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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财经日报
“带血的善款”
“我就是那个用回扣捐助失学儿童的‘李存田’,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下称‘安医大附院’)主任医师,急诊内科。”1月8日,沉默了3年的张医生终于开口。
张医生身材瘦小,嗓音洪亮,语速极快。说话时他从袋子里抓出一叠信封,信封里面装着数额不等的回扣款。
早在3年前,2003年3月的一个傍晚,张医生就收到了装有回扣的第一个信封。然后,他以“李存田”的名义,将所收回扣捐给了安徽省妇联,以帮助安徽贫困地区和贫困家庭即将失学、辍学的儿童完成9年义务教育。张说,在收回扣时,他就决定全部捐作善款。
3年来张医生守口如瓶,不愿暴露真实身份,以致安徽省妇联对“李存田”几乎一无所知,被捐助的学生要写信感谢他,也只能通过妇联中转。
1月9日,安徽省妇联儿童部一位高姓工作人员告诉《第一财经日报》,“李存田”基本上每个月都会来捐款,少则数百,多则数千,3年来捐助贫困失学儿童近百名,金额达4万多元,“这笔钱不是小数目,但我们从来不知道他究竟是谁?在哪里上班?钱又从何而来?”
是日,张医生向本报记者展示了部分慈善捐助收据,这些单据由安徽省妇联“春蕾计划”办公室所开,每张面额在1000元到2000元不等,捐赠人署名“李存田”。
张医生说,把回扣捐作善款,并不能说明他有多么高尚,“因为这些善款本身就不干净,都是带血的。重要的是,我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去唤醒社会的良知。”
六年前向《人民日报》举报
张医生,1955年生于安徽农村,1982年大学毕业,2000年在北京首都医科大学进修,2004年受聘安医大附院主任医师,在医院里是救治急诊和重症病人较多的专家之一。
1999年以前的张医生,一家三口,生活平静而祥和。
但《人民日报》的一篇报道,却让他一下子成为安医大附院关注的热门人物,备受争议,甚至被人骂为医院的“叛徒”。1999年1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封署名“牛汉”(注:张医生)的来信,对安医大附院的医药回扣风进行了曝光。
这封标题为“医药回扣为何屡禁不止”的来信,列举了安医大附院种种回扣现象,触目惊心。比如,“开一张‘内皮素’化验单,病人交化验费60元,医生得回扣18元;开一张‘巨胞病毒抗体’,医生得回扣21元……”
这封来信被配上言论发表,在全国医疗界引发强烈震动,安医大附院更是炸开了锅。当时正值全国评选百佳医院,安医大附院作为参选单位正向全国展播。此文的刊发,当即引起卫生部门高度重视,并派员到该院调查。之后不久,安医大附院竞争百佳医院的努力宣告失败。
此种情势下的张医生,受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巨大压力,处境越发险恶。
“我直接触及了医药回扣各环节——从领导、医生到药商的利益,当然招恨。”张医生说。
“戚德如”事件
事实上,早在1996年,张医生就开始向纪检、卫生部门反映安医大附院的回扣问题,最初主要是反对医院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要求医院领导改善医疗管理,方便病人就医。1998年10月,张医生又向安徽省卫生厅投诉医德医风问题,次月又向安徽省监察厅投诉……
但这些举报信不是没有下文,就是转了一圈又回到医院“自查自纠”,不了了之。
1999年年初,张医生投书《人民日报》,引起该报原群工部主任李有存的重视,并最终见报。张说,后来捐款时取名“李存田”,就是为了表达对李有存、许中田(《人民日报》社原社长)这两位老新闻工作者的敬意。
但安医大附院并不认为张医生当时反映的问题是事实,1999年3月,在医院的一次工作会议上,该院当时的纪委书记称,某人向媒体反映的问题,没有事实根据。
1999年4月,张医生又将回扣问题反映到了安徽省委有关领导处。之后不久,该省卫生厅两位负责同志和安徽医科大学领导分别找张谈了话,希望他不要再向上面反映问题了,“个人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出来”。与此同时,安医大附院两位领导也提出要登门拜访张医生,被张拒绝。
一来二去,在安医大附院一些领导眼里,张医生简直就是头“犟牛”,不知天高地厚,已无药可救。
不过,几年的沉潜,加上朋友的点拨,使张医生“聪明”起来,他精心收集了很多医药回扣的证据。张医生说,他收取回扣,就是为了收集证据,证明他所在医院的问题。
在张医生收集的证据中,他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在收取医药回扣的利益链条上,医生并不是“单独作战”,医院作为组织者,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医院内部,存在一个医药回扣网络系统,医生开了多少药,有专人统计处方,每个月底都按药物的种类打印出清单,然后提供给药商。”张医生说,这样有两个好处:一是为药商发放回扣款提供依据;二是为药商送钱提供路径,以便药商找到处方医生“结算”。
张医生了解这个回扣网络,最先是从医药代表那里。2002年年初,张医生给其亲属看病,开了一些处方,但在交费时发现:明明是张医生开的处方,交费清单上的处方医生竟变成了“戚德如”。
后经张医生调查,医院里根本就没有“戚德如”这个人。其后,张医生开始留心,发现自己所开的每一张处方都打印着“戚德如”的名字。“这是医院专门编出来对付像我这样‘不可靠’的医生的,这些医生所开处方全部被计入‘戚德如’名下。这样,药商就找不到处方医生,回扣的事也就不会被我们发现了。”
1月8日,张医生向本报记者展示了其亲属的一张收费单据,这张收费544.8元的单据,上面标有“安医第一附院门急诊药房配方单”字样,处方医生为“戚德如”。本报记者在该医院调查时,接受采访的医生、护士均表示不知道“戚德如”这个医生。
事发后,经过和医院的理论,2003年2月,张医生所开处方得以恢复真名。次月的一个傍晚,张医生收到了他的“第一个信封”。
张医生表示,他是严格按照病人病情需要来开药的,一个月下来也有1000~2000元回扣。“在安医大附院,一般临床医生每月收取的药品回扣在1000~5000元之间,狠一点的医生,一个月超万元很容易。而医院极少数掌握药品进、销权的人,回扣只能用巨额来形容”。
1月9日,安医大附院一位负责人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他不相信他们医院有回扣问题,但也不排除个别素质低的医生会这样搞,但因无人举报,也无从查起,“因为这种事情比较隐蔽,我们也搞不清楚。”
1月16日上午10:38,记者联系到安医大附院院长朱启星,准备就张医生反映的问题向他求证,朱说:“我们办公室现在正在开会,你下午再给我打电话。”从2006年1月16日14:00~18:00,记者拨了10多次朱的办公室电话,均无人接听。
医改矛盾交汇点
安徽地处华东腹地,属于经济欠发达省份,户籍人口6400多万,农业人口将近5000万,对于医药回扣的憎恶,民间尤甚。2004年4月,当地报纸《合肥晚报》与一家调查公司联合调查,合肥民众对医疗行业的满意度只有19.4%。
同样出生寒微的张医生由于工作的原因,曾亲眼目睹许多病人看不起病的痛楚。他认为,医疗沉疴,行业不正之风之所以愈演愈烈,有社会大环境的问题,更是体制原因,其中涉及卫生医疗行政管理部门、医院、药商、医保等方面,而医院和医生,恰是所有矛盾的交汇点。
从1996年反映医药回扣至今,张医生不断的投诉、举报、取证。“有很多次妥协机会,但我都放弃了。作为医生,我本该多学医术,全身心投入到治病救人的事业中去,但我却‘不务正业’,走上了一条反对医药回扣的路。”
“现在谈论值不值还为时过早,为了唤醒医生的良知,让普通老百姓能看得起病,我不怕走上祭坛。”1月9日,张医生站在安医大附院急诊小区已破旧的房屋外,表情复杂,话语铿锵,他头顶早已稀疏的几绺头发,在深冬寒风的吹拂下,一根根倒竖起来。
此时,在距离合肥1100多公里之遥的北京,国务院一份有关全国医改政策的文件,目前正向各方征求意见,将于近期公布。
这份名为《关于大力发展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的决定》的文件,提出到2010年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其细节张医生还不了解,但一幅医疗改革的纵深画卷,正在隆隆展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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