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马图》流传日本的经过

《五马图》在近代以来的流传经过复杂而隐秘，更为这幅画增加了几分传奇。

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到1924年底冯玉祥兵变前，这段时间内，因为中华民国北洋政府的《清室优待条件》，溥仪一直居住在紫禁城内。而这段时间也正是宫中文物保管最为混乱的一段时间，清宫旧藏的上千卷历代书画在此期间流散殆尽，方式无非是赏赐还有打借条之类。

至迟在1921年年中，《五马图》就被溥仪的师父陈宝琛借到自己府中。该年春夏之交，著名作家芥川龙之介与时任东京帝国大学美术史讲师的中川忠顺曾分别在陈府观赏此画真迹，后者还曾拍摄照片。

《芥川龙之介全集》第12卷中曾有关于此事的零星记载，而中川忠顺在回国后于1922年在《国华》杂志上发表文章《李龙眠与白描体——关于所附五马图卷》，并贴出《五马图》照片。

然后《五马图》就短暂归还，直到1921年年底，日本人大村西崖来华考察，并向陈宝琛提出拍摄内府所藏书画的请求。此事由陈宝琛传达给溥仪，溥仪在这件事上表现还挺大度，他认为对方本着研究目的远道而来，应尽可能让其多浏览或拍摄宫中之物。不过，在宫中拍摄很麻烦，所以建议把画拿到陈宝琛家拍摄。就是在拍摄期间，大村西崖认识了陈宝琛的外甥刘骧业，而刘也在其中帮了不少忙，并在后来成为《五马图》流失东洋的始作俑者。在拍摄了大批宋元精品书画后，大村西崖曾将所摄照片展览，《五马图》即在其中。

由于上述两位日本学者的绍介，日本人对《五马图》有所了解。

到了1922年十一月初七（12月24日），溥仪就以赏赐的名义将包括《五马图》在内的25件名画赏赐溥杰。这些书画后被偷偷运往天津租界。1924年底，冯玉祥逼迫溥仪出宫，溥仪暂避日本使馆。并于1925年逃亡天津，先后居住于天津市日租界的张园和静园。为了维持巨额的开销。开始抵押书画，此事的经办人就是陈宝琛和其外甥刘骧业。

溥仪在天津张园

据张伯驹先生回忆，刘骧业曾将关穜《秋山平远图》、李公麟《五马图》、黄庭坚《摹怀素书》、米友仁《姚山秋霁图》四卷书画在天津盐业银行押款2万元，后以1万元取走《五马图》。此事当在1928年或之前。因为在1928年11月，刘就带着《五马图》来到日本参加“唐宋元明名画展览会”。

文章开头讲到颜真卿大展，阵容强大，感觉已经不得了了。实际上，当年为纪念昭和天皇继位而在日本举行的“唐宋元明名画展览会”，才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那个年代中国的博物馆事业才刚起步，大量精品流散民间。为了配合此次展览的藏品征集，日方提前派人来华活动，得到诸如徐世昌、陈宝琛、袁克定、靳云鹏、曹汝霖、陆宗舆、方若、王震、庞元济、荻葆贤等民间大藏家的支持。书画精品数量达到六百余件，地点正是东京帝室博物馆——东京国立博物馆的前身。可以说是日本有史以来中国古画展品质与量均最高的一次展览。

日本外务省公布的唐宋元明名画展览会展件单

刘骧业正是在展览当天携带李公麟《五马图》、黄筌笔《柳塘聚鸟图》和《唐人游猎图》到日本。但这三件珍品并未公开展示，只是单独给天皇夫妇观赏。其中原因，一方面1928年正是中日关系紧张的年份，该年5月，发生了济南事件；6月，又发生了皇姑屯事件。此次展览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举行，当时国内已有不少人公开抵制参展。为了避人耳目，所以这几件国宝级书画尽量减少曝光。另一方面，这些书画还是刘骧业欺上瞒下的赃物。天津时期溥仪曾想用四十件书画换取四十万现钱，但是倒来倒去，退还了一些书画，交了几万块钱，就不了了之了。刘骧业中饱私囊，偷拿了几件，这三件正在其中。做贼心虚，故而他也不想太多人知道此事。

展览结束后，刘骧业就想把手头的书画出掉，中间一直有人在斡旋。1930年6月20日，刘骧业要出售《五马图》的信息还出现在东京美术学校校长正木直彦的日记中，刘骧业报价7万日元。此后，关于此画的目击者证明便消失了。据说买下《五马图》的是东京的经济界大佬末延道成。

不过著名鉴定家杨仁恺先生在《国宝沉浮录》中写到，日本学者岛田修二郎在二战前还见过真迹，当时为日本京都大学某法学教授收藏，战后却宣称已被炸毁，此后几十年间人们再也见不到《五马图》。根据日本人的推测，某教授为法律界的名人，深通法理，既然他宣布原作已毁，就表明这幅画还存在于世。直到去年，东博发布官宣，《五马图》已入藏该馆。可能是出于藏家意愿，东博并未透露藏家信息，我们也无从得知《五马图》此前最后的归宿究竟是谁。

以上，便是这件剧迹在近代的流传经过。真是惊心动魄，如果脑补一些细节拍成电影一定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