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已经具备进行一场伟大的文明革命的条件

中国大陆已经具备进行一场伟大的文明革命的条件

革命是华夏民族的一个原生态词汇和理论概念。最早见诸于《易·革·彖辞》中的句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显然，在华夏民族的先贤看来，革命首先是一种“顺天应人”的社会行动。

在一般的解释中，人们把汤武分别指商汤和姬发（周武王）两个人。而我认为，这句话本身是指“商汤天乙”一个人。因为商汤自称为“武王”，而《易经》中的篆辞，虽然晚于姬昌刻撰《易》的时间，但是，表达的实际含义也不应该包括周武王。因此，在我看来，所谓的“汤武革命”就是指商汤一位政治领袖。

   由于极其复杂的历史原因，20世纪百年中国没有发展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化民主政治框架的国家。而辛亥革命后中国的主要政党在政治制度的设计以及持有的文化与理论形态方面，都不具备引导华夏民族成就一个伟大的现代化国家的内在素质和关键品格。20世纪初开始的中国政党制度发展的失败，是导致国家和社会发展失败的关键性原因。

中共从一经成立之日起，便是一个在前苏联直接支持下并且全盘接受前苏共意识形态与体制模式的政党。列宁与斯大林对于中共的影响，无论在理论还是实际行动方面，都是直接的和具体的。其实，列宁、斯大林主义对于中共的实际影响，要远超经典马克思主义千万倍。甚至于可以说，中共完全是通过列宁、斯大林而了解和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应该说，中共从来没有全面而深刻地认知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全貌。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指出——“被压迫阶级要求得解放，不仅非进行暴力革命不可，而且非消灭统治阶级所建立的、体现这种‘异化’的国家政权机构不可。”列宁完全没有理解经典马克思主义中关于“阶级与阶级斗争”观点的实质，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阶级是一种处在特定的产业分工中的不同的劳动者群体，而阶级斗争也决不是一钟无休无止的暴力斗争，而是不同的阶级站在各自物质利益基础上的竞争关系。列宁一直强调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作用，“要组织政党，组织起来同专制政府和整个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坚决的斗争。”在《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中强调工人领导农民、无产阶级政党与国家机器“结合”而领导国家的观点，“无产阶级的自发斗争如果没有坚强的革命家组织的领导，就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真正的‘阶级斗争’”。

列宁1916年下半年书写《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对于资本主义的认识，完全从资本主义的垄断性出发，并且认为帝国主义阶段是垄断的、腐朽的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和最后阶段。其实，列宁的理论观点完全是一种违背社会运动实质，并且违背人类社会文明的观点。

从理论的角度看，列宁对于“资本主义以及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形态”的分析，不仅完全逃离了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关对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分析中的思维方法和生产规律的一系列核心观念，更是偏离了对于人类历史与现实社会运动实质。

    中国1949—1976年毛泽东时代的“政治挂帅”以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完全来自列宁与斯大林。当然，这深深植根于毛泽东进行权力斗争的现实需要。

不过，我仍然要说，基层社会（或者民间力量），是中国大陆进行一场伟大的社会文明革命和升华的支柱。

中国大陆在政治方面，有如下几个具体的任务必须完成：第一，政党制度的再造，这是中国大陆社会构建崭新的政治制度的一个具体任务。第二，选举制度的设计、规划和确立，这是崭新政治制度的一个关键性的组成要件。

当中国大陆历经“政治挂帅”和“经济中心”两个不同性质的历史阶段后，当前，中国急需为走出“经济中心”造成的一系列社会困境的方法和具体路径。同时对于21世纪的未来，制定出具体而可行的行动指南、构划出清晰而可辨的蓝图。

人类的一切社会文明，都源自于人类自身的劳动、发明和创造。人类必须把蕴含于自己头脑中的智慧，首先的和主要的运用于探索、认识、开发和利用自然界物质方面，而在这个过程中，人类的各种社会关系以及上层建筑的结构，必须自觉的适应和推动人类改善与自然界的关系。人类自身的社会文明，无不源自自身于自然界的关系。因此，一切社会文明都深深植根于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文明关系。

在历史上，华夏民族是一个不善于探索和认识自然界运动规律和客观物质的民族，从现在开始，华夏民族的一切社会精英，应该把自己的智慧运用到认知自然界物质方面，从而改善我们民族的文化形态，引导华夏民族成为一个善于认识和开发自然界物质的民族，再结合诸子百家揭示的人类文明价值，由此，华夏民族才能够逐步成为世界民族之林中的一个优秀的民族，并且逐步走向人类文明的最前列。

期待中国大陆进行一场真正的、伟大的社会文明革命。

徐国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