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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作者: 唐家婕
美籍律师Samuel Phillip Bickett(RFA)
被控在香港“反修例运动”期间袭警、被判罪成入狱的美籍律师贝祺森(Samuel Bickett),22日被释放出狱,于23日晚间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本台记者唐家婕对贝祺森进行了专访,贝祺森回忆过去两年多的不寻常遭遇,他说自己无法相信整个道德沦丧的香港司法体系,他会持续追求正义并为香港及人权议题发声。
出狱返美 “这一切仍是不寻常的”
曾在外资银行工作的美籍律师贝祺森,2019年12月在港铁铜锣湾站见到一名青年被袭击,他停下来介入事件,袭击者原来是休班警员俞树生。最后,贝祺森在2021年6月被裁定袭警罪成,判处监禁四个月又两周。他拒绝承认有罪。
贝祺森2021年夏天入狱一个多月后曾获保释,今年2月8日上诉失败后,再次入狱。直到3月22日被释放,随即递解出境。
记者:您好,谢谢你在一回到美国就接受我们的采访,先跟我们说一下你过去36小时经历了什么?
贝祺森:香港时间22日上午,我算是在法律上被释放出狱,他们把我转移到移民拘留所,因为我在入狱前签证过期了。在移民拘留所待了一整天,晚上被送去机场,他们把我的护照交给飞行工作人员,让我搭上飞机。在伊斯坦布尔转机时,我以为他们会把护照还给我,但他们却把我的护照交给土耳其当局。
这过程所发生的一切仍是不寻常、甚至可能是违法的。作为一个律师,我有这样的担忧,是在什么权限、什么法律下(扣押我的护照)?香港的法律吗?土耳其需要遵守香港的法律吗?他们只说是依香港政府的例行要求。最后我滞留在机场8小时,才转飞美国首都华盛顿。
记者:回到美国以后,在美国睡了第一个晚上,你现在的心情怎么样?
贝祺森:我是美东时间23日晚上八点多降落在DC的,那时我还很紧张,因为我还是没有拿到我的护照。直到我过了美国海关,我才真的感到松了一口气。
我已经好多年没回家了,在过去两年里,每天早上我醒来都会想着,今天会是刑事警察来逮捕我、并以国家安全罪或类似罪名起诉我的日子吗?那就像是一个在我肩上的重担,如今,那个重担被放下来了。
“一场拍马屁的大表演”
记者:你第二次入监的经历,跟你第一次的经历有什么不同?
贝祺森:去年夏天入狱时,比较像是例行的关押,晚上在自己的房间,白天有活动或工作。但这次入狱,也就是过去的六周,监狱(因为新冠疫情)在一个封锁状态,所有人都要24小时待在房间里,这显然是非常艰难的。
我认为对我来说最不寻常的是,你们也可以在香港政府身上看到了这一点,一切不过就是一场拍马屁(sycophantic)的大表演,表演给你的老板看。监狱里没有真正努力在控制病毒,所做的一切都是只是为了让它看起来好像真的有在做某些事。
比如把所有人都关起来,比如限制所有牢房里的社交活动,比如在新冠测试时,他们(狱方)会给你一个测试剂就走开了,所有人都很清楚,这不是真的要做测试,一切都是做表面功夫。没有人想被测出是阳性,然后害整个小组成员面临更孤立的10天隔离。
每个人都很清楚,你表面是做(新冠)测试,但不是真正在做。如果你发现自己被测出阳性,就把之前测出阴性的换过来,并确保没有人看见。
整个体系的道德沦丧
记者:这两年多来,你靠着什么度过最黑暗的时刻?
贝祺森:我想我最黑暗的时刻恰好是2021年6月22日我被定罪的时候,那令我非常震惊。包括我的律师、媒体、每个人都在假设,尤其关于我的案子,视频非常清楚地表明我没有做错任何事情,我不可能被定罪。
起诉方宣读了一系列完全捏造的事实,完全不存在的东西,我真的震惊了好几天,之后的那几周非常非常困难。实际上,让我度过难关的是朋友、家人的到访,我还收到很多陌生人的来信,对我表达支持和提醒我一切都会没事,以及这不是我的错。
我想说的是,这一切简直太不可思议了。那时我才真正意识到我的案子在多大程度上让香港人感到不安。我认为部分原因是:这显然是不公正的。
除了法律问题之外,这里还有一个道德问题和当局的道德沦丧。这段关于警察的视频显然犯了一系列罪行:殴打孩子、转向殴打别人、撒谎说自己不是一名警察、错误地指控某人性侵犯、后来又承认谎言……一个接着一个的犯罪、一个接着一个的不道德行为……但却有一整个香港政府在为你擦脂抹粉。
首先是警察部门帮他掩饰、再来是司法部门帮他掩饰,再到整个司法机构也帮他掩饰。
我认为,对于很多香港人来说,这个案件代表了这些人已经在错误的路上走了多远,这整座城市已经走向了多么悲惨的命运。
记者:你是一个律师,你的专业训练是要人们相信法律的。经历了这次事件,你还相信香港的司法系统吗?
贝祺森:不会,我不会再幻想香港有一个正常运作的法治和司法独立制度。这显然已经消失了。话虽如此,我还会继续上诉。我还在挑战一些事情,因为我想至少要尝试到终审法院作最后的上诉。
(在香港的法院体系里),这些都是聪明的人,他们知道怎么去写出一些不存在的证据,他们也知道自己在伪造证据。这些人是律师、是法官,他们却故意伪造案件和事实,以便将政治敌人送进监狱。我的意思是,在世界任何地方的法律体系中,我从未见过如此令人震惊的东西。这太不寻常了。
这场斗争将持续
记者:你从20多岁到香港,青春近十年都是在香港度过,现在你的命运跟香港司法、政治的巨变绑在一起,你会后悔当初到香港的决定吗?
贝祺森:哦,不,一点都不会。我热爱香港,我和九年前的自己也截然不同,我在这些经历里成长了很多,也更聪明,我一点也不后悔。我还为我们在过去两年中取得的成就感到非常自豪,对我自己在过去九年的成长感到自豪。
记者:你是怎么看待香港的?
贝祺森:你知道,当时我作为一个充满特权的外派人员来到香港,一开始你会说,哇,我喜欢这个城市,这里像是外国人的游乐场,充满灯光和丰富的东西。待了一会儿你会开始意识到,喔,这是假的,只是表面上的虚无。
接下来,你会慢慢了解人们、了解这座城市,意识到他的非凡、独特的文化、历史,以及编织在这个城市里的复杂性。对我来说,香港的组成是“人”,有我的伴侣、我的朋友、甚至陌生人,这些年来我爱的和关心的人们。
2014年雨伞运动发生以后,你看到越来越多人谈论公共政策和政治问题,人们意识到这对香港的文化生存有多么重要。你看到公民团体聚集在一起,特别是香港的年轻人,开始有更多学生运动……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变化,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很好而奇妙的变化。
而正如我们现在所知,在北京当局和这个专制政府的心中,这是可能发生的最糟糕的事情,因为他们想要,而且只能接受一个不关心公共问题或城市治理的香港人。
记者:你下一步的打算是什么?
贝祺森:先花一些时间陪伴我的家人,可能是陪我的六岁侄子组建很多乐高玩具吧。
然后,我想大概从下周开始,我会与一些在纽约、伦敦、华盛顿的香港人社群、人权界建立联系,我想听取这些人的意见,了解自己能在哪里发挥作用,继续这场斗争。
我打算利用我过去几年的经验以及我作为律师的角色,继续关注香港、甚至是更广泛的亚洲、人权发展的问题。我不会消失。
我也会继续写我的时事通讯。你知道,我会尽可能多与世界各地的香港人交谈和互动,试着看看我们能一起做什么。
记者:谢谢你接受我的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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