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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observer16 于 2022-5-30 20:05 编辑
一、三人的知识结构、眼界、文化观差异
鲁迅
鲁迅能熟练运用中文和日文，对德文略懂，能阅读但不能写作和对话；对英文则很不熟练，掌握程度远低于日文和德文。
鲁迅的翻译作品，很多是别人从西方语言译成日文，鲁迅再从日文译成中文的。
鲁迅的文化观，是彻底仇视中华文化和中国的一切，同时无限推崇西方，尤其是日本的东西。鲁迅认为中华文化可归结为两个字：「吃人」，并认为汉字、中医、道教等都应该被彻底消灭。
林语堂
林语堂精通中、英、法、德等多种语言，尤以中、英文著述最丰。
林语堂的翻译作品，有从西方语言译成中文的，也有从中文译成西方语言的。其中，由中文古籍译成英文的作品相当多，超过了英译中的作品。
林语堂的文化观，是认为中华文化有可取之处，有与西方文化相通之处，值得向世界介绍，让西方人加以了解。因此，他将很多中华古籍，包括道家、儒家的一些经典，译成了英文，介绍给西方。
对比林语堂与鲁迅的文化观，鲁迅从中华文化里只看出「吃人」二字，并认为中文、道教都应该被彻底消灭；林语堂却能看出中华文化的可取之处、与西方文化的相通之处，并将道教经典译成英文，介绍给西方。
两者对比，显而易见，鲁迅虽能熟练运用中文，但其实既不通中、亦不通西。而林语堂，才是真正的学贯中西。就对文化的影响和作用而言，鲁迅是一味的对中华文化进行歪曲、诋毁、伤害，必欲灭之而后快；而林语堂则不仅继承和弘扬了中华文化，也丰富了西方文化，对整个人类的文化交流和相互理解，作出了巨大贡献。
苏雪林
苏雪林精通中、英、法等多种语言，其知名作品多为中文。
苏雪林的文化观，是认为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两者的相通、一致之处，多不胜数。尤其是华夏古神话、宗教、哲学思想，与西方的希伯来-基督系宗教，有大量的相通、一致之处。她举出了非常多的证据来支持此观点。至于为何会如此，苏雪林认为中华文化来自古希伯来文化，并由此得出「世界文化同出一源」的结论。
苏雪林认为中华文化必来自古希伯来，是她的局限之处。既然她是天主教徒，应该相信天启、神授，那中华文化完全可以直接来自天启、神授，何须由异国他乡传来？事实上，中华古籍经典里，都说华夏古代的神学、哲学思想、道法等等，最初是由上天、由神明传授，而非来自异国他乡。至于为何与西方宗教文化有如此多相通一致之处，那是因为由同一神所传授，这不就完美解释了吗？
由苏雪林的文化观，可以解释她为何用大半辈子来骂鲁迅。以她的品格，不可能因为一些小事就对鲁迅耿耿于怀，并持续攻击数十年之久。只有在文化观上、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双方的立场和观点水火不容，才会导致她如此痛恨鲁迅。
从五四时代至今，辱骂中华文化和中国人，已经成为一种潮流，不但没有任何风险，还能得到官方的赞赏。可是，苏雪林发现了中华文化与希伯来-基督系文化的相通一致之处，进而认为世界文化同出一源，这可不得了，如果说中华文化等于吃人，那岂不是希伯来-基督系文化也等于吃人？全人类的文化也等于吃人？
苏雪林认为中华文化来自古希伯来，那就是间接来自神的传授。鲁迅诋毁攻击中华文化，那就是诋毁攻击神所传授的知识，这是身为天主教徒的苏雪林不能容忍的。所以这才是苏雪林要用大半生批驳鲁迅的真正原因。
从中华文化里，鲁迅只看出了吃人，林语堂则看出中华文化与西方相通之处，苏雪林更看出中华文化的神圣之处，乃与西方文化一脉相承。正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善者见善，恶者见恶，神圣者见神圣，阿Q者见阿Q，吃人者见吃人，大抵如是也。
二、心态的差异
鲁迅
鲁迅自己承认，他的心理极端黑暗，比他作品里表现出来的还要黑暗得多。
鲁迅自己在与许广平的《两地书》中写到：「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 「我所说的话，常与所想的不同，至于何以如此，则我已在《呐喊》的序上说过：不愿将自己的思想，传染给别人。何以不愿，则因为我的思想太黑暗，而自己终不能确知是否正确之故。」
鲁迅此番自述，证明他心理黑暗之余，尚有一丝良知未泯。可惜的是，这一丝未泯的良知，不足以让他发现中华文化的美、善、神圣之处。
就连同为「左翼作家联盟」成员的钱杏（笔名阿英），也这样评论鲁迅：
「鲁迅所看到的人生只是如此，所以展开《野草》一书便觉冷气逼人，阴森森如入古道，不是苦闷的人生，就是灰暗的命运；不是残忍的杀戮，就是社会的敌意；不是希望的死亡，就是人生的毁灭；不是精神的杀戮，就是梦的崇拜；不是咒诅人类应该同归于尽，就是说明人类的恶鬼与野兽化……一切一切，都是引着青年走向死灭的道上，为跟着他走的青年掘了无数无数的坟墓。」［载１９２８年３月１日《太阳月刊》三月号］
林语堂
林语堂在 《人生不过如此》中写道：
在不违背天地之道的情况下，成为一个自由而快乐的人。这就好比一台戏，优秀的演员明知其假，但却能够比在现实生活中更真实、更自然、更快乐地表达自己。人生亦复如此。我们最重要的不是去计较真与伪，得与失，名与利，贵与贱，富与贫，而是如何好好地快乐度日，并从中发现生活的诗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人生不完美是常态，而圆满则是非常态，就如同「月圆为少月缺为多」的道理是一样的。如此理解人生，那么我们就会很快变得通达起来，也逍遥自适多了，苦恼和晦暗也会随风而去了。
由林语堂的此番言论，可看出他有着对天地之道的敬畏，以及乐观、豁达的心态。
又如，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写道：
谈论到苏东坡，我们就不能避免「气」这个字。因为每个文学批评家综括苏东坡的个性，必用孟子所说的这个「气」字。 「气」本是普通字，是空气，是气体，是大气，是精神，是力量，是运动，是闷在心里的恼怒。在《孟子》里，「气」是哲学的概念，类似柏格森所说的「生气勃勃」，是人格上的「元气」。使伟人和匹夫显然不同的，往往是精力元气上的差异。在孟子的哲学上，「气」是伟大的道德动力，更简单说，就是人求善、求正义的高贵精神，这种精神，人人皆有，是与生俱来的。人在世上生活下去，这个「气」可因得其陶冶营养而增长强大，亦可因消减而衰弱。
又，林语堂 《苏东坡传》：
生命是某种东西刹那之间的表现，是永恒的精神在刹那之间存在躯壳之中的形式。
你只要说出你的真意，世界上似乎不会没有与你同感的人。 ——林语堂
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 ——林语堂
简而言之，从林语堂的言论，可看出他对中华文化的高深领悟，以及融会贯通中西文化的眼界、胸襟和格局，这与鲁迅的仇视、全盘否定中华文化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
另一方面，林语堂的心态，是乐观、光明、豁达的，比之鲁迅那种悲观、黑暗、死绝的心态，犹如云泥之别，高下立判。
苏雪林
苏雪林在《希伯来文化对中国之影响》中写道：
希伯来的上帝无形无像（《创世纪》所记天主依照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指灵魂方面而言），他严禁属下的人民替他造像，不啻三令五申，列为重要戒条（见《出谷纪》、《肋末纪》。)《大雅·文王》：「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中庸》：「鬼神之为德盛矣哉，视之而不见，听之而不闻。」道家所祀的玉皇上帝尚有冕旒衮裳之帝王型塑像，而历代帝王祀天之天坛则虚无一物。任何民族崇拜一神，必喜其较为具体，故创造偶像实亦出于人类天性的要求，中国人并不是不会造偶像的，为什么天坛独无偶像呢？这一种伟大的传统压力由何而来呢？这还不值得我们深思吗？回教产生于小亚细亚，她的「阿拉」也渊源于希伯来的上帝，所以清真寺也没有阿拉的塑像或画像。
苏雪林在《希伯来文化对中国之影响》中又写道：
《易经·复》卦：「七日来复」是指圣日；《无妄》卦「不耕获，不癏癈」，指圣年，笔者已有论列。但七日来复，或由小亚细亚一带七曜的祀典而来，不限希伯来民族，惟圣年则似乎是希伯来风俗。现在再看乾卦「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这好像是《创世纪》第一章的缩写，指造物主创造天地万物的事。 「六位时成」，旧注指为乾卦之六位，但照我看则似指上帝以六个阶段的时间将宇宙造成功。 「位」有位置、地位之义，也含有阶段的意思。
以上文字，是苏雪林将中华古籍、《易经》卦象，与《圣经》神学相对照，找到契合点，进而论证中华文化与古希伯来文化同出一源。她找的契合点十分准确，推理与论证亦相当合理。
尤其是对《易经》卦象的论述那段，当今的许多中国人，以及许多华人基督徒，可能都看不懂吧？但苏雪林却能信手拈来，可见其中西文化功底都十分扎实，尤其是对中西文化之源的理解和领悟，超过了很多人。
苏雪林花了很大的功夫研究屈原的作品，以找出中西文化的共通之处。她认为屈原在《天问》中，仅用二十句约八十字，便浓缩了《圣经·创世纪》的全部内容。在《我研究屈赋的经过》一文中，苏雪林多次表达了在研究有所进展、有新发现时的喜悦心情。如：
苏雪林《我研究屈赋的经过》：
我当时惊喜兴奋之情，真没有适当的词汇可以描绘，有如久处黑暗者眼前忽见一线的光亮，如寻觅窖藏者忽然发现了一个指示入口的目标，我觉得探讨屈赋的新路线被我发现了。
苏雪林《我研究屈赋的经过》：
奇迹出现了，关于地理问题的句子恰恰一共是四十四句（「应龙何画？河海何历？」缺失半简，古人在用韵方面早已觉出），与天文问题四十四句分量相等。当时我的心快乐得乱跳。
诚然，发现四海一家，大家都是兄弟姐妹，都有同样神圣的起源，这件事是令人由衷喜悦的。苏雪林的这种喜悦，是鲁迅那种偏狭、极端、黑暗的心态，所无法体会的。
三、自主做学问，与按照金主要求做学问的区别
林语堂、苏雪林都是按自己的兴趣和意愿，自主做学问、自然形成观点，没有金主赞助，也不受金主左右，无需按金主的要求来塑造自己的学术观点。
而鲁迅则不同。鲁迅受到苏俄共产势力，与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双重支持，是共产势力与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对中华实施文化战的工具。
因为马克思主义要进入中国，会遇到文化上的阻力，就来自中华传统文化，所以苏联需要鲁迅从理论上毁掉中华文化，为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清除障碍。
日本要殖民统治中国，中国人的民族认同、民族自尊心会成为其障碍，所以日本需要用鲁迅，把中国人、中华文化全部贬得一钱不值，以毁掉中国人的民族认同、民族自尊心和抵抗意志。
日本右翼军国主义势力里，长期存在一种整体仇视中国人和中华文化、要把中国人全部种族灭绝的论调。鲁迅只是借幕后势力的帮助，使这种论调在中国恣意横行了几十年。他不是这套论调的始创者，也不是唯一的宣扬者。直到今天，这套论调依然有不少的继承者、宣扬者。
现代国家的情报机构，于近百年前已经在积极研究，如何大规模操控群众的认知、心理、行为。为达此目标，任何古今中外的学科、知识、技术手段，都可以使用。这可比中国古代的法家、《商君书》的驭民之术都还要邪恶多了。当年苏联一手创立并喂养大中共，也把这套现代极权奴民洗脑之术教给了中共。
民国时代，苏联、日本就是运用现代的思想操控理论，以鲁迅为工具，操控文坛、学界，对中国实施大规模的认知作战。用当今术语来讲，这也叫 Mass Mind Control、Cognitive Warfare、元叙事重构，等等。以此观之，鲁迅不仅是文化特务，也是敌方战斗人员。
其实任何时代都不乏明眼人。在民国时期，早有人看出鲁迅是苏联、日本的特务。当年，鲁迅在《拓荒者》上骂梁实秋是「资本家的走狗」，梁实秋回应道：
「《拓荒者》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是那一个资本家，还是所有的资本家？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带着几分杂志去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还许得到几个金镑或卢布的赏赉呢。……我只知道不断的劳动下去，便可以赚到钱来维持生计，至于如何可以做走狗，如何可以到资本家的帐房去领金镑，如何可以到××党去领卢布，这一套本领，我可怎么能知道呢？……」
可惜的是，梁实秋的声音太过微弱，即使讲出真相也没有多少影响力。而鲁迅有苏联共产国际和日本军国主义两大势力的支持，掌握着文坛、学界的话语霸权，拥有大量天真无知的支持者和追随者，当然不是梁实秋可以撼动的。
中华文化之殇，正是因此而发生。中共建政后，按照鲁迅的主张，对中华文化实施了毁灭性的摧残、破坏，同时大力对外输出专制、暴政、战乱、腐败。中华文化之殇，正在演变为人类文明之殇。
试想，如果当年是由林语堂、苏雪林这样的有识之士来引领中国的方向，那中国当能既珍视自己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又敞开胸怀拥抱世界文化，中西合璧、融汇贯通。如果当年梁实秋那样的声音能得到大众重视，中国或许能挫败苏联和日本军国主义的阴谋，自主选择一种更为健康、民主、自由的政治制度，而不至于赢了二战，却落得比战败国还要惨的下场。
可惜，林语堂、苏雪林没有国际大势力的支持，虽然他们对中华文化、世界文化颇有贡献，在中共统治下的人们却可能连他们的名字都未曾耳闻。而鲁迅，对中华、中华文化、中华民族，都造成了深深的、巨大的伤害，却反被捧为「民族脊梁」。这是何等的认知错乱、黑白颠倒 ？
参考资料：
https://zh.wikipedia.org/zh-hans/林语堂
https://www.yicai.com/news/100150941.html
https://xueshu.baidu.com/usercen ... 3c9ff406819ca17674c
https://zh.wikipedia.org/zh-hans/苏雪林
http://www.millionbook.com/xd/s/shuxuelin/qfzm/index.html
https://news.boxun.com/news/gb/z ... /200907172005.shtml
http://bbs.tianya.cn/post-113-536192-1.shtml
https://www.aboluowang.com/2021/1118/1673085.html
https://club.6parkbbs.com/bolun/ ... ew&tid=1569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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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5-30 19: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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