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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中文
现居墨尔本的陈克彬先生表示,他74岁的姐姐亚楠之前封城期间独自住在上海。4月初和她通电话时,陈先生感觉她“很紧张,呼吸急促”。
敬告:本文涉及自杀和精神健康问题。
五天后,他接到了侄女的电话,他姐姐自杀离开了。
和上千万上海居民一样,在3月下旬为遏制新冠疫情实施限制措施之后,亚楠当时在小公寓里已经被关了几个星期。
陈先生认为,被锁在公寓里让她感到害怕,因为她过去曾有过幽闭恐惧症。
他表示其他封城相关的压力因素,包括食物短缺,也可能与她死前精神健康情况变差有关。
“我知道她很孤独。她年纪大了,在网上订购蔬菜困难,甚至不太会用手机,”陈先生说。
陈先生愿意公开他姐姐去世这件事来帮助提高人们对上海封城影响居民精神健康的注意,并鼓励人们寻求帮助。
上海长达两个月的封城,在6月1日结束,是世界上措施最严格的封城措施之一。
期间,有人拼尽全力获得食物和药品,也有人担心他们受感染的孩子会被单独关进隔离设施。
这个拥有2500万人口的城市实施的严格措施是中国整体“清零”战略的一部分。
虽然现在许多人走上街头庆祝解封,但卫生专家警告说,由此产生的上海精神健康危机将持续存在。
心理健康咨询需求上升
在上海帮助推广心理健康教育的社会工作者金丽华认为,心理健康危机不会很快结束。
“人们还要排队数小时接受核酸检测,”她说。
“[没有检测结果]......你哪里都去不了。还有很多像这样可能引发人们焦虑的因素。 ”
上海封城期间,心理健康服务需求增加,一些健康工作者认为城市精神健康出现了“危机”。
4月,中国官方媒体报道,拨打该市官方心理健康帮助热线的电话数量增加了三倍。
中国科学博客照路明(Data-Humanism)上一篇文章提到最近对1021名上海居民的调查发现,超过40%的受访者在封城期间出现了抑郁的情绪。
研究还提到,中国搜索引擎百度上对“心理咨询”的查询搜索增加了253%。
小卡是上海一个心理健康互助团体的创始人,她表示封城期间人们对未来感到迷失。
“的确,许多人现在可以出门了。有些人感觉好了,有些人可能没有感到变化。”
“对于那些失去亲人的人来说,他们一定还在难过。那些没能及时取药看病的人,也会感到后怕。”
小卡指出,之前武汉的封城也引发了精神健康危机,无法获得药物治疗的人确实很痛苦。
一项研究显示,在新冠病毒最先出现的城市武汉,与2019年同期相比,该市2020年初封城期间,自杀死亡人数增加了66%。
尽管对心理健康咨询的需求上升,但是没有数据显示上海封城期间的自杀人数增加。
专家提醒说,一个人决定结束自己生命有着多种复杂的因素。
澳大利亚等很多其他国家关于封城和自杀的数据显示,封城期间的自杀死亡人数并没有增加。
上海居民获得帮助
安吉洛·王(音,Angelo Wong)居住在墨尔本,他在帮助中国一个私营自杀干预热线招募和培训居住在澳大利亚的志愿者。
他最近还成立了自己的心理健康小组,并准备为移民社区建立一条中文求助热线。
王先生说,他们的心理咨询热线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都很繁忙。
他们在海内外有200多名志愿者,接听来自全国的电话。
王先生表示与中国之间的时差正好可以让海外志愿者很好地提供帮助。
“接线高峰期通常是早上三四点钟。人们感到最脆弱的时候,”王先生说。
他说,封城期间有许多上海居民打电话给求助热线,因为他们感到压力和焦虑。
“我们的帮助热线完全被打爆了。这是一个很大的危机。”
对于在上海持续感到愤怒和压力的人,悉尼大学的临床心理学家和心理健康研究员伊莎贝拉·崔(音,Isabella Choi)表示,重要的是他们要正视这些感受。
崔博士说,人们可以建立一个日常的生活惯性,以重新控制自己的生活。
“或者[他们可以寻找]其他方式来保持活跃,与朋友和家人的联系,找到每天要做的让人愉快的活动。”
小卡说,让上海居民能够在网上自由表达他们对封城的感受不受审查,这一点也很重要。
“要允许表达他们愤怒的情绪。否则人们会窒息,”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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