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人文历史
谈及魏晋名士，当首推 " 竹林七贤 "。如 " 七贤 " 之一的王戎，少时聪颖，有 " 神彩秀彻 " 之资。刘义庆《世说新语》还记载了一则小故事：话说王戎与小伙伴们一同出行，路遇一棵结满硕大李子的李树，小伙伴们见状，纷纷前去采摘，唯有王戎无动于衷。这时有人帮他捧哏，问何以至此。王戎淡淡回道：" 树在道边而多子，必苦李也。" 事实证明，李子确实是苦的。 " 道旁苦李 " 的故事。来源 / 纪录片《竹林七贤》截图
这个故事的有趣之处在于：它是被杜撰出来的。刘孝标注引《高士传》指出，此事源自佛经故事，非王戎亲身经历。那么，刘义庆为何要将这件事 " 张冠李戴 " 在王戎头上？难道仅仅是为了表现王戎的少年聪慧吗？ 名士贪财，绝非个例 恐怕并非如此。据《晋书 · 王戎传》记载："（戎）家有好李，常出货之，恐人得种，恒钻其核。以此获讥于世。" 原来，王戎自己家便以盛产优质李子而闻名；为了防止别人跟自己竞争，王戎在售卖李子前，会命人在李子核上钻个洞。放到现在，王戎可能会被赞为 " 经商小能手 "；但在当时，他这种抠抠搜搜的表现，却一度受人讥讽。这还与王戎的其他表现有关。 史载，王戎 " 性好兴利，广收八方园田水碓，周遍天下 "，凭借这些产业，他得以大肆敛财，富甲一方。为了弄清自己多有钱，王戎和妻子还经常拿着象牙筹打 " 小算盘 "，为此不分昼夜，乐此不疲。更奇葩的是，王戎虽然有钱，却十分吝啬。侄子大婚时，王戎只送了一件单衣，完事后还专门让人给要了回来。 王戎画像，（唐）孙位 高逸图（局部）。来源 / 上海博物馆 难怪刘义庆《世说新语 · 俭啬》所载的九则故事中，有四条都是王戎。他改编 " 王戎识李 " 的故事，也未尝不是在 " 内涵 " 他的贪财抠门之举。对此，戴逵曾为王戎辩诬，称他 " 自晦 " 以明哲保身。而余嘉锡先生却指出：这是魏晋名士间的 " 相为护惜 "，非公允说法。 余氏之说可谓一语中的，王戎之 " 鄙吝 "，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时代下的一个缩影。在当时，像王戎这样的清流名士，宁愿舍弃名声而去从商逐利的，其实大有人在。如金谷园主人、西晋名士石崇，经商有道，家产雄厚，就连有晋武帝司马炎暗中支持的王恺，都在与他的 " 斗富 " 中屡落下风；又如东晋广州刺史刁逵，虽出身名门，却与兄弟子侄 " 不拘名行，以货殖为务 "，心心念念都是生意；此外，以 " 良吏 " 著称的萧梁尚书仆射徐勉也坦然承认，自己经营庄园是 " 非在播艺，以要利入 "。 这种现象，令人颇为困惑。秦汉以降，商人屈于士、农、工之下，社会地位一直不高。于是 " 食禄者不与贫贱之人争利 " 的观念愈发深入人心，并一度成为中古时期士大夫阶层的共识。既然如此，重名节、好面子的清流士人，又为何会放下身段，积极从商呢？ 贱商观念，受到冲击
古代 " 贱商 " 观念的出现，离不开两个主要原因。 首先，秦汉统治阶级以 " 重农抑商 " 为基本国策，对于商业多有打压。当时的社会生产力远不如后世发达，自然经济占据主导地位；故相较于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中原政权往往被称为 " 农耕文明 "。而国家以农为本，就意味着商品经济要受到一定制裁。所以，汉高帝刘邦曾下诏：" 贾人毋得衣锦绣绮縠罽。" 可见，汉代商人就算有钱买得起好料子，也没法堂而皇之穿出去；非但如此，他们脚上穿的一只黑鞋、一只白鞋，也会时常受人嘲笑。在此情形之下，商人的社会地位可想而知。
影视剧中的汉朝商人。来源 / 电视剧《汉武大帝》截图 其次，儒家提倡的 " 重义轻利 " 观，从道德方面加深了世人对经商行为的排斥。所谓 " 商人之四方，市贾倍徙，虽有关梁之难，盗贼之危，必为之 "，古人认为，商业活动的本质和目的在于谋利，而只看重利益的人，无疑是值得 " 怀疑 " 的小人。《论语 · 里仁》中说："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商人逐利，往往被视为 " 小人 "，所以经商也被士大夫贬为 " 下流末业 "。汉武帝时，儒学大兴于世；及至东汉，皇帝与世族高门皆好求经问典，奉行儒学，也自然对经商多有排斥。 彼时，王公、贵族以及士大夫为了避免被人 " 嚼舌根 "，都会尽量避免与商业直接沾上关系，而是让家里的僮仆、客人一手操办。及至汉末乱世，一些世代经商的巨贾为了 " 逆天改命 "，不惜花费巨大代价投资军阀，以期获得政治地位上的提升，如幽州军阀公孙瓒，曾与 " 富皆巨亿 " 的卜数师刘纬台、贩缯李移子、贾人乐何当三人结为异性兄弟，以获得他们的财力支持；数年后，刘备效仿公孙瓒，与富商糜竺结为亲家，成功得到了这位徐州首富的倾力资助。
影视剧中的糜竺。来源 / 电视剧《三国演义》截图 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宦与商人互相合作的例子仍屡见不鲜。只是，商人的地位依旧卑微。唯一不同的是，许多世族、官僚、士大夫也纷纷加入其中，成为 " 商人 " 中的一份子。显然，传统儒学在乱世之下名义不存，对世人的道德约束也大不如前，故原有的 " 贱商 " 观念受到强烈冲击。据《三国志 · 孙休传》记载，在东吴地区，曾有不少官吏、百姓 " 去本就末 "，利用长江沿线发达的交通优势进行商业活动，以致 " 良田渐废，见谷日少 "。 魏晋以降，除了一小部分人仍耻于从商外，绝大多数人为了利益，都暂时放下了对经商的偏见，并趋之若鹜地参与其中，就连皇室也不例外。晋惠帝司马衷时，太子司马遹便曾在宫中大摆集市，" 令西园卖葵菜、蓝子、鸡、面之属，而收其利 "；宋孝武帝刘骏时，" 子尚诸皇子皆置邸舍，逐什一之利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时，太子拓跋晃 " 营立私田，畜养鸡犬，乃至贩酤市廛，与民争利 "。 皇室对经商的浓厚兴趣，使得 " 重农抑商 " 虽然屡次被提及，但最终却成为一纸空谈。这其实是没办法的选择。值此时期，皇室与门阀世族共存，为了争取更多的资源，双方也只好亲自下场与民争利。而从另一个角度看，" 贵戚竞利 " 的现象之所以屡见不鲜，也是因为他们的日常开销实在太大。 开销颇巨，贵戚竞利 乱世之下，易流于奢。汉末三国时，魏吴两国上层便已渐生奢靡、攀比之风，" 百工作无用之器，妇人为绫绮之饰 …… 转相仿效，耻独无有 "。蜀相诸葛亮见状，以奢侈品蜀锦打开市场，用其支撑起了蜀国经济的半壁江山（详见" 能发工资、结算贸易：蜀锦是如何变成三国民间硬通货的 "）。西晋以降，世人炫富习以为常，如石崇、王恺二人，便经常 " 斗富 "。史载，王恺用糖水刷锅，石崇就命人把蜡烛当柴烧；王恺用紫丝布铺了四十里的路，石崇就用更加名贵的锦铺路五十里 ……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石崇与王恺斗富的《石崇锦帐图》。来源 / 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 除了日常奢侈消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门阀、官僚之家，还有许多要花钱的地方。家族或个人的关系网需要疏通、维系，就要拿金钱开道，上下打点；此外，门阀世族为了将来的不时之需，还经常会窖藏粮食、布帛、金属货币以及其他奢侈品，这同样是一笔巨大开销。 在教育方面，官学式微，私学兴盛。门阀贵族之家几乎都有专门的教育机构，用来培养家族子弟，所以这一时期的 " 家训 "" 家书 " 蔚为大观。而在军事方面，门阀世族为了巩固自身的地位，也需要花费大笔钱财培养私人武装势力，甚至自己出资训练军队。如东吴时期的领兵制，将领所率之兵名义上是政府的兵，但更多情况下是他们的部曲私兵。这些私兵既然不受政府直接调遣，自然也就需要将领自掏腰包进行培养。到了东魏、北齐时，豪强地主拥有私兵的现象仍大量存在，以至于高欢不得不承认私兵制存在的合法性。 以上种种花费，无疑都是巨额开销。虽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门阀世族，是 " 名士的摇篮 "。但这些名士也要服从于宗族意志，为了宗族能得到更好的发展，他们也只能放低身段，利用自身掌握的各种资源进行商业活动；还有一部分官僚，或许出身不高，但为了跻身于名利场中，也只能迎合当时的奢侈风气，想尽各种办法 " 搞钱 "。因此观之，与其说是名士们热衷于经商，倒不如说，是门阀贵族、官僚士大夫在经商方面更有底气。那么，他们都有哪些优势呢？ 世族从商，获利颇丰 门阀世族与皇室共治天下，导致 " 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 "。除了享有政治上的高位，这些世家大族同时又是大地主、大庄园主。如上文所述，这一时期的豪强地主几乎都拥有部曲私兵；然而，这些所谓的 " 兵 " 并非是职业军人。唐长孺先生就指出：" 这些豪门大族都拥有兵，兵不单作战而且还耕田，这样就进一步建立起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的势力。" 由此可见，门阀世族可以凭借自身在经济、政治、军事上的势力，为其从商 " 保驾护航 "。若从经济角度看，其从商倒也还算正常；但从政治、军事角度上看，他们却经常利用职权之便牟取私利，从中获得巨额利润。 （一）以庄园为主的经营 以庄园内的特产为商品，是最常见的一种获利方式。门阀世族个个家有良田，又兼有山川水泽；同时，又因为人身依附关系在此时得到进一步加强，世家大族门下的僮仆、部曲、私兵，俨然成为庄园内劳动生产的主力军。他们在庄园内生产出的剩余劳动价值，便会以商品的形式向外输出。除了 " 以物易物 " 的交易手段外，还可以直接投入到市场中获利。 在当时，固定的经商场所被称为 " 邸舍 " 或 " 邸店 "，可用来储存货物、列肆贩卖，直接与消费者进行买卖。而这些邸舍的背后，大多都有皇室、世家大族以及其他富商参与其中。如宋明帝刘彧时，" 王公妃主，邸舍相望 "，走在街上随便进入一家，背后都大有来头。也正因如此，一些来头大的邸舍为了牟取暴利，竟然有恃无恐地向民间放贷。梁武帝萧衍之弟萧宏，" 性好内乐酒，沉湎声色，侍女千人，皆极绮丽 "。为了满足自己的奢侈生活，萧宏用放贷等手段搜刮钱财，在短时间内便积累了三亿多钱，至于布、绢、丝、绵、漆等物，更是不计其数。
古画中的魏晋庄园，（元）佚名 东山丝竹图（局部）。来源 / 故宫博物院 还有一些庄园，其产出过于庞大，导致当地市场无法消化；于是，大庄园主便会安排心腹进行长途贩运，将本地特产远销到全国各地。为了降低单次运输成本，长途贩运往往是大宗贸易，甚至可达到 " 商船千艘，腐谷万庾 " 的规模。据左思《三都赋》的描述：北方的真定之梨、故安之栗、淇洹之笋、信都之枣、雍丘之粱等特产闻名一时；江东除了稻米外，还盛产柑橘、荔枝、槟榔、橄榄、椰子等瓜果；而益州特有的蜀锦、竹杖、马匹、盐铁 …… 也曾畅销全国。不难看出，这些特产所在地的州郡长官、土著豪强，往往能通过长途贩运轻松获取高额利润。只不过，他们的手段未必都是合法合规的。 （二）垄断、掠夺与剥削 一般情况下，将本地特产贩至远处，已经能收获颇丰；可偏偏有人利欲熏心，利用职权之便做起了垄断买卖。（南朝宋）刘道济任益州刺史时，设立官营机构出售高价铁器，却禁止私人冶炼铸造，以致 " 民皆怨毒 "。不仅如此，刘道济及其亲信还规定：外地商人 " 限布丝棉不得过五十斤，马无善恶，限蜀钱两万 "，以此垄断了蜀锦与川马之利。联想到还有打仗打到一半，将军（如刘宋将领王玄谟）带领士兵们跑去劫掠财物，然后等班师回程之后拿去贩卖以大赚一笔的，刘道济等人的做法反倒是 " 小巫见大巫 " 了。 被垄断的不只有货源，也可以是商品的价格。据《南史 · 沈客卿传》记载：南朝的军人、士大夫、二品清官 " 并无关市之税 "。在苛捐杂税繁多的当时，位居高位的官僚、大地主既然拥额外的 " 免税权 "，就有更多的议价空间。如此一来，一般小商贩又岂能在市场中竞争地过他们？ 地方长官利用职务之便，也能更轻松地进行 " 价格垄断 "。当时的海外贸易中心——南海郡（治所为番禺，今广州市），常有外国商贾往来贸易，但这么一桩大买卖却长期为地方官吏垄断，他们 " 以半价就市，又买而即卖，共利数倍 "，从中获利无数。 其实，这些人还算有点 " 良心 "。他们明明可以直接抢，却还是给了货物。反观上文提到的西晋著名土豪石崇，在担任荆州刺史时，竟公然抢劫过往商客，以此积攒了巨额财富。当然，不是每个人都像石崇这样不要面皮。一些贵族碍于名声不好明抢，便会想出各种理由对小商贩们进行敲诈、勒索。如（南朝梁）扬州刺史萧纶到任后，" 欲盛器服 "，需要数百匹丝、布、锦，干脆直接去各家店铺里赊账。结果 " 百姓并关闭邸店不出 "，宁愿关门歇菜，也不愿自家货物被盘剥了去。 石崇在他的大庄园 " 金谷园 " 中，（清）华嵒 金谷园图轴（局部）。来源 / 上海博物馆 如此敛财、经商手段，实在令人不耻。尽管有正直之士对官僚从商提出反对、质疑，朝廷也装模作样，对官商疯狂逐利的行为进行批评教育，但这种现象仍是屡禁不止。皇室一脉，尚且积极从商获利，他们又有什么立场来制裁世家大族呢？当然，皇室之所以 " 摆烂 "，也是因为它根本就没办法制裁那些高高在上的门阀世族。 小结 曹魏名臣和洽曾言：" 魏承汉乱，风俗侈泰。" 汉末乱世以来，社会动荡不安，在这种朝不保夕的日子下，人们逐渐生出了消极厌世的悲观情绪；随之而来的，是 " 今朝有酒今朝醉 " 般的及时行乐与 " 乘兴而来，兴尽而去 " 般的随心所欲。所以，名士清流主动打破了传统礼教的束缚，" 以玄虚宏放为夷达，以儒术清俭为鄙俗 "，把侈靡、骄奢的生活过成一种常态。 在此情形下，名士酗酒、裸呈、养虱子、嗑五石散 …… 这些被他们奉为潮流的一系列 " 奇葩 " 行为，与他们 " 贪鄙成风 " 并为此从商逐利的逻辑是一样的。一方面，以此缓解名士内心对乱世无所依存的恐慌；另一方面，也可以满足他们的浮夸、奢侈消费，以此麻痹自己的精神意志。 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君不见，兰亭之下，群 " 贤 " 毕至；在这流觞曲水、觥筹交错的背后，又隐藏着有多少难寄之哀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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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7-9 06: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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