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群：“中国病毒”实为“中共病毒”

dazhu2689 · 发表于 2022-8-10 11:29:02

【大纪元2020年03月18日讯】3月16日晚，美国总统川普发推文说：“美国将强力支持那些受中国病毒冲击大的行业，如航空业和其它行业。我们将比以往更加强大。”这则推文中，川普没有用“新冠病毒”、“武汉病毒”等，而直接用了“中国病毒”这个词。

3月17日，有记者问：“中国和其他人批评您使用‘中国病毒’一词，您对此怎么看？您还会继续使用这个词吗？”川普回答说：“中国推出不实的消息，说我们的军队把这个（病毒）传给他们，这是不实的。我决定，无须争论，我只须按照它的来源称呼它。病毒是从中国传来的。”“我们的军队没有传给任何人。”记者问：“批评者说，您使用这个词是在制造污名。您怎么看？”川普说：“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说我们的军队把这个（病毒）传给他们，这才是在制造污名。”

3月12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利用在中国大陆被禁用的美国媒体——推特，利用美国和西方国家的“言论自由”，分别用中文和英文发了同一则推文：“零号病人是什么时候在美国出现的？有多少人被感染？医院的名字是什么？可能是美军把疫情带到了武汉。美国要透明！要公开数据！美国欠我们一个解释！”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不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公民，而是代表中共向全世界发言的代言人。赵立坚如此咄咄逼人地质问美国，直言“可能是美军把疫情带到了武汉”。这无异于说，美军可能是这场从武汉扩散到全球的大瘟疫的最初源头，美军可能要为这场危及全世界的大灾难负最大的责任。这是美国政府、美国人民、美国军队、美军总司令川普绝对不能容忍、不能接受的。

这正是美国国务院召见中共驻美国大使崔天凯提出严正抗议的原因所在，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打电话给中共外事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对中共散布不实信息和荒诞谣言表示强烈反对的原因所在，是美国前国安战略顾问斯帕丁将军，用中文怒斥赵立坚“胡说八道”的原因所在，是共和党参议员斯科特称中共“简直是发疯了”“可耻”的原因所在，也是4名美国公民和1家美国公司，将中共告上法庭，向中共提出赔偿要求的原因所在，更是美国总统川普直言“中国病毒”的原因所在。

其实，川普总统称“中国病毒”还不准确，更确切的叫法，应该是“中共病毒”。

现在披露出来的大量事实证明：此次大瘟疫，是因为中共竭力隐瞒真相，用专政机器和宣传机器合力打击讲真话的8名医生，白白错过了近40天的黄金防控期，在1月23日武汉封城前，五百多万人从武汉分散到全湖北省，全中国，乃至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导致疫情蔓延到全世界一百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给这些国家和地区人民的健康、生活、经济、政治、文化等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

还有许多专家、学者、评论家，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角度分析认为，中共武汉病毒研究所人工合成的病毒外泄，可能是这次疫情发生最重要的源头。早在7年前，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员石正丽等在《自然》杂志发表论文称，分离和鉴定SARS样的蝙蝠冠状病毒，应用了ACE2受体。目前正在流行的新型冠状病毒直接攻击人类的正是ACE2受体。早在5年前，石正丽等在《自然医学》上发表论文，专门谈到了人工合成的“重组病毒”、“杂交病毒”、“嵌合病毒”等。中共当局一再拒绝、拖延、阻碍美国专家到武汉深入调查病毒源头，也让全世界有正常思维的人，不得不怀疑：病毒很可能是从武汉病毒研究所人工合成并外泄的。

将导致这次大瘟疫的新型冠状病毒叫“中共病毒”，也是为了区分中共与中国人、湖北人、武汉人。这次大瘟疫中，武汉人是受害者，湖北人是受害者，中国人是受害者。到今天为止，武汉被封城已经五十多天了，许多武汉人仍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但是，中共不是受害者，而是害人者。正是中共的人祸，制造了这场空前未有的世界大灾难。

将新冠病毒叫“中共病毒”，还因为这次病毒传播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与中共走得较近的国家和地区疫情严重。比如伊朗，是中共在中东地区最重要的“战略伙伴”。意大利去年3月不顾盟国反对坚持与中共签署“一带一路”协议。韩国总统文在寅当选后做的十件大事都与中共有关，包括在釜山建设中国钢厂，在光阳市设立中国铝厂，允许中国资本进入永宗岛和松岛等。美国疫情最严重的华盛顿州，是中共四代党魁访美的首选。德国疫情最严重的北威州，州府杜塞尔多夫有610家中资企业落户。

谈到“中共病毒”，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中共从源头上就是邪的。它的老祖宗不是中华民族的列祖列宗，而是西方信奉撒旦的马克思；它的理论源头不是中华传统文化，而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宣传的无神论、阶级斗争、进化论。它是在“国外敌对势力”——苏联共产党的操控下建立起来的。中共98年的历史，前28年，是不择手段地颠覆中华民国；后70年，是不择手段地维持一党专制。

有人对“中共病毒”的起源与流传过程概括为：“病毒起源于德国（马克思），中间宿主是俄国（苏联共产党），经北大图书馆泄露，爆发于上海（1921年中共成立于上海）。此病毒在井冈山、延安多次变异，最终虐于神州大地，七十年无特效药根治，邓小平采取开放疗法，虽然疫情暂缓，但毛病未改，积恶成习。病毒基因序列经过人工重组，再次引发更大面积疫情，祸害全中国，危及全世界。”这个概括很精准。

171年前，马克思发表《共产党宣言》时，对资本主义充满刻骨仇恨。但是，到了2020年，资本主义的美国，仍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地球上最后一个最大的共产主义政党——中共，却陷入有史以来最大的全面危机。中共对美国的嫉恨也达到一个顶点。在引发这场祸及全球的大瘟疫之后，“中共病毒”毒性大发，使劲将脏水往美国身上泼。

中共疯狂抹黑美国的结果，只会让以美国为首的整个自由世界反感中共，唾弃中共，拒绝中共，最终联手从地球上铲除中共。

“中共病毒”灭亡时，中国人民才能迎来国泰民安的新中国，世界才能进入天下太平的新纪元。

责任编辑：张宪义 #

dazhu2689 · 发表于 2022-8-10 12:40:22

过度防疫没有终止会怎么样呢？盛洪指出，防疫政策是个特殊的临时的政策，它的实施会暂时限制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这在有限期的情况下，经正当法律程序批准是可以容忍的。但如果这一状态没有限期，没有结束的条件，就变成了常态。这种违反宪法的社会状态就变成了公民必须长期忍受的状态，如对公民人身自由的限制，就偏离了宪法状态，就使宪法原则持续遭到破坏，这就等于颠覆一个社会的基本秩序。因而防疫政策不能成为一个社会的常规的规则，否则它就是在改变基本制度，而这种改变会造成对一个社会的总体的长期损害。而现在决定这个过度防疫政策的机构是防疫当局，在宪法框架中它根本没有改变宪法原则、改变社会基本秩序的权力。实际上，即使有修改宪法权力的立法机构也没有这种权力，因为公民的宪法权利不是立法机构授予的，而是他们本来就拥有的，是自然法，只是写在了宪法条文中。更何况防疫当局仅以“防疫”为名，就改变了宪法状态，就是大大地僭越了。

dazhu2689 · 发表于 2022-8-10 12:43:20

7月1日，江苏无锡市再爆疫情，整个城市大规模封控，漫街都是身穿防护服被转移隔离的市民。（视频截图）

当下，在全球许多国家，疫情防疫已成过去。对外国入境人员，接种疫苗者无需隔离或检测；对于未接种疫苗者的限制也在逐步取消。在国内，这些国家已经取消了几乎所有防疫限制，例如印度仅保留戴口罩的要求。

反观中国，尽管中共也知道它所标榜的“清零”无法实现，仍以此为理由，限制公民出入公共场所，不断要求居民72小时做一次核酸，并且由于三天两头会冒出一个阳性来，这一要求没有止境。

大陆著名经济学家盛洪最近在“如何结束过度防疫？”一文中指出，中国大陆现行的防疫政策是一种过度防疫。

什么是过度防疫？“过度”指的是不可终止的特性。直观地，这是时间的过度。既指时间太长；又指没有一个结束的日期或条件。如战时状态以战争结束为结束条件。

盛洪说，大陆现有防疫政策没有结束安排。首先它不可能达到它宣称要达到的“清零”目标。如果不能达到，它就反复重复地“外防输入，内防反弹”。这构成一个死循环，欲达到其目标就要继续过度防疫，过度防疫又不能达到其目标。结果永无宁日。三年防疫的实践似乎证明了这一点。尽管其防疫手段过于粗暴和严苛，一旦发现有一例核酸阳性，就隔离整个社区；一个城市一旦有若干例新冠确诊，就要封城。但防疫三年来，似乎“反弹”一直没有停止。刚消停两天，就会有病毒冒了出来。它没有终结，也看不到终结的征兆。归结于过度防疫政策的错误，就是要么其手段达不到其目标，要么其设定的目标任何手段也不能达到。

逻辑上，我们可以做一个思维实验。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已经把新冠病毒的奥密克戎变种看成是与流感类似的病毒，并不采取大陆中国如此严苛的防范措施，因而容忍病毒在一定范围存在和传播，如果大陆中国要保持在世界经济中的位置，就必然要与其它国家的人打交道，那么“外防输入”就不会有终结。而在国内，过度防疫所依赖的行政体系本身存在问题。它具有重复地聚集，强制性接触的特点，因而它是国内的带毒群体。它的防疫手段就是核酸检测和接种疫苗，而这又是造成人群集聚的主要原因。它的“防疫”本身就在制造疫情。但它的这一特点又因它的另一个特点而被掩盖，就是它倾向于隐瞒真实信息。一旦它自身带毒并引起传染，它就矢口否认，然后将其归因于一些荒诞的理由，如外国寄来的邮件，等等。所以有这样一个过度防疫依赖的主体，“内防反弹”也永远不会完结。所以在逻辑上，过度防疫没有终止。

过度防疫没有终止会怎么样呢？盛洪指出，防疫政策是个特殊的临时的政策，它的实施会暂时限制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这在有限期的情况下，经正当法律程序批准是可以容忍的。但如果这一状态没有限期，没有结束的条件，就变成了常态。这种违反宪法的社会状态就变成了公民必须长期忍受的状态，如对公民人身自由的限制，就偏离了宪法状态，就使宪法原则持续遭到破坏，这就等于颠覆一个社会的基本秩序。因而防疫政策不能成为一个社会的常规的规则，否则它就是在改变基本制度，而这种改变会造成对一个社会的总体的长期损害。而现在决定这个过度防疫政策的机构是防疫当局，在宪法框架中它根本没有改变宪法原则、改变社会基本秩序的权力。实际上，即使有修改宪法权力的立法机构也没有这种权力，因为公民的宪法权利不是立法机构授予的，而是他们本来就拥有的，是自然法，只是写在了宪法条文中。更何况防疫当局仅以“防疫”为名，就改变了宪法状态，就是大大地僭越了。

更进一步说，过度防疫对宪法状态的改变，还是指它采取了与社会真实目标不对称的强制性手段。社会真实目标是在平衡社会综合目标的前提下，减少疾病感染以减少相应的死亡。而这一结果应与社会付出的代价相对称，即社会收益应大于社会成本。而对其的量化估计，是将新冠生命损失和其它生命损失加上人身自由限制的时间损失做一对比。这我在“在宪法框架下科学地防疫”和“几种防疫模式的模拟比较”两篇文章中做了初步的估计，防疫成本和防疫收益之间相差100倍以上。显然过度防疫所采取的措施是过头地不当地限制了公民的宪法权利，并且带来对社会综合利益的损害。况且所谓过度防疫还不是一个基本不变的模式，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步步加码的过程。在病毒变异比初始病毒的毒性减低很多的情况下，反倒增加对公民的人身限制，更突显其手段与目标的不对称，对宪法状态改变得更甚。

宪法状态被改变了会怎样呢？除了公民权利被侵犯本身就是损害，还有对整个社会经济的严重损害。最近有朋友聊到，东南亚国家、南亚国家现在一派欣欣向荣。据一篇文章，新加坡已成疫情以来经济表现的佼佼者。其人均收入八万美元已跃居世界前列。印度经济在2022财年的增长率为8.7%。越南今年第二季度经济增长率为7.72%。美国这个体量最大的经济体一季度经济增长率也为4.3%。反观大陆中国，不说处处凋零，与疫情以前三、四十年相比，已经没有当时的蒸蒸日上。据国家统计局，上半年GDP增长率仅为2.5%。考虑到这一数据一贯偏高，用克强指数估计为1.3%。两相对比，印证了前面的直观感觉。很显然，东南亚国家、南亚国家与大陆中国在经济形势上的反差是由防疫模式不同造成的。

盛洪说，“记得1982年春节，我站在窗前，看着人们由于生活明显改善而大放烟花炮竹，那时离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仅过三年。在其后三十年，中国的变化堪称奇迹。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改革开放首先开放的是国内市场。在计划经济时期，大陆中国被行政体系分割成无数封闭小市场。上世纪80年代我在做硕士论文时，考察为何各省要建立自己的汽车工业，结论是“市场是地方分割的”。那时一个普通公民到外地去，要凭介绍信才能入住旅馆。双码和核酸证明就是新时代的介绍信。同样三年时间，大陆中国失去了疫情前的生气。经济增速下降，外资纷纷撤出，中资也向境外寻找出路，大型开发商爆雷，一些银行停止提款，烂尾楼业主拒绝支付月供，失业大量增加。其根本原因，在于防疫当局以“防疫”为名实则改变了经济制度，使大陆中国的统一大市场分割为许多小市场。更严重的是这种状况还在持续，并看不到尽头。”

那么，为什么中共不能及时调整防疫模式，结束过度防疫呢？盛洪对此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他认为，这种与社会整体利益和综合目标不一致的部门政策的出现，必然与政策制定中的偏差有关。这个偏差产生于与社会利益不一致的利益集团。而从这种过度防疫中获得好处的第一个利益集团是防疫政策制定者集团。为什么是它？它似乎没有什么利益呀？政策制定者当然不在乎多少货币，它在乎的是权力。而只有证明它自己正确才可能保住或攫取更大的权力。因而它宣称自己一贯正确、拒绝批评、拒绝承认错误就符合它的最大私利。它的错误政策所导致的损害和成本，它却是不予承担的。例如全城全员每天核酸检测的成本出自全民医保或财政资金，并无需费它自己一分钱；众多公民失去人身自由的损害和成本，也由于它滥用权力而压制舆论而毫无感觉；当然这一过度防疫导致的经济衰退的后果，也是可以用制造假数据加以欺瞒的。

第二个与之有关的利益集团是核酸和疫苗利益集团。曾经的全城全员每天核酸已经让它们赚得盆满钵满，现在的全员每三天一次核酸检测也是一个稳定的巨大市场，当然是由政府强制形成的被迫的市场。疫苗接种也是过度防疫政策中的重要一环，不时出现的强制疫苗接种的事件虽被舆论谴责，并由地方政府承诺不再强制，但这只是冰山一角，普遍存在的强制行为并未被曝光；并且还有在“不强制”的表象下面的劝诱和胁迫，致使疫苗接种始终是一个巨大市场。这个利益集团不光是商业性公司，还有与之勾结的政府官员。已经发生数起核酸公司故意放毒，或制造假阳性报告，就说明它们多么不愿意疫情结束。与之勾结的行政官员难道愿意吗？

第三个利益集团是滥权利益集团。由于以“防疫”为名而强加的政府管制会创造大量租金，各级行政机构及其官员可以利用此机会垄断日用供给，高价售货；还可以以同意给予有急需的居民出行为交换，获取利益。有些收益表面看来不是收益。如居委会强制拉人出去隔离，破门入户消杀，“志愿者”或“大白”钉死居民家门，殴打出来的居民，等等，是一种变相的收益，即获得心中恶意的满足的收益。更进一步，如郑州对银行储户和烂尾楼业主赋红码，其它地方对到该地进行辩护的律师赋红码，“防疫”成了扩大滥权的借口，是利用“防疫”之名的又一种“收益”。

责任编辑：李广松　来源：中文大纪元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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