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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交部长秦刚出身情报机构，美国和台湾必须准备长期对抗中国新的灰色地带“特务”外交。（资料照，路透）
谭慎格（美国退休外交官，曾分别在台北和北京任职，现任美国国际评估暨战略中心“未来亚洲计划”主任）评论文章：一九八八年，年轻的秦刚同志没有从中国培训外交官的摇篮—外交学院毕业。 他没上过那所学校。反而是从北京的“国际关系学院”（UIR）拿到文凭。在我早年外交生涯的回忆中，该校是以与中国共产党中央情报机关的关系密切而闻名。一九六四年，基于该校做为特种作战人员训练基地的重要地位，国关学院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菁英名校，一起被列为“重点高校”，成为对中国共产党的目标具有无比重要性的学府。
一九七八年，秦刚同志的母校被悄悄地从“重点高校”名单中剔除，可能是因为肃清“四人帮”之后的改革所需，要求“重点高校”必须隶属于教育部。可惜的是，国关学院变成国家安全部（MSS）的下属单位，失去了中国“常春藤联盟”（Ivy League）名校的地位。尽管如此，直到今天，国关学院的网站仍然为其在一九六四年文化大革命前被指定为“重点高校”而自豪。美国和澳洲的几位学者都证实了这种关系。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的一份报告警告，
因此，秦刚在毕业后被分发到国安部管辖的“北京外交人员服务局”（DSB）任职， 并被派往合众国际社（United Press International）北京分社工作，也就不令人意外了。
我曾在美国驻北京联络处、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和中国境内各地领事馆工作过，与“外交人员服务局”及其省级分支机构指派给我们的许多优秀年轻毕业生共事，我的经历足以证明这些干部都很有才华，而且工作勤奋。他们总是早到晚退。他们渴望尽可能地了解我们办公室的动态。我们本地雇员中的政治和经济“研究员”，都是外交人员服务局慷慨提供的，他们非常高明而且不动声色地将我们的注意力，导向他们认为我们应当报道的有趣发展。这些外交人员服务局安排的雇员，都是在国安部的指导下工作，我个人认为他们都是国安部的现职官员。
所以，年轻的秦刚同志在引导合众国际社的新闻报道方向时，一定卓有成效，他会将新闻工作导向国安部指定外国媒体应该关注的主题，避开国安部不想被报道的题材。
在北京的外国新闻媒体经过四年严格的见习后，秦刚以外交官身份进入外交部工作。凭藉他的新闻工作背景，他的“外交掩护”（diplomatic cover）是—还有别的吗？—两度被派往英国担任新闻官员，也在外交部新闻司历练过，他和国安部外交人员服务局安插在所有外国外交公共事务部门，以及所有外国媒体驻北京分社里的线民，始终保持密切联系。
我提起这些往事，是因为秦刚同志现在已贵为中国的外交部长，是中国新外交路线的象徵。而中国的新外交路线不是由职业外交官负责推动，而是听命于专业的情报官员。
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正如美国谐星杰瑞史菲德（Jerry Seinfeld）所说的：“…并不是说这样不对。”（…not that there’s anything wrong with that.） 但这是自一九九○年代初期以来，普遍存在于中国外交领域的一种典范转移（paradigm shift），而外国的外交官对于这种转变仍然无法完全理解。
这对台湾有什麽影响？首先，这意味着中国的全球外交不再以普遍接受的规范为基础。正如前美国国务卿季辛吉（Henry Kissinger）在几年前指出的，这表示中国的外交不是为了“解决问题”（solving problems）。二○一八年一月，季辛吉说：“…我们的做法通常是务实的。我们想要找到问题的解决方法。而中国人的做法是：任何问题最后都不会得到解决。对他们来说，每一个『解决方法』都是通往另外一个问题的入场券…”
除了秦刚，另外一位人物的出线也让我百思不得其解。他就是新任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正部级主任宋涛同志。 宋同志在福建当了廿年的省级干部；他的第一个十年（一九七八年至九二年），是在福建“林业”部门工作，包括在澳洲墨尔本的蒙纳许大学（Monash University）留学三年（但该校从未开设过林业科系）。整个一九九○年代，宋同志在福建的中共地方党委一步步往上爬，直到一九九九年晋升为闽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副总裁”。与此同时，副省长习近平正为了厦门经济特区爆发的腐败丑闻“远华案”焦头烂额。我猜测习近平应该是全身而退。因为在此之后没多久，他就升上福建省长。
可是，宋涛同志却突然从福建消失，然后以中国驻新德里使团“使馆参赞”的身份出现在印度。我认为，宋涛当时和习近平几乎没有什麽交情，所以令人纳闷的是，宋涛怎麽会突然在亚洲的另一边，在一个重要的中国大使馆里半路蹦出来？
更令人费解的是，两年后，这位新德里的神秘参赞再次消失，然后以中国驻加勒比海蚊子肆虐的盖亚那大使的身份重新出现。
那麽，宋涛大使被发配到这种落后的偏远地区，有可能让外交部的领导高层对他产生深刻印象吗？真正的观感又是什麽？不过，他在盖亚那的工作绩效肯定十分出色，因为两年后，也就是二○○四年，他被调回北京的外交部，担任“中共外交部委员会国外工作局”的“局长”。 然后，宋先生变成中国驻马尼拉大使—但任期只有短短一年！对于一个不算“外交部老干部”的人来说，这些都是不可思议的派令。
这背后显然有一些不寻常原因。二○○八年，宋涛正式进入外交部的“领导班子”，升任副部长；二○一三年，他进入中共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很快就成为首席副座（办公室常务副主任）。二○一五年十一月，在宋涛六十岁生日时，他被擢升为中共中央委员会对外联络部（ILD）部长，名义上等于是党的外交部长。
宋涛同志从二○○○年福建省一个不起眼的“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到二○一五年成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一把手”，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到了二○一七年，宋同志还当选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我一点都不怀疑宋同志的才干。在他担任中联部部长期间，他的表现一点也不含糊，尤其是应付那些社会主义兄弟之邦，例如朝鲜那位喜怒无常、难以取悦的“敬爱的元帅”金正恩，宋同志因为成功说服他认同习近平在二○一七年十一月和美国总统川普在北京举行高峰会的“高瞻远瞩”，从此声名大噪。高雄师范大学地理学系副教授施雅轩去年底投书自由时报的“自由广场”，对这段趣闻娓娓道来。 在检索几个资料库后，我们可以发现宋涛在中联部任内是一位非常活跃的部长—虽然他的年纪稍微大了一点。一般认为，他不会再次当选中共第廿届中央委员。他似乎就要体面地退休了。
我的看法是，宋同志在职业生涯中期的离奇转折（从一个省级无名小卒爬到新德里的“王牌大贱谍”）， 暗示了他的情报背景。而且，他一步步地从“外事”官僚晋升到中联部部长和中央委员，只花了十五年的时间，证明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统一战线”（united front）奇才。
最后，我也和大家一样惊讶，宋同志突然从应已退休的岗位上重新获得重用， 领导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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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1-15 13:1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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