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馬克思主義毒害了中國

傑瑞米柯賓 · 发表于 2023-1-23 14:58:30

本帖最后由傑瑞米柯賓于 2023-2-10 03:07 编辑

　　作者關敏寫於二零零六年

　　馬克思主義哲學批判

　　辩证唯物主义批判

　　馬克思主義哲學所提倡的辯證唯物主義，從立論開始就是錯的。請看：“哲學的基本問題是思維和存在的關系問題”（恩格斯語），這壹判斷是矛盾的。思維本身不就是壹種存在麽？那麽，“哲學的基本問題是存在與存在的關系問題，”這不是在說廢話麽？邏輯學上稱這種表術犯了“同文反復”的錯誤。壹個理論，頭壹個立論就不合邏輯，由此而得出的結論必然是錯的。

　　有人或許會說：這裏說的是物質與意識的關系問題，意識就是壹種物質運動的表現形式而已，物質和意識兩者是壹性的。從邏輯上分析，物質與意識不是同壹範疇的概念，物質的種類無計其數，意識只是其中的壹種。馬克思主義承認意識是人腦的產物，那麽，意識只能與人腦對立統壹。說意識是人腦的產物是合理的，說它是物質的產物，邏輯學上就叫犯了概括不當的錯誤，難道空氣、水、桌椅板凳都能產生意識嗎？

　　馬克思主義唯物論就是“魔鬼的唯物論”，這種理論認為神是客觀的意識領域裏的東西，因此來否認神的存在。馬克思定義物質就是看得見摸得著的，但隨著科學的發展又出現壹種“場”的概念和理論。“場”既看不見也摸不著，馬克思主義對此無法回答。後來改變定義說，物質是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客觀實在。現在科學上已經證實了唯物論的錯誤，比如量子力學權威就證實物質和意識是壹體的。

　　1．辯證法和辯證邏輯學批判

　　“辯證法”壹詞出自於古希臘，意為“對話”。辯證法壹詞，在蘇格拉底和柏拉圖那裏，實際上是“辯論法”，即對任何壹個概念，都必須經過多方多次的辯論之後，才可能獲得相對準確的界定。亞裏士多德為幫助人們正確辯論，在前人的基礎總結出來壹系列的邏輯規律，發展出形式邏輯，為幾何學的成功奠定了邏輯基礎。

　　亞裏士多德為人們所熟悉的就是三段論的推理方法，他的邏輯不止三段論。最初的邏輯用在辯論中。當時雅典實行民主制，辯論成了壹種社會風氣；因為只有在辯論中才能出真理，才能夠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不像中國人誰權力最大說了算，中國人不許辯論。所以中國人思維能力和說話的能力就較差。像演說，中國人不會演說。壹說出來就是第壹條、第二條幹巴巴。外國人講究演講術，而演講術裏邊最重要的就是在於邏輯。必須把壹件事情講清楚，只有講清楚才能做清楚，只有做清楚才能做成功，只有做成功了才能有發展。

　　康德的先驗邏輯和先驗哲學已把亞裏斯多德以來的西方邏輯和哲學推到了最高峰。辯證法在康德那裏，指的卻是導致產生悖論和矛盾的有害的思維方法。

　　黑格爾取消了先驗邏輯，推出了他自己的邏輯學所謂辯證法的邏輯學。辯證法被黑格爾變成思維的規律和存在方式，並將自然界同化其中，變成了走向絕對理性的幾乎惟壹的方法。“辯證法”家黑格爾有壹句名言：“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合理的就是存在的。”這是明顯地把真假判斷與善惡判斷等同起來的謬論。存在與否屬於真假判斷，合理與否屬於善惡判斷。合理的是存在的，是正確的；但存在的是合理的，則不壹定成立。存在的不必是合理的。怪不得叔本華說黑格爾是騙子，他既騙了革命者（合理的是存在的），又騙了反革命者（存在的是合理的）。黑格爾違犯了把真假判斷混同善惡判斷的邏輯錯誤，這就是辯證法家的伎倆，也是辯證邏輯的死穴。黑格爾的辯證法把德國古典哲學最終推向了死路。

　　馬克思在接受黑格爾的辯證法後，又吸收費爾巴哈的樸素唯物論，批判黑格爾哲學的非唯物主義立場，把黑格爾的唯心主義去掉，加了物質第壹性而已。馬克思只是簡單地顛倒了黑格爾辯證法中主客體的地位，仍然用辯證思維規律替代宇宙規律。

　　所謂的“自然辯證法”就是說整個自然界都遵循了馬的辯證法“規律”在發展，恩格斯專門寫了本書叫《自然辯證法》，鬧出眾所周知的各種科學笑話。

　　恩格斯當然反對敢於破壞世界守恒的熱力學第二定律，即熵增原理；恩格斯自然同意電磁波和光線在宇宙空間必然通過某種物質即以太的振動來傳播。恩格斯認為數學基於物質直觀，總喜歡將各種數學運動和物質運動直接對應，並認為計算機不過是不可靠的“數學演算同純邏輯演算的滑稽的混合”。此種種謬論，在《自然辯證法》和《反杜林論》中不可勝數。

　　辯證本身要求用聯系的、發展的、變化的觀點看問題，而“唯”是單壹、獨有的意思，具有排它性。強調事物的單壹、獨有，本身就是偏執，就是違反辯證思維的，它的發展結果只能是片面、獨斷。這也難怪黨的領袖們壹個個都有偏執和獨斷專行的毛病。

　　辯證唯物主義這壹命題，從形式上分解開來解釋的意思就是：用變化、發展的觀點方法服務於偏執、獨斷的世界觀。這很荒唐，講辯證就不能有偏頗，講“唯”就要排斥“辯證”，二者是水火不相容的，把兩種相反、對立的概念揉在壹起形成壹種主義，並用這種主義指導人們的行動，其結果是難測的。講原則時用唯物，改變原則時用辯證，講唯物可以否定人的精神本性、道德。所以奉行馬克思主義的國家普遍都實行禁錮思想、封鎖資訊、限制自由、鎮壓不同意見、壹黨專制，同時，黨的政策、原則朝令夕改，出爾反爾，指鹿為馬，都是辯證思維的產物。

　　由於辯證唯物主義定義的研究對象更接近自然科學的研究對象，加上強調實踐的作用，必然以哲學的力量阻礙真正科學的發展。深受辯證唯物主義影響的蘇聯生物學家李森科提出壹度支配蘇聯生物學界的米丘林理論，對非米丘林給予嚴厲打擊。文革時，絕大部分中國科學家被打成了“臭老九”。在辯證唯物主義壓制下，所有社會主義國家都經歷了相同的劫難。

　　辯證邏輯最初是辯證方法論的翻版。相對於形式邏輯，辯證邏輯並不純粹研究思維的形式，而是從思維形式與客觀內容的結合上，來考察思維形式的變化規律。由於不存在辯證的壹般運動，同時現代科學已證明自然界不是決定論的，所以壹般的辯證邏輯規律是不能確定的規律，因而不存在所謂的辯證邏輯。即使辯證法能結合各種領域的具體內容得出具體的規律，但這些規律沒法得到統壹的辯證邏輯，仍然只有辯證方法論。

　　有學者試圖將辯證邏輯發展成與形式邏輯並列的思維規律。如同黎曼幾何依靠和歐氏幾何完全矛盾的平行公設建立起來，可以把形式邏輯中不能為真的矛盾式以某種形式包裝為基本公理，建立辯證邏輯體系。黎曼幾何和歐氏幾何是地位平等的幾何學，黎曼幾何完全不依靠任何歐氏幾何的定理。辯證邏輯的推導卻不可能離開形式邏輯，而其公理是違反形式邏輯的。所以這種辯證邏輯體系從壹開始就是完全錯誤的。

　　任何壹個稍微受過點學術訓練的人都知道，提出壹個命題，所用的概念必須經過明晰準確的界定，這才能讓那命題有點確定性，也才能讓他人理解、驗證和運用。恩格斯將形式邏輯斥為“形而上學”，率先使用“辯證思維”的非人思維方式，它的特點就是從不明晰界定概念，吐出大量雲霧，讓妳怎麽理解都行。

　　這套“辯證思維”最受統治者歡迎。毛就是什麽都不說清楚，只是雲天霧地地暗示壹通，還壹定要強調“兩種可能”，讓下屬去揣摩聖意。如果事情辦好了，他就說是他的英明指示使然；如果辦砸了，他就說是妳違反了他的教導──他不是早就強調過失敗的可能了麽？

　　辯證法如同算命瞎子，沒本事預言未知，解釋已經發生了的事倒頭頭是道。“父在母先亡”不就是準確預言天下壹切父母死亡時間的宇宙運行規律麽？父母死於同壹時刻的概率小到幾乎不會發生，如果父親先死，那就是“父在母先亡”；如果母親先死，那就是“父在，母先亡”。這種處處反對形而上學的辯證思維，豈不是無往而不勝？

　　真正使辯證法盛行，並使之成為人們至理至聖的法寶的，是前蘇聯的列寧，並由前蘇聯傳到了中國。1949年以來，中國人的思維方法教育，特別是哲學教育中，完全只教辯證唯物主義，只教辯證邏輯，而極不重視，甚至完全不教形式邏輯。中國學生被告之，形式邏輯是“孤立、靜止、片面”的形而上學，是錯誤的思維理論。

　　殊不知，喪失了“孤立、靜止、片面”的思維起點、深度、高度，何來聯系、運動、全面的思維發展？事實證明，孤立的、靜止的、片面地來研究事物的方法，在人類現有的認識情況下是最好的方法論，才可能了解事物的本質。因為事物之間的聯系千絲萬縷，如果把所有的關聯都考慮進去，就等於什麽也幹不成，就象我們老祖宗壹樣，只能抱著個“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的混日子。而中國人的傳統思維是總想壹口吃成個大胖子，壹開始便從總體上提出本質的觀點。這種帶有原始思維特征的傳統正與辯證法不謀而合。

　　辯證唯物主義教育完全迎合了中國歷史上獨斷論思維傳統的需要，致使中國人的平均思維能力普遍低於西方人，乃至低於日本人、韓國人，甚至低於香港人、臺灣人，以及世界各地的華人。中國（文）人不僅不會思維，而且還反思維，倒退思維，這種趨勢更突現在中國的教育，特別是中國的大學教育，以及所有文化媒體的傳播之中。

　　沒有了形式邏輯思維的基礎，辯證邏輯便完全變成了詭辯邏輯、騙人邏輯、說謊邏輯。辯證邏輯是偽邏輯、假邏輯。它不僅不能幫助人們進行正確、有效的思維，更攪亂人們的正常思維，把人們的思維引向錯誤，引向根本不能產生新發現、新發明、新創造的死路，甚至索性把“辯證法”變成了詭辯法。

　　謊言的理論基礎就是馬克思的辯證法。在今天，人和人之間，互相不信任，辯證思維應是罪魁禍首之壹。正是深得辯證之道，大人物才能在罪惡之後心理平衡下來。他們根本用不著解釋什麽？只要事後壹辨正，什麽都是為了勞苦大眾。文革前，有這樣壹段真實的笑話：幹部學哲學時，壹個農民幹部發言說：“馬克思主義就是‘折了主義’，怎麽說怎麽有理。”於是，他們繼續錯誤著昨天錯誤，罪惡著昨天的罪惡。只要有辯證法來撐腰，也就沒有過不去的火焰山了。正過來看是不行，就反過來看。反過來看不行，就再倒過來看。只要用心厚黑，就沒有什麽不能實行的東西。唯物辯證法，完全是為所有邪惡行徑狡辯的歪理邪說。

　　黨為了自己永久的統治，教人們看斯大林、看蘇共要三七開。毛執政27年犯了23年左的錯誤仍然只三分錯誤而且“功大於過”。領袖壟斷了政治資源，做有利於人民的事是他們應盡的義務。這點義務和他們享受的巨大權力是不成比例的，何功之有？既然無功，又何以掩過？如果是錯誤，就應該受批評，如果是犯罪，就應該受審判。“功過論”背後蘊涵著壹種深隧的奴性意識。

　　中共的御用文人說：“中國沒有垮，是因為抓好了經濟這個根本”。這些天真的人們不加分析地相信“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這句老話。因此他們斷定，凡是保住了政權的必定是好政權，凡是失去了政權的必定是壞政權；成者王敗者寇。這是典型的奴豬思維：“豬沒推翻屠夫的統治，就證明了屠夫的仁慈”。

　　2．唯物辯證法三大規律批判

　　恩格斯從黑格爾哲學的不同地方抽取對立統壹規律、質量互變規律和否定之否定規律作為唯物辯證法規律。由於辯證唯物主義基本思想的錯誤，這三大規律必然是錯誤的。

　　1）對立統壹規律批判

　　對立統壹規律來自黑格爾《邏輯學》第二部“本質論”。由於自然運動並不具有辯證的本性，所以對立統壹規律作為哲學基本規律是錯誤的。

　　大量的事實和實例表明，客觀世界的事物首先是表現為由許多個子系統組成的復雜系統，是壹種群集相互作用狀態。這些子系統間的相互作用才推動了事物的變化發展，而並非只是由其中某兩個子系統間的“對立統壹”來推動事物的發展。比如社會系統，就是壹個復雜的系統，它由很多子系統組成。至少就有經濟、政治、文化三個子系統。

　　恩格斯說：“運動本身就是矛盾的：甚至簡單的機械的位移之所以能夠實現，也只是因為物體在同壹瞬間既在壹個地方又在另壹個地方，既在壹個地方又不在壹個地方。這種矛盾的同時發生和同時解決正好就是運動。既然簡單的機械的位移本身就包含著矛盾，那麽更高級的運動形式，特別是有機生物的生存和發展，就更加包含著矛盾”。

　　按照恩格斯的理解，在某個確定的時間點上處於確定的位置Ａ處的運動質點，同時又在另壹個地方，請問這個地方在哪兒呢？恩格斯永遠也不能確定“另壹個地方”的具體位置！

　　在平直的常觀時空間中，兩個不同位置之間距離無論再小也不是無窮小量，距離是無窮小量的兩個不同的確定位置是不存在的。恩格斯的錯誤在於混淆層次，不自覺地將位置的微分Lim△x→0△x和非常小的位移△x等同起來。無窮小量不等於非常小的量。類似地，恩格斯的無窮層次觀也犯了將非常大的量當作無窮大量的錯誤。

　　在牛頓絕對時空觀下，運動物體和時空間是分離的，時間和空間也是分離的，表示運動的速度必須用空間位置的變動加上時間的流逝拼湊而成，加速度則是外力的結果。故運動不是物質內稟的特性，因此牛頓才會求助於第壹推動力。恩格斯試圖在牛頓絕對時空觀下用意識系統中內稟的矛盾概念來說明物質運動的內稟特性，必然得出違背科學常識的結論。

　　關於宏觀整體運動，恩格斯寫道：“所以，壹切運動的基本形式都是接近和分離，收縮和膨脹，壹句話，是吸引和排斥這壹古老的兩極對立……所有的兩極對立都以對立的兩極的相互作用為條件；兩極的分離和對立，只存在於它們的相互依存和聯結中，反過來說，它們的聯結，只存在於它們的相互分離中，它們的相互依存，只存在於它們的對立中。”

　　恩格斯忽略了表現宇宙本性的單向時間，用表達空間屬性的吸引和排斥作為運動的基本形式。正是恩格斯極力反對的熱力學第二定律，最早在學術上表明了單向時間的存在。所以，恩格斯以吸引和排斥作為運動的基本形式，其出發點就是錯誤的。

　　忽略存在，專註變化是中國思唯的壹個特色。《易》就是這種特色的結晶。由於不去分析主體、客體，只研究矛盾變化，這個矛盾變化只能是現實生活表象的再現。像最重視《易》的孔子講“天”，也只是“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對形而上的問題，了無興趣。他的傳人只能對現實修修補補。毛的矛盾論，繼承的正是這種忽略存在、只重變化的傳統思想。他借用辯證法的名義，給舊思想穿上了新時裝；在新舞臺上演唱了壹出傳統折子戲。

　　毛認為辯證法只有壹個規律，就是對立統壹規律，俗稱“壹分為二”。該理論認為世上壹切事物都是由兩個互相對立的側面組成，稱為“矛盾”。換言之，“矛盾”乃是事物的別稱。世上所有事物都具有內部沖突，這是馬列毛共有的，但毛販賣的其實是道家陰陽學說的再版。他和道家壹樣，把事物性質的程度區別如“大小”、“高低” 、“新舊”等等當成“矛盾”的兩方面。毛與道家不同，道家並不強調陰陽之間的“鬥爭與沖突”；毛強調的是鬥爭，而不是雙方存在於統壹體中通過彼此拮抗達成平衡。

　　在生物和其他自控系統中，確實有兩個互相沖突的機制在工作，相反相成，達到平衡的目的，去除了壹方，則系統就失去了平衡，死亡就是這種失衡的必然結果。

　　在人類社會中，民主國家運用了這規律，所以才發明了兩黨政治，達到了系統的動態平衡。專制國家則不搞這套，全靠強力壓倒弱者反抗，這才永遠處於危機狀態。

　　除此之外，“壹分為二”完全是胡話。最簡單的反例壹抓壹大把：請問一個人怎麽把他的老婆壹分為二？一個水桶分為哪兩個對立面？地球呢？太陽呢？萬有引力的對立面是什麽？“11”這個素數又該如何分解為兩個互相對立沖突的側面？就算分解為“5＋6”吧，那也問題無窮：為何不是“3＋8”、“2＋9”等等？分解的標準是什麽？這分解的確定性在哪兒阿？就算規定了統壹分解標準，那請問分解出來的兩個數又怎麽個互相沖突鬥爭法？

　　除了借用去解釋自控系統工作機制外，自然界根本找不到可以運用“兩分法”的研究對象。無論是馬列還是毛，提出“對立統壹規律”的原意，都根本不是解釋自控系統工作機制。人類歷史上還真難得見到這種根本無法應用的“科學理論”。

　　對立能統壹嗎？不能。無論是武裝鬥爭，還是其他對立的情境，當只有雙方“對立”的情況下，就不可能會有真正的共存的統壹，而只能有，或者壹方吃掉另壹方，或者二者同歸於盡。這種死亡的結果不是人們期待的統壹。想要達到期待的統壹，明顯的條件是，必須要有第三方，乃至更多方的在場，他們或者加以調解，或者加以阻止，否則，對立統壹就只能是假的，不能兌現的。由此可見，對立統壹規律是假規律。

　　實體界有互相依存，卻是戀人之類；有單方面的依存，如魚與水；有對立，卻妳死我活；更多的卻是漠不相關。在實體界，對立雙方的同壹性基本上不存在，於是，“矛盾”概念不適用；也就是說，對立著的實體們並非互相依存、互相聯結、互相滲透、互相貫通、互相轉化，只對立，不同壹，不符合“矛盾”的定義；只有抽象的、對立的、兩極性的運動趨勢和狀態才互相依存、互相聯結，才符合“矛盾”的定義。

　　矛盾觀認為：任何事物都有多個矛盾，其中有主要矛盾；主要矛盾又有矛盾著的兩個趨勢、方面，其中壹方面占主要地位；事物的運動變化體現為矛盾間地位的變化，矛盾著的兩方面地位的變化；矛盾是物質運動的動力。

　　“矛盾”不是物質運動的動力。例如：生與死該是人體的主要矛盾，人體運動的動力了吧，那麽這兩個矛盾著的趨勢、傾向在同壹個人身上的地位的變化又是由什麽來決定呢？顯然不能由它自身來決定，只能由藥物、病菌等“矛盾”著的方面來決定。上面已論證過，生與死這樣對立的、兩極性的趨勢、傾向才是矛盾，實體性的藥物、病菌不符合矛盾的定義。如果把混進矛盾的藥物、病菌清除出矛盾，“矛盾是物質運動的動力”就不攻自破了。總之，舊矛盾觀就是靠把不符合矛盾定義的實體拉入矛盾，才自圓其說的。

　　矛盾雙方有壹方必然占上風，這稱為“矛盾的主要方面”，它決定了矛盾性質。本來“主要矛盾方面”壹詞就基本上是主觀判斷，沒有明確的客觀依據，再加上主要矛盾方面和次要矛盾方面可以相互轉化壹說，就顯得更混亂了。所謂“矛盾轉化”，指的乃是對立面中弱小壹方通過鬥爭變成強大壹方，這就是所謂的“走向反面”。

　　按毛的“事物總是要走向反面的”說法，凡是法治社會，遲早都要警匪倒轉，變成土匪世界？好人總是要變成壞人，壞人總是要變成好人，變過來變過去，翻來覆去，永無止歇？

　　比較合理的人類社會應該是壹種自控系統。這種系統要達到平衡，絕不能靠單方面長久壓制某個階級，必須照顧到社會各階級利益，才能長治久安，實現真正的安定團結。因此，社會的系統平衡，也就是財富分配比例處於各階級承受範圍內，使各階級利益沖突達到最低限度。要做到這點，誰也別想壹口吃盡，把事情作絕了。這就是“中庸之道”，用現代眼光來透視，那就是設置個保證各集團利益均沾的“財富分配比例調停點”

　　如果社會壹部分成員甚至大部分成員的利益被另壹部分成員大肆侵占掠奪，社會就嚴重偏離了上述“調停點”，造成社會危機。這種危機深化到壹定程度便要引出全面動亂，“剝奪剝奪者”，“走向反面”，讓天平向“調停點”的另壹側急劇傾斜，於是壓迫者便成了被壓迫者，被壓迫者成了壓迫者。如此持續下去，社會又嚴重失衡，於是再壹次“走向反面”。

　　“走向反面”本是中國特有的社會病象，毛卻把它當成常態，總結成了“宇宙運行規律”。既然“壹切事物都要走向反面”，那無產階級上臺了，遲早要被資產階級推翻嗎？

　　把這“規律”運用到自然界裏去就更是笑話了。太陽和地球大概可以算“壹對矛盾”吧？這倆家夥鬥爭的結果，是不是有壹天要強弱易手，主客易位，太陽反過來圍繞地球旋轉？

　　對抗性矛盾和非對抗性矛盾。毛說，剝削階級與被剝削階級之間的矛盾是對抗性的，只能以壹方被消滅的方式解決矛盾（他忘了若壹方被消滅，則另壹方也不存在了）。而勞動人民之間的矛盾就是非對抗性矛盾，它不需要使用暴力，而是用“團結──批評──團結”的方式。他的錯誤，乃是從“階級鬥爭”邪說裏帶出來的先天性癡呆。他既看不到剝削階級與被剝削階級之間的相互依存關系和妥協可能，又看不到“階級弟兄”之間照樣有利害沖突。

　　現代民主資本主義社會的成功，已經充分駁倒了“勞資之間必然是對抗性矛盾”的武斷歸納。民主社會的運轉過程，就是各階級之間通過鬥爭達成妥協。這利害沖突根本無法按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大陣營去機械劃分。人類社會中的矛盾，沒有什麽“對抗性與非對抗性矛盾”的機械劃分。人類沖突多由爭奪社會財富引起。如果采用“門戶開放、機會均等、公平競爭、利益均沾”的方式，並讓社會各階級按同壹民主規則，公開和平爭奪財富，則利害沖突演為對抗性的流血沖突的可能就極大減少了。但若使用中國那種“贏家通吃，不服者壹律鐵拳侍候”的狼羊律，則總有壹天要“走向反面”。

　　主要矛盾與次要矛盾。毛說：諸矛盾中，必然有壹個矛盾是主要矛盾。只要全力捉住這主要矛盾並解決之，其他矛盾也就迎刃而解了。即在特定的時期有特定的主要矛盾，必須集中精力抓主要矛盾，不能讓次要矛盾幹擾了主要矛盾的解決。社會盡管存在主要矛盾，但其它矛盾並不能簡單約化在主要矛盾中，只有在革命和全面戰爭中，才近似地實現兩極分化。所以，這種“綱舉目張”的思維方法在打仗時有用，壹旦突破了敵人防線的最薄弱處，對方就潰不成軍了。然而將此上升為國策，提出什麽“以鋼為綱”、“以糧為綱”就笑話了。這種“抓大放小”的戰爭思維方式，是中國“運動”不斷、不能依法治國的思想原因。

　　2）質量互變規律批判

   恩格斯的“質量互變規律”完全是訴諸樸素的直覺，使用的不是清晰的學術語言，其關鍵概念“量變”、“質變”毫無界定。所謂“量變引起質變”似乎應該表述為：“某物質的量的改變會導致該物質的物理或化學性質改變”，這才能算是及格的學術表達方式。　量變能質變嗎？不能。僅僅惟壹的量變，永遠不可能有質變。沙坑變成巨大的沙漠，砂粒依然是砂粒，沒有任何質變。須知化工廠都是在試管的基礎上的千百倍放大：化學家們先在試管裏發現了某個化學反應，再把試管裏的反應放大到工廠的反應釜裏去。那量的級別不知道增加了多少，可反應還不是同壹個，有什麽“質變”可言？  以水的物理性質而論，也談不上什麽“量變引起質變”。誰都知道，不到沸點，水照樣會汽化，不然，洗的衣服永遠晾不幹；而過了沸點後，水就成了汽，再增加溫度，它還是汽，並不會引出什麽“質變”來。恩格斯說：“溫度的單純變化導致了水的狀態的質變”。水溫改變導致物相改變，那改變的只是物理性質，其化學結構壹點都沒變。用哲學術語來說，那改變的是形式而非實質，談何質變？課堂上教師常舉的例子是：溫度（量）下降，水會結成冰。這裏既隱去了溫度為什麽下降的條件，更隱去了壓力狀況的條件，而且更重要的是，溫度的“量”，與水（質）的量並不是同壹個量。溫度反映的是物體分子熱運動之動能，其升高乃是表示分子運動的激烈程度增加，跟物質的量（mass，即物理學上的“質量”）有何相幹？真要比較水的量，最好是去比較遊泳池和湖泊，看看水量從池塘的水平增加到洞庭湖水平後，會有什麽“質變”。化學反應改變是物質的實質，但許多化學反應根本就不需要壹個數量上的“臨界點”，根本就不遵循他的“通過了某個特定點後突然進入了質的轉化狀態”途徑。普通化學還有個“質量作用定律”，那是說，化學反應的速度和反應物的質量乘積成正比（mass，在物理、化學的概念上為“質量”），但是，反應物的量只影響反應速度，並沒有改變化學反應的性質，更不會改變反應物或產物的性質。說到底，那還是量的關系上的變化，談不上什麽“質”。自然科學理論證明，量變中的“量”，如果缺乏三種以上不同的“量”的關系的變遷，質變是永遠不可能發生的。復雜的生命高分子的性質，根本就不是什麽分子量決定的。在復雜的生命物質中，“結構決定性質，結構決定功能”乃是最重要的規律，根本就不是個簡單的“量變引起質變”的直線關系。是DNA的雙螺旋結構決定了它作為遺傳信息載體的高保真性與穩定性，是它編碼的信息決定了蛋白質的結構與功能。這種“信息──結構──性能”的關系精密到了這種地步，以致有所謂“點突變”導致的“分子病”：整個基因只要錯了壹個“字母”，則編碼出來的蛋白質就失去了正常性質與功能，甚至可以因此引起死亡。這種點突變引起的分子量變化微乎其微，可以忽略不計。壹個人如果想從量變中等到質變，則苦盼終老，卻永遠也等不到質變的發生。因為，質變自有定數，非量變之和。有人說：批判量變質變規律，就等於說：人只會慢慢地衰老，永遠不可能死亡。“人只會慢慢地衰老”，請問：量變在哪裏？質變在哪裏？“慢慢”——量變，“衰老”——質變；也就是說“時間催人老”，壹句古詩嘛！可是時間與人的衰老、死亡之間是沒有因果關系的。時間是宇宙的性質，不是人的性質。在人沒有產生前，宇宙的時間就是開了；即使人類滅亡了，宇宙的時間仍然存在。時間與人沒因果關系，怎扯到量變質變。量變質變的“量”，定是該事物內在的量；量變質變的“質”，定是該事物內在的的質。若把毫無關系的質和量生拉硬扯到壹起，那只是做詩而已！那不是講道理，必陷入胡言亂語! 3）否定之否定規律批判否定之否定規律僅僅在兩者之間的否定之否定，將永遠不可能產生任何肯定，想要有肯定的產生，必須要有第三者以上的對象參與。否定之否定規律表明矛盾雙方決定統壹體的演化，具有強烈的內因決定論性質，由此導出了馬克思武斷的社會決定論。分數維結構的混噸系統具有無窮的非決定論的分叉演化點，否定之否定規律根本套不上。辯證法被濫用的原因源於其核心的“否定原則”。黑格爾認為：“對這壹原則而言，沒有東西是永恒不變的，沒有東西是絕對神聖的，而且這否定原則能夠冒壹切事物的任何風險並承擔壹切事物的任何損失。”但否定概念的內涵比變化概念的內涵豐富，將否定概念哲學化等於把其比變化概念多出的部分內涵強加到充滿了無窮變化的物質世界中。用正題、反題和合題的簡單規定將否定原則組織成辯證法模型，來解釋世界的所有運動，必然導致用少數狹隘的天條強行規定無限復雜的自然界。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就是變戲法、就是在不斷地詭辯。“否定之否定”規律表現為：“原始公有制——私有制——共產主義公有制”；“原始公妻制——夫妻家庭制——共產主義的公妻制、無家制”。恩格斯用“麥粒——麥苗——麥粒”來證明“否定之否定”規律的成立是錯誤的。從麥粒到麥苗，是麥子的兩個階段，其基因並未變化，不過是同壹生命發生了存在形式轉化而已，這在生物學上叫個體的發育，並不是對原有生命的否定；而新麥粒是新生命的開始，基因已發生了變化，是對上壹代生命的否定。對於生命來說，有壹次否定就夠了，焉用兩次？其錯誤實在太低級，他連“形式”與“實質”的區別都拎無清：麥粒變成麥苗只是形式變化，實質沒變，而麥苗枯萎死亡則是生命結束，發生了從有生命到無生命的實質改變。可見，辯證法根本不成立！馬克思主義說：勞動創造了人類，而勞動又是人類的勞動[恩格斯說，勞動是人的本質]。這完全是繞口令：必然是人的勞動創造人，人自己創造人，沒有回答人的來源。後來，出了達爾文的進化論，馬克思主義連忙說人來源於猴子。可至今沒有科學的證據。馬克思這種繞口令的學說只能騙些流氓傻子。什麽“武器的批判”、“批判的武器”等等。把人弄糊塗了，就證明馬克思主義先進，真是荒唐！第99節歷史唯物主義批判 1．漠視生命、忽視人恩格斯曾說，“馬克思使歷史第壹次被安置在它的真正基礎上：壹個很明顯而以前完全被人忽略的事實，即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就是說首先必須勞動，然後才能爭取統治，從事政治、宗教和哲學等等，——這壹很明顯的事實在歷史上應有的權威此時終於被承認了”。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就是說首先必須勞動，完全沒有道理。在伊甸園的亞當就不需勞動，小孩子也不須勞動，老人也無須勞動。首先是消費，其次才有精力勞動！最初人類消費東西哪裏來的，上帝造的賜給人類的，人被趕出伊甸園後就要勞動了。唯物主義認為不是人類自身，而是人所創造的經濟和物質生產力決定了人、社會和人類歷史。難道人吃不飽飯就不允許有自己的信仰嗎？追求高尚的思想境界必須先有富足的生活嗎？耶穌說過“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神口裏所出的壹切話。” 恩格斯晚年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起源》中，已經認識到唯物主義不能解釋原始社會；原始社會不是首先由經濟決定的，而是首先由人的原因決定的，是由人的繁衍和血緣關系決定的，因此提出人的生產和再生產的概念，與物質生產並列，稱為2種生產。事實上，整個人類社會，從總體上說來，都是由人類自身發展決定的。正是人的生產和再生產，也就是人自身的發展程度，決定了物質生產發展的程度；不是物質生產決定人類社會；不是經濟決定人、決定人類社會。社會是由人的發展程度決定的，不是由經濟決定的；是人和人的發展程度決定了經濟層次和水平，而不是相反。馬克思把經濟說成基礎，他著眼於“產”權的變化。經濟決定人和人類社會的現象，只是人類社會特定階段的異化現象。不僅原始社會直接表現為由人的自身發展來決定，而且未來社會也將直接表現為由人自身的發展來決定。財產無論它對於人多麽重要，它也在人身之外。經濟再重要，不可能比人重要。不是經濟創造人，而是人創造經濟；不是人為經濟服務，而是經濟為人服務。馬克思之所以產生經濟唯物主義的錯誤，是他沒有能夠認識到物質生產力不過是人的精神、智力和知識的物化，它只是生產力諸要素中，並非最後決定的因數。馬克思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理論是毫無根據的。在社會發展過程中，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統統都是人類智慧的結果，是一棵樹上長出來的兩個果實。唯物主義忽視了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唯物主義把壹切都歸結為物質，所以中國的媒體、人民都特別關註物質利益。比如說那個地方爆炸了或橋塌了，包括9.11事件，中國媒體報道的是首先損失了多少錢，往往把死了多少人放在後面甚至壹筆帶過。所以，從整體上說唯物主義是容易漠視生命的，歐洲人常常將唯物主義作為貶義詞來用，就是認為唯物主義者沒有信仰，缺乏人文關懷和道德。唯物主義者眼裏只有物質，最終會走向唯利是圖、走向腐敗的泥潭。 2．忽視精神唯物主義說物質決定意識。事實上，沒有設計就沒有大樓，沒有木匠心裏的桌子，也就沒有放餐具的桌子。對壹個完整的人來說，他面對著兩個世界：精神世界和物質世界。指向精神世界的就是人的自由意誌，而指向物質世界的就是人的生存意誌。從精神世界中產生真理，從物質世界中產生知識。可是，唯物論和進化論說，實際上只有壹個世界，這個世界就是物質世界。信仰唯物論和進化論的人們對精神世界開始蔑視起來了、逃避起來了，從而就少了壹個世界。少壹個世界就是少壹份思考，少壹份深刻，少壹份豐富，這種人不愚蠢是不可能的。唯物論、進化論以為：人只是結構復雜壹點的物體，良心是道德灌輸的結果，與人的天性無關，而道德和法律規條，則只是為了減少人對人的傷害和社會的和諧而純屬人們之間的協議之物，甚至是統治階級為了自己的利益而制訂出來控制人們行為的。只有物質利益追求是唯壹正確的追求，而涵養神聖人性、充實神聖人性則被視為無藉和荒唐。也就是說，唯物論、進化論教導人們接受的就是唯功利論，而壹個唯功利論者必然失去理性的思維。原來悟性只有被神聖人性所有，直覺、靈感都是神聖人性的直接判斷和深刻洞察，人們的大智慧無不植根於人的神聖人性裏面；壹切取得重大成就的藝術家們，無不是悲天憫人的人們。而當神聖人性遭到否定時，也就等於人們拒絕了他的悟性、關閉了直覺和靈感的通道，只給自己留下了“算計”這種思維。從而使得信仰唯物論、進化論的人們徹底失去了以神聖人性為根據地的大智慧而只剩下了理智地精打細算方面的小技巧。這足以使人們愚蠢起來！

　　唯物論和進化論要求人們凡事都要尋求和註重物質依據，把人們心靈的判斷和悟性思考當作是無藉的胡思亂想。可是，在精神學科領域內，人們想找到物質的依據是不可能的，尤其是越是精深細微的方面，越與任何物質毫不相關。從而阻礙了精神學科的發展。唯物論和進化論把壹些什麽“進化、發展、進步”的毒草種植在了人們的心靈深處。從而信仰它們的人們堅信越是新產生的東西越是有道理，傳統就是迷信、虛妄和愚蠢的代名詞。從而信仰它們的人們徹底地失去了傳統、失去了歷史、失去了無以數計的悟性和智慧的結論。雖然今天的中國高校也在講中國文學史、中國哲學史，但所註重和揀拾的只是有關物質和欲望的垃圾，而真正精粹的部分卻往往被當作迷信和錯誤加以批判。在唯物主義的世界觀裏, 人權是後天的客觀存在, 因此墮胎問題是各方權力與利益在客觀上的取舍。而在唯心主義的世界觀裏, 人權的核心問題就是人性問題, 是道德標準問題, 所以墮胎行為是對人類社會賴以生存先天精神準則的破壞。馬克思的另壹個錯誤，乃是實踐唯物主義。馬克思主義認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實踐是人的社會活動，人作為有限的存在，人的實踐怎麽能檢驗真理呢？牛頓說時空是絕對的，萬有引力是客觀存在的力；愛因斯坦發現，時空是物質的存在形式，萬有引力是表象，是物質引起了空間的彎曲。病又以測不準原理反駁了愛因斯坦，今後，還會有發展。哪個實踐能檢驗出真理呢？實踐只是接近真理罷了。實踐唯物主義把實踐和客體，實踐和物質等同起來，就象經濟唯物主義把經濟和壹般物質等同起來壹樣，它把作為意識結果的實踐，當作意識的起點和本源。事實上，沒有意識的參與，實踐是甚麽也檢驗不了的。這壹謬誤造成了“付學費”、“摸石頭過河”等等大量損失，是嚴重輕視科學的表現之壹。  3．唯生產力論的困境唯物主義總是強調生產力、經濟對社會的決定作用，把文化、政治擺在後面。歷史事實卻相反：先有公平競爭的觀念，才有古代的公平競爭的奧運會[公元前776年—公元394年，古代奧運會歷史長達1175年]，而當時並未有公平競爭的商品經濟。 11世紀地中海兩個最大的貿易集團是熱那亞商人和馬格裏布商人集團，熱亞拉是拉丁世界的壹部分信仰個人主義，馬格裏布是穆斯林的壹分子信仰集體主義。熱亞那出現了契約、行會、產權，發展成著名的城市共和國；相反，穆斯林的集體主義使馬格裏布演變為極權主義國家。16-17世紀的西班牙是殖民強國，黃金比英國多得多，軍力也強的多，可後來英國成了民主自由的中心、世界科學的中心和產業革命的發祥地。原因在於：英國有自由主義的傳統；西班牙被穆斯林統治過，專制的集體主義思想嚴重，從而使西班牙日益落後。英國先有政治革命，即清教革命和光榮革命，在清教革命和光榮革解放思想的推動下，發展科學，產生牛頓力學。牛頓力學逐步轉為技術，再過壹百年，產生工業革命，然後才產生現代產業和現代生產力，產生現代工人階級。這與經濟決定論先有生產力，後有生產關系，再有其它經濟關系或“經濟基礎”，最後才產生政治革命的教條是完全相反的。  就美國說來，美國的獨立戰爭比英國清教革命遲了壹百幾十年，當時的產業革命還沒有開始，美國全國都是農民，沒有產業工人，同時還有奴隸制度，生產力仍然不比中國鴉片戰爭時期先進。美國的資本主義社會和經濟關系，以及產業革命和產業工人，是在獨立革命、建立民主制度後逐步發展起來的。其中奴隸制度到南北戰爭時才廢除。幾乎所有的歷史事實都說明，先有政治革命或政治改革，後有經濟變革，然後才產生相應的階級。按馬克思主義的經濟決定論，俄羅斯就不該搞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俄羅斯與自由民主的美國競賽卻越來越窮，搞得眾叛親離，最後俄羅斯人觀念更新搞起了資本主義，重新走上了資本主義的道路，近年來人們的收入水平有大幅度的提高。捷克在資本主義的奧匈帝國時期人均收入水平遠遠高於奧地利人；搞了社會主義制度後，捷克的人均收入水平卻遠遠落後於資本主義的奧地利人。所以，1989年的捷克更是90%以上的人要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到1999年，東歐人均收入水平已翻了壹番；而堅持社會主義的北朝鮮還在饑寒交迫中煎熬，正等待著世界人民的援助呢。民主觀念已為東歐人、俄羅斯人所接受，這和他們基督教[東正教是基督教的壹個分支]的傳統有關。《聖經》裏說：人是由神而來，所以人人平等[基督教的興起是人類爭平等運動的第壹個高峰]；人都是有原罪的，所以給人的權力不能太大；愛妳的鄰人愛妳的仇人，這是博愛、寬容、人權神聖不可侵犯的基礎。受奴役的猶太民族產生了這些民主思想的精華是無法用唯物主義的經濟決定論來說明的。如果用生產力標準來說明執政的合法性的話，那麽，東北在日本占領期間保持了經濟較大發展；之後受到“國軍”、“共軍”的反復蹂躪，產量空前下降，如鋼產量就減少了十分之九，那麽會得出怎樣的結論呢？民國初期中國的紡織面粉業也就居世界前二位，就初步建立了公交車系統就有了電梯出現了小轎車，中國就萌芽出世界級的民營企業。二戰後中國就以世界五大國的成員成為東亞霸主，二戰已經結束半個多世紀了，戰敗國日本已經和平掘起，而中國的現實卻是如此…。 50年代中國經濟的發展受長官意誌的幹擾，極左政策及“文化大革命”的結果是把國民經濟引到了瀕臨崩潰的邊緣，連滿足城鄉人民“吃穿用”的基本生存需要都十分困難。到1978年，中國的許多人均經濟指標，尤其是與生活水平相關的指標，並未超過1957年，甚至未超過1936年的水平。用生產力標準來判斷執政的合法性又將得出什麽結論呢？歷史唯物論是錯誤的，經濟搞得好不壹定政治就能上路。德國希特勒時期的經濟政策是最成功的，那時德國是歐洲第壹個走出大蕭條、失業迅速減少、經濟高速發展、全世界第壹個修高速公路的國家，但因為政治專制，走向了戰爭。中國目前的政治秩序極有可能因權力轉移無公平規則而走向動亂，也可能步當年德國的後塵。唯物論者只能把人類引向災難和毀滅，共產黨極權專制恐怖統治中國幾十年，就已經餓死、害死、冤死中國人八千萬，最少有兩億人遭受家破人亡，妻離子散之害，唯物論這個邪說的禍害已經遠遠超過了洪水猛獸。 4．經濟富裕與政治民主沒有必然的相關性經濟決定論認為經濟改革必將導致政治改革、經濟增長必將導致政治民主。既然中國政府在不斷地深化經濟改革、中國的經濟在持續地高速增長，因此許多人斷言，中國已經走上了民主轉型的康莊大道，伴隨著經濟發展，中國的政治也勢必愈來愈民主愈開放。其實，經濟決定論只是壹套神話，壹套危險的神話。第壹、由於人具有自由意誌，由於人類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知識的增長，而知識的增長具有不可預見性，所以人類社會的發展變化並不存在所謂客觀規律。任何決定論，包括經濟決定論都是站不住腳的。有時候，人們的物質生活越提高，他們對政治參與的願望越強烈。在這裏，經濟發展是政治改革的催化劑。有時候，人們越是有機會發財致富，他們越是對政治改革漠不關心。在這裏，經濟發展又成了政治改革的替代品。所以，啊斯特（Jon Elster）否認我們可以從社會研究中得出規律。他認為我們只可能找出機制（mechanism），據此對人類的行為作出解釋。這就是說，我們必須參照其它因素，才可能對某壹特定社會中經濟發展與政治演變的關系做出壹種趨勢性的分析。第二、經濟發展、經濟改革既非政治民主和政治改革的充分條件，也非其必要條件。希特勒統治之下的德國曾經取得驚人的經濟增長，但是它並沒有導致政治民主，相反卻強化了極權專制。俄國、東歐和蒙古的經驗則證明，共產專制國家實現民主轉型並不必須以市場經濟和中產階級為前提。中國的中產階級有三個特點：1.中產階級的很大壹部分是在現存政治體制內部產生的，是這個體制的得益者；2.中產階級沒有自己的集體意識，不可能產生獨立的意識形態；3.中產階級沒有參加公共事物的途徑和能力。從這三個方面看，中產階級的增長不足以在短期內促成中國的政治變革。第三、共產黨從來沒有承認過民主原則，它把自己的壹黨專政看作天經地義。中共統治既沒有民主，也沒有自由。目前，中共統治下的自由，遠遠不如國民黨時期。直到今天，它還壹再宣稱反對“資產階級式民主”，發誓要堅持黨的領導“永不變色”。中國的經濟越發展，共產黨越是把功勞記在自己的帳上，搞起專制來越是“理直氣壯”。其次，中共的腐敗的深度和廣度是其他政黨無法比擬的，他們必將為其利益而拼命維護壹黨獨裁。第四、“六四”後不同於“六四”前。“六四”前的中國，經濟改革起到了促進政治改革的作用。因為經濟改革就是改掉計劃經濟重建市場經濟，這就在意識形態上顛覆了共產黨統治的合法性，所以它順理成章地強化了政治改革的正當性，強化了人們對政治改革的要求。然而在“六四”之後，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徹底破產，共產黨的統治淪為赤裸裸的暴力統治，它只有憑著經濟發展的成就即所謂政績為自己的存在辯護。所以在“六四”之後，經濟增長反而成了中共當局抵制民主改革的借口。第五、由於缺少公眾監督和民主參與，“六四”後的經濟改革必然淪為權勢者對普通民眾的公開掠奪。這樣的改革越深入，權勢者們越不願、也越不敢再進行政治改革。在這種畸形改革下成長起來的許多中產階級成員，即便他們不屬於分贓集團，即便他們也有政治改革的要求或願望，但是由於他們清楚地意識到目前整個經濟秩序是建立在極大的不公正之上，而自己的經濟利益又和這種不公正的經濟秩序有著難以分割的關系，他們擔心政治的變革會引發經濟清算，從而導致現有經濟秩序的混亂乃至瓦解，進而危及自己的經濟利益，所以對政治改革抱著十分矛盾的態度、欲迎又拒。

　　由此觀之，在今日中國，經濟改革並不會導致政治改革。在今日中國，與其說經濟的增長，不如說經濟的危機，更可能成為政治改革的驅動力。

　　斯大林5種制度說難成立

　　馬克思提出過古代的[即奴隸]、封建、資本主義、共產主義制度的說法，他說東方壹直是亞細亞社會。後來斯大林對馬恩進行歸納得出了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共產主義的5種社會說，人類社會就按這個秩序發展著，共產主義是人類的最高階段。

　　人類社會經歷5種制度的說法肯定是不符合歷史真相的，是錯的。

　　1．首先劃分五種社會的標準是什麽？

　　用生產力如工具或人均收入來衡量，怎麽能計算清楚不同時代的生產力指標。

　　用生產關系如看生產資料在誰手裏來衡量，根據這個標準，譬如說在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土地都為少數人控制著；為什麽有農奴和奴隸的區分呢？

　　奴隸無非是沒有壹點自主權，在主人的指揮下活動；封建農奴是有自主權的生產，他們對封建領主實行承包制的生產，但受領主直接領導與控制；而農民的自主權更大壹些，中國唐代的農民是國家的農奴，他們要向國家交“租庸調”，因他們的土地是國家均給他們的；他們自由度雖然大壹些，但總是“為他人做嫁衣裳”，最後是“四海無閑田，農夫猶餓死！

　　可見，奴隸、農奴與農民的命運都是悲慘的，他們的區別只是管理制度的自由度大小的不同而造成。

　　2．用自由來劃分人類社會

　　既然管理制度的自由度大小的是區分的標準，那就幹脆用自由這個指標來劃分人類的政治經濟制度。凡是壹個社會的政治經濟制度保障了人的基本自由權的，就叫自由社會；凡是壹個社會的政治經濟制度剝奪人的基本自由權的，就叫奴隸社會。

　　分析人類的制度，當然要分析政治經濟制度的性質。制度的性質只有2種：自由與奴役；拜神的社會得自由，無神的社會受奴役。

　　康德首先提出了人類共史的思想，並將自由視為理性社會的終點。黑格爾在法國革命後也曾提出人類歷史的最高階段是以自由為核心的憲政國家。

　　19世紀30年代，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就斷言：人類向民主的發展是“事所必至，天意使然”；社會的每項進步都是推動民主的助力。

　　英國工黨理論家吉登斯認為，現在的世界是“壹個資本主義已經無可替代的世界”，“現在似乎再沒有人認為除了資本主義我們還有什麽別的選擇”。

　　1989年夏，日裔美國學者法蘭西斯.山(Francis Fukuyama)宣稱自由民主制度將成為人類政府的最終形式，這是意識形態的終結點，也是歷史發展的終結點。歷史發展的趨勢表明，源自美國、法國革命的自由主義民主制度最終將成為人類社會的共同選擇。

　　福山認為，人類歷史的發展最終有可能像康德和黑格爾預測的那樣殊途同歸，這是因為所有人都分享兩種最基本的人性追求：自由和人的尊嚴。

　　隨著經濟技術尤其是信息技術不可阻遏的進步，隨著交往的擴大和教育水平的提高，社會變得越來越平等，人們的自主精神和自治能力在不斷提升，公民的政治參與意識日益增強。這壹切都推動著自由民主。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為此作出了結論：民主是超越文化界限的普遍真理。當代社會要求以民主的方式分配政治資源，組織政治權力；如果拒不承認這個真理，就會為此付出難以承受的代價。所以，現代政治必然是某種形式的民主政治。

　　殖民時期的美國屬於半自由的社會，因為上面有英國政府的壓迫。獨立後致南北戰爭前，美國有奴隸制度，但奴隸制不是民主本身帶來的，而是在民主制度建立前就存在的。正是自由民主制度的建立為最終消滅奴隸制創造了條件和動力！所以，獨立後的美國是自由社會。

　　所以，人類社會只有2種類型的制度即自由制度和奴隸制度[原始社會暫時不討論]。封建制度不過是這2種類型的制度的中間狀態，它或者向自由制度或向奴隸制度的方向轉化。

　　3．奴隸制度的種類

　　當然奴隸制度有很多亞種類。譬如：古埃及的奴隸制度是國家中央集權的官僚奴隸制度，農民被固定在土地上，壹切行動聽官僚和最高領袖法老的指揮，所以才有金字塔之類的工程。

　　秦始皇的制度與古埃及相似，所以修了長城。中國的皇帝專制與古埃及的奴隸制度相比，多了點土地買賣，但買去賣來，土地仍然屬於皇帝所有。西周是分封的宗法的奴隸制度。

　　古埃及的奴隸制度與蘇聯制度類似的，蘇聯制度比古埃及的奴隸制度多了個科學的計劃而已！共產主義是奴隸主義的最高形態，蘇聯所奉行的社會制度是人類歷史上最黑暗、最狡詐、最貪婪、最毒辣的特權奴隸制度。

　　這4種制度本質上是奴隸制度，因為他們都剝奪人的基本自由權如言論自由等權利。

　　集體主義批判

　　1．集體主義奴役人

　　壹個網友講了他的經歷：在美國有困難時，美國人伸出人道之手，而中國人則要麽敲詐要麽冷漠不理。這說明：中國傳統集體主義文化極力扼殺個人主義的同時也扼殺了人道。

　　另壹網友說：我媽去縣城半路上心臟病復發，村子裏的人見到後，用喇叭喊叫了起來。結果幾十人前去搭救，包括那村的赤腳醫生。那些人不認識我們，純粹是人道支援。兩年後，我媽到北京，風和日麗我陪她去頤和園遊玩。回去在332路電車裏，她突然心臟病又犯了，車裏除了我倆只有五六個人站著，其它人全有座位。我大喊幫忙，身邊的人沒壹個站起來給我媽讓座。車子在抖動，我抱不住她，只好讓她慢慢地坐在車裏的地板上。

　　為什麽有這麽大的反差呢？因為：農民因在自留地上精耕細作，其文化中壹直有個人主義的成分。所以，他們還保留著人道主義精神。全民所有制的城裏人，個人主義全被扼殺，人道主義也就淡漠了。

　　有人問：人道不是奉獻嗎？它怎會跟自私的個人主義有緣？

　　因為個人主義是自然行為。譬如：農村的隊長每天督促社員幹活，對怠工者開批判會以懲戒，但對集體的莊稼誰也不上心；自留地裏的莊稼反而綠油油，根本不需要隊長費心。所以，個人主義是自然行為，而集體主義是反自然行為。熱力學定律說：有序度越高，維持該有序狀態需要的能量就越大。集體主義是高度有序狀態，維持該狀態的能量非常巨大。這導致了中國幾千年來生產力發展極慢，因為能量全部用來維持這個高度有序狀態了。這也是個人主義文化支撐的資本主義發展迅猛的原因。

　　在集體主義統治下的人民，由於對集體主義有極強的逆反心理。他們認為壹切無私奉獻都是集體主義貨色，而對他人施人道就是無私奉獻的內容，也就自然而然地被他們歸類為集體主義而遭鄙視。這是他們唯壹能對集體主義發泄不滿的途徑了，否則就有砍頭的危險。比如，在毛共時代，誰要是想把原來本屬於自己但被共產了的豪宅要回來，毫無疑問會掉腦袋。

　　個人主義文化支撐的資本主義國民為何會人道？因為壹方面他們沒有官方的有意強調而產生的逆反心理；另壹方面，在個人主義文化根基上建立起來的制度保護著每個人的人權。而人權和人道都是符合自然天性的，無須靠消耗巨大能量來維持的。所以，個人主義文化支撐的資本主義社會在體現人權的同時也體現人道。凡是有人道主義的國家，人權狀況肯定最好；沒有人權的國家，人道主義不被批判就不錯了。

　　因為在集體主義文化統治下，人民的逆反心理使壹切政治說教都成了自欺欺人的笑料。在人民心目中雷鋒成了傻子，“學雷鋒見行動”如果有行動的話，也是成了入黨的敲門磚。所以，在沒有個人主義文化的專制國家，想靠雷鋒精神來建立人道主義那是緣木求魚。

　　集體主義文化維持的專制制度，越是學雷鋒，人心越是冷漠。而且，雷鋒精神培養出來的不是貪官就是盜賊。

　　集體主義總是把把集體、族群的利益看得至高無上，集體主義必定是把某個集團的特殊價值觀強加給了整個集體的。集體主義作為社會主義道德原則是斯大林1934年提出的，指壹切言行以合乎無產階級及其廣大人民群眾集體利益為根本出發點的思想。集體主義的內容是：壹方面，從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堅持集體利益高於個人利益；另壹方面，在維護集體利益的前提下，把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結合起來，當兩者之間發生矛盾時，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在必要時甚至犧牲個人利益。

　　共產黨詞典裏的“公”，就是他們自己。壹旦大家都按其要求“為公”了，也就心甘情願的受其奴役了。“大公無私”，就是要天下的人都放棄自己的“私”，壹心壹意地為他們“壹黨的私”效力。他們強迫別人放棄個人權利，為集體而犧牲個人，表面上看是整體利益，但強調者的真正目的，不過是以國家民族的名義，將壹切利益都攫取到自己手中。當他們地位不穩時，就先將這些攫取物以國家的名義儲存起來。壹旦地位穩固，他們甚至連將這些攫取來的利益放在國家銀行裏儲蓄片刻的耐心都沒有，頃刻間就化為他們為所欲為的特權。

　　集體主義是支持專制的強大力量。集體主義是扼殺人性的最惡毒的兇手，血流成河的百年烏托邦史已作了有力的證供。集體主義以奴役人為目的，是不人道的。

　　集體主義教育本質上是壹種勢利教育。勢利原則就是利益至上。集體主義的精髓就是：對外，比整體實力大小；對內，制訂總目標，按對總目標的貢獻大小給個體排座次、定名分，這都是按集體的勢利原則決定最相宜態度，謀求最優的方案。什麽道義、禁忌，可以全然不顧，為達目的不擇手段，這實際上就是將勢利原則發揮到極至。以勢利為原則，則必然以自由、尊嚴為犧牲，而失去自由就失去壹切，失去尊嚴就失去了人性，淪落成了野獸。

　　集體主義造就的是無私的個人和極自私的領導人。專政者要求他人對自己盡忠；把他人當手段、當工具、當資源，從來沒把下屬當人。為欺騙群眾為其賣命，他們用集體主義哄人，說他們是集體的代表，個人沒理由拒絕，壹切必須服從組織，個人絕對服從領導。這種忘“我”道德的後果是個人在社會中無足輕重，甚至連個人的人身自由、前途、尊嚴、婚姻和生命都必須服從整體的需要，因而對人的積極性造成極大壓制、對人的尊嚴和權利造成了極大的摧殘。擁有這種絕對權力的統治者要求其下屬“毫不利己、專門利人”，下級都成了奴隸。這樣的集體已墮落為罪惡集體。和這樣集體的領導保持壹致，就是和罪惡保持壹致。

　　當領導者要求被領導者效忠，國家就已經不再是共和；當國民效忠領袖，就失去了自由表達的權力！壹個要人民效忠的領袖，絕對不是為人民服務的領袖！絕對不是人民的領袖。

　　在文革中，有壹句響徹雲霄的口號：“壹切學習毛主席，壹切服從毛主席，壹切緊跟毛主席”，最後是“壹切為了毛主席”。“壹切為了毛主席”就顛倒了主仆關系。毛主席應該是為老百姓服務的。如果億萬人民壹切都為了毛主席，毛主席不就成了主人了嗎？人民反倒成了仆人了？這樣壹條顛倒主仆關系的反動口號在中國居然響徹雲霄達十多年之久！

　　官方還堅守著“個人的事再大也是小（比如生命），集體的事再小也是大”的“崇高”的原則。這是對生命價值的褻瀆，是對生命尊嚴的踐踏，是對文明道德的鄙視。

　　在中共治下，國家重於泰山，民命輕於鴻毛。中國的戰爭文藝歌頌的是“敢死”精神：“頭可斷血可流，陣地不可丟！人在陣地在,誓與陣地共存亡!”人命不重要。

　　“頭可斷，血可流，國家財產不能丟”。歐陽海想推開站在鐵路上的騾子，讓疾馳的火車頭撞死；為保住國威奮起制服劫機犯的空勤人員成了全國歡呼的英雄，導致後來的效法者造成震驚中外的白雲山空難……。1988年14歲的賴寧為保護地面衛星接收站的安全，撲滅山火時獻出了寶貴的生命，成了少年英雄。1994年4月，遼寧省瓦房店市許家屯鎮東馬屯小學對面的山上發生山火，十幾名小學生爭先恐後去救火，結果8個孩子葬身火海；事後有關部門評估，那場山火沒有造成任何經濟損失。

　　1970年雲南通海大地震，15621人死亡，被隱瞞。1976年唐山大地震，死亡24萬2769人，重傷16萬4851人，別說降國旗了，還不同程度地隱瞞震級、隱瞞死亡人數。

　　面對如此巨大的自然災害，起初居然想對全國人民封鎖消息。國際地震情報界，從美國阿拉斯加帕默天文臺到瑞典烏普薩拉地震研究所到日本氣象廳到臺北氣象局－－都率先報道中國發生了強烈地震。中共當局這才跟在外國人後面通過新華通訊社向世界宣布：我國河北省翼東地區的唐山－豐南壹帶，7月28日3時42分發生強烈地震……”

　　當時美國、英國、日本以及聯合國秘書長瓦爾德海姆等，都明確表示向中國提供緊急援助和醫療物質。尤其是最有抗震和救援經驗的日本，當時的外相宮澤喜壹在內閣會議提出緊急援助中國方案獲通過後，立即準備了藥物，衣物，帳篷等。但所有這些外國援助，壹律遭到了中共的拒絕。中共害怕國際社會看到中國人民的生活是何等的貧困，害怕中國人民認識到自己處在水深火熱之中，居然不顧災人的死活，斷然拒絕壹切國際援助、拒絕臺灣的援助，宣稱：“中國人民決心以自力更生精神克服困難。”中央慰問災區團到唐山，中共領導人說，“我們堂堂中華人民共和國，用不著別人插手，用不著別人支持我們！”天災不可避免，但瘋狂政府所帶來的人禍遠比天災更荒唐，所造成的生命損失遠比天災更慘重。

　　《中國地震報》記者錢鋼出版了《唐山大地震》壹書（香港中華書局 1999年修訂版）。該書說，當時國家地震局正在忙於“批鄧反右”的階級鬥爭，根本弄不清震中在哪裏，只好派出地震勘察隊，去北京外的四個方向查找。最後在半路上遇到唐山地震的幾個幸存者正開車向北京報警，才得知“唐山全平了”。這時距唐山地震已兩個半小時之久。也就是說，至少在唐山地震後的 150分鐘之內，這個災難城市沒有得到任何外部援助。

　　得知“震中”是唐山之後，政治局開會提出，首先要確保北京，要求國家地震總局局長不得去震中的唐山，留在北京時刻等待命令。直到那幾位唐山幸存者，開著救護車壹路狂奔到北京，在中南海的政治局會議上哭訴了唐山的慘狀後，當局才決定向唐山派出救援軍隊。

　　可開進去的軍隊卻沒有帶起重機、電焊、切割機等必要的大型機器救援設備，那些被壓在石板下的幸存者，很多就眼睜睜地最後死亡。壹位名叫豐承渤的20歲女護士，“她的下半身被夾壓在巨大的樓板和鐵床架之間，上半身卻完好無損。”因為救援部隊只帶了鍬、鎬等，沒有辦法把她搶救出來。曾想過截肢，但醫生說，“沒條件輸血，壹截肢就死”。靠救援者給這個女孩子餵飯、給水，這個姑娘就這樣挺了壹天壹夜，在生命垂危之際，她最後壹個要求是，給她梳梳頭。她的壹位女友用十指做梳，給她梳平了散亂的長發，之後，這位女孩子，在石板的夾縫中停止了呼吸。

　　錢鋼說：唐山地震十天後才調進去吊車、切割機等救援設備。在這地震後長達240個小時裏，不知有多少像那位女孩子壹樣的幸存者，被夾在石板或重物之下，活活地“等”死了。在唐山地震前，中國已發生過邢臺地震等，救援部隊需要帶吊車、電鋸、電焊切割機等大型機械，這些都是地震救援常識，但中共當局顯然沒有認真做救援操練和準備。

　　還有更荒唐的事情，派去唐山救援的解放軍，有的不去救人，卻去“搶救”倒塌在金庫裏的“國家財產”。據《解放軍報》報道，唐山新華中路銀行金庫有91萬 5千1百59元零9分錢被埋在廢墟中，去救援的軍隊不去救人，卻全力挖錢，不僅最後找到全部紙幣，還找到絕大部份硬幣。最後只差5元3角9分錢沒找到，連銀行的人都說，5元數目不大，不用再找了，但那些軍人卻堅持說，“別說5元，就是5厘也得扒出來”。又經過三個小時，最後只差5分錢沒找到。按規定，銀行允許誤差萬分之壹，5分已屬這個限度，不需再找了。但那些戰士仍不罷休，堅持再找，最後又找到3分錢，僅差2分錢了，還是要找，“在漸濃的夜色中，擰開手電尋找”，“扒開不知扒了多少遍的泥土摸索”，最後終於摸到了那枚2分硬幣。中國人民解放軍簡直瘋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

　　1994年12月8日16時，克拉瑪依市教委組織15所中、小學15個規範班和教師家長等796人（每所學校組織最漂亮的40多名學生歌舞隊）在友誼館為區教育檢查團進行文藝匯報演出。齊聲高唱“共產黨好”、“社會主義好”；現場氣氛熱烈，歡歌笑語。

　　18時20分左右，舞臺上方的壹盞照明燈烤燃了附近的紗幕，坐在前排的人們聞到了壹股淡淡的焦糊味。很多人認為僅僅是壹個不和諧的小插曲而已，演出繼續進行。壹分鐘後火勢蔓延，電線短路，所有燈光瞬間熄滅，高高的幕布帶著火苗砸向人群。人們瘋狂逃竄。當時的主持人大喊：“大家不要吵，不要動，讓領導先走，讓領導先走！”

　　學生們很聽話，都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不動；等官員與教育局所有在場的26個官員都從第—排撤退到最後壹排的出口處“先走”了之後，教師才開始組織學生撤離，但此時唯壹的逃生之路已被熊熊火焰堵住（當時劇場只開放壹個安全門，其余安全門均鎖著）！此時的友誼館變成了壹個完全封閉的大火爐。反應快的壹批人成功逃生，而剩下的人們則成了火爐中肆意烘烤的人肉燃料，僅僅過了二十幾分鐘，壹切都結束了。

　　大火中，死亡325人，包括少數民族73人；其中288人是年齡在8～14周歲的中小學生，其中的獨生子女占98%；60%小學生死亡，幾乎都是被踩傷後煙熏死的；有近百名孩子是被人擠死或踩死的；在孩子們弱小的屍體上，有成年男人的大皮鞋印，也有成年女人細若尖刃的鞋跟所踩下的血洞；壹名被踩破肚皮的小男孩，被運往殯儀館時，腸子還拖在地上。130名中小學生終身致殘的。

　　火災中有40位老師在場，就有36位遇難殉職！這些教師不愧是在烈火中永生的英雄！

　　有壹名舞蹈教師，前後幫助12名孩子逃生，她自己的兒子卻葬身火海。據報道：克市第八小學三年二班的老師孟翠芬是壹位己經辦了退休又返聘的白發蒼蒼的老人，人們在撲滅大火後發現她時，孟老師的頭和背已被燒焦。但是，她的兩只臂肘下壹邊護著壹名學生，其中壹名學生的心臟還在微弱跳動，他還活著！

　　第八小學校長張莉和市壹中副校長倪振性，都是幾次把學生推出火海，自己最後被大火燒得面目全非。然而他們的遺體都是張開雙臂，還像母雞護著小雞壹樣，在墻邊圍護著幾位死去的學生。市第七中學的周健老師，在大火襲來時，正用力撐著往下落的卷簾門。”他只要向前跨壹步，就可以脫離火海，可是他—直堅持著站在原地用肩膀撐起鐵門，“活著的學生看見他最後三次用壹只手往外推出三位學生，最後倒了下去。

　　第壹小學的李平老師，戴著眼鏡，瘦弱的身影好幾次沖進火場救出十幾名學生，直到再也無法靠近猛烈的火焰時，這位老師才壹下子身體壹軟靠到墻上，她大喊了壹聲“我的孩子還沒出來！”接著就昏倒在地。人們後來發現許多老師的遺體，不是張開雙手拉學生，就是撲在學生的身上。他們在危難時刻，分明是在以自己的血肉之軀，在最後掩護孩子！

　　在場的克拉瑪依市副處級以上官員有20幾個，當時他們的位置離火源最近，離逃生門最遠，竟“奇跡般”地無—人傷亡，而且走出劇場門口時還個個衣冠楚楚！事實很清楚，是克拉瑪依市教委的主持官員葬送了學生逃生的時間與機會！造成了本來可以避免或減少的學生大批死亡的慘劇！作為大人，明知火災的危險，卻把孩子留置於死地而不顧，無異於故意殺害孩子！人類5千年歷史上最無恥的組織！

　　查法院判決書和當時媒體報道，在火災現場的市教委領導有如下2人：唐艦，原克拉瑪依市教委副主任，不指揮打開所有安全門和組織學生疏散，“只顧自己逃”。唐是下達“學生不要動，讓領導先走”罪惡命令的人！以玩忽職守罪判處有期徒刑5年。

　　況麗，原新疆石油管理局教育培訓中心黨委副書記。她憑借著對友誼館地形的熟悉鉆進了廁所，又憑著成年人的力氣，把原本可塞三十人以上的廁所反鎖頂上，任憑孩子們哭喊也絕不開門；事後在廁所門外地上發現壹百多具學生屍體。她還驕傲地告訴記者，“自己的逃生知識有多豐富”。以玩忽職守罪判處有期徒刑4年。

　　方天錄，新疆石油管理局副局長，在場的最高長官，只顧自己逃命。盡管他只被火星燒焦了幾綹白發，仍然壹頭鉆進小轎車直奔醫院找醫生“檢查身體”；盡管途中順路經過消防隊大門口，它也不下車報案。以玩忽職守罪僅判處有期徒刑5年。

　　克拉瑪依大火至今回響著壹句話：“學生們不要動，讓領導先走！”

　　“讓領導先走、讓領導先富起來”，幾千年來已成為國內官員的習慣。他們以仁義道德、“為人民服務”等謊言欺騙人民已三千年，它們是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的吸血鬼！

　　“讓領導先走，是全世界幾千年來最無恥的語言”！“先走的領導不配做人，不配做動物，他們是地球的病毒”。皇帝時代的“肅靜、回避”的招牌就是“讓領導先說”、“讓領導先走”的意思，當代中國和古代唯壹的區別，是老爺改成了領導，領導更無恥、更虛偽、更喪盡天良；那些領導和那些馬屁精是最卑鄙的！

　　克拉瑪依大火好象去了很遠，

　　大地上余熱未消陰魂未散，

　　那群罪惡的醜類仍在臺上：

　　續演人間假與真、醜與美、惡與善……

　　當殉難教師用聖潔的身軀，

　　護佑著孩子們幼小的生命。

　　“讓領導先走！”

　　如惡魔嚎叫，震動了大地，刺破了蒼天。

　　他們踏著師生們的鮮血，

　　把“三個代表” 用行動兌現。

　　他們自稱是人民群眾的“公仆”

　　卻絲毫沒有人的壹丁點心肝  天地難道只能無言的註視？  為什麽不把他們雷擊電斬！過去了，克拉瑪依的大火，  留下了，人民永恒的創傷…… 願這樣的慘劇永不發生，  願祥和的陽光永遠燦爛，  抹去吧，那荼毒新疆的幽靈，  離開吧，那愚弄人民的邪黨！  “泰坦尼克號”沈船之難,由於船上人多而救生艇不足，許多資產階級富翁和貴族人士不是利用各種優勢“先走”，而是紛紛主動讓出逃生機會，堅持讓婦女兒童先上救生艇，壹位富翁為此留下遺言：“我決不會讓壹個婦女兒童先我而死，我要死得象壹個男子漢！” 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發生了什麽事都是讓婦女和兒童先走的，看來我們和人家的差距不只是國力和經濟，最大最悲哀的差距是信仰的差距。  正是集體的利益高於生命利益的價值觀，導致全社會對生命的輕視。司機不珍愛行人的生命，醫生不珍愛病人的生命，事故時常發生。連石油工人也輕視農民的生命。2003年12月23日開縣井噴時，石油工人跑了，毒死了近300農民。若工人點火，死人可避免，設備會報廢；可工人為了設備，犧牲了農民。江澤民就SARS擴散講過：“死上200萬也不值得大驚小怪，不要亂了布局”。他拉攏軍隊，動輒壹次犒賞幾百億人民幣。他花27億元蓋大劇院，花上千億元搞大閱兵，卻嚴禁貧苦無救的當年誌願軍人上訪，何況在朝鮮的百萬屍骨！  美國的“9.11”國難、2003年3月韓國地鐵縱火案、俄羅斯核潛艇事故、莫斯科文化宮人質事件、別斯蘭人質事件、意大利在伊拉克陣亡的官兵、被綁架被殺害的英國工程師比格利，在這些悲慘事件中失去生命的民眾，都得到了降半旗的“待遇”。 2004年西班牙“3.11”爆炸案，死202人。3月12日1400萬西班牙人舉行了大規模的遊行，在馬德裏230萬人的隊伍前列，出現了歐洲各國領導人的身影，他們與首次遊行的西班牙王室成員壹起，並肩行進在風雨中。3月15日歐洲各大城市的建築物都降半旗對“3.11”事件死難者最深切的哀悼，3月24日西班牙又給死難者舉行了隆重的國葬！中共為重要首領和外國大人物死亡下半旗外，從未對百姓的重大傷亡下過半旗。199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法》規定，除了國家重要領導人逝世應下半旗外，“發生特別重大傷亡的不幸事件或者嚴重自然災害造成重大傷亡時，可以下半旗致哀”（第十四條第二款）。 1998年九江大堤決口所造成的特大洪災中，死亡人數達3656人，當局並沒按《國旗法》為死難者下半旗致哀。約壹個月後，國家主席楊尚昆逝世，卻獲得下半旗的哀榮。可見，中共黨國政要1人的價值超過了3656人。《紅旗飄飄》歌中講，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好啊好、飄啊飄，“我為妳驕傲、我為妳自豪、我為妳歌唱、我為妳歡呼”，…“五星紅旗，妳的名字比我的生命更重要”！這首歌集中表達了中共及其黨魁長達半個多世紀以來對中國人民造成巨大歷史災難和現實災難的原因、本質及其形式。只有五星紅旗最重要，而其它的壹切，包括人的壹切，統統不重要！為了五星紅旗江山壹統、萬世壹系、高高飄揚、永遠飄揚，哪裏還有人的生命？哪裏還有生命的價值？哪裏還有人的尊嚴、人的地位？哪裏還有人權？《紅旗飄飄》極端無恥地表達了極權主義意識形態：人的生命不重要！中國人的生命更是不重要！  正是把共慘主義看得比生命的尊嚴還重要，導致了1949-1978期間千萬知識分子淪為賤民受盡迫害；正是把共慘主義看得比人的尊嚴還重要，導致了大躍進大饑荒餓死4000多萬人，毛時代餓死1億1千多萬人；正是把共慘主義看得比人還重要，導致了慘絕人環的文化大革命，害死了2000多萬人；正是把社會主義看的比人重要，導致了我們至今難以擺脫壹黨專制的束縛；……

   2．集體主義的生活習慣批判

   據說馬可.波羅回到意大利的時候，他的家人問他在中國見到的最奇異的景觀是什麽，他說：“是壹張可以容納四、五十人吃飯的大圓桌。”家人又問這麽大的桌子怎麽夾得著菜，他說：“那筷子有壹米多，比手臂還長。”家人再問他比手臂還長的筷子怎麽能把菜送進嘴裏，他說：“我夾給妳吃，妳夾給他吃，他夾給我吃。” 筷子是壹種極端原始的、天然的工具，多數人種在剛開始學會使用工具時，都懂得用幾根樹枝來取代手夾起食物。東方人所使用的筷子就是樹枝的初級加工品，不含任何復雜的工藝技術。壹些沙漠或草原遊牧民族的先民，因為當時找不到樹枝，所以腦中缺少餐具的概念，形成現在吃手抓飯的傳統。而歐洲人卻率先進化，以石刀替代樹枝，進而發展到金屬刀具，最後又發展出叉子。西方人以肉食為主，樹枝和筷子等原始工具完全無法適應肉食，這就註定了西方人天然會發展出高級工具。中國的合餐制消滅了公共性與私人性的界限，使得對食物的消費異化為集體主義的相互侵犯過程。把自己的唾液留在他人即將享用的食物上，已經構成了對他人的侵權；而以友情、親情、上下級之情要求他人享用這食物，則意味著侵權上升為強權。這等於沒有將他人當作權利主體，因而從根本處否定了對方的人格。國人在聚餐時追求其樂融融的大團圓氛圍，但更講究尊卑有序和典讓有禮，這決定了侵權和被侵權的遊戲的不對稱性。地位高者對食物有優先享用權，自然可優先地把自己的唾液滲透到他人的身心。合餐制不但高效率地傳播著疾病，而且不斷演繹著古老的等級制，使許多人成了精神上、肉體上的病夫。合餐制使侵權和棄權成為人際交往的常態，是徹底的集體主義專制文化，國人對合餐制的迷戀說明建設公民文化在中國任重道遠。

   共產共妻腐朽禿頂

   1．流氓馬克思馬克思和恩格斯分別於1818年和1820年出生於德國，是共產主義的教父。馬克思17歲時遵從父命而學法律，壹離家，便開始在酒館徹夜鬼混，喝醉後便鬧事，多次負債被控受罰，幹盡了讓父母傷心的壞事。後來在壹群黑格爾追隨者的影響下，他開始自學哲學，並在23歲時獲得文憑。馬克思雖不是壹個君子，但是壹個才子，以致他當上了壹家報紙的總編，而這家報紙也因此淪為“萊茵河邊的娼妓”，受到警告。馬克思不得已去了巴黎，和流氓無產者走到了壹起，從此成了共產主義的鼓吹者。恩格斯起初是個左派富家公子：他繼承了收入豐厚的企業，馬克思人生的大部份靠他資助。1848年，二人合著了《共產黨宣言》，作為他們所屬的“共產國際”（Communist League）的行動綱領。起草“共產黨宣言”是共產主義聯盟交給他的任務，如果沒有恩格斯的支持，他差點就完不成這個無中生有的撒謊工程。共產主義無疑是馬克思在其惡劣心境下為無神論者編造的人間天堂，為流氓無產者提供了革命的理論依據。美國“人事”雜誌（Human Events）邀請了15位保守派學者和公共政策領袖組成壹個評委會，評比19到20世紀世界“十本最有害的書”（Ten Most Harmful Books）。《共產黨宣言》得了最高分，成為上兩個世紀“最有害的壹本書”。在德國的特裏爾小鎮“馬克思故居”裏，展廳裏刻有1989年柏林墻倒下時的壹句話：“Marx ist Murx”，意思就是“馬克思是垃圾”。 “壹個魔鬼在歐洲遊歷，這魔鬼叫共產主義”，這是《共產黨宣言》的首句。在中國，“魔鬼”被譯成了幽靈，英語中“鬼、魔鬼、幽靈”都是壹個詞。《共產黨宣言》中明確表示要“消滅家庭”：“我們用社會教育代替家庭教育，就是要消滅人們最親密的關系”。《共產黨宣言》說：“其實，我們的資產者裝得道貌岸然，對所謂的共產黨人的正式公妻制表示驚訝，那是再可笑不過了。公妻制無需共產黨人來實行，它差不多是壹向就有的”。馬克思默默承認了“共產黨人的正式公妻制”。在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國家的起源》壹書中討論過原始公有制和原始“公妻制”，共產主義是所謂的“否定之否定”，又回到了公有制和公妻制。公有制和公妻制都違反人性。馬克思到巴黎後就拒絕象正常人壹樣打工掙錢。他不僅不知孝敬父母，相反在失去了丈夫靠遺產生活的母親不再滿足他伸手要錢的願望後，就與她斷絕了來往。盡管他無心養家卻要結婚生育，以致讓妻子和孩子們跟著他忍饑挨餓。馬克思標榜與燕妮的純潔愛情，又與陪嫁的女傭私通。女傭叫海倫·德穆特，馬克思壹家叫她琳衡。她出生於貧苦農民家庭，幼年時就到馬克思的丈人威斯特華倫家做傭人。到了燕妮出嫁的時候，她被當作陪嫁。馬克思壹家對這個女仆倒是十分信任，除了讓她包下壹日三餐和家常雜務，還把緊巴巴的財務交給她。於是琳衡白天要操持壹家數口的衣食，晚上還要在燈下把壹個銅板掰作兩半。對主人的幾個女兒她更是視同己出。琳衡對馬克思的奉獻還超出了家務和財務。1850年，琳衡懷孕了。馬克思和燕妮之間於是爆發了可怕的爭吵。當孩子出生時，馬克思說服了他的忠誠戰友恩格斯承擔這個責任。恩格斯為了照顧“革命領袖”的威信，向燕妮謊稱自己是孩子之父。這個嬰兒取名為亨利·弗裏德裏希·德穆特。“弗裏德利希”就是恩格斯的名字，德穆特是女仆名字。馬克思當然不讓這個私生子留在自己的家裏，於是這個叫亨利的嬰兒被送到壹個工人家裏寄養，由恩格斯出錢。後來小亨利倒是可以去探望自己的娘，只是不能走正門，而必須從廚房的邊門進去。  壹次，馬克思與恩格斯同乘馬車路過倫敦東頭郊區，看到市井小民追打女人，馬克思如彈子壹般，從不停的馬車上，飛彈而出，身手強勁，壹記記直勾拳，打得瘦漢幾乎靈魂出竅，那被追打的女人揪住馬克思的黑胡子不放。同車的恩格斯猝不及防，及見到馬克思被市民圍住，才下車解圍，向大眾解釋馬克思是外國人，不懂勸架，介入了家庭糾紛，壹再向被打的丈夫及妻子道歉。回到車上，馬克思仍不明白救助被打的妻子，怎麽反被那女人揪住胡子？馬克思寫《資本論》，說凡是資本家都是喝人血的。馬克思的文章生前沒有人看。所以寫文章沒有飯吃。他是恩格斯每年給他300英鎊，而恩格斯的錢是從他開工廠的父親那來的。所以還是資本家養著馬克思，那是不是馬克思也是靠喝人血活著呢？恩格斯花錢宣傳馬克思，才在德國工人中有了點反應，可德國的工人黨並不相信馬克思的東西，他們當年制定了自己的哥達綱領，卻成了馬克思聲討的對象。1875年馬克思專門寫了《哥達綱領批判》壹書，批判了哥達綱領。馬克思發表了壹系列粗俗的反猶言論，馬克思不敬神，不守德，恨自己的民族和母親，所以才疾病不斷，窮困潦倒於1883死在英國，除了恩格斯外沒幾人對他表示哀悼。

　　馬克思女婿拉法格回憶錄記載，馬克思臨死前說：“我從來都不是馬克思主義者”。恩格斯患喉癌而死，臨死前不能說話，在壹個紙盤上寫下了：“弗來迪是馬克思的兒子，圖西把她的父親理想化了。”弗來迪就是那個男孩，而圖西是馬克思的女兒，她壹直以為自己的父親潔白無瑕，亨利真的是恩格斯的兒子。這私生子的故事公開在東德的紀念館裏。馬克思論證了工人階級的貧困，但在親身實踐中對女仆連工資都不給。琳衡無償地為馬克思壹家操持家務，還充當馬克思的性奴，死於1890年。她在馬克思家裏幹了壹輩子，到頭來兩手空空，連“雇傭勞動者”都不是。她的兒子後來當了機修工，成了名副其實的雇傭勞動者。他對革命沒有興趣，是改良主義工會的成員。馬克思的二女兒及女婿法國共產主義者拉法格，二人老年失去勞動能力，雙雙服藥自殺。 1871年法國人民和當時在巴黎的外國人都親自見證巴黎公社起義，巴黎公社社員是毫無理想、破壞成性的壹群流寇，住高樓大廈，吃美味珍饈，只知眼前快樂，不知有死。在巴黎公社暴亂期間，他們實行報禁；把給國王宣講的達爾布瓦大主教抓作人質槍斃，暴殺教士64人；縱火焚燒宮殿、官署民宅、紀功碑、銘勛柱，無不摧殘槌碎以為快事。法國首都富麗甲天下，歐洲無國可比，樓臺卻化為灰土，民眾慘成枯骨。兇殘慘酷之禍，古今所未有也。

   2．荒淫俄羅斯

   列寧在法國巴黎闖蕩江湖，混了很長時間，常去三流妓院玩女人，得了壹身花柳病。二十年後，潛伏的病菌發作，擴散到腦部，成了植物人，最後不治而死，只活了五十四歲。列寧搞黨活動時，工人也不相信馬克思的理論，列寧說，馬克思主義理論必須從外部灌輸給工人階級。這是洗腦的由來。列寧革命成功後，通過槍桿子把馬克思主義強加於俄羅斯人、強加於他國人！ 1990 年第10期俄國《祖國》雜誌對俄共初期的共妻現象曾有揭露：在布爾什維克控制的地區，有“公有化”資產階級婦女的行動。1918年3月，葉卡捷琳娜堡公有化婦女的行為登峰造極。當地共產黨組織在蘇維埃消息報公布並在大街上張貼：“16至25歲的婦女必須接受公有化。革命者如需要行使這個命令給予的權利，可向相應的機關說明。”在城市公園的壹次圍獵中，4名姑娘當場被強奸，有25名被送往波羅斯登的司令部，另有壹些被送往共產黨占據的旅店，悉數被強奸。壹些女孩的命運很悲慘，她們被奸殺，屍體扔進河裏。壹個小學五年級的女生連續12個晝夜被紅軍輪奸，然後被綁在樹上，用火折磨她，最終被槍殺。世界著名社會學家沙樂金在1920年寫道：共青團在少年的賣淫事業中起了極大的作用，在俱樂部招牌下，每個學校都設立了賣淫所。對位於聖彼得堡附近沙皇村兩所中學所作的調查，發現所有的孩子都有性病。少女參與色情商業交易，介入了有權勢革命者的私生活。蘇共殺害2000多萬本國人民，在國內實行按級別的共妻制度，在占領德國時強奸約200萬德國婦女，蘇聯在中國東北地區也強奸了大量的中華民族的女兒。叛逃女間諜透露克格勃色情訓練課的內幕：女學員們全裸著集體坐成圓圈，由壹男青年和壹女學員脫得壹絲不掛，在圓圈中心作著不同姿勢的性交表演。經這壹關後，由軍官學校男學員同性諜學校女學員壹對壹地發生性關系。每個學員實習期間的“作業”，會映現在銀幕上，供教員與其它學員們欣賞、評論，指出不足以便改進……經過克格勃的性訓練，姑娘們從天真純潔的少女，變成了玩世不恭、能和任何男人睡覺而毫無廉恥之感的妓女了。許多“燕子”在沒有任務的時間裏，就從事妓女甚至詐騙的工作，並得到克格勃的保護。

   3．流氓中共

   1919年初有報紙登陳獨秀“因爭風抓傷某妓女下部”的消息。陳經常出入當時的“紅燈區”八大胡同。他因此被取消文科學長的頭銜，放假壹年，導致他在“5.4”大出風頭。向忠發，湖北漢川人，文盲，漢口石碼頭裝卸駁船上擡煤的裝卸工頭，是石碼頭幫會的小頭目。為人性格粗暴，又奸又狡，外號“奸狡佬”。向手下帶徒弟多人專門坐茶館，擺擡子，敲詐勒索找外快，酗酒罵街打群架，白刀子進，紅刀子出，是他的日常工作，因此負傷多次，右手食指殘廢，靦有傷痕。他結識壹些無賴、潑皮自組成幫，好勇鬥狠，平日不務正業。進出賭場，師法趙匡胤，輸賴贏要，仗勢欺人，他是漢口的壹個大流氓，人們望而避之。 1928年向忠發在蘇聯舉行的中共6大上被斯大林定為中央政治局主席。從蘇聯回來後，向忠發在上海納妾。小妾滿足不了他的性欲，周恩來又用黨費為他包養了壹風塵女子，給了風塵女子8000塊大洋。1931年初夏顧順章叛變後，上海的中共地下黨面臨壹網打盡的處境。周恩來安排向忠發疏散到小沙渡路（今西康路）與周夫婦住壹道。周恩來嚴格規定向忠發平時不能外出，並準備將他轉移到蘇區去。但向忠發還是偷偷溜了出去，跑到靜安旅社那位風塵女子新住處過夜；王明為奪權遂向國民黨特務告密，於是向就被捉到。向叛變後，勸說那風塵女子像他那樣。風塵女子罵道：“原來妳們共產黨人竟然是這種下三濫的貨色，做人的基本道德如此低劣，比我們妓女還差勁！我為了保護妳，嘴都被人家打腫了，堅持到現在甚麽也不肯說，妳壹個男子漢，竟然無壹點自尊心，身為總書記，這麽快就叛變了，而且馬上就賣友求榮。就是殺人越貨的匪徒，也沒有這麽無恥。妳要出賣朋友妳自己去，別來拉我下水！”壹個總書記不如風塵女子的黨，棄屐而去又有什麽可惜的呢？陶鑄的夫人曾誌在《艱難的歲月》書中說，她16歲就去打土豪、分田地。“最為可笑的是，有壹回，我路過城門樓，突然覺得這龐然大物太可恨。紅軍攻城時，國民黨部隊就倚仗這門樓阻擋革命軍進城，這樣的地方應該毀掉它。於是，壹陣熱血沖動，我壹人抱來壹堆幹草跑上城樓，把二樓給點著了”。朱德總司令看見她這壹革命行動，居然慈祥地笑了。有壹次她和幾個年輕人去搶壹個大戶，搶完了，有家的就想回家去。她當時思想鬥爭了很長時間，終於對同伴說，“妳們不用回家了，我們可以共產共妻”。夜間男女也不分，幾個人擠在壹張床上。共匪不但把別人的老婆給共了，連自己也獻身於亂交亂倫之中！ 1931年11月，曾誌生下壹個男嬰，取名鐵牛。兩個月後，她與丈夫壹道，抱著小鐵牛來到廈門，準備稍作停留後便送到母親那裏去，請母親幫忙照看。廈門中心市委書記王海平同誌趕來看望蔡協民和曾誌，見面就勸說：“孩子就不送他姥姥那兒去了，兵荒馬亂，路途遙遠，暈船不說，路上也可能發生意外……” “我怕什麽?”曾誌生性剛強，硬硬地頂上壹句，“我這個人什麽都不怕!” 王海平怔了怔，又低下頭猶豫片刻，終於尷尬地吐出真情：“曾誌同誌，對不起了。市委急需經費，聽說妳生了壹個男孩，就由組織決定，賣了100塊大洋。現在錢已經差不多花光了，孩子妳不給也得給了……” 曾誌楞住了，半天才像大夢初醒壹般透過壹口氣。她茫然地望望丈夫，望望兒子，最後將目光呆呆地落在市委書記的臉上，久久不動壹動。市委書記無聲地垂下頭，等待那意料中的哭聲和責罵。可是，傳到他耳邊的卻是壹聲催人淚下的顫音：“服從組織決定……” 1932年4月紅軍打下漳州後，…… 我 [即曾誌] 曾陪毛澤東到已跑得空無壹人的省立龍溪中學的圖書館找書，我發現毛對書情有獨鐘，愛書如癡，見好書如獲至寶，埋在書堆裏整整呆了兩天。挑出了好幾擔的書，什麽內容的都有。後來聽說紅軍撤離漳州時，毛澤東的個人財務依然少得可憐，惟有書籍增加了好幾倍，拉了有半卡車之多。……  有壹次，我到街上辦事，見壹批戰士圍著壹家大店鋪，正在沒收店裏的東西。我壹打聽，原來這是南洋華僑巨商陳嘉庚先生開的壹家鞋店。部隊向鞋店籌款，他們沒有把錢交出來，戰士們就到鞋店裏沒收財產。我在倉庫裏意外地發現了許多萬金油和八卦丹、肥皂、巧克力和女人穿的膠鞋等。這些東西，戰士們都不知道其用途，因而沒有人去動它們。我告訴他們，這些萬金油、八卦丹以及肥皂，對部隊來說可是熱門貨啊。萬金油等藥治那些頭疼腦熱，中暑拉稀，十分管用。經我這壹說，他們就動手把這些東西統統運走了。 ……陶鑄在任漳屬特委書記時，帶人用壹枝小手槍，綁了壹個地主的孩子，獲贖金三千多元[摘自《壹個革命的幸存者——曾誌回憶實錄》（上）第134-135頁]。當時的共產黨實行按級別分配女人的辦法，強奸了許多良家婦女和其組織內的女兵。至於那些成分高的人家，除了財產被搶劫外，往往男人被殺凈，女人被霸占或者輪奸。郭沫若象魯迅壹樣讓原配獨守空房，自己則在外引誘象他們壹樣不守傳統道德的新女性。於立忱（1912-1937）也象許廣平壹樣與有婦之夫偷情，當這位女記者懷了孕後，郭沫若卻不願象他在追求新歡時承諾地那樣離開與他同居多年並有孩子的日本女人。在於立忱打胎並自殺後，郭沫若無恥地發表文章，試圖嫁禍於郁達夫。更可恥的是他居然借悼念之情勾搭上死者其妹妹於立群（1916-1979）並為此拋棄了那位不聽父母勸告的日本女人及其孩子們。於氏姐妹栽在同壹個流氓手上並雙雙以自殺結束生命真乃舉世罕見！

   4．最最荒淫的毛澤東

   前湖南大公報社長張平子，1920年左右替毛登了不少要求湖南獨立的文章，是毛的大恩人。文革期間被鬥遭毆打，他氣憤不過說：毛潤之有什麽了不起，長發披肩，以前整天在外面示威遊行，晚上沒有地方睡，鉆到我的床上來，壹雙腳丫子臭死了。本來當局想以侮辱領袖罪槍斃他，沒有想到他將和毛數十年的來往信件放在書桌上，當局不敢動他。毛就把自己打扮成了“中共壹大代表”（其實毛只是中共“壹大”的列席人員，在1921年七月“壹大”召開後的幾個月之後才加入中共），而真正的中共“壹大”代表在毛掌權後，壹概被打成“反動派”。毛自己加入中共不久，立即回到韶山沖“傳銷”擴充特務組織，不惜誘騙鄉親落入陷阱。他的兩個弟弟毛澤民、毛澤覃，本來不適合共黨特務組織，但毛澤東為了實現個人野心，不惜拉攏親兄弟充當炮灰，結果毛澤民被俘死亡，死前還遭受親共軍閥盛世才的嚴刑拷打；毛澤覃則在叛亂民國的戰場上被政府軍擊斃。據調查，毛澤東曾經被俘，但由於背叛，得以保住狗命；同樣，周恩來也是叛徒，曾以“伍豪啟事”的廣告宣告脫離共產黨組織；劉少奇則被共產黨自己定為“叛徒工賊內奸”，朱德本身就是壹個大煙鬼，屬於社會渣滓。“毛劉周朱”四個“人民幣偶像”，就是這樣壹夥不堪入目的東西。

　　毛澤東十四歲娶元配羅氏，比毛大六歲，但毛對羅性妻子從無好感，最終冷落拋棄了第壹位妻子。毛走出韶山沖後的第壹位戀人是陶斯詠小姐，陶斯詠是湖南湘潭人，名門閨秀，溫柔善良，在湖南長沙第壹師範和毛澤東是同學和同鄉。1919年至1920年間，毛澤東和陶斯詠在長沙共同開辦了“文化書店”，二人在此期間熱戀。但在1920年夏天，陶斯詠不堪忍受毛澤東激烈造反及暴力主張，同時發現了毛澤東專橫殘忍的性格及對楊開慧的移情相戀，憤而離開長沙，在上海開辦了“立達書院”，1932年去世，年僅30多歲。  1920年1月17日，楊昌濟先生於北京病逝，楊開慧與母親返回長沙，就讀於壹所美國人辦的教會學校“湘福女中”。此時，毛經常去楊家走動，與楊開慧相戀，背叛了陶斯詠，搞大了肚皮迫使對方不得不於1920年結婚。在毛岸龍出生後不久，毛喜新厭舊，奸汙了同住在長沙清水塘院內的李立三的妻子。此事被楊開慧知道後，兩人大吵了壹架。 1927年秋天，毛澤東發動了秋收暴動後竄入江西井崗山。兩天後，毛澤東即與盤踞在此地的漂亮鏢悍的雙槍女響馬賀子珍同居，並於1928年生下了第壹個女兒。期間，楊開慧隱居在長沙板倉老家避難，艱難度日，她壹再向毛澤東請求去井崗山，但被毛澤東斷然拒絕，真是沒有壹星半點的夫妻子女間的道德及責任感，可謂恩斷義絕。1929年冬，楊開慧被湖南省長何健逮捕，在楊昌濟生前親朋好友及門生的幫助下，省長何健答應只要楊開慧登報申明和毛澤東脫離夫妻關系，即準予交保釋放，但被楊開慧拒絕。1930年11月14日，楊開慧被何健處決。殺楊開慧的本質性因素應是拒絕楊開慧去井岡山的毛澤東。 1934年10月，中共黨軍被國民政府軍趕出江西，狼狽逃竄。什麽“在長征的路上毛把自己的馬給戰士騎”，其實是：毛嫌騎馬顛簸得屁股疼不願騎馬，他要四個紅軍戰士擡著從老鄉家硬拆、硬搶來的門板，他躺在門板上，壹路看書、睡覺、偶爾下來散散步，他就是這麽過的雪山、草地。什麽“沒東西吃時毛把自己的馬都給了戰士充饑”，是他自己沒東西吃時把馬吃了，毛長征時根本不騎馬，它騎的是人！途中還有閑情逸致使賀子珍三次懷孕，弄的賀子珍瘦弱多病，人老珠黃。而同時，十萬“工農紅軍”卻死得逃得只剩下幾千！除非紅軍全體死亡，否則毛澤東定是安然無恙，決不會像毛澤覃那樣死於非命。比江青大十歲並比她早到延安的丁玲也曾得到毛澤東的青睞。丁玲位居毛澤東公開為之題過詞的三女之首。丁玲被稱為文小姐與武將軍，楊開慧是驕楊，而江青則被喻為仙人洞。丁玲21歲與胡也頻私自同居。1928年，丁玲發表《莎菲女士的日記》，並對地下黨員馮雪峰壹見鐘情。胡也頻則被馮雪峰赤化，投身恐怖活動，招致殺身之禍，成為“左聯五烈士”。被欲火和怒火燒得頭腦發昏的丁玲則於1932年正式投身共產革命，並與另壹地下黨員馮達同居。在他們的活動被發現後，國民黨試圖感化丁玲這位赤色作家，將他們與世隔絕。當丁、馮在軟禁中過著悠閑的夫妻生活時，馮雪峰、沈從文等各方人士積極營救，發表文章紀念丁玲，抨擊政府，讓國民黨失去不少民心。1936年丁玲被釋放，拋棄了馮達。丁玲1936年11月抵達中共中央的所在地陜北保安縣瓦窯堡，見到毛澤東。兩位老鄉壹見傾心，親密相處了幾天幾晚。丁玲說毛主席在瓦窯堡時即表現出來帝王思想，曾拉著她的手把瓦窯堡的女人（包括紅軍女戰士、未及逃亡的地主小老婆）數了個遍，封了個遍，也未能湊齊三宮六院七十二嬪妃。1937年初中共中央遷入延安城。沒有當過壹天兵的丁玲，竟被任命為中央警衛團政治部副主任。不久國共兩黨二次合作，丁玲又被任命為八路軍總司令部延安留守處主任，過後才由蕭勁光接任。此時，毛跟北京來的女學生、身邊的英語翻譯吳廣慧及曲線分明最富性感的美國女記者史沫太萊勾搭成奸。奸情有壹次被賀子珍撞見，賀子珍氣得發抖，曾威脅著說要派自己的警衛員去殺了這兩個騷貨。毛被賀子珍狂怒地用手電筒敲打，毛不向賀子珍道歉，反而將賀子珍驅逐出了延安。那幫黨頭們說：“老子出生入死打天下，搞個女人算個啥”。賀子珍被趕出延安後，懷著身孕去了莫斯科。1938年春天，賀子珍的第六個孩子出生。1938年冬天，在莫斯科冰天雪地零下38度的嚴寒中，賀自珍生下的兒子得肺炎後因不能及時醫治而死亡。1939年，賀子珍要求回延安，被毛澤東拒絕，只是將三歲的女兒嬌嬌送到了莫斯科作為對賀子珍請求的答復。毛澤東的那些所謂“為人民服務”的戰友，非但不同情賀子珍，後來竟拒絕承認賀子珍是毛澤東的妻子，導致賀子珍在莫斯科的待遇下降到了零點，後來嬌嬌在保育院因患重病被醫生扔進了太平間，賀子珍為此與保育院院長大鬧，保育院院長竟將賀子珍視為瘋子關進了精神病院，並且壹關就是六年。  1937年年底25歲的上海女星藍蘋投奔延安，1938年夏天，毛在狗頭軍師康生的“引薦”下跟藍萍(江青或李雲鶴)認識了。在毛以前，藍萍有四位同居者，他們是：魏鶴齡(江青在魯試驗劇院的同學)，黃敬(江青於1933年因與俞珊的弟弟同居而入黨，49後曾任天津市長)，唐納(電影評論家，江青曾棄家而去，害得癡情的唐納兩次自殺未遂)，章泯(電影導演)。毛澤東和江青認識後，即邀請江青去住處長談，留飯，留宿，當夜毛澤東和江青同居了，直令毛欲仙欲佛（賀子貞已去蘇聯治病）。毛未和賀子珍辦理離婚手續，引起各方議論。賀龍打排場說，“堂堂主席，搞個把女人算什麽！”最後經中共集體決議，為毛澤東腐化合法化。1938年毛擺下兩桌酒、宣布藍蘋改名江青並正式同居。丁玲是唯壹收到請柬而拒赴宴的人。當時，延安評劇院有四大美女，她們是：馮風鳴、孫維世、張醒芳、郭蘭英。毛澤東和江青鬼混的同時，又盯上了馮風鳴。馮風鳴是從南洋歸國的華僑，因年輕貌美，又擅長戲劇，來延安後先去了魯藝，後在評劇院做演員。壹日看完“農村曲”之後，馮風鳴和江青，蔡暢去棗園跟毛澤東等吃宵夜，完後，眾人都走了，毛澤東邀馮風鳴“深談文藝工作”，毛澤東借此強奸了馮風鳴。事後，馮風鳴甚為氣憤，看穿了中共黨頭們的醜惡嘴臉，感到自己受到了極大的欺騙,憤而離開延安。後來，馮風鳴的延安日記在香港等地風靡壹時。  1949年後丁玲當上中宣部文藝處處長、中國文聯副主席、作協副主席等。可惜鋒芒畢露，對毛澤東、江青夫婦有所不恭，時有閑言碎語。1956年經毛批準，被打成“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首要分子。1957年毛更寫下壹道聖旨“丁玲、羅烽再批判”，丁玲被打成極右分子。丁玲被開除出黨後，到中國作家協會成員之壹的劉白羽那裏去痛哭：“白羽！離開黨我很痛苦……”（《人民文學》1986年第四期第43頁）。自1958年起，她在農場養雞，小孩見了她就罵北京來的臭右派，就用石塊、土塊擊打。1966年文革風暴壹來，她被投入監獄，直關押到1977年才出獄，回到北京。丁玲繼續相信黨，感謝毛澤東。丁玲則復出後，不去找整治她的幫兇周揚算帳，卻把矛頭指向幫過她的舊友沈從文。到了八十年代，她回憶自己當時的表現時寫道：“壹切辱罵、諷刺、壹切冠冕堂皇言詞下的造謠誣陷我能忍受嗎？我能反抗嗎？我能辯護嗎？我只有匐伏流涕，錐心泣血，低頭認‘罪’”（丁玲：遠方來信，人民文學1985年第3期）。 1949年12月，毛赴莫斯科，孫維世擔任代表團俄語翻譯組長並任毛的俄語教員。在乘火車途中的壹天晚上，毛將車廂的門反鎖上，在學完幾句俄語後與孫維世長談，大談他和江青的不合，之後便奸了暈暈糊糊的孫。第二天，孫維世將情況告訴了周，周要她以大局為重，不要鬧情緒。從蘇聯回來後，毛澤東曾考慮休了江青，娶上孫維世，但周沒有同意。1950年，周恩來夫婦將孫維世嫁給了花花戲劇藝術家金山。金山曾在上海與藍萍有床第之歡。據說，毛談他和金山誰也不欠誰的，這種骯臟思維也只有毛澤東說的出來。江青知道毛和孫維世的事後，咬牙切齒的要報復。 1967年9月，江青、陳伯達在接見北京大專院校紅衛兵的時候，兩人異口同聲：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孫泱[孫維世之兄]是壞人，是日本特務、蘇修特務和國民黨特務。幾天後，孫泱慘死在中國人民大學的地下室裏。孫維世是周恩來的幹女兒，早超過養父和養女之間的關系。孫維世按奈不住悲憤，寫信給江青，要中央派人去調查；又給周恩來寫信。1967年12月，江青以“特嫌”的罪名，把孫維世的丈夫金山投進了監獄。借搜查金山“罪證”之名，對孫維世進行抄家，抄走孫維世大量信件照片。江青截獲了孫維世給周恩來或者是給毛澤東的壹封信。江青拿了這封信去找周恩來，憤怒指責周恩來縱容自己的幹女兒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當時江青為此打了周恩來的耳光。周恩來壹言不發，默默在孫維世的逮捕證上違心地簽下自己的姓名。中央專案組在逮捕要犯或逮捕比較特別的犯人，都要周恩來簽字。這時期周恩來簽字逮捕的還有他的親弟弟周恩壽、王光美的哥哥王光琦。於是，孫維世被江青加上了“蘇修特務”的罪名，於1968年3月1日戴上手銬，投入獄中，孫維世被剝的壹絲不掛，打得遍體鱗傷。 1968年10月14號，孫維世被活活打死，死後身上什麽都沒穿，只有壹付手銬依舊鎖著雙手！家人在她死後發現她頭上被釘進了壹個大長釘子。死時僅47歲。 1968年11月，上海電影制片廠來了兩位外調人員，指明要提審押在牛棚裏的女演員上官雲珠。來人說上官雲珠是國民黨潛伏下來的特務，毛接見過她七次，她在搞毛的情報；並勒令她逐日寫清楚那段歷史，第二天上午交出。上官雲珠回到牛棚，女演員王丹鳳、黃宗英均發現她表現異常，但沒能探問出緣由。當晚，她從家中的窗口跳下，自殺身亡。孫維世和上官雲珠，是因為她們曾被毛澤東拐上龍床，從而引起江青的嫉恨而慘遭毒手。  1951年，彭德懷因侵韓三個軍被截斷在南朝鮮，面臨全軍覆滅，緊急回國面見毛，卻被擋在門外不得入內。彭闖進毛的睡覺處，發現毛正和壹位美貌女護士睡覺，氣得頭發倒豎。下屬們為毛澤東先後設了兩個舞廳。每處都為他修了壹間專用休息室。邀來舞伴多是各兵種總部文工團年輕姣好的女演員。毛澤東自然喜歡摟著她們跳，被選中的也以此為榮為樂，願為“偉大領袖”服務。毛看透了她們的心，共舞中發現哪個年青女兵合心意，便領她進入專用休息室，“說情況”，兼有“肢體傾談”，壹待壹、二個小時。

　　毛的中南海歌舞團就是高崗在東北舞會的翻版，毛對高崗有過100多個女人很羨慕。就在高崗倒臺後，毛還意味深長的說:“要是高崗不搞小動作我還是要重用他。” 1953年，“誌願軍歌舞團”回京後改為“中南海歌舞團”，這批女孩每晚陪毛澤東等人跳舞，由於毛的動作粗野，女孩子受了侮辱之後，告到了彭德懷那裏，彭德懷壹怒之下撤了“中南海歌舞團”，並罵道：“老毛想搞後宮”。這話對毛的生活皇帝化真是畫龍點睛。設在春藕齋內的舞廳及毛的“秘戲處”，從1960年開始用，或壹周兩三次舞會，或每晚晚開，毛常常到場，毛不是同女伴場外散步，而是步入專設的“休息室”[裏面有床]。他的“秘戲”演過多少？外人誰也說不清，知情的近衛們又為君者諱。直到1972年，毛因林彪事件氣得中風後行走不便，這舞廳才停止使用。 1999年4月《南腔北調》雜誌《白頭宮女說玄宗》回憶了在中南海給國家領導人伴舞的經歷，雲：“那時天天有舞會，我們沒覺得膩而是很想去，因為每場下來，精神和物質方面的快樂都有。精神方面自然是覺得光榮自豪；物質方面呢，舞會中間有壹盤盤的炒杏仁兒、大香蕉和其它水果點心，都是平常吃不到的東西，十壹二點舞會散場，首長們都走了，我們留下吃了夜宵再回去，夜宵是很豐盛的。有時候吃完夜宵還招待看參考電影，都是香港的。” 1994年，在毛身邊工作了22年之久的李誌綏出版《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壹書，描述毛“縱情聲色犬馬”，“過的是糜爛透頂的生活”，“壹貫以女人為玩物”，“熱中於以道家房中術禦女”，他征召大批美麗、年輕的女孩入宮，“女人像上菜般輪番貢入”。李誌綏說：毛與楊開慧在長沙結婚後，曾用過壹位保母。後來楊被捕處死，保母回到鄉下，結婚後生壹女。1957年保母女兒初中畢業後，想進入中南音樂專科學校。毛寄給她300元，讓她自己投考。這事讓湖南省委知道了，安排那位年輕女孩進了中南音專。1958年初那年輕女孩又寫信給毛。毛要她在寒假時來北京。2月3日及11日兩次，毛將她接到中南海住所相見。1958年12月9日，毛又在武昌洪山賓館，見了那位女孩。這次給江青發現了。江既懷疑毛與保母關系，又懷疑毛與保母女兒之間的關系。……毛在六十七歲時，陽萎問題完全消失，毛在那時成為道家的實踐者--性的功能是延年益壽，而不單是享受。他的女友平時則大肆宣揚這種特殊關系，而且說話露骨。毛常把素女經拿給他的壹些女人看，這成了他的教科書。有的女孩很年輕，文化程度又低，這部書字句艱澀，與現代語言有不少差別，她們常拿壹些看不懂的字詞來問我。這些都是很難解釋清楚的，也無法說清。有天壹個女孩子毫無遮掩的告訴我：“主席可真是個偉大人物，他樣樣都偉大，真使人陶醉。” 1961年12月，毛在無錫太湖內的梅園請那位文工團團員、她二姊和二姊夫壹起吃飯。毛不在乎二姊是已婚女子，綠帽冠頂的二姊夫不但不義憤填膺，反而深覺榮幸，竊望以此做升官之階。晚飯後，毛叫他回家，讓二姊住了3晚。汪東興為此曾憤憤地說：“竟然還會有這樣忘八式的男人。”汪還譏笑說：“她的媽是死了，不死的話，也會來。這壹家子真是壹鍋煮”。這文工團團員把性病傳給了毛，而毛卻拒絕治療，堅持把性病傳染給被他的中南海女人，以便讓那些“女友”的丈夫或是其它“男友”來分享毛賜予的骯臟“恩惠”。毛澤東在廬山開會時還臨幸過個18歲的小護士，結果小護士珠胎暗結，為此毛澤東在黨內生活會上還做了檢討。1961年2月毛乘專列前往廣州，除車上的女列車員之外，還帶上兩個女機要員、壹個托兒所的幼兒老師。1961年，毛澤東去上海住進西郊賓館，盯上了號稱上海第壹美女的電影明星。壹天晚上舞會後，上海市委宣傳部長張春橋叫住了那個女明星，說主席讓她留下吃宵夜，了解壹下電影界的情況，並說主席和江青關系不好，中央領導同誌都希望主席能夠找到壹位各方面合適的人，這對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都是福音……真是如此冠冕堂皇，毛澤東若不讓張春橋找那個女明星，張春橋哪敢亂點鴛鴦譜。當夜，毛澤東和那個女明星發生了性關系。之後又讓那個女明星在賓館整整住了壹個星期，後來又讓她到中南海住了壹段時間。那個女明星以為真的有希望成為貴妃了，拒絕了壹切好心人的介紹對象，壹心等待毛澤東，等來等去，等到的卻是文化大革命的爆發。之後不久，那個女明星就被江青害死了，和孫維世同樣的命運。 1963年12月毛70歲壽日的前幾天，他邀請章士釗等四位黨外人士赴宴，並要客人帶上子女。到了毛生日那天，章士釗帶章含之赴宴。毛澤東借機要章含之教他學英語(那時毛澤東已經有私人英語教師林克先生）。以後，章含之多次在周末去中南海毛澤東住處單獨和毛澤東吃飯。淫鬼毛澤東在章含之用的飯菜裏，放了壹定數量的安眠藥，趁章含之失去知覺時，奸汙了章含之。章含之說：“毛澤東大概處於低潮時期，他找我學英語是壹種消遣”。 1965年，毛澤東在廬山遇到了九江市歌舞劇團青年女演員D，D能歌善舞，尤其彈的壹手好琵琶，毛澤東看中了D，兩人當即打得火熱，淫亂壹團。1976年9月9日，毛澤東死了。那年10月，從北京來了幾位官員，把D給帶走了。廬山上的工作人員猜測，她多半被送到海南島五指山中，跟壹批跟她有類似經歷的可憐女人們住在壹起，被以“保護黨和國家最高機密”、“防止破壞黨的光輝形像”等為由，監禁在那裏，最終無影無蹤。 1965年10月毛在杭州，杭州駐軍給毛挑選了壹個美貌女保健護士E，E當年28歲，是壹位離異的單身女子，身材高挑，每天壹早壹晚給毛作按摩。不久，兩人便成奸，導致E懷孕，毛拿兩千塊錢，將E打發了事，從此E音信全無。後來，又來了壹位年輕女按摩護士F，毛喜歡F，稱其為”武昌魚“，F不象E那樣“聽話”，值班的張玉風幾次看到她從毛的臥室裏沖出來，對著墻壁大哭不止。後來部隊把她帶走了，從此也是音信全無。 1969年5月毛出巡武漢、杭州和南昌，所到之處的招待所的服務員全部換上穿軍裝的女孩，浙江省文工團的兩位女孩成了毛的“密友”，她倆甚至把自己的妹妹分別從溫州、紹興調來為毛服務。李誌綏感嘆道：“黨的教條越道德化，毛的私生活越是‘資本主義化’。毛坐火車周遊全國，會導致所有相關線路的列車停駛，這造成的損失比為他專門配壹架空軍壹號來的大”。毛愛看宮廷權術類的書，如《資治通鑒》等。李誌綏說，二十多年從未見毛看馬克思的書。李銳證明，毛從未看過馬克思的《資本論》。  1973年，在毛澤東接見非洲某國元首期間，中央新聞電影制片的攝影師，沒有按規定而提前來到毛澤東的書房架設燈光器材，卻發現毛澤東正摟著壹位身上壹絲不掛的美女在玩樂，攝影師大驚失色，美女亦大驚離開了毛澤東，躲到了屏風後面。那壹夜，毛澤東在這邊跟非洲來的元首交談，屏風後面的裸體美女壹直不敢動彈，假如房間暖氣突然出了故障，或美女定力不夠，美女稍壹激動，屏風壹倒，那真是舉世聞名了。  1990年京夫子出版的《毛澤東和他的女人們》壹書統計，跟毛有超越“同誌關系”的女人，“實在多於過江之鯽”。與毛關系密切的謝靜宜在文革中很風光，在“十大”當上了中央委員，同時掌管北大和清華，還兼任北京市委書記。毛通過“小謝”把壹些被玩過的年輕女孩送進了北大和清華。謝說起毛來，仍兩眼放光，壹往情深。鄧小平曾說：“1958年以後，到處給毛澤東同誌和其它中央同誌蓋房子，…造成很壞的影響，很大的浪費”（1980年8月18日政治局擴大會議）。1960年，由陶鑄主持修建的湖南韶山滴水洞行宮，造價高達上億元，而且都是按防範核爆炸的規格設計的。毛只在1966年住過壹次。僅上海壹地，為毛建的別墅便圈地壹千多畝，園林、花木、房屋修建，連同女服務員，壹百多人長年為它服務。20年間，毛總共沒住過幾天，而壹百多人的工資外加維修費用，恐怕壹年不下百萬。湖南省委在長沙為毛建的蓉園壹號，也僅在1959年住過壹次。要是將各省為毛建的房子合在壹處，其規模大概也可以和紫禁城相比了。要是拿蔣介石的別墅、行宮同毛澤東、林彪等中共領袖的“房子”相比，那就寒酸了。僅廬山壹處，毛的房子的建築面積就是蔣介石“美廬”的五倍，而“美廬”也歸毛使用。毛的行宮遍布全國，遠遠超過古今中外的獨裁者，修壹座行宮的錢，供他每天山珍海味吃壹輩子，也綽綽有余。信仰社會主義的毛澤東在思考“平等”和“空想社會主義”時，並未將自己和百姓放在壹起的。毛住在有恒溫遊泳池的房子裏，毛澤東遊泳後要人幫他脫褲子（趙紫陽拒人幫助脫鞋）。《毛澤東遺物事典》收了壹份1961年4月壹頓吃掉的菜譜是——蒸魚蔔丁、鐵扒桂魚、炸桂魚、軟炸桂魚、烤魚青、莫斯科烤紅魚、吉士烤魚、烤青菜魚、波蘭煮魚、鐵扒大蝦、烤蝦、炸大蝦、咖喱大蝦、罐燜蝦、軟炸大蝦、生菜大蝦等17個菜。據說這壹時期他是不吃肉的，原來是以魚蝦代之了。毛時代災情不斷，如三年災害、唐山大地震等，沒聽說毛掏壹分錢救災，這不是自私到極點了嗎？ 1975年1月，江西省警衛處根據中央辦公廳文件指示，派員前往景德鎮監督秘密研制壹批供毛主席專用的生活用瓷，工程代號為“7501”。研究所全體人員忙了大半年，經費全部公款，僅僅其中壹種上色用塗料要1000元/斤。當時老百姓月工資30元。共燒出14000余件，以供偉大領袖選壹套！象這樣的事不知道那時還有多少？大家都在用的瓷器他用了就會死？還要特制！不如此不顯其尊貴？不如此不能顯其“為人民服務”？專用煙、碗、肉、布，為中央領導尤其是偉大領袖專用的物品都必須是以最高質量特制，甚至好過出口質量。毛澤東、鄧小平的稿費就有好幾億人民幣。毛動用成億的公款編輯印刷幾億冊選集；再撥若幹億經費運送分發到幾億的中國人手裏，規定每個人都要學習；再開銷成億的公款去辦喉舌天天吹捧；…都屬於盜用公家財產的行為。就算他全用自己的錢出書，書中的絕大部份內容也不允許他收取稿費。因為那是公務寫作，他拿著奉祿，享受著軍警的嚴密保護，在秘書人員協助下寫的公文指示、會議發言等，這些作品的版權屬於國家。壹面是開不完的憶苦思甜大會和對艱苦樸素的大肆張揚，另壹面是用造飛機的上好鋁材做毛的像章。據不完全統計，全國總共做了三十五億個毛像章。毛的女兒李納26歲出任“解放軍報社”副社長（相當少將軍銜）；後被江青調入中央文革小組，代替陳伯達出任辦事處負責人；李訥又於1973年出任北京市平谷縣縣委書記，同年８月，她參加了中共十次代表大會後，出任北京市委常委。

　　毛的侄兒毛遠新，26歲就出任遼寧省革委會副主任（副省級）、沈陽軍區副政委（相當於中將級軍銜）；1976年，毛遠新更成為毛澤東的聯絡員，在周恩來、鄧小平都見不到毛的情況下，只有他壹人與毛單線接觸，並代表毛主持政治局會議。張誌新就死在毛遠新主政遼寧時期，白卷英雄張鐵生也由毛遠新樹起。

　　毛澤東的姨侄女王海蓉，1964年大學畢業，1973年便擔任外交部副部長。毛澤東表兄王季範的女兒王曼恬，曾主管國務院的文化工作，後任天津市委書記。

　　北戴河別墅區、青島八大處別墅區在軍閥混戰時代、日據時代抑或國民黨蔣介石時代，平民百姓還可以過過路飽飽眼福，但到了毛澤東時代就成了“非高幹不得入內”了。

　　5．天下烏鴉壹般黑

　　朱德，四川省儀隴縣人，畢業於雲南講武堂，數年後在滇軍任旅長，駐防川南之納溪、合江等縣。朱德任旅長時，在其所轄區內，占山為王，為賺黑錢，極力提倡推崇種植鴉片，導致所轄區內漫山遍野皆是罌花，又將原來流通的錢幣進行重新改鑄，謀取私利，還勒索民眾，將錢糧預征至民國三、四十年。朱德又授意部下，綁票勒贖有資產的農民、商人，將川南窮鄉僻壤弄的叫苦連天。朱德把用不法手段弄來的錢，用來抽大煙、打麻雀、玩娼妓，總之黑社會黑幫的壹切黑活幾乎都幹。後來是共黨頭子,惡習不改，將醜行“發揚光大”。

　　朱德二十六歲娶發妻蕭菊芳，她是部隊裏的壹個朋友的妹妹，四年後患熱病去世。第二個妻子陳玉貞，也是部隊裏壹位朋友的妹妹。1922年，他拋妻別子，去上海和德國尋找共產黨，據記載，同時被他拋在家的還有五個小老婆（韓素音《周恩來與現代中國》第67頁）。1928年朱德在江西蘇區娶第四任妻子康克清，她不足二十歲，出身農民，不識字，跟隨紅軍長征，官至全國婦聯主席。

　　周恩來是個殺人不眨眼的魔鬼，而且很淫亂，有壹個私生女艾培。

　　周恩來與張若名在巴黎期間已同居，張由周介紹加入共產黨。1924年周恩來離開法國，與張“拜拜”，張立即宣布退出了共產黨。周恩來結婚後，張若名也另嫁楊塵。1931年張隨丈夫回國教書，周還秘密會見過她幾次，包括1956年最後壹次在雲南與她相見。1967年，楊、張的兒子楊在道被打成右派，張被打成“叛徒”。1958年張若名投河自殺。又過了兩年，由於鄧穎超的過問，才給予平反。

　　中共初期的王壹知，曾是周恩來的密友。王壹知原是中共成立時東京小組施存統（復亮）的夫人，後與張太雷同居，張死於廣州暴動，王壹知長期受周恩來的照顧。周恩來在上海時，還有壹位神秘女友叫張文秋，又名張壹萍，她是專職性「住家主婦」，張文秋就是周的其中壹個住家主婦，後來張文秋被共產國際情報組在上海的代表佐爾格看中，周恩來派張文秋做了佐爾格的妻子，佐爾格又把張文秋讓給另壹個德籍助手（中文名吳照高）做臨時夫人。佐爾格就是當年轟動中外的上海神秘西人案的主角。延安時代，周恩來、鄧穎超把張文秋介紹給毛澤東。張文秋很得到毛的喜愛，她又把自己的兩個女兒嫁給毛澤東的兩個兒子。

　　1939年，毛澤東和周恩來指示潘漢年爭取大漢奸李士群的合作，李提出要求他的舊情人胡繡楓回到身邊。周恩來認為胡繡楓是自己身邊不可缺少的女人，很感為難，於是胡繡楓建議由她的姐姐胡楣代替她。胡楣又名關露，是1930年代初著名的詩人、作曲家和編劇家。關露從此就以李士群的情人身分做了漢奸，實際上為中共秘密工作。

　　西德《明星》周刊記者海德曼，在東德漢德海根見到了周恩來當年的情人及其兒子的遺孀。據海德曼報導，周的情人叫史蒂芬，曾為哥廷根的奧本曼旅店的女仆，1923年周恩來寓居該店期間與之相識，昵稱她為格德爾，兩人常在附近森林散步。史蒂芬頭發深棕色，體態略胖，不久為周生下壹子，取名庫諾（古諾）。生下孩子十二天後，她被旅店老板解雇，回鄉下父母家去了，從此與周斷絕音訊。庫諾死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妻子改嫁，留下壹個兒子威佛利（即古諾.韋爾來德.周）。

　　1955年春，周恩來率中國代表團到印尼參加萬隆亞非會議，原計劃是四月十壹日乘坐印度航空公司包機克什米爾公主號，從香港起飛經印尼首都雅加達前往萬隆。但周恩來卻臨時改變計劃，另坐飛機從昆明取道緬甸仰光到達雅加達。

　　而中國代表團其他成員卻按原計劃乘坐克什米爾公主號在四月十壹日從香港起飛。四個小時後，於下午六時三十分，克什米爾公主號爆炸失事，除機組人員，機上八名中方人員（包括香港新華社社長黃作梅等）和三名外籍記者全部遇難。

　　事件發生前壹天，即四月十日上午九時三十分左右，中方警告過港府要求港英政府，采取措施保障飛行安全。而事發後次日，中國外交部嚴詞聲明稱，中國政府已提出要求，但陰謀依然得逞，因此英國負有嚴重責任，聲明還說事件是美蔣特務導演的謀殺案。

　　香港警方隨即展開艱苦的調查，壹無所獲，後來根據中國政府提供的情報才破了案。中共明確告知事件是國民黨保密局香港情報站策動，主謀趙斌成，指揮者金建夫，執行者是香港機場地勤人員周駒，使用的定時炸彈是從臺灣基隆秘密運到香港。

　　既然周恩來對這事了如指掌，為什麽還要中國代表團其他成員按照原計劃飛行呢？為迷惑臺灣香港情報站不再改變計劃，確保自己的安全，中共特務機關創始人周恩來把包括自己司機在內的十壹名中外菁英白白犧牲掉，讓他們給自己當掩體。

　　另外，在共產黨內威望極高的新四軍軍長葉挺出獄後於壹九四六年八月飛延安時，因飛機失事而遇難，當時陪同葉挺赴延安，但坐另壹架飛機的周恩來卻安然無事。有內部人士透露，這次空難與周恩來有關。歷史證明，周恩來原來是個十惡不赦的殺人不眨眼的惡魔！

　　2001年2月14日《新民晚報》第11版《酒仙謝晉》雲：“60年代的自然災害中，文藝界在北京開會，周總理請大家去西山休息幾天，最後請大家聚餐。那天總理來到西山賓館，對夏衍說：‘今天我要喝點酒。’於是謝晉、於洋等幾個會喝酒的人被推派與總理同桌。總理請大家喝的是茅臺，代表們很興奮，妳壹杯我壹杯地向總理敬酒，總理談笑風生，壹杯接壹杯。不知不覺中，幾桌人喝下了好幾瓶茅臺酒，總理也喝下七兩左右的茅臺，……”

　　中共的頭目裏，賀龍算是最傳奇的。他光是老婆就娶了九個，在街上看見年輕貌美的姑娘扛起來就走，有壹次舔不知恥地說：“我年輕的時候，壹次就背了三個老婆”。還有傳言，賀龍當鎮守使時，有壹次到妓院看見壹名出來接應的妓女，就問老鴇賣不賣。結果老鴇說：“老總看著好，拿走就是了，賣甚麽？”他愛看武俠小說、黃色小說；喜歡釣魚、打獵生活如封建王侯；吃山珍海味、打抗老血清與返老還童針；養的猴子吃香蕉、養的狼狗吃魚吃肉。還說他喜歡跳舞，抗美援朝時，組織慰問團到前線，賀龍卻在防空洞裏舉辦了三十壹場舞會。

　　劉少奇結過六次婚。“花帥”葉劍英，人老心不老，80歲還和護士生了個孩子。王震強奸過女秘書、鄧小平誘奸過護士……蕭勁光大將和自己的兒媳婦很是春風壹度過。陳再道上將，戰場上以壹當十，私生活上更是以壹當百。被其強行非禮的護士不是用十指能數完的。

　　副總理薄壹波能放心大膽地讓女秘書流產三次，女秘書成了薄熙來的母親之後，薄壹波根本不避諱警衛員，抱著新來的秘書又啃。

　　康生花幾角錢就將珍貴文物據為己有，這不是貪汙？

　　四川南充軍區副參謀長袁候新，在地區革委會任生產組長時，以安排知青工作為名，奸汙女知青達九十余人。有的被他施暴後會陰撕裂，被醫生縫了三針。江水縣豐收公社深水大隊黨支部書記蔣仲平，利用手中的權利奸汙知青多人，其中有的是病號，有的是未成年少女。生產建設兵團團長黃硯田，參謀長李耀東，利用職權長期奸汙女知青達數十人。有的被黃奸汙後，又被李奸汙。像這種案子在當時屢屢發生。極權永遠是罪惡的溫床。

　　江澤民在位期間與其有染的女性，知名人物就有四位：國務委員陳至立，深圳市委書記黃麗滿，中央電視臺主播李瑞英，歌星宋祖英。而壹般民間女性還不知道有多少。江氏的私生活在中下層官員飯局中被當作笑話：甚麽“南陳北吳廣東黃”、“宋周雙星加瑞英”等，江澤民有私生子是千真萬確的。

　　1955年，江澤民被壹機部派到莫斯科斯大林汽車制造廠實習壹年，使君雖有婦，但正值七年之癢，莫斯科的空氣又很浪漫，江澤民感情躁動，開始狂熱追求年輕貌美仍未婚嫁的同廠女郎尼娜，並在“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展開了壹段夢幻情緣。這是俄國克格伯在中共國精心埋藏下來的壹條大鱷魚。當江以中共國九五之尊再訪該廠時，當年的愛侶卻突然出現在他眼前。雖然，昔日美女紅顏已老、白發滿頭，但當此情此景讓老江感到歲月無情、造化弄人之際，卻不能不讓他回憶起了自己的克格伯身份。

　　中共國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為什麽江澤民比毛澤東還痛快，竟然壹勞永逸地將中國大片北方領土拱手送給了俄國大鼻子，其幕後真正的原因就是克格伯五十年前精心策劃的美人計被巧妙地派上了用場。同是克格伯出身的俄國總統普金，利用蘇聯解體後俄國報章百無禁忌，將江澤民與尼娜之戀這成年舊事搬上了傳媒，與文相配的還有兩人當年的儷影雙雙，從而輕而易舉地就讓江澤民乖乖就範了。

　　國家元首”江訪美時，曾對當時的美國總統克林頓大談特談有關他所謂“多極世界”的“觀點”：“這是壹個多元的多樣的世界，允許多種文化多種制度同時並存，本身體現了這個世界的豐富多彩……” 在江滔滔不絕的談論中，禮貌備至的克林頓壹邊洗耳恭聽，壹邊不時微笑點頭。當江終於停下來時，克林頓和藹地說：“我非常贊賞閣下剛才有關多樣性的見解，那麽，閣下肯定同意，允許貴國人民發出不同聲音並享有自由表達的權利，至關重要。”江壹時語塞。在與克林頓聯合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有記者問到“六四”事件，江辯稱，中國政府采取的鎮壓措施，是“恰當的手段”。這壹回，克林頓總統沒有客氣，立即直截了當地告訴江：您“站在了歷史錯誤的壹邊。”

　　江澤民帶頭搞腐敗，花1.2億美元為自己購買總統專機。為討歌星情婦歡心，投資30多億元造大劇院。他的兒子江綿恒是中國電信大王和中國科學院副院長。江光稿費壹項收入就不少於五十個億。國際清算銀行發現的無人認賬的20多億外流美金是江澤民十六大前為自己準備後路而轉移至海外的。海外電子雜誌大參考總第1918期(2003.05.19)報道說，江澤民在瑞士銀行有三億五千萬的秘密賬號(“賣國貪賄三億五”)。

　　2004年9月1日，中國青年報發表了壹篇新聞報導《1.6億元財政赤字上的豪華演出》，報導說四川貧困的萬源市領導請宋祖英去唱4首歌花了42萬元，是當地農民年收入的210倍，票是分配的，買票的錢是強行扣工資的。也就是說掐著老百姓脖子去看江姘頭。

　　同樣是奸淫，對於百姓是罰款問題，對於低級幹部是道德品質問題，對於中級幹部是生活作風問題，對於高級幹部是小節問題，至於領袖嘛，就成了健康問題了。

　　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黨內對幹部的生活作風問題有壹個內控政策，共有三條：凡行政十七級以上幹部（即區、營級）在生活上腐化，但政治上表現好、工作上沒過失，壹般不作黨紀、行政處理；凡行政十三級以上幹部（即地、師級）生活上腐敗，但政治上表現好、工作上沒大過失，組織不需查究；凡行政八級以上幹部（即省、部、軍級）生活上的問題，壹律不列為問題。也就是說，到了行政八級以上的幹部才可以受到保護隨意鬼混。

　　這個不知羞恥、不可救藥的“內控政策”說明了中共是個什麽東西，越爛越壞的人越當最高領導，越當最高的領導越可以合法地淫亂！這就不難理解黨的領導核心是中國最壞的殺人淫亂貪腐賣國賊組成的，卻裝模作樣地“三講”，還要三個代表，真是不知羞恥！

　　王海當空軍司令的時候，有壹次到河南檢查工作，但每晚都回昆明睡覺，那架挑戰者壹號（壹種噴氣式小客機）早上來，下午走。每天壹來壹回的飛行也要許多錢啊。

　　張廷發當空軍司令時，派飛機到開封買驢鞭自己吃。他還喜歡釣魚。武漢招待所為了讓他能釣魚，調了二個工兵連，挖了壹個魚塘，周圍砌好石頭的護岸，種上大柳樹，放好了魚。

　　濟空的參謀長帶著壹批親信，早上飛深圳，晚上飛回來，“去炒股”。許多高級軍官都有企業，或者是“親戚”開的企業。收禮、收錢、賣“黨票”在部隊是“極普遍”的。招兵時，那就“更不用說”了。後門兵都是“關系在前、錢在後”。

　　海軍副司令員王守業中將作案的時間長達五年。在這五年中，他有四年被評為“優秀黨員”、“優秀幹部”，還立過二次三等功。王守業先後花了1200多萬元，包養了5個情婦。王守業的五名情婦，分別來自南京軍區文工團、總政文工團、北京軍區文工團、陸軍軍事學院黨委機要員、總後勤部壹辦機要員。王最後栽在包養的情婦蔣某身上。蔣某和王守業發生關系生下壹名男嬰後，王教蔣謊稱和外人造成的，並叫蔣退伍。蔣因不滿長期沒有名份的關系，因此向王守業要求3百萬元的補償。但王守業只答應給1百萬元。蔣就到中央軍委、海軍司令部上訪告狀，但壹直未被受理，拖了二年多。蔣又串聯王守業另二名情婦，聯名寫信給中央政治局、中央軍委主席、副主席。寫了五十八封舉報信，終於引起關註，立案展開調查。

　　王守業，因貪汙壹億六千萬元，包養五名情婦，被中央軍事法庭壹審判處死緩。王守業專案涉及少將四名、大校七名，其中五名已被責令退伍，六名被降級處理。

　　貪官身上的獸欲，還容易使其對情婦產生諸多變態的行為和嗜好。原海南省紡織工業局副局長李慶普以“另類收藏”著稱，在其儲藏室裏4個帶有密碼鎖的鐵皮櫃中，有著李慶普記錄其本人每次跟女人發生兩性關系全過程的日記本95冊，日記本裏每隔幾頁用紙包卷的則是與李慶普發生性關系的女人的毛發，據統計，李收集的女性毛發多達236份。

　　海南國際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李耀祺已年過六旬，卻看上了24歲王某。為王某辦了赴港定居手續，並先後給王某200多萬元港幣和40萬股“大東海”股票。

　　廣東天龍集團原董事長兼總經理謝鶴亭貪汙1000萬元、挪用1000余萬港幣，造成直接經濟損失兩億多元，資產沈滯4.45億元，被判處死刑。他當總經理五年，帶著諸位靚麗妖艷的‘女秘書’周遊過30多個國家。1994年5月，謝在香港又與壹名楊姓小姐勾搭上，他以每月二萬多元港幣‘金屋藏嬌’，先後送給楊500余萬元港幣。”

　　“上海寶貝”張漪小姐瞄準湛江海關關長曹秀康，壹番“美色”攻勢，頓成“紅顏知己”，朱唇輕點力無比，不盡財源滾滾來。

　　深圳市計劃局財貿處原副處長王建業和壹個史燕青的女子攪和在壹起。這對男女化名辦理了結婚登記，又花錢購買了洪都拉斯護照，先後到洪都拉斯、香港、美國、荷蘭、瑞士、泰國、馬來西亞等國家和地區，飽嘗異國情調，兩人同謀受賄、貪汙1300余萬元人民幣。最後的結局是王建業被判處死刑，史燕青被判處死緩。

　　和很多中共高幹壹樣，孟慶平是壹位生活墮落的色情專家。壹見到年輕漂亮的女人，孟副省長就兩眼發直，說話不利索，走路不穩當。不管是在海南還是在湖北，孟是有名的花省長，小姐情婦壹大堆，比當年國民黨的軍官不知道要壞多少倍。在海南，孟慶平的壹位情婦成立了壹家叫做“廣海公司”的企業，非法進口了幾十輛汽車，孟慶平幾個條子壹寫，壹分錢的稅也沒繳。在湖北當副省長時，孟慶平有壹天到武漢火鍋城吃飯，看中了火鍋店的女老板，從此以後，這位個體戶出生的女老板成了孟副省長最親密的情人，得到了巨大的好處。

　　“坐臺小姐”陳麗傍上原湖北荊門市委書記焦俊賢，壹飛沖天，由農轉工、轉幹，壹躍而為某開發區主管文化、廣播電視和新聞出版局副局長，差點當上開發區的宣傳部長，可謂真正的“鯉魚跳龍門”。陜西富平“舞女”王愛茹讓原縣委副書記白兵權摧眉折腰，自己搖身壹變，演繹出了“舞女當法官”的驚世醜聞。

　　從1989年至2001年7月的12年間，張二江不可壹夜空床，每個月都有1名女性被他玩。到他“雙規”那壹天止，共有144個女人與他有染。張二江長期包養了壹位情婦，這位被他稱為人間仙女的賓館服務員，在張任丹江口市長的第二年就被弄上床。張為她辦了“農轉非”，調動了工作，後又送她到武漢大學成教班深造，並出資為她交納學費和食宿費用等。張在武昌購買了壹套住房，並裝修，購置空調、炊具等物品，供其某居住。他多次與多名女性同床淫亂，甚至與兩姊妹同床發生性關系。很多送色送錢的人都被他提拔為官員。

　　常德市安鄉縣國土局幾名執法人員，因為看不到“精彩”的艷舞，竟將城關鎮文化站副站長活活打死。

　　湖南法院審理查德德明了蔣艷萍總金額高達800多萬元的“黑金”。蔣艷萍22歲剛結婚就是某領導的“二奶”，之後，與省建六公司的壹副主任“相好”，從此平步青雲，從倉庫保管員而商場經理而省建六公司黨委書記，30多歲就坐到了副廳級的位置上。40多名大大小小的官員，被蔣“玩”得團團轉，成了她的工具與保護傘。如湖南省原計劃委員會副主任陳作貴，僅與蔣交往幾次，就被其俘獲，搞假建築招標，使蔣從中獲利100多萬元。1999年她被關押在看守所裏，還故伎重演，以色相勾引副所長，……蔣後來被官方滅口。

　　女人的美麗可真不得了，如：鞍山市國稅局女局長劉光明用貪汙公款中的50萬美金到香港把自己全身上下徹底美容了壹遍，這個有著打造的美麗屁股的50歲女人看上去就象30歲的少婦，於是靠和形形色色的、各路當官的壹路“睡”過去，在不到兩年的時間裏，從壹個副科長突然竄升為正處級的鞍山國稅局長。

　　周寧縣全縣人口19萬多，是閩東的壹個山區貧困縣，2003年地方財政收入剛剛突破3000萬元，然而原縣委書記林龍飛在任期間卻瘋狂斂財。林被當地幹部群眾稱為“三光書記”，即“官位賣光、財政的錢花光、看中的女人搞光”。林龍飛手上有壹個通訊錄，上面密密麻麻地記錄著幾十名與之有關系的女性的名字。他曾在福州豪華大酒家擺下２桌酒席，宴請與之有關系的十幾名漂亮女子，被人稱為“群芳會”。他還嗜好賭博，熱衷於通過賭博斂財和放高利貸斂財。檢察機關指控，他於1996年5月至2003年4月任周寧縣委書記期間，收受賄賂234萬元，為他人謀取利益。此外，還有230多萬元的財產不能說明其合法來源。

　　南京市政公用局局長帶領幾名幹部到寧波大酒店夜總會，聲稱要“小姐”陪陪，當被告知沒有“小姐”陪時，這幾個人強行將4名女服務員拖入包廂。南京奶業集團公司原總經理、號稱金陵“奶王”的副廳級貪官金維芝創立的金式“情婦邏輯”稱：“像我這樣級別的領導幹部誰沒有幾個情人？這不僅是生理的需要，更是身份的象征，否則，別人會瞧不起妳”。

　　南京市車管所原所長查金貴年近花甲，居然包養了13個情婦。查所長經常在熟人面前情不自禁地自我炫耀：“《紅樓夢》裏有金陵十二釵，我呢，有金陵十三釵……”對那些少於“十三釵”的貪官，查所長絕對“打心眼裏瞧不起”他！查所長的包養紀錄還未來得及申報，同在南京的江蘇省建設廳原廳長徐其耀就以包養140多個情婦已將其紀錄刷新。

　　90年代中期，時任鹽城市市長的徐其耀有天突然感覺胸口不太舒服，於是到當地壹家醫院去檢查身體。聽說市長駕到，醫院上上下下都驚動了，在壹番檢查之後，徐被告之“身體並無大恙”。但部下建議：“可以先掛點水，增加壹些能量”。院方立即找來了“全院打針水平最高”的護士——剛年滿40的王秀麗。王秀麗的技術和媚態令徐非常滿意。之後幾天，徐其耀每次都在午飯後去醫院打點滴，既顯示自己連看病都只利用業余時間，更想制造機會把這個“善解人意”的女人搞到手。那些“聰明”的部下，就提前通知了院方。因此，徐其耀去打點滴時，每次都安排王秀麗當班。在特設的“高幹病房”裏，王秀麗要陪徐其耀聊天；徐其耀睡覺時，她要坐在床邊觀察，連眼皮都不敢眨。最後壹天，徐其耀突然伸出右手握住了王秀麗的手：“王護士啊，這幾天真讓妳辛苦了！”說話間，他故意用力攥緊了王秀麗的手不放，以此試探她的態度。王秀麗醜怩了幾下還是被徐其耀拉進了懷裏。

　　第二天中午，已不再輸液的徐其耀以“剛恢復還需要再檢查壹下”為由，讓身邊人通知醫院：“請王護士帶上血壓計，立刻到徐市長辦公室來。”當王秀麗趕去後，她連帶來的血壓計盒子都沒打開，就被徐直接帶進他辦公室裏的壹個“專用套間”。在那張不知和多少女性濫交過的沙發床上，王秀麗就成了徐其耀的獵物。此時，她才知道，徐其耀昨晚看了半宿淫穢錄像，今天壹早急不可待地找她來，就是為了照著錄像上的“示範”進行“試驗”。

　　王秀麗說：“我什麽也不要，只想請妳幫忙給我女兒找個工作。”徐其耀笑著答應了。幾天後，王秀麗將女兒劉瀾帶到了徐其耀的辦公室。這個19歲姑娘壹下就把徐其耀的目光緊緊吸引住了，竟赤裸裸地說：“妳女兒長得真漂亮！”徐其耀說完，便給當地有關部門負責人打電話。壹周後，劉瀾被安排進了那家好單位。

　　為了感謝徐其耀，王秀麗幾次提出要好好謝他，都被拒絕了。直到有壹天，徐其耀朝她開了口：“今晚有個應酬，讓妳女兒陪我們幾人唱唱歌吧。”當晚，劉瀾被徐其耀的專車接到了當地壹家歌舞廳，在他的“特制包廂”裏，徐其耀先是專點情歌對唱，然後幾次趁著唱歌的空隙把劉瀾姑娘摸壹把、捏幾下。約半小時後，徐其耀突然吩咐該歌舞廳的老板說：“我有事情要在這裏處理，任何人不得打擾”。然後，他將19歲的劉瀾占有了。  此後，徐其耀壹有空，就讓人給劉瀾所在單位打電話，指定劉瀾送資料到他辦公室。和母親壹樣，劉瀾每次來也都是直接被徐其耀帶到辦公室裏面的套間。就這樣，這個可憐的姑娘，壹年之中兩次為徐其耀墮胎。荒淫無度的徐其耀壹次酒後，他不僅當著眾人的面炫耀自己的“壹箭雙雕”，居然還將這母女倆的“床上功夫”進行了壹番比較！徐其耀不僅生活作風如此極度糜爛，而且在調任省建委主任、當選省委委員後，還膽大妄為把最喜歡的情人調到哪裏。 2004年底10月15日鄒城美麗的女播音員馬嘯赤身裸體死在50多歲的副市長劉波的床上，舉國驚愕。原來，馬嘯接到劉的電話來到劉家中，劉提議上床，馬推口說身體不適，回絕了他。那知劉波已提前半小時服用了偉哥，不能自持，就偷偷地將豹女粉放入飲料中讓馬喝下，馬喝了飲料後渾身燥熱，來到內室，脫去了衣服，劉波以為藥起了效，尾隨進來，卻發現馬嘯面色蒼白，呼吸急促，立馬打120搶救，但為時已晚。警方對剩余的藥粉化驗中發現：該藥竟然使用了國家藥監局嚴令禁止的硝化己酮可可堿，而且生產豹女粉的廠家浙江伊甸園生物制品有限公司是壹家標準的三無企業，硝化己酮可可堿是壹種嚴禁在市場上流通的血管擴張劑。警方說：馬嘯是因為在服用此假藥後，血管擴張，心臟衰竭而死。劉波身為濟寧市副市長，卻到鄒城來金屋藏嬌，真是狡兔三穴，哪來的錢？劉波用生殖器將馬嘯戳死，難道不是殺人罪？因他是大官兒，更因為這是個獨裁國度，人民只配做馬嘯。李鴻章說過：“天下最容易的事莫過於做官了”。他哪知道，做共產黨的官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當了共產黨的官，要什麽有什麽，金錢美女會自動尋上門來。權力和官位就是上好的春藥，再加上貪贓枉法得來的票子，自是攻無不克、所向披靡，這比穿墻術厲害。更令人深惡痛絕的是：副市長分明奸死了人，公安的鑒定卻是陰道沒有精液，死得安詳，身上沒有傷痕；又利用媒體來替劉波副市長解脫，欲蓋彌彰。是人民供這些官僚們吃香喝辣，個個被養得龍精虎猛、像小驢子似的，結果反而對自己的衣食父母發泄獸欲，亂倫啊亂倫！有人說電視臺已成了領導們的自留地，市級播音員被市級領導玩弄，那省級、中央級的呢？那模樣個個只應天上有，真使人擔心。這樣的人來做官，再好的防盜門又有何用？腐朽的體制使黨官們醉生夢死，都在做著見不得人的罪惡勾當。四川武勝縣花澡事件9名男士和9名小姐裸泳後淫亂，9名男士中，國家工作人員就有6名。而舒城縣兩領導在沐浴時，向沐浴中心老板娘提出“要小姐”，在得到“沒有”的答復後，兩人竟然同老板娘吵了起來，最終竟釀成了命案。成都市交通局原局長石全誌在壹家美容廳遇上芳齡19的按摩小姐胡某，便與胡某在賓館極盡床第之歡。石花四萬元將胡從曾包養胡某的肖老板手中奪過來後，為她租房、買豪華家俱、金屋藏嬌，還給她安排工作，並批出100萬元幫助這個按摩女經營公司。蘭州鋼鐵集團總經理張斌呂素有‘廉總’之稱，辦案人員從其情婦家中及其辦公室等處查獲現金、外幣、存單、國庫券計人民幣294萬元和大量貴重物品，還查獲這位張總與情婦幽會時淫亂動作的攝像帶、做愛時呻吟聲的錄音帶和壹張張赤身裸體性愛照片。 2003年4月，中央紀委對貴州省委原書記劉方仁嚴重違紀問題進行了審查。查明，劉方仁在擔任省委書記期間，先後幫助貴州某集團公司總經理和壹企業主貸款、開發房地產、承攬工程，事後共收受賄賂人民幣161萬元、1.99萬美元（後又追查出受賄額500萬元）；收受某外商所送名貴手表壹對。這位道貌岸然的省委書記，竟勾搭上“發廊妹”。1994年開始，“發廊妹”鄭某與劉方仁突破底線，不可自拔。鄭某的姘夫不但不吃醋，還樂此不疲地為劉方仁安排幽會場所。於是劉方仁出面打招呼，幫陳某承攬了貴陽某某大酒店和某某電信樞紐大樓等價值近億元的裝修工程。劉方仁支持縱容其經商的兒媳婦易某“放手經商”，放手倒賣工程項目，使其獲利2180多萬元。目前，有關部門已查扣劉方仁兒媳易某違紀違法款項2200多萬元。2004年6月29日，原貴州省委書記劉方仁被判處無期徒刑。雲南原省長李嘉廷提拔102名副廳級幹部，獲利750多萬元，其子接受財物2049萬，其情婦獲利3000余萬元。只有小學程度的徐福英17歲開始，便與不同的男人結婚離婚。1997年，李到中央黨校進修，竟把徐福英帶入北京，他白天在黨校學習廉潔修身，晚上則在賓館內翻雲覆雨。 2001年9月16日，李妻接受盤查，屢次被人質問丈夫與徐福英的奸情後，自覺羞愧難當，同日晚上，在家中懸梁自盡。李嘉廷受賄1800多萬被判死緩。 2004年7月5日，江西省紀委通報原上饒市市委書記余小平自殺案的初步調查結果。通報稱，經江西省委批準省紀委決定給予余小平開除黨籍、開除公職處分。余小平的違紀事實有：道德品質敗壞，嫖宿賣淫女；生活作風糜爛，長期包養情婦；指使某中學校長違反規定將兒子推薦為省級優秀學生，並弄虛作假保送到北京某大學就讀。但外界認為，目前公布的余小平自殺3個問題難以構成余自殺的“內因”。余小平在樟樹時認識壹名來自四川的情人，該女懷上余的孩子後，威逼余小平離婚，並要求與其結婚。余小平為了擺脫糾纏，就請人把這個女的給做掉了。此後，該女家屬到處上訪，終於把這個事情給捅開了。余才自殺。成克傑利用其職務便利，單獨或與其情婦李平共同收受賄賂款物合計人民幣4109萬余元。有“廣西第壹貪”之稱的李乘龍情婦多得自己都記不清了。首都鋼鐵公司北鋼公司原黨委書記管誌誠年近六旬、五短身材、獅鼻大嘴，身邊有兩個號稱“幹女兒”的女人——30歲的於惠榮和年僅24歲的楊娣。管誌誠索賄受賄141．83萬元、貪汙8.21萬元，所得贓款有42萬元給了情婦於惠榮，11萬元給了情婦楊娣，還分別給二情婦購房置產。三人的結局是：管被判處死刑，於被判處無期，楊亦受到法律的懲處。四川樂山市原副市長李玉書貪汙錢物共計893萬元。李玉書生活靡爛，曾於1999年6月包養壹名年僅16歲的少女當情婦，並且以六十多萬元在麗都花園購買壹套房子送給她。之後還以18萬元幫她裝修壹個茶坊。2001年4月，李玉書再次為她買了壹輛豪華驕車。紀檢部門2004年調查重慶市廣電局長張小川經濟犯罪案，發現張小川曾多次挪用公款到澳門賭錢，還請頂頭上司重慶市宣傳部長張宗海壹起去。他們共動用2億多元公款，在葡京賭場貴賓廳壹擲千金，共輸掉1億多元，有壹部分是張宗海親手輸掉的。張小川向辦案人員招認的情婦就有8人。中紀委對張宗海立案審查，發現他在任黔江區委書記期間，貪汙受賄約900多萬元。酒量頗大的張宗海在重慶有家，但他在重慶的五星級飯店稀頓飯店長期包房，並且經常帶不同的漂亮女人去過夜。據說張宗海選女人有三個標準:壹要大學本科畢業，二要漂亮，三要處女。在中央黨校壹年學習期間，他不甘寂寞包養了壹名女大學生。他還與黔江區某高級酒店總經理等多人保持著不正當兩性關系。除了“偉哥”，張宗海對神佛的興趣也很大。每年在華嚴寺等名寺燒第壹主香，需花費幾十萬元，但還有人搶著去。張宗海也不例外地信神佛，在就任重慶市委宣傳部長前幾天，他還在某風景區寫下了“謁真武觀原知萬物皆循道，朝觀音閣頓悟眾生可成佛”的聯句，也有傳說稱，辦案人員除從張家搜出數百萬元現金外，還在他家裏發現了精美的神龕。 2005年5月31日，海南省臨高縣城監大隊原大隊長鄧善紅因涉嫌收受賄賂，被檢察機關批準逮捕。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鄧善紅包養過6個情婦，而且6個情婦都為他生了小孩。而直至今日，鄧善紅的妻子和已經成年的女兒還始終無法相信他在外面包養女人。克林頓搞情婦的事多了，他送給其情人萊溫斯基的禮物也只是手絹之類的玩意兒[克林頓遭國會譴責而向人民道歉]，沒聽到揭露出他貪汙的訊息。六十年代被刺死的肯尼迪，據說情婦也不少，還說他與瑪麗蓮.夢露也有壹腿，也沒有聽說他有什麽“經濟問題”。法國前總統密特朗，死後其私生女都露面了，也是有情婦的，同樣沒有誰說他占了法國多少公款，吃了多少回扣，亂批了什麽工程，培養出幾個大款。那些不使人變貪的情婦都在外國。外國的情婦不管官員的政治和經濟。中國的情婦生活上與貪官穿連襠褲，經濟上也與貪官穿連襠褲，假著貪官的虎威，也能分享到貪官的權力。她們與官員共同幹壞事。難道說中國人的素質差，以至於當起情婦來都不能讓人滿意了嗎？中國教科書長期宣傳的資產階級人生觀的腐朽性和無產階級人生觀的先進性之類的政治說教，在事實面前顯得多麽的蒼白而又無力。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批判

　　馬克思荒謬的勞動價值論

   社會主義國家計劃經濟的破產從實踐上證明了馬克思設想的理想模式的覆滅。在東歐演變、中國放棄計劃經濟之後，反思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的問題，具有特別重要時代的意義。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重要錯誤有：

   1．錯誤的使用價值觀

   在《資本論》中，馬克思抹殺了商品使用價值的意義，撇開了使用價值，只認定勞動耗費是商品交換和社會分配的唯壹依據。這完全違背了人類經濟活動的基本規律。馬克思說：“如果把商品的使用價值撇開，商品就只剩下壹個性質，即勞動產品這個性質”。他自以為找到了人類勞動這個幕後操縱者而建立勞動價值論的時候，忘了壹個非常關鍵的前提，即商品並非都是勞動產品。非勞動產品成為商品的實例可說俯拾皆是，如：土地、自然資源、風景勝地、人體器官及精子、卵子、血液等。勞動價值論的前提：“商品就只剩下壹個性質，即勞動產品這個性質”；根本就不符合實際，因而勞動價值論不能成立。如果我們把商品千差萬別的具體屬性撇開，或如馬克思的說法，“把商品的使用價值撇開”，那麽無論是勞動產品如皮衣、大米等，還是非勞動產品如天然鉆石、人體器官等，它們現在確實是“就只剩下壹個性質”，即消費者的需求對象，根本不是馬克思所說的“勞動產品這個性質”。馬克思犯錯誤的根源所在了：以偏概全，見物不見人！馬克思認為：“物的有用性使物成為使用價值。但這種有用性不是飄忽不定的。它決定於商品體的屬性，離開了商品體就不存在。” 馬克思認為：使用價值作為有用的物品，完全就是壹種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客觀存在，而不是什麽“飄忽不定的”可變物！如鐵、小麥、金剛石等有用物就都是這樣。在馬克思的使用價值觀中，物就是壹切，根本就看不見人的影子。如果站在消費主體的角度來看問題，結論就完全不同了。任何物品，若沒有利用它的主體，它就根本沒有任何有用性可言！物品的有用性，就是物品被主體需要所產生的相對於主體而言的用處而已，它是存在於主體與客體之間的壹種關系。與馬克思的“這種有用性不是飄忽不定的”的結論相反，物品的有用性恰恰就是壹種依人的需求變化而變化、既可生亦可滅的“飄忽不定”的可變性質。所謂使用價值，其實就是那些能夠成為消費主體需求對象的客體或物品。商品，只有那些確實具有可交換性從而可以完成交換過程而進入消費的商品，才真正成為人的需求對象，也才是真正的使用價值。馬克思“商品體本身，……就是使用價值”的結論根本就是錯誤的。　　

   馬克思忽視使用價值，這是他的根本錯誤。其實使用價值最重要。因為：第壹，生產的目的是消費，消費的是使用價值。使用價值既是生產的結果，又是生產的目的。而勞動只是創造使用價值的手段之壹。根據目的高於手段、手段服從目的的原理，得：使用價值高於勞動價值。人類勞動的目的是為了獲取享用物，人們從來就是希望用最少的勞動，獲取盡可能多報酬。這個“報酬”當然是勞動的成果即物品的效用或使用價值，而絕不是“勞動價值”。“價值”只能是財富價值即使用價值，它使人們獲得享樂、愉快、舒適或減輕人們痛苦的東西，而不是令人生厭的勞動。馬克思的價值理論完全與常人的觀點背道而馳。第二，人類從事商品生產是希望通過交換使自己用少量勞動換取更多的享用品，這些物品是以它的效用即使用價值來體現它的價值的，不是以它包含的勞動量來體現價值的。在市場交換中，按質論價的“質”是使用價值的質，不是勞動的質。可見，使用價值對價格具有決定作用。使用價值在市場中的認可，才使勞動具有價值。馬克思卻反過來，認為勞動是勞動力的消耗過程，因為勞動力的消耗，使產品具有價值；勞動量大小決定著交換價值量的大小。這與人類的交換秩序相違背的反科學的結論，本來不屑壹顧，但它被馬克思主義強制於社會中，造成了社會生產和交換規則的大混亂，給人類造成了巨大破壞。  第三，分配時，人們分配的也是使用價值。人們分到手是貨幣，而貨幣代表的正是使用價值。蛋糕大點才好分，蛋糕就是使用價值。使用價值或財富是由土地、勞動、資本、技術共同創造的。因此，生產要素都應參與分配。級差地租是土地所創，良種帶來的產量增加是技術所創。要承認生產要素不僅創造了財富，而且創造了價值。  如何計量使用價值呢？使用價值的物理量由大家壹致公認的計量單位來衡量，如：kg、km等。不同的使用價值其物理量不壹致，必須通過貨幣把不同的使用價值換算成使用價值的社會量。貨幣是社會財富的通用代表，貨幣是商品交換能力或交換價值的計量單位，價格是商品交換價值的貨幣表現。可以說，商品的成交價格是使用價值的社會量，反映了社會對商品使用價值的評價。因此，社會上通常所說的收入和國民生產總值的數量，反映了人們擁有的使用價值或財富的多少，並不反映消耗了多少體腦力的勞動價值。 2．交換價值成立原因的分析的錯誤馬克思認為交換價值成立的原因在於相互交換的商品包含的勞動價值量相等。等價交換原理認為，壹切自願、自由的交換都是兩個“價值”相等的商品的交換；否則任何壹方會覺得自己吃了虧，交換就不成功。因此交換本身不能“創造”任何“價值”。如果商品有壹個確定的公平的價值，則商品交換是零和遊戲。本來人家做買賣時還尋思著劃算，這下壹概變成壹個階級剝削另壹個階級，搞的世界不安寧。等價交換原理完全是壹個虛構的前提。如果按“價值”的原始含義－－中心價格，交易價格等於中心價格（或平均價格）只是壹種特殊情形，大量存在的情況是或多或少地偏離這個中心。某些情況下，離中心價格越遠，交易越容易成功：例如，賣衣服的商家，把正常價格100元的衣服按10元、20元壹件拋售，那麽人們將貨品壹掃而光。因此，如果按價值的原始涵義－－中心價格，所謂等價交換原理就完全是壹個虛構的前提。交易成功，是因為買賣雙方對商品的估值範圍，可能存在壹個重合的區間，如果重合區間不存在則很可能交易不成。例如上面衣服店的店主，對某衣服的估值範圍為90～110元，因此他可能出價120元，而最低可接受的價格為90元；消費者甲，對該衣服的估值範圍為80～100元，因此他可能還價70元，經過雙方討價還價，最終成交價格將是90～100元不等；消費者乙，對該衣服的估值範圍為50～70元，無論怎樣討價還價，都不會成交。在某些情況下，買賣雙方雖然對該商品的估值範圍不壹樣，但會由於其他原因，交易依然成立。張三到郊外旅遊，走著走著感到口很渴，看到李四的小店，過去買瓶水。李四壹口價20元/瓶，而這種水正常的市面價才2元/瓶。張三感到被“宰”了壹頓，但還是買了壹瓶喝。這裏，張三完全不認可李四提出的“交換價值”20元，但也只得買，因為此時這瓶水的“使用價值”對於張三來說非常大，而且是第壹位的。　　　　　　

壹件東西值錢不值錢以及值多少錢，並沒有壹個客觀不變的標準，而是因人因時因地而變化不定的。商品的價值是主觀的、不確定的，這就叫邊際效用論。隨著商品效用邊際遞減律的提出，水和鉆石的悖論立刻解決。水的效用比鉆石要大得多，但由於水的供應量任意多，所以它的邊際效用非常低。反過來，在沙漠裏，水的邊際效用就非常高。商品之所以成為商品，不是因為抽象的價值，而是效用。商品交換的目的在於效用的交換。這個商品的實質加上效用邊際遞減的發現，徹底葬送了商品的價值這個抽象的概念。必須從交換當事人的角度，分析各自的得失；而不是以旁觀者的身份輕言誰占便宜誰吃虧。“沒有壹個商品生產者肯拿自己花了10小時的產品去換人家1小時的勞動產品，除非是傻瓜。”這種說法是想當然的結果。如果別人花1小時可以生產出來的產品妳需要花15個小時才能生產出來，不用自己10小時的產品去交換那才是傻瓜呢。在物物交換的時代，人們並沒有等價交換的概念；交換價值成立的原因是比較利益，即交換商品比自己生產該商品經濟得多、合算得多。也就是說，人們交換的原因是交換來的商品比自己直接生產該商品要合算得多，並不存在馬克思所說的交換背後隱藏的勞動價值。茅於軾在《制度轉軌中的人權》說：“等價交換是壹個臆斷”，等價交換、“等價物”只是壹種荒唐的假設。馬克思說壹頭羊和壹柄斧交換是因為二者生產所用的勞動時間相等。這是荒唐的！既然用同樣的勞動可以生產出來，幹嗎還要交換？每個人都將直接生產自己所需的物品。市場經濟的解釋是交換的雙方都可獲利，因為各自生產的比較優勢不同。人們相互交換各自產品的根本目的不是互通有無，而是為了節約勞動，雙方都可獲利！因為壹旦不能節約勞動，人們便不再相互交換，而是自己生產所需物品了。馬克思說“商品的物質區別是交換的物質動機”。說明他沒有真正理解交換的本質。

   3．不存在“勞動價值”

   人們會說：“商品當然有價值啦！”人們說的價值，指的是商品對人有使用價值，以及人們對該商品有壹個願付出的價格。這個價值是因人而異的，並不是勞動價值論的那個價值。堅信“價值”的存在，是人類思維的壹個誤區：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人們看到市面上價格變化，很容易相信這個變幻的價格後面，有那麽壹個不變的價值。人類進入這個誤區遠不是第壹次。三百來年前，人們就相信木頭之所以會燃燒，必有壹種使物質燃燒的原因，即“燃素”。木頭燒成灰，乃是因為燃素燒掉後的殘渣余孽。盡管人們始終找不到燃素，當時的化學家們對燃素論深信不疑，以至於氧氣被發現多次而失之交臂。氧和可氧化物愛上了就會燃燒，同樣，賣貨的找著個“冤大頭”就產生價格。事情就這麽簡單！。古典經濟學中說的商品的價值，在實證內容上相當於現代經濟學裏談的長期均衡價格。勞動價值論的基本內容是說，商品的價值或長期均衡價格，與生產單位商品所耗費的勞動量成比例，跟需求無關。然而，即使勞動是唯壹稀缺的生產投入，只要存在著勞動效率、比較優勢、職業偏好等方面的不同，商品的價值或長期均衡價格就不能僅由勞動耗費來決定，消費者和生產者的偏好和需求同樣著決定價值或長期均衡價格。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把勞動價值論只看作是適用於原初社會的壹種理論。他指出不同職業的勞動在難易、汙潔、技能、訓練、尊卑、風險、責任輕重、升遷可能、職業愛好等各個側面均有不同，並且考察了在先進社會中，這些差別如何從產品價值或勞動報酬中得到補償。他說明許多補償實際上由人們的偏好和需求來決定，並不僅僅取決於勞動量的大小。

　　勞動價值論在《國富論》裏屬於畫蛇添足，把那幾頁紙撕掉沒什麽要緊。弗裏德曼指出，國富論的最基本的假設簡單得難以置信：壹項交換只要是雙方自願的，則每壹方都相信他從這筆買賣獲益。要不然總有壹方不幹。  李嘉圖相信勞動價值論適用於國內貿易，他承認國際貿易中的比較優勢法則是勞動價值論的例外，但沒有看到在國內市場上人們比較優勢差別。根據他當時作出的、現在被認為並不正確的估計，英國大約有6-7%的相對價值變動，不能由勞動價值論來說明。所以，斯蒂格勒又將他的理論稱為93%的勞動價值論。馬克思只需說“價格圍繞價值上下波動”，可從來就沒說這波動有多大嘛。既然價格可以大幅度乃至無限度偏離價值，那“價值”還有什麽意義呢？按勞動價值論，由於“商品的價值體現的僅僅是人類的勞動，是壹般的人的力量的耗費”；所以，在壹定時期內，現實商品的價值量按照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就只能是個常數。馬克思說：“商品的價值在商品進入流通以前就表現為商品價格，因此它是流通的前提，不是流通的結果”（《資本論》第179-180頁）。並引用他人的觀點來支持此觀點：“不是契約當事人決定價值；價值在成交以前就已經決定了”（《資本論》第180頁腳註17）。可許多商品尤其是那些時效性強的商品，如鮮花、蔬菜等等，往往因變質等原因而成了毫無價值的垃圾。還有許多商品如衣服等，雖沒有變質，卻因社會需求的變遷而不得不“揮淚大甩賣”；有許多曾經價格昂貴但現已沒銷路的商品則不得不報廢。商品的價值量之所以會發生這種巨變，當然不是因為物化在這些商品中的人類勞動發生了什麽變化，生產這些商品所花費的人類勞動在它們成為商品的那壹刻起，就已成為壹個不可能再變的常數了；也不因為這些商品本身的自然屬性發生了什麽變化，對於那些質地良好的耐用商品如衣服等，只需換個需求環境比如非洲的貧困地區，它們就可能不再成為廢品了；它們成為廢品的原因只有壹個，那就是在當時當地缺乏對於它們的有效需求。至於土地、名人收藏品等會不斷升值等例子更是和勞動無關。所以，勞動價值論徹底敗給了供求關系價值論和邊際效用價值論。市場如果不認可其產品，其產品就沒有價格（或者價格低落），其產品沒有價格自然就沒有價值，空談抽象的勞動價值毫無現實意義。正是由於社會需求所發生的變化，才導致物品的價值和價值量也同時發生了變化。商品價值和價值量所發生的這壹切變化和現象其實都只不過是社會需求所發生的變化的簡單反映而已。而馬克思的“商品價值具有不變性”的勞動價值理論，根本就是壹種與現實完全相背離的荒謬理論。馬克思之所以會犯錯誤，其根子還在於他的錯誤使用價值觀。　　

   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就其實證內容來講，基本上是思想垃圾。事實上，古典勞動價值論的有用成分，早已被現代的壹般均衡理論所吸收，成為後者在特殊場合的壹個特例；而它與壹般均衡理論不壹致的地方，則大多屬於謬誤，已經被拋棄。張五常的壹句話是蠻中肯的：“馬克思是最蠢的！”

   4．價值不是勞動獨創

   “價值是商品的屬性”決定了價值不是勞動單獨創造。馬克思說：使用價值和價值是商品的二重性[即二重屬性]，而且馬克思也承認，“勞動是財富之父，土地是財富之母”，父母所生的兒子[即商品]的屬性[價值]怎麽偏偏是夫妻親壹人所創呢，這說得過去嗎。事實上，兒子的屬性[價值]是父母二人所創，也受社會[市場]影響。比如：有兩種產品：大米和玉米。生產1千斤大米需要耗費1農民100天的勞動，需要占用2畝土地。生產1千斤玉米需要耗費1農民100天的勞動，但只需要占用1畝土地。那這1千斤大米和1千斤玉米的價值相等嗎？根據勞動價值論，二者當然是相等的。但是，即使是壹個沒有讀過書的農民，他也不會同意這種說法。他壹定會說：“如果二者的價值相等，那麽誰還會去生產大米呢？既然生產大米和生產玉米收入相同，那為什麽不都去生產玉米，從而節省出土地幹點別的呢？”所以說，只要生產大米和玉米所占用的生產資料的數量不同（假設勞動耗費相同），那麽二者的價值就決不會是相同的。消費者如果想要吃到大米，他們就必須支付給大米的生產者較高的報酬，否則他們就不可能在市場上買到大米。而大米價值高於玉米價值的部分，就是由多占用的那壹畝地（生產資料）所帶來的。　　

   總之，商品價值是由生產商品的“勞動耗費”和“資本（生產資料的價值形態）占用”共同決定的，或者說，商品的價值是由勞動和資本共同創造的。這就是“生產費用價值論”。  馬克思說：“如果物沒有用，那麽其中包含的勞動也就白白耗費了，因此不創造價值”。這可得出壹個關鍵的結論：即物品的價值必須以社會的承認為前提。周小安說：神賜給我生命、氣息和智慧，也供應我生活中壹切所需要的條件：空氣、水、陽光、以及壹切生存所必須的環境。這壹切都不是我的勞動和努力所賺得的，而是神白白賜下的。但我從不對神心存感恩，反而相信“勞動創造壹切”。這難道不是忘恩負義嗎？天生萬物供人用，古人很清楚的認知到這層道理。因此，古代的木匠要上山伐木前，就必須遵守許多規範，伐木需按吉日規定、不得濫伐，立木起工前則有祭神之儀式；古人之惜物、敬物，也都是這壹“天生萬物”之認知的表現。勞動價值論的主張者卻看不到這壹點，他們只看到了在這壹空間中“可見”的勞動過程。他們恐怕連張獻忠的見識都比不上了，因為這個大流寇至少還懂得“天生萬物以養人、人無壹德以報天”呢！

   5．勞動價值無法計量

   馬克思宣稱他對勞動價值論作出了壹個重大貢獻，就是發現了商品中包含的勞動二重性。他自稱這是“首先由我批判地證明了的”，並強調“這壹點是理解政治經濟學的樞紐”。原來馬克思發現：象打獵、織布、縫衣等勞動，不僅僅是因對象、方式和結果等不同而不同的生產勞動，而且還都是“人的腦、肌肉、神經、手等等的生產耗費”。他管前者叫具體勞動，管後者叫抽象勞動。據說，不管具體勞動的性質如何，只要我們僅把其當做抽象的“人的腦、肌肉、神經、手等等的生產耗費”，它們就神秘地變成可以通約、相等、相加了。馬克思認為：價值是凝結在商品中的壹般“無差別的人類勞動”，即消耗的體腦力即抽象勞動在商品中的凝結。而體腦力至今沒公認的計量單位，勞動價值沒有客觀的計量基礎。勞動本身無法精確度量，無法精確度量就不能確定勞動的無差別性。此外，用貴金屬來計量商品的勞動價值是不可能的。貴金屬所含的勞動量都無法說清，怎能用它來計量商品的價值呢。貴金屬的物理單位是不能與某壹勞動時間劃等號的。馬克思斷言：商品的價值由生產它所需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決定。他說：“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在現有的社會正常的生產條件下，在社會平均的勞動熟練程度和勞動強度下制造某種使用價值所需要的勞動時間。”  這個定義的問題是：第壹，“現有的社會正常的生產條件”，語意含混，以致馬克思自己都稀裏胡塗，在《資本論》隨後的討論中，始終無法嚴格遵循他本人給出的定義來進行；第二，“平均的勞動熟練程度”壹語，甚至從邏輯上就錯了。先來看第壹個問題。按馬克思給出的嚴格定義，決定商品價值的，僅限於“現有的社會正常的生產條件下”的勞動耗費量。所謂正常條件，與現代經濟學中的長期均衡相當。將這個定義用到農業中，就應當包括正常的氣候條件。這樣，農產品的價值，將僅由正常年景下生產單位產品所需的勞動量決定。純因短期氣候波動而造成的產量波動，可導致短期市場價格高於或低於其價值，卻不影響價值或長期均衡價格本身。在棉花歉收、價格上揚的情況下，馬克思不把它當做是價格偏離價值，卻說：“商品的價值固然是由商品所包含的勞動量決定的，但這個勞動量本身是社會地決定的。如果生產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變了，例如，同壹數量的棉花在歉收時比在豐收時代表更多的勞動量，那就會反過來對原有的商品發生影響，因為原有的商品始終只是本類商品的壹個樣品，它的價值總是由社會必要勞動計量的，因而也總是由現有的社會條件下的必要勞動計量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36頁)。這裏，馬克思不講邏輯地突然取消了他自己原來定義中的“正常生產條件”壹項限定，將其簡化成了“現有的社會條件”，而不是“現有的社會正常的生產條件”。於是就得出了短期產量波動也會影響其價值的奇怪結論。如此壹來，價格波動與價值變動不分，短期波動與長期均衡攪成壹鍋粥，亂得壹塌裏糊塗。這反映了馬克思思維上的極度混亂：本想把需求排斥在價值決定之外，到後來又把它從後門塞進來。在《資本論》第三卷，馬克思搞出個包含社會需求在內的“第二種含義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概念來：“價值不是由某個生產者個人生產壹定量商品或某個商品所必要的勞動時間決定，而是由社會必要的勞動時間，由當時社會平均生產條件下生產市場上這種商品的社會必需總量所必要的勞動時間決定”(《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722頁)。在中國，對於“兩種含義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及其在價值決定中的作用，政治經濟學界熱熱鬧鬧爭論了四十多年，直到現在，好象也沒吵明白馬克思說的是什麽意思。馬克思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定義，還有另壹個問題，這就是他認為價值由“平均的勞動熟練程度”下的勞動量決定。這在邏輯上是不通的。因為，在勞動效率、危險度、復雜度、熟練度、比較優勢、職業偏好等等互不相同的情況下，決定市場上均衡交換比例的，並不是平均勞動技能下的生產率，而是邊際勞動者的生產率。很多產品的價值與勞動時間毫無關系，或基本上無關系。如計算機軟件，書籍，影藝產品，古董，字畫等。有人說古董、名畫可以用稀有來解釋，稀有就要花更多的時間來尋找，所以貴。到底是因為滿足不了需求而價格昂貴，人們才去尋找；還是尋找時間長，才價格昂貴？說尋找時間長也毫無根據。盜墓的人都是知道了才去盜的，沒聽說那個人走遍大江南北找了幾十年找到壹個古墓去盜。何況凡高的畫就保存在博物館裏根本不用去找。有人又說保管需要時間，所以就貴。那麽，到底是因為價值連城才被保管，還是因為保管才價值連城？如果是後者，妳小時候在床上畫的畫壹但被大英博物館收藏豈不也要價值連城？

　　6．復雜勞動等於多倍的簡單勞動行不通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壹卷第58頁說：“比較復雜的勞動只是自乘的或不如說多倍的簡單勞動，因此，少量的復雜勞動等於多量的簡單勞動。經驗證明，這種簡化是經常進行的。馬克思接著給出的答案，在邏輯上陷入了循環論證在觀念上則落入了神秘主義。他說：“壹個商品可能是最復雜的勞動的產品，但是它的價值使它與簡單勞動的產品相等，因而本身只表示壹定量的簡單勞動”。這段話包含著循環論證：為了把復雜勞動化約為簡單勞動，需要知道復雜勞動產品和簡單勞動產品各自的價值，因為正是“它的價值使它與簡單勞動的產品相等”。但是產品的價值不正是有待確定的量嗎？怎麽假定它是已知的呢？馬克思接著說：“各種勞動化為當作它們的計量單位的簡單勞動的不同比例，是在生產者背後由社會過程決定的，因而在他們看來，似乎是由習慣確定的。為了簡便起見，我們以後把各種勞動力直接當作簡單勞動力，這樣就省去了簡化的麻煩”。這段話過於輕飄。既然異種勞動的換算比例是在市場上決定的，因此，這些換算比例在市場上也是經常變動的。把異種勞動的換算比例簡化為常數，是不符合客觀實際的。根據馬克思的觀點：“商品的價值取決於勞動時間和勞動的復雜程度”。雖然生產商品的勞動時間可在生產中精確地測量，但由於異種勞動的換算比例是在交換時才確定下來的，所以，商品的價值只有在交換結束後才能最終確定下來。因此，商品的價值不可能存在壹個絕對不變的數值，它是經常變化的。因此，商品價值的確定不是壹個純粹的自然過程，不存在絕對的、客觀的標準，相反，它是壹個社會過程，涉及人類的主觀判斷。勞動的價值與人們對勞動的估價有關、勞動的價值是商品在市場上進行交換時得到確定的。這些事實充分說明：用勞動價值來作為商品價值絕對的度量尺度，是存在問題的。其實，在古典勞動價值論的框架內，除了少數極端情形，邏輯上不可能有壹種方法將復雜勞動化為簡單勞動而不陷入循環論證。馬克思的話反映了他的壹個常見招法：面對邏輯上解決不了的難題，就推搪說有壹個神秘的“社會過程”替我們解決了問題，然後就假裝這個難題不存在了。經濟學家坎南 (E. Cannan) 壹針見血地稱其為“神秘主義”。馬克思設想的復雜勞動等於多倍的簡單勞動是行不通的。在飯館裏洗盤子和清掃馬路，他們的工作小時是否就能等同？軟件從業人員比三輪車夫的勞動復雜，這是肯定的。但這種復雜的程度怎麽衡量？用他們創造的產品的價格比，或二者報酬的比？這是本末倒置，用價值來衡量勞動，而不是用勞動（勞動時間）去衡量價值了。知識產權規定即使技術專利人在收回成本的情況下，也可依協議從對方的銷售收入中獲得提成。藝術家創作每壹件藝術品的勞動壹旦完成後，該藝術品會隨著時間推移和人們的認知不斷變化其市場價值，價值永遠都在變化，波動幅度可超過萬倍，但藝術家並沒有再對該作品作進壹步的勞動。將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進行換算比較，結果是滑稽的！因為根本就無法換算。通常，產品的價值以及不同類型勞動的化約比例，主要由需求與供給的長期狀況決定，與生產技術以及勞動的復雜性關系不大。馬克思見不到這壹點，又想把供求條件排除於價值決定之外，於是就陷入了循環論證而不能自拔。在美國，從事“簡單勞動”的工人的工資超過從事“復雜勞動”的數學大師級學者，超過同公司的工程師。為什麽？因他們有工會可罷工。可見，馬克思的復雜勞動論又是大謬。馬克思認為：隨著機器大工業的發展勞動分工就會消失，異種勞動的換算就會科學化。事實上，消失的只是體力勞動，而腦力勞動中的分工越來越發展。在企業內部，產品日益復雜、工藝和技術的要求越來越高，使每壹個勞動者能幹的工作越來越窄，分工也必須越來越發展；否則，不但不能使經濟得到發展，反而連現有本職工作都無法勝任。

   7．勞動價值論無法指導國民經濟活動

   1）勞動價值無法統計微觀經濟活動

   馬克思堅持同量的勞動創造同量的價值，而“同壹勞動量用在富礦比用在窮礦提供更多的金屬”，因此，勞動價值不能表示兩礦的生產水平和財富量的差別。馬克思不僅用勞動時間計量商品價值，還用勞動時間作為分配消費品的尺度，即按勞分配。按勞分配是建立在勞動價值論基礎上的，但是勞動本身無法精確度量，自然也無法科學公平的指導分配。用簡單粗糙的勞動時間作尺度，導致了集體生產的“人海戰術”、大鍋飯、磨洋工，生產力嚴重倒退。

   2）勞動價值無法預測價格變動方向

   馬克思認為商品的價值決定商品的價格，而價值會隨著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而下降。“勞動生產力越高，生產1種物品所需要的勞動時間越少，凝結在該商品中的勞動量就越小，該物品的價值就越小。相反地，勞動生產力越低，生產1種物品的必要勞動時間就越多，該物品的價值就越大”。勞動生產力的提高使商品的價值減小,這符合常識嗎？1座鋼筋混凝土的萬丈高樓和1座土磚瓦的小矮房在不同生產力下會耗費相同的勞動量，那它們的價值量也壹樣嗎？讓妳付相同的價，妳願意選擇那1座房屋住進去?讓它們的價值相等，這顯然是荒謬的。商品降價的原因是競爭。若無競爭，商品的價格只升不降。二戰以來，物價總水平與勞動生產率都在提高，沒有呈現馬克思希望的物價總水平隨勞動生產率提高而下降的趨勢。

   3）勞動價值無法指導宏觀經濟活動

   馬克思否定非物質生產部門的勞動創造價值，就否定了歌星的磁帶、技術專利創造價值，因而否定了腦力勞動創造的巨大的價值；而且無法解釋發達國家二戰以來非物質生產部門所創國民生產總值遠遠超過物質生產部門的事實。例如：現在美國農民和壹線產業工人只有百分之十幾，能說全美國人都在剝削這壹部分人，那些農民和產業工人未必同意這種說法。如果馬克思說法成立，去除剝削的辦法就只好大家都自己做工做農，自給自足好了。中國在生產中投入的勞動量遠遠大於日本，可生產的財富與國民生產總值卻遠遠小於日本。可見，馬克思的價值概念只能簡單的說明耗費的勞動量，與當代通行的國民經濟的計量完全不是壹回事，不能作為經濟計算的理論基礎。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已經拋棄了以馬克思主義為基礎國民經濟統計體系，采用了西方經濟學為基礎的國民收入統計體系，承認了服務部門創造價值，已經拋棄了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 “價值”的概念會引致更加嚴重的謬誤。相信“勞動力價值論”的人以為，商品凝聚的人類勞動越多，商品的價值就越大。他們壹廂情願地認為，在生產中投入多少資金和勞動，產品就具有多少價值，壹個國家的國民生產總值就有多少增長。例如，壹條好端端的路，挖了又補，補了又挖。在計算GDP的時候，人們會誤把所有挖挖補補的成本，都算作它的“價值”，仿佛投入得越多，它就越值錢似的。但實際上，無論怎樣計算GDP，路也還是這麽壹條路。人們對這條路的“個人估值”，是不會因為鋪路時浪費了巨額投資而有絲毫增加的。同樣，某些沙漠開發工程，要投資數以億計的資金，鋪設蜿蜒的水道，延伸到幹涸的沙地，目的是在那裏種幾棵菜。那幾棵菜固然凝聚了千萬資金，它的“價值”或許有幾千萬吧，但它的“個人估值”，卻只是顧客願意支付的那幾塊錢！這裏有兩個概念，壹是馬克思的“價值”，二是“個人估值”。確切區分這兩個概念，大家就不會再受到什麽GDP數據的迷惑，以為靠硬性增加政府投資可以“拉動產值”了。任何違反市場需求而作出的硬性投資，都不應算作對總“個人估值”的貢獻。

4）凡是有點知識的人都應該反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

因為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不承認非物資生產部門的勞動創造價值，只承認物質生產部門的生產勞動創造價值；說什麽商業職工、銀行職工不創造價值，是挪用了物質生產部門的工人所創造的價值，更不承認教師、律師等知識勞動創造價值了。因此，“四體不勤”的知識份子便被視為是人民之敵，毛澤東以“臭老九”而鄙之、賤之。而無論是在前蘇聯、東歐國家，或是在中國、北韓、越南，知識份子被投入獄中者不知凡幾。按老馬的理論，原來教師從事的不是勞動，怪不得有人把教師和學生的關系比喻出“嫖客和妓女”，教師不是勞動者，而成了“賣”的了！這直接導致了毛澤東的“皮毛之論”，赤裸裸地宣揚對知識分子階層的歧視，宣揚對資產階級（即企業家階層）的專政。江澤民在慶祝建黨八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說：“我們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當時所面對和研究的情況有很大不同。我們應該結合新的實際，深化對社會主義勞動和勞動價值理論的研究和認識”。它暗示暗視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不適應當今中國。恩格斯說，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和歷史唯物主義使社會主義由空想變為科學。因此，拋棄了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即拋棄了“科學社會主義”。黨統治的理論基礎多麽脆弱！第104節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邏輯批判馬克思在中國是壹個有影響力的大人物，他敢於向當局挑戰為民請命的精神值得我們學習，但他研究問題的方法和結論是可以批判的。在我看來，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並非科學。

   1．立場不科學

   社會科學研究問題應該不偏不倚、客觀公正，不能僅為某壹個階級服務。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僅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為無產階級的政黨——共產黨的利益服務，忽視了資產階級本身的合理利益，因而不可能是科學的。

   2．社會規律不同於自然規律

   馬克思把社會規律等同於自然規律，認為社會規律也是不以人們的意誌為轉移的的必然規律，好似古代社會所說的“天意”。馬克思主義者大談“鐵的規律”，把社會科學導向了神學。馬克思、列寧、毛澤東壹度成了代表規律代表真理的神，“四項原則”成了不可懷疑、不可批判的“聖旨”，成了當代神學。

   3．研究方法不科學

   馬主義經濟學的研究方法是辯證法，嚴重忽視了形式邏輯和公理體系的方法。不以形式邏輯和公理體系為基礎的辯證法是科學方法的反動和倒退，研究方法的不科學表現為：

   1）不下定義。“馬克思主義叫我們看問題不要從抽象的定義出發，而要從客觀存在的事實出發[《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853頁]。馬克思主義者從具體的客觀事實出發研究問題即使能歸納出壹些道理，也不具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適性。如果對概念沒個界定，討論問題就會淪為詭辯。譬如：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就沒給使用價值、價值等概念下定義。馬克思說：“壹切勞動，從壹方面看，是人類勞動力在生理學意義上的耗費；作為相同的或抽象的人類勞動，它形成商品的價值。”馬克思的信徒們解釋到：生理學意義上支出的勞動必須采取相同的社會平均形式即抽象勞動才形成價值[復旦大學張熏華、洪遠鵬《資本論難句試解》]，他們斷言：農民自產自消的糧食沒有價值，向領主交納的貢糧沒有價值，但余下的糧食拿到市場上買賣就有了價值，共產主義社會的糧食更沒有價值。請問：中世紀的農民的勞動怎麽時而有平均形式時而又沒有呢？共產主義的勞動沒有平均形式嗎？可見，馬克思主義的價值是壹個詭辯符號。壹會兒是勞動創造價值，壹會兒只有交換[的產品]才有價值，兩種說法自相矛盾、令人啼笑皆非。

　　有人反駁說：農民自己吃的糧食有價值，但沒有交換價值。這是對馬克思修正與篡改，不合馬克思的原意。馬克思只承認商品有價值，否認產品有價值。他認為共產主義的產品都沒有價值，價值規律將不起作用，取代價值規律的是有計劃按比例的發展經濟的規律。

　　2）不從原始概念出發。馬克思主義者把從原始概念出發的公理體系法稱為唯心主義的方法。按公理體系的要求，原始概念是構造壹門學科的最基本的概念，它不能定義，只能大致解說，被稱為元概念，用它可定義其它概念。從歷史主義的視角看，原始概念反映的事物正是復合概念反映的事物的起點，可見公理體系法與歷史主義的研究方法是壹致的。馬克思說：商品是用來交換的勞動產品。這樣壹來，產品就成了定義商品的原始概念。馬克思未從原始概念產品出發卻從復合概念商品出發來研究經濟學，違反了公理體系法的要求，把經濟學引向了邪路。

　　3）循環定義。馬克思主義的信徒們弄了壹點形式邏輯，他們用“使用價值與價值的統壹”來定義商品，又用商品來給價值下定義，陷入了繞圈子的循環定義[詳見北京大學編寫的《大眾政治經濟學》]。只有用公理體系法才可消除循環定義。

　　4）屬性概念與實體概念的混淆。馬克思說價值是壹種關系，關系是屬性；又說價值是結晶，結晶卻是實體。這樣，實體與屬性就混為壹談了。馬克思說資本不是物是社會關系，可是人們投入的資本總是壹定的實體啊。馬克思把實體概念與屬性概念弄成了壹鍋稀粥。

　　5）過程與結果的混淆。馬克思尚能區分過程與結果，可馬克思主義的信徒們把過程與結果也混淆了。南開大學的谷書堂在1993年《中國社會科學》第6期上說：“把勞動定義為：生產壹定的使用價值所支出的勞動量=勞動時間×勞動生產率”，而勞動生產率=產品÷勞動時間；代入換算得，勞動量=產品。勞動量、勞動、產品三個概念都被谷先生弄成了同義詞，結果就是勞動=勞動產品了，從而混淆了過程與結果。

　　6）矛盾分析法充滿了矛盾。馬克思主義者喜歡把簡單復雜化，以達到唬人的目的。馬克思用矛盾分析法把商品復雜化，什麽“使用價值與價值的矛盾”、“具體勞動與抽象勞動的矛盾”、“社會勞動與私人勞動的矛盾”等等。馬克思強調矛盾激化的壹面，忽視了矛盾消減的壹面，從而陷入了“鬥、鬥、鬥”的泥潭。馬克思認為使用價值是永恒的範疇，價值是歷史的暫時的範疇，這樣使用價值與價值就無法對立統壹了。同樣，具體勞動與抽象勞動的矛盾也不成立，因為勞動這壹概念本身就是對千差萬別的具體勞動的抽象，在“勞動”面前再加壹“抽象”，實在是又臭又臟的裹腳布。

　　7）辱罵與恐嚇不是學術論戰的方法。馬克思總是懷著惡意否定前人和與他同時代的思想家，包括他自稱是站在他們肩上的思想家。如哲學界的黑格爾和費爾巴哈，政治經濟學界的斯密和李嘉圖；馬克思為顯示自己理論的高妙而貶斥他們。

　　1848年《共產黨宣言》說：“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關系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在馬列主義的“科學”世界觀看來，別的世界觀，哪怕是社會主義思想中不同的派別，都是不科學的，逆歷史潮流而動的，因而是需要決裂和改造的。馬克思不承認同時代文人思想裏的任何科學及進步價值，常常壹古腦兒稱之為“資產階級的科學”；馬克思把不贊成古典勞動價值論的學派貶之為“庸俗經濟學”。這樣壹來，壹切認真的討論和研究都被他們預先阻止了。

　　他的弟子們承襲了他的品性，公然狂稱，在馬克思主義之前，這個世界沒有真理，沒有壹個適合於人類的思想理論。這種狂傲預示了絕對磚制的出現。於是思想改造發生了、反右發生了、大饑荒發生了、文化大革命發生了……馬克思主義者把諾貝爾獎的得主保羅.薩繆爾遜斥為資產階級的無恥辯護士。其實，這些馬克思主義者自己成了最高當局的無恥辯護士，他們時而批“唯生產力論”，時而論證“經濟建設為中心”；時而反潮流，時而呼穩定，真是千變萬化不離對權力的吹捧與依附。他們不理解西方學者的獨立性，反而提出了經濟學隨統治階級由上升階段轉為下降階段而興衰的學術依附論，從而達到打倒當代西方經濟學的目的。中共對獨立學者的打壓與一百多年前的資本主義英國允許馬克思宣傳反資本主義的理論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4．研究目的與研究對象的偏狹

　　馬克思研究經濟學的目的在於論證階級鬥爭與共產主義的正確。馬克思說按勞分配是資產階級的法權，是形式的平等掩蓋了事實的不平等，因此，共產主義要按需分配做到事實上平等。馬克思對烏托邦的關註導致了他把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僅限制在人與人的關系上，忽視了經濟過程中人與物的關系和物與物的關系，從而暴露了馬克思主義的狹隘。

　　西方從亞當.斯密以來國民財富及效率壹直是經濟學研究的重點對象，可以說是生產力經濟學。馬克思撇開了生產力來研究生產關系、撇開了使用價值來研究價值，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成了生產關系經濟學。用馬克思主義的生產關系經濟學批判資產階級的生產力經濟學，是與風車搏鬥，徒增笑耳。用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發展生產力只會招致失敗。

　　資本主義不是剝削制度

　　自《共產黨宣言》和剩余價值理論問世以來，剝削階級就成了資本家階級的代名詞。按剩余價值理論，正是資本家階級無償占有了無產階級的剩余價值，資本家階級就成了無產階級革命的對象以及社會渣滓了！按馬克思的解釋，剝削就是無償占有他人的剩余勞動，就是不勞而獲。此定義過於寬泛，有許多不勞而獲是社會發展的必然，比如對於兒童、老人、殘疾人、社會福利受惠者等等，就屬這種情況。所以，只有那些人類社會所不允許的、非法的不勞而獲才是剝削。看看馬克思的荒唐的分析：

　　1．荒謬的“不變資本”

　　馬克思把用來購買生產資料（工具設備、原材料）的那部分資本稱為“不變資本”；把用於購買勞動力的那部分資本叫做“可變資本”。他宣稱，“不變資本”不創造價值，即不能增值，“可變資本”是增值的唯壹原因。實際是如此嗎？

　　譬如：壹個郵遞員步行送信的話，每天可給20戶人家送信。他買壹輛自行車後，每天可為40戶人家送信。雖然自行車離開了郵遞員寸步難行、更不可能送信。但從總的效果來看，壹個郵遞員加壹輛自行車等於兩個郵遞員，所以這輛自行車是壹個“等效的郵遞員”。

　　如果壹臺機器在兩個年輕工人的照料下，可以完成100個使用簡單工具的老工人在同樣時間裏完成的工作，那麽，這臺機器就等效於98個工人。

　　當然，堅持機器不創造價值的人可以假設這兩個年輕工人勞動的復雜程度是老工人的50倍，兩個年輕工人恰好等於100個老工人，進而得出機器沒有創造價值的結論。

　　當全世界都在積極發展科學技術的時候，當外國人用機器生產的大量商品正在中國市場上攻城掠地、大賺其錢的時候，中國人卻還在爭論機器能否創造價值，是非常荒唐可笑的。

　　勞動工具或生產資料既然可以創造價值，怎麽能稱作是不變資本呢？可見，所謂不變資本不能增值是不成立的，將資本分為“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是沒道理的。

　　1896年，奧地利經濟學家龐巴維克在《馬克思主義體系的終結》中批駁了“剩余價值論”。龐巴維克是這樣表述的：魯賓遜漂流到孤島上，遇到了星期五。星期五當時是用手抓魚，壹天能抓十斤魚。魯賓遜租了壹張漁網給星期五，條件是捉到的魚要平分。星期五用網壹天能抓到100斤魚。魯賓遜拿走了50斤，星期五得到了50斤。星期五說，馬克思告訴我們，只有勞動才能創造價值，這壹百斤魚都是我抓來的，是我創造的價值。妳不勞而獲，剝削了我的50斤魚。魯賓遜說，原來妳壹天只能抓到10斤魚，現在用我的網，妳壹天得到了50斤魚，這多出來的40斤正是我的網給妳帶來的，應該說是妳剝削了我才對。

　　勞動力的價值只有與生產資料結合才能體現出來，勞動力憑空不能產生利潤，也不能收回自己的勞動價值。資本家投入了生產資料，那麽，工人在生產中創造的超過自身價值的那部分價值，是生產資料創造的，這部分價值自然應歸資本家所有。

　　同樣，采用先進工藝技術，更新設備可生產出更多的產品，即提高了勞動生產率。此時，勞動者的勞動時間未增加，勞動強度未提高，那麽，提高的勞動生產率只能是先進的工藝技術、設備創造出來的，而設備是資本家用自己凝固的勞動——貨幣購買的，那麽，這部分新增的價值只能歸資本家所有，而不能稱為剩余價值，進而稱作剝削。勞動生產率正是資本的貢獻，所以，超額剩余價值不是工人勞動創造的價值，而是資本的生產力創造的價值。

　　資本在靜止時是不變的，在與勞動者結合時就會被“啟動”而產生增值效應。如將款存入銀行可得利息，這說明社會早已承認貨幣有潛在的增值能力。

　　中國的古人早就將借貸取息看作正场利活動。春秋戰國時代，私人從事貨幣貸放者，比比皆是，從未見有人表示反對斥責之詞。只是到了漢初，晁錯才開始對倍稱取息的高利貸者加以譴責。但較晁錯晚半個世紀的司馬遷，又把“子錢家”(即貨幣貸放者)看作是同畜牧業、釀酒業等等壹樣的正场利活動。

　　對生息資本的認識上，馬克思遠不如司馬遷的常識看法。馬有壹個非常糊塗的見解：既然商品交換都是等價物的交換，壹塊錢也就永遠只能與壹塊錢的等價物相交換；而資本的特點，卻是用壹塊錢交換到多於壹塊錢，違背了等價交換原則；因此它多出的“剩余價值”，必定是從什麽地方弄來的剝削收入。馬克思斷定，任何時代的借貸利息，都是不折不扣的剝削收入。據他說，資本絕不能自己增值。因此貸放資金所得來的利息，若不是直接剝削自生產勞動者，就是從別的剝削階級那裏分的壹杯羹，總之都是剩余價值的壹部分，豈有它哉？

　　馬克思沒認識到，商品都是有時間標計的。今年的壹頭鹿，與明年的壹頭鹿，是兩種不同的商品。今年的壹塊錢，與明年的壹塊錢，同樣也是兩種不同的東西。二者之間不是天生就該相等，就該按1:1的比例交換。

　　其實借貸利息與剝削沒有半點幹系，也不造成任何社會經濟不平等；不但沒有造成貧富分化與經濟不平等，反而消除了原始收入的不平等！相反，禁止借貸取息，反而成為窒息經濟進步的桎梏，違背了社會上所有人的利益。

　　馬克思自己也承認，資本家在購買勞動力時，是在等價交換的原則下進行的。那麽，勞動力創造的價值以工資的形式付給了工人，生產資料創造的價值以利潤的形式歸資本家所有，雙方誰也不欠誰的。馬克思所說的“剩余價值是工人創造的、被資本家無償占有的超過勞動力價值的那部分價值”是不存在了，所謂的剝削也是不存在的。

　　資本家並沒有剝削無產者，馬克思為什麽會剝削的錯覺呢？是因為在他看來，決策勞動根本就不是勞動，只有執行者的勞動才是勞動。所以，由決策者的決策勞動所產生的決策風險成本及其效果，在他眼裏就變成了剩余勞動的產物、變成了剩余價值。

　　他說資本的利潤[即剩余價值]完全（100%）來自對雇傭勞動者的剝削，與作為工廠統帥的資本家的決策勞動沒絲毫關系！這好比說，決戰的勝利完全都是由戰鬥在第壹線的士兵所創造的，因為統帥沒直接戰鬥在第壹線！所以，統帥的戰前分析、戰略決策、帷幄運籌等作用及相關消耗和費用等等，都不能算是對於決戰的投入，從而也不能算是貢獻。最後的結論就只能是只有士兵有功勞，而其他各級將帥首長都是吃白飯的，都是剝削士兵的寄生蟲！這難道不是本末倒置、滑天下之大稽的大笑話？！

　　馬克思發現剩余價值時，忘了壹個最簡單的事實，即當剩余價值由正值變成負值——利潤變成為虧損時，按他的理論，這壹切仍只能是雇傭勞動者的罪過。但構成商品價值的任何勞動量都不可能為負值從而不可能由勞動導致虧損或破產。馬克思陷入了自相矛盾境地。

　　私有制企業的利潤不是剝削收入。利潤包括：壹是風險報酬。投資就有風險。妳買股票，妳收益，妳就承擔風險。不能說買股票賠了，是妳倒黴；掙了，就是妳剝削。要是這樣的話，誰投資，誰辦企業，社會怎麽發展。發達國家沒有工人因為生活貧困而自殺的，到是有資本家由於血本無歸而跳樓的。這就是風險。二是靈活偏好的補償。妳使用了別人資金，要給予報酬，用人家的地要給地租，用人家的錢要給利息。此外，資本的利潤可以來自大規模專業化生產大大降低了商品的生產成本；資本利潤也可以來自“貴賣”，即願意支付“消費者酬謝”。馬克思沒有理解貴賣中的“貴”，指的是價格高於生產者的成本，而不是高於購買者自己生產可能消耗的成本。貴賣不是簡單地提高價格，而是和效率較高的專業化生產結合在壹起。馬克思把貴賣貴買理解成純粹在流通領域裏進行的過程，這是錯誤的。

　　2．漏洞百出的“剩余勞動時間”

　　馬克思把工人的勞動時間劃分為必要勞動和剩余勞動時間。他說：“凡是社會上壹部分人享有生產資料壟斷權的地方，勞動者，無論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必須在維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勞動時間以外，追加超額的勞動時間來為生產資料的所有者生產生活資料”。

　　這種思想在農業生產中是正確的。因為壹個農民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和在地主的土地上耕作，僅僅是勞動地點不同，勞動效率是壹樣的。因此，農民只能在相當於生產自己生活資料的勞動時間之外，增加勞動時間來補償地主的土地所有權。

　　在工業生產中，對“維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勞動時間”必須具體分析。馬克思說：“如果工人每天的生活資料的價值平均代表6個物化勞動小時，那末，工人要生產這個價值，就必須平均每天勞動6小時。如果他不是為資本家勞動，而是獨立地為自己勞動，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他平均壹天同樣要勞動這麽多小時，才能生產出自己的勞動力的價值。”

　　工人在不為資本家勞動，獨立地為自己勞動的情況下，“其他條件”怎麽會“相同”呢？如果工人不為資本家勞動，而是獨立地為自己勞動，由於其他條件完全不同，他平均壹天要勞動更多的時間，而且可能超過12小時，才能生產出自己的勞動力的價值。

　　對於工人來說，無所謂“剩余勞動時間”。工人在工廠裏勞動，不僅可能不受剝削，反而因勞動生產率大大提高，他的實際報酬比自己獨立勞動時高得多。

　　對資本家來說，由於他準備了機器、組織工人相互協作，提高了他們的勞動效率，降低了工人的必要勞動時間，所以從他的角度看，工人是存在剩余勞動時間的。從這種意義上說，資本利潤的確來自這些剩余勞動時間。但不能因此就說資本家剝削了工人。不能把工人壹天勞動12小時，資本家獲得其中6個小時的勞動成果看作是剝削。因為剩余勞動的出現，來自勞動效率的提高，而效率的提高，來自使用機器和工人的協作，而這壹切均是資本的貢獻。

　　把勞動效率提高產生的成果強行歸給工人，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公平的，是不利於經濟發展的。借助汽車，人們可以縮短從壹地到另壹地的時間，但是誰也不會把時間的節約歸功於乘客的兩條腿。因為這樣的話，就沒有人願意制造汽車了。

　　馬克思有壹個錯誤的觀點，他說：“在價值生產上，多數始終只是許多個數的總和。因此對於價值生產來說，1200個工人無論是單獨進行生產，還是在同壹資本指揮下聯合起來進行生產，都不會引起任何差別。”協作可以縮短生產商品的時間。因此，在同樣的時間裏，1200個工人相互協作，生產的商品數量肯定多於1200個單獨勞動的工人。根據馬克思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理論，商品的價值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同樣的商品具有相同的價值。因此，1200個工人協作勞動創造的價值肯定多於他們分散勞動的結果。

　　《資本論》在建立了剩余價值理論的框架、確定資本利潤只能來自工人的剩余勞動之後，才討論了分工、協作等問題。這充分說明他的剩余價值理論並沒有考慮工業生產方式不同於農業生產方式的獨特之處。在研究工人勞動報酬問題時，他只註意了“勞動時間”壹個因素，卻忽視了在不同的勞動條件下，同樣時間的勞動會創造不同量的價值。

　　馬克思關於必要勞動時間的錯誤是他把勞動和勞動條件、生產和流通割裂開來研究問題的必然結果；這個錯誤足以推翻他的剩余價值理論。當然，有資本家常常采取延長勞動時間、提高勞動強度、加快勞動節奏等方法剝削工人，創造額外利潤。但在工業生產方式中，使用必要勞動和剩余勞動概念來證明資本的利潤完全來自剝削，是沒有說服力的。

　　3．平均利潤論的荒唐

　　1848年《共產黨宣言》說：“到目前為止壹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號召工人起來革命，消滅私有財產、家庭和國家，建立壹個無產階級的烏托邦（proletarian Utopia）。《共產黨宣言》是綱，《資本論》是目；《資本論》是為《共產黨宣言》服務的。

　　為證明資本家就是壹個剝削集團，馬克思花巨大的精力寫《資本論》，從勞動價值推出剩余價值，從剩余價值推出平均利潤。他說：等量勞動創造等量價值。所以，資本有機構成低的部門較多勞動力創造了較多的價值與剩余價值，資本有機構成高的部門創造的價值和剩余價值較少；競爭使利潤從資本有機構成低的部門流向了資本有機構成高的部門，形成了等量資本獲取等量利潤的原則，資本家都獲得了等量利潤。並引伸為資產階級共同剝削工人階級，這是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論的經濟學“證明”。其實，是技術創造了價值，資本有機構成高的部門創造的價值也較多，不存在所謂的價值由壹部門流到另壹部門。

　　“資產階級”根本就不是壹個竄通壹氣對付“無產階級”的聯合體。在近似的“完全競爭”條件下，老板和老板之間是妳死我活的競爭對手。有多少老板因經營失敗而樓。在資本實現全國壟斷的狀態下，工人階級才處於絕對劣勢。這正是1949後的中國現實！

　　《資本論》規定勞動力價值是生產和再生產勞動力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價值。日本對華投資經濟學專家大前研壹指出大陸工資相當日本工資2.5%，即1/40,即維持壹個日本工人的生活資料要用來維持40個大陸工人的生命，連家庭都無法照顧，更別提子女的升學費用。

　　4．級差地租的使馬克思自相矛盾

　　馬克思認為級差地租是土壤肥力與位置帶來的，與資本、勞動無關，他說級差地租是“壹個虛假的社會價值”，是消費者對土地產品支付過多的東西。也就是說，級差地租是農產品高價出售的結果；另壹方面，他又說“壹切地租都是剩余價值”，而“剩余價值又不能從流通領域裏產生”。這就陷入了自相矛盾。

　　5．無產階級相對貧困化的錯誤

　　馬克思認為：隨著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資本對勞動的剝削程度會越來越高[即無產階級的相對貧困化]，事實上，這是錯誤的，因為隨著資本積累的迅速增加，勞動變得越來越稀缺，而現有較簡單的產品市場越來越飽合，產品越來越趨於復雜化，需要的研科目越來越多，對勞動力素質的要求也越來越高，資本家不但要付更高的工資，還要送重要員工股份，剝削程度是越來越低，今天美國勞資分配比例大致為75%:25%，而在中國反要低得太多！

　　按馬克思的定義，如果1個資本的構成是50c（不變資本）＋50v（可變資本），其剩余價值為20m，那麽剩余價值率m'＝20/50＝40%；另1個資本的構成是80c＋20v＋20m，那麽剩余價值率m'＝20/20＝100%。若因此得出結論說，前1個資本因為剩余價值率低，它的剝削程度就低，就善良壹些，後1個資本因剩余價值率高，剝削就要殘酷得多；那真是胡言亂語了。從前1個資本的構成來看，它的生產資料所占的比例較小，其生產條件和生產環境必然較差，它盡管使用了較多的勞動力，但在落後的生產設備和在惡劣的生產環境下，人均創造的價值當然就低；而後1個資本，它的生產資料所占的比例較大，必然代表1個相對先進的生產設備，其生產環境必然也較好，它雖然使用了較少的勞力，但在良好的生產條件下，人均創造的價值當然就高。在這種情況下，絕對和相對的都是工人勞動強度的降低，工作時間的減少和工作環境、條件的改善，而不是象馬克思說的那樣，工人們的處境相對更加悲慘。

　　馬克思實際上是把生產率的高低說成是剩余價值率的高低。也就是說，生產率越高，資本的剝削就越殘酷，生產毫無效率的，也就沒有剝削存在。這種危害人類，阻礙生產率發展的理論，給中華民族造成了巨大災難。

　　6．資本家階級是先進階級

　　資本家階級是壹個進步的階級，在政治上反對特權階級，所創建的政治體制，是適合每個人公正公平發展的體制。這種的制度是目前最好的制度。

　　資本家階級是壹個進步的階級，具有創造性和開拓性。他們不斷地開發市場，發展生產規模，把社會經濟基礎推向新的高度。他們創建了自由文化，不斷地生產出豐碩的精神食糧，開創出新文化新的知識。他們鼓勵科學家和技術人員開發新的科學知識和新技術新產品新工藝新材料，甚至親自動手開發創造，在資本家階層中就有許多科學家和發明家。

　　資本家不是剝削階級，而是勞動階級，是自食其力的階層。他們的勞動類似於科學家的創新，類似於工程師的設計，類似於行政人員的管理，理應獲得較高的待遇。他們含辛茹苦到處奔波日夜操勞，以實業報國，將自己的資金變成資本從事生產，安置工人工作，創稅交給國家，維持社會的正常運轉。由於現代工業的大生產化和協作化，因此資本家更具有組織性紀律性，更具有協作性團結性和社會性。這樣的階層難道不是進步革命的階層。

　　剝削並不是馬克思所說的是私有制造成的，只有消滅私有制才能避免！在公有制條件下，政府和企業官員浪費、濫用和貪汙公有財富也是對勞動者的剝削。私有制條件下的剝削不是私有制造成的。工人受到剝削的根本原因是談判勞動力價格時所處的地位和資本家不平等；在談判交換比例時，不平等的談判地位將損害弱方的利益。只要建立合適的法律系統，限制資本家濫用生產資料所有權，就可以避免或減少剝削。民主國家在社會和經濟方面，擯棄所有權決定分配的不合理分配制度，確立勞資平等的合作關系，即把產品視為勞資平等合作的成果，勞資雙方對勞動成果的分配有平等的發言權——在西方就是勞資集體談判制度。這個制度可以讓勞動者不僅就分配問題與資方進行平等協商，而且可以由工會組織或者工人委員會就企業的經營、管理、人事任免、甚至產品定價進行討論。這些不僅適用於私有企業、股份制企業，也同樣適用於國有企業。資本家與工人階級的關系不再具有對抗性，他們的關系已經演變為合作投資者與合作勞動者的關系。社會各階層之間、社會各公民之間，民主文明地協調利益之道才是雙贏之道。工人階層和資本家階層各有優點和缺點，應該相互平等和諧相處。當代資本主義的發展使階級不再以對立的姿態出現，而是彼此進行合作。而階級合作的最好方式是改良。資本家壓迫工人不對，工人鎮壓資本家也不對。有矛盾可通過諸如罷工遊行言論自由的法律民主的方式，也可通過和平選舉執政、獨立的司法判決來維護每個公民的權益。不信奉馬克思的國家的工人階級通過罷工鬥爭，爭取不斷提高分配比例，社會和諧繁榮。馬克思說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容納不下過剩的生產力，已不復存在。首先，資本家極大地解放了生產力，資本家使生產力得到充分發展和發揮。如果生產超過了私人能力，當個人力量不足以滿足生產力發展時，他們聯合起來組成包括工人參加的董事會，將企業辦成集體性質的企業，以擴大生產規模，滿足生產的需要。如果生產超過了社會需要能力的時候，他們通過計劃來調節生產。馬克思認為無法解決的資本主義必亡的經濟危機已被解決。馬克思說資本主義“生產的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的集中已經達到了它們的資本主義外殼不能再容納它們的地步”完全錯誤。因為“生產的社會化”是因個人的能力有限而必須的分工合作，而“生產資料的集中”則是生產自動化趨勢的產物，二者之間互不相關，不可能產生不可調和的矛盾。馬克思斷言：“社會化生產和資本主義占有之間的矛盾表現為個別工廠生產的組織性和整個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之間的對立”。其實“個別工廠中生產有組織和整個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不是缺點，正是它保證社會生產具有高效率和因變性的優點。 7．“生產資料私有制是萬惡之源”是馬克思的謬論馬克思把“只有勞動才能創造價值”當作剩余價值理論的基礎，得出資本家剝削的結論，雖然討好了工人，實際是不近情理。資本家魯賓遜和工人星期五，是屬於2個階級的人。由於魯賓遜的資本也就是漁網，與星期五的勞動相結合，可以有效的提高生產效率，達到雙方都得益的結果。他們之間的矛盾，是壹個分魚比例的矛盾，也就是利益分配的矛盾；是利益共同體內部矛盾，而不是敵我矛盾。或問：既然沒有什麽資產家階級剝削，為什麽財富大都跑到資本家手中了呢？問題的根源出在社會總產品的分配方式上。在產品分配上，雙方的利益是對立的，因為壹方的多得，必然是另壹方少得，這必然導致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找到了階級對立的根源，就容易找到壹種相對公平合理從而雙方都能接受的產品分配方案。這種方案只需使生活資料能夠相對均衡的在資本家階級和無產者階級之間得到合理分配。無論多麽公平合理的分配方案都不可能徹底消除階級之間的產品分配上的矛盾，但相對公平合理、雙方都能接受的產品分配方案能把雙方的矛盾平抑在和平的限度之內。這原本只需通過簡單的社會產品分配方式改革就能和平解決的階級矛盾和社會問題，到了馬克思那裏卻變成了必須通過無產階級的暴力革命消滅資產階級和商品生產及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才能解決的復雜問題，變成了所謂的共產主義運動和無產階級專政。馬克思之所以會對社會產品分配方式的影響和作用視而不見，其犯錯的根源就是他的生產中心論。他認定：“消費資料的任何壹種分配，都只不過是生產條件本身分配的結果”，在社會生產方式與產品分配方式的關系上面犯了致命的錯誤而不自知，卻還要倒打壹耙。馬克思所作的壹切，不過是在錯誤的基礎和出發點上再繼續犯更大的錯誤而已，根本不可能有任何真理性可言。究其錯誤的根源，就是他未能找到導致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矛盾的根源，把原本由產品分配方式所導致的階級矛盾戴在了社會生產方式的頭上，因而最終只能搞出個計劃經濟制度和無產階級專政為標誌的所謂科學社會主義謬論。馬克思其實根本不關心工人的眼前利益，他指責工人的罷工鬥爭是改良主義。他指望的是工人們窮得只剩下內褲，要幹就是全世界總暴動，暴力革命“砸爛舊世界”。按他的勞動價值論，勞動力價值是由生產和再生產這些勞動力所需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罷工漲工資違反了他的唯物主義標準。所以馬主義國家嚴禁罷工。中國政府在操作上已經脫離了馬主義，並充分肯定私有企業，因為既得利益集團已擁有大量不義財產和私有企業，這些都是靠濫用權力、靠壟斷得來的。現在很多貪官和老板把其財產轉移到了發達國家，這主要是馬主義的原因。因為《共產黨宣言》裏面有壹句關鍵的話：“消滅私有制”；這怎能讓私有老板放心。我國目前貧富矛盾較大，繼續在學生中灌輸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說剩余價值都是工人所創的並被資本家剝削拿走了，這只會激化窮人反對富人，這種鼓動工人農民造反的馬克思主義難道還要堅持嗎？這不利於和諧社會的建設！所以，必須停止這種意識形態的宣傳灌輸。

　　馬克思主義政治學批判

　　科學主義批判

   1．科學主義的涵義

   《維基百科全書》寫道：科學主義指壹種在根據不足的情況下強行運用科學，或者僅僅以科學的名義推行某種觀念，它本身違背了科學精神，是反科學的。科學主義認為科學是絕對真理，甚至是終極真理；是絕對正確的乃至唯壹正確的知識；是至高無上的知識體系；甚至相信它的模式可以延伸到壹切人類文化之中；壹切社會問題都可以通過科學技術的發展而得到解決。科學主義將科學視為“真理”、“正確”的同義語，以科學的名義對宗教、迷信、“錯誤”進行“文化大革命”和文化專政。 “五.四”以來，中國陷入了科學主義，社會普遍的迷信科學，“反科學”是壹個可以置人於死地的大帽子。各種非科學拉科學之大旗作虎皮，各種廣告以“科學配方”為詞。自50年代教育被納入高度專門化、技術化的軌道，重理輕文、能力主義等觀念已由學校滲入社會。長期以來缺乏人文內涵的科技教育，導致社會的道德感的普遍降低，對本專業以外的社會、倫理、生態、文化教育等問題缺乏應有的關懷。當今各級政府中科技專家壹統天下，綜合性大學的校長均為理科出身，這在世界歷史上是罕見的現象。由於四處彌漫的科學主義意識形態，產生了壹系列的偏差。

   2．科學的局限性

   把凡是科學不能認識的、認識不到的壹切都歸為迷信和愚昧，這是哈耶克所說的“理性自負”或科學主義。中國人談事情都要講是否科學，不符合科學就歧視。有些東西即使不科學，也不能壓制，不能歧視。“科學萬能”論是根本錯誤的。由於理性的自負，人類已把自身假定為全知全能的觀察者和裁判者，存在著政治家們試圖“設計人類的未來”或重構社會的危險。如果科學萬能，能使人無所不能，使物資極大豐富、按需分配。那人不就變成神了嗎？物資真能極大豐富嗎？答：不能。譬如：地球上的水就不能極大豐富，水的總量是壹個常數，隨著人口的增加，人均水量會越來越少；石油、煤炭、礦石只會越用越少，怎會極大豐富而按需分配呢？若人是神，那人類社會也就解體了。人們常常對知識的增長感到驕傲，以為知識的局限性隨著科學的進步而不斷的消失、人類憑科學就能征服自然改造自然，這不過是科學主義的狂妄自大。科學的進步向我們展現了壹個更加陌生無知的領域。測不準原理告訴我們：測量物質的位置與速度，誤差永遠大於壹個常數。並非是今日的儀器不夠精確，而是永遠無法精確。同樣哥德爾的定理告訴我們：數學中壹些命題不能證明或證否。並非是我們今日的數學知識不夠，而是永遠不可能被證明或證否。這兩個原理告訴我們，科學有永恒的局限。從法家獎勵耕戰的功利思想，到洋務運動的“船堅炮利”，再到今天的“科學技術是第壹生產力”，延續依然是利益[或經濟]至上的專制的路線。中國人看到了美國的力量，但忽視了美國繁榮的原因——宗教自由、憲政民主及三權分離體制的基礎作用。中國大陸還在搞科學主義教育，還在反對宗教。科學解決不了國家利益膨脹、恐怖主義危害和人性貪婪等問題，國家和國際社會都需要有法治保障的秩序和規則，其中包括對科學研究及科學成果的運用，都必須納入服從全球人類共同價值觀的軌道！

   獨尊馬列批判

   馬克思宣稱，無產階級肩負著解放全人類的歷史使命，這就給無產階級高於其它階級的地位。列寧提出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這給“黨崇拜”奠定了理論基礎。毛澤東說：黨之所以有至高無上的地位，第壹，是因為它代表最先進最革命的無產階級；第二，是因為它掌握了最先進最革命最科學的理論——馬列主義。這樣，馬克思主義成了真理的標準，合乎馬克思主義就是合乎科學，違反馬克思主義就是違反科學，不同意馬克思主義就是反科學。在毛看來，從蘇聯留學回來的教條主義者不懂中國的實際；從國民黨統治區來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者則對馬克思主義知之甚少，而且受到階級立場的局限：他們都不能掌握馬克思主義。誰是馬克思主義的權威呢？只有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這壹派。領袖壟斷了馬克思主義的解釋權，只有他才有資格發展馬克思主義，只有他才是正統。由於精通馬克思主義，他就“壹通百通”，能夠判斷壹切，裁定壹切了。把某壹發展道路視作是被客觀規定的，被歷史、或宗教或者其它別的東西規定的，通常被稱為是原教旨主義。原教旨主義觀點與民主不符，因為對他們來說，決定性的不是爭取選民支持而是追隨某條既定路線。不管這些把自己作為唯壹道路的真誠宣講者的精英們的動機如何，其結果必然是專制。共產制度的計劃經濟災難不能僅僅歸咎於錯誤的領導人或錯誤的組織問題，它是共產主義的原教旨主義思想的產物。中共的基本路線是以某壹個腦袋為核心的路線，中共全體黨員乃至全國人民之思想和行動都務必以這個腦袋為核心。中共將任何思想文化活動，均納入馬列毛鄧的指導下。即便是自然科學研究工作，甚至體育比賽和文藝表演，也都要在馬列毛的指導下進行，其成果都必須貼上馬列毛勝利標簽，以證明其“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絕對真理性”。中共以此來否定人類歷史上除馬列毛以外的任何思想和思潮；更以此來排斥和反對當代世界在人文科學領域所獲得的壹切成就。不論是在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或文學藝術等各個領域，稍有離經叛道，與中共、甚至是與毛本人稍有背離或偏差，就立即要遭遇批判、鬥爭、政治處理、判刑勞改、直至處以極刑。毛在短短的27年間就把中國的經濟兩次推向了崩潰的邊緣，它向人們證明：正是中華民族五千年的獨裁體制才是中華民族長期貧窮落後的根源。20世紀人類最大的罪惡，就是馬克思主義者強行把其意識形態強加給社會。長期以來，官方把馬克思主義吹為最高級最正確的科學，並要求指導其它壹切科學並控制人們的靈魂！結果遺傳學、愛因斯坦、馬老的新人口論都被當成資產階級的毒草而消滅，中國鬧得民不聊生。很多人由實踐是檢驗真理標準，得出馬克思主義不是科學。科學是有標準的。科學標準如下：

   1）中立性。科學不是為某個階級服務，任何人都可以用它或者接受它。譬如婦科學，雖然是為女人健康服務，但任何人都可學它用它。不存在對特定人群的排斥性。中立和正義是社會良性運行的關鍵。中立就是不能只占在窮人的立場。因為標準只能是壹個。有了階級的標準，自然就不能有程序正義的標準。馬主義的根本錯誤就在於他的階級性，他只為無產階級服務來消滅資產階級，這根本就不可能有中立、公正、正義。正義論說到底就是適度論、中立論。強盜理論就是階級論、極端論：什麽階級鬥爭妳死我活，什麽為集體利益犧牲個人，這都夠極端的了！剩余價值論完全抹殺了資本家管理、謀劃市場的功勞，也抹殺了資本本身的功勞，把壹切價值都歸於工人的勞動，這就是極端！這種極端必然導出殺人越貨的恐怖行動——所謂暴力革命、槍桿子裏面出政權。馬克思表面上是在為工人說話，實際上在教唆工人犯罪：什麽起義殺老板殺官員，什麽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這種殺人越貨的犯罪理論絕對是強盜理論和強盜邏輯，哪裏是在為工人階級謀利益？那些殺盡資產家的國家，工人不照樣受剝削，其所受的剝削程度遠勝於“革命”前的剝削。馬主義之所以發展到殺人越貨的恐怖主義，根源就是他胡說八道的《資本論》。可見，馬克思主義是非正義、非科學的。

2）邏輯性。要嚴格遵守形式邏輯，而不是什麽變戲法的辯證邏輯。事實是科學必須是形而上學的。而而辯證的方法本質是玄學方法。壹個理論學說或者主義如果在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釋，那它壹定不是科學！科學之所以是科學就是它方法上的嚴謹，或者說遵循排中律。理論上的靈活就會導致各種各樣的同壹學說信徒來，也就會使用這樣的理論來指導或者解決問題，得出許多不同甚至對立的結論來。這樣的理論其實就沒什麽用處的!

3）可重復性。該學問的結論、定理可被他人重復證明和檢驗。此條社會科學可免掉。

4）預見性。預見是準確的或基本準確。譬如天氣預報目前是基本準確，也有很多例外。根據上述4條來衡量，馬克思主義不是科學。因它不中立、沒有邏輯[連定義的邏輯都不遵守]，更沒有預見性，馬克思沒有預見到他的主義會崩潰，倒是普列漢羅夫預見到了。總之，馬克思主義只是某黨的意識形態，談不上科學。

馬克思主義階級論批判

1．馬列主義階級定義成立嗎？

根據馬克思理論，列寧說：“所謂階級，就是這樣壹些大的集團，這些集團在歷史上壹定的社會生產體系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對生產資料的關系（這種關系大部分在法律上明文規定了的）不同，在社會勞動組織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領得自己所支配的那部份社會財富的方式和多寡不同。所謂階級，就是這樣壹些集團。由於他們在壹定的社會經濟結構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其中壹個集團能夠占有另壹個集團的勞動”（《列寧全集》29卷382--383頁）。列寧的階級定義涉及2個問題：剝削與集團。

1）剝削問題。馬克思通過《資本論》似乎論證了資本家階級是剝削集團，工人階級被剝削集團。馬克思說：工人階級不僅被剝削，而且意識到了被剝削，所以團結起來組織工會反抗經濟剝削；馬克思要求工人階級推翻資產階級國家、消滅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實行工人階級的最後解放。按照馬克思的判斷，隨著資本主義社會發展日益兩極化，社會結構將變得越來越簡單和純粹，那些小資產者、小土地所有者等中間階層將會分化，如果不能躋入資產階級，那就只能走向破產，加入到無產者隊伍中來。而無產階級的命運的絕對貧困化，最終必將導致社會主義的革命。馬克思的論斷，並不為以後西方資本主義所證實，馬克思也未曾預見到，隨著現代資本主義的發展，現代西方社會將會掘起壹個龐大的中產階層或中產階級。剝削雖然廣泛存在，並非都是馬克思的經濟活動剝削，譬如：盜竊、詐騙、強制性的征稅都屬於剝削範疇。資本家的經濟活動也不都是剝削活動，資本家的管理決策活動是復雜勞動，創造了更大的價值。只有當工人的勞動供過於求的時候，工人才被資本家剝削。勞動價值論是不成立的，剩余價值和平均利潤論也不成立，因此馬的階級論也是不成立的。

2）集團問題。在自由的社會，資本家和工人都可以自由結社組成集團形成階級。人權理論的自由結社權已經包括了階級團結的內容，人權論堅決反對階級[鬥爭和專政]論。

　　馬克思說農民是彼此沒有聯系的土豆，蘇聯把農民分成富農階級、貧農階級；既然農民之間“老死不相往來”、彼此沒有什麽聯系，作為農民之壹部分的貧農就無法結成階級集團。如果說西方自由社會的工人形成了階級的話，那麽古代的奴隸和中世紀的農奴都沒有形成階級集團。這是馬克思階級論的盲區，可馬克思仍要說人類文明史就是階級鬥爭史。在不自由的專制社會，資本家和工人不能自由結社，無法形成階級集團。中國歷代的統治者都重農抑商、堅決打擊自由結社和民間宗教，中國的商人根本無法形成西方似的資產階級，只在清末和民國出現了公開的獨立商團。在中國只存在皇權集團和地下黑社會集團，不存在馬克思列寧所說的階級集團。

2．無產階級先進嗎？

   馬主義把人類分成兩大陣營：即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奴隸社會是奴隸主階級與奴隸階級鬥爭的社會，封建社會是地主或領主階級與農民或農奴階級鬥爭的社會，資本主義社會是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鬥爭的社會。為什麽奴隸[農奴]階級對奴隸主[領主]階級的鬥爭沒有導致奴隸[農奴]階級的專政，而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鬥爭卻要導致無產階級專政呢？為什麽無產階級能通過階級鬥爭上升為統治階級，而奴隸階級卻做不到呢？馬的答案是：無產階級先進性。馬克思為要工人替他奪權，就吹捧工人階級是最先進的階級，以甜言蜜語拉工人當他的炮灰。事實上，19世紀的歐洲是先有共產主義和共產黨，後有無產階級先進理論，最後才有馬的剩余價值剝削論。可見，馬的理論都是為共黨服務的政治偏見，並非科學真理。按馬主義的說法，私有財產是萬惡之源，擁有私有財產越多的人，其人品道德就越低下；而沒有私有財產的無產階級自然是人類社會中品德最高尚、思想最先進的階級。所以無產階級要統治人類；於是，剝奪壹切人的財產便成了無產階級革命的終極目標。  這個理論是不符合事實。恰恰是有壹定財產並足以保障生活的人們才有機會思考社會問題，而且更加正確。如果馬克思、恩格斯都處於必須打工才能糊口的境地，馬克思主義也就無法產生了。以財產的多少來判定壹個人的政治態度是站不住腳的。無產階級既不象《共產黨宣言》所描寫的那樣壹貧如洗，也不像奉承者所吹捧的那樣沒有偏見和弱點。所有無產階級的領袖和導師，沒有壹個出身於無產階級；而所有出身於無產階級的領袖人物，卻無壹例外地成了“修正主義者”。出身鐘表修理工的蒲魯東是壹個早期代表，出身火車司機家庭的伯恩斯坦成了修正主義鼻祖，出身礦工的赫魯曉夫則是晚期代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中，出身無產階級的向忠發、顧順章都成了叛徒。既然無產階級如此先進，何以連自己的領袖和導師都產生不了？這個階級的先進性又從何體現？自己階級出身的傑出人物，無壹例外地成了叛徒。這本身就是對“先進性”的莫大諷刺！無產階級的領袖人物全都來自非無產階級的事實，就充分地證明：被這些領袖們吹捧上天的階級，決不是最先進的階級。人類決不存在這樣壹種人群，他們可以不讀書、不看報、不思考就天生是最先進的。人類的發展得益於那些思考著的頭腦。  許多工人文化低，在社會上處於從屬地位，不可能具備先進性。工人只是先進生產工具的簡單操作員，擔當了配角的角色；這些先進生產工具其實都掌握在老板、科學家和工程師們手裏。如果借用馬克思主義的推論，資本家和知識分子才是最先進的階級。幾乎所有的封建社會主義國家，工人階級都表現得俯首帖耳，把黨及其領袖看成是太陽、雨露、舵手、慈父、大救星，以狂熱的熱情盲從迷信領導。任何有獨立性的真知灼見，都被他們的壹呼百應而席卷壹空；任何有創造性思維的人才都被他們打翻在地無情埋葬。壹些工人農民十分狹隘。三中全會後給五類分子摘帽，壹些貧農說，這些家夥摘了帽，就和我們平起平坐了。這些等級觀深入骨髓的人，拿五類分子做墊背，才覺得心理愜意。受“工人階級無祖國”思想的蠱惑，“九壹八”事變後，日本全國勞農大眾黨等工人團體支持政府的侵略，公然提出，“把滿蒙的權力從資本家手裏奪回來，交給工人農民”。 1997年英國工黨取消其中關於公有制的主張。他們認為，資本主義社會出現的“白領階層”即中間階級，使資本主義社會結構變得復雜化；資本主義國家通過自身的不斷調節，能夠減少失業，避免經濟危機。他們由此得出結論，工人階級已喪失“歷史動力的那種主導作用”，實現社會主義已不是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

   3．先進論的實質是獨裁

   自從1921年駐喀瑯施塔德的紅軍水兵發動反對布爾什維克政權的起義被殘酷鎮壓後，列寧立即提出了建立壹黨專政制度、取消黨內壹切派別的設想。在1921年俄共第十次代表大會上，列寧堅持認為“任何派別活動都是有害的，都是不能容許的”。他提出了由共產黨獨家領導國家政權的觀點，他說，“在我國國家政權的全部政治經濟工作，都是由工人階級覺悟的先鋒隊──共產黨領導的”。因此所謂的無產階級專政實際上就是共產黨專政。列寧是這樣解釋的，“專政是由組織在蘇維埃中的無產階級來實現的，而無產階級是布爾什維克共產黨領導的”。當有人攻擊布爾什維克推行壹黨專政時，列寧的回答是，“是的，是壹黨專政，我們所依靠的就是壹黨專政，而且我們絕不能離開這個基地”。列寧說：群眾是分為階級的，無產階級乃所有階級中最先進的階級；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無產階級只能由其先鋒隊共產黨來領導，共產黨肩負著通過消滅壹切劣等階級的大任。黨即使犯了嚴重的錯誤，其地位也不可動搖，因為它代表最先進的無產階級，又掌握了最先進、最革命、最科學的馬主義。共產黨是由最有智慧、最有威信的領導集體和領袖來領導，他們是先進先進的先進，承擔了人類社會前進的歷史重任，必須掌握全部權力實行專政，即獨裁。他說：“階級通常是由政黨來領導的，政黨通常是由較穩固的集團來主持的，而這個集團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被選出擔任最重要職務而稱為領袖的人們組成的”。他甚至明確聲稱，“在工作時間絕對服從蘇維埃領導人──獨裁者的意誌……個人獨裁成為革命階級專政的表現者、代表者和執行者”。這變成了：群眾專政就是階級專政就是黨專政就是領袖專政——獨裁。斯大林認為，無產階級專政就好比是壹部機器，指揮這部機器的是黨，而蘇維埃組織、工會和合作社等都是這個體系的“傳送帶”和“杠桿”，是黨手中的工具，黨就依靠這些工具去“聯系群眾”，指揮群眾。蘇聯的政治史證明，斯大林的專制是空前未有的。可見，所謂的先進性理論不過是花言巧語的論證領袖永遠先進、永遠正確，為領袖獨裁找借口而已！這和幾千年前的皇帝聖人崇拜沒有什麽兩樣。中國的統治者從周公到毛壹直強調尊重民意、甚至“為人民服務”，那是欺世騙民的口號。沒有誰真為了老百姓，強權都打著為民的招牌，謀取自己的利益和他人的支持而已。因此，上演的都是壹幕壹幕獨夫民賊操縱民意的醜劇。中國的政府從來都是為腐敗而存在的政府（今天臺灣的民選政權是個例外），說它代表地主階級，或者代表了資產階級，或者代表了無產階級，甚或代表了全體人民，純粹都是欺人之談。中國幾千年來換了這麽多王朝，不過是“逐鹿中原”，那“鹿”就是老百姓，所謂“興，百姓苦；亡，百姓苦”。從壹開始，共產黨就否定議會道路，主張暴力革命。這就表明它不相信民主、不相信人民。壹般來說，革命者決心使用暴力實行他們的主張，那表明他們對統治者不抱幻想，同時也表明他們對人民感到失望，失望於人民的“愚昧無知與自私怯懦”。如果沒有相當數量的民眾在政治上冷漠麻木，統治者能穩如泰山嗎？在漫長而殘酷的革命歲月中，共產黨歷經多次失敗，幾度瀕於絕境。這就容易使他們對民眾、對人性的看法變得十分陰暗。然而，靠著那套先鋒隊的理論和無產階級專政理論，他們可以把自己對人民的失望以至蔑視掩藏起來。共產黨當年發現：國民黨的不民主為他們攻擊國民黨提供了堂皇的理由，而國民黨專制的不徹底又正好為這種攻擊提供了現成的空間。於是，他們就擺出了民主鬥士的姿態，利用國民黨專制的不徹底，抨擊國民黨的不民主，自己卻早就打定了要更專制的主意。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說：“‘妳們獨裁’。可愛的先生們，妳們說對了，我們正是這樣。”  1981年針對著壹些人提出制定出版法的要求，陳雲批示說：“過去，我們就是利用國民黨的出版法和國民黨作合法鬥爭。現在，我們絕不允許別人也利用這樣的東西和我們作合法鬥爭”。這段批示顯示：早在中共奪權之前，他們就打定主意連起碼的民主、法治都不要。現在已沒有人相信社會主義國家是人民統治的國家或工人階級統治的國家這套神話了。但仍有不少人相信，它們是共產黨統治的國家。這也是錯的。社會主義國家絕不是什麽黨統治的國家，而是黨的最高領導們統治的國家。意大利社會黨總書記南尼說：“壹個階級的專政必然導致壹黨專政，而壹黨專政必然導致個人專政”。

   4．專政就是恐怖

   當今世界有兩種文化：民主文化或專政文化。民主的文化是百花自放、百家爭鳴的文化；不是壹人、壹派、壹黨說了算的文化。專政文化就是壹人、壹派、壹黨說了算的文化。它容不得半點反對聲音。稍有反對，不是被打成右派、便是被打成反革命，輕則下牢、重則送命。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實際上是達爾文的弱肉強食的進化論。無產階級由於窮是弱者，但他們人多勢眾，在先鋒隊的帶領下就轉化成了“強”，資本家反而成了“弱”，因此強大的無產階級必須對資產階級專政。這難道不是弱肉強食嗎？這根本就違背了人類公平和正義！把人劃屬階級是對人人平等的反動，是荒謬的。以農村為例，地主、富農、貧農，劃分的標準是什麽？把孩子也分成“地富反壞右”子女、分成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是更為荒誕的歧視，而戶口制是當今世界最殘忍的產業歧視。階級是人為劃分的等級，比傳統的等級制更殘酷。共產黨人將國民分成敵我友三等，要求對敵狠、對友和，不承認普遍適於壹切人的人權。階級論把壹國的國民故意地分成對立的兩派，以便挑起暴力沖突和奪權。為了奪權和保權，國民就在階級鬥爭論中自相殘殺。辛亥革命後，中國的新文化運動是“人的覺醒”，可共產主義運動卻造成是“人性的喪失”。馬克思的階級論拋棄人性論，它慫恿人們相互敵視、殺戳。凡與自己政見不壹致的都是階級敵人，階級敵人都要用暴力將其消滅，哪裏還講什麽人性？

　　毛澤東說：共產黨的哲學就是鬥爭的哲學，階級鬥爭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壹分為二沒有窮盡，鬥爭也沒有窮盡，壹直鬥到地老天荒！鬥得七零八落、民不聊生、人性滅絕。《共產黨宣言》主張階級鬥爭推動人類前進，這違背了人們的生活常識。如：“家和萬事興”、“和氣生財”等。鬥爭只會導致人類毀滅或倒退。階級鬥爭論不承認人類的共同利益，反對普遍的人性，只講妳死我活，使人類陷入了暴力血海之中。階級鬥爭理論毀掉了人類妥協的基礎，使人類倒退到野蠻的暴力時代。掌權的無神論者不信宗教，不信善惡報應，不敬畏生命；為所欲為，肆無忌憚，心狠手辣，嗜殺成性，視百姓為“螺絲釘”和“草芥”，嚴重敗壞了社會公德，摧毀了人類文明、踐踏了人類尊嚴，使人喪失最起碼的良知，變成嗜血的魔鬼。建立在階級鬥爭理論基礎上的“社會主義民主”是極端反人類的怪胎。與古代的專制主義相比，還要專制千萬倍！它與法西斯主義、種族主義、軍國主義以及壹切邪教理論殊途同歸，把人變成野獸，制造了壹幕又壹幕人間慘劇。階級鬥爭理論，是煽動仇恨、挑撥離間、分化瓦解、泯滅人性的理論。在馬列主義的指導下的共產主義革命導致上億中國人喪失生命。歷史事實都證明，階級專政主義是害人害己、禍國殃民的歪理邪說。階級鬥爭理論，從它來到人間起，每壹個論斷都在制造著野蠻、血腥與罪惡！慶父不死，魯難不已，“畏光癥”不亡，中華民族無望；暴黨不滅，天誅地滅。由於階級鬥爭的長期泛濫，人人平等的超階級的人權思想至今未普遍確立。什麽“無產階級人權”不同於“資產階級人權”等荒唐說法依舊流行。階級主義、種族主義、愛國主義等學說都是充滿身份偏見的等級學說；以此類邪教學說立國創法，欲求人權平等，實乃緣木求魚。臺灣人為人權而鬥爭，不是為階級的特權而鬥爭。那些企圖用馬主義階級論反對特權腐敗的人還生活在封建專制時代，想搞馬的階級鬥爭鏟除腐敗集團，那只會更糟糕。馬克思的階級論是禍害，是制造不平等的禍害、是制造矛盾和分裂情緒的禍害。我們不要階級，我們只要平等——因為平等是我們與身俱來的權利！

   5．馬克思主義階級論的作用：

   1）可以自己“擡高”自己，給自身的獨裁統治罩上“正統”的外衣。毛說：任何事物都是壹分為二。階級論把人類分為對立的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馬克思認為：無產階級具有先進性、革命性、正確性；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集中了無產階級的壹切優點——偉大光榮正確；黨魁是無產階級革命家，更是真善美的化身；等等。

   2）制造階級對立是為了拉攏壹部分人去打擊異己。馬主義認為：惟有無產階級的思想是正確的真理，其它階級的思想都是不正確或錯誤的；資產階級簡直是罪惡的代名詞、資本主義私有制是萬惡之源。因此，要打倒對手，給他貼上資產階級的標簽就可。反右、文革、反自由化都按上資產階級的罪名。

   3）強調人的階級性，是為了制造社會矛盾以便從中漁利或犯罪的借口：貪汙腐化玩女人的官僚們說自己是受了資產階級的影響。其實資產階級廉潔得多，只要看看比爾.蓋茨和諾貝爾就知道了，人家把錢捐給了人類科學慈善事業。

   4）愚民的道具。階級論反對人性論和人權論：馬主義的階級性，以所謂的集體主義和階級性來剝奪了人的自由性和獨立性，摧殘了人的個性，它違背普世的人權價值。毛澤東說：在階級社會裏，人人都打上了階級的烙印，沒有超階級的人性，無產階級的階級性表現為黨性，個人從屬於階級從屬於黨。可見，馬克思的階級論就是為共產黨服務的。雷鋒對階級敵人是嚴冬般的殘酷無情，豬將軍要用西安以東的人口消失來維護祖國統壹，都是這種階級性、黨性和反人性的必然結果。從小就學馬毛的階級論，否則不能升學、入黨；這只能扭曲人性，使人更加墮落！

   6．無產階級專政必然滅亡

   共產極權社會是脆弱的、沒有前途的，共產極權制度的消亡或垮臺是遲早的事，這是西方思想家早就預言過的真理。俄國馬克思主義先驅者普列漢諾夫十分受列寧尊敬。1904年初列寧強調黨中央委員會有廣泛的不受限制的權力，可以散解委員會或另壹組織，可以剝奪某個黨員的權力等等。普列漢諾夫認為：“這簡直是緊緊套在我們黨的脖子上的絞索，這是波拿巴主義。他們顯然把無產階級專政和對無產階級的專政混為壹談了”。　　　　

   普列漢諾夫反對搞垮臨時政府的十月革命。他認為臨時政府已經給了人民壹定的政治權利，如引進陪審團的審訊制度，允許言論、出版和集會自由，答應全部赦免政治犯和宗教犯，給勞工組織以罷工的權利等等，如果搞垮臨時政府就等於取消了這些已經爭得的自由權利（普列漢諾夫的家就幾次被執政的布爾什維克搜查）。 1918年4月普列漢諾夫重病不起時口授了政治遺囑。他聲明不願與布爾什維克作鬥爭，該遺囑在“布”黨掌權期間不得發表。因此，直至蘇聯垮臺後，該遺囑幾經曲折才得以重見天日。俄國《獨立報》1999年11月30日編發了這份政治遺囑。下面是遺囑的預言性論點：

   1）無產階級專政的荒謬性。知識分子是民族的榮譽、良心和頭腦。隨著生產力的巨大發展，知識分子人數的增長將從根本上改變社會環境。工人就其教育程度、文化程度、世界觀來說已經提高到知識分子的水平。在這樣情勢下無產階級專政是荒謬的。“勞動者的政權——這才是永遠正確的口號！”

   2）無產階級專政將迅速變為壹黨專政，黨的專政將變為黨的領袖專政，維持領袖權力的起先是階級恐怖，後來是全面的全國恐怖。布爾什維克不能給人民以民主和自由，因為他們壹實施民主和自由，馬上就會喪失政權。建立在欺騙和暴力基礎上的社會，本身就包含著自我毀滅的炸藥，壹旦真大白，便會土崩瓦解。列寧關於社會主義革命能在像俄國那樣落後的國家取得勝利的論斷，不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創造性態度，而是對它的背離。遺囑認為十月革命成功是由於非常不幸的偶然原因。

   3）“布”黨將依次遇到四大危機：饑荒危機、崩潰危機、社會經濟危機和意識形態危機，最後政權瓦解，這壹過程可能持續數十年，但這個結局誰也無法改變。 4）國家的偉大並不在於它的領土甚至它的歷史，而是民主傳統和公民的生活水平。只要公民還在受窮，只要沒有民主，國家就難保不發生社會動蕩，直至政權垮臺。　蘇聯被美國軍備競賽拖跨只是表象。兩個人賽跑，妳累死了怨別人？蘇聯垮臺是極權制度違背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和違背人性原則，失敗是必然的。

   民主集中制批判

   1．“民主集中制”提出及其嚴重的缺陷蘇聯共產黨的前身是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它是由俄國馬克思主義者但也是主張經濟鬥爭的普列漢諾夫創立的， 1898年召開了第壹次代表大會，然而這個黨仍然是壹個像俱樂部壹樣結構松散的組織。列寧在1900年創辦了火星報，認為黨應是職業革命家和無產階級先進分子組成的、有組織、有鐵的紀律的先鋒隊，應實行民主集中制和集體領導。列寧的主張遭到了普列漢諾夫等經濟主義派的反對，卻受到了包括斯大林在內的很多黨員的支持，由此形成了以列寧為首的火星報派。1903年，列寧的火星報派在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上所草擬的“集中制”黨綱獲得了通過。列寧說：“作為黨組織基礎的基本思想，實際上可以歸結為以下兩點。第壹個思想，即集中制思想，是從原則上確定了解決所有局部的和細節的組織問題的方法。”這“是唯壹的原則性思想，應該貫穿在整個黨章中”。“集中制要求中央有直接掌握每壹個黨員的絕對權力。” 1904年，羅莎.盧森堡在“俄國社會民主黨的組織問題”壹文中認為集中制對於改變黨組織的分散性是必要的，但她強調：社會民主黨不能建立在黨的戰士對中央機關盲目聽話和機械服從的基礎上。按列寧的“集中制”原則，“中央委員會成了黨的真正積極的核心，而其他壹些組織不過是它的執行工具而已”。她認為，列寧的集中制是“極端的集中主義”、“無情的集中主義”。她說，如果黨內由黨的中央機關的統治來代替大多數人的統治，由中央委員會監督工人階級的活動來代替工人群眾對黨的機關活動的監督，“那就是錯誤的”。民主作為壹種制度在運作過程中已經包涵了集中，凡是制度化程序化的民主最後都必然產生集中。如作為民主最基本形式的選舉，最後必然產生集中：從侯選人中產生正式當選人。如議會通過壹項法案，經過壹定的民主程序最後也必然產生集中；通過或否定該項法案。既然民主本身已經包涵著集中，因而就沒有必要在民主的後面再加壹個“集中”。之所以“民主集中制”必須有“集中”的概念，是因為列寧首創這壹制度時是為了強化黨內的集中、樹立中央的權威。遭到盧森堡的批評後，列寧才在1905年將“集中制”之前加了“民主的”的定語，稱之為“民主的集中制”。列寧申明，“集中制”有專制主義的集中制、官僚主義的集中制，而俄共所實行的是民主的“集中制”。1906年俄共“四大”通過的黨章規定：“黨的壹切組織是按民主集中制原則建立起來的。”這就是“民主集中制”的由來。但即便將其稱為“民主的集中制”，仍然是畫蛇添足。倘若列寧的本意確在民主，直接稱為民主制不是更好，他堅持把民主當作定語來修飾，可見其原本想要的無非是那個“集中”。概念本身的邏輯矛盾使這壹制度帶有先天性的缺陷。比如，既然“集中制”是“民主的集中制”，那就必須規定如何通過民主的程序來達到集中；可共產黨的黨章中缺乏這樣的規定，或雖規定了民主的某些內容，但它對於集中並無內在的邏輯關聯，或者說，它對集中並不構成制約關系。那麽，這種“民主”能有多少實際意義呢?  1905年12月在俄共第壹次代表會議上，列寧對“民主集中制”的民主特征作了說明：“黨是根據民主的原則組織起來的。這就是說，黨的壹切事務由壹律平等的全體黨員處理或者通過代表處理；並且，黨的所有負責人員、所有領導人員、所有領導機構都是選舉出來的，是必須向黨員作報告的，是可以撤換的。” 列寧的民主思想，概而言之：其壹，黨的代表大會是全黨的最高權力機關，應每年舉行之；其二，黨的代表大會選舉產生的中央委員會是大會的執行機關，必須向代表大會報告工作；其三，在黨內設立與中央委員會並行的監督機構，對中央委員會的工作實行監督(地方類推)；其四，黨代表大會的代表經黨員民主選舉產生，黨的中央和地方機關的領導人經代表大會選舉產生，並可以撤換；其五，黨代表大會和各級機關黨委實行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當少數的意見遭到否決後少數者必須執行組織決定，但在思想上仍可保留並宣傳自己的主張；其六，黨員在黨內有發表自己意見的自由。這些思想並未認真貫徹執行。

　　列寧的“民主集中制”的重點是“集中”，這壹貫為列寧強調。1920年列寧強調，“無產階級的無條件的集中制和極嚴格的紀律，是戰勝資產階級的基本條件之壹”。列寧還認為，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之後必須實行無產階級專政，而無產階級專政要求在黨內仍“需要實行極嚴格的集中制和極嚴格的紀律”；“誰要是把無產階級政黨的鐵的紀律哪怕是稍微削弱壹點，那他事實上就是幫助資產階級來反對無產階級”。  列寧還將“集中制”的原則推廣到了“第三國際”。1920年7月，他在“加入共產國際的條件”的報告中，將“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建立起來”作為加入“共產國際”的重要條件。他強調：“共產黨必須按照高度集中的方式組織起來，在黨內實行象軍事紀律的鐵的紀律，黨的中央機關必須擁有廣泛的權力，得到全體黨員的普遍信任，成為壹個有權威的機構。只有這樣，黨才能履行自己的義務。”他還指出：“凡是願意加入共產國際的黨都應該稱為：某某國家共產黨(第三共產國際支部)。” 斯大林主政後，為強化個人集權，通過消滅“反對派”使民主化為烏有，使“民主集中制”變為恐怖的集中制。關於民主集中制，莫洛托夫描繪道：在“壹個漸進的過程”中實現“少數開除多數的原則”——“70人開除10至15人，然後是60人再開除15人……這就實際形成壹種結局，中央委員會中，排除了多數，留下了少數，但又沒有違背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因而也就沒違背民主集中制的程序……”。“任何反對派都沒有了，這樣就輕松多了”。這是蘇共體制中致命的內傷，它導致蘇共的衰落，乃至最終被人民所唾棄。

   2．中共的“民主集中制”

   作為“共產國際”壹個支部，中共從創黨開始就以“民主集中制”為自己的組織原則。將這壹原則正式寫入黨章的是中共“六大”(1928年7月)。“六大”黨章規定：“組織原則：中國共產黨與共產國際其他支部壹樣，其組織原則為民主集中制。” “集中指導下的民主”是中共的創造。1940年毛在闡述“新民主主義政治”時就提出：未來的新民主主義國家的“國體──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政體──民主集中制”。 1942年毛澤東強調：“共產黨不但要民主，尤其要集中”，不懂這壹點，就“不懂得黨的民主集中制”。毛進壹步說明：“民主這個東西，有時看來似乎是目的，實際上，只是壹種手段。”目的是什麽呢？是集中。從而，他確認集中高於民主。所以他說：“民主是對集中而言，自由是對紀律而言。”毛的言論告訴人們，他要集中是真，民主不過是應付形勢而已。  1943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中共中央關於中央機構調整及精簡的決定》，授予毛有獨斷專行的特權。根據劉少奇的建議，並作出決定，規定“在兩次中央全會之間，中央政治局擔負領導整個黨的工作的責任，有權決定壹切重大問題……凡重大的思想、政治、軍事、政策和組織問題，必須在政治局會議上討論通過……會議中所討論的問題，主席有最後決定之權”。這種制度為黨的領袖獨斷專行披上了制度上合法的外衣，從而使全黨服從於壹人，正式開創了個人崇拜的黨內領導體制，導致日後毛澤東的個人集權獨裁。原先的政治局候補委員劉少奇因在“整風”運動中幫助樹立毛澤東的絕對權威，在1943年3月的中央機構調整中壹躍而成為僅次於毛澤東的黨內第二把手。《胡喬木回憶毛澤東》說：“毛主席的關懷，不僅說明對少奇同誌的深厚情誼，更說明對少奇同誌寄予厚望、要委以重任。”換言之，中央高層的人事安排成了毛澤東個人說了算。在這壹獨裁體制下，中央委員會成員之間已不再平等，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自然失效。如果在某壹問題上多數政治局委員和毛有不同意見，多數人總是放棄自己的意見，跟著毛澤東走。延安整風剛結束時，包括劉少奇等書記處成員在內，凡有不同意見，倒還允許提出來；如毛不同意，即使多數人有不同意見，也只好放棄。 1945年毛在“七大”的政治報告中說：“新民主主義的政權組織，應該采取民主集中制”，“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說，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導下的民主。” 在醞釀“七大”候選人名單時，著名將領陳賡提出：薄壹波是從監獄辦“自新”手續出來的，當黨員可以，當候補中委不合適，建議從候選人名單中去掉。他的意見反映給毛澤東。毛說：“為什麽不可以當正式中委？提候補中委就不妥。”毛的這個意見被傳達給參加“七大”的各地代表團，結果薄壹波反而改為正式中委候選人並順利當選。建國後劉少奇提出了“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結果毛澤東在1953年5月、6月、8月曾先後三次批判劉少奇，主要的罪名當然不是說他執行了《共同綱領》，而是說他違反了“過渡時期總路線”（見《毛澤東選集》第5卷，80，81，89頁）。劉少奇的“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是以當時的臨時憲法即《共同綱領》為根據的。而那條“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總路線”，當時正在毛澤東自己的頭腦裏醞釀，尚未提請任何合法的權力機關審查通過。毛劉之爭意味著什麽？意味著劉少奇無權根據法律工作，而毛澤東有權在法律以外行動。這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制度。在《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80頁上，我們可以讀到毛澤東親筆寫的這樣的話：“過去幾次中央會議決議不經我看，擅自發出，是錯誤的，是破壞紀律的。”未經中央主席認可，中央會議不準作出和發出決議——由偉大領袖親手訂立的這條紀律，就是中共的領導制度。於是劉少奇就完全放棄原來的設想，轉而堅決擁護毛的“過渡時期總路線”。楊尚昆曾說：“劉關於新民主主義的思想，我看有壹定的道理。社會主義改造沒兩年就完成了，太快了。”  1954年民主集中制寫入了中國的憲法，成了國家的運行原則和運行機制。 1956年毛澤東又強調：“我們主張有領導的自由，主張集中指導下的民主。”中國特色的民主“特”在那裏呢？就在於“民主”是在集中指導下實現的。譬如，議會作為近代以來民主制度的重要部份，是伸張與凝聚民意的機關。雖然1954年中國也建立了類似於議會的代議機構──“人民代表大會”，憲法將它確定為國家最高權力機關。但現實中在“人民代表大會”之上還有黨，“人大”必須在黨的領導下活動，也就是說，在“最高”權力機關之上還有更高的權力機關。這就是“集中指導下的民主”在人大工作與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體現。  毛澤東認為，這種形式的“民主”比西方國家的民主有更多的民主與自由。其實，這種“民主”即使不與西方的議會制度作比較，僅就自己所走過的道路作反省與總結，也可深知其弊了。“集中指導下的民主”其實是嚴重違背民主原則與憲政精神的。不然，為什麽“人大“向來就有“橡皮圖章”和“表決機器”的譏稱；而西方國家的議會，無論在他們本國，還是在我們這裏，都無人封此雅號呢？中國的“人大”在很長時期內“壹致通過”曾是常規，而西方的議會裏有反對票和棄權票才是常規；在中國的“人大”，發表領袖所不高興聽的意見必遭厄運，在西方的議會裏，反對當局的政策、與政府首腦唱點反調是正當的權利。既然在“最高”國家權力機關裏“民主”之處境尚且如此可憐，那普通公民就更可憐了。  1958年，毛又提出了“大權獨攬、小權分散、黨委決定、各方去辦”以及“書記掛帥”等原則，進壹步強化了以黨代政的集中制。“民主集中制”下通行的潛規則是“多數服從少數”、“多數服從壹人”，黨內多數人的意願必須服從少數人的意誌，“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往往徒有虛名。在尚能實行“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的時期，也只允許“少數”保留自己的意見，這“少數”卻因此受到歧視，得不到重用；在毛的時代，黨內或國家機關通過重大決定時往往出現“壹致通過”的“盛況”，原因是“少數”者壹旦表明態度便會受到迫害。 1959年的廬山會議表明，整個中央委員會都成了毛的馴服工具。陳雲曾經設問：“假如常委的人，除毛主席外都是彭德懷（意為敢唱反調），那局面會不會有所不同?”他認為，即便如此仍然是毛占據絕對控制地位；“反‘冒進’不是壹次實踐嗎？中央同誌全都參加了，毛來了個反‘反冒進’，結果搞得鴉雀無聲了”。《毛選》第五卷裏，毛澤東多處指責劉少奇沒經過毛簽字同意就發布中央政治局決議是很大的政治錯誤。可見，毛淩駕於中央之上。到了六十年代，毛再次重提壹元化領導的問題，明確指出，“工、農、商、學、兵、政、黨這七個方面，黨是領導壹切的。以下是周病危期間與鄧穎超談話的部分摘錄：1975年11月17日：“1944年5月21日，六屆七中全會第壹次會議，選出朱德、劉少奇、任弼時、周恩來組成主席團會議，有通過決議：得票最高者為主席團主席。劉少奇最高，朱德第二，毛是第四。但是在內部由我提議：主席還是由毛來擔任。朱老總是很反感的。我又壹次做了唯心的政治上錯誤的抉擇。” 1975年11月19日：“1962年1月中央召開擴大工作會議（編者按：即七千人會議）。會上總結人禍帶來災難的教訓，強調要恢復黨的實事求是、群眾路線、健全黨內民主生活。會上有不少同誌提出：主席退下。在二月十日的政治局常委會上，毛表示：願服從會議決定，辭去主席退下，搞社會調查。朱老總、陳雲、小平表態：歡迎毛辭去主席。是我堅持：主席暫退二線，主席還是主席。”  1975年11月22日：“1956年9月29日，中共八屆全會後第壹次政治局會議上，通過二項決議：黨的主席規定連任壹屆；要限制領導人權力，加強對領導人的監督，黨內要體現民主集中制。是林伯渠、羅榮桓、彭真提議的。十七名政治局委員，十五名贊成，惟有二人棄權（編者按：毛、林彪）。決議都給個人意誌廢了，我們也有責任和罪過。”  在毛的時代，絕大多數黨員和黨的幹部，在受到黨組織的不公正的處分時──或被誣陷淩辱，或面對批判，或被投入監獄受刑──他們總是這樣安慰：“要相信組織，要相信黨”；“黨犯了錯誤，黨自己壹定會糾正錯誤的”，有的甚至認為“這是組織上對自己的考驗”，因此就“想不通要努力去想通、不理解要努力去理解”。這與“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韓愈所言）之類的忠君信條幾乎沒有差別。在“黨崇拜”的氛圍下，個人服從組織、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成了全體黨員的“緊箍咒”；在多數根本沒有表達機會的情況下，“少數服從多數”不過是壹種擺設！“民主集中制”其實是中國幾千年的“君臣之綱”的現代版本。

　　鑒於“文革”的沈痛教訓，“十二大”、“十三大”沒有出現“集中指導下的民主”這壹提法。 1970年代末是中共黨內民主風氣高漲的時期，經濟開始好轉；80年代後期鄧小平大權在握，便無視黨內的不同意見，強行拍板搞“價格闖關”，碰了釘子才想到要開會研究善後，這成了接踵而來的經濟停滯與政治風波的直接原因。元老李銳披露說，鄧在江接班時告誡說：“毛在，毛說了算；我在，我說了算，什麽時候妳們說了算，我就放心了。”江澤民正是遵循鄧的遺囑行事，大權獨攬，發誓“絕不搞西方那壹套”。“十四大”、“十五大”又恢復了“集中指導下的民主”這壹提法。  3．“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剖析” 既然民主本身已經包涵著集中，民主與集中不過是同壹事情的2個不同視角而已，因此，集中不可能在民主之上而高於民主，“民主基礎上的集中”暗含了“集中高於民主”的觀念，這本身就是鄙視民主，根本就沒有民主的誠意。“集中指導下的民主”更是居高臨下，“民主”成了“集中”的下級、仆從，民主成了集中者手中的玩具而已，真實荒謬之極。毛澤東認為，民主就是對人民進行教育，這是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方法。1949年毛在《論人民民主專政》裏寫道，解決人民內部的問題，使用民主的即說服的方法，而不是強迫的方法。1950年6月毛在第二次政治協商會議上的講話裏說：“人民民主專政有兩個方法。對敵人來說是用專政的方法”，即“強迫”的方法；“對人民來說則與此相反，不是用強迫的方法，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即“向他們進行教育和說服工作”。到了1956年，毛又重申：“凡屬於思想性質的問題，凡屬於人民內部的爭論問題，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決，只能用討論的方法、批評的方法、說服教育的方法去解決，而不能用強制的、壓服的方法去解決。”  按照毛澤東發明的概念，“民主”就是如下的政治活動：黨通過教育使人們提高覺悟，拋棄原來不正確的認識；讓他們理解黨的政策和指示，自覺地加以貫徹執行；使他們改掉缺點與錯誤，改善與領導的關系，消除同誌間的隔閡；教他們履行子民的義務，更好地遵守國家的法律法令，如此等等。壹言以蔽之，對人民進行說服教育而不用壓服手段，在毛澤東看來就是“民主”了。至於誰來教育人們呢？自然是享有各種權力的大小官員。毛澤東還有壹個經典的公式：“對人民內部的民主方面和對反對派的專政方面，互相結合起來，就是人民民主專政”。應當註意這裏的“對”字。“對人民實行民主”，就是說，在人民之上還有壹個給予人民“民主”的“主”，它領導人民前進，至於什麽時候給人民“民主”，給人民多少“民主”，所給的“民主”是教育式還是壓服式，皆決於上。說是“百家爭鳴”，結果“輿論壹律”；說是“說服教育”，結果“全面專政”──都是這個“對”字背後的含義所決定的必然結果。壹個“對”字，表明了人民無民主之權。  1962年，毛澤東談到了“民主集中制”。毛對他的“民主”作了另壹種表述，即“讓人講話”。其實，“讓”與“對”，都是同義詞語。可以讓妳講話，也可以不讓妳講話；可以言者無罪，也可以言者有罪；主動權皆在上、不在下；皆在官、不在民。毛強調發揚民主是為了集中正確的意見；所以首先要發揚民主，讓大家講話，發表各種意見，然後加以集中。集中什麽呢？毛說，就是集中“群眾中的正確意見”，在集中正確意見的基礎上，做到統壹認識、統壹計劃、統壹指揮、統壹行動，叫做集中統壹。他的說法蘊含兩個要點。第壹，誰來集中？自然是握有各種權力的領導者。第二，何種意見才算“正確”？由領導者判斷，他認為誰正確誰就正確；或者說，哪種意見符合領導者的心願，就是正確意見，就集中哪種意見；或者從分散的意見中拼湊，組合出符合領導意圖的意見；即使“正確”意見出於少數人，甚至個別人，也是民主基礎。因為按馬列原理，“真理有時在少數人手裏”。當然，如果碰巧多數人的意見符合領導心意，那就更好大肆宣揚，說是代表廣泛的民意。於是，民主基礎就是領導的心意，玩弄民意的手段就是領導藝術。這種玩弄民意的領導藝術被稱為“群眾路線”。領導幹部做的壹切都是為了群眾，是把群眾的意見集中起來，經領導制定成政策，再由群眾去執行。這不符合“自己解放自己”的自治思想，也違背“群眾當家作主”的民主精神；領導幹部推行的政策是否體現了絕大多數群眾的要求，也無衡量標準。在“群眾路線”的政策未必就真的是為了群眾。例如，“大躍進”和“文革”都充分動員了群眾，其實際結果卻是帶給群眾巨大的苦難。  毛澤東說發揚“民主”，就是征詢民意的禦用式的民主。其的表現方式是：“皇帝”開口了，讓妳說話，妳就說吧；說得好聽，“哦，還不錯”；說得不好聽呢？“皇帝”就皺起了眉頭；如果皺起了眉頭，妳還不察言觀色，還要往下說，那就要大喝壹聲：“不許放屁！”再往下說，就抓人了，“無產階級專政不是吃素的”！鄧小平說，民主集中制是黨和國家的根本組織制度，是最合理的、最好的制度，永遠不能丟。他說：“黨的領導就是要善於集中人民群眾的正確意見，對不正確的意見給以適當解釋”。如果“不正確的意見”是多數呢？也只是“給以適當解釋”。這說明黨根本不服從群眾的多數，手裏有了權，就不在乎多數或少數了。如果由多數意見作出決定，就不需要民主之上的集中了。要求服從正確而不是服從多數，這是要求服從“黨的領導”的壹種詭證。共產黨是由少數人組成的。為什麽大多數人民的必須服從它呢？因為它自封為“偉大、光榮、正確”，服從黨就是服從正確。通過投票進行選舉、通過表決作出決定的民主程序在中國被拋棄了。毛把民主看作是種作風，他說，要“讓人家講話”、“好話壞話都可以講”。這樣的“民主”，只不過是“大家長”納諫而已；類似張之洞所說的，“民間可以發公論，達眾情而已，欲使民伸其情，非欲民攬其權。”因為持這種觀點，所以毛對外國記者說，他“不相信選舉”，他認為“協商壹致”比投票選舉更“民主”。因為這個“協商”過程總是在他的牢牢掌握之中，可以確保按他的意見達成“壹致”，而他的意見則總是“唯壹正確的”。這樣，重要決策和候選人名單，只要“協商”就行了，不需要投票表決。“協商”到沒有不同意見，壹次性鼓掌“通過”；不壹致再“協商”。有了不同意見要求服從正確，只能壹致不許不壹致，沒有多數和少數，民主的原則又不起作用了。在民主社會，每壹個人的權利都不許侵犯，必須做到人權至上。堅持人權至上原則，既要肯定普遍的權利，又要肯定權利的平等；發表正確意見和發表錯誤意見在權利上是平等的；作出決定時必須堅持“壹人壹票”，不允許大人物“壹句頂壹萬句”和“壹票頂壹萬票”。荒謬的民主集中制的要害是將權利分割，即：壹些人只有發表意見的權利、沒有作決定的權利，作決定的權利交給了核心。沒有作決定的權利，發表意見的權利也得不到保障。胡喬木說：“不要民主，那是專制，不要集中，又會步入絕對自由主義的泥潭原則”，這話中隱藏了主語，實際上是“我如果不要民主，那是我在搞專制；我如果不來集中，那就會讓妳們陷入絕對自由主義的泥潭”。大家睜大眼睛看看？這個主語中的“我”，乃是在“民主”與“集中”之外的，成神了呢！在這種情況下，民主與集中都只不過是工具而已，哪有什麽真的民主與集中存在啊？ 4．“集中指導下的民主”剖析民主集中制在英、俄語中都是民主的集中制，屬於偏正結構；民主與集中不是並列結構，“既民主、又集中”的並列關系不能成立。除了民主的集中[簡稱民主]外，還有獨裁的集中、寡頭的集中。民主的集中是說民主的過程本身就是集中的過程，無須“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用獨裁的集中、寡頭的集中指導不出民主，用民主的集中指導民主是同義反復而已。劉少奇在七大“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對“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的解說是：“黨的壹切會議是由領導機關召集的，壹切會議的進行是有領導的，壹切決議和法規的制訂是經過充分準備和仔細考慮的，壹切選舉是有審慎考慮過的侯選名單的，全黨是有壹切黨員都要履行的統壹的黨章和紀律的，並有壹切黨員都要服從的統壹的領導機關的。這就是說，黨內民主制，不是沒有領導的民主，不是黨內的無政府狀態。”也就是說，大凡黨內運作中的各種問題，諸如召開大會、作出決議、選舉領導機關和領導人，都是在領導者的指導、安排下實現的。顯然，這種“民主”不過是將領導者的意誌表達為“群眾的意誌”，將領導者的號召轉化為“群眾的行動”；其間即使允許發表壹些不同意見，但以不違背領導的基本構想為前提，即必須在政治上與領導者保持壹致。所以，這種“民主”，實為主民、訓民也。主民者，為民作主、決定人民之命運也；訓民者，教化人民、使之成為馴服工具也! 黨的領導下的人民民主是“民之主”而不是“民為主”，可簡稱為“黨主”，不能稱為民主即“民為主”。民主集中制的精髓在於服從，而且是無條件的服從。“四個服從”中最重要的是全黨服從中央，而中央又是以最高領導人為首的。實行民主集中制的操作辦法是：“黨要領導和支持人民掌管國家權力，……各級黨委壹方面要發揮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核心領導作用，另壹方面又要通過科學化、規範化、制度化的機制，加強對人大、政府、政協、人民團體的領導。”“正確”執行民主集中制的關鍵是，堅持和強化中共對壹切人和壹切領域的領導。在民主集中制下，最終都由領導說了算，民眾充其量只有被征詢意見的份。既然這樣的“民主”實為“集中”所駕馭，所以“民主集中制”的貫徹可以歸結為以下公式：集中─民主─集中。前壹個“集中”是領導者的構想、方案、計劃等，後壹個“集中”是經過“集中指導下的民主”成為全黨全民所“認可”的決定、章程、制度等，換言之，後壹個“集中”已有壹層“民主”薄紗的包裝了。問題在於，若民主必須要由“集中”作指導，則它在壹開始乃至整個過程中就不可能超越“集中”的框架與軌道。所以，所謂的貫徹“民主集中制”，從出發點到落腳點都是保障集中、限制民主。 “集中指導下的民主”，主詞是民主，但加了限制詞“在集中指導之下”。運用中的奧妙就更多了：討論問題時由主持人掌握，只允許在限定的範圍內發言；選舉時，只能在上邊提出的候選人中選擇；正式討論之前，先個別吹風，引導，打招呼，甚至威脅利誘，使人接受領導的意圖，美其名曰 “民主協商”；或者，如果某人不易馴服，可以縮小會議範圍，叫他不能與會，如“積極分子會”之類；如要尋求支持，又可以擴大範圍，叫支持者參加，甚至開黨委擴大會，也可以叫非黨員參加。擴大開會早就是政治策略之壹。總之，辦法多多，領導者恒能如意。至此，民主成為演戲和騙局。

　　1931年4月蘇區中央局第壹次會議上，毛反對項英等人將紅軍轉移到根據地以外的主張，但只有朱德、譚震林等少數人支持他。為此毛建議擴大會議範圍，讓他指揮下的壹些軍事將領與會，使自己由少數變成多數。 1959年廬山會議之後的8月18日，中央書記處委托軍委辦公廳和總政治部承辦軍委擴大會議以肅清彭德懷的影響，很多人不願意發言，發言的也只限於“淺表態”性質。8月20日，柯慶施、陳伯達、康生等向毛反映“會議開得糟透了”、彭“根本不服廬山的氣”等等。毛於是決定會議延長，與會範圍擴大到全軍師以上單位的正職幹部，由原來的140人擴大到1070人，再加50人列席。22日，再次擴大了的擴大會議開幕，分懷仁堂主會場和紫光閣分會場，林彪主持，毛、劉親自作了定調性講話。如此加強火力後，不但彭德懷得到徹底批判，還真的揪出了鄧華、洪學智、萬毅、鐘偉等“反黨俱樂部”成員，批彭不力的朱德也作了檢討。會議完滿地達到了目的。 “擴大”使組織者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確定與會者，以便把自己的意誌貫徹到會議中去。“擴大”會議的效能，在於被擴進來的人或是會議組織者的贊同者，或是地位較低沒有與會資格的人，他們對上層鬥爭的來龍去脈並不清楚，把應邀與會看作是壹種榮譽，壹切聽從領導上的吩咐。1968年10月的八屆十二中全會，上屆中委只有40到會，不到總人數的壹半，“而被擴大進來參加會議的中央文革小組、軍委辦事組成員和其他人員卻達74人，占與會總數133人百分之五十七。後來發現其中有壹人竟然不是共產黨員。”要在這樣的會議上開除劉少奇的黨籍還不是易如反掌？實際上，有“擴大”就有“縮小”，“縮小”就是不通知本應到會的人，比如政治局會議可以不讓與組織者意見相左的政治局委員與會，“文革”期間壹些紅衛兵領袖反倒可以參加中央全會，黨代會選出來的正式中委卻無法與會。這就強化了個人獨裁，他可以根據需要自由決定讓誰參加會議，以收“壹致通過”之效。 “開會”還有壹個功能是逮捕人，羅瑞卿是壹例，而羅本人也借開會之機逮捕過潘漢年；此後還有周恩來逮捕黃永勝等人，華國鋒逮捕王洪文等人，都是用開會的名義。據傅崇碧回憶，毛去世後許世友就到醫院提醒幾個將軍，不要到中央開會，“去了可能把妳們抓起來，要妳們的命。”避災的最好辦法就是進醫院。蘭州軍區司令韓先楚聽到毛澤東逝世的消息後，楞了壹陣，說了聲“快走”就去了301醫院。“當時許多將軍、部長都往醫院跑。康生說：“民主集中制，集中是主要的，民主只是修飾”，壹語道破了民主集中制的靈魂——獨裁。這種制度主要領導說了算，黨員的民主權力微乎其微－－只有拍馬屁和鼓掌的權利－－連彭得懷和劉少奇也不例外。只要和壹把手不合作，就連黨內說話的機會都沒了，甚至還要丟掉性命。在中國，官場總是“官不在大，壹把手則靈”，官員個個“寧為雞頭，不為鳳尾”，工作是“壹把手說了算”，以致於官員們自己也總結說，“壹把手說話，絕對真理；二把手說話，相對有理；三把手說話，豈有此理”。  李慎之說：“民主集中制，只是壹種新式獨裁，即極權主義的別名，根本不是什麽民主。”集體領導表面上是監督壹把手，實質上既無民主、也無監督，不過是披著“集體領導”外衣而個人獨裁制而已。在集體領導的幌子下，壹把手的錯誤或嚴重犯罪總能冠冕堂皇地得到支持和認可；集體領導成員不過壹把手政治的工具，大多在搞曲意迎合或助紂為虐。民主集中制對共產黨領導人當然有無比的優越性。民主集中制的作用是確保黨的執政地位永遠不受挑戰，確保黨的最高領導人的權力永遠不受制約。它的優越之處還在於，即便是最高領導核心犯了大錯或決策造成了全國性的災難，他還可以名正言順地繼續集大權於壹身。民主集中制帶來的是權力無條件的絕對集中，並為後帝制時代的新式中央集權大壹統提供了充分的理論基礎和制度安排。民主集中制不過是集權的壹塊遮羞布！民主集中制的實質是集權，民主的實質是分權，這是背道而馳的！民主集中制表現為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中央服從核心。在這種局面下，根本不可能有什麽民主！民主集中制不過是秦始皇邪惡制度的當代語言表達而已。古代的官員上朝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議事”，即對皇帝或某大臣提交的問題，共同商討，獻言進策，供皇帝決斷，開明的皇帝也能采納大臣的正確意見。這就是中國自古以來壹直實行的“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根本沒有民主，只有專政，這已為歷史的經驗壹再證明。什麽時候“民主集中制”遭到拋棄，民主就有了希望，中國的民主化也就露出了曙光。第125節反和平演變批判 “和平演變”不是要革誰的命，不是要革那個黨的命！那要演變什麽？是政治制度，監督制度，公共制度等等制度的“和平改變”。“和平演變”首要的壹步，就是打翻壹黨獨大，推行黨權平等！改變“人民代表”的“傀儡”狀態，改變政協的從屬地位！“和平演變”是要把“共產黨”請下來和別的黨派平等和人民平等，而不是高高在上！ 1950年代初美國國務卿杜勒斯說：“中國的第壹代、第二代領導人由於長期處於革命當中，其專制政權已經建立，可能要到第三代、第四代才能和平演變。”和平演變是壹個國家以和平的方式漸漸地影響另壹個國家，以期改變那個國家的社會、文化以及生活方式。既然是和平的方式，就沒有打仗、沒有軍事沖突，就和軍隊、武器、恐怖主義無關。和平演變不是搞侵略、也不是幹涉內政，也不涉及領土完整、主權獨立。美國對社會主義國家和平演變，其實是制度之爭，不是“入侵”與顛覆。那有什麽好怕的呢？所謂“反和平演變”，實際上是共產黨對政權不能穩定的極度恐慌。很多國人認為，美國政府是內外有別：即對自己國民很好，對外就功利之極，居心叵測，所以她對中國人倡導的民主自由必是洪水猛獸。這種盲目排外的思想頗有義和團之風，仍然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古代博物館思維，對“自由、平等、博愛”壹竅不通。任何壹個國家、任何壹個社會都是要變化的，而且只要沒有把自己完全封鎖在起來，總要受到國際社會的影響，同時也給世界以影響。壹般來說，先進的社會對落後社會的影響要大於落後社會對先進社會的影響，因為人往高處走嘛。落後國家接受的國際影響壹定正面的多，有利於改進自己，追上先進；而先進國家根本不必擔心落後的國家改造妳，開放妳自己意味著妳將更深地影響世界，為世界做出更大貢獻，而世界發展了反過來又會促進自己。世界上很多國家都實行了美國式的民主政治制度，也沒有見到哪個國家真的就被西化。歐洲接受了美國戰後的援助，結果很快從戰亂中恢復過來，英國人，法國人也沒有成為美國的附庸。社會主義制度如果真的優越的話，應該是美國佬、歐洲佬要擔心被我們和平演變才對啊，哪用得著去反“和平演變”呢？其實是自己的制度不好，就算別人不來誘惑妳，民眾遲早也會覺醒的。口口聲聲鼓吹自己的優越性，不過為特權集團的利益的穩固找個借口罷了。第126節穩定壓倒壹切批判在復雜系統發生質變，也就是出現新結構取代舊結構的突變過程中，只有舊狀態或舊結構失穩，系統才能經由躍遷的方式，即經由壹系列不穩定的中間態的方式，進入壹個新的穩定有序態。在這個過程中，舊結構的穩定性是壹種消極因素和保守力量，是扼殺生機和希望的；不穩定性則起了壹種揚棄舊結構、激發和導向新結構的建設性作用。從計劃經濟——壹黨專制——黨領文化之舊穩態，躍向市場經濟——憲政民主——多元文化之新穩態；這壹躍遷符合人類文明進化大方向。然而，在中國社會面臨根本變革的歷史關頭，鄧小平鼓吹穩定性崇拜。所謂穩定性崇拜，就是麻痹了或喪失了對穩定性的批判意識，認為在任何情況下，穩定性總是好的，積極的，建設性的，是有百利而無壹弊的。有人甚至認為，可以不擇手段、不惜代價去求取穩定。國內社會科學界與人文科學界，則幾乎眾口壹辭地、無批判地褒揚和突出穩定；政要人物，則言必稱“穩定”。鄧小平的“穩定壓倒壹切”與江澤民的“始終把穩定作為頭等大事來抓”，更是把話說絕，達於顛峰。 “壓倒壹切”是否包括“壓倒”生命、憲法、法律、法規？如果不認真界定法律範疇，很容易被壞人利用。文化大革命不就是破壞憲法、踐踏法律開始的嗎？如今此伏彼起的瓦斯爆炸事故，日甚壹日的環境汙染，屢禁不止的三亂……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暴露的是同壹個問題——權力“壓倒”了法律。這種現象還要延續嗎？　 “穩定壓倒壹切”是徹頭徹尾的法西斯主義，是屠殺、殺人的代名詞。歷代反動統治階級對“穩”的解釋是：叫妳去東妳去東，叫妳去西妳去西。如果叫妳去東妳不去東，這就叫“不穩”。在古代則被稱之為“犯上作亂”，應當“格殺勿論”。今天則稱之為“不穩定因素”，應當“消滅在萌芽狀態”。不然，就會威脅統治階級的正常統治。所以，“穩定壓倒壹切”是歷代反動統治階級的座右銘。“不穩”，那是絕對不容許的。如果穩定是至高無上的原則，那麽，那些既得利益者、尤其是那些不受制約的權勢者，由於他們最維護既定秩序，因此就成了最堅定、最可靠的穩定因素；而那些被侮辱被損害的群體和個人，由於現行制度剝奪了他們的言論自由、結社自由以及投票權利，因此他們維護自身權益的言行都構成了對既定秩序的挑戰，因此就成了危害穩定的因素。按照這套邏輯，權勢者代表秩序代表穩定，沒理也是有理，再錯也是對的；反之，那些被侮辱被損害的群體和個人，有理也是沒理，再對也是錯的。壹切有良知的人，絕不能墮落到維護暴政的地步，而應為自由與正義不懈地抗爭！人類不是螞蟻，不是蜜蜂。對於人類，穩定不是唯壹的價值，不是最高的價值。在穩定之上還有自由，還有正義。沒有自由、沒有正義的穩定是暴政。中共果真贊成“穩定壓倒壹切”嗎？那當初幹嘛要革國民政府的命？可見，“穩定壓倒壹切”，其實是共產黨壹黨專政的穩定壓倒壹切。壹旦妳接受了這個口號，壹切善惡是非就顛倒了。中共可以用破壞或妨礙穩定而定人罪名，“穩定”正如“反革命”壹樣，沒有任何法律上的具體的界定標準，他們可以根據需要任意加以解釋。 1989年春鄧小平就曾極端無恥地說：“殺它二十萬，穩定二十年”！後來，他果然為了穩定，壓倒了壹切；導演了壹場空前絕後的“6．4”大屠殺。江澤民重談“穩定壓倒壹切”的老調，甚至比鄧的嗓門還高，發出了要把所有不穩定因素“消滅在萌芽狀態”！

　　中共當局的壹切暴行，都打著“穩定壓倒壹切”的旗號。官方的穩定，是壹種死的穩定，它窒息了社會的活力。這種穩定靠的是暴力工具的控制、經濟資源的壟斷、政治資源的獨占來實現的。穩定是統治者的穩定，是某黨的穩定，是既得利益集團的穩定。今天的穩定，是老百姓忍受獨裁統治的穩定，是獨裁者作威作福的穩定。穩定，穩定，官僚集團越穩定越闊氣，越穩定越高高在上；老百姓越穩定越貧窮，越穩定越活不下去。不徹底打破獨裁者奴役剝削人民的“穩定”局面，人民就永不能取回本屬於自己的權利。在“穩定壓倒壹切”的名義下，很多社會問題得不到及時有效的解決；而且，為穩定而實施的政治高壓本身，就是激化社會矛盾的壹個巨大的“不穩定因素”。“穩定壓倒壹切”所造成的負面效應的積累，將使被強行推遲的結構取代過程終於發生時，社會要付出額外的代價。社會脫序行為之頻度、烈度將提高，社會動蕩將加劇，社會動亂將更可能出現，人民將承受額外的痛苦，作出額外的犧牲；甚至將使結構取代成為不可能。專制權力是壹種沒有制約的絕對權力。統治者必然貪得無厭，它不可能有什麽理性去自我約束，對老百姓的壓榨和盤剝必然慘無人道。這就必然帶來社會的不公平。民性若水，水性至柔，但水到不平處也要喧嘩。這“不平”如果太大，必會掀起滔天巨浪。如此，社會哪有可能存在穩定、和諧？因此可以得出結論說：凡專制必無穩定、和諧。 200多年前，法國著名革命家羅伯斯庇爾說過：“只要翻壹下歷史，妳們就會看到，到處是公職人員壓迫公民，而政府則取消人民的主權。”“社會災難從來不是來自人民，而是來自政府。”這完全可說是200多年後今天中國的寫照。中國今天要避免社會動亂，建立真正的和諧社會，藥方只有壹個，就是實行民主，使人民的主權得以確保，讓強大的人民主權制約和限制官僚權力，從而從根本上消除政府的腐敗和職權的濫用。民主化改革後，會不會象鄧小平說的“今天這部份人上街，明天那部份人包圍政府，中國13億人口，壹年365天，天天都會有人鬧事，那還有什麽精力搞經濟建設”？首先，“鬧事”是壹種汙辱人格的語言，在中國是長輩對孩子訓斥的常用語。他把全國人民當做他幼稚的孩子，證明了他的“大家長”心態，這是中國專制獨裁的心理基礎。表明了鄧小平理論專制落後性。群眾遊行示威是為了反對“權力者鬧事”讓人民自己安心建設！其次，隨著市場經濟改革的深化，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降至1/3以下，政府不再需要把主要精力放在經濟建設上了。有人提議“執政黨的中心工作由經濟建設轉變為法治建設”：仲裁勞資糾紛、調解群體爭議、了解社情民意，這正是新世紀裏政府的主要職能。如果不是“天天都有事”需要政府處理，納稅人為什麽要出錢養活公務員呢？發達國家幾乎無日沒有人遊行示威，但並不影響政府執行公務。在選舉期間，政府首腦忙於競選；選舉結果出來後，有時連新內閣都無法成立，有些部長長期缺位，但只要有壹支穩定的公務員隊伍和不受政局變化影響的民間企業家階層，經濟照樣可以正常運轉並保持穩定增長。相反，長期靠壓制來回避矛盾，才是迫使民眾鬧事的溫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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