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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安邦智庫評論文章:日前,中国国内自媒体盛传一张帖子,据说是陈志武教授演讲的PPT,内容是:中国现在正重回“战备驱动型经济模式”。这种经济模式的特点是什么?有两个重点:一是军工、卡脖子科技、粮食安全(退林还耕)、供销社、大食堂、低端消费等,成为投资和发展的重点。二是与如下一些方面说再见,包括:高端消费、大城市战略、个人致富……等等。
在当前地缘政治阴云密布的背景下,“战备驱动型经济模式”的提法的确很吸引人的注意力。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中国要打仗了吗?战备的核心目标就是备战,如果中国的经济发展转向以战备为目标,那么就意味着中国正在进行现实的备战。
战争,对于中国来说已经是一种很遥远的记忆。自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基本上处于长期和平之中。与邻国的军事冲突,主要有1962年的中印边境冲突,1969年的珍宝岛冲突,以及1979年的对越自卫还击。在1961至1975年的援越抗美中,中国只是隐蔽参与,不是直接与美国作战的主体。
“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备战备荒”,以及大规模的“三线建设”,都是中国经济积极备战的行动。
在那个历史阶段,中国一方面经历了“大跃进”、三年大饥荒,以及后来的十年“文革”内乱;另一方面,中国又在同时与美苏两霸斗争的过程中搞战备经济。在1949年以后的三十年里,数亿中国人经历了很不容易的生存与发展挑战,历经坎坷,最终才找到了改革开放的正确道路,将中国导入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与文化需要的正确轨道上来。
如果我们没有忘记历史,在一代年长的中国人的脑海中,“战备经济”绝对不是一种令人愉快的记忆,它有着极为沉重的历史内涵。除了人们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匮乏,“战备经济”还代表国家处于一种潜在的动荡环境之中,无法向人民提供一种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可以认为,“战备经济”就是一种非正常状态的经济,它绝对不是一种在政策上应该主动选择的经济形态。
饶河镇,珍宝岛大门。(资料图片)
陈志武说中国进入“战备驱动型经济模式”,认为军工、卡脖子科技、大食堂、低端消费,成为投资的重点,同时终结高端消费、大城市战略和个人致富。反过来思考一下,如果爆发台海战争,中国经济的两大引擎,即长三角(上海/杭州/苏州)和珠三角(深圳/广州/香港)将会怎样?这些城市可都在沿海,离台湾都很近… pic.twitter.com/F1v5M7o4f5
— 亚洲金融 Asia Finance (@AsiaFinance) September 25, 2023
从常规性的国防角度看,任何一国都会针对包括战争在内的国防需求进行相关准备。如果有人主动将“战备”视为驱动经济发展的一种动力,希望靠着“战备”去发财、去寻找投资机会,这是一种极为错误的、畸形的公共政策选择。
放开疫情防控政策之后,中国经济备受各方关注。(资料图片)
自改革开放以来四十多年,中国一直处于稳定的和平发展环境中,借助全球化时期和平发展的红利,中国发展为全球经济规模第二大的经济体。从区域经济发展来看,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中,东部和南部沿海地区是先发展起来的区域,中国经济最大的两个引擎地区——长三角和珠三角,都位于东南沿海地区。想象一下,如果在东南沿海方向爆发战争,将会出现怎样的情况?可以想象,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重要的经济成就,中国人口高度密集的城市群,都将因为战争而遭到巨大的破坏。
而为了减少战争的巨大破坏,提前以“备战”的方式来发展“战备经济”,会怎么样?结果也很明显,中国将会再度重复数十年之前所经历的“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中国将重现大规模的“三线建设”,将沿海地区的工厂、企业搬迁到中西部内陆地区。这是我们所期望的发展模式吗?不要以为这种情况离我们太远。值得注意的是,很多网友对这个传闻拍手叫好,认为这是提前规避战争的明智之举,中国还可将更多高价值工厂迁到内地。
正如一艘在大海上航行的巨轮,是航向冰山出没的危险冰海,还是航向相对安全的海洋,这并不是一种完全被动的选择,而是存在许多主动选择的可能性。引导巨轮避开危险的海区,这是船长最重要的责任。
不赞同“战备驱动型经济模式”,并不意味着畏战、怕战,而是说战争绝不能成为国家的优先战略选择。实际上,在当今时代,如果大国之间陷入战争状态,那将是一场惊天浩劫,哪里还谈得上“战备经济”?正在进行的乌克兰战争已经提供了血淋淋的教训。在地缘政治面前,经济学家们不要过分天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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