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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重大危机,习近平一贯的生存策略就是孤注一掷。他过去的运气总是不错,无论给中国和世界带来多大祸害,都能保住位子。这决定了这样一个逻辑,中国危机越是深化,习近平选择豪赌的可能性反而越大。习近平的这种性格,对当今危机重重的中国和世界来说,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因素。
这一次,习近平赌的是如何应对住房市场崩塌的危机。很多人都知道,习近平救股市是不可能成功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你不可能强迫所有人去买股票,也就是说,多数人没有股票也可以照常生活。但住房就不同了,因此,救房市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逻辑,与救股市有非常大的差别。
有一个在北京的西方左派学者认为,习近平用国有化的方式提升保障房的比例,方向正确,因为有利于低收入群体。另有人认为,习近平这样做,既可以救房市,又解决了保障房的难题,是明智之举。但是,懂经济学的人则不难想到,14号文件的救房市思路,将给中国银行带来巨大风险,因为中国的住房早已严重过剩。
令我颇感奇怪的是,很少人把中国严重的就业问题与住房问题联系起来分析。中国提升保障房的比重,不仅面临财力不足的难题,还有一个发达地区和大城市严重依赖外来劳动力,尤其是依赖农民工的难题。对于新加坡和香港这样的地方,保障房的对像是本土居民,组屋和廉租屋有助于低收入家庭降低哺育后代的支出,但这个福利不能也给外籍劳工。以中国现在的经济模式,鼓励极度压榨本国但非本地的“外劳”是维系企业生存的前提。政府扩大保障房,能否与这种用工模式相匹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此,我相信习近平拍板、何立峰一手操盘的所谓“新房改”,本质上是一个把当下严重的房市危机长期化的策略,在经济难以复苏,金融危机随时可能爆发的巨大压力下,这个“新房改”其实不可能为整个住房市场提供一种透明和稳定的预期。对很多人来说,有没有工作,下一个工作在何处都是巨大问号,因此他们连婚姻都顾不上,更何况买房。
这个所谓的“新房改”将动用大量的信贷资源,因此对已经不堪债务重负的国有银行系统而言,“新房改”完全可能成为压倒中国金融系统的最后一根稻草。对此,习近平、何立峰当然不会不知道,但他们非常自觉地选择了“新房改”这次豪赌。
那么,这次豪赌会不会成功呢?这首先取决于如何定义习近平需要的成功。目前,中外知识人中仍然有不少人用“市场经济”或自由主义的标准来批评习近平的政策,问题是,习近平从来就没有信奉过与市场经济相容的价值和理念。那么,对习近平和他的拥戴者来说,这次“房改”的成功意味着什么呢?《华尔街日报》首席中国记者魏玲灵的直觉是对的,那就是一种新的“社会主义”,也就是一种新的奴役体制能否在中国经济与西方“脱钩”的大环境下重新建构并稳定下来。
这种可能性存在吗?从技术可能性、以及从中国的所谓“民情秩序”看,我不得不承认,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要实现这种可能性,设计和运作能力的要求并不低。有人把习近平比作中国的斯大林,但斯大林的智商远比习高,这就给追求自由的中国人带来成功的可能,这当然也需要有足够的想象力和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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