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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瑞·达利欧（Ray Dailo） 生于1949年，是美国投资家、对冲基金管理人。
本文最初以“In China: The 100-Year Storm on the Horizon and How the Five Big Forces Are Playing Out”为题，2024年3月27日发表于作者的领英博客。后以“How China Will Be Challenged By a 100-Year Storm”为题，由美国TIME杂志发布于2024年3月29日。译文据后一个格式略有不同的版本译出。
译者听桥，对原文有多分段，并略去了TIME杂志版中的绝大多数超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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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开始警告说，一场百年风暴即将来临。正如飓风初起时通常的情形那样，人们眼下也可以感受到它。中国的环境和情绪无疑已发生变化，变得更具威胁性。这些变化主要源自巨大的周期性力量。（习近平完整原话是：“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出自其2018年6月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译注）
最令人愉悦和高效生产的环境，是那些拥有自由、文明和创造力的环境，在其中，人们可以将他们的梦想变成绝大多数民众共享繁荣的伟大现实。大约从1980年到五年前，这种事情发生在了中国。这样的繁荣通常会制造债务泡沫和巨大的财富差距，导致繁荣演变为泡沫，而泡沫最终会破裂。中国发生这种事情的同时，全球性大国冲突加剧了，因之中国眼下处在后泡沫和大周期（Big Cycle）的大国冲突阶段，那个大周期由改变了情绪和环境的五大力量驱动。
在这篇文章中个，我将首先简要描述大周期在过去大约一个世纪中是如何发生的，然后解释当前发生的事情，重点是中国正面临的挑战。这段历史和这些动态，对世界历史和全球秩序来说是复杂而重要的：我在这里写下的一切，正是我的洞见，它们都基于我自己的经验、人际关系和研究。
2024年3月3日，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人们驻足浏览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为主题的展览。图源：Greg Baker—AFP/Getty Imagesyibaochi
1930至1945年期间，上一场百年风暴出现，从传统上讲，这场风暴由以下因素合力驱动:
1）债务破产引发了全球经济萧条; 2）中国富有的右翼资本家和贫穷的左翼共产主义者之间的内战（1949年结束，共产党获胜） ; 3）1945年结束的国际大国冲突，美国（以及英国和俄罗斯，但程度上要轻得多）获胜，形成了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 4）许多破坏性的自然行为；以及， 5）巨大的技术变革。
那一时期带着债务和经济崩溃，以它们结束的典型方式而结束：一方在一场大型国际战争中战胜了另一方，新的世界秩序开始了（1945年）；一方在内战中战胜了另一方，新的国内秩序开始了（1949年）。
自1949年（新的国内秩序经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而形成的那一年）到1978年（邓小平掌权的那一年），有一个典型的战后巩固时期，由毛泽东以他希望的方式，通过共产主义的国内经济政策、高压的国内政治政策（独裁性质，旨在清除反对派）和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实施领导。这样的领导加上对自然的大规模破坏性行为，导致了许多重大挑战和发生严重灾难的时期，但经济和技术进步绝少。毛泽东和那个时代的生命都终结于1976年。
1978年邓小平掌权后，减少了个人控制和高压，增加了集体领导，用更多的自由市场和越来越大剂量的资本主义取代了顽固而独裁的共产主义，并向外国人开放中国，向他们学习，同时赚他们的钱。这就像是洒水于肥沃的土地，而后土地中鲜花盛开。
自1978年至习近平掌权，中国出现了一场典型的资本主义复兴，造就了繁荣，其间经济、生活水平和债务都有大幅增长和提升。与此同时，中国没有被其他国家视为对主要大国（美国）及其世界秩序的威胁。于是，中国有了一个令人愉悦和高效生产的环境，在其中，人们的自由、文明和创造力都有了相对巨大的增长，人们可以把他们的梦想变成重大现实，绝大多数人受益，尽管富人比穷人受益更多。如通常情形那样，这些政策也造成了更大的贫富差距和更大规模的腐败。习近平掌权后，那种情况开始结束，但这不是因为他掌权了，而是因为中国在其大周期中的位置，以及新领导层的应对举措。
2012年习近平主席掌权后，一个大约十一年的过渡期开始了，将中国从2012年的样子变成了今天的样子。我有幸近距离见证了这一切。
习近平担任中国国家主席之初，他和领导层的主要目标是改革经济和铲除腐败。习近平第一个五年任期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中国1）仍以开放态度对待外部思想，2）仍有更多利用市场驱动经济，建设和改革资本市场，以进一步改革经济的强烈愿望，3）仍采取了强有力行动以消除腐败。被选中的高级领导人是那些倾向于做这些事情的人。当然，如何做这些事情，是有争议的，一些人从变革中受益，另一些人则从中受害了，所以在习近平的第一个任期，存在一场通过转向“核心领导”以巩固权力的运动。这一点在伴随习近平从第一个五年任期向第二个五年任期转变的领导层换届中变得最为明显。
2015年，习近平提出了他大胆的2025年计划，中国人认为该计划雄心勃勃，美国人则认为那是一大威胁。中国再也不能“隐藏实力”了。美国人视中国人为威胁。到2017年唐纳德·川普掌权，习近平也于2017年开始第二个任期时，大国冲突已经开启。2019年至2020年间，新冠病毒出现。与此同时，债务泡沫增加，贫富差距拉大：就这样，各方力量的典型汇聚导致了“百年大风暴”的形成。2021年，适逢习近平第二个任期过半，中国国内债务泡沫破裂，国际大国冲突加剧。2022年10月，习近平的第三个任期开始之际，中国的领导层从具有改革思想的全球主义者，变成了忠诚的共产民族主义者，随后实施的清洗和镇压将我们带到了现在。
很快我会描述眼下的情况，但我想先阐明，大周期在驱动事情发生方面是如何发挥重大作用的。
数年前，我的一位身为领导人、历史学家的中国朋友告诉我，时代条件造就了一种类型的领导人，他们之所以出现，是因为进化过程中产生了适应环境的领导人。换言之，时代如何运行之决定领导者，甚至多于领导者决定时代如何运行。他给了我一本俄罗斯政治哲学家普列汉诺夫的著作《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THE ROLE OF THE INDIVIDUAL IN HISTORY ），你们可能会有兴趣。
亨利·基辛格撰写有关领导力的书时，我们讨论过是什么造就了一位伟大的领导者，他提出了同样的看法: 什么造就特定时代伟大的领导者，取决于特定时代需要什么。例如，对一个在战争后被击败的国家来讲，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二战结束后很快就担任了德国总理）是伟大的领导者，因为他知道如何既恭敬又有足够的进取心，以应对：1）占据主导地位的大国，德国刚刚结束了一场与它们的可怕战争；2）在绝大多数方面被打败和摧毁的国内民众。
我的看法是，必须置于大周期的背景下审视眼下正在发生的事情和习近平的领导层。换言之，重要的是区分习近平手中可用的牌，以及他一直是选择如何出牌的。同样重要的是，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以及习近平是如何在不评判这些事情的情况下出牌的，因为评判这些事情可能会阻碍对它们的理解。我的目标只是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和可能发生的事情，我不想让评判阻碍我这么做。
如我所见，要记住的模板是，资本主义（不论有没有“中国特色”）形成了创造消费能力的信贷，假如运用得当，那些信贷能释放出创造力和繁荣，从而在周期中形成向上的浪潮。但信贷也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大量债务和财富差距，当债务变得太大而无法偿还，出现巨大的财富差距时，那会导致周期逆转。当有大量的债务和巨大的财富差距，同时发生了巨大的国内和国际力量冲突和/或自然界的巨大的破坏性变化（如干旱、洪水、大流行病，中国尤其容易发生），再加上巨大的技术变革时，“百年大风暴”发生的可能性就会增加。这就是中国目前的环境。命运将习近平放在了他现在的位置，他如何出牌会反映他来自哪里，鼓动他做他会做的事，这将对未来发生的事情产生巨大影响。
历史表明，在这些极度困难的百年风暴般的时期，在所有国家的所有时代，领导人都会推行独裁得多的政策，因为其他选择会变成巨大的内部冲突和混乱，通常会有被迫的领导层更迭，掌权者则加以反对。在中国文化中尤其如此。失去“天命”是每个人都知道的事情。一位中国学者曾告诉我，中国38%的皇帝死于掌权时的非自然原因。有许多朝代经历了这样的大风暴时期，也有不同的哲学，皇帝用来指导那些时代。“法家”是一种信仰，认为人们受到私利诱导，尤其在困难时期，所以必须要求他们严格追随皇帝及其规则行事，特别是大风暴时期。带有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特征的法家方法似乎是习近平选择的方法。
需要说明的是，我认为，对非政策制定者或政策制定者来说，它到底是什么，并非一清二楚。他们似乎正在设法弄懂“辩证法”。例如，我知道，企业家精神和开放市场的依旧开放程度，远远超出了我对某种带有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特征的法家方法的刻画所暗示的。
尽管人们可以讨论习近平和中国政府的长处，因为他们制造了一个令人生畏、严格控制的环境，好让人们按照政府希望他们的方式行事，恰如人们可以讨论美国政府更民主、更无序的做法的长处，但尽可能客观看待正在发生的事情，比迅速做出判断更为重要。以下是我目前看到的情况。
我将用我所看到的五大力量描述当下中国发生的事情，这五大力量驱动着不断变化的世界秩序，并且往往在大周期中演变。它们是: 经济体系的运转情况，国家内部秩序的运转情况，世界秩序在国家之间运转的情况，以及自然行为和技术行为。
在国内，目前对中国的财政来讲是非常困难的时期， a）房地产价格、b）股票和其他资产价格、c）就业和 d）员工薪酬下降的负面财富效应正为害很多人。此外，许多公司和许多地方政府存在债务和财务问题，这些问题假如处理不当，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造成不良后果。这些事情加剧了已经变得更阴郁的气氛。
这些问题应该如何处置？作为一个处理这些债务和经济问题的宏观经济思想家，对我来讲，领导层需要一场债务重组，他们应该通过设计漂亮的去杠杆化（参见我的Principles for Navigating Big Debt Crises一书，假如你们有兴趣深入研究它是怎么回事，我在这里免费提供）实施债务重组，否则他们将像日本那样经历一个“失去的十年”。
许多人认为决策者理当放松货币政策，以创造更多的信贷，但我认为，他们就像是给一个酒鬼一杯酒以帮助他缓解脱瘾问题那样，正确看待了创造更多的信贷和债务。我认为，他们应该同时策划1）去杠杆化（这是通货紧缩、令人沮丧的，并将减少债务负担）和2）放松货币政策（这是通货膨胀、刺激性的，并将减轻债务负担），这样，减少债务的通货紧缩方式和减少债务的通货膨胀方式可以做到平衡。这就是我所说的“漂亮的去杠杆化”。在我看来，两年前就应当这样做了，如果不做，可能导致一个失去的十年。
我认为，一些经济领导人，特别是在朱镕基领导下做到这一点的领导人，知道如何做到这一点，但这是非常困难的，在政治上是危险的，因为它设计了财富的巨大变化，这在政治上具有挑战性，特别是在一个困难时期，因为人们大声抱怨。在我看来，如果领导层不实施一次漂亮的去杠杆化，中国将迎来一个具有马克思主义特征的日本式“失落的十年”。
人口老龄化问题对老年人、对他们的子女、政府财政和社会问题来讲，都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平均退休年龄是53岁，平均死亡年龄是84岁，所以没有收入的人平均需要被照顾31年。因为先前的一胎政策意味着一个人必须照顾两个父母，这一问题变得更加困难。这对情绪和财务状况来说是一剂镇静剂。
退休年龄固然应该提高，一个包括老年护理在内的社会支助系统也应加以改进，但这两项工作都没有以适当的速度进行。这主要是因为，人们不希望他们的退休年龄提高，所以这样做在政治上是站不住脚的，而且因为政府官僚机构的行动非常迟缓，尤其是现在，绝大多数政府官员不愿采取大胆的行动，因为那些行动可能在政治上造成动荡（就像在其他国家，特别是法国那样），人们会大声抱怨，所以这需要勇气。
此外，随着劳动力减少和老年人生病和去世，这是负担沉重和令人沮丧的。同样，除非政府采取更有力措施，否则这可能仍是一个负担。
内部贫富差距引致政府力推共同繁荣和政府主导、看似专断而非基于规则的行动。在一些人看来，这些举动是反资本主义的，而在另一些人看来，它们只是政府向人们发出的信息，要求他们远离政治，做领导层希望他们做的事情，以帮助社会。不论如何，这是令人不安和高压性的，尤其是对资本主义精英来讲。
在最近的一次中国之行中，我的中国朋友提醒我，纵观中国历史，通常情况下，你不可能既富有，又是一名政府官员。谋求经济利益的商人资本家传统上被认为是危险而贪婪，且容易腐败的，不被允许在政府中任职。直到2002年，这些商人资本家才被允许成为共产党员。那是在改革时期。眼下不再是和“致富光荣”一样的光景了。环顾世界，这样的情况越来越多，但在中国尤其如此，人们越来越倾向于认为富人是自私和腐败的。清洗和根除腐败也在绝大多数领域进行，或许最明显的是在军队。换言之，这是一个大规模监管和应该做什么和人们应该如何表现的严格执行的时代，而这已威胁到一些人。
眼下，随着钟摆向更法家、独裁、共产的方向摆动，自然而然，人们正在问它会走多远，这导致人们大可能夸大那些可能性。我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以及我对类似时期类似历史的研究）令我和其他人想起了反右翼资本主义的运动，这些运动导致了对这些人的迫害，导致了财富充公、股市关闭、严格外汇管制的实施、他们被限制离开中国，以及关于中国是否正走向那里的疑问。人们记得内战和1949年后的变化。那些在更大程度上经历这些痛苦的精英们更加担心。看起来，“精英”最为关切也最不支持习近平，而同时许多认为习近平正试图保护他们免受精英剥削的人则强烈支持他。习近平和领导层似乎认为，绝大多数不满的人都被宠坏了，不知道自己的生活比不久前好了多少，他们必须坚强起来，遵纪守法，按照计划帮助他人。这使得人们的情绪变得更加阴郁和悲观。
没有人知道钟摆会在多大程度上倒向毛泽东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行事方式。领导层没有就其行动背后的动机和他们的前进方向进行明确的沟通，这正导致更多的臆测，而假如有更明确的沟通，臆测会少一些。障碍在于，更直接的沟通不是中国领导层的传统行事方式，而随着中国回归到更传统的行事方式，这是可以理解的。中国新任总理李强三十年来首次决定中断全国人大年会结束后照惯例会举行的新闻发布会，这与在这个风险更重大的时刻，中国政府采取的更不明确而非更明确的行动是契合的。
这正导致外国投资者和企业以及国内投资者和企业想分散投资，或离开中国，并担心因为对中国友好而在全球被区别对待。在贸易和资本流动方面，一种猫捉老鼠的游戏已经浮现，导致公司和个人迁移到中立国家，并竭力不显得像是中国人或同情中国的人士，以至于中国人很难让其他国家和公司接受它们的存在和/或投资。
例如，中国企业在墨西哥设立公司并向美国出口商品以规避对中国商品征收的关税，此举正导致美国探索采取行动，对这些实体进行审查，以确定受益所有者，抓获并惩罚这些实体。TikTok 身份追求游戏是最引人注目的例子。哪怕是在中国已经变得非常有竞争力的行业和世界市场——最明显的是电动汽车、电池、绿色能源（太阳能和风能）产品、芯片、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太空等——也存在混合了经济冲突的地缘政治冲突，因此越来越多地由政府管理。
对可预见的未来而言，不久前自由开放市场的旧时代以及政府干预市场不好的想法已一去不复返了。这将影响到对中国，因为中国产能过剩，并将受到倾销指控，随着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像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那样重新流行起来，这将导致关税大幅上调。中国经济模式的基础是在全球制造业产出中占据越来越大的份额，但这种情况很有可能不会发生，因为过去进口中国商品的国家更有可能通过提高关税来阻止这种情况发生。
除了与西方的经济冲突，还有文化冲突。一位中国领导人向我描述了这种冲突，称其为带有进化改变的文化无知。他解释说: 1）由大不列颠延伸而来的盎格鲁-欧洲文化将主导权移交给了美国，在接受中国及其中国-亚洲文化的崛起方面存在问题; 2）双方在理解和接受不同方法方面存在失败; 3）西方文化更倾向于零和而非双赢，更倾向于陷入双输战争。我同意他的评价，并认为这是一个悲剧。
毫无疑问，中国人打仗的方式是不同的。想想“战争的艺术”：专注于可能削弱或伤害对方而不被发现的“压力点”，以之战胜对方。例如，假如人们猜测，假如冲突升级，中国可能如何应对当前的地缘政治局势，因为美国在两场战争中的影响力过大，中国或许会考虑哪里可能存在第三条战线，比如亚洲的战争，比如与菲律宾或朝鲜的冲突，这将使美国大选中的双方处于一个尴尬境地：不得不卷入第三场冲突（这在美国不受欢迎），或不显得足够强大。双方几乎所有领导人都认为，另一方正致力于摧毁他方，并且正致力于能够摧毁他方。他们正处于一个日渐强化的囚徒困境之中。
诚然，我不相信任何一方都想激怒另一方，我相信更多的理解和尊重他方的文化是必要的。但除此之外，每个人都应该问另一个人: “你最大的生存恐惧是什么?”和另一方携手，想想看可以做些什么，以缓解他们的情绪。不然，未来十年内爆发某种毁灭性战争的可能性就很高，人们正在考虑这样的可能性，这本身就非常具有破坏性。
4.气候和与气候相关的事宜至关紧要，有威胁性，是头等大事。气候和与气候相关的事宜会导致干旱、洪水和大流行病，以及缺乏足够清洁水，可能造成巨额花费，带来很多伤害。
5.技术发展一直是决定性力量。众所周知，谁赢得了技术战争，谁就赢得了经济、地缘政治和军事战争，但这一点从未像眼下这样更真实，而且中国和美国是领导国家和重要对手。
纵观战争史，我们所热望的路线是秘密研发足够强大的技术，这样，向反对派展示这些技术就将令他们变得顺从。看看电影《奥本海默》，清醒一下脑子。确实是这样。有许多技术，中国和美国都用各自不同的方法将大量人力和资源投入其中，一个更自上而下、政府指导，而另一个更加自下而上、更企业化/资本主义：其中一些我们知道（例如，芯片、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外层空间、网络、电池、清洁能源、电动汽车、机器人等），一些是中国领先的，一些是美国是领先的，但没有一个我们能够准确预测将如何在未来发生。我不会跑题，去调查这些事情，因为这将花费太长时间，现在是时候回过头来，研究大事了。
基于以上所述原因，习主席认为百年一遇的风暴即将来临，是可以理解的。在我看来，这一评估是正确的。与此同时，我唯一能确定的是，我试图尽可能在理解中国时做到客观公正、有所裨益。中国是个谜，我正竭力令它不那么神秘。近四十年来，我有幸近距离见证了中国、美国以及中美关系中发生事情，这一切是我深切关注的。我认为那非常有趣，非常值得见证。似乎我们都感受到了所谓的中国诅咒“愿你生活在有趣的时代”的影响。
（本译文转载自“议报”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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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4-16 05:4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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