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天剑：中国民主的必由之路(转载+连载）

革命者俱乐部 · 发表于 2024-10-28 05:38:57

二

二、省察道路

在认真研究、解剖了中共这只毒蛤蟆之后，我们要回过头来审视中国的自由之路可供选择的行进方式。我们要把所有曾被人们提出过的一切理念、道路和斗争方式全部列举出，并认真地逐一进行省察，看看有哪些道路能让这个民族在可预见的未来以最小的付出实现铲除中共犯罪集团的伟大目标，看看有哪些道路能够引导我们走向胜利。

这里，我们首先对某些绝对悲观绝望论者以及一切向黑帮集团跪求恩赐的论调不屑一顾。这些人认为中华民族的自由之路是一条走不出来的断头路。这些人因为找不到出路，看不到铲除中共犯罪集团的任何希望，因而，他们宣称：中国人的唯一命运就是接受奴役或者等待他们的善心发现。

不！我们告诉这些人说，自由的精神永不接受奴役。一个在心灵把自己解放了的人相信真理不可战胜，相信人类决不会有走不出来的道路，相信自由必将要战胜奴役！当历史迈进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当这个星球的每个角落都在敲响自由的钟声，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和信心宣告：这个民族解放的时刻正在到来！

（1）启蒙主义者

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经过中共六十几年的洗脑，现在中国人已经没有了任何精神追求。在这样的土壤里是开不出民主自由的花朵的。那么，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只有揭露真相，启蒙大众。

我们是必须要高度认清中共犯罪集团对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进行精神控制的有效性。基于这种有效性，我们完全可以说这个犯罪集团的最大罪恶不是它的贪腐、酷刑、枪杀、饿毙等等。它最大的罪恶是它屠毒这个民族的精神！因此，越来越多的人们在极其有限的空间里传播真相，启蒙大众，是非常可喜而可贵的。但是我们不认为这是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争取自由，赢得自身解放的必要条件。这是因为：

第一：

启蒙的绩效远远比不上中共为实现对全体人口的精神控制而施行的洗脑。启蒙者们都是自发的、业余的、个体的工作，没有任何平台和媒介，并且许多启蒙者自己也需要启蒙。而中共则是掌控了一切社会资源，他们毫不吝惜地调动一切社会资源用来对人们进行洗脑。他们的洗脑是组织化的、系统化的，而且是专门人材来进行这种工作的。因此，无论我们如何卖力地来揭露真相，启蒙大众，也不能改变中共对整个社会有效的精神控制这个事实。

第二：

如前面所言，启蒙需要平台。当你拥有一定的平台的时候，你通过媒介来揭露真相解除精神控制其实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当然，完全除毒会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我们现在无数觉醒过来的人们以各种方式进行的一对一的启蒙大众一百年，也不如利用媒介和其它社会资源工作一年半载。不错，我们现在是一无所有，但是当我们拉开对中共犯罪集团的总攻击、总清算的历史帷幕时，并且，只有当我们拉开这张大幕时，我们才会，我们也必然就会拥有相应的组织平台和媒介平台。因此，使更多的人觉醒过来不仅不应成为实现解放的先决条件，反而只能是等待自由的春雨来浇灌的鲜花。

第三：

翻开人类文明史，人类不断走向文明进步的过程，其实就是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和各个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从各种不同形式的压迫和奴役下挣脱出来的历程。到今天，全世界绝大多数的民族都赢得了他们自身的解放。而在所有这些举不胜举的人类解放运动中，从来没有人预设过国民的精神状态必须达到某一种程度才可能实现。因为追求自由是人的本性。它不需要、它拒绝一切预设的前提。既然关锁角斗士的笼子里尚且能走出斯巴达克斯，那就让我们在消灭中共恶魔之后再来清除其流毒，恢复真相，启蒙大众，改造国民。而不是无望地甚至是猥琐地在“启蒙”中等待这个魔鬼的寿终正寝！

（2）访民和维权运动

首先要说，访民是中国的国粹之一，自古就有。但是中共犯罪集团在其蹂躏中国的六十几年里，制造出千百万访民队伍却是中国访民队伍的登峰造极。正是在访民运动的推动下，催生了与之相应的公民维权运动。一大批义士和良知律师献身充当起法律义工。无论是访民还是维权义士，都是试图在中共的法律体系内来撬动这个体系。但是所有访民都是因为自己的经济利益受到中共匪帮的劫夺，而维权义士们所要维护的也是被害者的经济利益。所以都只是局限在有限的经济诉求上，而没有或者不能够提出任何政治的诉求。而中华民族的民主自由宪政的事业，中国人民人身解放的果实，是必须在政治上完全打倒，在组织上完全消灭中共犯罪集团才能收获到的。企望在中共的法律体系内争取自身权益的人们，被中共法律的表面字句所迷惑。他们忘记了马克思在嘲笑杜伊勒里宫的宪法时说它“在一般词句中标榜自由，在附加条件中废除自由”的话。中共法律体系的本质正是它的宪法规定了“党领导一切”。就是说，党可以做一切它想做的事情，或者说，党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合法的！——人类历史上就不曾有过这样无耻的所谓《宪法》。既然“党领导一切”是中共《宪法》的本质，那么，这个宪法和其它中共程序法中所规定的公民权利就只能是这个宪法本质的陪衬和装饰，因为一切对中国人民的镇压都是合法的，都是在维护他们的宪法的最高本质——“党领导一切”。显然，在他们的这个法律体系内我们是无法来撼动他们的。那么，除了对访民们的不幸予以同情，对他们的抗争予以声援，对维权义士们的义举表达敬意和给予支持以外，我们也不能将民主自由的事业寄托于他们。

（3）茉莉花运动

最典型的茉莉花革命，要数埃及人和突尼斯人成功的民主革命运动了。就其主要特点来说，我们也可以称之为“街头运动”。——成千上万的民众涌上街头，从而瘫痪了独裁者的权力，进而实现了民主革命这个推翻独裁者的主要目的。

当许多人对中东的茉莉花革命的成功欢呼雀跃的时候，当他们急不可奈的要将其引入中国以图在大陆掀起一场类似的茉莉花革命的时候，他们似乎忘记了中国才正是茉莉花革命的源头。二十年前，令人尊敬的方励之先生们在中国掀起、推动的那场声势浩大的民主运动，当时，他们脑子里构想的就是茉莉花的概念。为了维护这朵花儿的纯洁性，为了一厢情愿地要避免给中共恐怖主义犯罪组织以镇压的“口实”，他们甚至做到了拒绝任何其它社会阶层和社会力量进入这场运动，并且也成功地阻止了这场运动的向前发展。（他们完全不了解，面临威胁的时候，中共的镇压是不需要任何“口实”的，它就敢赤裸裸地开着坦克从孩子们的躯体上辗过）。可是尽管这样，这场运动还是以惨痛结局收场，以至到今天，它的惨痛场景还在折磨着中国人的心灵。然而，接过这朵花儿的俄罗斯人乃至整个东欧都栽活了它。他们成功地消灭了列宁、斯大林类的共产集团。同样的，这个概念若干年后在突尼斯、在埃及，都获得了成功。只有在中国，这朵花儿在它的发祥地、诞生地遭到的却只是机枪扫射和坦克辗压的命运。它的结局竟然是坦克履带下的了无痕迹。（说它了无痕迹，不仅是说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基本上没有动摇恐怖犯罪组织的统治，同时我们也痛苦的发现，时至今日，这场运动的峰尖人物竟然没有一个人有一个象样的总结和反思来交给历史和未来。反而是它的敌人深刻地总结了这场运动，从而更完备地发展了他们的社会管控系统，反而是它强化了大众的恐惧，使得这株茉莉更难以在中国开出花来）。

为什么同样的理念和实践在不同地区会有完全相反的结局呢？

我们不妨设想，如果突尼斯的阿里和埃及的穆巴拉克当局一开始就用机枪把聚集的广场扫它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埃及和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还会是这个结局吗？我们也不妨设想，如果没有叶利钦站到坦克上振臂一呼，从而表明统治者的核心领导层同样有另一种意见的话，或者红场上的军人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而开着坦克朝人群辗压过去的话，苏联和东欧的那一系列童话还会诞生吗？

显然，茉莉花革命只有在其邪恶、歹毒的程度和对社会、对军队的管控水平都远不如中共这个“集一切恶的元素于一身”的魔鬼的条件下才有可能获得成功，所以吕秀莲女士的姐姐吕秀英在大陆因不满和反抗而被中共枪毙，而妹妹吕秀莲对专制的反抗却让她成为了中华民国的副总统。在中共这里，正如我们在解剖中共这个毒瘤的过程中所看到的，同时历史也一再表明了的，我们前面所作的那些设想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他们只会疯狂的朝我们扫射。他们内部也不可能产生叶利钦那样的人物（对此，我们在后面还要加以论述），并且，即使有的话，也不可能有那样大的能量。经过六四以后，如同我们刚才说的，经过他们深刻地总结六四以后，哪怕是赵紫阳那样比叶利钦差了十万八千里的人物出现的任何可能性也都被他们彻底地从体制内排除掉了。而他们的党卫军比起当年来也只会更加凶残，更加完美地表现为这个恐怖组织的杀戮机器。因为二十年前，双手沾满孩子们的鲜血和这个民族屈辱的泪水的军头们，今天正是中共党卫军的各军政首长！

虽然我们这里并不负责来反思中国的那场茉莉花革命，但是如果要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那场运动失败的最主要原因，那我们只能说，缺乏一个坚强有力的政党组织的领导使那场运动必然会归于失败，必然要归于失败！

人类基本的理性告诉我们，相同的原因必然导致相同的结果。那我们必须睁开眼睛看一看，使它归于失败的诸多原因今天有任何的改变吗？中共没那么凶残了吗？党卫军有离心倾向了吗？内讧也好，良知也罢，他们内部会出现一个叶利钦了吗？再一次血洗的时候，国际力量会不顾一切地加以介入了吗？民众更富有精神了吗？有一个坚强有力的组织来进行同步动员和全国调度了吗？没有，什么也没有。那场运动悲剧性的结局的一切因素都没有任何改变，不仅没有被弱化，反而得到了强化。那么，每一个抱持“茉莉花”概念的人们都有责任来问自己：我们能不能、如何才能避免六四屠城的再一次重演？当年他们的口号是“杀二十万保二十年的平安”，那么，今天谁能保证他们不会杀五十万再保他五十年的 “红色江山”呢？？

当有人无耻地攻击对革命强制力的理性分析和探讨是要忽悠人们去当炮灰的时候（说它是无耻的，是因为它对人类历史上一切有价值的奉献，一切前赴后继为了别人的福祉而壮烈牺牲的先烈都进行了攻击），它们不去想一想，天安门广场那些被履带辗成了肉泥的孩子们又有谁去忽悠了呢？他们在茉莉“花儿”的方式里，在绝对和平非暴力的路径上，甚至于连做“炮灰”的机会都没有。如果我们要找出历史最典型的“忽悠”那没有人超过林肯的了。他当年把整个美国人都“忽悠”进了南北战争，却决绝地阻止他儿子当兵去加入北方军，可我们从来不见有哪个美国人在谈到林肯总统解放黑奴的功业时骂他当年是“忽悠”了美国人民的。在人类历史上，如果没有诺曼底海滩上的那些美军“炮灰”，希特勒的胜利不用怀疑；如果没有伊拉克沙漠里的多国部队“炮灰”，科威特这个国家也早已不存在。亵渎人类历史上无数这样的炮灰，你的良知何在！

何况，如果说对民主革命方式的研究是在忽悠人们去当炮灰的话，那么按照中共的所谓“法律”，提出、探讨和拥护各种武装革命的理论主张的那些人们自己就首先勇敢地充当了炮灰。《宪章运动》的刘晓波先生可以优游地蹲他们“人性化”了的监狱，而仅仅是不排除这种选项的王炳章先生就只能充当这样的炮灰而实质上被他们消灭了。

我们可怜这些软弱的人，他们宁愿去做奴隶也不肯去哪怕是充当炮灰也要搏回自己的自由。“好死不如赖活着”，中国人已经这样选择了几千年了。所以，尽管这样的选择是完全无视生命价值和意义的选择（因为它完全无视自由和尊严这些生命最核心的内容），我们还是会同情他们。你尽管去“围观”，你尽可以只是“忽悠”人们去当访民甚至顺民。至于我们，如果历史的进步需要“炮灰”，那就请将我们“辗作尘泥”。先贤早就沉毅、坚定而豪迈地宣告过了：“不自由，毋宁死”！至于共产党豢养的一些人的别有用心的攻击，并且，如果这种攻击会阻挡自由的脚步，那当然需要另外处理了。

（4）各种形形色色的等待论

还有许多要求我们要“等待”的思想，我们也把这些思想一一列举出来并逐一地加以审视。

A只要我们耐心地等待下去，中共体制内部必有内讧，这种内讧会导致犯罪集团解体。

B许多人清醒地看到繁荣的假像背后深刻的经济危机。他们认为，只要这个危机暴发开来，这个犯罪集团就一定会自行崩溃；

C中共党卫军内的腐败远比地方要严重，这也使得军队内部越来越存在自己独立的利益，他们也必然越来越看重这种利益。到时候，这种利益冲突极有可能引发军队的哗变。到时候，只要顺水推舟，中国这艘船就驶向了民主的彼岸了；

D更加荒诞的思想是认为，目前中国社会普遍的堕落，或者中共犯罪组织的邪恶并不是它本身不好，根本原因在于社会发展程度不高。因此，只要努力发展经济，提高社会的物质文明水平，那么“衣食足而后知荣辱”，一切都就自然都会好起来，中共集团也就自然而然地改恶从善了。

由于所列举的这些思想都没有很深的内涵，所以我们只简单地加以讨论。

第一：关于他们的内讧，我们不应寄予任何期盼，因为这个犯罪集团从第一天起就没有停止过这种内讧，从井岗山到延安再到北京，你只要看看他们屠杀了多少自己人就会明白。可是这种内部的缠斗、绞杀一天也没妨碍他们实现对全体中国人民进行奴役的罪恶目的，丝毫也没影响他们在奴役国人的纲领下，依据对它的党徒逐级进行精神控制和人身控制的章程组织起来，对中国人民进行旷古未闻并且无日无之的恐怖主义暴力犯罪。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说，它们今天的内讧就一定会导致它自己的解体呢？

第二：的确，今天中国大陆的经济状况已经恶化到了它的新任教父甚至不愿接手的程度。无论是它的各种泡沫还是各产业领域的诸多癌症，或者是它的各级政府的债务规模，无不像山一样的压向他们。于是天真的人们以为，只要这个危机爆发开来，那么危机引发的大规模货币贬值和失业，必将引至严重的社会动乱，也会削弱他们对社会的控制能力。由此引起的骨牌效应自然会将他们压垮。

让我们把历史翻回到五十四年前吧。然后我们来推论，今后可能产生的任何经济危机给大陆民众的生活所造成的最坏的影响，能够达到那场饿死了几千万的大饥荒的程度吗？答案恐怕是否定的概率居大。那么，饿死了三千几百万人的、使几亿人口全部处在饥饿中几年这样的经济后果都没能丝毫动摇他们的统治，那为什么现在的经济危机就一定压垮他们呢？如果说，茉莉花运动不会终结掉他们的暴政是因为造成六四失败的那些因素依然存在的话，那么，大规模经济危机无法打垮他们的统治同样是因为五十年前那场持续了三年以上的惨烈大饥荒中他们仍然稳操权柄的各种因素今天同样没有本质的、根本的变化。谁也不会坏疑，在中国的餐桌上，当中共匪徒们把枪往桌上一摆时，叫你吃糠你就得吃糠，叫你吃屎你就得吃屎！对这一点，中共恐怖主义犯罪集团是从来就没有什么价钱可讲的。对此，朝鲜的金氏共产政权做了最好的诠释！

第四：中共的党卫军会哗变吗？

这可真的值得等待。若果如当年希持勒的军人们发动政变那样，或者如罗马尼亚共产党的军人们一样，一颗炸弹把他们的教父送上天或者干脆逮起来毙了，然后吹着锁呐、唱着歌，敲锣打鼓地大步跨进民主社会，那是多么万福的事情啊。我们有一万个理由到寺庙去烧香拜佛，祈求菩萨成全这样足够和平，足够非暴力的，简直就是天上掉下来的民主馅饼。可是菩萨不这样看，菩萨比我们清醒得多。第三帝国的高级将领们的政变就不用说了，因为希特勒的党卫军只占当时德国武装力量的很小部份。它的主要军事力量仍然是第三帝国的国防军。而中共犯罪组织控制的一切武装力量（包括它的准军事力量，如城管队，民兵，治安联防队等组织）都是它的党卫军，是它的“冲锋队”。至于罗马尼亚和东欧各国的共产党对军队的组织控制、精神控制和人身控制都远不如中共犯罪集团这么有效。这一点，我们在第一部份解剖中共这只毒兽的时候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事实上，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暴政对自己的军队控制得像中共这么成功，要不怎么说它是“集人类历史上的一切恶之大成”的毒兽呢？试问，有哪个暴政统治者敢于堂而皇之地喷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落后是要挨打的”（这直接地就是说“打不赢是要挨打的”，所以一切弱小、老幼、妇孺、病残是要挨打的，一切“隶民”都是要挨打的——他们只相信一样东西，这就是“打得赢”）这样的毒液并且还被它的党徒奉为圭臬呢？再试问，历史上又有谁竟然做得出、做得到让自己的军队常年处在人枪分离、枪弹分离的状态呢？在这样的状态下，别说不可能有什么军队的哗变、政变，就是发生了任何的哗变、政变，也立刻会被蜂拥而至的党卫军绞杀个干干净净！

但是注意，我们说没有军队的政变、哗变而从天上掉下民主馅饼的可能，我们说他们对军队的控制是最成功、最有效的，却绝不是说它的军队就是绝对的铁板一块。（包括我们上面所讨论的中共集团内部核心层的内讧也是这种情形）。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个恐怖主义犯罪组织的精神武器之唯一对立面，唯一克星，即“枪杆子里面出人权”也成为中国人民自由解放的精神武器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并且只有当这样的时刻到来的时候，它的核心层和党卫军才会发生分裂和倒戈。

是的，没有所谓的政变、内讧，只有倒戈。并且随着进程的深入，这种倒戈会是一个加速度的过程。

还有一点要加以澄清。当我们逐一讨论了各种可能出现的机会、变局，并且说它们没有根本意义，在埋葬共产党的伟大历史进程中不具有第一位的价值，就如同我们已经讨论过、后面还要加以讨论的维权、上访、茉莉花运动等各种被人提出过的斗争理念、斗争方式不具有根本意义，不足以撼动恐怖统治一样。但这并不是说它们都完全是无效的，是没有丝毫价值的。从前者来讲，时机始终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战术问题。当这个历史进程开始的时候，它自然会去利用、去制造各种有利于这个进程的机会和变局；从后者来讲，只要不去成为它的帮凶，那么任何射向这个邪恶肌体的子弹都是值得敬佩，应该赞美的。因为这些没有根本意义的方式至少可以消耗它们的能量，增加它的维稳成本。所以，当这个历史进程开始的时候，它也必然会去争取、去发动维权、上访、围观等一切有效的斗争方式。我们要说的只是如果仅有这些，那它们都还只是些没有意义的零。只有当它们的前面出现了一个“1”的时候，排在后面的这些“零”才成了有效数字！

这里，我们先把这个原理摆明出来，后面我们还要详加论述。

最后值得说一下的就是很多人倡导的公开的、实名的反抗方式。有些人把公开自己的姓名当作勇气。殊不知，你尽可以公开自己的姓名身份来给共党黑帮“添麻烦”，但是当威胁真正出现的时候，那么所有的反对人物就都在他们的掌控之中。这使得他们可以在事态还在萌芽状态时就将所有的中坚力量控制起来，你立刻就失去了几乎全部的同步动员能力和机制。也就是说，你还没开始就已经失败了。因此，对于中共当局来说，你尽可以去“围观”，去签名，去声援，去“饭醉”，去“同城”。只要你还在他的掌控之中你就翻不了天，你就不可能形成威胁。何况哪怕你“饭醉”了，“同城”了，上街了，茉莉花了，然后，他们坦克了，机枪了，接下来就回到了我们前面论述过的必然结局——再一次的鸦雀无声了。

（5）和平、理性、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这已不是单一的“上访”、维权的行为了。它上升到了理论，成为了我们前面所讨论的所有方式、道路、理念的理论基础。所以它值得我们在这里多花些笔墨。

提出这一主张的人们认为，这是一种高贵的、绅士的反抗方式和斗争道路。这也是对整个社会来说最经济、最少牺牲的，也最少后遗症的斗争道路。并且，对参与者而言，这也是“风险”最小的斗争方式。他们认为，甘地在印度能做到，我们在中国也能做到，马丁·路德·金在美国实现了的，我们在中国也能实现，“光荣革命”在英国能获得成功，我们在中国也能获得同样的成功。

为了证明自己主张的正确性、道德性，这是善良的人们还有意无意地杜撰了一个“暴力革命最终必然导致暴力统治”的论调。（坦率地说，这种论调着实吓坏了许多平庸之徒）。

那么我们首先就要来弄明白，究竟什么就是“理性”？是不是只有“和平”的、“非暴力”的方式就是理性而其它一切方式和道路都是凭感性在“胡闹”呢？

翻开全世界的教科书我们马上会明白，所谓理性，只是与感性相对应的一个人类认识的高级阶段。人类的一切认识，都是由感性、知性然后到达理性的。因此，人类的抽象思维能力我们就称之为理性。因此，一切建立在抽象思维基础上的认识问题，分析问题的成果都是人类理性的成果。

由此我们会得到一个极其简单的真理，那就是理性没有对错，一如理性本身没有善恶一样。就是说，一种思想，一种认识是否建立在人类理性的基础上并不是这种思想认识是否符合真理的充足理由和唯一标准。因此我们不能说只有哪一条道路，哪一种斗争方式就是理性的，是理性思维的结果。而其它的斗争道路就都是人们在凭着感觉在胡闹。我们同样不能说，经过理性思考而得出的结论就一定是正确的，就具有勿容置疑的真理性。我们尤其不能说，出自理性的东西就具有任何的道德高度。任何人都不会怀疑希特勒和马克思的思想都同样是高度理性的，一如毛魔指导共产匪帮夺取政权的那些思想同样是高度理性思维的结果。

当我们厘清上述问题以后，我们就完全有理由宣告：如果和平的、非暴力的方式是理性的，那么武装斗争的道路也同样是理性的！如果只有和平的、非暴力的方式符合人类理性，那当年罗斯福总统就不应该对日宣战，而是应该派使者去向天皇进行道德说教；林肯总统为了废除奴隶制同样不应该发动一场对南部邦联的战争，而应该对南部的奴隶主们进行道德启示；丘吉尔首相也不应该说“我们只有鲜血和胜利”，而是应该动员伦敦居民去对希特勒党卫军进行非暴力的抗争。纵观人类历史，如果正义一方永远只有“和平、非暴力、不合作”的手段，那么人类历史就不会上演任何一出正义战胜邪恶的历史活剧。没有力量的正义是无法坚持、无法实现的，因为邪恶的目的是只诉诸力量的。没有正义对邪恶的战胜，人类文明一步也不能向前迈进！这也就是今天任何人都不敢去斥责林肯、罗斯福和丘吉尔是暴力分子的原因！

那么，同样是我们的理性所提出的和平的和战争的、暴力的和非暴力的两条道路，究竟谁更具有真理性的唯一标准就是哪条道路能更有效地达成我们铲除中共犯罪集团的目标。请注意，在这里，第一位的是“有效性”。无论多么理想，多么善良，后遗症多么小的方式，如果不能实现中国人民从中共的恐怖主义奴役下解放出来，那它就都只能是一厢情愿的幻想。

从前面我们对中共的解剖中，我们已经清醒地看到了，对于一个“他们从不和我们啰嗦，他们只吼叫着朝我们扫射”的犯罪团伙，对于一个随时准备开着坦克从人群辗过去的恶魔，对于一个随时准备朝我们头上扔原子弹的“人类恶的集大成者”，哪怕是曼德拉来领导，或是英·甘地、马丁·路德·金再世，也注定无法用他们的方式在今天的中国实现自由解放的梦想！因此，那些 “和平、理性、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人们也是注定无力担负起“在政治打倒，在组织消灭”中共恐怖主义犯罪组织的历史使命的！

善良的人们哪，你们不要以为经过了八九·六四以后，他们不会再敢“朝我们扫射”或者再“开着坦克从人群辗过去”了。你不见他们是如何地在纪念那场“平暴”的胜利的吗？你没听见这个黑帮集团的新任党首习近平在他的新南巡讲话中谈到苏共犯罪集团的覆灭时，哀叹当时的苏共集团内竟没有一个邓小平、陈云这类的屠夫作他们党的“男儿”吗？时光流逝，一切都在变，但是，他们纲领章程没有变，他们为了自己家族和个人利益到死也要维持他们对十三亿人的专政、奴役的本质没有变，因此，坦克和机枪的必然镇压同样没有也不会改变。如果说六十年前的国共战争中，他们就干得出驱赶妇孺孩童为他们趟头阵，挡子弹；二十年前，他们干得出开着坦克朝静坐学生的躯体辗过去这样人类闻所未闻的暴行，并且一直鼓吹，只有这样的野兽才算是他们的“男儿”，那你还会以为有什么事是他们干不出来的吗？

综上所述，我们说，任何寄希望于中共恐怖主义犯罪集团的良善，寄希望于他们“不敢那么干”的人，不是政治上的幼稚，甚至弱智，就是别有用心！也因此，尽管我们对那些用和平的、非暴力的手段与中共进行不懈抗争的人们同样充满了敬意，他们的牺牲和奉献同样是可歌可泣的，他们在他们所能承受的层级上的斗争也具有十分宝贵的价值。但我们还是要大声地告诉一切愿意为未来的自由中国作出担当的人们，企望只是用和平的和非暴力的方式实现中国人民自由解放的远古梦想无异痴人说梦，其实是最缺乏人类理性精神的幻想！他们认识不到，我们根本没有机会、没有资格在“和平”的还是战争的、暴力的还是非暴力的道路之间进行选择，我们仅仅只是被迫在自由和奴役之间进行选择，在民主革命和专制暴政之间作出选择！

面对这种令人痛苦的抉择，我们许多善良的人们却在心里嘀嘀咕咕的，他们问，你干嘛非要让人家死呢？你就不能自己活也让人家活下去吗？

对，先生们，我们就是要消灭中共恐怖主义犯罪集团，因为我们不消灭它，它就不允许我们站着。不消灭这个组织它就要对我们实行“专政”，就要抢夺、没收我们的财产，不消灭他们，我们的婴儿就只能喝有毒的乳制品，不消灭他们，我们生活的这块土地就注定要成为没有蓝天、没有洁净水、所有的资源都消耗殆尽了的废弃物。我们要消灭中共犯罪组织是因为它给自己规定的本质是要奴役我们，我们要消灭他们首先是因为他们不允许我们像人一样活，我们要消灭他们是因为我们必须消灭这样的犯罪组织，如同人类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代价终将纳粹组织坚决消灭了一样。

但是请注意，如同人类消灭了纳粹犯罪集团却并没有消灭每一个纳粹党徒，消灭了奴隶制却并没消灭每一个奴隶主一样，我们说要消灭中共犯罪组织也决不是要消灭他们的党徒，而是指任何依照中共党的纲领和章程建立的组织都不能允许在文明世界存在。只要这样的犯罪组织存在，人类就面临灾难，文明就面临极大的挑战。如果有一天，像前东欧和苏联共产党一样，中共放弃了现在这样犯罪组织的纲领和章程，那么，我们认为，中共恐怖主义犯罪组织就已经被消灭了。因为新的纲领和章程就意味新的政党组织，那它当然可以在未来民主中国的法律架构下与其它一切政党享有平等权利。但是，在此之前，中国人民和中共恐怖主义犯罪组织之间的斗争只能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这里没有“你活我也活”的空间。因为利益可以分享，生命应该共存，但是善恶没有双赢，正义和邪恶不能两立，自由和奴役无法共存！所以，在政治上打倒、在组织上消灭一切恐怖主义犯罪组织是人类永恒的道义责任，是文明存续发展的必然要求，现在，它是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之无可回避的历史使命！我们赞赏、支持一切以和平、非暴力和不合作的方式与中共犯罪集团的斗争，但是我们决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方式阻挡中国人民完成自己历史使命的步伐。不管你的表面理由如何冠冕堂皇，只要你阻挡这个进程，你就是人类道义的对立面，是人类文明的敌人，你就成了中共这个集一切恶的元素于一身的犯罪组织的帮凶！

许多和平主义者们其实也理解以上我们所讲述的这些简单道理。可是他们善良的情感和软弱的意志不愿意看到中华民族落在这样的劫难中。他们认为中国人为这一劫难付出的代价会太惨重而置其必然性于不顾地想要回避它。可是活生生的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中国人在中共恐怖主义犯罪集团的奴役下已经付出了至少超过五千万无辜生命的代价，已经付出了整个民族的精神几被屠毒干净的代价，已经付出了整个国家环境大规模不可逆的被毒化的代价。相对于在他们的管控下中华民族的如此牺牲而言，相对于未来的若干代我们的子子孙孙而言，相对于整个民族在解除了自身的一切束缚之后将要取得的长足进步而言，相对于全人类将要获得的安全保障而言，我们将要付出的代价已经算是微不足道的了。何况，谁又能告诉我们，如果不尽速地打倒、消灭它而任其继续维持和延长他们的统治，中国人民，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人类还将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呢？

尤其要说明的是，“代价”是一个经济学词汇，讲的是收益和付出之间的比例关系。可是人的自由和尊严无价！因此，在从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的人身和精神奴役下赢得自己解放的民族要求面前，容不得我们来讨价还价。在普天之下莫非党土，率土之滨莫非党奴的境况里，你一无所有，你一钱不值，你只有任他们宰割的唯一命运，那你还有什么“价”可代！你还有什么可失去的？我们不要忘记，恐怖主义思想的本质正是要激发和夸大人们对代价的惧怕以逞其奸。

当那些“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人们鼓噪说，这是最没有危险的斗争时，他们其实也就是在说这是对中共犯罪组织最没有威胁的斗争。事实上，几十年来一切以和平方式与中共的斗争，无论是上访的、维权的、泛蓝的、茉莉花的等等运动，在中共看来都无非是些“麻烦”而已，都只不过是在给他们“添乱子”，“添堵”罢了，根本动摇不了他们的统治。他们用不着来消灭你。因此，你就显得是“最没有危险”的。对于任何犯罪组织而言，如果说你是安全的，那恰好意味着它的统治处在安全的状态。危险正是因为你威胁到了他们的统治。这就是为什么九八年组建中国民主党的头面人物、宪章运动的刘晓波以及泛蓝的人物等等，一般刑期都在十三年以下，而一个王炳章先生却一定会被他们关押到生命终结的原因，这也就是“麻烦”和威胁的区别所在！因此，我们必须放弃所谓“安全”的因而也让他们是安全的这种根本没有效应的斗争方式，我们只能走高度“危险”但却会实实在在地威胁到他们的统治根基的斗争道路——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动摇和打倒他们的统治。

讨论到这里，如果还有人要来提出什么代价的话，那我们只能借用他们老祖宗的话来回答：在中国人埋葬中共恐怖主义犯罪组织的伟大斗争中，我们唯一可以失去的只有锁链，而赢得的将是民族的未来！

那么，我们能够吗？我们一无钱米，二无枪炮，三无组织，四无媒体平台。在中共掌控了一切社会资源的条件下，在科技、运输都高度发达的今天，我们要来切除掉中共这个长在人类肌体上的癌症毒瘤是可行的吗？

我要说，这是几十年来套在我们头上最大的一付精神枷锁。打开它，打破中共恐怖主义犯罪组织不可战胜的神话（这是中共制造的一个最大、最荒诞然而最有欺骗性的一个神话）的工作，我们在下一部份来完成。这里，我们只需指出，如果这条路走不通，那你就是在宣告这个民族的死刑，你就是在说这个民族注定要亿万年的在中共的冷血奴役下苟存。不仅如此，你还是在宣告文明在这里终止，这里是人类的尽头。因为事实表明了并且我们已经论证了：除此之外，别无它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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