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天剑：中国民主的必由之路(转载+连载）

革命者俱乐部 · 发表于 2024-10-28 05:40:58

三

三、必由之路《上》

当我们把目前已经出现的各种思潮，各种理念，各种主张逐一检视，并逐一否定了之后，人们自然要问：那么出路在哪里呢？

唯一的出路就在于我们组织起来！

现代政党政治的出现，如同铁器的使用，大航海的到来一样，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跨越。它的意义就在于让相同或相近的政治主张的人们能够在同一面旗帜下聚集起来。

许多人走到这里就把脚步退回去了。他们问，组织起来干什么？谁给我们钱作经费？谁会发给我们枪炮？你总不能把人们组织起来然后每人发给一个扫帚去打共产党吧？

是的，看起来我们一无所有，可实质上我们只有一样东西没有，其它的一切都应有尽有。如果你的思想愿意继续向前迈进，你就会问：为什么我们是一无所有的呢？不要说因为共产集团控制了一切社会资源，所以我们当然会一无所有，不要说因为屁民们都在温饱线挣扎，因此我们肯定是一无所有的。我们之所以是一无所有的，仅仅只是因为个人的所有和个人的力量当然是极其微小的。如果你能稍稍认识到，建立我们自己的政党组织的意义和价值，你就会彻底否定掉自己的这些搪塞的理由。实质上，我们只有一样东西没有，就是没有我们自己的政党组织。分散单独的个体当然会是一无所有的，然而无数个个人聚集组织起来就能拥有一切！

组织能让我们拥有一些什么呢？

首先，有了这样的组织我们就有了资金。

其实，几十年来国内外给中国民运事业的捐款并不少，更不要说千千万万个把自己的生命都奉献给担负起历史使命的组织的人们，他们所能奉献和创造的财富了。试想，一个把自己的生命都奉献出来的人还会有什么财富会不愿意奉献出来吗？我们一定要理解，一个政党组织筹措资金的能力是无论多少松散的个人所无法比拟的。因为资金远不只是个有无和多少的问题，而更是一个如何管理、流动、转移、运作和使用的问题。没有一个有效运作的组织网络，这样的目标无法实现。显然，任何松散的个体都是永远无法解决资金问题的。六四时期就普遍存在，到今天还依然是个顽疾的捐款收入不透明，用途不专一（许多收款人甚至迫于生计压力等各种原因而不得不挪作私用）等问题也只有在一个组织内才能得到有效解决。尤其重要的是，组织的统筹规划、统一使用对于发挥有限资金的最大效率具有绝对的意义。

所以说我们只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党被组织起来，它所需要的资金也就会水到渠成！

其次是武器装备。这个问题同我们上面所讨论的资金问题是同一个道理。即只有有了自己的政党组织，武器和装备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其实，只要你愿意学习，善于思考，我们生活中所有日常用品都可以成为我们打击中共犯罪集团的有效武器，并且，依今天世界工业化的水平而言，枪枝弹药的生产早就不是什么高科技了，几台小机床就完全可以自己制造。何况当年中共集团在井岗山就能制造枪枝弹药，在淮海战役时可以发明出用汽油桶将炸药包发送出去的办法，那还有什么能阻止用今天的科技知识武装起来的我们拥有自己的武器呢？最大的困难不过是在于掩藏、掩护好这些制造点以及购买武器的交货点和路径——而这就只有一个高度有效的组织才能做到，并且它也一定能做到。

可见，我们缺少的不是枪枝弹药的武器，我们真正缺少是思想武器。

再次，一个强有力的政党组织领导下的社会变革才能在这种社会剧变到来的时候，保证这种变革是有序的、是可控的。

尽管我们也害怕社会的暂时失控，但是我们却更害怕中共犯罪集团的控制。所以相对于共产党的奴役而言，我们不仅丝毫也不应该害怕社会的暂时无序和失控，反而有足够的理由为这样的新的历史时刻而欢呼。因为说到底，失控就是“维稳”的失败（维稳的本质就是维持住他们的控制），失控即表明中共犯罪集团失去了继续奴役的能力。因此，任何的所谓失控和无序都不过是产前的阵痛，是新生命诞生伴随物。如果暂时失控和控制我们只能在其中选择一样的话，那么根据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原则，我们也宁愿选择暂时失控！选择希望！那些嚷嚷着如果和中共展开殊死斗争就会导致社会失控的人，正是作出了和我们相反的选择：他们宁愿要中共犯罪集团的控制也不愿失去这种控制，他们宁愿接受让这个民族绝望的奴役也不愿意选择希望！他们害怕社会动乱超过了对中共暴政的害怕，而我们正好与此相反！我们坚信：民主革命是由专制转向民主的历史必然。

那些并不害怕中共暴政集团对中国社会的破坏和对包括他们自己人的中国人民的奴役，却反而害怕终结这种破坏和奴役会使整个社会有一个短暂的过渡期和阵痛期的人们，他们站在政治的象牙塔里，居高临下的指责未来的全民反抗运动的义民是“暴民”。如同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些和平理性非暴力不合作的人们指责武装反抗的战士是“炮灰”一样，这类恶毒攻击不仅完全丧失了是非立场，缺乏起码的价值判断，并且也显得如此地没有常识——他们把今天的中国人民结束中共暴政的运动与当年的“义和团”当成了一回事。我们要说的是，不管是 “炮灰”也好，“暴民”也罢，只要有助于结束中共暴政，那么不管它导致的结局是什么，也不管社会如何变化，都只会比今天要好——人类已经不可能比在中共恐怖主义犯罪组织的奴役和控制下更悲惨、更无望的了。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要尽最大的努力把代价降到最低，我们还是要努力缩短可能的阵痛期。而要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有效途径，使这种社会剧变成为有序的、可控的唯一有效措施，就在于建立一个坚强有力的政党组织。

四次，建立了自己的政党组织，我们才能有效地开展宣传工作。

目前利用各种手段自发地宣传民主、还原历史、启蒙大众的人已是不计其数。可是他们所作工作的效用，又大部分被同样的人们所作的同样的工作给抵消了。他们各弹各的弦，各唱各的调。其结果就是能量的相互消耗，当然也就发挥不了应有的效用。我们有了自己的政党组织，就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这种能量互耗。所有的宣传就可以在组织的协调、部署下，突出重点，掌握时机，造成声势。当此之时，我们就可以掐灭共产党豢养的网评员的活动——使他们的活动发挥不了任何作用。

尤其重要的是，只有建立并依托自己的政党组织，我们才能有效的构筑自己的宣传阵地，搭建好中国正义力量的宣传平台，针对中国大陆的普通民众进行宣讲。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看看大法弟子们在中共暴政的惨烈镇压下，仍然在整个大陆地区坚持宣传活动，坚持发送数据和各种宣传光盘，我们就能得到足够的启发。

五次，建立一个坚强有力的政党组织，我们才能有效地防止中共特务机构的打入和渗透。同时逐步发展起对中共内部的情报工作。

几十年来，中国的民运事业饱受中共特务活动之苦。所有志士们的构想、策划、行动，无论是公开的还是半秘密的，都无不是在中共特务的瓦解下，还在萌芽状态之中就被中共恐怖主义犯罪集团所摧毁。原因无非是这些人之中早就被中共特务们打入、渗透了。中共当局对他们的一言一行无不了如指掌。并且，这种打入和渗透从国共时代起直到今天，都仍然只是单方面的，单向的。就是说，只是中共黑帮在民运体系内（当年是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内）安插了特务，收买了大量的线人，而正义力量却无法打入黑帮内部。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就敌方而言，固然是因为中共黑帮高度封闭的组织形式使得这种打入和渗透有很高的难度，就我方而言，则是因为没有自己的坚强有力的政党组织，也就不可能有有效的甄别、考察过程，不能建立有效的滤除机制，无法对核心内容进行有效地遮蔽和对它们进行保护。因此，他们的被摧毁、被剿灭就是必然的了。（国共时期则主要是国民党方面对中共认识不足造成的——事实上他们直到今天对中共的认识仍然不到位，这里我们就不讨论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几十年来，数百万向往自由，追求民主正义的人们被告密、被出卖、被迫害、被关押。我们很多人因而把中共黑帮的特务活动看得神乎其技。其实，只要细细思考我们到底是如何暴露的？是怎样进入中共的黑名单的？抓捕过程细节如何？审迅过程怎样？等等这类问题，并把点滴这类信息串起来，汇编起来，进行仔细梳理的话，那笃定的说，中共恐怖主义犯罪组织目前行之有效的特务活动百分之七十以上要失去效用，大量打入、渗透的特务、线人都将要被挖掘出来。因为他们不会是出卖了某一个人以后就不干了，而持续地出卖必然要留下蛛丝马迹。信息科学的理论告诉我们，信息的价值在于综合，而汇聚、综合的功用正是政党组织的核心功用之一。这么多年来，这样重要的工作竟然没有人来做，原因正在于这样的工作必须在一个政党组织的统一安排部署下才能完成。特别重要的是，没有组织，敌我之间就没有明确的边界。这种状况只对强势的一方是有利的。因此，只有当我们建立了自己有效运作的政党组织，我们才能建立专门机构来开展保密工作，才能组织专门力量和培养专门人才来进行保密工作的专项研究，并用以指导我们的斗争实践。

六次，几十年来牺牲（被关押也是牺牲）的先贤表明，人们并不害怕牺牲。但他们害怕自己牺牲以后留下孤儿寡妇老母无人照料，生活窘迫。这种担心、害怕，在很大的程度上制约了人们投身反抗暴政的伟大斗争。而中共恐怖主义犯罪集团又刻意制造了许多这样的“标本”来强化恐吓效果，来警示每一个敢于与他们作斗争的人。

作为一个政党组织，它没有权利作出任何超越未来民主中国的法律的承诺。因此它不能承诺未来的民主中国会如何补偿他们。不过，它比任何个人都有资格承诺，它一定会推动未来中国的国会通过相关的法案来补偿和抚恤一切在这场伟大斗争中受到迫害的英雄和倒在战场上的烈士。我们也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这样法案一定会获得通过。它也完全有权利承诺在这样的法案通过以前，乃至于在中共的恐怖统治之下，在政党组织内担负起尽力抚恤和照顾家属的责任。

其实，这样的剧情每天都在中国大地上演出。无数被殴打致伤残、被关押和被剥夺了工作机会（中共甚至不许任何企业接受他们去打工）的人需要帮助。实际上他们也零星得到了一些爱心人士和有正义感的人们的雪中送炭。可是这样的零星帮助与一个政党组织对自己的成员的抚恤和帮助是无法相提并论的。前者是出于道义责任，而后者除了道义责任，更是一份组织责任——它为了自己组织的凝聚力必须这么做！

因此，我们唯有建立起自己的政党组织，相信并依托于这样的组织，才能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解决抚恤问题。至少有一个组织承担了这种义务和责任。这在很大程度上能帮助义士们解除终极的恐惧，这就是组织的意义所在。

综上所述，组织起来具有全方位的意义和重要性。除了我们上面讨论的内容之外，我们还必须认识到，组织起来才能形成网络，不管哪种斗争方式，网络才能提供有效的掩藏和保护。一个政党组织才能有效地整合各种人才、信息、装备等资源，使其发挥出最大效应。只有依托于政党组织，我们也才有可能建立广泛的、不分民族、宗教和不同政治主张和政治理念的反共联盟。如果我们理解了中共几十年来的致胜经文“相信组织，依靠组织”，那么对每一个中国的自由战士来说，这也必须成为他灵魂深处的绝对命令。对于中国人民必须完成的历史使命来说，有了这样的政党组织就有了一切，没有这样的政党组织就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会有，就一切都是徒劳！

我们一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总是立即会有人跳起来反驳说：老套了，幼稚！为了实现中国的多党民主制，中国人组党的故事还少吗？人们哪一次这样的努力不是失败告终？于是他们结论说，组党的路行不通而拒绝去思考他们失败的原因，不去思考他们的建党事业中有什么问题没有解决好？

一个政党的性质是由它的党的《纲领》所决定的。而它的组织形式，则由党的《章程》所规定。一个政党组织在其《纲领》中提出自己总的政治目标、政治利益、政治任务和政治诉求之后，就要求其《党章》所规定的组织形式能够担负起其《纲领》中提出的政治使命。

我们说“唯一的出路就是组织起来”。那我们组织自己政党的最首要、最紧迫的政治任务就是要“从政治上打倒、在组织上消灭中共恐怖主义犯罪集团”，就是要使全体中国人民享有民主自由的天赋权利，就是要让全体中国人民从中共黑帮的精神控制和人身奴役下解放出来。显然，如我们前面所论述的，担负这样的历史使命的政党组织就必须使自己的组织章程和上述的政党使命相匹配，就必须确保自己的组织形式有能力担负起如此的历史使命。任何使自己的政党组织的《纲领》和其《章程》相互切割开来，任何使自己的政治使命与自己的组织形式不相适应的政治组织都必然要归于失败。

这也正是中国的无数义士仁人在组建民主政党的历程中无一例外地失败了的终极原因！——错误的建党理念。

那么，什么样的组织形式才有能力担负起我们的历史使命呢？

我们创造历史，不是在我们任意选定的历史条件下来创造，我们只能在历史给定的既有条件下来创造。对于我们的政治使命而言，给定的历史条件就是我们面对的是其残暴、狡诈、欺骗性都远远超过了人类历史上一切邪恶势力的中共恐怖主义犯罪组织，它存在一天、一小时，都会是中国人民的死敌，是人类文明的死敌。因此，给定的历史条件就是这场斗争的性质只能是、必然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因此，这场斗争具有高度的军事对抗的成份。对于这样的政治使命和这样的历史条件，我们就必须是一个有高度凝聚力、战斗力的秘密组织。不能满足这些条件的组织就不能担负这样的使命，就必然要被消灭掉。因此，我们说正是民运史上那些人们的错误的建党理念才导致了无数个悲剧结局。

接下来自然就会问，那么一个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从何而来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来自于“服从”！请注意，这个“服从”与中共要求它的党徒的服从在本质上是不一样的。我们所讲的未来政党组织内的服从不是对个人的服从，不是出于个人崇拜或利益追逐的人身依附。我们的服从，是对担负起历史使命的组织的服从；是对你所向往的民主自由的民族伟业的服从；它更是一个战士对军令的服从！没有这种个人对组织的服从，所谓”秘密组织就无法实现她企望的秘密运作，就无法对整个组织进行秘密保护，就一定会被中共特务消灭掉。

从中共恐怖主义犯罪组织诞生的第一天起，全体中华儿女实际上就和他们处在了一种战争状态。而他们的所谓《国防法》、《宪法》里，都明确规定了全体中国人民是他的党卫军的作战对象。所不同的是，这场战争一直是武装到牙齿的一方对手无寸铁、毫无还手之力的一方的肆意屠杀和蹂躏。因此，我们必须要跨出这一步，必须要建立起正义的打击力量。因此，我们建党的同时就是在建军。至少在其初期阶段，每一个组织成员都必须同时是一个自由军战士！我们必须明白，只有这样的组织才能和中共犯罪集团展开殊死搏杀；只有这样的组织，才能担负起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

那么，既然它只能是这种政党和军队一体化的组织，那毫无疑问，服从是一支军队的第一生命力、第一战斗力所在。

最大的不同意见集中到这里了，因为我们在思想理论上，甚至在情感上最难以翻越的山坳也在这里。

许多人在这里会发出斥问声：你这不是又搞了另一个共产党吗？

不，不！如同我们前面论述过的，一个政党的性质是由它的纲领所决定的，是由这个政党所追求的政治目标和政治使命所决定的。我们要建立的政党组织，是一个以结束专制独裁，实现民主自由的中国梦想为己任的政党。这是我们与中共恐怖主义犯罪组织的本质区别，无论采取什么样的组织形式，都不能将二者混同起来。

这不够。人们会反问说：当年中共鼓吹民主自由还少吗？你没见《历史的先声》一书所搜集的他们鼓吹民主的言论还少吗？从那里面看起来，中共当年的民主意识只怕比你们还要强。可结果呢？当它劫夺政权后，马上就开始了对全体中国人民的血腥专政。那谁能保证你将来打垮了共产党以后不会历史重演呢？

胡涂的人们哪，他们把明明是历史的欺骗却当成了“历史的先声”。中共当年也是四处对外叫喊民主是不假，可那只是他们的叫喊而从来不是他们的政治理念和政治诉求。他们在对他的党徒训话时是很少讲民主而是只讲阶级的，他们在其党内的重要会上更是绝口不提民主。因为中共党的纲领从其一大开始，到井岗山、延安，再到北京，直到今天，都一直是、从来是要对全体中国人民进行“专政”的，都一直是要没收全体中国人民的财产归他们所有的。他们从来没有把民主、自由、法制的诉求写进过它的党的纲领。任何稍具理性的人都能明白，阶级斗争的理论框子里是无论如何也装不下民主宪政果子的。遗憾的是中国的读书人普遍地缺乏现代政党理论的基本素养，所以他们只是仅仅依据毛魔们的对外宣传来认知中共匪帮，他们还没学会主要地必须根据一个组织的纲领来判定这个政党。如果说当年奔向延安的那些大大小小的知识分子因其愚昧或者因信息不畅而不能理解中共党的纲领的反人类、反文明的本质，无法因其纲领的本质而认清、而判定中共这个政党的犯罪组织性质，无法理解它的纲领所规定的政党性质与他的对外宣传和自我粉饰的明显矛盾冲突尚情有可原的话，那么，今天的人们就一定要理解到一个组织的对外宣传与这个组织的性质不是必然相等的，正如一个政党的组织形式与它的政党性质没有必然联系是一样的。

因此，出于我们要建立的政党组织所要担负的历史使命，出于我们与中共恐怖主义犯罪组织之间的斗争的性质，为了保证建立的政党组织有足够的凝聚力、战斗力和抗打压能力，我们必须在这个政党组织的党章中规定其成员必须服从组织，规定它的战士必须服从军令。但是我们却绝不可以因此就将其与中共反人类组织划上等号，切不可以为这样的政党组织和斗争方式就必然会导致另一个共产党独裁暴政，产生新一轮的“改朝换代”的循环。历史走到今天，所谓“打江山、坐江山”的循环，已经终止了，历史不会再给任何一个还想来“改朝换代”的政党组织提供任何这样的机会了！

我们来回顾一下辛亥革命的历史。当年孙中山先生与黄兴先生因国民党的组织建设问题而在日本发生激烈争执。其矛盾的焦点，也正是我们在这里所讨论的问题。孙中山要求国民党员重新入党，并同时宣誓效忠于他本人。这引起黄兴等人的激烈反对，认为辛亥革命的宗旨就是要废除掉这样的个人效忠和人身依附而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共和国。那你孙中山搞的这一套，不是与革命的宗旨背道而驰吗？其实，这里的争执正表现了他们双方的局限性，他们都没有看到对方的思想中所包含的价值成份。从黄兴的角度来讲，他提出的原则，事关国民党的根本性质，事关国民革命的根本目的，也关乎他本人的终极价值观。因此，他提出的是一个必须始终予以坚持的至高无上的原则；从孙中山的角度来讲，他也正是看到了辛亥革命屡战屡败的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时国民党的组织形式存在问题，正是看到了黄兴所坚持的现代文明、民主的社会形态下，松散的、开放性的政党组织形式所导致的议事不决、令不行，禁不止，各划各的船各荡各的桨，无法整合资源集中部署，统一协调等等致命缺陷。本来，这些形式对于任何一个民主国家或民主社会的政党组织来说（比如对现今的台湾社会来说）都是极其正常的，是不能被认作“缺陷”的。说它是“致命缺陷”，是特别对它当时的政治使命而言的，因为它使得当时的国民党作为一个在中国第一次产生的现代政党组织难以担负在当时的社会形态下完成国民革命这样一个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军事范畴的使命，从而使辛亥革命的过程事倍功半。

错误在于，中山先生企图以一种极其原始的、简单的方式来解决这一现代政治难题——向他本人宣誓效忠，这当然地遭到了黄兴等人的合理而强烈的反弹了。

今天，我们面临着辛亥革命同样的铲除独裁暴政、建立民主共和的历史使命，只是我们比之于辛亥革命的局面要困难百倍，我们面对的对手比之于大清王朝要凶残、狡诈和强大百倍。当然，我们也就要更尖锐地面对当年国民党先辈们同样的难局。那我们呢？历史走过了一百多年之后，今天的我们有能力来破解当年的政治难题吗？我们能够建立起一个既毫不偏移地坚持黄兴先生的党内民主、始终以追求平等、自由和民权为己任而又能够满足孙中山先生对党的凝聚力、战斗力的组织要求的政党机构吗？

回答是肯定的！对今天的中华民族来说，世界历史提供了更多的范式和教材，中国历史又给出了一百多年的惨痛教训，我们也更全面、更丰富地了解、认识了人类文明最高的精神成果。因此，无论是个人品格还是民族的政治智慧，都提供了解决这一难题的历史和现实可能性。从个人的品格上而言，如果你看到了华盛顿、南非最后一任白人总统德·克拉克、四八年哥斯达黎加的民主之父胡雷尔在通过了一场战争消灭掉独裁政权后，永远地解散军队（该国至今没有军队）而把胜利的果实还给人民；如果你看到了今天的突尼斯、利比亚人的民主革命的主要成员并没有成为新的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坏蛋；那么，你不会看不到千千万万在监狱里、在流放中的林昭、高智晟、李旺阳、谢长发、刘贤斌们。比之于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些全世界的崇高人物，他们中的哪一个会稍逊风骚？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相信华盛顿能做到，克拉克能做到，胡雷尔能做到的，林昭、谢长发、高智晟、李旺阳、刘贤斌们同样能做到？从政治智慧来说，我们完全可以对党的章程、对它的组织形式进行阶段化处理。就是说，当这个政党组织完成了在政治上打倒、组织上消灭中共恐怖主义犯罪集团的历史使命以后，与这个使命相适应的原有章程即行废止，而代之以符合现代文明国家的政党组织法的一个如今天民主党或共和党那样的章程。当然，在组建过程中，当我们集中全党的智慧来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肯定还会有更好的、更完善的方案，以使我们能够建立起这样的组织——既坚持黄兴，又满足孙中山！

我们前面说过，公开组党的错误理念导致了无数惨痛的教训，损失了无数的民主精英。这里，我们要负责任地来给大家介绍另一种鲜为人知的悲剧。我们知道，中国大陆其实也发展了很多的秘密反共组织，有些已经发展得相当好了，已经具备了一个全国性政党的规模。我现在手里就有他们的徽章和它的纲领、章程等文件。可是由于这些秘密政党排斥孙中山的凝聚力、战斗力的组织要求，放弃掉了党内服从这个军事斗争的必备条件，因此，尽管它发展得相当好，尽管它并没有被中共查获而打掉，可是它无法形成领导，因此也就无法开展活动。任何人都会明白，不能开展活动的政党等于不存在。因此最后这些秘密政党都自行消散了。他们的悲剧和我们前面所述的那些公开组建的中国民主党的悲剧的原因是同一的：也是因着他们错误的建党理念才导致了这样的悲剧——经过了十年以上的发展却在没有遭受任何打击的情况下自行瘫痪了、消散了。今天我们消灭中共犯罪组织已经具有如此的紧迫性，那就是它很快将要使这个民族沦落到万劫不复的境地了，因此，中国的正义力量再也不能这样无谓地耗费自己了。它们必须完成从公开地组党到秘密地建党，从松散地组党到军事化组党的嬗变才能肩负起我们民族自救的使命。

这是通向自由之路上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当我们建立起了这样一个秉持人类良知和正义的政党组织，并且这个政党组织具有了高度的凝聚力、战斗力，具有了基本的抗打击能力和自我修复能力，那么中国人民赢得自己解放的伟大事业就成功了百分之七十以上——因为中共暴政已经天怒人怨到如此地步，它已经是一副枯骨，一堆朽木了。

这样的政党组织要如何构建、如何发展呢？什么样的基本策略才能适应它的发展？过程中应遵守怎样的基本原则？有哪些关键性的技术是我们必须学会的？等等。这些正是命运留给中华圣徒们的问题。当有一天，你我共同来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交出你的，我再交出我的。在这里，我们只要相信：没有做不成的！

什么样的人能领此风骚？

我在另一篇文章里期待过，中华民族还有能力奉献出自己的圣徒。圣徒就是为了这个民族的苦难和希望而义无反顾地去充当“炮灰”的人；圣徒就是为了信念理想和人类良知而悲悯天下苍生的人；圣徒就是不谋私利，愿把自己的生命作为祭品，献给中国的自由民主事业的人们。这样的圣徒，他们不是完人，他们的道德生活也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瑕疵，但当他们站到和中共对决的战壕里时，他们就没有丝毫个人财富、名位、权势，他们不要任何金钱、权位，不肯在暴政奴役下苟且偷生，他们甚至可以不要坟头的鲜花和死后的掌声。只要能够实现民有主权、国有法治，你就是把我踏陷在泥淖、任我化作尘埃又有何妨！

我看见他们了。

我看见这样的圣徒们正一个一个地挺立在那儿，期待着彼此能够凝聚在一起。

中华民族的崭新时代，如同一个无限美艳的新娘，静静地躺在她的婚床上，在期待着她的新郎——她的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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