掸封尘：周恩来何以成为文革浩劫中的“不倒翁”

【大纪元2024年12月29日讯】今天回眸十年文革浩劫，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现象：早在延安时期就率先提出“毛泽东思想”，对毛忠心耿耿的中共二号人物刘少奇，惨死在河南开封，被用化名“刘卫黄”火化尸体；被毛泽东赞誉为“横刀立马”的彭德怀，惨死在301医院，被用化名“王川”火化尸体；被毛泽东称赞为“守卫边区后方的萧何”的贺龙，惨死在301医院，被用化名“王玉”火化尸体；甚至连井冈山时期就“朱毛不分家”的朱德都受到浩劫冲击。而为什么偏偏周恩来却能够保全自身，成为浩劫中的“不倒翁”呢？

本文将为大家揭开这个谜团。

毛泽东要唱文革这出戏，周恩来就赶紧张罗着给毛搭戏台。

1966年，毛泽东决定成立中央文革小组指导文革，这本来是一个凌驾于中共中央之上，无论在党内还是在政府体制内，都名不正言不顺的东西，类似于盖世太保。周恩来按照毛的授意，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上提议毛的红人陈伯达担任组长，提议毛的内人江青担任第一副组长。江青在文革中发迹，后来蹿升中共政治局委员，并成为文革中“我就是毛主席的一条狗”，就是从这次周恩来的提议开始的。

为了给毛泽东搞文革提供舆论支持，周恩来亲自组建了文革文件起草小组，起草了开展文革的标志性红头文件《五一六通知》。

1966年5月21日，就在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五天以后，周恩来在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了近万字的发言，第一次提出了“晚节不忠，一笔勾销”的说法。意思是说，对毛泽东搞文革的决定不支持，就是“晚节不忠”，以前再大的功劳都不算数，就活该被打倒，从而证明毛泽东打倒老干部的行动有理。

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有百万人参加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这次大会，既是庆祝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闭幕，也是全面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总动员。

资料显示，从8月18日到11月26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的红卫兵总计达1,100万人，占当时中国总人口的1.6%，创造了世界检阅史上的奇观。天安门广场和北京城，平均每12天就闹一次“红海洋”。这八次接见红卫兵，周恩来充当的角色，实际上是接见现场的总指挥。

文革专家宋永毅说：“周恩来从文革66年开始，一直到林彪事件之前，他一直是文革派的一员。只不过他不是文革中间的新贵。他也不是文革派中间的嫡系。中央文革碰头会谁主持呀？周恩来主持。所有这些决议都是他批准出来的。周恩来当然是文革派。”

文革中，有两个人物在毛泽东眼里红的发紫，一个是江青，一个是林彪。周恩来投毛所好，对江和林极尽吹捧之能，几乎达到了肉麻的程度。

周恩来吹捧江青，贯穿在文革的始终，尤其是在文革初期，周恩来曾经大力推崇江青。例如在1968年3月27日北京的一次十万人大会上，周恩来就主动介绍了“江青同志的战斗生平”。他说江青当年写过“战斗的文章”，“红文章”，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勤奋的学生”，对同志“能热情认真地帮助”，对敌人“敢于把他们端出来”。他还在大会上两次带头高呼让人莫名其妙的口号：“誓死保卫江青同志！”

1969年中共九大时，周恩来亲自提名江青担任中共政治局委员。而在此之前，江青连中共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到了1973年的中共十大，周恩来甚至提名江青担任中共政治局常委。只是这一次毛泽东给拦了下来。

周恩来对文革中另一个风头人物林彪的推崇也是不遗余力。1966年8月，中共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周恩来对毛泽东提携林彪的想法心领神会，积极推荐林彪成为党内排名第二的领导人。为了突出林彪的副统帅和接班人地位，周恩来主动提出不再提及自己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头衔，从而也避免提及其他几位副主席的头衔，使林彪成为唯一的副主席。

周恩来曾经在文革初期多次公开自我感觉良好地提及这件事，说林彪“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最好，跟毛主席跟得最紧的，我推荐他为副统帅。”

在1969年召开的中共九大上，毛泽东有意让周恩来也担任副主席，周恩来一口谢绝，为的是突出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在1969年4月14日的全体大会上，周恩来对林彪的吹捧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周说：“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们还为有了众所公认的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副主席而感到很大幸福。”

为了吹林彪，周恩来甚至达到公然违背中共党史常识的地步。他篡改朱德和毛泽东在井岗山会合的历史，把中共南昌暴动中只是一个基层军官的林彪，说成是率领部队和毛泽东会师的领导人。他说：“林彪同志南昌起义失败后，带领部队上井冈山，一直在毛主席身边战斗。所以我说南昌起义的光荣代表应该是林彪同志。”

文革研究专家宋永毅说，周恩来和林彪的关系好过他和毛泽东的关系。林彪出事后，汪东兴在林彪家里面抄出很多周恩来送给林彪的，包括他们一起拍的好多照片、送给林彪的东西。陈光（邱会作的儿子）写的那个庐山会议的文章里讲到，说林彪一再关照他下面的五大金刚，要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中间和周恩来合作。这是特地关照多次的，林彪说“周恩来就代表我”。

在吹捧文革派的同时，周恩来对毛泽东要打倒的人则是毫不留情。而且，对被打的对象，是一棍子打死，还是打个半死不活再救援，都掌握的恰到好处。

对于中共第二号人物刘少奇，毛泽东意欲置于死地而后快。《观察》杂志主编陈奎德说：“周恩来当然在路线上是比较同情刘少奇的。但是到了文革发动的时候，他选边站。他比刘更早地知道毛的意图。周在政治上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人。他后来选择站在毛这一边。”

周恩来作为“刘少奇专案审查小组”组长，不惜和江青一道，陷害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特务、大工贼、大汉奸……是一个五毒俱全、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而且在关于刘少奇被捕叛变的罪证材料传阅件上提到要“保持晚节”，并借此顺便吹捧江青。

周恩来写道：“毛泽东思想的传播，毛主席声音的传达，毛主席指示的执行，这是考验我们够不够做一个共产党员，能不能保持革命晚节的尺度。在这一点上，我们要向你（指江青）学习！我更要向你学习！”

这里周恩来所说的“革命晚节”，实际上就是对毛泽东的绝对服从。江青随后在上边批示道：“向恩来同志学习！共勉励，保晚节！”

1969年10月，周恩来亲自负责将中共高级官员送往外地“战备疏散”。周恩来把刘少奇交给汪东兴手下的人去处理。尽管周恩来时时刻刻都了解刘少奇悲惨的境遇，但是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他曾经对刘少奇施以援手。结果刘少奇没过一个月就在河南省开封市被迫害至死。周恩来也从来没有对刘少奇之死表示过任何愧疚。

朱德曾经是和毛泽东一起被中国人喊过“万岁”的人。1966年5月18日，中共政治局在毛泽东的授意下开会批评朱德，原因是他对批判“彭罗陆杨”持消极态度。周恩来在发言时指责朱德多次犯过路线错误，“反对毛主席”。周恩来还巧借毛泽东的话来打压朱德说：“毛主席说过，你就是跑龙套，可是你到处乱说话。你要谈话，得写个稿子，跟我们商量。”“你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

周恩来唯毛泽东的毛首是瞻。毛要打倒的，他不会保护，而且还会落井下石，助纣为虐；而毛要保的，或者要手下留情的，周恩来便会积极保护。

周恩来是贺龙的入党介绍人，两个人关系密切。中共南昌暴动中，周恩来是最高领导人，贺龙则是暴动总指挥。贺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20军，就是暴动的主力部队。文革之初，贺龙落难，周恩来有心要保贺，在家中收留了贺龙夫妇。

但是，在毛泽东决定打倒贺龙以后，周恩来则是坚决执行。叶群在文革碰头会上提出专案审查贺龙。周恩来表示附议。周恩来后来还亲自代表中共中央向贺龙宣布对他进行审查。他还在逮捕贺龙的逮捕令上写下数百字的批语，把贺龙数落成了“贺虫”、“贺熊”。

林彪事件以后，毛泽东表示：“看来贺龙的案子假了。”此时的贺龙已经以“王玉”之名进了骨灰盒。周恩来只好派人把贺龙的遗孀薛明从贵州接回北京。1975年6月9日，周恩来抱病出席贺龙骨灰安放仪式，亲自致悼词，先后向贺龙遗像鞠躬7次，并且哭着向薛明道歉说“没有保护好”贺龙。

文革初期，中国军队代总参谋长杨成武被打倒。周恩来明知这是一场冤案，但当年不仅没有替杨成武讲话，反而附和毛泽东落井下石。

林彪倒台之后，毛泽东表示杨成武的案子可能错了。周恩来便开始保护杨成武夫妇的安全。杨成武后来回忆说，周恩来在1974年7月31日曾经向他道歉说：“成武啊，在林彪诬陷你的会上，为了尊重主席的决定，我也说过违心的话，说了错误的话，我向你道歉。”

毛泽东要打谁，周恩来差不多都是一棍子打死。而“三起在落”的邓小平却是个例外。因为毛泽东明确指示要与刘少奇区别对待。曾有记者问文革专家宋永毅：

记者：周恩来对邓小平有没有不满？

宋：周恩来对邓小平的不满，文革初期是显而易见的了。周恩来发表了大量骂刘少奇的言论，大量骂邓小平的言论。

林彪事件以后，毛泽东考虑让邓小平复出，周恩来马上宣布解除对邓小平的“监督劳动”，亲自打电话给江西党政领导人，详细过问对邓小平一家的生活安排，还对江西省领导人抹稀泥说，邓小平下去“是到农村锻练”。

1972年12月18日，周恩来又借着毛泽东肯定邓小平功绩的机会，背地里要毛泽东的亲信纪登奎和汪东兴写信提议恢复邓小平的工作，周再拿着这封信去请示毛泽东，既给了毛台阶下，又顺了毛的心。毛欣然应允，邓小平因此复出。

为了显示自己对文革的绝对支持，周恩来甚至不惜牺牲自己身边最密切的人。

曾经担任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的阮铭先生，1994年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在查证‘四人帮’的罪行中，发现那些文革中惨遭迫害的冤案，在逮捕令上几乎都是周恩来的签名，包括逮捕他自己的干女儿孙维世。”

1968年，在江青的逼迫下，周恩来签字批准逮捕孙维世。几个月后，孙维世惨死在监狱里。

周恩来的卫士长成元功跟随周恩来几十年，忠心耿耿。1968年3月无意之中得罪了江青，江青要逮捕成元功。邓颖超代表周恩来告诉汪东兴说：“一定要逮捕成元功，说明我们没有私心。”按照常理，打狗还得看主人。这可倒好，主人把看家狗推上了狗肉车。于是成元功被送进江西的“五七干校”，一去就是将近八年。

文革时，江青把揭发周恩来亲弟弟周同宇（原名：周恩寿）的材料撂给周恩来，说你看着办吧。周批示：立刻逮捕周同宇，而且注明周同宇家里有多少人，地址在哪儿。

尽管文革后披露的资料称，周恩来当时是担心弟弟被红卫兵迫害，因此让北京卫戍区逮捕了周同宇，“保护”起来。但是周同宇被关进监狱7年，直到1975年5月才被释放。从周附和江青的做法，另人怀疑周的出发点未必是为了保护弟弟，而是要对江表忠心，“大义灭亲”。

在周恩来最后的日子里，叶剑英每天都到医院看望周恩来。某日，叶和周进行了最后一次谈话。周恩来的警卫人员回忆说，当时叶剑英让警卫和护理人员全部退出。谈完临走时，叶还叮嘱工作人员：随时记录周恩来可能讲出来的想法和对中央某些人的看法。结果，周恩来却“连一个字也没有讲”。

叶剑英和周恩来究竟说了些什么，外人无从得知。不过叶剑英后来曾经说，当时党内有很多人来找他，提出要采取行动抓“四人帮”。叶剑英试探过周恩来的口气，周恩来说还是要相信毛主席，要听主席的话。叶剑英说，周恩来不愿意谈论这个话题。这也许就是叶跟周“最后一次谈话”的内容。

周恩来之所以把抓“四人帮”设为自己的“禁区”，是因为他深知文革在毛泽东心中的分量。毛泽东曾经说过，他一生做了两件大事，其中之一就是文革。抓“四人帮”，实际上就是否定文革。这对毛泽东而言，无异于“太岁头上动土”。借给周三个胆，他也不敢为之。

1975年6月16日，已经动了三次大手术的周恩来在病榻上给毛泽东写了最后一封信。他写道：“从遵义会议到今天整整四十年，得主席谆谆善诱，而仍不断犯错，甚至犯罪，真愧悔无极。现在病中，反复回忆反省，不仅要保持晚节，还愿写出一个像样的意见总结出来。”

据《走下圣坛的周恩来》一书记述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直到距离离开人世只有几天的1976年1月2日，弥留之际的周恩来还让工作人员给他读毛新发表的两首诗，而且脸上露出了最后一次微笑，轻轻地说：“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纵观周恩来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他成为浩劫中的“不倒翁”，是具有完备职业资质的。

审判四人帮的法庭上，江青在自辩时说“我就是毛主席的一条狗。”

那么，周恩来在文革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呢？仅从本文披露的事实来看，周恩来展现的“能耐”是多元化的：是毛奴才？是马屁精？是双面人？是伪君子？是大奸灭亲者？是苟且偷生者，是见风使舵者？是落井下石者……大家尽可见仁见智吧。

责任编辑：金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