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智华：习近平（习共）政权的政治属性与中国政治转型

打倒习共匪首 · 发表于 5 天前

习近平（习共）政权的政治、社会属性与中国的政治、社会转型

（兼驳聚集在美国的海外民运、反共、学者等群体的政治谬论）

颜智华

（中国重庆.中学历史高级教师.中共政治运动史学者）

【对本文中使用的概念的说明：1、中共建国后的党员数量和构成逐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党员数量增加的同时，其中平民党员（通称普通党员）人数剧增，比例占大多数。普通党员不属于执政的官僚阶级（集团），实际也无政治权力，其中多数属于社会平民阶层。为区别，本文对中共称中共政权，指它的官僚阶级，不包括普通党员群体。2、政治属性和社会属性。执政的政治集团的政治属性可以决定它社会属性的总体，但不一定完全同一。】

一、问题的提出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上述毛泽东于1925年10月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开篇中的话语，其实并非他的首创。在之前几个月蒋介石给黄埔军校学生的训导大会上，就很翔实的阐述了中国社会的政治属性和由共产党国际代表鲍罗廷担任政治顾问的国民党正在进行的国民革命的性质和要实现的目标，以及为实现革命目标必须要打倒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等问题。毛泽东在他的文章中抄袭了蒋介石的讲话内容。蒋介石的讲话则抄袭自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示精神。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的发明者是列宁，即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中国社会属性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共产革命应该分两步走，当前的革命任务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非社会主义革命。要革命首先要分清敌我友：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及其政治代表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和各地方政权是革命的敌人。所谓帝国主义指的是发达国家在华势力，包括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如租界、驻军、关税、外资以及学校教会等机构）。所谓封建主义指的是土地占有者即地主，并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等。本文不对列宁设计的中国共产革命理论（也是当年国共两党的革命纲领）的谬误做评论，只是以此说明当今要实现中国政治、社会的转型必须首先明确中国社会的政治、社会属性问题、社会基本矛盾问题、实现转型必须打倒的敌人和推动转型的社会基本力量（包括领导群体、主力军和必须联合的力量）等三大问题。这个问题在国内的政治有识之士群体中非常明确，因为它只是一个政治常识问题。但是在美国为主要聚集地的海外民运、反共、学者等群体中，却把这个简单的社会政治历史常识性问题刻意歪曲、瞎编瞎造，混淆视听，搞得乌烟瘴气，公众舆论几乎全被谬论主导，贻害大方。制造政治舆论混乱的人，有带政治任务的中共政权（现在是习共政权）外派特务以及“5毛”，也有潜意识中党文化根深蒂固而不自知的只是对中国政治历史了解皮毛的所谓专家学者。这个制造政治舆论混乱的群体的主要舆论工具就是美国之音、自由亚洲中文部和某个反共组织的媒体（美国境内的三大汉语媒体）。另一方面，关于中国当前社会属性、基本矛盾以及造成的原因？政治、社会转型的条件和实现转型的中坚力量、团结和联合的力量；首先要打倒和清算的对象（敌人）等问题，正确的、真知灼见的观点被三大媒体封杀，无有效的宣传舆论平台。这后一个问题是无从解决的问题，因为习共特务5毛控制了美国官方和社会本应该给与中国良心群体的所有资源，类似中国国内习共政权控制了所有资源一样。但是，我们仍然本着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把本文开篇提出的三大常识性问题在美国境内宣传。并欢迎有识之士参与讨论。

二、习共政权的政治、社会属性与当今中国社会基本矛盾

1、共产党政权的政治属性不是一成不变的。

一个社会的属性，从根本上说，是由执掌政权的政治集团的政治、社会属性决定的。虽然前后两个概念在学术上不能等同，但本文的主旨是讨论现实中国的社会、政治问题，内容范围在前后两个概念的交集区域，即在本文中把前后两个概念当作同义语，特此说明。

习共政权的政治、社会属性。以习近平为党魁的习共政权是一个流氓匪帮黑社会恐怖主义政权。它与之前各个时期的中共政权在政治、社会属性上没有关联性，包括毛泽东时期、胡耀邦赵紫阳时期、江泽民朱镕基时期以及胡锦涛温家宝时期。习共政权与之前的共产党政权的属性的区别在哪里呢？分析在下：

（1）先说毛共政权。毛共政权是恐怖主义政权，毫无疑问。它与其它类别的恐怖主义政权的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有鲜明的政治的和社会道德意识形态，系统完整。另外还有完全区别于任何形态的经济制度。因此它的内容和形式有别与其它类型的恐怖主义。并以此规范党内外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行之有效井然有序，是一个有信仰的执政集团。是一个有政治目标和方向的执政集团。虽然中国传统文化和自近代开始传入中国的西方文化被荡涤、被批判一空，但社会基本道德和做人的基本准则等尚存，且根深蒂固。官方所进行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内容，实际和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中为人的准则有很多是交集的。例如雷锋精神，在学雷锋运动开展起来后，官方才加油添醋增加了阶级和阶级斗争内容进去，但仍然难于改变人们对雷锋精神就是做好事做善事的解读。雷锋精神滋养了一代青少年学生的良好的品质，只是用共产主义的外壳包装了文明社会的传统价值。毛共党文化决定了社会主流文化形态，或者说党文化的属性就是社会属性。毛共社会意识形态的政治方面，也是有一套完整的逻辑编织起来的，表面上天衣无缝坚不可摧，如果一旦这些逻辑遭遇来自内部或者外部的人物、事件的冲击、挑战，它就有崩塌垮塌的危险。如1956年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的政治改革严重冲击了毛泽东在党内的个人迷信王国，这是来自中共党外同时又是来自国际共运内部的政治冲击，有惊天动地的政治效应。纯粹来自内部的冲击是林彪事件，这后一个事件对毛共政权的冲击远远大于前一个事件。毛泽东文革失败的标志性事件是1971年的9.13林彪事件，9.13事件使毛泽东编织的文革理论和实践都毁于一旦。毛泽东个人神话破灭。在之前，文革理论和实践不仅已经彻底颠覆了共产党官僚集团17年（1949-1966）执政的合法性；同时也颠覆了之前中共对列宁创立的无产阶级专政概念的解读，即颠覆了打江山者坐江山的当然政治合法性。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还在文革前的1959-1962年特大饥荒中，在整个农村人口中就已经破产，无人相信了。当政治意识形态的虚假性被官僚和老百姓两个阶级都识破而且两个阶级都深受其害，即政治意识形态完全破产后，社会道德价值就成为摒弃政治意识形态的原动力，即做人的良心、良知促使其中的一批人（包括官僚和平民）成为政治改革的推动派。政治改革派作为毛泽东意识形态和制度的否定力量，是从毛泽东统治的中国的旧有的意识形态和制度的母体中孕育出来的，任何新思想新制度都孕育自旧制度中。从这个角度说，毛共政权及其社会存在“纠错”的社会和政治方面的要素和原动力。以此可以解释为何在毛泽东死后，能发生非毛化政治改革的原因。

苏共政权的政治、社会属性。中共1978年夏天开启的政治改革属于共产党国家的和平演变，也叫和平转型。和平转型在苏联首先发生，1956年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政治改革比较中共政治改革，时间要早22年，改革的政治基调和起点也远远高于中共改革，直接否定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赫鲁晓夫当时否定斯大林的同时还肯定列宁，这只是政治策略。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就是否定列宁，斯大林完全继承了列宁的衣钵。当年毛泽东的写作理论班子直接批判赫鲁晓夫是列宁主义的叛徒，批判文章之一的题目叫《列宁主义万岁》，毛泽东的语义与赫鲁晓夫完全相反，毛泽东认为斯大林过早的宣布苏联进入了社会主义时期并否认该时期还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等。从国际共运的历史大视野看，1956年赫鲁晓夫政治改革是国际共运的历史性转折，它宣告列宁主义的两大核心思想，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实践的破产、失败。当年毛泽东的写作理论班子直接批判赫鲁晓夫是列宁主义的叛徒，没有错。赫鲁晓夫是共产党国家政治改革第一人，元勋。1964年发生宫廷政变下台后，上台的勃列日涅夫政权虽然中断了改革，但它承袭了赫鲁晓夫改革成果，并没有明显地开政治倒车复辟斯大林暴政。社会言论自由度如前，对政治异议人士的宽容度如前。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等政治异见领袖人身安全和言论自由仍然受到保护、保障。西方政治学者把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共产党政权用极权主义这个词汇概括与定义是无知的表现，还把纳粹德国和共产党苏联的政治、社会属性搅合混淆，这不仅无知，其中不乏别有政治用心之人（不在此讨论）。如赫鲁晓夫政治改革后的苏共政权及社会和斯大林暴政的苏共政权和社会是一个属性吗？显然不是。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上台重启中断了约20年的政治改革，直到1991年苏共政权垮台，苏联国家解体。从1956年赫鲁晓夫开启的政治改革历经35年的起伏波折，终于完成，即所谓共产党专政国家和平转型（为民主国家），也即毛泽东死前担心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苏共的下台犹如多米诺骨牌，苏联在中欧南欧的卫星国的共产党政权随之垮台或者转型。苏联内部的几个非俄罗斯民族地区也随之独立建国。包括苏联在内的转型，说明这些共产党党内和社会存在纠错的要素和动力(不是机制）。存在纠错要素和动力是和平转型不可或缺的资源。斯大林独裁专横暴戾，但他的政权高层大多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型官僚。良知未泯，人性尚存。

前后两届总书记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是苏联和整个中欧南欧共产党国家转型的关键和功勋人物，所谓英雄创造历史。赫鲁晓夫改革后的苏共政权（1956-1991）与社会属性与列宁-斯大林政权的恐怖主义以及暴政下的社会的属性根本不同。它的属性和中共改革后30年（1979-2012）的属性归属于一个大类型，如何定义见本文后面段落。

从国际共运的历史大视野看，1956年赫鲁晓夫政治改革是国际共运的历史性转折，它预告了列宁主义的两大政治核心思想，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实践的破产、失败。毛泽东当时就开始觉察了，还在1960年7月赫鲁晓夫报复性的中断与毛共政权的经济建设援助协议之前两月，毛泽东借助在1960年4月出版的《红旗杂志》上发表《列宁主义万岁》文章不点名的骂赫鲁晓夫了。

赫鲁晓夫大幅度改变了斯大林时期的内政外交政策，被毛泽东的写作班子批判性的归纳为“三自一包”、“三和一少”。即在国内经济领域把社会主义经济注入资本主义的定额承包，超产有奖。工业企业和集体农庄在完成国家指令计划的超产部分可以进入市场交易等。外交政策上和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实行和平竞争、和平竞赛、不搞冷战更不搞热战即和平共处。不支持或者减少支持世界人民的革命。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赫鲁晓夫改革后的苏共离社会民主主义只有一步之遥。

对于延后了22年的中共改革，从国际共运的横向和纵向视角看，1978年开始的中共政治改革是1956年苏共政治改革的外延，属于国际共运阵营政治改革的组成部分，而非孤立的现象。如果不是毛泽东的抵制，1956年苏共开启的改革浪潮很可能对中共发生革命性的影响，如同在匈牙利及其它中欧南欧共产党国家一样。1957年毛泽东叫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在高校师生和民主党派中，一些“大右派”发表的政治性批评言论，就是受到赫鲁晓夫政治改革的启发和影响（从内部资料中阅读过或者从小道消息得知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的报告内容）。毛泽东搞反右运动也是对由赫鲁晓夫改革而引发的国内政治思潮的波动的反击，逆苏共改革而动，对苏共否定斯大林、背叛列宁的回应。如果借用1980年代初期邓小平的话语，叫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1957年的反右运动就是毛泽东发动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从思想上批判斗争和组织上整肃抓捕同时进行。邓小平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之所以没有使用1957年反右运动的模式，根本在于1978年夏天开启非毛化政治经济改革运动本身就宣告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制度、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的领导的破产。邓小平自己在文革中就被毛泽东打成党内二号走资派，即邓小平（包括刘少奇等）在毛泽东眼中就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领袖人物，走资派就是中共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领导干部）的简称。所以，邓小平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只搞空洞的思想批判。

（2）中共建国“后30年”（1979-2012）的中共政权及政治属性。

关于1978年夏天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评论员文章为开启标志的中共10年（1978年夏天-1989.64前）非毛化政治改革的伟大成就和历史意义，颜智华在《10年非毛化政治经济改革的巨大历史成果和89学潮》一文中作了简要陈述，可以在网上搜索阅读。这场改革对于饱受毛共政权近30年暴戾之害之苦的中国人民的解脱解放的意义不论怎样溢美都不为过。其局限性在于在否定毛泽东、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制度、无产阶级专政等的调子上很不情愿的罩上了一层政治面纱（极左路线）。中共改革为何没有如苏共改革那样刺刀直接指向中国的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呢？苏共改革的领军人物赫鲁晓夫掌控了苏共政权的党政军大权，没有制衡和掣肘。而当年中共政权仍然是血债帮当权，特别是反政治改革的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高层控制着主导权，改革是在高层两派（华国锋派和陈云邓小平派）政治夹缝与争斗中开启的，这是无法突破的政治藩篱。但并不能就此否定那场改革的伟大成就和历史意义。美国境内有反共者贬斥说，“改革是为了保党……”。如果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一致，何乐而不为？笔者从2019年香港市民反送中运动中看见一句香港俗语叫“揽炒”，经请教香港本土人方知道是：“要死大家一起死，要活大家一起活，谁也不要占便宜……”的意思。要让更多的人民和共产党同归于尽或者以更多的人民被饿死、杀死、劳改死、封城死……等为代价换取共产党垮台，这无疑和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们的革命理论与策略同样邪恶。在美国反共的不一定是善辈，这是笔者来美国后观察到的真相。10年政治改革的进程被89学潮中的别有用心的学生领袖砸锅了，这是历史的不幸（也见《10年非毛化政治经济改革的巨大成果与89学潮》）。历史的转折往往是受偶然的事件影响的。一颗石头可能倾覆一列火车，一只飞鸟可能毁灭一架飞机。当年开枪根本就不是邓小平的首选项，而是居心不良的学生领袖主观上为邓小平开枪制造出了危急的政治大局势和天安门广场数十万人聚集的现场局面。根据天安门广场学生静坐绝食指挥部头头柴玲在当年5月28日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说：“（天安门广场）就是要流血，血流成河，才能唤醒人民……”。这完全暴露出当时学潮领袖拒绝中共高层改革派和文化教育界名人劝导撤离广场，同时鼓动学生继续占领广场所要达到的后果。由此可见，64血案是以柴玲为代表的学生领袖蓄意谋划的“借邓小平的枪杀人”的政治阴谋事件。蓄意制造“要流血，血流成河”是因，邓小平开枪是果。

10年改革是中共高层改革派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成败关键在高层两派间的博弈，两派间实力的较量。而非如西方民主政治由上街的人数多少决定。10年改革期间的胡耀邦、赵紫阳主政的中共政权的属性和毛共政权根本不同。前后两者的政治、组织结构特征相同，但后者实际上抛弃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旧有的社会主义经济结构特别是在农村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在整个农业人口中早在1962年就基本解体，1963年才逐步恢复，这在党内一部分干部的心中也暗自明白，只是敢怒不敢言。这就是为什么从1978年年底开始，在四川、安徽两省农村悄悄搞起来的包产到户（就是分田到户）很快就蔓延到其它省份，三年后社会主义农业经济制度就从制度上废除了的原因。城市经济结构也开始多元化。由此，饥寒交迫30年的全国人民能吃上饱饭穿暖衣裤。这有哪里不好呢？跑美国来二、三、四十年的民运、反共们嫉妒国内人民从改革中也是从自己的劳动中获得的红利。凡是站在与亿万人民群众生死攸关的利益的对立面去搞反共、搞民运、搞转型的人，都不是善良之辈。

中共开启政治改革后，在政治结构上的共产党专政没有变，但执政理念和毛共有根本的区别。政治上，中止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给原先被打翻在地还踏上了一只脚的地富反坏右等阶级敌人改变阶级成分纳入人民范畴或者平反，享受人民政治待遇；其中更具有实际意义的是他们的子女在包括读书、就业、当干部以及生活的方方面面享受平等待遇。“地富反坏右”得到平反实际上是搭上了毛泽东死后中共党内开展的“平反运动”的便车，给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整肃的干部和老百姓平反。赫鲁晓夫改革也是从平反被斯大林迫害的党内外人士开始的。其实还在非毛化政治改革前的1966年10月-12月的文革前期，就有一波政治平反运动的插曲，在文革初期被共产党官僚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学生、工人、机关工作人员等自发地查抄被单位领导、上级派驻的工作组整的个人的黑材料，并要求平反恢复名誉。事实上一部分人也获得平反。继续谈10年政治改革的成果，社会有一定的自由言论空间；建立法制倡导和实行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人权明显改善。教育、文化开始摆脱毛共方针和模式等。一句话，人权得到极大改善。

江泽民朱镕基10年的政治和社会属性。

64开枪镇压确实中断了10年非毛化政治改革的进程，但改革成果并未毁于一旦。中共高层改革派虽然被清洗，但整个党内主流并不认同邓小平开枪镇压的借口和行为。党内外对10年政治（包括经济）改革的认同的力量不是邓小平一派能压服的，何况开枪原本不是邓的首选项，邓同样不愿意政治倒车回到毛共时期。这是江泽民朱镕基10年能够承袭前面10年政治改革成果并继续发展的中共高层政治生态背景。江泽民和朱镕基是中共建国后历届主要领导人中受教育程度最好（包括受过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江还留学苏联），文化底蕴最深厚、受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影响最多的两个人。该10年中，不仅承袭了前10年政治经济改革成果，并继续改革前行。如法制建设，依法治国方面的成果巨大。依法行政，依法治国成为党内外的共识。人大对政府和司法机关的问政、监督制度建立并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新闻媒体的监督也卓有成效。国有经济体制改革虽然弊端丛生，但方向是正确的。弊端丛生的原因是政治体制改革踏步不前。不能因此而全盘否定国企改革，国企改革给社会大众带来的经济效益整体上是好的。文化、教育、新闻单位朝着宽松、自由方向发展，大学讲堂、报纸和广播电视里面的各种政治的社会的话题相对开放，媒体监督作用让一些官员害怕，江朱10年政治舆论氛围比前10年更加宽松。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思想源于赫鲁晓夫政治改革提出的“苏联是全民的国家，苏共是全民的党”的政治纲领（之一）。是对邓小平“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变相否定，用“三个代表”替换“四项基本原则，可以视为转型过渡到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理论基础。江泽民不仅学识渊博，能力出众，个人魅力在党内屈指可数。江本可以如赫鲁晓夫或者戈尔巴乔夫担负起中共党和国家政治转型的大任，可惜，他没有这样做。如果他知道20年后有习近平全盘颠覆改革成果，相信他当年会挑起这个历史重担的，完成转型任务的。

打倒习共匪首 · 发表于 5 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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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该因为江朱二人的局限性就否定甚至抹黑其执政下的改革和发展成果。笔者来美国前经常去老年乒乓球活动中心打乒乓，认识一名经常来打乒乓的中年下岗工人（妇女），她成天骂国企改革，整她下岗了。我问她：你

下岗后钱比上岗时候拿的多，生活比上岗时候过得好，怎么还骂爹骂娘呢？她无言以对。主要是嫉妒他人劳动致富了，心理不平衡，瞎起哄。共产党国企在毛泽东时期全是财政供养，实际是农民血汗供养。1980年代国企改革后，大中型国企整体上仍然亏损。朱镕基主导国企改革使得一批工人不能再躺着吃喝农民的血汗，何尝不可？下岗工人中勤劳的、能干的比下岗前收入更高、生活更好的占下岗工人的多数。

中共整个非毛化政治改革到2002年划上一个句号，前后约20余年。至于30年改革的说法只是一种习惯用语。胡锦涛上台后开始政治倒车，主要表现在对文化、教育、出版、新闻媒体的管控的方向逆转；党内外言论自由空间收紧；打压民众的依法维权；党政、司法机关官僚化和官员贪腐一发不可收拾。政治腐败透顶、司法腐败透顶、社会道德继续下滑。但该时期整体上还是承袭了前20年政治改革的成果，整体上应该肯定。至2012年十八大前，中共政权内部政治转型的要素还在，把政治改革向前推进只需要一位主导人物，即党内的领袖人物。

归纳：

（1）从列宁开创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是一个完全破产、失败的历史，表现在包括苏联在内的欧亚一共11个（亚洲的蒙古）共产党国家的转型。

（2）转型的根本原因都是党内的改革派搞政治改革的结果或者叫后果。没有一个是海外民运、反共组织（或者叫运动）搞转型的。也不是美帝国主义用冷战或者其它方式颠覆了的。更非反共力量用武力打垮的。

（3）包括中共20年改革在内的所有的共产党政权的改革能够开启，必须在它的党内外有改革的要素存在，根本在党内高层。

根据上述3点归纳结论，当前中国政治是否存在转型的可能性？如何转型？将在下面段落中讨论。

下面继续讨论前面讨论过但没有回答的问题。赫鲁晓夫政治改革后的苏共政权（1956-1991）和政治改革后的中共政权（1979-2012）的政治属性是什么？首先，它与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类型的共产恐怖主义政权有政治本质区别，不属于恐怖主义政权。即此苏共非彼苏共；此中共非彼中共。

先说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共产党政权的政治、社会属性。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第二国际和德国社会党领袖卡尔.考茨基早在列宁建立共产党政权初期的1918年就对共产革命和专政的意识形态和实践从政治学范畴作出了定性——恐怖主义。为区分于其它类型的恐怖主义，本文笔者把它叫共产恐怖主义。在卡尔.考茨基定义了一、二十年后，某些西方政治学者别出心裁，造了一个“极权主义”概念来定性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共产党专政。并与德国纳粹主义和纳粹政权混为一谈。从善良角度看，这个概念是西方政治学者隔岸观火、雾中看花而臆想出来的，模糊不清的，不带价值判断的，中立的判断。这个定义严重的长期的误导了西方社会认知。专制或者民主作为政治结构，并不等同于执政理念和内政外交政策的善恶。不能只看政治结构就对执政者的施政理念和政策妄下善恶、对错的结论。即不能搞惟政治结构论。而是应该做实地深入全面调查后，根据国民的生存状态是改善还是恶化了再作出结论。民主政治只是一种政治结构，如果执政者奉行恶政，应该理直气壮批判、否定。专制政治结构下，执政者奉行善政、仁政，必须赞扬、肯定。不能惟制度论。例如同为王权、皇权政治结构，有仁政和暴政的分野，有明君和暴君的差异。生活在如秦政下的臣民和生活在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下的臣民的生存状态天壤之别。生活在两宋朝代的文人墨客丝毫没有生活在明清两朝文字狱下的文人那样有杀头之虞。学者认为，北宋皇帝不杀谏臣，即臣民不会因言获罪。这已经类似现代民主政治下的言论自由权利了。

对于民主制度下产生的政府，如美国罗斯福、杜鲁门政府就是一个罔顾他国人民的人权的政府（实际也罔顾美国平民的生命权），和恐怖主义的共产党政权沆瀣一气、狼狈为奸的政府。罗斯福政府无私的援助斯大林建立起来一个现代化的重工业体系（斯大林的资本积累是掠夺榨取的农民的血汗）。二战中还无偿的给斯大林巨额的军援和经援，否则斯大林当年就成了德军的刀下鬼。二战末期，又伙同斯大林瓜分战后势力范围，把中欧南欧若干个国家作为斯大林势力范围，让共产主义从苏联一国扩张到半个欧洲。罗斯福还出卖（国民党）中国政府主权和利益，接任总统的杜鲁门更是背叛盟友中国政府，政治上支持割据北方的恐怖主义属性的中共政权。甚至釜底抽薪，对国民党政府禁运武器（国民党军队主力均是美式武器装备），国民党军事失败的内外因素中，美国政府的武器禁运是主要的外因。没有美国政府的亲共助共，中共不可能夺权江山并且在夺取江山后制造了至少1亿4千万中国国民被共产党杀死，劳改死、斗死、饿死……等亘古未有的人道劫难。二战结束至今的世界政治格局和情势变迁，总体上是罗斯福-杜鲁门两届美国政府的政治遗产。罗斯福-杜鲁门政府不仅贻害中国国民，东欧国民以及苏俄国民；还贻害美国国民。例如二战、二战后的韩战、越战等给美国士兵生命造成大量死伤和物资损失的战争的发生，都是这两届美国政府援助苏共支持中共的后果，恶果。所谓东西方两大政治军事阵营的冷战、冷战结束后今天普京、习近平政府与欧盟-美国的对垒，都是历史上美国政府的政治遗产，负资产。（说明：中共能打下江山的根本政治和军事的原因在中国国内，即国民党养大了中共，又主要在蒋介石。蒋介石1930年代拒绝日本政府提出的建立日中反苏防共联盟，而再次去联苏亲（中）共，为苏联担当东方军事防日战场的代理人。1946年7月美国杜鲁门政府对国民党政府的武器禁运，是压垮政治军事上屡犯错误的由蒋介石独裁的国民党政府的最后的更是关键的一根“稻草”。见颜智华《中共江山：蒋介石拱手相送》）

回到主题，中共政治改革后的30年的政治、社会属性问题。笔者以为它是共产党专政政治结构下的仁政，借鉴毛泽东的政治话语，把它叫“共产修正主义”恰当。（毛泽东在1963年5月的一份中共中央文件中加入了一段话：如果忘记了阶级和阶级斗争，忘记了无产阶级专政，“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多年后出现的“颜色革命”词汇，应该是借用了毛泽东的话语。

毛泽东在文革前就把苏共定性为修正主义的党，认为苏联社会已经是资本主义（复辟）了。无疑，1956-1991年的苏共政权的政治属性和苏联社会的属性也是共产修正主义，它比1979-2012年的中国社会的政治自由度更高，人权保障程度更高，社会政治言论自由程度更高。它的各级组织和领导人有一定的自主权，所谓党内民主制度在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建立了起来。这一些方面很关键，苏共改革的起点和基调，改革成果较能巩固下去，就在于此。

中共改革后30年期间，不乏有人提出建议，先在党内实行民主。遭到否定的最典型事件是1999年，时任政治局常委、人大委员长的吴邦国出面，旗帜鲜明的表明：中国不搞三权分立的民主。即使当时接受过民国教育的江、朱二人有在党内搞民主试点的想法，但在其他由共产党建国后培养出来的常委里面遇到了阻力。江泽民、朱镕基没有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以及叶利钦等人的政治魄力胆识。历史的转折、进退，往往是由权势人物的一念之差决定的，所谓英雄创造历史，整个人类政治史基本如此。当年中国搞政治转型的社会基础比苏联更具备，所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中共党内的赫、戈、叶式的领袖人物。

（3）习共政权的政治、社会属性既不同于毛共，更不同于后30年修正主义中共。纯粹流氓匪帮黑社会恐怖主义。它是一种与毛共恐怖主义和其它类型的恐怖主义政权（如古代的奥斯曼土耳其。当今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完全不同的，是新型的恐怖主义政权。

首先简要叙述习近平颠覆政治改革成果的过程。作为半文盲、无德无能无政绩的习近平为何能把有30年改革历史的修正主义的中共政权改造成为流氓匪帮黑社会恐怖主义习共政权的呢？所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毛共政权是枪杆子打下的，也是用枪杆子守卫存续的。毛泽东在建国后始终把军权掌握在自己手中，有枪就有党，就有政。赫鲁晓夫改革，他手中掌握有党政军大权。当年华国锋党政军大权在名义上集于一身，实际上军权并不在握，军队将领从上到下都不是他能指挥得动的。党内高层权力也没有集中在华国锋一人手里。因此政治改革派领军人物的胡耀邦能够以中央组织部长的职位引领改革，他背后有雄厚的党内军内实力派人物作为靠山。后邓小平非总书记但以军委主席职位掌握军权，才能操弄党的总书记的罢免，枪指挥党。习近平上台能为所欲为也在于他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精神病人手中提刀杀死人的例子不少。明末暴乱头目张宪中读书比习近平更少，他凭借拉起了一支队伍照样南征北战还称帝。作为党内最高层中的半文盲习近平，上台几年就独揽了党政军大权成为了当代版张献忠。

习近平颠覆改革成果，第一步是清洗党内军内高层政治对立面和潜在的政治对立面，即所有可能挑战他权力地位的人，实际是发动宫廷政变，以取得个人独裁的权力。单就习近平接班这件事情，是中共历史上人事、干部任用工作中逆向淘汰最典型的案例。1980年代改革，在干部人事任用上制定了“四化”（革命化、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规则。这一制度虽然一开始就为腐败留下了制度性空间，但在30年后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党内高学历干部荟萃的背景下，却把实际只接受过6年小学教育的、无德无能的、政绩乏善可陈的习近平选做党魁接班人，并顺利接任，荒唐透顶。其直接责任在江泽民和胡锦涛，主要责任在胡锦涛。二人重蹈唐朝宰相长孙无忌遴选皇位继承人的政治错误。长孙无忌以为李治（后来的唐高宗）性情温顺、才能平庸、又是自己的亲外侄儿，当皇帝便于控制。于是操弄阴谋诡计搞掉了原来才华出众的太子。结果自食苦果。四川民间有句俗话：面带猪相，心里明亮。明朝末年出生在极端贫瘠的陕北农村的张献忠加入造反行列时候，无疑暗藏当皇帝的初心。习包子读书时间毕竟比张献忠长，又是高干子弟，他上台就一定会听你退休的江、胡摆布，搞江（胡）规习随吗？所以说江、胡选择习近平接班，犯了类似长孙无忌的错误，并自食苦果。

习近平邪恶本性的形成历史追索。习近平，1953年生，小学6年级文化，半文盲。少年流氓曾被少管所收押管教。1969-1975年陕北农村当知青，充当农村中阶级斗争打手，被吸收加入共产党并任大队支部书记。1975年由“贫下中农”推荐入清华大学化学专业读书，翻开化学课本目不识丁。混得文凭后，又凭借习仲勋人脉从后门进入官场30余年，盖无德无能，毫无政绩，却步步升迁。其实，习近平在陕北当知青入党还当上大队支部书记，后又被推荐上大学，这两件好事都是习仲勋的旧部、下属的特意安排，念及旧情。是习近平的人生跳板。混得文凭后还是凭借习仲勋的关系进入官场，在河北保定县当县委书记时候，习仲勋给时任河北省委书记的高扬打招呼，拜托高扬把习近平提拔为省委常委。遭到高扬的拒绝并在省委会议上曝光习仲勋给儿子要官的丑闻。无奈，习仲勋又托关系把儿子从河北正定县调到福建。据原中组部常务副部长李锐说：当年他代表中组部去河北正定考察习近平的任职情况，才发现习近平文化程度低，只有小学毕业程度。习近平整个在地方任职期间，无德无能无政绩，却能步步升官，主要靠习仲勋的人脉关系。最后能进中央政治局，应该是胡锦涛的提拔。没有胡锦涛一句话，习近平无进入政治局的可能。最终被确定为接班人接班，国外媒体传闻认为是党内高层中所谓江泽民和胡锦涛两个派系权斗争执中作为双方妥协的折中人选在2012年十八大当上党魁的。上台后才暴露出深藏在骨子里面的明朝末年陕北暴乱头目，杀人吃人的魔王张献忠的狰狞秉性。习近平的潜意识形成于青少年时期。

习刚上台，就宣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是隐语。所谓初心，是他在16岁（1969年）被送进北京少年管教所半年中开始萌生报复社会的邪恶念头，在陕北农村里当知青和在清华大学“读书”时期，耳濡目染的是无理性的大批斗、大批判文化现象，它离3年文革运动的政治真蒂甚远。习近平不属于文革一代，要1966年文革开始时候在校读初二以上的学生和初中文化以上的干部、职工并卷入了文革政治运动者才算是文革一代群体。很多人把习近平以及十八大上台及之后上台的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看成为文革一代，把习近平上台胡作非为的政治思想根源归咎于他是文革一代，这是错误的。文革一代人是不会如习近平般开政治倒车全盘颠覆改革成果的，那一代人普遍具有维护政治改革成果的深层潜意识。习近平的政治人格和道德人格形成在清华毕业以前，习得的并非毛泽东思想，而是当时贫下中农阶层普遍具有的自私、嫉妒、不成全他人好事，狭隘和整人害人的意识。在清华3年耳濡目染的文化大批判运动，只是看见的外表形式而不知其内涵。原因是他不属于文革一代人，文革3年时候他的文化知识和年龄都还是小学毕业，没有也不可能卷入政治运动中去。习近平把他耳濡目染的生活在陕北窑洞里面的贫下中农意识和在清华3年参与的政治大批判文化掺和进入他在少管所萌生的要报复社会想法中，成为了潜意识并凝结于心，念念不忘，即他在刚上台时候说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个隐喻当时不为他人破解。中共高层改革派自1978年下半年开始的以“思想解放”、“改革开放”为口号的10年非毛化政治改革丝毫没有触动习潜意识中的邪恶念头。少年流氓秉性也不因官位飙升而消弭。单纯从心理学角度看，习近平属于愚顽不化一类特征。骨子里极端仇视文明、仇视文化、仇恨人民、嫉妒他人和要报复社会的念头被其外貌掩盖着。因大脑里面文化荒芜而虚构出的习近平外表类似陕北农民般憨厚、木讷、老实的假像掩盖了他骨子里面的邪恶。假象欺骗了能决定他升迁的上级领导。习近平能步步升官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共产党内普遍存在的武大郎开店——个子高的进不来的潜规则（之一），即逆向淘汰规则。

习近平刚上台时候还虚晃一枪，去广东南巡，做出要改革的假象，蒙骗党内外人士。但真面目很快就暴露出来：禁止党内各级干部“妄议中央”，所谓中央就是他习近平。习近平比毛泽东更邪恶。1973年毛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制定的党章中明确规定了党员的言论权利：在党内，党员可以保留个人意见。可以批评同级或者上级党委成员及作出的决定，可以向上级党委直至中央主席反映个人意见（大意）。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严厉批评了“有的领导干部，听不得党内外群众的意见，甚至压制批评，打击报复，个别的还相当严重。对人民内部问题，采取说不服就压，压不服就抓的错误做法，是党的纪律绝对不允许的”。党章中还特别强调：“决不允许压制批评、打击报复”。毛泽东文革开始后赐予人民的“四大”权利是被邓小平在1982年借修改宪法时候剥夺掉的。在没有开放新闻自由的毛共一党专政社会，“四大”是人民群众伸冤、揭露官员整人害人和腐败的最有效的方式。

一般而言，像习近平这样的受教育程度低，知识面狭窄，无能，自卑，无自信的人更不能容忍他人批评，容不下异见。这个现象在社会底层很普遍，习近平的精神世界始终停留在社会底层。他虽然幼小生活在高干家庭，但父亲习仲勋也就读过小学的农家子弟，40岁以前一直生活在中国最贫穷闭塞的陕北，后（1953年）调进北京在国务院任职但家庭内文化不可能超脱陕北农村习俗。1962年开始习仲勋遭到政治整肃直到1978年，16年中被监管审查，儿子习近平也成了反党黑帮分子子女。习近平作为反党分子子女，不但在同学面前抬不起头，同时心理上也自认为是社会底层。底层社会出身者可以通过接受良好的教育使自己文化升华、精神升华、品格升华。但习近平在1975年（22岁）前都是小学文化，后进清华又读化学系，3年大学没有能够提升读书识字的能力，25岁清华毕业时候仍旧只有小学6年级毕业文化，人格完全定型。习近平在16岁去陕北当知青前虽然生活在北京，由于高干家庭与北京市民社会基本隔绝，是不来往的两个世界，所以习近平也没有受过市民文化陶冶。整个人格形成主要受家庭和当知青时期经历的陕北农村窑洞文化决定（恢复高考前的清华校园文化本质上也是陕北农村窑洞文化）。其见识和文化意识完全是社会底层中的流氓属性。凡是社会底层文化意识者上台，不论是管理一个单位还是一个国家，所及文化一定是低俗的，甚至是流氓、匪帮的。习近平整个官位爬升过程的每一步既非实行“科举”，更非实行民主，纯粹上级党委暗箱操作，最后由第一把手说了算。逆向淘汰是中共建国后干部提拔的机制。习近平接班总书记既是偶然也有必然。海外有人去分析习近平作风做派的政治根源，纯属过度解读。需要认真、全面、深刻总结的是后30年改革成果怎么会被习近平轻而易举的全盘颠覆，一夜回到“解放前”。

苏共35年改革成功转型的政治成果被普京颠覆的政治历史教训也应该总结，其中直接原因在于叶利钦破格提拔普京并作为接班人。

如果说中国转型功亏一篑（未成功），则苏联（俄罗斯）成功转型后又专制复辟。普京多次暗杀政治对手的事件在改革时期的苏联没有发生过。像普京搞专制复辟的还有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卢卡申科不是前任领导人培养的接班人，而是在苏联解体白俄罗斯政治民主转型后高举反时任领导人腐败的旗帜被选民选上台的。卢卡申科在白俄罗斯转型前的共产党体制内只是类似中国毛泽东时期人民公社社长的底层官员，受教育程度也比转型后在台上的国家领导人低得多。卢卡申科的阅历是否可以作为解释他上台后才暴露出来的政治流氓秉性的个人思想文化根源？普京、卢卡申科都是政治流氓，两个政治流氓能上台，上台后能顺利的把转型后的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复辟为流氓专制政治，这个教训也非常深刻。就转型后的俄罗斯又专制政治复辟的问题，其实在戈尔巴乔夫下台叶利钦上台就隐含着可能性。在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党内政治自由度非常高，可谓共产党专政国家推行政治改革，开放党内民主及社会民主化进程的典范，政治领域的民主和自由化程度实际上远比苏联解体后从苏联独立出来的一些国家高得多。

叶利钦在夺取最高政治权力前巧妙的隐藏了个人政治野心家的本质。叶利钦为实现个人政治野心，以激进改革派面目出现，赢得了组成苏联国家的最大最核心的一个政治实体，即俄罗斯联邦的选民支持，坐上了俄罗斯联邦总统大位。之后的政治变化的事实最终证明，叶利钦逼宫戈尔巴乔夫独揽了俄罗斯政治大权，为叶成为事实上的独裁者提供了政治舞台。叶利钦在1987年底-1988年初，因为与戈尔巴乔夫在改革问题上发生分歧先后被戈尔巴乔夫解除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国家建设委员会副主席，政治局候补委员等职务。作为被革职的他，以提出在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化和提高民生福利等方面的激进改革方案而深得民心（之后历史演变的事实证明是骗取了民心），在1989年的苏联人民代表选举中，高票当选苏联人民代表。1990年1月，叶利钦又联合一批政治改革激进派人士成立苏共内的“民主纲领”，并任该组织三人核心领导之一。1990年5月，在俄罗斯联邦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中，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同年7月，苏共二十八大上，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民主纲领派”提出的旨在改造当时苏联社会的一系列主张未被大会接受，他在7月12日大会结束时宣布退出苏共。1991年6月12日，叶利钦作为非党政治人物参选俄罗斯联邦总统，以57.3%的赞成票当选。

打倒习共匪首 · 发表于 5 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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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利钦能够在党内组建政治反对派，退党后又能以非党身份当选俄罗斯联邦总统，实质上都是戈尔巴乔夫政治改革的成果，叶利钦不过是抓住了“天赐”良机罢了。可见时任苏共总书记、苏联总统的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政治改革是真改革而非假改革，是政治制度性改革而非行政结构性改革。1991年“8.19”政变失败后，如果叶利钦不玩弄政治阴谋，逼迫戈尔巴乔夫辞去苏联总统职务并解体苏联，那么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能够继续稳步有序进行下去，得以逐步建立起一个成熟的民主宪政国家所具备的制度要素，则可以避免叶利钦上台执政9年中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在实质上的大倒退；经济上的大滑坡；人民生活水平大下降。政治上，1993年9月24日，叶利钦竟然动用军队包围俄罗斯议会大厦，最后下令攻打议会，战斗持续约10小时，造成近千人死伤，并逮捕了议长、副总统等政治反对派。派军队攻打议会事件是俄罗斯政治民主化进程的终结点与建立个人专制独裁政治的起点，叶利钦由政治民主化的推进者变成为破坏者，宪政的破坏者。“叶利钦时期的总统制超越了权力集中的合理界限,走到了近乎独裁的程度。1993年的叶利钦宪法,把一个强大到几乎不受任何制约的总统强加给俄罗斯。在后来的实践中,俄罗斯的政治大事几乎是叶利钦一人说了算”。叶利钦在名义上是民选总统，实际上是独夫民贼。“据俄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俄罗斯1990年（戈尔巴乔夫任苏共总书记和苏联总统）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4000美元，1997年（叶利钦上台后的第6年）为2740美元，1999年国民生产总值折合成美元（按1∶20的比率）人均产值为1600美元（如按2000年1月1美元兑换28卢布的比率,人均只有1100美元）。“叶利钦当政的10年中,人民生活水平在多年的经济危机中大为下降,几乎有三分之二的人处于贫困状态”。“叶利钦下台（辞职）之时,民意支持率几乎降到了最低点,只有5%左右”。

戈尔巴乔夫政治民主化改革是稳健推进的，是成功的。叶利钦提出的激进改革口号和方案被他上台后的施政事实证明了之根本目的在于剥夺戈尔巴乔夫的权力并取而代之，实现个人政治野心梦。叶利钦上台推行的一系列改革在政治民主进程上是倒退，在经济领域是破坏。如果说戈尔巴乔夫是政治改革家，叶利钦不过一个政治投机家。叶利钦破格提拔普京接班不是偶然的，而是认为普京是能够承袭他的威权专制政治的恰当人选。从近、现代政治史上看，防止政治投机者、政治小人、坏人上台几乎不可能，即使在民主政治下。从民主革命先驱、领袖人物后来成为了破坏民主政治的元凶、寡头的案例在中国和外国都有。应当建立起一个有效的能够制约、罢免上台了的政治投机者、政治小人、坏人的制度。这个制度不能只是纸面上写的（如宪法），同时应该是政治（包括军事）权力上的分割、制衡等政治实体上的配套才行。

继续谈习近平。习近平上台能够开倒车，根本在于他接手的是一个中央集权的高度专制主义的国家机器，这个机器的几个主要部件概括说就是印把子、枪杆子、刀把子、钱袋子、笔杆子等，统称权力资源。只要权力中枢人物有野心，权力资源都有可能为己独揽。习接班前的胡锦涛、温家宝完全可以如习一般开倒车，二人中根本在胡锦涛。只是胡、温都无全盘颠覆政治改革成果的“初心”，具有政治道德底线。但胡、温二人要对习近平上台开倒车负政治责任。习近平要开政治倒车，颠覆政治改革成果首先得扫除政治障碍，权力障碍，即清洗党内高层的政治对手和潜在的政治对手，连根拔出有可能挑战、威胁他个人政治权力的人，也是清除可能导致政治民主转型的各种要素。方式是假反贪之名。习近平使用承袭下来的中共党内无民主、党外无制约的中央集权专制制度，同时破坏和僭越之前中共各个时期的正面政治规则和传统，搞纪委治党警察治国。据不完全统计，习近平上台后的前5年，抓捕了包括薄熙来、徐才厚、郭伯雄、令计划、苏荣、孙政才、杨晶等7名副国级在内的省部级以上干部145人。2018-2020年9月止又抓捕了58人。即上台8年抓捕了203名省部级以上的高级干部关进监狱。

在军队，抓捕了上将、中将、少将等军队高层干部73人（截止2019年）。除徐才厚、郭伯雄两名政治局委员、军委副主席外，还包括军委委员、大军区司令或者政委，海军、空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武警……等主要将领。

抓捕清洗上述一大批高层，属于政变性质。习近平政变的动机和目的都是为改变党的政治属性和政治方向，颠覆后30年改革成果，谓之开政治倒车。而非单纯的权斗。

文革运动，毛泽东真要打倒的中共高层，也就缪缪几个人。出于他自信无人可以挑战他的地位。习近平无德无能无功，天上掉下个总书记帽子戴在头上，草木皆兵，杯弓蛇影。根本上还是本文前面谈到的仇恨文化、文明、人民、社会，并且要报复的潜意识。被清洗的高层人物，不论政治上是改革派还是反改革派，都是习近平实现个人法西斯独裁路途上的障碍和反对派。中纪委实际成为习近平的“契卡”、或者“东厂、西厂”。当时习近平和王岐山（中纪委书记）二人帮实际凌驾在其他5名常委之上，作威作福。全国知名律师浦志强领头，在迫使中共中央先后废除了收容遣送制度，劳教制度后，进一步要求中共中央废除党内的“双规”制度，双规完全违反宪法明文规定的未经法院或者检察院批准、任何机关或者个人不得限制公民人身自由，不受逮捕。共产党员也是公民。浦志强不知道天下（政治）已经易主而去挑战王岐山，要剥夺习近平手下契卡、东厂西厂的权力。结果王岐山另找借口抓捕了浦志强并判刑。抓捕浦志强在（2015年）7.09大抓捕前1年，这已经是一个明显的政治信号，大抓捕律师要开始了。

在搞纪委治党的同时，搞警察治国，把法院变成党的刀把子（实际是习的刀把子）。公开否定了20年政治改革建立树立起来的依法行政，依法治国的国家治理原则（之一）。肆意膨胀公安权力，警察胆大妄为如同土匪、恐怖分子。法院执法犯法公然践踏程序法，枉法判决无视实体法。习近平完全摧毁了20年政治改革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法制和法治，2015年7.09大抓捕律师事件是标志性事件，里程碑。

在新疆建立大规模集中营，囚禁一、二百万维吾尔人，这是习近平仿效纳粹德国建立大规模集中营监禁犹太人的法西斯暴行，被称为新疆模式。此后，习近平把从新疆开始的警察、武警治民的模式推及全国，实行警察治国。最典型、极端的是假防疫之名封城、封居民住宅区、封居民住宅楼、封住户的门。警察和官员强行破门抓捕居民去方仓隔离、抓捕殴打不戴口罩、不做核酸检查、不打疫苗或者不配合其它事项规定的人。习近平亲自领导亲自指挥践踏、剥夺了全国人民最基本的人权，全社会白色恐怖笼罩，习近平人为造成病死、饿死、冻死、自杀死……等不计其数。警察暴力成为社会常态，这和毛共时期有困难找民警的社会政治风范是正反两极。

媒体姓党。2016年中央电视台在习近平视察时候打出了媒体姓党（实际是姓习）的招牌，这连毛泽东都不敢说的话习近平敢说敢做。脱掉内裤裸奔在2018年修改宪法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前就开始了。媒体姓党的口号完全迎合了习近平作为半文盲，并在最贫穷荒凉的陕北农村窑洞里耳濡目染习得的粗鄙文化和语汇爱好，是电视台领导深刻领会了习近平全面政治倒车的精神而弄出的语汇。同年查封久负盛名的《炎黄春秋》是搞媒体姓党，整肃20年政治改革中在出版界取得的成果的标志性事件。社长胡德平（退休前是副部级干部）是胡耀邦的儿子。在平反“冤假错案”中胡耀邦有恩于习仲勋，胡、习两家关系很好。习近平毫不顾及和胡家之间的故交情面。还是据李锐说，习近平在升官浙江省委书记后，在政治上仍然小心翼翼，谈吐举止畏畏缩缩。笔者认为这一是他自知文化低，语言词汇拙劣害怕出洋相；二是伪装自己老实憨厚取得上级信任。一旦权在手才露出狰狞本来面目。习近平上台后，还用他浅薄、粗鄙、低俗的语言污染了党内和社会文化，如把从毛泽东开始一直延续至后30年的讲“原则”改成讲“规矩”等一系列黑社会内部语汇。至于在大会上读错常用字就更贻笑大方。

对比薄熙来，薄年龄和习近平相当。父亲都曾经先后当上副总理级别干部。不同的是薄熙来才华横溢，不是习近平能企及的，是否薄一波和习仲勋的文化层次差异对儿子发生了不同影响？薄一波是当年山西省城太原师范毕业，且出身家庭富裕。习仲勋就高小（相当于小学6年级）毕业。薄熙来被胡锦涛和温家宝整下台，其原因之一就在人格和作风上过于张扬，逾越了中共党内干部为人处事应该伪善、低调的规则。薄熙来在重庆任职时候的政绩中虽然不乏形象工程，但政绩还是主要的，这方面重庆干部群众是有口碑的，粉丝甚多。如果在民主制度下选举，或者有党内民主，薄熙来胜选没有疑问。薄熙来是中共党内的悲剧人物。这是题外话。

习近平在清洗了党内高层政治对手和潜在的政治对手后，就稳固了自己的权力地位，无后顾之忧了。清洗政治对手这既是政治倒车的内容也是政治倒车的过程，它破坏了后30年存在的党内高层权力分散和制衡的格局。先后清除了所谓江派、团派、温派、邓派。变成了清一色习派，所谓习家军。当习近平取得独裁权力后，党内党外才知道胡温10年的“九龙治水”（九个政治局常委分权、制衡、掣肘）的政治正确。习近平上台能全盘颠覆后30年政治改革成果是江、胡、温以及社会大众未曾预料到的。“30年铁打江山”被一个半文盲颠覆。

接着，习近平修改宪法，去掉国家主席任期两届的规定。代表在表决前，还把一队武警开进人民大会堂会场，向3千人大代表耀武扬威，只有习近平才玩得出的流氓黑社会手段。中共历届人大代表从来未受如此胯下之辱。之后的20大上，叫警卫把坐于主席台前排习近平身旁的胡锦涛强行架走，同坐于前排的在职的和前任的政治局常委们个个心惊胆战。习近平的淫威完全如同斯大林与张宪忠的复合体，头顶共产党总书记官帽，内心和行为土俗、粗鄙、野蛮、残暴。

提拔习近平，胡锦涛是主要责任人。

习近平上台首先清洗所谓江派，也应该是胡、温在“十八大”前的事先策划，“十八大”之后协助的。结果不仅是唇亡齿寒，最后连自己的“牙齿”都被习近平拔掉了。如习近平刚上台就打破后30年中共高层“权力不能过分集中（在一个人手里）”的政治约定，用新成立若干个中央领导小组并由他习近平当组长，以此削弱剥夺包括李克强在内的其他6个政治局常委的职权。当时包括李克强在内的另外5个常委（排出习近平二人帮中的王岐山）为何无人提出异议？提出异议有党规可依，完全可以阻击习近平开倒车于初始，此时习近平羽翼未丰，5比2（即使4比3）的优势完全能够否决习、王二人的提案。本文笔者以为开初5个常委都是受胡、温的政治思路左右。胡温不仅错看了习近平，还错看了王岐山。从王的仕途爬升历程看，王先后跟随赵紫阳、朱镕基、温家宝等参与中央政府的经济政策制定与经济体制改革，担任要职二十几年，认为他是政治改革派。结果与习近平一样骨子里面包藏祸心。王在1966年文革开始是高中学生，只当2年知青就回省城西安工作，后经过单位推荐去读大学历史系，算高学历了。十八大进入常委不分管经济工作却当中纪委书记，掌控党中央“双规”权力即刀把子，这也应该是胡、温与习、王四人在十八大前夕事先策划安排的，由王岐山具体操刀假反腐为名清洗所谓江派。胡、温要借习、王的刀砍杀江派，以雪10中受江派掣肘制约之恨。如在十八大前半年就抓捕了薄熙来，案子完全可以在十八大前审结，但胡、温却抓而不审，把案子作为政治礼物留给习近平去处理，让习近平立下反贪“首功”。把习近平扶上马还要送一程，凸显胡、温武大郎开店，私心杂念太重，酿成千古遗恨。说明胡、温根本不具备政治家的素养。胡锦涛任总书记后访问俄罗斯，有俄记者问他读过哪些俄罗斯名著？胡“大言不惭”的回答说读过《卓娅和苏拉的故事》（讲述卓娅和苏拉两姐弟成长并加入苏军抗击德军的自传体小说，属于青少年学生革命故事读物。1950年出版，不久翻译成汉语在中国出版）。当时笔者看见这则新闻后就大致窥见出胡锦涛的人文修养的浅薄了。胡、温以为提拔习近平这个憨厚又不才的人接班，会报答提携之恩。提携之恩在政治观念发生异见时候是靠不住的，惟有建立坚固的分权制约的政治民主制度才行。当时海外中文媒体鼓噪习近平要先集权，改变胡、温10年政令不出中南海的状况，目的是为了能推动改革。海外汉语媒体误导国内社会视野和舆论，应该是习、王“大外宣”策划的。2013年设立中共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由习近平自己任领导小组组长，就完全暴露了习近平抓刀把子的急迫、凶狠。在十八大前胡、温联手搞掉薄熙来是胡、温、江、邓各派后来倒霉的开场锣鼓。当时温家宝在（2012年3月）人大会议新闻发布会上说：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经济改革的成果也保不住，会丢失（大意）。一语成谶。温家宝在离十八大召开只有半年时间，自己的常委任期不到半年时间了才说这个话，是政治空话。在之前的9年任期中为何不提出来？据《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作者宗凤鸣说，他曾经问赵紫阳：胡锦涛和温家宝是否会搞政治改革？赵回答：二人都是我们党的学校培养出来的……。并摇头。赵紫阳看透了胡、温二人都没有政治改革家的政治素养和魄力。胡锦涛和温家宝虽然都出身在非“红五类”家庭，胡锦涛父亲因“历史问题”一直受单位领导打压。但是胡锦涛本人政治表现非常好，在清华读书就入党，并留校。温家宝在文革中不会是造反派头头，否则属于“三种人”不可能被提拔。杨继绳在《中国文革史》导言中表述了一个政治历史见解：“文革中涌现出来一批有见解、有胆识、有能力的人。但是在邓小平上台后把这批人打成“三种人”，不准提干，不能进入后备干部队伍。这种作法使得一大批人才被埋没。邓小平为代表的文革中被打倒过的反政治改革的官僚主导了文革后的中国政治走向（大意）”。从这个角度认识，胡、温10年政治改革不进有退，习近平10年全面倒车全盘颠覆政治改革成果，也可以说是邓小平的政治遗产。邓小平隔代指定的接班人胡锦涛没有辜负邓小平期望。其实，类似习近平这样的倒车在邓小平生前绝对不能容忍。习上台后，胡、温手中如果还有权力也不会容忍的。这里只是分析历史各个方面的因由，习近平上台是很偶然的，不是必然的。30年改革成果被毁于一旦既有偶然也有必然，政治历史发展变化的诡异就在于此。

习共政权与毛共政权的政治属性也无关联。习近平倒车至今也非回到了毛泽东思想统帅下的政治形态、社会形态，意识形态更是迥异，特别与毛泽东文革理论完全对立，研究者可以具体对照总结文革理论和实践的《“九大”政治报告》、《“十大”政治报告》里面的内容，习共政权的政治属性与两个政治报告内容完全对立。其二，习共政权无任何政治信仰和道德底线。在后文革时期（1972-1976年），人民群众（特别是贫下中农和产业工人）的政治地位很高。干部大多“夹着尾巴”做人。毛泽东始终倡导共产党（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为人民服务。人民警察爱人民是警风。而习共官场尽流氓。仅抓住习近平敢自吹自擂，甚至和毛泽东比肩这一点就是死罪，被枪毙N次了。说习近平搞文革复辟是误解。为何国内民间社会不少人“怀念”毛泽东？从政治上看，是借死人批判习近平，反对习近平。也有官方根据上级部署的政治任务搞的形式主义活动。

习共政权治下社会黑暗无比，已经公开曝光的典型案例很多。如公然包庇、保护严重刑事犯罪分子的案例：

纵容包庇绑架妇女、女童强奸贩卖的严重刑事犯罪。威胁、抓捕调查案件真相的良心人士（例如徐州铁链女案）；

包庇在公共场所群殴毒打打死多名妇女犯罪（如唐山案件）；

包庇绑架学生活摘器官的重大刑事犯罪（如江西铅山县致远高中学生胡鑫宇案件）。像上述重大刑事犯罪案件也是非常普遍还成为常态，这是任何非战争时期的社会不会有的。说明警匪一家在习近平上台后已经制度化。

构陷罪名掠夺民营资本。最典型的有河北孙大午，把民营企业家、慈善家孙大午和他的企业全部管理人员抓捕判刑劳改，低价贱卖企业财产给关系户；

非法强行拆迁私人房屋，手段是出动黑社会或者警察，暴力殴打守护房屋的房主。（很普遍）；

要欠薪的农民工被警察殴打，欠薪违法的老板受到警察保护（案例很多）。

抓捕不点名批评习近平修改宪法的目的是想当皇帝的国企官员任志强，判刑坐牢；

把泼墨习近平像的董瑶琼关进精神病院灌药成痴呆。接着把为女儿伸冤的父亲董建彪打死在监狱里面；

丈夫因言获罪妻子为夫喊冤竟然又抓捕妻子判刑坐牢（王藏王丽芹案）。

警察光天化日之下或者暗地里搞酷刑也是常态。还有公安秘密抓捕公民秘密关押搞强迫失踪……。法院充当习共政权刀把子使用司法手段残暴迫害社会各阶层良知人士的案例很多。连上访伸冤都获罪。典型案例如：

河南辉县何方美与丈夫李新因女儿注射疫苗致瘫致残，上访维权被官方抓捕判刑，还把两个幼女关在病院已经几年。

习共政权把老百姓进京上访当成违法，被殴打、抓捕关黑监狱，甚至定罪劳改。反观历史上在皇权制下老百姓进京告御状都受朝廷保护并受理。在毛泽东文革开始后的10年中人民群众进京伸冤告状也是受宪法、党章保护的，无人敢阻拦。典型案例是1973年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教师李庆霖，就他的儿子在农村当知青和家庭在生活中的困境问题给毛泽东写信，信中还揭露招收知青回城当工人当干部、参军、上大学等工作中的凭关系走后门的阴暗面。实际间接批评了毛泽东亲自决定的“知识青年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政策。毛泽东见信后立即给李庆霖回信安抚并寄去300元（李的月工资就三、四十元），并指示由中共中央统筹解决全国普遍存在的此类李庆霖所反映的问题。之后，知青的生活状态得到改善。毛泽东是个很复杂的人物，除了暴戾的主线条外，也有他的“温情”。毛泽东虚假的为人民服务的口号和宗旨，既可以制约官员胡作非为也是老百姓反抗官员压迫，维护自己权益的武器，一把双刃剑。

医疗欺诈——成为了习共政府公立医院全行业的制度性犯罪。

悬壶济世，救死扶伤在古今中外都是医生的本职和医疗行业严格遵循的行风。在习近平上台前，医疗医药行业腐败虽然已经蔓延，但媒体可以曝光；中共各级政权机构权力还相对分散，官场非铁板一块。民间（公民）维权空间较大。因此医院医生搞医疗欺诈犯罪还心有畏惧。但习近平上台后媒体姓党，严禁媒体记者介入“医疗纠纷”；官场整体流氓化；调动警察打压揭露医院医生医疗欺诈犯罪的受害者。这是医疗欺诈成为医疗机构全行业犯罪的政治背景。

医疗欺诈犯罪作案手段是：医生用职业身份作掩护和就职的政府公立医院的信用作为平台，诱骗患者做不必要的收费昂贵的物理的生化的检查。搞无病假治疗、小病大治疗、大病死治疗。使用假药伪药（如国外医药界根本不承认的中药注射液）、使用不对症而有害的药、使用无效的或者效果很差的药。误导患者做不应该做的外科手术、做风险非常高的外科手术、甚至在手术中盗取肾脏。目的是骗取由政府医保金支付的或者个人支付的费用。据估算，政府和私人支付给医院的医疗费、医药费用总额中，有80%以上费用都是医生使用医疗欺诈犯罪手段产生的花销，是在正常医疗情况下不会产生的费用。被医生欺诈的同时，患者的身体健康轻重不同的被损害，致残、致死的人数无法统计准确的数字，民间受害者曝光的案例不少。例如假药中药注射液，全国相关药企销售总额每年1千亿元人民币，以此估算，每年被医生使用假药中药注射液坑害者约5千万人次以上。本文笔者手中掌握有重庆涪陵区中心医院老年病科医生长期集体搞医疗欺诈犯罪危害患者身体，甚至致死的几个案件的证据。2019年年底北京民航医院医生杨文就是搞医疗欺诈，故意错误给95岁的患者静脉输入名称叫醒脑静的中药注射液和只能用于胃溃疡出血的胃酸抑制剂，致使患者出现危急状态，欺诈行为被患者儿子识破后被杀死的。此案真相被官方封锁，法院仅在案发20天内宣判杀人者死刑，杀人灭口，掩盖医生医疗欺诈犯罪的真相。如果此医生医疗欺诈犯罪案件被捅破，很可能医疗全行业的医疗欺诈犯罪黑幕会被揭穿，整个公立医院系统和它的主管政府部门会发生大“地震”，信誉完全崩塌，不少人会被杀头坐牢。在全国，医疗欺诈犯罪在医生间心照不宣，包括国家卫生部（卫生健康委员会）在内的各级政府卫生部门是纵容者同时也是保护伞。这个保护伞从政府卫生部门还延申到公安、法院。医疗全行业性的欺诈犯罪，它挑战并部分瓦解了文明社会的社会道德底线。就此与毛共政权比较，毛共政权绝对不会容忍，也不会发生的。毛共政权的政治属性和它的社会属性有同一性也有不同一性。习共政权的政治属性和它的社会属性基本是同一的，即流氓匪帮黑社会恐怖主义。习共政权的属性决定了医疗全行业性的欺诈犯罪的制度化、实际上的合法化。不摧毁纵容、保护医疗欺诈犯罪的政治权力，即习共政权，社会任何人是耐何不了它的。这和要改变警匪一家一样，先必须换人。有人把近年来医疗行业“一切向钱看”的问题归咎于“医疗产业化”，这个判断是错误的。这是由于官方禁止新闻媒体记者调查医疗黑幕，医疗欺诈犯罪真相被掩盖不为一般人所知造成的误解。更是医疗欺诈犯罪行业（医院医生群体）释放的掩盖真相的假结论。中国县级及以上的医院几乎都是官办的，整个行业是政府垄断的；同时也是行政化的官僚机构，根本不是产业化的。不全面清算、严厉惩处医疗欺诈犯罪这个实质性问题，不论政府和个人投入再多的资金保障（包括全民免费医疗），都不会填满全国性的医院、医生医疗欺诈犯罪的胃口。

打倒习共匪首 · 发表于 5 天前

（接上页）

习共政权干出的全国规模的，集中性的，持续3年的反人类犯罪是由习近平亲自领导亲自指挥的“清零”。即3年封城、封街道、封住宅小区、封居民家庭房门，并抓捕居民去隔离的普遍践踏基本人权的行动（前面段落已经简要叙述）。

习共政权统治下的社会黑暗、恐怖的案例数不胜数。它比较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共产恐怖主义，缺少了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道德规范。它比较伊斯兰极端主义缺少了宗教色彩。它比较古代奥斯曼土耳其，不是单一的种族屠杀。所以说习共政权是一种“新”形态的恐怖主义。本文笔者认为，习共政权是当代形态的张宪忠恐怖主义，习近平是当代版张宪忠。明朝末年陕北暴动头子（之一）的张宪忠，属于当时社会的半文盲、无政治意识形态、无宗教信仰、无道德底线。队伍所过之处，无财不抢、无城不屠、无人不杀。所有骇人听闻的杀人方式都用。剜心刨腹吃肉……。还称帝。对比习近平上台10年，何其类似也。不同在于习近平掌握的经济、科技水平是当代的。

社会政治之所以倒退到现在的地步，还和它的官僚集团的构成有关系。习共政权的各级官员（指领导职务者）大都是买官卖官爬升上位的，是在几十年官场贪腐背景中入职工作的。其思想意识，行为作风腐败不堪。无政治道德、社会道德、职业道德，甚至人性尽失，禽兽不如。官场尽流氓。习近平政治倒车不仅仅彻底改变了政治生态，同时也改变了社会生态。

如果不能正确认识习共政权的政治属性，就不能正确认识到社会基本矛盾，更不能讨论出一个可行的政治转型的路径。没有正确理论的政治运动是盲目的运动，是瞎胡闹，很难有成果。如2019年发生的香港市民的发送中运动的彻底失败就是例子。

（4）当今中国社会基本矛盾。

明确了习共政权的政治属性是流氓匪帮黑社会恐怖主义后，社会的基本矛盾当然是人民群众和习共政权的矛盾。人民群众包括56个民族10几亿国民。

美国政府和国会把新疆、西藏的维吾尔、藏人被习共政权镇压的政治问题从习共政权在全国范围内对56个民族的人民无差别的镇压的实际状态中孤立出来，单列出来，只关注局部而无视整体和大局，这是无知的错误的。美国政客一直在犯类似错误。原因中有政治历史知识的浅薄，更多的是机会主义的甚至是居心不良。美国政客这样搞，歪曲了中国社会基本矛盾。政治危害性很大。

习共政权是由从上到下的各级政权机关里面的官员（指领导干部）组成的，包括党委、政府、人大、政协和司法等系统机构只是政权结构的外壳，官员才是实体。可以说，基本矛盾是人民群众和习共官僚集团的矛盾。这个官僚集团是56个民族10几亿人民的政治对立面，社会利益对立面，是政治转型的拦路虎，是政治反动集团，敌人。但集团里面的个体的政治倾向却是因人而异的，在政治上真要跟随习近平、维护习近平、死保习近平者即死党者是极少数。绝大多数是随大流跟风向混饭吃捞个人好处的，如果习近平垮台，这绝大多数官员会即刻政治转向的。所谓见风使舵，没有人会保习近平的。倒习是除死党中的高层外，凡是未直接参与侵犯人民群众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的官员都乐见的。

决定官员政治倾向性的因素中，是否犯下反人类罪行是主要因素。所谓反人类罪行指联合国几个人权法案中规定的若干犯罪行为。习共政权系统和下属企事业单位的不少官员以及工作人员，在习近平上台10多年中犯下了反人类罪行或者其它严重侵犯、损害公民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的罪行。这类官员和工作人员在政治上是习近平死党，是维护习共政权的政治中坚力量。另外还有一批企事业单位人员及雇佣的临时工在习共政权的制度性纵容袒护包庇下干了大量的严重的坑害人的犯罪行为，这批人员也是习共政权的维护者，属于底层打手，走狗。习共政权的政治权力控制在它的各级党委的常委和党委下属的部门和政府以及下属部门，还有司法机关等的主要头头手中，即掌握各级政权权力的核心成员集团是习共政权的核心，中坚。最高权力核心是政治局常委会，习近平是匪首。自上而下的核心成员在官僚集团中只占极少数。不能把所有的官员都作为政治对立面拦路虎、敌人，事实上也不是这样。更不能把包括党政在内的整个习共政权机关的普通干部（办事员），甚至把普通党员等不分青红皂白也作为政治对立面。相反，在反对以习近平为匪首的习共政权的社会政治运动中，能够担负主导力量的就是党内、军内的反习势力。运动的社会基础，基本力量是各民族、社会各阶层的人民群众。天下苦习久也。

三、转型的路径

1、海外民运、反共、宗教、“学者”等群体中的政治错误认知——素质论、传统文化论、制度论、宗教论以及大一统论。

素质论，认为共产党能取得政权并坐江山70几年不倒，是国民素质差，奴性强，甘愿受共产党奴役压迫剥削统治。有一名所谓学者还在美国之音搞的一个叫“中共当权70年不倒，靠的是什么？”的节目中胡扯，说：中共当权70年不倒的原因是“知识分子犬儒化”和“人民群众满足于眼前得到的利益”的原因。甚至说人民支持共产党拥护共产党。因此，要政治转型，首先要搞启蒙，提高国民素质，具体内容是去除专制思想，灌输民主思想。

传统文化论，认为中国几千年的专制政治和它形成的文化是共产党革命成功和统治不倒的社会政治文化基础。说中国文化是共产主义能够生根发芽成长的土壤。因此，要转型，必须先批判传统文化，树立西方文化。文化论论和素质论实际是一体两面，说的一个意思。

宗教论认为共产党能统治中国是中国人不信基督教。

制度论认为，打倒习近平没有用，要打倒共产党。否则会出现张近平、李近平……。打倒共产党也没有用，要推翻专制制度才有用……。

大一统论认为，中国要分裂成若干独立国家或者搞联邦制才能实现民主政治。

对上述“五论”的简要批驳。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约3千3百年，前1千多年不是专制政治结构而是分封制，类似欧洲中世纪。后2千多年是皇权专制，皇权专制和共产党专政在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制度上完全不同。共产主义的历史哲学基础是马克思杜撰的历史唯物主义，具体说就是人类社会发展5阶段，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经济制度上主张公有制就是国家所有制，实际就是共产党党有制。主张阶级斗争，列宁还搞出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并以暴力推翻了资本主义的俄国民主政府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政府，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共产党专政。同时用暴力掠夺了国民私有财产（包括生活物资和土地、工厂等一切生产资料），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度搞成了党有制，强制农民进入共产党官办的农业生产机构里面当农奴。工厂也是党有的不是工人的。以阶级斗争的名义迫害国民，包括抓捕关押、劳改、杀戮等。毛泽东的中共对比苏共，对国民的迫害更加残酷。共产主义不管在理论还是它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都与中国3千3百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文化毫无共同处。怎么中国传统文化是共产主义的土壤呢？胡扯。

中共是共产国际实际是苏共在中国建立的支部，并且通过收买国民党让中共借国民党的壳上市，在中国发展到6万党员并建立了一支军队。经过国民党的军事围剿，流窜到贫困荒凉的陕甘宁边区只剩1万左右的残兵败将，如果国民党军队继续围剿全军覆灭无疑。是国民党军事独裁者蒋介石重新联苏，目的是要苏共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以对付日本。作为交换筹码，不仅放中共红军一条生路，还收编为国军（番号八路军、新四军）并发给军饷、军服和武器装备。把陕甘宁边区划给共产党作为地盘建立合法的共产党政府。就此，蒋介石违反国家的法律和社会纲纪，把共产党从1927年-1936年的10年中烧杀抢滔天反人类犯罪罪行一笔勾销了。蒋介石为何如此？他在孙中山卖身投靠苏共时期就是一个狂热的共产革命党徒，孙中山改组后的国民党就是不叫共产党的共产革命党，是苏共在中国搞共产革命的代理人。国民党内部有老国民党和新加入进去的共产党两个宗派，也叫山头。后来蒋介石和共产党闹翻还兵戎相见属于共产革命阵营内部的权斗。共产党内部权斗你死我活的现象太多太多。这是为何蒋介石一笔勾销共产党10年滔天反人类罪行的政治思想历史根源。蒋介石对共产党根本无阶级仇恨，反而比对待其他军阀派系要宽厚。抗战8年，蒋介石放任共产党不服从国民党战区司令指挥，在所谓敌后抢占国军地盘，袭击国军。至抗战结束共产党已经有正规军100多万，还有非正规军队几十万。此时，国民党内的反共派要求蒋介石采取强硬的军事手段消灭共产党军队，此时国民党的军事实力远远超过共产党。但蒋介石拒绝了反共派的建议，而要采取像在1929年北伐结束后和国民党内参与北伐的其他军阀之间协商，搞协商，大家都裁军的方式，承诺把塞外3省正式划归共产党管辖，与陕甘宁特区一样作为国民党中央政府下面的省级地方政府，缩编共产党军队规模。蒋介石在根本的原则性的错误的政治方略主导下，犯下一系列军事指挥错误。这是国民党最终败于共产党的内因，根本原因。国民党在1948年底就被决定了的军事失败，是由蒋介石从1937年-1945年和从1945-1948年两个阶段一共11年的时间中的政治决策错误造成的。外因方面，即国际上，战后美国杜鲁门政府支持共产党，打压国民党政府，其中关键环节是1946年7月开始对国民党政府实行武器禁运——釜底抽薪。国民党主力都是美式武器装备，缺子弹炮弹，枪支大炮打坏了无法更新。这是国军打败仗的外部因素。共军得到苏共的武器装备援助。共产党的江山是枪杆子打下的，根本不是中国传统文化是共产主义的土壤，中国人民支持共产党革命。相反，共产党统治区的老百姓往国民党统治区逃跑而没有国民党统治区的往共产党统治区逃的。如国内的人偷渡美国而没有美国人偷渡去共产党中国的。共产党建国70几年不倒，也非人民拥护支持它，也非人民的奴性。而是共产党政权掌握了国家机器，手中有枪杆子刀把子。共产党建国初期为了镇压人民的不满和反抗，两年的镇反运动实际杀了约200万人，劳改的人数更多，据时任公安部长的罗瑞卿在1958年6月23日-8月16日召开的第九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上公布的资料，“从建国到1958年共逮捕反革命分子和其它犯罪分子6,118,246名，杀了862,236名”。仅以此推算，全国总人口中，每100人就有至少1人被抓捕。每1000人中就有1人以上被枪毙，血腥的恐怖主义暴政下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怎么反抗？习近平上台在军队中抓捕了73名将军，其中很多是直接带兵的司令、政委。为何无人造反，搞兵变？不是不想反，而是反不了。共产党军队不像民国时期的军阀军队，司令有职有权，个人说了算。带兵的将军都反不了，为何去责怪老百姓？共产党政权如同一列火车，任何人只要有机会爬进驾驶室掌握了方向盘，都能让列车跑。所有传统文化论、素质论都是谬论。

制度论呢？制度论颠倒了人和制度两者的先后关系。制度是人设计，人建立，人治理的（当然靠暴力机器）。即人在先，制度在后。有人才有制度。人亡政息。不换人，制度能换吗？当然不能。要换制度、改变制度必须先换人。如何换？两种形式，一是和平的不流血的方式。二是流血的方式。在成熟的民主政治下，都是由选民决定。就共产党专政下，有和平的渐进改革方式，如本文前述的包括苏联在内的11个国家，最后成功和平转型。中共的20年改革作为一个阶段，也是成功的。胡、温10年虽然停滞并有所倒退，但整体上承袭了前20年政治改革成果，作为一个整体阶段，可以说中共后30年改革是成功的。不幸的是改革功亏一篑，30年辛苦被习近平“一夜”颠覆。习近平上台就决定了改革被颠覆的结局，无需谈转型了。

另一方面，不能因为改革成果被颠覆就否定改革，如夫妇生下一个小孩不幸夭折就否定生育本身一样。对改革的是非评价的标准是看它是否改善人民的生存状态，即人权状态。本文前面已经谈过这个评价标准了。

普京、卢卡申科复辟流氓专制政治的现实就否定了“大一统”是中国专制制度存在的制度原因的荒诞论调。俄罗斯和白俄罗斯都是从苏联独立出去的（苏联解体和俄罗斯、白俄罗斯独立是同步的）

以上述“五论”作为政治历史哲学基础，这海外的很大一个群体不站在国内10几亿人民的政治立场上，爱10亿人民所爱；恨10亿人民所恨，去批判正在作恶的恶贯满盈的习近平；而是去纠缠马克思、毛泽东、邓小平等死人。不去批判习近平上台10年开政治倒车犯下的滔天反人类罪行而去纠缠中国古代“专制制度”传统，胡说共产党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承传了古代封建专制制度。这个群体还全盘否定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的3300年文化，文明，辱骂中国人民和老祖宗，用语不堪入目……。相反，却公然在自由亚洲节目中为被曝光出来的徐州绑架拐卖强奸囚禁妇女的严重刑事犯罪案件辩护，说“要考虑4千万光棍找不到老婆的社会问题”。

除上述“五论”外，还有赤裸裸的护习保习的“加速师”论。说习近平上台可以加速共产党的垮台，要习近平在“二十大”上继续连任。如果换改革派上台，就不会继续封城、“清零”了，老百姓就不反共，共产党就不会垮台了。要习近平连任继续用铁拳头去砸醒老百姓……。这样明目张胆要习近平继续清零、封城，死亡更多的人，以此换取共产党垮台的邪恶透顶的论调，主要在某反共组织的媒体上宣传，推特上传播的人也很多。还是这个反共组织的媒体名嘴们，无中生有炒作江、习斗，把习近平作为正方。把习近平上台开政治倒车干的所有坏事恶行都说成是江派在给习捣乱。海外政治舆论导向基本控制在别有用心的群体手中，他们山头不同但异曲同工。

中国社会政治转型的路径。

本文前面简要分析过了苏共改革转型的过程与能够开启这个过程所具有的要素。中共改革能够启动并进行的卓有成效，是它党内具备有要素。但是习共党内不存在这个重启改革的要素，要素已经被习近平扼杀消灭了。因此习共政权无重启政治改革的可能性，无回到后30年社会政治生态的可能性。唯有革命。

所谓革命，不一定是外部暴力推翻习共政权，而是习共政权内部的反习势力起事或者习共死党内部发生政治动乱。不论反习势力起事还是死党内部发生政治动乱，习近平都是被铲除的首要目标。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习近平遭铲除，死党群龙无首，很难控制政治局面。反习势力夺取政权是大概率的事情。权力易主，是改变政治生态、社会生态的前提。所谓庆父不死鲁难未已。习近平在国内早就是千夫所指，路人皆骂。公开喊出打倒习近平或者罢免习近平口号的人不少，冒着坐牢杀头的风险。凡是有基本政治判断力的人都明白，打倒习近平是中国政治和社会转型的导火线、引爆点。

权力易主后，首先是释放、平反被习近平清洗的所有党政军高层。释放、平反被习共政权用各种罪名迫害的各民族、社会各阶层人士。还在习共政权统治下，遭受它下属的各个部门各个单位迫害、坑害、谋害（包括政治上、经济上、身体上）的人士的公道。清算惩处犯下反人类罪行和其它严重侵犯公民人身、财产罪行的官员和人员。清算惩处习共政权所属的机构以及依附这些机构的严重侵害、坑害、损害人民群众人身、财产权利的所有罪犯。并赔偿受害者。

当今世界从政治结构是否合乎人道主义这个价值标准的高度，来反习共政权的，只有中国大陆人民，只有大陆人民具有这一政治觉悟和政治是非原则和认知能力、水平。

据本文笔者来美国5年多时间观察研究，美国高层政客没有中国大陆人民的政治觉悟不说，还普遍的亲共、媚共，甚至总统拜登公开向中国56个民族10几亿人民的公敌、习共政权匪首习近平表示：“美国尊重中国的体制，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不寻求新冷战，不寻求通过强化盟友关系反对中国”。“中国的体制”就是习共流氓匪帮黑社会法西斯恐怖主义政治制度。就美国联邦政府和国会具体应对中共政权的下属机构，如联邦政府下属的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国会与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等机构，早就被中共国安外派特务渗透（只要收买了委员会下属的办公室里面的主任、高级职员等，就可以影响和控制委员会的主席。因为委员会委员们都是国会议员，精力都放在自己的选区拉选票，如果下一届落选，兼任的国会下属机构的委员职务就自动解除了，因此实际操控国会下属机构的是这些机构的办公室主任和高级职员，这些职员是终身制，铁饭碗）。多年来，上述两个委员会一直被国安外派特务牵着鼻子走，运作一些“形象工程”，甚至自觉不自觉的为中共特务洗白身份，为特务们脸上贴金。特务们用自己和这些机构的官员、国会议员的亲密关系（照片）欺骗国内异议人士与其联系，搜集情资提供给国安，如四川良心律师卢思位就被“钓鱼”。相反，前述两个委员会对美国境内的政治良心人士提供的极其有价值的中共严重践踏中国人民人权的证据置之不理，连信都不回。美国高层政客傲慢和官僚主义类似共产党政权中最恶劣的官僚。

中国台湾社会整体上对大陆习共政权的态度和认知也毫无政治是非和原则，普遍亲共媚共惧共，甚至有政治党派投共。文化、教育、新闻和学术界等大都自划“红线”，生怕开罪大陆共产党政权。根本不同情、怜悯受习共政权暴政压迫的大陆人民，更不支持大陆人民反习共政权暴政的斗争。最典型案例就是蔡英文两次选上总统，都是靠香港市民先后发动的“雨伞运动”和反送中运动才扭转选前的政治败局的。但民进党政府忘恩负义始终拒绝给香港政治难民避难权。它知道给予香港政治难民避难权这是挑战了习共政权的政治底线。大陆（含香港）人民反习共暴政的斗争是非常孤立的无助的。

聚集美国的民运、反共、人权组织鼓动国内人民赤手空拳去和习共政权拼命，以获取新闻素材炒作，作为自己在美国政治存在的合理性。如2019年香港市民反送中运动中，就有民运、反共组织蛊惑弱不禁风的香港示威者去和武装到牙齿的习共军警硬拼，去流血、牺牲、坐牢。在习共已经用颁布香港国安法的形式对外界公开宣示要对参加过示威抗议的人士重点是对领袖骨干成员采取抓捕的紧急时刻前夕（2020年6月），还鼓动他们留在香港继续斗争。不撤离香港留下来等死、送死，把习共的牢底坐穿。香港市民政治维权运动彻底失败人财两空的根本原因或者错误有两个，不撤离就是其中一个。另一个是根本性政治错误，就是对习共政权的政治属性认识错误，以为习共还是之前的中共，会要脸面。没有认识政治倒车是习近平的宗旨。更不会认识到撕毁《香港基本法》，颠覆香港资本主义制度是习近平开政治倒车不可或缺的内容与目标。这是领袖骨干群体犯下的极其严重的历史性政治错误，无可挽回。本文不展开讨论这个问题，请看颜智华《香港市民维护资本主义制度50年不变的抗争运动彻底失败的原因与教训》。

中国人民在历史上，包括共产党建国前还是建国后，都与共产党进行了各种形式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即使在蒋介石领国民党军队主力败退台湾后，残存在大陆的军政人员还继续与共产党政权生死战斗（共产党污为土匪暴动），参与暴动者绝大多数是被共产党称为贫下中农的群体。暴动范围之广，规模之大迫使共产党调集军队主力围剿。暴动被残酷镇压后，手无寸铁的民众中也不断有人以各种方式和共产党政权抗争。文革造反派把共产党省级及以下的党委政府颠覆，把共产党官僚打倒，整个社会平民阶层争取到一定的自由。自台湾民主化后，全世界唯有中国大陆人民担负起与共产党政权斗争的政治重担。今天也只有大陆人民在独自与习共暴政做抗争。使人气愤的是在美国的华人中，却有一大批人贬斥、辱骂中国人民，包括北大毕业的某个文人。

匿名 *发表于昨天 22:12* · 发表于昨天 22:12

属于非善类组织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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