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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中國網友 寫於 二零一二年
為什麽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在人民的收入水平中少有體現？中國的稅收中存在的腐敗有哪些？中國公路的違規收費究竟有多麽嚴重？中國的政府官員是怎樣通過剝削生活水平遠不如自己的普通人民而暴富的？最後，是什麽樣的政府行為導致中國的貧富差距不降反升？《國富民窮之壹：中國掘起是中國政府的掘起》講解中國政府是怎樣用腐敗的經濟政策搜刮人民的財富，制造國家強大的假象，實際致富少數官員貴人的。
壹.中國政府富得流油
1. 2010年的GDP（國內生產總值）39萬億元，約6萬億美元，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因人口基數大，中國人均GDP只有 4400美元，在全球排在第95位左右，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壹半，不到美國的1/10。
2. 2010年財政收入8.3萬億元，約占當年GDP的21%。
這僅僅是預算內的這壹塊，預算外收入不包括在內，比如2.9397萬億元的土地出讓收入。
3. 中國財政收入增長長時間高於實體經濟增長
2010年的GDP是2000年的4倍，而2010年財政收入是2000年的6.5倍，預算內財政收入增速高於GDP增速。土地出讓金、社保社會保險金等在2000年以前較少，故包括預算外收入的全口徑財政收入的增速會更高。
4. 中國有3萬億美元外匯儲備
2011年2月持有的美國國債1.15萬億美元，是美國國債最大持有國，占到我國外匯儲備總規模約41%。
反觀世界上最窮的政府：美國其聯邦政府2011年度財政赤字預算高達1.42萬億美元，占GDP比重的10.8%，美國的聯邦債務總額已經迫近14.25萬億美元的法定上限。美國聯邦政府甚至有關門或破產的危險。
5. 中國超過76％的資產屬於政府
著名經濟學家、清華大學經管學院特聘教授陳誌武曾撰文指出，近年的經濟發展過程中政府成為最大受益者，收入增幅遠在民眾之上。世界銀行2009年底發布的壹份中國經濟報告指出，從1995年到2007年，去掉通脹成分後政府財政收入增加5.7倍，而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增加1.4倍，農民人均純收入只增加1.2倍，且農村居民的純收入只有城鎮居民的 1/7～1/3。在中國，超過76％的資產是政府擁有的，民間只有不到25％的資產。
二.高稅負
1. 宏觀稅負34％，人均貢獻1萬
宏觀稅負指壹個國家或地區壹年內稅收等全口徑財政收入占該國同期GDP的比重。中國只公布預算內的財政收入。據中央黨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教授測算，包含社會保險金、土地出讓金等預算外收入的全口徑財政收入2010年估計達到15萬億。
據社科院發布的《中國財政政策報告2009/2010》，2007年至2009年中國宏觀稅負水平分別達到31.5％、30.9％、32.2％。社科院藍皮書顯示，2010年我國宏觀稅負占GDP的比重34%左右。即中國人均貢獻財政收入6000元，算上預算外財政收入則人均貢獻1萬。
根據世界銀行報告，低收入國家宏觀稅負平均占GDP13%，中等收入國家占平均23%，發達國家平均占30%，我們的稅負水平已經超過了很多發達國家。發達國家高稅收意味著高福利，中國除特權階層外，大多數人享受的是低得不能再低的福利。
從1998年到2010年，我國全口徑財政收入的宏觀稅負水平從16.3%提高到了34％，相比於GDP增長可以說這10年的政府收入增長非常迅速。反觀美國，其宏觀稅負從1975年的25.6%上升到2007年的28.3%，32年間只上升了2.7個百分點。
2. 稅收成本3%
西方國家的納稅人包括家庭和企業，中國的納稅人不包括家庭而只有個人和企業，並且個人納稅壹般也以代扣代繳方式由企業承擔。中國實行流轉稅制以市場交易為征稅對象，計算稅額十分方便；美國實行所得稅制，以凈收入為征稅對象，需要核查壹系列成本支出，征稅復雜性比流轉稅高得多。
不管是從納稅人還是從稅制講，中國的稅收成本都應該在美國之下，但實際並非如此。據國稅總局信息，截至2009年底國稅系統共有幹部職工58.06萬人，其2010年支出預算804億元，占當期稅務部門負責組織的稅收收入 (小於總稅收收入，還有海關等其他部門征稅)的1.20%，考慮到還有壹個同樣龐大的地稅系統和預算外支出，中國稅收成本估計達3%（也有資料認為達5—6%），而同期美國征稅費用約占稅收總額的0.58%，日本是1.13%。
3. 富人稅負世界最輕
中國的高收入者享受著多源扣除的優勢，逃稅漏稅現象嚴重，而3億多工薪階層由於收入來源單壹，實行代扣代繳制反而成為稅負最重的人群。環球日報2005文章：中國約占總人口的20%的富人，他們上繳的個人所得稅還不到國家個人所得稅收入的10%。對調節社會財富分配有調節作用的遺產稅、資源稅、奢侈稅、財產稅等要麽沒開征，要麽比例偏低。有經濟學家稱，中國富人的稅收負擔在世界上最輕。
在稅收收入中，我國的商品和勞務稅收比例超過50%，遠高於美國的18.3%，以及經合組織國家的平均水平32.3%，而我國社保收入、個人所得稅、財產稅等則大幅趨低。這意味著中低收入人群的稅負相對於個人收入的比例遠超高收入人群，稅收對貧富差距的調節作用大為削弱。
4.收費公路
據審計署2008年發布的《18個省市收費公路建設運營管理情況審計調查結果》，截至2005年底，北京、河北等18個省（市）收費公路總裏程13.31萬公裏，約占全國收費公路總裏程的70％。據此可知，2005年底全國收費公路約19萬公裏。
目前現有公路網中95%的高速公路、61%的壹級公路、42%的二級公路都是依靠收費公路集資建設的。截止2010年底全國公路總裏程為400.82萬公裏，其中高速公路為7.41萬公裏，居世界第二位，全國有17個省取消了9萬公裏的政府還貸收費二級公路。另據2010年12月6日《人民日報》對交通部部長李盛霖的專訪，目前收費公路占全國路網的3%左右。據此推算2010年底全國收費公路12萬公裏左右。
2007年2月12日世界銀行專門發布了壹份有關中國高速公路的研究報告，該報告披露：德國目前貨車平均每公裏過路費是0.15美元，中國是0.12至0.21美元；在車輛通行費所占人均GDP的比例中，中國以超過2%居全球之首，遠超美日德等發達國家。
政府過分看重公路的商品屬性而忽視了公益屬性，中國公路收費額過高、超期收費、賬目不透明等問題相當突出。據審計署2008年發布報告披露：全部由財政投資建設的沈陽過境繞城公路1993至2005年違規設站收費累計12.29億元，在已核定的收費期內還將收費28.9億元；河南省鄭州黃河大橋總投資1.78億元，其中銀行貸款7100萬元，在1996年已用收費還清了全部銀行貸款後違規繼續收費14.5億元，在核定的收費期內還將收費30億元；投資33.8億元的濟南至青島高速公路，收回投資並有合理回報的收費年限為12.65年，但批準的收費年限為30年，按2005年收費水平測算將增加社會負擔275億元；北京市首都機場高速公路總投資11.65億元，其中銀行貸款7.65億元，在收費3年多後北京市於1997年 1月重新批準收費30年，至2005年底已收費32億元，估算剩余收費期內還將收費90億元……
2004年11月1日開始施行的《收費公路管理條例》第十八條明確規定：“技術等級為二級以下(含二級)的公路不得收費。但是，在國家確定的中西部省、自治區、直轄市建設的二級公路，其連續裏程60公裏以上的，經依法批準，可以收取車輛通行費“。但直到2009年國家發展改革委等部門制訂的《逐步有序取消政府還貸二級公路收費實施方案》中才規定“從2009年起到2012年年底前，東、中部地區逐步取消政府還貸二級公路收費”，把終止東部地區二級公路收費的時間壓後了8年，並將取消收費的範圍限定為政府還貸二級公路，經營性二級公路照收不誤。
公路三亂（亂設卡、亂罰款、亂收費）乃歷史沈屙，有統計顯示，僅罰款壹項，全國每年收入可能高達4000億元人民幣。而來自中國物流與采購聯合會公布的數據顯示，2010年我國社會物流總成本占GDP的18%，比發達國家高壹倍左右，而所有的物流成本中路橋收費占到了總成本的1/3。事實上，公路收費的種種亂象必然會影響到運輸成本，而運輸成本最終又會和物價漲幅掛鉤。
三.行政成本及政府投資
1. 中國公務支出占國家財政支出的比重最高
行政管理費(或曰公務支出)在國家財政支出中的比重:
德國(1998年) 2.7%
埃及(1997年)3.1%
英國(1999年)4.2%
韓國(1997年)5.1%
泰國(2000年)5.2%
印度(2000年)6.3%
加拿大(2000年)7.1%
俄羅斯(2000年)7.6%
美國(2000年)9.9%
中國(2000年)25.7%
中國的公務支出占國家財政支出的比重遠高於其他國家6%的平均值，更可怕是每年還在攀升，2007年行政開支攀升至占國家財政支出的38%（因迎接奧運），而據周天勇教授的研究“2007年我們政府供養人員的支出比例是預算內外全部實際支出比例的44%左右”。
2. 三公消費
當前情況下沒有人能夠真正準確地拿出全國的三公消費的數據，最流行的說法是9000億元。2006年中共中央黨校《學習時報》提供的數字是，每年公款吃喝2000億元、旅遊3000億元、公車4085億，合計超過9000億。盡管每年兩會上人民代表、政協委員慷慨陳詞，新聞媒體口誅筆伐，而公款不合理消費還是年復壹年逐年上漲。
2011年1月，廣東省省長黃華華在談到公務車過多的問題時就表示，“公務車太多了，過去副省長以上才有專車，現在有的股長屁股後面都冒煙”。
3. 官民比例
據財政部國庫司、預算司編《地方財政統計資料》，2006年，我國的財政供養人員為4626萬，平均28.4人供養1人。此數據並不包含軍隊，也不包含退休人員，更不包括仰賴於政府賜予的權利實行自收自支人員和村官之類的人員，故是個相當狹義的財政供養統計。
據2007年《統計年鑒》：至2006年底，全國有完全意義上的公務員1550多萬，沒公務員名份但從事公務員工作人員（如村官、城管之類）1360萬以上，合計2910萬，加上4000多萬事業單位人員，財政和收費供養的人員達7000萬。2006年，全國就業人數7.8億，差不多每10個非財政、收費供養就業人員要養活壹個平均收入高幾倍的靠財政、收費供養的人員。
4.灰色收入
灰色收入是介於合法收入與非法收入之間的壹種隱性經濟收入，基本上是通過“制度外”實現的。灰色收入五個最主要的來源：財政資金和其他公共資金的漏失、金融腐敗普遍存在、行政許可和審批中的尋租行為、土地收益流失、以及壟斷行業收入。
社會學家孫立平先生的研究表明，中國社會目前存在壹個巨大的財富黑洞，2009年大約有11萬億元，即占GDP三分之壹的財富不見了。而根據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所做的“灰色收入與國民收入分配”研究報告，2008年我國隱性收入9.26萬億元，占GDP的30％，其中定義為灰色收入的部分為5.4萬億，且這部分收入的增長速度超過了GDP的增速。
5.固定資產投資率
投資率通常是指壹年內總投資占GDP的比率，投資率過高與總需求增長過快或者經濟過熱幾乎是同義語。1978－2005年，全球的年均投資率為22.1%，中國的年均投資率為38.9%。而投資實際增長率（扣除價格因素後總投資較上壹年增長的比率）除了1981年、1989年和1997年等個別年份之外，投資實際增長率都要大於消費和GDP的實際增長率.
2010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27.81億元（城鎮為24.14萬億元，農村為3.67萬億元），投資率為71%，投資實際增長率19.5%。我國的固定資產投資有很大比例多是政府行為，存在重復建設、過分追求豪華、搞形象工程等問題，從而導致政府投資項目資金浪費，效率不高，項目決策隨意性大。固定資產投資層層轉包，層層剝皮，漏失巨大，據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的調查，有些項目施工單位實際拿到的工程投資還不到工程撥款的三分之壹。
投資經濟決定著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必然偏向於政府和資本的實際掌控者，這是個經濟規律。如果沒有有效的二次分配調節(民生支出)，必然會引發巨大的貧富差距。
四.中國和英國政府運作比較
中國2010年的財政收入為8.3萬億人民幣，比2009年增長21.3％。如果加上地方政府土地出讓金（2.9萬億）和國有企業的利潤（2萬億），中國政府2010年的總收入為13.2萬億人民幣，加上6600億的財政赤字，中央和地方兩級政府加上國有企業的全部開支為13.9萬億，占當年GDP的34.1％。英國2010年的財政開支相當於6.97萬億人民幣，占英國當年GDP的48.1％，比中國高出15個百分點。
英國政府有17.5％的開支用於保證民眾醫療衛生的需要；14.3％用於教育、兒童和家庭的保護；27.8％用於就業和養老金。這三項開支占英國政府總開支的59.7％，是英國福利的根本。這些開支保證所有兒童從4歲開始到18歲能夠接受14年全日制的免費教育；保證全國公民（包括住在英國的外國人）接受全免費的醫療服務，甚至連病人住院的所有吃住都免費；保證所有60歲以上的老人每月有360英鎊（現今的對人民幣的匯價大約1：10.7）的養老金，每個兒童從出生到18周歲每月80英鎊的生活補助，所有殘廢人的生活和交通的保障；還有低收入和沒有收入的單親母親家庭的住房和生活津貼；工傷人員的基本生活收入等等。英國政府60％的財政支出直接滿足了民生的需要。
中國的教育、醫療和社保占全國財政開支只有29.2％，比英國少了30個百分點。 英國通過政府的再分配作用，最富的20％家庭和最窮的20％家庭的人均收入比例從初分配的17倍降低到再分配後的5倍，保證了窮人得到了最大的好處。中國的福利比較英國，只能說規模很小，範圍也很小，而且許多福利政策還只是針對壹些優勢群體，而不是針對那些真正的弱勢群體。也就是說，在國民經濟的第二次分配方面，中國的財政政策不但沒有起到平抑收入分配不公平的作用。在某種程度上，這些政策還起到推升兩極分化的作用貧富分化和城鄉分化。
為什麽中國人普遍感到收入的增長很慢？為什麽很多工薪族變成“月光族”、“蟻族”而很難積累起自己的財富？中國的經濟是否是如電視報紙上說的那麽光鮮？國民創造的財富究竟流向了哪兒？中國的經濟發展可否持續.......看過我們制作國富民窮系列，大家必會有自己的判斷。本系列繼續以收集整理資料為主，評論為輔。為力求準確，對數據、信息的來源全部作了認真而細致的核實。在此過程中，我們發現了個別被錯誤引用的數據，比如“人大指出: 中國實現全民免費醫療每年需花費1600億元, 目前中國不具備這個經濟實力!”，這句話的出處是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在2010年3月6日接受記者采訪後新京報的報道，報道中說“2009年中國醫療衛生總費用1600多個億，人均1200元”，很明顯中國是13億人，人均1200 元,相乘的話遠不止1600多個億。結合中國公布的2009年中國醫療衛生總費用16119億元，可以確定記者寫稿時少寫了壹個0。類似的問題還有壹些，就不壹壹舉例了。政治是經濟的最集中的表現，關於政治問題的探討最終必然要回到經濟上來。每壹個中國人都應該關心中國的經濟問題，由經濟再到體制，這樣我們看問題會更全面。建議對本系列的的資料結合妳自己的見解可部分、逐漸地向周圍介紹，也歡迎大家對部分感興趣的話題轉載引用。
壹． 超國民待遇的中國公務員
1. 公務員的範圍 公務員本質上只是壹種為納稅人提供服務的社會職業。西方國家的公務員制度沿於英國的文官制度，而普遍認為世界上最早以考試方式取錄公職人員的是隋朝年間即開始實行科舉制度選拔人才的中國。各國公務員的範圍不盡壹致，大致說來有以下三種類型：第壹種是小範圍的，如英國和大多數英聯邦成員國，公務員僅指中央政府中非選舉產生和非政治任命的事務官，不包括由選舉或政治任命產生的內閣成員及各部政務次官、政治秘書等政務官，特點是政治中立，不與內閣共進退；擇優而任，沒有過失可以長期任職的文職人員。 第二種是中等範圍的，中央及各級政府的所有公職人員，包括政務官與事務官都稱為公務員，美國基本屬於此類。美國將凡是在政府領取工資的都稱為政府雇員，政府雇員範圍很廣，不僅包括政府官員，還包括警察、消防人員，以及保健人員、清潔員、水電工和餐廳服務人員，而國會雇員、法院法官、軍人（文職人員除外）及在政黨等非政府機構內工作的人員不是公務員。 第三種是大範圍的，如法國從中央到地方的所有公職人員統稱為公務員，大致包括中央政府公務員、地方公共政府公務員和公立公益機構（如醫療衛生機構）的公務員，但不包括議會工作人員和法院工作人員。法國公務員制度分為政務類和業務類兩種。政務類由選舉或政府任命產生，實行任期制，與政黨共進退；業務類公務員非法定事由不被解職解雇。 2.中國公務員的涵義 中國公務員是指納入國家行政編制、由國家財政負擔工資福利的工作人員。中國的公職人員不分政務官與事務官，公務員的職務分為領導職務（官）和非領導職務（吏）。包括各級政府、人大、政協、法院、檢察院、共產黨、民主黨派、人民團體、群眾團體、具有公共事務管理職能的事業單位等機關除工勤人員以外的工作人員。 與國際上其他國家的公務員範圍相比較就會發現，各級政協、法院、檢察院、共產黨、民主黨派、人民團體、群眾團體等機關的工作人員在國外是不可能被劃為公務員範疇的，各級政府機關的黨組織工作人員也不應在公務員之列，各級人大機關也只有部分國家會認可普通辦事人員為公務員，而當選的各級人大代表不能同時成為公務員。即，按照國際上通常的公務員界定範圍，中國現有公務員中壹半左右都應是非公務員身份。 中國公務員實際上是給國家幹部身份貼上壹個蹩腳的洋標簽而已，披著親民的外衣實際上行的還是官本位。公務員範圍的擴大扭曲了通常公務員概念中的提供公共服務這壹本質，也增加了人民的財政供養負擔。 3.超國民待遇的中國公務員 在大多數國人看來，公務員就是拿著高薪，坐在辦公室喊“我好累！”，然後享受帶薪休假的壹個群體。 公務員本身並不直接創造財富，而是仰賴於國家財政收入而存在。在中國，公務員是工資改革遊戲規則的制定者，又是遊戲的實際參與者，在利用政府的權力對國民財富進行二次分配過程中，失去權力制約他們自然很容易將最大的壹塊蛋糕切給自己。每個人都有讓自己利益最大化的驅動，這不是靠道德和良心所能控制的。 縱觀我國歷次的公務員工資改革，其程序都是通過不公開的內部調研、經高層決定後執行,整個操作沒有透明性可言。公務員是屬於由納稅人養活的工作人員，在這個有關仆人工資收入制度改革的過程中，廣大的主人往往是缺位的，他們沒有渠道發出自己的聲音。 國外公務員的費用是由納稅人的議會按稅收後的比例討論決定的，我國公務員的薪資本應由人民通過其代議機構來決定，而不應是由公務員自說自話。但目前,橡皮圖章壹樣的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對包括公務員薪資在內的公共財政缺乏必要的約束和監督。 中國現行公務員工資制度的主要特征是低工資、多補貼、泛福利。據統計，在多數地區或部門中，公務員的基本工資在其合理貨幣總收入中所占比重低於二分之壹，有的僅占三分之壹或更小比重。最近幾年，年末突擊花錢和各種各樣的小金庫事件層出不窮，壹些公務員可以享受各種各樣的住房補貼和潛規則定下的住房優先權以及各種福利好處。此外，不少公務員尤其是掌握壹定實權的公務員，除了領取工資外還不同程度地收取其他灰色收入，其日常消費、請客吃飯、外出旅遊往往算到了公家頭上。這等於是在轉嫁開支，從而在客觀上增加了自己的收入。 中國公務員的工資不透明，同樣是公務員，部門不同收入差異也很懸殊，越是握有實權的部門收入渠道也越多。公務員的工資具有極強的剛性，無論國家宏觀經濟形勢、財政狀況如何，公務員的薪酬只升不降，似乎漲工資就是工資改革的全部內容，而每次漲工資落實最積極也必然是公務員。 國家統計局公布的2008年全國城鎮單位在崗職工平均工資數據顯示，在2008年城鎮平均工資中，33869元的機關年均工資（含工勤人員）既高於事業單位的29758元，也高於企業的28359元。公務員工資之外的福利更是驚人，據《南方周末》報道：有關調研機構對11個省、直轄市約2萬多名公務員進行的薪酬福利調查發現，壹些單位的福利性補貼多達十幾、二十幾項；北京市某區鎮機關的處級公務員每月車補高達1300―1500元，幾乎占其月基本工資的70%；諸如“菜籃子補貼”等壹系列在公務員制度逐步建立過程中陸續出現的福利項目，相當部分也並未隨著公務員幾次調資而被調整並取消。 2010年6月深圳市水務局在深圳五屆人大壹次會議上提交的部門預算材料顯示，在該局人員支出項目中，人員編制700多人的水務局壹年花費在人員支出上的費用就高達1.3億元，平均每個人每年費用達到了近20萬元，而這僅僅是用於其工資等待遇上的費用。2010年1月的廣州市人代會上，廣州市人大代表黃浩玲說，同樣是處級，退休公務員的退休金為7000元，而退休企業員工的退休金為1700元。2010年6月1，深圳富士康的底層員工工資從原來900元／月調升到1200元／月，而深圳執法公務員的起薪為7000元且有其他各種待遇。可見，公務員與非公務員收入差距何其之大。 在中國，壹個職業的社會地位往往取決於這個職業能不能在法律以外為周圍的人謀取到見不得光的利益，毫無疑問，公務員就是社會地位最高的壹類。正是由於公務員是超國民代遇的高工資、高福利、高地位的象征，進入新世紀以來，公務員考試熱潮壹浪高過壹浪。2010年年底的國家公務員考試，共有141萬人報考比7年前的8.7萬人高出了16倍，而可供競爭的崗位是1.6萬余個，總體競爭比例達到了87.3：1，最熱門的職位創下了4961∶1的紀錄。 4. 公務員降薪 據新華網2011年5月24日報道，為了給東日本大地震的重建提供財源保障，棺直人內閣及已就國家公務員的降薪幅度達成了共識。具體降薪幅度為：科長以上幹部降10%，科長助理﹑組長降8%，普通職員降5%。此外，年終獎金壹律降10%。此次日本國家公務員降薪制度將在工資法修正案通過後開始實行，壹直持續到2013年底。通過降薪，日本能從中抽調近3千億日元資金用於援建災區。 日本公務員最近的壹次降薪是2009年10月20，平均年薪比之前減少15.4萬日元(約合人民幣11000元)。減薪後平均薪酬水平只比中小企業職員稍高。拿公務員薪酬開刀，不獨日本壹家。美國芝加哥政府推出公務員無薪休假，為政府部門節省800多萬美元。而韓國政府則凍結了公務員2009年的工資和加班補貼。在全球金融危機時期，公務員減薪已成為各國政府節約開支、凝聚人心、鼓舞國民士氣、增強國民共克時艱的共同抉擇。希臘公務員工資降薪１０％，新加坡公務員減薪兩成，而俄羅斯、烏克蘭等國家也已傳出公務員減薪甚至裁減公務員的消息。 對照中國，汶川大地震死亡是日本大地震4倍多，影響的區域與人口更廣，中央宣傳全國人民支援災區，但那時公務員並沒有降薪；全球金融危機中國也受影響，但那時公務員也沒有降薪。相反，經常可看到代表委員們在提議給公務員加薪。可惜的是這些代表委員基本都是公務員，而在其他國家是不可能同時身兼公務員議員的。
二. 其它國家對公務員的管理
1. 美國
美國政府公務員分為政務官與事務官。政務官或選舉或任命，實行任期制,政府首腦由民選產生，部門長官由政府首腦任命、報議會批準，任期結束，就隨著政府首腦的更替而更替。事務官實行常任制，主要是通過考試錄用，如果不犯錯誤可以終身任職，主要負責處理各部門的日常業務，他們要想成為政務員就必須辭去公務員參與政黨選舉。
美國公務員制度中明確規定不得濫用納稅人的錢,任何有金錢價值的贈品、貸款、債務償還期延伸以及接受無償工作等都在被禁之列。
美國制止公務員公費旅遊的方法既簡明又有效，即每年在網上公布年度預算和花費，其中包括所有出差報銷的單據。此外，電話費只能報銷因公使用的部分，私人電話都要自付。所以美國公務員自己也很註意，哪怕和其它人吃個午飯，都會主動支付飯費。
美國的財政權是掌握在國會和地方議會手裏，政府要想改變征稅必須要國會或地方議會同意，政府的財政預算必須經過國會或議會審查、公開聽證和批準，否則政府手裏是拿不到錢。而這些錢即使到了政府手裏，如何花的也要公開，還要接受議員們經常性地質詢、調查，審計也從屬於議會，如果出現浪費、腐敗，下次不僅可能得不到撥款甚至連相關部門都取消了。美國曾發生過多次政府拿不到錢而關門的事情，更別提建立小金庫了。
如果政府關門，那麽所謂的美國公務員收入穩定也就保不住了，所以被叫做governmental employee”（政府雇員。聯邦公務員的年收入主要在3—10萬美元之間，能進入中產階級的行列。以2007年為例，最低的年薪為16630美元；而最高的年薪為120981美元。但這個收入無法與很多私營部門相比，比如微軟、美孚等公司的雇員收入就要高很多。實際上，1990年的公務員法就認定，聯邦部門的白領工資得通過年度補貼才能與私營部門保持齊平。這是壹種基於地區差別的調節性補助，通常叫做“地方性工資”。依靠此類補助，很多低檔級的公務員工資得到了提高。
在美國，當官算不上什麽好差事。在美國擔任政府部門工作的人，必須回答壹份“隱私”調查問卷。整份問卷長達7頁，包含63個問題，涵蓋了從家庭成員信息、個人網頁、博客到與金融機構之間的關系、曾被卷入的法律糾紛、負債狀況等各方面情況，就連同居夥伴的姓名和聯絡方式都不放過。
美國的官員財產申報制度要求各類高級官員和配偶以及子女如實申報自己的財產和收入情況。申報財產範圍幾乎包括了所有生活領域：財產及其收入、買賣交易、饋贈、補償、旅行、債務、政府工作之外的兼職收入，就連自家生產的糧食和飼養的牲畜也要申報。美國對財產申報中的違規行為制定了嚴厲的處罰措施，對故意提供虛假信息的人可提出刑事訴訟，判處最高25萬美元的罰款或5年監禁。公務員財產申報結束的15日內申報資料應向公眾公開。此後6年內，除出於非法目的查閱或公開申報資料將危害國家利益等情形，任何公眾經申請可查閱。
在美國，作為第四權力的媒體監督作用強大。在涉及政府的報導上，美國政府也要對媒體畢恭畢敬。
作為打擊腐敗的利器，美國聯邦調查局發揮了關鍵的作用。聯邦調查局專職調查危害國家安全和公共利益行為，不受行政管轄和地域的限制，有權對包括政府官員貪腐在內的200多種犯罪活動進行調查。其反腐敗的絕招中有壹個叫“sting”(死叮)，就是故意派人去誘引腐敗，看上不上鉤，壹旦上當就實施抓捕。此外，還采用模擬犯罪的方式考驗和誘惑有嫌疑的政府官員。據說聯邦調查局每年在國內平均發起300多起“死叮”戰術。
2. 法國：
法國的公務員目前有500多萬人，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及其所屬的公共事業機構,如學校、醫院等地謀職的工作人員、外交官、教師及醫務人員。公務員約占法國就業人員的11%。從行政級別看,法國的公務員分為ABC三個等級。A類為高級公務員,屬決策層,對學歷有較嚴格的要求;B類為中級公務員,屬管理層,要具備相關學歷、專業知識與技能;C類為壹般公務員,屬執行層,主要是基層的壹般辦事人員及秘書等。
2006年，法國公務員的年平均工資為26182歐元，而私營部門的平均薪酬為23261歐元。當然，這僅是官方數字，不包括私營部門在工資外給予員工的隱形好處。
法國對公務員管理嚴格，級別越高的公務員受到的限制越多，從張口說話到工資入囊，都有專門劃定的界線。
財產申報是政治人物任職或成為候選人的先決條件。總統候選人在正式競選前15天之內，議員、官員在被任命或上任15天之內，必須提交壹份詳細的個人財產狀況表，所申報的財產狀況必須真實具體，並以名譽保證。總統候選人和離職總統的財產向全社會公開。目前，因涉嫌財產來源不明而被判刑最嚴重案情是由於接受企業的賄賂、回扣，涉案官員被判3年有期徒刑。
法國對違紀公務員的監督，是由人力資源部駐各部的紀律檢查委員和行政行為實施人的直接上級共同承擔對相關公務員行為的合法性監督。如果行政行為違法，上級要負連帶責任。
法國強大的媒體輿論工具扮演著不可缺少的“民意檢察官”的角色。2010年10月，在備受爭議的退休改革艱難進行的關鍵期，媒體爆出多名法國部長級官員違規享有雙份津貼，壹時間，公眾輿論嘩然，反對黨也群起而攻之。壓力之下，前住房部長布坦放棄9500歐元津貼，隨後，又有四位內閣部長宣布放棄兼職議員的退休金。
3. 德國
德國規定公職人員包括家屬都不得接受來自任何方面、任何形式的饋贈，從總統、總理到普通公職人員全不例外，甚至包括離職以後。政府公職人員必須將15歐元以上的禮品上報，接受超過30歐元以上的私人禮物就算受賄。
公務員在服務期間,每年都要與所在單位簽訂壹份廉政合約承諾廉潔奉公。為了防止腐敗,德國還實行輪崗制度，政府官員(包括反貪工作人員)5年必須輪崗交流，對容易滋生腐敗的建設、規劃、醫藥等部門則將輪崗間隔縮短為3年,此舉有效地降低了貪汙腐敗的可能性。
4. 日本：
公務員必須遵守的義務和各種清規戒律，必須潔身自好，否則就會丟掉飯碗。2010年10月，東京都政府宣布對18名公務員給予免職、警告等處分，其中壹名公交車司機直接收取乘客的車錢，而未將車錢放入公交車上的收銀器中；1名地鐵司機7年裏非法領取了80萬日元(1美元約合82日元)的加班費；1名公交車司機闖了紅燈。
神奈川縣壹所中學的壹個老師與校長等同事吃飯，喝了5杯白酒及啤酒，後來在騎輕騎回家的路上被警察查出飲酒駕車，被罰款20萬日元。事情敗露後，神奈川縣教委對這個教師給予了免職處分，同時對與該教師壹起喝酒的校長給予了警告處分。
三. 美國的公務員和總統
（本節節選自劉植榮等人的文章，為方便閱讀，將美國政府雇員稱為公務員。）
1.在美國當官發不了財
美國法律規定，公務員無權自己給自己漲工資，必須經過議會批準；公務員工資標準參照私企，且不得高於同類地區私企工資；公務員工資每年的微調增幅不得超過工資成本指數，公務員工資的漲幅必須小於私企；所有公務員的工資必須透明，並且所有公民隨時可以查閱公務員的工資標準。
在美國，競選總統、議員、州長都是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那可不是為了工資去的。加利福尼亞州州長施瓦辛格等幾個州長都主動放棄工資，有的只領取1美元的象征性工資。要想做公務員，就必須嚴格遵守制定出來的法律，放棄普通公民享受的部分權利——如隱私權，必須每月公示家庭財產。
在美國，聽不到公務員天天嚷嚷給自己漲工資，因為法律擺在那兒，人民根據市場行情，先把公務員各個職位的價碼標好，然後去市場上招聘公務員，這符合市場經濟規律，所以，美國人無緣見到幾千人、幾萬人掙搶壹個普通公務員職位的現象。
在美國當官是發不了財的，官員貪汙受賄的案件極少發生。美國2009年破獲的壹起腐敗大案震驚全國，中國人肯定以為涉案金額至少要人民幣幾十億。這個震驚全國的腐敗大案的涉案人卡馬拉諾市長僅收了25000美元的賄賂，大約是美國平均工資的壹半，相當於中國貪官受賄5000元人民幣，這在中國簡直就是“毛毛雨”，單位內部就處理了，這在美國可成了多少年不曾出現的特大腐敗案件。
2.美國公務員的利益回避制度、封頂制度、補償原則
美國剛建國時，就通過了壹個法律規定：“新壹屆眾議員選出之前，任何有關改變參議員和眾議員的任職報酬的法律，均不得生效。”這就是眾所周知的利益回避制度，誰提漲工資不給誰漲工資，要到他的下任才開始執行新工資標準，這就阻止了官員在人民委托給他們的崗位上不好好為人民服務、天天琢磨給自己加薪的不道德現象的發生。
美國法律還規定，公務員與私企等其他勞動者執行同壹聯邦最低工資標準。
美國法律還規定了公務員工資封頂制度，普通公務員不管何種理由所有項目工資之和超過高封頂工資標準，該工資不得支付。2008年，美國公務員的封頂工資是19.13萬美元。
2008年，美國工資最高的5個職業是：外科醫生20.677萬美元，麻醉師19.757萬美元，牙醫19.493萬美元，婦產科醫生19.278萬美元，整形外科醫生19.042萬美元。企業老總的工資排第10位，律師的平均工資排第16位，警察局長排第104位，普通警官排第273位。
由於美國法律規定公務員工資不得高於私企，所以，公務員工資標準的制定參照以往的私企標準，因為私企工資在先，公務員工資在後，公務員工資標準比私企落後1—2年。
根據勞工部公布的統計數據，美國各州的公務員平均年薪是 47231美元，比私人企業同類型工作的雇員年薪低大約5%。美國各縣和各市公務員的平均年薪是43589美元，比私人企業同類型工作的雇員年薪高大約 2%。
美國給公務員工資補償的原則：只有在美國某壹地區公務員工資低於私企職工工資5%以上的情況下，公務員的工資才可得到補償。並將補償標準為工資的3.52-4.20%。也就是說，公務員工資補償後的標準仍低於私企。
美國公務員工資雖然比私企低，但公務員的好處私企職工是無法比擬的，如名聲好聽、可以建立起人脈關系、假期多、工作清閑、壓力小、比較穩定、失業幾率小等。
3. 美國總統平均45年加薪壹次，實際工資逐年縮水
從1789年華盛頓總統到現在，美國總統共有5次加薪。華盛頓的年薪是25000美元（相當於2009年的566000美元），但他沒有領取，都捐獻給了國家。1999年第5次加薪把總統的年薪從200000美元調整到400000美元。但美國法律有個利益回避制度，誰提加薪不給誰加薪，工資調整當任不得受益，要從下任開始執行新的工資標準，所以，1999年克林頓總統簽署的加薪法案是2年後在他的下任小布什開始執行的。
美國總統從1789年到2013年加薪5次，平均45年加薪壹次。盡管有5次加薪，但由於美元貶值的緣故，總統的實際工資是逐步下降的，
4. 美國總統越當越窮
美國總統雖然看上去工資也不算少，但由於總統工資相對高稅率也很高。如羅斯福總統，他當時的工資是75000美元，每年納稅後拿到手的只有30000美元，60%的工資要交稅。還有，由於總統身份、地位和職業的特殊性所在，花銷也大，要經常招待客人，要雇家務總管、廚子、清潔工、保姆等服務人員，這壹切費用政府不給買單，都要自己掏腰包。
在美國歷史上，沒有因為當總統富起來的，相反，總統越當越窮，不少總統卸任後債臺高築、貧困潦倒。
第3任總統托馬斯•傑弗遜卸任後，靠賣地和賣心愛的藏書維持生活。
第5任總統詹姆斯•門羅離任後賣地還債，最後連居身之地都沒有了，只得搬到女兒家依賴女兒女婿生活。
第7任總統安德魯•傑克遜離任後也是出售了所有財產才還清債務，留下的遺產就是3柄劍，要求子孫們在必要時保衛合眾國憲法。
第11任總統詹姆斯•波爾克離任不久就去世了，妻子靠賣地生活，後來國會給她壹筆救濟金，使她勉強維持生計。
第13任總統米勒德•菲爾莫爾也越當越窮，離任時無力還債，但他很走運，1858年2月與壹位富有的寡婦結婚，新老伴替他還清了債務。
第42任總統克林頓在白宮後期連打官司支付律師的費用都拿不出來，是朋友捐款幫他請律師。
第43任總統小布什手頭也不寬裕，在任上時第壹夫人勞拉•布什經常因為經濟拮據和他吵架。
四.誰才是人民的公仆
1. 中美市長央視比富
2004年，在央視舉辦的壹期“讓世界了解中國”的節目中，來自中國威海和美國雷德蒙德的市長互相邀請對方訪問自己城市。美國雷德蒙德的艾文市長在高興地接受了中國崔市長的邀請之後 “吝嗇”地表示她沒有訪華的費用，並解釋她雖然身為壹市之長，但辦公費用來自於市民的納稅錢，每壹筆開支必須要對她的市民負責，訪華的費用將是壹筆額外開支，不在辦公費用之列。崔市長在高興地接受了艾文市長的訪美邀請之後，沒有表示任何對旅行費用的顧慮。相反，在聽到上述艾文市長“吝嗇”的言詞之後，立刻慷慨地表示，將支付艾文市長訪華的壹切費用，還主動表示要向艾文市長贈送衣服禮品。
艾文市長所在的雷德蒙德市，是微軟公司總部、任天堂公司在美總部，稅收材源十分豐厚。而威海是壹個從數個小村莊發展起來的小城市。
註：崔市長指崔曰臣，當時為威海市委書記，他的邀請或許出於招商引資的目的，如是慷納稅人之慨的事在官本位的中國相當普遍。
2.青島市委書記李群：《我在美國當市長助理》
李群2000年在美國康涅狄格州紐海文市政府進行了為期三個月的實習，回國後據美國見聞寫成《我在美國當市長助理》。書中介紹：紐海文不設副市長，部門也沒有副職；美國的政府抓環境建設，間接促進經濟發展，而不是直接慘預經濟活動，直接管理企業；美國的地方政府是社會型政府、公共服務型政府，市長是對下負責，對選民負責，對議會負責，州長、甚至總統來，市長根本不用接待。
紐海文市長上班自己開著私家車，下班時他又開著私車回家，在市鎮大樓停車都是自己交錢。市長說：“公私分明，這是對政府官員起碼的要求，否則納稅人不會答應。”
李群在美國的市長助理任期結束時，紐海文市長說：“按照中國的禮儀，我要請妳吃頓飯。可按規定，在外公款請客超過9美元視為行賄。還是到我家裏吃飯吧。”
3. 買不到奧運會門票的倫敦市長
倫敦市長鮑裏斯•約翰遜是英國歷史上最年輕的民選市長，生活十分平民化，永遠是亂蓬蓬的滿頭金發，喜歡穿著西服在倫敦街頭騎自行車。2008年8月他來北京慘加奧運會閉幕式，走下飛機時滿臉倦容，後來英國媒體披露了原因：大概是這位市長看上去實在不太像市長，英國航空公司竟然禮貌地拒絕了他從經濟艙升到商務艙的請求，於是他只能在狹小的經濟艙空間裏捱過了九個小時。在慘加奧運會旗接旗儀式時，他敞著西服扣子走過紅地毯，金色的頭發亂蓬蓬地趴在腦門兒上，還被攝影師拍到把雙手插在口袋裏的畫面。
新華網2011年６月8日報道，2012年倫敦奧運會第壹輪門票已經公開售完，超過半數以上的購票者無法買到，其中就包括倫敦市長鮑裏斯•約翰遜。“我個人感到有些沮喪，居然壹張也沒買到，我將繼續在電腦上試試運氣”約翰遜說。
鮑裏斯•約翰遜的地位類似於北京市委書記劉琪，劉琪會操心不能坐商務艙？劉琪會買不到北京奧運會門票？甚至，劉琪會自掏腰包買票？
4. 中國龍亭厚禮暴露德城市經濟窘況 （中國日報網旗下環球在線網原標題）
江蘇無錫與德國勒沃庫森2005年結為友好城市，2006年無錫市長毛小平代表四百萬市民贈送給勒沃庫森市壹個8米高的龍亭。12噸重的龍亭被分裝在集裝箱裏寄往德國後，由於無錫只付了中國到漢堡的集裝箱水路運費，德國境內的運費和安裝費勒沃庫森市並無支付能力。幸虧贊助商們及時伸出了援手：壹家在無錫也設有分廠的朗盛集團主動承擔了混凝土地基的費用；壹家運輸公司提供免費境內運輸。
註：勒沃庫森面積約80平方公裏，人口近20萬，系著名的跨國公司拜爾公司總部所在地。該市還擁有朗盛、阿克發和日本馬自達汽車等公司。
5. 美國大多數市長是兼職的
齊魯晚報2007年報道，洛杉磯地區有近90個城市，除了洛杉磯市長外，其余80多位市長基本都非專職，他們第壹職業是是律師、醫生、商人之類，每周到市政府上班的時間不過壹兩天。在美國，除了紐約、洛杉磯、芝加哥、華盛頓、舊金山等為數不多的大城市，大多數城市的市長都是如此。至於美國大城市的副市長，多數是市長競選班子成員，有的只管理壹兩個很小的部門，壹旦市長卸任也會離職。
市長職責權限主要在公共事業，就是怎洋用材政收入做好教育、醫療等福利事業，以及維護城市治安、規劃城市發展等。市長很少直接管理經濟運營，企業經營更是壓根兒無權過問，且許多重要抉策要經過議會批準。
小城市市長權限更小，市長兼職就不失為節省政府開支的好辦法，有些小城市幹脆采取市議員輪流當市長的辦法。在密歇根州還有個18歲高中生當選了壹個小城市的市長，邊上學邊當市長。
6. 不務正業的外國市長
. 德國第九大城市杜塞爾多夫市市長艾爾以前是壹位掏煙囪的工人，由於市長的職務補貼很少，為了生活市長就不得不去重操舊業——掏煙囪。
. 美國科邏拉多州聯邦高地市的市長斯帕克斯，跟周邊大部分城市壹洋，聯邦高地市的市長不是政府雇員，納稅人不為他支付福利。當斯帕克斯自家開的壹家餐館生意蕭條後，他抉定到該市唯壹壹家脫衣舞俱樂部去找壹份兼職工作，充當門童，每晚的報酬是100美元。2006年的壹天，警察逮捕並指控俱樂部老板違反了脫衣舞者與觀眾最近距離不得小於0.9米的規定，斯帕克斯的兼職就此泡湯。
. 美國紐約州小城曼利厄斯市市長馬克•保邏•塞拉芬因檢鄰居放在路邊的瓶子去賣錢於2010年11月出現在法庭上。雖然塞拉芬在法庭上聲稱自己並沒有犯罪，但他很可能因違反當地的垃圾回收條令而被罰款250美元，並被處以最多15天監禁。
. 法國埃斯普萊特市的市長安德烈，2004年11月休年假的時候在成都索菲特酒店打工當起了大櫥，打工所得工資捐給四川省寶興縣鄧池鉤教堂作修繕費用。由於他所在的城市人口少於5000人，按規定市長、副市長等都是不領薪金的，工作之余都會找第二份工作。
. 法國蘇亞克市市鎮長阿蘭•沙斯達尼奧爾，平時在巴黎阿歇特集團以秘書長身份上班，周末則趕往蘇亞克市政府趕完他沒有做完的工作。在法國作為兼職市鎮長只有津貼，並沒
有工資。盡管如此，阿蘭先生已經習慣於不停地轉換角色，很樂意同時做兩份工作。
. 德國北部小城吉夫霍恩，壹位歐洲央行的計算機高級管理人員為了政治理想放棄了每小時100歐元工資的工作當選為市長，為節省開支平日上下班都乘公共汽車，但他的“親民”舉動反而讓他獲得更高支持率，連續兩屆當選為市長。為了改善生活，2003年，他在壹所社區大學裏兼職當起計算機指導老師，拿每小時20歐元的外快。
. 德國拜恩州班貝格市的市長，在市郊承包數畝農田，種些南瓜、土豆等出售，賺點錢以貼補自己孩子的日用。
7.有關中美市長的幾個不解之迷：
——為什麼美國壹個城市只養壹個市長，就能把城市治理的井井有條政通人和？為什麼我們隨便壹個城市都要有市委、政府、人大、政協四套領導班子，而且也正是這個擁有幾
十號人馬的領導班子，把我們的城市領導得壹塌糊塗、民怨沸騰？
——為什麼美國的市長貪腐2.5萬元就震驚全美政壇？為什麼我們的縣市長貪腐幾百萬乃至幾千萬也司空見慣？
——為什麼美國的市民極少有大量的越級上訪、四處告狀？為什麼我們的許多市民間直就是告狀成癮、上訪成瘋？
——為什麼薪資高出中國市長許多倍的美國市長經常在小飯店吃快餐？為什麼我們的低工資市長卻經常出入高級大酒店？
——為什麼美國的市長就能做到公私分明：回家開私車、上班開公車，抉不搞公款吃喝、公款旅遊等三公消費？為什麼我們的市長歷來就是公私不分，公車私用、公款吃喝、公費旅遊（美其名曰“考察”）早已成為習慣？
——為什麼美國的市長們敢於目無上級、目無州長，甚至敢於目無總統，但卻從來不敢怠慢市民、怠慢社會弱勢群體？為什麼我們的市長歷來就可以目無百姓、目無下層、目無弱勢群體，但卻絕不敢怠慢上級、怠慢領導？
——為什麼美國的市民們和議員們常常在公開場合，將市長批駁得體無完膚、狼狽不堪？為什麼我們的市長卻往往把不服領導的刁民收拾得襟若寒蟬、自認倒黴？
——為什麼在號稱世界第壹強國的美國經常出現摳摳索索、捉襟見肘的窮酸市長？為什麼在全球最窮國家之壹的中國，卻總是看到出手闊綽、壹擲萬金的大款官員？
——為什麼許多的官員的後代爭先恐後地到美國留學或是加入美國國籍？為什麼讓他們去接受資產階級的腐蝕卻留下平民百姓的子弟在國內接受紅色教育的洗腦？
“公平不等於收入的平等，不等於健康狀況的平等，也不等於任何其他具體結果的平等，而是對壹種機會均等的狀況的探求。”——《世界銀行2006年發展報告：公平與發展》
初次分配的內容
國民收入初次分配發生在任何有雇傭關系的領域，壹般是按貢獻分配，該貢獻包括對創造利潤有益的各種因素，如資金、技術、管理、生產資料、勞動力、信息、市場、營銷等。誰能利用這些要素作出貢獻，誰就能分到壹杯羹。
每個經濟體的初次分配大致可以歸納為三個方面內容：（1）國家以稅金形式收取的部分；（2）資本方（國家、集體、股東或個人）所得包括留存企業或其它經濟體的部分；（3）勞動者報酬。
在成熟市場經濟條件下，初次分配是通過市場機制實現的，勞動力、資本、技術、管理等各種生產要素通過市場競爭獲得各自的報酬，政府壹般不直接幹預初次分配，而是通過稅收杠桿和法律法規進行調節和規範，以免扭曲市場競爭關系。
初次分配涉及面相當廣，它要解決的主要是貨幣資本的所有者與人力資本的所有者之間的利益分配問題。如果在初次分配中出現重大的社會不公正，在二次分配中就很難加以扭轉。初次分配中市場調節機制的缺失，會導致分配秩序混亂，從而造成收入差距擴大，現實情況也正是如此。
中國長期以來在初次分配註重效率的思想指導下，權力、資本、身份等要素成為初次分配的主要決定力量，尤其是權力在其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而作為最大群體和對經濟做出最大貢獻的普通勞動者，作為收入分配中本應處於決定性作用的勞動要素，卻沒有在收入分配中進行平等博弈的力量而在初次分配中則處於弱勢地位，由此導致勞動收入特別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在GDP、產值和利潤中所占的份額呈現逐年下滑的狀態。
由於權力本身就是二次分配的決定性力量，在分配機制不透明、貪汙腐敗盛行的中國，普通人群和勞動者從二次分配中得到的福利和救助要麽是杯水車薪，要麽是根本沒有，所謂的“二次分配註重公平”的目標也成了空話。
“公平不等於收入的平等，不等於健康狀況的平等，也不等於任何其他具體結果的平等，而是對壹種機會均等的狀況的探求。”——《世界銀行2006年發展報告：公平與發展》
初次分配的內容
國民收入初次分配發生在任何有雇傭關系的領域，壹般是按貢獻分配，該貢獻包括對創造利潤有益的各種因素，如資金、技術、管理、生產資料、勞動力、信息、市場、營銷等。誰能利用這些要素作出貢獻，誰就能分到壹杯羹。
每個經濟體的初次分配大致可以歸納為三個方面內容：（1）國家以稅金形式收取的部分；（2）資本方（國家、集體、股東或個人）所得包括留存企業或其它經濟體的部分；（3）勞動者報酬。
在成熟市場經濟條件下，初次分配是通過市場機制實現的，勞動力、資本、技術、管理等各種生產要素通過市場競爭獲得各自的報酬，政府壹般不直接幹預初次分配，而是通過稅收杠桿和法律法規進行調節和規範，以免扭曲市場競爭關系。
初次分配涉及面相當廣，它要解決的主要是貨幣資本的所有者與人力資本的所有者之間的利益分配問題。如果在初次分配中出現重大的社會不公正，在二次分配中就很難加以扭轉。初次分配中市場調節機制的缺失，會導致分配秩序混亂，從而造成收入差距擴大，現實情況也正是如此。
中國長期以來在初次分配註重效率的思想指導下，權力、資本、身份等要素成為初次分配的主要決定力量，尤其是權力在其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而作為最大群體和對經濟做出最大貢獻的普通勞動者，作為收入分配中本應處於決定性作用的勞動要素，卻沒有在收入分配中進行平等博弈的力量而在初次分配中則處於弱勢地位，由此導致勞動收入特別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在GDP、產值和利潤中所占的份額呈現逐年下滑的狀態。
由於權力本身就是二次分配的決定性力量，在分配機制不透明、貪汙腐敗盛行的中國，普通人群和勞動者從二次分配中得到的福利和救助要麽是杯水車薪，要麽是根本沒有，所謂的“二次分配註重公平”的目標也成了空話。
我國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重不斷下降；而資本所得、政府收入的比重不斷上升
勞動者報酬占GDP比例22年間下降了近20個百分點，資本報酬上升了20個百分點：據新京報2010年5月12日報道，中華全國總工會集體合同部部長張建國介紹，我國居民勞動報酬占GDP的比重22年間下降了近20個百分點,由1983年的56.5%持續下降2005年的36.7%；而從1978年到2005年資本報酬占GDP的比重上升了20個百分點。
勞動者報酬占GDP比例：據中國社科院有關研究顯示，1990至2005年，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例從53.4%降至41.4%，同期企業所得占GDP比例從21.9%增加到29.6%。資料顯示，2007年，我國包括農業主收入在內的勞動報酬占GDP比重為39.74%，企業所得GDP占比為31.29％。而同期美國勞動報酬占比為55.81%，英國為54.5%，瑞士為62.4%，德國為48.8%，南非為68.25%；2006年韓國勞動報酬占比為45.4%，俄羅斯為44.55%。
中國社科院和總工會公布的兩組數據稍有出入,但劍之所指都在勞動報酬所占GDP的比例過低。進壹步而言,企業利潤、政府收入的大幅增加，在相當程度上是以職工的低收入為代價的,是以勞動力報酬被低估、工資被利潤侵蝕為代價的。
政府收入增長非常迅速：1997年到2007年，政府預算內財政收入占GDP比重從10.95％上升至20.57％，包含預算外收入的全口徑財政收入GDP占比（宏觀稅負）從1998年的16.3%上升至2010年的34％。反觀美國，其宏觀稅負從1975年的25.6%上升到2007年的28.3%，32年間只上升了2.7個百分點。
人均收入人均GDP的比例：與根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的數據計算，中國2008年人均收入為9800余元，人均GDP為23800余元，人均收入與人均GDP之比為41.2%；按統計局公布的2010年度城鄉居民收入統計估算2010年均收入與人均GDP之比為40%左右（按城鄉人數相同，則比例為41%左右）。而日本2007年人均收入與人均GDP之比為69.4%；美國2008年人均年收入為3.76萬美元，與人均GDP比率為79%。
行業收入差距不斷擴大
中國有相當壹部分初次分配差距並不是市場競爭優勝劣汰的結果，突出反映在國民收入分配向資本和壟斷行業過度傾斜。初次分配不公平的另壹個突出問題是資源和要素價格形成機制不合理、不健全，很多資源價格不能反映資源稀缺程度、市場供求關系和環境損害成本，這就導致極少數人不當得利，而大多數人利益受損，從而形成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差距。
行業工資差距遠大於國外：據2008統計局公布的數據，中國證券業的工資水平比職工平均工資高6倍左右，收入最高和最低行業的差距達11倍。而國外2006-2007年最高和最低行業工資差距，日本、英國、法國約為1 .6-2倍左右，德國、加拿大、美國、韓國在2 .3-3倍之間，沒有超過4倍的。
行業工資差距15倍：2011年2月人社部勞動工資所的發布的研究顯示，按大行業劃分，2009年我國職工平均工資最高的金融業工資是最低的農林牧漁業工資的4.7倍，而1998年行業工資最高最低還是這兩個行業，差距是2.35倍；按細分行業看，2008年職工平均工資最高的證券業是最低的畜牧業的15.93倍，2005年最高是最低7.78倍。行業收入差距逐步擴大的趨勢相當明顯。值得註意的是，此處沒有考察社會福利、灰色收入之類。
壟斷行業薪酬過高：當前，壟斷行業主要包括電力、電信、民航、鐵路、石化、金融、保險、煙草、煤炭、房地產等部門取得高額壟斷利潤，使行業間差距不斷擴大。據中國青年報2009年的報道，在14家上市銀行中，浦發銀行、民生銀行和中信銀行的人均薪酬各為45.62萬元、39.82萬元和34.61萬元，人均薪酬最少的工商銀行為13.04萬元。而據21世紀經濟報報道，2010年國內券商人均稅後薪酬30萬元。
中國絕大多數產業工人的勞動供養率達不到1：1.5 據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博士生導師文宗瑜2010年8月的文章介紹，美國1個產業工人的勞動收入可以供養4.8個人，勞動供養率為1：4.8；德、英、法三國的勞動供養率為1：6.8；日本、韓國勞動的供養率為1：3.8。而中國絕大多數產業工人的勞動供養率達不到1：1.5。
按照中國壹個產業工人的月收入為2500元，其生活價格指數估算的勞動供養率只有1：0.45，而且這個假設是按目前中國產業工人較高的勞動收入計算的，70% 以上產業工人的勞動收入還達不到這個水平。
文宗瑜還認為，經濟比中國更發達的美國、德國、英國、法國，人口約為3億、0.8億、0.57億、0.6億，他們也沒有做到讓每個人都有工作，中國13億人更不可能實現讓每個人都有工作的目標。美、德、英、法就業政策思維是讓30%的人拼命工作來供養70%的人。中國應大幅提高工資，當壹個就業者的勞動收入能夠供養2個人或3個人甚至更多個人時，就業模式就會發生變化及替代。
工資收入僅占企業運營成本的不到10%,，遠低於發達國家的50%
工資收入僅占企業運營成本的不到10%，工薪階層個稅負擔達到個稅納稅總額的50% 九三學社在2010年3月全國政協會議上提交的書面發言中介紹，九三學社中央在調研中發現,作為居民收入主要渠道的工資收入僅占企業運營成本的不到10%,遠低於發達國家的50%。而在個稅負擔方面,九三學社中央表示,當前我國工薪階層的個人所得稅比重達到個稅納稅總額的50%,而美國10%的最高收入者繳納個稅卻占到總額的80%以上。
職工工資總額GDP占比下降到11% 職工工資總額占GDP的比重在逐年下降，1991年為15.3%， 2000年下降到12%，2007年下降到11.3%(國家統計局的職工工資總額只統計城鎮單位在崗職工)。
最低工資標準大多在當地GDP30%以下 按照國際慣例，最低工資應占社會平均工資的40%-60%，但據全國總工會的調查，2009年各省會城市的最低工資多數只略高於30%，2010、2011年各地最低工資有程度不同的增長，但仍未達到國際慣例標準。
工薪族72%收入在2000元以下 2011年4月21日，財政部、國稅總局有關負責人表示，個稅起征點將由現行的每月2000元提高到3000元，調整後工薪所得納稅人占全部工薪族的比重將由28%下降到12%左右。由此可以推算，中國工薪族中月收入3000以上的占比為12%（大多是國企職工、公務員、事業單位人員），2000至3000的占比為16%，其余72%為月收入2000元以下。
農民工：幹得最多，掙得最少
2009年2月28日，溫家寶與網友在線交流談到農民工時說：“城市的高樓大廈是妳們蓋的，最重、最臟、最累、最危險的活是妳們幹的”。多勞本應多得，可惜的現實不是這樣。今天農民工地位遠不如國民黨時期的工人兄弟，城市的繁榮是農民工親手創造的，農民工卻在城市裏受盡各種歧視，原因在於他們脫離不了黨和國家給予的身份——農民！
農民工平均工資在當地城鎮職工平均工資的壹半以下 據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宋曉梧的文章介紹，初次分配中農民工工資長期被過分壓低,從事同樣的工作，城市職工比農民工工資高壹倍甚至兩倍。2008年長三角和珠三角九個城市（廣州、深圳、杭州、南京、東莞、上海、無錫、蘇州、寧波）的出口加工企業中，農民工平均工資與當地城市職工平均工資相比很少超過40%的。差別最大的東莞，城鎮職工平均工資每月3293元，而農民工是971元，不到城鎮職工的30%。最低工資標準國際上壹般是社會平均工資的40%-60%，這意味著東莞等地農民工工資連最低標準都達不到。
多項研究成果顯示，如按現代勞動力市場規律辦事，反對就業歧視，實行同工同酬，上億農民工每年至少可多得約3千至5千億元，遠高於免除農業稅、家電下鄉補貼等惠農措施。多年累積下來，僅農民工工資欠賬這壹塊，對擴大消費、縮小城鄉差距的影響就極其巨大。
珠三角：農民工月12年工資只提高了68元 2005年廣東省總工會調查顯示，珠三角地區農民工月工資12年來只提高了68元，超過壹半的進城務工人員只能靠加班加點獲取更多壹點的工資收入。中國網2009年9月9日報道，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部長尹蔚民介紹，農民工的月平均工資水平大約在1400塊錢左右，這壹估算數字與學者們的調查稍有出入，但顯然農民工工資還是很低的。
農民工每周工作58.4小時，走出國家規定14個小時
根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09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以受雇形式從業的外出農民工平均每個月工作26天，每周工作58.4小時，其中每周工作時間多於《勞動法》規定的44小時的占89.8%。
誰榨取了農民工的超額剩余價值？
誰？誰？誰？
同工不同酬
《勞動法》第四十六條規定：工資分配應當遵循按勞分配原則，實行同工同酬。同工同酬是指用人單位對於技術和勞動熟練程度相同的勞動者在從事同種工作時，不分性別、年齡、民族、區域等差別，只要提供相同的勞動量，就獲得相同的勞動報酬，社保、福利等也應壹視同仁。
《勞動法》四十六條更多地是體現了壹個原則性的要求，在具體的實施中缺少詳細、可操作性的規定，實際淪為了半殘廢條文。中國這樣壹個沒有民主沒有權利制衡的專制國家，類似的殘廢、半殘廢法律條文不可計數。
現實情況是，非正式工在工資報酬、福利和社會保險、加班工資等方面的待遇明顯低於正式工，農民工更是遭受歧視。
對於私營企業、外企來說，同工不同酬的現象較少，主要可能存在於外來農民工和本地戶籍工，普通員工和關系員工之間。而國企的同工不同酬現象非常嚴重，這主要是由不同身份造成的，有了身份就能享受企業正式員工待遇。勞動和社會保障部2007年曾調研了43家大型國有企業，發現所有企業都或多或少存在同工不同酬現象，國企改革進展較慢的地區更為普遍，如山西壹家國有企業從事相同工作的正式工和臨時工的實際收入差距甚至高達10倍。
同工不同酬現象最嚴重要算行政事業單位。在行政事業單位，達到壹定級別就可以離崗休息，任何待遇都不少(也就是在職養老)，而沒有達到壹定級別的就不能離崗休息，上下班制度也需要嚴格遵守。而正式工與合同工在工資、福利等上的差距是壹個在天，壹個在地。
目前來說，應該對同工同酬立法操作細則，且行政事業單位必須先行無條件地執行《勞動法》和《勞動合同法》，然後再以鐵腕重典強制企業執行。
中國工資的解決之道
工資制度的國際慣例是：吃皇糧的工資必須經人民批準才合法；建立可比性工資制度和利益回避制度。工資高低是對比出來的，工資對比的參照系是人均GDP、法定最低工資和全國人均工資。中國工資現狀是：
最低工資是人均GDP的25%，而世界平均為58%，有32個非洲國家的最低收入超過中國；
從業人員最低工資是全國平均工資的21%，世界平均為50%；
中國公務員工資是最低工資的6倍，世界平均為2倍；國際上公務員最高階層與最低階層工資差別壹般在60%左右，中國則等級森嚴，工資、福利、社會保障上高層與基層的差別是天與地的差別。
中國國企高管工資是最低工資的98倍，世界平均為5倍。國際上由政府註資的企業高管工資執行公務員工資制度，大致是全國平均工資的2.2倍；
中國行業工資差高達30倍，世界平均為不超過2倍。
世界多數國家的工資制度體現以人為本的思想，勞動強度大和勞動環境惡劣工種的工資明顯高於空調辦公室裏公務員的工資，如2009年新加坡公務員工資為235475元/年，而工資水平排在第100位的築路打樁工的工資為286848元/年，公務員工資不如修路工人高。中國則相反，幹得越多階層掙的越少。
中國工資存在的主要問題是沒有合理的工資制度，國家公務員工資每次都沒經過人民的同意悄悄漲薪，而且幅度是GDP增幅的2倍，這在世界絕無僅有。而壹些國有壟斷企業的工資高出最低工資標準的幾十倍上百倍，使人民財富大量流失到少數人手中。公務員是人民的雇員，公務員工資必須經過人民批準才合法，而國有企業的工資不應與他的後臺老板——中國人民——的平均工資水平相差太多。
造成中國社會分配不公的主要原因是，中國的政策制定缺乏民主元素。公務員漲工資是悄悄地大漲，事先不透露任何消息，媒體漲前漲後也不作任何報道，壹漲就是上千元，而且壹年還要發13個月的工資；大多數勞動者的工資是大張旗鼓地小漲，幾個月甚至壹年以前媒體就鋪天蓋地宣傳，百姓苦苦期待結果只漲了百八十元。
提高中國工人工資的當務之急是國家用法律形式把國家最低工資提高世界平均水平，也就是人均GDP的58%，按2010的GDP折算大約合1400元/月。經濟發達地區根據本地區人均GDP制定本地區的最低工資標準，但全國任何地區的最低工資不得低於這個標準。
當然，要想使收入分配永久合理公平，就必須制定《工資法》，把在中國工作的所有勞動者的報酬用這部法律約束。該法必須體現同工同酬原則，體現公務員和吃政府財政人員工資不得超過私營企業職工工資原則，任何吃國家財政人員的工資增長必須經過人民代表大會通過，而且從下壹任期開始執行，以避免公務員不幹公事，天天琢磨給自己漲薪的卑鄙行為。
政府還必須還稅於民，不能把稅款都用在給公務員漲工資上、用在吃喝上、用在公費旅遊上、用在腐敗上、用在援助生活比我們還好的非洲國家上。政府必須增大福利投入，把全體國民置於同壹養老保險、醫療保險系統內，對低收入家庭給予各種補貼，加大對農業生產補貼力度，這是解決分配不公的必由之路。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幾百年的市場經濟實踐證明，要想建設真正和諧社會，要想增加國民抵禦各種自然災害和突發事件的能力就必須藏富與民，必須提供讓人生活有尊嚴的各種福利。
高的稅負沒帶來高福利
壹. 二次分配與福利權利
1. 二次分配
二次分配也稱國民收入再分配，是指經濟主體不必直接通過勞動而可依法獲得的收入，或是國家與其他經濟主體自願的資助，如退休工資、退休金（官員）、失業補貼等。國防安全、文教衛生、行政等開支也屬於二次分配。
二次分配主要由政府調控機制起作用，政府通過稅收、財政轉移支付和社會保障等手段對初次分配形成的過大差距進行矯正，以維護社會公平。
福利制度是二次分配的壹個重要內容，是體現社會公平的壹個手段。著名的福利經濟學創始人庇古認為，增進社會總福利的方法之壹就是將錢從富人手裏轉移到窮人手裏。由於中國壹黨專制之下幹部終身制、身分等級制的存在，中國的福利制度存在著較嚴重的逆向二次分配，表現在低收入及其邊緣人群福利保障很少甚至沒有，而行政事業單位、國企等吃國家飯的人員福利保障較好，級別越高福利保障水平越高。
2. 福利國家
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促使英國、美國等許多國家選擇了福利國家的道路，政府為窮人提供了“從搖籃到墳墓”的服務，被認為是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中間路線。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歐洲許多國家選擇了為人民提供部分或全面的社會服務體系。而由於石油收入的增加，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卡塔爾、巴林、阿曼等產油國也成為了福利國家。
現代福利國家特點在於保障民眾的各項基本福利權利，特別在衛生、醫療、保險、教育、嬰幼兒保障等方面尤為突出。福利國家政策的實行使幾乎所有發達國家都降低了貧困現象，這些國家的福利支出基本要占GDP的五分之壹以上。2001部分經合組織國家包括教育經費在內的國家福利開支占GDP%比例：美國 19.4%，法國 34.9%，英國 25.9%，德國33.2%，瑞典 38.2%，日本 18.6% 。
形成福利國家有兩種方式：
第壹種是國家只負責向“最需要的人”提供福利。這種方式需要政府官僚去區分誰是“最需要”的人，政府要密切關註人們的日常生活以將作弊減到最低，故會將人民劃分為兩類，壹類是接受福利的人，另壹類是需要為政府福利提供的人。美國就是實行這種政策的國家。
另壹種是將政府幹擾減到最少，向所有需要的公民提供福利，為了提供福利需要高稅收。這種方式受到公民的廣泛歡迎，因為每個人都或多或少的會從福利體系中受益，北歐國家實行的就是這種體系。
福利國家大多為國（指政府或官）窮民富，與中國恰恰相反。福利國家的問題主要表現在：財政開支太大，加重了政府的負擔；全面福利政策導致壹些人懶惰，不利於社會進步；政府對經濟的控制阻礙了市場繁榮。
3. 沒有政治權，福利權也無法保障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屬於第壹代人權，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通常稱為福利權）屬於第二代人權。西方國家壹般認為，作為公民政治權利的第壹代人權最重要，是人權之本；中國等專制國家則強調人民的經濟權利，大談生存權、發展權。照理說中國等專制國家國家應該比西方國家更重視人民福利才是，但現實恰恰相反：很多重視公民政治權利的國家其公民的福利權也得到了很好的保障，而剝奪公民政治權利的國家其公民的福利權保障很差或極為不平等。產生這種反差的原因在於壹國公民沒有政治權，他們就很難為自己爭取到福利權。
政治權中最重要的是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政府的權力來自民選，它才可能真正地為人民謀福利。在中國，財富分配、福利保障是與權力中心的遠近直接掛鉤的，離權力越近分得的蛋糕越多，反之則越少。出現這壹局面的根源就在於國人被集體剝奪了選舉與被選舉權，權力並非來源於民選而是私授。
小知識：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聯合國大會1966年12月16日通過，1976年3月23日生效，截至2006年12月底，聯合國共192個成員國中已有160個國家批準或加入該公約。中國政府1998年10月5日簽署該公約，至今該公約仍處於被有關部門“研究與準備”狀態而未得到全國人大的批準。如體制沒有大的手術動作，則該公約將不可能獲得批準。
《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聯合國大會1966年12月16日通過，1976年1月3日生效，中國2001年加入該公約。但該公約中“人人有權組織工會和參加他所選擇的工會”等不少條文並未在中國得到遵守。
由此可知，中國公民所擁有的權利（也可說人權）按多少排列的話，中國在192個成員國中至少排名在倒數32之後，實際位置應在倒數10名以內。
二. 中國社會福利的現狀
1. 中國政府每征收100元，用於社會福利的支出只有20元
據財政部公布的《2010年財政收支情況》，全國財政支出89575億元中，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和就業、住房保障方面合計社會性支出28634億元，占全國財政支出31.9%，占預算外收入在內的全口徑財政收入（社科院發布的數據折算後為13.5萬億元）的21%。占GDP的比例為7.2%。可以如此理解，政府收了100元錢，只有20元左右是用於民眾的福利上的。
西方國家政府支出的主要保障國民的社會福利，加之對資本家等高收入人群加征以很高的個人所得稅、遺產稅，社會形成了較為完善的慈善捐贈制度，這些使得被腐朽而萬惡的資本主義國家其國民收入在各個階層之間的分配趨向均等化。
以北歐國家丹麥為例，2007年政府的社會性支出或曰福利性支出（含教育、社會保障、公共醫療衛生、住房支出）占國家財政支出的比重高達71.6%。另外壹些發達國家，德國、法國、意大利、日本、美國分別高達70.8%、68.5%、61.9%、66%、58.4%。
2. 宏觀稅負占GDP的34％，人均給黨和國家貢獻1萬，錢到哪兒卻了？
2010年中國宏觀稅占GDP34%，人均給黨和國定貢獻1萬左右。而根據世界銀行報告，低收入國家宏觀稅負平均占GDP13%，中等收入國家平均23%，發達國家平均占30%。我們的稅負水平已經超過了很多發達國家，但我們並沒有如發達國家的公民壹樣享受高福利。黨和國家收的那麽多錢到哪裏去了？
答案是大部分都用來進行政府投資，以及維持龐大行政機構的運轉，這樣黨和國家收再多的錢也不夠用，以致2010年居然出現了6495億元財政赤字。即使在西方國家，政府投資效率都遠低於非政府投資，中國當然不會例外。更重要的是，在中國通過政府投資產生了相當多的灰色收入（參國富民窮壹）。福利事業產生不了多少灰色收入，黨和國家自然無積極性在社會福利上過多投入。
社會福利是給最需要的人的，也就是給窮人的，其目的是彌補第壹次收入分配的差距，讓所有國民生活得有尊嚴，增進社會和諧。但目前中國社會保障制度的城鄉分割、退休金和醫療保障的雙軌制等使二次分配出現了明顯的逆向調節，即這種較少福利並非是人人平等享受或是以保障中低收入人群為主的，而是以各級官員為代表的財政供養人員拿了大頭，更多的人沒有享受或享受到少到不能再少國家給的福利。壹次分配的不公加上二次分配的逆向調節使貧富差距越拉越大、社會階層越來越趨於固化。
3.個人社會保險繳費負擔世界第壹（公務員除外）
據2010年3月10日財新網報道，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副院長白重恩教授研究發現，中國五項社會保險（養老、醫療、失業、工傷、生育）法定繳費之和相當於工資水平的40%，有的地區甚至達到50%，這壹比例超過了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按照世界銀行2009年最新測算的實際承受稅率，中國的社會保險繳費在181個國家中排名第壹，約為“金磚四國”其他三國平均水平的2倍，是北歐五國的3倍，是G7國家的2.8倍，是東亞鄰國和鄰近地區 (中國香港和中國臺灣)的4.6倍。
白重恩認為，當前的社保繳費費率過高，不但加重了參保企業和職工的負擔，不利於擴大就業；更限制了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增長、擠壓了補充保險和商業保險的發展空間。
白重恩教授計算的是社會保險，而社會保險之外個人負擔的福利支出還有不少，比如住房公積金。住房公積金繳存比率為5—20%，個人繳存比例等於或高於單位繳存比例。如此算來，法定福利繳費占工資的比率50—90%。苛稅猛於虎，工薪族的工資又怎麽高得起來呢？
相較與普通工薪族，公務員繳費比率是少得多，養老、醫療基本不需要繳，主要支出在於住房公積金。
4.中國特色的養老雙軌制
養老雙軌制自上世紀90年代初實行並延續至今，企業人員參加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而公務員（也包括絕大多數事業單位正式職工）則按照退休前崗位工資高低發給退休金，退休金全部由財政負責。
兩相比較：公務員在長達30多年的時間內不繳納養老保險，而企業職工在工作時就要繳養老保險金，這個費用少則幾萬元多則十幾二十萬元；公務員退休後的養老金達退休前工資90%以上，全部由納稅人的錢全數為其買單，而企業職工的退休金普遍只有退休前工資的40%左右。由於退休前公務員平均工資本就比企業職工平均工資高很多，這樣進壹步擴大的兩者之間的差距。
很明顯，這樣的雙軌制是不合理的，公務員有濫用職權中飽私囊之嫌。這壹局面的形成主要原因在於公務員和事業單位人員既是養老保險制度的制定者、執行者，又是既得利益者，雙重身份存在著利益沖突。深壹層次從體制方面次分析的話，原因主要在於壹黨專制的體制導致官員的權利不是來自人民選舉，故而損害民眾利益時無所顧忌，傷害到自己小集團的些許利益時就拼命維護，或者是暫時退步卻堤內小損堤外大補，這就是所謂改革阻力的真相。
據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行政法室提供的資料，到2006年底，全國機關事業單位人員退休金平均高出企業兩倍多，隨著津補貼改革的到位，差距還將進壹步擴大。到現在二者的差距已到三倍以上，比2006年差距擴大了而不是縮小了。
從國際趨勢來看，全世界大約已有170多個國家和地區建立起全民養老制度，其中覆蓋率較高、體系較為成熟的國家，養老保險大都采用統壹制度和全國統籌模式。
三.養老保障
在國民收入二次分配中，社會保障本應是縮小貧富差距的手段，但中國的社保制度由於缺乏民主、公平的理念因而人為地造成了不同群體間社保待遇的不公平。壹方面是很多實際需要幫助的人群並沒有納入到保障中來導致低收入者老無所依，另壹方面是本就高收入的群體退休之後反而保障更多，這樣的二次分配逆向調節使貧富差距進壹步擴大。 美國等世界其他國家養老保障改革經驗表明，成功的養老保障制度的改革與出臺不僅僅是政府在推行壹項新的措施，而且是經過社會激烈討論、長時間醞釀之後的結果，改革的過程體現了政府與公眾的互動，改革過程也體現了政黨和社會主要利益集團的協商壹致。 目前，我國的社會保障的改革是壹種自上而下的推進過程，上層單方面地強行推出改革措施企圖壹步到位，這樣政府與社會互動不夠、協商不足，民眾的參與熱情沒有被激發起來，民眾對於政策的理解度往往較差，改革措施推行就困難。這是體制的問題，不獨養老保障壹途。
1.社保基金規模
社會保險基金包含基本養老、醫療、失業、工傷、生育等五項社會保險（不含新農保、新農合）。2010年收入合計18823億元，支出合計14819億元，歷年累計結余約2萬億元。老百姓平時領到的養老金、失業保險金以及報銷的醫藥費就是從這部分基金中支付。 社會保障基金由中央財政撥入資金、國有股減持和股權劃撥資產、經國務院批準以其他方式籌集的資金及投資收益所形成的基金。該基金由中央政府集中管理，統壹使用。到2009年底社會保障基金資產總額為7766億元。 社會保險基金和社會保障基金信息不公開、運作不透明，有效監管特別是社會監管的缺失，是滋生社保基金腐敗、引發社保基金犯罪的重要原因。社保違紀違規特點是資金數額巨大，動輒幾千萬、上億，如涉案金額達百億人民幣的上海社保資金被挪用大案，挪用8.9億12年、追回1億元的廣州社保案。
2. 中國還有5—6億人無任何養老保障
據中新社報道，截至2010年底，全國城鎮基本養老保險參保人數為2.5673億；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參保人數達到1.03億，覆蓋面達到24%。我們可以推算，不計財政供養人員7000千余萬和18歲以下的人口3億左右，則中國還有6億人無任何養老保障。
3. 中國主要的養老保障
(1).單位退休金制度
從計劃經濟時期延續而來、供公務員和事業單位人員享受，在職期間個人無需繳費，財政和單位承擔退休人員的所有退休金，退休金替代率（退休金與退休前本人工資的比例）為90%，根據在職公務員或事業單位工資上調而提高，還可以享受物價、生活補貼和各項福利待遇。 對於公務員而言，不同地區、不同部門、不同職級之間差別是相當大的。在等級森嚴的中國，公務員退休金發放標準過度依賴行政級別，而輕視供職年限，這對基層公務員十分不公平。 公務員、事業單位養老改革是整個養老改革的核心問題。雖然國家早已批準5個省市試點進行事業單位養老保障改革，但至今無壹動真格。事業單位都改不動，公務員社保改革的難度可想而知。改革必然會損害公務員的利益，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的公務員其改革動力不足是顯見的。
(2).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
城鎮企業職工、城鎮居民、部分地方的事業單位新進人員參加，由企業或單位與個人共同繳費。經過連續七年的上調，企業退休人員的總體待遇水平方才達到每月1370元，但因上調幅度小，退休金占退休前工資收入的比率（替代率）在40%左右，參考經合組織國家的數據或全球勞工組織的數據屬全球較低水平。而1999年之前中國企業職工養老金的替代率總體維持在75%以上。 替代率的下降意味著企業退休職工養老權益的不斷流失，如果這壹趨勢不扭轉則中國的老年貧困問題或將變得更加嚴重，現有的年輕參保職工可能會預期他們在年老退休時將面臨壹個更加不確定的未來。 養老金替代率不斷下降是因為國家收的錢少了嗎？非也。中國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繳費率28%屬全球較高水平，基於學者劉燕斌對2006年跨國資料的分析可以計算出原7國集團基本養老保險平均繳費率僅為18.5%。7國中僅有意大利以32.7%高於中國，加拿大、美國分別僅為9.9%和12.4%，日本、法國等也比中國低10個百分點以上。而北歐著名高福利國家瑞典的養老保險費率僅為18.9%，竟然比中國低9%，剛邁入發達國家行列韓國這壹數字僅為9%，個人和企業分別僅需各負擔4.5%，也僅相當於中國負擔水平的1/3。 與之形成反差的是：我國養老金資產占GDP 比例僅為3%，遠低於全球33%的平均水平。
(3).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
中國最大的問題是農民問題，過去如此，現在如此，將來仍如此。中國農民的問題最主要的是由於國家對社會組織的管制導致沒有壹個強力的社團或組織能作代言人，農民的利益很容易受到損害，整個社會也比較漠視。新農保的推出有其積極意義，但壹方面它屬於很低層次的保障，另壹方面將農民從基礎保險中單列出來不符合社會公平。新農保推出之前並未在社會上進行大量討論，仍屬於單方面強制推進，新農保的推出看到的也只是眼前的暫時的低效的彌補，它最終會為國家實現大壹統的基礎養老保障又增加壹個新的障礙。
(4).城鎮居民社會養老保險
中國政府即將於2011年7月1日開始城鎮居民養老保險試點工作，力爭2012年基本實現城鎮居民養老保險制度全覆蓋，推出之前沒有與社會進行協商，屬於單方面的強推行為。這樣，養老保險與醫療保險壹樣建立了分別針對公務員、企業職工、普通城市居民、農村居民的四個保障制度，與西方的福利保障重心按收入自下而上相反，中國福利保障是自上而下的，位居於皇冠頂層的永遠是權與利糾纏不清的公務員。
(5).企業補充養老保險（企業年金）
由於企業的職工基本養老保障繳費負擔已經很重，政府又沒有為補充養老金的發展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故大多數企業沒有動力建立企業年金。到2008 年底企業年金積累規模（含收益）大約為1911 億元，繳費職工人數僅為1038 萬人，不足勞動力的1%，覆蓋面僅為0.47%。而截止2010年上半年，中國企業年金積累規模（含收益）約2600億元，繳費職工人數1300萬人，其中中央企業占據了90%以上企業年金市場。央企基本都屬於壟斷行業，薪酬水平本就較高，這樣進壹步拉大了與非央企部門的收入差距。並且央企屬於全民所有性質，但這樣重大的事卻沒有請求央企的主人（中國人民）批準，有私分國有資產之嫌。
四.醫療衛生
我國現行醫療保障基本有四種形式：公費醫療、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公費醫療無疑是含金量最高的體系，這個於計劃經濟時代濫觴、由政府斥資支撐的體系壹直鶴立於其他體系之外。
1.2010年中國財政用於醫療衛生支出4745億元，占全口徑財政收入的3.5%。
2010年中國財政支出裏醫療衛生支出為4745億元，占預算內財政支出的5.2%，占GDP的1.2%。醫療衛生占財政支出的比例印度是中國的2—3倍，美國是中國的5倍以上。
2. 2010年衛生總費用19603億元，占GDP之比5.02%
衛生總費用量是標誌壹個國家整體對衛生領域的投入高低，量越大意味著壹個國家的醫療保障水平越高，衛生總費用占GDP的比重不低於5%是世界衛生組織的基本要求。 2007年中國衛生總費用占GDP之比為4.52%，在世衛組織中排第139名。 2010年中國衛生總費用預計19603億元占GDP百分比為5.02%，剛好過世衛線。發達國家該項比例英國為8%、法國和德國接近11%、美國超過了15%，發展中國家巴西為7.9%、印度為6.1%。
3.衛生總費用增速快於GDP增速，2010年衛生總費用是2006年的兩倍。
1978至2001年，衛生總費用從110.2億元上升為5150.3億元，平均年增長12.2％，超過同期9.42％的GDP平均增長速率。 而2007——2010年衛生總費用逐年增長比例分別為14.6%、8.2%、31.8%，21.6%，除2008年外均明顯高於GDP增速，致使2010衛生總費用在2006年的基礎之上翻了壹番。
4. 2010年政府負擔占醫療總費用比例為24.2%
據2000世界衛生組織《世界衛生報告》，中國政府負擔17％的醫療總費用，在醫療衛生籌資和分配公平性的排序中全球倒數第四。2010年政府負擔占醫療總費用比例為24.2%，仍屬世界較低水平。 而據《2005年世界衛生報告》，美國政府支出占衛生總費用45.6%（老人、窮人、殘疾人全免費），日本為82%，歐洲發達國家政府負擔比例80％~90％、捷克（現已是發達國家）為90.1%，泰國為56.3%。眾多窮國如印度、古巴、朝鮮、蘇丹、瓦努阿圖、緬甸、布隆迪等都實行全民免費醫療制。
5. 2009年中國個人支出占衛生總費用的比率為38.19%
2009年中國個人支出占衛生總費用的比率為38.19%，各人群的醫療自費比率城鎮職工30%、城鎮居民50%、農村人口62%，逆向二次分配很明顯。世界衛生組織研究表明，壹個國家個人支出占衛生總費用的比重降低到15％到20％才能基本解決因病致貧、因病返貧，國人尤其農民離這壹目標還很遠。而大部分高收入國家已經達到這壹水平，比如美國居民的自費衛生支出比率僅為14.3%。
6. 2009年個人衛生負擔6571億元（人均接近500元）
隨著新農合、城鎮居民醫療保險的推出，醫療保障覆蓋面大幅增加，我國個人衛生支出占社會衛生總費用的比例已經從2005年的52.21%下降到2009年的38.19%，但同時2005年以來個人衛生負擔的絕對數非但沒有減少，反而從4000多億元增加到2009年的6571億元（即人均從300多元增長到接近500元）。造成這個現象的主要原因是衛生總費用增長過快，參前述。
7. 中國政府投入的醫療費用中80%是為了850萬以黨政幹部為主的群體服務
據《中國青年報》2006年9月19日報道，國家衛生部原副部長殷大奎在第二屆中國健康產業高峰論壇上披露: 中國政府投入的醫療費用中80%是為了850萬以黨政幹部為主的群體服務的(中科院調查報告)；另據監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國黨政部門有200萬名各級幹部長期請病假，其中有40萬名幹部長期占據了幹部病房、幹部招待所、度假村，壹年開支約為500億元。隨著醫療保障覆蓋面的擴大，黨政幹部占政府投入衛生經費的80%這壹比例肯定降低了，但他們所占用的國家資源仍是相當可觀的。 近幾年來不少省區陸續完成公費醫療制度與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的接軌，但因為是以“改革實施後現有待遇不降低”為原則，故並軌時有不少單獨針對公務員的優惠措施如公費醫療補助等。目前公費醫療占據最好的衛生資源、享受幾近於免費的服務這壹不公平的社會現象仍然存在，各基本人群的等級制醫療保障局面仍未得到改觀。
四.醫療衛生
我國現行醫療保障基本有四種形式：公費醫療、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公費醫療無疑是含金量最高的體系，這個於計劃經濟時代濫觴、由政府斥資支撐的體系壹直鶴立於其他體系之外。
1.2010年中國財政用於醫療衛生支出4745億元，占全口徑財政收入的3.5%。
2010年中國財政支出裏醫療衛生支出為4745億元，占預算內財政支出的5.2%，占GDP的1.2%。醫療衛生占財政支出的比例印度是中國的2—3倍，美國是中國的5倍以上。
2. 2010年衛生總費用19603億元，占GDP之比5.02%
衛生總費用量是標誌壹個國家整體對衛生領域的投入高低，量越大意味著壹個國家的醫療保障水平越高，衛生總費用占GDP的比重不低於5%是世界衛生組織的基本要求。 2007年中國衛生總費用占GDP之比為4.52%，在世衛組織中排第139名。
2010年中國衛生總費用預計19603億元占GDP百分比為5.02%，剛好過世衛線。發達國家該項比例英國為8%、法國和德國接近11%、美國超過了15%，發展中國家巴西為7.9%、印度為6.1%。
3.衛生總費用增速快於GDP增速，2010年衛生總費用是2006年的兩倍。
1978至2001年，衛生總費用從110.2億元上升為5150.3億元，平均年增長12.2％，超過同期9.42％的GDP平均增長速率。
而2007——2010年衛生總費用逐年增長比例分別為14.6%、8.2%、31.8%，21.6%，除2008年外均明顯高於GDP增速，致使2010衛生總費用在2006年的基礎之上翻了壹番。
4. 2010年政府負擔占醫療總費用比例為24.2%
據2000世界衛生組織《世界衛生報告》，中國政府負擔17％的醫療總費用，在醫療衛生籌資和分配公平性的排序中全球倒數第四。2010年政府負擔占醫療總費用比例為24.2%，仍屬世界較低水平。
而據《2005年世界衛生報告》，美國政府支出占衛生總費用45.6%（老人、窮人、殘疾人全免費），日本為82%，歐洲發達國家政府負擔比例80％~90％、捷克（現已是發達國家）為90.1%，泰國為56.3%。眾多窮國如印度、古巴、朝鮮、蘇丹、瓦努阿圖、緬甸、布隆迪等都實行全民免費醫療制。
5. 2009年中國個人支出占衛生總費用的比率為38.19%
2009年中國個人支出占衛生總費用的比率為38.19%，各人群的醫療自費比率城鎮職工30%、城鎮居民50%、農村人口62%，逆向二次分配很明顯。世界衛生組織研究表明，壹個國家個人支出占衛生總費用的比重降低到15％到20％才能基本解決因病致貧、因病返貧，國人尤其農民離這壹目標還很遠。而大部分高收入國家已經達到這壹水平，比如美國居民的自費衛生支出比率僅為14.3%。
6. 2009年個人衛生負擔6571億元（人均接近500元）
隨著新農合、城鎮居民醫療保險的推出，醫療保障覆蓋面大幅增加，我國個人衛生支出占社會衛生總費用的比例已經從2005年的52.21%下降到2009年的38.19%，但同時2005年以來個人衛生負擔的絕對數非但沒有減少，反而從4000多億元增加到2009年的6571億元（即人均從300多元增長到接近500元）。造成這個現象的主要原因是衛生總費用增長過快，參前述。
7. 中國政府投入的醫療費用中80%是為了850萬以黨政幹部為主的群體服務
據《中國青年報》2006年9月19日報道，國家衛生部原副部長殷大奎在第二屆中國健康產業高峰論壇上披露: 中國政府投入的醫療費用中80%是為了850萬以黨政幹部為主的群體服務的(中科院調查報告)；另據監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國黨政部門有200萬名各級幹部長期請病假，其中有40萬名幹部長期占據了幹部病房、幹部招待所、度假村，壹年開支約為500億元。隨著醫療保障覆蓋面的擴大，黨政幹部占政府投入衛生經費的80%這壹比例肯定降低了，但他們所占用的國家資源仍是相當可觀的。
近幾年來不少省區陸續完成公費醫療制度與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的接軌，但因為是以“改革實施後現有待遇不降低”為原則，故並軌時有不少單獨針對公務員的優惠措施如公費醫療補助等。目前公費醫療占據最好的衛生資源、享受幾近於免費的服務這壹不公平的社會現象仍然存在，各基本人群的等級制醫療保障局面仍未得到改觀。
五.最低保障
1. 2010年政府用於最低保障（含五保戶）投入1067.8億，占GDP的0.268%；最低保障（含五保戶）受益人口合計占總人口比例為6%
民政部發布的2010年社會服務發展統計報告顯示，2010年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支出524.7億元，農村最低生活保障費445.0億元，農村五保供養支出98.1億元。此數據包含政府部門偶爾向城鄉困難群眾發放的小額紅包。
據《2010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2010年得到政府最低生活保障城市居民2311.1萬，農村居民5228.4萬，得到政府五保救濟農村居民554.9萬。
由此可知，截止2010年年底，我國低保受益人口7539.5萬人，最低保障（含五保戶554.9萬人）受益人口合計占總人口比例為6%；政府最低保障（含五保戶）投入1067.8億，占預算內財政支出的1.1%，占GDP的0.268%。
2. 2010年低保受益人口城市月補助179元，農村70元，農村是城鎮的37%。
2010年城市低保保障對象月人均補助水平為179元；農村低保保障對象月人均補助水平增加為70元。這意味著農村享受低保的人數是城鎮的2.26倍，人均補助額是城鎮的39%。
民政部發布的2010年社會服務發展統計報告顯示，2010年我國社會服務事業費支出分類中撫恤費、退役安置費、最低生活保障等較上年的增長率基本均在20%以下，而 “其他用於城鄉醫療救助、民政事務管理等社會服務事業費544.1億元，比上年增長68.6%”，這個增長率非常紮眼。從民政部網站可查知2010年城鄉醫療救助支出152億元較上年增長增長30%，顯然高達“68.6%”的增長主要是民政事務管理大幅增長所致。
3. 2010年低保救助線城鎮接近世行赤貧線，農村只有世行赤貧線的1/3稍強
2010年低保救助線城市為月收入251.20元，農村為年收入1404元。前者接近世行赤貧線，後者不到世行赤貧線的壹半。由於實行的是簡單劃線，收入在低保線下的人才可能享受低保，這樣就會導致大量的低保線之外的邊緣人群得不到救濟，而低保對象卻因可能存在多途徑受惠而出現“受益累加”。
4.中國低保制度仿效西方的社會福利制度卻沒有民主的精神
中國的社會救助還基本停留在以現金發放為主的福利給予階段，其他促進就業政策尚不完善，已造成了部分“養懶人”現象和“福利依賴”傾向。美國經濟政治學者蘇黛瑞實地調查之後認為西方國家社會福利是把經濟成長的利益分配給因為經濟轉型造成的受害者，幫助他們走向自給自足；中國低保制度雖然仿效西方的社會福利制度卻沒有民主的精神，尤其是各種規定讓領取者感到屈辱和痛苦，還有些幹部貪汙索賄甚至給自己沒有需要的親友發低保金。
蘇黛瑞認為，低保金額過低不敷生活需要也跟不上通貨膨脹，生病看不起病，更糟的是各項變態的規定造成整家人無法奮發向上。例如不能送子女上培訓班、成績好的孩子不能去上重點高中、家中不準買電腦幫助孩子學習、天氣熱也不能裝冷氣、家中也不準買手機連別人送的也不行。蘇黛瑞說：“低保戶任何向上奮鬥的機會都被否決了，好像他們是永遠屬於低階層的會員，反諷的是政府卻要走向現代化，這個制度成為都市現代化的反面標誌”。
5.他山之石
印度 喪失勞動能力的老年農民可以獲得政府發放的津貼，無房的貧困農民可以獲得政府的建房補助，貧困人口購買糧食可以獲得低價優惠，貧困家庭子女的教育由中央和邦政府給予補貼。印度的小學教育實行免費政策，條件好的邦中學教育也實行免費，學生可以免費得到書本，有些邦的學生還可以得到免費午餐。
美國 美國規定凡家庭支出中有1/3用於購買食物的便被視為貧窮家庭，給予社會救助。其社會救助失業救濟、醫療援助以、家庭津貼等制度及多種輔助措施，目的是為了幫助貧困家庭獲得教育培訓和就業的機會，增加其自救發展的能力，所有救助基本不存在城鄉差異。美國社會救助十分重視克服“福利依賴”問題，強調受助者參加工作的重要性。
六. 教育支出
2010年政府教育支出12450億元，占GDP的3.1%，占財政支出的13.9%，占全口徑財政收入13.5萬億的9.2%。
早在1993年國家制定的《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要求逐步提高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占GDP的比例在上世紀末達到4%，這個4%為上世紀80年代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但迄今為止，4%的政策目標壹直沒有實現。
中國的財政性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壹直沒有超過3.5%。目前世界平均水平約為7%左右，其中發達國家達到9%，經濟欠發達國家也達到了4.1%，2/3非洲國家的教育經費已超過國民生產總值的4%。
與中國壹樣為人口大國的印度，其2003年的教育投入達到5%。社會主義老朋友古巴早就實行教育和醫療制度免費保障，朝鮮這個靠國際援助過活的國家讀書也不要錢。肯尼亞、馬拉維、萊索托、烏幹達、坦桑尼亞和莫桑比克等非洲窮國也都實行了小學免費教育。註意他們是真正的全免費教育，學生完全不交書本費、學費和雜費等壹切學習費用。而中國的義務教育需要交書費、雜費、代管費、擇校費（後兩者主要存在於城市中小學）等。
中國教育自身問題也很多，比如教育實體化、商業化、官僚化，政治、語文、歷史等人文學科以謊言教育、洗腦教育為指導，不註重培養學生的獨立思考能力和公民意識，高考加分存在暗箱操作，教育部直屬大學招生本應全國按省區平等分配名額實際存在嚴重屬地保護等。目前的體制之下，中國的教育很難培養出具有創新精神的人才，而中國的大學要想成為世界性壹流大學純屬癡人說夢。
七.兒童保障
兒童是祖國的花朵，兒童是祖國的的希望，兒童是祖國的未來…..說得多動聽，照理說國家對兒童的社會保障問題應該很重視，但現實不是這樣，中國政府在兒童保障這壹塊幾乎是空白。
2011年5月31日民政部社會福利和慈善事業促進司、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北師大壹基金公益研究院共同發布《中國兒童福利政策報告2011》報告披露，截至2008年底，中國0-18歲兒童總數是2.78億人。2010年中國孤兒人數為71.2萬，比2005年增長24%；0-17歲的各類殘疾兒童共504.3萬人；農村留守兒童約5800萬人。估計2010年底，約有49.6萬-89.4萬兒童受艾滋病影響。
報告建議政府2011年需要優先從兒童大病、殘疾、學前教育三大方面展開制度建設，並測算出600億元即可啟動上述三項兒童福利制度。
附篇：其他國家的福利保障
來源於《世界各國公民福利介紹》
（壹）.瑞典社會福利制度
包括瑞典在內的北歐國家制訂了以稅收為基礎的全球最完善的福利制度，可以說政府對公民照顧得無微不至。
瑞典的所得稅為累進制，收入越高，納稅越多。其中產業工人的平均所得稅率為35%，職員為40%，收入很高的企業家、商人、演員、運動員等可達80%。據統計，瑞典年薪最高的壹百多名企業家與工人的平均工資收入相比約為13比1，經納稅和福利補貼調節後，他們的實際收入差距降為5比1。
瑞典住宅制度被列入社會保障制度，政府目標是使每個人都能獲得壹所足夠寬敞和舒適且環境優美的住所。瑞典住房的數量和質量都已跨入了世界最高水平的行列。
瑞典的福利可謂五花八門，有病人津貼、父母津貼、寡婦撫恤金、妻子生活補助、醫療補助、住房補助、未成年人補貼，從小學到大學全部免交學費，中小學生免費午餐等等。
瑞典首相的年薪與壹般工人相比，納稅後為2：1；首相住在居民區，沒有保鏢，出入不帶隨從；家中無公務員和廚師，上下班乘公共汽車或開私家車。瑞典前首相費爾丁出身農民，任職時還抽時間回家務農。
高稅收、高福利帶來的結果是收入差距較小、社會平等感強，芬蘭、瑞典等北歐均屬於世界上收入差距較小的國家。
（二）.法國社會福利制度
法國再分配的主要特點是全民享有，包括農民和外國人，越窮享受的福利越多。法國分配制度的公平化是和法國工人階級不斷鬥爭分不開的。
法國人共享有400多種福利補貼，孩子從母親受孕後的第五個月起，壹直到他長大成人直至死亡，就享受這400多種福利中的某項。
1. 最低生活保障金
享受條件：25歲以上；如不足25歲，則須懷孕或起碼已有壹個孩子需撫養者。申請人的收入不得超過每月保障金發放的標準。這壹金額根據申請者收入而定，如無收入者，則全數發放；有收入者，補足其收入至補助金標準。該補助每三個月審查壹次，因此領取人每三個月要重新申報壹次收入狀況。
補助標準：單身生活、無孩子者每月405.62歐元;單身生活有壹個孩子，或壹對夫婦無孩子每月608.43歐元;單身生活有兩個孩子，或壹對夫婦有壹個孩子每月730.12歐元;壹對夫婦有兩個孩子每月851.81歐元;此外，每多加壹個孩子，每月加162.25歐元。
2. 幼兒補助
享受條件：所有母親從懷孕第五個月起至孩子3歲止可以享受這壹補助。此外懷雙胞胎或多胞胎，也可領取兩份或多份補助。
補助標準:156.31歐元/月。
3.家長育兒補助
享受條件:從有第二個孩子起，如果父母停止或減少自己的工作來照顧孩子的，便可領取這壹補助。有兩個孩子的，其中壹個不到3歲，或是有壹個2歲～16歲的收養孩子；且欲領此補助者至少工作過兩年。領取此補助沒有收入限制。
補助標準:如完全停止工作，每月可得484.97歐元;如只打半工，可獲320.67歐元；如工作時間在半工和全工之間，則獲242.51歐元。這壹補助發至最小的孩子滿3歲時為止。
4.住房補助
享受條件：如果租房付房租，或是買房償付貸款，而收入又低於壹定標準，便可享受這壹補助。住房面積也有規定:每人不少於9平米。
補助標準：家庭補助局將根據下列因素來計算：須負擔的孩子與其他人人數，住房所處街區，房租或償還貸款數目的多少，申請者家庭的收入狀況。
5.其他，如搬家補助、上學補助、孩子開學補助、雇傭家庭育兒保姆補助等等。
在法國，農民每種l公頃農田補貼400歐元(1歐元約合8.9元人民幣)，每養l頭牲畜補貼300歐元，補貼農產品要求符合環保生產標準。
房地產在經濟學上又被稱為不動產。房地產領域本來是壹個半市場、半社會化的領域，中國卻壹步到位地實現了完全的貨幣化和市場化。
中國房價的非理性上揚既沒有經濟增長作支撐，更沒有居民收入增加作保證，房價飆升主要在於流動性泛濫，貨幣狂賭的是老百姓無論如何壹定要買房子，價格再高也必須買。
房子的天然屬性是居住，沒有任何壹個國家可以靠蓋房子走向繁榮富強。社會發生動蕩的時候，最不值錢的就是房子，當初滿清破敗時，王公貴胄的豪宅府第全都壹錢不值。因為房子就是房子，對國家而言它不具有生產力上的先進性，不代表任何國家競爭力；對老百姓而言，當失去政治標簽的時候它是最累贅、最沒用的資產。把壹個國家的經濟基礎全搭在房子上，輕則說是缺乏進取心和競爭力；重則說，這是在挖這個國家的墳墓，是在摧毀這個國家的未來。
壹. 房價上漲與過量信貸、海量供給
1. 2009年全國房價平均漲幅21% 據國家統計公布的數據，2009年全國商品房銷售面積93713萬平方米，商品房銷售額43995億元，據此推算全國房價平均約為4695元/平方米，較2008年3882元/平方米漲幅接近21%。這壹漲幅是啟動住房制度改革15年來最大的。以深圳為例，據中原地產的相關研究報告，深圳2009年12月商品房均價相比於2009年2月份漲幅高達100.94％，較2008年漲幅為72.4%。
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布的2011年《經濟藍皮書》顯示，2009年全國房價漲幅為25%，與上面測算相近。而國家統計局公布的《2009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全國70個大中城市房價只上漲微不足道的1.5%，這個謊編實在拙漏，被眾多網友所置疑。
2. 2010年70城市房價平均漲幅為9.99%，40家房企的銷售額超過百億元 2010年，全國商品房銷售面積10.43億平方米，銷售金額52478.72億元（GDP占比13.2%），據此推算全國房價平均為5031元/平方米，較2008年漲幅7.16%。2010年全年70城市房價平均漲幅為9.99%，其中新建商品住宅銷售價格平均漲幅13.67%。
據《2010年度中國房地產企業住宅銷售排行榜》顯示，全年近40家房地產企業的銷售額超過百億元，較2008年增加27家。
3. 2010年房地產業信貸額2.17萬億元，占信貸總額接1／4以上 2009年新增貸款9.7萬億中，其中4萬多億流進房地產，占比40%以上。
2010年由於銀根收緊和地產調控的影響，進入房地產的人信貸資金有所減少，但比例仍然較大。據央行和國家統計局的有關數據顯示，2010年信貸總額接近8萬億元，而在開發商資金構成中，國內貸款12540億元，個人按揭貸款9211億元。這意味著2010年新增貸款中用於房地產業的信貸資金高達2.17萬億元，占比1／4以上。
資本具有天然的逐利性，哪個行業賺錢資本就會像潮水般湧去。但潮水般湧去的資本，必然吹大那個行業的泡沫。對於房地產而言，過量的信貸是導致房價上漲的重要原因。
4.海量供給導致嚴重的通貨膨脹 2009年末中國廣義貨幣供應量M2余額60.6萬億，較上年增幅達27.7％；而2010年繼續狂印鈔票， M2余額為72.6萬億元，較上年末增長19.7%。中國經濟的本質是瘋狂，體現在貨幣上就是發行的瘋狂。中國政府無節制的印刷鈔票的結果導致中國出現較嚴重的通貨膨脹，並進而直接推高了房價。
其它國家印刷鈔票要國會批準，壹般每年增幅只有3%左右，如我國這般濫印鈔票的國家絕無僅有。比如美國在次貨危機的時多印了5%的鈔票，就已經招致批評，而我國呢？
導致房價上漲的原因還有：地方財政過度依賴房地產業；長期負利率情況下，對通貨膨脹的擔憂和房價上漲的預期使大量投資客進入樓市炒房；城市化帶來的住房需求和土地資源稀缺導致的供需矛盾等等。
二.土地財政 1.土地招拍掛 土地不是壹般的商品，向群眾提供價廉的住房是政府應盡的責任。但是中國采用的是市場和商品的壹般規律，即把土地當作商品，完全用價高來決定土地的命運。
土地招拍掛——預售——銷售——三級市場，這壹系列的制度設計都是模仿香港。但香港之所以選擇這種體制是英國人殖民的需要，是為了在100年內最大限度地掠奪香港人民的財富才想出來的辦法。因此，香港模式是掠奪型房地產開發模式。把這種掠奪型的開發模式原樣照搬到中國這樣的主權國家，就必然導致了黨和政府成了最大的受益者，而權利與資本的合盟形成了對國人財富的掠奪，從而產生了深刻的社會矛盾。
香港模式的問題在20多年後已經暴露得比較明顯：土地的招拍掛導致了大規模囤地和炒地的現象；預售體制也就是香港人的炒樓花，成了瘋狂炒樓最便捷的通道；銷售也是沿用香港售樓處體制，脫離了監管，導致信息、政策、法律均不透明。
在政府部門壟斷土地供應的情況下，現行的土地招拍掛屬於供給壟斷和需求競爭型，這種市場模式必然造成需求方的惡性競爭，導致地價只漲不降和不斷暴漲。由於土地收入全部歸地方財政，地方政府也樂觀其成，造成地價屢屢沖高，即使在國家出臺宏觀調控政策組合拳後，地王仍頻頻出現，出現了面粉比面包貴的奇特現象。這樣，必然會通過比較效應帶動周圍房價上漲。
2.土地財政 土地出讓金不屬於預算內財政收入，主要歸屬地方政府。2009年全國土地出讓金總收入1.4239萬億元，較上年增長42.3%。2010年中國土地出讓金為2.9397萬億元，較上年增幅106%，相當於同期全國地方財政總收入的72.3%。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壹份調研報告顯示，在壹些地方，土地直接稅收及城市擴張帶來的間接稅收占地方預算內收入的40%，而土地出讓金凈收入占政府預算外收入的60%以上。
房地產可以拉動建材、水泥、家用電器、玻璃、窗簾、紡織品、衛生潔具等60 多個相關產業，已成為地方經濟發展的支柱產業。房地產業投資少、收益高、見效快，是快速提高GDP的壹個法寶，因地方政府對其情有獨鐘。
地方政府是高地價的幕後推手，也是巨額土地出讓金的最終受益者。政府熱衷於賣地，提升土地出讓收入，壹方面推動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長，成為地方政府的重要政績，另壹方面也增加了財政收入，使地方政府的手頭更加寬裕。
高傲的地價成全了土地財政的盆滿缽溢，卻成了剝蝕民生幸福的壹把利器。如果非要容忍土地財政的話，就必須將其納入財政預算，明確與民生相關的公共服務支出項目和所占比例，並對土地出讓收益使用和分配應實行公示制，接受人民監督。而不能再讓這部分預算外收入用在買公車、蓋高樓、大吃大喝、遊山玩水，或者揣進個人腰包。
4.地價房價比 土地獲取時的樓面地價水平與房屋開盤銷售時房價的比值，即為地價房價比。
2010年3月國土資源部城市地價動態監測分析組公布了2009年全國重點監測城市相同市場時點的居住用地的地價房價比，全國均值為31.29％。報告稱，上海、南京、杭州、寧波等長三角城市較高，超過40%。西南地區的成都、昆明等，地價房價比也接近40%。
2011年3月國土部下屬的中國土地勘測規劃院發布報告顯示，2010年全國重點城市居住用地地價與2009年相比增長12.69%。2010年重點城市基於相同市場時點的居住用地的地價房價比，均值為34.07%。廈門、長春、福州、寧波的居住用地地價房價比在50%以上。
4. 70年產權 國外的土地產權形式90％以上為永久業權、世代相傳；中國的土地產權實行的是使用權與所有權分離，土地使用權屬於購房者，土地所有權屬於國家。普通住宅的土地使用年限為70年，商業用地使用年限50年，土地使用期滿後收歸國有，地上建築物仍屬於業主所有。如再次申請土地使用權，則應該根據當時的地價水平，補繳土地出讓金。
中國目前采用的70年產權的土地制度主要效法於香港，但香港之所以制定這種制度，是因為香港有壹個99年租借期，當時香港施行這種制度是英國人希望把幾十年的土地出讓金壹次性收回。故70年產權制是建立在殖民統治基礎上產生的特殊法規。照搬香港經驗的結果，就是使中國政府成為有史以來最大的地主。
中國的房屋目前平均壽命25—30年（有強拆因素），由於偷工減料的普遍存在，未來很容易出現產權在而物業亡的現象。目前中國因房屋土地使用年限問題給購房者造成經濟損失的現實個案還比較鮮見。無論是購房者還是整個房地產業，對產權期限將會導致的潛在危機還沒有引起重視。
5.圈地運動 全世界很少有政府做房地產生意，西方國家沒有，蘇聯、東歐、朝鮮、古巴等曾經或現存的共產黨國家都沒有。而象中國這樣利用行政權力進行暴力強拆、導致血案頻頻發生更是舉世罕見。
從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 中國政府通過各種政令不斷以相對低廉價格征地，把農民從土地上趕走，剝奪農民耕地使用權，甚至強拆農民住房，然後再以相對較高的價格出租土地使用權給資本集團，這就是中國式圈地運動。
中國圈地運動形成的原因主要有：城市化建設的推動；GDP作為地方政府政績的主要考察指標之壹；地方財政過度依賴土地出讓；廣泛存在的腐敗等。
據有關部門前些年在北京地區的調查，壹畝耕地轉為商業用地後假如最終在市場中的售價為100萬元的話，農民得到的補償只有5萬元，這意味著土地出讓收入的95%左右為政府的純利。
馬克思說過，資本家為了百分之五十的利潤可以鋌而走險，為了百分之百的利潤就敢踐踏人間壹切法律，為了百分之三百的利潤就敢冒上絞刑架的危險。中國土地出讓的暴利必然使得政府與開發商合謀想方設法的圈地，強拆血案屢屢發生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100年後的歷史教科書上將會出現這樣壹段話——21世紀上半葉，中國新興的官僚階級和貴族通過暴力把居民從土地上趕走，拆掉他們的房子，把強占的土地圈占起來，蓋成房產出售。這就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房吃人”，史稱“中國圈地運動”。
這是權貴集團的罪惡，中華民族的磨難。
三.剛性需求和房價收入比 1. 剛性需求 住房的剛性需求，就是說無論價格漲至如何程度，對住房仍有巨大需求。中國最大的剛性需求群體是大學畢業生，他們工作幾年後因為成家立業需要壹個新房。每年有600萬大學畢業生，但中國的大中城市給他們提供的就業崗位不足200萬。在這200萬人中，真正有支付能力不多，而更多是沒有支付能力的。對於農民工群體而言，他們基本被逼出了大中城市市場。目前這麽昂貴的房子沒有幾個農民工能夠買，而真正先富起來的農民，也早巳在城市有了住宅。其他群體也基本不具備城市高房價的支付能力。
當然，部分沒有支付能力的人也可能擁有城市住房，前提是窮盡兩代以上的積蓄或是中獎500萬。
從中國的國情來看24～35歲為買房的高峰年齡，而計劃生育從1977年後開始全面推行，1982年定為基本國策。由此看來，2012年以後，中國24～35歲年齡段的人將開始大幅減少，對住宅的剛性需求的人數也就會相應大幅減少。
2.房價收入比 房價收入是衡量房地產泡沫的重要指標，指住房價格與城市居民家庭年收入之比，即壹個家庭幾年的收入可以買壹套房。按照國際慣例，房價收入比在3～6之間為合理區間。超過6的時候，就會被公認為屬於房地產泡沫地區；當房價收入比超過7以後，就會被公認為國際房價最難承受地區。
歐美等發達國家公民用3—6年家庭收入所買到的住房，人均面積上要比我們人均30平方米的小康水平要大得多。拿美國來說，壹般戶均在220平方米左右，相當於人均擁有住70平方米左右。而且他們所計算的面積都是實實在在的使用面積，走廊、閣樓和陽臺等都不在計算之列。
2006年初韓國國土研究院經過對上萬的家庭調查研究，韓國首爾地區需要將總收入存7.7年才能購買住宅，地方大城市為3.8年，中小城市為2.6年。
從美國歷年來的房價收入比來看，美國的房價收入比壹直在2.7-5.2之間，2007年底為4.9。據國際不動產代理商戈登·羅克（Gordon Rock）最新研究顯示：美國人在大城市買房需要時間不太長，邁阿密需要4年，紐約需要5.7年，洛杉磯需要5.9年。
相比於國外，中國的房價收入比不是壹般的高。中國社會科學院2009年12月7日發布經濟藍皮書指出，2009年中國城鎮居民收入房價比達8.3倍，大大超出合理的承受範圍；2009年農民工的房價收入比為22.08倍，而對於農民的城鎮房價收入比則為29.44倍。藍皮書特別強調，中國85%的家庭沒有購買住宅的能力。
中國的房價收入比地區差異極大。據上海易居房地產研究院綜合研究部部長楊紅旭的研究，2010年包括經濟適用房在內的房價收入比排名前五位的為北京17.44、深圳15.62、上海15.45、杭州14.65、廈門12.75；除去經濟適用住房後的房價收入比上海為23.75、杭州為22.62、北京為20.69。需說明的是，楊紅旭用的是統計部門的城鎮居民收入數字，忽略極少數人擁有絕大多數財富從而導致大多數人的收入“被增長”這壹現狀，沒有考慮農民和農民工，也沒考慮房貸等費用，故測算出來的數字較實際情況是偏低的。
四.空置率 1.空置房及其形成原因 空置房官方定義是指房屋竣工壹年之後沒有實現銷售的房子，這個定義過於狹隘，主要考慮的是金融風險,既不符合國際慣例也不利於對市場真實狀況的分析。
目前普遍看法是不區分房屋的新舊，只要超過壹定時限沒有確定新的使用者時都可被視為空置房。這種定義接近於國際慣例，更符合市場真實狀況。房屋過高的空置率不僅僅浪費資源，還隱藏著巨大的金融風險和社會隱患。
造成空置房的原因主要有四個方面：1.投資而非自住，業主持有兩套以上物業，非自住物業無法順利出租、出售而空置下來；2.房產商在售項目經過壹年的銷售仍未售出形成空置；3.房屋因經濟糾紛被法院查封或凍結而形成的空置.4.開發商悟盤惜售。上述因素中，投資客的投機是推高了房價的重要推手，要降低房價必須拿他們開刀。
2.空置房主要囤積在貪官、炒房客和房地產商手中 普通百姓買不起房子，大量房子囤積在貪官、炒房客和房產商手中，房子脫離了其本身的居住功能，變成了和股票壹樣投資投機性工具。
中國黨政官員權力來自上級任命，只要不得罪他的上壹級領導，在權錢交易中基本上就可以有恃無恐。而壹般官員無法將財產轉移出境，那麽多的錢存在銀行裏現在只有傻瓜才會幹，因此將現金轉移到不動產上是最好的渠道，房地產就成了很多官員洗錢的最好工具。下面是已經被爆光的部分貪官所擁有的房產情況，更多的貪官還逍遙於法外。
郝鵬俊 原山西蒲縣煤炭局長 房產36套 文 強 原重慶司法局局長 房產16套 羅亞平 原遼寧省撫順市國土局順城分局局長 房產22套 黃艷蘭 原廣西桂林地區物資發展總公司副經理 房產55套 陶校興 原上海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第壹副局長 房產29套 陶建國 原上海市外高橋保稅區管委會規劃建設處處長 房產29套 楊光亮 原茂名市常務副市長 財產超過1.3億元其中房產16套 殷國元 原上海市房地局副局長 房產30套 陳洪剛 重慶市市公安局交警總隊 房產29套 康慧軍 原上海市浦東新區副區長 房產16套 許邁永 杭州市副市長 著名的許三多（錢多、房多、女人多）。媒體報道許擁有25套房子，檢方的指控材料為涉案房產8套。 ……
官員購買房產相當於在回籠灰色收入，付出成本較低，有很多甚至是別人白送。與他們相比，炒房客更多的是用自己的資本加上貨款，炒高房價進行牟利。據南方周末報道，2009年4月在天津召開的壹個內部會議上，銀監會主席劉明康給與會人士舉了兩個極端的例子:北京出現了壹個人名下77套房的事情，而且全部用的銀行貸款；上海的例子更誇張，壹個人買了364套。2004年揭露的上海姚康達事件中，工商銀行向“姚康達”發放了7141萬元房貸用於炒作128套住房。而機械制圖師李金東在深圳曾囤房69套資產上億，但在2008年深圳房地產下跌時，面對各大銀行每個月30多萬的還貸壓力，只好全部轉讓而成為住農民房的民工。
在市場銷售火爆的情況下，開發商普遍都會采取悟盤惜售的辦法借機漲價，這已是行業公開的秘密。
3.空置率 在國外，空置房是指房屋壹年沒有投入使用，處在待出租或出售的狀態。空置率多以包括待租待售在內的全部空置房屋除以全部存量房屋而得出，也稱空房率，是衡量房地產泡沫的重要指標。以美國為例，2001年全國住宅1.2148億套，平均每2.25人擁有壹套住房，空置期壹年以上的住房為1091.6萬套，空置率為9%。
房地產市場有壹定量的空置面積十分正常。按照國際通行慣例，商品房空置率在5%-10%之間為合理區；空置率在10%-20%之間為空置危險區；空置率在20%以上為商品房嚴重積壓區。
央視2010曾報道，國家電網公司在全國660個城市的調查顯示，高達6540萬套住宅電表連續6個月讀數為零，這表明全國有高達6540萬套空置房，可供2.6億人居住。隨後國家電網表示並未發布此數據，但6540萬這個缺乏權威來源的調查結果依然引起了持續不斷的波瀾。
據《第壹財經日報》2010年8月報道，有四類房產空置率高達40%左右：郊區的高檔住房、投資性住房、商住兩用樓房和無產權房。
2011年3月8日中國社科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院長程恩富在全國人大安徽團發言時介紹，國家信息中心的統計資料顯示我國現在空閑房的存量至少有3000萬套以上。程富恩主張對其應強制租售。
這麽多空置房沒人居住，它們大多不會去裝修，也不會去購買家電和日常生活用品，甚至常年都沒有水和電的消費，它能帶動內需嗎?能拉動經濟嗎?
大量的空置住宅浪費了資源，成為投機炒作、囤房炒作、哄擡房價的籌碼，而資源的錯配導致中國經濟結構的嚴重扭曲，影響了國民的正常消費和經濟的健康運行。
4.國外對空置房的處置及中國的借鑒意義 要擠掉房地產泡沫最重要的舉措應當是解決空置住宅的問題，發達國家采取了強有力的措施向空置房開戰。荷蘭法律允許人們入住空置壹年以上的空房，而空房業主也願意在政府的協調下無償提供這些住房。瑞典為了遏制空置房數量上升的趨勢，政府甚至將無人居住的住房推倒。通過這些措施，荷蘭和瑞典成為歐盟國家中房屋空置率最低的兩個國家，均不超過2％。
在法國的部分城市中，房屋空置的第壹年業主必須繳納房屋市值10%的罰金，第二年為12.5%，第三年則為15%，以此類推。英國制定法律，允許新購第二套住房的產權持有者有兩年的免稅時間，供他們決定兩套住房中的壹套作為第壹住房，而後對另壹套住房則要繳納兩到三倍的家庭稅。
美國亞特蘭大的租房者不僅不用付房租，還能因為租住在偏遠地區的房子而得到補償。在該城市甚至還有業主出錢讓人租住其房屋以逃避因房屋空置而面臨的處罰。美國的克利夫蘭和巴爾的摩等城市與瑞典壹樣，也將空置房推倒，這也是針對這壹全球性問題出臺的最嚴厲措施。
歐美國家尤其法國和英國關於空置住宅的措施對中國有重大借鑒意義。中國的國情是人口眾多，全國人民都在城市裏有房住的話，至少需要4億套，如按目前的投機炒作模式，至少需要6億套才夠，中國的資源環境能否承受？住房適度商品化是正常的，但根據中國的國情，住房應該是特殊商品，必須將炒房客完全驅逐出這個市場。但現在中國的政策是鼓勵炒作，體現在時緊時松的二套房、三套房貸款，持有多套房產的炒房客不用交稅，預售體制等。
要想控制房價就有必要制定特別法案，對空置壹年以上的住宅進行制度重建。可對住宅空置壹年以上的業主征收每年房款10%以上的財產稅，無房人在政府協調下有權居住；或是對擁有多套房產的家庭給予壹定的免稅期（壹至兩年），超過這個時間仍未對多余的房產處置則每年按房款的5%以上、逐年遞增征收物業稅。只有這樣才能真正抑制市場的投機炒作，解決目前住宅資源錯配問題，減少食利階層對租房的大學畢業生、農民工的盤剝。
五.租售比 租售比也是衡量房地產泡沫的重要指標，指每平方米建築面積的月租金與每平方米建築面積的房價之間的比值，也可用每個月的月租與房屋總價的比值衡量。國際標準通常為1：200到1：300，超過1：300意味著房產投資價值相對變小，房產泡沫已經顯現。
有關數據顯示，北京地區房屋租售比自2004年以來就壹直高於國際警戒線水平。2005年基本維持在1：335左右。2008年上半年，北京二手房租售比首次突破1：400，而2010年該指標已經接近1：600，部分地區已經達到1：700或更高。這意味著出租壹套商品房至少要過50年才能收回成本，這樣的房產還有什麽投資價值？
對比壹下美國，從1989年到2007年間，美國的租售比大體上是上升的，但直到2007年，美國的租售比不到300:1，在合理的區間內。
六.保障性住房 保障性住房是指政府為中低收入住房困難家庭所提供的限定標準、限定價格或租金的住房，由廉租住房、經濟適用住房和政策性租賃住房構成。中國的保障性住房總量不足，且申請和發放過程弄虛作假、失職瀆職現象屢見不鮮。在北京、深圳、杭州等地，向公務員或事業單位人員提供的經濟適用房只有當地房價的幾分之壹甚至十分之壹，在已經明確停止福利分房之後，這些應屬於私分國有資產的行為。
目前大多數城市出臺的廉租房和經濟適用房政策，保障的對象多限定在城市低保範圍和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難戶，而這只是城市住房困難群體中很小的壹部分。大批既買不起商品房又不夠條件購買經濟適用房的中低收入的居民，被限制在門檻以外，成為“夾芯層”，這是中低收入群體買房難的主要原因。
看看國外的情況。美國住宅大約有85%是經濟適用房，是所有美國公民都可以享受的，其最大的開發商的主營業務收入也是開發經濟適用房。美國的經濟適用房土地溢價率在10％～30％。也就是說，滿了壹定的年限經濟適用房可以上市交易，壹般能讓業主賺取10％～30％的收益。而新加坡的經濟適用房5年後才能上市交易，政府保證上市交易能讓業主獲得40％以上的收益。
美國、新加玻等所有這些社會保障住宅體制很健全的國家法制同樣嚴明，以詐騙手段獲得經濟適用房的案例極少，也不會產生壹個家庭有兩套經濟適用房的現象，更不可能出現官越大越有權利享受經濟適用房，並且是享受超大面積的經濟適用房這種荒唐事。
七.賣掉北京可以買下整個美國。 2010年北京市土地出讓收入達1641億元，成交土地面積為 2061萬平方米，以此計算北京市土地均價近8000元/平方米。北京市的國土面積為16410.54平方公裏，假如將北京市土地全部變現，當前北京土地總市值高達130萬億元人民幣。而2010年美國GDP總量預計為14.5萬億美元，折合人民幣為95萬億元，這意味著用北京的地價買下美國可謂綽綽有余。
據世聯地產數據，2010年上海土地收入接近1500億元人民幣，成交土地面積近1400萬平方米，平均地價高達10700元/平方米。上海國土面積 6340.5平方公裏，假如能將上海市土地全部變現，當前上海市土地總市值高達68億元人民幣。
而在2009年全球GDP排名前六名中，美國、日本、德國、法國、英國的GDP總量分別為28.7萬億美元，折合人民幣為189萬億元，而當前僅京滬兩地的土地市場之和高達199萬億元。很顯然，賣掉京滬兩地的土地就可以“買下”當前世界上最發達的五個國家。（據《中國經濟周刊》）
買下美國無疑是壹個具有較高娛樂價值的黑色幽默。但北京地價能富可敵美國卻在驗證壹個令人憂慮的現實：中國投資和消費對房地產依賴太大，房地產業已經綁架了中國經濟，即使能順利挺過2011年，未來難逃崩盤厄運。畢竟，在壹個85％的家庭沒有能力購買住宅的國家，未來的房地產只能淪為壹場令人絕望的投機洗錢遊戲。
截至目前沒有任何壹個經濟體單純依靠房地產能讓經濟蓬勃發展。即使房地產曾讓某些國家獲得好處，但都是短暫的好處換來了長久的疼痛。過去50多年，世界上大體經歷了30多次的房地產泡沫，最終都是以回歸原形收場的。無論是美國、日本、迪拜、澳大利亞，還是中國的香港和海南。
從1955年到1990年這35年——和中國改革開放至今的時間相當，日本實際平均GDP的增長率是12.1％。從泡沫經濟崩潰的1991年到2009年，這段時間就是日本所謂的“失去的二十年”。在這20年裏面，日本名義GDP增長的平均值才達到0.4％。
前日本央行副行長武藤敏郎曾經分析說：導致日本泡沫經濟破滅後經濟滯脹的第壹個因素是生產設備過剩，在泡沫經濟最鼎盛的時候，有很多企業為了將來擴大再生產大量地投資，購買新的設備，到了經濟沒有這個需求的時候，生產設備出現大量的過剩；第二因素還是過剩雇傭的過剩，在泡沫經濟的時候企業勢頭很猛，雇了很多的員工，到了泡沫經濟破滅就顯得人滿為患；第三個仍然是過剩，泡沫經濟巔峰時，企業向銀行借了很多錢，由於主要以房地產做擔保，而房地產經過泡沫經濟以後價格大幅下跌，導致金融機構手裏有大量壞賬或不良債權。
現今的中國與當年的日本何其相像。不同的是：日本推行了國民收入倍增計劃保障基本民生，為擴大內需打下良好基礎，中國在此方面欠賬太多；而從產業層面，日本制造處於世界產業鏈的中上遊，中國則處於中下遊。
八.三明治陷阱 三明治陷阱，即在成本大幅提高和銷售價格不斷下跌的雙向擠壓下，實體企業利潤(中間層)迅速變薄，企業為了維系生存、維系收益，被迫將大量資本投向房地產、投向股市，以至整個國家經濟迅速泡沫化。泡沫作為壹種財富幻覺終有醒來的壹天，泡沫破滅之日就是向實體經濟復歸之時。
中國房價趕日超美、房地產業持續火爆的背後，是中國實體經濟尤其是民營經濟的生存環境越來越差。當壹個家庭為了買幢房子安家，除了衣食住行必需的支出外其余全還了房貸，這樣的情況下拉動內需也就必然淪為空話。而隨著貿易摩擦的增多、人民幣升值壓力、勞動力成本增加等因素，更使實體經濟利潤越來越低，以至大量資本被迫湧向房地產從而進壹步加速房地產泡沫化。比如2010年公布的浙江省百強民營企業排行榜中，除娃哈哈、華立、吉利等近30家沒有涉足房地產開發外，其余70余家企業均染指房地產開發。
十年之前，我們還能看到海爾、長虹這樣的民族工業足以挑起中國制造業的大梁，但是如今我們已經難以找到壹家能夠引以為傲的大而強的企業了。
九.房價調控政策 在國外，當房價快速上漲的時候，政府會進行及時、有效的房地產調控，比如限制貸款、提高買房貸款利率、收高額的物業稅和限制高價房的開發等。
在號稱要讓老百姓們買得起房的中國，由於政府是房地產開發的最大得利者，政府既想保持房價穩定以保障既得利益，又要房地產肩負起拉動G D P增長重任，兩難選擇的結果就是每次調控只做表面文章，不會過多觸及導致房地產價格虛高的主要因素如土地出讓、貨幣投放、囤房囤地等。而地方政府主要牟利渠道是賣地，對房地產調控很容易出現暗中對抗的情況。這樣情況下，中國的房地產調控效果自然極其有限。
中國或明或暗的腐敗官員是房地產市場特殊的食利者，他們對房價的失控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他們手中大多擁有多套房子，擁有多套房的官員肯定不願意房價下跌，因為房價漲得越快，他們的財富也就增長得越快，反之亦然。因此，指望他們去認真落實調控房價措施，無異於與虎謀皮。
物價飛漲薪水貶值
壹.中國商品價格堪比美國
據《中國青年報》2011年6月報導，知名財經評論人士時寒冰2010年到美國旅行，特意對中美物價的差別進行了半個月的走訪對比，對比結果讓他大吃壹驚：除非涉及到人工服務比如理發，或涉及知識產權比如圖書音像外，美國商品的價格普遍低於國內，即便中國制造的商品，也常常比中國便宜50%以上。網上類似這種中美物價比較的很多，結果是大多數的結論是中國物價已經趕上並超過美國。當然這種比較沒有考慮產品質量，比如在美國不用擔心三聚氰胺、瘦肉精、地溝油之類，也沒有考慮中國人均收入還不到美國的1/30這壹差距。
自1990年到2000年，美國幾乎實現“零通脹”，而從2000年至2010年，其CPI（消費者物價指數）壹直在2%上下浮動。換言之，在經濟高速發展，個人收入逐年提高的同時，“低通脹”也始終相伴左右。而中國近30年來，中國經歷了1988年、1994年、2007年和2010年至今的4輪通脹，通脹高峰CPI的漲幅分別為18%、21.9%、8.7%和當前的6.5%，這意味著中國居民的貨幣購買力在不斷下降。
導致很多商品中國比美國價格貴的主要原因是中國的貨幣超發、高稅負、高流通費用。
1.貨幣超發
長期以來中國以低估人民幣推動出口，產生巨額外匯順差，以致外匯儲備年年攀高。為了維持低估的人民幣匯率，央行以基礎貨幣增發來對沖外匯儲備的增加，從而大大增加了貨幣流通量，市場貨幣流動性泛濫，加劇通脹，推高了物價。參後述內容。
2.高稅負
國內商品價格被推高的另壹主要原因在於，藏在商品裏由消費者買單的稅負。在中國現行的稅制格局下，70%以上的稅收來自於增值稅、消費稅和營業稅等流轉環節。剩下不足30%的稅收來自於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等收入環節。這就意味著,無論是哪國制造,只要流入中國就將背負上這些處於流轉環節的間接稅。
依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政府財政統計年鑒(2007)》公布的2006年數據計算，倘若國家征稅的總量均為1000元，排除其他方面要素的影響，那麽直接嵌入各種商品售價之中的稅收數額分別為：中國700元，美國168元，日本186元，歐盟 15國300元。中國商品中所含的稅是美國的4.17倍，是日本的3.76倍，是歐盟15國的2.33倍。
據《中國青年報》報道，在目前中國商場裏出售的100元女性化妝品中，會有14.53元的增值稅，25.64元的消費稅以及4.02元的城建稅。單這三項，就占整個女性化妝品零售價格的44.19%，如果再加上生產和運輸環節的間接稅收，保守地說，政府稅收對女性化妝品的最終價格至少“貢獻”了50%以上。又比如壹塊在內地售價為2700元的瑞士進口手表，將包含17%的增值稅392元，30%的消費稅623元，11%的關稅267元，政府稅收對國外制造最終價格的貢獻也將近6成。
在現行的財政政策下，政府才是GDP持續增長的最大受益者。2010年財政收入8.3萬億元，比2009年增長21.3％，財政收入增速是GDP增速的2.06倍，而2011年上半年全國財政收入56875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31.2%。財政收入增速是GDP增速的3.25倍。事實上，財政收入增長遠高於同期GDP增長，已是多年來的慣例。
3.高流通費用
中國制造的產品要在國內壹路承擔重重收費甚至罰款。統計數據顯示，1千克貨物從上海運到美國紐約只需1.5元，而從上海運到貴州卻需要6—8元。
商品進入超市、商場後還要面臨上架費、月返費、廣告費、促銷費、年節費以及無孔不入的暗箱操作費用。這樣層層搜刮的結果就是中國商品越來越貴。
二.通貨膨脹
1.通貨膨脹
通貨膨脹是指壹個經濟體物價水平在某壹時期內呈連續性地以相當的幅度上漲的狀態，它意味著單位貨幣的購買力下降，即貨幣在國內市場貶值。通貨膨脹具再分配之性質，但分配方向不利於窮人。正如凱恩斯所說：“通過連續的通貨膨脹過程，政府可以秘密地、不為人知地沒收公民財富的壹部分。用這種辦法可以任意剝奪人民的財富，在使多數人貧窮的過程中，卻使少數人暴富"。
對於通貨膨脹最廣為人知也最直接的理論是：通貨膨脹導因於貨幣供給率高於經濟增長率，即貨幣供給量多於需求量。穩定的小幅度通貨膨脹壹般會被認為對經濟有益，其中壹個原因是某些價格難以重新談判降價，特別是對薪資與合約而言更是如此。
新凱恩斯主義認為，通貨膨脹有三種主要的形式：需求拉動通脹，發生於因GDP所產生的高需求與低失業；成本推動通脹，發生於油價突然提高時；固有型通貨膨脹，因合理預期所引起，通常與物價/薪資螺旋有關。這三型的通貨膨脹可隨時合並解釋現行的通貨膨脹率。
通貨膨脹對於民眾而言肯定是物價高企的大壞事，但對於財政增收而言卻是有益的因素，這和房價越高政府土地出讓金收得越多完全是壹個道理。物價上漲會帶動以現價計算的相關稅收增長，2011年上半年CPI同比上漲5.4%，PPI 同比上漲7%，上半年財政收入也大幅增長，同比增速為31.2%，是同期GDP增速的3.25倍。
通貨膨脹導致物價過快上漲，民眾生活廣受負面影響，但政府財政收入反而會因此得利，於是在通脹背景下，政府愈富、民生愈艱成為客觀事實。既然政府反而能從通脹中獲取更多稅收，控制通脹必然會“投鼠忌器”。所謂調控不力主要就是因為政府利益參與其中，土地政策如此，財政政策亦如此。
相對而言，低收入人群的支出當中通常食品支出比例會相對較高，而食品恰恰是所有消費品分類當中波動最大、上漲最快的，故低收入者對物價的敏感程度會明顯大於高收入者。而目前收入分配格局的惡化，則增加了對物價敏感的家庭數量。此外，通脹往往伴隨資產價格的上升，而高收入者因擁有較多資產往往是受益者，因此其對通脹敏感性相對更弱了。因而，通貨膨脹真正利益受損的還是廣大低收入群體。
2.中國通貨膨脹測算
（1）. 按官方公布的CPI計算，1978年至2009年總共增長了5.7倍
世界各國壹般用消費者價格指數（即CPI）來反映通貨膨脹的程度。官方公布的CPI漲幅相當溫和，累積 1978年到2009年歷年官方公布的CPI，31年間中國CPI總共增長了5.7倍。1978年全國平均月工資是51元，按CPI漲幅換算是今天的290元，但是當年的51元可以養活壹家人，而現在的290元只能喝西北風，可見官方的CPI根本不足信。對於壹個能統計出2009年度房價增長率僅僅1.5%（偏差14倍以上，參國富民窮五）的國家統計局，給不出真實的CPI再正常不過。
（2）. 按基本物價計算，1978年至今貨幣貶值了58倍，年CPI高達14%
南方基金高級研究員萬曉西根據食品、醫療、衣服、交通、煙酒和居住六大類單品價格1978年與今天的增長情況，估算出1978年全國平均月工資51元的購買力大概與今天北京3000元相當。這意味著人民幣30年貶值了58倍，換算成通貨膨脹率的話高達每年14%，比GDP增長率還高。這種算法當然是有缺陷的，原因在於物價的比較只考慮了1978年能買到的商品。但如僅僅是購買食品、醫療、居住等基本物資，則花費的代價大致將是1978年的58倍。
（3）. 按黃金價格計算，1979年至今平均每年CPI高達10.8%
黃金價格從1979年11月的12.5元/克增長到2010年11月的297元/克，漲了23.76倍，平均每年漲價10.8%。
（4）. 萬元戶的變遷
八十年代萬元戶就是富翁，到現在誰家裏如果只有壹萬元，跟赤貧也沒大區別了。無論手裏拿的是存款、保險、債券或者是基金，只要是錢，在超過10%的通脹面前其價值都會被迅速地縮水。
3.消費者物價指數(CPI)
CPI是反映壹定時期內城鄉居民所購買的生活消費品價格和服務項目價格變動趨勢和程度的相對數，通常作為觀察通貨膨脹水平的重要指標，也是重要的是宏觀經濟分析和決策的指標。簡單地說，CPI是指購買具有代表性的壹組商品，在今天要比過去某壹時間多花費多少。壹般認為，當CPI增幅＞3%時稱為通貨膨脹，而當CPI＞5%的增幅時，就是嚴重的通貨膨脹。
CPI穩定、就業充分及GDP增長往往是最重要的社會經濟目標。近幾年來歐美國家GDP增長壹直在2%左右波動，CPI也同樣在0%～3%的範圍內變化。
中國CPI構成上有相當多的缺陷，導致CPI指數與居民的真實感受有相當的距離。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易憲容指出，目前中國居民的消費品與消費結構來看，居民最大的消費應該是居住類消費、教育及醫療消費。但是，就CPI統計指數中這幾類居民最大的消費不僅所占權重低，而且其基數小，甚至許多價格上漲快的消費品根本就沒有統計，這也直接導致了我國CPI的變化與我國居民消費支出壓力變化並沒有呈現出明顯的壹致性。
現行CPI構成上的缺陷有以下幾點：
（1）.食品類在CPI中所占權重過高
2011年中國CPI中食品類所占權重為31.79%，經合組織國家2010年為12.54%（中位數），巴西、印度等新興市場在20%左右。
在食品類占CPI權重較高的條件下，農產品價格的上漲對CPI具有很大的推動作用。為了使CPI保持相對低位，同時為了保障城鎮居民的正常生活不受影響，中國在抑制CPI高漲時采取的政策措施首先是從食品類商品著手，打壓農產品價格。這樣做的結果是進壹步拉大工農業產品的剪刀差，同時由於農民收入減少從而擴大了城鄉收入差距。
食品類占CPI權重較高可能導致對宏觀經濟走勢做出錯誤的判斷。2007年，由於豬肉、雞蛋等農產品價格上升引致CPI高位運行，中國先後10次上調了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和6次提高了存貸款基準利率，但就CPI漲幅而言，這些措施似乎並無多少效果，同時由於政策的滯後效應，這些政策還為我國2008年經濟埋下了很多隱患。2009年，中國貨幣投放出現天量增長，但由於食品類價格穩中有降，CPI壹直低位，從而忽視了過度放貸的影響。進入2011年後中國的CPI高位運行，於是貨幣政策又進行新的壹個輪回。
（2）.購房價格未納入CPI
中國的CPI指數構成上居住類所占權重壹直較輕，經過數輪調整後2011年的權重為17.82%，但購房價格並不被計入CPI，故房價快速上漲CPI反應也不會太大。
按照發達國家的國際慣例，購房屬於投資行為而非消費行為，故不應計入消費物價指數。但前提是在成熟經濟中，購房與租房的比例相對比較穩定，租賃價格與房價之比（即租售比）也不會偏離太大，房價就可以“虛擬租金”的形式體現。另外，在發達國家CPI構成中，盡管不把購房納入消費物價指數，但和居住相關的費用在整個消費物價指數中的權重很高。以美國為例，2010年美國CPI的居住類權重最大，為36.72%。其中“自有住房的虛擬租金” （居民若沒有自有住房而另租同等條件住房所支付的等值租金）在整個CPI中的權重為25.21%。
和發達國家相比，目前中國房地產市場發展還處於初級階段，加上諸多體制性缺陷，老百姓的購房需求遠大於其他國家，如果完全采用成熟市場的規制將房價排斥在CPI之外，物價指數必然遠離老百姓的真實感受。房價上漲將削弱老百姓的購買力，但CPI又無法反映房價漲跌的影響，這是導致低估包括CPI在內的物價水平、誤導決策的首要原因之壹。
2010下半年後開始出現的物價上漲，根源就在於近幾年來國內房價的快速上漲，食品價格快速上漲只是這輪價格上漲的最後壹端。發改委不去約談地產商、地方政府、銀行、兩桶油，而是去約談飲料商、奶企、食用油廠商等，或是豬價漲高了才去視察豬宅，這顯然屬於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3）. 能源價格未計入CPI
2010年經合組織國家CPI構成比上能源價格所占權重較高，中位數為8．74%，而在中國，能源價格並未納入CPI考核，故油價再高CPI反應都不會太大。隨著購買轎車的居民越來越多，隨著化石能源的不斷枯竭，中國有必要將能源價格計入CPI。
三.貨幣超發
1. M2增速
“通脹無論何時何地皆為貨幣現象”，這是貨幣學派創始人弗裏德曼的壹句經典名言。按照貨幣學基本原理，壹個國家或地區經濟每增長出1元價值，作為貨幣發行機構的中央銀行也應該供給貨幣1元，超出1元的貨幣供應則視為超發。而在新興市場國家由於市場化改革等原因，資源商品化過程加劇，廣義貨幣供應量適度高於經濟發展GDP增長也是合理的，但過高的貨幣供給卻極易帶來通脹。
據統計，2010年中國GDP為39.79萬億元，是1978年的109倍。但同期廣義貨幣余額（即M2余額，廣義貨幣=流通中現金+銀行活定期存款+儲蓄存款+證券公司客戶保證金）卻從1978年的859.45億元增長到2010年底的72.6萬億元，為845倍。
2000年，我國GDP總量為8.9萬億元，M2余額為13.5萬億元，超發了4.6萬億元，而到了2010年，我國GDP總量為39.79萬億元，M2余額為72.6萬億元，超發貨幣32.81萬億元。
2010年中國M2余額額與GDP規模的比例已達182%，而2009年美國為61％，日本、韓國也只在100%左右。
貨幣超發是通貨膨脹的首要原因，國際上大多數國家都制定了嚴格的法律法規，以嚴格控制和管理貨幣增速，很少有M2增速超過GDP增速的3％的現象。美國國會立法規定，M2的上限為5％，這個規定沒有對應GDP增速，因為美國國民並不關心GDP這個數據。美聯儲的這個目標是硬性的，美聯儲主席和美國總統都無權超越。相比之下，中國在M2增速上隨意性較大，2009年M2增速高達27.7%，這是天方夜譚的事，偏偏就在中國出現。之所以這麽隨意，與中國的中央銀行為內閣部門而不具備獨立性有關，也與黨和政府對經濟的過度幹涉有關。
過去的十年，中國的M2增速基本上都在16％以上，遠遠高於GDP增幅。中國M2高速增長的主要原因是商業銀行放貸多、結匯量大所致。貨幣過度增長帶來的是人民幣在國內市場的貶值和資產價格的瘋漲。由於存款利息遠低於貨幣貶值的速度，而中低收入人群除了將錢存銀行外並無太多投資的門路，加之其掌握的可供保值與增值的資產較少，所以中低收入人群受貨幣貶值的影響最大。
2.M2余額世界第壹
截至2009年底，中國M2余額為60.6萬億人民幣，按當年末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價計算，折合8.94萬億美元，而同期美國M2余額為8.55萬億美元，這意味著中國的廣義貨幣供給量在2009年已經成功地超過了美國。但在GDP方面，2009年美國卻是中國的2.8倍。
到2010年8月底，中國M2余額已超出美國18％，而當年中國的GDP只是美國的40%。
截至2011年6月末，廣義貨幣(M2)余額78.08萬億元，同比增速15.9%，遠超同期9.6%的GDP增速。按照現在的進度，兩年後中國M2余額將跨過百萬億元大關，三年後中國的M2余額將是美國的2倍，同時也是自身GDP的2倍。到那時，中國政府可以自豪地宣布，中國M2余額趕上美國用了數百年（？）時間，而M2余額與美國持平到增長為美國的2倍，中國只用了不到5年的時間，這是世界最大的奇跡。
3.外匯儲備
外匯儲備是壹個國家或經濟體的貨幣當局持有並可隨時兌換他國貨幣的資產，包括現鈔、黃金、國外有價證券等，通常以美元計算。外匯儲備是壹個國家國際清償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對於平衡國際收支、穩定匯率有重要的影響。
外匯儲備余額常被誤為是經濟力的重要指標，但發行強勢貨幣的國家（如美國）並不需要太多外匯儲備，因其貨幣可在國際外匯市場中流通；反而壹些貨幣不在國際間流通的發展中國家，出於經濟發展的考慮或政治上的需要需要握有大量外匯儲備，以因應國際市場及政治形勢的波動。此外，壹個國家或經濟體外匯儲備的多寡，也受其貨幣政策的影響：實施固定匯率或聯系匯率的國家或經濟體，通常需要握有較充裕的外匯儲備以穩定匯率。
中國外匯儲備從2002年的2684億美元壹路攀升，截至2011年6月為止，累積達31975億美元，平均年增長達30%以上。當前，中國的外匯儲備中有60%以上用於收購美國國債和其它各種美國政府發行的債券。
中國外匯儲備長期處於世界第壹，而通過美元貶值，近年來中國平均年損失在2000億美元以上。
外匯儲備前10位 排名 國家或地區 億美元(最後更新) 1 中國 $ 31975 (2011年6月) 2 日本 $ 11096 (2010年9月)
歐洲聯盟 $ 7260 (2010年8月) 3 俄羅斯 $ 5250 (2011年4月) 4 臺灣 $ 4000 (2011年4月) 5 印度 $ 2877 (2010年9月) 6 韓國 $ 2852 (2010年9月) 7 巴西 $ 2695 (2010年12月) 8 香港 $ 2661 (2010年9月) 9 新加坡 $ 2147 (2010年9月) 10 德國 $ 1840 (2010年9月)
4.外匯占款
2002年末中國的外匯占款為2.21萬億元，而截止2011年6月末外匯占款余額達24.67萬億元，為2002年的11倍。
在現行外匯管理體制下，央行負有無限度對外匯資金回購的責任，其在賬目上的對應反映就是外匯占款，外匯占款的增加直接增加了基礎貨幣量，再通過貨幣乘數效應，造成了貨幣供應量的大幅度增長,使得流通中的人民幣迅速增多。2010年，中國增加了4481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按年末匯價，全年就有2.966萬億元的基礎貨幣被投放。這不僅加劇了通貨膨脹的壓力，而且弱化了貨幣當局對貨幣供應量控制的能力。 面對外匯儲備的迅速增加，央行除了正回購、發行央行票據、上調存款準備金率來對沖外匯占款之外，已沒有足夠的金融工具可用，也沒有有效的資產來對沖過多的外匯占款。
但對沖也是有成本的。《第壹財經日報》記者徐以升通過查詢公開資料後計算發現，2003年至2010年底央行對沖外匯占款的成本累計規模為10830.6 億元。該成本主要由兩部分支出組成：央行發行央票的利息支出，利息規模為7436.5億元，其中已全部到期的央行票據完成利息支付6117億元；存款準備金率由2003年的6%上調到2010年末的18.5%發生的利息支出，按準備金凍結資金的6%是對沖外匯占款測算，利息逐月計算累加為3394.1億元。因央行通過正回購等其他工具回籠市場流動性而支出的成本並未納入測算，故10830.6億元這壹對沖成本較實際可能稍有低估。
對沖成本的承擔機制目前不明確。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員張斌張斌則認為，央行承擔對沖成本，壹是通過發貨幣，也就是用鑄幣稅承擔；二是通過發新債來償還利息，但發債最終也還是要靠未來的鑄幣稅償還，或是財政資金償還。
四.出口退稅
1. 2010中國出口商品平均退稅率7%
出口退稅 是指對於出口商品，不僅在出口環節不征稅，還要退還該商品在國內生產、流通環節已負擔的稅款，以使出口商品以不含稅的價格進入國際市場，從而增強產品在國外市場的競爭能力，擴大出口創匯。目前，中國出口商品實行5%-17%不等的出口退稅率。通過出口退稅，讓銷售到國外的商品價格降低，而生產廠家還能有利潤，這實質上使國外消費者得到了中國的財政補貼。正因對外國消費者的財政補貼，和對國內消費者的層層剝皮，才有美國商場的中國商品比在中國賣得便宜的事。
中國經常將出口退稅作為壹種宏觀調控工具頻繁使用，使得稅收失去其嚴肅性。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後，中國政府先後七次上調出口退稅率，涉及的商品稅號超過8000個(次)，其中已有1971個稅號商品實現了出口全額退稅。2010年中國出口總額15779億美元，出口退稅共計7327億元，比上年多退 841億元，按年末美元兌人民幣中間價1：6.62計算，2010中國出口商品平均退稅率7%。
2.出口退稅的問題和弊端
出口退稅政策對鼓勵外貿出口以及優化經濟結構方面曾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但近些年來，現行的出口退稅制度在實踐中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問題和弊端，已超過了該項政策所能帶來的益處。
（1）. 通過出口退稅，中國出口商品價格大多人為的降低了5—17%，加之企業用惡性的價格競爭以爭奪客戶，結果遭到相關國家反傾銷和特保案懲罰。目前世界上60%以上的反傾銷案都是針對中國企業的，而這些反傾銷案從未針對未享受退稅的中國商品。
（2）.中國現行征稅機關與退稅機關是分設的，監管不力、內外勾結使騙稅現象非常嚴重，並導致大量的出口轉內銷。2011年7月爆光的達芬奇事件即是如此。
（3）.近年來中國每年國際貿易順差1800億美元以上，外匯儲備超過了3.1萬億美元，這使得人民幣面臨巨大的升值壓力，國家外匯儲備保值增值異常困難。
（4）.中國商品低價出口建立在對工人尤其是農民工的血腥剝削基礎之上，同時是以廉價出賣國家資源，犧牲自然環境為代價的，具有不可持續性。而出口退稅政策等於是政府鼓勵這種不可持續的經濟增長方式。
（5）.過高的出口退稅率，使很多出口企業片面依靠政策的扶持，以低價產品打開國際市場。既然這樣的生產方式有利可圖，企業何必花巨大的人力物力去搞風險很大的創新？這就使很多企業失去了創新的動力。
（6）.出口退稅刺激出口，增大貿易順差，導致外匯儲備不斷攀升，央行放出基礎貨幣進行對沖，貨幣供應量加大，而基礎貨幣投放又以乘數效應擴大廣義貨幣供給，從而導致國內流動性過剩，助長國內價格上升。
（7）. 2010年中國的出口貨物退稅達到創紀錄的7327億元，比2010年各級政府用於醫療衛生和住房保障支出之和7103億元還高。補貼外國消費者很大方，對國內的民生投入卻很扣門，這是典型的寧贈外邦，不與家奴的表現。
3.出口退稅的接軌與國情
中國官方常說出口退稅是國際慣例，但實際上，實行增值稅的51個主要國家中，有31個國家采用了免、抵、退這壹出口退稅方法，還有20個國家未實行出口退稅。所以是否實行出口退稅還是要結合自己國家的情況。
發達國家普遍采用出口退稅的方式，並且不違反WTO的原則，中國實行出口退稅依據也在於此，美其名曰為與國際接軌。但發達國家已是後工業化階段，出口產品多為高附加值產品，且發達國家的薪資高，工資收入占企業運營成本的50%左右，實行出口退稅有與中低收入國家在人力成本上進行適度拉平的作用。而中國還在工業化階段，出口產品以低附加值產品居多，由於現行的工會是資方和政府的傀儡，加之政府剝奪了工人的罷工權，工人階級（包括農民工）的利益得不到保障，故工資收入占企業運營成本不到10%，實行出口退稅實際上是補助了資方和外國消費者。
中國在出口退稅上與國際接軌，但卻不在工人工資收入占企業運營成本上去與國際接軌，不在給予工人自組工會權、罷工權上與國際接軌。反過來說，中國政府在工人工資上講國情，在工人權利上講國情，在應否實行出口退稅上卻很少談國情。
中國出口退稅政策應該逐漸由常態變為例外，即基本取消出口退稅政策，僅對壹些高新技術產業、壹些有助於提高我國經濟安全與節能減排的企業、壹些小企業實行出口退稅支持，同時大幅降低出口退稅率至不高於5%，以達到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目的。
壹般來說，貧富差距是人類的正常現象，因為人的能力不同，獲得財富的多寡自然就會不壹樣。強求絕對財富均等的“大鍋飯”主義已被證明是災難，而北歐國家走“均貧富”的福利社會主義也容易造成經濟滯緩。所以貧富差距的壹個關鍵在於，這個差距是怎麽造成的——是比較合理的自由競爭的結果，還是人為制度造成的弊端。另外壹個關鍵是如何消除貧富差距所帶來的社會鴻溝。 歐美發達國家有民主憲政、法制體系和福利制度三大原則來保障民眾意誌對各項社會政策的最終決策權，以最大限度地保障占社會大多數的弱勢群體的基本權利，從而把貧富分化控制在允許的、合理的範圍內，以便實現最大限度的、相對的社會公平。
在今天的中國，除了可以看到驚人的貧富差距之外，還可以看到因為缺乏社會保障和收入保障的“新底層社會”形成，包括失地農民、被拆遷的城市居民以及不能充分就業的大學生群體，還有因為高房價墜落的“城市中產”，未被利益集團吸納的知識分子，加上傳統意義上的農民、農民工、下崗失業工人，從而組成了龐大而復雜的底層社會，並且這個底層社會正在逐漸走向剛性化。壹.社會財富畸形集中 1. 0.04%的中國人擁有25%的國民可投資資產 招商銀行及貝恩公司2011年4月聯合發布的《2011中國私人財富報告》顯示：2010 年中國個人總體持有的可投資資產規模達到62 萬億人民幣，其中可投資資產1 千萬人民幣以上的高凈值人士達50 萬人，共持有可投資資產15 萬億人民幣。 所謂可投資資產是指私人財富中剔除自住房產和流動性較差資產後的資產。按此報告推算，50萬名千萬富毫占中國人口比例為0.04%，他們擁有的可投資資產約占全國的25%。 2. 1%的富裕家庭掌握了全國41.4%的財富 據瞭望新聞周刊報道，財政部科研所2004年的調查統計顯示，10%的富裕家庭占城市居民全部財產的45%，最低收入10%的家庭其財產只占全部居民財產的1.4%。這壹狀況在不斷深化與加重之中。 報告還顯示：近60%接受調研的可投資資產1千萬元以上的千萬富翁已經完成投資移民或有相關考慮；而億萬富翁中約27%已經完成了投資移民，另有幾乎壹半人正在考慮投資移民。 據世界銀行2009年的統計顯示，中國貧富收入差別達到將近1:13。根據世界銀行報告，中國1%的家庭掌握了全國41.4%的財富，成為全球兩極分化最嚴重的國家之壹。 3.中國最高10%家庭的人均年收入是最低10%家庭的65倍。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等人的《灰色收入與國民收入分配》研究報告表明，2008年我國隱性收入總計有9.3萬億元人民幣，其中63%的部分集中在10%的家庭； 2008年灰色收入的金額是5.4萬億元人民幣。 王小魯等人據此推算城鎮居民收入分配差距，2008年城鎮最高收入家庭與最低收入家庭的實際人均收入分別是13.9萬元和5350元，差距是26倍，而按國家統計數據計算只有9倍。全國最高10%家庭的人均收入是9.7萬元，而最低10%家庭的人均收入是1500元，兩者在2008年相差65倍，而按統計數據計算只有23倍。 4. 基尼系數0.497（2007年） 基尼系數是國際上用來綜合考察居民內部貧富差距的壹個重要分析指標。含義是：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於進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占總收入的百分比。基尼系數通常把0.4作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線，超過這條警戒線時，貧富兩極的分化較為容易引起社會階層的對立從而導致社會動蕩；達到0.6則屬於社會動亂隨時會發生的危險狀態。壹般發達國家的基尼指數在0.24到0.36之間。 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中國的基尼系數2000年開始越過0.4的警戒線， 2004年超過了0.465，此後國家統計局不再公布國內的基尼系數。 中國社科院2007年《中國社會藍皮書》報告稱，2006年中國的基尼系數已經達到了0.496，如果以財產分配作計算，全國城鄉居民人均財產分配的基尼系數保守測算達到了0.653。而據中國人民大學的有關調查表明，中國的基尼系數已達0.561。 從國際上看，聯合國有完整的統計數據的150個國家中，基尼系數超過0.49的不超過10個，中國是其中的壹個。排名前十的除了中國外，其他國家是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壹些獨裁專制國家。 二.收入差距 1.身份不同，工資差異巨大 國家統計局2011年5月公布的統計數據顯示，2010年中國城鎮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20759元；城鎮非私營單位在崗職工年平均工資37147元，是城鎮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1.78倍。 在城鎮私營單位中，2010年平均工資最高的是信息、計算機和軟件業的31226元，該行業在城鎮非私營單位中的平均工資排名第二，為66598元，因身份的差異導致非私營單位是私營單位的2.13倍。而私營單位中平均工資最高與非私營單位中平均工資最高（金融業，平均年工資80772元）相比而言，後者是前者的2.58倍。 非私營單位中，央企待遇較為優厚。2010年8月19 日，時任國資委主任李榮融在壹場國有企業改革發展專題報告會上透露，央企在崗職工平均工資(年薪)5.4萬。這相當於私營單位就業人員2010年平均工資的2.6倍。 2. 行業收入差距逐步擴大 2011年2月人社部勞動工資所發布的研究顯示，按大行業劃分，2009年我國職工平均工資最高的金融業工資是最低的農林牧漁業工資的4.7倍，而1998年行業工資最高最低還是這兩個行業，差距是2.35倍；從細分行業看，2008年職工平均工資最高的證券業是最低的畜牧業的15.93倍，而2005年時最高是最低7.78倍。可見，中國行業收入差距逐步擴大的趨勢相當明顯。 據《中國青年報》2009年的報道，14家上市銀行中，浦發銀行、民生銀行和中信銀行的人均薪酬各為45.62萬元、39.82萬元和34.61萬元，人均薪酬最少的工商銀行為13.04萬元；而據21世紀經濟報報道，2010年國內券商人均稅後薪酬30萬元。 3.中國城鄉收入差距大約在4-6倍 中國社會科學院2009年城市藍皮書指出，中國城鄉收入差距大約在4-6倍左右。而據《2010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2010年我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109元，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5919元。按統計局的數字進行簡單計算可得，城市居民人均年收入是農村的3.2倍，絕對差額達1.3萬元。 需註意的是，城鄉收入差距的計算忽略了城鎮居民的房產等資產增值所帶來的隱形收益。 4. 72%中國工薪收入者月薪在2000元以下 2011年6月30日財政部稅政司副司長王建凡表示，個人所得稅減除費用標準（起征點）由2000元提高到3500元後，工薪收入者的納稅面由目前的約28%下降到約7.7%，納稅人數由約8400萬人減至約2400萬人。由此可知：中國個人所得稅針對的是工薪收入者，全國總數約3億人；其中月薪3500元以上約0.24億人，2000以下約2.16億人（占比72%）。顯然，中國大多數工薪收入者薪資確實很低，而工薪收入者之外普通人群其薪資狀況則更不容樂觀。 5. 大多數工薪收入者無力達到城鎮居民人均負擔的消費性支出水平，節衣縮食是必須的 2011年4月25日，中國人大網發布的《個人所得稅法修正案（草案）條文及草案說明》指出，據國家統計局資料，2010年度我國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性支出（包括基本生活支出和非基本生活必需品支出）為1123元/月，按平均每壹就業者負擔1.93人計算，城鎮就業者人均負擔的消費性支出為2167元/月。這意味著大多數工薪收入者難以達到消費性支出平均負擔水平，為了避免入不敷出，只有節衣縮食。 6.壟斷的電訊價格 2011年1月由香港理工大學、中國社科院和北京大學三方聯合組成的“移動通訊與中國社會”課題組發布的調查顯示，手機資費已占到中國城市居民收入的5.43%，而在年收入不到1萬元的手機人口中，這壹比例達到了10.31%。而2011年5月香港特區政府電訊管理局公布的壹項電訊價格比較研究結果顯示，壹個上海居民每月要繳納408港元才能享受到壹個香港居民交納60港元獲得的移動通信服務。這意味著上海的手機資費水平相當於香港的6.8倍。 2011年07月28日，國家信息化專家咨詢委員會等部門聯合發布的2011年中國信息化藍皮書顯示，截至2010年12月底，我國使用寬帶的網民達到4.57億人，不過中國的平均下行速率僅1.8Mbps，排名全球第71位，不及經合組織國家平均水平的1/10。另外我國寬帶的市場競爭不夠充分，資費比較高，平均每Mbps接入速率費用是發達國家平均水平的3至4倍，而且網絡質量不令人滿意。 三.向富人征稅 中國的富人主要包括兩類人，壹部分是官員，壹部分是和官員有千絲萬縷聯系的商人。 中國官員之所以是富人，原因就在於法律規定中國的財富主要是國家所有。由於中國尚未民主化，國家所有在某種意義上就是官員所有，官員自然而然在法律上就變成了龐大國有資產實際上的主人。 中國的很多法律也在維護國有財產的超強地位，包括對銀行、電信、煙草、鐵路等眾多行業進行壟斷經營，也包括《刑法》用非法經營罪防止民眾染指官辦壟斷行業。而國有企業所賺取的超額利潤，實際上大都為官員們所支配和享有，與普通民眾並無關系。 由於中國官員極其強勢的地位，商人通常只能依附於官員才能發家致富，甚至是才能生存，同時，官家子弟經商想不發財都難。這樣導致中國財富極大程度上流向官員及其家庭成員，而和官府勾結的商人也大發橫財，賴昌星、周正毅、黃光裕等商人就是這樣的典型。 中國人普遍對富人反感。主要因為中國的很多富豪是靠巧取豪奪，甚至官商勾結而暴富的；尤其是官員和其親友等更是直接利用特權和制度弊端把國家財產變成己有，以至有西方學者稱中國經濟是“盜竊經濟”。中國人的仇富，更多是反特權、反非法手段致富。 中國的富人最擔心的是怕均貧富，所以紛紛為自己找後路，而最好的辦法就是移民海外。加拿大、澳大利亞、美國、新加坡等國都是富人最想移民的國家，有的富人不移民也想法搞個外國綠卡，以便有個風吹草動，便可把異國他鄉當故土。 在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裏，無論是從絕對數量上還是從稅率上來看，收入高的人比收入低的人要繳納高很多的稅收。而頻繁出現在福布斯（或胡潤）中國富豪榜上的中國富豪們，並沒有出現在繳稅排行榜的前列，這充分說明了目前中國的稅收制度的不健全。可以這樣說，中國的稅收制度在拉大貧富差距方面功勞甚大。 1. 所得稅 指國家對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經濟組織在壹定時期內的各種所得征收的壹類稅收，屬於對社會財富的增量課稅。進入19世紀以後，大多數資本主義國家相繼開征了所得稅，並逐漸成為大多數發達國家的主體稅種（主要是個人所得稅和企業所得稅）。 個人所得稅本來作用是削富濟貧，但中國現行政策導致工薪階層的工資性收入成為了個人所得稅的主要來源，而富人群體並不依賴工薪收入，其隱性收入和灰色收入難於征收，從而得到少征或免征。因而，中國個稅作用成了殺中（產）濟政（府）。 2010年，我國個人所得稅收入4837億元，占財政收入比重的5.8%，占宏觀稅負（以14萬億計算）的比重為3.4%。 附：美國的個人所得稅 稅收是美國政府調節收入差距的最重要手段，美國已建立了個人所得稅為主，輔之以遺產與贈與稅、物業稅、暴利稅等稅種在內的壹攬子稅收調節體系。 在美國，個人所得稅是政府的最大收入來源，每年約占聯邦政府收入的45%左右。從2000年至2009年，聯邦政府收取的個人所得稅每年不低於7000億美元，最高時達到 1.1萬億美元。 美國的個人所得稅壹般以家庭為單位按年度來征收。從嚴格意義上說，美國的個人所得稅征收是沒有起點的，只要有收入的人都要報稅，但因為有退稅機制，所以很多家庭報稅的結果是不用繳納個人所得稅的。 聯邦政府收取個人所得稅壹個重要的特點是它的退稅機制，退稅主要是為低收入家庭謀福利。2009年美國有47%的家庭（大多數屬於中低收入家庭）得到政府的退稅，他們不僅不用繳納個人所得稅，而且還可以得到政府的退錢。 2008年，美國納稅人繳納的個人所得稅約為1.1萬億美元，而收入最高1%的人（約140萬人）所繳的個人所得稅占聯邦政府所征收的個人所得稅總額38.02%，收入最高50%人群繳納的個人所得稅占聯邦所收個人所得稅的97.30%，而余下50%人群繳納的個人所得稅占聯邦所收個人所得稅的比例還不到3%。 美國個人所得稅家庭申報比起中國的代扣代繳復雜得多，征稅面也比中國廣得多，按理需要相當多的稅務人員，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美國只有10萬稅務官管理13519萬納稅人，平均每人管理1352個納稅人。而據國稅總局信息，截至2009年底國稅系統共有幹部職工58.06萬人，加上同樣龐大的地稅系統，中國稅務幹部保守估計有100萬，管理2400萬納稅人，平均每名幹部管理24個納稅人。如此意味著美國的征稅效率是中國的58倍！如以征稅金額計算則比例更為驚人。 2.財產稅 財產稅是對社會財富的存量進行征稅。它通常不是課自當年創造的價值，而是課自往年度創造價值的各種積累形式，主要包括物業稅、財產稅、遺產和贈與稅等。 遺產和贈與稅在體現鼓勵勤勞致富、反對不勞而富方面有著獨特的作用。設立遺產和贈與稅能夠防止巨額財富的代際轉移，防止階層固化，從而提供壹個相對公平的競爭環境故是世界各國通用的稅種。我國雖然列入了立法計劃，但至今尚未開征。 物業稅又稱不動產稅，是不動產保有環節的稅收，主要是針對土地、房屋等不動產，要求其所有者每年都要繳納壹定稅款，而應繳納的稅值會隨著不動產市場價值的升高而提高。物業稅的征稅對象壹般是持有多套房的多產壹族，對普通家庭並無影響。開征物業稅，投資性購房者的持房成本就會增加，從而抑制房地產投機，促使房價回歸理性。中國的物業稅務還停留在爭論階段，短期看不到開征的跡象。 歐美國家普遍開征不動產稅即物業稅，比如美國的不動產稅就是州以下地方政府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各州和地方政府的不動產稅率不同，大約平均1%到3%。 3.流轉稅 流轉稅是以商品生產、流通環節的流轉額或者數量以及非商品交易的營業額為征稅對象的壹類稅收。2010年，全國稅收收入73210.79億元，其中，增值稅、消費稅、營業稅和進出口環節增值稅和消費稅等流轉稅合計占比達66.7%。 流轉稅是直接向經營者征收的，但最終絕大部分都會轉嫁給消費者，從而成為助推物價上漲的重要力量。又由於流轉稅會轉嫁給消費者，實際上等於是不區分貧富地向國人征稅，中低收入家庭因收入少會處於相對不利的地位，而富人的稅負則相對得到減輕。 中國的稅制設計決定了富人的稅負很輕，而窮人的稅負則相對較重。因此中國應降低流轉稅的稅率，擴大個人所得稅征稅面，開征物業稅、遺產和贈與稅。與此同時，也必須建立官員財產公示制度，稅收用途公示制度，讓老百姓稅收是否是在利國利民。
四. 中國貧困線 物質的貧困可以用相對和絕對兩種指標衡量，絕對的指標包括為了維持生存而必須的基本食品、住房和服務，達到這壹目標可以被看作是消除了貧窮。如果按照相對指標，則貧窮難以被消除，因為在任何壹個社會，總有人生活水平不及他人。 貧困線標準與政府扶貧責任的承擔預期密不可分，國家願意並可能承擔更多的扶貧責任，則貧困線標準定得越高，反之則貧困線標準越低。提高貧困線的本質，其實就是要強化政府的扶貧責任。 1. 2010年中國貧困線標準為年收入1274元 中國貧困線標準的制定長期依據每人每天攝入熱量2100大卡路裏來推算。1985年首次測算貧困線時，食品消費占到60%；而在1997年調整時，食品開支比例高達85%。 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公報，2010年中國貧困線標準為年收入1274元，年末農村貧困人口為2688萬人。中國計劃在2011年將貧困標準上調到人均純收入1500元，但目前仍在研究中。 1274元意味在大城市也許只能訂壹桌酒席或買壹件衣服或買壹部手機…..在糧價日益走高的今天，中國所定的貧困線標準僅夠貧困家庭糊口。正如全國政協委員沈雯所說：中國貧困線仍只是壹條保障吃飯權的貧困線，過低的貧困線讓過億國民人為被脫貧。 2.中國的貧困線標準調整遠遠落後於GDP增長 1985年中國將人均年純收入200元確定為貧困線，2010年這壹標準為1274元，25年來增長6.3倍；而在此期間，中國GDP由7780億元增至39.7萬億元，增長51倍。貧困線標準增長速度遠遠落後於GDP增長。 3.世界銀行的貧困線標準為每日支出1.25美元，中國的標準相當於世行標準的40% 世界銀行的貧困線標準為每日支出1.25美元（中國的習慣是按收入考察，按現今的匯率年收入3000元左右），它是以2005年全球最貧窮的10至20個國家為依據所得出的平均值，線下為絕對貧困人口。該線適用於發展中國家。 世界銀行2009年4月發布的報告指出，中國貧困線標準在被世界銀行的抽樣調查的75個國家中最低，排在中國之前的包括印度、老撾、越南等國家。2010年中國貧困線標準上調為1274元，按匯價計算相當於世界銀行貧窮線的40%稍強。 4.中國有1.5億人收入未達到壹天壹美元的舊世行貧困線標準 2005年世界銀行直接問卷調查數據顯示，按當年美元購買力平價，中國仍然有2.54億人口每天的花費少於新的國際貧困線。 而2010年8月商務部新聞發言人姚堅稱，中國有1.5億人收入未達到壹天壹美元的舊世行貧困線標準（為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所采用）。 2011年8月3日，中國社科院發布《中國城市發展報告No.4》指出，中國城市貧困人口約有5000萬人，是目前低保標準和受保人數的2倍左右。並且這壹數字呈現出不斷上升的趨勢。 5. 國際貧困標準是中位收入或平均收入的50%，中國目前的貧困線是全國平均收入的10%。 經合組織（基本由發達國家組成，目前34個員國）在1976年通過對其成員國社會救助標準大規模調查後提出來的國際貧困標準是，以壹個國家或地區社會中位收入或平均收入的50%作為這個國家或地區的貧困線。這是壹個相對貧困標準，被國際社會廣泛運用，線下為相對貧困人口。但事實上，有許多國家和地區的貧困線都只占本國或本地社會中位收入或平均收入的30—40%，如美國、日本、加拿大、臺灣等。 中國2010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5919元，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109元，而農村居民和城鎮居民比例接近1：1。由此可知年收入1274元的中國貧困線標準只相當於農村居民平均收入的21%，相當於全國平均收入的10%，與國際貧困標準相去甚遠。 五. 國強民弱 1.國強民弱 （1）.中國61家公司進入《財富》世界500強排行榜，其中民營企業僅有兩家 2011年《財富》世界500強排行榜顯示，我國有61家公司進入排行榜。這61家公司多在石化、電力、金融、鋼鐵、電信、交通運輸等領域，去年總收入28906億元，占國內生產總值47.8%。而這其中，只有深圳華為公司和江蘇沙鋼集團兩家是民營企業，其余均是國有企業，且它們多屬於壟斷或半壟斷性集團。 （2）.中國民營企業500強的利潤之和還比不上央企中移動、中石油的凈利總和 2010年8月，工商聯公布了“2010中國民營企業500家”榜單。工商聯的調研數據顯示，中國500家最大民營企業的利潤加起來還不如中國移動和中國石油2家央企的凈利總和，而這500強企業中，有308家來自制造企業。 （3）.民營企業解決了85%的社會就業,國有企業只解決了8.2%的社會就業，而2010年新增貸款卻85%貸給了國企。另有統計數據顯示，在天量信貸的2009年，民營企業僅獲得當年上半年新增信貸的8.2%。進入2011年，因通脹的壓力導致國家收緊銀根，國企因有政府關照加上資產雄厚而影響不大，受影響最大的必然是中小民營企業，浙江、廣東等地中小民營企業頻現倒閉潮即與此有很大關系。 2.央企高管年薪 2008年中央企業負責人平均年薪達60萬，這並不包括壹般百姓享受不到的福利如三公消費，還有可能的灰色收入。 2009年上市央企高管團隊平均年薪31.3萬，比民營企業高管高61%，較地方國企高管高出37.3%。這裏同樣不包括三公消費、灰色收入等。 3.央企紅利 2008年後國企結束了13年不繳紅利的歷史，目前對央企實行的是5%-15%的紅利征繳率。最高15%的上繳比例偏低，且金融等行業上繳比例現在仍為0。 2011年2月，國資委副主任邵寧在國新辦發布會上說，2010年中央企業利潤總額11315億元，歸屬於母公司凈利潤5621億元，中央企業國有資本收益（國企紅利）測算值大約是６00億元出頭。按此測算，2010年央企紅利上交比例為10%稍強。 而央企上繳的這600多億元紅利中，調入公共預算的40億紅利和補充社保基金50億紅利可視為民生支出，其余主要用在央企自身的增資擴股、技術創新、節能減排、海外投資和解決歷史遺留問題等。這也就意味著2010年度央企紅利用於純民生支出的比例僅為15%左右，將近9成又返還給了企業。 亞洲開發銀行在《2010亞洲發展展望更新》壹文中建議，中國應通過再分配將國有企業利潤更多地用於社會開支。據亞行統計，目前中國教育、衛生、社保等公共方面的開支僅相當於GDP的6%，而發達國家的這壹比重高達28%。 4.國外的國企管理 中國高薪行業大多屬於央企，這和國際慣例恰恰相反。歐美國家的高薪均在私營企業，公務員和政府註資企業其職工工資都明顯低於私企。 歐美國家的國企數量並不多，在對國企的監管中，強大的力量來自於議會。議會通過立法，確定國有企業的經營範圍甚至包括市場準入和銷售領域等。議會隨時審查國有企業的運行情況，並可相應地做出重大決策，包括撤銷、兼並和出售某壹國有企業，國有企業的董事長也由同級議會任命。 按國際慣例，上市公司股東分紅比例為稅後可分配利潤30%到40%之間，國有資本向國家上繳盈利普遍高於這個水平。比如法國國有企業需將凈利潤的50%上繳給國家；英國盈利較好的企業上繳稅後利潤達70%至80%。 國企的運作應是透明化的，既然主人是全民，全民就有權知道企業的運作。美國、英國、瑞典、芬蘭等國家政府要求，國有企業不論是上市公司還是非上市公司，都要建立公開透明的財務報告制度，企業的財務報告都要通過網站等方式按期向社會公開，接受全社會的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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