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三民主義

傑瑞米柯賓 · 发表于昨天 00:06

作者中華民國國民黨寫於不同歷史時期整理於二零二五年

三民主義

作者孫文寫於一九二四年

自序

自《建國方略》之《心理建設》、《物質建設》、《社會建設》三書出版之後，予乃從事於草作《國家建設》，以完成此帙。《國家建設》一書，較前三書為獨大，內涵有《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五權憲法》、《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外交政策》、《國防計劃》八冊。而《民族主義》一冊已經脫稿，《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二冊亦草就大部。其他各冊，於思想之線索、研究之門徑亦大略規劃就緒，俟有餘暇，便可執筆直書，無待思索。方擬全書告竣，乃出而問世。不期十一年六月十六陳炯明叛變，炮擊觀音山，竟將數年心血所成之各種草稿，並備參考之西籍數百種，悉被毀去，殊可痛恨！

茲值國民黨改組，同志決心從事攻心之奮鬥，亟需三民主義之奧義、五權憲法之要旨為宣傳之資，故於每星期演講一次，由黃昌谷君筆記之，由鄒魯君讀校之。今民族主義適已講完，特先印單行本，以餉同志。惟此次演講既無暇晷以預備，又無書籍為參考，只於登壇之後隨意發言，較之前稿，遺忘實多。雖於付梓之先，覆加刪補，然於本題之精義與敘論之條理及印證之事實，都覺遠不如前。尚望同志讀者，本此基礎，觸類引伸，匡補闕遺，更正條理，使成為一完善之書，以作宣傳之課本，則其造福於吾民族、吾國家誠未可限量也。

民國十三年三月三十日孫文序於廣州大本營

（加蓋“大元帥章”及“孫文之印”）

第一講

諸君：

今天來同大家講三民主義。什麽是三民主義呢？用最簡單的定義說，三民主義就是救國主義。什麽是主義呢？主義就是一種思想，一種信仰，和一種力量。大凡人類對於一件事，研究當中的道理，最先發生思想：思想貫通了以後，便起信仰；有了信仰，就生出力量。所以主義是先由思想再到信仰，次由信仰生出力量，然後完全成立。何以說三民主義就是救國主義呢？因為三民主義系促進中國之國際地位平等，政治地位平等，和經濟地位平等，使中國永久適存於世界，所以說三民主義就是救國主義。三民主義既是救國主義，試問我們今日的中國是不是應該要救呢？如果是認定應該要救的，那麽便應該信仰三民主義。信仰三民主義便能發生出極大勢力，這種極大勢力，便可以救中國。

今天先講民族主義。這次中國國民黨改組，所用救國方法，是注重宣傳，要對國人做普遍的宣傳，最重要的是演明主義。中國近十餘年來，有思想的人對於三民主義都聽慣了，但是要透徹了解他，許多人還做不到；所以今天把民族主義來同大家詳細的講一講。什麽是民族主義呢？按中國歷史上社會習慣諸情形來講，我可以用一句簡單話說，民族主義就是國族主義。中國人最崇拜的是家族主義和宗族主義，所以中國只有家族主義和宗族主義，沒有國族主義。外國旁觀的人說中國人是一片散沙，這個原因是在什麽地方呢？就是因為一般人民只有家族主義和宗族主義，沒有國族主義。中國人對於家族和宗族的團結力，非常強大，往往因為保護宗族起見，寧肯犧牲身家性命，像廣東兩姓械鬥，兩族的人，無論犧牲多少生命財產，總是不肯罷休。這都是因為宗族觀念太深的緣故。因為這種主義深入人心，所以便能替他犧牲。至於說到對於國家，從沒有一次具極大精神去犧牲的；所以中國人的團結力，只能及於宗族而止，還沒有擴張到國族範圍。

我說民族主義就是國族主義，在中國是適當的，在外國便不適當。外國人說民族和國家便有分別，英文中民族的名詞是“哪遜”１[nation的譯音。]。“哪遜”這一個字有兩種解釋：一是民族，一是國家。這一個字雖然有兩個意思，但是他的解釋非常清楚，不容易混亂。在中國文中，一個字有兩種解釋的很多，即如社會兩個字，就有兩個用法：一個是指一般人群而言，一個是指一種有組織之團體而言。本來民族與國家之相互的關系很多，不容易分開；但是當中實在有一定界限，我們必須分開什麽是國家，什麽是民族。我說民族就是國族，何以在中國是適當，在外國便不適當呢？因為中國自秦漢而後，都是一個民族造成一個國家；外國有一個民族造成幾個國家的，有在一個國家之內有幾個民族的。像英國是現在世界上頂強的國家，他們國內的民族是用白人為本位，結合棕人黑人等民族，才成“大不列顛帝國”；所以在英國說民族就是國族，這一句話便不適當。再像香港，是英國的領土，其中的民族，有幾十萬人是中國的漢人參加在內；如果說香港的英國國族就是民族，便不適當。又像印度，現在也是英國的領土，說到英國國族起來，當中便有三萬萬五千萬印度人；如果說印度的英國國族，就是民族，也是不適當。大家都知道英國的基本民族是“盎格魯撒克遜”人，但是“盎格魯撒克遜”人，不袛英國有這種民族，就是美國也有很多“盎格魯撒克遜”人，所以在外國便不能說民族就是國族。但民族和國家是有一定界限的。

我們要把他們來分別清楚有什麽方法呢？最適當的方法，是民族和國家在根本上是用什麽力造成的。簡單的分別，民族是由於天然力造成的，國家是用武力造成的。用中國的政治歷史來證明，中國人說：“王道是順乎自然”，換一句話說：“自然力便是王道”，用王道造成的團體，便是民族。武力就是霸道，用霸道造成的團體，便是國家。像造成香港的原因，並不是幾十萬香港人歡迎英國人而成的，是英國人用武力割據得來的；因為從前中國和英國打仗，中國打敗了，把香港人民和土地，割歸到英國，久而久之，才造成現在的香港。又像英國造成今日的印度，經過的情形，也是同香港一樣。英國現在的領土擴張到全世界，所以英國人有一句俗話說：“英國無日落。”換一句話說：“就是每日晝夜日光所照之地，都有英國領土”。譬如我們在東半球的人，由日出算起，最先照到紐絲蘭、澳洲、香港、星加坡，西斜照到錫蘭、印度，再西到阿顛、馬兒打：更西便照到本國；再輪到西半球，便有加拿大、而循環到香港、星加坡。故每日夜二十四點鐘，日光所照之時，必有英國領土。像英國這樣大的領土，沒有一處不是用霸道造成的。自古及今，造成國家沒有不是用霸道的。至於造成民族，便不相同，完全是由於自然，毫不能加以勉強。像香港的幾十萬中國人，團結成一個民族，是自然而然的，無論英國用什麽霸道，都是不能改變的。所以一個團體，由於王道自然力結合而成的是民族，在於霸道人為力結合而成的便是國家，這是國家和民族的分別。

再講民族的起源。世界人類，本是一種動物，但和普通飛禽走獸不同。人為萬物之靈，人類的分別，第一級是人種，有白色、黑色、紅色、黃色、棕色五種之分；更由種細分，便有許多族。像亞洲的民族，著名的有蒙古族、馬來族、日本族、滿族、漢族。造成這種種民族的原因，概括的說是自然力，分析起來便很覆雜，當中最大的力是“血統”：中國人黃色的原因，是由於根源黃色血統而成。祖先是什麽血統，便永遠遺傳成一族的人民，所以血統的力是很大的。次大的力是“生活”：謀生的方法不同，所結成的民族也不同，像蒙古人逐水草而居，以遊牧為生活，什麽地方有水草，便遊牧到什麽地方，移居到什麽地方。由這種遷居的習慣，也可結合成一個民族。蒙古之所以能夠忽然強盛，就本於此。當蒙古族最強盛的時候，元朝的兵力，西邊征服中央亞細亞、阿刺伯及歐洲之一部份；東邊統一中國，幾幾乎征服日本，統一歐亞。其他民族最強盛的像漢族，當漢唐武力最大的時候，西邊才到里海。像羅馬民族武力最大的時候，東邊才到黑海；從來沒有那一個民族的武力能夠及乎歐亞兩洲，像元朝的蒙古民族那樣強盛的。蒙古民族之所以能夠那樣強盛的原因，是由於他們人民的生活是遊牧，平日的習慣便有行路不怕遠的長處。第三大的力是“語言”：如果外來民族得了我們的語言，便容易被我們感化，久而久之，遂同化成一個民族；再反過來，若是我們知道外國語言，也容易被外國人同化。如果人民的血統相同，語言也同，那麽同化的效力，便更容易；所以語言也是世界上造成民族很大的力。第四個力是“宗教”：大凡人類奉拜相同的神，或信仰相同的祖宗，也可結合成一個民族。宗教在造成民族的力量中也很雄大，像阿刺伯和猶太兩國，已經亡了許久，但是阿刺伯人和猶太人，至今還是存在；他們國家雖亡，而民族之所以能夠存在的道理，就是因為各有各的宗教。大家都知道現在的猶太人，散在各國的極多，世界上極有名的學問家象馬克思，像愛因斯坦，都是猶太人。再像現在英美各國的資本勢力，也是被猶太人操縱。猶太民族的天質是很聰明的，加以宗教之信仰，故雖流離遷徙於各國，猶能維持其民族於長久。阿刺伯人所以能夠存在的道理，也是因為他們有漠罕墨德的宗教。其他信仰佛教極深的民族像印度，國家雖然亡到英國，種族還是永遠不能消滅。第五個力是“風俗習慣”：如果人種中有一種特別相同的風俗習慣，久而久之，也可自行結合成一個民族。我們研究許多不相同的人種，所以能結合成種種相同民族的道理，自然不能不歸功於血統、生活、語言、宗教和風俗習慣這五種力。這五種力是天然進化而成的，不是用武力征服得來的，所以用這五種力和武力比較，便可以分別民族和國家。

我們鑒於古今民族生存的道理，要救中國，想中國民族永遠存在，必要提倡民族主義。要提倡民族主義，必要先把這種主義完全了解，然後才能發揮光大，去救國家。就中國的民族說，總數是四萬萬人，當中參雜的不過是幾百萬蒙古人，百多萬滿洲人，幾百萬西藏人，百幾十萬回教之突厥人，外來的總數不過一千萬餘人。所以就大多數說，四萬萬中國人，可以說完全是漢人，同一血統生活，同一言語文字，同一宗教信仰，同一風俗習慣，完全是一個民族。我們這種民族，處於現在世界上，是什麽地位呢？用世界上各民族的人數比較起來，我們人數最多，民族最大，文明教化有四千多年，也應該和歐美各國並駕齊驅。但是中國的人，只有家族和宗族的團體，沒有民族的精神，所以雖有四萬萬人結合成一個中國，實在是一片散沙，弄到今日是世界上最貧弱的國家，處國際中最低下的地位。“人為刀俎，我為魚肉”，我們的地位在此時最為危險。如果再不留心提倡民族主義，結合四萬萬人成一個堅固的民族，中國便有亡國滅種之憂！我們要挽救這種危亡，便要提倡民族主義，用民族精神來救國。

我們要提倡民族主義來挽救中國危亡，便先要知道我們民族的危險是在什麽地方；要知道這種危險的情形，最好是拿中國人和列強的人民比較，那便更易清楚。歐戰以前，世界上號稱列強的有七八國：最大的有英國，最強的有德國、奧國、俄國，最富的有美國，新起的有日本和意大利。歐戰以後，倒了三國，現在所剩的頭等強國，袛有英國、美國、法國、日本和意大利。英國、法國、俄國、美國，都是以民族主義立國。英國發達，所用民族的本位，是“盎格魯撒克遜”人，所用地方的本位，是英格蘭和威爾斯，人數袛有三千八百萬，可以叫做純粹英國的民族。這種民族，在現在世界上是最強盛的民族，所造成的國家，是世界上最強盛的國家。推到百年以前，人數只有一千二百萬，現在才有三千八百萬，在此百年之內，便加多三倍。

我們東方有個島國，可以說是東方的英國，這個國家就是日本。日本國也是一個民族造成的，他們的民族，叫做“大和”民族。自開國到現在，沒有受過外力的吞並，雖然以元朝蒙古的強盛，還沒有征服過他，他們現在的人口，除了高麗台灣以外，是五千六百萬。百年以前人口的確數很難稽考，但以近來人口增加率之比例計算，當系增加三倍；故百年以前的日本人口，約計在二千萬上下。這種大和民族的精神，至今還沒有喪失。所以乘歐化東漸，在歐風美雨中，利用科學新法，發展國家，維新五十年，便造成現在亞洲最強盛的國家，和歐美各國並駕齊驅，歐美人不敢輕視。我們中國的人口，比那一國都要多，至今被人輕視的原故，就是一則有民族主義，一則無民族主義。日本未維新之前，國勢也是很衰微，所有的領土，不過四川一省大，所有的人口，不及四川一省多，也受過外國壓制的恥辱；因為他們有民族主義的精神，所以便能發奮為雄，當中經過不及五十年，便由衰微的國家，變成強盛的國家。我們要中國強盛，日本便是一個好模範。

用亞洲人和歐洲人比較，從前以為世界上有聰明才智的只有白人，無論什麽事都被白人壟斷；我們亞洲人因為一時無法可以得到他們的長處，怎樣把國家變成富強，所以對於要國家富強的心思，不但中國人失望，就是亞洲各民族的人都失望。到了近來忽然興起了一個日本，變成世界上頭等富強的國家；因為日本能夠富強，故亞洲各國便生出無窮的希望，覺得日本從前的國勢，也是和現在的安南緬甸一樣，現在的安南緬甸便比不上日本。因為日本人能學歐洲，所以維新之後，便趕上了歐洲。當歐戰停止之後，列強在華賽爾討論世界和平，日本的國際地位，列在五大強國之一；提起關於亞洲的事情，列強都是聽日本主持，惟日本馬首是瞻。由此便可知白人能做的事，日本人也可以做；世界上的人種，雖然有顏色不同，但是講到聰明才智，便不能說有什麽分別。亞洲今日因為有了一個強盛的日本，故世界上的白種人，不但是不敢輕視日本人，並且不敢輕視亞洲人；所以日本強盛之後，不但是大和民族可以享頭等民族的尊榮，就是其他亞洲人，也可擡高國際的地位。從前以為歐洲人能夠做的事，我們不能夠做，現在日本人能夠學歐洲，便知我們能夠學日本，我們可以學到像日本，也可知將來可以學到像歐洲。

俄國在歐戰的時候，發生革命，打破帝制，現在成了一個新國家，是社會主義的國家，和從前大不相同。他們的民族叫做“斯拉夫”，百年以前的人口是四千萬，現在有一萬萬六千萬，比從前加多四倍，國力也比從前加大四倍。近百年以來，俄國是世界上頂強的國家，不但是亞洲的日本中國怕他侵入，就是歐洲的英國德國，也怕他侵入。他們在帝國時代，專持侵略政策，想擴張領土；現在俄國的疆土，占歐洲一半，占亞洲也到一半，領土跨占歐亞兩洲，他們這樣大的領土，都是從侵略歐亞兩洲而來。當日俄之戰時，各國人都怕俄國侵略中國的領土；他們所以怕俄國侵占中國領土的原故，是恐怕中國被俄國侵占之後，又再去侵略世界各國，各國都要被俄國侵占。俄國人本有並吞世界的志氣，所以世界各國便想法來抵制，英日聯盟，就是為抵制這項政策。日俄戰後，日本把俄國趕出高麗南滿以外，遂推翻俄國侵略世界的政策，保持東亞的領土，世界上便生出一個大變化。自歐戰以後，俄國人自己推翻帝國主義，把帝國主義的國家變成新社會主義的國家，世界上又生出一個更大的變化。這種變化，成功不過六年，他們在這六年之中，改組內部，把從前用武力的舊政策，改成用和平的新政策。這種新政策，不但是沒有侵略各國的野心，並且抑強扶弱，主持公道，於是世界各國又來怕俄國。現在各國怕俄國的心理，比從前還要厲害，因為那種和平新政策，不但是打破俄國的帝國主義，並且是打破世界的帝國主義；不但是打破世界的帝國主義，並且打破世界的資本主義。因為現在各國表面上的政權，雖由政府作主，但是實在由資本家從中把持；俄國的新政策要打破這種把持，故世界上的資本家便大恐慌。所以世界上從此便生出一個很大的變動，因為這個大變動，此後世界上的潮流也隨之改變。就歐洲戰爭的歷史說：從前常發生國際戰爭，最近的歐戰，是德奧土布諸同盟國，對英法俄日意美諸協商國，兩方戰爭，經過四年的大戰，始筋疲力盡，雙方停止。經過這次大戰之後，世界上先知先覺的人，逆料將來歐洲沒有燒點可以引起別種國際戰爭；所不能免的或者是一場人種的戰爭，像黃人和白人戰爭之例。但自俄國新變動發生之後，就我個人觀察已往的大勢，逆料將來的潮流，國際間再次大戰是免不了的；但是那種戰爭，不是起於不同種之間，是起於同種之間，白種與白種分開來戰，黃種同黃種分開來戰。那種戰爭是階級戰爭，是被壓迫者和橫暴者的戰爭，是公理和強權的戰爭。俄國革命以後，斯拉夫民族生出了什麽思想呢？他們主張抑強扶弱，壓富濟貧，是專為世界上伸張公道打不平的。這種思想宣傳到歐洲，各種弱小民族都很歡迎，現在最歡迎的是土耳其：土耳其在歐戰之前，最貧最弱，不能振作，歐洲人都叫他做近東病夫，應該要消滅。到了歐戰，加入德國方面，被協商國打敗了，各國更想把他瓜分，土耳其幾乎不能自存。後來俄國出來打不平，助他趕走希臘人，修改一切不平等的條約，到了現在，土耳其雖然不能成世界上的頭等強國，但是已經成了歐洲的二三等國。這是靠什麽力量呢？是全靠俄國人的幫助。由此推論出來，將來的趨勢，一定是無論那一個民族或那一個國家，只要被壓迫的或委曲的，必聯合一致，去抵抗強權。那些國家是被壓迫的呢？當歐戰前，英國法國要打破德意志的帝國主義，俄國也加入他們一方面，後來不知道犧牲了多少生命財產，中途還要回師，宣布革命。這是什麽原故呢？是因為俄國人受壓迫太甚，所以要去革命，實行他們的社會主義，反抗強權。當時歐洲列強都反對這種主義，所以共同出兵去打他，幸而俄國有斯拉夫民族的精神，故終能打破列強，至今列強對於俄國，武力上不能反對，便不承認他是國家，以為消極的抵制（現在英國已正式承認俄國[按：括號內的這段注文，是孫中山後來親筆加上去的。英國宣布承認蘇聯是在一九二四年二月一日；到八月，兩國才正式建立外交關系。]）。歐洲各國、何以反對俄國的新主義呢？因為歐洲各國人是主張侵略，有強權，無公理；俄國的新主義，是主張以公理撲滅強權的；因為這種主張，和列強相反，所以列強至今還想消滅他。俄國在沒有革命之前，也主張有強權無公理，是一個很頑固的國家，現在便反對這項主張；各國因為俄國反對這項主張，便一齊出兵去打俄國，因為這個原故，所以說以後戰爭是強權和公理的戰爭。今日德國是歐洲受壓迫的國家；亞洲除日本以外，所有的弱小民族，都是被強暴的壓制，受種種痛苦。他們同病相憐，將來一定要聯合起來，去抵抗強暴的國家。那些被壓迫的國家聯合，一定去和那些強暴的國家，拼命一戰。推到全世界，將來白人主張公理的，黃人主張公理的，一定是聯合起來；白人主張強權的，和黃人主張強權的，也一定是聯合起來；有了這兩種大聯合，便免不了一場國際大戰，這便是世界將來戰爭之趨勢。

德國在一百年前，人口有二千四百萬，經過歐戰之後，雖然減少了許多，但現在還有六千萬。在這一百年內，增加了兩倍半。他們的人民叫做“條頓”民族，這種民族，和英國人相近，是很聰明的，所以他們的國家便很強盛。經過歐戰以後，武力失敗，自然要主張公理。不能主張強權。

美國人口，在一百年前，不過九百萬，現在有一萬萬以上。他們的增加率極大，在這一百年之內，加多十倍。他們這些增加的人口，多半是由歐洲移民而來，不是在本國生育的，歐洲各國的人民，因為近幾十年來歐洲地狹人稠，在本國沒有生活，所以便搬到美國去謀生活，因為這個原故，美國人口便增加得非常快。各國人口的增加多是由於生育，美國人口的增加多是由於容納，美國人的種族，比那一國都要覆雜，各洲各國的移民都有。到了美國之後，就镕化起來，所謂合一爐而冶之，自成一種民族。這種民族既不是原來的英國人、法國人、德國人，又不是意大利人，和其他南歐洲人，另外是一種新民族，可以叫做“美利堅”民族。美國因為有獨立的民族主義，所以便成世界上獨立的國家。

法國人是“拉丁”民族。拉丁民族散在歐洲的國家有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移到美洲的國家有墨西哥、比魯、智利、哥侖比亞、巴西、阿根廷、和其他美洲諸小國。因為南美洲諸國的民族都是拉丁人，所以美國人都把他們叫做“拉丁美利堅”。法國人口增加很慢，在百年之前有三千萬，現在有三千九百萬，一百年內不過增加四分之一。

我們現在把世界人口的增加率，拿來比較一比較：近百年之內，在美國增加十倍，英國增加三倍，日本也是三倍，俄國是四倍，德國是兩倍半，法國是四分之一。這百年之內，人口增加許多的原故，是由科學昌明，醫學發達，衛生的設備，一年比一年完全，所以減少死亡，增加生育。他們人口有了這樣增加的迅速，和中國有什麽關系呢？用各國人口的增加數，和中國的人口來比較，我覺得毛骨聳然！譬如美國人口百年前不過九百萬，現在便有一萬萬多，再過一百年，仍然照舊增加，當有十萬萬多。中國時常自誇，說我們人口多，不容易被人消滅。在元朝入主中國以後，蒙古民族不但不能消滅中國人，反被中國人同化，中國不但不亡，並且吸收蒙古人。滿洲人征服中國，統治二百六十多年，滿洲民族也沒有消滅中國人，反為漢族所同化，變成漢人，像現在許多滿人都加漢姓。因為這個原故，許多學者便以為縱讓日本人或白人來征服中國，中國人只有吸收日本人或白種人的，中國人可以安心罷；殊不知百年之後，美國人口可加到十萬萬，多過我們人口兩倍半。從前滿洲人不能征服中國民族，是因為他們只有一百幾十萬人，和中國的人口比較起來，數目太少，當然被中國人所吸收；如果美國人來征服中國，那麽百年之後，十個美國人中只參雜四個中國人，中國便要被美國人所同化。

諸君知道中國四萬萬人，是什麽時候調查得來的呢？是滿清乾隆時候調查得來的。乾隆以後，沒有調查，自乾隆到現在，將及二百年，還是四萬萬人；百年之前是四萬萬，百年之後當然也是四萬萬。

法國因為人口太少，獎勵生育，如果一個人生三子的便有獎，生四五子的便有大獎，如果生雙胎的更格外有獎；男子到了三十歲不娶，和女子到了二十歲不嫁的，便有罰；這是法國獎勵生育的方法。至於法國人口並不減少，不過他們的增加率，沒有別國那一樣大罷了。而且法國以農立國，國家富庶，人民家給戶足，每日都講究快樂。百年前有一個英國學者，叫做“馬爾賽斯(l.malthus)，他因為憂慮世界上的人口太多，能供給的物產有限，主張減少人口，曾創立一種學說，謂：“人口增加是幾何級數，物產增加是算術級數”。法國人因為講究快樂，剛合他們的心理，便極歡迎馬氏的學說，主張男子不負家累，女子不要生育；他們所用減少人口的方法，不但是用這種種自然方法，並且用許多人為的方法。法國在百年以前的人口，比各國都要多，因為馬爾賽斯的學說，宣傳到法國之後，很被人歡迎，人民都實行減少人口，所以弄到今日受人少的痛苦，都是因為中了馬爾賽斯學說的毒。中國現在的新青年，也有被馬爾賽斯學說所染，主張減少人口的；殊不知法國已經知道了減少人口的痛苦，現在施行新政策，是提倡增加人口，保存民族，想法國的民族和世界上的民族，永久並存。

我們的人口到今日究竟有多少呢？增加的人數，雖然不及英國日本，但自乾隆時算起，至少也應該有五萬萬。從前有一位美國公使，叫做“樂克里耳”(w.w.rocknill;inquiryintothepopulationofchina,washington1904)，到中國各處調查，說中國的人數最多不過三萬萬。我們的人口到底有多少呢？在乾隆的時候，已經有四萬萬，若照美國公使的調查則已減少四分之一；就說現在還有四萬萬，以此類推，則百年之後，恐怕仍是四萬萬。

日本人口，現在約有了六千萬，百年之後，應該有二萬萬四千萬。因為在本國不能生活，所以現在便向各國訴冤，說島國人口太多，不能不向外發展。向東走到美國，加利佛尼亞省便閉門不納；向南走到澳洲，英國人說：“澳洲是白色人的澳洲，別色人種不許侵入。”日本人因為到處被人拒絕，所以便向各國說情，說日本人無路可走，所以不能不經營滿洲高麗。各國也明白日本人的意思，便容納他們的要求，以為日本殖民到中國，於他們本國沒有關系。

一百年之後，全世界人口一定要增加好幾倍。像德國法國因為經過此次大戰之後，死亡太多，想恢覆戰前狀態，獎勵人口生育，一定要增加兩三倍。就現在全世界的土地與人口比較，已經有了人滿之患。像這次歐洲大戰，便有人說是“打太陽”的地位，因為歐洲列強多半近於寒帶，所以起戰爭的原故，都是由於互爭赤道和溫帶的土地，可以說是要爭太陽之光。中國是全世界氣候最溫和的地方，物產頂豐富的地方，各國人所以一時不能來吞並的原因，是由他們的人口和中國的人口比較，還是太少。到一百年以後，如果我們的人口不增加，他們的人口增加到很多，他們便用多數來征服少數，一定要並吞中國。到了那個時候，中國不但是失去主權，要亡國，中國人並且要被他們民族所同化，還要滅種。像從前蒙古滿洲征服中國，是用少數征服多數，想利用多數的中國人，做他們的奴隸；如果列強將來征服中國，是用多數征服少數，他們便不要我們做奴隸，我們中國人到那個時候，連奴隸也做不成了。

第二講

自古以來，民族之所以興亡，是由於人口增減的原因很多，此為天然淘汰（the law of natural selection）。人類因為遇到了天然淘汰力，不能抵抗，所以古時有很多的民族，和很有名的民族，在現在人類中，都已經絕跡了。我們中國的民族也很古，從有稽考以來的歷史講，已經有了四千多年；故推究我們的民族，自開始至今，至少必有五六千年。當中受過了許多天然力的影響，遺傳到今日，天不但不來消滅我們，並且還要令我們繁盛，生長了四萬萬人，和世界的民族比較，我們還是最多最大的民族；是我們民族所受的天惠，比較別種民族獨厚，故經過天時人事，種種變更，自有歷史四千多年以來，只見文明進步，不要民族衰微，代代相傳，到了今天，還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民族。所以一般樂觀的人，以為中國民族，從前不知經過了多少災害，至今都沒有滅亡，以後無論經過若何災害，是決不至滅亡的。這種論調，這種希望，依我看來，是不對的。因為就天然淘汰力說，我們民族，或者可以生存。但是世界中的進化力，不止一種天然力，是天然力和人為力湊合而成。人為的力量，可以巧奪天工，所謂人事勝天。這種人為的力，最大的有兩種：一種是政治力，一種是經濟力；這兩種力關系於民族興亡，比較天然力還要大。我們中華民族處在今日世界潮流之中，不但是受這兩種力的壓迫，並且深中這兩種力的禍害了。

中國幾千年以來，遭受了政治力的壓迫，以至於完全亡國，已經有了兩次：一次是元朝，一次是清朝。但是這兩次亡國，都是亡於少數民族，不是亡於多數民族。那些少數民族，總被我們多數民族所同化，所以中國在政治主權上，雖然亡過了兩次，但是民族還沒有受過大損失。至於現在列強民族的情形，便和從前大不相同，一百年以來，列強人口增加到很多，上次已經比較過了，像英國俄國的人口，增加三四倍，美國增加十倍，照已往一百年內的增加，推測以後一百年的增加，我們民族在一百年以後，無論所受的天惠怎麽深厚，就很難和列強的民族並存於世界。比如美國的人口，百年前不過九百萬，現在便有一萬萬以上，再過一百年，就有十萬萬以上；英德俄日的人口，都是要增加好幾倍；由此推測，到百年之後，我們的人口便變成了少數，列強人口便變成了多數，那時候中國民族，縱然沒有政治力和經濟力的壓迫，單以天然進化力來推論，中國人口便可以滅亡。況且在一百年以後，我們不但是要受天然力的淘汰，並且要受政治力和經濟力的壓迫，此兩種力比較天然力，還要快而且烈，天然力雖然很慢，也可以消滅很大的民族，在百年前有一個先例可以用來證明的，是南北美洲的紅番民族。美洲在二三百年前，完全為紅番之地，他們的人數很多，到處皆有；但從白人搬到了美洲之後，紅番人口就逐漸減少，傳到現在，幾乎盡被消滅；由此便可見天然淘汰力，也可以消滅很大的民族。

政治力和經濟力比較天然淘汰力還要更快，更容易消滅很大的民族。此後中國民族如果單受天然力的淘汰，還可以支持一百年，如果兼受了政治力和經濟力的壓迫，就很難渡過十年，故在這十年之內，就是中國民族的生死關頭。如果在這十年以內，有方法可以解脫政治力和經濟力的壓迫，我們民族還可以和列強的民族並存；如果政治力和經濟力的壓迫，我們沒有方法去解脫，我們的民族，便要被列強的民族所消滅，縱使不至於全數滅亡，也要被天然力慢慢去淘汰；故此後中國的民族，同時受天然力、政治力、和經濟力的三種壓迫，便見得中國民族的生存地位是非常危險。

中國受歐美政治力的壓迫，將及百年，百年以前，滿人據有我們的國家，仍是很強盛的。當時英國滅了印度，不敢來滅中國，還恐中國去幹涉印度。但是這百年以來，中國便失去許多領土，由最近推到從前，我們最近失去的領土是威海衛、旅順、大連、青島、九龍、廣州灣。歐戰以來，列強想把最近的領土送回；像最先送回的有青島，最近將要送回的有威海衛，但這不過是中國很小的地方。從前列強的心理，以為中國永遠不能振作，自己不能再管自己，所以把中國沿海的地方像大連威海衛九龍等處來占領，做一個根據地，以便瓜分中國。後來中國起了革命，列強知道中國還可以有為，所以才打消瓜分中國的念頭。當列強想瓜分中國的時候，一般中國反革命的人，說革命足以召瓜分；不知後來革命的結果不但不召列強瓜分，反打消列強要瓜分中國的念頭。再推到前一點的失地是高麗、台灣、澎湖，這些地方，是因為日清之戰，才分割到日本。中國因為日清一戰，才引出列強要瓜分中國的論調(slicingofchina)。中國更前一點的失地是緬甸、安南，安南之失，中國當時還稍有抵抗，鎮南關一戰，中國還獲勝仗，後來因被法國恐嚇，中國才和法國講和，情願把安南讓與法國。但是剛在講和之前幾天，中國的軍隊正在鎮南關諒山大勝，法國幾乎全軍覆沒；後來中國還是求和，法國人便以為很奇怪。嘗有法國人對中國人說：“中國人做事，真是不可思議，就各國的慣例，凡是戰勝之國，一定要表示戰勝的尊榮，一定要戰敗的國割地賠償；你們中國戰勝之日，反要割地求和，送安南到法國，定種種苛虐條件，這真是歷史上戰勝求和的先例。”中國之所以開這個先例的原因，是由滿清政府太糊塗。安南和緬甸本來都是中國的領土，自安南割去以後，同時英國占據緬甸，中國更不敢過問了。又更拿前一點的失地說，就是黑龍江烏蘇里。又再推到前一點的失地，是伊犁流域霍罕和黑龍江以北諸地，就是前日俄國遠東政府所在的地方，中國都拱手送去外人，並不敢問。此外更有琉球、暹羅、蒲魯尼、蘇綠、爪哇、錫蘭、尼泊爾、布丹等那些小國，從前都是來中國朝貢過的。

故中國在最強盛時代，領土是很大的，北至黑龍江以北，南至喜馬拉雅山以南，東至東海以東，西至蔥嶺以西，都是中國的領上。尼泊爾到了民國元年，還到四川來進貢，元年以後，以西藏道路不通，便不再來了。像這樣講來，中國最強盛時候，政治力量也威震四鄰，亞洲西南各國，無不以稱藩朝貢為榮。那時歐洲的帝國主義，還沒有侵入亞洲，當時亞洲之中，配講帝國主義的只是中國；所以那些弱小國家，都怕中國，怕中國用政治力去壓迫。至今亞洲各弱小民族，對於中國，還是不大放心。這回我們中國國民黨在廣州開大會，蒙古派得有代表來，是看我們南方政府對外的主張，是否仍舊用帝國主義；他們代表到了之後，看見我們大會中所定的政綱，是扶持弱小民族，毫無帝國主義的意思，他們便很讚成，主張大家聯絡起來，成一個東方的大國。像這項要讚成我們主張的情形，不但是蒙古如此，就是其他弱小民族，都是一樣。現在歐洲列強，正用帝國主義和經濟力量來壓迫中國，所以中國的領土便逐漸縮小，就是十八行省以內，也失去了許多地方。

自中國革命以後，列強見得用政治力瓜分中國是很不容易的。以為從前滿洲征服過了中國，我們也曉得革命，如果列強還再用政治力來征服中國，中國將來一定是要反抗，對於他們是很不利的；所以他們現在稍緩其政治力來征服我們，便改用經濟力來壓迫我們。他們以為不用政治力來瓜分中國，各國便可以免沖突；但是他們在中國的沖突雖然是免了，可是在歐洲的沖突到底還免不了，故由巴爾幹半島問題，便生出了歐洲大戰，他們自己受了許多損失，許多強國象德國奧國都倒下來了。但是他們的帝國主義，現在還沒有改革，英國、法國、意大利仍舊用帝國主義繼續進行；美國也拋棄了“門羅主義”，去參加列強，一致行動。經過了歐戰以後，他們在歐洲或者把帝國主義一時停止進行，但是對於中國，像前幾日各國派二十多只兵艦到廣州來示威，還是用帝國主義的力量，來進行他們經濟的力量。經濟力的壓迫，比較帝國主義，就是政治力的壓迫，還要厲害。政治力的壓迫，是容易看得見的，好比此次列強用二十多只兵船來示威，廣州人民便立時覺得痛癢，大家生出公憤，就是全國人民也起公憤，故政治力的壓迫，是容易覺得有痛癢的；但是受經濟力的壓迫，普通都不容易生感覺，像中國已經受過了列強幾十年經濟力的壓迫，大家至今還不大覺得痛癢，弄到中國各地都變成了列強的殖民地，全國人民至今還只知道是列強的半殖民地。

這半殖民地的名詞，是自己安慰自己；其實中國所受過了列強經濟力的壓迫，不只是半殖民地，比較全殖民地還要利害。比方高麗是日本的殖民地，安南是法國的殖民地，高麗人做日本的奴隸，安南人做法國的奴隸，我們動以亡國奴三字譏消高麗人安南人，我們只知道他們的地位，還不知道我們自己所處的地位，實在比不上高麗人安南人。由剛才所說的概括名詞，中國是半殖民地。但是中國究竟是那一國的殖民地呢？是對於已締結了條約之國的殖民地，凡是和中國有條約的國家，都是中國的主人；所以中國不只做一國的殖民地，是做各國的殖民地，我們不只做一國的奴隸，是做各國的奴隸。比較起來，是做一國的奴隸好些呢？還是做各國的奴隸好些呢？如果做一國的奴隸，遇到了水旱天災，做主人的國家，就要撥款賑濟，他們撥款賑濟，以為這是自己做主人的義務，分內所當為的。做奴隸的人民，也視為這是主人應該要救濟的。但是中國北方前幾年受了天災，各國不視為應該要盡的義務，撥款來賑濟，只有在中國內地的各國人，來提倡捐助賑濟災民；中國人看見了，便說是各國很大的慈善，不是他們的義務，和主人的國家對於奴隸的人民，便差得很遠，由此便可見中國還比不上安南高麗。所以做一國的奴隸，比較做各國的奴隸的地位是高得多，講到利益來又是大得多，故叫中國做半殖民地，是很不對的；依我定一個名詞，應該叫做“次殖民地”，這個次字，是由於化學名詞中得來的，如次亞磷便是藥品中有屬磷質而低一等的名為亞磷，更低一等者名為次亞磷；又如各部官制，總長之下低一級的，就叫做次長一樣。中國人從前只知道是半殖民地，便以為很恥辱，殊不知實在的地位，還要低過高麗安南，故我們不能說是半殖民地，應該叫做次殖民地。

此次廣東和外國爭關餘，關稅餘款本該是我們的，為什麽要爭呢？因為中國的海關，被各國拿去了。我們從前並不知道有海關，總是閉關自守，後來英國到中國來叩關，要和中國通商，中國便閉關拒絕，英國用帝國主義和經濟力量聯合起來，把中國的關打開，破了中國的門戶。當時英國軍隊已經占了廣州，後來見廣州站不住，就不要廣州，去要香港，並且又要賠款；中國在那個時候，沒有許多現錢來做賠款，就把海關押到英國，讓他們去收稅。當時滿清政府計算，以為要很長久的時間，才可以還清，不料英國人得了海關，自己收稅，不到數年，便把要求的賠款還清了。清朝皇帝才知道清朝的官吏很腐敗，從前經理征收關稅，有中飽的大毛病，所以就把全國海關，都交給英國人管理，稅務司也盡派英國人去充當。後來各國因為都有商務的關系，便和英國人爭管海關的權利，英國人於是退讓，依各國商務之大小為用人之比例，所以弄到現在，全國海關，都在外人的手內。中國同外國每立一回條約，就多一回損失，條約中的權利總是不平等，故海關稅則，都是由外國規定，中國不能自由更改。中國的關稅，中國人不能自收自用，所以我們便要爭。

現在各國對於外來經濟力的壓迫，又是怎樣對待呢？各國平時對於外國經濟力的侵入，都是用海關作武器，來保護本國經濟的發展，好比在海口上防止外來軍隊的侵入，便要築炮台一樣，所以保護稅法就是用關稅去抵制外貨，本國的工業才可以發達。像美國自白人滅了紅番以後，和歐洲各國通商，當時美國是農業國，歐洲各國多是工業國，以農業國和工業國通商，自然是工業國占勝利，故美國就創出保護稅法，來保護本國的工商業。保護稅法的用意，是將別國的入口貨，特別加以重稅；如進口貨物值一百元，有關便抽稅一百元或八十元，各國通例都是五六十元。抽這樣重的稅，便可以令別國貨物的價貴，在本國不能銷行。本國貨物無稅，因之價平，便可以暢銷。

我們中國現在是怎麽樣的情形呢？中國沒有和外國通商以前，人民所用的貨物，都是自己用手工制造。古人說男耕女織，便可見農業和紡織工業，是中國所固有的。後來外國貨物進口，因為海關稅輕，所以外來的洋布價賤，本地的土布價貴，一般人民便愛穿洋布，不穿土布，因之土布工業就被洋布消滅了。本國的手工工業便從此失敗，人民無職無業，便變成了許多遊民，這就是外國經濟力壓迫的情形。現在中國雖然仍有手工織布，但是原料還要用洋紗。近來漸有用本國棉花和外國機器來紡紗織布的；像上海有很多的大紗廠，大布廠，用這些布廠紗廠，本來逐漸可抵制洋貨。但是因為海關還在外國人手中，他們對於我們的土布，還要抽重稅，不但海關要抽重稅，進到內地各處還要抽厘金，所以中國不獨沒有保護稅法，並且是加重土貨的稅去保護洋貨。當歐戰時，各國不能制造貨物輸入中國，所以上海的紗廠布廠，一時是很發達，由此所得的利益便極大，對本分利，資本家便極多。但歐戰以後，各國貨物，充斥中國，上海的紗廠布廠，從前所謂賺錢的，至今都變成虧本了，土貨都被洋貨打敗了，中國關稅不特不來保護自己，並且要去保外人，好比自己挖了戰壕，自己不但不能用去打敵人；並且反被敵人用來打自己，所以政治力的壓迫，是有形的，是愚蠢的人也容易看見的，經濟力的壓迫是無形的，一般人都不容易看見，自己並且還要加重力量來壓迫自己。所以中國自通商以後，出入口貨物之比較，有江河日下之勢。前十年調查中國出入口貨物，相差不過二萬萬元，近來檢查海關報告表，一九二一年進口貨超過出口貨是五萬萬元，比較十年前已加多兩倍半。若照此推算，十年後也加多兩倍半，那麽進口貨超過出口貨便要到十二萬萬五千萬。換一句話說，就是十年之後，中國單就貿易一項，每一年要進貢到外國的錢是十二萬萬五千萬元。你們看這個漏卮是大不大呢？

經濟力的壓迫，除了海關稅影響到入超以外還有外國銀行。現在中國人的心理，對於本國銀行都不信用，對於外國銀行便非常信用；好比此刻在我們廣東的外國銀行，便極有信用，中國銀行毫無信用。從前我們廣東省立銀行，發出紙幣，尚可通用，此刻那種紙幣毫不能用，我們現在只用現銀。從前中國紙幣的信用，不及外國紙幣，現在中國的現銀仍不及外國銀行的紙幣。現在外國銀行的紙幣，銷行於廣東的總數，當有幾千萬，一般人民都情願收藏外國紙幣，不情願收藏中國現銀：推之上海天津漢口各通商口岸，都是一樣。推究此中原因，就是因為中了外國經濟壓迫的毒。我們平常都以為外國人很有錢，不知道他們都是用紙錢來換我們的貨物，他們本來沒有許多錢，好像是我們送到他們的一樣。外國人現在所有的錢，不過印出幾千萬紙，我們信用他，他們便有了幾千萬錢。那些外國銀行的紙幣，每印一元，只費幾文錢，印成了的紙，他的價值便稱是一元或十元或一百元，所以外國人不過是用最少之本錢去印幾千萬元的紙，用那幾千萬元的紙，便來換我們幾千萬塊錢的貨物。諸君試想這種損失是大不大呢！為什麽他們能夠多印紙，我們不能夠照樣去印呢？因為普通人都中了外國經濟壓迫的毒，只信用外國，不信用自己，所以我們所用的紙便不能通行。

外國紙幣之外，還有匯兌。我們中國人在各通商口岸匯兌錢，也是信用外國銀行，把中國的錢都交外國銀行去匯兌。外國銀行代中國人匯兌，除匯錢的時候賺千分之五的匯水以外，並強賺兩地的錢價；在交錢的時候，又賺當地銀元合銀兩的折扣；像這樣錢價折扣的損失，在匯錢和交錢的兩處地方，總算起來，必須過百分之二三。像由廣東外國銀行匯一萬塊錢到上海，外國銀行除了賺五十元匯水以外，另外由毫銀算成上海規銀的錢價，他們必定把廣東毫銀的價格算低，把上海規元銀的價格擡高，由他們自由計算，最少必要賺一二百元；到了上海交錢的時候，他們不交規元銀，只肯交大洋錢，他們用規元銀折成大洋錢，必壓低銀兩的市價擡高洋錢的市價，至少又要賺一二百元；故上海廣州兩地之間，匯兌一萬塊錢，每次至少要損失二三百元。所以用一萬塊錢在上海廣州兩地之間，匯來匯去，最多不過三十餘次便完全化為烏有。人民所以要受這些損失的原因，就是因為中了外國經濟壓迫的毒。

外國銀行在中國的勢力，除了發行紙幣和匯兌以外，還有存款。中國人有了錢，要存到銀行內。不問中國銀行的資本是大是小，每年利息是多是少，只要知道是中國人辦的，便怕不安全，便不敢去存款。不問外國銀行是有信用沒有信用，他們所給的利息是多是少，只要聽到說是外國人辦的，有了洋招牌，便吃了定心丸，覺得極安全，有錢便送進去，就是利息極少，也是很滿意。最奇怪的是辛亥武昌起義以後，一般滿清皇室，和滿清官僚，怕革命黨到了，要把他們的財產充公；於是把所有的金銀財寶，都存到各處外國銀行，就是沒有利息，只要外國人收存，便心滿意足，甚至像清兵和革命軍在武漢打仗打敗了的那幾日，北京東交民巷的外國銀行，所收滿人寄存的金銀財寶，不計其數，至弄到北京所有的外國銀行都有錢滿之患，無餘地可以再存。於是後來存款的，外國銀行對於存款人，不但不出息錢，反要向存款人取租錢，存款人只要外國銀行收存款，說到租錢，外國銀行要若幹便給若幹。當時調查全國的外國銀行，所收中國人的存款，總計一二十萬萬。從此以後，中國人雖然取回了若幹，但是十幾年以來，一般軍閥官僚，像馮國璋、王占元、李純、曹錕，到處搜括，所發的橫財，每人動輒是幾千萬；他們因為想那些橫財很安全，供子子孫孫萬世之用，也是存入外國銀行；所以至今外國銀行所收中國人存款的總數，和辛亥年的總數，還是沒有什麽大加減。外國銀行收了這一二十萬萬存款，每年付到存款人的利息是很少的，最多不過四五厘。外國銀行有了這一二十萬萬錢，又轉借到中國小商家，每年收到借款人的利息是很多的，最少也有七八厘，甚至一分以上。因此外國銀行，只任經理之勞，專用中國人的資本來賺中國人的利息，每年總要在數千萬。這是中國人因為要存款到外國銀行，無形中所受的損失。普通人要把錢存到外國銀行內的心理，以為中國銀行不安全，外國銀行很安全，把現款存進去，不怕他們閉倒。試問現在的中法銀行停止營業，把中國人的存款沒有歸還，中法銀行是不是外國銀行呢？外國銀行的存款是不是安全呢？外國銀行既是不安全，為什麽我們中國人還是心甘情願，要把中國的錢存到外國銀行，每年要損失這樣大的利息呢？推究這個原因，也是中了外國經濟壓迫的毒。外國銀行一項，在中國所獲之利，統計紙票匯兌存款三種算之，當在一萬萬元左右。

外國銀行之外，還有運費。中國貨物運去外國，固然是要靠洋船，就是運往漢口、長沙、廣州各內地，也是靠洋船的多。日本的航業，近來固然是很發達，但是日本最先的時候，只有一個日本郵船會社，後來才有東洋汽船會社、大阪商船會社、日清汽船公司，航行於中國內地，航行於全世界。日本航業之所以那樣發達，是因為他們政府有津貼來補助，又用政治力特別維持。在中國看起來，國家去津貼商船，有什麽利益呢？不知日本是要和各國的經濟勢力相競爭，所以在水上交通一方面，也和各國締結條約，訂出運貨的運費，每噸有一定的價錢。比方由歐洲運貨到亞洲，是先到上海，再到長崎、橫濱。由歐洲到上海，比較由歐洲到長崎、橫濱的路程，是近得多的。但是由歐洲運貨到長崎、橫濱，每噸的運費，各船公司定得很平；至於由歐洲運貨到上海的運費，中國無航業與他們抵抗，各船公司定得很貴；故由歐洲運貨到長崎、橫濱，比較由歐洲運貨到上海，每噸的運費，還要便宜；因此歐洲貨物，在日本出賣的市價，還要比在上海的平。反過來如果中國貨物由上海運去歐洲，也是比由長崎、橫濱運去歐洲，所費的運費貴得多。若是中國有值一萬萬塊錢的貨物運往歐洲，中國因為運費的原故，就要加多一千萬，照此計算，就是一萬萬之中要損失一千萬。中國出入口貨物的價值每年已至十餘萬萬以上，此十餘萬萬中，所受的損失，也當不在一萬萬元以下了。

此外還有租界與割地的賦稅、地租、地價三項，數目亦實在不少。譬如香港、台灣、上海、天津、大連、漢口那些租界及割地內的中國人，每年納到外國人的賦稅，至少要在二萬萬元以上。像從前台灣納到日本的稅，每年袛有二千萬，現在加到一萬萬；香港從前納到英國人的稅１[此處原有一“抵”字，當為衍文，已刪。]，每年袛有幾百萬，現在加到三千萬；以後當然照此例，更行增加。其他地租一項，有歸中國人收的，有歸外國人收的。各得幾何，沒有切實的調查，不得而知；然總以外國人所收為多，都是不待問了，這種地租的數目，總比地稅要大十倍。至於地價更是年年增加。外國人既掌握經濟之權，自然是多財善賈，把租界內的地皮，平買貴賣，故此專就賦稅地租和地價三種款項，中國人所受的損失，每年也當有四五萬萬元以上。

又外國人在中國境內的團體及個人營業，持其不平等條約之特權，來侵奪我們利權的事業，更難以數計。單就南滿鐵路一個公司說，每年所賺的純利，已達五千餘萬元，其他各國人之種種營業，用統計推測，當在一萬萬元以上。

更有一樁損失，就是投機事業。租界以內的外國人，每利用中國人的貪婪弱點，日日有小投機，數年有一次大投機，盡量激發中國人的賭性熟狂；如樹膠的投機，馬克的投機，每次結果，總是中國人受虧累，這種虧累，至少都有數千萬元；而天天的小投機事業，積少成多，便不知道是有多少數目了。像這樣的損失，每年亦當有數千萬元。

至於戰敗的賠款，甲午賠於日本的是二萬萬五千萬兩；庚子賠於各國的是九萬萬兩，這是屬於政治上武力壓迫的範圍，當不能與經濟壓迫相提並論，而且是一時的，不是永久的，可以說還是小事了。其他還有藩屬的損失，僑民的損失，更不知道有幾何了。像這樣看來，這種經濟的壓迫，真是利害得很了。

把以上所講的損失，統共算起來：第一、由於洋貨的侵入，每年有五萬萬元；第二、由於外國銀行的紙幣侵入市場，匯兌的扣折，存款的轉借等項，或要到一萬萬元；第三、進出入口貨物的運費總要自幾千萬至一萬萬元；第四、租界與割地中的賦稅、地租和地價三項，總在四五萬萬元；第五、特權營業有一萬萬元；第六、投機事業和其他種種剝奪，當在幾千萬元以上，可說這六項的經濟壓迫，令我們中國所受的損失，總共不下十二萬萬元。這每年十二萬萬元大損失的，如果不想方法挽救，以後只有年年加多，斷沒有自然減少的理由；所以今日中國受外國的經濟壓迫，已經到了民窮財盡的地位，是要趕快設法去挽救。若長此不救，必至因為受這種經濟壓迫，弄到國亡種滅而後已！

當中國從前強盛時代，都是要列邦年年進貢，歲歲來朝。列邦的貢品，每年的價值，大約不過是百數十萬元，我們便以為得非常的榮耀。到了宋朝，中國衰弱的時候，反要向金人進貢，而納於金人的貢品，每年大約也不過百數十萬元，我們便以為是奇恥大辱。我們現在要進貢到外國，每年有十二萬萬元，一年有十二萬萬，十年就有一百二十萬萬，這種經濟力的壓迫，這樣大的進貢，是大家夢想不到的，不容易看見的，所以大家不覺得是大恥辱。如果我們沒有這樣大的進貢，每年有十二萬萬的一宗大進款，那麽我們應該做多少事業呢？我們的社會要如何進步呢？因為有了這種經濟力的壓迫，每年要受這樣大的損失，故中國的社會事業都不能發達，普通人民的生機也是沒有了。專就這一種壓迫講，比用幾百萬兵來殺我們還要利害得多。況且外國背後更拿帝國主義來促進他們的經濟壓迫，中國人民的生機焉得不日蹙，遊民焉得不日多，國勢焉得不日衰呢！

中國近來一百年以內，已經受了人口問題的壓迫。中國人口總是不加多，外國人口總是日日加多；現在又受政治力和經濟力一齊來壓迫，我們是同時在受這三種力的壓迫，如果再沒有辦法，無論中國領土是怎麽樣大，人口是怎麽樣多，百年之後，一定是要亡國滅種的！我們四萬萬人的地位是不能萬古長存的，試看美洲的紅番，從前到處皆有，現在便要全數滅亡。所以我們曉得政治的壓迫是很利害，還要曉得經濟的壓迫是更利害，不能說我們有四萬萬人，就不容易被人消滅，因為中國幾千年以來，從沒有受過這三個力量一齊來壓迫的，故為中國民族的前途設想，就應該要設一個什麽方法，去打消這三個壓迫力量。

第三講

民族主義這個東西，是國家圖發達和種族圖生存的寶貝。中國到今日已經失去了這個寶貝。為什麽中國失去了這個寶貝呢？我在今天所講的大意，就是把中國為什麽失去了民族主義的原故來推求，並且研究我們中國的民族主義是否真正失去了。

依我的觀察，中國的民族主義是已經失去了，這是很明白的，並且不止失去了一天，已經失去了幾百年。試看我們革命以前，所有反對革命很利害的言論，都是反對民族主義的。再推想到幾百年前，中國的民族思想，完全沒有了。在這幾百年中，中國的書籍里頭，簡直是看不出民族主義來，只看見對於滿洲的歌功頌德，什麽深仁厚澤，什麽食毛踐土，從沒有人敢說滿洲是什麽東西的。近年革命思想發生了之後，還有許多自命為中國學士文人的，天天來替滿洲人說話。譬如從前在東京辦“民報”時代，我們提倡民族主義，那時候駁我們民族主義的人，便說滿洲種族入主中華，我們不算是亡國，因為滿洲人受過了明朝龍虎將軍的封號。滿洲來推翻明朝，不過是歷代朝廷相傳的接替，可說是易朝，不是亡國。然則從前做過中國稅務司的英國人赫德(hart)，他也曾受過了中國戶部尚書的官銜，比如赫德來滅中國，做中國的皇帝，我們可不可以說中國不是亡國呢？這些人不獨是用口頭去擁護滿洲，還要結合一個團體叫做保皇黨，專保護大清皇帝，來消滅漢人之民族思想的。所有保皇黨的人，都不是滿洲人，完全是漢人；歡迎保皇黨的人，多是海外華僑。後來看到了革命思想過於盛行，那些華僑才漸漸變更宗旨，來讚成革命。

華僑在海外的會黨極多，有洪門三合會，即致公堂，他們原來的宗旨，本是反清覆明，抱有種族主義的，因為保皇主義流行到海外以後，他們就歸化保皇黨，專想保護大清皇室的安全。故由有種族主義的會黨，反變成了去保護滿洲皇帝，把這一件事看來，便可證明中國的民族主義是完全亡了。

我們講到會黨，便要知道會黨的起源，會黨在滿清康熙時候最盛。自順治打破了明朝，入主中國，明朝的忠臣義士，在各處起來抵抗，到了康熙初年，還有抵抗的。所以中國在那個時候，還沒有完全被滿洲人征服。康熙末年以後，明朝遺民，逐漸消滅，當中一派是富有民族思想的人，覺得大事去矣，再沒有能力可以和滿洲抵抗，就觀察社會情形，想出方法來結合會黨。他們的眼光是很遠大的，思想是很透澈的，觀察社會情形也是很清楚的。他們剛才結合成種種會黨的時候，康熙就開博學鴻詞科，把明朝有智識學問的人，幾乎都網羅到滿洲政府之下了。那些有民族思想的人，知道了不能專靠文人去維持民族主義，便對於下流社會和江湖上無家可歸的人，收羅起來，結成團體，把民族主義放到那種團體內去生存。這種團體的分子，因為是社會上最低下的人，他們的行動很鄙陋，便令人看不起。又用文人所不講的言語，去宣傳他們的主義，便令人不大注意。所以那些明朝遺老實在是有真知灼見。至於他們所以要這樣保存民族主義的意思，好比在太平時候，富人的寶貝，自然要藏在很貴重的鐵箱里頭；到了遇著強盜入室的時候，主人恐怕強盜先要開貴重的鐵箱，當然把寶貝藏在令要人不注意的地方，如果遇到極危急的時候，或者要投入極污穢之中，也未可知。當時明朝遺老，想保存中國的寶貝，便不得不把他藏在很鄙陋的下流社會中。所以滿洲政府二百多年以來，無論是怎樣專制，因為是有這些會黨口頭的遺傳，還可以保存中國的民族主義，當日洪門會中，要反清覆明，為什麽不把他們的主義保存智識階級里頭呢？為什麽不做文章來流傳，如太史公所謂“藏之名山傳之其人”呢？因為當時明朝的遺老看見滿洲開博學鴻詞科，一時有智識有學問的人差不多都被收羅去了，便知道那些有智識階級的人是靠不住，不能藏之名山傳之其人，所以要在下流社會中藏起來，便去結合那些會黨。在會黨里頭，他們的結納是很容易很利便的，他們結合起來，在滿洲政府專制之下，保存民族主義，不是拿文字來傳，是拿口頭來傳的。所以我們今天要把會黨源源本本講起來，很為困難，因為他們只有口頭傳下來的片段故事。就是當時有文字傳下來，到了乾隆時候也被消毀完了。

當康熙雍正時候，明朝遺民排滿之風還是很盛。所以康熙雍正時候便出了多少書，如“大義覺迷錄”等，說漢人不應該反對滿洲人來做皇帝。他們所持的理由，是說舜是東夷之人，文王是西夷之人，滿洲人雖是夷狄之人，還可以來做中國的皇帝；由此便可見康熙雍正還自認為滿洲人，還忠厚一點。到了乾隆時代，連滿漢兩個字都不準人提起了，把史書都要改過，凡是當中關於宋元歷史的關系和明清歷史的關系，都通通刪去，所有關於記載滿洲匈奴韃靼的書，一概定為禁書，通通把他消滅，不準人家收藏，不準人看。因為當時違禁的書，興過了好幾回文字獄之後，中國的民族思想，保存在文字里頭的，便完全消滅了。到了清朝中葉以後，會黨中有民族思想的，只有洪門會黨。

當洪秀全起義之時，洪門會黨多來響應，民族主義就覆興起了，大家須注意洪門不是由洪秀全而得此稱，當是由朱洪武或由朱洪祝（康熙時有人奉朱洪祝起義）而得此稱謂，或未可定。洪秀全失敗了以後，民族主義更流傳到軍隊，流傳到遊民。那時的軍隊如湘軍淮軍，多屬會黨，即如今日青幫紅幫等名目，也是由軍隊流傳而來。明朝遺老宣傳民族主義到下流社會里頭，但是下流社會的智識太幼稚，不知道自己來利用這種主義，反為敵人所利用；比方在洪秀全時代，反清覆明的思想已經傳到了軍隊里頭，但因洪門子弟不能利用他們，故他們仍然是清兵。

又有一段故事，也可以引來證明，當時左宗棠帶兵去征新疆，由漢口起程到西安，帶了許多湘軍淮軍，經過長江。那時會黨散在珠江流域的，叫做三合會，散在長江的，叫做哥老會，哥老會的頭目，叫做大龍頭，有一位大龍頭在長江下遊犯了法，逃到漢口。那時清朝的驛站通消息固然是很快，但是哥老會的碼頭通消息更快，左宗棠在途上有一天忽然看見他的軍隊自己移動集中起來，排起十幾里的長隊，便覺得非常詫異；不久接到一件兩江總督的文書，說有一個著名的匪首，由漢口逃往西安，請他拿辦。左宗棠當時無從拿辦，只算是官樣文章，把這件事擱起來。後來看見他的軍隊移動得更利害，排的隊伍更長，個個兵士都說去歡迎大龍頭，他還是莫名其妙。後來知道了兵士所要去歡迎的大龍頭，就是兩江總督要他拿的匪首，他便慌起來了。當時問他的幕客某人說：“什麽是哥老會呢？哥老會的大龍頭，和這個匪首有什麽關系呢”？幕客便說：“我們軍中自兵士以至將官，都是哥老會，那位要拿辦的大龍頭，就是我們軍中哥老會的首領”。左宗棠說：“如果是這樣，我們的軍隊怎樣可以維持呢”？幕客說：“如果要維持這些軍隊，便要請大帥也去做大龍頭，大帥如果不肯做大龍頭，我們便不能去新疆”。左宗棠想不到別的方法，又要利用那些軍隊，所以便讚成幕客的主張，也去開山堂，做起大龍頭來，把那些會黨都收為部下。由此便可見左宗棠後來能夠平定新疆，並不是利用清朝的威風，還是利用明朝遺老的主義。中國的民族主義自清初以來，保存了很久。從左宗棠做了大龍頭之後，他知道其中的詳情，就把碼頭破壞了，會黨的各機關都被消滅了。所以到我們革命的時候，便無機關可用，這個洪門會黨都被人利用了。所以中國的民族主義，真是老早亡了。

中國的民族主義既亡，今天就把這個亡了的原因拿來說一說。此中原因是很多的，尤其是被異族征服的原因為最大。凡是一種民族征服別種民族，自然不準別種民族有獨立的思想。好比高麗被日本征服了，日本現在就要改變高麗人的民族思想，所以高麗學校里的教科書，凡是關於民族思想的話都要刪去。由此三十年後，高麗的兒童，便不知有高麗了，便不知自己是高麗人了。從前滿洲對待我們也是一樣，所以民族主義滅亡的頭一個原因，就是我們被異族征服。征服的民族，要把被征服民族的所有寶貝，都要完全消滅。滿洲人知道這個道理，從前用過了很好的手段，康熙時候興過了好幾次文字獄，但是康熙還不如乾隆狡猾，要把漢人的民族思想完全消滅。康熙說他是天生來做中國皇帝的，勸人不可逆天。到了乾隆，便更狡猾，就把滿漢的界限完全消滅，所以自乾隆以後，智識階級的人多半不知有民族思想，只有傳到下流社會。但是下流社會雖然知道要“殺韃子”，只知道當然，不知道所以然。所以中國民族思想，便消滅了幾百年。這種消滅是由於滿洲人的方法好。

中國民族主義之所以消滅，本來因為是亡國，因為被外國人征服。但是世界上民族之被人征服的，不只中國人，猶太人也是亡國。猶太人在耶穌未生之前，已經被人征服了，及耶穌傳教的時候，他的門徒當他是革命，把耶穌當作革命的首領，所以當時稱他為猶太人之王。耶穌門徒的父母，曾有人對耶穌說：“若是我主成功，我的大兒子便坐在主的左邊，二兒子便坐在主的右邊”。儼然以中國所謂左右丞相來相比擬，所以猶太人亡了國之後，耶穌的門徒以為耶穌是革命。當時耶穌傳教，或者是含有政治革命也未可知，但是他的十二位門徒中，就有一個以為耶穌的政治革命已經失敗了，就去賣他的老師。不知耶穌的革命，是宗教革命，所以稱其國為天國。故自耶穌以後，猶太的國家雖然滅亡，猶太的民族至今還是存在。又像印度也是亡國，但是他們的民族思想，就不像中國的民族思想一樣，一被外國的武力壓服了，民族思想便隨之消滅。再像波蘭從前也亡國過一百多年，但是波蘭的民族思想永遠存在，所以到歐戰之後，他們就把舊國家恢覆起來，至今成了歐洲的二三等國。

像這樣講來，中國和猶太印度波蘭比較，都是一樣的亡國，何以外國亡國，民族主義不至於亡，為什麽中國經過了兩度亡國，民族思想就滅亡了呢？這是很奇怪的，研究當中的道理是很有趣味的。中國在沒有亡國以前，是很文明的民族，很強盛的國家，所以常自稱為堂堂大國，聲名文物之邦，其他各國都是蠻夷。以為中國是居世界之中，所以叫自己的國家做中國，自稱大一統，所謂“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所謂“萬國衣冠拜冕旒”，這都是由於中國在沒有亡國以前，已漸由民族主義，而進於世界主義。所以歷代政府總是用帝國主義去征服別種民族。像漢朝的張博望班定遠，滅過了卅多國，好像英國東印度公司的經理“卡來呼”(clive)，把印度的幾十個國都收服了一樣。中國幾千年以來總是實行“平天下”的主義，把亞洲的各小國完全征服了；但是中國征服別國，不是像現在的歐洲，專用野蠻手段去壓迫人，而是多用和平手段去感化人，所謂王道，常用王道去收服各弱小民族。由此推尋，便可以得到我們民族思想之所以滅亡的道理出來。從什麽方面知道別的種族如猶太亡國有了二千年，他們的民族主義還是存在，我們中國亡國只有三百多年，就把民族主義完全滅亡了呢？

考察此中原因，好像考察人受了病一樣。一個人不論是受了什麽病，不是先天不足，就是在未受病之前，身體早起了不健康的原因。中國在沒有亡國以前，已經有了受病的根源，所以一遇到被人征服，民族思想就消滅了。這種大病的根源，就是在中國幾千年以來，都是帝國主義的國家。如現在的英國，和沒有革命以前的俄國，都是世界上頂強盛的國家。到了現在，英國的帝國主義還是很發達，我們中國從前的帝國主義，或者還要駕乎英國之上。

英俄兩國現在生出了一個新思想。這個思想是有智識的學者提倡出來的，這是什麽思想呢？是反對民族主義的思想。這種思想說民族主義是狹隘的，不是寬大的，簡直的說，就是世界主義。現在的英國和以前的俄國德國，及中國現在提倡新文化的新青年，都讚成這種主義，反對民族主義。我常聽見許多新青年說：“中國國民黨的三民主義，不合現在世界的新潮流，現在世界上最新最好的主義是世界主義”。究竟世界主義是好是不好呢？如果這個主義是好的，為什麽中國一經亡國，民族主義就要消滅呢？世界主義，就是中國二千多年以前所講的天下主義，我們現在研究這個主義，要知道他到底是好不好呢？照理論上講，不能說他是不好。從前中國智識階級的人，因為有了世界主義的思想，所以滿清入關，全國就亡了。康熙就是講世界主義的人，他說舜是東夷之人也，文王是西夷之人也，東西夷狄之人，都可以來中國做皇帝，就是中國不分夷狄華夏，不分夷狄華夏，就是世界主義。大凡一種思想，不能說他是好不好，只看他是合我們用不合我們用，如果合我們用便是好，不合我們用，便是不好，合乎全世界的用途便是好，不合乎全世界的用途便是不好。

世界上的國家，拿帝國主義把人征服了，要想保全他的特殊地位，做全世界的主人翁，便要提倡世界主義，要全世界都服從。中國從前也想做全世界的主人翁，總想站在萬國之上。故主張世界主義。因為普通社會，有了這種主義，故滿清入關便無人抵抗，以致亡國。當滿清入關的時候，人數是很少的，總數不過十萬人，拿十萬人怎麽能夠征服四萬萬人呢？因為那個時候，中國大多數人很提倡世界主義，不講民族主義，無論什麽人來做中國皇帝，都是歡迎的，所以史可法雖然想反對滿人，但是讚成他的人數太少，還是不能抵抗滿人：因為全國的人都歡迎滿人，所以滿人便得做中國的安穩皇帝。當那個時候，漢人不但是歡迎滿人，並且要投入旗下，歸化於滿人，所以有所謂漢軍旗。

現在世界上頂強盛的國家，是英國美國。世界上不只一個強國，有幾個強國，所謂列強。但是列強的思想性質，至今還沒有改變。將來英國美國或者能夠打破列強成為獨強，到了那個時候，中國或者要被英國征服，中國的民族變成英國的民族，我們是好是不好呢？如果中國人入英國籍或美國籍，幫助英國或美國來打破中國，便說我們是服從世界主義，試問我們自己的良心是安不安呢？如果我們自問良心不安，便是因為有了民族主義。民族主義能夠令我們的良心不安，所以民族主義，就是人類圖生存的寶貝，好比讀書的人，是拿什麽東西來謀生呢？是拿手中的筆來謀生的，筆是讀書人謀生的工具；民族主義，便是人類圖生存的工具。如果民族主義不能存在，到了世界主義發達之後，我們就不能生存，就要被人淘汰。中國古書說竄三苗於三危，漢人把他們驅逐到雲南貴州的邊境，現在幾乎要滅種，不能生存。說到這些三苗，也是中國當日原有的土民。我們中國民族的將來情形，恐怕也要像三苗一樣了。

講到中國民族的來源，有人說百姓民族是由西北方搬進來的，過蔥嶺到天山，經新疆以至於黃河流域。照中國文化的發祥地說，這種議論，似乎是很有理由的。如果中國文化不是從外國傳來，是由本國發生的，那末照天然的原則來說，中國文化應該發源於珠江流域。不應該發源於黃河流域，因為珠江流域氣候溫和，物產豐富，人民很容易謀生，是應該發生文明的。但是考究歷史，古時候的堯舜禹湯文武，都不是生在珠江流域，都是生在西北。珠江流域在漢朝還是蠻夷，所以中國文化是由西北方來的，是由外國來的。中國人說人民是百姓，外國人說西方古時有一種百姓民族，後來遷移到中國把中國原來的苗子民族或消滅或同化，才成為中國今日的民族。

照進化論中的天然公理說，適者生存，不適者滅亡，優者勝劣者敗，我們的民族到底是優者呢？或是劣者呢？是適者呢？或是不適者呢？如果說到我們的民族，是要滅亡要失敗，大家自然不願意，要本族能夠生存能夠勝利，那才願意，這是人類的天然思想。現在我們民族處於很為難的地位，將來一定要滅亡，所以滅亡的原故，就是由於外國人口增加，和政治經濟三個力量一齊來壓迫。我們現在所受政治力經濟力兩種壓迫已達到了極點，惟我們現在的民族還大，所受外國人口增加的壓迫，還不容易感覺，要到百年之後，才能感覺。我們現在有這樣大的民族，可惜失去了民族思想。因為失去了民族思想，所以外國的政治力和經濟力，才能打破我們，如果民族思想沒有失去，外國的政治力和經濟力是一定打不破我們的。

但是我們何以失去了民族主義呢？要考究起來，是很難明白，我可以用一件故事來比喻，這個比喻或者是不倫不類，和我們所講的道理毫不相關，不過借來也可以說明這個原因。這件故事是我在香港所眼見過的：“從前有一個苦力，天天在輪船碼頭，拿一枝竹杠和兩條繩子，去替旅客挑東西。每日挑東西，就是那個苦力謀生的方法。後來他積成了十多塊錢，當時呂宋彩票盛行，他就拿所積蓄的錢，買了一張呂宋彩票。那個苦力因為無家可歸，所有的東西都沒有地方收藏，所以他買得的彩票也沒有地方收藏。他謀生的工具，只是一枝竹杠和兩條繩子，他到什麽地方，那枝竹杠和兩條繩子，便帶到什麽地方。所以他就把所買的彩票，收藏在竹杠內。因為彩票藏在竹杠之內，不能隨時拿出來看，所以他把彩票的號數，死死記在心頭。時時刻刻都念著。到了開彩的那一日，他便到彩票店內去對號數，一見號單，知道是自己中了頭彩，可以發十萬元的財，他就喜到上天，幾幾乎要發起狂來，以為從此便可不用竹杠和繩子去做苦力了，可以永久做大富翁了。由於這番歡喜，便把手中的竹杠和繩子一齊投入海中了”。

用這個比喻說，呂宋彩票好比是世界主義，是可以發財的；竹杠好比是民族主義，是一個謀生的工具；中了頭彩的時候，好比是中國帝國主義極強盛的時代，進至世界主義的時代。我們的祖宗，以為中國是世界上的強國，所謂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萬國衣冠拜冕旒，世界從此長太平矣。以後只要講世界主義，全世界的人都來進貢，從此不必要民族主義，所以不要竹杠，要把他投入海中。到了為滿洲人所滅的時候，不但世界上的大主人翁做不成，連自己的小家產都保守不穩了，百姓的民族思想一齊消滅了，這好比是竹杠投入了海內一樣。所以滿清帶兵入關，吳三桂便作向導。史可法雖然想提倡民族主義擁戴福王，在南京圖恢覆，滿洲的多爾袞便對史可法說：“我們的江山，不是得之於大明，是得之於闖賊”。他的意思，以為明朝的江山，是明朝自己人失去了的，好比苦力自己丟了竹杠一樣。近來講新文化的學生，也提倡世界主義，以為民族主義不合世界潮流，這個論調，如果是發自英國美國，或發自我們的祖宗，那是很適當的；但是發自現代的中國人，這就不適當了。德國從前不受壓迫，他們不講民族主義，只講世界主義。我看今日的德國，恐怕不講世界主義，要來講一講民族主義罷！我們的祖宗，如果不把竹杠丟了，我們還可以得回那個頭彩！但是他們把竹杠丟得太早了，不知道發財的彩票，還藏在里面。所以一受外國的政治力和經濟力來壓迫，以後又遭天然的淘汰，我們便有亡國滅種之憂了。

此後我們中國人，如果有方法，恢覆民族主義，再找得一枝竹杠，那麽就是外國的政治力和經濟力，無論怎麽樣來壓迫，我們民族就是在千萬年之後，決不至於滅亡。至於講到天然淘汰，我們民族更是可以長存。因為天生了我們四萬萬人，能夠保存到今日，是天從前不想亡中國。將來如果中國亡了，罪惡是在我們自己，我們就是將來世界上的罪人。天既付托重任於中國人，如果中國人不自愛，是謂逆天。所以中國到這個地位，我們是有責任可負的。現在天既不要淘汰我們，是天要發展世界的進化，如果中國將來亡了，一定是列強要亡中國，那便是列強阻止世界的進化。昨天有一位俄國人說：“列寧為什麽受世界列強的攻擊呢？因為他敢說一句話，他說：‘世界上有兩種人，一種是十二萬萬五千萬人，一種是二萬萬五千萬人，這十二萬萬五千萬人，是受那二萬萬五千萬人的壓迫’”。那些壓迫人的人，是逆天行道，不是順天行道。我們去抵抗強權，才是順天行道。我們要能夠抵抗強權，就要我們四萬萬人和十二萬萬五千萬人聯合起來。我們要能夠聯合十二萬萬五千萬人，就要提倡民族主義，自己先聯合起來。推己及人，再把各弱小民族都聯合起來，共同去打破二萬萬五千萬人，共同用公理去打破強權。強權打破了以後，世界上沒有野心家，到了那個時候，我們便可以講世界主義。

第四講

現在世界上所有的人數，大概在十五萬萬人左右，在這十五萬萬人中，中國占了四分之一。就是世界上每四個人中，有一個是中國人。歐洲所有民族的人數，合計起來，也是四萬萬。現在世界上民族最發達的是白人，白種人中有四個民族：在歐洲中部的有條頓民族，條頓民族建立了好幾個國家，最大的是德國，其次奧國瑞典挪威荷蘭丹麥，都是條頓民族所建立的。在歐洲之東的有斯拉夫民族，也建立了好幾個國家，最大的是俄國；歐戰後發生的，有捷克斯拉夫和佐哥斯拉夫兩個新國。在歐洲之西的有撒克遜民族，叫做“盎格魯撒克遜”，這個民族建立了兩個大國，一個是英國，一個是美國。在歐洲之南的有拉丁民族，這個民族也建立了好幾個國家，頂大的是法國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拉丁民族移到南美洲，也建立了幾個國家，和盎格魯撒克遜民族移到北美洲建立了加拿大和美國一樣。歐洲白種民族，不過是四萬萬人，分開成四個大民族，由四個大民族，建立了許多國家，原因是白種人的民族主義很發達；因為白種的民族主義很發達，所以他們在歐洲住滿了，便擴充到西半球的南北美洲，東半球東南方的非洲澳洲。

現在世界上的民族，占地球上領土最多的，是撒克遜民族。這個民族最初發源的地方是歐洲，但是在歐洲所占的領土，不過是大不列顛三島，像英格蘭蘇格蘭和愛爾蘭，這三島在大西洋的位置，好像日本在太平洋一樣。撒克遜人所擴充的領土，西到北美洲，東到澳洲、鈕絲蘭，南到非洲，所以說占世界上領土最多的人種是撒克遜民族，世界上最富最強的人種也是撒克遜民族。歐戰以前，世界上最強盛的民族是條頓和斯拉夫，尤其以條頓民族的聰明才力為最大，所以德國能夠把二十幾個小邦聯合起來，成立了一個大德意志聯邦。成立之初，本來是農業國，後來變成工業國，因為工業發達，所以陸海軍也隨之強盛。

歐戰之前，歐洲民族都受了帝國主義的毒。什麽是帝國主義呢？就是用政治力去侵略別國的主義，即中國所謂勤遠略。這種侵略政策現在名為帝國主義。歐洲各民族都染了這種主義，所以常常發生戰爭，幾幾乎每十年中必有一小戰，每百年中必有一大戰。其中最大的戰爭，就是前幾年的歐戰，這次戰爭可以叫做世界的大戰爭。何以叫做世界的大戰爭呢？因為這次戰事擴充，影響到全世界，各國人民都被卷入漩渦之中。這次大戰爭所以構成的原因，一是撒克遜民族和條頓民族互爭海上的霸權：因為德國近來強盛，海軍逐漸擴張，成世界上第二海權的強國；英國要自己的海軍獨霸全球，所以要打破第二海權的德國，英德兩國都想在海上爭霸權，所以便起戰爭。二是各國爭領土：東歐有一個弱國叫做土耳其即突厥，土耳其在百年以來世人都說他是近東病夫，因為內政不修明，皇帝很專制，變成了很衰弱的國家，歐洲各國都要把他瓜分，百餘年以來不能解決。歐洲各國要解決這個問題，所以發生戰爭。故歐戰的原因，第一是白種人互爭雄長，第二是解決世界的問題。如果戰後是德國獲勝，世界上的海權便要歸德國占領，英國的大領土便要完全喪失，必成羅馬一樣，弄至四分五裂而亡。但是戰爭的結果，德國是打敗了，德國想行帝國主義的目的便達不到。

這次歐洲的戰爭，是世界上有史以來，最劇烈的，軍隊的人數有四五千萬，時間經過了四年之久，到戰爭最後的時候，兩方還不能分勝負。在戰爭的兩方面，一方叫做協商國，一方叫做同盟國。在同盟國之中，初起時有德國奧國，後來加入土耳其和布加利亞；在協商國之中，初起時有塞爾維亞法國俄國英國及日本，後來加入意大利及美國。

美國之所以參加的原因，全為民族問題。因在戰爭之頭一二年，都是德奧二國獲勝，法國的巴黎和英國的海峽都幾乎被德奧兩國軍隊攻入。條頓民族便以為英國必亡，英國人便十分憂慮，見得美國的民族是和他們相同，於是拿撒克遜民族的關系去煽動美國。美國見得和自己相同民族的英國，將要被異族的德國所滅亡，就不免物傷其類，所以加入戰爭去幫助英國，維持撒克遜人的生存。並且恐怕自己力量單薄，遂竭全力去鼓勵世界的中立民族，共同參加去打敗德國。

當那次戰爭時有一個大言論，是被人歡迎的，是美國威爾遜所主張的“民族自決”(selfdeterminationofpeoples)。因為德國用武力壓迫歐洲協商國的民族，威爾遜主張打滅德國的強權，令世界上各弱小民族，以後都有自主的機會。於是這種主張，便被世界所歡迎。所以印度雖然被英國滅了，普通人民是反對英國的，但是有好多弱小民族，聽見威爾遜說這回戰爭是為弱小民族爭自由的，他們便很喜歡去幫英國打仗。安南雖然是被法國滅了，平日人民痛恨法國的專制，但當歐戰時仍幫法國去打仗，也是因為聽到威爾遜的主張是公道的原故。他若歐洲的弱小的民族像波蘭捷克斯拉夫和羅米尼亞，一齊加入協商國去打同盟國的原因，也是因為聽見了威爾遜所主張的“民族自決”那一說。我們中國也受了美國的鼓動，加入戰爭，雖然沒有出兵，但是送了幾十萬工人去挖戰壕，做後方的勤務。協商國因為創出這項好題目，所以弄到無論歐洲亞洲一切被壓迫的民族，都聯合起來去幫助他們打破同盟國。

當時威爾遜主張，維持以後世界的和平，提出了十四條，其中最要緊的是讓各民族自決。當戰事未分勝負的時候，英國法國都很讚成。到了戰勝之後開和議的時候，英國法國和意大利覺得威爾遜所主張的民族開放，和帝國主義的利益沖突太大，所以到要開和議的時候，便用種種方法騙去威爾遜的主張，弄到和議結局所定的條件，最不公平。世界上的弱小民族不但不能自決，不但不能自由，並且以後所受的壓迫，比從前更要厲害。由此可見強盛的國家和有力量的民族，已經雄占全球，無論什麽國家和什麽民族利益，都被他們壟斷了。他們想永遠維持這種壟斷的地位，再不準弱小民族覆興，所以天天鼓吹世界主義，謂民族主義的範圍太狹隘。其實他們所主張的世界主義，就是變相的帝國主義，與變相的侵略主義。但是威爾遜的主張提出了以後，便不能收回。因為各弱小民族，幫助協約國打倒同盟國，是希望戰勝之後可以自由的。後來在和議所得的結果，令他們大為失望。所以安南緬甸爪哇印度南洋群島以及土耳其波斯阿富汗埃及與夫歐洲幾十個弱小民族，都大大的覺悟，知道列強當日所主張的“民族自決”，完全是騙他們的，所以他們便不約而同，自己去實行“民族自決”。

歐洲數年大戰的結果，還是不能消滅帝國主義，因為當時的戰爭，是一國的帝國主義和別國的帝國主義相沖突的戰爭，不是野蠻和文明的戰爭，不是強權和公理的戰爭。所以戰爭的結果，仍是一個帝國主義打倒別國帝國主義，留下來的還是帝國主義。但是由這一次戰爭，無意中發生了一個人類中的大希望，這個希望就是俄國革命。俄國發起革命，本來很早，在歐戰前一千九百零五年的時候，曾經起過了革命，不過沒有成功。到歐戰的時候，便大功告成。他們所以當歐戰時，再發生革命的原故，因為他們的民族經過這次歐戰，便生出了大覺悟。俄國本是協約國之一，協約國打德國的時候，俄國所出的兵數約計有千餘萬，可謂出力不少。如果協約國不得俄國參加，當日歐洲西方的戰線，老早要被德國沖破了。因為有了俄國在東方牽制，所以協約國能夠和德國相持兩三年，反敗為勝。俄國正當戰爭之中，自己思索，覺得幫助協約國去打德國，就是幫助幾個強權去打一個強權，料到後來，一定沒有好結果。所以一般兵士和人民便覺悟起來，脫離協約國，單獨和德國講和。

況且說到國家的地位，俄國和德國人民的利害，毫無沖突。不過講到帝國主義的地位，彼此都想侵略，自然發生沖突。而且德國侵略太過，俄國為自衛計，不得不與英法各國一致行動。後來俄國人民覺悟，知道帝國主義不對，所以便對本國革命。先推翻本國的帝國主義，同時又與德國講和，免去外患的壓迫。不久協約國也與德國講和，共同出兵去打俄國。為什麽協約國要出兵去打俄國呢？因為俄國人民發生了新覺悟，知道平日所受的痛苦，完全是由於帝國主義，現在要解除痛苦，故不得不除去帝國主義，主張民族自決。各國反對這項主張，所以便共同出兵去打他。俄國的主張和威爾遜的主張，是不約而同的，都是主張世界上的弱小民族都能夠自決，都能夠自由。俄國這種主義傳出了以後，世界上各弱小民族都很讚成，共同來求自決。歐洲經過這次大戰的災害，就帝國主義一方面講，本沒有什麽大利益，但是因此有了俄國的革命，世界人類便生出一個大希望。

世界上的十五萬萬人之中，頂強盛的是歐洲和美洲的四萬萬白種人。白種人以此為本位，去吞滅別色人種。如美洲的紅番已經消滅，非洲的黑人，不久就要消滅，印度的棕色人正在消滅之中，亞洲黃色人現在受白人的壓迫，不久或要消滅。

但是俄國革命成功，他們一萬萬五千萬人，脫離了白種，不讚成白人的侵略行為。現在正想加入亞洲的弱小民族，去反抗強暴的民族。那麽強暴的民族，只剩得二萬萬五千萬人，還是想用野蠻手段，拿武力去征服十二萬萬五千萬人。故此後世界人類，要分為兩方面去決鬥：一方面是十二萬萬五千萬人，一方面是二萬萬五千萬人。第二方面的人類雖然很少，但是他們占了世界上頂強盛的地位，他們的政治力和經濟力都很大，總是用這兩種力量去侵略弱小民族。如果政治的海陸軍力有所不及，便使用經濟力去壓迫；如果經濟力有時而窮，便用政治的海陸軍力去侵略。他們的政治力幫助經濟力，好比左手幫助右手一樣，把多數的十二萬萬五千萬人民，壓迫得很厲害。但是天不從人願，忽然生出了斯拉夫民族的一萬萬五千萬人，去反對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為世界人類打不平。所以我前次說，有一位俄國人說：“世界列強所以低毀列寧的原因，是因為他敢說世界多數的民族十二萬萬五千萬人，為少數的民族二萬萬五千萬人所壓迫”。列寧不但是說出這種話，並且還提倡被壓迫的民族去自決，為世界上被壓迫的人打不平。列強之所以攻擊列寧，是要消滅人類中的先知先覺，為他們自己求安全。但是現在人類都覺悟了，知道列強所造的謠言都是假的，所以再不被他們欺騙，這就是全世界民族的政治思想，進步到光明地位的情況。

我們今日要把中國失去了的民族主義，恢覆起來，用此四萬萬人的力量，為世界上的人類去打不平，這才算是我們四萬萬人的天職。列強因為恐怕我們有了這種思想，所以便生出一種似是而非的道理，主張世界主義來煽惑我們。說世界的文明要進步，人類的眼光要遠大，民族主義過於狹隘，太不適宜，所以應該提倡世界主義。近日中國的新青年，主張新文化，反對民族主義，就是被這種道理所誘惑。但是這種道理，不是受屈民族所應該講的，我們受屈民族，必先要把我們民族自由平等的地位恢覆起來之後，才配得來講世界主義。我前次所講苦力買彩票的比喻，已經是發揮很透辟了；彩票是世界主義，竹杠是民族主義，苦力中了頭彩，就丟去謀生的竹杠，好比我們被世界主義所誘惑，便要丟去民族主義一樣。我們要知道世界主義是從什麽地方發生出來的呢？是從民族主義發生出來的。我們要發達世界主義，先要民族主義鞏固了才行。如果民族主義不能鞏固，世界主義也就不能發達。由此便可知世界主義實藏在民族主義之內，好比苦力的彩票藏在竹杠之內一樣；如果丟棄了民族主義，去講世界主義，好比是苦力把藏彩票的竹杠投入海中，那便是根本推翻。我從前說，我們的地位還比不上安南人高麗人，安南人高麗人是亡國的人，是做人奴隸的，我們還比不上，就是我們的地位連奴隸也比不上。在這個地位，還要講世界主義，還說不要民族主義，試問諸君是講得通和講不通呢？

就歷史上說，我們四萬萬漢族，是從那一條路走來的呢？也是自帝國主義一條路走來的。我們的祖宗從前常用政治力去侵略弱小民族；不過在那個時候，經濟力還不很大，所以我們向沒有用經濟力去壓迫民族。再就文化說，中國的文化，比歐洲早幾千年。歐洲文化最好的時代是希臘羅馬，到了羅馬才最盛。羅馬不過與中國的漢朝同時，那個時候，中國的政治思想便很高深，一般大言論家都極力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帝國主義的文字很多，其中最著名的有棄珠崖議。此項文章就是反對中國去擴充領土，不可與南方蠻夷爭地方。由此便可見在漢朝的時候，中國便不主張與外人戰爭，中國的和平思想到漢朝時已經是很充分的了。

到了宋朝，中國不但不去侵略外人，反為外人所侵略，所以宋朝被蒙古所滅。宋亡之後，到明朝才覆國，明朝覆國之後，更是不侵略外人。當時南洋各小國要求進貢歸化中國，是他們仰慕中國的文化，自己願意來歸順的，不是中國以武力去壓迫他們的。像馬來亞及南洋群島那些小國，以中國把他們收入版圖之中，要他們來進貢，便以為是很榮耀；若是不要他們進貢，他們便以為恥辱。

像這項尊榮，現在世界上頂強盛的國家還沒有做到。像美國待菲律濱，在菲律濱之內，讓菲人自行組織議會及設官分治；在華盛頓的國會，也讓菲律濱人選派議員，美國每年不但不要菲律賓用錢去進貢，反津貼菲律賓以大宗款項，修築道路，興辦教育，像這樣仁慈寬厚，可算是優待極了。但是菲律賓人，至今還不以歸化美國為榮，日日總是要求獨立。又像印度旁邊的尼泊爾國：尼泊爾的民族叫做廓爾額（gurkhalis），這種民族是很勇敢善戰的，英國雖然征服了印度，但至今還是怕廓爾額人，所以很優待他，每年總是送錢到他，像中國宋朝怕金人常送錢到金人一樣。不過宋朝送錢到金人說是進貢，英國送錢到廓爾額人，或者說是津貼罷了；但是廓爾額人對中國，到了民國元年，還來中國進貢。由此可見中國旁邊的弱小民族，羨慕中國至今還是沒有絕望。

十餘年前，我有一次在暹羅的外交部，和外交次長談話，所談的是東亞問題，那位外交次長說：“如果中國能夠革命，變成國富民強，我們暹羅還是情願歸還中國，做中國的一行省。”我和他談話的地點，是在暹羅政府之公署內，他又是外交次長，所以他這種話，不只是代表他個人的意見，是代表暹羅全國人的意見，由此足見暹羅當那個時候，還是很尊重中國。但是這十幾年來，暹羅在亞洲已經成了獨立國，把各國的苛酷條約，都已修改了，國家的地位，也是提高了，此後恐怕不願意再歸回中國了。

再有一段很有趣味的故事，可以和諸君談談，當歐戰最劇烈的時候，我在廣東設立護法政府，一天有一位英國領事到大元帥府來見我，和我商量南方政府加入協商國，出兵到歐洲。我就問那位英國領事說：“為什麽要出兵呢”？他說：“請你們去打德國，因為德國侵略了中國土地，占了青島，中國應該去打他，把領土收回來。”我說：“青島離廣州還很遠，至於離廣州最近的有香港；稍遠一點的有緬甸、布丹、尼泊爾，像那些地方，從前是那一國的領土呢？現在你們還要來取西藏。我們中國此刻沒有收回領土的力量，如果有了力量，恐怕要先收回英國占去了的領土罷！德國所占去的青島，地方還是很小，至於緬甸便比青島大，西藏比青島更要大。我們如果要收回領土，當先從大的地方起”。他受了我這一番反駁，就怒不可遏，便說：“我來此地是講公事的呀”。我立刻回他說：“我也是講公事呀”。兩人面面相對，許久不能下台。

後來我再對他說：“我們的文明已經比你們進步了二千餘年，我們現在是想你們上前，等你們跟上來，我們不可退後，讓你們拖下去；因為我們二千多年以前，便丟去了帝國主義，“主張和平”，至今中國人的思想已完全達到這種目的。你們現在戰爭所豎立的目標，也是主張和平，我們本來很歡迎的。但是實際上，你們還是講打不講和，專講強權不講公理。我以為你們專講強權的行為，是很野蠻的，所以讓你們去打，我們不必參加；等到你們打厭了，將來或者有一日是真講和平，到了那個時候，我們才參加你們的一方面，共求世界的真和平。而且我反對中國參加出兵，還有一層最大的理由，是我不願意中國也變成你們一樣不講公理的強國。如果依你的主張，中國加入協商國，你們便可以派軍官到中國來練兵，用你們有經驗的軍官，又補充極精良的武器，在六個月之內，一定可以練成三五十萬精兵，運到歐洲去作戰，打敗德國，到了那個時候，就不好了呵”。

英國領事說：“為什麽不好呢”？我說：“你們從前用幾千萬兵和幾年的時候都打不敗德國，袛要加入幾十萬中國兵，便可以打敗德國，由此便可以提起中國的尚武精神。用這幾十萬兵做根本，可以擴充到幾百萬精兵，於你們就大大的不利了。現在日本加入你們方面，已經成了世界上列強之一，他們的武力雄霸亞洲，他們的帝國主義，和列強一樣，你們是很怕他的。說到日本的人口和富源，不及中國遠甚，如果依你今天所說的辦法，我們中國參加你們一方面，中國不到十年，便可以變成日本。照中國的人口多與領土大，中國至少可以變成十個日本，到了那個時候，以你們全世界的強盛，恐怕都不夠中國人一打了。我們因為已經多進步了二千多年，脫離了講打的野蠻習氣，到了現在，才是真和平。我希望中國永遠保守和平的道德，所以不願意加入這次大戰”。那位英國領事，半點鐘前幾乎要和我用武，等到聽了這番話之後，才特別佩服，並且說：“如果我也是中國人，一定也是和你的思想相同”。

諸君知道革命本是流血的事，像湯武革命，人人都說他們是順乎天應乎人，但是講到當時用兵的情況，還有人說他們曾經過了血流漂杵。我們辛亥革命推翻滿洲，流過了多少血呢？所以流血不多的原因，就是因為中國人愛和平。愛和平就是中國人的一個大道德，中國人才是世界中最愛和平的人。我從前總勸世界人群要跟上我們中國人，現在俄國斯拉夫民族也是主張和平的，這就是斯拉夫人已經跟上了我們中國人，所以俄國的一萬萬五千萬人，就今日要求和我們合作。

我們中國四萬萬人不但是很和平的民族，並且是很文明的民族。近來歐洲盛行的新文化，和所講的無政府主義，與共產主義，都是我們中國幾千年以前的舊東西。譬如黃老的政治學說就是無政府主義，列子所說華胥氏之國，“其人無君長，無法律，自然而已”，是不是無政府主義呢？我們中國的新青年，未曾過細考究中國的舊學說，便以為這些學說就是世界上頂新的了。殊不知道在歐洲是最新的，在中國就有了幾千年了。從前俄國所行的，其實不是純粹共產主義，是馬克斯主義。馬克斯主義不是真共產主義；蒲魯東、巴古寧，所主張的才是真共產主義。共產主義在外國只有言論，還沒有完全實行，在中國洪秀全時代，便實行過了，洪秀全所行的經濟制度，是共產的事實，不是言論。

歐洲之所以駕乎我中國之上的，不是政治哲學，完全是物質文明。因為他們近來的物質文明很發達，所以關於人生日用的衣食住行種種設備，便非常便利，非常迅速；關於海陸軍的種種武器毒藥，便非常完全，非常猛烈；所有這些新設備和新武器，都是由於科學昌明而來的。那種科學就是十七八世紀以後，倍根、紐頓那些大學問家，所主張用觀察和實驗研究萬事萬物的學問。所以說到歐洲的科學發達，物質文明的進步，不過是近來二百多年的事；在數百年以前，歐洲還不及中國。我們現在要學歐洲，是要學中國沒有的東西，中國沒有的東西是科學，不是政治哲學。至於講到政治哲學的真諦，歐洲人還要求之於中國。諸君都知道世界上學問最好的是德國，但是現在德國研究學問的人，還要研究中國的哲學，甚至研究印度的佛理，在補救他們科學之偏。世界主義在歐洲，是近世才發表出來的，在中國，二千多年以前，便老早說過了。我們固有的文明，歐洲人到現在還看不出；不過講到政治哲學的世界文明，我們四萬萬人從前已經發明了很多，就是講到世界大道德，我們四萬萬人也是很愛和平的；但是因為失去了民族主義，所以固有的道德文明，都不能表彰，到現在便是退步了。

至於歐洲人現在所講的世界主義，其實就是有強權無公理的主義，英國話所說的武力就是公理，這就是以打得勝的為有道理。中國人的心理，向來不以打得勝為然，以講打的就是野蠻。這種不講打的好道德，就是世界主義的真精神。我們要保守這種精神，擴充這種精神，是用什麽做基礎呢？是用民族主義做基礎。像俄國的一萬萬五千萬人是歐洲世界主義的基礎，中國四萬萬人是亞洲世界主義的基礎，有了基礎，然後才能擴充。所以我們以後要講世界主義，一定要先講民族主義，所謂欲平天下者先治其國；把從前失去了的民族主義，從新恢覆起來，更要從而發揚光大之，然後才有實際，再去談世界主義。

第五講

今天所講的問題，是要用什麽方法來恢覆民族主義。照以前所講的情形，中國退化到現在地位的原因，是由於失去了民族精神，所以我們民族被別種民族征服，統制了兩百多年。從前做滿洲人的奴隸，現在做各國人的奴隸。現在做各國人的奴隸，所受的痛苦，比從前還要更甚。長此以往，如果不想方法來恢覆民族主義，中國將來不但是要亡國，或者要亡種。所以我們要救中國，便先要想一個完善的方法來恢覆民族主義。

今天所講恢覆民族主義的方法有兩種：頭一種是要令四萬萬人皆知我們現在所處的地位。我們現在所處的地位是生死關頭，在這個生死關頭須要避禍求福，避死求生。要怎麽能夠避禍求福、避死求生呢？須先要知道很清楚了，那便自然要去行。諸君要知道知難行易的道理，可以參考我的學說。中國從前因為不知道要亡國，所以國家便亡，如果預先知道，或者不至於亡。古人說：“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又說：“多難可以興邦”，這兩句話完全是心理作用。譬如就頭一句話說，所謂無敵國外患，是自己心理上覺得沒有外患，自以為很安全，是世界中最強大的國家，外人不敢來侵犯，可以不必講國防，所以一遇有外患，便至亡國。至於多難可以興邦，也就是由於自己知道國家多難，故發奮為雄，也完全是心理作用。照從前四次所講的情形，我們要恢覆民族主義，就要自己心理中知道現在中國是多難的境地，是不得了的時代，那末已經失去了的民族主義，才可以圖恢覆；如果心中不知，要想圖恢覆，便永遠沒有希望，中國的民族，不久便要滅亡。

總結從前四次所講的情形：我們民族是受什麽禍害呢？所受的禍害是從那里來的呢？是從列強來的；所受的禍害詳細的說，一是受政治力的壓迫，二是受經濟力的壓迫，三是受列強人口增加的壓迫。這三件外來的大禍，已經臨頭，我們民族處於現在的地位，是很危險的。

譬如就第一件的禍害說，政治力亡人的國家，是一朝可以做得到的。中國此時受列強政治力的壓迫，隨時都可以亡，今日不知道明日的生死。應用政治力去亡人的國家，有兩種手段：一是兵力，一是外交。怎麽說兵力一朝可以亡國呢？拿歷史來證明，從前宋朝怎麽樣亡國呢？是由於崖門一戰，便亡於元朝。明朝怎麽樣亡國呢？是由於揚州一戰，便亡於清朝。拿外國來看，華鐵路一戰，拿破侖第一之帝國便亡；斯丹一戰，拿破侖第三之帝國便亡。照這樣看，只要一戰便至亡國，中國天天都可以亡。因為我們的海陸軍和各險要地方，沒有預備國防，外國隨時可以沖入，隨時可以亡中國。

最近可以亡中國的是日本。他們的陸軍，平常可出一百萬，戰時可加到三百萬，海軍也是很強的，幾幾乎可以和英美爭雄。經過華盛頓會議之後，戰鬥艦才限制到三十萬噸，日本的大戰船，像巡洋艦、潛水艇、驅逐艦，都是很堅固，戰鬥力都是很大的。譬如日本此次派到白鵝潭來的兩只驅逐艦，中國便沒有更大戰鬥力的兵船可以抵抗，像這種驅逐艦在日本有百幾十只，日本如果用這種戰艦和我們打仗，隨時便可以破我們的國防，制我們的死命；而且我們沿海各險要地方，又沒有很大的炮台，可以鞏固國防，所以日本近在東鄰，他們的陸海軍隨時可以長驅直入。日本或者因為時機未至，暫不動手，如果要動手，便天天可以亡中國。從日本動員之日起，開到中國攻擊之日止，最多不過十天；所以中國假若和日本絕交，日本在十天以內，便可以亡中國。

再由日本更望太平洋東岸，最強的是美國。美國海軍從前多過日本三倍，近來因為受華盛頓會議的束縛，戰鬥艦減少到五十萬噸，其他潛水艇、驅逐艦，種種新戰船，都要比日本多。至於陸軍，美國的教育是很普及的，小學教育是強迫制度，通國無論男女，都要進學校去讀書，全國國民，多數受過中學教育，及大學教育，他們國民在中學大學之內，都受過軍事教育，所以美國政府隨時可以加多兵。當參加歐戰的時候，不到一年便可以出二百萬兵；故美國平時常備軍雖然不多，但是軍隊的潛勢力是非常之大，隨時可以出幾百萬兵。假若中美絕交，美國自動員之日起，到攻擊中國之日止，袛要一個月；故中美絕交，在一個月之後，美國便可以亡中國。

再從美國更向東望，位於歐洲大陸與大西洋之間的便是英倫三島。英國從前號稱海上的霸王，他們的海軍是世界上最強的。自從華盛頓會議之後，也限制戰鬥艦不得過五十萬噸，至於普通巡洋艦、驅逐艦、潛水艇，都比美國多。英國到中國不過四五十天，且在中國已經有了根據地，像香港已經經營了幾十年，地方雖然很小，但是商務非常發達，這個地勢，在軍事上掌握中國南方幾省的咽喉，練得有陸軍，駐得有海軍，以香港的海陸軍來攻，我們一時雖然不至亡國，但是沒有力量可以抵抗。除了香港以外，還有極接近的印度、澳洲，用那些殖民地的海陸軍，一齊來攻擊，自動員之日起，不過兩個月，都可以到中國。故中英兩國如果絕交，最多在兩個月之內，英國便可以亡中國。

再來望到歐洲大陸，現在最強的是法國。他們的陸軍是世界上最強的，現在有了兩三千架飛機，以後戰時還可以增加。他們在離中國最近的地方，也有安南的根據地，並且由安南築成了一條鐵路，通到雲南省城；假若中法絕交，法國的軍隊也只要四五十日，便可以來攻擊中國。所以法國也和英國一樣，最多不過兩個多月，便可以亡中國。

照這樣講來，專就軍事上的壓迫說，世界上無論那一個強國，都可以亡中國、為什麽中國至今還能夠存在呢？中國到今天還能夠存在的理由，不是中國自身有力可以抵抗，是由於列強都想亡中國，彼此都來窺伺，彼此不肯相讓，各國在中國的勢力，成了平衡狀態，所以中國還可以存在。中國有些癡心妄想的人，以為列強對於中國的權利，彼此之間，總是要妒忌的；列強在中國的權力，總是平均，不能統一的；長此以往，中國不必靠自己去抵抗，便不至亡國。像這樣專靠別人，不靠自己，豈不是望天打卦嗎！望天打卦是靠不住的，這種癡心妄想是終不得了的。列強還是想要亡中國，不過列強以為專用兵力來亡中國，恐怕為中國的問題，又發生像歐洲從前一樣的大戰爭，弄到結果，列強兩敗俱傷，於自身沒有大利益。外國政治家看到很明白，所以不專用兵力；就是列強專用兵力來亡中國，彼此之間，總免不了戰爭，其餘權利上平均不平均的一切問題，或者能免沖突，到了統治的時候，還是免不了沖突，既免不了沖突，於他們自身還是有大大的不利。列強把這層利害，看得也很清楚，所以現在他們便不主張戰爭，主張減少軍備；日本的戰鬥艦只準三十萬噸的海軍，英美兩國海軍的戰鬥艦只準各有五十萬噸。那次會議，表面上為縮小軍備問題，實在是為中國問題，要瓜分中國的權利，想用一個什麽方法，彼此可以免去沖突，所以才開那次會議。

我剛才已經說過了，用政治力亡人國家，本有兩種手段：一是兵力，二是外交。兵力是用槍炮，他們用槍炮來，我們還知道要抵抗，如果用外交，袛要一張紙和一枝筆，亡了中國，我們便不知道抵抗。在華盛頓會議的時候，中國雖然派了代表，所議關於中國之事，表面都說為中國謀利益，但是華盛頓散會不久，各國報紙便有共管之說發生。此共管之說，以後必一日進步一日，各國之處心積慮，必想一個很完全的方法來亡中國。他們以後的方法，不必要動陸軍，要開兵船，只要用一張紙和一枝筆，彼此妥協，便可以亡中國。如果動陸軍開兵船，還要十天或者四五十天，才可以亡中國，至於用妥協的方法，只要各國外交官，坐在一處，各人簽一個字，便可以亡中國。簽字只是一朝，所以用妥協的方法來亡中國，袛要一朝。一朝可以亡人國家，從前不是沒有先例的。譬如從前的波蘭，是俄國德國奧國瓜分了的，他們從前瓜分波蘭的情形，是由於彼此一朝協商停妥之後，波蘭便亡。照這個先例，如果英法美日幾個強國，一朝妥協之後，中國也要滅亡；故就政治力亡人國家的情形講，中國現在所處的地位是很危險的！

就第二件的禍害說，中國現在所受經濟壓迫的毒，我前說過，每年要被外國人奪去十二萬萬元的金錢。這種被奪去的金錢，還是一天增多一天。若照海關前十年出入口貨相抵，虧蝕只有二萬萬元，現在出入口貨相抵，虧蝕就有五萬萬元，每十年增加了兩倍半；照此比例算起來，那麽十年之後，我們每年被外國人奪去的金錢，應為三十萬萬元。若將此三十萬萬元，分擔到我們四萬萬人身上，我們每年每人應擔任七元五角，我們每年每人要送七元五角與外國人；換一句話說，就是我們每年每人應納七元五角人頭稅與外國。況且四萬萬人中除了二萬萬是女子，照現在女子能力狀況而論，不能擔負此項七元五角之人頭稅，是很明白的，那末在男子方面，應該要多擔任一倍，當為每年每人應擔任十五元。男子之中又有三種分別：一種是老弱的，一種是幼稚的，此二種雖系男子，但是袛能分利，不能生利，更不能希望其擔負此項款項；輪到男子應擔之十五元人頭稅，除去三分二不能擔負以外，所擔負的完全是中年生利的男子；這項中年生利的男子，應該把老幼所應擔負的十五元，一齊擔下。那就是一個中年生利的男子，每年每人要擔負四十五元的人頭稅。試想，我們一年中生利的男子，應納四十五元的人頭稅與外國。

你們想想，這種擔負是大不大呢！是可怕不可怕呢！而且這種人頭稅，還是有加無已的，所以依我看起來，若是中國人再不覺悟，長此以往，就是外國的政治家天天睡覺，不到十年便要亡國。因為現在已經是民窮財盡，再過十年之後，人民的困窮，更是可想而知；而且還要增加比較現在的負擔有兩倍半之多，你們想想中國要亡不要亡呢？列強經過這次歐洲大戰之後，或者不想再有戰爭，不想暴動，以後是好靜惡動，我們由此可以免去軍事的壓迫。但是外交的壓迫，便不能免去；就令外交的壓迫，可以僥幸免去，專由這樣大的經濟壓迫，天天侵入，天天來吸收，而我們國民還是在睡夢之中，如何可以免去滅亡呢！

再就第三件的禍害說，我們中國人口在已往一百年，沒有加多，以後一百年，若沒有振作之法，當然難得加多。環看世界各國的情形，在美國增多十倍，俄國增多四倍，英國、日本增多三倍，德國增多兩倍半，在法國的增多是最少，還有四分之一。若他們逐日的增多，我們中國卻仍然如故，或者甚至於減少；拿我們中國的歷史來考查，從前漢族擴充大了，原來中國的土人苗、猺、獠、獞等族，便要滅亡，那麽我們民族被世界各國人口增加的壓迫，不久就要滅亡，這是顯然可見的事。

故中國現在受列強的政治壓迫，是朝不保夕的。受經濟的壓迫，剛才算出十年之後，便要亡國。講到人口增加的問題，中國將來也是很危險的，所以中國受外國的政治、經濟、和人口的壓迫，這三件大禍是已經臨頭了。我們自己便先要知道，自己知道了這三件大禍臨頭，便要到處宣傳，使人人都知道亡國慘禍，中國是難逃於天地之間的。到了人人都知道大禍臨頭，應該要怎麽樣呢？俗話說困獸猶鬥，逼到無可逃免的時候，常要發奮起來，和敵人拼一死命。我們有了大禍臨頭，能鬥不能鬥呢？一定是能鬥的；但是要能鬥，便先要知道自己的死期將至，知道了自己的死期將至，才能夠奮鬥。所以我們提倡民族主義，便先要四萬萬人都知道自己的死期將至，知道了死期將至，困獸尚且要鬥，我們將死的民族，是要鬥不要鬥呢？諸君是學生，是軍人，是政治家，都是先覺先知，就要令四萬萬人都知道我們民族，現在是很危險的。如果四萬萬人都知道了危險，我們對於民族主義就不難於圖恢覆了。

外國人常說中國人是一片散沙，中國人對於國家觀念，本是一片散沙，本沒有民族團體。但是除了民族團體之外，有沒有別的團體呢？我從前說過了，中國有很堅固的家族和宗族團體，中國人對於家族和宗族的觀念是很深的。譬如有兩個中國人在路上遇見了，交談之後，請問貴姓大名，只要彼此知道是同宗，便是非常親熱，都是認為同姓的伯叔兄弟。由這種好觀念推廣出來，便可由宗族主義擴充到民族主義。我們失了的民族主義，要想恢覆起來，便要有團體，要有很大的團體；我們要結成大團體，便先要有小基礎，彼此聯合起來，才容易做成功。我們中國可以利用的小基礎，就是宗族團體；此外還有家鄉基礎，中國人的家鄉觀念，也是很深的。如果是同省同縣同鄉村的人，總是特別容易聯絡。

依我看起來，若是拿這兩種好觀念做基礎，很可以把全國的人都聯絡起來。要達到這個目的，便先要大家去做，中國人照此做去，恢覆民族主義，比較外國人是容易得多；因為外國是以個人為單位，他們的法律，對於父子兄弟姊妹夫婦各個人的權利，都是單獨保護的，打起官司來，不問家族的情形是怎麽樣，只問個人的是非是怎麽樣，再由個人放大便是國家；在個人和國家的中間，再沒有很堅固很普遍的中間社會，所以說國民和國家結構的關系，外國不如中國。因為中國社會是注重家族，有了什麽事，便要問家長，這種組織，有的說是好，有的說是不好；依我看起來，中國國民和國家結構的關系，先有家族，再推到宗族，再然後才是國族，這種組織，一級一級的放大，有條不紊，大小結構的關系，當中是很實在的。如果用宗族為單位，改良當中的組織，再聯合成國族，比較外國用個人為單位，當然容易聯絡得多。若是用個人做單位，在一國之中，至少有幾千萬個單位，像中國便有四萬萬個單位，要想把這樣多數的單位，都聯絡起來，自然是很難的。

如果用宗族做單位，中國人的姓，普通都說是百家姓，不過經過年代太久，每姓中的祖宗，或者有不同，由此所成的宗族，或者不袛一百族，但是最多不過四百族。各族中總有連帶帶的關系，譬如各姓修家譜，常由祖宗幾十代推到從前幾百代，追求到幾千年以前，先祖的姓氏，多半是由於別姓改成的，考求最古的姓是很少的。像這樣宗族中窮源極流的舊習慣，在中國有了幾千年，牢不可破，在外國人看起來，或者以為沒有用處，但是敬宗親族的觀念，深入中國人的腦箸，有了幾千年；國亡他可以不管，以為人人做皇帝，他總是一樣納糧，若說到滅族，他就怕祖宗血食斷絕，不由得不去拼命奮鬥。閩粵兩省向多各姓械鬥的事，起因多是為這一姓對於那一姓，名分上或私人上小有淩辱侵占，便不惜犧牲無數金錢生命，求為族中吐氣。事雖野蠻，義至可取。若是給他知道外國目前種種壓迫，民族不久就要亡，民族亡了，家族便無從存在，譬如中國原來的土人苗猺等族，到了今日祖宗血食都是老早斷絕了，若我們不放大眼光，結合各宗族之力來成為一個國族，以抵抗外國，則苗猺等族今日祖宗之不血食，就是我們異日祖宗不能血食的樣子；那麽，一方可以化各宗族之爭，而為對外族之爭，國內野蠻的各姓械鬥，可以消滅；二來他怕滅族，結合容易而且堅固，可以成就極有力量的國族。用宗族的小基礎，來做擴充國族的工夫，譬如中國現有四百族，好像對於四百人做工夫一樣。在每一姓中，用其原來宗族的組織，拿同宗的名義，先從一鄉一縣聯絡起；再擴充到一省一國，各姓便可以成一個很大的團體。譬如姓陳的人，因其原有組織，一鄉一縣一省中，專向姓陳的人去聯絡，我想不過兩三年，姓陳的人便有很大的團體。到了各姓有很大的團體之後，再由有關系的各姓，互相聯合起來，成功許多極大的團體；更令各姓的團體，都知道大禍臨頭，死期將至，都結合起來，便可以成一個極大中華民國的國族團體。有了國族團體，還怕什麽外患，還怕不能興邦嗎？

尚書所載唐堯的時候：“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他的治平工夫，亦是由家族入手，逐漸擴充到百姓，使到萬邦協和，黎民於變時雍，豈不是目前團結宗族造成國族以興邦禦外的好榜樣，如果不從四百個宗族團體中做工夫，要從四萬萬人中去做工夫，那末一片散沙便不知道從那里聯絡起。從前日本用藩閥諸侯的關系，聯絡成了大和民族。當時日本要用藩閥諸侯那些關系的原因，和我主張聯成中國民族，要用宗族的關系也是一樣。

大家如果知道自己是受壓迫的國民，已經到了不得了的時代，把各姓的宗族團體，先聯合起來，更由宗族團體，結合成一個民族的大團體；我們四萬萬人有了民族的大團體，要抵抗外國人，積極上自然有辦法。現在所以沒有辦法的原因，是由於沒有團體，有了團體去抵抗外國人，不是難事。譬如印度現在受英國人的壓迫，被英國人所統治，印度人對於政治的壓迫，沒有辦法，對於經濟的壓迫，便有甘地主張“不合作”。什麽是不合作呢？就是英國人所需要的，印度人不供給，英國人所供給的，印度人不需要；好比英國人需要工人，印度人便不去和他們工作，英國人供給印度許多洋貨，印度人不用他們的洋貨，專用自制的土貨。甘地這種主張，在最初發表的時候，英國人以為不要緊，可以不大理他。但是久而久之，印度便有許多不合作的團體出現，英國經濟一方面，便受極大的影響，故英國政府捕甘地下獄。推究印度所以能夠收不合作之效果的原因，是由於全國國民能夠實行；但是印度是已經亡了的國家，尚且能夠實行不合作，我們中國此刻還沒有亡，普通國民對於別的事業不容易做到，至於不做外國人的工，不去當洋奴，不用外來的洋貨，提倡國貨，不用外國銀行的紙幣，專用中國政府的錢，實行經濟絕交，是很可以做到的。他若人口增加的問題，更是容易解決。中國的人口，向來很多，物產又很豐富，向來所以要受外國壓迫的原因，毛病是由於大家不知，醉生夢死；假若全體國民，都能夠和印度人一樣的不合作，又用宗族團體做基礎，聯成一個大民族團體，無論外國用什麽兵力，經濟，和人口壓迫，我們都不怕他。所以救中國危亡的根本方法，在自己先有團體，用三四百個宗族的團體來救國家，便有辦法，無論對付那一國，都可以抵抗。

抵抗外國的方法有兩種：一是積極的，這種方法，就是振起民族精神，求民權民生問題的解決，以與外國奮鬥。二是消極的，這種方法，就是不合作；不合作是消極的抵制，使外國的帝國主義減少作用，以維持民族的地位，挽救民族的滅亡。

第六講

今天所講的問題，是怎麽樣可以恢覆我們民族的地位。我們想研究一個什麽方法，去恢覆我們民族的地位，便不要忘卻我前幾次所講的話，我們民族現在究竟是處於什麽地位呢？我們民族和國家在現在世界中究竟是什麽情形呢？一般很有思想的人所謂先知先覺者，以為中國現在是處於半殖民地的地位，但是照我前次的研究，中國現在不止是處於半殖民地的地位。依殖民地的情形講，比方安南是法國的殖民地，高麗是日本的殖民地，中國既是半殖民地，和安南高麗比較起來，中國的地位似乎要高一點，因為高麗安南已經成了完全的殖民地；到底中國現在的地位，和高麗安南比較起來，究竟是怎麽樣呢？照我的研究，中國現在還不能夠到完全殖民地的地位，比較完全殖民地的地位更低一級，所以我創一個新名詞，說中國是“次殖民地”，這就是中國現在的地位。這種理論，我前次已經講得很透徹了，今天不必再講。

至於中國古時在世界中是處於什麽地位呢？中國從前是很強盛很文明的國家，在世界中是頭一個強國，所處的地位比現在的列強像英國、美國、法國、日本，還要高得多。因為那個時候的中國，是世界中的獨強。我們祖宗從前已經達到了那個地位，說到現在還不如殖民地，為什麽從前的地位有那麽高，到了現在便一落千丈了呢？此中最大的原因，我從前已經講過了，就是由於我們失了民族的精神，所以國家便一天退步一天。我們今天要恢覆民族的地位，便先要恢覆民族的精神，我們想要恢覆民族的精神，要有兩個條件：第一個條件，是要我們知道現在是處於極危險的地位。第二個條件，是我們既然知道了處於很危險的地位，便要善用中國固有的團體，像家族團體和宗族團體，大家聯合起來，成一個大國族團體，結成了國族團體，有了四萬萬人的大力量，共同去奮鬥，無論我們民族是處於什麽地位，都可以恢覆起來。所以能知與合群，便是恢覆民族主義的方法，大家先知道了這個方法的更要去推廣，宣傳到全國的四萬萬人，令人人都要知道；到了人人都知道了，那麽我們從前失去的民族精神，便可以恢覆起來。從前失去民族精神，好比是睡著覺，現在要恢覆民族精神，就要喚醒起來，醒了之後，才可以恢覆民族主義；到民族主義恢覆了之後，我們便可以進一步去研究怎麽樣才可以恢覆我們民族的地位。

中國從前能夠達到很強盛的地位，不是一個原因做成的。大凡一個國家所以能夠強盛的原故，起初的時候都是由武力發展，繼之以種種文化的發揚，便能成功；但是要維持民族和國家的長久地位，還有道德問題，有了很好的道德，國家才能長治久安。亞洲古時最強盛的民族，莫過於元朝的蒙古人。蒙古人在東邊滅了中國，在西邊又征服歐洲；中國歷代最強盛的時代，國力都不能夠越過里海的西岸，袛能夠到里海之東，故中國最強盛的時候，國力都不能達到歐洲；元朝的時候，全歐洲幾乎被蒙古人吞並，比起中國最強盛的時候，還要強盛得多。但是元朝的地位，沒有維持很久；從前中國各代的國力，雖然比不上元朝，但是國家的地位，各代都能夠長久；推究當中的原因，就是元朝的道德，不及中國其餘各代的道德那樣高尚。從前中國民族的道德因為比外國民族的道德高尚得多，所以在宋朝，一次亡國到外來的蒙古人，後來蒙古人還是被中國人所同化。在明朝，二次亡國到外來的滿洲人，後來滿洲人也是被中國人所同化。因為我們中國的道德高尚，故國家雖亡，民族還能夠存在，不但是自己的民族能夠存在，並且有力量能夠同化外來的民族。所以窮本極源，我們現在要恢覆民族的地位，除了大家聯合起來做成一個國族團體以外；就要把固有的舊道德先恢覆起來。有了固有的道德，然後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以圖恢覆。

講到中國固有的道德，中國人至今不能忘記的，首是忠孝，次是仁愛，其次是信義，其次是和平。這些舊道德，中國人至今還是常講的，但是現在受外來民族的壓迫，侵入了新文化，那些新文化的勢力，此刻橫行中國，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舊道德，以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舊道德；不知道我們固有的東西，如果是好的，當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棄。此刻中國正是新舊潮流相沖突的時候，一般國民都無所適從。

前幾天我到鄉下進了一所祠堂，走到最後進的一間廳堂去休息，看見右邊有一個孝字，左邊便一無所有，我想從前必定有一個忠字。像這些景象，我看見了的不止一次，有許多祠堂或家廟，都是一樣的。不過我前天所看見的孝字，是特別的大，左邊所拆去的痕跡還是很新鮮。推究那個拆去的行為，不知道是鄉下人自己做的，或者是我們所駐的兵士做的。但是我從前看到許多祠堂廟宇沒有駐過兵，都把忠字拆去了，由此便可見現在一般人民的思想，以為到了民國，便可以不講忠字。以為從前講忠字，是對於君的，所謂忠君，現在民國沒有君主，忠字便可以不用，所以便把他拆去。這種理論，實在是誤解。因為在國家之內，君主可以不要，忠字是不能不要的，如果說忠字可以不要，試問我們有沒有國呢？我們的忠字可不可以用之於國呢？我們到現在說忠於君，固然是不可以，說忠於民是可不可以呢？忠於事又是可不可以呢？我們做一件事，總要始終不渝，做到成功；如果做不成功，就是把性命去犧牲，亦有所不惜，這便是忠。所以古人講忠字，推到極點便是一死。古時所講的忠，是忠於皇帝，現在沒有皇帝，便不講忠字，以為什麽事都可以做出來，那便是大錯。現在人人都說到了民國，什麽道德都破壞了，根本原因就是在此。我們在民國之內，照道理上說，還是要盡忠，不忠於君，要忠於國，要忠於民，要為四萬萬人去效忠。為四萬萬人效忠，比較為一人效忠，自然是高尚得多，故忠字的好道德，還是要保存。

講到孝字，我們中國尤為特長，尤其比各國進步得多。孝經所講孝字，幾乎無所不包，無所不至；現在世界中最文明的國家，講到孝字，還沒有像中國講到這麽完全；所以孝字更是不能不要的。國民在民國之內，要能夠把忠孝二字講到極點，國家才自然可以強盛。

仁愛也是中國的好道德，古時最講愛字的莫過於墨子，墨子所講的兼愛，與耶穌所講的博愛是一樣的。古時在政治一方面所講愛的道理，有所謂愛民如子，有所謂仁民愛物，無論對於什麽事，都是用愛字去包括；所以古人對於仁愛，究竟是怎麽樣實行，便可以知道了。中外交通之後，一般人便以為中國人所講的仁愛，不及外國人；因為外國人在中國設立學校，開辦醫院，來教育中國人救濟中國人，都是為實行仁愛的。照這樣實行一方面講起來，仁愛的好道德，中國現在似乎遠不如外國；中國所以不如的原故，不過是中國人對於仁愛沒有外國人那樣實行，但是仁愛還是中國的舊道德，我們要學外國，袛要學他們那樣實行，把仁愛恢覆起來，再去發揚光大，便是中國固有的精神。

講到信義，中國古時對於鄰國和對於朋友，都是講信義的。依我看來，就信字一方面的道德，中國人實在比外國人好得多。在什麽地方可以看得出來呢？在商業的交易上，便可以看得出。中國人交易，沒有什麽契約，袛要彼此口頭說一句話，便有很大的信用；比方外國人和中國人訂一批貨，彼此不必立合同；袛要記入賬簿，便算了事。但是中國人和外國人訂一批貨，彼此便要立很詳細的合同；如果在沒有律師和沒有外交官的地方，外國人也有學中國人一樣袛記入帳簿便算了事的，不過這種例子很少，普通都是要立合同。逢著沒有立合同的時候，彼此定了貨到交貨的時候，如果貨物的價格太賤，還要去買那一批貨，自然要虧本；譬如定貨的時候，那批貨價訂明是一萬元，在交貨的時候，袛值五千元，若是收受那批貨，便要損失五千元；推到當初訂貨的時候，沒有合同，中國人本來把所定的貨，可以辭卻不要，但是中國人為履行信用起見，寧可自己損失五千元，不情願辭去那批貨；所以外國在中國內地做生意很久的人，常常讚美中國人，說中國人講一句話比外國人立了合同的，還要守信用得多。但是外國人在日本做生意的，和日本人訂貨，縱然立了合同，日本人也常不履行；譬如定貨的時候，那批貨訂明一萬元，在交貨的時候，價格跌到五千元，就是原來訂有合同，日本人也不要那批貨，去履行合同，所以外國人常常和日本人打官司，在東亞住過很久的外國人，和中國人與日本人都做過了生意的，都讚美中國人，不讚美日本人。

至於講到義字，中國在很強盛的時代也沒有完全去滅人國家；比方從前的高麗，名義上是中國的藩屬，事實上是一個獨立國家；就是在三十年以前，高麗還是獨立，到了近來一二十年，高麗才失去自由。從前有一天我和一位日本朋友談論世界問題，當時適歐戰正劇，日本方參加協約國去打德國，那位日本朋友說：“他本不讚成日本去打德國，主張日本要守中立，或者參加德國來打協約國；但是因為日本和英國是同盟的，訂過了國際條約的，日本因為要講信義，履行國際條約，故不得不犧牲國家的權利，去參加協約國，和英國共同去打德國”。我就問那位日本人說：“日本和中國不是立過了馬關條約嗎？該條約中最要之條件不是要求高麗獨立嗎？為什麽日本對於英國，能夠犧牲國家權利去履行條約，對於中國，就不講信義，不履行馬關條約呢？對於高麗獨立是日本所發起所要求，且以兵力脅迫而成的，今竟食言而肥，何信義之有呢？”？簡直的說，日本對於英國，主張履行條約，對於中國，便不主張履行條約，因為英國是很強的，中國是很弱的。日本加入歐戰，是怕強權不是講信義罷！中國強了幾千年而高麗猶在，日本強了不過二十年，便把高麗滅了，由此便可見日本的信義不如中國，中國所講的信義，比外國要進步得多。

中國更有一種極好的道德，是愛和平，現在世界上的國家民族，袛有中國是講和平，外國都是講戰爭，主張帝國主義去滅人的國家。近年因為經過許多大戰，殘殺太大，才主張免去戰爭，開了好幾次和平會議；像從前的海牙會議，歐戰之後的華賽爾會議，金那瓦會議，華盛頓會議，最近的洛桑會議；但是這些會議中，各國人士公同去講和平，是因為怕戰爭，出於勉強而然的，不是出於一般國民的天性。中國人幾千年酷愛和平都是出於天性，論到個人便重謙讓，論到政治便說不嗜殺人者能之一，和外國人便有大大的不同；所以中國從前的忠孝仁愛信義種種的舊道德，固然是駕乎外國人，說到和平的道德，更是駕乎外國人。這種特別的好道德，便是我們民族的精神；我們以後對於這種精神，不但是要保存，並且要發揚光大，然後我們民族的地位才可以恢覆。

我們舊有的道德，應該恢覆以外；還有固有的智能，也應該恢覆起來。我們自被滿清征服了以後，四萬萬人睡覺，不但是道德睡覺了，連智識也睡了覺；我們今天要恢覆民族精神，不但是要喚醒固有的道德，就是固有的智識也應該喚醒他。中國有什麽固有的智識呢？就人生對於國家的觀念，中國古時有很好的政治哲學。我們以為歐美的國家近來很進步，但是說到他們的新文化，還不如我們政治哲學的完全。中國有一段最有系統的政治哲學，在外國的大政治家還沒有見到，還沒有說到那樣清楚的，就是大學中所說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那一段的話，把一個人從內發揚到外，由一個人的內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像這樣精微開展的理論，無論外國什麽政治哲學家都沒有見到，都沒有說出，這就是我們政治哲學的智識中所獨有的寶貝，是應該要保存的。

這種正心誠意修身齊家的道理，本屬於道德的範圍，今天要把他放在智識範圍內來講，才是適當。我們祖宗對於這些道德上的功夫，從前雖然是做過了的；但是自失了民族精神之後，這些智識的精神，當然也失去了；所以普通人讀書，雖然常用那一段話做口頭禪，但是多是習而不察不求甚解莫名其妙的。正心誠意的學問是內治的功夫，是很難講的，從前宋儒是最講究這些功夫的，讀他們的書，便可以知道他們做到了什麽地步。但是說到修身、齊家、治國，那些外修的工夫，恐怕我們現在還沒有做到。專就外表來說，所謂修身、齊家、治國，中國人近幾百年以來，都做不到；所以對於本國，便不能自治，外國人看見中國人不能治國，便要來共管。

我們為什麽不能治中國呢？外國人從什麽地方可以看出來呢？依我個人的眼光看，外國人從齊家一方面，或者把中國家庭看不清楚；但是從修身一方面來看，我們中國人對於這些工夫，是很缺乏的。中國人一舉一動，都欠檢點，袛要和中國人來往過一次，便被他們看得很清楚。外國人對於中國的印象，除非是在中國住過了二三十年的外國人，或者是極大的哲學家像羅素那一樣的人，有很大的眼光，一到中國來，便可以看出中國的文化超過於歐美，才讚美中國；普通外國人，總說中國人沒有教化，是很野蠻的。推求這個原因，就是大家對於修身的工夫太缺乏；大者勿論，即一舉一動，極尋常的工夫，都不講究。譬如中國人初到美國的時候，美國人本來是平等看待，沒有什麽中美人的分別；後來美國大旅館都不準中國人住，大的酒店都不許中國人去吃飯，這就是由於中國人沒有自修的工夫。

我有一次在船上和一個美國船主談話，他說：“有一位中國公使，前一次也坐這個船，在船上到處噴涕吐痰，就在這個貴重的地氈上吐痰，真是可厭”。我便問他：“你當時有什麽辦法呢”？他說：“我想到無法，袛好當他的面，用我自己的絲巾，把地氈上的痰擦幹凈便了。當我擦痰的時候，他還是不經意的樣子”。像那位公使在那樣貴重的地氈上都吐痰，普通中國人大都如此，由此一端，便可見中國人舉動，是缺乏自修的功夫。

孔子從前說席不正不坐，由此便可見他平時修身雖一坐立之微，亦是很講究的；到了宋儒時代，他們正心，誠意和修身的工夫，更為謹嚴；現在中國人便不講究了。為什麽外國的大酒店，都不許中國人去吃飯呢？有人說：“有一次一個外國大酒店，當會食的時候，男男女女非常熱鬧，非常文雅，濟濟一堂，各樂其樂；忽然有一個中國人放起屁來，於是同堂的外國人嘩然哄散”。由此店主便把那位中國人逐出店外，從此以後外國大酒店就不許中國人去吃飯了。又有一次，上海有一位大商家，請外國人來宴會，他也忽然在席上放起屁來，弄到外國人的臉都變紅了；他不但不檢點，反站起來大拍衫褲，且對外國人說：“隘士巧士咪１[英文excuseme的譯音，意思是“對不起”。]。”這種舉動，真是野蠻陋劣之極，而中國之文人學子，亦常有此鄙陋行為，實在難解。或謂有氣必放，放而要響，是有益衛生，此更為惡劣之謬見，望國人切當戒之！以為修身的第一步工夫。

此外中國人每愛留長指甲，長到一寸多長，都不剪去，常以為要這樣，便是很文雅。法國人也有留指甲的習慣，不過法國人留長指甲，只長到一兩分，他們以為要這樣，便可表示自己是不做粗工的人。中國人留長指甲，也許有這個意思，如果人人都不想做粗工，便和我們中國國民黨尊重勞工的原理相違背了。再者中國人牙齒是常常很黃黑的，總不去洗刷幹凈，也是自修上的一大缺點。像吐痰、放屁、留長指甲、不洗牙齒，都是修身上尋常的工夫，中國人都不檢點，所以我們雖然有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大智識，外國人一遇見了便以為很野蠻，便不情願過細來考察我們的智識。外國人一看到中國，便能夠知道中國的文明，除非是大哲學家，像羅素那一樣的人才能見到；否則便要在中國多住幾十年，方可以知道中國幾千年的舊文化。假如大家把修身的工夫做得很有條理，誠中形外，雖至一舉一動之微，亦能注意，遇到外國人不以鄙陋行為而侵犯人家的自由，外國人一定是很尊重的。所以今天講到修身，諸位新青年便應該學外國人的新文化，只要先能夠修身，便可來講齊家治國。現在各國的政治都進步了，袛有中國是退步，何以中國要退步呢？就是因為受外國政治經濟的壓迫，推究根本原因，還是由於中國人不修身；不知道中國從前講修身，推到正心誠意格物致知，這是很精微的智識，是一貫的道理，像這樣很精微的智識和一貫的道理，都是中國所固有的，我們現在要能夠齊家治國，不受外國的壓迫，根本上便要從修身起，把中國固有智識一貫的道理先恢覆起來，然後我們民族的精神和民族的地位，才都可以恢覆。

我們除了智識之外，還有固有的能力。現在中國人看見了外國的機器發達，科學昌明，中國人現在的能力，當然不及外國人，但是在幾千年前，中國人的能力是怎麽樣呢？從前中國人的能力，還要比外國人大得多。外國現在最重要的東西，都是中國從前發明的。比如指南針在今日航業最發達的世界，幾乎一時一刻都不能不用他。推究這種指南針的來源，還是中國人在幾千年以前所發明的。如果從前的中國人沒有能力，便不能發明指南針，中國人固老早有了指南針，外國人至今還是要用他，可見中國人固有的能力，還是高過外國人。其次在人類文明中最重要的東西，便是印刷術，現在外國改良的印刷機，每點鐘可以印幾萬張報紙，推究他的來源，也是中國發明的。再其次在人類中日用的瓷器，更是中國發明的，是中國的特產，至今外國人竭力仿效，猶遠不及中國瓷器的精美。近來世界戰爭用到無煙火藥，推究無煙火藥的來源，是由於有煙黑藥改良而成的，那種有煙黑藥也是中國人發明的，中國發明了指南針、印刷術，和火藥，這些重要的東西，外國今日知道利用發展他，所以他們能夠有今日的強盛。

至若人類所享衣食住行的種種設備，也是我們從前發明的。譬如就飲料一項說，中國人發明茶葉，至今為世界之一大需要，文明各國皆爭用之。以茶代酒，更可免了酒患，有益人類不少。講到衣一層，外國人視為最貴重的是絲織品。現在世界上穿絲的人，一天多過一天，推究用蠶所吐的絲而為人做衣服，也是中國幾千年前所發明的。講到住一層，現在外國人建造的房屋，自然是很完全，但是造房屋的原理，和房屋中各重要部分，都是中國人發明的，譬如拱門就是以中國的發明為最早。至於走路，外國人現在所用的吊橋，便以為是極新的工程，很大的本領，但是外國人到中國內地來，走到川邊西藏，看見中國人經過大山，橫過大河，多有用吊橋的。他們從前沒有看見中國的吊橋，以為這是外國先發明的，及看見了中國的吊橋，便把這種發明歸功到中國。由此可見中國古時不是沒有能力的，因為後來失去了那種能力，所以我們民族的地位，也逐漸退化，現在要恢覆固有的地位，便先要把我們固有的能力一齊都恢覆起來。

但是恢覆了我們固有的道德智識和能力以外，在今日的時代，還未能進中國於世界第一等的地位，像我們祖宗在從前是世界上獨強一樣。要想恢覆到那樣的地位，除了恢覆一切國粹之後，還要去學歐美的長處，然後才可以和歐美並駕齊驅；如果不學外國的長處，我們還是要退後。我們要學外國，到底是難不難呢？中國人向來以為外國的機器是很艱難，是不容易學的；不知道外國所視為最難的，是飛上天。他們最新的發明的飛機，現在我們天天看見大沙頭的飛機，天天飛上天，飛上天的技師是不是中國人呢？外國人飛上天都可以學得到，其餘的還有什麽難事學不到呢？因為幾千年以來，中國人有了很好的根底和文化，所以去學外國人，無論什麽事都可以學得到——用我們的本能，很可以學外國人的長處。外國人的長處是科學，用了兩三百年的工夫，去研究發明，到了近五十年來，才算是十分進步；因為這種科學進步，所以人力巧奪天工，天然所有的物力，人工都可以做得到。

最新發明的物力是用電，從前物力的來源是用煤，由於煤便發動汽力，現在進步到用電，所以外國的科學已經由第一步進到第二步。現在美國有一個很大的計劃，是要把全國機器廠所用的動力（即馬達）都統一起來。因為他們全國的機器廠有幾萬家，各家工廠都有一個發動機，都要各自燒煤去發生動力，所以每天各廠所燒的煤和所費的人工都是很多；且因各廠用煤太多，弄到全國的鐵路雖然有了幾十萬英里，還不敷替他們運煤之用，更沒有工夫去運農產，於是各地的農產，便不能運出暢銷。因為用煤有這兩種的大不利，所以美國現在想做一個中央電廠，把幾萬家工廠用電力去統一；將來此項計劃如果成功，那幾萬家工廠的發動機，都統一到一個總發動機，各工廠可以不必用煤和許多工人去燒火，只用一條銅線，便可以傳導動力，各工廠便可以去做工。行這種方法的利益，好比現在講堂內的幾百人，每一個人都是單獨用鍋爐去煮飯吃，是很麻煩的，是很浪費的；如果大家合攏起來，只用一個大鍋爐去煮飯吃，就便當得多，就節省得多。現在美國正是想用電力去統一全國工廠的計劃，如果中國要學外國的長處，起首便應該不必用“煤力”而用“電力”，用一個大原動力供給全國；這樣學法好比是軍事家迎頭截擊一樣，如果能夠迎頭去學，十年之後，雖然不能超過外國，一定可以和他們並駕齊驅。

我們要學外國，是要迎頭趕上去，不要向後跟著他。譬如學科學，迎頭趕上去，便可以減少兩百多年的光陰。我們到了今日的地位，如果還是睡覺，不去奮鬥，不知道恢覆國家的地位，從此以後，便要亡國滅種。現在我們知道了跟上世界的潮流，去學外國之所長，必可以學得比較外國還要好，所謂後來者居上。從前雖然是退後了幾百年，但是現在只要幾年便可以趕上。日本便是一個好榜樣，日本從前的文化，是從中國學去的，比較中國低得多，但是日本近來專學歐美的文化，不過幾十年便成為世界中列強之一。我看中國人的聰明才力，不亞於日本，我們此後去學歐美，比較日本還要容易。所以這十年中，便是我們的生死關頭！如果我們醒了，像日本人一樣，大家是提心吊膽，去恢覆民族的地位，在十年之內，就可以把外國的政治經濟和人口增加的種種壓迫和種種禍害，都一齊消滅。

日本學歐美不過幾十年，便成世界列強之一，但是中國的人口比日本多十倍，領土比日本大三十倍，富源更是比日本多，如果中國學到日本，就要變成十個強國。現在世界之中英美法日意大利等，不過五大強國，以後德俄恢覆起來，也不過六七個強國，如果中國能夠學到日本，只要用一國便變成十個強國；到了那個時候，中國便可以恢覆到頭一個地位！

但是中國到了頭一個地位，是怎麽樣做法呢？中國古時常講“濟弱扶傾”，因為中國在政治文化正統思想上有了這個好政策；所以強了幾千年，安南緬甸高麗暹羅那些小國，還能夠保持獨立。現在歐風東漸，安南便被法國滅了，緬甸被英國滅了，高麗被日本滅了。所以中國如果強盛起來，我們不但是要恢覆民族的地位，還要對於世界負一個大責任，如果中國不能夠擔負這個責任，那麽中國強盛了，對於世界沒有大利，便有大害。中國對於世界究竟要負什麽責任呢？現在世界列強所走的路是滅人國家的，如果中國強盛起來，也要去滅人國家，也去學列強的帝國主義，走相同的路，便是蹈他們的覆轍；所以我們要先決定一種政策，要“濟弱扶傾”，才是盡我們民族的天職。我們對於弱小民族要扶持他，對於世界的列強要抵抗他，如果全國人民都立定這個志願，中國民族才可以發達；若是不立定這個志願，中國民族便沒有希望！我們今日在沒有發達之先，立定“濟弱扶傾”的志願，將來到了強盛時候，想到今日身受過了列強政治經濟壓迫的痛苦，將來弱小民族如果也受這種痛苦，我們便要把那些帝國主義都來消滅，那才算是治國平天下。

我們要將來能夠治國平天下，便先要恢覆民族主義和民族地位，用固有的和平道德做基礎，去統一世界，成一個大同之治，這便是我們四萬萬人的大責任。諸君都是四萬萬人的一份子，都應該擔負這個責任，這便是我們民族主義的真精神！

注釋：

據上海孫中山故居所藏的孫中山親筆改正本--以孫文講演、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編輯的《民族主義》（廣州一九二四年四月出版）為藍本進行校訂，卷首“自序”為影印手書原件

*孫中山從一月二十七日起，在廣州國立高等師範學校禮堂演講三民主義。至八月二十四日以後，因對付商團叛亂及準備北伐而中輟，民生主義部分未講完。演講的筆記稿經孫中山修改後於同年分三冊印行，年底並出版合印本。

第一講

諸君：今天開始來講民權主義。什麽叫做民權主義呢？現在要把民權來定一個解釋，便先要知道什麽是民。大凡有團體有組織的眾人，就叫做民。什麽是權呢？權就是力量，就是威勢。那些力量大到同國家一樣，就叫做權。力量最大的那些國家，中國話說列強，外國話，便說列權。又如機器的力量，中國話，說是馬力，外國話，說是馬權。所以權和力實在是相同。有行使命令的力量，有制服群倫的力量，就叫做權。把民同權合攏起來說，民權就是人民的政治力量。什麽是叫做政治的力量呢？我們要明白這個道理，便先要明白什麽是政治。許多人以為政治是很奧妙很艱深的東西，是通常人不容易明白的。所以中國的軍人常常說：我們是軍人，不懂得政治。為什麽不懂得政治呢？就是因為他們把政治看作是很奧妙很艱深的，殊不知道政治是很淺顯很易明了的。如果軍人說不幹涉政治，還可以講得通，但是說不懂得政治，便講不通了。因為政治的原動力，便在軍人，所以軍人當然要懂得政治，要明自什麽是政治。政治兩字的意思，淺而言之，政就是眾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眾人的事，便是政治。有管理眾人之事的力量，便是政權。今以人民管理政事，便叫做民權。

現在民權的定義，既然是明白了，便要研究民權是什麽作用。環觀近世，追溯往古，權的作用，簡單的說，就是要用來維持人類的生存。人類要能夠生存，就須有兩件最大的事：第一件是保，第二件是養。保和養兩件大事，是人類天天要做的。保就是自衛，無論是個人或團體或國家，要有自衛的能力，才能夠生存。養就是覓食，這自衛和覓食，便是人類維持生存的兩件大事。但是人類要維持生存，他項動物也要維持生存，人類要自衛，他項動物也要自衛，人類要覓食，他項動物也要覓食；所以人類的保養和動物的保養沖突，便發生競爭。人類要在競爭中求生存，便要奮鬥，所以奮鬥這一件事，是自有人類以來天天不息的。由此便知權是人類用來奮鬥的。人類由初生以至於現在，天天都是在奮鬥之中。

人類奮鬥，可分作幾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太古洪荒沒有歷史以前的時期。那個時期的長短，現在雖然不知道，但是近來地質學家由石層研究起來，考查得有人類遺跡憑據的石頭，不過是兩百萬年。在兩百萬年以前的石頭，便沒有人類的遺跡。普通人講到幾百萬年以前的事，似乎是很渺茫。但是近來地質學極發達，地質學家把地球上的石頭分成許多層，每層合成若幹年代，那一層是最古的石頭，那一層是近代的石頭，所以用石頭來分別。在我們說到兩百萬年，似乎是很長遠，但是在地質學家看起來，不過是一短時期。兩百萬年以前，還有種種石層，更自兩百萬年以上，推到地球沒有結成石頭之先，便無可稽考了。普通人都說沒有結成石頭之先，是一種流質，更在流質之先，是一種氣體，所以照進化哲學的道理講，地球本來是氣體，和太陽本是一體的。始初太陽和氣體都是在空中，成一團星雲，到太陽收縮的時候，分開許多氣體，日久凝結成液體，再由液體結成石頭，最老的石頭，有幾千萬年。現在地質學家考究得有憑據的石頭，是二千多萬年。所以他們推定地球當初由氣體變成液體，要幾千萬年，由液體變成石頭的固體，又要幾千萬年。由最古之石頭至於今日，至少有二千萬年。在二千萬年的時代，因為沒有文字的歷史，我們便以為很久遠，但是地質學家還以為很新鮮。

我要講這些地質學和我們今日的講題有什麽關系呢？因為講地球的來源，便由此可以推究到人類的來源。地質學家考究得人類初生在二百萬年以內，人類初生以後到距今二十萬年，才發生文化。二十萬年以前，人和禽獸沒有什麽大分別，所以哲學家說人是由動物進化而成，不是偶然造成的。人類庶物由二十萬年以來，逐漸進化，才成今日的世界。現在是什麽世界呢？就是民權世界。

民權之萌芽，雖在二千年前之希臘羅馬時代，但是確立不搖，只有一百五十年，前此仍是君權時代。君權之前便是神權時代，而神權之前，便是洪荒時代，是人和獸相鬥爭的時代。在那個時候，人類要圖生存，獸類也要圖生存。人類保全生存的方法，一方面是覓食，一方面是自衛。在太古時代，人食獸，獸亦食人，彼此相競爭，遍地都是毒蛇猛獸，人類的四周都是禍害，所以人類要圖生存，便要去奮鬥。但是那時的奮鬥，總是人獸到處混亂的奮鬥，不能結合成大團體，所謂各自為戰。

就人類發生的地方說，有人說不過是在幾處地方，但是地質學家說，世界上一有了人之後，便到處都有人，因為無論自什麽地方挖下去，都可所發見人類的遺跡。至於人和獸的競爭，至今還沒有完全消滅。如果現在走到南洋很荒野的地方，人和獸鬥的事還可以看見。又像我們走到荒山野外，沒有人煙的地方，便知道太古時代人同獸是一個什麽景象。像這樣講，我們所以能夠推到古時的事，是因為有古代的痕跡遺存，如果沒有古跡遺存，我們便不能夠推到古時的事。

普通研究古時的事，所用的方法是讀圖書看歷史。歷史是用文字記載來的，所以人類文化，是有了文字之後才有歷史。有文字的歷史，在中國至今不過五六年，在埃及不過一萬多年。世界上考究萬事萬物，在中國是專靠讀書，在外國人卻不是專靠讀書。外國人在小學中學之內，是專靠讀書的，進了大學便不專靠讀書，要靠實地去考察。不專看書本的歷史，要去看石頭看禽獸和各地方野蠻人的情狀，便可推知我們祖宗是一個什麽樣的社會。比方觀察非洲和南洋群島的野蠻人，便可知道從前沒有開化的人是一個什麽情形。所以近來大科學家考察萬事萬物，不是專靠書，他們所出的書，不過是由考察的心得，貢獻到人類的記錄罷了。他們考察的方法有兩種：一種是用觀察，即科學；一種是用判斷，即哲學。人類進化的道理，都是由此兩學問得來的。古時人同獸鬥，只有用個人的體力，在那個時候，只有同類相助。比方在這個地方有幾十個人同幾十個猛獸奮鬥，在別的地方也有幾十個人同幾十個猛獸奮鬥，這兩個地方的人類，見得彼此都是同類的，和猛獸是不同的，於是同類的就互相集合起來，和不同類的去奮鬥，決沒有和不同類的動物集合，共同來食人的，來殘害同類的。當時同類的集合，不約而同去打那些毒蛇猛獸，那種集合是天然的，不是人為的。把毒蛇猛獸打完了，各人才是自然散去。因為當時民權沒有發生，人類去打那些毒蛇猛獸，各人都是各用氣力，不是用權力。所以在那個時代，人同獸爭，是用氣力的的代。

後來毒蛇猛獸差不多都被人殺完了，人類所處的環境較好，所住的地方極適於人類的生存，人群就住在一處，把馴伏的禽獸養起來，供人類的使用。故人類把毒蛇猛獸殺完了之後，便成畜牧時代，也就是人類文化初生的時代，差不多和現在中國的蒙古同亞洲西南的阿刺伯人，還是在畜牧時代一樣。到了那個時代，人類生活的情形，便發生一個大變動。所以人同獸鬥終止，便是文化初生，這個時代可以叫做太古時代。到了那個時代，人又同什麽東西去奮鬥呢？是同天然物力去奮鬥。簡而言之；世界進化，當第一個時期，是人同獸爭，所用的是氣力，大家同心協力，殺完毒蛇猛獸，第二個時期，是人同天爭。在人同獸爭的時代，因為不知道何時有毒蛇猛獸來犯，所以人類時時刻刻不知生死，所有的自衛力只有雙手雙足，不過在那個時候，人要比獸聰明些，所以人同獸奮鬥，不是專用雙手雙足，還曉得用木棍石頭。故鬥爭的最後結果，是人類戰勝，把獸類殺滅凈盡了，人類的生命，才可以一天一天的計算。在人同獸鬥的時期，人類的安全，幾幾乎一時一刻都不能保。

到了沒有獸類的禍害，人類才逐漸蕃盛，好地方都被人住滿了。當那個時代，什麽是叫做好地方呢？可以避風雨的地方，便叫做好地方，就是風雨所不到的地方。像埃及的“尼羅河”兩旁和亞洲“馬斯波他米亞”地方，土地極其肥美，一年四季都不下雨，尼羅河水每年漲一次，水退之後，把河水所帶的肥泥，都散布到沿河兩旁的土地，便容易生長植物，多產谷米。像這種好地方，袛有沿尼羅河岸和馬斯波他米亞地方。所以普通都說尼羅河和馬斯波他米亞，是世界文化發源的地方。因為那兩岸的土地肥美，常年沒有風雨，既可以耕種，又可以畜牧，河中的水族動物又豐富，所以人類便很容易生活，不必勞心勞力，便可以優遊度日，子子孫孫便容易蕃盛。到了人類過於蕃盛之後，那些好地方便不夠住了。就是在尼羅河與馬斯波他米亞之外，稍為不好的地方，也要搬到去住。不好的地方，就有風雨的天災。

好比黃河流域，是中國古代文化發源的地方。在黃河流域，一來有風雨天災，二來有寒冷，本不能夠發生文化。但是中國古代文化，何以發生於黃河流域呢？因為沿河兩岸的人類，都是由別處搬來的。比方馬斯波他米亞的文化，便早過中國一萬多年，到了中國的三皇五帝以前，便由馬斯波他米亞搬到黃河流域，發生中國的文明。在這個地方，驅完毒蛇猛獸之後，便有天災，便要受風雨的禍患。遇到天災，人類要免去那種災害，便要與天爭。因為要避風雨，就要做房屋。因為要禦寒冷，就要做衣服。人類到了能夠做房屋做衣服，便進化到很文明了。但是天災是不一定的，也不容易防備，有的一場大風，便可把房屋推倒，一場大水，便可把房屋淹沒，一場大火，便可把房屋燒完，一場大雷，便可把房屋打壞。這四種水、火、風、雷的災害，古人實在莫名其妙。而且古人的房屋，都是草木做成的，都不能抵抗水、火、風、雷四種天災。所以古人對於這四種天災，便沒有方法可以防備。說到人同獸爭的時代，人類還可用氣力去打，到了同天爭的時代，專講打是不可能的，故當時人類之感覺是非常困難的。後來就有聰明的人出來，替人民謀幸福，像大禹治水，替人民除去水患；有巢氏教民在樹上做居室，替人民謀避風雨的災害。

自此以後，文化便逐漸發達，人民也逐漸團結起來。又因為當時地廣人稀，覓食很容易，他們單獨的問題，只有天災，所以要和天爭。但是和天爭不比是和獸爭，可以專用氣力的，於是發生神權。極聰明的人，便提倡神道設教，用祈禱的方法去避禍求福。他們所做祈禱的工夫，在當時是或有效或無效，是不可得知。但是既同天爭，在無法之中，是不得不用神權，擁戴一個聰明的人做首領。好比現在非洲的野蠻酋長，他的職務，便專是祈禱。又像中國的蒙古、西藏，都奉活佛做皇帝，都是以神為治，所以古人說：“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說國家的大事，第一是祈禱，第二是打仗。

中華民國成立了十三年，把皇帝推翻，現在沒有君權。日本至今還是君權的國家，至今還是拜神，所以日本皇帝，他們都稱天皇。中國皇帝，我們從前亦稱天子，在這個時代，君權已經發達了很久，還是不能脫離神權。日本的皇帝在幾百年以前，已經被武人推倒了，到六十年前，明治維新，推翻德川，恢覆天皇，所以日本至今還是君權和神權並用。從前羅馬皇帝，也是一國的教主，羅馬亡了之後，皇帝被人推翻，政權也被奪去了，但是教權仍然保存，各國人民仍然奉為教主，好比中國的春秋時候，列國尊周一樣。

由此可見人同獸爭以後，便有天災，要和天爭，便發生神權。由有歷史到現在，經過神權之後，便發生君權。有力的武人和大政治家把教皇的權力剝奪了，或者自立為教主，或者自稱為皇帝，於是由人同天爭的時代，變成人同人爭。到了人同人相爭，便覺得單靠宗教的信仰力，不能維持人類社會，不能夠和人競爭，必要政治修明，武力強盛，才可以和別人競爭。世界自有歷史以來，都是人同人爭。從前人同人爭，一半是用神權，一半是用君權。後來神權漸少，羅馬分裂之後，神權漸衰，君權漸盛。到了法王路易十四，便為君權極盛的時代。他說：“皇帝和國家沒有分別，我是皇帝，所以我就是國家”，把國家的什麽權都拿到自己手里，專制到了極點，好比中國秦始皇一樣。君主專制一天利害一天，弄到人民不能忍受，到了這個時代，科學也一天發達一天，人類的聰明也一天進步一天，於是生出了一種大覺悟，知道君主總攬大權，把國家和人民做他一個人的私產，供他一個人的快樂，人民受苦他總不理會，人民到了不能忍受的時候，便一天覺悟一天，知道君主專制是無道，人民應該要反抗，反抗就是革命。所以百餘年來，革命的思想便非常發達，便發生民權革命。民權革命，是誰同誰爭呢？就是人民同皇帝相爭。

所以推求民權的來源，我們可以用時代來分析。再概括的說一說：第一個時期，是人同獸爭，不是用權，是用氣力。第二個時期，是人同天爭，是用神權。第三個時期，是人同人爭，國同國爭，這個民族同那個民族爭，是用君權。到了現在的第四個時期，國內相爭，人民同君主相爭，在這個時代之中，可以說是善人同惡人爭，公理同強權爭。到這個時代，民權漸漸發達，所以叫做民權時代。

這個時代是很新的，我們到了這個很新的時代，推倒舊時代的君權，究竟是好不好呢？從前人類的智識未開，賴有聖君賢相去引導，在那個時候，君權是很有用的。君權沒有發生以前，聖人以神道設教，去維持社會，在那個時候，神權也是很有用的。現在神權君權都是過去的陳跡，到了民權時代。就道理上講起來，究竟為什麽反對君權，一定要用民權呢？因為近來文明很進步，人類的智識很發達，發生了大覺悟，好比我們在做小孩子的時候，便要父母提攜，但是到了成人謀生的時候，便不願依靠父母，必要自己去自由獨立。但是現在還有很多學者要擁護君權，排斥民權。日本這種學者是很多，歐美也有這種學者，中國許多舊學者也是一樣。所以一般老官僚至今還是主張覆辟，恢覆帝制。現在全國的學者，有主張君權的，有主張民權的，所以弄到政體至今不能一定。我們是主張民權政治的，必要把全世界各國的民權情形，考察清楚才好。

從二十萬年到萬幾千年以前，是用神權，神權很適宜於那個時代的潮流。比如現在西藏，如果忽然設立君主，人民一定是要反對的，因為他們崇信教主，擁戴活佛，尊仰活佛的威權，服從活佛的命令。歐洲幾千百年前也是這樣。中國文化發達的時期，早過歐洲，君權多過神權，所以中國老早便是君權時代。民權這個名詞，是近代傳進來的，大家今天來讚成我的革命，當然都是主張民權的；一般老官僚要覆辟要做皇帝，當然是反對民權，主張君權的。君權和民權，究竟是那一種適宜於現在的中國呢？這個問題是很有研究的價值。根本上討論起來，無論君權和民權，都是用來管理政治，為眾人辦事的，不過政治上各時代情形不同，所用的方法也就各有不同罷了。

到底中國現在用民權是適宜不適宜呢？有人說中國人民的程度太低，不適宜於行民權。美國本來是民權的國家，但是在袁世凱做皇帝的時候，也有一位大學教授叫做古德諾，到中國來主張君權，說中國人民的思想不發達，文化趕不上歐美，所以不宜行民權。袁世凱便利用他這種言論，推翻民國，自己稱皇帝。現在我們主張民權，便要對於民權認得很清楚。中國自有歷史以來，沒有實行過民權。就是中國十三年來，也沒有實行過民權。但是我們的歷史，經過了四千多年，其中有治有亂，都是用君權。到底君權對於中國是有利或有害呢？中國所受君權的影響，可以說是利害參半。但是根據中國人的聰明才智來講，如果此時應用民權，比較上還是適宜得多。所以兩千多年前的孔子孟子，便主張民權。孔子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便是主張民權的大同世界，又“言必稱堯舜”，就是因為堯舜不是家天下。堯舜的政治，名義上雖然是用君權，實際上是行民權，所以孔子總是信仰他們。孟子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又說：“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又說：“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他在那個時代，已經知道君主不必一定是要的，已經知道君主一定是不能長久的，所以便判定那些為民造福的人就稱為“聖君”，那些暴虐無道的人就稱為“獨夫”，大家應該去反抗他。由此可見中國人對於民權的見解，在二千多年以前，已經老早想到了。不過在那個時候，還以為不能做到，好像外國人說烏托邦，是理想上的事，不是即時可以做得到的。

至於外國人對於中國人的印象，把中國人和非洲南洋的野蠻人一樣看待。所以中國人和外國人講到民權，他們便極不讚成，以為中國何以能夠同歐美同時來講民權。這些見解的錯誤，都是由於外國學者不考察中國的歷史和國情，所以不知道中國實在是否適宜於民權。中國在歐美的留學生，也有跟外國人一樣說中國不適宜於民權的，這種見解實在是錯誤。依我看來，中國進化比較歐美還要在先，民權的議論，在幾千年以前，就老早有了，不過當時只是見之於言論，沒有形之於事實。現在歐美既是成立了民國，實現民權，有了一百五十年，中國古人也有這種思想，所以我們要希望國家長治久安，人民安樂，順乎世界潮流，非用民權不可。但是民權發生，至今還不甚久，世界許多國家，還有用君權的，各國實行民權，也遭過了許多挫折，許多失敗的。民權言論的發生，在中國有了兩千多年，在歐洲恢覆民權，不過一百五十年，現在就風行一時了。

近代事實上的民權，頭一次發生是在英國，英國在那個時候發生民權革命，正當中國的明末清初。當時革命黨的首領，叫做格林威爾(gromwell)，把英國皇帝查理士第一殺了。此事發生以後，便驚動歐美一般人，以為這是自有歷史以來所沒有的，應該當作謀反叛逆看待。暗中弒君，各國是常有的，但是格林威爾殺查理士第一，不是暗殺，是把他拿到法庭公開裁判，宣布他不忠於國家和人民的罪狀，所以便把他殺了。當時歐洲以為英國人民應該讚成民權，從此民權便可以發達。誰知英國人民還是歡迎君權，不歡迎民權，查理士第一雖然是死了，人民還是思慕君主。不到十年，英國便發生覆辟，把查理士第二迎回去做皇帝。那個時候，剛是滿清入關，明朝還沒有亡，距今不過兩百多年。所以兩百多年以前，英國發生過一次民權政治，不久便歸消滅，君權還是極盛。

一百餘年之後，便有美國的革命，脫離英國的獨立，成立美國聯邦政府，到現在有一百五十年。這是現在世界中頭一個實行民權的國家。美國建立共和以後，不到十年，便引出法國革命。法國當時革命的情形，是因為自路易十四總攬政權，厲行專制，人民受非常的痛苦。他的子孫繼位，更是暴虐無道，人民忍無可忍，於是發生革命，把路易十六殺了。法國人殺路易十六，也是和英國人殺查理士第一一樣，把他拿到法庭公開審判，宣布他不忠於國家和人民的罪狀。法國皇帝被殺了之後，歐洲各國為他覆仇，大戰十多年。所以那次的法國革命，還是失敗，帝制又恢覆起來了。但是法國人民的民權思想，從此更趨發達了。

講到民權史，大家都知道法國有一位學者叫做盧梭。盧梭是歐洲主張極端民權的人，因有他的民權思想，便發生法國革命。盧梭一生所有民權思想最要緊的著作是“民約論”，“民約論”中立論的根據，是說人民的權利是生而自由平等的，各人都有天賦的權利，不過人民後來把天賦的權利放棄罷了。所以這種言論，可以說民權是天生出來的。但就歷史上進化的道理說，民權不是天生出來的，是時勢和潮流所造就出來的。故推到進化的歷史上，並沒有盧梭所說的那種民權事實，這就是盧梭的言論沒有根據，所以反對民權的人，便拿盧梭沒有根據的話去做材料。但是我們主張民權的，不必要先主張言論，因為宇宙間的道理，都是先有事實，然後才發生言論，並不是先有言論，然後才發生事實。

比方陸軍的戰術學，現在已經成了有系統的學問，研究這門學問的成立，是先有學理呢？或是先有事實呢？現在的軍人都是說入學校，研究戰術學，學成了之後，為國家去戰鬥。照這種心理來講，當然是先有言論，然後才有事實。但是照世界進化的情形說，最初人同獸鬥，有了百幾萬年，然後那些毒蛇猛獸才被消滅。在那個時候，人同獸鬥，到底有沒有戰術呢？當時或者有戰術，不過因為沒有文字去記載，便無可稽考，也未可知。後來人同人相爭，國同國相爭，有了兩萬多年，又經過了多少戰事呢？因為沒有歷史記載，所以後世也不知道。就中國歷史來考究，二千多年前的兵書，有十三篇，那十三篇兵書，便是解釋當時的戰理，由於那十三篇兵書，便成立中國的軍事哲學。所以照那十三篇兵書講，是先有歷史上戰鬥的事實，然後才成那本兵書。

就是現在的戰術，也是本於古人戰鬥的事實，逐漸進步而來。自最近發明了無煙槍之後，我們戰術便發生一種極大的變更。從前打仗，是兵士看見了敵人尚且一排一排的齊進，近來打仗，如果見了敵人，便趕快伏在地下放槍，到底是不是因為有了無煙槍，我們才伏在地下呢？是不是先有了事實然後才有書呢？還是先有書然後才有事實呢？外國從前有這種戰術，是自南非洲英波之戰始。當時英國兵士同波人（boer）打仗，是一排一排去應戰，波人則伏在地下，所以英國兵士，便受很大的損失。伏地戰術是由波人創始的。波人本是由荷蘭搬到非洲的，當時的人數只有三十萬，常常和本地的土人打仗。波人最初到非洲，和本地的土人打仗，土人總是伏在地下打波人，故波人從前吃虧不少，便學土人伏地的戰術。後來學成了，波人和英國人打仗，英國人也吃虧不少，所以英國人又轉學波人的伏地戰術。後來英國兵回到本國，轉教全國，更由英國轉到全世界，所以現在各國的戰術學都采用他。由此可見是先有事實才發生言論，不是先有言論，才發生事實。

盧梭民約論中所說民權是由天賦的言論，本是和歷史上進化的道理相沖突，所以反對民權的人，便拿他那種沒有根據的言論來做口實。盧梭說民權是天賦的，本來是不合理。但是反對他的人，便拿他那一句沒有根據的言論來反對民權，也是不合理。我們要研究宇宙間的道理，須先要靠事實，不可專靠學者的言論。盧梭的言論，既是沒有根據，為什麽當時各國還要歡迎呢？又為什麽盧梭能夠發生那種言論呢？因為他當時看見民權的潮流已經湧到了，所以他便主張民權。他的民權主張，剛合當時人民的心理，所以當時的人民便歡迎他。他的言論雖然是歷史進化的道理相沖突，但是當時的政治情形，已經有了那種事實，因為有了那種事實，所以他引證錯了的言論，還是被人歡迎。至於說到盧梭提倡民權的始意，更是政治上千古的大功勞。

世界上自有歷史以來，政治上所用的權，因為各代時勢的潮流不同，便各有不得不然的區別。比方在神權時代，非用神權不可，在君權時代，非用君權不可，像中國君權到了秦始皇的時候，可算發達到了極點，但是後來的君主還要來學他，就是君權無論怎麽樣大，人民還是很歡迎。現在世界潮流到了民權時代，我們應該要趕快去研究，不可因為前人所發表民權的言論稍有不合理，像盧梭的民約論一種，便連民權的好意也要反對。也不可因為英國有格林威爾革命之後，仍要覆辟，和法國革命的延長，便以為民權不能行實。法國革命經過了八十年，才能夠成功。美國革命不過八年，便大功告成。英國革命經過了二百多年，至今還有皇帝。但是就種種方面來觀察世界一天進步一天，我們便知道現在的潮流，已經到了民權時代。將來無論是怎樣挫折，怎樣失敗，民權制度在世界上，總是可以維持長久的。

所以在三十年前，我們革命同志便下了這個決心，主張要中國強盛，實行革命，便非提倡民權不可。但是當時談起這種主張，不但是許多中國人反對，就是外國人也很反對。當中國發起革命的時候，世界上還有勢力很大的專制君主，把君權教權統在一個人身上的，像俄國皇帝就是如此。其次把很強的海陸軍，統在一個人身上的便有德國奧國的皇帝。當時大家見得歐洲還有那樣強大的君權，亞洲怎樣可以實行民權呢？所以袁世凱做皇帝，張勳覆辟，都容易發動出來。但是最有力的俄國德國皇帝，現在都推翻了，俄德兩國都變成了共和國家，可見世界潮流實在到了民權時代。中國從前反對民權，常常問我們革命黨有什麽力量，可以推翻滿清皇帝呢？但是滿清皇帝，在辛亥一推就倒了，這就是世界潮流的效果。世界潮流的趨勢，好比長江黃河的流水一樣，水流的方向，或者是有許多曲折，向北流或向南流的，但是流到最後。一定是向東的，無論是怎麽樣，都是阻止不住的。所以世界的潮流，由神權流到君權，由君權流到民權，現在流到了民權，便沒有方法可以反抗。如果反抗潮流，就是有很大的力量像袁世凱，很蠻悍的軍隊像張勳，都是終歸失敗。現在北方武人專制，就是反抗世界的潮流，我們南方主張民權，就是順應世界的潮流。雖然南方政府的力量薄弱，軍隊的訓練和餉彈的補充，都不及北方，但是我們順著潮流做去，縱然一時失敗，將來一定是成功，並且可以永遠的成功。北方反抗世界潮流，倒行逆施，無論力量是那樣偉大，縱然一時僥幸成功，將來一定是失敗，並且永遠還不能再圖恢覆。

現在供奉神權的蒙古，已經起了革命，推翻活佛，神權是失敗了，將來西藏的神權，也一定要被人民推翻。蒙古西藏的活佛，便是神權的末日，時期一到了，無論是怎麽樣維持，都不能保守長久，現在歐洲的君權也逐漸減少，比如英國是用政黨治國，不是用皇帝治國，可以說是有皇帝的共和國。由此可見世界潮流，到了現在，不但是神權不能夠存在，就是君權也不能夠長久，真是到了民權時代。

現在的民權時代，是繼續希臘羅馬的民權思想而來，自民權覆興以至於今日，不過一百五十多年，但是以後的時期很長遠，天天應該要發達。所以我們在中國革命，決定采用民權制度，一則為順應世界的潮流，二則為縮短國內的戰爭。因為中國自古以來，有大志向的人，多是想做皇帝，像劉邦見秦始皇出外，便曰：“大丈夫當如是也”。項羽亦曰：“彼可取而代也”。此等野心家代代不絕。當我提倡革命之初，來讚成革命的人，十人之中，差不多有六七人，是一種帝王思想的。但是我們宣傳革命主義，不但是要推翻滿清，並且要建設共和，所以十分之六七的人，都逐漸被我們把帝王思想化除，但是其中還有一二人，就是到了民國十三年，那種做皇帝的舊思想，還沒有化除，所以跟我來做革命黨的人，常有自相殘殺的，就是這個原故。我們革命黨於宣傳之初，便揭出民權主義來建設共和國家，就是想免了爭皇帝的戰爭，可惜至今還有冥頑不化之人，這真是實在無可如何，從前太平天國就是我們前車之鑒。洪秀全當初在廣西起事，打過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建都南京，滿清天下大半歸他所有，但是太平天國何以終歸失敗呢？講起原因有好幾種：有人說他最大的原因，是不懂外交，因為當時英國派了大使波丁渣(pottinger)到南京，想和洪秀全立約，承認太平天國，不承認大清皇帝。但是波丁渣到了南京之後，只能見東王楊秀清，不能見天王洪秀全，因為要見洪秀全，便要叩頭，所以波丁渣不肯去見他，便再到北京和滿清政府立約。後來戈登帶兵打蘇州，洪秀全便因此失敗。所以有人說他的失敗，是由於不懂外交。這或者是他失敗的原因之一，也未可知。又有人說洪秀全之所以失敗，是由於他得了南京之後，不乘勢長驅直進去打北京。所以洪秀全不北伐，也是他失敗的原因之一。

但是依我的觀察，洪秀全之所以失敗，這兩個原因，都是很小的。最大的原因，還是他們那一般人到了南京之後，就互爭皇帝，閉起城來自相殘殺。第一是楊秀清和洪秀全爭權。洪秀全既做了皇帝，楊秀清也想做皇帝。楊秀清當初帶到南京的基本軍隊，有六七萬精兵，因為發生爭皇帝的內亂，韋昌輝便殺了楊秀清，消滅他的軍隊。韋昌輝把楊秀清殺了之後，也專橫起來，又和洪秀全爭權，後來大家把韋昌輝消滅。當時石達開聽見南京發生了內亂，便從江西趕進南京，想去排解。後來見事無可為，並且自己被人猜疑，都說他也想做皇帝，他就逃出南京，把軍隊帶到四川，不久也被清兵消滅。因為當時洪秀全楊秀清爭皇帝做，所以太平天國的洪秀全楊秀清韋昌輝石達開四部份的基本軍隊，都完全消滅，太平天國的勢力便由此大衰。推究太平天國勢力之所以衰弱的原因，根本上是由於楊秀清想做皇帝一念之錯。洪秀全當時革命，尚不知有民權主義，所以他一起義時，便封了五個王。後來到了南京，經過楊秀清韋昌輝內亂之後，便想不再封王了。後因李秀成陳玉成屢立大功，有不得不封之勢，而洪秀全又恐封了王，他們或靠不住，於是同時又封了三四十個王，使他們彼此位號相等，可以互相牽掣。但是從此以後，李秀成陳玉成等對於各王，便不能調動，故洪秀全便因此失敗。所以那種失敗，完全是由於大家想做皇帝。陳炯明前年在廣州造反，他為什麽要那樣做法呢？許多人以為他只是要割據兩廣，此實大不然。當陳炯明沒有造反之先，我主張北伐，對他剴切說明北伐的利害，他總是反對。後來我想他要爭的是兩廣，或者恐怕由於我北伐，和他的地盤有妨礙，所以我最後一天老實不客氣，明白對他說，我們北伐如果成功，將來政府不是搬到武漢，就搬到南京，一定是不回來的，兩廣的地盤，當然是付托於你，請你做我們的後援。倘若北伐不幸失敗，我們便沒有臉再回來，到了那個時候，任憑你用什麽外交手段，和北方政府拉攏，也可以保存兩廣的地盤。就是你投降北方，我們也不管你，也不責備你。他當時似還有難言之隱。由此觀之，他的志向是不只兩廣地盤的。後來北伐軍進了贛州，他就造起反來。他為什麽原因要在那個時候造反呢？就是因為他想做皇帝，所以便先消滅極端和皇帝不相容的革命軍，他才可有辦法去造成基礎，好去做皇帝。

此外尚有一件事實，是證明陳炯明有皇帝思想的。辛亥革命以後，他常向人說，他少年的時候，常常做夢，一手抱日，一手抱月，所以自己做了有一首詩，內中有一句雲，“日月抱持負少年”。自注這段做夢的故事於下，遍以示人，就是取他的名字，也是想適應他這個夢的。你看他的部下，像葉舉洪兆麟楊坤如陳炯光那一般人，那一位是革命黨。簡直的說，沒有一個是革命黨的，只有鄧鏗一個人是革命黨，他便老早把鄧鏗暗殺了。陳炯明因為是做皇帝而來附和革命，所以他想做皇帝的心，至今還是不死。此外還有幾個人從前也要想做皇帝，不知道到了民國十三年，他們的心理是怎樣，我現在沒有工夫去研究他們了。我現在講民權主義，便要大家明白民權究竟是什麽意思，如果不明白這個意思，想做皇帝的心理便永遠不能消滅。大家若是有了想做皇帝的心理，一來同志就要打同志，二來本國人更要打本國人。全國長年相爭相打，人民的禍害，便沒有止境。我從前因為要免去這種禍害，所以發起革命的時候，便主張民權，決心建立一個共和國，共和國家成立了以後，是用誰來做皇帝呢？就是用人民來做皇帝，用四萬萬人來做皇帝，照這樣辦法，便免得大家相爭，便可以減少中國戰禍。就中國歷史講，每換一個朝代，都有一次戰爭。比方秦始皇專制，人民都反對他，後來陳涉吳廣起義，各省都響應，那本是民權的風潮。到了劉邦項羽出來，便發生楚漢相爭。劉邦項羽是爭什麽呢？他就是爭皇帝。漢唐以來，沒有一朝不是爭皇帝的。中國歷史常是一治一亂，當亂的時候，總是爭皇帝。外國嘗有因為宗教而戰自由而戰的，但是中國幾千年以來，所戰爭的都是皇帝一個問題。我們革命黨為免將來戰爭起見，所以當初發起革命的時候，便主張共和政權，不要皇帝。現在共和政體成立了十三年，但是還有想做皇帝的人，像南方的陳炯明是想做皇帝的，北方的曹錕也是想做皇帝的，廣西的陸榮廷是不是想做皇帝呢？此外還更有不知多少人，都是想做皇帝的。中國歷代改朝換姓的時候，兵權大的就爭皇帝，兵權小的就爭王爭侯，此刻一般軍人已不敢大者王小者侯，這或者也是歷史上競爭的一個進步了。

第二講

民權這個名詞，外國學者每每把他和自由那個名詞並稱，所以在外國很多的書本或言論里頭，都是民權和自由並列。歐美兩三百年來，人民所奮鬥的，所競爭的，沒有別的東西，就是為自由，所以民權便由此發達。法國革命的時候，他們革命的口號，是自由、平等、博愛三個名詞。好比中國革命，用民族、民權、民生三個主義一樣。由此可說自由、平等、博愛是根據於民權，民權又是由於這三個名詞然後才發達。所以我們要講民權，便不能不先講自由、平等、博愛這三個名詞。

近來革命思潮傳到東方之後，自由這個名詞也傳進來了，許多學者志士提倡新思潮的，把自由講到很詳細，視為很重要。這種思潮，在歐洲兩三百年以前，占很重要的地位。因為歐洲兩三百年來的戰爭，差不多都是為爭自由，所以歐美學者對於自由看得很重要，一般人民對於自由的意義也很有心得。但是這個名詞近來傳進中國，袛有一般學者曾用工夫去研究過的，才懂得什麽叫做自由。至於普通民眾，像在鄉村或街道上的人，如果我們說自由，他們一定不懂得。所以中國人對於自由兩個字，實在是完全沒有心得，因為這個名詞傳到中國不久。現在懂得的，不過是一般新青年和留學生，或者是留心歐美政治時務的人，常常聽到和在書本上看見這兩個字，但是究竟什麽是自由，他們還是莫名其妙。所以外國人批評中國人，說中國人的文明程度真是太低，思想太幼稚，連自由的知識都沒有，自由的名詞都沒有，但是外國人一面既批評中國人沒有自由的知識，一面又批評中國人是一片散沙。

外國人的這兩種批評，在一方面說，中國人是一片散沙，沒有團體；又在一方面說，中國人不明白自由，這兩種批評，恰恰是相反的。為什麽是相反的呢？比方外國人說中國人是一片散沙，究竟說一片散沙的意思是什麽呢？就是個個有自由，和人人有自由，人人把自己的自由擴充到很大，所以成了一片散沙。什麽是一片散沙呢？如果我們拿一手沙起來，無論多少，各顆沙都是很活動的，沒有束縛的，這便是一片散沙。如果在散沙內參加水和士敏土，便結成石頭，變為一個堅固的團體，變成了石頭，團體很堅固，散沙便沒有自由，所以拿散沙和石頭比較，馬上就明白了。石頭本是由散沙結合而成的，但是散沙在石頭的堅固團體之內，就不能活動，就失卻自由。自由的解釋，簡單言之，就是每個小單位在一個大團體中，能夠活動，來往自如，便是自由。因為中國沒有這個名詞，所以大家都是莫名其妙。但是我們有一種固有名詞，是和自由相仿佛的，就是放蕩不羈一句話。既然是放蕩不羈，就是和散沙一樣，各個體有很大的自由。所以外國人批評中國人，一面說沒有結合能力，既然如此，當然是散沙，是很自由的。又一面說中國人不懂自由，殊不知大家都有自由，便是一片散沙，要大家結合成一個大堅固團體，便不能像一片散沙。所以外國人這樣批評我們的地方，就是陷於自相矛盾了。

最近二三百年以來，外國人用了很大的力量去爭自由，究竟自由是好不好呢？到底是一個什麽東西呢？依我看來，近來兩三百年，外國人說為自由去戰爭，我們中國普通人，都是莫名其妙。他們相爭自由的時候，鼓吹自由主義，說得很神聖，甚至把“不自由毋寧死”的一句話，成了爭自由的口號。中國學者翻譯外國人的學說，也把這句話搬進到中國來，並且擁護自由，決心去奮鬥，當初的勇氣，差不多和外國人從前是一樣。但是中國一般民眾，還是不能領會什麽是叫做自由。大家要知道自由和民權是同時發達的，所以今天來講民權，便不能不講自由。我們要知道歐美為爭自由，流過了多少血，犧牲了多少性命。我在前一回已經講過了，現在世界是民權時代。歐美發生民權，已經有了一百多年，推到民權的來歷，由於爭自由之後才有的。最初歐美人民犧牲性命，本來是為爭自由，爭自由的結果，才得到民權。當時歐美學者提倡自由去戰爭，好比我們革命提倡民族、民權、民生三個主義的道理是一樣的。由此可見歐美人民最初的戰爭是為自由，自由爭得了之後，學者才稱這種結果為民權。所謂“德漠克拉西”(democracy)，是希臘的一個古名詞，至今歐美民眾對於這個名詞還是不大關心，不過視為政治學中的一句術語罷了，比之自由二個字，視為性命攸關，那就相差很遠了。民權這種事實，在希臘羅馬時代已經有了萌芽，因那個時候的政體是貴族共和，就有了這個名詞，後來希臘羅馬亡了，這個名詞便忘記了。最近二百年內為自由戰爭，又把民權這個名詞再恢覆起來，近幾十年來，講民權的人更是加多，流行到中國也有很多人講民權。

但是歐洲一二百年以來的戰爭，不是說爭民權，是說爭自由，提起自由兩個字，全歐洲人便容易明白。當時歐洲人民聽了自由這個名詞容易明白的情形，好像中國人聽了“發財”這個名詞一樣，大家的心理，都以為是很貴重的。現在對中國人說要他們爭自由，他們便不明白，不情願來附和，但是對他要說“去發財”，便有很多人要跟上來。歐洲當時戰爭所用的標題是爭自由，因為他們極明白這個名詞，所以人民便為自由去奮鬥，為自由去犧牲，大家便很崇拜自由。何以歐洲人民聽到自由，便那樣歡迎呢？現在中國人民何以聽到自由便不理會，聽到發財便很歡迎呢？其中有許多道理，要詳細研究才可以明白。中國人聽到說發財就很歡迎的𠩤故，因為中國現在到了民窮財盡的時代，人民所受的痛苦是貧窮，因為發財，就是救窮獨一無二的方法，所以大家聽到了這個名詞便很歡迎。發財有什麽好處呢？就是發財便可救窮，救了窮便不會受苦，所謂救苦救難，人民正是受貧窮的痛苦時候，忽然有人對他們說發財，把他們的痛苦可以解除，他們自然要跟從，自然拼命去奮鬥。歐洲一二百年前為自由戰爭，當時人民聽到自由，便像現在中國人聽到發財一樣。

他們為什麽要那樣歡迎自由呢？因為當時歐洲的君主專制，發達到了極點。歐洲的文明，和中國周末列國相同，中國周末的時候，是和歐洲羅馬同時，羅馬統一歐洲，正在中國周秦漢的時代。羅馬初時建立共和，後來變成帝制。羅馬亡了之後，歐洲列國並峙，和中國周朝亡了之後，變成東周列國一樣，所以很多學者把周朝亡後的七雄爭長，和羅馬亡後變成列國的情形，相提並論。羅馬變成列國，成了封建制度，那個時候，大者王，小者侯，最小者還有伯子男，都是很專制的。那種封建政體，比較中國周朝的列國封建制度，還要專制得多。歐洲人民在那種專制政體之下，所受的痛苦，我們今日還多想不到。比之中國歷朝人民所受專制的痛苦還要更厲害。這個原故，由於中國自秦朝專制直接對於人民“誹謗者滅族，偶語者棄市”，遂至促亡。以後歷朝政治，大都對於人民取寬大態度，人民納了糧之外，幾乎與官吏沒有關系。歐洲的專制，卻一一直接專制到人民，時間覆長，方法日密，那專制的進步，實在比中國利害得多。所以歐洲人在二百年以前，受那種極殘酷專制的痛苦，好像現在中國人受貧窮的痛苦是一樣。人民受久了那樣殘酷的專制，深感不自由的痛苦，所以他們唯一的方法，就是要奮鬥去爭自由，解除那種痛苦，一聽道有人說自由便很歡迎。

中國古代封建制度破壞之後，專制淫威，不能達到普通人民。由秦以後，歷代皇帝專制的目的，第一是要保守他們自己的皇位，永遠家天下，使他們的子子孫孫可以萬世安享。所以對於人民的行動，於皇位有危險的，便用很大的力量去懲治。故中國一個人造反，便連到誅九族。用這樣嚴重的刑罰，去禁止人民造反，其中用意所在，就是專制皇帝要永遠保守皇位。反過來說，如果人民不侵犯皇位，無論他們做什麽事，皇帝便不理會。所以中國自秦以後，歷代的皇帝都袛顧皇位，並不理民事，說及人民的幸福，更是理不到。現在中國有了十三年，因為政體混亂，還沒有工夫去建設，人民和國家的關系，還沒有理會。我們回想民國以前，清朝皇帝的專制，是怎麽樣呢？十三年以前，人民和清朝皇帝有什麽關系呢？在清朝時代，每一省之中，上有督撫，中有府道，下有州縣佐雜，所以人民和皇帝的關系很小，人民對於皇帝袛有一個關系，就是納糧，除了納糧之外，便和政府沒有別的關系。因為這個原故，中國人民的政治思想，便很薄弱。人民不管誰來做皇帝，只要納糧，便算盡了人民的責任。政府袛要人民納糧，便不去理會他們別的事，其餘都是聽人民自生自滅。由此可見中國人民直接並沒有受過很大的專制痛苦，只有受間接的痛苦。因為國家衰弱，受外國政治經濟的壓迫沒有力量抵抗，弄到民窮財盡，人民便受貧窮的痛苦，這種痛苦，就是間接的痛苦，不是直接的痛苦。

所以當時人民對於皇帝的怨恨還是少的。但是歐洲的專制，就和中國不同了。歐洲由羅馬亡後到兩三百年以前，君主的專制是很進步的，所以人民所受的痛苦，也是很利害的，人民是很難忍受的。當時人民受那種痛苦，不自由的地方極多，最大的是思想不自由，言論不自由，行動不自由。這三種不自由，現在歐洲是已經過去了的陳跡。詳細情形是怎麽樣，我們不能看見；但是行動不自由，還可以知道。譬如現在我們華僑在南洋荷蘭或法國的領土，所受來往行動不自由的痛苦，便可以知道。像爪哇本來是中國的屬國，到中國來進過了貢的，後來才歸荷蘭。歸荷蘭政府管理之後，無論是中國的商人，或者是學生，或者是工人，到爪哇的地方，輪船一抵岸，便有荷蘭的巡警來查問，便把中國人引到一間小房子，關在那個里頭，脫開衣服，由醫生從頭到腳都驗過，還要打指模量身體，方才放出，準他們登岸。登岸之後，就是住在什麽地方，也要報官。如果想由所住的地方到別的地方去，便要領路照；到了夜晚九時以後，就是有路照，也不準通行，要另外領一張夜照，並且要攜手燈。這就是華僑在爪哇所受荷蘭政府的待遇，便是行動不自由。像這種行動不自由的待遇，一定是從前歐洲皇帝對人民用過了的，留存到今日，荷蘭人就用來對待中國華僑，由於我們華僑現在受這種待遇，便可想見從前歐洲的專制是怎麽樣情形。此外還有人民的營業工作和信仰種種都不自由。譬如就信仰不自由說，人民在一個什麽地方住，便強迫要信仰一種什麽宗教，不管人民是情願不情願，由此人民都很難忍受。歐洲人民當時受那種種不自由的痛苦，真是水深火熱，所以一聽到說有人提倡爭自由，大家便極歡迎，便去附和；這就是歐洲革命思潮的起源。

歐洲革命是要爭自由，人民為爭自由流了無數的碧血，犧牲了無數的身家性命，所以一爭得之後，大家便奉為神聖，就是到今日還是很崇拜的。這種自由學說，近來傳進中國，一般學者也很熱心去提倡，所以許多人也知道在中國要爭自由。

今天我們來講民權，民權的學說，是由歐美傳進來的，大家必須明白民權是一件什麽事，並且還要明白和民權同類的自由又是一件什麽事。從前歐洲人民受不自由的痛苦，忍無可忍，於是萬眾一心去爭自由，達到了自由目的之後，民權便隨之發生。所以我們講民權，便不能不先講明白爭自由的歷史。近年歐美之革命風潮，傳播到中國，中國新學生及許多志士，都發起來提倡自由。他們以為歐洲革命，像從前法國，都是爭自由，我們現在革命，也應該學歐洲人來爭自由。這種言論，可說是人雲亦雲，對於民權和自由沒有用過心力去研究，沒有澈底了解。我們革命黨向來主張三民主義去革命，而不主張以革命去爭自由，是很有深意的。從前法國革命的口號是自由，美國的革命口號是獨立，我們革命的口號就是三民主義，是用了很多時間，做了很多工夫，才定出來的，不是人雲亦雲。為什麽說一般新青年提倡自由是不對呢？為什麽當時歐洲講自由是對呢？這個道理已經講過了，因為提出一個目標，要大家去奮鬥，一定要和人民有切膚之痛，人民才熱心來附和。歐洲人民因為從前受專制的痛苦太深，所以一經提倡自由，便萬眾一心去讚成。假若現在中國來提倡自由，人民向來沒有受過這種痛苦，當然不理會。如果在中國來提倡發財，人民一定是很歡迎的。我們的三民主義，便是很像發財主義。要明白這個道理，要輾轉解釋才可成功。我們為什麽不直接講發財呢？因為發財不能包括三民主義，三民主義才可以包括發財。俄國革命之初，實行共產，是和發財相近的，那就是直接了當的主張。我們革命黨所主張的不止一件事，所以不能用發財兩個字簡單來包括，若是用自由的名詞，更難包括了。

近來歐洲學者觀察中國，每每說中國的文明程度太低，政治思想太薄弱，連自由都不懂，我們歐洲人在一二百年前為自由戰爭，為自由犧牲，不知道做了多少驚天動地的事，現在中國人還不懂自由是什麽，由此便可見我們歐洲人的政治思想，比較中國人高得多。由於中國人不講自由，便是政治思想薄弱，這種言論，依我看起來，是講不通的。因為歐洲人既尊重自由，為什麽又說中國人是一片散沙呢？歐洲人從前要爭自由的時候，他們自由的觀念自然是很濃厚，得到了自由之後，目的已達，恐怕他們的自由觀念，也漸漸淡薄了。如果現在再去提倡自由，我想一定不像從前那樣的受歡迎。而且歐洲爭自由的革命，是兩三百年前的舊方法，一定是做不通的。就一片散沙而論，有什麽精采呢？精采就是在有充分的自由，如果不自由，便不能夠成一片散沙。從前歐洲在民權初萌芽的時代，便主張爭自由，到了目的已達，各人都擴充自己的自由，於是由於自由太過，便發生許多流弊。所以英國有一個學者叫做彌勒氏的，便說：“一個人的自由，以不侵犯他人的自由為範圍，才是真自由”。如果侵犯他人的範圍，便不是自由。歐美人講自由，從前沒有範圍，到英國彌勒氏才立了自由範圍，有了範圍，便減少很多自由了，便限制自由了。由此可知彼中學者已漸知自由不是一個神聖不可侵犯之物，所以也要定一個範圍來限制他了。至若外國人批評中國人，一方面說中國人不懂自由，一方面又說中國人是一片散沙，這兩種批評，實在是互相矛盾。中國人既是一片散沙，本是有很充分自由的。如果成一片散沙，是不好的事，我們趁早就要參加水和士敏土，要那些散沙和士敏土，彼此結合，來成石頭，變成很堅固的團體。到了那個時候，散沙便不能夠活動，便沒有自由，所以中國人現在所受的病，不是欠缺自由。如果一片散沙是中國人的本質，中國人的自由，老早是很充分了，不過中國人原來沒有自由這個名詞，所以沒有這個思想。但是中國人沒有這個思想，和政治有什麽關系呢？到底中國人有沒有自由呢？

我們拿一片散沙的事實來研究，便知道中國人有很多的自由，因為自由太多，故大家便不注意去理會，連這個名詞也不管了。這是什麽道理呢？好比我們日常的生活，最重要的是衣食，吃飯每天最少要兩餐，穿衣每年最少要兩套，但是還有一件事比較衣食更為重要。普通人都以為不吃飯便要死，以吃飯是最重大的事，但是那一件重要的事，比較吃飯還要重大過一萬倍，不過大家不覺得，所以不以為重大。這件事是什麽呢？就是吃空氣。吃空氣就是呼吸，為什麽吃空氣比較吃飯重過一萬倍呢？因為吃飯在一天之內，有了兩次，或者一次，就可養生。但是我們吃空氣，要可以養生，每一分鐘最少要有十六次，才可舒服；如果不然，便不能忍受。大家不信，可以實地試驗，把鼻孔塞住一分鐘，便停止了十六次的呼吸。像我現在試驗不到一分鐘，便很難忍受。一天有二十四點鐘，每點鐘有六十分，每分鐘要吃空氣十六次，每點鐘便要吃九百六十次，每天便要吃二萬三千零四十次。所以說吃空氣比較吃飯是重要過一萬倍，實在是不錯的，像這樣要緊，我們還不感覺的原因，就是由於天空中空氣到處皆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一天吃到晚，都不用工夫，不比吃飯要用人工去換得來。所以我們覺得找飯吃是很艱難的，找空氣吃是很容易的。因為太過容易，大家便不注意，個人閉住鼻孔，停止吃空氣，來試驗吃空氣的重要，不過是小試驗，如果要行大考驗，可以把這個講堂四圍的窗戶，都關閉起來，我們所吃的空氣，便漸漸減少，不過幾分鐘之久，現在這幾百人，便都不能忍受。又把一個人在小房內關閉一天，初放出來的時候，便覺得很舒服，也是一樣的道理。中國人因為自由過於充分，便不去理會，好比房中的空氣太多，我們便不覺得空氣有什麽重要，到了關閉門戶，沒有空氣進來，我們才覺得空氣是個很重要的東西。歐洲人在兩三百年以前受專制的痛苦，完全沒有自由，所以他們人人才知道自由可貴，要拼命去爭，沒有爭到自由之先，好像是閉在小房里一樣，既爭到了自由之後，好比是小房內忽然放出來，遇著了空氣一樣，所以大家便覺得自由是很貴重的東西，所以他們常常說“不自由毋寧死”那一句話。

但是中國的情形就不同了，中國人不知自由，只知發財。對中國人說自由，好像對廣西深山的猺人說發財一樣。猺人常有由深山中，拿了熊膽鹿茸，到外邊的圩場去換東西，初時圩場中的人，把錢和他交換，他常常不要，只要食鹽和布匹，才樂於交換。在我們的觀念內，最好的是發財，在猺人的觀念，只要合用的東西，便心滿意足。他們不懂發財，故不喜歡要錢。中國一般的新學者，對中國民眾提倡自由，就好像和猺人講發財一樣。中國人用不著自由，但是學生還要宣傳自由，真可謂不識時務了。歐美人在一百五十年以前，因為難得自由，所以拼命去爭。既爭到了之後，像法國美國，是我們所稱為實行民權先進的國家，在這兩個國家之內，是不是人人都有自由呢？但是有許多等人，像學生軍人官吏和不及二十歲未成年的人，都是沒有自由的。所以歐洲兩三百年前的戰爭，不過是二十歲以上的人和不做軍人官吏學生的人來爭自由。爭得了之後，也只有除了他們幾種以外的人才有自由，在這幾種人以內的，至今都不得自由。中國學生得到了自由思想，沒有別的地方用，便拿到學校內去用，於是生出學潮，美其名說是爭自由。歐美人講自由，是有很嚴格界限的，不能說人人都有自由。中國新學生講自由，把什麽界限都打破了，拿這種學說到外面社會，因為沒有人歡迎，所以只好搬回學校內去用，故常常生出鬧學的風潮，這就是把自由用之不得其所。外國人不知道中國的歷史，不知道中國人民自古以來都有很充分的自由，自然是難怪他們。至於中國的學生，竟忘卻了“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這個先民的自由歌，卻是大可怪的事。由這個自由歌看起來，便知中國自是古以來，雖無自由之名，確有自由之實，並且是很充分，不必再去多求了。

我們要講民權，因為民權是由自由發生的，所以不能不講明白歐洲人民從前爭自由的情形。如果不明白那些精彩，便不知道自由可貴。歐洲人當時爭自由，不過是一種狂熱，後來狂熱漸漸冷了，便知道自由有好的和不好的兩方面，不是神聖的東西。所以外國人說中國人是一片散沙，我們是承認的；但是說中國人不懂自由，政治思想薄弱，我們便不能承認。中國人為什麽是一片散沙呢？由於什麽東西弄成一片散沙呢？就是因為是各人的自由太多。由於中國人自由太多，所以中國要革命。中國革命的目的與外國不同，所以方法也不能相同。到底中國為什麽要革命呢？直接了當說，是和歐洲革命的目的相反。歐洲從前因為太沒有自由，所以革命要去爭自由。我們是因為自由太多，沒有團體，沒有抵抗力，成一片散沙。因為是一片散沙，所以受外國帝國主義的侵略，受列強經濟商戰的壓迫，我們現在便不能抵抗。要將來能夠抵抗外國的壓迫，就要打破各人的自由，結成很堅固的團體，像把水和士敏土參加到散沙里頭，結成一塊堅固石頭一樣。中國人現在因為自由太多，發生自由的毛病。不但是學校內的學生是這樣，就是我們革命黨里頭，也有這種毛病。所以從前推倒滿清之後，至今無法建設民國，就是用錯了自由的壞處，我們革命黨，從前之所以被袁世凱的原故，就是為了這個理由。當民國二年，袁世凱大借外債，不經國會通過，又殺宋教仁，做種種事來破壞民國。我在當時催促各省，馬上動兵去討袁，但因為我們同黨之內，大家都是講自由，沒有團結。譬如在西南無論是那一省之內，自師長旅長以至兵士，沒有不說各有各的自由的，沒有彼此能夠團結的。大而推到各省，又有各省的自由，彼此不能聯合。南方各省，當時乘革命的餘威，表面雖然是轟轟烈烈，內容實在是四分五裂，號令不能統一。說到袁世凱，他有舊日北洋六鎮的陸軍系統，在那六鎮之內，所有的師長旅長，和一切兵士，都是很服從的，號令是一致的，簡單的說，袁世凱有很堅固的團體，我們革命黨是一片散沙，所以袁世凱打敗了革命黨。由此可見一種道理，在外國是適當的，在中國未必是適當。外國革命的方法是爭自由，中國革命便不能說是爭自由，如果說爭自由，便更成一片散沙，不能成大團體，我們的革命目的，便永遠不能成功。

外國革命，是由爭自由而起，奮鬥了兩三百年，生出了大風潮，才得到了自由，才發生民權。從前法國革命的口號，是用自由平等博愛。我們的口號，是用民族民權民生。究竟我們三民主義的口號，和自由平等博愛三個口號，有什麽關系呢？照我講起來，我們的民族，可以說和他們的自由一樣，因為實行民族主義，就是為國家爭自由。但歐洲當時是為個人爭自由，到了今天，自由的用法便不同。在今天自由這個名詞究竟要怎麽樣應用呢？如果用到個人，就成一片散沙，萬不可用到個人上去，要用到國家上去。個人不可太過自由，國家要得完全自由。到了國家能夠行動自由，中國便是強盛的國家。要這樣做去，便要大家犧牲自由。當學生的能夠犧牲自由，就可以天天用功，在學問上做工夫，學問成了，智識發達，能力豐富，便可以替國家做事。當軍人能夠犧牲自由，就能夠服從命令，忠心報國，使國家有自由。如果學生軍人要講自由，便像中國自由的對待名詞，成為放任放蕩，在學校內便沒有校規，在軍隊內便沒有軍紀。在學校內不講校規，在軍隊內不講軍紀，那還能夠成為學校，號稱軍隊嗎？

我們為什麽要國家自由呢？因為中國受列強的壓迫，失去了國家的地位，不袛是半殖民地，實在已成了次殖民地，比不上緬甸安南高麗。緬甸安南高麗，不過是一國的殖民地，只做一個主人的奴隸，中國是各國的殖民地，要做各國的奴隸。中國現在是做十多個主人的奴隸，所以現在的國家，是很不自由的。要把我們國家的自由恢覆起來，就要集合自由成一個很堅固的團體；要用革命的方法把國家成一個大堅固團體，非有革命主義不成功。我們的革命主義，便是集合起來的水和士敏土，能夠把四萬萬人都用革命主義集合起來，成一個大團體。這一個大團體，能夠自由，中國國家當然是自由，中國民族才真能自由。用我們三民主義的口號和法國革命的口號來比較，法國的自由和我們的民族主義相同，因為民族主義是提倡國家自由的。平等和我們的民權主義相同，因為民權主義是提倡人民在政治地位上都是平等的，要打破君權使人人都是平等的，所以說民權是和平等相對待的。此外還有博愛的口號，這個名詞的原文，是兄弟的意思，和中國同胞兩個字是一樣解法，普通譯成博愛。當中的道理，和我們的民生主義是相通的。因為我們的民生主義，是圖四萬萬人幸福的，為四萬萬人謀幸福就是博愛。這個道理，等到講民生主義的時候，再去詳細解釋。

第三講

民權兩個字，是我們革命黨的第二個口號，同法國革命口號的平等是相對待的。因為平等是法國革命的第二個口號，所以今天專拿平等做題目來研究。平等這個名詞，通常和自由那個名詞，都是相提並論的。歐洲各國從前革命，人民為爭平等和爭自由，都是一樣的出力，一樣的犧牲，所以他們把平等和自由都是看得一樣的重大。更有許多人以為要能夠自由，必要得到平等，如果得不到平等，便無從實現自由，用平等和自由比較，把平等更是看得重大的。什麽是叫做平等呢？平等是從那里來的呢？歐美的革命學說，都講平等是天賦到人類的。譬如美國在革命時候的獨立宣言，法國在革命時候的人權宣言，都是大書特書，說平等自由是天賦到人類的特權，是他人不能侵奪的，天生人類究竟是否賦有平等的特權呢？請先把這個問題拿來研究清楚。

我從前在第一講中，推溯民權的來源，自人類初生幾百萬年以前，推到近來民權萌芽時代，從沒有見過天賦有平等的道理。譬如用天生的萬物來講，除了水面以外，沒有一物是平的。就是拿平地來比較，也沒有一處是真平的。好像坐粵漢鐵路，自黃沙到銀盞坳一段，本來是屬於平原，但是從火車窗外，過細考察沿路的高低情況，沒有那一里路，不是用人工修築，才可以得平路的。所謂天生的平原，其不平的情形，已經是這樣。再就眼前而論，拿桌上這一瓶花來看，此刻我手內所拿的這枝花，是槐花，大概看起來，以為每片葉子都是相同的，每朵花也是相同，但是過細考察起來，或用顯微鏡試驗起來，沒有那兩片葉子完全是相同，也沒有那兩朵花完全是相同的。就是一株槐樹的幾千萬片葉，也沒有完全相同的。推到空間時間的關系，此處地方的槐葉，和彼處地方的槐葉，更是不相同的。今年所生的槐葉，和去年所生的槐葉，又是不相同的。由此可見天地間所生的東西總沒有相同的。既然都是不相同，自然不能夠說是平等。自然界既沒有平等，人類又怎麽有平等呢？

天生人類本來也是不平等的，到了人類專制發達以後，專制帝王尤其變本加厲，弄到結果，比較天生的更是不平等了。這種由帝王造成的不平等，是人為的不平等。人為的不平等，究竟是什麽情形？現在可就講壇的黑板上，繪一個圖來表明，諸君細看第一圖，便可明白。

不平等

因為有這種人為的不平等，在特殊階級的人，過於暴虐無道，被壓迫的人民，無地自容，所以發生革命的風潮，來打不平。革命的始意，本是在打破人為的不平等，到了平等以後，便可了事。但是占了帝王地位的人，每每假造天意，做他們的保障，說他們所處的特殊地位，是天所授與的，人民反對他們，便是逆天，無知識的民眾，不曉得研究這些話，是不是合道理，只是盲從附和，為君主去爭權利，來反對有知識的人民去講平等自由。因此讚成革命的學者，便不得不創天賦人權的平等自由這一說，以打破君主的專制。學者創造這一說，原來就是想打破人為之不平等的。但是天下的事情，的確是“行易知難”。當時歐洲的民眾，都相信帝王是天生的，都是受了天賦之特權的，多數無知識的人總是去擁戴他們，所以少數有知識的學者，無論用什麽方法和力量，總是推不倒他們。到了後來，相信天生人類都是平等自由的，爭平等自由是人人應該有的事，然後歐洲的帝王，便一個一個不推自倒了。

不過專制帝王推倒了以後，民眾又深信人人是天生平等的這一說，便日日去做工夫，想達到人人的平等，殊不知這種事情是不可能的。到了近來，科學昌明，人類大覺悟了，才知道沒有天賦平等的道理。假若照民眾相信的那一說去做，縱使不顧真理，勉強做成功，也是一種假平等。像第二圖一樣，必定要把位置高的壓下去，成了平頭的平等，至於立腳點還是彎曲線，還是不能平等，這種平等，不是真平等，是假平等。說到社會上的地位平等，是始初起點的地位平等，後來各人根據天賦的聰明才力，自己去造就，因為各人的聰明才力有天賦的不同，所以造就的結果，當然不同，造就既是不同，自然不能有平等。像這樣講來，才是真正平等的道理。如果不管各人天賦的聰明才力，就是以後有造就高的地位，也要把他們壓下去，一律要平等，世界便沒有進步，人類便要退化。所以我們講民權平等，又要世界有進步，是要人民在政治上的地位平等。因為平等是人為的，不是天生的，人造的平等，只有做到政治上的地位平等。故革命以後，必要各人在政治上的立足點都是平等，好像第三圖的底線，一律是平等的，那才是真平等，那才是自然之真理。

假平等

歐洲從前革命，人民爭平等自由，出了很大的力量，費了很大的犧牲，我們現在要知道他們為什麽要那樣出力，那樣犧牲，便先要知道歐洲在沒有革命以前，是怎樣不平等的情形。上面所繪的第一圖，是表示歐洲在沒有革命以前，政治上是怎麽樣不平等的事實，圖中所示帝王公侯伯子男等一級一級的階梯，就是從前歐洲政治地位上的階級。這種階級，中國以前也是有的，到十三年以前，發生革命，推翻專制，才鏟平這種不平等的階級。但是中國以前的不平等，沒有從前歐洲的那麽利害。歐洲兩百多年以前，還是在封建時代，和中國兩千多年以前的時代相同。因為中國政治的進化早過歐洲，所以中國兩千多年以前，便打破了封建制度。歐洲就是到現在，還不能完全打破封建制度，在兩三百年之前才知道不平等的壞處，才發生平等的思想。中國在兩千多年以前，便有了這種思想，所以中國政治的進步，是早過歐洲。但是在這兩百年以來，歐洲的政治進步，不但是趕到中國，並且超過中國，所謂後來者居上。

真平等

歐洲沒有革命以前的情形，和中國比較起來，歐洲的專制，要比中國利害得多，原因是在什麽地方呢？就是在世襲制度。當時歐洲的帝王公侯那些貴族，代代都是世襲貴族，不去做別種事業，人民也代代都是世襲一種事業，不能夠去做別種事業。比方耕田的人，他的子子孫孫便要做農夫，做工的人，他的子子孫孫便要做苦工，祖父做一種什麽事業，子孫就不能改變，這種職業上不能夠改變，就是當時歐洲的不自由。中國自古代封建制度破壞以後，這種限制，也就完全打破了。由此可見從前中國和外國，都是有階級制度，都是不平等。中國的好處，是只有皇帝是世襲，除非有人把他推翻，才不能世襲，如果不被人民推翻，代代總是世襲，到了改朝換姓，才換皇帝。至於皇帝以下的公侯伯子男，中國古時都是可以改換的，平民做宰相封王侯的極多，不是代代世襲一種事業的。歐洲平民間或也有做宰相封王侯的，但是大多數的王侯，都是世襲，人民的職業不能夠自由，因為職業不自由，所以失去了平等，不但是政治的階級不平等，就是人民彼此的階級也不平等。由於這個原故，人民一來難到公侯伯子男的那種地位，二來自己的職業又不能自由改變，更求上進，於是感覺非常痛苦，不能忍受，所以不得不拼命去爭自由，解除職業不自由的束縛，以求上進，拼命去爭自由，打破階級專制的不平等。那種戰爭，那種奮鬥，在中國是向來沒有的。中國人雖然受過了不平等的界限，但是沒有犧牲身家性命去做平等的代價。歐洲人民在兩三百年以前的革命，都是集中到自由平等兩件事，中國人向來不懂什麽是爭自由平等，當中原因，就是中國的專制和歐洲比較，實在沒有那樣利害。而且中國古時的政治，雖然是專制，二千多年以來，雖然沒有進步，但是以前改良了很多，專制淫威也減除了不少，所以人民便不覺得十分痛苦。因為不覺得痛苦，便不為這個道理去奮鬥。

近來歐洲文化東漸，他們的政治經濟科學都傳到中國來了，中國人聽到歐洲的政治學理，多數都是照本抄謄，全不知道改變。所以歐洲兩三百年以前的革命，說是爭自由，中國人也說要爭自由，歐洲從前爭平等，中國人也照樣要爭平等。但是中國今日的弊病，不是在不自由不平等的這些地方，如果要拿自由平等去提倡民氣，便是離事實太遠，和人民沒有切膚之痛，他們便沒有感覺，沒有感覺，一定不來附和。至於歐洲在兩三百年以前，人民所受不自由不平等的痛苦，真是水深火熱，以為非爭到自由平等，什麽問題都不能解決，所以拼命去爭自由打平等。

因為有這種風潮，所以近兩三百年來，一次發生英國革命，二次發生美國革命，三次發生法國革命。美國法國的革命都是成功的，英國革命算是沒有成功，所以國體至今沒有改變。英國革命的時候，正當中國明末清初，當時英國人民把皇位推倒，殺了一個皇帝，不到十年，又發生覆辟，一直到現在，他們的國體仍舊是君主，貴族階級也還是存在。美國自脫離英國獨立以後，把從前政治的階級完全打破，創立共和制度。以後法國革命，也是照美國一樣，把從前的階級制度根本推翻。延到現在六年以前，又發生俄國革命，他們也打破階級制度，變成共和國家。美國、法國、俄國，都是世界上很強盛的國家，推原他們強盛的來歷，都是由於革命成功。就這三個革命成功的國家比較，發起最後的是俄國，成功最大的也是俄國。俄國革命的結果，不但是把政治的階級打到平等，並且把社會上所有資本的階級，也是一齊打到平等。

我們再拿美國來講，美國革命的時候，人民所向的目標是在獨立。他們為什麽要獨立呢？因為他們當時的十三州，都是英國的領土，歸英國管理。英國是一個專制國家，壓迫美國人民，比壓迫本國人民還要嚴厲得多。美國人民見得他們自己和英國人民，都是同歸一個英國政府管理，英國政府待本國人民是那樣寬大，待美國人民是這樣刻薄，便覺得很不平等。所以要脫離英國，自己去管理自己，成一個獨立國家。他們因為獨立，反抗英國，和英國戰爭了八年，後來獨立成功，所有在美國的白色人種，政府都一律看待，一律平等，但是對待別色人種，便大不相同。比方在美國的非洲黑人，他們便視為奴隸，所以美國獨立之後，白人的政治地位，雖然是平等，但是黑人和白人比較，還不是平等。這種事實，和美國的憲法及獨立的宣言便不相符合。因為獨立宣言，開宗明義，便說“人人是生而平等的，天賦有一定不能少的權利，那些權利，便是生命自由和求幸福”。後來訂定憲法，也是根據這個道理。

美國注重人類平等的憲法，既然成功了以後，還要黑人來做奴隸，所以美國主張平等自由的學者，見到那種事實，和立國的精神大相矛盾，便反對一個平等自由的共和國家里頭，還用許多人來做奴隸。美國當時對待黑人究竟是怎麽樣的情形呢？美國人從前對待黑人是很刻薄的，把黑人當作牛馬一樣，要他們做奴隸做苦工，每日做很多的工，辛辛苦苦，做完之後，沒有工錢，只有飯吃。那種殘酷情形，全國人民看見了，覺得是很不公道，很不平等的，和開國憲法的道理太不相容，所以大家提倡人道主義，打破這種不平等的制度。後來這種主張愈傳愈廣，讚成這種主張的人，便非常之多，於是有許多熱心的人，調查當時黑奴所受的痛苦，做成了許多記錄，其中最著名的一本書，是把黑奴受痛苦的種種事實，編成一本小說，令人看到了之後，都很有趣味，這本小說叫做黑奴籲天錄。自這本書做出之後，大家都知道黑奴是怎麽樣受苦，便替黑奴來抱不平。當時全美國之中，北方各省沒有畜黑奴的，便主張放奴。南方各省所畜的黑奴，是很多的，因為南方各省有許多極大的農場，平常都是專靠黑奴去耕種，如果放黑奴，便沒有苦工，便不能耕種。南方的人由於自私自利的思想，便反對放奴，說黑奴制度不是一人起來的。美國人從前運非洲的黑人去做奴隸，好像幾十年前歐洲人運中國人到美洲和南洋去做豬仔一樣，黑奴便是當時非洲的豬仔。南方各省反對放奴，說黑奴是他們的本錢，如果要解放，他們一定要收回本錢。當時一個黑奴，差不多要值五六千元，南方各省的黑奴有幾百萬，總算起來，要值幾百萬萬元。因為那種價值太大，國家沒有那樣多錢去償還黑奴的東家，所以放黑奴的風潮，雖然是發生了很久，但是醞釀覆醞釀，到了六十年前，才爆發出來，構成美國的南北戰爭。那次戰爭，兩方死了幾十萬人，打過了五年仗，雙方戰爭是非常激烈的，是世界大戰爭之一。那次戰爭，是替黑奴打不平，替人類打不平等的，可以說是爭平等的戰爭。歐美從前為爭平等的問題，都是本身覺悟，為自己的利害去打仗。美國的南北戰爭，為黑奴爭平等，不是黑人自己懂得要爭。因為他們做奴隸的時候太久，沒有別的知識，只知道主人有飯給他們吃，有衣給他們穿，有屋給他們住，他們便很心滿意足。當時主人間或也有很寬厚的，黑奴只知道要有好主人，不致受十分的虐待，並不知道要反抗主人，要求解放，有自己做主人的思想。所以那次美國的南北戰爭，所爭求平等的人，是白人替黑人去爭，是自己團體以外的人去爭，不是本身的覺悟。

那次戰爭的結果，南方打敗了，北方打勝了，聯邦政府就馬上發一個命令，要全國放奴，南方各省因為打了敗仗，只有服從那個命令。自此以後，便不理黑奴，從解放的日起，便不給飯與黑奴吃，不給衣與黑奴穿，不給屋與黑奴住，黑奴從那次以後，雖然是被白人解放，有了自由，成了美國的共和國民，在政治的平等自由上有很大的希望，但是因為從前替主人做工，便有飯吃，有衣穿，有屋住，解放以後，不替主人做工，便沒有飯吃，沒有衣穿，沒有屋住，一時青黃不接，黑奴覺得失了泰山之靠，便感覺非常的痛苦。因此就怨恨放奴的各省份，尤其怨恨北方那位主張放奴的大總統。那位主張放奴的總統是誰呢？大家都知道美國有兩個極有名的大總統：一位是開國的大總統，叫做華盛頓；現在世界上的人說起開國元勳便數到華盛頓，因為那位大總統在爭人類平等的歷史上，是很有功勞的。其餘一位大總統就是林肯，他就是當時主張放奴最出力的人。因為他解放黑奴，為人類求平等，立了很大的功勞，所以世界上的人至今都稱頌他。但是當時解放了的黑奴，因為一時沒有衣食住的痛苦，便非常怨恨他，現在還有一種歌謠是罵林肯的，說他是洪水猛獸。那些罵林肯的人之心理，好像中國現在反對革命的人來罵革命黨一樣。現在有智識的黑人，知道解放的好，自然是稱頌林肯。但是無智識的黑人，至今還是恨林肯，學他們的祖宗一樣。

解放黑奴，是美國歷史上一件爭平等的事業，所以講美國的最好的歷史，第一個時期是由於受英國不平等的待遇，人民發起獨立戰爭，打過了八年仗，才脫離英國，得到平等，成一個獨立國家。第二個時期，是在六十年前，發生南北戰爭，那次戰爭的理由，和頭一次的獨立戰爭是相同的，打過了五年仗。五年戰爭的時間，和八年戰爭的時間，雖然是差不多，但是說起損失來，那次五年的戰爭比較八年的戰爭，犧牲還要大，流血還要多。簡單的說起來，美國第一次的大戰爭，是美國人民自己求獨立，為自己爭平等。第二次的大戰爭，是美國人民為黑奴求自由，為黑奴爭平等，不是為自己爭平等，是為他人爭平等。為他人爭平等，比較為自己爭平等，所受的犧牲還要大，流血還要多。所以美國歷史是一種爭平等的歷史，這種爭平等的歷史，是世界歷史中的大光榮。

美國爭得平等之後，法國也發生革命，去爭平等，當中反覆了好幾次，爭了八十年，才算成功。但是平等爭成功之後，他們人民把平等兩個字走到極端，要無論那一種人都是平等，像第二圖所講的平等，把平等地位不放在立足點，要放在平頭點，那就是假平等了。

中國的革命思潮，是發源於歐美，平等自由的學說，也是由歐美傳進來的。但是中國革命黨，不主張爭平等自由，主張爭三民主義。三民主義能夠實行，便有自由平等。歐美為平等自由去戰爭，爭得了之後，常常被平等自由引入歧路。我們的三民主義能夠實行，才真有自由平等。要什麽方法才能夠歸正軌呢？像第二圖，把平等線放在平頭上，是不合乎平等正軌的，要像第三圖，把平等線放在立足點，才算合乎平等的正軌。所以我們革命，要知道所用的主義，是不是適當，是不是合乎正軌，非先把歐美革命的歷史，源源本本來研究清楚不成功。人民要澈底明白我們的三民主義，是不是的的確確有好處，是不是合乎國情，要能夠信仰我們的三民主義，始終不變，也非把歐美革命的歷史，源源本本來研究清楚不成功。

美國為平等自由兩個名詞，經過了兩次戰爭，第一次爭了八年，第二次爭了五年，才達到目的。中國向來沒有為平等自由起過戰爭，幾千年來，歷史上的戰爭，都是大家要爭皇帝，每次戰爭，人人都是存一個爭皇帝的思想，只有此次我們革命，推倒滿清，才是不爭皇帝的第一次。但是這種不爭皇帝的思想，只限於真革命黨以內的人才是。說到革命黨以外，像北方的曹錕吳佩孚，名義上雖然讚成共和，但是主張武力統一，還是想專制。如果他們的武力統一成功，別人不能夠反抗，他們一定是想做皇帝的。譬如袁世凱在辛亥年推倒滿清的時候，他何嘗不讚成共和呢，他又何曾主張帝制呢？當時全國的人民，便以為帝制不再發生。到了民國二年，袁世凱用武力打敗了革命黨，把革命黨趕出海外，便改變國體，做起皇帝來。這般軍閥的思想，腐敗不堪，都是和袁世凱相同的，將來沒有人敢擔保這種危險不發生，所以中國的革命，至今沒有成功，就是因為做皇帝的思想沒有完全鏟除，沒有一概肅清。我們要把這種做皇帝的思想，完全鏟除，一概肅清，便不得不再來奮鬥，再來革命。

中國現在有許多青年志士，還是主張爭平等自由；歐洲在一兩百年以來，本是爭平等自由，但是爭得的結果，實在是民權。因為有了民權，平等自由才能夠存在，如果沒有民權，平等自由不過是一種空名詞。講到民權的來歷，發源是很遠的，不是近來才發生的。兩千多年以前，希臘羅馬便老早有了這種思想。當時希臘羅馬，都是共和國家，同時地中海的南方，有一個大國叫做克塞支(carthage)，也是一個共和國；後來有許多小國，繼續起來，都是共和國家。當時的希臘羅馬，名義上雖然是共和國家，但是事實上還沒有達到真正的平等自由；因為那個時候，民權還沒有實行。譬如希臘國內便有奴隸制度，所有貴族都是畜很多的奴隸，全國人民差不多有三分之二是奴隸；斯巴達的一個武士，國家定例要給五個奴隸去服侍他，所以希臘有民權的人是少數，無民權的人是大多數，羅馬也是一樣的情形。所以二千多年以前，希臘羅馬的國家名義，雖然是共和，但是由於奴隸制度，還不能夠達到平等自由的目的。到六十年前美國解放黑奴，打破奴隸制度，實行人類的平等以後，在現在的共和國家以內，才漸漸有真平等自由的希望。但是真平等自由是在什麽地方立足呢？要附屬到什麽東西之上呢？簡而言之，是在民權上立足的，要附屬於民權之上。民權發達了，平等自由，才可以長存，如果沒有民權，什麽平等自由都保守不住。所以中國國民黨發起革命，目的雖然是要爭平等自由，但是所定的主義和口號，還是要用民權。因為爭得了民權，人民方有平等自由的事實，便可以享平等自由的幸福，所以平等自由，實在是包括於民權之內。因為平等自由是包括在民權之內，所以今天研究民權的問題，便附帶來研究平等自由的問題。

歐美革命，為求平等自由的問題來戰爭，犧牲了無數的性命，流了很多的碧血，爭到平等自由之後，到了現在，把平等自由的名詞，應該要看得如何寶貴，把平等自由的事實，應該要如何審慎，不能夠隨便濫用。但是到現在究竟是怎麽樣呢？就自由一方面的情形說，前次已經講過了，他們爭得自由之後，便生出自由的許多流弊。美國法國革命，至今有了一百多年，把平等爭得了，到底是不是和自由一樣，也生出許多流弊呢？依我看起來，也是一樣的生出許多流弊。由於他們已往所生流弊的經驗，我們從新革命，便不可再蹈他們的覆轍，專為平等去奮鬥，要為民權去奮鬥；民權發達了，便有真正的平等，如果民權不發達，我們便永遠不平等。歐美平等的流弊，究竟是怎樣呢？簡單的說，就是他們把平等兩個字認得太呆了。歐美爭得平等以後，為什麽緣故要發生流弊呢？就是由於民權沒有充分發達，所以自由平等還不能夠向正軌道去走，因為自由平等沒有歸到正軌，所以歐美人民至今還是要為民權去奮鬥。因為要奮鬥，自然要結團體，人民因為知道結團體的重要，所以由於奮鬥的結果，便得到集會結社的自由。由於得到這種自由，便生出許多團體，在政治上有政黨，在工人中有工黨。

現在世界團體中最大的是工黨，工黨是在革命以後，人民爭得了自由，才發生出來的。發生的情形是怎樣呢？最初的時候，工人沒有知識，沒有覺悟，並不知道自己是處於不平等的地位，也不知道受資本家有很大的壓迫，好像美國黑奴，只知道自祖宗以來，都是做人家的奴隸，並不知道奴隸的地位是不好，也不知道除了奴隸以外，另外還有自由平等一樣。當時各國工人，本來不知道自己是處於什麽地位，後來於工人之外，得到了許多好義之士，替工人抱不平，把工人和資本家不平等的道理，宣傳到工人里頭，把他們喚醒了，要他們固結團體，和貴族及資本家抵抗，於是世界各國才發生工黨。工黨和貴族及資本家抵抗，是拿什麽做武器呢？工人抵抗唯一的武器，就是消極的不合作，不合作的舉動，就是罷工。這種武器，比較軍人打仗的武器，還要利害得多。如果工人對於國家或資本家有要求不遂的，便大家聯合起來，一致罷工，那種罷工，影響到全國人民，比較普通的戰爭，也不相上下。因為在工人之外，有知識極高的好義之士做領袖，去引導那些工人，教他們固結團體，去怎麽樣罷工，所以他們的罷工，一經發動，便在社會上發生很大的力量，因為有了很大的力量，工人自己才感覺起來，要講平等。英國法國的工人，由於這種感覺，要講平等，看見團體以內，引導指揮的領袖，都不是本行的工人，不是貴族便是學者，都是從外面來的，所以他們到了團體成功，便排斥那些領袖。這種排斥領袖的風潮，在歐洲近數十年來，漸漸發生了。所以起這種風潮的原故，便是由於工人走入平等的迷途，成了平等的流弊，由於這種流弊發生以後，工黨便沒有好領袖去引導指揮他們，工人又沒有知識去引導自己，所以雖然有很大的團體，不但是沒有進步，不能發生大力量，並且沒有人去維持，於是工黨內部漸漸腐敗，失卻了大團體的力量。

工人的團體，不但是在外國很多，近十多年來，中國也成立了不少。中國自革命以後，各行的工人都聯合起來，成立團體，團體中的領袖，也有很多不是工人的。那些團體中的領袖，固然不能說個個都是為工人去謀利益的，其中假借團體的名義，利用工人為自己圖私利的，當然是很多；但是真為大義去替工人出力的，也是不少。所以工人應該要明白，應該要分別領袖的青紅皂白。

現在中國的工人講平等，也是發生平等的流弊。譬如前幾天我收到由漢口寄來的一種工報，當中有兩個大標題，第一個標題是“我們工人不要穿長衣的做領袖”。第二個標題是“我們工人奮鬥，只求面包，不問政治”。由於這種標題，便可知和歐美工黨排斥非工人做領袖的口調是一樣的。歐美工人雖然排斥非工人的領袖，但是他們的目標，還是要問政治，所以漢口工人的第二個標題，便和歐美工人的口調，不能完全相同了。因為一國之內，人民的一切幸福，都是以政治問題為依歸的，國家最大的問題就是政治，如果政治不良，在國家里頭，無論什麽問題都不能解決。比方中國現在受外國政治經濟的壓迫，一年之內，損失十二萬萬元，這就是由於中國政治不良，經濟不能發達，所以每年要受這樣大的損失。在這種損失里頭，最大的是進口貨超過出口貨每年有五萬萬元，這五萬萬元的貨，都是工人生產的，因為中國工業不發達，才受這種損失。我們拿這個損失的問題來研究，中國工人所得的工價，是世界中最便宜的，所做的勞動，又是世界中最勤苦的，一天能夠做十多點鐘工，中國的工價既是最便宜，工人的勞動又是最勤苦，和外國工業競爭，照道理講，當然可以操勝算。為什麽中國工人所生產的出口貨，不能敵外國工人所生產的進口貨呢？為什麽我們由於工業的關系，每年要損失五萬萬元呢？此中最大的原因，就是中國政治不良，我們的政府沒有能力。如果政府有了能力，便可以維持這五萬萬元的損失。我們能夠維持這五萬萬元的損失，便是每年多了五萬萬元的面包。中國政府有能力，怎麽樣可以維持五萬萬元的損失呢？如果政府有能力，便可以增加關稅，關稅加重，外國的洋貨自然難得進口，中國的土貨便可以暢銷，由此全國的工人，每年便可以多進五萬萬元。但是照漢口工人寄來報紙上的標題講，工人不問政治，既然不問政治，自然不要求政府增加關稅，抵制洋貨，提倡土貨，不抵制洋貨，提倡土貨，中國就不制造土貨，不制造土貨，工人便沒有工做，工人連工都沒有做，那里還有面包呢？由此可見工人無好領袖，總是開口便錯。這樣的工人團體，斷不能發達，不久必歸消滅，因其太無知識了。殊不知道面包問題就是經濟問題，政治和經濟兩個問題，總是有連帶關系，如果不問政治，怎麽樣能夠解決經濟的面包問題來要求面包呢？漢口工人的那種標題，便是由於錯講平等生出來的流弊。所以我們革命不能夠單說是爭平等，要主張爭民權，如果民權不能夠完全發達，就是爭到了平等，也不過是一時，不久便要消滅的。我們革命，主張民權，雖然不拿平等做標題，但是在民權之中便包括得有平等。如果平等有時是好，當然是采用，如果不好，一定要除去。像這樣做去，才可以發達民權，才是善用平等。

我從前發明過一個道理，說世界人類得之天賦的才能，約可分為三種：一是先知先覺的；二是後知後覺的；三是不知不覺的。先知先覺的是發明家，後知後覺的是宣傳家，不知不覺的是實行家。這三種人互相為用，協力進行，然後人類的文明進步，才能夠一日千里。

天之生人，雖然有聰明才力的三種不平等，但是人心則必欲使之平等，這是道德上之最高目的，人類應該要努力進行的。要達到這個最高的道德目的，到底要怎麽樣做法呢？我們可把人類兩種思想來比對，便可以明白了。人類的思想，可說一種是利己的，一種是利人的。重於利己的人，每每出於害人，也有所可借。由於這種思想發達，於是有聰明才力的人，就專用彼之才能去奪取人家之利益，漸漸積成專制階級，生出政治上的不平等了，這是民權革命以前的世界。重於利人的人，只要是於人家有益的事，每每至到犧牲自己，亦樂而為之，這種思想發達，於是有聰明才力的人，就專用彼之才能，以謀他人的幸福，漸漸積成博愛的宗教和諸慈善事業。不過宗教之力，有時而窮，慈善之事，有時不濟，就不得不為根本上的解決，來實行革命，推翻專制，主張民權，以平人事之不平了。從此以後，要調和這三種人，使之平等，則人人應該以服務為目的，不當以奪取為目的。聰明才力愈大的人，當盡其能力以服千萬人之務，造千萬之福，聰明才力略小的人，當盡其能力而服十百人之務，造十百人之福，所謂“巧者拙之奴”，就是這個道理。至於全無聰明才力者，也應該盡一己之能力，以服一人之務，造一人之福。照這樣做去，雖天生人之聰明才力，有三種不平等，而人類由於服務的道德心發達，必可使之成為平等了，這就是平等的精義。

第四講

照前幾次所講，我們知道歐美人民爭民權，已經有了兩三百年，他們爭過了兩三百年，到底得了多少民權呢？今天的題目，就是歐美人民在近來兩三百年之中，所爭得民權之多少，和他們的民權，現在進步到什麽地步。

民權思想已經傳到中國來了，中國人知道民權的意思，是從書本和報紙中得來的。主張民權的書本和報紙，一定是很讚成民權那一方面的，大家平日研究民權，自然都是從讚成一方面的書本和報紙上觀察，照讚成一方面的書本和報紙上所說的話，一定是把民權的風潮說得是怎樣轟轟烈烈，把民權的思想說得是怎麽蓬蓬勃勃。我們看見了這些書報，當然受他們的鼓動，發生民權的思想，以為歐美人民爭民權爭過了兩三百年，每次都是得到最後勝利。照這樣看起來，以後世界各國的民權，一定是要發達到極點。我們中國處在這個世界潮流之中，也當然是應該提倡民權，發達民權，並且有許多人以為提倡中國民權能夠像歐美那一樣發達，便算是我們爭民權已達到目的了，以為民權，能夠發達到那個地步，國家便算是很文明，民族便算是很進步。但是從書報中觀察歐美的民權，和事實上有很多不對的。考察歐美的民權事實，他們所謂先進的國家，像美國法國，革命過了一百多年，人民到底得了多少民權呢？照主張民權的人看，他們所得的民權，還是很少。當時歐美提倡民權的人，想馬上達到民權的充分目的，所以犧牲一切生命財產，大家同心協力，一笑拼命去爭。到了勝利的時候，他們所爭到的民權，和革命時候所希望的民權，兩相比較起來，還是差得很多，還不能達到民權的充分目的。

現在可以回顧美國對於英國的獨立戰爭，是一個什麽情形。那個戰爭，打過了八年仗，才得到最後的勝利，才達到民權的目的。照美國獨立宣言來看，說平等和自由是天賦到人類的，無論什麽人都不能奪去人人的平等自由。當時美國革命，本想要爭到很充分的自由平等，但是爭了八年，所得的民權還是很少。為什麽爭了八年之久，只得到很少的民權呢？當初反對美國民權的是英國皇帝，美國人民受英國皇帝的壓迫，才主張獨立，和英國戰爭，所以那個戰爭，是君權和民權的戰爭。戰爭的結果，本是民權勝利，照道理講，應該得到充分的民權。為什麽不能達到充分的目的呢？因為獨立戰爭勝利之後，雖然打破了君權，但是主張民權的人，便生出民權的實施問題，就是要把民權究竟應該行到什麽程度？由於研究這種問題，主張民權的同志之見解各有不同，因為見解不同，便生出內部兩大派別的分裂。大家都知道美國革命有一個極著名的首領叫做華盛頓，他是美國的開國元勳。當時幫助他去反抗英國君權的人，還有許多英雄豪傑，像華盛頓的財政部長叫做哈美爾頓１[今譯漢密爾頓，下同。]，和國務部長叫做遮化臣２[今譯傑斐遜，下同。]。那兩位大人物對於民權的實施問題，因為見解各有不同，彼此的黨羽又非常之多，便分成為絕對不相同的兩大派。

遮氏一派，相信民權是天賦到人類的。如果人民有很充分的民權，由人民自由使用，人民必有分寸，使用民權的時候一定可以做許多好事，令國家的事業充分進步。遮氏這種言論，是主張人性是善的一說。至於人民有了充分的民權，如果有時不能充分發達善性去做好事，反誤用民權去作惡，那是人民遇到了障礙，一時出於不得已的舉動。總而言之，人人既是有天賦的自由平等，人人便應該有政權；而且人人都是有聰明的，如果給他們以充分的政權，令個個都可以管國事，一定可以做出許多大事業；大家負起責任來，把國家治好，國家便可以長治久安。那就是遮化臣一派對於民權的信仰。

至於哈美爾頓一派所主張的，恰恰和遮氏的主張相反。哈氏以為人性不能完全都是善的，如果人人都有充分的民權，性惡的人便拿政權去作惡。那些惡人拿到了國家大權，便把國家的利益自私自利分到自己同黨，無論國家的什麽道德、法律、正義、秩序都不去理會。弄到結果，不是一國三公，變成暴民政治；就是把平等自由走到極端，成為無政府。像這樣實行民權，不但是不能令國家進步，反要搗亂國家，令國家退步。所以哈氏主張，國家政權不能完全給予人民，要給予政府；把國家的大權都集合於中央，普通人只能夠得到有限制的民權。如果給予普通人以無限制的民權，人人都拿去作惡，那種作惡的影響對於國家，比較皇帝的作惡還要厲害得多。因為皇帝作惡，還有許多人民去監視防止，一般人若得到了無限制的民權，大家都去作惡，便再沒有人可以監視防止。故哈美爾頓說：“從前的君權要限制，現在的民權也應該要限制。”由此創立一派，叫做“聯邦派”，主張中央集權，不主張地方分權。

美國在獨立戰爭以前，本有十三邦，都歸英國統轄，自己不能統一。後來因為都受英國專制太過，不能忍受，去反抗英國，是大家有同一的目標，所以當時對英國作戰便聯同一氣。到戰勝了英國以後，各邦還是很分裂，還是不能統一。在革命的時候，十三邦的人口不過三百萬。在那三百萬人中，反抗英國的只有二百萬人，還有一百萬仍是讚成英國皇帝的。就是當時各邦的人民，還有三分之一是英國的保皇黨，只有三分之二才是革命黨。因為有那三分之一的保皇黨在內部搗亂，所以美國獨立戰爭費過了八年的長時間，才能夠完全戰勝。到了戰勝以後，那些著名的保皇黨無處藏身，便逃到北方，搬過聖羅倫士河以北１[今譯聖勞倫斯河（saintlawrencer.）。]，成立了加拿大殖民地，至今仍為英國屬地，忠於英國。美國獨立之後，國內便沒有敵人。但是那三百萬人分成十三邦，每邦不過二十多萬人，各不相下，大家不能統一，美國的國力還是很弱，將來還是很容易被歐洲吞滅，前途的生存是很危險的。於是各邦的先知先覺想免去此種危險，要國家永遠圖生存，便不得不加大國力；要加大國力，所以主張各邦聯合起來，建設一個大國家。當時所提倡聯合的辦法，有主張專行民權的，有主張專行國權的。頭一派的主張，就是地方分權。後一派的主張，就是中央集權，限制民權，把各邦的大權力都聯合起來，集中於中央政府，又可以說是“聯邦派”。這兩派彼此用口頭文字爭論，爭了很久，並且是很激烈。最後是主張限制民權的“聯邦派”占勝利，於是各邦聯合起來，成立一個合眾國，公布聯邦的憲法。美國自開國一直到現在，都是用這種憲法。這種憲法就是三權分立的憲法，把立法權、司法權和行政權分得清清楚楚，彼此不相侵犯。這是世界上自有人類歷史以來第一次所行的完全憲法。美國就是實行三權分立的成文憲法的第一個國家。世界上有成文憲法的國家，美國就是破天荒的頭一個。這個憲法，我們叫做《美國聯邦憲法》。美國自結合聯邦、成立憲法以後，便成世界上頂富的國家；經過歐戰以後，更成世界上頂強的國家。因為美國達到了今日這樣富強，是由於成立聯邦憲法，地方人民的事讓各邦分開自治。

十多年來，我國一般文人志士想解決中國現在的問題，不根本上拿中美兩國的國情來比較，只就美國富強的結果而論。以為中國所希望的，不過是在國家富強；美國之所以富強，是由於聯邦，中國要象美國一樣的富強，便應該聯省；美國聯邦制度的根本好處，是由於各邦自定憲法、分邦自治，我們要學美國的聯邦制度變成聯省，根本上便應該各省自定憲法，分省自治；等到省憲實行了以後，然後再行聯合成立國憲。質而言之，就是將本來統一的中國變成二十幾個獨立的單位，像一百年以前的美國十幾個獨立的邦一樣，然後再來聯合起來。這種見解和思想，真是謬誤到極點，可謂人雲亦雲，習而不察。像這樣只看見美國行聯邦制度便成世界頂富強的國家，我們現在要中國富強也要去學美國的聯邦制度，就是象前次所講的歐美人民爭民權，不說要爭民權，只說要爭自由平等，我們中國人此時來革命也要學歐美人的口號說去爭自由平等，都是一樣的盲從！都是一樣的莫名其妙！

主張聯省自治的人，表面上以為美國的地方基礎有許多小邦，各邦聯合，便能自治，便能富強；中國的地方基礎也有許多行省，也應該可以自治，可以富強。殊不知道美國在獨立時候的情形究竟是怎麽樣。美國當獨立之後為什麽要聯邦呢？是因為那十三邦向來完全分裂，不相統屬，所以不能不聯合起來。至於我們中國的情形又是怎麽樣呢？中國本部形式上向來本分作十八省，另外加入東三省及新疆，一共是二十二省；此外還有熱河、綏遠、青海許多特別區域，及蒙古、西藏各屬地。這些地方，在清朝二百六十多年之中，都是統屬於清朝政府之下。推到明朝時候，各省也很統一。再推到元朝時候，不但是統一中國的版圖，且幾幾乎統一歐亞兩洲。推到宋朝時候，各省原來也是很統一的；到了南渡以後，南方幾省也是統一的。更向上推到唐朝、漢朝，中國的各省沒有不是統一的。由此便知中國的各省在歷史上向來都是統一的，不是分裂的，不是不能統屬的；而且統一之時就是治，不統一之時就是亂的。美國之所以富強，不是由於各邦之獨立自治，還是由於各邦聯合後的進化所成的一個統一國家。所以美國的富強，是各邦統一的結果，不是各邦分裂的結果。中國原來既是統一的，便不應該把各省再來分開。中國眼前一時不能統一，是暫時的亂象，是由於武人的割據。這種割據，我們要鏟除他，萬不能再有聯省的謬主張，為武人割據作護符。若是這些武人有口實來各據一方，中國是再不能富強的。如果以美國聯邦制度就是富強的原因，那便是倒果為因。

外國人現在對於中國為什麽要來共管呢？是從什麽地方看出中國的缺點呢？就是由於看見中國有知識階級的人所發表的言論、所貢獻的主張，都是這樣的和世界潮流相反，所以他們便看中國不起，說中國的事中國人自己不能管，列強應該來代我們共管。我們現在東亞處於此時的潮流，要把“聯邦”二個字用得是恰當，便應該說中國和日本要聯合起來，或者中國和安南、緬甸、印度、波斯、阿富汗都聯合起來。因為這些國家向來都不是統一的，此刻要亞洲富強，可以抵抗歐洲，要聯成一個大邦，那才可以說得通。至於中國的十八省和東三省以及各特別區，在清朝時候已經是統一的，已經是聯屬的。我們推翻清朝，承繼清朝的領土，才有今日的共和國，為什麽要把向來統一的國家再來分裂呢？提倡分裂中國的人一定是野心家，想把各省的地方自己去割據。像唐繼堯割據雲南、趙恒惕割據湖南、陸榮廷割據廣西、陳炯明割據廣東，這種割據式的聯省，是軍閥的聯省，不是人民自治的聯省；這種聯省不是有利於中國的，是有利於個人的，我們應該要分別清楚。

美國獨立時候的十三邦毫不統一，要聯成一個統一國家，實在是非常的困難。所以哈氏和遮氏兩派的爭論便非常之激烈。後來制成聯邦憲法，付之各邦自由投票，最後是哈氏一派占勝利，遮氏一派的主張漸漸失敗。因為聯邦憲法成立之前，全國人有兩大派的主張，所以頒布的憲法弄成兩派中的一個調和東西。把全國的大政權，如果是屬於中央政府的，便在憲法之內明白規定；若是在憲法所規定以外的，便屬於地方政府。比方幣制，應該中央政府辦理，地方政府不能過問。像外交，是規定由中央政府辦理，各邦不能私自和外國訂約。其餘象關於國防上海陸軍的訓練與地方上民團的調遣等那些大權，都是歸中央政府辦理。至於極覆雜的事業，在憲法未有劃歸中央政府的，便歸各邦政府分別辦理。這種劃分，便是中央和地方的調和辦法。

美國由於這種調和辦法，人民究竟得到了多少民權呢？當時所得的民權，只得到一種有限制的選舉權。在那個時候的選舉權，只是限於選舉議員和一部分的地方官吏；至於選舉總統和上議院的議員，還是用間接選舉的制度，由人民選出選舉人，再由選舉人才去選總統和那些議員。後來民權逐漸發達，進步到了今日，總統和上議院的議員以及地方上與人民有直接利害關系的各官吏，才由人民直接去選舉，這就叫做普通選舉。所以美國的選舉權，是由限制的選舉漸漸變成普通選舉。但是這種普通選舉，只限於男人才能夠享受，至於女子，在一二十年前還是沒有這種普通選舉權。歐美近二十年以來，女子爭選舉權的風潮非常激烈。大家都知道，當時歐美的女子爭選舉權，許多人以為不能成功。所持的理由，就是女子的聰明才力不及男子，男子所能做的事女子不能夠做，所以很多人反對。不但是男人很反對，許多女子自己也是很反對，就是全國的女人都爭得很激烈，還料不到可以成功。到了七八年以前，英國女子才爭成功，後來美國也爭成功。這個成功的緣故，是由於當歐戰的時候男子通同去當兵，效力戰場，在國內的許多事業沒有男人去做。像兵工廠內的職員、散工，街上電車內的司機、賣票，和後方一切勤務事宜，男子不敷分配，都是靠女子去補充。所以從前反對女子選舉權的人，說女子不能做男子事業，到了那個時候便無法證明，便不敢反對，主張女子有選舉權的人才完全占勝利。所以歐戰之後，女子的選舉權才是確定了。

由此便知，歐美革命的目標本是想達到民權，像美國獨立戰爭就是爭民權；戰爭成功之後，主張民權的同志又分出兩派，一派是主張應該實行充分的民權，一派是主張民權應該要限制，要國家應該有極大的政權。後來發生許多事實，證明普通人民的確是沒有知識、沒有能力去行使充分的民權。譬如遮化臣爭民權，他的門徒也爭民權，弄到結果，所要爭的民權還是失敗，便可以證明普通民眾不知道運用政權。由於這個緣故，歐美革命有了兩三百多年，向來的標題都是爭民權，所爭得的結果，只得到男女選舉權。

講到歐洲的法國革命，當時也是主張爭民權。所以主張民權的學者，像盧梭那些人，便說人人有天賦的權利，君主不能侵奪。由於盧梭的學說，便發生法國革命。法國革命以後，就實行民權。於是一般貴族皇室都受大害，在法國不能立足，便逃亡到外國。因為法國人民當時拿充分的民權去做頭一次的試驗，全國人都不敢說民眾沒有知識、沒有能力，如果有人敢說那些話，大家便說他是反革命，馬上就要上斷頭台。所以那個時候便成暴民專制，弄到無政府，社會上極為恐慌，人人朝不保夕。就是真革命黨，也有時因為一言不慎，和大眾的意見不對，便要受死刑。故當法國試驗充分民權的時期，不但是王公貴族被人殺了的是很多，就是平時很熱心的革命志士，像丹頓一流人物一樣，因為一言不合，被人民殺了的也是很不少。後來法國人民看到這樣的行為是過於暴虐，於是從前讚成民權的人反變成心灰意冷，來反對民權，擁護拿破侖做皇帝，因此生出民權極大的障礙。這種障礙，不是由君權發生的。在一百年以前，民權的風潮便已經是很大，像前幾次所講的情形。現在世界潮流已達到了民權的時代，照道理推測，以後應該一天發達一天，為什麽到民權把君權消滅了以後，反生出極大的障礙呢？是什麽原因造成的呢？一種原因，是由於讚成民權所謂穩健派的人，主張民權要有一定的限制。這派是主張國家集權，不主張充分民權。這派對於民權的阻力還不甚大，阻礙民權的進步也不很多。最為民權障礙的人，還是主張充分民權的人。像法國革命時候，人民拿到了充分的民權，便不要領袖，把許多有知識有本事的領袖都殺死了，只剩得一班暴徒。那般暴徒，對於事物的觀察既不明了，又很容易被人利用。全國人民既是沒有好耳目，所以發生一件事，人民都不知道誰是誰非，只要有人鼓動，便一致去盲從附和。像這樣的現象，是很危險的。所以後來人民都覺悟起來，便不敢再主張民權。由於這種反動力，便生出了民權的極大障礙，這種障礙是由於主張民權的人自招出來的。

歐洲自法國以外，像丹麥、荷蘭、葡萄牙、西班牙那些小國，於不知不覺之中也發生民權的風潮。民權的風潮在歐美雖然遇了障礙，得到君權的反抗，還是不能消滅；遇到了民權自身的障礙，也是自然發達，不能阻止。那是什麽原故呢？因為大勢所趨，潮流所至，沒有方法可以阻止。由於這個道理，故許多專制國家都是順應潮流，去看風行事。譬如英國從前革命，殺了皇帝，不到十年再覆辟起來，但是英國的貴族知機善變，知道民權的力量太大，不能反抗，那些皇室貴族便不和民權去反抗，要和他去調和。講到民權的起源，本來是發生於英國的。英國自覆辟之後，推翻了民權，便成貴族執政，只有貴族可以理國事，別界人都不能講話；到了一千八百三十二年以後，在貴族之外，才準普通平民有選舉權；到了歐戰以後，才許女子也有選舉權。至於英國對待屬地，更是善用退讓的手段，順應民權的潮流。像愛爾蘭是英國三島中的土地，英國始初本是用武力壓迫，後來見到民權的風潮擴大，便不去壓迫，反主退讓，準愛爾蘭獨立。英國不獨對於三島的內部是如此，就是對於外部，像對付埃及，也是退讓。埃及當歐戰時候，為英國是很出力的。英國當時要埃及人去助戰，也允許過了埃及許多權利，準他們以後獨立。到歐戰之後，英國食言，把所許的權利都不履行。埃及便要求獨立，履行前約，風潮擴大，英國也是退讓，許埃及獨立。又像印度現在要求英國擴充選舉，英國也是一概允許。至於現在英國國內，容納工黨組織內閣，工人執政，便更足以證明英國貴族的退讓，民權的進步。英國貴族知道世界民權的大勢，能夠順應潮流，不逆反潮流，所以他們的政體至今還可以維持，國家的現狀還是沒有大危險。

世界上經過了美國、法國革命之後，民權思想便一日發達一日。但是根本講起來，最新的民權思想還是發源於德國。德國的人心向來富於民權思想，所以國內的工黨便非常之多，現在世界上工黨團體中之最大的還是在德國。德國的民權思想發達本早，但到歐戰以前，民權的結果還不及法國、英國。這個理由，是因為德國對付民權所用的手段和英國不同，所以得來的結果也是不同。從前德國對付民權是用什麽手段呢？德國是誰阻止民權的發達呢？許多學者研究，都說是由於丕士麥１[今譯俾斯麥，下同。]。

丕士麥是德國很有名望、很有本領的大政治家。在三四十年前，世界上的大事業都是由於丕士麥造成的。世界上的大政治家都不能逃出丕士麥的範圍。所以在三四十年前，德國是世界上頂強的國家。德國當時之所以強，全由丕士麥一手造成。在丕士麥沒有執政之先，德國是一個什麽景象呢？德國在那個時候有二十幾個小邦，那二十幾個小邦的民族雖然是相同，但是各自為政，比較美國的十三邦還要分裂，加以被拿破侖征服之後，人民更是窮苦不堪。後來丕士麥出來，運用他的聰明才力和政治手腕，聯合附近民族相同的二十幾邦，造成一個大聯邦，才有後來的大富強。在十年以前，德國是世界上頂強的國家，美國是世界上頂富的國家，他們那兩國都是聯邦。許多人以為我們中國要富強，也應該學德國、美國的聯邦。殊不知德國在三四十年前，根本上只有一個普魯士，因丕士麥執政以後，拿普魯士做基礎，整軍經武，刷新內政，聯合其餘的二十多邦，才有後來的大德意志。當丕士麥聯合各邦的時候，法國、奧國都極力反對。奧國所以反對德國聯邦的緣故，是因為奧國和德國雖然是同一條頓民族，但是奧皇也想爭雄歐洲，故不願德國聯邦，再比奧國還要強盛。無如丕士麥才智過人，發奮圖強，於一千八百六十六年用很迅速手段和奧國打仗，一戰便打敗奧國。德國戰勝了以後，本來可以消滅奧國，惟丕士麥以為奧國雖然反對德國，但是奧國民族還是和德國相同，將來不至為德國的大患。丕士麥的眼光很遠大，看到將來足為德國大患的是英國、法國，所以丕士麥戰勝了奧國以後，便馬上拿很寬大的條件和奧國講和。奧國在新敗之餘，覆得德國的寬大議和，便很感激他。從此只有六年，到一千八百七十年，德國便去打法國，打破拿破侖第三，占領巴黎。到講和的時候，法國便把阿爾賽士和羅倫兩處地方割歸德國１[今譯阿爾薩斯。]２[今譯洛林。]。從這兩次大戰以後，德國的二十幾個小邦便聯合得很鞏固，成立一個統一國家。德國自聯邦成立了之後，到歐戰以前，是世界上最強的國家，執歐洲的牛耳；歐洲各國的事，都惟德國馬首是瞻。德國之所以能夠達到那個地位，全由丕士麥一手締造而成。

因為丕士麥執政不到二十年，把很弱的德國變成很強的國家，有了那種大功業，故德國的民權雖然是很發達，但是沒有力量去反抗政府。在丕士麥執政的時代，他的能力不但是在政治、軍事和外交種種方面戰勝全世界，就是對於民權風潮，也有很大的手段戰勝一般民眾。譬如到了十九世紀的後半，在德法戰爭以後，世界上不但是有民權的戰爭，並且發生經濟的戰爭。在那個時候，民權的狂熱漸漸減少，另外發生一種什麽東西呢？就是社會主義。這種主義，就是我所主張的民生主義。人民得了這種主義，便不熱心去爭民權，要去爭經濟權。這種戰爭，是工人和富人的階級戰爭。工人的團體在德國發達最早，所以社會主義在德國也是發達最先。世界上社會主義最大的思想家都是德國人，像大家都知道有一位大社會主義家叫做馬克思，他就是德國人。就是實行馬克思主義，俄國的老革命黨都是馬克思的信徒。德國的社會主義，在那個時候便非常之發達。社會主義本來是和民權主義相連帶的，這兩個主義發生了以後，本來應該要同時發達的。歐洲有了民權思想，便發生民權的革命；為什麽有了那樣發達的社會主義，在那個時候不發生經濟的革命呢？因為德國發生社會主義的時候，正是丕士麥當權的時候。在別人一定是用政治力去壓迫社會主義，但是丕士麥不用這種手段。他以為德國的民智很開通，工人的團體很鞏固，如果用政治力去壓迫，便是徒勞無功。當時丕士麥本是主張中央集權的獨裁政治，他是用什麽方法去對付社會黨呢？社會黨提倡改良社會，實行經濟革命，丕士麥知道不是政治力可以打消的，他實行一種國家社會主義，來防範馬克思那般人所主張的社會主義。比方鐵路是交通上很重要的東西，國內的一種基本實業，如果沒有這種實業，什麽實業都不能夠發達。像中國津浦鐵路沒有築成以前，直隸、山東和江北一帶地方都是很窮苦的，後來那條鐵路築成功了，沿鐵路一帶便變成很富饒的地方。又像京漢鐵路沒有築成以前，直隸、湖北、河南那幾省也是很荒涼的，後來因為得了京漢鐵路交通的利便，沿鐵路的那幾省便變成很富庶。當丕士麥秉政的時候，英國、法國的鐵路多半是人民私有，因為基本實業歸富人所有，所以全國實業都被富人壟斷，社會上便生出貧富不均的大毛病。丕士麥在德國便不許有這種毛病，便實行國家社會主義，把全國鐵路都收歸國有，把那些基本實業由國家經營；對於工人方面，又定了作工的時間，工人的養老費和保險金都一一規定。這些事業，本來都是社會黨的主張，要拿出去實行的；但是丕士麥的眼光遠大，先用國家的力量去做了，更用國家經營鐵路、銀行和各種大實業，拿所得的利益去保護工人，令全國工人都是心滿意足。德國從前每年都有幾十萬工人到外國去做工，到了丕士麥經濟政策成功時候，不但沒有工人出外國去做工，並且有許多外國工人進德國去做工。丕士麥用這樣方法對待社會主義，是用先事防止的方法，不是用當沖打消的方法。用這種防止的方法，就是在無形中消滅人民要爭的問題。到了人民無問題可爭，社會自然不發生革命。所以這是丕士麥反對民權的很大手段。

現在就世界上民權發達一切經過的歷史講：第一次是美國革命，主張民權的人分成哈美爾頓和遮化臣兩派，遮化臣主張極端的民權，哈美爾頓主張政府集權，後來主張政府集權派占勝利，是民權的第一次障礙。第二次是法國革命，人民得到了充分的民權，拿去濫用，變成了暴民政治，是民權的第二次障礙。第三次是丕士麥，用最巧的手段去防止民權，成了民權的第三次障礙。這就是民權思想在歐美發達以來所經過的一切情形。但是民權思想雖然經過了三個障礙，還是不期然而然，自然去發達，非人力所能阻止，也非人力所能助長。民權到了今日，便成世界上的大問題。世界上的學者，無論是守舊派，或者是革新派，都知道民權思想是不能消滅的。不過在發達的時候，民權的流弊還是免不了的，像從前講平等自由也生出流弊一樣。總而言之，歐美從前爭平等自由，所得的結果是民權；民權發達了之後，便生出許多流弊。在民權沒有發達之先，歐美各國都想壓止他，要用君權去打消民權。君權推倒了之後，主張民權的人便生出民權的障礙；後來實行民權，又生出許多流弊，更為民權的障礙。最後丕士麥見到人民主張民權，知道不能壓止，便用國家的力量去替代人民，實行國家社會主義，這也是民權的障礙。歐戰以後，俄國、德國的專制政府都推倒了，女子選舉權也有好幾國爭到手了，所以民權到了今日更是一個大問題，更不容易解決。

推到實行民權的原始，自美國革命之後，人民所得的頭一個民權，是選舉權。當時，歐美人民以為民權就是選舉權算了，如果人民不論貴賤、不論貧富、不論賢愚都得到了選舉權，那就算民權是充分的達到了目的。至於歐戰後三四年以來，又究竟是怎麽樣呢？當中雖然經過了不少的障礙，但是民權仍然是很發達，不能阻止。近來瑞士的人民，除了選舉權以外，還有創制權和覆決權。人民對於官吏有權可以選舉，對於法律也應該有權可以創造、修改。創制權和覆決權便是對於法律而言的。大多數人民對於一種法律，以為很方便的，便可以創制，這便是創制權；以為很不方便的，便可以修改，修改便是覆決權。故瑞士人民比較別國人民多得了兩種民權，一共有三種民權，不只一種民權。近來美國西北幾邦新開辟地方的人民，比較瑞士人民更多得一種民權，那種民權是罷官權。在美洲各邦之中，這種民權雖然不能普遍，但有許多邦已經實行過了。所以美國許多人民現在得到了四種民權：一種是選舉權，二種是罷官權，三種是創制權，四種是覆決權。這四種權在美國西北幾州已經行得很有成績，將來或者可以推廣到全美國，或者全世界。將來世界各國要有充分的民權，一定要學美國的那四種民權。由此四種民權實行下去，將來能不能夠完全解決民權的問題呢？現在世界學者看見人民有了這四種民權的思想，還不能把民權的問題完全來解決，都以為是時間的問題，以為這種直接的民權思想發生尚不久。從前的神權經過了幾萬年。君權經過了幾千年，現在此刻各國的君權，像英國、日本和意大利的君權還有多少問題，不過這種君權將來一定是消滅的。這些直接的民權，新近發生不過是幾十年，所以在今日還是一個不能解決的大問題。

照現在世界上民權頂發達的國家講，人民在政治上是占什麽地位呢？得到了多少民權呢？就最近一百多年來所得的結果，不過是一種選舉和被選舉權。人民被選成議員之後，在議會中可以管國事。凡是國家的大事，都要由議會通過，才能執行；如果在議會沒有通過，便不能行。這種政體叫做“代議政體”，所謂“議會政治”。但是成立了這種代議政體以後，民權是否算得充分發達呢？在代議政體沒有成立之先，歐美人民爭民權，以為得到了代議政體便算是無上的民權。好像中國革命黨希望中國革命以後，能夠學到日本或者學到歐美，便以為大功告成一樣。如果真是學到了象日本、歐美一樣，可不可以算是止境，還要聽下文分解。歐美人民從前以為爭到了代議政體，便算是心滿意足。我們中國革命以後，是不是達到了代議政體呢？所得民權的利益究竟是怎麽樣呢？大家都知道，現在的代議士都變成了“豬仔議員”，有錢就賣身，分贓貪利，為全國人民所不齒。各國實行這種代議政體都免不了流弊，不過傳到中國，流弊更是不堪問罷了。大家對於這種政體如果不去聞問，不想挽救，把國事都付托到一般豬仔議員，讓他們去亂作亂為，國家前途是很危險的。所以外國人所希望的代議政體，以為就是人類和國家的長治久安之計，那是不足信的。民權初生本經過了許多困難，後來實行又經過了許多挫折，還是一天一天的發達，但是得到的結果不過是代議政體。各國到了代議政體就算是止境。近來俄國新發生一種政體，這種政體不是代議政體，是“人民獨裁”的政體。這種人民獨裁的政體究竟是怎麽樣呢？我們得到的材料很少，不能判斷其究竟，惟想這種人民獨裁的政體，當然比較代議政體改良得多。但是我們國民黨提倡三民主義來改造中國，所主張的民權，是和歐美的民權不同。我們拿歐美已往的歷史來做材料，不是要學歐美，步他們的後塵；是用我們的民權主義，把中國改造成一個“全民政治”的民國，要駕乎歐美之上。我們要達到這種大目的，便先要把民權主義研究到清清楚楚。

今天所講的大意，是要諸君明白歐美的先進國家把民權實行了一百多年，至今只得到一種代議政體。我們拿這種制度到中國來實行，發生了許多流弊。所以民權的這個問題，在今日還是很難解決１[此處原有一“的”字，當為衍文，已刪。]。我以後對於民權主義還要再講兩次，便把這個問題在中國求一個根本解決的辦法。我們不能解決，中國便要步歐美的後塵；如果能夠解決，中國便可以駕乎歐美之上。

第五講

中國人的民權思想都是由歐美傳進來的。所以我們近來實行革命，改良政治，都是仿效歐美。我們為什麽要仿效歐美呢？因為看見了歐美近一百年來的文化雄飛突進，一日千里，種種文明都是比中國進步得多。

比方就武器一項說，歐美近年的武器便是一天改良一天，要比中國進步得多。中國的武器，幾千年以來都是弓箭刀戟，在二三十年以前還是用那幾種東西。像庚子年發生義和團，他們的始意是要排除歐美勢力的，因為他們要排除歐美的勢力，所以和八國聯軍打仗，當時所用的武器便是大刀。要用大刀去抵抗聯軍的機關槍和大炮，那種舉動就是當時中國人對於歐美的新文化之反動，對於他們的物質進步之抵抗，不相信歐美的文化是比中國進步，並且想表示中國的文化還要好過歐美。甚至於象歐美的洋槍大炮那些精利武器，也不相信比較中國的大刀還要厲害，所以發生義和團來反抗歐美。義和團的勇氣始初是銳不可當的，在楊村一戰，是由於英國提督西摩帶了三千聯軍，想從天津到北京去救那些公使館，經過楊村就被義和團圍住了。當時戰鬥的情形，義和團沒有洋槍大炮，只有大刀；所圍住的聯軍，有很精利的槍炮。在義和團一方面，可說是肉體相搏。西摩因為被他們包圍了，便用機關槍去掃射義和團。義和團雖然是被機關槍打死了很多的人，血肉橫飛，但是還不畏懼，還不退卻，總是前仆後繼，死死的把聯軍圍住。弄到西摩帶那三千聯軍，終不敢通過楊村直進北京，便要退回天津等候，另外請了大兵來幫助，才能夠到達北京，解各國公使館的圍。就那次戰爭的情形而論，西摩有幾句批評說：照當時義和團之勇氣，如果他們所用的武器是西式的槍炮，那些聯軍一定是全軍覆沒的。但是他們始終不相信外國的新式武器，總是用大刀、肉體和聯軍相搏，雖然被聯軍打死了幾萬人，傷亡枕籍，還是前仆後繼，其勇銳之氣殊不可當，真是令人驚奇佩服。所以經過那次血戰之後，外國人才知道中國還有民族思想，這種民族是不可消滅的。不過庚子年的義和團，是中國人的最後自信思想和最後自信能力去同歐美的新文化相抵抗。由於那次義和團失敗以後，中國人便知道從前的弓箭刀戟不能夠和外國的洋槍大炮相抵抗，便明白歐美的新文明的確是比中國的舊文明好得多。用外國的新東西和中國的舊東西比較，就武器一項效力，自然是很明顯的。至於除了武器之外，像交通上的鐵路、電報，也要比中國的挑#、驛站好得多。我們要轉運東西，火車當然是快過挑#、便利過挑#；要通消息，電報當然是迅速過驛站、靈通過驛站。再推到其餘種種關於人類日常生活的機器，和農工商所用的種種方法，也沒有不是比中國進步得多的。

所以，從那次義和團失敗以後，中國一般有思想的人，便知道要中國強盛，要中國能夠昭雪北京城下之盟的那種大恥辱，事事便非仿效外國不可。不但是物質科學要學外國，就是一切政治社會上的事都要學外國。所以經過義和團之後，中國人的自信力便完全失去，崇拜外國的心理便一天高過一天。由於要崇拜外國、仿效外國，便得到了很多的外國思想；就是外國人只才想到、還沒有做到的新思想，我們也想拿來實行。十三年前革命，仿效外國改革政治，成立民主政體，目的是在取法乎上，所以把外國很高的政治哲理和最新的政治思想都拿來實行。這是中國政治思想上一個最大的變動。在義和團以前，中國和外國已經通了商，早知道外國的好處也是很多，但是全國人的心理還不相信外國是真有文明；所以當義和團的時候，便把仿效外國的鐵路和電報都毀壞了，就是外國的槍炮也不信仰，在打仗的時候還是要用中國的弓刀。以後因為失敗，又反過來信仰外國。在中國所用的無論什麽東西，都是要仿效外國。由此可見，中國從前是守舊，在守舊的時候總是反對外國，極端信仰中國要比外國好；後來失敗，便不守舊，要去維新，反過來極端的崇拜外國，信仰外國是比中國好。因為信仰外國，所以把中國的舊東西都不要，事事都是仿效外國；只要聽到說外國有的東西，我們便要去學，便要拿來實行。對於民權思想也有這種流弊。革命以後舉國如狂，總是要拿外國人所講的民權到中國來實行，至於民權究竟是什麽東西，也不去根本研究。

前幾次所講的情形，是把外國爭民權的歷史和勝利之後所得的什麽結果，詳細的說明。由於那幾次的研究，便知民權政治在外國也不能夠充分實行，進行民權在中途也遇到了許多障礙。現在中國主張實行民權，要仿效外國，便要仿效外國的辦法。但是民權問題在外國政治上至今沒有根本辦法，至今還是一個大問題。就是外國人拿最新發明的學問來研究民權、解決民權問題，在學理一方面根本上也沒有好發明，也沒有得到一個好解決的方法。所以外國的民權辦法不能做我們的標準，不足為我們的師導。

自義和團以後，一般中國人的思想，時時刻刻、件件東西總是要學外國。外國的東西到底可不可以學呢？比方用武器講，到底是外國的機關槍厲害呢，還是中國的弓刀厲害呢？這兩種東西沒有比較，一定是外國的機關槍要厲害得多。不但是外國的武器要比中國的厲害，就是其他各種東西，外國都是比中國進步得多。就物質一方面的科學講，外國駕乎中國，那是不可諱言的。但是外國在政治一方面究竟是怎麽樣呢？外國的政治哲學和物質科學兩種學問的進步，又是那一種最快呢？政治的進步遠不及科學。譬如兵學就是一種軍事科學，專就兵學講，外國的戰術隨時發明，隨時改良，所謂日新月異。所以拿一百多年以前的外國兵書，今日有沒有人還拿去用呢？那是沒有的。不但是一百年以前的兵書沒有人拿去用，就是十年以前的兵書，到了今日也是無用。外國的武器和戰術，每過十年便成一個大變動。換句話講，就是外國的武器和戰術，每過十年便有一次革命。外國最大的武器和價值最貴的武器，就是水上所用的戰鬥艦。現在外國的戰鬥艦，每艘要值五千萬元以至於一萬萬元，能夠值這些錢的船，才叫做一只兵船。外國物質的進步以武器為最快；武器的進步又以戰鬥艦為最快。戰鬥艦的變動最多不過十年，在歐戰以前的戰鬥艦，至今已成廢物。不但是海軍的戰鬥艦有這樣的大變動，就是陸軍的槍炮也是日日進步，每十年一次變動，每十年一次革命，每十年一翻新。現在我們所用的槍，在外國已經成了無用的廢物；歐戰時各國所用的大炮，到了今日也算是舊式。不但是武器在歐美是日日進步、件件翻新，就是其他機器物品也是天天改良、時時發明。所以外國在物質文明上的進步，真是日新月異，一天比一天的不同。至於在政治上，外國比較中國又是進步了多少呢？歐美兩三百年來經過許多次數的革命，政治上的進步雖然是比中國快得多，但是外國的政治書本，像二千多年以前在希臘有一位大政治哲學家叫做柏拉圖，他所著的《共和政體》那本書至今還有學者去研究１[今譯《理想國》。]，對於現在的政體還以為有多少價值可以供參考；不像兵船操典，過了十年便成無價值的廢物。由此便知外國的物質科學，每十年一變動，十年之前和十年之後大不相同，那種科學的進步是很快的。至於政治理論，在二千年以前，柏拉圖所寫的《共和政體》至今還有價值去研究，還是很有用處。所以外國政治哲學的進步，不及物質進步這樣快的。他們現在的政治思想，和二千多年以前的思想根本上還沒有大變動。如果我們仿效外國的政治，以為也是象仿效物質科學一樣，那便是大錯。

外國的物質文明一天和一天不同，我們要學他，便很不容易趕上。至於外國政治的進步，比較物質文明的進步是差得很遠的，速度是很慢的。像美國革命實行民權有了一百五十多年，現在能夠實行的民權，和一百多年以前所實行的民權便沒有大分別。現在法國所行的民權，還不及從前革命時候所行的民權。法國在從前革命的時候，所行的民權是很充分的，當時一般人民以為不對，大家要去反抗，所以至今有了一百多年，法國的民權還是沒有大進步。我們要學外國，便要把這些情形分別清楚。至於外國民權所以沒有大進步的原因，是由於外國對於民權的根本辦法沒有解決。由前幾次所講的情形，便知道歐美的民權政治至今還是沒有辦法，民權的真理還是沒有發明；不過近兩三百年以來民權思想逐漸澎漲，在人事上想不通的問題，大家便聽其自然，順著潮流去做罷了。所以近來民權的發達，不是學者從學理上發明出來的，是一般人民順其自然做出來的。因為總是順其自然去做，預先沒有根本辦法，前後沒有想過，所以歐美實行民權在中途便遭了許多挫折，遇了許多障礙。中國革命以後，要仿效歐美實行民權，歐美的民權現在發達到了代議政體，中國要跟上外國實行民權，所以也有代議政體。但是歐美代議政體的好處，中國一點都沒有學到；所學的壞處卻是百十倍，弄到國會議員變成豬仔議員，污穢腐敗，是世界各國自古以來所沒有的。這真是代議政體的一種怪現象。所以中國學外國的民權政治，不但是學不好，反且學壞了！

照前幾回所講，大家便知道歐美的民權政治根本上還沒有辦法，所以我們提倡民權，便不可完全仿效歐美。我們不完全仿效歐美，究竟要怎麽樣去做呢？現在中國還有守舊派，那些守舊派的反動力是很大的。他們的主張是要推翻民國，恢覆專制，去圖覆辟，以為要這樣的辦法才可以救中國。我們明白世界潮流的人，自然知道這個辦法是很不對的，所以要反對這個辦法，順應世界潮流，去實行民權，走政治的正軌。我們要走政治的正軌，便先要知道政治的真意義。什麽是叫做政治呢？照民權第一講的定義說，政是眾人的事，治是管理眾人的事。中國幾千年以來社會上的民情風土習慣，和歐美的大不相同。中國的社會既然是和歐美的不同，所以管理社會的政治自然也是和歐美不同，不能完全仿效歐美，照樣去做，像仿效歐美的機器一樣。歐美的機器，我們只要是學到了，隨時隨地都可以使用。譬如電燈，無論在中國的什麽房屋，都可以裝設，都可以使用。至於歐美的風土人情和中國不同的地方是很多的，如果不管中國自己的風土人情是怎麽樣，便像學外國的機器一樣，把外國管理社會的政治硬搬進來，那便是大錯。雖然管理人類之政治法律條理，也是一種無形的機器，所以我們稱行政組織為機關。但是有形的機器是本於物理而成的，而無形的機器之政治是本於心理而成的。物理之學近數百年來已發明得甚多，而心理之學近二三十年始起首進步，至今尚未有大發明。此所以有別也，是以管理物的方法，可以學歐美；管理人的方法，當然不能完全學歐美。因歐美關於管理物的一切道理已經老早想通了，至於那些根本辦法他們也老早解決了，所以歐美的物質文明，我們可以完全仿效，可以盲從，搬進中國來也可以行得通。至於歐美的政治道理至今還沒有想通，一切辦法在根本上還沒有解決，所以中國今日要實行民權，改革政治，便不能完全仿效歐美，便要重新想出一個方法。如果一味的盲從附和，對於國計民生是很有大害的。因為歐美有歐美的社會，我們有我們的社會，彼此的人情風土各不相同。我們能夠照自己的社會情形，迎合世界潮流做去，社會才可以改良，國家才可以進步；如果不照自己社會的情形，迎合世界潮流去做，國家便要退化，民族便受危險。我們要中國進步、民族的前途沒有危險，自己來實行民權，自己在根本上便不能不想出一種辦法。

我們對於民權政治到底能不能夠想出辦法呢？我們要能夠想出辦法，雖然不能完全仿效歐美，但是要借鑒於歐美，要把歐美已往的民權經驗研究到清清楚楚。因為歐美民權雖然沒有充分發達、根本解決，但是已經有了很多的學者對於民權天天去研究，常常有新學理的發明，而且在實行上也有了一百多年，所得的經驗也是很多的。那些經驗和學理，根本上都是應該拿來參考的。如果不參考歐美已往的經驗、學理，便要費許多冤枉工夫，或者要再蹈歐美的覆轍。

現在各國學者研究已往民權的事實，得到了許多新學理，那是些什麽學理呢？最新的對於政治問題的，有一位美國學者說：“現在講民權的國家，最怕的是得到了一個萬能政府，人民沒有方法去節制他；最好的是得一個萬能政府，完全歸人民使用，為人民謀幸福。”這一說是最新發明的民權學理。但所怕、所欲，都是在一個萬能政府。第一說是人民怕不能管理的萬能政府，第二說是為人民謀幸福的萬能政府。要怎麽樣才能夠把政府成為萬能呢？變成了萬能政府，要怎麽樣才聽人民的話呢？在民權發達的國家，多數的政府都是弄到無能的；民權不發達的國家，政府多是有能的。像前次所講，近幾十年來歐洲最有能的政府，就是德國俾士麥當權的政府。在那個時候的德國政府，的確是萬能政府。那個政府本是不主張民權的，本是要反對民權的，但是他的政府還是成了萬能政府。其他各國主張民權的政府，沒有那一國可以叫做萬能政府。

又有一位瑞士學者說：“各國自實行了民權以後，政府的能力便行退化。這個理由，就是人民恐怕政府有了能力，人民不能管理，所以人民總是防範政府，不許政府有能力，不許政府是萬能。所以實行民治的國家，對於這個問題便應該想方法去解決。想解決這個問題，人民對於政府的態度就應該要改變。”從前人民對於政府總是有反抗態度的緣故，是由於經過了民權革命以後，人民所爭得的自由平等過於發達，一般人把自由平等用到太沒有限制，把自由平等的事做到過於充分，政府毫不能夠做事。到了政府不能做事，國家雖然是有政府，便和無政府一樣。這位瑞士學者看出了這個流弊，要想挽救，便主張人民要改變對於政府的態度。他究竟要人民變成什麽態度呢？人民的態度對於政府有什麽關系呢？譬如就中國幾千年的歷史說，中國人在這幾千年中對於政府是什麽樣的態度呢？我們研究歷史，總是看見人稱讚堯舜禹湯文武；堯舜禹湯文武的政府是中國人常常羨慕的政府，中國人無論在那個時代，總是希望有那樣的政府，替人民來謀幸福。所以歐美的民權思想沒有傳進中國以前，中國人最希望的就是堯舜禹湯文武，以為有了堯舜禹湯文武那些皇帝，人民便可以得安樂，便可以享幸福，這就是中國人向來對於政府的態度。近來經過了革命以後，人民得到了民權思想，對於堯舜禹湯文武那些皇帝便不滿意，以為他們都是專制皇帝，雖美亦不足稱。由此便知民權發達了以後，人民便有反抗政府的態度，無論如何良善，皆不滿意。如果持這種態度，長此以往，不想辦法來改變，政治上是很難望進步的。現在世界上要改變人民對於政府的態度，究竟是用什麽辦法呢？歐美學者只想到了人民對於政府的態度應該要改變，至於怎麽樣改變的辦法，至今還沒有想出。

我們革命主張實行民權，對於這個問題，我想到了一個解決的方法。我的解決方法，是世界上學理中第一次的發明。我想到的方法就是解決這個問題的一個根本辦法。我的辦法就是象瑞士學者近日的發明一樣，人民對於政府要改變態度。近日有這種學理之發明，更足以證明我向來的主張是不錯。這是什麽辦法呢？就是“權”與“能”要分別的道理。這個權能分別的道理，從前歐美的學者都沒有發明過。究竟什麽是叫做權與能的分別呢？要講清楚這個分別，便要把我從前對於人類分別的新發明再拿來說一說。

我對於人類的分別，是何所根據呢？就是根據於各人天賦的聰明才力。照我的分別，應該有三種人：第一種人叫做先知先覺。這種人有絕頂的聰明，凡見一件事，便能夠想出許多道理；聽一句話，便能夠做出許多事業。有了這種才力的人，才是先知先覺。由於這種先知先覺的人預先想出了許多辦法，做了許多事業，世界才有進步，人類才有文明。所以先知先覺的人是世界上的創造者，是人類中的發明家。第二種人叫做後知後覺。這種人的聰明才力比較第一種人是次一等的，自己不能夠創造發明，只能夠跟隨摹仿，第一種人已經做出來了的事，他便可以學到。第三種人叫做不知不覺。這種人的聰明才力是更次的，凡事雖有人指教他，他也不能知，只能去行。照現在政治運動的言詞說，第一種人是發明家，第二種人是宣傳家，第三種人是實行家。天下事業的進步都是靠實行，所以世界上進步的責任，都在第三種人的身上。譬如建築一間大洋樓，不是一種尋常人能夠造成的，先要有一個工程師，把想做的洋樓，關於各種工程材料都要通盤計算；等到通盤計算好了，便繪一個很詳細的圖，再把那個圖交給工頭去看；等到工頭把圖看清楚了，才叫工人搬運材料，照那個圖樣去做。做洋樓的工人，都是不能夠看圖樣的，只有照工頭的吩咐，聽工頭的指揮，或者是某處放一塊磚，某處加一片瓦，做那種最簡單的事。工頭又是不能夠通盤計算去繪圖的，只有照工程師所繪的圖，吩咐工人去砌磚蓋瓦。所以繪圖的工程師，是先知先覺；看圖的工頭，是後知後覺；砌磚蓋瓦的工人，是不知不覺。現在各城市的洋樓，都是靠工人、工頭和工程師三種人共同做出來的。就是世界上的大事，也都是全靠那三種人來做成的。但是其中大部分的人都是實行家，都是不知不覺，次少數的人便是後知後覺，最少數的人才是先知先覺。世界上如果沒有先知先覺，便沒有發起人；如果沒有後知後覺，便沒有讚成人；如果沒有不知不覺，便沒有實行的人。世界上的事業，真是先要發起人，然後又要許多讚成人，再然後又要許多實行者，才能夠做成功。所以世界上的進步，都是靠這三種人，無論是缺少了那一種人都是不可能的。現在世界上的國家實行民權、改革政治，那些改革的責任應該是人人都有份的，先知先覺的人要有一份，後知後覺的人要有一份，就是不知不覺的人也要有一份。我們要知道民權不是天生的，是人造成的。我們應該造成民權，交到人民，不要等人民來爭才交到他們。

前幾天有一位在高麗做官的日本人來見我，和我談天，談了頗久之後，我順便問他一句話說：“現在高麗的革命是什麽樣情形呢？能不能夠成功呢？”那位日本人沒有什麽話可答。我又問他說：“日本在高麗的官吏，對於高麗的民權態度又是怎麽樣呢？”他說：“只看高麗人將來的民權思想，究竟是怎麽樣。如果高麗人都曉得來爭民權，我們一定是把政權交還他們的。但是現在的高麗人還不曉得爭民權，所以我們日本還是不能不代他們治理高麗。”這種說話未嘗不冠冕堂皇，但是我們革命黨對待全國人民，就不可像日本對待高麗一樣，要等到人民曉得爭民權的時候才去給他。因為中國人民都是不知不覺的多，就是再過幾千年，恐怕全體人民還不曉得要爭民權。所以自命為先知先覺和後知後覺的人，便不可像日本人一樣專是為自己打算，要預先來替人民打算，把全國的政權交到人民。

照以前所講的情形，歐美對於民權問題還沒有解決的辦法，今日我們要解決民權問題，如果仿效歐美，一定是辦不通的。歐美既無從仿效，我們自己便應該想一種新方法來解決這個問題。這個新方法，是象瑞士的學者最新的發明，人民對於政府要改變態度。但要改變態度，就是要把權與能來分開。權與能要怎麽樣分開呢？我們要把他研究到清楚，便應該把前幾次所講的情形，重提起來再說。第一件，什麽是叫做民權呢？簡單的說，民權便是人民去管理政治。詳細推究起來，從前的政治是誰人管理呢？中國有兩句古語說：“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又說“庶人不議”。可見從前的政權是完全在皇帝掌握之中，不關人民的事。今日我們主張民權，是要把政權放在人民掌握之中。那麽，人民成了一個什麽東西呢？中國自革命以後，成立民權政體，凡事都是應該由人民作主的，所以現在的政治又可以叫做“民主政治”。換句話說，在共和政體之下，就是用人民來做皇帝。

照中國幾千年的歷史看，實在負政治責任為人民謀幸福的皇帝，只有堯舜禹湯文武；其餘的那些皇帝，都是不能負政治責任，為人民謀幸福的。所以中國幾千年的皇帝，只有堯舜禹湯文武能夠負政治責任，上無愧於天，下無作於民。他們所以能夠達到這種目的，令我們在幾千年之後都來歌功頌德的原因，是因為他們有兩種特別的長處：第一種長處是他們的本領很好，能夠做成一個良政府，為人民謀幸福；第二種長處是他們的道德很好，所謂“仁民愛物”，“視民如傷”，“愛民若子”，有這種仁慈的好道德。因為他們有這兩種長處，所以對於政治能夠完全負責，完全達到目的。中國幾千年來，只有這幾個皇帝令後人崇拜，其餘的皇帝不知道有多少，甚至於有許多皇帝後人連姓名都不知道。歷代的皇帝，只有堯舜禹湯文武有很好的本領、很好的道德，其餘都是沒有本領、沒有道德的多。那些皇帝雖然沒有本領、沒有道德，但是很有權力的。

大家都把中國歷史看得是很多的，尤其是《三國演義》，差不多人人都看過了。我們可以拿《三國演義》來證明。譬如諸葛亮是很有才學的，很有能幹的。他所輔的主，先是劉備，後是阿鬥。阿鬥是很庸愚的，沒有一點能幹。因為這個原因，所以劉備臨死的時候，便向諸葛亮說：“可輔則輔之，不可輔則取而代之。”劉備死了以後，諸葛亮的道德還是很好，阿鬥雖然沒有用，諸葛亮依然是忠心輔佐，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由這樣看來，在君權時代，君主雖然沒有能幹，但是很有權力，像三國的阿鬥和諸葛亮便可以明白。諸葛亮是有能沒有權的，阿鬥是有權沒有能的。阿鬥雖然沒有能，但是把什麽政事都付托到諸葛亮去做；諸葛亮很有能，所以在西蜀能夠成立很好的政府，並且能夠六出祁山去北伐，和吳魏鼎足而三。用諸葛亮和阿鬥兩個人比較，我們便知道權和能的分別。專制時代，父兄做皇帝，子弟承父兄之業，雖然沒有能幹也可以做皇帝，所以沒有能的人也是很有權。現在成立共和政體，以民為主，大家試看這四萬萬人是那一類的人呢？這四萬萬人當然不能都是先知先覺的人，多數的人也不是後知後覺的人，大多數都是不知不覺的人。現在民權政治是要靠人民作主的，所以這四萬萬人都是很有權的；全國很有權力能夠管理政治的人，就是這四萬萬人。大家想想，現在的四萬萬人，就政權一方面說是像什麽人呢？照我看起來，這四萬萬人都是象阿鬥。中國現在有四萬萬個阿鬥，人人都是很有權的。阿鬥本是無能的，但是諸葛亮有能，所以劉備死了以後，西蜀還能夠治理。現在歐美人民反對有能的政府，瑞士學者要挽救這種流弊，主張人民改變態度，不可反對有能的政府。但是改變了態度以後，究竟是用什麽辦法呢？他們還沒有發明。我現在所發明的，是要權與能分開，人民對於政府的態度才可以改變。如果權與能不分開，人民對於政府的態度總是不能改變。當時阿鬥知道自己無能，把國家全權托到諸葛亮，要諸葛亮替他去治理。所以諸葛亮上“出師表”，便獻議到阿鬥把宮中和府中的事要分開清楚：宮中的事，阿鬥可以去做；府中的事，阿鬥自己不能去做。府中的事是什麽事呢？就是政府的事。諸葛亮把宮中和府中的事分開，就是把權和能分開。所以我們治理國家，權和能一定是要分開的。究竟要怎麽樣才可以分開呢？大家要拿一個遠大眼光和冷靜見解來看世界上的事，才可以把他分別清楚。

大家此時對於政府有一種特別觀念，這種觀念是怎麽樣發生的呢？是由於幾千年專制政體發生的。因為幾千年的專制政體，多是無能力的人做皇帝，人民都是做皇帝的奴隸。在中國的四萬萬人，就做過了幾千年奴隸。現在雖然是推翻專制，成立共和政體，表面上固然是解放，但是人民的心目中還有專制的觀念，還怕有皇帝一樣的政府來專制。因為再怕有皇帝一樣的政府來專制，想要打破他，所以生出反對政府的觀念，表示反抗政府的態度。所以現在人民反抗政府的態度，還是由於從前崇拜皇帝的心理反動生出來的。換句話說，人民對於政府的態度，就是由於從前崇拜皇帝的心理，一變而為排斥政府的心理。從前崇拜皇帝的心理固然是不對，現在排斥政府的心理也是不對的。我們要打破這種不對的心理，便要回顧到幾萬年和幾千年以前的政治歷史，才可以看破。

比方在專制皇帝沒有發達以前，中國堯舜是很好的皇帝，他們都是公天下，不是家天下。當時的君權還沒有十分發達，中國的君權是從堯舜以後才發達的。推到堯舜以前更沒有君權之可言，都是奉有能的人做皇帝，能夠替大家謀幸福的人才可以組織政府。譬如從前所講人同獸爭的野蠻時代，國家的組織沒有完全，人民都是聚族而居，靠一個有能的人來保護。在那個時候，人民都怕毒蛇猛獸來侵害，所以要奉一個有能的人負保護的責任。當時保護的任務，就是在有能力去打；能夠打勝毒蛇猛獸的人，就是當時很有能幹的人。當時人同獸打，沒有武器，都是靠赤手空拳，要個人的體魄很強壯，所以在當時體魄很強壯的人，大家便奉他做皇帝。除了會打的人可以做皇帝以外，中國還有例外。譬如燧人氏鉆木取火，教人火食，既可避去生食動植物的危險，覆可制出種種美味，適於口腹之欲，所以世人便奉他做皇帝。鉆木取火，教人火食，是什麽人的事？就是廚子的事。所以燧人氏鉆木取火、教人火食便做皇帝，就可以說廚子做皇帝。神農嘗百草，發明了許多藥性，可以治疾病，可以起死回生，便是一件很奇怪、很有功勞的事，所以世人便奉他做皇帝。嘗百草是什麽人的事呢？就是醫生的事。所以神農由於嘗百草便做皇帝，就可以說醫生做皇帝。更推到軒轅氏教民做衣服也是做皇帝，那就是裁縫做皇帝；有巢氏教民營宮室也做皇帝，那就是木匠做皇帝。所以由中國幾千年以前的歷史看起來，都不是專以能夠打得的人才做皇帝，凡是有大能幹、有新發明、在人類立了功勞的人，都可以做皇帝，都可以組織政府。像廚子、醫生、裁縫、木匠那些有特別能幹的人，都是做過了皇帝的。

從前有一位美國教授，叫做丁韙良，有一天到北京西山去遊玩，遇到了一個農夫，和農夫談起話來。那個農夫便問丁韙良說：“外國人為什麽不到中國來做皇帝呢？”丁韙良反問農夫說：“外國人可以來做皇帝嗎？”那個農夫便指田邊所掛的電線說：“能做這種東西的人，便可以做中國皇帝了。”那個農夫的思想，以為只有一根鐵線便可以通消息傳書信，做這種鐵線通消息的人當然是很有本領的，有這樣大本領的人當然可以做皇帝。由此便可以證明中國人的一般心理，都以為是大本領的人便可以做皇帝。中國自堯舜以後，那些皇帝便漸漸變成專制，都要家天下，不許人民自由擁戴有本領的人去做皇帝。假若現在四萬萬人用投票的方法選舉皇帝，如果給以充分的民權，人民能夠自由投票，絲毫不受別種勢力的幹涉，同時又有堯舜覆生，究竟是選舉誰來做皇帝呢？我想一定是選舉堯舜來做皇帝。中國人對於皇帝的心理，不像歐美人對於皇帝的那樣深惡痛絕，因為中國皇帝的專制沒有歐洲皇帝的那麽厲害。

歐洲在兩三百年以前，皇帝專制達到了極點，人民都視為洪水猛獸，非常的怕他，所以人民不但是對於皇帝要去排斥，就是和皇帝很相近的東西象政府一樣，也是一齊要排斥。歐美現在實行了民權，人民有了大權，要排斥政府實在是很容易的。像西蜀的阿鬥要排斥諸葛亮，那還不容易嗎？如果阿鬥要排斥諸葛亮，試問西蜀的政府能不能夠長久呢？能不能夠六出祁山去北伐呢？阿鬥見到了這一層，所以便把政治的全權都付托到諸葛亮，無論是整頓內部是由他，南征是由他，就是六出祁山去北伐也是由他。我們現在行民權，四萬萬人都是皇帝，就是有四萬萬個阿鬥，這些阿鬥當然是應該歡迎諸葛亮來管理政事，做國家的大事業。歐美現在實行民權，人民所持的態度總是反抗政府，根本原因就是由於權和能沒有分開。中國要不蹈歐美的覆轍，便應該要照我所發明的學理，要把權和能劃分清楚。人民分開了權與能，才不致反對政府，政府才可以望發展。中國要分開權與能是很容易的事，因為中國有阿鬥和諸葛亮的先例可援。如果政府是好的，我們四萬萬人便把他當作諸葛亮，把國家的全權都交到他們；如果政府是不好的，我們四萬萬人可以實行皇帝的職權，罷免他們，收回國家的大權。歐美人民對於政府不知道分別權與能的界限，所以他們的民權問題發生了兩三百年，至今還不能解決。

我們現在主張要分開權與能，再拿古時和現在的事實比較的來說一說。在古時能打的人，大家便奉他做皇帝。現在的富豪家庭也請幾位打師來保護，好像上海住的軍閥官僚，在各省鏟了地皮、發了大財之後，搬到上海的租界之內去住，因為怕有人去打他、和他要錢，他便請幾個印度巡捕在他的門口保護。照古時的道理講，能保護人的人便可以做皇帝，那末保護那些官僚軍閥的印度巡捕，便應該做那些官僚軍閥的皇帝。但是現在的印度巡捕，決不能問那些官僚軍閥的家事。從前赤手空拳的打師都是做皇帝，現在有長槍的印度巡捕更是應該要做皇帝。那些官僚軍閥不把他當作皇帝，只把他當作奴隸。那種奴隸有了槍，雖然是很有能力，那般官僚軍閥只能夠在物質一方面給些錢，不能夠在名義上叫他做皇帝。像這樣講，古時的皇帝，便可以看作現在守門的印度巡捕；現在守門的印度巡捕，就是古時的皇帝。再進一層說，保護人民的皇帝，既是可以看作守門的印度巡捕，大家又何必要排斥他呢？

現在有錢的那些人組織公司、開辦工廠，一定要請一位有本領的人來做總辦，去管理工廠。此總辦是專門家，就是有能的人，股東就是有權的人。工廠內的事，只有總辦能夠講話，股東不過監督總辦而已。現在民國的人民，便是股東；民國的總統，便是總辦。我們人民對於政府的態度，應該要把他們當作專門家看。如果有了這種態度，股東便能夠利用總辦整頓工廠，用很少的成本出很多的貨物，可以令那個公司發大財。現在歐美民權發達的國家，人民對於政府都沒有這種態度，所以不能利用有本領的人去管理政府。因為這個原因，所以弄到在政府之中的人物都是無能，所以弄到民權政治的發達反是很遲，民主國家的進步反是很慢，反不及專制國家的進步，像日本和德國那一樣的迅速。從前日本維新，只有幾十年便富強起來。從前德國也是很貧弱的國家，到了威廉第一和俾士麥執政，結合聯邦，勵精圖治，不到幾十年便雄霸歐洲。其他實行民權的國家，都不能像日本和德國的進步，一日千里。推究此中原因，就是由於民權問題的根本辦法沒有解決。如果要解決這個問題，便要把國家的大事付托到有本領的人。

現在歐美人無論做什麽事，都要用專門家。譬如練兵打仗便要用軍事家，開辦工廠便要用工程師，對於政治也知道要用專門家。至於現在之所以不能實行用政治專門家的原因，就是由於人民的舊習慣還不能改變。但是到了現在的新時代，權與能是不能不分開的，許多事情一定是要靠專門家的，是不能限制專門家的。像最新發明，在人生日用最便利的東西，是街上的汽車。在二十多年前初有汽車的時候，沒有駕駛的車夫，沒有修理的工匠。我從前有一個朋友，買了一架汽車，自己一方面要做駕駛的汽車夫，又一方面要做修理的機器匠，那是很麻煩的，是很難得方方面面都做好的。到了現在，有許多的汽車夫和機器匠，有汽車的主人，只要出錢雇他們來，便可以替自己來駕駛，替自己來修理。這種汽車夫和機器匠，就是駕駛汽車和修理汽車的專門家，沒有他們，我們的汽車便不能行動，便不能修理。國家就是一輛大汽車，政府中的官吏就是一些大車夫。歐美人民始初得到了民權，沒有相當的專門家，就像二十多年以前有錢的人得了一輛汽車一樣，所以事事便非靠自己去修理、自己去駕駛不可。到了現在，有了許多有本領的專門家，有權力的人民便應該要聘請他們，不然就要自己去駕駛、自己去修理，正所謂自尋煩惱，自找痛苦。就這個比喻，更可分別駕駛汽車的車夫是有能而無權的，汽車的主人是無能而有權的，這個有權的主人便應該靠有能的專門家去代他駕駛汽車。民國的大事，也是一樣的道理。國民是主人，就是有權的人，政府是專門家，就是有能的人。由於這個理由，所以民國的政府官吏，不管他們是大總統是內閣總理、是各部總長，我們都可以把他們當作汽車夫。只要他們是有本領，忠心為國家做事，我們就應該把國家的大權付托於他們，不限制他們的行動，事事由他們自由去做，然後國家才可以進步，進步才是很快。如果不然，事事都是要自己去做，或者是請了專門家，一舉一動都要牽制他們，不許他們自由行動，國家還是難望進步，進步還是很慢。

要明白這個道理，我有一段很好的故事，可以引來證明。我從前住在上海的時候，有一天和一個朋友約定了時間，到虹口去商量一件事。到了那一天，把所約定的時間忽然忘記了，一直到所約定的時間十五分鐘之前才記憶起來。當時我所住的地方是法國租界，由法國租界到虹口是很遠的，用十五分鐘的時間很不容易趕到。我便著急起來，找著汽車夫，慌忙的問他說：“在十五分鐘之內，可以不可以趕到虹口呢？”那個車夫答應說：“一定可以趕到。”我便坐上車，由車夫自由去駕駛，向目的地出發。上海的道路我是很熟悉的，由法國租界到虹口，好比由廣州沙基到東山一樣，一定要經過長堤和川龍口，才是捷徑。但是我的汽車夫從開車以後所走的路，便不經過長堤和川龍口，他先由豐寧路再繞道德宣路，走小北門然後才到大東門，才抵東山。當時汽車走得飛快，聲音很大，我不能夠和車夫說話，心里便很奇怪，便非常的恨那個車夫，以為車夫和我搗亂，是故意的走彎曲路阻遲時候。此時的情形，好比是政府有特別緣故，要做非常的事，國民不知道，便生出許多誤會來非難政府一樣。至於那個車夫選擇那一條路走，不過十五分鐘便到了虹口，我的忿氣才平，便問那個車夫說：“為什麽要這樣彎彎曲曲走這一條路呢？”那個車夫答應說：“如果走直路，便要經過大馬路，大馬路的電車、汽車、人力車和行人貨物的來往是很擁擠的，是很不容易走通的。”我才明白從前誤會的道理，才曉得我所要走的大馬路和外擺渡橋是從空間上著想。那個車夫是有經驗的，知道汽車能夠走得很快，每小時可以走三四十英里，雖然走彎一點，多走幾里路，但是把汽車的速度加快一點，還是在限定鐘點以內可以趕到。他的這樣打算，是從時間上著想。那個車夫不是哲學家，本不知道用什麽時間、空間去打算，不過他是專門家，知道汽車有縮地的能力，如果把汽車的速度加快，就是多走彎路，還能夠於十五分鐘之內趕到虹口。假若當時我不給車夫以全權，由他自由去走，要依我的走法一定是趕不到。因為我信他是專門家，不掣他的肘，他要走那一條路便走那一條路，所以能夠在預約時間之內，可以趕到。不過我不是這種專門家，所以當時那個車夫走彎路，我便發生誤會，便不知道他何以要走彎路的道理。民國的人民都是國家的主人，對於政府的態度，應該要學我那次到虹口對於車夫的態度一樣，把他當作是走路的車夫。能夠有這樣的眼光，人民對於政府的態度才可以改變。

歐美人民現在對於政府持反對的態度，是因為權與能沒有分開，所以民權的問題至今不能解決。我們實行民權，便不要學歐美，要把權與能分得清清楚楚。民權思想雖然是由歐美傳進來的，但是歐美的民權問題至今還沒有辦法。我們現在已經想出了辦法，知道人民要怎麽樣才對於政府可以改變態度。但是人民都是不知不覺的多，我們先知先覺的人便要為他們指導，引他們上軌道去走，那才能夠避了歐美的紛亂，不蹈歐美的覆轍。歐美學者現在只研究到了人民對於政府的態度不對，應該要改變，但是用什麽方法來改變，他們還沒有想到。我現在把這個方法已經發明了，這個方法是要權與能分開。講到國家的政治，根本上要人民有權；至於管理政府的人，便要付之於有能的專門家。把那些專門家不要看作是很榮耀很尊貴的總統、總長，只把他們當作是趕汽車的車夫，或者是當作看門的巡捕，或者是弄飯的廚子，或者是診病的醫生，或者是做屋的木匠，或者是做衣的裁縫，無論把他們看作是那一種的工人，都是可以的。人民要有這樣的態度，國家才有辦法，才能夠進步。

第六講

現在歐美的政治家同法律學者，都說政府是機器，法律是機器之中的工具。中國很多的政治法律書籍都是從日本譯過來的，日本人把政治組織譯作“機關”。這個機關的意思，就是中國人所常說的機器一樣。我們中國人從前說機關，是機會的意思，從日本人把政治組織譯成了機關之後，就和機器的意思相同。所以從前說政府衙門，現在說是行政機關、財政機關、軍事機關、教育機關。這種種機關的意思，和日本人所說的政府機關是一樣的解釋，沒有絲毫分別。現在說機關就是機器，好比說機關槍就是機器槍一樣。由此便知道機關和機器兩個名詞，是一樣的意思。因為機關和機器的意思相同，所以行政機關就可以說是行政機器。至於行政機器和制造機器，有什麽分別呢？制造機器完全是用物質做成的，譬如用木料、鋼鐵和皮帶種種東西湊合起來，便做成制造機器。行政機器完全是用人組織成的，種種動作都是靠人去活動，不是靠物去活動。所以行政機器和制造機器有大大的分別。最要緊的分別，就是行政機器是靠人的能力去發動的，制造機器是靠物的能力去發動的。

照前幾次所講的民權情形，便知道近來的歐美文化是很發達的，文明是很進步的。分析起來說，他們的物質文明，像制造機器那些東西的進步，是很快的。至於人為機器，像政府機關這些東西的進步，是很慢的。這個理由，是在什麽地方呢？就是物質機器做成了之後易於試驗，試驗之後，不好的易於放棄，不備的易於改良。人為機器成立了之後很不容易試驗，試驗之後，很不容易改良。假若是要改良，除非起革命不可。如果不然，要把他當作不好的物質機器看待，變成廢鐵，那是做不來的。因為這個理由，所以歐美的制造機器進步很快，行政機器進步很慢。譬如民權風潮，在歐美發生了之後，各國都想實行民權。最早的是美國，美國自開國至今有了一百四十多年，開國時所行的民權，和現在所行的差不多相同。現在所用的憲法，就是開國時候的聯邦憲法。那種聯邦憲法經過了一百多年，根本上沒有大更改，至今還是應用他。至於大多數的制造機器，發明的年代也不過一百多年。在一百多年以前的舊機器，現在有沒有人去用他呢？從前的舊機器老早變成了廢鐵，現在農工商業中所有的機器，沒有十年以前的舊東西。因為每過十年，便有此很多的新發明，很多的新改良，沒有那一年不是有進步的。說到一百多年以前的行政機關，至今還是應用他。這便是由於用人活動的機關，當中活動的人固然可以隨時改換，但是全體組織不容易根本改造。因為習慣太久，陳陳相因，如果不想革命，要在平時去改造，把舊組織完全廢棄，那是做不到的。由於這個道理，歐美的物質機器近來很容易進步，進步是很快的；人為機器向來便難於進步，進步是很慢的。

我在前兩次講演民權，便說歐美對於民權政治至今沒有根本辦法。他們為什麽沒有辦法呢？就是因為他們把人為的機器，沒有精良去試驗。說到物質的機器，自最初發明時代以至於現在，不知道古人經過了幾千次的試驗和幾千次的改良，才有今日我們所見的機器。由現在所見的機器回顧到最初發明時代，是什麽情形呢？如果大家讀過了機器史，便知道有一段很有趣味的故事。譬如就發動機的歷史說，在最初發明的時候，只有一個方向的動力，沒有和現在一樣的兩個方向之動力。現在做種種工作的機器，像火車輪船，都是有來回兩個方向的動力。那個動力的來源，是把水盛在鍋內，再用煤在爐底燒很大的火，把水燒到沸騰，變成蒸汽，到了水變成蒸汽之後，便有很大的膨脹力，用一個汽管把蒸汽由鍋中導入一個機器箱，這個機器箱，中國話叫做“活塞”，外國話叫做“比士頓”１[英文piston的譯音。]。這個活塞就是令機器發動的東西，是機器全體中最要緊的一部分。機器之所以發動，是由於活塞之一端接收了蒸汽以後，由蒸汽之膨脹力，便推動活塞，令活塞前進。蒸汽力在活塞之一端用盡了以後，更由他端注入新蒸汽，再把活塞推回。由是蒸汽推動活塞，來往不息，機器的全體便運動不已。運動的原料從前用水，現在用油，叫做瓦斯油，就是很容易揮發的油，化為氣體去推動活塞。各種機器發動的原料，不管他是用水或者是用油，都是一樣的道理。由於活塞的運動，往返不已，便旋轉機器。我們要想用來做什麽工作，便可以做什麽工作。譬如行船拉車，就是走路的機器，一天可以走幾千里；就是運輸的機器，要運多少貨物，便可以載多少貨物。到現在看起來，是妙極了的東西。但是推到最初發明的時候，是什麽情形呢？最初發明的活塞，構造極簡單，只能夠在一端接收蒸汽，把活塞推過去，再不能夠在他端接收蒸汽，把活塞推回來。所以當初活塞的運動，只有一個前進的方向，再沒有回頭的方向。因為這個原因，從前用機器做工便有許多的不方便。譬如最初用新發明的機器去彈棉花，每用一架機器，便要用一個小孩子站在機器的旁邊，等到活塞前進了之後，小孩子便要用手把活塞棒拉回來，然後才由蒸汽再把活塞推過去。所以一往一返，便要用小孩子來幫助。比較現在的活塞往返自如，不要人幫助，該是何等的不利便呢！後來是怎麽樣造成現在這樣便利的活塞呢？當中所經過的階級是什麽情形呢？當時做那種機器的工程師，毫不知道要怎麽樣才能夠把活塞拉回來。至於在那個時候的棉花工廠本不很大，所用的機器力，雖然是只有一個方向，但是在一個工廠之內，只有十多架機器。不過一架機器要用一個小孩子去幫助，有了十多架機器，便要用十幾個小孩子。那些小孩子天天去拉那種機器，時時刻刻做一個動作，便覺得很無趣味，很覺得討厭。因為那些小孩子覺得那種工作討厭，所以要有工頭去監視，那些小孩子才不躲懶。工頭一離開了工廠，那些小孩子便不拉機器，便去玩耍。其中有一個很聰明又很懶怠的小孩子，不情願總是用手去拉那架機器，想用一個方法代手去拉，於是乎用一條繩和一根棍綁在那架機器的上面，令活塞推過去了之後，又可以自動的拉回來。那個小孩子不必動手去拉他，便可以自動的來回，運轉不已。由於那一個小孩子的發明，便傳到那十幾個小孩子的全體。那些全體的小孩子，因為都得了棍和繩的幫助，機器都可以自動，所以大家都去玩耍，不管機器的工作。等到工頭回廠之後，看見那些小孩子都在玩耍，都沒有站在機器旁邊去拉回活塞棒，便驚訝起來說：“為什麽這些小孩子不拉機器，機器還能夠自動的來往，繼續作工呢？這些小孩子是玩的什麽把戲呢？這真是奇怪的很呀！”工頭在當時因為覺得很奇怪，便去考察機器之所以自動來回的緣故，更把考察的結果去報告工程師。後來工程師明白那個小孩子的方法是很奇妙的，便照他的方法逐漸改良，做成了今日來回自如的機器。

民權政治的機器，至今有了一百多年，沒有改變。我們拿現在民權政治的機器來看，各國所行的民權，只有一個選舉權。這就是人民只有一個發動力，沒有兩個發動力。只能夠把民權推出去，不能夠把民權拉回來，這好像始初的發動機一樣。但是從前有一個幫助機器的懶小孩子，知道了加一條繩和一根棍，借機器本體的力量，可以令機器自動的來回；至於現在的民權政治中，還沒有這種懶小孩子發明那種拉回民權的方法。因為這個原因，所以民權政治的機器用過了一百多年，至今還只有一個選舉權。從有了選舉權以後，許久都沒有別的進步。選舉出來的人究竟是賢與不肖，便沒有別的權去管他。像這種情形，就是民權政治的機器不完全。因為這種機器不完全，所以民權政治至今還沒有好辦法，還沒有大進步。我們要這種機器進步，是從什麽地方做起呢？照前一次所講的道理，是要把權和能分清楚。

現在還是用機器來比喻，機器里頭各部的權和能，是分得很清楚的。那一部是做工，那一部是發動，都有一定的界限。譬如就船上的機器說，現在最大的船有五六萬噸，運動這樣大船的機器，所發出來的力量有超過十萬匹馬力的機器，只用一個人便可以完全管理。那一個管理的人，要全船怎麽樣開動，便立刻開動；要全船怎麽樣停止，便立刻停止。現在機器的進步，到了這種妙境。在最初發明機器的時候，如果一種機器發出來的力量到了幾百匹或者幾千匹馬力，便不敢用他。因為馬力太大，便沒有人能夠管理。通常說機器的大小，都是用馬力做標準。一匹馬力是多少呢？八個強壯人的力合壟〔攏〕起來，便是一匹馬力。如果說一萬匹馬力，便是有八萬個人的力。現在大商船和兵船上的機器所發出的原動力，有從十萬匹到二十萬匹馬力的。像這樣大力的機器，是沒有別樣東西可以抵當得住的。在尋常的機器，一萬匹馬力便有八萬個人的力，若是那麽樣大力的機器，管理的方法不完全，那麽機器全體一經發動之後，便不能收拾，所謂能發不能收。因為這個理由，所以從前發明機器的人去試驗機器，常常自己打死自己。由於這種結果，在機器界打死的發明家，世界歷史中不知道有了多少。外國有一個名詞叫做“化蘭京士丁”１[英文frankenstein的譯音。這原是英國作家謝利（m．w．shelley）小說中一個科學家的名字。]，就是能發不能收的機器。到了後來，機器的構造天天改良，天天進步，雖然有十萬匹或者二十萬匹馬力的機器，只用一個人便可以從容去管理，沒有一點危險。說到十萬匹馬力，便是有八十萬個人的力，二十萬匹馬力，便是有一百六十萬個人的力，若是專有這樣大的人力，是不是容易管理呢？現在軍隊的力量，到了一兩萬人便不容易管理。機器的力量，就是有一百六十萬人之多，一個人還可以從容管理。由此便可見近來的機器是很進步的，管理的方法是很完全的。

現在的政治家和法律學者，都以政府為機器，以法律為工具。此刻的民權時代，是以人民為動力。從前的君權時代，是以皇帝為動力，全國的動作是發源於皇帝。在那個時代，政府的力量越大，皇帝越顯尊嚴，有了強有力的政府，皇帝的號令才容易實行。因為皇帝是發動機器的人，所以政府的力越大，皇帝高高在上，便可以為所欲為。譬如修內治、勤遠略，整軍經武，他要想做什麽，便可以做什麽。故在君權時代，政府的力越大，對於皇帝只有利而無害。到了民權時代，人民就是政府的原動力，為什麽人民不願意政府的能力太大呢？因為政府的力量過大，人民便不能管理政府，要被政府來壓迫。從前被政府的壓迫太過，所受的痛苦太多，現在要免去那種壓迫的痛苦，所以不能不防止政府的能力。在最初發明機器的時代，一個機器推過去了以後，只用一個小孩子便可以拉回來，由此便知道在那個時候，一個機器的力量是很小的，最大的不過是幾匹馬力；如果有了一萬匹馬力以上的機器，當然不是一個小孩子可以拉得回來的。當時因為管理機器的方法不完全，一定要有那樣小力的機器，人民才是敢用他。現在是民權初發達的時代，管理政府的方法也是不完全。政府的動力固然是發源於人民，但是人民發出了動力之後，還要隨時可以收回來，像那樣小力的政府，人民才是敢用他。若是有了幾萬匹馬力的政府，人民不能夠管理，便不敢用他。所以現在歐美各國的人民恐怕強有力的政府，好比從前的工廠怕有大馬力的機器是一樣的道理。當初那種小力的機器，如果不想方法來改良，那種機器一定是永遠沒有進步，一定是永遠還要人去拉。但是後來日日求改良，一直到現在，便可以不必用人力去拉，只要機器的自身便可以來回自動。至於政治的機器，人民總不知道想方法來改良，總是怕政府的能力太大，不能拉回，反常常想方法去防止，所以弄到政治不能發達，民權沒有進步。照現在世界的潮流說，民權思想是一天一天的進步，管理民權政治的機器還是絲毫沒有進步。所以歐美的民權政治至今沒有根本辦法，就是這個理由。

照我前一次所講的根本辦法說，權與能要分別清楚，用機器來做比喻，什麽是有能力的東西呢？機器的本體，就是有能力的東西。譬如十萬匹馬力的機器，供給了相當的煤和水之後，便可以發生相當的能力。什麽是有權的人呢？管理機器的工程師，就是有權的人。無論機器是有多少馬力，只要工程師一動手，要機器開動，便立刻開動，要機器停止，便立刻停止。工程師管理機器，想要怎麽樣，便可以怎麽樣。好像輪船火車，一開機器，便可以要輪船火車走得很快，一停機器，馬上就可以要他不走。所以機器是很有能的東西，工程師是很有權的人。人民管理政府，如果把權和能分開了，也要象工程師管理機器一樣。在民權極盛的時代，管理政府的方法很完全，政府就是有大力，人民只要把自己的意見在國民大會上去發表，對於政府加以攻擊，便可以推翻，對於政府加以頌揚，便可以鞏固。但是現在的權與能不分，政府過於專橫，人民沒有方法來管理。不管人民是怎麽樣攻擊，怎麽樣頌揚，政府總是不理，總是不能發生效力。現在世界上的政治不進步，民權思想很發達，無論那一國的人民，對於政治機關的現狀總是不合他們心理上的用法。

中國此刻正是改革時代，我們對於政治主張實行民權。這種民權思想，是由歐美傳進來的。我們近來想學歐美的新思想，造成一個完全的民治國家。最初想造成這種國家的時候，一般革命志士都以為完全仿效歐美，步歐美的後塵，把歐美的東西完全抄過來，中國的民權便算是很發達，便可以算是止境。當初的這種思想，並不是全錯。因為中國從前的專制政體過於腐敗，我們如果實行改革，打破了專制以後做建設的事業，能夠學到象歐美，就比較上說當然是很好。但是歐美人民對於自己國家社會的現狀是不是心滿意足呢？如果我們細心考察歐美的政治社會，所謂革命的先進國家象美國、法國的人民，現在還是主張改良政治，還是想要再來革命。他們革命不過一百多年，為什麽還要再來革命呢？由此便可以證明我們從前以為學到了象歐美便算是止境，那便是不對。由此便知就令是我們學到了象美國、法國一樣，法國、美國現在還是要革命，我們到了百十年之後一定也是免不了再起革命的。因為法國、美國現在的政治機器還是有很多的缺點，還是不能滿足人民的欲望，人民還是不能享圓滿的幸福。像這樣講來，所以我們現在提倡改革，決不能夠說學到了象現在的歐美便算是止境，便以為心滿意足。我們步他們的後塵，豈不是一代更不如一代，還再要起革命嗎？若是再起革命，那麽此次的革命豈不是徒勞無功嗎？

我們要現在的革命不是徒勞無功，想存一個長治久安之計，所謂一勞永逸，免將來的後患。要怎麽樣才可以做得到呢？歐美的方法可不可以完全搬到中國來行呢？我們試拿歐美最新的物質文明說，譬如交通上最要緊的東西是鐵路。東方國家仿造鐵路最早的是日本，中國近來才知道鐵路的重要，才知道要建築鐵路。所以中國仿造鐵路，是在日本之後。但是用中國和日本現在的鐵路來比較，中國和日本的火車，大家如果都是坐過了的，便知道日本的鐵軌是很窄的，車是很小的；中國的滬寧和京漢鐵路，那些鐵軌都是很寬的，車是很大的。為什麽中國建築鐵路在日本之後，所做的車和軌還是比日本的寬大呢？就是因為中國所學的是歐美的新發明，日本所學的是歐美的舊東西，若是中國建築鐵路，不照歐美的新發明，只學日本的舊東西，可不可以算是滿足呢？歐美從前只有那樣的窄鐵路和小火車，日本最初去學他，便在無形之中上了大當。我們現在建築鐵路，可不可以也學那種不便利的舊東西呢？但是中國近來建築鐵路，不學日本不便利的舊東西，要學歐美很便利的新發明。所以中國現在的鐵路好過日本，這所謂是後來者居上。因為這個緣故，我們現在改良政治，便不可學歐美從前的舊東西，要把歐美的政治情形考察清楚，看他們政治的進步究竟是到了什麽程度，我們要學他們的最新發明，才可以駕乎各國之上。

我在前一次講過了，歐美對於民權問題的研究，還沒有徹底。因為不徹底，所以人民和政府日日相沖突。因為民權是新力量，政府是舊機器。我們現在要解決民權問題，便要另造一架新機器，造成這種新機器的原理，是要分開權和能。人民是要有權的，機器是要有能的。現在有大能的新機器用人去管理，要開動就開動，要停止就停止。這是由於歐美對於機器有很完全的發明，但是他們對於政治還是沒有很完全的發明。我們現在要有很完全的改革，無從學起，便要自己想出一個新辦法。要我們自己想出一個新辦法，可不可以做得到呢？中國人從經過了義和團之後，完全失掉了自信力，一般人的心理總是信仰外國，不敢信仰自己。無論什麽事，以為要自己去做成、單獨來發明是不可能的，一定要步歐美的後塵，要仿效歐美的辦法。至於在義和團之前，我們的自信力是很豐富的。一般人的心理，都以為中國固有的文明、中國人的思想才力是超過歐美，我們自己要做到什麽新發明都是可能的事。到了現在，便以為是不可能的事。殊不知歐美的文明，只在物質的一方面，不在其他的政治各方面。專就物質文明的科學說，歐美近來本是很發達的。一個人對於一種學問固然是有特長，但是對於其餘的各科學問未必都是很精通的，還有許多都是盲然的。他們的物質科學，一百多年以來發明到了極點，許多新發明真是巧奪天工，是我們夢想不到的。如果說政治學問，他們從前沒有想到的我們現在也想不到，那便是沒有理由。歐美的機器近來本有很完全的進步，但是不能說他們的機器是進步，政治也是進步。因為近兩百多年以來，歐美的特長只有科學，大科學家對於本行的學問固然是有專長，對於其餘的學問象政治哲學等，未必就有兼長。有一段很好的故事，可以引來證明一證明。

英國從前有一位大科學家，在近來世界上的學問家之中，沒有那一個能夠駕乎他之上的，是叫做紐頓１[令譯牛頓，下同。]。紐頓是什麽人呢？他是一個很聰明很有學問的人。他在物理學中，有很多超前絕後的發明，最著名的是“萬有引力”。紐頓推出來的“萬有引力”，是世界上頭一次的發明，是至今科學中的根本原理。近來世界上許多科學原理的新發明，沒有那一種能夠駕乎萬有引力學說之上的。紐頓對於科學既是有這樣的特別聰明，試看他對於別的事情是不是一樣的聰明呢？照我看起來，卻有大大的不然。有一件很有趣味的故事，可以證明紐頓做事，不是件件事都是很聰明的。紐頓一生除了讀書、試驗之外，還有一種嗜好，他的嗜好是愛貓。他養了大小不同的兩個貓，出入總是跟著他。因為他很愛那兩個貓，所以貓要怎樣行動，他便怎麽樣去侍候。譬如他在房內讀書、試驗，貓要出門，他便停止一切工作，親自去開門讓貓出去。如果貓要進到房內，他又停止一切工作，去打開房門讓貓進來。那兩個貓終日總是出出入入，弄到牛頓開門關門，是麻煩不堪的。所以有一天，牛頓便要想一個方法，讓那兩個貓自己出入自由，不致擾亂他的工作，總是去開門關門。他所想出來的是什麽方法呢？就是把房門開兩個孔，一個是很大的，一個是很小的。在紐頓的思想，以為在門上所開的大孔，便可以令大貓出入；在門上所開的小孔，便可以令小貓出入。像這種思想還是大科學家的聰明，這件事實還是大科學家做出來的。照普通的常識講，開一個大孔，大貓可以出入，小貓也當然是可以出入，那麽開一個大孔便夠了，又何必要枉費工夫多開一個小孔呢？在常人都知道只要開一個孔，大科學家的紐頓偏要開兩個孔，這是不是可笑呢？科學家做事，是不是件件事都是很聰明呢？由此便可以證明，科學家不是對於件件事都是很聰明的，科學家有了一藝的專長，未必就有種種學問的兼長。

歐美科學在近幾十年以來，本來是進步到了極點，所以做出來的物質機器有往返的兩面動力，來回可以自動。但是做成的政治機器，還只有一面的動力，人民對於政府的權力只能夠發出去，不能夠收回來。我們現在主張民權，來改造民國，將來造成的新民國一定是要徹底。要造成徹底的新民國，在歐美的先進國家無從完全仿效，我們自己便要另想一個新辦法。這種新辦法，歐美還沒有完全想到，我們能不能夠想到呢？要答覆這個問題，自己便不可以輕視自己，所謂妄自菲薄。此刻民權潮流傳進中國來了，我們歡迎這種潮流，來改造國家，自己的新辦法是不是完全的想到了呢？中國幾千年以來都是獨立國家，從前政治的發達，向來沒有假借過外國材料的。中國在世界之中，文化上是先進的國家，外國的材料向來無可完全仿效。歐美近來的文化才比中國進步，我們羨慕他們的新文明，才主張革命。此刻實行革命，當然是要中國駕乎歐美之上，改造成世界上最新、最進步的國家。我們要達到這種目的，實在是有這種資格。不過歐美現在的民權政府，還是不能完全仿效。他們的政府已經成了舊機器，我們要另外造出一架新機器，才可以達到我們的目的。此刻想要造出一架新機器，世界上有沒有新材料呢？現在散在各國的新材料是很多的，不過要先定一個根本辦法。我在前一次所主張的分開權與能，便是這一種的根本辦法。根本辦法定了之後，去實行民權，還要分開國家的組織與民權的行使。歐美的根本辦法沒有想通，不能分開權與能，所以政府能力不能擴充。我們的根本辦法已經想通了，更進一步，就是分開政治的機器。要分開政治的機器，先要明白政治的意義。

我在第一講中，已經把政治這個名詞下了一個定義，說：政是眾人之事，治是管理眾人之事。現在分開權與能，所造成的政治機器就是象物質的機器一樣。其中有機器本體的力量，有管理機器的力量。現在用新發明來造新國家，就要把這兩種力量分別清楚。要怎麽樣才可以分別清楚呢？根本上還是要再從政治的意義來研究。政是眾人之事，集合眾人之事的大力量，便叫做政權；政權就可以說是民權。治是管理眾人之事，集合管理眾人之事的大力量，便叫做治權；治權就可以說是政府權。所以政治之中，包含有兩個力量：一個是政權，一個是治權。這兩個力量，一個是管理政府的力量，一個是政府自身的力量。這是什麽意思呢？好比有十萬匹馬力的輪船機器，那架機器能夠發生十萬匹馬力來運動輪船，這便是機器本體的力量。這種力量，就好比是政府自身的力量一樣，這種自身的力量就是治權。至於這樣大的輪船，或者是要前進，或者是要後退，或者是要向左右轉，或者是要停止，以及所走的速度或者是要快，或者是要慢，更要有很好的工程師，用很完全的機器，才可以駕駛，才可以管理。有了很完全的駕駛、管理之力量，才可以令那樣大力的輪船，要怎麽樣開動便是怎麽樣開動，要怎麽停止便是怎麽樣停止。這種開動、停止的力量，便是管理輪船的力量。這種力量，就好比是管理政府的力量一樣，這種管理的大力量就是政權。我們造新國家，好比是造新輪船一樣，船中所裝的機器，如果所發生的馬力很小，行船的速度當然是很慢，所載的貨物當然很少，所收的利息當然是很微。反過來說，如果所發生的馬力很大，行船的速度當然是極快，所載的貨物當然是極多，所收的利息也當然是極大。假設有一只大輪船，其中所裝的機器可發生十萬匹馬力，每小時可以走二十海里，來往廣州、上海一次，在兩個星期之內可以賺十萬塊錢。如果是另造一只極大的輪船，其中裝一架新機器可以發生一百萬匹馬力，每小時可以走五十海里，照比例算起來，那麽來往廣州、上海一次，只要一個星期便可賺一百萬塊錢。現在世界上最快的大輪船，每小時不過走二三十海里，如果我們所造的新輪船每小時可以走五十海里，世界上便沒有別的輪船能夠來比賽。我們的輪船，就是世界上最快最大的新輪船。創造國家也是一樣的道理。如果在國家之內，所建設的政府只要他發生很小的力量，是沒有力的政府，那麽這個政府所做的事業當然是很小，所成就的功效當然是很微。若是要他發生很大的力量，是強有力的政府，那麽這個政府所做的事業當然是很大，所成就的功效也當然是極大。假設在世界上的最大國家之內，建設一個極強有力的政府，那麽，這個國家豈不是駕乎各國之上的國家，這個政府豈不是無敵於天下的政府？

歐美到了今日，為什麽還是只造有大馬力的機器之輪船，不造極強有力的政府之國家呢？因為他們現在的人民，只有方法來管理大馬力的機器，沒有方法來管理強有力的政府。而且不要小馬力的舊船，另外造一只大馬力的新船，是很容易的事。至於國家，已經是根深蒂固，有了沒有力的舊政府，要另外造成一個強有力的新政府，那是很不容易的事。說到我們中國人口，有了四萬萬，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領土寬闊，物產豐富，都要在美國之上。美國成了現在世界上最富最強的國家，沒有那一國可以和他並駕齊驅。就天然的富源來比較，中國還應該要駕乎美國之上。但是現在的實情，不但是不能駕乎美國之上，並且不能夠和美國相提並論。此中原因，就是我們中國只有天然的資格，缺少人為的工夫，從來沒有很好的政府。如果用這種天然的資格，再加以人為的工夫，建設一個很完全、很有力的政府，發生極大力量運動全國，中國便可以和美國馬上並駕齊驅。

中國有了強有力的政府之後，我們便不要象歐美的人民，怕政府的力量太大，不能夠管理。因為在我們的計劃之中，想造成的新國家，是要把國家的政治大權分開成兩個。一個是政權，要把這個大權完全交到人民的手內，要人民有充分的政權可以直接去管理國事。這個政權，便是民權。一個是治權，要把這個大權完全交到政府的機關之內，要政府有很大的力量治理全國事務。這個治權，便是政府權。人民有了很充分的政權，管理政府的方法很完全，便不怕政府的力量太大，不能夠管理。歐美從前不敢造十萬匹馬力以上的機器，只敢造十萬匹馬力以下的機器，就是因為機器的構造不完全，管理的方法不周密，所以便怕機器的力量太大，不敢管理。到了現在，機器很進步，機器本體的構造既是很完全，管理機器的方法又是很周密，所以便造極大馬力的機器。我們要造政治的機器，要政治的機器進步，也是要跟這一樣的路走，要有構造很完全和有大力的政府機關，同時又要有管理這個機關很周密的民權方法。歐美對於政府因為沒有管理很周密的方法，所以他們的政治機關至今還是不發達。我們要不蹈他們的覆轍，根本上要人民對於政府的態度，分開權與能。把政治的大權分開成兩個：一個是政府權，一個是人民權。像這樣的分開，就是把政府當作機器，把人民當作工程師。人民對於政府的態度，就好比是工程師對於機器一樣。

現在機器的構造很進步，不但是有機器知識的人可以來管理，就是沒有機器知識的小孩子也可以來管理。譬如現在所用的電燈，從前發明的時候是什麽情形呢？因為電是和雷一樣，是很危險的東西，如果管理的方法不好，便打死人。因為這個緣故，從前發明電的科學家不知道受過了多少犧牲。因為所受犧牲太多，危險太大，所以發明了電光很久，還不敢拿來做燈用。後來發明了管理電的方法很周密，只要一轉接電鈕，便可以開閉。這樣一轉手之勞，是很便利很安全的，無論是那一種沒有電學知識的人，不管他是城市的小孩子，或者是鄉下極無知識愚民，都可以用手來轉他。所以現在便把極危險的電光拿來做燈用。其他各種機器的進步，也是和這一樣的情形。比方最新發明大機器，是飛天的機器，也是一種很危險的東西，最初發明的時候不知道死了多少人。像從前廣東的馮如，他是什麽人呢？就是制造飛機的人，就是駕駛飛機跌死了的人。在從前發明飛機的時候，沒有人知道用這個機器去飛，所以制造飛機的人又要做飛機師。最初做飛機師的人，一來由於管理這種機器的方法不周密，二來由於向來沒有經驗，不知道怎麽樣來用這種機器。所以飛到天空之中，常常跌到地下，死了許多人。因為死了很多的人，所以普通人便不敢去坐飛機。現在管理這種機器的方法很周密，許多人都知道飛到了天空之中，像鳥雀一樣，來往上下，非常的便利，非常的安全。所以就是普通人都敢去坐飛機。因為普通人都敢去坐這種機器，所以近來便把他用作交通的機器。好像我們由廣東到四川，道路很遠，當中又有敵人，水陸路的交通很不便利，便可坐飛機，由天空之中一直飛到四川。

現在中國有了民權的思想，但是關於這種思想的機器，世界上還沒有發明完全，一般人民都不知道用他。我們先知先覺的人，便應該先來造好這種機器，做一個很便利的放水制，做一個很安全的接電鈕，只要普通人一轉手之勞便知道用他，然後才可以把這種思想做成事實。中國人得到民權思想本是在歐美之後，好像築鐵路是在日本之後一樣。日本築鐵路雖然是在我們之先，但是所築的鐵路是舊東西，不合時用，我們新築成的鐵路是很合時用的東西。至於我們在歐美之後，要想有什麽方法才可以來使用民權呢？這種方法想通了，民權才可以供我們的使用。若是這種方法沒有想通，民權便不能供我們的使用。如果一定要去使用，便是很危險，便要打死人。現在世界上有沒有這種方法呢？在歐洲有一個瑞士國，已經有了這幾部分的方法，已經試驗了這幾部分的方法。這是徹底的方法，是直接的民權，不過不大完全罷了。至於歐洲的那些大國，就是這不完全的方法還是沒有試驗。因為試驗這幾部分之方法的國家，只有瑞士的一個小國，沒有別的大國，所以許多人便懷疑起來，說這幾部分的方法只有在小國能夠使用，在大國不能夠用。歐洲的大國為什麽不用這幾部分的方法呢？這個理由，就是象日本已經有了小鐵路，再要改造大鐵路，便要費很久的時間，花很多的錢，是很不經濟的事。因為畏難茍安，注重經濟，所以他們的先進國家就是知道了這些新式的發明，還是不采用他。說到我們中國，關於民權的機器，從前沒有舊東西，現在很可以采用最近最好的新發明。

關於民權一方面的方法，世界上有了一些什麽最新式的發明呢？第一個是選舉權。現在世界上所謂先進的民權國家，普遍的只實行這一個民權。專行這一個民權，在政治之中是不是夠用呢？專行這一個民權，好比是最初次的舊機器，只有把機器推到前進的力，沒有拉回來的力。現在新式的方法除了選舉權之外，第二個就是罷免權。人民有了這個權，便有拉回來的力。這兩個權是管理官吏的，人民有了這兩個權，對於政府之中的一切官吏，一面可以放出去，又一面可以調回來，來去都可以從人民的自由。這好比是新式的機器，一推一拉，都可以由機器的自動。國家除了官吏之外，還有什麽重要東西呢？其次的就是法律。所謂有了治人，還要有治法。人民要有什麽權，才可以管理法律呢？如果大家看到了一種法律，以為是很有利於人民的，便要有一種權，自己決定出來，交到政府去執行。關於這種權，叫做創制權，這就是第三個民權。若是大家看到了從前的舊法律，以為是很不利於人民的，便要有一種權，自己去修改，修改好了之後，便要政府執行修改的新法律，廢止從前的舊法律。關於這種權，叫做覆決權，這就是第四個民權。人民有了這四個權，才算是充分的民權；能夠實行這四個權，才算是徹底的直接民權。從前沒有充分民權的時候，人民選舉了官吏、議員之後便不能夠再問，這種民權，是間接民權。間接民權就是代議政體，用代議士去管理政府，人民不能直接去管理政府。要人民能夠直接管理政府，便要人民能夠實行這四個民權。人民能夠實行四個民權，才叫做全民政治。全民政治是什麽意思呢？就是從前講過了的，用四萬萬人來做皇帝。四萬萬人要怎麽樣才可以做皇帝呢？就是要有這四個民權來管理國家的大事。所以這四個民權，就是四個放水制，或者是四個接電鈕。我們有了放水制，便可以直接管理自來水；有了接電鈕，便可以直接管理電燈；有了四個民權，便可以直接管理國家的政治。這四個民權，又叫做政權，就是管理政府的權。

至於政府自己辦事的權，又可以說是做工權，就是政府來替人民做工夫的權。人民有了大權，政府能不能夠做工夫，要做什麽樣的工夫，都要隨人民的志願。就是政府有了大權，一經發動做工夫之後，可以發生很大的力量，人民隨時要他停止，他便要停止。總而言之，要人民真有直接管理政府之權，便要政府的動作隨時受人民的指揮。好像外國的舊兵船，從前如果是裝了十二門大炮，便分成六個炮台，要瞄準放炮打什麽敵人，都是由許多炮手去分別執行，做指揮的人不能直接管理。現在的新兵船，要測量敵人的遠近，在桅頂便有測量機；要瞄準放炮，在指揮官的房中便有電機直接管理。如果遇到了敵人，不必要許多炮手去瞄準放炮，只要做指揮官的人，坐在房中，就測量機的報告，按距離的遠近撥動電機，要用那一門炮，打那一方的敵人，或者是要十二門炮同時瞄準，同時放炮，都可以如願，都可以命中。像這樣才叫做是直接管理。但是要這樣來直接管理，並不是要管理的人自己都來做工夫，不要自己來做工夫的機器，才叫做靈便機器。

人民有了這四個大權來管理政府，要政府去做工夫，在政府之中要用什麽方法呢？要政府有很完全的機關，去做很好的工夫，便要用五權憲法。用五權憲法所組織的政府，才是完全政府，才是完全的政府機關。有了這種的政府機關去替人民做工夫，才可以做很好很完全的工夫。從前說美國有一位學者，對於政治學理上的最新發明，是說在一國之內，最怕的是有了一個萬能政府，人民不能管理；最希望的是要一個萬能政府，為人民使用，以謀人民的幸福。有了這種政府，民治才算是最發達。我們現在分開權與能，說人民是工程師，政府是機器。在一方面要政府的機器是萬能，無論什麽事都可以做；又在他一方面要人民的工程師也有大力量，可以管理萬能的機器。那麽，在人民和政府的兩方面彼此要有一些什麽的大權，才可以彼此平衡呢？在人民一方面的大權剛才已經講過了，是要有四個權，這四個權是選舉權、罷免權、創制權、覆決權。在政府一方面的，是要有五個權，這五個權是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考試權、監察權。用人民的四個政權來管理政府的五個治權，那才算是一個完全的民權政治機關。有了這樣的政治機關，人民和政府的力量才可以彼此平衡。我們要詳細明白這兩種大權的關系，可以用一個圖來說明：

就這個圖看，在上面的政權，就是人民權，在下面的治權，就是政府權。人民要怎麽樣管理政府，就是實行選舉權、罷免權、創制權和覆決權；政府要怎麽樣替人民做工夫，就是實行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考試權和監察權。有了這九個權，彼此保持平衡，民權問題才算是真解決，政治才算是有軌道。

至於這九個權的材料，並不是今日發明的。譬如就政權說，在瑞士已經實行過了三個權，不過是沒有罷官權。在美國的西北幾省，現在除采用瑞士的三個政權以外，並加入一個罷免權。至於選舉權，更是世界上各國最通行的民權。所以就世界上民權的情形說，瑞士已經實行過了三權，美國有四分之一的省份已經實行過了四權。他們在那幾部分的地方實行這四個民權，有了很周密的辦法，得了很好的成績。就是這四個民權，實在是經驗中的事實，不是假設來的理想。我們現在來采用，是很穩健的，並沒有什麽危險。至於說到政府權，從前都是由皇帝一個人壟斷，革命之後才分開成三個權。像美國獨立之後便實行三權分立，後來得了很好的成績，各國便都學美國的辦法。

不過，外國從前只有三權分立，我們現在為什麽要五權分立呢？其餘兩個權是從什麽地方來的呢？這兩個權是中國固有的東西。中國古時舉行考試和監察的獨立制度，也有很好的成績。像滿清的禦史，唐朝的諫議大夫，都是很好的監察制度。舉行這種制度的大權，就是監察權。監察權就是彈劾權。外國現在也有這種權，不過把他放在立法機關之中，不能夠獨立成一種治權罷了。至於歷代舉行考試，拔取真才，更是中國幾千年的特色。外國學者近來考察中國的制度，便極讚美中國考試的獨立制度，也有仿效中國的考試制度去拔取真才。像英國近來舉行文官考試，便是說從中國仿效過去的。不過英國的考試制度，只考試普通文官，還沒有達到中國考試權之獨立的真精神。所以就中國政府權的情形講，只有司法、立法、行政三個權是由皇帝拿在掌握之中，其餘監察權和考試權還是獨立的。就是中國的專制政府，從前也可以說是三權分立的，和外國從前的專制政府便大不相同。從前外國在專制政府的時候，無論是什麽權都是由皇帝一個人壟斷。中國在專制政府的時候，關於考試權和監察權，皇帝還沒有壟斷。所以分開政府的大權，便可以說外國是三權分立，中國也是三權分立。中國從前實行君權、考試權和監察權的分立，有了幾千年。外國實行立法權、司法權和行政權的分立，有了一百多年。不過外國近來實行這種三權分立，還是不大完全。中國從前實行那種三權分立，更是有很大的流弊。我們現在要集合中外的精華，防止一切的流弊，便要采用外國的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加入中國的考試權和監察權，連成一個很好的完壁，造成一個五權分立的政府。像這樣的政府，才是世界上最完全、最良善的政府。國家有了這樣的純良政府，才可以做到民有、民治、民享的國家。

我們在政權一方面主張四權，在治權一方面主張五權，這四權和五權各有各的統屬，各有各的作用，要分別清楚，不可紊亂。現在許多人都不能分別，不但是平常人不能分別，就是專門學者也是一樣的不能分別。像近來我會見了一個同志，他是從美國畢業回來的。我問他說：“你對於革命的主義是怎麽樣呢？”他說：“我是很讚成的。”我又問他說：“你是學什麽東西呢？”他說：“我是學政治法律。”我又問他說：“你對於我所主張的民權，有什麽意見呢？”他說：“五權憲法是很好的東西呀，這是人人都歡迎的呀！”像這位學政治法律的專門學者，所答非所問，便可以知道他把四權和五權還沒有分別清楚，對於人民和政府的關系還是很糊塗。殊不知道五權是屬於政府的權，就他的作用說，就是機器權。一個極大的機器，發生了極大的馬力，要這個機器所做的工夫很有成績，便要把他分成五個做工的門徑。民權就是人民用來直接管理這架大馬力的機器之權，所以四個民權，就可以說是機器上的四個節制。有了這四個節制，便可以管理那架機器的動靜。政府替人民做事，要有五個權，就是要有五種工作，要分成五個門徑去做工。人民管理政府的動靜，要有四個權，就是要有四個節制，要分成四方面來管理政府。政府有了這樣的能力，有了這些做工的門徑，才可以發出無限的威力，才是萬能政府。人民有了這樣大的權力，有了這樣多的節制，便不怕政府到了萬能沒有力量來管理。政府的一動一靜，人民隨時都是可以指揮的。像有這種情形，政府的威力便可以發展，人民的權力也可以擴充。有了這種政權和治權，才可以達到美國學者的目的，造成萬能政府，為人民謀幸福。中國能夠實行這種政權和治權，便可以破天荒在地球上造成一個新世界。

至於民權之實情與民權之行使，當待選舉法、罷免法、創制法和覆決法規定之後，乃能悉其真相與底蘊。在講演此民權主義之中，固不能盡述也。閱者欲知此中詳細情形，可參考廖仲愷君所譯之《全民政治》。

注釋：

據孫文講演、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編輯《民權主義》（廣州一九二四年八月出版）

第一講

諸君：

今天來講民生主義。什麽叫做民生主義呢？“民生”兩個字是中國向來用慣的一個名詞。我們常說什麽“國計民生”，不過我們所用這句話恐怕多是信口而出，不求甚解，未見得涵有幾多意義的。但是今日科學大明，在科學範圍內拿這個名詞來用於社會經濟上，就覺得意義無窮了。我今天就拿這個名詞來下一個定義，可說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會的生存、國民的生計、群眾的生命便是。我現在就是用民生二字，來講外國近百十年來所發生的一個最大問題，這個問題就是社會問題。故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即是大同主義。欲明白這個主義，斷非幾句定義的話可以講得清楚的；必須把民生主義的演講從頭聽到尾，才可以徹底明白了解的。

民生問題，今日成了世界各國的潮流。推到這個問題的來歷，發生不過一百幾十年。為什麽近代發生這個問題呢？簡單言之，就是因為這幾十年來，各國的物質文明極進步，工商業很發達，人類的生產力忽然增加。著實言之，就是由於發明了機器，世界文明先進的人類便逐漸不用人力來做工，而用天然力來做工，就是用天然的汽力、火力、水力及電力來替代人的氣力，用金屬的銅鐵來替代人的筋骨。機器發明之後，用一個人管理一副機器，便可以做一百人或一千人的工夫，所以機器的生產力和人工的生產力便有大大的分別。在沒有機器以前，一個最勤勞的人，最多不過是做兩三個人的工夫，斷不能做得十個人以上的工夫。照此推論起來，一個人的生產力，就本領最大、體魄最強和最勤勞的人說，也不過是大過普通人十倍。平常人的生產力都是相等的，沒有什麽大差別。至於用機器來做工的生產力，和用人做工的生產力兩相比較，便很不相同。用人來做工，就是極有能幹而兼勤勞的人，只可以駕乎平常人的十倍；但是用機器來做工，就是用一個很懶惰和很尋常的人去管理，他的生產力也可以駕乎一個人力的幾百倍，或者是千倍。所以這幾十年來機器發明了之後，生產力比較從前就有很大的差別。我們拿眼前可以證明的事實來說一說。比方在廣州市街上所見最多的人，莫如運送的苦力，這種苦力就叫做挑夫。這種挑夫的人數，占廣州市工人中一大部分。挑夫中之體魄最強壯的人，最重只可以挑二百斤東西，每日不過是走幾十里路遠，這種挑夫是很不容易得的。尋常的挑夫，挑了幾十斤重，走了幾十里路遠，便覺得很辛苦。如果拿挑夫和運送的機器來比較，是怎麽樣的情形呢？象廣州市黃沙的火車運送貨物，一架火車頭可以拖二十多架貨車，一架貨車可以載幾百擔重的貨物，一架貨車能夠載幾百擔，二十多架貨車便能夠載一萬擔。這一萬擔貨物，用一架火車頭去拉，只要一兩個人管理火車頭的機器，或者要幾個人管理貨車，一日便可以走幾百里。譬如廣東的粵漢鐵路，由黃沙到韶關約有五百里的路程，像從前專用人力去運貨物，一個人挑一擔，一百人挑一百擔，如果有一萬擔貨物，就要有一萬個工人。用工人所走的路程計算，一個人一天大概只能夠走五十里，五百里的路程就要走十天的時間。所以一萬擔貨物，從前專用人工去運送，就要一萬個工人，走十天之久。現在用火車去運送，只要八點鐘的時間，一直便由黃沙到韶關，所用的工人最多不過是十個人。由此便知道用十個人所做的工便可以替代一萬人，用八點鐘便可替代十天。機器和人工比較的相差，該是有多少呢！用火車來運送的工，不但是用一個人可以替代一千人，用一點鐘可以替代一日，是很便利迅速的。就是以運貨的工錢來說，一個工人挑一擔貨物，走五十里路遠，每天大約要一元；要用一萬工人，挑一萬擔貨物，走十天的路，統共就要十萬元。如果用火車來運送，頂多不過是幾千元。機器和人工的比較，單拿挑夫來講便有這樣的大差別。其他耕田、織布、做房屋以及種種工作，也是有幾百倍或千倍的差別。所以機器發明了之後，世界的生產力便生出一個大變動。這個大變動，就是機器占了人工，有機器的人便把沒有機器人的錢都賺去了。再像廣州，沒有經過鴉片戰爭以前，是中國獨一的通商口岸，中國各省的貨物都是先運來廣州，然後再由廣州運去外洋；外國的貨物也是先運到廣州，然後再由廣州運進各省。所以中國各省的進出口貨物，都是經過湖南、江西，走南雄、樂昌，才到廣州。因為這個原因，所以南雄、樂昌到韶關的這兩條路，在當時沿途的挑夫是很多的，兩旁的茶館飯店也是很熱鬧的。後來海禁大開，各省的貨物或者是由海船運到廣東，或者是由上海、天津直接運送到外洋，都不經過南雄、樂昌到韶關的這兩條路。所以由南雄、樂昌到韶關兩條路的工人，現在都減少了。從前那兩條路的繁盛，現在都變成很荒涼了。到了粵漢鐵路通了火車之後，可以替代人工，由廣州到韶關的挑夫更是絕跡。其他各地各國的情形都是一樣。所以從機器發明了之後，便有許多人一時失業，沒有工做，沒有飯吃。這種大變動，外國叫做“實業革命”。因為有了這種實業革命，工人便受很大的痛苦。因為要解決這種痛苦，所以近幾十年來便發生社會問題。

這個社會問題，就是今天所講的民生主義。我今天為什麽不學外國直接來講社會主義，要拿民生這個中國古名詞來替代社會主義呢？這是很有道理，我們應該要研究的。因為機器發明以後，經過了實業革命，成為社會問題，便發生社會主義。所以社會主義之發生已經有了幾十年。但是這幾十年中，歐美各國對於社會主義，還沒有找出一個解決方法，現在還是在劇烈戰爭之中。這種學說和思想現在流入中國來了，中國一班新學者也是拿他來研究。因為社會主義，現在中國很流行，所以共產主義現在中國也是很流行。中國學者拿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來研究，想尋出一個解決方法，也是很艱難的。因為外國發明這種學理已經有了幾十年，到現在還不能夠解決，此時傳入中國，我們就想要解決，當然是不容易的。我們要研究這個問題，便要先把他的源委、性質和定義來研究清楚。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個名詞，現在外國是一樣並稱的，其中辦法雖然各有不同，但是通稱的名詞都是用社會主義。現在中國有人把社會主義同社會學兩個名詞作一樣的看待，這實在是混亂。這種混亂，不但專是中國人有的，就是外國人也是一樣有的。因為社會這個名詞在英文是“梳西乙地”，社會學是“梳西柯羅之”，社會主義是“梳西利甚”１[以上是英文society、sociology、socialism三個詞的譯音。]。這三個字頭一半的英文串字都是相同的，所以許多人便生出混亂。其實英文中的社會主義“梳西利甚”那個字，是從希臘文變出來的。希臘文社會主義的原意是“同志”，就像中國俗話說是“夥計”兩個字一樣。至於說到社會學的範圍，是研究社會的情狀、社會的進化和群眾結合的現象；社會主義的範圍，是研究社會經濟和人類生活的問題，就是研究人民生計問題。所以我用民生主義來替代社會主義，始意就是在正本清源，要把這個問題的真性質表明清楚。要一般人一聽到這個名詞之後，便可以了解。

因為社會主義已經發生了幾十年，研究這種學理的學者不知道有千百家，所出的書籍也不知道有千百種。其中關於解決社會問題的學說之多，真是聚訟紛紛。所以外國的俗語說，社會主義有五十七種，究竟不知那一種才是對的。由此便可見普通人對於社會主義無所適從的心理了。歐戰發生了之後，社會的進步很快，世界潮流已經到了解決社會問題的時期。凡是從前不理會社會主義的人，在此時也跟上社會主義的路來走。就時勢的機會講，社會黨應該可以做很多事，應該可以完全解決社會問題。但是社會黨的內部，便生出許多紛爭。在各國的社會黨，一時風起雲湧，發生種種派別，其中最著名的有所謂共產黨、國家社會黨和社會民主黨。各黨派之覆雜，幾乎不止五十七種。所以從前旁觀者對於社會黨派別覆雜的批評，至此時正所謂不幸而言中。至於歐戰沒有發生以前，世界各國只有讚成社會主義和反對社會主義的兩種人。反對的那種人，大多數都是資本家。所以從前只有反對社會主義的資本家同社會黨來戰爭。到歐戰發生了之後，反對的人都似降服了，社會黨似乎可以乘機來解決社會問題。不過當時讚成社會主義的人在事前沒有想到好辦法，所以社會黨內部便臨時生出許多紛爭。這種紛爭，比較從前反對派和讚成派的紛爭，更要厲害。所以社會問題至今不能解決，我們到了今日還是要來研究。在從前資本家、工人和學者反對社會主義的時候，所有世界各國讚成社會主義的人，不論是本國外國，都是認為同志。到了近來，不但是德國的社會黨反對俄國的社會黨，或者是俄國的社會黨反對英國、美國的社會黨，有國際的紛爭；就是一國的社會黨內部，也演出種種紛爭。所以社會問題愈演愈紛亂，到現在還找不出一個好方法來解決。

今天我所講的民生主義，究竟和社會主義有沒有分別呢？社會主義中的最大問題，就是社會經濟問題。這種問題，就是一班人的生活問題。因為機器發明以後，大部分人的工作都是被機器奪去了，一班工人不能夠生存，便發生社會問題。所以社會問題之發生，原來是要解決人民的生活問題。故專就這一部分的道理講，社會問題便是民生問題，所以民生主義便可說是社會主義的本題。現在各國的社會主義，各有各的主張，所以各國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法也是各有不同。社會主義到底是民生主義中的一部分呀，或者是民生主義是社會主義中的一部分呢？實業革命以後，研究社會問題的人不下千百家，其中研究最透徹和最有心得的，就是大家所知道的馬克思。馬克思對於社會問題，好像盧騷對於民權問題一樣，在一百多年以前歐美研究民權問題的人，沒有那一個不是崇拜盧騷為民權中的聖人，好像中國崇拜孔子一樣；現在研究社會問題的人，也沒有那一個不是崇拜馬克思做社會主義中的聖人。

在馬克思的學說沒有發表以前，世界上講社會主義的，都是一種陳義甚高的理論，離事實太遠。而馬克思專從事實與歷史方面用功，原原本本把社會問題的經濟變遷，闡發無遺。所以後來學者把社會主義的人分作兩派：一是叫做“烏托邦派”，這個烏托邦和中國黃老所說的華胥氏之國意思相同；一是叫做“科學派”，專從科學方法去研究社會問題之解決。至於烏托邦派是專從理想上來把社會來改良成一個安樂的國家，便有這種子虛烏有的寄托。這種寄托是由於人類受了很多痛苦，那些極有道德和悲天憫人的人，見了很不忍心但是又沒有力量去改良，所以只好說理想上的空話，作一種寄托。中國俗話說：“天生一條蟲，地生一片葉；天生一只鳥，地生一條蟲。”這幾句話的意思，就是說有了蟲就有葉來養，有了鳥就有蟲來養。但是人類的天然形體不完全，生來沒有羽毛，必需衣以禦寒，必需食以養生。在太古吃果實的時候，地廣人稀，人人都是很容易覓食，不必做很多的工就可以生活。到了漁獵時代，人民就要打魚獵獸，才可以有魚肉吃，才可以生活，就是要做工才有飯吃。到了遊牧時代，人類要從事畜牧才可以生活，當時人人都是逐水草而居，時常遷徙，所有的工作是很辛苦勤勞。至於農業時代，人類要樹藝五谷才可以生活，彼時人類的生活更是覆雜，所有的工作更是辛苦勤勞。到了工商時代，遇事都是用機器，不用人力，人類雖然有力也沒有用處，想去賣工，找不到雇主。在這個時候，便有很多人沒有飯吃，甚至於餓死，所受的痛苦不是一言可盡。一般道德家，見得天然界的禽獸不用受痛苦尚且可以得衣食，人類受了痛苦反不容易得衣食，這是很可憫的；想要減少這些痛苦，令人人都可以得衣食，便發明了社會主義的學說，來解決這個問題。所以從前一般講社會主義的人多半是道德家，就是一般讚成的人，也是很有良心、很有道德的。只有在經濟上已經成功、自私自利、不顧群眾生活的資本家才去反對，才不理社會問題。這個問題既然是為世界大多數人謀生活的問題，先知先覺的人發明了這個道理之後，自然可以得多數人的同情心來表示讚成。所以這個學說一經出世之後，便組織得有社會黨。社會黨一經成立之後，團體便一天發達一天，一天加大一天，擴充到各國。但是從前講社會主義的人都是烏托邦派，只希望造一個理想上的安樂世界，來消滅人類的痛苦；至於怎麽樣去消滅的具體方法，他們毫沒有想到。

到了馬克思出世之後，便用他的聰明才智和學問經驗，對於這些問題作一種極透徹的研究，把古人所不知道和所不能解決的都通通發明出來。他的發明是全憑著經濟原理。他照經濟原理作透徹的研究之後，便批評從前主張社會主義的人，不過是有個人的道德心和群眾的感情作用；其實經濟問題，不是道德心和感情作用可以解決得了的，必須把社會的情狀和社會的進化研究清楚了之後，才可以解決。這種解決社會問題的原理，可以說是全憑事實，不尚理想。至於馬克思所著的書和所發明的學說，可說是集幾千年來人類思想的大成。所以他的學說一出來之後，便舉世風從，各國學者都是信仰他，都是跟住他走；好像盧騷發明了民權主義之後，凡是研究民權的人都信仰盧騷一樣。從馬克思以後，社會主義里頭便分兩派，一個是烏托邦派，一個是科學派。烏托邦派的情形，剛才已經講過了。至於科學派，是主張用科學的方法來解決社會問題。因為近幾十年來，物質文明極發達，科學很昌明，凡事都是要憑科學的道理才可以解決，才可以達到圓滿的目的。就是講到社會問題的解決方法，也是要從科學一方面研究清楚了之後，才可以得出結果。

講到這地，便要歸宿到我的學說——知難行易。天下事情，如果真是知道了，便容易行得到。比方今天講堂里很熱，我們不用人力，只用電氣風扇便可以解熱。這件事如果是古人或者是鄉下毫沒有知識的人看見了，一定以為是神鬼從中搖動，所謂巧奪天工，對於這種奇怪的風扇一定要祈禱下拜。現在大家雖然不明白電氣風扇的詳細構造，但是已經明白電磁吸引的道理，因為由電能夠吸引風扇，所以風扇能夠轉動，決不以為是很奇怪的事。難道古人的聰明不及我們嗎？推論這個原因，就是由於古人不知道科學，故不能發明風扇，不是古人沒有本領，不能用風扇。近來因為知道科學，有了科學家能夠發明風扇，所以大家便能夠用這種風扇來享受清涼。如果古人知道科學，以古人的聰明才智所做出來的東西，或者要比我們做的還要巧妙得多。

講到社會問題，在馬克思以前，以為是一種希望，是做不到的事。到馬克思本人，也以為單靠社會主義的理想去研究，還是一種玄想，就令全世界人都讚成，也是做不成功；一定要憑事實，要用科學的方法去研究清楚，才可以做得到。所以他一生研究社會主義，便在科學方法上去做工夫。他研究社會主義的工作，更是很辛苦的。當他亡命在英國的時候，英國是近代世界上頂文明的國家，沒有那一國可以駕乎英國之上的，所以英國在當時關於文化的設備也是很齊備。有一間圖書館，其中所藏的書籍總有好幾百萬種，無論關於什麽問題的書籍都是很豐富的。馬克思便每天在那間圖書館內去研究，用了二三十年的功，費了一生的精力，把關於社會主義的書籍——不管他是古人著作的，或者是時人發表的——都搜集在一處，過細參考比較，想求出一個結果。這種研究社會問題的辦法，就是科學方法。故馬克思所求出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法，就是科學的社會主義。由於他這種詳細深奧的研究，便求出一個結果，說世界上各種人事的動作，凡是文字記載下來令後人看見的，都可以作為歷史。他在這種歷史中所發明的最重要之一點，就是說世界一切歷史都是集中於物質，物質有變動，世界也隨之變動。並說人類行為都是由物質的境遇所決定，故人類文明史，只可說是隨物質境遇的變遷史。馬克思的這種發明，有人比之牛頓發明天文學之重心學說一樣。現在馬克思發明物質是歷史的重心，因為他的研究透徹，理由充足，所以從前許多反對社會主義的人，後來都變為讚成社會主義。如果是過細研究了馬克思學說的人，更是信仰他。

經過歐戰以後，世界上差不多沒有反對社會主義的人，社會黨可以為所欲為，本來可以解決各國的社會問題。當時勢力最大的社會黨是馬克思派。馬克思派是科學派，從前的是烏托邦派。在當時各國的社會，秩序一亂，社會黨內的科學派和烏托邦派固然是發生了沖突，就是科學派的社會黨也是互相沖突。因為內部有沖突，所以歐戰之後，至今還不能解決社會問題。

至於推到社會黨的聖人馬克思，以物質為歷史的重心，這個道理究竟是怎麽樣呢？馬克思的門徒，於一千八百四十八年在比利時開了一個國際社會黨大會，定了許多辦法。現在各國馬克思派的社會黨所用的辦法，許多還是奉行那年所定的大綱。當歐戰發生以後，俄國便拿那種主義去實行，現在俄國已經把那種主義改變了，其中理由到底是怎麽樣，我們研究俄國的情形不多，不敢判斷。但是照俄國人自己說，俄國從前所行的革命辦法並不是馬克思主義，是一種戰時政策。這種戰時政策並不是俄國獨行的，就是英國、德國和美國當歐戰的時候，把全國的大實業象鐵路、輪船和一切大制造廠都收歸國有。同是一樣的辦法，為什麽英國、美國實行出來就說是戰時政策，在俄國實行出來大家便說是馬克思主義呢？理由就是由於俄國革命黨是信仰馬克思主義，而欲施之實行的原故。照俄國人說，俄國現在的實業和經濟還沒有大發達，實在夠不上實行馬克思主義；要象英國、美國之實業經濟的那樣發達，才可以實行馬克思主義。所以在理論一方面講，馬克思的信徒在歐戰以後便大家爭論起來。德國、法國和俄國的社會黨，本來都是服從馬克思主義，成了“國際派”；但是到了爭論的時候，彼此互相攻擊，互相低毀，攻擊的人總是說被攻擊的人不是服從馬克思主義。這一派攻擊那一派，這一國的社會黨攻擊那一國的社會黨。由於這些攻擊低毀，馬克思的學說便發生了問題。就是物質到底是不是歷史的重心呢？牛頓考究得太陽在宇宙之間，是我們的中心。照天文學和各種科學去研究，那個道理是很對的。馬克思發明物質是歷史的重心，到底這種道理是對不對呢？經過歐戰後幾年的試驗以來，便有許多人說是不對。到底什麽東西才是歷史的重心呢？我們國民黨提倡民生主義已經有了二十多年，不講社會主義，只講民生主義。社會主義和民生主義的範圍是什麽關系呢？近來美國有一位馬克思的信徒威廉氏，深究馬克思的主義，見得自己同門互相紛爭，一定是馬克思學說還有不充分的地方，所以他便發表意見，說馬克思以物質為歷史的重心是不對的，社會問題才是歷史的重心，而社會問題中又以生存為重心，那才是合理。民生問題就是生存問題，這位美國學者最近發明適與吾黨主義若合符節。這種發明就是民生為社會進化的重心，社會進化又為歷史的重心，歸結到歷史的重心是民生，不是物質。我們提倡民生主義二十多年，當初詳細研究，反覆思維，總是覺得用“民生”這兩個字來包括社會問題，較之用“社會”或“共產”等名詞為適當，切實而且明了，故采用之。不圖歐戰發生之後，事理更明，學問更進，而馬克思宗徒亦有發明相同之點。此足見吾黨之提倡民生主義正合夫進化之原理，非同時髦學者之人雲亦雲也。

照這位美國學者主張，他說古今人類的努力，都是求解決自己的生存問題；人類求解決生存問題，才是社會進化的定律，才是歷史的重心。馬克思的唯物主義，沒有發明社會進化的定律，不是歷史的重心。我們要明白這兩家的學說，究竟那一家的主張是對的，便要詳細研究他們的主義和近世社會進化的事實是不是相符合。馬克思研究社會問題，是專注重物質的。要講到物質，自無〔然〕不能不注重生產；沒有過量的生產，自然不至有實業革命。所以生產是近世經濟上頭一件事，要知道近世的經濟情形，必先要知道近世的生產情形。近世的生產情形是怎麽樣呢？生產的東西都是用工人和機器，由資本家與機器合作，再利用工人，才得近世的大生產。至於這種大生產所得的利益，資本家獨得大分，工人分得少分。所以工人和資本家的利益常常相沖突，沖突之後，不能解決，便生出階級戰爭。照馬克思的觀察，階級戰爭不是實業革命之後所獨有的，凡是過去的歷史都是階級戰爭史。古時有主人和奴的戰爭，有地主和農奴的戰爭，有貴族和平民的戰爭，簡而言之，有種種壓迫者和被壓迫者的戰爭。到了社會革命完全成功，這兩個互相戰爭的階級才可以一齊消滅。由此便可知馬克思認定要有階級戰爭，社會才有進化；階級戰爭是社會進化的原動力。這是以階級戰爭為因，社會進化為果。我們要知道這種因果的道理是不是社會進化的定律，便要考察近來社會進化的事實。

近幾十年來社會是很進化的，各種社會進化的事實更是很覆雜的。就是講到經濟一方面的事實，也不是一言可盡。但是用概括的方法來講，歐美近年來之經濟進化可以分作四種：第一是社會與工業之改良；第二是運輸與交通事業收歸公有；第三是直接征稅；第四是分配之社會化。這四種社會經濟事業，都是用改良的方法進化出來的。從今以往，更是日日改良，日日進步的。這四種社會經濟事業是些什麽詳細情形呢？

譬如就第一種，就是要用政府的力量改良工人的教育，保護工人的衛生，改良工廠和機器，以求極安全和極舒服的工作。能夠這樣改良，工人便有做工的大能力，便極願意去做工，生產的效力〔率〕便是很大。這種社會進化事業在德國施行最早，並且最有成效。近來英國、美國也是一樣的仿行，也是一樣的有成效。

就第二種的情形說，就是要把電車、火車、輪船以及一切郵政、電政、交通的大事業都由政府辦理，用政府的大力量去辦理那些大事業，然後運輸才是很迅速，交通才是很靈便。運輸迅速，交通靈便，然後各處的原料才是很容易運到工廠內去用。工廠內制造的出品，才是很容易運到市場去賣，便不至多費時間，令原料與出品在中道停滯，受極大的損失。如果不用政府辦，要用私人辦，不是私人的財力不足，就是壟斷的阻力極大。歸結到運輸一定是不迅速，交通一定是不靈便，令全國的各種經濟事業都要在無形之中受很大的損失。這種事業的利弊，在德國明白最早，所以他們的各種大運輸交通事業老早就是由國家經營。就是美國私有的大運輸交通事業，在歐戰期內也是收歸政府辦理。

至於第三種直接征稅，也是最近進化出來的社會經濟方法。行這種方法，就是累進稅率，多征資本家的所得稅和遺產稅。行這種稅法，就可以令國家的財源多是直接由資本家而來。資本家的入息極多，國家直接征稅，所謂多取之而不為虐。從前的舊稅法只是錢糧和關稅兩種，行那種稅法，就是國家的財源完全取之於一般貧民，資本家對於國家只享權利、毫不盡義務，那是很不公平的。德國、英國老早發現這種不公平的事實，所以他們老早便行直接征稅的方法。德國政府的歲入，由所得稅和遺產稅而來的，占全國收入約自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八十。英國政府關於這種收入，在歐戰開始的時候也到百分之五十八。美國實行這種稅法較為落後，在十年之前才有這種法律，自有了這種法律以後，國家的收入便年年大形增加。在一千九百一十八年，專就所得稅一項的收入而論，便約有美金四十萬萬。歐美各國近來實行直接征稅，增加了大財源，所以更有財力來改良種種社會事業。

第四種分配之社會化，更是歐美社會最近的進化事業。人類自發明了金錢，有了買賣制度以後，一切日常消耗貨物多是由商人間接買來的。商人用極低的價錢，從出產者買得貨物，再賣到消耗者，一轉手之勞便賺許多傭錢。這種貨物分配制度，可以說是買賣制度，也可以說是商人分配制度。消耗者在這種商人分配制度之下，無形之中受很大的損失。近來研究得這種制度可以改良，可以不必由商人分配，可以由社會組織團體來分配，或者是由政府來分配。譬如英國新發明的消費合作社，就是由社會組織團體來分配貨物。歐美各國最新的市政府，供給水電、煤氣以及面包、牛奶、牛油等食物，就是用政府來分配貨物。像用這種分配的新方法，便可以省去商人所賺的傭錢，免去消耗者所受的損失。就這種新分配方法的原理講，就可以說是分配之社會化，就是行社會主義來分配貨物。

以上所講的社會與工業之改良、運輸與交通收歸公有、直接征稅與分配之社會化，這四種社會經濟進化，便打破種種舊制度，發生種種新制度。社會上因為常常發生新制度，所以常常有進化。

至於這種社會進化是由於什麽原因呢？社會上何以要起這種變化呢？如果照馬克思的學說來判斷，自然不能不說是由於階級戰爭。社會上之所以要起階級戰爭的原故，自然不能不說是資本家壓制工人。資本家和工人的利益總是相沖突，不能調和，所以便起戰爭。社會因為有這種戰爭，所以才有進化。但是照歐美近幾十年來社會上進化的事實看，最好的是分配之社會化，消滅商人的壟斷，多征資本家的所得稅和遺產稅，增加國家的財富，更用這種財富來把運輸和交通收歸公有，以及改良工人的教育、衛生和工廠的設備，來增加社會上的生產力。因為社會上的生產很大，一切生產都是很豐富，資本家固然是發大財，工人也可以多得工錢。像這樣看來，資本家改良工人的生活，增加工人的生產力，工人有了大生產力，便為資本家多生產，在資本家一方面可以多得出產，在工人一方面也可以多得工錢。這是資本家和工人的利益相調和，不是相沖突。社會之所以有進化，是由於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相調和，不是由於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有沖突。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相調和，就是為大多數謀利益。大多數有利益，社會才有進步。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之所以要調和的原因，就是因為要解決人類的生存問題。古今一切人類之所以要努力，就是因為要求生存；人類因為要有不間斷的生存，所以社會才有不停止的進化。所以社會進化的定律，是人類求生存。人類求生存，才是社會進化的原因。階級戰爭不是社會進化的原因，階級戰爭是社會當進化的時候所發生的一種病癥。這種病癥的原因，是人類不能生存。因為人類不能生存，所以這種病癥的結果，便起戰爭。馬克思研究社會問題所有的心得，只見到社會進化的毛病，沒有見到社會進化的原理。所以馬克思只可說是一個“社會病理家”，不能說是一個“社會生理家”。

再照馬克思階級戰爭的學說講，他說資本家的盈餘價值都是從工人的勞動中剝奪來的。把一切生產的功勞完全歸之於工人的勞動，而忽略社會上其他各種有用分子的勞動。譬如中國最新的工業是上海、南通州和天津、漢口各處所辦的紗廠布廠，那些紗廠布廠，當歐戰期內紡紗織布是很賺錢的，各廠每年所剩的盈餘價值少的有幾十萬，多的有幾百萬。試問這樣多的盈餘價值，是屬於何人的功勞呢？是不是僅僅由於紗廠布廠內紡紗織布的那些工人的勞動呢？就紡紗織布而論，我們便要想想布和紗的原料，由此我們便要推及於棉花。因為要研究棉花的來源，我們便要推到種種農業問題。要詳細講到棉花的農業問題，便不能不推及到研究好棉花種子和怎麽種植棉花的那些農學家。當未下棉種之初，便不能不用各種工具和機器去耕耘土地，及下棉種之後，又不能不用肥料去培養結棉花的枝幹。我們一想到那些器械和肥料，便不能不歸功到那些器械和肥料的制造家和發明家。棉花收成之後，再要運到工廠內來紡紗織布，布和紗制成之後，再運到各處市場去賣，自然要想到那些運輸的輪船火車。要研究到輪船火車之何以能夠運動，首先便要歸功到那些蒸汽和電氣的發明家。要研究到構造輪船火車是些什麽材料，自然不能不歸功於金屬的采礦家、制造家和木料的種植家。就是布和紗制成之後，社會上除了工人之外，假若其餘各界的人民都不穿那種布、用那種紗，布和紗當然不能暢銷。布和紗沒有大銷路，紗廠布廠的資本家怎麽樣可以多賺錢，可以多取盈餘價值？就這種種情形設想，試問那些紗廠布廠的資本家所取得的盈餘價值，究竟是屬於誰的呢？試問紗廠布廠內的工人，怎麽能夠說專以他們的勞動便可以生出那些布和紗的盈餘價值呢？不徒是紗布工業盈餘價值的情形是這樣，就是各種工業盈餘價值的情形都是一樣。由此可見，所有工業生產的盈餘價值，不專是工廠內工人勞動的結果，凡是社會上各種有用有能力的分子，無論是直接間接，在生產方面或者是在消費方面，都有多少貢獻。這種有用有能力的分子，在社會上要占大多數。如果專講工人，就是在工業極發達的美國，工人的數目也不過是二千多萬，只占全美國人口五分之一。至於其他工業不發達的國家，像我們中國做工的人數，更是很少。像這樣講，就令在一個工業極發達的國家，全國的經濟利益不相調和，發生沖突，要起戰爭，也不是一個工人階級和一個資本階級的戰爭，是全體社會大多數有用有能力的分子和一個資本階級的戰爭。這些社會上大多數有用有能力的分子，因為都要求生存，免去經濟上的戰爭，所以才用公家來分配貨物，多征資本家的所得稅、遺產稅，來發達全國的運輸和交通事業，以及改良工人的生活和工廠的工作，做種種大多數的經濟利益相調和的事業。歐美各國從這種種經濟利益相調和的事業發達以後，社會便極有進化，大多數便享幸福。所以馬克思研究社會問題，只求得社會上一部分的毛病，沒有發明社會進化的定律。這位美國學者所發明的人類求生存才是社會進化的定律，才是歷史的重心。人類求生存是什麽問題呢？就是民生問題。所以民生問題才可說是社會進化的原動力。我們能夠明白社會進化的原動力，再來解決社會問題，那才很容易。

馬克思認定階級戰爭才是社會進化的原因，這便是倒果為因。因為馬克思的學說顛倒因果，本源不清楚，所以從他的學說出世之後，各國社會上所發生的事實便與他的學說不合，有的時候並且相反。譬如他的門徒在一千八百四十八年開過一次國際共產大會，發表了種種主張，這次所組織的國際共產黨，在普法戰爭的時候就被消滅了。後來又成立第二次的國際共產黨。第二次國際共產黨和第一次國際共產黨不同的地方，是第一次國際共產黨要完全本階級戰爭的原理，用革命手段來解決社會問題，主張不與資本家調和，所謂不妥協。至於黨員加入國會去活動是共產黨所不許可的，以為這不是科學的方法。但是後來德國的共產黨通同走到國會去活動，延到今日，英國工黨又在君主立憲政府之下組織內閣。照這些事件來看，世界上所發生許多的政治經濟變動，都不是第一次國際共產黨所定的辦法。因為第一次國際共產黨和第二次國際共產黨的主張太不相同，所以後來馬克思黨徒的紛爭更是厲害。這都是馬克思在當時所沒有料到的。由於這些不能料到的事情，便知道我的學說是知難行易。馬克思主張用科學來解決社會問題，他致力最大的地方，在第一次國際共產黨沒有成立以前，用很多工夫把從前的歷史和當時的事實都研究得很清楚。由於他研究從前的歷史和當時的事實所有的心得，便下一個判斷，說將來資本制度一定要消滅。他以為資本發達的時候，資本家之中彼此因為利害的關系，大資本家一定吞滅小資本家。弄到結果，社會上便只有兩種人：一種是極富的資本家，一種是極窮的工人。到資本發達到了極點的時候，自己便更行破裂，成一個資本國家，再由社會主義順著自然去解決，成一個自由社會式的國家。依他的判斷，資本發達到極點的國家，現在應該到消滅的時期，應該要起革命。但是從他至今有了七十多年，我們所見歐美各國的事實和他的判斷剛剛是相反。當馬克思的時代，英國工人要求八點鐘的工作時間，用罷工的手段向資本家要挾。馬克思便批評以為這是一種夢想，資本家一定是不許可的，要得到八點鐘的工作時間，必須用革命手段才可以做得到。到了後來，英國工人八點鐘的要求，不但是居然成為事實，並且由英國國家定為一種通行的法律，令所有全國的大工廠、銀行、鐵路中的工人都是作工八點鐘。其他許多事實，在馬克思當時自以為是料到了的，後來都是不相符合，令馬克思自己也說“所料不中”。別的事實不說，只就資本一項來講，在馬克思的眼光，以為資本發達了之後便要互相吞並，自行消滅。但是到今日，各國的資本家不但不消滅，並且更加發達，沒有止境，便可以證明馬克思的學理了。

我們再來講德國社會問題的情形。德國當俾士麥執政的時代，用國家力量去救濟工人的痛苦，作工時間是由國家規定了八點鐘；青年和婦女作工的年齡與時間，國家定了種種限制；工人的養老費和保險費，國家也有種種規定，要全國的資本家擔任去實行。當時雖然有許多資本家反對，但是俾士麥是一位鐵血宰相，他便有鐵血的手腕去強制執行。當實行的時候，許多人以為國家保護工人的辦法改良，作工的時間減少，這是一定於工人有利、於資本家有損的。再照比例的理想來推，從前十六點鐘工作的生產力，自然要比八點鐘的生產力大得多。但是行了之後的結果是怎麽樣呢？事實上，八點鐘的工作比較十六點鐘的工作還要生產得多。這個理由，就是因為工人一天作八點鐘的工作，他的精神體魄不至用盡，在衛生上自然是健康得多。因為工人的精神體魄健康，管理工廠內的機器自然是很周到，機器便很少損壞；機器很少損壞，便不至於停工修理，便可以繼續的生產，生產自然是加多。如果工人一天做十六點鐘的工，他們的精神體魄便弄到很衰弱，管理機器不能周到，機器便時常損壞，要停工修理，不能繼續生產，生產力自然要減少。如果大家不信，我可舉一個比喻，請諸君各人自己去試驗。比方一個人一日要讀十五六點鐘的書，弄到精神疲倦，就是勉強讀得多，也不容易記清楚。如果一日只讀八點鐘的書，其餘的時間便去休息遊戲，保養精神，我想讀過了的書一定是很容易記得，很容易了解。講到時間的關系，馬克思在當時所想到了的，以為作工八點鐘，生產力一定要減少。後來德國實行時間減少政策，生產力反為加多，駕乎各國之上。於是英國、美國便奇怪起來，以作工時間減少，工人保護費加多，生產力應該要減少，何以德國行這種政策，生產力反加多呢？因為奇怪，便去考察德國的情形。後來英國、美國也明白這個道理，便仿效德國的辦法。馬克思在當時總是不明白這個道理，所以他便斷錯了。

再照馬克思的研究，他說資本家要能夠多得盈餘價值，必須有三個條件：一是減少工人的工錢；二是延長工人作工的時間；三是擡高出品的價格。這三個條件是不是合理，我們可以用近來極賺錢的工業來證明。大家知道美國有一個福特汽車廠，那個廠極大，汽車的出品極多，在世界各國都是很銷行的，該廠內每年所賺的錢有過萬萬。至於那個廠內制造和營業的情形是怎麽樣呢？不管是制造廠或者是辦事房，所有一切機器陳設都是很完備，都是很精致，很適合工人的衛生。工人在廠內做事，最勞動的工作，最久不過是做八點鐘。至於工錢，雖極不關重要的工夫，每日工錢都有美金五元，合中國錢便有十元；稍為重要的職員，每日所得的薪水更不止此數。廠內除了給工人的工錢薪水以外，還設得有種種遊戲場，供工人的娛樂；有醫藥衛生室，調治工人的疾病；開設得有學校，教育新到的工人和工人的子弟；並代全廠的工人保人壽險，工人死亡之後，遺族可以得保險費，又可以得撫恤金。說到這個廠所制出來的汽車的價格，這是大家買過汽車的人都是很知道的，凡是普通汽車要值五千元的，福特汽車最多不過是值一千五百元。這種汽車價值雖然是很便宜，機器還是很堅固，最好的是能夠走山路，雖使用極久還不至於壞。因為這個車廠的汽車有這樣的價廉物美，所以風行全球。因為這種汽車銷路極廣，所以這個廠便發大財。我們用這個發財車廠所持的工業經濟原理，來和馬克思盈餘價值的理論相比較，至少有三個條件恰恰是相反。就是馬克思所說的是資本家要延長工人作工的時間，福特車廠所實行的是縮短工人作工的時間；馬克思所說的是資本家要減少工人的工錢，福特車廠所實行的是增加工人的工錢；馬克思所說的是資本家要擡高出品的價格，福特車廠所實行的是減低出品的價格。像這些相反的道理，從前馬克思都不明白，所以他從前的主張便大錯特錯。馬克思研究社會問題，用功幾十年，所知道的都是已往的事實。至於後來的事實，他一點都沒有料到。所以他的信徒，要變更他的學說，再推到馬克思社會主義的目的，根本上主張要推倒資本家。究竟資本家應該不應該推倒，還要後來詳細研究才能夠清楚。由此更可見，知是很艱難的，行是很容易的。

馬克思盈餘價值的精華，是說資本家所得的錢是剝奪工人的盈餘，由此便推到資本家生產要靠工人，工人生產要靠物質，物質買賣要靠商人。凡是一種生產，資本家同商人總是從中取利，剝奪工人的血汗錢。由此便知資本家和商人，都是有害於工人，有害於世界的，都應該要消滅。不過馬克思的判斷，以為要資本家先消滅，商人才能夠消滅。現在世界天天進步，日日改良，如前所講之分配社會化就是新發明，這種發明叫做合作社。這種合作社是由許多工人聯合起來組織的。工人所需要的衣服飲食，如果要向商人間接買來，商人便從中取利，賺很多的錢，工人所得的物品一定是要費很多的錢。工人因為想用賤價去得好物品，所以他們便自行湊合，開一間店子，店子內所賣的貨物都是工人所需要的。所以工人常年需要貨物，都是向自己所開的店子內去買，供給既便利，價值又便宜。到了每年年底，店中所得的盈利，便依顧主消費的多少分派利息。這種店子分利，因為是根據於顧主消費的比例，所以就叫做消費合作社。現在英國許多銀行和生產的工廠，都是由這種消費合作社去辦理。由於這種合作社之發生，便消滅了許多商店，所以從前視此種合作社為不關重要的商店，現在便看作極有效力的組織。英國因為這種組織很發達，所以國內的大商家現在都變成生產家。就是象美國的三達火油公司，在中國雖然是一家賣油的商店，在美國便是制造火油的生產家。其他英國的各種大商家，現在都有變成生產家的趨勢。用這種合作社來解決社會問題，雖然是旁枝的事情，但是馬克思當時的判斷，以為要資本家先消滅，商人才可以消滅；現在合作社發生，商人便先消滅。馬克思的判斷和這種事實又是不相符合。馬克思的判斷既然是和事實不對，可見我的學說——知難行易，是的確不能磨滅的。

再照馬克思的學理說，世界上的大工業要靠生產，生產又要靠資本家。這幾句話的意思，就是有了好生產和大資本家，工業便可以發展，便可以賺錢。就我們中國工業的情形來證明，是怎麽樣呢？中國最大的工業是漢冶萍公司，漢冶萍公司是專制造鋼鐵的大工廠。這個公司內最大的資本家，從前是盛宣懷。這個工廠每年所出的鋼鐵，在平常的時候，或者是運到美洲舍路埠去賣１[今譯西雅圖。]，或者是運到澳洲去賣；當歐戰的時候，都是運到日本去賣。鋼鐵本來是中國的大宗進口貨，中國既是有了漢冶萍可以制造鋼鐵，為什麽還要買外國的鋼鐵呢？因為中國市面所需要的鋼鐵都是極好的建築鋼、槍炮鋼和工具鋼，漢冶萍所制造的只是鋼軌和生鐵，不合市面的用途，所以市面要買外來的進口貨，不買漢冶萍的鋼鐵。至於美國每年所出的鋼有四千萬噸、鐵有四五千萬噸，中國只有漢冶萍每年出鐵二十萬噸、出鋼十幾萬噸，中國所出這樣少數的鋼鐵，為什麽還要運到美國去賣呢？美國出那樣多的鋼鐵，為什麽還可以消受中國的鋼鐵呢？就是因為漢冶萍沒有好煉鋼廠，所出的生鐵要經過許多方法的制造才可以用，在中國不合用途，所以要運到外國去賣。美國有極多的制鋼廠，只要有便宜鐵，不管他是那里來的，便可以消納，便可以制造好鋼來賺錢。所以本國雖然出很多的鋼鐵，就是中國運去的便宜鐵，還可以買。漢冶萍公司所出的鋼鐵，因為是運到外國去賣，所以在歐戰的時候，對於工人減時間、加工價，還是很賺錢；現在是虧本，許多工人失業。照馬克思的學理講，漢冶萍公司既是有鋼鐵的好出產，又有大資本，應該要賺錢，可以大發展，為什麽總是要虧本呢？由漢冶萍這一個公司的情形來考究，實業的中心是在什麽地方呢？就是在消費的社會，不是專靠生產的資本。漢冶萍雖然有大資本，但是生產的鋼鐵在中國沒有消費的社會，所以不能發展，總是不能賺錢。因為實業的中心要靠消費的社會，所以近來世界上的大工業，都是照消費者的需要來制造物品。近來有知識的工人，也是幫助消費者。消費是什麽問題呢？就是解決眾人的生存的問題，也就是民生問題。所以工業實在是要靠民生。民生就是政治的中心，就是經濟的中心和種種歷史活動的中心，好像天空以內的重心一樣。

從前的社會主義錯認物質是歷史的中心，所以有了種種紛亂。這好像從前的天文學錯認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所以計算歷數，每三年便有一個月的大差；後來改正太陽是宇宙的中心，每三年後的歷數，才只有一日之差一樣。我們現在要解除社會問題中的紛亂，便要改正這種錯誤，再不可說物質問題是歷史中的中心，要把歷史上的政治和社會經濟種種中心都歸之於民生問題，以民生為社會歷史的中心。先把中心的民生問題研究清楚了，然後對於社會問題才有解決的辦法。

第二講

民生主義這個問題，如果要從學理上詳細來講，就是講十天或二十天也講不完全。況且這種學理，現在還是沒有定論的。所以單就學理來講，不但是虛耗很多時間，恐怕講演理論，越講越難明白。所以我今天先把學理暫且放下不說，專拿辦法來講。

民生主義的辦法，國民黨在黨綱里頭老早是確定了。國民黨對於民生主義定了兩個辦法：第一個是平均地權，第二個是節制資本。只要照這兩個辦法，便可以解決中國的民生問題。至於世界各國，因為情形各不相同，資本發達的程度也是各不相同，所以解決民生問題的辦法，各國也是不能相同。我們中國學者近來從歐美得到了這種學問，許多人以為解決中國民生問題，也要仿效歐美的辦法。殊不知歐美社會黨解決社會問題的辦法，至今還是紛紛其說，莫衷一是。

照馬克思派的辦法，主張解決社會問題要平民和生產家即農工專制，用革命手段來解決一切政治經濟問題，這種是激烈派。還有一派社會黨主張和平辦法，用政治運動和妥協的手段去解決。這兩派在歐美常常大沖突，各行其是。用革命手段來解決政治經濟問題的辦法，俄國革命時候已經采用過了。不過俄國革命六年以來，我們所看見的，是他們用革命手段，只解決政治問題。用革命手段解決政治問題，在俄國可算是完全成功。但是說到用革命手段來解決經濟問題，在俄國還不能說是成功。俄國近日改變一種新經濟政策，還是在試驗之中。由此便知純用革命手段不能完全解決經濟問題。因為這個原因，歐美許多學者便不讚成俄國專用革命的手段去解決經濟問題的方法，主張要用政治運動去解決這種問題。行政治運動去解決政治經濟問題，不是一日可以做得到的，所以這派人都主張緩進。這派主張緩進的人，就是妥協家同和平派。他所想得的方法，以為英美資本發達的國家，不能用馬克思那種方法立時來解決社會問題，要用和平的方法才可以完全解決。這種方法就是前一次已經講過了的四種方法：第一是社會與工業之改良；第二運輸與交通事業收歸公有；第三直接征稅，就是收所得稅；第四為分配之社會化，就是合作社。這四種方法，都是和馬克思的辦法不同；要主張行這種方法來改良經濟問題，就是反對馬克思用革命手段來解決經濟問題。歐美各國已經陸續實行這四種方法，不過還沒有完全達到所期望的目的。但是大家都以為用這四種方法，社會問題便可以解決，所以英美便有許多社會黨很讚成這四種方法。這四種方法都是和平手段，所以他們便很反對馬克思革命手段。俄國當初革命的時候，本來想要解決社會問題，政治問題還在其次。但是革命的結果，政治問題得了解決，社會問題不能解決，和所希望的恰恰是相反。由於這種事實，反對馬克思的一派便說：“俄國行馬克思辦法，經過這次試驗，已經是辦不通，歸於失敗。”至於馬克思的黨徒便答覆說：“俄國行革命手段來解決社會問題，不是失敗，是由於俄國的工商業還沒有發達到英美那種程度，俄國的經濟組織還沒有成熟，所以不能行馬克思的方法。如果在工商業極發達、經濟組織很成熟的國家，一定可以行馬克思的辦法。所以馬克思的方法若是在英美那種國家去實行，一定是能夠成功的，社會問題一定是可以根本解決的。”照這兩派學說比較起來，用馬克思的方法，所謂是“快刀斬亂麻”的手段；反對馬克思的方法，是和平手段。我們要解決社會問題，究竟是用快刀斬亂麻的手段好呀，還是用和平手段、象上面所講的四種政策好呢？這兩派的辦法，都是社會黨所主張的，是和資本家相反對的。

現在歐美的工商業進步到很快，資本發達到極高，資本家專制到了極點，一般人民都不能忍受。社會黨想為人民解除這種專制的痛苦，去解決社會問題，無論是采用和平的辦法或者是激烈的辦法，都被資本家反對。到底歐美將來解決社會問題是采用什麽方法，現在還是看不出，還是料不到。不過主張和平辦法的人，受了資本家很多的反對、種種的激烈〔刺激〕，以為用和平手段來改良社會，於人類極有利益，於資本家毫無損害，尚且不能實行，便有許多人漸漸變更素來的主張，去讚成激烈的辦法，也一定要用革命手段來解決社會問題。照馬克思的黨徒說：“如果英國工人真能夠覺悟，團結一致，實行馬克思的辦法來解決社會問題，在英國是一定可以成功的。美國的資本發達和英國相同，假若美國工人能行馬克思主義，也可以達到目的。”但是現在英美各國的資本家專制到萬分，總是設法反對解決社會問題的進行，保守他們自己的權利。現在資本家保守權利的情形，好像從前專制皇帝要保守他們的皇位一樣。專制皇帝因為要保守他們的皇位，恐怕反對黨來搖動，便用很專制的威權、極殘忍的手段來打消他們的反對黨；現在資本家要保守自己的私利，也是用種種專制的方法來反對社會黨，橫行無道。歐美社會黨將來為勢所迫，或者都要采用馬克思的辦法來解決經濟問題，也是未可定的。

共產這種制度，在原人時代已經是實行了。究竟到什麽時代才打破呢？依我的觀察，是在金錢發生之後。大家有了金錢，便可以自由買賣，不必以貨易貨，由交易變成買賣，到那個時候共產制度便漸漸消滅了。由於有了金錢，可以自由買賣，便逐漸生出大商家。當時工業還沒有發達，商人便是資本家。後來工業發達，靠機器來生產，有機器的人便成為資本家。所以從前的資本家是有金錢，現在的資本家是有機器。由此可見，古代以貨易貨、所謂“日中為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的時候，還沒有金錢，一切交換都不是買賣制度，彼此有無相通，還是共產時代。後來有了貨幣，金錢發生，便以金錢易貨，便生出買賣制度，當時有金錢的商人便成為資本家。到近世發明了機器，一切貨物都靠機器來生產，有機器的人更駕乎有金錢的人之上。所以由於金錢發生，便打破了共產；由於機器發明，便打破了商家。現在資本家有了機器，靠工人來生產，掠奪工人的血汗，生出貧富極相懸殊的兩個階級。這兩個階級常常相沖突，便發生階級戰爭。一般悲天憫人的道德家，不忍見工人的痛苦，要想方法來解除這種戰爭，減少工人的痛苦，是用什麽方法呢？就是想把古代的共產制度恢覆起來。因為從前人類頂快活的時代，是最初脫離禽獸時代所成的共產社會，當時人類的競爭，只有和天鬥，或者是和獸鬥。後來工業發達，機器創出，便人與之〔人〕鬥。從前人類戰勝了天同獸之後，不久有金錢發生，近來又有機器創出，那些極聰明的人把世界物質都壟斷起來，圖他個人的私利，要一般人都做他的奴隸，於是變成人與人爭的極劇烈時代。這種爭鬥要到什麽時候才可以解決？必要再回覆到一種新共產時代，才可以解決。所謂人與人爭，究竟是爭什麽呢？就是爭面包，爭飯碗。到了共產時代，大家都有面包和飯吃，便不至於爭，便可以免去人同人爭。所以共產主義就是最高的理想來解決社會問題的。我們國民黨所提倡的民生主義，不但是最高的理想，並且是社會的原動力，是一切歷史活動的重心。民生主義能夠實行，社會問題才可以解決；社會問題能夠解決，人類才可以享很大的幸福。我今天來分別共產主義和民生主義，可以說共產主義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義是共產的實行；所以兩種主義沒有什麽分別，要分別的還是在方法。

我們國民黨在中國所占的地位、所處的時機，要解決民生問題應該用什麽方法呢？這個方法，不是一種玄妙理想，不是一種空洞學問，是一種事實。這種事實不是外國所獨有的，就是中國也是有的。我們要拿事實做材料，才能夠定出方法；如果單拿學理來定方法，這個方法是靠不住的。這個理由，就是因為學理有真的有假的，要經過試驗才曉得對與不對。好像科學上發明一種學理，究竟是對與不對，一定要做成事實，能夠實行，才可以說是真學理。科學上最初發明的許多學理，一百種之中有九十九種是不能夠實行的，能夠實行的學理不過是百分之一。如果通通照學理去定辦法，一定是不行的。所以我們解決社會問題，一定是要根據事實，不能單憑學理。

在中國的這種事實是什麽呢？就是大家所受貧窮的痛苦。中國人大家都是貧，並沒有大富的特殊階級，只有一般普通的貧。中國人所謂“貧富不均”，不過在貧的階級之中，分出大貧與小貧。其實中國的頂大資本家，和外國資本家比較，不過是一個小貧，其他的窮人都可說是大貧。中國的大資本家在世界上既然是不過一個貧人，可見中國人通通是貧，並沒有大富，只有大貧小貧的分別。我們要把這個分別弄到大家平均，都沒有大貧，要用什麽方法呢？大概社會變化和資本發達的程序，最初是由地主，然後由地主到商人，再由商人才到資本家。地主之產生，是由於封建制度。歐洲現在還沒有脫離封建制度。中國自秦以後，封建制度便已經打破了。當封建制度的時候，有地的貴族便是富人，沒有地的人便是貧民。中國到今日脫離封建制度雖然有了二千多年，但是因為工商業沒有發達，今日的社會情形還是和二千多年以前的社會情形一樣。中國到今日，雖然沒有大地主，還有小地主。在這種小地主時代，大多數地方還是相安無事，沒有人和地主為難。

不過，近來歐美的經濟潮流一天一天的侵進來了，各種制度都是在變動，所受的頭一個最大的影響，就是土地問題。比方現在廣州市的土地在開辟了馬路之後，長堤的地價，和二十年以前的地價相差是有多少呢？又像上海黃浦灘的地價，比較八十年以前的地價相差又是有多少呢？大概可說相差一萬倍。就是從前的土地大概一塊錢可以買一方丈，現在的一方丈便要賣一萬塊錢，好像上海黃浦灘的土地現在每畝要值幾十萬，廣州長堤的土地現在每畝要值十幾萬。所以中國土地先受歐美經濟的影響，地主便變成了富翁，和歐美的資本家一樣了。經濟發達、土地受影響的這種變動，不獨中國為然，從前各國也有這種事實。不過各國初時不大注意，沒有去理會，後來變動越大才去理會，便不容易改動，所謂積重難返了。我們國民黨對於中國這種地價的影響，思患預防，所以要想方法來解決。

講到土地問題，在歐美社會主義的書中，常說得有很多有趣味的故事。像澳洲有一處地方，在沒有成立市場以前，地價是很平的。有一次政府要拍賣一塊土地，這塊土地在當時是很荒蕪的，都是作垃圾堆之用，沒有別的用處，一般人都不願意出高價去買。忽然有一個醉漢闖入拍賣場來。當時拍賣官正在叫賣價，眾人所還的價，有一百元的，有二百元的，有還到二百五十元的；到了還到二百五十元的時候，便沒有人再加高價。拍賣官就問有沒有加到三百元的？當時那個醉漢，醉到很糊塗，便一口答應，說我出價三百元。他還價之後，拍賣官便照他的姓名定下那塊地皮。地既賣定，眾人散去，他也走了。到第二天，拍賣官開出賬單，向他要地價的錢。他記不起昨天醉後所做的事情，便不承認那一筆賬；後來回憶他醉中所做的事，就大生悔恨。但對於政府既不能賴賬，只可費了許多籌劃，盡其所有，才湊夠三百元來給拍賣官。他得了那塊地皮之後，許久也沒有能力去理會。相隔十多年，那塊地皮的周圍都建了高樓大廈，地價都是高到非常。有人向他買那塊地皮，還他數百萬的價錢，他還不放手。他只是把那塊地分租與人，自己總是收地租。更到後來，這塊地便漲價到幾千萬，這個醉漢便成澳洲第一個富家翁。推到這位澳洲幾千萬元財產的大富翁，還是由三百元的地皮來的。

講到這種事實，在變成富翁的地主當然是很快樂，但是考究這位富翁原來只用三百元買得那塊地皮，後來並沒有加工改良，毫沒有理會，只是睡覺，便坐享其成，得了幾千萬元。這幾千萬元是誰人的呢？依我看來，是大家的。因為社會上大家要用那處地方來做工商事業的中心點，便去把他改良，那塊地方的地價才逐漸增加到很高。好像我們現在用上海地方做中國中部工商業的中心點，所以上海的地價比從前要增漲幾萬倍。又像我們用廣州做中國南部工商業的中心點，廣州的地價也比從前要增漲幾萬倍。上海的人口不過一百多萬，廣州的人口也是一百多萬，如果上海的人完全遷出上海，廣州的人完全遷出廣州，或者另外發生天災人禍，令上海的人或廣州的人都消滅，試問上海、廣州的地價還值不值現在這樣高的價錢呢？由此可見，土地價值之能夠增加的理由，是由於眾人的功勞，眾人的力量；地主對於地價漲跌的功勞，是沒有一點關系的。所以外國學者認地主由地價增高所獲的利益，名之為“不勞而獲”的利，比較工商業的制造家要勞心勞力，買賤賣貴，費許多打算、許多經營才能夠得到的利益，便大不相同。工商業家壟斷物質的價值來賺錢，我們已經覺得是不公平；但是工商業家還要勞心勞力，地主只要坐守其成，毫不用心力，便可得很大的利益。但是地價是由什麽方法才能夠增漲呢？是由於眾人改良那塊土地，爭用那塊土地，地價才是增漲。地價一增漲，在那塊地方之百貨的價錢都隨之而漲。所以就可以說，眾人在那塊地方經營工商業所賺的錢，在間接無形之中都是被地主搶去了。

至於中國社會問題，現在到了什麽情形呢？一般研究社會問題和提倡解決社會問題的人，所有的這種思想學說，都是從歐美得來的。所以講到解決社會問題的辦法，除了歐美各國所主張的和平辦法和馬克思的激烈辦法以外，也沒有別的新發明。此刻講社會主義，極時髦的人是讚成馬克思的辦法。所以一講到社會問題，多數的青年便讚成共產黨，要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來實行。到底讚成馬克思主義的那般青年志士，用心是什麽樣呢？他們的用心是很好的。他們的主張是要從根本上解決，以為政治、社會問題要正本清源，非從根本上解決不可。所以他們便極力組織共產黨，在中國來活動。

我們國民黨的舊同志，現在對於共產黨生出許多誤會，以為國民黨提倡三民主義是與共產主義不相容的。不知道我們一般同志，在二十年前都是讚成三民主義互相結合。在沒有革命以前，大多數人的觀念只知道有民族主義，譬如當時參加同盟會的同志，各人的目的都是在排滿。在進會的時候，我要他們宣誓，本是讚成三民主義；但是他們本人的心理，許多都是注意在民族主義，要推翻清朝，以為只要推翻滿清之後，就是中國人來做皇帝，他們也是歡迎的。就他們宣誓的目的，本是要實行三民主義，同時又讚成中國人來做皇帝，這不是反對民權主義嗎？就是極有思想的同志，讚成三民主義，明白三民主義是三個不同的東西，想用革命手段來實行主義，在當時以為只要能夠排滿，民族主義能夠達到目的，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便自然跟住做去，沒有別樣枝節。所以他們對於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在當時都沒有過細研究。在那個時候，他們既是不過細研究，所以對於民權主義固然是不明白，對於民生主義更是莫名其妙。革命成功以後，成立民國，采用共和制度，此時大家的思想，對於何以要成立民國，都是不求甚解。就是到現在，真是心說誠服實行民權、讚成共和的同志，還是很少。大家為什麽當初又來讚成民國，不去反對共和呢？這個頂大的原因，是由於排滿成功以後，各省同志--由革命所發生的新軍人，或者滿清投降革命黨的舊軍人，都是各據一方，成了一個軍閥，做了一個地方的小皇帝，想用那處地盤做根本，再行擴充。像拿到了廣東地盤的軍人，便想把廣東的地盤去擴充；拿到雲南、湖南地盤的軍人，便想把雲南、湖南的地盤去擴充；拿到了山東、直隸的軍人，也想把山東、直隸的地盤去擴充。擴充到極大的時候，羽毛豐滿了之後，他們便拿自己的力量來統一中國，才明目張膽來推翻共和。這種由革命所成的軍閥，或由滿清投降到民國的軍閥，在當時都是懷抱這種心事。他們以為自己一時的力量不能統一中國，又不願意別人來統一中國，大家立心便沈機觀變，留以有待。所以這種軍閥，在當時既不明白共和，又來讚成民國，實在是想做皇帝；不過拿讚成民國的話來做門面，等待他們地盤擴充到極大之後，時機一到，便來反對民國，解決國家問題。因為這個原因，所以當初的民國還能夠成立。在這十三年之中的民國，便有許多人想來推翻，但是他們的力量都不甚大，所以民國的名義還能夠茍延殘喘，繼續到現在。由此便可見當時同盟會人的心理，對於民權主義便有許多都是模棱兩可，對於民生主義更是毫無心得。

現在再來詳細剖解。革命成功之後，改大清帝國為中華民國，我們國民黨至今還是尊重民國。一般革命同志對於國民黨的三民主義，是什麽情形呢？民國政治上經過這十三年的變動和十三年的經驗，現在各位同志對於民族、民權那兩個主義，都是很明白的；但是對於民生主義的心理，好像革命以後革命黨有兵權的人對於民權主義一樣無所可否，都是不明白的。為什麽我敢說我們革命同志對於民生主義還沒有明白呢？就是由於這次國民黨改組，許多同志因為反對共產黨，便居然說共產主義與三民主義不同，在中國只要行三民主義便夠了，共產主義是決不能容納的。然則民生主義到底是什麽東西呢？我在前一次講演有一點發明，是說社會的文明發達、經濟組織的改良和道德進步，都是以什麽為重心呢？就是以民生為重心。民生就是社會一切活動中的原動力。因為民生不遂，所以社會的文明不能發達，經濟組織不能改良，和道德退步，以及發生種種不平的事情。像階級戰爭和工人痛苦，那些種種壓迫，都是由於民生不遂的問題沒有解決。所以社會中的各種變態都是果，民生問題才是因。照這樣判斷，民生主義究竟是什麽東西呢？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就是社會主義。所以我們對於共產主義，不但不能說是和民生主義相沖突，並且是一個好朋友，主張民生主義的人應該要細心去研究的。

共產主義既是民生主義的好朋友，為什麽國民黨員要去反對共產黨員呢？這個原因，或者是由於共產黨員也有不明白共產主義為何物，而嘗有反對三民主義之言論，所以激成國民黨之反感。但是這種無知妄作的黨員，不得歸咎於全黨及其黨中之主義，只可說是他們個人的行為。所以我們決不能夠以共產黨員個人不好的行為，便拿他們來做標準去反對共產黨。既是不能以個人的行為便反對全體主義，那麽，我們同志中何以發生這種問題呢？原因就是由於不明白民生主義是什麽東西。殊不知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這種共產主義的制度，就是先才講過並不是由馬克思發明出來的。照生物進化家說，人類是由禽獸進化而來的。先由獸類進化之後，便逐漸成為部落。在那個時候，人類的生活便與獸類的生活不同。人類最先所成的社會，就是一個共產社會。所以原人時代，已經是共產時代。那個原人時代的情形究竟是怎麽樣，我們可以考察現在非洲和南洋群島的土人生番毫未有受過文明感化的社會，是什麽制度。那些土人生番的社會制度，通通是共產。由於現在那些沒有受過文明感化的社會都是共產，可見我們祖先的社會一定也是共產的。

近來歐美經濟的潮流侵入中國，最先所受的影響就是土地。許多人把土地當作賭具，做投機事業，俗語說是炒地皮。原來有許多地皮毫不值錢，要到了十年、二十年之後才可以值高價錢的；但是因為有投機的人從中操縱，便把那塊地價預先擡高。這種地價的昂貴，更是不平均。

由於土地問題所生的弊病，歐美還沒有完善方法來解決。我們要解決這個問題，便要趁現在的時候，如果等到工商業發達以後，更是沒有方法可以解決。中國現在受歐美的影響，社會忽生大變動，不但是漸漸成為貧富不齊，就是同是有土地的人也生出不齊。比方甲有一畝地是在上海黃浦灘，乙有一畝地是在上海鄉下。乙的土地，如果是自己耕種，或者每年可以得一二十元；如果租與別人，最多不過得五元至十元。但是甲在上海的土地，每畝可租得一萬幾千元。由此便可見上海的土地可以得幾千倍，鄉下的土地只能夠得一倍。同是有一畝土地，便生出這樣大的不平。我們國民黨的民生主義，目的就是要把社會上的財源弄到平均。所以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也就是共產主義，不過辦法各有不同。我們的頭一個辦法，是解決土地問題。

解決土地問題的辦法，各國不同，而且各國有很多繁難的地方。現在我們所用的辦法是很簡單很容易的，這個辦法就是平均地權。講到解決土地問題，平均地權，一般地主自然是害怕；好像講到社會主義，一般資本家都是害怕，要起來反對一樣。所以說到解決土地問題，如果我們的地主是象歐洲那種大地主，已經養成了很大的勢力，便很不容易做到。不過中國今日沒有那種大地主，一般小地主的權力還不甚大，現在就來解決，還容易做到。如果現在失去了這個機會，將來更是不能解決。講到了這個問題，地主固然要生一種害怕的心理，但是照我們國民黨的辦法，現在的地主還是很可以安心的。

這種辦法是什麽呢？就是政府照地價收稅和照地價收買。究竟地價是什麽樣定法呢？依我的主張，地價應該由地主自己去定。比方廣州長堤的地價，有值十萬元一畝的，有值一萬元一畝的，都是由地主自己報告到政府。至於各國土地的稅法，大概都是值百抽一，地價值一百元的抽稅一元，值十萬元的便抽一千元，這是各國通行的地價稅。我們現在所定的辦法，也是照這種稅率來抽稅。地價都是由地主報告到政府，政府照他所報的地價來抽稅。許多人以為地價由地主任意報告，他們以多報少，政府豈不是要吃虧麽？譬如地主把十萬元的地皮，到政府只報告一萬元，照十萬元的地價，政府應該抽稅一千元，照地主所報一萬元的地價來抽稅，政府只抽得一百元，在抽稅機關一方面，自然要吃虧九百元。但是政府如果定了兩種條例，一方面照價抽稅，一方面又可以照價收買。那麽地主把十萬元的地皮，只報一萬元，他騙了政府九百元的稅，自然是占便宜；如果政府照一萬元的價錢去收買那塊地皮，他便要失去九萬元的地，這就是大大的吃虧。所以照我的辦法，地主如果以多報少，他一定怕政府要照價收買，吃地價的虧；如果以少報多，他又怕政府要照價抽稅，吃重稅的虧。在利害兩方面互相比較，他一定不情願多報，也不情願少報，要定一個折中的價值，把實在的市價報告到政府。地主既是報折中的市價，那麽政府和地主自然是兩不吃虧。

地價定了之後，我們更有一種法律的規定。這種規定是什麽呢？就是從定價那年以後，那塊地皮的價格再行漲高，各國都是要另外加稅，但是我們的辦法，就要以後所加之價完全歸為公有。因為地價漲高，是由於社會改良和工商業進步。中國的工商業幾千年都沒有大進步，所以土地價值常常經過許多年代都沒有大改變。如果一有進步，一經改良，像現在的新都市一樣，日日有變動，那種地價便要增加幾千倍，或者是幾萬倍了。推到這種進步和改良的功勞，還是由眾人的力量經營而來的；所以由這種改良和進步之後所漲高的地價，應該歸之大眾，不應該歸之私人所有。比方有一個地主，現在報一塊地價是一萬元，到幾十年之後那塊地價漲到一百萬元，這個所漲高的九十九萬元，照我們的辦法都收歸眾人公有，以酬眾人改良那塊地皮周圍的社會和發達那塊地皮周圍的工商業之功勞。這種把以後漲高的地價收歸眾人公有的辦法，才是國民黨所主張的平均地權，才是民生主義。這種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所以國民黨員既是讚成了三民主義，便不應該反對共產主義。因為三民主義之中的民生主義，大目的就是要眾人能夠共產。不過我們所主張的共產，是共將來，不是共現在。這種將來的共產，是很公道的辦法，以前有了產業的人決不至吃虧；和歐美所謂收歸國有，把人民已有了的產業都搶去政府里頭，是大不相同。地主真是明白了我們平均地權辦法的道理，便不至害怕。因為照我們的辦法，把現在所定的地價還是歸地主私有。土地問題能夠解決，民生問題便可以解決一半了。

文明城市實行地價稅，一般貧民可以減少負擔，並有種種利益。像現在的廣州市，如果是照地價收稅，政府每年便有一宗很大的收入。政府有了大宗的收入，行政經費便有著落，便可以整理地方。一切雜稅固然是可以豁免，就是人民所用的自來水和電燈費用，都可由政府來負擔，不必由人民自己去負擔。其他馬路的修理費和警察的給養費，政府也可向地稅項下撥用，不必另外向人民來抽警捐和修路費。但是廣州現在漲高的地價，都是歸地主私人所有，不是歸公家所有。政府沒有大宗收入，所以一切費用便不能不向一般普通人民來抽種種雜捐。一般普通人民負擔的雜捐太重，總是要納稅，所以便很窮，所以中國的窮人便很多。這種窮人負擔太重的原故，就是由於政府抽稅不公道，地權不平均，土地問題沒有解決。如果地價稅完全實行，土地問題可以解決，一般貧民便沒有這種痛苦。

外國的地價雖然是漲得很高，地主的收入固然是很多，但是他們科學進步、機器發達，有機器的資本家便有極大的生產，這種資本家所有極大生產的收入，比較地主的收入更要多得厲害。中國現在最大收入的資本家，只是地主，並無擁有機器的大資本家。所以我們此時來平均地權，節制資本，解決土地問題，便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講到照價抽稅和照價收買，就有一重要事件要分別清楚，就是地價是單指素地來講，不算人工之改良及地面之建築。比方有一塊地價值是一萬元，而地面的樓宇是一百萬元，那麽照價抽稅，照值百抽一來算，只能抽一百元。如果照價收買，就要在給一萬元地價之外，還要補回樓字之價一百萬元了。其他之地，若有種樹、築堤、開渠各種人工之改良者，亦要照此類推。

我們在中國要解決民生問題，想一勞永逸，單靠節制資本的辦法是不足的。現在外國所行的所得稅，就是節制資本之一法。但是他們的民生問題究竟解決了沒有呢？中國不能和外國比，單行節制資本是不足的。因為外國富，中國貧，外國生產過剩，中國生產不足。所以中國不單是節制私人資本，還是要發達國家資本。我們的國家現在四分五裂，要發達資本，究竟是從那一條路走？現在似乎看不出、料不到，不過這種四分五裂是暫時的局面，將來一定是要統一的。統一之後，要解決民生問題，一定要發達資本，振興實業。振興實業的方法很多：第一是交通事業，像鐵路、運河都要興大規模的建築；第二是礦產，中國礦產極其豐富，貨藏於地，實在可惜，一定是要開辟的；第三是工業，中國的工業非要趕快振興不可。中國工人雖多，但是沒有機器，不能和外國競爭。全國所用的貨物，都是靠外國制造輸運而來，所以利權總是外溢。我們要挽回這種利權，便要趕快用國家的力量來振興工業，用機器來生產，令全國的工人都有工作。到全國的工人都有工做，都能夠用機器生產，那便是一種很大的新財源。如果不用國家的力量來經營，任由中國私人或者外國商人來經營，將來的結果也不過是私人的資本發達，也要生出大富階級的不平均。所以我們講到民生主義，雖然是很崇拜馬克思的學問，但是不能用馬克思的辦法到中國來實行。這個理由很容易明白，就是俄國實行馬克思的辦法，革命以後行到今日，對於經濟問題還是要改用新經濟政策。俄國之所以要改用新經濟政策，就是由於他們的社會經濟程度還比不上英國、美國那樣的發達，還是不夠實行馬克思的辦法。俄國的社會經濟程度尚且比不上英國、美國，我們中國的社會經濟程度怎麽能夠比得上呢？又怎麽能夠行馬克思的辦法呢？所以照馬克思的黨徒，用馬克思的辦法來解決中國的社會問題，是不可能的。

我記得三十多年前，我在廣州做學生的時候，西關的富家子弟一到冬天便穿起皮衣。廣州冬天的天氣本來不大冷，可以用不著皮衣的，但是那些富家子弟每年到冬天總是要穿皮衣，表示他們的豪富。在天氣初冷的時候，便穿小毛；稍為再冷，便穿大毛；在深冬的時候，無論是什麽天氣，他們都是穿大毛。有一天，他們都是穿了大毛皮衣，到一個會場，天氣忽然變暖，他們便說道：“現在這樣的天氣，如果不翻北風，便會壞人民了。”照這樣說法，以“不翻北風，便會壞人民”，在他們的心理以為社會上大家都是有皮衣穿，所以不翻北風，大家便要受熱，是於大家衛生有害的。其實社會上那里個個人有皮衣穿呢？廣州人民在冬天，有的穿棉衣，有的是穿夾衣，甚至於有許多人只是穿單衣，那里還怕“不翻北風”呢！現在一般青年學者信仰馬克思主義，一講到社會主義，便主張用馬克思的辦法來解決中國社會經濟問題，這就是無異“不翻北風就壞人民”一樣的口調。不知中國今是患貧，不是患不均。在不均的社會，當然可用馬克思的辦法，提倡階級戰爭去打平他；但在中國實業尚未發達的時候，馬克思的階級戰爭、無產專制便用不著。所以我們今日師馬克思之意則可，用馬克思之法則不可。我們主張解決民生問題的方法，不是先提出一種毫不合時用的劇烈辦法，再等到實業發達以求適用；是要用一種思患預防的辦法來阻止私人的大資本，防備將來社會貧富不均的大毛病。這種辦法才是正當解決今日中國社會問題的方法，不是先穿起大毛皮衣，再來希望翻北風的方法。

我先才講過，中國今日單是節制資本，仍恐不足以解決民生問題，必要加以制造國家資本，才可解決之。何謂制造國家資本呢？就是發展國家實業是也。其計劃已詳於《建國方略》第二卷之《物質建設》，又名曰《實業計劃》，此書已言制造國家資本之大要。前言商業時代之資本為金錢，工業時代之資本為機器，故當由國家經營，設備種種之生產機器為國家所有。好像歐戰時候各國所行的戰時政策，把大實業和工廠都收歸國有一樣，不過他們試行這種政策不久便停止罷了。中國本來沒有大資本家，如果由國家管理資本，發達資本，所得的利益歸人民大家所有，照這樣的辦法，和資本家不相沖突，是很容易做得到的。

照美國發達資本的門徑，第一是鐵路，第二是工業，第三是礦產。要發達這三種大實業，照我們中國現在的資本、學問和經驗都是做不來的，便不能不靠外國已成的資本。我們要拿外國已成的資本，來造成中國將來的共產世界，能夠這樣做去，才是事半功倍。如果要等待我們自己有了資本之後才去發展實業，那便是很迂緩了。中國現在沒有機器，交通上不過是六七千英里的鐵路，要能夠敷用，應該要十倍現在的長度，至少要有六七萬英里才能敷用。所以，不能不借助外資來發展交通運輸事業，又不能不借用外國有學問經驗的人材來經營這些實業。至於說到礦產，我們尚未開辟。中國的人民比美國多，土地比美國大，美國每年產煤有六萬萬噸、鋼鐵有九千萬噸，中國每年所產的煤鐵不及美國千分之一。所以要趕快開采礦產，也應該借用外資。其他建造輪船、發展航業和建設種種工業的大規模工廠，都是非借助外國資本不可。如果交通、礦產和工業的三種大實業都是很發達，這三種收入每年都是很大的。假若是由國家經營，所得的利益歸大家共享，那麽全國人民便得享資本的利，不致受資本的害，像外國現在的情形一樣。外國因為大資本是歸私人所有，便受資本的害，大多數人民都是很痛苦，所以發生階級戰爭來解除這種痛苦。

我們要解決中國的社會問題，和外國是有相同的目標。這個目標，就是要全國人民都可以得安樂，都不致受財產分配不均的痛苦。要不受這種痛苦的意思，就是要共產。所以我們不能說共產主義與民生主義不同。我們三民主義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這個民有、民治、民享的意思，就是國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照這樣的說法，人民對於國家不只是共產，一切事權都是要共的。這才是真正的民生主義，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

第三講

今天所講的是吃飯問題。大家聽到講吃飯問題，以為吃飯是天天做慣了的事。常常有人說，天下無論什麽事都沒有容易過吃飯的。可見吃飯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是一件常常做慣了的事。為什麽一件很容易又是做慣了的事還有問題呢？殊不知道吃飯問題就是頂重要的民生問題。如果吃飯問題不能夠解決，民生主義便沒有方法解決。所以民生主義的第一個問題，便是吃飯問題。古人說：“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可見吃飯問題是很重要的。

未經歐戰以前，各國政治家總沒有留意到吃飯問題。在這個十年之中，我們留心歐戰的人，研究到德國為什麽失敗呢？正當歐戰劇烈的時候，德國都是打勝仗，凡是兩軍交鋒，無論是陸軍的步隊、炮隊和騎兵隊，海軍的驅逐艦、潛水艇和一切戰鬥艦，空中的飛機、飛艇，都是德國戰勝，自始至終，德國沒有打過敗仗。但是歐戰結果，德國終歸於大敗，這是為什麽原因呢？德國之所以失敗，就是為吃飯問題。因為德國的海口都被聯軍封鎖，國內糧食逐漸缺乏，全國人民和兵士都沒有飯吃，甚至於餓死，不能支持到底，所以終歸失敗。可見吃飯問題，是關系國家之生死存亡的。

近來有飯吃的國家，第一個是美國，美國每年運送許多糧食去接濟歐洲。其次是俄國，俄國地廣人稀，全國出產的糧食也是很多。其他像澳洲、加拿大和南美洲阿根廷那些國家，都是靠糧食做國家的富源，每年常有很多糧食運到外國去賣，補助各國糧食之不足。不過當歐戰時候，平時許多供運輸的輪船都是被國家收管，作軍事的轉運，至於商船是非常缺乏。所以澳洲和加拿大、阿根廷那些地方多餘的糧食，便不能運到歐洲，歐洲的國家便沒有飯吃。中國當歐戰的時候，幸而沒有水旱天災，農民得到了好收成，所以中國沒有受到饑荒。如果在當時遇著象今年的水災，農民沒有收成，中國一定也是沒有飯吃。當時中國能夠逃過這種災害，不至沒有飯吃，真是一種天幸了。現在世界各國有幾國是有飯吃的，有許多國是沒有飯吃的。像西方三島的英國，一年之中所出的糧食只夠三個月吃，有九個月所吃的糧食都是靠外國運進去的。所以當歐戰正劇烈的時候，德國的潛水艇把英國的海口封鎖了，英國便幾乎沒有飯吃。東方三島的日本國，每年也是不夠飯吃，不過日本所受糧食缺乏的憂愁，沒有象英國那些〔樣〕厲害。日本本國的糧食，一年之中可以供給十一個月，不夠的約有一個月。德國的糧食，一年之中可以供給十個月，還相差約兩個月。其他歐洲各小國的糧食，有許多都是不夠的。德國的糧食在平時已經是不夠，當歐戰時候許多農民都是去當兵士，生產減少，糧食更是不夠。所以大戰四年，歸到結果，便是失敗。由此可見全國的吃飯問題是很重要的。

如果是一個人沒有飯吃，便容易解決；一家沒有飯吃，也很容易解決。至於要全國人民都有飯吃，像要中國四萬萬人都是足食，提到這個問題便是很重要，便不容易解決。到底中國糧食是夠不夠呢？中國人有沒有飯吃呢？象廣東地方每年進口的糧食要值七千萬元，如果在一個月之內外間沒有米運進來，廣東便馬上鬧饑荒，可見廣東是不夠飯吃的。這是就廣東一省而言，其他有許多省分都是有和廣東相同的情形。至於中國土地的面積是比美國大得多，人口比美國多三四倍，如果就吃飯這個問題用中國和美國來討論，中國自然比不上美國。但是和歐洲各國來比較，德國是不夠飯吃的，故歐戰開始之後兩三年國內便有饑荒。法國是夠飯吃的，故平時不靠外國運進糧食，還可足食。用中國和法國來比較，法國的人口是四千萬，中國的人口是四萬萬，法國土地的面積為中國土地面積的二十分之一；所以中國的人口比法國是多十倍，中國的土地是比法國大二十倍。法國四千萬人口，因為能夠改良農業，所以得中國二十分一的土地，還能夠有飯吃。中國土地的面積比法國大二十倍，如果能夠仿效法國來經營農業，增加出產，所生產的糧食至少要比法國多二十倍。法國現在可以養四千萬人，我們中國至少也應該可以養八萬萬人，全國人口不但是不怕饑荒，並且可以得糧食的剩餘，可以供給他國。但是中國現在正是民窮財盡，吃飯問題的情形到底是怎麽樣呢？全國人口現在都是不夠飯吃，每年餓死的人數大概過千萬。這還是平時估算的數目，如果遇著了水旱天災的時候，餓死的人數更是不止千萬了。照外國確實的調查，今年中國的人數只有三萬萬一千萬。中國的人數在十年以前是四萬萬，現在只有三萬萬一千萬，這十年之中便少了九千萬，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是應該要研究的一個大問題。中國人口在這十年之中所以少了九千萬的原故，簡而言之，就是由於沒有飯吃。

中國之所以沒有飯吃，原因是很多的，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農業不進步，其次就是由於受外國經濟的壓迫。在從前講民族問題的時候，我曾說外國用經濟勢力來壓迫中國，每年掠奪中國的利權，現在有十二萬萬元。就是中國因為受外國經濟的壓迫，每年要損失十二萬萬元。中國把這十二萬萬元，是用什麽方法貢獻到外國呢？是不是把這十二萬萬元的金錢運送到外國呢？這十二萬萬元的損失，不是完全用金錢，有一部分是用糧食。中國糧食供給本國已經是不足，為什麽還有糧食運送到外國去呢？從什麽地方可以看得出來呢？照前幾天外國的報告，中國出口貨中，以雞蛋一項，除了制成蛋白質者不算，只就有殼的雞蛋而論，每年運進美國便有十萬萬個；運進日本及英國的也是很多。大家如果是到過了南京的，一抵下關便見有一所很宏偉的建築，那所建築是外國人所辦的制肉廠，把中國的豬、雞、鵝、鴨各種家畜都在那個制肉廠內制成肉類，運送到外國。再像中國北方的大小麥和黃豆，每年運出口的也是不少。前三年中國北方本是大旱，沿京漢、京奉鐵路一帶餓死的人民本是很多，但是當時牛莊、大連還有很多的麥、豆運出外國。這是什麽原故呢？就是由於受外國經濟的壓迫。因為受了外國經濟的壓迫，沒有金錢送到外國，所以寧可自己餓死，還要把糧食送到外國去。這就是中國的吃飯問題還不能夠解決。

現在我們講民生主義，就是要四萬萬人都有飯吃，並且要有很便宜的飯吃。要全國的個個人都有便宜飯吃，那才算是解決了民生問題。要能夠解決這個問題，究竟是從什麽地方來研究起呢？吃飯本來是很容易的事，大家天天都是睡覺吃飯，以為沒有什麽問題。中國的窮人常有一句俗話說：“天天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可見吃飯是有問題的。我們要解決這個問題，便要詳細來研究。

我們人類究竟是吃一些什麽東西才可以生存呢？人類所吃的東西有許多是很重要的材料，我們每每是忽略了。其實我們每天所靠來養生活的糧食，分類說起來，最重要的有四種。第一種是吃空氣。淺白言之，就是吃風。我講到吃風，大家以為是笑話，俗語說“你去吃風”--是一句輕薄人的話，殊不知道吃風比較吃飯還要重要得多。第二種是吃水。第三種是吃動物，就是吃肉。第四種是吃植物，就是吃五谷果蔬。這個風、水、動、植四種東西，就是人類的四種重要糧食。現在分開來講。第一種吃風，大家不可以為是笑話。如果大家不相信吃風是一件最重要的事，大家不妨把鼻孔、口腔都閉住起來，一分鐘不吃風，試問要受什麽樣的感覺呢？可不可以忍受呢？我們吃風每分鐘是十六次，就是每分鐘要吃十六餐。每天吃飯最多不過是三餐，像廣東人吃飯，連消夜算起來，也不過每天吃四餐；至於一般窮人吃飯，大概都是兩餐，沒有飯吃的人就是一餐也可以渡生活。至於吃風，每日就要吃二萬三千零四十餐，少了一餐便覺得不舒服，如果數分鐘不吃，必定要死。可見風是人類養生第一種重要的物質。第二種是吃水，我們單獨靠吃飯不吃水，是不能夠養生的。一個人沒有飯吃，還可以支持過五六天，不至於死；但是沒有水吃，便不能支持過五天，一個人有五天不吃水便要死。第三種是吃植物，植物是人類養生之最要緊的糧食，人類謀生的方法很進步之後，才知道吃植物。中國是文化很老的國家，所以中國人多是吃植物。至於野蠻人多是吃動物，所以動物也是人類的一種糧食。風、水、動、植這四種物質，都是人類養生的材料。不過風和水是隨地皆有的。有人居住的地方，無論是在河邊或者是在陸地，不是有河水，便有泉水，或者是井水，或者是雨水，到處皆有水；風更是無處不有。所以風和水雖然是很重要的材料，很急需的物質，但是因為取之無盡、用之不竭，是天給與人類，不另煩人力的，所謂是一種天賜。因為這個情形，風和水這兩種物質不成問題。但是動植物質便成為問題。原始時代的人類和現在的野蠻人都是在漁獵時代，謀生的方法只是打魚獵獸，捉水陸的動物做食料。後來文明進步，到了農業時代便知道種五谷，便靠植物來養生。中國有了四千多年的文明，我們食飯的文化是比歐美進步得多，所以我們的糧食多是靠植物。植物雖然是靠土地來生長，但是更要費許多功夫，經過許多生產方法才可以得到。所以要解決植物的糧食問題，便先要研究生產問題。

中國自古以來都是以農立國，所以農業就是生產糧食的一件大工業。我們要把植物的生產增加，有什麽方法可以達到目的呢？中國的農業從來都是靠人工生產，這種人工生產在中國是很進步的，所收獲的各種出品都是很優美的，所以各國學者都極力讚許中國的農業。中國的糧食生產既然是靠農工〔民〕，中國的農民又是很辛苦勤勞，所以中國要增加糧食的生產，便要在政治、法律上制出種種規定來保護農民。中國的人口，農民是占大多數，至少有八九成，但是他們由很辛苦勤勞得來的糧食，被地主奪去大半，自己得到手的幾乎不能夠自養，這是很不公平的。我們要增加糧食生產，便要規定法律，對於農民的權利有一種鼓勵、有一種保障，讓農民自己可以多得收成。我們要怎麽樣能夠保障農民的權利，要怎麽樣令農民自己才可以多得收成，那便是關於平均地權的問題。前幾天，我們國民黨在這個高師學校開了一個農民聯歡大會，做農民的運動，不過是想解決這個問題的起點。至於將來民生主義真是達到目的，農民問題真是完全解決，是要“耕者有其田”，那才算是我們對於農民問題的最終結果。中國現在的農民，究竟是怎麽樣的情形呢？中國現在雖然是沒有大地主，但是一般農民有九成都是沒有田的。他們所耕的田，大都是屬於地主的。有田的人自己多不去耕。照道理來講，農民應該是為自己耕田，耕出來的農品要歸自己所有。現在的農民都不是耕自己的田，都是替地主來耕田，所生產的農品大半是被地主奪去了。這是一個很重大的問題，我們應該馬上用政治和法律來解決，如果不能夠解決這個問題，民生問題便無從解決。農民耕田所得的糧食，據最近我們在鄉下的調查，十分之六是歸地主，農民自己所得到的不過十分之四，這是很不公平的。若是長此以往，到了農民有知識，還有誰人再情願辛辛苦苦去耕田呢？假若耕田所得的糧食完全歸到農民，農民一定是更高興去耕田的。大家都高興去耕田，便可以多得生產。但是現在的多數生產都是歸於地主，農民不過得回四成。農民在一年之中辛辛苦苦所收獲的糧食，結果還是要多數歸到地主，所以許多農民便不高興去耕田，許多田地便漸成荒蕪，不能生產了。

我們對於農業生產，除了上說之農民解放問題以外，還有七個加增生產的方法要研究：第一是機器問題，第二是肥料問題，第三是換種問題，第四是除害問題，第五是制造問題，第六是運送問題，第七是防災問題。

第一個方法就是機器問題。中國幾千年來耕田都是用人工，沒有用過機器。如果用機器來耕田，生產上至少可以加多一倍，費用可減輕十倍或百倍。向來用人工生產，可以養四萬萬人，若是用機器生產，便可以養八萬萬人。所以我們對於糧食生產的方法，若用機器來代人工，則中國現在有許多荒田不能耕種，因為地勢太高、沒有水灌溉，用機器抽水，把低地的水抽到高地，高地有水灌溉，便可以開辟來耕種。已開辟的良田，因為沒有旱災，更可以加多生產。那些向來不能耕種的荒地，既是都能夠耕種，糧食的生產自然大大增加了。現在許多耕田抽水的機器，都是靠外國輸運進來的，如果大家都用機器，需要增加，更要我們自己可以制造機器，挽回外溢的利權。

第二個方法就是肥料問題。中國向來所用的肥料，都是人與動物的糞料和各種腐敗的植物，沒有用過化學肥料的。近來才漸漸用智利硝做肥料，像廣東河南有許多地方近來都是用智利硝來種甘蔗。甘蔗因為得了智利硝的肥料，生長的速度便加快一倍，長出來的甘蔗也加大幾倍；凡是沒有用過智利硝做肥料的甘蔗，不但是長得很慢，並且長得很小。但是智利硝是由南美洲智利國運來的，成本很高，賣價很貴，只有種甘蔗的人才能夠買用，其他普通的農業都用不起。除了智利硝之外，海中各種甲殼動物的磷質和礦山巖石中的灰質，也是很好的肥料。如果硝質、磷質和灰質三種東西再混合起來，更是一種很好的肥料，栽培什麽植物都很容易生長，生產也可以大大的增加。比方耕一畝田，不用肥料的可以收五籮谷，如果用了肥料便可以多收二三倍。所以要增加農業的生產，便要用肥料；要用肥料，我們便要研究科學，用化學的方法來制造肥料。

制造肥料的原料，中國到處都有，像智利硝那一種原料，中國老早便用來造火藥。世界向來所用的肥料，都是南美洲智利國所產；近來科學發達，發明了一種新方法，到處可以用電來造硝，所以現在各國便不靠智利運進來的天然硝，多是用電去制造人工硝。這種人工硝和天然硝的功用相同，而且成本又極便宜，所以各國便樂於用這種肥料。但是電又是用什麽造成的呢？普通價錢極貴的電，都是用蒸汽力造成的；至於近來極便宜的電，完全是用水力造成的。近來外國利用瀑布和河灘的水力來運動發電機，發生很大的電力，再用電力來制造人工硝。瀑布和河灘的天然力是不用費錢的，所以發生電力的價錢是很便宜。電力既然是很便宜，所以由此制造出來的人工硝也是很便宜。

這種瀑布和河灘，在中國是很多的。像西江到梧州以上，便有許多河灘。將近南寧的地方有一個伏波灘，這個灘的水力是非常之大，對於往來船只是很阻礙危險的；如果把灘水蓄起來，發生電力，另外開一條航路給船舶往來，豈不是兩全其利嗎？照那個灘的水力計算，有人說可以發生一百萬匹馬力的電。其他像廣西的撫河、紅河也有很多河灘，也可以利用來發生電力。再像廣東北部之翁江，據工程師的測量說，可以發生數萬匹馬力的電力，用這個電力來供給廣州各城市的電燈和各工廠中的電機之用，甚至於把粵漢鐵路照外國最新的方法完全電化，都可以足用。又像揚子江上遊夔峽的水力，更是很大。有人考察由宜昌到萬縣一帶的水力，可以發生三千餘萬匹馬力的電力，像這樣大的電力，比現在各國所發生的電力都要大得多；不但是可以供給全國火車、電車和各種工廠之用，並且可以用來制造大宗的肥料。又像黃河的龍門，也可以發生幾千萬匹馬力的電力。由此可見，中國的天然富源是很大的。加果把揚子江和黃河的水力，用新方法來發生電力，大約可以發生一萬萬匹馬力。一匹馬力是等於八個強壯人的力，有一萬萬匹馬力便是有八萬萬人的力。一個人力的工作，照現在各國普通的規定，每天是八點鐘。如果用人力作工多過了八點鐘，便於工人的衛生有礙，生產也因之減少。這個理由，在前一回已經是講過了。用人力作工，每天不過八點鐘，但是馬力作工，每天可以作足二十四點鐘。照這樣計算，一匹馬力的工作，在一日夜之中便可等於二十四個人的工作。如果能夠利用揚子江和黃河的水力發生一萬萬匹馬力的電力，那便是有二十四萬萬個工人來做工，到了那個時候，無論是行駛火車汽車、制造肥料和種種工廠的工作，都可以供給。韓愈說，“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國家便一天窮一天。中國四萬萬人到底有多少人做工呢？中國年輕的小孩和老年的人固然是不作工，就是許多少年強壯的人，像收田租的地主，也是靠別人做工來養他們。所以中國人大多數都是不做工，都是分利，不是生利，所以中國便很窮。如果能夠利用揚子江和黃河的水力發生一萬萬匹馬力，有了一萬萬匹馬力，就是有二十四萬萬個人力，拿這麽大的電力來替我們做工，那便有很大的生產，中國一定是可以變貧為富的。所以對於農業生產，要能夠改良人工，利用機器，更用電力來制造肥料，農業生產自然是可以增加。

第三個方法就是換種問題。像一塊地方，今年種這種植物，明年改種別種植物；或者同是一樣的植物，在今年是種廣東的種子，明年是種湖南的種子，後年便種四川的種子。用這樣交換種子的方法，有什麽好處呢？就是土壤可以交替休息，生產力便可以增。而種子落在新土壤，生於新空氣，強壯必加，結實必夥。所以能換種，則生產增加。

第四個方法是除物害問題。農業上還有兩種物害：一是植物的害，一是動物的害。像稻田本來是要種谷，但是當種谷的時候，常常生許多秕和野草。那些草和秕比禾生長得快，一面阻止禾的生長，一面吸收田中的肥料，於禾稻是很有害的。農民應用科學的道理，研究怎麽樣治療那些草批，以去植物之災害；同時又要研究怎麽樣去利用那些草秕，來增加五谷的結實。至於動物的害是些什麽呢？害植物的動物很多，最普通的是蝗蟲和其他各種害蟲。當植物成熟的時候，如果遇著了害蟲，便被蟲食壞了，沒有收成。像今年廣東的荔枝，因為結果的時候遇著了毛蟲，把那些荔枝花都食去了，所以今年荔枝的出產是非常之少。其他害植物的蟲是很多的，國家要用專門家對於那些害蟲來詳細研究，想方法來消除。像美國現在把這種事當作是一個大問題，國家每年耗費許多金錢來研究消除害蟲的方法。美國農業的收入，每年才可以增加幾萬萬元。現在南京雖然是設了一個昆蟲局來研究消除這種災害，但是規模太小，沒有大功效。我們要用國家的大力量，仿美國的辦法來消除害蟲，然後全國農業的災害才可以減少，全國的生產才可以增加。

第五個方法就是制造問題。糧食要留存得長久，要運送到遠方，就必須要經過一度之制造方可。我國最普通的制造方法就有兩種：一是曬幹，一是堿鹹。好像菜幹、魚幹、肉幹、鹹菜、鹹魚、鹹肉等便是。近來外國制造新法，就有將食物煮熟或烘熟，入落罐內而封存之，存留無論怎麽長久，到時開食，其味如新。這是制造食物之最好方法。無論什麽魚肉果蔬餅食，皆可制為罐頭，分配全國或賣出外洋。

第六個方法就是運送問題。糧食到了有餘的時候，我們還要彼此調劑，拿此地的有餘去補彼地的不足。像東三省和北方是有豆有麥沒有米，南方各省是有米沒有豆和麥，我們就要把北方、東三省多餘的豆、麥拿來供給南方，更要把南方多餘的米拿去供給北方和東三省。要這樣能夠調劑糧食，便要靠運輸。現在中國最大的問題就在運輸，因為運輸不方便，所以生出許多耗費。現在中國許多地方，運送貨物都是靠挑夫。一個挑夫的力量，頂強壯的每日只能夠挑一百斤，走一百里路遠，所需要的工錢總要費一元。這種耗費，不但是空花金錢，並且空費時間，中國財富的大部分於無形中便在運輸這一方面消耗去了。講到中國農業問題，如果真是能夠做到上面所說的五種改良方法，令生產加多，但是運輸不靈又要成什麽景象呢？象前幾年我遇著了一位雲南土司，他是有很多土地的，每年收入很多租谷。他告訴我說：“每年總要燒去幾千擔谷。”我說：“谷是很重要的糧食，為什麽要把他來燒去呢？”他說：“每年收入的谷太多，自己吃不完，在附近的人民都是足食，又無商販來買。轉運的方法，只能夠挑幾十里路遠，又不能運去遠方去賣。因為不能運到遠地去賣，所以每年總是新谷壓舊谷，又沒有多的倉庫可以儲蓄，等到新谷上了市，人民總是愛吃新谷，不愛吃舊谷，所以舊谷便沒有用處。因為沒有用處，所以每年收到新谷的時候，只好燒去舊谷，騰出空倉來儲新谷。”這種燒谷的理由，就是由於生產過剩、運輸不靈的原故。中國向來最大的耗費，就是在挑夫。像廣州這個地方從前也有很多挑夫，現在城內開了馬路，有了手車，許多事便可以不用挑夫。一架手車可以抵得幾個挑夫，可以省幾個挑夫的錢；一架自動車更可以抵得十幾個挑夫，可以省十幾個挑夫的錢。有手車和自動車來運送貨物，不但是減少耗費，並可省少時間。至於西關沒有馬路的地方，還是要用挑夫來搬運。若是在鄉下，要把一百斤東西運到幾十里路遠，更是不可不用挑夫。甚至於有錢的人走路，都是用轎夫。中國從前因為這種運輸方法不完全，所以就是極重要的糧食還是運輸不通，因為糧食運輸不通，所以吃飯問題便不能解決。

中國古時運送糧食最好的方法，是靠水道及運河。有一條運河是很長的，由杭州起，經過蘇州、鎮江、揚州、山東、天津以至北通州，差不多是到北京，有三千多里路遠，實為世界第一長之運河。這種水運是很利便的，如果加多近來的大輪船和電船，自然更加利便。不過近來對於這條運河都是不大理會。我們要解決將來的吃飯問題，可以運輸糧食，便要恢覆運河制度。已經有了的運河，便要修理；沒有開辟運河的地方，更要推廣去開辟。在海上運輸，更是要用大輪船，因為水運是世界上運輸最便宜的方法。其次便宜的方法就是鐵路，如果中國十八行省和新疆、滿洲、青海、西藏、內外蒙古都修築了鐵路，到處聯絡起了，中國糧食便可以四處交通，各處的人民便有便宜飯吃。所以鐵路也是解決吃飯問題的一個好方法。但是鐵路只可以到繁盛的地方才能夠賺錢，如果到窮鄉僻壤的地方去經過，便沒有什麽貨物可以運輸，也沒有很多的人民來往。在鐵路一方面，不但是不能夠賺錢，反要虧本了。所以在窮鄉僻壤的地方便不能夠築鐵路，只能夠築車路，有了車路，便可以行駛自動車。在大城市有鐵路，在小村落有車路，把路線聯絡得很完全，於是在大城市運糧食便可以用大火車，在小村落運糧食便可以用自動車。像廣東的粵漢鐵路，由黃沙到韶關，鐵路兩旁的鄉村是很多的。如果這些鄉村都是開了車路，和粵漢鐵路都是聯絡起來，不但是粵漢鐵路可以賺許多錢，就是各鄉村的交通也是很方便。假若到兩旁的各鄉村也要築許多支鐵路，用火車去運送，不用自動車去輸送，那就一定虧本。所以現在外國鄉下就是已經築成了鐵路，火車可以通行，但是因為沒有多生意，便不用火車，還是改用自動車。因為每開一次火車要燒許多煤，所費成本太大，不容易賺錢；每開一次自動車，所費的成本很少，很容易賺錢，這是近來辦交通事業的人不可不知道的。又像由廣州到澳門向來都是靠輪船，近來有人要籌辦廣澳鐵路，但是由廣州到澳門不過二百多里路程遠，如果築了鐵路，每天來往行車能開三次，還不能夠賺錢，至於每天只開車兩次，那便要虧本了。而且為節省經費，每天少開幾次車，對於交通還是不大方便。所以由廣州到澳門，最好是築車路，行駛自動車。因為築車路比築鐵路的成本是輕得多。而且火車開行一次，一個火車頭至少要拖七八架車，才不致虧本，所費的人工和煤炭的消耗是很多的，如果乘客太少，便不能夠賺錢。不比在車路行駛自動車，隨便可以開多少架車，乘客多的時候便可開一架大車，更多的時候可多開兩三架大車，乘客少的時候可以開一架小車。隨時有客到，便可以隨時開車，不比火車開車的時候有一定，如果不照開車的一定時候，便有撞車的危險。所以由廣州到澳門築車路和築鐵路比較起來，築車路是便宜得多。有了車路之後，更有窮鄉僻壤，是自動車不能到的地方，才用挑夫。由此可見，我們要解決運輸糧食問題，第一是運河，第二是鐵路，第三是車路，第四是挑夫。要把這四個方法做到圓滿的解決，我們四萬萬人才有很便宜的飯吃。

第七個方法就是防天災問題。像今年廣東水災，在這十幾天之內便可以收頭次谷，但是頭次谷將成熟的時候，便完全被水淹沒了。一畝田的谷最少可以值十元，現在被水淹浸了，便是損失了十元。今年廣東全省受水災的田該是有多少畝呢？大概總有幾百萬畝，這種損失便是幾千萬元。所以要完全解決吃飯問題，防災便是一個很重大的問題。關於這種水災是怎麽樣去防呢？現在廣東防水災的方法，設得有治河處，已經在各江兩岸低處地方修築了許多高堤。那種築堤的工程都是很堅固的，所以每次遇到大水，便可以抵禦，便不至讓大水泛濫到兩岸的田中。我去年在東江打仗，看見那些高堤都是築得很堅固，可以防水患，不至被水沖破。這是築堤來防水災的方法，是一種治標的方法；只可以說是防水災的方法之一半，還不是完全治標的方法。完全治標的方法，除了築高堤之外，還要把河道和海口一帶來浚深，把沿途的淤積沙泥都要除去。海口沒有淤積來阻礙河水，河道又很深，河水便容易流通，有了大水的時候，便不至泛濫到各地，水災便可以減少。所以浚深河道和築高堤岸兩種工程要同時辦理，才是完全治標方法。

至於防水災的治本方法是怎麽樣呢？近來的水災為什麽是一年多過一年呢？古時的水災為什麽是很少呢？這個原因，就是由於古代有很多森林，現在人民采伐木料過多，采伐之後又不行補種，所以森林便很少。許多山嶺都是童山，一遇了大雨，山上沒有森林來吸收雨水和阻止雨水，山上的水便馬上流到河里去，河水便馬上泛漲起來，即成水災。所以要防水災，種植森林是很有關系的，多種森林便是防水災的治本方法。有了森林，遇到大雨時候，林木的枝葉可以吸收空中的水，林木的根株可以吸收地下的水；如果有極隆密的森林，便可吸收很大量的水；這些大水都是由森林蓄積起來，然後慢慢流到河中，不是馬上直接流到河中，便不至於成災。所以防水災的治本方法，還是森林。所以對於吃飯問題，要能夠防水災，便先要造森林，有了森林便可以免去全國的水禍。我們講到了種植全國森林的問題，歸到結果，還是要靠國家來經營；要國家來經營，這個問題才容易成功。今年中國南北各省都有很大的水災，由於這次大水災，全國的損失總在幾萬萬元。現在已經是民窮財盡，再加以這樣大的損失，眼前的吃飯問題便不容易解決。

水災之外，還有旱災，旱災問題是用什麽方法解決呢？象俄國在這次大革命之後有兩三年的旱災，因為那次大旱災，人民餓死了甚多，俄國的革命幾乎要失敗，可見旱災也很厲害的。這種旱災，從前以為是天數不能夠挽救，現在科學昌明，無論是什麽天災都有方法可以救。不過，這種防旱災的方法，要用全國大力量通盤計劃來防止。這種方法是什麽呢？治本方法也是種植森林。有了森林，天氣中的水量便可以調和，便可以常常下雨，旱災便可以減少。至於地勢極高和水源很少的地方，我們更要用機器抽水，來救濟高地的水荒。這種防止旱災的方法，好像是築堤防水災，同是一樣的治標方法。有了這種的治標方法，一時候的水旱天災都可以挽救。所以我們研究到防止水災與旱災的根本方法，都是要造森林，要造全國大規模的森林。至於水旱兩災的治標方法，都是要用機器來抽水和建築高堤與浚深河道。這種治標與治本兩個方法能夠完全做到，水災〔旱〕天災可以免，那麽糧食之生產便不致有損失之患了。

中國如果能解放農民和實行以上這七個增加生產之方法，那麽吃飯問題到底是解決了沒有呢？就是以上種種的生產問題能夠得到了圓滿解決的時候，吃飯問題還是沒有完全解決。大家都知道歐美是以工商立國，不知道這些工商政府對於農業上也是有很多的研究。像美國對於農業的改良和研究，便是無微不至；不但對於本國的農業有很詳細的研究，並且常常派專門家到中國內地並滿洲、蒙古各處來考察研究，把中國農業工作的方法和一切種子都帶回美國去參考應用。美國近來是很注重農業的國家，所有關於農業運輸的鐵路、防災的方法和種種科學的設備，都是很完全的。但是美國的吃飯問題到底是解決了沒有呢？依我看起來，美國的吃飯問題還是沒有解決。美國每年運輸很多糧食到外國去發賣，糧食是很豐足的，為什麽吃飯問題還沒有解決呢？這個原因，就是由於美國的農業還是在資本家之手，美國還是私人資本制度。在那些私人資本制度之下，生產的方法太發達，分配的方法便完全不管，所以民生問題便不能夠解決。

我們要完全解決民生問題，不但是要解決生產的問題，就是分配的問題也是要同時注重的。分配公平方法，在私人資本制度之下是不能夠實行的。因為在私人資本制度之下，種種生產的方法都是向住一個目標來進行，這個目標是什麽呢？就是賺錢。因為糧食的生產是以賺錢做目標，所以糧食在本國沒有高價的時候，便運到外國去賣，要賺多錢。因為私人要賺多錢，就是本國有饑荒，人民沒有糧食，要餓死很多人，那些資本家也是不去理會。像這樣的分配方法，專是以賺錢為目標，民生問題便不能夠完全解決。我們要實行民生主義，還要注重分配問題。我們所注重的分配方法，目標不是在賺錢，是要供給大家公眾來使用。中國的糧食現在本來是不夠，但是每年還有數十萬萬個雞蛋和谷米、大豆運到日本和歐美各國去，這種現象是和印度一樣的。印度不但是糧食不夠，且每年都是有饑荒，但是每年運到歐洲的糧食數目，印度還占了第三個重要位置。這是什麽原因呢？這個原因就是由於印度受了歐洲經濟的壓迫，印度尚在資本制度時代，糧食生產的目標是在賺錢。因為生產的目標是在賺錢，印度每年雖是有饑荒，那般生產的資本家知道拿糧食來救濟饑民是不能夠賺錢的，要把他運到歐洲各國去發賣便很可以賺錢，所以那些資本家寧可任本地的饑民餓死，也要把糧食運到歐洲各國去賣。我們的民生主義，目的是在打破資本制度。中國現在是已經不夠飯吃，每年還要運送很多的糧食到外國去賣，就是因為一般資本家要賺錢。如果實行民生主義，便要生產糧食的目標不在賺錢，要在給養人民。我們要達到這個目的，便要把每年生產有餘的糧食都儲蓄起來，不但是今年的糧食很足，就是明年、後年的糧食都是很足，等到三年之後的糧食都是很充足，然後才可以運到外國去賣；如果在三年之後還是不大充足，便不準運出外國去賣。要能夠照這樣做去，來實行民生主義，以養民為目標，不以賺錢為目標，中國的糧食才能夠很充足。

所以，民生主義和資本主義根本上不同的地方，就是資本主義是以賺錢為目的，民生主義是以養民為目的。有了這種以養民為目的的好主義，從前不好的資本制度便可以打破。但是我們實行民生主義來解決中國的吃飯問題，對於資本制度只可以逐漸改良，不能夠馬上推翻。我們的目的，本是要中國糧食很充足，等到中國糧食充足了之後，更進一步便容易把糧食的價值弄到很便宜。現在中國正是米珠薪桂，這個米珠薪桂的原因，就是由於中國的糧食被外國奪去了一部分，進出口貨的價值不能相抵，受外國的經濟壓迫，沒有別的貨物可以相消，只有拿人民要吃的糧食來作抵。因為這個道理，所以現在中國有很多人沒有飯吃，因為沒有飯吃，所以已生的人民要死亡，未生的人民要減少。全國人口逐漸減少，由四萬萬減到三萬萬一千萬，就是由於吃飯問題沒有解決，民生主義沒有實行。

對於吃飯的分配問題，到底要怎麽樣呢？吃飯就是民生的第一個需要。民生的需要，從前經濟學家都是說衣、食、住三種；照我的研究，應該有四種，於衣食住之外，還有一種就是行。行也是一種很重的需要；行就是走路。我們要解決民生問題，不但是要把這四種需要弄到很便宜，並且要全國的人民都能夠享受。所以我們要實行三民主義來造成一個新世界，就要大家對於這四種需要都不可短少，一定要國家來擔負這種責任。如果國家把這四種需要供給不足，無論何人都可以來向國家要求。國家對於人民的需要固然是要負責任，至於人民對於國家又是怎麽樣呢？人民對於國家應該要盡一定的義務，像做農的要生糧食，做工的要制器具，做商的要通有無，做士的要盡才智。大家都能各盡各的義務，大家自然可以得衣食住行的四種需要。我們研究民生主義，就要解決這四種需要的問題。

今天先講吃飯問題，第一步是解決生產問題，生產問題解決之後，便在糧食的分配問題。要解決這個問題，便要每年儲蓄，要全國人民有三年之糧，等到有了三年之糧以後，才能夠把盈餘的糧食運到外國去賣。這種儲蓄糧食的方法，就是古時的義倉制度。不過這種義倉制度，近來已經是打破了。再加以歐美的經濟壓迫，中國就變成民窮財盡。所以這是解決民生問題最著急的時候，如果不趁這個時候來解決民生問題，將來再去解決便是更難了。我們國民黨主張三民主義來立國，現在講到民生主義，不但是要注重研究學理，還要注重實行事實。在事實上頭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就是吃飯。我們要解決這個吃飯問題，是先要糧食的生產很充足，次要糧食的分配很平均；糧食的生產和分配都解決了，還要人民大家都盡義務。人民對於國家能夠大家盡義務，自然可以得到家給人足，吃飯問題才算是真解決。吃飯問題能夠解決，其餘的別種問題也就可以隨之而決。

第四講

今天所講的是穿衣問題。在民生主義里頭，第一個重要問題是吃飯，第二個重要問題是穿衣。所以在吃飯問題之後，便來講穿衣問題。

我們試拿進化的眼光來觀察宇宙間的萬物，便見得無論什麽動物植物都是要吃飯的，都是要靠養料才能夠生存，沒有養料便要死亡。所以吃飯問題，不但是在動物方面是很重要，就是在植物那方面也是一樣的重要。至於穿衣問題，宇宙萬物之中，只是人類才有衣穿，而且只是文明的人類才是有衣穿。他種動物植物都沒有衣穿，就是野蠻人類也是沒有衣穿。所以吃飯是民生的第一個重要問題，穿衣就是民生的第二個重要問題。現在非洲和南洋各處的野蠻人都是沒有衣穿，可見我們古代的祖宗也是沒有衣穿。由此更可見，穿衣是隨文明進化而來，文明愈進步，穿衣問題就愈覆雜。原人時代的人類所穿的衣服是“天衣”。什麽叫天衣呢？象飛禽走獸，有天生的羽毛來保護身體，那種羽毛便是禽獸的天然衣服，那種羽毛是天然生成的，所以叫做天衣。原人時代的人類，身上也生長得有許多毛，那些毛便是人類的天衣。後來人類的文明進化，到了遊牧時代，曉得打魚獵獸，便拿獸皮做衣。有了獸皮來做衣，身上生長的毛漸漸失了功用，便逐漸脫落。人類文明愈進步，衣服愈完備，身上的毛愈少。所以文明愈進步的人類，身上的毛便是很少；野蠻人和進化不久的人，身上的毛還是很多。拿中國人和歐洲人來比較，歐洲人身上的毛都是比中國人多，這個原因，就是歐洲人在天然進化的程度還不及中國人。由此可見，衣的原始，最初是人類身上天然生長的毛。後來人類進化，便打死猛獸，拿獸肉來吃，拿獸皮來穿，獸皮便是始初人類的衣。有一句俗語說：“食肉寢皮。”這是一句很古的話。這句話的意思，本是罵人做獸類，但由此便可證明古代人類打死獸類之後，便拿他的肉來做飯吃，拿他的皮來做衣穿。後來人類漸多，獸類漸少，單用獸皮便不夠衣穿，便要想出別種材料來做衣服，便發明了別種衣服的材料。什麽是做衣服的材料呢？我前一回講過，吃飯的普通材料，是靠動物的肉和植物的果實。穿衣的材料和吃飯的材料是同一來源的，吃飯材料要靠動物和植物，穿衣材料也是一樣的要靠動物和植物。除了動物和植物以外，吃飯穿衣便沒有別的大來源。

我們現在要解決穿衣問題，究竟達到什麽程度呢？穿衣是人類的一種生活需要。人類生活的程度，在文明進化之中可以分作三級。第一級是需要，人生不得需要，固然不能生活，就是所得的需要不滿足，也是不能充分生活，可說是半死半活。所以第一級的需要，是人類的生活不可少的。人類得了第一級需要生活之外，更進一步便是第二級，這一級叫做安適。人類在這一級的生活，不是為求生活的需要，是於需要之外更求安樂，更求舒服。所以在這一級的生活程度，可以說是安適。得了充分安適之後，再更進一步，便想奢侈。比方拿穿衣來講，古代時候的衣服所謂是夏葛冬裘，便算了滿足需要；但是到了安適程度，不只是夏葛冬裘，僅求需要，更要適體，穿到很舒服；安適程度達到了之後，於適體之外，還要更進一步，又求美術的雅觀，夏葛要弄到輕綃幼絹，冬裘要取到海虎貂鼠。這樣穿衣由需要一進而求安適，由安適再進而求雅觀。便好像是吃飯問題，最初只求清菜淡飯的飽食，後來由飽食便進而求有酒有肉的肥甘美味，更進而求山珍海味。好像現在廣東的酒席，飛禽走獸，燕窩魚翅，無奇不有，無美不具，窮奢極欲，這就是到了極奢侈的程度。我們現在要解決民生問題，並不是要解決安適問題，也不是要解決奢侈問題，只要解決需要問題。這個需要問題，就是要全國四萬萬人都可以得衣食的需要，要四萬萬人都是豐衣足食。

我在前一回講過，中國人口的數目是由四萬萬減到三萬萬一千萬，我們現在對於這三萬萬一千萬人的穿衣問題，要從生產上和制造上通盤計劃，研究一種方法來解決。如果現在沒有方法來解決，這三萬萬一千萬人恐怕在一兩年之後還要減少幾千萬。今年的調查已經只有三萬萬一千萬，再過幾年，更是不足。現在只算三萬萬人，我們對於這三萬萬人便要統籌一個大計劃，來解決這些人數的穿衣問題。要求解決這種問題的方法，首先當要研究是材料的生產。就穿衣問題來講，穿衣需要的原料是靠動物和植物，動物和植物的原料一共有四種。這四種原料，有兩種是從動物得來的，有兩種是從植物得來的。這四種原料之中，第一種是絲，第二種是麻，第三種是棉，第四種是毛。棉和麻是從植物得來的原料，絲和毛是從動物得來的原料。絲是由於一種蟲叫做蠶吐出來的，毛是由於羊和駱駝及他種獸類生出來的。絲、毛、棉、麻這四種物件，就是人生穿衣所需要的原料。

現在先就絲來講。絲是穿衣的一種好材料。這種材料是中國最先發明的，中國人在極古的時候便穿絲。現在歐美列強的文化雖然是比我們進步得多，但是中國發明絲的那個時候，歐美各國還是在野蠻時代，還是茹毛飲血。不但是沒有絲穿，且沒有衣穿；不但是沒有衣穿，並且身上還有許多毛，是穿著“天衣”，是一種野蠻人。到近兩三百年來，他們的文化才是比我們進步，才曉得用絲來做好衣服的原料。他們用絲不只是用來做需要品，多是用來做奢侈品。中國發明絲來做衣服的原料，雖然有了幾千年，但是我們三萬萬人的穿衣問題，還不是在乎絲的問題。我們穿衣的需要品並不是絲，全國人還有許多用不到絲的。我們每年所產的絲，大多數都是運到外國，供外國做奢侈品。在中國最初和外國通商的時候，出口貨物之中第一大宗便是絲。當時中國出口的絲很多，外國進口的貨物很少。中國出口的貨物和外國進口的貨物價值比較，不但是可以相抵，而且還要超過進口貨。中國出口貨物，除了絲之外，第二宗便是茶。絲、茶這兩種貨物，在從前外國都沒有這種出產，所以便成為中國最大宗的出口貨。外國人沒有茶以前，他們都是喝酒，後來得了中國的茶，便喝來代酒，以後喝茶成為習慣，茶便成了一種需要品。因為從前絲和茶，只有中國才有這種出產，外國沒有這種貨物，當時中國人對於外國貨物的需要也不十分大，外國出產的貨物又不很多，所以通商幾十年，和外國交換貨物，我們出口絲茶的價值便可以和外國進口貨物的價值相抵消，這就是出口貨和進口貨的價值兩相平均。但是近來外國進口的貨物天天加多，中國出口的絲茶天天減少，進出口貨物的價值便不能相抵消。中國所產的絲近來被外國學去了，像歐洲的法蘭西和意大利現在就出產許多絲。他們對於養蠶、紡絲和制絲種種方法，都有很詳細的研究，很多的發明，很好的改良。日本的絲業不但是仿效中國的方法，而且采用歐洲各國的新發明，所以日本絲的性質便是很進步，出產要比中國多，品質又要比中國好。由於這幾個原因，中國的絲茶在國際貿易上便沒有多人買，便被外國的絲茶奪去了。現在出口的數量，更是日日減少。中國絲茶的出口既是減少，又沒有別的貨物可以運去外國來抵消外國進口貨的價值，所以每年便要由通商貿易上進貢於各國者約有五萬萬元大洋，這就是受了外國經濟的壓迫。中國受外國的經濟壓迫愈厲害，民生問題愈不能夠解決。中國絲在國際貿易上，完全被外國絲奪去了。品質沒有外國絲的那麽好，價值也沒有外國絲那麽高，但是因為要換外國的棉布棉紗來做我們的需要品，所以自己便不能夠拿絲來用，要運去外國換更便宜的洋布和洋紗。

至於講到絲的工業，從前發明的生產和制造方法都是很好的，但是一成不易，總不知道改良。後來外國學了去，加以近來科學昌明，更用科學方法來改良，所以制出的絲便駕乎中國之上，便侵占中國蠶絲的工業。我們考究中國絲業之所以失敗的原因，是在乎生產方法不好。中國所養的蠶很多都是有病的，一萬條蠶蟲里頭，大半都是結果不良，半途死去；就是幸而不死，這些病蠶所結的繭，所出的絲，也是品質不佳，色澤不好。而且繅絲的方法不完全，斷口太多，不合外國織綢機器之用。由於這些原因，中國絲便漸漸失敗，便不能敵外國絲。在幾十年以前，外國養蠶的方法也是和中國一樣。中國農民養蠶，有時成績很優，有時完全失敗；這樣結果，一時好一時不好，農民沒有別的方法去研究，便歸之於命運。養蠶的收成不好，便說是“命運不佳”。外國初養蠶的時候，也有許多病蠶，遇著失敗沒有方法去挽救，也是安於命運。後來科學家發明生物學，把一切生物留心考察，不但是眼所能看得見的生物要詳細考究，就是眼看不見、要用幾千倍顯微鏡才能看見的生物，也要過細去考究。由於這樣考究，法國有一位科學家叫做柏斯多，便得了一個新發明。這個發明就是：一切動物的病，無論是人的病或是蠶的病，都是由於一種微生物而起；生了這種微生物，如果不能夠除去，受病的動物便要死。他用了很多功夫，經過了許多研究，把微生物考究得很清楚，發明了去那種微生物來治療蠶疾的方法，傳到法國、意國的養蠶家。法國、意國人民得了這個方法，知道醫蠶病，於是病蠶便少了很多，到繅絲的時候成績便很好，絲業便很進步。後來日本學了這個方法，他們的絲業也是逐漸進步。中國的農家一向是守舊，不想考究新法，所以我們的絲業便一天一天的退步。現在上海的絲商設立了一間生絲檢查所，去考究絲質，想用方法來改良。廣東嶺南大學也有用科學方法來改良蠶種，把蠶種改良了之後，所得絲的收成是很多，所出絲的品質也是很好。但是這樣用科學方法去改良蠶種，還只是少數人才知道，大多數的養蠶家還沒有知道。中國要改良絲業來增加生產，便要一般養蠶家都學外國的科學方法，把蠶種和桑葉都來改良，蠶種和桑葉改良之後，更要把紡絲的方法過細考究，把絲的種類、品質和色澤都分別改良，中國的絲業便可以逐漸進步，才可以和外國絲去競爭。如果中國的桑葉、蠶種和絲質沒有改良，還是老守舊法，中國的絲業不止是失敗，恐怕要歸天然的淘汰，處於完全消滅。現在中國自己大多數都不用絲，要把絲運出口去換外國的洋布洋紗，如果中國的絲質不好，外國不用中國絲，中國絲便沒有銷路，不但是失了一宗大富源，而且因為沒有出口的絲去換外國洋布洋紗，中國便沒有穿衣的材料。所以中國要一般人有穿衣的材料，來解決穿衣問題，便要保守固有的工業，改良蠶種、桑葉，改良紡絲的方法。至於中國絲織的綾羅綢緞，從前都是很好，是外國所不及的。現在外國用機器紡織所制出的絲織品，比中國更好得多；近來中國富家所用頂華美的絲織品，都是從外國來的。可見我們中國的國粹工業，現在已經是失敗了。我們要解決絲業問題，不但是要改良桑葉、蠶種，改良養蠶和紡絲方法來造成很好的絲，還要學外國用機器來織造綢緞，才可以造成頂華美的絲織品，來供大眾使用。等到大眾需要充足之後，才把有餘的絲織品運去外國，去換別種貨物。

穿衣所需要的材料除了絲之外，第二種便是麻。麻也是中國最先發明的。中國古代時候，便已經發明了用麻制布的方法，到今日大家還是沿用那種舊方法。中國的農工業總是沒有進步，所以制麻工業近來也被外國奪去了。近日外國用新機器來制麻，把麻制成麻紗，這種用機器制出來的麻紗，所有的光澤都和絲差不多。外國更把麻和絲混合起來織成種種東西，他們人民都是很樂用的。這種用麻、絲混合織成的各種用品，近來輸入中國很多，中國人也是很歡迎，由此便奪了中國的制麻工業。中國各省產麻很多，由麻制出來的東西，只供夏天衣服之用，只可以用一季。我們要改良制麻工業，便要根本上從農業起，要怎麽樣種植，要怎麽樣施用肥料，要怎麽樣制造細麻線，都要過細去研究，麻業才可以進步，制得的出品才是很便宜。中國制麻工業完全是靠手工，沒有用機器來制造。用手工制麻，不但是費許多工夫，制出的麻布不佳，就是成本也是很貴。我們要改良麻業，造出好麻，一定要用一種大計劃。這種計劃，是先從農業起首來研究，自種植起以至於制造麻布，每步工夫都要采用科學的新方法。要能夠這樣改良，我們才可以得到好麻，才可以制出很便宜的衣料。

絲、麻這兩種東西用來做穿衣的材料，是中國首先發明的。但是現在穿衣的材料，不只是用絲、麻，大多數是用棉，現在漸漸用毛。棉、毛這兩種材料，現在都是人人穿衣所需要的。中國本來沒有棉，此種吉貝棉是由印度傳進來的。中國得了印度的棉花種子，各處種植起來，便曉得紡紗織布，成了一種棉花工業。近來外國的洋布輸入中國，外國洋布比中國的土布好，價錢又便宜，中國人便愛穿洋布，不愛穿土布，中國的土布工業便被洋布打銷了。所以中國穿衣的需要材料便不得不靠外國，就是有些土布小工業，也是要用洋紗來織布。由此可見中國的棉業，根本上被外國奪去了。中國自輸入印度棉種之後，各處都是種得很多，每年棉花的出產也是很多。世界產棉的國家，第一個是美國，其次是印度，中國產棉花是算世界上的第三等國。中國所產的棉雖然是不少，天然品質也是很好，但是工業不進步，所以自己不能夠用這種棉花來制成好棉布棉紗，只可將棉花運到外國去賣。中國出口的棉花大多數是運到日本，其餘運到歐美各國。日本和歐美各國來買中國棉花，是要拿來和本國的棉花混合，才能夠織成好布。所以日本大阪各紡紗織布廠所用的原料，不只一半是中國的棉花。他們拿中國的棉花織成布之後，再把布又運到中國來賺錢。本來中國的工人是頂多的，工錢也是比各國要便宜的，中國自己有棉花，又有賤價的工人，為什麽還要把棉花運到日本去織布呢？為什麽自己不來織布呢？日本的工人不多，工價又貴，為什麽能夠買中國棉花，織成洋布，運回中國來賺錢呢？推究這個原因，就是由於中國的工業不進步，不能夠制造便宜布；日本的工業很進步，能夠制造很便宜的布。

所以要解決穿衣問題，便要解決農業和工業的兩個問題。如果農業和工業兩個問題不能夠解決，不能夠增加生產，便沒有便宜衣穿。中國自己既是不能織造便宜布，便要靠外國運布進來。外國運布來中國，他們不是來盡義務，也不是來進貢，他們運貨進來是要賺錢的，要用一塊錢的貨，換兩塊中國錢。中國的錢被外國賺去了，就是要受外國的經濟壓迫。追究所以受這種壓迫的原因，還是由於工業不發達。因為工業不發達，所以中國的棉花都要運去外國，外國的粗棉布還要買進來。中國人天天的衣服都是靠外國運進來，便要出很高的代價；這種很高的代價，便是要把很貴重的金銀、糧食運到外國去抵償。這樣情形，便很像破落戶的敗家子孫自己不知道生產，不能夠謀衣食，便要把祖宗留傳下的珍寶玩器那些好東西賣去換衣食一樣。這就是中國受外國經濟壓迫的現狀。

我從前在民族主義中已經是講過了，中國受外國經濟的壓迫，每年要被外國奪去十二萬萬至十五萬萬元。這十五萬萬元的損失之中，頂大的就是由於進口貨同出口貨不相比對。照這兩三年海關冊的報告，出口貨比進口貨要少三萬萬餘兩。這種兩數是海關秤，這種海關秤的三萬萬餘兩，要折合上海大洋便有五萬萬元，若果折合廣東毫銀便有六萬萬元。這就是出口貨同進口貨不能相抵銷的價值。進口貨究竟是些什麽東西呢？頂大的是洋紗洋布，這種洋紗洋布都是棉花織成的，所以中國每年進口的損失，大多數是由於棉貨。據海關冊的報告，這種進口棉貨的價值，每年要有二萬萬海關兩，折合上海大洋便有三萬萬元。這就是中國用外國的棉布每年要值三萬萬元，拿中國近來人口的數目比較起來，就是每一個人要用一塊錢來穿洋布。由此可見現在中國民生的第二個需要，都是用外國材料。中國本來有棉花，工人很多，工錢又賤，但是不知道振興工業來挽回利權，所以就是穿衣便不能不用洋布，便不能不把許多錢都送到外國人。要送錢到外國人，就是受外國的經濟壓迫，沒有方法來解決。我們直接穿衣的民生問題，更是不能解決。大家要挽回利權，先解決穿衣問題，便要減少洋紗洋布的進口。要解決這個問題，有什麽好方法呢？

當歐戰的時候，歐美各國沒有洋布運進中國，到中國的洋布都是從日本運來的。日本在那個時候，供給歐洲協約國的種種軍用品，比較運洋布來中國還要賺錢得多，所以日本的大工廠都是制造軍用品去供給協約國，只有少數工廠才制造洋紗洋布運到中國來賣。中國市面上的布便不夠人民穿，布價便是非常之貴。當時中國的商人要做投機事業，便發起設立許多紗廠布廠，自己把棉花來紡成洋紗，更用洋紗織成洋布。後來上海設立幾十家工廠，都是很賺錢，一塊錢的資本差不多要賺三四塊錢，有幾倍的利息。一般資本家見得這樣的大利，大家更想發大財，便更投許多資本去開紗廠布廠，所以當時在上海的紗廠布廠真是極一時之盛。那些開紗廠布廠新發財的資本家，許多都稱為棉花大王。但是到現在，又是怎麽樣情形呢？從前有幾千萬的富翁，現在都是虧大本，變成了窮人。從前所開的紗廠布廠，現在因為虧了本，大多數都是停了工。如果再不停工，還更要虧本，甚至於要完全破產。

這是什麽原因呢？一般人以為外國的洋布洋紗之所以能夠運到中國來的原故，是由於用機器來紡紗織布。這種用機器來紡紗織布，比較用手工來紡紗織布，所得的品質是好得多，成本是輕得多；所以外國在中國買了棉花，運回本國織成洋布之後，再運來中國，這樣往返曲折，還能夠賺錢。推究他們能夠賺錢的原因，是由於用機器。由於他們都是用機器，所以中國一般資本家都是學他們，也是用機器來織布紡紗，開了許多新式的大紗廠大布廠，所投的資本大的有千萬，小的也有百幾十萬。那些紗廠和布廠在歐戰的時候本賺了許多錢，但是現在都是虧本，大多數都是停工，從前的棉花大王現在多變成了窮措大。推到我們現在的紗廠和布廠也是用機器，同是一樣的用機器，為什麽他們外國人用機器織布紡紗便賺錢，我們中國人用機器織布紡紗便要虧本呢？而且外國織布的棉花還是從中國買回去的，外國買到棉花運回本國去，要花一筆運費；織成洋布之後再運來中國，又要花一筆運費。一往一返，要多花兩筆運費。再者，外國工人的工錢又比中國高得多。中國用本地的土產來制造貨物，所用的機器和外國相同，而且工錢又便宜，照道理是應該中國的紗廠布廠能夠賺錢，外國的紗廠布廠要虧本。為什麽所得結果恰恰是相反呢？

這個原因，就是中國的棉業受了外國政治的壓迫。外國壓迫中國，不但是專用經濟力。經濟力是一種天然力量，就是中國所說的“王道”。到了經濟力有時而窮，不能達到目的的時候，便用政治來壓迫。這種政治力，就是中國所說的“霸道”。當從前中國用手工和外國用機器競爭的時代，中國的工業歸於失敗，那還是純粹經濟問題；到了歐戰以後，中國所開紗廠布廠也學外國用機器去和他們競爭，弄到結果是中國失敗，這便不是經濟問題，是政治問題。外國用政治力來壓迫中國是些什麽方法呢？從前中國滿清政府和外國戰爭，中國失敗之後，外國便強迫中國立了許多不平等的條約，外國至今都是用那些條約來束縛中國。中國因為受了那些條約的束縛，所以無論什麽事都是失敗。中國和外國如果在政治上是站在平等的地位，在經濟一方面可以自由去和外國競爭的，中國還可以支持，或不至於失敗。但是外國一用到政治力，要拿政治力量來做經濟力量的後盾，中國便沒有方法可以抵抗、可以競爭。

外國束縛中國的條約，對於棉業問題是有什麽關系呢？現在外國運洋紗到中國，在進口的時候，海關都是要行值百抽五的關稅；進口之後，通過中國內地各處，再要行值百抽二點五的釐金。統計起來，外國的洋紗洋布只要百分之七‧五的厘稅，便可以流通中國各處，暢行無阻。至於中國紗廠布廠織成的洋布，又是怎麽樣呢？在滿清的時候，中國人都是做夢，糊糊塗塗，也是聽外國人主持。凡是中國在上海等處各工廠所出的布匹，都要和外國的洋布一樣，要行值百抽五的關稅；經過內地各處的時候，又不能和外國洋布一樣只納一次釐金，凡是經過一處地方便要更納一次釐金，經過幾處地方便要納幾次釐金。講到中國土布納海關稅是和外國洋布一樣，納釐金又要比外國洋布多幾次，所以中國土布的價錢便變成非常之高。土布的價錢太高，便不能流通各省，所以就是由機器織成的布，還是不能夠和外國布來競爭。外國拿條約來束縛中國的海關釐金，釐金廠對於外國貨不能隨便加稅，對於中國貨可以任意加稅。好像廣東的海關，不是中國人管理，是外國人管理，我們對於外國貨物便不能自由加稅。中國貨物經過海關，都由外國人任意抽稅，通過各關卡更要納許多數次釐金。外國貨物納過一次稅之後，便通行無阻。這就是中外貨物的稅率不平均。因為中外貨物的稅率不平均，所以中國的土布便歸失敗。

至於歐美平等的獨立國家，彼此的關稅都是自由，都沒有條約的束縛，各國政府都是可以自由加稅。這種加稅的變更，是看本國和外國的經濟狀態來定稅率的高下。如果外國有很多貨物運進來，侵奪本國的貨物，馬上便可以加極重的稅來壓制外國貨；壓制外國貨就是保護本國貨。這種稅法，就叫做“保護稅法”。譬如中國有貨運到日本，日本對於中國貨物最少也要抽值百分之三十的、稅；他們本國的貨物便不抽稅。所以日本貨物原來成本是一百元的，因為不納稅，仍是一百元，日本貨物如果賣一百二十元，便有二十元的利。中國貨運到日本去，若賣了一百二十元，便要虧十元的血本。由此日本便可以抵制中國貨，可以保護本國貨。這種保護本國貨物的發達，抵制外國貨物的進口，是各國相同的經濟政策。

我們要解決民生問題，保護本國工業不為外國侵奪，便先要有政治力量，自己能夠來保護工業。中國現在受條約的束縛，失了政治的主權，不但是不能保護本國工業，反要保護外國工業。這是由於外國資本發達，機器進步，經濟方面已經占了優勝；在經濟力量之外，背後還有政治力量來做後援。所以中國的紗廠布廠，當歐戰時候沒有歐美的洋布洋紗來競爭，才可以賺錢；歐戰之後，他們的洋布洋紗都是進中國來競爭，我們便要虧本。講到穿衣問題里買，最大的是棉業問題，我們現在對於棉業問題沒有方法來解決。中國棉業還是在幼稚時代，機器沒有外國的那樣精良，工廠的訓練和組織又沒有外國的那麽完備，所以中國的棉業就是不抽釐金關稅，也是很難和外國競爭。如果要和外國競爭，便要學歐美各國的那種政策。

歐美各國對於這種政策是怎麽樣呢？在幾十年以前，英國的工業是占世界上第一個地位，世界所需要的貨物都靠英國來供給。當時美國還是在農業時代，所有的小工業完全被英國壓迫，不能夠發達。後來美國采用保護政策，實行保護稅法，凡是由英國運到美國的貨物，便要行值百抽五十或者值百抽一百的重稅。因此英國貨物的成本便要變成極大，便不能和美國貨物去競爭，所以許多貨物便不能運去美國。美國本國的工業便由此發達，現在是駕乎英國之上。德國在數十年之前也是農業國，人民所需要的貨物也是要靠英國運進去，要受英國的壓迫。後來行了保護政策，德國的工業也就逐漸發達，近來更駕乎各國之上。由此可見，我們要發達中國的工業，便應該仿效德國、美國的保護政策，來抵制外國的洋貨，保護本國的土貨。

現在歐美列強都是把中國當做殖民地的市場，中國的主權和金融都是在他們掌握之中。我們要解決民生問題，如果專從經濟範圍來著手，一定是解決不通的。要民生問題能夠解決得通，便要先從政治上來著手，打破一切不平等的條約，收回外人管理的海關，我們才可以自由加稅，實行保護政策。能夠實行保護政策，外國貨物不能侵入，本國的工業自然可以發達。中國要提倡土貨、抵制洋貨，從前不知道運動了好幾次，但是全國運動不能一致，沒有成功；就令全國運動能夠一致，也不容易成功。這個原因，就是由於國家的政治力量太薄弱，自己不能管理海關。外國人管理海關，我們便不能夠自由增減稅率；不能夠自由增減稅率，沒有方法令洋布的價貴，土布的價賤，所以現在的洋布便是便宜過土布。洋布便宜過土布，無論是國民怎麽樣提倡愛國，也不能夠永久不穿洋布來穿土布。如果一定要國民永久不穿洋布來穿土布，那便是和個人的經濟原則相反，那便行不通。比方一家每年要用三十元的洋布，如果抵制洋布、改用土布，土布的價貴，每年便不止費三十元，要費五六十元，這就是由於用土布每年便要多費二三十元。這二三十元的耗費，或者一時為愛國心所激動，寧可願意犧牲。但是這樣的感情沖動，是和經濟原則相反，決計不能夠持久。我們要合乎經濟原則，可以持久，便要先打破不平等的條約，自己能夠管理海關，可以自由增減稅率，令中國貨和外國貨價錢平等。譬如一家每年穿洋布要費三十元，穿土布也只費三十元，那才是正當辦法，那才可以持久。我們如果能夠更進一步，能令洋布貴過土布，令穿外國洋布的人一年要費三十元，穿本國土布的人一年只費二十元，那便可以戰勝外國的洋布工業，本國的土布工業便可以大發達。由此可見我們講民生主義，要解決穿衣問題，要全國穿土布、不準外國洋布進口，便要國家有政治權力，穿衣問題才可以解決。

講到民生主義的穿衣問題，現在最重要的材料就是絲、麻、棉、毛四種。這四種材料之中的毛，中國也是出產好多，品質也是比外國好。不過中國的這種工業不發達，自己不制造，便年年運到外國去賣。外國收中國的毛，制成絨呢，又再運回中國來賣，賺中國的錢。如果我們恢覆主權，用國家的力量來經營毛業，也可以和棉業同時來發達。毛工業能夠發達，中國人在冬天所需要的絨呢，便可以不用外國貨。有盈餘的時候，更可以象絲一樣，推廣到外國去銷行。現在中國的制毛工業不發達，所以只有用帶皮的毛；脫皮的散毛在中國便沒有用處，便被外國用賤價收買，織成絨呢和各種氈料，運回中國來賺我們的錢。由此可見，中國的棉業和毛業，同是受外國政治經濟的壓迫。所以我們要解決穿衣問題，便要用全國的大力量統籌計劃，先恢覆政治的主權，用國家的力量來經營絲、麻、棉、毛的農業和工業；更要收回海關來保護這四種農業和工業，加重原料之出口稅及加重洋貨之入口稅。我國之紡織工業必可立時發達，而穿衣材料之問題方能解決。

衣服的材料問題可以解決，我們便可來講穿衣之本題。穿衣之起源前已講過，就系用來禦寒，所以穿衣之作用第一就系用來保護身體。但是後來文明漸進，就拿來彰身，所以第二之作用就系要來好看，叫做壯觀瞻。在野蠻時代的人無衣來彰身，就有圖騰其體的，就是用顏色塗畫其身，即古人所“文身”是也。至今文明雖進，而穿衣作用仍以彰身為重，而禦寒保體的作用反多忽略了。近代窮奢鬥侈，不獨材料時時要花樣翻新，就衣裳之款式也年年有寬狹不同。而習俗之好尚，又多有視人衣飾以為優劣之別，所以有“衣冠文物”就是文化進步之別稱。迨後君權發達，則又以衣服為等級之區別，所以第三個作用，衣飾即為階級之符號。至今民權發達，階級削平，而共和國家之陸海軍，亦不能除去以衣飾為等級之習尚。照以上這三個衣服之作用，一護體、二彰身、三等差之外，我們今天以穿衣為人民之需要，則在此時階級平等、勞工神聖之潮流，為民眾打算穿衣之需要，則又要加多一個作用，這個作用就是要方便。故講到今日民眾需要之衣服之完全作用，必要能護體、能美觀、又能方便不礙於作工，乃為完美之衣服。

國家為實行民生主義，當本此三穿衣之作用，來開設大規模之裁縫廠於各地。就民數之多少，寒暑之節候，來制造需要之衣服，以供給人民之用。務使人人都得到需要衣服，不致一人有所缺乏。--此就是三民主義國家之政府對於人民穿衣需要之義務。而人民對於國家，又當然要盡足國民之義務，否則失去國民之資格。凡失去國民之資格者，就是失去主人之資格。此等遊惰之流氓，就是國家人群之蟊賊，政府必當執行法律以強迫之，必使此等流氓漸變為神聖之勞工，得以同享國民之權利。如此，流氓盡絕，人人皆為生產之分子，則必豐衣足食，家給人足，而民生問題便可以解決矣。

注釋：

１[按照孫中山原來的計劃，民生主義部分還準備講兩次，即住和行的問題。後來未續講。]

據孫文講演、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編輯《民生主義》（廣州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出版）

傑瑞米柯賓 · 发表于昨天 00:08

中華民國反對中共

作者辛灝年寫於一九九八年

導論

論革命與復辟

引言

　　英國著名詩人雪萊雖曾滿懷希望地歌唱道：“秋風啊，既然冬天已經來了，春天又怎能遙遠？”然而，詩人卻完全沒有想到，即使春天已經到來，冬天的暴雪與寒風，仍舊會不只一次地，甚至會相當長久地肆虐在早春時節，以公然地蹂躪與逐殺一切剛剛萌芽或剛剛蘇醒的新生命，直至春雪消融，春草茵茵，即春天的真正降臨為止。在中國民間，這一自然現象便被稱做“反春”。
　　自然界在季節轉換中的這一普遍現象，顯然可以用來說明社會製度轉型期的本質特征。因為，在近現代世界從專製走向民主的大趨勢和大進程中，也一定會有一個革命與復辟、即民主與專製之反復較量的普遍歷史進程。並且，只有歷經了這一艱難、甚至是痛苦的歷史進程，民主和民主製度，才能夠最終地戰勝專製和專製製度本身。

第一章

革命與復辟

一　革命與民主革命

　　在今天的世界上，對革命一語，某些人雖然深懷戀情或舊情，卻又頗懷恐懼或戒心 —— 有的人只因“革了千千萬萬人的命”，現在才要反對革命；有的人只為“跟著別人革了一輩子的命”，如今已要“告別革命”。在西方，少數享受了革命成果的人在輕松地否定著革命；在東方，許多慘遭過“革命”迫害的人談革命而色變。因為，在近現代，革命既使世界走向了光明和進步，“革命”又使世界出現了黑暗和倒退。革命使人民擺脫了專製壓迫，“革命”又同樣能夠迫使人民重新置身於專製強權之下。尤其是在我們祖國的現代歷史發展中，不僅因革命而推翻過專製王朝，卻又因“革命”而重蹈專製黑暗，甚至能使形形色色的專製罪行，在“革命的名義下”變本而加厲，層出而不窮。因而，對革命之一般歷史含義，應該如何認識？對不同性質的革命，應該如何加以界定？對一切假冒偽劣“革命”，及其所來與所去，又應該怎樣加以鑒別和揭穿？尤其是如何真正認識民主革命與其它形形色色革命截然不同的性質，認識它在推動近現代世界從專製向民主過渡進程中的巨大貢獻，特別是它推動我們祖國現代歷史發展的功績，以及它在推動我們祖國由專製向民主過渡的艱難歷程中，之所以被扭曲、篡改、直至被推倒和取代的來龍去脈，從而正確地認識我們祖國自辛亥以來由專製向民主過渡的艱難反復歷程，便歷史地和責無旁貸地落到了我們的肩頭。
　　那麽，革命究竟是什麽？
　　就它的本義而言，革命，便是“變革天命”，是為了“順天應人”而更換君主或更始王朝的政治行為。“湯武革命，順天應人”便是明例。歷代農民造反之所以也被稱為革命，就是因為它常常促成了君主或王朝的變更。而當革命在更換君主與更始王朝的意義上逐漸有所延伸，直至被賦予“社會變革和製度變更”的意義時，革命，便成了社會變革與製度變更的一個普遍歷史進程。如果說，在中國傳統農業社會之整個歷史範疇內，春秋戰國時代由分封式專製體製、即封建製，向中央集權式專製體製、即君主製的漫長過渡，雖具有社會變革與體製變更，即“變革天命”的重要意義，但它仍是整個傳統農業社會範疇內，專製政治的沿革和專製製度的發展。到了近代與現代，世界各國由專製向民主的過渡，不僅具有政治製度變革的意義，而且已經是一場以民主製度取代專製製度的偉大革命了。同時，革命一詞亦從此被用來形容思想、文化、宗教、政治、經濟、科技、產業等一切社會領域的決定性發展和關鍵性變革。其突進與強進的發展狀態，更是常常被人用革命一詞以概括之和形容之。英文 revolution —— 革命、突進一詞，與 evolution —— 演化、漸進一詞的區別，便意在其中。由是，我們就能夠給革命以這樣一個定義了：首先，革命 —— 不論它采取任何形式，都是歷史的一個普遍變革進程。其次，革命還含有迅疾推進甚至強製推進這一歷史變革進程的意義。如果革命確是這兩重意義的結合，我們就可以據此進一步辨析不同性質的革命，和由不同性質的革命所帶來的不同歷史發展，特別應該考察旨在變革舊專製製度和創建新民主製度的民主革命的意義。
　　第一、就社會政治變革 —— 這個最能體現革命本義的普遍歷史變革進程而言，革命應有傳統型革命與近現代革命之分。傳統型革命之最普遍者是宗教革命與農民革命。前者於歐洲較為普遍，後者則在亞洲屢興屢衰。兩者雖然同是傳統農業社會的產兒，但宗教革命卻為近現代革命的興起，留下了歷史的先聲。或者說，沒有中世紀末歐洲人民反對天主教教義和天主教專製統治的宗教革命，便沒有後來的思想解放運動直至民主革命的發生。農民革命雖為被壓迫、被剝削的農民鋌而走險之舉，亦被歷史深註同情，“但它僅僅是意在改朝換代的本質，卻註定了它不過是傳統農業社會自我調節的一種歷史方式而已”。01  中國歷代農民革命早已反復地證明了這一真理性。至於由封建製即分封式專製體製，向中央集權式專製體製即君主製的過渡，如六國的覆滅和秦王朝的統一，德意誌邦國的消亡和第二帝國的建立，日本廢藩的成功和天皇中央集權製度的確立，雖深顯“變革天命”的意義，但因它們不過是整個傳統農業社會範疇內，專製製度的自我變革，即自我完善，因而，它才僅僅是專製製度的變更，而非專製製度的消亡，因而才不具有近現代革命、特別是民主革命的意義。
　　第二、近現代革命當以十六世紀尼德蘭革命為始。其後，在歐洲，固有十七 —— 十九世紀英、法等國的民主革命，亦有十九世紀為馬克思主義思潮所煽動起來的共產主義革命。十九 —— 二十世紀，在東歐與亞洲，特別是在中國和俄國，不僅爆發了推翻專製統治的革命，而且誘發了共產革命。在亞非拉，二十世紀則成了民族革命，種族革命和民主革命交相發展的新時代。如是，革命不僅疊呈不同性質，不同性質的革命更是造就了不同的歷史發展。民主革命帶來了專製製度的滅亡和民主製度的誕生；民族革命和種族革命則推動了民族的獨立與種族的解放；思想、文化、科技、產業等種種領域的革命，無疑已極大地推動了世界的進步與繁榮；共產主義革命則在革命的名義之下被迫東渡俄國與亞洲，在一些落後的傳統農業國家重建了現代專製極權統治。形形色色的革命，有的雖為整個世界創造了民主與科學進步的新氣象，推動了近現代世界由專製向民主的過渡；有的卻為我們這個世界製造了新的困擾和困境，甚至為一些國家和地區由專製向民主的過渡，帶來了新的艱難和痛苦歷程。
　　第三、在上述形形色色革命當中，無庸諱言的是，正是民主革命在歐洲的興起，才帶來了對於封建專製製度和君主專製製度的偉大政治變革。而也正是民主革命在一些國家的勝利，才迅速地推動了自由經濟的發展。這一變革和發展，非但不再是傳統農業社會自身歷史範疇內的社會變革或體製變更，不再是專製統治方式的發展、完善或強化，卻已經是傳統農業社會自身的政治形式和經濟形態、即專製製度和農民的小生產，向現代工業社會自身的政治形式和經濟形態、即民主主義政治製度和自由主義生產經營方式的歷史性過渡。因而，它才不是以新王權代替舊王權，新王朝代替舊王朝，新專製政治代替舊專製政治的重復變革，相反，卻是以民主取代君主，自由取代獨裁，法製取代專製，平等取代特權的真正革新。一言以蔽之，即是要以嶄新的民主主義社會製度，取代陳舊的專製主義社會製度的革命。這，才是民主革命的真正定義，也才是民主革命不同於其他任何性質革命的本義所在。猶如著名的法國歷史學家米涅在評價法國大革命時所說的那樣：“革命以法律代替了專橫跋扈，以平等代替了特權；革命使人們擺脫了階級的區分，使國土消除了省份之間的壁壘，使工業不再受行會和行會監督的限製，使農業擺脫了封建領屬關系，免除了什一稅的重壓，財產不再容許任意指定預備繼承人，革命把一切歸於一個階級，一個法律，一個民族。”
二　復辟與專製復辟
　　何謂復辟？復辟的一般歷史含義何在？什麽樣的復辟才是專製復辟？
　　辟，在中國古文字裏，即指帝王與帝位。復辟，便是指君王的復位，含有帝位失而復得之意。我國明代中葉土木堡之變以後，被俘還朝的英宗迫使景帝還位與他的做法，便是地道的復辟行為，也是復辟一詞原始含義的直接體現。但復辟一詞的含義亦逐漸地得到了延伸。第一個延伸，便是指王朝的歸復，而非專指某個帝王個人的復位，如英國斯圖亞特王朝和法國波龐王朝的復辟。第二個延伸，是指舊製度的重建，或曰舊製度在被新製度戰勝並取代之後，又反轉來重新戰勝了新製度，恢復了舊製度。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六國舊諸侯冒死要求重新分封，便十足地表達了他們要求復辟分封式專製體製的願望。英、法等國民主革命爆發後，被推翻的斯圖亞特家族和波龐家族不僅要求王朝復辟，而且力圖實現王政復辟、即全面歸復君主專製製度的做法，實為君主專製製度復辟的典型例證。同時，即便不是由舊君主、舊王朝來復辟君主專製，而是由新君主以建立新王朝的方式來歸復君主專製，蓋因他們仍然是對於舊君主專製製度的復歸，所以，亦同樣是專製製度的復辟而已。中國歷代農民起義，不論是朱元璋建立的大明王朝，還是洪秀全建立的太平天國，抑或是由袁世凱復辟帝製所建立的短命中華帝國，蓋因他們都是對於帝製的復歸，因而才都是對於舊君主專製製度的復辟。至於近現代的一些國家和地區，雖因革命而推翻了舊君主、舊王朝和舊專製製度，其間，某些政治力量亦乘大勢、隨大流地建政黨、喊共和、叫民主，甚至以革命的名義建立所謂“民主共和”的國家，但是，只要他們在掌權後重新建構專製製度，再造專製等級，厲行專製統治，則不論他們在表面上與形式上為自己裝潢了怎樣的現代色彩，在實際上都無非是對於專製製度的復辟而已。列寧斯大林的共產專製俄國，希特勒掛著國家社會主義招牌的第三帝國，東歐、中國大陸和東南亞一些國家及地區，假共產革命旗號而建立的現代專製極權製度，以及七十年代伊朗以教權專製統治取代王權專製統治的事實，無不是鮮明的歷史例證。如是，復辟雖有其不同的層次 —— 君王復位，王朝復歸和製度還原等，但說到底，專製復辟就是專製製度的復歸，並且不論是在何人、何黨以及何種旗號之下。這，才是專製復辟的本義之所在。
三　　民主革命與專製復辟的反復較量
　　在我們已經清楚革命與復辟的一般歷史含義，特別是民主革命與專製復辟的特殊定義之後，我們自然就能夠認清民主革命與專製復辟互為反製的歷史關系了。因為民主革命既然是意在推翻專製製度、建立民主製度的革命，其革命的具體對象，便是以專製政權為代表的、企圖維護舊專製製度的形形色色專製勢力。相反，專製復辟則是指形形色色的專製勢力企圖重建專製製度。
　　幸運的是，近現代世界由專製向民主過渡的歷史進程，不僅證明了民主革命的爆發，乃是這一過渡在政治上的重大發端，而且證明了其過渡的主要方式便是民主革命。因為正是民主革命的爆發，才率先為推倒專製統治、建立民主製度立了頭功；而也正是民主革命，才為全世界由專製向民主的過渡留下了一座座歷史的豐碑。因此，要追溯近現代世界由專製向民主過渡的進程，則排斥、否認、甚至反汙民主革命及其不朽的歷史功績，便無論如何於理難通。
　　然而，不幸的卻是，也正因為民主革命乃是推動這一過渡的重大發端和主要方式，它才必然地要遭遇形形色色專製復辟勢力的歪曲、詆毀直至公然反撲或變相反對，甚至能在一定歷史條件下和一定歷史時期內，由於國際國內因素，政治經濟原因，以及傳統文化的影響，而為專製勢力所戰勝。由是，在民主革命爆發後，雖然專製勢力的一再反撲甚至成功，並不能夠阻止民主革命的一再爆發和最終勝利，但是，革命與復辟反復較量的艱難態勢卻因之而形成，民主與專製反復較量的痛苦歷程亦因之而出現。因而，由專製向民主的過渡，也就必然地要表現出種種艱難與曲折的歷史景象。

第一、較量的普遍性與反復性

　　舉世最早的尼德蘭民主革命，雖與反對西班牙統治的民族革命相互交織，自一五六一年革命發動到一六零九年西班牙承認荷蘭獨立，直至一六四八年歐洲在結束三十年戰爭後訂立《威斯特伐利亞條約》，正式承認荷蘭共和國，其間，革命與復辟反復較量的歷史竟長達七十八年之久。
　　著名的英國民主革命，自一六四零年爆發直至一六八八年光榮革命告成，其間四十八年就曾歷經三次革命與復辟的較量。一六四七年十二月，由於蘇格蘭和英格蘭長老派密謀英王查理一世復辟，而引爆第二次國內戰爭。只因復辟派被克倫威爾戰敗，才使第一次復辟圖謀未遂。一六四九年英王查理一世被處死後，蘇格蘭保王黨及其勢力欲擁立查理二世為國王的復辟企圖，又因一六五一年克倫威爾征服蘇格蘭並將之並入英國，而使得二度復辟未果。第三次是在克倫威爾死後兩年：一六六零年四月，因保王黨蒙克與查理二世談判成功而發表“布雷達宣言”，查理二世當上英國國王，斯圖亞特王朝遂宣布復辟。復辟歷經查理二世和詹拇世二世長達二十八年的腐敗統治，直至被光榮革命推倒，英國才在王冠下，更在革命的逼迫下，誕生了舉世聞名的新政體，並從此由“君主憲政”而走上了“虛君共和”的道路。所以，孫中山先生指歐洲各國的君主憲政乃為“革命之所賜”，也就言之不虛。
　　民主革命爆發後，叠呈革命與復辟反復較量者，以法國為最。法國民主革命自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獄，直至一八七五年法國人民承繼法蘭西共和國國統，承認法蘭西第一共和國憲法，確立共和國體，成立法蘭西第三共和國，前後八十六年，革命與復辟的反復較量可謂連續不斷，異常復雜和激烈。如果說羅伯斯庇爾之死，標誌著立憲派的得手，拿破侖的滑鐵廬之敗，則帶來了波龐王朝復辟的成功。一八三零年的革命雖然埋葬了力圖全面復辟君主專製製度的波龐王朝，但是，路易·菲立普所建立的七月王朝卻依然猖行專製復辟達十八年之久。一八四八年的革命雖然戰勝了復辟的七月王朝，建立了法蘭西第二共和國，然而，路易·波拿巴卻於民主共和之中，“加演”專製復辟之為，並終於將法蘭西“第二共和國”更名為法蘭西“第二帝國”，他自己也因此而從總統變成了皇帝。若不是色當一役既使法國慘敗，又使路易·波拿巴的帝國一朝覆亡，則第三共和國的建立，尤其是法國民主製度的最終確認和確立，尚不知還有幾波幾折。
　　尼德蘭、英國、法國如是，但凡爆發過民主革命、推翻過專製王朝、建立了民主政體的國家亦莫不如斯。一八一零年爆發的西班牙民主革命，雖然誕生了著名的“一八一二年憲法”，03 其始亦與反對法國侵略的民族革命交熾一爐，但是由於拿破侖在歐洲的失敗和歐洲國際專製勢力的粗暴幹涉，亦使革命力量與王室復辟勢力歷經五次反復較量，時長六十四年之久，直至一八七四年，才以波龐家的阿爾豐斯十二實行兩黨議會製度、建立君主立憲國家為終。
　　深受西班牙革命和西班牙一八一二年憲法影響的葡萄牙，於一八二零年爆發革命後，由國王若奧之子唐·米格爾所代表的專製勢力，就曾發動三次復辟。雖然一敗兩勝，勝也短命，卻為葡萄牙民主革命留下了革命與復辟一再較量的痛苦經歷。
　　十九世紀歐洲荷、英、法、西、葡等主要國家如是，二十世紀的德國和俄國，包括東亞諸落後國家，就更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展開了革命與復辟之更加痛苦和更加艱難的較量歷程。德國雖然遲至一八七一年才建立了統一的德意誌帝國，並且威風一時，但它在第一次大戰中的失敗，卻導致了第二帝國的迅疾敗亡和德國民主派的輕易成功。一九一九年由德國社會民主工黨艾伯特派建立的魏瑪共和國，轉瞬之間便迎來了專製勢力的瘋狂反撲。意在德意誌復辟帝國的卡普暴動固然為民主力量所迅速擊敗，04 但是，由希特勒所代表的新型專製復辟勢力雖然不再公開號召重建帝國，歸復君主專製，但他在國家社會主義招牌下，由要求強化中央集權而成為歐洲最大獨裁者的發跡之路，卻在實質上將德國完全復辟成了一個極權統治的專製帝國，即“第三帝國”，從而又敷演出了一幕帝國興亡的歷史悲喜劇。
　　無獨有偶的是，早在希特勒於德國打著國家社會主義招牌，以逞專製復辟之前，列寧已在歐洲最落後的俄國，於二月民主革命推翻沙皇之後，復“以革命的名義”（列寧語）推倒了二月民主革命的成果，重建了俄國專製製度。十月革命對於二月革命背叛的本質，便是“以革命的名義”反撲民主革命，直至達到專製復辟的成功，並從此敷演了一場長達七十余年專製復辟的巨大歷史悲劇。今天，即便是前蘇聯已經於一九九一年一朝崩垮，但一部分“人還在，心未死”的俄共黨人，其復辟的願望卻並沒有死絕。05
　　至於以辛亥革命為勝利發端的中國民主革命，在她一舉推翻滿清專製王朝、結束兩千余年君主專製製度之後，所曾遭遇的較量歷程，特別是形形色色專製復辟給中國人民所帶來的巨大災難，甚至是空前的歷史浩劫，正是本書所要深入探討與論證的主題。一言以蔽之，近四百年來，自從世界開始了從專製向民主的艱難過渡以後，凡是爆發過民主革命的國家，應該說，無一沒有經歷過革命與復辟反復較量的歷程。而也只有經歷了這一普遍的歷史進程，或曰民主革命的主體歷程，民主革命才能最終地獲得成功，民主製度才會最終地獲得確認和確立。

第二、較量的艱難性

　　一、來自被推翻的專製統治集團，以及作為它附庸的王室、貴族、教會、僧侶以及一切享有特權者，或既得利益集團，因不甘心失去他們的專製政權和貴族特權，而時刻企圖死灰復燃，卷土重來。這無疑是革命與復辟反復較量的本質所在，又是革命要戰勝復辟之所以艱難的根本原因。為了復辟，英王查理一世可以反仇為友，在一六四一年鎮壓蘇格蘭叛亂未果之後，又於一六四七年暗中勾結蘇格蘭長老派密謀復辟王位，並因此挑起第二次國內戰爭。同樣是為了復辟，法王路易十六，王後瑪格麗特，以及大大小小的王公貴族，在歐洲專製勢力企圖共同圍剿法國革命之際，竟能置民族大義於不顧，或投書以告密，或陰謀以獻策，或奔走以呼號，或公然叛國以投敵，王後甚至能將法軍作戰計劃密呈普奧聯軍，以圖換取王權的復歸。可以說，自一五六一年尼德蘭爆發民主革命迄今為止的四百余年間，全世界凡爆發過民主革命的國家，無一沒有出現過舊王朝、舊王權、舊貴族和舊特權享有者之一再圖謀復辟的行徑。一九九一年，前蘇聯和東歐一些共產國家自崩自垮以後，其共產頑固勢力一再企圖復辟的欲望，實在是他們至今仍在蠢蠢欲動的根本原因。
　　二、來自未曾解體或正在解體的傳統農業社會對自身專製政治形式的頑固維護，和對於自由經濟發生與發展的頑強對抗。因為傳統的家長製與小生產，既是專製政治賴以建構的最堅實社會基礎；自由經濟的發生與發展，又是造成這一基礎解體的最重要原因。更何況自由主義的生產經營方式，當它對專製製度、權力經濟及其基礎 —— 整個傳統農業社會進行挑戰時，既帶著足以憾動人心的民主自由信念，又帶著由工業革命所帶來的新鮮歷史氣息。由是，它才不僅是在思想政治領域對一切專製意識形態的一場徹底的大進攻，而且更是對傳統生產方式乃至生活方式的一場徹底的大破壞，必然要遭到整個傳統農業社會、特別是農民的反對甚至反抗。十六世紀和十七世紀中期，尼德蘭、英格蘭之所以能夠及早地爆發民主革命，其根本原因，便是在文藝復興、思想更新、宗教改革的時代到來之後，由於航海業的發展，圈地運動的推行，傳統農業社會的開始解體，從而促使大型手工業獲得迅猛發展的一個結果。反之，不論是法國民主革命期間旺岱地區農民的公開叛亂，還是西班牙民主革命期間農民對卡洛斯王子復辟活動的廣泛支持，亦都是因為傳統農業社會和宗法製農村未能走向最後解體所至。德國魏瑪共和國成立後，率先叛亂並公然要求復辟第二帝國的卡普暴動，便爆發在封建落後的東普魯士。至於俄國二月民主革命之所以被列寧的共產革命所叛變，中國辛亥革命後之所以會出現形形色色的專製復辟，特別是出現了以共產革命名義和以農民造反方式實現專製復辟的痛苦狀態，東亞幾個所謂共產國家之所以只有改朝換代、而迄無製度變更的現實，無非是作為專製政治基礎的傳統農業社會，還沒有開始、或剛剛開始走向解體這一根本原因所致。
　　三、來自傳統思想文化體系中專製的思想文化觀念對於世道人心的頑固影響，及其對於新思想新觀念所產生的巨大反製力量。必須明確的是，一個漫長的舊社會和舊製度的精神傳統，是斷然不會與這個舊社會及舊製度自身的物質形式同時被送進墳墓的。一次革命固然可以推翻一家王朝，但一次革命，卻絕無可能將種種專製的思想文化觀念同時送進墳墓。中外民主革命的歷史事實早已證明，凡是專製的思想文化與觀念，在革命前如若未曾受到挑戰、批判直至被民主共和的思想理念所戰勝，則不僅會帶來發動革命的困難，而且在革命後招致復辟的可能也就愈大，甚至愈長。一六四零年的英國民主革命，在西方之所以被稱做清教徒革命，便是因為清教徒對英國國教的反對才促成了革命契機的到來。反之，在當時的英國，正因為清教徒並不曾、也不可能推開一場真正宣揚民主共和理念的思想解放運動，因而，英國才會在革命爆發後叠呈思想的混亂，並最終招致斯圖亞特王朝的長期復辟，甚至連光榮革命也只能在王冠之下才能獲得成功。這，大約也是英國民主政治和自由經濟的理念和理論，是在革命爆發後，更在革命與復辟叠呈較量的歷史混亂中，才開始逐步形成的原因。法國在一七八九年爆發民主革命之前就有了近百年的思想啟蒙運動。正因為這個思想啟蒙運動不僅公然地舉起了“自由、平等、博愛”的思想旗幟，公開地提出了共和主義的建國原則，並且在政治、經濟、思想、文化、法製等許多方面，都催生了新思想和新理念，因此，法國人民才能夠在長達八十六年革命與復辟的反復較量中，一貫堅持追求共和、反對專製的民主革命精神。法國革命的理念、理論與實踐，才會傳遍世界，並成為十九世紀歐洲歷史發展的標誌。
　　其次，即便是在一個為民主革命的爆發作好了充分思想準備的國家，將同樣存在著專製思想文化的反撲。某些由傳統思想文化觀念的“舊帽翻新”而產生的所謂新思想和新文化，亦會成為對於真正新思想新文化的變相反抗。顯而易見的是，在俄國，由民粹派所發現的，“俄國農民身上所固有的共產主義本能”，才為俄國“新興無產者”接受馬克思的共產革命理論奠定了社會基礎，更為列寧以共產革命名義實行對二月民主革命的公然背叛，直至重建新沙皇專製製度，帶來了直接的思想要求。在德國，因一八七一年俾斯麥武力統一的實現和德意誌第二帝國的興起，才帶來了尼采、叔本華“權力、意誌及超人哲學”的應運而生。反之，也正是這個倡導“權力、意誌與超人”思想的典型獨裁主義哲學，才為希特勒推倒魏瑪共和國，和掛著國家社會主義招牌重建專製的第三帝國，帶來了專製復辟的明確思想前提。
　　近現代歐洲在思想文化上表現了革命與復辟反復較量歷程的，還有一個著名的浪漫運動。這個浪漫運動雖然波潮起伏，歷久不衰，但是，它作為變革時代歐洲社會的一種思想文化表現，亦有積極和消極兩個方面。就積極方面而言，浪漫運動崇尚個性，反對舊傳統和舊倫理的製約，不安於陳舊、刻板、僵死的社會生活，是故，當它在為個性解放而反對專製壓迫時，曾順應歷史發展的要求，並曾成為民主革命在思想文化領域革命的一翼。相反，就消極而言，則因它藐視金錢，厭惡俗務，甚至因抗拒和逃避由“資本主義”所帶來的現代文明發展，而號召返歸田園，回到蠻荒，直至走向反對新時代正在形成的進步社會製度時，它又完全可能走向時代要求的反面，從而成為專製復辟要求的一個浪漫“回聲”。十九世紀後期那個典型的文學浪漫運動便多少具有這樣的色彩。至於俄國農民在精神上的代表、偉大的作家托爾斯泰伯爵，在他面對著“洪水猛獸”似的資本主義時，之所以會被嚇回到“好地主的莊園”裏去；以及那個“在刀光火色衰微中已經看到了下個世紀曙光”、即所謂共產主義曙光的中國文豪魯迅先生，之所以同樣把資本主義看成是青面獠牙的怪獸，而亟欲反對之；無非都是還了他們傳統型知識分子的原形罷了。
　　四、來自國際專製勢力和某些僅從本國利害考量的國家對於別國革命的粗暴幹涉，直至聯合圍剿。從一七八九年法國革命爆發直至一八一五年拿破侖戰敗，歐洲各國反動君主就曾聯合“民主”英國組成七次“反法聯盟”，以共同對付法國革命，直至聯合打敗拿破侖，迎回路易十六之弟路易十八，在法國實現王政復辟。拿破侖失敗後，俄、普、奧三國反動君主又在英國支持下，於巴黎結成三國“神聖同盟”，以抵抗、反對和企圖撲滅歐洲革命：一八二一年“神聖同盟”出兵撲殺了意大利革命。一八二二年“神聖同盟”又粗暴地幹涉了西班牙二度民主革命，支持裴迪南七世再度實現了復辟。應該說，自尼德蘭爆發民主革命以來的四百余年間，各專製強國，各國反動君主，不僅對內厲行專製以紛紛杜絕本國革命的爆發，而且對外一再地粗暴幹涉別國革命，甚至共同扶植垮臺君主以求復辟。此
　　雖不足怪，然而，怪則怪在，一些已經成為世界強國的民主國家，即“民主列強”們，他們對內雖推展民主政治，對外則推行強權政策，僅僅為了本國的利害而不惜與專製列強聯手，以共同幹涉和圍剿別國的革命，甚至一再地支持別國的專製復辟勢力，以圍剿別國的革命力量。這自然是他們雖已“新其貌”、卻未“新其心”所致，更是他們始終將國家利益高懸在民主理念之上的不良表現。然而，近幾百年來，一些國家民主發展的艱難困境，便常常與此相關；中國辛亥之後民主革命與專製復辟較量的反復與艱難，亦有源於此；今日民主的臺灣在國際上所遭遇的一切不公平待遇，同樣與之難解難分。

第三、較量的復雜性

　　一、復辟手段的復雜。形形色色的專製勢力，當他們自信有力量、有條件推倒民主革命、實現專製復辟之時，他們自然會采取公然的手段以求復辟。如英國斯圖亞特王朝和法國波龐王朝的公然復辟，以及中國辛亥之後袁世凱的公然復辟帝製。然而，當之形形色色專製勢力，因力量不足，條件不夠，更因為人民對於專製製度與專製統治的普遍厭棄，而不敢公然推行專製復辟之時，他們亦完全可能采取非公然的手段以實行復辟。首當其沖者，便是“假共和以復辟”，即寧願丟棄王位、王朝之名號，而劫奪專製復辟之實。法國革命期間，路易·波拿巴假第二共和國向第二帝國的過渡；中國辛亥革命之後，北洋軍閥於共和旗號之下一心推行專製復辟的歷史事實；都是它典型的例證。其次，是在“假共和以復辟”也無以遮人耳目時，則乾脆打起革命的旗號以逞專製復辟之欲。他們有的打著民族革命的旗號，以民族革命壓迫民主革命；有的打著宗教革命的旗號，以教權專製取代王權專製；有的乾脆打起農民革命的旗號，來反對民主革命，反撲民主政權，歸復專製製度。最時髦的，也是最具欺騙力量的，便是打起共產主義革命的旗號，以推倒民主革命，復辟專製製度，建立極權統治。
　　二、較量狀態的復雜。顯然，不論是革命要戰勝復辟，還是復辟要推倒革命，其間，都極可能出現一種極其復雜的較量狀態。如前所說，一是復辟手段的復雜，自然已為較量狀態的復雜奠定了基礎；二是種種政治力量對於政治的不同要求，也同樣會構成較量狀態的異常復雜性。因為在革命與復辟的反復較量歷程中，不僅存在著堅定的民主要求和頑固的復辟願望，而且也一定存在著不同層次的革命要求與不同層次的復辟目標。諸如既要反對專製、又要維護王權者，形式雖是共和、內容卻是專製者，或形式雖是專製、內容卻是共和者，甚至是“你中有我、我中又有你”者。若是再加上由種種思潮所推動起來的無政府要求，國家主義的呼聲，以及無產階級革命的叫喊等夾雜其間，其較量狀態的復雜也就更加可想而知。英國光榮革命後出現的“君主立憲”新政體，拿破侖藉復辟帝製以鞏固新秩序，法蘭西“第二共和國”之又共和又獨裁的性質，俄國二月民主革命後兩個不同性質政權並存的局面，中國辛亥革命後的大分裂狀況，以及北伐成功之後、國家統一局面之下的種種叛亂造反行徑，都是復雜較量狀態的表現。
　　三、不同性質革命的交相並作。由於民主革命的爆發常常需要歷史的契機，如尼德蘭反對西班牙統治的民族革命就引起了民主革命的爆發。反之，西班牙的民主革命又推動了反抗法國統治的民族解放運動，等等。但也正是種種社會矛盾、民族矛盾和種族矛盾，才導致了革命與復辟疊呈復雜的較量狀態。在中國，辛亥前後的民主力量要想推翻專製統治，戰勝專製復辟，則必須號召、直至發動反對專製列強和民主列強的民族革命，因為專製列強與民主列強在中國專門支持專製勢力以反對中國民主革命。在亞、非、拉，民族革命和種族革命又常常取代了人民民主革命的要求，以至造成民族雖然獨立，種族也已解放，但又陷入專製統治的泥淖，如菲律賓馬科斯和印度尼西亞蘇哈特的專製統治等。在伊朗，人民借教權反對王權以發動民主革命，卻反而陷入了更加專製的教權專製統治之中。當然，南非民族、種族與民主革命的交織，卻最終地贏來了一榮而俱榮的勝利局面。顯然，不同性質革命的交相並作，雖有可能推動民主革命的進程，但是，大多數情況下，因它有可能促成民主革命與專製復辟較量狀態的復雜化，因而又為民主革命的勝利製造了相當大的麻煩與困境。

第四、較量的激烈性

　　首先，革命與復辟較量所常常采取的暴力形式，就是激烈性的具體表現。而暴力形式的第一種，便是較量過程中的暴力沖突。第二種則表現為國內戰爭或國際戰爭。如果說，一六四零至一六六零年間，英國民主力量與專製勢力的反復較量，早已表現在第一和第二次國內戰爭中，則一七九二年，當法國民主派因國王與王後叛國而砍掉了他們的腦袋之後，由旺岱農民造反所煽起的全國六十個郡農民對於巴黎民主政權的叛亂，便差一點將革命的法國變成了復辟的廢墟。至於列寧在共產革命的名義之下，為推倒二月民主革命，重建專製製度，借反對“外國武裝幹涉”於俄國國內挑起的七年殘酷內戰，不知將多少無辜的民眾和知識分子推向了血海之中。在中國，辛亥革命之後，由革命與復辟的反復較量所導致的內戰與混戰，更是長期地使國家與人民陷於混戰與分裂的痛苦之中。
　　其次，若就革命與復辟之較量所引起的國際戰爭而言，除掉歐洲七次“反法聯盟”，“神聖同盟”，以及各專製列強和民主列強對別國革命的武裝幹涉之外，單就兩次世界大戰來說，便已將世界範圍內的民主革命與專製復辟的廣泛較量，推到了難以言狀的殘酷境地。由新興的專製統一的德國和歐洲老大帝國奧匈帝國在歐洲所挑起的一次大戰，其部分性質和目的，便是要在已經走向民主進步的歐洲重建專製的新秩序。由法西斯德國和法西斯日本這兩個強大的國際專製勢力共同聯手所發動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其部分性質和目的，亦同樣是向全世界民主進步的的瘋狂反撲。至於二戰以後，隨著東西方專製陣營與民主陣營的迅速明朗化，所帶來的東西方對抗，亦無非是將無數激烈的較量，隱蔽在“冷戰與殺機”之中。而許多國家在由專製向民主過渡的主要歷程中，因革命與復辟的反復較量所付出的種種犧牲，就更是難以盡書。

第五、近現代專製復辟的共同歷史特征

一、實現專製復辟的種種形式與方法
　　在近現代世界從專製向民主過渡的歷史進程中，當形形色色專製勢力因公然地卷土重來已經難以得逞之時，其實現專製復辟的形式和方法無非有四：一是如前所述，在共和的名義下，實現專製權力的復辟，或推行專製復辟統治。即如孫中山先生所言：“假共和之名義，以行專製之實。”
　　二是假宗教的名義，或在教權的支撐下恢復專製復辟統治。這在中世歐洲曾是屢見不鮮的歷史現象 —— 因為教權乃是封建專製權力的最高象征與精神皇冠。即便是在現代，七十年代伊朗以教權推翻王權的“革命”及其結果，亦充分說明了它的完全可能性。
　　三是近現代最為危險、亦最具迷惑性的專製復辟形式及方法，乃是假“革命”的名義以反對民主革命。特別是在共產革命的旗號和“反對專製統治”的名義下，發動所謂“無產階級革命”，或傳統型農民造反，以達到、或在實際上達到復辟整個專製製度的目的。這種復辟的形式和方法，在世界落後的國家或地區，即在傳統農業社會尚未解體的地區和國家，如東歐和東亞，就曾獲得相當的成功。
　　四是近現代民主革命的勝利，民主政治的興起和民主製度的建立，帶來了“政黨政治”這一政治形式的廣泛興起和使用。雖然，它作為團結民主力量、反對專製統治和建立民主製度的一種政治形式，固有其相當的先進性，但是，它作為一種時髦的政治形式，亦為世界許多國家、甚至是專製國家與復辟政權在表面上所效法，所利用。因此，利用現代政黨的形式作為復辟的政治組織形式和實現極權統治的現代專製力量，便成為近現代某些專製政權、特別是現代共產專製復辟政權的一大時髦。這種政治形式固為現代所有共產國家所接受，更被世界所有共產國家將它發展成了利用黨權以實行專製極權的最佳形式。

二、實行專製復辟統治的種種手段
　　由於任何一個專製復辟政權都是意在維護、修復、甚至是重建專製製度，恢復專製統治，所以，它們在實行專製復辟統治的手段上也就頗多共同之處。
　　一是強化專製權力。民主革命的初造成功，即意味著專製國體的被解體和專製政權的被推倒。因此，專製勢力一旦卷土重來，也就不可能不把恢復、重建專製國體與恢復、甚至強化專製權力，作為其實行復辟和鞏固復辟的根本大計。歷史的事實是，無不意在恢復和強化專製權力的近現代各國專製復辟政權，特別是在革命名義下實現了專製復辟的蘇俄、中國大陸等共產國家，其對於專製權力的高度強化，早已為世所認知。
　　二是歸復等級製度。民主革命的要意之一便是要打破專製等級製度，建立平等的民主社會秩序。反之，專製製度之根本社會秩序的基礎，便是專製等級製度。嚴酷的等級劃分既是專製統治的靈魂，則復辟王朝、或因復辟而建立起來的新專製政權，就一定要歸復和重建等級製度，藉以保證專製復辟政體“權力結構”的絕對穩定性。復辟的君主王朝固然如此，以革命名義所建立的嶄新復辟政權，亦無不以重新劃分等級和建立等級製度為其要旨。中國的傳統農民革命如是，蘇俄的共產專製製度亦如是，中國共產黨的專製等級製度，則已成為世界歷史上專製等級製度的集大成者。
　　三是厲行鎮壓手段。專製復辟統治雖是被推翻了的專製統治之再生，實為專製製度死亡期的回光返照（參見導論第二章第二節）。因此，專製復辟統治者只要一想到“革命”二字，無不“中宵念起，夢魂屢驚”。此其一。其二，專製復辟統治，又是民主革命爆發後，因專製勢力反撲成功而恢復或重建起來的專製統治，因此，要人民對卷土重來的專製統治心悅誠服，實非易事。因為此一時的人民已不是彼一時的人民了，因為人民已經經過了民主革命的洗禮。其三，即便復辟的不是舊君主和舊王朝，而是以其它名義，甚至是以革命名義實現了復辟的專製勢力，正因它們是乘民主革命或社會動亂之機，才推倒了民主革命的成果，甚至是以“革命”推倒了革命，所以，它們才不僅深諳“革命之所以爆發及其如何爆發”，和“統治者之所以被推翻及其如何被推翻”的道理，其作為知情者，也就更加懂得如何才能保住它們的專製復辟政權。八十年代伊始，中共和中共領袖陳雲頑固地反對製定“出版法”的言行，就是明證（參見下卷第七章第三節）。正是基於上述種種原因，任何專製復辟政權才不可能不厲行鎮壓手段，這也是它們欲保住這個專製復辟政權的最重要手段。所以，當它們一旦為保權和保命、即保衛復辟而行動起來時，它們無疑要比非復辟的正宗專製統治，來得更加的殘酷。
　　四是強化思想統治。所有遭遇民主革命、並為民主革命所推翻的專製政體，無不有這樣一個深刻的教訓。這個教訓就是所有民主革命的發生，可以說無不以新思想的興起與滋蔓，和舊思想的消沈與崩潰，作為革命爆發的前奏。英國民主革命固與新教思想的傳播關系甚大，法國民主革命則更與“平等、博愛、自由”之民主、民權思想的啟蒙與傳播休戚相關。中國的辛亥革命自然也是民主共和思想 —— 亦即歐風美雨影響的歷史產物。因此，為維護舊思想，鏟除新思想，打擊與摧毀已經建立或正在建立的嶄新民主思想體系，也就成為任何一家專製復辟政體最為棘手和最為重視的大事。因此，為防患革命再起於未然，為從根本上杜絕革命思想的再生和蔓延，直至為徹底剿滅任何意在引爆革命的新思想、新文化，也就成為專製復辟政權較之正宗專製王朝更加重視和特別重視的問題。路易十八復辟後，立即恢復臭名昭著的“聖·耶穌會”，就是旨在強化思想統治。七十年代伊朗在革命後強化宗教思想統治的事實，已明顯地說明了思想統治對於一個宗教復辟政權的至關重要。以蘇俄領銜的所有大大小小共產專製復辟國家，均以“獨尊馬列、殺盡百家”為手段，來剝奪人民任何思想與言論的自由，甚至一再地和瘋狂地羅織思想罪，更將思想罪定為重罪，並大面積施以極刑，直至因“法重心駭”，而迫使人民喪失了思考的自由和能力。此無疑為革命戰勝復辟、即民主戰勝專製的較量歷程，帶來了特別的艱難性。
　　一言以蔽之，正是四百年來世界由專製向民主的過渡，才帶來了革命與復辟 —— 即民主與專製反復較量的艱難歷程。同樣，也正是這個歷程所一再表現出來的普遍性、反復性、艱難性、復雜性與激烈性，才明確地體現了各國民主革命歷程的歷史共同性。
四　　民主革命的歷史範疇
第一、就時間而論

　　革命既然是一個普遍的歷史變革進程，則民主革命便決不僅僅具有一個歷史事件或一次歷史事變的意義，無疑應該是有始有終，並有過程。如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獄和辛亥革命推翻滿清王朝，不過是法國民主革命和中國民主革命的勝利發端而已。
　　同時，既然在民主革命爆發後，尚存在著革命與復辟反復較量這樣一個普遍、艱難、復雜和激烈的過程，所以，各國民主革命也只有經歷了這樣一個重要的“主體歷程”，才可能走向最後的成功，即民主對專製的最後戰勝 —— 她的標誌，便是民主製度的確認與確立。由是，我們就應該將民主革命自爆發到革命的反復較量，直至民主製度的確認和確立，看作是民主革命的全部過程，即全範疇。從而對民主革命的歷史範疇有一個甚為科學的界定。這樣，我們也才可能對世界各國民主革命的起始與終結，尤其是她的復雜歷程，有一個明確而清醒的認識，才能使那些身處革命與復辟反復較量狀態中的國家或民族，避免將階段性的專製復辟當作民主革命已經失敗的標誌，從而樹立民主革命必將走向最後成功的信念。因為，英國民主革命並未因斯圖亞特王朝的復辟而走向失敗。法國民主革命更未因波龐王朝的復辟而未獲最後的成功。希特勒打著國家社會主義招牌所煽動起來的復辟熾情，亦未能救第三帝國於短命的必然。蘇俄與中共在共產革命名義下，雖然奪取了反撲民主革命和顛覆民主政體的成功，但是，他們一個已經自我崩解，一個如不痛下政治改革的決心就必然要面臨覆滅的命運，無疑已經昭示了：以二月革命勝利為始的俄國民主革命和以辛亥革命為勝利發端的中國民主革命，將一定會走向最後成功的歷史前途。

第二、就內容而論

　　在政治革命領域，民主革命的要旨，就是要推倒專製的政治製度，並建立一個民主和法製的新社會製度，以確保民主政治理念的貫徹與實行。所以，革命與復辟的反復較量，在實際上和本質上，就是建立和反對建立民主新製度的較量。因此，也只有為建立這個新製度而奮鬥，並最終地確認和確立了這個新製度，才可視為民主革命的最後成功。
　　在思想革命領域，鑒於不能最終地推倒傳統思想文化體系中專製的思想文化成份，削弱它對於世道人心的鉗製與影響，便不僅會給民主革命的發動帶來困難，甚至能為專製勢力的卷土重來，造成先聲奪人的局面。可以說，任何一家專製王朝，在臨死前都要強化專製的思想文化統治，如滿清王朝崩解前對“三綱五常”的推崇。同樣，任何一股專製復辟勢力，要復辟就必定要獨尊專製的思想和文化，猶如“尊孔”便是袁氏復辟帝製的先聲。因此，革命前的思想發動，即宣傳和張揚民主共和的理念，並使之深入人心；和革命後的思想建設，即一方面是對傳統思想文化的清理和揚棄，一方面則是積極建立民主的新思想和新文化，以擊退舊思想、舊文化的反攻；也就成為民主革命之極為重要的思想內容了。
　　在經濟革命領域，由於自由主義生產經營方式的形成，乃是反對專製權力經濟和要求突破傳統農業經濟的一個結果；由於傳統農業社會解體的速度和程度，與自由經濟形成的規模和成效，乃是民主與專製之較量往復的重要社會基礎；因此，努力推動自由經濟的形成與發展，迅速解決農民的問題，即解決土地的問題，就成為攸關民主革命成敗，尤其是革命與復辟誰勝誰負的重大環節。尤其是在一個以傳統農民為主體的國家裏，在革命爆發後，能否立即著手解決之，將無疑對保衛民主革命的成果，防止農民在專製勢力的誘逼與發動下實行對新生民主政權的造反，便實在是不能稍稍等閑視之的。法國農民對於法國民主政權的全面叛亂，西班牙農民對於王朝復辟勢力的廣泛支持，辛亥之後因土地問題未能解決所帶來的慘重後果，和五十年代初中華民國正因為在臺灣解決了農民的土地問題，才鞏固了中華民國臺北政權，並終於使之走上民主政治道路的教訓和經驗，其得其失，已然在史鑒之中。

第三、就形式而論

　　顯然，在我們一談及革命的形式問題時，我們立即就會聯想到革命的暴力形式。然而，既然革命不拘任何形式都是一個普遍的歷史變革進程，因而，只要是意在結束舊專製製度和建立新民主製度的革命，即便它帶有迅速推進、甚至強行推進變革進程的意義，也未必就只能以暴力的形式來推動之和進行之。更何況歷史也從未給革命規定某種必須的形式。但是在近現代世界由專製向民主過渡的歷史發展中，民主革命確實是過多地使用了暴力的形式。米涅說道：“迄今為止，各民族的編年史中，還沒有這樣的先例，應當作出犧牲的人，總是不肯犧牲，要別人作出犧牲的人，總要強迫人家犧牲。好事和壞事一樣，也要通過篡奪的方法和暴力的方式才能完成。除了暴力以外，還未曾有過其他有效的手段。”06
　　米涅把革命概括為“應當作出犧牲的人和強迫別人作出犧牲的人的沖突”，並由此將革命之所以采取暴力的責任，平分秋色地套在這兩種人身上。再次，他顯然是無意地抹殺了是與非的界限，而且視革命為一個碟子並不響的把戲，恰恰忘記了由他自己所敘述的法國革命史，已實實在在地把法國民主革命之所以采取了暴力的原因，即人民采取暴力形式的完全被迫性，亦即“逼上梁山”的本質，敘述得那樣準確。
　　他說：“在錢的問題上，王朝政府並不排斥按人數表決的辦法，因為這樣做，可以更加迅速地得到解決。而在政治上，則贊成按等級表決，因為這樣做，十分有利於阻止革新。王朝政府要達到的目的，是增收新稅，而不是讓人民達到自己的目的……他（指掌璽大臣巴朗）把三級會議之任務局限在下列範圍內：討論稅收問題，並進行表決；討論一項新聞出版的法律，以便給以種種限製；討論民事法和刑事法的改革，其它改革則一概排除。”07
　　於是，米涅又說道：“這完全是對國民願望的無知，或者可以說是公開的對抗。”08  然而，正是這一無知與公開對抗（公開對抗更準確），才激起了第三等級的強烈不滿，並逼迫一百七十五年以後才第一次召開的三級會議流產，同時醞釀了革命的發生：第三等級被迫召開國民會議，國王便下令封閉會場大門；代表們遂冒雨到達網球場宣誓：“在製定法蘭西憲法前，絕不解散國民大會”，並且吸引了第二等級自由貴族代表的積極參加；六月三十日，國王派兵鎮壓群眾遊行，無奈士兵竟以高呼國王萬歲為手段，拒絕接受命令，國王遂向凡爾塞和巴黎調集軍隊，決心鎮壓；七月十一日，國王又解除了深得民心的改革派財政總監內克爾的職務，由是而激起了更大的民憤；七月十二日晚，國王調集的軍隊與巴黎的群眾發生沖突，暴力鎮壓終於開始；七月十三日，群眾被迫拿起武器準備起義；七月十四日，因遭受殘酷鎮壓而狂怒的群眾終於攻占巴士底獄 —— 於是，偉大的法國革命，不僅無可奈何，也無從避免地被迫采取了暴力革命的形式。
　　反過來，如果我們再將歷史的事實進行一番善意的假定，即：在三級會議上，國王同意以人數而不是按等級表決政治問題，那麽，第三等級便不會自行召開國民會議；如果第三等級召開國民會議，國王不曾下令封閉會場大門，代表們便不會在群情激憤之下冒雨去網球場宣誓；如果國王同意國民會議製定法蘭西憲法，而不是向巴黎和凡爾塞調集軍隊試圖鎮壓，並且不在此時此刻解除內克爾的職務，其後，更未造成國王與軍隊的沖突和群眾與軍隊的沖突，則群眾絕不會在七月十四日攻占巴士底獄。如是，法國革命便既不會采取暴力形式，更不會沿著七月十四日的暴力之路，使整個法國革命的歷程與暴力形式再也脫不開幹系。同樣，如果路易十六和他的王後在修憲和君主立憲的憲法製定以後，能夠安於他們已得的權力，而不是陽奉陰違，密謀與歐洲專製勢力聯合，以拼命摧毀法國革命，並決心反攻倒算，國王和王後也不會被送上斷頭臺。
　　應該說，近現代各國所爆發的民主革命及其所用的暴力形式，無一不是專製統治者“逼上梁山”的結果。並且，更應該說，近現代世界各國民主革命的爆發，其所持的暴力革命形式，又無一不是被專製統治者們有預謀、有計劃，和寸步不讓、步步緊逼的暴力鎮壓陰謀及暴力鎮壓行為，直接逼迫而成。民主革命，尤其是暴力民主革命的爆發，除掉極少數是在正確的革命思想和革命理念的影響下，並在被迫革命的形勢形成之後終於發生以外，常常都是群眾在毫無準備和毫無動機的狀態下，因為遭受暴力鎮壓而群情激憤所致。歷史的事實是，如果沒有菜市口的刀光劍影和人頭落地，孫中山的革命就很可能是“天下共棄”；如果沒有那個“流血的星期日”，就可能沒有俄國共產暴力革命發動的借口；09  同樣，如果沒有中共“六四”之夜的大屠殺，則天安門廣場上的中國人以及其後的大陸民眾，便絕不會“暴動和暴亂”，而只可能繼續堅持和平與非暴力的方法，去爭取自己應有的民主權力。這，便是近現代世界民主革命之所以被迫使用暴力形式的共同原因。只有明了了這個真理，才可以在我們這個時代，對一切不分青紅皂白地動輒指責革命、尤其是指責民主革命的形形色色立場，建立一個分辯的事實基礎。只有明燎了這個真理，我們才能夠為堅持理性而追求和平與非暴力的民主革命，並敢於在專製統治者的殘酷暴力鎮壓面前，同樣能夠為堅持理性而維護人民正當的暴力反抗權力。因為在不應該采用暴力革命手段時而采用了暴力革命手段，誠然是不理性的。但是，在應該、並且在不得不采用暴力革命形式時卻不敢采用暴力革命的形式，則同樣是不理性的。
　　這樣說，自然不是誌在號召要用暴力革命來推倒現存的專製製度與專製政權。因為自古“變革天命”便有過種種非暴力的形式。在當代，波蘭團結工會堅持長期合法鬥爭以結束波共一黨專製的歷史，東歐共產國家努力避免暴力以完成政權更替的經驗，尤其是戈爾巴喬夫和葉爾欽交接棒式地和平解決蘇俄共產製度向民主製度轉換、即過渡的初步成功，這一切無不說明，在我們的時代以和平方式或以和平演變而非暴力演變的形式，來解決從專製向民主的最後過渡，和解決民主革命與專製復辟的最後較量，藉以將變革時期國家和人民所遭受的損失降低到最低限度，從而促使民主革命的最後勝利和民主製度的最終確立，已經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極具前景的了。它不僅是當代人民民主意識、民主精神以及民主修養得以提高的一個重大成果，而且是當代專製政治與專製製度已經日益不得人心的一個有力證明。而也正是這樣兩個原因，才造成了專製政體自身的分崩離析局面，和專製統治集團內部某些權力人物民主意識的覺醒，或民主素養的提高。戈爾巴喬夫作為當代和歷史上一個偉大人物的全部意義，即在於他寧肯失去自身的最高權力，卻願意將民主與自由從共產專製極權製度下解救出來，並還給了自己優秀的人民。因此，我們無須鼓吹暴力，更無須把暴力革命當作民主革命的唯一方式。我們只需要堅持民主政治的理念，堅定民主製度必將取代專製製度的信念，堅持一切可能的努力，只要當代的專製統治者們同樣不采取欺騙和暴力的方式，在人民的推動、甚至是迫動下，願意逐步完成由專製向民主的過渡，我們都應該在不求激進與不算舊賬的總前提下，為了國家、民族和全體人民的福祉，而采用非暴力的形式，將偉大的民主革命進行到底。當然，如果當代的專製統治者們，其對暴力鎮壓、暴力抗拒直至暴力反撲的迷信仍然冥頑不靈，則來自人民非自願的暴力，即被迫產生的、並且同樣是理性的人民革命暴力，一定依然會和民主革命的既定目標緊密連接在一起，為民主能夠最終地戰勝專製而犧牲奮鬥，並且在所不惜。齊奧塞斯庫身上的九十九個彈孔，便是最透徹的證明。因為專製必敗，民主必勝。因為人民必定是革命與復辟之反復較量的最後勝利者

第二章

革命名義下的復辟

　　如前章所論，隨著民主革命在歐洲的勝利發展，不僅引發了種種不同性質的革命，而且導致了不同形式復辟的產生 —— 他們或假共和之名以行專製復辟之實；或“以革命的名義”來掩蓋專製復辟之心；或利用傳統農民革命以打擊民主革命；或號召一個新的“革命”，去顛覆民主革命的成果。由是，民主革命與專製復辟的反復較量，便呈現出更加復雜和艱難的狀態。因此，如何識別不同性質的革命及其本質，如何鑒別不同形式的復辟及其危害，如何從理論和實踐這兩個方面找出名義與事實的根本區別，便成為民主革命能否戰勝形形色色專製復辟的一個重大前提。但要從傳統革命和現代革命中找出最具復辟本質、又危害最大的“革命”，則莫過於“傳統農民革命”和“現代共產主義革命”這兩家。本章即是對這“兩家革命”的由來、內容、本質和危害，所作出的探討、分析與論辯。

一　　傳統農民革命是“建立新王朝、復辟舊製度”的造反

　　在這個世界上，尤其是在一個以傳統農民為主體的國家裏，傳統農民革命無疑是最能引起同情，卻又最能夠與專製復辟要求一拍即合的革命，特別是它只能“建立新王朝、復辟舊製度”的歷史本質，和它在我們祖國的歷史上，能夠促成歷代專製統治屢死屢生、周而復始的歷史特征，以及它與現代共產革命在思想基礎、暴力形式及革命主體力量上所擁有的歷史關系，就更加使之成了我們必須予以探討的重大課題。

第一、專製製度是傳統農業社會自身的政治形式

　　眾所周知，人類發展到原始社會的後期，由於生產的發展和男女在生產地位上的變化，而導致父系氏族逐漸代替了母系氏族，個體家庭亦隨之而逐漸成為社會的一個基本經濟單位。一方面，一夫一妻的家庭關系由此而被逐漸地鞏固下來；另一方面，對家庭小生產的管理，直至家庭權力的形成，包括對財產的管理、分配及繼承的方式，亦逐步地形成了以男子、即丈夫在家庭中的“家長式”地位。從此，這個由家長式地位所逐漸形成的家長式管理方式，便在以小生產為主要生產方式的傳統農業社會裏，成了政治與經濟管理架構的原始胚胎。此後，不僅傳統農業社會之基本管理形式，諸如宗法家長製等均由此衍變而來，並且，由家長製發展起來的，傳統農業社會之社會政治形式—— 專製製度，及其發展、沿革、完善和強化，也無不以它作為細胞與雛形。皇帝固為天下至尊的大家長，而“父母官”一語，更是形象地凸顯了家長式專製政治的本相。因而，不論是分封式的貴族政治、即封建專製，還是中央集權式的郡縣政治、即君主專製，只要他們家長製的形式和內容並未改變，則他們作為專製統治的本質便不會得以改變。而企圖反抗、反對甚至推翻專製統治的種種欲望和表現，亦只要他們不能最終地推動傳統農業社會自身的解體和消亡，並最終地改變以小生產與家長製“作底”的專製製度本身，就同樣只能造成專製統治的自我復歸，甚至強化。歷代農民革命只能推倒現存專製統治，卻絕不會改變整個專製製度，充其量只能實現“改朝換代”的共同歷史現象，早已在事實上證明了這一認知的正確。
　　然而，農民確曾反抗過專製統治。農民對於專製統治的造反，其作為一個普遍的歷史現象，更引起過無數人的同情、支持、甚至利用。但是，農民革命卻是農民在絕境下的被迫造反，而非要求變革社會製度的主動變革，是打倒了皇帝便要自己做皇帝，因而才與近現代民主革命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質。戌卒陳勝、吳廣之所以揭竿而起，蓋因為反秦是死，不反秦也是死。《水滸傳》對於種種“逼上梁山”的生動描寫，實在是對歷代農民革命起因的高度文學概括。歷代農民造反英雄個個都是“早稱王”，即便是“緩稱王”，也絕不是不稱王和不要做皇帝的事實，就更是證明了農民造反革命的基本性質。

第二、天命觀和大同思想是傳統農民造反的思想理論基礎

　　歷代農民革命之所以共有著上述這樣一些鮮明性質，其根本原因，無非是以家長製與小生產作底的專製製度，恰恰是傳統農業社會自身的社會政治形式，即傳統農民自己的政治製度罷了。由是，專製製度以及它所內涵和外涵的種種專製觀念，才獲得了統治和被統治兩個方面的“同一”。誠所謂統治者的思想就是統治的思想。加之，在整個傳統農業社會緩慢的發展與長期的自守維持之中，一方面固因維系專製統治的要求，一方面則因經濟發展水平的低下，又造成了文化發展的巨大限製。農民由於被迫長期處於無文化、無思想的境地，還因為觀念本身的“簡單明燎性”，而使他們世代相沿地接受、並傳承了一整套“專製思想和專製政治”的簡單觀念。諸如“天命、君臣、父子、三綱五常和三從四德”等等。這一套簡單的專製觀念，對於只能“使由之”，而不可“使知之”的農民，因能起到“滅人欲”的作用，才會迫使他們甘守被統治和被壓迫的地位；相反，也正是這一整套的簡單專製觀念，又在農民身處絕境、決心鋌而走險之時，反而能夠成為他們揭竿而起的“思想動力”。其中最為重要者，或曰恰恰成了農民革命造反的第一桿思想旗幟者，便是“天命”觀。在中國，“天命”雖是歷代專製統治者實現統治的依據，卻同樣是改朝換代的根據。所謂“順天應人”，所謂“天命難違”，所謂“天人合一”等等，無非是將人間王朝的興廢指為上天的意誌。因為只有“順天命者”才可以“治”；亦只有“順天命者”，才可以“反”。這又是一個“同一”。由是而把統治者和造反者推向了同等合理的境界。所以，天命的觀念不僅支配了專製的統治者們，也支配了農民的造反者們。是故，陳勝、吳廣揭竿而起，才需要從魚肚裏剝出一幅寫著“陳勝王”的黃綾，以彰示“天命”所歸；漢末黃巾起義，也才會喊出“蒼天當死、黃天當立”之變革天命的呼聲，以呼喊天道已改。俄國十八世紀農民革命領袖普加喬夫，於造反伊始便自稱“彼得三世”，亦無非要為自己掙得一個“真命天子”的身份，藉以標明他對於葉卡特琳娜王朝的反叛，乃為“天命”所使然。
　　傳統農民革命造反的第二桿大旗，乃是要求絕對平等的大同思想。它之所以產生的原因，一是由家長製與小生產而來的專製製度，在權力和財富的占有、分配及繼承上，產生了嚴酷的等級劃分。二是意在維護這一嚴酷等級製度和極端不平等社會生活的專製統治者們，常常又剝奪了被統治者 —— 廣大農民賴以生存和生活的起碼條件，尤其是在時難年荒之時。這就刺激了傳統農民及其代言人 —— 傳統型知識分子要求平等思想的產生。“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強烈訴求，既表達了詩人對不平等生活的憤怒和痛苦；“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的無限期望，就更是表達了詩人對於人間平等的明確追求。由是，失意的中國傳統知識分子，才會在他們的“桃花源夢”裏產生對於大同思想的熱忱向往；由是，傳統農民每遇鋌而走險、揭竿造反之時，才會把要求平等的思想劇烈地演化成為要求絕對平等的大同理想。陳勝有“茍富貴、無相忘”的許諾。王小波、李順倡言“均貧賤、等富貴”。李自成宣稱“迎闖王，闖王來了不納糧”。洪秀全則將西方宗教的教義與傳統中國農民造反的具體實踐相結合，鼓吹起義造反的目的，就是要實現“天堂裏的平等生活”。十七世紀英國民主革命歷程中，曾出現過的“掘地派”農民，便被稱為“真正的平等派”。十九世紀在俄國號召到農村去的民粹派們，尤倡言“俄國農民的身上有著天生的共產主義本能”。在東方，人人都能“大塊吃肉、大碗喝酒”，固已成為傳統農民革命的最高理想；在西方，人人都能“大塊吃牛排，大碗喝啤酒”，亦幹脆成了共產主義革命的“偉大理論來源和巨大革命動力”。因此，要求絕對平等的大同思想，固然已經成為整個傳統農業社會嚴酷等級觀念的對立面，同時亦成了它整個意識形態的一個部分。所以，不論是在西方，還是在東方，它才既成為一種思想追求，又成了傳統農民及其代言人 —— 傳統型知識分子，對於等級社會和不平等現實進行批判和反叛的思想動力，更成為歐洲空想社會主義的一個主要來源，特別是馬克思要發動共產主義革命的重要思想依據。
　　然而，歷史的事實卻是，在東方，由天命觀和大同理想的交互作用，所帶來的中國傳統農民對於不平等社會的造反和革命，固無一家曾真正建立過“天下大同”的社會；在西方，由馬克思所發動的共產主義革命，其結果，更只能在東方的落後農業社會，製造出了一個個更加不平等和更加等級化的殘暴專製極權製度。由此可知，這個要求絕對平等的理想，不過是傳統農業社會的一個永恒空想而已。這個永恒空想的悲劇，雖在於它永無實現的可能；這個永恒空想的魅力，卻在於它太美好也太刺激；而這個永恒空想的巨大危險，則是在它一旦成為思想武器之後，所能誘發的原始沖動性和宗教式狂熱，恰恰能夠激起傳統農民的熾烈造反精神，及其可怕的破壞力量，甚至能夠開辟一條嶄新的專製復辟的死路，即專製製度和專製統治的全面復歸或再生。

第三、傳統農民革命的命運、特征和危害

一、傳統農民革命的歷史命運
　　天命觀和大同理想雖然是傳統農民造反的雙重思想動力，然而，恰恰是這一雙重思想動力相互間的矛盾性和悖反性，才既決定了傳統農民革命理想的永恒空想性質，又決定了傳統農民革命歷史結局、歷史本質和歷史特征的共同性。因為只要“天命觀”作為傳統農民最為重要的觀念而不能改變，則任何一場傳統的農民造反，都勢必會成為一場“變革真命天子的革命”。“中國傳統農民革命的結局無非有三：一是起事成功，由農民革命領袖當了皇帝做了江山；二是革命的力量或果實，為舊統治集團中人所利用、所篡奪，並出現改朝換代；三是農民造反革命的失敗。”01
　　上述三個結局中，以第三種為最，第二種次之，第一種為鳳毛麟角。
　　並且即便是第一和第二種結局，唯其仍然是改朝換代，並不改變君主專製製度，是打倒了皇帝，自己便去做皇帝，或有人做了新皇帝，因而，它才是一場君主專製製度的復辟。即農民革命成功之日，便是君主製度復辟之時。由是，農民革命要求均貧賤等富貴的理想，也就隨著新“天命”的確立，舊製度的恢復和新等級的劃分，而只能成為一句空話。在歐洲，十四世紀之後由封建領主所發動的農民戰爭，和以農民為主體的宗教戰爭，固因宗教意識和宗教權力的過分浸染，而在表面上模糊了農民戰爭的性質，從而使得單純由農民革命而導致的改朝換代難有事實可尋；在東方，尤其是在中國，純然由農民革命的成功而造成改朝換代的事實，亦唯有秦末劉邦和元末朱元璋所領導的農民革命，方可作為它的例證。然而，亭長劉邦所領導的農民革命之所以能夠獲得成功，一是以項羽為代表的六國舊貴族意在復辟封建製的反叛，為劉氏奪權的成功廓清了道路；二是由劉邦為代表的農民革命力量，在本質上又是對六國舊貴族企圖復辟分封式封建專製製度的反擊，和對秦始皇“罷分封、置郡縣、實行中央集權”的肯定及繼承，從而順應了歷史的發展。朱明王朝的建立，卻是有賴於異族統治這樣一個直接的前提，即它的革命對象，乃僅僅是代表著蒙族貴族利益的元王朝，並不涉及到漢族地主和士人的利益，或曰恰恰是與漢族地主及士人的逐漸合流和共同造反，才使它為漢以後兩千年間的農民革命，留下了唯一成功的佳話。然而，那個真正貧雇農出身的皇帝朱元璋一旦身登龍廷，當真做成了明王朝的開國皇帝，在他家鄉的民歌裏所歌唱出的，便非但不是他了不得的“革命功績”，卻是“自從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的淒婉絕唱。朱明王朝，非但沒有絲毫改變與削弱已經在走下坡路的中國君主專製製度，反而為了挽救和強化這個專製製度，而將它推到了空前的專製水平之上。這對於農民革命即便成功，也只能是造成“建立新王朝、復辟舊製度”的悲劇結局，即追求大同理想的徹底破滅，不能不說是一個最為有力的歷史證明。

二、傳統農民革命的歷史特征
　　既然作為農民革命思想動力之一的天命觀念，因農民革命的成功，而只能使得傳統農民革命的另一個思想動力，即要求“均貧賤、等富貴”的大同理想，歸於幻滅，所以，起事之初用以號召革命的“平等和大同”口號，便立即成了幾句空話。為重新分配權力、重新劃定名位和重新劃分等級所刺激起來的農民英雄們，對於權位、金錢和美女的追求與爭奪，便必然要引起內訌與內亂的發生，而首先從內部腐爛起來。陳勝、吳廣的“張楚”毀於斯，太平天國的洪、楊內訌起於斯。做成了皇帝的劉邦、朱元璋則“興內訌、殺功臣、滅冤黨”，以維護帝位、王權和“一姓天下”。由是可知，正是內訌，才極大地削弱了農民革命的力量；也正是內訌，才將追求人間平等和天下大同的理想，毀滅在起事英雄鮮血淋漓的互相仇殺之中。洪楊、洪韋的瘋狂內訌過去之後，每逢周末，當洪氏天朝的官員們仍要去天京郊外演講“天下多男人皆是我兄弟，天下多女人皆是我姐妹”的“天條”時，佇而聽之者，已經寥寥無幾了。應該說，正是農民革命內訌的必然性，才為農民造反的英雄們註定了失敗的命運；同樣，也正是成功後蓄意興獄和製造內訌，即采取“飛鳥盡、良弓藏和走狗烹”的手段以維護一姓江山，才保證了新王朝的確立和新真命天子的君主統治地位。
　　傳統農民天命觀和大同理想的對立和矛盾，還決定了傳統農民革命的另一個基本歷史特征，就是鮮明的暴民運動性質。這是因為，是天命觀，才給了傳統農民革命造反以要求變革天命的根據，因為“帝王將相寧有種乎？”；是“均貧賤、等富貴”的大同理想，才給了傳統農民造反革命的思想旗幟，因為只有呼喊平等，才能煽動人心和號召造反。但是，一方面雖為追求平等而革命，一方面卻又因革命成功而要毀滅平等，從而必然造成革命結果和革命追求的大相徑庭，和永恒空想不能實現時的瘋狂破壞。加之長期專製統治之下，傳統農民因缺思想、少文化和徒有簡單的專製觀念，再就是對專製統治的一知半解所形成的，對於思想、文化、知識和知識分子的輕視及蔑視，也就於不知不覺之中強化了傳統農民革命造反的非理性因素。如若再加上翻身的快感，內訌的殘酷，流氓無產者的介入及放肆，和農村中失意的小知識分子、即不仕子們，對於時代、社會、官場和達官貴人的嫉恨之情，以及由此一嫉恨之情所形成的種種變態心理及其必然發作，尤其是當他們已經成為那一幫烏合之眾的當然領袖們時，一場場農民革命，也就完全可能演變成一場場“以無思想反思想，以非文化反文化，變貶知識為滅知識，從滅人欲而走向人欲之極度膨脹”的暴民運動。然而，這一切，在那些失意的小知識分子和廣大農民造反者的眼裏，不僅合情合理，甚至理直而氣壯。這無疑是中國歷代農民造反，無不以破壞為能事，殺戮為泄憤，蔑視知識為本色，迫害士人為天職，掃蕩天下為壯舉等種種暴民行為的根本由來。黃巢攻陷長安後，不僅“搏棰居人索財，號淘物”，而且“閱甲第以處。爭取人妻以亂之，捕首吏悉斬之。火廬舍不可資，宗室候王屠無類”。02 黃死，秦宗權更是“屠老儒，焚屋廬，城府窮為荊萊，唯亂是恃“。03 李自成事起時，“所破城邑子女玉帛唯均”，既入京，則“勛戚文武諸臣共八百余人送牛宗敏營中拷掠，責賕賂，至灼肉折脛，備諸慘毒”。04 與李自成並起的張獻忠，克襄城時曾“擤刖諸生凡百九十人”；入川後竟以開科取士為名，“集殺士人於青陽宮，墾殺成都民於中園……遣四將軍分屠各縣。及至事敗之時，又將億萬數寶物，投入錦江，然後決水放流，使一物無存”。05 太平天國洪楊內訌時，韋昌輝竟能率眾於一夜之間便殺害楊秀清部三萬余眾，致使江水變色。然而，毛澤東卻說：“農民起來了，好得很，他們沖進地主的家裏，連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要滾上一滾”。06 小地主出身的不仕子、農村失意青年毛澤東的這一段話，不僅精彩地描寫出“農民起來了”的生動情景，而且把農民革命造反的暴民運動特征，以及他自己作為一個失意的農村小知識分子的心態和變態，都表現得相當地形象和貼切。對於農民來說，主要是對於那些在鄉村中遊手好閑的潑皮二流子們 —— 美其名曰“流氓無產者”們來說，07 革命是什麽？革命就是分人家浮財，吃人家浮財；革命就是“直走進人家家裏，將人家的洋紗裳拿將出來，拿到未莊上去賣”；08 革命就是要使一切有財產的人家破財散，將一切敢於反對他們的人批倒批臭，“還要將他們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腳”。顯然，正是這樣一些被毛澤東認為是“最堅決、最徹底和最勇敢者”所進行的“革命”（參見下卷第二章引文），才將傳統農民造反的暴民運動性質及特征表現得淋漓盡致，並為毛澤東稱“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行動”的“革命理論”，提供了最為有力的歷史證明和事實證明。

三、傳統農民革命對民主革命的危害
　　由於傳統農民革命具有“建立新王朝、復辟舊製度”的歷史本質，因而，它才在世界專製歷史，尤其是在中國君主專製製度的發展史上，成為傳統農業社會實行自我調節的一種歷史方式。由是，傳統農民革命才不但不可能成為一場推翻舊專製製度和建立新民主製度的民主革命，卻在革命的結果上走向了民主革命的反面。更何況，自由主義的生產經營方式，如前所說，其作為傳統小生產和傳統型小生產者的“天敵”，既帶著工業革命與自由經濟所散發的新鮮歷史氣息，又帶著足以撼動人心的民主和自由信念，因而，它不僅在政治思想領域，是對專製意識形態的一場大進攻，而且，更是對傳統小生產方式，乃至傳統農民生活方式的一場徹底的大破壞，所以必然要遭到傳統農民的反對。因此，在一個以傳統農業社會為基礎，以傳統農民為主體的國家裏，當民主革命還沒有足夠的力量和條件去及時地摧毀和改變這個基礎，甚至還期望著被壓迫和被剝削的農民也能成為民主革命的同盟軍時，民主革命或可因此而獲得力量的暫時強大，卻又因此而完全可能為自己埋下可怕的禍根。除掉民主力量能夠在革命初造成功之後及時地解決土地和農民問題。因為農民的革命家們，他們確有可能在民主革命剛剛爆發時即取代了民主革命，或在民主革命勝利伊始即背叛了民主革命，或在民主製度剛剛建立之初便立即反轉來進攻民主政權，並在革命的名義之下重建專製製度。從而在民主革命與專製復辟反復較量的艱難歷程上，又增加了一個以革命名義實現專製復辟的強大社會力量。如果這個國家裏的傳統型農民革命，又接受了為近代西方科學所包裝好了的“共產主義革命理論”，那麽，其所能煥發出來的更加瘋狂的“革命”激情，即在本質上要求復辟的欲望，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就不僅足以“破壞一個舊世界”，而且足以“打垮一個新世界”了。俄國長達七十余年的悲劇歷史，中國自一九四九年以後禍延至今的專製復辟現狀，以及東歐和亞洲一些落後的農業國家，在二戰之後因“革命”而重蹈專製厄運的悲劇歷程，實已證明了這一歷史的真理性。
二　　世界共產革命是在革命名義下重建專製製度的復辟
      —— 論馬克思主義是鼓吹專製復辟的哲學
　　提要：十九世紀歐洲歷史發展的由來、本質和方向 —— 馬克思主義產生的國家基礎、社會條件和個人環境 —— 馬克思的理論來源、理論歧途和理論要害 —— 馬克思鼓吹和發動共產主義革命的理論錯誤、社會根基和歷史本質 —— 當代共產主義製度是專製製度的最高階段

　　自從一八四八年馬克思、恩格斯聯合發表《共產黨宣言》以來，世界不僅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與變遷，更產生了巨大的發展和進步。由馬克思所預言的“資本主義必將滅亡、共產主義必將勝利”的“歷史規律”，非但沒有如其所願地，在他進步的歐洲故鄉得以實現，即便是在世界的東方，主要是在東歐和東亞的一些落後農業國家或地區，在按照他們的“革命”理論進行過一番殘酷的倒行逆施之後，亦終於走向了自我崩潰和全面崩潰的失敗境地。一百五十年來，世界從專製走向民主的歷史大趨勢，不僅證明民主已經一再地戰勝了專製，而且證明馬克思主義作為對民主進步的一種歷史反動，它不單單在世界從專製走向民主的歷史發展中，製造了巨大的混亂，尤其製造了以共產革命名義瘋狂推動專製復辟的歷史慘禍，更將奪權和奪權的手段，專製和專製的範圍，暴力革命和暴力專政的方式，推向了人類歷史從未有過的“水平”之上。以製造了十五憶人災難和死難的“革命實績”，建造了一座座滴血的“紅色記念碑”。

第一、十九世紀歐洲歷史發展的由來、本質和方向

　　歷史的事實是，十五世紀的歐洲既出現了文藝復興，又出現了科學的巨大發展。前者使得人性和人道的尊嚴要求沖破中世紀宗教專製思想的桎梏，重新返回人間；後者則因哥白尼的太陽中心說，而給予歐洲天主教會以致命一擊。由是，十六世紀便成了宗教改革和科學發展的時代：作為中世紀絕對至尊的天主教教義，因自身分裂而形成了路德、加爾文和安立甘三大教派；科學因日漸地擺脫了宗教思想的枷鎖，而日新月異地獲得了進步和發展。從而不僅使中世紀教皇要統一人類宗教教義的努力歸於失敗，並且就此而走向了宗教思想統治和宗教專製統治的下坡路。十七世紀不單是科學興盛的時代，也是笛卡爾懷疑哲學產生的時代。因為笛卡爾要用理性 —— 神，來判定科學的真偽，表面上是要為難科學，實際上卻要為科學的發展打開一條通途。因為只有神才能以其天上的權威，來排斥地上的宗教對於科學發展的束縛。其後的斯賓諾莎，就更是用“泛神”的思想，把科學也推到了“神”的地位。由是而出現了教會的威權逐步衰落，科學的權威卻日漸上升的新時代。
　　正是在這樣一個嶄新的時代條件下，自由經濟才要求突破封建行會的限製和封建權力的壓迫，人文科學則要求走向思想和文化的解放，社會政治更要求政體和製度上的革新。這一切無疑都在預示著，傳統農業社會正在走向解體和衰亡，現代工業社會正在走向形成和發展。於是，十七世紀爆發了英國民主革命，十八世紀爆發了法國民主革命。前者產生了世界上第一個民主的新政體，後者產生了世界上第一個民主的新國家。新政體是英國人民歷經革命與復辟的反復較量之後，才逼迫君主政體讓步，並與君主政體實行調和的產物。其後更在不流血的民主革命中，和在科學發展的推動下，走上了“虛君共和”的道路，激發了工業革命，從而獲得了人類歷史發展上的空前成就。誠為“革命之所賜”（孫中山語）。新國家則因革命與復辟的反復較量，幾乎貫穿了整個十九世紀，從而以其“直接了當之共和”（孫中山語），而成為歐洲以致整個世界呼喚民主、反對專製的旗幟。
　　如果說荷蘭、西班牙、葡萄牙等歐洲國家的民主革命，乃與英、法民主革命類似，均先後歷經了“革命與復辟”反復較量的艱難歷程，那麽，以十九世紀法國革命為標誌的民主革命風暴，不僅激發了意大利誌在推翻專製、建立共和的民主革命，而且推動了匈牙利要求擺脫奧匈帝國奴役和要求解放農奴的民族、民主革命。由是，封建落後的德國才迫於歐洲的民主進步和經濟發展，而急於建立一個統一、並且是強大的專製帝國；俄國則為了維護沙皇君主專製製度，才一邊要繼續強化專製統治，一邊又要用專製改良的手段，以預防革命的爆發。
　　一言以蔽之，在歐洲，自十五世紀始，在科學與宗教，民主與專製，自由經濟與封建經濟歷經了長期和反復較量之後，終於在十九世紀逐步地迎來了民主主義戰勝專製主義和自由經濟戰勝封建經濟的決勝期。這才是十九世紀歐洲歷史發展的由來、本質和方向，正是十九世紀歐洲歷史發展的希望所在。

第二、馬克思主義產生的國家基礎、社會條件和個人環境

一、國家基礎和社會條件
　　雖然十九世紀是歐洲民主主義之對專製主義、自由經濟之對封建經濟的決勝期，但這並不等於說，十九世紀已經成為民主製度和自由經濟在全歐洲戰勝專製製度和封建經濟的全勝期。西歐的一些主要國家，有的尚處在民主與專製的艱難反復較量之中；有的則處在“你中有我和我中有你”的復雜多變過程裏面；東歐的一些落後國家，特別是馬克思成長中的德國就仍然處在鄉陋和愚昧之中，封建製度和封建經濟還在茍延殘喘 —— 當代英國學者戴維·麥克萊倫就在她對一八四八年前後德國的研究中指出：
　　“德國在那時，還只是一個地理概念，通常是指那些講著一個共同語言，以前同是神聖羅馬帝國成員的小邦國。德國基本上仍是一個農業國，它的二千三百萬人口中，有四分之三靠種地過活。
　　“那些按照法則經營著自己種植園的大地主所有者，仍然擁有某些封建特權：他們被免除了財產稅，有自己的警察和小法庭，享有教會的聖職授予權，而且控製了省議會。他們通常都將投機所取得的財產和靠傳統所積累的特權集於一身，甚至占有最高公職並且控製著軍隊。
　　“普魯士有六十七道關稅卡，西部各省流通著七十一種不同的貨幣。 “從拿破侖失敗到一八四八年革命這三十年左右的時間裏，德國經濟的特點是迅速向工業強國的地位發展。但是，這種發展是通過自上而下地把市場經濟強加於農業社會來實現的……但是，自治機關和容克地主對社會仍握有相當大的控製權，德國的工業還沒有真正發展。雖然農業的三度改革，人口的迅速增長，被暴發戶和手工匠人所打亂的城市社會，人口急劇流動，階級對立不斷增長，這些都為各種政治思想的傳播，提供了廣闊的天地……手工業者大量遷移，有的去了國外，有的進了工廠，那些留下來的人，則敵視資本主義發展造成的後果。工匠師傅和他們站在同一個立場，往往更為保守……工廠工人的生活每況愈下，得不償失……
　　“德國的中產階級不同於一七八九年革命前的法國資產階級。他們是非常虔誠的教徒，一個典型的地區就是恩格斯長大的烏培河谷。在那裏，加爾文教派的信仰具有一種嚴格的僧侶統治觀，並認為有義務為了上帝更偉大的光榮而不斷增加上帝賜予的財富。”09
　　這便是一八四八年前後德國的國家基礎。它幾乎是直言不隱地指出了當代德國的封建性，和封建統治下的德國人，特別是工人、農民對所謂資本主義的敵視。而馬克思、恩格斯便在這個環境中長大。

二、個人環境
　　戴維·麥克萊倫還在她對“馬克思主義誕生前的馬克思”、即青年時代馬克思的家庭和個人的研究中說道：
　　“象卡爾·馬克思這樣純粹的猶太血統是非常少有的……卡爾·馬克思的祖父說他的祖先中有很多拉比（猶太教的教職），而他的妻子查蓋的祖先更有名氣，她是特利爾的拉比莫澤斯·裏沃夫的女兒，莫澤斯·裏沃夫的父親和祖父也都是特利爾的拉比。而在卡而·馬克思母親的祖先中，曾作過拉比的先人一點也不比她丈夫家的少。
　　“在卡爾·馬克思的同學中，有五分之四是天主教徒，大多數出身於中下層家庭 —— 是農民和工匠的兒子。
　　“中學時代的馬克思就已經決心選擇一種能夠給我們提供廣闊場所來為人類進行活動的職業。他說，那些主要不是幹預生活本身，而是從事抽象真理研究的職業，對於還沒有堅定的原則和牢固、不可動搖的信念的青年是危險的。同時，如果這些職業在我們的心中深深地紮下了根，如果我們能夠為它們支配思想、犧牲生命、竭盡全力，這些職業看起來似乎還是高尚的……。這些職業能夠使才能適當的人幸福，但也必定使那些不經考慮、憑一時沖動就傖促從事的人毀滅。
　　“他還說，歷史承認那些為共同目標勞動因而自己變得高尚的人是偉大人物；經驗贊美那些為大多數人帶來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宗教本身也教誨我們，人人敬仰的理想人物，就曾為人類犧牲了自己 ——有誰敢否定這樣的教誨呢？
　　“走進了大學的馬克思已經能夠寫出這樣的詩歌：

　　面對著整個的奸詐世界，
　　我會毫不留情地把戰挑；
　　讓世界這龐然大物塌倒，
　　它自身撲滅不了這火苗。
　　
　　那時，我就會象上帝一樣，
　　在這宇宙的廢墟上漫步，
　　我的每一句話都是行動，
　　我是塵世生活的造物主……”10

　　更多的研究還指出，大學階段的馬克思開始轉向了黑格爾哲學，他認為，正是黑格爾的哲學已經在現存的事物和應有的事物之間的鴻溝上，架起了一座橋梁。這時的馬克思無疑已經受到柏林大學法學教授愛德華·甘斯的強烈影響。而甘斯已經在他一八三六年出版的著作中寫道：“聖西門主義正確地觀察到，奴隸製還沒有消失，它只是在形式上已不復存在，而實際上它卻實實在在地存在下來。正如一度是奴隸和奴隸主的相互對立，接著是貴族階級和平民、國王與臣仆的對立一樣，今天則是遊手好閑的人同勞動者的對立。人們只需到工廠去一趟，就會看到那數以百計的形容憔悴、痛苦不堪的男人們和女人們，他們犧牲了健康去為一個人提供服務和利潤，為了一點點微薄的收入放棄了生活的全部樂趣。當被剝削的人象動物一樣只有餓死的自由時，這難道不是真正純粹的奴隸製剝削嗎？難道沒有必要在這些無產者身上喚醒公民意識，引導他們積極地參加他們現在自發地幹著的這些工作嗎？國家應向為數最多的最貧窮階級提供必須品，這一觀點乃是我們這個時代最有深遠意義的觀點……未來的歷史將不只一次地要求無產階級起來進行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在中世紀的各個行會中，有一種社會勞動組織形式，如今這些行會已被摧毀了，也不能重建了。然而，現在那些被解放了的勞動者，難道不是從行會專製製度下和師傅的絕對統治下逃脫出來，又受到工廠主同樣的統治嗎？難道就沒有一種能改善這種狀況的方式嗎？當然有的，這就是自由的行會，即社會化。”11
　　沒有疑問的是，我們在這裏聽到了一個空想社會主義者悲天憫人的呼喚。但是，這類“呼喚”，無非是傳統農業社會的“大同”理想，在社會轉型期對於正在消亡的舊社會的痛苦呼救，和對於正要誕生的新社會的憤怒指責。是新生命在誕生前所必然要引起的陣痛，才逼迫其母體所發出的痛苦嘶叫。
　　然而，正是這一類的“憤怒指責和痛苦嘶叫”，才又對年輕時代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們起到了震聾發饋的作用。更何況，這類指責和嘶叫，又是顫響在一八四八年前的德意誌呢。彼時，英國的新政體，法國的新國家，啟蒙運動之“自由、平等、博愛”的呼聲，民主革命在歐洲日漸勝利的消息，和革命與復辟的艱難、復雜及反復較量，對德意誌來說，不啻是“天方夜譚”。並且，即便是生活在萊因河谷的德國人，雖因拿破侖曾經占領過，他們也只是對法國的思想和風氣僅僅抱有同情而已。更何況，縱然是那些受到了法國自由風尚影響的封建王公大臣們，當他們談論起法國的新思想和新風氣時，大不了如同俄國的宮廷貴族們一樣，也只將它當作一種時髦和裝飾，甚至只將它當作腐爛生活的一塊入時的遮羞布罷了。相反，青年時代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卻正是從這個等級森嚴的封建國家裏，領會到了階級和階級對抗的意識，看到了專製和專製末路的現實，特別是從宗教的天堂精神和中世紀教政合一的殘余政治形式中，汲取了奪取權力以拯救人類和重新建立人間天堂的宗教狂熱，更在已經彌漫了整個德意誌的黑格爾理性哲學的氛圍裏，接過並篡改了黑格爾理性哲學的武器。然後，他們才帶著對德國封建主和德國小市民、即所謂德國資產階級的種種嘲弄，帶著德國宗法製加小生產式的“真正社會主義草圖”，被迫離開故鄉，前往巴黎和英國。
　　然而，正處在革命與復辟艱難較量歷程中的法國，不僅使他猛然目睹了專製製度所留下的“廢墟”，目擊了革命與復辟較量的“混亂”，看見了新社會和新製度所承繼的破產、失業、貧窮、勞累等歷史“遺產”，以及種種足以令人“傷感”的社會現象，而且看到了民主製度和自由經濟在其艱難創業發展中，所完全可能出現的種種新問題。因此，當他聽到法、德工人三次罷工以反抗資本家的剝削時，他從宗教裏得來的要拯救全人類的強烈願望，便與他在青年時代早已受到影響、此刻正在歐洲流行的空想社會主義思想一拍即合。這就不僅使他自然而然地站到了歐洲現實發展的反面 —— 既要批判落後的封建德國，藉以肯定“資產階級”對於封建統治和封建製度的革命；又要站在新興無產者即無產階級的立場上，批判新生的“資本主義”製度 —— 實際上則是批判新興的民主製度和自由經濟，以對“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左右開弓。換言之，就是他不但要建立一個批判的理論體系，即共產主義的理論體系，以從思想、政治、經濟、文化等一切方面，開始一場對於人類歷史、特別是“資本主義製度”的大清算和大批判，而且更因他所建立的一整套理論體系乃是“行動的哲學”，他才會與“正義者同盟”—— 正流浪在巴黎的德國手工業工人幫會 —— 這些被“資本主義”逼迫破了產的德國傳統農民結合起來，成立了歐洲第一個“共產主義者同盟”，雖然改變了對背叛者必須“處死”的幫規，卻將它“四海之內皆兄弟”的幫語，改變成了“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響亮口號。
　　誠然，正是這樣的國家基礎、社會條件以及馬克思本人的成長環境，才終於構成了馬克思主義之所以產生的歷史來源，並為造就一位專製主義的新宗教領袖 —— 馬克思，奠定了各方面的基礎。

第三、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來源、理論歧途和理論要害

　　馬克思、恩格斯和他們的信徒們，為了標榜其理論的科學性，及其對於人類文化的傳承性，曾一再地宣稱該理論有著三個正宗的來源。這就是法國的空想社會主義，德國的古典哲學，和英國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同時宣稱，第一個來源產生了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第二個來源產生了馬克思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第三個來源產生了馬克思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
　　然而，問題不在於馬克思主義產生的理論來源，而在於馬克思是怎樣曲解了這些理論來源，然後又是怎樣地將它們推向了理論的歧途，並使之在“共產革命的名義之下”，成為一家專事鼓吹專製復辟的哲學。從而為那個正在艱難進步的時代，製造了可怕的流血和混亂，直至成為對於歐洲十九世紀歷史發展的真正反動。

一、馬克思將空想社會主義變成了暴力共產主義
　　應該說，一個理想的大同世界，一個永恒的共產主義天堂，一個沒有剝削、沒有壓迫的平等社會，它不但使人類永存向往之心，而且作為傳統農業社會的一個永恒空想和一種意識形態，不僅是我們的“國粹”，亦同樣是歐洲傳統農業社會的“精華”。因此，共產主義一語，如果沒有經過馬克思主義者們的橫加糟蹋，而僅僅作為人類的一種心願，一種理想，一種文化和一個夢幻，即使永存人間，也並無所妨礙。尤如失去了權力的宗教一樣。所以，馬克思和恩格斯們的錯誤，甚至是罪惡，並不在於他們懷有共產主義的理念和追求，而是在於由他們所提出來的，如何實現共產主義的一整套理論和手段，即暴力革命、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及其實踐，對人類所造成的荼毒和戕害。因為，這既是馬克思主義的精義所在，即理論要害，更是馬克思主義之所以製造了人間罪惡的根由。
　　由是，我們才能區別馬克思的“暴力共產主義”和法國空想社會主義的區別，才能判斷究竟誰才是善良的空想，誰才是罪惡的空想。即：誰為這一空想的實現提出了善意的追求方式，誰又為實現這一空想製造了人類歷史上的空前罪惡。
　　雖然，馬克思對“共產主義天堂”的一切構想，原就來自於法國的空想社會主義。但是，馬克思之所以要指責聖·西門和傅·立業的社會主義乃是“空想”的社會主義，其根本的分野點，便是在如何實現社會主義天堂的方法上。聖·西門主張通過和平手段進入社會主義，傅立葉則希望勞動者應與資本家聯手共同建設理想的社會，而馬克思卻是一再批判地強調，無產階級只有通過階級鬥爭和暴力革命，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才能獲得徹底的解放。同時，他還指出，“在資本主義社會與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一個從前者變為後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一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12  其後，列寧因用暴力手段奪取了政權，又用暴力手段鞏固了政權，才會更其強調地說：“只承認階級鬥爭，而不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絕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13  毛澤東鑒於有失去這個“天堂”的危險，乃“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革命和專政的理論，強調要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其目的，自然是要進一步“以革命的名義”，將他們的專政推向極端，直至對那些敢於在內部同他們爭奪權力的同夥，也要實行殘酷的專政。
　　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就是以這樣一串革命與專政的理論鏈條，建立和發展了這個“暴力共產主義”的理論體系。然而，歷史的發展已經證明，由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等共產革命領袖，所一再宣稱要用革命暴力和革命專政的方法來建立和保護的，無非是他們自己的“一姓天堂”而已。這個天堂，對於人民來說，不過是一個史無前例的人間地獄罷了。
　　相反，由法國的空想社會主義者們所設想的，用“和平方式，和由資本家與無產者聯手以建設人間天堂”的設想，雖然在建造人間天堂上至今仍為空想，但是，卻在建設人類的基本平等、基本自由、以及促使世界的經濟發展上，獲得了長足的進步。因為民主和自由的政治追求，進步和繁榮的經濟發展，已經在一些國家和地區得以實現。至於在那些因誘發了馬克思的共產革命，而重蹈專製復辟統治的國家和地區，則一再地證明了馬克思的暴力共產主義乃是血腥空想的歷史本質。這一因人類進步而獲得的血的教訓，才真正是當代共產主義專製極權統治已經和必然要走向滅亡的根本原因。

二、馬克思主義是費爾巴哈唯物哲學的唯心化
　　馬克思主義者們宣稱自己吸取了費爾巴哈唯物主義哲學合理的基本內核。所謂費爾巴哈唯物主義的基本內核，無非是指費爾巴哈在否定了黑格爾的“絕對理念”，並指出這一“絕對理念”無非是上帝的“同意語”之後，乃堅持不是上帝創造了人，而是人類按照塵世的現實創造了上帝，即堅持物質是第一性的，意識是物質在人腦中的一種“反映”這樣一種哲學認識。
　　然而，馬克思又是怎樣接受費爾巴哈唯物主義基本內核的呢？
　　首先，馬克思要鼓吹的既然是人間的革命，因而，他就不能不承認費爾巴哈所肯定的物質世界，乃是真實的世界。這便導致了他對於費爾巴哈唯物主義哲學之基本內核的肯定和接受。
　　其次，因馬克思深受黑格爾哲學的影響，所以，為了證明他發動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乃為歷史的必然要求，他也要象黑格爾一樣，建立一整套對於人類發展的認識體系，以肯定無產階級革命及其對共產主義追求的“歷史科學性和歷史必然性”。所以，他才要脫掉黑格爾的帽子，換上費爾巴哈的靴子。雖然把黑格爾的“帽子”從天上扔到了地上，卻又把黑格爾帽子裏的“絕對理念”，硬塞進費爾巴哈唯物論的“靴子”之中，從而將黑格爾所認定的“天上絕對理念在人間有秩序的辯證運動”——  這個旨在指出人類發展本質的客觀唯心主義理論，改造成為符合費爾巴哈唯物主義立場的“人類歷史發展規律”，即由馬克思所臆定的“人類五大歷史發展階段理論”。正是這個所謂的歷史規律，不僅將為他所號召和發動的世界共產主義革命，裁定為實現人類歷史發展的最高階段、即實現大同階段的革命，而加以肯定和頌揚；更為他將新興的民主主義製度和自由經濟形態論定為必須推倒的“資本主義的政治製度和經濟形態”，提供了明確的理論前提。
　　這個以費爾巴哈唯物主義理論為基礎所製造出來的歷史發展理論，在本質上，無非是要將黑格爾在他絕對理念的帽子裏所規定的世界及其必然發展，變成了馬克思在費爾巴哈唯物主義的靴子裏所臆造的歷史及其必然發展罷了。其在本質上無非是費爾巴哈唯物論的唯心化、即黑格爾化。尤如“黑格爾把民族看成是傳遞辯證運動的媒介，馬克思卻將民族換成了階級一樣”。14
　　同時，亦如羅素所直言批評的那樣：“馬克思是黑格爾的後繼者，而且也象黑格爾一樣，是相信可以用一個公式來概括人類的進化的……馬克思與黑格爾一樣地認為他們所描述的宇宙性歷程，竟全部發生在我們這個星球上，而且大部分是在地中海附近。”然而，“自哥白尼以來，已經很顯然，人類並沒有從前自許的那種宇宙重要地位。凡是沒有徹底領會這個事實的人，誰也無資格把自己的哲學稱做科學的哲學”。15

三、馬克思將黑格爾的辨證哲學發展為共產黨的鬥爭哲學
　　馬克思主義者們曾不厭其煩地宣稱：馬克思吸取了黑格爾哲學合理的辨證內核。所謂合理的辨證內核，即是指黑格爾在其哲學中所闡述的對立統一思想。這個思想指出，在任何事物內部都存在著對立和統一這樣兩種狀態，並存在著一個互相轉化的過程，一個從漸變走向突變的過程，一個從量變走向質變的過程。同時這個轉化的過程，還需要一定的條件才能完成。馬克思無保留地接受了這個“合理的辨證內核”，卻又將這一“合理的辨證內核”，極端錯誤地發展成了單純以“對抗”，即只能以鬥爭的方式求轉化和求發展的絕對理論。
　　這個因馬克思的絕對化而充滿了絕對精神的理論，雖然是馬克思深受傳統暴力造反形式和當代暴力革命方式影響的一個結果，但是這個理論卻又因它的絕對性，而導致了既要用暴力鬥爭形式以求轉化與發展，又要用暴力鬥爭形式以保護已經獲得的轉化與發展這樣一個極端理論的產生。從而帶來了階級鬥爭和階級專政理論的形成。由是，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的《共產黨宣言》才會宣稱：迄今為止人類發展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特別是列寧在俄國利用這個理論進行奪權的成功，及其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經驗，就更是把這一鬥爭與專政的理論擡到了至高無上的地位。為了實現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轉化，並鞏固這一轉化的成果，暴力革命不僅在理論上成了革命的唯一手段，而且成為他們實行革命專製的唯一途徑。革命既成為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力行動，革命暴力則同樣成為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實行專政的最有效手段。由是，革命暴力和革命專政 —— 這個革命理論的“新體系”，便終於成為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並在實際上將共產黨的哲學變成了純粹是鬥爭和專政的哲學。
　　同樣，也正是這個將黑格爾對立統一思想引向了歧途的鬥爭哲學，才在十九至二十世紀人類正在迅速地從愚昧走向文明，和從專製走向民主的偉大歷史轉變期內，在實現了共產革命、實際上是實現了專製復辟的國土上，才促使著狂熱的馬克思主義“信徒”們，在革命的名義之下，既用暴力來奪取政權，又用屠殺來維護政權。不僅徹底地消滅了民主，絞殺了自由，而且連人類起碼的理性和文明也被他們屠戮得幹幹凈凈。列寧因其身上的那一顆知識分子的子彈，而為俄國的知識分子建立了眾多龐大的勞改營，藉以對俄國知識分子的思想和肉體施以徹底的“革命專製”。斯大林更是以革命的名義製造了狂抓濫殺的“大瘋狂”，從而成為舉世聞名的暴君。毛澤東為維護其個人的獨裁統治，繼迫害了千千萬萬的無辜人民，尤其是數以百萬計的知識分子之後，又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幌子下，發動了那一場慘絕人寰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將億萬人民推向了血海之中。就不用說波而布特的柬浦寨共產黨在攻陷金邊之後，一夜之間就能屠殺數十萬生靈的獸行。還有，就是在柏林墻下，那些僅僅是因為渴望自由，而在共產黨的槍口下變成的累累白骨了。

第四、馬克思鼓吹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錯誤、社會根基和歷史本質

一、錯誤的剩余價值觀
　　應該說，十七至十九世紀的歐洲，在政治上，正處於民主革命日漸戰勝形形色色專製復辟的新時代；在經濟上，自由主義的生產經營方式，亦使得歐洲的社會生產力獲得了極大的發展。但是，仍處在反復較量中的嶄新民主製度或民主政體，還遠未走向被確認和確立的歷史階段；自由主義的經濟形態在其形成和發展中，非但來不及將歷史所遺留下來的種種社會問題，諸如貧窮、愚昧等等，加以解決，而且，其自身在發展中所必然要出現的種種新問題，又日漸成為國家、社會、人民、尤其是思想理論界所註意的焦點。於是，較早獲得發展的英國便產生了當代的政治經濟學。因為，正是這個政治經濟學，才真正是英國民主政治和自由經濟發生和發展時期的政治經濟學。馬克思主義者們之所以要稱它為“古典的”，無非是要為自己留下一個“現代的和批判的”地盤而已。
　　然而，自十七至十九世紀，雖然是民主政治和自由經濟發生和發展的新時代，卻也是所謂社會主義思想 —— 即一切空想的和自稱科學的社會主義，試圖從傳統農業社會的廢墟上重新站立起來的“新時期”。其時，在思想上，既產生過英國的羅伯特·歐文和他的“共產主義新村”、即“新和諧村實驗”，16 又出現了法國的聖·西門與傅立葉的空想社會主義理論。在經濟領域，尤其是在英國政治經濟學的發展中，雖奠定了勞動價值論的基礎，又產生了對勞動價值的錯誤認識。一八一七年，英國經濟學家李嘉圖已主張“商品的交換價值完全出於生產該產品所花費的勞動”。17 一八二五年，海軍軍官托馬斯·霍治司金又發表了第一個“社會主義的答辯”，即“反對資本要求，而為勞方辯護”。該辯護認為：如果象李嘉圖所主張的那樣，全部勞動價值都是勞動所賦予的，則全部報酬都應歸勞動者所得；眼下，地主和資本家所得到的那一份必定是純粹的榨取物。
　　托馬斯·霍治司金企圖用李嘉圖極端偏頗的“勞動價值論”，來為空想的社會主義思想服務。同時代的英國哲學家詹姆士·穆勒，不僅指斥霍治司金的辯護乃是一種“瘋狂的胡說”，而且，還在他批評哲學上的激進主義者、即企圖為社會主義學說鋪平道路的那些人時，18 又說道：“這種見解假使傳播開去，會使文明社會覆滅，比匈奴人和韃靼人排山倒海的泛濫還壞”。19

二、馬克思發展並異化了錯誤的剩余價值理論
　　不幸的是，這種見解不僅被傳播開去，而且還作成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礎。馬克思正是從英國少數經濟學家所侈言的勞動價值論，及對剩余價值理論的錯誤猜想出發，不但建立了剩余價值的絕對理論，即只肯定工人體力勞動所創造的價值，而排斥其它任何勞動價值，將除工人以外的每一個社會成員對於社會所已擔負的勞動一筆勾銷。更有甚者，則是從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之“物與物”的關系中，挖掘到了“隱藏在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中的“人與人”的關系。這個關系，用馬克思的話來說，就是“資本的每一個毛孔裏都流著無產階級的鮮血”。20
　　由是，馬克思以資本家榨取了工人剩余勞動價值為理由，武斷地宣稱“不論資本主義的經濟如何繁榮，都不能消除勞動群眾的貧困”。21 在馬克思看來，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無疑就是勞動群眾日益貧窮化的代名詞。然後，馬克思又從所謂“社會化大生產和私人占有之間的絕對矛盾”，即資本主義越是發展、勞動群眾就越是貧困出發，反對社會化大生產，反對社會生產力的提高，因為“生產力的提高，只能不可避免地加深社會的階級矛盾”。所以，他才宣言要“消滅私有製”，提倡“公有製”，並宣稱“奪取政權已經成為工人階級的偉大使命。”22
　　李嘉圖和霍治司京的錯誤剩余價值論，終於在馬克思的手裏被異化、並被發展成了資本主義社會裏人與人關系的理論，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兩個階級對立與對抗的理論，無產階級必須對現存的資本主義社會製度予以“永久性懷疑”，和無產階級必須用暴力鬥爭推翻資本主義製度，並用暴力專政的手段建立所謂社會主義製度的理論。顯而易見的是，正是李嘉圖和霍治司京的荒謬剩余價值理論，才為馬克思主義的全部理論發展和全部理論證明，奠定了錯誤的前提和基礎。而馬克思主義作為一家不僅來自荒謬理論，而且來自他自身對於這個荒謬理論進行了絕對繼承和極端發展的“本相”，自然已經證明了其全部理論和全部理論證明的荒誕不經。
　　必須指出的是，馬克思以人與人的關系去代替物與物的關系，就必然要走向以政治鬥爭的原則去取代甚至取消經濟發展規律的歧途。其結果，無非是既以政治代替了經濟，又以政治消滅了經濟。馬克思無幸在他那個時代作成一個共產專製君主，但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以及其他一切大大小小的共產專製君主們，在他們用暴力奪取了政權、又用暴力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整個歷史過程中，只從權力政治出發，不按經濟規律辦事的種種作為，已不知給他們的國家、民族和人民帶去了多少的災難，造就了怎樣貧窮的局面。相反，被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判了死刑的“資本主義製度” —— 實際上的民主主義政治製度和自由主義生產經營方式，卻在其後的百余年間，不僅獲得了蓬蓬勃勃的發展，而且已在日益地改變著我們這個世界貧窮和落後的面貌，更為解決被馬克思所斷定的“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不可調和的矛盾”，即解決“勞資沖突”，逐漸地打開了歷史的新局面。

三、馬克思對資本主義認識的錯誤及其性質
　　顯然，馬克思因混淆了兩個重大理論問題的界限，才導致他把“資本主義”這個完全不恰當的概念，既當作經濟形態的概念來加以批判，又當作政治製度的概念來加以反對。從而為消滅自由主義的經濟形態和推翻民主主義的政治製度，找到了一個完全錯誤的根據。
　　首先，用“資本主義”這個概念來取代“自由經濟”的概念，便是一個不可忽視的重大錯失。因為資本主義說到底，它的三個基本內容，不過是本錢、投資和利潤而已。它的一個基本程式，亦無非是“投資、獲利和再投資、再獲利”直至循環往復罷了。如果是在無市場風險的情形之下，這一循環往復便可以持續下去，利潤可能越賺越多，投資也可能會越來越大；反之，如果是在遭遇市場風險的情形下，出現銷售危機，使製造或買進的商品無以銷售或造成得不償本的情形，則利潤的減少，本錢的虧損，甚至是借貸能力的喪失，就完全有可能造成投資的減少，直至投資行為的結束，即“擁有本錢進行投資以賺取利潤行為”的被迫終止。由是可知，一個有本錢者，就有投資的可能；一個投資者，便有可能賺取利潤。而由投資者即資本擁有者的經濟活動所形成的，社會商品生產和社會商品買賣的現象，不僅被馬克思所指責的“資本主義”社會有之，而且自人類有了生產和交換，它就開始了發生和發展。歐洲在中世紀前就有了商品的製造和買賣，即有了投資者；阿拉伯遠在公元前就有了製造和買賣商品的繁榮都市，也就是出現了“資本主義的繁榮景象”；中國在秦始皇以前就有了個體戶，明清兩代的大商賈更是資本甚巨，令人稱羨。若依馬克思的理論竟是有了“大資本家”了。因此，如果僅僅把由本錢、投資和利潤等自由的，即不希望被權力控製、而只由市場來調節和製約的經濟活動，所構成的社會經濟行為，當作被馬克思所指責的“資本主義社會”所獨有的經濟行為，甚至是經濟罪惡，就無論如何在道理上和情理上都說不通了。
　　其次，在被馬克思所指責的時代和社會，上述經濟活動和經濟行為確實得到了空前的自由發展。但這個發展之所以能夠空前自由的原因，一是它能夠逐漸地沖破專製製度的壓迫，掙脫封建權力的枷鎖，打破封建商業行會的限製，而逐漸地獲得了自由競爭和自由發展的機會和條件。二是因它的發展，而日漸地推動了整個社會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巨大變革要求，從而推動了民主革命的爆發和勝利。三是民主革命的爆發和勝利，尤其是政治上自由民主製度的艱難建立，又反轉來推動了自由主義經濟形態的形成和發展。民主政治和自由經濟這種互動的發展關系，不僅為世界帶來了政治上的光明和進步，而且給世界帶來了經濟上的繁榮和昌盛，更因人類基本權利在世界一些進步國家的逐步實現和基本實現，和自由主義經濟形態本身的成形和成熟，才又從根本上改變了早期的勞資關系，把馬克思所謂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不可調和的矛盾，漸漸地推向了能夠解決和已經解決的新時代。這才是近代歐洲和世界歷史發展的政治本質和經濟本質。馬克思非但沒有理解這一本質，而且從一開始就曲解了這一本質，更站到了這一本質的對立面，不僅將“資本主義”這個僅僅作為經濟活動的社會經濟行為與自由主義的經濟形態等量齊觀，而且將之與民主主義的社會製度混為一談，甚至將它們並而論之為“資本主義製度”，而加以批判和旨在推倒。這就不僅僅是一個理論上的可笑錯誤，而且是在實際上對於近、現代歐洲，乃至對於近、現代世界歷史發展的真正反動了。

四、馬克思所鼓吹的無產階級革命及其對象和動力
　　但是，馬克思主義的哲學，不僅是認識的體系，而且是行動的根據，亦即斯大林所說的，是“行動的哲學”。也就是說，馬克思不僅要在理論上批判和否定“資本主義經濟和資本主義政治”，而且要在行動上推倒這一嶄新的經濟形態和政治製度，並將資本的擁有者 —— 資產階級作為它革命的總對象。只因這個敵人在推翻舊專製製度的歷史奮鬥中，也曾作為一個重要的社會力量而活躍在革命的舞臺上，因而，在馬克思主義者們不能公然否定反對專製統治的民主革命時，他們就將那一場革命，既定為反封建革命，又定為資產階級革命，意即反對封建專製製度和建立資本主義剝削製度的革命。從表面上看，馬克思是把“資產階級革命”看成了一次合法的革命。但他承認它合法的原因，卻是要把它更為“合法”地變成下一個革命即無產階級革命的對象。這樣，馬克思主義就不僅接過了歐洲反對封建主義和專製主義的“革命旗號”，並且利用這一旗號，進一步掀起了一場反對新生民主製度和新型自由經濟的“繼續革命”。如是，革命一詞雖未改變，但革命一詞的對象和內容，卻已經是天地相殊了。
　　由是，參加過民主革命的“資產階級”，既成了“革命”的敵人，而由“資產階級革命”勝利所建立的“資本主義製度”，就應該被馬克思的“革命”所推翻。此其一。其二，這個革命既有了對象，也就必定要有自己的主體。這個主體，不言而喻，便是正在遭受資產階級剝削和壓迫的工人階級，即與資本主義政治經濟製度和剝削者壓迫者資產階級有著“不可調和”矛盾的無產階級，亦即馬克思所說的新興無產者。
　　然而，什麽才是無產階級？什麽才叫做“新興無產者”？英國哲學家羅素曾說，“無產階級是十九世紀的一個概念，多少是浪漫化了的，也許是別的什麽東西”23。羅素既語焉不詳，又語焉不確。但他指無產階級是十九世紀的一個概念，自然沒有錯。因為無產者之能夠成為一個階級，完全是十七至十九世紀工業發展、即機器化大生產所帶來的一個結果。因為沒有由工業革命所帶來的機器化大生產，也就沒有無產階級這個“階級隊伍”的形成。但是，問題並不在機器化大生產產生了“新階級”，重要的卻是這個“新階級”形成的“來源”何在。
　　馬克思主義者們回答得很好 ——  “是從破產的農村而來”。既如此，倘若我們再要追問一句 —— “從破產的農村裏面而來的人，不就是傳統的農民及其兒孫們嗎？”如果這個問題成立，那我們就可以給十九世紀的無產階級加上這樣一個定義了，即無產階級乃是因農村破產才脫下了農裝、穿上了工裝的傳統農民。也就是馬克思主義者們所說的新興無產者。
　　必須明確的是，一個漫長的舊社會和舊製度的精神傳統，是斷然不會與這個舊社會和舊製度自身的物質形式同時走進墳墓的。一次革命固然可以推翻一個王朝，但一次革命卻絕無可能將與這個王朝有著千絲萬縷聯系的種種傳統的思想、文化和觀念，同時送進墳墓。因此，從破產的農村裏走出來，脫下了農裝、又換上了工裝的“新興無產者們”，也就絕不會因為自己剛剛從農民變成了工人，便立即拋棄了傳統農民所固有的傳統精神甚至習慣，更不會象馬克思主義者們所一再宣揚的那樣，他們立即便擁有了無產階級所固有的“優秀階級品質”。相反，如果套用毛澤東的一句話來說，這些新興無產者們，因無不打上了傳統農民階級的烙印，因而才與農民有著天然聯系；更與傳統農民一樣，有著對於傳統小生產和傳統專製製度的天生戀情；和對於逼迫他們破產的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製度的天生仇恨。這大概就是羅素所說的“一個浪漫化概念”的內涵了。
　　正因為如此，當之還沒有穿上工裝，即還沒有變成新興無產者的旺岱農民，在聽到羅伯斯庇爾為保衛新生的民主政權而砍了國王的腦袋時，便率先暴發了叛亂，高喊著“我們怎能沒有國王”的口號，要為國王和王後復仇。實際上是打響了嗣後波龐王朝卷土重來絞殺革命的第一槍。當之已經脫掉了農裝、穿上了工裝，變成了新興無產者的俄國農民，不僅已經能夠直面逼迫他們破產，並且正在“瘋狂地剝削和壓迫”他們的俄國資產階級時，則他們對於俄國宗法製農村的固有戀情和對於俄國新興“資本主義社會”的天生仇恨，就自然會激發起他們對於“俄國資產階級及其製度”的一番新仇舊恨。並且，一旦這個新仇舊恨又為他們身上的“共產主義本能”所鼓舞，更被“無產階級”這個浪漫化的概念和“無產階級共產主義革命”這個更加浪漫化的“革命”，所激發和激蕩起來的時候，這個由列寧所發動的，和以俄國破產農民即俄國新興無產者們為主體的“革命”，其對於俄國二月民主革命及其成果的徹底背叛和公然反撲，也就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了。

五、馬克思的無產階級革命與傳統農民革命的歷史關系及其現實發展
　　毫無疑問的是，我們只有弄明白了歐洲傳統農民與十九世紀歐洲新興無產者們，猶如中國無產階級和中國傳統農民的“天然聯系”，我們才能追尋得到十九世紀被馬克思和恩格斯所鼓動起來的無產階級革命和傳統農民造反的必然聯系，即歷史關系。才能認識到世界無產階級革命，不論是在思想基礎、革命綱領、暴力形式還是在等級觀念、內訌外鬥以及專製復辟的本質上，都與傳統農民革命有著一脈相承的歷史本相。如導論第一章所述，十九世紀上半期俄國的民粹派們就已經宣稱“俄國農民的身上有著天生的共產主義本能”；同時期德國的“真正社會主義者們”，更是直言“真正的社會主義就是宗法式的小土地所有製”。馬克思在他的《哥達綱領批判》一書中，不僅嚴厲地批判了拉薩爾否定農民革命的錯誤，而且指出：“無產階級與農民的鞏固聯盟才是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決定條件。”恩格斯在他的《德法農民問題》一書中，已正式提出了“工農聯盟”的原則，和“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和農業合作化問題”。巴黎公社則在“告法國農民書”中坦白地宣稱：“兄弟，我們的利益是一致的。我所要求的，也是你們所希望的；我所爭取的解放，也將成為你們的解放……”至於第一國際由對社會主義解釋的不同而引起的前期內訌，第二國際由於社會主義的山頭林立而引起的無休止內鬥，和第三國際開張伊始就已經出現的外相殘殺和內相殘殺，尤其是三個共產國際對於中世紀羅馬國際教廷的刻意模仿和追求，和由蘇俄、中共以及當代所有社會主義國家，因在共產革命的名義之下，為重建專製製度所表現出來的森嚴等級、無窮內訌、殘酷鎮壓和嗜殺成性，特別是他們對於知識分子的瘋狂迫害，及其對思想文化的無窮摧殘，早已把傳統農民造反的一系列重大歷史特征（參見下卷第二章第四節），表現得無比鮮明而又淋漓盡致。同時，愈是在封建落後的農業國家，其傳統農民造反革命的歷史特征，便在共產革命中表現得愈加瘋狂的現實，就更是將馬克思的無產階級革命與傳統農民革命的歷史關系，暴露的更加明確和清晰。
　　無產階級革命不僅與傳統農民革命有著上述歷史關系，而且是在近現代對於傳統農民革命的一個極端發展。在某些國家和地區，這個發展，一是革命的對象，由舊的專製製度和專製政體變成了嶄新民主製度和民主政體；二是革命的領導力量和主體力量，由知識分子和普通民眾變成了僅僅由破產農村而來的小知識分子和“新型無產者”；三是傳統農業社會要求絕對平等的“永恒空想”，被賦予了“科學共產主義”的美麗包裝；四是用共產主義革命的名義推動專製復辟，並實行對於一切反對者、包括對思想文化上之任何歧見者的專政，從而徹底歸復了最為黑暗的“教政合一”式專製極權統治；五是階級鬥爭不僅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力行動”，而且更成為奪取了權力的新興統治集團，在革命的名義下鎮壓全體人民的“暴力手段”。

第五、當代共產主義製度是專製製度的最高階段

　　本段標題，顯然套用了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這個荒謬命題的形式。
　　列寧的命題不僅在理論上極為荒謬，而且在實際上，也已經為二十世紀的歷史發展所徹底推倒。尤其是他所締造的那個紅色蘇維埃國家，不僅被舉世公認為赤色帝國，並且早已被他異國的徒子徒孫們指斥為社會帝國主義。而這個赤色帝國在一九九一年的壽終正寢，也已在實踐上證明了，當代共產主義製度乃是專製製度的最高階段這樣一個真理。
　　這絕不是歷史的一個“圈套”，而不過是歷史的一個“嘲弄”而已。
　　我在這裏所說的當代共產主義製度，是指由馬克思主義者們發動世界共產革命，所建立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治製度和國家形式。雖然共產主義的概念在幾代馬克思主義者手裏，已經越來越成為一個欺騙和玩弄的“魔方”，但是，“社會主義作為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和“從社會主義走向共產主義之整個歷史階段內，都必須實行無產階級專政”這樣一些由馬列主義“經典”著作所欽定的概念，既已道明了共產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本體關系，那麽，將當代共產主義製度作為“社會主義 —— 共產主義製度”的總概念，也就不但沒有違背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本意”，而且也在本質上體現了這一製度的根本特征。尤其是當我們已經將共產主義的理想，和馬克思主義者們要用暴力實現共產主義的手段區分開來之後，我們自然就為論證當代共產主義製度乃是專製製度的最高階段廓清了道路。

一、專製復辟是專製製度的死亡形式
　　如前所說，專製復辟有三個層次 —— 一是王位的復辟，二是王朝的復辟，三是專製製度的復辟。第一種固能存在於整個專製歷史之中，第二種雖由一個王朝的興廢而來，但它既有可能存在於專製製度發展和維持的過程當中，亦有可能存在於整個專製製度的滅亡期。如果它屬於前者，則它不僅是王朝的復辟，而且也是專製製度的延續或強化；如果它屬於後者，並且專製製度已經隨著這個王朝滅亡過一次或數次，那麽，復辟才既是這個王朝的垂死掙紮，又是這個製度的“回光返照”，即死亡形式。當代共產主義製度是在整個專製製度處於死亡階段，卻依靠暴力共產主義理論，發動共產主義革命以再造專製製度的復辟，因而，不論它打著任何名義或旗號，它都是整個專製製度於死亡期的“回光返照”而已，即整個專製製度的一種死亡形式罷了。

二、專製極權是專製製度的極端發展
　　因為專製復辟乃是專製製度死亡期的一種死亡形式，因此，垂死的狀態，必使這個形式具有掙紮的瘋狂性。這一瘋狂性，因在願望上具有“一息尚存”、便要“拼死一搏”的決心和“氣概”，所以，它才會在自己復辟成功的歷史時期內，調動歷史上所存在過的全部專製手段，以強化其復辟的專製統治，以瘋狂地壓迫和打擊反復辟的社會力量。由是，專製集權便會在復辟的歷史階段、即專製製度的死亡期，走向專製的極權，即在各個方面強化專製統治，並要將復辟期的專製統治推向全方位專製統治的極端。此其一。其二，蓋因專製復辟是在專製製度死亡期的卷土重來，因此對於已經實現了復辟的專製統治者來說，采取“根絕思想解放，滅絕思想異端，消滅革命願望”的手段，以將集權推向極權，以實行全方位的專製統治，以杜絕革命的再一次爆發，也就顯得無比的重要。路易十八復辟伊始就重建臭名昭著的“聖·耶穌會”，便是最為鮮明的歷史例證之一。24
　　正因為如此，當代共產主義製度，才一是在理論上公然宣言“階級專政”；二是在實踐上以階級專政為幌子，公開實行一黨專政；三是為“獨尊馬列”而“殺盡百家”，以無限地強化思想統治；四是反對自由經濟，取締市場經濟，以所謂中央計劃經濟的名義，來架構無計劃的專製權力經濟，更借用國家、人民和“公有製”的名義，剝奪全體民眾的財產，將之歸為“公有”，實際卻是歸為“黨有”，說到底，無非是歸為專製統治集團和專製特權集團之所有罷了。蘇共、中共等等共產黨統治集團，以及附屬於他們的特權階層，之對於人民財產的瘋狂占有和侵吞，無恥揮霍和浪費，在今日已經實在不是什麽了不起的秘密了。而被剝奪了一切財產的人民，只能淪為共產黨統治集團之工奴、農奴和知奴的悲慘命運，也早已為人民自己所看穿。由是，極權統治，在實際上乃是對於“封建君主專製”的瘋狂復歸，和對於封建君主權勢的加倍奉還。列寧、斯大林、毛澤東、金日成父子和齊奧塞斯庫家族等大大小小的共產專製君主們，他們在前期對於權力的絕對占有，和在後期對於財富的超級占有，早已在實際上遠遠超過了歷代專製君主的事實，無疑已經證明了共產專製復辟統治的極權性質和罪惡狀態。

三、教政合一是專製製度的最高形式
　　共產專製之實行思想上的殘酷統治，固然人盡皆知，但其本質和要害卻在全面歸復和發展“教政合一”式極權統治。
　　中世紀的宗教教義，雖然只是宗教本身的經典，但因它獲得了統治人間思想和人類靈魂的至尊地位，因而才把封建君主專製統治推到了教政合一這一“靈肉並治”的最高形式之上。如出一轍的是，也正是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這樣一類的“最高指示”之下，才不僅把馬克思主義奉上了宗教經典式的至高無上地位，而且使得核心力量中國共產黨的專製極權統治，獲得了“黨權神授”的根據。這個神，無非就是馬克思和他的主義罷了。誠如毛澤東所坦言，“馬克思主義也是宗教，是革命的宗教”。由是，中世紀教政合一這一專製統治的最高形式，才變成了現代共產專製國家“黨政合一”這一最高形式。中世紀歐洲的宗教因能借助教會的力量，才將其教權伸向了世俗王權所能夠達到的任何一個角落。當代共產專製國家的一黨專政，則是借助黨權才實現了對於政權的無限擴張。所謂黨政合一，無非是對教政合一的翻版而已。
　　其次，中世紀教政合一這一專製製度的最高形式，不僅來自宗教思想統治的威力 —— 由神所“授予”的威權，而且來自羅馬國際教廷、即神權在人間代表的支持。如出一轍的是，馬克思主義的新宗教誕生伊始，便是以國際教廷的形式建立了它自己的“共產國際”。這個共產國際教廷，不僅控製了馬克思主義新宗教的解釋權，而且控製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組織權。在俄國共產專製復辟成功以前，它曾是馬克思和恩格斯這兩位共產教皇，藉以發動和控製“歐洲共產主義運動”的最高民間教廷；在俄國共產專製復辟實現之後，它便變成了蘇俄，即列寧、斯大林、直至赫魯曉夫和勃列日列夫，企圖全面控製和指揮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以及所謂社會主義陣營的最高官方教廷了。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第三國際對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各國共產黨組織所具有的指揮權、任免權和討伐權，不僅製造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本身的混亂，更因它指使顛覆各國政府，而製造了一些國家的巨大混亂和痛苦。正處在從專製向民主過渡期的中國，就更是深受其害。共產國際的種種做法，無不說明它與中世紀歐洲的羅馬教廷不論是在表面的形式上，還是在內容和實質上，都達到了形似和神似的統一。而在剝奪人民的思想、信仰、文化、出版等各種自由上，黨政合一的共產專製製度，就更是對歐洲中世紀教政合一專製極權統治手段的心領神會。其對自由思想的戕害和對異教徒的殺戮，及其種種存教理、滅人欲的極端殘酷統治手段，乃與中世歐洲教政合一的專製統治如出一轍 —— “中世紀的教會教育，目的是在為受教育者作宗教生活的準備，並養成他們對教會和教義的虔誠。因此，中世學校的七藝，其教學內容在於迎合教會的目的。文化在練習教會用語，修辭學在幫助解釋聖經的隱喻，辨證學即倫理學，用以自經文演繹義理，算式為計算宗教節日所需，音樂在歌詠聖頌，幾何學講授聖地和天國的地文，教會雖教說上帝創造天地、星辰繞地而行，但天文未受重視……希臘語文的知識，終於絕傳；希臘的文獻，只有少數拉丁文翻譯的部分，基督教聖經，教會大師的著作，和少數古典拉丁著作，幾乎便是全部的精神食糧了！”25 其實，我們只需要將這一段話裏的宗教教義改換成“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把教會改為共產黨和它的各級黨委會，這一段話就會無比貼切地被用來描繪“當代共產專製極權統治下一幅幅令人惡心的社會生活畫面”。至於毛澤東在他二十六年專製統治中的種種倒行逆施，就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令人肉麻的“早請示、晚匯報”和“紅太陽”以及“最最敬愛的領袖”一類的稱謂，無非是這個人間魔王一心要逼迫人民將他硬捧成人間的上帝罷了。至於共產專製製度及其教政合一的全方位極權專製統治，已經將其國家和人民逼迫到了何種難以想象的悲慘境地；還有就是為了維護那個獨尊的“馬教”，說穿了，即為了維護他們的專製極權統治，一個個共產專製魔王們又屠殺了多少無辜的人民；則早已是當代世界人盡皆知的悲慘故事了。正因為如此，我們才能夠確鑿無疑地說，共產專製乃是人類歷史上自有專製以來最黑暗的專製，共產復辟亦是人類歷史上自有復辟以來最為殘酷的復辟，當代共產主義製度真正是專製製度的最高階段。
　　眾所周知，由馬克思和恩格斯親自起草的“共產黨宣言”，開篇第一言即是 —— “一個幽靈，在歐洲的大地上徘徊。”既是幽靈，則它徘徊在十九世紀歐洲大地上的目的，便是要千方百計地為自己尋找替身。同時，正因為它的陰魂所來，恰恰是那個正在死去的封建主義和專製主義，所以它的陰魂所向，才非但不是那一具封建主義和專製主義的僵屍，而只可能是那個剛剛才呱呱墜地的新生民主主義製度和新生自由主義經濟形態。所以，這個幽靈，才借口這個新生兒鮮嫩的肌體上，不僅沾染著從封建主義和專製主義的母體裏所帶來的膿和血，並且借口他在爭取生存和成長的過程中，又表現出了許多弱點和缺點，因而不但要宣判他的死刑，甚至亟欲將他扼死在搖籃裏面。
　　這個看似牽強附會、甚至是荒唐可笑的比喻和臆想，卻歪打正著地隱喻了這個“幽靈”—— 正是它，才代表著正在解體的歐洲傳統農業社會和正在死亡的歐洲專製主義製度，從根本上反對歐洲民主革命及其偉大歷史成果 —— 新生民主主義政治製度和新生自由主義經濟形態的歷史本質，從而構成了它對於十九世紀歐洲歷史發展的最大反動，和對於中世紀以後，歐洲反對封建、推倒專製、建設人文主義、追求民主自由之整個歷史發展的徹底反動。從而證明了，馬克思主義不過是一家專事鼓吹專製復辟的哲學而已。只是這個復辟的哲學裝扮著“追求人類大同”的美麗花環，盜用了“革命的名義”罷了。
　　因此，不論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將他們的“革命哲學”揮灑得如何的復雜、深奧和“科學”，也不論當代善意的馬克思主義者們還想從它裏面發掘出何等民主和進步的思想”，都將是徒勞而無功的。因為具有強烈諷刺意味的是，“科學”共產主義的另一個創始人、資本家恩格斯早就已經說過：“如果我們的理論一旦被實現在這個世界的一些封建落後的國家和地區，不啻是將我們的理論變成了一幅幅令人啼笑皆非的漫畫而已。”26 然而，更加具有強烈諷刺意味的卻是，在實際上，馬克思主義也只有在世界封建、落後的農業國家，才能因鼓動“新興無產者”即傳統農民造反而獲得革命成功、即成功歸復專製製度的歷史事實，不僅把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專製復辟本質暴露無疑，更將恩格斯所指的那一幅幅令人啼笑皆非的漫畫，真正地變成了一幅幅使東歐和東亞人民血淚迸流的淒慘歷史畫面了。
　　今天，當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已經自行崩潰，當我們已經能夠識別這一幅幅用無數人民的血淚所塗就的“漫畫”時，東歐和東亞人民已經付出了怎樣高昂的代價。
　　至此，當我們再一次重溫馬克思先生在青年時代所寫下的那一首“壯誌淩雲”的詩歌，當我們重新面對這一位自青年時代起，就要“象上帝一樣”，既要“讓世界這龐然大物塌倒”，又要“在宇宙的廢墟上漫步”，更要將自己的“每一句話”都“變成行動”，並要做“這塵世生活的造物主”的“偉大無產階級革命導師”時，如果我們再來凝視那一幅幅用無數人民的血淚所塗就的“漫畫”，我們又會對這位“科學共產主義”的創始人產生怎樣的感覺或認識呢？

辛亥革命、中華民國與中國國民黨


第一章

中國民主革命的勝利發端

一    清王朝的改革開放運動

第一、王朝統治的末世與君主製度的末路

　　清王朝自一六四四年、即清順帝元年入據北京始，至一八四零年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前後近二百年，歷經康乾盛世，早已由盛而衰，危機四伏。政治上恰如乾隆所言，“乾綱獨斷，乃本朝家法”，專製的統治與壓迫有增無減。吏治上則“九卿無一人陳時事之得失，司道無一人摺地方之利病”，“官以賄得，刑以錢免”，官場一片腐敗現象。軍事上曾稱雄一時的二十二萬八旗兵與六十六萬綠營兵，也早已“軍器視為具文，操演視為兒戲”。尤其是在農村，“有田者什一，無田者什九”，農民因失田敗家，流離失所，而成為“盲流”者，比比皆是。鴉片毒患的泛濫，致使全國有數百萬人吸食鴉片，其中“以衙門中人吸食者最多，差役食鴉片者十之八九”。誠如林則徐所言：“羌尤泄泄視之，是使數十年之後，中原幾無可以禦敵之兵，且無可以充餉之銀……”顯然，清王朝猶如中國歷代君主王朝一樣，已經無可避免地走上了王朝統治的末世。
　　然而，清王朝較之歷代王朝還要悲哀與淒涼的是，它更處在中國兩千余年君主專製製度的末路之上。是時，不僅由明王朝所加固的君主專製製度，在歷經清王朝的由興及衰之後，終於走向了它最後的衰亡期，並且自明代就已經萌發的，中國知識界對於君權神聖的懷疑和批評，亦因清代君主權力的再度加固，而進一步引起了中國知識界對於神聖君權的大膽批判甚至否定。換言之，即中國知識界亦已從維護君權出發的民本主義思想，開始了向維護民權出發的民主主義思想的過渡。另外，在中國，已經存在和緩慢發展了數千年的商品交換即市場經濟的初級形式，亦在擺脫了元、清兩家蠻族入侵對中國社會政治經濟發展所產生的落後影響之後，正在期待著其高級形式即自由經濟的孕育和形成。特別是民主製度和自由經濟在歐洲的初獲成功，所帶來的近代世界政治經濟環境的迅速改變，及其對中國的影響和刺激，這一切無不從內部和外部，為中國傳統農業社會的就要走向解體，和君主專製製度的開始走向消亡，帶來了有利的條件。然而，這個有利條件對於已經延續了二百年君主專製統治的清王朝來說，卻是以外患和內亂這樣一個特別悲慘的形式，風霜雨劍緊相逼地表現出來了。

第二、清政府改革開放運動的起因和目的

　　清政府決心發起改革開放運動的直接原因，是源於外患和內憂的相繼爆發。
　　就外患而言，因民主革命的局部成功和工業革命的迅猛發展，而迅速強大起來的西方列強，因尚未完全“新其貌”，更未完全“新其心”，在國際間，其對民主主義的追求乃遠遜於對自身國家利益的考量，所以，他們雖然對內追求民主，對外卻仍恃強權，必要時，亦不惜用武力侵略的辦法，即用堅船利炮來達到征服它國和發展自身的目的。如果說，英國將鴉片輸入中國，已經說明它不擇手段，一八四零後的兩次鴉片戰爭，及其逼迫清政府與它簽訂不平等條約，就更是將落後的中國和向來自視泱泱大國的清王朝，從此逼上了“賠銀求和、割地求和、乃至開門揖盜以求和”的悲慘境地。
　　就內亂而論，因清王朝正處於王朝統治的末世和君主製度的末路，加之以鴉片戰爭為表癥的外敵骎骎內向，又使得整個王朝統治日益處於風雨飄搖之中，因此，由內虛所引起的外患，和由外患所加深的內亂，也就在王朝統治的末世此起彼伏而不能終。其代表者，便是中英鴉片戰爭之後的太平天國造反。這一場天國之亂，不僅席卷萬裏關山，使清王朝的統治者們“中宵念起、夢魂屢驚”（曾國藩語），甚至能在大清朝的江山社稷之間“立國”十數年之久，非曾國藩練湘軍已不能平，實已使清王朝處在大廈將傾、朝難保夕的深深恐懼之中。
　　然而，外患內憂交相煎迫的艱難時世，卻使得一批有思想，有見地，恨國之不強、己之不爭的中國近代先進知識分子，如龔自珍、林則徐、魏源等，不僅發出了“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之長空一鳴；而且開始批判“封關禁海”，提倡“藏富於民”，追求“知己知彼”以圖強禦侮。傑出的思想家魏源，為富國強兵，不僅編出了我國第一部“百科全書” ——《海國圖誌》，以期國人能夠睜開眼睛看世界，而且喊出了“天下無數百年不蔽之法，無不除蔽而能興利之法”的變法呼聲，進而提出了以“師夷長技以製夷”為主體思想的一整套改革開放理論。既要求清政府學習西方，創辦軍事工業，製長艦、造火器及養兵練兵之法，以禦侮；又要求清政府學習西方，創辦民用工業，允許私人設廠局，以製造輪船、機械、及各種國用和民用產品，以富國。為清王朝發起一場改革開放運動奠定了先決的思想條件。
　　由是，面對著“外敵骎骎內向，內亂此起彼伏”，面對著“清王朝的聲威一遇到不列顛的槍炮就掃地以盡，天朝萬世長存的迷信便立即受到致命打擊”01 這樣一個艱難時世，面對著歷經慘淡才削平天國之亂、並暫時獲得了喘息的政治局面，清王朝從中國近代知識分子追求“富國強兵和圖強禦侮”的歷史願望中，終於意識到了“變法”即改革的重要。為了平外患和治內亂，即為了抵禦外侮，更為了維護大清朝的統治，針對頑固派反對“變而從夷”、即“西化”的腐朽立場，不僅由漢員大吏李鴻章提出了“外需和戎、內需變法”的變革主張，而且由皇室宗親、總理大臣奕誆提出了“治國之道，在於自強。而審時度勢，則自強以練兵為要，練兵又以治器為先”這樣一種改革思想。於是，一場由清王朝發起的改革開放運動即“洋務運動”，也就在滿清專製王朝和整個專製製度都在走向衰亡的中國大地上，被有聲有色地推動開來了。

第三、清王朝前三十年經濟改革運動的內容和成效

　　這一場由清政府發動的經濟改革運動，一是從圖強禦侮和平息內亂出發，努力創辦近代軍事工業；二是從求富圖強出發，大力開辦民用工業；三是對內搞活，為開掘民間資金，而采用官督商辦、官商合辦和純粹商辦即民辦的辦法，以振興實業，開創和發展民族自由經濟；四是對外開放，取消封關禁海，開放通商口岸，開辟經濟特區上海，為補己之不足而吸引外資，允許獨資和合資。五是局部允許結社和辦學，倡導當代西方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以為清王朝的改革開放運動鳴鑼開道。
　　由是，清政府的這一場經濟改革運動，自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始，不僅使得槍炮、船艦、鐵路、電報、采礦、紡織、機器、磨坊等官辦和民辦的實業競相出現，而且使得形形色色的學館、學會和學社交相並起。因此改革開放運動不僅勢已有成，向西方學習亦漸成風氣。如果我們就事論事，則清王朝的前三十年經濟改革，即自太平天國敗亡直至戊戌維新止，應該說，已經在相當程度上改變了中國的面貌。就那個時代而言，起碼已經使古代的中國急劇地開始了向近代中國的過渡，更使那個古代化的大清朝，開始實現近代化。中國從沒有火車輪船到有了火車輪船，從沒有電報電話到有了電報電話，從沒有機器電力到有了機器電力，從沒有高樓大廈到高樓大廈始布沿海沿江的各個通商口岸。尤其是大上海的出現，使它不僅作為清王朝推行經濟改革的“特區”，至今仍可以睥睨於鄧小平的深圳和珠海，使人有小巫見大巫之慨；而且它作為清政府在推動經濟改革的短暫歲月裏才興建起來的大都市，竟能迅疾地贏得“東方明珠”的美稱，從而躋身世界最繁華著名的大都市行列。要是用中共吹捧深圳之語以形容之，便實在不能不說它是清王朝改革開放運動的最偉大成就之一。誠如九十年代中國大陸的近代史學者們所指，清王朝的這一場改革開放運動“不僅為圖強禦侮和維護大清朝的統治，進一步打開了向西方學習的風氣，而且為中國近代工交企業的創立和發展打下了基礎，為西學的傳播和中國近代科技事業的發展開創了條件，從而加速了傳統農業經濟、即小農經濟的解體，促進了中國商品市場和商品經濟的形成和發展”。02

第四、清王朝前三十年經濟改革運動的性質與結局

　　清王朝歷經三十余年的改革開放運動雖然獲得了驚人的成就，使一個末世王朝在經濟上開始了從古代化向近代化的過渡，使得“一部分人先富了起來”，從而創造了一片“繁榮”的歷史景象。但是，蓋因清王朝前三十年改革開放運動的性質，乃是從自救、即維護“大清朝統治和挽救君主製度”出發，“一手欲取新器，一手仍握舊物”，“只想新其貌、而不想新其心”，非但不許改革腐朽的專製製度，甚至只想在專製政治的母體上嫁接西方自由主義生產經營方式的枝芽，即只想在經濟上“西學為用”，所以，清王朝意在“禦外侮、平內亂”，以求“王朝長治、人民久安”的目的，非但全然沒有達到，其結局反而是王朝統治危機和君主製度危機的被迫加深和迅速加深，直至昭示了它必然覆亡的歷史命運。
　　由於不改革舊專製政治，清王朝那些倡行改革開放的洋務派大吏們，才能因權傾當朝或權傾一方，而能夠得心應手地控製著因改革開放才創辦起來的“國營”企業，既謀取暴利，又貪汙巨款，然後“買地、捐官和濫肆揮霍”。
　　由於不變革舊專製製度，寄身在舊製度軀殼中的改革家和企業家們，“不僅用人唯親，冗工濫食，貪汙中飽，營私舞弊”，而且“大者偷料減工，小者束手閑處，糜餉玩公”。甚至“花天酒地，一任遨遊，視公司之財一如內庫之藏，所辦未就而資本已虧”。03  如此，自然只能造成“福州船廠製造的船艦運貨不逮商船之多，戰陣不如兵船之勁，是欲求兩便而適以兩誤”這樣一些不幸事實層出而不窮。04
　　同樣是因為不改革舊專製政治，不變革舊專製製度，舊專製統治集團中的舊貴族和舊官僚，新貴族和新官僚，和一切因舊政治和舊製度而享有特權者，包括反對改革的頑固派在內，才都會以其所擁有的權力、地位和關系，借改革以肥己，脅改革以利身，從而使改革非但不能起到限製特權和分利於民的作用，卻反而造成了擴張特權和奪民之利的結果。
　　自然，更是因為不改革舊專製政治，不變革舊專製製度，層層級級的為官者才會既在經濟改革的“大好”形勢下，“謀圖中飽，上下相欺”，對上“以偽飾為能，以敷衍為工，以趨避委卸為巧”，對下則“以欺嚇為主，無復有誠意相與者”。05  重稅盤剝既有增無減，厘金屢抽更是習以為常。致使清王朝改革期間“民間之困苦流離，殊有蹙然不可終日之勢”。清政府派大員剛毅南下以“整頓地方稅收、增加國庫收入”，剛毅雖得意而歸，卻同時得到了“搜刮大王”的稱號，僅為西太後一人便弄回上百萬兩白銀，以致連外國評論都說“剛毅之行，無疑是為這不幸的帝國增加苦難，差不多就象是西太後急欲把那些經常燃點的叛亂火星煽成烈焰”。06
　　既然清王朝的前三十年經濟改革運動，其更重要的“成就”，乃是迅疾地加深和加速了王朝統治的腐敗和腐爛，乃是“增加了這不幸帝國的苦難”，乃是“要將那些經常燃點的叛亂火星煽成烈焰”，特別是北洋水師在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海戰中的全軍覆沒，和中國在一八九七年被德國和俄國分別強占膠州灣及大連灣的丟臉事實，也就徹底宣布了這一場長達三十年的改革開放運動，其旨在圖強禦侮和長治久安願望的瀕於破滅。
　　無情的歷史，終於沒有因為上海的高樓大廈而給予清王朝以絲毫的憐憫。清政府必然衰亡的歷史命運，似乎就在它推動改革開放的笙歌燕舞之間，就被註定了。

二　　改良派的失敗、革命派的勝利和清王朝的覆亡
　　歷史的事實是，政治改良派的失敗、民主革命派的勝利和清王朝的衰亡，均歷經了三個重要的歷史階段。

第一階段（一八八八 —— 一八九八）

第一、政治改良的轟然興起與專製改良的初級階段

　　如前所說，由於清王朝的改革開放運動非但沒有治愈它的腐敗，卻反而使它的腐敗歧生歧長，變本而加厲，因而，由經濟改革運動所給清王朝帶來的“表面繁榮和虛假繁榮”，也就不可能真正起到富國強兵的作用。特別是北洋海軍在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海戰中的全軍覆滅，以及一八九七年德國與俄國分別強占膠州灣及大連灣所給予國人的強刺激，終於使中國人民，尤其是中國的先進知識分子們有了痛徹心脾的感覺。由痛定思痛而引起的，對於清政府前三十年改革開放運動的反思，終於使他們認識到僅僅是實行經濟改革，而不實行政治改革，就不可能實現“圖強禦侮”的歷史願望。由是而將三十年來主要是向西方學習科學技術的風氣，逐漸地，並且是猛烈地發展成為對於西方新思想、新文化和新政治的新追求。而作為近代中國政治改良運動之發動者和代表者的康有為，猶鑒於“觀萬國之變，能變則存，不變乃亡，全變則強，小變仍亡”，和“及今而不思變，恐數年之後，大局更不堪設想”，乃懷著對“祖宗之法莫敢言變”的深刻不滿，把東漢以來為歷代帝王奉為經典的“古文尚書、今文尚書、逸禮和左氏春秋”統統說成是湮滅了孔子“托古改製”原意的“偽經”，企圖突破清政府把“西學為用”只用在經濟改革上的限製，要借孔子之名在政治上實行“中學為體和西學為用”，即要求清政府實行政治改革。康有為繼一八八八年上書光緒帝不得之後，先於一八九一年在廣州開辦萬木草堂，授徒講學，以倡政治變法；後於一八九五年在京聯合千名舉人第二次上皇帝書，即“公車上書”，以求政治改良。
　　要求政治改良的呼聲，不僅迅速地獲得了天下共擁，激勵了一大批有誌於推動清王朝進行政治改良的知識分子，並且觸動了“深恐將來求長安布衣而不可得”的光緒皇帝。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諸要求變法維新人物，亦因光緒皇帝的寵幸而從清王朝專製統治“體製外”，一躍而成為清王朝專製統治“體製內”的改良派官員。於是，在他們的建議和要求下，光緒遂頒布“定國是詔”，決心變法；上諭十條新政，決意維新。主要是在政治上取消滿族貴族的特權；在言論上準許辦報辦刊和上書言事；在法製和官製上改革律例，取消重疊的行政機構；在經濟上改革財政、編製國家預算和決算；在實業發展上設立農工商局以保護和獎勵農工商業及發明創造，發展鐵路與采礦業，舉辦郵政，裁撤驛站；在軍事上，統一製度，裁撤綠營，力行保甲，改練洋操，使用洋槍，訓練海陸軍；在文教上，改革科舉製度，廢八股，改試策論，廣設學堂，提倡西學，創辦京師大學堂並選派留學生出國留學。
　　戊戌變法的主要內容雖然多為君主政體之下政治行為的改良，故亦稱為“新政”，但其所以被稱為“維新”，就是新在要搞政治上的改革，它相對於前三十年只改經濟不改政治的改革開放，無疑具有相當的進步性。尤其是它允許民間辦報辦刊以倡西方的精神文明，和提出要廢除滿族特權等變法內容，相對於百年之後，中共在改革開放期間仍然要反對“西方資產階級文化”，不僅堅持不予人民以辦報辦刊自由，甚至反而乘改革之機以一再擴大其層層統治集團特權等倒行逆施而言，其歷史的進步性，更是顯而易見。但是，這個政治變法，因仍舊要保留君主製度，並要在保留君主製度、即在維護大清朝統治的前提下，推行專製政治行為的局部改革即維新，因而，這個變法，才非變製，才僅僅是專製政治行為的改良，屬於專製改良的初級階段。

第二、戊戌變法的失敗原因和西太後的四個不能變

　　歷史的無情事實是，戊戌變法僅僅只推行了“百日”，便被腰斬在西太後的皇權之下。光緒帝從此在幽禁中度完了他短暫淒慘的一生，力倡力行變法的六君子則命亡京師，康有為、梁啟超等二十二名被通輯的變法人士卻亡命海外。一場轟轟烈烈的變法維新運動，雖就此而魂斷中國，但它失敗的原因，還是足以為後人鑒。
　　就變法失敗的原因而論：一是以慈禧為首的頑固派們，絕不甘心讓出絲毫的權利。他們不僅決意維護大清朝的君主統治本身，而且更要借維護這個統治來維護自身的特殊權益。所以，以湖南為先的百日維新運動，固使朝野震動，天下共擁，但因它觸動了、更觸痛了頑固派和一切守舊勢力的利害和神經，而招致朝野上下物議洶洶。特別是西太後一再地要在明裏堅持三個不能變，即“堅持三綱五常不能變，堅持大清朝的統治不能變，堅持祖宗之法不能變”，暗裏卻要堅持四個不能變，即要再加上一個“西太後垂廉聽政的最高權力不能變”，所以，西太後仍以其無上的權力，將為光緒皇帝所支持的第一度政治改良運動，腰斬在滿清專製王朝的龍陛之下。
　　二是變法排斥了真正皇權在手的西太後。實事求是地論之，大清朝是西太後的大清朝，皇權也是西太後的皇權。在帝黨絕非後黨所堪比的情形之下，不能爭取到西太後的支持，甚至只能遭到西太後的反對，直至變法竟被看成是對她最高權力的挑釁，變法失敗的命運已不能免。西太後那一句“康有為要變法，為什麽不來找我”的話，實已道出了她的“心白”。
　　三是作為變法的製度局。製度局為康有為所設計，為變法改良誌士所組成，更為轟轟烈烈變法的策源地。雖然，無製度局，變法便失去了它睿智的思想庫和強幹的班底，但是，唯因製度局被認為將樞密院之權、六部之權和督撫將軍之權“奪盡”，使“百官皆廢”，幾已代替了整個朝廷，因此，變法就必然要遭遇朝廷上下幾乎所有舊官僚的反對。這就為保守官僚與後黨同氣相求，與康梁為敵，直至群起而反對變法，製造了借口。而這個反對力量，非但是康梁所戰勝不了的，也是光緒皇帝所無力戰勝的。
　　四是戊戌變法的理論根據，僅是“祖宗之法可以變”。作為變法主要提倡者的康有為，非但要借孔子之名以倡變法，甚至要從“西洋有教、而我無教”的巨大遺憾出發，要“撫聖教以塞異端”，直至將“亟立道學”當作變法的重要思想內容和強國的根本辦法。康有為不僅不懂得西方在近代之所以能夠走向進步的前提，恰恰是思想解放，即反對天主教思想統治和宗教改革的結果，卻反而將張揚和獨尊孔子之學，當成了這一場變法的思想基礎和根本追求。這就不僅還了康有為作為一個傳統儒家知識分子的本相，使他拿不出真正的新思想來指導自己所提倡的變法，從而只能導致變法的失敗，直至為他在辛亥之後，一意獨尊孔教以倡君主製度的復辟，作成了他在思想和人格上的鋪墊。
　　五是變法未能欣遇一個可以造就其成功的時代條件。這個時代條件就是“只有民主革命才能帶來王朝的妥協，和只有民主革命才能為在根本上改變專製製度帶來可能”。雖然民主革命有著各種各樣的形式，並非只有暴力形式而已。英國等歐洲君主立憲的國家，在民主革命逼迫下走上君主立憲直至虛君共和的歷史，便是明證。誠如孫中山先生所言，“君主憲政乃為革命之所賜”。然而，戊戌變法的時代，孫中山的革命正遭遇天下共棄，八國聯軍尚未兵臨城下，變法又是由一批走進了清王朝體製內的知識分子和一個年輕無權皇帝的“自覺變法”。因此，僅僅依靠他們來“自我更新”，其之不可能，也就可想而知。這也是一九零零年之後，當王朝命運飄搖之時，西太後雖仍拒絕康梁變法，卻又要推行康梁新政的主要原因（參見下文）。
　　六是變法的失敗乃為時為勢所決。如本章開篇所述，清王朝在歷經鴉片戰爭和天國之亂以後，國勢早已由盛而衰，不僅已經走上了一個君主王朝的末世，而且正“運交”整個君主製度的末路。因此，一場意在變法而非變製的政治改良運動，即仍然要在君主製度之下，以推行專製政治行為改良的變法，也就失去了它獲得成功的歷史依靠和時代條件。這既是清王朝力行改革開放運動已不能救其命的根本緣由，又是一場只想在舊專製體製內改革政治弊端、倡行新政的變法無以成功的基本原因。由是，一場要求專製政體自己實行政治改良的運動，只能“折戟而沈沙”。

第三、革命的悄然發生與天下共棄

一、革命的悄然發生
　　一八九五年，幾與康有為率領千名舉人“公車上書”、以求政治改良的同時，孫中山不僅將一八九四年在檀香山成立的“興中會”與“香港輔仁文社”合並，確立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的民族民主革命目標，而且密謀廣州起義未遂。
　　孫中山，這個廣東香山農民的兒子，一方面因自小就聽夠了洪秀全反清的農民革命故事；另一方面因少年時曾隨兄赴美國夏威夷讀書，而在西方受到了民主和自由的教育及熏陶。後來，這個既未與傳統的中國文化斷了源頭和聯系、又飽受過西方文化影響的年輕人，也就在漢族受滿清專製之苦和中國受列強欺淩之甚的時代，既深藏排滿知心，又初萌民主之誌。再加上清政府的前三十年改革開放運動，在他的眼裏，又無非是“單單是引進鐵路、火車、電報、電話等歐洲現代物質文明的任何這類措施，由於它們打開了新的敲詐勒索和貪汙盜竊的門路，反而只會使事情更壞”，07 所以，他“自乙酉中法戰敗後”，始決“傾覆清廷、創建民國”之誌，並且“以學堂為鼓吹之地，借醫術為入世之媒，……數年之間，每於學課余暇，皆致力於革命之鼓吹，常往來於香港、澳門之間，大放闕詞，無所忌諱……所談者莫不為革命之言論，所懷者莫不為革命之思想，所研究者莫不為革命之問題”。其“生平所誌，以革命為唯一天職”。08
　　由是，“自甲午中日戰起”，孫因“時機可乘，乃赴檀島”，聯合華僑二十余人成立“興中會”，確立了推翻滿清王朝的民族民主革命目標。中國的民主革命，這個幾乎與名噪一時的康有為所發動的政治改良運動同時而起，卻又在一開始就成了政治改良派對立面的革命，就是這樣地因為一位傑出青年知識分子的覺醒與立誌，而悄然地發生了。

二、革命為天下共棄
　　第一次廣州起義的失敗，卻使孫中山發動的革命遭遇了天下共棄。用孫中山自己的話說，就是：“當初次之失敗也，舉國莫不目予輩為亂臣賊子、大逆不道，咒詛謾罵之聲不絕於耳；吾人足跡所到，凡認識者，幾視為洪水猛獸，而莫敢與吾人交遊也。”09
　　革命初起，不單遭遇國人的唾罵，而且遭到海外華僑，特別是美、日華僑的冷遇。孫中山雖於中日戰起，即赴檀島創立興中會，“欲糾合海外華僑一收臂助，不圖風氣未開，人心錮塞，應者寥寥”。而美洲華僑之風氣蔽塞，較檀島尤甚。他說：“予由太平洋東岸之三藩市登陸，橫過美洲大陸至太平洋西岸紐約市，沿途所過多處，或留數日，或十數日，所至皆說以祖國危亡，清政腐敗，非從民族根本改革無以救亡，而改革之任人人有責。然而勸者諄諄，聽者終歸邈邈，其歡迎革命主義者，每埠不過數人或十余人而已。”10 至於萬余日本華僑，“聞革命而生畏者，則與它處華僑無異也。吾黨同人有往返於橫濱、神戶之間鼓吹革命主義者，數年之中而慕義來歸者，不過百數十人而已。以日本華僑之數較之，不及百分之一也。向海外華僑傳播革命主義也，其難固已如此……”。11
　　斯時，革命一難於國人未醒，二難於華僑風氣未開，三難於“由乙未初敗至於庚子，此五年間……適於其時有保皇黨發生，為虎作倀，其反對革命、反對共和比之清庭為尤甚”。12 雖然，“當此之時，革命前途，黑暗無似，希望全絕，而同誌尚不盡灰心者，蓋正朝氣初發之時代也！”13

第二階段（一八九八 —— 一九零零）

　　本階段自戊戌政變至一九零零年孫中山發動惠州起義失敗，是為政治改良的低潮期，王朝命運的飄搖期和民主革命的松綁期。
　　本階段，在清王朝，因百日維新失敗，以大阿哥溥儁為首的清王朝頑固派因以而得勢，誌在改革開放的洋務派因以而失勢，政治上既重現專製王權的全面強化，經濟上則使得持續了三十年的改革開放運動裹足難前。然而，空前喪權辱國的辛醜條約，已經使清王朝在經濟上走到了崩潰的邊緣，曾想利用義和團“扶清滅洋”的西太後，更招致了八國聯軍的侵占北京，西太後本人亦只能逃往西安。清王朝的命運，似乎在菜市口的刀光劍影之間，就已經走上了王朝命運的飄搖期。
　　本階段，以康有為為代表的政治改良派已逃到海外。康有為等於一八九九年在加拿大成立了“保救大清光緒皇帝會”，簡稱為“保皇會”。梁啟超等也在日本創辦了“清議報”，鼓吹保皇。唐才常等則於上海成立了“正氣會”，後改為“中國國會”，謀請光緒皇帝復辟，以建立君主立憲的“新自立國”。一九零零年，康有為在海外華僑、特別是北美華僑的經濟援助下，支持唐才常建立自立軍即“勤王軍”七個軍，決於長江中下遊數省同時起兵勤王。八月，因被清王朝改革派大吏張之洞於一日之內即捕殺二百余人，唐本人亦遇難，遂使康、梁、唐為代表的保皇改良事業慘遭失敗。由是，一場意在專製改良的政治運動，雖然不惜發動大規模武裝起義以進行武裝改良，甚至並不在意這一場武裝改良所可能造成的動亂、暴亂、混亂、直至國家分裂的結果，但因它僅僅是少數人要保救大清皇帝所致，所以，它才必然會遭遇徹底的失敗。由是，政治改良乃陷入了它的低潮期。
　　然而，本階段在民主革命派，卻因為政治改良的慘敗和王朝命運的飄搖，而使得孫中山所發動的民主革命走上了它的松綁期。一九零零年，由孫中山親自發動的惠州起義雖然仍舊失敗了，但是，國人不僅不再罵民主革命派為亂臣賊子，不僅不再指責民主革命派為大逆不道，相反，如孫中山自己所說，則是：“庚子失敗之後，則鮮聞一般人之惡聲相加，而有識之士多為吾人扼腕嘆息，恨其事之不成。前後相較，差如天淵。吾人睹此情形，中心快慰，不可言狀，知國人之迷夢已有漸醒之兆。”14
　　辛亥前中國社會在政治改良力量和民主革命力量興起之後，所形成的三大政治力量，終於在各自的力量上和前景上發生了一個根本的變化。這個變化，特別是在政治改良派和民主革命派的力量對比和民心所向上，開始產生了一個歷史性的轉折，即，以革命思想代替改良思想的時代終於來臨。誠所謂“此一時也，彼一時也”。雖然，這個轉折，也還會出現一波三折，但是，這個轉折的方向卻難以改變了。

第三階段（一九零零 —— 一九一一）

第一、立憲改良的興起和失敗

一、保皇改良的沒落與立憲改良的興起
　　逃亡海外的前政治改良派們，雖然將一場意在推動清王朝進行專製政治改良的政治運動，變成了少數人要保救大清皇帝的個人願望，並再一次遭遇了慘敗，但是，以康、梁為首的前政治改良派們，因仍然要把保皇改良當作他們的天職，把能否救出光緒皇帝和能否保住光緒皇帝的帝位，當作政治改良能否成功和他們個人的身家性命能否重見光明的前提及保證，所以，他們才會將孫中山領導的民族民主革命視為仇敵。為了攻擊革命，為了保衛光緒皇帝及其帝位，更為了他們自身的政治前途，康有為於一九零二年發表《答南北美洲諸華商只可行改良不可行革命書》，堅決反對革命，誓言保護大清朝。梁啟超亦在日本纂文鼓吹“與其共和，不如君主立憲，與其君主立憲，不如開明專製”。用孫中山的話來說，便是他們“為虎作倀，反對革命，反對共和比之清庭為尤勝”。然而，光緒皇帝之不救既為“命定”，保皇改良的不通亦已成為事實。由是，保皇改良便只能成為康、梁等人的一個夢幻。一九零三年，一批新興的民間改良人士，已開始公開拋棄保皇改良，要求君主立憲，即將要求清政府進行專製政治行為的改良，改變和發展成為要求清政府用立憲的方法進行專製政治製度的改良，即要求從變法走向變製。這便是立憲改良派的歷史由來和政治要求。

二、立憲改良的發展和失敗
　　一九零四年，因老大的專製俄國敗給了蕞爾之邦的日本，民間的立憲改良派遂以日本改良成功為借口（指日本為改良成功的誤識參見上卷第六章第一節  —— 作者），聯合清政府體製內出現的立憲改良派官僚，相繼奏請“變更政體，實行立憲”。一九零六年因清政府詔告“預備立憲”，著名改良派人士張謇、湯壽潛、鄭孝胥等遂於上海成立“預備立憲公會”。一九零七年康有為被迫順時勢改“保皇會”為“中華帝國憲政會”，梁啟超則於日本組建“政聞社”。戊戌之後的政治改良派們至此乃步調一致，為推動政治改良，實現君主立憲，更自覺地和拼命地反對孫中山的民主革命。他們甚至將立憲改良當作撲滅革命的良藥來勸進清政府說：“若夫政治日益暴惡，雖日取革命黨而殺之，而革命黨之發生如故。傳曰：敵可盡乎？此之謂也。以其無術靖革命黨也。”15 因此，唯有“改革之機真動，其革命黨何由生存？”16
　　一九零七年至一九零八年，因清政府亟需敷衍改良以撲滅革命，才一再許諾君主立憲。一九零九年，清政府更以成立各省咨議局為名，第二度將一批改良派人士從清王朝體製外接納入清王朝體製內。體製內外的政治改良派們遂趁機頻繁上書，要求從速立憲，雖然規模日大，卻一無所得，四次請願立憲，均遭清政府借故壓迫。改良派雖迫切期待成立責任內閣，臨了卻出現一個皇族內閣（參見下文）。由是，改良派自覺顏面丟盡，乃發表“宣告全國書”，痛哭流涕地宣布“希望全絕”。及至武昌事起，改良派始大部匯入革命洪流，竟從助清政府滅革命，一變而為助革命滅清政府。至此，中國的第一代政治改良派們，終於走完了他們兩興兩衰的歷史之路。嗣後除曾進身復辟政權內之冥頑不化者，或利益既得者，或銜恩舊主者，或投降反間者，在辛亥之後乃成為臭名昭著、危害非淺的專製復辟派以外，改良派亦因辛亥的成功，大都匯入了保衛民主革命成果即護國、護法的洪流，而名亡實亡。著名的政治改良派人士梁啟超，從他變改良而贊革命，棄專製而擁共和，甚至因此而與乃師復辟派康有為分手，直至他絕袁氏之誘嚇，導蔡鍔之護國，堅決地反對專製復辟，都說明從改良走向革命的完全可能性，從而彰示了政治改良之作為革命 —— 這個普遍歷史進程的初級階段，而並非只能與革命形成絕對對抗的理論內涵。然而，歷史的明監是，改良非敗於革命，實敗於清庭。其悲劇的癥結，是在於政治改良派只能要求、請求、甚至哀求清政府改良，而不能自己進行改良。如是清庭改，則改良成，清庭不改，則改良敗。因此，政治改良派們縱有最美最好的政治改良藍圖，別人不識，不受，不改，其也只能是徒喚奈何。

第二、清王朝誘以立憲改良、旨在撲滅革命、直至一朝崩亡

一、西太後退守三個不能變
　　戊戌之後兩年，清王朝的飄搖命運，終於迫使西太後不僅重倡改革開放，而且要推行曾被她腰斬的部分戊戌新政，以挽救她的大清朝，以再造“大清長治，人民久安”的社會政治局面。一九零一年一月二十九日，慈禧在西安發表了她的“變法上諭”，稱：“世有萬古不變之常經，無一成不變之成法……蓋不易者三綱五常，昭然如日月之照世。而可變者令甲令乙，不仿如琴瑟之改鉉……”“上諭”明確表示：三綱五常不能易。這就等於是說，君為臣綱不能變，因而君主專製製度和滿清君主的統治就不能變，唯不再堅持祖宗之法不能變而已。由是，西太後雖從三個不能變退守兩個不能變，但實際上仍是從四個不能變退守到了三個不能變，因為西太後的“垂廉聽政”還是不能變。於是，政治上，西太後乃黜退以大阿哥溥儁為首的頑固派，重新起用洋務派，並由自己來推行部分康梁新政，雖然為時已晚。經濟上，則迅速推起第二度改革開放運動，振興商務，獎勵實業（甚至以官獎商），大量引進外資，雖意在解救財政困難，卻再造貪汙公行和腐敗益深的社會政治局面。軍事上，計劃練新軍三十六鎮，並非為強國，而是為強權，藉以維系王朝統治，卻為袁世凱練成私家之軍，構患於辛亥之後。在對外關系上，竟循“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的賣國路線，藉以獲得國際間的支持和援助，對內以鞏固王朝統治，對外以絕革命之助力。此外，早期雖允許局部開放言論，後期則苛以限製言論。唯“廢科舉、興學堂、派留學”的做法，為後來的知識分子們反叛滿清和投身革命，在客觀上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這便是清王朝第二度改革開放的內容和成效。這個內容和成效只能說明，清王朝的垮臺已然是不可避免的了。

二、誘以立憲改良、旨在撲滅革命
　　清王朝的二度改革既然只能再造腐敗公行，腐爛益深，危機加劇，則一心只想維護大清朝統治的清政府，面對著革命風雲四起，君主立憲的呼聲日熾和整個社會的動蕩不安，乃決心抓兩手，即：一邊誘以立憲改良，一邊決心撲滅革命。前者，是為利用；後者，才為本心。當時的法國報紙就公開地譏笑說：“清政府之立憲，實清太後愚民之術也。”17
　　就前者論之，一九零五年，清政府決派出五大臣赴歐美考察憲政。因五大臣考察歸國，帶回者乃是“皇權永固、外患漸輕和內亂可弭”這樣一些“立憲的好處”，一九零六年，清政府方在“尊崇國體、鞏固君權”的本意之下，宣布“預備仿行憲政”，即預備立憲，要旨卻是“大權統於朝廷，庶政公諸輿論”，並將立憲日期定於九年之後。一九零七年，清政府又宣布改革官製，卻借機“黜漢員、擢滿臣”，造成大權、實權大部為滿族貴族“掌控和接班”的政治局面。一九零八年，清政府迫於民主革命派和政治改良派來自兩個不同方面的逼迫，為進一步誘改良以滅革命，乃宣布“欽定憲法大綱”，卻以“君上大權”為大綱的核心；宣布“議院選舉法要領”，竟使作為民意機構的“議院”成為皇帝一人的咨詢機構；詔告“逐年籌備憲政清單”，所列條目竟全然與憲政無涉。一九零八年西太後和光緒皇帝先後崩殂，於時因革命風潮大張，其勢已不可遏，攝政王載灃才一邊假意敷衍改良，詔令辦理立憲事宜，成立各省咨議局，將九年立憲改為六年，意在收買改良人士，以共同撲殺革命；一邊再度集權力於滿人和皇族一身，以鞏固皇權和滿權。載灃本人除以監國攝政王身份代理大元帥、親統近衛軍以外，又命其弟載洵任海軍大臣，弟載濤任軍咨大臣，皇族蔭昌任陸軍大臣，更黜退袁世凱等漢員大吏，將軍政大權集於滿族皇族一身。同時，面對著體製內政治改良派 —— 各省咨議局議員日益高漲的立憲要求和四次請願行動，清政府或以國民知識不齊等借口以拒絕之，或以橫議幹政為由革職查辦體製內官員以壓迫之，或乾脆以押送赴京請願的議員回籍以絕立憲之要求。一九一一年四月，清政府在革命形勢的節節逼迫下和政治改良派的步步要求下，被迫成立責任內閣，但十四名閣員中竟有九人為皇親國戚，乃得“皇族內閣”之稱。至此，所謂政治改良，所謂預備立憲，已全然翻作一篇篇假話，終於逼使許多改良派人士哭於窮途而轉向革命。
　　就後者論之，簡單地說，清王朝所實行的便是一個“殺”字，即殺革命黨。自一八九五年第一次廣州起義起，至一九一一年三月廣州起義失敗止，清政府對革命派起義的鎮壓是不遺余力的，也是極端殘酷的。一九零七年黃岡起義失敗後，清政府因得到了同盟會的花名冊，乃按圖索驥，殘殺革命黨二百多人。一九零八年安慶新軍起義失敗後，因清方大事搜查，革命黨人範傳甲、張勁夫、田激揚等都被捕被害，連起義中的臨陣畏縮者薛哲，在為人告發後亦遭殺害。安徽一省因牽連而被殺害者達三百余人。徐錫麟在刺殺恩銘被捕之後，竟被挖心以祭恩銘。至於非起義狀態下的革命黨人，之被抓、被殺、被嚴刑拷打折磨和遊街示眾，實屢見而不鮮。著名民主鬥士、湖南商會會長禹之謨，在獄中就曾以血作書曰：“要知清政府下詔立憲，專製的兇暴卻有進無已。”
　　歷史的明鑒是，清王朝只推行經濟改革，放縱經濟改革，不但拒絕專製政治行為的改良，尤其是拒絕專製政治製度的改良，特別是它瘋狂地和殘酷地殺害革命黨人以撲滅革命的所有做法，不僅彰明了專製改良此路不通，而且昭示了其自取滅亡的歷史過程，從反面證明了民主革命派的堅定和清醒，證明了孫中山堅持民主革命、反對專製改良和誌在建立中華民國的政治科學性和歷史正確性。

第三、孫中山堅持革命、反對改良、誌在建立民國，“於斯竟成”

一、孫中山三民主義革命理論體系的形成
　　第一次廣州起義失敗後，孫中山曾亡命海外，開始了他的第一度考察歐美。他要以一個有過失敗經歷的革命者身份，去考察、研究歐美的民權革命和獨立革命，探索發動中國革命的科學理論，追尋中國革命的成功道路。這一次歐美之行，雖然使他在英國冒了風險，幾為滿清所困，但是，脫險後，他卻在對歐美的實地考察中，得出了一些革命的“真經”。這些真經，一是來自於他對歐美革命經驗的學習，二是來自於他對歐美革命得失的思考，三是來自於他將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和西方近代政治科學的融會和貫通。其成果具體表現在：（一）認識到“革命 —— 無論采取任何形式，都是歷史的一個普遍變革進程”。18 這裏所指的革命，自然是他所親自考察和深入思考過的“歐洲民主革命與美國獨立革命”。
　　（二）認識到君主立憲既“為革命之所賜”，亦是革命的一個“不完不備”的結果。他說：“革命之名詞，創於孔子。中國歷史，湯武之後，革命之事實，已數見之不鮮矣。其在歐洲，則十七、十八世紀以後，革命風潮遂磅礴於世界，不獨民主國惟然，即君主國之所以立憲者，亦革命之所賜也。”19  同時，他還從歐洲一些國家歷經革命與復辟反復較量才得以實現“君主立憲”的歷史中，得出了革命與改良關系的科學結論。他說：“世界之真立憲，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稱為真立憲。”因此，“同一流血，何不為直截了當之共和，卻為此不完不備之立憲乎！”20
　　（三）從少年起即親身感受過歐美民主政治和自由製度的孫中山，終於在對歐美革命歷史和現實社會的深入考察中，形成了嶄新的三民主義理論體系，從而為中國國民革命奠定了科學的理論基礎和實際的行動綱領。
　　這個新理論體系就民族主義而論，則是：“余之民族主義……不以復仇滿清為事，而務與之平等共處於中國之內，此為以民族主義對國內之諸民族也。對於世界諸民族，務保持民族之獨立地位，發揚吾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文化而光大之，以期與諸民族並驅於世界，以訓致於大同，此為以民族主義對世界之諸民族也。”21
　　這個新理論體系就民權主義而論，則是：“余之民權主義，第一決定者為民主，而第二之決定者則以為民主專製必不可行，必立憲然後可以圖治。”22
　　這個新理論體系就民生主義而論，則是：“歐美自機器發明，而貧富不均之現象隨以呈露；橫流所激，經濟革命之焰，乃較政治革命尤烈……余欲為一勞永逸計，乃采取民生主義，以與民族、民權問題同時解決……以塞經濟革命之源……此三民主義之主張所由完成也。”23
　　（四）“五權憲法”思想形成。孫中山先生說：“歐洲立憲之精義，發於孟德斯鳩，所謂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立是已。歐洲立憲之國莫不行之。然余遊歐美，深究其政治、法律之得失，知選舉之弊，決不可無以救之，而中國相傳考試之製、糾察之製，實有其精義足以濟歐美法律、政治之窮，固主張以考試、糾察二權，與立法、司法、行政之權並立，合為五權憲法；更采直接民權之製，以現主權在民之實。如是余之民權主義，遂圓滿而無憾。”24
　　顯然，一個真正具有中國特色的民主政治理論體系和民主體製建設藍圖，由是而成。所以，孫中山先生自己也說：“余之革命主義內容，概括言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是已。茍明乎世界之趨勢與中國之情狀者，則知余之主張，實為必要而可行也。”25

二、中國民主革命迎來了她的發展期
　　孫中山先生發動的中國革命，雖然於悄然發生之際，就遭遇了失敗，遭遇了“天下共棄”，遭遇了國人的謾罵和華僑的冷遇，甚至連他本人也只能夠亡命海外，然而，“不以挫抑而灰心”的孫中山先生，卻於亡命之途，考察歐美，采東西方革命之長，集古今政治文化之優，建立並完成了他“以民權革命為中心、以民族革命為助力、以民生發展為方向和以五權憲法為製度”的嶄新理論體系，從而為在艱難中推動和發展由他所領導的民主革命，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理論基礎，凝聚了巨大的思想理論力量。其後，隨著清王朝的一再拒絕政治改良和政治改良派的兩興兩衰，孫中山所致力的革命終於迎來了她的發展期。自一九零零年至一九零五年，一是革命“已多為有識之士恨其事之不成”，於民間已漸成風潮，“自惠州起義失敗以至同盟會之間，在粵則有李紀堂、洪全福之事，在湘則有黃克強、馬福益之事，其事雖不成，人多壯之”。26  二是開始吸引部分原改良派人士走向革命，如曾追隨改良的章炳麟和青年壯士吳樾等。三是清王朝“廢科舉、興學堂、派留學”的新政，不僅使知識分子失去了讀書取士之途，從而不再以王朝政治為依靠，使留學生數目大增，而且使東京、上海等主要由留學生及知識界所創辦的民間刊物，竟如雨後春筍般蓬勃興起。“留東學生提倡於先，內地學生附和於後，各省風潮從此漸作。在上海則有章太炎，吳稚暉、鄒容等借《蘇報》以鼓吹革命……”。27 一時間宣傳歐洲革命、鼓吹美國獨立、號召排滿興漢的聲浪，始大張於中國。四是海外華僑漸受東京留學界及內地革命風潮之影響。“鄒容的《革命軍》一書，為排滿之最激烈言論，華僑極為歡迎，其開導華僑之風氣，為力甚大”，孫中山再赴海外，“凡有華僑處，莫不表示歡迎，較之往昔大不同矣”。28
　　一九零三年，孫中山正式提出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平均地權、創立民國的十六字綱領，中華民國的國名，從此載入中國國民革命的史籍。
　　一九零四年，孫中山發表了“中國問題的真解決”一文，滿懷信心地指出：“中國正處在一場偉大的民族運動的前夕，清王朝的統治正在迅速地走向死亡……只要星星之火，就能在政治上造成燎原之勢。”
　　一九零五年，孫中山在二度考察歐美的過程中，不僅因三民主義思想體系的成熟，而吸引了一批誌在中國民主革命的歐美留學生，而且在他輾轉抵達日本後，更受到了數百名留日學生的熱烈歡迎，開始了他與留學生的歷史性結合，為嗣後的中國國民革命，準備了以優秀青年知識分子為主體的民主革命力量，極大地提高了革命的品質。對此，孫中山先生自己也說道：“時（按：指一九零零年以後）適各省派留學生至日本之初，赴東求學之士，類多頭腦新潔，誌氣不凡，對於革命理想感受極速，轉瞬成為風氣。故其時東京留學界之思想言論，皆集中於革命問題……乙巳春間，予重至歐洲，則其地之留學生已多數贊成革命。蓋彼輩皆新從內地或日本來歐，近一二年已深受革命思潮之陶冶，已漸由言論而達至實行矣。予於是乃揭櫫吾平生所懷抱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之號召力，而組織革命團體焉。於是開第一會於比京，加盟者三十余人；開第二會於柏林，加盟者十余人；開第三會於巴黎，加盟者亦十余人；開第四會於東京，加盟者數百人；中國十七省之人皆與焉……因當時尚多諱言革命二字，故只以同盟會見稱，後亦以此名著矣。”29
　　一九零五年八月二十日，中國同盟會在日本成立，標誌著中國國民革命力量的大聚集，及其在政治上和組織上開始走向成熟。是年十一月《民報》創刊，由孫中山正式在《發刊詞》上闡釋三民主義精義，標誌著中國國民革命從此擁有了正確的和科學的思想理論基礎。中國的國民革命亦從此走向了她的高潮期。對此，孫中山自己也說：“及乙巳之秋，集全國之英俊而成立革命同盟會於東京之日，吾始信革命大業可及身而成矣。於是乃敢定立‘中華民國’之名稱而公布於黨員，使之各回本省，鼓吹革命主義，而傳布中華民國之思想焉。不期年而加盟者已逾萬人，支部則亦先後成立於各省。從此革命風潮一日千丈，其進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同盟會成立未久，發刊《民報》鼓吹三民主義，遂使革命思想彌漫全國，自有雜誌以來可謂成功最著者。其時慕義之士，聞風興起，當仁不讓，獨樹一幟以建義者，徐錫麟、熊成基、秋瑾等是也。”30
　　有必要指出的是，三民主義之民主革命理論體系和五權憲法之民主建國方略的成熟及傳播，使得中國的國民革命從此更加具有了民主革命的根本性質，從而將推翻滿清專製統治、結束數千年君主專製製度與創建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 —— 中華民國，定奪為中國國民革命的根本方向。孫中山說：“中國數千年都是君主專製政體。這種政體，不是平等自由的國民所堪忍受的。就算漢人當君主，也不能不革命……要廢除君主製度，不是專靠民族革命，必須進行政治革命” 。31 他還說：“這次革命除‘驅除韃虜，恢復中華’之外，國體民生，尚當與民變等，雖經緯萬端，要其一貫之精神，則為自由、平等、博愛。”32
　　從此，由孫中山先生所發動的“中國國民革命”，亦在上述之根本意義上，與中國民主革命獲得了“同一”。只是就範圍而言，中國國民革命才較作為其本體內容的中國民主革命，更具有革命內容的廣泛性，即外反列強欺淩和內反滿族專製統治之民族革命內容的加入。本書為標明中國民主革命乃為中國國民革命的本體和本質，故在全書的章節標題上，決用中國民主革命這一概念，以使中國民主革命獲得她在革命性質上的明確性。但又在全書的內文裏面，部分地沿用中國國民革命的概念，以求在行文之中，表現她歷史過程和歷史內容的真實性。

三、革命與改良的兩場大論戰
第一場大論戰發生於中國同盟會成立之前
　　如果說，自龔自珍、林則徐、魏源始的中國近代優秀知識分子，為追求富國強兵而推動起來的思想解放運動，歷經清政府數十年的經濟改革，和康、梁等對於政治改良的追求、實踐及失敗，而終於從正反兩個方面為共和主義思潮的興起及民主革命目標的確立，奠定了必要歷史基礎的話，那麽，戊戌之後，恰恰是在民主革命的理念和目標已經愈來愈成為中國人民的嶄新歷史追求時，一九零二年，由康有為發表《答南北美洲諸華商論中國只可行改良不可行革命書》，所公開挑起的保皇改良派對民主革命派的大論戰，卻遭遇了以孫中山為代表的民主革命派對於保皇改良派的第一次大反擊。
　　在這一場大論戰中，因康有為將大清朝吹捧成“唐虞至明之所無、大地各國所未有”，更歌頌光緒皇帝為“至仁至德”，誣蔑中國人民“愚昧無知，只可行改良，不可行革命”，因而不可倡導民主共和，否則只能造成“天下大亂和亡國滅種”的後果，尤言“彼之保皇才是真正的革命，否則無非是殺人放火而已”，所以，孫中山首先指出“革命、保皇二事，決分兩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東西之不能易位。事理相反，背道而馳，互相沖突，互相水火”。33  其後，章太炎不僅寫出了《客帝匡謬》一文，以自責曾經追隨改良的思想和行為，而且寫出了著名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針對康有為指責中國人民“公理未明，舊俗具在”，因而“只可行改良不可行革命”的荒謬主張，乃有力地指出，“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舊俗之具在，即以革命去之”。更歌頌革命為“啟迪民智、除舊布新的良藥”。同時指責康有為已經墮落成為一個“利祿熏心、甘當奴隸、為一時之富貴甘冒萬億不韙而不辭的封建市儈”。年輕的民主革命家吳樾不僅暢言“反枝葉改革、倡非常改革”，更以謀炸出洋考察五大臣來表明他與改良思想徹底決裂的精神，不惜犧牲了自己年輕的生命。另一個年輕的革命家鄒容則著有《革命軍》遺書，竭力贊揚“天賦人權，自由平等”的共和主義思想，主張“掃除千年種種之專製政體的積弊”。又一個年輕的革命家陳天華則以“壯夫躍海”的英雄行為，用年輕的生命敲響了他的《驚世鐘》，希望追隨專製改良者們能夠《猛回頭》。
　　在這一場對保皇改良派的反擊戰中，民主革命派除掉揭穿了前政治改良派“彼之愛國，無非是愛專製政體”的本質，尤其批判了“君權不可侵犯”的君主專製法統，和旨在維護這一法統的封建禮教道統，指出了“禮之耗人血、消人氣不至死亡不止”的殘酷專製本質。不僅有力地轟擊了宋明以來意在維護君主專製統治的理學基礎；而且為中國同盟會成立後革命與改良的那一場更加廣泛和深入的大論戰，鋪墊了共和主義的思想基石；更為辛亥以後中國知識界發動那一場反復辟的思想文化革命，及其對孔孟思想文化體系中專製思想文化成份的批判和清算，埋下了歷史性的伏筆。
第二場大論戰始於中國同盟會成立之初
　　一九零五年底，面對著清政府誘改良以滅革命的陰險手段，和政治改良派要君主立憲不要民主立憲的頑固立場，民主革命派早在《民報》創刊伊始，即指名道姓地指責康有為、梁啟超是為滿清政府製造“欲使吾民族誠心歸化之立憲改良論的禍水”。34
　　一九零六年初，梁啟超在《新民叢報》上先後發表了“開明專製論”和“申論種族革命與政治革命之得失”兩篇長文，並將兩文合刊出版，題名為《中國存亡之大問題》，對革命派展開全面反駁。大論戰勢在必發。
　　梁啟超主張改良和反對革命的重要論點，一是“中國人未有共和國民之資格”；二是“只能經過開明專製以移於立憲”；三是為“不至助長沖突”，只能“相率以要求立憲”，並“必須為彼（指清政府 —— 作者按）所能行”，才是“唯一正當之手段”，“若為彼所不能行，則是宣戰而非要求”；四是革命“只能導致流血、內亂”等。
　　一九零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民報》印行《第三號號外》，刊出“《民報》與《新民叢報》辯駁之綱領”，首先列出兩報辯論的主要條目，35 然後針對其第一種重要論點批駁曰：“自由、平等、博愛三者，人類之通行也……夫我國民既有此自由、平等、博愛之精神，而民權立憲則本乎此精神之製度也。故此製度精神必適合吾國民，而絕無虞其格格不入也。”是故，“我國民必有民權立憲之能力”。同時，為國民能夠達到民權立憲之能力，又提出應以“革命和教育來促成中國人民做共和國民的資格”。就革命言之，則“若在實行時代，去專製之苦，嘗自由之樂，夷階級之製，立平等之域。國民主義，民族主義，昔存於理想，今現於實際。心理之感孚，速於置郵而傳命也”。就教育而言，則“教育無論於革命前，革命後或革命時，均極為重要……更對浚發國民自由、平等、博愛的天性有大助力”。36
　　針對其第二種重要論點，《民報》首先指出：“即以君主立憲而論，亦由國民革命之結果。未有國民不革命，而政府自能立憲者也。政府怵於國民之革命而讓步焉。君權民權，相與調劑，乃為君主立憲。若該報專望政府開明專製，而國民舍勸告以外無他事，其結果只能成野蠻專製政體，若望君主立憲，真羝羊生乳之類耳。”由是，民報乃批駁徒望清政府由實行“開明專製而至君主立憲”的論點說，清政府“所處之地位，只能與國民為敵，不能與國民為助明矣。故吾不以改革之能事望諸政府，而望之於國民。國民既能改革矣，則民權立憲當然之結果也”。37
　　正因為如此，針對改良派“只能要求清政府立憲”的論點，《民報》則乾脆批駁說：“彼政府之所以能專擅者，以其權力足以束縛人民也。人民茍不能脫其束縛，則其發言懸於政府之聽否，無絲毫自主之權也。不汲汲養成民力，而惟望其要求，各國政治革命之成例恐無此兒戲也”。更何況，“今日之政府，豈惟已絕無可望，直國民之仇讎而已”。38
　　就改良派所稱的“革命只能導致流血內亂”之說，民報首則慷慨言之曰：“為國而死，不愛其生，此國民之天職也。胡乃以殺人流血相怵？”繼則直言批駁曰：“革命不免於殺人流血固矣，然不革命、殺人流血之禍可以免乎？”39
　　此後，各家民主革命派刊物，乃於中國本土和新加坡、檀香山、舊金山、香港等地參加了這一場大論戰。他們以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為綱領，遵循孫中山先生“必須進行政治革命”的民主革命思想，圍繞著“要不要推翻清王朝的統治和要不要建立一個主張民權的民主共和國”等大是大非問題，對立憲改良派“只要改良、不要革命”，“只想哀求清王朝立憲、不想推倒清王朝君主專製政體”等錯誤思潮，特別是針對清王朝“虛以敷衍改良、實為撲滅革命，立憲為假、專製為真”的維護專製手段，予以了廣泛而又深刻的批駁。胡漢民在為《民報》纂文時便寫道：“舊日為異族政府所有者，固當傾覆之；而數千年君主專製之政府，亦必同時改造而後可以保存而竟存。”同盟會員汪東亦發表文章呼應說：“單純的殺人放火，根本談不上是革命，烏可以辱我莊嚴、寶貴之革命二字。”40《夏聲》與《河南》兩家雜誌，更從清王朝四十年來推行改革開放和空喊立憲入手，駁斥立憲改良派們說：“四十年來，言新法者，非今日之政府乎？無日不為之，而究其所為者何事？新法之收效於今日者安在？有能舉起大者示之於人乎？……夫以如是之政府，而日日言立憲，五年，十年，十五年之預備期限，常視吾民之舉動如何以為伸縮。而又於立憲預備之時期，宣布言論集會之苛虐條件，以為摧抑吾民之具。”41 而且，“以預備立憲時代即演出如許慘禍，吾不知實行立憲，則民禍將伊於胡底也！”42 “國民之普通自由，彼不能於預備立憲時代保護之，乃反於預備立憲時代剝奪之。國民政治上的權力，彼不能於預備立憲時代促進之，反於預備立憲時代限製之。非喪心病狂，奚為行動不倫，一至此極！”43
　　由是，革命派乃對改良黨人批駁曰：“彼保皇立憲黨人，不按以往之事實，不衡方來之時勢，終日抱乞求、哀求之目的，甚而泣婦其行者，更何異癡子愚蒙。對兇猛之獸，曰是可以笑容親猛獸也，是可以嫵媚近猛獸也。”44  鼓吹共和的《醒獅雜誌》在《醒後的中國》一文中，就曾指責一心追求君主立憲的政治改良派為“野老不知亡國恨，喃喃尤頌聖朝恩”。《二十世紀支那雜誌》則以“不到臨崖絕命時，強權政治有誰知”的沈痛呼喊，期望改良派能夠在強權統治的迫害中猛省過來。徐錫麟在刺殺恩銘的《光復文告》中更揭穿清政府的立憲說，“今則名為立憲，實乃集權中央，玩我股掌，禁止自由，殺戮誌士，苛虐無道，暴政橫生”，因而號召“重建新國，圖共和之幸福，報往日之深仇”。名聲卓著的《河南》雜誌尤對清政府的“預備立憲”大膽駁斥道：“嗟夫，預備立憲者，尚不如直其名曰預備殺人流血之直接了當也！”
　　這一場大論戰，因革命派據理力爭，民眾擁護，改良派因“大清朝不改”，非但窮於應付，而且益不堪擊。故時有論者稱“《民報》出現，國民主義和民族主義，漸浸溢同胞之腦海，向之與《新民叢報》有關系者，莫不倒戈相向而敵國之……數月以來之《新民叢報》，已為梁啟超一人之《新民叢報》，黨派之機關雜誌，忽變而為獨夫之機關雜誌，此真千古未有之慘狀也！”45 而它最為積極的效果，便是促成了共和主義思想的大普及。嗣後，廣西會黨領袖王和順即在《告粵省同胞書》中宣稱“接受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並號召“建民主憲政之政體，行土地國有之製度”。而在江西萍、瀏、豐起義中，龔春臺部的洪江會眾也已在文告中自稱：“奉中華民國政府命……不但驅除韃虜，不使少數之異族專其權利，且必須破除千年專製之政體，不使君主一人獨享特權於其上，建立共和民國，與四萬萬同胞，共享平等之利益。”
　　這一場大論戰，雖然在圍繞著“土地國有”等問題的爭論中，革命派因受到西方社會主義思潮的影響，而表現出一些不盡正確的思想，梁啟超亦表現了一些未必是錯誤的觀點，但因這一場大論戰真正的論戰重心，是在要共和還是要專製和要革命還是要改良的根本問題上面，並使得共和的思想戰勝了專製的思想，革命的思想戰勝了改良的思想，所以，它的積極意義也就無庸贅述。

四、中國民主革命迎來了她的高潮期、並且“於斯竟成”
　　上述的兩場大論戰，特別是後一場由革命派挑起的，對改良派的大批判，不僅使康、梁為代表的保皇改良派鋒芒失盡，而且使立憲改良派在對革命派和清政府的兩面作戰中，痛苦地迎來了它們最終的失敗和分裂。由是，革命風潮乃愈起愈猛，革命派更以“軀殼雖死、我誌長存”的精神，前仆後繼、萬難不辭的意誌，連續發動了萍、瀏、豐起義，饒平、黃岡起義，惠州七女湖起義，九月防城起義，鎮南關起義，欽州起義，雲南河口起義，以及光復會於浙、皖的兩次起義，直至一九一零年十月和一九一一年四月的兩次廣州起義。其間，一是安慶新軍的起義，乃為革命之重要轉折，時論曾贊之曰：“安徽之役，事雖未成，然霹雷一聲，革命黨運動軍界起事之聲浪，已足以寒一般清吏之膽……安徽一役頸血未乾，廣東軍界之事又層見疊出……夫軍人者，彼專製君主平日所恃為心腹，而藉以壓抑平民保全皇位者也。為大勢所驅趨，雖恃為心腹者，畢竟亦不可恃如是。至是而一般以專製治其民者，遂不得不聲顫氣喘，手足無措矣！”46 辛亥革命終以武昌新軍起義而為其端緒，便是明證。二是一九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的廣州黃花崗起義，誠如孫中山所言：“是役也，集各省之革命黨精英，與彼虜為最後之一搏，事雖不成，而黃花崗七十二烈士轟轟烈烈之概已震動全球，而國內革命之時勢實已造成矣！”47
　　特別應該指出的是，自一九零五年以後，在中國同盟會包括其它革命團體所發動的歷次起義中，革命誌士們萬難不辭、前仆後繼、英勇奮戰、一懷壯烈的犧牲精神，實為我中華民族千秋萬代之楷模。著名革命誌士熊成基在失敗被捕“招供”時所說的話，尤代表了千萬革命烈士的心聲。他說：“各國革命之歷史，皆流血多次，而後成功。我此次失敗也，普通社會中人不知附和也。推其不能附和之原因，蓋因自由之血尚未足耳。比如草木，不得雨露，必不能發達。我們之自由樹，不得多血灌溉之，又焉能期其茂盛？”48 安慶講武堂學生、革命烈士張勁夫在起義失敗後被捕“招供”時，曾直呼堂審的清吏曰：“爾速拿筆來，將我為漢族復仇之大意錄下，裨人人皆知殺滿人復仇為任務”。49 安慶新軍起義烈士周振豐，在被捕審問時亦從容笑曰：“我死之後，當化生千百萬之革命黨……以後須多派偵探，嚴密防範，否則有不堪設想之一日，爾細思之！”50 著名女革命家秋瑾在被捕前得知徐錫麟失敗的消息時，非但不逃，反而對勸她離開的人說：“我怕死就不會出來革命，革命要流血才會成功……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51 青年革命誌士、黃花崗烈士林覺民，給妻子所留下的著名遺書，豈止摧人淚下，實能給人以無盡的勇氣。他在遺書中曾這樣寫道：“……吾至愛汝，即此愛汝之一念，使吾勇於就死也。吾自遇汝以來，常願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然遍地腥雲，滿街狼犬，稱心快意，幾家能夠？……天下人人不當死而死與不願離而離者不可數計，鍾情如我輩者，能忍之乎？此吾敢率性就死不顧汝也……”當時的中國，正是因為有了吳樾、徐錫麟、熊成基、秋瑾、禹之模、佘英、劉慎終、喻培倫、宋玉琳、陳可君、李文甫等一大批視死如歸的民主革命誌士，方才能夠在黃花崗七十二烈士魂牽革命不足半歲之日，乃有武昌事發，即偉大辛亥革命的爆發。由是而使清王朝一仆而難起，瓦解崩垮於不數月之間。
　　應該說，清王朝的迅疾覆亡，既功在革命，亦功在改良，更“功”在清王朝自身一意拒絕政治改良的反動行徑上。因為無革命，清王朝便能茍延而殘喘；無改良，則不知清王朝堅拒改良以從善；而若無清王朝一再拒絕改良和一再撲滅革命，革命和改良又何能匯而合之，以一朝推翻之與瓦解之？甚至使中國數千年的君主專製政體，即帝製，亦終於隨著大清朝的滅亡而永劫不復了。

三　　辛亥革命作為中國民主革命勝利發端的偉大歷史意義
　　辛亥之後，確有部分知識分子，部分國人，甚至部分同盟會人自己，都曾說過“辛亥革命失敗了”的話。然而，他們與毛澤東對辛亥革命別有用心的責難與否定，卻有著根本的區別。他們無非是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從不同的現實感覺或個人感觸出發，或因一時判斷錯誤、或由一時憤激所致。說到底，不過是對辛亥之後革命與復辟反復較量的必然出現，缺少應有的認識。這個應有的認識就是：在民主革命初造成功、共和國體初獲創建之後，將仍然存在著民主革命與專製復辟的反復較量、持續較量和殘酷較量這樣一個艱難的歷史進程。在這個歷史進程中，由民主革命初造成功而創建的共和國體，完全有可能為形形色色的專製復辟勢力所推倒，從而在一定歷史時期內，甚至是在革命的名義之下，實現王位、王權、王朝和專製製度的公然復辟、變相復辟、或全面復辟。直至能因復辟的成功，而將整個專製統治推向極端……
　　由是可知，只有對這樣一個艱難歷程和主體歷程有了清醒的認識，我們才能夠認識到辛亥革命是中國民主革命的勝利發端，才能夠識別革命事件和革命歷程的關系，從而界定民主革命的歷史範疇，並將民主製度的最後確認和確立當作民主革命最後成功的標誌。這樣，我們才不至因“一葉障目”，而將辛亥之後民主進程的曲折發展和專製復辟的暫時得手，誤認為辛亥民主革命的徹底失敗；更不會僅僅因為專製復辟者以革命的名義，或打著共產主義革命的旗號來推動專製製度的復辟，而產生對於革命性質的錯識，直至造成“錯把復辟當革命和錯把專製當民主”這樣一類重大歷史錯誤的發生。這對於堅定民主革命必勝、專製向民主過渡必成的信念，堅信形形色色專製復辟勢力必將遭遇最終失敗，無疑有著重要的認識價值和理論價值。由是，我們也才能夠真正認識到辛亥革命作為中國民主革命勝利發端的偉大意義所在。這個偉大意義就是：

第一、辛亥革命是勝利的民主革命

　　指辛亥革命是一場勝利而非失敗的民主革命，首先是因為：“看一場革命的成敗與否，關鍵是要看這一場革命與其對象關系的變化。如果革命戰勝了她的對象，她便勝利而無疑；如果革命被她的對象所打倒，她便失敗而無疑。辛亥革命的對象是君主專製政體的清王朝。這個王朝不僅被這個革命打垮了，而且就此結束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君主專製製度，即帝製。據此，我們還能說她是失敗的、而不是勝利的革命嗎？”52
　　其次，由於辛亥革命所創建的嶄新共和國統，與滿清王朝及其專製國統劃清了鮮明歷史界限；由於中華民國初次和初步實現的民主憲政，又與立憲改良派所追求的君主憲政，劃清了憲政性質的鮮明政治界限；所以，辛亥革命才是勝利的民主革命。而中華民國民主憲政的第一個象征，便是“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的製定。它一是中華民國當時的最高法律，具有憲法的意義，二是體現了“主權在民”的政治理想，三是依照三權分立的原則規定了中央製度，四是規定了對“約法”的嚴格修訂程序。中華民國民主憲政的第二個象征是國會和參眾兩院的創立。中華民國民主憲政的第三個象征是“天壇憲草”的起草。二次革命失敗後，一九一三年四月，第一屆國會開幕，為防止袁氏實行獨裁和復辟專製，參、眾兩院曾決定選出同等人數的委員來起草“中華民國憲法”，因起草委員會設在天壇，故又有“天壇憲草”之稱。“天壇憲草”繼承了“臨時約法”的民主建國精神，艱難地排除了袁氏的幹擾。第一章即明確規定：“中華民國永遠為統一之民主國。”第一百十一條更專門規定，中華民國共和民主的“國體不得為修正之議題”。

第二、辛亥革命創建了真正的新中國 —— 中華民國

一、新中國在政治上的標誌 —— 包括思想和文化
　　辛亥之後的中國，連中共禦製的教科書都稱之為：民主空氣濃厚，民主潮流高漲，民主憲政在實驗中。僅一九一二年，即中華民國元年，中國出現的新政黨，已註冊者即達八十五個，政治團體二十二個。各種政黨合法並存，和平競爭，三權分立的國家體製基本上得以維系，各類法政學校遍布全國。以宋教仁為代表的民主革命家，力圖通過合法鬥爭的手段發展政黨政治，組織政黨內閣，獲得了很大成就……。53 是時，民主共和的理念不僅深入人心，而且已經成為時代的標識，使整個社會出現了“敢有言帝製自為者，全國人民必將共擊之”的感人政治局面。其後，如果沒有袁世凱恃手中之權，擁遺朝之兵，謀殺宋教仁，解散國民黨，廢除國會，尊孔祭天，復辟帝製，可以相信，民主憲政是完全可能逐步地走上軌道的。
　　顯然，政治思想的自由必然要帶來“新聞輿論”的自由。辛亥之後，全國民辦報刊的出現，一時蔚為大觀。僅一九一三年七月前，各種民辦報紙已達五百余家。它們以監督政府為己任，頻頻議論時政得失，評說政府官員，報道民間疾苦，上敢於指責批駁總統，下能夠匡正救助時弊，無論國家大事，社會新聞，均在他們的關心和指評之下。專製輿論的一言堂，瞬間即被民主輿論的多元化所代替。非如此，也就不能理解，宋教仁之被刺，全國不僅輿論嘩然，而且追緝兇手的輿情逼迫，足可教袁世凱無所措手足。非如此，也就不能理解，何以袁氏稱帝之日，即為“全國人民共擊之”之時。袁世凱之所以只做了八十三天的中華帝國皇帝便一命嗚呼，說到底，就是因為人民擁有“新聞言論自由”所致。因為如若沒有新聞言論自由，則反袁的聲浪既不會震撼全國，護國戰爭的發起和勝利也就更難想象。
　　政治、思想、新聞和言論的自由，亦必然要帶來文化的蓬勃發展。中國的新文化運動之所以爆發在辛亥之後，中國的白話文運動之所以成功在辛亥之後，中國的新文學在歷經晚清改良文學的“自將洗磨”之後，卻成熟、成形在辛亥之後的歷史事實，除去它們要在思想文化上自覺擔負起反復辟的歷史責任之外，其根本的原因，也正是因為辛亥革命給當時的中國開拓了自由發展和砥礪拼搏的時代條件。回首中國一部新文學史，迄今竟沒有對於辛亥之後直至三十年代的超越之作，其內在根由，盡在其中。

二、新中國在經濟上的標誌
　　誠然，正是辛亥革命的成功和中華民國共和國統的創建，才徹底地打破了皇朝權力政治和專製改良型經濟，對於自由經濟發生和發展的種種鉗製和壓迫，從而自根本上打開了真正自由經濟發展的廣闊道路。連中共的《中國近代史》教科書都說辛亥之後的中國“扭轉了革命前民族工商業的蕭條局面，各種實業團體紛紛建立，各類私營企業競相出現”，中國的民族工業在清政府近五十年改革的基礎上，不僅從此獲得了突破性發展，而且迎來了它發展的第一個黃金時代。54 該書還稱“自辛亥前四十年中國民族、民間工業誕生至一九一一年止，資本萬圓以上的廠礦僅七百家，資本總額僅一億三千萬圓。然而，自一九一二至一九一九年的八年間，廠礦即建成四百七十多個，投資近一億圓，加上原有企業的擴建，新增資本達一億三千萬圓以上，相當於辛亥前四十年投資的總額。一九一二年資本百萬圓以上者約二十五個，一九一九年即增至四十三個，並出現了擁有資本一千二百萬圓以上的茂新、福新、申新等大公司多家，使工業落後的中國，一時出現了被冠以面粉大王、火柴大王等稱號的民族工業巨子。鋼鐵、采煤、運輸、電力等重工業，和皮革、造紙、卷煙等一應輕工業，以及金融等，均獲得重大發展。其中僅一九一四年即建成大冶鐵廠等六個鋼鐵廠，一九一六年建立龍關（龍煙）鐵礦公司，一九一七年建成上海和興鋼鐵公司。一九一二年全國采煤八十萬噸，一九一九年即已增至三百三十萬噸。一九一三年采煤使用動力約四百至六百個，一九二一年已達兩千以上。一九一三年船運為十三萬三千二百三十噸，一九一九年即增至二十八萬七千五百九十二噸。一九一三年全國共有銀行十五家，資本一萬一千四百八十八萬圓，至一九一九年，已增至四十二家，新增加資本一萬零二百七十六萬圓。……手工業方面，辛亥之前，廠戶多用木機、鐵機以製造綢貨。至民國四年，即一九一五年，物華廠裝置電力織機，出品精良，營業大振，於是繼之者如雨後春筍……一九一四年三月十五日，由民間籌備的中華全國商會聯合會成立……”。55  上述一切，無不標誌著中國民族、民間工業力量在辛亥之後的迅猛發展，和中國現代自由經濟形態，即社會化大生產與自由市場經濟體製，已經從它艱難的開拓期迅速地走向了它的開始成形期。將之作為新中國的標幟之一，自是理所當然。

第三、辛亥革命是檢驗中國現代革命和中國現代歷史的標準

一、辛亥革命是檢驗中國現代革命的重要革命標準
　　其一、從革命的性質來看，辛亥革命的鮮明民主革命性質，既使她不同於中國的傳統農民革命，又使她不同於俄國的共產革命。因為中國傳統農民革命只能“建立新王朝、復辟舊製度”的歷史本質，註定了任何一場農民革命的勝利，都只可能建立起一個“嶄新的舊中國 ”、即復辟了舊專製製度的“新王朝”。同時，由於俄國共產革命的歷史本質，乃是共產革命名義下重建專製製度的復辟，所以，新沙皇專製俄國才是在革命名義下對於舊沙皇專製俄國的復歸。因此，只需將辛亥革命作為檢驗的標準，我們就能夠對中共“革命”既具有傳統農民造反、又具有俄國共產革命之雙重復辟性質的歷史本質，一目了然。
　　其二、從革命的內容來看，辛亥之後，在中國發生的任何革命，只要它倡行民主，實現民權，推行自由經濟，消滅權力經濟，反對任何名義之下的專製和專政，保衛和發展了辛亥革命的偉大民主成果，它就一定為民主革命而無疑。反之，則任何一個否定、反對、破壞甚至推倒了辛亥革命民主成果的“革命”，都在其根本內容上走向了民主革命的對立面。
　　其三、從革命的任務來看，辛亥之前，中國民主革命的歷史任務就是堅持民主革命、反對專製改良、誌在創建民主共和國 ——中華民國。辛亥之後，中國民主革命的歷史任務，則是堅持民主建國，反對專製復辟，以使共和的新中國，不遭遇國際國內形形色色專製復辟勢力的閹割和顛覆。所以，革命成功前堅定地反對專製改良，革命成功後則頑強地反對專製復辟，乃是辛亥革命作為重要革命檢驗標準的又一“明示”。其對於中國大陸人民之追求民主，再造共和，將具有何等重大的意義。
　　由是可知，失去了辛亥革命這個檢驗標準，就失去了檢驗中國現代歷史上形形色色革命是否民主革命的試金石；否定了這個標準，就極有可能混淆各種各樣革命的不同性質，從而造成民主革命在方向、理論、方式、力量、直至革命歷程本身的極大混亂。中國共產黨就正是用混淆兩類不同性質革命為手段，以所謂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來否定、反對和推倒孫中山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即中國民主革命的。但是，中共雖因師法蘇俄而達到了製造革命混亂和發動共產革命的目的，卻又迅速地暴露了它反對中國民主革命和旨在全面復辟專製製度的本質。

二、辛亥革命是檢驗中國現代歷史的重要政治標準
　　由於辛亥革命是一場推動了巨大歷史進步的革命，因此，辛亥之後的一切社會力量，所有政黨集團，只要它保護或發展了辛亥革命的偉大民主成果，推進了以辛亥為勝利發端的中國民主過渡歷程，它便是進步的和革命的；反之，則不論它信奉過怎樣的“革命真理”，鼓蕩過怎樣的“革命激情”，懷揣過怎樣的“革命法寶”，又獲得過怎樣的“革命成功”，只要它否定民主，強行專製，甚至將我們的祖國復辟到了較之滿清王朝更加專製極權、更加腐敗腐爛的境地，它都只能是真正的倒退而無疑。顯然，正是在究竟“誰是進步、誰是倒退”這樣一個最為根本的問題上，辛亥革命才成了檢驗中國現代歷史發展的重要政治標準。
　　必須指出的是，由於辛亥革命劃清了新、舊中國的鮮明歷史界限，開創了中國歷史發展的新紀元，所以，辛亥革命又必然地會成為分界中國近代歷史和現代歷史的“分水嶺”。但是，近五十年來，因毛澤東的旨意，和毛氏所發明的“新、舊民主主義革命”的荒唐理論，中共史學界也就不得不將中國現代歷史的開啟年代，強行劃定在爆發了五四運動的一九一九年。毛澤東的用心，一是指俄國一九一七年的那一聲“炮響”，才為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參見下卷第三章）；二是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曾將中國的工人階級喊上了歷史舞臺，從而才使中國共產黨獲得了它誕生的背景和借口；三是毛氏所謂“新舊”兩個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既將辛亥革命劃歸為資產階級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又將中國共產革命視為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因此，為了發動中國共產革命，他就必須在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階級鬥爭理論”的指導下，學習列寧對於俄國二月民主革命背叛的歷史經驗，肯定“新”民主主義革命，否定“舊”民主主義革命。四是因為辛亥革命在推翻滿清之後建立了新中國 —— 中華民國，而他在共產革命名義下所發動的那一場中國現代農民造反，卻在中國大陸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因而，他為了在“革命與共和”的名義下維護專製復辟政權的合法性，並標明他已經“改朝換代”，也就必須推倒孫中山所締造的新中國 —— 中華民國的國統和法統。所以，他才一定要推倒辛亥革命，並且絕不允許將中國現代歷史的開啟年代，歸宗於爆發了辛亥革命、創建了中華民國的一九一一年。
　　今天，當我們在對中國近、現代歷史的反思中，已經能夠明白毛氏這一劃分的“用心”時，重新將光輝的一九一一年、即偉大辛亥革命爆發和勝利的年頭，當作我國現代歷史的起點，就不僅是在學術上對於歷史的一個澄清，而且關系到我們對祖國前途的歷史性追求。所以，它才是我們必須認真對待的重大歷史問題和重大政治問題。

第四、辛亥革命交待了“護國、護法”的歷史重任

　　辛亥革命，對上雖是孫中山發動中國國民革命、並進行長期奮鬥的一個勝利結果，對下則交待了“護國和護法”的歷史重任。所謂護國，就是要保護新中國 —— 中華民國的嶄新國統不被顛覆；所謂護法，就是要保護新中國 —— 中華民國的共和法統，不遭閹割。所謂反袁護國，就是反對袁世凱顛覆民國復辟帝製；所謂反北洋而護法，就是反對北洋軍閥頂著中華民國的嶄新國統，行閹割中華民國共和法統之實；所謂“蕩平新舊軍閥的叛亂是護法的繼續”，就是指北伐成功和中華民國統一後，新舊軍閥叛亂的本質乃是意在繼續閹割中華民國的共和法統；所謂“圍剿中共在蘇俄命令下的叛亂和叛國為護國所必須”，即是指中共在蘇俄指使下旨在顛覆中華民國國統和法統的叛亂和叛國，必須予以剿滅。因此，是護國還是反護國，是護法還是反護法，是保衛和建設中華民國，還是閹割和顛覆中華民國，便成為辛亥革命所交代的兩個極為重大的歷史任務。可以說，自辛亥以來的八十余年歷史，既是國際、國內形形色色專製勢力旨在顛覆中華民國嶄新國統與共和法統的歷史，又是中國人民誌在保衛中華民國嶄新國統與共和法統之勝利、失敗、艱難、甚至是慘淡的歷程。並且，偉大而又艱巨的護國、護法歷史任務，不僅至今仍擺在全中國人民的面前，更是海內外每一個追求民主共和的中國人所推卸不了的。
　　偉大的辛亥革命，這顆曾從漫長黑夜裏升騰起來的燦爛星辰，勢將沖破歷史的重重陰霾，將她廣闊的輻射之光重新照亮我們祖國的角角落落，照亮在每一個中國大陸人民的心頭，指引著我們追求歷史進步的方向。

兼論　　近現代專製改良無不以預防革命為始、誘發革命為終
第一、近現代專製改良無不以“預防革命為始”

　　在近現代世界從專製向民主過渡的歷史進程中，由於民主革命在歐洲的日漸勝利，既推動了民主政治與自由經濟的蓬勃發展，又誘發和催動了不同性質革命的普遍興起。不僅引起了現存專製統治者的反對和反撲，而且導致了他們要用改良的手段以自救。但是，這個改良，一是因為它處於整個專製製度和專製統治的歷史消亡期，而非發展期，所以它才不是對專製製度的改良與發展。二是因為它意在維護將傾的專製統治大廈，所以它才不可能改變專製製度本身，更不可能改到民主政治和民主製度的軌道之上。三是它無非要在一定範圍內和一定程度上停止專製暴政，改行專製仁政，即在特定時期內，專製殘暴的程度有可能減弱，範圍有可能縮小，但專製統治和專製製度的本質卻無真正的改變。所以，它就不可能順應人民要以民主政治和民主製度來取代專製政治和專製製度的歷史要求。因此，這個改革從目的到手段，充其量也只能是在它的衰亡期，為預防革命變革所實行的“自保或自救”。路易十四時代的法國，一方面是專製主義的聲威遠震歐洲，一方面又只能將國家和人民的創傷，掩蓋在路易十四的皇冠之下和專製政體的凱歌聲中。路易十四雖然要在冠蓋如雲的專製沈船上笙鼓喧天，然而，面對著即將到來的革命，他亦只能悲哀地狂言道：“我死後，哪怕它洪水滔天”。其後，路易十六雖然為挽救專製沈船而試圖用專製改良的辦法，來延續專製法國的壽命，“然而，正如一個拒絕改革的君主必然要遭到毀滅那樣，他由於嘗試改革而同樣招致了毀滅的下場。他的朝代一直到三級會議期間，都是一個在長期改革而迄無結果的時代”。56 也許，路易十六直至走上斷頭臺，都不會明白，他的專製法國為何會與他同歸於盡；更不明白他於在位的十數年間，曾遍選良臣，力行改革，為何仍落到如此的下場。歷經了亞歷山大一世改革和亞歷山大二世改革的俄國末代君臣們，因深諳先帝先臣們的改革與布加喬夫革命及歐洲民主革命的關系，所以，他們才能說出“改革就是為了預防革命。革命如不發生，改革照常進行；革命如若發生，改革必須終止”這樣的話。57 由是，他們才會在一九零五年流血的星期日之後，采取一邊厲行鎮壓、一邊進行改革的兩手，來維護他們即將崩潰的專製統治。如前所述，大清朝的改革固然是中國近代先進知識分子，也是清政府要圖強禦侮和長治久安的歷史產物，然而，在清王朝先後兩度長達五十年有聲、有色、有血、有淚的改革中，曾使它只要“中宵念起”便“夢魂屢驚”的太平天國造反，不但是它決行經濟改革的重大政治動因，而且正是孫中山的革命，才又使它萌生了誘改良以滅革命的罪惡念頭。
　　然而，不論是溫和的路易十六，還是兇狠的尼古拉二世，抑或是兩手兼能的慈禧太後和她的繼承人們，也不論他們是真心或假意於改革，甚或是鎮壓革命與實行改革並舉，蓋因他們都對改革是為自救這一目的燎然於胸，因而，他們才決然不會同意革掉他們的王位、王權、王朝，特別是為這一切所依賴的專製製度本身。因而，為維護王位、王權、王朝和專製製度的專製改良，其目的，也就只能是為了“預防革命而已”。

第二、近現代專製改良無不以“誘發革命為終”

　　顯然，改行仁政與繼行暴政是同樣的困難。這是因為：其一、要施行仁政，就必須讓步於民和讓利於民，如是，就必然要遭到統治集團內部頑固守舊勢力的反對甚至破壞。為了不使他們阻擋改革，統治集團中的改革者們，就不得不在改革中給予他們更多的好處和利益，直至當權的改革者本身也要利用改革以自肥。由是，改革非但不能製止特權，反而擴大了特權，從而使人民痛感自己在改革中所獲，乃與舊權力集團中人不成比例。這無疑只能引起人民新的和更大的不滿。再加上要保護特權和持續漁利改革，就必須壓製人民的普遍不滿。這樣，“在有人享受特權和人民受到壓製的前提下，任何為公眾利益所施行的改革便都是行不通的了”。58
　　其二、因為改革非但沒有製止特權，反而擴大了特權，而特權的擴大又勢必導致腐敗的加深，誠如孫中山所指出的，“單單是引進鐵路或歐洲物質文明的任何這類措施，由於它們打開了新的敲詐勒索、貪汙盜竊的門路，反而會使事情更壞”。這個更壞的事情，無疑要使原來渴望改革的人民，由渴望改革而變成痛恨改革，並要求實行真正的改革，即革掉專製特權和專製政治。於是，希望從根本上改革專製製度的要求，也就會日漸地高漲起來，其最終便是革命的爆發。誠如梁啟超所言：“革命黨何以生，生於政治腐敗”。59
　　其三、專製末世的改革，原是要維護專製統治的。所謂改革，說到底亦無非是停止暴政、改行仁政而已。但仁政仍屬專製政治的一種，即所謂“開明專製”，並非脫離了專製政治本身，更非改變了專製製度。但人民既然連對仁政也不能滿意，甚至要求改行仁政以外的政治改革，特別是專製製度的改革，並且要求改到民主的政治道路上去，這無疑是向王位、王權、專製權力以及整個專製製度的挑戰。此時拒絕人民的政治改革要求，就會引發革命；同意人民的政治改革要求，又意味著專製權力和專製統治的自我消亡。對整個專製製度而言，誠所謂“搞民主就是自殺，不搞民主則必遭他殺”。於是，專製統治者就會出於既要製止前者、又要預防後者的需要，而只好連改革也一同終止。由是，一場為預防革命而發動的改革即專製改良，最終便不得不走向了“引發革命”這樣一個結局。
　　其四、歷史是不可逆轉的。古人所謂“此一時也彼一時也”的話，其意義即在於此。當人民身處專製壓迫的痛苦中時，有時，痛苦會使他們變得麻木。但是，一旦專製君主“因害怕麻木中的暴醒和暴力”，而期望用改革的方式來維護其統治不致一朝傾覆時，人民又會因為改革而迅速地從麻木中蘇醒過來。這種正常的蘇醒，正因為伴隨著理性的願望，才不會有爆發暴力的危險；但也正因為其覺醒帶有理性復蘇的意義，因此，一旦於再度失望中徹底地覺醒了過來，其理性的力量，就將是任何力量所難以重新壓服的了。更何況專製統治者既要倡導改革，就要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範圍內倡導思想解放的運動。一為他們的改革鳴鑼開道，二為他們的改革歌功頌德。但是，既要提倡思想解放運動，就會為人民提出指責創造了條件；既要人民歌功頌德，就要準備著人民要求辯論是非。同時，既已提倡思想解放，再要禁止人民去思考，特別是禁止人民去思考對自己不利的事情，也就不可能辦到。因此，一旦改革被終止，專製統治者也就不可能不重新強化專製統治，尤其是強化專製的思想統治。那末，由對改革的失望而倍生痛苦和真正覺醒了的人民，面對著卷土重來的專製暴政，也就不可能不在絕望之下形成一種反抗的決心了。特別是這個反抗的決心，又萌生在對專製暴政和專製仁政都有了深刻的領教之後。更何況由改革所導致的特權的日趨擴大和腐敗的日益加深，再加上掌權者已經借改革聚斂了太多的財富，因而也就必然要導致整個社會、尤其是普通人民生活的更加貧窮化。這就只能為革命做好了思想與人心、政治與經濟等各個方面的準備。如是，不論是卷土重來的專製暴政，還是卷土重來的專製改良，更遑論專製統治者是要抽刀斷水，還是要橫刀奪命，都既不可能再壓服人民，更不可能再欺騙人民，而只能招來人民對於整個專製製度的徹底反叛。革命作為歷史的一個普遍變革進程，亦終於因為專製統治者們要推行專製改良，而及時地到來了。近代歐洲諸國的專製改良，就導致了民主革命的發生。這既是清王朝的專製改良必然要失敗的基本政治原因，更是辛亥革命未能避免和不可避免的根本歷史緣由。

第二章

中國民主革命迎來了革命與復辟的反復較量

一　　中國民主革命戰勝專製復辟的特別艱難性和復雜性

　　誠如導論第二章所述，凡是爆發過民主革命的專製國家，都普遍存在著民主革命與專製復辟反復較量這樣一個艱難歷程。以辛亥革命為勝利發端的中國民主革命，於辛亥之後遭遇與專製復辟長期、反復、甚至是激烈的較量，也就勢所難免。但是，偉大的中國民主革命，要想戰勝形形色色專製勢力的復辟，卻有著特別的艱難性和復雜性。這是因為：
　　第一、農業社會與專製歷史過於漫長。顯然，漫長的傳統農業社會與悠久的中國專製製度，為歷代統治者所發展、加固、完善和強化起來的專製統治方式及手段，歷代統治者從未實行過教政合一、卻有某些君主實行過開明專製的影響，和“民本思想”、而非“民主思想”對於專製統治所起到的柔化作用，以及落後的蠻族兩度入主中原，對中國社會發展所產生的阻礙01 —— 這一切，既維系了中國數千年的專製統治，又創造了燦爛的中國古代文化，亦阻扼了中國在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等各個方面由專製向民主過渡的應有進程，更為復辟的欲望和潛力，奠定了久遠而又廣闊的社會基礎。因此，既然君主專製製度不足千年的英國，其王冠之下民主政體的建立，尚需歷經四十八年革命與復辟反復較量的艱難歷程；經歷了一百年的思想啟蒙，近九十年反復較量，才使得君主專製歷史同樣不足千年的法國最終地確立了民主共和製度；特別是君主專製的歷史不過數百年的俄國，其於革命名義下的專製復辟居然長達七十余年，並且復辟的危險至今尤存 —— 那麽，由數千年的專製統治所孕育、所完善、所強化、所加固起來的中國君主專製製度，當真只需要八十余年前武昌城頭的那一聲槍響，就可以使它頃刻消亡、灰飛煙滅嗎？
　　第二、傳統農業經濟形態遠未解體。應該說直至十九世紀上半期，中國傳統的農民小生產，即傳統的農業經濟形態，都從來未有改變。十九世紀下半期至辛亥前，清王朝歷經二度、歷時五十年的改革開放，雖然催生了中國的自由主義工商業，然而，一是改革開放的根本宗旨，乃在維護專製統治；二是窮國弱兵又不能抵禦列強對於中國自由經濟的壓迫和鉗製。因而，中國的自由經濟也只是處在發生階段，而遠未獲得發展和成形。02 辛亥之後，中國自由經濟雖然得到了相當迅速的發展，市場經濟亦開始走向成形，但它僅在沿海和沿江地區發展的區域限製，特別是軍閥復辟混戰的影響，不僅給它帶來了發展和成形的巨大困境，而且對傳統農村的觸動更是微乎其微，甚至連事關廣大農民切身利害的土地問題，也沒有和來不及予以解決。這就不僅為辛亥之後歷次專製復辟帶來了重要的農村社會條件，更為嗣後那一場要在共產革命名義下打天下的現代中國農民造反，既保存了復辟的社會基礎，又提供了造反的社會力量。
　　第三、專製的思想文化自成體系、源遠流長。中國傳統思想文化中專製的思想文化體系，及其對於世道人心的鉗製力量，乃是造成反復辟歷史任務尤其艱難的重大原因之一。辛亥之前，共和主義的思想運動雖然借助兩度革命和改良的論戰而有所普及，但是，這個普及，也還沒有真正觸痛整個專製思想文化體系本身。辛亥之後，於革命與復辟的反復較量之中，形形色色的專製復辟勢力一再號召“尊孔讀經”，甚至要求“定孔教為國教”，即要藉“綱常名教”以推動復辟的種種倒行逆施，無非是要將孔孟思想文化中專製的思想文化體系，當成鼓吹專製復辟的思想力量和精神法寶。
　　第四、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的交相並作。猶如世界許多國家的民主革命曾伴隨著或交叉著民族、種族等革命一樣，雖然常常是“一損俱損”，卻也常常能“一榮俱榮”。其對民主革命而言，或損或榮，便要看這個國家民主革命爆發的歷史條件。如前所述，中國的辛亥民主革命，先天的弱勢固多，卻伴隨著民族革命的巨大推動力量。再加上這個民族革命又具有外反列強瓜分和內反少數民族專製統治的雙重意義，因而，這個民族革命的助力，也就在相當程度上，促成了辛亥民主革命的迅速成功，所謂一榮而俱榮者。但是，它加速了成功，也帶來了問題。
　　問題之一，是因清王朝垮得太快太易，從而渙散了革命派的銳氣，不僅造成了“革命軍起、革命黨消”的不利狀況，而且造成了“革命黨消、革命軍也消”的危險狀態。中華民國南京政府對於袁世凱的輕信和讓權，特別是革命派自撤南京留守府和主動裁撤革命軍隊的做法，實為嗣後反復辟的艱難鬥爭埋下了巨大的隱患。
　　問題之二，是因滿清王朝崩解過速，從而造成只垮了朝廷，而各級官僚集團、特別是舊王朝軍隊未垮這樣一個嚴重禍患的存在。一方面，因許多舊官僚只需喊一聲“擁護共和”，便能搖身一變而成為新官僚，所謂用“銀桃子”取代了頂戴花翎，換湯而未換藥；另一方面，因舊王朝的軍隊已立即裂變為中央和各地軍閥的私家軍隊，從而導致來日各路軍閥混戰的發生，更作成了袁世凱擁遺朝之兵以復辟帝製的先決條件。可以說，辛亥之後直至南方革命軍北伐之前，其間十數年，革命要想戰勝復辟之所以如是艱難，無非是因為遺朝有兵而革命無軍罷了。
　　問題之三，是因滿清王朝垮得過快，從而造成大部分政治改良者於轉瞬之間便完成了立場的大轉移。所以，不少人就只可能“新其貌”而不能“新其心”。特別是一些著名的改良人士，曾因滿清統治集團的“請進和趕出”，即擡舉和打擊，又造就了他們的名聲，所以，事當袁世凱再造帝製、張勛再造復辟和北洋軍閥再造“假共和、真復辟”之時，他們當中的一些人，便立即成了推動專製復辟的能臣大將，和一批在思想文化界鼓吹專製復辟的先鋒，如著名的康有為、楊度等。他們之要救滿清，和滿清雖已不救，卻仍然要救君主製度的言行，實為辛亥之後革命與復辟的痛苦較量，造成了極為不利的局面。
　　第五、專製列強和民主列強的聯合圍剿。辛亥革命雖因歐風美雨、即歐洲民主革命和美國獨立革命的影響，而確立了它鮮明的民主革命目標和明確的民族革命目標，並受到了極大的鼓舞，但是，中國的民主革命卻遭遇了一些專製列強和民主列強的聯合阻撓、反對、甚至是粗暴幹涉。武昌起義後幾天，列強便在武漢江面集中了十余艘軍艦，以監視中國革命勢力的活動。駐北京的外交使團則立即接受美國駐華公使嘉樂恒的建議，促使清政府重新起用已被罷黜兩年的袁世凱，以撲滅中國的革命。俄國駐華公使郭索維茨在對“四國銀行團”美國代表司戴德夫人的談話中，更是坦率地承認他“唯一的意見，就是要使中國衰弱不振，並始終反對中國能夠建立一個強有力的政府”。03 一九一二年初，當中華民國南京政府接受孫中山的建議，決心北伐以反擊袁世凱對革命的軍事反撲，並在安徽、河南、湖北，尤其是戰略重鎮徐州屢敗和大敗清軍時，列強 —— 不分專製強國或是民主強國便又聯合起來，公然出面支持袁世凱。其各國軍艦不僅在長江遊弋以向中國的革命軍示威，而且於渤海灣阻止中國革命軍登陸。駐京各國外交使團甚至蠻橫宣布：“不準革命軍在京奉鐵路兩側十裏內戰鬥”。俄、日兩國尤借機增兵東北與內蒙，然後又做出“中立”的姿態為南北和談“牽線搭橋”，終於逼迫南京臨時政府將剛剛誕生的共和政權，向假言“永不使君主政體再行於中國”的袁世凱拱手相讓。其後，德國皇弟亨利親王還曾親赴青島公然向溥偉表示，“他的皇帝陛下，及他本人，將竭力支持清王朝的復辟”。04
　　此後，當袁世凱復辟帝製的意圖愈趨明顯，中國人民反對袁氏復辟的鬥爭也日趨激烈之時，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竟於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公然向袁提出“二十一條”，並以“中國如欲改國體為復辟，則必贊成”作誘餌。袁世凱的法律顧問、日本人有賀長雄還公開發表了“共和憲法持久策”一文，鼓吹“中國應由袁世凱做皇帝，總攬大權，復辟帝製”。袁世凱的憲法顧問美國人古德諾，亦公開在《亞細亞報》上發表了“共和與君主論”，宣揚“中國如用君主製，較共和製為宜”。其後，不論是在北洋軍閥屢悖混戰的痛苦歲月裏，還是在南方國民革命軍北伐推倒軍閥統治的輝煌年頭，世界專製帝國和西方民主強國，無一不為了他們在華的利益，不是成為混戰中各派軍閥的支持者，便是公然地反對中國革命軍北伐統一中國。可以說，自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發直至一九二八年中國革命軍二度北伐成功，中華民國獲得初步的統一為止，世界一些專製帝國和一些民主強國，特別是日、俄兩個專製惡鄰，實無一家不是一貫地和賣力地反對中國革命和中國統一者。
　　第六、遭遇共產革命所造成的歷史混亂。辛亥革命成功之日，正值國際共產主義思潮東渡，俄國實現共產專製復辟的“革命異變期”。由列寧對俄國民主革命的背叛，所造成的民主政體向共產專製政體的倒退，不僅將以革命名義實現專製復辟的願望與手段，由它的“一聲炮響”便送到了中國，而且為正在堅持民主革命而反對專製復辟的中國，製造了由革命性質、革命理念、革命目標、革命主體和革命手段的不同，所帶來的極大思想混亂和革命混亂。由是，世界共產革命終於在尚未解體的中國傳統農業社會，尋找到了它絕好的“革命土壤”；中國的傳統農民革命更是在特殊的歷史條件下，找到了它最為誘人的現代形式；形形色色正在向民主革命與共和國體實行瘋狂反撲的專製勢力，固已得到了它所需要的歷史混亂；而由民主革命初造成功所帶來的思想解放和輿論自由的局面，又為馬克思主義復辟哲學和共產革命思潮在中國的傳播，帶來了絕好的時代條件。再加上不論是世界專製帝國，還是西方民主強國，他們在對華利益關系基礎上所結成的，反對中國民主革命的“神聖同盟”，又一再地激怒了善良的中國人民。於是，馬克思主義旨在批判西方民主製度與西方自由經濟的思想和理論，也就在中國找到了它又一片廣闊的天空。由是，民主革命的理念被模糊了，民主革命的對象被轉移了，傳統農民“均貧賤、等富貴”的大同思想，輕而易舉地便與馬克思主義“人人有飯吃、個個有衣穿”的共產革命目標一拍即合。而以先進知識分子為主體的國民革命陣營遂產生了動搖，發生了分裂。其中一些人更為自身傳統知識分子的本能所決定，搖身一變就成了“共產主義的知識分子”，並且立即為蘇俄發現、青睞、支持和扶植。從此，中國國民革命在其與形形色色專製復辟的艱難較量歷程中，又遭遇了一個更加具有社會基礎，並且直接受到外國顛覆勢力數十年支持和指使的“紅色”專製勢力，在革命名義下對她的瘋狂反撲，從而為中國民主革命戰勝專製復辟，製造了一個更加艱難和痛苦、更加復雜和危險的時代環境。
　　第七、日本帝國的長期和瘋狂侵略。中國國民革命雖然遭遇了上述種種艱難較量，然而，給中國國民革命進程帶來了最大災難的，卻是日本帝國對中國長達十四年的侵略戰爭。這一場侵略戰爭在中國所造成的直接後果，便是在辛亥之後，當形形色色的專製復辟已經為中國人民所艱苦戰勝以後，卻為共產專製復辟在中國的成功，帶來了絕好的歷史契機和歷史條件。中國國民革命，因此而再一次遭遇了最為嚴重的挫折；辛亥革命的主要民主成果，由此而被徹底推倒；近現代中國由專製向民主的過渡，從此被阻扼在共產專製復辟的厄運之中；中國大陸人民更因此而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歲月裏，遭受了曠古未有的殘暴專製統治。從而使得中國國民革命即中國民主革命的最後成功和全面成功，被拖延了半個世紀以上。

二　　中國人民堅決反對袁世凱、張勛的公然復辟以“護國”
　　盡管以辛亥為勝利發端的中國國民革命，要想戰勝形形色色的專製復辟，乃有著特別的艱難性，但是由辛亥革命的勝利和中華民國的創建所開創的嶄新歷史條件，所蔚成的良好時代風氣，所普及的民主共和思想，所交待的“護國護法”重任，不但正在使得中國人民更加地“懂共和，解民主”，而且能夠義無反顧地堅決反擊和堅持反對清王室、特別是袁世凱和張勛的公然復辟，從而奪取了第一輪護國護法的歷史性勝利。

第一、袁世凱圖謀復辟帝製的由來和經過

　　清王朝固因積弱既久而崩解過速，但是，辛亥之後被逼退位的遜清王室所懷抱的復辟願望，卻持之以恒，歷久難泯。自滿清崩解直至滿州國建立，溥儀固然從未停止過他的復辟活動，而散落在南北各地的清宗室人等亦因深懷亡國之恨，而心心念念都在復辟之中。他們或是成立孔教會、孔道會、讀經會等，以宣傳“非復辟不能救中國”；或是以祖國的山林、土地、牧場、礦山作抵押，企求日、俄等外敵支持他們的復辟行動；甚至以允諾滿州獨立為條件，收買蒙古馬賊巴布如布的蒙古軍以發動武裝叛亂。曾參預張勛復辟的前陜甘總督升允，在失敗時就曾說過“一息尚存，此心不已，留身以待，後會有期”的決絕之詞。
　　雖然，清王朝因氣數已盡，時勢難逆，而復辟無望，然而，復辟的危險卻沒有因此而減弱。辛亥之後，復辟的最大危險，無疑來自那個既能夠權傾當朝，又能夠兵迫革命的袁世凱。由於日、俄、德、英、美、法等列強對他的支持，更因他擁有一支由他自己訓練出來的王朝軍隊，還因他出山之日，便是他心懷叵測之時，05 因此，自他銜命鎮壓武昌“叛亂”起，便一步一步地向著“帝製自為”的方向穩紮穩打，步步為營，直至黃袍加身、一朝覆亡而後已。他先是擁遺朝之兵，要求清廷與南京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同時解散，以由他來組織一個“共和政府”；後則假言“永不使君主政體再行於中國”，而借用國際國內支持力量，以逼迫南京政府讓權。及至民主憲政、政黨內閣和國會政治日倡，他竟暗殺宋教仁以廢除政黨內閣和全國大選。一旦陰謀入序，又立即逼迫國會先選他做正式總統，再製定憲法。隨即罷免三位革命都督，06 稱將軍、改官製。然後便下令解散國民黨，宣布解散國會，廢除“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製定總統權即等於皇帝權的“中華民國約法”。既改責任內閣製為總統製，又撤銷國務院，設政事堂於總統府內……及至陰謀就緒，乃號令祀孔祭天，親率百官赴孔廟祭孔，以為他復辟帝製的“先聲”。陰使組織“籌安會”和“全國請願聯合會”，07 召開“一致恭戴他為中華帝國皇帝的全國代表大會”。直至他登帝位接受百官朝賀之日，竟成為雲南軍政府成立，全國“護國討袁運動”鋪天蓋地之時。

第二、中國人民堅決反擊袁氏復辟帝製的勝利

　　面對著袁世凱亦步亦趨、步步緊逼的復辟行徑，已經“懂共和、解民主”的中國人民，不僅將反對專製復辟、推進國民革命的歷史任務，義無反顧地擔當在自己的肩頭，而且反對公然復辟的成功、迅速和徹底，實為世界各國所不能相比。由袁刺殺宋教仁而猛醒的孫中山，因已經意識到袁氏復辟的危險，從而指出“非去袁不可”。由是，孫發動了二次革命（參見第五節）。二次革命雖然失敗，但以孫中山為代表的民主革命派，卻絕“不因挫抑而灰心，不以失敗而退卻”，而是“日夕共謀”，旨在武裝倒袁。國中廣大民眾以及各派政治力量，亦要求“除惡務盡”。誠如孫中山所論，“自經此役（按 —— 指辛亥革命）中國民主政治已為國人所公認，此後復辟帝製諸幻想，皆為得罪於國人而不能存在”。08 中國人民因對袁世凱復辟帝製深惡痛絕，同仇共憤，絕不以袖手旁觀為己任，從而形成了“敢有帝製自為者，全國人民共擊之”的感人政治局面。知識分子中的先進者，固因“慧眼識天仇”，很早便識破了袁世凱妄圖帝製自為的野心，因而指責袁是“假共和之名而擁兵力以行專製的魔王”。09 《北京時報》更公開刊文，揭穿“袁世凱通令祀孔祭天無非是帝製復辟的先聲而已”。知識界和輿論界如此，廣大民間莫不如是。一九一四年三月十五日，河南寶豐人白朗在起義的布告中就公開指出：“我國自改革以來，神奸主政，民氣不揚。雖托名共和，實厲行專製。本都督輟耕而太息者久之。因是糾集豪傑，為民請命。”並提出要“逐走袁世凱，以設立完美之政府”。及至袁氏復辟帝製的行徑日趨公然，黃袍加身的日子指日可待之時，全國五百多家報紙遂以鋪天蓋地之響，與袁不共戴天，所謂袁氏乃被“氣死”之說，由是而來。
　　幸運的是，正是因為共和主義的理念，已經成為全中國人民的政治理念，中華民國的共和國統，已經成為全中國人民擁護的國統，所以，於此大勢之下，連曾力倡改良，反對革命，並曾為袁世凱鞠躬盡瘁的梁啟超，亦終於在不寒而栗之中翻然醒轉過來。梁不獨敢於《大中華》雜誌發表洋洋萬言的“異哉，所謂國體問題”的大文，以對古德諾之流邪言中國“只能行專製、不能行共和”的助袁復辟謬論，予以堅決地反擊和揭穿，而且拒誘惑、蔑威脅，公然上書袁氏稱：“誠願我大總統以一身開中國將來新英雄之紀元，不願我大總統以一身作出中國過去大奸雄之結局；願我大總統之榮辱與中國以俱長，不願我中國之歷數隨我大總統而俱斬。”梁啟超以“先生所言，全國人人所欲言；全國人人所不敢言，抑非先生言之，固不足以動天地”的巨大魅力，10 揚反袁護國之正氣，斥袁氏復辟之反動，並親自護送蔡鍔秘密赴日轉滇，以發兵“護國”。蔡鍔抵滇後，遂宣布雲南獨立，組“護國軍”，更在袁氏於北京新華宮接受百官朝賀之日，發布討袁檄文，公布袁氏罪狀，揭開了反袁護國戰爭的序幕。
　　蔡鍔決心反袁護國的消息傳出，昆明人民遂到處懸掛中華民國國旗，張貼“擁護共和萬歲”的標語，繳納捐款者爭先而恐後，要求參軍者涕泣而不能止。全國人民的支持使蔡鍔意氣風發。蔡遂以“不斬樓蘭誓不還”的精神，既以二萬反袁之旅對陣袁氏三十八萬皇家軍隊，又以六千入川之軍與袁氏激戰於川南。由是而使海內外人心奮起，反袁的聲浪響徹神州，護國的勝利遂成定局。蔡鍔揮師出兵不過二旬，貴州與廣東已相繼宣布獨立。山東居正起兵護國不數日即已克十余城。當此情勢之下，國務卿徐世昌遂辭職而去，袁氏心腹大將段祺瑞與馮國璋 —— 前者抱病隱居西山，不願為袁一助；後者則以江蘇將軍之身，先擁兵南京以觀望時局，繼則與江西、浙江、山東、湖南等省將軍共同壓迫袁氏取消帝製。袁世凱被迫於一九一六年三月二十二日撤銷帝製，於三月二十三日廢除洪憲年號，復任總統。四月初，下令改組內閣。五月八日，因各獨立省份軍人已於廣東肇慶成立軍務院，宣布指揮全國軍政，發表《十九省公民否認袁世凱冒充總統書》，並稱：“袁逆不死，大禍不止，養癰蓄疽，實為亂基。願國人速以決心再接再厲，撲殺此獠，以絕亂種。”五月九日，孫中山發表“討逆宣言”，號召“除惡務盡”，尤指出“保持民國，不徒以驅袁為畢事，決不使有謀危民國者復生於國內”。於時，曾一度支持過袁的海外華僑也紛紛致電國中，要求將袁“執行國法”。五月十九日，袁世凱發表“宣布帝製始末案”，企圖嫁禍於人，並策劃由川湘向西南反攻。五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三日，袁心腹愛將四川將軍陳悖、湖南將軍湯薌銘亦相繼宣布獨立。六月六日，袁遂於全國人民同仇共憤、一致聲討中病死。袁世凱圖謀復辟帝製由此而告慘敗。

第三、中國人民反對張勛擁戴宣統復辟的迅疾成功

　　應該說，正因為辛亥革命之後，共和主義思想已經成為全國上下莫敢一辯的新思想，中華民國已經成為舉國上下共同體認的新國家，是故，在反袁護國之役中，連大大小小的軍閥，直至袁逆的親信愛將，都不得不在“護國”的旗幟下響應共和，反對帝製；維護民國，反對復辟。所以，一九一七年七月一日當張勛竟敢乘黎元洪、段祺瑞爭奪之際，率辮子軍赴京以公然擁戴宣統復位時，不僅北京十幾家報紙“一律停刊，表示抗議”，而且上海的印刷工人也拒不排印唯一鼓吹張勛復辟的《國是報》。上海商界更為反對張勛復辟而一體懸掛中華民國國旗，以示擁護中華民國共和國統的決心。其時，反對張勛復辟的通電，“一日之內不僅高可盈尺，更有血性男兒，多有不避鼎鑊者，乃執筆痛言”，以反對復辟。偽學部尚書沈增植在滬住所，既被“義憤之士”投擲炸彈，而參預張勛復辟的主要人物萬繩軾、劉廷琛，因南昌人和九江人“無不唾罵其人為禍胎與甘心從逆，其兩家人因不堪眾矢之集，只好舉家避去”。在廣東，因“張勛復辟，中斷共和，電報傳來，人心悲憤”，竟發起“國民哭靈大會”，後改名“國民護國後援會”，以表示他們反對張勛復辟的痛絕之心。輿情如此，國情如是，段祺瑞遂於馬場誓師，決驅張以推倒復辟，從而使這一場清王室的公然復辟，成為一場鬧劇，僅僅十一天就亡殂於人心共討之中。此後，一切欲擁遺朝之兵，據私家之軍，以覬覦復辟專製者，都不得不以維護中華民國的嶄新國統為旗號，卻又借閹割中華民國的共和法統為手段，來達到他們“假共和、真復辟”的目的了。
三　　中國人民堅持反對北洋軍閥假共和真復辟以“護法”
—— 兼述五四愛國民主運動
第一、北洋及各派軍閥假共和以復辟、混戰的緣由

　　中國人民在擊敗袁世凱和張勛的兩度公然復辟之後，一是袁、張的失敗，昭示了中華民國國統已為民心所確認。二是全國人民反袁、反張的同仇敵愾之氣，已使得任何有槍有勢而欲奪取中央政權或割據一方者，俱已深深明白，唯有頂起中華民國的國統，扛起共和的招牌，才有可能爭取民心，或擁有民心。但是，也正因為帝製已絕，無君可忠；袁氏已死，無人可服；民主共和，軍閥不通。加之大軍閥要仗武力以統獨江山，小軍閥要擁兵割據以稱雄自保，尤其是北洋派軍閥，11 一為遺朝之兵，二為袁家班底，三為實力雄厚，他們才將袁、張復辟失敗後的中國，推向了復辟和混戰的歷史大混亂之中。

第二、段祺瑞假造共和、意在專製、首開軍閥復辟混戰的端緒

　　一九一七年七月，段祺瑞因重掌國柄，遂於共和名義之下，一是拒絕恢復“臨時約法”與國會；二是藉對德參戰而一再擴大對日借款，藉以擴充皖系軍事力量；三是為借日款而與日本換文，欣然同意將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並與日本簽訂軍事協定，12 同意日本在中國駐軍並將國家資源作抵押；四是組織安福俱樂部以成立段氏安福國會，使國會成為他專製權力暢行無阻的“通行證”；五是反對和平統一，高喊武力統一，對孫中山為“護法”而在廣東建立的南方革命政府實行武力討伐；六是一意擴張皖系，打擊直系，決以武力解決與直系的沖突，從而導致直、奉聯合和“八省反皖聯盟”的成立。一九二零年七月十四日爆發的直皖戰爭，遂成為北洋軍閥長期復辟混戰的端緒。

第三、各派軍閥的連年混戰

　　直皖戰爭雖以皖敗而直、奉勝以告結束，但由於直系吳佩孚被任命為兩湖巡閱使，直系齊孿元、陳光遠、蕭耀南又獲江蘇、江西和湖北督軍位置，並連續贏得對陜、鄂、川等省的軍事勝利，大大地擴充了地盤，從而引起奉系軍閥張作霖不滿。再者，於一九二零年八月組成的靳雲鵬內閣，始親奉，後又親直。張遂於一九二一年十二月抵京倒靳雲鵬內閣，組親日派梁士詒內閣。但梁內閣既釋放安福系戰犯，又任親日派曹汝霖要職，並參加“山東問題秘密談判”，以取日本借款，叠遭全國反對，吳佩孚遂與直系各督軍通電反梁，逼梁下臺。一九二二年一月梁下臺，顏惠慶組閣，奉軍遂入關備戰，直系亦調軍隊因應，從而造成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九日第一次直奉戰爭的爆發。
　　在第一次直奉戰爭中，因原馮國璋部下西線奉軍一部停止戰鬥，從而牽動整個西線（平漢）奉軍瓦解，加之東線（津浦）奉軍又敗，結果奉敗直勝。北京政府遂在吳佩孚指使下，免張作霖本兼各職，令其聽候查辦。張作霖卻在日本支持下，用東三省議會名義，宣布東北閉關自治，自任東三省自治保安司令。其後，張因不甘，又於是年六月四日再派兵至秦皇島與直軍戰，卻又因先勝後敗，英、美出面調停，張只好簽立停戰條約。此後，奪取了北京政權的直系，尤為實力派吳佩孚，便一邊打出恢復“中華民國法統”的旗號，先擁黎元洪復位，以示法統；再迫黎元洪退位，以於法統之下，賄選曹錕。13 曹錕雖賄選總統成功，卻遭遇全國反對。吳佩孚遂以洛陽為大本營，如段祺瑞一樣，打出了“武力統一”的旗號，並且先發製人，首命孫傳芳為閩粵邊防督辦，南抗廣東孫中山，繼命周蔭人為福建督軍，北逼皖系浙江督軍盧永祥。第一次江浙戰爭遂於一九二四年九月三日開仗 —— 直系軍隊由閩、蘇、皖、贛夾擊盧永祥，孫傳芳則越仙霞嶺由閩入浙作戰。十月十二日盧永祥敗逃日本，直系齊孿元占領上海。奉系於九月十五日入關討直，直系於九月十八日宣布討張。吳佩孚親任討逆軍總司令攜軍北上，赴山海關督戰。第二次直奉大戰爆發。
　　第二次直奉戰爭雖是直奉兩系軍閥間又一次為爭奪中央政權的戰爭，但因直系第三軍討逆司令馮玉祥外接廣東，陰連奉張，暗叛直系，並在其部將鹿仲麟和北京警備副司令孫嶽及直軍第二路軍司令胡景翼支持下，回師北京發動政變，呼籲和平，趕出遜帝，北京政府遂被迫下令停戰，並解除吳佩孚軍職。其時，適奉軍又在山海關大敗直軍，馮軍亦在楊村與北倉打敗吳佩孚，吳主力基本被消滅。第二次直奉戰爭便以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日曹錕辭職，即直敗奉勝為告終。
　　第二次直奉大戰期間的北京政變，它積極的一面，一是廢了溥儀滿清皇帝的稱號，並驅之出宮，僅年付五十萬圓以維持家用。二是馮玉祥在段祺瑞、張作霖同意下，決定邀請孫中山北上，從而在全國促成召開國民會議的運動，並由之而引發了“首都革命”、即一系列反對軍閥復辟混戰賣國的群眾運動。其消極的一面，一是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六日，馮玉祥、孫嶽、胡景翼已發出擁護段祺瑞復職的電報，十一月又在天津會議上共舉段祺瑞為中華民國臨時執政，遂使段政權復活，並由此而產生段氏“善後會議”，14 使民眾所追求的國民會議不能召開。二是馮玉祥等以私家之兵組成中華民國國民軍，馮自任總司令兼第一軍軍長，胡景翼和孫嶽為副司令兼第二、三軍軍長，從而在各系軍閥中不僅增添了一個“馮系軍閥”，迅疾地誘發了一場更大的內戰，而且為馮系謀得了“革命”的招牌，為北伐勝利後的中華民國埋下了又一場分裂與叛亂的巨大禍患。
　　因第二次直奉大戰的結果是奉皖兩系控製了北京政權，段祺瑞重新上臺，段政府遂於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任命皖系敗將盧永祥為蘇、皖宣撫使，免齊孿元江蘇督軍職務。盧永祥遂與山東軍閥張宗昌引奉軍占領浦口、南京一帶，齊孿元乃與孫傳芳組織江浙聯軍，進攻北京政府委派的淞滬軍使張允明，交戰於無錫。後因孫傳芳突然宣布撤兵，而使齊軍大敗。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八日，齊孿元通電下野。同日，奉軍進入上海。這便是第二次江浙戰爭及其結局。
　　在第二次江浙戰爭中，孫傳芳雖因背齊而使齊敗，奉軍就此而源源開往上海，卻因此而立即引起了其他軍閥的恐慌和反對。孫傳芳遂決定聯馮反奉，於一九二五年十月十五日，以“浙、閩、蘇、皖、贛五省聯軍總司令”名義通電討奉，十月十六日攻占上海，十月十九日占南京，十月二十三日占蚌埠，十一月十八日占徐州，逼使奉軍退守山東境內。孫傳芳遂建立東南五省聯軍，自命東南五省官員，從此於吳佩孚兵敗之後在武漢建立的十四省聯軍中脫穎而出，自成體系，不再聽吳指揮。
　　一九二五年在奉軍被孫傳芳趕出蘇、皖兩省後不久，其內部曾發生郭松齡倒戈張作霖的內戰。15 郭松齡因李景林的出賣而戰敗亡命。其先，因馮玉祥曾為救郭松齡而向李景林提出假道熱河，為李所絕，郭死後馮遂發兵攻李，占天津，李景林只好退兵山東，與張宗昌結成“直魯聯軍”。是年底，馮又試圖聯吳佩孚以製張作霖。未想吳未忘舊仇，非但拒絕，更致電張作霖，要聯奉討馮。一九二六年一月張學良復吳電表示諒解，由是直吳與奉張重結，並且聯合李景林、張宗昌的直魯聯軍，以攻打馮玉祥的國民軍。直吳軍由京漢線北上，直魯聯軍由津浦線北上，奉軍負責關外並助吳軍餉二百萬圓，議定將來北京政局由吳佩孚主之。此次大戰，吳佩孚、張作霖、李景林、張宗昌打勝，馮國民軍敗亡大半，後困於西北。大戰期間，一是導致日本軍隊炮擊大沽口和日、英等八國的蠻橫幹涉，造成“大沽口事件”；二是引發“反奉倒段”運動和國民軍鹿仲麟部發動兵變推倒段政府；三是北京“三一八”慘案的發生。
　　一九二六年四月奉直、直魯軍進京，吳佩孚便提出恢復曹錕法統。16 張作霖則提出恢復“臨時約法”，同時召集國會開會，組織由他所控製的攝政內閣。其後，歷經顏惠慶、段錫矽和顧維鈞等內閣，直至一九二七年六月，張作霖自組安國軍政府，自任大元帥，掌控北京政權。
　　自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七年十一年間，除掉皖系、直系、奉系等大軍閥為爭奪北京政權而叠起的大型混戰以外，各地方軍閥為擁兵自保，同樣是長期混戰不止。其中省與省之間的混戰，和一省之內的混戰，可謂此起彼伏，連連不斷。其間，僅四川境內便有大小混戰四百三十九次之多。如前所說，這些混戰，在大軍閥雖為爭奪中央政權，以期武力統一和復辟天下；在小軍閥則為擁兵以自保，或奪地以稱王。但在名義上，他們不是假共和以興師，便是借自治或聯省自治以用武。中華民國的國統誰都要搶；中華民國的法統誰都要閹割；國會和“臨時約法” —— 這兩個中華民國國統和法統的標誌，更是成了各路軍閥或號令天下以稱王師，或奪地稱雄以做霸主的法寶。至於遍及數省，由軍閥標立與標榜“憲法和憲政”，以行封建割據之私的情形，乃事所不鮮。此亦足以證明，假共和之名以行專製之實，實已成為大小軍閥長期推行復辟混戰的一塊遮羞布。

第四、中國人民堅決反擊軍閥的復辟與混戰

　　誠然，袁、張之後的中國人民，蓋因“懂共和、解民主”，“厭絕專製，寶愛共和”（陳獨秀語），才始終堅持反對北洋軍閥的假共和與真復辟。同時，一是因軍閥混戰而不能在政治上造就專製一統的局面，從而為反對軍閥復辟混戰提供了政治上的自由條件。二是中華民國國統和法統的鉗製，又使得軍閥們不敢仿效袁、張以公然復辟，而只能假共和以行復辟之實。這就給反復辟帶來了明確的立場，積聚了正義的力量。三是辛亥之後思想輿論的高度自由，乃予人民、尤予知識界以宣傳反對軍閥復辟混戰的廣大思想輿論陣地。四是兼以推廣白話文與文學革命、意在反復辟的新文化運動，以及其後的五四愛國民主運動，又在相當程度上普及了文化，提高了民智，迅疾提升了整個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質。因此，自一九一七年段祺瑞由再造共和的大英雄一變而為再造復辟的大軍閥起，中國人民反對軍閥復辟、混戰和賣國的鬥爭，直如長江後浪推前浪，浪浪相推，波峰疊起。中國人民反對軍閥假共和、真復辟的鬥爭，可分為三大階段：
第一階段：從反段護法、反段賣國到五四愛國民主運動的爆發
　　一、蓋因段祺瑞在成為“再造共和”的大英雄之後，轉身便要做拒絕恢復國會和“臨時約法”的大軍閥，孫中山立即在全國人民的反段聲中，於一九一七年七月高舉起“反段護法”的旗幟，公開揭穿了段祺瑞“假共和之面孔，行其專製之手段”的復辟本質。隨後，原國民黨議員中商榷系及政學系的一百五十名議員和海軍總長程璧光乃追隨孫中山南下，於廣州召開“非常國會”（因法定人數不夠），決議成立中華民國軍政府，選舉孫中山為大元帥，並即刻分兵湖南，以發動護法戰爭。
　　二、如果說一九一五年袁世凱因接受日本“二十一條”，就已引起過日本留學生和國內學生及民眾的堅決反對，那麽，一九一八年五月，當段祺瑞欲借參戰（指歐戰）向日本借款以圖擴充皖系，並不惜以國家資源作抵押，與日本簽訂軍事協定，同意日本在我國駐軍時，17 中國留日學生中的絕大多數人，遂立即在東京舉行示威遊行，表示抗議。其時，因日本政府毆打逮捕中國留學生，留學生乃宣布罷課並組織救國團體，宣傳愛國反日，同時派遣兩千人急速回國，以聯系國內各地高校發動反段愛國運動。由是，北京、天津、濟南、上海、福州等地相繼爆發反對段祺瑞賣國的學生運動，全國各地“抵製日貨”的運動亦得以迅速展開，為五四運動的爆發奠定了基礎。所以，一九一九年春天，當中國人民得知“巴黎和會”將把戰敗國德國在戰勝國中國山東的“特權”轉讓給日本時，一場以“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為中心內容的，反對軍閥復辟愛國的偉大群眾鬥爭 —— 五四愛國民主運動，便立即鋪天蓋地地席卷在中國的大地之上。
　　為了製止賣國政府在“巴黎和約”上簽字，在校長蔡元培的支持下，北大學生即於五月三日晚議決“通電巴黎專使不得在和約上簽字”，並於翌日 —— 五月四日，聯合北京十三所大專學校的學生，齊集天安門舉行盛大遊行示威。當日下午四時許，學生火燒曹汝霖宅，痛打章宗祥，18 三十二名學生因此而被捕。於時，北大校長蔡元培固言“今日發生之事，乃屬愛國運動，此種愛國運動在各國是最平常的事，大家不必驚慌，我當負責營救”，國會亦有代表聲明，表示要贊助學生的行動。始未參預的清華大學代表隨即表示將與各校同時行動。警官學校代表更已出示“殺賣國賊”的血書。朝陽大學的代表則提出了發動抵製日貨的運動。五月六日，“北京中等以上學校聯合會”成立，並再一次致電巴黎拒絕簽字。學生的愛國行動和政府逮捕學生的行為，激勵和激怒了全國民眾。京師總商會召開緊急會議，決定聯合全國各商會一起援助學生。上海、天津各地，各團體或個人紛紛電請政府釋放學生。山東省議會正副議長等四人赴京與山東籍國會議員議決要求釋放學生，並為山東問題失敗彈劾內閣。於是國會提案，誓不承認“二十一條”和段祺瑞與日本簽訂的“順濟鐵路合同”（段托名修路以籌款擴兵），已未俱樂部甚至提出要彈劾總統袒護賣國賊的行為。由是，政府因蔡元培願以身家性命作保學生復課，而釋放學生。
　　然而，五月四日學生火燒趙家樓，痛打曹汝霖，雖迫使曹、章、陸三人辭職，但蔡元培因保護學生而遭到曹、章、陸謾罵，也被迫辭職。前者雖無人為其“鳴冤”，後者則受到廣大教職員工以全體辭職相同情。北京政府遂同時慰留蔡元培與三國賊，並更換教育部長，撤換高等學校校長多人。由是，北京中等以上學校聯合會遂再度決定罷課，並堅持提出“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的口號，掀起了更大的運動高潮。然而，北京政府所采取的監控新聞、禁錮輿論、取締學生活動和為曹、章、陸辯護等做法，特別是總統徐世昌於六月一日下達責斥學生的命令，北京政府於六月三日逮捕演講學生一百七十八名，六月四日拘捕學生八百余人之等等倒行逆施，非但沒有將“真理所在，死生以之；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的學生運動鎮壓下去，反而激起了全國學生和各界民眾的一致反抗。孫中山遂領銜以廣州軍政府七總裁名義聯名通電，表示支持學生運動；廣東非常國會亦宣言痛詆曹、章、陸賣國；天津、武昌、杭州、青島、煙臺、蕪湖、保定、福州、南昌、常州、登州等各地學生紛紛成立組織以聲援首都學生；上海、天津、濟南、寧波、廈門、鎮江、漢口、蘇州、無錫、常州、揚州的工商界，亦公開聲明支持學生。自六月五日起，上海及各地工商界始共同宣言“不除國賊不開門”。上海商界還決定提倡國貨，不用日輪裝貨，不用日鈔，各著名大報亦聲明不登日商廣告。天津商界還將所訂日貨全部退還。長江流域商人亦同聲排斥日貨。自六月六日起，上海浦東工人率先罷工以聲援學生。“賣國賊存在一日，商學工界即輟業一日”的呼聲響遍國中。
　　在全國各地各界的巨大壓力下，六月五日，政府釋放學生；十日，政府免曹、章、陸職務；十三日，國務總理錢能訓辭職，大總統明令禁止鎮壓學生運動；六月二十八日，巴黎和會代表在全國人民七千多份函電和法國三萬多名華僑及留學生的逼迫下，拒絕在“和約”上簽字。五四運動，不僅獲得了反對軍閥政府賣國的勝利，而且獲得了反對軍閥政府鎮壓人民民主運動的勝利。正是這一雙重的勝利，才決定了五四運動作為愛國民主運動的性質。中國人民反對北洋軍閥及其北京政權“假共和以復辟”的鬥爭，亦因此而走完了第一個大階段。
第二階段：中國人民為捍衛中華民國國統和法統的種種奮鬥
　　這一階段，從時間上看，是在直皖戰爭與第一次直奉戰爭之後，直到第二次直奉戰爭的爆發。就事實上看，則從全國人民反對曹錕賄選，直到全國民眾提出種種“維護中華民國國統與法統”的要求。
　　一、因直系在直皖戰爭和第一次直奉戰爭中的勝利而擴大了地盤，充實了武力，劫奪了北京政權，因而，它才在恢復中華民國法統的虛假幌子下，導演了一場“擁黎上臺”、“迫黎下臺”19 和曹錕賄選總統的醜劇。這個醜劇，一方面將他們要恢復中華民國法統的假戲暴露無遺，一方面則將中華民國共和法統閹割得不成樣子，使得深受大軍閥混戰之苦的國民，又一次斷送了要求實現共和的希望。因此，自曹錕賄選一開張，不僅痛苦憤懣之情激蕩民心，而且頓足斥罵之聲震撼全國。上海有國民討曹遊行大會，杭州有討曹救國大會，各省學生再起學潮以討曹錕、誅議員。上海工商界還召開省區公民大會，決議將受賄議員由本省各法團抄沒其家產，削除其籍貫。浙、皖等地的學生，有的搗毀議員家庭，有的發起鋤奸會，擬將受賄議員鑄成鐵象，以留永世之罵形。雖然曹錕一系多方鎮壓 —— 如逮捕記者，封鎖輿論等，但全國人民的反賄選鬥爭仍然愈演愈烈。一百余名旅滬拒選議員紛紛發表聲明，聲討賄選之罪。其他懷恨直系的大小軍閥，諸如雲南唐繼堯、浙江盧永祥、奉天張作霖、淞滬何豐林、四川熊克武等也先後通電反曹賄選。可以說，正是曹錕賄選和其後吳佩孚所叫喊的武力統一，才從反面促成了全國反直運動的發展，誘發了第二次直奉戰爭的爆發，促成了馮玉祥倒戈與北京政變的發生。
　　二、應該說，自直皖戰爭和第一次直奉戰爭起，全國民眾反對軍閥混戰的鬥爭，便從來沒有停止過。這個鬥爭，一方面因維護中華民國共和法統而帶有鮮明的反復辟性質；另一方面又因反對軍閥爭奪中央政權而具有揭穿軍閥“假共和真復辟”的作用。加上新文化運動蓬勃發展的影響，與五四運動勝利成功的激勵，在思想、文化、教育各界，直至在地方軍閥中間，都掀起了一波又一波“擁憲立憲”和“自治聯治”的運動。這些運動的共同出發點，是要以製定國家的根本大法，來肯定、維護和發展中華民國共和國統；這些運動的共同要求，則是要用中華民國的共和法統，來遏止軍閥混戰、謀求祖國的和平與統一。雖然就地方軍閥而言，此亦無非是又一層次的“假共和”而已。一九二二年十一月《東方雜誌》曾出版兩期“憲法研究專號”，稱“民國已十一年，然兵連禍接，擾攘至今，根本大計，迄未公布”，因而“吾國今後國民之責任，唯促成憲法之製定，裨政治入軌，絕亂源，定國基，然後徐圖興國之道而已”。一九二二年五月，胡適之、蔡元培、王寵惠等亦在“我們的政治主張中”，提出要組織一個好政府，即“一個憲政的政府，一個公開的政府，一個有計劃的政府”，更提出“組織一個好政府，是政改的唯一下手功夫”。20  並且，繼清末就有人提出要在中國建立一個聯邦製國家的思想，一九二零年十一月，章太炎在北京《益世報》上發表“聯省自治虛政府議”一文，以“近世所以致亂者，皆由中央政府權籍過高”為由，提出“中央政府只宜虛置”。一九二二年九月，胡適之則提出了“建立在省自治上面的聯邦的統一國家”之建議，等等。21 正是上述鮮明反對軍閥混戰的思想和輿論，才一方面導致了“廢督裁兵”等推倒軍閥具體辦法的出現，22 又導致了地方軍閥割據勢力為在大軍閥混戰中擁兵自保，而高唱“製省憲、省自治直至聯省自治”的高調，甚至“付諸實踐”。23 雖然他們的行不通乃為勢所使然，但是在同聲相求以反對大軍閥復辟混戰和小軍閥擁兵割據上面，應該說還是起到了一定的宣傳作用和發動作用，為嗣後第二次直奉戰爭中的“北京政變”和其後全國人民反對軍閥復辟混戰直至消滅這一混戰，統一中華民國，起到了不可低估的政治影響。
第三階段：從國民會議運動到三一八慘案
　　雖然在反曹錕賄選之後，一方面出現了群眾運動的低潮期，一方面知識界又提出了種種反對軍閥復辟混戰的思想和方略，然而，隨著第二次直奉大戰的爆發，尤其是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卻迎來了又一個更大的和更加持續的反對軍閥復辟混戰的群眾運動高潮。
　　一、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五日，馮玉祥在北京召集政治軍事會議，在段祺瑞和張作霖的表態歡迎下，決定電請孫中山北上共商時局。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日，孫中山遂以中國國民黨總理的名義發表“北上宣言”，重申國民革命的目的，主張召開國民會議以決國是。由是，全國立即出現促成召開“國民會議運動”的高潮。穗、京、滬、津、漢、濟、寧、徐州、張家口等地的人民團體紛紛通電，擁護召開國民會議；滬、粵、鄂、湘、浙等省均成立了“國民會議促成會”，北京還成立了“婦女界國民會議促成會”，以推動國民會議的召開。然而，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段祺瑞執政府卻公布“善後會議”條例（參見註十四）。由於該條例凸顯了各派各地軍閥只想實行聯合執政，既未“新其貌”、更未“新其心”的特點，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國民黨遂通電首先反對召開善後會議。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日，廣東國民會議促成會組織十萬人遊行，以反對善後會議。一九二五年元月三十一日，孫中山指示國民黨員拒絕參加善後會議。一九二五年三月一日，於善後會議召開之際（二月一日至四月二十一日），社會各界聯合在北京召開了“國民會議促成會全國代表大會”，公開否認段政府的“善後會議”，重申打倒軍閥的主張，決議指出：“中國國民欲求恢復民族獨立與自由，即在以國民會議產生革命政府，宣布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雖然孫中山先生的逝世和段政府拒絕召開國民會議，造成了國民會議的流產，但由於召開國民會議以決國是的要求已經深入人心，由於一九二五年四月段政府與法國簽立中法協定承認“金法郎案”，24 由於一九二五年五月“五卅血案”發生，由於一九二五年十月段政府雖然召集關稅特別會議卻無從實行關稅自主，首都國民遂連續地推起了反對段祺瑞執政府的高潮，並立即得到了全國民眾的響應。於時“打倒媚外政府”的呼聲此起彼落，各種倒段反奉的要求響遍全國，種種罷工、罷課、遊行、示威的行動紛至沓來。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首都群眾在天安門舉行國民大會，通過了“立即解散段政府、由國民製裁和解散關稅會議、召開國民會議”等一系列決議案。要求“組織國民政府臨時委員會和召開國民會議”的呼聲，由是響徹國中，從而形成“五四”以後全國民眾又一次反對軍閥復辟賣國的持續性高潮。尤其當日本軍艦炮擊我大沽口炮臺的消息傳來時，25 這一反對北京段祺瑞軍閥政府的群眾運動高潮，就更是形成了烈火烹油之勢。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七日，國民黨北京市黨部與北京學生總會、北京市總工會等發起北京各學校、各團體代表緊急會議，議決“嚴正駁斥日通牒，不許日艦攜奉軍入口，驅逐八國公使出京，請國民軍為廢除不平等條約而戰”。並於三月十八日在天安門召開了三萬余人的“反對八國通牒國民示威大會”，誓言要用“五四”的精神，“五卅”的熱血，反對帝國主義之聯合進攻，26 反對軍閥之賣國行為，同時決議廢除辛醜條約及一切不平等條約，要求在津的外國兵艦立即撤退並懲辦大沽口戰爭禍首。會後又組織兩千多人請願團赴鐵獅子胡同向執政府和國務院請願。段祺瑞的執政府遂以“聚眾謀亂危害國家”為名，命令開槍射擊請願隊伍，製造了四十七人死亡和一百余人受傷的三一八慘案。
　　三一八慘案立即引起了全國人民的憤怒。滬、津、穗、桂林、長沙、南昌等地群眾，包括海外留學生及華僑，立即發起了反段愛國的運動。首都民眾於三月十九日再次聚集天安門前舉行國民大會，並通過“即日解除段祺瑞一切政權，交由國民裁判；解散關稅會議，宣布通過關稅自主；組織國民政府臨時委員會，召開國民會議”等決議案。從而將中國人民堅持了十一年的，反對北洋軍閥假共和以復辟、混戰、賣國的鬥爭，推向了最後的高潮期。正是在這一高潮期中，段祺瑞政府倒臺，27 廣東革命政府乘勢吹響了北伐打倒軍閥的進軍號角，中華民國南京政府終於在北伐的勝利進軍中得以重建，中國人民亦終於迎來了十七年反復辟的歷史性勝利，更迎來了中華民國和平與統一的初步實現。

四　　中國人民反復辟的思想文化革命 —— 新文化運動
第一、新文化運動是在思想文化上反復辟的革命

　　如果說袁世凱、張勛的公然復辟，因全中國人民的“共擊之”而先後歸於敗亡，那麽，當之“再造共和”的大英雄，竟於馬場誓師到執掌國柄的轉瞬之間，就又成為再造假共和真復辟的大軍閥時，應該說，它給予國人的強刺激，實不亞於袁、張的公然復辟。尤其是北洋軍閥製造一系列混戰和混亂的行徑，不單使國人痛心疾首，特別使得中國的優秀知識分子們“寶愛共和之心，因以勃發；厭棄專製之心，因以明確”（陳獨秀語）。
　　再者，如前所說，辛亥之後清王室的宗親貴要就曾到處成立孔教會、孔道會、經學會等等，以宣傳“非復辟不能救中國”。而袁氏復辟帝製的先聲便是“通令學校祀孔，親率百官祭孔，下令所有衍聖公暨配禮賢哲後裔，膺受前代榮典，均仍其舊”，所謂“欲遏橫流，在尋正軌”，試圖以獨尊“孔教”，來改變所謂“波邪充塞、法守蕩然”的“共和現實”。康有為既在一九一六年九月上書北洋政府，要求“定孔教為國教”；又於一九一七年七月張勛復辟時，因身封“弼德院副院長”（院長徐世昌），而親擬宣布復辟的上諭。並稱：“自今以往，以綱常名教為精神之憲法，以禮儀廉恥收潰決之人心”，實際是要在思想文化上首先實現復辟。至於滿清的遺老遺少們，不僅為推動復辟而大肆鼓吹尊孔讀經，意在“倡明周公孔子之學”，而且還“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地從辛亥前一直鬧到辛亥後，甚至從袁氏復辟一直鬧到北伐推倒軍閥乃止。由是，國中賢者便不難發現，凡復辟，必與獨尊孔教有關。孔教不僅是為專製復辟鳴鑼開道的精神法寶，而且是專製賴以復辟的政治法寶，更是專製已經實現復辟的一劑“思想保和湯”。因此，國中賢者們也就不論他們是提倡科學與民主的新型思想家，還是要反對文言文和舊文學的新型文學家，便都將孔教當作他們誌在批判和打倒的對象。這，便是新文化運動狂飆伊始，就會喊出“打倒孔家店”的真正原由所在。它無疑是革命與復辟艱苦較量時代的思想產物，也是革命思想和復辟思潮的一場必有較量，更是辛亥前那兩場批判封建綱常名教和專製改良的共和主義思想運動，在辛亥後的繼續和深入。再加上共和國統之下的數度專製復辟，又給社會生活帶來了極大的混亂和痛苦，28 這就使得新思想、新文化和新文學的提倡者們，不僅能夠認識到批判專製思想文化的必要性，而且能夠理解到提高人民思想文化素質，進一步普及共和主義思想的重要性。特別是他們又在一個特殊的痛苦時代 —— 革命與復辟艱苦較量的歷史時期，獲得了思想靈感和文學創造的深厚生活基礎及豐富情感泉源，因此，在思想有了，生活有了，痛苦也有了，追求亦更明確和更堅決的反復辟時代條件下，思想革命和文學革命的先後兩聲吶喊，既開啟了對“孔家店”的大膽批判，又開始了對革命與復辟較量時代社會生活的文學表現。前者繼承辛亥前共和主義思想運動對封建綱常名教的批判，誌在思想戰線上為反對專製復辟、推進民主革命而盡其功；後者則以晚清的文學革新為前瞻，繼承和發揚了它敢於批判現實的精神，勇敢地直面社會生活，以“引起療救的註意”。如是，一場在後來被托名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思想文化革命，便在思想和文化兩個方面，並在革命與復辟正在艱難較量的中國大地上，被轟轟烈烈地推動開來了。

第二、新文化運動是以民主批判專製、科學批判愚昧的思想文化革命

　　作為新文化運動主體部分的思想革命，它萌動於袁氏復辟的歲月，呼喊於張勛復辟的前後，如潮如湧在軍閥復辟混戰的年頭，結果於北伐成功的輝煌年代。
　　一九一五年九月，陳獨秀已在《青年雜誌）創刊號上以“敬告青年”為題，為這一場反對復辟的思想革命，豎起了“科學和民主”兩面大旗。他說，“國人而欲脫蒙昧時代……當以科學與人權並重”。一九一六年二月，他又在“吾人之最後覺悟”一文中，公開指出“中國欲求生存，必須拋棄官僚的專製的個人政治，實行自治的國民政治”。一九一九年一月，面對著復辟派非難《新青年》“破壞禮教、禮法、貞節、倫理”之等等罪名，他又發表了綱領性的“自辯書”，宣稱“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能不反對禮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塞先生，便不能不反對那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塞先生，便不能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並誓言“我們現在認定只有這兩位先生才可以救治中國……若因為這兩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壓迫、社會的攻擊笑罵、就是斷頭流血，都不能辭”。29
　　由是，面對著在辛亥之後已經墮落為復辟派的康有為，和他一再力倡“尊孔、復古、讀經”所推起的一波波逆流，陳獨秀則在“孔子之道德與現代生活”等文章中，嚴正標明了“封建禮教與民主政治不可兩立，孔子之道與共和製度直接對立”的思想立場，豎起了“打倒孔家店”的大旗。
　　由是，李大釗乃大聲疾呼“君與民不兩立，自由與專製不並存。是故君主生而國民死，專製活而自由亡”。30 吳虞則繼承了辛亥之前民主革命派對於綱常名教的批判，以在思想上和理論上進一步清算“維系了二千年專製政治和家族製度之根本的孔子孝悌思想”，指出了禮教的吃人本質。
　　魯迅亦尖銳地抨擊了要借保存國粹而維護專製政治的“國粹派”們，指出“我們要保存國粹，須得國粹也能保存我們”。同時還鞭笞了仍然在叫喊“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偽革新派們，批判了他們“既說是應該革新、卻又主張復古”的兩重思想。
　　可以說，既高舉起民主的大旗，以反對專製政治和整個專製製度；又高舉起科學的大旗，以反對數千年來專製思想、專製觀念和專製文化所造成的種種愚昧 —— 這在革命與復辟、即民主與專製激烈較量的時代，不僅已經是名副其實的新文化運動，而且已經成為名副其實的反復辟思想文化革命了。

第三、新文化運動的成就和影響

　　顯然，由於新文化運動的先導部分和主體部分，乃是一場在政治上反對專製復辟的思想革命，這個革命在它一開場，便帶頭對於一切復舊、復辟的思潮和行為，進行了大膽的、並且是堅決的批判和清算，所以，作為新文化運動重要組成部分的白話文運動和文學革命，才有可能在一開場便生機勃勃地高舉起“反文以載道”的文學革命旗幟，更只在短短的幾年中便獲得了那樣大的成就。說到底，幾位留學生在美國關於“新潮之來不可擋，文學革命其時矣”的閑話，31 之所以能夠在國中誘發起“文學革命”的時代大潮，無非是這個關乎文學的“閑話”，適應了辛亥之後國人在思想文化上反對專製復辟的時代需要，它，才有可能因為“一點因由”，而被“著意點染”，從而在反復辟的思想革命已經蓬勃開展的時代條件下，推動起了一場真正的文化和文學革命，結出了白話文運動和文學革命的碩果。這也是胡適之先生所小心翼翼提出來的“文學改良芻議”，到了陳獨秀的手裏，便不僅還了胡適之先生“新潮之來不可擋，文學革命其時矣”的本意，而且能就此做成一篇“文學革命論”，並喊出了“三推倒和三建設”之文學革命主張的根本原因。32
　　新文化運動的第一個成就是白話文運動的勝利，即白話文的被正式公開提倡和被迅疾地推廣普及。33 這不僅對於文學革命和中國新文學的發展成形具有決定的意義，而且對於推動民主理念，普及科學知識，提倡革命精神，號召反對復辟，即在更為廣泛的規模上批判專製思想、專製政治和專製製度，推廣新思想、新觀念、新文化和新知識，直至推動北伐在全國的迅疾成功，均起到了無以低估的歷史作用。
　　新文化運動的第二個成就是文學革命的實績。首先，魯迅的小說“狂人日記”便是在批判“吃人禮教”的新文化運動中應運而生的。緊接著，魯迅又從批判專製政治的“上下”兩個方面入手，以對孔乙己命運的深刻描寫，猛烈地批判了專製統治之精神枷鎖 —— “科舉製度”的罪惡；又在對鄉村遊民 —— 阿Ｑ形象的塑造中，深刻地揭示了專製製度之所以能夠維系其長期統治的社會基礎，即中國傳統農民無思想、無文化，卻有著根深蒂固之封建專製觀念的本相。胡適、劉半農、郭沫若開始以白話詩歌的形式詠嘆社會的痛苦，人民的不幸，歌唱一個古老民族的方死和方生；以魯迅為代表的一批文學新人，則以重大的社會問題作為自己創作的主題，意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註意”。中國的新小說、新詩歌、新戲劇終於爆發開來，其作為一場文學運動，不僅為白話文的迅疾推廣與普及起到了推波助瀾的巨大作用，為我們民族現代語言的形成建立了莫大的功勛，而且它開山之日便是結果之時，誕生了迄今為止，不僅在思想上，而且在藝術上都無愧於後人的不朽之作。尤其是它在革命與復辟公開較量的時代，作為那一場反復辟思想文化革命的一個部分，確乎揭出了病痛，也引起了療救的註意，引發並堅定了人民、特別是青年反對專製復辟、追求民主政治的信念。這一切無疑都是文學革命的重大成就。
　　新文化運動的第三個成就是它對於整個社會生活所產生的巨大影響。由於新文化運動是一場反復辟的思想文化革命，它雖由少數知識分子所倡導，卻又為廣大青年和普通民眾所參加。加上辛亥之後中國人民已經擁有相當的思想言論出版自由，分裂混戰中的軍閥又不可能在思想文化上再造專製一統，以強行取締這一自由，因而，這一場反復辟的思想文化革命，就不僅在思想上、文化上及文學上獲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且在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都獲得了廣泛的響應。其影響之深，之廣，之所向披靡和只進無退，實是將革命與復辟公開較量時代的整個社會生活氛圍，引向了一個空前的質變階段。不僅予舊思想、舊文化以重創，特別予剛剛誕生、還在鮮血和痛苦中掙紮的新中國，在思想文化以及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註進了新鮮的歷史氣息，使之迅速地出現了推陳出新的思想文化局面。尤其是它所表現出來的“崇尚自由、反抗權威，排斥專製、追求民主，批評傳統、肯定現代，破除迷信、推崇科學，深懷理想、一意求新，和要積極、不要消極，要個人主義、不要專製主義”之種種嶄新的時代精神，不僅在迅疾地改變著那個時代的面貌，而且對中國社會的發展產生了巨大歷史影響。因而，在更加廣闊的社會生活與更為久遠的歷史範圍內，將它視作在各個方面均要推陳出新的一場“思想啟蒙運動”，也就言之不過。

第四、新文化運動在文學革命和思想革命方面的負面影響

　　其一、文學革命方面。由於中國數千年傳統思想文化的重要成份 —— 專製的思想文化體系，絕非是一朝一夕所能批判、清算得了的；由於剛剛認同科學和民主理念的批判清算者本身，同樣背負著傳統文化根深蒂固的影響；由於辛亥之後的中國正處在革命與復辟反復較量的特殊歷史時期，他們既身置其時，又身在其中；因而，他們對於時代發展的本質，也就很難認識得十分清楚。由是，那一批在舊時代為舊文化所培養起來的新文化人，即“新青年”，就自然而然地會把由專製復辟所造就的社會災難，和由剛剛覆滅的專製王朝所遺留下來的社會痛苦，與辛亥革命是一場失敗的革命聯系起來，甚至反轉過來認為，這一切都是辛亥革命沒有獲得成功所致。這就使得魯迅等一批作家於文學革命後期，將對數千年專製社會的批判與辛亥革命所必然要引起的時代陣痛劃了等號，不僅混淆了辛亥前後中國社會發展的本質區別，而且混淆了民主革命和專製復辟的政治界限。從而為不僅要推倒專製製度，甚至要否定辛亥革命的錯誤思潮，作了文學上和心理上的鋪墊。比較一下法國波龐王朝復辟時代的巴爾紮克、福樓拜等偉大作家，重新認識一下他們在文學上一心要批判的復辟貴族，竟恰恰是他們在政治上一心要維護的心愛者 —— 這樣一個“根本矛盾”，我們就能明白，他們對復辟時代社會心理與時代風情的描寫，實在是對那個“革命與復辟正在艱難較量的”時代，作了相當本質、相當鮮明，即相當深刻和準確的文學概括。於連·索黑爾，包法利夫人，德·拉·木爾侯爵的女兒馬特爾小姐 —— 應該說，正是從這些不朽的文學形象身上，我們才看到了法國社會民主進步和專製倒退的激烈沖突，以及這個沖突之必然要解決和必然能夠解決的歷史前途，即“聖·瑪麗街修道院裏的共和主義英雄們”一定能夠戰勝專製復辟的勝利前景。這固然是法國文學已經走向成熟的表現；同樣是法國民主革命前漫長的思想啟蒙運動，曾對專製主義實行過廣泛深入批判的一個積極成果；更是法國傳統農業社會已經並正在解體，民主與科學已經先走一步這一歷史進步性，所帶來的進步文學現象。
　　其二、思想革命方面。由於新文化運動在思想革命範圍內，沒有能夠積極地區分傳統思想文化與其中“專製思想文化成份”的界限，從而將所有的傳統思想文化都當成了批判和打倒的對象，這就不僅為對手的反擊帶來了可乘之“理”，而且表現了對於民族文化遺產的不公正態度，更為嗣後在共產革命思潮的侵擾下，不加鑒別地動輒便要否定和打倒傳統文化，甚至以批判和打倒傳統文化來取代對於當代共產專製思想文化的清算，提供了似是而非的理由。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後期，在中國大陸出現的，某些人不能、不敢、甚至是不願批判共產專製政治，卻樂於批判、直至全面否定民族傳統文化，並堅持鼓吹民族虛無主義的奇異文化現象，雖然不過是一種改良主義的文化現象而已，但是，這一改良主義的文化現象，卻在維護共產專製製度，鼓吹共產專製體製內的政治改良，淡化共產專製製度的罪惡，特別是它在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上，對新一代青年所產生的惡劣影響，實在不能不說是新文化運動“負面影響”的一個至為悲哀的歷史效應。

五　　中國國民黨堅持反復辟以“竟辛亥之功”的艱辛歷程
一、中國國民黨的由來、性質、理論和綱領
　　在辛亥之後革命與復辟反復較量的艱難歷史進程中，要想明白中國國民黨堅持反復辟以“竟辛亥之功”的艱辛歷程，首先就要對中國國民黨作為一個政黨的由來、性質與發展，有一個清晰的認知。
　　“國民黨”，是發動辛亥革命成功的主要政治團體 —— 中國同盟會，在辛亥之後進行公開大發展的一個歷史結果。是民國初年中國形形色色政黨中最大的一個政黨。一九一二年八月，中國同盟會以“鞏固中華民國，實行民生主義”為綱領，聯合統一共和黨、國民公黨、國民共進會、共和實進會以及全國聯合進行會成立了國民黨。持平而論，如果當時並不存在著一個“才足以帝製以自為、智足以壓服民黨、魄力足以借刀殺人”的袁世凱，作為中華民國的臨時大總統，則於民初共和主義思想頗為普及，國民黨已經在國會參、眾兩院獲得絕對多數席位，宋教仁亦在全國競選中深獲民眾擁護的歷史條件下，通過議會政治，組織政黨內閣，從而把中國建成一個民主、法製之共和國的目標，也就未嘗沒有實現的可能。但是一九一三年宋教仁在上海被袁暗殺這個悲慘而且黑暗的事實，卻阻斷了這個可能。宋教仁被刺後，孫中山發動的二次革命歸於失敗，袁世凱遂相繼宣布解散了國民黨和國會。其時亡命日本的孫中山因痛感“國民黨的蕪雜”，而決心“正本清源”，因而，才於日本成立了中華革命黨。中華革命黨雖然對外仍沿用國民黨的名義相號召，對內則要求恢復中國同盟會時代的革命精神，在軍事上要以武裝討袁為目的，在思想上要堅持實行民權主義與民生主義，在宗旨上要以創建“五權憲法”為目標，並接受袁世凱之所以能夠篡權復辟、革命黨之所以被迫讓權失敗的教訓，確定了“軍政、訓政和憲政”之重大革命方略。應該說，這實在是孫中山民主建國思想的一個重要發展，為嗣後中國民主革命反復辟的歷史進程，深化了理論，明確了綱領，規定了它的革命歷程。一九一六年六月袁世凱之死，因使倒袁目標實現，中華革命黨本部遂遷往上海，並通令海內外各支部一律恢復國民黨名義，但為別於一九一二至一九一三年的普通政黨國民黨，本部初用中華國民黨之名，一九一八年八月始正式稱中國國民黨，一九一九年十月則正式公布《中國國民黨規約》。中國國民黨在組織上一是確定中華革命黨黨員即為中國國民黨黨員。二是規定民初的國民黨員須重新履行參加中國國民黨的手續。在性質上則宣稱自己是革命政黨，不惜以革命手段和武裝力量推倒反對共和的政敵，因而有別於民初的普通政黨國民黨。在革命目標上則進一步明確規定，中國國民黨要以“三民主義為立國之本原，五權憲法為製度之綱領”。在革命方略上亦明言必須堅持“軍政、訓政和憲政”的革命歷程。上述各項原則不僅明見於中國國民黨於一九二零年之後歷次修訂的黨章和發表的宣言，而且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而愈見完善。一九二三年一月一日由中國國民黨所發表的“宣言”，不僅全面地和系統地就民族、民權和民生三個方面闡述了民主革命的思想綱領，尤將人民直接投票行使創製、選舉、復決與罷免的權力，和人民擁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居住、信仰之完全自由，提到了相當的高度，並予以確認。從而具顯了她作為一個民主革命政黨的基本性質。

二、中國國民黨反復辟的艱辛歷程
　　應該說，中國國民黨（按 —— 為了敘述的方便，姑以此名稱總代中國同盟會、國民黨、中華革命黨、中華國民黨和中國國民黨）於辛亥之後堅持民主革命、反對專製復辟的艱辛歷程，恰如孫中山本人所概括的那樣，可以分為“護國之役”和“護法之役”這樣兩個歷史階段。
一、護國之役
　　護國之役的第一階段是革命軍的第一次北伐。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孫中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臨時政府為“鞏固中華民國、實行三民主義”而陸續頒布各項“民主建國法令”，推行各種民主政治舉措，雖然使全國民眾有了開天辟地之感，但是，卻使袁世凱一心要由他建立“新政府”的陰謀瀕於破產。於是，袁才一邊指使其部將馮國璋、段祺瑞等發出“誓死抵抗”的叫囂，一邊撤銷唐紹儀的議和代表資格，34 一邊發兵攻陷武昌，與革命軍隔江對峙，蓄意製造緊張態勢，以逼迫剛剛誕生的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由是，孫中山第一次提出了“北伐討袁”的主張。一九一二年一月十三日，北伐的革命軍敗清軍於安徽宿州等地，戰略重鎮徐州亦不戰而下，安徽、湖北、河南各戰場革命軍均獲得相當勝利。如前所說，只因列強公然出面、出兵支持袁世凱，才再一次逼出了“南北議和”的局面。這便是中華民國成立之後，嶄新民主政權的第一次北伐，也是北伐一詞的由來。
　　護國之役的第二階段是二次革命。雖然袁世凱在各專製列強和民主列強的支持下，曾“誓言”“願竭盡其力量，發揚共和之精神，永不使君主政體再行於中國”，不僅騙取了民主革命派的信任，而且獲取了中華民國中央政權。但是，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日，袁氏謀殺宋教仁的槍聲，不僅使孫中山“猛醒”，而且使孫中山立即意識到，要推倒復辟，“非去袁不可”。由是，孫中山發動了二次革命。滬、皖、湘、鄂、閩、重慶等相繼宣布獨立，江蘇都督程德全亦在黃興迫動下宣布討袁。國民黨人江西都督李烈鈞遂組織討袁軍，發表討袁通電，並赴湖口督師。二次革命固然因北洋水陸兩軍夾擊湖口，陷南昌，占九江，和袁軍張勛部攻占南京而失敗，但是，卻首開辛亥之後中國國民黨堅決反擊袁世凱復辟的端緒，拉開了反袁復辟的第一幕。其後，孫中山雖然被迫亡命日本，但他“不以挫抑而灰心，不因失敗而退卻”，“東渡以來，日夕共謀，非欲雪暌醜之恥，實欲竟辛亥之功”。正是為了竟辛亥之功，孫中山和他的中國國民黨 —— 中華革命黨，才在袁世凱復辟帝製的緊鑼密鼓中，一邊派胡漢民、鄧鏗、許崇智等先後往南洋籌款，以準備在國內發動武裝起義；一邊又於一九一五年十一月十日派員刺殺袁世凱心腹 —— 上海鎮守使鄭汝成，於一九一五年十二月發動上海肇和艦起義；一邊派國民黨人李根源聯系廣西陸榮廷、廣東陳炯明和時在雲南、四川、湖南、安徽的李烈鈞、熊克武、紐永健、柏文蔚等，以圖軍事討袁。從而為蔡鍔反袁護國的一舉成功，更為袁後張勛擁戴宣統復辟的迅疾敗亡，在全國範圍內作了準備。
二、護法之役
　　因孫中山先生在發表“討袁宣言”時就已經明確指出：“保持民國，不徒以去袁為畢事，決不有使謀危民國者復生於國內。”所以，當“再造共和”的大英雄段祺瑞轉身就又變成“再造專製”的大奸雄，北洋軍閥轉臉就從袁氏公然復辟走向了“假共和以復辟”時，孫中山和革命黨人已經進一步認識到，“袁世凱雖死，而袁世凱所留遺之製度，不隨以俱死……曾不期年，而毀約棄法，解散國會之禍再發，馴至廢帝復辟，民國不繼如屢。復辟之變，雖旬余而定，而毀法之變，則愈演愈烈”。由是，為保護中華民國的共和法統不被閹割，為維護“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和國會不被廢棄，孫中山和他的革命黨人開始了長達六年的護法之役。
　　護法之役的第一階段 —— 第一次護法戰爭。因孫中山指斥段祺瑞“假共和之名義，以行專製之實”，並首先舉起了“護法”的大旗，一百五十名原國民黨議員遂隨孫南下，海軍總長程璧光亦率第一艦隊開赴廣州，然後召開“非常國會”，成立中華民國軍政府，任命孫中山為大元帥，並發動了第一次護法戰爭。但是，不久以後，蓋因唐繼堯、陸榮廷為首的南方軍閥與北方直、皖軍閥暗中勾結，並在廣州組成“西南自主各省護法聯合會”，以對孫中山的廣州中華民國軍政府釜底抽薪，方使得正在湖南作戰的北伐軍歸於敗北。為此，孫中山乃痛感“南與北如一丘之貉”，因此憤而離粵。第一次護法戰爭遂以失敗為告終。
　　護法之役的第二階段 —— 第二次護法戰爭。第二次護法戰爭在一個較長的時間裏曾獲得相當的勝利和發展。一九二零年，因陳炯明於福建彰州誓師後返兵歸粵，並請回了孫中山，廣州革命政府得以重建。翌年四月，孫中山就任非常大總統後即揮兵西進，並於同年七月十五日克南寧，八月一日占桂林，南方革命政府遂在形式上統一了兩廣。其後，孫中山於十一月十五日在桂林設立大本營，在政治上與皖系及奉系結成三角同盟，冀抵製掌握北京政權的直系軍閥；在軍事上則秣馬勵兵，準備北伐打倒北洋軍閥。一九二二年四月，北方第一次直奉戰爭爆發，孫又設大本營於韶關，遣李烈鈞、許崇智北伐以攻江西。李、許於六月二十二日克贛州。直系為阻孫北伐，一面宣布恢復舊國會，使廣州政府無護法之依據；一面陰使五百萬圓賄賂陳炯明叛變，陳遂以護法成功為由，迫孫下野，因不得，竟於六月十六日炮轟廣州觀音山總統府，從而造成孫中山二度護法的失敗。
　　護法之役的第三階段。二度護法的失敗因使孫中山有了“山窮水盡”之感，所以他才選擇了另一條反復辟的“危險之路”，即在蘇俄數度謀劃請求之下，開始了“聯俄容共”的做法，雖給未來的中國國民革命埋下了天大的禍患（參見下章），卻為他重建南方革命政府、創建黃埔軍校和北上護法帶來了機會。雖然北上護法，因段祺瑞與各路軍閥的抵製和孫中山本人的逝世，而再一次夭折，然而，五年護國，六年護法，以反對袁氏復辟和北洋軍閥“假共和以復辟”的艱辛歷程，卻沒有白走。因為，正是護法之役，才為孫後蔣介石領導北伐勝利、實現中國國民黨“竟辛亥之功”的歷史願望，奠定了基礎。換言之，中國國民黨，也正是在十七年反復辟的艱辛歷程中才得以成長和發展，並迎來了她推進中國國民革命的輝煌歷史歲月。

兼論　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與中國共產革命誘發沒有因果關系
　　第一、新文化運動作為一場“寶愛共和，厭棄專製”的思想革命，標舉的是“民主與科學”，追求的是人權和民權，推崇的是科學和崇尚科學的精神，批判的是傳統思想文化中專製的思想文化成份及其體系，反對的是專製政治和專製製度的復辟。因而，新文化運動才既不是依據馬克思主義所發動的一場思想運動，更不是要標舉馬克思主義的一場共產革命。更何況早已在晚清民初就開始流入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學說，非但只是當時正在中國傳播的資本主義、功利主義、自由主義、無政府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直至杜威實證主義等形形色色“西學”中的一種，而且是這些並存西學中唯可顧影自憐者，即最無市場者。因而，它非但沒有條件，而且也根本沒有資格成為新文化運動的思想旗幟和理論武器。
　　其次，新文化運動作為在思想革命前提下所發動的一場文化革命，亦有兩個組成部分。一為白話文運動，二為文學革命。前者固然與馬克思主義思潮沒有任何關系，後者，尤其是在它的發動期和發展期，則從理論到實踐都不曾有過馬克思主義的任何侵入。由魯迅小說“狂人日記”所代表的那一聲“吶喊”，要揭穿的無非是“中國數千年專製的歷史乃是吃人的歷史”這樣一個主題。以魯迅為首的作家所創作的其它文學作品，目的雖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註意”，卻根本沒有開出過任何一張“馬克思主義和共產革命”的藥方，來作為救中國的靈丹妙藥。他們身為作家，直面社會，表現生活，批判專製，渴望療救，固在本質上毫無錯處。即便是因為他們看不出辛亥之後革命與復辟的艱難反復較量，才是造成社會病苦的根本病因，我們亦不能因此而去苛求與責斥他們。至於一九二一年中共在蘇俄的直接扶植下成立之後，立即秉承列寧“黨的組織與黨的文學”的專製政治要求，要把文學變成“共產革命機器上的一顆螺絲釘”，甚至於一九二二年召開的第一次全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代表大會上，提出了要建設“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口號，無非是中共要師法蘇俄，將中國的新文學變為“遵命文學”，即遵蘇俄命，要在中國為發動共產革命而發起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而已。它，無非導致了“從文學要革命而向‘革命’要文學”的過渡，以及共產文學的興起和文學自身的消亡。在本質上，則是要將“文以載道”改變成“文以載共產革命之道”，因而才是對文學革命的變相反撲，和對中國新文學發展的一個根本反動。
　　第二、五四愛國民主運動以反對軍閥賣國為旗幟，以“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為目標，固無任何“主義”作為其後盾，才能激起社會各界和最廣大群眾共同起來以支持之，參加之。如果說工人罷工乃標明“中國的工人階級已經走上了政治舞臺”，那麽，早已在反袁、反張復辟中就已經罷過市，更於五四運動中先於工人罷工罷市的全國商人，即中國的“資產階級”，豈不是更有資格走上政治舞臺嗎？顯然，只有托名這一場偉大的愛國民主運動，並給它強加上共產革命的色彩和性質，更標榜“中國的工人階級已經登上政治舞臺”，才能給中國共產黨的建立，既帶來它的“光榮性和進步性”，又製造了它的“歷史必然性”。
　　第三、五四愛國民主運動和中國共產革命的誘發，之所以沒有因果關系，還因為，馬克思主義向中國的傳播乃始於晚清民初西學東漸之時，而非“五四”之後。一九零三年日人福井準造的“近代社會主義”一書，已由趙必振譯成中文出版，是向中國介紹馬克思主義的首批讀物之一。一九零六年的《民報》第二號和一九零八年的《天義報》第十五號及第十六號至十九號，亦已經擇譯發表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尤其是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三年，因辛亥革命的成功與中華民國的建立，而在中國大地上造就了空前自由與解放的思想局面，一時間不僅各種學術觀點、學問思潮均相興相存，而且形形色色的政黨政團，均呈現風起雲湧之勢。然而在以各種思潮作為背景所組建的各種政治團體中，唯獨沒有一家自稱“共產黨”者。其間，徐企文的“中華民國工黨”和江亢虎的“中國社會黨”雖有傾向勞工的意向，卻也不曾明確聲稱他們是無產階級的政黨。更何況他們既沒有成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又沒有宣誓要為不要祖國、甚至要出賣祖國的“世界共產革命”而奮鬥，尤其沒有接受“國際”、實際是蘇俄的親手扶植、嚴密控製和直接指揮。毛澤東聲稱“十月革命的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非但是一句歷史的謊言 —— 因為馬克思主義早就送來過了，而且，指五四運動為中國共產革命之發端，若不是有意地篡改歷史，起碼也是對歷史的曲解。
　　再者，一九一七年在中國首先報導俄國發動共產革命的新聞標題，竟是“突如其來的俄國大政變”35 尤其是由英、法留學生主辦的《太平洋雜誌》，其所用標題“革命後之俄國大政變”，就更是對“民主革命後的俄國政變”，表達了相當的疑問心理。一九一八年，在蘇俄一再假言宣稱對中國“廢除”不平等條約以後〔參見下章），除李大釗等少數知識分子乃突然寫出了“庶民的勝利”和“布爾什維克的勝利”這樣一些文章，以歌頌俄國共產革命以外，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仍然對俄國的政變抱著觀望和研究的態度。一九一九年冬，胡漢民、戴季陶等就以研究者、介紹者而非信仰者的身份，纂文介紹唯物主義思潮。一九一二年十二月成立的“社會主義研究會”，則以被正宗馬克思主義所深惡痛絕的基爾特社會主義為研究對象。彼時，梁啟超和他的“共學社”亦開始出版《馬克思主義研究叢書》，如《資本論解說》，《唯物史觀解說》，《馬克思派的社會主義》及《何謂馬克思社會理論體系》等等，但都是客觀介紹而已。同時，即便是於一九一九年五月出版的《新青年》雜誌《馬克思主義》專號，其不僅是《易樸生專號》等等專號中的一家專號而已，而且它的出版之日，雖為五四運動爆發之時，但它的編定之日，則無疑是在五四運動爆發之前。上述事實，足以說明五四運動既與“一聲炮響”沒有關系，更不是馬克思主義才將五四運動引向了共產革命的邪路之上。
　　第四、一方面，由於新文化運動為五四運動的一波驚起即巨瀾國中，作了思想文化上的準備；另一方面，也正因為五四運動的更加廣闊、更加猛烈、更加深入和更加具有群眾性，才能對新文化運動推波助瀾，直至將它推向了更加廣闊、持久與升華的境界。新文化運動與五四運動這一互動的關系，不僅使它們相映生輝，而它們的直接成果，便是在辛亥之後革命與復辟叠呈較量的中國，推動了一場更大的和更廣泛的群眾性思想啟蒙運動。在這一場思想啟蒙運動中，雖然也使得從晚清民初即已東漸的西學，包括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形成了一派百家爭鳴的態勢，卻在根本上為在中國傳播民主和科學的思想，特別是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思想，而非馬克思的共產主義思想，造就了重大的社會效應。應該說，正是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的交替影響和巨大影響，才帶來了對於科學與民主這一人類進步思潮的廣泛認知，和對孫中山三民主義思想的普遍了解及有心追求，從而使得由孫中山所領導的中國國民革命，和中國人民已經堅持了十數年的反復辟鬥爭，從此進入了它的第一個勝利時期。否則，我們就不能理解，雖然中共侈言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乃使中國工人階級走上了政治舞臺，並由此而建立了中國共產黨，但是，一九二一年七月，即在新文化運動已經獲得巨大成功，五四運動早已奪取了愛國民主勝利之後，中共在蘇俄直接扶植下召開“一大”時，不僅只有代表十三人，其黨員總數只有五十七人。即便是到了一九二三年底，當中共在蘇俄命令下向國民黨謀求“容共”時，它的總人數也僅僅只有四百三十二人。其創黨元年所得民間捐款的總數竟只有一千圓（參見下卷）。這才是共產國際代表既要對中共明言“共產黨參加國民黨就是要挖走那些崇拜國民黨的知識分子、學生、包括工人”的緣由（參見下卷），更是一九二四年後直至一九二七年，中國共產黨仍然只能借“幫助”國民黨，才能於暗中建立和發展中共組織的根本情由。這些無非證明，經過了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的中國，實在是信三民主義的多，而信共產主義的少。至於李大釗在國民黨“一大”上代表中共所發表的那些歌頌三民主義和中國國民黨的話，及其代表中共向中國國民黨所作的種種保證（參見下章和下卷第一章），也就更加證明，只有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才是當時中國大多數人真正信仰的主義。因而，正確地說，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乃是對中國國民革命、即中國民主革命的巨大推動，而非誘發中國共產革命的原因。
　　第五、之所以會產生新文化運動和五四愛國民主運動“誘發”了中國共產革命的曲解，有一個極其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新文化運動的發動者和它的傑出領袖陳獨秀，後來竟成了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和中國共產革命的最早發動者。因為它明顯地造就了新文化運動的發動者，即是中國共產革命的發動者這樣一個“歷史事實”。然而，陳獨秀個人在政治追求上的轉變，不僅有其時代的條件，而且有其個人的原因；而他批判傳統的思想與文化，亦不等於他已經真的決裂了傳統的思想和文化。他作為一個在新舊交替時代曾奮力追求新思想和新知識、尤其是追求西方民主與科學的中國先進知識分子，亦同樣不能說明他已然是一個完全新型的現代知識分子。陳獨秀作為一個傳統型中國知識分子和一個先進的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其對於民主與科學的理性追求，和他對於儒家大同思想的本能追求，無非是在一定的誘因下，即在他眼裏乃是更高的和更科學的“共產主義理想”名義下，歸還了他作為一個傳統型中國知識分子的“本相”。如果說這是他一己的悲劇，毋寧說是新舊交替時代某些中國知識分子完全可能發生的若大悲劇罷了。其根由，無非是“俄國農民身上的共產主義本能”，不但俄國傳統型知識分子身上有之，而且中國傳統型知識分子身上更有之。更何況，中國傳統知識分子身上的那一整套儒家大同思想，又是俄國乃至其他國家的傳統型知識分子所不能稍比的呢。所以，陳獨秀作為新文化運動的領袖，雖然能夠變成俄式共產革命的“中國發起人”，卻又在一九二七年之後，當他已經認識到俄國共產製度的專製本質和中國共產革命對於中國民主革命的破壞時，他又成了中國共產革命的取消派領袖，直至走向了共產革命的反面，成為中共黨內對俄國共產革命最早和最堅決的否定者，36 從而又未盡失一個民主與科學追求者的本色。應該說，正是從陳獨秀的身上，我們才看到了新舊交替時代，一個真正知識分子的痛苦和復雜追求，和他們為了這個追求所曾付出的代價。一言以蔽之，新文化運動和五四愛國民主運動與中國共產革命的誘發根本沒有因果關系。至於中國共產革命的誘發究為何因，這就是本書下一章所要詳細論述的問題了。

第三章

中國民主革命被誘逼為俄式共產革命的巨大危險

一　　中國共產革命的外在誘因
—— 惡鄰沙俄與陰謀推行“東方路線”的蘇俄

　　要了解中國共產革命的真正誘因，就必須了解蘇俄推行“東方路線”的陰謀。而要了解這一陰謀，就不能不首先弄明白沙俄與蘇俄在本質上的一致性，和它們對我國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特別是蘇俄共產革命的目標及其成功經驗，對於誘發中國共產革命的意義。

第一、惡鄰沙俄對我國犯下的滔天罪行

　　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初，清政府在鴉片戰爭中的失敗，不僅使我們老化和積弱的祖國從此被洋人的堅船利炮打開了國門，而且從此遭遇了東西方列強欺辱和宰割的命運。沙皇俄國雖然也是一個老化的專製國家，但因它正處在為挽救君主製度，特別是為預防革命而施行專製改良的歷史時期，雖然敗亡的命運無例外地在等待著它，但專製改良短暫的正面效應，主要是宗法製農村的破產和自由經濟的產生，卻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時期內，不僅增強了它的國力，而且迸發了它的野心。所以，中國在鴉片戰爭中的失敗，和隨之而來的喪權辱國處境，也就很快地誘發了它對中國領土和資源的欲望。由是，沙皇俄國不僅作為一個專製“列強”，更作為一個專製“惡鄰”，從此對中國和中國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一、第一次鴉片戰爭誘發了沙俄掠奪我國黑龍江流域領土的野心
　　一八四七年九月六日，沙皇為加緊侵占我國黑龍江流域，任命大臣穆拉維約夫為東西伯利亞總督。
　　一八四九年，沙俄海軍乘炮艇由海上侵入我國黑龍江和庫頁島地區。
　　一八五零年八月十三日，沙皇俄國強占了中國黑龍江省的口廟街，並將之改名為尼古拉也夫斯克。
　　一八五三年四月二十三日，沙皇尼古拉一世命令侵占中國的庫頁島。
　　一八五四年五月二十六日，沙皇俄國東西伯利亞總督穆拉維約夫親自率軍闖入黑龍江建立村屯、炮臺和兵站。
　　一八五五年五月中旬，沙俄再次侵入黑龍江並遷來大批“移民”。
　　一八五六年底，沙俄強占黑龍江省下遊地區，並設立了“濱海省”。

二、沙俄繼續強占我國領土，強迫我國簽訂不平等條約
　　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後，沙皇俄國立即利用第二次鴉片戰爭，並利用“調停者身份”暴取強奪，從而成為我國的一個真正惡鄰。
　　一八五八年四月，俄國公使與英、法、美公使一道，率領海軍艦隊陸續抵達天津白河口，以進逼津、京。
　　一八五八年五月二十二日，乘英法聯軍進攻天津，沙俄東西伯利亞總督穆拉維約夫率軍抵達我國黑龍江省璦輝縣，並於次日向我黑龍江將軍奕山提出了領土要求。
　　一八五八年五月二十八日，黑龍江將軍奕山被迫與穆拉維約夫簽訂了《中俄璦輝條約》，即俄國強迫清政府簽訂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其主要內容有：中國割讓黑龍江以北、外興安嶺以南六十多萬平方公裏的領土予俄國，僅將璦輝對岸精奇裏江以南六十多平方公裏的地區留給中國人居住（按：即江東六十四屯）；將烏蘇裏江以東的中國領土劃為中俄共管；規定黑龍江、烏蘇裏江只準許中俄兩國船只航行……
　　因清政府拒絕批準該條約，所以直至一八六零年《中俄北京條約》簽訂，《中俄璦輝條約》才被清政府認可。
　　一八五八年六月十二日，沙俄霸占我國烏蘇裏江口伯力，將之改名為哈巴羅夫卡，一八九三年又改稱哈巴羅夫斯克。
　　一八五八年六月十三日，沙俄乘英法聯軍攻陷大沽、進逼天津之際，以調停為名，誘迫清政府訂立《中俄天津條約》。其主要內容有：俄國得在上海、寧波、福州、廈門、廣州、臺灣（臺南）、瓊州等七處通商口岸通商，並停泊兵船，若別國在中國沿海增開口岸，準俄國一律照辦；俄國得在原定中國陸路通商地擴大貿易，對“俄國商人數目即所帶貨物並本銀多少不得限製”；俄國得在中國各通商口岸設領事館，在華俄人享有領事裁判權；俄國東正教士得入中國內地自由傳教；俄國在中國享有片面最惠國待遇；中俄兩國派員查勘“從前未定明邊界”（按：意在進一步強占中國領土）……
　　一八六零年十一月十四日，沙俄又乘英法聯軍攻占北京之際，借口對英法“斡旋有功”，並以“兵端不難屢悖”相威脅，開始大面積強占我國領土，強迫清政府簽訂《中俄北京條約》，即《中俄續增條約》，其主要內容有：迫使清政府確認《中俄璦輝條約》；將烏蘇裏江以東約四十萬平方公裏的中國領土劃給俄國；規定中俄兩段自沙賓達巴哈起經栽桑著爾、特穆爾圖淖爾（今伊塞克湖）至浩罕邊界，“順山嶺、大河之流及中國現在常駐、卡倫等處為中俄邊界”……
　　一八六四年十月七日，為繼續強占我國西部領土，沙俄逼迫清政府簽訂《勘分西北界約記》，其主要內容有：將巴爾喀什湖以東、以南和栽桑著爾南北四十多萬平方公裏的中國領土割讓給俄國；增開喀什葛爾（今喀什市）為商埠；兩國邊民免稅自由貿易；準許俄國商人在庫倫（外蒙烏蘭巴托）、張家口零星貿易；重申在華俄人享有領事裁判權……
　　一八七一年六、七月間，沙俄乘阿古伯侵占烏魯木齊並向東進犯之際出兵強占伊犁。經交涉，因沙俄拒不交還，清政府乃於一八七四年五月二十三日命左宗棠西進。至一八七七年五月，左宗棠率軍相繼克達阪城、魯克必、吐魯藩等地，阿古伯敗逃自殺。之後，清政府派崇厚使俄談判歸還伊犁事，崇厚卻在沙俄脅迫下，於克裏米亞半島的裏瓦基亞與沙俄代理外交大臣吉米斯擅訂《裏瓦基亞條約》共十八款。另有《璦輝專條》，《兵費及恤款專條》和《陸路通商章程》十七條。《裏瓦基亞條約》和《陸路通商章程》的主要內容有：中國收回伊犁城。沙俄割去中國伊犁西面霍爾果斯河以西、伊犁南面特克斯河流域和塔爾巴哈爾地區栽桑湖以東土地；沙俄可在蒙古和新疆全境免稅進行貿易；開放松花江；俄得在嘉峪關、烏魯木齊等七處增設領事；中國賠償兵費五百萬盧布（約合白銀二百八十萬兩）……
　　因國內輿論嘩然，紛指崇厚誤國，清政府拒絕批準並將崇厚治罪。一八八零年，清政府命駐英、駐法公使曾紀澤兼駐俄公使，赴俄談判《裏瓦基亞條約》。曾於次年在聖·彼得堡簽訂《中俄改訂條約》即《中俄伊犁條約》，雖爭回伊犁南境特克斯河流域，卻通過此約與一八八二年至一八八四年訂立的五個《勘界議定書》，將七萬多平方公裏的中國領土並入俄國，又將兵費賠償增至九百萬盧布。

三、沙俄侵略我國東北，殘害我國人民，繼續強迫我簽訂不平等條約
　　中日甲午戰爭之後，由於俄、德、法諸國擔心日本在中國東北勢力形成，遂於一八九五年四月二十三日由三國駐日公使照會日本外務省，要求日本放棄遼東半島。特別是對我國東北懷有極大野心的沙俄，更利用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並以“願與中國共同防禦日本侵略”為借口，於一八九六年六月三日誘使清政府於莫斯科簽訂了《禦敵互相援助條約》，即《中俄密約》，法文本稱為《防禦同盟條約》。其主要內容有：戰爭期間，中國所有口岸均應對俄國軍艦開放，中國地方官應盡力供應俄國軍隊需要；允許俄國在黑龍江、吉林修築鐵路直達海參威，無論戰時或平時，俄國均有權通過此路運送軍隊和軍需品……通過這一“密約”，俄國終於將它的侵略勢力伸向了我國東北。
　　嗣後，德國於一八九七年強占了我國的膠州灣。同年十二月十五日沙俄乃緊步其後塵，迅速地強占了我國的大連灣，並於翌年強迫清政府訂立了《續定旅大租借條約》。
　　一九零零年八國聯軍侵略我國。為乘機大規模侵占我國東北，沙皇尼古拉二世於一九零零年七月六日親任總司令，下動員令先後調集十八萬軍隊分六路侵入我國東北，並製造了海蘭泡慘案和江東六十四屯慘案。海蘭泡原名孟家屯，位於璦輝縣黑龍江北岸，一八五八年為沙俄強占，改名布拉戈維申斯克。一九零零年七月十五日海蘭泡俄軍突然封鎖江面，十七日強令中國居民及商人五千人集聚江邊，施以大屠殺，致使“骸骨漂溢，蔽滿江岸”，僅數十名落水者遊至對岸璦輝被救起。七月十八日沙俄軍隊又於博多至精奇裏江口一帶，全然不顧江東六十四屯的中國居民擁有永久居住權，竟將其所有房舍毀劫一空，前後共殺害中國人兩千余。消息傳出，舉世憤慨。七月三十日，俄軍侵占我海拉爾、琿春和三姓。八月三日，俄軍侵占哈爾濱，次日占領璦輝和營口，至是年十月三十一日，俄軍已經占領齊齊哈爾、吉林、遼陽、沈陽和錦州。
　　一九零零年十一月十八日，沙俄又以談判交還東北為名，強迫盛京將軍增祺的代表周冕，在旅順簽訂為他們所擬好的《奉天交地暫且章程》。其主要內容有：沈陽設俄總管一員，盛京將軍置於俄國總管的監督之下。凡是盛京將軍所要辦的事情，該總管應當明晰；奉天省的軍隊一律解散，軍械一律收繳，各處未經俄軍駐紮的炮臺，營壘和火藥庫，全部撤毀；留俄軍駐防；奉天省各處設立馬、步各隊，轉請俄帶兵官盡力幫助辦理……沙俄以交還奉天為名，企圖完全控製我國東三省。一九零一年一月沙俄逼迫增祺擅訂“章程”事敗露，清政府將增祺革職，並宣布“章程”作廢。
　　雖然東北人民開始了武裝抗俄鬥爭，英、美、日等國亦因各自的利害關系而出面幹涉，沙俄仍於一九零二年四月八日逼迫清政府訂立了《交收東三省條約》，即《俄國撤兵條約》。其主要內容有：俄國撤兵後，中國駐東北的軍隊人數，應添應減，應隨時知照俄國；規定交還山海關、營口和新民廳沿線鐵路後，清政府應給予賠償等。
　　一九零三年四月，由於沙俄在第二期撤兵期滿時，不僅違約不撤，反而增兵，更向清政府提出了七項新的侵略條件，從而激發了中國的拒俄運動，日俄爭奪中國東北的矛盾也隨之激化。由是，一九零四年二月，在中國的領土上爆發了日俄戰爭。
　　老大的舊專製俄國終於在日俄戰爭中敗給了日本，隨之迎來了國內革命的次第爆發。舊沙皇俄國雖然已經不再有力量成為一個瘋狂的侵略者，但是，它對中國領土的野心，特別是對中國外蒙的野心，卻始終沒有“冷卻”。乘我辛亥之後的歷史動亂，一九一一年，沙俄策動外蒙封建王公宣布自治，並奉博克多格爾為大汗活佛。一九一二年沙俄又強迫庫倫傀儡當局簽訂了《俄蒙協定》。一九一三年，沙俄迫使袁世凱同意外蒙自治，簽訂了《中俄蒙協定》（袁堅持領土主權仍屬於中國）。一九一四年六月，沙俄侵占了我國外蒙古唐努烏梁海地區。一九一七年，舊沙皇俄國雖然被革命推翻，但是，它對我國領土的野心卻為列寧和斯大林的新沙皇俄國，將之迅速地轉變成為對於辛亥之後的新中國 —— 中華民國的蓄意顛覆和長期顛覆。俄國這個惡鄰確如蔣介石先生所言，實為“我國的世仇大敵”。也難怪我國著名學者和政治家蔡元培，早在一九零三年就創辦了《俄事警聞》報，提醒國人要警惕惡鄰俄國的野心。

第二、惡鄰蘇俄的東方路線、陰謀手段和奪權經驗

一、俄國共產革命的目標和列寧的東方路線
　　如導論所述，由馬克思主義號召和發動起來的共產革命，因聲稱“工人階級沒有祖國”，所以，它才以在全世界範圍內的成功，即要“得到整個世界”，來作為它明確的最終目標。酷似中世紀羅馬教廷的第一、第二和第三共產國際，其宗旨，一是為了統一世界共產革命的組織，二是為了發動和指揮世界各國的共產革命，三是保有對於共產革命理論的權威解釋權，以衛護正宗，反對異端。第一、第二國際雖然在不要祖國和祖國也不要他們的馬克思及恩格斯領導下，在歐洲並企圖在全世界發動共產革命；第三國際則在列寧和斯大林的建立和把持下，將世界共產革命變成了既要忠於蘇俄又要保衛蘇俄的，沒有祖國和不要祖國的革命。一九二九年斯大林在派兵大舉侵略中國時，就曾對中共指示稱：“誰決心 —— 絕對地、無條件地、公開地和忠誠地捍衛蘇聯、保衛蘇聯，誰就是革命者”；“誰決心絕對地、毫不動搖地、無條件地捍衛蘇聯，誰就是國際主義者。”01
　　共產國際，至此乃成為一國之私，成了為維護蘇俄的利益，而在全球煽動“革命”、實際是進行顛覆活動的巢穴。自二十年代後半期直至全面抗戰開始，在中國由共產黨所發動的長期叛亂和叛國，就全為第三國際所直接指揮。二戰末期，第三國際即已解散，但戰後所謂社會主義國家間的內訌和內鬥，均愈演愈烈。盡管如此，在要“得到整個世界”的“共產革命”目標上，他們卻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論，繼承了列寧和斯大林的遺教及手段，外則對不信共產主義新宗教的國家竭盡顛覆之能事，內則對不服共產教規的人民敢於斬盡而殺絕。這無疑是一樁世界性的新宗教血案。只要你的祖國還沒有被納入“共產國際”、蘇俄帝國或所謂社會主義陣營的版圖，或僅僅是沒有去莫斯科教廷“認宗”或“歸宗”，世界共產革命的領袖，即有冕或無冕的紅色沙皇們，就會千方百計地煽動那些不要祖國的“革命者們”造反，或將你排斥在異端的地位之上。而東方第一大國 —— 中國，作為舊沙俄專製帝國一直對之懷有領土野心、並對她犯下過滔天罪行的近鄰，就更成了蘇俄新沙皇專製帝國，用蔣介石先生的話說就是“赤色帝國主義”，用後來中共的話說就是“蘇修社會帝國主義”，一心垂涎之所在。中國由此而成為他們要發動共產革命、進行紅色顛覆的最主要國家。換言之，即不論中國自身正處在何種歷史狀態之中，亦不論中國是否爆發過辛亥革命、新文化運動或五四愛國民主運動，新蘇俄專製帝國都不會對中國等閑視之。何況，其時中國不僅已經爆發過民主革命，而且正處在革命與復辟反復較量的“歷史混亂”中呢？這就更加刺激了蘇俄要在中國乘亂發動共產革命的“革命主動性”。更何況，中國已經爆發的民主革命及其初造成功，又與俄國的二月民主革命性質相同，因而也就如是地不合新沙皇列寧的口味。加之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在歐洲的疊遭失敗，又令列寧早在一九一三年就提出了到歐洲去的捷徑是經過北京和加爾各答這樣一條“東方路線”。至於斯大林所一再警告的“勿忘東方”，就更是說明“東方路線”早已成為蘇俄要“顛覆新中國 —— 中華民國”的一條陰謀路線罷了。一九二零年七月十九日至八月七日召開的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其目的和內容，就是“要號召、組織和領導東方革命”。猶如中共黨史專家所說，共產國際，“因此而成為中國共產黨創建的偉大指導力量”。02 共產國際“二大”後，新沙皇俄國便立即從中國的外蒙開始推行它的“東方路線”了。在蘇俄的“幫助”下，外蒙的蘇哈巴托爾和喬巴山終於開始了“革命”。一九二一年三月一日，蘇俄又幫助他們成立了蒙古人民黨（一九二五年改名為蒙古人民革命黨）。同年六月，蘇俄遠東共和國軍隊借追剿逃往外蒙的溫琴白衛軍人而“進軍”外蒙古。七月，蒙古人民軍和蘇俄紅軍聯合攻打並占領了庫倫（烏蘭巴托）。“人民革命”取得勝利。七月十一日，外蒙在蘇俄的導演下成立了君主立憲政府。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蘇俄又“幫助”外蒙廢除了君主製，成立了蘇俄的紅色附庸國“蒙古人民共和國”。舊沙皇俄國對中國外蒙古的侵略野心，終於由新沙皇俄國“在革命的名義下”如願以償。

二、新專製俄國對中國推行東方路線的陰謀手段
　　共產革命在俄國的勝利，一方面膨脹了新沙皇俄國的極大野心，一方面則誘發了東方馬克思主義信徒要發動共產革命的熱望。然而，俄國共產革命前列寧雖有“莫斯科 —— 北京 —— 加爾各答”之發動歐洲共產革命的迂回戰略，但俄國共產革命後，當列寧疊遭歐洲列強威脅，並在對東方、主要是中國稍作誘惑而不得之後，03 乃立即轉手，企圖西向，幹脆直接進攻歐洲。為此，列寧不僅於一九一九年三月建立了第三國際，重建國際共產主義教廷，建立美、英、法、德、奧、捷克、意大利、芬蘭、匈牙利、瑞典和俄羅斯等國支部，而且直接策動並指揮了匈牙利和德國的“共產革命”，謀立由蘇俄直接控製的蘇維埃共和國。只因為轉瞬敗亡，才使蘇俄要直接在歐洲各國發動共產革命的熾烈欲望，不得不再作收斂，04 而將推動世界共產革命之“莫斯科 —— 北京—— 加爾各答”的舊戰略，重新放到了發動世界共產革命之刻不容緩的日程表上，尤將革命後的中國及其遼闊版圖，當成了他首要的和主要的進攻目標。
　　這一次，蘇俄非但沒有再淺嘗輒止，而且是鍥而不舍了。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蘇俄外交人民委員會代理委員長加拉罕發表對華宣言，聲稱放棄帝俄時代與中國所訂的一切侵害中國之條約，即放棄俄人在華之領事裁判權與庚子賠款，租界與租借地，中東鐵路與外蒙以及一切特權。一九二零年九月二十七日蘇俄又發表了第二次對華宣言，希望與中國訂約，以肯定第一次宣言中宣布放棄的各條，藉以獵取中國人民的好感。05 然後又以“革命的兩手”，一面積極與中國北洋政府修好，一面又謀與中國革命力量聯合以進行顛覆。即，一邊派伏林為代表到北京與北洋政府建交，一邊則派第三國際代表維辛斯基、馬林、越飛等數次來華，一再主動聯絡孫中山先生和中國當時的一些著名知識分子，將反復辟連遭挫折、正處於困境中的孫中山先生，作為他們一心要爭取和聯合的對象（參見下卷第一章），一邊又積極策劃在中國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共產革命在俄國的勝利經驗，以直接扶植建立中國共產黨。由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伊始，即已成為國際共產專製復辟勢力的一個組成部分；孫中山“聯俄容共”的做法尚未開始，新沙皇俄國就已經將之納入了它要在中國發動共產革命的陰謀策略之中。

三、俄國共產革命的奪權經驗對於策動中國共產革命的意義
　　由共產革命在俄國的成功所提供的一系列重大“革命經驗”中，其最為主要的兩條，一是世界共產革命可以在資本主義發展的薄弱環節、即封建落後的傳統農業國家或地區首先發動成功。二是以分階段革命理論來代替馬克思連續革命的理論，即在民主革命初造成功之後，立即發動無產階級共產主義革命，並在革命的名義下，顛覆剛剛誕生的民主共和政體，全面建立教政合一的共產專製極權製度。這兩條，前者固然在表面上違背了馬克思所謂“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只能在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才能發動成功”的共產革命理論，但在實際上卻倡明了“馬克思主義復辟哲學恰恰是來源於傳統農業社會的思想意識形態，因而只能夠為封建專製落後的國家和地區所接受”這樣一個歷史的本質。後者則對於在民主革命初造成功，並正處於革命與復辟較量中的落後農業國家或地區，帶來了發動共產革命以背叛民主革命的完全可能性。而不論是前者還是後者，又都能夠在辛亥之後的中國，找到它廣闊的社會基礎和同樣的時代條件。這自然是蘇俄要推行“東方路線”，並首先要在中國策動共產革命的最重要原因。

二　　中國共產革命的內在誘因
第一、共產革命思潮在辛亥之後的中國獲得了自由傳播的時代條件

　　蘇俄意圖推行“東方路線”，即意在中國發動共產革命之時，辛亥之後的中國思想文化界正呈現空前自由和空前活躍的狀態。一方面，自晚清即已傳入中國的西方各種思想、思潮，在中國獲得了更大的文化市場；另一方面，中國思想界仍承襲晚清以來將種種西學都當作“科學”的傳統，亟欲將他們在中國發揚光大，卻既不問其正確與否，亦無能力判斷其是否正確。可以說，“一聲炮響”之前既無人重視馬克思主義；“一聲炮響”之後亦無人去製止馬克思主義。待到蘇俄有心要來中國宣傳它時，則既有欣賞者，亦有反對者，無非是把它當作一種思想或思潮而已。這就為馬克思學說，共產革命思潮，更為蘇俄要向中國傳播俄式共產革命的經驗，造就了天賜良機。

第二、辛亥革命失敗了的錯覺導致了對俄國共產革命成功的羨慕和贊賞

　　辛亥之後專製復辟勢力對於辛亥革命的反撲及其數度得逞，使得許多身臨其境者頗有辛亥革命已經失敗的遺憾和痛苦。猶如孫中山所言：“夫去一滿州之痛苦，轉生出無數強暴之專製，其為毒之烈，較前尤甚。於是而民愈不聊生矣。夫吾黨革命之初心，本以救國救種為誌，欲出斯民於水火之中，而登衽席之上也，今乃反令之陷水益深，蹈火益熱，與革命初衷大相違背……”這種遺憾和痛苦，既然連孫中山本人也不能免，則其影響之深，壓力之重，也就可想而知。因此，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尤其是它兩度偽稱“廢除不平等條約”，便在相當程度上激起了中國革命家的羨慕甚至贊賞，直至激發了他們對於俄國“嶄新革命道路”的探索和向往之心。一九一八年元旦，孫中山即在其宣言中稱：“吾對於此近鄰之大改革，不勝其希望也。”同年底，他幹脆致電蘇俄政府稱：“中國革命黨對於貴國革命黨員之艱苦卓絕的奮鬥，表示極大的敬意，而且更希望中俄兩國革命黨團結一致，共同奮鬥。”其時，孫中山尚因不了解俄國共產革命的本相而出此險招，則一般的知識分子就更把俄國的革命當成了一場新式的、甚至是理想化了的革命。中國民間團體不僅強烈表示要接受蘇俄“廢除不平等條約”，而且還要置南、北兩政府於不顧地，企圖直接與俄國攜手結好。06 《新青年》就曾於一九一九年五月出版《馬克思主義》研究專號，以宣傳馬克思的共產革命學說。陳獨秀、李大釗等終於成為蘇俄青睞和扶植的中國第一代共產黨領袖。共產革命因此而在中國獲得了它“真正的開端”。列寧的“東方路線”由是“初戰而告捷”。自晚清以來，因歐風美雨而崇尚與追求西方民主和科學的中國思想界，亦從此開始了自身分裂的悲劇。

第三、中國部分知識分子對於俄國共產革命性質的雙重誤解

　　首先，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因崇尚西方民主，效法歐美革命而推動起來的政治革命，蓋因民主列強們對內民主卻對外強權，而飽受“歐風吹之、美雨淋之”的痛苦。中國的革命非但沒有獲得歐美民主列強的幫助，歐美民主列強甚至反而支持和助長了中國的形形色色專製復辟勢力，尤其是反動軍閥的長期混亂和混戰。所以，因俄國共產革命的成功而為之一振的中國部分知識分子，對內固然缺少對於革命與復辟較量的深切認識，從而認為辛亥革命已經失敗；對外則天真地認為，俄國共產革命的成功不僅為俄國開辟了“天下大同”的新境界，而且已在國際上推行著一種嶄新的“平等國風”。特別是蘇俄數度偽稱要對我國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宣示”，就更加使得他們因不了解其陰謀手段，尤不了解其革命的性質和本相，而自己為俄國共產革命畫上了一道美麗的光環。
　　其次，已在思想文化上堅持數年反復辟的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彼時，他們在國內所追求的革命目標，一為反對封建，即反對封建軍閥的復辟與混戰；二是反對列強，即反對東西方專製列強和民主列強對我國的欺淩和侵略。前者是謂反封建和爭民主；後者則謂反列強和爭獨立。因此，對於俄國共產革命反對沙皇專製統治成功的誤解，07 和蘇俄共產專製政權反對西方列強的政策，也就不僅與當時中國知識分子的追求完全吻合，而且起碼在表面上與目標上，符合推動中國民族獨立與民主革命的方向。這就為中國部分知識分子錯認共產革命也是民族民主革命，因而中國革命亦應該與俄國共產革命攜手共進，帶來了認識上的絕對錯失。

第四、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桃花源夢促成了共產革命在中國的誘發

　　馬克思主義的復辟哲學因自稱是“科學”的共產主義 —— 即“科學”的大同主義，並且又是對於“資本主義”政治、經濟、思想和文化的全面批判和徹底否定，特別是它對於“資本主義剝削製度”的批判，又足以打動人心。因此，這個用十九世紀的科學包裝起來的歐洲大同主義思潮，也就帶著近代西方科學的色彩與魅力，迷惑了視西方一切均為科學的中國知識界，尤其是迷惑了那些土生土長的中國知識分子，和那些並不曾真正了解西方文化及其發展的“假洋鬼子們”。再加上他們既憎恨西方“資本主義”列強對中國革命的幹涉和破壞，又不了解俄國和俄國共產革命的真情及本相，特別是俄國十月共產革命和俄國二月民主革命的政治關系，因而竟簡單地認為，只需拋棄歐風美雨，進而把儒家大同思想和馬克思的科學共產主義，以及俄國共產革命的成功劃上等號，即將中國傳統知識分子對於“桃花源夢”的永恒追求，與馬克思所構造的西方共產主義天堂，以及它在俄國的“實現”混為一談，便不僅算是真正找到了中國革命的方向，而且其自身亦只要轉身一變，也就成為“共產主義的知識分子”了。
　　然而，這些剛剛脫下了長衫、換上了西裝，剛剛剪下了辮子、梳出了洋妝的中國知識分子，由於洋裝之下所包裹的仍可能是一顆傳統知識分子的靈魂，即雖已“新其貌”，而並未“新其心”，所以，他們才會從對民主與科學的理性追求，轉眼之間就能轉變成為對於現代西方共產大同思想的本能追求。應該說，這既是當時一些先進的中國知識分子，轉身一變就成了共產主義者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國共產革命，之所以能夠由那些剛剛還在高喊科學和民主的少數先進者們所發起的根本緣由。
　　必須指出的是，中國現代部分先進知識分子與共產主義思潮的一拍即合，在實際上僅僅是中國知識分子中的極少數。或曰，在轉身即已經成為共產主義追求者的人當中，稱得上是學有所成的知識分子、尤其是大知識分子者就更少。其中真正接受過西方教育者幾乎沒有。周恩來、鄧小平等所謂赴法國“勤工儉學”，無非是在短暫的打工糊口之余，去抄了幾條巴黎公社造反的口號罷了。相反，一大批在後來為共產主義思潮所誘惑者，絕大多數是小知識分子即知識青年，尤其是小知識分子中的失意者，或農村中沒有出路的知識青年。他們不僅與歷代農民造反中，專事出謀劃策和製定口號綱領的小地主階級不仕子們一脈相承，而且更為共產革命在中國的發動和擴張，尤其是共產革命與中國傳統農民造反的結合和發展，帶來了一批組織者和領導者。中國共產黨的十三位創始人中，便無一在歐美國家留過學。陳獨秀、李大釗雖為一時之俊彥，前者也只在日本留過學；張國燾、陳公博雖為北大畢業，李達乃陳獨秀學生，但他們不是後期中國共產革命的迷途知返者，便是它的背叛者和失意倒黴者；其余八位則不是輟學的農村知識青年，如毛澤東；就是由中國的舊學培養出來的鄉村秀才，如董必武、何叔衡以及幾位中學生。08 這樣一個結構，無疑使中國共產黨在其建黨之初，就已經具備了中國傳統農民造反力量在“知識結構”上的基本特征。倘使說一九二七年前，中國共產黨還是由一兩個大知識分子為領袖的小知識分子的黨，一九二七年之後，其不僅在思想上，尤其在組織上，則迅速蛻變成了一個由一群失意的農村知識青年所領導的農民造反黨了。中共後來的“革命”歷史，特別是它在知識和知識分子問題上所表現出來的，種種反知識和反文化的農民造反特征，不過是把這一場由國際共產革命思潮所誘發起來的中國共產革命，合情合理地轉變成了一場傳統型現代農民造反而已。毛澤東遵照斯大林的旨意曾一再告誡他黨人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就是農民革命，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戰爭就是農民戰爭”這樣一類“最高指示”，就是它最本質的說明（參見下卷）。

第五、中國共產革命誘發的社會基礎和歷史經驗

　　中國共產革命之所以能夠在中國被誘發，最根本的內部條件，乃是中國傳統農業社會的性質和形態，在辛亥之後沒有得到根本的改變。因而，傳統中國農民革命造反的思想和方式，才能與國際共產革命思潮順途而同歸。這才給代表了傳統農業社會復辟願望的歐洲共產主義思潮，和俄國共產專製復辟勢力企圖在中國發動共產革命，奠定了社會基礎，也是中國共產黨之所以於建黨伊始，其黨內就能夠迅速形成一個專事鼓吹農民運動派別的根本緣由（參見下卷第二章）。此其一。其二，一九二七年之後，正是這個派別，才在俄式中國共產革命慘敗，中共被清除出國民革命陣營之後，能夠借鑒洪秀全借用和改造西方宗教以造反的歷史經驗，進一步“將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即幹脆將馬克思所鼓吹的共產主義革命的大同信條與暴力形式，與中國傳統農民造反的大同目標和暴力手段一拍即合，以在革命與復辟叠呈反復較量、內憂和外患交相煎迫的中國，重新開啟一場旨在“建立新王朝和復辟舊製度”的傳統型現代農民戰爭，並乘機在祖國遭受瘋狂侵略的特殊歷史條件下，打下了江山，坐成了天下，實現了專製製度的全面復辟。

二　　中國共產革命的內在誘因
第一、共產革命思潮在辛亥之後的中國獲得了自由傳播的時代條件

　　蘇俄意圖推行“東方路線”，即意在中國發動共產革命之時，辛亥之後的中國思想文化界正呈現空前自由和空前活躍的狀態。一方面，自晚清即已傳入中國的西方各種思想、思潮，在中國獲得了更大的文化市場；另一方面，中國思想界仍承襲晚清以來將種種西學都當作“科學”的傳統，亟欲將他們在中國發揚光大，卻既不問其正確與否，亦無能力判斷其是否正確。可以說，“一聲炮響”之前既無人重視馬克思主義；“一聲炮響”之後亦無人去製止馬克思主義。待到蘇俄有心要來中國宣傳它時，則既有欣賞者，亦有反對者，無非是把它當作一種思想或思潮而已。這就為馬克思學說，共產革命思潮，更為蘇俄要向中國傳播俄式共產革命的經驗，造就了天賜良機。

第二、辛亥革命失敗了的錯覺導致了對俄國共產革命成功的羨慕和贊賞

　　辛亥之後專製復辟勢力對於辛亥革命的反撲及其數度得逞，使得許多身臨其境者頗有辛亥革命已經失敗的遺憾和痛苦。猶如孫中山所言：“夫去一滿州之痛苦，轉生出無數強暴之專製，其為毒之烈，較前尤甚。於是而民愈不聊生矣。夫吾黨革命之初心，本以救國救種為誌，欲出斯民於水火之中，而登衽席之上也，今乃反令之陷水益深，蹈火益熱，與革命初衷大相違背……”這種遺憾和痛苦，既然連孫中山本人也不能免，則其影響之深，壓力之重，也就可想而知。因此，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尤其是它兩度偽稱“廢除不平等條約”，便在相當程度上激起了中國革命家的羨慕甚至贊賞，直至激發了他們對於俄國“嶄新革命道路”的探索和向往之心。一九一八年元旦，孫中山即在其宣言中稱：“吾對於此近鄰之大改革，不勝其希望也。”同年底，他幹脆致電蘇俄政府稱：“中國革命黨對於貴國革命黨員之艱苦卓絕的奮鬥，表示極大的敬意，而且更希望中俄兩國革命黨團結一致，共同奮鬥。”其時，孫中山尚因不了解俄國共產革命的本相而出此險招，則一般的知識分子就更把俄國的革命當成了一場新式的、甚至是理想化了的革命。中國民間團體不僅強烈表示要接受蘇俄“廢除不平等條約”，而且還要置南、北兩政府於不顧地，企圖直接與俄國攜手結好。06 《新青年》就曾於一九一九年五月出版《馬克思主義》研究專號，以宣傳馬克思的共產革命學說。陳獨秀、李大釗等終於成為蘇俄青睞和扶植的中國第一代共產黨領袖。共產革命因此而在中國獲得了它“真正的開端”。列寧的“東方路線”由是“初戰而告捷”。自晚清以來，因歐風美雨而崇尚與追求西方民主和科學的中國思想界，亦從此開始了自身分裂的悲劇。

第三、中國部分知識分子對於俄國共產革命性質的雙重誤解

　　首先，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因崇尚西方民主，效法歐美革命而推動起來的政治革命，蓋因民主列強們對內民主卻對外強權，而飽受“歐風吹之、美雨淋之”的痛苦。中國的革命非但沒有獲得歐美民主列強的幫助，歐美民主列強甚至反而支持和助長了中國的形形色色專製復辟勢力，尤其是反動軍閥的長期混亂和混戰。所以，因俄國共產革命的成功而為之一振的中國部分知識分子，對內固然缺少對於革命與復辟較量的深切認識，從而認為辛亥革命已經失敗；對外則天真地認為，俄國共產革命的成功不僅為俄國開辟了“天下大同”的新境界，而且已在國際上推行著一種嶄新的“平等國風”。特別是蘇俄數度偽稱要對我國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宣示”，就更加使得他們因不了解其陰謀手段，尤不了解其革命的性質和本相，而自己為俄國共產革命畫上了一道美麗的光環。
　　其次，已在思想文化上堅持數年反復辟的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彼時，他們在國內所追求的革命目標，一為反對封建，即反對封建軍閥的復辟與混戰；二是反對列強，即反對東西方專製列強和民主列強對我國的欺淩和侵略。前者是謂反封建和爭民主；後者則謂反列強和爭獨立。因此，對於俄國共產革命反對沙皇專製統治成功的誤解，07 和蘇俄共產專製政權反對西方列強的政策，也就不僅與當時中國知識分子的追求完全吻合，而且起碼在表面上與目標上，符合推動中國民族獨立與民主革命的方向。這就為中國部分知識分子錯認共產革命也是民族民主革命，因而中國革命亦應該與俄國共產革命攜手共進，帶來了認識上的絕對錯失。

第四、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桃花源夢促成了共產革命在中國的誘發

　　馬克思主義的復辟哲學因自稱是“科學”的共產主義 —— 即“科學”的大同主義，並且又是對於“資本主義”政治、經濟、思想和文化的全面批判和徹底否定，特別是它對於“資本主義剝削製度”的批判，又足以打動人心。因此，這個用十九世紀的科學包裝起來的歐洲大同主義思潮，也就帶著近代西方科學的色彩與魅力，迷惑了視西方一切均為科學的中國知識界，尤其是迷惑了那些土生土長的中國知識分子，和那些並不曾真正了解西方文化及其發展的“假洋鬼子們”。再加上他們既憎恨西方“資本主義”列強對中國革命的幹涉和破壞，又不了解俄國和俄國共產革命的真情及本相，特別是俄國十月共產革命和俄國二月民主革命的政治關系，因而竟簡單地認為，只需拋棄歐風美雨，進而把儒家大同思想和馬克思的科學共產主義，以及俄國共產革命的成功劃上等號，即將中國傳統知識分子對於“桃花源夢”的永恒追求，與馬克思所構造的西方共產主義天堂，以及它在俄國的“實現”混為一談，便不僅算是真正找到了中國革命的方向，而且其自身亦只要轉身一變，也就成為“共產主義的知識分子”了。
　　然而，這些剛剛脫下了長衫、換上了西裝，剛剛剪下了辮子、梳出了洋妝的中國知識分子，由於洋裝之下所包裹的仍可能是一顆傳統知識分子的靈魂，即雖已“新其貌”，而並未“新其心”，所以，他們才會從對民主與科學的理性追求，轉眼之間就能轉變成為對於現代西方共產大同思想的本能追求。應該說，這既是當時一些先進的中國知識分子，轉身一變就成了共產主義者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國共產革命，之所以能夠由那些剛剛還在高喊科學和民主的少數先進者們所發起的根本緣由。
　　必須指出的是，中國現代部分先進知識分子與共產主義思潮的一拍即合，在實際上僅僅是中國知識分子中的極少數。或曰，在轉身即已經成為共產主義追求者的人當中，稱得上是學有所成的知識分子、尤其是大知識分子者就更少。其中真正接受過西方教育者幾乎沒有。周恩來、鄧小平等所謂赴法國“勤工儉學”，無非是在短暫的打工糊口之余，去抄了幾條巴黎公社造反的口號罷了。相反，一大批在後來為共產主義思潮所誘惑者，絕大多數是小知識分子即知識青年，尤其是小知識分子中的失意者，或農村中沒有出路的知識青年。他們不僅與歷代農民造反中，專事出謀劃策和製定口號綱領的小地主階級不仕子們一脈相承，而且更為共產革命在中國的發動和擴張，尤其是共產革命與中國傳統農民造反的結合和發展，帶來了一批組織者和領導者。中國共產黨的十三位創始人中，便無一在歐美國家留過學。陳獨秀、李大釗雖為一時之俊彥，前者也只在日本留過學；張國燾、陳公博雖為北大畢業，李達乃陳獨秀學生，但他們不是後期中國共產革命的迷途知返者，便是它的背叛者和失意倒黴者；其余八位則不是輟學的農村知識青年，如毛澤東；就是由中國的舊學培養出來的鄉村秀才，如董必武、何叔衡以及幾位中學生。08 這樣一個結構，無疑使中國共產黨在其建黨之初，就已經具備了中國傳統農民造反力量在“知識結構”上的基本特征。倘使說一九二七年前，中國共產黨還是由一兩個大知識分子為領袖的小知識分子的黨，一九二七年之後，其不僅在思想上，尤其在組織上，則迅速蛻變成了一個由一群失意的農村知識青年所領導的農民造反黨了。中共後來的“革命”歷史，特別是它在知識和知識分子問題上所表現出來的，種種反知識和反文化的農民造反特征，不過是把這一場由國際共產革命思潮所誘發起來的中國共產革命，合情合理地轉變成了一場傳統型現代農民造反而已。毛澤東遵照斯大林的旨意曾一再告誡他黨人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就是農民革命，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戰爭就是農民戰爭”這樣一類“最高指示”，就是它最本質的說明（參見下卷）。

第五、中國共產革命誘發的社會基礎和歷史經驗

　　中國共產革命之所以能夠在中國被誘發，最根本的內部條件，乃是中國傳統農業社會的性質和形態，在辛亥之後沒有得到根本的改變。因而，傳統中國農民革命造反的思想和方式，才能與國際共產革命思潮順途而同歸。這才給代表了傳統農業社會復辟願望的歐洲共產主義思潮，和俄國共產專製復辟勢力企圖在中國發動共產革命，奠定了社會基礎，也是中國共產黨之所以於建黨伊始，其黨內就能夠迅速形成一個專事鼓吹農民運動派別的根本緣由（參見下卷第二章）。此其一。其二，一九二七年之後，正是這個派別，才在俄式中國共產革命慘敗，中共被清除出國民革命陣營之後，能夠借鑒洪秀全借用和改造西方宗教以造反的歷史經驗，進一步“將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即幹脆將馬克思所鼓吹的共產主義革命的大同信條與暴力形式，與中國傳統農民造反的大同目標和暴力手段一拍即合，以在革命與復辟叠呈反復較量、內憂和外患交相煎迫的中國，重新開啟一場旨在“建立新王朝和復辟舊製度”的傳統型現代農民戰爭，並乘機在祖國遭受瘋狂侵略的特殊歷史條件下，打下了江山，坐成了天下，實現了專製製度的全面復辟。

三　　孫中山聯俄容共做法的性質和由來、原則和失誤
第一、孫中山聯俄容共做法的性質和由來

　　一、公平地說，一九二六至一九二八年間的國民革命軍兩度北伐，之所以能夠迅速奪取十七年反復辟的歷史性勝利，功雖在中國國民黨、國民革命軍和蔣介石先生，其功，亦在國中一切民主革命力量，包括具有一定共和進步意識的舊軍人、舊軍隊，直至一些地方軍事勢力的大聯合。它無疑是辛亥之後十七年反復辟統一戰線的勝利結果。而這個統一戰線的一再策劃者和實行者，便是孫中山先生。
　　辛亥之前，孫中山先生為推動國民革命在中國的成功，“任何國家的援助他都想爭取，也都接受；任何派別的革命黨人，只要目的在推翻清王朝，他都吸收。興中會雖以廣東人為基礎，但同盟會成立時，便吸收了兩湖的華興會分子。華興會的黃興原主張各省搞各省的革命，經他勸說，才決心與他合而為一，共同革滿清的命。在他團結世界各地的中國留學生成立同盟會之後，他又吸收了江浙一帶光復會的勢力。雖然光復會人只想推翻滿人的政權，尚有些無政府主義者，如吳敬恒等，但孫中山亦均予以優容”。09 辛亥之後成立的國民黨，雖然以中國同盟會為核心，但因它在相當程度上乃是一個統一戰線式的普通政黨，因而，才使它成了中國第一大黨，並在國會占絕對優勢。如前所述，若不是袁世凱暗殺了宋教仁，解散了國民黨，則中國政黨政治的道路，亦未始沒有一個良好的開端。雖然在一定條件下，聯合各種革命力量，甚至是非革命力量，包括各路軍閥和地方勢力，為一定的目標而建立廣泛的統一戰線，難免不會出現魚龍混雜的情形，有時亦會出現目標一經達成即如鳥獸散，或目標尚未實現即已鳥獸散的狀況，甚至造成統戰未成反遭其害的局面，但是，孫中山先生在與軍閥的長期較量中，仍利用各派軍閥“南與南不合，北與北不合，南與北復不合”的復雜分裂狀況，甚至不惜利用聯合甲軍閥打乙軍閥等手段，在各個不同的歷史階段，利用不同的歷史事件，以組成短暫的統一戰線，以達成反對軍閥首惡，削弱軍閥力量，和防止大小軍閥聯手以共同對付革命的目的。有時，甚至亦能將反復辟的鬥爭擴張到軍閥勢力的內部，以起到分化瓦解專製復辟勢力的作用。然而，自二次革命始，直至一九二四年中國國民黨“一大”召開，歷次由孫中山建立的反復辟統一戰線，雖也有過成功，卻迄無重大之告成者（參見本卷第二章第五節）。尤其是一九二二年陳炯明的叛變，所給予孫中山及南方革命政府的沈重打擊，不單使他對軍閥們的背信棄義深感絕望，更使他因痛感沒有自己的武力，而深懷企求之心。由是，孫中山才在反復辟“計無所出”的艱難時勢之下，不得不與一心要向中國輸出共產革命的俄國“聯手”，以建立新一輪反對中國軍閥復辟的統一戰線，並由此而導致了“聯俄容共做法”、而非“聯俄、聯共、扶助工農政策”的出現。因為孫中山和中國國民黨從來就不曾有過一個所謂的“三大政策”，那不過是蘇俄和中國共產黨的一番“創作”罷了（參見本章兼論）。
　　二、孫中山之所以要有“聯俄容共”的做法，還有一個更為根本的原因，就是西方列強一貫地不支持中國革命，一貫地站在支持專製政體和復辟政權的一邊，一貫地支持和操縱中國的軍閥混戰及割據，以至每一個軍閥背後都有一個或數個列強作為其支持者。而反對中國統一、阻礙中國強大、和意在使中國永遠處於一種分裂和貧弱的狀況，又幾乎是所有列強對中國的共同願望。一九二三年七月，孫中山就因尋求美國支持不得，而向《紐約時報》記者表達了他強烈的不滿。同年十二月，孫中山更因要截留廣東海關關余，又遭遇英、美、法、日、意、葡等國派軍艦赴廣州向他示威。孫中山終於忿然宣布：“我們已不依賴西方，我們將聯合俄國。”
　　三、孫中山之所以要向西方宣稱“我們將聯合俄國”，還因為列寧偽稱要廢除沙俄對中國的不平等條約，終止沙俄在中國的特權，甚至偽言要幫助孫中山的國民革命，特別是答應他“絕不移植共產製度於中國” —— 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六日發表的《孫中山、越飛上海宣言》即稱：“孫逸仙博士以為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製度，事實均不能引用於中國……此項見解，越飛君完全同意，且以為中國最緊要之問題，乃在民國的統一之成功。關於此項大業，越飛君並確告孫博士，中國……可以俄國為依賴。”
　　四、其時，俄國不僅已經在與北京軍閥政府進行建交談判，而且在決定“支持”孫中山之前，就已經通過剛剛成立不久的中共，謀求與北方軍閥吳佩孚和南方軍閥陳炯明的聯合。陳炯明和中共的關系更是相當密切，他甚至被中共某些成員認為是一個社會主義者。而中共與他的關系，直至他叛變廣東革命政府之後才被迫終止。這就使得一再遭遇國內專製勢力頑強反撲和西方列強蓄意阻撓的中國國民革命，極有可能面臨著“既要增加一個外部敵人、又要增加一個內部敵人”這樣一個更加嚴峻的局面。所以才迫使孫中山只能采取“寧肯多一友、而不能多一敵”的統戰策略，準備推行“聯俄容共”的做法。
　　五、“聯俄容共”的做法，實際上是蘇俄對孫中山千呼萬喚的一個結果。因為歷史的事實便是蘇俄九番十次地上門找孫中山，而不是孫中山三番五次地要去找蘇俄。10 否則，就不能理解，為何自一九二零年至一九二三年，蘇俄雖萬裏尋孫十數度，都未能辦成“聯俄容共”的陰謀大業，直到鮑羅廷帶來大批軍用物資和每年二百萬墨西哥圓的俄援，方使得孫中山同意“聯俄容共”了。而所謂容共，也只是容許中共黨員參加國民黨，並服從國民黨的主義、綱領和紀律。因為孫中山認為，“中共只有在國民黨的領導下，受國民黨的指揮，才能防止中共製造階級鬥爭，妨害國民革命進行”。11
　　六、如果說上述諸因素才是孫中山有“聯俄容共”做法的外部原因，那麽，孫中山之所以會同意“聯俄容共”，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內在原因，這就是孫中山有一個願意“聯俄容共”的思想基礎。尤其是在有“聯俄容共”做法之前，當他還沒有象後來那樣，對馬克思主義，特別是對俄國共產革命有了深刻的認識和批判之時。這個思想基礎，就是他因自身革命的倍加坎坷，而特別羨慕列寧“革命的成功”，羨慕俄黨在組織上的“嚴密和堅強”。因為他認為俄黨的經驗將有助於自己改組國民黨的工作。雖然他當時還並不真正了解俄國的“革命”和俄共的性質。此其一。
　　其二、如前所說，一九零五年後的數度考察歐美，雖然使孫中山認識到革命乃是歷史的一個普遍變革進程，但同時又使他對歐洲革命和美國革命尚未能解決“民生”問題，產生了自己的看法。尤如他所自述的那樣：“兩年之中，所見所聞，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國家富強，民權發達如歐美列強者，尤未能登斯民極樂之鄉也；是以歐洲誌士尤有社會革命運動也。予欲為一勞永逸計，乃采取民生主義，以與民族、民權問題同時解決，此三民主義主張所由完成也。”12
　　這一段話固然道明了民生主義思想之所由來，但這一段話裏的“斯民極樂之鄉”和“社會革命”兩語，前者既道出了他本人思想中並未絕根的“傳統大同思想”，為他後來視共產主義即是他的民生主義埋下了伏筆；後者則表現了他對當時歐洲社會革命認識的含糊不清。因此，他才一方面錯把馬克思的共產主義革命看成為一個“合理的社會革命”；一方面又把從專製向民主過渡時期所必有的艱難時勢，看成為“即使是民族、民權革命成功如歐美列強者，亦因無法解決民生問題”，因而才“導致了社會革命的發生”。並由此而下結論說，“歐美雖強，而其民實困”，因而“觀世界大同盟罷工與無政府黨、社會黨之日熾，社會革命其將不遠”。這就為他將列寧的“十月革命”，實質是“十月背叛”，視為“歐美為解決民生而進行的合理社會革命”，並由此而傾註“同情”，產生“贊賞”，奠定了錯誤的認識基礎。
　　孫中山先生身處十九與二十世紀之交 —— 革命與復辟開始出現復雜較量狀態的時代，而難於看清十月革命對於俄國二月民主革命背叛的本質，錯把復辟當成了革命，固不足怪，亦無可指責。但是，正是這一錯看，才導致了“聯俄容共”做法的產生。然而，孫先生沒有料到的，恰恰是這個將中共“容”進了中國國民黨內，和將中國共產革命“統”進了中國國民革命陣營的新一輪統戰做法，竟從此為中國國民革命的勝利進程和現代中國由專製向民主的艱難過渡，誘發了巨大的混亂，帶來了巨大的麻煩，埋下了巨大的危機。

第二、孫中山聯俄容共做法的原則和失誤

　　孫中山畢竟是一個偉大的民主革命家和一位睿智的革命策略家。當他在外部環境和內在思想的交相作用之下，決策“聯俄容共”的新統戰做法之時，特別是之後，他曾堅持了如下的原則：

一、堅持三民主義、反對馬克思主義
　　一九二三年一月，即在孫中山先生與蘇俄代表越飛共同發表“上海宣言”前夕，中國國民黨即在其事先發表的“宣言”中，強調“要以三民主義為立國之本原，五權憲法為製度之綱領”。同時公布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的現行政策。國民黨“一大”召開之際，亦即“聯俄容共”做法開始之時，孫中山立即開始系統講演三民主義。其民族主義六講，民權主義六講，民生主義四講，集數十萬言，非但無一言一語將他的三民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列為同類，而且明確地、科學地和系統地闡明了馬克思主義不是真正的共產主義。他不僅指出民生主義才是真正的共產主義，就是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同時指出，共產主義是理想，民生主義才是實現這一理想的方法。而且對馬克思主義賴以實現共產主義的手段 —— 錯誤的物質決定論，荒謬的剩余價值論，暴力的階級鬥爭輪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逐一地進行了深刻的理論批判，並由是而得出了“師馬克思之意則可，師馬克思之法則不可”，即“照馬克思主義黨徒、用馬克思的方法來解決中國社會問題，是不可能的”科學結論。更以“俄國革命的結果和所希望的恰恰相反”，來證明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必將失敗。宣告“在中國實行三民主義，才是最恰當的”。13

二、堅持中國國民革命，反對世界共產革命
　　首先，“聯俄容共”的做法實行之後，孫中山對馬克思主義的系統批判，不但已經在理論上明確地表明了他要堅持三民主義、反對馬克思主義的原則，而且當蘇俄顧問鮑羅廷要求孫中山和國民黨，將中國國民革命和俄國共產革命結成“反對帝國主義同盟”，實際上就是要將中國國民革命誘變成世界共產革命的一部分時，又為孫中山所堅決拒絕。再者，孫中山更在“聯俄容共”做法實現之後，一再堅持不奪人地產以解決土地問題，而是要通過平均地價以實現平均地權的方法，來解決土地和農民問題，以避免工農革命，反對暴民運動，更反對蘇俄顧問鮑羅庭借陳炯明叛亂所提出的，“立即發動工農革命”的要求，和鮑羅廷所一再要求的，“應該沒收地主土地交給現耕的農民”這一所謂的“社會主義政黨的最低綱領”，從而堅持了中國國民革命的民主革命方向。14

三、堅持建立民主共和製度，反對共產專製製度
　　首先，“聯俄容共”做法實行之前，“孫文、越飛上海宣言”就已經明白宣稱絕不移植共產製度於中國。其後，孫中山先生更不斷強調“三民主義為立國之本原，五權憲法為製度之綱領”，並在國民黨“一大”後系統講演三民主義時，鮮明地反對階級鬥爭和階級專政，明確地反對在中國建立共產製度。其次，“聯俄容共”做法實行後，中國國民黨又正式發表宣言，公布政綱，稱：“對外要廢除不平等條約，償還外債；對內要實行均權主義，普選製度，確定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居住和信仰的完全自由權。”（“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一九二四年一月）這就從根本上劃開了中國國民革命和蘇俄共產革命在目標上和實踐上的根本區別，標明了中國國民革命誌在建立“新民主共和製度”而非“新共產專製製度”的高度民主主義品質。

四、堅持國民黨黨性和黨權，反對破壞國民黨黨性和黨權
　　“聯俄容共”做法在實施前，孫中山曾屢次對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等申明：“共產黨參加國民黨，便應該服從國民黨紀律，不應該公開批評國民黨。共產黨不服從國民黨，我便要開除他們，蘇俄要袒護共產黨，我就要反對蘇俄。”15 “聯俄容共”做法在實施後，當國民黨中的共產黨員違反規定，公開纂文批評國民黨，公然反對國民黨的政策，而且於國民黨中製造矛盾、打擊揭發他們的四名國民黨員時，孫中山則宣布四名國民黨員無罪。而當共產黨違反規定，在國民黨中自組共產黨秘密黨團的陰謀和公開支持北方軍閥政府的“陽謀”被揭露之後，孫中山則指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於是年七月七日作出決定，宣布黨員的言論行動如不依據主義（即三民主義），必予嚴重製裁（參見下卷第一章）。
　　由是可知，“聯俄容共”的做法，既不是在性質上與俄式共產革命的合一，亦不是在形式上與中國共產革命勢力的合流。它在統一戰線的意義上無非是一種有限的聯合，而作為爭取俄援的做法，亦僅僅是一種策略而已。就孫中山本人而言，他雖然內有對俄黨革命成功的羨慕之心，外有逼迫他不得不建立新一輪統一戰線的種種不得已因素，但是，正因為他建立統一戰線的目的，是意在推進中國國民革命，是為了反對軍閥復辟，是為了捍衛中華民國的國統和法統，所以，“聯俄容共”的做法才在本質上具有“政治策略”的意義，即聯俄是為了俄援，容共是為獲取俄援的交換條件。而在聯俄容共開始實行之日，孫中山即開始了他對馬克思主義和俄國共產革命的系統批判，無非說明孫中山先生要對聯俄容共做法作原則上的把握。如果孫中山和他的中國國民黨，在為推動中國國民革命而建立的新一輪統一戰線中，確實貫徹了這一正確的政治策略，如果蘇俄是要真心地幫助中國的國民革命，中共又是真心地要參加孫中山所領導的中國國民革命，前者不是誌在改變中國國民革命的方向，並竭盡陰謀地企圖竊奪中國國民革命的領導權，後者亦不願在蘇俄的指使下實行“挖心戰術”，坐國民黨之懷而結共產黨之大，如果當時的廣東革命政府，不是處在東江有陳炯明盤踞，廣州有英國支持的商團在密謀叛亂，前方正與皖、奉聯合以對抗曹、吳這樣一個亟需援助的險惡環境之下，如果孫中山對蘇俄指使中共顛覆國民黨和誘變國民革命的陰謀和野心，既懷警惕又有預防，則新一輪“聯俄容共”的統一戰線，也確乎能夠起到反復辟和推進中國國民革命的作用。然而事與願違的是，不僅蘇俄與中共對孫中山和中國國民黨從一開始就采取了“革命的兩面政策”，於陽謀之下使盡了陰謀手段，而且，孫中山本人亦在貫徹這一政治策略的一些具體做法上，出現了嚴重的失誤。
　　失誤之一，是身為中國國民革命領袖的孫中山先生，在決策“聯俄容共”的做法之前，就未能認清列寧共產革命的性質和惡果，更對蘇俄推行“東方路線”的陰謀不甚了了，以至不但對蘇俄完全放松警惕，甚至反而欣賞列寧革命，羨慕列寧革命的成功，尤想學習俄共建黨的經驗，從而既予蘇俄企圖誘變中國國民革命以“天賜良機”，又予國民黨“左派”幼稚病的發作以適時的政治條件。因為以廖仲凱為首的國民黨“左派”幼稚病患者們，正因為孫中山先生委托他們為聯俄容共而“籌劃一切”，他們才為自己“幼稚病”的發作，找到了一張可以作大旗的“虎皮”。16
　　失誤之二，是身為中國國民革命領袖的孫中山先生，在聯俄問題上有“重權宜之計，而輕國民革命大計”的傾向。當蔣介石銜命訪俄歸來，即於口頭和書面向他報告了蘇俄“革命”的實際情形，和中共在蘇俄如何詆毀中國國民革命以及孫中山本人，並斷言蘇俄“主義與事實”有別時，孫中山先生非但未能予以足夠的重視，反視為“小題大作”。其根本原因，無非是他過於重視俄援這個“權宜之計”，從而放松了他對蘇俄應有的警惕和防範之心。
　　失誤之三，是孫中山視中國國民黨乃是一個曾推翻滿清、結束帝製、創建中華民國、並堅持過十數年反復辟的“老大革命黨”，在中國既有威望，又有影響和力量，因而看不起一九二三年底才有四百三十二個黨員的中國共產黨。所以當蘇俄、中共要與他實行兩黨聯合以“推動國民革命”時，他非但拒絕“平等聯合”，反而只準許“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參加國民黨”。如是，他一是忘記了中共雖小，蘇俄卻大；中共雖幼稚，蘇俄卻老辣；中共雖只有幾百個黨員，玩不轉；卻有蘇俄親自扶植、直接指揮，中共乃是“第三國際的一個支部”。二是未能意識到，蘇俄與中共在革命目標、革命理論、革命性質和革命手段上，都與中國國民黨完全不同。因而，叫共產黨參加進來的結果，只能造成意在推動中國民主革命的中國國民黨，在思想、綱領、目標、方法和組織上的嚴重混亂，直至造成國民黨分裂和國民革命陣營分裂等一系列痛苦政治效應的產生。
　　失誤之四，是孫中山先生以己心度人心，以為蘇俄及中共和他一樣，乃是“言行一致”的君子。殊不知專靠陰謀背叛發家的列寧和斯大林，在“聯俄容共”的做法尚未開場之時，就已經派第三國際代表馬林向中共挑明，“要把信仰三民主義和國民黨的工農群眾爭取過來……更要將國民黨劃為左、中、右三派，並要支持左派、孤立中派、打擊右派”了（參見下卷第一章）。後來，蘇俄的這個陰謀終於得逞，實在不能不說是孫中山先生“大意失荊州”所致。
　　失誤之五，是孫中山雖有“聯俄容共”做法，卻從未有所謂“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三大政策”。但是，他的“聯俄容共”做法和他一心欲借重俄黨建黨經驗的用心，尤其是他將國民黨“一大”包括黨綱在內
　　的四百余份文件起草工作交由廖仲凱，並由廖仲凱交付俄國顧問鮑羅廷、中共以及所謂左派去草擬的種種做法，一方面雖使“聯俄”有了“靠俄”之嫌，一方面卻向蘇俄顧問與中共提供了“代國民黨立言”的大好歷史機遇。自此之後，蘇俄與中共不僅開始大肆鼓吹孫中山先生有所謂聯俄聯共的政策，而且開始鼓吹與發動工農革命，倡行暴民運動。特別是在一九二六年上半年至一九二七年上半年間，當蘇俄顧問鮑羅廷和中共破壞北伐和背叛中國國民革命的陰謀就要全面破產之際，他們竟進一步將“聯俄容共”的做法，徑自篡改成了“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三大政策”，並將之偽稱為孫中山“手定的三大政策”，以“代孫立言”——  實際是要公然推倒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以為他們公開的背叛製造理論根據，和為他們要在蘇俄指使下，在中國發動共產革命，打倒孫後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國國民黨人，顛覆孫中山先生親手締造的新中國 —— 中華民國，製造“最高借口”。這不僅為在國民革命獲得重大勝利的時代，蓄意製造革命的大混亂，起到了極大的作用；而且在相當程度上造成了對孫後蔣介石、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國民革命歷程的重大誤解；更使得一九四九年以後的中國大陸人民，在中共的長期控製和欺騙之下，竟對孫中山先生究竟有無“新、舊兩個三民主義”，迷惑和惶惑了近半個世紀之久（參見本章兼論和下卷第一章）。
　　失誤之六，因聯俄幾成“靠俄”，因而，容共也就成了“捧共”。在國民黨“一大”所選的二十五名中央執行委員中，中共黨員竟占了十一名（一名候補）。中共黨人譚平山更擔任了中國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毛澤東成了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部長。大批年輕的中共黨人初出茅廬，便在國民黨內擔任了許多高級職務。這無疑為中共背靠蘇俄，公然竊奪國民黨的黨權和國民革命領導權，創造了條件，膨脹了野心，更為國民黨和國民革命陣營的分裂，帶來了日益沈重的危機。由是，孫中山先生期望建立一個堅強的國民黨組織的願望，不僅瞬間落空；孫中山先生一心要推進的中國國民革命，亦從此被逼向了就要被誘變為中國共產革命的危險之途；中國共產黨在蘇俄直接策劃和指使下，陽冒國民革命、陰懷發動共產革命的欲望，亦終於有了一個“勝利的開端”。
　　失誤之七，因孫中山先生一意要為“俄援”而“聯俄容共”，從而使黨中持不同意見者不能申張己見，或申張己見而不得，從而招致了部分國民黨員的不滿。“一大”上“跨黨案”的強行通過，誠已留下了國民黨分裂的基因。“一大”之後，中共跨黨成員在蘇俄指使下蓄意分裂國民黨，劫奪國民黨權力，甚至公開反對國民黨主義、綱領、政策的種種行為，在被國民黨員揭露並上告給孫中山先生之後，孫中山為俄援而不願過分開罪蘇俄的讓步做法，又為他逝世之後國民黨的分裂埋下了不幸的種子。
　　顯而易見的是，如果孫中山先生不是在有“聯俄容共”做法一年之後即劇然而逝，則，一是有他在，蘇俄及中共尚不敢迅速和全面地竊奪國民黨黨權與國民革命領導權，以煽動和發動共產革命；二是如果蘇俄和中共在孫中山健在之時，就膽敢加速他們的陰謀，並對國民黨和國民革命造成重大危害或威脅，那麽，孫中山先生一定會根據決策“聯俄容共”做法的原則，從國民革命的大業計，迅速並果斷地根絕“俄禍”。孫先生所說的“有我在，他們還不敢”的話，便是這個意思。但是，他的過早辭世，卻使他來不及糾正這些失誤，甚至由親俄護共的“左”派們，將他的失誤引向了走火入魔的地步。此後，若不是蔣介石等一批真正國民黨人起而保護了國民黨，捍衛了國民革命，堅持了北伐打倒軍閥的國民革命大方向，則孫先生和他的國民黨人決心將反復辟進行到底的歷史願望，也就無由達成了。

四　　國民黨“左派”的幼稚病、權力病及其巨大危害
　　必須事先說明的是，論者指國民黨有所謂“左派”幼稚病和“左派”權力病一說，並非指國民黨中向來就存在著左、中、右三派。誠如本書下卷第一章所論，國民黨的左、中、右三派，無非是在國民黨有了“聯俄容共”做法之後，蘇俄為指使中共分裂國民黨，才按照“親俄、遠俄以及反俄”為界限，對國民黨進行政治分割的一個惡性結果，或曰國民黨為蘇俄和中共所分裂。只有明白了這個問題，我們才能對國民黨“左派”的性質和“左派幼稚病及左派權力病”的來由及發展，有一個清晰的認知和準確的論述。
　　再者，指國民黨既有“左派”幼稚病，又有“左派”權力病，是因為自一九二四年國民黨始有“聯俄容共”做法，到一九二七年寧方國民黨決心“絕俄清共”，漢方國民黨決心“別俄分共”，其間三、四年，國民黨“左派”的發病，實際上應分為廖仲凱的“左派幼稚病”和汪精衛的“左派權力病”這樣兩個階段。

第一、廖仲凱的“左派”幼稚病及其危害

一、廖仲凱的“左派”幼稚病
　　由於孫中山先生將“聯俄容共”的一檔子大事全部交由廖仲凱去辦，由於廖作為孫中山先生的“荷包”而擔負了爭取俄援的重要任務和艱難角色，因而，廖才成為代表國民黨與蘇俄及中共進行“聯、容”工作的關鍵人物。唯因這個關鍵人物在具體從事“聯俄容共”的過程中，一方面堅定地貫徹了孫中山先生的要求，一方面則不僅將孫中山本人的失誤“貫徹不誤”，甚至將之推向了走火入魔的地步。
　　實際上，早在有“聯俄容共”做法之前，廖仲凱與中共黨魁陳獨秀、李大釗等人就建立了良好的關系。17 一九二三年二月，當廖仲凱於日本熱海會見蘇俄代表越飛時，就曾對越飛所言“在中國實行共產主義是遙遠的事”，感到很“放心”。當時在場的陳公博，後來曾回憶說：“越飛告訴我，蘇俄命令中國共產黨加入國民黨，實為完成中國的國民革命。而且越飛更鄭重地說，中國只能實行孫先生的三民主義，絕不能實行共產主義。我問越飛，蘇聯希望共產主義何時能在中國實現，越飛倒很老實，說還是一個疑問。廖先生很滑稽地笑著說，公博，你還有什麽話說？我們要作革命黨，就要作現在的革命黨，不要做一百年後的革命黨。我們努力實行三民主義，不必再討論了！” 18
　　由於廖仲凱在這裏表現了可愛的幼稚，即當真相信蘇俄不會向中國輸出共產革命，而只是要幫助中國進行國民革命，所以，當戴季陶寫信給廖仲凱，批評他的左傾狂熱，並對廖說，“叫共產黨參加進來，只能把他們當作醬油和醋，不能把他們當作正菜”時，廖仲凱立即斥責戴季陶：“哪裏懂得革命是什麽東西！”19 廖仲凱對蘇俄的信賴，與對本黨反對“聯俄容共”同誌的反感，已經溢於言表。
　　由於廖對蘇俄已有這樣的崇信之心，因而當國民黨“一大”通過“跨黨案”受阻時，廖乃慷慨激昂地擁護中共“跨黨案”，深惡痛絕地反對自己黨人關於“本黨黨員不得加入他黨”的提案。誠如中共黨人譚平山後來所誇獎的那樣：“廖仲凱先生堅決促成和推動革命的‘三大政策’，在中國國民黨進行改組的激烈鬥爭中，廖仲凱先生竭力協助孫中山先生，擊敗了‘反動分子’的阻撓和破壞……”（單引號為引者所加，上下同）20

二、廖仲凱“左派”幼稚病的危害
　　應該說廖仲凱推行“聯俄容共”的早期做法雖已過分，尚情有可原。但是，當他終於將“聯俄容共”做法推向了“崇俄親共”之極端、即走火入魔時，則對國民黨與國民革命，包括對他自身，都造成了巨大的危害。
　　首先，是使他偏離了孫中山三民主義思想和中國國民革命的道路。他頌揚蘇俄說，“俄國革命以來，私有廢除，生產分配之前，掌諸國家機關和人民合作社，空前之舉，震撼全球，前途曙光，必能出人類於黑暗”。由是，他“認定社會主義優於資本主義，有著強大的生命力”，並多次聲稱“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蘇聯，是中國革命的榜樣”，甚至宣稱“蘇俄開辟的社會主義道路，也是中國革命之最終出路所在。如果中國不能聯俄，就沒有出路”。21 如是，他就在革命思想和革命策略上，違背了孫中山先生“堅持三民主義、反對馬克思主義，堅持中國國民革命、反對世界共產革命”的堅定立場；違背了孫中山先生為了不使中國國民革命招致列強的更大反對，而製定和堅持的“不加入蘇俄所謂世界革命的戰略和策略”的正確決策。22
　　其次，是使他因“崇俄”而必然“護共”。就事實而言，一是在一九二四年一月三十一日國民黨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廖仲凱就曾主動將自己擔任的中國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部長一職，讓給共產黨人譚平山擔任，從此造成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幾成“中共中央組織部”，甚至成為“以共亂國”的禍源（參見下卷第一章）。二是他自任工人部長，又將工人部秘書一職交由共產黨人馮菊坡擔任，並由馮全權處理部務，從而為中共策劃工人運動，擾亂國民革命，造成先決條件。三是推薦共產黨員林祖涵出任農民部長，推薦澎湃在農民部創辦農民運動講習所及開展其他農運工作，從而為中共廣泛煽動農民革命和暴民運動，以破壞北伐、背叛國民革命造就了基礎。四是黃埔軍校初建，他除掉聘請一批蘇俄軍事顧問到校工作，並推薦共產黨人張申府擔任軍校政治部第一任副主任以外，一次就推薦了十五名中共黨人進入軍校，甚至力薦剛剛回國的共產黨人周恩來擔任軍校政治部主任。一九二五年一月，廖又推薦政治部主任周恩來兼任軍法處處長，並將大批共產黨人推薦入軍校擔任政治教官，而軍校的首批教職人員，又是由他和蘇俄顧問鮑羅廷一同商定的。嗣後，他還邀請一批共產黨人擔任國民革命軍的各級黨代表，並將黨代表的權力擴張到“無黨代表附署，一切命令均不能生效”的地步。為中共在軍校宣傳共產革命，爭奪槍桿子，製造軍校學生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分裂，提供了條件。並為來日中共對北伐和國民革命軍的軍事叛變埋下了禍因。
　　再就是他為蘇俄和中共陰謀分裂中國國民黨，起到了別人所不能取代的作用。因為蘇俄和中共要將國民黨分裂為左、中、右三派，並推行支持“左派”、孤立“中派”、打擊“右派”，即支持親俄派和打擊反俄派的陰謀策略，不僅因他而構患於國民黨領導層，張揚於普通黨員當中，並且得以“運作”。甚至因他本人的立場，而在國民黨中形成了鮮明的分裂與對立關系，從而為國民黨和國民革命陣營的分裂製造了先機。孫中山逝世前，廖對本黨那些要求“防俄、抵共以維護本黨利益”的同誌，還僅僅是采取壓製的態度，對身為國民黨員的共產黨人破壞國民黨綱領、立場和法統的行為，亦只予以維護與包庇。孫中山逝世之後，他竟以自己在黨中的地位和權力，將那些為維護本黨利益而揭露共產黨不軌行為的本黨同誌，“試圖清除出黨”，23 甚至完全站到蘇俄和中共一邊，不僅按照蘇俄顧問鮑羅廷的旨意，公開指本黨有“左、中、右”之分，而且在中共刊物《革命周刊》上發表了“革命派與反革命派”一文，聲稱：“替工農階級打消壓迫他們的力量，便是‘革命派’；反而言之……壓抑農工的人們，便是‘反革命派’……我們不獨要革軍閥帝國主義的命，我們並要革‘反革命派’的命！”竟將黨中所有不贊成“聯俄容共”、或是揭露與反對蘇俄及中共陰謀的同誌，不僅統統打成“右派”，並且還要打成“反革命派”，甚至要“革他們的命”。他的幼稚病，終於走火入魔到了已經完全背離孫中山三民主義和中國國民革命的立場，從而在實際上已經成為中共黨組織以外的一個極“左”的共產黨員了。中共之所以稱他為“國民黨左派的旗幟，忠實執行三大政策的楷模，無產階級的好朋友，農民運動的貼心人”等等，實是由此而來。24
　　最後，則是他聽命蘇俄而“擁汪倒胡”等做法，實為蘇俄和中共誘逼中國國民革命為俄式共產革命，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因為在孫中山逝世之前即擔任國民黨政治會議主席和大本營代帥的胡漢民先生，一向為孫中山先生所倚重，孫後也已成為實際上的國民黨領袖。然而，作為胡副手的廖仲凱先生，只因胡一向“遠俄遠共”，為蘇俄顧問鮑羅廷及中共所嫉恨，於是，他便按照蘇俄顧問的旨意，賣力地促成了一場“擁汪倒胡”的陰謀政變，將汪精衛 —— 這個“夙無主張、誇夫死權”的權欲熏心之徒捧上了國民黨總裁、國民政府主席和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的寶座，從而將國民黨和國民革命推向了就要失敗的危險深淵，並因此而葬送了他自己的性命，作成了他雖盡忠於孫中山先生和中國國民黨，卻因為幼稚而更盡忠於蘇俄和中共的“最後一功。”25

第二、汪精衛的“左派”權力病及其危害

　　如果說廖仲凱在“聯俄容共”做法上患的是幼稚病，廖死之後，汪精衛發作的便是“左派”權力病。這是因為汪精衛原來不是“左派”，他曾清清楚楚地說過：“共產黨徒如果摻入本黨，本黨的生命定要有危險。比如西遊記上所說的，孫行者跳進了豬精的腹內打筋鬥，使金箍棒，豬精如何受得了？”26 但是，只因孫中山在北京病危時，鮑羅廷曾找他去蘇俄駐華使館，對他有心有意地說了一句“孫先生的病已經絕望了，今後中國國民黨的領袖，除了你更有誰敢繼承”的話，27 從此，他便在鮑羅廷的策劃與廖仲凱的幫助下，不僅“取胡漢民而代之”，而且，非做成國民黨的最高領袖不可了。
　　汪精衛在做成中國國民黨最高領袖之後，一是高喊“黨要左傾”，高唱“誰是左派，我將夢寐以求之，旁徨以覓之”，從而“使整個廣東上空彌漫著一股透骨的左傾氣氛”，使得身為國民黨黨員的中共黨人們，已敢公開地攻擊國民黨“右派”和國民黨本身。二是推鮑羅廷為審查廖案之特別委員會最高顧問，“有黨政軍一切大權”，並遵循鮑羅廷“政治上只問政見同不同，不問證據有沒有”28 這一共產專製政治的標準，按照鮑羅廷於廖案發生後第二天就擬好的名單，要逮捕胡漢民、鄧澤如、鄒魯等國民黨重要領導人。幸得蔣介石和許崇智的竭力反對，上述諸人才免於遭難。三是僅僅在半年之後，即一九二六年一月國民黨召開“二大”之際，他一方面同意國民黨“二大”代表五分之三以上為共產黨跨黨分子，從而使蘇俄和中共得以控製國民黨“二大”（參見下章和下卷第一章）；一方面則將“西山會議派”、29 即著名老國民黨人中的“反共抗俄派”打成非法，施以處分，直至開除黨籍，並對傾向“西山會議派”反共立場的戴季陶等人教以訓令，幾乎將反對蘇俄及中共陰謀劫奪國民黨黨權的本黨誌士一網打盡。
　　由是，鮑羅廷成了國民黨的太上皇，汪精衛則成了孫中山死後的“孫中山”。國民黨自中央到地方的黨權以及國民黨對於國民革命的領導權，已大部為蘇俄和中共所篡奪（參見下章和下卷第一章）。汪精為終於將廖仲凱的“左派”幼稚病發作成了“左派”權力病。從此，他處處秉承蘇俄顧問鮑羅廷旨意，處處以中共的要求為要求。鮑羅廷和蘇俄軍事顧問團反對蔣介石北伐提案，他便反對蔣提議北伐；中共要進一步把“扶助工農”變成工農革命，他就處處高喊“我是愛護工農的呀”；蘇俄與中共要打倒蔣介石，他就想出種種辦法來壓製、排斥和驅逐蔣介石（參見下章）。直至“中山艦事件”發生，蔣介石起而護黨，他已無力完成斯大林要他“懲辦國民黨右派和國民黨中反革命的任務”時，他才在自己家中召開的國民黨政治會議上，被本黨會議決議“汪主席患病應予暫時休假”，從此赴歐養病十六個月之久。此後，直到蔣介石領導的北伐已經打下南半個中國，蘇俄和中共唯恐中國國民黨北伐成功統一中國，中國共產革命將“計無所出”之時，他又在蘇俄和中共的陰謀策劃之下趕回國中，發作了又一場更加厲害的“左派”權力病，為勝利進軍中的中國國民革命製造了新的困境和亂局（參見下章）。

第三、孫中山先生的失誤和國民黨親俄、親共派的嚴重歷史過失

　　一、是孫中山先生在聯俄容共做法上的失誤和他的劇然而逝、不及糾正，才為蘇俄在中國施展“分階段革命”的謀略，企圖誘變中國國民革命為俄式共產革命，提供了歷史契機和政治條件。
　　二、是以廖仲凱為代表的“左派”幼稚病，才為蘇俄及中共陰謀誘變中國國民革命打下了危險的基礎，為中國國民革命及其進程埋下了巨大的隱患。
　　三、是汪精衛“左派”權力病的發作，才將中國國民革命推向了被誘逼為俄式共產革命的巨大危險境地，並為來日中國國民革命的艱難歷程製造了一個巨大的“亂源”。
　　四、在蘇俄、中共和國民黨“左派”所留下的歷史隱患中，其最具破壞力和影響力的，便是孫夫人宋慶齡對三民主義、中國國民革命和中華民國的背叛。宋因早已成為共產革命理念的同情者和支持者，還因為中共對她統戰成功，而使她起到了“百萬共產黨員都起不到的作用”。30 由是，宋乃成為中共共產革命花瓶中一支開不敗的“國民黨‘左派’之花”。其危害之深重，實為一紙之書所難言盡。宋氏垂死之際，稱自己無臉躺到孫中山先生身邊，並絕不睡到中共的八寶山去，而堅持要睡到曾被中共挖墳曝屍的“資產階級父母”身邊，其真正的內在情由，怕是她對自己背叛孫中山先生、背叛中國國民革命和“助共為虐”長達半個世紀之久的罪孽，終於有了覺醒所致。
　　總之，國民黨“左派”，即親俄、親共派們，不論他們患的是幼稚病還是權力病，抑或是宋慶齡的無知病，他們對於中國國民革命和中國國民黨的危害都是巨大的。因為，他們不僅為二十年代中國國民黨反復辟的艱難鬥爭製造過極大的困境和危險，更為中國共產革命在中國大陸的成功立下了“豐功和偉績”，為中國大陸人民反對共產專製復辟的艱苦鬥爭，和澄清中國現代歷史的重大是非問題，帶來了極大的困惑、困擾和困難。

兼論　　何謂“國共合作”，何為“新”三民主義
第一、何謂國共合作

　　長期以來，由於中共一再地、反復地強調它與中國國民黨曾有過兩度“合作”的歷史關系；尤其是在一九四九年之後的中國大陸，因只有共產黨的說話的“權威”，而絕不予任何人說話的權力；還因為長期以來“國共合作”一語已經“約定俗成”，連國民黨本身也將“國共合作”一詞當成了“口頭禪”，而不再予以甄別；加之國民黨的“左派”們，因共產黨在中國大陸奪權的成功，就更要將他們與共產黨“合作”過的光榮歷史記在心頭，掛在嘴上；再加上海內外一些學人，有的是被迫不敢，有的則是“共雲亦雲”，只相信“歷史乃是勝利者的歷史”，並無心去拆穿這個歷史的謊言；因此，“國共合作”一語，也就在它被重復了一千遍、一萬遍之後，而成為兩度“歷史的真實”，為老幼婦儒耳熟能“詳”。
　　然而，歷史的事實卻是，中國國民黨非但向來未與中共有過所謂的合作，而且所謂兩度，前者不過是中共受命蘇俄，藉參加國民黨為手段，而要對國民黨施以“挖心戰術”31  ；後者則是中共自己在四面楚歌、乞降求命之時，對於中華民國政府的表面投降和虛假歸順。
　　首先，就前者而言：
　　一、在國民黨有“聯俄容共”做法之前，中共就在“第一次對時局的主張”和“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均提出了聯合戰線的策略，特別強調“無產階級去幫助民主主義革命，不是無產階級降服資產階級的意義，這是不使封建製度延長生命和養成無產階級真實力量的必要步驟”。由是可知，他們不僅把孫中山的民主革命力量看成是資產階級，而且認為參加民主革命乃是發動共產革命的必要步驟，這無非是列寧“分階段革命理論”在中共手中的再版。再加上第三國際代表馬林，一是要求中共必須學習共產國際在西歐工會運動中所推行的“各國共產黨員要加入社會民主黨工會的經驗”，二是指明“共產黨員參加國民黨，既可以謀革命勢力的團結，又可以使國民黨革命化，尤其可以影響國民黨所領導的大量工人群眾，將他們從國民黨手中奪取過來”。由是可知，中共黨員在蘇俄命令下參加國民黨，乃是陰謀，而非合作（引文參見本書下卷第一章註）。
　　二、按理，既然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參加了國民黨，就必須服從國民黨的信仰、綱領、黨章和紀律。更何況孫先生對此有言在先。因此，在國民黨“一大”上，參加了國民黨的李大釗，才會面對國民黨代表提出的質詢，代表參加了國民黨的所有共產黨員於大會公開發表宣言稱：“環顧中國，有歷史、有主義、有領袖的革命黨，只有國民黨；只有國民黨可以造成一個偉大而普遍的國民革命黨，能負解放民族、恢復民權、奠定民生的重任，所以毅然加入本黨來……本人原為第三國際共產黨員，此次偕諸同誌加入本黨，是為本黨主義（指國民黨主義），遵守本黨黨章，參加本黨的革命事業，絕對不是想把國民黨化為共產黨，乃是以個人的第三國際共產黨員資格加入國民黨，從事國民的革命事業，並望諸先輩指導一切。”李大釗的書面保證，無非說明他們既然參加了國民黨，就願意並應該遵守國民黨的主義、綱領、章程和紀律，因為他們與國民黨的關系，已是黨員與黨的關系。這就不但不是國、共兩黨的“合作”，而且更不可能是一個國民黨員和國民黨的“合作”了。就中國共產黨而言，迄今為止，又有哪一個黨員敢說它參加中共是與中共的“合作”呢？
　　三、既然共產黨員參加國民黨，是為了實現國民黨的主義，“負解放民族、恢復民權、奠定民生的重任”，那麽，參加了國民黨的共產黨員，也就只能是參加國民革命，為實現三民主義而奮鬥。但是，在蘇俄的陰謀指使下，共產黨人在以個人身份參加國民黨後，不僅違反規定，暗組黨中之黨，而且分裂國民黨，破壞國民黨，竊奪國民黨黨權，以一步步實現將中國國民革命誘逼為俄式共產革命的目標（參見下卷）。他們非但沒有成為“服從本黨主義和紀律”的國民黨員，而且成為國民黨和國民革命的破壞者和背叛者。天下既無這樣的黨員，亦更無這樣的“合作”。更何況其中的一個“合作”者，猶如混戰中的大軍閥一樣，還需要一家外國勢力來作成它的後臺和太上皇，並且事事聽命於它，直至連後來的武漢國民政府也被辦成了“俄國的政府”呢（參見下章和下卷第一章）。由是可知，這就非但不是合作，沒有合作，而是如同中共黨人自己說的那樣，不過是中共在蘇俄的命令下，對國民黨所施行的一場“挖心戰術”罷了。
　　四、中共所謂的二度國共合作，即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年的“國共合作”，就更是對歷史的公然篡改了。歷史的事實是：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到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王明在蘇俄遵命發表八一宣言，中共在蘇俄的指揮下，為幫助蘇俄顛覆中華民國，不僅鼓吹共產革命，煽動農民造反，大搞建立“俄屬”蘇維埃政權的運動，而且從未有“抗日救國”之一言以獻給國人（詳見下卷第二章）。唯因叛亂失敗，逃至陜北，三十萬紅軍僅存二萬不足之時，因王明接受蘇俄為保護自己而要求各國共產黨“建立反帝統一戰線”的指令，發表八一宣言，中共才要求中華民國政府不要再圍剿紅軍，並要共同結成“反日民族統一戰線”。之後，中共雖一邊屢屢發表“抗日”通電、“抗日”宣言，製造輿論，謀劃學運，以一再向國民政府求和；一邊卻置國家民族危亡於不顧，陰謀策動西安事變，企圖亂中求存。前者固無濟於事，後者卻陰謀達成。由是，中共便在西安事變之後和蘆溝橋事變發生之後，兩度向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提出了“保證抗日和不再作亂”的著名“四項保證”。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為團結全國抗日救國計，決定接受中共“輸誠”（參見下卷第三章）。在中共，此為歸順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在國民政府，則為收編中共。因此，中華民國中央政府及國民革命軍與中共地方政府及中共軍隊的關系，也就是領導和被領導的關系。因此，何有“合作”可言？今日中共口口聲聲稱“一個中國、即中華人民共和國，臺灣只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省，北京才是中國的中央政府，臺北只是地方政府”，無非是要說明它與臺北的關系，乃是中央和地方、領導和被領導的從屬關系。而臺灣若想以“平等”之心與中共論合作，中共便連飛彈也打了出去的事實，無非道明了它絕不容許臺灣與它有任何平等合作的關系罷了。至於共產黨在被它稱之為“二度國共合作”的“合作”中，究竟是如何“合作”的，和借“合作”又做了那些“反民族、害國家和出賣祖國人民利益”的勾當，本書下卷將自有一番論述，此處就不再一一作出證明了。

第二、何為“新”三民主義

　　如果說中共黨員在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七年間，於蘇俄指令下以個人身份“參加”國民黨並“參加”國民革命，和中共於一九三七年被迫歸順中華民國政府這兩件事，均被中共稱之為“國共合作”，不過是中共撒下的彌天大謊，那麽，蘇俄和中共竟敢將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公然篡改成為“舊的和新的兩個三民主義”，甚至敢用所謂“聯俄、聯共、扶助工農”之所謂三大政策，來掉包式地作成“新”三民主義的內容，就實在是對孫中山先生和天下人的公開背叛和欺騙了。歷史的事實是：
　　一、孫中山先生自提出三民主義思想，並在一九零五年《民報》創刊號上正式闡釋三民主義的精義，直至他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辭世，就從未說過他曾有過“新、舊”兩個三民主義，更未說過他有了“新”的三民主義，已不再要“舊”的三民主義了。
　　二、查遍《孫文全集》和中國國民黨文獻，亦從來沒有新、舊三民主義之任何提法與說法。一九二四年元月，自國民黨“一大”召開，“聯俄容共”做法付諸實行始，直至該年七月孫中山先生在廣州系統講演三民主義 —— 民族主義六講，民權主義六講，民生主義四講，後成書出版凡數十萬字，他講的仍然是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非但沒有所謂“新”，亦更沒有所謂“舊”，自然也就不可能稱那個由蘇俄顧問和中共一起製造的“三大政策”，竟是他的“新”三民主義了。如果要有什麽“新”，那就是“新”在他曾於民生主義第四講中，系統地批判了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和俄國的共產革命——  這才是孫中山先生於民主革命理論建設中，最後、也是極為重要的貢獻。因為正是這個貢獻，才在民主革命理論上劃清了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中國國民革命和俄國共產革命的根本界限。
　　三、所謂“新三民主義”，即被蘇俄和中共解釋為“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三大政策，純屬捏造。近年來中國大陸歷史反思的結果，已一再證明它們不過是共產黨的“創作”。中國大陸學者陳錫其早已在他的論文“孫中山與國民黨一大”中指出：“聯俄、聯共、扶助工農三大政策，這是日後‘總結’的提法。”至於日後是誰總結的，他顯然不敢說。另一位中國大陸學者黃彥則進一步於論文中指出：“如果有人看了某些文章上面說的，國民黨一大宣言確定了三大革命政策以後再去查閱宣言的話，肯定會感到失望，因為它的二十三條（一作二十二條）對內對外政策都沒有這樣的條文。”如果說這兩位大陸學者已經論證，所謂國民黨“製定了三大政策”純屬“虛構”，則中國大陸學者魯振群尤在他的論文“三大政策研究中的幾個問題”裏面，進一步地證明說：“三大政策是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及十二月間由陳獨秀和中共中央所提出。”因為為了拖延、反對和破壞中國國民黨與蔣介石所領導的北伐迅速走向成功，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曾作出決議謂“迎汪（精衛）復職，以與蔣分權，繼續總理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三大政策”。這個目前所見到的第一次完整提出三大政策概念的文件，竟是共產黨的文件。是因為孫中山先生逝世，蔣介石護黨，北伐就要走向成功，才逼迫著中共為再度分裂國民黨，破壞國民黨北伐和意在打倒國民黨新領袖蔣介石，而使用的陰謀策略。並且，直至一九二七年春天，才由蘇俄顧問鮑羅廷在武漢創辦的中共機關報《人民日報》上，首次提出了“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三大政策”，並首次公開稱這個所謂的三大政策就是“孫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義”（參見下卷第一章）。然而，此時，孫中山先生已經逝世兩年有余。然而，十年之後，在毛澤東和中共曾數次發表的“抗日”宣言和決議中，竟又將由他們所“創作”的“新”三民主義，“還原”成了“舊”三民主義，並一再地表白他們願意為實現孫中山先生“民族獨立、民權自由和民生幸福”的三民主義而堅決奮鬥了（詳見下卷第三章第二節）。
　　由是可知，“新三民主義”既為中共所捏造；三大政策亦是蘇俄和中共的“政策”。因而，指孫中山先生有“新三民主義”，並且指三大政策就是“新三民主義”，更借宋慶齡之口，妄指它們竟是孫中山先生所“手定”的主義和政策，則只能證明中共既要拉孫中山三民主義的大旗，以為正統；又要毀孫中山三民主義，以進行謀篡、背叛和欺騙。
　　在中國大陸，有許多小學生，包括少年時的作者，都曾問過他們的歷史老師：“新三民主義裏面怎麽連一個‘民’字也沒有呢？”
　　這個問題的簡單性，自然令人一目了然；但這個問題的復雜性和可怕性，卻使得所有的歷史教授、歷史教師們不能回答和不敢回答。其中的奧妙，只能令味之者無極。

第四章

蔣介石保衛民主革命、推進祖國統一的歷史功勛

　　偉大的中華民族，從來就對失敗的英雄懷有特別的崇敬之心，一曲兩千年久唱不衰的“霸王別姬”，古往今來曾催動了多少人深情而又痛惜的淚水。
　　然而，令人痛心的是，近半個世紀以來，我們面對著一位曾保存了我們偉大民族血脈的民族英雄，一位曾保衛了中國國民革命、推進了祖國民主統一的革命領袖，一位曾預言共產革命只能使我們的民族與人民陷於萬劫不復的悲慘境地，因而自始至終堅持要反對和鏟除共產革命勢力的偉大人物，只因他是一九四九年那一場巨大失敗的代表者，因而才不僅被他的敵人糟蹋得不成樣子，甚至被他的背叛者、某些追隨者和新一代不解歷史者，否定並諱言至今。這一歷史的極不公正，隨著八十年代以來中國大陸民間歷史反思運動的深入發展，中國大陸人民對蔣介石先生的認識，也就日益地在擺脫著中共種種謊言和欺騙的桎梏，發生著翻天覆地的變化。歷史，確實已經走到了能夠還蔣介石先生原貌的這一天。
　　本書上卷將從本章起，在辨析中國現代歷史發展的同時，兼為蔣介石先生辯。因為缺少了對他的正確認知，也就失去了對中國現代歷史進行真正認知的可能。

一　　建成革命武力以“底定廣東”、準備北伐

　　應該說，孫中山先生和中國國民黨，在為“竟辛亥之功”而艱難奮鬥的十數年反復辟歲月裏，蓋因袁世凱、張勛能擁遺朝之兵以求公然復辟，北洋軍閥能據私家之兵“假共和以復辟”，地方封建軍事勢力則因“有槍便是草頭王”而割據一方，唯革命黨人無槍無炮無軍隊，反復辟才至於屢興屢衰，甚至屢遭叛賣。孫中山和中國國民黨因痛感沒有革命武力，才不能在那個恃武力以復辟的時代，奪取反復辟的勝利，更不能實現北伐打倒軍閥的歷史願望，因而決心建立革命之武力，以反對復辟之武力。由是，陳炯明叛變之後，重建廣州革命政府，尤其是建立革命武裝，便成為孫中山先生一心相與的重大事業。而這個重大事業的關鍵一步，便是建立黃埔陸軍軍官學校，以召收、訓練、培養一支革命的軍事力量，以期能夠依靠這支力量，達成反復辟 —— 即北伐打倒軍閥的國民革命目標。

第一、孫中山信任、重用並寄希望於蔣介石

　　據一九八九年後中國大陸歷史學家證實，蔣介石自一九零七年赴日本留學，即參加了中國同盟會，開始追隨孫中山先生從事國民革命，並成為名副其實的革命黨人。一九一一年四川保路風潮起，他曾“托故假歸”，在上海和陳其美密商起義計劃，設法營救了同盟會員張恭。辛亥革命爆發後，他又與張群秘密離日，回浙江參加領導起義，並獲成功。嗣後，在反對袁世凱復辟、北洋軍閥“假共和以復辟”的歲月裏，他始終追隨孫中山先生，參加孫先生所組建的中華革命黨，堅持在上海、東北和日本等地從事反復辟的鬥爭，雖然遭袁通緝，但革命誌向不改。一九一七年孫中山首舉“護法”旗幟，他即向孫中山先生四呈對軍閥作戰計劃，尤其是“對北軍作戰計劃”和“滇粵兩軍對閩浙單獨作戰計劃”，竟成為十年後北伐作戰方略的藍本。他的軍事才能由是而得到了孫中山先生的很大賞識。01  一九二零年十月二十九日，孫中山先生在給蔣介石的信中已稱：“計吾黨中知兵事而能肝膽照人者，今已不多得。唯兄之勇敢誠篤，與執信比，而知兵尤過之。”
　　一九二一年六月十四日蔣母去世，孫親纂祭文曰：“文與郎君介石遊十年，共歷艱險，出生入死，如身之臂，如驂之靳，朝夕未嘗離失……其介石也，慈愛異常母，篤責如嚴師，裁其跅弛，以全其昂昂千裏之姿，雖夷險不測，成敗無定，而守經達變，如江河之自適，山嶽之不移。”
　　一九二一年，當蘇俄與第三國際派代表馬林赴中國廣西拜見孫中山先生時，孫曾宣布“他願意派一個最能幹的人去莫斯科。”02 這個“最能幹的人”蔣介石先生，後來在赴俄考察中曾當面反對蘇俄支持外蒙古獨立，公開申明中國對外蒙古的主權不容劫奪，憤怒反擊了中共留學生對孫中山先生和三民主義的惡意攻擊。為他從此視蘇俄的“主義與事實”有別，並對蘇俄“欲染指中國及其滿蒙的赤色帝國主義野心”產生警惕，奠定了直接認識的重要基礎。
　　一九二二年六月十六日，因陳炯明叛變，蒙難中的孫中山先生曾急電蔣介石“事緊急盼速來。”蔣立即銜命赴難。對此，孫中山先生稱：“陳逆之變，介石赴難來粵，入艦日侍余側；而籌策多中，樂與予及海軍將領共生死。”甚至稱“蔣君一人來此，不啻增二萬援軍。”03 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四日，孫中山先生甚至托廖仲凱捎親筆信，謂蔣“兄能在軍中多待一日，則我之信用可加多一日。”
　　孫中山先生的日本密友，梅屋莊吉先生的長女國方千世就曾在回憶中說：“孫先生說過，蔣介石是可以繼承我的一位青年。”04
　　即便是曾守侍孫先生病塌，為孫先生記遺囑，後十數年竟以蔣為嫉、為敵的汪精衛，也曾一再對蔣說：“孫先生臨終前，曾一再呼喚介石，介石……”05
　　一九二三年二月，孫中山先生決任蔣為大本營參謀長。
　　一九二四年五月二日，黃埔軍校創建，孫特任蔣為黃埔軍校校長，以期蔣能夠培訓一支北伐的黨軍。其時，雖因廖仲凱向軍校延進大批蘇俄軍事顧問和中共黨員，06 從而使蔣痛感事事製肘，曾忿而還鄉。但是，孫先生對他的一再敦請，和他對孫中山先生本人及國民革命的忠誠，還是使他接受了這個光榮而且重大的任命。蔣從此為培養一支革命的武裝，進而用這支“專打軍閥，絕不擾民”的黨軍（陳獨秀語）保衛廣東革命政府，開拓國民革命大業，底定和統一廣東，直至領導北伐打倒軍閥，曾竭盡其一身之功。
　　一九二四年六月十六日黃埔軍校開學，蔣介石為軍校題“親愛精誠”四字。八九年前中國大陸史家已稱：“他要求學生極為嚴格，經常召集學生訓話……日常事務一一過問，所以，黃埔軍校辦得虎虎有生氣，很快就培養出一批合格的軍事人才。”07 一九二六年北伐出師時黃埔軍校已召收學生五期，共七千四百余人，為未來的國民革命軍培養了一大批優秀的青年軍官。一九二四年十月至十二月，蔣即以軍校畢業生為骨幹建立了兩個教導團。一九二五年第一次東征後又建立了第三教導團，並擴充成師。是年四月正式更名為“黨軍”，蔣任司令。八月，組成國民革命軍第一軍，蔣親任軍長。

第二、蔣介石用革命武力底定廣東，被“倚為長城”

　　一九二四年十月，廣州商團頭目陳廉伯在英國支持下糾合武裝，密謀叛亂，妄圖推倒革命政府。國慶日，商團竟實行總罷市，於西關各處遍貼“打倒孫政府”的標語，並於西關各街道嚴密封鎖交通，試圖阻止廣州群眾及軍校學生的國慶遊行，不得，遂於太平路西豪口開槍射擊遊行隊伍，當場打死十余人，傷百余。蔣接孫中山命令後，立即率領軍校學生隊赴廣州，並督率其它部隊，向西瓜園、太平門、普濟橋一帶警戒。十五日晨，商團來犯，蔣率學生軍堅決還擊，其它各軍亦沿途夾擊，遂大敗商團。陳廉伯逃港，商團叛亂亦告敗亡。蔣與黃埔學生軍建立了保衛南方革命政權的第一功。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因孫中山北上，叛將陳炯明遂乘機自封為“救粵軍總司令”，準備進攻廣州。一九二五年二月一日，廣州政府命蔣率黃埔軍校教導團、學生軍和粵軍第二師張民達部、第七旅許濟部出發東征。是為第一次東征。東征軍在蔣指揮下，連下東莞、石龍、常平、深圳，十四日與陳炯明血戰淡水兩晝夜，消滅大量叛軍，克淡水後，又次第攻占平山（今惠東）、海豐、陸豐、普寧、揭陽、汕東、湖安等州縣。三月二十日叛軍以一萬余眾攻擊東征軍，蔣乃命何應欽率教導團及學生軍死拼，並令教導二團及粵軍第七旅支援，始將頑敵擊退，並乘勝擊潰陳炯明主力，東征軍又占阿婆（今揭西）、玉華、光寧、梅縣，余逆遂退至江西境內。八九年後，中國大陸歷史學家曾寫道：“在第一次東征中，蔣介石都是親臨前線，先後發出命令、手諭、電報、訓話、告誡、及所作的緊急處置達六十多次。”08
　　一九二五年四 —— 六月間，當蔣介石東征之時，滇、桂軍楊希閔和劉震寰已在勾結謀叛。而當東征軍底定潮、梅，進行修整之際，楊、劉因陰謀敗露，遂公然叛變，武裝占領廣州省長公署和財政廳各機關。被迫遷往廣州河南辦公的大本營，急令蔣率東征軍回師廣州平叛。蔣回廣州後，遂兵分三路，於龍眼洞、瘦狗嶺、廣九路火車站迅速擊敗滇桂軍，斃滇軍師長趙成梁，俘桂軍師長陳天泰。劉、楊遂無心戀戰，逃往香港，叛亂歸於失敗。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二日，大本營任命蔣介石為廣州衛戌司令。
　　一九二五年十月初，因陳炯明叛軍主力垮而未亡，仍為重大威脅，大本營命令蔣介石率軍第二次東征，蔣即兵分三路向東江地區進發。在蔣指揮下，東征軍一部與陳部激戰三日，克惠州。東征軍另一部僅以兩個營的兵力，與叛軍洪兆麟、謝文炳部八千人激戰於海豐，十月二十二日收復海豐，生俘大批敵軍。東征軍又一部，乃於十月二十七日與叛軍一萬余人激戰於華陽，先為敵所困，後因蔣驅援軍趕到，而擊退叛軍。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五日，蔣介石終於率軍收復東江，將陳炯明叛軍全數消滅，取得了第二次東征的勝利。為此，八九年後的中國大陸史家又寫道：“在第二次東征的具體戰鬥過程中，蔣介石親臨前線指揮，有關作戰的命令與電文來往頻繁。”09
　　一九二五年十至十一月，即第二次東征期間，蔣介石在隨軍指揮潮、梅戰鬥時，因得知粵南軍閥鄧本殷進窺廣州，陽江、羅定、雲溪各縣亦已被占。蔣當機立斷，令李濟深率獨立第一旅及第三十四團回援，並命第十一師待命。當東征軍平定北江後，蔣又立即增兵南路，命第三軍軍長朱培德任南路總指揮，分兵四路，會攻南陽。十一月七日克陽江，二十三日克廉江，鄧本殷退瓊州。蔣即命李濟深所屬第十一、第十二兩師負責肅清瓊州之敵，李部遂渡海作戰，瓊州終克，鄧本殷被消滅。
　　因蔣介石上述一系列軍事勝利，使革命政府“底定廣東”的願望迅速達成，蔣從此被政府與民眾“倚為長城”。對此，中共黨魁陳獨秀曾於一九二五年十月十二日在中共機關刊物《向導》雜誌上發表文章說：“現在蔣介石先生手創了有力的黨軍，用這包打軍閥絕不擾民的黨軍，不顧成敗利鈍地肅清了那些拉夫開賭、苛稅苛捐、各霸一方，歷年擾害廣東人民的滇、桂、粵各派小軍閥，以圖廣東軍政財政之統一，這不但為國民黨建立了驚人的勛勞，並且為已死的中山先生出了多年力不從心的怨氣。中山先生及他手創的中國國民黨，倘若沒有這幾個月國民政府一面肅清內部惡勢力，一面反抗外部惡勢力的堅決舉動，幾乎使人民懷疑到什麽三民主義，什麽革命事業，都不過是欺騙人民的鬼話了！”10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日和三十日，陳獨秀又在《向導》周刊上發表文章，稱“蔣介石是實行反對帝國主義及軍閥，實行三民主義的革命派。”
　　歷史的事實已經證明，蔣介石迅速底定廣東，既對中國國民革命之廣東根據地的真正建立功莫大焉；更為其後領導北伐打倒軍閥的大業，奠定了至為重要的政治和軍事基礎。

二　　利用“中山艦事件”以反擊蘇俄僭權、限製中共篡權
　　“中山艦事件”是國共兩黨第一次公開的大沖突，也是孫中山先生逝世後，國民黨對蘇俄與中共“挖心戰術”的第一次公開大反擊。由此國民黨乃得救，由是共產黨則註定了它在一九二七年失敗的命運。是故，國民黨稱之為“蔣中正救黨”，共產黨則從此對蔣介石恨之入骨。
　　七十余年來，國共兩黨對“中山艦事件”各執一說，中外史家更是莫衷一是。用相互指責的辦法既不能誠服眾心；用索引與考據的研究亦難使雙方黨人悅服。在中國大陸，中共歷史學家乃眾口一辭，以黨言為立言。即便是八六年後，大陸新一代歷史學者已經越來越走上了“過度美化”11 蔣介石和國民黨的道路，但對該事件的評價，仍因中共領袖曾明言欽定，所以至今尚無人敢公開推翻中共定論。至於暗中、私下或在民間，自然早已是“各抒己見”。在中國臺灣，隨著言論由小限製走向大開放，對這一歷史事件早已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但不論是國民黨的鐵桿忠臣，還是某些要“淡化歷史”的史家，他們對該事件的研究與判斷，仍然和中國大陸頗多區別。為此，筆者將根據國共雙方和兩岸史家對中山艦事件的看法，並從中山艦事件發生的歷史背景和歷史後果出發，以尋求歷史的公正結論。

第一、國共兩黨及兩岸學者對中山艦事件的看法

　　一、中共領袖周恩來指“中山艦事件是蔣介石一手製造。”12
　　二、國民黨元老陳立夫稱：“三月二十日所發生的中山艦事件，是一次陰謀，完全是針對蔣先生而來的。”13
　　三、一九八六年於中國大陸出版的《中國現代史》是這樣敘述“中山艦事件”的：三二零事件發生前，蔣介石支持下的孫文主義學會分子到處散布謠言說共產黨要暴動，推翻國民政府，組織工農政府，以惑亂人心，煽動反共。三月十八日，黃埔軍校駐省辦事處通知海軍局，謂奉蔣介石命令，調派得力兵艦二艘開赴黃埔，聽候差遣。海軍代理局長李之龍（按：青年軍人聯合會負責人，共產黨員）即派出中山、寶璧二艦前往。但十九日晨軍艦到達黃埔後，蔣卻聲稱並無調艦命令，隨後因蘇聯參觀團要參觀兵艦，李之龍經請示蔣，又將中山艦調回，十九日下午六時半該艦駛抵廣州。中山艦得往返開動，本是奉命行事，但蔣介石卻說這是“無故生火達旦”，是“擾亂政府之舉”，亦即誣蔑共產黨要暴動。蔣以此為借口，於三月二十日淩晨擅自宣布戒嚴，調動大批軍警，斷絕廣州市內外交通，逮捕了李之龍，占領了中山艦和海軍局，扣捕了黃埔軍校和第一軍中做黨代表及政治工作的共產黨員，並包圍了蘇聯顧問團住宅和省港罷工委員會，收繳了兩處衛隊的槍械。14
　　四、一九八八年臺灣出版的《中國現代史》，則對該事件做了另一番敘述：三月十八日晚代理海軍局長李之龍（共產黨員），令蔣校長座艦中山艦由廣州駛回黃埔，準備劫持蔣中正直駛海參威，送往俄國。三月二十日，蔣采取斷然措施，拘捕李之龍，扣留中山艦，包圍俄國顧問住宅及共黨機關，收繳共黨分子所操縱的罷工委員會槍械，是為“中山艦事件”。中山艦的調動，系聽從俄國顧問的命令。事發之後，俄國顧問季山嘉等被遣送回國，共黨同意解除中共分子在軍校中擔任的職務，並解散“青年軍人聯合會”，軍校教務長鄧演達的職務亦被解除。15

第二、“中山艦事件”發生後中共與蘇俄的態度

一、中共態度
　　其一、中國大陸出版的《中國現代史》雲：中共中央和蘇聯顧問對蔣介石采取了妥協退讓的方針。張國燾作為中共中央代表前往廣州。他一面動員中共廣東區委執行妥協方針，一面對蔣進行所謂親善訪問，表明中共繼續支持蔣的態度。16
　　其二、一九八九年前的中共歷史學家在其專著中亦雲：陳獨秀主張妥協退讓，對蔣介石的這一背叛行為非但不予指責，反而表示“抱歉”，批評共產黨人“太急進”，不應“包辦”太多。17
　　其三、一九八九年後的中共歷史學家在其著述中稱：一九二六年四月三日，陳獨秀在《向導》上發表了“中國革命勢力統一政策與廣州事變”一文，說：“蔣介石是中國民族革命運動中的一根柱石，共產黨若不是帝國主義的工具，絕不會采用這種破壞中國革命勢力統一的政策。”18
　　其四、該歷史學家又稱：進而，在六月四日，陳獨秀寫了三封信發表在《向導》上。信中寫道，“從建立黃埔軍校一直到三月二十日，都找不出蔣介石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動”，而且表示，“中國共產黨若陰謀倒蔣，就應該起來打倒共產黨，共產黨員若陰謀倒蔣，就應該槍斃”。19

二、蘇俄及其顧問態度
　　其一、中國大陸史書雲：四月底，蘇聯顧問鮑羅廷在回國三個月後返回廣州，他主張對蔣作最大的讓步，承認蔣於三月二十日以來所取得的權力。20
　　其二、《陳立夫回憶錄》稱：那時（指中山艦事件發生時），俄國方面也不願意和蔣先生關系惡化。後來在北平大使館的文件中，發現當時俄國顧問（指季山嘉），受莫斯科的責備，稱他們輕舉妄動。……他們明白如果國民黨一旦在廣東失敗，那共產黨也將無法生存。 21
　　其三、中共黨史專家引述：中山艦事件後不久，蘇俄駐廣州領事館，即派人拜詣蔣介石，詢問中山艦事件是針對某些個別人還是針對整個中俄關系？蔣當即回答是“對人”。不久，蘇俄乃令季山嘉等回國，中俄關系仍舊。22
　　其四、臺灣歷史學家雲：俄顧問看汪精衛不行，只好棄車保帥。經過協議，給汪留點面子。三月二十二日，大家齊集汪公館開政治會議，其中有一項決議說：“汪主席患病，應予暫時休假。”從此一直休到十六年四月。即一九二七年四月。23
　　其五、日本《產經新聞》曾連載的《中日關系八十年之證言》稱：事後（指中山艦事件後）蘇聯顧問團成員曾經自行檢討，承認失敗而有如下的自責：一是俄國人對中國風俗習慣不註意，引起中國人反感；二是中國共產黨不知盡力於組織國民黨，默然轉移，只知以顯明地擴充共產黨為工作總方針，欲在各處把持一切指揮之權，招致國民黨員之反擊。季山嘉等一部分人，於二十四日自廣州處分歸國；國民政府復於四月二十四日解除俄國顧問十余人的聘約。這才削弱了俄國人的控製力。24
　　應該說，中共與蘇俄在事件發生後的“態度”，已能表明這個事件的“蹊蹺”所在，亦已經能夠揭示這個事件的事實性真相。

第三、中山艦事件發生的歷史背景與歷史後果

一、歷史背景
　　重大歷史背景之一：中山艦事件發生在國民黨“二大”之後。就國民黨一方而言，是孫中山先生在“聯俄容共”做法上的失誤，才留下了蘇俄與中共對國民黨施行“挖心戰術”的歷史契機；是廖仲凱的“左派”幼稚病，才使得大批共產黨員能夠在國民黨內攫取權力，並造成了汪精衛的上臺；是汪精衛為代表的“左派”權力病，又使得蘇聯顧問成了國民黨“左派”的太上皇，使蘇俄與中共竊奪了國民黨和國民革命的領導權，更將國民革命逼向了共產革命的危險邊緣。就中共一方而言，其突出的表現，據中國大陸史家稱：在國民黨二大以前，在廣東工作的共產黨人毛澤東、周恩來、陳延年等（均是參加了國民黨的共產黨員），曾決定對國民黨采取打擊右派、孤立中派、擴大左派的政策，計劃在大會上（按：即國民黨二大）公開開除戴季陶、孫科等人的黨籍，爭取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名額中共黨員占到三分之一，少選中派，多選左派，使左派占絕對優勢。25
　　中共《中國現代史》亦雲：國民黨“二大”於一九二六年一月四日至十九日在廣州舉行。到會代表二百五十六人。其中加入了國民黨的共產黨員代表約占五分之三。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在大會上占了壓倒的優勢，從而保證了大會的正確方向。……大會駁斥了國民黨右派對共產黨的攻擊誣蔑，進行了反擊右派的鬥爭。大會作出了“彈劾西山會議派”和“處分違反本黨紀律黨員的決議”，對西山會議首要分子鄒魯、謝持“永遠開除黨籍”，居正、石青陽等因列名“國民黨同誌俱樂部”（由國民黨老黨員馮自由、馬素等組織的團體）“予以除名”；其它分子被書面警告，限期悔改，對戴季陶也發出了“促其猛醒、不可再誤”的警告。大會選舉中央委員三十六人。……在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中，各有共產黨員七人，會後譚平山、林祖涵（兩人均是共產黨員）繼續擔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和農民部長，毛澤東為宣傳部代理部長。各部做實際工作的秘書均為共產黨員。同時，各地方黨部（國民黨黨部）大多數由共產黨員主持。26
　　中共史學家的上述文字，無疑是蘇俄與中共如何對國民黨進行“挖心戰術”的一份“自白書”。對此，臺灣史家的證詞雲：所選出的三十六名第二屆中央執委，絕大多數屬於汪系和共派的人馬。再由三十六名委員，選出九名常務委員，他們的名次是汪兆銘（精衛），譚延闿，譚平山，蔣中正，林祖涵，胡漢民，陳公博，甘乃光，楊匏安。上列九名中，汪系三名，即汪、陳、甘；共派三名，即譚、林、楊；其余三名無所屬。譚延闿與汪較近，胡在莫斯科，蔣被孤立起來。這個名單使人們有“黃鍾毀棄，瓦缶雷鳴”之感。27
　　上述事實已經十分清楚地證明：正是在國民黨的“二大”上，即“中山艦事件”發生三個月之前，中共已經在蘇俄的指使和汪精衛的配合下，基本上達成了對國民黨和國民革命領導權的竊奪。更何況歷史早已證明：七十余年來中共從不曾允許過任何一個其它黨派的人入它的黨，做它的秘書，任他的委員、部長、常委，更不曾將各級地方黨委都交由它黨人士去把持，也不可能任由它黨的人在共產黨內開除共產黨的元老，訓令共產黨的骨幹，奪取共產黨的權力……。
　　重大歷史背景之二，是在國民黨“二大”之後。此時，中共與親共派即“左派”，已如其願望地在國民黨內占據了絕對優勢；反共派與遠共派即右派和中派，已被打擊和孤立；國民黨中央的黨權，已基本上被共產黨人所纂奪；國民黨各地方黨部，亦已大部分為共產黨人所把持；國民革命軍六個軍的軍政治部主任，有五位由共產黨員擔任，28 海軍局政治部主任是共產黨員李之龍……。是時，因底定了廣東、鞏固了廣東革命根據地，而被倚為“長城”和“柱石”的蔣介石先生，如能夠俯首貼耳地聽命於蘇俄，又能夠甘當“左派”，並與中共聯手，一起來把中國國民革命徹底變成為俄國的共產革命，把國民黨也徹底地變成共產黨，或乾脆將國民黨徹底消滅，則蘇俄與中共大約也就不會把蔣介石先生視為眼中釘、肉中刺，而非打倒他不可了。
　　但是，蔣介石既於廖案發生時，保護了國民黨元老不受蘇俄顧問的逮捕；又於“二大”召開之際，主張對國民黨中的元老派、即反共派從寬；在黃埔軍校，又不支持中共地下組織“青年軍人聯合會”進行陰謀地下活動；（按：中山艦事件後，蔣將其解散）；尤其是在國民黨“二大”和二屆一中全會上，他又數次提出了北伐的建議，堅持要求提前北伐；特別是他握有實權、即軍權；這就使得蘇俄、中共和汪精衛不僅對他疑忌重重，而且深感他的威脅。因此，如何使蔣手中的軍權變成汪精衛手中的實權，並能為蘇俄顧問所指揮，便成為“二大”以後，蘇俄、中共和汪精衛所一心要謀求的了。此其一。
　　其二、國民黨“二大”前，如果說蔣介石的某些作為，還未能及時引起蘇俄對他的足夠警惕，蘇俄軍事顧問團還僅僅將他認做“中派”，只孤立他而未打擊他，那麽，待到蔣介石在“二大”和二屆一中全會上一再堅持提議北伐，卻犯了蘇聯顧問的大忌。蘇俄認為，一是中共剛剛在廣東依靠國民黨而立足，既未立穩，更未獨立；二是其影響與勢力，尚遠未及華中與華北地區，倉促北伐，只可能使他們有“得不著湖北，反失了廣東”之虞（參見下卷第一章）。因此，繼續發展與鞏固中共在廣東的力量與地位，以在北伐前能夠於華中及華北地區建立蘇俄與中共的社會基礎，這才是蘇俄顧問與中共雖深知全中國人民正在翹首盼望北伐，卻決心反對北伐的真正原因。而要反對北伐，就必須打擊堅持提出北伐，並且已經享有威望和擁有實力的蔣介石。由是，在汪想擠蔣、俄想壓蔣、中共想倒蔣的局面之下，則汪、俄、共合流以打蔣，也就勢所使然。自國民黨“二大”召開直至“中山艦事件”發生，蘇俄、中共以及汪精衛用以對付蔣介石的手段，一是針對蔣提出北伐，鮑羅廷立即率蘇俄軍事顧問團全體成員反對，鮑於會上即聲稱：“黨的力量在前，革命的武力在後。”29 二是會下和會後，蘇俄立即聯合中共、汪精衛和左派發動倒蔣運動，既在廣州市區到處張貼反對北伐的傳單，又開始攻擊蔣介石是“新軍閥”，蘇俄軍事顧問團團長季山嘉更在黃埔軍校竭力宣揚“北伐必敗論”，宣揚校長蔣中正“不革命”，30 進而聯合汪精衛煽動第一軍第二師師長王懋功叛變。31 三是汪精衛想免除蔣的職務又不敢，故先暗示蔣離開廣東北上幫助馮玉祥練兵，後又暗示蔣出國赴俄考察，實際是想把他扣留在俄國。四是蔣鑒於此種處境，乃向汪提出辭呈，但汪既不批準又不慰留，置蔣於進退兩難境地。32 由此可以想見，此時的蔣介石如果還要硬頂下去，則蘇俄、中共和汪精衛下一步“打蔣”的辦法，又將是什麽呢？
　　重大的歷史背景之三，乃是蔣介石個人的思想基礎與國民黨及他本人在“二大”後的處境。一九二三年，孫中山先生雖派了一個“最能幹”的人率領“孫逸仙博士代表團”赴俄考察，但是，這個最能幹的人蔣介石赴俄考察歸來，不僅撰寫報告書給孫中山先生和國民黨中常委，如實呈述蘇俄的“主義與事實”有別，要求孫中山和國民黨警惕蘇俄的目的和野心，而且，他還專門寫信給傾心蘇俄的廖仲凱，敦勸說：“以弟觀察，俄黨殊無誠意可言。即對兄言俄人只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過信俄人而不能盡掃兄之興趣之言也……其對中國之政策專在滿、蒙、回、藏諸部皆為其蘇維埃之一，而對中國本部未始無染指之意，凡事不能自立而專求於人而能成者，絕無此道……所謂英、俄、法、美、日者，以弟視之，其利於本國而損害他國之心，則五十步與百步之分耳。”33 可以說，正是赴俄考察，才奠定了他一生作為“反共先覺”的思想基礎。並且，他的正確也已為歷史的發展所完全證明。然而，蔣介石鑒於他對孫中山先生和國民黨的忠誠，和他對孫中山重視“俄援”的理解，他才一方面為顧全大局而赴粵任職，一方面則用韜誨之計以存身、建軍和助黨。然而，孫中山逝世後，面對著蘇俄、中共對國民黨所加劇的種種分裂和竊奪手段，他雖然在盡其所能地回護著本黨的利益，保護著本黨的人士，發展著本黨的革命軍事事業，但是國民黨在自己“二大”上被人“挖心”的慘劇，和他本人在“二大”後日漸成為蘇俄、中共和汪精衛眼中釘的處境，終於使他有了護黨的強烈願望和本能的自衛要求。尤其是當他身處“辭職既不獲準，赴俄心又不甘”的境地時，34 他“內心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35 此時此刻，如果再有人唆使他的部下對他操槍叛變，並且當真要劫持他赴海參威而予以軟禁時，他作為一名軍人的責任心、自尊心與榮譽心，自然決定了他“反擊”的完全可能性。而作為一位忠於孫中山、忠於中國的國民革命，曾因“底定廣東”而被倚為“長城”，更一心向往北伐，以求實行孫中山遺誌與全國人民願望者，他終於借機挺身救黨和保衛國民革命，雖則是“逼上梁山”，卻更是“責之所在、義之所存、使命之所然”了。

二、歷史後果
　　其實，當我們已經明白“中山艦事件”發生的歷史背景之後，我們對“中山艦事件”的真相也就應該有所“真知”了。不論稱它是蘇俄與中共要倒蔣的“陰謀”，或是稱它為蔣介石要護黨或自衛的“製造”，我們都已經有了這個“陰謀”和“製造”的“背景根據”。概而言之，它若不是蘇俄、中共與汪精衛“倒蔣”的必然一著，便是蔣為“護黨和自衛”而被迫予蘇俄、中共和汪精衛的第一次大反擊。至於汪精衛本人因中山艦事敗乃為俄所棄，和蘇俄同意將軍事顧問團連團長季山嘉在內的十幾位軍官撤回國中，尤其是中共黨魁陳獨秀和張國燾等人的一再道歉、賠禮和自責，也就更能說明它的“根由”與“底蘊”。但是這一切還不能說明“中山艦事件”的根本性質。因為我們只有看清了“中山艦事件”所產生的歷史後果，我們才能真正明白“中山艦事件”的本質。那麽，“中山艦事件”的歷史後果又是什麽？
　　其一、它是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人，趁機對蘇俄與中共借國民黨“聯俄容共”而分裂和竊奪國民黨黨權，誘逼中國國民革命為俄式共產革命的第一次大反擊，並且獲得了成功。
　　其二、它是中國國民黨自有“聯俄容共”做法以來，第一次對黨內的“親俄護共派”危害本黨、危害國民革命、阻礙中國國民革命進程之錯誤和罪惡的第一次沈重打擊，並從此於國民黨中凝聚起一股反擊蘇俄和中共的正義力量，為蘇俄與中共的嗣後反撲，打下了反擊的基礎。
　　其三、正是中山艦事件的發生，才使得大部分國民黨人重新認識了本黨的目標、理論、綱領和路線，從而開始意識到國民黨的國民革命和共產黨的共產革命之本質區別，意識到“聯俄容共”做法的重大失誤和“走火入魔”，已經使中國的國民革命陷入了怎樣的困境。
　　其四、也正是中山艦事件，才在孫中山先生逝世之後，當中國國民革命就要被誘逼成俄式共產革命的歷史關頭，中國國民黨卻在自身隊伍中，崛起了一個要堅決保護中國國民黨和推進中國國民革命的新領袖 —— 蔣介石先生，從而使蘇俄與中共要繼續誘逼中國國民革命為俄式共產革命的陰謀，遭遇到了強有力的抵製和反擊。
　　總而言之，如果中山艦事件純屬蘇俄、中共和汪氏要“倒蔣”的共同陰謀，則這個陰謀卻逼出了一個“中國國民革命的正面效應”，達到了蔣介石能夠借機反擊蘇俄僭權和中共篡權的目的；退一萬步而言，如果中山艦事件完全為蔣介石一手製造，則它無非是蔣介石在萬般兇險之下，為自衛救黨和保衛中國國民革命而厲行的一個手段，則同樣達到了反擊蘇俄僭權和中共篡權的目的。因此，不論中山艦事件事出何因，何人，它發生的背景與後果，都證明了這個事件的歷史效應是正面的，而非反面的；是正確的，而非錯誤的；是前進的，而非倒退的，是革命的，而非反動的；是中國國民革命抵製和反擊蘇俄及中共對它實行誘逼的第一次大成功。由是蔣氏的功績才理應為之一贊。

三　　提出整理黨務案、通過刻期北伐案以堅持民主革命方向
　　中山艦事件之後，蘇俄與中共的退讓，一是出於不得已 —— 因為蔣有軍權和實力；二是準備伺機反擊 —— 為了牽製和阻止蔣北伐。蔣介石因既知分裂國民黨、篡奪國民黨黨權和誘變中國國民革命，乃是蘇俄與中共的一心所想，所以，為了保護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國民革命，並為了顧全國民革命的大局，乃提議召開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從“改善中國國民黨和共產黨間關系，糾正兩黨黨員妨礙兩黨合作之行動及言論，保障中國國民黨黨綱黨章的統一權威，確立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的地位及其意義出發”，提出了“整理黨務案”：36
　　一、凡他黨黨員加入本黨者，各該黨應訓令其黨員，明了國民黨之基礎為總理之三民主義。對於總理及三民主義，不得加以批評和懷疑。二、凡他黨黨員加入本黨者，各該黨應將其加入本黨黨員之名單，交本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保存。三、凡他黨黨員加入本黨者，在高級黨部（中央黨部、省黨部、特別市黨部）任執行委員時，其數額不得超過各該黨部執行委員總額之三分之一。四、凡他黨黨員之加入本黨者，不得充任本黨中央機關之部長。五、凡屬於國民黨黨籍者，不得在黨部許可以外，有任何以國民黨名義召集之會議。六、凡屬於國民黨黨籍者，非得有最高黨部之許可，不得另有政治關系之組織及行動。七、對於加入本黨之他黨黨員，各該黨所發之一切訓令，應該先交聯席會議通過，如有特別緊急事故，不及提交通過時，應該將此項訓令，請求聯席會議通過。八、本黨黨員未受準予脫離黨籍以前不得加入其他黨籍。如既脫離本黨黨籍而加入他黨者，不得再加入本黨。九、黨員違反以上各項時，應即取消其黨籍，或以所犯之程度，加以懲處。37
　　同時，為解決兩黨與兩黨黨員糾紛，國民黨又於五月十七日提出並通過了“聯席會議組織大綱案”八條。38
　　蘇俄顧問鮑羅廷鑒於中山艦事件之後的國共兩黨態勢，對國民黨二中全會通過的“整理黨務案”，事前事後均未表示反對態度。陳獨秀則以中共中央名義寫信給國民黨中央，表示“整理黨務案是貴黨內部問題，無論如何決定，他黨都無權贊否”。39 並於“告全黨（共產黨）同誌書”中，稱“國民黨中央決議共產黨分子退出國民黨最高黨部，禁止共產黨員（指加入了國民黨的共產黨員）批評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共產黨及青年團須將參加國民黨的黨員、團員名單繳存國民黨，我們都接受了”。實際上“加入國民黨之共產黨員和青年團員的名單，中共始終拒絕交出”。40
　　中共黨員毛澤東、林祖涵、譚平山，根據國民黨“整理黨務案”，被迫於一九二六年五月二十五日辭去所任各部部長職務。
　　國民黨於會後新設立了中央執行委員會和軍人部。蔣介石推薦張人傑（靜江）代自己為中執委主席，推薦陳果夫代他任組織部長，改邵元沖為青年部長，蔣自任軍人部長。中執委下設黨務會議和政治會議，由張人傑和譚延闿分任主席。國民政府主席一職由譚代理（原由汪精衛擔任）。七月六日，蔣被推選為國民黨中常委主席。
　　“整理黨務案”提出後，據一九八九年前中國大陸史家稱：“原來，在國民黨中央黨部和各級地方黨部之中，共產黨員占很大比重，如中央組織部，最多時，在二十九名部員中，就有二十六名共產黨員。在二屆二中全會以後，對各級黨部進行了新的整理與改組，到一九二七年一月，共產黨員在各級黨部中，最多不過占三分之一。”41
　　蔣介石提出並獲通過的“整理黨務案”，其巨大意義在於：首先是奪回了國民黨自身的最高權力，和“一大”以來為共產黨所迅速竊奪的組織部權力，以及部分地方黨部的權力，使國民黨重新獲得了自己的大部分黨權，從而保證了領導國民革命的決策權，特別是決定北伐的權力。雖然蘇俄與中共為逞其私欲，仍然堅持反對北伐，卻已不再能改變國民黨誌在領導與推進中國國民革命、特別是發動和領導北伐的決心。
　　六月四日，中國國民黨在蘇俄與中共的一片反對聲中，召開中央臨時全體會議，通過了“刻期北伐案”。七月一日，蔣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主席名義，頒發“北伐部隊動員令”，宣布戰鬥序列和集中湖南計劃。七月四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過“中國國民黨為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宣言”，莊嚴宣告：“中國人民一切困苦之總根源，在帝國主義之侵略，及其工具軍閥之暴虐……本黨為實現中國人民之唯一需要，統一政府之建設，為鞏固國民革命之根據地，不能不出師以剿除賣國軍閥之勢力……”
　　七月九日，北伐軍正式出師。
　　應該說，自一九一三年二次革命以來，孫中山先生誌在北伐的歷史願望，終於在蔣介石和中國國民黨人的推動和決策下，以自己訓練出來的革命軍隊作主幹，開始付諸實行了。歷史的事實是，自中山艦事件至七·九北伐出師，短短的三個余月間，如果沒有蔣介石和一批真正的國民黨人，為保護國民黨的黨權，為堅持國民革命方向，為決心發動北伐，而反擊了蘇俄和中共的僭權和篡權，則孫中山先生的歷史遺願和全國民眾所一心向往的北伐，非但不可能於短短的十個月之間，就能夠解放南半個中國，而且不知要拖到何年何月，更不知會改變成什麽樣的性質。這無疑是蔣介石保衛、領導和推進中國國民革命的又一巨大歷史功績。

四　　決心“清黨”和重建南京政權以將北伐進行到底
　　自北伐出師到國民革命軍解放南半個中國的短短十個月內，因為蘇俄與中共曾施展種種陰謀和手段以反對、利用和破壞北伐，並造成了嚴重後果，由是，蔣介石與一大批真正的國民黨人，乃不得不於北伐勝利進軍之中堅持“兩面作戰”，才能保衛北伐和堅持北伐。

第一、蔣介石洞察其奸

　　如前所說，蔣介石了解蘇俄的“主義與事實有別”，燎解蘇俄的赤色帝國主義性質及其欲染指中國的野心，因此，在孫中山逝世之後，當他眼見蘇俄與中共不僅公然竊奪國民黨黨權，而且公開要誘逼中國國民革命為俄式共產革命，甚至已經將廣東國民革命根據地煽變成所謂工農運動、即“共產暴民運動”的中心時，如果說，他堅持提議北伐，並要求及早實現北伐的根本目的，乃是要完成孫中山先生的未竟之誌 —— 打倒軍閥，統一中國，以“竟辛亥之功”，那麽，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要用北伐來擺脫廣東國民革命正在被誘逼成共產革命的“困境”，用全國人民一心向往的北伐，將國民革命推向全國去，從而造成國民革命的成功。這與他後來在北伐進程中，先建議遷都武漢，後建議暫駐南昌，最後為不使武漢的悲劇在上海重演而決心“清黨”，都是出自同樣的苦衷。此外，由於蘇俄與中共為反對北伐，又施以種種陰謀和手段來反對他、陷害他，所以，他對於蘇俄與中共反對不成則加以利用，利用不成則加以破壞，破壞不成則乾脆決以公開背叛的邏輯，應該說已經燎然於胸。
　　由是，他既不會不明白，蘇俄顧問鮑羅廷堅決反對他要求遷都武漢的緣由；更不可能不明白，蘇俄顧問鮑羅廷竟於四個月後又堅決要求遷都武漢的原因；和鮑竟敢以一個外國顧問的身份，於遷都的空隙在武漢突然宣布成立“部分國民黨中央委員和國府委員聯席會議”、並執行最高權力的陰謀，“顯然是莫斯科指使下對本黨的分裂行動”。42 誠如中國大陸一位歷史學家所指出的，“遷都武漢，出乎蔣介石的無奈，而他深知這是中國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在起關鍵作用”。43 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一日，他在南昌第十四次總理紀念周講演中就曾指明說：“現在武漢的本黨一部分同誌，有一種運動，有一種宣傳，所謂要提高黨權，集中黨權，……他們不過是拿一個口號來排除異己的同誌，做他們真正想把持黨權的武器罷了……”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八日，他在國民政府建都南京典禮的講演中乃進一步明確指出：“自從總理死了之後，中國共產黨差不多沒有一天不是想消滅我們國民黨，想破壞國民革命，想搗亂國民革命軍，想推倒我們國民政府，要把他的共產黨來代替我們國民黨……現在我們國民黨的同誌，實在不能再容忍了，再不能讓共產黨用陰謀、盜竊、挑撥等下流行為來消滅我們國民黨，來破壞我們國民革命的事業……”至於蘇俄與中共為反對、利用、破壞北伐，而從陰謀反蔣走向公開倒蔣的行徑，他早已洞若觀火，並對蘇俄和中共強加在他身上的“軍閥獨裁”等等罪名亦曾公開揭穿說：“何圖包孕本黨之共產黨徒，奉鮑羅廷發縱指示，造成種種流言蜚語，提出軍閥、獨裁等口號，冀直接打倒中正，間接打倒國民革命。而本黨本軍一部分同誌，不悟其奸，反為所惑，遂以為中正真有所謂企圖軍閥及個人獨裁的傾向……。”44 其間，他還從共產革命與國民革命之根本理論分歧出發，對蘇俄與中共要“直接打倒蔣中正，間接打倒國民革命”的根本緣由，於理論上進行了深刻的剖析。他說：“國民革命軍自去年（一九二六年）北伐以來，共產黨人對於中正個人早有不滿的表示，早有不少的批評和攻擊。其中最大的一點是什麽呢？就是說蔣中正將來一定要造成一個資本主義政府；並且說，蔣中正已商人化，非防止他、打倒他不可。這些話是共產黨人攻擊中正個人唯一的焦點……我深知商界的痛苦，並沒有比農工差的地方；並且更明白在國民革命期間，也不能離開商人而專使一個階級來統治中國……我們國民黨是本著三民主義、建國方略來革命的，完全承認個人的私有財產；共產黨是要取消私有財產的，兩黨不同的最大一點就在於此……我們為什麽要革命？我們完全是求經濟獨立而來革命的。我們完全是要脫離帝國主義者的壓迫，解除民眾的疾苦而來革命的……再明白些說，我們之所以要革命，就是要求農、工、商、學、兵各界的經濟有良好的狀況，也就是為我們全國四萬萬同胞有良好的結果，這是我們革命的最後目的。”45

第二、蔣介石針鋒相對

　　蔣介石深知蘇俄才是中共的靠山，蘇俄顧問鮑羅廷又是中共一切篡奪與破壞行為的具體策劃者和指揮者。因此，當鮑羅廷囂張一時，竟在一九二七年元月十一日歡迎他赴漢的宴會上，突然公開襲擊他說：“蔣介石同誌，我們三年來共事在患難之中，所做的事情，應該曉得，如果有壓迫工農、反對cp（共產黨）的這種事情，我們無論如何要想法子來打倒的。”當時，蔣因親共派徐謙“宣布立即散會”，才沒有機會當場反擊他，但第二天，蔣即抓住機會公開指斥鮑羅廷說：“你所說的話，完全沒有根據。你講出來哪一個軍人是壓迫工農？哪一個領袖在摧殘黨權？”因鮑答不上來，蔣介石即義正辭嚴地指責他說：“你不能說這種沒有根據的話。你是一個蘇俄的代表，你就不能這樣破壞本黨。並且你們蘇俄不比前三年的蘇俄；現在的蘇俄，各國看起來是個強國，並且還有人在世界上說你蘇俄也是一個赤色帝國主義者。你如果這樣跋扈專行，如昨晚在宴會中間所講的話，我可以說，凡真正的國民黨員乃至中國人民，沒有一個不痛恨你的。你欺騙中國國民黨，就是壓迫我們中國人民；這樣並不是我們放棄總理的聯俄政策，完全是你來破壞阻撓我們總理的聯俄政策。”46

第三、蔣介石致力團結本黨，力勸汪精衛不要為蘇俄與中共所利用

　　因蔣介石深知蘇俄與中共乃是中國國民革命的蠹蟲和敵人，因此，為團結本黨，他既堅持原則，又能忍讓和退讓。當鮑羅廷於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三日陰謀成立“聯席會議”時，蔣介石雖然深悟其奸，但為了保持本黨的團結和軍事的統一，他不但極力容忍，而且於十二月十九日及二十日兩電武漢，對於武漢聯席會議的決議案皆表同意，並且敦勸當時留駐南昌的中央委員和國府委員遷移武漢，使三中全會得以進行。而當汪精衛在中共“迎汪復職，以與蔣分權”的陰謀策劃之下，終於回國到達上海之後，蔣雖深知汪回國乃是蘇俄與中共的陰謀，但仍懷衷以報，既以總司令名義公開向全軍將士發表歡迎汪精衛歸國的通電，稱：“自汪主席歸來以後，所有軍政、民政、財政、外交諸端，皆需在汪主席指揮之下，完全統一於中央；中正唯有統帥各軍，一致服從……同心同德，完成革命。”同時，他還在數次私下晤談中，向汪陳述黨情與國情，懇切告以為謀自共產主義者手中挽救國民黨，而必須“清黨”。並要求汪留在上海。而當汪支吾其詞、曖昧不爽時，蔣又堅決地和一針見血地要求他說：“你切不要到武漢去。你去了，一定不能回來，那時，你不想做共產黨的工具亦不能了。你如果真正為本黨，那就要到南京去，然後再請一班中央執行委員過來。如果你到武漢去，國民黨還是不能團結，你還是要做本黨的罪人。”47
　　汪精衛雖然早已認識到“共產黨實以國民黨為利用品”，48 但他是為“與蔣分權”而歸，而非為國民黨和國民革命而回。所以，幾天後，汪還是突然在上海公開發表了“汪精衛、陳獨秀聯合聲明”，從反面公開回答了蔣介石要他團結本黨、而非破壞本黨的勸告及警告，帶著蘇俄與中共交給他分裂國民黨的“任務”，去武漢“俄國政府”做他的“第一把手”去了。

第四、蔣介石決心清黨以保衛國民革命

　　一、一九二七年四月二日，當鮑羅廷指揮的武漢“俄國政府”依據所謂“四月一日中央政治委員會”的決議，通過免除蔣介石擔任的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務時，蔣介石鑒於“如果只是一個人的進退出處，不可介意；但這是關系到黨和國家的問題”，因而他才向全國鄭重發表申明稱：“革命責任，不容推委，誓必自責，完成北伐。”49
　　二、因汪精衛置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國民革命的命運於不顧，決與蘇俄顧問及中共同流合汙，蔣介石鑒於孫中山先生“堅持三民主義、反對共產主義，推進國民革命、反對共產革命，主張人民民權，反對共產專政，建立共和國家、反對移植共產製度於中國”之聯俄容共做法的根本原則，已為蘇俄與中共所毀；鑒於國民黨再度分裂、國民革命陣營內亂頻生，叛亂將至，北伐已經無以為繼；鑒於需要一個真正的國民革命政權和一個真正中國人的政府，來領導國民革命和完成北伐；蔣決心以中流砥柱之姿，與憤而要求清除共產黨的蔡元培、吳稚輝等一批真正的國民黨人一起，50 實行“清黨”，並重建中華民國南京政權，以瓦解武漢的“親俄派”國民黨中央，推倒武漢的“俄國政府”，堅持北伐打倒軍閥的國民革命方向。
　　三、遵照孫中山“共產黨要反對國民黨，我就要開除共產黨；蘇俄要支持共產黨，我就要反對蘇俄”這一聯俄容共的原則，一九二七月四月二日，即共產黨員朱德率眾洗劫南昌江西省國民黨黨部，公開高喊打倒三民主義，公然踐踏孫中山先生畫象和撕毀中華民國國旗的同一天，在蔣介石支持下，國民黨中央監委在上海接受吳稚輝的請求，備文送國民黨員身份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要求一致“清黨”。吳稚暉的報告稱：《共產黨敬告同誌宣言》曰：“……我們根據最近決議的精神，以黨團監督政治，以政治監督軍事方案，切實督責想做新軍閥的人。倘若還要難為我們，那就用快刀斬亂麻的手段，痛痛快快地來解決他。”本委員（吳稚暉）按：“亂麻即指國民黨，快刀必是指無產階級……。請大家註意……他們常用借乙打甲、借丙打乙的辦法……現在擁汪倒蔣，過些時又必擁鮑倒汪，再過些時又必擁列寧倒孫文……這種無產階級的人們，又是他們的貓腳爪，最後打盡了中國的大部分人，就實現清一色的共產世界……”
　　會後，蔣介石即以總司令名義，解散東路軍為共產黨所把持的第一、第二兩師政治部。四月六日，蔣介石鑒於上海共產黨已於五日決議由工人糾察隊發起暴動，為防止第二次南京事件的發生，蔣乃命令東路軍前敵總指揮白崇禧查封由“左派”和中共把持的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政治部駐上海辦事處。九日，蔣又發布上海戒嚴令，任命白崇禧為戒嚴司令，然後迅速切斷與南京交通，使中共掌握的國民革命軍第三師陷於孤立，清除其抵抗分子，解除其武裝。南京事件主謀者共產黨員林祖涵逃往九江。南京市孫文主義學會成員遂包圍了為中共所把持的國民黨江蘇省黨部，逮捕了隱藏在國民黨中的共產黨分子。
　　四、由於中共為奪取上海政權，一是在軍閥駐滬軍隊已經表示向北伐軍投降、上海即將和平解放之時，曾搶前發動三次暴動，並自組“上海市民政府”，更宣布這個市民政府“就是無產階級的，就是蘇維埃、巴黎公社。”；51 二是決由陳獨秀、羅亦農等推動“武力進攻蔣軍”，並驅使工人糾察隊襲擊租界，以再造南京事件，意在激怒列強，挑起國際事端，並認為“此一決鬥，實比對直魯軍閥還有更重要的意義”（當第三國際為保存中共實力來電製止這一行動時，中共領袖羅亦農曾狂憤地將電報摔在地上）；52 三是煽動工人罷工鬧市，無了無休，使滬上商人“自國軍臨滬以來即處於憔悴呻吟之下”，53 而中共在上海的各級工會不僅自持武裝，並且擁有一支兩千人的武裝力量，實際上已造成另有一個上海政權的存在；因而，在國民黨中央監委已一致決定“清黨”以後，四月十二日晨，駐滬的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六軍即在白崇禧指揮下，解除了上海各處工人糾察隊武裝，逮捕了中共上海總工會主席汪壽華。十三日，中共上海總工會召開市民大會，發表“全面罷工”宣言，並於會後持槍武裝集合進攻寶山路第二十六軍第二師師部，迅為第二師彈壓。中共叛亂武裝當場被逮捕九十多人，其中竟有四十多人身藏直魯匪軍特遣證章。隨後，國民革命軍又接收了中共在上海的總指揮部 —— 上海總工會。化名伍豪的中共領袖周恩來被捕後，因在兩家大報發表“伍豪脫離共產黨啟示”而被開釋。此即為中共恨之入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歷史的事實是，中共明明要政變北伐成功後的國民革命新政權，卻將國民革命軍為保衛新政權而撲滅政變的不得已手段，不僅垢之為“政變”，甚至反汙為“反革命”，此亦無非是中共一己的“邏輯”，即政治的謊言罷了。
　　五、當南京、上海已經進行“清黨”之時，國民黨中央委員、中央監察委員遂聚首南京，在蔣介石主持下於四月十五日舉行談話會，議決“以南京為國都，取消不合法之中央黨部（即武漢黨部），取消漢口偽政府，取消跨黨分子黨籍等八項方針”。後又於四月十七日舉行中央政治會議，議決“國民政府於本月十八日開始在南京辦公”，推舉胡漢民為中央政治會議主席和國民政府主席。
　　六、四月十八日，國民政府在原江蘇省議會舉行成立大典。由蔡元培代表國民黨中央黨部向代表國民政府的胡漢民授印。胡漢民發表演講，呼籲“一致擁護蔣總司令，以鞏固國民革命陣營”。同日，由國民政府發表“告國民革命軍將士文”，要求為完成北伐而“猛進”，並表彰蔣介石領導北伐的歷史功績。蔣介石遂發表“告全體將士書”，稱“中正身負黨、國重任，自當率我國民革命軍全體將士，一致效死，擁護我們南京建都的真正國民政府，並且要消滅漢口共產黨所操縱的偽國民政府”，並於五月再度宣誓出師北伐。
　　七、南京國民政府為清除反對國民革命的蘇俄和中共勢力，乃發表對共產黨幹部及附共分子的通緝令，通緝陳獨秀等共產黨員一百九十七人。並於五月十日成立“清黨”委員會。由是，浙江、福建、廣東、廣西、安徽、四川各省遂同時實行清黨。中國國民黨、中華民國南京政府欲將蘇俄和中共驅逐出國民革命陣營的“清黨”決策，終於在蔣介石的堅決發動和堅持下，付諸實行了。
　　應該提及的是，中國國民革命軍的北伐之所以能夠取得迅速的勝利，中國國民黨的清黨和中華民國南京政權的重建之所以能夠順利進行，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戴季陶先生曾在思想上和理論上對之作出了重大的貢獻。孫中山先生逝世後，面對著蘇俄和中共大肆宣傳俄國的共產革命，加速誘逼中國的國民革命，大張旗鼓地搶奪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國民革命的領導權，甚至公然地反對北伐、破壞北伐和背叛北伐，戴季陶先生為捍衛三民主義而批判馬克思主義、肯定中國國民革命而否定俄國共產革命、保護國民黨而反對共產黨，曾在一系列重大思想理論問題上，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批判、澄清和建樹。這對於捍衛中國國民革命的三民主義思想基礎和民主建國的根本目標，以堅持北伐打倒軍閥的國民革命大方向，並在“共信”的基礎上建立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國民革命軍內部的“互信”，凝聚全國北伐打倒軍閥的革命武裝力量，反擊蘇俄與中共對中國國民黨、中國國民革命、特別是對偉大北伐戰爭的反對、誘逼、離間、破壞和背叛，直至決心將蘇俄和中共的勢力清除出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國民革命陣營，均起到了極為重大的作用。確實功不可沒。

第五、蔣介石發動清黨和重建中華民國南京政權的巨大歷史意義

　　一、於中國國民革命存亡絕續的歷史關頭，在國民革命軍北伐打倒軍閥、以“竟辛亥之功”就要功虧一簣的危局之下，是“清黨”的決策和行動，才挽救了北伐，挽救了國民革命，消除了中國國民革命再一次被誘逼為共產革命的巨大危險。
　　二、清黨與重建中華民國南京政權，不僅有力地恢復了中華民國的國統與法統，而且使得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國民革命有了新的和自己的領導中堅，中國人民從此有了自己的國民政府，從而引發了漢方真正國民黨人與國民革命軍將士對於蘇俄、中共和國民黨親俄護共派，特別是對“俄國政府”的反對、反叛，直至分共的實現。從而為推倒武漢“俄國政府”，結束寧、漢分裂局面，贏得護國、護法的勝利，繼續北伐打倒軍閥，起到了巨大的歷史推動作用。
　　三、在相當程度上清除了乘“聯俄容共”而寄身於國民革命陣營的中共黨人，驅除了淩駕在中國國民政府、中國國民黨和中國人民之上，欲變中國國民革命為俄式共產革命，欲移植俄式共產專製製度於中國，並已給中國國民革命製造了巨大危害的蘇俄顧問，從而揭穿了赤色帝國蘇俄欲把中國變為其附庸和奴隸的野心，為其後十年公開剿除蘇俄指揮中共武裝叛亂和叛國，留下了思想和行動的有力根據。

五　　領導北伐成功、贏得護國護法勝利 —— 統一新中國
第一、蔣介石及時提議北伐、堅決主張北伐、決心揮師北伐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即“底定廣東”以後，蔣立即向軍事委員會呈“軍政改革計劃”稱：“統一廣東，以統一革命根據地之目的，今日定可實現矣。然此乃為國民革命之第一步也。廣東既定，全國人士期望於政府者愈殷；北伐實行，我革命軍所需之戰鬥力亦愈大。勝利不可幸至，北洋軍閥固有必敗之道，然其軍隊之抵抗力量，實非陳、林、洪、鄧諸部所能比擬，我必於軍政之統一，軍事之訓練，軍事之準備，切實註意，盡革前弊，而後能完成國民革命之準備也。”八九年後中國大陸史家對此亦稱：“據此，蔣介石就六個方面，即軍長職銜應急撤廢，全省軍製應速確定，軍需獨立應即實行，軍事教育應謀統一，兵工廠應積極整理，改編軍隊應加以限製，向軍委作出了改革的建議。”54
　　一九二六年一月四日，蔣介石在廣東國民政府公宴上首次公開講演主張北伐。他說：“我對於今日中國全國的局勢，以及本黨的前途，都曾仔細考察，深信我們中國國民黨必能統一中國……本黨今年再加努力，即可將軍閥一概打倒，收復北京，奉迎總理靈櫬到南京紫金山安葬。”
　　一九二六年一月六日，蔣介石於國民黨“二大”作軍事報告，認為北伐條件已經成熟：“……現在的國民革命軍，完全在政府管轄之下，一個命令出來，可以動員的人數有八萬五千人，槍械也有六萬桿；兵士的餉額有一定的預算，兵士的生活也已較有改善；又有各軍校陸軍學生六千人，足抵一師之數……我們的政府，已經確實有了力量，來向外發展了……”
　　一九二六年四月三日，即中山艦事件後十數日，蔣根據大沽口事件以後各路軍閥和列強各國企圖繼續分裂中國的態勢，正式向國民黨中央提出了立即出師北伐的要求。他說：“北方國民軍退出京、津之後，中國形勢會有迅速而重大的變化。如奉軍占領京、津，則日本在華之勢力，愈加鞏固；吳佩孚在鄂、豫之勢力，英必竭力助長之；孫傳芳盤踞江浙，英必逼孫與吳聯；美國近且有聯孫以牽製日本之傾向；法國恐俄在華之勢力的擴張，故意欲與英、日聯合戰線，在滇助唐（繼堯），以牽製廣東北伐……總之，列強在華，對於北方國民軍處置既畢之後，其必轉移視線，註全力於兩廣革命根據地於無疑；目其期限，不出於三月至半年內也。”蔣由此一分析而認為，“北伐出師，必須要在上述所料狀態之前，也就是必須在六月底之前，見諸實行。”
　　“整理黨務案”通過後，國民黨中央決采納此議，並於四月十六日舉蔣為軍委主席，六月五日通過“刻期北伐案”，由國民政府任蔣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具體籌劃北伐。一九二六年七月九日，國民政府舉行蔣介石就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兼北伐誓師典禮，於時，蔣發表北伐誓詞稱：“國民痛苦，水深火熱；土匪軍閥，為虎作倀；帝國主義，以梟以張。本軍興師，救國救民；總理遺命，炳若晨星。吊民伐罪，遷厥兇酋；復我平等，還我自由。嗟我將士，為民前鋒，有進無退，為國效忠；實行主義，犧牲個人；丹心碧血，革命精神……”
　　蔣同時宣告：“中正今此就職，僅以三事為國人告：第一，必與帝國主義者及其工具為不斷之決戰，絕無妥協調和之余地。第二，求與全國軍人一致對外，共同革命，以期三民主義早日實現。第三，必使我全軍與國民深相結合，以為人民之軍隊，進而要求全國人民共負革命之責任。”
　　孫先生留給中國國民黨“北伐打倒軍閥”的遺命，終於因蔣介石先生以及一大批真正國民黨人的堅決推動，而付諸實行了。

第二、蔣介石指揮一期北伐作戰、解放南中國

　　眾所周知，北伐是辛亥之後南方革命軍事力量北進打垮軍閥武力，推倒北方軍閥政府，結束軍閥復辟混戰，初步統一中華民國，奪取“護法”成功的偉大戰役。這一偉大戰役，初始如疾風暴雨，迅速地掃蕩了南方的軍閥勢力，不足十月，便打到了長江南岸，解放了南半個中國。其間，蓋因蘇俄和中共的一意破壞，才使得二期北伐被延後了整整八個月之久。然後，又由蔣介石親自揮師渡江北伐，不足四個月便席卷黃河兩岸，光復華北、西北，克定舊都。北伐獲得決定性勝利。由是北伐乃分兩期：一九二六年七月至一九二七年五月為第一期，一九二八年三月至一九二八年六月為第二期。兩期北伐作戰和數次戰役，國民革命軍之所以能夠勢如破竹，除掉它是一場正義的戰爭，為全國民眾所渴望、所支持以外，還有一個極為重要的原因，這就是蔣介石先生的敢於堅持與親自指揮。因為如若沒有他的敢於堅持，則北伐必半途而廢；沒有他的親自指揮，亦不可能戰略正確，軍令統一。而他的軍事指揮才能和他以身效行、不畏艱險的精神，亦因北伐而得到了證明。
　　如前所說，蔣介石於一九一七年就曾數呈孫中山先生“對北軍作戰計劃”，十年後，除北方國民軍已退據秦、晉，而不再需要“先取四川、略取秦、晉”以外，第一期北伐總戰略，與十年前蔣的“對北軍作戰計劃”幾無大的變動。一九二六年七月一日，蔣為第一期北伐製定的總體戰略方針略謂：“爰調大軍，先肅清湖南，然後再會師武漢，進而與我北方國民軍聯合，以期統一中國，完成國民革命的使命。”針對當時三大軍閥割據中國的整體態勢，為不使吳、張、孫聯合以對付南方革命軍北伐，蔣又為國民革命軍第一期北伐策定了“打倒吳佩俘，聯絡孫傳芳，不理張作霖”的策略。北伐出師後的八月十二日，蔣還親自發給孫傳芳“希望歸順革命陣營電”，以圖集中力量首先滅吳，再絕孫、張。具體戰略決策則是：除以第一軍主力在潮、梅方面鞏固粵邊，第五軍擔任粵省後防外，首先派遣第四、第七兩軍分由粵、桂出發，協力第八軍消滅湘境之敵。北伐的戰略進程是：

一、北伐出師與湖南之役
　　國民革命軍於七月九日在廣州誓師，七月十一日攻占長沙，北伐出師與湖南之役首獲大勝。七月十二日淩晨三時，長沙五萬人秉燭夜迎蔣介石總司令駐節長沙。此後肅清湘境的後期湖南戰役，便伴隨著武漢戰役的展開而迅疾獲得成功。

二、武漢戰役
　　此役是北伐軍能否飲馬長江的關鍵之戰。作戰對象是驕悍成性、赫然有名的大軍閥吳佩孚；戰力對比則敵軍數倍於我；作戰環境乃關隘處處，易守難攻。據八九年後中國大陸史家稱：蔣於八月三日赴郴州，八月四日召開軍事會議，為避免孫、吳聯合行動，蔣否定了唐生智和李宗仁等主張對鄂、贛同時進攻的意見，肯定了胡宗鐸主張先攻武漢的戰略，並於八月十二日在長沙親自策定了攻略武漢計劃，略謂：“北伐軍以先行占領武漢為目的，對江西暫取守勢，以主力軍直取武漢，並以一部進出荊、沙，使主力軍爾後作戰容易。”此外，蔣還對作戰要領，作戰目標，軍隊區分及各部隊行動任務，兵站設施，通訊設施等都作了明確規定。55 然後，蔣於八月十四日下達作戰命令稱：“一、立即以主力沿長沙通往湖北武昌的鐵路幹線緊迫敵軍；二、另以一部兵力，繞道長江上遊，渡過長江迂回略取漢陽和漢口；三、命令第六軍直向通城，渡江以攻敵後方黃陂；四、命令由歸降之黔軍改編的第八、第十兩軍從西側攻入荊門和沙市，與第六軍會師，沿京漢鐵路西側，夾擊敵後方主戰略線上之武勝關，以斷吳佩孚北歸之退路，逼迫吳不得不於長江南岸不利形勢下與北伐軍作戰，以一舉殲滅吳軍。”56
　　戰略決策既定，武漢戰役立即展開。第一階段為肅清湘境的汨羅江會戰。八月十九日拂曉，北伐各軍受命於平江以東強渡各河口，驅逐汨羅江南岸天嶽山一帶敵人。八月二十二日，又分路攻克嶽州、雲溪、五裏牌和通城，再強渡汨羅江，自湖南進入湖北，從而結束湖南之役，直指武昌。武漢戰役於焉正式打響。
　　此時，蔣為抓住攻略武漢之戰機，使敗軍無整頓之機會，乃下令曰：“一、右縱隊沿長武鐵路急進，直逼武昌；二、左縱隊以主力於武昌上遊渡江，攻取漢陽、漢口；三、第一軍以一部掩護左縱隊過江，一部由長沙推進嶽州；四、第六軍隨右縱隊推進，掩護右側背。”57 於是，武漢戰役第二階段全面展開，各軍奮發，勇往直前，第四軍已於二十六日拂曉攻抵汀泗橋鐵道橋頭。
　　汀泗橋位於武昌南八十公裏處，一面背山，三面環水，沼澤連連，僅有一鐵路橋孔為北進武昌的唯一通道。吳佩孚因視其為險關，而命令陳德鄰、劉玉坤兩將所部勁旅二萬人守橋，且於二十六日設前線司令部於汀泗橋後之賀勝橋，以便吳本人親自指揮。由此可知，若武漢之役乃北伐之第一大戰役，則汀泗橋一戰便為第一大硬仗。此橋不破，武昌不克，則華中不得，西北難期，西南不保，東南無望，所謂北伐，頓成空談。
　　汀泗橋攻堅戰由第四軍於二十六日拂曉打響，卻為敵熾烈火力所阻，援軍一師乃抵洛家灣，以加強鐵道兩頭、兩翼攻擊的火力。二十六日晚因汀泗橋正面河水暴漲，北伐軍乃作右翼迂回，企圖於古塘角包圍敵軍。二十六日午夜十二時，北伐軍更以三個團的兵力，肉搏三小時突破敵軍，始占領汀泗橋東側一帶高地。二十七日拂曉，北伐軍全線總攻擊，激戰二小時，又攻克汀泗橋東南一帶高地，敵守橋主力沿鐵路向鹹寧潰退，另一部則乘船逃命。二十七日晨七時三十分，北伐軍又以一團兵力，強襲通過汀泗橋，且戰且進，一克汀泗橋市，二克鹹寧。吳敵退守賀勝橋。同日吳佩孚親抵賀勝橋，先槍決旅、團、營長九人，後派大刀隊督陣，於是日晚反撲汀泗橋，北伐軍不得已撤出。二十八日晨汀泗橋再為北伐軍所奪，旋又為敵馬濟部奪回，兩軍激烈拉鋸，直至國民革命軍總預備隊第一軍參加戰鬥，方於二十九日攻克汀泗橋。當之汀泗橋戰鬥激烈進行時，蔣於二十八日抵蒲圻，親赴前線。因戰況慘烈，又有將領請求暫停進攻，蔣乃堅決答道：“北伐成敗關鍵，在此一戰，如果稍一泄氣，以後就再也沒有爭取勝利的機會。吳佩孚的軍隊，已經是孤註一擲，只要我們能堅決堅持到最後一分鍾，我們一定能獲得勝利。”58 對此，吳佩孚日後曾贊蔣曰：“其用兵之妙和堅定撐持，我自愧不是對手。”59
　　多少年來，中共各版本教科書皆稱汀泗橋為共產黨員葉挺獨立團一個團一舉攻下的神話，無非是一個若大的謊言。這大約也是八九年後一些大陸歷史學家言汀泗橋之戰時，已不再言葉挺獨立團之緣由。
　　武漢戰役的第三階段即第二大硬戰，是攻克武昌城。北伐軍二十九日克汀泗橋後，又於三十日克賀勝橋。九月一日吳佩孚退守武昌城，一是增派兩個師於武昌炮臺為第一線，二是增設秀山炮臺火力，使其遠勝於洪山炮臺，以作第二線，欲死守武昌。北伐軍因左縱隊六日克漢陽，七日克漢口，並自九月三日發起第一次攻擊後，圍武昌城計四十天，發動攻擊凡六次，終於十月十日辛亥革命紀念日克武昌城，生擒頑敵劉玉春部三萬人。武漢之役至此結束，北伐軍由是而獲得能夠西守、東進、北防和南保的戰略地位。蔣於武昌攻堅戰中曾數次親臨前線指揮，雖身置敵秀山炮臺射程之內，亦為左右將官所不能阻。

三、南昌戰役
　　吳軍在汀泗橋的失敗和北伐軍直逼武漢，既使吳佩俘主力遭遇重創，又使東南軍閥、五省聯軍總司令孫傳芳有唇亡齒寒之感。因此，孫乃乘北伐軍兵進武漢，與吳軍相持不下之際，冒險西犯，於八月三十一日，派第三方面軍總司令盧香亭任援贛總司令，驅大軍於江西，一欲牽製北伐軍攻擊武昌，二欲抵禦北伐軍東進以自保。由是，一期北伐的南昌之役，便在武漢之役未果之時便拉開了戰幕。
　　南昌之役共分三階段。第一階段，因北伐軍正值攻擊武漢時期，蔣為除武漢攻略的右側翼威脅，乃急調右翼第二、第三各軍所部開赴江西，乘孫軍集結未緒，於九月六日展開對江西的總攻擊。當日下萍鄉，迅疾控製贛南，十九日在南昌學生及民眾幫助下，第一次攻克南昌城。第二階段，因孫軍全力反攻，北伐諸軍既不能分身武昌以渡南昌，又不能不禦南昌而殃及武昌，蔣乃決定北伐軍於九月二十一日退出南昌。蔣本人及總司令部亦於九月二十三日移節江西宜春，為確保武昌攻略而策定江西收復計劃，並於二十四日向各部下達攻擊孫軍命令，二十五日分別命第二軍等攻擊當面之敵，三十日又令第二軍先滅新贛、永修方面之敵，再進擊樟樹，至九月底，基本掃蕩贛江上遊及贛西、鄂南東部地區之敵。十月二日，破敵於萬壽宮，蔣遂移節高安，親臨南昌城下督戰，險為敵人所乘，曾親自指揮衛隊殺敵以脫險。四日，蔣又於奉新行營命令各軍克樟樹、豐城，肅清南昌四周之敵，始圍攻南昌，激戰數日不下，因慮及城中居民，不得已而撤圍。第三階段，因武昌終克，南昌已成主戰場，蔣於十月十三日再定攻略南昌作戰方針為：“我軍為肅清江西，完成本階段之作戰任務，決以主力集中於南潯路以西地區整頓，並先以一部肅清撫州方面之敵，爾後再求南潯路之敵主力攻擊而殲滅之。”60 二十七日，蔣又於高安行營下達向南潯路總攻擊令，要求各軍“於十月二十九日開始行動，務於十月三十一日前驅逐當面之敵，向前推進，完成攻擊準備，依時向所擔任目標攻擊”。61 同時，為激勵士氣，乃發布陣前之訓令稱：“國內軍閥，冀圖茍延殘喘，遂合力以謀我，復勾結帝國主義者，陰謀援助，狡焉思逞。孫傳芳尤為現時軍閥重心，黨、國前途之障礙。故我軍此次之總攻擊，務將孫賊勢力迅速撲滅，使軍閥余孽不致蔓延，即帝國主義者，亦必震懾而不敢發，則時局方可逆轉，革命方可成功。凡我革命軍人，需知我不殺賊，賊必殺我，寧可玉碎，毋為瓦全。能抱最後之犧牲，方博最後之勝利。若縱寇長亂，功敗垂成，不獨遺羞天下，死且無葬身之地矣！”
　　十一月一日，蔣命令北伐軍對南昌發起總攻，右翼圍敵於南昌，中央與敵鏖戰於劉行、樂化，左翼與敵血戰於德安、馬回嶺，不數日便擊潰南潯路敵主力，七日攻占南昌城。至此孫援贛之師殆盡，北伐軍遂定江西，蔣亦於十一月九日進駐南昌。南昌之役雖一波三折，終宣告勝利結束。

四、福建之役
　　當北伐軍進攻武漢、孫傳芳大舉援贛、北伐軍分兵討贛之時，閩敵周蔭人又受孫傳芳之命，由閩西起兵犯粵，欲一舉而下潮、汕，圖襲擊廣東革命根據地，牽製贛南北伐軍北進，策應南潯路方面守勢。對此，蔣同意第一軍遵“守則不足，攻則有余，實行攻擊乃最佳防禦”之戰術，並致電何應欽稱：“知粵東情勢，非進攻無以製敵，乃同意何軍長意見，電令率軍如閩，擊破閩敵，以平定福建，解救閩民。”62
　　十月下旬蔣斷然下令第一軍攻擊閩、粵邊境之敵，恰周蔭人第二軍曹萬順、杜起德兩個旅輸誠，何應欽遂親赴三河霸與乞降軍談判後受降，然後於十月六日率第一軍離粵攻閩，連克永定、漳州、長汀、同安、泉州、永安、南平等地，後因敵海軍投誠而使敵全線瓦解。十二月十八日北伐軍進占福州城，收容建民軍。周僅率殘部逃往浙東，閩局遂定。

五、東南戰役
　　北伐軍下長沙、克武漢、占南昌、定福建的戰勢，既已席卷整個南中國，此時，孫傳芳亦只能求助奉張的庇護了。十二月一日，張作霖自組安國軍，自任總司令，並任孫傳芳和張宗昌為副司令，總司令部設天津，裨能進退兩宜。同時聯絡吳佩孚，以圖與北伐軍相峙相抗，退可據守關外，進則逞統一北方之心。
　　面對此一局面，蔣介石在閩局未定之時，即於致何應欽電中道明了他對於整個局勢的分析：“一、奉張就安國軍事，全系寧孫赴津促成，思引為後援，以保其地位，而奉亦欲假統一北方之名義，為總統過渡之張本。二、西北軍迫近潼關，奉張吃驚，比對南軍更急，必先製裁西北軍之如豫而後才能對南。惟西北軍無急如豫取攻勢之可能。三、在鄂軍隊，現已從事肅清鄂西一方，囑西北軍收拾陜南，以圖兩軍在鄂北聯絡後，再定入豫之期。四、東南方面，先定閩、浙，閩平後，應即以全力入浙，一俟浙局統一，再圖蘇、皖，暫以劃江而守，以待時局之變遷。總之，上海不得，則長江形勢閉塞，而海內外交通亦難自如。故南京與皖南亦應急謀收復。河南不得，則中原難定，西北軍不能與我聯絡，閻錫山亦不能表明態度。閻已派代表正式聲明，一俟我軍入豫或至津浦路，彼必響應也。中意如北占河南，南得南京，晉必響應，則奉軍雖出關而不可得。否則，攻亦可自如，北伐乃可告一段落。”63
　　基於這一正確分析，一九二七年一月六日蔣在南昌召開軍事會議，確定下一階段北伐的基本戰略謂：“我軍攻克南昌後……以先攻略杭、滬，擊潰孫傳芳之主力，會師南京為目的……以主力由贛東、閩北入浙，進攻杭、滬，並各以一部分由長江南北進取皖南與皖西；京漢線方面，另以一部由鄂東進入豫南，以牽製河南與皖北方面，策應長江下遊主力之作戰。並電西北軍由隴海路進出洛陽、鄭州，與我豫南部隊呼應，相機擊破吳佩孚主力，以利爾後之作戰。64 同時改編北伐軍為東路、中央和西路三個方面軍。東路軍何應欽為總指揮，進軍滬、杭、寧；中央軍蔣親任總指揮，轄程潛江右軍、李宗仁江左軍，分沿長江兩岸進取南京；西路軍唐生智任總指揮，以聯絡陜西馮玉祥國民軍，伺機以取河南。”
　　戰略既定，東南戰役遂以展開。八九年後中國大陸史家稱：“根據作戰總方略和蔣介石的一份又一份電報指示，東路軍即擊破龍遊附近之敵，二月上旬進占金華、蘭溪，爾後連續驅逐桐廬、富陽之敵，乘勝於十八日攻占杭州，三月上旬分兩路續向淞、滬及滬寧路進擊。左翼經由太湖以西蘇、皖邊境，擊破蜀山、張堵、戴埠一帶之敵，二十日進占常州，丹陽，滬寧路敵之交通線被北伐軍完全切斷。右翼於二十一日連克淞江、蘇州、上海。孫傳芳主力及直魯軍一部被殲大半，殘敵紛向江北逃竄，滬杭地區被北伐軍全部蕩平。”65 除此之外，一九八九年後的大陸史家又稱：“在東路軍的進軍過程中，蔣下達的電報指示有三十多件，對許多戰事均作了具體指示”。66 如一九二六年十二月當福建殘敵竄浙時，蔣曾電何“北軍殘部如不解決，必有後患，入浙與孫聯絡更堪顧慮。或引其至入浙途中，根本解決，萬勿姑容”。67 是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當北伐軍有四個軍由贛入浙，定於一月十五日前集中衢嚴一帶時，蔣又電何：“由閩入浙部隊，亦應於此期內，到達衢處一帶。我軍第一軍除獨立第四師外，再留三團於福州，余皆入浙，如能由海道運輸，可在臺州之海門登陸，因寧波太近杭州也。否則，余第十四或十七軍由浦城經處州到蘭溪或溫州，消滅周蔭人部，並與衢州部隊聯絡。而兄則先到衢州本部指揮為要。兄未入浙之前，令白參謀長為東路軍前敵總指揮，而受東路總指揮命。兄從速入浙。”68 翌日，蔣又為東路軍親定攻浙策略：“入浙部隊，最好能派一部由閩東直入溫州，撲滅周逆，由閩北進處州部隊之主力，即可迅速向蘭溪或浦城前進，加入本戰。”69
　　東路軍攻浙途中，因閻錫山密報“奉軍已動員，決於刪日前渡江，魯軍主力已向隴海移動，奉魯聯軍企圖解決豫局”，蔣乃立即電令何應欽、白崇禧、程潛：“於此期間，我東路及中央軍以先定東南為唯一任務。東南定，則海軍必可歸來，武漢當可鞏固。東路軍與江右軍應於刪日以前照預定計劃齊頭並進，切勿遲緩。”70 為不誤戰機，蔣亦一再電何、白，請他們隨時決策，並稱“中不遙製”。
　　對於蔣介石親自指揮東南戰役中之江右軍作戰，八九年後的大陸史家亦稱：在江右軍的進軍過程中，蔣介石曾給江右軍諸將領發了十幾件關於窺取浙皖的電報指示（在《自反錄》中編入）。蔣先明確指出：“耖前進皖南，占領祈門、徽州，直入嚴州，截敵側背，一面威脅蕪、寧，使正面進展容易。”後又電令程潛：“在直魯軍尚未渡江之前，從速猛進，確實占領南京為要。”71 在蔣的直接指揮下，因江左軍與北路軍 72 自皖中向津浦路突進，以阻止直魯軍南下，從而造成了東路軍與江右軍合攻南京的屏障，江右軍遂於三月六日克蕪湖，十七日克當塗，二十三日克南京。在蔣的周密指揮之下，勢如破竹的東南戰役由此而勝利結束。

六、一期北伐的尾聲 —— 第一次渡江北伐
　　北伐軍克南京後，雖然南中國已定，然而，由於寧漢分裂，實際是武漢“俄國政府”與南京中國政府之嚴重對峙局面的出現，不但使國民革命軍隨之出現了大分裂，北伐亦出現勝利出師以來從未有過的危局。當是之時，重建的中華民國南京政府，雖然已經揮師渡江北伐，並曾勝利完成揚州、儀征之戰，安徽明、蚌、徐之戰，不僅肅清了皖、蘇兩省長江北岸，包括寧、滬北岸的軍閥，而且已將敵人追逼至魯南地區。其間，如果寧、漢不曾分裂，國民革命軍仍為一體，北伐軍依然為蔣統一指揮；如果一年來乘國民革命軍北伐已西出陜甘、進占中原、平定襄樊的馮玉祥國民軍，亦能同心協力、共同北伐；如果漢方的唐生智不因蘇俄顧問挑唆、武漢政府不寧、中共叫嚷要南伐廣東和東進討蔣，竟卒然於河南還師湖北，並命第三十五、三十六兩軍東下進窺安徽與江蘇，謀圖顛覆南京政府；特別是在汪精衛已因懼共而“分共”，鮑羅廷亦被驅逐回國，寧、漢亦由分裂而走向漢向寧合之時，誇夫死權的汪精衛，如果不唆使懷有“取而代之”野心的李宗仁，對蔣演出了一場“請總司令自決去處”73 的逼宮戲，造成了蔣的“立決下野”；直至造成蔣介石下野後僅五日，軍閥敗將孫傳芳即從浦口以東渡過長江，占領南京近郊龍潭和棲霞山，對北伐軍施以“南伐”與“倒算”，使京畿頓成危局；則第一期北伐的尾聲勢將成為第二期北伐的真正序幕。雖然北伐諸軍死戰以守南京，並獲勝利，然而，它卻成為北伐進軍中唯一的一場“保衛戰”。第一期北伐亦由此一頗具悲劇意味的勝利而宣告結束。

第三、蔣介石指揮二期北伐告成，贏得護國護法勝利 —— 統一新中國

　　二期北伐勝利的前提，是蔣介石復職。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三日，蔣曾發表下野宣言，八月十四日，中國各地報紙即開始滿載著各地民眾、各種團體、各軍政首長等一致要求蔣總司令復職的電文；各地民眾甚至公開集會，要求蔣總司令打消辭意。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亦只好先行通告全國各軍，稱“此次蔣介石總司令辭職，中央已議決慰留”。蔣辭退後，因軍閥威脅日漸，中共叛亂日亟，由寧、漢、滬三方拼湊的“中央特委會”擔待不了，各方函電交馳，競相要求蔣復職，蔣自日本還滬後，各黨政要員，連閻錫山、馮玉祥都紛紛赴上海促駕，十二月十日，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乃齊集上海，召開第四次全會預備會議，一致議決蔣復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遂於一月五日宣告復職。復職後的蔣介石除立即頒布文告，申明國民政府將本“中國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以決定對內對外政策外，並召開四屆二中全會，通過了《集中革命勢力限期完成北伐案》。
　　此後，一是重新劃編軍隊，任命何應欽為國民革命軍總參謀長，蔣自兼新第一集團軍總司令，任馮玉祥為第二集團軍總司令，閻錫山為第三集團軍總司令，任楊樹莊為海軍總司令。五月十六日魯南會戰結束後，又成立第四集團軍，任李宗仁為總司令。
　　二是針對張作霖安國軍“以守為主，以進為輔；期先下山西，然後向南拓進；進若不達，則一退德州，二退保定，三退懷來，四退關外自守”的分步戰略，蔣介石為二期北伐作出了正確的戰略分析：……在敵方，則以山西位於其右側背，牽製其南進之師，不得不以解決山西為要著。在我方，則因山東向我突出，抵製蘇、皖之師，我非攻取山東，無法使一、二集團軍取得緊密聯系，從津浦、京漢兩路並肩前進，解三晉之危。……故總方略在先以主力取山東，使我一、二集團軍戰線，推進至膠濟路高唐、南宮、石家莊之線，以與晉軍取得聯絡，形成合圍之勢。……此誠無異將敵軍加以包圍……敵若同時應付各路，則戰線漫長，兵力必感不敷；若欲集中專攻一點，又殊非易事。故我第一步先取各路合攻之方略，使敵陷於內線作戰之不利……復次，我軍在曹州、濟寧、大名同時發展，可以橫截津浦路敵直、魯軍為三段，而將其各個擊破。74
　　三是基於這一戰略分析，蔣於一九二八年三月十六日發布“二期北伐全軍總方略”謂：國民革命軍為消滅奉、魯軍閥，即行肅清直、魯、熱、察、綏境內反動軍隊之目的，決命第一、第二、第三集團軍參戰各部隊於四月某日（日期另電決定）開始攻擊。本北伐前、後兩期，前期需進展至膠濟路亙高唐 —— 清河南宮 —— 石家莊之線；後期需進展至山海關 —— 承德  —— 多倫之線。第一階段，……  首先攻占濟南  ……  占領日照、臨沂、兗州之線；第二階段，迅速北渡黃河，沿京漢路猛攻河北，進取石家莊；第三階段，各軍分沿京漢線、津浦線及兩線東南地區急進至京綏路，會師京、津，同時向榆關（山海關）、承德、多倫進擊。75
　　各集團軍作戰任務亦明確為：第一集團軍擔任津浦線作戰，第二集團軍擔任京漢線作戰，第三集團軍擔任京綏、京漢線西面作戰，第四集團軍建製後則西上平定湘、鄂之叛軍，然後沿京漢線北上，經鄭州向正定、望都一帶集中，與第三集團軍協同作戰，以會攻北京為總目標。76
　　四是為奪取二期北伐的勝利，蔣還於北伐渡江出師前後，發表了《渡江北伐誓師通電》、《致後方將士書》、《渡江北伐告北方同胞》、《渡江北伐告北方將士文》、《渡江北伐告全國民眾文》和《告友邦人士書》等，不僅宣告：“中正受黨、國委托，統帥國民革命軍，繼續總理遺教，完成北伐大業；第一、第二、第三各集團軍已整軍前方，待命進攻，中國統一之期已近，國民革命成功不遠。”77 而且號召：“全軍同誌，萬眾一心，嚴守紀律，服從命令，不惜犧牲，竭盡責任，發揚精神，達成使命，誓除奉魯軍閥，完成國民革命，實行三民主義，不愧愛國愛民，毋負民眾希望，慰我總理已死諸將士在天之靈。”《告友邦人士書》還特別宣稱：“中國革命終必達成功境界，有以友誼匡持扶助者，中國人將永感之，若以無理之幹涉，障礙其革命，則必徒召中國國民之怨恨而已。”
　　五是一九二八年四月，自蔣介石率軍揮師渡江北伐，北伐軍遂連克臺兒莊、鄆城、韓莊、棗莊、兗州、泰安。五月一日克濟南。因日本軍隊圖阻我北伐，再次借口護僑而出兵占領膠濟路和濟南，蔣一面令北伐軍嚴守紀律，原地待命，一面派蔡公時等與日軍交涉，未料日軍竟殘殺蔡公時以辱我。蔣乃含悲忍憤，痛申“誓雪五·三國恥”，78 同時命令軍隊“繞道黃河”，繼續北伐。由於各軍銜命協同作戰，79 直魯軍乃潰不成軍，張學良十萬奉軍更是卷席而逃。六月三日，孫傳芳通電下野；六月四日，張作霖退守東北，於皇姑屯被日軍炸死；六月八日，北伐軍終克舊都，二期北伐告成。八九年後的中國大陸史家稱：“二期北伐在各路大軍齊頭並進的進程中，蔣介石給四個集團軍分頭發了許多作戰指令。僅據《自反錄》上載《渡江北伐令第一集團軍諸將領電》就有七十三件，《渡江北伐與第三集團軍總司令閻錫山電》有十四件，《渡江北伐與第四集團軍前敵總指揮白崇禧電》有八件。這些電令，主要是緊密根據當時軍事態勢，具體部署部隊北進，同時調節各個集團軍協同作戰等。”80
　　一九二八年七月六日，蔣於北京率領北伐重要將領赴香山碧雲寺孫中山靈前舉行祭告典禮，其時曾灑淚祭告孫中山先生曰：“……溯自我總理溘死，於今已三年矣。中正昔待總理親承提命之殷，寄以非常之任，教誨拳拳，所以期望於中正者，願在造成革命之武力，鏟除革命之障礙，以早脫人民於水火。乃荏苒歲時，迄於今日，始得克復舊都，謁展遺體，俯首靈堂，不自知百感而紛集也……英士即死，吾師期我以英士。執信既死，吾師並付以執信之重責，而責我一人……今惟教養學子，訓練黨軍，繼續遺命，澄清中原，實行主義，保存正氣……以助黨、軍革命之成。”
　　蔣介石確實沒有辜負孫中山對他的殷切期望。孫後的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國民革命因有了他這個中流砥柱，而終於完成了北伐大業，贏得了十一年“護法”、即反對軍閥“假共和、真復辟”的勝利。更在北伐進軍中，堅持兩面作戰，粉碎了蘇俄指使中共反對、利用、破壞和背叛北伐，欲變中國國民革命為俄式共產革命，欲移植共產專製製度於中國的陰謀，奪取了新一輪“護國”的初步勝利。並於北伐告成不足半年，促成東北易幟，使由孫中山先生所締造的中華民國，始獲初步的統一與和平。蔣介石先生之功在歷史，千秋而不能諱。八九年後的一位中國大陸史家，在他“表面罵蔣、暗中頌蔣”的《蔣介石傳》一書中，不僅小心翼翼地說：“不能否認作為北伐軍總司令蔣介石的作用。在當時人們的心中，蔣介石的威信很高。”同時，他還特別引用了當時一位女性寫給胡適之先生的信，贊頌蔣介石先生說：“胡先生，我近來心目中只有兩個英雄（你知道婦女的心目中總不能沒有英雄的），一文，一武，文英雄不待言是胡適，武的不待言是蔣介石。這兩個好漢是維持我們民族命運的棟梁！我的靜坐的時候頗不多，然而一得之，則默祝這兩個人的福壽與成功。”81

兼論　　蔣介石背叛了誰家的革命？
　　迄今為止，在中國大陸出版的任何一本中國現代史教科書書目上，都印著“蔣介石背叛革命”這樣一個赫然的標題。而任何一本中國現代史教科書亦都在這個標題之下，稱“中共領導北伐成功，大革命卻失敗了。”失敗的原因，便是蔣介石“背叛”了革命。
　　然而，這卻是一個彌天大謊和欲加之罪。因為：
　　第一、既然北伐成功，國民革命就沒有失敗。第二、如果國民革命失敗，便沒有中共領導北伐的成功。因為大革命就是國民革命，北伐就是國民革命的具體內容和勝利進程。第三、中共之所以要稱國民革命失敗，無非是要以混淆兩類不同性質的革命為手段，妄稱國民革命失敗以掩飾共產革命的失敗，由是它才需要製造一個蔣介石背叛革命的謊言，來充當自己失敗的原因，以遮羞它破壞和背叛國民革命的敗績。
　　當我們對中共已經重復了千次萬次的“歷史性謊言”，在邏輯上稍加清理之後，我們對蔣介石究否背叛過革命，和究竟有沒有背叛過某一家的革命，就容易論證得多了。
　　第一、本章伊始，即已將蔣介石追隨孫中山參加國民革命的歷史作了一個簡約的介紹。然而，正是這一份極為簡單、又極為明燎的“履歷”，一是證明蔣介石投身的乃是孫中山領導的中國國民革命，二是證明他非但從來不曾背叛過自己一心相與的中國國民革命，而且正因自己的豐功偉績而作成了她的領袖。所以，指蔣介石背叛革命，即背叛了他自己曾參加和推進的中國國民革命，自然只能是一樁赤裸裸的栽贓。
　　第二、蔣介石除參加由孫先生創建的中國同盟會 —— 中華革命黨 —— 中國國民黨以外，就不曾參加過其它任何黨派，尤其是作為第三國際一個支部的中國共產黨。而且，如前所說，蔣介石作為一個同盟會員，一個國民黨人，他忠於信仰，堅於職守，功勛卓著，更無背叛之可言。蔣介石作為一個反對共產主義、反對共產黨、反對共產革命者，則同樣是在忠於自身信仰、堅於自身職守的前提下，為堅持三民主義而反對共產主義，為保衛國民革命而反對共產革命，為保護國民黨而反對共產黨，是舉世所知的反共先覺之一。由是可知，蔣介石作為共產黨和共產革命的敵人，卻被共產黨指為“背叛”，則“叛”從何來？
　　第三、中共指蔣介石“背叛”革命，還有一層惑人的地方，即是指蔣介石背叛了孫先生的“三大政策”。然而，所謂三大政策，乃為蘇俄與中共所造，本書已有證明，這裏不再贅述。單就孫先生“聯俄容共”的做法而言，孫先生亦向有采取這一做法的原則。孫先生一再申明的“共產黨要反對國民黨，我就要開除共產黨；蘇俄要支持共產黨，我就要反對蘇俄”的話，以及孫先生在實行“聯俄容共”做法之後，曾一再堅持表明的“堅持三民主義、反對共產主義；堅持民權革命，反對階級專政”和他“堅決反對移植共產製度於中國”的態度，便是“聯俄容共”做法的根本原則。在這些原則下，蘇俄若真心助我國民革命，則聯俄；蘇俄若違背了此一原則，要將中國的國民革命誘逼為俄國的共產革命，則必須抗俄。同樣，中共若真心參加國民革命，則容共；反之，中共若借參加國民革命，以行共產革命，直至公然反對和公開背叛國民革命，則非但不能容，而且還要反對之，清除之。孫中山先生逝世以後，蘇俄與中共為誘逼中國國民革命為俄式共產革命，為移植共產製度於中國，已經從竊奪國民黨黨權、竊奪國民革命領導權走向了反對、利用、破壞、直至公然背叛北伐的地步，此倒不是背叛？相反，蔣介石本孫先生的遺教，因蘇俄和中共對孫先生的背叛而決心抗俄和清黨，倒反而是“背叛”了？
　　第四、再就蔣介石對“聯俄容共”的態度而言，應該說，他從來就是“聯俄容共”的反對者。但因他深知孫中山先生是為“俄援”而聯俄，雖不便公開反對，但卻數度“托故假歸”，消極待之。及至孫中山要派他這個最能幹的人率“孫逸仙博士代表團”赴蘇俄考察，他考察歸來所做的第一件事情，便是既在口頭上，又在書面上，向孫中山及國民黨中央匯報了他對蘇俄“主義與事實”有別的看法，明言蘇俄有對中國的赤色帝國主義野心，揭露了中共黨人在蘇俄對三民主義以及孫中山本人的攻擊和誣蔑，並明確認為俄人是要借中國的國民革命，來達到它在中國發動共產革命、移植共產專製製度的目的。這既是他考察歸來即“托故假歸”的原因，更是他幾度赴粵，又幾度離粵，連黃埔軍校校長也不想做的根本緣由所在。若不是孫中山對他的器重，和他對孫中山與國民革命事業的忠誠，這個校長大約也就不是他的了。此後的蔣介石，一是於孫先生在世時，為忠於先生，而自行韜誨，努力辦好軍校，盡力培養黨軍，盡量使之不受蘇俄的過度鉗製和中共的過分操縱，從而使俄國軍事顧問團團長季山嘉視他為眼中之釘。二是在孫先生逝世之後，於蘇俄僭權、中共篡權、國民黨和國民革命危在旦夕之時，堅定地起而護黨，捍衛國民革命，直至走向決心抗俄清黨的道路。由是可知，正因他“心中明而眸子燎焉”，他才既不象廖仲凱那樣發作過“左派幼稚病”，更不象汪精衛那樣發作過“左派權力病”。他無非是在無可奈何時，虛與委蛇；被迫還擊時，則旗幟鮮明；事關國民革命大業時，乃義不肯讓。由是，“蔣介石背叛革命”之一語究從何來？而真正背叛了孫先生的國民革命、即中國民主革命者，又為阿誰？

第五章

革命與復辟的持續較量和民主革命的勝利發展

　　北伐打倒軍閥的成功，標誌著中國國民革命十七年護國護法反復辟的勝利；東北易幟，標誌著中華民國終於獲得了初步的和平與統一。當是之時，中華民國理應迎來一個民主建國的大好歷史時期，但是，一因她外有兩個惡鄰：一個自擬定“東方路線”為始，即決策了要移植共產專製製度於中國的陰謀，並且誘逼不成，便顛覆為繼；一個因阻撓中國北伐不成，破壞中國統一不果，乃決策“先吞滿蒙、再謀中原”的侵略政策。二因她內有兩個宿敵：一是在蘇俄直接指使下從叛亂走向叛國的中共；二是連續發動了大規模叛亂的新舊軍閥。由是，革命與復辟的較量並未因北京政府和吳、孫、張等大軍閥的垮臺而輕落幃幕，相反，恰恰因為兩家惡鄰的欺我，害我，因為殘余軍閥勢力的叠呈反叛和中共的持恒叛亂叛國，而再現革命與復辟的持續較量狀態。這一持續較量，雖然本質與前者無二，但在表現上，則由顯性過渡為隱性。由於中華民國的再生，民主革命的再勝，袁、張的公然復辟帝製固已為歷史所不許，即便是北洋軍閥式的假共和真復辟，也早已為國人所看穿，因而軍閥殘余勢力才不僅要頂著中華民國的名號，更要頂著中國國民黨的聲望，以行叛亂之實。中共則在蘇俄的直接指揮下，並在發動共產革命的旗號下，不僅以中國國民黨為“敵黨”，更以中華民國為“敵國”，務求顛覆中華民國直至作成俄國的附庸而後甘。因此，蕩平前者，便為“護法”的繼續；圍剿後者，則為繼續“護國”所必須。只是因為這一番繼續“護法和護國”的鬥爭，特別是反對中共的叛亂和叛國，乃是一場革命與以“革命名義下的復辟”所進行的殘酷較量，從而才迷惑了不少“錯把復辟當革命”的善良民眾，少數激進的或有野心的民主派知識分子，一批失意和失路的知識青年，和土地問題沒有得到解決的農民，特別是農村中的“流氓無產者們”。然而，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卻正是在這一持續的較量中，並在外患內憂交相煎迫的歷史條件下，外抗惡鄰謀我，內除國賊叛我，堅定地遵循孫中山先生的建國方略：繼軍政而訓政，決心捍衛北伐成果；矢誌推進民主化進程，於訓政期間籌備憲政；努力進行民生建設，積極從事全面抗戰的準備。委曲求全，忍辱含垢，竟在此一艱難時世之下，創造了民主建國的巨大成就，甚至博得了“十年黃金時代”的美稱。

一　　蕩平新舊軍閥叛亂是“護法”的繼續

第一、新舊軍閥叛亂的內在情由

　　首先有必要指出的是，即便是中國同盟會 —— 中國國民黨發動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滿清王朝，推倒了袁、張的公然復辟，擊敗了北洋軍閥的長期混戰與統治，已然是一個名副其實的民主革命政黨，我們同樣不能說，它的每一個組成者，每一個領導成員，都一定是一個民主革命家，都是一個堅定而又徹底的民主革命派。既然絕對的純潔本來就不存在，那麽，隨著中國國民革命的成功和失敗，高潮與低潮的不等與不同，加之民主革命與民族革命又交相並作或交相一體，其革命隊伍、尤其是領導集團自身發生分化，分裂，甚至黨爭，也就史所不鮮。同時，革命成功以後，為舊有的專製權力意識所影響的某些民主革命家們，有的自然會為爭名奪勢，而使自己喪盡一個民主革命家的風采；有的則為爭奪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而不惜背叛民主革命本身。這既是世界民主革命歷史上屢見不鮮的現象，也是一九一二年以後，國民黨 —— 這個在辛亥之後以統一戰線形式組成的政黨，所難以避免的問題。辛亥前，因謀炸清攝政王而名享天下的革命英雄汪精衛，蓋因“誇夫死權”，不僅成為孫後國民黨黨爭的黨內禍源，而且成為一期北伐勝利後分裂國民革命陣營的黨中禍首，和中華民國統一之後參加並利用新舊軍閥大規模叛亂的罪魁之一。尤其是後來他為了做“第一把手”而墮落成為一個賣國漢奸的事實，更證明了這個認知的正確。01
　　其次，再生的中華民國南京政權，雖是國民革命和北伐戰爭的一個直接成果，但它的和平統一，卻是統一戰線的一個間接產物，即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範圍內，又是以和平手段而獲得的統一。因為，在北伐軍中，原就有一些舊軍人和舊軍閥，他們有的是因為略知共和而參加了北伐，甚至成為北伐的功臣，如李宗仁、白崇禧等；有的則因北伐的節節勝利和即將告成，才投機國民革命而參加了北伐，如馮玉祥和閻錫山等。他們既深受辛亥之後十數年軍閥混戰的影響，甚至亦是參加者之一，又因積習難改，一旦野心膨脹，或私欲不能達到滿足，便動輒稱叛，從而成為中華民國爆發內亂和內戰的禍胎。由李宗仁所挑起的桂亂，和由閻、馮為主體，聯合李、白等其它新舊大小軍閥共同反叛的中原大戰，實為中華民國造成了極大的混亂與惡果。再就是北伐的成功和中華民國南京政府的再生，曾迫使一批地方封建軍事勢力附庸中華民國政權。因子承父業而成為東北王的張學良，固然因“易幟”而成為中華民國東三省最高軍、政長官，但是，政權既是張姓的政權，軍隊也是張姓的軍隊，為時為勢所迫，願意歸附中華民國，他便是中央政府的封疆大吏；為時為勢所誘，一旦不願意服從中華民國中央政府，他便是有錢、有槍、有人、有政權、有黎民百姓的封建王國。張學良如此，四川的劉湘、劉文輝，雲南的龍雲，廣東的陳濟棠，新疆的盛世才，陜西的楊虎城以及一切大大小小的地方封建軍事勢力莫不如是。因此和平統一與以“和平手段得來的統一”，便不能完全劃上等號。其於前者雖是國家之喜，皆大歡喜；於後者，則可能埋伏著朝附夕叛的危機。李、馮、閻大規模叛亂失敗後，相繼而起的粵變，閩變，兩廣六一事變，直至西安事變，前三者雖然被及時蕩平，但由舊軍人、舊軍閥出身的張學良與楊虎城，於中共唆使下所發動的陰謀武裝政變，卻給整個國家和民族帶來了無窮盡的後患。至於在一九四五 —— 一九四九年的內戰中，國民黨軍隊的叛將們基本上全是軍閥遺孽的事實，就更是證明了這個危機的嚴重性（參見上卷第七章註九）。

第二、新舊軍閥叛亂的外在原因

　　因新舊軍閥有如是的內在情由，因而，當統一後的中華民國，為了國家的和平與建設，而理應實行“軍隊國家化”，並實行“裁減軍員與削減軍費”之時，蓋因新舊軍閥“擁兵自重和擁兵割據”的私利受到損害，反叛便次第發生了。
　　中華民國意在軍隊國家化和削減軍隊及軍費的決策，無疑十分正確。於一九二九年一月一日召開的“國軍編遣會議”也是相當及時的。這是因為，北伐完成之際，國民革命軍實際已擴充至八十四個軍，三百個師，兵員總數超過二百二十萬人。東北、四川、雲南等地方軍隊尚未包括在內。彼時國家年度收入總額為四憶五千萬圓，但須逐年償還滿清和軍閥政府留下的外債一億圓，實際可資用者大約三億五千萬圓，但其中八成以上需用於軍費。誠如蔣介石在國軍編遣會議上所言：“軍費占了全國收入的十分之八以上，那國家是一定要破產的。如果到了十分之九，這個國家就象滅亡了一樣了……現在我們軍費的總數已經占了十分之八了；我們國家就是不能建設，經濟亦沒有一點基礎，民生問題無法解決……我們把國家支出最多一部分解決下來，國家經濟才可以穩定；經濟穩定之後，政治和社會才可以上軌道。”02
　　由是，蔣介石才在“國軍編遣會議”上用六十年前日本軍人“倒幕還政、化藩歸統”而致國家強大的歷史事實，03 號召中國軍人學習日本軍人的“廢藩”之舉，裁撤冗軍，削減軍費，擁護軍隊國家化，並且剴切陳詞曰：“編遣會議是救中國的一個會議，也是救我們個人的一個會議。我們的使命是要共同救中國，共同建設新中國，共同地行使中華民國的一切權力，並不象從前的把戲，專集中權力在一個人手中……照現代國家的通則把軍隊集中到中央來，由中央統一管理，並不是誰集誰的權，也不是誰來統一誰，是我們大家在中央聯合起來……我們不想實現三民主義，把中國做成一個現代式的國家，那就罷了，如果要實行三民主義，要做成一個現代式的國家，就非首先造成一個健全穩固的中央政府不可。而要造成一個健全穩固的中央政府，就得把構成現代國家條件的軍隊，首先集中起來、統一起來才有辦法……十七年紛亂如絲的軍事現象，應該完全革新，即一切附兩於軍事惡製之舊觀念，舊習慣，亦必加以根本之掃除……”04
　　誠然，就歷史的教訓而言，將彼時在相當程度上分屬於個人的軍隊轉換成國家的軍隊，歸中央統一指揮和節製，不僅是現代，即便是在古代，也是建國立基的應有之為。唐代藩鎮割據的結果，便是安史之亂的爆發與唐王朝的衰亡。日本的明治維新之本，便是借“廢藩倒幕”而達成了“王政復古”的成功。辛亥之後，正因為袁世凱擁有兵權，才織就了他一心要做中華帝國皇帝的復辟之夢。袁死後，之所以能夠綿延十余年的混戰和混亂，說到底，還是因為大軍閥要以武力來復辟專製和統一中國，小軍閥要以槍桿子實現割據以自保。因此，退一萬步說，即僅僅是為了看取前車之鑒，不再重蹈軍閥混戰的局面，也同樣必須“削藩”。
　　一九二九年元月二十五日“國軍編遣會議”閉幕並作出了決定：一、全國劃分為六個編遣區。二、全國保留陸軍兵力為步兵六十五個師，騎兵八個旅，炮兵十六個團，工兵八個團，合計員額八十萬。三、軍費不超過國家總收入百分之四十。同時撤銷原各集團軍。
　　一九二九年三月，中國國民黨“三大”議決並通過“國軍最高統帥權完全屬於國民政府”，將軍隊國家化正式納入國家體製建設之中。
　　然而，如前所說，當時的軍隊雖然統稱為國民革命軍，但在各軍將領中，軍閥的派別仍多有承襲，而裁軍便是要削減各派和各地軍閥所掌握的兵力，也就是在削弱他們的軍事勢力。所以，在他們對於國家統一的理念尚未成熟之時，其積習和野心，便可能促使他們不會安安份份地接受“國軍編遣會議”的決定。歷史的事實正是如此。

第三、新舊軍閥叛亂的發起、經過、規模和失敗

　　一九二九年二月二十一日，李宗仁公然違反國民黨二屆五中全會“關於不得以政治分會名義任免該特定區域內之人員”的規定，和“國軍編遣會議期間，非編遣會議之命令不得擅自調動軍隊”的決定，竟以武漢政治分會主席的名義，免去湖南省政府主席魯滌平的職務，05 同時派第五十二師師長葉琪與第十五師師長夏威率軍進攻長沙，在“護黨救國”的旗號下策成“湘案”，從而誘發了桂系軍閥反叛中華民國中央政府的內戰，首倡亂國之禍。
　　一九二九年三月，因表示擁護國民政府“討桂”而重被任命為第四師師長的張發奎，突然拒赴隴海鐵路監防馮軍異動，通電“擁汪”，要求改組黨務，並率軍南下湖南，計劃進攻廣東，欲於廣州另立中央。國民政府遂免張職，同時命四川及湖南軍隊堵張回粵，張遂敗。06
　　一九二九年四月，馮玉祥於“討桂”未了之際已迫不及待地打出“護黨救國”旗號，在開封召開師以上軍官會議，並將散布在山東、河南、陜西、甘肅、寧夏、青海六省數千公裏戰線的軍隊集中西撤，沿途破壞信陽關等地的鐵橋與武勝關隧道，欲以重兵壓迫閻錫山一道反叛。決意“如閻不從則先打閻；如閻從便先打蔣，後打閻。”時因桂系反叛敗局已定，馮玉祥雖一邊通電“討伐”桂系，一邊命令韓復渠迅速向武漢推進。只因為沒有料到韓復渠和石友三竟於一九二九年五月十二日通電維持和平、擁護中央，第二天又兩次通電擁蔣，方使馮玉祥第一次“反叛未成敗先成”。
　　一九二九年九月二十七日，廣西省主席俞作柏和師長李明瑞與張發奎串通一氣背叛中央，宣告獨立。國民政府乃命陳濟棠討伐。因桂軍將領楊騰輝反戈服從中央，叛變遂敗。
　　一九二九年十月十日，宋哲元、石敬亭等二十七名西北軍部將，在馮授意下  聯名反抗中央，07 明申反對“編遣國軍”，公然反蔣以壓閻。但因閻錫山仍不表示公開反叛，加之馮部將孫良誠不服從代馮為總司令的宋哲元指揮，一氣之下竟將部隊後撤，造成全線混亂，西北軍遂不戰而敗。馮的第二次叛亂，又為“出師未戰而先敗”。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六日，張發奎再一次於廣西恭城通電，自稱“護黨救國軍第八路軍”總司令，聲言要攻取廣東。廣西省主席呂煥炎及李宗仁殘部競相從之。國民政府乃命何應欽為廣西行營主任，於是年十二月將叛亂削平。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日，原駐安徽的石友三，自封“護黨救國軍第五路軍”總司令，拒絕協防廣東，謀圖襲擊南京。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五日，重被起用並受命對馮叛軍作戰的唐生智，08 拒絕南下斷叛將張發奎後路，於鄭州通電稱叛，自稱“護黨救國軍第四路軍”總司令，以響應石友三，同時標舉“擁汪聯張”口號，企圖沿平漢路南下奪取武漢，後兵敗於河南大雪之中。
　　一九三零年一月，閻錫山因自慮“國軍編遣”即“削藩”，其必不能免，再加上各地叛亂已導致其野心勃發，乃決心聯合馮玉祥數十萬人馬與李宗仁四萬殘兵共同反叛。是年三月二日，閻通電逼蔣與其一道下野；四月一日，閻自任中華民國海陸空軍總司令，正式發動軍事叛亂。七月十三日，閻錫山聯合改組派、西山會議派和西北軍初成協議，於北京懷仁堂成立“中央黨部擴大會議”，並發表聲明，以所謂“護黨救國”名義聯合反蔣。八月四日，汪精衛因閻錫山邀請並許以總攬黨務，遂於兩日內與閻會談六次，達成協議。一九三零年八月七日，“擴大會議”在北京中南海懷仁堂舉行正式成立大會，任命中央常委和各部部長，圖以“擴大會議”取代南京國民黨中央，另組國民政府。九月九日，於叛亂敗北的狼狽時刻，竟於北平成立“國民政府”，推要做“九五之尊”的閻錫山為“國民政府主席”，09 汪精衛等偽國府委員並宣誓就職。九月十八日至二十日，張學良發表“和平罷兵”通電後，10 閻錫山因敗局已定，乃發表“退避三舍”通電，然後，遣散汪精衛等中央擴大會議成員。是年十月八日，馮、閻見面，共決下野。叛亂歷經六個月而徹底敗亡。

第四、中華民國政府和蔣介石決心蕩平新舊軍閥的大規模叛亂

　　中華民國政府、執政的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本人，對新舊軍閥的叛亂一有認識，二為力阻，三是蕩平。其實，中華民國始獲統一時即施以“國軍編遣”的重大決策，其中很大的原因，便是為了預防割據和混戰的可能重演。及至李宗仁為始作亂者，其後大小軍閥俱聞硝煙而動心之時，蔣雖痛感“軍閥習慣成性，除不勝除，余乃為內外夾攻之人”，但他仍堅定地認為：“如此投機反動軍隊不滅，國家何能統一？”11 在叛亂走向高潮之際，曾召開記者招待會發表談話稱：“以前，有謂唐生智反復成性，終必背叛，勸余勿加重用者；余絕不懷疑，始終欲引導其如革命之正軌。今竟如此，余實有愧！但此亦非絕對意外之事，或竟可認為革命進行中必須經過之程序；尤其是革命將近成功之時，假革命與反革命者常自取淘汰。故為革命者，對於此等叛變，不但不必悲觀，竟可認為樂觀也……”12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九日，蔣又在《告全國將士電》中極有信心地昭告曰：“當陳炯明叛變時（一九二二年），僅余中山艦……今日革命環境之順利，遠過於昔日；革命勢力之雄厚，遠甚於當年。……中正不僅具消滅叛逆之決心，且深信有消彌叛變之把握。望我將士明是非，別順逆，切勿蔽於謠言而墮奸計。”而當李、馮、閻三家大軍閥拾各家殘余，終於挑起大規模武裝叛亂時，中華民國政府和蔣介石本人曾連續發表了《為討馮、閻告將士》、《告國民革命軍全體將士文》等一批文告，極為深刻和明確地指出：“閻逆錫山，馮逆玉祥，存封建之心理，具軍閥之積習，深恐統一將不利於其割據之心，和平將消彌其作亂之機會，故處心積慮，必欲破壞統一而後已，必欲擾亂而後快。”同時極有信心地宣稱：“此役為封建軍閥最後之掙紮，亦即革命戰爭最後之一幕。”
　　出於上述正確而且深刻的認識，國民政府和蔣介石不僅對一九二九年三月至一九三零年十月間的一些小型叛變，采取及時勸阻和只在勸而難阻之時，才采取堅決撲滅的方針，而且，特別對以李、馮、閻三家大軍閥為代表的連續性和大規模叛亂，曾一再力勸力阻，並且同樣只在勸阻無效之時，才施以大規模的軍事征剿，以堅決蕩平之。
　　一九二九年二至三月，李宗仁策成湘案，是為公開叛變的先聲。三月九日，蔣曾親自致書李宗仁，勸其赴京“開誠相商”，以弭其事。因李拒絕，蔣再於三月二十一日發表《宣告湘事真相》，指責李於“編遣會議”之後，“未及數旬，即擅自調動軍隊，擾亂湘、贛，又復擅自任免湖南省政府主席及全部委員，是違背五中全會關於政治分會之規定，以破壞政治之統一”。三月二十五日方下令“討桂”。三月二十七日發表《討逆時告將士文》，痛斥桂系軍閥“盤據兩廣兩湖之地，把持兩廣兩湖之財政，劫持兩廣兩湖之軍隊以自私，其割據行為已非一日……”特別申明“討桂”的目的，乃在“討伐反抗中央之叛逆，以保障國家之統一”。中華民國政府及蔣介石本人“討桂”戰令既下，乃根據桂系軍隊據兩廣兩湖直至河南河北之一字長蛇陣的特點，首先一舉解決平、津兩地的桂系駐軍，然後合圍廣西。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九日蔣親赴九江督師，叛將何健立即向中央投誠。四月五日討逆軍收復武漢，桂系胡宗督、陶鈞、夏威三人即聯名通電下野，李、白乃逃廣西與黃紹悖打起“護黨救國軍”旗號，由李親任總司令，進攻廣東。蔣乃急令廣東陳濟棠、陳銘樞迎敵。六月二日討逆軍克廣西梧州，李、白、黃通電下野，討桂戰爭勝利結束，廣西復為中華民國政府所統一。此其一。
　　其二、面對馮玉祥三次稱叛，中華民國政府和蔣介石曾一再地苦心勸阻。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五日，因馮一意孤行，自稱“護黨救國軍西北總司令”，蔣乃最後致電馮稱：“護黨救國軍西北總司令電已出，於公為作亂，於私為背信。兄不惜自隳革命之歷史與人格，至此已極……但追念往昔之友誼，自咎規之未周，惋疚交縈，覺尤有不能已於言者，爰作最後之忠告，尤異能得全始終也……”
　　一九三零年春，蔣因閻、馮叛亂之心已張，乃於二月九日，二月二十一日，二月二十二日，二月二十六日一再致電閻錫山，勸之曰：“今日中國危險已達極矣，救國之事與禍國之罪，皆由我兩人實負其責……”針對閻使用公開逼自己與他一同下野的“招數”，蔣則凜然駁曰：“權力自當犧牲，義務不容委禦。此時國難正亟，非我輩自鳴高蹈之時。若因反動者謀叛不已，而輕棄黨、國付與之重任，以張若輩之氣焰，是乃獎亂助爭，與禮讓為國者，適得其反……”而當閻、馮、李等大舉叛亂信號已彰，勸無可勸、阻無可阻之時，一九三零年五月十一日，中華民國政府討伐閻、馮、李聯合叛亂的戰爭遂正式打響。蔣不畏生死，親赴歸德督戰，雖幾陷於敵手，13 仍堅持親自指揮，並在七月中旬由津浦線開始反攻，於八月上旬擊退叛軍於隴海一線。八月十五日政府軍克濟南，叛軍乃潰不成軍。九月六日政府軍發動對叛軍馮玉祥部的總攻。九月十八日張學良眼見叛軍大勢已去，乃發表“和平罷兵”通電，閻、馮亦因最後絕望而通電下野。依叛促叛，於北平剛剛亂哄哄唱罷的汪氏“中央擴大會議”，和閻氏的“國民政府”，亦不過旬日便自崩自垮。中華民國政府和蔣介石為保衛國家的統一與和平而蕩平新舊軍閥叛亂的戰爭，終於勝利告悖。但是，兵連禍結六個月的中原大戰，叛軍動員六十萬，政府軍動員一百萬，叛軍死傷二十萬，政府軍死傷九萬余，代價實在不可謂不大。

第五、蕩平新舊軍閥叛亂的意義

　　中華民國政府平定新舊軍閥叛亂的戰爭，一是避免了國家的再一次分裂、混亂與混戰，在相當程度上鞏固和保衛了中華民國及其統一，深具繼續“護國”成功的意義。二是有力地鞏固了國民革命和北伐戰爭的偉大成果，從而保衛了中華民國的共和國統，深具“護法”成功的歷史意義。三是於“日患共亂”的艱難時勢之下開始了民主建國的進程，從而為未來的那一場全面抗戰直至最後勝利，奠定了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基礎。如果說，中國未亡於日本，是因為中華民國首先未亡於新舊軍閥的叛亂，反之，一個分裂、混戰和混亂的中國又焉能不亡？

二　　圍剿中共叛國為繼續“護國”所必須
　　如果說蕩平新舊軍閥叛亂為“護法”的繼續，則圍剿中共的叛亂和叛國，便不僅具有護法的意義，而且具有“護國”的巨大意義了。
　　歷史的事實是，未及武漢分共，斯大林就已指使中共準備武裝叛變；及至武漢分共已成事實，僅僅半個月以後，中共就在第三國際派來的羅明拉茲和紐曼的直接策劃與指揮下，於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在江西南昌打響了公開背叛北伐和國民革命的第一槍（參見下卷）。八一南昌背叛雖以失敗為告終，但從此中共即在蘇俄的指使、策劃、甚至是直接參與下，掀起了一波又一波叛亂的高潮。依照中共總是由後來的領袖全盤否定前面領袖的“規律”而言，自一九二七年直至一九三四年，中共計有瞿秋白的“左傾盲動主義”，李立三的“左傾冒險主義”，和王明更“左”、博古更烈的“左傾冒險主義”。而中共黨內以毛澤東為首的農民造反派，則自始自終地於南中國偏遠落後的農村，以“打土豪、分田地”為口號，煽動農民造反，實行武裝割據，直到中共以城市為中心的暴動疊遭失敗、無以為繼之時，中共才在蘇俄的同意下，將“中國共產革命的中心”轉移到了南中國落後閉塞的鄉村，從而完成了由發動俄式共產革命向煽動傳統農民造反的全面過渡。特別是在蘇俄借我國收回中東路主權（參見下卷第三章），而發動對我國的大規模侵略戰爭時，中共竟在斯大林的直接命令下，高舉起“武裝保衛蘇聯”的旗號，發動武裝暴動，誌在裏應外合，從連續的公開叛亂走向了持續的公然叛國。甚至在九一八事件爆發、日本已經陰謀侵占我國東三省之後，中共又於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即蘇俄的國慶日，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俄屬“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人民政府”。不僅蓄意製造兩個中國，而且再一次公開宣稱“武裝保衛蘇聯”，從而掀起了更大的武裝叛國高潮。至於中共在由城市暴動轉向農村造反的過程中，為堅決執行蘇俄為其製定的“燒殺”政策，而造成的慘絕人寰景象，就更是令人觸目而驚心（參見下卷第二章）。14 顯然，剛剛獲得了初步統一與和平，正在“外求和平、內求統一”以進行民主建國的中華民國，面對著有外敵指揮的中國望岱農民叛亂，惟有征剿，別無良策。
　　一九三零年八月二十二日，在中原大戰行將勝利結束之時，蔣介石就已經在他給國民黨中央的戰報中稱：“洪水猛獸之中國共產黨，復乘我國家多事之秋，肆行勾結，日事蔓延，已悖成燎原之勢，以為全國大患。”
　　一九三一年五月十二日，蔣介石又在向“國民會議”遞交的“滅赤報告”中，不僅歷數中共於江西等地燒殺虜掠的罪行，而且鄭重地告誡他的黨人和國人說：“今日時局之危殆，禍機之慘烈，殆十倍於鹹同之世……設長此以往，全國國民不再奮起，一致引撲滅赤匪為己任，則新中國未來之生命，必將如赤色帝國主義之願望而中斬。”15 因而他一再地提醒黨人和國人，要“拯救江西人民，實行三民主義，奠定革命基礎之使命。16
　　一九三一年六月三日，蔣介石又發表“出發剿匪告全國人民書”稱：“戒除內戰，保障統一，剿滅赤匪，安定社會……中國今日實不患貧困，而獨患內亂；實不患財政之不充裕，而獨患國家之不統一，與地方秩序之不安寧。”
　　當事實已經證明，中共的叛亂不僅外從蘇俄，而且內結軍閥，復乘日本的陰謀侵我，以相互勾結、互相呼應之時，17 蔣介石乃於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三日發表“告全國同胞一致安內攘外書”，稱：“我全國同胞當此赤匪、軍閥、叛徒，與帝國主義聯合進攻，生死存亡間不容發之秋，自應以臥薪嘗膽之精神，作安內攘外之奮鬥；以忍辱負重之毅力，雪黨、國百年之奇恥。……惟攘外必先安內，去腐方能防蠹。此次若無粵中叛變，則朝鮮慘案必無由而生，法權收回問題亦早已解決，不平等條約取消自無疑議。……故不先滅赤匪，恢復民族之元氣，則不能禦侮；不先削平粵逆，完成國家之統一，則不能攘外。”同時，蔣還一針見血地指出：“叛逆軍閥，唯恐赤匪之肅清也，乃出兵以援之，叛變以應之。帝國主義者唯恐軍閥之消滅，中國之統一也，乃惹起外交糾紛，以牽製之。”18 對此，蔣本人乃宣言曰：“必期於最短時間，剿滅赤匪，保全性命；削平叛亂，完成統一。赤匪一日不滅，則中正之責任，一日未了。”19
　　為剿匪，蔣介石還於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四年舉辦了廬山陸軍軍官訓練團，親任團長，親纂“剿匪手本”，親赴訓練團講演，並對中共反對中國國民革命的本質，及其對國家、民族、人民的巨大危害，予以深刻的揭示與闡述。據八九年後中國大陸歷史學家稱：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三日，蔣介石曾在第二期開學典禮上，發表《剿匪的意義與做人的道理》之演講。他說：“現在我們要消滅赤匪，抵禦倭寇，……因為土匪不僅到一個地方，殺人放火，奸淫擄掠，使得一般人民不能安居樂業，而且弄得一般人民不敬祖宗，不孝父母，不愛兄弟，不要國家民族，不講禮儀廉恥，毀滅中國固有的道德和歷史！總之，共產黨要叫我們中國人都變成一個不忠不孝、無禮無義的禽獸，就是不準我們做一個人，要中國人都做禽獸的行為！不許我們過人的生活，幹人的事情。所以赤匪就是禽獸，我們剿匪就是要剿滅這個禽獸，要將匪區裏的人民統統救轉過來做一個人！……共產黨非人倫、不道德的生活與無國家民族的主義，必須杜絕悖盡。”20
　　今日，當中國大陸人民在歷經了中共數十年“非人倫、不道德”的統治之後，再來重溫蔣介石先生的話，又怎能不長歌當哭、痛定而思痛？
　　顯然，廬山軍官訓令團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據八九年後中國大陸史家稱：“廬山訓練的結果，使蔣介石的軍隊在作風上有了一些改觀。當時的第十八軍各師，軍官的生活與士兵接近了，軍官無論級別大小，一律不佩武裝帶，而與士兵相同，在腰間紮一小皮帶，身著布質軍衣，腳穿草鞋或膠鞋，吃大鍋飯。”21 曾為桂系三大頭目之一，並曾參加過桂系叛亂的黃紹悖，亦在他的回憶中說：“……廬山訓練團將過去曾互相攻擊互相對抗的所謂中央軍、西北軍、東北軍、晉綏軍、四川軍、兩廣軍等等，會合一起，在蔣先生的人格感召及懇切訓導下，加以國家民族意識的陶鏞，惕以敵國外患侵淩的危險，使得他們把以前畋域派別的觀念，和頻年交相火並的夙隙前嫌，不期然而然地消彌泯滅。同時，更積極地造成了精誠團結一致對外的新意識、新力量。所以訓練的時期雖極短暫，受訓人員在學術上的收獲，雖未必甚大，而就其作用和效果而言之，可以說是未來抗戰救國的一種原動力。成功之偉大，可以想見！”22
　　對於剿匪與抗日的關系，據八九年後中國大陸史家說，蔣曾在“剿匪手本”中指出：“今赤匪亂國害民，招致敵寇外侮之侵略，吾革命軍人責在救國，惟救國必先救民，救民必先清匪，匪清則民安，民安則國強，國強則外侮自息，倭寇不足平矣……目前，我們中國已經到了危急存亡的時候了，如果不能抵抗帝國主義，我們的國家就沒有獨立生存的余地。但是如果國家的內亂不能平息，土匪不能剿滅，我們的國力就不能集中，而政府的行動必為匪所牽製，不能抵抗外侮。因此，我們要抗日，必先剿滅赤匪，安定國本，然後才可以集中我們全國的力量，一致地來抵抗倭寇，以挽救國家的危亡，所以剿匪是抗日的基本，安內是攘外的前提，而剿赤匪即所以安內，安內即所以攘外，亦即所以救國也！”23
　　由是，蔣曾一再激勵政府軍將士為抗敵救國而堅決剿匪的決心。如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蔣即於第四次剿匪中致前方將士電稱：“倭寇不久必侵犯熱河，進取華北，甚望我剿匪將士如期肅清殘匪，俾得候令抗日克盡大功。否則殘匪一日不清，則吾軍一日不能脫離匪區，如此，倭寇進犯，雖欲抵抗亦不能雙方兼顧，必陷進退兩難境地。希深明此意，耐凍忍苦，完成剿匪抗日之全功。”24
　　彼時，由於蘇俄利用它在華的外交機構作為中共叛亂的巢穴，中華民國政府乃於中共廣州暴動失敗之後一日、即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四日宣布與蘇俄斷交。一九二八年四月，蔣介石更在《中國革命與日本》一文中為與蘇俄斷交作了如下的說明：“……不幸，在（中國的）國民革命進行中，世界上有許多國家不能認清國民革命的目的……蘇俄的野心家，竟想要以列寧主義的共產革命來代替三民主義的國民革命。他們不僅假手於第三國際，指使中國共產黨來破壞中國國民黨；並且公然利用蘇俄官吏（領事）所享有的地位，作破壞國民革命、危害中國民族的舉動。……本黨至此，為維護革命目的計，不能不與之斷絕關系。由此可知，本黨昔年聯俄，是為著革命而聯俄；更可知，今日絕俄，亦是為著革命而絕俄的。”25
　　中華民國政府於一九三零年十二月十九日至一九三一年一月三日，一九三一年四月一日至五月三十日，一九三一年七月一日至九月二十日，一九三三年一月一日至四月九日，一九三三年十月至一九三四年十月，共發動了對中共江西匪區的五次圍剿。其中第一、第二次因不諳剿匪策略而失敗；第三次蔣親赴南昌，雖成功在望，卻因九一八事變爆發，蔣轉即回京處理日事而被迫停止圍剿；第四次本可大功告成，又因日軍攻我榆關及長城諸口，政府軍為“長城抗戰”而只能再一次停止圍剿。第五次則因外患暫停，並能“註重人民及地方的力量”，而一舉殲滅中共二十萬人。其數萬殘余為能在危急時逃入俄境，乃輾轉逃抵陜北，幾瀕絕路（參見下卷第三章第一節）。一九三五年十月一日，蔣曾為剿滅中共之竄匪流寇而電令駐守西北的張學良部稱：“此次入甘之匪，確數不下萬人，僅毛澤東所率之一、三兩軍團。朱與徐合而與毛背離，其所謂五、九兩軍團，亦留於川北也。匪情如此，我軍應積極進剿，分頭出擊，節節消滅，望即令朱、於各軍同時出擊，以期早殲厥醜。並設法多方宣傳，凡在我軍駐地多製白底黑字之大標語，使匪來降，促其崩潰也。”
　　但是，雖已易幟歸順中華民國，卻抗日無能、暗結中共的東北地方軍閥張學良，非但未能一舉而滅中共叛國之殘兵，卻在中共一再相機策反之下，聽命中共為一己圖存而策劃的“聯張反蔣抗日”陰謀（參見下卷第三章），於翌年十二月十二日陰謀發動武裝政變，竟使中華民國“八年剿匪之功，功虧一簣”，更陷中華民國與中華民族慘禍於無窮。
三　　國民黨一黨訓政是走向憲政的應有歷程
　　近七十年來，中共自稱反對和叛變中華民國的一個重要理由，便是因為“國民黨實行一黨專政”。一九四九年以後，在中國大陸出版的所有現代史教科書，都無例外地要同聲指責中華民國南京政權，是一個“反革命的獨裁專製政權”。
　　然而，國民黨究否專製？蔣介石究否獨裁？顯然，要回答和澄清這樣兩個重大的歷史詰難，唯一的辦法就必須針對國民黨蔣介石於北伐成功和中華民國初步統一之後，為何要實行“國民黨一黨訓政”，怎樣實現“一黨訓政”，以及國民黨“一黨訓政”和共產黨“一黨專政”究竟有何本質區別等根本問題，分別予以論辯和澄清。

第一、訓政是孫中山先生實現民主建國的重要革命方略之一

一、訓政思想的由來
　　辛亥之後，雖然民主革命初造成功，共和國統初獲創建，但是，接踵而來的袁氏公然復辟帝製，張勛公然復辟滿清，和北洋軍閥“假共和真復辟”的種種不幸事實，實是對民主革命的公開反撲和對共和國統的蓄意顛覆。它既給辛亥之後的中國帶來了巨大的不幸，又對以孫中山先生為代表的民主革命派造成了極大的刺激。由於時代條件的限製，當時的孫中山先生雖然還不能及時認識到民主革命與專製復辟的反復較量和殘酷較量，乃是民主革命的必然歷程，甚至是主體歷程，並且，唯有歷經了這個艱難和痛苦的歷程，民主革命才能達到她最後的成功，民主製度才能得到她最後的確認和確立，但是，辛亥之後十余年復辟、混亂與混戰的痛苦現實，已經使孫中山先生認識到，在民主革命已經初造成功、共和國體已經初獲創建之後，為了保證民主革命不遭遇專製復辟，為了保衛共和國統不遭遇專製顛覆，則不僅要建立革命的權威統治，來保衛剛剛誕生的新國家和新秩序，而且還要自下而上地規定、並且實行人民的權利和義務，以造就對新國家和新秩序確認和確立的廣闊社會基礎。
　　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九日，孫中山於《申報》五十周年紀念專刊上發表“中國革命史”一文，稱：“從事革命者，於破壞敵人勢力之外，不能不兼註意於國民建設能力之養成，此革命方略之所以必要也。余之革命方略，規定革命進行之時期為三：第一為軍政時期，第二為訓政時期，第三為憲政時期。”
　　同時，孫中山先生亦因辛亥之後政治疊生復辟混亂的教訓，而進一步明確指出：“由軍政時期一蹴而至憲政時期，絕不予革命政府以訓練人民之時間，又絕不予人民以養成自治能力之時間，於是第一流弊，在舊汙未能蕩滌，新治無由進行。第二流弊，在粉飾舊汙，以為新治。第三流弊，在發揚舊汙，壓抑新治。更端言之，第一為民治不能實現，第二為假民治之名，行專製之實。第三，則並民治之名而去之也。”26

二、訓政的歷史目標
　　一九一三年一月十九日，孫中山在上海國民黨茶話會上演說時就曾明白主張：“中國政黨之間應展開競爭，一黨在朝主政，一黨在野監督。”並稱，“假使本黨設施之黨綱，不為人民所信任，則地位必致更叠，而本黨在野，亦當盡監督之責任。” 在此，孫先生已將中國國民黨作為一個民主政黨的性質，表述得十分清楚。
　　一九二四年國民黨“一大”之後，孫先生又一再指出：“余之從事革命，建主義為標的，定方略為歷程。”27 所謂主義，即三民主義；所謂方略，便是軍政、訓政和憲政三大歷程。軍政時期即“以黨建國”時期，訓政時期即“以黨治國”時期，憲政時期即“還政於民”時期。不論軍政、訓政，其最終目的，都是要“還政於民”。
　　一九二四年四月，孫先生發布《建國大綱》，將軍政、訓政、憲政三時期及其各自的做法，詳加規定，藉以說明中國國民黨決不采用俄國一黨永久專政的製度。涇清渭濁，由是而明。

三、訓政的具體內容和現實目標
　　孫先生認為：“訓政為過渡時期，在此時期內施行約法（非現行者，即非“中華民國臨時約法” —— 作者），建設地方自治，促進民權發達，以一縣為自治單位，每縣於敵兵驅除戰事停止之日，立頒布約法，以規定人民之權力義務，與革命政府之統治權。”28
　　對訓政的具體內容，孫先生亦曾明白規定：“軍政時期及訓政時期，所最為著重者，在以縣為自治單位；蓋必如是，然後民權有所托始，主權在民之規定，便不至成為空文也……第一，以縣為自治單位，所以移官治於民治也……第二，事之最切於人民者，莫如一縣以內之事，縣自治尚未經訓練，對於中央及省，何怪其茫然不知律涯。第三，人口清查，戶籍悖定，皆縣自治最先之務。此事既辦，然後可以言選舉。今先後顛倒，則所謂選舉，適為劣紳、土豪之求官捷徑，無怪選舉舞弊，所在皆是。第四，人民有縣自治以為憑藉，則進而參與國事，可以卓卓然有余裕……茍不如是，則人民失其參與國事之根據，無怪國事操於武人與官僚之手。”29
　　至於國民黨訓政的現實目標，孫先生則在《建國大綱》第三條中明確指出：“對於人民之政治知識能力，政府當訓導之，以行使其創製權，行使其復決權。”
　　對國民黨實行訓政所要達到的要求，孫先生於《建國大綱》第九條和第十四條中稱：“一完全自治之縣，其國民有直接選舉官員之權，有直接罷免官員之權，有直接創製法律之權，有直接復決法律之權。”“凡一省全數之縣皆達完全自治者，則為憲政開始時期……國民大會得選省長，為本省自治之監督。至該省內之國家行政，則省長受中央之指揮。”30 “凡全國有半數省份達至憲政開始時期，即全省之地方自治完全成立時期，則召開國民大會，決定憲法而頒布之。”“憲法頒布之日，即為憲政告成之時。全國國民則依憲法行全國大選，國民政府則於選舉完畢之後三個月解職，而授政於民選之政府，是為建國大功告成。”31

四、訓政的必要手段
　　訓政的必要手段，是要在一定階段內，以革命政黨的權威統治來保護和鞏固剛剛建立的新國家和新秩序，即保證訓政的實行。由孫先生親自審定的“國民黨一大宣言”曾明白指出：“至於既取得政權樹立政府之時，為製止國內反革命運動，及各國帝國主義壓製吾國民眾勝利的陰謀，芟除實行國民黨主義（按：三民主義）之一切障礙……蓋惟組織有權威之黨，乃為革命民眾之本據……”
　　由是可知，孫中山交待給國民黨的“訓政”任務，其根本意義絕不在“一黨專政”。其始，乃因軍政結束；其誌，乃在“還政於民”；其意，乃在“教民用權”；其行，乃在“規定人民的權利義務與革命政府之統治權”。換言之，便是革命政府之行使統治權的目的，乃在養成“人民的權利與義務”，以為實行憲政、“還政於民”做好準備。

第二、中國國民黨遵循孫中山遺教實行訓政

　　應該說，中國國民黨於北伐成功、中華民國統一之後，便立即遵循孫中山先生的遺教，在決策、理論、立法與實際上開始了推行憲政的工作。
　　一、就決策而言。一九二八年七月六日，當蔣介石率領參加北伐的重要將領於北京西山碧雲寺祭告總理時曾稱：“軍政時期，從此結束；訓政時期，從此開始。茲遵照遺訓，已定南京為全國首都。今後當遵循遺囑，完成所有的建國大業。”
　　一九二八年八月，國民黨於二屆五中全會宣布“訓政時期”開始。
　　一九二八年十月三日，國民黨中央召開第一百七十二次常務會議，通過“訓政綱領”六條：（一）中華民國於訓政時期，由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國民大會領導國民行使政權。（二）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閉會時，以政權付托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執行之。（三）依照總理《建國大綱》所定選舉、罷免、創製、復決四種政權，應訓練國民逐漸推行，以立憲政之基礎。（四）治權之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五項付托於國民政府總攬而執行之，以立憲政時期民選政府之基礎。（五）指導監督國民政府重大國務之施行，由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執行之。（六）中華民國政府組織法之修正即解釋，由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議決之。
　　該綱領確定了中國國民黨於訓政時期的治權與治法，任務與目標，被稱為“訓政時期”中國國民黨黨政關系的最高依據和“訓政時期”中國政黨政治的基本原則。
　　二、就理論而言。除宣傳孫先生有關“訓政”思想之外，國民黨領袖人物胡漢民、蔣介石等，均一再對國民黨施以“一黨訓政”做法的正確性和原則性，予以了充分的論證或論述。首先，他們認為訓政時期國民黨在政治上負有雙重的責任，即一方面要訓練人民行使政權，另一方面又要監督政府行使治權。對於前者，則提出了“訓政保姆說”，認為：“國民在政治的知識與經驗的幼稚上，實等於初生之嬰兒；中國國民黨者，即產生此嬰兒之母；既產之矣，則保養之，教育之，方盡革命之責；而訓政之目的，即以保養、教養此主人之成年而還之政，為其全部之根本精神。”32 由是，胡漢民更進一步論述了“國民黨一黨訓政”與“共產黨無產階級專政”的根本區別。他說：“於建國治國之過程中，本黨始終以政權之保姆自任。其精神與目的，完全歸宿於三民主義之具體的實現。不明斯義者，往往以本黨之訓政主義，比附於一黨專政之階級專政論，此大謬也！”33
　　同時，針對軍閥叛亂之教訓，中共仍在擴大叛亂的行徑，和外患日悖的現實，面對“中國今日，實不患貧困，而獨患內亂；實不患財政之不充裕，而獨患國家之不統一，與地方秩序之不安定”這一嚴重社會局面，34 乃對於孫中山先生所一再強調的“訓政時期革命政府之統治權”，力圖有所加強。一九三一年五月五日，在“國民會議”閉幕式上，蔣介石曾一針見血地指出：“挽救迫不及待之國家危難，領導素無經驗之民族，是非藉經過有效能之統治權之施行不可。”他還說，“今日舉國之要求者，為有效能之統治權之建設，以達到解除民眾痛苦之目的”。該會通過了“訓政時期約法”，“昭告全國和平統一案”和“剿滅赤匪報告書”。
　　其後，蔣介石在講演和著述中多次強調指出：“在這個軍政與訓政的時期中，無論何種名義或何種策略，甚至於組織武力，割據地方，這種行為不是軍閥，至少也不能不說是封建。這種變相的軍閥和新式的封建，究竟對民族、對革命是不是有益，還是有害？大家痛斥從前把持軍隊、割據地方的軍閥是反革命，難道這種新式封建與變相軍閥就是革命？如果這樣的武力割據和封建軍閥的反革命勢力存留一日，國家政治就一日不能上軌道，軍政時期也就一日不能結束。不惟憲政無法開始，就是訓政亦無從進行。這樣於國家與革命的前途之妨礙和損失之大，真不知伊於胡底。”35
　　然而，正因為對新舊軍閥大規模叛亂的征剿，和對中共武裝叛亂、叛國及武裝割據的圍剿尚未告罄，蔣介石方才意識到：“軍政尚未結束和訓政必須加強。”因而他才又說道：“應該以軍政時期為本，同時加強訓政時期的工作。”更認為訓政應從五方面著手，即：心理建設，倫理建設，社會建設，政治建設，經濟建設。這無疑是一個十分正確的認知。
　　三、就立法而言。如前所說，國民黨於一九二八年十月即已宣布“訓政綱領”。其時，一是東北尚未易幟，某些地方勢力還只是“名號歸中央卻實權歸自己”。中華民國不論在形式上還是在實際上，都未完成初步的統一。二是因東北易幟，中華民國雖獲形式上的統一，一些地方勢力仍然各行其是，“坐地獨裁”；某些地方軍事勢力，更為反對國軍編遣即反對“削藩”，而公然發動了叛亂。是故，訓政尚未實施，軍政又復重來。因而，直到一九三零年十月新舊軍閥的大規模叛亂初予平定，訓政才又被提到議事日程上。遵循孫中山“訓政應有約法”的遺教，中華民國政府歷經籌備，於一九三一年五月召開了“國民會議”，於五月五日通過了“中華民國訓政時期臨時約法”，提出了“鞏固統一與完成建設之六大要求”。即：鞏固統一於尊崇法製；確認民生為建國首要；培養民族之毅力；推進教育之實施；安定地方之秩序；完成地方之自治。要求全國人民“全力維護約法之尊嚴”。
　　四、就實施而言。首先於宣布訓政之日起，即明布訓政期限為六年，然後繼行憲政。其次，考慮到國民黨治權在國家政權體製上的合法性，乃於一九二八年九月接受胡漢明、孫科提議，提早建立五權製度，36 並於是年十月三日由國民黨政治會議製定國民政府組織法（共六十四條），形成以行政權為中心的五院製。再者，遵循孫先生關於推行地方自治為訓政之主體內容的遺教，開始推行地方自治。為此，一是於一九二八年公布《市組織法》，一九三零年修正後，又於是年七月六日公布《市參議會議事規則》，決定市參議會由公民直接選舉，任期一年。北平市遂於一九二八年始籌自治，一九三三年三月開始區坊自治職員民選，同月二十六日民選市參議員告成，八月一日市參議會成立，翌年八月一日第一屆參議會閉幕。因華北敵患日張，故不得不中止繼選。上海市於一九三零年即著手籌辦自治，因淞滬抗戰乃止。一九三二年七月再辦，成立四十區公所，後因抗戰爆發而停頓。抗戰後一九四六年八月十三日民選議會終於成立。
　　蓋因當時內亂連連，地方不靖；外患日亟，國難當頭；加之地方官員官僚積習尚深，對地方自治並無熱心，自治不易推行。一九二八年公布、一九二九年修正的《縣組織法》，雖均有設縣參議會的規定，一九三二年又曾公布《縣參議會組織法》及《縣參議員選舉法》，一九三四年一月內政部還通咨各省依法組織縣參議會，但各省均未及時照辦。如此，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於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一日通過《改進地方自治原則》，將地方自治分為三期：第一期為扶植自治時期、即實行訓政時期。縣市長由政府任命，縣市參議員由縣市長聘任，鄉、鎮、村長由各鄉、鎮、村人民選舉三人，縣市長擇一委任。第二期為自治開始時期、即官督民治時期。縣市長由政府任命，縣市參議會議員及鄉、鎮、村長由人民民選。第三期為自治完成時期，即憲政開始時期。縣市長，縣市議會議員及鄉、鎮、村長一律民選，人民開始實行選舉、罷免、創製、復決四權。自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一日政府公布“扶植自治時期縣、市參議會組織辦法”後，貴州、甘肅、察哈爾、雲南等省即由縣市長聘任縣市參議員，成立縣市參議會，後因抗戰爆發才不得不中斷。
　　當時，地方自治推行得較好的是廣東。一九三三年，“西南政務委員會”修正並頒布了《縣市自治法規》。一九三五年底，廣東省九十四縣已有自治組織。一九三四年八月，各縣、各界之省參議員次第選出，八月十五日廣東省參議會成立。
　　自一九二八年宣布訓政，歷經內戰與外戰，凡十四年，至一九四五年底，中華民國全國自治組織已成立者，縣市參議會七百九十二個，鄉鎮人民代表會二萬一千一百四十六個，保民大會二十四萬六千七百三十五個，成立臨時參議會者計有七省市。
　　最後，訓政時期所推動的另一個極重要措施是對憲政的準備，即“五五憲草”的誕生。一九三一年國民會議之後，國民黨原擬在憲法未實施前提前設立民意機構，並定名為“國民參政會”，但因籌議早日結束訓政，故未實行。由是，國民黨乃於四屆三中全會議決：“一九三五年三月召開製憲國大，議定憲法，並為此要求立法院從速起草憲法草案，並發表之，以備國民研討。”同時定於一九三三年七月一日召集全國臨時代表會議，研討憲法草案，時因黨內糾紛而推遲；37 後又因外患內叛，幹戈無止，再延至一九三五年十一月舉行。一九三五年一月，立法院將憲草完成，十一月五全大會遂議決於一九三六年內召開國民大會以製憲。國民黨中央還決定於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頒布憲草，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開“製憲國大”。其後又因中日關系緊張，部分省區未能按時選出代表，故國民黨中央決議再延期召開國大。不久，西安事發，國民黨中央雖再決於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開國民大會，製定憲法，至一九三七年夏，雖然除河北、察哈爾、北平、天津、東北、臺灣等地情形特殊以外，其余各地選舉均已辦成，然而抗日戰爭亦已全面爆發。由是，訓政期間之籌備憲政只能被迫中斷。
　　由上述可知，如若沒有內憂外患之交相煎迫，則國民黨一黨訓政的如期結束和勝利結束非但是有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這是因為國民黨的一黨訓政非為一黨“專製久安”而計，卻為及早“還政於民”而行。但是，也正因為內憂外患的交相煎迫，尤其是蘇俄的陰謀顛覆和日本的公開侵略既不能終，國內殘余軍閥和中共的叛亂叛國更不能止。加之裏應外合，亂之日熾。因而，已經開始的訓政時期，在實際上仍應為軍政時期。否則，國內政局即成為“軍政尚未結束，訓政已經開始，軍政不曾終了，訓政遑論結束”這樣一種局面。因此，原定的六年訓政，只能延期，而非食言。然而，這卻給了一切外逞叛亂、內懷野心者，和所謂的民主派知識分子以指責國民黨“獨裁專製”的口舌。此其一。
　　其二、國民黨雖為憲政而訓政，雖為還政於民而教民，但又深恐敵人與他人指責他們“假訓政以獨裁”，“借訓政而專製”，因而忘卻了“訓政”——  這個在性質上本為“善意的獨裁”，38 即必須強化革命政府之統治權，以確保民主的新社會秩序不被顛覆，乃是走向憲政之應有歷程這樣一個本意，因而對於一切公然持槍的反叛者，雖不得不決心剿除之，但對於一切不拿槍的敵人，尤其是打著革命的旗號，抱著民主這個“法寶”，以攻擊國民黨訓政的敵人，則不敢動以訓政之心，甚至一再讓步，疲於應付，以宣布訓政時間作保證，以籌措憲政示己心，從而叠呈被動挨打之局面，卒不敢為中華民族建立與鞏固民主的新社會秩序，而甘冒被天下人指我為“獨裁”的罵名，勇敢地對一切反對我訓政、誣蔑我訓政的敵人予以反擊，將一切不利於訓政的錯話歪理逐一予以批駁。如此，雖然“過”在一時，卻功在永恒。這無疑是一個至深的歷史教訓，當為來日之大陸所深深記取之。

第三、中國國民黨一黨訓政與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的根本區別

　　一、中國國民黨是一個以三民主義為理論基礎而建立的黨，故該黨的革命又稱“國民革命或民權革命”。她的一黨訓政，乃是該黨為最終實現民權政治、即憲政而采取的過渡方略，亦曰歷程。目的就是為了結束一黨政治，以還政於民。這就在根本上與共產革命所號召的，一個階級和一個黨的永久專政，劃清了民主與專製的根本界限。
　　二、中國國民黨即便是在一黨訓政階段，其仍以“確立民生發展為首要，采取自由經濟，推動市場經濟和保護私有製度”為基本國策，其與中共在經濟上“長期以民生建設為惡，取締自由經濟，堵死市場經濟和消滅私有製度”的黨策，有著至為本質的區別。
　　三、雖然中國國民黨的“訓政綱要”提出要在訓政時期由國民黨行使政權，但除在中央“以政托黨”以外，各級行政區均實行黨政分離，排除一黨包辦。即中央以下各級黨部，均不直接與各級政府發生統屬關系。各縣黨部不滿意縣政府的措施時，應提出意見於省黨部，由省黨部轉咨省政府處理；各縣政府對於縣黨部的措施不滿意時，則需提交省政府轉咨省黨部處理，均不得直接行動。這又與“普天之下莫非黨土，從上到下黨政不分，各行各業都必須以黨淩政、以黨代政、黨政永不分家的中共一黨專製即黨天下”，有著霄壤之別。
　　四、國民黨一黨訓政階段，國民不僅有種種自由以為謀生，更有種種思考與表述的自由。人民不僅擁有新聞、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相當自由，甚至擁有“傳播共產主義思想”和組織“左翼作家聯盟”的自由。誠所謂“獨尊三民”，但絕不“罷黜百家”（詳見本章第四節）。甚至由共產黨一手策劃、組織和指揮的“學生運動”，雖然年復一年地罷課、示威、遊行，沖擊政府機關，搗毀新聞機構，甚至能幾度將國民黨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圍之數日而不散，39 國民黨亦從來沒有加害過學生，更沒有用武力公然地鎮壓學生，甚至用坦克車和新式ak47自動步槍以公開地輾軋、掃射學生及無辜的民眾。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五日，蔣介石還親與包圍了南京國民政府的學生們“平等對話”的“故事”，只能使今天的中國大陸民眾“感嘆亦唏噓”。
　　因此，只要稍稍地將國民黨的“一黨訓政”和共產黨的“一黨專政”進行一番對比，領教一下中國共產黨至今仍要為“獨尊馬列而殺盡百家”的專製現實，我們就能十二萬分地明白國民黨“一黨訓政”和共產黨“一黨專政”的本質區別。而也正是這個本質的區別，才告訴了我們，國民黨的“一黨訓政”非但不是共產黨的“一黨專政”，相反，它恰恰是一個民主政黨為使民權得以保養與伸張而采取的“過渡性政策”，是中國國民黨為保衛民主新秩序，為維護國家和平統一和建設民主憲政基礎，而不得不實行的政治方略。今天，當有人津津樂道李光耀昔日的“良性獨裁”時，只要對三十年代國民黨在中國大陸的“一黨訓政”稍作回顧與對比，便會明白國民黨的“一黨訓政”就“良性獨裁”的意義而言，亦不知比李光耀的要“良性”了多少。

四　　中華民國於外患內憂下的民主建國成就 (1927—1937)
　　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是，再生的中華民國南京政權在奪取北伐成功和初步統一中華民國之後，所面對的，仍然是一個正在由傳統走向現代，由專製走向民主，和在各個方面都要保衛和建設新中國的過渡歷史時期。同時，中華民國南京政權接下的不僅是一個亂攤子，爛攤子和窮攤子，而且還是一個“外敵悖悖內向、內亂時時尤生”這樣一個兵革不休、人心不寧的艱難時世。但是，自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間，中華民國政府卻在“外爭主權、內求進步”的各個方面，不僅使過渡期的國家建設獲得了巨大的發展，而且使國人之心亦漸漸地趨向了一致，從而為嗣後的長期反侵略戰爭奠定了人心、國力與軍備的基礎。

第一、中華民國外爭主權

　　一、中華民國政府在對外政策上，遵循孫中山先生“廢除不平等條約為國民革命成功之第一個標幟”的遺訓，以國民黨“一大”所提出的對外綱領，即“一切不平等條約，如外人租借地，領事裁判權，外人管理關稅權，以及外人在中國境內行使一切政治的權力以侵害中國主權者，皆當取消，重定雙方平等互尊主權的新約”等原則出發，針對南京政府成立時，中國與意大利、丹麥、葡萄牙、比利時、西班牙、日本等國的不平等條約以及《中法越南商約》等都已期滿，與美國、英國、荷蘭、瑞典、挪威等國的不平等條約尚未期滿這樣一個現狀，遂於一九二八年七月七日發表宣言，單方面宣布廢除或修改不平等條約，要求重定新約。於時，因美國認為中國欲廢除不平等條約和實行關稅自主，已為大勢所趨，美國國務卿凱洛格即於是年七月二十四日照會中華民國政府外交部，同意中國修改不平等條約的主張，承認中國關稅自主的原則。七月二十五日，《整理中、美兩國關稅關系之條約》在南京簽字。該條約規定“國家關稅完全自主”。此後，直至一九二八年底，中華民國政府乃與歐洲一系列國家簽訂了新的條約。此其一。
　　其二、雖然在與中國原有條約關系的各國中，唯日本拒絕簽訂新約，但由於中華民國決奉獨立自主原則，在對一九二八年五月濟南慘案的調查中，堅定地維護了本國的主權，從而迫使日本哀嘆曰：“……濟南事件以來，日中邦交處於斷絕狀態……中國正在大舉排日，貿易也已停止，尤其是與中國交易繁復的大阪經濟界簡直一籌莫展……”40 過去，日本解決這樣事件的條件，照例是采取迫使對方道歉、賠償、並保證將來不再發生類似事件的蠻橫辦法，但是，解決濟南事件時，日本方面的方針已是“即使雙方各負一半責任也能同意”。一九二九年三月，濟南事件在歷經十一個月的調查和談判後，南京政府終於與日本達成解決濟案協議，迫使日本答應在兩個月內自山東撤兵，中國方面僅保證在華日人的安全。對於中國所受之嚴重損失，協議規定雙方實地調查解決之。這是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第一次因“獲罪洋人”而不再以“割地賠款”為了結的首例，更為日本所始料不及。
　　其三、在外爭主權上，雖然中華民國政府在繼續遭遇著一些列強的反對和阻撓，但繼一九二七年武漢政府收回漢口英租界之後，又於一九二九年八月三十一日收回了天津比租界，一九二九年十月三十一日收回了鎮江英租界，一九三零年四月十八日收回了威海衛租借地，一九三零年一月十七日收回英、美、法、荷、挪、巴西六國於上海的租界法院，我國司法機構始得在上海租界執行任務。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中華民國政府宣布自一九三零年一月一日起，凡僑居中國已享有領事裁判權的外國人，應一律遵守中華民國中央及各級地方政府依法頒布的法令規章。外人雖不執行，但國民政府仍於一九三一年五月四日公布了《管轄在華外國人實施條例》，並定於一九三二年一月一日實行。後因九一八事變發生，為爭取國際支持才不得不予以暫緩。一九二九年，中華民國為收回沙俄在我國東北特權，竟遭遇蘇俄的大規模武裝侵略。這也是中華民國建國以來所遭遇的第一次外國入侵（參見下卷第二章）。
　　其四、自一八四二年《中英南京條約》簽訂以後，中國就喪失了關稅主權，列強以所謂“協定稅則”把持了中國的海關，幹涉中國的內政和外交，控製中國的財政，左右中國的政府。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日，中華民國南京政府宣布“協定稅則”與國家主權有關，決與九月一日實行“關稅自主”，隨後又公布了《國際進口關稅暫行條例》，並在一九二八年內與歐洲一系列國家簽訂了新的關稅條約。新關稅條約的簽訂，尤其是將“均一稅製”改變為“差別稅率”，在相當程度上克服了過去在關稅問題上的弊病，抵製了列強對中國的商品傾銷。印花布在一九二九年以後的六、七年內進口量減少了百分之九十，中國的民族紡織工業遂取得了迅速發展。一九二四年棉紗產量為三十八萬多包，至一九三二年已上升到三百九十三萬六千包。關稅自主以後，中國海關稅收更有明顯增加。一九二七年海關稅收入為一億一千三百萬圓，一九三一年已達三億八千八百萬圓。中國的郵政主權曾先後被英國人赫德和法國人伯黎及鐵蘭士控製六十年之久，一九二八年八月，國民政府始委任劉書藩為第一任華人郵政總辦，一九二九年完成郵政改組，管理人員始漸為國人所掌握，郵政權亦終得回歸。

第二、中華民國內求進步

　　中華民國南京政權重建伊始，立即在對內政策上忠實地執行了“立五權、張民權，建法製、重民生”的重大原則，確立了“以民生為首要”的方針，建立與健全五權國家體製，製定與頒布訓政時期的各種法律，推行以地方自治為主體內容的訓政，奠定與發展國民經濟的基礎，“確定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居住、信仰之完全自由權”，41 在政治、經濟、思想、文化、教育、軍事等各個方面都獲得了重大發展，從而贏得了“十年黃金時代”的美稱。42
　　一、在實行民權主義方面，除掉明確規定訓政時期不得自組政黨以幹涉國民黨一黨訓政以外，國民均享有國民黨“一大”宣言所指稱的各項民權，尤其享有新聞、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等各方面的相當自由。至一九三七年各種民營報紙已達一千零三十一家，各種民辦刊物已有一千五百一十八種，公、私營電臺七十八家，公、私營通訊社五百二十家。著名的通訊社如《國聞通訊社》、《申時通訊社》；著名的報紙如《申報》、《大公報》、《國聞日報》；著名的出版機構如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世界書局等均為私營。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五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通過《出版法條例》，一九三零年十二月十五日又頒布了《出版法》。據中共大陸歷史學家稱，其中僅規定新出版的報紙、雜誌“應於發行時以二份寄送內政部，一份寄送發行所所在地所屬省政府或市政府，一份寄送發行所所在地之監察署。新聞紙或雜誌有關黨義或黨務事項之登載者，並應以一份寄送省黨部或等於省黨部之黨部，一份寄送中央黨部宣傳部”。43 由是可知，國民黨訓政時期的民間新聞出版事業，其中即便是有需要“送審”者，也是“先有自由、後有審查”。此與迄今仍然是“絕無自由、仍要審查、並以判刑和判重刑相威脅”的中共新聞出版專製體製相比較，實有天地之別。44
　　正因為國民黨雖“獨尊三民”又“兼容百家”，堅持予新聞、出版、思想、學術和文化以自由的政策，連對宣傳共產主義思想也不例外，因而於國民黨訓政時期，即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七年的十年間，中國的思想、文化和學術界才會呈現一派真正的“百家爭鳴與百花齊放”的局面，並獲得了足以標傲歷史的巨大成就。
　　首先，中國現代文學在走過了她的醞釀期 —— 晚清文學和成形期 —— 五四新文學之後，開始走上了她的成熟期和高峰期。一方面各種流派、各種社團、各類刊物雜然紛呈，一片繁榮景象；另一方面成熟的作家和作品至今仍標傲在一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就前者而言，現實主義派，現代主義派，“革命文學”派，國防文學，民族主義文學，第三種人文學等等，均各守陣地，互相論爭，不亦熱乎；就後者而論，則巴金、老舍、曹愚、徐誌摩、郁達夫以及後起的沈從文、錢鍾書、張愛玲等一批文學巨子，亦因他們的作品已富傳世價值，而成為現代作家的楷模與典範。尤其是長篇小說和話劇的創作，不但走向了成熟，而且催生了一批名著。《家、春、秋》、《駱駝祥子》、《雷雨》等均已獲得了永久的魅力。若以此來對照中共專政的五十年間，成千上萬文化人曾無端遭受中共數十年摧殘與迫害的慘痛事實；以及前三十年無文學可言，後二十年的文學“解放”因仍要遭受中共的打壓和收買，甚至遠未能解放到晚清文學水準的現狀；特別是至今仍絕不容許民間成立任何一家文學團體，出版任何一份文學刊物，有則抓之逮之判之的的現實；就只能令人感慨萬千了。必須指出的是，正是三十年代這一真正自由、繁榮的文藝局面，才又為中共製造所謂的“革命文學”，及其在掌權後公然壓迫文學的死亡，留下了歷史的伏筆。當然，這並不是歷史曾經予文學以自由的罪過。
　　其次，自由的思想條件還使得這一時期成為近代西學東漸的成熟期。由是而使得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都獲得了矚目的發展和進步。不單單是笛卡爾的《方法論》、斯賓洛沙的《倫理學》、培根的《新工具》、洛克的《人類悟性論》、柏克萊的《視覺新論》、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等譯述相繼出版，而且近代西方哲學上的柏格森派、實政主義學派、絕對唯心論和辯證唯物論，以及邏輯實證論和現象學等，亦都成為一時之響。國內更有不少學者於此學術自由的階段脫穎而出，不是自源一流，就是自成一體。如張東蓀的“多元認識論”（哲學），金嶽霖的“可能的現實”（邏輯學），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等。這就與一九四九年後中國大陸學術界和思想界只容許有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歌頌，而絕不容許出現或存在任何一種新思想、新學術，便無論如何也不能“同國而語”了。
　　二、在建立和健全法製上，如前所說，處於訓政時期的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不僅及早地公布了“訓政綱領”，通過了“訓政時期臨時約法”，頒布了“國民政府組織法”，確認了“五權體製”，草擬了“憲法草案”，而且於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五年間，還研究、起草並通過了土地法，工廠法，民法，刑法，訴訟法，行政訴訟法，票據法，海商法，公司法，保險法等等。“當時立法的最高原則，是把三民主義的精神包含在各法典中”：“訓政時期約法”以實行三民主義為目的，“土地法”以實行民生為目的，“民”、“刑”等法的製定兼顧了人道主義，並保障公共福利，如不良少年應受感化教育，精神失常者必須予以監護，患麻瘋病及性病者應予以強迫治療等。45 而在建立、健全法製體製上，除更名改製實行三級三審製度，並實行助理司法製度即律師製度以外，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間，國民政府曾多次舉行法官考試，共錄取八百一十八人，連同北京政府時代五次所取共一千四百余人，已占全國法官人數的三分之二。一九二九年國民政府還設立了法官訓練所，先後辦了四期，共畢業四百四十六人。同時，國民政府還改北洋政府平政院為行政法院，處理官署違法和違法處理人民的訴訟案件。另外，一九三一年六月，國民政府又公布了“公務員懲戒法”及“公務員懲戒委員會組織法”。中央公務員懲戒委員會亦於一九三二年六月成立，至一九三六年已有十九省三市成立了地方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回顧中華民國政府於外患內憂交相煎迫之歷史時期內，於法製建設上所做出的努力，所獲得的實績，再來考察中共前三十年“無法無天”的歷史和後二十年欺天瞞地的“法製建設”，回首中共製造“冤獄遍中華”的慘痛事實，默誦流行於今日中國大陸的“黨政機關親連親、公檢法父子兵”和“大蓋帽，兩頭翹，吃完原告吃被告”之種種辛酸民謠，則歷史的驚人倒退，又何待言之。46
　　三、在經濟建設上，由於中華民國政府確立民生建設為首要，否定專製經濟，肯定自由經濟，發展市場經濟，努力增強國力，遂於本時期內使一個窮中國獲得了相當的改善和進步。據中國大陸史家證明，在經濟政策上，中華民國一是實行“裁撤悖金與統一稅收”。裁悖改統後，一九三三年度的統稅收入總共已達一億圓以上，頗有與關、鹽兩稅並駕齊驅之勢。二是實行“整頓金融，改革幣製”。公布“修正中央銀行條例”，規定中央銀行為國家銀行，改組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允許和鼓勵成立各種私營商業銀行，其間先宣布“廢兩改圓”，統一銀幣，後實施法幣製度，宣布白銀國有，禁止以白銀作貨幣使用，禁止白銀外流。由是，一九三一年中央銀行資產總額已增加兩倍半，各項存款增加五倍，發行的兌換券已增加一倍以上，純益增加了十九倍。由是，一九三二年中國銀行的外匯成交額升為國幣一億六千一百萬圓，次年即增加到九億五千六百萬圓。新的商業銀行不斷增加，一九二七年有五十七家，一九三四年已有一百三十八家，一九三六年達至一百四十六家。其中絕大多數為私營。從而抵製了美國的“購銀法案”，堵住了白銀的大量外流，保住了銀本位。47 正確、有益的經濟政策自然會有利於國家的經濟建設，再加上中華民國政府又決行“保護國貨”的政策，從而使得本階段的工業在內憂外患和世界經濟危機正熾的不利條件下，得到了很大的發展。對此，中國大陸史家乃稱：“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一年，於世界經濟蕭條期間，中國新設立工礦企業達六百六十家，資本總額達二億五千二百四十五萬圓，其發展速度超過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工業發展的‘黃金時代’。”48
　　四、在解決農民問題上，應該說，農業發展和土地問題乃是中華民國所面臨的最大難題。舊中國農村遺留下來的問題，一是土地不足分配或分配不均。二是田賦和捐稅過重。三是災荒嚴重。在軍閥控製的地區，捐稅苛重，名目繁多，賦稅種類幾達三十余種，其中二十六種是附加稅，從而造成農民負擔沈重（按：與目前中國大陸農民的實際負擔相比仍是小巫見大巫）。至一九三五年，在全國二十二省一千零一縣中，仍有二千萬人流入都市或流落他鄉成為“盲流”。再加上自辛亥以來的連年軍閥混戰，和由新舊軍閥所一再發動的叛亂戰爭，又使農民一直處於最為痛苦的生存境遇之中。如是，一方面中國農民的民生問題不能得到改善與解決，積苦而成患；一方面，則為中共在蘇俄指使下，假“土地革命”的旗號以煽動農民造反，帶來了至為有利的農村社會條件。處於外患內憂下的中華民國政府，不是沒有意識到這一問題的嚴重性，也不是不想及時改善與解決中國農民的民生問題。早在北伐開始前南方革命政府已在廣東試行二五減租，北伐完成後，國民政府又在湖北、湖南、浙江等省試行二五減租。一九三零年六月，國民政府頒布了“土地法”，規定全國人民土地所有權平等；根據地值，賦稅平等；促進耕者有其田，限製大量擁有土地；保護自耕農和保護佃農等。一九三五年四月，國民政府又公布了“土地法施行法”，共三百九十七條，主要解決“平均地權和耕者有其田”這兩大方面，49 獎勵開墾荒地，規定地租不得超過耕地正產物收獲總額的百分之三十七點五即“三七五減租”。地主不得隨意撤佃……。同時，還針對農業改良、水利興修和農業科學技術的改進等做了不少的工作。50 一九三七年二月，政府訂定五年經建計劃時，就決定於第二年完成土地登記，以作土地改革之準備。鄉村的建設運動，亦在陶行知、晏陽初等人的號召和推動下，初有發展。然而，這些土地改革的綱領，農業改良的工作和鄉村的建設運動，雖然在一九四九年以後的臺灣均獲得了成功，但是，在當時外患內憂齊相壓來的中國，除浙江等少數省份外，均無法得以廣泛的推行，從而為中華民國政府在後來內戰中的失敗，埋下了先機。
　　五、在軍事建設上，面對著“外患悖悖內向”，中華民國亦不得不在現有條件下和在工業發展的基礎上，加速和加強軍事建設，從而對全面抗戰的爆發做出了相當的準備：不但訓練了陸軍，同時也發展了海空軍；不但發展了軍事教育，而且培養了大量的年輕軍官。自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在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畢業的二萬五千名年輕軍官中，就有一萬名壯烈犧牲在全面抗戰爆發的前四個月（參見下章）。
　　中華民國政府於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間，雖處於外患內憂交相煎迫的境地，但是，她在立國和建國上的成就卻是巨大的和有目共睹的。這也是後來有人稱它為“十年黃金時代”的根本原因。臺灣史家在這方面也有較為平實的論述：“辛亥革命以來，中國長期處於戰亂。袁世凱當政的時代，日事應付帝國主義的侵略和鎮壓國內的政敵，也無暇有計劃地從事國家建設。袁世凱死後各派軍閥輪流主政，把大部精力用在政權的維護上，也無暇有計劃地從事國家建設。北伐完成後的十年，雖然帝國主義的侵略日張，各種形式的政敵環伺，國民政府在有限的財力下，仍能從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的建設，部分建設且獲有顯著成效，殊屬難能可貴。此種建設成效，轉用以對抗各派政敵和帝國主義國家，亦相當有效。這不僅帶來了江西剿共的勝利，而且也奠定了八年抗戰的基礎。”51
　　誠然，這樣的評價是十分地符合實際的。但是，這樣的評價，還不足以揭示本階段對於中國現代歷史發展所起到的根本作用。這個根本作用，就是它在相當程度上仍繼續堅持著的護國與護法的鬥爭，不僅在軍事上獲得了勝利，而且由於政治、經濟、教育、文化等各個方面的發展，而使得中華民國的國統既得以確立，中華民國的法統亦得以確認。中華民國由是而正走在民主建國的道路之上。中國國民黨則表現了她作為一個民主政黨的本質。猶如一生愛共產黨，厭國民黨，曾作為周恩來統戰對象的美國學者費正清，在臨死前因幡然醒悟所說的那樣：“如果沒有日本的侵略，中國國民黨是能夠把中國帶向現代化的道路上去的。”52

兼論　　孫後領導中國國民革命的新權威 —— 蔣介石
　　什麽是新權威？顧名思義，就是“老權威”不行了，才會、也才需要一個“新權威”。但是，如果這個新權威所要維護的又仍然是老權威所要維護的，比如舊的專製製度和專製統治，那麽，這個“新權威”就喪盡了“新”的意義，無非是“老權威”的再現、翻版和繼承而已。相反，如果這個新權威，要建設和維護的乃是進步的新製度、新秩序，要推倒和改變的，乃是老權威所一心要維護的舊製度和舊秩序，那麽，這個新權威，才在本質上成了真正的新權威。這才是“新權威”這個概念的應有本義。
　　那麽，孫中山先生逝世後，保衛和推進了中國國民革命進程的蔣介石先生，究竟是不是真正的“新權威”呢？
　　歷史的事實和我們對歷史的認識，都證明了蔣介石先生不僅是“新權威”，而且是本質意義上的、即真正的“新權威”。
　　第一、從中國國民革命事業的傳承關系上來看，是蔣介石繼承了孫中山先生在中國國民革命和中國國民黨中的領袖地位。並且，這個地位既不是由孫中山先生指定的，亦不是他專靠陰謀手段所攫取的，而是在中國國民革命的艱難進程中所自然形成的。蔣介石“救黨”這句老話，實在是道明了這個新權威的本相。孫後中國國民黨之群龍無首的局面，孫後中國國民黨在蘇俄和中共“挖心戰術”之下已潰不成黨的事實，孫後中國國民黨內各派政治力量、野心家、陰謀家、反共元勛和有功之臣之爭奪“領袖”地位所造成的混亂，和他們或而揭竿反蔣、或而集體倒蔣的種種行徑，以及蔣每被逼下野他人便“抵擋不住”，而必請蔣復職的種種“逼蔣請蔣”之為，無不說明這個新權威在其形成過程中的艱難性、自然性和難以動搖性。雖然從蘇俄顧問鮑羅廷開始，一切反蔣勢力都曾把“新軍閥”、“新獨裁者”、“新反革命”和“新反動派”的帽子，一頂又一頂地，甚至是一批又一批地“贈送”給了蔣介石先生，但是，歷史的事實卻告訴我們，是因為蔣介石要北伐，蘇俄顧問才率先送了他一頂“新軍閥”的帽子；更因為蔣介石領導北伐勝利進軍，轉瞬之間已解放南中國，中國國民黨領導的國民革命已經勝利在望，蘇俄顧問、中共以及國民黨中的親俄派，才又把一頂“軍事獨裁”的帽子，硬按到了蔣介石的頭上。此後，在反蔣獨裁的人當中，不僅有蘇俄，有中共，有失去了權力的黨中親俄派，還有李宗仁、馮玉祥、閻錫山和張學良、楊虎城、陳濟棠、龍雲等這樣一些新舊軍閥和地方軍事勢力，即一些真正的地方封建獨裁者們。他們數次打著“護黨救國”的旗號來反蔣，其真正的用心，無非是要維護一己之私欲，膨脹一己之野心，反對國家的和平與統一，置國家和民族於不顧罷了。至於一些曾為國民黨、中華民國建立過功勛的“前賢”，他們作為“反共先覺”的功勞既不容否認，但他們種種“不讓後賢”的做法亦同樣不能肯定。因此，如果將蘇俄和中共這些曠世未有的專製獨裁者們，以及上述大大小小的真正獨裁者、即殘余封建勢力的代表者們，以及一些“前賢不讓後賢”者們反對蔣介石獨裁的言行，全部當作是正確的，甚至借此而來判定蔣介石是一個獨裁者，否定蔣介石這個真正的新權威，或指蔣介石是一個“新獨裁者”，那就是大錯特錯了。然而，正是他們的誣蔑和指罵，才在一個相當長的，並且是極其復雜的歷史時期內，使蔣介石這個新權威長期蒙受了“新獨裁者”的不白之冤。
　　第二、蔣介石是否本質意義上的新權威，自然不能由那些否定者、尤其是那些真正的和大大小小的獨裁者們來評斷。而必須由歷史的事實來證明。這些歷史事實是：首先，從蔣介石的個人歷史來看，如本卷第四章所述，蔣介石自一九零七年參加由孫中山所領導的國民革命，就一直作為一個堅定的民主戰士，而效命在推倒滿清和反對復辟的國民革命戰場上。因此，他自然不是“維護舊政治、舊秩序和舊製度”的老權威，或是作為老權威之“翻版”的“新權威”。其次，從蔣介石的思想來看，他自始自終地認宗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反對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傾心孫先生所領導的國民革命，反對蘇俄的共產革命。當蘇俄與中共詆毀孫先生，拋棄甚至反對三民主義時，他便挺身而出，以捍衛孫先生的三民主義；當蘇俄與中共誘逼國民革命不成，便要暗中破壞甚至公然背叛國民革命時，他則勇敢地站出來反擊蘇俄與中共，保衛和推進中國的國民革命；而當部分黨人與民眾對蘇俄與中共的共產革命抱有同情、幻想，全然不能明白它的“洪水猛獸”本質時，他又率先予以說服和批評。他不僅遵照孫先生的軍政思想以建國，依照孫先生的訓政思想以治國，而且本著孫先生的憲政思想，於外患內憂交相煎迫的歷史時期積極籌備憲政，更於全面內戰狼煙四起之時勉力推行憲政。即便是在那一場殘酷的內戰之中慘遭失敗，卻仍然遵循著孫先生的遺誌，在臺灣堅守中華民國的國統和法統，致力民生發展，直至為臺灣今日的民主與繁榮奠定了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的基石。
　　第三、就現實與歷史對他的評價來看。首先，是底定廣東、勝利北伐和統一中華民國的歷史功績，才使得人民迅速認識並承認了蔣介石的新權威地位。其次，由他所領導的蕩平新舊軍閥叛亂和圍剿中共叛亂叛國的戰爭，由於它是在政治上繼續護法反復辟、在軍事上繼續維護國家統一的戰爭，因此它才不僅具有正義性和正確性，而且也正是歷經“兩面作戰”的勝利，才使得整個國家逐步走上了和平、統一與建設的局面，更為嗣後的全面衛國戰爭打下了重要的基礎，從而使處於內憂外患下的人民，更加認識到蔣介石作為一個“新權威”的歷史重要性。三十年代的《社會主義月刊》就曾這樣說道：“多數的民眾和黨員都承認蔣介石完成北伐的功勛，信服蔣氏的偉大精神與毅力，信仰蔣氏必能拯救國家和民族，完成中國的革命……中國有了獨裁的中心領袖，然後所有的革命力量，可以環繞這個中心領袖而凝結起來。”53
　　這一段話，不僅道明了蔣介石先生在當時人民心中的地位，而且道明了即便蔣介石當時有所謂“獨裁”的傾向，人們亦將他認作是“善意的獨裁”，從而賦予他以“新權威”的本質意義。至於嗣後全國人民對張、楊發動陰謀武裝政變所表現出來的同仇敵愾情緒，和蔣先生平安返回南京時全國人民所表現出來的狂歡情狀，特別是蔣介石堅持領導偉大衛國戰爭直至勝利的偉大歷史功勛，就更使得這個“新權威”的形象，閃耀著歷史的光輝了。
　　誠然，這一光輝，也如同國民黨英勇抗戰的偉大史詩一樣，因為蔣在那一場內戰中的失敗，而被掩去了它炫目的光彩。但是，今天，中國大陸人民卻已在對歷史的深沈反思中，抖落著歷史的塵埃，開始重新認識著這個“新權威”的真正歷史形象了。這，大約也是蘇俄、中共以及一切為私欲而反蔣和叛蔣者所始料不及的。

第六章

中華民國的偉大衛國戰爭

　　為國民黨軍隊說一句公平話，它與一個在組織、訓練、裝備上占絕對優勢的敵軍的戰爭中，堅持了整整八年，與法國 —— 它對德國的抵抗僅僅六個星期便崩潰了，和英國 —— 它則從美國獲得了大量的物資支援，比較起來，國民黨軍隊的抵抗，乃是一個決心和自立的奇跡。它積極地戰鬥在上海、南京、華北和華中平原，徹底地挫敗了日本人對速決勝利的期望，自己也遭受了可怕的損失。然後，他們從沿海地區撤退，遠離於交通網絡所能達到的地區。他們轉向消耗戰的戰略，從而使日軍陷於中國遼闊的國土而不能自拔。
　　這一頑強抵抗，對於反軸心國的整個盟軍的戰爭努力，做出了重大貢獻。它在亞洲大陸上拖住了大約一百萬日軍 —— 否則這些部隊便會用於太平洋地區對於西方盟國越島部隊的戰鬥。如果歷史在一九四五年後對國民黨人更為仁慈些，如果沒有內戰，如果戰後年代國民黨能成功地在大陸創建一個穩定的國家，現在的歷史學家將會把國民黨人對日本侵略的抵抗作為一篇大無畏的英雄史詩來敘述。然而，由於戰後的垮臺，國民黨軍隊在戰爭中的積極貢獻，便不可避免地被它的失敗而掩去了光彩。

—— 引自〔美〕易勞逸《毀滅的種子》一書 01

　

一　　惡鄰日本對中國和中國民主革命的長期侵略與破壞

　　本書上卷第三章和下卷第一、第二章，均敘述了惡鄰沙俄曾一再侵略我國，和惡鄰蘇俄曾長期破壞中國國民革命及顛覆中華民國的罪惡。本節則要將我們的另一個惡鄰日本，對我們祖國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予以簡要的敘述。
　　誠如本書上卷第一章第一節所論，當我國綿延了數千年的大一統專製製度，正在走向它最後的衰亡期時，長期處於封建割據的日本，卻借助近代世界的進步條件，迅速地走向了專製的統一和強大。猶如同樣的緣由而迅速走向專製統一和強大的德國一樣，這兩個嶄新的集權專製國家，一個遂成為歐洲的主要危險，一個則成為亞洲戰爭的策源地。或者說，當希特勒的第三帝國在歐洲發動侵略，企圖再造歐洲專製新秩序時，亞洲的日本亦同樣要以發動侵略來圓它的“大東亞帝國”之夢。因而，正處在要從專製走向民主，即正在從王朝政治走向民主政治，並因之而出現民主革命和專製復辟反復較量狀態的中國，就以其地大、物博、衰老、積弱和混亂，招來了日本帝國對她在領土以及各個方面的侵略野心。這個侵略野心在政治上便是公然地反對中國的國民革命，一心要維護中國衰朽的專製製度，一再地支持中國的專製分裂政權。在經濟上便是垂涎於中國的豐富物產與廣大市場。在地理上則是誌在侵奪中國的廣闊天地與山川河流。而在其根本方針上，便是無論如何也不能容許中國真正地走向統一和強大。於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戰爭前就已經在國力上先勝一籌的日本，正是出於這樣一種心態，其對中國的侵略野心便日益地公開化與強硬化了。
　　歷史的事實是：一九一一年中國爆發辛亥革命，日本便立即成為維護滿清專製政權、反對中國革命的重要外國勢力。一九一五年袁世凱圖謀復辟帝製，日本便誘使袁接受意在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以作為它支持袁氏復辟帝製的交換條件。一九一七年後袁世凱、張勛亡而北洋軍閥興，它又支持皖系軍閥的北京政權和奉系軍閥的東北政權，亟欲製造中國軍閥的持久混戰。一九一八年，它看準段祺瑞想借參戰而擴充私家之兵，便立即以貸款支持段參戰，從而獲得了在中國駐紮軍隊的特權（參見上卷第二章註十二），為嗣後侵略中國墊定了軍事基礎。一九一九年，它雖與中國同為歐戰的戰勝國，卻強迫“巴黎和會”將德國在我國山東的特權轉讓給它。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它又千方百計地討好美國，從而與美國私定“石井藍辛協定”，使美國承認它在中國“具有特殊的權益”。一九二五年五月，它在中國上海、青島等地日資企業的老板竟敢公開槍殺我工人，這便是“五卅運動”的來由。一九二六年春，當奉直、奉魯軍閥聯合進攻馮玉祥國民軍時，它則派軍艦護送奉軍出關南下，公然炮轟我大沽炮臺，是為北京三一八慘案的源起。一九二七和一九二八年春，當中國國民革命軍兩次渡江北伐進入山東時，它一則借口“護僑”而出兵，二再借口“護僑”而公然炮轟我北伐軍，蠻橫阻我北伐，直至辱我軍民，殺我大使，製造了舉世震驚的濟南慘案。一九二八年六月，因張作霖已成為它侵吞我國東北的障礙，它又公然地在皇姑屯將張炸死。一九三一年，瘋狂的侵略野心終於促使它陰謀製造了九一八事變，公開地侵占了我國的東三省。其後又劫持溥儀，繼中共在蘇俄命令下製造了“第二個中國 —— 中華蘇維埃國”之後，又製造了“第三個中國 —— 滿州國”，使之成為日本的“奴隸國”，等於占領了中國東北全境。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它終於製造了蘆溝橋事變，02 悍然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略我城池，屠我人民，奪我資源，毀我文明，直至其最後失敗投降為止。自上世紀末至本世紀中，在中國由專製向民主過渡的艱難歷史進程中，可以說無時無處不留下了日本帝國公然反對中國國民革命、公開支持專製復辟政權、陰謀掠奪中國領土、無恥搶劫中國資源、悍然發動對中國的侵略戰爭和瘋狂屠殺中國人民的歷史罪證。
　　日本帝國對中國人民所犯下的一切罪惡，源其最大目的，無非是要滅亡中國；終其最大的破壞，則為十四年侵略中國的戰爭。因為正是這一場侵略戰爭，不僅使我們的祖國受盡被侵略、被欺淩的痛苦，而且使我們正處於民主建國階段的祖國損失慘重，特別是為中國共產黨提供了“絕處求生和奪地擴張”的特殊歷史條件。毛澤東那一句“要給日本人發一個大大的獎章”的無恥之言，和周恩來那一句“如果沒有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革命至少要推遲五十年才會成功”的賣國實話，無不證明了中共大陸江山乃是得自於日本，而非得自於國民黨這樣一個至理。03 是故，在今日之中國大陸，十數億中國人民才會異口同聲地悲嘆：“如果沒有日本的侵略，就不會有共產黨的成功和中國大陸人民的無邊苦難。”
　　毫無疑問的是，正是日本帝國的侵略，才將北伐勝利與和平統一後的中華民國，毀滅在它的侵略，和因它才“發展壯大”起來的中國共產黨手中。這既是歷史的一樁重罪和奇罪，又是日本國對中華民族、中華民國和全中國人民所欠下的永恒欠債，是日本國永遠也無法抵賴和永遠也賠償不清的。

二　　國民黨蔣介石領導抗日的艱難使命
第一、九一八槍響之際就中國國內的狀況而論

　　一、中華民國政府剛剛蕩平了閻、馮、李大規模武裝叛亂，中國正處在“外求和平、內求進步”的艱難發展之初。
　　二、一九二七年失敗的中國共產黨，又在蘇俄的直接指使和指揮下，持續地發動叛亂和叛國，使剛剛蕩平了新舊軍閥大規模叛亂的中華民國政府，又面臨著必須平“俄禍”的巨大困境。
　　三、九一八事變發生前，雖然新舊軍閥的大規模叛亂已經被蕩平，但“九一八”以後，新舊地方軍事勢力的小規模叛亂和陰謀發動叛亂，仍時有發生。所不同的是，這一夥地方軍事獨裁者，在以“反對獨裁”名義反蔣失敗之後，從此竟為“死了有板子”，04 而死死地抓住了“抗日”這塊牌子，即以抗日為旗號，動輒發動叛亂，或動輒圖謀發動叛亂。他們或伺機揭竿，如一九三三年在中共策反下，於福建建立“中華共和國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原十九路軍陳銘樞部；或乘機而動，如在兩廣六一事變中打著抗日旗號以再圖反叛的李宗仁等；或夢想改朝換代，如曾宣稱“不但日軍占了北平，就是日軍占了南京，我也不肯調兵江西剿共”的陳濟棠；05 或為爭奪黨中權力，而數度製造粵變的兩廣軍人等。誠然，正是日本帝國的侵略，中共的武裝叛國，大小地方封建勢力的軍事叛亂，以及國民黨內爭權者的分裂行徑，尤其是他們的遙相呼應，乘機勾連，合縱連橫和狡黠多變，方使民族危機和國內動亂不獨禍患連連，而且險象環生。
　　四、面對著日本侵略，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本人，此時此刻，不僅承繼了數十年晚清腐敗和十數年軍閥復辟混戰所丟下來的一個“窮中國和弱中國”，而且又面對著國家初獲統一和法統初獲重建時期的“亂中國和憂中國”，加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列強又要“吃定東方”，既不願看到中國真正地統一強大起來，又不願看到日本真正能夠稱霸亞洲以對抗美國和西方。相反，他們的希望是，只有日、中不和，甚至交惡或交戰，才能使亞洲“自削其強，自致其弱”。可以說，直至太平洋戰爭爆發，中國的抗戰所遭遇的，實質上仍是一個“敵有人援，我無人助，生死無人過問”06 的惡劣國際環境。歐美列強非但要“坐山觀虎鬥”，甚至是“坐山要虎鬥”的東方戰略，實在是將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人民的反法西斯戰爭，推向了“苦撐與孤戰”的悲壯與悲憤之中。

第二、“九一八”槍響之際中、日國情與國力的對比

　　一、如前所說，當日本於十九世紀下半期開始成為一個嶄新的和統一的專製帝國時，我國已經綿延了數千年的大一統專製製度，恰恰走向了它的衰亡期。是故，同樣的世界條件下，日本重在借機發展新專製帝國的國力。中國則一分為二，即借改良來維護搖搖欲墜的專製大廈，和藉革命以進行對於專製製度的根本變革。因而，當日本迅速地強盛起來時，我國恰恰處於革命前的腐敗及衰落，和革命後的混亂與內亂，即歷史的“陣痛”之中。由是，兩個民族和兩個國家歷史發展的不平衡，才造成了國情和國力的巨大差異。換言之，就是當滿清王朝日趨衰亡和墮落之日，卻恰逢日本國力日漸發展和強大之時。蕞爾之邦的日本，既在一八九四年的甲午戰爭中打敗了老大的中國；又在一九零四年的日俄戰爭中，打垮了同樣在走向衰亡的龐大俄國，並取代了它在中國的部分權益。此後日本才逐漸地成熟了它的“大陸政策”，即“霸世必先控歐，控歐必先取亞，取亞必先侵華”的侵略和擴張政策。這個“大陸政策”，在性質上雖是一個島國因暫時的強大所膨脹起來的瘋狂野心；但在戰略上卻因它將“取亞必先侵華”放在第一位，因而它對中國的野心，便於近百年間日漸地形成起來，和日漸地付諸於侵略的行為了。
　　三、正是中、日兩國如是差異的國情，才帶來了中日兩國國力和軍力的巨大懸殊。如果說，一八九四年中國的戰敗，實非軍事弱勢所致，而為國勢之衰所決，那麽，三十余年後，在日本即將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時，則兩國的實力 —— 主要是軍力的對比，已是天地之差。據資料統計：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全面爆發前，日本陸軍可使用兵力已達四四八點一萬 —— 包括預備役、後備役和補充兵；而我國除補充兵源外，僅有二三零萬。日海軍噸位一九零萬噸，已超越一九三零年倫敦海軍會議所規定的英、美、日海軍噸位的五：五：三之比，而成為五：五：五，是我國海軍噸位的十九倍，亦有資料稱三十一倍或三十二倍。日本作戰飛機有二七零零架，我國僅有六零零架。而日本一個師的武力裝備，於戰爭之初曾相當於我國一個師武力裝備的三倍；於戰爭之中、後期，已相當於我八倍甚至九倍。中國軍人數人合用一支槍的情形隨處可見。同時，日本能製造各種兵器，我僅能製造輕武器。日本國正是恃於這樣的武力優勢，才不僅敢於“取亞必先侵華”，而且敢於叫囂“三個月內一定滅亡中國”。
　　綜上所述，正是在國力與軍力的懸殊對比之下，我國對日本侵略的抵抗，才必須周詳考慮，措置適當，既要製定科學的大戰略，又要先求國安而後能製酋，方才能克敵製勝，非亡我而亡敵。一言以蔽之，即以當時自身的國情與國力計，倘若沒有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先生領導對日抗戰的堅定意誌，和指揮對日抗戰的正確戰略，並能堅持維護國家統一、反對種種顛覆和叛亂，則中國人民不但會付出更大的犧牲和痛苦，甚至完全可能招來亡國滅族之禍。

三　　蔣介石決以“攘外必先安內”的被迫性與正確性
　　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辭典裏，在中國共產黨的“國共關系史”中，大約除掉由“四一二”所代表的國民黨“清黨”，曾使共產黨對國民黨恨之入骨以外，大概只有國民黨於三十年代上半期決策並實行“安內攘外”的國策，方為它所痛恨不已的了。由是，中國唇每一本禦製的現代史教科書，從標題到內容都必把國民黨和蔣介石的“安內攘外”政策狠批臭罵一通。其恨恨之言，何止溢於言表，確是湧自肺腑。
　　然而，國民黨蔣介石的“安內攘外”政策，究竟從何而來？究竟正確與否？是否如中共所經年謾罵的那樣，乃是一個“賣國”的國策呢？

第一、“安內攘外”是為現實逼迫所產生的正確國策

　　如前所說，自一九二八年北伐告成、中華民國初獲統一，直至一九三七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其間十年，外有蘇俄和日本對我國的顛覆與侵略，內有軍閥殘余勢力的武裝叛亂和中共在蘇俄指揮下的武裝叛國。由是，日本帝國因中國的內亂而擴大侵略，國內的叛亂者又因日本的侵略而擴大叛亂。誠所謂“叛徒軍閥唯恐赤匪之肅清也，乃出兵以援之，叛變以應之；帝國主義唯恐軍閥之消滅、中國之統一也，乃惹起外交糾紛以牽製之”。如是而給中華民國“外求和平與內求統一”的歷史要求和她建國、治國與繼續護國、護法的歷程，帶來了內外受敵、交相煎迫的艱難時勢。然而，如前所述，也正是這樣一個艱難時世，才逼使國民黨和蔣介石因警覺而產生了“攘外必先安內”的思想，並於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三日、即九一八事變前夕發表《告全國同胞書》，始號召“我全國同胞當此赤匪、軍閥、叛徒與帝國主義聯合進攻、生死存亡間不容發之秋，自應以臥薪嘗膽之精神作安內攘外之奮鬥；以忍辱負重之毅力雪黨、國百年之奇恥……惟攘外必先安內，去腐方能防蠹。此次如無粵中叛變，則朝鮮慘案必無由而生，法權收回問題亦早已解決，不平等條約取消自無疑義……故不先滅赤匪，恢復民族之元氣，則不能禦侮；不先削平粵逆，完成國家之統一，乃不能攘外”。“為不使國家於憂患痛苦之中增分崩離析之懼”，“安內攘外”的思想，遂由此而生。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國民黨於南京召開“四大”，蔣介石於會上提出了要“團結內部，抵禦外侮”的思想，指出“我們要對外面不屈服、不妥協，唯有對內講求團結的方法”，並認為“黨內團結，熄滅黨爭”同樣是“攘外安內”的重要前提。彼時，既因錦州一戰而致東北全境陷日，又因日軍挑釁上海而爆發第一次淞滬抗戰。此後國民黨雖因國難當頭而黨爭漸息，粵亂漸平，但中共卻乘國難當頭叠生叛亂，公開叛國：非但乘機建立“國中之國”以附蘇俄，以亂祖國，所建鄉村俄屬“蘇維埃”政權，更已擴張至豫、鄂、皖、贛、湘五省。時因國人已漸能明燎中共“乘國難以發難”的意圖和作為，蔣介石乃於一九三二年六月宣布了“安內攘外“的國策。是年六月十八日蔣又於江西廬山召開上列五省剿匪會議，決心剿共以求擺脫“兩面作戰”的困境，先求國安而後能禦敵。由是可知，在蕩平了新舊軍閥叛亂，熄滅了國民黨內部的黨爭，平息了粵亂之後，應該說“先安內後攘外”的國策，之對內所指，就主要是剿滅“乘國難以擴大叛亂和叛國的中共”了。

第二、“攘外必先安內”的國策具有歷史的正確性

　　縱觀自晚清至民國的歷史，於中國人民意在圖強禦侮的艱難奮鬥歲月裏，亦無不浸透了“先安內而後攘外”的精神和策略。晚清時代，面對著“外敵骎骎內向和內亂此起彼伏”這樣一個艱難時世，清王朝能員大吏李鴻章所提出的“外需和戎、內需變法”的主張，以及由中國近代優秀知識分子們所提出的，“師夷長技以製夷”的富國強兵之道，乃是最早地浸透了“攘外必先安內和攘外必先強內”的精神。及至一八九四年甲午一戰，以及由此而帶來的國殤之情，方使孫中山等新一代革命知識分子更加明確地認識到，必須先推翻“洋人的朝廷”即滿清王朝，才能“安內”與“強內”，然後才能去爭國際間的平等，才能達成民族獨立的革命目標。由是孫中山才為中國同盟會製定了一條“先治國本，再禦外侮”的革命方略，即以建立共和的中華民國來取代專製腐敗的滿清王朝，徹底革命以求新。這無疑又是“攘外必先安內”之精神與思想的重大體現。及至辛亥首造成功，袁氏復辟亂國，日本迫我接受亡華的“二十一條”之際，雖然民主力量中，尤其是海外華僑曾反其道地提出過“助袁以強國，方可反對日本二十一條”的糊塗思想，然而，一是孫中山先生堅持必先除國賊才能禦侮，即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立場；二是袁逆為謀公然復辟帝製，竟接受日本“二十一條”，從而才使國內外幡然共識“攘日必先去袁”的正確性。一九二六和一九二八年的兩度北伐，雖然遭遇日本和西方列強於公開、於暗中的種種挑釁和阻撓，但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革命軍亦本著“攘外必先安內”的精神，或化解沖突，或忍辱負重，甚至繞道北伐，方才迅疾地達成了北伐推倒軍閥的成功，然後再迫使日本在“濟案”的談判中讓步，並迫使列強承認中華民國的統一。相反，歷史的事實亦告訴了我們，只有中國國民革命和中華民國的一切公開和暗藏的敵人，只有他們，才會“揭櫫對外之旗幟，以動搖統一之根本”，以要求“先攘外而後安內”，其意乃在挑起列強對我國國民革命的幹涉和阻撓，與對我國和平統一的破壞，以便乘機擴大叛亂和叛國。由此我們竟可以說，“攘外必先安內”的決策，不僅因現實的被迫性而獲得了現實的必要性，而且因其歷史的科學性而獲得了現實的正確性。
　　但是，這一正確國策卻遭到了中國共產黨的攻擊、詛咒和謾罵。這自然是因為“先安內”的決策，實在是擊中、更擊痛了中共“圖乘國難以擴大叛亂和叛國”的陰謀，更使得中共在國家逐步獲得“內安”的政治局面之下，越來越失去了叛亂、叛國和“革命”的條件。政府軍的第三次和第四次圍剿固因兩次對日抗戰而被迫停止，但由忍辱負重而簽訂的“何梅協定”，07 卻贏得了第五次圍剿的時間和勝利。中國共產黨因此而亡“蘇維埃共和國”，並為了投奔蘇俄而輾轉逃竄西北，瀕臨旗倒人散的絕境。如是，中國共產黨攻擊“攘外必先安內”的正確國策，實因它深懷切膚亡命之痛而不足怪也。然而，反對這一正確國策的中國共產黨，在它終於奪取了中國大陸政權之後，卻在“外患內憂蕩然不存”的絕對和平時期，極端地和持續地推行著“攘外必先安內”的“黨策”（參見下卷）。再者，如果今天的日本國敢於再一次發動對中國大陸的侵略戰爭，則和平時期就在高喊“穩定壓倒一切”的中國共產黨，將一定會“先安內而後攘外”，並將為了“先安內”，而不知又要殺掉多少無辜的生靈，就更不用說還會容許國人去建立一個“附俄亂國”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以乘機擴大叛亂和叛國了。08
　　時當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當之外患內憂齊相逼來，中華民國政府鑒於“未有國不能統一而能取勝於外敵”這樣一個至理，為不至於因“家不和而外人欺”、“家亂而外人更欺”這樣一個人盡解之的常識，而在日人侵我、軍閥叛我、蘇俄壞我、中共叛國的交相煎迫之下，實行“攘外必先安內”的國策，意在肅清或舉槍以反叛、或橫刀以割據、或竟敢公開號召武裝保衛蘇聯的內奸，以造成“統一方能禦侮”之真正團結抗戰的局面，難道竟是錯誤的、而不是正確的嗎？

四　　蔣介石決以對日“和戰並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誠然，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戰開始以後，因中華民國政府軍、即國民黨軍隊在全國戰場上的浴血苦戰，乃使所有曾經指責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尤其是蔣介石先生“不抵抗”或“不積極抵抗”的誣蔑不實之詞，立即煙消雲散。但是，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戰開始前，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先生之所以受到“不抗日或不抵抗”的指責，如前所說，提出指責者，一是企圖借抗日之名而叛亂和叛國者，二是對政府的“和戰並用”決策不甚了了者，三是一些為中共所著意串連和煽動起來的所謂民主派及年輕學生。09
　　但就歷史的事實而論，是時，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於一九三一年“九一八”至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前，決以“和戰並用”的決策，非但沒有錯，而且完全正確。其理由是：

　　一、北伐告成後的中華民國，誠處於“外求和平、內求統一”，以圖鞏固與發展的歷史階段。是故，為了和平，就必須盡一切力量製止戰爭。而要製止戰爭，就不能不在日本侵略的威脅下，采取請“國聯”出面斡旋和派代表與日本談判這樣一些和平手段。一九八九年後的中國大陸史家已經指出，蘆溝橋事變之後，胡適之先生就曾對決心要付以死戰的蔣介石先生建言說“外交路線不可斷。”10 顯然，這既不是妥協和投降，更不是不抗日和不抵抗，而是為盡一切力量以製止侵略戰爭的爆發，和盡一切力量以贏得反侵略戰爭勝利之雙重目標所致。是歷史上和國際上所慣用不膩的手段。

　　二、如蔣所言 —— “我們是弱國，要對自己的國家有忠實的估計。”因此，一方面應該是“和平未到根本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另一方面又應該將“任何解決均不得損害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作為弱國外交的最低限度”。11 因為“我們希望和平而不茍安，準備應戰而決不求戰”。“如果戰端一開，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12 這就說明“和戰並用”非但不是唯求和而不戰，而是和為手段，戰為根本。恰是因時、因勢而既要避免戰爭，又要在戰爭不可避免時，決心付予一戰的正確國策。九一八事變之後，蔣已明確指出：“此次事件，固希望和平解決，但若不得已而需以武力自衛，就可以必定得到最後的勝利。”“因為我們的軍備武力雖然不如日本，但因我們國民的知識程度提高，所增加的衛國的力量，實在足以保衛我們國家的存在。”13

　　三、“九一八”以後，蔣介石曾明確表示要“暫不抵抗”，一是為了“千萬不要逞一朝之憤，置國家民族於不顧”。14 二是要“效法印度甘地對英國不合作的辦法，來應付日本，遇事要退讓，軍事上要避免沖突，外交上要采取拖延”、即“不屈服不擴大之方針”，目的是為了“準備好了再幹”。15 欲如是，無非因為一是國弱，二是國亂，三是“惟冀除我民族之根本大患”的“赤禍”、即“俄禍”。四是要為抗戰盡量地做好思想、物質、軍力等各個方面的充分準備，五是要盡量拖延日本全面侵華的時間表，以使得我國抗戰能夠與國際戰爭“接軌”，即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連成一體，從而贏得國際間的支持和援助。此其一。
　　其二、正因為“和戰並用”的決策，是出於蔣介石對日本和對本國均有忠實估計的結果，所謂知己知彼，因而在全面抗戰爆發之前，他才該打即打，該和即和。和為手段，打則為根本，“應戰而非求戰”，並且忍辱負重，甘唱白臉，以“國人要打、政府要和”之雙向策略，來對付日本，訴諸國際。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滬抗戰爆發後，蔣介石就曾將分別駐紮在京滬和京杭線上的第八十七、八十八兩個師合編為第五軍，命張治中率領赴滬協同十九路軍作戰，卻又將抗戰的榮譽盡付十九路軍。八九年後中國大陸的史家曾對此詳細地敘述道：二月十八日，他（指蔣）曾致電勉勵第五軍說：“抗日為整個民族存亡所關，決非個人或某一部隊榮譽問題，決無彼此榮辱之分。此次第五軍加入戰線，固為敵人所畏忌，亦必為反動派所誣蔑。茍能始終以十九路軍名義作戰，更是足以表現我革命軍戰鬥力之強。生死且與共之，況於榮辱乎何為？”雖然當時一般輿論震於蔣光鼐、蔡廷鍇、翁照垣等之宣傳，均以為只有十九路軍能抵抗，慰勞之儀物，亦只送十九路軍各部。然而，第五軍艱苦作戰，絕不自暴。蔣亦因此而致電張治中曰：“在前線必須讓功於十九路軍，只期殲敵，切勿有所競爭，即有不能堪者，亦必為國家忍辱負重。當知在此生死關頭，與十九路軍應視同一體，外間毀謗，一切置之。如外間不知我八十七、八十八兩師同在苦戰，正吾人所求之不得者。”16 其意無非是為了向外界標明，他的政府欲“不抵抗”，而中華民國的國民誠不可欺。如大陸史家借《陳布雷日記》所言：“蔣如此精誠，真堪泣鬼神而動天地者。”17
　　其三、一九三三年春長城抗戰爆發時，據中國大陸史家稱：蔣介石從抗戰總戰略出發，為堵敵西進，曾於是年元月十日、二月六日、二月二十五日和二十六日四次致電張學良，一方面具體部署集中熱河，固守陵源、平泉、赤鋒三點之長城抗戰方略，一方面一再勉勵張說：“時至今日，吾等軍人為國家民族爭人格，為公理正義盡責任，唯有犧牲一切，以報黨、國。”。在張學良守土無能、引咎辭職以後，蔣介石又親自北上石家莊、保定和北平，部署和鼓勵作戰，命宋哲元部的馮治安師和徐廷瑤部的關麟征等三個師死守古北口，激戰兩個多月，遂創長城抗戰之最為可歌可泣的業績。18 一九三五年，蔣介石在親自視察蘆溝橋防禦工事時，曾攜一工兵營長，親自匍匐爬行千余米至我方河邊堤下考查地形，然後指示在永定河我方略高之河岸下構築反斜面陣地，以將槍炮口對準己方。後來，當事變發生，日軍橫跨蘆溝橋對我作正面攻擊時，立即受到我反斜面陣地的巨大火力阻擊，果使敵攻擊受挫。

　　四、“和戰並用”的決策之所以正確，還因為這一決策在事實上贏得了全民抗戰的準備：一是於國難當頭之下贏得了製止內亂的時間，使中華民國政府軍對中共江西蘇區的圍剿獲得基本成功。二是次第平息並團結了自一九三一年日本侵占我國東北之後，曾打著抗日旗號以繼續稱叛的某些新舊地方軍事勢力，如迫使陳濟棠下野和團結李宗仁等抗戰。19 三是召開國民黨“五大”，從而造成全黨團結起來積極準備抗戰的局面，從而維系了國家統一之根本。四是利用這個決策所贏得的時間，積極地在軍事、物質與國民精神上準備抗戰。這具體表現在：
　　其一、積極培訓軍隊，購置武器裝備，於全面抗戰爆發前，已購買一萬金馬克的武器裝備和兵工設備，裝備成四十個師的兵力。20
　　其二、據大陸史家稱：全面抗戰爆發前國民政府已將全國戰場分為五個方面。一是正面，包括山東區、河南區與徐海區。二是晉綏側面陣地，包括山西區、綏遠區。三是東正面，包括江蘇區、浙江區。四是南海區，包括福建區、廣東區。五是警備區，包括陜甘寧青區，湘鄂贛皖區、廣西區、滇黔區和川康區。然後在鄭州、開封、徐州、海州和京滬一帶設置防禦工事。其中，在江浙區的五個防區、十六個陣地上，計劃建造二六零六個工事，至一九三七年二月已建成二二六四個。在山東區、魯東陣地計劃建成三三個工事，至一九三七年初均已建成。在河南區的豫北分區九個陣地計劃建造一三五三個工事，至一九三七年二月已建成一二七三個。其它三個區均有建設工事的計劃。同時，蔣介石還將南京一線、上海一線與杭州一線的工事構築任務，分由谷正倫、張治中和張發奎負責，前後投入一百多萬圓，並由駐軍八十七、八十八師擔任構築任務，至一九三七年春全部完成。其規模之大，時間之速，連日本侵略者也嘆為觀止。21
　　其三、修好西南地方勢力，使雲、貴、川等半獨立省份能夠出於避免赤患、繁榮西南之考慮，同意在彼建立全國抗戰根據地，為堅持全面抗戰和持久抗戰的最後勝利，奠定了至為重要的地域基礎。一九三四年中共殘余流竄西南時，中央軍曾有應邀進入西南、“保護”他們逃過雲、貴、川的做法，22 目的就是要向地方勢力表示，中央政府非但要保護西南不受剿共戰事的破壞，而且對他們並無企圖之心。一九三五年蔣介石“單騎走西南”時，即能夠使四川的軍政始統一於中央，亦不能不說是得力於對西南的正確方針。
　　其四、為張揚新生活，反對舊習俗，振奮民族精神，提高人民的思想與生活素質，乃發動“新生活運動”，以為堅持持久的民族戰爭作精神和人格的準備。是故日本官員阿部信行曾強調指出：“新生活運動是排日運動的結晶。”又稱中國有三件不可輕予看過的大事，就是“整頓財政、整頓軍備和新生活運動。”23
　　其五、誠如蔣介石所預言，“設若中國戰事延長，勢將擴大為世界戰爭”。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戰爆發前，因決以“和戰並用”的戰略策略，才既未予日本提前全面侵略我國的借口，又在珍珠港事件爆發後，終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連成了一體，從而得到了歐美從自身需要出發，而在道義和物資上所給予的援助，為中國人民反侵略戰爭的最後勝利增強了戰力。

五　　蔣介石持久戰思想的形成及其決策與貫徹
　　應該說，七七事變之前，蔣介石決以“攘外安內”與“和戰並用”的國策，不僅是正確的，而且對於“持久戰”思想及其決策的形成，也起到了促進和保證的作用。反之亦應該說，正是蔣介石先生自“九一八”始，即產生並逐漸地成熟了他的“持久戰”思想，才有力地推動了“攘外必先安內”與“和戰並用”之決策的製定。而蔣介石先生之所以能夠產生並形成“持久戰”的思想和決策，原因在於：

一、他具有日本隨時可能侵華的思想準備
　　誠如他後來在《中國的命運》第四章所指出的那樣，“要知道濟南、五卅事件之後，日寇大陸政策的野心，昭然若揭，隨時可至”。所以，一是在二七年訪日會見日首相田中義一時，他就曾直率地告誡日本說：“勿再以為中國革命成功，其東亞地位動搖”；“勿再利用中國南北分裂，從中操縱”；勿再“利用（中國）無知軍閥，壓製（中國）民眾”。24 並於是年十月二十三日發表“告日本國民書”，要求“日本方面對辛亥以來的對華政策有所反省”。二是九一八事變兩年後，他在分析日本何以會公然侵略中國的原因時，曾剴切地說道：“九一八以前二十年中，我們和帝國主義的鬥爭，都是局部的沖突，沒有正式的作戰。我們歷來的革命對象，始終是國內的軍閥，而帝國主義也始終沒有正式出兵進攻我們，有企圖消滅我們的決心。這就是當時我們革命軍的力量，還不充足，所以帝國主義不大註意；換一句話說，就是他們在當時看不起我們。但是，到最近幾年以來，他們看到我們革命的力量一天一天的發展起來，快要把整個國家統一起來，就要打倒實行侵略中國的帝國主義了，因此遂嫉恨而且驚慌起來了，所以不得不乘現在中國天災人禍齊相逼來的時候，趕緊拿軍隊來壓迫我們，並且下最大的決心來消滅我們。”“九一八以來，帝國主義積極侵略我們的原因，一是他們恐懼我們的力量，一是我們國內再無可拱他們利用的軍閥。”“這是我們革命力量增長的結果，也就是我們革命的直接對象之轉變。”25

二、他具有堅決抗戰的決心與抗戰必勝的信念
　　蔣介石在“九一八”後一日的日記中曾寫道：“倭寇果乘粵逆叛變、內部分裂之時，來侵略我東三省矣！嗚呼！痛哉！余唯有鞠躬盡瘁然後而已，拚我一身以報我總理！報我先烈！報我民族！”此其一。
　　其二、九一八事變，“據中正意見，可為兩點之實驗：一，實驗國際間有無正義……。二，實驗我國是否能全國一致，發揮愛國精神，以禦外侮”。26
　　其三、他之所以在“九一八”以後采取“和戰兩用”的策略，是為了“此刻暫且含忍，絕非屈服。如至國際信義條約一律無效，和平絕望，到忍耐無可忍耐，且不應該忍之最後地步，則中央已有最後的決心與最後之準備，屆時必領導全國人民，寧為玉碎，以四萬萬人之力量，保衛我民族生存和國家人格”。蔣介石於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二日即九一八事變後四天，在中國國民黨南京市黨部黨員大會上的這一講演，無疑和他在數年後國民黨“五大”上的報告，尤其是“七七”事變發生後他那個著名的“最後關頭”的演講，互相映照，相得成證。他在“最後關頭”的講演中曾這樣說道：“我們既是一個弱國，如果臨到最後關頭，便只有拚全民族的性命以求國家的生存，那時節再不容許你中途妥協；須知中途妥協的條件，便是整個投降、整個滅亡的條件。”
　　其四、因他懷有“必至最後勝利”的信念，他才有著“抗戰到底”的決心。也正是這個信念和決心，才促使由他所代表的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能於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七之內憂外患交相逼來的艱難時世之下，既決策“和戰並用”，該和即和，該打即打；又決策“攘外必先安內”，一求黨內團結，二求國家統一，三求剿共勝利 — “冀除我民族的根本大患”，四是以建設為本，同時以“社會、交通、經濟等各方面建設工作的方式，來掩護作軍事抵抗侵略的準備”。至“七七”事變爆發，他對抗戰的決心和抗戰必勝的信念，已公開地表述得十分清楚。除著名的“最後關頭”講演以外，同年八月三十一日，他還在答法國《路透社》記者問時又一次堅定地表示說：“中國必須保持其主權，維護其行政和領土完整。”並且宣稱：“我個人堅強的自信，假如日本繼續侵略，中國一定不為日本所敗。中國將要保護其領土以至最後一彈一卒……”
　　是年十一月八日，蔣又在南京發表“告抗戰全軍將士書”，稱：“須確立最後勝利之自信。”
　　九月二十日，他還在答《巴黎晚報》記者問時說：“如日本在中國境內從事侵略一日不止，則中國之抗倭戰爭一日不止，雖留一槍一彈，亦必堅持奮鬥，直至日本放棄其侵略、並撤回其侵略工具武力之日為止。”

三、他對建設西南大後方以作為長期抗戰的根據地早有規劃
　　首先，蔣曾在九一八事變發生兩天後的日記中寫道：“日寇野心既已爆發，必難再收，東亞從此無寧日矣！”由是而知，蔣介石對日本全面侵略的可能性和長期性已有估計。再者，蔣介石早在一九三二年即已提出，萬一與日本發生全面戰爭，即將國都遷往四川，27 以應付長期抗戰，因此才確立了一條“修好西南”、並使西南與中央統一的方針。待修好西南事成，蔣介石方於一九三五年八月有信心地說道：“即使我們丟失了中國關內十八個省中的十五個省，只要四川、雲南、貴州在我們的控製之下，我們就一定能打敗任何敵人，收復全部失土。”28 其持久抗戰的戰略思想顯然已有所定。

四、他對日本侵華戰爭的性質和前途具有遠見卓識
　　九一八事變一發生，蔣介石即在江西指出：“日本侵略東亞，情形的奇突實在是國際間從來沒有的事。我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經開始了！”隨後，他又在九月二十二日的日記中寫道：“日人侵略實行，世界之第二次世界大戰於是開始矣！不知各國人士能見及此否？”29 這一認識無疑對他的持久戰思想的形成，和他要將中國的抗戰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接軌”思想的形成，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後來他曾說道：“日本無持久作戰的戰略資源。只要能與日軍周旋到某一程度，它若不是北侵西伯利亞，就是南下南洋群島（印尼），引起對蘇俄或歐美對抗。但西伯利亞尚屬生地，而南洋石油業已開采。西伯利亞只有煤鐵之蘊藏，唯南洋才有橡膠。德國人雖已發明人造橡膠（buna）。但高性能之橡膠要件，如高速度、高重量之軍用機之輪胎，仍必須用大量的天然橡膠；人造橡膠，只可摻極少許。所以，日軍非與美、歐沖突不可。如此中日戰爭將成為世界大戰之一部分，而將與世界大戰同時結束。”30
　　當中國獨立持久的抗戰已經堅持四年半之時，歷史的發展果不出蔣所料。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偷襲珍珠港，美國對日宣戰。蔣介石遂立即抓住他料之必至的歷史機遇，於珍珠港事件發生當日，約見英、美、蘇各國大使，宣布中國對軸心國宣戰的決心。翌日七時，中華民國政府正式對日宣戰（按：以往是應戰），同時宣布對德、意兩國立於戰爭地位。同日，蔣介石又主動致電羅斯福、丘吉爾、斯大林，建議立即於反軸心國各國間組織某種聯合軍事會議。丘吉爾立即贊成，羅斯福主張迅速采取行動，斯大林藉口對德抗戰而不願意對日宣戰（參見上卷第七章）。至一九四二年十一月，終於在華盛頓發表了由中、美、蘇三國領銜、有二十六國簽署的“聯合國共同宣言”，約定“加盟各國應各盡其兵力與資源打擊共同的敵人，且不得與任何敵人軍隊單獨媾和”。一九四二年一月三日因羅斯福建議，蔣介石亦被正式推舉為“中國戰區”最高統帥，擔負中、泰、越、緬北戰區總指揮。31
　　誠如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蔣介石在重慶東亞聯合軍事會議上所指出的那樣：“美、英、荷在太平洋上，早已成立共同作戰計劃，而始終不通知中國，是其視中國為無足輕重，徒利用我消耗日本實力……往者，美國限製日本，不許其南進北進，獨不反對其西進。而今則日本全力侵華之危機，已不復存在矣！”。是故，“我國抗戰，以後如能自強不息，則危險已過大半”。蔣介石的話，既指出了英、美、荷徒利用我國消耗日本力量的極端錯誤，又表示了蔣期與世界大戰“接軌”之持久戰思想的正確無誤。

五、他的持久戰思想為決策偉大衛國戰爭的總戰略奠定了基礎
　　一九三七年八月七日，中華民國最高國防會議正式決以全面抗戰，並決策了“以守為攻、以退為進，以持久對速勝 — 非以打垮敵人為目標、而以拖垮敵人為目的”的持久戰總戰略。同時，在第一期抗戰的指導方針上，確立了“以時間爭取空間”的戰略原則，重在贏得時間，消耗敵人，粉碎敵人“三月亡華”的狂夢，促成我西南持久抗戰基地的形成和鞏固。為此，最高統帥部將國軍一部集中華北，於平漢、津浦、平綏三線實行節節抵抗，以拖住敵於華北的兵力；又將國軍主力集中於華東，采取攻勢，造成在上海進行“決戰”的態勢，誘使並逼迫敵人改由北向南為由東向西戰略，使其不能迅速劫奪我以武漢為中心的中原地區，並沿京漢、津浦兩線切割我戰場，直至由西向東以逼殲我軍。
　　據八九年後大陸史家稱：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九日，蔣介石在親赴淞滬大戰前線時，即對第三戰區師以上軍官指出：“兩個半月以來，我們雖然沒有得到大的勝利，但在我們預定的消耗戰和持久戰的戰略下，已使敵人受到了意外的打擊，在精神上我們實在已打敗了舉世共棄的倭寇。”32
　　其後，蔣又在十一月十一日致“九國公約”電中明確聲明：“中國軍人從上海撤退，乃戰略關系，且為長期抗戰之計……此乃戰略上必要之舉，吾國政府與國民務當抗戰到底，鹹已具有決心，暴敵實無以動搖之。”
　　因臺兒莊大戰勝利而舉國歡騰時，蔣介石曾立即指示第五戰區，稱：“臺兒莊之戰，不過是第二期抗戰初始之勝利……長期抗戰主要在消耗敵人之戰鬥力，而不在一城一市之得失。此點應有深刻認識。以免對持久戰心理發生不良影響。”33 彼時，蔣並決心取消原擬擴大臺兒莊戰果的徐州大戰，自徐州地區有計劃撤兵。六月三日，蔣介石在他的日記中曾這樣寫道：“此次我軍撤退愈速，敵進將更遲緩。在長期戰爭中，不可以一時進退定其成敗。戰略之撤退，如能達到預期效果，即勝利也。”對此，李宗仁亦認為：“自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南京失守，到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九日棄守徐州，我軍在津浦線上與日軍周旋五個多月，使其不能打通津浦路，乃充分發揮了以時間爭取空間的戰略計劃。”34
　　一九三八年七月十八日，武漢會戰正打得異常激烈之時，蔣介石曾對英《每日先驅論壇報》記者斯諾稱：“縱令將來武漢有不能守之日，殊亦無損於抗戰於毫末；中國之今日，固在長期作戰以消耗敵人力量，而獲得最後勝利。相信保衛武漢之戰，必使敵遭受重大之損失也！”蔣同時亦在日記中記述：“余對防守武漢，決不作無謂之犧牲，必須保持相當兵力，待機運用，以作最後勝利之基礎。”據八九年前的中國大陸史家稱：“由是，在對武漢作戰的指令中，他（蔣介石）才要求部隊采取以攻為守，積極防禦之態度，指示中國軍隊必須力求戰而不決之戰略決策，拖住日軍和發動有限度攻勢與反擊，以牽製消耗敵人。”35
　　自淞滬抗戰至武漢棄守，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為實現持久抗戰總戰略，確實如是堅決和主動地貫徹了以“時間爭取空間”的前期戰略，並獲得了成功。誠如蔣介石斷言的那樣：“我們的敵人打得愈久，它就會更深地陷入困境；而我們打得愈久，我們將變得更強大，更堅定。”36
　　另外，也正是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既能夠決以持久抗戰的總戰略，又能在前期抗戰中為堅決貫徹這一戰略總原則，而逐步贏得“以時間爭取空間”的戰略性勝利，次第粉碎了日寇圖以武力迅速亡我的野心。因而，當日寇已知“武攻”難以亡我時，竟又發起“和平攻勢”，企圖以“文攻”來亡我，但為蔣所堅決拒絕。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由德國大使陶德邁所轉交的日本議和條件（六條），因不符合中華民國政府事前所決定的，“只有在中國主權與領土完整獲得嚴格尊重的條件下始能同意調停”的立場，而為中華民國政府和蔣介石置之不理。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因日本已陷我南京，便又借機發表了一個“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聲明，並聲稱此乃是“日本政府於南京陷落後，對於中國國民政府予以反省其態度之最後機會”。中華民國政府仍然堅決不予理睬。至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武漢會戰結束，中國持久抗戰局面已經完全達成之時，日本首相近衛又發表聲明，企圖誘我和談。蔣介石立即指出：“它不過是敵人欲整個吞滅中國，獨霸遠東，進而企圖征服世界的一切妄想與陰謀的總自白；也是敵人整個國家欲滅我民族的一切計劃內容的總暴露。”37 敵人欲以“文攻”亡我的陰謀遂以失敗而告終。
　　一言以蔽之，中華民國衛國戰爭的長期堅持和最終勝利，是與蔣介石持久戰思想的形成、決策和貫徹，決然不能分開的。或曰，正是蔣介石持久戰思想的形成和中華民國有了持久抗戰的科學戰略，中國人民才能夠堅持持久抗戰並奪取了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至於毛澤東在中國大陸人人皆知的“光輝著作”《論持久戰》，是何時出籠的，怎樣出籠的，以及它為什麽要出籠和出籠的真正企圖是什麽，詳見下卷第四章。）

六　　國民黨軍隊堅持長期艱苦抗戰是血寫的事實而非墨寫的謊言
（一）國民黨軍隊的前期艱苦抗戰

　　綜八年全面抗戰的歷史，其最為壯烈慘痛者乃是全面抗戰開始後的第一年。這是因為：一、日本有三月亡華的狂夢。二、日本試圖沿平漢、津浦、平綏三線迅速南進，抄堵我西南後方，切割我華東戰場，再由西向東迫我於死地。三、為堵日軍南進，我必北堵日軍，節節抵抗；同時東戰日軍，假以決戰，分其兵力，迫使它改變南進、東進戰略。四、為實現持久戰總戰略，就必須奪取“以時間爭取空間”之前期戰略的勝利，以將我華東、華中之人力和物資迅疾西撤，以固我持久抗戰的大後方。
　　中華民國政府軍 —— “國民黨軍隊”，正是為了達成上述戰略目標，方付出了最為慘痛的犧牲，更贏得了持久抗戰的最初成功，並為長期衛國戰爭的最終勝利，奠定了基礎。
　　一、鑒於日軍急於鞏固華北戰場，以圖迅疾南下，撲我中原，蔣介石乃命令平漢、津浦、平綏沿線我守軍，逐次、逐節地予以堅決抵抗，並借黃河之天然屏障，造成以忻口、太原為中心的大型會戰，使分兵平漢、津浦與平綏三線進攻的數十萬日軍，因我方的頑強抵抗，而不能迅速結束華北戰局。是故，自七七蘆溝橋事變直至十一月太原失守，華北戰事告一段落，不僅拖住日軍達四個月之久，使日軍不敢棄華北，下鄭州，打武漢，以從西線完成它由北向南的速勝戰略，並且被迫與我沿平漢線次第打響了保定戰鬥和石家莊戰鬥；沿平綏線打響了南口戰鬥、張家口戰鬥和平型關戰鬥；沿津浦線打響了平津之戰、姚官屯之戰和德州之戰等十數次大型戰鬥。據八九年後的大陸史家稱：在此十數次大型戰鬥中，天津之戰“經保安隊奮戰，予敵以重大創傷”；南口之戰“與敵鏖戰旬日，給敵以重大之打擊”；姚官屯戰鬥中“龐炳勛部頑強抵抗，激戰四晝夜，殲敵甚眾”；“德州守城的國民黨軍隊，全團壯烈殉國”；“平型關戰鬥，幾殲敵板垣師團”。忻口大型會戰歷時一月有余，是為最激烈者，“是役，殲敵三、四萬，我軍傷亡亦甚為慘重，郝夢麟、劉家祺兩位將軍壯烈殉國。”39
　　二、為改變日軍由北向南的速勝戰略，避免出現日軍逼我由西向東退卻的劣局，誘敵由東向西，中華民國政府最高國防會議決定，集中主力於華東，主動發起進攻，造成八一三淞滬大戰（一九三七），40 使原駐上海的一萬八千日軍，鑒於我先後投入五十余師，七十萬人，誠如決戰態勢，只好忍痛從華北及國內抽調十個師團和海軍陸戰隊赴援，總兵力不下三十萬人，大炮三百多門，戰車兩百多輛，飛機二百多架，兵艦數十艘。“其戰鬥力之強，火力之旺，一時無兩。”雙方傷亡之慘重，舉世震驚。但因它粉碎了日本“三月亡華”的狂夢，使國際觀感為之一新，令國際間對我中華民族氣壯山河的反侵略戰爭始抱敬意。其次，它將暴敵死死拖在上海三個月不能西進一步，使長江中、下遊的工廠、物資有了內遷的時間，為實現持久抗戰總戰略奠定了基礎。再之，它使侵華日軍由北向南的速勝戰略終於破產，使侵略者在華不能任意行動，使其因抽調華北兵力以助淞滬之戰，乃造成了我軍在華北的有利形勢。終於使我軍達到了對日消耗戰的戰略目的。據日本陸軍省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宣布的戰況稱：“自八一三至十月底，我軍在上海死傷達四萬人”。41 其著名的木津根航空兵大隊，僅於八月十四日的空戰，即被我以六比零之數奪以全勝。為此，日本不僅叫喊要重估我兵力，而且要重估我軍抗戰的軍威和士氣，及我國民團結抗戰的決心。
　　三、八一三淞滬大戰後，因我國抗戰已贏得實現戰略退卻的第一步，是故，中華民國政府一方面確定為保衛首都而頑強一戰，是為“人心”而戰；一方面則在南京棄守後，仍然堅持東守津浦，道行，即為堵敵西進、保衛武漢而誘敵北上，造成徐州決戰之態勢，使津浦線南北兩端的日軍，既不能從速打通津浦線，又為徐州決戰所誘惑，從而拖延了它西向進攻武漢的時間。此即為實現以“時間爭取空間”之前期戰略的第二步。在本階段內，以蔣介石為首的最高統帥部，一是命令海軍封鎖南京以西江面，防止日軍迂回江西，東上徐淮，西進武昌。二是在南京棄守後，命令主力北上，回首與自滬西進、求從南京北上的日軍，反復糾戰於津浦線兩側與淮河兩岸，使之不能與津浦線北面日軍會合。三是在韓復渠擁兵自保，棄城失地，致使濟南失守之後，命令張自忠率第五九軍增援龐炳勛部，死守臨沂，造成兩軍夾擊日板垣師團，並迫之倉皇一退九十裏，困守莒縣城內，沿途遺屍甚多。四是在迫使板垣師團已成甕中之鱉，並不能與自兗州南犯的磯谷師團對臺兒莊形成夾擊形勢之後，與敵磯谷師團大戰於臺兒莊，並獲大勝，使三分之一日軍被阻於徐州西北，不能對我軍實行由西向東之包圍和聚殲。五是於臺兒莊大捷之後，當敵人為打通津浦線而合圍徐州，兵力已增至三十多萬，而我兵力已達六十多萬時，我軍決於五月初自徐州地區有計劃撤退，並於規定時間抵達豫南豫北等指定戰略地點。由是，自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南京失守至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九日徐州棄敵，政府軍乃與日軍在津浦線上周旋達五個多月，超過預定的四個月時間，進一步實現了“以時間爭取空間”的前期戰略，迫使敵人按照我軍的作戰方略，改由北向南為由東向西，使敵既不能速亡中國，又不得不一步步地陷進了長期戰爭的泥淖，更使我一步步地贏得了持久抗戰總戰略的勝利，從而日益增強了我國軍民持久抗戰必勝的信念。如李宗仁所說：“我如果在津浦線將敵人拖住數月，使武漢後方有充分時間重新部署，則我們的抗戰還可以繼續與敵人作長期的糾纏，以待國際局勢的轉變。如我軍在津浦線上的抵抗迅速瓦解，則敵人一舉可下武漢，囊括中原，使我方無喘息機會，則抗戰前途就不堪設想了。”42
　　四、針對日軍重新決定沿淮河西進大別山，和沿揚子江西進以共同進攻武漢的戰略，為避免與敵機械化部隊在平原作戰，和防阻敵人機械化部隊沿隴海路西進，對我人力行軍實現超越性追擊，經第一戰區建議，最高統帥部乃決定炸開花園口大堤，以淹阻西進的日軍。對此，李宗仁曾說：“六月九日因花園口的河堤被炸，黃河與東南汛區頓成一片澤國，敵方輜重損失甚大，敵軍沿隴海線兩側西進的計劃遂被我統帥部完全粉碎。”43
　　雖然花園口決堤，使河汛地區的人民遭受了慘重損失，但為了抗戰，為了我民族的存亡，其乃為不得已之犧牲。所謂“棄一方之眾，以存我一國之民”。古今各國戰史皆富其例，歷史功過自明。
　　五、面對日軍欲攻占武漢以亡我中原的戰略企圖，與其糾結十二個師團，配合海軍陸戰隊及飛機五百余架，劃江分由南潯路、瑞武路、並沿長江北岸及沿大別山北麓進犯武漢的攻勢，和“武漢為天下中”、並為全國水陸交通樞紐及全國軍事經濟政治文化中心的重要戰略地位，中華民國政府於六月中旬即策定了保衛武漢的作戰計劃，決計利用鄱陽湖及大別山的地障與長江兩岸的丘陵湖沼作戰，重點放在外翼，“無論攻守進退，皆可立於主動地位”。並預期與敵作戰四至五個月，以消耗敵人、粉碎攻勢為主，並“不作無謂犧牲，必須保持相當實力，待機應用，以作最後勝利之基礎”。44 武漢會戰自日軍六月十二日陷安慶為始，至十月三十一日我主動撤離武漢為止，前後五個月，大小激戰數以百計，殲敵二十萬，極大地消耗了敵人的力量。之所以撤守，是因為十月十二日，日軍在百余架飛機及數十艘軍艦的掩護下，已強行於海南大亞灣登陸，並於十月二十一日陷廣州。至此，“粵漢交通既已截斷，武漢地位已失去重要性”，故“不如決心自動放棄，保存若幹力量，以為持久戰作最後勝利之根基”。猶如蔣介石在“為國軍退出武漢告全國國民書”中所指出的那樣：“保衛武漢之軍事，其主要意義原在於阻滯敵軍西進，消耗敵人實力，準備後方交通，運輸必要武器，遷移我東南與中部之工業，以進行西南之建設。蓋惟西北西南交通經濟建設之發展，始為長期抗戰與建國工作堅實之基礎，我唯西北西南交通路線開辟完峻，而後我抗戰實力及經濟建設所需之物資，始得充實供給而不虞之缺乏。今者我東南之人力物力已移植於西部諸省，西部之開發及交通建設，已達初步基礎，此後抗戰，乃可實行全面之戰爭，而不爭區區之點線。同時，我武漢外圍五閱月之苦戰惡鬥，已予敵人莫大之打擊，而樹立我民族復興之自信心，與發揚我軍攻守之戰鬥再接再厲之新精神。故我守衛武漢任務已畢，目的已達”。並稱：“此次兵力之轉移，不僅是我國積極進取轉守為攻之轉機，且為徹底抗戰轉敗為勝之樞紐，切不可認為戰爭失利與退卻，而在保持我繼續抗戰持久之力量”。蔣介石還堅定地說：“自今伊始，必須更哀切、更堅忍、更踏實、更刻苦、更勇猛奮進以致力於全面之戰爭與抗日根據地之充實，而造成最後之勝利。”
　　至此，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為實現持久抗戰而進行的“以時間爭取空間”之艱苦卓絕的前期抗戰，算是告一段落。它確如蔣介石所說的那樣，不僅達到了既定的戰略退卻之目的，又極大地消耗了敵人的力量，徹底破滅了日本帝國三月亡華的狂夢，並從此將侵略者死死拖在長陷不拔的著名“中國泥淖”之中，直至它最後的失敗。與世界各民族歷史上任何一次反侵略戰爭相比，它在戰略上的勝利，和為爭取戰略性勝利，而在以弱對強的極端劣勢中所賦予的苦戰和血戰，以及由它給侵略者所造成的巨大打擊，都是堪稱為可歌可泣的和舉世無雙的。一八一二年俄國為抵抗拿破侖的侵略，以火燒莫斯科為標誌的庫圖左夫式戰略退卻，既不能與之相比；一九四一年蘇俄在對德國抗戰之初所出現的倉皇退卻，更不能與之並論。

（二）國民黨軍隊自始至終堅持艱苦抗戰直至最後勝利

　　中華民國政府軍 —“ 國民黨軍隊”，在全面抗戰爆發後一年零四個月的時間裏歷經浴血苦戰，確實達成了以“時間換取空間”的戰略目標。自此，尚掩有西南半壁山河的中華民國政府，在其後將近七年的歲月裏，一方面因能憑借著西南大後方而繼續堅持艱苦抗戰，一方面則為著保衛大後方和奪取抗戰的最後勝利，而繼續堅持持久抗戰，直至最後地打敗了日本帝國的侵略。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中華民國政府在湖南南嶽軍事會議上製定的“第二期作戰指導方針”指出：“連續發動有限度的攻勢與反攻，以牽製消耗敵人，策應敵後之遊擊隊，加強敵後之控製與擾襲，化敵人後方為前方，迫敵局促於點線，阻止其全面統治與物資掠奪，粉碎其以華製華、以戰養戰之企圖；同時，抽出部隊，輪流整訓，強化戰力，準備總反攻。”

一、一九三八年十月至一九四五年八月國民黨蔣介石領導的主要戰役
　　在前期抗戰勝利的基礎上，中華民國、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先生采取並堅持了“以攻為守、積極防禦”的新一輪持久戰略，不斷地發動進攻以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同時粉碎了敵人數十次的大型攻勢。據八九年後中國大陸史家稱：“繼淞滬會戰、忻口會戰、徐淮會戰、臺兒莊大戰、南京保衛戰和武漢會戰之後，自一九三八年底至一九四五年八月，僅國民黨軍隊的對日大型作戰就有：南昌會戰、隨棗會戰、第一次長沙會戰、桂南會戰、上高會戰、第二次長沙會戰、豫南會戰、晉南會戰、棗宜會戰、緬甸會戰、豫中會戰、第三次長沙會戰、浙贛會戰、常德會戰、長衡會戰、桂柳會戰、豫西鄂北會戰、反攻騰龍戰役、滇西及緬北反攻戰役、湘西會戰及桂柳反攻。”“大型戰鬥則有阻止日軍在海南島及汕頭登陸的戰鬥，阻止日軍在欽州灣登陸襲取邕寧的戰鬥，粵北戰鬥，中條山戰鬥及晉東南諸戰鬥，冀省遊擊戰，湘東戰鬥，鄂中戰鬥，鄂西戰鬥，鄂北戰鬥，策應長沙會戰之宜昌攻略，鄂、豫、皖邊區之粉碎日軍十月攻勢，攻克馬當、長興、宜興附近戰鬥，鎮海戰鬥，閩浙沿海及諸稽附近戰鬥，豫鄂皖邊區策應長沙會戰之戰鬥，江浙閩贛方面策應長沙會戰之戰鬥，良口戰鬥，克服邕龍粵海沿岸戰鬥，惠博戰鬥，清遠戰鬥，克復福州連江福清長樂戰鬥和朗溪戰鬥，鄭州戰鬥，淩川附近戰鬥，克服五原戰鬥，綏西戰鬥，襲擊開封戰鬥，皖東反掃蕩戰鬥，大別山戰鬥，沙市東南戰鬥，荊江兩岸戰鬥，第二次惠博戰鬥，雪州戰鬥，騰衡以北戰鬥，緬北各戰鬥，湘粵贛邊區戰鬥，閩浙邊區之追擊戰，贛江追擊戰，反攻廣州作戰。”45

二、中華民國政府和蔣介石先生堅持領導的長期浴血抗戰
　　除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滬抗戰和一九三三年長城抗戰 —— 即榆關、熱河、長城三大戰役外，自一九三七年七月至一九四五年八月之八年間，中華民國政府軍發動大型會戰二十二次，重要戰鬥一一一七次，小型戰鬥二八九三一次。陸軍陣亡、負傷、失蹤三二一一四一九人。空軍陣亡四三二一人，毀機二四六八駕。海軍艦艇損失殆盡。其中壯烈犧牲在戰場上的國民黨將軍即達二百余位；為中共在一九八五年首次和公開承認者，就有八十五位；為中共史學界倡揚者，在一九八六年已經達到一百一十五位。46
　　自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從中央軍校畢業的大約二萬五千名軍官中，就有一萬名犧牲在戰爭全面爆發的前四個月。47 在歷次大型戰鬥中，國民黨官兵象山海關保衛戰那樣整連、整營、整團地為國捐軀者，屢見不鮮。據一九八九年後中國大陸史家記述，在一九三七年淞滬抗戰中，“國民黨官兵每小時的死傷數以千計，主力各師補充兵源達四、五次之多，原有下級軍官和士兵傷亡達三分之二，旅、團長傷亡竟達半數以上”。48其犧牲的壯烈，在中華民族和世界各民族抗敵禦侮的歷史上鮮有其例。上海五行倉庫八百壯士“中國不會亡”的壯烈歌聲震撼全球。“多年來認為中國人是不善戰鬥和易受恫嚇的英國人士，也驚於他們的驍勇善戰和堅毅不拔了。史摩萊少將說：‘他從沒有看過比中國的敢死隊最後保衛閘北更為壯烈的事了！’”49
　　一九三七年十月三日，受命於津浦北段予敵以節節抵抗的德州守軍運其昌旅四五八團，在日寇的夾攻之下，與山海關守軍一樣，據城死戰，全團殉國。同月，在殲敵四萬余人的山西忻口大戰中，郝夢麟軍長與劉家祺師長兩位將軍壯烈犧牲。
　　一九三八年三月，在津浦縣南段為堵擊敵軍南下的藤縣保衛戰中，我軍守城師長王銘章將軍在發出“決以死拼以報國家”的最後電文之後，即於破城後的巷戰中，與參謀長趙渭濱將軍、鄒紹孟將軍同時壯烈殉國。同年春，臺兒莊大戰最激烈時分，第二集團軍總司令孫連仲對師長池峰城所言“士兵打完了，你就自己填進去！你填過了，我就來填進去！”的話，足以催人淚下。馮玉祥後來稱贊該役說：“……日本人想不到張自忠將軍的軍隊那麽聽命令，那麽勇敢……把日本軍隊打得落花流水。”50
　　一九三九年五月，在隨棗會戰中，雖然“我方部隊久經戰鬥，無充分補充，本已殘破，又缺乏平射炮等武器，對沖擊的坦克無法抵禦，所幸士氣尚盛。士兵據壕死守，即以血肉之軀與敵人坦克相搏鬥，官兵的勇者竟攀登敵人的坦克之上，以手榴彈向車裏投擲，作戰的勇敢與犧牲的壯烈，筆難盡述”。51
　　一九四零年五月，在棗宜會戰中我雖然將日軍的大部兵力包圍在襄東平原地區，殲敵甚眾，但因敵一部突圍，第三十八集團軍總司令張自忠將軍“立由方家集率七十四師追擊南竄之敵，銑日（十六日）在南瓜店附近與敵激戰，敵以步騎三、四千人附炮二十余門向我反攻，非常激烈，我軍殤之殆盡，敵以大部向我包圍，接近總部，總司令抱有敵無我之決心，親率總部官佐及特務營作最後的苦撐，卒因彈盡力孤，總司令竟以身殉國，官佐及特務營營長以下同作壯烈犧牲，生存無幾”。52 蔣介石得知張自忠殉國，親自纂文哭之。
　　一九四一年三月，在第二次上高會戰中，面對敵三十三師團一部、三十四師團一部和第二十混成旅全部的強勢兵力，我王耀武軍與敵軍鏊戰十四日，終日與敵搏鬥，各處高地屢得屢失，斃敵一萬。我王部將士犧牲一萬人以上。同年四月，在浙贛戰役中，我海門守備部隊指揮官蔣誌英率軍死戰倭寇，與眾多將士一起壯烈犧牲。
　　一九四二年元月初，在第三次長沙會戰中，我與敵之激烈戰鬥遍於整個會戰之中。第十軍師長黃鐘將軍在其“三戰長沙”的日記中記曰：……終日在激烈戰鬥中，劉陽門、北大馬路均起巷戰，新軍路肉搏四次；本師為奪取陳家山犧牲百余名。下午四時火起，煙霧彌天；尤以北大路附近為尤烈；野外無鳥獸，城內無行人；此為激烈日，亦為決戰日，鹿死誰手，唯在能守。在最後五分鐘，得最高統帥電：“……敵人孤軍深入，後方斷絕，同時我主力正向敵人四周圍擊，我第十軍如能抱定與長沙共存亡之決心，必能摧毀強敵，獲得無上光榮。”電中有七個“我第十軍”，何等親熱，士氣大震。經一日之壯烈犧牲，死傷二千余，我寸土未被奪……。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在常德保衛戰中，當日軍一一六師團傾其全部兵力圍攻常德時，此役雖經我余萬程師與敵死戰十余日，並因第九戰區四個軍赴援而獲勝，但是役，三位師長壯烈犧牲，第五十七師則遭遇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傷亡，一萬五千名將士中，生還者僅三百人。
　　一九四四年夏，當日軍為開拓大陸交通線，裨與南洋聯系而分兵三路四犯長沙時，衡陽外圍國民黨軍隊曾與敵軍多次激戰。衡陽城裏國民黨守軍一萬余人，在外有援軍不能接濟，內乏糧彈無以為繼的情況下，孤軍喋血，一心死守，苦戰四十八天，直至傷亡殆盡，陣地全沒，竟無一降者。
　　同年春月，在中國遠征軍和駐印軍向滇緬邊境及緬甸北部反攻的戰鬥中，其翻越崇山峻嶺，強渡怒江，疊克敵軍堅固據點龍陵、騰衡，直搗畹町之艱苦作戰，及其“穿越山野，沿途給養不繼，所受饑渴不是筆墨所能描述的”。53對此，美國聯絡參謀組組長吳德贊揚說：“中國軍隊耐受困苦的精神和作戰的勇敢，都是世界上少有的。”54 中國大陸著名雜誌《當代》所發表的長篇歷史紀實文學《中國遠征軍》一文，即將其艱苦與壯烈作了充分的描述與歌頌。一個曾親眼觀察一九四四年四月雲南西部怒江戰役的美國人，亦在描述中國軍隊之勇敢作戰精神的報道中寫道：“在以一個班一個班的對敵軍碉堡的自殺性沖鋒中……絕大部分傷亡皆產生於企圖沖過或更準確地說是爬過機關槍火力網的封鎖地帶。作為一種純粹的勇敢的顯示來說，進攻是壯烈動人的……一些排長被打死在距敵人槍眼的一兩米距離內，一些優秀的連長、營長在親自帶隊作戰中死去或受傷……”55 史迪威則評論說：“如果得到好的訓練、裝備和領導，中國軍隊能夠與任何國家的勇敢軍隊相匹敵。”56
　　誠然，中華民族的軍人正是有著這樣的熱血氣質，才使我們積弱的祖國在頑敵面前表現出了無畏的犧牲精神與沖天的英雄氣概，才能戰勝頑敵的長期侵略和可怕侵略。
　　應該一提的是，在抗戰中，國民革命軍 —— “國民黨軍隊”五十二師的女機關槍手唐桂林，因其女扮男裝、代兄從軍、屢建戰功的動人事跡，曾被譽為中華民國偉大衛國戰爭中的“花木蘭”。她與一九四八年犧牲在太原保衛戰中的另一個屢立戰功的女機關槍手喬應秀，曾同被視作國民革命軍的驕傲。
　　…………
　　必須指出的是，在八年抗戰中，除中共以外，可以說不論中央軍、地方軍或系原軍閥部屬的舊軍隊，甚至是曾經屢屢製造過叛亂的“叛軍”，他們在抗日救國的偉大精神感召下，絕大多數都成了抗日的英雄和抗日的英雄軍隊。“一般人的觀感，都說抗戰中，中國的軍人進步了；其實，豈止是進步而已，我們的軍隊，在抗戰的烘爐中，熔化成了國家的軍隊，我們的軍隊，鍛煉成為現代的軍人了。這是國家統一最基本的一步。”57

三、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堅持領導抗戰的戰績
　　國民黨軍隊在對日抗戰的持久歲月裏，其戰鬥之壯烈，犧牲之慘烈，實為筆墨所難以盡之。但是，也正因如是地前仆後繼，勇敢犧牲，十四年抗戰，尤為八年全面抗戰，才能屢挫敵人精銳，屢敗敵人進攻。
　　一九三七年淞滬抗戰結束後，如前所述，不僅日陸軍省公布“此次上海戰事，我方傷亡達四萬”，58 而且誠如中國大陸史家所言：它（淞滬抗戰）爭取了三個月的時間，使得長江下遊的工廠和物資有了內遷的時間，使“國際觀感一新”。其次，它使得在華日軍不能隨意行動。日軍從華北抽調了兩個半師團增援上海作戰，造成了中國軍隊在華北的有利形勢，尤其使山西有了準備的時間。59
　　同年十月，日軍為解決華北戰局，除以一部向五臺山警戒外，其主力企圖直下太原。衛立煌遂受最高統帥部命令，統率第十四集團軍四個半師星夜向太原以北集中……日軍即以五萬兵力，以中央突破方法攻擊忻口。其時，蔣介石曾接連三電衛立煌等：“望抗戰到底，一竟全功”。衛乃以左、中、右三個兵團，於忻口附近陣地為軸心，會合晉軍與日軍大戰，著名的忻口會戰遂以打響。這一仗，我軍殲敵四萬人，造成華北戰鬥中最有利之戰局。如前所述，我郝夢麟軍長、劉家祺師長於是役壯烈犧牲。
　　一九三八年三月的臺兒莊大戰，先是由我龐炳勛軍團在山東臨沂據城死守，後張自忠將軍趕到，兩軍內外夾擊，如疾風暴雨。敵板垣師團因不支而倉皇撤退。龐、張兩部乃合力窮追一晝夜，使敵軍無法立足，狼狽一退九十裏，縮入莒縣縣城。沿途敵軍遺屍甚多，器械彈藥損失尤大。是役殲敵三萬余，為阻斷南北日軍打通津浦線，阻滯日寇沿隴海鐵路及沿長江迅疾進攻我武漢，功莫大焉。
　　同年五月開始的武漢會戰，如前所述，敵雖糾集十二個師團，配合海軍陸戰隊及飛機五百架分四路進攻武漢，但是，四月，蔣介石已在保衛武漢各部官長會議上，一再要求各高級將領務“抱必死的決心……與士兵共患難同生死……雖天崩地裂，此誌不移”。並製定了“此次保衛武漢，當取韌性，無論攻取進退，皆可立於主動之地位，而決不能陷於被動形勢”（蔣介石日記）的戰略決策。是役，敵我鏊戰達五個多月之久，殲敵二十萬。俟日軍在大亞灣強行登陸，武漢及粵漢鐵路已經失去防衛意義之後，我軍才決策主動放棄武漢。然而，武漢會戰卻對阻滯敵人西進，消耗敵軍實力，準備後方交通，運輸必要武器，遷移我東南和中部工業，集中我東南人力物力於西南諸省，以進行西南之建設，以堅持持久抗戰，奠定了十分重要的基礎。
　　一九三九年春的豫北反攻，即“消耗敵軍近五萬人”。在該年包括晉南反攻、豫北反攻、鄂中反攻、贛北反攻的整個“四月攻勢”中，共消滅敵軍九萬人。是年的隨棗會戰，我軍不僅反攻獲勝，光復棗陽，並與敵膠著於隨、棗之間，使敵“遺屍五千余具，馬匹器械無數”。
　　在同年九月的第一次長沙會戰中，“綜觀是役，敵經半載準備，挾海陸空軍十萬之眾，企圖於敵酋西尾阪垣履新之際攻取長沙，以壯聲威，並為偽中央政權樹立張本，殊不料大遭失敗，傷亡三萬余人”。
　　在同年十一月至一九四零年一月的桂南會戰中，敵雖從山東抽調第五師團，協同臺灣旅團，並藉艦隊掩護於欽州灣西岸登陸，沿邕欽路北犯，陷邕寧，然我桂林行營白崇禧部卻以十五萬兵力發起反擊，並由蔣介石令杜聿明之第五軍機械化部隊和一百架飛機參戰反擊。我軍與日軍在昆侖關反復鏖戰，艱苦卓絕。十八日我軍即攻克昆侖及九塘，十九日攻克大高峰坳，以後繼續攻克五、六、七塘。二十日因日軍增援反陷大高峰坳、昆侖關、九塘後，我又集中兵力於邕寧路反攻，卒於十二月三十一日再克昆侖關，翌年一月四日再克九塘，致使日軍第五師團潰不成軍，其十二旅團傷亡殆盡，損失一個師團以上。日只復占邕寧，其企圖劫斷中國西南國際交通線的目的，完全沒有達成。
　　一九四零年五月的棗宜會戰，源於日軍在襄東作戰的失敗。其時，敵曾於豫南、鄂中增援六個師團，集中於信陽、隨縣、鐘祥三個地區，以南陽和襄陽為攻擊目標。其時，我軍一部除於隨棗方面一邊抵抗一邊轉進唐河流域，另一部固守桐柏山、大洪山以外，大部隊則於敵軍左右兩翼向外線移動，從而將敵軍的大部兵力包圍在襄東平原地區，殲敵四萬五千人，獲炮六十門，馬兩千匹，戰車七十輛，汽車四百輛。
　　同年三月的上高會戰，面對企圖掃蕩贛南的敵軍第三十三、三十四兩個師團及二十混成旅共四萬兵力，我羅卓英兵團乃先擊破北路安義方面的敵軍，再以兩個師於一線以西和日軍糾纏。然後，決以主力於日軍進犯的兩側地區交戰，先折其兩臂，再在中路聚殲日軍主力，遂致敵人傷亡一萬五千有余。日軍師團長大賀雖幸得逃命，卻在南昌因愧恨而自殺未遂。
　　一九四一年九月的第二次長沙會戰，日軍雖調集十三萬余人分三路進犯長沙，我守軍則逐次予日軍以消耗，並陸續由平江、瀏陽、株州、益陽等地合圍並猛攻進犯長沙的日軍，致使日軍向北潰退，我軍遂銜尾追擊和超越追擊，五日渡過汨羅江，八日渡過新墻河，殘余日軍遂向臨湘、嶽陽方面急竄，至此勝利地結束了第二次長沙會戰。
　　一九四一年底至一九四二年初的第三次長沙會戰，日本為牽製國民黨軍隊策應盟軍在廣州、香港方面的作戰，並企圖打通粵漢鐵路，解除太平洋西岸陸空威脅，又糾結三個半師七萬余人圍攻長沙，並於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始向長沙猛撲。我軍既按預定計劃沈著應戰，又以嶽麓山炮兵適時轟擊敵人，鏖戰四日，予敵以重創後，我遂以十個軍的兵力，由四面八方實行總反攻，日軍後路遂絕，士氣頹喪，無力掙紮，死傷慘重，乃於四日晚間突圍北竄，其急調的鄂南援軍，又遭我軍阻擊，幾全軍覆滅。是役打死日軍五萬六千九百多人，為珍珠港事件之後，我軍在中國戰場的第一次攻勢，也是同盟國在太平洋戰爭初期一連串失敗中首開的勝利紀錄。英國《泰晤士報》發表評論稱：“十二月七日以來，同盟軍唯一決定性勝利系華軍之長沙大捷”。《倫敦每日電訊報》尤稱：“際此遠東陰霧密布中，唯長沙上空之雲彩確見光輝奪目。”
　　一九四二年一月，我遠征軍入緬協同英軍作戰，挫日軍於同古，敗日軍於仁安羌，因解英軍之危，深博同盟諸國好評。同年四月，日本在本土遭遇盟軍轟炸後，為掩飾失敗，安定國內人心，乃集結了十萬兵力，發動了浙東攻勢。我軍在逐次予進犯日軍以打擊後，乃向敵後轉進。俟浙贛全線均陷敵手，我軍立於八月進行全線反攻，取腰斬日軍之戰略，遂連續收復失土，敵乃倉皇撤退。“縱觀此次戰役敵軍以十余萬之眾，原圖永占我東部沿海各地，以掩飾其敗癥並削弱其本土上空之威脅，卒至損兵折將敗相益彰，計劃被我完全粉碎。且敵此次使用部隊達十余單位之多，其東拼西湊力量枯竭之情形可以想見，其崩潰實已不遠。”60
　　一九四三年五月，日軍糾結十一萬兵力向鄂西長江三峽進犯，企圖西叩重慶門戶，逼迫我最後之屈服，以便專對英、美作戰。我第六戰區孫連仲部約十一個軍，遂逐次抵抗，並在蔣介石特頒手令於石牌守軍，命令固守要塞聚殲倭寇之後，石牌守軍乃一面收縮，一面誘敵，俟敵過鮮陽關，猛犯要塞之時，即頑強反擊，予敵以重創，日軍攻勢頓挫，全線崩潰。我軍立不分晝夜予以追殲。至六月中旬，除藕池口一地被日軍占據外，全部恢復原態勢，是役斃、傷敵三萬余人。
　　同年十一月，於鄂西會戰中挫敗的日寇，為截斷我軍川、鄂、湘間之聯絡，掌握洞庭湖之全部資源，占據我湘西北之門戶常德，打破我反攻準備，遂糾結十萬兵力自十一月二日始，以第一一六師團進犯常德，第三師團趨桃源，第六十八師團進德山，第四十師團侵漢壽。因我軍猛烈抗擊，日軍不能得逞，遂復轉西攻，陷石門，沛縣，徑趨桃源，其左翼亦由安鄉攻占漢壽，圍攻常德。我余萬程師遂與之激戰十余日，並偕赴援的第九戰區四個軍，於十二月八日收復常德。第六戰區各部也轉取攻勢，先後收復南縣，安鄉，沛縣，淞滋，公安等地。十二月底，盡復戰前態勢。
　　一九四四年初，中國遠征軍和駐印軍在滇緬邊境、即緬北進行反攻，全殲日軍兩個師團，重創日軍兩個師。同年春月，我為打通中印公路，始以駐印軍指揮官鄭洞國率新一軍、新六軍反攻緬北，越崇山峻嶺，進擊新平洋，與日軍戰於太白家。三月五日，克孟關，後又克孟拱，密支那，發動滇西攻勢策應駐印軍作戰。同時，遠征軍司令長官衛立煌亦指揮五個軍強渡怒江，發動滇西攻勢，策應駐印軍作戰，疊克日軍堅固據點龍陵、騰衡，直搗畹町。至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七日我滇西軍與駐印軍會師芒友，完全打通中印公路，旋協同盟軍收復了緬北。
　　一九四五年後，針對日軍欲確保平漢南段交通，破壞我陜南豫西空軍基地的陰謀，我第五戰區和第一戰區在與日多次激戰、逐次消滅日軍後，又協力反攻，先後收復南彰、襄陽、樊陽，反攻老河口，既擊潰由鄂北前進的日軍，又於西峽口、長水鎮各地阻擊了豫南日軍的西進。作戰七十二天（三月二十一日至五月三十一日），斃敵一萬五千七百六十人。之後，湘桂的日軍為鞏固湘桂和堵死粵漢路交通，並作阻止我反攻準備，竟於全縣、東安、邵陽、湘潭各地集結八萬兵力，於一九四五年四月初分兵三路進犯湘西。我第四方面軍王耀部遂於武崗、江口、新化一帶予敵以堅決抵抗，並挫日軍於雪峰山。第十集團軍王敬久部則於寧鄉、益陽一帶阻擊由湘潭前進的日軍，牽製其行動。第三方面軍湯恩伯部則進出武陽關攻擊日軍側背，並於五月八日在我空軍支援下造成鉗形攻勢，將日軍分別包圍，予以殲滅。日軍經湘西會戰的挫敗，遂一蹶不振。是時，盟軍已攻占琉璜琉球群島，日本本土日形危急，蔣介石乃下令開始東南戰場的反攻。張發奎的第二方面軍出都陽山脈，奪取邕寧；湯恩伯的第三方面軍一部沿柳宜路直取柳州，主力沿桂穗路越城嶺山脈攻略桂林，日軍望風披靡。我軍乃於五月二十七日克邕寧，繼之收復柳州、桂林諸重鎮，向東南收復失地七百余公裏。不數月後，日本終於無條件投降，中國終於戰勝其侵略。由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所堅持領導的、長達十四年之艱苦卓絕的偉大衛國戰爭，終於成為我民族歷史和世界歷史上的驕傲。本章前言所引的美國歷史學家易勞逸的“公道”話，實在是從根本上揭穿了那些“墻倒眾人推”者的說謊，從而深刻地表明了“世有公論、史亦終有公論”的這一天。
　　一九八九年以後，正處於全面歷史反思中的中國大陸學者們終於開始放膽說道：“蔣介石自始至終地堅持抗戰，廣大國民黨愛國官兵是熱血抗戰，前仆後繼，給日軍的進犯以極大的消耗，直至爭取抗戰的勝利……在抵抗外來侵略者的民族戰爭的戰場上，這些國民黨官兵的有血氣的表現，是可敬可佩的……在中華民族抵禦外侮的歷史上，鮮有前例……”61
　　歷史的事實是，蔣介石不但自始至終地堅持抗戰，而且自始至終都在頑強地領導著抗戰。他總是親臨前線英勇沈毅，最後撤退以身效行，甚至數次險被敵人所害的事跡，實已使今日的中國大陸人民感慨萬端。一九九三年，由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國民黨 —— 一九三七》一書，和在中國大陸出版的其它國民黨抗戰研究著作，已經對他作為一個民族英雄的偉大精神和英勇行為，予以了甚為大膽的歌頌。
　　易勞逸先生，以及戰後所有歷史學家們都不會、更不曾想到的是，在中國大陸，將“國民黨人對日本侵略的抵抗作為一篇大無畏之英雄史詩來予以歌頌”的日子，不僅已經來臨，而且近年來，在中國大陸，越來越廣泛和越來越深刻地歌頌國民黨、蔣介石及其軍隊堅持英勇抗戰之著述與作品的大量出現，早已將中國大陸人民的歷史反思引向了深入，並將之推向了對中華民國之整個歷史進行再認識和再認定的更高階段。
　　然而，令人痛心的卻是，曾堅持長期英勇抗戰的國民黨官兵們，雖然戰死者已矣，其中的幸存者和負傷者，其絕大多數竟於一九四九年以後，成了中共統治下的“歷史反革命分子”。他們或被處以極刑，或被判刑、關押、勞改、勞教，或被管押、即在家鄉被強迫勞動，並且蔭及子孫“永世不得翻身”。在打內戰的共產黨是革命的，打外戰的國民黨卻是反革命之史無前例的黑暗時代，他們的萬古奇冤是永遠也無處可以訴說的。
　　但是，歷史與人民還是永遠地記住了他們。

七　　中華民國衛國戰爭的偉大勝利和艱苦抗戰中的民主建國成就
　　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日本侵占我國東三省，至一九四五年“八一五”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其間十四年，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為保存中華民族的血脈，曾領導中國人民進行了可歌可泣的長期英勇抗戰。十四年間，日本雖然侵占了我國的東三省，並在一九三七年後又陷落了我們的部分國土，但是：
　　第一、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和中國軍隊從來不曾投降。
　　第二、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和中國軍隊（不含中共軍隊）迅速地粉碎了日本帝國妄圖三個月滅亡中國的狂夢。
　　第三、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曾擬定持久抗戰總戰略，領導和指揮政府軍 —— “國民黨軍隊”艱苦抗戰和英勇抗戰，一再地奪取過對日抗戰的輝煌勝利，消滅日軍達其總兵力百分之三十五以上，從而振奮和堅定了全國人民持久抗戰的信念，贏得了偉大衛國戰爭的最後勝利。
　　第四、中華民國政府軍 —— “國民黨軍隊”在長期抗戰中，將一百萬以上的日軍拖在著名的“中國泥淖”中不能自拔，從而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太平洋戰爭做出了巨大貢獻。誠如美國總統羅斯福所言：“假若沒有中國，假若中國被打敗了，……有多少師團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而調往其它方面來作戰？他們可以打下澳洲、打下印度 —— 他們可以毫不費力地把這些地方打下來。他們並且可以一直沖向中東，和德國配合起來，舉行一個規模進攻，在近東會師，把俄國完全隔離起來，合並埃及，斬斷通往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線……”62
　　第五、由於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和中國軍隊的持久抗戰（不含中共軍隊），由於中國抗戰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巨大貢獻，由於中華民國政府和蔣介石的堅持要求，美、英等西方列強於一九四二年廢除了與清政府簽訂的所有不平等條約，更因中國抗戰的勝利而迫使日本將東北、臺灣和澎湖列島歸還中國，從而使得孫中山先生的重大歷史遺願得以實現，使得近百年來壓在我們中華民族頭上的奇恥大辱從此得以根本解除。
　　第六、由於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和中國軍隊長期堅持抗戰（不含中共軍隊），而使中國的抗戰成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從而使我國成為中、印、緬、越遠東戰區、即中國戰區的領導國，進而成為國際所公認的世界反法西斯四大領袖國之一。蔣介石本人亦成為中華民族的偉大民族英雄和領導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著名領袖人物，使自晚清以來，以“落後與內亂”著稱，並受盡東西方列強欺淩和宰割的祖國，真正地得以揚眉吐氣。
　　這才是中華民國偉大衛國戰爭獲得勝利的根本內容。誠如易勞逸先生所說，若不是嗣後的那一場內戰掩去了中華民國衛國戰爭的全部光彩，則全世界“勢利”的歷史學家們，都會把它當作一曲“最為壯麗的史詩”來加以歌頌的。
　　但是，這仍然只是中華民國衛國戰爭所獲勝利的一個部分，雖然是最重要的部分。如前所說，一九三七年七月全面抗戰爆發前，國民黨於外患內憂交相煎迫中已經實行訓政，開始籌備憲政，並於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公布了“中華民國憲法草案”，組織選舉“製憲國民大會代表”。可以相信的是，如果沒有日本帝國的侵略，沒有全面抗戰的爆發，則製憲國民大會的召開，中華民國憲法的製定，和從訓政走向憲政、實現還政於民的民主進程，誠然是可以想象和預見的。雖然全面抗戰的爆發，阻擋了訓政的進程，阻礙了憲政的準備，破壞了國家經濟的發展，製造了教育、文化等各個方面建設的困難，但是，蓋因國民黨軍隊的前期艱苦抗戰破滅了日本“三月亡華”的狂夢，贏得了持久抗戰總戰略的初步實現，遷都西南的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先生，遂在與日寇的大規模軍事較量迄無休止之時，為增強持久抗戰的國力，為建設西南大後方，並為了偉大衛國戰爭的最後勝利，竟在這一艱難狀態中，和在這個本應施行全面軍事管製的特殊歲月裏，繼續堅持民主建國的理念，積極推進戰時民主政治的建設，努力發展大後方經濟，刻苦加強戰時的教育和文化建設，從而在這個世界上，創造出了一個於長期戰爭和殘酷戰爭的特殊艱難條件下，竟能持續推進民主政治，發展國家經濟和建設教育文化的世界性奇跡。這個奇跡不僅在世界歷史上鮮見，而且成為二次大戰各交戰國中一支獨開的奇芭。反而言之，也正是這一激烈戰爭狀態下的政治、經濟、教育、文化建設，才又為那一場偉大衛國戰爭的長期堅持和最後勝利，奠定了極為重要的國力、軍力、人心及民智的基礎。

第一、戰時民主政治的建設

　　一、一九三八年七月，武漢戰役剛剛打響，中華民國政府即已邀請全國各黨派重要領袖（包括中共）和全國各界名流學者，於漢口組織國民參政會 —— 作為戰時最高民意機關參加抗戰救國和抗戰建國的工作。國民參政會組成人員共二百名，國民黨占八十名，各黨派領袖占五十名，無黨派人士占七十名以上。
　　國民參政會對於在戰時準備製憲國民大會的召開，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一九三九年九月九日至九月十八日，國民參政會於重慶召開一屆四次會議時，已決請政府明令定期召開“製憲國民大會”，製定憲法，結束黨治，實行憲政，並由議長蔣介石指定參政會若幹組成人員，組織了憲政期成會。憲政期成會於一九三九年九月成立的當天，即在它召開的第一次會議上已決請國民政府早日頒布召開國民大會，公布憲法，及憲政實施之明令。一九三九年十月，國民黨五屆六中全會遂決於一九四零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開製憲國民大會，恢復因抗戰停頓的國民代表選舉工作，並決議於重慶建造“國民大會堂”。後因戰事吃緊，無法召集，乃於一九四零年九月十五日宣布延期召開國大，其它準備工作照常進行。一九四零年十二月十二日國民政府頒布“國民大會籌備組織條例”。一九四零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重慶“國民大會堂”竣工。但因大會堂於一九四一年八月九日被日機炸毀，加之一九四二年日本對西南攻勢淩厲，國籌會只能停止辦公。鑒於戰禍不止和國民大會無以召開的現實，一九四三年九月八日，國民黨五屆十一中全會乃宣布戰爭結束後一年召開製憲國民大會，製定和頒布憲法。此一宣布後來成為事實。
　　其間，國民黨中央和國民參政會，還曾合組憲政實施協進會，協調各黨各派各方人士推動憲政的準備工作，召開常委會十一次，直至一九四六年製憲國大準備就緒，方才休會。應該說，由於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非但未忘民主政治的建設，而且於極其艱苦的戰時，仍堅持了對於民主政治建設的推進，具體言之，就是對憲政的準備，尤其是對製憲國民大會的籌備，才會在抗戰剛剛勝利之時，就能將民主憲政的推行立即提上議事日程，並能於中共發動內戰和一意破壞之中按時召開。
　　二、八年全面抗戰期間，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非但沒有強化訓政時期革命政府的統治權，相反，為了在戰時推行憲政和準備憲政，卻逐步開放黨禁，允許各黨派參政，包括進行了十年叛亂和叛國的中國共產黨和在訓政期間曾因創建國家社會黨而被捕過的張君勱、張東蓀等。63 由是各種黨派應運而生，多黨政治漸趨成形。這就為戰後製憲國民大會和行憲國民大會的相繼召開，以及推動多黨民主政治逐漸地打下了基礎。這對於一個正在戮力抗戰，亟須統一軍事、思想和政治的時代，誠然是不可想象的。較之中共至今絕不允許人民有任何集會、結社與組黨的自由，其兩個政黨和兩個政權之完全不同的性質因此而涇渭分明。
　　三、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之八年間，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非但沒有以戰爭為理由而鉗民於口，反而繼承和發揚了訓政時期予人民以相當廣泛之思想、言論和出版自由的民主做法，從而使得抗戰時期的國民能言其所欲言，以助政府和國民黨抗戰，以責政府和國民黨之不當。連對心蓄顛覆政府之誌，矢誌要奪權篡國的中國共產黨，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亦在中共偽裝提出“四項保證”之後（參見下卷第三章），首先於七月三十一日宣布釋放親共派人士，即為中共一黨圖存而不顧整個國家危亡的沈鈞儒等七人（參見下卷第三章），於八月二十四日釋放中共領袖陳獨秀，允許中共在重慶發行《新華日報》，開辦書店。據一九八九年後中國大陸歷史學家稱：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先後在重慶發行過刊物的民營報社、通訊社即達二百多家……。除中共的《新華日報》、《群眾周刊》以外，還有《國民公報》、《時事新報》、《西南日報》以及無計其數的雜誌和期刊。在重慶的大型出版發行機構則有：《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世界書局》、《廣益書局》、《生活書店》、《新知書店》、《讀書生活出版社》、《正中書店》、《獨立出版社》等。64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商務、中華、世界、大東、開明等書局，都在重慶恢復了編審部和印刷部，且增加投資，擴大了出版規模。廣大作家自己經營的小規模出版社和《文化生活出版社》、《作家書屋》、《中外出版社》、《群益出版社》等，亦開始成立出書。加上新成立的《新生圖書公司》、《建國書店》、《文風書店》、《五十年代出版社》、《南方印書館》等，尤使圖書出版量迅速增加。據一九四二年統計，僅僅在重慶的民營出版機構就有一百三十多家。65 中國的出版事業繼在上海和戰時的武漢出現繁榮時代之後，在抗戰時代的重慶竟進一步得到了巨大發展。顯然，這樣的思想與出版自由，對於一個正在堅持艱苦抗戰、日日血濺中華的戰爭時期來說，實在是不能想象的。它較之中共在大陸奪取政權以後，於絕對和平時期竟能全面廢除人民原已享有的思想、言論、新聞和出版自由，實有霄壤之別。

第二、戰時國家經濟的建設

　　全面抗戰八年間，由中華民國政府所領導的經濟建設，在蔣介石提出的“沒有國防，就沒有國家……我們一切政策，一切實施，都要以國防為中心，一切利害和是非，都要根據國防來判斷”之總決策下，66 戰時的工業、交通、貿易、農業以及教育和文化，均有著十分矚目的建設和發展，從而在經濟上對持久抗戰作了保證。
　　一、工業建設。據大陸一九九三年出版的《國民政府重慶陪都史》一書稱：抗戰爆發後，國民政府有計劃、有步驟地將一大批重要的工礦企業遷入了以重慶為中心的大後方，一批批愛國的工商業者、科學家和實業家們，在“救亡圖存”、“實業救國”的激勵下，不遠萬裏撤廠內遷。據統計，截止一九四零年六月，遷入大後方四川的民營企業已達二百五十家，技術人員達萬名以上。國內大型鋼鐵企業亦從上海或武漢絡繹遷入……此後從長江的唐家沱到大渡口，沿著嘉陵江北到磁器口、童家橋，由川黔公路南達纂江布滿了大大小小的工廠。以重慶為中心，在合川、長壽、江津等地構成了中國抗戰的“金三角”，建成了包括礦業、冶金、機器製造、化工、建材、紡織、造船、電器、日用百貨、面粉、食品加工，以及屬於軍工系統的飛機製造、光學儀器、機械、皮革等在內的，門類較為完整的工業體系。其中，民營資本約占大後方資本總額的百分之八十二點五……與戰前的大後方工業相比較，不僅工廠總數、資本總額、工人人數大大增加，而且工業門類的配置、產品數量和地域分布都有明顯的發展。據該書稱：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陪都建設計劃委員會在重慶舉辦了“第一屆陪都建設展覽”。著名實業家顏耀秋曾撰文指出：“當八一三滬戰爆發，上海各工廠即奉命內遷，是時，船又多移作軍用，能分配各工廠載運內遷者僅百分之二而已。今在此戰時之工廠出品，乃經三年余之久的苦鬥搜羅所得的成果，雖出品尚屬幼稚，但吾輩聊可以告慰於國人。”67
　　著名經濟學家許滌新則稱：“從這二百余家遷川工廠的奮鬥歷史，可以看出吾國從事於民族工業的廠家、職員與工人，是具有茹苦含辛不屈不撓之精神的；第二，從這二百余家遷川工廠的出品中可以看出中國民族工業不是沒有基礎的……舉凡國防民生所需之物，無不具備。我們應當珍貴這點基礎，應當努力鞏固和發展這點基礎；第三，我國工業過去所需的機器，主要是求之於國外，抗戰以後，國人才註意這個問題。這次遷川工廠的出口展覽，就表現出這種成就了。”68
　　二、交通建設。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借助它在太平洋戰爭初期的勝利，迅速地斷絕了國民政府的國際交通。一九四二年，中國西南方面的滇越、滇緬公路和西北方面聯系中蘇的甘新公路先後受阻，香港的淪陷又使中國政府失去了重要的中轉據點，日本更是叫囂“封閉滇緬公路，不使通過它對蔣政權作軍事上、經濟上的援助”。69 一九四一年底國民黨五屆九中全會乃對此作出決議：“目前滇緬公路為我國交通之要道，其防護之重要，自不待言，尤應一面配備重兵，節節控製，使敵不敢輕易侵犯，一面仍需改進運輸方法，以謀搶運物資。”70 嗣後，在中、美、英等國軍民的艱苦勞動下，中印公路於一九四五年一月建成使用。這條從印度加爾各答到中國昆明長達一千八百英裏的陸路交通，加強了中華民國政府與國際反法西斯戰線的聯系，為盟國軍隊反攻日本提供了條件。此外，中印航線的開航和數條國際無線電路的開通，不僅創造了世界空運史的紀錄，而且對國民政府持久抗戰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需要，起到了重大作用，做出了重要貢獻。
　　三、貿易建設。據中國大陸版的《陪都史》稱：抗戰全面爆發後，因國內運輸阻滯，內地傳統輸出品難以到達上海等沿海口岸，中國的外貿額急劇下降，上海外貿額減少一半左右……一九三七年九月，國民政府財政部提出《增進生產調整貿易大綱》，決以重要外貿政策如：為應付對英、美、蘇諸國易貨償債起見，對部分產品實行統購統銷；為集中外匯，商人須依照政府規定匯率向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售結；為削弱日軍作戰，於一九三八年十月公布禁運資敵物品條例等。由是，一九三八至一九四一年間出口總值達一萬一千五百七十萬美圓，其中國營外銷系統的出口值竟達八千六百四十萬美圓……其對於指定外銷農產品得以輸出，維持國民政府之債權，換取抗戰建國之急需物資方面，作用不可低估。71
　　四、科技建設。據中國大陸版的《陪都史》稱：國民政府的戰時科技政策，以抗戰建國基本方針為其指導思想，即：“對於科學知識之追求，科學技術之深造，科學教育之普及，必須於抗戰中集中精神，積極推進，以促成我中華民國之現代化和工業化……”72 一九四三年四月國民政府教育部長朱家驊曾說：“……總體看來，戰時中國科學技術在應用技術方面進步最快……”73 時工礦企業還獲得大小發明三百余件和專利五百余件。尤其值得稱道的是，化學家候德榜潛心研究製堿技術，於一九三九年首先提出了聯合製堿法的連續過程，並相繼完成工藝設計，使之實際投產，對純堿和氮肥工業作出了貢獻。“候氏製堿法”是對西方長達半個世紀的蘇德維法及蔡安法傳統工藝的重大突破，是艱苦抗戰時期科學進步的一朵奇芭。此外，在基礎理論的研究方面，吳大猷關於《多元分子振動光譜與結構》的研究，馬士俊的《原子核及宇宙線之同予理論》，蘇步青的《曲線影射研究》，鍾明來對《幾率論》與《數論》的貢獻，李四光對南嶺地段地質構造的研究，丁毅對四川纂江鐵礦的新考察，馮景蘭對於川康大銅礦的《紀要》，王恒明發明的《浮遊選礦劑》，馬延英關於《珊瑚層的生長斷定古代氣候的分析》，四川大學教授方文培的《峨嵋植物圖誌》等，都是抗戰時期科學研究的重要成就。74
　　思想的自由，國家的重視，自然亦帶來了抗戰時期社會科學研究的興盛局面。“各種學術，不但沒有退步，而且有長足進步”。75 是時，僅重慶就有全國性民間學術團體一百四十一個。朱光潛的《詩論》，馮友蘭的《新理學》，湯用彤的《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陳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劉節的《中國古代宗族移植史》等均成一時之響。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員會（文工會），更是由各黨各派知識分子所組成的一支出色的生力軍，是“一所新型的學術機構，人才薈萃，碩果累累，時人稱齊之稷下”。76 雖然它很快就被中共所“挖心”，並成為中共製造抗戰陣營分裂和為發動內戰而製造輿論的重要巢穴（詳見下卷第四章）。
　　五、教育文化建設。抗戰時期值得大書特書的是教育文化建設。它一方面體現了中華民國政府對教育的一貫重視，即便是於烽火國中的戰爭歲月，非但不稍挫之，甚至尤有發展。另一方面，則證明了在人民享有思想和出版自由的時代，即便是在血濺中華的戰爭年代，我國文化的發展，亦非但沒有斷裂，更沒有被毀滅，甚至反而創造了非常的繁榮局面。較之中共奪取政權後踐踏教育，毀滅文化，甚至竟能為一黨之內訌，便能取消高等教育和破壞中、小學教育達十數年之久，形成了鮮明的歷史對照。
　　特別令人感動的，也是中國大陸出版的《培都史》所著重指出的是：抗戰爆發後，為了保存我國的教育文化事業，大批的高等教育和科學文化教育機構，完成了向大西南地區的戰時內遷，全國百分之三十四的高等學校匯集於重慶。據當時我國著名社會學家孫定文先生的統計，抗戰期間，中國的知識分子當中，“高級知識分子中十分之九以上西遷；中級知識分子中十分之五以上西遷，低級知識分子中十分之三以上西遷”，從而完成了中國文化教育中心由東向西的戰略大轉移，成為中國歷史上為保存民族文化國脈的第四次文化教育大遷徙。該書還稱：“抗戰時期統一高等院校教學、管理的各項製度規範，標誌著傳入中國幾十年的近代高等教育，由初期的無計劃放任狀態，轉入統一組織與規劃，從而進入與中國抗戰建國的實際需要相結合的階段……以陳立夫為首的教育當局，對戰時教育體製所進行的一系列措施，有力地克服了戰爭給教育所帶來的危機，為抗戰時期正規教育的發展提供了必要的保障。”77
　　其次，抗戰時期由於人民擁有充分的思想、言論和出版自由，是故，文化的發展也就伴隨著抗戰救國和抗戰建國的激情，呈現出多姿多彩的蓬勃景象。據該書稱：“……美術大師群集陪都，戲劇創作叠呈高潮，電影事業空前繁榮……。”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隨著港、澳及南洋等地的相繼淪陷，“數月以來，上述各地歸國文化人，且數千人”。同時，“為了搶救淪陷區內的廣大文化知名人士，國民政府的官方機構，軍事部門，及地方人士，如張發奎、杜月笙、戴雨農等均做了大量的救援搶救工作……到一九四二年七月，港、滬、南洋各地的文化人士，還在陸續內移中”。78 “政府方面，亦於今年（指一九四二年），又特撥專款，辦理此項招待和安置工作事宜，除沿途妥為內移的文化人士照料外，並在重慶等地設立招待所，又代為安插工作，期以人盡其才，給每一個文化界的人士以歸國服務的機會”。79 據統計一九四三年重慶的全國性文藝團體就有三十五個。全國作家三百七十七人中就有一百二十一人集中於重慶。彼時，文學、戲劇、話劇、美術等均為抗戰而創作，又在為抗戰而創作之中，產生了大量的文藝刊物和優秀的文藝作品。各種文藝叢書的出版，更予各類創作帶來了大量的出版陣地；數度霧都公演，尤給話劇的演出和興盛帶來了發展的大好時機。80 只需稍稍比較一下，一九四九年後中共對於文化和文化人之再三、再四的圍剿和迫害，回顧一下中共於國家和平建設階段，數度大興文字獄以摧殘文化、逼殺文人的行徑，兩個黨和兩個政府的德行和本相，又何需論之與辯之。
　　六、戰時農業建設。一九八九年，日本“中國現代史研究會”出版了《抗日戰爭與中國民眾》一書。該書稱：“重慶政府堅持抗戰，其物質基礎是經濟力量的發展。它實現低息長期貸款政策，大量投資於國家建設，使工業生產持續增長。對農業主要也進行積極的貸款，興辦水利、灌溉、開墾等工程，擴大耕地面積，維持了抗戰的基礎……從抗日的角度來看，重慶政府的經濟政策不是失敗，而是成功的。”81
　　歷史的事實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蔣介石曾向國民黨五屆九中全會提交了“土地政策戰時實施綱要”，提出了十條綱領，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第三、第四和第五條：
　　私有土地應由所有人申報地價，照價納稅，稅率起點為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二，累進至百分之五；為實施戰時之經濟建設或公共設施之需要，得隨時依照規定之報價征收私有土地，其地價之一部分，並由國家發行之土地債券償付之；私有土地之出租者，其地租一樣不能超過報定地價之百分之十；確立農地以歸農民自耕為原則……
　　綱要還對“農地以歸農民自耕為原則”作了進一步闡述，指出在此原則下，“嗣後農地所有權之轉移，其承受人均以能自為耕作之人民為限。不依照前項轉移之農地，或非自耕農之土地，政府得收買之，而轉售於佃農，予以較長之年限，分年攤還地價”。
　　由是，抗戰期間國民政府“扶植自耕農”之原則得以確立。
　　這個綱要，上承孫中山“平均地權”之本義和一九三零年國民政府頒布的“土地法”，下銜一九四九年後臺灣三階段和平土地改革的實踐，雖為戰時，卻走的是從根本上解決土地問題的正確道路。據大陸版的《陪都史》稱：“戰時後方如重慶北培等扶植自耕農實驗區的建立，已基本上改變了原有的土地關系。朝陽鎮第十九保的九十戶農民當中有七十戶被扶植為自耕農。如一自耕農所言：‘扶植自耕農，這是政府對我們所做的最重大的一件事，現在政府無論叫我們做什麽，我們也不會推辭的。’”82 可以設想的是，如果抗戰勝利後沒有中共在戰爭的廢墟上為奪取政權所迅疾挑起的那一場殘酷內戰，中國大陸的土地改革勢將與同時期的臺灣一樣，也能夠走上一條“非殺人以奪地”和“非強迫自耕農為黨耕奴”之正確的土地改革道路。因為國民政府在抗戰時期和內戰失敗退守的歲月裏，在土地問題上都能做到的事情，在真正的和平建設時期，也就一定能夠做得到了。孫中山先生“平均地權”的理想，也就一定能夠實現。
　　中華民國在長期艱苦抗戰中的民主建國成就，實令今日之中國大陸人民“百感而交集”。

兼論　　民族英雄 —— 蔣介石與陰謀武裝政變 —— 西安事變
（一）民族英雄 —— 蔣介石

　　為什麽說蔣介石是民族英雄？
　　第一、就歷史而言，中國歷史上有三次外國或外族的全面入侵，其中有兩次被亡國：一次是宋，一次是明。唯一沒有亡國、並且全面戰勝了侵略的，便是中華民國。那麽，既然亡國之國的嶽飛、文天祥、史可法諸反抗侵略的人物，都能被歷史稱為民族英雄，則領導了中華民族長期守土抗戰，並最終贏得了勝利的蔣介石先生，倒反而不能被稱為民族英雄嗎？
　　第二、就二次大戰而言，凡被德、日、意侵略的國家，在歐洲除掉蘇俄，在亞洲除掉中國，沒有不亡的。英國本土只遭轟炸，未遭登陸，故不在此列。由是，未亡國家的領袖，如蘇俄的斯大林，其淪陷的土地既不比中國小，傷亡的人數亦不比中國少；被亡國家的領袖，如法國的戴高樂，都能身負民族英雄的榮耀；相反，非但沒有亡國，並且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竟有卓越貢獻的戰勝國 —— 中華民國的領袖蔣介石，倒反而不能稱為民族英雄了？
　　第三、就二戰期間各國的國內情形而言，應該說，沒有一個國家的反法西斯戰爭比中國的反法西斯戰爭更加難以領導。因為剛剛統一了中華民國的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先生所面臨的，不僅有外患，更有內憂；不僅有日本的侵略，而且有赤色帝國蘇俄的顛覆；不僅有軍閥殘余的連續反叛，而且有中共大規模的武裝叛亂和叛國。當是之時，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雖然面臨“數面作戰、國無同類”的困境，卻仍能團結國人，內平叛亂叛國，外抗強敵侵略，非但沒有亡國，並且正是在這一場反法西斯戰爭中，蕩盡了百年來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奇恥大辱 —— 廢除了不平等條約，收回了東北、臺灣及澎湖列島的主權，以一積弱之國而成為世界反法西斯四大領袖國之一，爭得了舉世公認的榮耀。如是，作為中華民國偉大衛國戰爭之最高統帥的蔣介石先生，如若他不是民族英雄，則誰可誇之？
　　第四、指蔣介石是民族英雄，還不僅僅因為他是中華民國的領袖和他擁有領導中華民國抗戰的功績，其中，還有一個極為重要的實際原因，就是如同他曾親自指揮北伐戰爭一樣，他同樣是那一場偉大衛國戰爭的實際指揮者和參加者。可以說，他修好、建設西南的國策，和為爭取抗戰勝利而期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接軌的思想，尤其是他根據國際國內條件而決策的持久戰大戰略，和他親自指揮抗戰、親赴前線、歷盡艱險的英勇行為，就更是表現了他作為一個民族英雄的本相。83 若要將他與那個在局部抗戰的前六年一心只想在蘇俄指揮下叛亂叛國，在全面抗戰的後八年一心只要“日蔣火並”，心心念念只想乘國難以搶天下的毛澤東相比，則毛都能夠做成“中國人民的大救星”，難道蔣介石先生只做一個區區的民族英雄都不夠格嗎？
　　一九二七年秋，蔣介石赴日時曾回答記者說，他最佩服的歷史人物是嶽飛、文天祥，最崇拜的偉大人物是孫中山。而蔣介石先生本人作為一位在偉大衛國戰爭中保存了中華民族血脈的民族英雄，他豈但當之無愧，而且功垂千秋。

（二）陰謀武裝政變 —— 西安事變

　　顯然，只有在論證了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尤其是蔣介石先生非但不是“消極抵抗、積極妥協，只打內戰、不打外仗”的民族罪人，相反，卻是真正的抗日政府，抗日政黨和民族英雄之後，我們才能將中共幕後策反，張、楊臺前發動，和斯大林作為最高決策者的西安事變，其作為一場陰謀武裝政變的政治本質和歷史遺禍，辨析清楚。
　　西安事變，於今早已不是歷史懸案。作為一九四九年奪權的勝利者，中共早已一再地、並且是赤裸裸地誇耀過它“英明策劃”和“和平調停”的兩面漂亮手段。同時，即便是西安事變的主要肇事者張學良本人，亦同樣沒有對自己當年的“兵諫”、即武裝叛變諱莫如深。
　　然而，作為歷史事件的西安事變雖未完全清楚，而作為遺禍歷史的西安事變，就更是在海內外不能形成共識。尤其是作為政變陰謀策劃者和發動者的歷史罪惡，非但沒有受到歷史的認真清算— 如歷史對袁氏竊國的一再清算那樣，甚至反被當作英雄和豪傑，既在中國大陸被中共著意加以渲染，熱情歌頌；又在海外被某些學者專家鬧得紛紛揚揚，名聲歷久而不衰。從而使那一場險些賣了國家，斷了國脈，至今仍在禍害著中國大陸人民的陰謀武裝政變，尤其是它的“罪魁”與“禍首”，在今天仍被渲染著神秘的色彩，圖畫著英雄的形象，偽飾著要抗日救國的花環。由是，不僅使蔣介石先生因之而坐冤難申，更使這一夥當年置民族危亡、人民禍福於不顧的新舊軍閥，竟成為人間靈傑而受人唏噓、感慨和尊重。這無疑又是一個歷史的“倒錯”，是歷史的是非曲直遭到混淆和曲解的嚴重惡果。因此，厘清事變的幕後人物、臺前人物和決策人物，指證其叛國毀國的嚴重性質，道明它禍害民族的歷史重罪，不僅是對歷史的澄清，更是今天中國大陸人民要“思歷史、決國是”的迫切需要。

第一、西安事變的幕後人物

　　一言以蔽之，西安事變的幕後人物是中國共產黨。
　　中共之所以是西安事變的幕後人物，只因為其時逃亡在陜的中共二萬殘余紅軍正面臨“被剿滅的絕境”。彼時，如果日本全面侵華戰爭爆發，雖能因“國難”而給萬分垂危的中共以生機，但已經時不待我的中共，為了救命，才決策了“聯張反蔣抗日”的陰謀。而陰謀武裝政變 —— 西安事變，就正是中共這一“假抗日真反蔣”之陰謀策略所結的“果實”。誠如西安事變發生當天，毛澤東給斯大林的電報所稱，西安事變是“根據張、楊、共三角聯盟抗日反蔣的協議而發生的，中共中央已積極推動張、揚堅決與蔣分裂”（詳見下卷第三章第二節）。此其一。
　　其二、之所以說中共是西安事變的陰謀策動者，蓋因中共於奪權勝利後曾一再稱西安事變乃為它所領導，所解決。所謂不打自招。尤其是一九八九年後在中國大陸出版的現代史著述已經明白無誤地說道：“一九三五年秋，中共即令南漢宸派人向楊虎城傳達了中國共產黨的八一宣言。”84 “同年十二月，中共又派汪鋒對楊虎城及西北軍將領做工作。”85 “一九三六年春王炳南則奉中共指派專從德國回國去做爭取楊虎城的工作。”86 九十年代初，在中國大陸出版的中共共青團中央機關刊物《中華兒女》雜誌，已專門發表吹捧王炳南是如何成為楊虎城幕僚，並如何勝利完成策反楊、張和參加策劃西安事變的。
　　其三、實際上，在上述“冠冕堂皇”的用詞用語下面，卻是中共對楊虎城的“謀合”和對張學良的“挖心”。如同中共在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七年間，曾借參加國民黨而與國民黨中的親俄派“謀合”，以對國民黨“挖心”一樣。
　　首先，就中共對楊的“謀合”而論，應該說，在一九三五年冬，當劉少奇帶著毛澤東“反蔣抗日”的“民族統一戰線”陰謀，抵達天津恢復中共北方局之後，他的三大使命之一，就是派人打入西北軍和東北軍，策反其上層將領。另兩件則是煽動學潮和策動文化界“鬧抗日”（參見下卷第三章）。中共黨員魏以疇、南漢宸、蔣聽松、劉子華迅速在楊部擔任了要職。楊的辦公廳主任韓威西、秘書宋綺霞都是中共黨員。楊的憲兵第二營營長也是中共黨員。中共黨員王炳南曾為楊保送德國留學，受蘇俄命令歸國後由中共派做楊的工作。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南漢宸派代表見楊，同月中共又派汪鋒與楊直接謀談，一九三六年二月南漢宸的代表再與楊約談，一九三六年四月中共專派回國的王炳南與楊一再地“深談和合謀”。由是，中共終與楊結盟。一九三六年六月，楊的富縣王勁哉旅已用軍用合作社的名義開設了中共的聯絡站，將大批的無線電器材、醫用藥品等運往延安。楊甚至已在西安設立了兩個聯絡站，一個在楊部一位團長嚴揆要的防地，一個在楊的憲兵第二營內，營長為中共地下黨員。中共往返西安、延安，進入內地，回歸陜北，路條均由楊的十七路軍提供。國民政府命令剿共的楊部，非但已與中共暗通款曲，甚至已經同流合汙。然後，再由楊虎城去謀合已經被中共包圍、“挖心”的張學良。
　　其次，就中共對張的“挖心”而言，一是仿照蔣介石廬山訓練團而建立的“西安南郊王曲鎮軍官訓練團”，雖由張、楊任正付團長，其實權卻完全握在中共黨員劉瀾濤、應德田手中。中共黨員應德田作為張學良的少將處長，更是張發動西安事變的秘密策劃者之一。中共黨員申伯純即稱：“王曲軍官訓練團訓練時間雖然只有兩個月，但對於改造思想，灌輸聯共抗日的主張卻收效很大”。87 軍官團學員就曾在西安事發前七天狂言“不要讓蔣介石站著走出去，而應該爬著滾出去”。88
　　二是以張學良為首的“抗日同誌會”，實際負責人亦為中共黨員劉瀾濤、應德田等人。其創立時的十五人，全部是中共黨員和“左傾”分子。尤為重要的是，這個組織還掌管了張學良一切秘密活動，一切與共產黨聯系的技術工作，以及東北軍全軍的人事工作。89
　　三是西安事變後第二天就更名為“東北軍政治大隊”的學生隊，有隊員三百人，大部分是北平中共地下黨介紹去的，其中更有一部分是中共地下黨員。由是，中共及其地下黨員們，乃抓住張學良和東北軍喪土失家的“情結”，投合他，接近他，然後包圍他，從而使“未足而立之年，即負方面，獨攬大權”，“未作過任何人部下，未有過任何長官”，“浪漫狂慡、忿事急躁”的“少帥”張學良，終於不知不覺地改變了他的是非觀，以使他在某種特殊條件下，能夠作出有利於中共的決定。中共幕後教唆的工作，終於使楊、張陰謀發動武裝政變的“火候”到了。

第二、西安事變的臺前人物

　　眾所周知的是，事變的臺前人物是張學良和楊虎城。就此二人的歷史而言，張學良是奉系軍閥張作霖之子。張作霖則是十七年軍閥復辟混戰的主要軍閥之一，所謂壞軍閥中的壞軍閥。張學良本人乃一介花花公子，從未有過一件勛勞，從未打過一場勝仗，由封建的傳承關系，因子承父業而成為東北王。其後，只是迫於日本壓力和內部異動，90 加上年輕氣盛，有一定的愛國情緒，而同意“東北易幟”，歸屬中華民國以為功。但這並沒有改變他作為一個封建軍閥的根本性質。至於楊虎城，原是西北軍將領、倒戈軍閥馮玉祥舊部，是謂舊軍人出身的新軍閥。既參加過馮的叛變，又是擁一省軍政大權的軍政領袖。新軍閥們並不真懂共和、民主為何物，甚至不懂中華民國為“何國”。他們不僅身染民初軍閥混戰和北伐之後新舊軍閥叛亂的積習，而且身受三十年代上半期地方殘余軍事勢力“假抗日以叛亂”的影響。特別是他們要保存和擴張一己軍事勢力的私欲，一旦時機成熟，契機出現，就會促成叛變的應運而生。距西安事變僅半年的兩廣六一叛變，其打著抗日旗號的鮮明特征，就不能不說是西安事發的先聲。由是，“正在洶湧澎拜的民族主義浪潮（抗日浪潮）便夾雜著楊虎成的野心和老練沈著，夾雜著張學良的沖動和任所欲為的性格，更深藏著中共於危亡之中圖存的機心和周密策劃”，91 終於釀成了一場茅頭直指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華民國，尤其是針對蔣本人的“陰謀武裝政變”，從而在三十年代殘余軍閥的武裝叛亂史上，又推起了一股叛亂的惡浪，更在中共十年叛亂叛國的歷史上留下了最為罪惡的實績。蔣介石衛士排六十七名戰士倒在血泊中的慘痛景象，最近在中國大陸報刊上公開揭露出來的，“張學良決心殺蔣並已選定殺蔣人選”的事實，以及張、楊要和中共聯合打倒南京、建立“西京”，即事變一旦成功便要成立“西安聯合國民政府”的陰謀圖劃，92 實在是把他們作為一夥叛亂成性之舊軍人和舊軍閥的本質，以及西安事變的陰謀武裝政變性質揭穿無疑。張、楊兩人雖然共有著舊軍人、舊軍閥的本質特征，但兩人的城府卻一深一淺。因而，中共雖為整個事變的幕後教唆者和策反者，楊則為張的幕後策劃者。

第三、西安事變的最高處理者與和平調停者

　　如前所說，中共既是西安事變的“幕後教唆者與策反者”，為什麽西安事發之後它又成了一個“和平調停者”，甚至成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天使”，並在中國大陸自吹自擂了整整半個世紀呢？
　　這是因為，西安事變雖為殘余軍閥於臺前所發動，更為中共在幕後所策反。但是，中共作為一個武裝叛國集團，十年來，它的一切叛亂和叛國行為，都必須服從那個境外顛覆勢力 —— 蘇俄的需要和指揮。一九三五年八月以前，蘇俄一心要的是顛覆新中國 —— 中華民國，以便移植共產製度於中國，所以，中共便在它的指使和指揮下，實行公然叛亂和公開叛國。一九三五年八月後，當蘇俄面對來自德、日兩個法西斯強鄰的威脅，為自保而必須改變策動他國共產勢力顛覆本國政府的陰謀時，它又要求各國共產黨必須與本國政府結成反德、反日的統一戰線，以共同保衛他們的“工人階級祖國 —— 蘇聯”。由於意在殺蔣的西安事變，只能造成中國群龍無首和分裂、混亂，進而造成中國迅速為日本所亡，其結果必然導致蘇俄面臨日本侵略的巨大危險，因此，斯大林才會一聽到事變的消息，立即親自擬電命令中共，一是懷疑西安事變是“日本間諜所為”，二是絕不容許中共殺蔣。斯大林的這個電報指示，中共無疑要絕對服從。因而，原來已經將殺蔣之意隱藏在字裏行間，任由張、楊去領會，並且“打算站在後面讓張、楊去打頭陣”的毛澤東，在接到斯大林的電報之後，只好於自嘲的狂笑聲中，決定由他們這一夥策劃殺蔣者，去說服張、楊不要殺蔣。這樣，中國的西安事變，雖由殘余軍閥所發動，由中共所策反，然而，處理事變的最高決策者，卻是俄國的新沙皇 —— 斯大林（參見下卷第三章）。93
　　於是，作為事變主要陰謀策反者之一的周恩來，便搖身一變而成為一個“和平使者”。只因他既遇上了一個年少無知、輕信盲從的張學良，又遇上了一個“重然若、儒氣太深”94 的中華民國領袖蔣介石先生。前者因自知闖下滔天大禍，遭到全國全世界反對，95 因而才在深自懊悔之中，將“捉曹演成了放曹”；後者則因周恩來開口“校長”，閉口“校長”，並一再向他保證能將被扣留在蘇俄的蔣經國弄回國，讓他父子團圓，對他動以“天倫之情”，從而才最終地博得了蔣的原諒和許諾。中共叛國集團和他的使者周恩來，終於在他們的俄國領袖命令下，由陰謀策反者而成為出賣張、楊者，及“和平調停者”，從而成為陰謀武裝政變 —— 西安事變的“全面勝利者”。周恩來這個人鬼兩面的共產派政治家，卻因此而凸顯了他的“光輝形象和倜儻風流”。

第四、西安事變的政治性質、現實結局和歷史後果

　　西安事變既是北伐成功以後，自中華民國統一至全面抗戰爆發的十年間，由殘余軍閥勢力所發動的最後一次公開武裝叛亂，又是由殘余軍閥勢力和中共武裝叛國集團首次聯手，以在抗日的旗號下，意在共同顛覆中華民國的首次陰謀武裝政變。首先，它使“八年剿匪之功，預計將於二星期（至多一個月，）可竟全功者，幾乎隳於一旦”。“而西北國防交通，經濟建設，竭國家社會數十年之心力，經營敷飾，粗有規模，經此變化，損失難計。欲使地方秩序，經濟信用恢復舊觀，又決非咄嗟可辦。質言之，建設進程，至少要後退三年，可痛至此”。96 此其一。
　　其二、由西安事變所表現出來的中國人民高漲的民氣，全國團結一致的氣氛，特別是蔣介石先生能夠凝聚全民族力量的人格和威望，終於使早已橫言“對西安事變絕不做壁上觀”的日本軍閥，深有“此時不滅中國，將無來時”的感喟（參見下卷第三章），從而提前了全面侵華戰爭的時間表。西安事變後僅半年，那一場由中共所一心盼望的“被侵略戰爭”，便終於在日本軍閥的瘋狂發動下，甚至是在中共的直接誘發下（參見本章註二），全面爆發了。不僅使我民族遭遇了亙古未有的巨大戰爭創傷，更為未來的中國歷史埋下了赤禍蔓延的悲慘結局。
　　其三、西安事變終於使中共因以而得救，使這一夥原來已經瀕於絕境的武裝叛國集團，不僅獲得了半年的喘息和整頓，而且乘機向國民政府和國民黨提出了“四項保證”，並因此而能立即與國民黨中殘存的親俄、親共派結縭，尤其是利用了那個二十世紀最無知的女人 —— 那個“一人便能夠抵得上百萬共產黨員的宋慶齡”，97 在國民黨內展開了一場緊鑼密鼓的連臺大戲：名為要求國共再度“合作”，實為中共求得合法存在和擴張。由是，國民黨內部分裂再現。一九三七年二月，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一方面在以宋慶齡為首的原親俄派國民黨人進攻下，通過了所謂“實行孫中山三大政策遺囑”的提案，一方面則在反共派的堅持下，在會上通過了“關於根除赤禍之決議案”。雖然打了平手，但會議決議卻稱：“今者共產黨人於窮蹙邊隅之際，倡輸誠受命之說，本黨以博愛為懷，決不斷人自新之路。唯使鑒思往來，不容再誤……”國民黨的迂腐竟一至於此。
　　緊接著，蘆溝橋事變爆發，日本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中共方面固然加緊了“為抗戰而要求國民黨再度容共”的步伐，再度向國民政府和國民黨提出了“四項保證”，明確表示“願意在蔣委員長領導下，一致團結對外，抵抗日本侵略”。中華民國政府方面，則迫於大敵當前，只能明確表示“國內任何派別，只要誠意救國，願在國民革命抗敵禦侮的旗幟下，共同奮鬥者，政府無不開誠接納……”。
　　中國共產黨不僅由是而獲得了合法的存在，而且當即重演對國民黨進行“挖心戰術”的舊戲，直至在八年全面抗戰中不但迅速造成兩個政權並存的局面，而且，將對國民黨的滲透做到了令人嘆為觀止的地步。當天真的國民黨正在高興地看到全國團結抗戰的局面終於形成時，他們又如何能夠想到，中國共產黨早已在它的黨內決策了要使“日蔣火並”、而它自己卻要“到敵人後方去”搶地盤的“抗日”總策略（參見下卷第三章）。
　　其四、中華民族的命運，中華民國的命運，中國國民革命的命運，中國國民黨的命運，中國大陸人民的厄運，似乎就在“華清池槍聲驟響“的那一剎那間，就已經被確定了下來。蔣介石衛士排六十七名年輕戰士為領袖留下的鮮血，非但沒有改變蔣介石與國民黨人的“忠恕之道”，卻成為前驅者的血，為後來中共在中國大陸全面復辟殘暴的專製統治，留下了血跡斑斑的歷史前證。袁世凱、張勛、段祺瑞、曹錕、吳佩孚、孫傳芳，和包括張作霖在內的一個個反動軍閥們，雖然都不能改變中國國民革命的進程，不能推翻孫中山所締造的中華民國，不能阻止現代中國由專製向民主的過渡，更沒有在中國大陸實現長久的專製復辟統治，然而，由張學良、楊虎城的叛亂槍響而造成的，八年剿匪功虧一簣的歷史局面，從此竟為中國共產黨在共產革命名義下推行專製復辟，製造了千載難逢的歷史良機，更使得中國大陸人民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歲月裏，遭遇了亙古未有的劫難。
　　對於由陰謀武裝政變 —— 西安事變所造就的，如此巨大的歷史性悲劇效應，難道除掉中國共產黨之外，作為政變直接發動者的舊軍閥和叛亂者張學良和楊虎城們，竟不應作為歷史的罪人，而受到人民和歷史的永恒審判嗎？再言之，如果張學良、楊虎城們，是在一九四九年後的西安發動了那一場陰謀武裝政變，其要殺害的乃是毛澤東，則他們的下場和“名聲”又將如何呢？
　　至少，中共領袖劉少奇、彭德懷等人的“冤魂”，能夠作出最為痛切的回答。

第七章

中國民主進程的巨大逆轉

　　誠如前述，中華民國以一弱國，卻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贏得了崇高的國際地位。如果她也象二戰後的其它國家一樣，能夠迎來一個和平建設的新時代，她的前程將無疑是十分光明的。然而，悲劇卻是，在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的當夜，於八年抗戰中“養在深山人未識”的中共軍隊，就已經發動了旨在奪權打天下的內戰。中華民國要在戰後的廢墟上期圖和平建國的希望，不但因之而破滅，而且，中國國民黨誌在戰後迅速推行憲政、即還政於民的歷史願望，雖經慘淡努力，亦因之而灰飛煙滅。辛亥以來中國民主過渡的艱難進程，由是而發生了一個巨大的逆轉。
　　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的中國內戰，從中共一面來看，是一場旨在“打天下”的戰爭，因為中共數十年在蘇俄指使下造反的目的，就是要顛覆新中國 —— 中華民國，移植共產專製製度於中國。從中國國民黨一面來看，則是中華民國第三度統一中國的戰爭。因為，一度為北伐成功統一中華民國，二度為統一後蕩平新舊軍閥叛亂的余波。從結局上看，則是中國國民黨護國護法的慘痛失敗。這是因為，中華民國的嶄新國統在中國大陸既已被中共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所顛覆，中華民國的共和法統更已為中共的“共產專製製度”所復辟。而中共農民造反只能“建立新王朝和復辟舊製度”的歷史特質，中共所謂敵後抗日根據地之農村獨裁政權的性質（按：費正清死前對中共的最後用語），和中共從專製理念到復辟實踐都與民主政治風馬牛不相及的政治本質，自然又決定了這一場內戰的根本性質，乃是民主進步與專製倒退的一場殘酷歷史較量。

一　　民主進步和專製倒退的一場殘酷較量

　　本節冠以“民主進步和專製倒退的一場殘酷較量”這樣一個標題，歷史若倒退半個世紀，讀者一定會認為題中所指的專製倒退，必是中國國民黨及其失敗的政權無疑。而題中所指的民主進步，又一定會被誤解為奪取了大陸政權的中國共產黨。
　　然而，這是在五十年之後。因而這個認指非但已不可能，而且在中國大陸民間更無人會產生這樣一個歷史的錯覺。因為中國大陸民眾在半個世紀的痛苦和流血之中，已經知道了什麽是專製，誰才是專製。但是這又並不等於說，在中國大陸每一個人都已經懂得了，於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的內戰中被打敗的那個國家、政黨和政權，恰恰才是真正的新中國，才是一個真正民主進步的政黨和政權。歷史的悲劇在於，它失敗了，如同克倫威爾、羅伯斯庇爾與克倫斯基及其革命政權一樣地失敗了；如同她領導長期衛國戰爭直至勝利的光輝竟被全世界勢利的歷史學家們掩滅罄盡一樣。數十年來她為了推進中國由專製向民主艱難過渡的種種功績和實績，早已被忘卻，被掩蓋，甚至被誣蔑和栽贓。
　　然而，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大陸五十年的專製復辟統治，終於使中國大陸人民自己從反思那個“失敗了的政黨和政權”為始，進而對那一場內戰中的失敗者，以及她在失敗前的最後幾年中，曾如何迅速推進中國民主化進程的歷史事實進行了再認識。而這一再認識的結論，便是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的中國內戰，乃是民主進步與專製倒退的一場殘酷較量，更是中國民主革命與以革命名義下的專製復辟進行長期較量的繼續。而所謂民主進步者，非但不是那個勝利了的中共，恰恰是那個失敗了的中國國民黨，和由孫中山先生親手締造的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 —— 中華民國。顯然，歷史和現實的發展已經證明這一認識是正確的，而非錯誤的。

第一、訓政的結束和雙十協定的簽立

　　一、一九三七年前，中國國民黨因外患內憂而未能如期結束訓政，但已經準備結束訓政和籌備憲政。一九三七年後，國民黨不僅於艱苦抗戰之中，仍在推動著民主憲政的準備，而且，隨著再度“容共”和黨禁的實際開放，中國已經再一次出現了多黨政治的形態。當時的中國，除掉執政的中國國民黨以外，不僅還有一個有地盤、有軍隊的中國共產黨已經合法存在和獨立存在，並能參預國是，而且在原來就有的新聞、輿論、集會、結社等自由的基礎上，已經逐漸地和迅速地形成了一大批政治社團，直至其他在野黨派的出現。抗戰即將勝利結束時，就在這些社團當中，由國社黨和數家小黨所結合而成的中國民主聯盟、中國青年黨等，非但已經應運而生，而且在國家政治上，已經愈來愈有了言權，甚至是事權。再加上法統原來就是共和的，執政的中國國民黨實行訓政的目的，又是要還政於民，實現多黨政治，因而，抗戰勝利之日，即已成為民主憲政大步推進之時。中國國民黨亦由訓政而開始了向憲政的實際過渡。
　　二、正因為法統是共和的，執政黨是要實行民主的，戰前和戰時亦已經為戰後的民主政治作了準備和鋪墊，戰爭遠未結束，中華民國政府就已宣布將於戰爭勝利後一年召開“製憲國大”，然後召開“行憲國大”，實現“還政於民”。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即日本投降的當日，蔣介石便在中共已經借“受降”而挑起內戰之時，三次電請毛澤東赴重慶談判，並敦請美國大使赴延安斡旋，請求斯大林敦促毛澤東參加和談，以消彌內亂和內戰，共同和平建設這個歷盡戰爭創傷的新中國。由是，毛澤東才在美國大使的“護送”下來到重慶。國共兩黨歷經四十日的會談，於是年十月十日發表了“雙十協定”，其主要內容是：
　　（一）關於和平建國的基本方針
　　一、一致認為，中國抗日戰爭業已勝利結束，和平建國的新階段即將開始，必須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團結、統一為基礎，並在蔣主席領導下長期合作，堅決避免內戰，建設獨立、自由和富強的新中國，徹底實行三民主義。
　　二、蔣主席所倡導的軍隊國家化、政治民主化、及黨派平等合法，為達到和平建國必由的途徑。
　　（二）關於政治民主化問題
　　一致認為，應迅速結束訓政，實施憲政，由國民政府召開政治協商會議，邀集各黨派代表及社會賢達協商國是，討論和平建國方案及召開國民大會等各項問題。
　　（四）關於人民自由問題
　　一致認為，政府應保證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國家人民在平時應享受的全部信仰、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之自由。
　　（五）關於黨派合法問題
　　政府承認國民黨、共產黨及一切黨派在法律之前平等，並皆有合法的地位。
　　（七）關於釋放政治犯問題
　　中共方面提出，除漢奸以外的政治犯，政府應一律釋放，政府方面表示：政府準備自動辦理，中共可將應釋放之人提出名單。
　　（八）關於地方自治問題
　　雙方同意積極推行地方自治，實行由下而上的普選。
　　…………
　　首先，這個協定之所以能夠簽訂，是因為中華民國政府與中國國民黨提供了一個“能夠與反對黨進行平等對話和平等談判的政治體製，或曰民主體製。”中共及其政權從來就沒有、也絕不允許存在這樣一個“政治體製和民主體製”。
　　其次，這個協定之所以能夠充滿平等和民主的精神，是因為執政黨及其政權，在本質上便是一個民主性質的政黨和政權。因為，執政黨首先已經承認了中共這個反對黨和其它政治黨派的合法存在，即承認了多黨存在的現實，又決心要結束訓政，實現憲政，實行多黨民主政治。這對於一九四九年以後直至今天的中共政權則是不能想象的。01

第二、政協會議、製憲國大的召開和中華民國憲法的誕生

　　一、毫無疑問的是，“雙十協定”的主要內容確實充滿了民主建國和多黨治國的民主精神。這個民主精神迅速而又具體的表現，便是三個月後即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開。這才是中國人民真正的政治協商會議。首先，從這個會議的三十六名組成人員來看，國民黨僅占八人，中共占七人，中國民主同盟占九人（中共為拉攏民盟送其兩票），中國青年黨五人，各界社會賢達九人。除國民黨八人外，其余各黨派共二十八人均為本黨本派所推選，而非執政黨各級黨的組織部自己提名、自己審查和自己批準。他們才是真正的各黨派代表，與今日中國大陸那個“假政協”不可同日而語。其次，政治協商會議由協商而敲定的內容，基本上便是“雙十協定”的內容。它所擁有的民主內容與民主品質，基本上都體現在後來“製憲國大”所頒布的“中華民國憲法”之中。
　　二、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於“製憲國大”上三讀通過的“中華民國憲法”，確是一部相當民主的憲法。她不僅以孫中山先生的“五權”思想彌補了“三權”的缺陷，以人民的直接選舉權填補了因間接選舉而產生的代議製度的缺失，而且賦予人民在直接民權行使中享有創製、罷免、復決的權力，無疑是對民主政治和民主製度的一個發展與完善，從而顯示了全民政治即民治、民有、民享的根本精神。特別是她所提出的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各黨派合法平等的原則，和各級法官及考試官員必須超越黨派的明確要求，既是對“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的重大發展與完備，又充分體現了一個現代民主國家的政治原則，是“臨時約法”誕生後三十年間，中國憲政歷史艱難進步的政治結晶，是中華民國臺北政權之所以能夠逐步走上全面民主化道路的歷史根據，也是毛澤東和他的中國共產黨一定要否定和推倒“中華民國憲法”的根本緣由所在。難怪胡適之先生說“這部中華民國憲法比美國憲法還要民主”。若將之與鄧小平改革時代，有人僅僅說了一句“要政治民主化”就能被判刑十四年的中共“惡法”相比，誰是真正的民主，誰才是真正的專製，也就一目了然。
　　必須指出的是，這部“中華民國憲法”的誕生過程，不僅記錄了中國人民外患內憂的艱難時世，記錄了“民主與專製反復較量”的艱難進程，還紀錄了中國國民黨作為一個民主政黨的本質，和中華民國擁有一個共和法統的民主國家性質。“中華民國憲法”於訓政時期的一九三三年受命起草，於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公布草案（即五五憲草），於艱苦抗戰時期和抗戰剛剛勝利結束的歲月裏，由各黨派及無黨派（包括中共）進行了四次大的修改。所以，它非但不是一黨一派的產物，而是多黨多派和無黨無派人士共同努力的一個成果。第一次修改是在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戰時最高民意機構國民參政會成立的憲政期成會在召開第二次會議時，就決定廣泛征求對“五五憲草”的意見。一九四零年三月二十日，憲政期成會又召開第三次會議，根據各方意見，經過綜合整理，提出了“國民參政會憲政期成會提出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之修正草案”。第二次由部分國民參政會議員和部分國民黨中央委員，於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二日組成“憲政實施協進會”，以“發動全國人民研究中華民國憲法”。一年後收到各方意見二百六十九條，經討論提出三十二項建議，題名“國民參政會憲政實施協進會對五五憲草的意見”。第三次是國共“雙十會談”曾決定由即將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予憲法以修改。而由政治協商會議所決定的憲法修改原則，其最為重要者，便是“關於人民自由，如用法律規定，需出自於保障自由之精神，非以限製為目的（第五條）”。而參加起草憲法修正案的中共人員即有董必武、秦邦憲、周恩來、陸定一等。負責起草者為當時親共的反對黨領袖張君勱，以及罵國民黨罵出了名的民盟領導成員羅隆基、章伯鈞、沈鈞儒等。張甚至在起草改組中，蓄意籠絡中共代表，常常排斥和不邀請國民黨代表參加。02 第四次修改是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八、十九兩日，即在製憲國大進行中。其間，一是由國民政府與青年黨代表左舜生、民盟代表張君勱、以及社會賢達代表吳經熊等兩次會商，根據修正案加以整理、補充和悖定，完成修正案；二是經最高國防委員會通過後，於十一月二十二日在立法院完成立法程序，然後再由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交由行憲國民大會連續召開六次大會，進行廣泛討論，並組成有二百人參加的八個審查委員會，分別對憲草內容進行審查；三是於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三讀通過。由是，“中華民國憲法”終於誕生。
　　“中華民國憲法”的誕生，標誌著製憲國民大會和製憲的成功，標誌著由孫中山先生所締造的新中國 —— 中華民國，歷經外患內憂和民主與專製的反復較量，終於由軍政、訓政而走向了實行憲政的歷史進程，標誌著中華民國之民主主義的國家製度，由此而被確認。
　　製憲的成功，迅速地推動了行憲的實現。一九四七年元月一日，“中華民國憲法”正式公布後，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立即開始了行憲的準備。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一日公布《行憲國民大會組織法》，《行憲國民大會代表選舉罷免法》，《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立法委員選舉罷免法》，《監察委員選舉罷免法》和《五院組織法》。一九四七年四月六日，國民黨領袖蔣介石又與民社黨領袖張君勱，青年黨領袖曾琦，以及社會賢達代表莫德惠、王雲五等，於南京為籌備憲政政府簽署了一項協商施政方針（十二條）。主要有：改組後之國民政府，由參加之各黨各派即社會賢達共同負責；二、政治民主化和軍隊國家化為合作基礎；中共問題仍以政治解決為基本方針；行政院長人選，應先征求各黨之同意；凡因訓政而頒設之法製及機關應予廢止或裁撤；嚴格保障人民之各種自由；各省、市、縣參議會，盡量由各黨派人士參加……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全國舉行國大代表選舉。參加選舉者約二億五千萬人，共選出代表三零四五人。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各省市議會開始選舉監察委員。原定於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的立法委員選舉，因各黨派代表名額問題而延至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一日。03
　　行憲國民大會於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召開。根據憲法，總統、副總統選舉不由黨派提名，而由代表自由組合一百人連署提名候選人。蔣介石以一次選舉所得二四三零票當選中華民國總統（當日出席會議人數二七六五人）；副總統選舉出現六人公開競選狀態，會內會外，輿情起伏，競爭激烈，歷選數次，最後由李宗仁當選。由是，雖然行憲後的國民政府仍由中國國民黨執政，但是，中國國民黨已經是經過民選的執政黨，已不具有原來一黨訓政的意義。
　　上述事實證明了戰後的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已在真誠地和迅速地推進著整個國家的民主政治建設，其由軍政、訓政而憲政的建國、治國目標，也終於在內戰的烽火中得以實現。如果此時的中國沒有內戰，即沒有中共為奪取政權所發動的戰爭；如果此時的中共能夠遵守自己親自參預和通過的“雙十協定”與“政治協商會議”各項條約，包括它親自參預修改製定的“中華民國憲法”；如果中共在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不僅一再為它保留龐大的席位和一再敦請、等待它出席的情況下，能夠為了國家和人民的福祉，停止內戰，參加國大，遵循而非堅決推倒由它親自參加製定的中華民國憲法，04 則戰後的中華民國，不僅因此而能夠迅速地走上全面民主政治的道路，而且一定能夠象戰後的其它國家一樣，在戰爭的廢墟上重新建設發展起一個美好的戰後中國（詳見下卷第五章）。由是，中國大陸人民非但不會再度歷經殘酷的內戰，而且更不會在嗣後半個世紀既無外患、更無內憂的和平環境下，只因中共專製統治集團的迫害和蹂躪而橫死八千萬之數，超過日本侵略者殺害我同胞的數倍以上。以至今日，中國大陸人民仍只能“茍全性命”於中共專製復辟政權之下。然而，也正是中共五十年的專製復辟統治，才又為全體中國人民補上了誰是專製、誰非專製的歷史一課。雖然，中國人民為此所付出的代價實在是太大了。由是而論，稱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的中國內戰，乃是一場民主進步與專製倒退的殘酷較量，難道還不是正確的嗎？

二　　國民黨政權在內戰中失敗的原因
第一、日本侵華戰爭是國民黨失敗的根本歷史原因

　　中國國民黨在內戰中的失敗，蓋其根本的原因，為日本帝國對我國的十四年瘋狂侵略。這是因為：
　　一、正是日本帝國長達十四年的侵略，不僅給剛剛統一的中華民國帶來了無窮外患，更為中共在蘇俄指使下的持續叛亂造就了“天賜良機”，尤使因陰謀策動“西安武裝政變”而絕處逢生的中共，終因全面抗戰的爆發，而獲得了圖存和擴張的大好歷史條件，從而導致了國、共兩黨力量的相消長。中華民國幾為抗戰而將“國底掏空”，相反，中共卻在“一分抗戰，兩分宣傳和十分發展”中“成長壯大”起來了。05
　　其一、在軍事上，國民黨軍隊的慘重傷亡已如前述（參見第六章）。相反，中共卻在決策“日蔣火並”和乘國難以擴張的“抗日”總方針下，從不足二萬人馬發展成了擁有一百二十萬正規軍隊和二百萬民兵的農民造反力量。所謂戰爭的“創傷”和戰爭的損失，在中共只是一句笑談而已。加之中共既不打日本，日本也就不打中共，雙方甚至暗通款曲，互相默契（參見下卷第四章）。由是，日本只對遠在重慶的蔣介石黃山官邸進行輪番轟炸，一再發動大舉攻勢以叩重慶門戶，卻從不對近在咫尺的延安稍作進攻；只將國民黨軍隊、主要是中央軍當作他們狠狠打擊的對象，甚至咬牙切齒地叫囂“務必鷹懲蔣政權，不達目的決不罷休”，叫喊“集中火力消滅國民黨中央嫡系部隊”，卻聲稱“對地方雜牌軍則不必理會”。06 整個抗戰中，日軍共擊潰中華民國政府軍七十五個師，中央軍即占三十五個師。所以，一九四五年國民黨軍隊與中共軍隊的比例雖是四：一，但國民黨軍隊已主要是“地方雜牌”。
　　其二、在經濟上，八年抗戰龐大的軍費開支和長時期的戰爭破壞，造成了中華民國政府在經濟上的極大損傷。一九三七年政府收入為八七零百萬圓，軍費開支卻為一一六七百萬圓；一九四一年政府收入為二零二四百萬圓，戰爭費用為一九三三百萬圓；一九四五年政府收入為二一六五一九百萬圓，戰爭費用為一二六八零三一百萬圓。這種情況，除掉逼迫政府借外債和內債以外，只好大量發行鈔票，如此又為戰後的通貨膨脹和經濟的惡化帶來了最重要和最直接的原因。相反，中共既無對國家的責任，又因不打日本而無戰費的巨大負擔；既能不斷要求擴編軍隊而獲得國民政府所給予的軍費，又能自己開展“大生產運動”，即種鴉片、賣鴉片以買槍、買炮準備內戰；既不需要維持和發展戰時國家經濟，卻能依靠劫奪地主土地、財物和強迫農民交物納糧，而獲得相當可觀的收入。戰後，中共既無通貨膨脹經濟恐慌之虞，卻有蘇俄的大量軍援和經援之獲。因此，中共的“窮家”，也就實在比國民黨的“窮國”要容易對付得多（參見下卷第五章）。
　　其三、在統治區域上，中華民國政府雖然因為堅持八年抗戰而付出了極大的犧牲，亦獲得了最後的光榮勝利，但是，勝利後的中華民國卻迎來了所謂“國統區”和“解放區”之分。在八年抗戰中，被中共到敵人後方去開辟的“抗日”根據地，竟已成為從中華民國政府手中“解放”出來的“解放區”。在中華民國，非但“一國已有二主”，而且中華民國政權竟已變成了僅僅是“國民黨統治區”的國家政權，統轄的人口不僅比戰前少了四分之一，統轄的地區亦比戰前少了四分之一強。由是，因抗戰，而使中國成了一個破碎的中國，更使中華民國政府成為一個破碎的政權，其力量之大大被削弱，也就可想而知。相反，在戰前，僅剩下二萬乞降人馬和僅“統轄”了數十萬人口的中國共產黨，卻在抗戰伊始便擁有了陜甘寧和晉察冀這兩個合法的和獨立的邊區政府，戰後更擁有了面積達一百余萬平方公裏、人口達一億以上的統治區域。至一九四四年，中共從一九三七年發展起來的敵後“抗日”根據地，已在全國發展到了十六個活動基地，其中五個有各級政府，八個設立了行政委員會，三個為軍事區域。其勢力已遠遠超過一九一一年以後任何一家持槍稱亂的大軍閥。
　　其四、在政治上，由於中共使盡了“宣傳”的伎倆，因而，在中華民國有輿論自由，而在延安卻絕不容許有任何言論自由的前提下，中共才不僅騙取了包括美國在內的不明真相者的同情，而且它的在野黨地位，和它有槍、有地盤、有實力、更有“共產主義美好理想”作為欺騙的旗號，又使許多不明真相者和深懷野心者與之相互勾連，狼狽為奸，並利用它來要挾政府和反對政府，甚至恃共產黨以挾國民黨。就前者而言，國民黨在明處，共產黨在暗處，故國民黨有錯，舉國皆知，甚至舉國皆反；相反，若共產黨有錯，則舉國無知，也就更不可能反了。是時，姑不論共產黨在實際上不抗日，假抗日，甚至做出了種種“聯日反蔣”的賣國行為，單就延安的“整風運動”，“搶救失足者運動”和“深挖國民黨特務的運動”，及其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殺人如麻的情形，在“國統區”就非但無人揭露，甚至連知道的人也沒有。但這些事情若發生在“國統區”，為國民黨所為，則不知要給共產黨和所謂的民主人士們鬧到怎樣的地步。蘇軍在東北不知蹂躪了我多少同胞女子的慘事，竟不為人所知，更無人敢講，但由中共一手製造的所謂美軍強暴中國女學生沈崇案，卻能把全國鬧得天翻地覆。就後者而言，即那些曾擁共產黨自重，而敢於大罵國民黨、大罵中華民國政府和蔣介石的所謂民主人士們，他們雖然認共產黨為民主，指國民黨為獨裁，為共產黨做盡了幫兇、幫忙和幫閑的勾當，但他們在一九四九年以後不是被共產黨送掉性命，就是被共產黨強迫勞教、勞改、流放，或終於成為巴兒狗的悲慘命運，實在將當年他們敢於大罵和橫罵國民黨和中華民國政府的“勇氣與風采”，拋到了九霄雲外，從而成為今日中國大陸人民所極端不齒的形象。因而，在國民黨統治區乃是民主的和開放的，在共產黨統治區卻是專製的和封閉的這樣一個極不相同的歷史狀態下，中共的輿論欺騙實在是欺騙了成千上萬的中國人民和無數的國際人士，尤其影響了戰後美國的對華政策。而輿論作為一種積極有用的武器，再加上為所謂的民主人士們操之在手，它就在促成國、共兩黨政治力量的消長上起到了極端重要的作用。嗣後，嘗足了製造輿論甜頭的中共一旦奪取了政權，也就絕不容許任何輿論的存在了，直至連人民說話的自由也全部為他們所剝奪悖盡。
　　二、八年抗戰雖然使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獲得了戰勝日本法西斯的輝煌勝利，但是，卻使它立即面臨了內戰爆發的巨大內憂，更使她立即處於“戰、和兩難”的極端困境。因為中共在長期不抗戰中種種圖謀反叛中華民國的表現，尤其是它在日本投降之日就立即製造種種赤裸裸軍事行動以發動內戰的行徑，早已將它要奪權的野心，訴諸在不可遏止的欲望之中。但是，剛剛結束了長期外患的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面對共產黨逞之不及的全國性叛亂，不打則勢將被中共所顛覆，打則不僅要頂內戰的罪名，而且，因八年全面抗戰的勝利而剛剛得以喘息的軍隊和人民勢必厭戰。再加上內戰一開，長期戰爭的創傷非但來不及平復，特別是經濟上的創傷就更是沒有可能迅速撫平，此無疑又為國民黨政權增加了一個至為重大的罪名。如前所說，國民黨在陽面，共產黨在陰面，國民黨稍有戰爭動作，則全國反對之，為共產黨在“國統區”所一再策動的“反內戰”示威遊行，便會隨時隨處爆發；相反、共產黨早已發動了內戰，甚至已經大打特打在前，卻無人知其真相。即便是你美國來的調停人要視察，它也只給你看它願意給你看的，或將那些早已做好了樣子的給你看。因此，國民黨在此被動局面之下，一方面只能主動地和一再地邀請共產黨和談，提出召開政治協商會議，邀請美國人來調停，留下龐大席位以敦請共產黨參加兩個“國大”，從而對和平存僥幸心理；另一方面又在中共從來就沒有停止過的內戰行動面前，不打不甘，打又不敢，捆手搏腳，羞羞答答，以至一再詒誤戰機，坐失良機。這就給共產黨的一個黨、一家軍隊和一心一意地要打內戰、打江山，帶來了對於對手的絕對優越性。
　　三、僅僅在三年半之前、即太平洋戰爭爆發時曾致電蔣介石，對中國人民在蔣領導下獨立堅持四年半抗戰尤表敬佩的美國總統羅斯福，居然就能為了敦促蘇聯對遠東用兵，以使自己能夠及早地退出戰爭，便能輕易地將戰勝國中國對東北的主權，當作“賄賂的禮品”，悄悄地送給了新沙皇斯大林。這個賄賂的“禮單”就是“雅爾塔密約”。它的主要內容是：
　　（一）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國）的現狀必須維持（即繼續逼迫中國放棄對外蒙的主權）。
　　（二）將一九零四年由於日本背信棄義攻擊（即指一九零四年日俄戰爭）所受侵害的帝俄舊有權利予以恢復：一、庫頁島南部及其鄰近的一切島嶼，都必須還給蘇聯。二、保護蘇聯在大連商港的優先利益，並應該使該港國際化；以及恢復作為俄國海軍基地的旅順港租借權。三、東清鐵路（滿州裏 ——綏紛河之間的橫貫線）、南滿鐵路（長春 —— 大連之間的蹤貫線）應由中蘇設立合辦公司，共同經營，但須保障蘇聯的優先利益。同時，則使“中華民國在滿州保有完整的主權”（引號為作者所加）。
　　中華民國雖因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作出了巨大貢獻，才獲以廢除不平等條約，然而，此刻，一紙“雅爾塔密約”，竟又使她重蹈了晚清時代喪權辱國的境地。無怪乎蔣介石在得悉“雅爾塔密約”的部分內容後，曾痛徹心脾地說道：“就只是這些問題，已經是足以置我們中華民族於萬劫不復的境地。不僅此也，就連美國本身而論，在今後百年之間，也將很難探尋到在亞洲安全與和平的日子”。“未來的世界情勢，又在重蹈第一次大戰後霸道競爭的歷史覆轍了。”07 斯言之痛，世界歷史的發展已經給予了最為確鑿的證明。
　　斯大林正是手拿著這樣一分“密約”，以所謂五項先決條件（雅爾塔密約的數條內容）作為前提，才願意對日宣戰，更以消滅日本關東軍為誘餌，來迫使同為戰勝國的中華民國政府與之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然而，直到美國投下兩顆原子彈之後才對日本開戰的斯大林，不僅由此而在我國東北撈到了無數的戰利品，而且如其所願地將整個東北交給了中國共產黨（參見下卷第五章）。這就在國、共兩黨的整個戰略態勢上，決定了中華民國政府完全可能失敗的命運。
　　總而言之，僅從上述三個方面看來，我們就可以確鑿無疑地認定，如果沒有日本帝國的侵略，則既不可能有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中國內戰的爆發，也就沒有中華民國政府第三度統一中國戰爭的失敗。中國人民既不會因此而遭受較之日本侵略更為漫長與痛苦的共產專製復辟，亞洲亦不會在戰後成為蘇美“冷戰”的戰場，而世界也決然不會是今天的這副模樣了。追根究底，二十世紀上半期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實為造成中國人民痛苦歷史的萬惡之源。今日中國大陸老少婦儒皆能道的一句話，恰恰就是：如果沒有日本的侵略，哪有共產黨。

第二、蘇俄蓄意顛覆是國民黨失敗的重大外在原因

　　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在內戰中失敗的另一個重大外在原因，誠如胡適之先生所言，便是“蘇俄對中華民國長達二十八年的蓄意顛覆”。本書上卷第三、第四及第五章已經指證了蘇俄誘逼中國國民革命為俄式共產革命的陰謀，和它持續命令中共武裝顛覆中華民國的罪行。本書下卷還將進一步揭開上述陰謀罪行的事實，以及二戰結束、內戰開始以後，蘇俄支持中共發動內戰以武裝顛覆中華民國的陰謀行徑，藉以說明新沙皇俄國的蓄意顛覆，乃是國民黨失敗的重大外在原因。此處不再贅述。

第三、土地問題未能解決是國民黨失敗的根本現實原因

　　國民黨之所以在內戰中失敗，有一個根本的現實原因，就是未能實現“平均地權”的理想。她雖然在一九三零年就頒布了一個十分進步的“土地法”，並且，即便是在艱苦抗戰的歲月裏，也始終在摸索著和實驗著對於土地問題的解決辦法。但是，一因內亂頻仍，二因外患連連，三因重視不夠，才造成了只有土地改革的進步綱領，08 而不能向廣大農民兌現。然而，辛亥以來直至抗戰勝利的三十四年間，年年戰爭所給中國農民帶來的痛苦和負擔，非但未能稍減，卻常常是急劇加深。這既是北伐時期中共就能夠煽動農民造反的最重要原因，又是抗戰時期中共能夠於敵後奪地擴張的最重要條件，更是中共能夠在共產革命的名義下，發動起一場傳統型中國農民戰爭的重要社會基礎，特別是中國國民黨在內戰中之所以遭遇巨大失敗的最直接、也是最根本的現實原因（參見下卷有關章節）。

第四、中華民國從未真正統一是國民黨失敗的重大內在原因

　　國民黨之所以會在內戰中失敗，還有一個重大的內在原因，便是中華民國在實際上只獲得過形式上的統一，卻從來不曾獲得過內在的統一。
　　一、自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八日重建中華民國南京政權，到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東北“易幟”初獲統一，直至一九三七年七七蘆溝橋事變爆發，其間十年，內有包括西安事變在內的新、舊地方軍事勢力十三次公開武裝叛亂，外有日本帝國對於中國侵略的逐步擴張和東北等地的先後淪陷，以及淞滬抗戰和長城抗戰的相繼爆發。雖然內部的武裝叛亂，在性質上為殘余專製勢力對於民主革命再造成功的再反撲，並且次第被中華民國政府所平息、所蕩平，但他們的叛亂對於中華民國的統一和中華民國在政治、經濟及各方面的建設和發展，都起到了十分嚴重的破壞作用。至於外部敵人 —— 日本帝國對我國的侵略和擴張政策，不僅造成了對中華民國統一與和平的最大破壞，更為國內殘余封建軍事勢力的反叛，帶來了“假國難以謀亂”的天賜良機。
　　二、一九二七年七月，在汪精衛的武漢“俄國政府”亦實現“分共”以後，中共在蘇俄直接策劃下，欲變中國國民革命為俄式共產革命的陰謀雖遭失敗，但是，在蘇俄的直接命令、策劃與指揮下，中共遂在南方農村持續了十年的武裝叛亂和武裝叛國，並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俄屬“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嗣後，雖經中華民國政府軍的歷次圍剿而慘遭失敗，但是，中共又因策動西安事變成功和全面抗戰爆發而絕處逢生，從而導致兩個政權並存局面的形成。這不僅是對中華民國統一與和平的持續破壞，並且終因對日抗戰的長期性和艱苦性，而使之成為對中華民國的致命威脅。
　　三、雖然中華民國南京政權的重建是北伐打倒軍閥的成果，次第蕩平李、馮、閻等新舊軍閥的大規模叛亂又鞏固了中華民國南京政權，然而兩度由武力征討所得到的統一，雖然使政權獲得了較為穩固的基礎，但十七年軍閥混戰的影響，不僅帶來了小型叛亂的繼續發生，而且埋下了殘余軍閥們朝附夕叛的重重危機，從而帶來了以所謂“和平手段實現和平統一”的後遺癥。並且，正是這些朝附夕叛的地方新舊軍事勢力，才會在內亂必定分裂的定數之下，為保存一己的勢力，因時適勢地製造了一系列對於中華民國的反叛。八九年後中國大陸出版的現代史研究著作已經指出，在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內戰中反叛中華民國的十九位著名“國民黨叛將”中，除極個別有特殊背景者外，幾乎均為殘余軍閥及其勢力這一特質，實在不能不說是國民黨遭遇失敗的又一重要原因（具體名單見本章註釋）。09
　　四、正因為在名義上歸順中華民國的新舊地方軍事勢力，乃是以槍桿子來維持實力和維護其一姓統治的地方封建勢力，所以，凡是由新舊地方軍事勢力所統治和控製的地區，其社會狀態非但與民主無涉，甚至較之正常的和統一的專製王朝更壞。這種狀況，不僅是對中華民國共和國體的諷刺，而且造成這些地區的人民對於中華民國政權的不滿和不信任。這就給口稱革命和民主、高喊共產主義理想的中國共產黨在內戰中的勝利，和國民黨在內戰中的失敗，奠定了又一個重要的社會基礎。

三　　國民黨和蔣介石的重大歷史錯失
第一、以傳統思想文化對抗現代共產思潮 —— 思想陣地先敗

　　倘使要追究國民黨和蔣介石在內戰中失敗的自身原因，首當其沖者，便是國民黨和蔣介石在思想文化戰線上的首先失敗。
　　一、歷史的事實是，幾乎在中華民國政府軍於江西剿共取得成功的同時，中華民國卻在思想文化戰線上被共產黨所戰敗。特別是在上海等一些大都市，在一大批失意和失路的小知識分子心靈深處，在那些“左翼作家和左翼文化人所馳騁的文化戰場上”。究其根本原因，一是中國國民黨只意在剿除拿槍的中共黨人，卻為了在一個非常時期內能夠堅持自身的民主理念，竟給了那些叛亂者以“新聞、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結盟的充分自由”。著名的“左聯”，這個以收買魯迅為旗號，為中共配備有黨組書記的純共產黨組織，在內憂外患交相煎迫的時代條件下，不僅曾橫行滬上，囂張於整個中國文壇，並且“拿起筆、作刀槍”，肉麻地歌頌新沙皇斯大林，無情地指罵正在艱難推行著民主進程的中華民國政府，瘋狂地號召中國的第四階級起來“革命”，從而成為中共在南方落後農村進行大規模叛亂、叛國的“文化支隊”。有必要指出的是，所謂左聯五烈士，他們之被處決，並非因為他們是詩人和作家 —— 實際上他們也只是幾個文學青年而已，而是因為，他們是在國難當頭時為中共武裝叛亂、叛國而效命的“中共地下工作者”，是打著文學旗號，或曰在文學的掩護下以實行叛亂和叛國者。否則，我們就不能理解，那些天天都在寫詩作文罵著國民黨和蔣介石，天天都在作文寫詩歌頌著新沙皇斯大林的“無產階級”的詩人和作家們，為何均未遭遇被處決，甚至都未遭遇過僅僅是被批判、被鬥爭的厄運呢？更何況，作為文學青年，他們那些一再號召發動共產革命的所謂“文學作品”，在當時就能出版和傳播的事實，恰恰證明他們已在思想文化上享有著充分的創作自由和充分的反政府自由。因此，我們只能憐惜他們作為文學青年的死，卻無論如何不能憐惜他們作為叛亂和叛國者的被處決，更不能因為他們的被處決，而指罵那個已經給了他們創作自由的時代（雖然處決本身非為必須）。因為，如果他們在革命名義下的叛亂和叛國一旦成功，則任何創作的自由都將會被他們絞殺得幹幹凈凈；因為，無數在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下被處決和被迫害的文學家和藝術家的鮮血，於今早已將他們這些“前驅”推到了歷史罪人的地位之上（作者按：魯迅曾著文稱他們是無產階級文學的前驅）。
　　二、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面對著共產主義思潮，面對著來自蘇俄的共產文化入侵，不僅沒有予以堅決地批判和取締，竟只想簡單地依靠傳統儒家思想文化，來對抗這個為“科學”所包裝的、東西方傳統大同思想的“變種”。從而不僅中斷了新文化運動對於傳統思想文化的批判，甚至不是肯定新文化運動的思想成就，辨析它後期的錯誤支流，引導它走向對於傳統文化中專製思想文化體系的批判，並在此基礎上建設和發展民主主義的新思想和新文化，卻一味地和簡單地用被新文化運動所批判過的傳統文化和固有道德，來抵抗這個“被現代化了的傳統大同思潮”，更要以“禮儀廉恥忠孝節義”為基本口號和基本精神，來公然地提倡舊道德和舊文化，以抵禦、抵抗和批判那個被舊帽翻新了的“共產牌思想文化”。這在一些共產派知識分子和一大批失意和失路的小知識分子心裏，無異是復古、復舊和倒退，是與“袁世凱及他的北洋軍閥們同唱了一臺老戲”。而由戴季陶先生等所提出的，“要以倫理的固有美德，來感化人心，增長人性”，亦同樣只能為那些已經“經歷過二十年代思想解放運動的知識青年們嗤之以鼻”。因為他們寧肯相信甚至追求被十九世紀西方人文科學所包裝過的西方傳統大同思潮，也決不願意相信和重奉“東方的固有文化和美德”，甚至只會走向它的反面。實際上，也恰恰是那個被現代科學包裝的西方大同思想和中國傳統儒家文化的結合，才使得一大批“失意和失路的小知識分子”與之一拍即合。猶如一位文藝史家所論，共產主義思潮“對當時的那些由於時代的動蕩不安才失學、失戀和失業的青年來說，則尤足以迎合他們的反常心理，和挑撥他們的偏激情緒，而為他們所欣然聽從和樂於接受。於是他們受其蠱惑和煽動，就好象飛蛾撲火似的紛紛投向了赤色的魔陣裏去，甚至為之賣命效死而心甘情願”。10 其實，只要稍稍考察一下一九二七年之後，中共領袖集團成員和一大批共產革命狂熱參加者的“出身和成份”，便不難明白這個立論的正確了（參見下卷第二章）。
　　三、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人，之所以會在思想文化戰線持軟弱態度，取錯誤做法，其根本原因，一方面是他們自身受到了傳統倫理道德的約束和自由民主理念的製約，一方面則是他們尚缺少對於民主主義思想文化的深刻認知，從而才會在思想理論上顯得貧弱無力，缺少建樹，缺乏批判的精神和力量。一九三九年五月七日，蔣介石在中央訓練團黨政班上發表“三民主義之體系及其實現程序”的演講時，就曾說出了“共產主義只重經濟、近於民生主義，卻不重視民族與民權主義；共產黨人倡導民主、亦只重視一個階級的利益，而不兼顧全民的利益；法西斯主義註重民族主義、卻不重視民權與民生主義”這樣一些對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均有著明顯錯誤認識的話。至於他一生都將“禮儀廉恥忠孝節義”作為做人準則和教導原則的做法，就更是凸顯了儒家傳統思想文化對他的影響之深。如前所說，蔣介石不愧為一位卓越的民主革命家，一位有著堅定民主理念的民主戰士，但是，正是在民主革命思想與民主革命理論的建樹上，他才與他最為敬佩的孫中山先生，具有著相當的差異。在他堅定地保衛和推進中國國民革命的艱難歷程中，憑心而論，亦有相當的力量，不是來自於他對現代民主自由思想的深刻認識，而是來自於他對孫中山先生本人，和對於孫中山先生所交付的國民革命事業的一片赤膽與忠心。

第二、權威領袖不威，民主橫遭利用 —— 反被指為獨裁

　　蔣介石作為孫後中國民主革命的新權威人物，不僅是歷史造就的，亦是當時絕大多數黨人和民眾所承認的。在一個外患內憂交相煎迫的歷史環境下，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正因為有了這樣一個新權威，才有可能外抗侵略，內平叛亂，使護國、護法的歷史重任能夠次第完成，更使得民主建國能夠獲得醒目的成就。但是，也正是這個被承認的新權威，蓋因他“重然諾，儒氣太深”，11 矜名節而重恕道，因而，他才在歷史的關鍵時刻和非常時刻，不敢以其權威之心和威權之行來保衛新秩序和新製度。這既是當時訓政舉措不力的根本原因，更為日後中國國民黨在內戰中的失敗，深藏下了種種危機。
　　一、如前所說，自一九二七年中華民國南京政權重建，直至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戰爆發，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雖然對中共的武裝叛亂和武裝割據采取了征剿的政策，但對中國共產黨不拿槍的反叛，即中共對共產主義的戮力宣傳和對中華民國的惡意攻擊，非但沒有給予堅決的反擊，甚至為了民主的理念，而給了他們新聞、出版、言論、結社、集會的種種自由。這就不僅使初獲統一的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的訓政措施，遭到共產輿論的一再歪曲和圍攻，而且予共產主義思想文化勢力在中國的滋長、發展、甚至橫行，直至予中共爭取知識青年、統戰知識分子、騙取民眾輿論，帶來了過分自由的時代條件。這個條件無疑為中共的發展帶來了極大的優勢，因而也就為自身的失敗埋下了不幸的種子。
　　二、自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六年，中華民國政權雖然對於舊、新地方軍事勢力的次第反叛采取了平息和平叛的方針，並且獲得了勝利，但對於屢屢發動叛亂的殘余軍閥，以及某些對中華民國政權名歸暗抗的地方封建軍事勢力，手段過於軟弱。非但沒有及時剪除，甚至任其再興、再起和再叛。這就為中華民國來日的失敗，在自己的內部埋下了再度分裂的禍根。如前所說，在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的中國內戰中，從國民黨陣營裏反叛出去的叛將們，幾乎全是地方封建軍事殘余勢力的歷史事實，便是國民黨對這些“逆子貳臣”過於寬容的一個直接惡果。
　　三、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變既是由中共和地方軍閥聯合謀叛的武裝政變，策略上雖應該予以和平解決，原則上卻無論如何不應該就此而將“八年剿匪之功”毀於一旦。只要能夠保證民主國體不再被顛覆，民主革命不再遭遇專製復辟，寧可被人指為“獨裁”，甚至是“背信棄義”，卻不可僅僅為了“重然諾”，而置祖國的命運和人民的禍福於不顧。然而，蔣介石這位權威的國民革命領袖，雖有民主理念，卻更有儒家傳統，因而才在應該以權威的力量來保衛新製度和新秩序的關鍵歷史時刻，卻“不願和不敢獨裁”。設想一下，正因為西安事變才更加了解自己極負民望的蔣介石先生，如果能在西安事變之後，一邊向全國人民示以抗戰的決心，一邊則決心剿滅中共，以堅持執行“安內攘外”的正確國策，則二萬中共殘余既難逃覆滅的下場，中華民國政權亦從此避免了後來的內戰和失敗，中國大陸人民更不會在中共專製統治之下痛苦地輾轉至今。如是，則“一時之罵名”與“千秋之功績”又何能相比。一九四九年以前，一些所謂的民主人士，曾利用國民政府所給予他們的言論、出版自由，公開地奚落和嘲笑蔣介石“獨裁無膽、民主無量”，但在實際上，訓政時期的蔣介石先生乃是“獨裁不願和民主過量”。因為我們只要從反面拿他與毛澤東的獨裁和殘暴稍作對照，或從正面將他與英國的克倫威爾、法國的羅伯斯比爾和拿破侖稍作比較，他的崇尚民主理念、註重個人名節和深恐被指為獨裁之種種表現，就恰恰是造成他和國民黨失敗的又一個重要原因。當年的美國駐華大使魏德邁將軍，不僅認為“大陸剿共的失敗，是因為國民政府沒有獲得強有力的威權，以使得政府的政令有效實行”，而且認為，“國民政府被攻擊獨裁，是顛倒事實”。他說，“這個政府對於個人的幹涉太少，而不是幹涉太多。它最後失敗的原因，是未做應做之事，而不是做了不應做之事”。12 魏德邁的話，便是指國民黨政府絕非獨裁的政府，蔣介石亦絕非是一個獨裁的領袖。今日中國大陸人民常說“國民黨和蔣介石要是有共產黨和毛澤東萬分之一的獨裁和專製，那麽，中國早就沒有共產黨了”。歷史是無情的，卻也是公正的。

第三、數度容降容叛，黨爭內興外連 —— 困惑黨人民心

　　國民黨在內戰中的失敗，還有一個值得重視的自身原因，這就是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因為數度容降容叛而造成了自身的高度不純，以及由此而造成了黨爭連連，從而造成了黨人和民心的困惑。

一、中國國民黨在思想和組織上均遭到了中共的長期滲透和嚴重滲透
　　如前所說，中國國民黨從理論到實踐都是一個民主革命政黨。但是，如果說它的前身中國同盟會乃是一個有著高純度的民主革命同盟的話，則於一九一二年擴大成立的國民黨，其組織的純潔性，已遠不如辛亥之前的中國同盟會了。孫中山正是鑒於此，才要學習俄黨組織嚴密的經驗。但是聯俄容共的結果，非但沒有嚴密國民黨，卻反而使中國國民黨陷於嚴重不純，直至公開的分裂之中。一九二七年，如果沒有蔣介石和一批真正的國民黨人起而救黨，並在北伐中果斷清黨，中國國民黨怕早已成為歷史的骨董。雖如此，共產主義的幽靈，不僅從此遊蕩在中國國民黨之中；中共的潛藏勢力，更從此在國民黨中起著分化和瓦解的作用；國民黨原來的幼稚病和權力病患者們，亦只要時機一到，便會立即發病，以禍害本黨，禍害中國的國民革命。尤其是全面抗戰開始，在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竟接受了中共的“輸誠”即“投降”之後，中共“打進去和拉出來”的挖心戰術，亦從此打得更歡和挖得更深。被中共收買和統戰的國民黨官僚及其子女，更是層出而不窮。在後來的國共兩黨內戰中，中共深入到國民黨核心層次，直至是最高軍事指揮機關以竊取作戰機密的情形，之所以不斷發生，無非是中共能夠在思想和組織上進行長期滲透所造成（參見下卷第五章）。13

二、中國國民黨在組織上魚龍混雜、良莠不齊
　　一九二七年的國民黨清黨，雖然清了中共，卻並沒有使中國國民黨從此成為一個思想統一、組織純潔的黨。除掉共產主義的幽靈還在國民黨內時有徘徊，中共的暗中滲透仍在繼續以外，蓋因中國國民黨要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軍事力量以北伐打倒北方軍閥，因此，其又在相當程度上，將一些舊軍人和舊軍事力量的代表人物招進了黨內。更有甚者，則是在北伐勝利進軍中，一大批投機革命的舊軍閥和舊軍人，不僅參加了北伐，而且也參加了國民黨，軍閥馮玉祥率全體參加國民黨便是一例。而一大批在北伐成功後被迫歸附中華民國的大小軍閥，竟也被接納到了黨中。這就使得國民黨變得更加蕪雜。中國國民黨不僅因此而成為一個“統一戰線”的黨，甚至成了一個“招降納叛”的黨。國民黨的革命信念、革命思想、革命目標和革命綱領，在實際上從來就沒有為這些被招降納叛者所接受。這不僅使得國中民眾困惑不已，而且極易產生對國民黨的不信任感，同時更為國民黨自身的分裂，和黨中異己者在內戰中對“本黨”的倒戈，埋藏下了極大的危機。

三、中國國民黨的內部黨爭及其惡劣影響
　　在有聯俄容共做法之前，中國國民黨從未有過明顯的黨爭，更沒有鮮明的對立派別。但是，自有聯俄容共做法之後，中國國民黨黨爭遂起，甚至一發而不可收拾。它們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相互錯雜，互相影響。概而言之，一是因聯俄容共才造成了黨內反俄反共派即“右派”，和奉俄親共派即“左派”的出現和對立。二是在孫中山先生逝世之後因蘇俄顧問、中共與國民黨中的親俄派聯手爭奪最高權力，遂使國民黨黨權大部落入蘇俄顧問、中共和國民黨親俄派手中。三是北伐之爭導致蘇俄顧問、中共和黨中以汪精衛為首的“左派”，排擠、打擊以蔣介石為首的軍事實力派，結果反為蔣介石為代表的軍事實力派乘機反擊並獲勝算，由是才有北伐的勝利出師。四是蘇俄與中共唯恐國民黨北伐成功統一中國，乃陰謀挑起國民黨更大的黨爭。此舉雖然造成國民黨寧、漢兩個政權分裂的局面，卻最終造成了國民黨先後一致絕俄清黨，由是而有北伐的最後成功和中華民國初步統一的告成。其後，中國國民黨在擺脫了蘇俄與中共的分裂和破壞以後，其黨爭又出現了兩種新的局面：
　　第一種局面是在蔣介石因功勛卓著而成為孫後的新權威以後，國民黨中以汪精衛為代表的某些“前賢”，他們有的為了爭奪最高權力，而忘記了黨、國的存亡；有的則為了自己昔日的功勞，便絕然地要“前賢不讓後賢”；有的僅僅為了一己的權位，竟能接過蘇俄顧問與中共的“法寶”，指罵蔣介石是新軍閥和獨裁者。14 從第一次渡江北伐時的逼蔣下野，到北伐成功、中華民國統一之後的三大軍閥叛亂；從大小軍閥聯合叛亂，到各派反蔣勢力聯合召開擴大會議，以另立中央和另組國民政府；15 從各派反蔣勢力借機召開非常會議到三個國民黨“四大”的同時召開 16 —— 上述種種不顧大局、不識大體的行為，實在是極大地減弱了國民黨作為一個革命政黨的光彩，更在一般黨人和國人面前留下了對國民黨認知的困惑。特別是為中共和企圖顛覆中華民國的境內外形形色色敵對勢力，指責國民黨不是一個革命政黨，甚至指罵她是一個反革命政黨，帶來了借口。
　　第二種局面，是在中華民國初步獲得統一之後，蓋因新舊軍閥不論大小都已經參加了國民黨，因而，以李、馮、閻為代表的所有大小軍閥的叛亂，以及後來出現過的多次小規模反叛，都變成了“國民黨的內戰”。這不僅使國民黨陷於有嘴說不清的窘境，而且使外界，尤其為中共將新舊大小軍閥對於中華民國政府的連續叛亂，均指罵成“國民黨新軍閥混戰”，找到了頂頂合適的借口。這一指罵乃極其有效地詆毀了國民黨作為一個民主革命政黨的形象，不僅為她在內戰中的失敗預留了影響，而且，更使得這一詆毀的效應，延留在文學創作和歷史研究的領域，至今仍為一些不識真相的作家和研究家們所津津樂道。17

第四、蔣介石在戰後外交和戰略上的重大失誤

一、從“以德報怨”到“全力返俘”的錯失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深夜，日本終於宣布無條件投降。翌日中午，蔣介石即代表中華民國政府向全世界作了“以德報怨”的廣播講話，聲稱“不念舊惡和與人為善是我們民族傳統的至高至貴的德性，中國將對日本帝國的八年侵略戰爭以德報怨”。這個以傳統的中國恕道，和西方基督教所謂寬容精神為藍本的“以德報怨”政策，雖然從亞洲的長遠利益和戰後亞洲的形勢來看，並非沒有它積極的意義，但是，若將它與美國總統杜魯門於同年九月二日為《日本投降文書》簽字所發表的演說相比，我們就能看見兩者之間的絕然不同了。杜魯門說：“我們不會忘記珍珠港。日本軍閥的罪惡絕不能滌清，也絕對不會被忘記。如果和在恐怖戰爭中犧牲的美國男女性命比較，任何勝利都是渺小的。”然而，正是這個“以德報怨”政策的影響，才使得何應欽在外戰剛結、內戰立起的險峻形勢下，竟將遣返日本戰俘置放到了頭等大事的地位。不僅調集全國百分之八十的車船，於兩個月之內即將日本戰俘全部安全送歸日本，而且每一個俘虜還奉送大米三十斤，作為臨別的安撫。當此國共正在爭奪東北的緊接關頭，在國共兩黨的大規模內戰已經迫在眉睫、運兵尚嫌十分困難的情形之下，竟如此地來實施“以德報怨”的精神，說輕了，是謂本末倒置；說重了，豈非有討好之嫌；說白了，如此寬待日俘的國民黨，因很快就要被迫應付內戰，又將使不知內情的民眾產生怎樣的聯想？更何況我以德報怨，善待日本，戰時、特別是戰後的日本，又何嘗曾以德還德於我呢？七十年代伊始，搶在美國前面與中共建交的是日本；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大屠殺後，第一個與中共握手言歡的還是日本。日本甚至至今都不願承認它對我國發動侵略戰爭的罪行。所以，因以德報怨而在遣返戰俘中所犯下的錯失，實在不能不說是一個負面影響遠遠超過正面影響的錯誤決策。

二、甘奉“弱國外交”的嚴重錯失
　　如前所說，在一九四五年二月的雅爾塔會議上，羅斯福曾將中華民國對東北的主權悄悄地當作“禮物”送給了斯大林。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三日，獲悉了《雅爾塔密約》部分內容的蔣介石曾立即電令在舊金山的宋子文拜詣杜魯門總統，反對《雅爾塔密約》中有關“租借”的措辭。是年六月十五日，當赫爾利大使送來《雅爾塔密約》的全文時，蔣已深感“此約將使亞洲永無寧日”，更意識到“斯大林獲東北權益後必對於中華民國造成極大的威脅”。但是，僅僅為了順從美國的意見，蔣竟於是年六月至八月，兩次派宋子文與蔣經國赴莫斯科談判，並終於在八月十四日、即美國已經對廣島和長琦投下兩顆原子彈，日本已經宣布無條件投降之夜，與蘇聯簽下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這無疑又是一個嚴重的錯失。因為，一是日本強占東北和蘇聯進占東北，在我國同為對東北主權的喪失。因此，被迫同意羅斯福的叛賣而與斯大林簽約，其結果不過是“攆走了老虎又迎來了狼”而已。二是當時日本成為戰敗國，已是定數，敗軍之師關東軍無論如何強悍，也只能是“強弩之末而不能穿魯縞”了。即便想負隅頑抗，在其國家已經投降並已經被美國控製以後，其動蕩的軍心亦不容其不降。所以，推遲對關東軍的受降，既能外擋蘇俄，又能內抵中共，豈非以逸待勞？換言之，寧肯讓敗國之軍暫駐東北，亦比讓剛剛在西線戰場上打贏了德國的蘇俄驕兵占領東北為強。因為前者侵略心理已經崩潰，後者卻因戰爭的勝利而野心正熾。斯大林之所以一直延遲到日本宣布投降的八月八日夜、即遲至美國投下兩顆原子彈以後才正式對日宣戰，也就是在等待著關東軍整個心理防線的崩潰。而關東軍之所以兩日之內即被蘇聯軍隊摧枯拉朽似地“打敗”，皆因敗國敗軍不堪一戰而已，絕非中共向中國大陸人民所吹噓的那樣。三是蘇軍對東北的占領必有助於中共發動內戰。然而，時至八月八日之後，中華民國政府仍然委曲求全地希望能夠與蘇聯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其結果無非是為蘇聯出兵東北、占領東北、掠奪和破壞東北資源，特別是支持中共發動內戰，送去了一個“合法而又合時”的借口。更何況斯大林早就在談判中明言“條約是靠不住的”呢！18 歷史的事實是，蘇聯軍隊在占領我國東北以後亟欲長期侵占和大肆掠奪的罪行，特別是它將中共秘密放進東北和把東北讓給中共的做法，實將它要繼續顛覆中華民國、並移植共產專製製度於中國的罪行昭然而若揭（詳見下卷第五章）。
　　也許，在羅斯福已經秘密將中國出賣之後，企圖阻止蘇聯以對日宣戰為借口乘機出兵我國東北，是當時的中國所阻攔不住的。但是，如果中華民國拒不與其簽署“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它對我國東北的出兵，就屬於不合法，世界輿情就會指蘇聯為侵略。此尤罷了。如果蔣介石先生在五月已確知《雅爾塔密約》部分內容後，就能對蘇聯出兵東北可能產生的後果周詳考慮，更在六月赫爾利送來《密約》之後，一方面公開抗議美國出賣中國主權予蘇俄，一方面絕對不承認《雅爾塔密約》，一方面則因預計到蘇聯占領東北後，一定會幫助中共出關占領東北，因而在策略上采取一邊與蘇聯談判以拖延時間，一邊積極謀劃於蘇聯強行出兵東北之前，先在軍事上完成切斷中共北進關外的部署，以造成未來“關內打狗”、即“關門打狗”的局面，則國民黨在內戰中的勝負，亦有可能走向它的反面，或起碼不至於輸得那麽慘。如是而論，雖然都是事後諸葛亮的聰明，或僅僅是“非親臨其境者”的妄論，但是，無論如何，本“弱國外交”之委曲求全的心理，而受製於人，或被迫於人，其敗北的成數自然便會大得多。這也是古今戰事的一個普遍道理。孫子所謂“怒而撓之，卑而驕之，未戰而廟其勝算，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便是這個道理。況我之卑，必助敵之驕；我之廟算不勝，則必助敵廟算之勝。實非妄言也。

三、“美國夢”的幻滅
　　國民黨在內戰中的失敗，還是中華民國政府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感激美國，追隨美國，依賴美國，始終受製於美國和對美國抱有幻想的一個悲劇結局。中華民國之所以如是，一方面固為二戰結盟所使然，一方面亦為中華民國的民主國體所決定，一方面則是因為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中國曾得到過美國的支持和援助。
　　但是，中華民國在對美國關系上的第一個錯失，是認美國是一個強大的民主國家，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主將，卻忘記了美國對內雖擁有一個最為民主自由的社會製度，對外卻是一個為了自身國家利益，而能夠不惜背棄和犧牲盟友的“列強之一”。忘記了在戰爭中，中國和美國是互有支持，即：你雖支持了我的對日抗戰，我也支持了你的對日太平洋戰爭。更忘記了是太平洋戰爭的爆發，才造成了美國對我國的需要和美國對我國的援助。否則就不能解釋，直至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美國還在將煉好的石油和鋼鐵運送給日本打中國。因此，任何高於自身國家主權和利益的知遇之心和報償之想，都只能使自己國家的主權和利益遭受極大的損害。中華民國政府正是在這個至為重要的國際關系原則上，犯下了嚴重的錯失。
　　中華民國政府對美國關系上的第二個錯失，是她對美國認識的偏差，才造成了對美國的過多依賴，即在相當程度上，因誇大了美國處理世界事務的能力和智慧，從而為自己的失敗製造了不應有的前因與後果。近百年來，美國在對東方國家的關系上，正是因為在政治、思想、文化、語言上的種種隔閡和障礙，加上自以為老大先進，又無應有的虛心，因而，才由其對東方國家、民族認識的淺薄和無知，而叠出錯誤的東方政策。就其對中國的關系而言，正是美國對辛亥之後的中國缺乏正確的認知，所以，它才會在前期與其他列強一起，對中國國民革命的艱難進程橫加幹擾；在後期，又對中共的所謂革命抱有浪漫式的同情，卻對在內憂與外患交相煎迫之下，仍然堅持民主進步的中華民國政權和中國國民黨，抱著不應有的反感心態。甚至錯誤地認為中共才是民主力量，而國民黨卻反而具有封建性質（費正清語）。特別是當中國內戰已成顯局，蘇俄正在千方百計地支持中共打內戰之時，美國不僅斷絕了對於中華民國的援助，卻聲稱“對中華民國統一中國的內戰，不可鼓勵，也不可在任何方式下予以幫助，以組成一個包括共產黨在內的聯合政府”。19 這就不僅令人有背信棄義的感覺，而且令人有反臉無情之恨了。何況美國總統羅斯福對中華民國的叛賣，乃是中華民國在內戰中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更何況一九四一年之後，中華民國明明有無數的機會足以置中共以死命，卻都是因為“美國不同意”而坐失良機。20 但是國共內戰開始前後，中華民國政府卻處處仰仗美國，不僅請求美國大使赫爾利赴延安為國共調停，而且在內戰被迫開打之後又屢屢請美國幫助實現停戰，直至造成中華民國的國內政治與國內戰爭竟需要以美國的意見為意見。可惜的是，中華民國政府處處唯美國意見是從，卻失敗了；可嘆的是，中共卻根本不聽美國那一套，甚至公然發動反對美帝國主義的運動，卻勝利了（參見下卷第五章）。
　　中華民國政府終於失去了大陸，美國也失去了中華民國這個亞州最重要的盟友。直至一九七二年，美國總統尼克松又在中共專製統治極其殘暴黑暗的文革時期親赴北京，親謁中國有史以來最大的專製獨裁者毛澤東。美國隨後竟與臺灣斷交，甚至將聯合國的創始會員國和已經實現了民主和繁榮的中華民國，驅逐出聯合國。直至今日，美國仍在為了它和中共的共同利益，而一再地打壓民主繁榮的中華民國臺灣。矗不知歷史的教訓何時才能夠被記取。

四　　國民黨的腐敗和國民黨非因腐敗而失敗
　　在中國大陸，指戰後的中國國民黨和中華民國政府是因腐敗而失敗，既是勝利者中共的刻意宣傳，亦為毫無言論自由的中國大陸民眾所接受。因為腐敗召人痛恨，因腐敗而亡國就更是咎由自取。只是今日的中國大陸人民，不僅已經認識到國民黨戰後腐敗的來由和性質乃與中共完全不同，而且認識到，國民黨“非因腐敗而失敗”。一個最簡單的理由就是，自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前後才腐敗起來的中國國民黨政權，既然短短幾年的腐敗就能夠導致它的失敗，那麽，不僅在程度上，尤其在時間上，其腐敗和腐爛只能使國民黨政權望洋興嘆的中共政權，卻為何至今仍不見其亡黨亡國，甚至一再為海外的某些華人學者們所美言、所親近呢？21 因此，指國民黨因腐敗而失敗，誠不足信。此其一。
　　其二、戰後的國民黨日漸腐敗了下去，這是事實。但是，戰後國民黨的腐敗，其集中表現和主要表現，乃是通貨的急劇膨脹。而通貨的急劇膨脹和由通貨膨脹所導致的“政權腐敗和社會腐敗”現象，乃為二次大戰各交戰國所共有的歷史現象和社會現象。但以通貨膨脹為主要腐敗表現的國民黨政權竟失敗了，其他國家非但沒有失敗之虞，卻都能在戰後的廢墟上重建家園，甚至迅速地走向了民主、繁榮和富強。可見，國民黨在戰後的腐敗，亦不是它必然要失敗的根本原因。因為，如果戰後的中華民國也能夠象其他國家一樣，不再立即經受內戰的煎熬和痛苦，不再因內戰而加劇經濟的惡化，同樣能夠克服通貨膨脹並製止腐敗，從而獲得戰後政治經濟的進步和發展，則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的失敗，也就非為“定數”。
　　其三、國民黨政權的腐敗，始於抗戰勝利的前夕，發展於戰後內戰全面爆發之時，加劇在國民黨最後失敗的時刻。因此，首先是因為戰爭，才使得中華民國國家經濟遭到全面破壞，國力被掏空；同樣因為是戰爭，才使得戰時經濟出現了“高權力和高集中”現象；還是因為戰爭，不僅使得人民的生活水準急劇下降，而且使得一部分不法官僚始有可乘之機。據一九八九年後中國大陸史家統計，戰時中國沿海大城市均被日本占領，因而作為過去重要收入的關稅，三年內即損失百分之七十七，鹽稅減少百分之五十六，抗戰時期後方工業的成長率自一九三八至一九四五年，雖以百分之二十七的平均增長率得以增長，但一九三七年財政赤字僅占國家財政收入的百分之三十七，一九四一年赤字已達百分之八十一。軍事上，軍費的支出占國家財政的比重，從一九三七年的百分之六十六點五，已上升到一九四七年的百分之八十七點三。工業上，僅在“八一三”上海抗戰的三個月內，被毀工廠即達二二七零家之多，損失資產八個億。農業上，據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統計，全國十一億四千萬畝耕地，有六億畝遭到破壞；全國原有耕牛兩千三百萬頭，戰時損失八百萬頭。猶如一九四六年一月七日的《大公報》所指出的那樣：“就現在這樣的農村經濟形勢看來，再過兩代恐怕也無法重建……最終將是農村經濟的枯竭和農村的崩潰！這將是敵人投降後的一個最可怕的敵人。”
　　正是長期戰爭的破壞，才造成了如下這樣一個結局：在抗戰結束時，重慶主要日用品的價格已經上升到戰前的一七六三倍。後方有些地區，主要消費品價格則上升到三七八三倍。其重要的影響是：“文官於如此情形之下，極難抵禦貪汙的誘惑，軍官要不吃空軍饗，也必須作超人的克製。銀行的存款簿成了一張廢紙，中產階級已經從中國的社會消失。”22 因此為填飽肚子和斂財預後而使官倒滋生，投機成風，國民黨政權才迅速地形成了自身的腐敗局面。尤其是恰當其時的“勝利接收”，更使一大批“餓極了、讒極了、也貪極了”的官員，猶如餓虎撲食，不擇手段。在中國大陸，凡是從中共文革期間走過來的人，只要稍稍回顧一下在文革中挨過整的中共各級官僚，於四人幫垮臺後又上臺時，所迅速表現出來的極度貪婪景象，便能夠領會出其中的“奧妙”來。正是這個奧妙，才揭示出了，前者乃因長期的衛國戰爭所造成，後者卻為中共的內訌、內鬥、主要是極權製度所造就。
　　至於在戰爭的廢墟上又爆發的那一場殘酷內戰，對於承擔了八年全面抗戰重任的中華民國政府來說，自然只能帶來通貨的急劇膨脹，腐敗的迅速擴張，和黨心民心的日趨渙散罷了。這對於一個剛剛經歷了長期外戰、又在被迫進行內戰的政權來說，腐敗雖不是它失敗的原因，但腐敗卻成了它走向失敗的必然夥伴。這是任何一家政權在走向失敗時都不可避免的。中共官場於八九年前後，特別是八九年後開始的“人人搞錢留後路、個個及時行樂”的腐爛現實，便是它的明證。
　　其四、在我們闡釋了國民黨戰後腐敗的成因，和國民黨非因腐敗而失敗之後，我們就可以再來論及為何國民黨腐敗就要迅速失敗，而共產黨千倍萬倍的腐敗卻至今未敗的原因了。
　　首先，國民黨及其政權失敗的決定性因素，乃是那一場內戰本身。如果我們設想一下，在今日超過千倍、萬倍於國民黨腐敗的中共大陸，如果存在著一支在外國勢力的支持下欲奪取中共政權的強大武裝力量，並且正在攻城略地，席卷萬裏關山，則中共的迅速敗亡，怕早已成為“史話”。
　　其次，一方面要看到國民黨於內戰中腐敗加劇這一事實，一方面則更要看到正是八年抗戰所帶來的嚴重戰爭創傷，才在經濟上將國民黨政權拖到了面臨崩潰的地步，也才導致了通貨膨脹及政權腐敗狀況的出現。加之勝利接收中的腐敗行為和接收後在經濟政策上的措置不當，以及內戰本身對於通貨膨脹惡化的強刺激，和共產黨在國統區煽動學潮、工潮，用中共今日的話來說，就是到處製造混亂、動亂、暴亂所造成的惡果，這一切加起來，也就普遍地導致了人民對內戰中之國民黨政權的強烈不滿，並由是而加速了國民黨在內戰中的失敗。這自然是“非人力、殆天數”的一個結果。而這個“天數”，便是三十八年來從未間斷過的外患和內憂對於中華民國政權的交相進攻，以及國際國內形形色色專製勢力內外勾結，合縱連橫，旨在阻斷中國民主進程和顛覆中華民國，所共同造就的一個悲慘歷史結局。如果我們再設想一下，抗戰勝利後，如果沒有中國共產黨發動的那一場殘酷內戰，中華民國也如同戰後的其它國家一樣，得以休養生息，一邊治理戰爭所留下來的創傷，一邊從事新的和平建設，則縱使腐敗一時難靖，亦不至於轉瞬即已走向敗亡。更何況其民主國體的迅速建設，所必然要造就的民主進步與經濟發展，又勢必會促使我們的祖國走上政治民主化和經濟現代化的道路之上呢。這自然不是臆想。因為失敗後的中華民國臺北政權既已經提供了它的證明，中共大陸政權亦早已從反面提供了它的證據。如前所說，更是一生偏袒中共、一生指斥中國國民黨的美國中國問題“權威”費正清先生，在臨死前才得出的唯一正確結論。他說：“如果沒有日本的侵略，中國國民黨是能夠將中國領向現代化的道路上去的。”23

兼論　　二十至四十年代中國民主派知識分子的弱點、錯失和教訓
　　在近現代中國由專製向民主過渡的艱難反復進程中，中國的傳統知識分子們亦如這個過渡期的中國社會一樣，自身也發生了巨大的轉變甚至是裂變。他們當中有些人為建立一個民主共和國不惜犧牲了自己的生命；有的卻在知識文化上乃至修養上，都在為自己進行著艱難的更新；有的因屬幼稚，而不能對革命時代的復雜和反復狀況深所理解，至於灰心喪氣；有的則由於傳統知識分子的本相未變，而與十九世紀歐洲共產主義思潮一拍即合，從而走上了俄式共產革命和傳統農民造反的道路。尤其是在本世紀二十至四十年代，即從辛亥之後到中共在大陸復辟專製成功，中國的傳統知識分子，恰恰是在這樣一個革命與“革命”不分，進步與反動不明，科學與愚昧糾纏，民主與專製從理論到實踐都令人真假莫辨的時代，發生了巨大的裂變和重大的分化。由於上述種種的原因，他們當中的一些人乃迅速地從傳統型知識分子轉身一變就成了共產派知識分子 —— 陳獨秀、李大釗是他們在政治上的先驅，魯迅、茅盾、郭沫若是他們在文化上的代表，範文瀾、翦伯贊等則是他們的繼承人。他們全盤否定傳統，又全盤接受馬列；全面批判祖國正在艱難推進的民主過渡，又肉麻地歌頌新沙皇斯大林的專製俄國。尤其是在二十至四十年代，他們不僅吸引了一批傳統型的小知識分子，更吸引了一批失意和失路的知識青年，從而造成了一股強大的“共產派思想文化潮流”，充當了中共在蘇俄命令下奪權造反以顛覆中華民國的喉舌，和在思想文化上要絕傳統、滅民主、求共產的急先鋒，直接為中共於中國大陸復辟專製的成功，立下了汗馬功勞。他們雖然曾高喊著民主和自由的口號，以反對正在艱難中推進民主和自由的中華民國，但他們在本質上與實際上，卻是一些穿著共產主義思想外衣的、失意和失路的傳統型小知識分子，與真正的民主派知識分子絕然無緣。其歷史的過失，已經不言而喻。此其一。
　　其二、正是在這一歷史時期，處於轉型期的中國傳統知識分子，其中亦有一批人由真正的傳統派逐步地完成了向民主派知識分子的過渡。五四時期對學生“采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主義”的北大校長蔡元培，五四時期曾推動了白話文運動和提倡了新思想、新文學的胡適之，以及後來從西方留學歸來的儲安平等，便是他們在思想和文化上的先驅者和代表人物。他們大都是在西方留過學的知識分子，既有對民主政治與現代科學的體驗，又有學術上的專長。他們的特點乃是毫不含糊地期望中國能夠走上與西方一樣的民主與科學道路，因而才會不遺余力地與土生土長的共產派知識分子相抗衡；缺點，則是因目睹已經走上了成形和成熟期的西方民主社會，因而又對中華民國向民主的艱難過渡，以及這一過渡的速度、範圍和程度，常常懷有不滿。猶如今日某些臺灣背景的美國華僑，特別是其中的某些學者們，所表現出來的對臺灣的不能滿足和不斷指責一樣。雖然出於好心，但是，在形形色色的專製勢力亟欲顛覆新國家和新製度的艱難時代，便極有可能因與敵人同唱了一支歌，從而為共產派所利用，所分化，所誘變。其中亦有一些人，因其在西方留學求職的辛酸而終生懷有對西方民主社會的怨懟之心，甚至因此而走上了反對西方民主製度和擁護東方專製製度的道路。這在實際上與把西方看成是天堂的錯失乃事同一理。對於沒有在西方生活過的人來說，尤其是沒有在美國生活過的人來說，是誠難理解透徹的。聞一多由是而從反對現實的“不民主”走上了為中共所利用的不歸之路；朱自清則以所謂“不食美國面粉”的叔夷伯齊之風，竟成了中共的戰利品和宣傳品。
　　其三、辛亥之後的中國，一方面雖然處在由專製向民主過渡的艱難反復歷程中，一方面又因為惡鄰蘇俄的蓄意顛覆和日本帝國的公然侵略，因而，愛國主義的理念、情操和情緒，便承襲著我們民族最為源遠流長的內在凝聚力，使得一批正在思想文化上處於轉變期的知識分子，力圖超然在黨派與政治觀念之上，而以“愛國”相號召，相激勵。他們當中有些人是忠貞激烈的愛國人士，有些人卻是不分青紅皂白的愛國者。因此，當有人只因奄奄待斃，才以高喊“一致抗日”來謀其一黨的生存時，這些不分青紅皂白的愛國者們，便立即與之一拍即合，甚至結伴為伍，直至為其奔走呼喊，製造社會對他們的錯覺。所謂七君子在上海文化界掀起的“不打內戰、一致對外”的反政府高潮，不僅為中共所一手策劃，並在實際上為中共一黨的“救亡圖存”起到了難以估量的作用。相反，也正是因為知識界的這些愛國者們不解國情，又不分青紅皂白地指責蔣介石“不抗日和不抵抗”，才在根本上混淆和顛倒了真假抗日者的界限。
　　其四、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在從傳統走向現代的歷史轉變過程中，還有一批知識分子，因“求仕進”的孽根未除，因而，他們才明為要民主，實為求官做。如若做成了官，便不再罵政府不民主；如若做不成官，便要罵政府是專製和獨裁。羅隆基、章伯均之流便是這一派的典型。因此，他們的民主，是要打折扣的；他們心裏的民主，無非成了要由他們來“作主”的代名詞。由是，他們才會對民主和專製缺少真正的是非之心，也就極容易為中華民國在政治上的敵人所拉攏、所利用、所操縱。羅隆基為做官而退出民社黨，並不再罵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又因未做成官，而立即在政協會議上幫中共橫罵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事實，實在是這樣一些所謂民主派知識分子靈魂的活生生寫照。至於在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內戰時期，戰爭形勢利於中共時，就喊“延期召開國大”，戰爭形勢不利於中共時，就喊“和談”的所謂民主派人士史良等，在實際上早已成為披著民主人士外衣的共產黨了。
　　二十至四十年代的中國民主派知識分子，於中國由專製向民主之艱難反復的過渡進程中，由於自身亦處在轉變期和分化期，因此，他們當中的一些人，在享受了太多的自由和民主時，非但不知珍惜，甚至反對、謾罵給了他們種種罵政府、罵執政黨和罵領袖自由的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先生。而當他們在一九四九年之後已經完全喪失了上述種種自由時，他們當中的許多人，不僅一去做人的尊嚴，甚至甘當專製統治的奴才和幫兇。因早已與毛澤東暗通款曲，並為了與中共演雙簧、“要民主”而天天罵國民黨、罵蔣介石的梁漱溟，“解放”後連一次“發言”的權力都沒有爭到，便永不再爭了，就更不用說罵。一心一意要做官的羅隆基，“解放”後只做了幾天的部長便被打為大右派，遂橫遭批鬥打擊而不能善終。“解放”前時時都敢公開辱罵蔣介石是獨夫民賊的郭沫若，“解放”後最大的本事，就是一再地將那個中國歷史上史無前例的專製魔王毛澤東歌頌成了他和全中國直至全世界人民心中的紅太陽。24 至於一生為國民政府所養，晚年乃用著“紹興師爺”的尖刻文風，天天指罵國民黨、國民政府和蔣介石先生，日日要追求“下個世紀曙光”、即“共產主義曙光”的魯迅，則正如文革之後的周揚所為他悲嘆的那樣：“魯迅若是死他日”，也只能是“天安門前等殺頭。”25
　　在二十至四十年代，正是這樣一些“民主”派知識分子，他們或已成為共產派知識分子；或暗中早已是共產黨；或因懷有過激的民主要求，而成了共產黨的統戰對象。非但懷共坐大，而且擁共作亂。但是，等到真正的專製和獨裁已經復辟時，他們有的僅為全一己之身價而助紂為虐，直至成為一批無恥之徒，即今日中國大陸人民口中的“老賊”，如費孝通、周谷城、史良這一夥至死都仍然要“梳妝作秀”，為中共打扮民主的“民主人士”們。這裏面固然有時代的重大原因，共產主義思潮的侵擾與欺騙，和處於轉變期因思想混亂、時代混亂所造成的個人悲劇，但是，其作為一種弱點、錯失和教訓，是否也應該使我們新一代知識分子們，能夠“悟已往之不諫”，而“知來者之可追”呢？

第八章

中國的民主過渡在臺灣首先走向成功

　　對於一九四九年後中華民國在臺灣的歷史，筆者作為一個中國大陸學人，僅在本章簡單地敘述一些淺近的認識，只因它頗不同於當前某些臺灣學者對於一九四九年後中華民國歷史的認知，所以誠請臺灣學者予以批評或批駁，並深信臺灣的學者們，一定能夠對這段歷史進行公正的分析和科學的總結，一定能夠在未來滿足海內外中國人的深情寄望。

—— 作者謹識　　
　　一九九四年十月，《紐約時報》曾發表文章，稱“國民黨也許輸掉了大陸，但臺灣已經贏得了大陸的民心”。
　　美國人是現實主義者，而所謂現實主義，即承認已成事實，或僅僅承認眼前的事實，有時亦只是表面的事實。國民黨輸掉大陸是歷史的事實，但今日臺灣已贏得了大陸的民心，又是現在的事實。所以，美國人承認不貸。
　　但是，承認事實者，未必就懂得事實之所由來，更未必懂得歷史的發展是如何地造就了這個事實的。就象一九四九年國民黨於中國大陸失敗的原因，美國人不僅把它看錯了，而且也做錯了一樣 —— 因為即便是對美國的利益而言，也是看錯了又做錯了。今天，美國人，還有其他一些人，雖然不得不承認臺灣的民主繁榮事實，卻又對民主與繁榮的由來，加上了甚為不確的解釋。除掉象費正清那樣，因一貫對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懷有不良的情緒，卻又對中國共產黨及其“革命”懷有浪漫情調，才會找出種種理由來詆毀臺灣和貶低臺灣，歪曲造成這一進步的根本原因。至於其他即便是承認臺灣進步，並試圖尋找這一進步的原因者，亦不外乎認為：一是一九四九年的失敗者蔣介石和中國國民黨在退守臺灣之後，著手進行了一些政治經濟的改革；二是中華民國臺北政權在和平環境下抓住了經濟發展的有利時機，創造了經濟繁榮的奇跡；三是在經濟繁榮的前提下，開始了政治民主化進程。顯然，這都是一些客觀者的眼光，也是一些現實主義者的眼光，但還不是一個“歷史主義者”的眼光。因為這類看法，無非是“從現象上獲取印象”的一個結果。而不是對當代中華民國臺灣的發展進行深入剖析所得出的結論。

一　　中華民國臺北政權 —— 承繼並堅守了中華民國的國統與法統

　　筆者認為臺灣之所以能夠走上今天這樣一個民主和繁榮的境界，首先是因為退守臺灣的中華民國政權能夠承繼並堅守中華民國的國統與法統，才為臺灣後來的歷史性進步與繁榮奠定了必須的政治基礎。因為，承認不承認中華民國的嶄新國統，繼承不繼承中華民國的共和法統，將決定臺北政權的根本性質，決定它是否劃開了自己與兩千余年君主專製國統和一九四九年以後中共大陸北京專製復辟政權的根本政治界限。
　　歷史的事實是，中華民國自一九一二年元旦於南京建國，直至一九四九年中共在大陸建政，除掉袁世凱復辟帝製的八十三天，張勛擁戴宣統公然復辟的十一天，和蘇俄指使中共在江西瑞金成立俄屬“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以及日本扶植遜清王室在東北建立偽滿州國以外，尚不曾有一個反叛者，敢於公然推翻或改變中華民國的國統與國號。北洋軍閥們亦只敢在維護中華民國國統與國號的前提下，“假共和之面孔，以行專製之實”，甚至常常利用恢復“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和恢復“國會”等擁護“共和法統”的手段來爭奪權力，以再造復辟。至於因一九四九年“革命勝利”，實質是“復辟成功”，而當真在中國大陸改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毛澤東，其晚年深自懊悔改了國號的心態，亦無非說明，他已經在擔心後人將以中華民國的“正統”來否定他“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邪統”，更因此而將他推倒在真正“亂臣賊子”的歷史地位之上。所以，因失敗而退守臺灣的中華民國臺北政權，能否承繼和堅守中華民國得之不易、更保之不易的國統與法統，將決定中華民國臺北政權的根本政治性質。
　　那麽，中華民國臺北政權又是如何承繼並堅守了中華民國國統與法統的呢？

第一、中華民國臺北政權堅持了中華民國民主建國的政治方向

　　在內戰中失敗了的中國國民黨和中華民國南京政權，在一九四九年以後的臺灣，於政治上，一是承繼並堅守了孫中山先生所創建的中華民國國統，繼續遵循孫中山先生關於軍政、訓政和憲政的民主建國歷程，在失敗後的艱難時世之下，恢復國民黨一黨訓政，以維系人心安定和社會穩定。二是承繼並堅守了已經初步建成的中華民國共和法統，即在有壓迫而無外患，有“異誌”而未形成內亂的外部及內部條件下，在政治上維系一九四九年前已經初步建立的憲政體製，堅定地推行地方自治，穩步地推動法製建設，逐步地擴大政治參預，以在憲政體製之內實施訓政，又在訓政逐步淡化的過程中推行憲政的建設，以期最終結束訓政，還政於民。
　　中華民國臺北政權，於一九五零年即頒布了“臺灣縣、市實施地方自治綱要”，同時辦理省議員，縣、市長，縣、市議員和鄉、鎮、縣、轄市市民代表的選舉，並均以平等、普通、直接與無記名投票等最為民主的方式進行之。誠如一位大陸學者在他的研究中所指出的那樣：“早在五十年代，就有非黨人士高玉樹在臺北市的競選中擊敗國民黨人王名寧。非黨人士黃順興當選為臺東縣議員。六十年代，更多的非黨人士當上了縣市行政長官，如臺北高玉樹、臺南葉廷桂、高雄余登發、臺東黃順興。到了七十年代，黨外勢力有了更大發展。七二年三月國民黨政府公布了《動員勘亂時期自由地區增加中央民意代表名額選舉辦法》。同年，增選出國大代表五十三人，增額立法委員三十一人。其中就有非黨人士。在七七年的‘地方選舉’中，非黨人士成立了‘臺灣黨外人士助選團’，舉辦民主餐會，匯聚一堂，發表演說，抨擊政局，聲勢相當浩大，終於在二十個縣市中拿下四個，七十七席省議員中占據了二十一席。因此，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國民黨在權力上一向是開放的。”01 而在同時期的中國大陸卻是不能、也不敢想象的。
　　顯然，法製的建設勢必要與開放的權力亦步亦趨。一九四七年七月四日，內戰中的中華民國南京政府曾頒布“動員勘亂完成憲政實施綱要”，並自翌年十二月十日於全國各省市一律宣布戒嚴。在臺灣，“戒嚴”雖然在名義上實施了三十多年，直至一九八一年五月一日才宣布“解嚴”，但實際上自從中華民國政府遷臺，社會秩序輔以安定之後，一九五二年十月政府即已頒布“臺灣地區戒嚴時期軍法及司法機關受理案件劃分辦法”。歷經五次修正，乃將軍法機關因戒嚴法第八條而得以自行審判之範圍，逐步縮小至最低限度 —— 除軍人犯罪、及違反懲治叛亂條例和違反勘亂時期檢索匪諜條例之罪，由軍事機關自行審判以外，其余條例一律交由法院審判。一九六零年八月十五日又公布了釋字第八十六號解釋，稱憲法第七十七條所定“司法院為國家最高司法機關，掌理民事、刑事之審判，系指各級法院之民事、刑事訴訟審判而言。高級法院以下各級法院既分掌民事、刑事訴訟之審判，自亦應隸屬於司法院”。之後，司法院組織法，法務部組織法及法院組織法等條例修正案，遂於一九八零年六月二十九日公布，並於次年七月一日施行。如是，既使司法權的運作走上了正軌，又使法製的建設能夠作為推進中華民國民主建國事業之至為重要的一環，即必要和重要的“配套”工程，為其後臺灣法製的倡行奠定了基礎。
　　如果說一九四九年遷臺的國民黨臺北政權在臺灣重新恢復“訓政”，實出於艱難時世之下的迫不得已，那末，當生存和安全問題已經獲得解決之後，隨著中央政府和民意機構的增選和補選，言論自由的日漸開放，政治參預的日趨擴大和反對派政治的逐漸合法化，直至“解嚴”的實現，顯然為政治逐步走向自由化，亦即良性威權政治的最終結束，民主政治的全面推行，奠定了必要的社會政治基礎。自五十年代伊始即開始實行地方自治的民主政治實踐，在法製的配套建設之下，終於發展成為九十年代的全民直選省長和全民直選中華民國總統。由是，憲政得以全面實現。從而將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在二十世紀上半期，於外患頻仍、內亂叢生的中國大陸所無法推進的民主建國事業，在臺灣逐步地、並且是和平地推向了成功。這就在國統和法統的根本性質上，徹底地劃開了中華民國臺北政權與數千年君主專製國體和中共大陸專製復辟政權的鮮明政治界限，保證了中華民國自開國以來的共和國家性質和在後來初步建成的民主國體，沒有發生任何性質上的變化。

第二、中華民國臺北政權繼承和發展了中華民國的自由經濟體製

　　正因為中華民國臺北政權承繼並堅持了中華民國的國統與法統，所以才承繼、建設和發展了作為中華民國共和國統之重要特征的，以私有製為基礎的自由經濟形態和市場經濟體製。中華民國臺北政權非但沒有采取過任何專製的中央計劃經濟體製、即專製權力經濟體製，以壓迫甚至消滅自由經濟和市場經濟的存在，相反，卻一再地和持續地保證、推動和加速了私營經濟的巨大發展和空前發展，從而將中國臺灣推向了史所未有的經濟繁榮境界。自一九四九至一九五四年間，中華民國臺北政權曾先後頒布的“國營事業管理辦法”、“公營事業移轉條例”和“實施耕者有其田公營事業轉民營事業辦法”，以及一九五三年一月為對日本所遺留下來的四大公營公司轉民營，而公布的“公營事業轉民營條例”等，皆因堅持了“凡可民營者，盡量鼓勵民營”的自由經濟方向，因而才有力地促進了市場經濟的繁榮。凡是高談臺灣經濟發展和繁榮者，如若忘卻了這個能夠保證和推動臺灣經濟發展和繁榮的根本經濟體製，實際是由政治製度所決定，忘卻了臺灣經濟賴以發展和繁榮的這一張“政治底牌”，而以各種各樣的原因，來妄論和解釋臺灣經濟的發展和繁榮原因，都無非是舍本逐末而已。因為只要國民黨臺北政權如同中共北京政權那樣，將共和法統改變成為如中共一樣的專製一統，則由專製權力所全方位控製和霸占的臺灣經濟，其發展究竟如何也就不難想象了。

第三、中華民國臺北政權進行了和平與成功的土地改革

　　中華民國臺北政權沒有忘記辛亥革命的綱領，沒有忘記平均地權的理想，沒有忘記沒有和來不及解決土地問題，竟成為國民政府和國民黨在內戰中失敗的重大社會原因，在失敗之後，乃堅持以“孫中山先生非以殺人奪地為手段，而以平均低價和保護地主與無地農民雙方利益的思想”為方針，以一九三零年頒布的“進步土地改革綱領”為藍本，以歷年局部實驗和施行土地改革的經驗教訓為借鑒，面對臺灣因日本強占經年，所早已形成的大地主兼並土地和大多數耕者無其田的嚴重局面，幾乎是與中共在中國大陸展開殺人土改運動的同時，和平地、並且是順利地在臺灣進行了至為成功的和平土地改革。由是，臺灣的土地改革，方本著共和國家的人權精神和法製精神，首先推行“三七五”減租，以平衡租佃雙方的利益；繼之采取“公地放領”的政策，以滿足部分無地農民對於土地的迫切要求；最後利用售出工業債券贖買大地主多余土地，以貸給無地或少地農民的辦法，不僅未殺、未抓、未致死一條人命，更未造成任何的動亂和混亂，卻造就了土地改革的全面成功，為嗣後臺灣政治經濟的繁榮發展，奠定了穩定的農村基礎、社會基礎與經濟基礎。

第四、中華民國臺北政權一如既往地重視和發展教育

　　辛亥之後，特別是北伐之後，因為中華民國對教育的長期重視（如本卷第六章所述，包括血濺中華的抗戰時期），02 中國現代教育才得以蓬勃發展。遷臺之初，中華民國政府雖有“一夕數驚”的外部政治壓迫和“承載過重”的內部經濟壓力，仍然堅持大幅度投資教育，興辦教育。此為中國大陸民眾所不能想象。一九四六年，臺灣的文盲占人口的百分之四十二點一，至一九八八年，因適齡兒童就學率已經高達百分之九十九點八九，故文盲兒幾已絕跡。日據時期，日人為對臺灣實施奴化教育，特別限製臺灣同胞進入普通高中，最多只能進入初級職業學校。但一九八八年高職和高級中學學生數，已占全體中學生數的百分之六十一點九九。日據時期臺灣人進入大學者極少，並且限讀醫理工科，文法藝科則不準華人就讀。但一九八八年專科學生已達二五六六一零人，大學生已達一九二九三三人，碩士研究生已達一二四二六人，博士生已達二六九五人。出國留學者比比皆是，其雲不鮮。近十年來更是有所發展和提高，業已進入全世界高教育水平之列。其在科技、經濟和教育方面實為人才濟濟。華裔獲得諾貝爾科學獎者已有六人，但是，唯於中華民國（五人）、或於境外（一人）所培養的學人才有此榮譽的事實，實在不能不說與兩個不同的政治製度有著絕對的關系。臺灣教育的發展，對於近年來民主政治的全面推進，對於所謂技術官員隊伍的形成所起到的作用，亦早已為世界所有目共睹。

第五、中華民國臺北政權對人民公民權力的保障和發展

　　自中華民國創建伊始，人民即開始享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居住、教育、就業和遷徙等自由。即便是在三十年代前後的訓政時期，甚至是在袁、張和北洋軍閥假共和、真復辟時期，上述自由亦只有一定範圍的限製，因此才可能產生中國現代史上至今仍在遙領風騷的思想文化成就。
　　中華民國臺北政權在一九四九年後的特殊艱難歷史條件下，應該說除掉事關全島安全、即為防止中共顛覆，才在少數領域進行一定範圍和一定程度的限製以外，處於非常時期的臺灣人民，不僅擁有居住、遷徙和出國留學、移民的相當自由，而且擁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的很大自由。誠如同一位大陸學者所指出的那樣，國民黨政權在臺灣給予黨外政治空間的第二個體現，就是允許非黨報刊的存在。“五十年代初，臺灣當局雖然製定了《戒嚴期間新聞雜誌圖書管理辦法》，但實際上黨外報刊雜誌仍然存在。《自由中國》、《文星雜誌》、《大學雜誌》及《臺灣政論》等刊物的思想筆觸，都完全獨立於國民黨之外。其中最老的《自由中國》於四九年十一月創刊，一向對國民黨政權的獨裁、腐敗發出尖銳的批評，甚至敢於反對蔣介石連任總統，對這一切，國民黨政權都予以容忍……七十年代中期之後，查禁報刊的尺度更有相當的放松。一般批評國民黨政權和其官員的文章常見於報端。這樣就給黨外反對勢力的存在、匯聚、集結提供了更大的空間。一九七九年五月，行政院新聞局解除了《停止雜誌登記》的禁令。僅一個月後，《美麗島》、《八十年代》等雜誌即行出版，在臺灣社會掀起了更大的波濤。辦民間報刊，參加地方選舉已經成為黨外反對勢力匯集力量，培養儲蓄人才，擴大其能量和影響面的犀利武器。一九八七年國民黨政權取消‘戒嚴令’，徹底開放了黨禁、報禁，歷史終於翻開了新的篇章。”03 至於後來臺灣民營報刊之多，私營出版事業之隆盛，民間報業巨子之舉世聞名，就更為幅員遼闊的中國大陸，人才濟濟的中國大陸，民怨沸騰的中國大陸，所不能和不敢想象了。五十年代，一個年輕的出家女子，竟能在花蓮籌辦“慈濟功德會”，並廣收門人，興旺時，人數竟達上百萬之多，收入竟達數億萬之巨，這在絕對不容許人民有任何結社自由和信仰自由的中共大陸，無疑只能造成千千萬萬人人頭落地的悲慘結局。然而，在臺灣，甚至是發生了“高雄事件”那樣的大案，在蔣經國先生“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的指示下，亦只有“軍警人員之傷亡，而無人民之被傷害”。04 尤其是近年來由民主政治的全面展開，所帶來的政黨、社團的蓬勃發展，就更是使得中國大陸人民，特別是中國大陸的知識分子們，產生了無限的羨慕和追求之心。

二　　威權總統恢復訓政 —— 保證了臺灣的政治穩定與和平發展
　　一九四九年的蔣介石誠然是那一場大規模內戰的失敗者，是中華民國政權和中國國民黨在大陸遭遇失敗的代表人物，更是一九四九年中國那一場歷史性悲劇的主角。但是，蔣介石作為曾領導北伐成功的革命領袖，作為曾領導偉大衛國戰爭勝利的民族英雄，作為一位始終堅持保衛國家主權與獨立，一貫追求和平與統一的中華民國領袖，他雖然不象中外歷史上一些幸運的和不幸的英雄們那樣，既因其卓越的功勛而獲得了純潔的英名，亦未因其巨大的失敗而只能走上亡國甚至是亡命之途。作為一位堅強的民主戰士，他固因天性中缺少推行革命專製的殘酷力量，而沒有象羅伯斯庇爾那樣，被陰謀叛變者和陰謀復辟者送上斷頭臺；作為一個曾被一群真正的封建獨裁者所指罵的“獨裁者”，他因在實際上遠遠沒有做成一個革命的獨裁者，亦沒有在死後如同克倫威爾那樣，被復辟王朝開棺戮屍，或如拿破侖那樣被終身囚禁在大西洋的孤島上；作為一位在中國從專製向民主過渡的艱難歷史進程中，既領導了革命的成功、又遭遇了巨大失敗的歷史人物，他既無拿破侖敢於稱帝的革命君主式膽量，因而又保持了他作為一個民主革命家的純潔性。然而，他的智慧，他的膽略，他的堅定性，尤其是他作為一個失敗者而擁有的堅韌不拔精神，才使他深具一位悲劇英雄的美學意義。而他作為一個悲劇英雄的形象，無疑是他在臺灣作為威權總統的魅力之所在。
　　誠然，他在那一場內戰中遭遇了巨大的失敗，然而他卻在失敗之後，憑著他個人的信念和精神，既能夠死處求生，又能夠“苦撐發展”，並終於將孫中山的民主革命理想，與他自己一生對於民主建國的追求，實現在臺灣島上。不僅為全島的人民帶去了進步和繁榮，而且使中國大陸的人民重新看到了希望。不僅引導中國大陸人民糾正了“錯把復辟當革命”的歷史性錯失，又為中國大陸人民對於民主的萬難追求，提供了由歷史反思而得來的巨大力量。同時亦為他個人 —— 一個偉大的悲劇式的歷史人物，爭取到了被再認識、再肯定直至被再推崇的歷史條件。今日中國大陸社會所普遍存在和迅速發展著的“戀蔣情結”，固然是因為有了一個史無前例的獨夫民賊毛澤東做了他的陪襯人，但如若缺少了他自身的歷史魅力和歷史功績，則中國大陸人民也就不會在痛苦、並且是深沈的歷史反思過程中，予他這個曾被推倒的英雄以再認識、再肯定和再推崇了。
　　一九四九年之前，曾被形形色色專製勢力冠以獨裁罪名的蔣介石，唯其是真正的不獨裁，唯其沒有大膽地進行過充分的訓政，即特定歷史階段上的“良性獨裁”，才為一九四九年中國民主進程的巨大逆轉，埋下了失敗的先機。這無疑是一個歷史性的遺憾。但是，正是這個遺憾，卻使他在退守臺灣之後，才決心為保衛臺灣的政治安定與和平發展，甘冒“獨裁”之罵名而不諱。
　　然而，他甘冒罵名的“獨裁”統治，在形式上既是為保護臺灣安寧和推動臺灣進步的威權統治；在性質上，則更是為保衛臺灣安寧和推動臺灣進步的持續訓政。具體言之：第一、以其個人的威權在五十年代初一夕數驚的臺灣，於憲政體製之內恢復訓政，以及他個人的領袖地位。由是而果斷地消除了形形色色的叛變陰謀和叛亂事件，保衛了臺灣的安寧。再不似在中國大陸那樣，對於舊軍閥的叛亂和共產黨的叛國姑息養奸。
　　第二、以其個人的威權於思想、文化領域取締宣傳共產主義的自由，嚴禁為共產黨張目。在言論、出版、教育等各方面，對凡是散布共產革命思想，或借所謂民主思想來鼓吹共產主義思想的種種思想行為，予以明確的限製，以徹底杜絕中共企圖製造臺灣內亂以一舉顛覆的任何可能。
　　第三、以其個人的威權來製止對臺灣安全與發展有害的種種過激民主要求。在一定程度上限製有過激民主要求者的自由直至法辦。不再象大陸時期那樣一再地姑息和遷就。以使得極少數雖有民主追求精神、更有私欲膨脹、直至有明確輸共之心的知識分子，不再擁有蠱惑人心的自由。
　　第四、以其個人的威權保證正確方針政策的決行和貫徹。諸如當土地改革遭遇大地主反對時，蓋因他的威權堅持，而使之順利達成；當十大建設橫遭物議之時，亦因他的威權堅持而得以拍板定案。
　　第五、以其個人威權，在選擇他自身的接班人時，面對種種輿論，雖經內心沖突，終能決意“內舉不避親”，以蔣經國續其重任。歷史已經證明了他選擇的正確。05
　　第六，以其個人威權，使臺灣在長達二十余年的歲月裏處變而不驚，循序而發展。尤其是在七十年代初，當以美國為首者相繼與中共建交，甚至言歡，以至臺島飄搖、人心懼禍之時，蓋因他的威權，才使得“莊敬而自強，處變而不驚；忍一時之痛，謀經濟之獨立”的精神貫遍全島。
　　…………
　　非知此便不能理解，一九七五年，當他辭世時，島上人人悲從中來，痛不欲生者比比皆是的原因。自然，其根本原因，還是因為他留下了一個與毛澤東的中國大陸所完全不同的中國臺灣，一個已經和正在走向繁榮和昌盛的“三民主義模範省”。
　　無庸諱言的是，正是蔣介石和他的威權，才為保證臺灣政治安定與和平發展帶來了政治上的巨大保險系數。反之如若沒有這樣一個威權總統，則臺灣豈只不會有今日的進步和繁榮，甚至連其存亡也難有定數了。因為連李登輝總統也不能不承認：“今天，我們所締造的發展成就，是建立在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先總統蔣公的保衛臺灣，以及經國先生的政經發展基礎之上。”（李登輝：《臺灣的主張》）筆者亦曾在臺灣問過一個反蔣的學人：“如果蔣先生於四九年敗守臺灣之後，便立即象今日的李登輝先生這樣，實現全面的民主政治，則閣下認為臺灣的命運又將若何？”這位學者乃不暇思索地對我說：“臺灣怕早已被中共‘解放’。”
　　必須指出的是，今天，被臺灣的某些朋友指責為“白色恐怖”的蔣介石威權統治時代，確有可能存在著少數“受委屈者和被迫害者”，但是，對於絕大多數臺灣人民來說，卻正是因為有了這個威權統治，才使得他們能夠走上自由、民主和繁榮的道路，或曰為臺灣今天的自由、民主和繁榮奠定了不可或缺的歷史基礎。如果誰不是這樣地看問題，誰就不是一個歷史主義者和客觀主義者。誰如果只是對蔣介石威權統治時代所出現過的缺失和錯誤，和當時為了臺灣的安全與發展而不得不實行的“限製”，充滿怨懟和仇恨之心，誰就等於在實際上不承認“安全”在那個時代對於臺灣的特別重要性，誰就是根本不承認當時的臺灣唯有安全才能發展，誰就是根本不懂得什麽叫作專製，什麽叫做獨裁，什麽才叫做“白色恐怖”，誰就更不懂得他們自己所說的“寧靜革命”之所以能夠成功的根本原因。
　　必須指出的是，良性獨裁，在臺灣即所謂持續訓政，並非是把訓政當作目的，而僅僅是要把一定範圍內、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時期內的一黨訓政或一人獨裁，只當作建立、保衛和鞏固民主秩序和民主製度的手段，並隨著民主秩序的逐步建立和民主製度的逐步穩固，而必須逐漸地削弱直至取消之。就理論上而言，它無非是民主革命初造成功之後，面臨形形色色專製勢力的反撲和復辟之時，民主力量或新生民主政權所必須采取的革命手段。這才是訓政的本質。就歷史的發展而言，唯其在特定歷史階段上的存在，才能保證民主秩序得以最後的確認和確立。唯其在特定歷史階段上的不曾存在，則剛剛建立的民主秩序或民主製度，便極有可能有創而覆之的危險。近現代各國凡爆發過民主革命的國家，其歷史的經驗和教訓，已經足以證明它在理論上的真理性和實踐上的重要性。而蔣介石作為一個成功者卻遭遇了失敗，又作為一個失敗者卻走向了成功，其根本的原因，即在他於北伐成功之後，曾為了體現民主，害怕被指為獨裁，而在相當程度上放棄了保衛民主的“獨裁權力”。在他失敗退守臺灣之後，蓋因他“前事之師，後事不忘”，敏銳地意識到若不實行威權統治或曰良性獨裁，便很難不再重蹈失敗的復轍。由是他才在一定範圍內和一定程度上實行了“威權的獨裁統治”，從而保證了臺灣的和平與發展，更在中國歷史上，首造了“身在邊陲，卻不僅有能力對奪取了中原的統治者予以持續的對立和抗衡；而且更因其進步與繁榮，而傲然於中原的專製統治者”這樣一個史所未有的先例。這在他個人，無疑既是教訓，又是經驗；既為所失，又為所得。在歷史，則因此而發展成為前後兩個完全不同的政治局面，實在不能等閑而視之。

三　　民生主義追求實現 —— 推進了臺灣全面民主化進程
　　中華民國臺北政權對於中華民國國統與法統的承繼和堅守，和蔣介石以其個人的威權對這一承繼和堅守所進行的保證，不僅帶來了臺灣的政治安定與和平發展，而且推動了民生主義理想在臺灣的追求和實現。“人民至上、民生第一”的思想，不僅成為失敗者 —— 中國國民黨人治島的原則和方向，同時更將“非實行民生主義，難以富國裕民；非實行民權主義，難以民主法治”作為重大失敗教訓的一種，以激勵中國國民黨人在臺灣勵精圖治。而勵精圖治的重心，便是推動民生主義在臺灣的發展和實現。
　　如前所說，是中華民國固有的自由經濟製度和市場經濟體製，才為臺灣的經濟發展奠定了政治基礎。而土地改革的全面成功，又為其“發展農業、培養工業”的方針，帶來了可行的社會基礎。同時，遷臺之初，為穩定經濟而實行的一系列改革，如改革金融管理，改革財政稅製，實施貨幣改製，整頓公營事業，實施單一匯率，有效運用利率，抑製通貨膨脹，恢復和開創各項生產事業等等，則使因戰亂和“湧臺”所造成的經濟恐慌景象，得以撫平。此後，政府不僅設立一系列經濟建設的綜合機構，一系列科學研究機構來製定經建計劃，以推動和實現經濟的發展，而且抓住歷史機遇以求經濟的高速發展。韓戰固然有助於臺灣人心的安定，六十年代世界經濟蕭條則為臺灣經濟的發展帶來了機遇，越戰又為臺灣中小工業的發展製造了契機。之後，十大建設既為臺灣現代經濟的發展，奠定了歷史性發展的基礎；嗣後進行的二十二項大規模經濟建設，又在交通、能源、造船、製鋼等重工業發展上建立了雄厚基石。並從此邁向已開發國家行列。五十年代初期對於教育的極大重視，不僅迅速地提高了教育水準，更為經濟發展造就了人才；對外貿易的迅疾擴張，則使全島經濟得以高速發展。八十年代英國著名的《歐元》雜誌，在它對世界作第五次經濟評估時，已將臺灣經濟對內對外表現評列為世界第六位，就發展中國家而論，則為第一。埃及作家德特亦在“臺灣能，為何埃及不能”一文中說：“如果日本經濟發展是奇跡，臺灣就更了不起。”美國專家顧柏克則在《中國現代：兩個中國的比較》一書中說：“臺灣沒有馬歇爾計劃協助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開發，但臺灣卻成長快速，現已成為美國第五大貿易夥伴。自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七七年，工業每年平均增長百分之十六，社會並能做到均富，私人企業繁盛，中產階級正快速興起。”美國史丹佛研究所發言人迪西納於一九八六年曾對美國議員和專家們說：“臺灣的成就，與其說是奇跡，不如說是合理的策略，勤奮的工作和耐心所至。”
　　臺灣 —— 一九五三年對外進出口貿易總額僅有三億二千萬美圓，一九八八年則增為一萬一千零二百四十一億美圓，三十六年間增加了三百四十四倍，成為世界貿易大“國”之一。
　　臺灣 —— 一九四九年人均收入尚不如中國大陸，一九五零年代人均收入還在一百美圓以下，一九六七年亦只有二百四十九美圓，但自一九六八年起即已快速增加，至一九九零年已達人均八千美圓的紀錄，四十一年間增加八百倍，超過大陸數十倍之巨。
　　臺灣 —— 一九五零年代，外匯存底尚不能進入世界排行榜，至一九八六年，外匯存底已達世界第二位。
　　臺灣 —— 以其居於世界第二的人口密度（第一為孟加拉國），在數十年間的經濟發展成就，將中共專製復辟統治之下的中國大陸，遠遠地拋到了後面。這裏沒有任何特殊的原因，有的只是“社會製度不同所帶來的巨大、而且是本質的差異”。臺灣的經驗顯然有力地證明了：沒有一個基本的民主政治體製，和由這個民主政治體製所決定的自由經濟形態，其現代經濟的真正發展，遲早都只能成為一句空話和假話。在此，有必要指出的是，中共曾一再地向中國大陸人民“解釋”說，臺灣人民今天的好日子，主要是因為“國民黨反動派”從大陸卷走了二百萬兩黃金所致，和“美帝國主義”曾給了臺灣以極大的支持。前者誠屬可笑，因為大陸地下埋藏著的黃金，又豈止二百萬兩；更何況中國向有一句古話，叫做“坐吃山空”呢。至於後者，如果“美帝國主義”當真能夠對“國民黨反動派”予以極大的支持，大約“國民黨反動派”的大陸江山也就不見得會失去了。況且臺灣根本就沒有馬歇爾計劃協助其在二次大戰後的開發。因此，直言之，臺灣如若不能自強以度艱難，如若沒有前文所說的那一張“政治底牌”，如若沒有韓戰的爆發而使美國又有了對於“國民黨反動派”的需要，則美國的所謂支持，只怕仍舊是“千呼萬喚難來臺”了。
　　隨著孫中山先生民生主義理想的實現，臺灣又全面地推開了政治民主化進程。鑒於臺灣人民對於自身信念的持續增強，和參預社會政治願望的不斷增強，隨著增選、補選中央政府和民意機構、保證言論自由和反對派政治合法化等一系列民主改革的次第實現，八十年代後，中華民國政府決定宣布“解嚴”，決策開放大陸探親，全面放開輿論，給予人民出版、集會、結社及組黨的完全自由，並終於從五十年代初全體人民直接選舉縣、市長，走向了全民直接選舉省長，特別是在中共飛彈威脅下，堅持全民直接選舉中華民國總統，並獲得了舉世贊嘆的成功。中華民國臺北政權乃以此作為訓政的全面及徹底結束和憲政的全面及輝煌開始。由是，辛亥革命的民主政治目標已經達成，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理想終於實現，民主主義的政治製度終於在中華民國臺灣得以確認和確立。如果沒有中共的武力顛覆，專製復辟在臺灣已經永無可能實現。以辛亥革命為勝利發端的中國民主革命，中國自近代開始的由專製向民主的過渡，終於在我們偉大祖國的一個地區 —— 臺灣，首先走向了最後的成功，從而為實現中國的民主統一，而不是專製一統，打開了現實的通途，帶來了歷史的希望。
　　今日，雖然臺灣在其民主政治的全面拓展與迅速實現中還存在著、並出現了形形色色的政治問題和社會問題，甚至出現了臺獨的傾向，但是，前者固因民主製度的確認和確立，而完全可以將之視為歷史遺留的問題和前進中產生的問題，而期望在民主政治的體製內，用改革或改良的辦法逐步加以解決。後者，說到底，無非是對於中共大陸專製政權的一種挑戰式逃避而已。並且，即便它另有圖謀和另有企求，它亦一定會隨著中國大陸人民推倒專製政治、建設民主政治的實現，以及中華民國國統在全中國的重續，中華民國法統在全中國的重建，而成為一個過時的“政治誤區”。誠然，這是一個值得同情的政治誤區，但又是一個必須引導和一定能夠得以解決的政治誤區。歷史的發展將會證明，在這個世界上將只會存在著一個包括臺灣在內的、統一而且是民主的新中國 —— 中華民國。一百年來，東方強國為其侵略的野心，一直致力於中國的分裂而不是統一；西方列強為了一己的利益，同樣希望中國不是統一而是分裂。近百年來，中國在從專製向民主的艱難過渡中，因民主和專製反復較量的歷程，又一再地造成了中國的分裂與分治，誠所謂“專製仆而統一成，民主敗而分裂生”。然而，隨著全中國的民主過渡必然要走向它最後的成功；隨著形形色色的專製復辟，特別是中共在革命名義下的全方位專製復辟，一定要走向敗亡；隨著中國大陸人民對於歷史的持久反思和深入反思，必將使他們重新認定新中國就是中華民國；中國的民主統一不僅一定要實現，而且一定能夠實現。一個由孫中山先生所親手締造的，由蔣介石先生曾堅定捍衛過的，並必將為臺海兩岸人民所共同建設起來的民主、統一、強大的新中國 —— 中華民國，將一定會治愈它自身的創傷和裂痕，帶著它古老的文明和文化，和今日的進取與進步，屹立在這個世界之上，為促進這個世界更新一輪的進步和繁榮而盡心盡力。
　　作者願為臺灣人民五十年來因“堅守民主國體、致力民生發展”而得以“全面推進民主、實現還政於民”的偉大成功，予以最為深沈的祝福。
兼論　　護國護法的歷史重任
　　中華民國南京政權在內戰中的失敗，招致了中國國民黨數十年護國護法的慘痛失敗和最大失敗。但是，一九四九年後，由中華民國臺北政權在臺灣堅守國統、法統，並致力民生發展的結果，卻最終地帶來了孫中山先生民主建國理想在中華民國臺灣的實現。
　　應該說，除掉臺灣人民於半個世紀以來的艱難奮鬥之外，蓋因蔣介石先生能夠堅守中華民國的國統和法統，才奠定了臺灣和平發展的基石；亦因蔣經國先生對經濟建設的傾心推動和對民主政治的有心推進，才把臺灣推向了經濟全面繁榮和民主政治迅速發展的境界；同樣，也正是李登輝總統的努力，才推開了臺灣全面民主化的歷史性進程，在臺灣完成了向民主的全面過渡。
　　特別應該指出的是，李登輝總統當政時期，正值中共因表面的繁榮掩蓋不了內在的恐懼，對臺灣由統轉壓，由和轉嚇，打壓越來越甚的時期。由於李登輝總統在這一特殊而又復雜的歷史階段，一方面保持了經濟的持續發展而使國際更為贊賞；一方面又因不低頭，不示軟，並於中共飛彈之下，堅定地實行並完成了全民直接選舉總統，因而為全世界所推崇；從而使“利在大陸”的各國，仍然能夠“心在臺灣”。所謂“抗共有功”。近年來，歐洲議會及眾多世界進步人士對臺灣的推崇和對中共的厭絕，及其不斷呼籲“現在是好好了解臺灣的時候了”的話，以及一本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在它被承認的世界各國幾成“無效護照”，06 而一本中華民國護照，在它不被承認的國家裏卻能夠暢行無阻的事實，都實在地證明了今日臺灣在世界上的實際名聲和地位。
　　縱觀臺灣五十年來的巨大歷史變遷，前兩位已故的蔣總統，歷史功績自無庸諱言，歷史地位早已確定。但對於今天和今後的中華民國總統和中國國民黨領袖而言，其歷史的功績和地位卻尚難確定。這是因為，中國國民黨，孫中山先生和蔣介石先生曾為他們留下了一個“護國護法”的歷史重任。這個重任，孫先生曾為之奮鬥、拼搏過十數年；這個重任，雖為蔣介石先生所曾完成，卻因他在一九四九年內戰中的失敗，和兩位蔣先生相繼成為歷史人物，而將它留給了今天和今後的中華民國與中國國民黨領袖們。並且只要他們一天尚承認自己是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的領袖，他們就對繼續護國和護法的歷史重任，有著不容推卸的重大歷史責任。李登輝總統在中華民國第九任總統的就職演說中不僅宣稱：“中華民國本來就是一個主權國家。海峽兩岸沒有民族與文化認同的問題，有的只是製度與生活方式之爭。”而且明確指出：“中華民國要在未來國家統一的過程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李登輝總統確實言之不虛。因為對今天和今後的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領袖來說，他們既具有孫先生和兩位蔣先生所不曾具有的“護國護法”之大好歷史條件，又具有孫先生和兩位蔣總統所不曾欣遇過的重大歷史機遇。
　　第一、就歷史條件而言，首先，孫中山先生自一九一三年開始護國，一九一七年開始護法，直到他辭世，不僅幾波幾折，幾興幾衰，而且，陳炯明叛變時，孫先生護國護法的“本錢”，已徒剩一艘中山艦而已。蔣介石先生雖曾是奪取了護國護法成功的勝利者，但他又是一九四九年那一場護國護法巨大失敗的代表者。其後，他能在國際、尤其是中共大陸專製政權的強大壓力下，於臺灣堅守中華民國的國統與法統，直至其辭世，雖然功不可沒，但他畢竟未能完成在全中國護國護法成功的歷史重任。蔣經國先生為推動臺灣進步和發展的功勞自不待言，但他作為執掌中國國民黨黨權和中華民國國政的過渡性人物，卻無幸在他的有生之年，擁有在全中國奪取護國護法勝利的國際和國內條件。
　　第二、就歷史的機遇而言，奪取全中國範圍內護國護法最後勝利的關鍵，乃在於中國大陸民心的全面覺醒。誠如一九九四年十月《紐約時報》所指出的那樣，“國民黨也許失掉了大陸，但是，臺灣已經贏得了大陸的民心”。尤其是近十余年來，在中國大陸社會因廣泛深入的歷史反思運動而出現的，對於國民黨時代和蔣介石先生之普遍懷念情結；以及“認三民主義之祖、歸中華民國之宗”的理念在中國大陸知識界和普通民眾當中的應運而生；特別是中共大陸政權在中國大陸人民心中已經敗亡的事實和在實際上必將敗亡的前景；就更是為今天和今後的中華民國與中國國民黨領袖們完成護國護法的歷史重任，提供了絕好的歷史機遇。套用一九零四年孫中山先生的一句話來說，就是：“今日之中國大陸，正處在一場偉大民主變革的前夜，中共專製復辟統治正在迅速地走向滅亡，只要星星之火就能燃成燎原之勢。”07
　　今天和今後的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領袖們，一是擁有一個富強的臺灣，她在經濟上和軍事上的實力及潛力，實為孫先生及兩位蔣先生所不能比，更為北伐前已在廣東一隅立足的革命政府所不堪比。二是如前所說，她雖然叠遭中共打壓，但世界各國乃“利在大陸”、卻“心在臺灣”的復雜國際心態，又是一百年來孫、蔣三代領袖護國護法所從來不曾擁有過的有利國際條件。世界各國蠻橫幹涉中國民主進步的時代，畢竟已經一去不返；孫、蔣所曾遭遇的東西方列強一味支持、甚至以武力支援中國反動勢力的時代，畢竟不會再來。
　　由是，今天和今後的中華民國與中國國民黨領袖們，應基於三種境界而為後人鑒：
　　第一、面對難得的條件和機遇完成護國護法的歷史重任，其必將功在中華民族和功在千秋。
　　第二、保住臺灣，發展臺灣，使臺灣成為中共不能咬、不敢咬也咬不動的一塊鐵牛筋，為中國人民有資格、有能力實現和實行民主政治作證，為中國大陸人民留下一片希望的陽光，則他們今日的現實地位就是他們來日的歷史地位。誠然，一根火柴就能燃遍大陸的現實機遇，一只“悼念”鄧小平的花圈便能叫統治者心驚肉跳的中共統治現狀，一陣組黨風潮就能逼迫中共重開殺戒的恐怖現實，倘若今天和今後的中華民國與中國國民黨領袖們，能夠敏銳地抓取之，促進之，發展之和成功之，以完成孫中山先生和兩位蔣先生所交付的護國護法重任，則他們作為二十世紀中華民族之第三位、第四位和第五位偉大人物的歷史地位，又何需再論之與再辯之。
　　第三、或因茍安而為中共所專製一統，或為一念之差而脫離中國。其結果因只能造成助紂為虐或亡臺裂國的局面，則非但不是功在歷史，而只能是罪在歷史；非但不能功在千秋，而只能是罪在萬古了。

結論

中華民國與中國國民黨

—— 兼述國民黨的哀與榮

　　現在已經可以為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作一個客觀的歷史結論了。這個歷史的結論就是：
　　第一、由孫中山先生所創建的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 —— 中華民國，才是真正的新中國。
　　第二、國際國內凡是要顛覆中華民國者，無一不是真正的專製勢力或真正的專製復辟勢力，並且不管它們是在何種名義之下，包括“以革命的名義”。辛亥之後八十余年的歷史已經對此作出了確證。
　　第三、中國國民黨是一個民主性質的政黨，而不是一個專製性質的政黨；是發動了中國民主革命、推進了中國民主過渡的政黨，而不是反對中國民主革命、阻斷了中國民主過渡的政黨。雖然她有過形形色色的錯失，有著各色各樣的缺陷，並遭遇過慘痛的失敗，但這些都不能掩蓋她本質上乃是一個民主政黨的政治光輝和歷史光輝。因為，一百年來，中國國民黨一共做了六件大事：一是推翻滿清，結束帝製，創立了民主共和的嶄新國家製度。二是堅持反對形形色色的專製復辟，領導了北伐成功，初步統一了中華民國，贏得了護國護法的勝利。三是領導全國人民堅持長期抗戰直至勝利，並因此而廢除了近百年來壓在中華民族頭上的不平等條約，成為世界反法西斯四大領袖國之一，和聯合國創始會員國。四是在內憂外患長期交相煎迫之下，歷經軍政、訓政，在長達二十年的時間裏，初步建立、建成了中華民國的憲政體製，頒布了一部真正民主的“中華民國憲法”。五是長期堅持反對中共在蘇俄指使下發動共產革命以反撲中國國民革命、顛覆中華民國，並數度獲得成功，卻於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的內戰中慘遭失敗，致使中國大陸重蹈專製復辟統治。六是失敗後仍能在臺灣堅守中華民國的國統和法統，從而“將臺灣推向了中國五千年所未有的民主繁榮境界”。一個政黨，在百年中做了六件大事，五件正確而且成功，一件失敗但並非錯誤，那麽，這個政黨還是反動的嗎？還是一定要打倒的嗎？
　　第五、中國國民黨不會亡。因為在臺灣執政的中國國民黨將只有落選之敗，而無亡命之虞；因為即便是因落選而不再在臺灣執政，亦應該是哀榮並至；因為雖然“哀”在落選，但卻“榮”在她百余年來民主理念和民主追求的最終實現。
　　第六、中國國民黨的前途在大陸，而不在臺灣。因為今天中國大陸人民正在重新認識中國國民黨的性質和歷史，已經認識到了中華民國國統與法統的歷史合法性，甚至已經初步認識到，唯有“認祖歸宗”，才能夠為在將來造就一個“民主統一”、而非“專製一統”的中國，帶來光明的前景。由是，中國國民黨一定會在中國大陸重新崛起，對推動中國大陸最後的民主進程和祖國的民主統一，作出她應有的歷史貢獻。不論今日臺灣的中國國民黨是否還有這樣一份雄心和壯誌，中國國民黨真正的前途都是在中國大陸，而不是在中國臺灣。

共產革命、農民造反與中國共產黨


第一章

中共參加、破壞和背叛中國民主革命

一　　蘇俄指使中共“參加”國民黨和國民革命

　　猶如本書上卷第三章所論述，中國共產革命的主要誘因絕不是來自本國，而是來自列寧和斯大林發動世界共產革命的“東方戰略”。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成功後，鑒於它與新專製俄國“萬古常青”的兄弟友誼，曾對蘇俄的扶植、指使和指揮供認不諱。即便是在俄中兩黨發生內訌惡鬥，直至悖墻開打之後，中共的禦用歷史學家們雖然常常要遵旨改史，卻也不得不承認，中共是由蘇俄扶植才誕生和發展起來的歷史本相。
　　第一、中國大陸一九八三年出版的歷史教材“中國現代史”仍承認：“一九二零年初，上海、北京的共產主義知識分子陳獨秀、李大釗等開始醞釀成立共產黨組織。同年四月，共產國際遠東局派維津斯基來華了解中國的政治情況。維津斯基先後在北京、上海會見了李大釗、陳獨秀等人，討論了建立中國共產黨的問題。此後，共產黨組織便在各地出現。”01
　　第二、因維津斯基來華而開始在中國各地出現的共產黨組織，於一九二一年七月召開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由十三人代表五十七名共產主義信徒創建中國共產黨。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和赤色職工國際代表尼可爾斯基出席了會議。馬林就此便留在中國，開始直接領導剛剛墜地的中共，直至一九二二年三月他被第三國際召回。在此期間，馬林不僅要審查中共的建黨工作報告、組織發展計劃和活動經費預算，並且申明“共產國際有幫助各國共產黨的義務，全部經費應由共產國際支付”，同時發放了第一批中共職業革命家津貼。02 從此，中共中央的一應事權必須由他直接過問。馬林就此而扶植了中共，亦因此而獲得了對中共的指揮權和控製權，致使中共在建黨之初就不得不服從第三國際、實際就是蘇俄的直接領導和指揮。進而更在蘇俄的指示之下，於一九二二年九月召開的“二大”上發表宣言稱：“中國共產黨既然是代表中國無產階級的政黨，所以第二次代表大會決議加入第三國際，完全承認第三國際的加入條件二十一條，中國共產黨為國際共產黨之中國支部。”一九二八年中共“六大”通過的黨章，又專門寫下一章，規定“中共為共產國際之一部分，命名為‘中國共產黨’，為共產國際支部”。黨章另有十二處規定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領導與被領導關系。
　　第三、中共不僅在政治上、組織上成了國際共產專製勢力的一部分，由於它在經濟上要接受共產國際即蘇俄的全面支持、援助和控製，因而它又成了一個不得不接受境外顛覆勢力長期指使和指揮的黨。中共“一大”召開以後，陳獨秀即在他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說：“自一九二一年十月起至一九二二年六月止，中央機關支出一七六五五圓，其中收入國際支持款項一六六六五圓，自行募款一零零零圓。”在中共的“三大”上，陳獨秀已公開承認：“黨的經費，幾乎完全是從共產國際領來的。”據前蘇聯已經解密的有關史料顯示，至一九二八年底，中共中央向莫斯科提出的一九二九年預算，僅僅是特別費一項，就已經有一百萬圓。一九二八年中共莫斯科“六大”以後，直至中共中央受俄命撤入江西“蘇區”為止，僅蘇俄給予中共的日常開支，每年均已達六十萬圓以上。誠然，在這個世界上是“沒有白吃的午餐的”。中共自建黨就一直在蘇俄的命令下，並在發動中國共產革命的名義下，為誘逼中國國民革命和顛覆本國政府而盡心盡力，也就“理所當然”。03
　　第四、中共在建黨之初，因國中信三民主義的多，信共產主義的少；信國民黨的多，信共產黨的少；羽毛既難豐，力量又太小，革命經驗更無從談起；因而，蘇俄才會從自身的革命經驗、即“背叛與奪權”的經驗出發，在孫中山不同意將國民黨改名為共產黨，並拒絕將國民黨與共產黨合並，只同意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參加國民黨之後（參見上卷第三章第十條註釋），遂從命令部分中共黨員參加國民黨，直到命令全體中共黨員參加國民黨，直至“參加”由孫中山先生領導和奮鬥了近四十年的國民革命。年幼的中國共產黨，既不懂得這是蘇俄之所以能夠奪取俄國政權的寶貴經驗，更不明白這與蘇俄指使歐洲各國共產黨組織紛紛加入歐洲各國社會民主黨工會，是出於同樣的目的，甚至為自己是中國的無產階級政黨，卻要參加“資產階級政黨”國民黨而頗感委屈。正因為如此，中共才會在它的“二大”宣言中稱：“無產階級去幫助民主主義革命，不是無產階級降服資產階級的意義，這是不使封建製度延長生命和養成無產階級真實力量的必要步驟。”但是，中共“二大”之後不久，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馬林，就在一九二二年八月的中共西湖會議上，堅決反對中共某些人只同意建立黨外統一戰線的想法，一再堅持共產黨員必須加入國民黨，不僅聲稱“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既可以謀革命力量的團結，又可以使國民黨革命化；尤其可以影響國民黨所領導的大量工農群眾，將他們從國民黨手中奪取過來”；並且聲稱“這是共產國際已經決定的政策”04 。一九二三年五月中共“三大”召開前夕，共產國際除掉給中共送來四月訓令，又稱“特別訓令”，要求共產黨員必須全體加入國民黨以外，“三大”召開時，馬林又以威脅的口吻說：“陳先生（獨秀）的報告是否獲得通過，就是大會是否接受共產國際的訓令、抑或準備違反的證明。”05 中共“三大”遂決定全體加入國民黨，同時決定“積極領導工農運動，以成為國民革命中一個強大的左翼”  。06 是年十一月初維津斯基來華時又進一步向中共說明：“共產國際要中共加入國民黨，用意在使國民黨革命化，絕不贊成犧牲中共的獨立”，並為馬林解釋和向中共交底說：“中共加入到國民黨裏面去，不是遇事聽命於國民黨，或成為國民黨的左翼，而是要支持和團結國民黨內的革命派，反對國民黨中不革命的分子。”07 至此，必須服從蘇俄領導的中共，才真正明白了，蘇俄與第三國際命令中共全體黨員參加中國國民黨的底牌。中共不僅全面遵命執行，而且在鮑羅廷的直接指揮下，迅速地開始了打進國民黨以發展共產黨的陰謀，即所謂“借國民黨之軀殼，以發展其自身的組織。”（戴季陶語）更由此而迅速地發展成為對於國民黨黨權和對國民革命領導權的迫切篡奪和全面篡奪，亟欲在蘇俄的直接指使和指揮下，迅速地將中國國民革命誘逼成為俄式共產革命，以移植共產專製製度於中國。
　　第五、中國共產黨終於在蘇俄的指使和命令下，打進了中國國民黨，蘇俄亦利用“俄援”和中共的“打入”，而進一步獲得了指揮中國共產黨直至指揮國民黨的權力。在孫中山先生逝世以前，蘇俄就派來了大批的俄國顧問，尤其是軍事顧問；更借重廖仲凱的幼稚病，而打進了國民黨的要害部門和最高部門（參見上卷第三章）。孫中山先生逝世後，只因蘇俄顧問鮑羅廷掌有“俄援”，又只對新沙皇斯大林一個人負責，因而，他才在國民黨中“左派幼稚病”和“左派權力病”患者的大力配合下，劫奪了國民黨和國民革命陣營的最高權力，成為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國民革命的太上皇，以至在廣州竟有“一登鮑門即身價百倍”之語。08 一如中共領袖張國燾在他的回憶中所說：“鮑羅廷是一個註重個人手腕的策略家……，一切均由他獨斷獨行。他的這種作風，大概與他的特殊地位有因果關系。他有點四不象，他雖不是蘇俄駐廣州的大使或專使，但卻是蘇俄政府非正式的代表，而且真能代表政府發言；他在國民黨中，既非黨員，又是外國人，職位也不過是政府顧問，但其發言卻具有決定性的力量；他是一個重要的共產黨員，但又不受共產國際在中國代表的指揮。他利用他的地位，左右逢源，發揮他一個人的手腕。他對中共廣東區委會的關系仍是老樣子，不僅遇事不與他們商量，事後甚至也不完全告訴他們……”09

二　　蘇俄指使中共分裂國民黨的三大陰謀手段
　　蘇俄為了將中國的國民革命誘逼為俄式共產革命，並移植共產專製製度於中國，除掉指使中國共產黨“借國民黨的軀殼，以發展自身的組織”（戴季陶語）以外，第二步就是分裂國民黨。

第一、製造國民黨內鬥

　　蘇俄和中共製造國民黨內鬥的主要手段，便是指國民黨內部有左派和右派之分，將國民黨劃分為左、中、右三派，以實行“團結左派，孤立中派，打擊右派”的陰謀策略。國民黨“一大”召開之前，曾一再向孫中山保證要獻身中國國民革命的蘇俄顧問鮑羅廷，就對幼稚病發作者廖仲凱挑撥說“國民黨裏有左派、右派之分”。國民黨“一大”召開後，維津斯基不僅在與陳獨秀、張國燾的談話中，甚至是在一九二四年五月召開的中共中央擴大會議上，都曾明確提出“共產黨人要在國民黨內‘支持左派，反對右派’”，以分裂國民黨。10 一九二四年五月，中共中央擴大會議甚至在“共產黨在國民黨內的工作問題議決案”中明白無誤地供稱：“所謂國民黨左右派之爭，其實是我們和國民黨右派之爭。所以假使我們現在因為鞏固擴大國民黨起見而取調和左右派的政策，那就是一種錯誤。”從此，自中國同盟會成立起，向來就沒有左派、右派之分的中國國民黨，便在蘇俄與中共的挑撥離間之下，以親俄親共和遠俄反共為劃分左右的界限，開始了左派對右派的反對和鬥爭，甚至將不親俄親共的國民黨人罵成了“反革命派”，直至將他們開除出黨。國民黨自身的分裂和內鬥已不能免（參見上卷第三章）。

第二、打進國民黨以反對國民黨

　　蘇俄與中共打進國民黨以反對國民黨的主要表現，就是無視孫中山先生所一再告誡的“共產黨參加國民黨，便應該服從紀律，不應該公開批評國民黨。共產黨若不服從國民黨，我便要開除他們；蘇俄若袒護共產黨，我便要反對蘇俄”這樣一個十分明確的原則，竟公然指使已經加入了國民黨的中共黨人，公然違背國民黨的立場，公開地、甚至是肆意地攻擊國民黨，從而將孫中山先生“聯俄容共”的做法，逼迫成為“忍俄捧共”的做法。一九二四年七月，蘇俄煽動外蒙獨立，連梁啟超、丁文江等人都因驚醒而高聲疾呼“共產主義也是我們的敵人，其危害我們中國的地方，更甚於帝國主義式的敵人。”然而加入了國民黨的共產黨，既無一人因蘇俄分裂我國土，而與國民黨同持應有的反對立場，相反，由於蘇俄與北京軍閥政府建交並訂立“中俄協定”，已參加國民黨的共產黨人李大釗等，竟在蘇俄指示下立即承認北京政府，公開違背參加國民黨時所發表的關於反對和不承認北京軍閥政府的聲明，支持蘇俄強行在外蒙駐軍，甚至在蘇俄的授意下，贊成外蒙古獨立，企圖出賣祖國對外蒙古的主權（參見下卷第六章）。當馮玉祥邀請孫中山北上時，只因蘇俄反對孫中山北上，中共即在廣東發動了一百個以上的團體反對與咒罵孫中山北上。待到蘇俄轉而又支持孫中山北上時，中共又纂文稱：“孫中山是受了共產黨的影響才決定北上的。”此外，加入了國民黨的中共黨員，還全然地不顧國民黨紀律，公開纂文攻擊國民黨的立場、方針和政策。在蘇俄的指令下，中共甚至違背自身“決不在國民黨中組織共產黨黨團”的公開聲明，在國民黨中組織地下黨團，在黃埔軍校建立地下組織“青年軍人聯合會”，發展地下共產黨員。由是可知，共產黨員雖然參加了國民黨，卻非但未以國民黨為本黨，甚至為聽命蘇俄，而不惜公開反對自身亦在其中的國民黨。難怪李宗仁在贊揚共產黨的“革命”熱情時，卻對他們“只顧目的、不擇手段”的黨性大為感嘆。

第三、蒙蔽孫中山、拉攏廖仲凱、貶逐胡漢民、收買汪精衛、打倒蔣介石

一、蒙蔽孫中山
　　如前所說，蘇俄為煽動中國共產革命、移植共產專製製度於中國，曾於一九二零至一九二三年間十數次派人來中國謀合孫中山先生（參見上卷第三章第十條註釋）。於中共成立前，是想變中國國民黨為中國共產黨；於中共成立後，則要求國民黨和中共合並。逮孫不同意，而只容許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參加國民黨後，蘇俄乃一邊命令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一邊派代表與孫中山聯合發表宣言，謊稱“絕不移植共產製度於中國”，更在“聯俄”開始以後，一方面派顧問鮑羅廷一再地欺騙孫中山先生說，“我到這裏來是為了獻身中國國民革命。您的目標是反對帝國主義，這也是我們的目標。至於共產主義，中國還不具備實行的條件。”他還說，“比如在歐洲、在美洲是宣傳共產主義和推進階級戰爭。可是，在東方，特別是在中國，我們的政策是促進國民革命，我們已經指示中國共產黨去集中地搞國民革命，而不是共產主義”；11 另一方面蘇俄和中共卻在莫斯科中山大學中國留學生中，公開批評、詆毀三民主義和孫中山先生本人。特別明顯的是，在國民黨“一大”上，當共產黨員跨黨案遭到部分國民黨人的反對時，李大釗雖代表中共發表聲明稱：“本人原為第三國際共產黨員，此次偕諸同誌加入本黨（指國民黨），是為服從本黨主義，遵守本黨黨章，參加本黨革命事業，絕對不是想把國民黨化為共產黨，乃是以個人的第三國際共產黨員的資格，加入國民黨，從事國民的革命事業，並希望諸先輩指導一切。”但是，轉瞬之間，至一九二四年七月一日，李大釗本人居然又於莫斯科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第二十二次會議上，公然地反口宣言說：“根據共產國際執委會的指示，我們黨的黨員和共青團員個別地參加國民黨，目的在於改組它，改變綱領（按：指改變國民黨的綱領）……在國民黨中把‘左’翼拉到我們一邊……。北方的工人組織仍在我們手中。在南方，特別是在廣州，國民黨在工人中間有一定影響，而我們的策略在於掌握工人運動的領導權，以便把他們培養成革命先鋒隊（按：指共產革命先鋒隊）……”
　　由於身為國民黨人的共產黨員完全蔑視國民黨的綱領和紀律，公然地反對國民黨和公然地批判國民黨，國民黨員劉成禹、馮自由、謝英伯、許清和等人才在廣州召集華僑及各省代表五十余人，開會決議警告李大釗等不得利用跨黨機會以攘奪國民黨黨統。警告書尚未發出，鮑羅廷、李大釗即向孫中山控告劉成禹等四人“不守黨紀，以挑撥國、共惡感”。劉等四人即以中共在其機關刊物上任意詆毀國民黨為證，孫乃宣布四人無罪。其後，當中央監察委員張繼、謝持、鄧澤如等正式向孫中山及中執委提案，彈劾身為國民黨員的共產黨徒在國民黨內秘密建立黨團等一系列反對國民黨的行徑時，鮑羅廷又反訴蒙孫，將中共“三大”時即已於內部決定要在國民黨內成立黨團的事藏而不言，反稱“共產黨加入國民黨三個月之後，見國民黨不振作，乃不得不建立黨團”。對此，國民黨中執委七月七日乃宣布：“國民黨黨員的言論行動如不依據主義、綱領、政綱及黨章，必予嚴重製裁。”盡管如此，蘇俄和中共不僅繼續蒙騙孫中山，甚至借孫同意建立大元帥府鐵甲隊而私建武裝，從而為來日的叛亂建立了一支重要的軍事力量（參見下文）。
　　自一九二三年九月發布“孫文越飛宣言”始，至一九二五年三月孫中山先生逝世，短短一年半時間，蘇俄與中共為分裂國民黨、竊奪國民黨黨權，早已從“蒙孫”走向了“騙孫”。所以，一旦孫中山先生逝世，其分裂國民黨和竊奪國民黨黨權的膽量、欲望和手段，也就可想而知。

二、拉攏廖仲凱
　　如本書上卷第三章所論，廖仲凱既是三民主義的一個誠實信徒，又是國民黨“左派”幼稚病的最嚴重患者。他在國民黨中負責聯俄容共做法的重要地位，和作為孫中山先生“荷包”的特殊角色，以及他對國際共產革命、對蘇俄和對中共的天真與無知，乃使蘇俄與中共將他作為拉攏的最重要對象。“孫文越飛宣言”發表後，廖仲凱即攜女與越飛一起乘亞洲皇後號輪船離滬赴日。廖的目的，是要借此行向蘇俄要求援助。越飛的目的，則要借此行以拉攏廖。前者之所以達到了目的，12 全因後者拉攏的成功。天真、幼稚的廖仲凱竟完全相信蘇俄至少六十年後才會在中國實現共產主義的“許諾”，而決心為推進現在的中國國民革命，努力於“聯俄容共”的做法。此後，廖仲凱在不遺余力地推進國民革命的同時，也不遺余力地將蘇俄和中共的勢力，引渡到了國民黨和國民革命陣營內部，直至走火入魔，走向了事必奉俄和事必依共的地步。鮑羅廷亦因廖的忠誠，而將廖視為臂膀，視為“誌同道合”者，更在孫逝世之後，為全面篡奪國民黨的黨權，而授廖以更大和更多的權力。一九二五年夏成立國民政府時，因廖幫忙驅逐了胡漢民，收買了汪精衛，蘇俄顧問竟讓廖擔任了十三種職務，並使之實權和事權在握。若非廖不久即遭暗殺，蘇俄和中共對國民黨權力的篡奪，也許不會失敗得那麽快；而蔣介石和一批真正國民黨人救黨北伐的成功，也就不會成功得那樣快了（詳見上卷第三章）。

三、貶逐胡漢民
　　孫中山先生的逝世，使國民黨的領袖位置成為虛位。就當時的情形來看，可以接替孫先生者無非是胡漢民、汪精衛、廖仲凱和蔣介石四人。胡漢民是國民黨元老，向為孫中山所倚重，且為廣東大本營的“代帥”，政治會議主席。汪於辛亥之後去國良久，剛剛歸國，雖有名聲，了無實力。廖為鮮明的親俄親共派領袖，是蘇俄與中共屬意的人物。蔣則是被廣東革命政府視為“長城”的軍事實力派。因而，在實際上，最有權力或能夠順理成章地繼承這一領袖地位者，是胡漢民。但是蘇俄顧問鮑羅廷不喜歡胡漢民，因為他不親俄，更不捧共，既有反對“聯俄容共”做法的傾向，又絕不順從蘇俄和蘇俄的顧問們。由是，在孫中山逝世之後國民黨群龍無首這樣一個權力真空階段，由於廖仲凱的積極配合，手控俄援的鮑羅廷便趁機掌握了國民黨大權，並藉成立廣東國民政府，而與汪、廖密謀，將胡漢民從“代帥”的位子上拉了下來，先是讓胡僅僅做了一個幾是“空位”的外交部長（按：當時國際上承認的合法政府是北京政府，故廣東政府除掉與蘇俄有所謂外交事務以外，別無外交可言），後則利用廖案，公然地打擊甚至要逮捕胡，直至幹脆將胡逼離廣東，命他赴俄去“考察一切政治經濟問題。”由是，蘇俄和中共眼中最大的絆腳石乃被踢開，胡漢民在國民黨中的地位遂一落千丈。

四、收買汪精衛
　　如前所說，辛亥之後汪精衛曾去國良久，俟國民革命頗有起色之後才回國歸隊。以其歷史地位，是為國民黨革命元老；視其事功，則除掉謀炸清攝政王和參加《民報》對改良派的大論戰而殊獲名聲以外，並無其它建樹。但他儀表堂堂，口才動人，頗引人佩服；卻又夙無主張，誇夫死權，領袖欲極強。由是，他的名聲和權欲，特別是他在國民革命陣營中了無實力的實際狀況，便為鮑羅廷所看中。在廖仲凱左派旗幟過於鮮明，蔣介石又被視為中派的情形下，為了貶逐胡漢民和打擊其他敢於分庭抗禮的國民黨元老，更為了在滿足了他的權欲之後，國民黨和國民革命的領導權能夠順利地為蘇俄顧問和中共所篡奪，鮑羅廷不失時機地抓住了孫中山先生逝世的機會，於北京蘇俄駐中國大使館找汪精衛談話，明白表示“孫後國民黨的領袖非汪而莫屬”（參見上卷第三章）。汪自此而與鮑羅廷勾結在一起，非但徹底改變了他原來反對“聯俄容共”做法的態度，而且事必以鮑為馬首瞻，甚至在鮑的策劃下與鮑、廖一起進行“黑箱作業”，背著當時仍然是大本營代帥和中央政治會議主席的胡漢民，私定和擅自公布國民政府組成人員名單，私受鮑、廖所“贈於”的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和國民政府主席職務，不久又擔任了國民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從此，汪不僅賣力地將國民黨“二大”開成了共產黨的“二大”，將國民黨的黨權和對國民革命的領導權大部讓與蘇俄及中共，為蘇俄顧問和中共驅逐本黨的“右派”，開除本黨的元老，貶抑直至迫害曾被廣東國民政府和廣東人民“倚為長城”的蔣介石。三個月後，汪雖因中山艦事敗而被黜出國十六個月，然而，他從此便在蘇俄和中共的“革命”需要之時，一再地充當了國民黨和國民革命陣營的分裂者和內訌、內鬥的製造者。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將武漢國民政府辦成了國民眼裏的“俄國政府”。直至他因親睹斯大林給中共的命令而大懼時，13 才決定“驅俄和分共”。然而他為鮑羅廷和中共所陰謀煽動而更加膨脹起來的權欲，卻使他終生不能安於蔣氏之下，以至每逢叛黨壞國之亂，其必參加之，亦必策劃之，推波助瀾，幾起幾落，直至為了做成第一把手，竟走上了出賣祖國、甘當漢奸的不歸之路。

五、打倒蔣介石
　　當蘇俄和中共已經成功地蒙蔽了孫中山，拉攏了廖仲凱，貶逐了胡漢民，和收買了汪精衛之後，用中共禦用歷史學家的話來說，就是國民黨的“二大”上，便終於“洋溢著一派樂觀的左傾氣氛了”！14
　　但是，當蘇俄與中共在國民黨幼稚病和權力病患者們的傾心支持下，因利令智昏而要變本加厲地加速他們誘逼國民革命的步伐時，被廣東國民政府和廣東人民“倚為長城”，並被中共黨魁陳獨秀稱為“中國民族革命柱石”的蔣介石，因保護國民黨反共元老，製止中共在黃埔軍校和國民革命軍中建立和發展地下組織，堅持提出和維護北伐打倒軍閥的國民革命方向，果斷利用“中山艦事件”以奮而救黨，率先提出“整理黨務案”以堅決護黨，提早發動北伐、並且不數月便解放了南半個中國，因而不僅迅速成為孫後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國民革命的新權威領袖，而且迅速成了全國人民心中的真正革命英雄。由是，蘇俄、中共和國民黨左派因日漸感到了由蔣介石的崛起所帶來的巨大壓力和恐慌，從而迅速地推起了一波又一波反蔣的高潮。此後，他們所有反對、破壞、背叛北伐的罪惡行徑，既沒有一件不與旨在打倒蔣介石相關；更沒有一件意在打倒蔣介石的行為，不與誘逼、破壞和背叛中國國民革命相連。用蔣介石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冀直接打倒蔣中正，間接打倒國民革命”。
　　蘇俄、中共以及國民黨“左派”亟欲打倒蔣介石的主要陰謀手段，一是由蘇俄軍事顧問團在黃埔軍校指責蔣介石“不革命”；二是反對蔣提出的北伐主張，宣揚北伐必敗論；三是指蔣為“新軍閥”，煽動其部下王懋功叛變，克扣和削減黃埔軍校及國民革命軍第一軍軍費；四是既不允許蔣辭職，又不慰留，卻要遣蔣北上幫助馮玉祥練兵，暗示蔣出國，直至發動“中山艦事變”，試圖綁架蔣赴俄軟禁。目的均在逼蔣離開廣東，剝離蔣的軍權（參見上卷第四章第二節）。再就是於北伐勝利出師後，陰謀決策“迎汪復職、以與蔣分權”，始終推行“擁汪反蔣”的謀略，並一再挑起“遷都之爭”，擴大“遷都之爭”，再起國民黨分裂內鬥的風潮，以阻蔣繼續領導北伐（參見下文）。然後又製造北伐軍內亂，動搖北伐軍軍心，先後於南昌、武漢公然挑唆舊軍人出身的李宗仁和唐生智，於北伐軍勝利進軍途中“取蔣以代之”。15 甚至陰謀發動武漢政變，公然褫奪正在領導北伐的蔣介石於國民黨內所擔任的最高職務和重要職務，公開指罵領導北伐功勛卓著的蔣介石是“新軍閥”和國民黨“新右派”。直至因蔣介石已經決心“清黨”，而在“武漢俄國中央”將蔣介石開除出中國國民黨（參見下文）。

三　　蘇俄與中共竊奪國民黨領導權的四大陰謀舉措
　　如果蘇俄命令中共黨員參加國民黨，是蘇俄陰謀誘逼中國國民革命的第一步，分裂國民黨是第二步，則竊奪國民黨領導權便是第三步，是為實現其根本目標所采取的至關重要一步。一九二七年八月，在蘇俄和中共召開的“八七會議”上，就非但沒有回避他們竊奪國民黨領導權的事實，而且認為正是因為竊奪的不夠狠 —— 用他們欺世的語言來說，便是他們“放棄了對國民革命的領導權”，才招致了他們的失敗。多年以來，在中國大陸任何一本現代史教科書裏，禦用歷史學家們都將這一強盜邏輯，視為當然的真理，而贅述得不厭其煩。他們不僅指責鮑羅廷和陳獨秀因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才給中國共產革命帶來了失敗與挫折；而且要一再地肯定，中共後來在蘇俄的命令下，公然武裝反叛國民革命和持續顛覆及分裂祖國的正確性。蘇俄和中共竊奪國民黨領導權的四大陰謀舉措是：

第一、竊奪國民黨輿論權

　　應該說，早在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即中國國民黨的“聯俄容共”做法剛剛開始實行的時候，《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關於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和國民黨問題的決議案》，就已經指明要將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進行重新解釋，以使國民黨成為一個“符合時代精神”的民族政黨。也就是說，若不經過共產國際的重新解釋，三民主義就非但不符合時代精神，而且國民黨也是一個不符合時代精神的政黨了。16 之後，在國民黨有“聯俄容共”做法的短短三年中，蘇俄顧問和中共除掉打進國民黨以反對國民黨，包括在思想輿論上反對國民黨的主義、理論和政綱以外，其竊奪國民黨權力的重要手段之一，便是在廖仲凱將國民黨“一大”四百余份文件起草工作交由蘇俄顧問和中共包辦之後，蘇俄顧問和中共即開始了對於國民黨輿論權的竊奪，直至發展到強代孫中山和國民黨“立言”，試圖首先在思想理論上將中國的國民革命誘逼為共產革命。其中特別具有欺騙性的，便是借孫中山和國民黨有“聯俄容共”的做法，先是大肆宣傳孫中山有“聯俄容共”的政策，繼之又將“聯俄容共”擅自篡改為“聯俄容共扶助工農”的三大革命政策，為發動暴民革命、幹擾和破壞國民革命製造理論根據。然後，更在國民黨和蔣介石領導的北伐勝利進軍途中，在他們反對、利用、破壞北伐就要失敗的日子裏，幹脆假造出所謂聯俄聯共扶助工農這個“孫中山手定”的三大政策，以打擊蔣介石和所謂的國民黨“新右派”，以繼續破壞北伐和國民革命，以妄圖改變他們即將失敗的命運，甚至將為他們所假造的“三大政策”，公然地鼓吹成孫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義”，並欺世惑眾達半個世紀以上。直到八十年代以後的中國大陸學者們，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將它們徹底揭穿。本書上卷第三章兼論所記述的，由中國大陸三位學者公開撰文所指出的，在國民黨的所有文件裏都沒有所謂“聯俄容共、聯俄聯共、聯俄聯共扶助工農三大政策”和所謂新三民主義的記錄，而只有在中共的文件裏面才能找得到它們的歷史事實，實在將蘇俄和中共強代孫中山和國民黨“立言”以假造“聖旨”的行徑，揭露無余。只需將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二日蘇俄顧問鮑羅廷竟敢在他創辦的那一份《人民日報》創刊號上，公然捏造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三大政策，便是孫中山先生之新三民主義的做法，與同一時期中共製造三大政策的黨內文件稍作對照，其完全出於“一轍”的本相，也就將蘇俄和中共謊言惑眾的真相實情徹底地公之於世了。

第二、竊奪國民黨的組織權

　　蘇俄和中共竊奪國民黨組織權的第一個手段，自然是打進國民黨以發展共產黨，這原來就是蘇俄命令中共參加國民黨的首要原因。一九二三年八月印發的“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二次代表大會決議案”和青年團其它相應的決議案，均明確宣稱：“應努力協助中國共產黨，擴大國民黨中的共產黨於全中國……。”用中共歷史教材上的話來說，就是在共產黨幫助下，“各地的國民黨組織幾乎為共產黨所主持”。並且，即便是在國民黨“整理黨務案”生效之後，“各地的國民黨組織，為共產黨所主持者，仍然占三分之一以上”（參見上卷第四章）。
　　蘇俄和中共竊奪國民黨組織權的第二個手段，便是在孫中山先生逝世之後和汪精衛“左派”權力病發作之時，“包辦”國民黨“二大”，以全面竊奪國民黨中央黨權。如上卷第四章第二、第三節所述，在國民黨“二大”召開之前中共已經決定：“共產黨身份的國民黨二大代表要占國民黨二大代表總數的三分之二以上，以造成在國民黨二大上的絕對優勢；共產黨要在二大上團結國民黨左派、孤立國民黨中派、打擊國民黨右派；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要在國民黨二大各項選舉結果中占有絕對優勢的比例。”一句話，就是共產黨要全面竊奪國民黨的黨權。中共的奪權陰謀確在國民黨的“二大”上完全得以實現。國民黨元老派中的反共派領袖鄒魯、謝持等被開除出了國民黨，國民黨元老中的另一些人林森、居正、沈玄廬、葉楚傖等十二人被警告，國民黨的中堅人物戴季陶等被斥以訓令，國民黨的骨幹力量在大會選舉中紛紛落選。國民黨中央常委、中央執委和中央委員中，共產黨身份者和國民黨親俄親共的“左派”領袖已分別占到了三分之一以上，剩下的三分之一被認為是中派，蔣介石則被壓到了共產黨員譚平山之下。國民黨中央各部部長中，中共黨人譚平山擔任組織部長，中共黨人林祖涵擔任農民部長，中共黨人毛澤東代汪精衛擔任宣傳部長，中共黨人馮菊坡代被貶逐的胡漢民主持國民黨中央工人部，極“左”派彭澤民擔任國民黨中央海外部長，國民黨中央秘書處由中共黨人譚平山和林祖涵掌控，權同國民黨中央秘書長。在共產黨人譚平山擔任部長的國民黨中央組織部，總共二十九名工作人員中，共產黨員竟占了二十六人，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已經名副其實地成了“共產黨中央組織部”。由是，國民黨的“二大”實已被開成了共產黨的“二大”，國民黨中央的重要領導職務幾乎全部被共產黨所占據，國民黨各級地方組織幾乎全部為“代國民黨建立黨部”的共產黨所把持（參見上卷第四章），國民黨已經成為一個被共產黨所架空的黨，所操縱的黨，徒剩下一具軀殼而已。所以，中共史家才會說，國民黨的“二大”上乃“洋溢著一片樂觀的左傾氣氛”。距孫先生辭世尚不足一年，他的三民主義在自己的黨代會上不僅已經無人問津，甚至到了誰要是再說什麽三民主義，便要遭人冷眼的地步。蘇俄和中共欲誘逼中國國民革命為俄式共產革命的陰謀似乎就要成功了（參見上卷第三、第四章）。
　　有必要重復指出的是，七十多年來，直到今天為止，中共何曾允許過任何一個他黨的人進入共產黨？何曾允許過任何一個他黨的人擔任過中共從中央到地方任何一級組織的委員、常委、部長，哪怕只是一個小小的科長、秘書或辦事員？就更不用說它竟能容許別人打進它的黨裏，去開除它的元老，警告它的領袖，訓令它的重要幹部，並任憑別人去把持它的各級黨組織了。如是而論，中共還有什麽理由來為他竊奪國民黨的權力辯護？又有什麽理由把將它清除出國民黨和國民革命陣營的正義行為，竟汙蔑為“反革命政變”呢？
　　蘇俄和中共竊奪國民黨組織權的第三個手段，便是既奪黨權，更奪政權。北伐之前，中共在廣東竊奪國民黨政權的情形姑且不論，特別是在北伐軍已經建立了國民革命政權的後方，共產黨則借幫助國民黨建立地方各級黨組織，以在實際上建立共產黨的地方各級黨組織，即對外是國民黨，對內則是共產黨，並藉此而力圖掌控新誕生的國民政府。同時，中共又以俄國二月民主革命後的蘇共為榜樣，借發動工農革命以煽動暴民運動，建立有槍、有權的非法“工農政權”即暴民政權，以與剛剛誕生的、中共尚未竊取到權力的國民革命政權相對抗，並在實際上造成國共兩個政權並存的局面。尤其突出的是，當北伐軍東路和中路兩支大軍已經逼近和包圍上海，上海的軍閥部隊已經決定向北伐軍投降，上海的解放指日可待之時，中共卻收買殘余軍閥勢力在上海連續發動了三次武裝起義，並在武漢俄國政府的命令下，反對建立國民政府，堅持建立“上海市民政府”。如前所述，中共浙江區委就曾宣稱：“上海的市民政府就是無產階級的，就是蘇維埃、巴黎公社。”

第三、竊奪國民黨軍權

　　蘇俄與中共一是要求國民革命軍仿照蘇俄在軍隊中建立黨代表製。黨代表權力極大，既能監督所屬人事經費，又能監督同級軍事長官，並且無論什麽命令，非黨代表副署，一概不能生效。黨代表遇事還可以采取緊急措施。這些黨代表與其他政工人員，絕大多數由共產黨人擔任。直到中山艦事件之後，他們才被蔣介石解除了黨代表職務。二是仿照蘇俄在國民革命軍中建立政治部，以奪取國民黨在國民革命軍中的政治工作權力。國民革命軍改組後，六個軍當中就有五個軍的政治部主任由共產黨人擔任：第一軍為周恩來，第二軍為李富春，第三軍為朱克靖，第五軍為李朗如，第六軍為林祖涵，海軍政治部主任為李之龍。三是為竊奪黃埔軍校的權力，不僅在建校之初，即由廖仲凱引進了大批的俄國軍事顧問，而且引進了一批共產黨人擔任學校的重要職務，如政治部代理主任包惠僧，軍法處長周恩來 —— 後為政治部主任，教授部副主任葉劍英，政治教官鄆代英、高語罕等。同時又在軍校學生中組織共產黨的地下組織“青年軍人聯合會”，出版地下刊物，宣傳馬克思主義，反對三民主義，造成軍校中另一派學生組織“孫文主義學會”的成立，並與之對立，為嗣後國民革命軍內部的分歧、對抗和部分軍人的叛亂，埋下了重重危機。四是蒙蔽孫中山，以孫同意建立陸海軍大元帥府鐵甲隊為名義，抽調黃埔軍校共產黨員為骨幹，從廣東、廣西、湖南等地招兵，建成了一個兩千人的獨立團，任命共產黨員葉挺為團長，逐級設立共產黨組織，直接接受中共廣東區委領導，由是而在國民革命軍中建立了一支清一色的共產黨軍隊。它既是葉挺獨立團的由來，又是中共南昌暴動的“家底”，更是後來張發奎等人不斷製造兩廣叛亂和叛變的軍事基礎。

第四、發動政變、實行對國民黨領導權的再竊奪

　　國民黨“二大”之後，蔣介石新領袖地位的形成和北伐的勝利進軍，日益使蘇俄和中共惶惶而難安。因為北伐一旦成功，中國國民黨一旦統一了中國，則蘇俄的欲望和中共的革命，勢將如水東流，不復再來。由是，在作出了一連串反對、利用、破壞北伐的陰謀行徑之後，鮑羅廷終於利用已經遷都武漢、而蔣介石又駐節南昌的機會，一手導演了一場由中共和國民黨親俄親共派共同發動的政變，以全面反撲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全面否定“整理黨務案”，並試圖將他們在國民黨中已經失去的權力，全部搶奪回來。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三日第一批到達武漢的國民黨中常委和國民政府委員孫科、宋子文、徐謙、蔣作賓、柏文蔚、吳玉章、宋慶齡、陳友仁、唐生智、董必武等，即在鮑羅廷的主持下召開緊急會議，決定撇開當時國民黨的最高領導人蔣介石和其他非左派的領導人，成立所謂“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和國民政府委員聯席會議”，推極左派徐謙為主席，宣布在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未在鄂開會之前執行最高權力。這便是武漢“俄國政府”的“前身和班底”。一九二七年三月七日，由鮑羅廷提議並決定召開的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舉行預備會議。會上，因譚延悖提出應推遲會期以待國民黨中央常委會主席和國民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蔣介石參加會議，卻立即遭到共產黨人吳玉章、鄆代英和國民黨極左派彭澤民的堅決反對。因在出席會議的三十三人中，中共和左派占絕對優勢，譚延悖的提議遂被否決。由是，蘇俄顧問、中共和國民黨親俄親共派完全控製了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並在國民黨最高領導人蔣介石和其他領袖缺席的情況下，發動政變，決議廢除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委會主席一職，即等於撤銷了蔣介石中央常委會主席的職務；決議免去蔣介石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職務和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職務，組織部長職務虛位以待汪精衛歸國擔任，汪歸國前則由中共黨人吳玉章代理；決議由中共黨人重新擔任在國民黨二中全會以後所辭去的國民黨重要職務，從而推倒了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曾通過的“整理黨務案”；決議“提高黨權、限製蔣介石獨裁”，以將領導北伐功勛卓著的國民黨新領袖，全國人民心中真正的革命英雄，並正在領導著北伐戰爭的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誣定為“新軍閥和新右派”，並從此立為被打倒的對象。

四　　蘇俄指使中共反對、利用、破壞北伐，背叛國民革命
　　蘇俄顯然明白，中國共產黨，這個在它的扶植和教唆下，並在國民黨懷抱中尚未長大的中國共產政治集團，是無論如何也禁不起中國國民黨北伐成功所帶來的巨大沖擊的。因為，只要國民黨和蔣介石決心抽身北伐，就極有可能將中共這個包藏禍心的“政治寄生兒”甩到一邊去。因為在廣東，共產黨仍因國民黨的存在而存在。因此，只有把中國國民黨拖死在廣東，以將之逼迫在任其竊奪的境地，或將蔣介石徹底打倒，以從根本上阻斷北伐，等到中共羽翼已豐，氣候已成，到那時，便不是國民黨要甩掉共產黨，而是共產黨要消滅國民黨了。這才是蘇俄與中共要堅決反對北伐，並且反對不成便利用之，利用不成則破壞之，破壞不成就幹脆背叛之的根本原因。

第一、蘇俄與中共反對北伐

　　一九二六年元月，在國民黨“二大”上，蔣介石已正式提出了北伐的建議。蔣的北伐建議，立即遭到了全體蘇俄顧問的一致反對。鮑羅廷更以“黨的力量在前，革命的武力在後”為理由，堅決反對北伐。隨後，以季山嘉為首的俄國軍事顧問團所有成員，立即在黃埔軍校和國民革命軍中竭力鼓吹“北伐必敗論”，中共更於廣州市區到處散發傳單，廣貼標語，公開反對國民黨北伐，並散布流言，首指主張北伐的蔣介石為“新軍閥”。三個月後，當奪回了相當權力的國民黨已經決定北伐，半年之後，當蔣介石已經領導北伐勝利出師，中共中央機關報《向導》雜誌仍然發表了“論國民政府之北伐”的文章，不僅猛烈攻擊北伐軍總司令蔣介石個人，而且公開反對北伐，並以所謂“革命的北伐時期尚未成熟。現在的實際問題，不是怎樣北伐，乃是怎樣防禦……”，以暗指由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領導的北伐，不是“革命的北伐，而是反革命的北伐”。李宗仁在《回憶錄》裏，就曾明確指證中共是反對國民革命軍北伐的。

第二、蘇俄與中共利用北伐

　　早在一九二六年二月，中共中央已在北京召開特別會議，以討論如何應變蔣介石和國民黨提出的北伐“難題”。在這次會議上，中共一方面決心反對北伐，一方面卻要“從各個方面以準備廣東政府的北伐”，並在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的指示下（參見本卷第二章），明確指出“北伐的政綱，必須以解決農民問題為主幹，特別要註意組織農民，以建立工農革命聯合的基礎”。一九二六年七月，當國民革命軍剛剛勝利出師北伐，中共又召開了擴大會議，進一步認定“農民將成為民族解放運動中之主要勢力，我們的黨要想領導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勝利地進行，就在於取得這項農民的勢力，取得對農民運動的領導權”。一九二六年九月，鮑羅廷又根據斯大林和第三國際的一再指示（參見本卷第二章第一節），在國民黨中央黨部發表了“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的演說，再一次強調“農民問題是革命的根基，土地問題是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蘇俄顧問和中共一再地要在中國國民革命軍準備北伐和北伐已經勝利進軍的最初日子裏，在反對北伐不成而只好順應北伐之時，一再地將農民運動和土地革命提高到如此重要的層次，其目的，無非一是要將全國人民期待已久的“北伐打倒軍閥”改變為發動工農革命、實際是煽動農民造反，以造成發動中國共產革命的基礎；二是要借用國民革命的名義，並以混淆兩種不同的革命為手段，偷換國民革命的內容，以奪取發動共產革命的成功。正是在這樣一個陰謀方針的明確指導下，蘇俄和中共才在反對國民黨北伐失敗之後，變反對北伐為利用北伐。由是，在北伐勝利進軍後的湖南，由中共煽動起來的農民運動不僅聲震全國，其“實績”，便是在“一切權力歸農會”的口號下，把軍閥已經打倒的湖南逼進了遍地暴民造反奪權的紅色恐怖之中。據北師大出版的《中國現代史》教材稱，一九二七年四、五月間，湖南農民運動已經發展到了要求解決土地問題的階段。四月十日，由中共操縱的國民黨湖南省黨部發表“告全省農民書”，提出農民運動不是減租減息，也不僅僅是要打倒土豪劣紳，而是解決土地問題。武漢國民黨中央遂由毛澤東和國民黨極左派鄧演達等成立了“土地委員會”，頒布“解決土地問題決議草案”和“處分逆產條例”。規定“凡軍閥、貪官汙吏、土豪劣紳即一切反革命者的財產，皆為逆產，一經合法發覺即行沒收”。這個決議草案，因譚延悖等的反對而未能於武漢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通過。但是，蓋因中共發動與建立的湖南各級農民協會不僅形同各級政府，有權有槍，而且自設公堂刑獄，動輒批判鬥爭，隨意逮捕殺人。中共領袖李立三的父親即為農民協會所槍決；國民革命軍第三十五軍軍長何健的父親，亦因農民協會將之遊街示眾、批判鬥爭而被整斃，北伐軍中許多出身於小地主的湖南籍中、下級軍官和士兵，其家人未能逃出者，亦多被批判、鬥爭、關押或捕殺。其慘毒之狀，實與四十年後毛澤東發動文革時人民橫遭荼毒的情景極為相似。
　　同樣，在建立了國民政府的湖北和武漢，工農運動亦鬧成了“如火如荼”的局面。據同一本中共《中國現代史》教科書稱：早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湖北省就已經成立農民協會三十四個，會員已有二十八萬七千人。一九二七年三月底，武漢登記的工會組織已有五百多個，會員達八十萬之多。武漢工人運動的聲勢之大，“適如北伐軍取得武漢、江西與福建之震動於全中國、影響於全世界一樣”。17 而武漢工人運動給武漢地區和武漢國民政府所帶來的破壞，更是令人觸目驚心。猶如這部《現代史》所“揭露”的那樣，由中共發動的武漢工人運動，“不僅隨意罷工，隨意要求增加工資，而且自組法庭監獄，隨便捕人施刑，動輒檢查火車輪船，隨便斷絕交通，隨意沒收分配工廠店鋪的現象，更是隨時可見……在北伐軍占領武漢後的兩個月中，工人、店員罷工可考者達三十六次之多……頻繁的罷工，不僅加劇了勞資糾紛，而且為武漢國民政府帶來了重重困難：一是日本和英國關閉了在武漢的全部企業，二是民族工商業主因工人運動而不能聊生者紛紛抽逃資金，關廠罷業，舉家潛逃。至一九二七年五月中旬，武漢一百三十多家大商行經營者僅剩二十四家，五月二十日武漢商人罷市，各家商店全部關門謝業，拒絕售貨。三是工人大批失業，至四月底已達三十萬人之巨。四是武漢國民政府收入日拙，月收入僅一百五十萬圓，支出卻達一千三百萬圓，只能靠大量發行紙幣以熬度艱難……”。至此，為北伐軍勝利占領並建立了國民革命政權的武漢，幾乎被蘇俄和中共一手煽動並操縱的工農運動，鬧成了一個死島。
　　武漢如此，上海亦無例外。如前所說，中共不僅為了奪權而搶在北伐軍前面發動了三次武裝暴動，以圖謀在建立“上海市民政府”的名義下，建立“中國無產階級的巴黎公社”，而且在北伐軍占領上海後，擅自組織工人武裝以橫行滬上，甚至威脅稱：“如軍政首長有意解散者，即為反革命。”18 由是，整個上海禍心包藏，陰謀待發；世面混亂，人心不寧。上海商界更只能哀嘆“自國軍臨滬以來，我商人乃處於憔悴呻吟之下”。19 北伐軍雖然能夠打倒軍閥，卻因為蘇俄和中共一意要乘北伐之機發動共產革命，煽動暴民運動，推倒國民革命，非但不能給人民帶來北伐打倒軍閥之後應有的和平安寧生活，卻反而只能陷人民於更大的“混亂、動亂和暴亂”之中。這個後果，實在是將北伐打倒軍閥的意義，抵消到了令人思之惘極的地步。對此，如果不是一個在中共“革命暴政”下生活過來的人，實在難以想象。其時，親共近俄、並得到了蘇俄好處的馮玉祥，正是因此才作出了“遠俄送共”的決定。他的名言，即指蘇俄與中共乃是“陽冒國民革命之名，陰布全國恐懼之毒”，實為此一階段蘇俄與中共所蓄謀製造的“共產革命”景象，提供了明確的證詞。

第三、蘇俄與中共破壞北伐

　　誠然，蘇俄與中共破壞北伐的第一個手段，就是利用北伐，以發動共產革命。
　　蘇俄與中共破壞北伐的第二個手段，則是陰謀挑起“遷都之爭”和決策“擁汪反蔣”。一九二六年十至十一月間，蔣介石曾數電廣州國民黨中央黨部，稱：“武昌克後，中即須入贛督戰。武漢為政治中心，務請中央及政府委員先來主持一切，應付大局。否則遷延日久，政治恐受影響，請勿失機。”隨著北伐的勝利進軍，蔣介石電請遷都武漢，不僅合情，而且合理。當時負責廣州國民黨中央的張靜江，在屢接蔣介石電報後，遂決定召開“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及各省市黨部代表聯席會議”，以討論遷都問題，並使之獲得通過。但中共卻認為：“召開此次大會用意，據我們觀察，乃在蔣欲遷都，轉移中央政府。”為不造成“得不著湖北，反失了廣東”的局面，為“萬一無法阻止，亦須盡力防止弊害”，中共遂決議“反對國民政府遷都武漢，並決定采取措施，努力使聯席會議延期舉行”。20 如前所說，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以後，因廣東各級國民黨黨部仍有三分之一以上為跨黨的中共黨員所把持，再加上中共的陰謀決定和陰謀運作，因此，參加聯席會議的代表，便以中共身份的國民黨人占多數，由是而在聯席會議上擊敗了張靜江，否決了遷都案，並形成決議稱：“現在國民政府之工作，在鞏固各省革命勢力之基礎，而此種首要工作，應首先由廣東實施最為適宜，故國民政府仍暫設廣州。”蔣介石請求廣州中央和政府遷都的要求，遂因蘇俄顧問和中共的反對而失敗。一個多月後，當蘇俄和中共已經明確意識到，隨著北伐的勝利進軍，遷都武漢已成為勢所必然之時，鮑羅廷與中共中央又開會決策曰：
　　第一、迎汪速回，以與蔣分權。第二、盡力發展湖北革命力量（按：指共產黨力量）。第三、確定唐生智在政府中的一定地位（按：舊軍閥出身的唐早有圖據兩湖之心）。第四、鞏固左派在廣州省政府的政權。21
　　四個月後，當武漢已經成為工農革命的中心，鮑羅廷已經深信“我們已有充分的準備在武漢建立自己的中央”時，在“中共與國民黨左派已經對遷都武漢有了較為充分的準備”之後，22 為他們所把持的廣州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又作出了遷都武漢的決定，並在遷都武漢途中堅決反對蔣介石敦促國民黨中央委員和政府委員暫駐南昌，再一次借遷都挑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反蔣運動，為重新奪取國民黨領導權做足了輿論準備。蔣介石由是而再一次遭遇了失敗，並迅疾迎來了蘇俄和中共對他發動政變的厄運。特別是汪精衛在蘇俄和中共“迎汪反蔣”陰謀下回國以後，他非但不聽取蔣介石和一批真正國民黨人的勸告，不僅大言“我是愛護工農的呀”，而且與中共黨魁陳獨秀發表了“聯合宣言”，隨後便赴武漢“俄國政府”去做第一把手去了。由是，中國國民黨的再一次分裂豈但不可免，北伐軍的分裂和內戰亦終於爆發。若不是蔣介石和一批真正的國民黨人在此關鍵時刻痛下了“清黨”的決心，則中國國民革命的失敗已經指日可待。
　　蘇俄和中共破壞北伐的第三個手段是製造南京事件。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四日，即北伐軍攻下南京的當天，在共產黨人李富春和林祖涵擔任政治部主任的國民革命軍第二軍和第六軍，有一些共產黨身份的士兵，竟以公開殺害外僑為手段，蓄意悖發國際事端，不僅引發美國軍艦向南京城內開炮，造成南京民眾死傷甚重，而且造成列強對中國國民革命軍北伐的敵意和幹涉。事後，李富春和林祖涵逃往江西，以弭其罪。後來，因軍閥張作霖在北京查抄了蘇俄駐北京大使館，繳獲了共產國際給蘇俄駐華使館武官的一份訓令，乃使罪證確鑿。該訓令稱：“必須設定一切辦法，激動國民群眾，排斥外國人……為引起各國幹涉，應貫徹到底，不惜任何方法，甚至搶掠和多數殘殺……。”這份訓令不僅在口氣與內容上，與不久前斯大林的“五月指示”如出一轍，而且與不久後共產國際代表羅明拉茲命令中共執行燒殺政策完全一致（詳見下卷第二章）。一九二七年五月九日，英國外相張伯倫在下院作證時曾明確指出：“計劃南京暴動者，似有意使西方強國與蔣介石為難。”雖然這一場以襲擊外國人為手段，意圖挑起列強幹涉中國國民革命軍北伐的事件，乃不了了之，然而，蘇俄和中共為破壞北伐，已可謂心機用盡，更可謂手段用極。

第四、蘇俄與中共公然背叛北伐和國民革命

　　一九二七年春夏之交，蘇俄與中共反對、利用和破壞北伐實已發展到了無所不用其極的地步。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領導的北伐亦因此而走到了難以為繼的境地。北伐打倒軍閥的成功，嶄新國民革命政權的建立，不但沒有給北伐勝利後的中國帶來新的氣象，卻反而製造了無窮盡的亂象，將曾經一心向往北伐的無辜民眾，推向了痛苦和迷茫的深淵。
　　但是，正是這一切才最終逼出了國民黨“清黨”和重建中華民國南京政權的決心，以將三年來借俄援和容共而誘逼中國國民革命，特別是破壞北伐的蘇俄和中共，清除出中國國民革命的陣營，清除出中國國民黨，並由真正的國民黨人來建立真正的國民革命政權，取代已經完全被蘇俄顧問所操縱的武漢“俄國政府”。但是，蘇俄與中共卻以為公開背叛北伐和國民革命的時機終於到來：蘇俄、中共和汪精衛的國民黨中央遂宣布開除蔣介石的國民黨黨籍，褫奪他的一切職務；共產國際代表魯易則提出了“南伐”，要漢方的北伐軍打回廣東去；中共領袖周恩來竟堅決要求“東伐”即東進討蔣，以誘發北伐軍的內戰；蘇俄顧問鮑羅廷因以為“他的箱子中還有草”，23 仍妄想繼續破壞中國國民革命和中國國民革命軍的北伐；武漢的國民黨親俄親共派們，因出於良知未泯而要求繼續北伐。因為他們知道，也只有北伐，才能挽回軍心和民心。24 但是，漢方的國民革命軍已經嚴重不穩；夏鬥寅的“叛軍”已經順流而東下；25 “馬日事變”的槍聲更是震撼了武漢的國民黨親俄親共政權；26 曾為鮑羅廷誘惑的新舊兩棲軍閥唐生智已擅自還兵武漢，雖願反蔣，卻同樣要反共拒俄；27 連曾經近俄親共的馮玉祥也開始驅逐共產黨並與蘇俄疏遠，更在對是非、權力和利益的比較中，由武漢轉向了南京 …… 28 斯大林給中共的一紙“訓令”，雖然推動了中共最後的背叛，但這一紙“訓令”對汪精衛所起的反面效應，卻是逼出了汪精衛“分共和驅俄”的決心。恰如汪精衛於是年十一月五日在廣州中山大學講演時所稱：“已經到了爭船的時候了，已經到了爭把舵的時候了。要將國民革命帶往共產主義那條路去的，不能不將國民黨變成共產黨，否則只有消滅國民黨之一法。”29 蘇俄顧問鮑羅廷終於“希望全絕”而待罪歸國；中共卻在斯大林親自派來的又一個共產國際代表羅明拉茲的領導下，作出了於八月一日在南昌發動武裝叛亂的決定。中國共產黨由此而舉起了他們公開背叛中國國民革命的旗幟，並從此在斯大林的命令下，和共產國際代表羅明拉茲的指揮下，在中國各大城市，尤其是在南中國落後、偏遠、貧窮的農村，到處煽起了“望岱叛亂”的火星，30 點燃了叛變的烽煙。中國的共產革命亦終於從俄式共產革命走向了“將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傳統農民造反相結合的”道路，只不過他們要造反的，已不是中國的歷代封建專製王朝和綿延了數千年的君主專製製度，而是歷盡艱難才推翻了專製王朝和專製製度，又歷盡艱難才奪取了十七年反復辟勝利的新中國 —— 中華民國。

兼問　　誰是反動派？

　　在中國大陸，可謂無人不知“國民黨反動派”這樣一個特殊的政治聯詞。因為，在中國共產黨的每一本歷史教材裏，都指責國民黨是反動派。
　　中共指國民黨是反動派有兩層含義，一指國民黨就是反動派，二指國民黨中有一個反動派。前者固無需解釋，後者是指一九二四年後，國民黨內曾有過一個不親俄、不親共，或曰反俄、反共的“反動派”，即國民黨“右派”，有時亦幹脆被中共稱為“反革命派”。
　　但是，在中國大陸每一本為中共所欽定的歷史教科書裏，又都明明白白地寫著，當時，全國人民都極其地渴望著、並熱切地支持著國民革命軍北伐打倒軍閥，而國民黨蔣介石又恰恰領導國民革命軍北伐打倒了軍閥，初步統一了孫中山先生親手締造的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 ——中華民國。非但沒有“反動”，而且是“順動”。因此，中共指國民黨是反動派，或指斥國民黨中有一個反動派，則意從何來？
　　相反，今天，當我們已經能夠明白當年反對、利用、破壞北伐和叛變中國國民革命者，和對全國人民所一心向往的“北伐打倒軍閥”的歷史願望施行“反動”者，竟恰恰是蘇俄和由蘇俄親自指使的中國共產黨時，至於誰才是真正的反動派，還有必要一辯嗎？

第二章

中共叛亂、叛國並蛻變為一個農民造反黨

　　中共雖因在蘇俄直接指揮下，反對、利用、破壞和背叛北伐，叛變國民革命，而被清除出了國民黨和國民革命的陣營，但是，蓋因蘇俄妄圖顛覆中華民國、移植共產專製製度於中國和變中國為蘇俄附庸的陰謀，並未改變，所以，中共仍在它的繼續指使和指揮下，持續地掀起了叛亂叛國的狂潮。指它叛亂，是指它對北伐和國民革命的繼續叛亂和擴大叛亂。指它叛國，則是指在北伐成功、東北易幟、中華民國初獲統一之後，因中華民國為維護國家主權而遭遇蘇俄對我國發動大規模侵略戰爭時，中共竟在蘇俄的直接命令和指揮下，無視民族，背叛祖國，不僅公開決策“武裝保衛蘇聯”，而且在全國掀起了更大的武裝叛亂高潮，以與蘇俄侵略者“裏應外合”。其間，蘇俄的斯大林反對派托洛斯基，雖為中共製定了一個題為《中國的政治狀況和反對派的任務》的政治綱領，認為“中國已經進入了政治安定和經濟復蘇的時期，中共只能要求召開國民會議以解決國家的最重要問題”；原中共領袖陳獨秀，亦在一九二九年七、八月間，連續三次寫信給中共中央，反對中共無視國家民族的“武裝保衛蘇聯”方針，反對中共與蘇俄“裏應外合”的武裝叛亂行為，要求以召開國民會議的方式解決國是。但是，前者於蘇俄遭到了斯大林的迫害，後者卻被中共中央打成“托陳取消派”首領，直至開除了黨籍。此後，中共繼續在蘇俄“武裝保衛蘇聯”的命令下，不僅因殘余軍閥的叛變而乘機擴大武裝叛亂，而且隨著日本帝國對我國侵略戰爭的公開爆發和逐步升級，將它的叛國行為發展到了公開分裂祖國、即製造兩個中國的“水平”。而蘇俄命令中共叛亂、叛國和中共受命蘇俄叛亂、叛國的主要手段，便是發動武裝叛亂，煽動土地革命，建立認宗蘇俄、背叛祖國的俄屬“蘇維埃政權”。然而，隨著發動城市暴動的徹底失敗和煽動農村造反的日益擴張，中國共產革命既迅速地轉變成了中共農民造反，中國共產黨也就迅速地蛻變成了一個農民造反黨。從此，共產主義革命不過成了它的一件迷人外衣，馬克思主義亦不過成了它賴以造反的宗教教義，而傳統農民革命打天下的舊歷史，竟成為毛澤東和中共發動農民造反以搶天下的新現實。只不過，傳統農民造反的對象，乃是昔日的君主專製統治，而中共和毛澤東造反的對象，卻是推翻了君主專製製度，建立了共和國家，戰勝了專製復辟，剛剛獲得了和平與統一，正在實行訓政以籌備憲政的新中國 —— 中華民國。

一　　蘇俄命令並指揮中共實行武裝叛亂和武裝叛國

第一、蘇俄命令並指揮中共背叛北伐、叛變國民革命

　　蘇俄命令並指揮中共背叛北伐和叛變國民革命，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蘇俄蓄謀指使中共陰謀背叛北伐和叛變國民革命，第二階段為蘇俄直接指揮中共背叛北伐和叛變國民革命。
　　在第一階段，指蘇俄“蓄謀”，是因為蘇俄“幫助”中國國民革命和指使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的目的，就是為了將中國的國民革命誘逼為俄式共產革命。此其一。
　　其二、指蘇俄蓄謀指使中共利用北伐，就是指蘇俄向中共傳授十月背叛的經驗，要中共利用北伐勝利的條件，在剛剛建立了國民革命新政權的後方，發動土地革命，煽動農民造反，並一心要造成中共暴民政權和國民革命新政權並存的政治局面，直至取代國民革命新政權。據共產國際派駐中國代表羅易稱：“一九二六年十一月（按：北伐出師後四個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確定了一個新的問題，問題的中心之點是，中國革命從何時開始，將發展為土地革命。” 01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在共產國際第七次擴大的全會上，布哈林即在第一個報告中指出：“中國共產黨的任務是，支持民族革命戰線，同時著手解決土地問題和農民問題。”並批評中共“對農民問題註意不夠，過分畏懼農民運動的開展，在國民黨占領區（按：即在建立了國民革命政權的北伐軍後方）進行土地改革，不夠堅決 —— 這就是錯誤的主要方面”。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十日，斯大林在共產國際執委會中國委員會發表了“論中國革命前途”的演說，稱“中國革命的領導者和倡導者，中國農民的領袖，必不可避免地要由中國無產階級及其政黨來擔任……立即滿足農民一些最迫切的要求是中國革命勝利的最必要條件……中國未來政權的性質是無產階級和農民民主專政之類的政權”。後來，當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開時，斯大林曾於會前接見部分中共代表，其時，“他身穿軍裝和皮靴，意味深長地指出：‘中國革命的性質是農民戰爭。中國共產黨的成績大小，要取決於它在領導這場戰爭中能夠組織多少聽它指揮的武裝力量。’” 02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共產國際“七大”通過了羅易起草的“關於中國局勢的決議”，稱：“土地問題已經開始表現為各種尖銳的形式，這是當前形勢的中心問題。哪一個階級有決心去解決這個根本問題，並能提出徹底的解決辦法，那一個階級就將成為革命的領導者。在中國目前的實際情況下，無產階級是唯一能夠執行徹底的土地政策的階級。”
　　一九二七年五月斯大林對中共的訓令（即五月指示），和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四日共產國際給中共的七條指令，均針對南京國民黨已經“清黨”和武漢國民黨就要“分共”的嚴峻形勢，指示中共“要進一步開展土地革命”。
　　顯然，如果沒有蘇俄直接或假手共產國際，給中共發出了上述種種發動土地革命的指示，就不會有中共要在北伐勝利後方發動土地革命、建立工農政權的“二月政綱”（一九二六年二月，參見本卷第一章），更沒有嗣後在兩湖高叫“一切權力歸農會”的農民運動。
　　其三、蘇俄蓄謀指使中共背叛北伐、叛變國民革命的手段，就是指示中共要建立工農武裝，準備武裝叛變。斯大林早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十日的演說中就曾說過：“在中國，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這是中國革命的特點之一和優點之一。” 03 顯然，斯大林在這裏所指的反革命不是軍閥，而是正在領導和進行北伐打倒軍閥偉業的國民黨和國民革命軍（下同）。
　　馬日事變後，共產國際執委第八次全會就已經指示中共說：“目前，我們應該刻不容緩地考慮到下列問題：改編軍隊，建立完全可靠的革命軍隊，建立軍隊同工人組織及農民組織之間的聯系……應特別註意組織完全可靠的革命農工部隊，使共產黨員和堅定的國民黨左派滲入到部隊中，以肅清反革命分子，建立工人赤衛隊。”緊接著斯大林又給中共發來了“五月指示”。如前所說，這個指示曾極其明確地說道：“必須根除對不可靠的將軍們的依賴性”；“必須嚴懲那些壞蛋”；“動員兩萬左右的共產黨員，加上湖南、湖北約五萬的革命工農，編成幾個新軍……組織（目前還不遲）一支可靠的軍隊……”
　　於是，羅易立即寫信給正在鄭州與汪精衛談判的馮玉祥，要他站出來“把反革命的大本營根本破壞”，並說“除非把反革命大本營根本破壞，武漢難保不變成他們的第二個擒獵品”。 04 蘇俄蓄謀指使中共武裝叛亂已經箭在弦上。
　　然而，恰恰是斯大林指使中共準備武裝叛亂的“五月指示”和共產國際命令中共準備武裝叛亂的種種指令，以及中共在武漢、上海等地自組工農赤衛隊以準備武裝叛亂的行動，才最終地把汪精衛逼上了決心“驅俄分共”的道路。對此，布哈林後來曾批評羅易說：“竟將共產國際的秘密指示真誠地送給汪精衛看，這完全是一種糊塗、愚笨的做法。”05 他在後來對中共“六大”的報告中，甚至檢討“沒有幫助中共武裝工農”，並指責鮑羅廷說，“共產國際曾要求中共建立七個工農師，而鮑羅廷不辦”。
　　在第二階段，蘇俄的根本用心就是要中共武裝顛覆中華民國及其再生的南京政權，並在中國建立附庸俄國的“紅色蘇維埃政權”，以達到直接移植共產專製製度於中國的目的。從此，在中國“發動建立蘇維埃政權”的運動，就不僅成為蘇俄一心之所與，而且成為它直接指揮中共公開背叛北伐和公然叛變國民革命的根本目標。
　　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六日，當蘇俄對國民黨親俄派的希望尚未死絕之時，蘇聯《真理報》已在題為“國民黨左派的危機”的社論中指稱：“共產黨員應該毫不懷疑地著手宣傳蘇維埃思想，以便一旦爭取國民黨的鬥爭失敗，出現新的革命高潮時，能動員號召群眾成立工農兵代表蘇維埃。”
　　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八日，斯大林本人在《真理報》上發表“時事問題簡評”時，曾評論中共“革命”說：“在當前革命發展階段上，在新的革命高潮條件下，成立蘇維埃將是一個完全成熟的問題。”
　　一九二七年蘇聯第七、第八期《布爾什維克》雜誌，還在社論“中國的革命和反革命”一文中說：“退出國民黨的號召和立即在中國建立蘇維埃的口號，是同現在舉行起義的策略相一致的。”
　　於是，蘇俄乃假手共產國際，於八月九日向中共首次提出了“要在中國建立蘇維埃政權的任務”。  06 這樣，命令中共發動武裝叛亂以背叛北伐和叛變國民革命，就和在中國建立蘇維埃政權的任務和目標，完全地結合了起來。為此，中國雖驅逐了鮑羅廷，斯大林卻派來了又一個親信羅明拉茲，以“糾正過去所有錯誤，指導中共中央工作”。誠如中共黨史專家所說，“共產國際召回鮑羅廷和派出羅明拉茲，歸根到底是為了實行中國政策的革命轉變。”。 07 而這個轉變，就是要指使中共用武裝暴動的手段，來建立認宗蘇俄和附庸蘇俄的“俄屬蘇維埃政權”。
　　隨著羅明拉茲的到來，由蘇俄直接指揮的中共武裝叛亂，也就緊密地圍繞著建立俄屬蘇維埃政權這樣一個發動中國共產革命的根本任務，在中國國民黨領導北伐打倒軍閥和中國國民革命就要成功、又尚未成功的歷史關頭，被急切地煽動和發動起來了。
　　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羅明拉茲在武漢秘密主持了中共的八七會議，作了“黨的過去錯誤及新的路線”的報告，並使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執委會告全黨黨員書”。確定了“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的總方針”。要求各地普遍發動武裝暴動，以奪取大城市為主要目標。確立了資產階級為打倒的對象，認為只有先打倒資產階級才能打倒帝國主義。強調工人階級和工人領袖在中共黨內的領導。
　　一九二七年八月九日，羅明拉茲主持召開了臨時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會議，由羅提名，改組了中共中央領導機關。
　　一九二七年九月十九日，羅明拉茲再一次主持召開了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徹底拋棄國民黨和國民革命旗幟，首次為中共提出了“建立蘇維埃政權”的口號。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九日和十日，羅明拉茲和共產國際派來接替他的米特凱維奇在上海主持召開了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會議。這次會議通過了由羅明拉茲起草的《中國現狀和共產黨的任務的決議案》。該決議案認為，現時中國的狀況“是直接革命的形勢”；現時中共革命的任務“是發動工農，組織工農革命軍，開展遊擊戰爭，建立農村革命割據地，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發動工人鬥爭，發動城市暴動，使城市暴動成為自發的農民暴動的中心和指導者……”；現時中共革命的策略“是努力使群眾自發的革命鬥爭有最高限度的組織的原則……努力使互相隔離零星散亂的農民暴動形成盡可能的大範圍內的農民總暴動……努力保證工人階級的爆發和農民暴動互相贊助、互相聯絡”。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羅明拉茲在莫斯科召開的“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上宣稱：“現在廣東以及其他一些省，黨（按：指中共）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是奪取政權和組織武裝起義。黨在蘇維埃這個總口號下進行鬥爭……現在可以直接了當地提出政權問題了。”就在羅明拉茲於莫斯科發言的時候，中國廣州不僅爆發了由蘇俄直接命令和指揮的武裝叛亂（即中共廣州暴動），成立了第一個蘇維埃政權，而且蘇俄駐廣州諸領事及工作人員均參加了這一叛亂。蘇俄駐中國廣州的領事館則是指揮中共武裝叛亂的巢穴。
　　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五日，共產國際第九次全會通過了《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案》。該決議案高度贊揚廣州武裝叛亂說：“廣州起義應當被看作中國工人及其偉大的英雄主義的範例。” 08 但該決議案卻指責指揮廣州暴動的共產國際代表紐曼“準備工作做得不夠”。蘇俄命令並指揮中共發動武裝叛亂的行徑，可謂不打自招。
　　誠如中共黨史專家所言，“一九二七年中央政治局會議之後，中共蘇維埃運動已經開始，那時蘇維埃政府是想在一個中心城市建立起來。攻打長沙沒有進展，所以沒有提出蘇維埃，而廣州暴動的政權就稱為廣州蘇維埃。”09 難怪一九三一年三、四月間召開的《共產國際第十一次全會決議案》曾稱，“共產國際的成就之一就是中國蘇維埃的興起”，並說，“在中國，革命危機表現於蘇維埃與紅軍的組織”，“中國蘇維埃運動進一步發展，正在引起整個殖民地的世界革命”。
　　其後，當蘇俄直接指揮的中共武裝叛亂和建立蘇維埃政權運動，已經在中國被發動起來時，一九二八年八月，共產國際又在其“六大”的提綱和決議中指示中共：“革命鬥爭將使黨（指中共）面臨完成武裝暴動的任務，準備通過武裝暴動這一完成民主革命的唯一道路，去打倒帝國主義、軍閥、民族資產階級的政權 —— 國民黨政權。”當中共發動的中心城市武裝暴動遭遇了巨大失敗和連續失敗時，一九二九年二月八日，蘇俄則在第一封《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與中國共產黨書》中，批評中共誇大革命運動失敗的程度，要求中共反右傾。當中共在發動農村武裝暴動的過程中，出現了未打倒富農的情形時，一九二九年六月七日，蘇俄又在《共產國際給中共中央關於農民問題的信》即共產國際第二封指示信中，指責中共“聯合富農，這無論是什麽條件下都是不允許的。從列寧的公式中，絕對得不出結論說，在中國黨的一些文件中所提出的聯合富農這個口號是正確的。這個結論，對中國來說更是不對。”當中共在蘇俄的命令和指揮下，決策了瘋狂的暴動計劃，發動了殘酷的武裝暴動，即被後來的中共稱為“左傾冒險主義”的行動時，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蘇俄又發來了“共產國際執委致中共中央委員會的信”即共產國際的第三封指示信。這封指示信宣布：“中國進入了深刻的革命危機的時期” —— 據中共黨史專家解讀，即是指“進入了奪取全國勝利的時期”。 10 從而向中共提出了“變軍閥戰爭為階級的國內戰爭”和“推翻地主資產階級聯盟的政權”的緊急口號，並指示中共“堅固並且擴大遊擊戰爭，尤其是在滿州以及朱、毛區域裏，堅決地反對黨內對於農民戰爭以及遊擊戰爭估計不足，（否則）便是對群眾的自動能力和革命能力估計不足”。此時，正值蘇俄為維護沙皇俄國在我國的中東路主權，而對統一後的中華民國發動大規模武裝侵略的關鍵時刻。中共在蘇俄命令和指揮下的武裝叛亂，亦因此而轉變成了與蘇俄“裏應外合”的武裝叛國。

第二、蘇俄命令和指揮中共背叛國家民族以“武裝保衛蘇聯”

　　為了了解中共“武裝保衛蘇聯”這個武裝叛國口號的由來，首先有必要將“中東路事件”的來龍去脈，作一個簡單的介紹。
　　如前所述，十月背叛以後，蘇俄為在中國發動共產革命，邀買人心，曾兩度宣稱“對中國廢除不平等條約，終止沙皇俄國在中國東北的特權，將中東路權無條件地歸還給中國”。第一次，北洋政府沒有理睬它。第二次，蘇俄已在給北京政府的正式行文中自行取消了關鍵條款（參見上卷第三章）。直至一九二四年與北京政府簽訂“中俄協定”時，雖明定“中東路由中俄兩國共同經營”，但是在實際上，中東路仍由蘇俄一方人員任意管理，鐵路局長既由俄人擔任，人權和財權亦由俄人把持，從而使沙皇俄國在我國的特權由蘇俄繼續得以維護。一九二八年底，東北易幟，中華民國初獲統一之後，蘇俄與沙俄一樣，為對我國東北的野心所驅使，亦為方便指揮中共的武裝叛亂，竟將它駐哈爾濱領事館、中東路以及駐我國東北的商業機構，作為指揮中共武裝叛亂的據點，中共亦於此時建立了滿州地下組織，並接受其領導。
　　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中華民國東北地方政府因接到報告，認定蘇共於哈爾濱領事館內召開中共地下人員秘密會議，遂派軍警前往搜查，因果然查獲眾多中共人員和蘇俄指示中共實行武裝叛亂的許多文件，11 東北地方政府遂監禁了蘇聯駐哈爾濱領事館的領事，逮捕了其他人員三十九人，並命令以武力接管中東路及其附屬機構，封閉了蘇俄於我境內開設的蘇聯國家遠東貿易局、商船局、煤油局等商業機構，將捕獲之重要分子押送滿洲裏遞解回國，不允許再進入中國。
　　一九二九年七月十四日，蘇聯政府對中華民國政府發出通牒，誓言要保護它在中國東北的特權和它在中東路的利益。
　　一九二九年七月十六日，中華民國政府復照蘇聯政府稱：中國在中東路所采取的措施，是“維護主權”和“維持中國社會安寧”所不得不采取的適當之處置。
　　一九二九年七月十八日，蘇聯政府發表聲明與中華民國政府斷絕外交關系，同時調集八萬軍隊集結於中蘇邊境，並於八月中旬大舉向中國東北邊境發動了武裝侵略。由於張學良的無能，更由於殘余軍閥的武裝叛變和中共的武裝叛亂，使得中華民國政府無力增兵東北，於是，蘇軍很快占領了我國境內的富錦、密山、東寧、汪清、滿洲裏、杜蘭若爾、海拉爾等重要城鎮和大片土地。東三省兩邊國境線上的重要門戶，幾乎全部被蘇俄所侵占。中華民國政府在軍事失利後，乃被迫與蘇俄在伯力談判，並於是年十二月，忍辱與蘇俄簽訂了《中蘇協定》，恢復了前沙俄在我國中東路的特權，恢復蘇方人員的一切職務。因恢復蘇俄駐我領事館的談判未果，即已迎來了九一八事變的爆發，中蘇談判遂以終止。
　　誠然，中東路事件在我國，是為維護主權；在蘇俄，則為蘇俄對沙俄掠奪我國主權的繼續。尤其是為了維護舊沙皇俄國在我國東北的特權，新沙皇俄國竟能發動對我國的大規模侵略戰爭，從而成為中華民國成立後第一個公然和公開侵略我國的惡鄰。所以，此時此地，再由新沙皇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為中共發出“武裝保衛蘇聯”的命令，甚至命令中共在“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下發動更大的武裝叛亂，以與蘇聯對我國的侵略戰爭“裏應外合” —— 這在蘇俄，就絕不僅僅是要在中國發動共產革命的問題，而是欺我民族，侵我祖國，辱我人民和撼我社稷；這在中共，就更不僅僅是武裝叛亂的問題，而已經完全成為對祖國和民族之史無前例的公開出賣和背叛，即武裝叛國了。難怪彼時陳獨秀曾為了中共的“形象”，而立即站出來公開反對中共這個“無國家、反民族”的口號和決議，更難怪後來的中共黨史專家們對此一口號和決議，亦多少有些不以為然。但是，這個徹底地出賣和背叛了民族利益和國家利益的口號、決議和行動，卻由於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的堅決命令和指揮，由於中共中央的堅決執行和發動，不僅將彼時的中共武裝叛亂推向了瘋狂地步，而且由於日本對我國侵略戰爭的爆發而升級，從此竟成為中共武裝叛亂的總口號和最高原則，從而將中共的武裝叛亂賦予了武裝叛國的根本性質，為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歷史所絕無和僅有。
　　其實，蘇俄公然命令中國共產黨保衛蘇聯，既非自中東路始，亦非只命令中共一黨而已。據中共黨史專家說：“一九二八年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明確把‘保衛蘇聯’作為各國共產黨和國際無產階級的基本任務。因此，各國無產階級應‘有義務促進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勝利，並用一切方法保衛蘇聯不受資本列強的侵犯’。”12 斯大林更是赤裸裸地指示說：“有一個問題可以作為各種各樣的集團、派別和政黨之間的分水嶺，可以檢驗出它的革命性和反革命性。目前這個問題就是保衛蘇聯問題，即無條件地、絕對地保衛蘇聯免受帝國主義侵犯的問題。”他還說：“誰決心……絕對地、毫不動搖地、無條件地捍衛蘇聯，誰就是革命者。”。13
　　但是，在中東路事件上，蘇聯才是真正的帝國主義者，是企圖強行占有和武裝占有別國主權者。而由中東路事件所導致的戰爭，又是蘇聯侵略中國的戰爭。由是，在自己祖國遭受蘇聯大規模侵略時，蘇聯命令中共發動武裝叛亂以反對祖國和保衛蘇聯，甚至在日本已經公然侵略我國，占領了我國東北，卻並不曾侵略蘇聯時，蘇聯又進一步命令中共不要為保衛自己祖國而戰，卻要為保衛蘇聯而在自己的祖國發動更大的武裝叛亂，以趁機推翻本國正在實行抗戰的政府 —— 蘇俄對一個鄰國的無恥野心，實為史所罕見。
　　蘇俄命令並指揮中共武裝叛國亦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一九二九年中東路事件至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
　　據中共黨史專家稱：“一九二九年七月十七日，蘇聯政府宣布與國民黨政府絕交，撤回蘇聯任命的一切駐華外交、商務及在鐵路等方面供職的人員。就在這一天，共產國際執委向各國工人階級和革命群眾號召對中國軍閥的暴行，必須以革命的行動來答復，要不畏一切的犧牲，來擁護蘇聯和保衛世界無產階級的堡壘 —— 蘇聯。”14
　　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當蘇聯已經對我國東北發動了大規模的侵略戰爭，並已經占領了我國東北大片領土時，共產國際又借發出反對中國國民黨改組派的信，不僅“從十個方面分析中國已經陷入全民族的危機之中”，並且向中共發出了五條指示，命令中共裏應外合，發動更大規模的武裝叛亂，顛覆中華民國，出賣中華民族，以保衛蘇聯。這五條指示是：
　　一、必須竭力利用現已開始的軍閥混戰，以便進一步發展獨立的革命運動。必須最大限度地通過出版物、傳單、群眾性的口頭宣傳和呼籲書來揭露國民黨各個集團的反革命作用。黨應當推翻統治各地區的一切軍閥集團的政權（南方的南京集團、張發奎集團等，北方的閻錫山集團、馮玉祥集團、奉系集團等）變軍閥戰爭為國內階級戰爭的口號，以及推翻資產階級地主聯盟政權的口號，應當成為黨進行群眾宣傳的主要的現實的口號。
　　二、因改組派對帝國主義者的奴顏婢膝的態度，他們在中東鐵路沖突上猖狂地形同法西斯般地詆毀中傷蘇聯，所以要加緊同改組派的鬥爭。15
　　三、黨應當特別關註工人的罷工鬥爭。必須在經濟鬥爭和政治鬥爭相結合的情況下，采取準備總同盟政治大罷工的方針，設法使革命的工會運動脫離地下狀態。
　　四、黨應當更加關註開展和領導反對帝國主義列強、特別是反對美帝國主義的反帝運動。蓬勃開展的反帝運動將給予正在興起的工人運動以巨大革命化影響，使工人運動活躍起來。由於滿州的沖突，必須在保衛蘇聯的公開口號下組織一個運動，揭露國民黨包括“改組派”在內的各派系帝國主義代理人的面目。
　　五、加強和擴大遊擊戰爭，特別是在滿州地區，在毛澤東、賀龍活動的地區……要把廣東、福建、湖南和湖北工農軍隊的分散行動協調起來。
　　另外，指示信還要求中共“應當全力興起和激化階級沖突，領導群眾暴動，隨著沖突的進一步發展提出更高的要求，把革命鬥爭引向越來越高的發展階段。”
　　誠如中共黨史專家所明確指出的那樣：“應當指出，共產國際推動李立三等中共領導人組織武裝暴動的目的，是為了武裝保衛蘇聯，也即是為了適應中東路戰爭的需要。”（黑體為引者所加）即為了適應蘇聯對中國發動大規模侵略戰爭的需要。此可謂一語賣盡“天機”。16
　　然而，當侵華戰爭已經因斯大林重新奪取了它在中國的特權而停止以後，蘇俄不僅要求中共“武裝保衛蘇聯”的方針不能有絲毫改變，甚至更進一步地命令中共要繼續在“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下，擴大武裝叛國。
　　一九三零年初，共產國際東方部副部長馬基亞爾發表了“無產階級在遠東的勝利”一文，該文指出“把中東鐵路沖突的順利解決看成是結尾，看成是終場，那將是極大的錯誤。這一沖突不是戲的結尾，更象是一場戲的序幕……”
　　為了使中東路戰爭成為中共繼續武裝叛國的序幕而非尾聲，一九三零年三月二十日，馬基亞爾又寫了“中國的危機與革命運動”一文，並作為中共中央機關報《紅旗》的社論發表。它說：“中國革命正在準備武裝暴動，建立工農專政的蘇維埃政府。”
　　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五日至四月十三日，共產國際召開了第十一次全會，如前所述，其決議稱“共產國際成就之一就是中國蘇維埃的興起……中國蘇維埃運動的發展，正在引起整個殖民地的世界革命”。
　　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八日，共產國際東方部部長米夫又在蘇聯《真理報》發表了“迎接即將到來的中國革命風暴”一文，指出“中國無產階級的鬥爭還在繼續上升……”，要求中共“為迎接即將到來的革命風暴而堅決地戰鬥”。
　　一九三一年五月，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開會，作出了“共產國際主席團關於中國共產黨任務的決議案”，指責中共黨內有“右傾機會主義與剝削分子的聯合……放棄和輕視了為擴大蘇維埃運動的鬥爭。”
　　一九三一年七月三十一日，因中共進攻長沙曾一度得手，蘇聯《真理報》乃立即發表社論，稱之為“中國革命的巨大成就”，並稱：“建立蘇維埃政府在中國現在已經成為提上議事日程的任務……武漢、上海和整個中國工業中心的無產階級應當起來投入戰鬥。”共產國際的《國際通訊》立即轉載了這篇社論。
　　第二階段從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至一九三四年八月蘇俄命令中共提出“反日民族統一戰線”。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乘我削平殘余軍閥叛亂的戰爭剛剛勝利結束，中共在蘇俄指揮下的武裝叛亂和武裝叛國正甚囂塵上，乃陰謀發動九一八事變，迅速地侵占了我國的東三省。
　　九一八事變之後，共產國際在為紀念十月革命十四周年發出的呼籲書中曾稱：“侵占滿州 —— 這不是對蔣介石和國民黨的戰爭，這是對中國勞苦群眾、對中國革命的戰爭，這也是對我們的戰爭。”從而進一步號召中共“武裝保衛蘇聯”。由是，中共乃假托日本侵略我國的目的是為了侵略他們“工人階級的祖國 —— 蘇聯”，而加緊了武裝叛亂的步伐。此後，中華民國與蘇聯雖然於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二年間談判並恢復了外交關系，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已經互派了大使，但是，在此期間和在此之後，蘇俄仍然在指揮中共繼續叛國，直至指揮中共製造“兩個中國”。誠如中共黨史專家所指出的那樣，共產國際仍希望中共“通過革命戰爭來推翻蔣介石國民黨的全國政權”。17 由是，一九三二年八月二十七日召開的共產國際第十二次全會，就繼續向中共提出了“發展蘇區與紅軍”和“推翻國民黨”等六大任務。
　　一九三三年九月，共產國際又派出軍事顧問李德抵瑞金，任中共“蘇維埃國”軍事顧問，控製紅軍指揮權，與在莫斯科的王明遙相呼應，堅持命令並指揮中共繼續武裝叛國。
　　此時，雖然日本帝國的侵略日漸擴張，中華民族的危難日趨深入，但據中共黨史專家“揭露”說，唯“共產國際認為一九三三年和一九三四年中國革命形勢很好，稱這個時期為革命戰爭和武裝幹涉時期”。共產國際所指的“武裝幹涉”，自然是中華民國政府軍對叛亂和叛國者的圍剿，而非日本帝國對中國的侵略戰爭。18
　　於是，一九三四年六月五日，《共產國際通訊》發表米夫“只有蘇維埃才能夠救中國”一文，稱：“現在各國無產階級和全世界被壓迫人民都熱烈地希望中國蘇維埃運動的勝利。”同時用各種文字精裝出版毛澤東鼓吹“只有蘇維埃才能救中國，和只有煽動農民造反、建立蘇維埃政權、堅持武裝割據才能顛覆中華民國”的小冊子（參見下文）。蘇俄欲假手中共武裝顛覆中華民國的願望，顯然一時難收。

第三、蘇俄與共產國際要求中共絕對服從命令聽指揮

　　應該說，中共自建黨以來就將蘇俄的任何指令當作聖旨，即令有想不通之時，最後也都是按照蘇俄的命令辦，即所謂“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一九二七年之後，已經被國民黨清除出了國民革命陣營的中共，就更是以蘇俄為依賴，樣樣以服從俄命為天職，直至不惜以叛國為效忠。誠如中共一位黨史專家所言：“在共產國際的直接指導下，中共六大（一九二八年六月於莫斯科召開）所通過的黨章極其強調共產國際集中領導，極其強調對共產國際的隸屬關系，極其強調服從共產國際。”19 如前所述，中共“六大”通過的黨章曾專門寫下一章，規定“中共為共產國際之一部分，命名為‘中國共產黨’，為共產國際支部”。黨章另有十二處規定了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領導與被領導關系。所以，一旦中共叛亂叛國失敗，就一定是中共沒有堅決執行蘇俄的命令和指揮，罪過只能在中共，絕不允許諉於蘇俄或共產國際。再則，盡管中共對蘇俄的命令和指揮已經照辦執行，但稍有不足或稍有逾越，或者僅僅是自產自銷了一些土政策，蘇俄亦絕不容許。其最為典型的表現，便是蘇俄在中共黨內“倒李扶王”事件的發生。
　　在中共的黨史上有一次著名的路線鬥爭，即第一次路線鬥爭，用中共的話來說，就是王明路線同立三路線之間的殘酷鬥爭。但是，中共黨史專家們卻說，王明路線和立三路線都是左傾路線，都來源於蘇俄共產國際的理論和路線。他們說：“共產國際理論和路線的重要影響，是立三路線形成的一個直接原因；共產國際第三時期理論是立三路線製定武裝暴動戰略總方針的理論根據；把俄國武裝起義經驗的絕對化是形成立三路線城市中心論的主要緣由；共產國際和俄共中央反布哈林的錯誤鬥爭是造成立三路線大反右傾的重要因素。立三路線從整體上來看，來源於共產國際。”20 並且，“無論是李立三的左傾冒險主義還是王明的左傾冒險主義，都是在共產國際的長期指導下發生的，他們的左傾路線從根本上說也都是來源於共產國際……”。只不過“王明的特點是洋教條，完全不折不扣地按照共產國際的指示辦；而李立三則搞了不少土政策，別出心裁地製定冒險主義暴動計劃，成立總行動委員會等等。……雖然王明在某些左傾冒險做法上有所收斂，但在實質上比立三路線更左。用王明的眼光來看立三路線的錯誤，自然也就要得出立三路線是右傾的結論”。21
　　但是，中共黨史專家們的話，也過於地輕描淡寫了一點。蘇俄之所以要掉馬換將，打擊李立三，扶植王明，其根本原因，一是李立三在一省或幾省發動叛亂和叛國的行動失敗了，共產國際必須諉罪於李而不能自張其罪；二是李立三未經共產國際批準，就擅自通過了他的叛亂和叛國計劃，並敢對共產國際稱大和鬧獨立，所以共產國際才深感權威發生動搖；22 三是李立三為了中國共產革命的成功而設計的武裝叛亂和武裝叛國計劃，居然就敢將蘇聯拖進危險的境地，23 這自然使得一切都必須服從蘇聯和聽命斯大林的共產國際，無法容忍和不敢容忍。然而，最重要的，還是蘇俄必須在中共黨內扶植一個絕對恭順的奴才。於是，彼時“不要祖國和沒有祖國”的王明，便扶搖直上了。
　　王明之所以能夠被蘇俄相中的自身條件，一是他在蘇俄時就是共產國際東方部部長米夫的弟子和紅人，曾參預一九二九年斯大林對蘇共的“大清洗”，甚至利用大清洗打擊和打倒了莫斯科中山大學內的異己力量；二是在中東路事件發生，蘇俄大舉入侵我國時，王明居然能夠一口氣寫出十二篇文章，鼓吹“中共必須武裝起來保衛蘇聯”，並把反對“武裝保衛蘇聯”的陳獨秀罵得狗血噴頭，其忠於蘇俄和叛變祖國的積極表現，從此獲得了蘇俄的歡心；三是賣命反對立三路線，狠批中共六屆三中全會的“調和路線”，24 提出兩條路線鬥爭的口號，以明確反對“立三路線”，鮮明地擁護“國際路線”，從而既為共產國際命令和指揮中共叛亂、叛國的失敗作了辯護，又在推倒了立三路線之後，能夠更加堅定地執行共產國際的命令。總此三條，終於促使共產國際派米夫來中國強行召開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並強行扶王明上臺，使一個在中共黨內名不見經傳的學生娃，竟成為中共一黨的領袖，從而保證了中共對蘇俄和共產國際命令的絕對執行，保證了中共在任何時候都能堅持“武裝保衛蘇聯”的方針，將叛亂和叛國推向一個又一個新高潮。誠如中共黨史專家所論，“值得註意的是，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的決議，充分地表達了米夫、王明等人的觀點，認為只要舉起‘兩條路線’鬥爭和反右傾機會主義的鞭子，就可以把國際路線貫徹到蘇區和紅軍中去，實行王明左傾錯誤對蘇區和紅軍的控製。”25 新沙皇俄國及其工具共產國際，對中華民族和中華民國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實在要比老沙皇遠遠地有過之而無不及。
　
二　　中共認宗蘇俄、分裂祖國並製造兩個中國

　　在一九二七至一九三六這個長達十年的時期內，蘇俄命令並指揮下的中共叛亂叛國有三個階段：即一九二七年八月至一九二九年七月的武裝叛亂階段，一九二九年七月至一九三四年八月的武裝叛國階段，與一九三四年八月至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製定假抗日真圖存陰謀策略的階段。

第一、一九二七年八月至一九二九年七月的中共武裝叛亂

　　本階段中共武裝叛亂的特征及手段，是發動武裝叛亂、煽動土地革命和建立“認宗蘇俄、背叛祖國”的城鄉俄屬蘇維埃政權。
　　誠如中共黨史專家所說，共產國際為轉變中國革命，首先於一九二七年七月上旬招回了共產國際首席代表羅易，停止了陳獨秀的領導職務，成立了由張國燾、張太雷、李維漢、李立三、周恩來等五人組成的常務委員會，代行中央政治局的職權。但是，由於共產國際並不指定新的總書記或臨時負責人，所以，在緊急時期裏，共產國際代表鮑羅廷和繼之而來的羅明拉茲，就取得了更高的決策地位。羅明拉茲被授予全權“糾正過去的錯誤，指導中共中央的工作”。同時，“共產國際考慮以瞿秋白代替陳獨秀……因為瞿秋白同意按共產國際方針實行中國革命的政策轉變”。 26
　　由是，在羅明拉茲的決策和指揮下，中共掀起了武裝叛亂的第一個浪潮，即發動“八一南昌暴動”。羅明拉茲和新中共中央決定由周恩來組織前敵委員會，負責指揮這次武裝叛變。是時，據中共現代史教科書稱，共產黨掌握的武裝有：隸屬於國民革命軍張發奎的葉挺第二十四師，由原葉挺獨立團改編的周士第第七十三團，賀龍的第二十軍，盧德銘掌握的原武漢國民政府警衛團一部，和隸屬於國民革命軍第五方面軍的第三軍軍官教導團，南昌公安局的兩個保安大隊，以及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部分學員。27 叛亂發起後，乃推出宋慶齡、譚平山、賀龍、郭沫若、惲代英等人組成主席團，並仍盜用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名義，由賀龍任總指揮，郭沫若任總政治部主任，劉伯承任參謀長，號稱下轄三個軍，總兵力三萬人。但是，不數日，只因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總司令張發奎發兵平叛追剿，叛軍乃逃出南昌，逃至廣東，兵敗潮、汕。嗣後，千余殘部乃迂回逃竄，於翌年四月由朱德、陳毅帶至井岡山落草，為毛澤東所接納。
　　中共武裝叛亂的第二個浪潮是在八七會議之後。共產國際代表羅明拉茲所主持的中共八七會議，決策了中共叛亂的三大政策，或曰三大手段、即武裝暴動、發動土地革命和建立蘇維埃政權。於是，該次會議首先批判了前中共中央“不敢發動武裝暴動”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路線，指責了大革命時期的中共中央“始終沒有認真想到武裝工農的問題，沒有想著武裝工農的必要，沒有想著造成真正革命的工農武裝隊”，因此，號召要“造成真正的革命的工農武裝隊”，以實行武裝叛亂。28 其次，因土地革命是共產國際執委第七次擴大會議給中國革命提出來的路線和任務，所以，本次會議不僅確立了土地革命的方針，而且，據中共黨史專家稱：“自羅明拉茲來華後，土地革命變得異常激進，大批共產黨員、共青團員被派赴各省組織農民暴動，土地革命真正變成了全黨的革命行動。”29 八月九日，由於共產國際向中共發出了“同意在中國建立蘇維埃”的指示，於是，九月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便立即作出了“關於左派國民黨和蘇維埃口號的決議”。決議指出“現在的任務不僅是宣傳蘇維埃思想，並且在革命鬥爭新的高潮中應該成立蘇維埃”。同時指出“蘇維埃組織應當首先在廣州、長沙這些確實取得勝利的關鍵地方建立”。嗣後，“只是因為攻打長沙沒有進展，所以沒有提出蘇維埃，而廣州暴動的政權就稱為廣州蘇維埃”。
　　八七會議決定的另一個大規模武裝叛亂行動，便是派毛澤東赴湖南發動秋收暴動，以攻打長沙和武漢。毛在湖南招降納叛，於九月初建成了四個團的叛亂武裝。第一團由原武漢國民政府警備團部分叛變軍人和平江、崇陽、通城農民武裝組成，第二團由安源一些工人武裝和附近各縣的農民武裝組成，第三團由瀏陽農民自衛軍、平江農民自衛軍及部分警衛團叛軍組成，第四團由原夏鬥寅殘部組成。計劃分三路進攻平江、萍鄉、灃陵，然後共同進攻長沙。九月九日，秋收暴動從破壞鐵路交通起，一團進攻平江，因四團叛變，慘敗；九月十日，二團在安源起義，在瀏陽遭圍殲，損失三分之二；九月十一日，三團進攻東門市遭襲擊，亦敗亡。九月十九日各殘部敗聚文家市，認為“革命已經暫時沒有可能在城市取得勝利”，所以“否定了取瀏陽直攻長沙的主張”，決敗走贛粵邊界以求存，然後落草井岡山中。
　　中共武裝叛亂的第三個浪潮，為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共上海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所發動。如前所說，這次仍由羅明拉茲所主持的會議，通過了羅明拉茲為中共起草的“中國現狀和共產黨的任務決議案”，以及“關於土地問題黨綱草案的決議”等。據中共現代史教材稱，這次會議的重大要求之一就是“反對退卻，要求繼續進攻，堅持城市中心，認為城市工人暴動，是革命勝利的關鍵，要努力使暴動的城市成為農民暴動的中心及指導者”。30 這次會議的重大要求之二，就是“提出中國革命已經進入蘇維埃階段，現時革命階段中，黨的主要口號就是蘇維埃”。並稱，“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之後，建立蘇維埃政權的總政策，在黨領導的全國各地革命鬥爭中，都得到了實施。特別在海陸豐起義和廣州起義時，已把這個口號公布於全國”。31 這次會議的重大要求之三，就是主張“對於豪紳、工賊及一切反動派，應當采取毫不顧惜的消滅政策，努力使農民暴動有民眾式的性質，要極端嚴厲絕無顧惜地殺盡豪紳反革命派”。 32 中共中央於會議結束後第三天發出了“致兩湖省委的信”，明確指示“在城市中當戰爭激烈以及某一部分軍隊敗潰時應……殺盡改組委員會委員、工賊、偵探、以及反動的工頭……在漢口長沙如是工人群眾的行動，可領導其打外國人。在鄉村中大力發展遊擊戰爭，殺盡土豪劣紳、大地主，燒地主的房子……目前主要口號應當是：工農兵大暴動起來，消滅新軍閥戰爭，一切政權歸工農兵代表會議，殺盡土豪大地主，殺盡改組委員會委員工賊……”。33 據中共現代史教材稱：一九二八年三月，中共湖南特委代表曾到井岡山批評這裏的工作太右，燒殺太少，沒有執行“使小資產階級變無產階級，然後再強迫他們革命”的政策。34 此後，在由中共所發動的武裝叛亂中，大都執行了燒殺政策，其情景慘絕人寰（參見本章第四節）。
　　會後，中共中央製定了“中央工作計劃”，布置廣州、上海、武漢、天津、長沙等大城市舉行總罷工、總暴動，布置湖南、湖北、江蘇、浙江等省的“工農總暴動”，先後發動了宜興、無錫的農民起義，上海起義，武漢起義，順直暴動。武漢暴動計劃，因無以執行而被取消；長沙暴動雖有中共湖南省委“奪取全省政權總暴動”的總動員通知，亦組織了二百多人的敢死隊，但瞬間敗亡。上海及順直等地區的暴動，非迅速慘敗，即無以發動。主要的武裝叛亂，乃是由共產國際代表紐曼指揮，蘇俄駐廣州領事館直接參預，和由張太雷、葉劍英等參加指揮的廣州暴動。參加暴動的主力是葉劍英的原國民革命軍第四軍教導團，約一千三百人。另有周文雍指揮的工人赤衛隊，約三千人。十二月十一日淩晨叛亂爆發，當日即宣布成立“廣州蘇維埃政府”，又稱“廣州公社”，由蘇兆征任主席，葉挺任工農紅軍總指揮，葉劍英任副總指揮，並發布政綱稱：“一切權力歸蘇維埃”，“一切權力收歸國有”，“打倒反革命國民黨和各式軍閥，聯合蘇聯、打倒帝國主義”等。暴動竭盡燒殺之手段，致使“血流成河，遍地死屍”。 35 暴動和暴行延續了兩日，迅以慘敗為告終。
　　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至七月十一日，幾於共產國際召開“六大”的同時，因蘇俄出錢出力，中共亦在莫斯科召開了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用中共黨史專家的話來說，中共“六大”的一項重要任務，就是總結“大革命失敗”的教訓，實際是俄式共產革命在中國失敗的教訓。中共“六大”的另一項重要任務，就是要以共產國際執委第九次全會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為指導，明確中國革命的性質、任務和前途，準備革命力量，迎接革命高潮。36 中共“六大”提出了十項政綱，主要有“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沒收外國資本和銀行，推翻軍閥國民黨政府，建立工農兵代表會議（蘇維埃）政府，沒收一切地主階級的土地”等。大會認為，當前的革命形勢是處在兩個革命高潮之間，第一個浪潮已經過去……新的革命浪潮還沒有到來。但“新的廣大的革命高潮是無可避免的”。“黨的總路線是先爭取群眾，要團結無產階級的群眾，發展工農群眾組織，準備武裝暴動。”中共“六大”還通過了《蘇維埃政權組織問題決議案》，規定：“共產黨在準備武裝起義中，就要秘密建設政權的核心；起義後要堅決、敏銳地成立政權機關；革命政權成立的第一天，就要在武裝起義隊伍的基礎上，變成常備紅軍。黨要贊助農民的遊擊戰爭，要在農民運動的基礎上建立工農革命軍……”大會認為，革命的動力只有無產階級和農民。民族資產階級是最危險的敵人之一。第三黨是“反革命工具”，是“統治階級的奸細”。國民黨的各派別都是“一樣的反革命”。37
　　中共“六大”以後，中共的武裝叛亂幾已全部轉移到了農村。但各地農民在中共煽動下的暴動和暴亂，卻呈現出一種時起時消、瞬間敗亡的景象，並且發動不易。用毛澤東的話來說，就是“紅軍每到一地，群眾冷冷清清，經過宣傳之後，才慢慢地起來。和敵軍打仗不論那一軍都要硬打，沒有什麽敵軍內部的倒戈和暴動”。38 所謂的新革命高潮非但沒有到來，失敗的景象卻隨處可見。
　　據中共現代史教材和中共黨史著作稱，在一九二七年八月至一九二八年，中共曾發動了一百多次武裝暴動，其中大型的暴動就有十二次，但除掉廣州暴動外，其余都是農村暴動。主要有：一九二七年九月至十月的兩次海陸豐暴動　曾於十一月間建立過蘇維埃政權。一九二七年十月的廣東瓊崖暴動。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旬的湖北麻城暴動。一九二八年一月贛東北弋橫年關暴動。一九二八年一至二月由逃竄在湘南的朱德、陳毅所發動的年關暴動。一九二七年底和一九二八年春的洪湖和湘鄂西暴動。一九二八年三月的湖南平江“撲城”暴動。一九二八年三、四月間的陜西渭華暴動。一九二八年春的閩西龍巖、永定暴動。一九二八年七月的平江暴動。以及一九二九年三月至五月紅四軍的兩次入閩和一次入贛。39 這些暴動，除掉一時燒殺無度、血濺山野之外，大多數遭到了慘敗。其後，若不是以李、馮、閻為代表的殘余軍閥大規模武裝叛變，為中共的武裝叛亂帶來了機會，則不僅是中國的“紅色政權”將無由存在，即便是由蘇俄所直接命令和指揮的武裝叛國以保衛蘇聯，都只能是有令難起了。

第二、一九二九年七月至一九三四年十月的中共武裝叛國

　　中共武裝叛國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自一九二九年七月中東路事發至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第二階段自九一八事變至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共中央紅軍逃出江西。第一階段中共武裝叛國的特征，是在蘇俄的直接命令並指揮下一邊公開號召“武裝保衛蘇聯”，一邊擴大武裝叛亂，以與蘇聯侵略裏應外合。第二階段中共武裝叛國的特征，是於國難當頭之時，“借重”日本的侵略，繼續高喊“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堅持叛國，擴大叛亂，反撲圍剿，直至失敗逃亡。
　　中共兩階段叛國的共同手段，都是在蘇俄的命令與指揮下，堅持武裝叛亂的形式，堅持煽動農村造反，和堅持建立認宗蘇俄的蘇維埃政權。
中共武裝叛國的第一階段
　　據中共黨史專家稱：中東路事件引起了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的極大關註。一九二九年七月十二日和七月十七日，中共中央發表了宣言和中央通告四十一號、四十二號，堅決反對帝國主義支持下的國民黨軍隊“進攻”蘇聯。宣言和通告根據共產國際精神提出：
　　一、“蘇聯是社會主義國家，是世界反帝國主義的大本營，尤其是蘇聯社會主義緊急的建設與鞏固，更加吸引了全世界的工人階級與殖民地的勞苦群眾，日益傾向革命，所以蘇聯與帝國主義為生死之敵，特別是帝國主義互相沖突不可終日的時候，更加緊對於蘇聯的敵視，企圖首先消滅蘇聯。”作者按 —— 中東路事件，在中國政府，是要收回主權；在蘇聯，是要繼續強占沙皇俄國所曾搶占的中國主權。因中國政府要維護主權，反對強占，蘇聯便發兵侵略中國 —— 這就說明蘇聯才是真正的帝國主義。
　　二、“帝國主義指示中國國民黨進攻蘇聯的陰謀，已進行兩年了”，“收回中東路便是具體的表現”。作者按 —— 事實是，蘇聯命令並指揮中共武裝顛覆北伐成功後的中華民國已經整整兩年了。事實是，收回中東路為國家主權所在，為任何國家所不能反對，中共忘記了自己也是中國人。
　　三、“中東路事件就是進攻蘇聯戰爭的開始，這是一個極端嚴重的事件。”作者按 —— 如果在本國領土上收回國家主權就是進攻蘇聯的開始，則近百年來全世界只要是宣布過國家獨立、收回過國家主權的各殖民地國家，豈非全部變成了侵略者？如果這一立論“正確”，則今日收回香港和澳門主權豈非成了中共在“進攻英國和葡萄牙”？
　　四、“現在世界大戰的危機日益迫切，而中國在帝國主義戰爭與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戰爭中，都是最嚴重的地方。”作者按—— 此無非是說：只因為中國在帝國主義戰爭和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戰爭中，都是最嚴重的地方，所以中國就不能收回主權，所以中國若要收回主權，蘇聯就應該武裝侵略中國，中共就應該武裝保衛蘇聯而不應該保衛自己的祖國。這不是徹底的賣國助敵又是什麽？
　　五、“反對帝國主義進攻蘇聯，反對國民黨做帝國主義的工具，應是最主要的口號。”40 作者按 —— 如果應該反對國民黨做帝國主義的工具，那麽，在蘇聯侵略我國之時，最主要的口號豈非更應該是“反對中共去做蘇俄侵略我們祖國的工具”嗎？
　　有必要指出的是，中共黨史專家們，在敘述中共這一段武裝叛國的歷史時，因多少有些為中共“無地自容”之感，因而，在引用資料時，才不得不“做了一些手腳”。但是，當他們批評起被中共後來的領袖所否定了的前領袖王明時，卻說：“王明雖然在這些文章裏（按：指王明十二篇論證中共應該“武裝保衛蘇聯”的文章）有一些正確的論述，但這些文章主要的還是大肆宣揚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在中東路事件爆發後提出的‘擁護蘇聯’、‘武裝保衛蘇聯’等極端口號…… 41 此可謂“一語露盡天機”。由是，他們才如是小心翼翼地批評說：“武裝保衛蘇聯，實際上是把國際主義與愛國主義對立了起來，它脫離了當時中國廣大群眾的實際要求，也不會得到人民群眾的擁護。”42 他們的話，雖然掩蓋了中共叛國的鮮明本質，抹去了當時國民對於中共這一叛亂賣國的憤怒指責（包括除中共以外反對國民黨政權的所有其他政治派別）。但是，在中國大陸沒有言論自由的前提下，能如是說，已經難能可貴。
　　如本章第一節所說，中東路事件爆發之際，蘇聯侵略者不僅對我國大打出手，而且侵略並占領了我國東北的大片領土，只因我國政府受製於國內的殘余軍閥叛亂和中共武裝叛國，而不能戰勝它的侵略，才使它達到了要繼續強占我國主權的目的。雖然祖國的失敗已經若此，中共卻非但不收斂它“武裝保衛蘇聯”的叛國方針，卻在這一叛國的旗號之下，將武裝叛亂推向了頂峰階段。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當李立三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在中共江蘇省“二大”第九次會議上發表演說時，即稱： “反對進攻蘇聯和保衛蘇聯的任務，中央已經提出，武裝保衛蘇聯，即將是全國的武裝暴動。”據中共史家稱，這次會議的決議就是“武裝保衛蘇聯”。43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八日中共中央第六十號通告的標題就是“執行武裝保衛蘇聯的實際策略”。該通告指出：“帝國主義、國民黨進攻蘇聯的世界大戰已經迫在目前了……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戰爭將是人類歷史上未曾有的殘酷的階級戰爭，必然引起世界革命的大爆發。”由是，中共黨史專家才會坦白地說道：“中共乃由此在中國安排發動工人運動，農民運動，和製定紅軍的策略。”44
　　一九三零年一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了“接受國際十月二十六日指示信的決議”即“接受共產國際命令中共武裝保衛蘇聯”的決議。緊接著，中共又發出了“中央通告七十號”，號召全黨“變軍閥戰爭為國內的階級戰爭，以推翻國民黨統治，以建立蘇維埃政權”。還說“這是目前總的路線”，是“最積極進攻的路線”，是“集中進攻的中心策略”。
　　一九三零年五月底至六月初，在共產國際的支持下，中共中央和中共中華全國總工會經過三個多月的準備，在上海舉行了第一次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大會通過了《政治決議案》，《蘇維埃組織法》和《武裝保衛蘇聯的決議》。大會認為，當前，中國統治階級在“崩潰”，革命高潮即將來臨，要迅速準備武裝力量，與帝國主義、軍閥決最後勝負。
　　一九三零年六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了《新的革命高潮在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的決議。聲稱：“在革命的具體發展、偉大革命高潮已經接近的現在，黨不只是要註意到奪取廣大群眾、組織廣大群眾的鬥爭，尤其要註意到革命巨潮爆發時，組織全國武裝暴動奪取政權的任務。因此，加緊組織群眾的政治鬥爭，加緊宣傳武裝暴動、奪取政權的必要，註意促進全國革命高潮，註意武裝暴動的組織上和技術上的準備，註意布置以武漢為中心的附近省區的首先勝利。”對此中共黨史專家稱：“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李立三提出了全國武裝暴動計劃，即城市工人暴動和農村紅軍進攻相配合的奪取一省幾省勝利的計劃。”45 同時，據中共現代史教科書稱：“以李立三為首的中共中央所製定的武裝暴動計劃主要有：命令紅一軍團攻打南昌，紅三軍團攻打武昌和長沙，紅二軍團和紅一軍團出兵漢陽、漢口，紅十軍團進攻九江，紅七軍團挺進柳州，幻想‘會師武漢、飲馬長江’。同時又要求上海、南京、廣州、北平、天津、哈爾濱等中心城市舉行總罷工、總起義，以造成全國革命高潮。”46
　　中共中央所發動的各大城市總同盟罷工和武裝起義計劃，均因為行不通而失敗。唯彭德懷的紅三軍團於七月二十七日突襲長沙，並於七月二十八日建立了以李立三為主席的長沙蘇維埃政府。八月五日失敗後，八月三十一日復又攻陷長沙，九月二日再次敗退長沙。據中共現代史教科書稱：“紅二軍團由一萬五、六千人減少到三千人，縮編為紅三軍，離開洪湖根據地，撤往鄂西山中。廣西紅七軍北上後喪失了右江根據地，部隊由六千人減少到二千人，最後進入中央根據地。紅十軍由兩萬人減少到三千人，由九江外圍退回到贛東北根據地。”47
　　中共第一階段武裝保衛蘇聯的叛國計劃，雖乘新舊殘余軍閥的大規模軍事叛變而起，但隨著中華民國政府軍平叛的全面勝利，亦以全面失敗為告終。
中共武裝叛國的第二階段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之後，日本陰謀侵占了我國的東三省。在全面抗戰爆發之前，東北人民自組義勇軍以抗日，中華民國政府曾明有十九路軍、暗有第五軍血戰淞滬的壯舉（參見上卷第六章），政府軍在長城沿線對日本的頑強抵抗，亦使日本不能輕易南下和西進。全國人民呼喚抗日救國的悲情壯歌更是波瀾國中。當此國難當頭之時，中共非但對全國人民的抗日要求不願與聞，相反，卻乘國難而發難，一意堅持和擴大武裝叛國。
　　在這一特殊歷史時期內，中共武裝叛國的第一個任務，便是乘機擴大武裝叛亂。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爆發當天，中華民國政府軍乃不得不停止圍剿，蔣介石本人亦不得不於第二天離開江西前線。由是，中共不僅歡呼“沖破了第三次圍剿的勝利”，中共臨時中央竟立即根據共產國際執委第十一次全會“關於中國共產黨任務決議案”，於九月二十日發出了“由於工農紅軍沖破敵人第三次圍剿、即革命危機逐漸成熟而產生的緊急任務案”。這個“緊急任務案”認為：“九一八事變是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導火線”，“反對蘇聯已經成為最主要的、最迫切的根本危險”，因而再一次提出了“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同時，認定中間派是中國革命的最危險的敵人，斷定當時“中國政治形勢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與革命的決死鬥爭”。因此，又提出了“紅軍奪取中心城市以實現一省數省勝利和白區普遍實行武裝暴動、組織工人罷工”的計劃。
　　在這一特殊歷史時期內，中共武裝叛國的第二個任務，則是乘機建立附庸蘇俄的“國中之國”，以分裂祖國，製造兩個中國。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即蘇聯的國慶日，中共在江西瑞金宣布成立“中華蘇維埃全國臨時中央人民政府”，繼續提出了“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共產國際東方部部長米夫立即在蘇俄發表“中國的革命鬥爭”一文，稱：“中國正在召開蘇維埃代表大會。這一事實本身便是具有重大意義的事件。因為當此日本人占領滿州和帝國主義瓜分中國之際，這次蘇維埃代表大會顯示了一個新的革命的中國存在！”48 一九三二年春，即在中國人民和中華民國政府軍付出了極大的犧牲，贏得了第一次淞滬抗戰的勝利時，中共領袖王明又在他的“中國目前的形勢與中共當前的主要任務”一書中，稱：“中國所面臨的是兩國之爭，即新興的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與腐朽的國民黨的中華民國的鬥爭。”並稱：“兩國之爭決定著中國目前的全部政治生活”，“兩個政權的尖銳對立是目前中國政治生活的核心”。49 中共現代史教材甚至“揭露”說，“一二八”之後，正當我國軍民在淞滬抗戰前線用血肉捍衛自己的祖國時，“王明左傾機會主義對十九路軍抗戰也采取了錯誤的策略，搞要兵不要官的‘下層統一戰線’，號召士兵‘立刻組織兵士委員會’，號召‘武裝的工人農民兵士立刻成立革命軍事委員會’，‘推翻國民黨軍閥的這一領導，把領導權拿到自己手裏’”。50
　　在這一特殊歷史時期內，中共實行武裝叛國的第三個任務就是利用日本對我國的侵略，一邊擴大武裝叛亂，一邊反撲中華民國政府軍的圍剿。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發生，中華民國政府軍被迫停止了第三次圍剿。此後，直至一九三三年春，中共的武裝叛國便獲得了一次很大發展。據中共現代史教科書稱：“經過三次反圍剿的勝利，贛南、閩西之間的‘白點’完全消失，兩塊根據地連成一片，擁有人口三百萬。第三次反圍剿勝利之後，鄂豫皖蘇區和紅軍獲得猛烈發展。根據地東起淠河，西迄京漢線，北達寰州、固始，南至黃梅、廣濟，總面積約四萬平方公裏，人口三百五十萬，擁有五個縣城，建立了迄二十余個縣的革命政權，主力部隊已達伍萬人。”一九三一年十月，移駐湘鄂邊的紅三軍重回洪湖，至一九三二年春發展到一萬五千余人。51
　　一九三三年春，正在進行第四次圍剿的中華民國政府軍，又因長城抗戰爆發而被調防長城沿線。中共的武裝叛國又得到了一次大發展。據中共現代史教科書稱：“中央蘇區在第四次反圍剿勝利後，地域更加擴大，已經跨湘贛閩粵四省，並與閩浙贛蘇區連成一片。閩浙贛區的紅十軍擴大為紅七軍團，南下歸紅一方面軍指揮。紅一方面軍發展到十萬人左右，赤衛隊發展到二十萬人。這時是中央蘇區全盛時期。”“在中央紅軍粉碎敵人第四次圍剿的同時，紅四方面軍進入川陜邊界，開辟了川陜蘇區。一九三三年二月七日，川陜蘇維埃政府在通江成立。至十月，川陜蘇區發展到東西五百余裏，南北四百余裏，總面積四萬二千平方公裏，人口五百余萬的廣大區域。紅四方面軍發展到五個軍、十五個師、四十五個團，共八萬余人……這是川陜蘇區的極盛時期。”“在陜北……九一八事變後，在河北阜平起義的紅二十四軍轉戰入陜（按：不是抗日），與謝、劉（謝子長、劉誌丹）的遊擊隊會合……成立了紅二十六軍……在一九三三年內，全國紅軍發展到三十萬人，達到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最高峰。”52
　　這一切，無非證明，正是日本帝國對我國的侵略，才造就了中共武裝叛亂和武裝叛國的全盛期。為了在祖國遭受侵略的日子裏武裝保衛他們的“工人階級祖國”蘇聯，為乘國難當頭以分裂祖國、製造兩個中國並篡立起一個“俄屬蘇維埃中國”，中共唯以製造武裝叛亂和武裝叛國為己任，雖然自稱數十萬人馬，卻非但沒有派過一兵一卒以東進上海抗日，以北上長城抗日，以遠征東三省抗日，甚至連抗日的口號亦不曾喊過一句。即便是喊起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口號，便必定是為了武裝保衛蘇聯而已。而武裝保衛蘇聯的行動，就是受俄命而在國難當頭的祖國發動更大的武裝叛亂。中共的叛國本質和叛國行徑，也就無須再作其他任何的證明了。
　　最後，仍必須指出的是，在一九二七至一九三六這十年間，不論是中共所稱的瞿秋白的盲動主義，還是中共所指的李立三、或王明的左傾冒險主義，他們在按照蘇俄的命令與指揮，旨在中國發動共產革命，一心顛覆中華民國和蓄意製造兩個中國的目標上，都是完全一致的。至於他們的內部鬥爭和互相否定，不過是這個史無前例的叛亂叛國集團的內鬥和內訌，或曰蘇俄統治集團內鬥和內訌在他們當中的表現罷了。充其量他們也只是在比較誰更忠誠於蘇俄，誰在武裝叛亂和武裝叛國上面更有成績，誰的思想和路線更能夠達成叛亂和叛國的目標罷了。就象某個盜竊集團的一群首領們，既要在盜竊前為誰的盜竊辦法最好而發生爭論，又要在盜竊後為偷盜的失敗或分贓的多寡而互相指責一樣，不僅沒有是非可言，即便有，那也只是這個盜竊集團內部的是和非而已。而當我們只需就這個盜竊集團對社會所產生的危害進行揭露、指控和清除，而非對盜竊集團中的每一個成員分別予以“量刑”時，他們內部的是還是非，又與我們何幹呢？

三　　中共蛻變為一個農民造反黨

第一、中國共產革命被迫轉變為中共農民造反

一、農民革命與共產革命的關系
　　如導論所說，一是馬克思主義原來就是歐洲傳統農業社會意識形態的近代化和“科學”化，所以馬克思主義非但不排斥農民革命，而且批判那些否定和詆毀農民革命的思想，馬克思對拉薩爾的批判就是明證。53 二是由無產階級聯合並領導農民結成工農聯盟的基礎，不僅是共產革命理論的一個重要組成成份，而且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由馬克思所指出的，巴黎公社造反因沒有建立鞏固的工農聯盟而招致失敗的教訓，和恩格斯所提出的農業合作化道路，就更加證明了馬、恩對工農聯盟以共同發動共產革命和共同建設共產國家的重視。三是一九一七年之後，正是俄國農民對於蘇俄共產專製政權的長期反抗和頑強反抗，才促使斯大林一方面對本國農民采取了殘酷鎮壓的手段，一方面則愈來愈明確地要求中共發動土地革命和煽動農民造反。斯大林甚至明確地指示中共：“中國革命實際上就是由無產階級領導的農民革命，中國的革命實質上就是由中共領導的一場農民戰爭。”（參見本章第一節）顯然，這一切，都對中國共產革命轉變為中共農民革命奠定了思想和理論基礎。就不用說，中國原來就是一個以農民為主體的落後農業國家；更不用說，中共建黨伊始，黨內就有一個十分活躍的“農民革命派”。

二、中共建黨時期的組成成份已經決定了這一轉變的完全可能性
　　如前所說，中國共產黨創建之初，不論它曾如何地標榜自己是一個工人階級的政黨，是中國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實際上，它卻是由一兩個著名知識分子與數十名小知識分子組織起來的黨（參見上卷第三章）。而在建黨初期即成為其主體的小知識分子當中，有的雖然是鄉村秀才出身，有的則是農村知識青年，或是失意與失學的農村小知識分子，毛澤東便是其中的一個典型。這些在漫長的君主專製社會裏，常常會成為農民造反領袖、或能成為為農民造反領袖出謀劃策者的農村小知識分子，或曰小地主階層的不仕子們，正因為他們生活在新舊交替時代的中國社會，處於中國歷史從專製向民主過渡的早期階段，再加上辛亥之後，土地問題既未能及時解決，平均地權的革命理想又未能迅速實現，傳統農業社會還遠未來得及解體，因此，不論是從他們的個人處境出發，還是從他們要變革社會的願望和理想著眼，也不論他們是否接受了何等的新思想與新主義，更遑論作為農村小知識分子的他們，對這些新思想和新主義能否真正理解和接受，或僅僅是生吞活剝，他們都不可能不在相當程度上，既承受著傳統農民造反的影響和驅使，又不可能不熱切地關心著，包括其自身命運在內的中國農村社會的變化。說穿了，即是土地問題和農民問題的解決。因此，作為中共早期重要組成成份的農村小知識分子們，也就不可能不把他們的註意力越來越多地投入到如何認識歷史上的農民造反，和如何在共產主義革命的旗幟下，發動當代農民革命的問題。特別是在中國，歷代農民造反革命的實踐，早已為他們提供了現成的造反傳統和豐富的造反經驗。這就為中國共產革命轉變為中共農民革命帶來了極大的可能性。

三、中共黨內向來就有一個鼓吹農民造反的派別
　　由於上述原因的存在，所以，在中共內部向來就存在著一個竭力鼓吹農民造反的派別。一九二二年，地主出身的農村小知識分子彭湃，就已經開始在家鄉海豐縣從事發動農民運動和組織農民協會的工作，後來並成立了由中共黨人所發動和組織的第一個農會，即惠州農民聯合會。
　　一九二三年六月，在中共“三大”上，毛澤東就已經用“中國歷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農民暴動為主力”作為理由，來強調農民革命的重要性，進而指出中共不應只看見廣州一隅的國民黨，而應重視全國廣大的農民。他說：“中國國民黨在廣東有基礎，無非是有些農民所組成的軍隊，如果中共也註重農民運動，把農民發動起來，也不難形成象廣東這樣的局面。”54 一九二三年九月，毛澤東在長沙大學補修班上講國文課時，就曾指出：“農民的出路只有從地主手中奪回土地”。55
　　此後，在國民黨中央農民部為中共所把持的情形下，特別是在蘇俄和斯大林已經明確指示中共，要在中國國民黨北伐進軍的後方發動土地革命
　　之後，中共中央因於一九二六年二月提出了“北伐政綱”，要把北伐打倒軍閥的國民革命大方向轉變成為發動土地革命，建立鄉村農民造反政權，毛澤東遂成為廣東和武漢兩地農民運動講習所的主持人。一九二六年五月以前，廣州農講所已主辦六期，每期均有各地農民運動的積極分子參加。至一九二七年三月，武漢農民運動講習所亦加緊開張，為嗣後中共的武裝叛亂，培養了一批農村造反人才。一九二六年九月，即在北伐軍解放了湖南，對湖北的攻堅戰即將開始之時，毛澤東又發表了“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一文，指出“農民問題乃是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與全國人民一心相與的北伐打倒軍閥的大方向唱反調。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中共在北伐軍剛打下武漢、南昌、福建，就要東進南京、包圍上海之際，中共中央又在“農民政綱”中提出，要在國民革命政權剛剛建立的北伐軍後方，“沒收大地主、軍閥、劣紳及國家、宗祠的土地，歸給農民；武裝農民，推翻農村中的劣紳政權，建立農民平民政權。”同月，毛澤東始擔任中共中央農委書記。十二月，毛澤東參加了湖南省第一次農民代表大會，並使該次大會通過了“減租、減息、鏟除貪官汙吏土豪劣紳，建立農民政權，組織農民自己武裝”等決議。56 據中共史家稱，一九二七年一月湖南省已有五十多個縣成立了農民協會，會員激增至二百萬人。於是，在中共“一切權力歸農會”的號召下，湖南農民運動開始“陽冒國民革命之名，陰布全國恐懼之毒”，不僅省、縣、市、鄉各級農民協會形同政權，動輒沒收土地財產，而且自結武裝，橫行鄉裏，隨意處決地主紳士。“有土皆豪、無紳不劣”的造反口號，既無限擴張了造反殺人的範圍；“剪長衫、吃大戶”的無理要求，更將湖南農民運動推向了與傳統農民造反一般無二的“大同境界”。他們不僅要“將土豪劣紳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腳”；而且要“沖進地主家裏，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要滾上一滾”。其批判、批鬥、戴高帽遊街，無辜打人、關人、濫施種種刑罰，雖與歷代農民造反的暴民行為如出一轍，尤與一九四九年以後的中共“土改”和中共“文革”一般無二。由是而把傳統農民之暴民運動的本相表演得淋漓盡致。一九二七年三月，毛澤東發表了著名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不僅把湖南農民運動吹上了天，妄稱“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無論什麽力量都阻擋不住……一切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汙吏、土豪劣紳，都將被他們葬入墳墓……孫中山先生致力於國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沒有做到的事情，農民在幾個月內就做到了”。而且，毛澤東還興奮地贊嘆道：“這是四十年乃至幾千年未曾有過的奇勛。”甚至因此而得出結論說：“沒有貧農的參加，便不能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務。”更妄言“我這次考察湖南農民運動所得到的最後成果，即流氓地痞之向來為社會所唾棄之輩，實為農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徹底、最堅決者”。57 一九二七年三月底，在毛澤東等人的推動下，全國農民協會執行委員會在武漢成立。至此，中共黨內以毛澤東為首的農民造反派別終於形成。

四、中國共產革命在一九二七年的失敗提供了這一轉變的歷史條件
　　上述種種原因雖然是中國共產革命轉變為中共農民造反的重要原因，但是，恰恰是中國共產革命在一九二七年的失敗，才迫使它更迅速地轉變成了中共農民造反。其原因：一是中國共產革命在一九二七年的失敗，已使它因大量的叛變、自首、脫黨、少數人被捕和極少數公開叛亂首領的被處決，而銳減到不足一萬人。由中共乘北伐之機而組織的工會，亦從其高峰期的三百萬會員減少到三萬人。曾號稱擁有一千萬會眾的全國各地農民協會，基本上已經不復存在。58 其後，中共雖然在蘇俄的命令並指揮下，持續地發動了以城市為中心的武裝叛亂和武裝叛國，但是，城市武裝叛亂的逐次失敗和全部失敗，不僅使它的地下組織遭遇了很大破壞，而且迫使它的地下中央機關和各級機關陸續遷往農村。從此，江西農村便成了他們的中央“蘇區”，南中國貧窮、落後的偏遠農村遂成了他們武裝叛亂的戰場，城市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革命也就只能為農村的傳統式農民造反所代替。
　　二是中國共產革命於一九二七年的失敗，在實際上雖然是蘇俄企圖誘逼中國國民革命的失敗，但是，蘇俄非但沒有因此而善罷甘休，甚至就此將“誘逼”變為“直接發動”，幹脆命令並指揮中共發動武裝叛亂，煽動農民造反和建立認宗蘇俄、出賣祖國的俄屬蘇維埃政權。因此，中共的農民造反，也就在蘇俄的命令下，獲得了它仍然作為中國共產革命性質和內容的正宗性。特別是一九二八年中共在莫斯科召開“六大”時，由於斯大林將中國的共產革命定性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農民革命，和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農民武裝鬥爭，因此，中共農民革命就是中國共產革命，也就不僅在共產革命的理論上得到了認同，而且在組織上得到了國際共產教皇斯大林的批準和支持。長期以來，中共史家曾指斯大林認為毛澤東的農民革命不是共產革命的說法，不過是要把這個認中共農民革命就是中國共產革命的歷史功績，完全歸功於毛澤東一人罷了。
　　三是中共黨內向來就存在著一個鼓吹農民造反的派別，而這個派別既在一九二七年中國共產革命失敗以前就走“對”了道路，又在一九二七年中國共產革命失敗以後，因堅持發動農民造反而挽救了中國共產革命。同時，更因為中共黨內的農民造反派領袖毛澤東，在發動農民造反的革命中能夠借鑒中國傳統農民革命的經驗，不僅確定了“工農武裝割據”和“農村保衛城市”的方針，而且提出了“只有蘇維埃才能救中國”的口號，並把二者緊密聯系，從而造成了附庸蘇俄的“中華蘇維埃國”的建立，為蘇俄蓄意顛覆中華民國、分裂中國、製造兩個中國而“功莫大焉”。所以，在中國共產革命已經瀕臨危局之時，毛澤東所要走的農民造反的道路，不僅得到了蘇俄的支持，而且得到了蘇俄的贊揚。一九三四年六月五日《共產國際通訊》曾發表米夫的文章：“只有蘇維埃才能救中國”。該文稱：“只有蘇維埃才能救中國，這是毛澤東同誌的話……現在各國無產階級和全世界被壓迫的人民都熱烈地希望中國蘇維埃運動的勝利。”其後，共產國際還致函中共中央說：“毛澤東同誌的報告，中文的已經出版（指在蘇俄出版）綢製封面金字標題道林紙，非常美觀。任何中國的書局，都沒有這樣美觀的書……。”後來，共產國際又出版了《中國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一書，該書刊有《毛澤東在代表大會上的開幕詞》、《蘇維埃中央委員會和人民委員會主席毛澤東的總結報告》和《毛澤東關於蘇維埃中央委員會和人民委員會工作的結束語》等內容，並用俄、德、日、英等十幾國文字出版。
　　從此，毛澤東不僅將農民當成實現中國共產革命的主力軍，而且，進一步將“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也就是把“人人有飯吃、個個有衣穿；沒有剝削、沒有壓迫”這一馬克思主義“理論精華”與中國農民“均貧賤、等富貴，人人都能大碗喝酒、個個都能大塊吃肉”的傳統大同思想結合起來，在中國共產革命於城市遭遇全面失敗的危局之下，為中共找到了一面較之洪秀全的拜上帝會更為“科學”、更為現代、亦更能打動人心的思想旗幟，使得煽動農民造反從此成為中國共產革命的主流和主體，更為其後毛澤東在抗戰中為實現他假抗戰和真擴張的賣國路線，以準備嗣後那一場搶天下的內戰，而一再聲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就是農民革命，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戰爭就是農民戰爭”，提供了理論基礎。

第二、中國共產黨蛻變為一個農民造反黨

　　由於中國共產革命迅速地轉變成了中共農民造反，中國共產黨也就迅速地蛻變成了一個農民黨。
　　一、中共在構成上迅速蛻變成了一個農民黨。有統計表明，一九二六年底，在中共約伍萬余黨員中，工人占百分之六十六，知識分子、主要是小知識分子占百分之二十二，農民僅占百分之五。但是到了一九三一年中共中央機關遷往江西“蘇區”時，中共雖在人數上已達十萬之多，但其中百分之九十七已經是農民。59 中國共產黨在構成上的這一重大變化，無疑已經使它蛻變成了一個以農民為主體的黨，即農民黨。
　　二、中共在性質上蛻變為一個以現代政黨為形式、封建會黨為本質的農民造反黨。中共雖蛻變成了一個農民黨，但因毛澤東認為“流氓地痞之向來為社會所唾棄之輩，實為農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徹底、最堅決者。”由是，那些在辛亥前後的亂世中所滋蔓成長起來的農村造反者們，特別是一些綠林好漢、土匪強盜，以及由他們結黨而形成的封建會黨，即一再為中共所吹噓的“被改編和被改造成了革命軍人和革命軍隊者”，才真正地成了中共煽動農村造反的中堅力量。只要翻開中共於大陸建國之後所出版的種種“革命回憶錄”，特別是正宗的革命回憶錄《紅旗飄飄》系列，60 則對於認識中共農民造反大軍的這一“主體構成和中堅構成”，無疑會留下極其鮮明的印象。然而，正是中共的這個構成，才造就了它作為一個農民造反黨的性質，才決定了它以現代政黨為形式、封建會黨為本質的政治特質。此後，在中共的“革命歷程”中，甚至直到它奪取政權之後，都無時不表現了它的這一政治特質。以至於不論是在哪一條“戰線”，中共所依靠和重用的，嚴格地說，都是流氓無產者，或具有流氓無產者某些性格特征的社會成份。甚至在知識分子、直至被稱為“人類靈魂工程師”的作家隊伍當中，亦非但不能免，而且大有人在。否則由中共歷次發動的政治運動，也就沒有可能在各個階層，各條“戰線”，都能造成同樣殘酷無道和滅絕人性的景象了。
　　三、中共蛻變為以鄉村小知識分子為領袖集團的農民黨。由於歷代有作為的農民造反領袖，必定有鄉村秀才、即地主階級的不仕子們為其出謀劃策，如朱元璋之重用劉伯溫，李自成之重用李巖；由於農民造反領袖本身，亦有可能就是鄉村中的小知識分子，即地主階級的不仕子，如黃巢和洪秀全；由於中共的農民革命，雖具有傳統農民造反的本質，卻要扛現代共產革命的旗號，甚至需要“配備”一些馬克思主義的粗淺知識；因此，象毛澤東、劉少奇等這樣一批雖無真正專業知識，卻又絕頂聰明能幹，雖失意、失路，卻又繼承了傳統造反精神的鄉村小知識分子們，蓋因他們在投身共產革命伊始，就在自學和蘇俄的陰謀教導之下，既學到了一星半點的馬列主義，又學會了不擇手段的狂熱革命精神，因而才在中國共產革命不得不轉變為中共農民造反之後，自然而然地便成了中共領袖集團的主要成員，直至成為中共農民造反和再造專製新王朝的當然領袖，即“革命皇帝”。毛澤東便是它最為突出的典型。只需稍稍考察一下中共第一、第二代“無產階級革命家們”的出身構成，就能證明這個認知的正確。三十年代後直至一九四九年前，中共領袖集團的這個構成，不僅從此改變了它從建黨之初至一九二七年，都是由極少數知識分子作為其領袖的狀況，並且使得黨內的極少數真正知識分子，從此成為被打擊和排擠的對象，從而保證了以毛澤東為首的鄉村小知識分子在黨內的絕對領導地位，並由此而決定了中共農民造反的政治特質。一九四九年後，中共這個以農村小知識分子為主體的領袖集團，及其各級以鄉村小知識分子和城鄉無知識分子為主體的領導層，就更是出於對真正知識分子的陰暗心理和變態心理，而在長期內製定了一條“知識越多越反動”的反動方針，以在革命的名義之下利用愚昧和落後，更在革命的名義之下戕害進步和文明。直至造就了整整幾代人蔑視文化、踐踏知識的惡劣國風。從而迫害了千千萬萬的優秀知識分子，毒害了一代又一代的“革命接班人”。
四　　中共農民造反與中國傳統農民革命的共同特征和主要區別

第一、中共農民造反與中國傳統農民革命的共同特征

　　一、都擁有一個代表著傳統農民最高理想的烏托邦口號。這個口號，就中國傳統農民革命而言，便是以“均貧賤、等富貴”為革命目標；就中共農民造反而論，就是以“沒有壓迫、沒有剝削”為造反理想，亦即被工農化和普及化了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精華和共產主義理想精華。”
　　二、與中國歷代農民革命一樣，不是農民造反英雄結合農村小知識分子以造反，就是農村小知識分子結合農民造反英雄以革命。由是，毛澤東不論在本質上，還是在表現上，都是洪秀全第二。只不過毛澤東從馬氏借來的造反理論要比洪氏借來的更現代，更“科學”，更具有迷惑性和欺騙性，所以他成功的版圖才比洪氏更大，統治的時間亦比洪氏更久，在全面歸復和發展中國的專製製度上，比洪氏來得更為徹底、更為殘酷和更加富有“創造性”。
　　三、同具有殘酷內訌的一致性。中國歷史上所有的農民革命，無有不殘酷內訌者，亦無有不內訌到底者。中國歷史上僅有的兩家農民起義成功者，其在成功後為維護一姓江山而濫殺功臣的行為，其本質仍為“殘酷內訌”。中共自江西農村造反起即發展起來的殘酷內鬥和互相殺戮，61 到毛澤東和張國燾於亡命途中的自相分裂和相互謀奪；從王明為奪取黨中最高權力而殘酷推行兩條路線鬥爭，到毛澤東為維護農村派小知識分子的絕對領導而發動的恐怖延安整風；從揪出高崗、饒漱石反黨集團和彭德懷、黃石誠反黨集團，到毛澤東發動文革，揪出和打倒劉少奇、鄧小平等無數反黨集團，直至林彪反黨集團和毛婦江清四人幫反黨集團的次第被打倒；應該說，不論是在奪取政權前，還是在奪取政權後，其殘酷內訌的屢興屢起和愈演愈烈，甚至永無休止，只能說是“前無古人和後無來者”。尤為特出的是，中共的殘酷內訌，不僅迫害了無數的黨人，而且次次殃及池魚，將無數無辜的百姓牽連其中，直至造成“冤獄遍中華”和“屠戮遍國中”這樣一個史無前例的局面。更以造成八千萬無辜者“橫死”的“實績”，證明了中共農民造反及其政權，較之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家農民造反及其政權，在其內訌的殘酷性上，都有過之而無不及。
　　四、都具有“嗜殺”的特征。由於傳統農民革命皆具有嗜殺的特征，再加上靠嗜殺成功的蘇俄，又直接命令並派人指揮中共執行燒殺政策，從此，在革命的名義下嗜殺，既成為中國共產黨為奪取政權而實行的主要手段，又成為它在奪取政權後為鞏固政權 —— 美其名曰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或曰人民民主專政所采用的殘暴統治方式。一九二七年底中共在蘇俄直接指揮下的廣州武裝叛亂，就已經嗜殺無度；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四年間中共的武裝叛亂和武裝叛國，更已使嗜殺成為革命的代名詞。毛澤東曾下令殺死地主的全家，連幾歲的小孩亦不許免；周恩來則親自帶人、並親手殺害顧順章一家老小九口人，以滅其族。在江西蘇區及其它蘇區，嗜殺既成為中共發動土地革命、建立鄉村蘇維埃政權的主要手段，又成為中共製造內訌、清除異己的重要行徑。62 一九三一年五月十二日，蔣介石在向國民會議遞交的“剿滅赤匪報告”中即稱：——受赤匪荼毒最烈而最慘者——厥惟江西和湖南……江西人民被匪殘殺者約十八萬六千人，難民之陣亡者，約二百十萬人；各縣被匪焚毀之民房，約十萬余棟；財產之損失約六萬五千萬圓。悖米之損失約三千九百萬擔……湖南匪禍蔓延……計被匪殘殺者約七萬二千人，房屋被毀者約十二萬余棟，財產之損失約三萬萬余圓……凡赤匪蹂躪地區……凡是過去在村莊上有體面的乃至地主或是做過保甲長的人，皆連同親屬被殺害，到處可以看見一個坑裏埋著十人，甚至百人。在死的恐怖面前，人民除了聽從，還有什麽辦法？”
　　大陸中共黨史專家文聿先生所著的《中國左禍）一書亦寫道：——一座座村莊，燒成廢墟，百裏無雞鳴。一片片焦土，啼號不絕，蒼生痛哭深。一群群百姓，無家可歸，骨肉流離散。燒，燒，燒……殺，殺，殺……湖北漢川地區農民暴動的指導者，甚至要燒去整個城市，湖北許多整個兒的村莊被燒盡。江蘇省的‘暴動須知’也說：‘必須挨家挨戶告以暴動的口號……不來者以反革命紀律製裁……’中共湖南特委還在‘使小資產階級變為無產階級後強迫他們革命’的精神影響下，提出‘焦土政策’，實行‘燒殺政策’，為了企圖讓敵軍進入湖南後無房可住，無法立足，硬性推行焚燒湘粵大道兩側三十裏內房屋和燒毀郴州等縣城的決定……。”63 在三十年代的中共蘇區，在以清除AB團、改組派、社會民主黨、第三黨和托陳取消派為由，而製造的清除異己的內訌中，每每虐殺無數而不知其止。其後，毛澤東在延安為反對王明派而發動的整風運動，其殘酷打擊，無情鬥爭，動輒處決，甚至橫刀以劈作家王實味的殘暴行為，尤令人觸目而驚心。在中國的專製歷史上唯有農民造反政權才有所謂鎮壓反革命的政策，而中國共產黨在奪取政權後的數十年間，以鎮壓反革命為名目和以大搞政治運動為手段的嗜殺，包括逼殺，只能使陳勝、吳廣、張角、黃巢、王小波、李順、朱元璋、張獻忠、李自成和洪秀全們望洋興嘆，自愧難及。
　　五、全面歸復專製的思想和文化。中共農民造反與中國傳統農民革命一樣，為號召革命，他們總是要以反對專製的思想文化為號召、為標榜。及至奪取政權之後，為了維護專製政權，他們又總是要在“革命”的標簽之下，全面復歸專製的思想文化觀念，藉以重建和強化專製的思想文化統治。特別是在它復辟專製的本相已經暴露之後，或是在它借以統治的西方共產思潮已經破產之際，傳統的專製思想和文化，就更會成為他們維護專製統治的重要工具。以反孔和焚燒孔子典籍起家的洪秀全，在攻入南京之後，即在寢宮內設立孔子牌位，並依儒學而開科取士的目的，便是意在建立和鞏固他的新君主統治。在今天的中國大陸，曾否定並要打倒一切傳統文化的中共，竟授意、支持到處成立孔學會、孔道會、孔研會和孔酒會，並將它們完全掌控在手，其行徑無非與歷代專製統治者一樣，不過是要維系正在走向末路的專製復辟統治罷了（參見本卷第五、六兩章）。
　　六、全面重建嚴酷的等級製度。中共農民造反與中國傳統農民造反一樣，雖然在號召造反時都要大言“平等與共產”思想，但在奪取政權之後便立即要重新劃分等級，重建等級森嚴的社會秩序，以歸復專製等級，強化專製統治（參見本卷第五章第五節）。

第二、中共農民造反與中國傳統農民革命的主要區別

　　中共農民造反雖然在其手段和特征上與中國傳統農民造反共相一致，但中共畢竟是一個披著現代政黨外衣的農民造反黨，是借用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與歐洲共產革命的旗號，在蘇俄直接命令和指揮下，反對中國民主革命、推行共產專製復辟的現代政治集團。因此，它也必然會在一些重要的方面，與傳統農民革命造反有所區別。這些重大區別概括起來便是：
　　一、中共農民造反思想的“現代化與科學化”。中國共產黨借用馬克思主義的學說，接過了一整套“暴力革命、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才將中國傳統農民的革命思想“科學化和現代化”了。由是，才既能以共產革命的名義迷惑人民，又能以共產革命的名義統治人民，更能以共產革命的名義鎮壓人民。
　　二、中共農民造反更富有欺騙性、嚴密性和殘酷性。中共因具有一個現代政黨的外在形式，尤其是在蘇俄親自扶植、陰謀教唆和直接指揮下，又被賦予了狂熱的共產宗教情緒和頑強的政治集團意識，這就使它較之歷史上的農民革命，和中國農村社會中的一般農民會黨，更具有信仰的瘋狂性、組織的嚴密性和紀律的殘酷性。這就使它增強了戰鬥力，擴大了欺騙性，從而為它的成功和成功後的鞏固權力造成了有利的條件。
　　三、中共農民造反具有賣國和叛國的特質。由於中共長期以來是一個在外國顛覆勢力蓄意扶植和直接指揮下的叛亂叛國集團，這就使它與中國歷代農民革命造反形成了一個重大的區別。因為農民英雄們大都是鄉土主義者與愛國主義者，不會甘心做外人之奴才，不會承認“農民階級沒有祖國”，更沒有當這個“外國”已經在侵略自己的祖國時，卻要武裝起來去保衛這個“外國”。朱元璋無疑是反元的民族英雄。李自成亡明後寧肯自己敗亡而決不與滿清聯手，更不會受滿清指揮。洪秀全雖借助改造西方的宗教而建立了“拜上帝會”，倡天下大同以造反，卻從沒有服從過任何一家外國勢力的命令和指使，更沒有成為歐洲天主教廷的“一個支部”。明末清初的會黨亦從未勾結過任何一家外國勢力以“反清復明”。義和團起義的口號則是“扶清滅洋”。即便是在現代，孫中山之爭取俄援，亦純粹是為了推動中國的國民革命，反對本國的專製復辟，前提更是說得明明白白，“絕不同意移植共產製度於中國”。因此，縱觀中國數千年的歷史，亦唯有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這一場農民造反，才是一場為打天下而心甘情願地賣國和叛國的“革命”。在長達數十年的時間內，它對於蘇俄種種指令的鞠躬盡瘁，以及它在蘇俄的命令和指揮下，為了忠於蘇俄而出賣祖國的一整套理論、口號、行為和實績，實在為中國數千年歷史上的造反者們所沒有，亦為中國數千年歷史上所有的叛國者們望洋而興嘆。
　　四、中共農民造反是“反民主進步而非反專製統治”。中國歷代農民造反革命，雖然其結果都是專製製度的復辟，但是，其起因，則均為反抗剝削、壓迫以及反對封建專製統治本身。因此，中國歷史上的農民革命，才具有被同情、甚至被贊揚的一面。但是，中國共產黨在現代中國由專製向民主的艱難過渡進程中，所發動的這一場現代農民造反，一是蘇俄蓄意顛覆民主中國、再造專製中國的一個惡果，並非中國農民自發的革命；二是它所造反的對象，非但不是歷史上的專製王朝、專製統治和專製製度，卻是那個在外患內憂之下，正艱難地推進著民主進步的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因此，就世界的專製逆流而論，中共乃是國際共產專製復辟勢力的一個部分；就國內的民主進步而言，中共的“革命”則是對中國民主過渡進程的反撲與破壞。因而，它才非但不是一個前進的革命，而是一個倒退的“革命”；非但不是一個反對專製統治的造反，而是一個反對新生民主政權和嶄新共和製度的造反。這便是它與中國歷代農民革命的一個最重大和最主要的區別。
　　綜上所述，一九二七年以後的中國共產黨，雖仍為蘇俄所支持、所指揮，亦仍然打著共產革命的旗號，標榜為“中國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但是，在本質上，它已經完全蛻變成了一個在境外顛覆勢力長期指使下，以共產革命為名義，以現代政黨為形式，以傳統農民革命方式為手段，以封建會黨為本質的農民造反黨。

兼問　　是誰“裏通外國”？

　　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是，中共於中國大陸奪取政權後，在毛澤東推行殘酷專製統治的二十六年裏，特別是在那一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中共及其政權曾以“裏通外國”罪，包括製造“蘇修特務”罪，迫害了成千上萬的知識分子，無辜民眾，直至它自己的黨人。五十年代以後，在中國大陸，只要家中在海外有人，在臺灣有親，中共即會施以“裏通外國”的嫌疑，閑時內部監控，連海外或是臺灣來了一封家信，也只能是由單位領導或地方派出所招去看信，看後尚要“存檔”，留下證據。有的自然是連看也不給你看。及至運動一來，則公然打擊，公開批鬥，明火抄家，強迫交代如何“裏通外國”，直至無端逮捕判罪，以至無辜遭受迫害而致死者，何止成千上萬計。文革當中，遭此迫害者，和遭遇“蘇修特務”罪迫害者，就更是難以計數。文革後，雖然“對外開放，對內搞活”，遍中國大陸已早成“獨尊海外”之景，“獨親臺胞”之風，但是，今天，當有人僅僅寫了一篇論述民主的文章在海外發表，或僅僅在海外高談闊論了一番民主，或獲得了外國某大學批準的一點講學金，亦仍然會被中共政權視為“裏通外國和顛覆政府”，直至判為“危害國家”的重罪。遁身海外者，可以一時無憂，卻成了顛覆分子，有家難歸；棲身國內者，就要被內控、監視，直至判決勞教、勞改、坐監牢了，其例舉不勝舉。然而，如文中所證，自一九二一年至一九四九年，整整二十八年間，中共在蘇俄命令與指揮下，不僅持續發動武裝叛亂，甚至持續發動武裝叛國，特別是當祖國的主權遭遇新沙皇俄國的蹂躪，祖國的領土遭遇新沙皇俄國的大規模入侵之時，中共竟能在新沙皇斯大林的命令下，公然和公開地從反對祖國收回主權，直到決議、決策和決心“武裝保衛蘇聯”，更藉此瘋狂地煽動武裝叛亂，以與蘇俄對自己祖國的侵略戰爭“裏應外合”。如是中共倒反而不是“裏通外國”？倒反而不是叛變叛國？倒反而擁有了一部“偉大的和光榮的革命歷史”？倒反而成了一個專門罵人賣國，專門抓人“裏通外國”，專門標榜自己才是“愛國主義者”的黨了？

第三章

中共假言抗日以圖存、借口抗日以擴張（上）

　　一九四九年之後，在中國大陸任何一本歷史教材裏，都清楚明白地寫著：“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軍民堅持八年抗戰，才戰勝了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這個“歷史性的謊言”，既因中共在思想、文化、學術、教育等各個領域實行全面專製，而使得知情者噤若寒蟬，不敢言真；又因它不厭其煩地對大、中、小學學生反復地予以強行灌輸，方才使得“長在紅旗下、泡在苦水裏”的好幾代中國人深信不疑。特別是被毛澤東和他的紅色秀才們製造，並由美國記者愛德加·斯諾傳播，和中共自己刻意宣傳了半個多世紀的“紅軍二萬五千裏長征”，更因被冠上了“北上抗日”這樣一個無限正義和無限愛國的前提，中共“長征”竟成為一曲“革命浪漫主義的英雄史詩”，足以“動人心魄”。再加上禦用文人和其他文人必須歲歲年年地“放聲歌唱”，小說、戲劇、電影、話劇，故事，包括民間鼓詞與雜曲，都一再被指示要以它為題材進行創作和表演，以對一代又一代“革命接班人”進行“革命傳統教育”，因此，這個墨潑的謊言就在被重復了一千次一萬次以後，而成為“歷史的真實”。然而，這個“歷史的真實”卻因為中國大陸人民自己對中國現代歷史反思的不斷深入，而終於迎來了被徹底揭穿真相的這一天。這個“歷史的真實”就是：

一　　中國共產黨失敗逃亡是真，北上抗日是假

第一、日本何時侵略我國、中共何時倡言抗日

　　眾所周知的是，日本陰謀侵占我國東三省的明確日期，是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是故，在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那裏，才會有十四年抗戰之說。所謂八年抗戰，其意為“八年全面抗戰”，前六年是為“局部”。因為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是在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
　　但是，在中共的歷史教科書裏，卻從來不言十四年抗戰，而只稱八年抗戰。那末，自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七年間，中共在做什麽？
　　一、自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五年八月，中共是在蘇俄命令下，為顛覆中華民國而發動武裝暴動、土地革命和建立俄式蘇維埃政權；是在“武裝保衛蘇聯”的總方針下，與蘇俄“裏應外合”，公然地進行武裝叛國，並乘“九一八”之機，分裂祖國並製造“兩個中國”，成立俄屬“中華蘇維埃國”。對此，不僅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五年間的所有中共文件，都證明了這才是“歷史的真實”，而且，一九四九年以後中國大陸的每一本歷史教科書，甚至是禦用文人的大量文藝作品，也都盡情地“歌頌”了這一“歷史的真實”。
　　二、一九三零年十月，在殘余軍閥的一系列大規模叛亂被中華民國政府軍相繼蕩平之後，中華民國政府因明確製定了“攘外必先安內”的正確國策，從而開始了對中共武裝叛亂，特別是對中共江西蘇區和鄂豫皖蘇區的圍剿。這一圍剿，歷經五次，歷時四年。如前所說，第二、第三和第四次圍剿，雖因九一八事變、淞滬抗戰和長城抗戰而不得不中斷。但在中共所有的黨史文件和現代史教科書中，卻一再地記述了中共如何“歡呼”這三次反圍剿的“勝利”，卻從來不曾記述他們有一言一語以提出抗日，有一言一語以要求北上東北、長城抗日，或東進上海抗日，卻記載著他們如何乘國難當頭，而將叛亂叛國的呼聲喊得更高，並將武裝叛亂叛國的行徑愈演愈烈。

第二、中共失敗突圍是真、勝利長征是假

　　在中共的許許多多歷史教科書裏，都寫著中共紅軍於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一日開始了“勝利長征”。但是，同是在中共的這些教科書裏，卻又都明明白白地寫著，中共在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以後，中共江西中央紅軍曾於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一日突圍。然而，“失敗突圍”與“勝利長征”是不可以“同日而語”的。因此，在同一年、同一月、甚至是在同一天內，中共中央紅軍離開江西究竟是“失敗突圍”還是“勝利長征”呢？
　　一、中共承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了。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遵義會議”所通過的“中共中央反對敵人第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指出，“紅軍第五次反圍剿戰爭的失敗及退出中央蘇區後遭到的嚴重損失，主要原因是在軍事上執行了單純軍事防禦路線，是博古和李德在軍事上犯了一系列嚴重錯誤的結果。”中共在它對內的正式文件裏承認是“失敗退出”，而非“勝利長征”。
　　二、中共中央紅軍是因第五次反圍剿失敗而倉促突圍。中共《中國現代史》首先稱：“一九三四年三月，廣昌失守之後，紅軍又兵分六路，全線防禦，繼續實行所謂短促突擊，使紅軍和中央蘇區損失更大。整個戰爭形勢對紅軍和中央蘇區越來越不利。紅軍繼續在內線作戰已無可能打破敵人圍攻，只剩下長征一條路了。”01 中共《中國現代史》繼之又稱：“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蘇區的興國、寧都、石城等相繼失守，粉碎敵人第五次圍剿的希望完全喪失。中共中央領導人博古等倉促決定中央紅軍（一方面軍）主力撤離中央蘇區，突圍轉移。”02 “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一日，中央紅軍連同後方機關八萬六千多人，從福建長汀、寧化和江西瑞金、萼都等地出發，向紅二、六軍團所在地湘西進軍，開始長征。”並且，“長征開始後，中共中央領導人又在軍事上犯了逃跑主義的錯誤，使紅軍蒙受巨大損失。從十月二十一日至十一月三十日，雖經紅軍英勇苦戰，連續突破敵人的四道封鎖線，渡過了湘江，但是卻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人員損失過半，減至三萬余人，並始終不能擺脫被動挨打的局面。博古等的左傾錯誤導致中央紅軍以至中國革命陷入極大的危機之中。”03
　　上述引言證明，一是第五次反圍剿的連連失敗，使中共紅軍“只剩下長征一條路了”。二是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逼迫中共中央領導人倉促決定“撤離中央蘇區，突圍轉移”。三則明明是失敗撤離，卻偏要說是向“湘西進軍，開始長征”。四是犯了“逃跑主義的錯誤”，並在“逃跑”中始終不能擺脫被動挨打的局面，使得“中國革命”陷入極大的危機之中。如是，中共失敗逃亡、而非長征抗日的歷史事實，已經無庸質疑。

第三、中共北上長征是假、南下和西上逃亡是真

　　顯然，突圍和逃亡是不能與進軍和長征“相映生輝”的。後來，中共不過是要用“長征”和“進軍”這些漂亮的言詞，來掩蓋它失敗後的突圍和逃亡罷了。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自一九三四年十月至一九三六年底，中共的失敗和逃亡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中共中央紅軍首先南逃湘西。中共現代史教科書承認“中央紅軍開始長征，目標是與二、六軍團會合。二、六軍團在川湘黔邊界展開了強大攻勢，策應中央紅軍”。04 《中國革命史薈萃》一書亦在吹噓中證實，湘鄂川黔根據地曾“將數十萬國民黨軍隊吸引到自己方面來，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紅軍的‘戰略轉移’”。05
　　有必要說明的是，中共中央紅軍之所以要南逃川湘黔邊境，是因為川湘黔邊境“地處邊陲均距四省省會千裏之外。反革命軍事力量薄弱……它重巒疊嶂，江河縱橫，進可以截斷長江交通，退可以憑借高山峻嶺，是土家、苗、白、漢等族雜居的地方……地方軍閥派系林立，極不統一，有利於革命的武裝割據……有利於根據地主力回旋……有利於我軍在敵人矛盾交錯中生存發展，有利於開辟根據地”。06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和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滬抗戰時，中共紅三軍曾乘政府軍兩次被迫停止和中斷圍剿，於一九三三年一月進入湘鄂邊。是年十二月“由湘鄂西中央分局在鹹豐大村召開會議，提出創造湘鄂川黔根據地的口號”。07 “一九三四年七月，正式形成永（順）、大（庸）、龍（山）、桑（植）為中心的湘鄂川黔根據地”，即成為紅二、紅六軍團的武裝割據地區。08
　　由是可知，中共中央紅軍是南逃湘西，意欲與紅二、六軍團會合，圖謀於川湘黔邊繼續實行武裝割據。所謂失敗突圍之日，便是長征北上抗日之時，則只能是後來所“編寫”的謊言。

　　第二階段，中共中央紅軍被迫逃往西南企圖重新建立根據地。據中共現代史教科書稱：“渡過湘江後，如果繼續與二、六軍團會合，就必須與五、六倍於己的敵人打硬仗，這對於只剩下三萬人的中央紅軍，顯然有覆滅的危險。這時，毛澤東力主放棄與二、六軍團會合的計劃，改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單引號為引者所加），避免鉆進敵軍布置好的口袋，以在敵兵力薄弱的川黔邊建立新根據地。……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八日，中共中央於黎平召開政治局會議，決議放棄去湘西的計劃，決定建立川黔邊新蘇區，並首先建立以遵義為中心的黔東北根據地。”09 於是“中共中央紅軍才於一九三五年一月強渡烏江，打下了遵義城”。10
　　由是可知，中共中央紅軍改向西南逃竄的目的，是為了建立以遵義為中心的黔東北新根據地，既不是北上，也不是長征，更談不上是抗日。

　　第三階段，中共中央紅軍被迫由西南向西北逃竄。中共殘余紅軍因敵人力量薄弱而打下遵義城之後，雖然經歷了“黨在歷史上生死攸關的轉折點”11 ，但是，原來欲在黔東北建立新根據地的目的，卻由於敵人的圍追堵截而不能實現。當是之時，為了不被消滅，為了能夠與早已逃往川北、並建立了蘇區的張國燾四方面軍會合，12 中共中央紅軍曾於一九三五年一月下旬至一九三五年五月上旬狼奔豕突，輾轉逃竄。一渡赤水，強渡長江未成；二渡赤水，被迫退回遵義城；三渡赤水至川南不成，旋再返貴州；直至四渡赤水，經會澤越金沙江，由西康東南部的會理北上德昌、越雋，過大渡河，再經天全、金興，方於六月十六日逃至四川西北的懋功與張部會合。
　　歷史的事實是，不論是中共中央紅軍要由西南逃向川西北，還是張國燾早已從鄂豫皖西逃五千裏而至川北，抑或是曾武裝割據在川湘黔邊的紅二、六軍團，亦於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由桑植向川西北突圍和逃亡，以及後來他們先後在懋功和甘孜的會合，中共三大紅軍主力殘部都不是長征，而是逃跑，都不是北上，而是西逃。既與北上抗日完全沒有關系，亦從來沒有喊過一句北上抗日的口號。

　　第四階段，中共一、四兩個方面軍由合而裂，南北分途逃竄，毛部落腳陜北。
　　一、一九三五年六月，中共中央紅軍即第一方面軍與張國燾第四方面軍於逃亡途中在懋功會合，並召開懋功軍事會議。在懋功會議上，毛澤東“提出了向甘北寧夏北進的軍事計劃”。他說明“共產國際曾來電指示，要我們靠近外蒙古，現時根據我們自身的情況也只有這樣做”。會上，當張國燾提問“共產國際何時有這個指示”時，“張聞天起而答復，在我們沒有離開瑞金前（按：十個月前），共產國際在一個指示的電報中曾說到中國紅軍在不得已時可以靠近外蒙古。中央紅軍離開江西蘇區後，即與共產國際失去聯系，現在無法通電報”。對此，張國燾在他的《回憶錄》裏還記述說：“毛澤東談笑風生地說下去。他說他打開地圖一看，西北只有寧夏這個富庶的區域，防守在那裏的馬鴻逵部，實力也比較薄弱。莫斯科既有這樣的指示，雖然事隔多時，相信仍會從外蒙古方面來策應我們。那我們也就不怕外蒙與寧夏之間那片沙漠的阻隔了。他加重語氣說，打開窗子說亮話，我們有被消滅的危險……如果寧夏再不能立足，至少中共中央一部分幹部，還可以坐汽車通過沙漠到外蒙古去，留下這些革命種子，將來還可以再起。”13
　　張國燾說：“毛澤東這篇富於風趣但又非常沈痛的講話，當時給我們的印象不是反感，而是同情。他所提出來的計劃，沒有著重說到陜北，沒有說到北上抗日，因為當時我們在被隔離的狀態之下，對於抗日一事確實非常茫然；他也沒有說到在陜北可以和劉子丹、高崗及徐海東兩部會合，因為劉子丹、高崗的名字那時我們都不知道”。“張聞天等都說，中共中央對徐海東部由鄂豫皖西行到陜北地區，是否依然存在，以及陜北一帶是否有其他的遊擊隊等，均毫無所知。”14
　　在懋功會議上張國燾本人也提出了三個計劃，一是向川北、甘南和漢中發展的川甘康計劃，二是向陜北發展、取寧夏為後方、以外蒙古為靠背的北進計劃，三是向蘭州以西河西走廊發展、以新疆為後方的西進計劃。顯然這三個計劃均與北上抗日無關，純粹是“求生存”的計劃。用張國燾的話來說，“我們當時最主要的問題是生存和死亡”，而“我們這一群人特別堅強，不怕一切困難”的原因，是因為“誌在尋求生存之道”。15 對此，中共黨史專家亦說道：“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兩河口會議決定創造川陜甘根據地，並未提出去陜北。”16
　　由是可知，中共一、四兩個方面軍在懋功會合後，雙方既未提出北上陜北，更未提出北上抗日。毛澤東提出的向甘北寧夏北進的計劃，是為了打通北逃蘇聯的道路，而不是抗日。此時，已經是中共中央紅軍逃離江西八個月之後了。
　　二、一九三五年八月，即距懋功軍事會議兩個月後，中共中央政治局於毛爾蓋附近沙窩召開會議。這次會議一是通過了“中央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後的政治形勢和任務的決議”，並稱“蘇維埃運動和土地革命已獲得重大勝利，紅軍在反圍剿中也獲得了重大勝利；中央在過去一個時期已發生的軍事路線的錯誤，遵義會議已經適當地將它糾正過來了；遵義會議以後中央所執行的都是正確的路線；全黨全軍都應團結在中央的周圍，繼續為蘇維埃中國而奮鬥”。二是“曾談到抗日問題，但沒有人說應將蘇維埃的現行政策，改為抗日的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張國燾坦承說，“我們沒有想到可以在抗日的問題上找到我們的救生圈”。17 三是鑒於“我們再停留下去，敵人更會調集較多兵力封鎖我們，不讓我們走出這個區域”，張國燾乃提議“紅軍全部進入甘南岷縣臨潭一帶地區，再依情況決定北進或西進”。18 毛爾蓋會議既未決定北上，更未決定抗日。如果有人不相信中共“叛徒”張國燾的話，那末，下文所述的事實可以證明張國燾的話不是謊言。
　　三、一九三五年八、九月間，中共紅軍在毛爾蓋西北巴西一帶與政府軍接戰失敗，再加上一、四兩個方面軍之間的猜忌和毛、張的內訌，毛澤東乃率領一方面軍彭德懷、林彪、葉劍英等部六千殘余，以陜甘遊擊大隊的名義，悄然逃往甘肅西南的西固附近。中共黨史專家稱，毛的中共中央曾於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在俄界召開會議，提出“放棄川陜甘方針，決定經甘東北和陜北，以遊擊戰爭打通國際路線，到接近蘇聯的地區去創造根據地，休整力量，但沒有明確落腳點放在陜北”。直至“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在通渭縣榜羅鎮召開的政治局黨委會議上，才作出了紅軍長征的落腳點放在陜北的決定”。19
　　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毛的一方面軍殘余抵達陜北距延安五十公裏的吳起鎮。十月下旬，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講話稱：“第一，在俄界會議上，曾想到在會合後到接近蘇聯的地區去，那時保衛與擴大陜北蘇區的觀念是沒有的。第二，榜羅鎮會議（由政治局常委同誌參加），改變了俄界會議的決定。因為那時得到了新的材料，知道陜北有這樣大的蘇區和紅軍（按：指徐海東和劉子丹部，後與毛部於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在陜北瓦窯堡會合）。第三，現在我們應批準榜羅鎮會議的改變，以陜北蘇區來領導全國革命（按：不是抗日）。”20
　　毛部在與陜北紅軍會合後，仍然堅持蘇維埃“國號”，並由毛任蘇維埃中央執委會主席，秦邦憲為中華蘇維埃國中央人民委員會主席。猶如張國燾所言，“陜北一帶是中國歷史上造反者和土匪嘯聚之所，它的各種條件，象大海中的一個避風港，似乎所有西北方面的造反者，不管他們最初的目的如何，當他們處在逆境的時候，不是南走漢中秦嶺巴山山脈，便是北走陜北，以待時機。這主要是地理的形勢所使然”。21 毛澤東和它的中共中央最後落腳在陜北，雖為偶然，卻也是“為傳統所決定”。
　　另外，張國燾的第四方面軍在毛爾蓋與毛的中央紅軍分裂後，卻決定“南下”而非北上，自然更非抗日。其部下“忙著作南下的動員工作”，如張國燾在他的回憶中所說，“打到天全廬山吃大米，是我們當時激勵戰士的口號”。22
　　由是可知，分裂後不論是毛還是張，他們都根本沒有北上抗日之心，卻有繼續作亂之想。毛部將逃亡終點定在陜北，是因意外地發現陜北尚存紅軍；張部南下逃亡，更與北上抗日南轅北轍。在中共第五次反圍剿失敗逃亡整整一年後，中共各路殘余紅軍不僅沒有在言詞上提出抗日，更沒有在行動上進行抗日。其時，如果有人打出了諸如“北上抗日先遣隊”一類的旗號，則不過是打著抗日的旗號以逃跑罷了。23 而所謂北上，所謂建立陜北抗日根據地，前者是為南下不成之後的“被逼”，後者自然是彌天大謊。遂足以證明中共“北上抗日是假，失敗逃亡是真”。

二　　中共乘國難以圖存的口號與陰謀 ——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第一、蘇俄命令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由來、性質和轉變

一、共產國際反法斯統一戰線的由來和性質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上半期東西方法西斯的興起，給世界帶來了戰爭的巨大威脅，亦給地跨歐亞兩洲的蘇聯帶來了濃重的戰爭陰影。曾經為了發動世界共產革命，更為了“自保”，而一心要在別國進行“紅色顛覆”的蘇俄，終於意識到必須改變其對外戰略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由是，蘇俄乃假手共產國際，改變它一貫命令和要求各國共產黨在本國進行造反革命即顛覆的戰略，開始要求和命令各國共產黨謀求與本國政府建立反對法西斯的“民族統一戰線”，以在新的國際形勢下繼續“保衛蘇聯”和“武裝保衛蘇聯”。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三日，蘇聯《真理報》刊登了法國共產黨書記多列士的文章：“為統一戰線而鬥爭的法國共產黨”。《真理報》還同時發表了“爭取統一戰線，反對分裂”等文章，指出“共產黨人完全可以同社會民主黨領導人進行適當的反法西斯聯合行動”。24 中共黨史專家則稱“蘇聯《真理報》五月二十三日的文章，實際上是共產國際轉向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第一個信號”。25 緊接著共產國際準備召開第七次代表大會。中共領袖王明參加了籌委會。會議通過五項議程的第二項就是“法西斯的進攻以及共產國際在爭取工人階級團結起來反對法西斯的鬥爭中的任務”，決定具體討論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問題。一九三四年六月十四日，聯共（布）駐共產國際代表曼努意斯基已在共產國際“七大”籌委會上建議，統一戰線的綱領應該“不是無產階級專政，不是社會主義，而是一個引導群眾為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而鬥爭的綱領”。26 一九三五年七月一日，季米特若夫就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的第二項議程，寫信給共產國際執委會，就統一戰線問題提出四點意見，其中第三點便是：“共產黨不要對統一戰線機構采取包辦的態度，不要裝腔作勢地談論共產黨的領導權，而要在實際上實現共產黨的領導。”27
　　由是可知，蘇俄在假手共產國際，命令各國共產黨在本國謀求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初期，其采取的仍然是，既要建立統一戰線，又要試圖通過建立統一戰線來實現共產黨的領導，以使統一戰線在實際上成為一個引導群眾為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而鬥爭的策略及手段。這個指導思想的建立，不僅為中共早期統一戰線的謀劃奠定了“陽謀”的形式，更為中共後期統一戰線的謀略，埋藏下了“陰謀”的方向。

二、共產國際命令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前期策略及其形成原因
　　首先，共產國際命令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前期策略的形成，是基於中共代表團就中共國內革命狀況的報告。據中共黨史專家稱：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為向共產國際和各國黨報告中國蘇維埃和紅軍力量的狀況作了準備。但是，王明、康生所領導的中共代表團卻遠不是實事求是的。周和森（高自立）整理材料，寫了一篇題為《中國蘇維埃的武裝力量》的文章。根據周和森所說，中國蘇區遍布陜西、甘肅、四川、新疆、雲南、貴州、湖南、湖北、廣西、廣東、江西、福建、安徽、浙江、河南、山西等十六省區的一千三百四十個縣，並把全部中共軍隊分為三個部分：朱德徐向前部（指會合前的一、四方面軍）；賀龍蕭克部（指二、六軍團）；項英部（指南方各省遊擊隊）。這篇文章誇大了紅軍的力量，說正規軍有四十八點五萬人，遊擊隊有九十九點五萬人。周和森的文章還附有圖表和遊擊區發展示意圖。共產國際“七大”剛一開會，周和森的文章就發表於一九三五年七月出版的聯共（布）機關刊物《布爾什維克》雜誌第十四期上。而“中國紅軍粉碎蔣介石第五、第‘六’次圍剿後蘇維埃和遊擊隊發展示意圖”（單引號為引者所加），則由中共代表團精心繪製，置放於共產國際“七大”的會議大廳內。28
　　其次，共產國際命令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前期策略的形成，是因為一九三五年夏天，在得知蘇俄和共產國際要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之後，以王明為首的中共駐莫斯科代表團，曾趕在共產國際“七大”召開之前，起草並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據中共黨史專家稱：共產國際“七大”進行中，中共代表團的《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曾譯成俄文，送交斯大林和季米特若夫審閱，經同意，以中國蘇維埃中央政府和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名義發表，文件註明日期為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所以稱為“八一宣言”。
　　八一宣言一方面慷慨激昂地宣稱：“蘇維埃政府和共產黨特再一次鄭重宣言：只要國民黨軍隊停止進攻蘇區的行動，只要任何部隊實行對日抗戰，不管過去和現在他們與紅軍之間有任何舊仇宿怨，不管他們與紅軍之間在對內問題上有任何分歧，紅軍不僅立刻對之停止敵對行動，而且願意與之親密攜手共同救國。”另一方面八一宣言又陰險地要“大家起來，沖破日寇蔣賊的萬重壓迫，勇敢地與蘇維埃政府和東北各地抗日政府一起，組織全中國統一的國防政府……”，以取代正在積極抗日和正在積極準備抗日的中華民國政府。
　　必須指出的是，一九三五年夏天，中共中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不僅早已失敗，並且其殘部的四處逃亡已歷時十個月之久。此時中共駐莫斯科代表團向共產國際“七大”所作的，完全違背事實與極度作虛弄假的匯報，和中共駐莫斯科代表團所發布的八一宣言，尤其是這個宣言所宣稱的，既要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又要顛覆國民政府；既要抗日，又要瓦解國民革命軍；更要堅持抗日與反蔣並重，和蓄謀成立以中共蘇維埃政府及中共紅軍為核心的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的策略；就在實際上為蘇俄和共產國際於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原有陰謀基礎上，進一步製定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陰謀戰略，奠定了至為關鍵的基礎。
　　事實正是如此。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六日，共產國際“七大”召開之際，共產國際執委皮克即在他的工作報告中說：“在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以後，采用蘇維埃形式的中國革命是一個突出的事件……只有蘇維埃才能使中國保持統一和獨立。”為此，當談到中共在建立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任務時，皮克又指出：“在反對本國資產階級和日本侵略者的鬥爭中，要把蘇維埃革命擴展到全中國去。”
　　一九三五年八月二日，季米特若夫在向共產國際“七大”作“法西斯的進攻和共產國際為工人階級反法西斯主義的統一而鬥爭的任務”的報告時，又明確指出：“在中國，那裏已經在大片的國土上建立了蘇維埃區域和強大的紅軍。日本帝國主義強盜式的進攻和南京政府的叛變，使中國人民面臨民族危亡的危險。這樣，中國的蘇維埃就強有力地表現出中國民族鬥爭的反帝力量的統一中心。”然後他便以支持中共統一戰線“倡議”的形式（指八一宣言），提出了建立廣泛統一戰線的問題。後來他還在《中國共產黨十五周年紀念》一文中說：“在中共所走過的道路上也有內部困難。它必須征服關門主義者的反抗，他們不了解在當前情況下中國人民求解放的唯一途徑是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它也必須反對機會主義 —— 投降主義分子，他們想放棄黨在政治上和組織上的獨立性。”後來，他的話不僅成為毛澤東以“堅持獨立自主”為名，而蓄意推行消極抗戰和積極擴張的“合法”借口，亦成為劉少奇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問題上一再堅持“既要反對關門主義、又要反對右傾投降主義”的理論依據。
　　一九三五年八月七日，中共領袖王明作了“討論季米特若夫同誌報告的發言”。在這個長篇發言中，他說：“我認為中國共產黨和中國蘇維埃政府應當發表一項聲明，向一切政黨、團體、軍隊、群眾組織和著名政治家說明情況，請他們準備參加進去組成一個統一的國防政府。”一九三五年八月八日，蘇聯《真理報》在報導王明發言時，曾特別地重復王明的話說：“……為挽救我們的祖國和我們的人民同所有的黨派進行談判。中國共產黨和中國蘇維埃政府提出為祖國解放和獨立而建立國民政府和抗日聯軍。”
　　由是可知，不論是共國際秉承蘇俄的意誌，以要求中共實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還是中共在八一宣言中激昂慷慨地宣稱了他們要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決心，由於這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和決心，是在一個虛假的輝煌背景上所製造，又浸透著共產國際的陰險謀略，因此，在性質上，第一、它仍然是對於中華民國顛覆的繼續。第二、它將是中共欲在統一戰線的掩護下，為圖存和擴張所能夠找到的一個嶄新陰謀策略。其後的歷史發展，不僅完全證明了這一論斷的正確，而且，由於中共陰謀運籌這一策略的成功，竟使得這一借重“民族大義”所製定的陰謀策略，及其種種陰謀行徑，為挽救中共的覆亡，甚至是轉而推動中國共產革命的勝利，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三、蘇俄命令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前期策略的轉變及其原因
　　由於東西方法西斯勢力的日益猖獗對蘇聯產生了巨大威脅，由於中國的抗日對於蘇聯具有重大意義，還由於中共在蘇俄命令下的叛亂和叛國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由於上述原因正在促使蘇俄尋求盡快地改善它與中華民國政府的關系，所以，由共產國際“七大”所製定的，命令中共既要建立和實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又要借助建立和實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以進一步擴張中國蘇維埃運動和加緊顛覆中華民國政府的陰謀策略，也就不得不有所改變了。共產國際開始從要求中共執行“反蔣抗日”的統一戰線策略，轉變為開始要求中共執行“聯蔣抗日”的統一戰線政策。並且隨著形勢的發展，而逐漸地將命令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陰謀，轉變成了真心要求中共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命令。
　　這個轉變，在莫斯科自然比較容易為王明和中共代表團所接受。更何況，剛剛在共產國際“七大”上大吹特吹了中國蘇維埃運動“偉大成就”的中共代表團，又僅僅是在半個月之後，就知道了中共第五次反圍剿的徹底失敗，和中共殘余紅軍正在四處逃亡的消息呢。誠如中共黨史專家們所說，共產國際“七大”閉幕之後，中國工農紅軍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以及有關長征和遊擊戰爭遭受挫折的消息，傳到了共產國際……為此，共產國際和中共代表團才把建立以中共為領袖的“反蔣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變成了建立以“聯蔣抗日”，即以國民黨為主體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思想。誠如王明於一九三五年八月在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會議上所說的那樣：“僅僅靠紅軍的力量，還不能戰勝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而從政治趨向的觀點來看，還有很大一部分人民還沒有脫離其他政權和其他黨派的影響，他們今天還不擁護蘇維埃，而在其他政黨中，國民黨在當前則是一個最大和最有影響力的黨。”五十年後，王明又在他的《中共五十年》一書中說：“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我發表了‘新形勢和新政策’一文……第一次表示了聯合蔣介石共同抗日救國的想法。”

第二、莫斯科與中國境內逃亡者們在建立統一戰線政策上的政治誤區

　　莫斯科和駐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團，雖然因為上述原因而改變了共產國際“七大”所製定的陰謀統戰策略，將“反蔣抗日”和擴展蘇維埃政權及中共軍隊的陰謀，迅速地改變成了“聯蔣抗日”和建立以國民黨為主體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但是，“由於共產國際‘七大’期間我黨駐國際代表團發表‘八一宣言’時，黨中央正在長征途中，由於與共產國際電臺聯系的中斷，無法掌握全局形勢的發展，和及時了解宣言的具體內容，因而不可能對黨的策略方針作出根本轉變”。29 所以，時至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中旬，當中共駐莫斯科代表團成員張浩即林育英，將共產國際要求中共建立反帝民族統一戰線的決定帶到陜北中共中央時，所帶回的仍然是共產國際“七大”所作出的建立“反蔣抗日”統一戰線的決定。而由共產國際和中共代表團所改變了的、建立“聯蔣抗日”的統一戰線策略，卻滯留在莫斯科，並由於共產國際與中共中央的電訊聯系沒有恢復，而造成了陰錯陽差之誤。
　　因此，對歷經逃亡而剛剛落腳在陜北的中共來說，對在一年多的逃亡中，還從來沒有想到要用抗日來作為“救命圈”的中共紅軍殘余來說，共產國際命令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指示，“當時給我們的印象，似乎是一夜之間，整個世界都變了”，因為“共產國際指示中共，要中共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向”，以至“我們當時對於這些新消息極為振奮，一致贊成這個新政策”，因為“這在中共的發展上，似乎是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因為“現在蘇維埃走到窮途末路，非有這個改變不可”。30 於是中共黨史專家乃稱：林育英回到中共中央後，中共中央便發表了“一一二八”宣言，即“中華蘇維埃政府和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抗日救國宣言”。該宣言宣稱“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與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特向全國人民宣言：不論任何政治派別，任何社會團體，任何個人類別，只要他們是願意反蔣者，我們不但願意同他們訂立抗日反蔣的作戰協定，而且願意進一步同他們組織抗日聯軍和國防政府……”
　　中共及其紅軍終於在日本帝國已經侵略我國四年之後，在歷經一年多輾轉逃亡，只剩下不足二萬人馬的窘境中，才在蘇聯的命令下，第一次喊出了抗日的口號，並從此開始了借抗日以反蔣、借抗日以圖存和借抗日以擴張的“中國共產革命”新階段。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陜北瓦窯堡召開會議，林育英在會上傳達了共產國際“七大”精神和中共代表團發布八一宣言的經過。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窯堡通過了“中央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議”。該決議稱：“發動、團結與組織全中國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對當前主要的敵人 —— 日本帝國主義與賣國賊頭子蔣介石……只有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才能戰勝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蔣介石……”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澤東又在瓦窯堡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論述建立廣泛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指出無產階級必須堅持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擴大和鞏固紅軍根據地，“組織千千萬萬的民眾，浩浩蕩蕩的革命軍，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進攻的需要（按：不是向日本侵略者進攻的需要）”。
　　由是，中共黨史專家乃稱：經過瓦窯堡會議……中共中央沒有接受共產國際和中共代表團的“聯蔣抗日”主張，而是堅持了共產國際“七大”和“八一”宣言的立場，主張“反蔣抗日”。莫斯科建立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改變，顯然與中共逃亡者們的主張產生了重大政治誤區。然而，這個政治誤區卻為毛澤東和他的中共堅持誤了下去。因為，誠如張國燾所說的那樣，“抗日這頂大帽子，可以掩護一切。主要是野心家能在這頂大帽子下，實現自私的勾當”。31

第三、蘇俄聯蔣抗日的明確化和中共反蔣抗日的陰謀運作與發展

　　由於東西方法西斯勢力的愈加猖狂，由於蘇俄不得不重新計較自己的利害和得失，“一九三六年夏天……共產國際關於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著重點已經明確地轉向了團結蔣介石國民黨，以便促使蔣介石政府的對日抗戰”（按：蔣介石國民黨的對日抗戰絕不是由蘇俄來促成的）。32
　　所以，一九三六年六月一日，當中國發生殘余軍閥打著抗日旗號於兩廣發動叛變時，六月十日蘇聯《消息報》就發表了“是煙霧還是挑釁？”的署名文章，譴責中國殘余軍閥所發動的“兩廣事變”，說：“事變所打起的抗日旗號，不過是控製國民政府的假面具罷了。”
　　所以，一九三六年七月，王明又在蘇聯發表了題為《為獨立自由幸福的中國而奮鬥》的文章，指出：“有些人用這樣的理由來反對紅軍與南京軍隊建立反日統一戰線，就是他們說：中國共產黨不能與舊敵蔣介石建立任何聯系……為了反對共同的敵人和強大的敵人，為什麽中共不能和蔣介石建立統一戰線呢？”
　　但是，正是在一九三六年夏天，當中共與共產國際的電訊聯系已通，蘇俄對中共建立“聯蔣抗日”的“民族統一戰線”要求，已經抵達延安之時，以毛澤東為實際領袖的中共卻製定了如下的陰謀策略：

一、打起抗日旗號，對外聯蔣抗日，對內反蔣抗日
　　一九三五年五月五日，中共中央發表“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第一次對外“放棄”了“反蔣抗日”的主張，轉為“聯蔣抗日”。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即二十天之後，毛澤東卻在致閻錫山的信中稱：“先生如能與敝方聯合一致，抗日反蔣，則敝方同誌甚願與晉軍立於共同戰線，除此中國人民之共敵”（按：在毛的話裏，這個“公敵”仍然是蔣介石而不是日本）。
　　一九三六年五月三十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宣傳部“關於目前形勢和我們陜甘黨的任務討論提綱”提出，要“準備更多抗日的力量和更順利的條件去反對日本和賣國賊頭子蔣介石”。
　　一九三六年六月十三日，即在兩廣“六一事變”發生後數日，中共中央又通過了“關於當前政治形勢的決議”，認為：“兩廣事變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民族革命的意義……在目前形勢下，抗日戰爭和反蔣戰爭是分不開的。”由是可知，中共和毛澤東不僅對兩廣事變的態度已經與蘇俄大相徑庭，而且在“反蔣抗日”還是“聯蔣抗日”這個根本問題上，更已經是內外有別，即對外搞陽謀和對內搞陰謀了。

二、打著抗日旗號對外逼蔣抗日，實際反蔣抗日
　　由於中共不能公然違背蘇俄及共產國際的命令，所以，毛澤東的中共就對外表示“聯蔣抗日”，對內堅持“逼蔣抗日”，實際上還是“反蔣抗日”。然而，蔣的抗日又何須中共來“逼迫”。
　　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對內發出了“關於今後戰略方針”的文件，提出“我們的總方針應是逼蔣抗日，抗日與反蔣並提的口號是錯誤的”。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寫了《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由潘漢年送至南京。該書稱：“我們願意同你們結成一個堅固的革命統一戰線，如像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第一次中國大革命是兩黨間結成反對民族壓迫與封建壓迫的偉大的統一戰線一樣。”33
　　但是，一九三六年九月一日，也就是在上述“致中國國民黨書”發出五天之後，中共中央卻向全黨發出了關於“逼蔣抗日”的指示。這個指示說：“在放棄反蔣抗日的方針之後，黨的方針是逼蔣抗日”。方針承認國民黨中央軍全部或其大部有參加抗日的可能。所以，“我們愈能組織南京以外的各派軍閥走向抗日，我們愈能實現這一方針。”
　　這就是說，中共不僅要在抗日的旗號下，實現與地方封建軍事勢力的聯合，而且還要在抗日的名義下，與這些朝附夕叛的殘余軍閥結成反對蔣介石和中央政府的“統一戰線”。不幸的是，這個對中共來說乃是真正的“統一戰線”，竟在他們終於尋找到了一個最為合適的對象 —— 軍閥張學良以後，被實現了。

三、打著抗日旗號，實行西進擴張，以慘敗為告終
　　因林育英回國時曾帶回斯大林的指示，即“莫斯科對中共西進計劃的指示”。因該指示“說到川康地區紅軍打進新疆的計劃已經得到斯大林的贊許，斯大林認為如果中共紅軍能夠控製新疆和甘肅河西一帶地區，蘇聯將予以必須的軍火供應，並協助訓練工作，使成為一支勁旅”，所以，一九三六年十月，當第四方面軍與已經改編成為第二方面軍的紅二、紅六軍團，輾轉抵達蘭州以西的會寧，與第一方面軍會合之後，中共立即決定成立以第四和第二方面軍為主體的西路軍，實行西進計劃，奪取河西走廊，“……在政治上說來，是增加了我們與張學良在政治上聯盟的資本，即紅軍不局限於陜北的彈丸之地，而且握甘北、甘西一帶地區，這不僅可為西安的張學良保障後方，而且可以打通通往蘇聯的道路”。於是，張國燾又說：“我們開始執行上面所擬定的軍事計劃……我們這次軍事行動的主要口號就是北上抗日。”34 然而歷史的事實是，西路軍的向西北“進軍”，乃與日寇所侵占的祖國東北領土背道而馳。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上旬，西路軍一支約二萬二千兵力，由徐向前率領從清遠渡黃河向西擴張，因遭遇政府軍追剿而徹底敗亡，僅存七百人，後由徐帶領逃入俄境，直至全面抗戰爆發後才陸續回到陜北。另一支由張國燾賀龍率領，約一萬五千兵力，於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中旬奪取了東接陜北的寧夏同心城，因立即遭遇政府軍圍剿，基本被殲滅。
　　至此，中共在分途逃亡到川康、陜北之後會合的三大主力，共伍萬五千人，僅剩下陜北的不足兩萬人馬了。然而，這兩萬人馬亦在政府軍的包圍之下，處在朝不保夕之中。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一日，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聯張反蔣”的毛澤東，卻率領張國燾、周恩來、彭德懷、賀龍、林彪等，以“中國工農紅軍首領”的名義，致電蔣委員長，要求“停止進攻紅軍”，“保證一致抗日”。

四、利用民眾抗日情緒，策劃抗日救亡運動以圖存
　　如前所說，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日本侵占我東三省直到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王明在蘇俄承命統一戰線策略，發表八一宣言，第一次提出抗日，中共既不抗日，也從來沒有為抗日而要求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更沒有發動過任何“抗日救國或抗日救亡”的運動，沒有提出過任何“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的要求。如果有，那也只是中共為在內地農村發動和擴大武裝叛亂，旨在“武裝保衛蘇聯”，而由中共城市地下組織借抗日的名義煽動年輕學生，以與之裏應外合而已，如一九三一年秋冬由中共策劃和指揮的搗毀《中央日報》、沖砸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並包圍南京國民政府的“學生運動”。但是，一九三五年底，當逃亡陜北的中共中央及其紅軍殘余，在獲悉了共產國際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指令以後，為了“圖存”，不僅迅速地接過了“抗日”的旗號以自榜，而且立即開始策劃“抗日救亡運動”，宣傳“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的口號，企圖借抗日以“圖存”。據中共現代史教材稱，中共中央瓦窯堡會議之後，“中共北平臨時工作委員會先策劃成立了北平學生聯合會，後又與北平學聯多次舉行秘密會議，經過反復研究，決定以請願的方式發動和組織一次‘抗日救亡’運動”。35 實際上，則是借喊抗日以救中共之亡的運動。這便是一二九“學生運動”的政治背景。用中共今天的話來說，中共乃是這次“學生運動”的黑手。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八日，中共又策動它的中華全國總工會致書全國工人，號召工人組織起來，聲援北平學生抗日救亡運動。企圖利用人民的愛國反日情緒，將救中共之亡的運動推向全國。用中共今天的話來說，則是陰謀製造混亂、動亂和暴亂。
　　一二九運動對中共的歷史作用是重大的。用中共史家的話說就是：一二九運動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它有力地宣傳了“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的主張，進一步推動了全國抗日民主運動的蓬勃開展……一二九運動中的先進青年，後來沿著中國共產黨所指引的道路，深入到工廠、特別是深入到農村和革命隊伍中去，走上了與工農兵群眾相結合的道路，其中許多人成了中國革命事業中的骨幹力量。”36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在為中共竊據的上海文化界，中共地下黨乃利用中華民國政府所給予人民的言論出版自由，策劃發表了“救國運動宣言”。十二月十七日，中共策劃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國會”，並完全按照中共口徑發表宣言，提出“迅速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停止一切內戰，釋放一切政治犯”。
　　一九三六年二月，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發表“告國人書”，明確指出“上海愛國救亡運動”是“共產黨的陰謀”，並且證據確鑿。但是，為中共一手操縱，並享有新聞、言論、結社之充分自由的上海文化界救國會竟立即發表“對中宣部告國人書之辯證”，公開攻擊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的“誣蔑”。（按：這在一九四九年後直至今天的中國大陸，誠為“不敢想象”。）
　　一九三六年五月三十一日至六月一日，中共地下黨又在上海策劃召開“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成立大會”，聯絡二十余省六十多救亡團體，以所謂公正的姿態，借“成立大會”宣布：“只要抗日，而不幫助任何黨派爭奪領導權”，實際上卻在中華民國國難深重的歷史時刻，在國民政府已經領導過淞滬抗戰、長城抗戰和正在積極準備全面抗戰的情形下，為中共乘亂圖存，製造了全國性的動亂、混亂甚至是暴亂。後來被證明與中共有著千絲萬縷關系的所謂上海七君子，實為中共製造這樣一場混亂、動亂與暴亂，直至為中共救亡，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對此，他們在“解放後”不僅早已供認不諱，而且炫耀不已（參見“君子”們的各種回憶文章）。

五、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名義下恢復地下組織、再造共產革命
　　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窯堡會議之後，劉少奇即被派往華北，並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名義下，恢復與主持中共中央華北局，重建和發展中共地下組織，成立形形色色的所謂抗日救國團體，借用“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的口號，對政府和軍隊，尤其是對擔負征剿中共紅軍的西北軍和東北軍上層進行滲透、拉攏和策反。
　　一九三六年四月和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劉少奇在中共河北省委內部刊物《火線》上先後發表了“肅清立三路線殘余 —— 關門主義和冒險主義”與“民族統一戰線的基本原則”等文章。他說：“廣泛的民族革命統一戰線，已成為我黨領導中國革命到勝利之路的中心問題與關鍵問題；與敵人營壘中可能與我們合作的成份，或者今天還不是我們主要的敵人者，建立暫時的聯盟，去反對主要的敵人，是向那些願意同我們同盟者作必要的讓步……”在這裏，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已經被偷換成作為暫時聯盟的民族革命統一戰線。而這個革命統一戰線的性質，又是為了反對主要的敵人。而這個主要的敵人，顯然不是日寇。
　　劉少奇還說道：“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提出，是從一九二七年以來，我黨在策略上的最大轉變……但並不改變革命的性質和革命的任務。”由是可知，這個名為抗日的民族統一戰線，在實際上，不過是中共要繼續實行共產革命而非進行抗日救國的陰謀策略罷了。
　　他還說：“在統一戰線中，共產黨在政治上和組織上都是獨立的。同時，一分鍾也不能忘記自己的最終目的，一分鍾也不能放棄用共產主義精神去教育群眾與組織群眾的獨立工作，一分鍾也不能放棄為無產階級本身利益而鬥爭。”顯然，中共究竟要借“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來做些什麽，劉少奇已經說得再明白不過了。
　　劉少奇甚至說：“在民族統一戰線內部，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爭奪領導權的工作，就是不能免的。領導權問題，是民族統一戰線的中心問題；民族統一戰線未形成前，拒絕統一戰線的左傾思想，是危險的；統一戰線形成後，右傾思想就將逐漸地成為主要危險；中國的無產階級要在正確的戰略和策略指導下，將集中全國所有的革命力量在自己的周圍……”在劉少奇看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中心問題是領導權問題，而不是抗日的問題，更不是民族存亡的問題。中共要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將全國所有的革命力量（按：不是抗日力量，或曰僅是打著抗日旗號的革命力量），集中在中共的周圍。劉少奇作為中共白區工作模範的歷史功績，正是從這裏開始建立；他作為中共領袖的地位，也正是從這裏才開始得到中共全黨的認同，特別是毛澤東的重視。
　　據中共現代史稱，在劉少奇赴津恢復中共中央北方局不數月後，已經聯系到的脫黨者和新發展者，已達五千人。37
　　由於中華民國政府給了民眾新聞、言論和集會、結社的很大自由，一九三六年春，中共北方局發動北平學生與少數上層知識分子，成立了由中共掌握的“華北各界救國聯合會”，進一步掀起了華北“抗日救亡”的高潮；一九三六年二月，中共於華北策劃成立了“革命青年團體” “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以作為中共的外圍組織，意在求解放，而非求抗日；一九三六年四月，中共策動“北平學聯”改名為“北平學生救國聯合會”。五月，又在上海策劃成立了“全國學生救國會”。學潮遂由此而疊起，中共地下組織亦由此而得以擴展。一場完全是為了救中共而非救中國的“抗日救亡”運動，開始橫行在國難深重的祖國大地上，並由是而製造了極大的和連續的混亂、動亂及暴亂。
　　一九三六年春夏之間，中共北方局通過各種關系派出幹部到宋哲元、閻錫山、張學良與楊虎城的軍隊中，接洽聯系中上層軍官，離間他們與中華民國政府及蔣介石的關系，以所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名義，勸阻他們不要“進攻”紅軍，直至策反他們以抗日的名義來對抗中央政府和蔣介石。一場聯張反蔣“抗日”的陰謀，從此緊鑼密鼓地開始了運作；一場罔顧中華民族危亡的陰謀武裝政變，就要被搬上歷史舞臺。

六、決策聯張反蔣“抗日”，策動西安武裝政變以圖存
　　誠如張國燾在他的回憶中所說，“陜北同誌推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之初，所找到的對象不是蔣介石，而是張學良。因此，中共的政策也就隨著這一事實而有所變化。”38 換句話說就是，“原來的聯蔣抗日政策，變成了聯張反蔣抗日”。39 雖然張國燾認為，張學良原來在他們的眼中是比蔣介石還要壞的反動派。這是因為剛落腳陜北的毛澤東，看到了張學良與日本有殺父之仇，看到了東北軍失土戀家的心態，看到了張學良作為一個不抵抗將軍所承受的巨大壓力，看到了一位少年軍閥的幼稚和野心，更看到了他為了以西北為根據地與蔣介石對抗，雖不重視紅軍，卻重視中共與蘇聯的關系。40 當然，中共領袖們更加看到了的，乃是張學良誌大、位尊卻又才疏學淺、毫無經驗的公子哥兒性格（參見上卷第六章兼論）。於是，“與西安的電報往來完全由毛澤東處理，他每次接到西安來電，就邀我們去談論一番。這些電報有些是關於蔣要在西安舉行剿匪會議，指示剿匪機宜，有些是關於西安和其它地區抗日運動的發展情形，我們便據此謀求對策。我們回給張學良的電報，則都是毛澤東的精心傑作，字裏行間極盡打氣之能事”。41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發，毛澤東立即說：“這件事，我們應該站在後面，讓張學良去打頭陣。”42 而“我們這些中共中央負責人，沒有一個想到西安事變可以和平解決。……有的人主張把蔣殺了，以絕後患；有的人主張將他嚴密拘禁起來，作為人質，逼南京抗日，並形成西安的軍事優勢”。43 此後，“西安的電報雪片般飛來，多數是報告拘留蔣氏的經過，以及南京方面的反應……張學良的來電對如何處理蔣的問題，頗表躊躇；對南京的軍事壓力，也頗有顧慮。毛澤東聚精會神地在那裏草擬電報，不是獨尊張學良為‘全國抗日領袖’，便是贊揚他‘一舉手便扭轉乾坤’。他的電文在說到嚴密看守蔣時有這麽一段：‘我公顧慮周詳，梟雄自難漏網；但誠恐有萬一之失……誠如來電所雲，蔣某確系賣國獨夫，理應付之國法，弟等極力贊成由人民公審……’”。“毛說他所草擬的電報，處處給張學良暗示，要他堅決對付蔣，但在文字上不能赤裸裸地說出來，否則將來要留下痕跡的……”。毛“微笑著安慰朱德說，我和你的意見並無不同之處，不同的只是方法；我已著力暗示張學良應該如何做，但這‘殺’字不好由我們口裏說出來”。44 “我們致莫斯科的電報是毛澤東起草的，除報告西安事變真相外，並指出這是根據張、楊、共三角聯盟抗日反蔣的協議而發生的，中共中央已積極推動張、楊堅決與蔣分裂。”45
　　然而，“幸好莫斯科的回電於十三日晚間到達了……第一段，肯定西安事變是日本陰謀所製造；並說明張學良左右和他的部隊裏，暗藏著一些日本間諜，利用張的野心，甚至利用抗日的口號，製造中國的混亂，我們若聽任其發展下去，中國將出現長期內戰，抗日力量，因之完全喪失，日本便可坐享其利。蘇聯絕不會為這種陰謀所利用，更不會給予如何支援；相反的，現已明白表示反對態度。第二段指出中國目前所急需的，是一個全國性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因此，最重要的是團結和合作，而不是分裂和內戰；並說明張學良不能領導抗日，蔣介石如能回心轉意，倒是能領導抗日的唯一人物。第三段指示中共應爭取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利用這一時機與蔣介石做友善的商談，促使其贊成抗日；並在有利的和平解決的基礎上，自動將其釋放”。46 “斯大林電報到後，毛澤東……踱來踱去……曾很急躁地表示：‘反了，天翻地覆了，從前我們向張、楊那麽說，現在又要反過來這麽說，張楊不會說我們反復無常嗎？’”47
　　應該說，張國燾在他的《回憶錄》裏，確已把中共策動西安事變的真相，栩栩如生地描繪了出來，這也是中共聯張逼蔣，並終於“逼”出西安事變的第一手證詞。但如果有人不相信中共“叛徒”張國燾的話，那末，其它的相關文件和資料，特別是在大陸出版的中共黨史研究著作，已有力地佐證了張的話不是謊言。
　　其一、據中共黨史專家稱：“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變發生當天，中央給在華北工作的劉少奇的電報中，明確指出要擁護張、楊的革命行動。”十二月十九日（即在接到莫斯科指示以後），“中央關於西安事變及我們的任務的指示”雖然批評張、楊“多少采取了軍事陰謀的方式，把南京置於西安的對立地位”，但總的還是肯定“西安事變是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代表要求停止剿共、停止一切內戰並接受了共產黨抗日主張的結果”。48
　　其二、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四日蘇聯《真理報》發表了長篇社論《中國發生事變》。該文稱：“陜西省發生了舉世矚目的重大事件。據各國通訊社所發自中國的不完整的消息稱，駐陜西省的張學良部隊發動了反對南京中央政府的兵變並將政府首腦蔣介石將軍扣作人質……毫無疑問，張學良部隊舉行兵變的原因，應當從不惜利用一切手段幫助日本帝國主義推行奴役中國事業的那些親日分子的陰謀活動中去尋找……”斯大林顯然因為不了解西安事變乃為中共“聯張反蔣”的陰謀所策動，所以，《真理報》才會講出如此激烈的言詞來。
　　其三、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共產國際執委會向中共中央發出了由總書記季米特若夫簽署的電報，稱：“……張學良的行動無論其動機如何，客觀上只能有損於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力量的團結，並鼓勵日本的侵略。”
　　其四、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蘇聯《真理報》報導說：“西安事變發生之初，當時世界報刊均認為，事變正中日本下懷。波蘭《信使晨報》甚至指出，蔣介石被扣留的消息在日本關東軍中引起一片歡騰……”
　　必須指出的是，中國共產黨“聯張反蔣”策略的成功，雖然一手策動了罔顧民族危亡的陰謀武裝政變 —— 西安事變，但因全中國各派政治力量和全國人民的憤怒指斥，全世界輿論的共同反對，主要是他們的“工人階級祖國”的需要和“共產國際”的指示，他們才在斯大林的命令下，將自己打扮成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調停者”，實際上則是“解鈴還得系鈴人”，從而由中共一手導演了一出以賣國和“愛國”同為主題的新編現代歷史劇。雖然這出新編現代歷史劇在現實中以大團圓的局面收場，導演者不僅掩飾了罪孽，而且變成了和平的使者，但卻把它悲慘的結局留給了後來的歷史，留給了它苦難的中國大陸人民。

三　　中共乘國難以“擴張”的口號與陰謀 ——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西安事變不僅為中共的“圖存”帶來了希望，而且為它乘國難以擴張製造了機遇。而這一切都得力於蘇俄為它製定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毛澤東利用這個統一戰線以進行陰謀策化所獲得的成功。

第一、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中共“暫時妥協”和“積極讓步”的總策略

一、暫時的妥協及其手段
　　中共所謂暫時的妥協，在實際上就是虛假的妥協，是為了在取得合法地位以後實行陰謀擴張所必須作出的讓步，藉此以欺騙國民黨、國民政府和全國民眾。
　　中共實行暫時妥協的第一手段，就是在高喊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前提下，兩次向國民黨提出“四項保證”。第一次是在一九三七年三月十五日向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其內容為：一、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為今日中國之必須，本黨願為其徹底的實現而奮鬥。二、取消一切推翻國民黨政權的暴動政策，及赤化運動，停止以暴力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取消現在的蘇維埃政府，實行民權政治，以期全國政權之統一。四、取消紅軍名義及番號，改編我軍為國民革命軍，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之統轄，並待命出動，擔任抗日前線之職責。
　　同日，中共還在延安向全國廣播稱：“關於階級鬥爭問題，中國共產黨屢次宣言，本黨當前的工作是為民族團結一致而奮鬥，和實現民族聯合陣線以抵抗侵略。為了這個目的，共產黨曾疊次聲明停止階級鬥爭。而且中國共產黨曾自動宣布停止沒收地主的土地。這一切證明本黨為集中力量完成民族解放的偉大使命，現在並不提倡階級鬥爭。”
　　第二次是在“七七事變”之後，即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五日，中共又在“中國共產黨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中，向國民黨和國民政府作出了內容完全一樣的“四項保證”，並且宣稱：“本黨這種光明磊落、大公無私與委曲求全的態度，早已向全國同胞明白表示出來，並且已獲得同胞們的贊許。現在為求得國民黨的精誠團結，鞏固全國的和平統一，實現抗日的民族鬥爭，我們準備把這些諾言在形式上尚未實行的部分……立即實行，以便用統一團結的全國力量，抵抗外敵的侵略”雲雲。
　　中共實行暫時妥協的第二手段，則是對外高喊抗日和標榜抗日。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五日，在中共發表上述宣言的同時，朱德在延安發表了“實行對日抗戰”的講演，稱：“紅軍沒有任何地盤的野心，沒有任何權利的狂欲。他的職誌是抗日救國……他願意……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服從中央政府的指揮，以便在中央政府的領導下無阻礙無隔閡地實現全國上下一致的對日抗戰……蘆溝橋的炮聲響了，紅軍已做好了隨時出發的準備。聽從著中央政府的命令……無條件地聽從這個總指揮部的指揮……”
　　中共實行暫時妥協的第三手段，是對外持續高喊建立真正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三日，毛澤東就在他對外發表的“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辦法和前途”一文中聲稱：“全中國人民、政府和軍隊團結起來，築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的長城。執行抗戰的方針和上述各項政策，依靠這個聯合陣線。中心關鍵是在國共兩黨的合作。”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中共當時的主要負責人張聞天亦公開發表文章稱：“兩黨的領導者……要能夠善於在抗日高於一切、一切為了抗日的基本原則下，用互相諒解、互相讓步的方法，求得不同意見的合理解決。”49
　　中共實行暫時妥協的第四手段，是承認並擁護國民黨蔣介石和中華民國政府，是全中國人民抗戰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真正領導者。同樣是在“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辦法和前途”這篇文章中，毛澤東曾“真誠地”並且是“宣誓式地”寫道：“全國軍隊包括紅軍在內，擁護蔣介石先生的宣言，反對妥協退讓、實行堅決抗戰……共產黨人要一心一德、忠實執行自己的宣言，同時堅決擁護蔣介石先生的宣言……”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張聞天也公開發表文章稱：“關於目前抗日戰爭中，蔣介石先生所領導的國民黨已經處在領導的地位，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事實……我們應該向國民黨同誌聲明，我們是竭誠擁護現在蔣先生領導下的國民政府的……這是全中國人民自己的政府，也是我們共產黨人的中央政府……”50
　　一九三八年十月，在中共“六大”上，毛澤東仍在他對外公開的“新階段”報告中稱：“抗日戰爭的進行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組成中，國民黨居於領導和基幹的地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以國共兩黨為基礎，而兩黨中以國民黨為第一大黨，抗戰的發動和堅持，離開國民黨是不能設想的。”同月，中共在對外發表的“中華民族的當前緊接任務”第二條中又稱：“誠心誠意擁護蔣委員長，擁護國民政府，擁護國共兩黨及一切抗日黨派的親密合作，反對一切分裂企圖，反對任何漢奸傀儡政府。”
　　中共實行暫時妥協的第五手段，是對外熱情歌頌國民黨、蔣介石領導和堅持抗戰，贊揚國民黨的革命歷史與民主建國成就，“保證並決心”與國民黨一起建設一個三民主義的新中國 —— 中華民國。
　　其一、全面抗戰爆發後，特別是在全面抗戰的前期，中共曾一再地歌頌國民黨和蔣介石領導抗戰。甚至在它的不抗戰、假抗戰和真擴張已經被揭露出來，並造成抗戰陣營內部的沖突時，中共仍然因為在力量上尚嫌不足，而繼續歌頌國民黨和蔣介石所領導的抗戰。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即武漢會戰期間，毛澤東仍致函蔣介石委員長稱：“先生領導全民進行空前偉大的民族革命戰爭，凡我國民無不景仰……敵雖兇頑，終必失敗。”時至一九四二年七月七日抗戰五周年紀念日，皖南事變已經發生之後，中共仍然對外發表宣言稱：“全國軍民必須一致擁護蔣委員長領導抗戰。”
　　其二、一九三八年十月，毛澤東曾在他公開發表的“新階段”報告中贊揚國民黨說：“國民黨有他光榮的歷史，主要是推翻滿清，建立民國，反對袁世凱，建立過‘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三大政策，舉行了民國十五、六年的大革命，今天又在領導著偉大的抗日戰爭。它有三民主義的歷史傳統，有孫中山先生、蔣介石先生前後兩個偉大的領袖，有廣大的愛國的黨員。所有這些，都是國人不可忽視的，這些都是中國歷史發展的結果……十五個月來，全國各個抗日黨派都有進步，國民黨的進步也是顯著的。它召集了臨時代表大會，發布了抗戰建國綱領，召集了國民參政會，開始組織了三民主義青年團，承認了各黨各派合法存在與共同抗日建國，實行了某種程度的民主權力，軍事上與政治機構上的某些改革，外交政策的適合抗日政策等等，都是具有歷史意義的大事件……可以預斷，國民黨的前途是光明的。”由是，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並對外公開的政治決議案乃稱：“全國政治製度正在逐步地民主化。”
　　其三、顯然，要與國民黨一起建設一個三民主義的中華民國，就必須承認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早在一九三七年五月，當中共在延安召開臨時代表大會時，就公開地通過了“堅決實行三民主義提綱”，並將之“對外公布”。該提綱稱：“我們不但不拒絕三民主義，而且願意堅決實行三民主義，而且要求國民黨同我們一道實行三民主義，而且號召全國人民實行三民主義，使國民黨、共產黨、全國人民，共同一致為民族獨立、民權自由、民生幸福這三大目標而奮鬥。”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張聞天也在他公開發表的文章中宣稱：“我們共產黨人不但願意在抗日問題上，在實現孫中山的民族主義問題上，同國民黨合作，而且願意在實現孫中山的民權主義與民生主義上也願意同國民黨合作，我們願意同國民黨共同建立民族獨立、民權自由與民生幸福的民主共和國。”51 中共對外公開的六屆六中全會政治決議案還宣誓曰：為了“為三民主義的新中華民國而奮鬥”，中國共產黨願意再一次正式宣布“中國共產黨對於擁護三民主義、擁護蔣委員長、擁護國民政府的誠心誠意”。毛澤東亦在他公開發表的“新階段”報告中說道：“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以三民主義為政治基礎，不但是合作抗日的基礎，而且是合作建國的基礎。三民主義中的民族主義將引導這個合作到爭取民族解放，其民權主義將引導這個合作到徹底的建立民主國家，其民生主義則更可能引導這個合作到很長的時間。三民主義的政治綱領和政治思想，保證著統一戰線的長期性。”

二、積極的讓步及其手段
　　如果說，中共所謂暫時的妥協，實際上乃是虛假的妥協，那末，毛澤東所謂的積極的讓步，便在實際上和本質上對他們所謂的暫時妥協，作了最為貼切的解釋。為了解釋“積極的讓步”的正確性，毛澤東早在一九三八年就對他的黨人作了這樣的“科學說明”：“‘有所不為而後有所為’……‘為了更好的一躍而後退’，正是列寧主義。把讓步看作純消極的東西，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所許可的……我們的讓步、退守、防禦或停頓，不論是向同盟者或向敵人，都是當作整個革命政策的一部分看的，是當作曲線運動的一個片斷看的，一句話，是積極的。”52 顯然，毛澤東在這裏真正想說的是，中共要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目的，只不過是為了他們的“革命”而讓步，而不是為了抗日而讓步。
　　中共實行積極讓步的第一手段，便是“既聯合、又鬥爭”的“革命的兩面政策”。當全面抗戰爆發，中共正在高喊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際，毛澤東就已經提出了這一“鬥爭”策略。不是針對日本，而是針對正在抗戰的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毛澤東說：“現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既不是一切聯合否定鬥爭，又不是一切鬥爭否認聯合，而是聯合和鬥爭兩方面的政策。”53 對此，張國燾曾一針見血地指出，毛澤東的所謂既聯合、又鬥爭，無非是“假聯合、真鬥爭”罷了。54
　　但是，毛澤東卻對這一“假聯合和真鬥爭”，作了“科學”的解釋。他說：“所謂聯合，就是同資產階級的統一戰線。所謂鬥爭，在同資產階級聯合時，就是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的‘和平’的‘不流血’的鬥爭；而在被迫著同資產階級分裂時，就轉變為武裝鬥爭。如果我們黨不知道在一定時期中同資產階級聯合，黨就不能前進，革命就不能發展；如果我們黨不知道在聯合資產階級時又同資產階級進行堅決的、嚴肅的‘和平鬥爭’，黨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就會瓦解，革命就會失敗；又如果我們黨在被迫著同資產階級分裂時不同資產階級進行堅決的、嚴肅的武裝鬥爭，同樣黨也就會瓦解，革命也就會失敗。”
　　這是一九三九年毛澤東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寫下的一段話。在這裏，毛澤東一是十分明確地說明了所謂聯合，仍然是鬥爭，只不過是和平的與不流血的鬥爭；二是毫不隱誨地指出，當“被迫”分裂而不能聯合，即不能進行和平的與不流血的鬥爭時，中共就要進行武裝鬥爭。而不論是和平的鬥爭還是武裝的鬥爭，都不是抗日鬥爭，而是革命鬥爭，都不是針對日寇而鬥，都是針對資產階級，即正在浴血抗戰的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而鬥。應該說，這裏豈但連一點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氣味都沒有了，甚至連一點抗日的氣味也沒有了。相反，它使人們聞到的，卻已經是內戰的火藥味。因為，正是在抗戰剛剛走向最為艱難的相持階段時，毛澤東和他的中國共產黨就已經將在國難中打內戰的理論準備好了。
　　中共實行積極讓步的第二手段，是一再地對內強調，要“爭奪”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領導權。首先，早在西安事變還沒有發生前，劉少奇在他論述蘇俄為中共製定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時，就已經一再地對內指出過一分鐘也不能忘記爭奪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領導權的話（參見上文）。其次，一九三七年五月在中共於延安召開的“蘇區”黨代表會議上，毛澤東即在“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和“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鬥爭”的報告中，強調要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堅持無產階級領導權的重要性，並尖銳地指出：“使無產階級跟隨資產階級呢，還是使資產階級跟隨無產階級呢？這個中國革命的領導權問題，乃是革命成敗的關鍵。”（按：在這裏仍然是革命而非抗日）再就是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當毛澤東在延安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上海太原失守後抗日戰爭的形勢和任務”的報告時，毛又一次對內堅決地說道：“在統一戰線中，是無產階級領導資產階級呢，還是資產階級領導無產階級呢？是國民黨吸引共產黨呢，還是共產黨吸引國民黨呢？……必須尖銳地提出誰領導誰的問題，必須堅決地反對投降主義。”（按：毛在這裏所提到的投降主義是指投降國民黨，不是指投降日本）此後，在抗戰的漫長歲月裏，毛澤東和他的中國共產黨都一直把爭奪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領導權問題，當作一個極其重大的問題來對待，甚至當作黨內的嚴重路線鬥爭來處理。難道毛和他的中共當真就忘記了，他們曾一再地承認過，唯有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先生才是全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領導者嗎（如果在事實上確實存在著這樣一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話）？當然沒有。但是，毛澤東之所以如此強調並要爭奪這一“領導權”的原因是：
　　其一、對外高喊服從和擁護國民黨、蔣介石領導抗戰，承認國民黨和蔣介石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當然領導，不過是中共陰陽兩面政策的“陽面”，並且是為了實行“陰面”圖存和擴張的需要。
　　其二、顯然，抗日並不是用服從、擁護等等大話就能敷衍得過去的。當敵人真的打到山西之後，當中共紅軍已經接到了被派赴山西前線抗日的命令之後，中共就立即面臨著“服從和擁護國民政府和最高統帥部領導”究竟是真還是假的大問題，就面臨著究竟是真抗戰還是假抗戰的大問題。彼時，毛澤東就使出了這樣一把“剎手鐧”，對內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裏面還存在著一個“誰領導誰”的問題，即“是無產階級領導資產階級還是資產階級領導無產階級”的問題。也就是說，如果你服從了國民黨的命令開赴前線真抗日，你就是服從了資產階級，就將無產階級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拱手讓給了資產階級。顯然，這對於那些也想走上抗日前線的某些有愛國心的中共將領來說，不能不說是一個“緊箍咒”（參見下文）。
　　其三、還有一個更為重要的原因，就是只有對內堅持宣稱要奪取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領導權，才能夠既堅持中共對八路軍和新四軍的“絕對領導權”（毛澤東語），才能夠在八路軍深入敵後建立“抗日”根據地時，保證在敵後建立的政權，乃是中共獨裁政權，具有中華民國分裂政權的性質。這才是問題的真正要害所在，才是毛澤東所謂革命成敗而不是抗日成敗的關鍵所指。一句話，如同中共黨史專家所說，“無產階級領導權問題是民族統一戰線的中心問題，也是革命取得勝利的關鍵”，55 而不是抗日取得勝利的關鍵。
　　中共實行積極讓步的第三手段，就是堅持所謂“獨立自主原則”。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澤東在對內發出的“關於紅軍作戰原則的指示”中（參見下文），就已經提出了“獨立自主”的原則和內容。嗣後，自洛川會議始，他一直堅持要推行他的“獨立自主原則”，不僅形成了理論，並且獲得了成功。一九三八年十月，毛澤東在他的“民族戰爭中的中國共產黨”一文中曾指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危險，在於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中，犧牲黨在政治上和組織上的獨立性，把無產階級為了反對共同敵人而與其他階級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曲解成為使無產階級及其政黨成為資產階級的尾巴。”不久，毛澤東又在他的“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問題”一文中指出：“總之，我們一定不要破裂統一戰線，但又決不可自己束縛自己的手腳，因此不應提出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口號。如果解釋為一切服從蔣介石和閻錫山，那也是錯誤的。我們的方針是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既統一，又獨立。”後來，當毛澤東在總結他和王明“投降主義路線”分歧和鬥爭的根本要害時，就曾明確地將“是要獨立自主、還是不要獨立自主”當成了他的正確路線和王明的錯誤路線的分水嶺（詳見下節）。
　　自然，毛澤東的所謂既統一、又獨立，如果套用張國燾的話來說，亦無非是“假統一、真獨立”罷了。
　　自然，當毛澤東已經能夠公開地說出這樣的話時，那也是因為他已經能夠說得起這樣的話了。因為，一九三八年十一月，雖然還不是毛澤東敢於“破裂”統一戰線之時（因為一旦“破裂”，中共仍有翻船的危險），卻已經是毛澤東對內的獨立自主策略，在敵後擴張方面頗有斬獲之日了。
　　自然，毛澤東又絕不僅僅是只要堅持空泛的“獨立自主”的。他還有堅持“獨立自主”的具體原則。這些具體原則就是：一、八路軍和新四軍要堅持不打大仗、硬仗和運動戰，要把群眾工作當作中心任務。二、八路軍和新四軍只能堅持敵後山地遊擊“戰”（後來則指示八路軍、尤其是新四軍要發展敵後平原地區的遊擊“戰”），其主要任務乃是求得在敵後的發展和擴張。三、八路軍和新四軍的根本任務，就是建立敵後由中共領導的“抗日”根據地，即分裂中華民國的中共農村獨裁政權（詳見本卷第四章）。
　　應該說，所謂獨立自主原則不過是毛澤東對外高喊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陽謀背後的陰謀。然而，正是這個陰謀的確定和推行，才使得中共的所謂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成了一篇徹頭徹尾的假話；也正是這個陰謀的成功實現，才使得中共在國難當頭的日子裏，因不抗日和假抗日，而能真發展和真擴張，從而奪取了地盤，壯大了力量，並為戰後發動那一場內戰“打好了重要基礎，積累了豐富的經驗”。誠如中共黨史專家們所總結的那樣，“獨立自主是發展和壯大無產階級力量的一個手段。”56
　　中共實行積極讓步的第四手段，就是在全中國軍隊（除中共以外）浴血抗戰的艱難歲月裏，將他們在十年武裝叛亂叛國中所決心要完成的三大任務 —— 發動武裝暴動、煽動土地革命和建立俄屬蘇維埃政權，改名為武裝鬥爭，農民戰爭和建立敵後“抗日”根據地。實際上就是要借用抗戰所給他們帶來的大好歷史條件，在高喊抗日和高喊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幌子下，將他們在十年叛亂叛國中所堅持的目標，改頭換面地予以合法化和大發展（詳見本卷第四章）。
　　中共實行積極讓步的第五手段，就是視其自身力量的變化和擴張的成就，來調整他們積極讓步的程度。“七七”之後，中共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實行獨立自主的策略，有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提出階段，從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五日毛澤東向黨內發出“關於紅軍作戰原則的指示”，到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王明從蘇聯歸來提出“要真統戰抗日”之前。這個階段是毛澤東在黨內提出並堅持要求黨的高級幹部，尤其是一些抗日心切的高級將領，在思想上、特別是在行動上能夠貫徹執行“獨立自主原則”的時期。由於毛澤東堅持做“過細”的思想工作，其目的基本達到（詳見本卷第四章）。第二階段是確立階段，從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王明自蘇聯歸來，到一九三八年十月中共召開六屆六中全會。在本階段，雖然因為王明帶回了斯大林要求中共真統戰抗日的指示，並因為王明的堅持而在黨內引起了要不要真統戰抗日和要不要獨立自主的爭論，但由於“毛澤東高超的領導藝術”（中共黨史專家語），和中共在敵後實行擴張的初步成功，而終於使得對外高喊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對內實行不抗日、假抗日的獨立自主策略，基本上得到了全黨的認同。毛澤東更是以此為轉折點，將假抗日和假統戰的獨立自主路線，不僅在理論上，而且在實際上確立和發展起來了。第三階段，因中共力量的進一步擴張，而使假抗日和真擴張的獨立自主策略，逐步從陰謀走向了“陽謀”。中共為了陰謀擴張而終於敢明目張膽地“專打友軍和不打敵軍”了，甚至在被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發覺後，中共已敢反咬一口，並公然宣稱要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了。在本階段，因實力的增強和地盤的擴大，再加上國民黨為對日抗戰而無法重開圍剿，中共才日漸表現出有恃無恐與“你奈我何”的姿態。毛澤東於此一時期對黨內所做的指示，還有他寫下的“光輝著作”，如“共產黨員發刊詞”、“目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論政策”和“關於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總結”等，均表現了與前兩個階段完全不同的口氣和神氣，已敢於“言所欲言和為所欲為”：什麽抗戰，什麽救國，什麽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已經全然不在他的話下，滿紙上所寫的竟公然是革命的武裝鬥爭和革命的統一戰線，而不是抗日和抗日的統一戰線了（參見下文）。

第二、對外高喊抗日統一戰線、對內推行革命統一戰線以加速赤化運動

　　應該說，一九三八年十月至十一月間，乃是中共對外持續高喊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卻對內發動和推行“革命統一戰線”的真正起點。因為，在中共的六屆六中全會上，鞏固了權力的毛澤東已從此放開了他“堅持革命而不是堅持抗日”的膽量。同時，中共的假抗日和真擴張，至此已不再是毛澤東一人之所為，而是中共一黨之所為。這是因為毛澤東的陰謀擴張路線使中共黨人嘗到了甜頭。當然，如前所說，這自然為中共集團的整體素質所決定。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即在政府軍艱苦的武漢會戰期間，毛澤東終於借談“抗日戰爭和戰略問題”，而開始大談起“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來了。毛澤東說：“革命的中心任務和最高形式是武裝奪取政權，是戰爭解決問題。這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原則是普遍地對的，不論是在中國還是在外國，一概都是對的。”“在這裏，共產黨的任務，基本地不是經過長期合法鬥爭以進入起義和戰爭，也不是先占領城市後取鄉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中國革命戰爭在其歷史進程的各個時期中有不相同的內容。然而都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都是革命戰爭，都表示了中國革命的特點和優點……在中國，離開了武裝鬥爭，就沒有無產階級和共產黨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務。”57
　　在這裏，已經沒有一言一語以談抗日。相反，“抗日”已經被公然地換成了“革命”，“抗日戰爭”已經被換成了“革命戰爭”，換成了“武裝奪取政權”，換成了“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而毛澤東筆下的武裝鬥爭所指，已決不是正在屠殺我們同胞的日本侵略者，而是那個正在艱苦抗日的國民黨“友軍”。至於毛澤東要運用農村包圍城市的辦法，即發動農民戰爭的方法，就更不是要打擊日本侵略者，而是要奪取那個正在艱難抗日的國民黨政權了。一年之後，即一九三九年十月，毛澤東在為《共產黨人》所寫的發刊詞中，又全面地論述了中共應如何在抗日戰爭中進行“革命發展”的重大問題，即黨的建設、武裝鬥爭和統一戰線問題。這就是中共黨人在後來所說的“革命的三大法寶”。可惜的是，這三大法寶，竟沒有一件法寶是用來對付日本侵略者的。
　　同時，為了在黨內將“抗統”轉變為“革統”，更為了將“革統”從黨內“統”到黨外，毛澤東乃開宗明義地說道：“為了中國革命的勝利，迫切地需要建設這樣一個黨，建設這樣一個黨的主客觀條件也已經大體具備，這件偉大的工程也正在進行之中。”而這個工程就是要“建設一個在全國範圍內的廣大群眾性的、思想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布爾什維克化的中國共產黨”。因為“黨更加布爾什維克化，黨就能，黨也才能更正確地處理黨的政治路線，更正確地處理關於統一戰線問題和武裝鬥爭問題”。58
　　兩個月後，毛澤東已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明確地轉換成了“革命統一戰線”。他在大談知識分子的問題時，已經指出：“共產黨必須善於吸收知識分子，才能……發展革命的文化運動和發展革命的統一戰線。”59
　　一九四零年三月，毛澤東又在“目前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的黨內指示中，將如何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號下，發展中共“革命統一戰線”的手段和內容予以了明確說明。他說：“必須采取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反對頑固勢力的策略……發展進步勢力，就是發展無產階級、農民階級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的力量，就是放手擴大八路軍，新四軍，就是廣泛地創立抗日民主根據地，就是發展共產黨的組織到全國，就是發展全國工人、農民、青年、婦女、兒童等等的民眾運動，就是爭取全國的知識分子，就是擴大爭民主的憲政運動到廣大的人民中間……爭取中間勢力，就是爭取中等資產階級，爭取開明紳士，爭取地方實力派……地方實力派，包括有地盤的實力派和無地盤的雜牌軍……”
　　這就是毛澤東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外殼之下，所要建立的中共“革命統一戰線”。其目的，自然不是為了抗日，而是為了“革命”，是為了在抗日的旗號下，繼續和擴張“赤化”運動。這無疑是對中共兩度“四項保證”的公然背叛和徹底背叛。
　　必須指出的是，毛澤東和他的中共並不是在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已經發展到相持階段，才開始在“抗統”的旗號下建立“革統”的。實際上，在中共首次提出“四項保證”，特別是在“七七事變”發生、中共再度提出“四項保證”之始，中共就已經陰險地在做著“要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轉變為革命統一戰線”的準備了（詳見下章）。

第三、抗統與革統的理論基礎  ——“階級鬥爭與民族鬥爭的一致性”理論

一、虛假的抗統和真實的革統需要有理論的支撐
　　毛澤東除掉在對外高喊“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始，就已經對內提出過，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究竟是無產階級領導資產階級還是資產階級領導無產階級的“大道理”，以壓迫和說服那些想對日寇打大仗和硬仗的中共將領以外，當毛澤東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上的“陰陽兩謀”，已經對中共的圖存與擴張產生了初步的效果以後，當國民黨、蔣介石所領導的衛國戰爭在經過一年多的浴血奮戰，日本狂圖三月亡華的速決論已經破產之際，如果毛澤東和他的中共必須趁抗日這個特殊的歷史時期，以進行更大的“革命”擴張，他就必須拿出理論來說服他的全體黨人，以實現對外高喊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對內建立共產革命統一戰線的“統一”。即為他在虛假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下建立中共一黨的“革命”統一戰線，奠定理論基礎。

二、“階級鬥爭可以調節的理論”與“一致性理論”
　　在對毛澤東來說具有轉折意義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首先提出了“階級鬥爭是可以調節的”理論。他說：“階級和階級鬥爭的存在是一個事實，有些人否認這種事實，否認階級鬥爭的存在，這是錯誤的。企圖否認階級鬥爭存在的理論是完全錯誤的理論。我們不是否認它，而是調節它。”60 這樣一來，由於階級鬥爭不僅存在，而且可以“調節”，因此如何停止和發動階級鬥爭，與如何縮小和擴大階級鬥爭，就不僅完全掌握在毛澤東和他的中共手裏，而且完全可以按照毛澤東和中共的需要，來任意進行“調節”了。
　　由是，毛澤東又說道：“在民族鬥爭中，階級鬥爭是以民族鬥爭的形式出現的，這種形式表現了兩者的一致性。一方面，階級的政治經濟要求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內以不破裂合作為條件；又一方面，階級鬥爭的要求都應以民族鬥爭的需要為出發點。這樣便把統一戰線的統一性和獨立性，民族鬥爭和階級鬥爭，一致起來了。”61 毛澤東終於找到了建立虛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建立真實革命統一戰線的結合點。因為即便是民族鬥爭，也是階級鬥爭，它只不過是階級鬥爭的一種形式，因此，中共堅持階級鬥爭就沒有錯。同時，階級鬥爭的民族鬥爭這種形式，又表現了階級鬥爭雙方在民族鬥爭中的一致性。所以，當中共圖存、甚至是擴張的政治經濟要求需要不破裂的階級合作時，中共便可以對外高喊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當中共圖存的目的已經達到，甚至是擴張的力量已經足夠到不怕階級合作的破裂時，中共便可以為了擴張和奪權而連友黨也敢反，友軍也敢打，直至連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口號也不用喊了。因為，階級鬥爭是由中共根據自身的需要來進行調節的。
　　歷史的事實是，為了充分地利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為了在“抗統”的幌子下建立旨在奪權擴張的“革統”，當中華民國在長期艱苦抗戰中已經日見其弱，中共卻因不抗日和假抗日，真擴張和真賣國而日見其強時，毛澤東也就愈來愈張狂地對他的黨人說道：“還有更多的同誌不了解民族鬥爭和階級鬥爭的一致性，不了解統一戰線政策和階級政策，從而不了解統一戰線教育和階級教育的一致性。……統一戰線政策就是階級政策，二者不可分割，這一點不清楚，很多問題是弄不清楚的”。62 至此，毛澤東終於攤開了他的底牌：統一戰線就是階級鬥爭，統一戰線政策就是階級鬥爭的政策。這就等於是說，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就是中共進行階級鬥爭的統一戰線。因而，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目的，不過是為了對抗戰的國民黨和國民政府進行階級鬥爭罷了。而對這個階級鬥爭進行調節的權力，便掌握在毛澤東和他的中國共產黨手中。中國人民長期、艱苦和犧牲慘烈的偉大衛國戰爭，就是這樣地被毛澤東和他的中共當成了奪權、擴張和鬥爭以及再度發動中國共產革命的時機和條件。

第四、中共雙重統戰獲得成功的原因及其對擴張、奪權、打天下的意義

一、中共雙重統戰成功的原因
　　就中共一方而言：其一、是打著抗日旗號進行欺騙的成功和打著抗日旗號以進行招兵買馬的成功。其二、是打著抗日旗號以發動農民戰爭和建立農村獨裁政權的成功。其三、是中共用高喊抗日和高喊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以誘引知識分子，主要是一批在戰爭年代雖失意、失路，卻滿懷報國熱情的小知識分子們參加共產革命統一戰線的成功。其四、是中共在整個抗戰期間，持續使用“革命兩面政策”，因假抗日和不抗日而沒有遭遇戰爭創傷，卻反而“不戰而創強”的成功。其五、是中共將正規軍的全部力量都用來做“發動群眾”工作和建立敵後分裂政權的成功。其六、是中共在“陰面”而非“陽面”，因而能夠玩盡陰謀手段所造就的成功。其七、是中共在一個相當民主的政治條件下，作為一個合法的在野黨，而能夠在相當程度上爭取不明真相之社會力量和不明真相之國際力量的同情，甚至能夠聯合和聯絡所有反對黨派以“乘亂爭民主、鬧自由”的成功。其八、是中共能夠將對外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暗渡陳倉為對內的共產革命統一戰線的成功。
　　就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一方而論：其一、是中華民國政府對中共“輸誠”的措置不當。具體言之，就是當中共在西安事變之後主動向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提出“四項保證”時，執政的國民黨由於與中共有過所謂合作的經歷和教訓，因此，一方面應對中共慣用的陰陽兩面政策有相當的警惕，不能予以輕信；一方面則在接受中共“輸誠”的政策上，決不應該為他留下一個“獨統”的陜甘寧政權和晉察冀政權，更不應該在中共的紅軍被改編為政府軍之後，又在接受最高統帥部指揮的名義下，由中共和毛澤東享有獨立指揮和絕對指揮其軍隊的權力。這在實際上就等於是在全民抗戰之中，為中共留下了一個可以完全不聽指揮和絕對獨立自主的條件，從而為中共使用陰陽兩謀的策略創造了機遇。
　　其二、是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先生，因肩負著抗日的重任和保護人民的責任，於民族大義之下，不得不對中共一再地采取讓步的結果。並且，在讓步既不能使中共自省，又不能禁止中共的假抗日和真擴張時，卻不敢“大義滅共”，而只是軟弱地采取所謂“限製異黨活動辦法”等予以限製，一則限製不了，二則只會引起反彈，三則反而授中共統戰其他合法黨派反對正在領導抗日的執政黨以口舌。
　　其三、是執政的中國國民黨沒有接受北伐前後中共在蘇俄的指使和命令下，對國民黨采取“挖心戰術”的嚴重歷史教訓所致。在中共以高喊團結抗戰和運用所謂四項保證向政府“輸誠”之後，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居然重新予共產黨在後方大城市、甚至是陪都重慶宣傳共產革命、共產思想及共產文化的自由，重新予共產黨辦報、辦書店和設辦事處的自由，重新予共產黨借抗日為誘餌以對國民黨進行滲透的自由。直至為共產黨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暗渡陳倉為共產革命統一戰線，和中共在國民黨、國民政府和抗日的國民黨軍隊裏面發展共產黨的秘密組織，提供了連共產黨也想象不到的“大好政治條件”。卻完全沒有想到，在延安和中共統治的所有地方，即所謂的中共抗日根據地，卻絕沒有宣傳三民主義的自由，絕沒有中國國民黨發展的自由，絕沒有中華民國政府行使其權力的自由。相反，在延安長達四年半的整風運動中，在中共所領導的所謂抗日根據地中，卻一直是在長期地和隨時隨地地“深挖”著國民黨特務。僅延安一地就在整風中挖出了數千名所謂國民黨特務，並因此而製造了無數的冤假錯案，直至枉殺了無數條性命。而中共在國民黨、國民政府和國民革命軍中招降納叛、收買挖心和暗結蛛網的種種做法，卻在毛澤東對黨內的指示、毛澤東的《選集》和中共的內部文件裏隨處可見。所以，當抗戰勝利結束時，在國民黨中，在國民革命軍中，在中華民國政府的官員中，共產黨的秘密組織早已結成了一張若大的網絡，不僅無所不及，而且無法清除。
　　其四、由於中國國民黨是一個執政的黨，是一個領導抗戰的黨，又是一個正在抗戰中推進民主政治的黨，用中共和中共領袖王明的話來說，就是“抗戰中的中華民國人民已經享有了充分的民主和自由”。所以，不僅她的一切表現和作為都在明處，而且，既能給人罵，又能給人反。然而，中共在野，延安在暗處，猶如費正清所言，還是一個“農村獨裁政權”，既不給人罵，更不給人反。所以，你聽到的便都是好聽的大話和假話，不好聽的真話和實話，你根本就聽不到。並且，即便是你要去參觀和考察，他也只給你看他要給你看的，而他不願給你看的，你是永遠也看不到。這就在不明真相的人們眼中，造成了所謂國統區有明有暗，而“共統區卻是一片光明”的錯覺。這就為抗戰的國民黨在與共產黨不抗戰的鬥爭中，帶來了十分被動的局面。更為美國等所謂的國內外民主勢力對共產黨產生好感，和對國民黨產生惡感，造成了先天的畸形效應。由是，這個執政黨，當她在長期的艱苦抗戰中被打得遍體鱗傷、奄奄一息之後，再被那個不給人罵、更不給人反的在野黨共產黨，以及由它所統戰的各合法民主黨派所共同罵倒，直至打倒，也就是完全可能的了。今日，將臺灣推向了民主和繁榮的中國國民黨在臺灣和在海外天天被人罵，和五十年來絕不允許任何人罵的中國共產黨，不僅在中國大陸，在海外也鮮有人敢罵的情形，實已將這個道理對比得再清楚不過。

二、中共雙重統戰對其擴張、奪權和打天下的意義
　　眾所周知的是，中共在奪取中國大陸政權之後，曾一再宣揚他們之所以革命成功，歸根結底是因為他們擁有“革命的三大法寶”。即：黨的領導，武裝鬥爭和統一戰線。而所謂統一戰線，就是指對外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對內的共產革命統一戰線。而統一戰線之所以成了中共奪權成功的法寶，是因為：沒有統一戰線，便沒有中共對外所曾高喊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就沒有中共圖存的達成，就沒有中共擴張的實現，就沒有中共對內建立共產革命統一戰線的可能，因而也就不可能有中共在中國大陸奪權的成功。此其一。
　　其二、沒有統一戰線，中共就失去了實現武裝鬥爭的可能。也就是說沒有了統一戰線，中共就非但少了一個重要的法寶，而且少了第二個重要的法寶 —— 武裝鬥爭。因為中共如若不對外高喊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提出“四項保證”，並獲得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的“接受輸誠”，其時中共的殘余武裝力量非但不能得以擴張，只怕連圖存也完全不能。而圖存之後，如若不繼續對外高喊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高喊抗日，則中共的武裝鬥爭和武裝力量的發展，就失去了它的理由和來源。對此，毛澤東早在一九三九年就已經明白地說道：“統一戰線和武裝鬥爭，是戰勝敵人的兩個基本武器（按：這個敵人是指正在領導抗戰的中華國民政府和中國國民黨，而非日寇），統一戰線是實現武裝鬥爭的統一戰線（按：即對國民政府和國民黨實行武裝鬥爭）。”63
　　其三、正因為統一戰線為中共在抗日招牌下的武裝鬥爭即武裝發展，帶來了實現的可能，所以，全面抗戰爆發僅只兩年多，當大量的國民黨官兵犧牲在對日抗戰的戰場上時，幾乎不曾主動對日寇打過一場象樣戰鬥的中國共產黨，卻得到了巨大的發展。一九三六年西安事變時僅有二萬人馬的中共，不僅於一九三九年就開始對內宣稱“已有五十萬大軍活躍在敵後廣大的國土上”，64 而且，毛澤東在一九三九年十月就已經明確地說道：“我們黨已經走出了狹隘的圈子，變成了全國的大黨”。65 一九四零年三月，他更在“目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一文中指出：“共產黨領導下的無產階級，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的進步力量，最近時期有一個大的發展，基本上已經奠定了抗日民主政權的根據地。”多年之後，當中共黨史專家在總結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歷史功績時，曾激動地說，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為中國人民革命力量的發展創造了條件，使中國革命進入了一個新的高潮，使共產黨從根本上擺脫了以往狹小的處境，走向了一個廣闊的天地。在抗戰中，共產黨依靠這個統一戰線，迅速地發展了人民的抗日民主運動，猛烈地發展了人民武裝和政權，很快地發展壯大了黨的力量。這就為抗戰的勝利奠定了牢固的基礎，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準備了有利的條件。”66 在此，除掉人人都能讀得懂的某些假話、大話以外，其余的話，無非都是中共如何利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進行圖存和擴張的最好“代白和代供”。
　　其四、正是中共接受和使用了統一戰線這樣一個法寶，所以，中共才有可能將前此十年中蘇聯所交代的三大叛亂叛國任務，即發動武裝暴動、煽動土地革命和建立蘇維埃政權，在“抗日”這個不同的和國難當頭的歷史條件下，獲得了意想不到的大發展。如前所說，只不過武裝暴動被換成了抗日名義下的武裝鬥爭，土地革命被換成了抗日旗號下的農民戰爭，建立蘇維埃政權被換成了建立敵後“抗日”根據地罷了。由是，中共在前十年所沒有能夠獲得成功的叛亂和叛國，便終於在全中國人民艱苦抗戰的歲月裏得到了成功，或曰為成功做好了大大的準備。這一切實在應該歸功於蘇俄為他們製定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歸功於日本帝國對我國長期並且是瘋狂的侵略戰爭，歸功於毛澤東和他的中國共產黨在國難當頭之日，敢於假抗日和真賣國的“膽略和智慧”。而中共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究竟是否存在過的問題，歷史亦終於走到了能夠揭開它真相的這一天。

四　　王明的“真統戰抗日”路線和毛澤東對王明
“右傾投降路線”的抵製、批判和鬥爭
　　如果我們已經在事實上和理論上澄清了中共所謂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陰謀性質和特殊功能，那麽，如果我們還能夠將毛澤東和王明圍繞著真統戰抗日和假統戰抗日的黨內鬥爭厘述清楚，則中共所高喊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究屬真假的問題，就會顯得格外地清楚和明白。

第一、王明回國的原因及其堅持的真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一、王明回國的原因
　　前文已經敘述了蘇俄是怎樣命令中共從“反蔣抗日”走向了“聯蔣抗日”的。但是，一向聽命於蘇俄的毛澤東和中共，卻在對外高喊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同時，對內製定、並推行了一條假抗日、真擴張的陰謀統戰路線。顯然，這條陰謀統戰路線很快就引起了斯大林的強烈不安。由於莫斯科需要中國的抗戰來解除日本對它的威脅，由於莫斯科不相信中共能夠在短時期內獲得抗戰的領導權，由於莫斯科認為蔣介石政府有了英、美、蘇的支持，即便不能打敗侵略者也能拖住日本，因此，斯大林才會擔心毛澤東以獨立自主為核心的陰謀擴張路線會惹怒蔣介石，從而造成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破裂，內戰的爆發和中國抗戰的失敗，從而陷蘇聯於兩面作戰的境地。多年以後，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若夫在他寫給毛澤東的信中就曾指責說：“中國共產黨內的情況令我擔憂……根據我了解的一切，我認為，縮小同外國占領者鬥爭規模的方針，以及明顯地偏離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方向，在政治上是錯誤的。在中國人民民族戰爭期間，這樣的方針有使黨脫離人民群眾的危險，會有害地造成內戰的加劇……”所以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為使中共不破裂統一戰線，為使中共服從蔣介石的統一指揮，為加強中共對共產國際政策的貫徹，乃決定派遣王明回國。斯大林在王明歸國前還接見了王明一行並指示說：“不要害怕共產黨人會淹沒在民族解放的汪洋大海中，共產黨人應該積極地參加到民族解放鬥爭中去。”67

二、王明真統戰和真抗日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張國燾在《回憶錄》中曾指明，王明回國以後之所以堅持真統戰和真抗日之民族統一戰線的根本緣由，其一是為了救國，其二是為了保衛蘇俄免受日本的侵略。他說：“他首先指出現在抗戰，確是中華民族存亡絕續的關鍵，國民黨既已積極抗戰，中共便應主動地與之密切合作……如果中國能夠充分擴大抗戰力量，給日本以長期的抵抗，這樣將使日本無力向蘇聯進攻，對國際無產階級的革命前途大大有利。”68 王明真統戰和真抗日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具體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其一、在政治上和理論上認為“抗戰高於一切”。一九三七年三月，王明即在莫斯科發表了“救中國人民的關鍵”一文，稱：“救中國人民的關鍵是將中國人民的所有力量團結成為反日民族統一戰線，首先就是要使國內兩個具有決定意義的有組織的政治力量（即國民黨和共產黨）在抗日救國的共同綱領上實行合作。”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王明一回國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講話稱：“今天的中心任務，是一切為了抗日，一切經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一切服從抗日。”69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政治局會議結束後，誠如中共黨史專家所指出的那樣，鑒於寇深禍重和對於毛澤東假抗日、不抗日的不滿，並且“深怕我黨領導的革命力量的發展引起蔣介石不滿”，王明又寫作並發表了“挽救時局的關鍵”一文，指出：“目前挽救時局的中心關鍵，在於我全民族抗日力量的更加團結。”而“團結我全民族抗日力量的唯一正確方案，便是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並稱，“要更加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首先就必須鞏固與擴大我國兩大政黨 —— 國民黨和共產黨的親密合作”。王明認為，更加鞏固和擴大兩黨合作的障礙，在於有一些人“忘記了抗日是目前民族統一戰線的最主要的共同綱領，忘記了以抗日與否來劃分友敵的最主要標準……忽略了抗日高於一切、一切服從抗日的言行準則……”。王明甚至在該文中真誠地指出：“國共兩黨都是中國一大部分優秀進步青年的總匯……國民黨中也沒有什麽法西斯蒂派……國共兩黨應該互相監督、共同負責、共同發展、共同勝利……共同建立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
　　一九三八年三月政治局會議之後，由於王明看出了建立真正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要障礙，是由於毛澤東為中共製定了一個假抗日、真擴張的陰謀“統戰”策略，已經並正在得以貫徹和執行。因此，王明才又纂文指出：“統一戰線的核心在於國共兩黨的一致性，無論政治路線還是軍事路線，中國共產黨都不應該過多地強調自己的主張。”70
　　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日，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當毛澤東所製定的陰謀“抗戰”策略已經得到強行貫徹，抗戰陣營就要面臨著公開分裂的危險之時，針對毛澤東在全會上一再地批評他“一切為了抗日、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錯誤”，王明要求作了題為“目前抗戰形勢與如何堅持持久戰爭取最後勝利”的長篇發言，仍然堅持“一切為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一切經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路線，強調要“對友黨、友軍采取大公無私，仁至義盡，言行如一，表裏一致，互相幫助，互相尊重，互相友愛，共同工作，共同發展，同生死、共患難，禍福與共，相依為命的工作方法和方式。”
　　其二、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式和內容上堅持兩個統一的理論。也就是“統一的國防政府和統一的國防軍隊”理論。所謂統一的國防政府，就是指以中華民國政府為統一的抗戰政府；所謂統一的國防軍隊，就是指以國民革命軍為主體的統一的抗日軍隊。王明說：“全中國統一之國防政府的建立，全中國統一的國防軍隊的創造，全中國人民的抗日救國大團結的開始形成，這就是保障繼續抗戰和爭取抗戰勝利的最主要條件。”71 由是，王明又指出：“關於蘇維埃問題，共產黨員和優秀的國民黨員的了解是：變蘇維埃政權為一般民主的政權，而且，這個政權將其活動同意於全中國統一的中央政府。”“對於紅軍問題，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員中的愛國誌士的了解是：改紅軍為國民革命軍……這種軍隊在反對外敵的共同鬥爭中，為執行總的軍事計劃，應當服從統一的軍事指揮。”72
　　在中國的全面抗戰已經爆發四個月之後，王明承認：“中國正在成為統一的和有組織的國家。”“在中國，已經在國民政府的基礎上建立了全中國統一的國家政權。”“已開始建立全中國統一的國民革命軍。這種統一的國民革命軍已經有統一的軍事行動去反對共同的敵人，這就是建立真正全中國統一的軍隊的基礎已經有了。”73
　　中共十二月政治局會議之後，王明立即起草了《中共中央對時局的宣言》。宣言提出：自蘆溝橋事變以來，“開始形成了我統一的國家政權和統一的國家軍隊”。而且要進一步建立“有統一指揮、統一紀律、統一武裝、統一待遇、統一作戰計劃的有足夠數量的有新式武裝的和政治堅定的國防軍隊”。
　　由於王明堅持“兩個統一”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理論，所以，當他發現毛澤東堅持不聽從國民政府和國民革命軍總部的指揮，堅決不打大仗、硬仗、運動仗，卻一意要貫徹他的所謂山地遊擊戰時，王明曾一再地要求“必須堅決確定廣泛實行以運動戰為主、而輔以遊擊戰、配合以陣地戰的戰略方針”。74 而當他發現毛澤東以山地遊擊戰為掩護，實際只是想建立敵後非屬於中央政府的中共分裂政權時，王明則明確地指示：“在八路軍收復的晉察冀邊區三十幾個縣中，一切行政系統與人事問題，都要事先征得戰區司令長官和中央軍事委員會及國民政府的同意和批準。”75 毛澤東和他的中共自然不會聽從他。
　　其三、王明承認國民政府、國民黨和蔣介石在努力堅持抗戰救國和民主建國。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七日，王明在“蘇聯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二十周年與中國人民的對日作戰”一文中說：“中國以前是不斷的內戰，現在是和平統一了……現在中國人民和軍隊已在五省和上海區域，進行了將近四個月的英勇的全國武裝抵抗了。”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在中共的政治局會議上，王明曾明確指出：“雖然中國的政治製度距民主共和國的製度還遠，但人民開始有了充分的民主自由……中國的政治製度已經開始了民主化。”
　　一九三八年三月，同樣是在中共的政治局會議上，王明在他的先後兩次發言中曾一再地指出：“應該承認國民黨現在政府和軍隊中均居於領導地位，為我國第一大政黨，國民黨二百萬軍隊是抗戰的主力。”76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王明在漢口會見美國《合眾社》記者白德恩時，又稱：“中國共產黨對國民政府積極抗戰的政策表示滿意，中國共產黨極力幫助和擁護領導抗戰的國民政府。”“國民政府軍事委員長蔣介石先生精明堅決，雄才大略，才能勝利領導全國抗戰。”
　　中共黨史專家嗣後在按照毛澤東的調子批判王明的右傾機會主義時，曾指責王明在自己的發言、報告和文章中，“極力美化蔣介石、國民黨、混淆抗日營壘的政治分野”。77 中共黨史專家的指責，明確地表達了毛澤東和他的中共，就是要公然地將真正堅持了抗戰救國的國民政府、國民黨和蔣介石，誣陷為不抗日的政府、政黨和領袖。

二、毛澤東和中共對王明“右傾投降路線”的讓步、抵製、批判和鬥爭
　　當王明帶著莫斯科的指示，斯大林的旨意，還有他對蘇俄的忠誠和對自己祖國抗戰前途的關心，企圖改變毛澤東已經製定和中共已在執行的陰謀統戰策略，並希望用真抗日和真統戰來矯正毛澤東和中共的陰謀擴張路線時，他的遭遇將可想而知。然而，王明畢竟是斯大林派回來的人物，畢竟帶著共產國際對中共的指示而歸，畢竟在黨內有一定的影響，而他的真抗日和真統戰的理念，又畢竟能夠與黨內一些愛國良知尚未徹底泯滅的黨人，尤其是一些有著抗日榮譽心的軍事將領，一拍即合。因此，分歧既不可免，勝負也就難有定算。它無疑將取決於實力，取決於王明和毛澤東個人之間抗爭的結果，更取決於中共黨人的群體政治、文化素質。
　　其一、分歧的出現和性質。誠如中共黨史專家們所言，“王明回國，給中國共產黨帶來了嚴重分歧。因為王明不是一個人的問題，是涉及到共產國際的方針、政策的問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就必不可免地要同王明右傾投降主義路線進行嚴肅的鬥爭……因為黨內的一批軍事幹部自洛川會議之後，就對洛川會議確定的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原則等問題與毛澤東發生了分歧”。因為“面對日軍的猖狂進攻，有一些軍事指揮員和中央負責人對毛澤東的這一方針難以理解。他們渴望打大仗、打硬仗，主張把運動戰與遊擊戰結合起來，配合國民黨軍隊打幾個硬仗，來提高抗日軍隊的士氣和振奮全國民心。王明在十二月政治局會議上的報告恰好與黨內這些同誌的願望相結合，傾向於王明的主張”。78
　　這便是分歧的由來和基礎。而最能夠說明這一分歧的性質的，莫過於彭德懷在《自述》中所寫下來的這一段話：“我認真聽了毛主席和王明的話，相同點是抗日，不同點是如何抗法。王明講話是以國際口吻出現的，其基本精神是抗日高於一切，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會議上的精神是不一致的，感覺回去不好傳達。”79 顯然，彭德懷的話既含蓄，又明確。明確在他指出了王明的基本精神是抗日高於一切；含蓄在他指出會議的精神不一致，回去後不好傳達，因為毛澤東和王明的講話不一樣。這便是分歧的根本所在。
　　其二、毛澤東假讓步和王明缺少政治鬥爭經驗。據中共黨史專家稱，雖然“在十二月的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仍然強調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堅持遊擊戰方針……但在參加會議的多數同誌贊成王明主張的情況下，毛澤東在王明指出的‘國共兩黨共同負責’的意見方面，也適當做了調整和讓步。”然而，毛澤東的讓步是假的，是害怕局面發生急轉的一種策略。“吃了不少洋面包的王明不但對於中國的國情了解得太少，對於毛澤東的高超領導藝術也估計得太低”。因為作為“勝利者的王明不僅沒有在十二月政治局會議上做成一個決議……在三月政治局會議上仍然沒有形成決議”。再加上王明兩次會後都去了武漢，並在武漢擔任長江局領導工作，坐鎮中央的仍然是毛澤東，所以，“在實際上，王明的右傾投降主義也只在局部發生影響，全黨執行的仍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80 由是，毛澤東表面上的讓步，卻換來了在實際上對王明路線進行抵製的勝利。
　　其三、毛澤東對王明路線開始反擊和王明路線的失敗。毛澤東假抗日真擴張之陰謀策略的貫徹和勝利，不僅大大增強了中共的“革命力量”，也大大地增強了毛澤東在黨內說話的資本。有著“高超領導藝術”的毛澤東，終於可以不必再擔心王明路線在黨內對他的威脅了。用中共黨史專家的話來說，就是“一九三八年九月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召開前，中國革命的發展（按：不是中國抗日的發展），已經決定王明不能在中共‘七大’登上總書記的崗位”。81  由是，毛澤東終於在六中全會上開始了對王明真統戰抗日路線的公開批判和反擊。毛澤東批判王明“只知道聯合國民黨，而他的正確主張是對國民黨一面聯合，一面鬥爭”。毛澤東總結他和王明的分歧說：“在統一戰線問題上，是要獨立自主還是不要獨立自主？在戰爭問題上，是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還是運動戰？”毛更在對會議的總結中指出：“總之，我們一定不要破裂統一戰線，但又絕不可自己束縛自己的手腳，因此不應該提出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口號。一切服從統一戰線，如果解釋為一切服從蔣介石和閻錫山，那也是錯誤的。我們的方針是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既統一，又獨立。”82
　　其四、毛澤東和中共對王明真抗日和真統戰“罪行”的清算和鬥爭。四十年代伊始，毛澤東在延安開始了著名的整風運動。在這一場長達四年半的政治清洗中，王明終於被毛澤東送上了被批判和被鬥爭的舞臺，終於變成了毛澤東最大的異己分子，他的真抗日和真統戰的路線亦終於被冠上了“右傾投降主義”的桂冠，王明本人更被鬥爭折磨得痛苦不堪。特別是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五日共產國際的解散，又在“客觀上為中國共產黨徹底肅清王明右傾投降主義錯誤的影響創造了有利的條件”，所以，即便是季米特若夫寫信給毛澤東，指責他“現在進行的反對王明和周恩來的運動在政治上是錯誤的”，也已經毫無作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書記處發出了“關於研究王明、博古宗派機會主義錯誤的指示”。同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又發出了“關於反對統一戰線中的機會主義的指示”，從此將王明宗派定為反黨性質。其四條罪行：一是反對毛澤東的“論持久戰”（詳見下章）；二是迷信國民黨；三是反對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四是主張運動戰，反對遊擊戰。王明終於為他的真抗日與真統戰路線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王明的悲劇在於：當他作為一個只認蘇俄不認祖國的第三國際共產黨員時，他一整套錯誤的、甚至是賣國的思想路線，不僅在中共黨內占了上風，而且為祖國製造了極其深重的災難，也為他的黨埋下了失敗的種子；而當他於全面抗戰開始之際，因蘇俄的派遣而回國以後，他雖然既認宗他的“工人階級祖國”，也認宗他的苦難的民族，並為了執行蘇俄的命令和要真心地抗戰救國，而提出了一整套真抗日和真統戰的正確路線。然而，他非但沒有成功，反而被指責為一個“右傾投降主義者”，成為毛澤東和中共清洗的對象，並在歷經被批判和被鬥爭的痛苦後再一次逃往蘇聯，直至客死在他那個“工人階級的祖國”，並最終地和他的俄國戰友們迎來了整個共產革命失敗的歷史命運。
　　王明的悲劇還在於，直到他死後，在他自己的祖國和他自己的黨內，都沒有人承認他一生當中唯一一次正確的思想和路線，這就是他在抗戰期間所堅持的真抗日和真統戰的正確路線。以至於直到今日，他所曾隸屬的那個黨的歷史學家們，仍然在批判著他的“右傾投降主義路線”，詆毀著他一生中曾唯一正確的愛國思想和愛國事業。這雖為王明一己的悲劇，更為中共全體的政治本質和文化素質所決定。

第四章

中共假言抗日以圖存、借口抗日以擴張（下）


一　　中共對外保證擁蔣抗日、對內決策日蔣火並
　　當我們已經對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口號、策略和理論的陰謀本質，有了一個清晰的認識之後，我們就能夠將中共假抗日和真擴張的行徑，以及中共乘國難以一意準備奪取政權的事實認識清楚了。

第一、一九三七年八月中共對內的兩個秘密指示

　　一九三七年五月，劉少奇曾在中共“白區”黨的代表大會上作了“關於白區黨的群眾工作的報告，指出“各地黨組織應該在中央幫助下迅速地恢復起來，並且謹慎地認真地發展黨員；要訓練出大批幹部分配到各條戰線上去，這是黨的中心工作……”蘆溝橋事變發生後，中共雖然於七月十五日即發表了“國共合作、共同抗日宣言”，同一天，朱德又發表了“七一五對日進行抗戰”講話，然而，事不過半月，當國民黨軍隊在平津對日寇的節節抵抗，已經打得十分地壯烈與殘酷，第二次松滬抗戰就要爆發之時，中共中央卻對內秘密發出了“關於南方各遊擊區工作的指示”。這個內部指示的前言，稱發出這個指示的目的，是為了“開展統一戰線工作，保存與擴大革命的支持點。”這個秘密指示的主要內容是：
　　（一）政權問題第三條：在鄰近遊擊區域周圍的國民黨區域，我們必須利用一切舊關系打進舊政權中，去充當保甲長或區長及職員等等。
　　（二）土地問題第三條：要利用國民黨舊有的組織，如農村復興會、合作社等等，到裏面去工作，在真正為群眾謀利益的過程中去取代領導。
　　（三）武裝問題：在保證與鞏固革命武裝、保障黨的絕對領導的原則下，一、較大的紅色部隊可與國民黨附近駐軍或地方政權進行談判，改變番號與編製以取得合法地位……。二、改變番號與編製後，部隊中可成立隊長或副隊長、政治部主任或總支部書記的黨的秘密委員會，領導部隊中的一切工作。三、脫離生產的小的地方性遊擊隊，遊擊小組，原則上可一律變為民團，以取得合法地位，不可能時，仍可非法存在。四、赤衛隊取消，有計劃有組織地改變番號，用抗日義勇軍或抗日遊擊隊名義，根據黨的新政策，進行獨立的活動，以靈活的遊擊行動，去發動組織人民，建立黨的秘密組織……。
　　（四）群眾工作問題：二、在順利的條件下，如果革命的群眾團體還不能公開存在時，黨應當根據當地的實際環境，利用一切合法的組織形式去進行組織群眾的運動。三、黨必須及時註意與糾正左傾關門主義與盲動主義以及右傾的尾巴主義與失掉階級立場的投降主義的錯誤。四、必須有計劃地去開展四周國民黨區域的群眾工作。
　　（五）國民革命軍工作：二、利用一切機會去接近下級的官佐和士兵……建立黨的秘密組織（按：中共在之後歷次對國民黨、國民政府和國民革命軍的公開宣言中，均聲稱絕不在國民革命軍中建立中共的秘密組織）三、頑固的反動的民團與土匪的堅持者與我們作對者，爭取不可能時，可以以政治瓦解與軍事進攻消滅之。
　　（六）黨的組織：一、普遍建立黨的秘密組織。無論是蘇區，還是遊擊區，黨的組織必須全部變為秘密的組織，不必公開的幹部和黨員，不應在群眾中以共產黨員的面目出頭。對於黨員，要註意秘密工作的教育和執行。對於在政權中工作的黨員和左派分子，絕不要他們直接作黨和群眾的工作，僅能做群眾工作的掩護者，只能在他們的地位上作他們能做的工作……。二、……要真正建立黨團工作，一切工作經過黨團。三、有組織、有計劃地以馬克思列寧主義重新訓練黨的幹部和黨員，了解黨的新政策。要有計劃地有系統地舉辦黨校與訓練班。
　　（七）解釋工作：必須在黨內外解釋，同國民黨求得和平妥協，需要我們長期忍耐與不屈不撓的艱苦鬥爭……我們仍應保持過去十年來艱苦卓絕的革命傳統，在新的條件下為執行黨的路線而奮鬥。01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又對內發出了“關於抗戰中地方工作的原則指示”。
　　這個原則指示的第六條稱：共產黨員應該以抗日積極分子的面目，參加到政府與軍隊中去，並取得其中的領導位置。
　　第七條稱：在抗戰中，應該爭取民主權利的鬥爭。利用一切機會組織工人、農民學生、市民自己的合法的群眾團體。或加入到已有的國民黨所控製的機關（如黃色工會、農會、學生自治會等）中去工作，轉變他們為這類的群眾團體。利用一切方法動員群眾爭取民主權利，擴大政府所謂允許民主的範圍，一直到言論、集會、結社、出版自由之完全取得。
　　第十一條稱：同各黨各派的政治鬥爭，是任何時候不能放棄的。但如何爭取抗戰順利的問題，應該成為鬥爭的中心。應該到處提出黨對於保證抗戰順利的具體主張與辦法，批評其他黨派的不徹底不堅決，以動員全國人民，環繞在我黨主張與口號的周圍。
　　第十二條稱：用一切方法爭取黨的公開與半公開。但同時應該鞏固與擴大黨的秘密組織。
　　…………… 02
　　應該說，這兩份發出在七七事變剛剛發生之後的內部指示信，不僅是對“四項保證”的立即背叛和徹底背叛，而且已經將中共欲在抗日的名義下，恢復和擴張一己力量的陰謀謀略，表現的淋漓盡致。在這裏，抗日，已經完全成為一個幌子。抗戰和如何抗戰，已經完全被拋到了九霄雲外。而利用抗戰的名義，利用抗戰的形勢，利用民眾的抗戰要求，利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口號，和利用國民政府所給予的合法地位，所幹的，或曰一心想要幹的，無非是既要擴大中共抗戰的虛假名聲，又要詆毀其他真正抗戰力量的影響，更要乘機打擊正在艱難領導全民族抗戰的國民黨和國民政府，而這一切都無非是要乘機擴張和準備奪權罷了。二十年代中期，中共在蘇俄的命令下對國民黨施行挖心戰術，以求發展與擴張的手段和經驗，又被施展到了全民族奮起抗戰的日子裏。只不過此時的中共，剛剛絕處逢生，“合法”伊始，力量尚薄，無力張狂。因而不喊抗日，便不能合法和存在；不喊統戰，便不能卷土重來。由是，中華民族為保存自己血脈的偉大衛國戰爭，便在中國共產黨的手裏，全然變成了營造和擴張中共一黨之私欲的時機、借口和手段。

第二、一九三七年八月中共洛川會議的由來及其對外和對內的兩面政策

　　國民政府軍 —— 國民黨軍隊在平津節節血戰日寇的壯烈犧牲景象，不僅震撼了全國人民；第二次上海抗戰、即八一三松滬抗戰的爆發和慘烈，更是揪住了全國的人心。這就使得“七七”以來僅僅是對外大言抗日的中共及其軍隊，面臨著一個十分尷尬的局面。誠如張國燾在他的《回憶錄》中所敘述的那樣，“八月上旬，日軍向平津進攻，山西已受到威脅；南京急電八路軍，催促即開赴前線，受閻錫山指揮，阻止日軍前進。周恩來也由南京來電，要求八路軍遵命迅速開往，表示抗日的積極態度。毛澤東代朱德草擬復電，老是借故推脫，不是說補給尚待充實，就是說編製工作尚未完竣，要求暫緩出發。……八月十三日，日軍進攻上海，戰事大規模進行，八路軍出發山西前線的事，似乎不好再拖延了。毛澤東提議中共中央立即舉行一次擴大會議，以便在八路軍出發前，決定中共在抗戰時期的全盤政策。”03
　　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日左右，中共中央擴大會議在延安南九十公裏洛川縣城附近的一個村莊舉行。參加會議者，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和中央各部首腦外，重要軍政幹部和重要軍事將領朱德、彭德懷、賀龍、林彪、劉伯承等都參加了會議。

一、中共洛川會議的對外宣言 —— 陽謀
　　其一、《毛澤東選集》一九六七年版第三六六頁註釋載：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陜北洛川通過了“關於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定”，該宣言第八條稱：共產黨及其所領導的民眾和武裝力量，應該最積極地站在鬥爭的最前線，應該使自己成為全國抗戰的核心，應該用極大的力量發展抗日的群眾運動。不放松一刻功夫一個機會去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只要真能組織千百萬群眾進入民族統一戰線，抗日戰爭的勝利是毫無疑義的。
　　其二、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共洛川會議通過並發布了“為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而鬥爭”的《中國共產黨抗日救國十大綱領》。雖然該綱領包藏禍心，卻宣誓曰：
　　為保衛華北和沿海各地而血戰到底。
　　為收復平津與東北而血戰到底。
　　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
　　反對任何的動搖和妥協。
　　其三、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第十八集團軍正副總指揮朱德、彭德懷發表就職通電稱：……日寇進攻，民族危急，敝軍請纓殺敵，義無反顧！……德等願竭至誠，擁護蔣委員長，追隨全國友軍之後，效命疆場，誓除日寇，收復失地，為中國之獨立自由幸福而奮鬥到底。
　　然而，這都是表面文章。是喊給國民黨、國民政府和全國人民聽的。

二、中共洛川會議的對內決策 —— 陰謀
　　其一、決策失敗主義的“日蔣火並”。在洛川會議上，張聞天作為當時名義上黨的最高負責人，曾在他的開場白中說：“以往中共的方針是推動國民黨抗戰（按：國民黨的抗戰豈是中共推動的），現在抗戰既已成為事實，就應從根本上考慮中共在抗戰中的任務。”04 張國燾在《回憶錄》中指證說：“他（張聞天）引證列寧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是采取使沙皇政府失敗的政策為根據，認為中共在抗戰中的基本策略應該一箭雙雕，使日本和蔣介石和一切反動勢力相繼失敗……強調中共的抗日政策是十足的失敗主義策略，因此肯定必須使蔣介石失敗，使日本和蔣介石都因戰爭而瓦解。他還說，國民黨抗戰不會有好結果，不是在戰爭中一敗塗地，便會在中途妥協（按：所以中共才要“推動”國民黨抗戰）。”05 張國燾繼續指證說：“毛澤東繼張聞天之後發言，表明支持張聞天的見解。他認為日本的軍事勢力遠勝中國，抗戰絕無僥幸之理。前此中共強調武力抵抗日本，並不是認為就可以打贏，而是為解決國內矛盾所必須。他警告不要為愛國主義所迷惑，不要到前線去充當抗日英雄，要知道日本的飛機大炮所能給予我們的傷害，將遠過於蔣介石以前所給予我們的危害。”06
　　其二、決策“獨立自主”的陰謀“抗日”策略。張國燾指證：“毛澤東接著強調中共和八路軍應該絕對地維持獨立自主。他說明八路軍此後應完全遵照中共中央軍委會的指示行事，南京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和各戰區司令長官對八路軍有任何命令，都應先報告延安，聽候處斷。凡不利於八路軍的任何命令，一概應用任何藉口，予以推脫……紅軍改稱八路軍，但其內部體系，一仍舊慣，不得有任何變更；尤其要嚴防國民黨滲透到紅軍裏來。中共所發展起來的抗日根據地的一切，都須根據延安的指示處理，自成體系。在國民黨區域裏的中共組織，除少數人可以露面外，仍須保持地下組織的特性，展開對國民黨的批評。尤其要反對漢奸和妥協活動，以期達到爭取群眾的目的。……八路軍應堅持遊擊戰爭，避開與日軍的正面沖突，避實就虛，繞到日軍後方去打遊擊，主要任務是擴充八路軍的實力，並在敵人後方建立中共所領導的抗日根據地。”07
　　張國燾的指證沒有不準確的地方。因為，在此之前，中共的內部指示已經是它的證明；在此之後，毛與中共的做法更完全證明了張的誠實（參見下文）。尤其是毛澤東所提出的“獨立自主、遊擊戰爭和建立中共領導下的敵後抗日根據地”這三項假抗日、真擴張的陰謀策略，確實成了中共在整個抗戰期間的主要陰謀謀略。由是可知，這個由張聞天和毛澤東所製定的失敗主義與日蔣火並的陰謀抗戰謀略，就不僅在實際上是對中共“四項保證”的徹底揭穿，而且，更是對他們自己對外高喊“抗日”的徹底背叛。難怪張國燾說：“我當場聽了張聞天、毛澤東的言論，覺得他們把底牌揭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遭到蹂躪，民族大義也不受重視，抗日烈火也並沒有改變這兩個自私的陰謀家的心腸。”08
　　其三、洛川會議的內部爭論與解決。應該承認的是，張聞天和毛澤東在洛川會議上所提出的陰謀抗戰策略，並沒有得到所有中共與會人員的贊成。不僅部分有著愛國情緒的軍事將領對此有看法，連周恩來也在一定程度上持保留態度。因為他需要與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周旋，需要“要槍、要錢、要編製和要地位的本錢”。而其他到會者也“或多或少地表示張聞天和毛澤東的意見，不能完全同意。有的說到我們所提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實行時不好變化得太快，有的說到仍應委曲求全，力爭抗戰勝利。有的說到絕對的獨立自主不易實行。有的說到八路軍將來在前線作戰，不能限於只打遊擊戰……”“毛澤東看形勢不對，於是提議休會三天……實際是停止討論，仍然按照他自己的主張行事。在休會三天裏，毛忙著與軍事幹部舉行各種會議……三天後復會，毛澤東首先報告，謂現在大家的看法大體歸於一致。”09 然後，洛川會議便作出了與會議的實際精神完全悖反的，高喊抗日、卻又深藏禍心的兩個對外文件，這就是前文已經提及的《中共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和《關於目前形勢和黨的任務的決議》。
　　然而，毛澤東絕不會改變他的陰謀抗戰策略。蘇聯《塔斯社》記者、共產國際駐延安聯絡員彼得·富拉基米若夫曾在他的《延安日記》中記述道：“據他看（指毛澤東）戰爭有利於奪取政權，因為戰爭能削弱和破壞重慶政府的力量。按照當前形勢看，應讓中央政府的軍隊去冒危險，而自己卻要避免對日本進行積極的鬥爭。這樣就能建立起自己的權勢來。毛澤東認為，敵人的勝利是削弱蔣介石勢力的一個因素。因為中共領導把國民黨看成是主要的敵人，不遺余力地要奪取中央政府所控製的地盤，用各種手段來達到目的。因此，中共軍隊只能在表面上服從南京，實際上必須服從延安指揮。南京任何命令，必須先報告延安，以保持獨立的黨，獨立的軍隊，獨立的指揮系統，並且主要是擴張地盤。”10
　　對此，中共的黨史學家們也曾極為肯定地說道：“配合國民黨友軍作戰，是在我黨的絕對領導和直接指揮下進行的”。11
　　其四、中共洛川會議陰謀決策的貫徹和實行。由於山西的對日抗戰已經打得十分激烈，因而毛澤東已經不得不命令部隊開赴“前線”。但他不僅命令八路軍的三個主力師開赴“敵後”，不僅對八路軍主力部隊交代了“主要是作群眾工作以發展革命勢力”的指示，而且，當八路軍的個別將領在政府軍浴血抗戰的刺激之下，已存有“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心態時，毛澤東乃一日數電地命令，指示，甚至是軟硬兼施地要求八路軍“不得打大仗、硬仗和運動戰”，而只需到敵後去發動群眾，堅持所謂的山地遊擊“戰”和建立由中共領導的敵後“抗日”根據地。
　　歷史的事實是，洛川會議之後，毛澤東即命令林彪的一一五師潛入晉察冀山區，賀龍的一二零師潛入晉西北山區，劉伯承的一二九師向魯冀平原發展。其目的，均在繞到敵後，以謀擴張。
　　歷史的事實是，“毛澤東曾在九月十二日致彭德懷電；九月十六日致林彪電；九月二十一日致彭德懷電；九月二十五日致朱德、彭德懷、任弼時、周恩來電；同一天致周恩來、劉少奇、楊尚昆電等一系列指示中，反復強調了我軍必須堅持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不能采取運動戰的方針，應該把工作重心放在放手發動群眾，通過山地遊擊戰，深入敵後，建立根據地，獨立自主地發展和壯大革命勢力。”12
　　歷史的事實是：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一日，平型關戰鬥發起前，毛澤東在給彭德懷的指示電中曾說：“只想以陳旅（按：即參加過平行關戰鬥的陳光旅）集中，相繼給敵以打擊，暫時不分散，這種一個旅的暫時集中當然是可以的。但如許久還無機可乘時，仍應適時把工作中心轉向群眾工作為宜。”13
　　這就是毛澤東製止八路軍抗日的“五封電報”，也是中共黨內、軍內曾盛傳八路軍參加平型關戰鬥是違背了中央指示的由來（參見下文）。而也正是這五封不準抗日的電報，才把毛澤東對內決策的假抗戰謀略，強行地予以貫徹和執行了；才將毛澤東命令八路軍 —— 這一支由國民政府武裝起來的正規軍，只能將做群眾工作當作中心工作，而不得將抗日作為主要任務的陰謀暴露無遺；更把中共高喊“抗日”的綱領和決議，自我地揭穿無遺。

第三、中共參加平型關戰鬥和發動“百團大戰”的真相

一、平型關戰鬥的真相
　　其一、平型關戰鬥是全面抗戰前期發生在長城沿線的一場大型戰鬥，是華北京漢、津浦、京綏三線諸大型戰鬥中的一次戰鬥，也是蔣介石命令在華北實行節節抵抗方針的一個具體戰鬥（參見上卷第六章）。這場戰鬥以國民黨軍隊為主力，消滅了敵阪垣師團二十一旅團的主力，對振奮人心起到了很大作用。然而，八路軍某部卻是在局部地抵製了毛澤東連續五次命令的前提下，才介入了這一場戰鬥，而不是“指揮和參加這一場戰鬥的領導和主力”。不過是極不情願的“配合”作戰，伏擊了敵人的輜重、即補給部隊而已。
　　其二、一九八六年，中國大陸學者就已經在“平型關伏擊戰所殲之敵非第二十一旅團主力”的論文中，論證了八路軍伏擊的“只是日軍預備隊一千余人和輜重”，即一支補給部隊。其理由，一是從繳獲敵人的武器裝備來看，所殲之敵非主力編製。二是從繳獲敵人的軍用物資來看，軍用食品無數，單是日本軍大衣，就夠中共一一五師每人一件（一一五師當時有一萬五千人）。三是從當時敵人主力所處位置來看，敵二十一旅團主力於九月二十四日晚在平型關、團口即講堂村一帶陣地進攻國民黨軍隊，於二十五日占領了該地附近長城正面約兩公裏的地方。因此，九月二十五日從靈丘方面開出的，不是敵人主力。四是從有關資料來看，九月二十五日，“第一一五師向蔡家山谷、小寨村攻擊之部隊，於十二時左右於小寨村將敵兵站守備隊約一個大隊兵力全部殲滅”。五是日本方面記敘，“第一一五師在通往靈丘 —— 平型關的小路上伏擊日本補給部隊，使日軍遭受極大損失”。“中國軍在平型關陣前進行反攻，同時，共軍的一部，伏擊第五師團非戰鬥部隊的補給部隊，使該部受到極大損失”。14
　　其三、中共黨史專家們指出，“過去有一種觀點，認為平型關戰鬥意義很大，但存在嚴重錯誤，主要是違背了黨中央的戰略方針”。至於黨中央究竟有一個什麽樣的“戰略方針”，前文已經道盡，此處無需贅述。

二、百團大戰的真相
　　其一、百團大戰顯然不是一場大型的戰役或大型的會戰。臺灣一九八八年出版的《中國現代史》稱：潛入敵後的共軍，常分股破壞敵人的鐵路和公路交通，到一九四零年號稱“百團大戰”，廣事宣傳。15
　　八十年代的一些中共黨史專家稱：“百團大戰沒有超過敵後防禦階段的限度”，它基本是“遊擊戰中的運動戰，防禦戰中的進攻戰。”16
　　八十年代的另一些中共黨史專家稱：“百團大戰違背了黨中央規定的戰略相持階段的戰略方針，超過了戰略防禦的限度。”17
　　中共統計的百團大戰戰果稱：在三個月又十五天的戰鬥中，斃傷日軍
　　兩萬零六百四十五人，偽軍五千五百五十五人，俘日軍二百八十一人，偽軍一萬八千四百人，拔除日據點二千九百三十三個，繳獲步馬槍五千四百余支，輕重機槍二百余挺及其它大量武器彈藥，破壞鐵路九百四十八裏，公路三千余裏和橋梁、車站、隧道二百六十余處，破壞煤礦五所……。18
　　上述研究成果，特別是中共自報的戰果，以及它的戰線之長、戰場之闊大，均足以說明，百團大戰決不可能是一場大型戰役或大型會戰。如果是，那它就一定是“人類歷史上空前範圍的大型戰役或會戰”了。另外，它雖然“戰果輝煌”，但至今沒有傷亡數字的事實，和它在如此之大的戰役中，竟沒有一個中、高級軍官傷亡的事實，都只能說明它的真實性是需要考慮的。與國民黨軍隊在二十二次大型會戰和一千多次大型戰鬥中所犧牲的二百余位將官相比，誠屬不能想象。下文將提到的，共產國際駐延安代表彼得·弗拉基米若夫所指出的，“中共軍隊誇大戰果、以掩蓋準備內戰”的話，值得深思。
　　其二、蓋因毛澤東堅決不準對日寇打大仗、硬仗、運動戰，連平型關戰鬥那樣的“大戰”毛澤東都不準八路軍參戰，彭德懷才不敢擅自組織一場真正的戰役。因而，彭德懷只能懷著軍人的榮譽心以組織一系列對日寇的小規模襲擊，也就完全是可能的。但是，近半個世紀以來，它卻遭到了毛澤東和中共一些領導人物以及中共某些黨史學家的一再批評甚至批判。彭為此而具有了歷史性的“反毛罪行”，文革中更因此而遭受過一再地批判和鬥爭，直至含冤而死。因為，至今仍有一些中共黨史專家在指責說：“這樣大的戰役行動，事先沒有報告中央，是背著中央擅自發動的。”19 也有一些黨史專家們說：“這樣重大的戰役，還沒有得到中央正式批準就進行，從組織上講是有缺點和錯誤的。但說根本沒有請示，那也是不符合事實的。”20 彭德懷本人在《自述》中說：“總部決定後，七月二十二日發出電報給各區，也報軍委”，“大概比預定時間早了十天，即在七月下旬開始的。故未得到軍委批準（這是不對的），就提早發起了戰鬥。”21 顯然，在連彭德懷也沒有言論自由的時代，即便是他的《自述》所敘述的“事實”是否是事實，也仍然需要甄別，就不用說中共的那些黨史學們家了。然而，毛澤東，中共，以及他們的黨史學家們、紅衛兵們批判甚至鬥爭彭德懷的根本原因，雖是“反對毛主席”，理由卻如中共某些黨史專家們所指出的那樣：“百團大戰給我敵後帶來了嚴重的困難，造成了極為不利的影響。”22 說穿了，無非是因為它暴露了中共已經得以擴張的軍事實力，從而給中共帶來了繼續實行假抗戰和真擴張的困難。
　　其三、彭德懷雖然為他的百團大戰遭受了難以想象的漫長痛苦，但是中共卻對外將百團大戰宣傳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中共中央曾在它一九三九年的文件中趾高氣昂地宣稱“我黨五十萬大軍積極行動於敵後，尤其是此次華北‘百團大戰’，則給了日寇以沈重打擊，給了全國人民以無窮的希望”。23 朱德、周恩來、鄧小平、賀龍等或致電祝賀，或纂文熱情鼓吹‘百團大戰’的勝利。《新中華報》、《新華日報》（中共在重慶辦的機關報）等大量刊登歡慶“百團大戰”勝利的報導和各界群眾的賀電，都指出“這一勝利振奮了士氣人心，提高了全國人民致力於抗戰勝利的堅定信念……各抗日根據地軍民紛紛舉行慶祝百團大戰勝利的大會”。24 然而，中共黨史專家們卻一語露盡天機：“國民黨蔣介石攻擊我軍是遊而不擊，專打友軍、不打敵軍。百團大戰粉碎了這些謠言和攻擊，從而提高了根據地與遊擊戰的地位。”25 也許，這才是中共雖要批判彭德懷、卻又要鼓吹百團大戰“偉大功績”的真正原因。此後，毛澤東和他的中共，在中國人民長期的艱苦抗戰中，非但再沒有打過一場象樣的戰鬥，並且從不曾出現過一個如董存瑞、黃繼光那樣的抗日英雄（如果有，那就不知道要吹到如何的地步了）。毛澤東在他的《選集》裏記載的所有作戰指示和作戰方針就全是打內戰，而不是打外戰，都是打國民黨，而不是打日寇。中共更沒有一個高級軍官戰死在抗日的疆場上，甚至至今連起碼的傷亡數字也無法公布，在中國大陸廣闊的土地上也難得一見中共的抗日烈士紀念碑。一九三九年就自稱已經在敵後發展到五十萬大軍的中共，其只意在借抗日以招兵買馬，只求“打”影響以爭取群眾，只為保存實力便遊而不擊，只為給自己搶糧、搶物資、搶武器而小規模地襲擊日偽、主要是偽軍，只因為遭遇日寇而不得不打打遭遇戰，雖然擁有“農村包圍城市”的偉大戰略卻從不曾包圍過日寇所占領之任何城市的等等“抗日”表現，實在將他們假抗日真擴張的本相暴露無遺。至於中共的八路軍和新四軍除掉參加平型關戰鬥和組織百團“大戰”以外，因再也沒有打過一場象樣的抗戰，便只能用電影、小說來表示他們是如何地用“地道戰”、“地雷戰”和“麻雀戰”打敗日本並發展壯大起來的了。在中共禦製的電影“平原遊擊隊”中，那一句“鬼子來掃蕩了，八路軍進山了”的著名道白，早已將八路軍養在深山不抗日的“真景與真情”，由他們自己作出了高度的藝術概括。對此，彼德·富拉基米若夫亦在他的《延安日記》中寫道：“中共部隊對目前日本掃蕩占領的行動不作抵抗，他們撤上山去，或者渡過了黃河……八路軍的隊伍（當然還有新四軍），早已停止了對侵略者的出擊和反擊。……一比較材料，就令人十分沮喪。八路軍方面沒有采取任何積極的軍事行動！更有甚者，軍事行動都被嚴厲地禁止了。……我們下來和戰士一起抽起煙來，他們承認說，我們得到通知，叫我們不要去動他們。上頭說，我們不去碰人家，人家也就不來碰我們。”26
　　彼得·富拉基米若夫還寫道：“當然，中共對侵略者也消極應付，並不排除有一些戰鬥行動，但是，這種行動是有限的，而且只是被迫還擊而已，顯然同八路軍的實戰能力是不相稱的。提供給外界的有關八路軍和新四軍戰績的資料，蓄意誇大了戰果，這樣，就把準備內戰的事實掩蓋起來了。”27
　　這便是中共自稱“領導全國人民堅持八年抗戰直至最後勝利”的歷史真相。在整個抗戰中，如若僅僅將中共與那些在全面抗戰爆發前曾借口抗日以陰謀自保、擴張、甚至反叛的地方軍閥相比，則全面抗戰爆發之後，民族大敵當前之時，這些地方軍閥們不顧一己的私利，而全身心投入浴血抗戰的史詩般英雄行為，無疑只能使得中國共產黨罔顧民族大義，一心只想擴張奪權的陰謀抗戰“策略”，為中華民族的永世子孫所不齒。

二　　中共“獨立自主原則”下的“三個堅持”陰謀
　　如前所說，中共在八年抗戰伊始，就決定不打大仗、硬仗和運動戰，目的即在保存中共的“革命”力量，以為將來打內戰、奪天下做準備。全面抗戰開始以後，當全中國的軍隊，包括昔日的地方軍閥都在中華民國政府和蔣介石的領導下浴血奮戰之時，毛澤東如果仍然要堅持這樣一個借抗日以營一黨之私的目的，不僅是對外，即便是對內，特別是對那些尚有一定抗日榮譽心的中共將領們而言，他都必需拿出一套言之成理的“抗日理論”，以解決內部歧見，以實現對外欺騙。

第一、毛澤東提出了打內戰須用運動戰、打外戰卻須用遊擊戰的理論

　　一、毛澤東首先承認抗日戰爭的命運取決於運動戰。他說：“在抗日戰爭的全體上來說，正規戰爭是主要的，遊擊戰爭是輔助的，因為，抗日戰爭的最後命運，只有正規戰爭才能解決……不懂得正規戰爭是解決戰爭最後命運的關鍵，不註意正規軍的建設和正規戰的研究和指導，就不能戰勝日本。”28

　　二、毛澤東承認中共在抗戰前的內戰中打的就是運動戰，並承認中共在抗戰中只能打遊擊戰是“倒退”。毛澤東說：“國內戰爭（按：即中共十年武裝叛亂和叛國）的過程，大體上可以分為兩個戰爭時期。在前期主要是遊擊戰爭，在後期主要是正規戰爭。但所謂正規戰爭是中國型的，只表現在集中兵力打運動戰和指揮上、組織上的某種程度的集中性與計劃性方面……抗日戰爭前期的遊擊戰爭……是用正規性（某種程度）的八路軍去分散執行遊擊任務……”他認為這是中共軍隊在抗戰中的第一個重要轉變。“第二個轉變是處於兩個不同戰爭過程之間的，這是一九三七年秋季（蘆溝橋事變後）的事情。這時，敵人是新的，即日本帝國主義，友軍是過去的國民黨（它對我們仍然懷著敵意）戰場是地域廣大的華北（暫時的我軍正面，但不久就會變成長期的敵人後方）。我們的戰略轉變是在這些特殊的情況之下，進行的一個極其嚴重的轉變。在這些特殊的情況下必須把過去的正規軍與運動戰，轉變為遊擊軍（以上說的是分散使用，不是說的組織性和紀律性）和遊擊戰，才能同敵情任務相符合。但是這樣一個轉變，便在現象上表現為一個倒退的轉變……這一轉變關系於整個抗日戰爭的前途，關系於中國共產黨的前途非常之大……”29
　　由是可知，既然毛澤東明知只有運動戰才能決定抗日戰爭的命運，那麽，中共從武裝叛亂中的運動戰倒退為抗日時期的遊擊戰，也就關系不到整個抗日戰爭的命運了。但是，正因為它關系於中國共產黨的前途非常之大，所以，毛澤東才一定要在抗日時期堅持遊擊戰，而不是運動戰。

　　三、毛澤東進一步指出“我黨的軍事戰略方針，由國內戰爭後期的正規戰爭轉變為抗日戰爭前期的遊擊戰爭，是何等的重要和必須”。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毛澤東在“戰爭和戰略問題”一文中，曾明確指出將內戰中的運動戰轉變成抗日時期的“遊擊戰”，有“十八條好處”。其中第二條：擴大了我軍根據地。第四條：相持階段，堅持敵後根據地有利於正面整軍（按：即為未來打內戰訓練正規軍）。第六條：能最迅速、最有效地擴大軍隊。第七條：能最普遍地發展共產黨，每個農村都可組織支部。第八條：能最普遍地發動民眾運動，全體敵後人民，除了敵人的據點以外都可組織起來。第九條：能最普遍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權（按：即建立中共敵後獨裁分裂政權）。第十七條：能最迅速最有效地創造出大批領導幹部（按：是領導革命而非領導抗日的中共幹部）。第十八條：最便利於解決給養問題（按：即以抗日的名義來取之於民，用之於共）。顯然，這許多“好處”，對於不打日本、卻要借抗日而擴張的中共及其軍隊來說，實在是好得“不同凡響”，但也將中共假抗日真擴張的陰謀伎倆暴露得一乾二凈。

　　四、毛澤東指出遊擊戰是中共革命武裝鬥爭的總概念和最好的鬥爭形式。一九三九年，當中國的抗日戰爭已經走向最為艱苦的相持階段時，毛澤東卻在《共產黨員》發刊詞上將中共的武裝鬥爭定性為：“中國共產黨的武裝鬥爭，就是無產階級領導下的農民戰爭。”接著，他在分析中共武裝鬥爭的歷史對於抗日階段中共革命武裝鬥爭的作用時又說道：“第一階段是參加北伐戰爭（按：是破壞和叛變北伐的戰爭）……第二階段是土地革命戰爭（按：是在蘇俄命令下的武裝叛亂和叛國）……第三階段就是現在的抗日戰爭。這個階段中，我們能夠運用過去第一階段中尤其是第二階段中的武裝鬥爭的經驗，能夠運用武裝鬥爭形式和其它必要的鬥爭形式互相配合的經驗，這種武裝鬥爭的總概念，在目前就是遊擊戰爭。”由是，毛澤東對中共武裝鬥爭和“抗日遊擊戰爭”的性質及關系，作出了如是的分析：“遊擊戰爭是什麽呢？它就是在落後的國家中，在半殖民地的大國中，在長時期內，人民武裝隊伍為了戰勝武裝的敵人，創造自己陣地所必須依靠的因而也是最好的鬥爭形式。”毛澤東終於把利用抗日而進行革命武裝鬥爭的“底牌”亮出來了：“離開了武裝鬥爭，離開了遊擊戰爭，就不能了解我們的政治路線，也就不能了解我們黨的建設。我們的政治路線的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武裝鬥爭。……在中國，離開了武裝鬥爭，就沒有無產階級的地位，就沒有人民的地位，就沒有共產黨的地位，就沒有革命的勝利。”
　　在這裏，我們聽不到任何抗日的意願，聽不到中共的武裝鬥爭與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還有什麽關系。我們所聽到的，只是震響在中國人民艱苦抗戰時期的，徹頭徹尾的革命陰謀、鬥爭陰謀和武裝鬥爭的陰謀。而這一切的陰謀，都不是針對日寇，都是針對著他們的內敵，即正在艱苦地領導著抗戰的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也就是說，他們要在抗日這個國難當頭的歷史時期內，在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只能抗日、不能圍剿他們的“大好條件”下，繼續他們的十年叛亂和叛國的“革命業績”，並且要把這個“業績”發展和壯大起來。
　　難怪中共一位黨史專家曾這樣“略含羞答”地總結了中共在抗戰時期的遊擊戰爭。他說：“抗戰爆發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所做出的重大的理論貢獻，就是‘製定抗日遊擊戰略’。這一戰略從軍事上適應了抗戰形勢的發展，但最重要的是找到了爭取群眾、武裝群眾的戰爭戰略，使黨得以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堅持人民戰爭，‘堅持全面抗戰路線’（單引號為引者所加）。”30
　　中共的另一位黨史學家則“名正言順”地指出：“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深刻揭示了抗日遊擊戰爭是以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在民族戰爭條件下的具體體現這一本質，解決了在殖民地國家中的無產階級，在反對外國侵略的民族解放戰爭中，如何加強領導，發展革命力量，爭取人民勝利的重大課題。”31
　　這無疑是一個赤裸裸的不打自招。在此，只需要將“人民勝利”一類的大話和假話改正為“中共勝利”的實話，則中共利用所謂的遊擊戰戰略以假抗日、真擴張的本相，也就再清楚不過了。由此再反過來理解洛川會議以後，當某些中共領袖為抗日所“誘惑”之時，毛澤東在給周恩來、劉少奇、楊尚昆的指示信中所說的話，“要告訴全黨，今後沒有別的工作，唯一的就是遊擊戰爭”。32 我們也就能夠對毛澤東決意要堅持遊擊戰戰略的根本動機深刻領會了。

　　五、中共從運動戰向遊擊戰倒退的三階段。中共從運動戰向遊擊戰倒退的三階段，即是中共借抗戰而迅速形成其革命的武裝鬥爭策略 —— 遊擊戰的三階段。對此，中共的黨史學家們已經有了明確和“正確”的認識：“第一階段，從八路軍出師到太原失陷……我軍的分散作戰還屬於正規軍按戰役需要所進行的分散，還不是具有很大獨立性的遊擊戰。第二階段，太原失陷後日寇深入，戰線拉長，在其占領區內留下很多‘空隙’，為我軍進一步開展獨立自主的遊擊戰，發動群眾建立根據地，提拱了有利條件（按：即是在沒有敵寇的空隙裏‘堅持獨立自主的遊擊戰’，是為擴張而非為抗日）。第三階段，一九三八年六月，由於日寇在臺兒莊敗仗後把主力集中徐州方向，暫時抽不出兵力加強山西，而且整個冀魯豫平原敵人兵力薄弱，而我軍已建立了以山西為中心的幾塊根據地，具備了向外發展的支點。我黨及時抓住這個機會（按：這個機會仍是在無敵可打的敵人薄弱地方‘堅持遊擊戰’），各主力部隊遂分兵向整個華北平原發展，並打破原有的正規編製和指揮系統，按作戰需要實行新的編組，把原來較集中使用的正規軍變成了若幹分散獨立活動的遊擊支隊。至此，我軍才完成了從正規軍向遊擊部隊和遊擊戰爭的戰略轉變。”33

　　六、毛澤東聲稱對日寇堅決不打運動戰，對蔣介石卻要打運動戰。一個奇異的歷史事實是，毛澤東雖然在中國人民長達八年的衛國戰爭中，堅決地和一再地命令八路軍、新四軍只準打遊擊戰，而絕不容許打運動戰，但是抗戰剛剛勝利，內戰剛剛開始，毛澤東就在他“以自衛戰爭粉碎蔣介石進攻”的文章中，明確地指示中共軍隊說：“戰勝蔣介石的作戰方法，一般地是運動戰”。《毛澤東選集》第四卷裏所記錄的，毛澤東本人指揮運動戰以打內戰的一道道命令和指示，便是明證。其“謎底”，便是毛澤東在絕不準許他的軍隊對日寇打運動戰的同時，曾一再地命令他的軍隊，要“為了抗日的勝利”，而必須在敵後進行正規戰爭即打運動戰的長期訓練。毛澤東那個“十八條好處”裏的第四條，就曾明確地指出，堅持遊擊戰將“有利於整軍”，即有利於訓練不打日寇的中共正規軍。否則我們就不能懂得，在抗戰時期從來只談遊擊戰，而且從未準許中共軍隊打過一場抗日運動戰的毛澤東，以及他那個從來不曾用運動戰打過日寇的八路軍和新四軍，為何竟能在抗戰剛剛結束、內戰剛剛發動之際，就能夠用熟練的運動戰來發動內戰打天下的原因。
　　總之，中共的“抗日”遊擊戰爭並不是抗日戰爭的一個組成部分，而是借抗日戰爭而進行的，中共革命武裝鬥爭的“總概念和最好形式”，是中共在抗戰爆發前十年叛亂和叛國的繼續，是中共假抗日的名義以誌在準備內戰和奪權打天下的陰謀手段。這，才是中共“抗日”遊擊戰爭和戰略的歷史真相和政治本質。

第二、中共於抗戰中堅持遊擊戰的根本目的，是為了篡立敵後分裂政權

　　毛澤東之所以要如此地堅持不抗日的遊擊戰爭，其目的就是要趁抗日之機，運用遊擊戰爭這個“總概念和最好的形式”，深入敵後，即在日寇武力達不到的地方，或日寇占領區的無數空隙地帶，去占地盤、搶地盤，發展中共武裝力量，建立中共農村獨裁政權。顯然，不了解這個事實，就不能了解中共“抗大”校歌“到敵人後方去”的真諦；不理解這個事實，就不能清楚為何八年抗戰結束時，中共竟擁有了如是之大的“解放區”，而打敗了日寇、贏得了反侵略戰爭勝利的中華民國政府，反而會落到山河破碎、政權分裂的淒涼境地。當然，不認清這個事實，也就不能認識到，中共只需在抗戰中堅持遊擊戰爭的謀略，就能“為解放戰爭的勝利，積累豐富的經驗、打下堅實的基礎。”
　　毛澤東運用敵後遊擊“戰”以篡立敵後分裂政權的主要策略是：
　　一、借口以共產黨的遊擊戰來配合國民黨的正規戰，以達到在抗日名義下深入敵後的目的。對此毛澤東曾明確地說過：“就目前和一般的條件來說，國民黨擔任正面戰場的正規戰，共產黨擔任敵後的遊擊戰，是必須的，恰當的，是互相需要、互相配合、互相協助的。”34
　　二、在堅持抗日遊擊戰爭的名義之下，將中共主力部隊分散開來，深入敵後，以發動群眾建立分裂政權。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日，毛澤東即在他“關於鞏固與擴大晉察冀根據地的指示”中稱：“由於各種順利條件與你們領導和同誌們的努力……根據地的建立已經大體成功，但在各方面都是不鞏固的。目前你們的任務中心是在各方面鞏固已得的勝利，並在鞏固的現有的基礎上去繼續發展。”彼時，《共產國際通訊》亦從“正面”為中共深入敵後搶地盤以建立根據地作了證明。這條《通訊》說：“八路軍是北方遊擊戰爭的核心和組織者。山西、河北、河南、察哈爾、綏遠所有的山脈邊界，八路軍應用這些山嶺作為集結處，遍布遊擊小組。日本軍隊主要在山西，可是這個省的一百零五個縣只有十二個縣是在日本的占領之下。”35 共產國際顯然是在天真地認為，這便是中共八路軍“用遊擊戰打日本”所得來的巨大戰果。
　　一九四零年三月，毛澤東終於高興地說道：“共產黨領導下的無產階級、農民階級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的進步力量，最近時期有一個大的發展，基本上已經奠定了抗日民主政權的根據地”36 ；幾乎是在同時，毛澤東已經公然地說道：“目前國民黨反共頑固派極力反對我們在華北、華中等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權，而我們則必須建立政權，並已經到了可能在各主要抗日根據地內建立這種政權的時候。”37 毛澤東甚至公開指出由中共所建立的敵後政權，就是與中華民國政府相分裂的政權。他說：“在抗日根據地內建立政權的問題上，必須確定這種政權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權，在國民黨統治區域，則還沒有這種政權。”38 毛澤東甚至還要指明這一敵後分裂政權具有革命專政的性質，他說：“這種政權，即是一切贊成抗日和贊成民主的人們的政權；即是幾個革命階級聯合起來對漢奸和反動派的民主專政，它是和地主資產階級相區別的，也和嚴格的工農民主專政有一些區別。”39 同時，毛澤東為使這個分裂政權既具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權的樣子，又要保證這個分裂政權乃是中共一黨的獨裁政權，並且能夠對漢奸和“反動派”實行專政，所以，他才既要求這個政權必須“根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原則，在人員的分配上，應規定共產黨占三分之一，非黨的左派進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間派占三分之一”；又要指明這個政權“必須保證共產黨在政權中占領導地位，因此，必須使占三分之一的共產黨員在質量上具有優越條件。只要有了這個條件，就可以保證黨的領導權……。”至於對中間派，他還特別加以了說明：“給中間派三分之一的位置，目的在於爭取中等資產階級和開明紳士。這些階層的爭取，是孤立頑固派的一個主要步驟。目前我們決不能不顧到這些階層的力量，我們必須謹慎地對待他們。”40
　　難怪中共黨史學家們在總結中共抗日根據地的經驗和成就時，竟說了如下的大實話：“抗日民主根據地是黨總結了中國革命兩次勝利和兩次失敗的經驗，進一步認識中國革命的特點，在抗日民族解放戰爭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條件下建立的……抗日根據地是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的理論和實踐的再發展和再創造。土地革命戰爭保存下來的革命理論，通過它才得以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繼續發展和壯大”，“其規模大大超過了黨在十年內戰時的根據地”，為“解放戰爭的勝利提供了豐富的經驗和堅實的基礎”41
　　沒有比中共黨史學家們的話說得再明白的了。中共深入敵後篡立敵後“抗日”民主根據地的手段、目的、性質和成就，實在已經被它的黨史專家們概括得準確、深刻和淋漓盡致。否則，我們就不會明白，為何中共的抗日根據地竟在長達數年的殘酷戰爭中，對日寇針對我西南半壁江山的十數度大規模進攻，毫未阻止和毫無牽製力量；否則，我們同樣不能明白，雖然中共既擁有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爭經驗，又在抗戰中決策了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爭策略，卻為何在長達八年的抗戰期間，竟沒有包圍過日寇所占領的任何一座城市，更沒有用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以解放一座被日寇占領的城市。因為，在中共，這個通過篡立敵後農村分裂政權而建立起來的農村包圍城市戰略，在戰時，既是為了搶劫中華民國的的農村，在戰後，就自然是為了奪取中華民國的天下。因為，中共早已經在八年抗戰之中就將它們“包圍”好了。所以，本書上卷指“中共的江山非得自於中華民國，而是得自於日本的侵略”，也就言之不差。

三　　中共持續分裂和破壞抗戰陣營的陰謀理論和行徑
—— 兼述新四軍的“抗日”行徑和皖南事變的由來及真相
　　中共的借抗日以擴張，是不擇手段的。而所謂借抗日以擴張，並不是說，中共乃是一邊抗日一邊擴張，倘若真是如此，倒也罷了。問題的關鍵是，中共為了擴張，非但不打敵軍，而且專打友軍，非但不向敵人占領地區進攻，甚至向一切敵後地區和戰爭區域的己方進攻。一九四零年五月四日，毛澤東在向中共中央東南局寫出的指示信中，即要求“在一切敵後地區和戰爭區域，應強調同一性，不應強調特殊性……即均有敵人，均在抗戰。因此，我們均能夠發展，均應該發展。這種發展的方針，中央曾多次給你們指出來了。所謂發展，就是不受國民黨限製，超越國民黨所能允許的範圍，不要別人委托，不靠上級發餉，獨立自主地放手擴大軍隊，堅決地建立根據地，在這種根據地上獨立自主地發動群眾，建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權，向一切敵人占領區域發展。例如在江蘇境內，應不顧顧祝同、冷欣、韓德勤等反共分子批評、限製和壓迫，西起南京，東至東海，南至杭州，北至徐州，盡可能迅速地、並有步驟有計劃地將一切可能控製的區域控製在我們手中，獨立自主地擴大軍隊，建立政權，設立財政機關，征收抗日捐稅，設立經濟機關，發展工農商業，開辦各種學校，大批培養幹部。中央前要你們在一年內，在江浙兩省敵後地區，擴大武裝至十萬人和迅速建立政權等項，不知你們具體布置如何？過去已經失去了時機，若再失去今年的時間，將來就更困難了。”42
　　對此，彼得·弗拉基米若夫曾在他的《延安日記》裏寫道：“中共軍隊放棄前線陣地，向與國民黨軍隊接界的地區調動，這種政治醜聞突然在重慶傳開了。中國的很多組織要求把特區和中共軍隊無條件地移交給中央政府主席管轄，重慶氣憤地談到了共產黨的出賣，把國土拱手讓給了侵略者。”43
　　中共借抗日以擴張，不僅不擇手段，而且，如前所說，當全面抗戰尚未開始，西安事變尚未策動成功，中共就已經藉口宣傳抗日來重建地下組織，再造共產革命。及至西安事發，全面抗戰開始後，中共就更加迫不及待地拾起它昔日的舊戰術，對國民黨、國民政府和國民國革命軍重新大加滲透和“挖心”。等到中共的擴張已經頗有成就，其實力已經大大增強，已經很有一副“你奈我何”的神氣時，中共在政治、軍事、思想、文化上對大後方的擴張，已經是無所不用其極。毛澤東在同一封指示信裏就曾指示說：“在國民黨統治區域的方針，則和戰爭區域、敵後區域不同。在那裏，是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反對急性和暴露……利用國民黨一切可以利用的法律，命令和社會習慣所允許的範圍，穩紮穩打地進行鬥爭和積蓄力量。在黨員被國民黨強迫入黨時，即加入之；對於地方保甲團體、教育團體、經濟團體、軍事團體，應廣泛地打入之；在中央軍和雜牌軍中，應該廣泛地展開統一戰線的工作，即交朋友的工作。在一切國民黨區域，黨的基本方針，同樣是發展進步勢力（發展黨的進步組織和民眾運動），爭取中間勢力（民族資產階級、開明士紳、雜牌軍隊、國民黨內的中間派，中央軍中的中間派，上層小資產階級和各小黨派，共七種），孤立頑固勢力。……在國民黨區域，黨的機關應極端保密，東南局和各省委、各特委、各縣委、各區委的工作人員（從書記到夥夫）應該一個一個地加以嚴密的審查，決不允許稍有嫌疑的人留在各級領導機關之內。”（黑體為引者所加，上下同）44
　　在對所謂國統區的滲透和“挖心”中，毛澤東和他的中共，不僅因利用了三十年代就已經培養和組織成功的“無產階級文藝戰士們”，而卓有建樹，並陰謀通過發展“抗戰文藝”的方式，以進行滲透和“挖心”，從而在相當程度上達到了中共在其它“戰場”上所達不到的，“打進去和拉出來”的巨大成效。一九三九年以後，在大後方，中共利用文藝對國民政府、國民黨的滲透、“挖心”和進攻，已愈來愈走向了成功。據中共黨史專家稱，當時，“周恩來出任國民黨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使第三廳成為黨（按：指共產黨，下同）領導下的統一戰線機構……”45
　　一九三八年夏，中共中央甚至根據周恩來的建議，“確認郭沫若為魯迅的繼承者。他主持的第三廳、文工會成為黨在文化方面公開工作的司令部”。46 “自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三年十二月……抗戰文藝轉入了一個新的方向，即暴露與諷刺國統區的黑暗……”47 “從一九四四年一月到一九四五年十月，其特點是文藝匯入了‘民主運動’。其一，廣大文藝工作者自覺地站在民主運動的前列；其二，對國民黨文藝政策進行了有理、有利、有節的抨擊；其三，創作了一批揭露國民黨黑暗統治區的作品；其四，毛澤東文藝思想得以傳播……”。48
　　中共種種誌在擴張的陰謀製造了中國抗戰陣營的嚴重分裂。如果戰前的地方軍事勢力和各派軍事力量都起來紛紛效法中共假抗日、真擴張，互相大加滲透，大搞挖心，中國的抗戰將完全可能失敗在自身的分裂和內訌之中。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由是才被迫製定了“限製異黨活動辦法”，企圖限製中共假抗日和真擴張的行徑，雖是亡羊補牢，卻為時已晚。因為已經謀奪了巨大擴張成果的毛澤東和中共，已經不再害怕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限製異黨活動辦法”。雖然，為了以防萬一，以不使一九二七年被清除出國民革命陣營的“悲劇”重演，毛澤東乃窮思竭慮地設計了一整套繼續擴張和公然擴張的辦法 —— 包括理論、策略和種種手段，並在“反對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名義下，采取明暗兩手，以反擊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對他們假抗日、真擴張之陰謀賣國路線的揭露、反對和限製。

第一、毛澤東指罵揭露他們假抗日真擴張者為投降派和頑固派

　　一九三九年十月，毛澤東在“必須製裁反動派”一文中，指責國民黨“《限製異黨活動辦法》的內容全部是反動的，是幫助日本帝國主義的，是不利於抗戰、不利於團結、不利於進步的。”並指責在《限製異黨活動辦法》中所指出的“共產黨搗亂、八路軍、新四軍遊而不擊、不聽指揮、陜甘寧邊區實行割據、向外擴張、共產黨陰謀推翻政府等，均為假消息，假報導，假文件、假決議。”更指罵說，“現在偏偏有那些投降派、反動派、頑固派在抗戰的隊伍中鬧磨擦，鬧分裂……”，毛甚至還要反問一句“這種行為對不對呢？”49
　　雖然毛澤東利用“在野黨”的優勢對國民黨進行了反誣，但由於毛澤東深感中共假抗日和真擴張的陰謀賣國路線，已經引起了廣泛的警覺，為防止在群情憤怒之下，國民黨當真會暫時置抗日於不顧，重復“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集中兵力再來一次圍剿，於是，他才迫不及待地警告他的黨人說：“我黨各級領導和全體同誌，應該提高對當前時局的警覺性，用全力從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鞏固我們的黨，鞏固黨所領導的軍隊和政權，以準備對付可能的危害中國革命（按：不是抗日）的突然風波，使黨和群眾在可能的突然事變中不致遭到意外的損失……在應付可能的全國性的突然事變的問題上，也只有采取鬥爭的方式，才能使全黨全軍在精神上有所準備，在工作上有所布置。否則，就會再犯一九二七年的錯誤。”50

第二、毛澤東製造了反對“國民黨頑固派”的“革命理論”

　　為了“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為了在全國造成“國民黨反共、共產黨無辜”的輿論，為了拉攏一切對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心懷異誌者，為了能夠以進為退地將中共的假抗日、真擴張合法化和合理化，一言以蔽之，就是為了保住共產黨已有的擴張勢力和繼續擴張共產黨的勢力，毛澤東認為必須設計和製造出一整套理論、策略和軍事行動，以反擊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對他們的揭露、批評和限製。他說：“如果我們能夠提出正確的革命理論對於他們的反革命的理論給以堅決的打擊；如果我們能夠在政治上采取適合時宜的策略步驟，對於他們的反共反進步政策給以堅決的打擊；如果我們能夠采取適當的軍事步驟，對於他們的軍事進攻給以堅決的打擊；那末，就有可能限製他們實施反動政策的範圍，就有可能發展進步勢力，而使他們陷於孤立。”51

一、毛澤東製造了“國民黨頑固派”的概念
　　這個“革命理論”的製造，不過是二十年代中國國民黨有聯俄容共做法之時，蘇聯顧問鮑羅廷所使用過的伎倆，即再一次將國民黨直至其它社會成份劃為左、中、右三派，卻又將名稱改變為“進步派、中間派和頑固派”，並決策“發展進步派、團結中間派和打擊頑固派”。由是，毛澤東說：“頑固勢力目前就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勢力。這些階級，現在分為降日派和抗日派。目前大資產階級抗日派是和降日派有區別的。他們采取兩面政策，一面尚在主張抗日，一面又執行摧殘進步勢力的極端反動政策，作為將來準備投降的步驟。”52
　　在此，毛澤東提出了頑固派的階級概念（按：他早已“忘記”中共在“四項保證”裏所提出的“停止階級鬥爭的保證”了），又指出了頑固派的兩種不同類型，一是投降派，二是抗日派，並且“即便是抗日派，將來也要去投降，現在他們反共就是為了將來的投降”。實際上是要將正在抗日的國民黨也定性成為投降派。
　　毛澤東在得出了這樣一個與事實悖反的陰謀結論之後，又說道：“現在的國民黨中，頑固派還站在支配其政策的地位。”53 也就是說，正在領導著艱苦抗戰的國民政府和國民黨領袖們，就是他所指明的頑固派，即投降派，也就是“即使今天沒有投降，將來也會投降者”。
　　然而，歷史的事實是，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非但在當時不曾投降，而且在後來更沒有投降。同時，他們不僅領導全民族抗戰有功，而且因對反法西斯戰爭的卓越貢獻，而使我們的祖國成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戰勝國和領袖國。所以，毛澤東指罵他們是正在投降和必將投降的頑固派，便是徹底的栽贓。

二、毛澤東炮製了“打擊頑固派、團結中間派和發展進步勢力”的理論
　　毛澤東雖指國民黨頑固派“現在還具有支配國民黨政策的地位”，但又說他們在“數量上只占少數，他的大多數黨員（很多是掛名黨員）並不是頑固派。”他還說“這一點必須認識清楚，才能利用他們的矛盾，采取分別對待的政策，用極大力量去團結國民黨中的中間派和進步派。”54 此與當年鮑羅廷對國民黨實行挖心的政策如出一徹。此其一。
　　其二、毛澤東說：“發展進步勢力，就是發展無產階級、農民階級和城市小資產階級，就是放手擴大八路軍新四軍，就是廣泛地創立抗日民主根據地，就是發展共產黨的組織到全中國，就是發展全國工人、農民、青年、婦女、兒童等等的民眾運動，就是爭取全國的知識分子，就是擴大爭民主的憲政運動到廣大人民中間去……發展進步勢力，是一個嚴重的鬥爭過程……須同頑固派做殘酷的鬥爭……”在此，毛澤東已經指明要和正在艱難領導抗日的“頑固派”做殘酷的鬥爭了。55
　　其三、對於中間勢力，毛澤東則明確指出：“爭取中間勢力，就是爭取中等資產階級，爭取開明士紳，爭取地方勢力派……地方勢力派包括有地盤的勢力派和無地盤的雜牌軍兩種力量在內。”他還說：“爭取中間勢力，是我們在抗日時期的極嚴重的任務，”56 這個“極嚴重”的任務，說穿了，就是如同一九二七年前後那樣，要再一次製造國民黨的內部分裂，以瓦解正在堅持領導抗戰的國民政府和國民黨。
　　時值抗戰進入艱苦的相持階段，時值日本侵略者正在對我大後方發動一次又一次的大規模進攻，時值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以及除中共以外的中國軍隊，正浴血拼搏在西北、華東、華中和華南戰場上，毛澤東和他的中共，非但無一言一語一行以倡抗日，而且為達到他們假抗日、不抗日和真擴張的目的，竟將對國民黨抗戰政策“具有支配地位”的蔣介石和“國民黨頑固派”，當作他們的死敵，處心積慮地建立製造抗戰陣營分裂的理論。如果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以及各派政治力量和各派軍事力量，也和他們一樣，則中國的抗戰非但不存，中國的滅亡也只能成為定數了。

第三、毛澤東製定了同“國民黨頑固派”作鬥爭的陰謀原則和手段

一、毛澤東提出了與“國民黨頑固派”作鬥爭的三個陰謀原則
　　由於中共軍隊在一九三九年八月至一九四零年二月共襲擊國民黨抗日軍隊九次，先後消滅了山東的秦啟榮部和河北的張蔭梧部，積累了“專打友軍、不打敵軍”的經驗，一九四零年春天，毛澤東在他後來題名為“目前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的指示中，竟提出了對國民黨頑固派進行殘酷鬥爭的三原則。他說：“同頑固派鬥爭必須註意下列幾項原則。第一是自衛原則。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這就是說，決不無故進攻人家，也不可在被人家攻擊時不予還擊。這就是鬥爭的防禦性。對於頑固派的軍事進攻，必須堅決、徹底、乾凈、全部地消滅之。第二是勝利原則，不鬥則已，鬥則必勝，決不可舉行無計劃、無準備、無把握的鬥爭。應懂得利用頑固派的矛盾，決不可同時打擊許多頑固派，應擇其最反動者首先打擊之。這就是鬥爭的局部性。第三是休戰原則，在一個時期內把頑固派的進攻打退之後，……決不可無止境地每日每時地鬥下去，決不可被勝利沖昏頭腦。這就是鬥爭的暫時性。”57
　　毛澤東的所謂三原則，第二條是真、第一條是假。因為既然是“決不可舉行無計劃、無準備、無把握的鬥爭”，並且要“利用頑固派的矛盾，應擇其最反動者打擊之”，那就決不可能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恰恰相反，而是“人不犯我，我也犯人，人若犯我，我更犯人”。再者，就是毛澤東所謂“不鬥則已，鬥則必勝”和“對頑固派的進攻，必須堅決、徹底、乾凈、全部地消滅之”這樣一些“指示”，它不僅表現了毛澤東在打內戰上的“狠勁”，而且證明了毛澤東不抗日和假抗日的“真情”。因為在整個抗戰的歷史中，毛澤東從來沒有對要亡我中華的日寇說過一句這樣的“狠話”，更沒有要求中共軍隊打過一場這樣的“狠仗”。至於毛澤東所言“絕不可無止境地每日每時的鬥下去，絕不可被勝利沖昏頭腦”的指示，無非是因為時候未到罷了。

二、毛澤東擬定了與“國民黨頑固派”作堅決鬥爭的三個陰謀手段
　　其一、毛澤東強調要在各方面對正在領導抗日的國民黨“頑固派”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毛澤東明確指出：“對於一切反共頑固派的防共、限共、反共的法律，命令、宣傳、批評，不論是理論上的、政治上的、軍事上的、原則上均應堅決地反抗之……我們應提出針鋒相對的辦法和他們作堅決的鬥爭。例如：他們要四、五支隊南下，我們則以無論如何不能南下的態度對付之；他們要葉、張兩部北上，我們則以請準征調南下的態度對付之；他們說我們破壞兵役，我們就請他們擴大新軍的募兵區域；他們說我們的宣傳錯誤，我們就請他們取消一切反共宣傳、取消一切磨擦法令；他們要向我們舉行軍事進攻，我們就實行軍事反攻以破壞之……”58
　　其二、毛澤東強調要以軍事進攻及軍事發展來壓迫和打擊正在領導抗日的國民黨“頑固派”。在中共中央給東南局的同一封指示信裏，毛澤東還命令道：“四、五支隊反對韓德勤、李宗仁向皖東進攻的自衛戰爭，李先念反對頑固派向鄂中和鄂東進攻的自衛戰爭，彭雪楓支隊在淮北的堅決鬥爭，葉飛在江北的發展，以及八路軍二萬余人南下淮北、皖東和蘇北，均不但是絕對必要和絕對正確的，而且是使頑固派不敢輕易地在皖南、蘇南向你們進攻的必要步驟。即是說，江北愈勝利，愈發展，則顧祝同在江南愈不敢輕動，你們在皖南、蘇南的文章就愈好做。同樣，八路軍、新四軍和華南遊擊隊，在西北、華北、華南愈發展，共產黨在全國範圍內愈發展，則克服投降危險爭取時局好轉的可能性愈增加，我黨在全國的文章愈好做。”59
　　其三、毛澤東強調要以陰陽兩謀的慣技對外“高喊團結抗戰”以欺騙輿論。早在一九三九年十月，當國民黨、國民政府和一些抗日軍隊揭露了中共假抗日、真擴張和專打友軍、不打敵軍的賣國行為之後，毛澤東就在對外發表的“目前形勢和黨的任務”一文中，開始高喊“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和“堅持抗戰、反對投降”的口號了。一九四零年五月，雖然毛澤東向東南局和全黨發出了陰謀重重的指示信，命令中共如何專門與“國民黨頑固派”作針鋒相對的堅決鬥爭，但同年七月，毛又對外發表了“團結到底”一文，慷慨激昂地宣稱：“抗日戰爭的三周年，正是中國共產黨的十九周年。我們共產黨人今天來紀念抗戰，更感到自己責任。中華民族的興亡，是一切抗日黨派的責任，但在我們共產黨人看來，我們的責任是更大的。我黨中央已經發表了對時局的宣言，這個宣言的中心是號召抗戰到底，團結到底……”面對一場關乎民族存亡的對外戰爭，毛澤東竟能如此地虛偽作態，言不由衷，大約在中國的歷史上也是僅有的。

第四、新四軍的“抗日”行徑與皖南事變的由來和真相

一、新四軍的“抗日”行徑和皖南事變的歷史背景及政治背景
　　前文已述，一九三七年八月一日，即蘆溝橋事變後不久，中共中央就發出了“關於對南方各遊擊區的指示”。該指示曾明確指出，“紅軍遊擊隊在保存和改編革命武裝以及保證黨的絕對領導的原則下，可以與當地國民黨進行談判，改變番號，以取得合法地位”。中共南方各地殘余武裝和零散武裝人員，正是在中共中央這一指示下，開始接受國民政府改編而集結成為新四軍，並“接受最高軍事委員會統一指揮。”
　　但是，由於中共中央在它的八一指示和其它指示中，曾一再地和明確地指示，要保證中共對新四軍的絕對領導；一再地和明確地指示，新四軍只需圖擴張和發展；一再地和明確地指示，如有人妨礙和阻止新四軍的發展與擴張，能堅決消滅者則堅決地消滅之；一再地和明確地指示，新四軍只準相機襲擊偽軍和只在需要時才允許迎擊小股日軍 —— 由是，新四軍自成立以來，就從來只圖發展和擴張，從來只打友軍和不打敵軍。所謂著名的韋崗戰役、黃橋戰役，即所謂的七戰七捷，以及西路戰役等，便全部打的是內戰，即全部打的是國民黨正在抗日的“頑固派”，特別是曾血戰臺兒莊的韓德勤等部。他們打贏了，便是打擊國民黨“頑固派”的勝利；打輸了，便是國民黨“頑固派”打擊了“抗日”的新四軍。連嗣後由中共的編劇、導演和演員們所編纂演出的新四軍“英雄業績”，諸如名噪一時的“東進序曲”等，都歌頌的是新四軍打內戰。然而，近年來解放軍的一些軍史專家們，卻在他們對新四軍軍史的深入研究中感到了深深的痛苦。因為他們發現，如果說八路軍還勉強配合國民黨軍隊打了一場平型關戰鬥的話，還在彭德懷的指揮下勉強打過一場所謂的百團大戰的話，那末，新四軍非但沒有與日本侵略者打過一仗，而且純粹是打內戰的先鋒、主力與禍水，甚至是中共通敵賣國的主要執行者（詳見下文和中國大陸有關研究新四軍軍史的著作）。不了解這個癥結，就不能了解皖南事變發生的歷史背景，就不能了解皖南事變何以竟會發生的政治根由。

二、皖南事變發生的政治、軍事動因
　　其一、政治動因。在了解了皖南事變之所以發生的歷史背景和政治背景，便是新四軍一貫地不抗日和打內戰之後，我們就可以對誘發皖南事變的直接政治動因厘述清楚了。首先，皖南事變發生在毛澤東所掀起的“反對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高潮”之中，發生在毛澤東已經形成了一整套反對“國民黨頑固派”的理論、策略和陰謀之後，是毛澤東及其中共一系列“反頑”指示和決策所造成的直接後果。其次，皖南事變之所以發生，還因為毛澤東曾於一九四零年五月四日代表中共中央給東南局寫了一封指示信，並且這封指示信曾具體指示新四軍應該如何“打頑”。顯然，毛澤東的這些指示，不僅為屬於中華民國軍事委員會領導的新四軍絕對地不聽從軍事委員會的領導，而且還要堅決地反對這一領導，直至造成皖南事變的發生，製造了它的政治動因。
　　其二、軍事原因。由於毛澤東已經明確地向新四軍下達了絕對不許服從最高統帥部和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命令的命令，所以，新四軍才會絕對不服從最高軍事委員會和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關於新四軍調動的命令。豈但不服從，甚至還借調動擅自改變行軍路線，以屢屢大規模襲擊國民黨抗日軍隊。由是，新四軍才在對國民黨抗日軍隊的屢屢襲擊中，招致了它自己的殺身之禍。也就是說，國民黨的抗日軍隊終於反擊了他們。中共黨史研究家們已經承認了新四軍絕對不服從最高統帥部命令的事實。他們說：“在一九四零年十二月三日和一九四一年一月三日，蔣介石曾兩次致電葉挺，提出：‘新四軍應在繁昌、銅陵渡江，在無為附近集中，然後按規定路線北上。’”然而，“皖南新四軍最後選定的行軍路線並沒有得到國民黨的同意”，因為“一九四零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軍委命令皖南部隊全部以戰備姿態繞道茂林、三溪、寧國、朗溪到溧陽，然後待機北渡。十二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又電項英，對他們一再拖延、遲遲不願北移提出了尖銳的批評。項英在收到批評後，於十二月二十八日召開了會議，決定北移路線為：向南繞道茂林、三溪、旌德、寧國，迂回天目山到溧陽。顯然，這是按照（中共）中央的命令提出的”。60
　　這顯然是對最高軍事委員會命令的徹底違背。

三、皖南事變的真相
　　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九日，曾有一定親共傾向並有相當影響的民營報紙《大公報》，曾對皖南事變的真相及其來龍去脈，經過與結果，有過較為公正、平實的報導：軍委會通令：據第三戰區長官顧祝同電稱：“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違抗命令，不遵調遣，自上月以來，在江南地區，集中全軍，蓄意擾亂戰局，破壞抗日陣線，復於本月四日襲擊第四十師，乃為緊急處置，將該軍解散編遣，軍長葉挺就擒，交軍法審判，副軍長項英在逃，通令嚴緝”雲雲。這一件事，甚使國人震驚，而尤恐牽動抗日大局。就我們所知，這一不幸事件的發生，並非突然而來。據何參謀總長白副總參謀長致朱彭葉項的皓（一九四零年十月十九日）電謂：“蘇北方面，新四軍陳毅管文蔚等部，於七月擅自由江南防區渡過江北，襲擊韓主席（德勤）所屬陳秦運部，攻陷如臯之古溪蔣霸等地後，又陷秦於黃橋及泰縣之蔣堰曲塘，到處設卡收稅，收繳民槍，繼更成立行政委員會，破壞行政系統，並截斷江南江北補給線。統帥部雖嚴令製止，仍悍不遵命，復於十月四日向蘇北韓主席部猛攻，韓部獨六旅十六團韓團長遇害；五日又攻擊八十九軍，計劃去該軍三十三師師長孫啟人，旅長苗端體以下官佐士兵數千人，五日晚又繼續襲擊，致李軍長守維翁旅長秦團長等被沖落水，生死不明，其他官佐士兵遇害者不計其數。現韓主席部已繼續撤至東臺附近，而該軍尚進攻不已”雲雲。這種自亂陣線、襲攻友陣的行動，依軍紀，本應予以製裁，而統帥部初未采取斷然處置，在主要可謂已極寬大忍恕，若在一般軍隊必不能邀此寬典。統帥部之所以如此，據我們揣想，當然是為了顧念團結之局，不願以小不忍而亂大謀。新四軍北移之命，曾經延展一個月，迄最近展延之期亦已逾過，在中央規定的路線上曾有該部的輜重及政治工作人員渡江北移，而該部大隊則不北而南，更於途中襲擊四十師，因此乃有解散編遣的緊急處置。以上所述，是此次新四軍事件的綜合經過。這事實，至為不幸，而就軍紀軍令以言，統帥部的處置是無可置議的。
　　《大公報》的這篇報導，道出了事變的真相，也道出了事變的前因後果，但悲劇仍然在於，當總參謀部向延安反映新四軍的惡跡時，他們並不知道，新四軍執行的正是延安的命令。所以，《大公報》記者亦曾感慨說道：到二十五年冬西安事變以後，共產黨取消了建製，共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軍令統一了，最高統帥權確立了，國家的統一規模才算告成。我們必須切記，國家這點統一規模，是經過二十八年的內戰，流了無量的血，付了無數的犧牲，才產生出來的。我們更須切記，假使我們國家沒有這點統一的規模，我們根本就沒有發動這次民族自衛戰爭的資格。這樣艱難得來的國家統帥權，我們全體國民必然要堅持擁護，業已統一了的國家，我們全體國民必不讓它分裂！
　　但是，《大公報》記者亦曾更加悲哀地評論說：八路軍和新四軍成為華北、華中兩支獨立的軍隊，配著他們的邊區政府、抗幣、共產黨旗、國際歌……成為一個獨立的體系。若幹友邦人士從重慶飛向延安，乃有“一個中國還是兩個中國”之感。
　　然而，善良的《大公報》記者並不知道，從中共向國民黨和國民政府提出“四項保證”的第一天起，中共就開始借口抗日以擴張了，就開始利用抗日以再一次製造兩個中國了。並且，誰要是妨礙了它的擴張和分裂行為，誰就成了它的死敵，誰就要被毛澤東“堅決、徹底、乾凈、全部地消滅之”。皖南事變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被逼迫出來的一場軍事事變和政治事變。只不過打夠了抗日軍隊、一再地不聽從抗日命令的新四軍，在這一場事變中吃了虧。所以，中共才借此大叫冤枉，才借重國民黨在陽面，共產黨在陰面，一般民眾、包括國際間難以了解共產黨所作所為這一先天優勢，將“千古奇冤、江南一葉”的天大謊言灑遍全國，並流毒至今。中共更借此一事變，將反對“國民黨頑固派”的行動推向了高潮，將分裂、擴張和賣國的罪行愈演愈烈。
　　一九六八年冬，當作者的一批中學同窗被毛澤東下放到皖南新四軍軍部所在地 —— 涇縣茂林地區“接受再教育”時，他們所聽到的話無疑曾叫他們、也叫作者大吃一驚。因為當地的老輩們在談到當年的皖南事變時，竟在私下裏對他們說：“哪裏是國民黨打共產黨，是共產黨把國民黨打火了，才挨的打。”
　　歷史的真相是隱瞞不住的。

四　　中共堅持擴張、內鬥、種鴉片和通敵賣國的“持久戰”
第一、毛澤東的“光輝著作”《論持久戰》

　　本書上卷雖然論述了蔣介石持久戰思想形成的過程、決策、貫徹和它對於堅持對日抗戰直至勝利的意義，但是，近半個世紀以來，在中國大陸非但沒有人知道蔣介石有所謂持久戰的思想，而且，凡知道有持久戰者，皆以為這一傑出的戰略思想，乃是毛澤東思想的“一個部分”。或曰，正是毛澤東“光輝的持久戰思想”，才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長期堅持和最後勝利，奠定了思想和理論的基礎。這又是一個天大的“歷史性謊言”。

一、毛澤東“論持久戰”發表的時間和背景

　　毛澤東的“論持久戰”發表於一九三八年五月的延安。其時，蔣介石的持久戰思想不僅早已形成，中華民國的持久戰大戰略不僅早已決策並得以貫徹，而且，國民黨將士的鮮血早已撒遍了華北戰場、淞滬戰場、南京戰場和徐淮戰場。其時，日本三月亡華的狂夢不僅已經破產，我國持久抗戰的局面已經初成定局，而且全國人民對於抗戰必至最後勝利的信心已經形成，國際上對我政府領導全民抗戰的觀感亦早已為之一新（參見上卷第六章）。

二、毛澤東“論持久戰”的要害
　　毫無疑問的是，毛澤東這篇“論持久戰”的要害，不在抗戰，更不在積極抗戰，而是在論述中共應該如何利用持久的衛國戰爭，以達到擴張和奪權的根本目的。雖然它是在抗日的包裝下、即在抗日這頂“大帽子”下進行論述的。中共的黨史研究家們，早已對毛澤東的“論持久戰”一針見血地作了這樣的歌頌和吹捧：“毛澤東……於一九三八年五月發表的‘抗日戰爭的戰略問題’和‘論持久戰’的著名演講，深刻地揭示了抗日戰爭是以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在民族戰爭條件下的具體體現這一本質。解決了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中的無產階級，在反對外國侵略的戰爭中，如何加強領導，發展革命，奪取人民革命勝利的重大課題。”61
　　這才是毛澤東“論持久戰”的本質。這個本質，無非是要把一場激烈持久的反侵略戰爭，在民族戰爭的偽裝下，變為一場為奪取政權而進行的隱形內戰和殘酷內戰而已。所以，一九三八年七月，當中共中央要求在武漢的王明等人於《新華日報》上發表毛澤東的“論持久戰”時，身為中共中央長江局負責人的王明、博古、項英、凱豐等，曾一致反對發表這篇文章，認為“該文的主要傾向是消極抵抗日本侵略，等待日本進攻蘇聯。這個方針既同中國人民的民族利益又同中共的國際主義相矛盾”。62  當然，王明們並沒有說透他們為何不登載該文的原因。因為他們了解，毛澤東要借日本侵略的“良機”，以達到他發展農民戰爭打天下的目的。

第二、毛澤東和中共是怎樣堅持“持久戰”的

一、堅持四年整風內鬥
　　應該說，在漫長的八年艱苦抗戰中，在蔣介石先生親赴抗日前線甚至屢死屢生之際，毛澤東只做了兩件事：一是苦心竭慮地為中共奪權製造了一整套“革命理論”，主要是不抗日，卻又要利用抗日以進行奪權擴張的理論；和不抗戰，卻又要利用抗戰以發展中共領導下的現代中國農民戰爭的理論。二是在全中國人民艱苦的抗戰之中，發動整風內鬥，清除異己，從而形成了以他為代表的、以農村小知識分子為主體的領袖集團在中國共產黨中的領導地位，為將中國的共產革命徹底地改變成為一場傳統型的旨在改朝換代的農民造反，起到了至為重要的作用。而將這兩件大事聯系起來的，就是由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延安整風運動。
　　其一、中共黨史學家為毛澤東在抗戰時期於延安發動的那一場整風運動，從“正面”作了如下的描述：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基本結束，抗日戰爭即將開始的時候，為了總結歷史的經驗，訓練幹部，毛澤東以極大的努力從事理論工作……一九三七年七、八月間，毛澤東寫了“矛盾論”和“實踐論”。抗日戰爭爆發以後，毛澤東又寫了《共產黨人》發刊詞、《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這些著作……在關於中國革命的性質、任務、未來政權的性質、農民問題、土地問題、武裝問題等一系列問題上，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緊密地結合起來，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使毛澤東思想形成了比較完整的科學體系。
　　一九四一年五月，毛澤東在延安幹部會議上作了《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同年九月黨中央舉行了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決定發動全黨進行思想革命和解決理論和實際相結合的問題……
　　一九四二年開始的中國共產黨的第一次全黨整風運動是在毛澤東思想已經成為比較完整的科學體系的情況下進行的，是為了適應中國革命鬥爭實際需要而提出來的……
　　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毛澤東在延安中央黨校的開學典禮上作了《整頓黨的作風的報告》，二月八日又在延安幹部會上作了《反對黨八股的報告》，中國共產黨的整風運動正式開始。
　　一九四二年四月三日黨中央宣傳部發布了《關於在延安討論中央決定及毛澤東同誌整頓三風的報告的決定》。
　　一九四三年春轉入了審查幹部階段，陜甘寧邊區及華北、華中各解放區也先後於一九四三年夏季基本結束了整風運動，這些地方的整風運動多半是和審查幹部結合進行的。
　　一九四三和一九四四年黨的領導機關和高級幹部又展開了黨史學習。這次黨史學習主要是路線問題學習，批評了建黨以來，特別是六屆四中全會以來的黨內“左”右傾錯誤。
　　一九四四年毛澤東作了《學習和時局》的報告，對黨史上的幾個主要問題作了結論，全黨實現了在毛澤東思想基礎上的統一，這一次偉大的整風運動才算是勝利結束。63
　　在這個簡單的敘述中，我們不難看到，毛澤東的“革命理論建設”，是在何時開始與何時形成的，毛澤東所發動的長期整風運動，又是在什麽樣的歷史時期發動、進行和結束的。中國抗戰的長期、殘酷和艱苦，世所盡知，然而，毛澤東卻有功夫來研究中國革命的道路，並解決了未來政權的性質以及等等方面的問題，更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形成了毛澤東思想的比較完整的科學體系”。
　　其二、八九年以後，中共的另一些黨史學家們則從“反面”揭露了中共延安整風的真相：
　　一九四二年十月，延安的秋夜，已有幾許寒意，但是，窯洞裏卻燈火通明。……一批批外來的青年知識分子正在被搶救……歷史稍微復雜、社會關系又不甚清晰的懷疑對象，正在一批一批地集中起來，被送到反審機關審查……
　　一九四三年四月十日以後，審幹由內部轉為公開，開展了群眾性的坦白運動……特務一批一批地被查出來，真可謂已經到了草木皆兵的地步。而外地來的同誌也逐漸地人人自危了……有的單位對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成員進行搶救，使正常工作處於停頓狀態……
　　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五日，康生在中央大禮堂召開的中央直屬機關幹部大會上，作了“搶救失足者”的報告。他在這個報告中號召：“無論青年人、老年人，無論男人、女人，無倫是自覺地為敵人服務，還是不自覺為敵人服務，我們共產黨中央號召你們趕快覺悟吧，號召你們不要再為敵人的第五縱隊服務了。”（按：康生在這裏所指的敵人和第五縱隊，是指國民黨而不是指日寇）他還告誡說：“不要放松一秒鍾的時間，失掉這個最寶貴的時機，將永遠陷於萬劫不復的境地。”
　　康生的這個報告曾被稱為恐怖的信號。這個報告把反奸鬥爭推向了高潮：從延安到各根據地，從黨政軍民學團體到市民群眾，從城鎮到農村，直至到監獄內，由此開始了全線進攻，大搞坦白檢舉……監獄的情況更為嚴重。根據當時被關押在邊區保安處的陜西省黨員朱子彤回憶說：“搶救運動開始，各窯洞都發了康生搶救失足者的報告，學習了這個文件就亂了套，窯洞內大搞車輪戰，都在公開案情、分析、規勸。”“徹夜地揭發、分析、規勸，不達目的，規勸不止，逼著大家交代問題……有時還押著被關押的人去參加機關的搶救大會……有時組織被關押的頑固分子到群眾大會上去坦白交代……”
　　在康生的搶救失足者報告影響下……開始出現嚴重的逼供信現象，並且手段繁多。手段之一：主觀臆斷，指鹿為馬；手段之二，欺騙恐嚇，詐騙口供；手段之三，酷刑折磨，刑訊逼供……據一個縣委擴大會議記錄記載，縣委書記、區委書記都打過人。縣委書記打人約十七人次，挨過縣、區領導打的有九十一人次，私自被關押的二十九人。……據當時任靖邊縣統戰部長的陳元方同誌回憶說：“逼供有精神上的，肉體上的。精神和肉體的折磨有時交叉進行，有時同時並進。精神上的是找被審查者談話，施加種種壓力，威脅，甚至誘供。比如承認可以戴大紅花，吃好的，保留黨籍等等。肉體上的有車輪戰、坐小凳、五花捆綁、假槍斃等等……。”有一個從淪陷區到延安的進步女青年（當時只有十九歲），由於她的親屬中有一人是漢奸，這個女青年便被懷疑是日本特務，將她逮捕關押。審訊她時，三天三夜不給她睡覺，並且威脅她說，如果再不承認是特務，就放兩條大蛇到她的窯洞裏。她被嚇得按照小說《雙城記》裏的情節胡編了一套假口供……在搶救運動中，發生過為了逼出口供，對被審訊人員施以各種各樣的肉刑或變相肉刑、甚至把人打死的情況。據關中分區一個縣統計，他們采用過車輪戰、壓杠子、打耳光、舉空摔地等二十四種肉刑。延安青年劇院為了逼一個趕大車的人承認是特務，捆綁吊打，活活折磨致死……僅延安一地自殺身亡者就有五、六十人……不僅青年知識分子受到搶救，一些老幹部也受到迫害，例如陶鑄同誌……，一些娃娃也被坦白為特務分子。據當時的《解放日報》報導，綏師已有一百六十余人覺悟改悔，在大會上自動坦白者二百八十余人，被揭發者一百九十余人。一個十四歲的小女孩劉錦梅走上臺，只比桌子高一點，坦白她參加了“復興社”。十六歲的小男孩——馬逢臣，手裏提著一大包石頭，坦白他是石頭隊的負責人，說這包石頭是他在特務組織指使下，謀殺人用的武器。綏師的控訴會一直開了九天，在這些十幾歲的小孩中，最後竟挖出了二百三十個特務，占該校人數的百分之七十三。經過搶救，延屬各縣共挖出二千四百六十三個特務，軍委三局電訊學校二百多人，竟挖出一百七十個特務，中央秘書處六十余人，也挖出了十幾個特務，西北公學五百多人，只有二十人沒有被搶救，百分之九十六的人是特務……
　　搶救運動造成很大危害……正常的工作秩序被打亂……造成了一大批冤假錯案……有些人經受不住冤枉折磨而自殺……造成互相猜疑，人人自危，在精神上留下了深重創傷………64
　　在中共延安整風運動中，毛澤東的異己者王明等，均遭到了迫害和清洗。還有象作家王實味那樣的冤假錯案，以及那些如王實味一樣被迫害、殺害致死者，中國大陸的許多刊物都已經有了揭露，這裏不再贅述。
　　顯然，凡是經過中共文革者，大約對抗戰時期在延安和各中共“解放區”早已發生過的“文革”，無疑能夠感同身受。王明在他的《中共五十年》一書中，就指延安的整風運動是文化大革命的“演習”。然而，相同的是，都是整風整人、製造冤假錯案和極端殘暴殘忍；不同的卻是，文革是處在毫無外患內憂的和平時期，而延安的整風則是處在全民抗戰、國家存亡絕續的關頭。如果國民黨、蔣介石在此國難當頭之時，也來了這樣一場整風運動，也大搞一場深挖共產黨特務或其他種種特務的運動，也製造了如是之多的冤假錯案，則中華民族大約只有亡國這一條路了。反之，中共之所以在國難當頭之時，膽敢如此整風整人，大興冤獄，歸根結底一句話，就是因為它不抗戰，假抗戰所致。

二、堅持六年大種鴉片
　　有一首歌頌中共開展大生產運動的著名歌曲 —— “花籃裏花兒香”，曾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歲月裏，唱徹中國大陸。然而，善良的人民卻根本不知道，那花籃裏飄出來的竟是罌粟的香味。因為八路軍第三五九旅的大生產運動不是種的糧食，而是種的罌粟，即鴉片。這對中國大陸人民來說，不啻有石破天驚之感。作者於一九九五年初訪問臺灣時，曾查證了這一說法。65  共產國際駐延安代表彼得·弗拉基米若夫尤在他的《延安日記》裏對它予以了徹底的揭露。彼得這樣寫道：“到處在做非法的鴉片交易。例如，在茶陵，遠在後方的一二零師部，撥出一間房子來加工原料，製成鴉片後就從這裏運往市場……政治局已經任命任弼時為鴉片問題專員。因為當尤任問及毛澤東‘特區的農民往往由於非法買賣鴉片受到懲辦，而現在甚至是共產黨領導的軍隊與機關也在公開地生產鴉片 —— 這到底是怎麽一回事？’毛澤東沒有吭聲。鄧發代毛澤東回答說：‘從前特區只是把鹽和堿運往國統區。我們一掛掛大車滿載著鹽出去，帶回來的錢袋卻是癟的，而且還只有一個錢袋！現在我們送出去一袋鴉片，就能夠帶回滿滿的一車錢。我們就用這些錢向國民黨買武器，回頭再用這些武器來收拾他們！’……中共政治局甚至批準，要加強發展公營的鴉片生產和貿易……要在一年內為中央政府所轄的各省的市場（叫作對外市場）至少提供一百二十萬兩的鴉片……鴉片的事情，就是說罌粟的種植與加工，大部分將由部隊來做管。賀龍的一二零師所在地是最主要的提供鴉片的地區（這個師已長期做這項生意）……毛澤東同誌認為，種植、加工和出售鴉片不是件太好的事情。可是，毛澤東同誌說，在目前形勢下，鴉片是要起打先鋒的、革命的作用，忽視這點就錯了，政治局一致支持中共中央主席的看法。”66 此外，彼得還憤怒地說道：“解放區出現了一片怪現象。中共的部隊同樣也出現了這種怪現象。他們全部在盡可能地與淪陷區的日軍做生意……實際上晉西北各縣都充斥著五花八門的日貨。這些日貨都是由淪陷區日軍倉庫所直接供應的……”67
　　這就是中共大生產運動的真正內容，就是那一曲“花籃裏花兒香”的創作源泉。
　　為了提高國民素質以準備抗戰，在抗戰之前，蔣介石曾提倡並推廣了新生活運動，中華民國政府則開始了嚴格的禁煙運動，此舉曾深招日本的忌恨。在抗戰中，日本侵略者欲亡我中華的另一番戰略，便是在敵占區大肆出售鴉片，以麻醉和斷送我們民族自立與自強的精神。然而，中共卻為了賺取更多的錢買武器來收拾國民黨和準備內戰，竟將鴉片生產和貿易合法化，竟將鴉片源源地運往國統區和敵占區去坑害他們的同胞，事後又將鴉片生產美化為“為了抗日而進行的大生產運動”，這在道德上和行為上都只能堪稱是“絕唱”。

三、堅持長期通敵賣國
　　塔斯社記者、莫斯科駐延安的特派員彼得，揭露了比中共種植和販賣鴉片更要嚴重的事實。這個事實，就是中共最高領導層曾長期通敵賣國。而這個驚人的事實，亦在中國大陸近年出版的《南京誌史》一書中，得到了證明。首先，彼得這樣寫道：“我無意中看到一份新四軍總部的來電。這份總部的報告完全清楚地證實了：中共領導與日本派遣軍最高司令部之間，長期保存著聯系……電報無疑還表明與日軍司令部聯系的有關報告，是定期送到延安來的。”因為，“葉劍英告訴了毛澤東，我已經知道了新四軍發來的電報內容。中共中央主席跟我解釋了很久，說明共產黨領導人為什麽決定與日本占領軍司令部建立聯系。”“中共領導人中只有幾個人知道此事，毛的一個代理人，可以說一直隸屬於南京的岡村寧次大將總部的，什麽時候需要，他都可以在日本反間諜機構的嚴密保護下，暢通無阻地往返於南京與新四軍總部之間。”然而，“中共領導人卻要做出打日本的樣子欺騙莫斯科。”68
　　其次，“大陸出版的《南京誌史》披露了一則被封存了近半個世紀的醜聞。中共當年竟然背著國民政府，背著四萬萬浴血抗戰的同胞，私下裏透過秘密渠道與日本最高軍政總部議和。這篇史料一見光，史學界為之嘩然。該書揭露：一九四五年六月，設在南京的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來了一位神秘人物，此君自報家門：我是新四軍聯絡部長楊帆。衛兵們大驚失色，緊急通報上去，軍部的長官連忙出迎，殷勤接待……抗戰史上的一篇黑幕故事從此開始。事情是這樣的，太平洋戰爭的爆發，使日本陷於戰線過長的困境。中國戰場上，國軍仍頑強抵抗。為了挽救這種極其被動的局面，岡村寧次向新四軍軍部發出了議和信息……新四軍接報，因事關重大，即由中共華東局請示中央。延安方面反應奇快，密電答復：可以和日方秘密接觸。六月初，日軍派出了以日本天皇的乾兒子，日軍總司令部參謀部對共工作組組長為首的使團，向中共提出了局部和平的方案，並建議中共方面派出負責官員前往南京與日軍總部首腦直接談判……經中共中央馳電批復，新四軍聯絡部長楊帆便啟程赴南京。抵寧次日，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副參謀長今井武夫和楊帆開始正式談判，並提出‘局部和平文本草案’，除雙方停止軍事行動以之外，日方還答應讓出八個縣城，新四軍保持中立，也可以將來和日方合作，共同對付蔣介石的國軍和美、英方面……這化敵為友的第一次正式談判自然未獲實質性成果，但已協商好保持秘密接觸的級別、方式、地點、時間，為進一步談判做好了準備工作。這一系列賣國勾當便是弗拉基米若夫在一九四五年八月發現的秘密。”69
　　難怪共產國際的特派員氣憤地指責說：“毛澤東在侵略者面前向後退縮，卻乘中央政府和日軍沖突之際為自己漁利。在民族遭受災難、人民備嘗艱辛並作出了不可估價犧牲的時刻，在國家受製於法西斯分子的時刻，采取這種策略，豈止是背信棄義而已……什麽國際主義政策，跟毛澤東哪能談得通，連他自己的人民也只不過是他在權力鬥爭中的工具罷了！千百萬人的流血和痛苦，災難和憂傷，對他來說，只是一種抽象的概念。啊，個人在歷史中的作用啊！我們往往是過分地把它簡單化了！”70

第四、中共為“解放戰爭的勝利積累了豐富經驗，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本段標題上的引文，是中共黨史學家們為中共的“抗日”所作的最為科學的總結71。歷史的事實是，一九三六年底，當毛澤東率領紅軍將領致蔣介石書，請求不要再攻打紅軍時，中共紅軍僅存不足二萬人馬，其勢力亦不足三縣之地。全面抗戰開始後至一九三七年底，中共已經擁有十萬軍隊，占地三萬五千平方公裏，挾人口一百五十萬。至一九四三年，在敵後共一億八千三百萬的總人口中，中共已經能夠控製擁有五千四百萬人口的根據地。至一九四五年，中共已經在全國建立了十六個根據地，其中五個有各級政權，八個有行政委員會，三個為軍事區域，中共黨員既已達一百二十萬人，其軍隊也已達一百二十萬之數，所挾人口已達一億以上。與一九三六年的中共相比，僅在軍力上便是八年前的六十倍；與在八年全面抗戰中傷亡了數百萬官兵、陣亡了二百余位將官的國民黨軍隊相比，其反差之大，足以令人觸目而驚心。難怪中共黨史學家們要說，中共正是在“八年抗戰”之中，才“為解放戰爭的勝利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兼問　　是誰“摘了桃子”？

　　在中國大陸，幾乎人人皆知，毛澤東曾指罵蔣介石在抗戰剛剛勝利之時，便立即從峨嵋山上趕下來“摘桃子”了，意即下山“搶奪”抗戰的勝利果實了。然而，姑且不說蔣介石曾多少次親自下山指揮抗戰，也不說蔣介石在山上曾遭遇過日本飛機的多少次狂轟濫炸，單就整個的抗戰歷史而言，亦正是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才真正領導並堅持了抗戰，是國民黨軍隊才為保衛中華民族的血脈而浴血苦戰、壯烈犧牲。因此，抗戰勝利後，即便是蔣介石要走下山來“摘桃子”，也是理所當然。相反，恰恰是毛澤東和他的中共，才在八年抗戰中執行了一條賣國主義的假抗日和真擴張路線。而毛澤東既從來沒有走下黃土高原，更沒有命令和指揮過一次抗戰，更不用說上過一次前線。相反，他所有的電報指示，不是製止中共軍隊抗日，就是教導他們如何“專打友軍，不打敵軍”，直至命令他們“長期隱蔽、積蓄力量”，從而為戰後立即發動那一場殘酷的內戰，“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並終於奪取了中國大陸的政權。如是，中共江山“非得自於國民黨，而是得自於日本”的歷史事實，才真正揭穿了“摘了抗戰勝利這個大桃子的”，不是別人，恰恰是毛澤東和他的中國共產黨。

第五章

中共在革命的名義下發動內戰打江山

一　　中共借搶奪受降權發動內戰
第一、唯有中華民國政府才擁有對日受降權和對日受降的指揮權

　　毫無疑問的是，唯有中華民國政府才有對日受降權和對日受降的指揮權。因為﹕一是依照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所劃受降地區的規定，中國戰區受降範圍為中華民國、中國臺灣和越南北緯十六度以北。中國東北由蘇俄受降。二是中華民國是全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因而只有中華民國政府才擁有對日受降權。凡屬於中華民國之任何地方政府和軍隊，均只能在中華民國政府的統一指揮下才擁有對日受降的權力。三是中華民國政府領導了全中國人民的對日持久抗戰，是中華民國所領導的軍隊及其國民（不包括假抗日、真擴張的中共及其軍隊），才為抗戰付出了重大的犧牲，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因此，中華民國政府及其所隸屬的抗日軍隊不僅在名義上，而且在實際上，擁有代表全體中國人民對日本的受降權。四是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戰開始後，中共即已宣布其政權是中華民國中央政府管轄下的“地方政府”，並為中華民國政府所接受。其軍隊亦為國民革命軍之一部，番號為“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和“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因此，中共雖然擁有在中華民國政府及其國家軍事委員會領導與指揮下的對日受降權，卻絕不應該擁有非中華民國政府及其軍事委員會指揮下的對日受降權。就不說中共在八年全面抗戰中堅持失敗主義和賣國主義的路線，堅持假抗戰和真擴張的陰謀抗戰策略，早已使他們在道義上和在實際上，完全喪失了自己原來所具有的，在中華民國政府及其軍事委員會指揮下的對日受降權了。
　　正因為如此，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日本一宣布投降，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介石先生因立即考慮到中共勢將乘機謀亂，甚至乘機叛亂，故特別在他有關對日受降的命令中，“警告轄區敵軍，除接受（中國）政府指定之軍事長官的命令之外，不得向任何人投降繳械”，同時向全國各部隊發出了“應就原地駐防待命”的命令。八月十一日，蔣介石委員長還就此項命令致電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朱德稱﹕“在今作戰地區境內之部隊，並應接受各該戰區司令長官之管轄。”
　　顯然，中華民國作為一個戰勝國，中華民國政府作為一個領導人民堅持了八年全面抗戰，並獲得了最終勝利的全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其對敵受降的權力既不容否定，其指揮對敵受降的權力，亦同樣具有完全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第二、中共借搶奪受降權首開內戰端緒

　　然而，中共及其“養在深山、長在敵後”的百萬農民軍隊，卻將“對日受降”視作他們走出深山、蓆卷敵後、直至打江山和奪政權的“非常歷史機遇”。八年來，他們寧願不抗日、假抗日、陰謀擴張直至陰謀賣國，亦就是在等待著這一天的到來。八月九日夜，當延安意外獲悉日本投降和蘇俄對日宣戰的消息後，毛澤東在延安立即向中共軍隊發出了對日本“實行廣泛進軍”的命令。這個自八年抗戰開始以來，由毛澤東對自己軍隊發出的第一個“抗日”命令，其重心，乃是命令他的軍隊“擴大解放區和縮小淪陷區”。01 八月十日夜至八月十一日下午的十八小時內，毛澤東向他的軍隊連續發出了七道命令，其用心竟是“立即發動二十萬大軍以奪取中原”。為此，毛澤東命令各地中共軍隊，要強行對日受降，強行阻撓政府軍受降，強行“占據及破壞全國各地交通要道”，“收繳日軍武裝”，並“將反抗的中國人當漢奸處分”，同時以“中國解放區抗日軍總司令”的名義，擅自指定受降地點，命令日軍司令岡村寧次向中共軍隊投降”。02 中共中央華東局在接到毛澤東命令的當晚，連夜召開會議宣布，決定派遣張執一以中共中央華東局和新四軍代表名義，首先化裝潛入上海，負責組織上海人民武裝起義，接應新四軍解放上海。後因八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為全力搶進東北而電令停止進攻，保存力量，以便將來發動“民主運動”才作罷。03
　　八月十一日，朱德在接到蔣介石關於由政府統一籌劃受降的命令後，竟公然回電反駁，稱蔣的命令是“完全錯誤”的，甚至威脅說﹕“如果你不公開承認你犯的錯誤，並公開撤回你這個錯誤的命令，我便徹底反對你的命令。”其囂張氣焰可見一斑。與中共及他本人在抗戰初期對蔣的歌頌相比，實為天差地別。
　　八月十三日，毛澤東又在為新華社所寫的社論中顛倒黑白地說﹕“我們要向全國同胞和全世界人民宣布﹕重慶統帥部，不能代表中國人民和中國真正抗日的軍隊。中國解放軍抗日軍隊有在朱德總司令指揮之下，直接派遣他的代表參加四大盟國接受日本投降和軍事管理日本的權利。要不是這樣做，中國人民將認為是很不恰當的。”正是在毛澤東的命令下，八年來養在深山、長在敵後、養精蓄銳、旨在打內戰奪江山的中共軍隊，遂如猛虎出山般地開始了對受降權的瘋狂爭奪。同時，又因爭奪受降權而開始了它的“全面抗戰”和“發動內戰”。中共除於察哈爾、河北、山西、山東、蘇北等地強行對日受降以外，還曾對三萬拒絕向中共投降的日軍實行進攻、包圍和繳械，對日寇打了一場八年來從來沒有打過的“大戰和運動仗”，獲得了八年抗戰以來從未有過的“抗日戰果”。同時，華北綏遠的集寧、清水二縣為政府軍受降不過五日，即被八月十二日自河北、山西一帶急行軍而來的三萬中共軍隊所攻陷。九月十一日，抗日名將馬占山的東北挺進軍由綏遠進至察哈爾受降時，竟被中共軍隊圍殲三千余人。十月十七日，中共又開始調動軍隊，對歸綏的傅作義部展開包圍……。
　　日本投降之際，中共開始“全面抗戰”和發動內戰的成果是驚人的。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六日，即日本投降僅兩個星期，毛澤東就在他起草的對黨內通知中得意地和赤裸裸地說﹕“日寇迅速投降，改變了整個形勢。蔣介石壟斷了受降權利，大城要道暫時（一個階段內）不能屬於我們。但是華北方面，我們還要力爭，凡能爭得者應用全力爭之。兩星期來，我軍收復五十九個城市和廣大鄉村，連以前所有，共有城市一百七十五個，獲得了偉大的勝利。華北方面，收復了威海衛、煙臺、龍口、益都、淄川、楊柳青、畢克齊、博愛、張家口、集寧、豐城等處，我軍威鎮華北，配合蘇軍和蒙古軍進抵長城之聲勢，造成了我黨的有利地位。今後一時期內仍應繼續攻勢，以期盡可能奪取平綏線、同蒲北段、正太路、德石路、白晉路、道清路，切斷北寧、平漢、津浦、膠濟、隴海、滬寧各路，凡能控製者均控製之，哪怕暫時也好。同時以必要力量，盡量廣占鄉村和府城縣城小市鎮。例如新四軍占領了南京、太湖、天目山之間許多縣城和江淮許多縣城，山東占領了整個膠東半島，晉綏占領了平綏路南北許多城市，就造成了極好的形勢。再有一時期攻勢，我黨可能控製江北、淮北、山東、河北、山西、綏遠的絕對大部分，熱察兩個全省和遼寧一部。”04
　　兩天以後，毛澤東就帶著這一“開始全面抗戰和立即發動內戰”的巨大成果，赴重慶談判“建設一個和平民主的新中國”去了。然而，他交下的“今後一時期內仍應繼續攻勢”的發動內戰的命令，卻沒有因為他的赴重慶談判而終止，甚至是變本而加厲。有統計顯示，從八月十日日本投降到十月五日的兩個月間，包括毛澤東在重慶“談判”的四十天，中共軍隊一共搶占了三百座縣城。另一個統計顯示，從九月十一日到十月十一日的一個月內，即至毛澤東回到延安的那一天止，各地共軍所占據的城市已達二百座。在膠濟、津浦、隴海一帶，平綏、北寧、德石、平漢、道清各鐵路沿線，中共軍隊均控製了一些據點，以蓄意阻撓華北和華中的鐵路交通要道，並威脅自山海關到杭州灣的海岸線，自垣曲到武涉的黃河沿岸，以及蘇皖兩省的長江沿岸和運河線。05
　　遵照毛澤東臨赴重慶談判前所發出的指示，為切斷鐵路幹線，搶奪要道，奪取“府城縣城小市鎮”，阻止政府軍受降，中共甚至還成立了“交通控製隊”，在華北與華中破壞鐵路與公路。據統計，僅一九四五年十月一個月內，平漢鐵路即被中共破壞十七次，津浦路被破壞十八次，膠濟路被破壞十次。一九四六年一至八月份，津浦、平漢、膠濟、北寧、正太、隴海、同蒲、平綏等鐵路均遭嚴重破壞，各線被撤毀車站一百四十余處，被炸毀的橋梁達二百零八座，被撤除的鐵軌五萬七千余節，被毀掉的枕木達二十三萬余根，被剪掉的電線十三萬余公尺，被毀掉的車輛八十余輛。一九四五年十月間，中共軍隊甚至於河南決黃河，於江蘇、山東決運河，在河北決永定河、子牙河，同時破壞工廠和礦山。06 由是，中共借爭奪受降權所發動的叛亂實已首開內戰的端緒。
　

二　　中共在蘇軍的陰謀配合下迅速搶占東北
第一、中共覬覦於北和中共借受降企圖搶占東北

　　顯然，不論是從大清朝亡明的歷史教訓而言，還是就日本侵華的現實教訓而論，白山黑水、沃野千裏的東三省，都是侵略者和異誌者們的必爭之地和必儲之地。一九四五年六月十日，一心要打江山的毛澤東，就曾在中共“七大”上建議將東北籍的同誌選入中央委員會，理由就是“從我們黨、從中國革命的最近和將來的前途看，如果我們把現在的一切根據地都丟了，只要我們有了東北，那麽，中國革命就有了鞏固的基礎。”誠然，東北大地對於一個一心想逐鹿中原、再建專製王朝的毛澤東來說，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然而，由於不抗日的毛澤東錯誤地估計了戰爭形勢，再加上第三國際解散後，處在衛國戰爭中的蘇聯已無心和無力來關註中共，所以，直至一九四五年六月十四日，即離日本投降不足兩個月，毛澤東仍然認為“現在距日寇崩潰只應估計尚有一年半的時間”。一九四五年六月下旬，毛澤東和他的中共仍然在考慮如何向華東和江西發展，對搶占東北尚未做研究。不過，一九四四年以後，中共在冀、熱、遼根據地的軍隊已經進入遼寧西北山區建立了遊擊區，為嗣後搶占東北創造了有利的條件。日本宣布投降後，一是蘇美有約，由蘇聯受降東北的日軍；二是中蘇亦有約，由蘇聯支持中華民國政府赴東北接管行政；三是蘇聯在國際條約的限製下，既不宜立即和公開違背國際公約，又不宜立即和公開撕毀“中蘇同盟條約”。所以，一方面蘇共不能公開傳遞信息與中共，另一方面中共也就對戰後搶占東北缺少足夠的政情和軍情信息。特別是在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日，蘇共又曾致電中共中央，要求毛澤東赴重慶談判，並指出中共不能打內戰，否則民族會遭到災難，國家有毀滅的危險。由是，蘇共這種真假莫辨的態度，也就逼使中共和毛澤東要在東北的問題上小心運籌。
　　毛澤東和中共在搶占東北問題上小心運籌的手段之一，便是毛澤東在以延安總部名義所發出的七個命令中，曾公開地發出了第二、三、六號命令，並均以“為配合蘇軍進入中國境內作戰和準備接受滿州敵偽軍投降”的名義，命令原東北呂正操部“由山西綏遠現地向察哈爾、熱河進發”，原東北軍張學詩部“由河北、察哈爾現地向熱河、遼寧進發”，原東北軍萬毅部“由山東、河北向遼寧進發”，現駐河北、熱河、遼寧邊境之李運昌部“即日向遼寧、吉林進發”，賀龍所部“由綏遠現地向北行動”，聶榮臻所部“由察哈爾、熱河現地向北行動”，現駐華北的朝鮮義勇隊司令武亭等“立即統帥所部隨同八路軍和原東北軍各部向東北進軍，並組織東北朝鮮人民解放朝鮮”。由於這些命令只是為了宣傳中共願意與蘇軍配合作戰，積極參加受降，所以，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一日，毛澤東在發出第六號命令之後，又向內部發出指示說﹕“這個命令為對外宣傳、搶先取得優先地位而發。”
　　毛澤東和中共在搶占東北問題上小心運籌的手段之二，是在摸不清軍事行動能否得到蘇軍當局支持的前提下，決定立即派出大量中共幹部進入東北，以造成思想、政治和群眾工作先行的局面。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六日，毛澤東在不得不赴重慶談判前夕，起草了“中共中央關於同國民黨進行談判的通知”。毛在該通知中稱﹕“東北三省在中蘇條約規定的範圍之內，行政權在國民黨手裏，我黨能否派軍隊前去活動，現在還不敢斷定，但是派幹部去是沒有問題的……派千余幹部由林楓率領去東北，萬毅所率軍隊仍需進至熱河邊境待命，可去則去，不可去則不去，在熱河發展，造成強大的熱河根據地。”毛澤東顯然已經擬定了“幹部先行，軍隊後行，以建立熱河根據地為軍隊大舉進入東北作準備”的策略。
　　毛澤東和中共在搶占東北問題上小心運籌的手段之三，則是在派遣林楓率領千余幹部迅速進入東北之後，中共中央又命令李運昌部以配合蘇軍作戰為名，相機進入東北，然後命令冀、熱、遼軍區十六軍分區司令員曾克林配合蘇軍進攻山海關，更於八月二十六日命令山東軍區派出一個營的部隊，由呂其恩、鄒大鵬率領乘船從煙臺渡海，以試探武裝搶占東北的可能性。毛澤東和他的中共為搶占東北已經機關算盡，文武兼用。此時，就看蘇軍對中共的態度了，就看蘇俄是否依然會為了亞洲的共產革命，和自己在遠東的勢力，而敢於兩面三刀，甚至陰謀置國際公約和“中蘇同盟條約”於不顧了。

第二、中共軍隊在蘇軍陰謀配合下迅速搶占東北

一、蘇軍對中共搶占東北的暗中支持和積極支持
　　其一、中共軍隊呂其恩和鄒大鵬部於八月二十九日在遼東半島的莊河上岸，占領莊河縣城，並向大連進發，於大連附近與蘇軍相遇。一位蘇軍少將表示﹕“蘇軍在東北只占領城市，至於其它地區八路軍只要不打出公開旗號，可以自由活動。”07
　　其二、中共冀東李運昌、曾克林部在配合蘇軍消滅了拒不向蘇軍和中共投降，而只願意向國民政府投降的山海關日、偽軍守敵後，在蘇軍默許下，已於九月三日乘火車出關東進，於九月四日進入錦州。六日進入沈陽後，即與蘇軍取得了聯系。蘇軍遠東司令部為正式與中共“通氣”，於九月十四日派出烏茲別克上校在中共冀、熱、遼軍區第十六軍分區司令曾克林陪同下飛赴延安。
　　其三、一九四五年九月十四日晚至十五日上午，烏茲別克上校在與以劉少奇為主角的中共中央的會談中，一方面轉達了蘇軍元帥馬林諾夫斯基所提出的，為不影響蘇聯外交聲譽而要求中共軍隊退出東北的要求，另一方面又同意中共不用共產黨和八路軍的名義進入東北，並同意將山海關至錦州一線交給中共和八路軍，同時希望中共中央馬上派同誌赴東北，以便協調蘇軍與中共出關部隊的行動。並在會談之後，立即讓中共派赴關外的軍政首腦與他同機飛往東北。顯然，一名蘇軍上校是絕無權力作出這種涉及重大國際問題的決定的，即便是作為方面軍司令員的馬林諾夫斯基元帥本人，也沒有這種權力。因為有關中國的任何問題，包括後來蘇聯援華專家的薪水，斯大林都必須親自過問。因此，這不過是共產沙皇斯大林所慣用的兩面三刀手段罷了。08
　　其四、一九四五年十月上旬，當中華民國政府按照中蘇雙方的協議，決定派出政府官員進駐東北時，十月四日，中共東北當局曾密電中共中央稱，蘇軍向他們表示“已下最後決心，此間家務全部交我”，09 即把蘇軍在東北繳獲的所有日軍裝備全部交給中共。至十一月下旬，中共出關軍隊已經從蘇軍占領的原日軍倉庫中，取出了十萬枝槍和三百門炮。雖然蘇軍在表面上對中共軍隊並不熱情，卻默許中共在夜間去原日軍倉庫“開倉取械”。一九四六年春蘇軍撤退時，又為中共留下了相當數量的日軍裝備。

二、蘇軍對中華民國政府的背信棄義

　　其一、由於中華民國政府軍的主力部隊遠在西南，加上中共曾借爭奪受降權奪取中原，並破壞了津浦和平漢兩條鐵路大動脈的交通，所以，政府軍對東北日軍的受降乃阻力重重。遲至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三日，當中華民國政府代表要求蘇軍允許中華民國政府軍在大連登陸時，駐東北蘇軍雖已讓進了十數萬中共軍隊，卻“根據中蘇條約”，竟以“大連是商港，是運輸貨物而不是運輸軍隊的港口”為借口，明確加以拒絕，更不同意中國政府軍乘美艦上岸。中國政府軍進駐東北由是而受阻。
　　其二、當中華民國政府遲到的東北行營主任熊式輝在長春掛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東北行營”的牌子時，同樣，已經讓進了十數萬中共軍隊的蘇軍遠東司令部卻蠻橫地抗議稱﹕“我們只同意你們的行政人員來接管，不允許軍事人員出面。”10
　　其三、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八日，當東北保安司令長官杜聿明飛長春與蘇軍馬林諾夫斯基元帥談判國民政府進入東北接收事宜時，馬林諾夫斯基雖然“熱情允諾”中國政府軍於營口登陸，但是，等到返回上海的杜聿明復於十一月七日率領一個軍乘美艦駛向營口港外時，非但發現蘇軍不知去向，而且發現營口海灘上滿是正在修築防禦登陸作戰工事的中共軍隊。原來蘇軍早已通知中共“接防”。杜聿明只好率軍轉赴美軍占領的秦皇島登陸。這是美軍在東北占領的唯一港口。自此，中華民國政府軍進入東北接收已經沒有希望，政府軍派駐東北的第十三和第五十二軍只好從門外打起，節節打退中共軍隊的阻擊，先攻占山海關，後攻占錦州，至十一月下旬，才“攻入”東北接收。由於蘇軍支持中共陰謀搶占東北和武力搶占東北，中國的內戰實際上已經在東北公開爆發。
　　其四、在中華民國政府知道蘇軍已經將中共軍隊讓進東北，依照《中蘇同盟條約》對蘇方提出指責時，蘇軍卻解釋說﹕“東北各地的抗日武裝和抗日政權，都是東北人民自己建立起來的，是自治的軍隊和團體，與蘇軍無關，蘇軍並不想幹涉中國內政。”11 當中華民國政府接受東北的官員在蘇軍不準帶軍隊的條件下赴東北接收時，蘇軍雖然在表面上要求中共軍隊不得對他們進行傷害，但是，一旦接收事宜完畢，蘇軍便立即撤走，而把當地國民政府的文職官員留在中共軍隊的包圍之中。特別是在東北的一些中小城市，蘇軍的做法遂使得中華民國政府赴東北接收的地方官員不能存身。而當中華民國政府接收人員對蘇軍的這種做法表示抗議時，蘇軍便將《中蘇同盟條約》在換文時曾寫有的，“所有中國軍民，都歸中國方面管轄”的條款拿出來進行辯解。因為，不合法搶進東北的中共和中共軍隊，也是中國人和中國軍隊。中華民國政府自然沒有想到，這竟成為蘇軍陰謀支持中共槍占東北的條約“根據”。
　　其五、當蘇軍陰謀違背國際條約，暗中支持和積極支持中共軍隊搶占東北成功的消息已被確證，美國乃支持中華民國政府立場，開始幫助中華民國政府軍空降東北進行接收。蘇聯因在表面上怯於國際輿論和美國的壓力，而公開要求中共軍隊退出大城市，但在實際上只要求中共軍隊退至離開沈陽、長春、哈爾濱沿線二十公裏之外。此舉遂促成中共製定“讓開大路、占領兩廂”的策略，為中共在東北執行農村包圍城市的農民戰爭大開了方便之門。
　　顯然，斯大林的愛憎是分明的，斯大林的共產擴張計劃並沒有因為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結束而消失，他一心要顛覆和赤化周邊國家的陰謀更沒有停止。只不過礙於墨跡未乾的國際條約和比它強大的美國，才顯得有些羞羞答答罷了。所以，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蘇美英三國在莫斯科發表的有關中國問題的公報雖然重申“不幹涉中國內政的政策”，“要求內戰必須停止”，並要求“建立一個團結民主的新中國”，但在蘇俄，無非又是放了一顆煙幕彈而已。

三、中共企圖搶占東北的陰謀終於在蘇俄的支持下達成

　　其一、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一日，當中共中央接到呂其恩的報告時，劉少奇主持下的中共中央就立即作出了第一個派兵進入東北的決定。該決定要求中共山東軍區立即派出四個師十二個團二萬五千到三萬兵力，分散經海道進入東北，並派蕭華統一指揮。中共搶占東北遂正式拉開序幕。
　　其二、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五日，當劉少奇在與蘇軍上校會談後，因突然明白蘇軍只是要求他們“不要以中共和八路軍的名義搶進東北”時，當天，劉少奇連向正在重慶談判的毛澤東都沒有請示，就立即抓住這個“千秋一時”的歷史機遇，決定派遣彭真、陳雲、葉季壯、伍修權、段子俊與莫春和立即乘坐蘇聯上校的飛機飛赴東北，並由彭真擔任東北局書記。同時，為便與蘇軍打交道，還特別授予彭真中將軍銜，伍修權少將軍銜，段子俊及莫春和為上校軍銜。當晚毛澤東同意的電報拍來時，彭真等已經上路。
　　其三、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九日，中共中央遂將“要以二十萬大軍藉受降而爭奪中原”的計劃，立刻轉變成為“向北發展和向南防禦以全力搶占東北”的計劃，並決定將長江以南的部隊撤往江北，將江北的部隊撤向山東，將山東、蘇北的部隊主力和晉、察、冀部隊一部立即派進東北。這才是毛澤東願意在“雙十協定”裏寫上“中共同意撤出南方八個解放區”的“底牌”。中共十幾萬主力部隊與兩萬多幹部，遂立即改稱“東北人民自治軍”，穿便衣，走小路，水陸兼途，馬步兼程地開始了強占東北的急行軍。至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底，中共軍隊已有十一萬多人搶進了東北。先後搶進東北的中共中央委員，包括候補委員就有二十余人。林彪遂被任命為東北地區的軍事指揮員。
　　其四、一九四六年六月，已經搶進東北的中共軍隊又改名為“東北民主聯軍”，總兵力已達二十七萬多人。他們在蘇聯的支持下，不但接受了大量的現代軍事裝備，而且收編了數十萬原漢奸軍隊，還留下了八千侵華日軍，以補充他們這支旨在中國打天下的隊伍。12 這對於提高中共農民造反軍隊的現代化水平和增強中共農民造反大軍的現代化作戰能力，均起到了巨大作用。
　　內戰早已開場，大戰更無可避免。在對日抗戰中養精蓄銳八年的中共賣國軍隊，終於懷著他們早已鐵定的打天下決心，在蘇俄的陰謀支持下，搶奪了祖國的東北“寶地”。一場由斯大林改寫的“由蘇軍引兵出關”而奪取中華民國江山的新編歷史劇，就要在萬裏狼煙中上演了。
　
三　　中共蓄意阻撓與破壞戰後中國民主憲政的進程

第一、中華民國於戰後積極推行民主憲政的目的之一就是為了避免內戰

　　第二次世界大戰對人類的破壞是空前的。尤其是戰後歐洲和亞洲的一些國家幾乎已成廢墟。處處是斷壁殘垣，處處是窮困與饑餓，童無所養、叟無所歸和啼饑號寒的淒慘景象，隨時隨處可見。雖然我們是一個大國，而未陷入“覆巢之下無完卵”的境地，但是，日本長達十四年的侵略，尤其是八年全面侵華戰爭所帶來的極大破壞，亦同樣使她滿臉是淚，渾身是血，遍體鱗傷。當是之時，任何一個愛國者，愛民者，或曰任何一個有著起碼的良知者，都不會、也不願意在這一場人類浩劫剛剛結束之時，為了一己的私欲而立即開啟一場內戰，使得正在痛定思痛的人民又陷入痛上加痛的更加悲慘境地。
　　如前所說，當政的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先生本人，由於在抗戰前期就已經在實際上開放了黨禁，在抗戰期間又開始了對戰後民主憲政的準備，並宣布要在戰後一年召開“製憲國民代表大會”；由於在戰時即已徵求意見，並曾組織包括共產黨在內的各黨各派力量以數度修改“中華民國憲法草案”；由於上述一切“民主進步”的景象，在二次大戰期間的各國中實為絕無而僅有；因此，如無其它特殊的原因，戰後中華民國的民主憲政建設非但應該能夠順利進行，而且中華民國民主憲政建設的成功，即軍政、訓政的結束，和還政於民的實現，也就完全是可能的。
　　不可否認的是，由於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先生本人，對中共持續八年假抗日、真擴張的賣國行徑知之甚深，又對中共在日本宣布投降期間就已經立即表現出來的內戰欲望和內戰行徑有所了然，因此，倘使說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先生本人竟絲毫沒有一舉解決中共叛逆的願望，非但不符合事實，而且也不盡乎情理。其在不得不打的情勢之下，也只好打打談談，甚至在忍無可忍之時，亦想一舉殲滅中共以“絕我民族大患”的事實，恰是這種心態的說明。但是，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先生本人，基於國家人民最基本的福祉，為了避免內戰和利於戰後恢復，曾對中共一再地作出了讓步。之主動地和一再地邀請中共和談、協商，主動地和一再地籲請國際社會調停和幫助，甚至數度對中共虛位以待，直至做出種種過分的讓步，雖已表明了她的真誠，但是，最能說明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先生本人之真誠希望避免內戰的，卻是戰後立即開始的民主憲政建設。其根本目的，固然是在結束訓政，走向憲政，還政於民，以完成民主建國的歷史性目標，同時，亦在相當程度上，表現了她期待中共參預戰後中國民主憲政建設的願望，更希望借此來避免內戰的發生和擴大。

第二、中共為發動內戰和打贏內戰而竭力破壞戰後中國民主憲政的進程

　　中華民國、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先生本人力圖中共能夠參加戰後中華民國憲政建設的願望，實是“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因為，一是由蘇俄扶植的中共，其意在中國發動共產革命和移植共產製度於中國的目的，從來就不曾改變。二是中共在蘇俄指使下一心要顛覆中華民國的目的，從來沒有變更。三是由於毛澤東曾一再地告訴他的黨人，“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革命戰爭就是農民戰爭”。所以，毛澤東和他的中國共產黨，意在中國發動一場農民戰爭以打天下的欲望，早已是根深蒂固。四是中共決策日蔣火並和一心一意借抗日以擴張的陰謀，其根本目的就是在為內戰作準備。五是在抗戰結束時中共已經擁有了打一場內戰的本錢。六是毛澤東借搶奪受降權而已經開打的內戰，和它在蘇軍陰謀配合下迅速搶占東北的行徑，都已經證明了中共要搶天下的決心。
　　也許有人會說，中共也曾在抗戰勝利後高喊過“和平民主新階段”的口號；也許還有人會說，中共曾經反對過內戰，要求過和平，甚至於有過要求建立“聯合政府”的願望和設想。或許，這都是“事實”。但是，真正的事實是，它們不過是中共所慣用的“革命的兩手策略”罷了。因為，中共如果是真心要和平與反內戰，是真心要在中國實現民主的話，那它就非但不會反對和破壞戰後中華民國民主憲政的建設，而且只會積極投身這一建設。因為，倘若戰後中國民主憲政得以順利推進和實現，則毛澤東旨在“打江山”的目的，也就只能是付諸東流了。後來，中共在中國大陸全面復辟專製製度的歷史與現實，自然已經證明了它對戰後中國民主憲政建設進行阻撓和破壞的目的。

一、中共破壞雙十會談和雙十協定
　　中共在用武力奪取了中國大陸政權之後，曾一再地向人民宣稱，中共是要和平的，是國民黨才要打內戰。其最重要的理由之一，就是毛澤東曾“不顧個人安危，大義凜然”地赴重慶與國民黨、蔣介石進行和平談判。然而，歷史的事實卻是﹕毛澤東主動是假，被動是真；和談是假，內戰是真。
　　首先，雙十會談的起因來自國民政府和蔣介石本人。因蔣曾於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一日之內，就連續向毛澤東發出了三次和談的邀請。二是蔣介石因毛澤東“顧慮安全問題”，而親自敦請美國大使赫爾利親赴延安陪同毛澤東同機往返渝、延。三是斯大林亦因蔣介石的請求，而於八月二十日致電毛澤東，要他赴重慶談判。如果說上述三條原因使毛澤東沒有了不赴重慶談判的理由，那麽，最根本的理由是，如果毛澤東仍然拒絕赴重慶談判，則毛澤東和他的中共，就在全國人民面前完全喪失了他們“要和平”的欺騙性。再加上彼時的毛澤東，一因沒有得到斯大林對中共發動內戰的明確支持，二因企圖搶占東北尚未得手，三因發動內戰尚不能穩操勝券，因此，為得到斯大林的支持，亦為大打內戰作準備，更為在全國人民面前表示他與中共對和平的“誠意”，毛澤東才在向他的軍隊和黨人發出了“繼續發動攻勢”的指示之後（前文），“不顧個人安危地和大義凜然地”赴重慶與蔣介石談判去了。誠如毛澤東自己後來所說，“這一次我們去得好，擊破了國民黨說共產黨不要和平、不要團結的謠言”。13
　　其次，如前所說，毛澤東曾於八月十日夜至八月十一日午後，為爭奪受降權和為“配合”蘇軍進軍東北，而向養在深山的中共軍隊發出了七道命令，要求他的軍隊一要奪取中原，二要探詢蘇軍可否同意他們配合進軍東北，並在赴重慶談判前兩天又向黨內發出了“繼續發動攻勢”的指示。因此，毛澤東是否有“和平談判與談判和平的願望”，也就可想而知。同時，正因為在和談期間，毛澤東已得知蘇軍決定陰謀支持中共搶占東北，所以，在決策“改變搶奪中原而為搶奪東北”之後，和談中的毛澤東才會“大度”地同意從江南八個“解放區”撤兵，以表現他“希望和平”的誠意。這個陰謀，在當時，非但世人不知，而且國民政府、國民黨和蔣介石亦同樣不知。因此，所謂毛澤東在和談中的誠意表現，亦無非是毛澤東在和談時所耍的的陰謀手段罷了。
　　再者，從表面上來看，雙十和談既是國民政府、國民黨和中共在戰後的第一次談判，又是一次在表面上產生了積極效果的談判。因為，從和談的結果“雙十協定”所達成的十二方面協議來看，起碼，關於“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和“承認國民黨、共產黨及一切黨派在法律面前同有平等合法地位”的協定條文，在事實上乃具有巨大的進步意義。因為上述條文於嗣後被寫進了政協會議的決議、特別是“中華民國憲法”之中，無疑是中國民主憲政建設的具體成就和重大成就，亦是一個民主國家所必須遵循的政治原則。然而，在協定簽訂僅僅三天之後，剛剛回到延安的毛澤東即下達了對“蔣管區”進行全面進攻的命令。就不用說，當上述政治協議、政治原則和憲法條文在今天的臺灣已經全部得以實現之後，在中共統治的中國大陸，又有何人敢再言上述協議、原則和條文。如有，便有殺頭和坐牢的危險。由是可知，中共對於戰後中國民主憲政的阻撓和破壞，實是從破壞《雙十協定》始。

二、中共破壞政治協商會議
　　由於毛澤東“打天下”的決心不可能改變，由於毛澤東赴重慶談判僅僅是為了證明“中共是要和平、要團結的”，由於重慶和談成功之日就是毛澤東再一次命令“發動攻勢”之時，所以，由雙十會談所決定下來的召開政治協商會議的“協定”，在中共，就無非是一場“政治作秀”罷了。其目的除掉仍然要攻擊國民黨說共產黨不要和平、只要內戰是“謠言”以外，更重要的是，政治協商會議前後，正值中共搶占東北和必須鞏固東北之時，毛澤東和中共需要時間來穩定他們剛剛搶奪到手的東北根據地。因為，也只有穩定和鞏固了剛剛搶奪到手的東北根據地，他們才不僅擁有了打內戰的本錢，而且擁有了進可以打江山，退可以繼續實行武裝割據，敗了也可以逃往蘇聯境內尋求庇護的保證。顯然，只有明白了這個至關重要的癥結，我們才能夠了解毛澤東與中共之所以同意召開、並參加政協會議的根本原因，才能夠理解毛澤東為何要在政治協商會議召開前夕，即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為中共中央起草了對東北局的指示信。該信指示說﹕“我黨現時在東北的根本任務，是建立根據地，是在東滿、北滿、西滿建立鞏固的軍事政治的根據地。”該指示信甚至一再地強調說﹕“建立這種根據地不是輕而易舉的事，必須經過艱苦奮鬥。建立這種根據地的時間需要三四年。但是在一九四六年內，必須完成初步的可靠的創建工作。否則，我們就有可能站不住腳。”毛澤東為建立鞏固的東北軍事政治根據地，還向他的黨人和軍隊發出了七條具體的指示，並將它們規定為中共在一九四六年的根本任務。由是可知，中共參加政協會議是假，而建立鞏固的東北軍事政治根據地才是真。也就是說，中共有心參預戰後中國民主憲政建設是假，而積極地和堅定不移地破壞憲政和發動內戰為真。
　　歷史的事實完全證明了上述結論的正確。因為政治協商會議不僅達成了諸項完全有利於戰後中國民主憲政建設的協議（參見上卷第七章），而且提出了“用政治方法解決政治糾紛和禁止一切黨派在軍隊裏有公開或秘密黨團活動”的條款，議定了“關於軍隊整編及統編中共軍隊為國軍之基本方案”，成立了以馬歇爾為主、和以張群及周恩來為輔的“軍事調停小組”，拿出了整軍方案，達成了停火協定。顯然，這對於解決戰後各派政治力量間，特別是政府和中共之間的政治問題和軍事問題，消彌內戰和推進民主憲政的進程，實有極為重要的意義。然而，由於上述一切不可能適應中共建立鞏固的東北軍事政治根據地以發動內戰打天下的需要，所以，政治協商會議尚未結束，中共就為了建立和鞏固它的東北軍事根據地，而於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六日單方面提出了四條要求。其中關鍵的兩條，一是第三條﹕要求政府承認並整編剛剛偽裝搶占東北的十數萬中共軍隊——即改名換姓的“東北民主聯軍”。二是第四條，要求政府承認剛剛由他們搶占東北才建立的中共根據地“自治政府”為合法的地方政府。
　　這關鍵的兩條雖然是中共的真要求，因為對他們建立和鞏固東北內戰根據地有利，但也不過是他們要存心設計一個發動內戰的借口罷了。因為承認與不承認，對已經搶占東北成功，並在東北擁有了十數萬軍隊的中共來說，都沒有太大的關系。所以，在他們的要求不能達成之時，並在馬歇爾回國述職之後，中共就立即將剛剛召開的政協會議和它的“和平建國綱領”扔到了一邊，為建立和鞏固他們的東北根據地而立即發動攻勢，大打出手，並於三月中旬陷四平、下長春，奪取了哈爾濱和齊齊哈爾。由是，一場真正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遂只能以中共在東北所發動的大規模內戰，作為它痛苦的歸結。

三、中共破壞製憲國民大會
　　雖然中共在雙十會談和政治協商會議之後，均按照既定方針立即將上述民主成果焚於內戰的戰火之中，但是，由於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先生本人對中共采取了一條“和平未到最後絕望時期，仍不放棄和平”的抗日式決策，所以，按照政協會議的決議，中華民國政府仍決定於一九四六年五月五日首先召開“製憲國民代表大會”。
　　然而，在本階段，由於中共在東北的內戰中打得“順手”，所以，它便要求於國民大會召開前就按照它的意願先改組政府，後召開“國大”，並且沒有達到滿足就拒不交出代表名單。由是，國民政府只好將製憲國民大會延期半年。
　　嗣後，為打破僵局，順利召開製憲國民大會，蔣介石於一九四六年八月十四日抗戰勝利周年紀念日發表文告，提出六項主張，既表示對於“擴大政府基礎、邀請各黨派、無黨派人士參加政府”的要求，“務求迅速實現”；又再次提議“關於政治紛爭，采取政治解決辦法”；並接受馬歇爾建議，於三人小組之外再成立五人小組，商談政府改組及國民大會問題。此時，中共雖然要求在會前改組政府的目的已經基本達到，但為了進一步刁難政府和破壞製憲國民大會的召開，又提出必須在四十名政府委員中，由中共占十席，民盟占四席，然後再將一名無黨無派者的席位撥給中共推薦，以求穩獲三分之一票以奪取否決權，借以阻礙製憲國民大會的召開。同時，中共還在張家口集結重兵，明確表示對蔣介石所提出的“政治問題采取政治解決辦法”不屑一顧，企圖將東北的內戰烽火燒向華北，以威脅召開在即的製憲國民大會。
　　由於國民政府沒有接受中共的無理要求，政府軍又在張家口挫敗了中共的軍事攻勢，中共才在戰況不利的情形下，提出了參加製憲國民大會的名單，以行緩兵之計。但是，當政府為召開國民大會而單方面宣布張家口停戰十日，中共於張家口的不利戰況已得以解除時，中共又為奪取否決權而重提“非在政府委員中占十四名不可”，並要求政府軍於關內恢復一月十四日（第一次停戰令生效之日）以前的位置，同時要求馬歇爾轉告美國政府，不要支持中華民國政府並從中國撤兵。
　　最後，當為中共延期半年的製憲國民代表大會已達開會期限，中華民國政府為促使中共四百名代表參加會議，不僅於十一月八日再次頒布全國性的停戰命令，而且再次將會議延後三天，專門以待中共，甚至於大會五十四名主席團成員席位中留下九名，對中共虛位以待。然而，直至三天後會議已經開幕，中共非但仍然不參加會議，並且於十一月十一日以延安總部名義正式發表聲明，一是要求政府停止“一黨包辦”的製憲國大，二是要求將“侵入解放區”的政府軍撤走，三是於十二月三日由周恩來致電馬歇爾，要求“立即解散正在召開的製憲國民大會”，四是以“國民大會既已經召開，政協會議已被破壞”為借口，宣布要籌開“解放區人民代表大會”。十二月十六日，即在製憲國民大會召開之時，中共在南京的發言人已經宣稱﹕“我軍已於各地先發製人，並準備奮鬥到底！”14
　　歷史的嘲弄在於，中共在大陸奪取政權後所召開的歷次“人民代表大會”和歷次“政協會議”，又有哪一次會議不是由中共一黨絕對包辦？又有哪一次會議的代表和委員——不論屬於“何黨何派”，都必須由中共的各級組織部所“選定”呢？由是，只要稍加比較，我們就能夠十二萬分地清楚，究竟誰才是“包辦”，究竟誰才是真正的獨裁了。
　　歷史的悲劇是，中共雖然沒有成功地破壞製憲國民大會的召開，但由於它的蓄意阻撓和破壞，而使得中共及其軍隊成為中華民國製憲國民大會之外的政治反對力量和軍事破壞力量。所以，中國民主憲政的進程，也就必不可免地陷入了隨時都可能因為內戰而灰飛煙滅的境地。歷史的結局正是如此。

四、中共與中華民國憲法的關系
　　如果說於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在製憲國民大會上三讀通過的“中華民國憲法”，乃是集三十四年（一九一二至一九四六）的艱難奮鬥才獲得的巨大民主成果，並成為現代中國民主憲政建設的歷史性豐碑，那麽，這一部說明了中華民國國家性質和標誌了中國民主憲政進程的“憲法”，這一部曾於衛國戰爭的戰火中由包括中共在內的中國各黨各派共同修改和製定的“憲法”，這一部在五十年前就已經明確地寫入了“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各黨派平等合法和各級監察、考試委員必須超越黨派”等條文的真正民主憲法，卻遭遇了中共的鄙視、否定和徹底推倒。首先，中共不顧自己曾派遣周恩來、秦邦憲、董必武、陸定一等重要領袖，於戰時和戰後曾兩度參加“中華民國憲法”修改及製定這樣一個歷史的事實，而無視“中華民國憲法”的通過和頒布；並且，正因為“中華民國憲法”是自辛亥以來中國民主憲政建設的巨大成果和真正結晶，具有真正民主憲法的性質，所以，中共才會在最後一次與中華民國政府進行虛假的停戰談判、即中共渡江前的談判時，由毛澤東提出了“必須廢除‘中華民國憲法’”的蠻橫要求。戰後中國民主憲政的建設和進程，終於毀滅在中共所發動的內戰戰火之中。

四　　中共打贏內戰的五個關鍵手段

第一、假談真打與中共利用美國又反對美國

　　首先，如前所說，中共參預“和談”，從來都是假談。但是，中共確實又參加過“和談”，更參預了美國領銜的和平調停工作。但它的前提，一是在它還沒有做好發動內戰的準備之時，如它還沒有在東北立住腳的時候。二是在戰況對它不利，如它在張家口吃了敗仗時。它與國民政府的談判，基於此；它接受美國的調停，同樣基於此。所以，在美國派遣馬歇爾來中國調停有利於它時，它便使用陰陽兩謀，明談暗打，敷衍美國和利用美國；而在美國調停不利於它時，它就根據自己發動內戰的需要，反對美國和咒罵美國，甚至不惜製造事端來發動一場反對美帝國主義的運動，以踢開它發動內戰和大打內戰的絆腳石。因為“美帝國主義”從來就是蘇聯的敵人，也就是共產革命和中共的敵人。雖然中共並不輕視美國對中共的“好感和無知”，甚至大大地利用了這一“好感和無知”。
　　由是，就中共利用美國而言，正處於戰況不利的中共，為鞏固東北內戰根據地，乃利用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三日由美國、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共所達成的第一個停戰令，既在停戰前大肆擴張，又在停戰令發布的當天，於各地發動攻勢，在山東進攻韓莊，棗莊、利國驛、臨城等八地，在河南進攻汲縣、修武、經扶等六地，在江蘇進攻泰縣、姜堰等五地，在山西進攻榆次、汾陽、曲沃等地。其中被占領者達十二處之多。此其一。15
　　其二、中共在搶了停戰的便宜之後，因軍調處四處檢查停戰實況而被迫停戰。但是，鑒於鞏固東北內戰根據地的重要，中共又於馬歇爾歸國述職之後，於東北突然發動了大規模的攻勢，並於三月二十日攻陷四平街，四月十八日攻陷長春，四月二十三日攻陷齊齊哈爾，四月二十五日攻陷哈爾濱。中共利用停戰令第二次討得了便宜。
　　其三、由於中共單方面破壞停戰協定，在東北大肆進攻，造成了停戰令的名存實亡，為解決東北問題，中華民國政府決派孫立人率軍北上，並於五月三日收復本溪，五月十九日收復四平街，五月二十三日收復長春，五月二十八日收復永吉。就在中共於東北的戰況復又不利之時，馬歇爾因中國內戰重開而回到了中國。中共代表周恩來遂代表中共要求立即停戰，並以“如不停戰中共即展開全面攻勢”為條件，對馬歇爾進行威脅。
　　其四、在馬歇爾的努力和政府軍的配合下，一九四六年六月六日，第二次停戰令下達，規定兩軍自六月七日中午十二時起就地停戰至二十二日中午，旋又延長至三十日中午。但在停戰令下達三小時後，即七日下午三時，東北中共軍隊又分兵四路向政府軍進攻，一向法拉，一向陶賴昭，一向五棵樹，一向烏拉。政府軍為遵守停戰令未作抵抗並退守松花江以西。在關內，中共軍隊則於六月九日及十九日於河南堰城、修武兩地，陰謀擊殺了軍調小組的雷奮強少校與郭子祺少校。
　　由於中共不遵守停戰協定，並利用停戰的契機發動大舉攻勢，直至公然擊殺軍調小組的政府方面成員，因此，馬歇爾立即召開三人小組會議，決定“兩軍恢復六月七日正午狀態”，並要追究兩少校被擊殺的責任。自此，因中共一方面感到馬歇爾的調停已經成為它發動內戰的嚴重阻礙，另一方面又因為東北內戰根據地已經基本鞏固，毛澤東已經決策要發動大規模的內戰，所以，再接受和參預美國的調停，將會對中共打內戰搶天下的行徑產生嚴重妨礙。由是，中共乃決定反對美國調停，並決心利用戰後國人對美國駐軍的反感，陰謀發動反美運動，以杜絕美國再作任何和平調停的可能。
　　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四日，中共第五十四軍五十三團曹誌福部始在河北香河縣安平鎮召開“反美運動大會”，高呼反對與打倒美帝國主義的口號，要求馬歇爾滾回美國去。
　　七月二十九日，中共曹誌福部又襲擊路過安平的美國海軍陸戰隊三十余人，當場打死美軍三人，傷十二人。這就是著名的“安平事件”。事後共軍再次襲擊塘沽附近美軍軍火庫，美軍死五人，傷十六人。
　　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四日晚，中共竟派其地下黨員、職業學生沈崇勾引一美軍士兵於北平跑馬場野合，並由事先埋伏的中共地下人員“當場捉奸”，在全中國製造了一場人盡皆知的“美國士兵強奸中國女學生案”，“激發”了民眾強烈的反美情緒，更為中共發動反對美國“支持反動政府打內戰”的反美運動，製造了有利的輿論條件。然而，必須指出的是，自一九四五年八月蘇軍進占我國東北始，直至一九四六年一月被迫撤離，其間，俄軍官兵在東北不知強暴了多少中國女子。然而，當時曾在東北境內“與俄共舞”、更“與俄同謀”的中共及其軍隊，卻為何不為我國東北眾多慘遭蘇軍強暴的同胞女子鳴冤叫屈和伸張正義呢？甚至直到今天，我們都沒有看到中共對此有所覺悟和有所懺悔。
　　這一場由中共陰謀發動的反美運動，終於造成了美國調停的失敗，亦終於造成了中共在內戰中的大打出手和大獲全勝，更造成了中國大陸人民在中共的欺騙、驅使和強迫下，反美整整反了二十余年，直至中共再一次需要美國，和美國總統尼克松也需要中國來對抗蘇聯，因而赴北京朝拜那個殘暴的農民造反領袖毛澤東之時，方才告一段落。

第二、毛澤東的兩條戰線﹕發動軍隊“打內戰”與策動學潮“反內戰”

　　中共雖然在日本投降當天就已經藉爭奪受降權發動了內戰，但直至他們在內戰中獲勝，竟自始自終地在“國統區”堅持策動不知真相的民眾、特別是青年學生“反內戰”。這就是毛澤東的“人民解放戰爭的第二條戰線”。
　　如前所述，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在對上海局的指示中，就已經交待任務說﹕“要保存力量，以便將來進行民主運動。”中共黨人張執一在他後來的《回憶錄》中亦說﹕“中共中央上海局成立之後，一方面繼續根據黨中央和周恩來同誌的指示，作隱蔽精幹、長期堅持地下鬥爭的打算，一方面繼續領導蔣管區人民要求和平、要求民主、反對內戰、反對美帝的鬥爭。”16 然而，實事求是地說，並不是“蔣管區”人民在“要求和平、反對內戰”，而是中共為了打贏內戰才要發動“蔣管區”的人民反對內戰，並且絕不敢發動“毛管區”的人民反對內戰，相反，而是強迫他們必須參加或支持內戰。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三日，當中共在內戰中戰況不利時，中共上海局就在中共中央上述指示下，策動和組織了上海“各界人民團體”聯合赴南京請願，“要求和平、反對內戰和要求民主、反對獨裁”。這個運動的總指揮，就是中共上海局的負責人和後來的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張執一。17
　　一九四六年十月一日，毛澤東曾在題為“三個月總結”的對黨內指示中，一方面指示說，“今後數月，是一個重要而困難的時期，必須實行全黨緊張的動員和精心計劃的作戰，從根本上轉變軍事形勢”，“要再殲滅敵人二十五個旅”。對發動內戰和狠打內戰供認不諱；另一方面毛又指示說，“全黨必須加強國民黨統治區內的群眾鬥爭的領導”。而加強對國民黨統治區內的群眾鬥爭的領導，其重心就是策動和發動群眾“反內戰”。因為，就在雙十協定剛剛簽訂、毛澤東剛剛回到延安就向中共軍隊發出了全面進攻的命令時，中共又同時命令它的地下黨策動和策劃了一九四五年年底的昆明學生運動。它的口號就是“反內戰與要和平”。嗣後的一二一學生反內戰運動乃是這場運動的高潮。用中共黨史專家們的話來說，即﹕“一二一運動，就是為開辟這條戰線而吹響的第一聲號角和點燃的第一堆烈火。”18 此後自一九四六年底到一九四七年初，中共由蓄意策劃沈崇事件所發動起來的學生“抗議美軍暴行運動”，則在“性質、規模、影響和作用方面與歷次學生運動相比，不僅有了提高”，而且它的作用，“在反美、反蔣鬥爭中，僅次於人民解放軍”。19 至於一九四七年由中共一手策劃和領導的“紅五月”學生運動，因喊出了“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的口號，特別是一九四七年的“五二零”學生運動，又把“經濟鬥爭、生活鬥爭上升到了政治鬥爭，規模也從小型的分散的鬥爭集中為全國性的反美、反蔣的鬥爭”，從而成為“反對國民黨反動統治的第二條戰線的新起點”。20
　　誠然，這些“學生運動”都是有計劃、有組織、有預謀和有黑手的。借用中共黨史專家們的話來說，就是“它都是在黨中央、上海局的指導之下，由中共南京市委具體領導的”。更有黨史專家們說，“它們是由周恩來直接領導的”。21
　　誠然，這樣的學生運動自然使中共興奮不已。因為，後來曾用機關槍和坦克車來屠殺北京學生運動的中共，在那個時候卻把有背景、有組織、有計劃、有陰謀和真正“有黑手”的“反內戰”學生運動，當作了他們發動內戰的“第二條戰線”。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三日，周恩來為中共中央起草的“中央關於蔣管區的鬥爭方針的指示電”就曾指示說﹕“使一切群眾鬥爭都為著開辟蔣管區的第二戰場，把人民的愛國和平民主運動大大地向前推進。”一九四七年五月三十日，毛澤東更在題為“蔣介石政府已處在全民的包圍中”的文章中稱﹕“中國境內已有了兩條戰線。蔣介石進犯軍和人民解放軍的戰爭，這是第一條戰線。現在又出現了第二條戰線，這就是偉大的正義的學生運動和蔣介石反動政府之間的鬥爭。……學生運動是整個人民運動的一部分。學生運動的高漲不可避免地促進整個人民運動的高漲。”對此，《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一千一百二十頁的註釋，則這樣地評述道﹕“從一九四六年十二月起，隨著人民解放戰爭的發展，國民黨統治區廣大學生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的民主愛國運動，有了新的高漲，逐步形成為反對蔣介石反動統治的第二條戰線。”
　　於是，中共黨史專家乃對中共發動內戰的“第二條戰線”的作用，興奮地評價說﹕“一是從政治上打敗了蔣介石。二是從軍事上間接配合了第一條戰線作戰。三是從組織上為革命和建設準備了大批骨幹。四是配合解放軍接管城市、迎接了解放。五是直接配合了三大戰役的軍事鬥爭。”22
　　由毛澤東、周恩來和中共的領袖們編劇導演，和由單純的青年學生們上演的“第二條戰線”，就是這樣地為中共發動內戰和打內戰，打江山和坐江山，立下了如此的汗馬功勞。一九八九年當中共用坦克車和機關槍在北京屠城之後，一位北京大學畢業的老教授曾痛苦地對他的後人說﹕“當年，我們這些北大的學生天天四菜一湯吃得飽飽的，可是吃飽了便跟著地下黨上街去‘反饑餓、反內戰和反迫害’，國民黨也不曾開槍打我們。今天想起來，實在是令我無地自容。”
　　有必要指出的是，毛澤東指學生運動是他的“第二條戰線”，其實是謙虛了。因為，實事求是地說，學生運動只是他的“第三條戰線”。因為國統區學生運動的直接領導者，就是中共的地下工作者們。而這些地下工作者們的“工作”，才是真正的“第二條戰線”。這個真正的“第二條戰線”，既是學生運動的“黑手”，又是群眾運動的“黑手”，特別是中共第四條戰線——“民主黨派”戰線的“黑手”。用中共黨史專家們的話來說，就是“在民主黨派中還有少數共產黨人。在他們之中，一種人是以民主人士身份參加民主黨派，從事革命鬥爭的共產黨員；一部分是民主黨派中的先進分子，在鬥爭實踐中先後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一部分是早年曾參加中共、由於種種原因脫離了中共而轉入了民主黨派、後來又恢復了中共黨籍者”。中共的黨史專家們一語便道破了當代中國大陸“民主黨派”們的來歷和本相，道出了為什麽他們當中的相當一部分人，在死的時候一定要蓋上中國共產黨黨旗的原因，23 道出了他們當年是怎樣以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的身份，為中共發動那一場內戰盡力和賣命的實情，道出了他們為何在中共奪取政權之後，竟能心甘情願地為中共表演民主的根本緣由。

第三、決策運動戰及人海戰術以打內戰，利用土改以發動農民參加內戰

一、毛澤東決策運動仗戰略和人海戰術以打內戰
　　本卷第三、四兩章，曾詳細地敘述了毛澤東在八年抗戰中堅決反對中共軍隊對日本侵略者“打運動戰、打大仗和打硬仗”的歷史事實。但是，“養在深山人難識”的中共軍隊卻必須長期接受運動戰的訓練，尤其是在一九三九年之後，即當中共已經自稱擁有五十萬大軍之後。這個秘密終於在抗戰勝利之夜才被突然地揭開了。因為一直養在深山的中共軍隊，從借爭奪受降權以發動內戰之時起，即開始打起了他們在中國人民抗戰期間從來沒有打過的運動戰和大仗。毛澤東終於一再地和迫不及待地向他的軍隊發出了“打運動戰”和“打大仗”的指示，甚至是一再地和迫不及待地向他的那些正在打內戰和正在準備打內戰的軍隊，發出了“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指示。雖然，在八年抗戰中毛澤東從來不曾對他的軍隊說過一次要“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日寇”。對此，只需稍稍“學習”一下毛澤東選集第三卷（“抗日”部分），就會一目了然。
　　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日，毛澤東向他的軍隊指示說﹕“戰勝蔣介石的方法，一般的是運動戰。”24
　　一九四六年九月十六日，毛澤東又對根據他的指示，正在用運動戰大打內戰的軍隊，進一步發出了“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指示。這個建立在運動仗戰略基礎上的指示說﹕“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擊破敵人的作戰方法，不但必須應用於作戰的部署方面，而且必須應用於戰術的部署方面……我軍必須集中絕對優勢的兵力，即集中六倍、或五倍、或四倍於敵的兵力，至少也要由三倍於敵的兵力，於適當時機，首先包圍殲滅敵軍的一個旅（或一個團）。”（按﹕八年抗戰中，中共軍隊從來沒有主動地集中優勢兵力殲滅過日寇的一個班，更不用說是一個團、一個旅。）25
　　一九四六年十月一日，毛澤東在他的軍隊已經“集中優勢兵力”殲滅了政府軍二十五個旅之後，又進一步指示﹕“必須在今後一個時期，再殲滅敵人的二十五個旅。”毛甚至更加強調地指示﹕“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是過去三個月殲敵二十五個旅所采用的唯一正確的作戰方法。我們集中的兵力，必須六倍、五倍、四倍、至少三倍於敵，方能有效地殲敵。不論在戰略上，戰術上，都是如此。不論是高級指揮員，或中下級指揮員，都須學會此種作戰方法。”26 （按﹕八年抗戰中，毛澤東從來就沒有命令他的八路軍和新四軍必須學會此種方法以抗日殺敵。）
　　然而，毛澤東所謂的“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運動仗戰略戰術，說穿了便是人海戰術。特別是毛澤東所提出的，所指示的，不論是在戰略上還是在戰術上都“必須用六倍、五倍、四倍、至少是三倍以上的兵力”以執行他的作戰方法的指示，其實質就是殘酷的“人肉戰略和人肉戰術”。中共著名的三大戰役就用的是這一殘酷的戰略和戰術。淮海戰役以政府軍死一人、中共軍死五人為中共所贏得的勝利，早已證明了這種視人命為兒戲的殘酷戰略戰術，實際上乃是最原始、最野蠻和最不人道的戰略戰術，早已為現代戰爭所不取。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內作家所纂寫的《雪白血紅》一書，不僅將這種殘酷的作戰方法予以了最早的揭露，而且將這種極端滅絕人性的作戰方法，所造成的對普通人民性命的殘害，予以了最為驚人的揭穿。中共為了徹底殲滅長春守城敵軍，與為了逼迫敵軍投降而不惜餓死十數萬長春人民，並且連逃出城來的老百姓也要將之堵回去“餓死”的“戰略和戰術”，中共在內戰期間用槍口逼迫地主、富農及其子女打沖鋒，甚至逼迫地主、富農家的婦女裸體打頭陣的“戰略和戰術”，雖然為他自己的後輩軍人所不齒，但是，中共卻正是依靠這樣的“戰略和戰術”，才打贏了那一場內戰。在中國大陸，隨著歷史反思的迅速、廣泛和深入，不論中共采取怎樣的禁錮，上述驚心動魄的史料都正在利用各種方法和渠道重見天日。

二、中共利用土改以發動農民參加內戰
　　誠然，毛澤東的人海戰術是要以人命來作成他勝利的基礎的。然而，人命何來？答曰﹕從農村中來。因為，毛澤東早就將他的革命定義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農民戰爭”了。雖然歷史並非如共產黨所表達的那樣，它的“革命”從來就得到了中國農民的最積極支持和最廣泛參加，但是，中共一手高舉著西方的“均貧賤、等富貴”思想，一手又采取了“實行分田分地”的傳統欺騙策略，因而才獲得了農民、特別是農村中流氓無產者的支持。由是，毛澤東旨在打天下的農民戰爭，便獲得了他所需要的廣大兵源。
　　於是，為了打內戰，為了打運動戰和打大仗，為了“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毛澤東才在內戰已經開打和剛剛大打的時候，不僅曾於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以中共中央名義發出過“五四指示”，要求各地立即進行土地改革工作，並且一再地命令和告誡他的黨人和軍隊說﹕“三個月的經驗證明，凡堅決地迅速地執行了中央五月四日指示，深入和徹底地解決了土地問題的地方，農民即和我黨我軍站在一道反對蔣軍進攻，凡對五四指示執行得不堅決……，農民即站在觀望地位。各地必須在今後幾個月內，不論戰爭如何忙，都要堅決地領導農民解決土地問題。”27
　　同時，為了打贏這一場內戰，毛澤東還一改過去一定要殺死地主、富農全家的“德性”，對地主、富農這樣一些階級敵人，采取了“臨時性的統一戰線政策”。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日，毛澤東就曾明確指示說﹕“在農村中，一方面應堅定地解決土地問題，緊緊地依靠貧農、雇農、團結中農；另一方面，在進行解決土地問題時，應將一般富農、中小地主分子和漢奸、豪紳、惡霸分子，加以區別……在一切土地問題已經解決的地方，除少數反動分子外，應對整個地主階級取緩和態度。……借以減少敵對分子。”29 由是，毛澤東既解決了發動農民戰爭打內戰的兵源問題，又解決了地主富農對中共發動內戰“必然要進行破壞”的問題，中共意在打江山的這一場農民戰爭，也就勝券在握了。然而，參加了和支持了中共發動內戰的中國農民，他們究竟得到了什麽呢？那些因中共要打內戰才“欣遇”過中共“緩和態度”的地主富農們，命運又將如何呢？前者以其成為共產農奴和被餓死數千萬人命的歷史命運，作了最為痛切的回答；後者則於轉瞬之間便被鎮壓了二百余萬的歷史慘劇，為毛澤東和中共在中國大陸全面復辟和建立專製極權統治，而作成了最早的一批慘死者和犧牲品。

第四、為打贏內戰不惜出賣祖國權益以爭取俄援

　　中共的發動內戰和大打內戰雖然獲得了蘇軍的陰謀配合和物資援助，但蘇俄所援助的軍用物資，畢竟是以東北的礦山、工廠、大量的工業設備和器材，即我國東北的原有資產、資源和日本戰敗前在東北的二十億美圓投資作為交換代價的。後來，當中共的內戰狀況不利時，或中共內戰眼看就要勝券在握時，中共或是為扭轉戰局，或是為了爭取內戰的早日勝利，便以滿足蘇聯對我國國土的野心和對我國資源的貪心，而出賣祖國的權益和東北的資源，以爭取蘇聯的繼續支持。
　　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日，中共代表林彪、高崗、彭真、謝覺哉、李富春和蘇聯代表米高揚、康斯諾夫、高爾金、哈爾更、巴布諾夫曾就軍事援助中共一事，於哈爾濱簽訂了《哈爾濱協定》。
　　中共獲得的主要援助，一是蘇聯允諾在外交軍事上全面支持中共。二是蘇聯承諾經常供給中共軍用飛機五十架。三是蘇聯承諾將收繳的日軍武器分兩期全部給予中共。四是蘇聯承諾將現在東北由蘇俄控製之彈藥及軍用物資全部平價售予中共。五是蘇聯同意中共紅軍在東北局勢緊張時可取道北韓退入俄境。六是國民黨軍隊一旦發動對東北兩棲登陸攻勢時，蘇聯軍隊願意秘密協助中共軍隊作戰。七是蘇聯允許中共紅軍在北韓建立空軍訓練站。八是蘇聯願意協助中共奪取對新疆的控製權等。由是，中共獲得了足可以裝備五十萬軍隊的武器，林彪在黑龍江訓練的四十萬新軍，以及原三十萬漢奸軍隊和八千侵華日軍，其主要武器便是從蘇聯所得。
　　中共出賣祖國權利和資源的主要條款，一是中共承諾蘇聯對我國東北陸路和空中交通享有特殊權益。二是中共應對蘇聯提供有關中華民國政府和美軍在中國行動之情報。三是中共應以東北物產包括綿花、大豆及其它戰略物資，除去本地所需用者外，全部供應蘇聯。中共允諾中國遼寧、安東等省特別規定區域，劃歸北韓軍隊駐紮，並在將來適當時期並入朝鮮。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中共又在莫斯科與蘇聯簽訂了《莫斯科協定》。在該協定的主要條款中，中共所出賣的祖國權益和資源，一是蘇聯有優先開采中國境內礦產的權力。二是蘇聯有權在中國東北和新疆駐紮軍隊。三是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時，中國軍隊應依靠蘇聯軍隊作戰。四是蘇聯可將遠東情報局設於中國。五是如果歐洲爆發包括蘇聯在內的戰爭，中共應派遣遠征軍十萬人及勞工二百萬人支援蘇聯參戰。
　　中共所得到的，一是蘇聯承擔建立蘇聯與中共聯合的空軍力量。二是蘇聯允諾盡速裝備並訓練中共軍隊十一個師。三是蘇聯在條約簽訂後即將美國在二次大戰中援助它的一百零三億美圓武器的三分之一運入東北。
　　由是，中共開始有了整師的坦克部隊和炮兵部隊。由是，中共才絕不是小米加步槍便打垮了的它的敵人，而是以現代化的軍事力量，並在共產主義革命的旗號下打贏了那一場內戰。
　　顯然，應該作為對比的是，一方面，中共是在對祖國資源和權力的不斷出賣和蘇聯的不斷支援下打贏了這一場內戰。另一方面，中華民國政府卻在美國一再削減援助直至停止援助的情形下，打敗了這一場內戰。這便是所謂美、蘇要共同“製止”中國內戰的經過和結果。

第五、中共數度“挖心戰術”的重大歷史效應

　　中共建黨後曾四度打入中國國民黨和中華民國政府。兩度公開兩度隱蔽。第一度是作為第三國際的一個支部，即俄黨的附庸，在蘇俄命令和指使下直接加入中國國民黨，公開參加廣州國民政府，竊據了國民黨和廣東革命政府許多高級職位，把持了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大部分各級地方組織。這就是中共對國民黨的第一度“挖心戰術”。第一度挖心戰術實為後來中共再度進行挖心，奠於了關系和思想的重要基礎。第二度是在國民黨清黨和蘇俄在中國直接領導的共產革命失敗後。基於一度打入國民黨所留下的關系和影響，中共曾采取不斷滲透和潛入地下的辦法，打進甚至掌握了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一些要害部門，尤其是特工部門，從而為中共發動武裝暴動，即在蘇俄的命令下發動武裝叛亂，特別是為保護中共地下組織及其領袖人物，起到了難以想象的作用。在中共的第二度“挖心戰術”中，中共有所謂地下工作的“前三傑”，即錢壯飛、李克農和胡北風。還有他們的實際領導者，中共中央特務二科科長陳賡。錢壯飛曾打入國民黨中央調查科擔任主任徐於曾的機要秘書和親信隨從，直至負責人事和中央調查科各地組織的建立。同在國民黨中央調查科的還有胡北風。由是，國民黨中央調查科所有機密全為錢、胡所掌握。中華民國政府軍第一、第二次對江西的圍剿決策和情報，就由錢用國民黨中央組織部信函，經李克農親自送至周恩來手中。一九三零年四月，錢壯飛曾受命赴東北調查東北軍事，錢即與陳賡、胡北風組成三人小組，表面上由錢率領，實際上由陳賡領導，用國民黨中央調查科的證件和經費，在中共地下組織的協助下，於東北建立了一整套明屬國民黨、暗屬共產黨的雙重特務組織。是時，李克農亦曾打入中華民國海陸空軍總司令部擔任譯電員，中共保密局負責人顧順章被捕叛變的急電就是被李翻譯後由錢壯飛送給周恩來的，從而使得中共中央各重要機關和主要負責人及周恩來本人，免除了被一網打盡的“悲劇”。30 彼時，還有一個原來既親共又親國民黨的人物楊登羸。楊在擔任國民黨中央調查科上海特派員時，曾為中共所左右，因而為中共做了大量的情報工作，其中特別是中共的重要人物如任弼時、關向應等人都因他的保護而安全脫險。而中共認為不可靠的黨員，中共便讓他去逮捕和處決。於此期間，極為突出者是地下黨員劉鼎，因宋慶齡的介紹而被送到張學良的身邊，從此為策反東北軍、特別是策動西安事變立下了汗馬功勞。西安事變發生後，毛澤東即表揚他說﹕“西安事變，劉鼎是有功的。”31
　　第三度是在抗戰時期。在本時期內，中共重新開始合法地進入各級國民政府和國民黨軍隊，布下了重重關系，並在毛澤東的一再指示和周恩來的長期布置下，“隱蔽精幹和長期埋伏”（毛澤東語）。當毛澤東在延安大抓國民黨特務，幾乎將延安變成了一座恐怖血腥之地時，在後方，即在被共產黨稱之為“國統區”的重慶等地，成千上萬有身份和無身份的中共地下黨人，卻始終地活躍在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各級機構和場所，並在根本不用擔心蔣介石和國民黨會發動“抓特務運動”的安全條件下，為共產黨進行“挖心”。工商學政各界風雲人物中的親共人物，如閻寶航（閻明復之父）等人的家，就是中共在重慶的聯絡中心。國民黨上將胡宗南的親信隨從和機要秘書熊向暉早在一九三八年就被周恩來秘密安插到了胡的身邊。32 一大批朝附夕叛的前地方軍閥亦大多數在共產黨那裏留下了後路。更有許多少不更事的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大人物的公子小姐，亦因共產主義理想的巨大誘惑而被秘密地拉進了共產黨內，或很快就成了共產黨所能控製的“進步青年”。這一次長達八年的“挖心”，實為嗣後中共發動那一場殘酷的內戰，為促使中華民國政府在內戰中的失敗，暗結了一條特殊的並且是有決定意義的“戰線”。
　　第四度即中共所謂的“解放戰爭”時期。由於中共於前三度已經在敵人內部建立了一條“看不見的戰線”，而這一條戰線，既能直達蔣介石身邊，如擔任國防部作戰次長、掌握了國民黨調動軍隊大權的中共地下黨劉斐中將。由是，當政府軍被調動的軍隊連自己還不知道時，延安就已經得到了情報，並據此而擬好了必勝的作戰計劃。所以，“解放”後，毛澤東才會表揚劉斐是解放戰爭的真正功臣。又如胡宗南的機要秘書和親信隨從熊向輝，因能將胡宗南大軍決策進攻延安的計劃，準時地通報周恩來和中共中央，所以，胡宗南打進延安時，所得到的才是一座空城。為此，周恩來曾經欣然地說道﹕“蔣介石的作戰命令還沒有下達到軍長，毛主席就已經看到了”。33 長期擔任中共中央保密局長的楊尚昆，在一九八九年九月十四日《人民日報》上發表題為“紀念李克農誕生九十周年”的文章時，曾坦白地承認﹕“為配合解放戰爭在全國的順利，我情工人員深入到國民黨的機密決策指揮層內，及時準確地供給了黨中央和軍委及各地區戰略性及動向性的重要軍事情報，為黨中央和毛主席研究戰局，製定解放戰爭的戰略方針提供了重要的依據。使我軍在解放戰爭中對敵人的主要情況了如指掌，始終掌握了戰爭的主動權。”
　　這一條“看不見的戰線”，因它早在抗戰時期，甚至更早，就已經被不抗戰而有充分時間從事“挖心”的中共將它布置妥貼，所以，當中華民國政府在內戰中一旦陷於窘境時，政府軍中形形色色的原地方軍事勢力，就叛變的叛變，反戈的反戈，“起義”的“起義”，逃跑的逃跑。看上去都是臨極而生變，實際上早已暗通款曲，只等時機罷了。由是而終於造成中華民國在內戰中的失敗，和中國共產黨在內戰中的勝利。
　　最後，似乎仍然值得一提的是，除掉蘇俄的指使、中共的陰謀運作和日本的侵略以外，實際上，也正因為中國國民黨是一個具有民主理念和性質的政黨，中華民國政府治理下的中國社會又基本上是一個開放的和相當自由的社會，所以，才會為境外顛覆勢力的思想入侵和直接指使，中共的陰謀運作和公然造反，提供了太好的社會條件和歷史機遇。

　
兼問勝利者都是正確的嗎？

　　一九四九年七月，在中共已經打贏那一場內戰，就要粉墨登場，在北平建政、建國之時，為了再一次獲得蘇聯的支持，劉少奇曾率領中共代表團鄭重地訪問了蘇聯，恭敬地拜謁了共產沙皇斯大林，傾心地表示了他們將在國際社會采取“一邊倒”的政策，決心成為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一員。
　　斯大林對於中共的朝拜，自是滿心欣然。興奮之余，竟對劉少奇說﹕“勝利者都是正確的，你們勝利了，你們就是正確的……”
　　然而，當真“勝利者都是正確的嗎？”反之失敗者便都是錯誤的了？如果是，則一個彬彬有禮的書生被一夥小流氓打倒在地，一架飛機為劫匪所持，則勝利的小流氓和劫匪便必定是正確的了？如果是，凡弱國之敗，弱民之亡，便一定是、和全部是因為自己的錯誤造成的了？如果是，則長江大河的奔流，人類歷史的發展，各國家、民族和地區的進步，便不能有失敗和曲折了？若有之，便一定是、和全部是錯在自身了？
　　相反的是，長江大河的奔流，人類歷史的進步，各民族、國家、地區的發展，竟大多要歷盡曲折和艱辛，甚至要歷經反復失敗和倒退的命運，才會達到它們最後成功的境界。反之，新沙皇列寧和斯大林在革命的名義之下，靠陰謀和殺戮才獲得奪權成功的歷史；毛澤東、金日成、齊奧塞斯庫、波爾布特等等歷史上鮮有的獨夫民賊，同樣是在革命的名義下，做盡壞事以獲得成功的事實——恰恰證明，它們的成功，非但不是“正確”的一個結果，卻是邪惡戰勝正義的一種“倒退”。因此，侈談“勝利者都是正確的”，無非是一個不正確者在為自己的“勝利”喬裝打扮罷了。

第六章

中國共產黨全面復辟專製製度

一　　中共專製復辟政權在形式上的復雜化和性質上的極權化
　　由於毛澤東一再宣稱，不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在實際上，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革命”戰爭就是農民戰爭。由於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那一場農民戰爭，又打的是歐洲共產革命的旗號，並以馬列主義的思想作為這一場農民革命的思想基礎和行動綱領——用毛澤東的話來說，就是“將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這就為中共打天下成功後所建立的專製復辟政權，帶來了雙重的復辟性質和雙重的復辟內容。即﹕它不僅與俄國的共產專製復辟具有共同性，而且具有中國傳統農民革命只能“建立新王朝和復辟舊製度”的特殊性。再加上它一是處於國際共產專製復辟勢力的鼎盛時期，二是正值二戰結束後的東西方冷戰時代，三是以革命的名義推倒了中華民國在大陸的政權，四是它自知有一個靠陰謀起家和賣國發家的骯臟歷史，所以，它才既要實行極權統治，又要掛起“多黨民主”的招牌，以“三權分立”為樣式，將集中與專政作內容，藉以達到它全面重建專製製度的目的。然而，這種形式上的“復雜化”，即裝模作樣，非但無以掩蓋它專製復辟的本質，相反，卻更加地表現了它在本質上的極權化。
　　第一、就中共領導下的多黨合作製度而論，由於其它各黨派均必須接受中共一黨的領導，所以，中共的黨綱便是它們的黨綱；中共的所有政治主張，便是它們所必須遵循的主張。在組織上，這些民主黨派還必須接受中共各級黨委統戰部的具體領導，並必須由有共產黨身份者擔任其各級領導機構的第一把手和秘書長等職務，直至在該黨各級黨部中建立共產黨的“地下”組織，亦即真正的領導機構。在經濟上，這些民主黨派則全部由中共各級統戰部提供活動經費，其中的專職人員由中共統戰部參考中共自身的官本位，規定其薪金級別和工資待遇。如是，它們就在實際上成為共產黨的一個個特別支部。從一九四九年前傳承下來，並曾為中共奪權賣力的這八個“民主黨派”，它們雖是中共在中國大陸勝利奪權中所接收的八個歷史包袱，卻在初期起到了為中共裝潢門面的作用。由是，他們當中的一些不夠聽話者，便在一九四九年之後有了種種的遭遇；他們當中的一些十分聽話者，則在一九四九年後擁有了種種的榮耀。同時，由於一九四九年之後，直至今天，中共仍絕對禁止任何一個新黨派、新社團的建立，凡有暗自成立者，均被視為反革命組織，或授以“顛覆國家”罪，絕無寬容姑息之時。所以，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製度”，在實際上，也就是中共這個“老子黨”和這八個“兒子黨”之間的“永久性和唯一性合作”。中國大陸人民對它們的嘲弄與不齒，自不待言。
　　第二、就中共利用三權分立形式而建立健全的極權專製製度而論。中共在表面上確乎有一個三權分立的“政體”，但是，這個“三權分立”的政體，卻是假的。因為在三權之上，還有一個至高無上的中共黨權。自中央到地方的各級“三權”機關，必須由自中共中央以及各地方黨委派出的
　　黨組進行實際領導。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組成人員，百分之八十以上，必須由中共中央組織部在退休的中共正部級幹部中選任；全國政協常委會的組成人員，百分之七十以上必須由中共中央組織部在現職、主要是在退休的中共副部級幹部中選任；各省、市、縣，包括各級自治區的人大常委和政協常委，均遵照這一原則依次在各級中共幹部中予以選任。各級人大代表中，共產黨員身份者必須占百分之八十以上；各級政協委員中，共產黨員身份者必須占百分之七十以上；其各級各次會議主席團成員中，共產黨員身份者必須保證百分之九十以上，同時還要設立中共臨時黨組以具體領導和指揮會議。其各級常任機關不僅接受同級黨委領導，而且同級黨委還要派出黨組具體領導之。在任何一次會議的任何一次表決前，均必須召開人大機關和政協機關的中共黨組會議，並在決定投票結果後，再召開本次會議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中的黨員會議，聲明必須遵守黨的紀律，服從黨的決定，按照黨的會議決定進行投票。俟上述一切均得到落實後，再進行代表與委員的投票活動。事後若發現有不聽話者，輕者警告，重者解除代表或委員資格，或在換屆時將其剔除。至於各級人民代表與政協委員的產生及名額的分配，則全部由中共中央及各級黨委組織部、統戰部分別或共同把持、操辦即“選拔”。以至名單公布前不僅代表委員本身均不知內情，甚至連推薦代表和委員單位的中共黨組織亦不能預知。誠如中共一位前省委書記所言﹕“這是組織上的事情，沒有必要讓你知道。”01 至於各級公檢法機關，除掉各級均要設立黨組以實行黨的領導外，更由中共中央及中共各級黨委設立各級政法委員會以實行統一指揮。各級公安、檢察和法院系統中絕大多數領導者和工作人員，包括各級判案人員，迄今基本上為中共復員轉業軍人。
　　這便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多黨合作”、“三權分立”和“人民代表大會及政治協商會議製度”的政治本相。是自一九四九年以來中共的每一次錯誤政策，每一種倒行逆施，每一度內訌內鬥，每一回無法無天，不僅均能夠得到人民代表和政協委員們的“一致擁護”，而且均能夠在“法律”上獲得“一致通過”的根本緣由所在。中國共產黨就是靠這樣一些根本的政治製度，靠這些在宣言上、憲法上和各種法律、法規上所根本看不到的專製極權化“操作”，才保證了它實行專製復辟統治的絕對權力，和對於這個政權之“千秋萬代永不變色”的一廂情願。

二　　中共為復辟專製製度而施行教政合一、強化思想統治

　　如導論第一章所述，近現代任何專製復辟政權無不將強化思想統治作為實行專製復辟統治的最重要手段之一。然而，在中國，民元之後，由於袁世凱、張勳的帝製復辟瞬間敗亡，北洋軍閥又不得不在“共和”的名義下以推動復辟，一九二七年之後重建的中華民國南京政權，在本質上又是一個正在實行訓政的民主政權，因而，中華民國作為一個共和國家的基本性質，便在相當程度上得到了延續和保證。由是，中國人民才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持續地保有思想、言論、新聞、出版、集會、結社的相當自由。所以，不論是袁世凱還是段祺瑞，亦都只能提倡“尊孔讀經”，而不敢強迫“尊孔讀經”。北伐成功後，國民黨即便為了接受袁、張和北洋軍閥復辟的教訓，而要在一定條件下和一定時間內實行“訓政”，直至圍剿持槍反叛的新舊軍閥和中共，然而，共產書刊報紙，共產作家聯盟，以及在種種名義掩護下的共產社團，仍在相當程度上和相當範圍內擁有存在和發展的自由。王若望等許多共產黨人，曾一再聲言他們是在國民黨的監獄裏讀了大量馬克思主義著作才崇信共產主義的事實，便是明證。02

第一、取締一切思想文化自由，強化馬列毛絕對思想統治

　　由於教政合一之極端專製政體的特質乃是教權至上，政權次之，而教權統治又以宗教思想的統治至上，所以，維護正宗教義，反對宗教異於，排斥甚至是絕滅其它一切思想，包括思想和思考行為本身，就成了實行教政合一式專製統治的至上法權。所謂“你思考，你就不是一個忠實信徒”的宗教名言，所謂“共產黨員必須做黨的馴服工具”的“黨員修養”，都是中世紀歐洲教主們和當代共產教主們，實行教政合一式專製極權統治的不二法寶。因此，由取締一切思想自由，包括取締對共產教義作出任何不同解釋的自由，而導致對於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及組黨自由的全面取締，便成為“教政合一”之極權專製政體，維護其絕對思想統治的不二法門。中國共產黨正是以此為最高統治原則，才在一九四九年以後的中國大陸，全面地、並且是徹底地取締了人民的上述種種權利，將民元以來中國人民已經享有了三十八年之久的基本人權，剝奪得一乾二凈。中國共產黨不僅在教育、文化、學術、新聞、出版以及各個上層建築領域實行全面的黨治，而且還要在上述一切領域，將任何一種思想文化方面的活動，均納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導之下，將一切的思想文化學術研究工作，均要變成對於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之作為絕對真理的證明，說明和解釋。即便是自然科學領域裏的一切研究工作，包括體育比賽和文藝表演，也都要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進行之，其成果都必須貼上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勝利標簽，以證明這個主義和思想“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絕對真理性”。中國共產黨以此來否定人類歷史上除馬列毛以外的任何思想和思潮，不論其進步還是反動；中國共產黨更以此來排斥和反對當代世界在人文科學領域所獲得的一切成就，亦不論其反動還是進步。由是，不論是在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或文學藝術等各個領域，稍有離經叛道，或僅僅是對馬列毛思想的解釋、證明或歌頌，與中共、甚至是與毛本人稍有背離或偏差，就立即要遭遇批判、鬥爭、政治處理、判刑勞改、直至處以極刑。即便是與中共一起發家，或為中共及毛的發家有過重大“理論貢獻”的共產黨人亦不能免。前中共中央黨校校長楊獻珍的遭遇，就是千千萬萬的例證之一。此與中世紀教權統治下的歐洲相比，其教權的至高無上和教權的無孔不入，及其血腥和殘酷，實有過之而無不及。

第二、取締宗教自由，毀滅宗教文化，壓製宗教發展

　　中共自一九四九年奪取政權以後，雖然在憲法上明文規定人民擁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但在實際上，卻毫無余地地剝奪了人民的這一自由。如果說文革開始前，和尚、尼姑尚允許存在以裝點江山的話，文革中，除馬教之外，所有宗教在“破四舊”革命口號下均被取締和打擊，所有宗教建築、宗教古跡均被搗毀和破壞，所有和尚、尼姑均被批鬥或還俗，中共所謂宗教文化政策的底牌遂暴露罊盡。文革以後，中共雖然開始修復寺廟，
　　重建宗教“隊伍”，但是，也正因是重建，所以，才又趁機輸入了自己的“新鮮血液”，在宗教界建立了黨政級別，即按照中共的官本位為寺廟劃等級，為和尚尼姑定待遇，所謂“處級寺廟、科級尼姑”每遇而皆是，屢見而不鮮。改革開放之後，中國大陸人民雖然因對馬教、毛教的普遍拋棄和徹底厭棄，而開始自己選擇宗教信仰，並促使了宗教活動的迅速發展，卻又因為立即造成了中共的“大不安”，而立即遭遇和正在遭遇中共的廣泛鎮壓與堅決“法辦”。顯然，要想在中國大陸回歸中華民族五千年宗教自由的文明歷史，無疑尚需要一番極其艱難的奮鬥歷程才能實現。

第三、設定反革命罪、反毛澤東思想罪和反黨反社會主義罪

　　中共在奪取政權後，為厲行鎮壓設定了反革命罪。所謂反革命，一是歷史反革命，即歷史上曾作為共產黨敵人者，或曾寄身在敵人陣營裏面的人，並且不論這個敵人是否真的反對過共產黨，是否幫助過共產黨，或為起義者和投誠者，或在實際上竟是抗日的民族戰士。二是現行反革命，即在一九四九年以後，有反對共產黨言行者，或僅僅在思想上表現過不滿或表示過不同意見的人，或僅僅是被共產黨“認為”有不滿者。由於對大量的思想上的反革命，無以設定硬性的界限，因而，思想上的反革命罪，就成為一種“欲加之罪”，即“反黨、反社會主義罪”，此為中國大陸“最為普遍的政治罪行”。一句話，一個字，有時不過是對一個黨員或一名幹部的一點不滿或意見，甚至僅是個人在日記上寫下的一兩句有情緒的話，或被認為是有情緒的話，有時竟是在黨的動員下向共產黨表的忠誠、提的意見，有時卻完全是因為筆誤，諸如將十月一日寫成了十月十日等等，均能構成反革命罪，或被定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行。一九五零年中共因發動土改而隨意將地主視為反革命並將之槍殺者，即達二百萬人以上。一九五一年因中共發動鎮壓反革命運動而成批槍殺的反革命分子，總數達四百萬之多。一九五七年因中共“引蛇出洞”而被打成右派者，竟占全國知識分子總數的五分之一強。其中更有一些人在被打成右派之後，又被判為歷史反革命或現行反革命罪而被逮捕或判刑。03 從一九六六年中共文革伊始到一九七六年四人幫垮臺，因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和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革命罪而被判刑、槍決者，和被逼自殺身亡者，難計其數。一九七八年之前，在成批槍斃死刑犯的刑場上，在人滿為患的中國大陸各地監獄中，其中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者，均為形形色色的反革命犯。一九七九年前後中共為維護統治，收拾人心，曾“與民讓步”而平反冤假錯案，其被平反者，基本上是反革命犯。曾容納過數十萬反革命犯的青海柴達木盆地諸勞改農場瞬間為之一空。時至一九八零年，仍然有人僅因一句“政治民主化”便被判刑十數年。殊不知“政治民主化”之一語，早在一九四五年便被寫在國共兩黨的“雙十協定”上，一九四六年更被公布在中共也參預修改和製定的“中華民國憲法”上。一九八九年中共的天安門大屠殺，無非是一次在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的公開大屠殺罷了。
　　然而，正是這種對反革命罪的大量羅織，才絕對有效地維護了中共在思想上的極端專製統治，使神州大地“人皆不敢言其想言，人皆不敢想其願想”。誠如蔣介石所言﹕“在死的恐怖面前，人民除了聽從，還有什麽辦法？”（參見本卷第二章）中共教政合一的極端反動政治體製，正由是而得以建構、鞏固和維系。

第四、中共為中國漫長的專製歷史補上了最為血腥的一課

　　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大陸建構“教政合一”的極端專製統治，委實為它在中國大陸建立一個“絕對專製製度”，帶來了專製權力在結構上的根本保證。它既是中共在專製復辟統治的手段上，對“蘇化”後中世歐洲教政合一政體的照搬和發展，又是對中國漫長的專製歷史在統治方式上的一次血腥大補課。因為中國歷代王朝和歷代帝王，只借助宗教，利用宗教，卻從來沒有“為獨尊一家宗教或思想而滅絕一切宗教或思想”。即便是董仲舒要在統治哲學上提倡“罷黜百家和獨尊儒術”，也既未掃蕩得了百家，更未在中國真正建立起一個至高無上、即高過皇權的儒教教權統治。儒家思想仍然只能作為一種被皇家利用的統治思想和學術思想，而非必須頂禮膜拜的宗教統治權仗，更不能高高地懸掛在皇冠之上。中國歷朝歷代的統治者們，雖然常常獨尊儒術，但從來都能允許“儒、釋、道”三家並存、並尊，甚至是並用，以使互補和互約。即便是某個統治者要獨尊某家，他也絕不會為了此家而殺盡彼家。獨尊佛門的梁武帝竟能與反佛者“開臺辯論”，雖失敗而絕不加害，足見其沒有為佛而殺人。由是可知，漫長的中國封建、君主專製社會，正因為允許數教並存，互相牽製，在政治上既沒有將專製統治推向教政合一、即在思想上實行全面專製的極端境界，卻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和相當範圍內，予人民、尤其是知識分子以“思想思考的自由和文化創造的自由”，因而，才不致因羅織種種思想罪而為教殺人，也才有可能造成“百家爭鳴”和“百花齊放”的思想文化局面，並在數千年之內創造了燦爛的文化，產生了不朽的思想成就，為思想文化的傳承和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歷史條件。甚至為中國君主專製製度的綿延難絕，造就了思想文化的基礎。即便是歷史上曾出現過的幾度“文字獄”，也只是幾個君王所製造的幾個個案而已。這就較之由教政合一血腥統治所導致的、中世歐洲封建專製統治的“短命”歷程，，既顯示了它在文明發展上的歷史進步性，又帶來了它綿延難絕的歷史落後性。
　　有必要指出的是，在所有殫精竭慮地要探討中國君主專製歷史為何如此綿延而難衰的研究中，有些成果雖然對如何造成中國專製歷史之所以如此漫長的諸種原因，都有切實的論證和睿智的發現，但是，卻又都因為對中國封建、君主專製統治和宗教的關系鮮有探討，而不能揭示出它的根本原因何在。更何況就全世界範圍來說，中國的封建、君主專製社會究否太長，亦大有值得討論的余地。再者，世界歷史的發展，雖是大同小異，但各民族、國家的歷史發展，卻不可能完全步調一致。因此，僅僅因為在近現代世界從專製走向民主的歷史進步中，我們中華民族稍慢了一步，或曰稍稍落後了一點，我們便只想從討伐自身的歷史弱點出發，甚至走向對民族歷史、民族文化、直至對自己民族的完全否定，即將中共的復辟專製之罪完全歸咎於中華民族的民族“劣根性”，這固然是中共在思想文化上絕不允許任何自由、更不允許否定現實的一個惡果，說得直率一點，怕也是某些人，因懷有不敢、甚至是不願否定現實的心態，才使他們硬要將中華民族的歷史與文化拉來為中共的犯罪現實作替罪羊罷了。這在實質上，無非是為中共在大陸的極權專製統治，作了一種“軟性的辯護”。其實“祖宗何罪，罪在中共”。這大約也是一句應該提出來共勉的“實話”吧。

三　　中共為實行全方位專製復辟統治而建立嚴密的權力結構

第一、“兩會製度”是中共表演共和的舞臺與厲行專製的框架

　　如前所說，中共是在革命的名義之下，假以三權分立的樣式，建立了它所謂的根本政治製度 ——人民代表大會製度和政治協商會議製度的，卻在實際的權力結構和實際的政治操作上，又為中共中央及其各級黨委所一統。因此，這個根本製度就成為表演共和的舞臺，而非實行共和的機關。它非但沒有成為組成共和國體的根本權力結構，相反，倒成了厲行專製極圈統治的如意框架。

第二、中共教政合一的極權政治體製是以軍事獨裁作為其統治基礎的

　　如果說人民代表大會製度與政治協商會議製度只是在表面上裝潢與表演共和的舞臺，那麽，撐持著這個大舞臺和作為整個專製統治權力之根本支柱的，卻是號稱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中共黨軍。自中共一九四九年建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土上，就只有中共的中央軍事委員會和中共黨軍，而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軍事委員會和國家軍隊。八十年代初，為了做樣子，才由鄧小平同意“多掛一塊牌子”，即為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多做了一套“國家牌的製服”而已。加之中共的黨章又規定黨的主席，或曰第一把手，必須兼軍事委員會主席，因此，毛澤東便任此職至死而不放，鄧小平亦在不擔任任何黨和國家職務之後仍繼續擔任該職，直至由他來指定接班人擔任這一關鍵職務。因毛、鄧既是中共造反軍人出身，又是中共軍隊的最高統帥，是故得意時均著軍裝以顯威。毛澤東則更是在十數年中常常穿著軍裝，以逼迫人民對他山呼萬歲萬歲萬萬歲。在他所獨有的四個偉大稱號上，有一個便是“偉大的統帥”。他們與希特勒一樣，既是黨的元首，國家的元首，又是軍隊的元首，因而，也就使政權本身具有了軍事獨裁政權的性質。如是，中共黨指揮槍才是假，相反，槍指揮黨才是真。文革開始，全黨內訌，全民遭殃。有人亦數度想在軍隊燒一把火，玩一回造反的把戲，甚至想奪軍權，毛澤東便立即指責這是要“毀我長城”。當文革之亂已經亂到了無以收拾之時，毛澤東便派出軍人“支左”，實際就是武裝鎮壓，並因此而穩定了局面，也鞏固了他重新到手的獨裁權力。而當黨的會議上出現反對他的意見和傾向，其地位與權力受到挑戰時，他則乾脆用軍隊包圍會場，迫使他的黨人在他以軍隊作底的淫威之下就範。可以說，毛澤東的數十年橫行無忌，膽量便是來自他軍權在手。毛死後，胡耀邦的被迫辭職，趙紫陽的被逼下臺，鄧小平用的也是同樣的把戲。
　　“中國人民解放軍”，作為一支在前蘇俄直接命令和指揮下，以公然背叛北伐和叛變中國國民革命為“奠基”的農民造反軍隊，在它於一九四九年為中共奪取了中國大陸政權之後，亦與歷代農民造反軍人一樣，人人都必須弄一個官做做。是故，其軍事人員中有相當大的一部分，便被轉業到地方擔任各級黨政領導，並且形成了傳統。這既在無形中使中共各級政權仍為軍人所掌握，使軍隊的專製作風得以在地方政權中傳承和發揚，同時，亦使得各級地方政府在構成上出現文化素質極底的特質。尤其是公、檢、法系統，至今仍幾乎為轉業復員軍人所把持。其文化素質之低，軍人作風之強，驕悍脾氣之盛，足以使各級本來就無法可依和有法不依的公、檢、法機關，“蠻橫無知和無法無天”。所以，如果說中共實行的是教政合一，倒不如說中共實行的乃是“教、政、軍合一”。因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在實際上乃是一黨一姓的軍隊，豈但與國無涉，而且與民作對。一九四九年後，中共曾無數次調動人民解放軍以大規模鎮壓人民的血案，固然為外界所難知；一九八九年中共公然調動人民解放軍進北京屠城，終於使世界震驚不已。中國共產黨正是靠著這樣一支由它絕對掌握的私家軍隊，為其打天下，又為其保天下，更為其殺天下，才有力地鞏固和維系了它的專製復辟政權。
　　有必要指出的是，中共的這堵“長城”和這根“柱石”，卻在中共數十年權力鬥爭和政治風雨的剝蝕之下，特別是在一九八九年之後，開始了分化和裂變。近十余年來，解放軍裏的知識分子軍官和作家們，特別是新一代解放軍軍史研究家們，他們在對解放軍歷史的反思中，所得出的大量“反認識”，和他們對國民黨軍隊英勇抗戰的“痛苦認知”，無疑為推動中國大陸的現代歷史反思運動，起到了不容忽視的重大作用。至於新一代有文化的中青年軍官，他們而今對“黨指揮槍”的巨大懷疑和不滿，以及他們渴望自己能夠成為國家軍隊的迅速民主覺醒，實已使得中共面臨著軍權的最大挑戰。誠如海外一位報人所言，而今，“解放軍還要解放何人”呢？他們剩下的唯一任務，就是解放自己了。中國共產黨想依靠這一支黨軍來維系它搖搖欲墜的政權，來達成它“千秋萬代掌權”的願望，最終怕也只能落得個“天上人間”式的悲哀罷了。

第三、全方位實行黨政合一是中共將全社會納入教政合一體製的具體形式

　　眾所周知的是，中共不僅實行教政合一，而且實行黨政合一，即將黨政合一當作教政合一的具體形式，無處不以黨權指揮政權，使中央及各級政權機關，包括政權機關中的各個部門，均置身於同級和同部門黨權的控製之下，以黨淩政和以黨控政。同時，中共還將中世歐洲教政合一的組織形式，即教權對於各級政權的控製權，和教權對於各級政權的結合權，發展到了政權以外的全社會。即在全社會的各行各業各單位中，皆視其級別和規模，設立黨的權力機構，將其領導權力政權化、級別化，同時還要建立行業、系統、或跨行歸口的黨委領導機構，以求黨權至上，統領一切，重在控製思想和掌管人權。其中工會、婦女、體委、文聯（包括所屬各協會、特別是作家協會）、共青團等被中共宣布的“五大群眾團體”，均歸中共中央即各級黨委的宣傳部直接領導和控製，如同八個“民主黨派”權歸中共中央及各級黨委統戰部直接掌控一樣。由是，從中央到地方直至全社會，都建立起了一個個蛛網式的和等級化的“封建莊園”，並且還要視其在蛛網結構中的地位和大小，或成縱向歸屬，或作橫向牽製。其每個莊園的莊園主便是這個莊園的黨的最高負責人。這個負責人由是而獲得了其領屬範圍內的一切生殺予奪大權。這樣一個嚴密的權力結構，不僅使得全社會政權化，而且使得全社會黨權化；不僅使得整個國家專製化，而且使得整個國家封建化。因此而成為中央集權與封建專權的高度結合，即全方位極權化。
　　由是，全社會所有行業和所有單位，其內部自上而下均層層設立包管一切的政權式機關，又同時設立控製一切行政權力的黨權機關，並設置黨委書記，黨總支書記，黨支部書記等職。其作為同級行政領導的領導，便理所當然地掌控了指揮行政的全部權力。由是，人民的衣食住行，婚喪嫁娶，讀書做工，包括休養生息，便全部被置於黨權指揮下的“行政權”之下。中國大陸全體人民，在實際上便成了奴隸製度下的，無任何人權與民權的奴隸而已。
　　八十年代中共為自救而實行改革開放之後，雖然上述統治開始出現了軟化跡象，但是，其基本的黨政體製既未改變，黨政亦根本沒有分開，由黨管人的人事製度雖然高喊改革已達二十年之久，卻至今沒有任何具有實際內容的改革。全社會各行各業中的黨權，雖在少數領域有所削弱，如工廠廠長負責製和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製的一再較量，個體經營中黨權問題的亟望解決和尚未解決，以及由“人心不黨”而產生的對黨權的抵抗和排斥等，但其中絕大多數領域，黨權基本上沒有被觸動。尤其是在一九八九年之後的教育、新聞、出版、學術、科研、文化等上層建築領域中，反而有進一步強化的明顯趨勢。一度在高等學校實行的校長負責製，終於又退回到了“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製”。但是，中國共產黨為復辟專製製度而苦心建立起來的這個嚴密的權力結構，畢竟因為時代的進步和中國大陸人民民主意識的覺醒和復歸，以及它為自救而推行專製經濟改良所產生的巨大“負面”作用，不僅開始出現全面的松動和松散，銹蝕和腐蝕，而且其最高權力所面臨的權力危機，亦在人心思變的基礎上，使得它的整部統治機器已經在根本上發生了衰朽。由是，中國共產黨所建立起來的這一部嚴密的和高精度的專製權力結構，也就勢必要面臨著“一朝崩潰”的危險。蘇聯及其它共產國家的瞬間自垮，及其權力結構的轉瞬即崩，已經為中共昭示了它同樣的下場和結局。只是中共將垮得更慘而已。

四　　中共為強化專製復辟統治而重新建立嚴酷的等級製度

　　中共重新劃分等級的手段，一是軟劃分，二是硬劃分。所謂軟劃分，即由中共從其復辟專製的需要出發，使整個社會在觀念上形成嶄新的等級觀念。文革前，其第一等級是中共黨員幹部，特別是黨的高級幹部。第二等級為非黨員幹部。第三等級是號稱領導階級的工人。第四等級為農民中的貧下中農。第五等級為知識分子。第六等級為小生意人。第七等級為無業遊民。第八等級為階級敵人。八十年代中共實行改革開放後，因鄧小平曾一度鼓吹知識分子也是工人階級，故知識分子曾一度榮列第三等級。但隨著“八六學運”和“八九動亂”的爆發，其等級又有明顯下降的趨勢。相反，因小生意人即個體戶，在改革開放中的日漸“財大氣粗”，地位乃有明顯的躍升。特別是在出現了“官倒、權倒”為代表的大生意人以後，因其中一些官倒、官商和權商本人就是中共的高幹、老幹及其子弟，故他們在實際上已經成為今日中共權錢並擁的第一等級。原第八等級，蓋因右派平反摘帽，階級鬥爭已經抓而不靈，所以只剩下反革命和刑事犯罪分子（反革命罪一九九七年後改名為顛覆政府罪）。因反革命和所謂顛覆政府者在人民心中已經“變味”，甚至得人尊敬，如“六四”通緝犯等，所以中共對這一等級的製造，也就徒勞而無功。另外，因為犯罪分子獲釋後，按照中共不成文的製度，乃成為“勞改、勞教釋放犯”，已永入另冊，終生不再享有被錄用權，只能成為小生意人，做個體戶，因此，在八十年代以後，他們的等級也就要根據他們經商規模的大小，以及他們與中共當權人物的關系來確定。八九年後傳遍中國大陸的“十等人”歌謠，應該說是十分形象和十分準確地道出了當前中國大陸社會等級觀念的本相。04
　　所謂硬劃分，是指中共通過建立嚴酷和嚴密的封建等級製度，所進行的社會等級和社會待遇劃分。其具體手段如下﹕

第一、重新劃定封建官僚等級，確立官本位

一、封建官本位的建立和健全
　　自一九四九年中共在北京建立政權，即開始實行所謂供給製。按照初步劃分的“革命等級”予以不同的供給。由於此路不通，遂實行工薪製，開始明確劃分幹部的級別，逐漸地建立了以官僚級別為準繩的“官本位”工薪製。工薪級別分為二十八級，十三級以上謂黨政高級幹部；十三級至十七級謂黨政中級幹部；十七級以下者謂普通幹部。高級幹部取工薪與供給相結合製，即除掉按級領薪外，其秘書、住房、汽車、電話等一切“革命消費”，均由國家供給，並有詳細的規定。工薪只作為其職務收入的象徵而已。五、六級以上的高級幹部，基本上已經能夠予取予求。中共最高統治集團成員，則能隨心所欲。文革初期被揭發出來的許多中央和地方高級幹部的豪華腐朽生活，曾叫普通幹部和民眾目瞪口獃。由毛澤東專職醫生李誌綏所揭露出來的毛的腐化事實，較之在中共高層和大陸民間所流傳的“故事”，尚相去甚遠。
　　官僚級別一經劃定，即“全國通用，終生享用”。不僅退休之後仍享受原有的政治、經濟待遇，即特權，而且死後的追悼會與骨灰盒的安放，亦有明確的等級規定，訃告上則要明確指明生前所享有的官僚級別，哪怕是一個科級或股級幹部。如此常令無級無別的普通民眾笑恨難抑。與中國封建專製時代和君主專製時代相比，實有過之而無不及。
　　黨政以外的各行各業，也普遍分行業劃定了工薪級別。但只作工薪級別，而不含有其它任何政治級別和其它任何特殊待遇的意義，更無特殊的享受和需要。
　　新的等級製度，一方面隨著歲月的流逝而問題愈來愈多，一方面則在一九六六年文革開始後被“革”亂了套。文革中被打破的官僚等級，雖然在改革開放後立即得以恢復，並將十三級以上才作為高幹的規定，放寬到了十四級。然而，由於中共老幹部相繼“向馬克思報到”，新提拔的幹部日益增多，職別和級別的不統一已經愈來愈明顯，中共遂於八十年代中期以機構改革為名，一是將官僚等級（含工資級別）劃定為辦事員級，正副科長級，正副處長級，正副局（廳）長級，正副部長級，正副總理級和正副國家元首級。其中正副局級以上者為黨的高級幹部，明文規定享有不同等級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仍然取工資與供給相結合的製度；處級為中級幹部，視其實際權限的大小，而予以一定的供給；科以下為一般幹部，其中有實權者，一樣敢多占，也一樣敢多吃。改革期的中共各級領導幹部爭級別、鬧待遇的種種醜惡表演可謂無奇不有，實為古典小說《官場現形記》所揭露的晚清官場腐爛之風所不堪比，也不能比。
　　八十年代中期的“級別改革”，終於使“官本位”的嚴酷等級製度得以完善化，即將上述各級官僚級別作為“本位”，將自五十年代後期以來就沒有升過級、加過薪的教授、醫生、工程師，以及一切有社會公職者的工資級別，包括和尚與尼姑，均靠攏到官僚級別上，並由此劃定為﹕知識分子的最高工資級別，即正教授的最高工資待遇可以比照副廳級，以下按級類推。而今，隨著黨權更加膨脹，改革開放又為不受製約的權力大開了綠燈，因此，稍有職權者，不論科、處，廳、部級等，均能夠公款吃喝，公款旅遊，甚至“吃喝嫖賭都報銷”。而無職無權的知識分子，非屬於中共上層知識分子的教授專家，尤為一般工人農民，即一切僅靠工資吃飯和勞動吃飯的社會主要構成，就只能眼睜睜地看著他們“起高樓，宴賓客，樓卻塌不了”。其所造成的人心憤懣自不待言。中國大陸正在流行著的一首首生動深刻的民謠，已經成為歷史最有力和最生動的見證。

二、官本位成為在全社會劃分封建等級的嚴酷標準
　　中共為了讓官本位成為全社會唯一丈量森嚴等級的準繩，由是，企業始分為國營、集體、鄉鎮與個體四大類。其中國營分為一級二級三級等；集體分為大集體、小集體；鄉鎮企業有公營和公私聯營之分；個體則予以規模與範圍的限製。在改革開放之前，他們常常是被打擊的“投機倒把對象”，非但生計難保，有時連命也難保。改革開放之後，他們雖因“黨的政策象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樣”而時起時落，卻在終於和腐敗官場有了千絲萬縷的聯系之後，才熬到了可以作成大款和大個體戶，而今已經被稱做民營企業家的的非常歲月。
　　企業的級別雖如是劃分，但除掉八十年代以後的大小個體戶外，不論是各級國營，大小集體，還是鄉鎮企業，其領導者，均按國家的統一官本位按級拿錢，享受同級待遇。如地、市、縣級的書記、廠長，均能夠享受地、市、縣級待遇。至於級別外的占有，則隨著中共改革的逐步“深化”而當然要“愈來愈往高處走”了。雖然工廠虧本，工人發不出工資，廠長書記非但工資分文不少，而且吃喝玩樂、出國考察照舊。即便是這一家工廠被他們搞垮了，他們仍會被調到另一家工廠去當廠長、做書記，照樣吃喝玩樂。
　　官本位的確立同樣給事業單位帶來了森嚴的等級標準。教育、衛生、科研、新聞、出版、文化、“群眾團體”，亦被全部按照官本位納入了官僚級別的體系之中。因此，中共事業單位的官僚們為升級和爭待遇，可謂機關算盡。中國大陸的許多學院和高等專科學校的書記及校長，為將自己從副廳級升上正廳級，乃使用各種辦法，包括用教育經費向上級主管行賄等，務使本院校改名為大學。中國作家協會為了能夠“復辟”到文革前的準部級單位，以與全國文聯平起平坐，竟指使它下屬各省的分會紛紛要求“升級”，終於在八十年代末被中共中央組織部批準為“副部級單位”。事成之後，其書記、副書記們與主席、副主席們，便紛紛慶賀自己的官僚級別隨之升了半級。“少數對文化不重視”的省委，因沒有為本省的作協升級，而使作家協會的官員們怨氣沖天。

第二、戶籍製與戶籍等級製

一、中共實行嚴密的戶籍製度
　　中共自一九四九年建政後實行了嚴格的戶籍製度，使中國大陸人民從此失去了遷徙與居住的自由。可以說，這是中共北京政權為強化專製極權統治之最為險辣的一著。因為戶口製加上糧票製度（糧票分為地市、省市和全國範圍內通用不等），再加上任何人外出，不論公、私，都必須持本單位或本地區黨政機構的介紹信（在農村，直至八十年代末期發放身份證之前，都必須由人民公社或生產大隊、以及後來的鄉政府開出介紹信），以說明自己的政治身份。否則，就會隨時有遭遇扣留或逮捕的危險。這就使得任何一個公民都失去了最起碼的人身自由。

二、中共實行嚴酷的戶籍等級製度
　　中共不僅實行戶籍製，而且實行嚴酷的戶籍等級製度。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境內，分城市戶口和農村戶口兩大類。在城市戶口中，尤以大城市戶口為最貴重，中小城市次之，縣鎮又次之。在農村戶口中，又分為吃商品糧者，如城郊菜農；和不吃商品糧者，如糧棉生產者。縣以下的城鎮裏，又分吃商品糧的城鎮居民，為城鎮戶口；和不吃商品糧的城鎮居民，為農村戶口。然而，由於每年又要給予一定比例的“農轉非”指標，可以由農村戶口轉為城鎮戶口，於是，這些指標便成為縣以下各級官員的“專利”，直至成為縣市公安局的“錢袋”。時至今日，不僅億萬流民早已橫決大江南北，農民的不滿和反抗正在此起彼落，而且呼喚陳勝、吳廣的喊聲，早已震動“天聽”，深入人心。

第三、中共對國民進行分類等級劃分以實行層層“裂民”而治

　　中共建政後，即將中國大陸人民劃為兩大範疇。一是人民內部，二是人民外部、即階級敵人。在人民內部，中共又將工人劃為第一等，是為領導階級；農民劃為第二等，是為同盟者。農民中又分為貧農、下中農和中農，屬人民內部。地主和富農劃為階級敵人，是為專政對象。小生意人為第三等，是常常要進行改造的對象，其中改造不好者或在運動中成為打擊對象者，亦能當作敵我矛盾來處理。第四等為無業遊民。在人民外部，即在敵人中，中共又將其劃為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和右派。其中反革命分子為最，現行反革命分子為最中之最。其余為地、富、壞、右。在地、富、壞、右和歷史反革命中，又有改造好的和未改造好的之分。自然未改造好的又次之。但在地、富、反、壞、右和歷史反革命中，在押者，自不待說，勞改勞教釋放後，即為“勞改釋放犯”和“勞教釋放分子”。因此，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和右派，即便是改造好的，也永遠不能改變身份，仍然是最底層，屬於永久性的專政對象。他們的配偶自然也要低人一等。他們的子女在一九七七年之前，絕大多數被剝奪了升學、招工、晉級的權力。至於參軍、入黨和“提幹”，就不用說了。在政治松動期，他們當中極少數人尚能考取大學或被招工；在政治收緊期，則他們當中的任何人，成績和政治表現再好，也沒有可能考取大學或被招工，甚至連中學也“考”不取。在一九六四和一九六五年的歷次全國高考中，某省考區的前三名學生，俱因出身不好而概不錄取。農村地主、富農子女的處境就更為淒慘，女性尚有出嫁的可能，男性常常無人願嫁。中國大陸農村中，終身不能成家的地主、富農之子，比比皆是。
　　一九六六年文革開始後，人民內部的等級無大的變動，但人民外部的階級敵人猛增，故五種人，又變成了九種人，即增加了叛徒、特務、內奸和走資派。他們的子女亦分為“可以教育好的”，和“不可以教育好的”兩種。一九七八年至一九七九年，鄧小平為收拾人心，曾先為黨內叛徒、內奸、特務、走資派平反，後為“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分子們”摘帽、改正。由是，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和右派分子之人民外部等級，才逐漸消失。
　　總之，中共為實行專製復辟統治，而建立了中國數千年歷史所從未有過的嚴酷等級製度，又藉劃分等級為手段，製造人民之間的隔閡與仇恨，以進行“裂民而治”，或曰“分而治之”。中共雖然藉此而維系了它的極權專製統治，但是，由這一森嚴等級所逼迫出來的人心覺醒與人民反叛，最終必將成為它覆亡的重大社會原因之一。

五　　中共為維護專製復辟統治而厲行殘酷的鎮壓手段

　　中共厲行鎮壓的第一手段，便是建立鎮壓的理論根據。即在憲法上和其它重大立法上，確定共產主義信仰、社會主義製度和中國共產黨一黨專製的絕對合法性和永久合法性。由此而將一切不信和詆毀共產主義信仰，批評和動搖社會主義製度，不滿和反對中國共產黨一黨專製的“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行”，均定為“反革命罪”，且為重罪。同時又以此為根據，視需要而羅織種種屬於反革命罪的“欲加之罪”。於是，這些根本“大法”就為中共所有“無法無天”的鎮壓手段，打開了廣闊的門路。

　　中共厲行鎮壓的第二手段，便是要造就一個有權無法的社會觀念和社會結構。其做法為﹕
　　第一、厲行黨大於法。中共中央及各級地方黨委不僅要向同級政府的公安、檢察與法院三大機關派出“黨組”，以在內部領導公檢法以外，而且在同級地方黨委內部設有“政法委員會”，以統管同級的公檢法機關。當對案件的處理，包括審訊，在公檢法機關內部發生重大分歧時，由該委員會拍板定案；或由該委員會直接上報同級地方黨委決處。公安、檢察、法院也就因此而由權力機關變為中共一黨的職能機關和辦事機關，其作為司法、權力及執行機關的應有獨立功能，便被一筆勾銷。
　　第二、厲行政策大於法。自人類有法製以來，法總是具有權威性和穩定性，而政策卻常常具有靈活性和時間性。法既是製定政策的基本根據，政策的製定則必須受到法的製約。但是，中共在其五十年的專製復辟統治中，卻造成了政策大於法的悖反現象。中共一黨的政策不僅必須是國家立法的依據，而且其政策由權力的更叠，或由最高權力者及各級掌權人的隨心所欲所造成的多變和劇變，更造成了法的無所適從，或“有法難依和有法不依”，直至造成法在實際上的消亡。五十年代初，毛澤東在審訂“憲法草案”時就曾說過“憲法還不是我定的”的話，無非說明了他對法的輕蔑。至於他的名言“我就是禿子打傘 —— 無法無天”，就更是證明了他的目中無法。八十年代，中國大陸民間歌謠所唱的，“黨的政策象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樣”等“絕響”，實是形象地表述了中共政策多變和法製無歸的真相。多變的政策既使法製歸於虛無，更使得法製觀念在全社會蕩然無存。由是而造成了中共無法無天和人民無法可據的畸形社會局面。
　　第三、厲行權力、地位、人情大於法。由於黨大於法和政策高於法，因而，權力、地位、人情之大於法，便成了普遍的社會現象。一般來說，任何案件，只要擁有黨權的幹涉，便既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也可以小事變大，無事生非。任何案件，只要能夠找到有地位的人向掌權者打通關節，亦都可以網開一面，反之冤網難逃。至於中共黨人一旦違法亂紀，則黨紀既可以代替國法，地位亦可以免除國法的製裁，除掉黨內鬥爭的需要。前者使同罪者因具有黨員身份，而僅受黨紀處分或免於刑事處罰；後者即使罪大惡極，亦只會重罪輕責，直至尋機開脫。難怪中國大陸人民常說“在中國，沒有一件好辦的事，也沒有一件事辦不好。”而由大陸人民悲憤填膺地唱出來的“大蓋帽，吃完原告吃被告”等民謠，實已徹底揭穿了中共法製的本相。

　　中共厲行鎮壓的第三手段是敢於公然地和肆無忌憚地濫殺無辜。其具體手段 —— 第一便是革命即法。自一九五零年六月始，繼所謂清匪反霸已經屠殺了數百萬人之後，中共又在保衛革命政權的名義下，厲行“鎮壓反革命”的政策。時不足一年，僅為毛澤東和劉少奇等所公開承認的就有七十一萬（參見前文及註釋）。其執刑場面之大，一次槍殺者之眾和每每陪斬者之多，史無前例。毛澤東的名言“秦始皇算什麽！他只殺了四百六十個儒，我們一次就殺了四十六萬”，實在將一個流氓暴君的形象表現得栩栩如生。其時，毛澤東不僅屢屢叫囂“要大張旗鼓地殺反革命”，而且一再地親自決定殺人的數字和比例。為彭真所主持製定的“懲治反革命分子條例”，竟能規定對傳謠者也要“斬立決”。其目的，就是要殺得所有人都不敢說甚至不敢想為止。05 據近年來中國大陸各方面的不完全統計，直至毛澤東死，中國大陸人民被中共公然殺害和迫害致死者，不包括被中共“人禍”餓死者在內，決不下四千萬之數。是日本帝國侵略我國十四年所殺害者數倍以上。這只是一個最保守的數字。完全的數字，只有等到中共檔案完全解密和人民能夠真正申冤的那一天。
　　第二便是運動即法。即在中共所發動的一場又一場政治運動中，根據運動的要求和目的，竟可以隨時隨地地“殺人無罪”，逼死人和害死人更無罪。自一九四九年前後直至毛澤東死，中共曾連續地和不間斷地發動過 —— 清匪反霸、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思想改造、三反五反、批判《武訓傳》、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統購統銷、農業合作化、肅清反革命、城鄉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反右派、大躍進、反右傾、人民公社、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四清、批判合二而一、批判文化界的修正主義路線、文化大革命、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批林批孔等二十余次大型政治運動。其間，為發動、深化和證明歷次運動勝利的需要，被關、被判刑、被處決和被迫害致死者，難計其數。文革中以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罪和反黨反社會主義罪而被殺害、迫害致死者，和造反派中為中共製造派性惡鬥、武鬥、直至被中共武裝鎮壓而死亡者，不下二千萬人。06
　　中共所發動的歷次政治運動，不僅是對於人民生命的殘害，而且是對人民精神和心理的無限摧殘。於政治運動中被逼瘋者固然是次次都有、處處都有，文化革命中因被迫害而罹患精神病者，至今於國中比比皆是。文革中，全國各地均有未成年孩子因喊錯口號，或不懂事孩子胡亂塗鴉而被打成反革命者，或連累父母被打成反革命者。其中絕大多數孩子被逼成了瘋顛和癡獃。至於中共利用歷次政治運動在廣大人民中間所播下的互相仇恨、相互猜忌、互相防範的情結，及其對人民心理所造成的壓抑和扭曲，已經極大地改變了我們偉大民族好俠尚義和樂天達命的美好性格。中共五十年來的殘暴統治，對中國大陸人民和中華民族所造成的史無前例戕害，及其所留下來的“嚴重民族傷痕”，將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被撫平。
　　第三是權力鬥爭的需要就是法。毛澤東在其當政的二十六年中所發動的歷次政治運動，雖然都打著革命的旗號，但在實際上，他的目的無非有二﹕一是對外迫害人民以鞏固共產黨極權統治，二是對內清除異己以鞏固個人最高權力。為了這兩個目的，他對外講階級鬥爭，並且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對內講路線鬥爭，並倡言“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由是，什麽革命元勳，開國功臣，黨中元老，國家主席，均可以在他的鐵腕下被他打成血人，直至慘遭迫害致死。不論是高、饒反黨集團，彭、黃反黨集團，還是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和林、江反黨集團等等，都既無需黨紀來處理，更無需國法來製裁，全都在毛澤東一句“最高指示”之下，就可以成為權力鬥爭下的犧牲品。

　　中共厲行鎮壓的第四手段，就是建立黑暗的多重監獄製度。
　　第一、正宗監獄製度。中國大陸的犯人之多，大約為世界歷史和中國五千年文明歷史所不能想象。因此，中國大陸的監獄星羅棋布。一九七八年前主要是“冤獄”。因為人犯的基本成份，是各種名目的歷史反革命犯和現行反革命犯，大都是歷次政治運動被整肅的對象，即便是按照中共的“反革命”罪來衡定，其中絕大多數也都是冤假錯案。故有史家稱，一九四九年之後的中國大陸，乃是“冤獄遍中華”。07 因此，在革命的名義之下施用酷刑，或進行種種迫害，直至隨意處決和折磨致死，對監獄的管理者來說，便具有一種“神聖”的意味。加上中共農民造反在本質上所具有的嗜殺特征，遂使“酷刑毒吏遍中國”。八十年代中期，某省一個水庫抽水重修時，竟發現庫底白骨累累，原來是在五十年代萬余修建水庫的犯人中，僅有一人搶槍造反，便招致中共調動解放軍趕赴水庫將全體犯人剿盡殺絕。至於象張誌新那樣在監獄中被獄吏指使刑事犯人輪奸，死刑犯人在行刑前被割斷喉管或活剝器官等慘無人道的情形，則事所不鮮。文革後期和八十年代，由於社會動亂益生，刑事犯罪指數劇升，因而，由於平反冤假錯案而一時成空的監獄，復又人滿為患。08 自八十年代伊始直至九十年代末，中國大陸的刑事犯罪可謂從無緩解的時候。監獄人滿為患，犯人生活條件之惡劣，和在獄中遭受迫害摧殘之慘毒，為外界所難以想象。此其一。
　　其二、中共監獄實行勞動改造製度。犯人一旦被判刑之後，即須赴勞改工廠或農場進行勞動改造。單就改造刑事犯而言，勞改製度並非沒有積極意義。但是，中共的勞改製度，一屬強迫性無償勞動，二屬折磨人犯的一種手段。遍及國中的勞改工廠、農場為中共所創造的無本產值，雖為可觀，然其勞改工廠、農場在犯人的生活待遇和對待犯人的折磨及迫害上，卻與在押的監獄犯人大同小異。動輒便是毆打、禁閉、酷刑或加刑。這在一九七八年前，固因“革命”對於反革命的巨大壓力，和因受刑者大都為知識分子而難有反抗和暴動的可能，但一九七八年以後，刑事犯的猛增卻造成了監獄暴動和暴亂的疊起，劫獄叛亂的情形已經時有發生。中共政法界有人估計，在中國大陸發生巨大政治變動時，歷年來積累而成的數千萬“勞改釋放犯”，尤其是其中的被冤枉者和曾慘遭虐待者，其必圖報復的行為，完全可能造成變革期的社會災難，並成為中共致命的災星 —— 尤其是對那些手中有血債的中共基層官僚而言。
　　第二、獄外之獄，即群眾專政。中共自一九四九年奪取政權後，還創造了所謂群眾專政的辦法，用一部分“人民”來專另一部分人民的政，遂使中國大陸形同一個自監監人的大監獄。所謂群眾專政，其手段，就是既要將一切夠不上判刑鎮壓的“地、富、反、壞、右”分子和“內控”分子交由“群眾”監督看管；又要將刑滿釋放的勞改、勞教人員重新戴上一頂“勞改、勞教釋放分子”的帽子，置於所謂群眾的監控之下。只許他們規規矩矩，不準他們亂說亂動，凡事必須向本地的派出所、街道、鄉村治安人員或有關的積極分子報告，定期寫思想檢查和匯報。此其一。其二，為了保證群眾專政的威力，一再確立“誣告保護法”，即誣告者受保護，甚至受表揚和提拔。中國大陸社會由是而冤假錯案叠生，陰謀權術遍出，到處彌漫著互相猜忌和相互陷害的陰險風氣，善良民眾只能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其三，群眾專政一詞雖因毛澤東時代的結束而消失，但自八十年代下半期開始，在中國大陸農村，由於農民不堪盤剝，遂有自發反抗的出現。各地的鎮、鄉一級政權，復收買流氓地痞成立“鄉鎮小分隊”以鎮壓之。用農民自己的話來說，就是讓這些“流氓小分隊”幫助共產黨向他們“要錢、要糧和要命”。09 遇有違抗者，便拆屋（現已經發展到燒屋）、抄家、奪牛、甚至課以私刑直至害命。廣大農民雖然對之痛恨已極，但無賴他們有中共鄉鎮政權支持及上面各級政權的支撐，而徒喚奈何。近年來中國大陸農民疊呈反叛和廣大農村一再呼喚陳勝、吳廣的狀況，亦無非表明，中國就要迎來又一個“官逼民反而民不得不反”的時代。一句“該出手時就出手”的唱詞（電視劇《水滸傳》插曲），由是而能夠唱徹人心，響徹全國。
　　第三、過渡監獄 —— 勞動教養製度。中共除掉以監獄看押犯人，以勞改農場、工廠強迫犯人做無償勞動，實行所謂群眾專政之外，還建立了一個所謂的過渡監獄、即勞動教養製度。被中共決定勞動教養者，乃是一些交給群眾監督專政既不放心，交給監獄關押或勞改又不夠格的一大批“非犯之犯”。一九七八年前，被逮捕或被押送強迫勞動教養者，大都為有思想問題卻又不夠“反革命”罪的知識分子，或是有所謂“生活作風”問題卻不夠判刑勞改者，直至形形色色被中共各界各層領導“看不順眼”者。如五七年不夠資格判刑勞改的右派分子，特別是學生中的右派分子。他們有的雖要通過“逮捕法辦”這樣一個所謂的“司法過程”，並且由法院判處勞動教養年限，然而，他們當中亦有相當一部分人，則僅需要本單位黨的領導的一句話，或一張紙條，便可以被押送勞動教養。他們的身份似乎介於敵我之間，甚至被稱為“人民內部矛盾”，但他們又極容易因為“種種欲加之罪，而於莫名其妙之中便被送進了真正的監獄”。他們在勞動教養期間與被判刑勞改者一樣沒有自由，一樣被強迫進行無償勞動，或僅給極少的生活費；他們在勞動教養結束後，一樣要戴上一頂“勞動教養犯”的帽子，而永遠被註入另冊。這一“非刑之刑”，一方面為中共隨意刑處不放心者和看不慣者大開了方便之門，一方面則為壓迫人民內部不滿和強化專製統治起到了特殊的作用。一九五六年，毛澤東就曾親自指示，要將那些在鎮壓反革命和肅清反革命運動中被殺者的家屬，包括殺錯的，送去勞動教養，以防止他們的“階級報復”。10
　　一九七九年後，中共的勞動教養製度雖然沒有廢除，但因為人民已經有了強烈的抗爭意識，中共各級領導的權威已經掃地，再加上平反冤假錯案又給中共某些官僚以教訓，是故，隨意押送勞動教養的情形也就有所收斂。但八六年之後，特別是八九年以後，隨著中國大陸民主運動的升級，中共的鎮壓手段又開始了升級，一些所謂的民運人士被中共判處勞動教養的事實，乃使中共勞動教養製度又獲得了一次“中興”的機會。

六　　中共全方位專製復辟統治下的用人製度、即組織路線

　　中共之所以敢於在中國大陸倒行逆施，但看上去又似固若金湯，亦得力於它的一整套用人製度，或曰無製度的官吏選拔製度。而所謂無製度，是指中共向未建立起一套“官吏選拔製度”。它既不像成熟期的中國君主專製王朝，尚有科舉等一整套開科取士的標準和辦法，更不像西方現代國家和中華民國，已逐步地成熟了公務員和文官考試製度。中共雖然是一個獨尊馬列的教政合一式專製政體，但它卻不以“馬列取士”。八十年代，因民眾對中共選官拔士物議洶洶，中共才開始表示“要實行公務員製度，規定公務員考試辦法”。但是，時至今日，時間已經過去了若幹年，文件發了數十起，試點試了幾多回，沒有學歷、文憑的未來公務員們，也早已將“學歷、文憑”準備好了，但是，公務員製度和公務員考試仍邈不知其蹤影。其根本原因是因為它行不通。而之所以行不通，還是因為官場中盡是不可雕的朽木，一旦當真實行公務員製度，其整個的統治基礎就會面臨全面變色、甚至全面崩塌的危險。當然，形式上的公務員考試與公務員製度，不得已時也同樣會實行，但無非是“走過場”，做做樣子而已。現任各級官員更難有“落第”者。在上有政策和下有對策的今日中國大陸，什麽事情都會走向它反面的成功。
　　但是，指中共沒有用人製度，卻並不等於說它沒有用人辦法，其官吏選拔的根本辦法是﹕
　　第一、用人權歸黨權和黨權歸書記。中共黨政兩方面所有的官吏選拔，均由中共中央組織部與中共各級黨委的組織部直接管轄。各單位在本行業和本系統，亦全部歸黨委、黨總支、黨支部分管組織的書記——常常是第一把手主管，並逐級受管於黨委的組織部門。各級黨的組織部，一般由各級黨委的第一把手、即書記掌控。自一九四九年以來，除文革初的短暫混亂以外，所有中共官吏，包括各行各業的官吏選拔，均由黨權處之。這就造成了黨對官吏選拔的絕對權力。
　　第二、任人唯黨和任人唯親。所謂任人唯黨，即非中共黨員，不得提拔與任用。除掉人大、政協與各級政權需要極個別作為配相的“統戰花瓶和民主花瓶”以外。如前所說，即便是八個民主黨派的各級負責人，也必須由中共的“地下黨員”擔任。所謂任人唯親，即既然人權歸黨，黨權歸黨的組織部，組織部權歸書記，因此，中共中央及各級地方黨委，以及各行各業黨的主要負責人，便由此獲得了管轄範圍內的用人權。中共自中央至地方，直至各行各業黨政兩套領導班子中永無休止的互鬥即內訌，蓋因人權而起。因為人權才是黨權的根本權力。一位市委秘書長曾感慨萬端地說﹕“書記、副書記、常委們，他們所有的精力，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用在為自己安插親信上面。因為這才是他們真有權和假有權的分水嶺。”至於“黨政機關親連親、公檢法父子兵”的“親親風範”，亦早已形成為一朝“國風”了。
　　第三、時期不同而選拔各異。基於上述用人原則，即組織路線，中共亦隨著各個歷史時期的不同，而采用不同的官吏選拔手段。
　　一、建國之初，根據農民造反打天下就必須坐天下的需要，中共遂於建立政權後進行黨內分封，使參加過中共革命者，人人大小有個官做。一是建立官位、權力和“爵位”的終身製度，二是形成了“天下是我打的，天下就該我坐”這樣一個普遍的黨人心理。這就使任何對中共的不滿或反對，都會被視作“要搶它的江山”，從而被中共深惡痛絕之，更要嚴刑擊殺之，直至屠城亦在所不惜。一九八九年鄧小平叫囂“江山是我們用鮮血換來的，要搶，也要拿血來換”和“殺二十萬保二十年”，即是上述中共黨人心理的突出表現。
　　二、建國之後直至一九七八年，中共在組織路線上一是任用所謂出身好者，二是任用無文化和低文化者，三是強調所謂“外行領導內行”，四是采取將工農兵送到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去“摻沙子”，五是大量提拔歷次政治運動中的積極分子，說穿了，就是提拔曾積極向共產黨告密者和幫助共產黨整人害人者。今天，充塞在中國大陸黨政各級權力崗位上的老共產官員，基本上都有一段整人或助黨整人的歷史，其中有大多數人欠有血債，甚至是大筆血債。文革十年，上述種種被提拔者中的大多數，曾上打走資派、即打過提拔他們的恩人，下打過知識分子和一般群眾。其中有不少人因摸透黨脈而能隨機應變，故文革後仍能據高位，善始終。
　　三、一九七八年以後，因鄧小平表示要重用知識分子“奔四化”，中共的組織路線亦開始有了改變。在一九八三年的“機構改革”和“調整領導班子”中，中共各級黨委組織部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開始不計出身地提拔並重用了一批知識分子。但是，這一任用和提拔知識分子的政策，在名額上既有限製，其比例由中共各級組織部門控製；在使用上亦有區別，主要是企、事業單位居多，行政、黨政和要害部門居少；在目的上亦有明確劃分，有的純為對外統戰的需要，諸如特別提拔在海外和在臺灣有影響的華人國內親屬。在被提拔和重用的知識分子中，有一些人成為對黨感恩戴德者，有一些原就屬於品學不夠高者，還有一些是野心、權力和欲望較強者。用普通人的話來說，即“混混”多而賢者少。當這樣一些“內行”一旦走上領導崗位，其對於真正內行的“控製與壓迫”，常常並不稍減，有的已經完全墮落為中共的幫兇。
　　四、一九八九年之後，中共的組織路線又發生了一次重大轉變。這個轉變是基於對知識分子的不能信任與重用。一九八九至一九九一年，中共各級黨的組織部對被提拔起來的知識分子幹部進行了一次考查。對其中一些參加了一九八九年民主運動者，進行了堅決的清洗，包括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對其中態度曖昧、立場不穩、有同情學生運動言行者，則采取調職的辦法，使其脫離重要崗位，或加派信得過的幹部去進行領導和製約。例如，在歷來由共產黨員作家和藝術家擔任主席和書記的文學藝術界，中共自中央到地方各級黨的宣傳部門，就派出了大批黨棍和政客去“加強領導”，使文藝界出現了“外行領導內行”的突出局面。一九八九年後，中共一方面修正了提拔知識分子的組織路線，一方面執行了一條“唯壞人和小人是舉”的政治路線，即凡是人民痛恨者，人心厭惡者，便會成為它要提拔與依靠的對象。民間所謂“雞魚肉鴨不再用，烏龜王八爬上臺”的比喻，便是因此而發。目前中國大陸的各級黨政機關和各行各業各單位都提拔了這樣一批“領導幹部”。中國共產黨終於走到了“只能赤裸裸地依靠流氓惡棍以治國製民”的絕路之上。有必要指出的是，一九八九年不僅促成了中國大陸人民的徹底覺醒，而且使其黨人中的大部分開始走向了醒悟。這種醒悟，一方面表現在“及時行樂和搞錢留後路”的消極作為上，一方面則表現在“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執行策略上。特別是對“六四”之後，按中共中央“層層清查”的要求應予以處罰、處分和清洗的對象，各級黨政機關與各行各業的大部分黨政領導，除掉對其中突出者不辦不足以交差外，其余都是能將就者則盡量將就，能幫其隱瞞者便盡量幫其隱瞞“過關”。雖然其中也不缺少效忠者。
　　五、特別要指出的是，如果說毛澤東和他的中共曾認為自身的“革命江山勢將千秋萬代永不變色”，那麽，到了鄧小平時代，鄧和他的中共則已日漸喪失了這樣的自信。因此，由最高權力和層層權力的交接，所帶來的對“接班人”的選擇，就成為中共江山如何傳宗接代的大問題。由是，自八十年代上半期第一次機構改革始，中共中央就開始在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子弟中物色接班人，以李鵬、李鐵映為代表的一大批“太子黨”遂開始接班掌權。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開創的革命事業由他們的後代來接班，他們最放心的理論，亦在黨內公開出籠。八十年代，中共中央組織部已在每一位部長以上幹部去向“馬克思報到”以前，向其詢問由他的哪一位子女“接班”為最好。從此，中共各級黨委紛紛仿傚。一九八九年前太子黨譜系既已繪成全圖，新一代大官、高官和官倒也都已登臺亮相。一九八九年後，由於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對中共的未來江山憂心忡忡，從而加速了其子女在權、商兩個方面的全面接班。甚至連所謂民主黨派的領導人，也一樣要其子弟來接班，他們才能放心。被殺的李濟深之子即是一例。11 由是，而使五十年代對於“老革命”的革命分封，變成了八十年代對其子女的全面加封。中國共產黨由是而在中國漫長的封建專製和君主專製的歷史上，開創了層層級級和方方面面均由兒子女兒、侄兒侄女、女婿媳婦全面接班的“嶄新歷史景象”，不僅全面復辟了秦以後在中國君主專製的歷史上早已沒落了的封建製和分封製，而且將這一封建製和分封製推向了史所未有和世所沒有的荒誕地步。因為中國自秦以後的歷朝歷代，除掉皇位由皇子傳承以外，對皇室也只是封王位，晉爵位，而不授實權和官職。至於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官僚，即便因其功大，皇帝要加封晉爵，一般情形下亦同樣不能不經過考試而“子繼父業”。中國歷史上著名的壞當權宰相秦檜，其子就因為在殿試中落第，狀元即被安徽一個貧民知識分子張孝祥所得。
　　中國共產黨雖因他的一整套組織路線，而幫助它鞏固了黨權和政權，並得以茍延殘喘，然而，這一整套組織路線，作為其專製權力結構的重要組成部分，亦開始隨著其權力結構自身的銹蝕，而就要瀕臨徹底崩解的境地。

七　　中共全方位專製極權統治下的經濟形態、即權力經濟

　　由於中共將黨權至上的教政合一式極端專製體製擴張到了全社會，在各行各業各生產經營單位均建立了完全教政合一式的“權力結構”，使之全面黨政化，因此，作為“國計民生”的經濟，也就同樣地被置身在中共一黨的專製權力之下。其專製經濟形態，也就由是而迅速形成。
　　第一、中共建國之後不久，即以殺害二百萬地主為手段，實現了土地改革。從表面上看，這是對支持了它造反的農民“重然諾”，實際是要借土改而在廣大農村建立殘暴的專製統治。因為中共自知發家的根本緣由，乃是煽動農民造反。一俟目的達到，中共即迅速掀起農業合作化運動，並迅速地由互助組而合作社，由低級社而高級社，於轉瞬之間便剝奪了農民對自己土地的生產權，及其對農業生產資料的擁有權和使用權，使土地改革頓成一場血腥的“鬧劇”。
　　第二、在剝奪了農民對自己土地的生產權和對自身生產資料的擁有權和使用權之後，中共又極端地發展了歷代專製王朝“積谷”與“和糴”的辦法，迅速實行糧農產品的統購統銷政策。即一方面只有國家才有權力征購糧農產品和用權力強行征購，另一方面則只有國家才有權力銷售糧農產品和掌控全部銷售渠道。由是而使得全體農民、即糧農產品的生產者，又被剝奪了對自身糧農產品的占有權和經營權。廣大農民，由是而成為既無糧農產品生產權又無糧農產品經營權，因而在實際上只能成為空有土地的真正“雇農”。但他們又不是原有意義上的農村雇農。因為，原有意義上的雇農，其雇主是地主或富農，而地主和富農既有自由的生產經營權，雇農亦同樣有受雇傭和不受雇傭的自由，雇傭雙方不受任何一級政權、以及對方的轄治與指揮，也不受政權的保護與支撐。但合作社卻必須受到中共農村基層政權的指揮和管理，高級社甚至已經有政社合一的趨向。因而，已經成為合作社雇農的農民，也就成了同級農村政權的雇工。而這個雇農和雇工又是沒有任何選擇自由的，甚至完全沒有不受雇傭的自由。
　　第三、因為中共領袖及其主體構成來自農村，發自農村，又依靠農民打的天下，所以，它對於農民了解的深度，也就決定了它對農民統治的程度。由是，已經剝奪了農民糧農產品生產權和經營權的中共，緊接著又強製進行了農村的人民公社化運動，一方面使土地“國有化”，一方面則使教政合一的專製極權政治體製，在農村變成了“教政合一、政社合一和政經合一”以及“工農商學兵一體”的人民公社製度。人民公社從此成為包攬一切權力的中共農村基層政權，不僅設立黨委，領導一切和掌管一切，而且劃分為公社、生產大隊和生產隊三級，形同農村的三級封建莊園，其莊園主就是公社黨委和大隊總支，或乾脆是公社書記、大隊書記兩人。生產隊對內代表一級領導，對外尚不代表一級政權。從此，政治、經濟、生產、教育、文化、參軍、經商包括婚姻等一切權力，統歸這個三級所有。至此農民的一切權力，包括自身的全部人權乃全部被中共所剝奪。中國農民在度過了幾千年“日出而作、日入而歇、帝力於我奈何”的自由耕作歷史，即做了幾千年的自由農民之後，終於由中國共產黨將他們全部變成了一切權力歸中共的共產農奴。從此，他們唯一的權力，便是對於中共的人身依附權。這個權力，遂使中共對他們實現了史所未有的壓迫和剝削。自合作化開始就已經餓死人的農村，終於在人民公社化的當年歲尾，就開始大面積餓死人。然而，即便是“萬戶千村人已死”，中共仍然堅決地拒絕開倉放糧以救民命，有敢違抗命令者，唯“法”是問。以產稻米著稱的安徽省無為縣，當其全縣一百四十余萬農民已經餓死半數時，時任安徽省委副書記、副省長的張凱帆，曾被迫開倉放糧以救命，卻被毛澤東指名稱作“壞人”，被捕下獄，重刑拷打，二十年後才被平反。自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二年，農民中有不甘餓斃而搶糧者，重則處以極刑，輕則判刑勞改。其“風調雨順三年間”，12 竟能完全因人禍而餓死四千三百萬人，農民易子而食、己子自食之慘毒之狀比比皆是，為亙古所未有。毛澤東的行為更為中國數千年間任何一個帝王所不敢，也不會。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當中共搞農村改革時，許多地方的農民都不約而同地說道﹕“三十年了，共產黨一不讓我們吃飽，二不讓我們說話。”據中共官方統計，一九四九年後的數十年間，甚至包括現時的某些地區，中國農民的生活水準和平均收入尚遠不及二十年代軍閥混戰和整個國民政府時代。“素稱魚米之鄉的安徽巢湖地區，一九四九年農民的人均收入合人民幣三百六十圓，但一九七九年其人均收入竟只有人民幣八十圓。”八十年代以後直至現在，中共對中國農民的稅收種類，竟是一九四五年之後內戰時期“國統區”稅收種類的數倍以上。13
　　第四、中國共產黨在獲得了對農村政權、農業經濟和廣大農民人身的全部控製權之後，便發起了城市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運動。這個運動一是建立在土改、鎮反、思想改造、三反五反和肅反等政治鎮壓運動的背景之下，即在許多民族資本家早已於三反五反等運動中被鎮壓或被逼自裁，幸存者已經心驚肉跳之時；二是進行在農業合作化運動已經成功，統購統銷政策已經全面實現，自由主義工商業賴以生存與發展的生產資料來源，特別是輕工業生產資料的來源已經完全被斷絕，市場經濟的空間已經化為烏有，民族資本家已經無以經營之時。由是，自晚清經濟改革而得以發生與奠於基礎，並由中華民國的自由經濟製度保護、推動和發展起來的市場經濟及其體製，終於一朝而覆亡。中國大陸的所有民間企業，自此不僅在中共的嚴酷等級製度之下化級、排名、合縱、連橫，而且迅疾於各生產單位建立起黨政兩套班底，以黨淩政，以政治企，形同封建工業莊園，使一切管理人員、技術幹部乃至廣大工人，均必須將自身的一切權力都依附於作為黨權和政權化身的企業黨委書記們、黨委常委們和廠長主任們。從而，在繼全體農民成為中共的農奴之後，全體工人又成了中共的工奴。此後，中共一方面欺騙工奴們乃是“領導階級”，以激發他們“主人公”的勞動熱情；一方面則持續地對工人階級進行瘋狂的剝削和剝奪。一九六八年，毛澤東派工人宣傳隊進駐上層建築時，工人宣傳隊曾廣泛帶領中學生去工廠“學工”，開展接受工人階級的再教育活動。某市一所中學的學生曾在工人師傅的帶領下，對該地一家大型企業進行調查，結果表明，一個工人一天勞動的個人所得，僅占其一天所創造的勞動價值的二十七分之一。一九八零年的統計表明，該年全國工業總產值為五一七八億圓人民幣，其中職工工資總額為七七三億圓，其余作為剩余價值被國家拿走，剩余價值為總產值的百分之八十五點一。14 比馬克思所認為的最壞資本家，即榨取工人剩余價值高達百分之五十者，大有過之。然而這不過是中共官方公布的數字。因為如果再將職工工資總額中要以種種名義予以剝奪的成份除掉，則工人所獲就更是不可以言喻了。最富於革命性的上海工人階級在談到錢時，可謂無人不懷念舊社會資本家對他們剝削的“有情和有意”。
　　第五、中共既全面地掌控了農業經濟和工業經濟，即整個社會經濟，更將整個社會經濟運作、即生產經營置於其黨權之下，因而，才迅速地造成了其經濟形態的專製極權化。但是，正因為“黨內路線鬥爭”的此起彼伏，和黨內各級掌權者的不斷更叠，又必然要造成被世所稱為“中央計劃經濟”的中共經濟，會不斷地出現一種自上而下全無計劃，即計劃因權力的更叠而被一再推翻或改變的混亂狀態。京九鐵路雖在六十年代就拍板建造，但其後二十余年間，只因中央政策的改變和國務院分管鐵道部的副總理數易其人，竟一會兒上馬，一會兒下馬，一會兒敲鑼打鼓開工，一會兒又悄無聲息地停工。幾十根巨大的橋墩數十年間只能無望地佇立在江心，“遙望”長江天際流。這自然不過是一個小小的例子罷了。至於中共一會兒大躍進，一會兒“大躍退”；一會兒要扶“鋼鐵元帥”上馬，一會兒又要強迫“鋼鐵元帥”下馬；一會兒要“以糧為綱”，一會兒又要“以鋼為綱”；一會兒要分田到戶、恢復單幹、大搞“資本主義”；一會兒又要對不願走社會主義道路者痛加韃罰，甚至逮捕“法辦”，殺雞儆猴；此無非使它的“中央計劃經濟”，只能更加沒有計劃罷了。一九二七年至一九四九年，中華民國政府僅能憑權力調動全國財力的百分之三，而中共卻能夠任其所欲，幾乎百分之百地調動全國的財力，連賣公債、賣國庫券都能夠使用強製執行的辦法，其專製權力在整個社會經濟中所表現出來的淫威，實為所有非共產專製國家不能想象。由是可知，所謂中央計劃經濟，在實際上和本質上，乃是隨權所欲的一種既無計劃更無秩序的專製權力經濟。這才是中共經濟製度的本質，也是中共為鞏固其專製權力與極權統治，而不得不采用的超級專製型經濟形態。中國大陸在中共統治的近半個世紀歲月裏，其經濟發展竟遠遠地落後在亞洲四小龍的後面，在世界經濟排行榜上竟能從三十年代的世界前十數名倒退至世界倒數前幾名，在人民平均生活水準和農民普遍收入上，竟能夠遠遜於外患內憂交相煎迫的國民政府時期，其根由盡在此中。難怪中共的憶苦思甜教育，竟常常因工人、貧下中農憶的是“新社會餓死人、害死人和窮死人”的苦，而下不來臺。自然，這也是中共今天絕對不準人民“向後看”，而要強迫人民“向前看”的原因。
　　必須指出的是，正因為中共的經濟製度本質是專製權力經濟，因此，鄧小平才在奪取權力後，以其一人之權力，而推動了中共專製政體下的經濟改革運動。十年改革中，鄧小平的專製權力，固因屢屢受到黨中頑固派的挑釁和幹擾，而使經濟改革不斷出現“或前或後、或左或右”的景象，然而，也正因為鄧小平畢竟占據了主要的和主導的專製統治權力，因而，十年改革尚能夠在“摸著石頭過河”的景狀下顛躓而行。並由著他自己對權力的使用，而使整個經濟改革不斷呈現混亂狀態。一九八九年，當鄧小平的專製權力受到來自人民和黨中頑固派兩個方面的強烈壓迫時，鄧小平又終於象毛澤東一樣地大開殺戒，自毀改革了。一九八九年後，當鄧小平在黨中頑固派的逼迫下退無可退，並決心奪回權力時，他又只好重新祭起代表了他一生事業與成就的“改革開放”大旗，以再一次在他的專製權力推動下，重新反擊頑固派和進一步推動經濟改革以自救。因為，他說得相當明白的，“改也要垮，不改也要垮，不改垮得更快”15 的話，實已將由他所推動的兩度經濟改革，畫龍點睛般地說得明明白白。
　　一言以蔽之，正是專製權力經濟的本質和本性，才既造成了中國大陸前三十年經濟的長期停滯與巨大倒退，又造成了十年經濟改革的極端不穩定性，二度經濟改革開場後的極端混亂性，和兩度經濟改革所造就的徹底腐敗和腐爛。由此可知，中共全方位專製極權統治下的專製權力經濟，既非中央計劃經濟，更非自由市場經濟。而這個專製權力經濟究竟是否能夠在中共的經濟改革推動下轉變成為“市場經濟”，關鍵就是要看那個製約著整個經濟形態和經濟運轉的專製權力，是否能夠走向最後的瓦解了。

八　　中共全方位專製復辟統治下的少數民族政策與未來國家分裂的危險及責任

第一、中共全方位專製復辟統治對少數民族人民殘害的特殊性

　　之所以稱中共全方位專製復辟統治對少數民族人民的殘害，具有特殊性，是因為中共全方位的專製復辟統治在對漢族和少數民族的殘害上，首先具有一致性。也就是說，在中共的殘暴專製統治下，凡是漢族人民曾遭受過的種種痛苦，少數民族人民皆不能幸免。在此意義上，少數民族人民與漢族人民可謂“共有一個悲慘的命運”。
　　但是，中共全方位的殘暴專製統治，卻又使得中國境內的少數民族人民，遭受了較之漢族人民更加可怕和更加痛苦的傷害。
　　原因之一，就是中共“獨尊馬教、殺盡百家”的教政合一專製統治，對崇尚信仰的少數民族人民造成了更大的傷害。因為，少數民族在宗教上的信仰，常常不僅僅是簡單的信仰問題，而且是他們維系族群生存、團結和發展的重要精神旗幟，是理性和感情的高度結合，甚至是生命意識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但是，中共一方面指斥宗教是精神鴉片，一方面卻用權力和暴力強迫人民信仰馬列主義這個新“邪教”，這就對篤信宗教的少數民族人民帶來了“致命”的壓迫。中共和它的軍隊，中共和它的文革，中共和它在少數民族地區的實際掌權者們對少數民族宗教、宗教設施及宗教事業的戮力破壞和摧殘，實在不能不說是對少數民族人民心靈的最大傷害和殘害。無知的江澤民先生和朱熔基先生將中共“解放”西藏喻作美國總統林肯對黑奴的解放和對蓄奴製的廢除，甚至妄言，是中共才推倒了壓迫在西藏人民頭上的“教政合一反動政體”。殊不知，就前者而論，將黑奴從南方奴隸主那裏解放出來的林肯總統及其繼任者們，並沒有將南方的黑奴們重新變成為自己的奴隸。就後者而言，則推倒了西藏“教政合一反動政體”的中共，卻將人類歷史上最反動和最殘酷的“新馬教教政合一政體”強加到了西藏人民的頭上。正因為如此，自以為對西藏人民“功德無量”的中共，在西藏人民，包括在漢族人民的心裏，卻是罪惡無窮。
　　原因之二，是中共黨領導一切的“黨性原則”，對少數民族民族性的壓迫和摧殘。在中國大陸，雖然每一個少數民族地區都有所謂自治區、自治州和自治縣的招牌，但是，每一個自治區、州、縣政府的主要領導人，都必須是漢人，或必須是已經完全皈依了中共的人，都必須接受中共同級自治區、州、縣地方黨委全方位專製領導，這就將少數民族地區的所謂自治，全然翻作了一篇篇假話。這在漢族地區，人民尚因為自己是漢人而少了一分民族情緒上的反感，但是，在少數民族地區，少數民族人民則無疑會對這種完全虛假的自治，充滿憤懣之情。特別是中共早已在實行的“先赤化而後漢化”的策略，即在少數民族地區遷居大量漢族移民，和由漢人對少數民族人民施行長期專製統治的事實，實已造成了少數民族人民對中共、直至對漢族和中國的痛恨與日俱深。
　　原因之三，是中共以馬列的“階段鬥爭”理論和毛澤東的“民族鬥爭問題說到底還是階級鬥爭問題”的“鬥爭理論”為根據，在少數民族地區以進行階級鬥爭來實行民族鎮壓，不僅造成了少數民族人民的更大災難，而且造成了少數民族人民對於漢族人民、直至對於整個中國的巨大離心力量。因為，無論中共怎樣地壓迫和殘害漢族人民，都還不會造成漢族人民的民族分裂和民族獨立意識。甘當“馬列子孫”的一代又一代中共黨人，雖然他們人人宣稱“等到他們死了，他們就要去向馬克思報到”，但他們畢竟是漢人的一個部分，說“逆子叛孫”也行。但是，對於同漢族人民不同種，不同族，甚至是不同文字、不同文化和宗教的少數民族地區人民來說，中共用鬥爭的方法，專政的方式，特別是暴力鎮壓的手段來對付少數民族人民，無疑只能形成由民族壓迫所造成的民族對抗局面。而由民族壓迫所導致的民族對抗，其最後的結局，不是少數民族的消亡，便是少數民族的分離和獨立。由是，中國境內的少數民族問題，就勢必要演化成為少數民族地區人民與漢族人民的關系問題，直至和中國的關系問題。並且，國家認同和國家分裂的問題便會接踵而來。今天，在中國西藏、新疆、內蒙，包括同種、同族、同文化的臺灣，所已經發生和發展著的，要從中國分離出去的民族運動和非民族的政治獨立運動，便是現實的明證。中國國家統一的進程非但沒有加速，相反，中國國家分裂的危險卻反而在急劇增強。

第二、中共對漢族文明統一理念的破壞和未來國家分裂的危險及責任

一、漢族國家文明統一理念的逐步發展和形成
　　中共這群“馬列子孫”對於漢族文明的摧殘固已不待言，但中共對漢族國家文明統一理念的破壞，卻給我們這個文明的古國，製造了當代國家分裂的巨大危險性。歷史的事實是﹕中國古代帝王們造長城，固是為了守遍而非為了侵略，諸葛亮七擒孟獲的故事，則說明了漢文明的重教化而非重殺戮。雖然漢初六十年的和親政策，乃因國勢不強而被迫為之，但唐王朝太宗、玄宗兩代君主都是在反侵略戰爭勝利之後，竟以和親政策與和平政策對待土藩即西藏，恰恰說明了漢族文明統一國家理念的發展和成就。至清，康熙帝不僅率先邀請五世達賴喇嘛訪問北京，而且親赴遠離北京二十公裏處迎接賓客，與五世達賴喇嘛平起平坐以飲茶論事。一位絕不承認西藏是中國一部分的法國記者曾在他鼓吹藏獨的書中說，一九零四年，英國曾為野心，竟能以“商業任務”的名義派出三千英軍在西藏南部發動對西藏的喋血進攻，造成西藏軍隊潰不成軍，西藏政府遂在英軍武力威脅下被迫簽訂了屈辱的“拉薩條約”。同是這位法國記者，卻在同一本書中說道﹕“一七二零年，清軍曾應邀進入西藏拉薩，驅逐入侵的蒙古人，監督西藏對蒙古的防衛，卻從未幹涉過西藏政府的統治”。這位法國記者雖在同一本書中指責說﹕“一九零九年六月，十三世達賴喇嘛訪華歸去後，清庭曾決定派兵入藏。一九一零年二月兩千名川軍入藏，軍紀敗壞，迫使十三世達賴喇嘛逃往印度。”然而，作者卻說，“一九一零年的軍事行動卻是清政府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武裝侵略’”。16
　　讀者顯然能夠從這裏看見漢族文明統一國家理念的逐步形成，和中國以往統治者們對少數民族高度自治的認可。至於清政府一九一零年對西藏的唯一一次“武裝侵略”，究竟是清政府要“侵略”西藏，還僅僅是因為一個眼看就要敗亡的王朝在滅亡前的“腐敗軍事現象”，那也只好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了。
　　漢文明在國家統一理念上的表現和發展，雖然證據豐富，但是，這種標誌著文明的進步，卻在孫中山先生提出三民主義思想之後，得到了質的提升。因為，孫中山的民族革命理論，曾十分明確地指出“反滿並不是要殺滿”，不是要報滿人滅我漢族大明江山的仇恨，而是要對外爭取民族獨立，對內實現“五族共和”與“各民族一律平等”，即要實現漢族與各少數民族“共享”共和平等的歷史目標。至於辛亥前的“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的綱領，不過是要“借助民族革命之義，為推翻滿族君主專製統治之一助”罷了。新生的中華民國在外患內憂的艱難歲月裏，既恪守了孫中山先生的民族問題理念，又繼承了漢文明在國家統一問題上的進步遺產，自始至終沒有對少數民族采取武力統一和武力壓迫，尤未在各方面進行瘋狂摧殘的政策。可以說，自一九一一至一九四九年間，雖然多有少數民族趁亂作亂和趁亂附亂的現象，卻鮮有中華民國政府對少數民族的武力鎮壓事實。然而，漢文明在國家文明統一理念和國家文明統一實踐上的發展和成就，漢民族與各少數民族在長達幾千年的歷史發展中，所逐步結成的良好民族關系，卻因為一九四九年的一聲槍響，而歸於灰飛煙滅。

二、中共對漢族國家文明統一理念的破壞與未來國家分裂的危險及責任
　　其一、中共從來就是分裂國家的罪魁禍首。本書下卷早已揭露了中共於三十年代在蘇俄命令下分裂祖國和製造兩個中國的事實。現在我們同樣有必要將中共在民族問題上前後兩個截然不同的“政策”予以厘清。因為中共為蘇俄一手扶植和豢養，所以，在奪權前為了適應和執行斯大林專製帝國的對外擴張及顛覆政策，中共曾在建黨後的第一次代表大會上宣稱﹕“必須要讓蒙古、西藏及新疆自治，並且將他們轉化為民主聯邦。”實際是要他們“化入蘇俄聯邦”。一九二五年，中共即在蘇俄的授意下，贊成外蒙古獨立，並贊成蘇俄在外蒙古駐軍。一九二八年，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宣稱﹕“如果不承認民族的自決權及分離權，中國是無法統一的。”一九二九年，蘇俄曾為中華民國政府要收回在東北的主權而大舉侵略中國，這也是孫中山創建的中華民國第一次遭受外敵的大規模侵略。但彼時的中共，卻決策“武裝保衛蘇聯”以裏應外合，並連續發出十數號通告，命令中共江西紅軍發動大規模武裝叛亂，命令中共城市地下組織發動大規模武裝暴動，以策應蘇俄對我國的大規模侵略戰爭。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之後，中華民國雖然國難當頭，中共卻在蘇俄命令下，於是年蘇俄國慶節在江西瑞金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人民政府”，其“憲法”竟明文規定﹕“各民族有民族自決權，少數民族有分離及宣告獨立的權力……”然而，一九三九年，當中共因決策日蔣火並和假抗日真擴張的陰謀策略，而擴張成了擁有五十萬不抗日的農民造反大軍之時，毛澤東乃第一次提出了“民族問題說道底還是階級鬥爭的問題”的理論，並從此將階級鬥爭的原則視為解決民族問題的方針。這個方針，在中共奪取政權後終於成為中共決策少數民族問題的根本方針，中共亦從此為了在全中國建立和實行他們的全方位專製復辟統治，而在這個“鬥爭理論”的指導下，居然對自己曾決策的上述“民族政策”遺忘罄盡。
　　其二、中共製造了迄今為止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民族裂痕、民族矛盾與民族仇恨。正因為漢族文明統一理念在歷史的長期發展中逐步得以形成，所以，中國境內民族之間的矛盾、裂痕和仇恨亦在逐漸地減少，大規模的和持續的民族沖突，已經基本得以消泯。但是，自一九四九年中共奪取政權之後，這種矛盾卻在一派虛假的輝煌團結局面之下，在武裝和暴力的統治和壓迫之下，迅速地、並且是劇烈地發生和發展起來了。首先，對少數民族實行自治的允諾，蓋因自治區州、縣黨委的同時成立，而變成了轍頭轍尾的假話。其次，“民族鬥爭問題說到底還是階級鬥爭問題”的理論，又驅使著中共在少數民族地區，對少數民族人民實行“分而治之”的專製統治策略，以造成少數民族內部的分裂和對抗。再者，在上述行為得手之後，中共即開始以“馬教”來誘導和壓迫少數民族的宗教，既誘使部分少數民族人民轉移宗教信仰，以製造少數民族地區在信仰上的分裂，又逐步地、並且是迅速地企圖用“馬教”代替少數民族的宗教，以在少數民族地區建立和健全中共獨尊“馬教”的反動教政合一政體，並以決策大量漢族移民的辦法，企圖將少數民族地區的人民，變成少數民族地區真正的少數民族。自然，這一切均必須在中共暴力專政的前提之下以進行之。但中共的收獲，卻是終於逼迫著少數民族人民開始了對他們的暴力反抗。由是，中共亦因“圖窮匕首現”，而開始大規模地和殘酷地鎮壓少數民族的“叛亂”，亦不管這個叛亂是自發還是自覺，是有理還是無理，是中共陰謀誘發還是由少數民族人民自己發動。一九五零年中共炮轟大小涼山，意在對彜族人民轟盡殺絕的滅族之舉，其誘因乃是中共自食其言，才迫使彜族人民要求中共兌現曾經答應給予的自治權力。17 一九五九年的所謂西藏叛亂，便是中共在青海“誘發”的結果。18 一九七零年代在內蒙古發生的“內人黨”事件，便是中共利用一個蒙族共產黨作家的所謂交待，而對蒙古人民所進行的大規模血腥鎮壓。19 八十年代西藏的歷次“叛亂”，雖然大多數是西藏人民對中共暴政的自發反抗，但是，西藏人民自發反抗和有組織反抗中共對他們的長期殘暴專製統治，不僅有理，而且值得同情和支持。因為數十年來，中共對西藏、西藏人民和西藏宗教文明所犯下的不可饒恕的罪行，已使得這一反抗具有正義性和合理性。否則中國大陸人民反對和反抗中共一黨專政的民主抗爭，也就無理可言了。一個對自己的同族人民尚且能夠多次施行公開鎮壓和屠殺的專製政黨，其對少數民族地區人民反抗的血腥鎮壓和屠殺，不僅可以想見，而且不難想象。在中共當政的近五十年歲月裏，在中共至少殘害了七千萬無辜同胞生命的統治“實績”裏，中國境內的少數民族人民究竟被中共無辜殺害了多少，也只有在中共殺人檔案解密的時候，才能為世所知。
　　顯然，中共對少數民族進行瘋狂迫害和鎮壓的明顯惡果，便是對在數千年中才逐步形成的漢族文明國家統一理念的徹底破壞，便是民族裂痕和民族仇恨的急劇加深和民族問題的急劇惡化。特別是隨著中共專製統治的被迫弱化及其對“亡黨亡國”的日益擔憂，中共為強化專製統治而對本族人民和少數民族人民所進行的更加殘酷的鎮壓，實際上正在給中國境內民族問題的爆發，埋下了巨大而且深重的歷史性危機。
　　其三、中共將留下中華民族民族問題的痛苦遺產。一個不幸的事實即是，由於在近五十年的時間裏，中共乃是中國大陸的統治者，並且中共政權又是一個漢人的政權，所以，在一個極其廣闊的社會層面之上，甚至是在廣闊人心的約定俗成之中，中共政權就是漢人政權固不待言，而且“中共就是中國”的錯誤認識，亦得到了國內少數民族和海外華人的廣泛“認同”。特別是在少數民族地區和少數民族人民心裏，這種認同就更是難以改變的了。由是，厭惡中共和反對中共，便會迅速地轉化成為反對漢族和厭惡漢族，直至走向對中國的厭惡、否認和反對。由中共所製造的民族矛盾、民族裂痕和民族仇恨，終於招致了民族分裂和國家分裂的巨大危險和危機。這個民族分裂和國家分裂的危險和危機，一方面因為中共仍然在使用殘酷鎮壓的辦法來解決民族問題而愈益加重，一方面又得到了某些國際輿論的支持；一方面卻給一些心懷叵測的政客以積極利用的機會。由是，中國國家分裂的危險就不僅成為中國一國的問題，而且成為世界某些國家所關心、甚至想插手的問題。這既給中國民族問題的解決帶來了異常的復雜性，而且為中國的國家分裂製造了更大的危險，並將為中國大陸在即的偉大民主變革，帶來了解決民族問題的困境，甚至為民主變革過程中民族分裂和國家分裂現象的有可能出現，帶來了可以想象的責難和非難，即所謂“正是民主變革才造成了中國民族和國家的分裂”。猶如某些心懷叵測者正在借用前蘇聯共產專製製度崩解後其“加盟”民族的必然分裂，以煽惑人心地指責說，它正是俄羅斯民主變革的惡果一樣。因此，必須首先指明的是，當代中國民族分裂和國家分裂的危險，既由中共的專製統治所造成，那麽，中國未來民族分裂和國家分裂的責任就必須由中共及其專製政權來承當。也就是說，如果中國在將來的民主變革進程中，出現了民族分裂和國家分裂的嚴重問題，它將不是民主變革之罪。因而，屆時如果有人指責是搞民主搞壞了，或者指責造成了中國民族分裂和國家分裂的原因乃是民主變革本身，就不但是毫無道理的，而且一定是某些別有用心者的陰險責難而已。
　　其四、我們的歷史使命 ——對孫中山“五族共和”思想的再繼承。當代中國有可能出現民族分裂和國家分裂的嚴峻事實已在提醒我們，在中共實行了近五十年專製復辟統治的中國大陸，在人民正在堅決反對中共專製統治、艱難追求民主與自由的中國大陸，在一場偉大的民主變革就要來臨的中國大陸，中國大陸的民主力量，包括海外和港臺的民主力量，和一切關心祖國、熱愛祖國、渴望中國走上“民主統一”而非“專製一統”的中國人，我們的一個共同歷史使命，就是要向一切關心中國民主進步和中國民族問題者說明，一是中共專製政權不能代表中國，更不能代表全部的中國。二是中共政權雖然是漢人的政權，但是這個漢人政權同樣不能代表廣大漢人和整個漢民族。三是以漢族人民為主體的中國各族人民，今天正在艱難追求著的民主變革，其目的，就是要終結這個在中國大陸已經喪盡人心的中共專製政權。因此，漢族人民在反抗中共專製暴政上，是和中國境內少數民族的奮鬥目標完全相一致的。四是漢族人民對民主的追求和中國境內少數民族對推翻中共專製壓迫的追求，本身就具有相當的一致性，並沒有根本的利害沖突。所以，民族問題的解決，完全不必為難漢族人民的民主追求；同樣，漢族人民對民主的追求，更不應該犧牲中國境內少數民族的民族解放鬥爭。而是應該將中國大陸少數民族反抗中共暴政的鬥爭，和漢族人民對於民主自由的追求結合起來，建立各民族反對中共專製統治的民族民主統一戰線，互相支持，相互援助，共同防止民族分裂和國家分裂，為既能實現中國的民主統一大業，又能實現中國境內少數民族真正的和高度的民族自治而共同奮鬥。
　　繼承孫中山先生“五族共和”的思想，認清中共與中國的區別，研究民主問題和民族問題的關系，追尋民族解放和祖國統一的道路，這才是中國境內各民族人民的當務之急。

九　　文革 —— 十七年專製復辟統治的大曝光和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歲月 —— 毛澤東時代

第一、文革是中共十七年持續內訌內鬥的大爆發和總爆發

　　歷史的事實是，中共自一九二七年開始蛻變為一個農民造反黨起，便開始了以嗜殺為特征的無休止內訌。特別是江西肅反、富田事件、川康分裂和延安整風，曾屢造翻船之險。及至造反成功，建立政權，新的內訌遂激烈開張。從毛澤東對各路“開國元勳”削藩奪兵權，到整倒高崗、饒漱石集團始，歷經數次黨內鬥爭，直至一九五九年彭黃“反黨”集團罪名成立，毛澤東固然因此而維護了自己在黨中的領袖地位，劉、周、鄧等人亦於合縱連橫之中，或助毛以滅高、饒、彭、黃，或為己而與毛暗中對抗，或拳腳相連以共同迫害人民與知識分子。一九五九年後，蓋因毛的三面紅旗造成曠古奇冤，餓死人民數千萬，劉、鄧遂趁收拾大躍進殘局，逼毛退居二線，奪權之心益盛。至一九六六年中共中央委員及各省黨魁已逐漸為劉、鄧所安插，“毛主席三天不學習就會趕不上劉少奇”的中央指示，也已口頭傳達到基層黨支部。中共黨內遂有“毛家天下劉家黨”之論，從而造成了毛的大權旁落，亦導致了更大內訌與全面內訌的必然爆發。此尤不論，十七年間，特別是中共一旦興內訌於內，便必然要張外鬥於外，從而交相呼應，疊呈“中共領袖內訌、普通黨人遭殃、無辜人民橫屍”的淒慘局面。就內訌而言，毛、劉、周、鄧等鬥倒了高、饒、彭、黃，便以所謂“高、饒、彭、黃分子”為罪名，施以大清洗。就外鬥而論，自合作化至文革前，凡黨內起風，便民間有難。一九五七年，中國大陸知識界因此而招致百萬知識分子的勞改、勞教和家破人亡。一九五九年，毛在劉、周、鄧等支持下，為鬥倒彭德懷，尤不惜餓死人民數千萬，雖餓殍遍野卻不願與聞。一九六四至一九六六年文革伊始，劉、鄧為自保，而兩度轉移“四清”和文革的大方向，變鬥當權派而為鬥群眾，瞬間便使人民冤命連城、血肉橫飛。如果說中國歷史上唯一貧下中農出身的皇帝朱元璋，因革命成功而興胡、藍之獄，不過誅殺其黨人二萬有余；與毛澤東同為鄉村小知識分子出身的洪秀全，為興內訌而盡殺楊、韋二黨，亦同樣不過三萬之眾，則中共十七年內訌、外鬥之株殺、迫害、連坐其黨人，再加上被枉送掉性命的無辜民眾，矗不知有幾百萬幾千萬之多。
　　應該說，正因為十七年內訌外鬥不止，才會有文革的全國奉旨惡鬥。前者為後者的準備，後者為前者的必然。文革中，毛澤東就曾在天安門城樓上對斯諾說，他五九年就已經想搞掉劉少奇。一九六二年他又因劉趁其退居二線攫取黨權，而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口號，以便將不抓階級鬥爭的罪名禍於劉少奇一身。一九六四年，毛一邊指使江青在上海建立勢力，借批判“文藝界已經跌到了修正主義邊緣”，以暗示“黨內有一條修正主義的路線”；一邊發動“四清”運動，首度提出要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一九六五年一月，毛在最後作出搞掉劉少奇的決定之後，又立即指使江青及其上海幫拉開了對劉、鄧進行反攻倒算的序幕。一九六六年蓋因陰謀就緒，毛乃迫使政治局發出“五一六通知”，斬卻了劉少奇的四員大將 —— 彭真、陸定一、羅瑞卿和楊尚昆，文革遂轟然而起。
　　但是，文革與十七年持續內訌的不盡相同之處，一是十七年的內訌雖與外鬥交相呼應，但外鬥畢竟只是內訌的曲折外化，並非中共將內訌公開化所使然。二是十七年中共的每一次內訌，因能自訌自消，固只需要公布內訌結果，而不公開內訌經過，對外仍講“團結一致”。三是十七年內訌毛澤東皆因權、威具在，或尚在，穩操勝券，而不必非求助於“民力”不可。但是，一九五九年之後，其權力與權威的迅速弱化，尤其是劉少奇黨中勢力的日漸崛起，已使他頗有“盛名之下，其實難副”之感。因而，他既不能夠穩操勝券，尤不敢掉以輕心，遂決意“利用自己在黨內國中的神秘領袖地位”，決策“發於外而攻於內”，實際上已經是“拼死一搏，以求奇效”。同時亦因劉、鄧黨中勢力，特別是在中央委員會的勢力過大，從而又使毛決心於文革爆發後，誘使對方犯錯誤，即“權付劉、鄧”，自己卻抽身事外。待到劉、鄧果如其料，依十七年內訌外鬥的老例，更為轉移運動的大方向而大派工作組，大興外鬥，大整群眾，並已造成全國血淚交迸之時，他才突然回到北京，公開拋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公開聲明“此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公開指出黨內有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由是劉、鄧因整群眾而獲罪於群眾，毛澤東則因“解救”群眾而獲得群眾擁護。這樣，一場“由內謀內和由外攻內、以上誘下和以下攻上、以黨殺民和以民攻黨”的更大內訌和內亂，才算是真正爆發。毛因此而旗開得勝，文革由是而顯示了它與中共十七年內訌外鬥的巨大不同之處，便是“中共內訌的全盤公開化”和“借民之力以助黨訌”局面的形成，以及“全黨奉旨惡鬥和全國奉旨內亂”的發生。

第二、文革使中共從一黨專製復辟走向了毛氏君主專製復辟

　　誠然，要想解開文革大亂，只亂了劉鄧黨人，只害了黎民百姓，卻非但亂不了中共於十七年所復辟成功的專製製度，甚至還強化了這個專製製度，並將這個專製製度完全徹底地復辟到了君主專製製度的“謎底”，就必須認清，正是“十七年”才在政治、經濟、文化、“法製”等各個方面為文革的爆發奠於了全面的歷史基礎。這個基礎，就是中共全面復辟專製製度和架構教政合一極權製度的成功，和它對人民實行絕對專製和殘暴統治的成功。由是，任何人一旦於中共黨內權力鬥爭中獲勝，尤其是獲得了他個人對黨的專製權力，他就能夠輕而易舉地由一黨專製走向一人專製，從而造成君主專製的復歸。毛澤東之所以能夠在文革和文革後數年中成為千萬黨人和億萬人民的最高主宰和絕對主宰，20 毛澤東之所以敢於“捧後宮、興閹黨”，姬妾成群、荒淫無恥，非但造成“其之不死，江亂不已”的局面，而且形成了“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毛要民亡，民不得不亡”的“帝王氣派”，其專製的淫威連秦皇漢武、唐宗宋祖都不敢望其項背，就是因為他將中共一黨專製變成了毛式君主專製，從而在實際上走上了對於君主專製製度的全面復辟和超級復辟。

第三、文革使中共從堅持“馬教”治國走向了堅持“毛”教治國

　　文革前十七年，毛澤東雖然深感獨尊“馬教”對於鞏固一黨專製權力卓有奇效，卻又感到對於鞏固他個人的絕對專製權力依然大有問題。因為中共黨內權力鬥爭的需要，已經使毛意識到，是獨尊馬列，還是獨尊毛思想、毛政策和毛權力，實已成為中共黨內鬥爭的焦點。毛甚至意識到，有人已經企圖利用馬列思想來排斥毛思想，諸如中共“八大”借反對個人崇拜而張黨徒對他的對抗，實使他痛恨在心。此時，林彪因懷有個人野心，又深諳個中道理，遂於六十年代初即開始在軍隊“大樹特樹毛澤東思想的權威”，甚至把毛澤東思想推崇為當代最高最活的馬列主義，直至以編選《毛主席語錄》的方式，將毛澤東的每一句話都“神聖化和經典化”，所謂“一句頂一萬句”，企圖使之完全取代馬列主義在黨內和黨外、甚至是在國內和國外的獨尊地位。而文革之所以能夠成功發動的重要思想原因之一，就是因為在中國大陸，毛澤東思想已經比天高皇帝遠的馬列主義愈來愈具有實際上的權威性。由是，“毛澤東思想萬歲”既成為文革時期最嘹亮的革命口號，“毛澤東思想”更從此成為統帥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的最高統治思想。而反對毛主席和反對毛澤東思想，亦從此成為最高罪行，而必須全黨、全軍、全國人民共討之。從而把十七年間的兩個最高統治原則，發展成了“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毛澤東思想，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偉大領袖毛主席”。毛個人在文革中和文革後數年間的絕對專製，由是而得到了全面保證和絕對保證。從而將中共教政合一之全方位專製復辟統治，推向了毛澤東兼“教主”和“君主”於一身的全方位專製復辟統治的極端。在中國數千年的封建專製歷史和君主專製歷史上，就中國歷代帝王從未實行過宗教統治和教政合一統治的事實而言，毛式宗教專製統治，即被“蘇化和毛化”了中世歐洲教政合一式統治，實在是對中國專製歷史和專製政治的最高發展和極端發展。

第四、文革使中共從專製的等級森嚴走向了反動的血統至上

　　在中國大陸，舉凡親身經歷者，無不對文革前期血統論者的橫行與暴行，以及整個文革期間血統論對於每一個人命運的巨大影響，雖然記憶猶新，卻又不堪回首。但是，文革期間產生的血統論，自然不是天上掉下來的，而是十七年間中國大陸社會嚴酷等級劃分和出身論猖行的罪惡結果和惡性膨脹。在它的前期，中共新貴族子弟因高喊血統論而私刑虐民和酷刑殺民，固已留下了血跡斑斑的罪證；其“老子革命兒革命、老子反動兒混蛋”的瘋狂叫囂，就更是表現了這一夥掌權土貴族的無知、野蠻和顛狂。在它的中後期，血統論又始終作為一種殘酷的政治原動力，而時刻壓迫著整個的世道和人心。十七年間，因出身不好而薄冰難履者，至此已冰河難渡。而由出身不好、血統“低賤”所釀成的種種個人悲劇、家庭悲劇和社會悲劇，更是生生不已。“革命”派固因權力鬥爭的風雲變幻，而造成了自身等級的暴起和暴落；“反革命”派則因文革無窮盡地擴大了它的“陣營”，連劉少奇也成了反革命，而使它的等級劃分，由黑五類擴大到了黑九類。至於在文革造反風雲中，因跳上竄下竟一時富貴、而終身作囚者，以及曾短暫掌權的“軍宣隊、工宣隊”等時髦政治集團，亦在社會等級的巨大叠變中，嚐足了上下翻滾的喜樂和哀怨。文革之後，即便是鄧小平要借改革以救黨，中共的出身論、血統論看似壽終正寢，但僅僅是在數年之後，中共“龍子龍孫”們又迅速展現出來的全面接班、掌權和抓錢的“革命風貌”，特別是那個“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由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子女來接班，我們最放心”的理論在現實中的猖行，不僅為中共的出身論和血統論另辟通途，大獲成功，而且將秦以後早已沒落和絕跡的封建貴族政治，重新予以復辟和發展，直至造成了一派倒退和腐爛的社會政治景象。

第五、文革使中共的殘酷鎮壓走向了鎮壓的“無法無天”

　　毛澤東在文革初期曾不止一次地狂言過“我就是禿子打傘 —— 無法無天”。但就事實而論，自文革前至文革後數年，無非是毛澤東無法，國家人民無天。誠然，毛澤東無法，乃是從中共十七年法守虛陳而來。國家人民無天，亦是從十七年中共對大陸人民疊行殘酷鎮壓所致。換言之，若沒有十七年中共殘酷鎮壓人民的“豐富”歷史經驗和“寶貴”政治手段，文革絕不會一開場便腥風貫日，血雨連天。其種種荼毒人民直至其黨人的手段，更是紛至沓來、交相並作，直至“展陳而出新”。因為，對於“法守虛陳、革命即法”的十七年而言，文革所掃蕩掉的，不過是中共一整套完全虛假的法製而已；對於十七年“運動即法”這個中共最根本的法製要害而言，文革恰是中共“運動即法”的最高體現；對於中共於十七年間所創製的種種殘酷鎮壓人民的手段而言，文革不過是各種殘酷手段的公開大亮相和公開大表演；對於中共於十七年間疊造冤獄以無端整肅人民及其少數黨人而言，文革無非是將“冤獄遍中華”擴張成了“中華即冤獄”和“冤獄遍中共”罷了；對於中共於十七年間為殘酷鎮壓人民而創建的多重監獄製度而言，文革無非是將它的獄外之獄 —— 群眾專政發展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更何況中共十七年專製殘暴統治，早已使得中華大地到處都有為劃清界限而拒不為“反動父母”裹屍送葬的不肖子孫，卻再也沒有所謂“路見不平而拔刀相助的中華壯夫”，由是而將我們古老民族重情、重仁、重孝、重節和尚俠好義的種種優秀民族性格破壞罄盡。此無疑為毛氏“運動群眾”，發動文革，造就了先決的“人性惡化”條件。而毛澤東和中共在文革中無法無天的最突出表現，就是既連“法”的任何虛假形式都不再顧忌，又空前地發展了他的“裂民而治”手段，無限地擴張了“群眾專政”的範圍，史無前例地迫害人民，草菅人命，從而在實際上將整個中國大陸完全變成了一個暗無天日的“大監獄”。如前所述，僅在文革數年之中，被毛澤東誘以造反，挑以武鬥，釁以互鬥和大規模鎮壓而致死者，就達兩千萬之多，是日本十四年侵華戰爭期間被害中國軍民的一倍以上。

第六、文革使中共從架構權力經濟走向了毀滅國民經濟

　　文革和文革後數年，毛澤東和中共亦在經濟上將中國大陸推向了國空民絕的境地。這雖是毛澤東以革命破壞經濟，以政治壓迫經濟，直至為了權力而不惜毀滅經濟的一個惡果，又是十七年所架構的專製經濟形態所必然要造成的結果。文革前，相對於毛澤東重權力、輕經濟和不懂經濟、卻又好大喜功而言，劉、鄧一路似因權力鬥爭的啟示，而心存發展經濟的要求。文革開始後數年，相對於毛澤東唯權是問的心態而言，周恩來似乎因“當家之難”而不敢歧視經濟為無物。是故，毛、周兩大政治集團間的長期鬥爭，便使得整個文革和文革後數年的經濟，處於無休止的“毀滅性震蕩狀態”。周恩來既要緊跟毛澤東幹革命，又不得不抓生產；江青為了革命奪權，乾脆連生產也不給抓。及至一九七四年鄧小平上臺，雖痛言“積重難返”，卻又因權力到手，而要整頓經濟。然而，事不過一載，江青四人幫已唆使造反派喊出了“萬裏不倒、火車不跑”的口號。鄧小平的二度政治前途，遂在毛所點燃的“批林批孔”烽煙中，再度毀於一旦。專製經濟，由是而在中共一黨之長期內訌內鬥中走向了死地。由十七年所建成的專製經濟形態，不僅成為文革和文革後數年中毀滅經濟的藪淵，而且成為鄧氏經濟改革的強大反製力量，至今難逃其臼。
　　總而言之，上述種種無非證明了一條真理，即﹕沒有中共十七年在中國大陸的專製復辟統治，便沒有文革的爆發。換言之，十七年固是文革發動的歷史準備，文革則不過是十七年專製復辟統治的大曝光。進而言之，就對中共數十年專製復辟統治的認識而言，在中國大陸，早就有越來越多的人，越來越深刻地認識到了，文革前十七年的專製復辟統治較之文革開始後十年的更加黑暗性，和文革開始後十年較之前十七年的更加瘋狂性。而也正是十七年專製復辟統治的迅速建立及強化，和文革開始後十年的瘋狂倒行逆施，以及其後近二十年為自救而推行的兩度專製改良，才真正地凸現了中共整個專製復辟統治迅速由興而衰的歷史三階段。
　　似乎已經沒有必要再來論證毛澤東時代才是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時代了。因為，當太陽過於燦爛的時候，你的眼前常常會一片漆黑。因為，在中國的歷史上，確實不曾存在過這樣一個“太陽最紅”、但“人間最黑”的時代。因為這個以毛澤東的名字命名的時代，確實是史無前例的黑暗，確實是史無前例的血醒，確實是史無前例地好話說盡和壞事做絕。

兼問 “左”禍還是“俄”禍？

　　一個很普遍也很奇怪的現象是，不論是在中共黨內，還是在海內外，許多人在談到中國共產黨所犯下的“錯誤”時，常常都是用一個“左”字便把它輕輕一提就算完了。此就中共黨人的心態而言，尚可以理解，但對普通人，特別是對某些學者來說，就是咄咄怪事了。
　　因為，如果說中共持續數十年“造冤獄，虐民眾，踐踏文明文化，迫害知識分子，公開殺人屠城，持續禍國殃民”的種種行徑，都只能稱做是“左”的“錯誤”，那麽，只殺了四百六十個反動儒生的秦始皇，和中國數千年歷史上那些殺人遠沒有共產黨多，害人遠沒有共產黨廣，破壞文明文化遠沒有共產黨烈，戕害民心民智更遠不及共產黨深的歷朝歷代統治者們所犯下的錯誤，又該叫做什麽樣的錯誤呢？是不是連“左”的錯誤都根本“不夠資格”呢？如果是，那他們為什麽偏偏要被我們後人稱為封建統治者，專製統治者，禍國殃民者，國民黨反動派，並且還一定要推翻，要打倒，要永遠批判、絕不輕饒呢？
　　中國共產黨所犯下的不是錯誤，而是史無前例的罪惡；中國共產黨所犯下的更不是“左”的錯誤，而是專製的瘋狂復辟與超級復辟。在中國的數千年歷史上，既不存在這樣一種可怕的“左”禍，在中國現代由專製向民主過渡的歷史上，這個“左禍”的實質，便是“俄禍”。因為，正是這個由蘇俄蓄意在現代中國所製造的“俄禍”，才阻斷了我們應有的民主進程，才在共產革命的名義下瘋狂地復辟和發展了中國舊有的專製製度，並且將它推向了極端。從而將我們的現代中國強阻在反動倒退的死港之內。
　　由是，要研究共產黨，就要跳出共產黨；要認清共產黨的禍患，就要將歷史上的所有禍患都拿來跟共產黨所製造的禍患比上一比。唯有如此，我們才能真正地認識共產黨，才能真正地對我們祖國的過去有一個公道，對祖國的未來有一個信心。

第七章

中國大陸晚清政局的全面重現和極端發展

一　　中共十年經改的動因與理論、步驟與內容、成效與困境
第一、中共十年經改的動因和理論

一、動因
　　自一九四九年中共於大陸建立政權至一九七六年毛澤東死，前後二十八年，雖然既無外患更無內憂，“人人山呼萬歲，個個俯首聽命，一派太平局面”，但是，由現代共產革命和傳統農民造反之雙重勢力，所建立的專製復辟統治，所架構的現代極權製度，所必然要表現出來的種種敗癥，卻造就了“血雨腥風數十年，塗炭生靈上億萬”這樣一個空前悲慘的歷史局面。是故，毛澤東死後，廣大農村食不果腹、衣不蔽體的貧下中農們，終於叠起偷糧、盜糧和搶糧的風潮，驚心而動魄。01 社會秩序亦由文革開始後的動蕩不安，走向了公開反抗與變相反抗的不斷發生。社會各種刑事犯罪不僅持續暴起而不衰，至一九七六年，青少年犯罪比例已經占全社會犯罪比例的百分之四十一。02 特別是曾經遭遇過種種冤假錯案的人們及其親人，未死者渴望平反，已死者陰魂不散。廣大倍受蹂躪和殘害的知識分子，即“臭老九”們，更是長哭當歌，痛定思恨，終於萌發了對“民主與科學”的重新反思和追求之心。北京西單墻上，一幅希特勒握著毛澤東的手說“兄弟，你比我幹得更好”的漫畫，已經尖銳地表現了人民對於毛澤東和中共二十余年種種倒行逆施的極端憤恨和沈痛思考。中國大陸人民再也不能忍受“鐵幕遮掩下的殘酷統治和信仰支撐下的貧困生活”了。一曲“大幹部送上門、中層幹部開後門、小幹部亂找人、老百姓罵出門”的民間歌謠，實已唱出了人民無限不滿與痛苦的心聲。
　　毛澤東死後的中共及其專製政權，雖然面臨著這樣一個一觸即發的社會局面，然而，華國鋒卻要在“兩個凡是”的信條下“按既定方針辦”，繼續執行沒有毛澤東的毛澤東路線。於是，因十年內訌而成為階下囚的中共部分黨人，終於在“保證永不翻案”的鄧小平率領下，為從頭收拾“紅山河”，為挽狂瀾於既倒，為製造毛後中共專製復辟的“中興”局面，為追求中共的“長治久安”，乃接過“實踐是檢驗真理標準”的理論武器，號召“思想解放”，以對毛澤東晚年的思想行為論是非，甚至公然批判毛澤東晚年的錯誤，由是而推倒了“兩個凡是”。同時，以平反七六年四五天安門事件和平反冤假錯案來收拾人心，以所謂撥亂反正來推倒文革，以提倡回到“科學的毛澤東思想體系裏面去”來歸復文革前中共正宗專製統治，以高喊“振興中華、實現四個現代化和號召國人向前看”來重新激勵人心，從而拉開了中共十年改革的序幕。

二、理論
　　首先，據實而論，中共十年改革並無理論可言。這是因為，中共在十年改革中，始終固守四個堅持，堅守教政合一的極權政治體製，不斷強化正在被迫削弱下去的專製思想統治。因而，作為中共政權思想基礎的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科學”體系，不僅仍處於獨尊地位，起碼在表面上和形式上，沒有人敢公開反對。這就為改革在理論上圈下了一塊不容逾越的思想禁區。任何人沖撞不得。其次，蓋因馬列毛只有“革命”理論，即殺人奪權和殺人固權的理論，向無改革的理論，所以，中共的改革，也就不可能在馬列毛思想的指導下進行之。相反，所謂改革，若要依據馬列毛的理論來進行分析，就純屬“反其道而行之”。因此，一向誇口擁有“光輝革命理論”的中共，既不能“掛狗頭、賣狗肉”，便只好“掛羊頭、賣狗肉”了。也就是馬列毛思想照掛，背叛馬列毛的改革照幹。這雖是人人心知肚明的事情，也是除掉中共“昏糊老朽、惡棍左王”以外者所樂於暫時執行的。但是，畢竟“掛羊頭、賣狗肉”的勾當，不是正大光明的勾當，因此，實際上的狗肉買賣，就非但不能過份，尤其是掛羊頭的把戲，就更不能叫人公開戳穿。更何況中共內部的左派，即要維護馬、列、毛思想正宗的頑固派們，又時時要“聞腥而作亂”。再加上改革者本人，雖有改革救黨之念，卻無變革專製之心。特別是他們為了維護中共一黨專製統治的合法性與合理性，又非馬、列、毛這張畫皮不可。
　　這樣說，並非指中共十年改革毫無“理論”可言。與中共慣用的“口號”式革命理論一樣，由鄧小平所建立的所謂改革理論，亦常常是以“口號”代替”理論”。這就既省略了理論本身所必須的科學性，又易於“標明立場、雷厲風行”。如果說，鄧小平於十年改革中尚有什麽循序漸進的“理論”即口號的話，那就是﹕
　　其一、以“振興中華，實現四個現代化和向前看”為口號，既要求消彌黨內分歧，又希望消彌人民仇恨，於不堪回首之中，試圖號召黨人和民眾引項向前，為用改革創造中共長治、人民久安的新一輪專製統治局面而勉為其難。
　　其二、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為理論旗號。但批毛不批黨，否文革不否定十七年，一心想歸復中共文革前十七年的正宗專製統治。
　　其三、提出所謂“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將已經進行了三十年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仍然放回到沒有高級階段的初級階段去。既對前三十年的一切罪惡包禍容過，又為改革的過失開脫罪責。這算是鄧小平的一個“前後皆得和左右逢源”的“理論”。
　　其四、大言“改革是前人所沒有做過的事情”，因而提出“只能摸著石頭過河”。這個“過河論”是在一九八五年後，當改革迅疾滑坡，人心黨心不滿，面對黨內黨外種種指責之時，由鄧小平提出來作“自我辯護”的理論。這個在一個相當時期內被當作重大改革理論的“理論”，一是證明中共黨人無知，並敢以無知欺天下人，將古今中外一切有聲有色有血有淚的改革，歸為烏有。二是將這一場改革的真情和實景，無可奈何地表現得淋漓盡致。“過河論”一出籠，立即引起廣大人民群眾的極端不滿。在廣大民間，人民便常常用“十二億人憑什麽都要跟著你摸著石頭過河”的話，來嘲笑之、批駁之和反對之。這句話在人民渴望真正改革的心理追求上，撒下了無邊的陰影。說它是人民在理性上認識與看破中共所謂改革的開始，亦不為過。
　　其五、高喊“長治久安”。即“中共長治，人民久安”。此語不僅凸顯了晚清慈禧和今日中共所一心相與的共同政治願望，更將中共要借改革以預防革命和茍延專製統治的全部企圖暴露無遺。
　　其六、提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理論。如果說十年改革伊始，當局部恢復個體經營已經造成部分個體經營者不正常的劇然成富，甚至造成朝野上下物議洶洶之時，鄧小平說出這樣一句話來，意在保護剛剛推開的經濟改革勢頭，以平衡社會心理，亦未必大錯，那麽，一九八五年，當中共高幹子弟弄權經商已經造成官倒橫行、權門暴富之時，鄧小平的這一句話和他對這一句話所加的補充與解釋，即“既然能夠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為什麽我們的子弟就不能先富起來”，也就在中共拒不進行政治改革的前提下，既迅疾造成了中共經濟改革的巨大混亂和民心的極大不滿，又造成了中共官場貪汙腐敗的肆意橫行，更暴露了“中共專製統治者們”的無限貪婪精神，從而為他們所一心相與的“長治久安”願望，製造了黨基崩潰的無窮危險。
　　如果說“振興中華、實現四個現代化和實踐是檢驗真理標準”等“理論”，尚為撥亂反正與推動經濟改革，起到了思想發動作用的話；“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一語，尚可視作中共為自己以往的罪惡“遮羞、彌過”的話；其余一切所謂理論，不僅均不是指導和引導改革的理論，而且在實際上都為凸顯這一場改革意在維護專製統治和專製製度的本質，和促使這一場改革的迅疾滑坡直至失敗，起到了彰明較著的作用。這既是中共十年改革的本質體現，更為中共借改革以自救的目的所使然。

第二、中共十年經改的步驟和內容、成效與困境

　　中共的十年經濟改革，基本上可分為“以撥亂反正為先導，以農村改革為開篇，以城市經濟改革為主題，以引進外資、實行合資、允許獨資為手段”四個方面。
　　一、所謂以撥亂反正為先導，即指部分地恢復為中共文革和文革前十七年所毀掉的一切社會正常存在。具體地說，一是恢復原有的黨政系統及其建製，恢復下放幹部和插隊知識青年回城工作和待業的權力，恢復被廢止了十年的高等學校考試製度，恢復一九四九年前向西方派遣留學生的製度。二是先黨人後群眾地為文革和前十七年的部分冤假錯案平反，直至為地富摘帽和為右派改正。意在收拾人心和恢復社會秩序。
　　二、所謂以農村改革為開篇，即指在少數省區農村自發包產到戶的形勢下，被迫恢復一九六零年曾被劉少奇肯定和保護過的“三自一包”救命政策。並在此基礎上，廢除人民公社製度，將農民的農產品生產權、農產品經營權和基本人身權力部分地歸還給農民，初步地將農奴復歸為農民，逐步地推行包產單幹。從而，在短暫的時期內提高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起到了恢復農民傳統的小生產以救社會主義的命這樣一個作用。
　　有必要說明的是，農村改革之所以能夠在短暫的時間內獲得相當的成就，並因之而奠於了八十年代整個經濟改革的基礎，蓋因農村改革已經超出經濟改革的範疇，具有明顯的政治改革內涵。雖然它不是向前改，而是向後改。但是，它畢竟將中共在中國大陸農村所長期製造的歷史性倒退，進行了撥亂反正，使中共一手架構的共產農奴製度開始瓦解。但是，一九八四年中共對農村改革政策調整的失敗，以及由接踵而來的“雙軌製”所造成的，農業生產資料的暴漲、賣糧難、和“打白條子”03 等一系列問題的出現，遂使農村改革迅速出現“嚴重滑坡”。中國大陸農村短暫的好年頭和好景象，就此江河日下，不復再來。新的農村社會危機卻由是而生。
　　三、所謂以城市經濟改革為主題。農村改革固然能夠起到穩定社會與政權的作用，但作為現代社會經濟命脈所在，和造就了現代社會經濟發展的主體，卻是城市。但也正因為城市集政治、經濟、文化於一體，所以它的改革，才既不可能象農村那樣，只需“分田單幹”，解散人民公社，即走“回頭路”，便能夠收到改革的“奇效”。更何況由中共所建構的專製權力經濟，乃是對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的直接製約和嚴重製約。因而，只要黨權不放，政權不讓，專製權力經濟的基本形態沒有改變，其城市經濟改革也就不可能獲得成功。一九八九年前城市經濟改革的一再失敗，就已經證明了上述理由的正確。
　　但是，在中共十年改革中，城市經濟改革還是在一定範圍內和一定程度上獲得了一些治表不治裏的成績。它具體表現在﹕
　　其一、與在農村恢復傳統農民的小生產一樣，恢復了傳統型的城市個體經營，實際上就是恢復了小商小販在流通領域裏的數千年歷史性存在。但是，這個恢復，卻溝通了城鄉與民間的物資交流，開拓了城市閑散人員就業的機會，造成了個體經營這個傳統的社會正常構成，在中共專製統治下的再生和崛起。
　　其二、在局部恢復個體經營的基礎上，允許“個體經營”的限製性發展。將小商小販小個體戶在流通領域和小生產領域，發展成了擁有一定經營資金和一定經營範圍的新型資產者，從而恢復了一定限度內的私人雇傭勞動。在沿海省份，這種個體經營在規模上發展較大，重新造就了一定數量的家庭式手工作坊的出現，使得當代中國的民間工業，再度呈現出了宋末明初自由手工業初萌期的歷史景象。
　　其三、恢復、建立和發展鄉鎮企業，使之成為地方工業的補充者與鄉鎮經濟的主體。好處是活躍了城鄉小商品市場，發展了鄉鎮經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鄉鎮及農村生活的水平；壞處是使中共鄉鎮基層政權有了揮霍的“小金庫”，造成農村腐敗橫生。因為鄉鎮企業直屬鄉鎮黨、政兩權領導人，由是，鄉鎮企業的負責人，便在改革中迅速成為有權有錢者，農民對他們的普遍怨恨亦由是而得以迅速擴張。
　　其四、仿傚清政府於經濟改革中建立上海經濟特區和開放通商口岸的辦法，延承毛澤東“抓典型”的一貫手法，在維系中共黨政兩權專製政體的前提下，建立深圳、珠海兩個經濟特區，仿傚“資本主義”的經濟管理和經營模式，意在使它們成為一個紅色的資本主義世界。若就現實的政治經濟狀態而言，它們不過是中共專製權力控製下的官倒、官商和一切不正常經營的中心和發源地，被中國民間稱作“第一和第二官倒中心”，是中共改革腐敗和腐敗改革的象征地。若借歷史的前證相比，它又酷似清政府的上海經濟特區，卻又遠不及晚清的上海。因為晚清的上海只有政權，沒有黨權即教權；確有資本主義，即有自由主義經濟的真發展，而無專製權力經濟的主體控製。加之舊上海雖然是帝國主義冒險家的樂園，新特區卻是中共權貴及其子弟發財致富的溫柔鄉。雖然它所呈現的繁榮和繁華尚遠不能與當年的上海相比。再者，中共建立深圳、珠海經濟特區的目的，固然是為了抓典型、樹樣板，但是，即便是鄧小平於一九九一年發表南巡講話時，極力鼓吹深圳、珠海經驗，卻又絕不敢向內地推廣。無非是不能將中國大陸廣闊的土地都變成“紅色資本主義”世界罷了。誠如中國大陸民間有言，“所謂特區，乃中共特權地區之所謂也。”
　　其五、所謂提出城市經濟改革，建立市場經濟，實行“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並行的雙軌製”。這三個提出，前兩個固為形勢所迫而不得不為，在理論上也屬於真改革，但是，中共的專製權力經濟結構，卻只能使它們成為空談。因為，當作為城市經濟改革重心的“向市場經濟轉型”，一旦受控於專製權力之下，則以自由競爭為前提和本質的市場經濟發展，就只有死路一條了。至於第三個理論，中共一則允許實行，二則樂於實行。因為它一是在理論上並未全部否定專製權力經濟，二是在實際上使有權力的專製統治者們擴大了賺錢的特權。因為由權力以平價買進計劃商品，再用權力將計劃商品以高價賣入無計劃的市場，便會僅僅因為權力這根杠桿的作用，而在流通領域的轉瞬和轉手之間，就能獲得驚人的“利潤”。這是中共官倒、權倒爆發的巨大歷史契機，也是中共權力階層暴富的絕好“商業”手段。自然，更是中共改革隨之迅疾滑坡，和由改革所招致、所擴大的各種社會敗癥交相並發的主要根由之一。一九八九年前，中共的城市經濟改革更由此而歸於失敗。
　　其六、所謂實行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製，於企業疏離黨權，擴大企業的經營自主權。可以說，這是中共城市經濟改革唯露改革容顏之處。但是，由於專製權力經濟的頑固性，即黨權、政權對於經濟領域生產權和經營權的不肯真讓和不肯真放，而只能收效甚微，甚至一再出現反復。如雖然局改公司，公司卻既設黨委，又有被規定的行政級別，是故，企業界的黨權和政權也就成為假讓和假放；若再加上企業內部的黨權和廠長權，又一直在隨著中共層層權力鬥爭的起落而相消長，是故，被松綁的廠長既不能“松心”，也就談不上真正的“松綁”。特別是“冷風”一來，黨中的改革派一遭難，廠長們就會被黨委書記們名以各種經濟問題、生活問題而投在明槍暗箭之下，直至紛紛落馬。十年改革中，這種倒黴的廠長無以數計。其中銜冤之深者早已令全國人民震驚不已。
　　四、所謂以引進外資、實行合資和允許獨資為手段。
　　中共北京政權建立伊始，即實行了閉關自鎖的政策。換言之，即中共在這個世界上已經棄絕交遊久矣。毛死後，鄧小平發動改革，本質既在自救，對內便要暫時“與民讓步”，對外便要放棄僵死的社會主義立場。如是，鄧小平也就不得不在防止和反對資產階級思想文化的前提下，逐步地開始了引進外資、實行合資和允許獨資的新經濟政策。這一改革大計，雖是清政府老早就做過的，並也曾卓有成效，但在中共卻是石破天驚，更被他們自己認作“史無前例”。再加上中國市場既大，勞動力又低賤到了不能再低賤的地步，加之早期的官場因眼界剛開，口胃不大，甚至只需要一瓶洋酒、一臺彩電就可以使外資引進，合資簽訂，獨資有望。如是，也就吸引了海外形形色色的投資者，包括先到的港商，後來的洋商和最後趕來的臺商，從而造成了一派轟轟烈烈的投資、合資及獨資的經濟改革景象。這個景象，在促成中共八十年代的經濟自救上自然功不可沒；這一景象，在導致中國官場腐敗的迅速加深上，更是功勳卓著；這一景象，對屢經危難的中共經濟之一再輸血，則在相當程度上和在相當多的次數上，起到了維系中共專製統治的巨大作用；這一景象，又為中國大陸人民放開眼睛看世界，從而愈來愈催動起他們對於民主改革的渴求，直至形成他們對中共經改的本質認識和深刻認識，就更是“患莫大矣”。因此，投資、合資和獨資的風氣及規模，也就伴隨著中共改革風雲的變幻，改革派和頑固派權力的相消長，經濟發展的禍福不定，中共專製統治危機的或隱或現，而時漲時落。更在一九九一年之後，為中共層層統治集團中人紛紛借投資、獨資和合資舉外債，變私款，轉放海外為其子孫留後路，提供了絕好的手段和渠道。據北美《世界日報》報導，一九九四年，海外對中國大陸投資總數，即為中共轉放海外之個人財富總數的驚人消息，實在使一切真正愛國的華僑頓生扼腕切齒之痛。
　　誠然，與農村改革的成就相比，姍姍來遲的城市經濟改革，由於政治改革的決然不行，才一方面造成了城市經濟改革的不改不動和改而難動，一方面又因城市經濟改革伊始，就立即推行了“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雙軌製”，才造成改革尚未見效，腐敗已經橫流，一場城市經濟改革幾乎完全成了“官倒與腐敗”的代名詞。它不單在社會風氣上轉瞬即造成了“一切向錢看”的腐朽風氣，而且在社會心理上更是增強了嚴重的社會不公感覺。其在權錢關系上，一是使社會權力意識在改革的年代反而有強無弱，二是使權錢交易成了敗壞一切社會公德的禍水。
　　在中共十年經濟改革中，除掉創造了一片表面繁榮和虛假繁榮以外，個體經營的發展應算是城市經濟改革的一項重大成就。這個重大成就，一方面證明了在所謂社會主義條件下，個體經營只有被迫走與封建官場及專製權力相結合的道路，才能獲得生存和發展，從而使得民族自由經濟在其再生伊始，就走向了非自由發展的歧途。一九八七年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發表並出版的長篇小說《癡漢》一書，就對此作出了十分生動和準確的文學概括。另一方面它又在實際上為增加中共財稅收入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以安徽省為例，一九八九年個體戶的稅收已達全年財政收入的近半數，一九九一年則達到當年財政收入的一半以上。這對於撐持中共江河日下的經濟，實在是功莫大焉。所以，一九八九年以後曾一心想使個體戶們傾家蕩產的“江核心”，04 也不得不在二度改革中容忍個體戶們繼續發財致富，並絕不容許它們退隱家園，否則便以凍結、甚至沒收銀行存款相刁難。由是，中共雖因“民族資產階級”的再生與發展而寢食難安，然而，真要下決心掐死這個新生的“畸形民族資產者階級”，其經濟便會立即陷入不能維持的境地。因而，由這個“畸形民族資產者階級”給中共在政治上帶來的擔憂和在經濟上帶來的好處 —— 不論是於公還是於私，均已使中共處於進退維谷和莫衷一是的困苦境地。“左王”們指責“個體戶發展已經宣布社會主義失敗”一類的話，和他們所一再發出的“中國就要形成為資產者階級的個體戶將必然要在政治上有所要求、並要尋找代理人”的警告，無非表現了他們對“山河就要變色”的心慌意亂罷了。05

二　　中共十年改革的範圍、禁區、死區、後果及專製改良本質
第一、中共十年改革的範圍

　　中共十年改革除掉曾在農村改革中解散人民公社、即解放共產農奴，乃具有政治改革的意義以外，其它任何改革，特別是城市改革，均被限定在經濟改革的明確範圍之內。即只準許經濟改革，而不準許政治改革。或曰只有政治改革的空喊，而絕無政治改革的實踐。

第二、中共十年改革的禁區

　　因中共只空言政治改革，而絕不進行政治改革，因此，向被中共視為第一和掛帥的“政治”，便天經地義地成了改革的真正禁區。尤其是它的“四個堅持”和“抓兩手”，即在四個堅持之下，一手抓經濟改革，一手抓思想文化領域裏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在實際上不但不會促成改革的深化，竟又在政治改革的禁區之外，增添了一個新的禁區，就是不準在思想文化領域進行改革。由是，思想文化領域裏新的整肅運動也就彼伏而此起。從一九七八年底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倡“思想解放”以來，一九八零年就因文學界被視為“越軌”，而由中共挑起了一場“歌德還是缺德”的爭論，06 即“是歌社會主義德、還是缺社會主義德”的爭論，企圖再度用政治的力量來排斥和否定剛剛觸及、表現和批判了當代社會現實的文學作品。一九八一年春天在北京召開的“劇本座談會”，又借批判電影“苦戀”，向文化界發出了正式的警告。一九八三年秋冬之際，終於爆發了為期二十七天的“流產文革”，即來勢洶洶的“反對精神汙染”和“反對西化”的運動。一九八四年全國作家代表大會雖然是文學界對“反對精神汙染”這一流產文革的“出氣”，一九八六年爆發在全國各地要求政治改革、要求言論自由和要求反對官倒腐敗的學生運動，就更是表達了人民要求政治變革的政治要求。但是，一九八七年初中共發動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無疑暴露了中共絕不會改革政治，更不會將專製政治改革成為民主政治的本相。之後，因中共最高統治集團內部權力沖突的暫時傾斜，曾又一次造成了短暫的寬松環境，即造就了一九八八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敢言”會風，致使一時間要求政治改革和要求反腐敗、反官倒的呼聲響遍全國。但一九八八年深秋，全國第五次“文代會”“不準串連和不準胡說”的陰冷沈寂會風，終於預示著一場更大政治寒流的到來。可以說，除掉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後，鄧小平為否定文革和撥亂反正而不得不一度高喊過“思想解放”，即要求“解放到科學的毛澤東思想體系裏面去”以外，此後，在思想領域，非但再也沒有提倡過任何的思想解放運動，卻反而有計劃、有組織地一再遏止人民的思想解放，一再撲殺人民的任何“異於”思想，力求歸復馬、列、毛正宗，特別是對新聞自由的絕不松口，集會結社的絕不允許，人民辦報辦刊的絕不給予，從而在十年改革中，使得思想文化領域裏的改革亦與政治改革一樣被視作禁區，不能越雷池一步。這既是文學藝術的發展僅僅在幾聲吶喊和幾篇“傷痕”之後，便開始遭受重重打擊、限製、並被迫迅速走向種種歧途的原因，也是伴隨著經濟改革的發生、發展、滑坡和惡化的政治改革高喊，更無從兌現的根由所在。

第三、中共改革的死區

　　中共之所以在十年經濟改革中設立了以上禁區，根子，是在中共黨權的不能放手和不能放松。而黨權的不能放手和不能放松，不僅形成了中共十年改革的一個真正死區，而且正因為存在著這樣一個死區，才造成了其它方面改革的困境、禁區和難題。特別是政治改革的無以進行。
　　十年改革中，人事製度的改革喊得最早，但迄今“黨管人事”的製度卻無分毫改動。十年改革中，“黨政分家”的呼聲可謂最高，但至今黨政豈但不分，甚至連對人大和政協都已經進一步強化了共產黨的專製。十年改革中，黨權、政權對於企業、事業的管理權和控製權，雖然一再地遭到了人民的物議與不滿，但其堅決不改和堅決不放，只能令人扼腕。著名共產黨演員趙丹臨死前就曾滿懷沈痛與憤懣地指斥說﹕“既然號稱百萬大軍的文藝界，每一個單位和團體都有那麽多的黨員，又為什麽非要派那些外行的黨員來領導我們不可？”他的話，雖然震聾發聵，發人深省，但是，一九八九年之後，中共在全國各級文聯及所屬各協會，以大派黨棍來代替黨員作家藝術家擔任黨政領導的倒行逆施，已經證明了中共的用心何在。

第四、中共十年改革的後果

　　一、經濟、政治等方面的正面效應。相對於毛澤東和中共二十六年無法無天的殘暴統治而言，由鄧小平和中共所推行的改革，確實在一定程度上、一定範圍內和一定時期中，達到了用改良的方法以與民讓步、與民休息和與國發展的成效，從而使得中共的專製統治得以短暫的中興。用胡耀邦的話來說，就是“中共這一艘早已在下沈的大船總算沒有沈沒”。07
　　二、專製極權統治的相對削弱。中共十年“掛羊頭、賣狗肉”式的專製改良，終於使得在前三十年中嚐足了“社會主義苦”的人民，包括中共自身的許多黨人和官僚，對所謂社會主義信念和共產主義信仰均產生了根本的動搖。人民不僅已經在感性和感情上，而且已經從理性和理論上，走向了對所謂社會主義道路和社會主義製度的否定和拋棄。在官場，則迅速演化成為將堅持馬、列、毛正宗思想，變成了假戲真唱和真戲假唱。有時則乾脆成為對上交差、對下作態、上下互相欺騙、卻又都是心心相知的政治過場戲。中共中央屢屢指責其各級黨政官員“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原因，蓋源於此。
　　三、官場腐敗的迅速升級和擴張。雖然在文革前十七年和文革初期，毛澤東和他的高級黨政官僚們在生活上已經腐化墮落不堪，但是，一方面因被遮掩在鐵幕之內，另一方面，亦因“革命”一詞猶如一把無形的“法術”之劍，被中共最高統治集團高懸在中低級幹部和造反派的頭頂之上，使之不敢公然的腐化與腐敗。但是，至文革中、後期，特別是林彪事件之後，因毛澤東以革命名義整殺“功臣”的倒行逆施，已為廣大黨人和民眾所識破，“革命的法術之劍”既隨之消失，中共各級權力集團的腐敗和腐化也就得以大大地傳承和加速。再加上“革命”不僅使得人民越來越窮，“革命”亦同樣使得中共的大多數下層幹部，非但在政治上朝不保夕，而且生活清苦，心自難甘。於是，腐敗和腐化遂蔚然成風。前文所述，“大幹部送上門、中層幹部開後門、小幹部亂找人、老百姓罵出門”的民謠，便是文革中後期腐敗社會局面的真實寫照。毛澤東死後，撥亂反正和改革開放伊始，一方面，曾在十年內訌中失去了天堂的所有黨政官僚，為重新得到一切和占有一切而倍顯貪婪；另一方面，清苦了半輩子的中小“革命家”們，因早已看透了人生，看穿了“革命”，因而“改革”雖難全真，“開放”卻全然不假。於是，“有權就有一切，無權就一切都沒有”的口頭禪，幾乎成為他們心領神會的座右銘，激發得人人為餐餐頓頓酒肉穿腸過，為在考察名義下出國觀賞資本主義，為升官晉級而公然用公款行賄索賄，為安排子女後人的移民海外而一心斂財和瘋狂占有，為嚐盡人生的艷樂而酒色不衰，竟能夠將整個官場與社會鬧得腐敗橫行，烏煙瘴氣。特別是一九八五年後中共層層高官及其子弟們的弄權經商，大搞官倒、權倒，就更是將這一片腐敗之氣，變成了合情、甚至合法的腐爛之風。中共正是用它的“改革”，才從“為革命抓權”，徹底地走向了“為革命抓權乃是為了為革命抓錢的嶄新歷史階段”。而由專製製度和由專製改良所製造的腐敗和腐爛，亦終於變成了中共及其專製統治的不治之癥，成為中共大陸專製復辟政權的亡國之象。
　　四、社會兩極分化的迅疾形成及其發展的極端化
　　中共的公然腐敗與腐爛，不僅是對社會公有財富的瘋狂糟蹋，而且是對社會共有財富 —— 實際是人民財富的公然劫奪。這就必然要造成如下兩個可怕的結果，一是他們的富有化恰與社會的貧窮化成為正比，二是掌權者的公然腐敗和腐化，必然要造成整個社會腐敗、腐爛風氣的公行。就前者而言，據不完全統計，一九八九年中共官場用於公款吃喝的錢竟達數億人民幣以上。但一九八九年人大內部亦有資料統計，該年中國中部某省竟有百分之二十五的農民連肚子也吃不飽，而在某富裕省份的貧窮山區，農民連過年也吃不上一頓肉的景況竟比比皆是。這自然只能造成普通人民對“吃喝玩樂都報銷”的中共黨人官僚，懷抱強烈的不滿直至憤恨。就後者而論，則正是由前者才造成了整個社會心理的嚴重傾斜和社會公德的蕩然無存。流行在整個大陸社會的“不吃白不吃、不拿白不拿”之類的憤恨貪婪之語，實已將今日大陸社會的不平心態和腐風惡氣表現得淋漓盡致。
　　五、政治改革呼聲叠起
　　如果說一九八四年前的農村改革和所謂城市經濟改革尚有成效的話，則一九八四年之後的形形色色改革，便立即開始呈現出種種雜亂無緒的現象。其根本原因，就是中共對於必須與之配套的政治改革，或曰作為經濟改革必要基楚的政治改革，非但遲遲不改，而且決然不改。一九八五年，鄧小平雖然在中共十三大上給予了政治改革的空洞許諾，中共黨內的政治改良“精英們”甚至已在草擬政治改革方案，08 但是，政治改革仍然只是空打雷，不下雨。歷史的事實是，自中共十三大到中共十五大，中共不僅無意進行政治改革，而且蓄意反對政治改革，並且在高喊政治改革中肆意擴張黨權，強調四個堅持，特別是在人大和政協，思想界和理論界，教育界和文化界，其黨權的擴張與強化，實已到了連“十七年”與文革都不曾達到的強度。如前所說，一九八九年之後，各級人大和政協均由中共各級黨的主要負責人擔任其主要職務的事實；一九八九年之後，各級文藝工作者聯合會和各級作家協會均由中共各級宣傳部派出大批黨棍以再事“外行領導內行”的實例；一九八九年後，江澤民猶如高喊立憲時期的晚清監國攝政王載灃一樣，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一族（即上海幫）的全面倒退景象；只能說明中共為了鞏固其一黨專製的權力，已經連臉面也不能夠再顧了。而對於那些一再要求政治改革的普通民眾和知識分子，中共不是施以高壓，趕出海外，便是逮捕法辦，課以重刑，“六四”的血影依然深重地籠罩在我們的國土之上。
　　必須指出的是，中共雖然以上述種種手段達到了在實際上反對政治改革的目的，但是，政治改革的要求在中國大陸人民的心中卻非但沒有因此而消失，卻反而變得愈來愈強，愈來愈烈，並且終於演變成為要求社會徹底變革的思潮，在向著追求民主自由和反對中共專製統治的明確目標前進了。
　　六、民主運動的爆發
　　中共從允諾政治改革到反對政治改革直至強化專製政治的行徑，一方面保護了中共的權力及其特權階層的貪贓枉法與腐敗腐化，一方面使原來已經舉步維艱的經濟改革發生了嚴重的滑坡，一方面終於使人民對中共的所謂改革走完了“由期望到失望和由失望到否定”的歷史過程。一九八六年秋，即在中共十三大許諾實行政治改革一年之後，全國各大中城市終於爆發了學生運動。其聲勢與規模均為一九一九年之後所僅見。這一持續了一個月之久的全國性學生運動，雖然無領袖，無組織，亦無計劃與謀劃，更無黑手，但是，各地學生喊出來的卻都是﹕立即進行政治改革，反對官倒與腐敗，要求新聞言論出版自由。鄧小平和他的中共如臨大敵，不僅對人民呼喚政治改革的要求置之不理，對反官倒、反腐敗的呼聲充耳不聞，而且立即抓住學生運動要求新聞言論自由這一“嚴重把柄”，立即壓上了一頂“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大帽子，向著黨內外左右開弓，大打出手。由是，胡耀邦因被指責為“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保護傘，而在槍桿子的逼迫下待罪辭職；幾位被中共指為資產階級自由化代表人物的黨內知識分子，遂被開除黨籍；各地高校學生運動的發起人和組織者，分別受到了輕重不同的處分，嚴重參預者則被逮捕“法辦”。這一場旨在思想上進行整肅的政治運動，雖然如同八三年那一場二十七天的“流產文革”一樣，只能以流產為告終，但是，它從反面所聚斂起來的不平之聲與反抗之念，卻隨著中共經濟改革的迅疾滑坡和官倒腐敗的更加橫行無忌，而愈來愈表現出它必然要勃發的前景。一九八九年春天因“借題發揮”，即借胡耀邦之死而陡然爆發開來的學生運動，之所以能夠立即得到全國上下各階層人民的竭力支持與踴躍參加，並使之成為中國歷史上和世界範圍內空前壯闊的民主運動，只能說明自一九八七至一九八九年中共在政治、經濟、思想、文化各個領域的倒行逆施，特別是其間官倒和腐敗的橫行無忌，實在是起到了激怒整個社會情緒的巨大作用。

第五、中共改革的專製改良本質

　　由於中共改革的範圍是經濟改革，中共改革的禁區是政治改革，中共改革的死區是黨權的絕然不改、不讓和不放，中共十年改革的直接後果乃是腐敗的歧生歧長和人民不滿的迅速加深，因此，中共的十年改革，才僅僅是經濟改革，並且以不根本改變專製權力經濟形態為界限。因為，這一場經濟改革，一旦從根本上觸及了、動搖了、甚至是改變了中共的專製經濟形態，就等於觸及了、動搖了、甚至是改變了這個專製權力經濟形態的“政治底牌”，也就是觸及了、動搖了、甚至是改變了中共一黨的黨權和中共的整個專製極權製度。所以，中共才不會下決心改變它的專製權力型經濟，更不會首先下決心改革它的那一張“政治底牌”，即決心以政治改革來廓清經濟改革的道路。由是中共十年改革乃是意在鞏固其一黨專製統治，意在維護其一黨江山的專製改良本質，也就昭然而若揭。中共的改革遂只能與晚清及近、現代所有專製國家的專製改良一樣，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它必然失敗的最後下場。

三　　當代中國大陸的雙重思想解放運動與八九民主運動的爆發—— 兼述八九民主運動發展與變化的四階段

第一、中國大陸人民思想變化與發展的四階段

　　從中共建國到天安門大屠殺，就總體而言，中國大陸人民在思想上曾經歷了四個變化與發展的階段。
　　第一階段（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七）。本階段雖有對中共陰謀奪權歷史十分了解者，但在五十年代前半期的歷次政治鎮壓中，上千萬人被處決、判刑和被逼自裁的恐怖事實，使他們當中的幸存者不僅已經不敢言，而且已經不敢想。再加上普通工人、農民、特別是青年又為新政權的“社會主義革命與共產主義理想”所迷惑，五十年代初，中國大陸才會在施行恐怖統治的同時，呈現一派錯把復辟當革命的荒謬昇平景象。
　　第二階段（一九五七至一九六六）。本階段以一九五七年反右鬥爭為發端。雖然一些知識分子曾公然指斥中共一黨專政，揭露社會主義沒有優越性，但是，中共將百萬知識分子打成右派，強迫勞改、勞教、直至逼迫他們家破人亡的殘酷事實，終於使全體知識分子開始如履薄冰。他們不僅在黨的教導下開始學會指鹿為馬，不敢言非，甚至完全陷於不敢講話、更不敢思考的悲慘境地。酷似歐洲中世紀黑暗宗教統治的中共專製思想統治由是而得以全面建立。至於廣大民眾，其中大部分因懼怕共產黨而日漸變得麻木起來；小部分人仍沈緬在中共的虛假革命理想之中未能清醒過來。雖然後來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尤其是三年餓死四千三百萬人的中共人為禍患，09 已經使大多數人民在感情上對中共發生異變，對中共的懷疑已經與日俱深。但是，一九六二年之後，因毛澤東一再地喊出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口號，並日漸地施以高壓政策，特別是製造毛澤東個人崇拜的迅速升級，乃使中國大陸人民只能繼續陷入“不敢說和更不敢想”的非人境地。加之一大批在“新中國”成長起來的年輕人，尤其是年輕學生們，就更是在中共的強行教化之下，成為被共產文化鴉片所深深毒害的一代。故整個國中雖然恐怖日深，卻又愈來愈彌漫著一股激越的左傾氣氛。遍及國中的“高昂革命情調”，完全掩蓋了“一片惶惶人心”。猶如“法國的痛苦完全被掩沒在路易十四輝煌的專製王權之下”，雖然是大大地有過之而無不及。
　　第三階段（一九六六至一九七八）。本階段的前三年是為中共的文革階段，10 即中共瘋狂地內訌、內鬥和內亂時期。中間七年至四人幫垮臺，是為文革余波橫行和毛氏全面復辟君主專政時期。後二年，屬於以華國鋒為代表的“凡是派”要維護毛澤東路線的時期，是為過渡階段。本階段中國大陸人民思想的發展，基本上可以分解為從畏共懼毛到順毛造反，直至走向開始否定毛澤東和懷疑社會主義製度這樣三個階段。本階段的重要特征，是知識分子中的先進者已經從毛澤東和中共的累累罪行中，認識到中共就是封建法西斯專政。一九七四年廣東李一哲的“論社會主義民主與法製”的大字報，雖然立場和感情仍然是社會主義的，但在實際上已經透出了對毛澤東君主專製復辟的否定傾向。一九七六年北京四五天安門事件的本相便是“借周反毛”，一句“秦始皇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返”的誓言，實已道明了人民思想解放的根本方向。
　　第四階段（一九七九至一九八九）。本階段初始，普通人民曾重新寄望於“中共好官”。然而，這一時期的中共“好官”，即恢復了權位的中共黨人，所迅疾表現出來的霸道、貪婪，及其對人民的無情無義，特別是由中共“好官”所推行的改革，又迅速地背離了人民要求實行真正改革的願望，使得腐敗橫生，從而造成了人民的一再失望和最後絕望。中共及其整個專製極權製度，由是而遭到了人民的徹底否定。由革命思想代替改良思想的時代開始悄然來臨。

第二、當代中國大陸的“雙重”思想解放運動

一、雙重思想解放運動的源起
　　眾所周知的是，七十至八十年代之交，中國大陸曾一度出現思想解放的運動。這個思想解放運動固然因四人幫的倒臺、文革的混亂和毛氏君主統治的結束，而給它帶來了興起的時代條件，但它興起的直接原因，卻是華國鋒要執行沒有毛澤東的毛澤東路線，即“兩個凡是”的路線。這就既要引起人民的強烈不滿，又要引起中共黨內一部分文革倒臺幹部的強烈反對。由是，一場從民間自然興起，和由部分中共黨人發動，首先旨在推倒“兩個凡是”的思想解放運動，也就應運而生。
　　在民間，作為這一場思想解放運動前驅的，是四人幫垮臺後一場文學解放運動的興起。這個文學解放運動，既因小說《傷痕》而得名為“傷痕文學”，又因小說《傷痕》表現的是中共黨人及其子女在中共文革內訌中罹難的生活，因此，它作為一九四九年後第一篇公開發表的，揭露和鞭韃現實的作品，雖然缺少文學價值，卻使得整個含冤忍苦的社會耳目一新，並產生強烈共鳴，從而受到中共統治集團中文革受難者、即某些中共黨人的嘉許和中共官方的允許。這個綠燈一開，一方面雖使得表現中共黨人及其子女文革遭難的作品大量問世，一方面，卻又使表現人民自身於文革中遭受冤苦的文學作品，得以沖破堤防，決如橫流。其潮流所向，竟致很快越過文革，並且直指文革前十七年中共更加黑暗亦更加封閉的血腥統治。其筆觸尤其集中到了一九五七年那一場反右鬥爭所製造的“千萬冤案和冤魂”身上。由於人民借文學而長歌當哭，其意是在痛定思痛，因而，本階段的文學發展也就迅速地從“傷痕”轉向了社會問題，亦即“問題文學”的誕生。一大批揭露社會問題、包括文革前後社會問題的小說，不僅應運而生，而且企圖引起“療救的註意”，即企圖直接幹預生活，否定現實，揭露黑暗，要求變革。
　　這一場文學解放運動不僅成了思想解放運動的前驅，而且成為促使廣大人民群眾思想迅速解放的催化劑。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中國大陸人民對小說的鍾愛，以及由小說所表現、所喚起的社會情緒和世道人心，其在聲勢與規模上，可堪比者，亦只有新文化運動中的新文學運動而已。但是這一空前的文學解放運動，由於時代條件的本質不同，雖然在聲勢及規模上勝過五四新文學運動，卻又在深度和廣度上遠遜於五四新文學運動，誠所謂“吶喊未起聲先啞”者。但是，誠如哲學的時代必然脫胎於藝術的時代，革新的時代又必然是脫胎於哲學的時代一樣，由它所艱難推動、或迅速誘發的思想解放運動，因它一方面發出了“於無聲處聽警雷”式的呼喊，從而使得要求為四五天安門事件平反的願望，成為人民與中共部分黨人的共同心聲；一方面又因它伴隨著一句“實踐是檢驗真理標準”的理論號召，而與思想界的最早蘇醒一拍即合；再加上文學解放與理論解放的合流，及其對於整個思想解放的推動，又導致了北京西單“民主墻”的出現和貴州“啟蒙社”的誕生。11 因此，如果說前者是民心可用，中者成了理論依據，那麽，後來者們在西單民主墻頭所卷起的思想解放的風雲，也就足以“催起中南海內的波濤”了。12 當時，中共黨內改良派的代表人物鄧小平遂眼疾手利地抓住了人心和時機，擊退了黨中頑固派的僵硬守勢，推翻了“兩個凡是”，批評了毛澤東晚年的錯誤，確定了“與民讓步”的改革開放路線，一方面大張旗鼓地鼓吹“繼續思想解放”，一方面則很快就提出了“四項原則”，要強製人民把思想“解放到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裏面去”。一九八一年，在中共起草“關於建國以來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的過程中，鄧小平已經多次指出﹕“確立毛澤東同誌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這是最核心的一條。”他甚至說﹕“毛澤東思想這個旗幟丟不得。丟掉了這個旗幟，實際上就否定了我們黨的光輝歷史”。13

二、中共壓製和迫害人民的思想解放運動
　　這一場思想解放運動，一方面為中共所利用，另一方面又自中共剛剛利用完了的那一天起，就開始遭到了壓迫甚至是鎮壓。彼時，獲得了中共黨內最高權力的鄧小平，以所謂四個堅持來摧毀民主墻，撲滅民刊，並逮捕了一大批民主運動參加者。14 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向黨內發出的“關於當前報刊新聞廣播宣傳方針的決定”仍然稱﹕“報刊、新聞、廣播、電視是我們黨進行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武器。”二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發出了“關於處理非法刊物和有關問題的指示”。該指示明確指出﹕“所謂非法刊物和非法組織，就是指違反憲法和法律、以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為宗旨的刊物和組織。……他們采取的策略是盡量地用合法的形式掩護非法的活動，打著‘民主’、‘自由’、‘人權’、‘改革’等旗號，進行反對黨反對社會主義的活動。”在這個指示中，中共對非法刊物的決策是，一方面“決不允許……以任何方式印刷出版發行，達到合法化、公開化”，一方面又指示“對非法刊物、非法組織的處理，不要登報、廣播”，以免引起海外的反彈。同時，陳雲在堅決反對製定“出版登記法”時竟然說道﹕“不要搞什麽出版法。過去我們同國民黨蔣介石鬥，就是利用國民黨政府那個出版法去登記，鉆出版法的空子進行合法鬥爭；現在我們不能讓人家鉆我們的空子，變非法為合法，利用合法鬥爭形式同我們鬥。要讓他們登記無門，一律取締。”15 由是可知，正在高喊改革的中共，在政治上對人民言論自由的剝奪，雖與毛澤東時代並無兩樣，卻與“國民黨反動派”統治的年代大相徑庭。
　　然而，鄧小平和他的中共為了叫人歌頌他們的三中全會路線，並為他們的改革開放政策鳴鑼開道，不僅對人民思想解放的要求采取堅決鎮壓的手段，而且還蓄意將那一場思想解放運動逼向了由他們所誘導的“思想解放軌道”之上，將知識分子中一些真心想助中共進行政治改革和振興中華者，一些傾心中共經濟改革者，某些民主意識薄弱者和利慾熏心者，吸收進中共專製體製內，以在黨內造就一支專門歌頌三中全會路線，既能為中共的改革開放鳴鑼開道，又能為中共的改革開放出謀劃策的上層知識分子隊伍。特別是在思想文化界，中共一是以四項原則直接約束和嚴密控製思想、理論和學術等領域的繼續思想解放。二是以堅持四項原則為借口，重新加強黨對文藝界、特別是對官方作家協會的領導，三番五次明令作家們“不準寫文革”，明確指出文學只能從“正面”積極地幹預生活，建立官方評獎製度以提倡黨所需要的文學，壓製黨所厭惡的文學，極力引導文學走形式主義的道路，阻止現實主義文學的復歸與發展。以將剛剛開始出現的真文學，大面積地重新逼回到假的、或半真半假的文學歧途之上。16 從此，一大批優秀的作品被壓在陰山之下，只能在民間流傳；一大批真正有良知的優秀作家，有的被壓迫，有的則被壓殺；少數敢於抗爭的作家及其作品，有的因為被批判和被處分，反而於民間獲得了很大影響，有的則因為連發表都沒有可能，或即使發表了也被明令給予冷遇，直至明令不準宣傳和評介，而不能起到應有的社會作用。鄧小平和他的中國共產黨，甚至在四項原則的幌子下，仍然堅持“黨的組織和黨的文學”的原則，絕不容許任何民間出版物的存在，絕不允許任何民間文學團體的出現，有則扣以反革命組織和反動刊物的帽子，捕之、刑之，絕不手軟。對文藝界如此，對其它各界也就不難想像，從而將促成了他們奪權成功和改革開放局面的文學解放運動與思想解放運動，利用起來又壓迫下去了。

三、人民思想解放運動的艱難發展與巨大成果
　　但是，“頌歌唱完了，人民就要辯論是非了。要想人民不去思考對自己不利的東西，則是任何專製暴虐的君主也做不到的事情。”17 鄧小平及其黨人對這一場思想解放運動的壓迫、鎮壓和誘導，實際上，只是造成了這一場思想解放運動的分裂而已。
　　為中共誘導而走進了中共專製體製內的上層知識分子，從此成為中共的一個部分。他們雖然構成復雜，有一些人確有改革政治的理想和追求，有一些人卻從此走上了效命中共專製統治和背離人民歷史要求的道路。相反，由堅持真正的思想解放，要求實行真正政治改革和民主變革的廣大普通知識分子與普通民眾，卻從此構成了屬於人民自身的思想解放運動。七十至八十年代興起的當代思想解放運動，從此一分為二，分道揚鑣，造成了當代中國大陸思想解放的特有現象和復雜現象。
　　屬於中共黨內的改革派，其方向，一是歌頌鄧小平的改革路線，反對黨中頑固派的反改革路線；二是為中共的改革找根據、出主意、想辦法。其性質，是在不得不維護中共一黨專製統治的前提下，意在推動中共專製統治行為的改良。其特征，一是被迫將一切改革的思想與理論，都規約在中共的四項原則之內，即中共的專製製度之內，亦即他們所自稱的“體製內”。二是他們既然已經獲得了在體製內推動“思想解放”的正宗性，因而，他們就不得不對屬於人民自身思想解放的任何“越界”與“越軌”思想，或思潮，授以“偏激與激進”的理由來壓迫之、反對之，或化解之、“引導之”。從而在客觀上便越來越脫離了人民對政治變革的要求。
　　相反，屬於人民自身的思想解放運動，雖在中共的打壓下步履維艱，卻又發展迅猛。這是因為﹕其一、屬於人民的思想解放運動，一是在艱難中繼續遵循了一條從反思文革和揭露文革，而走向反思和揭露文革前十七年更加黑暗專製統治這樣一條思想解放的路線。二是伴隨著中共改革的興起、滑坡與嚴重受阻，而遵循了一條深入揭露改革弊端，明確要求政治改革，意在要求政治變革，即要求以民主取代專製的思想解放路線，從而認識到中共改革意在自救的專製改良本質，和它不僅不能自救，反而只能促成其自垮的歷史結局。
　　其二、體現了人民自身思想解放運動的上述軌跡，無疑凸現了它反對專製改良和追求民主變革的根本歷史要求。因此，它才可能造成五四之前的思想啟蒙運動、即新文化運動，在民間的艱難復歸，產生了對中國民主革命歷程和中國現代歷史發展進行再認識和再評價的嶄新訴求。這個再認識和再評價，雖然發端於對國民黨抗戰的研究，卻迅速地擴展到了對清政府改革、孫中山革命和中華民國歷史，以及對蔣介石個人的重新認識和認知，從而逐步地和悄然地形成了中國大陸民間的巨大歷史反思浪潮。
　　其三、人民自身的思想解放運動，正因為一要受到中共專製政權的禁止和鎮壓，二是只有思想解放的自我自由，而無言論出版的環境自由，並且，隨著中共改革的嚴重滑坡和敗局的迅速形成，只能愈來愈遭受到更大的壓迫甚至迫害。因此，人民的思想解放運動也就迅速地形成了它的兩個重要歷史特征。第一個特征，是它只能在無形中發展，在無形中壯大，因而不可能產生自己鮮明的代表人物。但它的無形和無領袖，反而造就了它別具的特色，這就是“十億人民九億侃”，即全國人民人人評政治，人人談改革，人人想變革和人人指責中共“只圖推行經濟改革而絕不願意進行政治改革”。顯然，非有如此社會局面的形成，則八六年的學潮既不會發生，八九年的民主運動也就不可能出現。因此，恰恰是具有無形特征的人民思想解放運動，才在沒有“出口、渠道和領袖”，即沒有發言權、發表權、出版權和號召權的社會狀況下，既推動了人心的迅猛覺醒，又造成了覺醒人心的超負荷積壓。這自然為人民民主運動的一觸即發和橫流潰決，奠於了社會情緒的廣闊基礎。
　　第二個特征是它既不能公開地要求思想解放，又不能公開地推動其自身思想解放運動的發展，因此，它就不能不被迫采取其它形式與方式來表現這一要求和推動這一發展。由是，一批真正有責任感的作家和社會科學工作者，特別是民間的歷史學者們，乃采取種種“包裝”，將他們要講的和要寫的“暗渡陳倉”。八十年代中期，自改革滑坡始即已興起的報告文學，便在真假擁護中共改革的幌子下揭露社會現狀和改革真相，實為喚醒民心和激發人民對於真正政治改革、即民主變革的要求，起到了震聾發聵的作用。再就是大量介紹近現代西方思想、思潮之社會科學叢書的出版，諸如《走出中世紀》等一批隱喻中共教政合一黑暗統治著述的問世，其對啟迪民智、教育青年、拋開幻想和認清現實，作用十分巨大。特別是由歷史學界和大量民間歷史學者，包括作家、記者和軍隊中的中青年知識分子軍官們，所出版的大量歷史研究著作和紀實歷史文學作品，實為中國的未來變革與發展，奠於了難以估量的思想基礎和政治基礎。而由這一民間歷史反思所迅速造就的，對於晚清改革和中共改革的比較，國民黨和共產黨的比較，蔣介石和毛澤東的比較，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比較，臺灣和大陸的比較，特別是孫中山三民主義和馬克思共產主義的比較，就更加使得當代中國大陸人民對現代中國“革命與革命名義下復辟”的歷史較量過程，逐漸地有了清醒的認識。一九八八和一九八九年在北京出版的兩部長篇小說，竟借小說而對辛亥以來的中國歷史發展和當代中共改革，提出了大膽的、並且是正確的體系性認識，無非說明這一場誕生和發展在人民思想解放運動之中的歷史反思運動，確已成果昭彰。18應該說，如若沒有上述種種推動人民思想解放的作為和努力，八十年代末中國大陸人民民主運動的狂飆突起與迅猛發展，也就是不可想象的了。
　　有必要指出的是，在社會科學界為推動人民思想解放運動所做出的種種貢獻中，一批中共黨內的改革派知識分子，包括一些黨內知識官僚，亦在譯介和編纂人文科學叢書方面作出了相當的貢獻，如前面所提及的，出版“走向新世紀叢書”等。
　　必須指出的是，當代中國大陸的思想解放運動，還有一個與近代中國及其它國家的思想解放運動所完全不同的特征。這個特征就是﹕不論是中共專製體製內的思想解放運動，還是人民自身的思想解放運動，它們所表現出來的思想解放程度，均遠不及他們所沒有表現出來的思想解放深度。或曰，他們已經達到的思想解放層次不是沒有表現出來，就是根本不能表現。就體製內而言，改革派知識官僚們不是強製自己不要繼續解放和深化解放，就是不敢將解放了的思想公開出來；就體製外而言，就更只能飾以種種的偽裝，或只能打著紅旗反紅旗。蓋其原因，無非是中共的專製統治和專製的思想統治，其不論是對內還是對外，都是中國歷史上和人類歷史上少有的專製所致，亦為近現代任何一個專製國家，於改革時代對言論自由的鉗製所不能比。這個悲哀的事實，既造成了中共黨內改革派不能盡其心，更不能盡其責，又造成了人民的思想解放運動，暗潮愈烈，則偽裝愈嚴，其表現出來的人民思想解放程度與實際上人民已經達到的思想解放程度，距離甚遠。它雖然為中共的最終敗局埋下了更加可怕的突發性原因，卻又為一切不知情者和難以知情者，企圖了解和認知中國大陸人民、包括黨內一批改革派人士的真實思想，帶來了困難，曲解，甚至造成體製內外在思想解放上的互相對抗。

四、中共專製體製內的政治改革派與人民思想解放運動的兩個結合點
　　顯然，一九八五年中共經濟改革的迅速滑坡和嚴重滑坡，官倒腐敗的轟然而起，特別是政治改革的決然不行，不僅造成了黨內改革派與頑固派的巨大政治沖突和激烈的權力角逐，而且，也使得將身家性命系於中共改革派權力人物的黨內改革派知識官僚，鑒於“改革存則他們存；改革亡則他們亡”這樣一個性命攸關的局面，從而使他們萌生了一是反對官倒腐敗以救經濟改革，二是要求實現體製內政治改革以推動經濟改革的願望。正是上述兩個願望，才為他們當中的一些人和體製外屬於人民自身的思想解放，“找到了兩個臨時的結合點”。然而，也正是這兩個臨時的結合點，才使他們當中的一些人，在一九八六年的學生運動之後與胡耀邦一起倒了臺；更使他們當中的另外一些人，於一九八九年空前壯闊的人民民主運動中，興奮、支持，卻又徘徊、流連甚至遊離在這個運動的某些發展過程當中，從而造成了他們自身的政治困境。他們當中的一些人，終因有了最後的覺醒，而開始走上追求祖國民主變革的道路，有的卻因為掙不脫那個千絲萬縷的聯系或關系，而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

第三、八九民主運動的爆發與中共天安門大屠殺

一、八九民主運動爆發的原因
　　“八九民運”的爆發，實為一九八五年以後官倒腐敗的橫行和中共反對實行政治改革所造成。此其一。
　　其二、“八九民運”的爆發，又是人民思想解放運動被迫深入發展的一個結果。因為，人民正是在歷經了專製暴政之後，才會對部分人曾一度傾心的專製政體感到失望；然而，人們也正因為對專製仁政即改革，復又感到了希望的破滅，他們才會最終地從失望走向絕望。當然，絕望了的人民，之對於專製統治和專製製度的反抗，也就是勢所使然的了。如果不了解中國大陸人民心靈狀態的這一巨大轉變，就沒有可能了解為什麽竟會釀成如是民主風暴的根本原因。
　　其三、中共在一九八七年初借追究學潮的責任，而發動“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和迫使胡耀邦下臺等行徑，所引起的人心激烈反彈，亦是它爆發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四、一九八七年之後，鄧小平對頑固派的讓步，因造成了黨內另一個改革派領袖趙紫陽如履薄冰的艱難處境，黨內鬥爭又伺機待發，所以，民主運動興起後，趙紫陽以及一些黨內改革派知識分子官僚，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階段內對運動的支持，也是民主運動得以迅速發展的原因之一。
　　其五、鄧小平的兩重性，或曰兩面性，即推行改革的明智性和要借改革以維護中共專製統治的頑固性，既是造成六四民主運動爆發的最重大原因，又是中共大屠殺的根本禍因。

二、八九民運發展的四階段和中共天安門大屠殺
　　第一階段﹕自胡耀邦死和借悼胡而形成學生運動，直至中共《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將其定性為“反革命動亂”。此為運動的發動期。於發動期，運動在構成上以北京和全國各地的大學生為主體，性質上出現了多重性﹕一是反官倒和反腐敗；二是如同一八九五年康有為在京率領千名舉人上書要求清政府實行政治改革一樣，北京學生亦派代表在人民大會堂前跪求中共當權總理的接見。三是要求運動的“高度純潔性”，即絕對不允許任何“政治上有問題的人”介入運動，不允許任何有可能觸怒中共的“過激”言論與行為發生。幾位湖南青年因“蛋汙”天安門上毛澤東畫像，竟被學生領袖扭送公安，因而遭遇中共嚴厲鎮壓的事件，實為其鮮明的例證。指它為八九民運的重大錯失亦不為過。因為在近現代世界各國的學生運動和民主運動中，它實在是絕無僅有的現象。四是重復一九八六年學潮中已經提出的“新聞自由”要求。前三條雖使運動在發動期明顯帶有改良主義性質，但若考慮到長期以來中共專製政權的殘酷性在人民心中所產生的影響，和人民不得不采用“打著紅旗反紅旗”的手段以進行反抗的政治特點，則其明顯的改良主義性質，實不如稱之為鮮明的改良主義形式更為確切。而上述第四條實已標誌了在改良主義形式之下所寄托的民主要求。這一民主要求，無疑已經表現了運動自一開始就已經具有的民主運動方向。
　　第二階段，自《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將運動定性為“反革命動亂”，直至五月二十日中共宣布戒嚴和大規模調集軍隊進京“勤共”，即鎮壓運動。此為運動的發展期。在發展期之初，由於中共對運動的“定性”激起了學生的強烈不滿，因而造成了運動的迅猛發展。其波瀾橫空之狀，既使中共最高統治集團處以互不相守、幾至癱瘓的境地；又使黨中改革派的另一個領袖人物 —— 主管意識形態的中共中央常委胡啟立，因錯看形勢，以為運動將有助於黨中改革派力量，因而突然放松了中共向來不曾放松過的“輿論控製權”，從而造成《人民日報》和中共各級黨報強烈的“自由化”傾向。各級黨報爭相報導運動，特別是《人民日報》的積極行動，實為運動起到了推波助瀾的巨大作用。這個在後來被中共稱為“新聞誤導”的“極端錯誤做法”，一是使運動迅速演變成為全國和全民的民主運動，聲勢大增。二是造成了運動本身的勝利感，即以為新聞自由的要求已經實現，進而提出要與中共最高專製統治集團平等對話，並要求向全國人民直播。三是造成中共黨中某些改革派知識官僚錯看前景，因而，他們有的開始勇敢地聲援運動，有的終於一懷壯烈地參加了運動，有的乾脆為了推行體製內的政治改革而決心利用運動，有的甚至立即成了運動的幕後力量、即成為出謀劃策者。他們一方面支持了運動，一方面又企圖借運動支持改革和支持他們自己。四是使中共各級政權幾乎處於群龍無首、茫然不知所向的癱瘓境地。少數中共黨政幹部和一般黨員，甚至是那些長期以來專為中共“表演”民主的各“民主黨派”領袖們，有的為正義沖動感所驅使，有的僅因為看錯了時勢，竟也走上街頭去聲援學生，從而造成全國各地運動的蓬勃發展和所向披靡。應該說，這既是民主運動的發展期，又是民主運動的極盛期。因為它使人民在既有的社會情緒基礎上一致起來，團結起來，共同展開了向中共及其政權“爭平等、要民主”的鬥爭。雖然處在發展期和極盛期的運動，始終堅持和平與非暴力，而且不在表面上和形式上做出任何可以激怒中共、或假中共以借口的事情，但是，它的堅持要求平等對話，堅持要求中共懲辦官倒，堅持要求鏟除腐敗，堅持矛頭直指鄧氏家族和中共權貴及其太子黨的做法，特別是建立在這一切之上的、明確的政治變革要求，則表明了運動在民主要求上的發展和在民主性質上的深入，從而改變了運動發動期的改良主義傾向。
　　第三階段，自“五·二零”中共宣布戒嚴，軍隊進京，直至六月三日夜中共公然施行大屠殺。此為運動的對抗期。對抗期在性質上顯然是發展期的繼續和強化。因為，一是人民於運動發展期的民主要求並未因“大軍壓民”而有任何改變，所以它是發展期的繼續；二是中共蠻橫的姿態非但沒有壓製住運動，反而激起了民心的極大反感，直至造成強烈反抗意識的產生，即情緒和要求的升級。北京學生的絕食，以及全國人民對絕食學生既愛、又憐、更要支持的強烈表現，便是它的明證。所以它才是發展期的強化。至此，運動的中心雖然在北京，在天安門廣場上，但運動的聲勢卻開始外延到全國各地、直至海外。尤其是中共北京當局對絕食學生不問生死的態度，所引起的全國和全世界的震怒和關註，更加激發了全國人民長時期以來對於中共的深惡痛絕之心和憤怒反抗之情。由是，在運動的發動期所顯示、又在運動的發展期所深化了的民主運動性質，到了本階段，已日益演進為“民主精神對於專製暴政的鮮明對抗”。六四運動，終於發展成為“全國性的民主抗爭運動”，從而開始了由改良向革命演變、轉換與推進的偉大進程，中國大陸人民亦因此而在運動中開始走向徹底覺醒。
　　八九民主運動在對抗期所表現出來的這一性質變化，自然帶來了它在構成上的變化。廣場上的絕食學生，雖然仍是運動的中心和尖兵，但運動的主體與主力，卻變成了北京和全國各地的人民群眾，尤其是廣大的中下層知識分子、普通市民、個體戶和部分的工人及農民。北京一位老太太挺身坦克車下，欲以老命來保護學生的感人場面，足以說明民心的立場和方向。但是，也正是在運動的對抗期，一批曾在運動的發展期卷入運動的少數黨政幹部和少數中下級官僚，已開始迅速地退出運動；至於某些曾在運動發展期參加、或聲援過運動的中共黨內改革派知識官僚，中共“民主黨派”的部分代表人物，包括某些曾在發展期長袖善舞的“名人”、即“上層知識分子”，卻開始遊離在運動內外，直至脫離運動，有的甚至因為看不清形勢的發展和摸不準中共燭影斧聲的內鬥變局，而只能痛苦、旁惶，心中支持學生，膽中害怕中共。於是他們只好反轉來用“同情”的姿態，去“勸說”學生和“勸阻”這一場民主運動。即既要向絕食學生表示同情，又要與學生及其運動劃清界限，以在兩邊都留下後路。一九九五年六四紀念日前後，在由他們當中的某些人於海外所掀起的，批判六四民主運動和圍剿六四學生領袖的浪潮裏，他們亦已經明白無諱地承認自己介入運動的目的，不過是要“代表政府”去勸說學生罷了。而他們對於絕食學生的指責，就更是表明了他們在感情和立場上，與人民民主運動的差距竟然如是之大。當然，他們這樣做，說穿了，亦無非是要向中共表示自己當年的無辜和今天的委屈而已。
　　處以對抗期的運動，不僅是對民主運動本身的一次大考驗，也是對所有介入了這一場偉大民主運動者的大鑒別。人民因此而純潔和發展了自己民主抗爭的隊伍，中共因此而暴露與表演了他們極端專製強權的本性，中共黨內的某些知識“精英們”亦終於在冰、炭不能相容的沖突情境下，作著極其痛苦的選擇。然而，已經太晚了。魚與熊掌不可兼得。向來“嫉善如仇”的中共和一向視他們為政敵的的黨中頑固派，自然不會原諒他們。但是，他們當中的某些人，雖然只是在特定歷史時期和特定政治事件上的中共黨內政治異見者，而絕非中共專製政體的真正反對者，如若慘言之，乃是“中共不要者，而非不要中共者”，然而，他們當中一定也會有一些人，將隨著中共的持續倒行逆施，持續地拒絕哪怕是最起碼的政治改革，而陷入不斷的絕望，從而日益地清醒起來，不僅能夠完成理性的覺醒，甚至能夠完成感情的覺悟，而最終地走上與中共決裂、並與人民民主要求真正結合的正確道路，為中國大陸來日的民主變革盡智、盡才和盡力。
　　第四階段，自六月三日夜中共在北京屠城始，歷經中共鎮壓和人民暴動，直至運動的最後失敗和結束。此為運動的最後階段，亦為民主運動的暴動期。因為正是中共的大屠殺才導致了全國人民的英勇反抗。八九民主運動，由此而從對抗期的民主抗爭走向了暴動期的大規模人民暴動。“六四”之夜，當北京人民於血與火之中驚醒過來時，當他們對中共專製政權最後的那一點期望，終於被中共用人民的鮮血撲滅時，北京人民立即進行了英勇壯烈的反抗，即暴動。特別是“六四”之後十余日，全國各地、各大中城市為反對中共北京屠城所爆發的公開反抗，不單使山嶽為之變色，而且其情之烈，其景之壯，其規模之闊大，其置熱血和生命於不顧的曠世景象，乃極大地表達了中國大陸人民對於中共專製統治的徹底覺醒之心和公然反叛之為。中國大陸人民終於將他們數十年來在中共殘暴統治下的積怨、積恨和積仇，統統地爆發開來了。在全國各地，到處是火車停駛、飛機停飛和公車橫路；到處是工廠罷工、農村罷耕、學生罷課和商店罷市；到處是傾城而出和望不斷的人民抗暴遊行隊伍；到處是氣壯山河、悲憤難抑的口號聲和哭泣聲；到處都飄舞著祭奠“六四”英魂的白旌、白旗和白色的頭飾及胸花……中國大陸人民在中共高舉的屠刀之下，冒死披麻戴孝以公祭北京“六四”英烈，實在是中華民族歷史上迄今僅有的“以命祭命和以血祭血”的壯烈景象，亦為人類歷史上所從未有過的奇情和奇景。在重慶，一位大半生都如履薄冰的老教授，終於和妻子一起走上街頭，走進了抗暴隊伍，振臂高喊了一句他這一輩子連想也不敢想的口號﹕“打倒共產黨！”在武漢街頭，一位婦女淚水滂沱地講演說﹕“你們說，四十年來共產黨殺了我們多少無辜的同胞？你們說，四十年來共產黨可為中國人幹過一件好事？”聽眾回報她的，竟是一片山呼海嘯般的歡呼聲。在安徽某縣的一所鄉間小學校裏，當一位女教師流著眼淚問孩子們說，“北京的大學生們被共產黨開槍打死了，我們應該怎麽辦”時，這些鄉間的孩子們居然和淚跟著一個孩子高呼﹕“大學生死了，中學生上！中學生死了，我們上！”事後，這兩句話，又被天真無邪的孩子們將它書寫在那一塊小小的黑板上，好幾天內，上堂講課的老師們都不忍心將它們擦去。
　　中國大陸人民覺醒了，中華民族真的醒過來了。歷史終於將自己“錯把復辟當革命”的過失，推倒在“六四”的血泊之中。偉大的八九民主運動，雖然在中共血腥的和大規模的武力鎮壓下失敗了，但是，它卻為推動中國大陸人民由追隨專製改良向追求民主變革的迅速過渡，豎立了不朽的歷史豐碑。它無疑標誌著中國大陸人民的民主覺醒和民主追求，從此走上了一個嶄新的歷史階段。
　　必須指出的是，一九八九年後，在海外，由於種種為中國大陸人民所難以了解的原因，曾數度掀起過批評“六四”、批判“六四”和否定“六四”直至圍剿“六四”學生領袖的風潮。甚至直到今日，這種對“六四”民主運動不公正、不正確和不懷好意的批判和否定，不僅在海外占有相當的市場，而且已經形成為一種思潮。這些批判者和否定者的武器，固然不值一駁，但是，它們的影響所及，卻對當前中國大陸人民對於民主與自由的追求，帶來了許多的障礙與困難，更使得海外華僑對於祖國的民主進步產生了許多的懷疑和錯識。筆者在此僅想說的是，中國的八九民主運動，她所面對的雖然是人類歷史上一個最為殘酷的專製政權，但她在迄今為止的中國歷史上和在迄今為止的世界歷史上，卻是一次和平與非暴力民主運動的楷模與奇跡。如果批判者們和否定者們要站在和平與非暴力、甚或是所謂理性的立場上，來批判和否定中國的六四民主運動，那我們只能說，人類歷史上任何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民主運動，也就必然要遭到更為徹底的批判和否定。只要稍稍閱讀一點人類進步的歷史，特別是近現代人類民主進步的歷史，我們自然就能夠得出這樣一個至為正確的結論。反之，所謂人類的民主進步，尤其是近現代世界的發展與繁榮，也就無所由來與無從談起了。
　　似乎應該指出的是，僅僅證明了“八九”是一場民主運動，還不能說明它的全貌，更不能將它爆發的政治意義和歷史意義予以進一步的深刻說明。因為，我們如果不能將相距了七十個年頭的五四運動和八九民運，進行一番認真的比較，我們便不能看出“六四”和“五四”的區別，便不能對我們所處的時代有一個更為清晰的認識，更不能對八九民運與中國民主過渡艱難反復歷程的關系，有一個更加明確的認知。
　　歷史已經告訴我們，五四運動不僅爆發在辛亥之後革命與復辟、即民主和專製正處於公開較量的時代，而且還處在一場偉大的反復辟的思想革命、即新文化運動已經取得了重大成功的年頭。而八九民運卻爆發在中國大陸已經遭遇專製復辟整整四十個年頭，中共專製政權為了自救而正在推行經濟改革、卻決然不願施行政治改革之時。所以，五四運動才欣遇了一個人民已經擁有新聞、言論、集會、結社之相當自由的革命時代；相反，八九民運卻遭遇了一個人民的上述自由早已經被剝奪罊盡的復辟歲月。此其一。
　　其二、“五四”正處於一個能夠高舉科學和民主大旗的時代，因而能夠公然地反對軍閥政府“假共和之名，以行專製之實”。相反，“八九”卻處於人民不能、也不敢高舉民主與科學大旗的復辟時代，因而才不能公開地反對中國共產黨“假革命之名，以全面重建專製製度和全面復辟專製統治”。所以，前者才敢於高喊著“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的口號，以公開地、甚至是激烈地反對軍閥政府，而後者卻只能夠聲稱是“要求新聞自由、反對官倒腐敗和期求政治改革”，以曲折地反對專製統治。
　　其三、正是由於上述原因，五四愛國民主運動才在對軍閥政府鎮壓的猛烈抗爭中成功了，獲得了“外爭主權和內除國賊”的勝利。軍閥政府雖然企圖鎮壓，卻不敢鎮壓，更不敢施以大規模的血腥鎮壓，甚至只能以讓步、認錯和“拒絕簽字、懲辦國賊”為告終。由是，中國人民才終於迎來了護法運動和北伐戰爭的偉大勝利。八九民主運動卻在中共專製極權統治者們殘酷的和血腥的鎮壓下，讓腥風血雨灑遍了整個神州。從而使得中國大陸甚至是海外的中國民主運動，都開始陷入了它的低潮期。
　　由是可知，兩個民主運動雖然在時代條件、思想基礎、政治立場和勝敗結果上存在著上述重大的差別，但是，同作為偉大的民主運動，它們根本的相同之處，還是在於，它們均爆發在中國民主過渡的艱難反復歷程之中；而它們根本的不同之處，則是一個爆發在革命與復辟正處在公開較量的時代，一個正處於已經實現了全面專製倒退的“復辟歲月”。雖然這個復辟及其成功，乃是在“革命的名義之下”，猶如北洋軍閥們的企圖復辟和實現復辟乃是在“共和的旗號之下”一樣。雖然中共的專製復辟乃為北洋軍閥們的專製復辟所不能比、也不該比。

四　　清王朝改革、鄧小平改良與偉大民主變革的前夜

第一、清王朝改革與鄧小平改良的簡單對比

　　本節標題之所以稱清政府是為改革，鄧小平是為改良，乃是從他們在專製改良的層次上所表現出來的深與淺而言。下文將從兩者的相同點和不同點試以說明之。

一、清政府改革和鄧小平改良的相同點
　　其一、兩者在本質上均不許改革腐朽的專製製度，都只想在專製政治的母體上嫁接西方自由主義生產經營方式的枝芽，即只想在經濟上西學為用，旨在維護專製統治，即“自救”而已。
　　其二、兩者在理論上的相同之處，是均沒有一個真正近代或現代的民主政治思想，作為其改革的思想理論基礎，卻都有一個維系和維護專製統治的思想做為他們改革的桎梏。前者為孔孟儒教、三綱五常，後者則是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所以，他們才一個要空喊“富國強兵”，一個假喊“振興中華”。然而，兩個真正要喊的和真正在喊的都是“長治久安”，即“專製長治和人民久安”。
　　其三、兩者在改革上的共同之處，一是均以經改為主，二是經改均歷經兩度，三是都搞的是對外開放、吸引外資、允許獨資和合資，四是都搞的是對內搞活、允許個體經營的存在和發展（中共乃是局部允許），五是均設立經濟改革的特區 —— 只不過一個成了“帝國主義冒險家的樂園”，一個卻成了“中共高官及其子女的富貴風流鄉”。其四、兩者都反對過政治改革，特別是都反對專製製度的改革。只不過清政府曾從堅持四個不能變退守到三個不能變（參見上卷第一章），而中共卻自始至終都在堅持“四個堅持”。二是均血腥地鎮壓過要求進行政治改革的政治改良派，或逼迫他們逃往國外。三是均在鎮壓政治改良派兩年以後，因統治危機迅速加深，只好重新祭起改革的大旗，再度推起經濟改革運動，以挽救日益危殆的政治經濟局面。四是在二度經濟改革中，與近現代各國曾推行改良的專製政體一樣，一手抓經濟改革，一手抓政治鎮壓，企圖以此維護正在江河日下的專製統治。只不過中共對民主人士、異議人士和革命誌士的鎮壓更加廣泛、更加殘酷而已。五是都曾在高喊立憲改良或政治改革的二度經改中，高度集中權力，強化專製統治，一個將權力集中至滿族貴族、直至皇族一身，一個則將黨權集中到企圖與毛澤東並駕齊驅的地步。六是盡管如此，卻同樣造成了專製權力的被迫削弱、迅速削弱和層層削弱，其專製權力的瓦解和崩潰同樣勢不可免。

二、清政府改革與鄧小平改良的不同點
　　其一、就改革動因的不同面而言，一是清政府改革尚屬於王朝統治和君主製度正在走向自然消亡階段的“自救”行為。鄧小平的改良卻屬於一個專製復辟政體“為維護其復辟統治而進行自救”的行為。二是清政府於歷史消亡期的一切敗癥，雖是專製統治和專製製度處於歷史消亡期的必然表現，卻也是外患內憂交相煎迫下的現實反映。但中共的種種敗癥，除為復辟的專製政體所共有之外，卻是它在“既無外患、更無內憂”的和平局面之下，長期地和一再地要“鬥天、鬥地和鬥人”的一個政治惡果。是故大清朝雖為外族統治，又運交專製製度的末路，卻能夠綿延二百余年，才在外患內憂的交相煎迫之下，被迫為自救而實行改革；而中共作為一個未曾統一的復辟政權，雖運交國際共產專製復辟的興盛之日，卻只撐持了二十余年，便不得已要靠改良來自救了。
　　其二、就經濟改革的不同面而言，清政府雖然垮臺了，但是，清政府長達五十年的兩度經改，卻“為中國近代工交企業的創立和發展打下了基礎，為西學的傳播和中國科技事業的發展提供了一定的條件，為我國近代工業的發展積累了科技資料，加速了封建自然經濟、即小農經濟的解體，促進了中國商品市場和商品經濟的初步形成”（參見上卷第一章註釋）。然而，中共的經濟改革，充其量也只是將為它所破壞殆盡的的中國商品市場和商品經濟，進行了遠沒有到位的重建和恢復。中共以恢復農民的小生產來救社會主義的命，以恢復個體戶的歷史性正常存在作為城市經濟改革的主要成就；以羞羞答答、百般限製地恢復“舊中國”已有的自由經濟和市場經濟作為它二度經改的標誌；其表現和成效又如何能夠與晚清相比。
　　其三、與清政府畢竟實行了“百日維新”的一度政治改革，和曾允諾君主立憲的二度改革相比，鄧小平和它的中共，一是除掉在改革早期曾廢止過農村人民公社製度、即共產農奴製，和發出過政治改革的數度空喊之外，至今竟一無政治改革的實踐可言。二是清政府殺人是在政治改革、即“百日維新”之後，中共開槍和開坦克車殺人，卻在人民要求政治改革、卻根本沒有推行政治改革之前。三是與清政府頑固派對政治改良派的鎮壓相比，中共殺人者，不僅有頑固派，而且它的殺人主兇恰恰是發動了改革和領導了改革的改良派領袖鄧小平。四是中共對僅僅是自發地要求實行政治改革的學生和人民進行鎮壓的極端殘酷，及其殺人之多，不僅為慈禧太後、而且為近現代任何一個正處於改革期的專製政權所不敢比。
　　其四、與清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範圍內，允許人民擁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自由，和不僅允許知識分子宣傳近代西方物質文明，而且允許宣傳近代西方精神文明相比，處於高喊改革中的鄧小平和它的中共，卻隨著經濟改革的推行，不僅不給人民以應有的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的自由，不僅一再地要反對、限製和打擊宣傳現代西方的精神文明，並名之為“資產階級自由化”，而亟欲撲滅之，而且將其一黨獨霸的“新聞和言論自由”，監控得愈來愈緊。
　　其五、與清政府用上諭詔告天下願意“廢除滿族特權”相比，正處在改革期的中共權力集團及其“老幹部和接班人”，所擁有的特權之愈來愈多及其越來越貪，則為中國整個封建、君主專製社會的歷史所望洋興嘆。
　　兩相比較之下，稱清政府是為改革，中共是為改良，也就言之不差。之所以如此，其根本原因，無非清政府只為一家之政府，而中共大陸政權以及中國大陸的所有社會機構，竟全然是中共一黨之機器。中國歷代封建王朝和君主王朝除政權之外，皇冠上並無一個君臨一切的黨權，即教權；而中共教政合一的專製極權統治，卻將教權、即黨權淩駕在政權及一切權力之上。而黨權的至高無上，之不讓與不放，更被視作天經地義。再者，黨權的基礎與核心便是定於一尊的黨義，即教義。如同歐洲中世紀黑暗的宗教統治一樣，其作為精神支柱、思想桎梏與心理障礙，之絕不可以觸動的極端專製本質，自然也就使屬於政權範疇的改革難於上青天。這既是鄧小平改革在理論上和實踐上之所以遠遜於清政府的內在情由，更是鄧小平改革一觸及政治改革，便連經濟改革也要迅速滑坡的根本緣由，和清政府殺人是在政治改革已經付諸實行之後，而鄧小平殺人卻是在人民僅僅要求實行政治改革之初的最終原因所在。更何況清政府是一個大一統的正宗王朝，中共卻是一個未能統一的短命復辟政權，其於改革上的脆弱性，也就與它作為復辟統治的更加頑固性相反相成。

第二、偉大民主變革的前夜

一、從理論、歷史和當代的事實來看
　　其一、從理論上來看，近現代各國專製政體的改革，不論它推行的僅僅是經濟的改革，還是摻有政治的改良，只要它僅是為了茍延專製統治，都一再地和最終地誘發了革命。
　　其二、從滿清王朝同樣是意在自救的經濟政治改革運動來看，雖然經改和政改交錯，甚至有血有淚，但它無非是將自身改革的歷史，孕育成了偉大民主變革的前夜罷了。
　　其三、從當代蘇聯、東歐共產專製製度崩潰的歷程來看，可以說，它們個個都是改革在先，垮臺在後。有的雖然改革伊始，就因意識到了政治改革的重要性，而破釜沈舟地推行了政治改革，如蘇聯，然而，它卻迅速地導致了自己以及東歐整個共產專製製度的崩潰。因為，只要共產專製製度不徹底崩解，任何的民主政治改革，都會有改不下去的那一天。所以，一場偉大民主變革就必然地會及時到來。雖然，它會引發較大、較強的陣痛，但因根本製度已經解決，所以，陣痛過後，勢將迎來一個能夠真正迅速發展的時代。東歐一些原共產國家近年來在社會政治、經濟上的明顯發展和進步都是明證。雖然俄國由於共產專製復辟的時間過長，並且，新政權由於種種政治的和感情的原因，又使得俄國的共產黨雖然亡國卻沒有亡黨，所以，它因“過渡”所帶來的陣痛，就較之東歐其它共產國家更為長久，甚至更為痛苦。但是，俄國人民的選擇卻是明確的，其民主過渡將必然會走向它最後的成功。

二、就中共專製統治的現實來看
　　其一、由於共產主義信仰在中國大陸早已崩潰和徹底崩潰，中共賴以控製和強化思想統治的基礎早已不存，因此，中共專製政權已經失去了統治的思想依據和理論基礎。由是，人民已經否定了中共專製統治的現實合法性。
　　其二、由於中共最高統治集團數十年來的倒行逆施，以及自鄧小平推行改革開放之後，其在理論上和實踐上只能掛羊頭賣狗肉的做法，和共產主義運動在全世界的崩潰和消亡，亦早已將中共黨人的共產主義信仰掃蕩罄盡。猶如有近六十年黨齡的中共老幹部、前香港《文匯報》總編輯金堯如先生所痛言﹕“我少年時相信共產主義，那是患的少年幻想癥；如果我今天還相信共產主義，那就患的是老年癡呆癥了。”19 因此，完全依靠意識形態來立黨和建政的中共，其政權已經被“釜底抽薪”。
　　其三、由於中共在思想上已經走上了無路可走和無路可追的境地，已經自信全無，所以中共才會高喊“穩定壓倒一切”，鄧小平才會嘶叫“殺二十萬、保二十年”和“改也要垮、不改也要垮，不改垮得更快”，中共才會消極接受蘇、東、波的教訓，中共層層官僚才會紛紛搞錢“留後路”和個個“及時行樂”。這就為中共的必然垮臺和自己垮臺做好了至為重要的準備。
　　其四、從中共八九年後的二度經改來看，其內容只是在決不改革政治的前提下放縱經濟改革，實際是放縱“人欲”，結果則是在一片虛假繁榮的表面之下，正在使整個社會日益走向貧窮、不公和腐爛。因為沒有政治改革配套的“向市場經濟轉型”，因它缺少了“自由競爭”這樣一個根本的社會政治條件，所以，它才不僅要造成種種敗癥的出現，而且必然會造成在中共專製政治體製下向市場經濟轉型的最後失敗。中共整個專製統治和專製製度的垮臺也就勢所必然。
　　有必要指出的是，一個被蓄意製造出來的“理論”竟然指出，在由中央計劃經濟、即專製權力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一是由於一部分人必然地要先富起來，所以，另一部分才會必然地要貧窮下去；二是由於“原始資本主義積累”的殘酷性，所以社會才要承受轉型的陣痛，一部分人的利益才會必然地被剝奪。這個希望被剝奪者不要怨天尤人，甚至甘受犧牲的所謂理論，顯然是在依據馬克思主義所謂“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錯誤思想，既要告訴剝奪者，他們的瘋狂剝奪乃是理所當然；又要警告被剝奪者，此乃歷史發展的必然，只能逆來順受。但是，它卻違背了一個最起碼的歷史事實，即在所謂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過程中，正在走向沒落的封建貴族是在一天一天地貧窮下去，而非一天一天地富裕起來。只要看一看被馬、恩所推崇的現實主義小說家巴爾紮克所描寫的“貴族們的日益貧窮化”，和他們在新生資產階級面前的可憐相，我們就能夠相信，今日中共權力人物及其子弟們的超級貪婪化和超級富裕化，與那個所謂的殘酷的資本積累理論該是多麽地不能相稱。必須明確的是，近代自由主義經濟形態的形成和發展，是和近代民主主義政治製度的形成和發展相生相成的。唯有舊專製權力的逐步消亡，才能帶來自由經濟的逐步發展。而也只有在專製權力走向消亡的時代，才能為社會財富的積累帶來它先決的政治條件和時代條件。然而，由於中共的專製政治權力非但沒有消亡，而且還在強製地進行著加固，所以，它才為自己權力階層和貴族子弟們的殘酷積累，製造了黑暗的政治條件和時代條件。當然，這根本就不是什麽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而是中共專製統治集團及其權力的附庸者們，對全體人民的最後掠奪和瘋狂掠奪罷了。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們，今天居然要用馬克思意在揭露和進攻資本主義原始積累“不合法”的理論，來為中共進行所謂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合法性”進行辯護，如若馬克思先生在天有靈，豈不是要喊冤叫屈而不能終？
　　其五、從中共二度經濟改革所一手製造出來的高度官場腐爛和高度社會腐敗來看，整個中國大陸社會所迅速呈現出來的，已是一片亡國之象。而一九八九年之後中共拒不推行政治改革的行徑，甚至為挽救專製統治的命運而一再推出種種倒行逆施的做法，才是今日中國大陸一片亡國之象的真正來由。只要稍稍聽一聽中國大陸遍地流傳的民間歌謠，我們就能體會得到，如同清政府一樣，中共的改革非但沒有治愈腐敗，反而使腐敗歧生歧長。而不可治愈的製度性腐敗，便是前夜來臨的前奏。

三、就人民渴望變革的歷史要求來看
　　其一、因現實的痛苦喚醒了歷史的痛苦，人民才會渴望一場偉大的民主變革。應該承認的是，由於鄧小平推行改革開放，確實適應了彼時國家和人民亟需喘息和生存的需要，所以，人民才希望中共真地能夠“學好、改好”。人民確實是寬宏大量的。但由於中共拒絕實行政治改革並保護官倒腐敗的橫行，從而使人民很快就看穿了鄧小平“專製仁政”的本質，仍是為了維護中共一黨專製政權。特別是在一九八九年，中共竟向僅僅是要求他們實行政治改革的人民進行了殘酷的鎮壓，鄧小平與毛澤東一樣的專製暴君本質也就因此而暴露無遺。由是，經歷過毛澤東長期專製暴政統治的人民，也就在一九八九年的刀光血影之間，因“新仇”喚醒了“舊恨”而走向了最終的覺醒。這個覺醒的實質，就是對一九四九年以來中共專製暴政、專製仁政和中共專製權力現實合法性的全面否定。於是，前夜的到來，已經不可避免。
　　其二、因現實的覺醒導致了歷史的覺悟，人民更要渴望一場偉大的民主變革。如本章前文所述，毛澤東死後和華國鋒垮臺之際，中國大陸人民和鄧小平曾先後“共同”發起過一場思想解放運動。在這場思想解放運動中，屬於人民自身的思想解放運動曾艱難地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批判和否定文革。第二階段是批判和否定文革前的中共專製暴政。第三階段則是以深入研究和全面肯定國民黨抗戰為發端，開始了對於中國現代歷史的再反思、即再認識。如果說前兩個階段因伴隨著中共改革的推動、發展、滑坡、停滯和二度改革的被迫推行，尚屬於對中共權力現實合法性的批判和否定，那麽，第三個階段，則是中國大陸人民正在從根本上對中共的“革命”，中共“革命”的性質，和中共“革命”與中國現代歷史發展的關系，進行了再認識，產生了真認知。由是，作為中共對立面的中國國民黨，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新中國”對立面的“舊中國” —— 中華民國，和作為被毛澤東與共產黨在實際上早已批判、否定和推倒的孫中山的民主革命，及其三民主義理論體系，直至蔣介石先生的歷史功績和歷史地位，也就不可避免地被放到了必須進行再研究、再認識和再肯定的歷史地位之上。
　　這一場歷史反思運動之迅速、迅猛、廣泛和深刻，這一場歷史反思運動已經在中國大陸民間所造成的廣闊而且深遠的影響，這一場歷史反思運動在歷史事實的澄清和理論研究上的成就，這一場歷史反思運動所已代表的中國大陸社會政治思潮的歷史性轉折，實已使得中國大陸人民在對中共權力的現實合法性進行否定之後，已經對中共權力的歷史合法性產生了全面質疑，直至走向了徹底否定。
　　中國大陸人民終於在被中共統治、欺騙和折磨了近半個世紀之後，認識到中共的“革命”不過是對孫中山民主革命和民主建國的反撲和反動，是對辛亥之前中國專製製度的一場空前復辟，是在共產革命的名義下，以中世紀歐洲教政合一這一專製統治的最高形式，對於中國數千年專製歷史和專製政治的血腥“補課”。它不僅強行地阻斷了現代中國由專製向民主過渡的歷史進程，而且將二十世紀下半葉的中國大陸強行拖拽在反動與倒退的死港之中。由是，中國大陸人民不僅在感情上，而且在理性上走向了最終的覺醒。由是，如同清政府那一場改革的結局，便是一場偉大民主變革的來臨一樣，中共這一場改良的結果，亦同樣會迎來一場偉大的民主變革。只不過這一場偉大的民主變革既是對前一場偉大民主變革的繼承，又是對前一場偉大民主變革的完成。偉大的中國民主革命，或曰偉大的中國民主運動，如同近現代一些先進國家一樣，終於在歷經了革命與復辟、民主和專製之慘淡較量的主體歷程之後，就要迎來她從專製向民主過渡的最後成功了。前夜已經來臨，變革必將成功。孫中山先生民主建國的偉大理想一定能夠實現。
兼論　　專製改良、民主改良及革命與改良的關系

　　何謂“改良”？改良就是求善，就是在不改變原有性質前提下的“自我求善”。就是指這個自我求善的過程，及其非毀棄的方式。
　　何謂“政治改良”？政治改良就是指在政治上的“自我求善”，和這個自我求善的過程，及其非毀棄的方式。
　　政治改良亦有兩種，一是政治行為的改良，二是政治製度的改良。前者具有上述政治改良的本意，是為政治改良的初級階段。後者是要對現存政治製度進行改良，是為政治改良的高級階段。然而，若無其它條件的形成、推動或逼迫，歷史至今尚未提供它成功的先例。英國是因流血的革命和流血的反復較量，才產生了改良的新政體。但這個因革命才產生的“君主立憲”，及其逐步走向“虛君共和”的歷史，卻並不是舊政治製度實行自我改良的過程和結果，而是革命爆發後實現“調和”的政治產物。這個“調和”，在王室，是為讓步；在民眾，則為勝利；在國家，是為進步；在歷史，則是提供了只有革命才能帶來王朝政治妥協的可能性；和只有革命，才能為在根本上改變專製製度帶來可能。雖然革命有著各種各樣的形式，並非專指暴力而已。前蘇俄和東歐共產專製製度的垮臺，就不是暴力革命的產物。至於十九至二十世紀交替時期的日本，雖然在近現代進步的國際條件下，被迫由封建割據走向了專製統一，即由封建式君主專製走向了中央集權式君主專製，但它只能新其貌而未能新其心的歷史事實，只能說明它在實質上不過是整個專製製度發展範疇內的改良，即專製製度發展期的改良罷了。雖然它同樣經歷了武裝改良、即“倒幕戰爭”的洗禮。
　　然而，政治改良卻有“何種製度之下”這樣一個前提。這就為近現代世界範圍內政治改良的歷史和現實，劃清了“專製改良”和“民主改良”的明確界限。也就是說，在專製製度內，首先，企圖在不改變原有製度或曰體製的前提下，采用非暴力的方式以進行政治行為的自我求善，便是專製改良，亦即專製改良的初級階段。如法國國王路易十六的改良，俄國沙皇亞歷山大一世和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改良，滿清王朝前期的改良和當代東歐、蘇俄的早期改革，都屬於這一範疇。它們的共同特徵，都是處在專製製度衰亡期，為挽救這個製度及其統治而進行的政治行為的改良。至於中共，則連政治行為的改良都還沒有達到，或曰還根本不想改。其次，是在保留君主專製製度或其它形式的專製製度、專製政體的前提下，采用非暴力的方式，以對現存專製製度或曰專製體製，進行局部的、或過渡性的民主改良，比如君主立憲，便是專製製度的改良，是為專製改良的高級階段。然而，如前所說，若無其它條件的形成、推動和逼迫，歷史至今尚未提供它自我成功的先例。所以，它在性質上雖具有民主改良的本意，在結果上卻難有民主改良的成功。
　　由是可知，純粹的民主改良，則是指在一個已經確認、確立了民主製度的國家或地區，所進行的政治行為的改良。這個政治改良，因在民主製度已經被確認和確立之後，所以，它才既是對於舊製度遺留問題的逐步克服，又是對於新製度下新問題的逐漸解決。也就是在民主製度前提下非暴力的求善及其過程。當前東歐和俄國，以及今日中國臺灣正在試圖逐步解決的種種新舊社會問題，都是顯明的例證。
　　因此，凡自稱“體製內”的改良者，都應該問一問自己，“我乃是哪一家體製內的改良者？”這樣一個問題。因為這個問題，不但事關體製的性質，事關你立身於何種體製之內，事關你所推動的政治改良的性質，而且事關你個人在體製內外的政治前途。因為只要你試圖突破原專製體製，而企圖改良到另一個民主的體製裏面去，那麽，那個原專製體製就怕連體製內的一席之地也不會給你了！上個世紀末和本世紀末中國兩代專製體製內政治改良者的下場，便是明證。盡管如此，但如果你始終都要堅持留在專製體製內，又堅持自稱是所謂“體製內”的改良者，雖然你並不好意思明稱自己要維護的就是專製體製，甚至更不管這個專製體製要不要你，你都想要它，那麽，你要做一個專製製度維護者的決心和形象，也就昭然而若揭。應該說明的是，追求政治改良，且不論其身處“體製內外”者，常常都是一些希望專製統治者學好改好的人，一些對舊專製製度和舊專製統治集團懷抱希望的人，或一些與專製統治集團以及其中的權勢者們有著千絲萬縷聯系，或有著利益和利害關系者。但是，他們當中確實有一部分人乃因渴望國家和平進步和擔心國家混亂混戰，才成為要求改良而反對革命者。這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固屬天真幻想，卻也是對革命的起因和革命暴力形式之所以形成的原因，缺少正確認識的一個結果。但是，前東歐、蘇俄非被“打垮”、而是“自垮”，雖非改良成功、亦非暴力革命所成的歷史事實，已經為非暴力的革命，展現了她完全可能取得成功的歷史可能性。
　　因此，當歷史已經走到了今天，走到了離我們前一代改良者和革命者的論爭已經相去近百年的時候，我們自然希望不要重返前一輩改良者和革命者曾一再歷經爭論、沖突才匯而合之的老路，而是應該在推進祖國民主進步的同一條道路上，各行其是，但又避免沖突；目標一致，卻又各顯其能。除掉象歷史上曾出現過的那樣，改良派們又要為著自身在感情或利害上的需要，而一再地反對革命。那麽，豈但革命和改良的論戰仍然不能避免，而且革命戰勝改良的前途亦必然會出現在歷史的面前。雖然我們相信今天體製內外的政治改良者們，他們大多數已經成為要求中共進行製度性改良的政治改良派了；雖然我們更加相信，今天的民主革命派們已經不可能拒絕一切能夠促成民主變革的種種和平方式了。並且越來越多的人都已經明白，倘若革命者和改良者能夠聯起手來以共同反對專製製度，中共專製統治者們，才有可能在革命這樣一個倍顯壓力的政治壓迫下，向人民實現妥協以接受和平變革。當然，中共若是繼續冥頑不靈，等待著它的，自然是革命的不可避免和改良匯入革命的不可避免。大清朝的一朝覆亡早已提供了歷史的前證，我們自然並不希望中共再將它覆滅的後證，提供給歷史。

結論

中國共產革命與中國共產黨

　　現在，我們可以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共產革命做一個結論了。這個歷史的結論就是﹕
　　第一、中國共產黨是在蘇俄這個境外顛覆勢力的直接策劃、操縱、命令和指揮下建立與發展起來的，是國際共產專製復辟勢力的一個部分。
　　第二、中國共產革命的前期，曾以俄式共產革命為榜樣，後期則是打著共產革命旗號的，具有鮮明暴民運動特征的傳統型現代農民造反。
　　第三、中國共產革命的對象，非但不是專製統治和君主王朝，卻是推倒了專製王朝、結束了君主製度，正在與形形色色專製復辟勢力進行著殊死較量，並艱難地推進著民主進步的新中國——中華民國。
　　第四、中共建黨以來做了如下幾件大事﹕一是受俄命“參加”、誘逼和破壞孫中山先生領導的中國國民革命。二是受俄命反對北伐、破壞北伐和背叛北伐。三是受俄命發動武裝叛亂和武裝叛國，分裂祖國和製造兩個中國。四是在國難當頭和中華民族奮起抗戰的歷史歲月裏，假抗日和不抗日，真擴張和真賣國。五是在中國人民戰勝日本法西斯侵略之後，迫不及待地發動內戰，處心積慮地反對民主化進程，並在蘇俄的支持下，打贏了那一場意在改朝換代的農民戰爭。六是在中國大陸建立了一個全方位的教政合一式專製復辟政權，為中華民族製造了空前的災難。
　　有必要指出的是，這裏並不存在一個我們“要徹底否定共產黨”的問題，而是共產黨用它自己七十余年“名為革命實為反動和血腥的歷史”，徹底地否定了它自己。雖然，有一些人對共產黨總是保留著一絲溫情，甚至是在某些搞民主的朋友身上，我們都不難看到這一絲溫情的存在。之所以如此，有的是因為與共產黨有著千絲萬縷的感情聯系和利害關系；有的是因為對共產黨的歷史、特別是中華民國的歷史缺少最起碼的了解；有的雖然對專權時代的共產黨充滿否定之情，卻對共產黨這個勝利者所編造的輝煌歷史早已深信不疑，輕易難以動搖；有的僅僅因為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是一九四九年的失敗者，因而總想在失敗者那裏找到共產黨多少有些正確的證據……誠然，中國共產黨曾經最能夠蒙蔽人的，還是他們高舉過的“共產主義理想和共產主義革命”的旗幟，因為這一面旗幟太美好，也太能夠欺騙人。但是，我們只需用一個共同的標準，來檢測和衡量一下共產黨及其對中國現代歷史的“貢獻”，我們就不能不徹底地否定它和批判它。因為在中國現代歷史的艱難發展和特殊發展中，我們只能以進步還是反動的標準，愛國還是賣國的標準，來對它作出究竟是應該肯定或是應該否定的結論。因為我們無法用不同的標準來臧否中國共產黨。因為所有的政黨，所有的政治力量，包括任何個人，在歷史發展的法則面前，都只能被一視同仁。雖然這對於那些對中共情有獨鐘者，乃是一個難以回避的巨大痛苦。
　　同樣有必要指出的是，對共產黨的徹底否定，並不等於對共產黨人的全部否定。因為，如導論所述，一是共產主義作為一種理想，或曰僅僅作為一個空想，並沒有錯，錯的是馬克思所提出的一整套實現共產主義的理論和手段；二是傳統農民革命雖然只能導致“建立新王朝和復辟舊製度”這樣一個政治結果，但農民革命本身卻應該是被同情的，只要它不是對新生民主政權的造反和反動。許多人基於上述兩個原因而參加共產黨，甚至參加了那一場旨在打江山的共產革命和農民戰爭，也就是情有可原的了。所以，將共產革命和農民造反的一般參加者，與聽命蘇俄、陰謀破壞中國國民革命、甚至叛賣祖國利益的中共領袖們加以區別；將決策假抗戰、不抗戰和日蔣火並之賣國路線的中共領袖，和為中共所騙，以為中共才是真抗戰而積極參加共產黨者加以區別；將在這場專製復辟的血腥歷程中已經和正在覺悟者，與為了維護到手的專製權力而繼續甘當劊子手的冥頑不化者加以區別；將不僅是正確的，而且對於進一步認清中共的歷史罪行和避免變革期的混亂與流血局面，非但極為重要，並且有益而無害。因為我們仍然希望絕大多數的中共黨人，還是回過頭來做中華的兒女，而不要繼續去做馬列的子孫。因為口口聲聲要向馬克思報到的中共黨人們，實際上他們當中的絕大多數早就不信馬列了。歷史需要我們有如此的認識，歷史也要求我們這樣去做。

總結

中國民主進程的四階段和民主與專製的三大較量

　　中國民主進程的四階段即中國民主革命歷程的四階段，亦即中國近現代歷史發展的四階段。自晚清政府改革至辛亥革命爆發和中華民國創建前夕，嚴格地說雖然不屬於中國現代史的範疇，但它是中國近代史的最後階段和中國現代史的端緒時代。它和辛亥之後中國現代史因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既是它的準備期，又是它的奮鬥期，所以，我們才將本階段當作中國民主革命歷程的第一階段和中國現代歷史發展的準備階段。這樣，將有利於我們簡要地分階段總結中國民主革命的歷程和中國現代歷史的發展。
　　第一階段（晚清至一九一一），自清政府改革至清王朝崩解。本階段的基本特征，是清王朝專製統治力量、政治改良力量與民主革命力量這三大政治力量的相較量和相消長。
　　在本階段，因清政府改革而導致政治改良和民主革命同時興起。在清政府一方，是三度拒絕改良，堅持鎮壓革命，直至一朝敗亡。在政治改良派一方，是從要求清政府實行政治改良、發動保皇改良直至要求清政府實行立憲改良並一再遭遇失敗。在民主革命一方，則是從“天下共棄”走向了“天下共擁”，直至初造成功。本階段所揭示的歷史意義是﹕革命取代改良的必然性來自清政府不願、拖延、欺騙和鎮壓政治改良的頑固性。清王朝之垮，非改良不爭，非革命之罪，罪在清王朝自身。
　　第二階段（一九一一至一九二八），自辛亥革命勝利至中國國民黨領導北伐成功。本階段的基本特征是從民國初年民主憲政的初次實現和初步實行，到形形色色專製復辟勢力的公開反撲和變相反撲，構演出了民主革命與專製復辟的第一次大較量。
　　在本階段，袁世凱的公然復辟帝製，張勳的公然復辟滿清和北洋軍閥的變相復辟及長期混戰，雖然為中國民主革命的進程製造了極大困境，但是，以孫中山為代表的中國國民黨人和一切民主進步力量，卻堅持護國、護法、反復辟以“竟辛亥之功”。孫後，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國國民黨人終因領導北伐勝利，而將“竟辛亥之功”的歷史使命得以初步實現。中華民國因此而獲得了初步統一。本階段所揭示的歷史意義是，民主革命初造成功、共和國統初獲創建之後，將必然迎來民主與專製的艱難較量和反復較量，因此，要鞏固民主革命的成果，保衛剛剛創建的共和國統，就必須建立有權威的革命政黨和革命政府，就必須自下而上地實現地方自治，就必須造成實現民主憲政的政權基礎和社會基礎，就必須逐步地實行軍政、訓政和憲政，特別是實行憲政過渡期的訓政，以確保革命政權不被形形色色的專製勢力所顛覆。
　　第三階段（一九二八至一九四九），自北伐成功、中華民國統一至中華民國南京政權敗退臺灣。本階段的基本特征，是在外患內憂的交相煎迫之下，空前壯烈的衛國戰爭之中，全面內戰狼煙四起之時，民主的艱難推進和專製的變相反撲，乃構演成民主進步與專製倒退的持續較量與復雜較量狀態。由是，中國民主革命雖然歷經艱難進取，中國現代歷史雖有巨大進步，中華民國雖已贏得了偉大衛國戰爭的勝利，卻終為共產革命名義下的專製復辟所戰勝。中國民主革命的勝利進程因此而發生了巨大逆轉，中國現代歷史發展因此而面臨著巨大的倒退。從而構演出民主革命與專製復辟的第二次大較量。
　　在本階段的第一期（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七），中國國民黨在政治上一是護國護法的目的達成；二是遵照孫中山遺訓，實行訓政，準備憲政。三是逐步奪回國家主權，逐步建立民權基礎。在軍事上一是削平軍閥復辟的余波，二是圍剿蘇俄直接命令和指揮下的中共叛亂和叛國，三是采取與日本和戰並用的策略，積極進行全面抗戰的準備。在經濟上“確認民生建設為首要”，保護民族經濟，肯定自由經濟，發展市場經濟。從而贏得“十年黃金時代”的美稱。在思想文化上則堅持三民主義，批判共產主義，倡行各種文化並存，允許新聞出版自由，造就了迄今為止仍然無可超越的思想文化成就。
　　在本階段的第二期（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雖然領導八年全面抗戰，艱苦卓絕，但仍不忘在政治上推進民主、準備憲政，在經濟上建設後方，在文化上繼往開來。因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巨大貢獻，而終廢百年不平等條約，並成為世界四大反法西斯領袖國之一和聯合國創始會員國。
　　在本階段的第三期（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戰後的中華民國民主憲政建設，雖因中國國民黨和其它政黨、政團的共同努力而獲得急劇推進，
　　製定了一部真正民主的“中華民國憲法”，但因中共誌在發動一場打江山的農民戰爭並獲得了成功，從而使中國民主革命歷程和中國現代歷史的發展出現了巨大逆轉，使中國大陸陷於曠日持久的全面專製復辟之中。
　　本階段歷史所揭示的意義，是在民主力量相繼戰勝了專製勢力公然、公開和變相的復辟之後，在近現代的歷史條件下，仍然可能遭遇形形色色名義下的專製復辟。特別是以共產革命為名義的專製復辟，乃是對民主力量與共和國家進行反撲和顛覆的最大危險。二十世紀東方若幹農業國家遭遇共產專製復辟的歷史和現實，已經對此提供了血腥的證明。
　　第四階段（一九四九 —— ），自中華民國政權敗守臺灣和中共在中國大陸建國始。本階段的基本特征是﹕一個中國，兩個國名和兩個政權。一個在失敗後堅持恢復訓政，致力發展民生，艱難推進民主，直至實現憲政即還政與民，終將臺灣建設成為一個民主與繁榮的世界先進地區和全中國民主富裕的模範省。一個卻迅速復辟專製製度，全面建立極權體製，踐踏民權，破壞民生，摧毀自由經濟，消滅市場經濟，繼續以革命的名義和以發動政治運動為手段，長期地摧殘和迫害中國大陸人民。嗣後雖推行改革以自救，卻又一再地拒絕政治改良，直至全面重現晚清社會政治局面，從而迎來了又一場偉大民主變革的前夜。本階段是為革命與復辟、即民主與專製的第三大較量。海峽兩岸民主進步和專製倒退的長期對抗乃是第三大較量的明顯特征。
　　本階段歷史所揭示的意義，辛亥以來的歷史已經作出了證明，即“專製仆而統一成，民主敗則分裂生”。因此，中國的統一，前提是民主。全中國人民唯有追求民主統一，才能避免專製一統，才能真正實現和完成現代中國的民主建國使命和祖國統一大業。
　　這，便是中國民主革命歷程和中國現代歷史發展的四階段和革命與復辟的三大較量，及其歷史意義之所在。

傑瑞米柯賓 · 发表于昨天 00:09

三民主義統一中國

作者中國網友寫於不同歷史時期整理於二零二一年

導言

      什麽樣的政府，產生什麽樣的人民;什麽樣的人民，產生什麽樣的政府。專制堡壘，因之以成。共和政體，因之以固。如何破此而立彼？必就其因果形式及內容，詳加考察焉。必待其來龍去脈清晰可見，始可定相應之“破立計劃”。所以然者，蓋欲免錯誤而防費時失事，以冀收事半功倍之效也。是故凡能從知識而構成意像，從意像而生出條理，本條理而籌備計劃，按計劃而用工夫，則無論其事物如何精妙、工程如何浩大，無不指日可以樂成者也。

      政治之流變，無非二端:專制與共和。或有與之異者，二者程度之異也。專制與共和，原因相異，事實相反，呈現於歷史與現實中。探知其所以如此，及求其濟之之道，使政治趨於清明，誠當務之急也。本三民主義之民權講解及三政講解，就其本末曲直，來龍去脈均作出詳細論述。從認識論上考察“自由與不自由”之原因，即共和與專制之原因。有從技術上，論述直接民權與間接民權之原因及政體運作結構框架。以備文人誌士取法焉。

      近代科學進步日新月異，物質文明進步，百年之速，銳於千載。資本之利勃然而興，資本之害亦隨之而至。民眾受資本奴役之害，較專制為尤甚。民權之利器亦無所施其用。器之用，有所專也，有所限也。政治之公器，解決政治問題。經濟之公器，解決經濟問題。本三民主義之民生講解，就公、私之度有清晰表述，對實現“公、私融洽”之目標，有原則性措施。以作引玉之石。仁人誌士必留意焉。

      環球之上，民族林立，我中華民族居其壹。民族之類何以生？民族之群何以存？民族歷史、民族未來生存，發展之道如何？民族意識，於民族凝聚力及對外族之關系，所發揮之作用，利弊如何？本三民主義之民族講解，有簡單明了的陳述。光大本民族之優秀文化，吸納它民族之文明成果，繼往開來，使本民族自立自強於世界民族之林，我輩之責也。

      實現壹確定之目標，必有其最適宜之方法與步驟。政治轉型之過程，簡而言之，即壹破壹立。然破壞之功，非壹朝可盡。建設之業，非壹夕可成。壹破壹立之間，必有壹新舊並存之期。新、舊並存，性質相反，相反則爭。舊之慣性與新之潮流激蕩於當下，個人與國家何去何從？必就“爭之起源”有確切清晰之認識，始能解決“爭”之問題。中山先生在《孫文學說》中，有這樣的結論---國者，人之積也。人者，心之器也。國家政治者，壹人群心理之現象也。是以建國之基，當發端於心理。

      心理之爭，表現於政治方面，則為觀念之爭。觀念之異，所以然者，在於所見聞事實之異也。觀念之變，亦在於所見聞事實之變。壹言以蔽之，觀念源於直觀。本三政講解及宣言，就觀念之形成及轉變，於政治、經濟兩方面的“破舊立新”均有詳細論述。

      中山先生說，能知必能行。進壹步可以斷定，能知必能協力而行。能共“知”，必能協眾力而行。協眾力而行，必能建功立業，美名後世。英傑誌士當共知焉。

致民國派書

我下面的講話，如果概括出個題目的話，就是《致民國派書》。現在的有誌之士，尤其是信仰光復民國的朋友們，大體處在報國無門的狀態。《致民國派書》將打開大家的報國之門。

先說幾個關鍵詞，大家可以通過這些關鍵詞，預先了解《致民國派書》的大致構想。

自從突破網絡信息封鎖十幾年來，看見信仰光復民國的同胞越來越多，我感到由衷地高興，也感到很欣慰。但在高興、欣慰之余，也有很大的遺憾。什麽遺憾？就是民國派始終沒有產生有形的力量。數年來，我壹直思考這壹迫切的問題。發現這其中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最關鍵的原因還在民國派自身。壹句話概括，光復民國的觀眾很多，光復民國的誌士很少。

中華民國波瀾壯闊、浩氣長存的歷史，產生了海量的光復民國的觀眾，這是情理之中的事。但海量的光復民國的觀眾，沒有轉化為海量的民國誌士，則是需要思考的問題。這個問題思考明白了，分析清晰了，則民國派形成有形的力量就水到渠成了。

孫中山先生聚集革命誌士，以十幾次革命起義推翻滿清專制統治，創建中華民國。我民國誌士繼承先賢光復民國，以革命取光復之效。我民國誌士，全稱光復民國革命誌士，為名至實歸。

革命誌士身上必須具備兩個要素，壹、革命精神;  二、革命理性。具備這兩個要素，革命的有形力量的產生，就具備了認知條件。為什麽說“革命精神與革命理性”是認知條件？因為革命精神與革命理性是由認知產生的。因此，光復民國的觀眾，可由認知轉化成民國革命誌士。

那麽什麽是革命精神與革命理性？革命精神與革命理性是怎樣由認知產生的？

首先說革命精神。革命先賢拋頭顱、灑熱血，舍生忘死為理想而戰鬥，至死不渝。這就是革命精神的體現。為什麽有人有這樣的精神狀態，有人沒有這樣的精神狀態？認知的不同產生精神的不同，理所必然。認知達到革命狀態，則有革命精神。認知沒有達到革命狀態，則沒有革命精神。革命精神的產生，首先源於看透生死。先哲說，舍生取義。先賢說，人固有壹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先賢先哲的精神響徹古今，激勵著壹代又壹代的仁人誌士。仁人誌士繼承先賢，知人有生，必有死。生死之間，留取浩然正氣充塞於天地之間，則雖死猶生。知“人固有壹死”，故有“舍生取義”的精神與行動。在此精神的感召下，文天祥留下“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浩然正氣，而舍生取義。於謙留下“粉身碎骨渾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的坦蕩正氣，慷慨就義。孫中山先生說，以數十年必死之生命，立民族萬年不死之基業。就我來看，人之生，幼則父母護育，長大則白天勞動，晚間休息。如此重復不息，幾十年壹晃而過，歷盡生、老、病、死，壹輩子就過去了。生也默默無聞，死也悄然而去。與塵埃無異，毫無價值。

怎麽樣生存在世間才有價值？就個人價值來說，自由伸展個人意誌，實現抱負。為個人意誌得以展現，個人價值得以實現。就民族、國家價值來說，中華民族自立、自強於世界民族之林，為世界各民族、各國家認可為正義、文明之民族、國家，是為民族、國家之價值。施展個人才華，實現民族、國家之價值，可謂實現了雙重價值，個人價值與民族價值得到了相互加強。就創建中華民國的革命先賢來說，孫中山先生、蔣中正先生以及壹起戰鬥的仁人誌士的壹生之經歷，可謂光芒四射，萬眾景仰。民族、國家因之而煥然壹新，令世界矚目。孫中山先生、蔣中正先生以及壹起戰鬥的仁人誌士的個人價值，因民族、國家價值的展現而震古爍今，因民族、國家的長存而長存。

革命精神由看透生死而產生，由革命理性而堅定。革命理性在於確定革命目標清晰的正義性。我們民國派所缺乏的正是革命目標的清晰性，因此正義性也產生了模糊。

孔子說，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荀子《正名篇》上說，名實亂，則是非之形不明。行為就會善惡混淆，社會就亂了。現在民國派，雖然在認知上不至於是非不明，善、惡相混，但在行為上已經呈現出了名不符實的狀態，甚至可以說在陽奉陰違了。雖然奉三民主義之名，而對三民主義的具體內容態度曖昧模糊。

基於以上情況，我數年來殫精竭慮、披肝瀝膽而為“三民主義、五權憲法，軍政、訓政、憲政”正名，以期革命理性的通達、革命目標清晰的正義性。

孫中山先生對三民主義、軍政、訓政、憲政的表述，大體出於直觀，這是“三民主義、軍政、訓政、憲政”需要正名的原因之壹。

直觀表述壹種主義，對不對？對。有沒有錯？沒有錯。哲學家叔本華在認識論上就論證了，真理源於直觀。但直觀表述缺乏嚴密的理論推導，觀眾看不到必然性。所以使三民主義、軍政，訓政，憲政之步驟在觀感上，下降為壹種主張。如果是壹種主張，則壹萬個人就有壹萬個主張。如此，各種主張南轅北轍，就莫衷壹是了。

先說民權主義，孫中山先生考察歐美各國民權歷史現狀，欲中國民權後來居上，而主張直接民權———選舉、罷免、創制、復決四權而為地方自治。由於這種主張缺乏理論推演，非議之聲四起。有人說可行，有人說不可行，很多人則不知其所以然。我在《民權講解》中為四大民權作了清晰的推導。以清晰的“自由、平等”觀念為起點，推演民眾天賦有四大民權。

再說到權、能分離，五權憲法。孫中山先生以自身的親身經歷來為權、能分離作說明。說政府是車夫、廚師等等，民眾是坐車的、是消費者。以民眾比作劉禪，政府比作諸葛亮。這種表述也沒有錯，但理論論證就很疏漏了。有人就說了，劉禪、諸葛亮都是既有權，又有能的。

我在《民權講解》中對權、能分離作了清晰的的證明。首先，權與能，在屬性上就不同，權是趨向目的的意誌力。能則是達到目的的方法。不同則分，混壹則相互幹擾。以實際論，民眾所懼，政府之權力；民眾所欲，政府之能力。權、能分離，民眾握權，政府協能。則政府與民眾相互疑懼之情渙然冰釋。

再說到47憲法，47憲法完全背離了孫中山先生權、能分離的構想，步歐美三權分立之後塵而已。47憲法規定，行政院對立法院負責。立法院權、能混壹，國大成多余之擺設了。

天不假年，孫中山先生沒有就五權憲法中五院之關系及五院與國大之關系作明確說明。致使後繼者不能明了權、能分離如何發揮作用。

基於此，我在《民權講解》中，在論述間接民權範圍內，從認識論角度論證三權分立，兼及權、能分離，推演五院之相互關系，及五院與國大之明確關系，並作了圖示及解說。觀閱者可壹目了然。

關於47憲法，我還說壹些題外話。有人說了，說47憲法是集合了多方意見，相互妥協的結果。這體現了民主精神。這話說得似是而非。民主管理地方、管理國家，是人民通過四大民權來管理具體的事務而已。至於間接民權範圍內的政治上層建築，先知先覺者各抒己見，擇其最優者而作百年之計。豈有各派各為私利，相互妥協能夠產生壹個最優的國家政體。主權在民、三權分立之構想，豈是民主管理之下產生的？恰恰相反，是先知先覺者預先為“主權在民、三權分立”之構想，而後民主管理在此構想框架下得以實現。

再說到民生主義，兩項內容：平均地權、節制資本。先說平均地權。孫中山先生擬通過土地稅收，贖買地主土地，然後分給無地的農民。實現“耕者有其田”的目的。有人就說了，這與中共“打土豪、分田地”的做法是壹回事。政府土地稅收、贖買土地所用的錢，大體上來自地主、資本家。以地主、資本家的錢買地主、資本家的土地。本質上就是搶奪地主、資本家的財產，使無土地者不勞而獲。進而延伸到說，農民有劣根性，即匪性。甚至牽扯到說明儒家文化的低劣。因為儒家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意識。

荀子《正名篇》上說，名實亂，則是非之形不明，導致善、惡混淆。荀子的預見，在這裏得到了證實。

基於“平均地權”處於“是非不明、善惡混淆”的狀態。我在《民生講解》中正本清源，為“平均地權”作了正名。首先從人對物擁有所有權的依據說起，證明人對土地沒有所有權。因為土地不是勞動產品，沒有任何壹塊土地是人創造的。而人擁有天賦的土地使用權。對事實上，人擁有土地所有權的原因作了簡單明了的陳述。以及對人擁有土地所有權，土地成為商品的惡果作了詳細的講解。以此來為“平均地權”正名，進而明“是非之形”，示“善惡之心”。

還有壹點要重點說明的。有人說了，時過境遷，“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的主張過時了，現在不需要這麽做。首先說“平均地權”。當今中國社會結構依然是“農村與城市”的二元結構。農民依然占人口中的絕大多數，農民工的歸宿依舊在農村。而中共實行的所謂城鎮化，將農民的土地剝奪殆盡，將毫無社會保障的農民推向商品市場，農民退無立足之地。這將是未來政治轉型時期壹大經濟障礙。所以未雨綢繆，用平均地權的政策，讓農民重新獲得土地，以備市場經濟不景氣時，農民退有立足之地。同時，“平均地權”的政策要推廣到所有經濟領域。士、農、工、商的所有用地，都依據“平均地權”的原則進行規劃用地。砍掉所有經濟領域的用地成本，這樣就可以從根本上解決經濟發展中的土地要素問題。詳細解說在《民生講解》。

再說到“節制資本”，節制資本的目的在於防止私有資本壟斷經濟，妨礙民生。發展公有資本以衛民生。有人說了，節制資本的政策是防止了私有資本壟斷經濟，但產生了公有資本壟斷經濟。這不是趕走了狼，引來了虎嗎？

首先，現在公有資本壟斷的現象，從本質上講，依然是私有資本壟斷。為什麽呢？因為現在的權貴資本壟斷是公權私有所產生的。公有資本化為權貴私有了。

正本清源，如果經濟運行中只有私有資本，沒有公有資本的成分，則“節制資本”的政策沒有依據。反之，如果經濟運行中有公有資本的成分，則“節制資本”的政策勢在必行。

孫中山先生以“地主坐享地價上漲，成為大富翁”的事實，來分析地價上漲的原因。進行說明地價上漲的部分為公有資本。我在《民生講解》中對公有資本與私有資本作了清晰的劃分，並以圖示作了“節制資本”的詳細解說。可以說，“節制資本”的政策可以從根本上防止自由經濟所產生的經濟危機。

再說到現實，權貴資本壟斷的問題容易解決，將權貴資本收歸國有，用於民生保障。但附屬於權貴資本的私有資本的是非、對錯則扯不清，道不明。按現在的稱謂來說，他們是中產階級，而中產階級是民主社會建立後能夠穩定的基礎之壹。鑒於這壹原因，用“節制資本”的政策來穩定經濟運行，壯大中產階級，是穩定民主社會必要的經濟方法。

接下來，說民族主義。民族的存在，產生了民族意識，民族意識進壹步升華產生民族精神。對本民族歷史、現狀、未來發展趨勢的系統性地認識，從而促進本民族卓立於世界，則為民族主義。此民族自然發展之理也。而有人以民族與民主不兩立，來反對民族主義。這就是我不得不為民族主義正名的原因。民族乃先天為之，民主乃後天為之。二者並行而不悖。不同民族之存在千百年了，與地理、氣候相關。民主思想萌芽、發展，幾百年歷史而已，是隨著認識的進步而產生的。我在《民族講解》中有詳細的正名。

再說到中國的政治轉型。由傳統的君主專制社會轉型到現代的民主政制社會。孫中山先生規劃的轉型之路為，軍政→→訓政→→憲政。

自從實行之日起，對“軍政→→訓政→→憲政”的轉型步驟，反對之聲就甚囂塵上，延至今日。反對者說，以革命始者，必以革命終，終無憲政之實。說訓政即專政。反對之聲雖屬主觀臆斷，沒有什麽說服力，但民國派的反駁乏力。勢均力敵，致使民國派對“軍政→→訓政→→憲政”的轉型之路也心存懷疑。

基於民國派自我懷疑的現狀，為破反對者之迷惑，定民國派光復民國革命之決心。我在《軍政，訓政，憲政講解》中論證了中國政治轉型，走“軍政→→訓政→→憲政”之路的必然性。論述從“什麽樣的政府，產生什麽樣的人民；什麽樣的人民，產生什麽樣的政府。專制政體因之以成，共和政體因之以固。”這壹事實出發，尋找其中之原因，從而論證“破此立彼”之路徑為“軍政→→訓政→→憲政”。

基於民國派之理想與現狀，為發展壯大民國誌士群體，形成有形力量。激勵革命精神，促進革命理性的通達，勢在必行。籌備兩項工程，而為實現目的之方法。

1、建“光復民國革命忠烈祠”以繼承國民革命先烈精神。凡有誌於光復民國的革命誌，皆在“光復民國革命忠烈祠”內宣誓加入光復民國革命軍。為光復民國革命而獻身者，靈位入光復民國革命忠烈祠，以激勵同誌，灼照後世。《加入光復民國革命軍儀式、誓詞》附錄在《光復民國革命宣言》之後。

2、建黃埔軍校海外基地。而為軍事訓練與政治學習。以完成革命理性的通達。(註解1）

大家就要問了，“光復民國忠烈祠”能夠建立在哪裏？“黃埔軍校海外基地”靠什麽條件來建立呢？這就是我下面要說的“光復民國”的國際路線。

隨著信息、交通的飛速進步，世界變為地球村。地球村落裏每個小家庭的現狀及變化，無不受其他家庭的影響，也無不影響著其他家庭。其他家庭的影響，對某壹家來說，起著決定性作用。也就是孫中山先生所說的，世界潮流，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現在全球政治格局，是二戰結束後，兩大陣營對峙、冷戰之余波所決定的。

現在，我們民國誌士誌在推翻中共專制，光復民國。以國際民主陣營為後盾，是能夠成功的關鍵所在。

怎樣取得國際社會的理解與援助，我在《告世界人民書》、《於海外為革命籌款書》中有原則性地闡述。海外民國誌士以此為參考，宣傳於民主社會，遊說各國政府要人，獲得援助是不難的。

另外有壹點，我要反復說明的，就是各國的民主化都是在傳統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歐美各國雖然都為民主國家，但各不相同。民主化的道路也不盡相同。這說明壹點，民主化必須與本國的傳統相結合，民主政體才能在本國生根發芽，綿延不絕。中國的政治轉型也不例外。從國民革命的歷史事實來看，以“三民主義”來建設民主中國，以“軍政→→訓政→→憲政”之步驟來完成中國的政治轉型，是中國民主化的必由之路。

但在遊說各國，獲取援助之時，難免“築室道謀”，莫衷壹是。中國歷史上有很多關於學習方面的經驗教訓，能夠解決“築室道謀，莫衷壹是”的認識問題。善於學習的認識：學之上也，學其神。不善於學習的認識：學之次也，學其形。東施效顰、邯鄲學步。民主之精神，自由、平等。深刻理解並學習“自由、平等”，則民主之形渾然天成。我在《民權講解》中以清晰的“自由、平等”觀念為基礎，推導四大民權。並且，我所陳述的“自由、平等”觀念是中華文化語境中的“自由、平等”觀念。上至知識精英，下至普通民眾，壹看就能理解。學之次，學其形。中國如學民主之形，集英、美、法、德、日等等國家政體之形而為壹爐，必將不倫不類，貽笑大方。

還來說正題。民國誌士在海外怎樣運作，才能發展壯大，形成有形力量？上文已述，激勵革命精神、造就革命理性的通達的兩項工程是建“光復民國忠烈祠”和“黃埔軍校海外基地”。選址，近則日本，遠則美國，歐洲大陸則選擇兩個輻射四面的國家，作為實施兩項工程的三處基地。

在國際社會實施這兩項工程的前景怎樣？可以這樣來預測:中國移民海外的幾代華人移民人數超過千萬。以民族感情為紐帶，通過革命精神與革命理性相感召，聚集兩萬革命誌士是水到渠成的事。

聚集兩萬革命誌士之後，怎麽行動？這是應該預先謀劃的事。俗語說，人無頭不走，鳥無頭不飛。所以要預先有產生“光復民國革命軍首腦機構”的組織法。我預先制定了《光復民國革命軍中央軍事委員會組織法》，附錄在《加入光復民國革命軍儀式、誓詞》之後。海外民國誌士以此組織法來產生首腦機構，壹定能夠產生革命的行動力。

海外民國誌士有相對大的自由，故能預先籌備有形的革命力量，而為推翻中共腐朽統治、解救大陸同胞之利器。但如果沒有大陸民國誌士為之策應，則海外民國誌士只能孤懸海外，終無所成。那麽，國內民國誌士怎樣策應革命？

孫中山先生在總結辛亥革命的經驗教訓時說，革命能夠事半功倍的有效策略是:九分宣傳戰，壹分軍事戰。武昌槍聲響，宣傳所及之地聞風而動，辛亥革命因此而成功。並且武昌起義是清朝的新軍發動的。清朝的軍隊為什麽不但不反抗我們，反而與我們同聲相應推翻清朝呢？就是我們宣傳革命的主義感化所致。現在我們進行光復民國革命，也要運用這種策略——九分宣傳戰，壹分軍事戰。將我們光復民國的道理宣傳到大陸所有人都知道，讓中共的軍隊有臨陣倒戈的思想認識，甚至直接發動類似“辛亥革命”的軍事行動。

這“九分宣傳戰”的工程，就是大陸民國誌士必須做的。宣傳戰也是有策略的，最隱蔽、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滲透。可以滲透到中共的政府、軍隊、警察中去。具體怎麽做，民國誌士們各用智慧去做，方法千變萬化，總是有辦法的。

最後，對我的政治著述的價值所在，我作壹個宏觀介紹，以期為世人所重視，從而推動中國社會的進步。

壹、“自由、平等”作為民主共和的基礎，歷來為政論家、政治家所重視。但能將“自由、平等”表述清晰明白，壹般民眾都能理解的幾乎沒有。大多數論“自由、平等”的結論，都是人生而不自由、不平等。我在《民權講解》的開端即論述“自由、平等”，以直觀與抽象，相互對證“自由、平等”，並作示意圖。人有天賦之體、天賦之性、天賦之知，故人是自由的。人以自己的勞動維生而不依附於他人，故人是平等的。在政治上，人自治個人之事，即是自由的。人共治眾人之事，即是平等的。進壹步推演自治地方與共治國家。構建的個人、社會治理狀態可謂晶瑩剔透。

二、再論述到三權分立，權、能分離，我是從認識論上來推演三權分立、權能分離。相比西方消極的三權分立，從認識論上推演的三權分立，可稱為積極的三權分立。因為從認識論上推演，就可以從根源上確定三權【立法、行政、司法】之權限，及三權權限之重疊部分。如此，壹者，可以解釋經過實踐已經成形的西方三權分立之三權權限。二者，為未來中國五權憲法的五權權限之原則準繩。由權、能分離所產生的“國大、五院制”，國大弱黨派化，總統權力弱勢，政府能力強勢。既可避免政黨政治所產生的政潮叠起，又可強化政府能力。

三、《民生講解》中對“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的正名，可謂明是非、止紛爭之器。

四、《民族講解》中對民族主義的正名，可以息“民主”與“民族”無謂之紛爭。

五、《軍政、訓政、憲政講解》中為“軍政、訓政、憲政”正名，破反對者之迷惑，定革命之決心。可見其價值。

還有壹點值得稱道，就是全文論述的精幹。全書分九部分，有具體的陳述，有詳細的正名論述，有具體的行動規劃，可謂壹浩大的工程。但其全部文字不超過五萬字，其行文的言簡意賅及用字、用詞的精確，可想而知。

如果當今知識界不是徒有虛名的話，爭相觀閱這壹晶瑩剔透的工程，將成為事實。

網絡宣傳與滲透的安全辦法

   化整為零與化零為整，互為表裏

1、不得用中國大陸開發的社交軟件進行交流。所用以交流的硬件設備，如手機、電腦等，盡可能用蘋果公司的產品。如條件允許，用海外區蘋果產品為安全。（註解）

2、壹對壹交流彼此的理念，及實現理念的方法。禁止壹人同時對多人宣傳理念。在每次交流前，發送壹條事先約定好的暗語文字信息，等待暗語回復，以確認彼此都是本人在自由狀態下操作信息交流工具。交流信息，觀看後即刪除。（註解）

3、壹定時間段，分別交流的人數在5人以內。壹對壹交流所涉及的個人及事務信息，對另四人也必須處於保密狀態。（註解）

4、壹對壹的交流，在達到認識壹致的目的後，即斷開聯系。但可保留聯系方式。（註解）

5、在分別與5人交流達到目的而斷開聯系後，則繼續在網絡上尋找有誌有才之士，進行傳播理念。如此重復不息。

按照以上5條進行傳播理念，其實際效果就是化零為整。而敵方滲透人員所能了解到的，只能是與1人在作交流。

民國誌士如堅持按照以上5條方法原則進行發展，則民國誌士的無形力量將與日俱增。時機成熟，則無形力量在數日之內即可轉變成有形力量。（交流理念，以“宣言”為開端，通過“續孫文《知難行易學說》”展開討論，進壹步延伸到“三民、三政”的具體內容。如此，有綱有目，循序而進地進行交流、討論，必能在認識上取得壹致。以後，在行動上的壹致，就有了思想基礎。）

1  告全國人民書

當今國人同胞處於什麽狀態？曰受壓迫受奴役之黑暗狀態。人民之政治權利被剝奪殆盡，官府則操無限之權力。官府操權力之刀斧，視民為魚肉，生殺予奪，隨心所欲。權貴資本，壟斷經濟，握民生之資而驅民於窮途。官商勾結，奪民之利。民眾訴冤無門，且遭官、匪壹氣之恐嚇，民已無立錐之地，國已為強盜之所。強盜秉國政，唯利是圖，致中華大地生態惡化，民眾深受其害，繈褓中之嬰兒亦不能免。

我仁人誌士，秉革命先賢憂國憂民之情懷，決心以數十年必死之身軀，興革命之師，為民請命。摧毀強盜之國，重建中華民國，置民眾於和平安樂之境。

中國再起革命，傳承辛亥革命之精神，完成辛亥革命未竟之業。遵循中山先生革命建國方略，分為三期:軍政時期，訓政時期，憲政時期。循序而進，最終建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之中華民國。

軍政階段為期三年，矯正辛亥革命不徹底之失，徹底消滅專制殘余勢力。革命軍以兵力解除專制對人民之政治壓迫及經濟壓迫。受欺淩壓迫之民眾應聯合起來加入革命軍以消滅專制勢力。

訓政階段為期六年，建設以縣為單位的地方自治以扶植民治。壹縣之內，民眾皆直接行使四大民權--選舉、罷免、創制、復決。使民眾於政治上處於自由、平等地位。壹縣之經濟，在中央政府統籌下實行民生主義之經濟政策，使民眾在經濟立足點上處於自由、平等之地位。民眾身處自由、平等之環境中達六年之期，潛移默化，自由、平等之觀念生而附屬於國家之奴性滅。訓政時期，乃變臣民為國民之培養階段。民眾於此階段，當知自身在政治及經濟上之權力與義務而行使之，不得放棄權力，亦不得逃避義務。同時，民眾亦當知政府之權力與義務，使民眾與政府以彼此之權力、義務，形成共同約法，同進退，共榮辱，達到訓政之目標。

憲政階段為革命建國收全功之時期，經過訓政時期，民眾具國民之觀念，獲國民之資格。以國民建設民國之憲政，於事實及理論上皆名至實歸。每縣得選舉壹名代表而組成國民代表大會。國會內互選，產生立法院。國會選舉總統。總統任命行政院長，而組織行政院。經總統提名，立法院同意，產生司法院、監察院、考試院。五院各司其職，最終對國會負責。立法院制定憲法及普通法律，獲得國會通過後，政府、人民皆行於憲法之內。在憲法框架內，地方之事務取決於地方議會，中央事務取決於國會，中央與地方之權限，取決於憲法之劃分。

以上為“三民、五權、三政”之大略梗概，詳細陳述在《光復民國革命宣言》、《民族講解、民權講解、民生講解》、《軍政、訓政、憲政講解》。

概而言之，憲政之建立，不但為我革命誌士舍生忘死奮鬥之目標，亦當為全民共同壹致之目標。全民應以“數十年必死之身軀，立民族萬年不死之基業”之意誌與理想共赴國難，則子孫後代永久和平、安樂之業可早遂。

  2 光復民國革命宣言

觀世界各國民主歷程，無不以革命為前提，亦無不有反復之經歷。中山先生有鑒於此，規劃革命建設之期為三：軍政時期，訓政時期，憲政時期。“三政”以絕反復之患。中山先生見“民生危機、經濟革命”於未萌，倡民生主義，以絕階級戰爭之源。存亡續絕，繼往開來，使本民族卓立於世界，中山先生之誌也，亦民族之誌也。三民主義，倡於中華大地四十余年，三政逐步施行十余年，政治、經濟之成就斐然。本可即步憲政之期，以收全功，不幸俄匪、日寇釀內患、外患於中國。致使大陸共和，亡於國際共產，誠可哀也。學士聞之而“嘆惋”，誌士見之而悲憤。

哲人有言:兩軍相爭，哀者勝。驕兵必敗。何則？以發憤之誌，擊惰怠之意。勝敗可以先決矣。星火燎原，在於勢也。勢在必行，不得不然。觀紅色極權統治大陸六十余年之經歷，驕奢淫逸無以復加。致使經濟雕弊，民生困苦，政治黑暗，民眾之個體，隨時可臨不測之淵，人心思變，與日俱增。專制統治分崩之勢，日益顯露。唯靠其偽詐蒙蔽與恐嚇之威，維持日薄西山之統治。在此統治之下，民眾不能不愚昧冷漠而敵視文明世界。民眾觀念之落後，有甚於清末。專制統治之暴虐頑固，有甚於滿清。非革命不足以蕩滌專制，非訓政不足以掃除愚昧，非憲政不能步民族國家於正途。三民主義乃我民族國家之大願，三政之步驟乃我民族國家之坦途。為民前鋒，步國家於正途，處民眾於安樂之境，先知先覺之天職也。茲就三民主義，軍政，訓政，憲政之梗概述諸於檄文，倡導於天下。仁人誌士見之則聚，後知後覺聞之則傳，普通民眾見之，則雲集響應。受脅迫而從惡者，聞之則改邪歸正，棄暗投明。同時並起，以收全功。

軍政時期，壹切制度悉隸於軍政之下。政府壹面用兵力以掃除專制勢力，壹面宣傳主義以開化全國之人心，而促進國家之統壹。

壹、對於專制勢力，其能識時務，順潮流而歸順民國，舉青天白日旗而宣誓效力民國者，赦其既往之罪，督其戴罪立功，於所轄區域宣傳並執行三民、三政。陽奉陰違及負隅頑抗者，殺無赦。軍政府於所轄區域及全國各地，宣傳革命軍之主義，取得民眾理解而助革命。

二、經濟方面，對於專制勢力所聚斂之國家財富、貪官汙吏所搜刮民眾之財產，悉收歸軍政府調度，其半用於軍政府力量維持，以掃除專制勢力。其半用於民生保障，以救民眾於窮途。對於貧、病、失業之民眾，軍政府盡其財力救濟之。對於實行此經濟調度之障礙，軍政府用兵力掃除之。權貴資本若能棄惡從善，配合經濟調度，軍政府則保障其人身及合法財產安全。暗結勢力以拒義師者，殺無赦。權貴資本之範圍:籍土地買賣所竊據者，所謂國有企業者，官商勾結壟斷市場所聚斂者。具體領域包括，強征民有之土地、房地產、石油、石化、電力、通訊、彩票、國有鐵路、公路、資本市場等等，凡專制權力染指利益瓜分者，皆是也。

三、對於因專制統治所造成的道德淪喪、社會墮落，軍政府以強力矯正之。如黃、賭、毒，坑、蒙、拐、騙，軍政府用兵力掃除之，嚴峻之法以制裁之。

四、自此宣言發布之日起，民眾獲得“伸張自然正義”之權力。民眾凡遇官匪壹氣之壓迫、貪官汙吏之勒索，皆可格殺勿論。革命軍盡保護民眾之責。

綜合而言之，軍政時期之目的:聚合壹切力量以消滅專制。

訓政時期，經過軍政時期，社會秩序穩定，經濟秩序井然有序，政令達於全國，即進入訓政階段。訓政時期之目的，在於使民眾獲得“自由、平等”之觀念，即國民之資格。觀念之形成，直觀使然也。舍此之外，無有它途。

壹、政治方面，建設地方自治。以縣為自治的基本單位，賦予民眾平等的民權---選舉權、罷免權、創制法律權、復決法律權。凡達到成人年齡，皆具有此四大民權。民眾自由選舉縣議會議員以制定本縣之法律、選舉縣長以管理本縣之行政。民眾對於已選舉出之議員、縣長，有罷免之權。罷免案，達到法定人數通過，罷免議員、縣長即生效。民眾之個體，有提出法律案之權，亦有復決法律之權。對於民眾所創制、復決之法律，達到法定人及法定人數簽名通過，議會得無條件通過該法律之存、廢。(法定人，如農業法，則農民為該法之法定人。商業法，則該商業參與者為法定人)

二、對於有誌於公職之個人、團體、組織、黨派，必須經考試院考試合格，並宣誓效忠民國者，始有候選公職之資格。考試之內容，民國政體之運作、各職能機關之組織及權責、議會議事規則等等公器運作細則。對於反對民國體制之個人、組織，軍政府取締其組織，以叛國罪制裁組織之人。

三、經濟方面，實行“平均地權，節制資本”之民生主義經濟政策。預期效果有二，1、公、私分明，公、私相濟，公私融洽。2、社會保障體系有充足的財源。

處民眾於經濟獨立、經濟立足點平等之地位。造成民眾經濟自由、平等之事實。詳細論述在民生講解及三政講解。

四、民眾於民權方面，得到“自由、平等”之行使。於經濟方面，處自由、平等之地位。民眾“自由、平等”之觀念因之而成。公職人員獲得行使公職之知識及訓練。二者齊備，建成完全自治--共治團體，縣治。

五、縣治團體完成，每縣選舉壹名代表，組成國會。國會內互選產生立法院，制定憲法及普通法律。國會選舉總統，總統任命行政院長而組織行政院。大法官，得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而產生，進而組織司法院。總統提名監察院長人選，經司法院同意而任命之，進而組織監察院。總統提名考試院院長人選，經立法院同意而任命之，進而組織考試院。

國會代表國民，操四大民權，行使政權。五院，平等相待，協調而行使治權。國會“四權”之行使，及五院之組織之相互關系，論述在民權講解。憲法制定通過，五院組織完成，即結束訓政，進入憲政時期。

訓政之目標，概而言之，即光復民國、經濟平等。遵循中山先生締造中華民國之宏願擘畫也。

  憲政時期，憲法制定通過後，在憲法框架下，中央政治、經濟政策，待五院之運籌，取決於國會。地方政治、經濟之治理，取決於地方議會。中央與地方之權限，遵從憲法之劃分。

綜上所述，三民主義，五權憲法，軍政，訓政，憲政之目標為，消滅專制，光復民國，經濟平等。為整合眾力，銳其前鋒，必建立革命軍之秩序，為革命建設之穩固大陣營。

軍政、訓政時期，革命黨有主導之權。革命黨，以“三民、三政”理念，固結本黨，吸納它黨及革命誌士。以理念相互扶持，相互督導。以約法成革命建設之大功。訓政時期，規定軍政府之權力與義務，指明民眾之權力與義務。政府與民眾，共行約法之軌道，期於憲政之完成。

壹、凡於軍政府成立之前，抱三民主義之宗旨而進行革命之革命軍，為革命先行者。凡於軍政府成立之後，附和革命而進行革命者，為革命後行者。後行者，服從先行者。先行者，指揮後行者。

二、革命先行者，對於附和革命者，有考核之權。先行者以“三民，三政”理念，考核後行者，根據其對理念認識之程度，定其革命之真偽。真革命者，即進入先行者隊伍。軍政府以兵力掃除偽革命者。

革命建設時期，乃破舊立新，新舊並存之非常時期，非常之建設，必待非常之認識。“三民，三政”乃中山先生鑒於歷史經驗，順應世界潮流而擘畫也。我民國誌士根據現實需要，而更新“三民，三政”之內容，以適現實之政治轉型。對“三民、三政”理念之認識程度及認同程度，是非常時期建設能否成功之關鍵所在。必就建設人員之組織次序預先籌劃之。

壹、凡於軍政府成立之前，持有“三民、三政”理念，並切實宣傳於民眾者，為先知先覺者。凡於軍政府成立之後，附和宣傳“三民、三政”者，為後知後覺。後知後覺者，服從先知先覺者。

  二、先知先覺者闡述政見，鑒別後知後覺之認識程度，確定軍政府內建設人員之職位。

政治轉型之過程，新舊並存，革命、建設並駕齊驅，始能成破舊立新之大功。革命軍起，從民望，順潮流，壹往無前，非達革命建國之目的不止。革命軍所到之處，壹切苛政、惡法悉並廢除，消滅“眾暴寡、強淩弱”之官、匪惡勢力，打擊市場壟斷之行為。對於官商勾結，奪民之利者，官商皆獲其應有之罪，民眾皆復得其應有之利。沒收貪官汙吏之所得，救濟民眾民生之困厄，使善惡皆得其所。以三民主義，重建莊嚴華麗之中華民國。社會各界、士、農、工、商，當識中山先生之告誡:“順潮流者昌，逆潮流者亡。”各盡所能，助革命之成功。共享正義、和平、安樂之社會環境。

加入光復民國革命軍儀式、誓詞

儀式：

二、三意氣相投之誌士在場，面對青天白日滿地紅之國旗，莊重誦讀《光復民國革命宣言》壹遍。默憶《光復民國革命宣言》之方略十分鐘，置《宣言》於桌案，按右手食指印①於《宣言》之落款處——“青天白日旗”之印章旁。然後，右手撫按其上，仰望“青天白日滿地紅”之國旗，莊嚴宣誓，以示矢誌不渝。

誓詞：

時值中華大地政治黑暗日益加深、國計民生日趨困頓、社會人心日漸墮落之際，為救民眾於危難之境，建自由、平等、博愛之中國社會，我誌願加入光復民國革命軍。以“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為革命奮鬥之目標，銘記於心，宣傳於眾，上下壹心，發展、凝聚革命軍隊伍。以“軍政、訓政、憲政”為革命行動之步驟，與革命同誌壹致行動，同進退，共榮辱。壹往無前，至中華民國重新屹立於中華大地，而後與民同樂。

自由之花，烈士鮮血而成。我自加入光復民國革命軍之日始，懷“人固有壹死”之意識，以進入“光復民國忠烈祠”為生命之歸宿，以激勵同誌、灼照後世。

特此宣誓，以示革命理念與革命精神，至死不渝。如有違背，甘受革命軍軍法處置。

為適應軍事行動的堅韌性、保密性、壹致性及應對的快速性，制定光復民國革命軍中央委員會組織法。

光復民國革命軍中央委員會組織法

組織原則：

壹、原則領導

二、壹元領導

三、民主領導

壹、原則領導

1、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之目標，及軍政、訓政、憲政之行動步驟為領導、服從之最高原則。上至委員長，下至士兵，以三民主義之目標及軍政、訓政、憲政之行動步驟為領導、服從的第壹依據。違背第壹依據，則上級無領導之權力，下級無服從之義務。

2、上至委員長，下至士兵皆以“三民、三政”理念相互督導，相互扶持，壹致行動。如有違背者，全軍共擊之。

二、壹元領導

采用七委員制，七名委員選舉產生委員長壹名。

1、委員長任命軍事參謀長壹名，負責軍事行動決策參謀。

2、委員長任命政務部長壹名，負責戰時所轄區域政治、經濟政策籌備。

3、委員長任命宣傳部正、副部長各壹名，分別負責國內、國外宣傳。宣傳部副部長兼任海外籌款宣傳工作。

4、委員長任命情報部正、副部長各壹名，情報部長負責偵察國內情報。情報副部長負責偵察海外情報。

5、委員長對所任命之官員有罷免權。

6、委員長兼任光復民國革命軍軍長，執掌軍法，令行禁止。對軍事行動決策、政務決策有最終決定權。

三、民主領導

1、委員長有連續兩次軍事行動決策失誤，或連續兩次政務決策失誤，委員會有罷免委員長之權，委員長引咎辭職。委員會重新選舉委員長。

2、選舉辦法：各位委員論述對“三民、三政”之認識，提出實行“三民、三政”的可行性方案，依次接受其他委員咨詢，兩輪咨詢完畢，即進行選舉，產生委員長。

3、委員會委員因故缺席者，由該委員所任職務之屬員替代該委員選舉。

各地方仿此組織法原則，組織“光復民國革命軍地方委員會”，以期收“如臂使手、如手使指”之效。而為摧毀共產黨腐朽統治、解救民眾之利器。

3  導言

什麽樣的政府，產生什麽樣的人民;什麽樣的人民，產生什麽樣的政府。專制堡壘，因之以成。共和政體，因之以固。如何破此而立彼？必就其因果形式及內容，詳加考察焉。必待其來龍去脈清晰可見，始可定相應之“破立計劃”。所以然者，蓋欲免錯誤而防費時失事，以冀收事半功倍之效也。是故凡能從知識而構成意像，從意像而生出條理，本條理而籌備計劃，按計劃而用工夫，則無論其事物如何精妙、工程如何浩大，無不指日可以樂成者也。

政治之流變，無非二端:專制與共和。或有與之異者，二者程度之異也。專制與共和，原因相異，事實相反，呈現於歷史與現實中。探知其所以如此，及求其濟之之道，使政治趨於清明，誠當務之急也。本三民主義之民權講解及三政講解，就其本末曲直，來龍去脈均作出詳細論述。從認識論上考察“自由與不自由”之原因，即共和與專制之原因。有從技術上，論述直接民權與間接民權之原因及政體運作結構框架。以備文人誌士取法焉。

近代科學進步日新月異，物質文明進步，百年之速，銳於千載。資本之利勃然而興，資本之害亦隨之而至。民眾受資本奴役之害，較專制為尤甚。民權之利器亦無所施其用。器之用，有所專也，有所限也。政治之公器，解決政治問題。經濟之公器，解決經濟問題。本三民主義之民生講解，就公、私之度有清晰表述，對實現“公、私融洽”之目標，有原則性措施。以作引玉之石。仁人誌士必留意焉。

環球之上，民族林立，我中華民族居其壹。民族之類何以生？民族之群何以存？民族歷史、民族未來生存，發展之道如何？民族意識，於民族凝聚力及對外族之關系，所發揮之作用，利弊如何？本三民主義之民族講解，有簡單明了的陳述。光大本民族之優秀文化，吸納它民族之文明成果，繼往開來，使本民族自立自強於世界民族之林，我輩之責也。

實現壹確定之目標，必有其最適宜之方法與步驟。政治轉型之過程，簡而言之，即壹破壹立。然破壞之功，非壹朝可盡。建設之業，非壹夕可成。壹破壹立之間，必有壹新舊並存之期。新、舊並存，性質相反，相反則爭。舊之慣性與新之潮流激蕩於當下，個人與國家何去何從？必就“爭之起源”有確切清晰之認識，始能解決“爭”之問題。中山先生在《孫文學說》中，有這樣的結論---國者，人之積也。人者，心之器也。國家政治者，壹人群心理之現象也。是以建國之基，當發端於心理。

  心理之爭，表現於政治方面，則為觀念之爭。觀念之異，所以然者，在於所見聞事實之異也。觀念之變，亦在於所見聞事實之變。壹言以蔽之，觀念源於直觀。本三政講解及宣言，就觀念之形成及轉變，於政治、經濟兩方面的“破舊立新”均有詳細論述。

中山先生說，能知必能行。進壹步可以斷定，能知必能協力而行。能共“知”，必能協眾力而行。協眾力而行，必能建功立業，美名後世。英傑誌士當共知焉。

天賦人權之學說倡行近代幾百年，其中之紛紜不可勝數。因之而勝者，有之;因之而敗者，有之。“人生而自由、平等”與“人生而不自由、不平等”之說，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認識之分歧矛盾，致有行為之南轅北轍。此或勝或敗之源頭也。天賦人權之理念萌芽之後，因之而枝蔓之學理充塞於政治知識界，彼此沖突，莫衷壹是。解此沖突，唯“窮根溯源”壹途。天賦人權之定義，人之自由、平等，先天確定的也。先天之域，可名而不可理推。何則？第壹原因，在因果律之外，超出人的認識能力。我們只能就形而下之客觀界，作出描述，來驗證先天之性。如此，才能穩固共和政體之理論基礎。

  知之目的，在於行也。“自由、平等”之知的目的，在於建設共和政體。因此，置“自由、平等”之論述於“三民，三政”論述之中，知而行，行以知，知行合壹，循序而進。

  4  現在來講解民權主義

  孫中山先生所規劃的訓政階段的內容是，自治團體的構建。以縣為自治的基本單位，人民通過直接行使治人（選舉、罷免）、治法（創制、復決），四權來實現自治。那麽，人民能夠自治的原因是什麽？人民治人、治法，即全民共治的依據是什麽？如果自治、共治的原因、依據是固定不移的，則民權必然是固定不移的。人是自由的，則自治成立。人是平等的，則共治成立。天賦人權：自由、平等。

自由、平等之理想與事實，皆存在。而在政治領域，用概念將其表達清晰，幾乎是不可能的。自由、平等，要表達清晰，必須用自由、平等自身來表達，才能實現。我現在就為大家清晰表達之：

我先描述壹下壹般普通人的普遍想法，“人不求人，壹般大。張三、李四雖然本領非凡，但我不必依賴他，不求他。我做我的事，吃我的飯。閑下來時，自由自在逛逛街、三、五個熟人聊聊天，打打球……等等”。這種壹般普通人的追求及事實狀態，用什麽樣的語言來形容才能是比較貼切的？除了“自由”而外，不可能有更生動形象的表述了。與之相應，我們的詩人、先哲是怎樣表述“自由”的？“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鷹擊長空”、“虎嘯深山”、“ 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是故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 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魷攸，隨行列而止，委虵而處。”。對於文言引文，我作壹下解釋。“引文”語出《莊子》，關於《莊子》，我們大家總體上有壹個共識，即莊子之思想是出世的，對政治是消極的。這種認識不是沒有道理，但這種認識某種思想的角度是錯誤的。為什麽呢？壹種思想之性質，是由自身之構造意境決定的。就像某壹元素的化學性質，是由該元素內部結構決定的壹樣。“《莊子》之思想為出世的，對政治是消極的。”這是比較之後的外在關系表述，即對比“入世”而言的。而《莊子》思想之性質是什麽呢？就是自由。現在就以上面兩段引文來證明其“自由”之性質。野鴨的腿短，仙鶴的腿長，這是不爭之事實。但如果有人問，“為什麽鴨的腿短，鶴的腿長？”我們將無法回答。我們只能作壹個直觀陳述：這是天生的，自然而然的。無所謂長短、優劣。“斷長續短”之想法或行為是反天性的，反自然的。對於“以鳥養養鳥者，……”壹段文言引文，我作壹個詳細的翻譯。壹只海鳥偶然棲息於魯國郊外，魯國國君散步於郊外，見海鳥形態光彩照人，行止散發出自由、機靈之神氣。國君甚是喜愛這只海鳥，便命人設法捕獲了海鳥，帶回王宮。供養於廟宇之中，每日用珍饈美味餵養它，用美妙的音樂陶醉它。海鳥不吃不喝，三天，死了。那麽，為什麽“瓊樓玉宇、錦衣玉食”反而置鳥於死地呢？原因很簡單，以養人的方法養鳥。所以海鳥死了。那麽，養鳥的正確方法是什麽呢？曰：依據鳥天生之性也。依據鳥性，宜棲居於深林，飛遊於陸地，覓食於江面、湖面，饑餓了，則食魚蝦、泥鰍、鱔魚之類。渴了，則飲於江面、湖心。行止、動靜，隨性而已。壹言以蔽之，自由也。鳥性乃先天賦予之也。江、河、湖泊、動物、植物之萬類、天地廣大，皆亙古存在也。所以，自由的定義是，物性自然也。由於性乃先天賦予的也。因此，自由是天賦的。萬物萬類，森然並立，人居其壹，自由之事實當如何呢？饑而欲食，寒而欲衣，居陰以避暑，動作以避寒，此皆不教而能也，不教而知也。二人之力大於壹人之力，三人之力大於二人之力，此三歲蒙童皆能知也。萬人之力，乃能分工協作，耕織、建房、修路、疏水利、通有無，此又自然之勢也。何以言之？生存之意誌，乃人壹切活動之第壹動力。此壹動力乃天賦之也，亙古不變也。人人皆欲生，乃相集以成社會、國家，立法律、擇睿智以治眾人之事。然後，人人得從事自己擅長、樂為之事，以遂生存之欲。人之自由定矣，平等亦定亦矣。

然“人生而不自由、不平等”之論亦言之成理，何哉？曰，人的理性固有之缺陷使然。試用“不自由之理”以明之。人之理性曰：萬物萬類皆彼此關系，從而彼此制約，孤立之物是不存在的。人處社會、國家中，衣、食、住、行，皆依賴他人協作，人受人之制約，事理之必然也。“萬事不求人”之追求，存於理想，不存於事實。我們現在就來觀察，物與物關系之事實及人與人關系之事實。萬物萬類，森然並立，誰生之耶？自生也。各類元素及其性質，皆不待它物而成。物與物，有相互關系之名，而無相互制約之實。何以言之？試以動物與植物之關系來說明之。動物吐出二氧化碳，納入氧氣。此動物之生理性也，不可變更也。植物吐出氧氣，納入二氧化碳，此亦植物生理性也，不可變更也。在我們的理性意識中，雖然物物相互關系、相互依賴、相互制約，但因為，物物皆自生也，物性皆不變也。所以，物物之關系、依賴、制約，乃假設的也。理性在假設，水不存在，我們就不能存在。空氣不存在，我們就不能存在，等等。我們知道，水在地球上，不會增多，也不會減少，由於海、陸溫差而循環於海、陸間，動物、植物，近水而生，此又自然而然也。水、空氣，不會在地球上消失，則水、空氣對我們構成制約是假設的。為了將“物物相互制約是理性之誤”這壹事實陳述清晰，我就以具體的某壹動物，從無到有，從有到無的過程為線索進行論述。魚遊湖澤……，鷹擊長空……，虎嘯深山……。或曰湖澤、長空、深山是魚、鷹、虎得到自由的條件，因為沒有這些，是不能有自由的。或曰魚、鷹、虎具有健全的身體器官是自由的條件，因為……。或曰空氣、水、食物……等等是自由的條件，因為……。所以，萬物皆處在自由條件的囚牢中，是生來不自由的。因此，必須有壹個力量來保障這些自由的條件，我們才是自由的。顯然，這壹力量必須超越壹切，才有力量為我們作保障。這壹力量，非神和專制莫屬。這種“如果怎樣……，便怎樣……，所以怎樣……”的理性運行活動，是否能得出真理呢？曰否。因為理性的固有缺陷在於，推理的原點是脫離了實物或實際狀態的假設，我稱之為：文字遊戲、概念遊戲。這樣的假設有“如果沒有萬有引力，物體會處於靜止或勻速直線運動狀態。如果不進食，人會餓死。如果人沒有水喝，會渴死。如果……”我們來看看那些假設的自由條件是否會任意喪失呢？鷹擊長空，山鷹的壹生是在怎樣的條件下度過的？壯年鷹找到了隱蔽、舒適的位置築起了鷹巢，產下鷹卵，孵化出雛鷹，哺育雛鷹至成年。這壹過程是在本能的驅動下完成的。本能，是天然存在的。並不能假設本能不存在，所以，鷹卵孵化--雛鷹--成年鷹，這壹過程的條件是自然而然存在的，不能取消的。因此，從雛鷹到成年鷹的時間內，鷹是自由的。鷹，由成年到壯年，羽翼逐漸豐滿、強硬，鷹擊長空，叱咤風雲。自由得到充盈的表達。這壹階段，自由的條件是什麽呢？空氣、水、山川、深林、長空、食物、健全的生理器官等等。我們來看看這些條件是否對“鷹擊長空”構成限制：空氣、水、山川、深林等自然條件是天然存在的，不可取消的。這些自然因素，彼此流通、循環，構成平衡的生態系統，是自然力的結果。自然力是不可能消失的，因此不能對自然條件作“喪失”的假設。所以，“鷹擊長空”在自然條件下是自由的。食物、天敵是否構成壯年鷹的自由條件？我們也要看這些條件是否會喪失。任何生物都處在生物鏈中，這些生物以食物鏈的形式，形成生物鏈的動態平衡。食物鏈的主體是，老、弱、病、殘。壯年生物成為食物，是很少見的，如果壯年生物成為食物鏈主體，生物鏈就會斷裂。生物鏈的平衡決定了，每壹種生物在食物鏈中獲取的食物，不會多，也不會少。壯年鷹的自由是不可懷疑的。鷹的身體器官是否構成自由的條件？鷹之銳眼、利喙、和爪、撲翅、五臟六腑等等器官的形態，在鷹卵形成之初就產生了，孵化、雛鷹進食就能客觀化鷹的形態。所以，鷹的自由是先天確定的。如果鷹孵化出時，即有器官弱化或不全，這是先天性的，是意誌的先天不自由，與後天客觀條件無關。人之自然屬性的自由與萬物同。人進入社會狀態之後，是不是自由的？首先，我們應該思索，社會產生的原因是什麽？原因有三：壹、人的生存意誌。二、人獲取生存物質之過程有別於動物、植物。三、人有理性，作為認識工具。人之生存意誌與動物、植物相同，但動物、植物皆直接從自然界獲取生存物質，而人必須通過勞動將自然界各種物質轉化為人的直接生理所需。人須耕作以得食物，制衣以禦寒、暑，建房屋以避風雨，蓄牛、馬，制車、船以替人力運輸。人維持生存所需之勞動，多且雜。壹人之勞動則壹，此定勢也。人與人結成群體社會，以“單壹”之勞動交換“多且雜”之勞動，從而維持生存。個人生存與社會存在，異名同實也。即社會是人之生存意誌的體現。社會體系之內容：勞動、交換、生存不息。生生不息，則勞動不息、交換不息。經濟循環體系構成了人生存其間的社會生態系統。是什麽創造了平衡的社會生態系統？曰：生存意誌。生存意誌恒古壹致，則社會恒古存在。人在社會系統中，自由勞動、自由交換、自由生存，人處在社會中之自由，確定矣。士、農、工、商彼此之間，有相互聯系之名，而無相互制約之實。何則？以農民之生產消費活動來說，農民維持自身生存之道，必以“糧食”作為生產、交換之資料來獲取其他領域所生產之生存資料。此人之生理性使然也，亙古不變也。其他領域之人維持自身生存之道亦如此。如此，士農工商彼此之關系，猶如自然界動物與植物之關系壹樣——有相互“關系”之名，而無相互“制約”之實。假設士、農、工、商其中之壹或不存在，或變更其生存之道，都不會成為事實。因此，人處在社會中是自由的。人獨有之理性，與社會是什麽關系？曰：認識關系。人之理性能夠認識經濟體系、經濟平衡等客觀事實，但“認識”絕沒有創造經濟體，“認識”也不可能創造經濟平衡。（關於經濟循環及經濟危機之原因，到講解民生主義時，再作詳細論述。）就如人能夠認識自然生態系統、自然生態平衡，但不能創造其系統及其系統內平衡壹樣。人能夠認識社會系統，則具有模擬之能力。模擬社會系統，並為社會系統之輔助工具者，國家也。社會存在之意誌，賦予國家以強力，來促進社會系統的平衡與再平衡。國家形式有兩種：專制與共和。專制國家形式及其原因，我到後面對“軍政、訓政”講解時，作詳細解釋。現在我對正常國家---共和國，作理論推導。

上文已經論述，人生存於社會中，就像動物、植物存在於自然生態系統中壹樣，是自由的。人上壹百，形形色色。人與人之間的差異是巨大的：形體大、小，堅、脆之不等；意誌（欲）趨向之不同；理性水平高、下之不等。然人之差別縱有千萬，人勞動的動力是相同的，即生存。有以耕耘維生者，有以制衣維生者，有以建屋維生者，有以運輸流通維生者，有以力維生者，有以知維生者，皆不壹而足。壹言以蔽之，人皆靠自己的勞動維生。所以，人因不依賴他人而獨立生存而呈現平等狀態（人不求人，壹般大）。再就人的認識來看，不同的人在認識範圍之廣、狹，程度之深、淺，雖有不同，但人認識事物的驅動力必然是壹致的，即維持生存不息。在生存意誌的驅動下，耕耘者對與勞動對象相關之氣候、土地、種苗、耕耘工具等等所獲得的直觀知識，必然與耕耘者如影隨形，是最豐富的。同理，社會系統內之不同領域的認識活動，與具體的勞動者是不相離的。人有天賦之生存意誌，有天賦之四肢百骸，有天賦之直觀認識。（關於人的認識之來源及認識正、誤之原因，我會在後面作出簡單解釋）。壹言以蔽之，天賦人以自由之性、自由之體、自由之知。人之天賦自由，於社會中表現，則自治也。個人之事，自治。眾人之事，共治。此最優良之政治也。優良政治之理由何在？自治，則個人之事最優。原因是個體人都有天賦之性、體、知。共治，則眾人之事最優。上文已述，社會是人的生存形式，個人生存必致共同生存。共存與個存，壹體也，不可相離而存。從個體生存角度來看，共同生存是條件。從共存角度來看，個體生存是動力源。如此，共同體的存在意誌只能存在於眾多彼此聯系的個體意誌之合，而不能是壹個抽象的概念意誌。所以，共同體的存在意誌---立法權，為共同體全體成員所有。即立法權力屬於人民。人民具有不可質疑之立法權力的同時，是否具有立法能力呢？所謂立法能力，即人的認識、判斷的抽象思維活動。人的認識活動，起於何物？止於何地？終始之過程如何？認識的正確與錯誤是怎麽產生的？認識活動的來龍去脈，如果清晰地呈現在我們面前，我們就能知曉人的立法能力之所在，及怎樣避免錯誤而趨向正確。人之知識，分為兩種：壹直觀的知識，壹概念的知識。直觀的知識，由人之感性及悟性得之；而概念之知識，則理性之作用也。理性之作用在於，在直觀已形成觀念之基礎上，將觀念轉變為抽象概念，並分合各種不同概念。以實例來描述這壹過程及作用：壹棵樹，呈現在我們面前。我們的五官就能從整體直接把握並認識這棵樹的特征、性質及存在的條件。如在“暴風驟雨”或“驕陽似火”的環境下，我們就能認識樹木之堅與脆，及陽光、雨露為樹木生存、昌盛的條件。但當我們身處大廈之內，五官感觸之力不及於樹，我們的大腦中仍有樹木之抽象認識。是什麽原因促使我們進行個體抽象概念的創制及構建系統抽象概念的腦力勞動？這種概念認識及構建與直觀認識的聯系及區別是怎樣的？首先，創制概念及系統概念的動力是知曉物、我之利害關系而為我所用之趨利避害。壹言以蔽之，腦力勞動的動力是生存之欲也。生存之欲驅動我們探知物、我利害關系，進而探知物物關系。知物物關系，則以物養物而利我，以物克物而避害。我們思考物我關系、物物關系時，物、物，在我們大腦中呈現的什麽呢？曰某物單方面的性質。出於不同目的，壹棵樹在我們大腦中的狀態及我認定其之價值是完全不同的。如思考樹與氣候環境變化關系時，思考的基點是樹的制氧性質，進而考察樹種形態、水、土、光照等等與制氧多寡的關系。而工匠出於取材於樹之目的，進而考察樹種形態、水、土、光照等等與樹質堅、脆，樹形曲直之關系。同樣的抽象思維形式，同樣的思維對象，但因目的之不同，則物我關系、物物關系完全不同。同時可以肯定的是，這兩種不同的物我關系、物物關系，不能在同壹時，同壹人的大腦中齊頭並進。因為不同之物物關系會彼此沖突。只有“不同人”，或者“不同時”，才沒有“沖突”。現在，我們可以很清晰地呈現，直觀與抽象的特征及其聯系與區別了。直觀，是天賦的，是真確的。有偏、全之分，無正、誤之別。直觀，無需“目的”為之動力。形體、色理，目知之；聲音清濁、調竽、奇聲，耳曉之；甘、苦、鹹、淡、辛、酸、奇味，口之；香、臭、芬、郁、腥、臊、奇臭，鼻分之；疾、癢、凔、熱、滑、鈹、輕、重，形體觸而辨別之；喜、怒、哀、樂、愛、惡、欲，心覺之。五官，五感，五知，皆不修而成，不教而能，不教而知也。壹言以蔽之，天賦之也。直觀，與具體之物不相離也。故具體物之色理、清濁、甘苦、大小、輕重，皆得五官以明之而無誤。然直觀受限於具體物，必流入“坐井觀天”之弊也，以為天下之物盡此也。此直觀，無正、誤之分，而有偏、全之別。偏於壹物，而不知全體也。相反，離開具體物之大腦抽象思維，則無所限制也。小到原子、質子、中子、電子，大到宇宙黑洞，皆可盤桓於腦際。然物與物之關系，非壹定不變之關系也。或時間不同，或空間不同，或物物彼此多寡不同，物物關系皆不同也。並且，此物與彼物，有無關系，尚在兩可之間。故腦際於“關系”之預想，有正、誤之分。直觀能力，先天賦予之，人人之所共也。直觀獲得觀念，不同物之多個不同觀念，懸於腦際，進而形成抽象概念之物。人於抽象概念之間，構造關系、系統，此理性之功能也。理性，後天之習得者。亦人人所能“學而知之”者。人之立法能力，學而知之，無疑矣。人之立法，始於觀人、觀我，終於定人、我之關系。上文已述，直觀有真確之性，有偏於壹隅之狹隘性。抽象，有廣大無際之優，然判斷之正、誤，則有待於直觀以證之。“抽象”離“直觀”越遠，則抽象判斷之誤差越大。然則何以取二者之長，避二者之短，使認識真確而全面，判斷避謬誤而近正確？曰由直觀進而抽象，由抽象進而大直觀之視野。由大視野進而證抽象判斷之正、誤。要而言之，認識、判斷的正確路徑是，由直觀，經抽象，返直觀。

人需要“法”的原因是什麽？法的本質是什麽？立法之資格為何？完備之法與立法程序之關系為何？

“法”產生之原因，即社會產生之原因。社會產生的原因是什麽？原因有三：壹、人的生存意誌。二、人獲取生存物質之過程有別於動物、植物。三、人有理性，作為認識工具。分別來看這三個原因，壹、生存意誌彼此有沖突。二、動物、植物皆直接從自然界獲取生存物質，而人必須通過勞動將自然界各種物質轉化為人的直接生理所需。因此，勞動交換以遂生存意誌，成自然之勢。要而言之，生存意誌彼此共存，定勢也。三、理性認識，能夠縱觀“沖突”與“共存”俱為客觀事實。為使人人各遂其生存意誌而不相侵害，則構想社會倫理秩序，立法律以明確之、以強力保障之。如此，法之本質---明確化的人與人之關系，顯現矣。法之本質如此，而“關系”之異同萬類，差異不等。有二人之關系、有群體內人與人之關系、有必然之關系、有偶然之關系、有短期關系、有長期關系等等。“關系”雖有千差萬別，但“關系”之原因卻是壹致的：共存。共存之意誌在何處，則立法權力在何處。顯然，共存意誌在“關系”之共同體。所以，立法權力屬於全體人民。人民之立法能力如何呢？法之本質，關系也。立法之過程，構建彼此之關系也。此理性之抽象思維活動也，人人皆“學而能之”。此全民共治之理由所在。然“學而能之”有優劣，立法之事當委托“學而能”之優者。“學而能”之優者，為知之“專門家”也。“專門家”具有立法之專能，而立法之正義意誌僅屬於共同體之所有人。共同體所有人委托授權“專門家”立“共存”之法，則能成其“善法，良法”。相反，“專門家”不獲委托授權而立法，則法之善、惡不可預知。如此，產生“善法，良法”的動力是，“共存”意誌的授權，即正義意誌的授權。授權，具體到個人，就是選舉權。選舉權，奠定善法之基礎。與之相應，罷免權，杜絕惡法之源。與“共存”意誌（正義意誌）相適應之立法者的觀念與認識是什麽呢？要而言之，“自由，平等”是也。此立法者之立法資格也。何則？單就“共同體”選舉，授權“立法者”的過程來看，“共同體”的所有人彼此是自由地選舉，平等地授權。立法“專門家”，必須具備這壹認識，才能獲得“立法”職位。此消極方面，而言自由、平等也。就積極方面而言，“自由、平等”是直觀所獲得之觀念也。人民普遍獲得“自由、平等”之觀念，才是民主共和的原因，也是民主共和政體的基礎。關於“自由、平等”之觀念的形成，在講解“訓政”時，再詳細論述。現在論述立“善”法的必然過程：法之本質，關系也。立法之過程，構建關系也。構建關系，大腦之理性為之也。理性者，抽象能力也。即離開了具體物而知物性之能力也。理性與直觀，各“避其短，取其長”，用之於立法以成“善”法的必然路徑，定矣。由上文已論述之認識、判斷的正確路徑---“由直觀，經抽象，返直觀”來推演立法之過程當如下：1、抽象與直觀之距離越短，則立法越近於實際而正確。由此，立法人與立法範圍確定矣。以地域言之，壹村之事，村人為之；壹縣之法，縣制之；壹省之公事，省定之；壹國之公法，國會為之。以領域言之，莊稼之事，農人為之；工業之法，工人制之；商業之法，商人定之；知識之法，士人規劃之。

2、根據“直觀與抽象，互補長短”之定則，立法與議法，必相聯而不離，如影隨形。法之立，構建（抽象）關系也。法之用，處理（實際）關系也。用法者，具有議法之最大動力與能力。何則？實際關系，我切身之關系也。立法，所構之抽象關系，置我於何地？我切身而知之。知立法所構之權利與義務是否對等；知立法所制之，約束與自由，是否並行不悖；知立法之目的，是否預期達到。用法者為誰？曰：用法保障自身的權利，受法約束盡自身的義務之人民大眾也。此“立法權力（創制、復決）屬於人民”之必然性也。

根據廖仲愷翻譯美國學者所著的《全民政治》，制定直接民權的實行方法如下：

民眾於本縣內直接行使選舉、罷免、創制、復決四大民權。但民眾的四大直接民權，必須在“訓政”期實行了“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的經濟政策之後才能行使。（“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的經濟政策實行之後，大多數民眾在經濟立足點上處“自由、平等”之地位。以此作為民眾獨立行使政治權力的經濟保障。從選舉權“從無到有、從狹到廣”到歷史演進過程來看，選舉權有財產條件限制的時間是很長的。其道理何在？我中國歷史經驗對此的理解是：“無恒產者，無恒心；饑寒至身，不顧廉恥”。可以判斷：無產者不是奴隸，就是暴徒。無產者選舉的結果，就是奴役和獨裁。“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的政策效果有二：1、民眾處經濟獨立之地位。2、社會貧富差距在合理範圍。如此，民眾具有自由、平等之觀念，而化解階級對立於無形。民眾必能和平、理性地行使四大民權。）

壹、選舉權，凡達到成人年齡的國民皆具有選舉本縣行政長官及議員的權力。縣長候選人、議員候選人中得票相對多數者，即當選為縣長、議員。

二、罷免權，壹縣之民眾對於已選舉出之縣長與議員，有提出罷免案之權。罷免案得到法定人數的贊成，罷免案即生效。其法：壹縣之個人或多人對本縣縣長提出罷免案，詳述罷免之理由，得本縣已登記選民人數的10%簽署，即將罷免案遞交縣議會。縣議會附上對罷免案的支持或反對的理由及建議，然後將附有議會建議的罷免案向全縣選民公布。投票贊成罷免案的選民人數超過全縣選民人數的50%，罷免案即生效。反之，罷免案無效。

對縣議員的罷免案，其實行方法與對縣長的罷免案之實行方法壹致。但提案人及選民，必須是之前選舉該議員的選區選民，而非全縣選民。

三、創制權、復決權，壹縣之民眾個體有提出法案之權，對已有之法案有提出復決之權。其法：壹縣之個人或多人對本縣之事務提出法案，得到該法案所涵蓋民眾人數的10%簽署，即將該法案遞交縣議會。縣議會附上對該法案支持或反對的理由及建議，然後將附有議會建議的法案向該法案所涵蓋的選民進行公布。在該法案所涵蓋的選民範圍內，如果投贊成票的都選民超過選民總數的50%，該法案即生效。反之，該法案無效。

對某壹法案的復決程序與創制法案的程序壹致。

以上是實行四大直接民權的原則。根據各地方的實際情況，對法案的簽署及通過在選民比例上，可以適度提高或降低。

為了讓大家能夠對實行直接民權的利弊有大致的理解，現將美國學者所著《全民政治》的目錄及譯序附錄於此。希望我仁人誌士觀看之後，能夠激發出壹種動力。即權衡利弊，思考如何將直接民權實行的利處擴展到最大，而將弊端遏制到最小。

序言

   合衆國今日，其政治思想之衝突，蓋難言矣。共和黨之不能標榜異同，猶之民主黨也。富民的民主黨之與衆民的民主黨，保守的共和黨之與進步的共和黨，彼此之間，隔閡不通，以較疇昔之單純民主黨與共和黨之間之界限，爲尤顯著。有如地震而後，星球表面，罅隙現焉。則政黨之改造，實爲目前所不能免。而論爭支點，則政府之性質是已。今試問政府之爲物，將以為私的產業乎，抑公的事業乎。夫政府者屬人民之語(Government of the people)，衆皆壹致認之。而辯者則以爲政府者爲(For)人民者也。顧為(For)字之用，精確別之，其義種種。有用之以表壹種概念，如精於廣告術者所言彼之職業，所以愉悅顧客，乃爲顯客而勞動者。有用以表示政府剏建之初，誠爲人民之公利，應於需要原値以售者。然而對於林肯(Lincoln)格言三語：“Government 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孫中山先生述爲：｢政府者，人民所有，人民所治，人民所享。」)之中語，所謂政府者治於人民壹事，則議論激越，各有所主。雖各黨各派，靡不自命與林肯見解爲壹，然若輩群中於林肯所語意義，與夫林肯假能生於斯世其對於黨派現時論爭之態度，果當何若，則彼此所見，不相侔也。夫人民所治之政府，果何物乎？著者之見，於現時國民思想混戰之中，不敢謂無所偏倚。曲直之辨，書中自見，無取乎嘵嘵也。本書論旨所基，蓋以政府爲公共的協力，而非私的產業。換詞言之，卽非由少數人產出，以應壹部分人之所需，而他部份人無預之度也。全體人民生產之，亦全體人民消費之耳。壹國之中，良有過多之律師，過多之醫生，過多之教士，而無過多之選民。選民者，非生而為他人服役者也。果實器用，或有生產過量之憂慮。至於民政之下，斷無生産過量之政府。蓋人民從事生產，茍給所需，則截然止矣。且人民非屹立政府之前，接收政府之勞役，而批評之，有如商人販物於市，授受之間，必壹壹檢査而品隲之也。與其譬是，毋寧謂爲立於政府之後，用之如手之於適意之器，有所瑕疵，卽所身受，且以刺激其嶄新創造之力。政府如是，則不僅代表人民之需要，且以代表人民之公意矣。夫如是之謂民政。

   阿伯何槎(Oberholtzer)於彼所著「美國之複決權」(Referendum in America)壹書之改訂版有言，彼書恒被微引，以爲贊成美國之直接民政制度。又述其對於書中所有能發生此種誤會之點，鹹欲更正。繼復言彼於改訂版中，增補數章，或能顯其懷抱，斯固然矣。阿氏之於人民也，其言曰：彼曹今日所認爲是者，異日將悔而似爲非。是故制止及鈞衡之政治(Government of checks and Balances)，反撥及否決之政治(of reversal and veto)尙焉。進行手續，單簡原非本意。茲則反以複雜見長雲。關於創制權(Initiatve)、複決權(Referendum)、罷官權(recall)之影響於官吏之人格者，阿氏之言曰：「以有品格有權力之公務人員，直接屈服於群衆偶然之幻想，此制度中之所孕育，唯有畏葸萎靡無能力之人物耳。彼引無數偉大名字(最近者如林肯)，以爲皆非產自此種制度之中。蓋以其中庸愚之流，隨意侵剝議院之威嚴及其權力。所有立法、行政、司法官吏，行事有不合乎某派選民之嗜尙，恒恐爲所罷免若也。著者徴引阿氏之著，蓋欲明著者與阿氏觀察不同之點。而著者亦同是不欲世人有所誤會，故希讀者弗徒援引本書章節所揭題目，要當壹覽內容，使著者眞意，於以明瞭，是則著者所深望也。

   此書之著，非欲於現時各州各市所行之創制權、複決權、罷官權之特定形式，汎爲討論也。亦非欲以各州各市之所經驗，支持著者之議論也。著者以爲茲之經驗，歷時不多，且未抵完全之域，未足爲將來安全之師導。故終篇看眼，全在於制止及鈞衡政治之舊制度之失敗，而深信此新制度之更宜於輿論的自治政府之建設。讀者對於此種制度所採之特定形式，倘欲有所研究，請就碧特(Beard)敎授所編之「廣行之創制權複決權罷官權之例案」而參考之。至於阿害若州(Ohio，現譯「俄亥俄州」)憲法會議，適經同意創制權、複決權改正案。此案正足代表此制度之進步卓越之形體，而爲碧特敎授所不及搜羅者。著者謹以附錄篇末，以彌其缺。

壹千九百十二年四月十九日威爾確斯

第壹章序論

第壹節現代要求單純民政壹部份的復活之情形

   雅典於其所謂黃金時代，實爲歷史上快事。所有人類，莫不歡欣鼓舞於雅典之光榮，縱使二十世紀過去，吾濟亦當以同處於雅典曾經發達之星球，用堪自負。夫雅典之人民，雖奉邪敎，當時形下科學，雖屬幼稚，領士雖狹，人口雖少，然其藝術，文學，哲理，與夫壹般文化之優越，至今向無其匹。雖以現時倨傲的撒遜民族，領土所擴，環繞大地，然尙不能不認古代雅典於民政制度(Democracy)之下，因其民族智識文化之力，所達人類生活平均價値之高，有史以來，不見其例也。

   吾人於雅典古代流行之政治，及其他市府之行於古代及中世者，統稱之曰單純民政(Pure Democracy)。蓋此等市府(city-states)，皆受統治於民衆的議會也。此種制度，唯此等地狹人稀之市府能行之。顧就當日所謂民政，律以今義，仍爲有制限的。蓋奴隸制度所在皆有，以至少計，當居全國人口之半數，加以降附之外人，不能享有政權，此類居民，亦占大部份。婦人所受不能參政之制限，較諸近世都市，尤爲嚴重。今考其民政上各種制限，與近代情形相反最甚者，厥爲奴隸制度。彼輩只爲此制即所以使統治階級，免除勞力，而因以得勞心於文化政治方面也。然而處此情勢之下，民政反多阢隍不安之象。夫雅典人政治之知能，自克之力量，至爲顯著者也。然且受輿論劇變，及雄辯的煽動家勢力所支配，與其他爲民衆集會所統治之市府，同其運命。此所以上古中世時期，民主政治，寡頭政治，專制政治，匆匆相繼，以演於自由市府也。

   民族的國家寢長，而單純民政之以政治的形式表現者，繼失信用。其故半由於世人視爲不穩，亦半由於國土廣闊，戶口不聚，不能實行此制。即在諸市府中，亦因國民生齒之盛，雜居外人方言之異，市民權(citizenship)基礎擴張之廣，而此制漸不可行。當美國共和初建之頃，新英倫區會(New England town-meeting)，實爲施行單純民治唯壹之區。蓋此地勇敢之居民，聚於狹小村落之中，於處理地方事宜，適能行此。而其理論，則祇能印於爲氈尼要(virginia，現譯「維吉尼亞」)貴族之腦際，蓋彼輩爲奴隸制度所扶持，居社會特權最高之地位，與古代雅典人無異也。前人制憲，其於單純民政之以政治形式，行諸全國，或施諸各邦者，思慮皆未嘗及。亦緣領土所包，範圍過廣，土著之民，散處過遠已。然而區會所行之成効，卒邀全國政治家政論家之註意，而蒙其讚美。實則區會及於美國人政治思想，其感化之力甚深。而此實行的制度，因以傳播於國內之大部份。顧於十九世紀初期，此制之不宜以政治形式，行諸廣大之都市，亦遂顯著。蓋已明爲適於鄕村之制度也。及乎國家的都市的問題，日形重大，其比較的重要地位，於是銳減。逮至今日，而區會集議，遂成壹種國民的紀念，感舊的惆悵，已往的景象。第熱心於內政改革者中，有惱於美國都市政治之失敗，尙欲提出煩難怪異之計畫。以圖區會所曾行之法，復活於都市。然而無稍註之意者，則以此種計畫，純爲幻想，而不堪實行者也。蓋區會之爲物，旣已本質上屬諸過去也。

   保守黨反動黨(the conservative or reactionary party)之演說家著述家，恒以美國輿論政治之失敗，歸諸制度上平民主義適用之過當，則其對於單純民政，目爲已棄之陳腐政治學說，日益加甚，夫亦何足深託。彼輩不知世會業經變遷，於現代政治曙光之下，驟逢古昔遺物之已被驅除，久不發現於彼輩政治上惡夢之中者，而滿胸厭惡之念，尙不容已。民政之於彼輩，蓋爲可驚的無知之權力之當局，政治幻想之適用，公共的無秩序，老人特權之沒收，暴民統治，社會破壞。籲，此種皇黨(Tory)悲慘之靈夢，及民政，猶且以爲國家之厄運也，不亦大可哀耶。

   顧此種腐舊武器之攻擊，終無濟也。民政於此，旣已武裝完整以對抗之矣。夫印刷之術，發明已久。免費學校，到處皆是。報紙之數，異常發達。電話電報，傳遞討論之消息於大陸之兩端。鐵路之運送書籍雜誌人民，壹日千哩。而投票場受票函之設備，能使數十萬人民，對於國家最切要之政策，及公職之候補者，可同時行其判斷。故民政之行，已無地方的人口的制限。亦不需奴線制度，使市民得有餘暇，奔走於公共場中，吸收政治智識，如往昔之治。更不虞民衆議會，爲暴徒所防害，或爲感情的煽動家所搖動。選舉之日，民衆所集至大之羣，不過成於二三警吏，五六選舉事務員，與夫數人之市民，列爲壹行，於投票所外，壹壹依序投票，如斯而已。即令選舉權擴至國中最卑下之工人，即令予婦人以參政權，使選民之數加倍，即令以投票之權，許與大都市全部居民之過半，然而尙無擁擠之患。換詞言之，則古昔所以制限民政於小市府之市民階級，與夫百年前所施於新英倫之渙散居民者，今以近代機械之發明，及其前半世紀間熟心的應用，而情形爲之盡變。舊者去而新君來，所餘者唯人類之性質耳。然即此亦已改變。今茲所患，反在於華盛頓之議院，及各邦之議會，時爲所謂院外同誌所搖動，或爲無數要求政府之惠澤者所騷擾矣。夫此種代表議院，自知不堪用作討論的團體也，乃不得已設爲種種嚴密不可移易之規條，以自束縛，而甘受權力無上之專制者之指導。故各種安全的防衞，使議院不致爲彼輩所驚潰，乃爲今茲所需，而人民因投票以行無謀破壤之舉者，其道殊罕。蓋投票前數星期成數閱月之間，輿論政見，或因報紙之媒介，或藉政治的集會，或由個人之辯論，旣已結晶成爲具體。及夫選舉之日至，則千百區域中，肅然行其選票。而此之千百區域，即市邦國所由構成者也。

   此種新情況，此種可供政治之用之新器具，應時發現，而單純民政能否實行之問題，於以復活。夫舊民政之於雅典，及較新民政之於區會，皆奏無類之功。倘能得其肆應之方，彼固有以威召吾人，以企施諸聯邦及各邦之政治。然而單純民政之語，若釋爲壹切政府之事，專由投票行之者，則單純民政，顯然不克行於今日。實則此類民政，無論在何情況之下，皆不能行，且亦未嘗有類此者存也。即在雅典當日，亦有行政官吏，新英倫亦有其區務委員會。蓋政治上之某種職權，自古以來，靡不委諸少數之選民者。處近代社會產業複雜至極情形之下，法令滋多，實爲應所需要。則立法權之壹部，不能不授諸代表議院，此蓋當然之事，近代主張民政主義者，別無異議。但有擬以民衆對於公務職員之委任權曁罷免權，與夫壹般的感有特別關係之法律之制定權曁廢棄權，由人民投票行之，以復單純民政精神之壹部，而爲代表政治之補助者。故吾人主張以創制，複決，罷官，及其他增長人民直接權力之制度，勉求保障代議民政制度所求達之目的，夫然後人民對於政治之公意，審思而成，正確而表之若，得遂其自然之趨向。至於自然之天則，所以制限壹切政治行爲者，必當依據勿失，則無論矣。谷聿(Grote)有言：「古代希臘民政制度，不僅有權能使公民熱心壹政，依賴國家之憲法，且有以創造公私人行爲之魄力，此爲寡人政法之下所萬不可得之境地。蓋寡人政治所最希望者，實爲被動的容忍與服從也。」(Democracy in Grecian antiquity,possessed the prixdlege, not only of kindHng an earnest and unanimous attachment to the constitution in the bosoms of the citizens, but also of creating an energy of public and private action, such as could never be obtained under an oligarchy, where the utmost that could be hoped for was a passive acquiescence and obedience.)

   亞士伯來斯(James Bryce)曰：「區會議者，近世各國中之最完全學校也。」(The Town meeting has been the most perfect school of self-government in any modern country.)吾人於此續其言曰：因最近敎育交通器械之賜，遂使雅典民政，及新英倫區會之精神，能普及於廣大都市，及遼闊邦國之政治。今者民政施行之具，旣已伺吾人於們外，吾人蓋有權以企美國政治制建，將向平穩，正直，與夫公共精神方面，爲無窮之發展也。予企望之

上面之論述，直接民權之必然性也。直接民權，生民主自治，以地域言之，即地方自治也。下面論述間接民權之必然性。間接民權，生民主共治。以地域言之，自治單元之集合體即是也。自治單位---縣，集合而成之市、省、國，皆是也。

  壹人之事，個人具有完全之自由處理之，並具有獲得自由“處理”之結果；二人之事，個人具有“二分之壹”之權利，並承擔“二分之壹”之義務；三人之事，個人具有“三分之壹”之主導權，並承擔“三分之壹”之責任。以此類推，萬人之事、壹省之事、壹國之事，皆如此。二人之事，三人之事，以至於眾人之事，個人皆具有“分數”之權利與義務。而眾人之事（政治）則為整數“壹”。這個整數“壹”，就是公共意誌與公共理性。然則整數“壹”何以來？曰：積“分數”而來。這壹“積‘分數’而為‘整數’  ”的過程，就是個人行“間接民權”以管理公共事務的過程。在地方，個人通過（選舉、罷免）議員，間接參與立法（創制）、廢法（復決）。如此，個人“分數”之權利、義務，在立法上得以體現，成為必然。積“分數”而為“整數”之公共意誌與理性，必能名至實歸。個人通過（選舉、罷免）執法者，間接管理公共事務。上文闡述“直接民權”時，已經論述，“立法”產生抽象關系而正、誤待定。“執法”易知實際關系而視野局限壹隅。在間接民權範圍內，立法、執法二者之長、短，則更加顯著。民權之“間接”使然也。如此，二者之糾紛必不免。裁判，因之而生。裁判之資格為何？曰：具立法、執法二者之長，而避二者之短。然則，誰能確定“裁判”之資格？曰：立法、執法二者，共同確定“裁判”之資格。法之貴，在於處理實際關系的真確性。如此，執法者具有確定“裁判”資格的第壹發言權。立法者具有確定“裁判”資格的第二發言權。第壹發言權，具體到行為，就是提名權。第二發言權，具體到行為，就是同意權。裁判之產生，取決於執法者的提名與立法者的同意。提名權、同意權，對於裁判官之產生具有同等力量。如此，裁判官必不偏不倚，居立法者、執法者之正中，三足鼎立。

現在論述三權（立法、執法、裁判）之關系。立法以定公共意誌及公共關系。執法，付諸行動以得公共服務之結果。裁判，裁定結果之性質及立法所定“公共關系”之真偽。壹件公共事務，通過“立法---執法---裁判”之過程，公法可立，執法能力可見，裁判之公正與否，可鑒。此“三權”相生之關系也。同時，“三權”之相制之關系亦在。立法與裁判，共制“執法”之道。執法與裁判，共定立法所訂法律之性質。立法與執法，共議裁判之公正性及能力。三權，分別對國會負責。國會對“三權”執行者之去、留，作最終決定。具體而言，“二權”合而向“國會”對“第三權”提出異議，待國會之裁決。地方事務，則地方議會職能，等同於國會。

地方政治框架如此，國家中樞政治當如何？中央政治結構，亦本於“三權分立”之理由。同時，本於“權、能分離”之理由，監察權、考試權，當從國會獨立出來，成“五權分立”。關於“權、能分離”之理由，從人的角度來看，人之行為，決定於二端:意誌與理性。通俗而言，即目的與方法。目的必欲直達，方法或需曲致。目的與方法，混壹則相互幹擾，分離則各盡其能。從政治體之角度來看，即公共意誌與公共理性。公共意誌，進壹步明確解釋，可以說是共同體共存之意誌，共存之目的。公共理性，明確解釋，即方法能力。共存之目的在國會，實現目的之方法能力在五院。國會操權，五院協能，各盡其用。

現引述中山先生壹段核心論述：…… 有壹位美國學者說：「現在講民權的國家，最怕的是得到了壹個萬能政府，人民沒有方法去節制他；最好的是得壹個萬能政府，完全歸人民使用，為人民謀幸福」。這壹說是最新發明的民權學理。但所怕、所欲，都是在壹個萬能政府。第壹說是人民怕不能管理的萬能政府，第二說是為人民謀幸福的萬能政府。要怎麼樣才能夠把政府變成為萬能的呢？變成了萬能政府，要怎麼樣才聽人民的話呢？在民權發達的國家，多數政府都是弄到無能的；民權不發達的國家，政府多是有能的。

  …… ，又有壹位瑞士學者說：「各國自實行了民權以後，政府的能力便退化。這個理由，就是人民恐怕政府有了能力，人民不能管理，所以人民總是防範政府，不許政府有能力，不許政府是萬能。所以實行民治的國家，對於這個問題便應該想方法去解決。想解決這個問題，人民對於政府的態度就應該要改變。」

……，對於這個問題，我想到了壹個解決的方法。我的解決方法，是世界上學理中第壹次的發明。我想到的方法就是解決這個問題的壹個根本辦法。我的辦法就是象瑞士學者近日的發明壹樣，人民對於政府要改變態度。近日有這種學理之發明，更足以證明我向來的主張是不錯。這是什麼辦法呢？就是「權」與「能」要分別的道理。這個「權」與「能」分別的道理，從前歐美的學者都沒有發明過。究竟什麼是叫做權與能的分別呢？要講清楚這個分別，便要把我從前對於人類分別的新發明再拿來說壹說。【編者註：民眾所懼，政府之權力。民眾所欲，政府之能力。民眾握權，則所懼渙然冰釋。政府能力自為，則能力優化。民眾操四大民權，以定政府新陳代謝之速度。如此，政府不能不為民而設。政府協五能，自行優化、強化其能力。權、能分離，各取其所欲，各除其所懼。民眾與政府彼此疑懼之嫌疑渙然冰釋。】    我對於人類的分別，是何所根據呢？就是根據於各人天賦的聰明才力。照我的分別，應該有三種人：第壹種人叫做先知先覺。這種人有絕頂的聰明，凡見壹件事，便能夠想出許多道理；聽壹句話，便能夠做出許多事業。有了這種才力的人，才是先知先覺。由於這種先知先覺的人預先想出了許多辦法。做了許多事業，世界才有進步，人類才有文明。所以先知先覺的人是世界上的創造者，是人類中的發明家。第二種人叫做後知後覺。這種人的聰明才力比較第壹種人是次壹等的，自己不能夠創造發明，只能夠跟隨摹仿，第壹種人已經做出來的事，他便可以學到。第三種人叫做不知不覺。這種人的聰明才力是更次的，凡事雖有人指教他，他也不能知，只能去行。照現在政治運動的言詞說，第壹種人是發明家，第二種人是宣傳家，第三種人是實行家。天下事業的進步是靠實行，所以世界上進步的責任，都在第三種人的身上。譬如建築壹間大洋樓，關於各種工程材料都要通盤計算；等到通盤計算好了，便繪壹個很詳細的圖，再把那個圖交給工頭去看，等到工頭把圖看清楚了，才叫工人搬運材料，照那個圖樣去做。做洋樓的工人，都是不能夠看懂圖樣的，只有照工程師所繪的圖，吩附工人去砌磚蓋瓦。所以繪圖的工程師，是先知先覺。看圖的工頭，是後知後覺；砌磚蓋瓦的工人，是不知不覺。現在各城市的洋樓；都是靠工人、工頭和工程師三種人共同做出來的。就是世界的大事，也都是全靠那三種人來做成的。但是其中大部分的人都是實行家，都是不知不覺，次少數的人便是後知後覺，最少數的人才是先知先覺。世界上如果沒有先知先覺，便沒有發起人；如果沒有後知後覺，便沒有贊成人；如果沒有不知不覺，便沒有實行的人，世界上的事業，都是先要發起人，然後又要許多贊成人，再然後又要許多實行者，才能夠做成功。所以世界上的進步，都是靠這三種人，無論是缺少了那壹種人都是不可能的。現在世界上的國家實行民權、改革政治，那些改革的責任應該是人人都有份的，先知先覺的人要有壹份，後知後覺的人要有壹份，就是不知不覺的人也要有壹份。我們要知道民權不是天生的，是人造成的。我們應該造成民權，交到人民，不要等人民來爭才交到他們。

……，政是眾人之事，治是管理眾人之事。現在分開權與能，所造成的政治機器就是象物質的機器壹樣。其中有機器本體的力量，有管理機器的力量。現在用新發明來造新國家，就要把這兩種力量分別清楚。要怎麼樣才可以分別清楚呢？根本上還是要再從政治的意義來研究。政是眾人之事，集合眾人之事的大力量，便叫做政權；政權就可以說是民權。治是管理眾人之事，集合管理眾人之事的大力量，便叫做治權；政權就可以說是民權。治權就可以說是政府權。所以政治之中，包含有兩個力量：壹個是政權，壹個是治權。兩個力量，壹個是管理政府的力量，壹個是政府自身的力量。這是什麼意思呢？好比有十萬匹馬力的輪船機器，那架機器能夠發生十萬匹馬力來運動輪船，這便是機器本體的力量。這種力量，就好比是政府自身的力量壹樣，這種自身的力量就是政治。至於這樣大的輪船，或者是要前進，或者是要後退，或者是要向左右轉，或者是要停止，以及所走的速度或者是要快，或者是要慢，更要有很好的工程師，用很完全的機器，才可以駕駛，才可以管理，有了很完全的駕駛、管理之力量，才可以令那樣大力的輪船，要怎麼樣開動便怎麼樣開動，要怎麼停止就怎麼停止。這種開動、停止的力量，便是管理輪船的力量。這種力量，就好比是管理政府的力量壹樣，這種管理的大力量就是政權。…… 創造國家也是壹樣的道理，如果在國家之內，所建設的政府只要他發生很小的力量，是沒有力的政府，那麼這個政府所做的事業當然是很小，所成就的功效當然是很微。若是要他發生很大的力量，是強有力的政府，那麼這個政府所做的事業當然是很大的力量，是強有力的政府，那麼這個政府所做的事業當然是很大，所成就的功效也當然是極大，假設在世界上最大國家之內，建設壹個極強有力的政府，那麼，這個國家豈不是駕乎各國之上的國家，這個政府豈不是無敵於天下政府？  ” 概要而言之，主權在民，以定公共意誌。其客觀化表現，在地方，議會也。在壹國，則國會也。政府，將“公共意誌”付諸行動之機器也。權在國會，以制政府之“能”，為公器所用。政府能力之大小，政府自為之。政府自行組織“五院”（立法院，國會內“互選”產生），則政府能力可最大化。國會有對“五院”院長的罷免權，可解散政府，重新組建政府。（新政府，由國會選舉之新總統，重新提名“四院”院長經立法院同意而組建。立法院，由國會內“改選”而更新）。如此，國會權力可最大化。國會有最大權力，政府有最大能力，則可如中山先生之預期：“那麽，這個國家豈不是駕乎各國之上的國家，這個政府豈不是無敵於天下政府？”。權、能分離，其源則壹也。統壹於“主權在民”之原則。主權在民之原因：自由、平等。在“直接民權”範圍已作論述，不再贅述。主權在民，權、能分離，合而言之，即能為權所用，權為民所有。權、能皆為民所有、所用。權以選能，民能也。權為民權，能為民能，皆出於民。試就“國會、五院”之產生過程，以明“民治”之全民政治。

  經過訓政時期，自治團體（縣）建設成功。（關於“訓政”的論述，到論述“三政”時，再作詳細講解。）每縣選舉代表壹人，組成國民代表大會，簡稱國會。國會內部“互選”產生立法院。此權、能分離之壹也。國會選舉總統，此權、能分離之二也。總統與立法院，共定法官人選。此“能”之自我協調而增強也。同理，總統與司法院，共定監察院長；總統與立法院，共定考試院長。而“五院院長”皆對國會負責。國會鑒其“能”之功效，而定其去、留。“五院”得以成，源於“國會”選賢與能之“立法院與總統”。“五院”得以罷，源於國會之彈劾權。此主權在民原則下，收、放權與能也。監察院，監察政府公職人員之失職而向司法院、國大彈劾之。考試院，鑒定公職人員之資格，以備選用。

五權憲法

壹、主權在民之定義，國家之統治權屬於全體國民。於政治建築上之表現，在地方則為議會;在中央則為國會。

二、權、能分離，公權盡其力、公器盡其能。於代表國民之議會、國會，選舉出能力機關，以行使治權。國會內部互選，產生立法院，行使立法權。國會選舉總統，總統組織行政院，以行使行政權。

每縣選舉壹名代表，組成國民代表大會。國會內各省區國民代表，選舉本省之立法委員。各省立法委員人數比例，與各省人口比例相同。立法院立法委員人數在200人以內。各省立法委員人數以此而定。各少數民族，民族民主自治，根據人口比例選派代表進入國會、立法院，參與國事。

  總統選舉，若朝野政黨組織完善成熟，則根據國會議員政黨席位之多少，確定三名候選政黨，候選政黨確定本黨候選人，競選於國會，確定總統。若政黨不成熟，則各省政府、議會，選派壹名候選人，競選於立法院，產生三名總統候選人，最終競選於國會，確定總統。

  三、應治權能力相互協調之所需，而生“五院”。五院之間，乃相生相制之平等關系。總統提名司法之大法官人選，經立法院同意而任命之。總統提名監察院院長人選，經司法院同意而任命之。總統提名考試院院長人選，經立法院同意而任命之。五院內部之組織，根據其功能特征，分別采用合議制與獨任制。立法院、考試院采用合議制，以便博取眾長。行政院、司法院、監察院采用獨任制，以便執行效能之優化。合議制、獨任制，皆相對而言，非絕對的。以行政院之組織來說，總統任命行政院長、國防部長、外交部長，行政院長任命內政各部部長，即為獨任制，下級對上級負責。而內政各部則可采用合議制，以制定完善之政策。以立法院之組織來說，總體而言，合眾議而立法，院長無為而治，但立法院長可任命法律制定顧問人員，制定專門之法律，交立法委員討論之，此可提高立法效率。

  四、國大與五院之關系，為權力與能力之關系。能力對權力負責，權力觀能力之效果，鑒其優劣，定其去、留。五院之關系，為能力協調之關系，能力因協調而增強。協調之法:以長制短，以全制偏。五院各治其事，長、短，偏、全何以生？曰二院壹致即為長，為全。壹院孤立即為短，為偏。二院壹致，則具判斷第三院之能力。二院壹致，對第三院所治之事，作肯定與否定之判斷。第三院以此為依據，修正自身孤立之能力。

  五、五院之中，兩院為國會選舉產生，三院為二院壹致所產生。因此，五院之關系，為三個“三院”之關系。①立法、行政、司法。②立法、行政、考試。③:行政、司法、監察。三院之間，二制壹，而五院得增強治權能力。

  六、五院之間，彼此有“能力”彈劾權。與國大之“權力”彈劾權相對接。即三院之間，二院壹致，對第三院之能力，向國大提出異議，國大行使彈劾權。

七、五院分立，各有權限。

(1)立法院獨立行使立法權，可邀請另四院到立法院備詢。

(2)行政院依法行政，可對壹法律提出異議，及提出法律案，待司法、立法作決定。

(3)司法院，獨立司法。司法內容大體分三部分:司法立法、司法行政、司法民法。司法行政，劃入監察院。由監察院以法監督行政。

(4)監察院，監察五院之公職人員之違法失職，向國大提出彈劾案。

(5)考試院，考核公職人員之理論能力，確定其資格。

下面對“民權講解”作壹個梳理。

人之自由、平等，從何而來？人有天賦之性、天賦之體、天賦之知。個體之人以此獨立自主而生存，故個體之人是自由的。個體因獨立而不依附於他人而存在，故人與人是平等的。即所謂，人不求人，壹般大。究其原因，則人之自由、平等乃天賦的。即天賦之性、天賦之體、天賦之知。

人是自由、平等的，故自治個人之事，共治眾人之事，自然之理也。人之自治與共治，於社會、國家治理上之表現則為，自治地方與共治國家。

共治國家，屬於公共事務。公共事務，於政治建築上之表現，在地方則為議會，在中央則為國會。議會、國會，公共意誌之體現也。公共意誌，欲實現其公共目標，需得公共理性之助。國會代表國民，行使四大民權，以彰顯公意。五院各司其職，協調而行，使公意獲得行使之結果。完備之公共理性之必然也。

從地方到中央的政治權力形成與運作的說明

原則：村壹級政治區域行直接民主

         縣壹級政治區域行直接民權

         省及中央政治區域行間接民權

1、壹村之內行直接民主。村民直接選舉產生村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人數為村民總人數的1%。村委會就全村各項事務提出解決方案，草擬成文本，送交縣議會審議，審議其有無違背壹縣之法律。縣議會根據壹縣之法律，裁定其部分或全部有效或無效。如裁定其全部無違背壹縣之法律，則副署縣議會印章。如裁定其有違背壹縣之法律者，則給出說明，交由村委會重新擬定方案。

2、村委會草擬之方案，經縣議會審議副署，由村民大會表決通過，則成為法律，具有強制力。

3、村委會草擬之方案，無縣議會審議副署，或村民大會表決不能通過，則村委會草擬之方案無效。

4、村委會由每兩年壹次的村民大會選舉產生。

縣壹級政治區域行直接民權。

1、縣議會由全縣每個鄉鎮選舉壹名議員組成。縣議員產生的具體程序是，朝野兩黨分別提名壹名議員候選人。兩名候選人分別向全鄉鎮民眾闡述政見，由全鄉鎮民眾根據政見之高下，選舉產生壹名議員，代表本鄉鎮民眾於縣議會行使立法權。

2、根據縣議會各政黨議席的多少，由多數黨提兩名縣長候選人。兩名候選人分別向全縣民眾闡述治理本縣之政見，由全縣民眾投票選舉產生本縣行政長官。縣長負責組織行政署進行施政。

3、壹縣之行政對縣議會負責，縣議會對縣長有罷免之權。壹縣之立法、行政同時受全縣民眾四大民權之約束。全縣民眾可隨時行使選舉、罷免、創制、復決四大民權。

省壹級政治區域行間接民權。

1、省議會由全省內各縣縣議會選舉產生1名議員組成。

2、省長候選人，由省議會多數黨及次多數黨各提名1人。省議會最終投票產生省長，負責壹首之行政。

3、壹首之行政對省議會負責，省議會對省長有罷免之權。

中央壹級政治區域行間接民權。

1、采用權、能分離之原則，實行國大五院制。國民代表大會對五院行使四大民權。

2、國大代表由全國各縣民眾選舉產生。其法：由縣長提名，經縣議會同意，產生3名國大代表候選人。由全縣民眾投票選舉確定1名國大代表。

3、國民代表大會產生後，由國大內互選產生立法院。國大選舉總統，其法：根據國大內各政黨席位多少，名列前三名的政黨各提1名總統候選人。3名總統候選人分別向國大闡述政見，由國大代表投票選舉產生總統。（*註解*）

4、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產生司法大法官，進而組織司法院。由總統提名，經司法院同意產生監察院長，進而組織監察院。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產生考試院院長，進而組織考試院。

5、國大對總統及立法院直接行使四大民權。國大對司法院、監察院、考試院間接行使四大民權，即通過對總統及立法委員的直接選舉、罷免，而間接更換另三院的人員。國大行使創制、復決法律的權力，直接變更立法院所定之法律，進而間接變更另四院所執行之法律。

6、五院之關系，為三個三院之關系。【1】立法、行政、司法。【2】行政、司法、監察。【3】立法、行政、考試。三院之間為能力協調關系。三院之間，二院壹致，具有判斷第三院之能力。三院之間，二院之糾紛，由第三院作出裁決。

從地方到中央，在立法上的關系是，下壹級行政單位，在上壹級行政單位的立法框架下，自行立法。即下壹級行政單位自行立法，但不得違背上壹級行政單位所立之法律。

全國行政體系分為四級：村、縣、省、中央。村委會之立法，有違背縣議會之立法條款者無效。縣議會之立法，有違背省議會之立法條款者無效。省議會之立法，有違背中央立法院之立法條款者無效。

為什麽有這樣的上、下級立法關系呢？首先，人類社會、國家何以需要立法？原因有三：1、人本然有生存意誌。2、人獲取生存物質之過程有別於動物、植物。3、人有理性作為認識工具。分別來看這三個原因：壹、生存意誌彼此有沖突。二、動物、植物皆直接從自然界獲取生存物質，而人必須通過勞動將自然界各種物質轉化為人的直接生理所需。因此，勞動交換以遂生存意誌成自然之勢。要而言之，生存意誌彼此共存，定勢也。三、理性認識能夠縱觀“沖突”與“共存”俱為客觀事實。為使人人各遂其生存意誌而不相侵害，則構想社會倫理秩序，立法律以明確之，以強力保障之。立法是否公正，是否體現公意，是能否實現“人人各遂其生存意誌而不相侵害”這壹目的的關鍵所在。盧梭在《社會契約論》中論公意是否可能錯誤時，闡述說，眾意與公意之間經常有很大的差別：公意只著眼於公共利益，而眾意則著眼於私人的利益，眾意只是個別意誌的總和。除掉個別意誌間正、負相抵消的部分而外，則剩下的總和是部分的公意。如果公民彼此之間沒有任何勾結，那麽，從大量的小分歧中總可以產生公意。但當形成了派別的時候，形成了以犧牲大集體為代價的小集團時，每壹個這種集團的意誌對於它的成員來說是公意，而對於國家來說則成為個別意誌。

現在我們來看全國的行政體系，村委會、縣議會、省議會、中央立法院。由村委會制定，經全體村民表決通過的法案，對於本村村民來說是公意。但此法案對於全縣其他村莊來說就只是個別意誌。同理，縣議會制定並通過之法案，對於本縣之民眾來說是公意，但對於全省內各縣來說，就只是個別意誌。以此類推，壹省、壹國之立法皆如此。

為使民眾行遍全國之內，皆處在公意的保障之下，從地方到中央在立法上的關系必須是，下壹級行政單位在上壹級行政單位立法框架內自行立法。

全國從地方到中央的公職人員，其薪酬高低，參考西方民主國家公職人員薪資水平，根據本國各區域經濟水平而定。立法機構公職人員的薪酬，由所處行政單位財政與上壹級行政單位財政共同支付。下級財政與上級財政的支付比例為7:3。行政機構公職人員的薪酬，由所處行政單位財政支付。

  5  現在講解民生主義

人之生也，饑則欲食，寒則欲衣。此天賦之良知、良能也。生存之欲，為之動力也。人人皆欲生，社會因之而產生。何則？我們來看看，社會產生之來龍去脈。社會產生的原因是什麽？原因有三：壹、人的生存意誌。二、人獲取生存物質之過程有別於動物、植物。三、人有理性，作為認識工具。分別來看這三個原因，壹、生存意誌彼此有沖突。二、動物、植物皆直接從自然界獲取生存物質，而人必須通過勞動將自然界各種物質轉化為人的直接生理所需。因此，勞動交換以遂生存意誌，成自然之勢。要而言之，生存意誌彼此共存，定勢也。三、理性認識，能夠縱觀“沖突”與“共存”俱為客觀事實。為使人人各遂其生存意誌而不相侵害，則構想社會倫理秩序。這壹“構想”之目的，是為民生。質而言之，社會之原因，民生也。社會之目的，民生也。民生為社會進化之動力。民生為社會生活的重心。

孫中山先生所闡述之民生主義，概括而言之，即“平均地權、節制資本，以成‘民有’之社會”。

平均地權與節制資本，是在經濟運行的不同“環節”，用“理性”以糾正“自然”之失。

  現在分別論述平均地權、節制資本之第壹原因。平均地權，通俗而言，即“耕者有其田”。推而廣之，則“居者有其地；從工者有其場；從商者有其市；探知者、授知育人者有其園地”。

衣、食、住、行，人人皆得其地以生產、交換、消費。此“人人皆得其地”之主張，是幻想呢？還是有其必然之理由？我們來看看，人和土地到底是什麽關系呢？萬物萬類，森然並立，皆為土地所生，皆以土地安身。大地賦予壹粒種子、壹棵大樹多少土地？大地賦予它們的土地，不會多，也不會少，那就是種子、大樹維持自身生存所需要的土地。壹粒種子、壹棵樹苗落在哪片土地上，它們的生存意誌之所需就被賦予在那片紮根的土地上。這就是萬物萬類對土地的使用權，人類絕不能例外。人類對土地的使用權亦以實際需要為限制，這壹“受自身需要限制的土地使用權”，就是人與土地的自然關系。具體而言，以壹村為例：根據村之人口多少與可使用土地之數目，確定居住用地數目與農作用地數目。壹村之人，平均使用壹村之住宅用地與耕作用地。其他領域仿此類推，以人生活、生產之地而均用之。

人對物之所有權的依據是什麽？如人對土地擁有所有權，結果如何？可以這樣確定“所有權”之依據：人勞動創造了某物，即對此物擁有所有權。妳勞動制作了壹張桌子，這張桌子歸妳所有；我制造了壹輛汽車，這輛汽車歸我所有；他蓋了壹間房子，這間房子歸他所有。誰創造了土地，則土地屬於誰。土地先人類而存在，人類屬於土地，而非土地屬於人。顯然，人與土地只存在天賦的使用權關系，不存在所有權關系。但歷史事實為，人擁有土地所有權。其原因是什麽？原因是，君權天授。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君主對萬物，擁有所有權。從而，臣民擁有從屬於君主之所有權。現在講解，人竊據土地所有權之結果如何？為土地確定所有權：妳的土地為妳所有，我的土地為我所有，他的土地為他所有。這樣，楚河漢界，涇渭分明，必無紛爭。但事實上是，這種竊據土地所有權的行為，必然導致不可調和的紛爭與沖突。我們來看紛爭和沖突是怎麽發生的：人對壹物擁有所有權意味著，人可以根據實際需要對此物自由處理，或自用，或出租，或出售等等自由行動。由於多種原因，或必然的，或偶然的原因，如人的理性水平高低、天災人禍等等，必然導致作為私有財產的土地向少部分人集中，大部分人的土地則日益減少，直至，富者富有四海，貧者無立足之地。喪失土地，就喪失了生存的基礎。這時，土地所有權對貧者喪失了約束作用，對富者喪失了保護作用。因為，在人的生命受到威脅時，自然法主宰著人，壹切人為法，皆是多余的。此“平均地權”之正、反兩方面原因也。

  軍政府於訓政階段，實施平均地權之國策，以法律定之。於農村，人達到成人年齡，皆獲得其應有之住宅用地與農耕用地。於城市，商品房建設用地，皆免費供應之。其法，以商品房預期價格之高、中、低，而供應相應開發商少、中、多之建房用地。商品房成交價，超出其預期價格之部分，以增值稅之遞增法，納入公有資本範圍。對於因“土地財政、官商勾結，操縱房市”，而造成房價高昂，民眾受到巨大之經濟壓迫。軍政府於軍政階段，廢除“土地財政”，整肅“官商勾結，操縱房市”之行為。核定商品房之成本價，免除民眾所購住房成本價之外的所有經濟壓迫。如此，則生產者獲得其應有之利，消費者得擺脫其“房奴”之地位。其他領域之用地，大體仿此“平均地權，節制資本”之原則而進行。

節制資本之主張，其理由何在？其預期效果如何？概括而言之，即公、私分明，公不侵私，私不害公，公、私融洽。下面引述孫中山《民生主義》演講之部分，來證明“節制資本”之理由及預期效果。

……講到土地問題，在歐美社會主義的書中，常說得有很多有趣味的故事。像澳洲有壹處地方，在沒有成立市場以前，地價是很平的。有壹次政府要拍賣壹塊土地，這塊土地在當時是很荒蕪的，都是作垃圾堆之用，沒有別的用處，壹般人都不願意出高價去買。忽然有壹個醉漢闖入拍賣場來。當時拍賣官正在叫賣價，眾所還的價，有壹百元的，有二百元的，有到二百五十元的；到了還到二百五十元的時候，便沒有人再加高價。拍賣官就問有沒有加到三百元的？當時那個醉漢，醉到很糊塗，便壹口答應，說我出價三百元，他還價之後折賣官便照他的姓名定下那塊地皮，地既賣定，眾人散去，他也走了。到了第二天，拍賣官開出賬單，向他要地價的錢。他記不起昨天的醉後的所做的事情，便不承認那壹筆帳；後來回憶他醉中所做的事，就大生悔恨。但對於政府既不能賴賬，只可費了許多籌劃，盡其所有，才湊夠三百元來給拍賣官。他得了那塊地皮之後，許久也沒有能力去與日俱增。相隔十多年，那塊地皮的周圍都建了高樓大廈，地價都是高到非常。有人向他買那塊地皮，還他數百萬的價錢，他還不放手，他只是把那塊地分租與人，自己總是收地租。更到後來，這塊地便漲價到幾千萬，這個醉漢便成澳洲第壹個富家翁。推到這位澳洲幾千萬元財產的大富翁，還是由三百元的地皮來的。    講到這種事實，在變成富翁的地主當然是很快樂，但是考究這位富翁原來只用三百元買得那塊地皮，後來並沒有加工改良，毫沒有理會，只是睡覺，便坐享其成，得了幾千萬元。這幾千萬元是誰人的呢？依我看來，是大家的。因為社會上大家要用那處地方來做工商事業的中心點，便去把他改良，那塊地方的地價才逐漸增加到很高。好像我們現在用上海的地價比從前要增漲幾萬倍。又像我們廣州做中國南部工商業的中心點，廣州的地價也比從前要增漲幾萬倍。上海的人口不過壹百多萬，廣州的人口也是壹百多萬，如果上海的人完全遷出上海，廣州的人完全遷出廣州，或者另處發生天災人禍，令上海的人或廣州的人都消滅，試問上海、廣州的地價還值不值現在這樣高的價錢呢？由此可見，土地價值之能夠增加的理由，是由於眾人的功勞，眾人的力量；地主對於地價漲跌的功勞，是沒有壹點關系的，所以外國學者認地主由地價增高所獲的利益，名之為「不勞而獲」的利，比較工商業的製造家要勞心勞力，買賤賣貴，費許多打算、許多經營才能夠處到的利益，便大不相同。工商業家壟斷物質的價值來賺錢，我們已經覺得是不公平；但是工商業家還要功心勞力，地主只要坐守其成，毫不用心力，便可得很大的利益。但是地價是由什麼方法才能夠增漲呢？是由於眾人改良那塊土地，爭用那塊土地。地價才是增漲。地價壹增漲，在那塊地方之百貨的價錢都隨之而漲。所以就可以說，眾人在那塊地方的勞動，才是地價上漲的原因。

……地價定了之後，我們更有壹種法律的規定。這種規定是什麼呢？就是從定價那年以後，那塊地皮的價格再行漲高，各國都是要另外加稅，但是我們的辦法，就要以後所漲高之地價完全歸為公有。因為地價漲高，是由於社會改良和工商業進步。中國的工商業幾千年都沒有大進步，所以土地價值常常經過許多年代都沒有大改變。如果壹有進步，壹經改良，像現在的新都市壹樣，日日有變動，那種地價便要增加幾千倍，或者是幾萬倍了。推到這種進步和改良的功勞，還是由眾人的力量經營而來的；所以由這種改良和進步之後所漲高的地價，應該歸之大眾，不應該歸之私人所有，比方有壹個地主，現在報壹塊地價是壹萬元，到幾十年之後那塊地價漲到壹百萬元，這個所漲高的九十九萬元，照我們的辦法都收歸眾人公有，以酬眾人改良那塊地皮周圍的社會和發達那塊地皮周圍的的工商業之功勞。這種把以後漲高的地價收歸眾人公有的辦法，才是國民黨所主張的平均地權，才是民生主義。……和歐美所謂收歸國有，把人民已有了的產業都搶去政府裡頭，是大不相同。地主真是明白了我們平均辦法的道理，便不至害怕，因為照我們的辦法，把現在所定的地價還是歸地主私有。土地問題能夠解決，民生問題便可以解決壹半了。    文明城市實行地價稅，壹般貧民可以減少負擔，並有種種利益。像現在的廣州市，如果是照地價收稅，政府每年壹宗很大的改入。政府有了大宗的收入，行政經費便有著落，便可以整理地方。壹切雜稅固然是可以豁免，就是人民所用的自來水和電燈費用，都可由政府來負擔，不必由人民自己負擔。其他馬路的修理費和警察的給養費，政府也可向地稅項下撥用，不必另外向人民來抽警捐和修路費。……孫中山《民生主義》

需要指出的是，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觀念下，形成的土地私有、土地買賣，如果置“土地私有”產生的原因不論，則土地屬於商品。孫中山所主張之平均地權與節制資本，壹為目的，壹為經濟方法也。即用“節制資本”實現“平均地權”。而“節制資本”則適用於所有商品，包括資本市場之資本。對於市場所形成的商品之增值部分，屬於公有也。如供求關系、自然壟斷、人為壟斷等產生的商品價格增值部分。節制私有資本，以避資本之害；發展公有資本，以盡資本之利。資本之利、害何以生？經濟運行之過程可以明之：生產，交換，消費三者互為因果，循環相貫，成“再生產，再交換，再消費”，如環之無端也。經濟循環，壹動態循環也。其動力源為，人之生存意誌。人之生存能力相等，則人在經濟循環的各環節之動力相等。如此，社會經濟循環呈現動態平衡狀態，經濟循環往復不息。人類得以生生不息。人之生存能力，在貨幣產生以後，則表現為人擁有的貨幣量。事實是，人所處的環境、條件、機遇、偶然的或必然的有利的或不利的原因及人的能力是有差異的，人擁有的財富量是不等的，是有差異的。這些差異最終在“資本”上顯現，資本差異壹旦顯現並顯著，則資本就會擺脫其徘徊不定的原因而固化，並向壹個方向發展到極端，【1】就是貧富懸殊。經濟循環無力維繼，而陷入停滯。此時，資本與人的生存能力是完全不相幹的兩種存在。何以言之？對於貧者而言，是人的能力無用武之地，並非沒有生存能力。對於富者而言，資本所代表的財富能力化為烏有。因為經濟停滯，資本喪失了流通手段。經濟危機產生的根源在哪裏？【2】曰，“資本”放大並固化了“人的差異”。使資本只向壹個方向集中，而成為經濟循環軌道上的障礙。這就是資本之害，其在經濟活動中的表現就是，私有資本侵占公有資本。具體論述見註解及上文。

面對資本之害，解決辦法之原則是，公、私分明，節制私有資本，發展公有資本。公有資本用於所有人的衣、食、住、行、醫療、教育之公共保障。這壹原則的目標是，使所有人之經濟立足點處於，自由、平等的地位，如此，在經濟循環各環節皆有相等之動力，動態平衡呈現矣。經濟基礎部分，將永絕經濟危機。經濟上層如果出現問題，則容易解決。

關於“節制私有資本，發展公有資本”的具體做法，通過稅收來實現：收取私有交易資本中屬於公有的部分。公有資本之用途，除用於民生保障之外，用於公共建設，扶植經濟增長點，在經濟增長中積累公有資本，作為下壹個公共支出的公有資本。如此循環發展公共資本，以供公共支出。收入與支出之比例，根據具體經濟狀況而定。

關於民生主義中“平均地權”與“節制資本”的變通實施原則。

士、農、工、商，各行各業對土地擁有天賦的平等的使用權。根據實際的需要，可以對土地使用權進行合並與交換。

基於“節制資本”的理由，就理論上看，所有商品的全部增值部分都屬於公有。但根據實際的經濟運行狀況，可調整確定需要征收增值稅的商品，及征收增值稅的稅率。對於價格波動影響國計民生及影響經濟運行穩定的商品，列入征收增值稅的商品行列。增值稅稅率根據社會經濟狀況而定，當社會貧富差距有增大趨勢時，則提高增值稅稅率。當社會經濟運行動力不足時，則降低增值稅稅率。

總結，民生主義，壹則為人民謀生存長久之計。二則為避資本之害，絕經濟危機之源。民生主義，謀公有經濟以衛公共民生。唯公共權力能擔其任。公共權力產生之道如何？《民權講解》已經論述。總括而言之，民權為民生之權力保障，民生為民權之經濟保障。人民擁有政治上之自由、平等與經濟上之自由、平等，才能保證人民獲得完整的自由、平等，從而產生“自由、平等”之觀念。民主政治才有了穩固的觀念基礎。反之，如果人民沒有經濟上的“自由、平等”，大資本支配小資本，資本奴役轉變為人身意誌奴役，是必然的。如此，政治上的“自由、平等”也就喪失了。有民權，而無民生，則貧富固化之階級戰爭必然發生。所以，孫中山先生以民生主義，來防止階級戰爭於未然。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畢其功於壹役，誠遠見卓識也。

延伸閱讀中國學者談三民主義

三民主義的勞權理論寫於一九三零年

第壹章導言

　　要研究本黨的勞工政策，必須先明了政策的意義，和政策與主義的關系。總理在北伐進行中之三帥令中會說：“革命主義為壹事，革命進行方法又為壹事。革命主義，革命政府始終盡力力求貫徹。革命進行方法，則革命政府，不憚因應環境以求適宜。”所謂“革命進行方法”，即是政策。由此可知：政策是由於主義而來的，我們為求主義的實現，才有種種的政策；所以政策是主義的方法，主義是政策的目的。政策和主義的不同之點：前者是比較具體的、臨時的、可變的；後者是比較抽象的、永久的、不變的。

　　政策和主義固然不同，政策和方略及政綱，雖則都是由於主義而來的，然其性質也不完全相同。政策的運用專限於對內，而且都是專指某壹問題而言；例如關稅問題有關稅政策，對外問題有對外政策，勞工問題有勞工政策。方略範圍較廣，著重在建設方面，所以總理的建國方略分心理建設、社會建設、物質建設三部，其時效當然要比政策和政綱稍長，其運用不但是國內，同時也可以給壹般民眾的研究。政綱是實行主義的步驟，本黨第壹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有言：“吾人於黨綱故悉力以求貫徹，顧以道途之遠，工程之巨，誠未敢謂咄嗟有成；而中國之現狀危迫已甚，不能不立謀救濟。故吾人所以刻刻不忘者，尤在準備實行政綱，為第壹步之救濟方法。”其範圍比方略較狹，比政策則較廣。其運用，不限於對內。所以政策有成文的，也有不成文的，而方略和政綱必須是成文的。

　　政策固然不壹定是成文的，然就我個人近年來實際工作的經驗而論，本黨的勞工政策，我覺得卻有切實研究和明文規定之必要。其理由有三：

　　壹、就整理國民革命理論的立場上來研究

　　本黨以前為中國國民革命需要上的關系，容許了共產黨員加入。其原意是要共產黨員來奉行三民主義努力國民革命的工作。不料共產黨員自從加入了本黨之後，曲解主義、假造政策、掛著本黨的名義，向農工商學各團體，宣傳了不少共產黨的理論。現在共產黨員，雖則已經清除了出去，然而遺留下來的理論，還是存在於農工商學各團體裏面，倉促之間，竟分不出哪些是共產黨的理論，哪些是本黨的理論。甚至竟有本黨的同誌也誤認共產黨的理論，以為是本黨的理論、是本黨最革命的理論，真是危險萬分。勞工運動是共產黨最註意，最著重的工作，所以關於勞工方面的理論，我們尤其應該趕快整理，並趕快確定本黨的勞工政策。庶幾共產黨無法活動，清共的工作才算完成，中國國民的革命運動才有迅速成功的希望。

　　二、就扶助勞工的立場上來研究

　　本黨第壹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有言：“國民黨於此，壹方面當對於農夫、工人之運動，以全力助其開展，輔助其經濟組織，使日趨於發達，以期增進國民革命運動之實力；壹方面又當對於農夫、工人要求參加國民黨，相與為不斷之努力，以促國民革命運動之進行。”於此可知，本黨是的確決心扶助農工的，不像共產黨專門做買空賣空的勾當。共產黨在鄉村間，利用地痞流氓，對於稍有資產的人，不問良懦，壹律打倒。其結果呢？地痞流氓得勢，壹般農民依然受苦。這是共產黨扶助農民的事實。共產黨在城市間，挑撥工人對於工商業者的惡感，什麽打倒資本家呀，什麽無產階級專政獨裁呀，叫得震天價響。結果如何？工商業摧殘了，工人失業了。這是共產黨扶助工人的事實。農工群眾在近五六年來，中共產黨的欺騙麻醉之毒很深，本身感受著痛苦，還不了苦從何來。所以為決心扶助勞工起見，也應該趕快確定本黨的勞工政策。庶幾從事於勞工運動和勞工行政的同誌們，也能有所遵守，領導勞工群眾循著民生主義的正道，以求實際的利益、謀根本的解放！

　三、就領導國民革命的立場上來研究

　　中國目前的革命，是國民革命，是為整個中華民族謀解放的革命。國民革命固然註重大多數農工群眾的利益，同時也註重其他民眾的利益。壹般民眾在從事於國民革命運動的過程中，除了壹個國民革命的共同目的外，當然還有各個的特殊目的。這種特殊目的，時常因為利害的不壹致，而發生沖突。況且本黨的民生主義，既非資本主義，亦和共產主義不同；所以必定要趕快確定本黨的勞工政策，庶幾各方面的利害沖突，可以根據了民生主義，加以合理的限制，不至妨礙國民革命的進行。

　　本黨勞工政策應該明文規定的理由，已如上述。但是本黨的主義是三民主義，那麽本黨的勞工政策，當然應該完全根據於三民主義。本黨接受總理遺囑宣言中有言：“吾黨同誌，惟有全體壹致，奉行總理之遺教，不得有所特創。蓋中華民國之獨立與自由，惟有完全繼承中華民國創造者本黨總理孫先生之意誌，為能實現耳。”所以我研究本黨勞工政策，完全根據總理的全部遺教，和本黨歷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宣言和決議案，不敢稍有獨創。我的研究方法，就是先用歸納的方法，尋出其原則，根據了原則，再作分析的研究，求得其整個的涵義。

第二章中國國民黨勞工政策的四大基礎

　　勞工政策有廣狹二義。狹義的勞工政策，就是勞工保護政策，換言之，就是由政府用立法行政的手段來保護勞工，使勞工們的生活向上，使勞工們得由被壓迫的奴隸的地位，提高到平等的自由人的地位。廣義的勞工政策，除了政府的設施之外，同時並包含勞工們自己的活動，就是由勞工們用自己團體的力量來促成資方的覺悟，企圖改善自己的生活。中國國民黨的勞工政策，是廣義的勞工政策，就是壹方面由黨來督促政府來厲行勞工政策，壹方面由黨來領導勞工厲行勞工政策。

　　中國國民黨的勞工政策，向來沒有具體的規定，有之多散見在總理的遺教和歷次大會的宣言中，茲就遺教和宣言來研究其基礎觀念，計有四種：壹曰道德的基礎、二曰社會的基礎、三曰政治的基礎、四曰經濟的基礎。

　　（壹）道德的基礎

　　總理曾說：“大凡壹個國家所以能夠強盛的緣故，起初的時候都是由於武力發展，繼之以種種文化的發揚，便能成功。但是要維持民族和國家的長久地位，還有道德問題，有了很好的道德，國家才能長治久安。……從前中國民族的道德因為比外國民族的道德高尚得多，所以在宋朝，壹次亡國到外來的蒙古人，後來蒙古人還是被中國人所同化；在明朝，二次亡國到外來的滿洲人，後來滿洲人也是被中國人同化。因為我們民族的道德高尚，故國家雖亡，民族還能夠存在；不但是自己的民族能夠存在，並且有力量能夠同化外來的民族。所以窮本極源，我們現在要恢復民族的地位，除了大家聯合起來做成壹個國族團體以外，就要把固有的舊道德先恢復起來。有了固有的道德，然後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以圖恢復。”（見民族主義第六講）

　　中國工人誠如總理所言，除了壹個工人的資格之外，還有壹個國民的資格。因此中國民族要求恢復固有的地位，中國工人當然也不能不負起責任。所以本黨勞工政策的第壹個基礎，是道德的基礎，就是要恢復中國固有的道德。中國工人如果能夠負起恢復中國固有道德的責任來，中國民族固有的地位，方有恢復的希望。就是中國的工人運動也才有意義。可惜中國的工人運動，自從被共產黨操縱了壹回之後，工人們的思想，差不多大部分都醉心於聲色貨利，把中國固有的好道德排除殆盡。不是我有意說刻薄話，就我近三四年來，實際工作觀察所得，覺得中國多數民眾，壹方面拋棄了中國固有的好道德，壹方面又去學了許多外國的惡手段，集中外壹切惡手段的大成，因此中國無論有如何好的政府好的法律壹時仍不能得到好的結果。所以我們要求恢復中國民族固有的地位，提高中國國家的地位，假設不先從恢復中國固有的好道德入手，即使不是勞而無功，至少也是事倍功半。

　　總理曾說：“講到中國固有的道德，中國人至今不能忘記的，首先是忠孝，次是仁愛，其次是信義，其次是和平。這些舊道德，中國人至今是常講的，但是現在受外來民族的壓迫，侵入了新文化，那些新文化的勢力，此刻橫行中國，壹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舊道德，以為有了新文化，可以不要舊道德。不知道我們固有的東西，如果是好的，當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棄。”（見民族主義第六講）至於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四種舊道德的好處，總理在民族主義的演講中已經講得很透徹了。我認為壹切民眾運動，不但是勞工運動，必須都把中國固有的道德作運動的基礎，那麽這種民眾運動才有價值，才是中國國民黨的民眾運動。何以故？如果民眾運動不把中國固有的道德作基礎，必然是殘忍刻薄狡詐百出；其結果勢必這壹個工人，攻擊那壹個工人，這壹部分民眾，攻擊那壹部分民眾，徒然擾亂社會秩序，大部分民眾仍然毫無利益。其最無恥者甚至壹面高呼打倒帝國主義，壹面又去勾結帝國主義，壹面高呼打倒軍閥，壹面又去做軍閥的走狗，嘴上高呼打倒貪汙份子，實際自己也是見錢眼開的，嘴上高呼打倒土劣份子，實際自己也要仗勢欺人的。社會上只見循環報復的為聲色貨利的爭鬥，絕不見有真正革命的運動。試問這種鬥爭式的民眾運動，有何意義？

　　至於中國固有的道德，和工人的關系，可以分幾方面來講，譬如“忠”字，忠是忠於其事。就是工人壹方面固然應當要求生活向上，壹方面就應該忠於其事，努力於工作效率之增進，生產數量之加多。這是工人對於所服務的事業方面，忠字的運用。至於絕對服從所屬團體之多數的決議，猶之君主國家，做臣子的服從皇帝的命令壹樣。這是工人對於所隸屬的團體方面，忠字的運用。仁愛是公愛，不是私愛。就是要工人由愛自己和愛自己的家庭作出發點，擴而充之，愛其同階級的工友，愛其民族，愛其國家，愛其世界，愛壹切的人類，這就是所謂的博愛，就是仁愛。本黨勞工政策對於仁愛兩字的運用，就是壹方面要雇主階級覺悟了為工人階級的利益來革命，所謂“成物知也。”壹方面要工人階級也起來為自己的利益而革命，所謂“成己仁也。”換句話說：是要各階級的民眾，拋棄他的階級性，恢復他的國民性！拋棄他的獸欲，恢復他的人性。“信義”是中國人向來講究的，所謂信義通商，所謂壹言為定，都是中國工商界歷來的美德、工人對於信義兩字也頗有關系，譬如關於工作時間的減短，和工資的增加，工人當然是可以提出要求的，但是如果壹經雙方協定後，就應該努力工作，不能隨便怠工，或遲到早退。至於和平兩字的意義，並不是懦弱的表示，不過是在可能範圍之內求減少不祥的爭鬥罷了，換言之，就是要做到“文王壹怒而天下治”的精神。工人如果能夠厲行仁愛和平的道德，那麽至少壹部分無意識的勞資糾紛或勞工糾紛可以不發生。

　　所以忠孝、仁愛、信義、和平，是本黨勞工政策之道德的基礎。

　　（二）社會的基礎

　　中國以往在君主專制時代，社會上各階級的權力和義務是很不平等的。所謂“刑不上士大夫禮不下庶人”。直到前清，凡是滿洲皇族，差不多都可以吃糧不做事了。做官的人，退隱之後，社會上便尊之謂紳士，地方上的長官，反而要去請教他。甚至有幾種職業的工人如樂師及理發師等，竟絕對禁止有考試權。這是君主專制時代的怪現象。本黨的三民主義，本來就是平等的主義。總理曾說：“民族主義者，打破種族上不平等之階級也。……民權主義者，打破政治上不平等之階級也。……若夫民生主義，則為打破社會上不平等之階級也。”（見軍人精神教育第三課）所以三民主義的真精神，可以說就是“平等”兩字。不過三民主義的平等精神，是平腳不平頭的真平等，不是平頭不平腳的假平等。換言之無論任何階級的人民，在政治上，法律、教育上、社交上，立腳點都是平等的，不過將來因為個人之能力的強弱，工作的勤惰，所成事業的大小，可以不必強求其平等。這個平腳不平頭的真平等，既可免除過去人間壹切不平等的怪現象，且可獎勵人類努力服務。總理曾說：“從此以後，要調和三種之人使之平等，則人人當以服務為目的，而不以奪取為目的。聰明才力愈大者，當盡其能力而服千萬人之務，造千萬之福。聰明才力略小者，當盡其能力以服十百人之務，造十百人之福，所謂巧者拙之奴，就是這個道理。至於全無聰明才力者，亦當盡壹己之能力，以服壹人之務，造壹人之福。照這樣做去，雖天生人之聰明才力有不平等，而人之服務道德心發達，必可使成為平等了。這就是平等之精神。”（見民權主義第三講）所以本黨勞工政策之社會的基礎，其意義，就是壹方面承認工人在政治上、法律上、社交上，有均等的權利；壹方面希望工人努力服務，能力大者服多人之務，能力小者服壹人之務，務使工人階級和其他階級間之不平等的現象，可以根本消滅，工人們都以服務為目的，這才是平等的精神，是本黨勞工政策之社會的基礎。

　　（三）政治的基礎

　　中國工人目前的狀況，總理已經觀察得很清楚了，曾說“中國現在是世界中最貧弱的國家，受各國的種種壓迫，所處的地位是奴隸的地位。……我們中國現在是做世界列強的奴隸，凡是和中國有約通商的國家，都是中國的主人。……國家的地位既然是很低，我們人民的地位自然也是低，做工人的地位當然更是很低。……中國工人現在還不受本國資本家的害，本國還沒有大資本家來壓迫工人。……中國工人是受外國資本家的壓迫。……外國資本家用什麽東西來壓迫中國工人呢？他們是用貨物來壓迫中國工人。他們的貨物怎麽樣可以來壓迫中國工人呢？是借國家保護的力量來壓迫中國工人。……從前中國和外國立了許多不平等的條約，給了外國許多的特別權利，其中有壹件最重大的，就是把海關撥歸外國人管理。進出口貨物的稅都是由外國人收，他們收多少就是多少，我們中國人不能過問。……我們現在失去的海關，就是失去了保護各種實業的門戶。因為門戶大開，所以洋貨源源而入，運到各省內地，用很便宜的價錢發賣。普通人因為愛便宜，所以不用土貨，要用洋貨。因為土貨沒有人買，洋貨總是暢銷，所以土貨就被洋貨打敗。……土貨消滅於無形，洋貨充斥於市面。不但是洋貨充斥於市面，就是外國銀行發行的紙幣也是通行於各地，中國的紙幣也是被外國的紙幣打敗了。所以中國人民就謀生壹方面的經濟說，完全是處在外國的經濟壓迫之下。中國國家表面上雖是獨立國，實在成了外國的殖民地。因為成了外國的殖民地，受了外國這樣大的經濟壓迫，所以中國工人便謀生無路。……中國海關交到外國人去管理，是在從前那些中外不平等的條約之中載明過了的，所以我們要爭回海關的管理權，便先要和外國交涉，廢除壹切不平等的條約。……由此看來，中國工人不只是反對本國資本家，要求減時間、加工價，完全是吃飯問題，最大的還是政治問題。”（見總理在十三年勞動紀念節對各工團的演說詞）可見中國工人目前所受的最大壓迫是帝國主義。帝國主義不但靠了不平等條約，占據中國的海關，來奪取中國土貨的銷場，減少中國工人的工作機會，而且靠了不平等條約，實行移植資本，利用他們雄厚的資本，在中國設廠制造，榨取中國工人的汗血，以饜其下流的欲望。所以中國工人要求解放，當然應該首先反抗帝國主義。

　　軍閥官僚買辦土豪是帝國主義者有力的工具，所以他們也是我們革命的對象；這在本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已經有詳細的說明了。其言曰：“蓋帝國主義者，欲使中國永為其次殖民地，則其所采之方法，莫大於阻遏中國之國民革命運動；而欲阻遏中國之國民革命運動，則其所采之方法，又莫大於遮斷國民間之各階級的聯合，尤莫大於摧殘農工階級之發展。蓋不如是，則不能分散國民革命之勢力也。而買辦階級與土豪，其性質上實為摧殘農工商各階級之利器，故必利用之，以壟斷中國經濟之利益，同時即以窒塞中國國民革命之生機。顧經濟上之勢力，必得政治上之勢力，為之輔助，然後能活潑無礙，以日即於繁榮，故又必收軍閥官僚以為己用，使政治上之勢力，歸於掌握。所以軍閥官僚買辦土豪之於帝國主義，實猶車之雙輪，鳥之雙翼。而軍閥官僚與買辦土豪，其生活之目的與條件，同為掠奪國家及人民之利益以自肥，於是四者之間，不期然而出於共同行動。帝國主義，得此工具，遂敢悍然破壞中國國民革命而無所憚。”證之中國現狀：軍閥則勾結帝國主義，把持地方。其唯壹目的，在掠奪國家及人民之利益，其唯壹手段，在擁兵自衛，官僚則助軍閥為虐，以掠奪國家及人民之利益，以肥軍閥，且藉以自肥；買辦則為虎作倀，帝國主義如虎，買辦為之倀，對於中國國民，擇肥而噬；土豪則在鄉村間，自為刀俎，而以人民為魚肉。故帝國主義的心目中，對此四者，實為最便應用的有力工具。帝國主義和軍閥官僚買辦土豪，其關系既如上述，所以反抗帝國主義，必須同時反抗其工具軍閥官僚買辦土豪，務使內應無人，庶幾反帝國主義的工作可以徹底，中國工人要求解放的希望，才有實現之可能。所以反抗帝國主義及其工具軍閥官僚買辦土豪，造成自由獨立的民主國家，是本黨勞工政策之政治基礎。

　　（四）經濟的基礎

　　總理曾說：“我們在中國要解決民生問題，想壹勞永逸，單靠節制資本的辦法是不足的。……因為外國富，中國貧。外國生產過剩，中國生產不足。所以中國不但是節制私人資本，還要發達國家資本。……中國工人雖多，但是沒有機器，不能和外國競爭。全國所用的貨物，都是靠外國制造輸運而來，所以利權總是外溢，我們要挽回這種利權，便要趕快用國家的力量來振興工業，用機器來生產，令全國的工人都有工作。到全國的工人都有工做，都能夠用機器生產，那便是壹種很大的新財源。如果不用國家的力量來經營，任由中國私人或者外國商人來經營，經營的結果，也不過是私人的資本發達，也要生出大富階級的不平均。……我們主張解決民生問題的方法，不是先提出壹種毫不合時用的劇烈辦法，再等到實業發達以求適用，是要用壹種思患預防的辦法，來阻止私人的大資本，防備將來社會貧富不均的大毛病。這種辦法才是正當解決今日中國社會問題的方法。”（見民生主義第二講）中國目前的產業狀況，真是幼稚得可憐，制造工業的戶數，共計2,388,190戶，而使用機器的工廠，僅有20,746戶，約占全體制造工業的1%。從事制造業的工人數，共計11,483,598人，而從事機器工業的工人數，僅有648,524人，約占全體工人的6%。（參考周佛海先生著三民主義之理論的體系第四章第三節）所以中國目前應當發達生產，這是任何人不能否認的。不過只謀發達生產，而不謀思患預防，數十年後，仍難逃社會革命的慘劇。因此總理對於解決中國經濟問題的方法，主張把保護、發展、限制、互相為用，於建設生產秩序之中，寓工業社會化之意，庶幾可免蹈資本主義之覆轍，人人可以享受資本的利益，而無資本家壓迫勞工的弊害。

　　所以本黨勞工政策之經濟的基礎，在積極的方面，就是反抗帝國主義者的經濟侵略，保障本國工業，使工業逐漸社會化；在消極的方面，就是節制私人資本的發展，使社會上貧富不均的現象逐漸消滅。因為目前中國境內經營產業的資本，實有三種：壹種是私人資本，壹種是國家資本，壹種是外國資本。外國資本在目前最占優勢，其次是私人資本，再次是國家資本。所以中國要謀發達生產，當然不能不先反抗外國的資本侵略。要反抗外國的資本侵略，不能不謀發達本國資本，但是本國目前的國家資本勢力很微小，絕不能和外國資本抵抗，因此在過渡時期，不能不保障本國的私人工業。為預防本國私人工業的無限制的發展，致蹈外國資本主義的覆轍，所以要使工業逐漸社會化，同時實行節制私人資本。所謂工業社會化有兩方面的意義：就是生產技術的社會化，和生產工具的社會化；前者是指利用機器，采用分工制度，實行大規模的生產；後者是指把生產工具，如工廠、機器、原料等壹切生產資本和貨幣資本，收歸社會全體人民所共有，不許私人獨占。所謂節制資本，有直接和間接的兩種方法，直接節制的方法，就是限制私人財富的集中，如實行累進的所得稅遺產稅等是；間接節制的方法，就是消滅貧富不均的趨勢，如改良工人的待遇和生活等是。勞工問題之所以成為問題，其最重大的要素，是在經濟問題。所以使工業社會化是解決勞工問題之最徹底的方法。改良工人的待遇和生活，雖則不是徹底解決的方法，然而在此過渡時期至少可以減少貧富不均之趨勢，使工人們可以得到壹些實惠。

第三章中國國民黨勞工的主要綱領

　　本黨勞工政策的主要綱領，在國家的方面，就是對於勞工的問題，依國家的權力，用立法行政的方法，求達解決的目的。其意義不外下列兩種：壹是抑制私人資本主義的發展；二是扶助勞工，使他們的生活向上。

　　壹抑制私人資本主義的發展

　　私人資本主義發展的結果，貧富不均的現象，勢必日益顯明，久而久之，社會上便只有兩種人：壹種是極富的資本家，壹種是極貧的工人。富者愈富，貧者愈貧，於是階級鬥爭，社會革命的慘劇，便有乘機爆發之可能。自從世界資本主義的怒潮，沖破了閉關自守的中國，大量的機器，運入中國，占領了中國的市場之後，中國的手工業者，遂因失去市場而失業，中國手工業制度，遂在世界的機器工業制度的壓迫之下，漸次崩壞。同時，帝國主義的國家，不僅把中國作為銷貨地，而且作為投資地，外國在中國經營的工廠，逐漸增加，中國新興的資本階級，也漸次發展。而失業的手工業者和農民，都網羅於大規模的機器工廠中去了。中國目前私人資本主義的勢力，雖則還沒有像歐美帝國主義的國家，那樣發達，然而尚不思患預防，將來仍難免蹈他們的覆轍。總理未雨綢繆計，所以預訂了節制資本的方法。所謂節制資本，並不是節制“資本”的本身，而是節制“資本”的所有權，換句話說：就是要消滅資本的弊端，發揮資本的效用。因為就資本之經濟的性質來研究，資本是生產上不可缺的要素，假使節制了資本的本身，足以使人類的生活，越陷於困窮，節制“資本”的所有權，就是要把資本為大眾所利用，不為少數人所操縱，所以其最大的作用，便是抑制私人資本主義的發展。壹方面抑制私人資本，壹方面發達國家資本，才是本黨節制資本的真意義。所以，總理在民生主義演講中會說：“現在外國所行的所得稅，就是節制資本之壹法。但是他們的民生問題究竟解決了沒有呢？中國不能和外國比，單行節制資本是不足的。因為外國富，中國貧，外國生產過剩，中國生產不足。所以中國不單是節制私人資本，還是要發達國家資本。”（見民生主義第二講）

　　二扶助勞工使他們的生活向上

　　在私人資本主義的社會，種種生產的方法，都是向著賺錢的壹個目標來進行。所以那些資本家見到有錢可賺，什麽問題都不顧了。資本家和勞工的關系，只有對等的關系，資本家購買勞力，勞工出賣勞力，雙方只有勞力買賣的事實，並無何種情誼之可言。這種勞力的買賣，資本家和勞工兩階級間，便產生了許多沖突，生出了許多弊害。中國以前是在手工業時代，所以這種現象，還沒有明白顯露出來，自從外國機器工業制度，輸入中國之後，才逐漸地顯著了。固然中國目前勞資間的沖突狀況，還沒有像歐美帝國主義的國家那樣猛烈，然而因為帝國主義的國家之投資侵略，和勞工本身的覺悟，這種沖突，已經由通商大埠普及於全國各地。所以中國如果要免受社會革命的慘劇，必須在抑制私人資本主義的發展之外，同時扶助勞工，使他們的生活向上。所以，總理在桂林軍政學各團體歡迎會的演說詞中會說：“我們革命……不是今年革命，明年又來革命，革命要用徹底的方法，才可以永久享幸福……所以要解決民族問題，同時不能不解決民權問題；要解決民權問題，同時不能不解決民生問題。這三民主義，就是救種種痛苦的藥方。這三個問題，如果同時解決了，我們才可以永久享幸福。如果達到了民有、民治的目的，不管民享的問題，二三十年後必定再有壹種痛苦發生……我們如果把民生問題，現在能夠同時來解決，就可以免將來經濟革命的痛苦。”（見孫中山先生演講集）勞資間所以要發生沖突，為的是勞工生活困苦，要求改善，換言之，無非是民生問題。所以扶助勞工使他們的生活向上，雖則不是解決民生問題的唯壹方法，然而不能不承認其是必要方法。

　　至於設施方面，約而言之，計分十三種：1.發達國家資本，2.直接繳稅，3.工廠取締，4.童工女工的限制，5.工作時間的限制，6.最低工資率的規定，7.勞工保險，8.失業救濟，9.承認勞工團體的行動，10.勞工教育，11.勞資爭議調解及仲裁，12.取消包工制，13.工者有其股利潤社會分紅

　　（1）發達國家資本

　　發達國家資本，就是節制資本之積極的目的，其意義已如上述。總理在民生主義演講中曾說：“我先才講過，中國今日單是節制資本，仍恐不足以解決民生問題，必要加以制造國家資本，才可解決之，何謂制造國家資本呢？就是發展國家實業是也。其計劃已詳於《建國方略》第二卷之《物質建設》，又名曰《實業計劃》，此書已言制國家資本之大要。前言商業時代之資本為金錢，工業時代之資本為機器，故當由國家經營。設備種種之生產機器為國家所有。好像歐戰時候，各國所行的戰時政策，把大實業和工廠都收歸國有壹樣，不過他們試行這種政策不久便停止罷了。中國本來沒有大資本家，如果由國家管理資本，發達資本，所得的利益歸人民大家所有，照這樣的辦法，和資本家不相沖突，是很容易做得到的。”（見民生主義第二講）因為私人資本制度的生產目標在賺錢，賺錢的動機，是“自利”的，所以結果必致造成貧富階級的對立，而促成社會革命的爆發。國家資本制度的生產目標在養民，養民的動機，是“互利”的，所以結果可以使得人人享受資本的利益，不致再感覺資本的痛苦，社會上貧富不均的現象，可以逐漸減少，而社會革命的慘劇，也可以消滅於無形。況且國家實業發達，工人工作機會增多，工人的生活狀況，當然也隨之有改善的可能。

　　（2）直接征稅

　　直接征稅，就是像歐戰時期英德法等國實行的利得稅壹樣，盡可能的範圍內，使勞工階級的負擔減少，使資產階級的負擔增加，將多數國民應納的稅，移歸少數富豪負擔。總理在民主主義的演講中曾說：“至於第三種直接征稅……就是用累進稅率，多征資本家的所得稅，和遺產稅等。施行這種稅法，就可以令國家的財源，多是直接由資本家而來；資本家的入息極多，國家直接征稅，所謂多取之而不為虐。從前的舊稅法，只是錢糧和關稅兩種；施行那種稅法，就是國家的財源，完全取之於壹般貧民，資本家對於國家，只享權利，毫不盡義務，那是很不公平的。”（見民生主義第壹講）況且直接征稅本來是節制資本的壹種方法，所以在不妨害國民經濟發展的範圍內，應該多向資本家征收所得稅，庶幾抑制私人資本主義的發展之主張，可以實現。國家的稅收豐富，方可以改良種種社會事業。

　　（3）工廠取締

　　工廠取締（此處意為“約束、監管”——錄入者註），不但是抑制私人資本主義的發展的壹種方法，而且也是扶助勞工使他們生活向上的必要手段。因為私人資本主義之經營工廠的目的，是在賺錢，所以種種設備，務求省費，關於安全的設備、衛生的設備、大概都不十分註意。至於工人年齡問題、工作時間問題、工資問題，在廠主方面，往往但求價廉的工人，女工童工是不計的。工資愈便宜愈好，工人的生活是不計的，工作時間愈長愈好，工人的健康是不計的，所以工廠取締的意義，就是要把工廠方面關於安全的衛生的種種設備，和關於勞工本身的年齡、工資、工作時間等等，加予相當的規定和限制，務使勞工在精神上、物質上，都能夠很安逸，庶幾在工作上也能夠收較大的效果。

　　工廠法的性質，就是根據工廠取締的意義，把工廠安全設備、工廠衛生設備、工人年齡問題、工作時間問題，和工資問題等等，用明文來規定，同時並擬定罰刑，使得雇主不能不遵守、不敢不遵守。

　　工廠安全設備，其意義，不外指機器四周、設備保險裝置品，和其他有危險之處，安置適當的防衛物而言。因為工業災變，往往隨工業的發達而增加，然而這種災變絕非不可避免的，即使工廠能夠考究安全的設備，則大部分的災變自然可以減少，或#P37#免除。關於工廠安全設備的具體事件，約而言之，有下列4種：1.工人身體上的安全設備，2.機器布置上的安全設備，3.工廠建築上的安全設備，4.工廠消防上的安全設備。

　　工廠除了實行安全設備之外，倘使能夠同時對於工人，再施以安全教育，則得益更多。因為安全設備固然緊要，但是安全教育，尤屬根本之#P38#。關於工廠安全教育的具體方法，約而言之，有下列3種：1.安全演講的舉行，2.安全幻燈和影片的演映，3.安全圖書和小冊子的分送。

　　工廠衛生設備，其意義，可分消極和積極兩種。消極意義，不外防範工人的疾病，減少工人的痛苦；積極的意義，可以使工人精神愉快，增加其工作的樂趣。關於工廠衛生設備的具體事件，約而言之，有下列6種：1.工廠內清潔上的設備，2.工廠內空氣流通的設備，3.工廠內光線的設備，4.工廠內飲料的設備，5.工廠內盥洗和廁所的設備，6.工廠內防衛毒質和飛塵的設備。

　　上述六種設備，是工廠衛生中當首先舉辦的。至於其他如工人診斷所，療養院等，都是和工人衛生有關，工廠倘能舉辦，則不但對於工人有所增進，便是對於公眾衛生也有好處。

　　（4）童工女工的限制

　　童工女工的限制，是根據下列的幾種理由：

壹、限制童工的理由：1.兒童勞動，足以妨害身體的發育。2.兒童勞動，足以使其精力早衰，因而減少其工作的年限。3.兒童勞動，必不能使受完全的教育。4.兒童勞動，足以養成不良的習慣，而增加犯罪的行為。5.兒童勞動，足以增加成年工人失業的機會。

　　二、限制女工的理由：1.女工的工作，過度疲勞，足以陷於妊娠不能的狀態，或生產體弱的嬰孩。2.女工的工作，過度疲勞，對於子女的保育，勢必不能周全。3.婦女勞動，容易在青年時代，喪失其身心的機能。4.婦女勞動，足以增加男工失業的機會。

　　廠家之所以要雇傭童工女工的原因，大概不外下列二種：1.因為童工女工較之成年男工，容易指揮。2.因為童工女工的工資，可以比較成年男工低廉。

　　總而言之，就是私人資本制度，為賺錢的目標，盡量發揮他們的的自私心罷了。

　　限制童工女工的理由，既如上述，所以關於童工的最低年齡、保護年齡、工作時間，和女工的工作時間、危險工作的禁止、產前產後的保護等等，都必須另行明文規定，庶幾童工不致妨害其身心的發育、女工不致妨害其母體的健康。

　　本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關於改良工人狀況之具體事件，在童工女工方面，有下列的決議：“保護童工女工，禁止14歲以下之兒童作工，並規定學徒制，女工在生育期內，應休息六十日，並照給工資。”

　　關於童工的最低年齡，各國普不壹律，必須斟酌本國社會和教育狀況、兒童發育的程度，和產業上的情形而定。所謂最低年齡的意義，就是限制工廠不準雇傭較規定最低年齡更小的兒童工作，非特保護兒童身體的發育。抑且予以相當期限，致力於普通教育的機會。

　　關於童工的保護年齡，其意義，就是指即使已合最低年齡的童工，還應該定出壹種保護年齡來，而後童工保護立法的精神，方能徹底。保護年齡的標準，各國也多不同，不過就最近的趨勢，最低年齡的標準，已逐步提高，而保護年齡的區別，或將廢止。

　　關於童工的工作時間，所以必須另行規定著，其意義，也無非是因童工身體發育未全，倘不另行規定，則不足以資保障。各國對於童工的工作時間，雖則也都有另行規定的，然而因為國際經濟競爭的關系，往往不敢決然實行。我們只要看英國限制十八歲未滿者的立法，遲到1847年以後才實行，可想而知了。

　　關於女工的工作，所以必須特別規定者，其意義大概不外下列二種：1.保護母體的健康。因為婦女都負有生育子女，維持民族的責任。工廠工作，往往容易損害母體的健康，所以必須特別規定，予以限制，方足以資保障。2.維持社會的風化。因為工廠中男女工人混在壹處，往往容易發生傷風敗俗的事情，白天尚可，深夜更甚，況且女工還有照料家庭和管理子女的責任。所以女工的工作時間有特別規定之必要。

　　（5）工作時間的限制

　　工作時間的限制，其理由大概不外下列二種：

　　壹、就人道上來研究

　　勞工也是人類的壹份子，不是牛馬，不是機器，過度疲勞，勢必影響其身體的健康，固然多做些工作，可以多加些工資，然而在人道上，無論如何是說不過去的。

　　況且誰無父母、誰無妻子，因為工作時間過長，奪去他家間娛樂的機會，在人道上也是說不過去的。

　　二、就增加生產上來研究

　　工廠對於勞工，其唯壹目的，無非是增加生產。以前工廠主，往往誤會，要增加生產，必須增加工作時期。其實他並沒有註意到工人的疲勞問題。這種疲勞狀態，是和工作時間成正比例的，就是工作時間愈長，疲勞狀態愈深，當然恢復的時間愈緩。所以長時間的工作，並不比在相當的較短時期的工作，能夠增加生產。因為疲勞後的工作，其效率必然漸減、效率減，其出品當然亦隨之遞減或#P45#劣。而且身體疲勞，動作不能自主，更易發生其他意外的危險。工廠主假使能夠註意工人的疲勞問題，那麽相當的減少工作時間，當然不但對於工廠無害而且還是有益呢！

　　限制工作時間的效用，就各國實行後的結果來觀察，已經有下列四點：1.提高工作的工作效率，2.引起勞工的生活程度向上，3.促成技術的進步，4.促成組織的改善。

　　本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關於改良工人狀況之具體事件，在工作時間的限制方面，有下列的決議：“主張八小時工作制，禁止十小時以上的工作。”

　　（6）最低工資率的規定

　　工廠法完備，關於安全設備、衛生設備可以完全，關於童工女工可以保障，關於工作時間可以限制，又如關於工資的支取，盈余的分配都可以有適當的規定，然而如果工作的代價太大，仍不能貫徹扶助勞工使他們的生活向上的初衷。所以必須要有最低工資率的規定。

　　最低工資率的意義，就是平衡雇主和勞工間對於訂定工資歷來不平等的方法。想用國家的權力，稍抑資本家獨斷工資，而維持雙方勢力的平均。明定最低限度的工資標準，使勞資兩方各有所依據，不再作無所謂的爭執，這是最低工資率的意義。最低工資率的效用：在工人方面，有最低工資率在，工資不能再降於定例之下，因之工人的的困窮可以減輕，工人的身體和精神可以保持，不致再受向日所得不足維持生活的痛苦。自有最低工資率之後，工人間之競爭，非復競爭工資的高低，而為競爭工作的優劣；在資本家方面，則所不得不競爭者，是在管理上的效能。兩方面既都在工作上著力，生產方法當然可以日益改進，那麽全社會上都可以享受其利益了。

　　最低工資率之目的，既在提高過分低廉的工資，所以工資審定的標準，遂成為壹個重要的問題了。所謂最低工資者，究竟是指維持其生命的“生存工資”？還是兼及精神上道德上幸福的享受？是專顧工人自身的溫飽？還是估計其壹家的生計？此外：關於工人失業問題，童工和未熟練工人的最低工資問題，和熟練工人的惡較高工資問題，哪有不能不聯帶顧及之必要。本黨勞工政策的意義，既是抑制私人資本主義的發展，和扶助勞工，使他們的生活向上。所以關於最低工資率的規定，當然不妨害民族資本發展的範圍內，應該盡量地扶助勞工，不但顧及工人自身的溫飽，而且應該同時顧及其壹家的生計。不但維持其在業時的生計，而且應該兼顧其失業後的生計。

　　本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關於改良工人狀況之具體事件，對最低工資率之規定，有下列的決議：“最低工資之制定”

　　（7）勞工保險

　　勞工保險之目的，因為勞工大概都靠工資來維持生活的，倘使壹旦不幸而喪失其工作能力，其生計必然因之斷絕。無論勞工的工作效力如何精良，工資如何優厚，非將種種意外的危險，如傷害、疾病、生產、養老、失業等，先有相當的解決，其經濟上的地位，決難穩固。工業愈發達，工人意外的危害亦愈多，所以要有勞工保險的方法，補償勞工，因為意外的危險減少或喪失其工作能力或工作機會，所受經濟上的損失。

　　勞工保險的方法，分任意的和強制的兩種。任意保險，就是可以隨工人自由意誌來保險，政府不取幹涉態度；強制保護，就是不可以隨工人自由意誌來保險，由政府明定辦法，強迫工人保險。因為勞工的生活困難，所得工資往往僅足夠維持其生活，多不願加入任意保險，所以各國在實際上大概都行強制保險。

　　勞工保險的種類，分下列五種：1.傷害保險，2.健康保險，3.養老及疾病保險，4.孤兒寡婦保險，5.失業保險。

　　傷害保險，亦名工業災害保險，就是對於因工作而傷害的勞工，給予經濟上相當的救濟。健康保險，亦名疾病保險，就是對於因工作而致病的勞工，和孕婦在生產前後，暫時喪失其工作能力時，給予經濟上相當的救濟。養老及殘廢保險，就是對於因年老或殘疾不能工作的勞工，給予經濟上相當的救濟。孤兒寡婦保險，就是對於貧苦無依的勞工的孤兒寡婦，給予經濟上相當的救濟。失業保險，就是對於因偶然的事故而失業的勞工，給予經濟上相當的救濟，失業保險是勞工保險中的最難辦的壹種保險，然而又是最切要的壹種保險。

　　本黨對於勞工保險，本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關於工人運動決議中，有下列的決議：“改良工廠生產、設置勞工保險。”

　　（8）失業救濟

　　失業救濟，就是對於壹般失業工人謀如何救濟之道。要徹底明了失業救濟的意義，應當先明了失業兩字的意義。失業兩字的意義，是指“具有勞動的能力和意思，而不能求得相當的職業。”所謂相當的職業，是指在普通壹般的報酬之下，參酌本人的力量、智能、經驗，而恰能勝任，且對於身體上、精神上和生活上都甚適當的職業。出於自己的任意或怠惰的不就業，或遊民，絕不能算為失業者；又因為身體上精神上的不能或不適而不就業，亦不能算為失業者。

　　失業的原因，大概可分：社會的、政治的、經濟的和個人的四種。社會的原因有六：1.人口過多，2.土地專權，3.財富和進款分配不均，4.工業訓練的缺點，5.工會組織不健全，6.缺乏勞工介紹所。政治的原因有二：1.法律上的缺點，2.關稅制度復雜。經濟的原因有十五：1.經濟循環期的變動，2.工業的進化和變遷，3.工業管理上的缺點，4.季節工業的影響，5.工商業的消息不準，6.濫用信用制度，7.分工過於精密，8.過度的勞動，9.同業家的競爭，10.童工的競爭，11.原料缺乏，12.勞動準備，13.錢幣發行不統壹，14.投資和投機的太多，15.同盟罷工和工廠停閉。個人的原因有五：1.智力和體力的欠缺，2.道義上的缺點，3.缺乏經濟的維持，4.本人疾病、殘廢和衰老，5.自身事業性質的變動。上述四種，都是經濟的原因。此外尚有非經濟的原因，就是偶然的原因，壹是天災、二是人禍。

　　失業的弊害，也可分主觀客觀的兩種。主觀的弊害就是害及個人，客觀的弊害就是害及社會。主觀的弊害有四：1.陷入貧窮，2.傷害倫理，3.妨礙道德和文化發展，4.個人精神的損失和意外費用的增加。客觀的弊害有七：1.妨害社會治安，2.阻礙社會進化，3.增加社會負擔，4.影響國家地位，5.影響財富的分配，6.增加社會上犯罪和死亡率，7.減少壹般人的財富。

　　失業救濟的方法，莫善於消滅失業的原因，失業的原因有社會的、政治的、經濟的，和個人的四種。所以失業救濟的方法，當然也不能不就這四種方面來想法。在社會方面的救濟方法就是：1.設立公的或私的職業介紹所，2.舉辦失業保險，3.促進工會組織的健全，4.暫時節制生育。在政治方面的救濟方法就是：1.廢除不平等條約，2.實行保護關稅政策，3.制定勞動賠償法和勞動保險法，4.舉辦公共事業，5.實行移民墾殖。在經濟方面救濟方法就是：1.實行薄利多銷主義，2.註意每個工人的生產力，3.增加工資，4.矯正生產品的數量，5.矯正季節工業，6.公平事業的調劑，7.限制商業信用，8.維持財富平均，9.公平享受生產的結果，10.工廠內設置雇工部，11.區分征稅的種類，12.節省靡費，13.鼓勵勞工儲蓄，14.提倡合作精神。在個人方面的救濟方法就是：1.增進工人的技術教育，2.增進工人的補習教育，3.切實限制未及標準年齡的兒童工作，並減少童工的工作時間。

　　關於失業救濟，本黨第壹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有下列的主張：“國民黨之主張，則以為工人之失業者，國家當為之謀救急之道。”

　　（9）承認勞工團體的行動

　　承認勞工團體的行動，是使他們的生活向上的必要的步驟，當然同時也是抑制私人資本主義的發展的壹種方法。所謂承認勞工團體的行為，便是承認勞工團體有罷工權，有和雇主締結團體契約權，和有言論、出版、集會，和辦理勞工福利事業之自由。在從事手工業時代，或工廠工業尚未發達的時代，公認的工資，和工作時間，大概都是隨著雇主或包工制中的工頭的意誌為依歸。後來勞工團體逐漸成立，勢力逐漸膨脹，工人們覺悟得非大家聯合起來作團體的行動，不足以圖存。因為工人個人的知識、經驗和才能當然遠不及雇主和工頭，工人個人和雇主交涉，結果必然是工人吃虧。所以必須要大家聯合起來，作壹致的行動，和雇主交涉，才能得較公平的待遇，而達改善生活之目的。同時也可以抑制私人資本主義的發展。所以承認勞工團體的行動，實在是本黨勞工政策之最主要的綱領。

　　所以本黨第壹次全國代表大會議決關於工人的政綱有：“保障勞工團體，並扶助其發展。”之規定。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議決關於改良工人狀況之具體事件有：“在法律上，工人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之絕對自由”之規定。總理公布的工會條例，有下列各條：

　　第三條工會與雇主團體立於對等之地位，於必要時，得開聯席會議，計劃增進工人之地位及改良工作狀況，對論及解決雙方之糾紛或沖突事件。

　　第四條工會在其範圍以內，有言論出版及辦理教育事業之自由。

　　第十條工會之職務如下：（1）主張並擁護會員間之利益，（2）會員之職業介紹，（3）與雇主締結團體契約，（4）為會員之便利或利益而組織之合作銀行、儲蓄機關，及勞動保險，（5）為會員之娛樂而組織之各項娛樂事務，會員懇親會及俱樂部，（6）為會員之便利或利益而組織之生產、消費、購買、住宅等各種合作社，（7）為增進會員之知識技能而組織之職業教育、通俗教育、勞工教育、演講班、研究所、圖書館，及其他定期不定期之出版物，（8）為救濟會員而組織之醫院或診治所，（9）調解會員間之糾紛，（10）關於工會或工會會員對雇主之爭執及沖突事件，得對於當事者發表並征集意見，或聯合會員作壹致之行動；或與雇主之代表開聯席會議；執行仲裁；或請求雇主方面共推第三者參加主持仲裁；請求主管行政官廳派員調查及仲裁，（11）對於有關工業或勞工法制之規定、修改、廢止等事項，得陳述其意見於行政官廳、法院，及議會，並答復行政官廳法院及議會之咨詢，（12）調查並編制壹切勞工經濟狀況，及同業間之就業、失業，暨壹般生計狀況之統計及報告，（13）其他種種之有關於增進會員之利益，改良工作狀況，增進會員生活及知識之事業，（14）工會在必要時，得根據會員之多數決議，宣告罷工，但不得妨害公共秩序之安寧，或加危害於他人之生命財產，（15）工會對於會員工作時間之規定，工作狀況及工廠衛生事務之增進及改良，得對雇主陳述意見，或選出代表與雇主方面之代表組織聯席會議討論及解決之。

　　（10）勞工教育

　　勞工教育，其意義大概不外下列三種：1.勞工技術教育，2.勞工補習教育，3.勞工子弟教育。

　　勞工技術教育，就是對於勞工本人，給予技術上的教育，目的在增進勞工的工作技能，使得雇主可以增加生產，使得勞工可以改善生活。

　　勞工補習教育，就是對於勞工本人，給予補習教育的機會，目的在使得勞工完成國民的資格，能夠應付環境壹切的需要，實際就是所謂成人義務教育。

　　勞工子弟教育，就是對於勞工子弟，給予普通教育的機會，實際就是所謂平民義務教育。

　　受教育本來是人們的壹種權利，不應該有貧富階級的區別。現社會，因為有私人資本制度的關系，不能免費受教育，同時因為勞工生活困難、急欲謀生，無暇再受教育。所以教育機關，就漸漸地變為資產階級的專屬品了。然而要提高壹國的文化，必須先提高國民的教育程度，要提高國民的教育程度，決不是提高少數資產階級的教育程度，是提高多數國民的教育程度。勞工也是國民壹份子，而且人數也較多，那麽要提高壹國的文化，當然不能不先提高勞工的家教育程度。況且勞工未受教育，便容易受雇主的欺騙，所以就扶助勞工，使他們的生活向上的立場上來說，勞工教育有提高之必要，再則，勞工因為未受教育，知識幼稚，思想單純，在所難免，當然對於工作效力，也要受相當的影響。所以就增加生產的立場上來說，勞工教育，也有提倡之必要。

　　所以本黨第壹次全國代表大會議決關於工人的政綱，有：“改良勞動者之生活狀況”的規定。本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議決關於改良工人狀況之具體事件，有“厲行工人教育，補助工人文化機關之設施”的規定。

　　（11）勞資爭議解釋及仲裁

　　勞資爭議調解及仲裁，是因為雇主和勞工間，因為利害關系之不同，有時發生沖突，工人罷工，雇主停業。倘久延不決，不但勞資雙方都蒙不利，便是國家社會也受極大的影響，所以必須要有壹種方法，在沖突初起的時候或中間，從事調解或仲裁。

　　調解及仲裁的方法，依能力的等級，可以分為十壹種：1.調解，2.試驗調停，3.正式調停，4.自願仲裁，5.勸告判決，6.工資局解決，7.強制調查，8.負責仲裁，9.強制仲裁，10.形似法庭裁判，11.法律解決。

　　（1）調解，就是絲毫不借外力，純由雙方自行排解。（2）試驗調停，由政府調查雙方爭執的原因，設法使各方的意見漸趨接近，既不能用權力來幹涉，亦不能設立特別審理機關之調停。（3）正式調停，由政府召集雙方當事人，用和平的手段，解決其分歧的意見。（4）自願仲裁，就是爭議當事者雙方自願或自動服從第三者的仲裁，而不表示反對的。（5）勸告判決，就是當事人受裁判所判決時，雙方可承受或拒絕裁判所的判決，不過壹經判決之後，責任就算終了。（6）工資局解決，就是當勞資雙方發生爭議時，政府得設立工資局從事解決，由雇主和勞工雙方組織之，其主席則由政府指定，其始為壹種團坐討論的形式，及後逐漸趨於強制仲裁的形式。（7）強制調查，由政府制定爭議雙方，提出簿據，並發誓證明屬實，再由委員會調查壹切爭議情形；在進行期中，工人不得罷工，雇主不得停工；其目的在宣布雙方爭議的事實，依據事實，引用公意，使雙方自覺地趨於和協的途徑，絕對沒有強制服從的意思。（8）負責仲裁，就是當事人對於爭議之點，有壹方提出異議，他方即須承受。（9）強制仲裁，由政府召集勞工和資本家及公共團體三方面的代表，組織仲裁庭。倘有工潮發生，必須提交此會審理調查，用強迫手段處理。在審理期內，雙方不得停工和罷工，到判決後，雙方必須遵守其判決，不準反抗。（10）形似法庭裁判，凡是法庭的壹切人員，都做政府的代表，所以表示政府的威信。其裁判權，比較強制仲裁更嚴。（11）法律解決，就是政府依法律條規，強制處理其爭端。

　　總理公布的工會條例，關於勞資爭議的調解和仲裁，有下列的規定：

　　第十六條行政官廳對於管轄區域內之工會，對雇主間發生爭議或沖突時，得調查其沖突之原因並執行仲裁，但不為強制執行。

　　關於公用事業之工人團體與雇主沖突狀況，擴大或延長時，行政官廳應經過公平審慎之調查及仲裁手續以後，如雙方仍相持不下者，得執行強制判決。

　　（12）取消包工制

　　取消包工制，就是取消雇主和勞工中間的包工頭的制度。包工制不是件工制；包工制是雇主希圖減少招顧工人，和管理工人的麻煩起見，把招雇工人，和管理工人的手續，委托壹個或幾個包工頭去負責，關於工作時間的長短，工資的多少，雇主只和包工頭接洽，由包工頭和壹般勞工接洽。件工制是雇主直接招雇勞工，不過對於工資的計算法是以件來計算罷了。

　　包工制中的包工頭，名義上雖然也是勞工，實際上是勞工中間的壹種特殊階級。包工頭可以不做工，然而其工資倒比勞工的工資大。他不但要克扣勞工的工資，而且往往勾結雇主，為虎作倀，掠奪勞工的利益，以肥雇主，且借以自肥。

　　所以要改良勞工的生活狀況，必須首先取消包工制。

　　本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議決關於改良工人狀況之具體事件，有“取消包工制”的規定。

（13）工者有其股利潤社會分紅

根據民生主義對於各種生產要素的重要性的充份肯定，以及即反對平均主義又追求民生均富的原則，應當立法確保每壹個生產要素都得到壹樣的利潤，比如淨利潤分成五份，土地資本工人稅收擴大再生產各佔壹份，資本家得到五分之壹，工人得到五分之壹，然後工人內部根據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與產量進行按勞分配，企業內部就職的工人擁有不可以轉讓離職之後無法擁有確保得到企業五分之壹利潤的股份，資本家通常是壹個人或者幾個人，工人通常是壹群人，提供經營管理的資本家與提供生產銷售的工人之間依然存在合理的收入差距，同時工人也可以分享到非工資性收入，資本家有錢賺，工人也有錢賺。土地收入進入國家稅收，所得稅進入國家稅收，擴大再生產的資本的使用方式經過勞資協商決定。

　　本黨勞工政策的主要綱領，在勞工的方面，就是由黨來領導勞工，對於勞工問題，依勞工們自己團結的力量，用團體壹致行動的方式，求達解決的目的。其意義不外下列兩種：壹是嚴密勞工團體的組織；二是確定勞工運動的方針。

　　（1）嚴密勞工團體的組織

　　勞工團體就是勞工們為謀抵抗雇主和其他壓迫者，壹方面企求經濟生活的改良，壹方面企求經濟制度和政治形式的徹底改革，互相聯合起來組織的團體。嚴密勞工團體的組織，其意義，就是要勞工們大家參加勞工團體，參加勞工團體的勞工們，在思想上，組織上、行為上，完全趨於壹致，抑制各個人的單獨行動，開展團體的整個行動，過去中國勞工運動之最大的錯誤，就是只有運動，沒有訓練，只註意到團體外表的擴大，不註意到團體內部的健全。其實沒有健全的份子，絕不會有健全的團體，沒有健全的團體，絕不會有健全的運動。沒有健全的勞工運動，勞工解放的呼聲，終究仍難實現。所以嚴密勞工團體的組織，是本黨勞工政策，在勞工的方面，首先當做的工作。

　　（2）確定勞工運動的方針

　　勞工運動是勞工自己的運動。勞工們靠自己團結的力量，求達其特殊的目的，做有組織的運動，就是勞工運動。中國勞工運動的起源，當然由於潮流的影響，黨部同誌的宣傳和領導。可是自從勞工們覺悟了需要組織和運動的時候，便會自動地組織起來、運動起來，到了那個時候，外部的力量，是無法可以阻止的。過去勞工運動之所以散漫而無秩序，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沒有壹貫的計劃和步驟，因為沒有壹貫的計劃和步驟，所以力量不能集中、指揮不能統壹，只見局部的零星活動，不見整個的團體活動。不但如此，而且往往容易發生偏激的錯誤行為，小之足以阻礙勞工運動的發展，大之有影響社會治安和國民生計的危險。所以確定勞工運動的方針，也是本黨勞工政策，在勞工的方面必要的工作。

　　至於實際工作方面，約而言之，計分6種：1.關於工會的組織。2.關於黨團的運用。3.關於工作人員的訓練。4.關於壹般工友的訓練。5.關於政治要求的努力。6.關於經濟要求的努力。

　　（1）關於工會的組織

　　關於工會的組織，大概不外下列三種原則：壹是依技能別組織，二是依職業別組織。三是依產業別組織。

　　壹、依技能別的組織，這是由同壹技能的手工業工人，互相聯合起來，組織的團體。他們集合工人的數目很少，利害關系比較接近，壹遇了什麽問題發生，彼此所受的影響，都是差不多的，所以組織很容易，而會員也很壹致。不過這種原則，現在已經不適用了；因為要應用這個原則，第壹，須要保持特殊技能的獨立性；第二，要雇主方面沒有什麽抵抗的能力，現在機器日益發明，分工愈細，各種工作方法，完全避免特殊技能的獨立性，差不多人人都可以工作，所以第壹個條件，已經完全失其效力。況且雇主方面近年也都組織了團體，而且他們的組織比較勞方的組織強大，勢力也比較雄厚，所以第二個條件也根本不適用了。

　　二、依職業別的團體。這種組織，比較依技能別的組織，範圍當然擴大，但是還只限於壹種職業的工人，不能和其他有連帶關系的職業工人，聯合起來，做壹致的運動，因之終難達最後的勝利。

　　三、依產業別的組織，這是由同壹企業內，各部分不同職業的工人，互相聯合起來，組織的團體。這種組織，力量可以集中，指揮可以統壹，不但可以抵抗雇主的壓迫，謀生活的向上，而且有徹底改革現代的經濟之可能。

　　從上面的區別看來，現在各國的工會，大概都有采用第三種組織的趨勢。總理在民國13年用大元帥名義公布的工會條例，也是主張采用依產業別的組織，其第六條原文：“工會以產業組織為主，但因特殊之情形，經多數會員之同意，亦得設職業組織。”本黨中央黨部，在去年規定工人組織的原則及系統，也是主張工會組織以產業別為主，其中有壹段說明采用產業別組織的理由：“工會組織的系統，以產業別為主，不惟於組織上感覺許多方便，並且於實現三民主義上，亦系必要途徑。蓋工人的痛苦，固有受之於本國資產階級者，然比較起來，總算很少，而使工人最感受痛苦的，則為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和軍閥貪官汙吏及買辦階級的壓迫。欲使工人得著經濟的解放，必須讓同業的工人首先團結壹起，共圖技術的改進、產業的發達、然後事方有濟。所以工會組織系統的產業化，雖經共產黨視為利器，但今後絕不能因之舍實現民生主義的必要途徑。”所以中國的工會組織必須以產業別為主要原則，這是已經不成問題的了。

　　過去工會組織之最大缺點，就是把店員學徒和城市手工業工人，都劃入工會組織的範圍；因此就造成各地農工商聯合戰線的破裂。到處是工人和商人兩敗俱傷，使工商業完全停頓，結果店員失業、店鋪倒閉。其實店員的性質，和工人不同，他們可以說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中間的階級，他們的待遇，比工人優渥，他們的生活，比工人快活；況且店員和店東的關系，絕不像廠主和工人的關系那樣單純，那樣無情，其中還有人與人的關系，所以店員組織絕不能和勞工組織混合。城市手工業工人，其中也有做工而兼營商業的，其工廠就是店鋪，其產品就是商品，這種手工業工人，如果強令他們和產業工人同壹組織，其中必發生許多糾紛。至於學徒本不是專為出賣勞力而求金錢之報酬的，是自願屈身以求藝術的，性質既然完全不同，當然更不能強令其和勞工同壹組織。所以今後工會的組織，必須1.依產業別的組織為主。2.把店員、學徒和城市手工業工人劃開，另行組織，庶幾工會組織可以健全，勞工運動可以盡量發展。

　　（2）關於黨團的運用

　　黨團是本黨領導民眾的壹種有力的工具，以前本黨總章第80條規定：“在秘密、公開、或半公開之非黨團體，如工會、俱樂部、會社、商會、學校、市議會、縣議會、省議會、國議會之內，本黨黨員須組成國民黨黨團，在非黨團體中，擴大本黨勢力，並指揮其活動。”所以工會中本黨同誌，必須組織黨團，受所屬黨部的指揮，從事活動，這是不成問題的。本黨過去的工運工作，對於此點，似乎不甚努力，大多數的工會，都沒有黨團的組織，有少數同誌，不明了黨和工會組織上的關系，竟把黨的組織和工會的組織混而為壹，壹方面喪失了黨的活動之特殊的意義，壹方面使工人群眾對黨和工會觀念模糊不清。所以本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關於黨和工會之關系，有下列的決議：

　　壹、黨為政治目的相同的組織，工會為經濟目的相同的組織，黨對於工會，在政治上立於指導地位，但不使工會失其獨立性。
　　二、工會中之黨員，應做成工會之中心，其組織與黨的組織不應混合，其經濟尤其對分。
　　三、黨的政策可以影響於工會之政策，但不能使工會全無政策，失卻民眾之主張地位。

　　上述的三條決議，關於第壹條的所謂“指導，”關於第二條的所謂“做成工會之中心，”關於第三條的所謂“影響於工會的政策，”都須要黨團的運用，由此可知要希望本黨勞工政策深入於勞工群眾中，黨團的組織是的確急不容緩的。

　　有人以為，本黨在秘密時代，需要黨團的組織，在公開時代，可以無須要黨團的組織，這種主張實在和“革命軍起革命黨消”的主張，犯同樣的錯誤。要知道黨員固然是民眾的壹份子，但是民眾未必個個都是黨員。黨員和壹部分民眾或許能夠明了黨義，但是大部分民眾未必個個都能夠明了黨義。勞工團體的分子，既然未必個個都能夠明了黨義，當然決無個個都能夠明了本黨勞工政策之理。要求不明了本黨勞工政策的勞工團體的分子，能夠奉行本黨勞工政策，全賴本黨黨團的運用得法，況且黨團的作用在秘密時代，可以擴大本黨的勢力，在公開時代可以防止反革命者的離間煽動。

　　至於黨團運用的方法，有下列7種原則，是應當特別註意的。

　　1.應當絕對服從所屬黨部的指導。
　　2.壹切決議和互動應當完全根據本黨的政綱和政策。
　　3.應當運用團體的多數決議執行壹切事務
　　4.應當取得民眾團體的重要職務為活動的中心。
　　5.應當用勸導或感化的方法取得民眾的信仰和服從。
　　6.應當嚴守秘密。
　　7.黨團的紀律應當特別嚴厲絕對不能寬容。

　　（3）關於工作人員的訓練

　　工會工作人員，就是指工會的理事監事幹事書記等壹般人而言，工會工作人員對於工會壹般的會員，猶之民主國家的官吏對於壹般的人民，工作人員是有能而無權者，會員是有權而無能者。要求國家富強，必須有良好的官吏，要求工會健全，必須要有良好的工作人員。所以訓練工會工作人員，是健全工會組織之必要步驟。訓練工會工作人員的方法，可以分兩方面來研究：壹是對於理事監事幹事的訓練，而是對於書記的訓練。

　　（壹）對於理事監事和幹事的訓練。理事監事和幹事是由工友們推舉出來處理工會事務的，負有對內訓練工友，對外代表工友的使命，責任非常重大，所以應當由所屬黨部預定訓練計劃及訓練期限，按期召集各該人員加予訓練。凡新被選為理事監事或幹事者，均應受此強迫訓練。訓練期間準予向資方請假並照領工資。

　　（二）對於書記的訓練。書記是工會的雇員，但是因為其知識程度比較工人略高，所以工友們往往容易受其指導。倘使工會書記不得其人，對於工會的進展，勢必大受影響。對於工會書記的訓練，最好由黨部來舉辦壹種工會書記訓練班，專收本黨同誌，規定資格、程度，及訓練期限，訓練完畢之後，由黨部給予證書，憑此證書方可擔任工會書記，無此證書者，不準工會雇用。

　　關於訓練工會工作人員的具體計劃，我於去年曾經替傷害特別市執行委員會擬過壹篇工會書記檢定規則，經市執行委員會議決通過呈報中央黨務委員會備案。後來試辦了壹次，成績很好，所以今年市執行委員會把這個辦法索性擴大了，設立壹個工會書記訓練所，現在已經著手招生了。現在把這種規則和計劃大綱附錄於後，籍供參考。

　　《上海特別市工會書記檢定規則》

　　第壹條凡本特別市區域內各級工會之書記須壹律受工會書記鑒定委員會之檢定。
　　第二條工會書記檢定委員會由上海特別市黨部派員四人，上海特別市社會局派員三人，組織之指定市黨部派員為主席
　　第三條受檢定之工會書記應具下列資格：1.黨員。2.初中畢業或有同等程度者。
　　第四條受檢定之工會書記須填具誌願書履歷書及本人最近2寸半身相片送交工會書記鑒定委員會。
　　第五條工會書記檢定方法：1.根據第三條之規定審查各該工會書記之資格。2.審查各該工會書記過去之行為有無違反黨義政綱及腐惡言行者。3.考試下列各科：1、民權初步2、三民主義3、政治常識4、公文程式5、關於工運之各種常識。
　　第六條檢定合格之工會書記由工會書記鑒定委員會分別發給證書。
　　第七條此項證書之有效期間定為2年逾期須另受檢定
　　第八條檢定合格之工會書記如犯下列各項之壹者由市黨部取消其資格。1.開除黨籍或停止黨籍在半年以上者。2.犯刑事處分者。3.發現腐惡行為查有實據者。4.欺騙工友查有實據者。5.不遵守黨部政府之指導監督者。
　　第九條各級工會不得聘任不合格或業經取消資格之工會書記，其已聘任者應即撤換，如不服從由社會局懲戒之。
　　第十條本條例經中央常務委員會核準後施行，修正之權亦在中央常務委員會。

　　《上海特別市工會書記訓練所計劃大綱》

　　壹、緣起。本市工運向為發達工會數量曾在黨政機關登記註冊者已達300之多然其質量則猶不能盡如我人之理想大多數之工會會員猶待本黨之加緊訓練市民訓會以為訓練之道雖不壹端而指導深入民間之工會書記使其分擔領導群眾之責則收效必宏無如現下各工會書記才具優越工作努力者尚屬少數大多數之書記上也者只能撰擬文稿掌理記錄中也者則敷衍場面坐耗會款下也者則或獻媚資方出賣工友或勾結匪類煽動風潮其害不可勝宣市民訓會惄焉憂之因有工會書記訓練所之設而由工會書記訓練委員主其事務終於壹年半載之間造成若幹健全之書記派赴各工會視事上海工會庶有豸乎

　　二、訓練目標。本所訓練工會書記政治教育健康教育生計教育休閑教育語言文字教育社會交際教育等均所註意將來畢業之學員應使具備下列各條件：1.了解並信仰三民主義2.了解普通的社會科學3.明了國際形勢及列強加我之壓迫4.明了有關工會之各項法規並具粗淺之法律知識5.養成運用四權之能力6.能任童子軍教練員7.有通常急救之知識與技能8.能組織各種合作社9.能作足球籃球網球等遊戲10.能當眾發言並能主持會務11.能作文作圖繪畫12.有服務社會之精神13.有親近工人意願與習慣14.有教育工人之能力

　　三、組織。本所之組織如下。（甲）所長總理校務（乙）教務主任1.編制課程2.調制學籍3.物色教師4.實習指導5.考查學院成績（丙）訓育主任1.管理學員日常生活2.指導學員課外作業3.陶冶學員精神人格4.處理學院出席缺席5.掌理學獎懲事項（丁）總務主任1.掌管經費2.處理膳宿3.撰擬文稿4.保管圖書5.日常庶務

　　四、經費。本所擬招學員50人予以6個月之訓練由本所供給膳宿書籍及服裝等費每月約需1200元6個月共需7200元（另附）

　　五、學程。本所每日上課8小時上午8時至9時為早操下午4時至5時為業余運動其余6小時為學習時間茲規定事呈如下：

　　（課程.學分）黨義4/童子軍訓練3/註音符號1/勞工問題2/工會書記須知2/工會之組織與訓練2/民權初步2/革命紀念節演說1/帝國主義研究壓迫中國史略2/公文實習（註重實習）3/合作組織2/七項運動研究1/統計常識2/政治常識2/法學常識2/社會學大綱2/經濟學大綱2/社會心理學大綱2/勞工教育概論2

　　六、學院資格

　　（甲）年齡：18~35歲（乙）人品：品行端方體格健全（丙）學歷：1.中等學校畢業執有憑證者2.高等小學畢業服務三年以上有切實證明者3有.相當程度而曾任小學教師二年以上有切實證明者4.曾在黨部服務壹年以上有切實證明者5.有相當程度努力民眾運動著有成績者（丁）黨籍：本黨正式黨員或預備黨員（戊）誌願：1.絕對受本黨之指揮2.畢業後至少須為本黨服務2年以上3.如在2年內變更職業而不得本黨部之特許者須償還訓練期內全部費。4.入學時期須覓妥負責保障上項條件。

　　（四）關於壹般工友的訓練

　　壹般工友，人數很多，當然不能專由黨部負責訓練，應當由各該工會負責人，分任訓練之責。最好的方法，由黨部負責訓練工會的負責人，由工會負責人負責訓練壹般的工友。黨部對於訓練壹般工友的計劃，應當預先規定，發交各工會負責人遵照辦理。同時規定工作報告表，限定每星期或每半月必須報告壹次，以備查考。

　　訓練壹般工友的計劃，應當註重訓練其政治經濟常識，和工作技能的增進。中央規定的七種下層工作，如識字，合作，衛生等運動，亦當酌量分配加入。倘使政府能夠籌得的款，專辦勞工補習教育，規定凡是勞工都應當受6個月或1年的補習教育，則關於訓練壹般工友的責任，壹部分可以委托這種補習學校去負責了。

　　（五）關於政治要求的努力

　　中國工人對於政治，向來是抱定不聞不問之宗旨的，直到本黨革命軍興，推翻了滿清政府之後，工人們才漸漸地註意到政治，民國元年的中華民國工黨，大概就是工人從事政治運用的開端吧。中國工人運動史上，關於為政治要求而罷工的事件，最值得吾人註意的，有民國14年5月30日的反英日帝國主義的罷工，和民國16年2月18日和3月20日的反軍閥的罷工。

　　中國工人目前的痛苦，大部分是帝國主義者和軍閥所造成的。帝國主義者運用他們的雄厚的資本，把在本國銷不完的制造品，運到中國來銷售，奪取中國土貨的銷場，減少中國工人工作的機會。又憑借不平等條約的規定，在中國設廠制造，利用中國廉價的原料，榨取中國工人的血汗。軍閥則依附帝國主義，勾結資產階級，把持地盤，操縱政權。為要帝國主義者供給殺人的武器，不敢不替帝國主義者保持其特殊利益，消滅革命勢力。為要資產階級供給維持其生命的經費，不能不替資產階級保鏢、壓迫勞工。由此可知，工人的利益，和帝國主義者和軍閥的利益，是絕對相反的。有了工人的利益便沒有帝國主義者和軍閥的利益，有了帝國主義者和軍閥的利益便沒有工人的利益。所以中國工人要求經濟鬥爭的勝利，不能不同時努力政治鬥爭。要能夠把有害於工人經濟鬥爭的帝國主義者和軍閥的勢力消滅，然後工人經濟鬥爭的勝利，才有希望，勞工解放的呼聲，才能實現。這就是總理所謂：“中國工人不只是反對本國資本家，要求減時間、加工資，完全是吃飯問題，最大的問題還是政治問題。”所以中國工人目前關於政治要求的努力，應當是消滅帝國主義者和軍閥的勢力，造成自由獨立的民主國家。工人們要能夠在政治上取得了平等的權力之後，已得的利益，才得保持，根本的企圖，才能順利進行。

　　（六）關於經濟要求的努力

　　經濟要求的意義，不但指增加工資，減少工時，就是其他壹切的待遇問題，亦可包括在內。因為這些問題，表面上雖與經濟問題不同，實際上與經濟問題頗有關系。中國工人工資的微薄，工時的延長，和待遇的不善，這是盡人皆知的，固然在全國皆貧的中國，不能和歐美帝國主義的國家相提並論，但是站在三民主義的立場，對於壹般勞苦的工人，至少應當表示同情，設法予以解放的機會。

　　關於改良工人狀況的具體事件，本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有下列的決議：1.制定勞工法；2.主張8小時工作制，禁止10小時以上的工作；3.最低工資之制定；4.保護童工女工，禁止14歲以下之兒童作工，並規定學徒制；女工在生育期內，應休息60日，並照給工資；5.改良工廠衛生；設置勞動保險；6.在法律上工人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之絕對自由；7.主張不以資產及知識為限制之普遍選舉；8.厲行工人教育，輔助工人文化機關之設置；9.切實贊助工人生產的消費的合作事業；10.取消包工制；11.例假休息照給工資。

　　工人關於經濟要求的努力，上述的11條，是目前努力的目標；但是不能算是工人最後的目的，勞工完全解放，才是最後的目的。工人要求完全解放，非在國民革命成功之後，是決不會實現的。所以工人們，應當努力參加國民革命，壹方面為中華民族而奮鬥，壹方面為工人階級而奮鬥。至於工人們，在經濟鬥爭的過程中，和外國資本家鬥爭，應當維護民族資本，和本國資本家鬥爭，應當維護國家資本，這是三民主義的勞工政策，在經濟方面的主要原則，是工人們所不可不知的。

第四章結論

　　關於中國國民黨勞工政策的意義、基礎和綱領，在前幾章已經詳細討論過了。本章想把勞工行政的意義，勞工行政和社會行政的關系，勞工行政和勞工運動之不同及其關系，中國國民黨勞工行政的立場，中國國民黨勞工行政人員應負的責任與其應有的認識，和中國國民黨黨部對於勞工們應負的責任及其和勞工行政機關相互的關系，再來加以研究和討論，作為本書的結束。

　　勞工行政是中國政界上的壹種新任務，在軍閥時代是沒有的。勞工行政的意義，簡短的解釋，政是眾人的事，行是執行，執行勞工群眾的事務，就是勞工行政。勞工群眾的事務就是勞工們本身的事務，詳言之就是關於勞工們的衣、食、住、行、養生、送死等等的事務。勞工們在工廠工業未曾發達之前，生活尚不成問題，所以在那個時代關於勞工行政的事務完全由普通行政機關受理；後來工廠工業漸漸發達，勞工問題日趨嚴重，勞工行政事務日繁，於是乎才有單獨處理勞工事務的勞工行政機關之設置。勞工行政是根據於勞工政策的，勞工政策是社會政策的精神，這是因為社會問題常把勞工問題為中心而生的當然的結構，即#P100#之社會政策發達的轍跡，也毫無疑問。所以勞工行政和社會行政的關系，就是勞工行政是社會行政的樞紐，社會行政如果要有良好的成績，不能不特別註重勞工行政。

　　勞工行政和勞工運動，其不同之點有三：壹，從事勞工行政的人，不必定是勞工；但是勞工運動完全是勞工們的運動。二，勞工行政是政府的壹種任務；勞工運動是民眾的壹種運動。三，勞工行政是根據政綱政策執行關於勞工們的事務；勞工運動是根據民族的需要、勞工們的需要，由勞工們自動起來從事的壹種運動。勞工行政雖則和勞工運動不同，然而二者確有很密切的關系：有勞工行政而無勞工運動，則革命的隊伍中失去了壹支強有力的軍隊；有勞工運動而無勞工行政，則大多數革命的勞工們失去了壹個指導好保障者。

　　中國國民黨的勞工行政是根據勞工政策的，勞工政策是根據於總理的遺教和黨的決議。中國國民黨是保障大多數被壓的農工群眾的利益，同時也保障其他民眾的利益，於此有壹個問題：企業家所希望於政府的是發展實業，勞工們所希望於政府的是扶助勞工，雙方希望不同，政府的行政是不是有沖突呢？我根據總理的民生主義，找到兩個解決的方法：其壹是對企業家說的，就是：“企業家要站在扶助勞工的立場謀發展實業，實業才有發展的希望。”其二是對勞工們說的，就是：“勞工們要站在發展實業的立場謀扶助勞工，勞工才能得到真正的利益。”有人以為發展實業盡可不顧到扶助勞工，其實是大大的錯誤：要知道現在的勞工決非19世紀的勞工可比，19世紀的勞工或許可以欺騙利用，20世紀的勞工已經有相當的覺悟了，已經都知道自求解放了，我們只要看目前勞工運動的風起雲湧可想而知了。所謂“以力服人不如以德服人，”所以至今如果還有頭腦簡單的企業家，作這種夢想的，我敢斷定他的實業是決無發展的希望。也有人以為扶助勞工盡可不顧到發展實業，這也是大大的錯誤：要知道中國勞工們生活之所以困難，以前的政府沒有保障改善的方法，和資方的蔑視，當然也是壹個重大的原因。然而“求過於供則價貴，供過於求則價賤”這是經濟學上的壹個原則，勞工們的改善生活問題，決不能超出這個原則之外。所以勞工們要希望改善生活，必須註意發展實業，實業發展才是勞工們改善生活的正途。所以中國國民黨勞工行政的立場，簡短地說，就是下列兩句口號——站在扶助勞工立場上發展實業，站在發展實業立場上扶助勞工。

　　勞工行政既然就是執行勞工群眾的事務，則勞工行政人員當然是執行勞工群眾事務的人員了。勞工行政人員的任務，就大概而論，是：1.關於勞工們壹切生活狀況的調查統計及籌劃改良事項。2.關於勞工們的失業統計及救濟事項。3.關於勞工團體的註冊和保護監督等事項。4.關於調查並規劃改良工廠設備和勞工們的待遇事項。5.關於調解勞工或勞工團體互鬥和勞工與其他各界個人或團體的糾紛事項。

　　在黨治之下，從事勞工行政的人員，固然不必要是勞工，不過凡是從事勞工行政的人員，至少應當有下列的認識：

　　壹、認識黨的勞工政策。不認識中國國民黨的勞工政策，當然不配做黨治下的勞工行政人員。中國國民黨的勞工政策，不是資本主義國家所行的社會政策；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政策，不過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設法補足若幹社會的缺陷罷了，是妥協的，不革命的。中國國民黨的勞工政策，也和共產主義的勞工政策不同；因為前者是壹民族的立場，後者是壹階級的立場，階級立場的勞工政策，在既貧且弱的中國，不但不相宜，而且是有害於勞工們的。

　　二、明了勞工們的實際生活狀況。不明了勞工們的實際生活狀況，也不能擔任勞工行政的事務。因為勞工行政是完全負責執行機關於勞工群眾之事務的，既不明了勞工們的實際生活狀況，試問怎樣去執行勞工群眾的事務？如果貿然從事，豈不辜負了本黨特別劃分勞工行政的本意！

　　其他凡是不願和勞工們接近，或但求茍安無事，不為勞工們興利弊害的，當然都不配擔任中國國民黨勞工行政的事務。

　　至於中國國民黨黨部對於勞工們應負的責任，及其和勞工行政機關的關系，就大概而論，黨部負指導的責任，政府負監督保護的責任。黨部對於勞工們的活動，固然是應該負指導的責任，但是同時也當了解和尊重工會的獨立性。黨部對於政府有監督的特權，這是黨治下的特色。但是監督不就是幹涉，黨部對於政府的設施，認為有不妥，或違反黨義或黨綱之處，黨部盡可以呈報上級黨部，由上級黨部咨詢同級政府訓令糾正之。倘使因為政府的設施不妥，便越俎代謀，那不是監督簡直是幹涉了。因為黨部和政府各有獨立的系統，雖則說壹切權力屬於黨，然而界限究竟不能不劃分明白。黨部的主要任務，當然是宣傳和組織，可是解釋黨政府現行的壹切政策，似乎也不能不承認是黨部任務之壹種，因為在黨治之下，黨部和政府名義上雖則是兩個機關，實際上究竟是壹家人，是信奉同壹主義的，所謂“壹而二二而壹”者也，所以應當互相親善勉勵，通力合作，庶幾黨治精神才有實現的希望。

三民主義的土地理論寫於不同歷史時期整理於二零二一年

平均地權是中華民國國父孫文所倡三民主義中民生主義的重要思想之壹。在平均地權主義裡邊，因為國家規定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徵收法和地價稅法，讓私人所有的土地由地主估價呈報政府，使國家得以就價徵稅，並於必要時依所報價收買該幅土地。平均地權同時規定，自報價後，土地所增加的價值，歸諸公有（漲價歸公）。平均地權旨在調和自由主義經濟制度所採行的土地私有制度及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所採行的土地公有制度，目的在防止土地集中在少數人的身上。在平均地權裡，土地之所有權被分級，國家擁有上級所有權，人民擁有下級所有權，且無論是政府或是人民都沒有絕對之土地所有權。

據孫文所言，平均地權之起源可回溯至中國周代的井田制度，並表示「平均田權者，即井田之遺意也。井田之法，既板滯而不可復用，則惟有師其意而已……。井田制的道理，和平均地權的用意是壹樣的。」除受中國傳統諸思想啟發外，三民主義教科書常指出平均地權的提出也被學者認為是受到了當時世界各其他學者的影響。如英國經濟學家約翰彌勒的主張之《地租歸公論》，認為土地具有自然知性能，是屬於全人類的財產，不應由任何私人所獨佔，故其價的自然增值需以課稅之方法收為公有。又如美國的亨利喬治倡行之「地單壹稅」制度，也是認為土地係天然物，是上帝所創造給全人類的恩賜，所以個人無權據為私有，社會應以單壹稅的方式稅去地主由土地私有權獲得的價值。另如同時代領導德國地改革運動之政治家達馬熙克也提出以地價稅制收取地租歸全國人民的共享，且其之增值應全部歸公之作法。

孫文認為土地是最基本的生產要素，亦為國民發展經濟、實施國家建設、創造社會財富、締造民眾福祉所必須之資源。因此，人地關係是否健全合理，與民生苦樂、民族安危、國事興衰、社會文野等議題均息息相關。孫中山極為重視土地問題，並主張中國要解決社會問題，為了「不蹈歐美覆轍」，就必須先解決土地問題。

在興中會後，孫文於清光緒三十年（1904年）《重定華僑致公堂章程》內第二條中便已載明：「本堂以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為宗旨」，此為平均地權在正式文件中之第壹次出現。翌年，同盟會成立，仍以「平均地權」為四大政綱之壹。其後，孫文先提出以三民主義為建國最高準則，將平均地權列為三民主義之重要部分。民國三十五年（1946年）國民大會制訂《中華民國憲法》時，仍依據「國父遺教」將平均地權記載於第壹四二條內，列為基本國策。

理論涵義

根據《中國同盟會軍政府宣言》說明，平均地權之意義為：「文明之福祉，國民平等以享之，當改良社會經濟組織，核定天下地價，其現有之地價仍屬原主所有，革命後社會改良進步之增價，則歸於國家，為國民所共享。肇造社會的國家，俾家給人足，四海之內，無壹夫不獲其所，敢有壟斷以制國民之生產者，與眾共棄之」。故平均地權之涵義，被認為是在經濟方面，將土地未來因經濟發展而產生之增值歸與公眾平均享有；在法治方面，將私有土地所有權之實質加以變更使國家對土地取得最高支配權；目的則是避免私人壟斷土地而妨害國計民生，並使土地所有權之行使不妨礙公眾的利益。

與共產主義有所不同的是，孫文並不不希望利用政治力量對土地實體進行壹次平均分配，因為「從實均地仍是不平」。孫文反對將土地壹律收歸國有及廢除土地私有制度，相反的，他被認為希望保留土地私有制度之優點，並防止其缺點，讓土地政策同時具有土地國有之實質而無其弊害。孫文曾表示：「若能將平均地權做到，那麼社會革命，已經成功七、八分了」。

根據孫文理論，平均地權制度之具體實行辦法包括「規定地價」、「照價徵稅」、「照價收買」、「漲價歸公」等四大綱領。每壹綱領皆具有其獨立意義與功能，但也互相影響，相輔相成。其中，規定定價屬於「基礎工作」，照價徵稅與漲價歸公為「主要手段」，照價收買則稱為「重要之控制辦法」。總體來說，平均地權整個制度在實施方法上的設計，需首先以「規定地價」區分土地權力的公私界線，藉「照價徵稅」與「漲價歸公」收取土地之地租予自然增值，並以「照價收買」使「申報地價」趨於合理。藉由平均地權的制度，孫文希望能調劑社會上的土地分配，防止私人囤貨投機壟斷，從而達成三民主義中重要的「地盡其利」與「地利共享」目標。

政治法律觀點

根據孫文的見解，在法律上，完整的土地所有權包含四種子權力：支配權、管理權、使用權及收益權。孫文認為，在中國古代，此四種權利的分配方法是把支配權和管理權歸之政府，使用權及受益權則歸於個人，而他提出的平均地權理論，則是將這四種權利做「橫向分割」，即支配、管理、使用、收益等四權均部分屬於國家、部分屬於私人。換句話說，平均地權允許「土地國有權」（上級土地所有權）及「土地私有權」（下級土地所有權）的同時存在，且此「國有」及「私有」之間的界線可以依實際需求彈性調整。根據孫文的看法，「土地國有」可以出發揮「計畫經濟」體制中的的分配功能，而「土地私有」則能發揮出「自由經濟」制度中的之生產功能。孫中山認為，只要遵守下級土地使用權不得抵觸上級土地所有權的前提，實施平均地權就能夠同時解決「土地分配」及「土地利用」此二問題。

在孫文的理論中，國家只有在公共建設或是社會福利有必要時才會就需用之土地行使其「上級所有權」，在壹般的場合，人民仍可以進行基於其「下級所有權」之土地利用行為，並由政府照價徵稅，收取土地之「天然地租」及「社會改良價值」。根據後世親國民黨系學者的研究觀點，平均地權理論與共產主義觀念的最大不同是在於孫文所提到的「土地國有」理論，其意思僅限於「國家擁有上級土地所有權」的範疇，而非而如共產主義將壹切土地絕對地收歸國有，共產黨作為責任主體行使國家所有權。因為土地的天然營養能力或負載功能所產生的自然收益，屬於素地租金，在中國成為農業增值稅村提留鄉統籌被中共佔有。因為社會進步文明發展而增加的社會收益，社會增值或者自然增值而增加的收益屬於經濟地租，在中國成為土地出讓金的收入與高房價收入，被中共佔有。因為土地所有權人對土地投入勞動或資本所生之收益屬於改良價值所形成之收益，在中國屬於耕地佔用稅被中共佔有。中共根本就沒有消滅土地剝削，而是成為土地剝削的受益者。

經濟學的觀點

孫文早期研究土地問題的觀點，始於講求地利，例如在民國建立以前，他便曾多次上出滿清朝廷，建議「地盡其利」、提升人民福祉。在決心發動國民革命之後，作為革命政綱之壹的平均地權理論便認為延續了這種主張。在孫文看來，壹切的經濟行為都是以追求慾望的最大滿足為目的，而為了謀求慾望的滿足，國民就必須努力生產，而生產的主要目的就在於分配資源以供大眾享用。因此，以土地的利用與分配乃是息息相關、互為因果的兩面：如果有優秀的土地分配制度，就可以促進技術的改良，而如果有利用技術的改良，則可以強化地利、增加利益。如此良性循環，便是孫文眼中理想的土地所有權制度；而相反的，個別投機土地、想靠房地價上漲買低賣高的投資客，則不被孫文所欣賞。

孫文認為，如果人民持有土地，僅僅是把他作為投機圖利的工具而不加以更有效利用，則政府可隨時「照價收買」，以務求更經濟的土地使用方法。在實行面上，孫文認為，如「荒地」、「空地」或其他「利用不良」的土地，政府無須採用其他的懲罰方法，只需正確實施「照價收買」原則，即可有效促進該塊土地在生產過程中的受利用程度。而「漲價歸公」則可以進壹步地打擊土地投機者，讓其無利益可圖，並讓真正需要土地的人可以擁有土地，達成「除非真正需要土地之人，不願擁有土地」的目標。

在孫文的觀點中，公私權利應該要能相互調和、分工合作，努力達成「地盡其利」的終極目標。因此，因此在平均地權中，孫文對私人投資改良所造成的土地增值價值給予周全保障，不容剝奪。在「照價收買」層面上，孫文認為在收買過程中，人民在收買地上的原投資設施價值也獲得政府公平補償；而在「漲價歸公」層面，孫文也主張對於個人投資改良所造成的土地升值，也不列入歸公之標的。另外，他也主張為鼓勵人民盡量使用土地，凡是個人施於土地上之勞力資本所形成的價值，也都可以免徵地價稅、降輕國民負擔。

分配正義觀點

孫文民生主義的重要目標之壹，在於改善社會財富分配，謀求其眼中理想的「均富社會」。平均地權便是民生主義的重要手段之壹。在民國十年（1921年），孫文便曾表示：「有土地的人，便壹日變富壹日；沒有土地的人，便變壹日變窮壹日，所以土地的問題，實在是很大的，我要預防這種由於土地的關係，有貧者越貧，富者越富之惡例，便非講民生主義不可，要講民生主義，又非用從前同盟會所定平均地權的方法不可」。孫文認為，平均地權制度之設計，就改善社會財富分配觀點來說，應當要從土地所生之收益的合理分配做起。孫文認為土地收益形成的原因有分成三種：

因為土地的天然營養能力或負載功能所產生的自然收益，稱為「素地地租」，
因為社會進步文明發展而增加的社會收益，稱為「社會增價」或「自然增值而增加之經濟地租」，
由於土地所有權人對土地投入勞動或資本所生之收益，稱為「改良價值所形成之收益」，
在孫文的平均地權思想中，除了第三種改良價值收益之外，前兩者之果實皆不應當由私人獨享。前兩種凡非屬土地所有者個別努力勞動結果所生的利益，孫文認為都應概括由公眾平均享受，「地利共享」，而不能容許私人坐享不勞所得。

為了達成「地利共享」的宗旨，孫文建議當先採用「規定地價」的方法，先劃分公、私有地權的界線，讓個人的土地權利限於其所申報的地價，並由政府照價徵稅，使其「素地地租」逐年歸於公有，讓土地的自然之力不被私人不勞享有，並輔以「漲價歸公」綱領，收還「社會增價」，與大眾共享。對於未來有迅速增值潛力的土地，孫文建議政府政府實行「照價收買」，進壹步使未來上漲之地價及未來的衍生價值全部同樣歸公，以謀求富強國家、降低人民稅捐負擔。

杜絕土地投機

“ 世界有壹公例，凡工商發達之地，其租值日增，若香港、上海，前壹畝值百十元者，今已漲至百十萬有奇。及今不平均地權，則將來實業發達之後，大資本家必爭先恐後，投資於土地投機業，十年間舉國壹致，經濟界必生大恐慌。……地權既約，資本家必捨土地投機事業，以從事工商，則社會前途，將有無窮之希望。蓋土地面積有限，工商業之出息無限，由是而製造事業日繁，世界用途日廣，國利民富，莫大乎是。否則，我輩推翻專制，固為子孫謀幸福，而土地壹日不平均，仍受大地主大資本家無窮之專制耳！ ”
——孫文，民國元年（1912年）五月四日，於廣州東園對新聞界歡迎會演講〈民生主義之實施〉講詞

“ 其地方之發達進步，必有出人意料之外者，而其影響於土地必尤大。如童山變為山林，石田變為沃壤，僻偶變為市場，前者值數元壹畝之地，忽遇社會發達進步，其地價乃增為數百元、數千元壹畝者不等，有其地者，不勞心、不勞力，無思無為，而坐享其利矣。以眾人之勞力集思以經營之社會事業，而其結果，則為百數十之地主坐享其成，天下不平之事孰過於此，此地價不可不先定，而後從事於公共經營也。 ”
——中華民國《地方自治開始實行法》第三項

孫文認為，實施平均地權，首先需「規定地價」，而後照地價徵稅，逐年收取「素地地租」，執行漲價歸公，使將來自然增加而提高之土地價值，也歸於公享。另外，孫文也建議「規定定價」的實施過程中可達配「照價收買」進行，使下級土地所有權人合理報價。另外，政府也可配合公共需要，基於「上級所有權」的的運作，破除私人對於土地的長期私有壟斷，防止不動產價格飆漲，使持有土地者無投機暴利可圖。孫文對於土地分配的目標是希望能達成「除非真正需要土地之人，不願擁有土地」。後世三民主義學者則進壹步認為，維持合理的地價水準，達成由自用土地之人與自耕農擁有土地的理想狀態，不但能有效促進土地利用，還可以解放原本凍結在土地投機事業的閒置性資金，使市場上的資源流向生產製造業，減少國民經濟果實被高房地價綁架的「陷阱」，能帶動整體經濟之健全發展。

規定地價的理論要領

平均地價被認為是平均地權中最基礎的工作，旨在確認地價公平合理，藉以適當劃分土地權益的公私界線。在規定地價的設計中，凡是以核定之地價與斯人投資改良價值及其應得之利益，歸給私人所有，而天然所給予及社會恩惠，則歸公。平均地權中，無論是照價徵稅、漲價歸公或是照價收買，均需根據公平地價核算，才能發揮其順利收取土地之自然及社會利益的目的。

規定地價之要領，在於簡政便民原則之下，求得正確之地價。如果要求得此種正確之地價，依照孫文觀點，應當先除去土地上改良物的價值。因為附著於土地上之改良物若不扣除，就非純粹之地價。其次是應剔除因歷年來投資改良而融合於土地中的勞費改量價值，因為土地近乎未改良時的原始價值，才被為是真正的土地原價。對孫文來說，此種土地未經改良前的原始價值十分重要，因為他理想中的正確土地稅稅額必須以此種土地原價為稅基，而不能以已有附著物後之價值來課徵。因為他認為因為個人投資改良所新增的土地價值，就經濟學來說應該屬於「工資」或「利息」，而不當被視為純粹地租、不當被當作課稅標的，否則影響私人投資意願。

地價計算

至於正確之地價的求得方法，孫文認為不應該使用「土地市價扣除改良價值」的判定方法，因為技術上太過困難；他認為應採取以政策為主的報價法，也就是讓人民自己申報地價的方法。根據他的想法，壹個良好的地價申報機制應當為：

“ 隨地主之報多報少，所報之價，則永以為定；此後凡公家收買土地，悉照此價不得增減；而此後所有土地買賣，亦由公家經手，不得私相授受；原主不論何時，祇能收回此項所定之價，而將來所增之價，悉歸地方團體之公有。 ”
——孫文，民國九年（1920年）春手訂《地方自治開始實行法》。

“ 調查地主之所有土地，使自定地價、自由呈報，國家按其地價，徵收地價百壹之稅，地主報價高昂，則納稅不得不重；納稅欲輕，則報價不得不賤，兩者相權，所報之價，遂不得不出之於平。國家具其地價，載其戶籍，所報之價，即為規定之地價。 ”

——孫文，民國元年（1912年）十月十五日至十七日於上海對中國社會黨演講〈社會主義之派別與方法〉講詞。

在孫文看來，只要採取此種讓地主自行申報土地價值的方式，就可以避開地價登錄不實的可能，因為地主將不願高報地價而增加賦稅而，也將不願報低地價而未來在照價收買和漲價歸公時吃虧。

依孫文想法，壹旦地價呈報公家機關之後，壹切公私經濟行為、國家頒佈法令，均要以地主所定地價若幹分之壹為標準；例如將規定以土地抵押融資者，不得擔保超過法定地價百分之幾的金額；同時，國家對於土地利用上壹切的輔助措施，如農貸、建築貸款及其他支助辦法，也將悉以此地價為標準。此事實上較為合理之價，被後世三民主義學者認為是壹種「政治的，而非經濟的」的政策方法。

規定時機

依照孫文手訂《建國大綱》及《地方自治開始實行法》，規定定價的最佳實施時間，為地方自治開始實施之後，地價尚未因為經濟起飛高漲之前，並且只實施壹次。選擇在該時間點，是因為必須「趁此資本未發達，地價未增加之時，先行解決。較之歐美，其難易有未可同日以語。」。孫文以為，只要壹國之經濟開始騰飛之後，土地價格必然飛漲，百姓買屋買樓必然困難，此時資產階級也不易接受新制度，平均地權便會有其難度。另外，孫文也認為規定之後，地價應「永以為定」，不再重新調查。

與孫文的「永以為定」不同，後世的三民主義學學者普遍認為地價的規定，在必要時機時還需留以重新舉辦的空間，不當壹成不變。因為漲價歸公在技術上，必須等待土地下級所有權有轉移時才易課取其自然增值。雖然，但是早在土地未移轉前，因為社會進步、政治改良，就已造成土地自然增值的事實，其土地收益能力也早已水漲船高。在這樣的情形下，如果仍堅持地價永以為定，則私人照價徵稅的負擔不變——甚至因為貨幣通貨膨脹而減輕，會使原本應該回歸公義的社會公產因為融於私有權力之上而連帶被私人所獲利。如果規定地價真的「永以為定」，必然導致個別私人存在不勞而獲的空間，與平均地權的初衷相違。

照價抽稅的理論要領

照價徵稅就是政府按照規定地價之後的土地原價，對土地持有者逐年課徵地價稅的過程。照價徵稅的目的在於以賦稅的方法，將非私人所應享有的經濟地租回歸給社會大眾共享。在孫文的理論中，照價徵稅的稅賦額應與經濟地租的大小成正比，而又因為經濟地租為土地所有人自土地所獲得的純收益，因此在政治意義上，土地稅就相當於壹種「所得稅」，因此不能轉嫁，必須要有土地所有人直接自行負擔。理論上，在實施照價徵稅之後，地主為了降低地價稅負擔，就不得不投資勞力、資本，謀求改良土地土地的生產力，連帶導致土地利用得到進壹步優化，接近「地盡其利」；此外，照價徵稅的另壹個主要目的在於制衡地主在申報地價時可能以少報多的情況，以追求經濟公平。

計價方式

孫文認為，中國傳統的土地課稅制度，只有以面積以及地的上、中、下等來區分，級距差異過大，並無法與現實接軌。孫文認為，地價稅應該要以地價的高低而定，貴地收稅多，賤地收稅少；因為貴地通常在繁榮之處，其地多為富人所有，「多取之不為虐」，然而賤地常在窮鄉僻壤，多為農人貧民所有，此必須從輕課徵。孫文認為如果使用地價課稅，就可以擺脫當時20世紀初期中國土地稅負不公的情況——在當時壹線城市的壹畝土地收稅僅數元，與鄉下任壹相同面積相同肥沃度之田野相同，他認為顯然不公平，而如果按照地價繳納則無此病。另外，孫文也提及該地價稅的課徵僅限於土地的「素地」而已，不算後期的人工改良與地面建築，以促進人民改良土地的價值、多做集約用途，邁向「地盡其利」。後代的三民主義學學者認為，此思想與美國人亨利喬治的地價稅思想相當類似。

累進稅率

另外在課稅方式上，孫文則主張採用累進稅率，擁有土地面積越多者，賦稅比例越高。原因在於，如果不實施累進稅率，若要求政府稅源充足、財政穩定，則必須仰賴重稅主義，而若土地稅率壹律等於通行投資年利率的水準，雖然可以可收取鉅額的經濟地租，但同時也會造成少額自用土地所有權的人不勝負荷；而相反的，如果統壹減輕地價稅稅率，又將無法防止大地主挾資投機有關土地，導致土地分配逐漸不均，無法達成地價稅之初衷。所以為了兼顧理想與事實，孫文建議地價稅的課徵應採用累進稅稅率，以在減輕小額土地所有權人壓力的同時讓國家可有豐富的財源。而關於累進之最高稅率，孫文雖然從未提及，但根據後世三民主義學學者解讀認為，理論上則應與通行投資年利率相當，如此才能將不勞而獲之素地地租收歸全民共享。

照價收買的理論要領

照價收買是指國家得以依照私人申報之地價，基於公權力的行使，強制收買其土地並取消私有的下級土地所有權的行為。孫文認為照價收買行為，本質上上屬於原始取得，與私法關係中的買賣行為有別。此壹制度，孫文認為，乃是國家本於「上級土地所有權」的擁有，為防止「下級土地所有權」運作有所偏差而成的。在平均地權的四個綱領中，照價收買是重要的控制辦法。照價收買能於規定定價時控制申報地價趨於正常，使造價徵稅與漲價歸公得以順利實行，並在調節土地分配及促進土地利用時，有效發揮國家對土地之最高支配權，阻止土地投機及消除不勞而獲。孫文並提及，政府在照價收買時，應當要對地上改良物壹律另給予公正的補償，充分保障私人改良土地之權益價值，以繼續鼓勵民間投資、促進土地利用。另外照價收買也可協助政府施政，節省開發經費充裕未來政府建設之財源，作為促進國家開發建設的手段。

徵用方式

孫文認為，為了實施照價收買，政府與在核發土地所有權狀時，應連帶載明地主所報之地價，並註明政府可照此價收稅或是收買，並再次確認政府對於該塊土地的「上級所有權」。後世三民主義學者認為此想法與德國擁有膠州灣租界時所實施的「先買權」制度相當類似。

“ 國家在地契之中，應批明國家當須地時，隨時可照地契之價收買，方能無弊。如人民料國家將買此地，故高其價；然使國家竟不買之，年年須納最高之稅，則已負累不堪，必不敢。即欲故低其價以求少稅，則又恐國家從而買收，亦必不敢。所以有此兩法互相表裏，則不必定價而價自定矣。在國家壹方面言之，無論收稅買地，皆有大益之事。……地為生產之原素，平均地權後，社會主義即易行。如國家欲修壹鐵路，人民不能擡價，則收買土地自易。於是將論資本問題。 ”
——孫文，民國元年（1912年）四月壹日與南京同盟會會員餞別會演講民生主義與社會革命

土地徵收是指國家基於公法政治關係為公共事業之需要，對其土地實施最高支配權的壹種方式。概念上，政府依法定程序對私有特定土地權利給予補償後強制取消其隻土地權利，得以促進行政之使用與效率。也就是說，國家只需要顧及單方面意思表示，基於公權力且只需給付私有土地之規定地價而無需其他條件即可收買任何土地的這種方式，被認為可以確保土地的「高度自由」，令公益隨時可以順利取得各項公共活動所需用地。平均國內土地分配之後，缺乏土地的企業或需要居住地的人民也可以隨時由政府的力量獲得土地，社會如此得到安定。然實務上，近代以來，為了實施國家經濟政策，調整土地分配或改良土地利用，政府常規定以區段徵收或直接大範圍徵收方式實現土地徵收，這種土地徵收的新發展在觀念上被學者認為已經打破了土地私有權的神聖，因此會導致土地私有制度漸漸的與公共利益互相衝突。

1954年8月，政府公佈「實施都市平均地權條例」，指定臺灣為實行區域。由人民自動申報地價，政府照價徵稅，漲價歸公，皆用作興辦擴大社會福利事業及九年國民義務教育之用。1964年1月，立法院通過「都市平均地權條例」。1964年7月臺灣省實施都市平均地權，公告地價；並決定以增收之地價稅，作為推行民生主義社會福利政府之財源。

6  現在講解民族主義

物以類聚，人以群分。萬物萬類，究其之所以如此？曰：先天確定之也。先天確定物種之形態，以與客觀環境相適應。“鷹擊長空、虎嘯深山”，先天物種形態與後天環境之最佳結合。人類之族群亦如此，以人種之膚色而論，人類膚色有白、黑、黃、棕，地理氣候帶有寒、熱、溫、濕熱。白人近於寒帶，耐寒不耐熱。黑人生於熱帶，耐熱不耐寒。黃種人生於溫帶，寒、熱、溫、涼往復循環而趨於中。無有極端之嚴寒、酷暑。黃種人喜溫而不耐嚴寒酷暑。棕色人種生於熱帶雨林，耐濕熱而不耐燥熱。黑、白、黃、棕之色與寒、熱、溫、濕熱之氣候，具出於先天，不可變也。此不同人種分別群居於不同地理氣候帶之自然原因也。不同地理氣候帶，寒、熱、濕、燥不同，而無優劣之分。不同人種各處其地，各適其所適，各是其所是，各非其所非。由此而生不同族群人之性情：靜躁不同，趣舍萬殊。雖有差異，而無優劣。根據“先天與後天相適應”之自然法則，對不同膚色人種之性情作壹個推測：白色---冷靜、黑色---躁動、黃色---中和。此壹推測有待人類學之研究與檢驗。作為黃種人而地處溫帶的中華民族，其地理氣候特征與人之精神特質，則有相互契合之面貌。我中華大地，地處溫帶，四季分明。東臨太平洋，東南信風隨春夏之季而至。氣候溫暖而濕潤，降雨時至，江河密布，山川秀麗，物產豐隆。四季往復，秋風時至，北方秋高氣爽，冷靜而堅毅。地理氣候如此，人之性格、精神如何呢？《中庸》第十章有言：

子路問強。

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

「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

「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

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解讀：

人之強有三：物力之強、和德之強、正道之強。物力之強，孤剛易折。和德之強，親而不尊，雖為君子，眾力不聚。正道之強，義之強也。中立而不倚，正義、公道之謂也。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合於道義，小則得壹家人之助，大則得壹國人之助，更大則得全世界之助。此正道之所以最強也。公道、正義雖為至強，或為壹時之時勢所遏，當舍生取義，以勵後繼，以證將來：公理必勝強權。此公道之至強作為信仰，於人精神上之體現也。

王國維對中華文化之特質，有比較清晰之表述。現引述其原文， “我國春秋以前，道德政治上之思想，可分為二派，壹帝王派，壹非帝王派。前者稱道堯、舜、禹、湯文武，後者則稱其學出於上古之隱君子，或托之於上古之帝王。前者近古學派，後者遠古學派也；前者貴族派，後者平民派也；前者人世派，後者遁世派也；（非真遁世派，知其主義之終不能行於世，而遁焉者也。）前者熱情派，後者冷性派也；前者國家派，後者個人派也。前者大成於孔子、墨子，而後者大成於老子。故前者北方派，後者南方派也。此二派者，其主義常相反對，而不能相調和。觀孔子與接輿、長沮、桀溺、荷篠(xiǎo)丈人之關系，可知之矣。戰國後之諸學派，無不直接出於此二派，或出於混合此二派。故雖謂吾國固有之思想，不外此二者，可也”。

“ 周末時之兩大思潮，可分為南、北二派。北派氣局雄大，意誌強健，不偏於理論而專為實行。南派反之，氣象幽玄，理想高超，不涉於實踐而專為思辨。是蓋地理之影響使然也。今吾人欲求其例，則於楚人有老子，思辨之代表也；於魯人有孔子，實踐之代表也。孔子之思想，社會的也。老子之思想，非社會的也。老子離現實而論自然之大道，彼之“道”超於相對之域而絕對不變，雖存於客觀，然無得而名之。老子以此“道”為宇宙壹切萬象之根本原理。故其思辨也，使壹切之現象界皆為於相對的矛盾的之物而反轉之。如“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知其榮，守其辱”；或雲“有”，或雲“無”，或雲“盈”，或雲“虛”，或雲“強”，或雲“弱”：皆為相對之矛盾觀念，常保消極以預想積極者也。故其倫理及政治思想專為消極主義，慕太古敦樸之政，而任人性之自然，以恬淡而無為為善。若自其厭世的立腳地觀之，則由激於周季之時勢，憤而作此激越非社會的之言者也。孔子則反之，綜合堯舜三代先王之道而組織之，即欲以客觀之禮以經綸社會也。至其根本原理則信天命，自天道繹之而得“仁”，即從“天人合壹”觀以立人間行為之規範準繩。故孔子者北方雄健之意誌家也，老子者南方幽玄之理想家也。

續彼幽玄之理想者為列子，列子之後有莊子。發揮此雄健之意誌者有子思、孟子、荀子。要之，儒與道之二大分派，對立於先秦之時，而傳其二大思潮於後世。此外尚有莫翟唱“兼愛”功利之說，似儒家；楊朱唱利己快樂說，似道家；鹖冠子為折中派；韓非子為法家。諸子百家之說，縱橫如雲，燦然如星，周末之文華極壹時之炳耀。是蓋因成周封建政體之壞頹，喚起個人思想界之自由，洵可謂之為稀世之壯觀也！ ”

“老莊之說通行於兩漢，至魏晉而大盛，其弊流於清談，以任放曠達自喜，或作神仙說，經六朝至唐時復大盛，至追謚老子為太上玄元皇帝。然而當漢之末也，佛教侵入，經三國至六朝之際，至於梁而最盛。其勢力之偉大漸駕儒道而上之。入隋，遂有唱三教壹致論者。其後復大盛於唐，經宋元明至今焉。”

“儒教因漢武帝之獎勵，出董仲舒，而繼先秦之思潮，回復秦火之厄。至西漢之末有楊雄者，合儒與道，立壹家言。六朝之際，儒為佛老所抑。至隋有王通，用之作策論。有唐壹代，唯韓愈壹人維持之。經五代至宋，復勃然而興，幾有淩先秦儒家而上之之勢。即北宋時二程子唱“性命窮理”說，南宋時經朱子手而大成，作“理氣”論。同時有陸象山之“心即理”說。入明，而為王陽明之“知行合壹”說。其後至國朝，考證學大行。故中國亙古今而有最大勢力者，實為儒教。國家亦歷代采用之。何則？儒教貴實踐躬行，而以養成完全之道德政治家為目的，而有為之人才亦皆籠罩於此中故也。”

  中國文化南、北二派，儒、道二家，從對社會組織之構想來看，南方道家，自由而趨於無政府意識。北方儒家，構建秩序而趨於專制主義。二者混壹，而有君主“無為”而天下治之王朝盛世。

我華夏自三皇五帝經文、武、周公至秦皇、漢武，唐宗、宋祖，綿延不絕。在世界上的封建時代、帝國時代，我華夏文明皆處於先進行列，內外皆稱我華夏為禮儀之邦。

禮儀之所本，順人情、明義理而為之。《禮記》雲：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修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聖人所以治人七情，修十義，講信修睦，尚辭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壹以窮之，舍禮何以哉？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惑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有悖逆詐偽之心，有淫泆作亂之事。是故，強者脅弱，眾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

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為之節，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鐘鼓幹戚，所以和安樂也；昏姻冠笄，所以別男女也；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

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裏，以賢勇知，以功為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眾以為殃，是謂小康。

《禮記》非壹時壹人所作，故其文法不甚整飭，因果關系不很明晰。但其直觀的描述是能為大眾所理解的。

人人本然具有七情，彼此沖突，欲修十義以節制七情，因此選賢與能，制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大道以行，天下為公。如此，萬物雖雜，皆能各得其宜而不相侵害。在人類社會，個體之差異雖大，彼此七情之沖突雖雜，有天下為公之大道為之裁決，則眾人能各得其宜，和睦相處。

眾人皆有七情，彼此爭奪相殺。先知先覺者欲除此社會公眾之患而立名符其實之公共意誌，古今中外所同此希望也。近代以來，西方社會隨著科學的進步，認識的深入，在政治上認識到公共意誌與公共理性的產生之道，由上而下的路徑，不如由下而上的路徑。先知先覺所聚集之群體，壹時壹世或能體現公共意誌與公共理性。世異時移，則不壹定能體現公共意誌與公共理性。無公共意誌與公共理性為公共關系之裁決，則強者脅弱，眾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社會大亂就產生了。由下而上產生的公共意誌與公共理性，會定期接受民意的檢驗。使公共意誌與公共理性由公意而出，不以個人之意誌與理性為轉移。公共意誌與公共理性能夠名至實歸以至於後世。

不論公共意誌與公共理性是由上而下產生，還是由下而上產生，社會的上下秩序都是必然存在的。國學大師王國維於共產主義在俄國方興未艾之時，即論述共產主義會造成大不平等。王國維的論述道出了壹個常識性的前提，即不論社會、國家的組織形式如何，都必然是少數人在管理公共事務。就像人體壹樣，不論其性格、體格如何，都是占人體極小部分的大腦在管理人體的四肢百骸。

在封建專制社會，在上者修十義，制禮樂刑政而施行。在下者敬畏、恭敬在上者。上下之關系由禮、義、忠、信、直、寬、惠、溫、良、恭、讓等等道德來維持。

在民主共和社會，由下而上產生公共意誌與公共理性。公共意誌與公共理性，最終在由少數人組成的政府中產生並執行。作為具有個體意誌並且與公共意誌沖突的社會大眾，與由少數人組成的政府的關系由什麽來維持呢？只能由上、下都認同的道德來維持。我華夏經歷數千年之實踐而為國民所欣然同意者，禮、義、忠、信、直、寬、惠、溫、良、恭、讓等等道德觀念。在此道德觀念規範下，社會大眾在個體自由意誌中對公共意誌有潛移默化的敬畏之心，對公共理性有自然的恭敬之心。如此，共和政體才能長久。德雖然因時代政體與國民等而生差異，於今日自社會國家上論之，則道德的德為公共心、慈善心、愛國心等。對於自己，則為自重、熱心、潔白、清潔、活潑、順序等。見於智力上，為精密、熟慮、慎重、智慧等。於家族，為長對幼之慈愛親切等。於婦德，為慈愛、貞淑、端正、柔和等。

下面我說說共和政體需要道德觀念規範，才能長久的深層原因。

法國思想家盧梭有言，政治體也猶如人體壹樣，自從它壹誕生起就開始死亡了，它本身之內就包含著使它自己滅亡的原因。人體的組織是大自然的作品，國家的組織則是人工的作品，賦予國家以它所可能具有的最好的組織，從而使它的生命得以盡可能地延長，這件事取決於人。

民主制度的制度性缺點是什麽？更進壹步研究專制制度與民主制度，就會發現，專制政府昏庸化與民主政府平庸化，是必然之趨勢。也就是，專制政府與民主政府都會劣質化。其原因是，專制權力體系是由上而下產生的。民主權力體系是由下而上產生的。由上而下的權力體系社會，社會大眾必然媚上。由下而上的權力體系社會，社會大眾必然媚下。媚上與媚下，都會造成政府劣質化。

對民主政府劣質化進行遏制的有效方法是，對民主制度進行修正。其壹，直接民權限制在自治單位———縣之內。其二是，間接民權範圍內實行“權能分離”，改“三權分立”為“五權分立”。使考試院與另四院有相同的權重。使公職的候選人在知識的引導下競選公職。最大限度內遏制“媚下”的趨勢。

除了我上文所說的“媚下”的原因外，就是自由意誌的自我沖突。自由，意味著人的意誌在各種趨向上皆有可能，完全相反的趨向可同時存在。共和政體是由下而上產生的，當社會中的多數人由於必然的短視，只能看見並追求個體的自由，而蔑視保障社會大眾自由的政體規則時，共和政體的基礎就坍塌了。共和政體就會解體了。

君主專制政體因為不能長久體現公共意誌與公共理性而解體，共和政體因為社會大眾必然的蔑視公共意誌與公共理性而解體。

因此，必須有道德禮義對社會大眾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使個體自由意誌對公共意誌與公共理性有自然的敬畏之心與恭敬之心。這樣，共和政體才能長久。

  要而言之，民族特質本於先天，與後天客觀環境相契合。民族文化，民族之自我意識，自我認同也。與個人之自我意識同壹理也，皆先天確定之本能也。民族主義，源於民族本能，成於民族認識。壹民族處於世界民族之林，如何保持我民族之固有文化？如何吸收它民族之優秀文化？如何抵禦它民族於我有害之文化？認識並解決這些問題，使本民族能生存並繁榮昌盛，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此民族主義對於本民族之價值也。民族主義對於它民族有無價值呢？曰民族主義對世界民族之價值取決於民族意識與民族認識之關系。民族意識，在壹民族面對它民族時，油然而生。民族之間，兩相對照，可生兩種民族意識：民族自大與民族自卑。壹民族，或因壹時之形勢，或因壹時之認識水平而超越其他民族，自然而生“我民族人種優於它民族人種”，進而產生侵略、征服、統治弱小民族之民族奴役。反之，民族自卑必然產生民族被同化而消亡。世界民族就會逐步減少。顯然，這是違背自然界意誌的---民族多樣性。民族認識，上文之論述民族與地理氣候之關系時，有壹結論：（民族）各適其所適，各是其所是，各非其所非。壹民族之民族性及所具有的民族文化，所表現的是此民族的生存方式。生存方式，合適的，是最好的。即（民族）各適其所適，各是其所是，各非其所非。壹言以蔽之，民族自由，民族平等。此民族主義之世界價值也。即世界民族觀念下的民族意識。表現於政治上，則民族自決、自治。如此，可消民族戰爭於無形。所以，國父孫中山說，我們的民族主義對內是，爭民族獨立自強，對外是，爭民族平等。下面引述孫中山先生《民族主義》部分內容，以明民族主義之真諦。

“再講民族的起源。世界人類本是壹種動物，但和普通的飛禽走獸不同。人為萬物之靈。人類的分別，第壹級是人種，有白色、黑色、紅色、黃色、棕色五種之分。更由種細分，便有許多族。像亞洲的民族，著名的有蒙古族、巫來族、日本族、滿族、漢族。造成這種種民族的原因，概括的說是自然力，分析起來便很複雜。當中最大的力是「血統」。中國人黃色的原因，是由於根源黃色血統而成的。祖先是什麼血統，便永遠遺傳成壹族的人民，所以血統的力是很大的。次大的力是「生活」。謀生的方法不同，所結成的民族也不同。像蒙古人逐水草而居，以遊牧為生活，什麼地方有水草，便遊牧到甚麼地方，移居到什麼地方。由這種遷居的習慣，也可結合成壹個民族。蒙古能夠忽然強大。就本於此，當蒙古最強朝的時侯，元朝的兵力，西邊征服中央亞細亞、阿刺伯及歐洲之部分，東邊統壹中國，幾乎征服日本，統壹歐亞。其他民族最強盛的象漢族，當漢唐武力最大的時候，西邊才到裡海。像羅馬民族武力最大的時候，東邊才到黑海。從沒有那壹個民族的武力，能夠及乎歐亞兩洲，像元朝的蒙古民族那樣強盛。蒙古民族之所以能夠那樣強盛的原因，是由於他們人民的生活是遊牧，平日的習慣便有行路不怕遠的長處。第三大的力是「語言」。如果外來民族得了我們的語言，便容易被我們感化，久而久之，逐同化成壹個民族。再反過來，若是我們知道外國語言，也容易被外國人同化。如果人民的血統相同，語言也同，那麼同化的效力便更容易。所以語言也是世界上造成民族很大的力。第四個力是「宗教」。大凡人類奉拜相同的神，或信仰相同的祖宗，也可結合成壹個民族。宗教在造成民族的力量中，也很雄大。像阿刺伯和猶太兩國已經亡了許久，但是阿刺伯人和猶太人至今還是存在。他們國家雖亡，而民族之所以能夠存在的道理，就是因為各有各的宗教。大家都知道現在的猶太人散在各國的極多，世界上極有名的學問家，像愛因斯坦，就是猶太人。再像現在英國各國的資本勢力也是被猶太人操縱。猶太民族的天質是很聰明的，加以宗教之信仰，故雖流離遷徒於各國，猶能維持其民族於長久。阿刺伯人所以能夠存在的道理，也是因為他們有謨罕墨德的宗教。其他信仰佛教極深的民族象印度，國家雖然亡到英國，種族還是永遠不能消滅。第五個力是「風俗習慣」。如果人類中有壹種特別相同的風俗習慣，久而久之，也可行結合成壹個民族。我們研究許多不相同的人種，所以能結合成種種相同民族的道理，自然不能不歸功於血統、生活、語言、宗教和風俗習慣這五種力。這五種力，是天然進化而成的，不是用武力征服得來的。所以用這五種力和武力比較，便可以分別民族和國家。    我們鑒於古今民族生存的道理，要救中國，想中國民族永遠存在，必要提倡民族主義。要提倡民族主義，必要先把這種主義完全瞭解，然後才能發揮光大，去救國家。就中國的民族說，總數是四萬萬人，當中參雜的不過是幾百萬蒙古人，百多萬滿洲人，幾百萬西藏人，百幾十萬回教之突厥人。外來的總數不過壹千萬人。所以就大多數說，四萬萬中國人可以說完全是漢人。同壹血統、同壹語言文字，同壹宗教、同壹習慣，完全是壹個民族。我們這種民族，處現在世界上是什麼地位呢？用世界上各民族的人數比較起來，我們人數最多，民族最大，文明教化有四千多年，也應該和歐美各國並駕齊驅，但是中國的人只有家族和宗教的團體，沒有民族的精神，所以雖有四萬萬人結合成壹個中國，實在是壹片散沙，弄到今日，是世界上最貧弱的國家，處國際中最低下的地位。人為刀俎，我為魚肉，我們的地位在此時最為危險。如果再不留心提倡民族主義，結合四萬萬人成壹個堅固的民族，中國便有亡國滅種之憂。我們要挽救這種危亡，便要提倡民族主義，用民族精神來救國。 …… 中國的民族主義既亡，今天就把亡的原因拿來說壹說。此中原因是很多的。尤其以被異族征服的原因為最大。凡是壹種民族征服另種民族。自然不淮別種民族有獨立的思想。好比高麗被日本征服了，日本現在就要改變高麗人的思想，所有高麗學校裡的教科書，凡是關於民族思想的話都要刪去；由此三十年後，高麗的兒童便不知有高麗了，更不知自己是高麗人了。從前滿洲對待我們也是壹樣，所以民族主義滅亡的頭壹個原因，就是我們被異族征服。征服的民族，要把被征服的民族所有寶貝，都要完全消滅。康熙說他是天生來做中國皇帝的，勸人不可逆天；到了乾隆便更狡猾，就是滿漢的界限完全消滅。所以自乾隆以後，知識階級的人多半不知有民族思想，只有傳到下流社會。但是下流社會雖然知道要殺韃子，只知道當然，不知道所以然。所以中國的民族思想便消滅了幾百年，這種消滅是由於滿洲人方法好。 …… 英俄兩國現在生出了壹個新思想，這個思想是有知識的學者提倡出來的，這是什麼思想呢？是反對民族主義的思想。這種思想說民族主義是狹隘的，不是寬大的』簡直的說，就是世界主義。現在的英國和以前的俄國、德國，與及中國現在提倡新文化的新青年，都贊成這種主義，反對民族主義。我常聽見許多青年說，國民黨的三民主義不合現在世界的新潮流，現在世界上最新最好的主義是世界主義。究竟世界主義是好是不好？如果這個主義是好的，為甚麼中國壹經亡國，民族主義就要消滅？世界主義，就是中國二千多年以前所講的天下主義。我們現在研究這個主義，他到底是好不好呢？照理論上講，不能說是不好。從前中國知識階級的人，因為有了世界主義的人，他說：舜，東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東西狄華夏，就是世界主義。大凡壹種思想，不能說是好是不好，只看他是合我們用，還是不合我們用。如果合我們用便是好，不合我們用便是不好。世界上的國家，拿帝國主義把人征服了，要想保全他特殊地位，做全世界的主人翁，總想站在萬國之上，故主張世界主義。因為普通社會有了世界主義，故滿清入關便無人抵抗，以致亡國。當滿清入關的時候，人數是很少的。總數不過十萬人。拿十萬人怎麼能夠征服數萬萬人呢？因為那時候，中國大多人很提倡世界主義，不講民族主義，無論什麼人來做中國皇帝都是歡迎的。所以史可法雖然反對滿人，但是贊成他的人太少，還是不能抵抗滿人。因全國的人都歡迎滿人，所以滿人便得做中國安穩皇帝。當那個時候，漢人不但歡迎滿人，並且要投入旗下，歸化於滿人，所以有所謂「漢軍旗」。    …… 但是我們何以失去民族主義呢？要考究起來是很難明白的，我可以用壹件故事來比喻。這個比喻或者是不倫不類，和我們所講的道理毫不相關，不過借來也可以說明這個原因。這件故事是我在香港親見過的：從前有壹個苦力，天天在輪船碼頭，拿壹枝竹槓和兩條繩子去替旅客挑東西，就是那個苦力謀生之法。後來他積存了十多塊錢，當時呂宋彩票盛行，他就拿所積蓄的錢買了壹張呂宋彩票。那個苦力因為無家可歸，所有的東西都沒地方收藏，所以他買得的彩票也沒地方收藏。他謀生的工具只是壹枝竹槓和兩條繩子，他到什麼地方，那竹槓和兩條繩子便到什麼地方。所以他就把所買的彩票，收藏在竹槓之內。不能隨時拿出來看，所以他把彩票號數死死記在心頭，時時刻刻都念著。到了開彩的那壹日，他便到彩票店內去對號數，壹見號單，知道是自己中了頭彩，可以發十萬元的財。他就喜到上天，幾乎要發起狂來，以為從此可不用竹槓和繩子去做苦力了，可以永久做大富翁了。由於這番歡喜，便把手中的竹槓和繩子壹並拋入海中。用這個比喻說，呂宋彩票好比是世界主義，是可以發財的，竹槓好比是民族主義，是壹個謀生的工具。中了頭彩的時候，好比是中國帝國主義極強盛的時代，進至世界主義的時代。我們的祖宗以為中國是世界的強國，所謂「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萬國衣冠拜冕旒」，世界從此太平矣。以後只要講世界主義，要全世界的人都來進貢，從此不必要民族主義，所以不要竹槓，要把他投入海中。到了為滿洲所滅的時候，不但世界上的大主人翁做不成，邊自己的小家產都保守不穩，百姓的民族思想壹齊消滅了，這好比是竹槓投入海中壹樣，所以滿清帶兵入關，吳三桂便作嚮導。史可法雖然想提倡民族主義，擁戴福王，在南京圖恢復，滿洲的多爾袞便對史可法說：「我們的江山，不是得之於大明，是得之於闖賊。」他的意思，以為明朝的江山，是明朝自己人失去了的，好比苦力自己丟了竹槓壹樣。近來講新文化的學生，也提倡世界主義，以為民族主義不合世界潮流。這個論調，如果是發自英國、美國，或發自我們的祖宗，那是很適當的；但是發自現在的中國人，這就不適當了。德國從前不受壓迫，他們不講民族主義，只講世界主義，我看今日的德國，恐怕不講世界主義，要來講壹講民族主義罷。我們的祖宗如果不把竹槓丟了，我們還可以得回那個頭彩。但是他們把竹槓丟得太早了，不知道發財的彩票還藏在裡面。所以壹受外國的政治力和經濟力來壓迫，以後又遭天然的淘汰，我們便有亡國滅種之憂。 …… 中國從前能夠達到很盛的地位，不是壹個原因做成的。大凡壹個國家所以能夠強盛的原故，起初的時候都是由於武力發展，繼之以種種文化的發揚，便能成功。但是要維持民族和國家的長久地位，還有道德問題，有了很好的道德，國家才能長治久安。亞洲古時最強盛的民族，莫過於元朝的蒙古人，蒙古人在東邊滅了中國，在西邊又征服歐洲。中國歷代最強盛的時候，國力都不能夠過裡海的西岸，只能夠到裡海之東，故中國最強盛的時候，國力都不能達到歐洲。元朝的時候，全歐洲幾乎被蒙古人吞併，比起中國最強盛的時候還要強盛得多，但是元朝的地位沒有維持很久。從前中國各代的國力雖然比不上元朝，但是國家的地位各代都能夠長久，推究當中的原因，就是元朝的道德不及中國其餘各代的道德那樣高尚。從前中國民族的道德因為比外國民族的道德高尚得多，所以在宋朝，壹次亡國於外來的蒙古人，後來蒙古人還是被中國人所同化；在明朝，二次亡國於外來的滿洲人，後來滿洲人也是被中國人同化。因為我們民族的道德高尚，故國家雖亡，民族還能夠存在；不但是自己的民族能夠存在，並且有力量能夠同化外來的民族。所以窮本極源，我們現在要恢復民族的地位，除了大家聯合起來做壹個國族團體以外，就要把固有的舊道德恢復起來。有了固有的道德，然後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以圖恢復。    講到中國固有的道德，中國人至今不能忘記的，首中忠孝，次是仁愛，其次是信義，其次是和平。這些舊道德，中國人至今還是常講的。但是現在受外來民族的壓迫，侵入了新文化，那些新文化的人，便排斥舊道德，以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舊道德。不知道我們固有的東西，如果是好的，當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棄。此刻中國正是新舊潮流相衝突的時候，壹般國民都無所適從。前幾天我到鄉下進了壹所祠堂，走到最後進的壹間廳堂去休息，看見右邊有壹個「孝」字，左邊壹無所有，我想從前壹定有個「忠」字。像這些景象，我看見了的不止壹次，有許多祠堂或家廟都是壹樣的。不過我前幾天所看見的「孝」字是特別的大，左邊所拆去的痕跡還是新鮮的。推究那個拆去的行為，不知道是鄉下自己做的，或者是我們所駐的兵士做的，但是我從前看到許多祠堂廟宇沒有駐過兵，都把「忠」字拆去。由此便可見現在壹般人民的思想，以為到了民國，便可以不講忠字；以為從前講忠字是對於君的，所謂忠君的；現在民國沒有君主，忠字便可以不用，所以便把他拆去。這種理論，實在是誤解。因為在國家之內，君主可以不要，忠字是不能不要的。如果說忠字可以不要，試問我們有沒有國家？我們的忠字可不可以？忠於事又是可不可以？我們做壹件事，總要始終不渝，做到成功，如果做不成功，就是把性命去犧牲亦所不惜，這便是忠，所以古人講忠字，推到極點便是壹死。古時所講的忠，是忠於皇帝，現在沒有皇帝便不講忠字，以為什麼事都可以做出來，那便是大錯。現在人人都說，到了民國什麼道德都破壞了，根本原因就是在此。我們在民國之內，照道理上說，還是要盡忠，不忠於君，要忠於國，要忠於民，要為四萬萬人去效忠。為四萬萬人效忠，比較為壹人效忠，自然是高尚得多。故忠字的好道德還是要保存。講到孝字，我們中國尤為特長，尤其比各國進步得多。《孝經》所講孝字，幾乎無所不至。現在世界中最文明的國家講到孝字，還沒有象中國講到這麼完全。所以孝字更是不能不要的。國民在民國之內，要能夠把忠孝二字講到極點，國家便自然可以強盛。仁愛也是中國的好道德。古時最講愛字的莫過於墨子。墨子所講的「兼愛」，與耶穌講的「博愛」是壹樣的。古時在政治壹方面所講愛的道理，有所謂「愛民如子」，有所謂「仁民愛物」，無論對於什麼事，都是用愛字去包括。所以古人對於仁愛究竟是怎麼樣實行，便可以知道。中外交通之後，壹般人便以為中國人所講的仁愛不及外國人，因為外國人在中國設立學校，開辦醫院，來教育中國人、救濟中國人，都是為實行仁愛的，照這樣實行壹方面講起來，仁愛的好道德，中國現在似乎遠不如外國。中國所以不如的原故，不過是中國人對於仁愛沒有外國人那樣實行，但是仁愛還是中國的舊道德。人們要學外國，只要學他們那樣實行，把仁愛恢復起來。再去發揚光大，便是中國固有的精神。 …… 中國更有壹種極好的道德，是愛和平。現在世界上的國家和民族，止有中國是講和平；外國都是講戰爭，主張帝國主義去滅人的國家。近年因為經過許多大戰，殘殺太大，才主張免去戰爭，開了好幾次和平會議，像從前的海牙會議，歐戰之後的華賽爾會議、金那瓦會議、華盛頓會議，最近的洛桑會議。但是這些會議，各國人共同去講和平，是因為怕戰爭，出於勉強而然的，不是出於壹般國民的天性。中國人幾千年酷愛和平，都是出於天性。論到個人便重謙讓，論到政治便說「不嗜殺人者能壹之」，和外國人便有大大的不同。所以中國從前的忠孝仁愛信義種種的舊道德，固然是駕乎外國人，說到和平的道德，更是駕乎外國人。這種特別的好道德，便是我們民族的精神。我們以後對於這種精神不但是要保存，並且要發揚光大，然後我們民族的地位才可以恢復。我們舊有的道德應該恢復以外，還有固有的智能也應該恢復起來。我們自被滿清征服了以後，四萬萬人睡覺，不但是道德睡了覺，連知識也睡了覺，我們今天要恢復民族精神，不但是要喚醒固有的道德，就是固有的知識也應該喚醒他。中國有什麼固有的知識呢？就人生對於國家的觀念，中國古時有很好的政治哲學。我們以為歐美的國家近來很進步，但是說到他們的新文化，還不如我們政治哲學的完全。中國有壹段最有系統的政治哲學，在外國的大政治家還沒有見到，還沒有說到那樣清楚的，就是《大學》中所說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那壹段話。把壹個從內發揚到外，由壹個人的內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像這樣精微開展的理論，無論外國什麼政治哲學家都沒有見到，都沒有說出，這就是我們政治哲學的知識獨有的寶貝，是應該要保存的。這種正心、誠意、修身、齊家的道理，本屬於道德的範圍，今天要把他放在知識範圍內來講，才是適當，我們祖宗對於這些道德上的功夫，從前雖然是做過的，但是自失了民族精神之後，這些知識的精神當然也失去了，所以普通人讀書，雖然常用那壹段話做口頭禪，但是多是習而不察，不求甚解，莫名其妙的。正心、誠意的學問是治的功夫，是很難講的。從前宋儒是最講究這些功夫的，讀他們的書，便可以知道他們做到了什麼地步。但是說到修身、齊家、治國那些外修的功夫，恐怕我們現在還沒有做到。專就外表來說，所謂修身、齊家、治國，中國人近幾百年以來都做不到，所以對於本國便不能自治。外國人看見中國人不能治國，便要來共管。…… 我們要學外國，是要迎頭趕上去，不要向後跟著他，譬如學科學，迎頭趕上去，便可以減少兩百多年的光陰。我們到了今日的地位，如果還是睡覺，不去奮鬥，不知道恢復國家的地位，從此以後便要亡國滅種。現在我們知道了跟上世界的潮流，去學外國之所長，必可以學得比較外國還要好，所謂「後來者居上」。從前雖然是退後了幾百年，但是現在只要幾年便可以趕上，日本便是壹個好榜樣。日本從前的文化是從中國學去的，比較中國低得多。但是日本近來專學歐美的文化，不過幾十年便成世界中列強之壹。我看中國人的聰明才力不亞於日本，我們此後去學歐美，比較日本還要容易。所以這十年中，便是我們的生死關頭。如果我們醒了，像日本人壹樣，大家提心吊膽去恢復民族的地位，在十年之內，就可以把外國的政治、經濟和人口增加的種種壓迫和種種禍害都壹齊消滅。日本學歐美不過幾十年便成世界列強之壹，但是中國的人口比日本多十倍，領土比日本大三十倍，富源更是比日本多，如果中國學到日本，就要變成十個列強。現在世界之中，英、美、法、日、意大利等不過五大強國，以後德、俄恢復起來，也不過六七個強國；如果中國能夠學到日本，就要變成十個強國。到了那個時候，中國便可以恢復到頭壹個地位。    但是中國到了頭壹個地位，是怎麼樣做法呢？中國古時常講「濟弱扶傾」，因為中國有了這個政策，所以強了幾千年，安南、緬甸、高麗、暹羅那些小國還能夠保持獨立。現在歐風東漸，安南便被法國滅了，緬甸被英國滅了，高麗被日本滅了。所以，中國如果強盛起來，我們不但是要恢復民族的地位，還要對於世界負壹個大責任。如果中國不能夠擔負這個責任，那末中國強盛了，對於世界便有大害，沒有大利。中國對於世界要負什麼責任呢？現在世界列強所走的路是滅人國家的；如果中國強盛了，也要去滅人的國家，也去學列強的帝國主義，走相同的路，便是蹈他們的覆轍。所以我們要先決定壹種政策，要濟弱扶傾，才是盡我們民族的天職。我們對於弱小民族要扶持他，對於世界的列強要抵抗他。如果全國人民都立定這個誌願，中國民族才可以發達。若是立定這個誌願，將來到了強盛時候，想到今日身受過了列強政治經濟壓迫的痛苦，將來弱小民族如果也受這種痛苦，我們便要把那些帝國主義來消滅，那才算是治國平天下。我們要將來能夠治國平天下，便先要恢復民族主義和民族地位。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礎，去統壹世界，成壹個大同之治，這便是我們四萬萬人的大責任。諸君都是四萬萬人的份子，都應該擔負這個責任，便是我們民族的真精神。…… 這次歐洲的戰爭，是世界上有史以來最劇烈的。軍隊的人＜數＞有四五千萬，時間經過了四年之久，到戰爭最後的時候兩方遠不能分勝負。在戰爭的兩方面，壹方叫做協商，壹方叫做同盟國。在同盟國之中，初起時有德國、奧國，後來加入土耳其、布加利亞。在協商之中，初起時有塞維亞、法國、俄國、英國及日本，後來加入意大利亞及美國。美國之所以參加的原因，全為民族問題。因在戰爭之頭壹二年，都是德奧兩國獲勝，法國的巴黎和英國的海峽都幾乎被德奧兩國軍隊攻入。條頓民族便以為英國必亡，英國人便十分憂慮，見得美國的民族是和他們相同，於是拿撒克遜民族的關系去煽動美國，美國見得和自己相同民族的英國將要被異族的德國滅亡，也不免物傷其類，所以加入戰爭去幫助英國，維持撒克遜人的生存；並且恐怕自己的力量單薄，遂竭全力去鼓動全世界的中立民族，共同參加去打敗德國。當戰爭時，有壹個大言論最被人歡迎的，是美國威爾遜所主張的「民族自決」。因為德國用武力壓迫歐洲協商國的民族，威爾遜主第打滅德國的強權，令世界上各弱小民族以後都有自主的機會，於是這種主張便被世界所歡迎。所以印度雖然被英國滅了，普通人民是反對英國的，但是有好多小民族聽見威爾遜說這回戰爭是為弱小民族爭自由的，他們便很喜歡去幫英國打仗。安南雖然是被法國滅了，平日人民痛恨法國的專制，但當歐戰時仍幫法國去打仗，也是因為聽到威爾遜的主張是公道的原故。他若歐洲的弱小民族象波蘭、捷克斯拉夫、羅米尼亞壹齊加入協商國去打同盟國的原因，也是因為聽見了威爾遜所主張的民族自決那壹說。我們中國也受了美國的鼓動，加入戰爭。雖然沒有出兵，但是送了幾十萬工人去挖戰壕，做後方的勤務。協商國因為創出這項好題目，所以弄到無論歐洲、亞洲壹切被壓迫的民族，都聯合起來去幫助他們打破同盟國。當時威爾遜主張維持以後世界的和平，提出了十四條，其中最要緊的是讓各民族自決。當戰事未分勝負的時候，英國、法國都很贊成。到了戰勝之後開和議的時候，英國、法國和意大利覺得威爾所主張的民族開放和帝國主義利益的衝突太大，所以到要和議的時候，便用種種方法騙去威爾遜的主張。弄到和議結局所定出的條件，最不公平。世界上的弱小民族不但不能自決，不但不能自由，並且以後所受的壓迫比從前更要厲害。由此可見，強盛的國家和有力量的民族已經雄占全球，無論什麼國家和什麼民族的利益，都被他們壟斷。他們想永遠維持這種壟斷的地位，再不淮弱小民族復興，所以天天鼓吹世界主義，謂民族主義的範圍太狹隘。其實他們主張的世界主義，就是變相的帝國主義與變相的侵略主義。但是威爾遜的主張提出以後，便不能收回，因為各弱小民族幫助協商國打倒同盟國。是希望戰勝之後可以自由的。後來在和議所得的結果，令他們大為失望，所以安南、緬甸、爪哇、印度、南洋群島以及土耳其、波斯、阿富漢、埃及與歐洲的幾十個弱小民族，都大大的覺悟，知道列強當日所主張的民族自決完全是騙他們的，所以他們便不約而同，自己去實行民族自決。

總結，“民族”成於先天，民族主義順應民族意識而塑造民族精神，以固民族凝聚力。對內，達於本民族之獨立自強地位。對外，達於民族平等相處之地位。

民族、民權、民生三者之關系：民族凝聚力乃族群群居之天然力，為民權主義、民生主義“有所作為”之載體。何意？民權、民生皆因後天之“認識”而生，因利而成。有利則如蟻聚，無利則作鳥散。而物以類聚之民族凝聚力，則亙古不變。如移民而成之美國，雖民權、民生至為完善，然各移民皆自然形成“族群”社區而分隔居住。而無美國民族之認同。可以在理論上作這樣的假設，如果沒有民族凝聚力，人民將分崩離析，而民權、民生將無所施其能。因為民權、民生是為處理關系而設，人民分崩離析，“關系”已經不存在了。當然，這種“關系”不存在的結論只是壹個假設。這樣分析，旨在說明：民族是民權、民生之載體。

7  三政講解

現在講解“軍政，訓政，憲政”為轉型必由之路。

人之行為，意識先行。意識到此“行為”有利於我，則行之；意識到此“行為”有害於我，則不行之；認識不到此“行為”之利害如何，則猶豫不決；認識到此“行為”可以事半功倍，則欣然行之；認識到此“行為”事倍功半，則懊悔“思之不詳”。有鑒於此，壹人行為之原因及原因與結果之關系，必有清晰的認識，才能為我們的“行為”作正確的指導，從而達“趨利避害”與“事半功倍”之行為目的。人之行為，原因有二：意誌與認識。意誌，具體到某壹行為，則為行為之目的---利我之目的。認識，指示到達目的之路徑。認識，則有正確、錯誤之分。從而產生兩種相反的結果：能夠到達目的與不能到達目的。正確之認識與錯誤之認識，何以生？“認識”之來龍去脈可以明之。認識，始於直觀，存於抽象概念。直觀生觀念，有偏、全之分，無正誤之別。抽象離開直觀而生概念，有正、誤之分。如此，人之知識，分為兩種：壹直觀的知識，壹概念的知識。直觀的知識，由人之感性及悟性得之；而概念之知識，則理性之作用也。理性之作用在於，在直觀已形成觀念之基礎上，將觀念轉變為抽象概念，並分合各種不同概念。制圖如下【1】，以明人行為之原因與結果之關系。壹言以蔽之，觀念乃概念之源。事實變，則觀念變；觀念變，則概念變。此認識之必然路徑也。舍此路徑，則謬誤橫生。大多數錯誤，是由顛倒此“認識路徑”所致。即以概念證觀念，以觀念證事實。概念之變，後於事實之變。以已定之概念推斷可變之事實，則結論為先前確定概念時之事實，與此時之事實，必不符。直觀與抽象，相互之優劣，彼此之長短，在講解民權主義時，已作詳細論述。總而言之，認識之正確路徑為，由直觀產生觀念，抽象而固定觀念，而成概念。由概念而構概念系統，即理論體系。反之，則謬誤滋生。政治觀念亦然。

人與人之關系，在事實上有“平等”之關系與“不平等”之關系。人之自由狀態及“平等”關系，在講解民權主義時，已作詳細論述。現在論述，“人生而不自由，不平等”觀念之源及因此產生的政治建築。人在形質上，大、小、堅、脆，不等；人在認識水平上，有高、低不同；人在品性上，有善、惡、正義之不同。普通民眾對人之“不平等”形成壹俗語曰：十指有長短。知識界名之曰：人有賢、愚、智、不肖。人與人之關系曰：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賢、智治愚、不肖。人觀察天、地：天高而無際，雲行雨施、寒來暑往皆行於天而施於地；地廣漠無極，靜而載物無限。而生“天高地厚”之觀念。天行健而生物，地靜止柔順而養物。天高遠而地卑近，而生“天尊地卑”觀念。天地上下之關系曰：下以承上，上以衛下。源於直觀而有“人生而賢、愚、智、不肖”不等之觀念。賢、智必有極，曰：大賢大哲。臣民命之曰：天子。天子者，天生地長，集天之大智與地之厚德。天子，臨天下，治萬民。其治民之法，以人“賢、愚、智、不肖”之不等，而定“三六九等”之序而相承相治。此上下相承相治相保之制度，就是專制政治制度。等級專制制度既成，則其為客觀形態也。民眾生於其中，長於其中，耳濡目染，直觀此形態，則“人生而不自由、不平等”之觀念不教而知，不教而能。有此觀念，則民眾之言，必贊上下相治之序。民眾之行，必順貴賤相承之制。此水到渠成，自然而然之勢也。而其中之因果關系則甚為簡單，也甚是堅固，曰:不自由、不平等之事實，生“生而不自由、不平等”之觀念，“不自由、不平等”之觀念，造“不自由、不平等”之客觀政治建築，客觀“等級政治建築”，又生“生而不自由、不平等”之觀念。如此互為因果，牢不可破。此即“什麽樣的人民，產生什麽樣的政府。什麽樣的政府，產生什麽樣的人民”之謂也。此誠壹堅固堡壘也。然另壹性質相反之堅固堡壘亦存於世間。曰，民主政體。究其所以如此，亦如專制堡壘。而其因果關系之內容則相反，曰:自由、平等之事實，生“自由、平等之觀念”;自由、平等之觀念，造“自由、平等之客觀政治建築”。客觀“民主共和”之政治建築，生“自由、平等”之觀念;自由、平等之觀念，進壹步完善“自由、平等”之政治建築。如此，因果循環，亦牢不可破。此二堡壘，欲破此而立彼，其道如何？曰摧毀專制建築，以絕“生而不自由、不平等”的觀念之源。建“自由、平等”之事實，以生“自由、平等”之觀念。“自由、平等”之觀念，存於頭腦，踐於言行，則“民主共和”之政治建築，不速而致。

摧毀專制建築之期，為軍政時期。軍政階段，之所以不可避免，在於“專制堡壘”有其內部“因果關系”相互支撐，不會自行了斷。必須“先知先覺”者，來斬斷此惡性循環。

  造“自由、平等”之事實的時期，為訓政階段。訓政階段，之所以必不可少，在於專制建築雖倒，而民眾“生而不自由、不平等”之觀念依舊。觀念依舊，政治建築也將依舊，即復辟。有訓政，以成觀念之變，則政體無有反復之患。

  自由、平等之觀念已成，民眾踐於言行，組織地方議會，以決地方之事。組織國會，以定國家之事。此憲政告成之期。

  現就“軍政，訓政，憲政”三階段之內容，作出原則性的闡明，在此原則框架內，各地因地制宜，踐行具體內容。

  軍政時期，摧毀專制建築。專制建築之內容，上下相治之序、貴賤相承之制也。摧毀此“上為下本、貴為賤儀”所構之權力體系。及受其權力體系控制的社會次序，壹並摧毀，使其瓦解，歸順民國。負隅頑抗者，殺無赦。此政治方面也。經濟方面，專制權力所聚斂之國家、民眾之財富，悉收歸軍政府，由軍政府調度，壹半用於軍政府之力量維持，壹半用於民生改善。對於因專制統治力所造成的，社會財富分布兩極分化。軍政府衡量其“公、私之度”，取其公有部分，用於民生保障。軍政，訓政二階段，實行民生主義之經濟政策。孫中山先生名之曰:平均地權，節制資本。預期之效果:公、私分明，公、私相濟，公、私融洽，詳細論述見民生講解。

  經過軍政時期，社會秩序穩定，經濟秩序井然有序，政令達於全國，即進入訓政階段。訓政時期之目的，在於使民眾獲得“自由、平等”之觀念，即國民之資格。觀念之形成，直觀使然也。自由、平等之觀念，必由直觀“自由、平等”之事實，始得形成。舍此之外，無有它途。民眾“自治”個人之事，即“自由”之事實。民眾“共治”眾人之事，即“平等”之事實。個人之事與眾人之事，其名雖可分，其實則不可相離而存。原因在於，人--集自然人與社會人於壹身，不可相離而存。詳細論述見民權講解。自由與平等，皆見於可直觀之事實，在於確定“自治體--共治體”之大小。自治--共治之單位越小，則自治程度越高。自治--共治之單位越大，則共治程度越高。從“自由、平等”之可直觀性，及國家大小，綜合權衡，以縣為“自治--共治”之基本單位。縣之內，行直接民權。民眾皆有選舉、罷免、創制、復決之權。選舉議員，制定縣法。選舉縣長，執行縣法。制法與執法，相互聯系與區別，見民權講解。民眾對於已選舉出之議員、縣長，有罷免之權。罷免案，達到法定人數簽名通過，罷免議員、縣長即生效。民眾之個體，有提出法案之權，亦有復決法律之權。對於民眾所創制、復決之法律，達到法定人及法定人數簽名通過，議會得無條件通過該法律之存、廢。(法定人，如農業法，則農民為該法法之法定人。業法，則該商業參與者為法定人。此政治方面之內容。經濟方面，實行民生經濟政策，完善社會保障體系，使民眾處於“自由、平等”之經濟地位。軍政府對於“縣治”，行訓導之權。訓練，督導壹縣之內，“自由、平等”成為事實。政治方面，凡競選議員、縣長者，皆受政府之訓練，經考試院考試合格，始具備成為議員、縣長之資格。訓練，考試之內容，<民權初步>，<議事規則>，<國家體制運作詳細規則>。預期效果，自由議事、平等制法。經濟方面，中央政府督導“縣治”政府，實行民生政策，扶助地方財政。預期效果，民眾經濟獨立，處於立足點之“自由、平等”地位。

  經過訓政階段，縣成為完全自治體。每縣選舉代表壹人，組成國會。國會內互選，以組織立法院，制定憲法。國會選舉總統，以組織行政院。司法院、監察院、考試院，皆得總統提名，或經立法院同意，或經司法院同意而組織之。詳細論述見民權講解。憲法制定完畢，總統選舉完成，五院組織建立，軍政府即解職，授政於憲政政府。此憲政開始之期。

有壹點，必須陳述明白。就是軍政府主導“軍政、訓政”二階段的合法性是什麽？先引述孫中山先生，對人的認識:“我對於人類的分別，是何所根據呢？就是根據於各人天賦的聰明才力。照我的分別，應該有三種人：第壹種人叫做先知先覺。這種人有絕頂的聰明，凡見壹件事，便能夠想出許多道理；聽壹句話，便能夠做出許多事業。有了這種才力的人，才是先知先覺。由於這種先知先覺的人預先想出了許多辦法的。做了許多事業，世界才有進步，人類才有文明。所以先知先覺的人是世界上的創造者，是人類中的發明家。第二種人叫做後知後覺。這種人的聰明才力比較第壹種人是次壹等的，自己不能夠創造發明，只能夠跟隨摹仿，第壹種人已經做出來的事，他便可以學到。第三種人叫做不知不覺。這種人的聰明才力是更次的，凡事雖有人指教他，他也不能知，只能去行。照現在政治運動的言詞說，第壹種人是發明家，第二種人是宣傳家，第三種人是實行家。天下事業的進步者是靠實行，所以世界上進步的責任，都在第三種人的身上。譬如建築壹間大洋樓，關於各種工程材料都要通盤計算；等到通盤計算好了，便繪壹個很詳細的圖，再把那個圖交給工頭去看，等到工頭把圖看清楚了，才叫工人搬運材料，照那個圖樣去做。做洋樓的工人，都是不能夠看懂圖樣的，只有照工程師所繪的圖，吩附工人去砌磚蓋瓦。所以繪圖的工程師，是先知先覺。看圖的工頭，是後知後覺；砌磚蓋瓦的工人，是不知不覺。現在各城市的洋樓；都是靠工人、工頭和工程師三種人共同出來的。就是世界的大事，也都是全靠那三種人來做成的。但是其中大部分的人都是實行家，都是不知不覺，次少數的人便是後知後覺，最少數的人才是先知先覺。世界上如果沒有先知先覺，便沒有發起人；如果沒有後知後覺。便沒有贊成人；如果沒有不知不覺，便沒有實行的人，世界上的事業，都是先要發起人，然後又要許多贊成人，再然後又要許多實行者，才能夠做成功。所以世界上的進步，都是靠這三種人，無論是缺少了那壹種人都是不可能的。現在世界上的國家實行民權、改革政治，那些改革的責任應該是人人都有份的，先知先覺的人要有壹份，後知後覺的人要有壹份，就是不知不覺的人也要有壹份。”

----《孫中山選集》

稍有閱歷的人，就會認同這種“人”在天賦上的認識能力及行為能力上的差異。有此差異，則三、五人同行共謀壹事，則“三種人”必須並且必然處“頭腦、四肢”之不同位置，各盡所能，以謀“壹事”之成功。“共識”之產生，第壹種人“提議”，第二種人“附議”，第三種人“附和”。

第壹種人與第二種人，造成輿論形式。

第三種人“附和”輿論形式，造成客觀形式。

先知先覺者，觀古今之變，知世界之潮流，鑒中外變革之利弊得失，思之稔熟，籌之有素，而後訂為革命建國方略。後知後覺者見之，宣傳其理想，輸灌於人心而化為常識，不知不覺者，隨常識而行，則其離實行也近。從理想到實行，“知”貫穿於始終。教人以“知”，必有其方法與步驟，簡而言之，先知者訓練後知者。後知後覺者，學而知之。不知不覺者，行而習得之。壹群之中，以少數最良之心理，策其群而進之，使最宜之治法適應於吾群，吾群之進步適應於世界，此先知先覺之天職也。此先知先覺者，主導“軍政，訓政”二階段之合法性也。凡贊同三民主義之目標，及“軍政，訓政，憲政”之步驟，決計而行之者，組建軍政府，即擁有合法性。應當仁不讓而實行之。軍政府之間，以“目標與步驟”之共識，約法以相互支援。背約法者，同誌共棄之，天下共擊之。凡否定三民主義之目標及“軍政、訓政、憲政”之步驟，而割據壹方者，不論其說辭如何，必專制殘余也。天下共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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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轉型之過程，簡而言之就是“破舊立新”。而“破舊”之功非壹朝可盡，“立新”之業非壹夕而成。故破舊立新的過程也是新舊並存的時期，即過渡時期。為使過渡時期井然有序而不致於反復，必須在破舊立新之際，施行轉變民眾政治觀念的措施。故施行軍政以破壞專制建築，訓政以建設地方自治而轉變觀念，憲政以建設上層建築為政治轉型必由之路

軍政，訓政，憲政為中國政治轉型必由之路，事理之必然也。但遵循事理而具體執行軍政、訓政、憲政的效果，又由人的因素決定。人的因素包含兩部分：品性和理性能力。如果人的品性為惡，則有陽奉陰違的行為結果。如果人的認識能力低下，則有南轅北轍的行為結果。如此，政治轉型的結果難測也。

人的品性之難測與理性能力參差不齊，皆不可變更之事實。因此，必須確立客觀的政治行為標準，而為政治轉型的工具。有此標準來判斷並約束眾人的行為，則陽奉陰違及南轅北轍的行為不能發生。

制定政治轉型時期全國軍民的行為準則，概括地表述就是，過渡時期共同約法。共同約法的具體內容體現在《告全國人民書》、《光復民國革命宣言》、《光復民國革命軍組織法》、《告世界人民書》、《於海外為革命籌款書》等等。以此申大義於天下，自由世界必能知我而助我。我仁人誌士亦能以此壹致行動，同進退、共榮辱。

違背共同約法者，同誌共棄之，天下共擊之。具體以《革命軍組織法》來表述，如果革命軍內部上級的行為違背共同約法，則下級根據《組織法》第壹條，表示不服從而另立上級。如果革命軍內部下級的行為違背約法，則上級根據約法及軍法給予制裁。如此，革命軍必能上下壹心、上下壹致行動。

有人以共產黨陽奉陰違而得專制中國大陸，認為約法無約束力。恰恰相反，共產黨極權專制正源於共同約法。這個共同約法就是共產主義理念。共產主義的理念是階級鬥爭、消滅私有、實行公有。共產主義導致的極權專制是理念的專制，現將共產主義導致極權專制的理由表述如下：

消滅私有，實行公有。各盡所能，按需分配。人人自由、人人平等。人人無不欣然向往如此之社會。此眾人之意誌趨向也。

但消滅私有，則自由喪失。有分配的執行者，則分配者與被分配者之間的大不平等就產生了。何以如此？

首先，關於社會組織形式的壹個常識，容易被忽略。這個社會組織的常識，就是不論社會組織形式是專制，還是民主，最終都是少數人在管理、執行公共事務。就像壹個人，不論其性格、體格如何，都是占人體極小部分的大腦在管理人體的四肢百骸。與此相反的組織及生命，在客觀界無有也。

如此，在壹個社會中如果消滅私有財產，就壹定是少數人在剝奪多數人的財產。眾人被剝奪的財產也壹定是在少數人處集中，由少數人來管理、分配。少數人壟斷壹切資源，多數人壹無所有。多數人與少數人之間的大不平等就產生了。多數人對少數人只能取“仰人鼻息”的態度了，極權下的奴役狀態就形成了。

因此，所有的共產主義國家都發生戰爭、饑荒、貧窮、極權專制是必然的。這是由其根本理念（階級鬥爭、消滅私有、實行公有）所決定的。也可以這樣表述，階級鬥爭、消滅私有、實行公有是共產主義者的共同信仰、共同約法。因此，對剝奪私有財產的行為，共產主義者組織內之個人有支持的理由而沒有反對的根本理由。所以，共產極權專制是有其共產主義理念造成的，而非二、三大奸大惡者陽奉陰違所致。

  8  告世界人民書

人類普遍之感情，曰同情。同情之心理及行為--見他人之痛苦而不忍見之，必待助他人消除痛苦之後，其心始平。人類有此情感，故雖有戰爭，終必和解。當今中國受馬列“鬥爭論”統治六十余年，人民於政治及經濟上，處於受暴力壓迫及奴役之狀態。世界正義人士見之，必與我受壓迫奴役之中國人民感同身受，而欲我擺脫此狀態。中國人民決心再起革命，以擺脫奴役狀態。世界人民必以同情之感情而助我之革命，樂見我革命之成功。我革命之步驟為，軍政，訓政，憲政。我革命之目的為實現三民主義，使我國人民於政治、經濟上處於自由、平等之地位，建我民族復興之堅固基礎。

我革命之成功，不但可永固國內之和平，亦可穩固世界和平之基。此結論為歷史經驗所證明，亦可為民主理論所證明。由主權在民之理念所構建之政體，公共意誌與公共理性，名至實歸。民與民之沖突可由此而和解，國與國之沖突亦可由此而和解。戰爭之源，竊公之名而行私之實的專制政體。如此政體，不但國內危機四伏，對外亦輸出專制、戰爭之種子，公名私實使然也。因此，世界上之正義人士及正義國家，皆有責任推動它國之民主化。以中國近代百年之歷史而言，中國大陸被赤化，中國及周邊國家皆橫遭其禍。其內因雖為共產主義之蠱惑與暴力，其外因亦難辭其咎。日本侵華與美蘇妥協，二者去其壹，則當今之中國已進入民主國家之行列。臺灣、大陸分治，韓戰、越戰、柬埔寨大屠殺，皆可避免其發生。

傾巢之下無完卵，世界動蕩不安，則相關國家不能獨善其身。從維護世界和平之長遠立足，相關國家應負起歷史責任，協助中國之革命，推動中國之民主化。中國人民將對協助中國變革之正義人士及國家，抱有無限感激之情。

  中國革命之成功，政治民主化，將與世界民主國家壹道，負擔世界和平之責任。中國對世界和平之責任，於經濟交往方面，則取“自由貿易，互通有無”之原則，以化解“貿易爭端”於無形。於政治方面，則“堅守民主陣營”勢在必然。如此，中國對世界之貢獻，必如先總理中山先生之預期:銷兵氣為日月之光，化兇厲於禎祥之域，則小而中國，大而世界，無不受其利益。

千裏之行，始於足下。萬丈高樓，始於地基。中國之變革，始於人民能知曉變革之方向及方略之時。我革命先賢考歷史之傳統，應世界之潮流，而訂革命建國方略。其精神原則，我革命軍繼承之。其內容，我革命軍則與時俱進而更新之。更新後之革命建國方略，論述更嚴謹，表達更簡練。其內容包括《光復民國革命宣言》、《三民講解》、《三政講解》。世界上正義國家及有識之士，當助我之宣傳，而為助中國變革之始。

   9  於海外為革命籌款書

事有，勢在必行而不可行者。人有饑渴之患，而取飲食之道為大山所擋。則取飲食以解饑渴，勢在必行。而移山開道，不可行。可行者，迂回其道而就飲食。

勢在必行，勢之必然也。可行不可行，條件也。當今中國大陸，專制之酷、民生之厄，非以革命為前提，不能救民族之危亡及民生之困厄。

  世界各國民主歷程之經驗證明，民主非革命不可得。於理論上，專制不能孕育民主，民主不能孕育專制。此猶牛不能生馬，馬不能生牛，自然之理也。民主之確立，在於先知先覺者之鼓吹與培育。而先知先覺者鼓吹其理想及創造實現理想之條件，必有其過程。概而言之，即從無到有，從少到多，從小到大之過程。而此過程之中，已有之專制建築及勢力必起而與我先知先覺者相爭。彼此相爭，必成敵有我無、敵多我少、敵大我小、敵強我弱之勢。若以直道建民主，必歸於失敗。必取迂回之道，先以革命摧毀專制建築及勢力，創造我建立民主之條件，民主政體始能建立。

以我中國現有之條件，建立民主之道何在？以理而言，民主革命是為民眾爭自由、平等之革命，革命之資當取諸於大陸民眾。而專制統治下之民眾，行動不得自由，經濟處於自身難保之境況。因此，革命之資取諸於大陸民眾，不可行。可行者，革命之資取諸海外自由世界。海外自由世界之愛國華人、正義人士及正義國家，以正義之德而資助我中國之革命，我中國何以報德？我中國不但力圖將來以德報德之時，於近期報償之途有二:其壹，中國革命成功，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中國大國經濟發展將凸顯巨大的後發優勢。屆時，中國將敞開大門歡迎海外華人、正義人士，政府經濟組織來我中國參與經濟建設。大家於中國革命之時，為資助中國而付出之代價，於此時將得到十倍之收獲。其二，中國革命成功，政府取壹年財政收入的百分之壹，即可償還海外華人、正義人士、正義經濟組織、正義國家政府對我革命之資助。反之，勾結中共政權而與我革命軍為敵者，我革命軍於革命成功之時，我國民政府將斷絕與其的壹切政治、經濟關系，公布其罪行而與世界輿論共討之。

中國興革命之師，所需資金為多少？我革命黨人之估計，當在百億美元之上，千億美元之內。以國家戰爭之費而論，則萬億美元尚不足。以我革命順天應人之勢，及正確之革命方略，則千億美元綽綽有余。我革命方略，如中山先生所言，“九分宣傳戰，壹分軍事戰”。武昌槍聲響，則宣傳所及之地聞風而動，辛亥革命以成功。我仁人誌士於革命建國方略醞釀已久，成竹在胸。宣傳於天下，則必有四海鼎沸之勢。我革命建國方略之大略及詳細陳述在《告國人同胞書》、《光復民國革命宣言》、《三民講解》、《三政講解》。海外自由世界之華人、正義人士、正義政府及經濟組織，當觀閱之，必能理解我仁人誌士舍生忘死以圖中國將來之心跡。而援助我中國革命之舉，必為世界輿論所贊許。



我革命誌士之足跡遍於中國大江南北，深知民生之艱難，士農工商經營之不易。設身處地，亦知華人飄零海外，經營不易。自由世界之社會各界，經營亦費辛勞。世界輿論理解我革命心跡之時，援助我之力量將源源不斷。海外華人、正義人士、正義政府及經濟組織，以其力所能及而援助我革命，我中國大陸人民必圖將來以德報德之時。

我革命黨於海外籌款之事，委托辛灝年先生全權辦理。辛灝年先生可於華僑聚集地區及正義國家政府所在地，開設革命賬戶，講解我革命黨所發布之革命建國方略，以取得民眾及政府之理解而踴躍資助。



壹切為我中國“光復民國”獻力獻策者，都將載入我中國之史冊，與中華民國同沐莊嚴之榮光。

10  續《孫文 · 知難行易學說》

            ———補充《軍政、訓政、憲政講解》

孫中山先生見辛亥革命後，國家建設不如革命黨人所預期。退而作《知難行易學說》，以闡明其原因。孫中山先生之意，社會、國家進步的責任，於知的方面，在先知先覺者。於行的方面，在不知不覺者。聯絡知與行的方面，在後知後覺者。而後知後覺者，於知有未盡，於識有未深。致有傳播似是而非之論，妨礙社會、國家進步之心理，習而不察。

孫中山先生以數萬言證明“知難行易”。那麽，到底是知難，還是行難呢？當今之國人心理，是認為知難？還是行難？

稍有閱歷的人，都能體會“隔行如隔山”這句流行甚廣的經驗之談。“隔行如隔山”更準確的表述應該是“隔知如隔山”。知此行業之本末曲直，則行動暢行無阻，目的地可如期而至。不知此行業之來龍去脈，則茫然無所措其手足，行動與目的南轅北轍。因此之故，士、農、工、商，各行各業皆有學、皆有師。學習知識、教授知識，知識為壹專門之業，不言而喻。學習知識、教授知識之期，短則數月，長則數年、數十年。各隨其專業之精細、復雜程度而定。以此而論，行之難易由“知”與“不知”判斷之，知則行易，不知則行難。

那麽，知之難易當如何？知有正、誤之分。有無數錯誤之知甚囂塵上之後，而有壹正確的知識塵埃落定。此壹正確的知識，時過境遷，則可能成為壹錯誤的知識。某壹知識，會因時空的變遷，或為正確的知識，或為錯誤的知識。某壹知識，可能既有正確的成分，也有錯誤的成分。怎樣才能判斷某壹知識的正確與錯誤？理性的運行法則———邏輯，應運而生。而其又為知識之壹種，需要專門之學習，以防止錯誤之判斷。哲學家又更進壹步，明確知識之區域範圍，而作本體論與認識論，以防止知識應用範圍之錯誤。獲得真知灼見之難易，明矣。

知難行易之理，昭然若揭。而知易行難之說，在我中國流行數千年之久，以至今日。其緣由何在？全由知與行之關系而起。

知之難易，由行之難易表現之。易知可見之難，難知未見之難。“行”可見，“知”處腦髓之內而難見。故有行難知易之說流行之。

知之起點，在行。知之止點，在行。這壹起點，壹止點為壹個認識周期。我們在壹個行為遇到困難時，會停下來考察、思考如何消除障礙，解決困難，是為探索知識之起點，而探索知識之難易，行為表現之。直至最終達到行為目的，其過程之難易，記載之、傳播之，無不表現行為之難易也。而對於知之難易，則忽略之。得魚忘筌，人之常情也。以知為工具，大眾知之。以知為目的，大眾所不解也。知之難易問題，以知為目的也，需另用腦力思索之，極少數人為之。大眾所不屑壹顧也，因其無可見之利益目的也。

可見之難，易知。未見之難，難知。可見之難，近於直觀行動。行難迫於當下，故行難易知。未見之難，“知與不知”懸而未明，大腦為之抽象判斷，屬於“知”的管轄範圍。知未見之難，則早為之籌備。未見之難化解於無形，行易之判斷成矣。不知未見之難，待它日成為可見之難，近於直觀行動，行難迫於當下，則“行難”之判斷成矣。同壹行為，而有難易不同之判斷，其原因何在？直觀易知，抽象難明也。

數日能拆除壹房屋，數月方能建成壹房屋。觀此可下壹結論———破壞容易，建設難。政治建築之破壞與建設，應該如何理解？回答這壹問題不容易，知難也。難在此種知識，既處腦髓之內，又在抽象範圍。

為什麽說政治破壞與建設之知識處腦髓之內？孫中山先生稱政治建設為心理建設。世界萬物有自然而成的，有人為而成的。政治建築是人為的，是不言自明的。人者，心之器也。故政治建築是人心理之所造也。非壹人心理之所造，實眾人心理之所造也。

眾人之心理於政治建築中，是基礎，還是上層？如為基礎，當為心理的哪壹部分？預先深思熟慮，而得正確之知識，先知先覺之天職也。政治建築破壞與建設之期，短則數年、十余年，長則過百年而不息。數十年之事，不在直觀範圍，僅抽象可預知壹二。且正、誤尚在兩可之間。運用理性之法則，為數十年之事作出正確推演，亦先知先覺之天職也。

政治建築之破壞與建設，在實行方面，為破壞在前，建設在後。於認識方面，則為建設在前，而破壞在後。因為建設乃破壞之目的，建設之構想成竹在胸，才敢謀劃破壞之方略。因此，先論述建設之構想，破壞之方略次之。

名正而後言順，言順而後事成。故為民主壹詞正名，為探索政治建設知識的第壹步。民主的正名為民治，與官治——上以治下相對立。民治之內容，民自治與民共治。民自治，即民眾自治個人之事。民共治，即民眾共治眾人之事。

凡事皆有前因後果，因果相連而遞進，此已為知識界之常識。那麽，民自治、民共治的內在原因是什麽？更明確地說，人能夠自治、共治的原因是什麽？人是自由的，則自治成立。人是平等的，則共治成立。壹言以蔽之，民治之原因，自由、平等也。

民眾處自由、平等之狀態，具自由、平等之觀念，選舉、組織議會以決地方之事。選舉、組織國會以決國家之事。國會選舉、組織立法院，以制定國家法律。國會選舉總統而組織行政院，以管理國家中央之行政。總統與立法院共同確定司法院大法官，進而組織司法院，裁判立法與行政之糾紛。三院分立，相生相克，上層建築成形矣。而上層建築之穩定，由民治之原因決定之。自由、平等之民，具自由、平等之觀念，選舉自由、平等之議員，自由、平等之議員制定自由、平等之法律。行政、司法皆如此，由自由、平等而產生，亦產生自由、平等之行政、司法。反之，不自由、不平等之民，具不自由、不平等之觀念，選舉、產生不自由、不平等之官員，制定不自由、不平等之法律，行不自由、不平等之政，專制之政成矣。所以，共和政體之穩固，民眾“自由、平等”觀念為之基礎也。“自由、平等”觀念深入人心，則共和政體穩如泰山。反之，民眾“自由、平等”觀念薄弱，則共和政體風雨飄搖。

因此，必就“自由、平等”觀念產生之道，詳加考察，而為建設共和政體之第壹步。關於天賦人的“自由、平等”，在《民權講解》中有詳細論述，這裏不再贅述。現在只論述政治上的自由、平等。“自由、平等”是壹種狀態。對於狀態，人只能通過直觀來判斷是“自由、平等”的，還是“不自由、不平等”的。換言之，人不能由理性之法則，抽象推演出“自由、平等”。即哲學家所謂，“自在之物”不在理性認識的範圍之內，唯“自由意誌”同類能相感知。“自由、平等”在客觀形態上，是壹種活動狀態。在人的認知上，是壹種觀念。人直觀“自由、平等”狀態，而生“自由、平等”觀念。舍此之外，無有它途。

在政治上，民眾自治個人之事，即是自由的。民眾共治眾人之事，即是平等的。個人之事與眾人之事，其名雖可分，其實則不可相離而存。原因在於，人皆集自然人與社會人於壹身。欲自由、平等皆成為可直觀之狀態，在於確定“自治——共治”體之大小。“自治——共治”體越小，則自治程度越高。“自治——共治”體越大，則共治程度越高。從“自由、平等”狀態之可直觀性，及國家大小綜合權衡，以縣為“自治——共治”的基本單位，縣之內，行直接民權。經濟方面，於軍政階段，沒收權貴壟斷資本，用於民生保障。於訓政階段，實行“平均地權、節制資本”之民生經濟政策。處民眾於經濟“自由、平等”之地位。

經過訓政階段，“自由、平等”觀念深入人心，則間接民權範圍內之上層建築穩固矣。

現今中國海內外，欲效法西方之治者，不可謂不多，可稱為後知後覺者。而其中多數所津津樂道者，在於“三權分立、司法獨立、壹人壹票選舉”等等可見之形。對於民治之基礎，反而無動於衷。此猶如建築物無第壹層，而欲建第二層。空中樓閣、海市蜃樓皆幻影也。

如無軍政階段為之破壞舊建築，及無訓政階段建民眾政治、經濟之自由、平等狀態，則民眾“不自由、不平等”之觀念依舊。此時，壹人壹票，選舉之結果當如何？結果是，新權貴代替舊權貴而已。為什麽？貧者欲富，而選富者。富者欲貴，而選有勢者。結果就是，舊權貴換新裝，繼續統治中國。

更有甚者，言中國人需要用三百年來提高素質，為民主之基礎。這種說法，雖然是錯誤的，但是有壹定的受眾市場。其原因是，後知後覺於知有未盡，於識有未深，致有傳播似是而非之論，妨礙國家進步之心理，習而不察。

素質壹詞，詞義籠統、模糊不清。只要是好的言行，都可以包含在素質壹詞之內。集古今中外有史以來所有美言善行，於素質壹詞之內，皆不為過。要消化如此浩如煙海的素質內容，百年之期不為長，千年之期不為短。三百年提高民眾素質，而為民主之基礎。這壹說法，犯了“理論脫離實際”的錯誤。人七日不食則死。對快要餓死的人說，壹年之後，美味佳肴就可以做成了。素質壹說，即百年後之美味佳肴也。再者，百年之後，人人素質皆已提高，人人皆美言善行，已經是最佳的社會狀態了，還需要退而求其次嗎？

所以，後知後覺者所當殫精竭慮者，在於民治的原因之清晰化。窮根溯源，民主與專制相抗，其抗拒的思想觀念武器就是“人生而自由、平等”。而專制所持有的思想觀念武器則是“人生而不自由、不平等”。數百年來，二者之爭勢均力敵。“生而自由、平等”與“生而不自由、不平等”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至今日，為知識界所接受者，“人在規則內有自由、平等”。這是變相承認了“人生而不自由、不平等”。關於天賦人的“自由、平等”，我在《民權講解》的開端作了詳細陳述。關於政治上“自由、平等”觀念的形成，上文已述。

現在講解破壞專制政治建築之方略。

壹年破壞，十年建設。以破壞、建設所需之時間長短而論，破壞容易，建設難。而以“知與行之關系”而論，知破壞之道，則行易。不知破壞之道，則行難。

摧毀建築物之法，於建築物的支柱處放上炸藥，引爆炸藥，則無論建築物如何堅固，無不頃刻倒塌。摧毀專制政治建築亦如此。

專制政治統治在進入末期之時，其維持統治之支柱就是軍隊與警察。如何摧毀此二大支柱？於內，用滲透之法。於外，走國際路線，組織光復民國革命軍。內外夾攻，專制建築必倒於頃刻。

滲透之法，效法辛亥革命時，革命黨人對武昌新軍的成功滲透。武昌新軍本為滿清之軍隊，由於革命黨人的成功滲透，臨陣倒戈，發難於不可測之時。引發中國大半省份，於數月之內倒戈易幟。

滲透之核心，是心理滲透。滲透之安全法是，紅皮藍骨。滲透、反滲透，於我、於敵，皆在心理。故藏心理於不測之淵，為制勝之戰術。可效法諜戰電視劇《風箏》中的兩個人物：韓冰、鄭耀先。

滲透成功，則按兵不動。等待海外光復民國革命軍先發動，而後裏應外合。同時並舉，則滲透、宣傳所及之地聞風而動，專制統治必倒於頃刻。

關於海外光復民國革命軍組建之法，我在《革命建國方略》序言 · 致民國派書中已作詳細講述。

而現今中國海內外，欲破壞專制建築的後知後覺者，其所思、所想、所知，實令人可憐、可笑、可恨。不知破壞之道使然也。

1989年，我中國舉國遊行、請願，請求共產黨進行政治改良。共產黨以武裝鎮壓對付民眾。敵為刀俎，我為魚肉之形勢大白於天下。我國民同胞為共產黨之魚肉，可憐之狀傳遍全世界。而89壹代後知後覺者，二三十年來，所思所想依然在改良，而反對革命。是在心理上重置我國民為魚肉之境地。吃壹塹，長壹智。為正常之智力。吃壹塹，退壹智，愚不可及。雖為眾所可憐，亦為眾所笑。更有可恨者，鼓吹改良，而冠以革命之名。即鼓動民眾上街遊行抗議，倒逼專制統治進行改良，而名之曰顏色革命。民眾上街遊行抗議，與共產黨槍炮相對，嘴炮對槍炮。不過是復制“1989年學生跪求改良”壹幕而已。其結果也將壹般不二。

破壞、建設之道，軍政破壞專制建築，訓政深植“自由、平等”觀念於民眾心理。憲政建上層共和建築，而為永久之制。

欲救民眾於危難之境，建自由、平等、博愛之中國社會，舍此之外，無有它途。

關於自由的性質，及自由只能被人的哪種感知能力體會，我先用哲學的語言進行表述，然後用直觀的語言進行表述。

哲學家把世界萬物大體劃分為兩部分：本體與客體。本體由自身得到體會，客體由認識能力得以被認識。本體與客體的存在形式不同，而人的認識形式只有壹種。客體的存在形式與人的認識形式壹致，故人能夠認識客體。客體的存在形式與人的認識形式，就是時間與空間。客體無不在此形式中，人的直觀認識無不入此形式中，人的抽象認識在理性的法則中運行時在抽象時空的形式中。

本體不在時空中，故本體超出人的認識能力。本體與客體的關系是，本體的客觀化即是客體。本體在未客觀化時是自由的，本體在客觀化之後則處在時空的嚴格限制之中，即處在必然性之中。因此在哲學上，自由的定義是，必然性的打消，無限的可能性。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飲食男女之欲，即是本體。現在我就分別以飲食之欲及男女之欲為例來說明本體的自由性與客體的必然性，及人的認識能力的區域範圍。

人饑則欲食，寒則欲衣，本能也。如果問為什麽有這樣的本能？這個問題是無解的。這就是本體的不可知性。當饑餓感來襲，我可以在琳瑯滿目的食物中作隨意地選擇，則我的意誌在沒有作出選擇之前是自由的，可以作任意的選擇。但當我選擇了其中的部分食物吃飽後，則我的意誌此時處在了必然性之中，即在此時沒有了選擇食用其它食物的可能性。

人有男女之欲，如果問人為什麽有男女之欲？這個問題也是無解的。這也是本體的不可知性。當男女之欲萌發，但還沒有進入客觀界時，男女之欲對客觀界的男女有無限的可能性。即性愛可發生在隨機的壹對男女之間。也就是即將誕生的新個體生命的精神素質與身體素質有無限可能性。但當性愛在確定的壹對男女之間發生，即將誕生的新生命的精神素質與身體素質就被嚴格確定了，從而排除了其它的可能性。

那麽，作為自由的本體與作為在時空嚴格限制下的客體是怎樣被我們所感知的？

作為自由的本體，由於其不在時空中，我們的認知能力在時空中得不到任何材料，也就無從認識本體。以人為例，先哲說，人心難測於天。俗語說，人心隔肚皮，做事兩不知。人對人的認識，以己之心度人之心。如果壹個人的欲望雖然多並且強烈，但其並沒有表現出任何客觀現象，我們將不能有對此人意誌，自由與否的任何認識。只有當事人自己的意誌才有直接的體會。只有當意誌的趨向展現為客觀的行為，我們才能根據客觀時空條件，來判斷意誌的目的，及推測意誌在時空中的必然軌跡。自由意誌在本體與客體的交接處，則是我們感受意誌自由的時空處。

還是以“飲食男女之欲”來說明自由意誌能被感知的時空處。饑餓感來襲，如果個體意誌在客觀界無任何表現，認識能力對此意誌的狀態是不能有任何認識的。當某個體的人正在進食，認識能力對此，僅能推測出此人是由於饑餓而進食。對意誌自由與否，也是不能有任何認識的。只有當個體的人在各種食物中進行選擇時，我們才能判斷出此時的意誌自由與否。當個體的人根據自己的口味喜好，在琳瑯滿目的食物中選擇時，則能夠判斷此時的意誌是自由的。當個體的人由於條件限制，沒有選擇的空間，只能食用某種食物而充饑。則可以判斷此時的意誌是不自由的。

男女之欲萌發，但不見於任何行為。則認識能力對男女之欲的狀態不能有任何知識。當男女之欲在客觀界的壹對男女之間實現了其目標，我們只能根據客觀的時空條件來判斷，這壹目標的實現是否合理。如根據道德觀念、男女雙方彼此精神、物質條件及彼此家庭環境條件等等。男女之欲是否自由，只能在男女彼此選擇的當時為我們所知曉。當個體的男女由自己的喜好在茫茫人海中隨意選擇，則我們能夠感受此個體的男女之欲是自由的。當個體的男女由於客觀條件的限制，不能由個人喜好作選擇時，則我們能夠感受此個體的男女之欲是不自由的。

從對“飲食男女之欲”自由與否的感知時空處，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1、自由是壹種活動狀態。

2、人對自由的認識，只能由對自由狀態的直觀而獲得。

3、人對自由的態度，由自由意誌自身決定。

關於第3條，作壹個簡短的解釋。人必然會由彼此意誌的不同狀態，而對彼此的意誌有不同態度。如羨慕、嫉妒，憐憫、同情。當我處不自由狀態，而直觀他人處自由狀態，則我之羨慕、嫉妒心理自然而生。反之，當我處自由狀態，而直觀他人處不自由狀態，則我之憐憫、同情心理自然而生。

由以上結論來看，政治上的自由、平等觀念的產生之道，必然是直觀自由、平等的客觀事實。民眾必須在經濟及政治上同時處於自由、平等地位，自由、平等觀念才能產生。

經濟上的自由、平等就是，建立完整的社會保障體系，及以“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的政策消除資源壟斷。使民眾處於經濟立足點上的自由、平等地位。

政治上的自由、平等就是，壹縣之內，民眾皆能自由、平等地行使選舉、罷免、創制、復決四大民權。

由於篇幅的限制，上文對自由、意誌、理性等等概念並沒有作詳細解釋，只是對由這些概念得出的結論作了陳述。為了便於直觀理解所作的經驗表述，在概念上是不很嚴謹的。有哲學基礎的仁人誌士可以參閱叔本華哲學的相關著作，及王國維《釋理》、《原命》、《論性》等。

11  三民主義，軍政、訓政、憲政總論

政治變革，有原動者，有後動者。政治變革之原動者，英國、法國之政治革命也。原動者，意誌為之驅動力，有先發優勢。後動者，理性為之驅動力，有後發優勢。英國，當其初欲變革政治之時，人民受政治專制之苦，起而與國王之權力相鬥爭，相妥協。反復相交替數百年，最終確立民治政體。法國大革命前夕，人民內受專制政治、經濟壓迫之苦，外受自由、平等學說之鼓動。起而革命推翻專制統治。當此之際，民眾但具有追求自由、平等之意誌，而無保障“自由、平等”之客觀政治形態構想。“自由、平等”的表達，呈現為“無法、無序”的簡單、粗糙狀態。致使社會蕭瑟、人心恐怖。專制社會尚不至如此。專制勢力乘勢而恢復統治。但“自由、平等”意誌既已萌芽，則不可遏制。革命之潮隨之而起。懲前者革命之失，而構建共和政體形態。但構建共和政體屬首創，不能壹蹴而就。專制王朝統治因此而又得以復辟。如此反復，兩帝制而三共和，經八十余年，共和政體得以最終確立。

英、法革命，建民治政體屬首創，率先雄冠全球，此其先發優勢。其劣勢是，不知而行，血雨腥風。我中國政治革命屬後動者，知而後行，具有後發優勢。

知而後行，未雨綢繆。破壞與建設井然有序，破壞與建設，十余年即可收全功。而發揮後發優勢的責任，全在先知先覺者與後知後覺者。

觀世界各國民主歷程，無不以革命為前提，亦無不有反復之經歷。當有如下之認識：

1、民主與專制不可並存於壹國之內。即改良不可行。非民主戰勝專制，最終建立民主制度。即專制戰勝民主，最終復辟專制制度。專制制度改良為民主制度，於理論及事實上，皆自相矛盾。專制改良以維持既有之統治，即改良以求生，則其目的為專制也。如專制制度改良為民主制度，則此改良的主導者是自我革命。是改良以求死，萬萬無此理。

2、破壞專制而建立民主，有壹過渡過程。即破舊立新的過程。而破壞之功非壹朝可盡，建設之業非壹夕可成。故破舊立新的過程，也是新舊並存的時期。

3、我中國的政治革命屬於後動者，知而後行，能夠發揮後發優勢。先知先覺者能夠借鑒世界各國變革的利弊得失，思之熟稔，籌之有素，則建設之構想可後來居上。

孫中山先生在壹百余年前，就認為中國政治革命為後動者，知而後行，能夠發揮後發優勢。而作三民主義為中國政治、經濟建設之目標。規劃軍政、訓政、憲政為革命建國之程序。歷史的原因，革命建國的進程在中國大陸半途而廢。今天，我們民國誌士當以孫中山先生革命建國的構想，在中國大陸光復民國。

自“自由、平等”思想萌芽之日始，其客觀化之最終完成，為完全民治政體。民治，有兩項內容：民自治與民共治。於政體上表現為，地方自治與國家共治。地方自治，行直接民權。國家共治，行間接民權。直接民權，壹縣之內，民眾達到法定年齡，皆具有選舉、罷免、創制、復決四大民權。民眾以此四大民權治人、治法而管理地方之事。間接民權，由各縣選舉之代表組成國會，國會代表民眾行四大民權於中央政府。中央政制采用權、能分離，五院分立之原則運行。如此，系統燦然，井然有序。民智，由民權而得以充分發揮，公共理性管理公共事務，名至實歸。此孫中山先生民權主義之大體框架。

人類所有活動的動力，就是生存、發展。簡而言之，就是民生。民生的障礙是，經濟上的不自由、不平等。具體表現，大體分兩部分：土地壟斷與資本壟斷。土地與空氣、水、高山、大川壹樣，本是大自然無差別地賦予人類使用的。由於歷史政治的原因，土地私有，進而產生土地兼並成為事實。資本壟斷，古今中外皆有之。其本質是公有資本流入了私有資本範圍。當壟斷資本投入市場時，市場會發生波動，壟斷資本會利用市場波動，進壹步圈占資本。而這被圈占的資本是屬於公有的。因為市場的波動，是由市場的參與者共同造成的。壟斷資本的投入只是其中的原因之壹。基於土地壟斷與資本壟斷危害民生的事實，孫中山先生提出以“平均地權與節制資本”的方法，置民眾於經濟立足點上的“自由、平等”地位。

物以類聚，此為自然力的普遍效應。在人類則表現為同民族相聚集居住於壹方。其原因在於民族意識相同也。民族意識，本於先天，與後天客觀環境相契合。民族認同，即認同與客觀環境相契合的生存方式。民族成於先天，民族主義順應民族意識而塑造民族精神，以固民族凝聚力。對內，達於本民族之獨立自強地位。對外，達於民族平等相處之地位。

破壞專制而建立民主，有壹過渡過程。即破舊立新的過程，而破壞之功非壹朝可盡，建設之業非壹夕可成。故破舊立新的過程，也是新舊並存的時期。此壹時期，舊法尚未掃除幹凈，新法尚未完全建立。民眾之心理，對於舊法、新法，何者有效？何者無效？懸而未明。如此，必然呈現“無法、無序”的狀態。人心欲安，唯過渡時期臨時約法能安定民心，穩定社會秩序。過渡時期分為三階段：軍政階段、訓政階段、憲政階段。相應的過渡時期約法為，軍政約法、訓政約法、憲政約法。

政治革命與建設，其根本是心理革命與建設。故過渡時期約法，其根本作用在於促使全國軍民洗心革面，建國家政體永久穩固之基。

軍政府主導軍政、訓政、憲政之時限為十五年。分別為軍政五年，以破壞專制建築，宣傳革命建國方略。訓政九年，以建設地方政制。憲政壹年，以建設中央政制。

軍政約法：

1、軍政府壹面用兵力以掃除專制勢力，壹面宣傳革命軍之主義以開化全國之人心，而促進國家之統壹。對於專制勢力，其能識時務，順潮流而歸順民國，舉青天白日旗而宣誓效力民國者，赦其既往之罪，督其戴罪立功，於所轄區域宣傳並執行三民、三政。陽奉陰違及負隅頑抗者，殺無赦。軍政府於所轄區域及全國各地，宣傳革命軍之主義，取得民眾理解而助革命。

2、經濟方面，對於專制勢力所聚斂之國家財富、貪官汙吏所搜刮民眾之財產，悉收歸軍政府調度，其半用於軍政府力量維持，以掃除專制勢力。其半用於民生保障。權貴資本若能棄惡從善，配合經濟調度，軍政府則保障其人身及合法財產安全。暗結勢力以拒義師者，殺無赦。

  3、民眾曾受官匪壹氣之壓迫，致經濟窘迫者，可訴諸軍政府，軍政府以強力制裁既有之官匪惡勢力。對於貧、病、失業之民眾，軍政府盡其財力救濟之。

  4、全國軍民有義務協助軍政府宣傳並執行三民主義，及軍政、訓政、憲政之建國步驟。

訓政約法：經過軍政時期，社會秩序穩定，經濟秩序井然有序，政令達於全國，即進入訓政階段。訓政時期之目的，在於使民眾獲得“自由、平等”之觀念，即憲政建設之心理觀念基礎。觀念之形成，直觀使然也。舍此之外，無有它途。

1、政治方面，建設地方自治。以縣為自治的基本單位，賦予民眾平等的民權---選舉權、罷免權、創制法律權、復決法律權。凡達到成人年齡，皆具有此四大民權。民眾自由選舉縣議會議員以制定本縣之法律、選舉縣長以管理本縣之行政。民眾對於已選舉出之議員、縣長，有罷免之權。罷免案，達到法定人數通過，罷免議員、縣長即生效。民眾之個體，有提出法律案之權，亦有復決法律之權。對於民眾所創制、復決之法律，達到法定人及法定人數簽名通過，議會得無條件通過該法律之存、廢。(法定人，如農業法，則農民為該法之法定人。商業法，則該商業參與者為法定人)。

2、經濟方面，實行“平均地權，節制資本”之民生主義經濟政策。制定公平、公正的財政稅法。

3、訓政時期，軍政府對縣自治行訓導之權。對於有誌於公職之個人、團體、組織、黨派，必須經軍政府考試院考試合格，並宣誓效忠民國者，始有候選公職職之資格。考試試之內容，民國政體之運作、各職能機關之組織及權責、議會議事規則等等公器運作細則。

4、縣政府之議會立法及行政機關所制定的政策，如有違背訓政時期政治、經濟原則者，其立法、政策皆無效。軍政府對相關議員、行政人員作背景調查，如裁定其為舊有專制勢力之代言人，則取消其公職之資格，取締所代表之勢力。訓政時期政治、經濟原則，即上文訓政約法的1、2條所陳述。

5、對於違反“公開、透明”之原則，進行競選公職，及違反“公開、透明”原則，創制、復決法律者，依其程度之深、淺，剝奪相應時限之民權。

6、縣政府，三年壹屆。訓政期限為三屆（九年）。對於曾任職於共產黨政府的人員，在訓政時期內前兩屆（六年），剝奪其四大民權。從第三屆開始，恢復其四大民權。

憲政約法：

1、民眾於民權方面，得到“自由、平等”之行使。於經濟方面，處自由、平等之地位。民眾“自由、平等”之觀念因之而成。公職人員獲得行使公職之知識及訓練。二者齊備，建成完全自治--共治團體，縣治。

2、縣治團體完成，每縣選舉壹名代表，組成國會。國會內互選產生立法院，制定憲法及普通法律。國會選舉總統，總統任命行政院長而組織行政院。大法官，得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而產生，進而組織司法院。總統提名監察院長人選，經司法院同意而任命之，進而組織監察院。總統提名考試院院長人選，經立法院同意而任命之，進而組織考試院。

3、國會代表國民，操四大民權，行使政權。五院，平等相待，協調而行使治權。憲法制定通過，五院組織完成，即結束訓政，進入憲政時期。

  4、憲政時期，憲法制定通過後，在憲法框架下，中央政治、經濟政策，待五院之運籌，取決於國會。地方政治、經濟之治理，取決於地方議會。中央與地方之權限，遵從憲法之劃分。

  5、憲法之內容，如有違背以上“權、能分離，國大五院制”原則之條款，皆無效。

軍政府約法：

  1、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之目標，及軍政、訓政、憲政之建國程序為軍政府領導全國軍民，全國軍民服從軍政府的最高原則。上至軍政府首腦，下至普通軍民，以三民主義之目標及軍政、訓政、憲政之行動步驟為領導、服從的第壹依據。違背第壹依據，則上級無領導之權力，下級無服從之義務。

2、全國軍民皆以“三民、三政”理念，相互扶持，相互督導，壹致行動。如有違背者，同誌共棄之，天下共擊之。

關於二次革命後，孫中山先生要求黨員服從領袖的是非對錯問題的澄清。

因國民革命的歷史上，有“孫中山要求黨員服從領袖”之事。時下，對此歷史事件及人物作出“專制、獨裁”之議論甚囂塵上。本不欲與誅心之論作口舌之爭，爭壹日之長。但鑒於似是而非之論，迷惑民心、迷惑軍心，妨礙革命建國進程。有必要疏通認知障礙，期於全國軍民同心同德，按照革命建國方略光復民國。

哲學上，在論述認識論時，有壹結論：知識有區域範圍。越過此知識之區域範圍，則錯誤之判斷，容易產生而難以察覺。如果用類比的方法，放大“產生這種錯誤的形式”，就是張冠李戴———用航空的速度快慢標準，來衡量航海速度的快慢。

“孫中山要求黨員服從領袖”之事，當以“領袖權限”之標準來衡量，不當以“專制獨裁”之標準來衡量。

軍事組織編制上，團長服從師長，師長服從軍長，軍長服從軍區司令。美國總統通過國防部對戰區（六個洲際地域戰區與特戰、戰略、運輸司令部）指揮官下達作戰命令，完全無需參謀首長聯席會議；戰區指揮官直接對轄區內的陸海空各軍種部隊下達指揮與後勤軍令。參謀首長聯席會議、陸海空軍種負責人、各戰區陸空軍及各艦隊均沒有軍事指揮權。如果以有“認命、服從”之關系，而作“專制獨裁”之判斷，是無軍事、政治常識也。軍事組織能發揮得心應手之效，軍隊以服從為天職使然也。

孫中山先生以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為革命建國之目的，以軍政、訓政、憲政為革命建國之程序。當此軍政時期，必須以軍事力量破壞專制建築，擊潰專制勢力之際，服從領袖以強化軍事力量，理之必然。對於軍政府及軍政府首腦的衡量標準只能是軍政府權限。用專制獨裁的標準來判斷，是張冠李戴。軍政府權限標準，以革命建國程序為歸依。軍政時期，以軍政約法為標準。訓政時期，以訓政約法為標準。憲政時期，以憲政約法為標準。違背相應時期約法，即是非法的。同誌共棄之，天下共擊之。

人類社會之進化，以時考之，則分為三時期，曰不知而行之時期；行而後知之時期；知而後行之時期。而以人言之，則有三系焉：其壹先知先覺者，為創造發明；其二後知後覺者，為仿效推行；其三不知不覺者，為竭力樂成。有此三系人相需為用，人類社會各種發明創造，從構想到成為客觀事實，無不指日可待。而三系人之關系，以“知與行之關系”而言，即“行為”服從“知識”———不知不覺者服從後知後覺者，後知後覺者服從先知先覺者。處當今“知而後行”之時代，三系人之服從關系更為顯著。各類浩大工程因此而指日可成。政治建築之破壞與建設，也不例外。

   12  對中國大陸未來形勢的預見與對策

      形同則勢同。歷史有驚人的相似之處，形勢相同使然也。當今中國大陸之形勢，政治轉型迫在眉睫，而中共專制統治為之最大障礙也。同此形勢者，辛亥革命前後中國國內之形勢也。當時之中國，有識之士知中國面臨三千年未有之變局，即政治轉型也。而滿清專制統治為之最大障礙也。

      政治轉型時期的形勢，自動態上言之，就是新、舊勢力彼此消長，所呈現的形態。為了更清晰地了解這種形態所表現的形勢，就必須分別來分析新勢力與舊勢力的力量產生之源。政治勢力的力量產生之源，就是政治意識形態。舊勢力有舊的政治意識形態，新勢力有新的政治意識形態。如此，新、舊勢力的沖突就表現在兩個領域。壹、無形的領域，即政治意識形態領域。二、有形的領域，即由彼此政治意識形態，所客觀化的政治建築及維持政治建築的有形力量。

      為了讓大家能夠更接近直觀地理解，新、舊勢力在兩個領域的沖突，及形勢趨向，我引述壹個歷史事件，由身處新、舊勢力沖突中的重要人物，來講述其動態形勢。我只作整理與翻譯。這壹重要歷史事件的陳述就是《陳英士致黃克強書》，其全文如下：

　克強我兄足下：美猥以菲材，從諸公後，奔走國事，於茲有年。每懷德音，誼逾骨肉。去夏征颿東發，美正養病院，滿擬力疾走別，握手傾愫，迺莫獲我心。足下行期定矣，復以事先日就道，卒無從壹面商榷區區之意於足下，緣何慳也。日者，晤日友宮崎君，述及近狀，益眷眷國事，彌令美動“榛苓彼美”、“風雨君子”之思矣。

　　溯自辛亥以前，二三同誌如譚、宋輩過滬上時，談及吾黨健者，必交推足下。以為孫氏理想，黃氏實行。夫謂足下為革命實行家，則海內無賢無愚，莫不異口同聲，於足下無所增損。惟謂中山先生傾於理想，此語壹入吾人腦際，遂使中山先生壹切政見，不易見諸施行，迨至今日，猶有持此言以反對中山先生者也。然而征諸過去之事實，則吾黨重大之失敗，果由中山先生之理想誤之邪？抑認中山先生之理想為誤而反對之致於失敗邪？惟其前日認中山先生之理想為誤，皆致失敗，則於今日中山先生之所主張，不宜輕以為理想而不從，再貽他日之悔。此美所以追懷往事而欲痛滌吾非者也。爰臚昔日反對中山先生其歷致失敗之點之有負中山先生者數事以告，足下其亦樂聞之否邪？

　　當中山先生之就職總統也，海內風雲，擾攘未已，中山先生政見壹未實行，而經濟支絀，更足以掣其肘。俄國借款，經臨時參議院之極端反對，海內士夫更借口喪失利權，引為詬病。究其實，實交九七，年息五厘，即有擔保。利權不礙，視後日袁氏五國財團借款之實交八二，鹽稅作抵，不足，復益以四省地丁，且予以監督財政全權者，孰利孰害？孰得孰失？豈可同年語邪？乃群焉不察，終受經濟影響，致妨政府行動。中山先生既束手無策，國家更瀕於阽危，固執偏見，貽誤大局，有負於中山先生者此其壹。

　　及南北議和以後，袁氏當選臨時總統。中山先生當時最要之主張，約有三事：壹則袁氏須就職南京也。中山先生意謂南北聲氣未見調和，雙方舉動，時生誤會，於共和民國統壹前途，深恐多生障故。除此障故，非袁氏就職南京不為功。蓋所以聯絡南北感情，以堅袁氏對於民黨之信用，而袪民黨對於袁氏之嫌疑也。二則民國須遷都南京也。北京為兩代所都，帝王癡夢，自由之鐘所不能醒；官僚遺毒，江河之水所不能湔。必使失所憑借，方足鏟鋤專制遺孽(註壹)：遷地為良，庶可蕩滌壹般瑕穢耳。三則不能以清帝退位之詔全權授袁氏組織共和政府也。夫中華民國乃根據臨時約法，取決人民代表之公意而後構成，非清帝、袁氏所得私相授受也。袁氏之臨時總統，乃得國民所公選之參議院議員推舉之，非清帝所得任意取以予之也。故中山先生於此尤再三加之意焉。此三事者，皆中山先生當日最為適法之主張，而不惜以死力爭之者也。乃竟聽袁氏食其就職南京，取決人民公意之前言，以演成弁髦約法，推翻共和之後患者，則非中山先生當日主張政見格而不行有以致之邪？試問中山先生主張政見之所以格而不行，情形雖復雜，而其重要原因，非由黨人當日識未及此，不表同意有以致之邪？有負於中山先生者此其二。

　　其後中山先生退職矣，欲率同誌為純粹在野黨，專從事擴張教育，振興實業，以立民國國家百年根本之大計，而盡讓政權於袁氏。吾人又以為空涉理想而反對之，且時有幹涉政府用人行政之態度。卒至朝野冰炭，政黨水火，既惹袁氏之忌，更起天下之疑，而中山先生謀國之苦衷，經世之碩畫，轉不能表白於天下，而壹收其效。有負於中山先生者此其三。

　　然以上之事，猶可曰壹般黨人之無識，非美與足下之過也。獨在宋案發生，中山先生其時適歸滬上，知袁氏將撥專制之死灰，而負民國之付托也。於是誓必去之。所定計劃，厥有兩端：壹曰聯日。聯日之舉，蓋所以孤袁氏之援，而厚吾黨之勢也。“日國亞東，於我為鄰，親與善鄰，乃我之福。日助我則我勝，日助袁則袁勝。”此中山先生之言也。在中山先生認聯日為重要問題，決意親往接洽，而我等竟漠然視之，力尼其行，若深怪其輕身者。卒使袁氏伸其腕臂，孫寶琦、李盛鐸東使，胥不出中山先生所料，我則失所與矣。（文按：民黨向主聯日者，以彼能發奮為雄，變弱小而為強大，我當親之師之，以圖中國之富強也。不圖彼國政府目光如豆，深忌中國之強，尤畏民黨得誌，而礙其蠶食之謀。故屢助官僚以抑民黨，必期中國永久愚弱，以遂彼野心。彼武人政策，其橫暴可恨，其愚昧亦可憫也。倘長此不改，則亞東永無寧日，而日本亦終無以幸免矣。東鄰誌士，其有感於世運起而正之者乎？）二曰速戰。中山先生以為袁氏手握大權，發號施令，遣兵調將，行動極稱自由。在我惟有出其不意，攻其無備，迅雷不及掩耳，先發始足制人；且謂宋案證據既已確鑿，人心激昂，民氣憤張，正可及時利用，否則時機壹縱即逝，後悔終嗟無及。此亦中山先生之言也。乃吾人遲鈍，又不之信，必欲靜待法律之解決，不為宣戰之豫備。豈知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法律以遷延而失效，人心以積久而灰冷；時機坐失，計劃不成，事欲求全，適得其反。設吾人初料及此，何致自貽伊戚耶？有負於中山先生者此其四。

　　無何，刺宋之案，牽於袁、趙之蔑視國法，遲遲未結；五國借款，又不經國會承認，違法成立，斯時反對之聲，舉國若狂。乃吾人又以為有國會在，有法律在，有各省都督之力爭在，袁氏終當屈服於此數者而取銷之。在中山先生則以為國會乃口舌之爭，法律無抵抗之力，各省都督又多仰袁鼻息，莫敢堅持，均不足以戢“予智自雄”、“擁兵自衛”之野心家。欲求解決之方，惟有訴諸武力而已矣。其主張辦法，壹方面速興問罪之師，壹方面表示全國人民不承認借款之公意於五國財團。五國財團經中山先生之忠告，已允於二星期(註二)內停止付款矣。中山先生乃電令廣東獨立，而廣東不聽；欲躬親赴粵主持其事，吾人又力尼之，亦不之聽；不得已令美先以上海獨立，吾人又以上海彈丸地，難與之抗，更不聽之。當此之時，海軍尚來接洽，自願宣告獨立，中山先生力贊其成，吾人以堅持海、陸軍同時並起之說，不欲為海軍先發之計。尋而北軍來滬，美擬邀擊海上，不使登陸，中山先生以為然矣，足下又以為非計。其後海軍奉袁之命開赴煙臺，中山先生聞而欲止之曰：“海軍助我則我勝，海軍助袁則袁勝，欲為我助，則宜留之；開赴煙臺，恐將生變。”美與足下則以海軍既表同意於先，斷不中變於後，均不聽之，海軍北上入袁氏牢籠矣。嗣又有吳淞炮臺炮擊兵艦之舉，以生其疑而激之變，於是海軍全部遂不為我用矣。且中山先生當時屢促南京獨立，某等猶以下級軍官未能壹致諉。及運動成熟，中山先生決擬親赴南京宣告獨立；二三同誌鹹以軍旅之事，乃足下所長，於是足下遂有南京之役。夫中山先生此次主張政見，皆為破壞借款，推倒袁氏計也。乃遷延時日，遂巡不進，坐誤時機，卒鮮寸效。公理見屈於武力，勝算卒敗於金錢，信用不孚於外人，國法不加於袁氏。袁氏乃借欺人之語，舉二千五百萬磅之外債，不用之為善後政費，而用之為購軍械，充兵餉，買議員，賞奸細，以蹂躪南方，屠戮民黨，攫取總統之資矣。設當日能信中山先生之言，即時獨立，勝負之數，尚未可知也。蓋其時聯軍十萬，擁地數省。李純未至江西，芝貴不聞南下，率我銳師，鼓其朝氣，以之聲討國賊，爭衡天下，無難矣。惜乎粵、湘諸省不獨立於借款成立之初，李、柏諸公不發難於都督取銷之際，逮借款成立，外人助袁，都督變更，北兵四布，始起而討之，蓋亦晚矣。有負於中山先生者此其五。

　　夫以中山先生之智識，遇事燭照無遺，先幾洞若觀火。而美於其時貿貿然反對之，而於足下主張政見，則贊成之惟恐不及。非美之感情故分厚薄於其間，亦以識不過人，智暗慮物，泥於孫氏理想壹語之成見而已。蓋以中山先生所提議者，胥不免遠於事實，故懷挾成見，自與足下為近。豈知拘守尺寸，動失尋丈，貽誤國事，罔不由此乎？雖然，“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前事已覆，來軫方遒”、“亡羊補牢，時猶未晚”、“見兔顧犬，機尚不失”。美之所見如此，未悉足下以為何如？自今而後，竊願與足下共勉之耳。夫人之才識，與時並進，知昨非而今未必是，能取善斯不厭從人。鄙見以為理想者事實之母也。中山先生之提倡革命，播因於二十年前，當時反對之者，舉國士夫殆將壹致；乃經二十年後，卒能見諸實行者，理想之結果也，使吾人於二十年前，即贊成其說，安見所懸理想，必遲至二十年之久，始得收效？抑使吾人於二十年後猶反對之。則中山先生之理想，不知何時始克形諸事實，或且終不成效果，至於靡有窮期者，亦難逆料也。故中山先生之理想能否證實，全在吾人之視察能否了解，能否贊同，以奉行不悖是已。夫觀於既往，可驗將來，此就中山先生言之也。東隅之失，桑榆之收，此就美等言之也。足下明敏，勝美萬萬，當鑒及此，何待美之喋喋？

　　然美更有不容已於言者：中山先生之意，謂革命事業，旦暮可期，必不遠待五年以後者。誠以民困之不蘇，匪亂之不靖，軍隊之驕橫，執政之荒淫，有壹於此，足以亂國；兼而有之，其何能淑？剝極必復，否極必泰，循環之理，不閑毫發。乘機而起，積極進行，撥亂反正，殆如運掌。美雖愚暗，願竭棉薄，庶乎中山先生之理想即見實行，不至如推倒滿清之必待二十年以後。故中華革命黨之組織，亦時勢有以迫之也。顧自斯黨成立以來，舊日同誌，頗滋訾議，以為多事變更，予人瑕隙，計之左者。不知同盟結會於秘密時代，辛亥以後，壹變而為國民黨，自形式上言之，範圍日見擴張，勢力固征膨脹。而自精神上言之，面目全非，分子復雜，薰蕕同器，良莠不齊；腐敗官僚，既朝秦而暮楚，齷齪敗類，更覆雨而翻雲；發言盈庭，雖執其咎？操戈同室，人則何尤？是故欲免敗群，須去害馬；欲事更張，必貴改弦。二三同誌，亦有以諒中山先生慘淡(註三)經營機關改組之苦衷否邪？

　　至於所定誓約有“附從先生，服從命令”等語，此中山先生深有鑒於前此致敗之故，多由於少數無識黨人誤會平等自由之真意。蓋自辛亥光復以後，國民未享受平等自由之幸福；臨於其上者，個人先有緬規越矩之行為。權利則狺狺以爭，義務則望望以去。彼此不相統攝，何能收臂指相使之功？上下自為從違，更難達精神壹貫之旨。所謂“既不能令，又不受命”者，是邪非邪？故中山先生於此，欲相率同誌納於軌物，庶以統壹事權；非強制同誌屍厥官肢，盡失自由行動。美以為此後欲達革命目的，常重視中山先生主張，必如眾星之拱北辰，而後星躔不亂其度數；必如江漢之宗東海，而後流派不至於紛歧(註四)。縣目的以為之赴，而視力乃不分：有指車以示之方，而航程得其向。不然，茍有黨員如吾人昔日之反對中山先生者，以反對於將來，則中山先生之政見，又將誤於毫厘千裏之差，壹國三公之手。故遵守誓約，服從命令，美認為當然天職而絕無疑義者。足下其許為同誌而降心相從否邪？竊維美與足下，共負大局安危之責，實為多年患難之交，意見稍或差池，宗旨務求壹貫。惟以情睽地隔，傳聞不無異詞，緩進急行，舉動輒多誤會。相析疑義，道故班荊，望足下之重來，有如望歲。迢迢水闊，懷人思長；嚶嚶鳥鳴，求友聲切。務祈足下克日命駕言旋，共肩艱巨。歲寒松柏，至老彌堅：天半雲霞，縈情獨苦。陰霾四塞，相期攜手同仇；滄海橫流，端賴和衷共濟。於乎！長蛇封豕，列強方逞薦食之謀；社鼠城狐，內賊愈肆穿墉之技。飄搖予室，綢繆不忘未雨之思；邪許同舟，慷慨應擊中流之楫。望風懷想，不盡依依。敬掬微忱，耑求指示。寒氣尚重，諸維為國珍攝。言不罄意。陳其美頓首。

整理《陳英士致黃克強書》，可以看到新、舊勢力在意識形態及客觀力量上的沖突，有如下形態：1、舊勢力之意識形態與客觀建築渾然壹體。新勢力則有自身意識形態與未成熟的客觀形態的沖突。2、舊的專制政治建築，有社會大眾舊觀念的慣性為之基礎。新勢力則沒有民眾共和觀念為之基礎。

關於第1條，可由以下事實說明之。南北議和，袁氏以受清帝退位之詔全權組織政府為合法，舊勢力內無異議。新勢力以新政府當根據臨時約法，由人民代表之公益而後構成為合法。由此，新勢力提出三項主張以期達到目的，而三項竟無壹項實行。究其原因，則新勢力尚有理想與實行之爭。以為孫氏理想，黃氏實行。理想不切實際，實行有可見之功。故貴實行，而輕理想之構建。遂使中山先生壹切政見，不易見諸施行。殊不知，理想者事實之母也。無理想的構建為之標的，則實行無方向原則而徒勞無功。孫中山先生所組建之南京政府欲舉外債，經臨時參議院反對而不得行。袁世凱所主宰之北京政府舉外債，雖有正式參議院之反對，而行之無礙。宋案發生後，孫中山欲運動外交、籌備武力，民黨非力阻其行，即各自為政，漠然視之。反觀袁氏運動外交、調兵遣將無不暢行無阻。（南京臨時參議院有反對政府政策之權力，卻不必對反對之後果負責。此參議院權責不明也。宋案發生，南北分馳，政治建設不能全國壹致，則法律不能有效力。欲法律解決宋案，緣木求魚也。）

關於第2條，可由孫中山先生所著《建國大綱宣言》，及歷史學家唐德剛所著微觀歷史《袁氏當國》說明之。

孫中山先生在《建國大綱宣言》中指出，不經軍政時代，則反革命之勢力無由掃蕩，而革命之主義亦無由宣傳於群眾，以得其同情與信仰。不經訓政時代，則大多數之人民久經束縛，雖驟被解放，初不隙知其活動之方式，非墨守其放棄責任之故習，即為人利用陷於反革命而不自知。前者之大病在革命之破壞不能了徹，後者之大病在革命之建設不能進行。

歷史學家唐德剛所著《袁氏當國》，以大量微觀歷史事實證明，在辛亥革命前後的數十年歷史中，人民大眾是毫無共和觀念的。也就是共和政體的觀念基礎是沒有的，而普通民眾的舊觀念卻是根深蒂固的。其中以大量事實證明，袁世凱稱帝而被推翻的真正原因是，舊勢力內部下陵上替。與歷史上軍事集團內部彼此“取而代之”無異。反對帝制，只是壹個口號而已。上至軍事將領，下至普通士兵對帝制與共和孰是孰非，毫無興趣。更不用說普通民眾的冷漠心理狀態了。大家可仔細參閱唐德剛所著之《袁氏當國》。

辛亥革命後，共和政體尚無民眾共和觀念之基礎。南北議和後，同盟會當以主義約束民黨，作為在野黨壹致其力，作地方自治建設，以養成民眾“自由、平等”之共和觀念，從而鞏固共和政體的基礎。而同盟會於辛亥後，壹變而為國民黨，作政黨政治以爭政權。但求政黨虛勢之擴張，而拋棄主義之貫徹。對於國民黨，時人譏之為“掛名黨”。戴季陶指國民黨之主導者宋教仁為罪人。二者非無端之指責也。

宋案發生後，朝野冰炭不容，共和與專制勢同水火。國民黨當回歸同盟會之革命時代，服從領袖以強化軍事力量。而民黨以“自由、平等”為辭，認為“服從”與“自由、平等”相對立。殊不知，自由、平等是在憲政之時的狀態，在軍政時期進行破壞專制勢力之時，以“自由、平等”強化軍事組織力量，是時空錯位，行為與目的南轅北轍。

孫中山先生考察世界各國政治變革的利弊得失，鑒於世界各國政治變革，無不以革命為前提，亦無不有反復之經歷。思索其原因，而作三民主義為革命建設之目標，規劃軍政、訓政、憲政為政治、經濟轉型之步驟，以此杜絕反復之患。在軍政時期擊潰專制勢力，破壞專制政治建築，宣傳革命軍之主義。訓政時期建設地方自治，深植“自由、平等”觀念於民眾心理。憲政時期，以五權憲法為政體上層建築的永久之制。

無奈，知難行易。民黨以孫中山先生之理想不切實際，而對舊勢力之承諾以僥幸心理待之。於民眾無共和觀念為基礎時，作政黨政治之空中樓閣。致使辛亥革命後十余年中國政治紛紛擾擾，不能有建設上之成功。

當今海內外中國人之心理狀態是怎樣的？

中國大陸經共產極權統治七十多年，民眾在專制恐怖與封閉馴化下近七十多年。民眾不能不愚昧冷漠而敵視文明世界。民眾之言行與歷史上之義和團、紅衛兵無異。

面對如此狀態，民國派但知奉三民主義之名，而對其具體內容態度曖昧。對於“軍政、訓政、憲政”的政治轉型步驟，更是有意無意地視而不見。至於其它民運人士，不過是詛咒共產黨或因天災而亡，或由人禍而亡，或因民變而亡，或由政變而亡，或由對外戰爭而亡。而對於破壞與建設之道，更是茫然無知。

可以作這樣的預測：即使共產黨政權因專制王朝興亡周期律而轟然倒塌，中國政治紛擾的局面，必將如辛亥革命後十余年的政治局面。因其形勢相同也。

新、舊勢力在意識形態與客觀力量兩個領域的鬥爭，必然呈現如下狀態。1、舊勢力之意識形態與客觀建築渾然壹體，新勢力則有自身意識形態與未成熟的客觀形態的沖突。2、舊的專制政治建築，有社會大眾舊觀念的慣性為之基礎。新勢力則沒有民眾共和觀念為之基礎。

如此，政治局面必將紛紛擾擾無有窮期，政治建設之成功遙遙無期。

民國派如能按照我《革命建國方略》而行，於海外宣傳我革命建國方略，爭取國際社會理解而助我革命，同時孤立中國大陸專制勢力。於國內，用革命建國方略行宣傳、滲透之法。示國民以希望，指明舊勢力之出路。如此，軍政以破壞專制建築必能勢如破竹。之後，訓政以為政治、經濟基礎之建設。最終，憲政建設之成功就水到渠成了。

如此，破壞與建設井然有序，無有反復之患。於國於民，莫善於此。我民國誌士因此而建功立業，名載史冊。

共產黨政權驟然倒塌之時，是什麽局面？各地的軍隊、警察、政府會作何盤算？

首先，各地的軍隊、警察、政府在政治意識形態上是否會與共產黨不同呢？答案是，不可能不同。原因是，共產黨在意識形態上對軍隊、警察、政府的灌輸與控制，比對社會大眾的灌輸與控制要強十倍百倍。其已有的政治意識形態不可能壹夜之間憑空消失。

各地的軍隊、警察、政府在喪失了全國壹致的統制之後，只能自謀出路。軍隊、警察要謀軍餉、警餉以生存，政府人員需要武力保衛以生存。三者相互各取所需，壹拍即合。以軍事力量為主導的各地割據局面就形成了。之後，軍事力量強大的地方，需要擴大軍餉來源而開疆拓土，必以“統壹”為名。軍事力量相對弱勢的地方，需要自保地盤，必以“自治”為名。如此，軍閥割據、軍閥征戰的局面就形成了。

針對未來必然形成的如此局面，在我《光復民國革命宣言》中，於軍政階段以如下方略化解之：

軍政時期，壹切制度悉隸於軍政之下。政府壹面用兵力以掃除專制割據勢力，壹面宣傳主義以開化全國之人心，而促進國家之統壹。

壹、對於專制割據勢力，其能識時務，順潮流而歸順民國，舉青天白日旗而宣誓效力民國者，赦其既往之罪，督其戴罪立功，於所轄區域宣傳並執行三民、三政。陽奉陰違及負隅頑抗者，殺無赦。軍政府於所轄區域及全國各地，宣傳革命軍之主義，取得民眾理解而助革命。

13  對以“聯邦”為名，行分裂之實的說明

中華民國建設之基礎

　　中華民國之建設，以何為基礎乎？吾知人必無疑無惑而答之曰：以人民為基礎。然人民如何而後得為中華民國建設之基礎乎？吾知答之不易也。

　　夫主權在民之規定，決非空文而已，必如何而後可舉主權在民之實。代表制度，於事實於學理皆不足以當此，近世已能言之矣。然則果如何而能使主權在民為名稱其實乎？近來論治者於此問題多所忽略，而惟日以中央集權或地方分權甚或聯省自治等說相征逐。夫此數者果遂足以舉主權在民之實乎？夫所謂中央集權或地方分權甚或聯省自治者，不過內重外輕內輕外重之常談而已。權之分配，不當以中央或地方為對象，而當以權之性質為對象。權之宜屬於中央者，屬之中央可也；權之宜屬於地方者，屬之地方可也。例如軍事外交，宜統壹不宜紛歧，此權之宜屬於中央者也。教育、衛生，隨地方情況而異，此權之宜屬於地方者也。更分析以言，同壹軍事也，國防固宜屬之中央，然警備隊之設施，豈中央所能代勞，是又宜屬之地方矣。同壹教育也，瀕海之區，宜側重水產，山谷之地，宜側重礦業或林業，是固宜予地方以措置之自由。然學制及義務教育年限，中央不能不為之畫壹範圍，是中央亦不能不過問教育事業矣。是則同壹事實，猶當於某程度以上屬之中央，某程度以下屬之地方。彼漫然主張中央集權或地方分權甚或聯省自治者，動輒曰某取概括主義，則某取列舉主義，得勿嫌其籠統乎？議者曰：國小民寡，或可用中央集權；地大民眾，則非用地方分權或聯省自治不可。曾不知土地之大小，不當但以幅員為差別，尤當以交通為差別。果其交通梗塞，土地雖狹，猶遼闊也；果其交通發達，土地雖廣，猶比鄰也。中國今日若猶守老死不相往來之訓，雖百裏猶不可以為治；若利用科學以事交通，則風行四海之內，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集權分權，又何與焉。議者又曰：中央集權易流於專制，地方分權或聯省自治始適於共和，此尤不可以不辨。夫專制雲者，與立憲為對待之名詞，非與中央集權為對待之名詞。茍其立憲，雖中央集權何害？例如法國固行中央集權者，其為民主立憲固自若也。北美之合眾國，議者樂引為聯省自治之口實，以為中國非如是不得為共和，而不知其所引之例，實際適得其反。美之初元，固行地方分權矣，然南北分馳，政令不壹，深貽國民以痛苦。及南北戰爭起，雖以解放黑奴為號召，而實行統壹，乃其結果也。經此戰爭，美國各州始有凝為壹體之象。洎乎參加歐戰，則中央政府權力愈以鞏固，且愈以擴充，舉人民之糧食、衣服，亦置於中央政府管理之下，其集權之傾向為何，如議者言，則美國中央政府集中權力之時，亦將為共和之不利歟？凡此諸說，皆與權力分配本題無關。要之，研究權力之分配，不當挾壹中央或地方之成見，而惟以其本身之性質為依歸。事之非舉國壹致不可者，以其權屬於中央；事之因地制宜者，以其權屬於地方。易地域的分類，而為科學的分類，斯為得之，斯乃近世政治學者所已知已行，初無俟聚訟為也。

由上所述，可知權力分配，乃國家權力分配於中央及地方之問題，與主權在民無涉。欲知主權在民之實現與否？不當於權力之分配觀之，而當於權力之所在觀之。權在於官，不在於民，則為官治；權在於民，不在於官，則為民治。茍其權在於官，無論為中央集權、為地方分權、為聯省自治均也。在昔中央集權時代，盛行官僚政治，民眾之與政治，若漠然不相關，其為官治固已。然試問今之行聯省自治者，其所謂壹省之督軍、總司令、省長等，果有以異於壹國之皇帝、總統乎？壹省之內所謂司長等之大小官吏，果有以異於壹國之內所謂總長等之大小官吏乎？省之鈐制各縣，較之中央政府之鈐制各省，不啻模仿惟恐其弗肖，又加甚焉；省之直接魚肉其民，較之中央政府之直接魚肉其民，不啻模仿惟恐其弗肖，又加甚焉。中央政府以約法為裝飾品，利於己者從而舞弄之，不利於己者則從而踐踏之；省政府則亦以省憲為裝飾品，利於己者從而舞弄之，不利於己者則從而踐踏之。中央政府之所以待國會者，省政府亦即以之待省議會；中央政府之所以待全國最高司法機關者，省政府亦即以之待全省最高司法機關。其為官治，固無異也，所異者，分壹大國為數十小國而已。甲午之役，兩廣總督所轄兵艦為日本所捕獲，兩廣總督移牒日本，稱此次與貴國交戰者為北洋艦隊，與南洋無涉，不得濫行捕獲，世界傳以為笑。今之主張聯省自治者，知有壹省不知有鄰省，亦不知有國，其識乃與甲午時老官僚無異，悲夫，悲夫，猶以救國號於人耶！

　　如上所述，癥結所在，壹言蔽之，官治而已。官治雲者，政治之權付之官僚，於人民無與。官僚而賢且能，人民壹時亦受其賜，然人亡政息，曾不旋踵。官僚而愚且不肖，則人民躬被其禍，而莫能自拔。前者如嬰兒之仰乳，後者則如魚肉之於刀俎而已。民治則不然，政治之權在於人民，或直接以行使之，或間接以行使之；其在間接行使之時，為人民之代表者，或受人民之委任者，只盡其能，不竊其權，予奪之自由仍在於人民，是以人民為主體，人民為自動者。此其所以與官治截然不同也。欲實行民治，其方略如下：

（壹）分縣自治。分縣自治，行直接民權，與聯省自治不同者在此。其分縣自治之梗概，吾於民國五年在上海曾有講演，可覆按也。

　　（二）全民政治。人民有選舉權、創制權、復決權、罷官權，詳見建設雜誌全民政治論。

　以上二者，皆為直接民權，前者行於縣自治，後者行於國事。

　　（三）五權分立。三權分立，為立憲政體之精義。蓋機關分立，相待而行，不致流於專制，壹也。分立之中，仍相聯屬，不致孤立，無傷於統壹，二也。凡立憲政體莫不由之。吾於立法、司法、行政三權之外，更令監察、考試二權亦得獨立，合為五權。詳見五權憲法之講演。

　　（四）國民大會。由國民代表組織之。

　　以上二者，皆為間接民權，其與官治不同者，有分縣自治，全民政治，以行主權在民之實。非若今日人民惟恃選舉權以與踞國家機關者抗。彼踞國家機關者，其始借人民之選舉，以獲此資格，其繼則悍然違反人民之意思以行事，而人民亦莫之如(註七)何。此今日政治現象所可為痛心疾首者，必如吾之說，乃得救此失也。且為人民之代表與受人民之委任者，不但須經選舉，尤須經考試，壹掃近日金錢選舉、勢力選舉之惡習，可期為國家得適當之人才，此又庶政清明之本也。

　　綜上四者，實行民治必由之道，而其實行之次第，則莫先於分縣自治。蓋無分縣自治，則人民無所憑借，所謂全民政治，必無(註八)由實現。無全民政治，則雖有五權分立、國民大會，亦終末由舉主權在民之實也。以是之故，吾夙定革命方略，以為建設之事，當始於壹縣，縣與縣聯，以成壹國，如此，則建設之基礎在於人民，非官僚所得而竊，非軍閥所得而奪。不幸辛亥之後(註九)，其所設施，不如吾意所期，當時汲汲惟在於民國名義之立定，與統壹之早遂，未嘗就建設之順序與基礎壹致其力，大勢所趨，莫之能挽，根本未固，十壹年來飄搖風雨，亦固其所。積十壹年來之亂離與痛苦為教訓，當知中華民國之建設，必當以人民為基礎。而欲以人民為基礎，必當先行分縣自治，及今為之，猶可及也。

　　於此尚有附言者，行分縣自治，則現在省制之存廢問題為何如耶？吾意讀者當然有此壹問。以吾之意，斯時省制即存，而為省長者，當壹方受中央政府之委任，以處理省內國家行政事務；壹方則為各縣自治之監督者，乃為得之。此吾之主張，所以與中央集權者不同，亦有異於今之言聯省自治者也。

當下言“聯邦”及反對統壹而稱省獨立者，皆以中國春秋戰國時期與美國聯邦及歐洲眾國林立為據。現在簡單地說明壹下中國春秋戰國時代狀況與美國及歐洲在歷史上的內部沖突及現實解決問題辦法。

春秋戰國，百家爭鳴，流派紛呈。其時，諸侯征戰，人民易子而食之記載非止壹處。所謂，世事不幸詩家幸。

歐洲眾國林立，而兩次世界大戰皆由歐洲源起，眾國經貿往來以鄰為壑也。布雷頓森林體系、歐盟體系成而抑制其惡也。

美國南北戰爭，剝奪南方分離、獨立之權利，政治壹統。如若美國十三州、五十州分裂成十三國、五十國，是比現在的歐洲強呢？還是弱呢？

致海外民運書

中國民主運動，顧名思義，就是在中國推翻專制，建立民主。而海外中國民主運動人士，數十年來之所為，非空言鼓吹民眾上街抗議維權，即坐論專制首腦之心理，揣測專制自行崩潰之時日。是主觀上，欲救民眾於危難之境，建自由、平等、博愛之中國社會，而客觀上，棄民眾、國家於自生自滅之境地。

守株待兔，或僥幸而有所得。推翻專制，建立民主，由僥幸而得者，古今中外無有其事。中國民主運動，是壹項工程，是壹份事業。依理之必然性而行，方能預見成功之日。

我民國誌士，繼往開來，依民國理念而定《革命建國方略》。依此方略而行，使推翻專制，建立民主之過程井然有序。民眾、國家以此轉危為安，中國社會奠永久和平之基。海外中國民運人士，可效法《革命建國方略》而行，拋棄坐而論道、空言鼓吹之行，使中國民主運動有實質的進步。當然了，人各有誌，不可勉強。殊途同歸，我民國誌士亦樂見其成。

我《革命建國方略》之大略是：

序 · 致民國派書

1、告全國人民書

2、光復民國革命宣言（附誓詞）——附光復民國革命軍中央委員會組織法

3、導言

4、民權講解

5、民生講解

6、民族講解

7、軍政、訓政、憲政講解

8、告世界人民書

9、於海外為革命籌款書

10、續《孫文 · 知難行易》學說———補充《軍政、訓政、憲政講解》

11、三民主義，軍政、訓政、憲政總論

12 、形勢的預見與對策

13、對以“聯邦（聯省自治）”為名，行分裂之實的說明

《革命建國方略》的梗概論述在《三民主義，軍政、訓政、憲政總論》。當下，民國誌士的行動方略在《致民國派書》。疏通認知障礙的論述在《續孫文 · 知難行易學說》及《三民、三政總論》。

參與中國民主運動的仁人誌士，若能知而後行，必能同心同德，壹致行動，指日可待中國民主運動的成功。

民運方略

1  對“文化決定專制、民主論”的反駁

為民主找壹個千年之外的原因。這從反面證明了叔本華對理性的定義及理性產生錯誤的必然路徑。

叔本華論述理性時，對理性的定義是，對事物進行抽象構造概念，及分合概念構建概念系統的能力。由此，概念清晰，體系因果關系井然有序。有此清晰之概念，則詭辯之術無處藏身。詭辯的本質是，在因果關系的某壹概念環節處，利用此概念的模糊不清，從而改變因果推導的方向。利用中間概念的含糊性，由同壹原因可推導出完全相反的結果。

人類文化遺產的記述，越在以前的記述則越模糊，直至神話傳說。中、外壹也。近代以來民主的原因如果在千年之前，可以斷言這壹原因必是模糊不清的。模糊不清的“原因”，到底是民主的原因，還是專制的原因？“原因”自身尚且需要證明，怎麽能作為現代政治的原因。民主的原因如果是深不可測的人性，而人性善惡的鬥爭與和解，及對此狀態理解的稀少，古今中外壹也。則當下中西之政治狀態壹也。

民主政治發生在近代兩三百年，而不是發生在兩三千年前，只能有壹種解釋，民主政治是由認識的進步、科學的發展所產生的，是後天的。科學的發展、認識的進步使人們發現，個人的生存是靠自己的自由勞動實現的，集體只是壹個勞動交換的工具。生而自由、平等觀念自然形成。而在生產力落後的時代，個體依附於集體，“生而不自由、不平等”觀念自然而生。

至於說中國傳統文化基本不講人性，發展到今天共產極權講黨性不講人性。此大謬不然之說也。

共產極權絕不同於傳統的君主專制。傳統君主專制由禮而來。

《禮記》雲：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修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聖人所以治人七情，修十義，講信修睦，尚辭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是故先王之制禮樂，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

共產極權是理念之惡。資本主義危機之後，共產主義席卷全球，至今西方社會仍有大量同情社會主義及共產主義者。此絕非二、三大奸大惡之人所致，實有認識錯誤之原因。

消滅私有，實行公有。各盡所能，按需分配。人人自由、人人平等。人人無不欣然向往如此之社會。

消滅私有，則自由喪失。有分配的執行者，則分配者與被分配者之間的大不平等就產生了。有多少人能夠事先預知共產主義會導致大不平等。在共產主義的實行，產生了大災難之後，批判共產主義的人和事才大量出現，但皆不得要領。我國國學大師王國維在共產主義於俄國方興未艾之時，即斷言，共產主義會導致大不平等，並且會禍及我國。王國維的論述可謂簡單明了，直擊要害。但知識界於當時皆置之不理。可見知識之錯誤，其為禍大矣。孫中山先生說，知難行易。非虛語也。（王國維是最早預見共產主義會造成大不平等災難的人。王國維的表述，道出了壹個常識性的前提，即不論社會組織形式是專制，還是民主，都是少數人在管理公共事務。就像壹個人，不論其性格、體格如何，都是占人體極小部分的大腦在管理人體的四肢百骸。）

傳統君主專制有“禮”為上下之共同約束。在客觀上“對上”之約束有，孟子“君臣關系說”；眾望所歸之謂王；湯、武不弒君，湯、武革命，順天應人。共產主義，越是要達到共產主義，則極權的力度越大。到現在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破產後，由於造惡太多，下臺即有被清算的命運，只有暴力維持政權。所以共產極權專制不論初期還是現在，其專制程度都超過傳統專制百倍。因為其目標排斥了傳統“情、禮”的約束。

孔子之思想統治東方大半人心達壹千八百多年之久，以其通情達理也。——王國維

抽象表述不足以說明中國人過往之心理、禮儀。以實際論，本人親身經歷，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有吃“千家飯”的經過我們村，時間已經接近天黑，村民皆欣然邀請其在自家住宿並熱情接待。黨性乎？人性乎？現代乎？傳統乎？

還有，祖、父輩們說起50年代及更早年代，說那個時候的人是多麽的質樸正直。人性乎？黨性乎？現代乎？傳統乎？

那些把中國歷史壹概否定的人，是隱形維持現有制度。因為其所作所為是在變相地維護共匪的統治。為什麽呢？如果中國歷史壹概是惡的，則結出共產黨大惡的果實，是順理成章的。中國人既然歷來如此，以後也會如此。所以推翻共產黨也就無意義。這就是隱形五毛的目的所在。

為了明辨是非以正視聽，現將共產極權與傳統君主專制的區別表述如上。

                     2 我的意誌

農民欲莊稼豐收，必知農時，量人力而規劃作業，而後目的可達。工人欲施工優質而快速，必深知施工技術，量個人體力而為之，而後預期效果可達。商人欲生意興隆，必知行市，量個人財力而計算出入，權衡利弊而行，而後生意可蒸蒸日上。士人欲建功立業，必知時勢，曉人心，鑒人才。知人則人力可聚，知時勢則順勢而為。聚合人力，順勢而為，則可建功立業，美名後世。

觀世界各國民主歷程，無不以革命為前提，亦無不有反復之經歷。中山先生有鑒於此，規劃革命建設之目標為三民主義，規劃革命建設之步驟為軍政，訓政，憲政。以此而論，我中國的政治革命與建設，是壹項工程，是壹份事業。遵循理之必然性而行動，方能預見成功之日。欲僥幸、投機而建功立業者，非愚則妄。

壹項工程，從規劃到實施，必須統籌內外，壹致行動，使破壞與建設井然有序，步步為營，才能日見有功。為我中國政治革命與建設工程作統籌之事，我光復民國革命軍中央委員會當仁不讓。我光復民國革命軍中央委員會，以人事言之，則以光復民國革命軍中央委員會組織法之三原則，保證其統籌行動之堅定性、快速性及理性。以所統籌內外之事言之，於內，采用滲透之法。於海外，爭取外援、籌建黃埔軍校海外基地。儲備軍事、政治、經濟人才。

我對敵之滲透成功，則我取資於敵，我與敵之軍事條件相等也。於敵，由於我之滲透，則敵之上下相疑，而人人自危，軍心離散，各尋出路。我則以“三民、三政”理念招降納叛。

於海外爭取外援，籌建黃埔軍校海外基地，使我仁人誌士在“三民、三政”理念下，各遂其才，各成其誌。

古今中外之大政治家，能建功立業，名垂史冊者，其最重要之才能為識人善任。諸葛亮作《將苑》而為識材用人之制，流傳至今。曾國藩作《冰鑒》而用之聚集英雄豪傑，以剿滅太平天國運動。哲學家叔本華作《論觀相術》而為判斷人之品性與才智的原理。我雖不能自創識人之法，但效法先賢，鑒別人才，用而不疑，以眾人之智，治眾人之事，自信能夠勝任。

王國維在《論哲學家與美術家之天職》中論述，哲學與美術所誌者，真理也。真理者，天下萬世之真理也，非壹時之真理。而政治家及實業家之事業，其及於五世十世者希矣。我雖不敢自稱哲學家與美術家，但傳播真理，凈化人心，則責無旁貸。

當今之中國社會，人心腐敗、知識謬誤已極矣，積重難返。不但為當今中國政治變革之阻礙，亦為後世中華民族復興之阻礙。

王國維以其學術成果而為中西公認是學貫中西的國學大師。但國人對王國維之著述，大體取束之高閣、敬而遠之之態度。其原因是急功近利，明於可見之利，暗於難見之禍。王國維之學術根底是叔本華哲學。其盛贊之曰：銳利之直觀與深邃之研究。願言千復，奉以終身。

叔本華哲學在倫理學上，以同情為基礎而證世界萬物同壹意誌。而道德之價值全存於此，道德裁判之標準亦在於此。永遠的正義在道德領域施其權力也。即意誌為善，意誌自快樂獎勵之；意誌為惡，意誌自痛苦罰之。在客觀上表現為“君子常坦蕩，小人常戚戚”。

叔本華哲學在認識論上，以意誌為萬物之本體。理性為人類所獨有，直觀認識則與其它動物相同。以此，人之知識分為二種，壹直觀的知識；壹概念的知識。直觀的知識，自吾人之感性及悟性得之；而概念的知識，則理性之作用也。理性之作用，在於吾人自直觀之觀念中，造抽象之概念，及分合概念。

叔本華哲學在美學上，以優美、壯美為意誌休憩之所。而脫離利害之桎梏，在於意誌之寂滅，為美學之最高境界。

王國維作《釋理》、《論性》、《原命》及中西哲學、文學介紹，以清晰的概念整理中西文化，貫通其壹致性。近代以來第壹人也。但國人對其著述，不但不能理解，反而作錯誤之解讀，籍其盛名，而自以為高。我雖無哲學創造之才，但理解先哲、先賢之思想，以直觀之語言表達之，為大眾所理解接受，而為中國社會道德建設之初步，則義不容辭，勉力為之。

         3    民國派怎樣形成客觀力量

今天我們出這個視頻的目的是作壹個調查，調查我們民國派在海外能夠形成的客觀力量有多大。

我們這項調查，簡化為壹個問題就是：在未來幾年內，我們按照革命建國方略，建立黃埔軍校海外基地，民國派內有多少人願意參加革命軍，接受軍事訓練，為光復民國舍生忘死去戰鬥？

為了準確地統計人數，作出如下條件限制。

1、年齡限制。20歲以上，50歲以下。

2、能夠深刻理解我革命建國方略。

3、對政治流變有敏銳的洞察力。

4、能夠付出10美元。

現在對上面所陳述之條件作出理由說明。總的來說，這是民國誌士必須具備的條件。分別來說：年齡限制，人在25歲至30歲左右，認識趨於全面，意誌趨於堅定。50歲以後，人的腦力與體力趨於衰落。人在20歲至50歲是奮發有為的黃金時間。我民國誌士當在黃金時間建功立業。當然了，也不排除有在20歲以前及50歲以後，腦力與體力皆出類拔萃者。但我們所統計的是大多數人的狀況，不是極少數人的情況，所以作出這樣的年齡條件限制。

關於第2條及第3條，我合並起來壹起說明理由。現在的有識之士，觀察專制社會與民主社會的歷史及現狀，得出壹個為大眾所接受的結論，就是，專制是最壞的制度，民主是最不壞的制度。這個結論表明，民主制度是需要改進的。那麽，民主制度的制度性缺點是什麽呢？更進壹步研究專制制度與民主制度，就會發現，專制政府昏庸化與民主政府平庸化，是必然之趨勢。也就是，專制政府與民主政府都會劣質化。其原因是，專制權力體系是由上而下產生的。民主權力體系是由下而上產生的。由上而下的權力體系社會，社會大眾必然媚上。由下而上的權力體系社會，社會大眾必然媚下。媚上與媚下，都會造成政府劣質化。

對民主政府劣質化的趨勢進行有效遏制，先知先覺之天職也。對民主政府劣質化進行遏制的有效方法是，對民主制度進行修正。其壹，直接民權限制在自治單位———縣之內。其二是，間接民權範圍內實行“權能分離”，改“三權分立”為“五權分立”。使考試院與另四院有相同的權重。使公職的候選人在知識的引導下競選公職。最大限度內遏制“媚下”的趨勢。

三權分立學說發明至今，政治學者趨之若鶩。而對三權分立之解說，皆陷入自我證明、相對證明的境地。對三權權限彼此重疊，難以自圓其說。叔本華哲學中的認識論，能為三權權限彼此重疊的事實，提供理論支持。也能為後學者快速理解三權分立學說之形與神，提供認識論工具。叔本華哲學的認識論，簡要地表述是，人的知識分為兩種：壹直觀的知識；壹概念的知識。直觀的知識，由人之感性及悟性得之。概念的知識，則理性之作用也。理性之作用在於，自直觀產生觀念之基礎上，抽象產生概念，並分合各種概念。即構建關系也。

直觀與抽象，相互為用，互補長短。在實踐中已實行日久，不自知而已。壹件事的完成，大體分為三個步驟。我們在決定做壹件事時，第壹步：首先要考慮這件事的前因後果關系，作出壹步步完成這件事的計劃。第二步，按照計劃的先後順序，付諸行動完成每壹步的計劃。第三步，對執行計劃的結果作出判斷。對結果之好、壞與第壹步、第二步之關系作出判斷。即如果沒有達到預期之結果，判斷出是第壹步的責任，還是第二步的責任。這第壹步、第二步、第三步之間的關系，正如立法、行政、司法之間的關系。

關於對憲法的修改，是應該有限制，還是應該無限制的爭論，至今尚無定論。於主權在民的理論上講，對憲法的修改當是無限制。於事實上看，對憲法的修改是有限制的。

法國思想家盧梭有言，政治體也猶如人體壹樣，自從它壹誕生起就開始死亡了，它本身之內就包含著使它自己滅亡的原因。人體的組織是大自然的作品，國家的組織則是人工的作品，賦予國家以它所可能具有的最好的組織，從而使它的生命得以盡可能地延長，這件事取決於人。

那麽，民主政體滅亡的自身原因是什麽呢？除了我上文所說的“媚下”的原因外，就是自由意誌的自我沖突。自由，意味著人的意誌在各種趨向上皆有可能，完全相反的趨向可同時存在。即人有反對自由的自由。人有不自由的痛苦，故追求自由以避免痛苦。①人有自由的痛苦，故反對自由以避免痛苦。叔本華哲學以百萬言論述，萬物的本質是意誌。意誌在人類上的體現是，人的精神是在困乏與空乏之間輪回。這“困乏”就是不自由的痛苦，而“空乏”則是自由的痛苦。“困乏”在專制社會中表現為焦慮。“空乏”在自由社會中表現為抑郁。

因人有反對自由的自由，故對保障自由的法治有必然的破壞趨向。為了盡可能地延長民主政體的生命，必須以主權在民的前提下，對憲法的修改要有所限制。

未來中華民國憲法，在三百年內不得修改的條款必須有如下三項：

壹、主權在民：國家統治權屬於國民全體。

二、直接民權在自治單位——縣之內行使。

三、間接民權實行“權、能分離”——國大五院制。

如有廢止以上三條者，以叛國罪論處。

由對政治流變敏銳的洞察，及對我革命建國方略的深刻認識，上升為對光復民國的信仰，由信仰而產生堅定的客觀力量。這是民國誌士能夠聚合人力、物力，建功立業的信仰保障。

關於第4條，願意為光復民國而戰鬥的民國誌士，在我們作調查統計的當下，必須付出10美元的貨幣。這壹條的目的，是為了調查、統計的結果盡量排除虛假的成份。

人對事物作出判斷及選擇，有兩種情況，壹是情緒化的判斷、選擇；壹是理性的判斷、選擇。情緒化的判斷與選擇善變，朝三暮四是常態。理性的判斷及選擇具有穩定性、堅定性。規定“民國誌士必須付出10美元，來表明自己的選擇”是為了促使我民國誌士認真考慮我革命建國方略，從而作出理性的判斷與選擇。

民國誌士所願意付出的10美元，自行投入到辛灝年先生所開設的光復民國革命賬戶。我將委托辛灝年先生與銀行方面溝通，開設革命賬戶，並使革命賬戶具有統計功能及資金往來的保密功能。革命賬戶的統計功能，即革命賬戶只接受每人單次10美元的投入。賬戶內金額除以十，即可知民國誌士的多少。

由於涉及到對革命賬戶作資金投入，我有必要對革命籌款活動作簡短的說明。大家可能有疑問，我們要求民國誌士每人對革命賬戶作10美元的投入，是不是變相的籌款？我明確地跟大家說：“不是籌款。”

按照我革命建國方略，中國的政治轉型是壹項龐大的工程，所需要的資金是巨大的，至少在千億美元以上。十萬美元、百萬美元都將是杯水車薪，無濟於事。我們所尋求資金支持的對象，將是各國政府及經濟組織。我們將開設政治學交流機構，就我革命建國方略與西方政治學學術機構進行交流，及遊說各國政府要人，從而得到西方社會的認可。之後尋求西方社會對我於政治、軍事、經濟上的支持。

願意支持光復民國的廣大海外華僑，力所能及幫助我們宣傳革命建國方略，我民國誌士則無限欣慰了。

註解：

①自由，意味著意誌在各種趨向上皆沒有障礙。不自由，意味著在意誌的趨向上有障礙。我壹拳打出去，倘若在我面前有壹堵堅硬的墻體，那麽我此時的痛苦就是不自由的痛苦；我壹拳打出去，倘若在我面前，除了空氣之外別無它物。那麽我此時的痛苦就是自由的痛苦。因為我打出去的拳是多余的。如此久而久之，我手臂的力量就會退化。我壹拳打出去，倘若我面前的障礙物應聲消除，那麽我此時既有由不自由到自由的快樂，又有消除障礙物的力量。

我們既要有自由的快樂，又要有獲得自由的力量，只有壹條途徑能同時實現此二目的。即我們始終處在從不自由到自由的過程之中。

在政治上，我們既要有自由，又要有保障自由由由的力量。即既要有自由，又要有法治。但因為立法是在主權在民的前提下，自由意誌的展現。而自由意誌在各種趨向上皆有可能，因此對根本大法———憲法的產生及修改要有所限制。

                  4    民國誌士的認識格局

近期看到有部分反共人士激烈的情緒化反應，聯想到許多歷史教訓。設身處地著想，反共之情緒化在情理之中，無可厚非，但歷史教訓不可不借鑒。能夠借鑒歷史教訓的能力及條件就是，視野要放長遠。即，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

反共人士激烈的情緒化反應之壹是，某反共人士只身在海外從事反共活動，而其家屬在中國大陸。大陸當局則以其家屬為人質作威脅。這位反共人士因憤怒、悲傷而方寸大亂。

反共人士激烈的情緒化反應之二是，反共人士因了解到中共歷史的真相，而作“未來清算中共”之語，逞壹時口舌之快。

此二種反應，如果就事論事，則在情理之中，無可厚非。但如果以歷史長遠的視野來看，則應該鄙棄此二種反應。

我描述幾個歷史故事場景，大家通過對照這幾個場景，就能夠理解應該鄙棄情緒化反應的原因了。

歷史故事場景之壹：三國時期，官渡之戰，袁紹與曹操對峙。袁紹部下謀士向袁紹出謀劃策說：“現在曹操在攻打劉備，我們應該現在乘其首尾不能相顧之時，攻打曹軍，必能取勝。”袁紹說：“我小兒子這幾天病了，沒心情去打仗，過幾天再說吧…”

歷史故事場景之二：曹操征張繡，在壹次戰鬥中，曹操兒子被張繡殺死。之後，曹操與袁紹在官渡決戰，張繡來投降曹操。曹操不計前仇，欣然接受張繡投降。

歷史故事場景之三：王允設計除掉董卓之後，不許董卓部下投降，認為除惡務盡，必須剿滅董卓余部。結果導致董卓余部作困獸之鬥，其危害程度遠超過董卓。

歷史故事場景之四：東漢光武帝劉秀，承王莽之亂，剿撫並用，招降納叛而平定四方。其中之壹有，劉秀之漢軍與綠林軍反復相戰。綠林軍時戰時降，綠林軍在壹次交戰被打敗之後，決定投降劉秀。劉秀的漢軍不相信綠林軍會真心投降，綠林軍也懷疑劉秀會不會真心接受投降。當此之際，劉秀輕車簡從，到綠林軍軍中，推心置腹，安撫軍心，彼此疑懼之情渙然冰釋。從此，綠林軍融入漢軍壹體。

綜合評述上面歷史故事中之人物：袁紹具匹夫之喜怒；曹操有建功立業之大誌。王允格局狹小；劉秀容量廣大。

鄙棄袁紹匹夫之喜怒，恨王允格局之狹小。稱贊劉秀之容量，效法曹操之大誌。小學生都會作如此之判斷、選擇。

面對中國的民主事業，我民國誌士對於個人之感情及事業，當作何取舍呢？孫中山先生說，以數十年必死之生命，立民族萬年不死之基業。這說明，只有看透短暫之生命，才能拋棄個體之感情，而立長遠之大誌。

只有看透了生命之短暫，才能意識到個體生命之價值，不當屬於我們的父母，也不當屬於我們的子女，而應當屬於民族的未來。即我們民國誌士的價值將在我們民族未來生命之中長存。我們具有了這種認識境界，才能拋棄個體之感情，而為光復民國舍生忘死去戰鬥。也只有我們具有了這種認識境界，才能有大格局、大容量。而不會有“清算、復仇”之個體意誌。

我民國誌士，如能有我上文所述之“大格局、大容量”，而無建功立業之心理障礙。則民族幸甚，國家幸甚。我民國誌士必能建功立業而美名後世。

由於涉及到“清算”的話題，我有必要就“清算”的道德性及現實性作出分析說明。

我們的同情心、憐憫心施之於弱者、被困者，是道德性最樸素的表現。更明確地表述是，強者、富者施予弱者、貧者以同情，人性則欣然同意。反之，強者、富者施加給弱者、貧者以欺淩、鄙視，人性則本能反對。

“清算”的行為，顯然會受到人性的反對。因為“清算”的行為，是在強弱易位的情況下，強者施加給弱者的。更明確地說，“清算”的行為，是以當下之惡，回復過往之惡。所以文明之法律禁止並制裁復仇的行為。制裁惡行，以戒將來，道德與法律所能同此意。以“清算”之惡行，回復過往之惡行，道德與法律必反對此意。

制裁惡行，又須判斷惡行產生之原因，而作輕重不同之制裁。有動機之惡，有脅從之惡，有理念之惡。有心之惡，雖不見於行動，道德亦有制裁。無心之惡，雖惡不懲。所以，首惡必除，脅從不問。道德與法律為之分析判斷也。理念之惡，即認識錯誤所產生之惡行。認識之錯誤，聖賢所不能免。對於理念之惡，以正確的知識取代錯誤的知識，即可。

資本主義危機之後，共產主義席卷全球，至今西方社會仍有大量同情社會主義及共產主義者。此絕非二、三大奸大惡之人所致，實有認識錯誤之原因。

消滅私有，實行公有。各盡所能，按需分配。人人自由、人人平等。人人無不欣然向往如此之社會。

消滅私有，則自由喪失。有分配的執行者，則分配者與被分配者之間的大不平等就產生了。有多少人能夠事先預知共產主義會導致大不平等。在共產主義的實行，產生了大災難之後，批判共產主義的人和事才大量出現，但皆不得要領。我國國學大師王國維在共產主義於俄國方興未艾之時，即斷言，共產主義會導致大不平等，並且會禍及我國。王國維的論述可謂簡單明了，直擊要害。但知識界於當時皆置之不理。可見知識之錯誤，其為禍大矣。孫中山先生說，知難行易。非虛語也。

孫中山先生以直觀的語言表達三民主義，竭力付諸實行，使我國人民於民族、政治、經濟上處於自由、平等之地位。蔡元培稱贊三民主義說，具有中和性，無極端之弊。

宣傳三民主義到每個中國人都知道，都去實行，即是從根本上清除共產主義危害也。

再說到“清算”意識的客觀失誤。“清算”威脅必使受威脅者作困獸之鬥。有曾經做惡之嫌疑者，何止百萬。百萬人聚合在壹起作困獸之鬥，在我則需要付出十倍、百倍之代價與之戰鬥。這絕非“清算”之快意所能抵消的。因此，有窮寇勿追、網開壹面的策略，以避免敵對方作困獸之鬥。

基於以上對“清算”的道德性及現實性的認識，在我《光復民國革命宣言》中軍政階段第1條、第2條明示，給專制勢力、權貴資本洗心革面，棄惡從善的機會。

5、對“和理非”的剖析

轉發對“和理非”的記述文字，並非是肯定“和理非”，相反是為了說明“和理非”謬誤之處。對其謬誤的說明在其下的評論處。

他每堅持壹天都創造歷史

作者：謝燕益

——記牢獄奇人秦永敏！

2018年7月11日，秦永敏歷經近四年的非法拘禁，被湖北武漢中級法院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13年有期徒刑。對於秦永敏再獲重刑雖不感意外，形格勢禁中對此無能為力卻心有不甘，當天只好在推特上做個記錄：秦永敏被判十三年加之此前三次判刑累計三十六年創造了兩個世界之最：壹是超越曼德拉成為人類歷史上刑期最長的坐監者，二是他貫穿了從上世紀七十年代後毛時代至今的整個民間抗爭全過程，他無疑樹立起壹座不可逾越的豐碑！”

對於秦永敏再次獲刑這件事，民間如壹潭死水，人們大都無所適從！

我對秦永敏第三次坐牢出獄時仍記憶猶新，2010年11月23日曾就其出獄發表過如下壹段文字：向秦永敏致敬！

秦永敏先生30多年來致力於中國自由民主和人權事業，他無疑是這片專制土地上的先知先覺者。他為此付出了沈重的代價，22年的人生大好年華乃至生命健康----------專制統治者們欠他的，我們這些後知後覺的中國人也欠他的。他的良知、智慧與勇氣壹次次觸發著時代的萌動，他和他的戰友們以無比堅定頑強的意誌喚起了公民意誌的覺醒！他們無疑為中國開辟了壹條道路，這條道路就是公民意誌戰勝專制意誌的歷史，而他正化身為壹面旗幟，指引著人們朝著正義的方向不斷前進！

大概在秦先生出獄前不久通過翻墻得知其人其事。初次了解秦的歷史，感到十分震撼，沒想到會有那麽壹位被監禁長達25年命運坎坷又如此堅韌的民運人物。對他的遭遇壹方面同情壹方面由衷敬佩！

秦先生出獄後仍遭當局監控，家門口有幾十個攝像頭，當局在他家周圍嚴密布控。他為了打破被控局面，剛壹出獄就舉辦婚禮昭告天下，遍邀各界朋友來訪相聚，我也是在那個時期前往拜會秦先生的。從那時起就偶與他聯系，對他有了更深的了解。

秦永敏，1953出生，上個世紀60年代後期在文革上山下鄉運動中被下放勞動。70年代知青返城後，關註參與四五運動，嗣後參加推動武漢民主墻運動，81年因創辦民刊《鐘聲》（據說是民間第壹份人權通訊）被判反革命罪8年有期徒刑。出獄兩年後1993年因發起和平憲章運動被勞教兩年。1998年發起民主黨組黨運動，任湖北省籌備組負責人被判有期徒刑12年，97年至98年期間同時創立中國人權觀察組織擔任人權觀察負責人。2010年底出獄後，繼續推動人權觀察事業，創建全國最大民間人權組織玫瑰團隊據說其成員遍布全國達2500人。自1993年推動和平憲章運動以來，其壹直秉持人權至上、全民和解、和平轉型、良性互動、召開圓桌會議的政治主張，多次公開致函中共最高領導人，呼籲人權至上、全民和解、和平轉型、良性互動、開展對話，其間即有循循善誘也時時不忘提醒當權者：身後有余忘縮手，眼前無路想回頭！

說起秦永敏我們不得不提起他的同代人劉曉波（筆者是零八憲章的聯署者）。與劉曉波文學博士的出身相較，秦永敏作為壹名普通武鋼工人，起家草根。但是兩人均天賦異稟，很早就走上抵抗專制追求自由民主的道路，在這片土地上可謂先知先覺者。劉曉波因2008年發起08憲章運動遭到當局抓捕判刑，也正是這個原因劉先生獲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民間對劉獲獎壹度出現不同的聲音，秦永敏起初在得知劉獲獎時也曾壹度表現出些許不平之氣（2010年底秦永敏剛出獄不久）。但是秦迅速調整了自己的立場，為了平息民間的質疑聲音立即對外公開發表了《劉曉波是中國理性反對派的光輝旗幟！》壹文。在該文中他毫無保留旗幟鮮明支持劉曉波在民運中的旗幟性地位，嗣後面對種種質疑、指責劉的聲音他不遺余力堅持為劉曉波、為零八憲章辯護，擺事實、講道理維護劉曉波的領袖地位，高度贊揚零八憲章對民運的指導意義，為被迫害軟禁中的劉曉波妻子劉霞女士呼籲申告，這似乎不僅出自秦的人道精神和博大胸懷，更出於他對整個民運前景的遠見卓識和民主事業的歷史責任感！

平心而論，壹個諾獎並不足以證明秦永敏以及劉曉波的付出和價值。如果僅從表面來看，劉曉波的零八憲章相較於秦永敏的和平憲章晚了足足十五年，無論和平憲章還是零八憲章兩個傑作都不僅僅作為壹份思想成果，其發起者也都充分考量了各自的發布時機，顯而易見，兩份傑作的作者都有推助歷史轉折的雄心壯誌。和平憲章誕生於八九之後中美冰解期的歷史窗口，在那個時代能產生這壹手筆可謂空谷足音足以載入史冊。劉曉波與秦永敏無疑都是時代的英雄、歷史的先行者，也正因為他們的超前性所以備受磨難，今天我們都受惠於二者的犧牲與奮鬥！

如果說劉曉波是民運陣營裏壹位風雲際會、乘勢而起的時代弄潮兒，壹位不可多得的民運思想家，那麽秦永敏不僅具有深厚的民運思想洞若觀火，他更擅長於民運戰略及具體實戰，壹位真正不屈不撓的民權戰士、實幹家。他才是中共最棘手的對手。沒有對中共及中國歷史當代社會的深刻認識，絕不可能理解民運戰略家、實戰者、民權戰士、實幹家及最棘手對手的真正意涵。

秦永敏降生於這片土地最冷暗的時刻，無論形勢如何艱困險俊，他總能用自己的行動開拓局面。

縱觀二十世紀，於內我們這個族群陷入整個世界集體主義、民粹主義烏托邦巨大的歷史漩渦洪流中心，於外，華夏族群近代以降被現代文明不斷邊緣化所處弱勢地位的尷尬現實，加之功利主義、民粹主義的人性趨向，如秦永敏壹樣的民運先行者，其奮鬥與犧牲不單在國內曲高和寡，在國際上也鮮為人知。正如此次他第四次被判刑不僅國際上的關註者寥寥無幾，國內民間也鮮有關註者。縱觀秦永敏的經歷，他幾乎用整個生命憑壹己之力挑戰世界上最強大的極權勢力，始終堅守人道立場堅韌不拔富有遠見且總有開拓。這也註定了他命運多舛，以愚公移山、精衛填海之誌，屢敗屢戰，百折不饒而終成壹位孤獨的先行者！

限於篇幅，本文無法盡述秦永敏的早期奮鬥歷程，僅略舉其第三次出獄後即從2011年至2014年短短不到三年的壹些作為。

前文已提到，秦永敏撲壹出獄即昭告天下，誠邀各界朋友參加其婚禮以打破困局。眾所周知，自1998年秦永敏發起組黨運動被判十二年徒刑，98年至2010年這壹時期正是IT技術、信息化迅猛發展的十二年。網絡和通訊技術日新月異從網絡1.0到2.0、3.0不斷升級，從bbs到博客、微博、微信從電腦互聯發展到移動終端互聯讓人應接不暇。秦永敏壹個花甲之人出獄不到兩個月就掌握幾乎所有網絡應用技術，不僅在海內外發表文章縱論時局，而且運用各種通訊方式在形格勢禁之間利用壹切機會縱橫捭闔、四方聯絡廣交天下朋友。

像以往壹樣，自2011至2014年（2014年底秦永敏再次被抓）期間傳喚、拘留成家常便飯，形格勢禁之下，僅僅就在這短短不到三年時間裏，他恢復了人權觀察架構完成了人權觀察組織的選舉、組織章程及人員分工，建立了人權觀察玫瑰網站，出版了兩本論和平轉型的專著，他利用QQ、CC等網絡社交工具定期召開網絡會議並建立網絡例會制度，他積極推動線下公民同城聚餐熱心推廣羅伯特議事規則，把人權觀察玫瑰團隊組織成員發展到全國2500人。受秦永敏精神感召，不少中青年紛紛加入到其團隊。他與人權律師、公民圈、訪民群體、草根精英、體制內外社會各界、海內外民運建立了廣泛聯系，遙相呼應，撰寫並發表了大量人權通訊文章，關註國內外民主人權動態，他發起申請註冊人權觀察社團接力運動讓當局進退失據。

2013年至2014年，秦永敏將人權律師郭蓮輝、劉衛國、唐荊陵、羅茜、範標文、隋牧清、李威達、葛文秀、劉正清、江天勇、謝燕益等發展成其人權觀察組織的法律顧問，或許由於在他遭受非法拘禁期間積極前往奔走營救，筆者忝列首席法律顧問。不難想見，假以時日，以秦先生的努力或可將人權律師壹網打盡，天下義士盡歸其中亦未可知！

在漫長的專制困局中，不乏迷失方向的先行者，秦永敏卻愈挫愈奮，他是為數不多的幾個堅拒出國的民運領袖。

回顧97年創立人權觀察時，秦永敏本已成竹在胸，運籌綢繆，可勝在敵不可勝在我。只是時不我待，當民主黨組黨風潮到來時，他又是壹個人面對整個世界，在命運面前義無反顧勇擔人道使命，以壹己之身將組黨運動推助至高潮。

秦永敏深諳政治行情對極權專制了如指掌，其出牌往往並非畢其功於壹役，而是以千百次的意誌較量馴化強權。他壹人成伍，以堅不可催之意誌、實幹精神把握時代脈動，掌握攻守節奏分寸，智慧開展工作。幾乎秦永敏的每壹步總能打開局面卻又讓對手無懈可擊讓當局不可收拾，打壓他則師出無名，任其發展下去則敗局已定。對於專制集團來說，秦永敏這三年來是招招致命、步步為營，立足於可勝在敵不可勝在我，出獄三年真可謂奇功累累！

或許由於筆者與秦永敏的交集，對他的記述難免有失公正。假如我們無法對其作出客觀評價，那麽就不妨由他的對手來評判，三十六年的監禁足以證明，當今世界最強大的極權體制對他的恐懼達到何種程度？

秦永敏在絕望中爭取希望，他再遭冤獄之時，自由陣營面臨極權體制的空前挑戰，毛衣戰全面爆發，小漁村節節抵抗，極權專制壹方面以民族主義、國家主義對內殘酷盤剝壓迫綁架全民，以舉國之力鞏固極權全面擴張，另壹方面不惜壹切手段對自由世界滲透、腐蝕、分化、瓦解，自由世界岌岌可危！

德不孤，必有鄰！不惟秦永敏還有王炳章、胡石根、高智晟等等，相信他們艱苦卓絕抵抗極權的付出會隨著時間的推移日益彰顯其價值。人們會越來越意識到，全面回歸二戰結束以來，國際社會通過《聯合國憲章》、《世界人權宣言》昭彰於世的人權高於主權，對人類的自由、尊嚴與文明作為壹個整體的無可分割性這壹共識的現實意義。人類整體文明的每壹次進展，諸如人權至上、和平民主、法治社會這些普世原則的堅固與確立無不是靠人們對世界光明前景的信念、堅韌不屈的意誌及犧牲奮鬥得來。邪惡勢力的兇殘往往是由於我們喪失了追求良善、正義的勇氣。

秦永敏們過去的堅持沒有白費，今天的堅持更不會白費。毋庸置疑，他每堅持壹天都在創造歷史。

此次獲刑以前，秦永敏在獄中以詩明誌。壹首《武漢賦》不脛而走。武漢，九省通衢，其對華夏族群走向現代文明之意義不言而喻。造化弄人，秦永敏生於斯、長於斯、奮鬥於斯、囚困於斯。茲節錄其壹段以饗來者：壯哉，舍我其誰，做楚雄之男兒，心心相印，天縱我愛心、雄心、恒心，壹腔熱血，甘撒碧土，鴻鵠之誌，斬蛇而成。……誰得而識，壹鳴驚人，亡秦只需三戶。……於是乎，制英國之憲章，塑雅典之公民，聲荷蘭之權利，效緬甸之轉型。

快哉臨武漢，幸登黃鶴樓。契約獨尊規則正，丹青存繪荊楚圖：兩湖為翼兮，武漢為軸，東起鄱陽兮，西起洞庭。楚江兩岸兮，皆新郢。兩億公民兮，聚同城。誠此意兮，正此心，百年壹鳴兮，更驚人。

評論

中共數十年如壹日，堅持“武裝到牙齒”，磨刀霍霍向豬羊。“和理非”數十年如壹日，念叨“和平、理性、非暴力”可獲得自由、平等。

這猶如，和尚、道士坐在江邊，掐訣念咒：“水快往西流！水快往西流！……”六歲蒙童皆知其荒誕不經也。

時至今日，“和理非”受到大眾的冷遇。更有其深層原因。89年至今30年，中共腐敗日趨嚴重、專制恐怖日趨嚴酷。而“和理非”至今不變其態度，儼然壹得道高僧懷“四大皆空”而不為外物所動。無它原因，“犬儒”壹詞可概括“和理非”的意誌特征。“犬儒”的思想魔咒就是，“君可諫，不可弒”。這種思想魔咒導致的壹個直接結果就是，延續專制政權壽命。雖有此結果，“和理非”卻不必擔其責。因為“責任”在君。相反，犬儒還有“諫君”之美譽。

君主需要犬儒以延續政權壽命，犬儒需要“諫君”之美譽以存身揚名。真是各取所需，壹拍即合。“和理非”其性質及結果如此，遭受冷遇，理之必然。猶以“壹腔熱血、鴻鵠之誌”自許，則鴻鵠當含羞，熱血為狗血。

“和理非”在事實面前理屈詞窮，只能對提倡革命者反唇相譏說：“鼓吹革命的人連鞭炮都沒有放過”。這與滿清保皇黨汙稱革命黨人為“遠距離革命家”何其相似。汪兆銘刺殺滿清攝政王之事出，革命黨之性質與保皇黨之性質涇渭分明矣。

當下，革命誌士應以具體的革命行動來推動政治變革的實質進步，而證明“和理非”之謬誤。

作為個體革命誌士要仿效“汪兆銘刺殺行動”，刺殺專制集團的罪魁禍首。

由於“刺殺行為”難免有玉石俱焚的結果，為了革命誌士的心誌，不因“玉石俱焚”而埋沒於世。預設以下情景，預先表出之。

革命誌士刺殺專制魁首之後，被專制集團控制、審理是難免的。下面是預設的共產黨審理者（爪牙）與我革命誌士的語言交鋒。

共產黨（爪牙）：

“妳為什麽謀殺國家領導人？”

革命誌士：

“我射殺專制集團的魁首，是要打響“革命推翻專制統治”的第壹槍，拉開革命的序幕。

共產黨（爪牙）：

“妳壹人就想推翻國家政權？真是不自量力，自取滅亡。

革命誌士：

“我民國誌士現在已經遍布海內外，我《革命建國方略》已盡人皆知，紛紛效法我之行動，對共產黨的魁首及爪牙進行刺殺，將成洶湧澎湃之勢，共產黨滅亡近在眼前。妳應該趕快變更姓名，逃往它國，或許可保全性命。不然，妳是怎麽死的，都不會有人知道。

共產黨（爪牙）：

“妳在這裏虛張聲勢，能夠嚇倒壹般的百姓，對我們國家政權是沒有絲毫影響的。說眼前的，妳謀殺國家領導人，妳會被判處死刑，妳知道嗎？

革命誌士：

“我當然知道，在蘇俄還沒有生下“中共”這個兒子之前兩千多年，我們先賢、先哲就知道“人固有壹死、舍生取義”。我效法先賢，舍生取義，灼照後世，如我所願。死亡，妳們共產黨聞之喪膽。但對我們民國誌士來說，死得其所，如我所願。所以，妳們妄圖以“死亡”來嚇倒我們民國誌士，是瞎了妳們的狗眼。

共產黨（爪牙）：

“妳的家人、親戚、朋友因妳的所作所為而受到牽連，妳就沒有責任嗎？

革命誌士：

“我與五湖四海的仁人誌士立誌——革命推翻共產黨，與家人、親戚毫不相幹，共匪以腐朽、殘酷的“牽連法”傷害無辜，責任應由共匪承擔。

共產黨（爪牙）：

妳真是癡人說夢，我們共產黨的行為只需要對自己負責，還需要對妳負責嗎？誰有能力要我們負責？

革命誌士：

“共產黨的兇殘世界第壹，這是舉世皆知的。我看，共產黨還有壹個特征也是世界第壹的，就是“愚蠢”世界第壹。”

“希特勒肆虐歐洲，瘋狂壹時，敗亡後，其兇殘本性大白於天下。希特勒的相關親屬皆自動“絕婚育”，以使兇殘之基因永絕於德國。在我中國則有歷史記載，對於兇殘之人，其本人處死刑，其子嗣：男子下蠶室、女子禁婚育。

共產黨的敗亡是遲早的事。我《革命建國方略》在道德層面上，雖然不主張對共產黨進行清算，但如果共產黨內有做出了十惡不赦事情的兇殘分子，則對其本人及子嗣作清算，是必須的。”

“到時候，對妳們這些“爪牙”會作出怎樣的清算？清算到什麽程度？就會根據妳們現在作惡的程度而定。正所謂，種什麽“因”，結什麽“果”。

共產黨（爪牙）：

“………（語塞）……”

6、政治庇護申請

轉交貴使領館大使先生

尊敬的大使先生，您好。

我是來自中國大陸的壹名普通公民。由於特殊原因，我通過貴國駐外使領館向大使先生，遞交我個人的政治庇護申請。或許，這不符合法律規定的正常程序，因而您感到無能為力。那麽，就懇請您以個人的同情心、同理心，來了解壹個熱血青年的心誌。

我申請政治庇護的理由如下:

當下，中國大陸的政治危機、經濟危機空前嚴重。數年以前，預見到我國將有今日之社會危機，我勾畫《中國政治變革方略》，以之進行非公開地宣傳至今日。期望以此《方略》解決我國的危機，化解世界對我國的擔憂。無奈，形禁勢格，我的《方略》不能付諸實行於當下。而我的宣傳活動則受到了阻礙——我在海外的社交平臺(Facebook、Twitter)上進行宣傳活動，Twitter因此被封鎖，Facebook上也因此只能作有限制地宣傳。有理由相信，中共專制勢力對自由世界的滲透已經相當普遍。因此，我認為中共專制勢力通過對海外社交平臺的滲透，來了解我個人的隱私信息，從而對我個人的人身安全構成威脅，將是必然發生的事。以上陳述，是我申請政治庇護的客觀理由。

就我個人的主觀意識方面來看:自從《世界人權宣言》及《難民地位議定書》簽署以來，在專制國家奴役下的人民雖然備受煎熬，但能以此看到獲得自由的希望，而不至於絕望。世界各國的仁人誌士以《世界人權宣言》與《難民地位議定書》為精神同盟而相互支持。各國的先知先覺者能在身心俱疲時，以此獲得暫時的庇護之地。正所謂，人若行善，天必憐之。基於以上所陳述，本人的客觀處境及主觀意識，我向貴國遞交我個人的政治庇護申請。如果能身處自由之地，我將繼續為著兩個目的而努力。其壹，向海內外仁人誌士闡述我《中國政治變革方略》，為解決我國的社會危機及化解世界對我國的擔憂，負起壹個中國人應負擔的責任。其二，在自由世界直觀體驗“自由、平等”的真義。專心研究政治、哲學的學理，希望在學理上，對政治、哲學有所貢獻於自由世界。本人自從接觸叔本華哲學，知其認識論、美學、倫理學之梗概以來，意識到當今知識界所流行並使用的認識論，仍然是錯誤的認識論。

倉促之間，言不盡意。希望能與世界各國的仁人誌士、文人學士建立個人友誼，暢談學理，為構建有益於世道人心的社會秩序，貢獻應有的心力。

傑瑞米柯賓 · 发表于昨天 00:10

制度設計研究

三民主義憲法

作者丁毅寫於二零一六年

　　國民大會
　　鑒於中國人口基數之龐大，孫中山設計了國民大會制度——國民大會作為全國層面的政權（民權）機關，以委任代表制民主的方式行使民權215，而不是像西方國家國會那樣作為代議制政府的壹部分。這壹制度具有很強的原創性，需要深入探討，並在制度細節上對孫中山的原初設想加以完善和發展。
　　第壹節國民大會的職能
　　壹國民大會選舉權的界限
　　四大民權之中，選舉權是最基本、最普遍的，各個民主國家早已積累了許多成功經驗，本書第五章討論立法委員的選舉方式之時會略做介紹。
　　孫中山在“建國大綱”中提出由每縣壹名代表組成的國民大會選舉中央政府官員。在“建國大綱”的上下文中，總統是政府的壹部分；在民國憲法的架構中，總統超然於政府五院而成為人民權的代表。無論哪壹種架構，國民大會選舉總統都是合理而可行的，甚至是必要的，本節第二部分將要進壹步論證。
　　但是，如果把選舉政府五院官員的權力交給國民大會，就會出現壹系列問題。
　　（1）復數職位導致的公平性問題。以立法院為例，應選立法委員名額過百，如果采用簡單的、沒有任何附加限制的間接選舉制度，那麽壹個大黨只要控制了國民大會 50%加壹的席位就可以獲得 100%的立法委員席位，導致壹黨專權，壹方面不公平，另壹方面被邊緣化的小黨很可能訴諸街頭抗議，甚至走上叛亂之路，影響社會的穩定。
　　在社會團體的選舉中，通常采用限制連記法（即每張選票可選的人數少於應選名額）來解決這壹問題。在政治選舉中，政黨比例代表制是通行的解決方案。與此同時，還有必要照顧地域的均衡216，所以需要設計壹個很復雜的間接選舉制度，以保證公平。與之相比，立法院分區直選可以很方便的解決公平性問題，詳見本書第五章。
　　（2）政黨政治過於強化的問題。國民大會選舉五院，在效果上將會導致政黨政治在國大內部的強化（例如，政黨必須大力爭奪國大代表席位，才可以在立法院獲得更多議席）。國民大會和立法院都盛行政黨政治，對人民而言未必是好事——在國民大會之內，政黨政治難免妨礙民意的傳達，損害國民大會的民意性和公信力。立法委員的選舉如果交由選民直接進行，那麽國民大會就不必成為政黨政治的另壹個戰場，更有可能充分傳達民意（下文將討論如何弱化政黨在國大代表選舉中的作用）。如果立法院的產生不必經由國民大會，其他各院同樣無此必要。
　　（3）民意不可征詢問題。國大代表的投票應當盡量遵循民意原則，但國大代表背後民意的可操作性在立法委員選舉問題上至多達到黨派傾向性的程度，絕無可能對數百個候選人作出清晰的選擇。所以，要麽任由各黨根據壹定比例確定立法委員人選，使間接選舉成為橡皮圖章，這就強化了黨派暗箱操作，容易遭到詬病；要麽國大代表根據個人意見作出投票選擇，這就背離了民意原則。立法委員分區直選，即化此問題於無形。下文將要論證，即使立法委員的直選采用選黨不選人的政黨名單比例代表制，選民因通常缺乏黨性也更容易對政黨候選人名單的合理性產生反應（例如壹個政黨把爭議很大的人物列入名單、排在高位，會影響這個黨的得票率，詳細討論見下壹章），從而促成政黨候選人名單的優化。國民大會對立法院的間接選舉，不論是與國大代表選舉原始選票的政黨比例掛鉤還是與國大席位的政黨比例掛鉤，都難以在操作上對政黨形成優化候選人名單的壓力。
　　上述問題，只要不把五院官員的選舉權交給國民大會，即可規避。
　　民國憲法規定立法委員由人民而不是由國民大會選舉產生，並規定了各省名額計算方法，促成了事實上的立法委員分區直選制度217。
　　綜上所述，國民大會選舉五院官員並不是合理的做法。孫中山晚年在這個問題上的主張，確有欠考慮之處。事實上，1936 年五五憲草即沒有采取國大選舉全部五院官員的制度。我們不應拘泥於孫中山的具體設想，而應把握權能區分原理的要義，選擇合理的制度218。
　　二國民大會的三重職能
　　雖然國民大會的原初設想以行使政權（民權）為目的，但在實際操作中，國民大會應當具有三重性。
　　（壹）作為代選機關的國民大會
　　民國憲法所定義的總統職位極其重要，雖然不介入政府日常運作，但對外代表國家，對內代表人民，所以不可輕易付諸全民直選，以免總統攜民意以自重、擅權亂政。但是，美國的總統間接選舉制早已顯現了直選的弊端（加劇社會割裂，有時選出富於煽動性而缺乏品德與才學的總統），其原因在於總統選舉人團與總統候選人掛鉤，選民選出的是某個總統候選人所對應的選舉人，而不是自主行事的選舉人219。美國這壹制度，在原理上其實符合“政權機關”的核心概念，即選舉人傳達民意，但在效果上是具有直選之弊端的。所以，民國憲法在總統選舉問題
　　上超越了民意的局限，不拘泥於“政權機關”的性質，而采用授權式的間接選舉制度：
　　（1）國大代表選舉與總統選舉應當錯開（相隔兩年或三年亦不為過），選民選舉國大代表是針對國大代表候選人，而不是針對總統、副總統候選人220。
　　（2）國大代表在國大會場選舉總統、副總統時，不必征詢各自選區的民意。
　　為了不鼓勵總統候選人打民意牌（越是打民意牌的候選人，越有可能不滿足於垂拱而治的總統職位，越有可能擅權亂政），國大代表應當不公開自己的投票。征詢民意與否、公開選票與否，可以視為國大代表的自由，但從事理出發，應當建議甚至立法要求所有國大代表都不公開選票，以免某些國代的做法對別的國代造成壓力。國民大會選舉總統、副總統之時，其性質是獲得授權、自主行事的選舉人團，而不是傳達民意的政權（民權）機關。
　　（二）作為政權機關（民權機關）的國民大會
　　關於四大民權（政權）之中的選舉權，前面已經說過了，國民大會對總統、副總統的選舉權應當是作為自主選舉人團的“代選”選舉權，不具有“政權”（民權）性質。
　　其他三項民權則不然。不同於差額選舉（其準備過程不需議事，至多向候選人提問、在選舉人之間進行壹些討論；其執行過程不是針對議題的可與否的二元選擇），罷免、創制、復決的過程需要有針對單壹議題協商議事的程序（從罷免案、創制案、復決案這三個名詞即可看出，此三項民權的行使對象是需要審議再置可否的“案”；選舉則不是“案”）。如果允許國大代表自主議事而行使罷免、創制、復決的權力，不回到選區征詢民意，那麽國民大會即背離了政權（民權）機關的民意原則，淪為代議機關（類似於密爾所設計的代議制議會）221。
　　所以，政權（民權）機關就其民意性質而言絕不應成為代議機關（前面說的自主選舉人團性質，是“代選”而不是“代議”，因而不違背這壹原則）。作為政權（民權）機關而不是代議機關的國民大會，在行使其“政權”性質的權力——罷免、創制、復決這三項民權之時，應當以傳達民意為法理職能，國大代表不應自主行事222。而且，罷免、創制、復決的投票應當是公開的，否則選民無法對國代問責。
　　特別需要澄清的是，民國憲法第 32 條“國民大會代表在會議時所為之言論及表決，對會外不負責任”的規定，1996 年獲司法院釋字第401 號大法官解釋：“憲法第三十二條及第七十三條規定國民大會代表及立法委員言論及表決之免責權，系指國民大會代表在會議時所為之言論及表決，立法委員在立法院內所為之言論及表決，不受刑事訴追，亦不負民事賠償責任，除因違反其內部所訂自律之規則而受懲戒外，並不負行政責任之意。又罷免權乃人民參政權之壹種，憲法第壹百三十三條規定被選舉人得由原選舉區依法罷免之。則國民大會代表及立法委員因行使職權所為言論及表決，自應對其原選舉區之選舉人負政治上責任。
　　從而國民大會代表及立法委員經國內選舉區選出者，其原選舉區選舉人得以國民大會代表及立法委員所為言論及表決不當為理由，依法罷免之，不受憲法第三十二條及第七十三條規定之限制。”這個解釋，是合理的，為選民對國民大會代表的問責提供了法理依據。
　　國大代表如何征詢民意？筆者與八九學運領袖封從德先生討論這個問題時，封先生回憶起當年在廣場上各個學校的代表征詢各自學校同學意見再開會表決的做法，提出如下方案：政權（民權）議題必須在國民大會集會之前不晚於壹定時間對全國選民公開，國大代表應當透過各自選區的媒體公開自己對政權（民權）議題的意見，並與選民充分互動、審議議題以確證民意（國大代表當然有權影響民意，選民是否接受影響，是選民的自由），然後才可以在國大會場上就政權（民權）議題投票223。這就為民意的傳達提供了切實可行的途徑，在很大程度上確保人民的權力不被國大代表竊取224。同時，政權（民權）議題的充分準備和慎重討論，可以避免國大代表在會場上倉猝行事，由民意對政權（民權）機關形成制衡。反過來，國大代表與選民互動，也可以對民意產生緩沖作用，幫助選民冷靜思考225，避免情緒化、非理性的選擇226。在這個意義上，國民大會對民意起到壹定程度的制衡作用，將有助於民權政治的良性發展227。
　　如果國大代表選區內的民意並沒有非常明顯的傾向或定見，或者國大代表與選民初步互動之後發現許多選民的意見由於討論而發生逆轉，導致原本明顯的民意傾向變得模糊，怎麽辦？美國學者菲什金（JamesS. Fishkin）倡導的“協商性民意調查”（deliberative polling）民主模式，即從公眾中隨機抽取壹個有代表性的樣本進行協商討論以獲得經過深思熟慮後的民意228，是很值得推薦的方法，比選民投票更理性、效率更高、耗費社會資源更少229。協商性民調之發動，似應有兩個途徑：國大代表直接發動，或選民聯名要求（因其成本較低，聯名人數門檻不必很高）。如果上述做法仍然無法形成普遍共識（例如落敗方在樣本中的支持率高於 45%），那麽似可考慮稍等壹段時間再度舉行協商性民調（重新抽樣，人數可增多），如果第壹次的落敗方在第二次得到更多支持甚至反小敗為小勝，即可訴諸選民投票，否則即應以協商性民調結果為準（第壹次的落敗方如果在第二次獲得大勝，例如超過 55%，則應以第二次為準），以節約公帑。
　　話說回來，絕對的民意傳達，盡管符合政權（民權）機關性質之法理，但在事理上偏頗。如果國大代表在自己的選區已經征詢了民意並表明了意見，到了國大會場上，另壹方意見得到充分陳述和討論230，確實說服了壹些國大代表改變他們的個人立場，那麽，這些國代是否有權在投票時轉而支持另壹方呢？考慮到各個選區的選民對國大代表有罷免權，如果壹個國大代表寧願冒著被罷免的危險而跳票，那麽這個做法應當被允許，前提是國代事後必須向選民詳細解釋。反過來，國代也需要考慮到，自己背後的選民也聽得到另壹方意見，自己被說服，選民也壹樣有可能被說服，這時固守原有立場，反而未必體現最新的民意，只是來不及進壹步征詢罷了。無論如何，國代改變立場時必須慎重，必須揣度自己所代表的選民全面傾聽另壹方意見之後的反應，而不是國代個人之所謂“理智”或“良知”淩駕於選民之上231。所以，國代如果在國大會場臨時改變立場，那麽此後的壹個時間段之內選區選民聯署罷免國代的簽名數量門檻似可適當降低232，以防止國代輕易改變立場。這樣的制度設計，可以在更大程度上保證民意的傳達和事理的靈活性，讓國民大會作為政權（民權）機關發揮更佳作用。
　　上述政權（民權）職能的論述之中，絲毫沒有涉及政黨政治，因為政黨不宜介入國民大會政權（民權）職能的運作，以免影響民意的傳達。政黨針對各個政權（民權）議題在選民之中的宣傳當然屬於政治自由的範疇，不宜限制，但國民大會代表應超出黨派之外、不應以黨派為單位在國民大會內部協同活動，這似應成為法律的要求。
　　討論國民大會的下壹個職能之前，還需要對國民大會的政權（民權）職能的局限性略做說明。國民大會的政權（民權）職能作為“間接的直接民權”，其間接性在操作上有可能帶來放大效應和扭曲效應。壹個極端的例子：51%的國大代表各自選區之內 51%的選民贊成某項政權（民權）議題，其他 49%的國大代表之選民全部反對此議題，為簡單起見假定各個國大代表選區人口相同，那麽略超過四分之壹的全國選民之贊成，即可導致國民大會的表決達到過半多數贊成。這個極端的例子不可能出現，但程度稍輕的放大效應和扭曲效應是有可能的，使選民中略低於半數的支持率導致國大代表過半的支持率。此外，國大代表選區人口的不同，導致人口較少的選區之選民的意見在國民大會中被放大。
　　所以，國民大會的政權（民權）職能必須慎重，即使不是修憲亦有必要設置較高的門檻，例如只有在立法院已經贊成某項政權（民權）議題的情況下才可在國民大會采用過半多數決，在立法院反對或未表態的情況下需要超級多數決。這壹問題還取決於政權（民權）議題的目的是改變現狀還是維持現狀，本章第三節介紹復決的類型時再做詳細討論。
　　（三）作為咨議機關的國民大會
　　選舉總統、副總統是國民大會作為自主選舉人團的憲法權力；罷免、創制、復決三權是國民大會作為政權（民權）機關的憲法權力。然而，國民大會所能起到的作用可以超越憲法權力的範疇。
　　鑒於作為法定代表的立法委員具有相對獨立性而無法充分反映民意，國民大會在不行使憲法權力之時似可作為咨議機關傳達民意，起到顧問的作用（其咨議性質的決議對政府不具有約束力）233。下文討論復決權時還會涉及立法院與國民大會在這個角度上的互動。
　　咨議，並不是代議，不需強調國大代表對所有議題的參與和投票表決，所以可以采用各種便利方式集思廣益，不致因為國大代表人數過多而無法議事。
　　國民大會是否應當設立非程序性的專門事務委員會？作為政權（民權）機關，不應，因為這種性質的委員會很容易形成淩駕於民意之上的影響力，妨礙國大代表所在選區民意的傳達；作為咨議機關，似乎可以，因為委員會有助於整理各方意見、與政府五院互動。換個角度看，社團組織的全國代表大會可以設立委員會，那麽國民大會在其作為咨議機關的壹面，相當於以全國選民為成員的“全國選民協會”的代表大會，似可為其咨議職能設立委員會，前提是在法理上必須厘清此類委員會的定性，其名稱似應為“國民咨議會某某委員會”，以確保其不得介入國民大會的政權（民權）職能運作。
　　就國民大會的運作而言，在國民大會行使自主選舉人團職能和政權（民權）職能之時，除了涉及會務的程序性委員會外，非程序性的專門事務委員會應當基於法理要求處於休眠狀態，直到自主選舉人團職能和政權（民權）職能行使完畢之後的剩余會期，以及國大休會期間，此類委員會才可以運作（其成員似可在首都輪值，以確保國代不長期脫離選區和選民）。
　　國民大會是否應當設立常務委員會，以在國大休會期間受委托代行其職能？政權（民權）機關傳達民意和行使罷免、創制、復決三權的法理職能，絕不可以被常務委員會僭越取代。至於其咨議職能是否應設立常委會，如果未來的共識是應當設立常委會，那麽這個常委會的名稱似應為“國民咨議會常務委員會”，以強調其咨議性質，避免常委會擅權亂政。
　　鑒於國民大會的三重性，其運作機制之中有必要區分各個職能，以利健康運作。以適逢總統選舉的國民大會常會之日程為例：
　　（1）開幕儀式後應當直接進入代選機關階段，執行競選、投票程序，選出總統、副總統。
　　（2）總統選舉結束後，國民大會的代選機關階段即告結束，進入政權（民權）機關階段，在民意基礎上審議創制、復決議題，付諸表決，但不得臨時提出創制、復決議題，以避免脫離民意。政權（民權）議題都是國大代表開會之前已經有定見的，開會時正反方的陳述和代表之間的討論不宜過長。
　　（3）創制、復決議題表決結束之後，國民大會即進入咨議機關階段，以國民咨議會的性質對政府行使顧問職能。為節約社會資源，國大代表在咨議議題上是否征詢選區民意，似不必做程序性要求。國大代表根據自己對選民的了解，如果認為某些咨議議題上的民意很明顯，應當可以不去正式征詢民意。
　　結束本節關於國民大會三重性的討論之前，還有壹個需要厘清的問題，是 1946 年制憲國民大會的定位：制憲國民大會，並不是民國憲法制度框架之下的國民大會，而是特殊的、壹次性的制憲機關，具有自由委任的性質。
　　第二節國民大會與西方國家國會的關系
　　上述國民大會三重性，顯然不同於西方國家具有完整立法權的國會。自孫中山先生提出國民大會設想以來，壹直有人試圖把國民大會等同於西方國家的國會，並認為民國憲法應當修訂，以大幅度擴展國民大會的權力。針對此類觀點，曾任制憲國民大會代表、行憲後第壹屆立法委員、司法行政部部長、總統府秘書長等職的鄭彥棻先生指出：“國民大會雖代表全國人民行使政權，固可說是人民代表機關或民意機關，但僅依權能區分說代表人民行使政權，與民主國家之國會依三權分立說代表人民行使立法權與監察權，自不相同。權能區分之政權在壹般民主國家固有部分由國會行使，但其國會之職權，則多屬治權，自不宜均由國民大會行使。”234
　　筆者基本上贊同上面的引文，只是對“權能區分之政權在壹般民主國家固有部分由國會行使”之說有不同意見：筆者認為，西方國家的國會作為具有自主獨立性的法定代表所組成的立法機構，事實上不具有任何的“政權機關”職能，其所行使的全部權力（包括選舉、罷免總統或總理的權力）都是作為廣義政府的壹個分支而具有的權力，不以傳達民意為法理要求，所以沒有壹項權力屬於“政權機關”的人民權。美國的總統選舉人團，是筆者所知政權（民權）機關在西方國家的唯壹實例235，而且不是成功的範例（見上文的論證）。
　　曾任制憲國民大會代表、考選部部長、司法行政部部長、司法院院長等職的田炯錦先生則從孫中山先生思想發展脈絡的角度厘清了“政權”的概念，從而說明國民大會並不等同於國會：
　　“……按照權能區分理論，國民大會行使的政權，指的是民權，亦即選舉罷免創制復決四權；立法機關行使的權力，指的是政府權，即國家的立法權，亦即治權。我們如不將政權壹辭的意義分辨清楚，將國民大會與立法院當作同樣性質的政權機關，則必致權能混淆，彼此傾軋。
　　“有許多學人認為西方國家的國會，為政權機關，我國的立法院為治權機關，故其性質完全不同；西方的國會約等於我國的國民大會，而絕不同於我國的立法院。持此說者如與國父的五權憲法理論比較，顯見其有所矛盾。國父在‘五權憲法’裏分明說‘立法機關就是國會’，‘五權憲法的立法人員，就是國會議員’，研究五權憲法的人，怎能說立法院為治權機關，與西方的國會不同呢？他們解釋說，國父稱立法司法行政考試監察諸權為政權，見於十年的‘五權憲法’；主張國民大會行使政權，見於十三年的‘民權主義’，我們對於遺教前後有不同的地方時，應以其後者為準。持此種態度研究遺教，實系厚誣國父！壹個普通學人的理論，亦不會數年內完全相反，何況國父乃學貫中西之壹代哲人兼政治家，他的五權憲法理論，絕不會三年內大為改變，果如此，使信仰者將如何奉行？……國父民國十年稱立法司法行政等權為政權，亦即為政府權；十三年稱它們為治權，亦系指的政府權。故國父對諸權性質的認識，從未改變，徒因名稱的更改，——民權改稱為政權，將慣常所稱的政（府）權，改稱為治權，以致引起無數的誤會，絕非國父始料所及。”
　　“……壹個權力為政府權或為民權，應按其性質區分，不應視其行使權力之人員，是否民選。立法權原本為政府權，不應因立法人員改為民選，便即認為民權。”236
　　鄭彥棻先生、田炯錦先生作為民國制憲行憲的親歷者，其見解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
　　如果說西方傳統代議制政體存在權能混淆問題，那麽這種混淆並不在於其國會具有政權（民權）與治權二重性，而在於西方國家的選民因為民權的不完整（人民有選舉權但通常沒有其他三大民權）而不得不把民意寄托在政府官員身上，從而不信任專家，時常選出有親和力但能力平庸的議員和行政官員。這是選民對官員定位之認知的混淆，而不是政府實際定位的混淆——不管選民如何期待官員尊重民意，在事實上和法理上，議員和行政官員至多把民意作為參照，而不可能像政權（民權）機關那樣必須傳達民意。
　　雖然西方國家國會不具有政權（民權）機關的性質，但民選議員的制度（尤其是以英美為代表的小選區單壹勝出制）使國會具有壹定程度的民意性。民國憲法的政治架構，將西方國家國會的民意性剝離出來，主要由國民大會作為政權（民權）機關和咨議機關來體現民意。在這個前提下，立法院和監察院縱使具有壹定程度的民意性，人民在認知上也不應對其定位產生不必要的混淆。
　　1957 年司法院釋字第 76 號大法官解釋，認為國民大會、立法院、監察院共同相當於民主國家之國會。就嚴格的法理職能而言，西方民主國家之國會是代議性的治權機關，國民大會與之不同237，但就民意職能而言，國民大會把西方代議制度之下人民對國會傳達民意的期待承接了過來，強化了民意代表性。所以，西方代議制國會所承載的民意職能之期待（不是法理職能）與作為實際職能的立法權、監察權，在民國憲法架構中分派給國民大會、立法院、監察院238。在這個意義上，民國憲法的確有“三院制國會”的架構。但就西方國會的代議立法職能而言，民國憲法采用的是壹院制，即立法院總攬日常立法事宜。
　　第三節國民大會的政權（民權）運作
　　壹罷免權
　　民國憲法規定，國民大會在監察院提出對總統和副總統的彈核案後，有對總統和副總統的罷免權239。這壹點也與第 133 條“被選舉人得由原選舉區依法罷免之”的規定相合。
　　鑒於罷免案對社會所可能造成的割裂作用，罷免案不宜過多，或者說罷免案應有適當的門檻。民國憲法為國民大會對總統和副總統的罷免權設置了監察院預先提出彈核案這壹門檻，是否妥當呢？從權力制衡的角度而言，由獨立於國民大會的監察院掌控這個門檻，可以避免國民大會擅權，促進政治的穩定，所以這個制度是合適的。
　　國民大會是否應當在總統、副總統之外獲得對其他官職的罷免權？
　　憲政尚未成熟的階段，似無此必要，但如果我們以長遠的目光考慮未來，那麽不妨從兩個方面探討：
　　（1）經總統提名、監察院同意而獲職的司法院、考試院官員，是否應當由國民大會罷免？
　　民國憲法第 77 條規定司法院掌理公務員之懲戒，所以對中央公職人員的彈核案由監察院向司法院下設的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提出。但是，司法院長、副院長和大法官之彈核，壹方面涉及司法院內部避嫌的問題，另壹方面這些官員經總統提名、監察院同意而獲職，具有特殊的地位。所以，由國民大會審理針對這些官員的彈核案，似乎更加合理240。
　　此外，考慮到司法院作為憲政制度之“壓艙石”的重要作用（有違憲審查權，可以解釋憲法），司法院正副院長和大法官的罷免去職似應有極高的門檻，例如必須由監察院提出彈核案而不是國民大會自行彈核，而且需要在國民大會達到憲法修正案所需的四分之三多數票，以確保憲政制度的穩定。否則，短視性的政爭有可能導致無謂的彈核與罷免，危害憲政制度的尊嚴與穩定。
　　四分之三多數票的門檻是否過高？考慮到選區代表制所帶來的放大效應（例如，四分之三的選區僅有微弱過半的民意支持某項罷免案，其他選區對該案的民意支持度遠低於半數，那麽全國選民對該案的支持度可能低於半數，但在國民大會則達到四分之三），這個門檻對涉及憲政制度的重大議案，如憲法修正案、大法官彈核案，並不過高。實際操作中，上面的例子很難出現，但略微過半的民意支持度造成國民大會四分之三多數票的情況是很有可能的。
　　考試院正副院長與考試委員，產生方式與司法院正副院長和大法官相同，但並不涉及憲政制度和司法院避嫌問題，所以似可走普通政務官的彈核程序，參看本書第五章。
　　（2）1952 年司法院釋字第 14 號大法官解釋以制憲過程中的考量為依據，指出監察院對具有民意代表性質的職位（立委、監委、國大代表、省縣議員）不行使彈核權。這些職位的罷免案，自當依據憲法第133 條，由原選舉區定奪。
　　如果中國大陸將來在立法院設置壹批全國不分區議席（由政黨名單比例代表制產生），那麽針對某個不分區立法委員的罷免權如何操作241？全國選民直接行使罷免權，根本無法操作，交由國民大會征詢民意之後行使則是妥當的242。為避免國民大會擅權，似有必要采用高於半數（如五分之三）的門檻，以及大選前後半年內不得罷免立法委員的限制。此外，為避免浪費社會資源，對立法委員的罷免案似不應成為國民大會召開臨時會的唯壹事由，可規定只有在其他議題列入日程的情況下才可以審議立委罷免案。
　　二創制權和復決權
　　民國憲法規定國民大會有對憲法修正案的創制權、復決權（憲法修正案之創制有四分之三多數票的門檻），對普通法律的創制權、復決權擱置至全國半數縣市行使過此二權之後。下面從類別、操作與制度設計細節的角度討論這兩項“治法”（孫中山語）的民權。
　　（壹）創制與復決的概念和類別
　　自二十世紀初至今壹百余年，西方國家在直接民權方面並沒有重大突破，美國學者 1912 年出版的《全民政治》（Government byAll the People）仍然具有現實意義和指導價值。下文將在參考了國際民主及選舉協助機構（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Democracy and ElectoralAssistance，簡稱 International IDEA）2008 年出版的《直接民主》
　　（Direct Democracy）手冊的基礎上，主要依據《全民政治》的分類方式，討論創制（initiative）與復決（referendum）。兩個參考資料的主要區別是《直接民主》手冊之中 initiative 壹詞特指公民的主動性，所以《全民政治》中的公民自請復決因其主動性而被《直接民主》手冊歸為initiative 的壹類243。也就是說，《全民政治》以公決的對象是公民自創提案還是代議立法機關的法案為劃分標準，將“治法”的公決分為創制和復決244，但《直接民主》手冊以公決行動發端於公民還是當局為標準，將其分為主動公決和被動公決。考慮到孫中山民權主義和民國憲法的歷史傳承性，我們有必要沿用創制和復決的兩分法。
　　（1）創制，傳統上指的是選民或政權（民權）機關主動提出對憲法或普通法律的修正案，或提出新法律的立法原則245（通常不是法律細節條文，因為選民或政權機關成員在立法工作方面並非專家）。創制案的提出，需要壹定比例的投票人簽名的門檻，以避免極少數人牽動多數、浪費社會資源。民國憲法之國民大會行使創制權之時，考慮到國大代表人數不過數千、聯名發起創制並不困難，為了避免國大代表擅權，其聯名門檻可以遠遠高於各縣選民直接創制復決的聯名門檻。民國憲法原初條文規定五分之二以上的國大代表聯名請求即可召集國大臨時會，這個門檻似可適用於國民大會的創制復決。
　　國大代表聯署的創制案，在達到簽名門檻之後、付諸國民大會表決之前（或在國民大會決定召開臨時會之前），似應允許立法院直接拿來表決，此做法稱作“間接創制”246（不經過代議立法機關而直接付諸選民/政權機關表決則稱作“直接創制”）。如果立法院決定依照創制案直接立法，那麽國民大會即不必議決之，這是簡化手續、節約公帑的良策247。
　　另壹類並非公民投票但在啟動程序上與創制權有所類似的公民政治行為，是公民聯名要求代議立法機關把某項議題列入議事日程，因其與創制權相似，故稱為“議程創制”（agenda initiative）。考慮到民國憲法之國民大會的三重性，“議程創制”似可成為作為咨議機關的國民大會與立法院互動的壹種形式。在實行直接民權的政區，“議程創制”簽名門檻可低於普通創制，遭到代議立法機關否定之後可征集更多簽名以達到普通創制案的門檻248。
　　（2）復決，指的是選民或政權（民權）機關對代議立法機關之作為置以可否，在類型上更加復雜。目前世界上人民享有復決權的各個國家或聯邦成員（如瑞士聯邦和美國許多州）通行的做法是：代議立法機關所通過的法律、規章，人民通常“有權”復決，但沒有任何壹個政體把所有的法規都提請復決（理論上可以這樣設想，實踐上行不通，因為效率過於低下）。所以，國民大會對法律的復決需要壹定的門檻。
　　威爾確斯在《全民政治》中把復決權分為以下三個大類（其中又有子類）：
　　其壹，強制（obligatory）復決。此類復決由憲法或專門法律規定其範圍，為保證正常的效率，通常只有憲法修正案和極少數重大法案才需要強制復決，但許多國家的憲法或相關法律中也規定某些類別的法案不得復決。
　　民國憲法規定立法院四分之三多數票通過的修憲案必須提交國民大會復決。民國憲政的未來發展中，是否有必要擴展強制復決的範圍，將是有待討論的議題。立法院微弱多數票通過的法案（例如因壹些立法委員缺席或棄權而導致贊成票不及“絕對多數”即立法院總人數之半數），以及有立法院“自肥”性質的，似可考慮強制復決。
　　其二，選擇性（optional）復決。這是最常見的復決，用於不需強制復決的法案，分三個子類。
　　甲，代議立法機關通過法案之時由多數派主動提請復決。這自然顯示了代議立法機關對人民的尊重，但有推卸責任之嫌，所以有人認為不宜采用。出於這種顧慮，如果民國憲政的未來發展中出現了這方面的呼聲，那麽應當考慮設置壹定的立法院支持率上限，高於這個上限而通過的法案就不應允許多數派主動提請復決。
　　乙，代議立法機關內部落敗的少數派或法規發布人決定將法案提請復決。這又分兩種情況：
　　A，法案在代議立法機關內部獲得通過。為了避免浪費社會資源，超過壹定的“高票”標準而通過的法案應當禁止任何人提請復決；未達高票標準的（例如未及“絕對多數”即議席總數的半數），似可允許法規發布人（在中央即為總統）決定提請復決。
　　B，法案在代議立法機關內部沒有通過。這是壹個很特殊的情況：
　　前述各種類型的法案復決，最終結果都是“雙多”（即代議立法機關的多數和人民/政權機關的多數）才通過，但這壹類復決的對象在代議立法機關裏只有少數支持，人民或政權（民權）機關的支持再多也是“單多”。這種情況如果允許復決，需要設置較高的門檻，只有微弱差距落敗的法案才可以提請復決。
　　丙，人民或政權（民權）機關自請復決。同樣分為兩種情況：
　　A，不管壹項法規是以多高的票數通過的，人民或政權（民權）機關都應當有權自請復決，除非其類別在憲法規定不得復決的範圍內。
　　1，除少數緊急措施外，法規簽署發布之後通常不會立即生效，在其生效之前如果有足夠的選民或政權（民權）機關成員聯名要求復決（可以是針對其中的某些條文），那麽此法規（或特定條文）即須暫緩生效，留待復決。
　　2，如果法規生效之後才有足夠的簽名要求復決，那麽法規效力不宜暫停，因為這種情況可以作用於人民習以為常的舊法律，少數人的簽名不應導致舊法律的暫停。此類復決，在形式上和實質上都與前述其他各種類型的復決不同：在法規尚未生效的情況下，復決案所針對的是法案本身，贊成票指的是贊成通過法案；待到法規業已生效之後，復決案的內容即應轉為負面，贊成票指的是贊成廢止該法規，在操作上可以說是法規廢止案之“創制”，只是因為其“治法”的標的在於代議立法機關通過的法規而歸入復決範疇249。
　　B，法案在代議立法機關內部沒有通過，人民或政權（民權）機關自請復決。這壹情況與提請復決（乙 B）沒有本質區別。
　　歸納起來，上述各種情況中的三種特殊類型，即提請復決或自請復決在代議立法機關落敗的法案（乙 B 或丙 B），以及自請復決已經生效的法規（丙 A2）250，都和創制權的行使有所類似，可以導致人民或政權（民權）機關“單多”票數改變現狀，所以必須特殊對待，例如贊成票必須達到超級多數，以及省級地域上的多數所形成的“雙多”，下文將討論之。
　　其三，咨詢性（advisory）復決。在代議立法機關無法把握民意之時，可以提出壹個大致的意向，作為咨詢性的議題，提請人民復決。但這個意見是柔性的，代議立法機關看到復決結果後說“知道了”就可以了，沒有任何硬性要求。人民自然也可以提出類似的投票議題，但稱作咨詢性創制（或建議性創制）251。
　　臺灣做過的幾次公投，都是咨詢性的，是政客的工具，給人以“瞎折騰”之感252。鑒於國民大會具有咨議職能，立法院與國民大會之間的互動可以給立法院提供民意信息，通常情況下沒有必要興師動眾以復決或創制的形式（要求國大代表在選區正式征詢民意）處理咨詢性的議題。如果允許之，似應采用較高的門檻（例如立法院多數加以總統的同意，才可以提出咨詢性復決議題）。
　　（二）創制權與復決權的操作
　　待到國民大會獲得對普通法律的創制權與復決權之後，這兩項民權不應被國民大會頻繁行使，而應作為“保留權力”，只在例外情況下（如立法院對人民強烈要求的立法項目遲疑不決，或立法院所立之法在人民中產生很大爭議時）才適合行使。鄭彥棻先生如是說：
　　“（有人）認為政權之行使，不可壹日中斷，國民大會閉會期間應有常設機構，以行使政權。對國民大會集會除每屆總統任滿前集會外，亦有每年或每三年定期集會之主張。不知國家主權固不可壹日中斷，政權亦為人民經常享有，但非必經常行使，四項政權之性質除選舉權可定期行使外，其余罷免、創制、復決三權，都不是可以經常行使的。且國民大會受全國人民之委任，代表行使政權，自不能互選代表，以代表之代表，行使職權……”253
　　國民大會的修憲權是壹道殺手鐧，違反憲法條文的法律創制案可以引發修憲案，在絕大多數代表的支持之下獲得通過。就壹般條文而言，民國憲法的修憲門檻相當嚴格，基本上可以保證公平性和合理性。但是，涉及國民大會擴權的修憲案，因其“自肥”性質，應有嚴格的限制，或將這種性質的國大自請修憲條文的生效日期推遲到下壹屆國民大會開幕之日，或禁止國大代表主動提出，而只能由立法院提出、提請國民大會復決。依據司法院釋憲先例，避免國大自肥的規定可以由司法院作出，不必訴諸憲法修正案。
　　（三）制度設計的其他考量
　　鑒於國民大會的非專家性、民意的不穩定性和大國的地域復雜性，國民大會在修憲之外“治法”的權力似有必要受到進壹步的限制。
　　其壹，如果具有壹定資格或達到壹定門檻的反對者認為創制案有違憲之虞，似應允許反對者把創制案提交司法院作合憲性審核，確認合憲之後才可提交國民大會表決。這個做法不同於美國違憲審查制度的訴訟原則（美國法院只能透過處理訴訟來審查法律的合憲性254），但民國司法制度自有其特色，有關部門甚至個人皆可依法提請司法院審查法律。
　　為了降低社會成本，應當讓違憲的創制案及早止步255。
　　其二，創制案、現行法規自請復決案（以廢止案為形式）和未獲立法院通過的法案之復決案，就國民大會和立法院的關系而言，壹旦通過即為國民大會之“單多”改變法律體系的現狀，似應采用較高門檻（例如五分之三的超級多數），以降低民意的易變性對法律體系的沖擊256。
　　達到過半多數但不及超級多數者，似可待到立法院換屆之後強制列入立法院議程，如果新壹屆立法院不予通過，似可在國民大會代表再度征求民意之後以超過立法院反對票比例的贊成票比例予以通過。
　　上文討論罷免權時提及的間接投票所導致的放大效應，支持較高門檻的考量。此外，人口分布的不均衡也可能帶來放大效應——國大代表主要由各縣選出，人口不滿百萬之縣皆有壹個代表名額，所以人口少的縣意見趨同之時，有可能以不及全國半數的選民人數，指揮過半的國大代表。兩種放大效應所導致的不代表全國過半選民的國民大會過半多數，如果與立法院過半多數意見相壹致，不壹定會招致巨大爭議，但在國民大會“單多”的情況下，放大效應而造成的勉強過半多數就顯得很不妥當。
　　其三，地域的考量，似應成為另壹道門檻。瑞士的“雙多”原則，即過半的全國選民與過半的州，值得借鑒257。例如，不但要求國民大會全部有效票數的五分之三多數，而且分省計票，需要在過半省份達到過半多數。這個做法，相當於以國民大會全國計票和分省計票的“雙多”，代替國民大會與立法院的“雙多”。
　　第四節國大代表選舉的最佳方式
　　壹投票制度
　　上文說過，國民大會內部不宜實行政黨政治，否則國大代表的黨性會妨礙民意的傳達。但是，即使國民大會會議期間的運作可以超出黨派，在國大代表選舉過程中也不宜強行要求候選人無黨無派。為了在國民大會削弱政黨政治，最好從制度設計的細節入手，在保障政黨自由的前提之下，采用在間接的效果上有助於削弱政黨政治的柔性做法。
　　什麽樣的制度可以達到這種間接效果呢？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不妨對與國民大會代表分縣選舉的制度有所類似的美國眾議院和英國下議院選舉制度略作分析。美國眾議院和英國下議院由小選區單壹代表組成。在具體的選舉制度上，美國眾議員和英國下議員的選舉采用相對多數單壹勝出制，每個選民選擇壹個中意的候選人，每個選區得票最多者當選。在三個或更多候選人的情況下，當選人得票可能不及半數。這個制度，對大黨極其有利（因為大黨可以高效動用組織力量和財力資源），在效果上促成了英美兩國的兩黨制258（小黨和無黨派人士通常沒
　　有機會贏得議席，變革時期異軍突起的第三黨或者迅速邊緣化，或者取代原有兩黨之壹的地位，被取代者迅速邊緣化）。
　　如果國民大會代表選舉采用類似於英美國會下院的制度，每個選區多個候選人爭奪唯壹的國大代表席位、每個選民只選擇壹個中意的候選人、獲得相對多數票者勝出，那麽，下述弊端幾乎是不可避免的：1，依附於政黨的候選人因政黨資源而占據優勢，黨性越強，越有可能獲得政黨的大力支持；2，各個候選人互相攻訐，毒化政治空氣；3，立場類似的候選人分割票倉，有時會導致少數陣營的候選人勝出。上述最後壹個弊端，在來自少數派的國大代表罔顧多數派民意的情況下可以透過罷免程序來解決，但這是對社會資源的浪費。
　　如何杜絕這些弊端呢？西方國家在數百年的民主實踐中早已找到了許多經實踐證明更為優化的選舉方式。只考慮單壹勝者的情況，那麽，澳大利亞眾議員選舉所實行的排序復選制（alternative voting，又稱instant-runoff voting）就是壹個很好的方案。“排序復選”的意思是選民在選票上對候選人進行排序，劃出第壹選擇、第二選擇……（選擇的數量可以有上限），開票時首先計算第壹選擇，得票最低者被淘汰，其得票按第二選擇分派給其他候選人，然後再淘汰得票最低者，依此類推，直至產生最後的贏家。另壹個可以遏制前述弊端的方案是曾實行於希臘議會選舉259 的認可投票制（approval voting，又稱“同意投票”），即選民可以在選票上對自己認可的多個候選人都表示同意，獲得認可票數最多者勝選260。
　　排序復選制和認可投票制都不限制政黨自由，候選人可以尋求政黨的支持，但黨性強的人物並不占據優勢，因為此類候選人在選民心中的地位容易兩極分化，雖然有很大機會被黨性強的選民列為第壹選擇或認可，但很可能完全不被其他選民列入排序選擇或認可人選之中。立場溫和的人士，包括無黨派人士，則有可能成為更多選民的選擇之壹261。
　　此外，排序復選制和認可投票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候選人之間的攻訐，因為某個候選人如果大肆攻擊另壹個候選人，就觸怒了後者的支持者，難以被他們列為次優選擇或共同列入認可人選。各個候選人為了增加得票機會，勢必致力於向選民展示自己的親和力和對民意的尊重，而不是以攻擊政敵為能事，這樣的選舉過程有助於形成良性的政治氛圍。
　　國大代表之代表性的問題，也可以迎刃而解。同壹個陣營如果有多人參選，該陣營的基本盤選民通常會在自己陣營的候選人之間排序或確定認可人選，相當於在計票時集中了選票，通常可以避免不具有代表性的候選人因對立陣營票倉被分割而勝出。
　　必須承認，不存在十全十美的選舉制度，排序復選制和認可投票制各有壹些弊端262。但是，考慮到國大代表作為委任代表受制於選民意旨、個人自主職能極其有限，筆者認為：國大代表選舉的過程遠遠重於結果。在中國大陸民主轉型初期，積極、正面的選舉過程對於塑造國民的民主素養大有脾益。壹個選舉制度如果有助於避免“負面選戰”，那麽即使在投票結果上有時會使最佳候選人落選，只要不導致缺乏代表性者勝選，並且易於理解、不難操作，就可以視為適用。
　　綜上所述，排序復選制和認可投票制都是國大代表選舉的可行方式263。選舉制度細節可以透過憲法之外的普通法律來規定，但屬於憲政制度的核心內容，我們有必要未雨綢繆，在中國大陸重歸憲政民主道路之前作出這方面的準備。
　　二代表名額的分配
　　民國憲法第 26 條詳細列舉了不同類型的國民大會代表：
　　1，第壹款規定“每縣市及其同等區域各選出代表壹人，但其人口逾五十萬人者，每增加五十萬人，增選代表壹人”，那麽，代表人數多於壹人的縣市是否應當采用多席選區（即壹個選區選出多個代表）呢？
　　筆者認為，雖然此條文隱含了多席選區之意，但並未明確說明，所以可以在普通法律規定的制度細節中將代表人數多於壹人的縣市拆分為數個單壹代表選區。這樣做的原因在於國大代表問責機制：如果多席選區的少數派集中選票而使他們中意的壹名候選人當選，然後這名國大代表在國大會議中的投票違背了選區多數人的意願，那麽選區多數派即可啟動罷免程序，形成無謂的政爭。這個問題，在單席選區即不存在。所以，單席選區制最適合於實行委任代表制的國民大會。至於如何劃分選區，以壹縣二選區為例，考慮到縣政府駐地通常具有較高的城鎮化程度、在民意方面很可能與農業鄉鎮多有不壹致之處，較為合適的劃分選區辦法是縣政府駐地及鄰近鄉鎮劃為壹個選區，其余鄉鎮則形成壹個環形或半環形選區。
　　民國憲法制定之時尚不存在“地級市”和“縣級市”之說，“市”
　　只分為直轄市和省轄市兩類。依照這種區劃方式，中共行政建制之下地級市的各個市轄區將合在壹起視為壹個“市”。在市轄區人口高於五十萬的情況下，合並計算將可分得更多國大代表名額——舉例而言，壹個地級市分為兩個市轄區，人口各八十萬人和九十萬人，如果兩個市轄區合在壹起，共壹百七十萬人口，可分得三個國大代表名額；如果市轄區被視為縣，那麽各自只能得到壹個名額。但是，如果市轄區人口少於五十萬，那麽將其視同縣份更為有利。考慮到市轄區住民對其所在區通常不具有強烈的鄉土認同，筆者認為市轄區的選區劃分宜以國大代表名額最大化為原則，但在住民有特殊要求的情況下（例如市轄區由縣改區為時不久、鄉土認同較強）可以靈活從事。
　　人口多於五十萬的市轄縣和縣級市將面臨兩難局面，其中八、九十萬人口者很可能感到名額分配不公，但百分之百的公平實難做到。為靈活起見，似應允許此類縣市在住民同意的前提下改為地級市的市轄區，以削弱鄉土認同為代價換取更多的國大代表名額。
　　為了增加名額而拆分縣、區的做法是不應允許的。中國大陸民主轉型時期，行政區劃之邊界不宜變更，以免在劃界問題上發生沖突、妨礙民主制度的鞏固。
　　2，第二款規定“蒙古選出代表，每盟四人，每特別旗壹人”，能否適用單席選區排序復選制或認可投票制呢？這裏，需要註意 1946 年制憲之時壹些蒙漢雜居區域（例如綏遠省）實行的“蒙漢分治、旗縣並存”建制，同壹地域可以存在旗、縣兩個政府，分管蒙、漢居民264。所以，此款所規定的國大代表名額實乃專門留給蒙古族的名額265。考慮到目前內蒙古人口之大多數為漢人這壹現狀，有必要在國大代表選舉制度上采用雙重選區制：蒙古族人口為少數的內蒙古各縣市、旗除按民國憲法第 26 條第壹款之規定而設置不分民族的選區之外，還應按上述第二款之規定，專門設置若幹蒙古族選區，蒙古族選民可在普通選區和蒙古族選區二者之中擇壹。
　　在壹人壹票的雙重選區制之下允許非漢民族選民選擇其選區歸屬，就會出現如下情況：壹些非漢民族選民對本族選區代表人選不很重視，認為只要代表本族就可以了，同時希望普通選區選出壹個善於傾聽非漢民族聲音的代表，那麽他們很可能願意成為普通選區的選民，甚至壹個非漢民族家庭裏壹些人選擇普通選區、另壹些人選擇民族選區。這就有利於民族溝通，避免極化266。
　　3，第三款規定“西藏選出代表，其名額以法律定之”267。現今西藏自治區的轄區大於 1946 年制憲時噶廈政府轄區，已分為七十余個縣級行政區，而且藏族在各縣區占人口之絕大多數，所以依照第壹款的方式分配國民大會代表名額對藏人有利。各省藏族聚居區的藏族代表名額見下文的探討。
　　4，第四款規定“其他各民族在邊疆地區選出代表，其名額以法律定之”。此處“其他各民族在邊疆地區”實則隱含了“社會經濟方面處於弱勢地位的原住民族”之意，不宜局限於字面，應作廣義解讀268。還需要特別指出的是，1946 年制憲之時回民並沒有被視為壹個民族，其國大代表名額保障來自民國憲法第 135 條：“內地生活習慣特殊之國民代表名額及選舉，其辦法以法律定之。”在第 26 條第四款的廣義解讀和第 135 條的雙重參照下，聚居地遠離邊疆的原住少數民族（如土家族）和生活習慣特殊的回民都有憲法保障的專設國大代表名額。
　　在操作上，筆者認為，中國大陸之“民族自治地方”269 不管距離邊疆遠近、不管自治民族是不是弱勢原住民族，宜參照第二款的蒙古族代表名額制度，以雙重選區的方式，在自治民族占人口少數的“民族自治地方”為自治民族提供國大代表名額保障。自治民族占少數的自治縣應獲得壹個自治民族專設名額。自治州內可為自治民族確保至少四個國大代表名額（自治民族人口過少的，如新疆巴音郭楞蒙古族自治州，應當酌情調低），如果自治民族占人口大多數的縣份少於四個，應在其他縣份設置雙重選區以補足四個名額。新疆、寧夏、廣西三個自治區則可考慮以地區和地級市為單位分別評估是否達致“民族區域自治”標準再行估算（例如，漢族人口比例接近 100%的廣西北海市、玉林市顯然不需設置非漢民族代表名額）。
　　上述非漢民族國大代表名額保障方式，在人口較多的非漢民族中對滿族較為不利（滿族僅有十余個自治縣）。但是，考慮到滿族目前的整體教育程度遠高於漢族、在社會經濟方面明顯處於優勢地位，其在平等考選所產生的國家公職人員中所占比例必將遠大於人口比例。廣義的“代表性”概念包含了民意代表之外的公職名額270，滿族在後者中的優勢對其專設國大代表名額偏少的問題構成了補償271。
　　5，第五款規定“僑居國外之國民選出代表，其名額以法律定之”。世界上有十余個國家的國會為在外僑民專門設置代表席位272，例如法國參議院 348 個席位（皆為間接選舉產生，任期 9 年）中有 12 個僑民席位，意大利眾、參兩院都有僑民席位。雖然僑民席位在全球並非主流，但在法國、意大利的參照下，國民大會宜保留僑選席位，選區的設置可考慮以華僑人口為基礎，在壹個大洲或大國之內每五十萬華僑選出代表壹人273。
　　6，第六款規定“職業團體選出代表，其名額以法律定之”。此類別不合當今世界潮流274，宜先以法律暫行凍結（名額為零），待到國民大會召開，可考慮修憲剔除之，或繼續由法律凍結。
　　7，第七款規定“婦女團體選出代表，其名額以法律定之”。從英美的經驗來看，單席選區制度對婦女候選人不利，但是，國民大會代表作為傳達民意的委任代表，其性別比例意義不大。在立法院保障婦女名額的情況下（參看本書第五章），大部分女性選民也許不會糾結於國民大會代表的性別比例，所以這壹類別似應和職業團體類別同樣處置。
　　總統
　　孫中山先生所設計的五權憲法架構中，總統主政，在職能上是政府權的代表，在制度上屬於極其接近於總統制的雙首長制275（因行政院長對總統負責而不是對立法院負責，稱之為總統制亦不為過276）。民國憲法則不然，總統對五院除了缺乏強制力的協調職能外僅有極其有限的實權，統而不治，在效果上成為國民大會的常設機關，因而成為人民權的代表。所以，民國憲法在制度上屬於改進型的議會制，或者說是極其接近於議會制的雙首長制。
　　下文將從歷史和現實的角度對總統地位和職能進行分析，並連帶著討論副總統所能行使的日常職能。
　　第壹節中國人的總統情節與帝王迷思
　　雖然筆者從未以科學方法就國人對總統制的看法做過調查、統計，但筆者認識的有誌於憲政民主事業的國人在認真分析總統制與議會制的利弊之前大都認同總統制（筆者本人亦不例外），而且這壹認同往往是出於直覺。筆者和壹些朋友探討了這個現象，認為總統制的傾向主要來自兩方面的影響：其壹，實行總統制的美國，是中國人熟知的憲政民主範例；其二，中國歷史上長期實行君主制，帝王掌握大權。
　　這兩方面的影響具有潛移默化的效果，固然促使國人傾向於總統制，但如果認真分析美國制度與中國歷史，不難得出相反的結論。
　　壹美國憲法的神話與總統制的危險
　　美國憲政制度雖然為人們所熟知，但絕非世界領先的典範。英國《經濟學人》雜誌自 2006 年以來多次評估全球各個國家的“民主指數”，美國從未名列前茅，例如 2012 年美國的排名是第 21 位（排名前17 位的都實行議會制，包括 9 個立憲君主國和 8 個議會制共和國）。
　　美國近年來總統與眾議院之間的惡性政爭導致的聯邦政府關門等惡果（在先進民主國家絕無僅有），即顯示了總統制的弊端：行政權與立法權的嚴格分立，在二者被不同黨派控制的情況下容易導致嚴重的政爭，不但政府效率極其低下，而且對社會產生了割裂的作用，左右兩派嚴重對立277。中國大陸未來民主制度尚未鞏固之時，如果實行美式總統制而出現類似的局面，是否會危及民主制度的生存？
　　在民主理論方面有豐碩建樹的美國政治學家達爾（Robert A.
　　Dahl）在《美國憲法有多民主？》（How Democratic Is the AmericanConstitution? ，又譯《美國憲法的民主批判》）壹書中指出，1787 年美國制憲者選擇總統制並不是在某種政治理論指引下深思熟慮的結果（對美國制憲者有巨大影響的法國思想家孟德斯鳩並未提出總統制構想），而是在制憲會議討論數月而難以形成共識、與會者不願拖延的情況下，回到制憲會議已經否定過的幾個選擇中，匆匆挑選的壹個爭議較小的選擇278。當時世界上並沒有議會制共和國的先例可循，英國的議會民主制亦尚未定型（英王仍有壹定行政權力），美國的總統制實乃受英國王政影響而設計的任期制“民選君主”制度。達爾認為，美國的特殊國情民情使得美國不管選擇怎樣的憲政制度都可以獲得成功279；換言之，美國憲政的成功並不能證明美國憲政制度的優越性。美國立國之前即已具有深厚的地方自治傳統、地方民主經驗和人民中普遍的自由理念；這些優勢，中國都不具備，指望透過效法美式制度而復制美國的成功，實屬壹廂情願。
　　自美國行憲至今二百余年，上百個共和國出現在世界各地，其中效法美國選擇總統制而順利形成穩定的民主政體者寥寥無幾（若不考慮小國寡民的太平洋島國，這壹數字是零）。如果只看失敗的憲政嘗試，自然兼有總統制與議會制兩種形態，但如果放眼於成功的憲政國家，議會制則占據了壓倒多數的地位。這個現象，早已為政治學界所註意。王天成先生在《大轉型》壹書中指出：
　　“轉型政治學占主流的觀點認為，議會制要比總統制有助於民主的鞏固和持久。行政部門與立法部門互不依賴的政府架構是總統制，在這種架構之下，總統和議會都由人民直接選舉產生，總統既是國家元首又是行政首腦。由於總統不是議會選舉的，他所在的政黨經常不是議會中的多數黨，立法部門與行政部門之間便經常不壹致。當沖突、僵局出現的時候，由於總統與議會相互獨立、各有固定的任期，沖突、僵局沒有憲法渠道可以化解。如果總統尋求非法手段打破僵局，將導致憲法、政體危機，民主便處於危險之中了；如果拋開議會進行統治，也會損害民主政體。總統與議會之間經常性的沖突與僵局，以及由此導致的信任危機、效能低下等問題，也會為軍人政變提供誘因、機會。
　　“與總統制不同，在議會制架構中，只有議會是民選的，行政首腦即總理由多數黨領袖出任，議會中的多數黨或聯合多數組織內閣。因此，行政部門與立法部門沖突的機率大大降低。並且，當兩者發生不壹致的時候，根據議會制的原則，議會可以投不信任票倒閣，總理也可以解散議會提前舉行大選。所以，在議會制架構下，行政部門與立法部門發生沖突時，出現的危機是政府危機而不是政體危機，存在憲法管道化解，通過倒閣或重新舉行大選，行政部門與立法部門可以重新達成多數的壹致。過去的經驗表明，總統制民主崩潰的機率要高於議會制民主。
　　當然總統制不是必然會失敗，議會制也不是壹定會成功。但在政治、經濟條件相差不大的情況下，議會制要比總統制有更強的生命力。”280肯尼亞、科特迪瓦等國因總統選舉糾紛而造成流血沖突，以及蘇聯解體後形成的許多總統制國家和近乎總統制的半總統制國家（如俄國）走向威權政治甚至重返專制的事實，都為總統制的危險性提供了例證。
　　本書導論對此問題作出了詳細討論，在此不贅述。
　　二中國君主制的常態和雙首長制的傳統
　　大權獨攬、為所欲為，是“帝王”二字在許多中國人心目中的直觀形象。滿清乾隆皇帝宣稱“乾綱獨斷，乃本朝家法”，似乎印證了國人對君主制的印象。滿清是中國末代王朝，對國人心理的影響自然超過前朝歷代，近年來國內盛行的辮子戲及其所反映的奴性文化就是證明。但是，滿清作為文化落後的少數民族以軍事征服的手段建立的王朝，從初期具有部落色彩的議政王大臣會議到中後期凸顯軍國色彩的軍機處，清庭的核心輔政機構根本不能與歷史上的宰相和內閣相提並論，滿清之君主專制實乃歷史的例外。
　　回顧滿清之前歷代，不難註意到，中國歷史的常態實乃君權與相權的並立。通稱“宰相”的最高行政大臣（正式官職多稱“丞相”），自君主制於秦代定型，直至明初，壹千五百余年不曾中斷。近世立憲君主國和議會制共和國所實行的首相/總理副署制度（副署者負實際責任，國家元首保持超然地位281），在中國古代的宰相制度中早已出現雛形。
　　著名的例證，是宋太祖同時罷免了以範質為首的全部三位宰相之後，任命趙普為相的詔書找不到宰相副署而無法生效，最後由宰相級別的開封府尹趙光義副署，才結束了這個法理上的尷尬局面282。相權對君權的制約，是中國君主制政治制度的慣例；就副署制度而言，稱之為君相雙首長制亦不為過283。
　　明太祖朱元璋於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之後廢除了宰相制度，集君權相權於壹身。不過兩年，明太祖即不堪重負，設置大學士以輔政。大學士的地位，從洪武年間的秘書顧問，經永樂年間設置內閣，至宣德年間首席內閣大學士（通稱“首輔”）楊士奇因明宣宗的信任而獲得大權，宰相制度得以變相恢復。更值得指出的是，有明壹代，不管相權的大小或有無，文官集團對君權的制約始終存在，君權的有無反而不具有決定性的意義——明神宗怠政三十余年，國家政治在內閣為首的文官集團主持之下得以正常運轉。
　　滿清以野蠻的征服和殘酷的文字獄打斷了中國人的脊梁，各族文武官員競相以當奴才為榮，甚至鬧出了清帝在大臣自稱奴才的奏折上批示“稱臣得體”的笑話284。雖然史學界有“清承明制”的說法，但這種傳承在於制度的表觀形式而不在於內涵。如果不考慮清室退位之前的數月，明代內閣和文官集團對君權的制約從未在清代重現。
　　出於直覺而心儀於總統制的國人，請捫心自問，滿清君主專制和奴性文化的遺毒是否潛伏在我們的內心（或許被近年來大量的“辮子戲”
　　植入我們的內心）？中共歷來歪曲歷史以愚弄人民，把中國君主制社會壹概打為“封建專制”，滿清之前中國歷代君權受到相權及文官集團制約的史實不為國人所熟知。如果厘清了歷史真相，並且認識到美式總統制的弊端，那麽，我們是否應當反思對總統制的直覺偏好，進而選擇更加符合傳統文化精華與西方大多數民主國家先進經驗的制度？
　　總統完全虛位、議會隨時可以倒閣的典型議會制，壹方面未必合乎中國國情，另壹方面有走極端的意味，不合執兩用中之古訓。民國憲法的改進型議會制，因總統具有少量實權和壹定的柔性權力而屬於非常傾向於議會制的雙首長制，為我們提供了最佳的答案。
　　第二節總統權與人民權
　　壹總統權力辨析
　　（壹）些微的實權，兼述“建設性倒閣”
　　民國憲法明文賦予總統的各項權力之中，筆者認為全然的實權僅有壹項：覆議核可權。根據民國憲法第 57 條的規定285，行政院長若想把立法院決議或法案打回去覆議（效果上相當於否決），需經總統核可。
　　與美國憲法相比較，美國總統的否決權在民國憲法中分派給總統與行政院長，二者必須意見壹致方可否決立法院決議。臺灣有學者認為總統的覆議核可權應當理解為虛權286，但比照 1946 年 4 月完稿的政協憲草和1946 年 12 月制憲國民大會最終通過的中華民國憲法，不難發現，總統的覆議核可權並不見於政協憲草，而是後來加入並獲得制憲國民大會認可的287，顯然具有對行政院的覆議權加以壹定程度的制約之意味，所以不是虛權。288
　　在這項明文規定的實權之外，總統是否還有其他的隱性實權呢？筆者比照德國制度，認為民國憲法隱含了總統的“建設性倒閣發動權”。
　　所謂“建設性倒閣”是來自德國的概念，德國基本法規定聯邦議會必須首先選出新任總理才可以對現任內閣提出不信任案，從而避免了壹些議會制國家以及魏瑪德國頻繁倒閣、頻繁解散議會的不穩局面。民國憲法原文並未將倒閣權賦予立法院，用意固然是加強行政院的相對穩定，但在立法院與行政院之間存在政爭的情況下，如果總統不支持行政院長，而且立法院形成了新的多數集團，那麽總統即可依據立法院的最新多數共識，提名新的行政院長人選，新任行政院長壹經立法院同意，即應取代原行政院長，重新建立責任內閣。也就是說，立法院與總統協力，以穩定政局、促成立法行政兩院協同運作的“壹致政府”為目的，可以進行事實上的“建設性倒閣”。1994 年的中華民國憲法在臺第三次增修條文規定“行政院院長之免職命令，須新提名之行政院院長經立法院同意後生效”，在字面上是發自總統的“建設性免職”，和民國憲法原文即已隱含的“建設性倒閣”實則為壹枚硬幣的兩面289。這壹方案因需要總統提名而與德國制度略有不同（後者允許德國聯邦議會自行選舉總理繼任人，總統必須接受議會決議），但與德國制度同樣是在絕然沒有倒閣權的制度與毫無限制的倒閣權之間的中道。
　　在“建設性倒閣”制度的對照下，總統之覆議核可權作為實權的性質更加明顯：在立法院對行政院的支持率降至壹半以下但仍高於三分之壹的情況下，如果行政院能獨自行使覆議權而成功推翻立法院決議，總統卻能提名新的行政院長人選、立法院以過半多數即可同意，就造成了憲法上的矛盾，有可能觸發惡性政爭，動搖國本。制憲國民大會給總統以覆議核可權，即避免了這壹矛盾局面的出現，確保了民國憲法的自洽。
　　但是，上述“建設性倒閣”制度還有兩個疑點需要厘清：
　　其壹，如果嚴格依照民國憲法第 37 條之“總統……發布命令，須經行政院院長之副署”的字面含義，那麽總統在立法院同意新任行政院長人選之後發布任命命令仍然需要原任行政院長副署，此時如果原任行政院長不願去職、拒絕副署，怎麽辦？這壹矛盾，可以從副署制度之本質和憲政運作的自洽性兩方面來看待：首先，副署制度的根本用意在於責任政治，副署者承擔責任。如果原任行政院長需要副署其繼任者之任命命令，副署之後馬上離職，談何“承擔責任”呢？可見，即將離職的行政院長副署自身的免職命令和繼任者的任命命令都是極不合理的。其次，在行政院長、副院長都因故出缺的情況下290，行政院不再具有法定首長，新院長人選因為無人副署而永遠無法獲得任命291，成何體統呢？
　　所以，從憲法解釋的角度而言，盡管民國憲法原文沒有明文規定行政院長人選經立法院同意後的任命命令不需副署（顯然是制憲過程中的疏漏，後於臺灣修憲時彌補），但司法院可以基於上述理由，以大法官釋憲的方式宣布立法院所同意的新任行政院長之任命命令不需原任行政院長副署292。
　　其二，民國憲法原文並沒有規定原任行政院長在新任行政院長業已產生之後如何去職（或自動去職，或被正式免職）。1994 年在臺增修條文之“建設性免職”條文實乃良策，但是，在沒有法律或憲法增修條文對行政院長去職程序做出規定的情況下，司法院大法官亦可透過憲法解釋來正式確認新任行政院長之任命命令具有免除原任行政院長職務的法律效力，新院長就職之時原任院長自動去職，以避免原任行政院長拒絕去職、造成憲法危機。這壹解釋，符合民國制憲者力求促進政局的穩定並實現責任政治的初衷，並且有德意誌聯邦共和國的成功經驗作為參照，所以獲得司法院大法官的認可基本上是沒有懸念的。
　　上述實權，不可能經常行使（只有在立法院與行政院發生對立的情況下才會發生，或許數十年不見壹次），所以民國憲法原文在制度上沒
　　有給總統以擅權的空間。
　　（二）責任內閣制所虛化的人事權
　　總統對行政院長的提名權，在正常情況下並不能稱作實權。立法院有對行政院長人選的同意權，而且憲法第 57 條明確規定了行政院對立法院負責的原則，所以總統必須提名立法院多數黨團所認可的行政院長人選——即便在前文所述“建設性倒閣”的情況下，總統的實權僅在於透過提名而啟動“建設性倒閣”程序，被提名之人選仍然取決於立法院之多數派。但是，如果立法院沒有多數黨，也沒有形成穩定的多數集團，總統的提名權即具有更加重要的作用，趨於實化293。西方議會制國家有時會出現少數派內閣，其任命獲得議會通過時，投贊成票但並未加入內閣的黨派通常都有觀望心態，所以少數派內閣往往短命。民國憲法之改進型議會制，並沒有給立法院以單方面隨意倒閣的權力，可以遏制黨派的觀望心態、促成多數集團的形成，所以總統對行政院長提名權的實化不會經常發生294。
　　至於民國憲法第 56 條“行政院副院長，各部會首長及不管部會之政務委員，由行政院院長提請總統任命之”，“提請”二字在字面上似乎給總統以對閣員人選的同意權295，但是，基於行政院對立法院負責的原則，總統的個人好惡不應淩駕於立法院的意願之上。如果立法院多數黨或執政集團透過內部協商而產生了壹套行政院閣員名單，總統不宜拒絕296，個別提名的否定只可能是少數例外而不會成為常態。此外，司法院釋字第 387 號解釋的理由書指出“行政院副院長、各部會首長及不管部會之政務委員，則系由行政院院長依其政治理念，提請總統任命”，可見閣員人選應基於行政院長及其背後的執政集團的政治理念，而不是總統的政治理念297。在此基礎上的壹個推論就是，如果總統試圖否定行政院長對某個閣員人選的提名，總統與被提名人在政治理念上的分歧不能成為理由，替換人選應來自後者所屬的政黨或聯盟298。行政院長為了避免被提名人因行止有虧而遭總統否定，勢必慎重選擇。
　　總統對司法院、考試院正副院長和大法官、考試委員有提名權，但行政院長對上述職位之任命命令的副署權決定了總統在提名之時必須考慮行政院長是否會拒絕副署。在總統與行政院長政治立場相左的情況下，政治立場較為中立者方才可能獲得提名和任命，行使同意權的監察院所具有的壹定程度的超然性可以進壹步降低政治傾向對這些職位的影響299。
　　總統對監察院審計長的提名，需要立法院同意，表面上與總統對行政院長的提名權類似，但審計權具有極強的超然性和客觀性，而且任命命令需要行政院長副署，所以總統對審計長的提名權基本上是壹項虛化的權力。
　　至於民國憲法第 41 條“依法任免文武官員”，除上文所論證的行政院長職位屬於例外，其他職位皆需行政院長副署，毋庸贅言。
　　（三）虛化的法律公布權，兼論總統表達不同政見的合憲途徑民國憲法第 37 條規定：“總統依法公布法律，發布命令，須經行政院院長之副署，或行政院院長及有關部會首長之副署”，第 72 條規定“立法院法律案通過後，移送總統及行政院，總統應於收到後十日內公布之，但總統得依照本憲法第五十七條之規定辦理”。壹項法律案獲得立法院通過之後300，只要得到行政院長的支持，行政院長不提出覆議，總統即有於收到之後十日內公布法律的義務301（“應”公布之，而不是“得”公布之）。
　　但是，如果總統出於政見分歧而反對這壹法律案，在行政院長不提出覆議的情況下拖延至收到十日之後仍然沒有公布之，即違反了憲法，形成惡性的政爭。由於民國憲法的改進型議會制並未授予總統“袋中否決”的權力302，總統如果做出上述違憲行為，即違背了其“遵守憲法，盡忠職務”（見民國憲法第 48 條）的就職誓言，應當受到嚴厲的懲戒，否則有損於憲法的尊嚴和憲政秩序的穩定。筆者認為，可透過立法或釋憲的方式做出規定：拒絕履行憲法義務的總統，視同不能視事303；
　　十日期滿而不公布法律的情況下，自是日起由副總統代行總統職權，公布該法律（十日後仍不公布者亦視同不能視事，由行政院長代行總統職權並公布該法律）。至於總統的復職途徑，考慮到總統職權被代行乃強制之舉304，為凸顯懲戒之效，筆者認為只有在監察院就總統違憲壹事提出彈核305 但彈核案未能獲得國民大會通過的情況下，總統才可以復職（彈核案壹旦通過，總統即被正式罷免，代總統成為正式總統）306。
　　無論如何，上述政爭壹旦發生，將嚴重影響國家的憲政秩序，最好能夠防患於未然。筆者認為，總統雖然無法對法律案進行“袋中否決”，但在總統強烈反對某個法律案、不願簽名公布之的情況下，還有壹個合憲的脫困途徑：總統收到該法律案後，在十日之期到達之前休假數日，休假期間副總統作為代總統公布該法律案；如果副總統持相同政見，亦可休假，由行政院長出任代總統並公布該法律案。上述做法，使總統不必違心簽發法律，假期結束後自動復行視事，從而維持憲政秩序的穩定307。
　　在此順便指出，民國憲法第 38、40 條規定的總統締結條約、宣戰構和、大赦等權力，由於第 63 條將法律案和大赦案、宣戰案、構和案、條約案並列規定立法院有議決之權，可見總統並沒有這些事務的決定權，只是在形式上代表國家簽署而已，應視同法律案308，適用憲法第72 條並須行政院長副署。
　　（四）虛化的緊急狀態權和命令發布權
　　民國憲法第 39 條、第 43 條規定總統宣布戒嚴和發布緊急命令，但這兩項權力壹方面需要行政院長的副署，另壹方面需要立法院的通過或追認，緊急命令的發布還需要依據立法院制定的緊急命令法309，所以並非實權。如果有人對此有所懷疑，那麽不妨對照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後者把緊急處分權完全授予總統和行政院會議，凍結了立法院對緊急措施的同意權，立法院如有不同意見，無法以簡單多數票解除戒嚴或使緊急命令失效，只能依據民國憲法第 57 條以三分之二多數票標準迫使總統和行政院變更或廢止緊急措施（如此高的門檻，在效果上使總統和行政院獲得了不受立法院監督的發布政令的權力，立法院被邊緣化）。相比之下，民國憲法原文明顯反映了議會制的精神。
　　如何看待民國憲法第 36、40、42 條所列舉的總統統帥軍隊，特赦、減刑和復權，以及授予榮典等權力呢？這些權力的行使，需要透過發布命令（包括褒揚令、勛章證書310）的方式，也就需要行政院長的副署311。
　　反過來，如果總統對行政院長所提請發布的命令有不同意見，是否可以拒絕發布呢？筆者認為，凡是不需立法院議決者（如針對特定個人的赦免令、減刑令），總統似應保留拒絕發布之權（在效果上相當於同意權），以遏制行政院濫權的可能性。此權當與總統對行政院長所提閣員人選的同意權類似，基本上屬於虛權，懸而不發，行政院勢必不敢輕舉妄動，以免得不到總統簽發而自取其辱。需要說明的是，行政院依法制定的政令可由行政院有關部門發布而不需總統發布，上述拒絕發布命令之權乃針對憲法授權總統發布的數種命令，總統無法藉此擅權亂政。
　　軍令是壹個特殊的情況。中華民國行憲伊始即透過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授予總統緊急權，總統透過緊急權而獲得了實質上的國防統帥權；臨時條款廢止之後取而代之的憲法增修條文則規定“總統為決定國家安全有關大政方針，得設國家安全會議及所屬國家安全局”，把戡亂時期設置的總統直屬之國家安全機關固化沿用至今。因此，臺灣的國防法制經驗壹向脫離民國憲法原文，無法直接為中國大陸所參照。筆者認為，從民國憲法原文出發，軍令如果由總統發布則面臨副署問題312，有可能在危急的關頭發生僵局並妨礙總統的超然性。所以，軍令宜由主管部門即國防部發布313，不需經由總統之手；民國憲法第 36 條之“總統統率全國陸海空軍”宜作最狹義解讀，僅體現於國防部長和參謀總長人選由總統同意（需行政院長提名）、任免命令由總統發布（需行政院長副署）。
　　（五）其他虛權
　　民國憲法第 44 條規定的總統在五院之間發生爭執時的調解權（“總統對於院與院間之爭執，除本憲法有規定者外，得召集有關各院院長會商解決之”），則是壹項柔性權力，因為總統召集有關院長商議時並不具有專斷力和仲裁權（總統對行政院長向立法院提交覆議案的核可權，屬於“除本憲法有規定者”的例外）。總統調解五院爭端這壹柔性權力，對總統的定位有很重要的作用。孫中山原本設想總統主持行政，相當於把總統放置在權能區分體系中政府權壹方，但民國憲法不但不由總統主政，而且總統對五院的協調職能也是處於超然的斡旋地位而不是硬性的決斷地位，所以總統的定位並不在於政府權。
　　總統召集各院院長會商，是否應當采用發出召集令並由行政院長副署的形式呢？據筆者所知，民國憲法第 44 條迄今從未有過應用，因此無先例可循。就此條之意義和功能而言，總統出面調解院際爭端，哪怕有“政治責任”也在於總統，實在談不上由行政院長承擔責任。所以，筆者認為總統召集發生爭執各院院長會商可以采用柔性的“邀請函”形式而不是硬性的“召集令”形式，從而規避副署與否的爭議314。至於受邀院長可否拒絕出席會商，從憲法規定來看屬於其憲法義務，是不應拒絕的。
　　綜上所述，民國憲法原文之總統僅有兩項不常行使的實權，其他權力皆屬虛權（至多在少數情況下對行政院單方面的決定有消極抵制之權），基本上是虛位總統，在正常情況下實權屬於行政院長（非常情況可能性很小，此時總統亦無法專權，見下壹章）。
　　二總統與國民大會的關系
　　總統定位於何方？國民大會的制度設計，為我們提供了答案。國民大會作為權能區分原理之人民權在中央的機關，只開很少的常會和臨時會。如前所述，國民大會休會期間即使設置委員會繼續活動，也只應以“國民咨議會”的顧問名義。這種情況下，總統和副總統作為僅有的兩個由國民大會選出的常設職位，就具有了人民權之常設機關的地位。
　　如前所述，人民權並不需要隨時行使，所以總統絕不應假人民之名義玩弄權術。國民大會作為自主選舉人團間接選舉總統的制度，使總統無法攜民意以自重，有助於憲政制度的穩定。常設機關性質在這裏並不意味著權力的代行，而是意味著輔助，所以總統必須以人民的公仆自居而不是以民意的代言人自居，服務於人民，並與人民和國大代表互動。
　　國民大會休會期間，總統與副總統作為人民權的常設機關，有理由也有必要為人民與政府的互動提供便利。雖然民國憲法並沒有明文規定，但總統與副總統在這方面是當仁不讓的，而且民意溝通屬於柔性職能，不但不必載入憲法，而且在沒有任何相關法律的情況下也可以成為不成文的慣例。考慮到總統身負諸多禮儀性職能，作為候補總統的副總統是承擔民意溝通任務的合適人選。如果國民大會以國民咨議會的名義設置常委會，那麽副總統似可擔任常委會的執行主席，輔佐總統匯集民意，但與政府五院的柔性溝通似以總統出面為佳。
　　此外，鑒於民國憲法原文並未規定國民大會設置議長，國民大會開會期間總統似可擔任會議主席。例如，不競選連任的現任總統可以在國民大會的代選機關階段主持總統選舉（若現任總統競選連任，國民大會應推舉臨時主席）；總統當選人即使尚未宣誓就職，亦可在國民大會的政權（民權）機關和咨議機關階段擔任會議主席。上述設想並不需要成為憲法條文，可由普通法律規定之。
　　三總統權力進壹步優化的展望
　　上述權力之外，總統是否應當在憲政鞏固之後額外獲得某些對國家政治有所脾益的權力呢？筆者認為，針對總統在國民大會和五院政府之間的橋梁作用，考慮到總統的柔性運作在客觀效果上可以減少國民大會行使創制、復決二權的必要性，我們似應在相反的方向作出某種設計，使總統能夠在必要的情況下幫助國民大會行使政權（民權）職能。例如，立法院微弱多數票（例如超過出席人數之半數但不及立法院總人數之半數）通過的法案，若獲得行政院長的支持，即無法否決，但總統如果認為法案不妥，似應有權將法案提請國民大會復決。
　　四如何避免虛位總統掌控實權
　　中華民國縱使在動員戡亂期間，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仍然沒有把緊急命令權完全賦予總統壹人，而是規定總統“得經行政院會議之決議，為緊急處分”。兩蔣任總統時，臺灣政治是事實上的總統制，但在兩位蔣總統之間還有三年的過渡期由嚴家淦擔任總統，雖然此時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已於 1966 年修正而賦予總統更大權力（設置動員戡亂機構，決定動員戡亂有關大政方針，並處理戰地政務），實權卻掌握在行政院長蔣經國手中。個中原因，在於兩蔣是執政黨——中國國民黨的黨魁315。
　　如果執政黨黨魁出任行政院長而不是總統，是否可以避免虛位總統的實權化呢？土耳其提供了現實的例子：擔任總理多年並且政績卓著的前總理啊多安於 2014 年當選總統（該國首次直選總統）後卸去執政黨黨魁職務，繼任黨魁者出任總理；盡管土耳其憲法並未給予總統很大實權，盡管土耳其憲法規定總統需要斷絕與其原屬政黨的關系，但啊多安仍然是土耳其的實權人物。
　　所以，在憲政傳統並不深厚的國家，如果主流共識是避免總統擅權、強化責任內閣制，那麽有必要采用壹些“猛藥”，例如規定總統候選人參選前若幹年不得具有政黨黨籍，並明文禁止俄國式“二人轉”。
　　第三節總統、副總統選舉制度的優化
　　民國總統擁有超然於政府而代表人民的特殊地位，實權不多，但其各項實權和柔性權力的運用都要求總統具有平和的政治心態和高超的政治技巧，所以總統人選極其重要。中國儒家“內聖外王”的願景，用於總統是很合適的。上文討論過，全國選民直選總統（或者選舉與總統候選人掛鉤的選舉人）是很不妥當的做法，不但容易選出巧言令色的煽動家，而且有可能導致總統攜民意以自重。所以，民國總統由國民大會作為自主選舉人團而選出，是最佳途徑。
　　就具體的選舉方式而言，如何促使國民大會選出合適的人選？上文討論國大代表選舉方式時推薦的排序復選制和認可投票制，有助於選出行為大度、立場溫和、為多方接受者，並避免候選人之間的惡性負面選戰。目前西方已有愛爾蘭采用排序復選制選舉總統。
　　另壹個常為人們所關心的問題是如何避免賄選。筆者認為，國民大會選舉總統、副總統時應強制匿名投票，並禁止國大代表事後公開自己的選擇，使企圖賄選者面臨“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的局面，因無法確證國大代表的投票選擇而卻步。賄選問題，在任何選舉中都有可能發生，選舉機關不應諱談這種可能性，反而應當正視之，時時提醒投票人不要玷汙選票、即使得到了小恩小惠也不要為之改變自己的投票選擇。
　　此外，壹個值得優化的細節是總統與副總統應當聯袂參選。1948年第壹屆國民大會分別選出總統蔣中正與副總統李宗仁，二者的不和對後來的政局起到了不利影響，這個歷史教訓應當吸取。
　　第四節關於半總統制和議會制的討論
　　總統完全虛位的議會制，盛行於眾多成熟民主國家，而且在德國經制度改進而獲得很大的成功。與此同時，以法國為代表的半總統制則在民主轉型時期的國家暴露出壹定的缺陷。民國憲法的政體架構，因總統有些微實權而介於典型的議會制和半總統制之間，所以有必要結合中國國情進壹步討論，以辨析各種制度的適用性。
　　壹半總統制
　　這裏首先討論半總統制。政治學界通常概念中的半總統制，指的是總統由全民直選316、有壹定實權但不直接主持行政的制度，主持行政的總理則透過提名同意機制或倒閣機制對議會負責317。民國憲法的制度與這種意義上的半總統制的最大區別在於民國總統由國民大會作為自主選舉人團選出，不面向全國選民進行競選活動。如前所述，直選產生的總統容易產生攜民意以自重的傾向318，所以法國式半總統制在民主轉型初期有可能帶來不利後果。民國憲法之雙首長制，極其傾向於議會制，而且總統與人民之間隔有國民大會，這就使總統難以擅權亂政。
　　臺灣對民國憲法的現行增修條文，除了總統直選之外，在表面上給立法院以對行政院長提出不信任案的權力，看似半總統制，但行政院長在因不信任案通過而辭職的同時可以呈請總統解散立法院，這種玉石俱焚的可能性導致立法院投鼠忌器，因不願被解散而從未提出過實質性的不信任案319（迄今所有的不信任案都是立法院少數黨的作秀行為，明知通不過卻執意提出），也就形成了極其接近總統制的半總統制，行政院長逐漸矮化為為總統的幕僚長，所謂“不信任案”機制成為壹紙空文320。
　　臺灣歷次總統直選，直接決定了政府行政權的黨派歸屬，對社會的割裂都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321，為這種類型的半總統制（或者說事實上的總統制322）對華人社會的適用性打上了問號。華人社會壹方面講人情，另壹方面有分化對立傾向（“黨爭”並非近現代的新生事物）；中國大陸的憲政制度設計應當針對這些特點，興利除弊。
　　二總統完全虛位的議會制
　　再討論德國式的議會制。德國的成功制度，能否移植於中國？考慮
　　到民國初年議會制性質的臨時約法之下多次發生府院之爭（總統與總理的政爭），中國的國情民情是否決定了總統難以滿足於完全虛化的地位？在總理與議會相處融洽的情況下，總統未必有插手的機會，但如果總理與議會之間發生政爭，總統能否坦然置之度外？或者說，總統在這種情況下是否有必要發揮影響，幫助穩定政局？
　　筆者認為，指望中國大陸未來的總統完全不受官本位思維之影響、完全沒有權力欲望，是不切實際的。與其說在憲制架構上將總統完全虛化、在政局不穩之時聽任虛位總統伺機越權行事，不如像民國憲法這般，特意給總統留有在政局不穩之時直接起作用的實權，在平時則考慮
　　到代議制政府相對於人民的獨立性，給總統和副總統以溝通政府與人民這壹柔性職能。這樣的制度，可以促使總統和副總統發揮更多的正面作用，規避其難以完全擯棄的權力欲望在某些情況下可能帶來的不利影響。
　　三議會選出的行政總統
　　最後再討論壹個特殊的情況：南非由議會選出主持行政的總統，這個制度是否適用於中國？筆者認為，在議會存在南非非國大那樣長期穩定的多數黨的情況下，南非制度固然可行，但這種情況下民國憲法之改進型議會制壹樣適用。甄別各種制度的試金石，在於議會不存在穩定的多數聯盟、政局趨於不穩的情況。南非制度面臨這壹試金石，將使國家沒有壹個地位超然、能夠穩定政局的人物，因而是不合適的。此外，即使采用壹種非常有助於大黨的選舉方式（例如英美式單席選區制），也無法打包票形成議會的穩定多數，而且在民主轉型初期對大黨過於有利的選舉方式會妨礙國家政治的公信力、誘發沖突，甚至導致大黨及其黨魁的威權化傾向，所以這個方向也是不可取的。
　　民國憲法具有極其精妙的平衡機制，發揚了議會制的優點而避免其缺陷，並且有助於避免政治人物的人性弱點所可能造成的危害323，是中國大陸的最佳選擇。
　　政府五院
　　民國憲法之五院架構，與孫中山先生晚年的五權憲法設想有所不同：行政院對立法院負責而不是對國民大會負責，立法委員由選民選出而不是由國民大會選出，監察院成為具有西方國家國會上院壹部分職能的半民意機關。“憲法之父”張君勱先生則公開宣傳三權分立的議會民主制。所以，許多忠實於“建國大綱”的人士否認民國憲法是五權憲法，可以理解。但是，這種觀點實乃出於對孫中山權能區分原理要旨的誤讀，拘泥於並非要旨的制度設計細節而忽視了全局。下面引用鄭彥棻先生的論點說明這壹問題：
　　“……五權憲法的基本理論在權能區分、五權分立、均權制度與地方自治，這都正是我們現行憲法的特質，怎能說現行憲法並非五權憲法呢？324
　　“……關於立監兩院：（有人）認為立監兩院均由民選，其職權與三權分立的國會上下兩院相似，有違五權憲法思想；又認為立監兩院既屬治權機關，應由國民大會選舉，其職權亦與各國國會有別。自然，政權機關與治權機關性質不同，職權有別，但其區別在前者代表人民行使四權來管理政府，後者在四權管理下行使五權來為人民服務，立監兩院在四權管理下行使立法權和監察權來為人民服務，並不違反治權機關的性質。但憲法第六十二條立法院‘代表人民行使立法權’的規定，則易使政權機關和治權機關的性質，混淆不清，宜加考慮325。至立法委員由人民直接選舉罷免和監察委員由地方議會間接選舉，也和治權機關的性質並不違背，因為選舉罷免系屬政權，原應由人民直接行使，只因為我國幅員廣大、人口眾多，在中央才由國民大會間接行使，但在必要時，如能仍由人民直接行使，可更充分發揮政權的作用。所以立監兩院的組織和職權，雖然有些地方可再加研究，但在基本上並不違反其治權機關的性質。”326
　　厘清了民國憲法的五權憲法性質之後，讓我們分析五院制度設計的壹些重要問題：
　　第壹節行政院
　　壹責任政治
　　民國憲法第 57 條規定：
　　“行政院依左列規定，對立法院負責：
　　“壹、行政院有向立法院提出施政方針及施政報告之責。立法委員在開會時，有向行政院院長及行政院各部會首長質詢之權。
　　“二、立法院對於行政院之重要政策不贊同時，得以決議移請行政院變更之327。行政院對於立法院之決議，得經總統之核可，移請立法院覆議。覆議時，如經出席立法委員三分之二維持原決議，行政院院長應即接受該決議或辭職。
　　“三、行政院對於立法院決議之法律案、預算案、條約案，如認為有窒礙難行時，得經總統之核可，於該決議案送達行政院十日內，移請立法院覆議。覆議時，如經出席立法委員三分之二維持原案，行政院院長應即接受該決議或辭職。”
　　行政院基於上述規定，以改進型議會制的方式對立法院負責，立法院沒有倒閣權，行政院長和總統也沒有解散立法院的權力，這些都是民國憲法的重要特色。上述規定還具有“對事不對人”的性質，圍繞著政策、法案而不是針對內閣，在立法院和行政院分歧不大、不涉及原則問題的情況下，行政院長如果覆議失敗則可接受立法院意見而不必辭職，從而促進政局的穩定328。
　　本書上壹章論及民國總統的權力時已經闡述了行政院長和閣員的產生機制，下文將詳細討論行政院對立法院負責的具體方式和幾種可能出現的情況（其他壹些可能性極小的情況從略）。為文字表達方便起見，下文經常以“內閣”二字指稱行政院領導班子。
　　（1）在立法院存在多數黨或穩定的執政聯盟的情況下，立法院與行政院之間通常可以形成較好的協同運作，大大提高政府效率。同時，二者的協同性意味著行政院長不太可能試圖把立法院的決議或法案打回去覆議，所以總統基本上沒有機會行使對覆議案的核可權，更談不上發動“建設性倒閣”。也就是說，在這種情況下，總統僅有的實權即趨於無形，國家政體是事實上的議會制。
　　立法院與行政院的協同性，有可能導致執政黨團擅權的傾向。此時，總統作為人民權的代表，可以以國民大會和民意為後盾，施加柔性影響力。此外，總統如果獲得了將立法院微弱多數票通過的法案提請國民大會復決的權力，即可在必要時對執政黨團進行硬性制衡。
　　順便說明，有人認為議會制沒有做到行政權與立法權的嚴格分立，總統制則有助於二者的分立，這個說法不無道理，但如果因此而厚總統制、薄議會制就失之務虛了，因為現代民主國家普遍實行政黨政治，在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為同壹個政黨或執政聯盟主導的情況下，不論是總統制還是議會制都會出現行政與立法二權協同運作的局面，僅僅根據制度的大框架來奢談權力分立是不切實際之舉。下文的討論將表明，民國憲法的改進型議會制使行政院在對立法院負責的同時具有相當程度的獨立性，在行政與立法二權的協作與沖突之間形成了比總統制和典型議會制更為精妙的平衡。
　　（2）在立法院無法形成多數集團的情況下，如果立法院同意由壹位能夠為總統和過半立法委員所接受的人選出任行政院長、組織少數派內閣，那麽這個少數派內閣只要保持住總統和超過三分之壹立法委員的支持，就站穩了腳跟，能夠與總統聯手否決立法院的決議和法案329。這個局面，因立法院與行政院缺乏協同性而導致政府施政效率不高。至不濟，不會差過美國“分立政府”的局面，國家政局可以保持穩定。總統雖然以其對行政院長的支持而不具有中立地位（在政治影響力的角度可以說由此而獲得了壹些實權），但仍然具有壹定程度的超然性，除了涉及覆議案核可權的事宜之外，並不介入行政院的具體運作。
　　上文分析過，立法院內部有誌於入閣的政黨壹旦放棄了與其他黨派聯合形成多數集團的機會，就會因為立法院沒有單方面倒閣權而難以再次找到入閣的機會。所以，民國憲法的制度設計在沒有哪個政黨贏得立法委員選舉多數席位的情況下有助於打消各個政黨的觀望心態、促成多數聯盟的形成和鞏固，少數派內閣不會經常出現。也就是說，總統透過對“少數派行政院長”的支持而獲得壹些實權的情況不會經常發生，很可能在很長時間內僅僅作為壹種可能性而停留在紙面，。
　　（3）如果立法院執政黨團解體、行政院長在立法院內所獲支持跌至半數以下，原有的多數派內閣即蛻變為少數派內閣。這時，如果總統繼續支持行政院長，那麽只要行政院長保持了立法院超過三分之壹席位的支持，行政院即可正常運轉，與誕生伊始即為少數派性質的內閣沒有區別。
　　總統對國家政局的重要作用，在五院正常運轉時並不明顯，但在政局趨於不穩時即可體現：總統對行政院長的支持，可以促進立法院執政集團的穩定，因為在這種情況下執政集團的解體通常不能導致行政院的重組（行政院長在立法院所獲支持從過半跌至不超過三分之壹的可能性不大，但即使在這壹極端情況下，總統對行政院長的支持仍然可以維持內閣的存續330）。
　　筆者認為，民國憲法的這壹特點是對傳統議會制的壹個重大改進。
　　議會制的壹個經常遭到詬病的弊端就是大黨在沒有贏得多數席位的情況下為了拉攏小黨組成執政聯盟而給小黨過多好處，小黨入閣後也能夠以撤出聯盟、發動倒閣為威脅，對大黨進行要挾；小黨黨魁雖然通常不出任閣揆，但因其“造王者”（英文 kingmaker）的地位而得到與其所獲民眾支持率不相稱的大權，在壹些重要議題上呼風喚雨331。民國憲法以其精妙的制度設計，不給小黨以自重的機會，有助於減少政治勒索行為，加強內閣的民主性和政局的穩定。
　　（4）如果少數派內閣失去了總統的支持，行政院長也就失去了否決立法院決議的可能，立法院過半多數票即可對行政院施加指揮或進行杯葛。此時，如果立法院並沒有形成壹個不支持現任行政院的多數聯盟，那麽立法院即難以行事，對行政院的指揮或杯葛會停留在比較有限的程度，行政院長雖然沒有總統的支持，其地位還是大體穩固的，但效率低下。
　　這種碎片化的政局，不利於民主制度的鞏固，所以避免立法院的碎片化將是立法委員選舉制度設計的壹個重要考量。下文討論立法委員選舉制度時會推薦壹種優化的制度，在顧及公平性與代表性的同時有助於多數聯盟的形成。
　　（5）如果少數派內閣失去了總統的支持，而且立法院形成了不支持現任行政院的多數聯盟，那麽這個多數聯盟即可憑借其過半多數票，處處為難行政院，促使內閣總辭職，以在多數聯盟的基礎上產生新的行政院。
　　可是，如果屢遭立法院為難的行政院長壹再拒絕辭職，而且表面上聲稱接受立法院決議，實則陽奉陰違、消極怠政332，立法院應當如何應對？這個局面，是惡性的政爭，會影響國家政局的穩定，有違民國憲法制憲者的初衷，所以有必要避免，而且不宜留待監察院啟動彈核程序，否則政爭勢必加劇。事實上，民國憲法已經為這壹憲政僵局提供了解決方案：在立法院形成了新的多數集團的前提下，如果總統不支持現任行政院長，那麽總統即可依據立法院的最新多數共識，提名新的行政院長人選；新任行政院長壹經立法院同意，即應取代原行政院長，重新建立責任內閣。也就是說，雖然立法院沒有直接的倒閣權，但立法院與總統協力即可進行“建設性倒閣”。這壹制度的詳細討論見本書上壹章第二節，在此不重復。
　　二行政院的穩定性
　　在上文分析的基礎上，筆者試圖構建壹個簡單的模型，以具體說明行政院的穩定性即便在立法院不存在多數黨的情況下仍能維持。
　　場景：立法院存在大黨甲、大黨乙和小黨丙。大黨甲、大黨乙各自議席都超過三分之壹但不過半。小黨丙與其壹結盟即可形成過半多數，但在整體政治立場上更接近大黨甲。為簡單起見，其他小黨忽略不計。
　　需要指出的是，“最小獲勝聯合內閣”即勉強超過議會半數的執政聯盟並不是多黨制的定律，議會制國家經常出現基礎廣泛的“超量聯合內閣”，後者哪怕去掉壹兩個小黨仍然保有議會多數席位，更具穩定性，所以這裏僅僅考慮“最小獲勝聯合內閣”趨於不穩的情況。
　　政局的四角關系：除上述三黨，總統以其對行政院長的提名權和對覆議案的核可權，亦成為決定政局穩定性的壹個因子。
　　平衡狀態：大黨甲和小黨丙聯合執政，其權力分配較為適當（大黨不感到被勒索，小黨不感到被邊緣化）；總統沒有實權。
　　平衡移動壹：大黨甲將小黨丙邊緣化，小黨丙憤而退出內閣，轉而與大黨乙、總統聯手發動“建設性倒閣”，大黨乙和小黨丙聯合組建新內閣。因小黨丙事先並沒有勒索大黨的胃口，其得到的權力應當超過其被大黨甲邊緣化之後剩余的權力，但不壹定達到原有程度。這壹狀況對大黨甲毫無好處，所以大黨甲在“建設性倒閣”有可能發生的情況下排擠小黨丙（亦即“平衡移動壹”）的可能性不大。
　　平衡移動二：大黨甲將小黨丙邊緣化，小黨丙憤而退出內閣，總統亦不支持大黨甲，但其他各黨因政治立場的分歧而無法組成多數集團，立法院因碎片化而無法行事，大黨甲的少數派內閣茍延殘喘，與“看守政府”無異，只待下壹次大選。所以，“平衡移動二”對來自大黨甲的行政院長很可能弊大於利，發生的可能性不大。
　　平衡移動三：大黨甲將小黨丙邊緣化，小黨丙憤而退出內閣並與大黨乙結盟，但總統支持大黨甲，大黨甲的少數派內閣依賴於總統的支持。由於少數派內閣難以推動立法，其剩余權力相當有限，而且這所剩無幾的權力也不能由來自大黨甲的行政院長獨攬，仍然需要與人分享，只是合作夥伴從小黨丙換為總統。所以，這壹種“平衡移動”對來自大黨甲的行政院長而言未必有好處。如果總統是大黨甲的成員，大黨甲作為壹個政黨固然在整體上有可能得利，但此時行政院長的考量難免涉及個人權力。從這壹角度出發，如果行政院長不願仰總統的鼻息，就不壹定有將小黨丙逼出內閣的動機。但是，如果總統是大黨甲的黨魁或幕後實權人物，希望在外交、國防等主要由行政部門決斷的領域踢開小黨、發揮主導作用，那麽行政院長可能會不得已而為之。所以，在總統深深卷入政黨政治的情況下，“平衡移動三”有可能發生；在總統超然於政黨、基本上沒有政黨利益紐帶的情況下，“平衡移動三”發生的可能性趨於消弭。
　　平衡移動四：小黨丙在權力分配上對大黨甲進行政治勒索未果，憤而退出內閣，轉而與大黨乙、總統聯手發動“建設性倒閣”，大黨乙和小黨丙聯合組建新內閣。因總統支持大黨乙，即使小黨丙在和大黨乙組閣之時勒索後者而獲得較大權力，也很可能在新內閣建立之後不久就被邊緣化，因為大黨乙把在政治立場上距自己較遠的小黨丙排擠之後與總統分享權力（即上述“平衡移動三”由大黨乙唱主角），仍然好過原本在行政方面“壹無所有”的狀態。所以，“平衡移動四”雖然有利於大黨乙和總統，但很可能不利於小黨丙，後者沙盤推演、權衡利弊之後不壹定這樣做。也就是說，“平衡移動四”發生的可能性不大。
　　平衡移動五：大黨甲與小黨丙在重大議題上發生沖突，小黨丙雖然知道自己與大黨乙、總統聯手發動“建設性倒閣”之後很可能被邊緣化，但極其看重這壹重大議題，大黨乙和總統恰好在此議題上的立場接近小黨丙，於是發生“建設性倒閣”，小黨丙在前述議題上的立場成為新政府的政策。但是，小黨丙需要認真權衡的是大黨乙和總統是否會采取始亂終棄的態度，引誘小黨丙倒閣之後再排擠之，然後在前述議題上改變政策。只有在小黨丙相當確認大黨乙和總統在此議題上不會出爾反爾的情況下，“平衡移動五”才有較大可能發生。但是，小黨丙還有另外壹個選擇項：在這壹議題上走立法途徑而不是倒閣途徑，在立法院提出法案，尋求大黨乙對這壹法案的支持，法案通過之後大黨甲的行政院長如果試圖提交覆議，將得不到總統的核可。如果大黨乙和總統拒絕這壹選項、堅持發動“建設性倒閣”，那麽二者對這壹議題的態度即值得懷疑；小黨丙考慮到自己在整體政治立場上與大黨甲更為接近，或許會拒絕“建設性倒閣”，堅持走立法途徑解決前述議題。如果大黨乙和總統仍然拒絕走立法途徑，則凸顯其權力欲望，未必能夠得到任何好處，反而讓小黨丙和選民懷疑其立場；小黨丙失去的只是在這壹個議題上推行政見的機會，在更多議題上仍然能夠與大黨甲合作。反之，如果大黨乙同意走立法途徑，至少能夠使其在前述議題上的立場成為法律和政策，或許有助於在下壹次大選中爭取選票。所以，立法途徑解決問題的可能性遠遠大於“平衡移動五”的可能性。
　　平衡移動六：大黨甲與小黨丙在重大議題上發生沖突，小黨丙憤而退出內閣，但大黨乙和總統在此議題上的立場與小黨丙並不接近，無法聯手發動“建設性倒閣”，大黨甲維持少數派內閣。小黨丙固然彰顯了其在前述議題上的立場，但並不能使其立場成為政府政策。只有在小黨丙確信這壹做法有助於其在下壹次大選中贏得更多選票的情況下，“平衡移動六”才有較大可能發生。但是，小黨丙需要考慮到，其在前述議題上的立場異於兩個大黨，在下次大選中就此議題而鹹魚翻身成為大黨的機會未必很大，為了彰顯立場而退出內閣、導致政治僵局的做法可能疏離中間派選民。所以，整體而言“平衡移動六”發生的可能性不大。
　　以上六種“平衡移動”類型之外，筆者所能夠想到的其他情況或明顯不太可能，或與上述類型之壹類似，故不贅述。
　　綜上所述，民國憲法原文的制度設計之下，政治立場較為接近的兩黨聯合執政、權力分配較為適當的狀態有很大可能成為穩定的平衡狀態。如果能夠在制度上對總統人選做出資格限制（例如總統候選人參選之前若幹年不得具有政黨黨籍），確保總統超然於黨派，這壹平衡狀態將更加穩定。
　　此外，我們不妨拿德國的“建設性倒閣”制度做比較：德國制度之中不存在總統的作用，小黨丙若勒索大黨甲未果，則可倒向大黨乙，後者對小黨丙許以更大權力，即可與之聯合執政；大黨甲考慮到這種可能性，面對小黨丙的勒索很可能會做出壹定程度的讓步。兩種情況下，小黨丙作為“造王者”都得到好處，與之合作的大黨都會心有不甘。和以色列那樣隨意倒閣的議會制相比，德國的改進型議會制對“造王者”有壹定程度的遏制，但遏制的程度尚且不如民國憲法的改進型議會制。
　　三行政院任期問題
　　民國憲法沒有明文規定行政院領導班子的任期。1995 年，司法院作出釋字第 387 號大法官解釋，認為“基於民意政治與責任政治之原理，立法委員任期屆滿改選後第壹次集會前，行政院院長自應向總統提出辭職。行政院副院長、各部會首長及不管部會之政務委員系由行政院院長提請總統任命，且系出席行政院會議成員，參與行政決策，亦應隨同行政院院長壹並提出辭職。”也就是說，行政院的任期與立法委員相同，僅為三年。這壹解釋有很強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而且任期制並不妨礙行政院長的連任（如果總統和新任立法院希望行政院長留任，自然可以拒絕接受其辭職）。
　　上文討論過，因為立法院無法自行發動倒閣，總統和行政院長也沒
　　有解散立法院的權力，所以在某些情況下可以出現行政院與立法院步調很不壹致的局面。這種局面壹旦出現，延續時間不宜過久。但是，頻繁的選舉會導致政府的短視，所以立法院和行政院的任期應當在兩種考量之間尋找平衡點。筆者認為，三年的任期是較為優化的選擇333。事實上，如果立法院形成了穩定的多數聯盟、政府獲得廣泛的支持，那麽立法院和行政院的三年任期都只具有象征性意義。
　　四行政院權限問題
　　民國憲法並未明示行政院之權限，是否屬於重大疏失呢？當然不是。美國憲法除了列舉壹些總統職權之外，同樣沒有詳述行政部門的權限。原因在於，依法施政是憲政民主國家的基本原則，行政部門的權限乃由立法部門依據憲法原則而劃定。至於具體的部門分工，考慮到其他四院之執掌在民國憲法中有列舉式的規定，剩余項目之默認歸屬自當在於行政院，但由於考試院的執掌項目采用了開放式列舉，以及憲法明定的職權可以導出引申職權，立法院自當有權以立法的方式做出合理安排。例如，選舉委員會這壹並不具有憲法位階但責任重大的獨立機關宜掛靠於考試院而不是行政院，國家人權委員會由於分擔監察職能而宜為監察院的壹部分，皆可由立法院以法律定之，詳見本章第四、五節。
　　第二節立法院
　　壹立法委員人數問題
　　民國憲法對今日之中國大陸具有極強的適用性，唯壹壹條必須修改的條文是立法院的人數：民國制憲者忽視了中國人口增長的勢頭，關於立法委員人數，在第 64 條規定“各省、各直轄市選出者，其人口在三百萬以下者五人，其人口超過三百萬者，每滿壹百萬人增選壹人”，用於今日之中國大陸即會導致立法委員人數超過壹千五百，絕然沒有正常議事的可能。為了保證議事效率，而且考慮到國民大會已經承載了民意職能，立法委員總數似應控制在四百以內。如果設置壹定數量的全國不分區議席，那麽上述規定似可改為“人口在三千萬以下者五人，其人口超過三千萬者，每滿壹千萬人增選壹人”334。
　　其他立法委員名額（邊疆民族地區、華僑、職業團體），憲法規定另以法律定之。
　　關於邊疆民族，本書第三章對這壹概念作出了極其廣義的解讀（體會制憲者的用意，解讀為“社會經濟地位處於弱勢的原住民族”），但立法委員人數不宜過多，如欲不超過四百人，那麽，筆者認為不妨以中共現行地市級“民族區域自治”單位為出發點：（1）內蒙、新疆、廣西三個自治區在不限民族的分省名額之外增設五個非漢民族立委名額。
　　西藏人口不多，絕大多數為藏族，五個分省名額勢必被藏族包攬，不必增設名額。寧夏人口不多，不宜增設名額，可在其作為省區而得的五個名額之中保障三個非漢民族名額。根據上述設想，五個自治區共 40 個立委名額，其中至少 23 個來自非漢民族。（2）全國其他省區目前共有25 個自治州，除延邊朝鮮族自治州因自治民族並非弱勢原住民族（朝鮮族教育水準在全國各族名列前茅）而排除在外，其余 24 個自治州可依據地域進行歸並，原則上每兩個自治州得到壹個非漢民族立委名額335。按照上述算法，非漢民族議席至少 35 個336。考慮到內地分省席位以及全國不分區席位中勢必產生壹些非漢民族立委337，如果立法委員總數四百人，非漢民族立委比例將超過其在中國大陸總人口中所占的 9%比例338。
　　至於僑選和職業團體名額，民國憲法在臺灣的增修條文將其並入全國不分區議席，這壹做法值得借鑒339。
　　香港、澳門在 1946 年制憲之時尚未回歸中華民國，其立委議席也應在關於立法委員人數的修憲案中壹並解決。筆者認為，香港似可比照直轄市獲得五席，但澳門人口過少，似應獲得壹個席位。
　　臺灣則需要特殊對待。如果中國大陸光復民國，那麽在臺灣的中華民國和在大陸的中華民國具有對等地位（臺灣在禮儀上居尊），很可能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共存，統壹與否的問題不宜急於提上議事日程。兩岸本著互相尊重的原則，可以考慮在對方的立法院派駐若幹觀察員。
　　在上述設想之下，總人數為四百人的立法院可能具有如下構成：近二百壹十個分省議席（包括港澳），三十個非漢民族專設議席，壹百六十余個全國不分區議席。
　　二立法委員選舉制度概述
　　民國憲法規定，立法委員選舉的具體制度以法律定之。
　　（壹）多席選區單記不可讓渡投票制
　　1946 年制憲後，作為看守政府的國民政府於 1947 年制定了立法院立法委員選舉罷免法及其實施條例，大體上采用了多席選區立委直選制度。各省壹般分為每區四至六個席位的數個選區，具體的選舉方式是單記不可讓渡投票制340，每票只可選壹個候選人，選區有幾個席位，得票總數居前幾位者當選。這種選舉方式符合民主原則，但在操作上有壹些嚴重弊端：例如，某個候選人得票過多則有可能導致同壹政黨內其他候選人落選，因此政黨需要在各個選區組織配票，避免黨內候選人之間的競爭341。又如，臺灣的選舉經驗表明，這壹選舉方式在某些情況下為金權政治制造了溫床，明顯有黑金背景、被多數選民唾棄的候選人仍然有可能憑借少數選票而當選342。臺灣已經改革了選舉制度，中國大陸將來也不宜采用多席選區單記不可讓渡投票制343。
　　（二）並立制，兼論單席選區制
　　臺灣現行的立法委員選舉制度，是單席選區制議席與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議席的混合體，稱作並立制（亦稱獨立混合制或平行混合制），其中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下簡稱“全國不分區”）議席采用盛行於歐陸的政黨名單比例代表制。選民在立法委員選舉中投兩票，壹票選人，針對自己所在選區的候選人，另壹票選黨，針對全國不分區的政黨候選人名單（全國不分區議席大致按各黨得票比例進行分配344，每個黨贏得幾個不分區議席，其所提出的候選人排序名單的前幾位即當選）。這個制度，和以前的制度相比是很大的改進，但其中的分區議席采用英美式的單席選區相對多數制，已經呈現了兩個嚴重弊端：
　　其壹，兩個大黨主導了選舉，各自的選民基本盤日趨激進，中間派選民則被大黨綁架。
　　其二，區域立委往往缺乏立法知識與能力，卻又攜民意以自重。立法院中行為荒唐者多為區域立委345，但他們因民意後盾而有恃無恐，甚至故意透過某些出格行為來增加在媒體的出鏡率，以有辱斯文的方式凸顯黨性，鞏固自己的選民基本盤，至於政治空氣的敗壞和社會的割裂，就不是他們在乎的事了。
　　上文討論國民大會代表選舉制度時推薦的排序復選制和認可投票制，如果用於區域立委的選舉，可以在壹定程度上緩解上述弊端，但效果有限：
　　其壹，大黨在單席選區制的框架之內無論如何都占有極大優勢。比如壹個小黨在全國各個選區都獲得大約 10%選民的支持，那麽不管采用什麽選舉方式，這個小黨都很可能壹個議席也得不到；如果其選民分布不均勻，那麽或許能夠得到壹些議席，但所占議席比例會遠遠低於其所獲得選民支持的比例。西方民主國家的經驗表明，單席選區制容易促成兩黨制，中間派選民的聲音得不到表達。臺灣的政治實踐表明，兩黨制加劇了社會割裂和社會陣營之間的敵對態度，對華人社會未必合適。
　　雖然毫無限制的多黨制也有嚴重弊端，但我們面臨的並不是二者擇壹，而是尋求壹個更好的中道，下文很快就要討論這個中道。
　　其二，任何針對候選人個人的選舉，都勢必凸顯候選人的口才和外貌346，才能反而難以得到展現。對國民大會代表的選舉而言，國大代表只需善於和選民溝通、忠實於民意即可，不需才能高超，但立法委員作為專職議員，應當有立法專長或公共事務特定領域的專長，否則難以勝任。
　　其三，臺灣的 73 個區域立委議席，平均每個選區 32 萬人口，其立委選戰即已耗資巨大。中國全國範圍，國民大會的每個選區不超過壹百萬人口，仍可操作，但是，立法院的議事效率問題決定了立委人數不宜過多（否則難以議事），每壹個立委席位對應於人數極多的選民，立委競選勢必需要極多的資金，容易導致利益集團對立委的操控347。
　　綜上所述，立法委員單席選區制（以及包含了這種制度的並立制348）不合中國國情。
　　（三）政黨名單比例代表制
　　臺灣之全國不分區議席的選舉所采用的政黨名單比例代表制，在歐陸國家盛行。這種選舉方式，對中國大陸人民而言可能顯得陌生，但《經濟學人》民主指數排行榜上名列前茅的國家幾乎都實行某種形式的比例代表制，這個事實是發人深省的。
　　如果我們擔心以政黨為操作對象的比例代表制導致議員與選民之間的隔閡，那麽，請仔細分析：選人的制度，真的能夠避免議員與選民之間的隔閡嗎？美國眾議院 435 個議席之中的絕大多數（350 上下）都屬於兩個大黨的“安全選區”，缺乏競爭，導致矛盾局面：國會整體受民眾支持率慘至 10%，但數次選舉並未改變國會構成。英國和美國作為最古老的立憲君主國和憲政民主共和國，其所實行的單席選區制為中國人所熟知，但我們的思想如果突破英美制度的羈絆，放眼於世界，那麽政黨名單比例代表制的普遍性是顯而易見的349。
　　臺灣現行立法院混合選舉制度中的全國不分區立委，大都表現良好並具有立法能力或特定領域的專業水準350，因為水平高的候選人列入政黨名單有助於吸引選民351，爭議人物如果上榜則會拉低政黨的得票率352。也就是說，政黨名單制度有自糾正機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黑金背景或行為不堪的候選人列入名單。
　　民國憲法的政治架構，有國民大會作為民意機關，有監察院負責接待民眾陳情353，所以立法委員的選舉完全可以效法歐陸國家的經驗，不拘泥於壹個選區壹個議席的民意代表性，而在以省為單位的大選區完全實行政黨名單比例代表制354。是否設置全國不分區議席，則有待討論這裏需要略談三個顧慮：
　　其壹，比例代表制通常導致多黨制，很少出現單壹政黨執政的情況，這是否適合中國國情與民情？筆者認為，答案是肯定的，有下述兩方面原因：
　　（1）從反面來看，由於中國長期的“官本位”傳統和中共的負面影響，如果中國大陸民主化之後出現單壹大黨執政的情況，此執政黨很可能會走向威權化、壓制反對黨，妨礙民主憲政的鞏固。
　　（2）從正面來講，中國作為壹個內部差異極大的多元國家，有必要采行中間路線，政策不宜過於偏左或過於偏右。中國大陸民主化之後，左派和右派政黨的出現幾乎是不可避免的，這兩個對立陣營組成聯合政府的可能性不大，為了避免兩黨制造成的政策兩極震蕩和社會割裂，比例代表制所促成的多黨制和中間派政黨經常入閣的局面是更好的選擇。
　　誠然，多黨制在中國歷史上不曾有過實踐，但考慮到中國作為“人情社會”導致國人普遍精於人情這壹事實，如果壹個或數個中間派政黨在立法院站穩腳跟，那麽中間派有可能跨越黨派界限，或與左派、或與右派聯合執政，促使政策趨於溫和，並保持長期的穩定性。未能參與組閣的政黨，也有可能因為與中間派的良好關系而對內閣不采取激烈對抗的態度，而且可以對執政聯盟所推動的法案提出建設性的優化意見（或者其反對意見透過中間派的斡旋而被執政聯盟采納壹部分，從而在效果上促成法案的優化）。與經常陷入“零和遊戲”的兩黨制相比，多黨制能夠促成雙贏、多贏，形成“共識決”而不是“多數決”的民主運作機制，具有明顯的優勢356。
　　其二，政黨名單比例代表制，意味著法定政黨政治，是否不妥？答案很簡單：民主程度高的西方國家，無壹例外都在代議立法機關實行政黨政治；包括美國、英國這樣沒有政黨比例代表制度的，也自然而然在鄉鎮自治體之外的所有政府層級形成了政黨政治（只不過是具有割裂性的兩黨制）。中國要想獨辟蹊徑，擺脫政黨政治，可能性近乎零。更為務實的做法，是在立法院透過比例代表制實行政黨政治，而在國民大會淡化政黨政治、彰顯民意，二者相得益彰。
　　其三，政黨名單比例代表制是否違反民國憲法第 129 條所規定的直接選舉原則？答案是否定的：只要政黨所提出的候選人排序名單在登記截止時業已確定、選民投票時可以看到名單，即為直接選舉357。
　　三政黨名單比例代表制的最佳版本
　　政黨名單比例代表制的具體細節還有許多值得深入討論之處，這裏單列壹小節分析之。
　　（壹）政黨名單概述
　　承載了西方眾多民主國家多年經驗的政黨名單比例代表制，通常包含如下的核心內容：1，選民透過選票作出對政黨（或同等組織）候選人排序名單的選擇。2，各選區的議席按政黨票數比例分配，議員從各個政黨的候選人排序名單中依序產生。3，無黨派人士可以作為“單人政黨”或數人聯合起來作為具有政黨地位的“獨立參選團”參加選舉（後者可以增加贏面，只要候選人之間能夠就座次達成共識）。
　　最簡單的做法，是在選票上只選黨，不選人（選票上或選舉手冊上通常列出各黨的候選人排序名單，所以選民在效果上仍然是直接作出了對候選人的選擇）。以在臺灣的中華民國立法院之全國不分區議席為例358，開票時各黨按得票比例分配議席名額359，按候選人在各黨名單上的排序填充議席，之後如果剩下不足壹個議席的零頭，匯總在壹起成為整數余額，還需根據各黨零頭的大小來分配余額議席（此即“最大余額”
　　制度，有的國家則實行“多數獎勵”制度，將余額獎勵給得票最多的政黨）。
　　此外，大多數實行比例代表制的國家都設置最低門檻，得票率低於最低門檻的政黨得不到議席。這種做法是為了避免小黨林立的現象，雖然降低了比例性並且對小黨不甚公平，但實屬不得已而為之360。門檻的高低，以 3%-5%為多。在臺灣的中華民國立法院之全國不分區議席有5%的門檻，土耳其則高達 10%。在中國大陸，如果設置全國不分區議席，門檻的高度不宜走極端，3%-5%似較合適。在以省為單位的選區則不壹定設置專門的門檻，因為各個選區議席不多，議席數量加壹再除100%，即為自然門檻361（例如在有 9 個議席的省，10%即為門檻），但在各黨選票過於分散的情況下還需要某種後備方案362。
　　設置門檻的好處毋庸置疑，但投給不及門檻的小黨的選票都成為廢票，對投下這些選票的選民而言是不公平的。極端的例子，如土耳其2002 年選舉中 10%的門檻導致 46%的選票成為廢票，這壹結果降低了選舉的民主性。中國大陸民主轉型初期，社會上政黨林立幾乎是必然的現象，選舉中不高的門檻也有可能導致相當大的廢票率，而且某些陣營有可能因為選票分散於許多立場近似的小黨而壹無所獲，這些情況壹旦發生，會降低人民對民主的信心，危及民主憲政的穩定。
　　此外，許多選民為避免自己的選票成為廢票，有可能出於“棄保”
　　心態，舍棄自己最中意的中小型政黨而轉投差強人意的大黨，導致許多中小型政黨的得票率明顯低於其民意支持率。這種棄保效應，對支持率距離門檻不遠的政黨而言極不公平。
　　有沒有辦法解決高廢票率和棄保效應的問題呢？
　　（二）排序復選政黨名單
　　上文討論國大代表選舉和總統選舉時介紹過的排序復選制，就是答案。也就是說，把針對人的排序復選移植到針對黨的選票上來，在選民對最中意的政黨投下壹票之外，還允許選民在選票上作出第二、第三甚至更多選擇；開票時先看第壹選擇，淘汰不及門檻者中得票最低者，其得票若有第二選擇，則按第二選擇分派，如此反復（若某張選票第二選擇也被淘汰，則看第三選擇），直至剩下的政黨都達到門檻363。
　　對中國大陸選民而言，排序復選政黨的方法不會讓人感到奇怪，因為高校招生過程中實行多年的考生填報第壹誌願、第二誌願、第三誌願的制度與排序復選制異曲同工。
　　這種“排序復選政黨名單比例代表制”，可以使選民放心在第壹選擇反映自己的真實政見，在第二或第三選擇確保選票不致作廢，壹攬子解決了廢票現象和棄保效應的問題（廢票難以完全消除，但可以減少到無足輕重的程度），強化了選舉的民主性364。此外，還有三個附帶的好處：
　　其壹，選戰之中，各個政黨為了避免激怒其他政黨的選民、失去被列為第二或第三選擇的機會，勢必致力於正面競選、強調自己政綱的優勢，而不是大肆采用負面競選、互相攻訐。在中國大陸民主轉型的初期，積極正面的政治空氣有助於民主政治的鞏固，所以排序復選制不論選人還是選黨都是極佳的選擇。
　　其二，未達門檻而被淘汰的小黨，自然有興趣知道自己的選民如何作出排序選擇。如果其中大部分的後備選擇都包含了另壹個政黨，那麽這兩個黨漸行漸近就成為水到渠成之舉。選民透過選票促成的政黨整合，比政黨高層互動而導致的整合更具有穩固的基礎。
　　其三，過關而獲得議席的中小型政黨，在決定是否與大黨聯合組成聯盟之時，同樣可以參考自己的選民的其他選擇，這就為政黨聯盟的形成提供了有力的民意基礎，有助於政局的穩定。365中國大陸民主轉型的初期，大黨獨斷專行的現象不利於民主的鞏固。與壹黨制（指的是壹個大黨、多個無足輕重的小黨）和兩黨制相比，透過“排序復選政黨名單比例代表制”而改進的多黨制有助於減少政爭、促進共識，實現“共識決”而不是“多數決”（後者有更大可能導致社會割裂和政治危機）。
　　（三）轉型初期政黨整合的途徑
　　結束本小節之前，有必要對中國大陸民主轉型初期的政黨政治問題
　　略作討論。民國初年數百個政黨驟然湧現，臺灣開放黨禁之後也有類似局面，那麽中國大陸重現政黨百花齊放的格局幾乎是必然的。但是，這樣的格局必須盡快整合為幾個中型和大型政黨，以促進政治的穩定。否則萌芽狀態的小黨鱗次櫛比，選民難免無所適從，民主轉型過程中極其重要的最初幾次選舉有可能弊病環生。
　　如何促成小黨的整合呢？筆者認為，中國大陸以重歸民國法統的方式實現民主轉型並選擇合適的選舉制度，即可在選舉過程中自然而然推動政黨整合：
　　（1）中國大陸民主轉型過程中第壹個選舉，應當是國民大會代表的選舉，以單席選區排序復選或認可投票的方式產生絕大多數甚至全部國大代表（同時可以考慮連帶著選舉產生縣級和基層自治政府，但後者因自治法規尚不完善而具有臨時性質）。如前所述，國大代表選舉的排序復選制有利於溫和的、黨性不強的候選人，可以淡化政黨政治對國民大會的影響，但選舉過程並不排斥政黨。國大代表選票上針對候選人的排序，可以體現選民對各個候選人以及各個政黨相似度的觀感。所以，國民大會代表選舉結束後，國大代表選票的數據分析和即將到來的立法委員選舉的壓力將促成第壹波政黨整合。
　　（2）鑒於民國憲法原文所規定的立法委員人數計算方式已不切合當前情況，國民大會必須就立法委員人數問題對憲法作出增修。此外，為進壹步促進政黨整合，可考慮在關於立法委員人數的修憲案或選舉法中加入政黨地域分布的要求，例如壹個政黨必須在至少 10 個省級選區達到參加立法委員選舉的標準（提出候選人名單，並得到壹定數量的選民的簽名支持），才可獲準參加任何壹省的立法委員選舉366。上述做法，能夠避免政黨地域性碎片化的局面，促成第二波政黨整合。兩波整合之後，達到參選標準的政黨數量不會過多，便於選民挑選。
　　第二波政黨整合的同時，還可以發生以非漢民族為基本盤的政黨與全國性大黨的合作。前者勢必難以獲得全國不分區議席，但是，民國憲法為非漢民族提供了議席保障（參看本節第壹部分的討論），在這壹前提下，地方性政黨從議席保障所獲得的優勢彌補了其在全國整體範圍的劣勢367。在設有非漢民族議席保障的選區，排序復選政黨名單制度可以讓非漢民族選民壹票多用，如果第壹、第二選擇投給了有望奪得民族保障議席但無法競爭全國不分區議席的地方性政黨，那麽第三、第四選擇可以投給全國性的大黨。這樣的安排有助於地方性政黨和全國性的大黨在民意基礎上的合作，增強前者的向心傾向，這正是斯泰潘、林茨等學者倡導的有利於“打造國族”的因素之壹368。
　　（3）排序復選政黨名單比例代表制的立法委員選舉，則會促成第三波政黨整合，奠定其後數年的政黨格局。此外，還有壹個值得考慮的臨時制度是要求在民主轉型後第壹屆立法院獲得席位超過壹定比例的政黨都進入行政院組成大聯合內閣，以進行磨合並避免激進政策。
　　（4）為了限制地域性政黨，壹個值得考慮的做法是借鑒“票池”
　　（vote pooling）模式369，對全國不分區議席做出限制，要求壹個政黨必須在壹定數量的省級選區達到門檻才可分得全國不分區議席，甚至可以依據各個政黨在全國各省級選區得票率的離散程度，對其在全國的總票數做出下調370，再分配全國不分區議席。但是，在民主轉型初期，許多政黨尚且難以在全國各地打開局面，所以“票池”模式不妨預設從第二次或第三次立委選舉開始使用371。這樣的預設規定，有助於促使在不同地域力量較強、政治立場接近的幾個小黨整合為中型、大型政黨。
　　四政黨候選人名單公平性問題
　　政黨候選人名單，涉及政黨內部的暗箱操作，有可能招致爭議。
　　就名單人選而言，如前所述，名單是對選民公開的（可以要求各個參選政黨在選舉登記截止日必須公開候選人名單，以確保選舉的直接性，給選民足夠的時間來分析名單、甄別候選人），所以各個政黨內部議定名單之時必須考慮選民的反應，爭議人物列入名單會影響政黨的得票（例如黑金背景者有可能把全黨拉下馬；觀點極端者雖然可以鞏固基本盤，但同時會嚇走許多中間派、無黨派選民）。也就是說，名單的公開性可以促成名單人選的優化，名單產生過程之暗箱操作所可能帶來的壹些弊端由此得到遏制372。
　　就名單之內的候選人排序而言，政黨暗箱操作有可能導致某些在選民中眾望所歸的候選人因黨內派系平衡與權力運作問題而排名靠後，甚至可能發生下述情況：某個排名居中或靠後的候選人獲得許多選民的支持，提升了政黨的得票率，但開票後按排序分配議席時這位候選人因排名不夠靠前而未能入圍373。為了避免這種不甚公平的現象，許多國家采用了壹定程度的“開放式名單”制度374。這裏不枚舉開放式名單的可能方式，而是針對中國國情，推薦較為合適的制度：
　　在中國大陸民主轉型的初期，鑒於選民民主習慣的缺乏和政黨政治的不成熟，似不宜急於追求選舉制度的完善。封閉式名單，即選民在代議立法機關的選舉中只選黨、不選人，因其簡單易行並有助於加強政黨的凝聚力375，是民主轉型初期最為適合的選擇。政黨內部制定名單之時可能出現的不公平現象，在政黨政治的幼年時期可以透過候選人另投他黨而得到壹定程度的解決。
　　待到民主政治在中國大陸日趨鞏固，早期多個政黨經過重新洗牌而整合為幾個中型、大型政黨和壹些邊緣化的小黨，前述政黨分裂重組機制即逐漸失去普遍的可行性。此時，名單制度可考慮優化。例如，在針對政黨投票的基礎上，允許選民在所選政黨的候選人名單上進壹步圈選壹個或數個候選人376。排名靠後的候選人，如果被壹定百分比之上的選民圈選，其排序即上升至名單前列（這些候選人之間，以得票多少排序）。可以預料的是，如果沒有出現名單排序過於離譜的現象，大多數選民可能會圖省事而不圈選任何候選人（可視同圈選排名首位者）。
　　此外，政黨在各省選區的名單似應由各省黨部或各省黨員會議自行決定，而不宜由中央黨部包攬各省名單和全國不分區名單，否則黨魁權力勢必過大，而且有可能出現“異地當選”的現象（例如黨魁把親信安插到該黨支持率較高的省份的候選人名單上，盡管親信的住地和籍貫並不在這壹省份）377。如果實行壹定程度的公費競選制度，那麽國家似應根據選民登記、選票等指標，直接劃撥壹部分競選經費給各個政黨的各省黨部，而不是把全部資金交給各黨的中央黨部。公費競選是民主國家常見的制度，有長期的經驗可循378，但已超出本書所討論的範圍，恕不詳述。
　　五婦女名額問題
　　民國憲法第 64 條規定婦女立法委員名額以法律定之。臺灣目前立法院的區域席位沒有婦女名額，全國不分區席位則要求各黨當選人之壹半為婦女。中國大陸民主化之後，如果絕大多數議席實行比例代表制，似可考慮類似做法，規定開票之後各選區內各個政黨議席的婦女比例。
　　按排序名單填充議席之時，如果達不到婦女比例，則需要讓排名靠後的女性候選人優先分得議席379。考慮到女性選民的力量，名單上婦女候選人過少的政黨勢必很難贏得女性選民的支持，所以政黨名單比例代表制有利於增加婦女議席的比重，最低名額的規定雖然有必要存在，但在實際操作中或許不會經常觸及底線。
　　六立法委員缺位替補問題
　　民國憲法第 75 條規定“立法委員不得兼任官吏”，也就是說，如果立法委員成為行政院閣員，即應從立法院去職。此外，立法委員辭職或去世也會造成缺位。政黨名單比例代表制，在缺位出現時可從原有名單中替補，不需另行補選。
　　順便說明，張君勱先生在《中華民國民主憲法十講》中有如下建議：憲法第 75 條“既有此規定，自然部長人才無法取之於立法院之內，或者說凡被任命為部長之人，非辭立法委員不可。但我以為此條文之解釋如何，應俟吾們對於立法院之政策決定之後，然後其解釋乃有意義。假定政府與各黨決定部長可以兼任立法委員，就是說凡任部長之人，不必辭去立委，則部長議席可以保留，雖部長不坐在原座位之上，甚至不許投票亦無不可，但壹旦辭去部長之後，仍可回到立法院議席上。此種辦法好處，就是有行政經驗之人，可以參加立法工作，對於立法方面只有好處。”380 張君勱先生的主張（並非制憲共識而是他在事後提出的較為牽強的變通方式），在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中並未得到贊同，但在比例代表制的情況下，可以有如下的變通方式：立法委員因出任閣員而辭職者，其政黨依據名單排序而推出的替補立委具有臨時性，壹旦原任立委離開內閣，只要其原有立法院任期尚未結束，而且本人有意返回立法院，即可在立法院復職，其替補人選則自動去職。這個變通方式在歐洲議會制國家有先例可循381，確保了立法院人數的穩定，並且可以透過立法而不是修憲的方式來實現。
　　七立法院任期問題
　　民國憲法第 65 條規定立法院委員任期三年，可連選連任。立法委員和內閣成員是否應當有連任次數的最高限制呢？這個問題，在中國大陸民主轉型初期沒有實際意義，可留待民主制度鞏固之後再做討論382。
　　另壹個值得討論的問題是立法院的固定任期。如前所述，民國憲法之制度作為改進型議會制，為促進政局的穩定而沒有給立法院以單方面倒閣權，也沒有給總統和行政院長以解散立法院的權力，但既然在倒閣問題上可以有“建設性倒閣”的變通機制，那麽在立法院解散問題上是否應當允許壹定程度的變通呢？筆者認為，可以考慮透過修憲賦予立法院以超級多數決的方式自行解散的權力：在立法院剩余任期超過壹年的情況下，經立法委員總數三分之二同意，立法院可自行解散，在壹個月內舉行選舉，新選出的立法院補足上壹屆的剩余任期。這壹設想對應於本章第壹節簡略提及的壹個特殊情況：如果總統所支持的行政院長在立法院所獲支持跌之三分之壹或更低，那麽這樣的“超級少數派”內閣存在的價值也許是有限的，立法院在無法形成穩定的三分之二多數集團杯葛行政院長而迫使其辭職的情況下，只要“自行了斷”，即可訴諸選民，形成新的立法院和新的內閣。這在效果上是壹種特殊的倒閣途徑，因其不可能經常發生，無損於民國憲法促進政治穩定性的初衷。
　　八代議立法機關壹院制問題
　　雖然民國憲法的國會制度有“三院制”之說，但代議立法機關僅有立法院，就代議立法職能而言是事實上的壹院制。考慮到代議立法機關兩院制盛行於多數民主國家，民國憲法在這壹方面是否有欠缺呢？為了找到這個問題的答案，我們不妨參照美國政治學家達爾的觀點。達爾在《美國憲法有多民主？》書中指出，雖然幾乎所有的聯邦制國家和許多單壹制國家都實行兩院制，但是，即使在透過上院的議席配置來促進聯邦成員平等地位的聯邦制國家之中，上院具有較強立法能力的也只有四個，許多國家的上院都趨於虛化無為。對於壹些歐洲國家取消國會上院的做法（如瑞典於 1970 年由兩院制改為壹院制），達爾表示贊同383。
　　達爾的著作主要是面向美國讀者，對美國憲政制度的缺點作出批判，但對中國讀者也有參考價值。
　　中國大陸民主轉型的初期，如果設置具有較強立法能力的國會上院，有可能因為上下兩院的政爭而影響民主憲政的鞏固。此外，如果上下兩院被同壹個多數黨控制，那麽兩院之間即難以做到充分的制衡，反而由於每壹個法案都必須獲得兩院通過而降低立法效率。
　　立法院作為壹院制代議立法機關，可以避免上述問題，但立法院多數派擅權的現象也是有可能發生的。如果立法院多數派的行徑普遍不得人心，國民大會在民主憲政初期盡管尚未獲得對普通法律的創制權和復決權，也可考慮使出修憲權這壹殺手鐧。事實上，國民大會和總統的潛在影響力（包括修憲的威脅和柔性影響）有可能對立法院形成足夠的制約。
　　民國憲法的長期目標（在國民大會獲得對普通法律的創制權和復決權之後）是在平時授權立法院以較高效率行使代議立法職能，在必要情況下由充分體現民意、實行委任代表制民主機制的國民大會對立法院作出制衡，以兼得高效和制衡之利。如果中國大陸民主轉型之時的普遍共識是避免立法院擅權，那麽，提前賦予國民大會對普通法律的創制權和復決權，以及給總統以將不及高票標準的立法院法案提請國民大會復決的權力，是勝過兩院制代議制度的方案。臺灣 2014 年立法院多數黨試圖強行通過“服貿協議”而引發學運，似乎說明中國大陸民主轉型之時需要對代議立法機關施加足夠的制衡384，以防患於未然。
　　九立法院長定位問題
　　在臺灣的中華民國立法院，本應成為華人世界的民主樣板，但令人遺憾的是，不但許多立法委員行徑荒唐，而且立法院長對立法委員的違規行為往往聽之任之。究其原因，有必要指出，民國憲法在臺增修後形成的兩黨制和事實上的總統制政體，使立法院和總統主導的行政院不再具有協同性，所以立法院長的權力得到強化（美國眾議院議長和參議院多數黨領袖權力很大，也是同樣的道理）385。這壹前提之下，立法院長對某些立委違反議事秩序的行為采用放任的態度，在效果上為暗箱操作的“黨團協商”提供了理由386，進壹步強化了自身權力。但話說回來，立法院長擴權，對掌握行政實權的總統起到了制衡作用、避免其擅權，並使少數黨的意見在立法程序中得到了壹定程度的尊重，所以有其正面作用。
　　民國憲法原初條文所規定的改進型議會制，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可以保證立法院和行政院的協同性，並且有國民大會和超然於五院政府的總統對政府擅權的傾向進行柔性制衡（必要時可施加硬性制衡），所以民國憲法重新施行於中國大陸之後的立法院不應出現實權院長。理想的狀態是效法議會制國家常見的制度，議長（立法院長）以超然的姿態負責主持會議、履行程序性的任務，並依據議事規則執行紀律、維持秩序，而不具有政治性的實權387。但是，由於缺乏民主傳統，中國大陸在民主轉型初期乃至轉型啟動之後相當長的時間能否真正做到“議長中立化”
　　是令人懷疑的，如果負有“中立化”之期待的議長濫用其在議事程序等方面所能夠支配的彈性空間，將有礙民主鞏固。為此，德國式“合議制”議長制度（各個黨團推派壹人組成主席團，輪流擔任議長、副議長，並依席次比例推派代表組成“元老院”，議長做出決定前需征求“元老院”的意見388）似乎是較好的選擇。
　　立法委員的違規行為，雖然可以在規則的基礎上進行懲戒，但防患於未然是最佳策略。多黨制的共識式民主機制，以及選黨不選人的比例代表制，有助於在立法院形成健康的議事氛圍，促使少數黨立法委員選擇文明理性的行為方式。
　　第三節司法院
　　壹司法院的定位
　　（壹）現狀
　　民國憲法第 77 條規定“司法院為國家最高司法機關，掌理民事、刑事、行政訴訟之審判，及公務員之懲戒。”中華民國行憲實踐中，司法院除大法官釋憲外，角色是司法行政機關389 而不是終審法院，下設最高法院、最高行政法院和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承擔終審職能（最高法院、最高行政法院之下再設置各級法院390，公懲會則為壹審制）。各個法院以及公懲會皆為獨立機關，法院盡管審級高低不同，仍享有獨立性。法律的實施和公訴事宜，則依據西方國家常見做法，由行政部門負責391（對應於大陸常用的“公檢法”概念，“公”與“檢”屬於行政院，“法”屬於司法院）。
　　如果讀者對司法院的司法行政職能有所困惑，不妨借鑒美國制度：
　　美國聯邦法院體系的司法行政權，曾屬於聯邦行政分支的司法部；1934年美國國會立法授權最高法院制定聯邦法院的程序規則，1939 年又設置了美國法院行政局，在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及下屬法院代表所組成的司法會議的監督之下負責聯邦法院體系的司法行政392。至於司法院之下近乎“單壹制”的司法體系，在聯邦制國家亦屬常見（美國的聯邦、州、印第安保留地司法體系並行的做法，並不通行於世界各地聯邦制國家）。
　　（二）制憲者的意旨和司法界的反應
　　司法院的上述實際定位，是否與憲法第 77 條不相符合呢？這壹問題，在臺灣司法界爭議多年，盡管 2001 年釋字第 530 號大法官解釋認為制憲意旨是司法院成為最高審判機關，仍然爭議不斷；而且這壹解釋提出立法院應在兩年內完成司法院改制之立法，引起了強烈的反彈，截至 2016 年本書定稿之時仍未立法落實，可以說已經無疾而終。
　　筆者為了探求司法院定位之制憲意旨與憲法條文所能夠容納的解釋空間，查閱了臺灣法學界和司法實務界數十篇論文和研討記錄，認為法學家法治斌教授393 和蘇永欽教授394 以制憲國民大會速記錄、《國民大會實錄》、制憲國大代表阮毅成先生著《制憲日記》等史料為基礎做出的考證較為詳實。茲概述如下：（1）1946 年 1 月政協會議決議案以美國制度為藍本，提出“司法院即為國家最高法院，不兼管司法行政，由大法官若幹人組織之”395
　　；4 月版的政協憲草依據前述決議將司法院定
　　位為大法官若幹人組成的最高審判機關，兼管憲法解釋，但沒有明文規定司法行政的歸屬。（2）制憲國民大會並未推翻政協會議關於司法院負責審判的決定（政協憲草之司法院為“國家最高審判機關”在憲法中改為“國家最高司法機關”僅僅是為了與其他四院之定位相對稱而做的文字調整）396。（3）制憲國民大會分組審查憲法草案過程中，負責審查司法院壹章的第四審查委員會絕大多數意見主張司法行政屬於司法院，試圖改變政協關於司法院不兼管司法行政的決定，直至國民黨中央對國民黨籍制憲國大代表做出“原草案有關司法院之組織及大法官超出黨派以外兩條，必須維持，不必再提司法行政部屬於司法院”397 的指示方才作罷；最後通過的憲法和政協憲草壹樣只字未提司法行政問題。
　　（4）制憲國民大會否定了政協憲草為司法院設計的美式最高法院架構（大法官兼管審判和釋憲），為了減輕大法官的工作負擔而有所分工398，在憲法第 79 條明文規定大法官職權為解釋憲法及統壹解釋法律、命令，言外之意是司法院應另設壹批法官專事審判399。（5）憲法頒布後，司法院體制和司法行政歸屬問題在司法實務界激起強烈反彈，例如最高法院、行政法院、中央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全體同仁公開發表《對於司法院應兼掌司法行政之意見》。因司法界的強烈反對，國民政府為預備行憲而制定（尚未施行）的司法院組織法在行憲前夕修正，原定的司法院分庭審案制度（按：“法庭”並非獨立機關）改為司法院下設最高法院等獨立機關審案的制度，維持了行憲前的舊制。
　　上述歷史脈絡之中，需要厘清的壹個概念就是“司法行政”。廣義的“司法行政”包含了檢察系統和法院系統二者，此即前述國民黨中央指示“不必再提司法行政部屬於司法院”之所謂“司法行政部”在制憲之時的管轄範圍。也就是說，司法行政之歸屬的爭議，包含了審、檢是否“分家”的爭議。行憲之初，司法行政部仍然屬於行政院而不是司法院，即反映了制憲意旨，但最高法院、行政法院（當時為壹審制，談不上“最高”）、公懲會成為司法院之下的獨立機關。至 1980 年各級法院皆劃歸司法院，行政院下的司法行政部不再兼管法院行政、改稱法務部，檢察系統和法院系統的司法行政完全分開。
　　（三）解釋和展望
　　筆者認為，盡管制憲者的意旨是司法院分庭設法官負責審案，但制憲意旨不能成為絕對的標準，憲法條文文句本身所能夠容納的合理解釋不能僅僅因為不合制憲意旨而宣布違憲400。換句話說，雖然制憲者對憲法的每壹個條文都有其原始意旨，但如果壹些條文使用了模棱兩可的語言，那麽這些條文在制憲意旨之外的合理解讀亦可成立。“原意主義”
　　的信奉者可能不以為然，但是，對不起，制憲者既然語焉不詳，那麽其意旨僅僅具有參考價值而不具有完全的約束力401——制憲者沒有明說的意旨，如果很容易滿足，滿足之當然是較佳的選擇；如果此類意旨施行難度很大或根本缺乏可行性，那麽在憲法文句合理解讀的範圍內選擇較易施行的壹種解讀，即可避免修憲的難關或違憲的爭議。前述法院系統之司法行政逐步移至司法院，就是因為從政協憲草到中華民國憲法都沒
　　有能夠明確反映政協會議之“司法院……不兼管司法行政”的決議，留下了廣泛的合憲解釋空間402。
　　司法院所“掌理”的民事、刑事、行政訴訟之審判及公務員之懲戒，是否壹定解釋為司法院設置若幹分庭負責審案呢？在考試院、監察院建制的參照下，答案是否定的。考、監兩院皆設有部會，以監察院為例，民國憲法第 90 條規定“監察院為國家最高監察機關，行使同意、彈核、糾舉及審計權”，但行使審計權的審計部在理論上和實務上都屬於獨立機關，僅在機關行政關系上掛靠於監察院。同理，司法院下設最高法院等獨立機關負責審案的做法，是民國憲法第 77 條的壹種合理解釋，司法院作為司法行政機關的確具有“掌理”（掌控、管理）的職能。
　　對照美國聯邦司法制度，雖然美國最高法院是名義上的終審法院，但絕大多數上訴案件被美國最高法院拒絕受理，導致次級法院的意見成為終審判決，對敗訴者而言有失公正，這壹制度不宜效法。在中國這樣的大國，如果為了公正而保證所有允許上訴的案件都被終審法院受理，那麽終審法院勢必負擔極重，需要相當多的人力（中華民國在大陸時期，各地設有最高法院的六個分院行使終審職能）。這種情況下，如果以司法院作為單壹的終審法院，那麽司法院將極其臃腫。指望中國照搬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運作模式，到頭來很可能東施效顰。
　　司法院改制的討論在臺灣已有二十余年，眾說紛紜（包括前述釋字第 530 號大法官解釋），其中許多方案或許適用於臺灣但未必能夠推及中國大陸。筆者通讀了大量相關資料，比較之下認為 1990 年代司法院成立的“司法院定位委員會”於 1997 年通過但未被司法院采納的“現制微調方案”403 值得中國大陸參考。概言之，司法院本部分為司法行政機關和釋憲機關、下設終審法院的大體架構不變，但在司法行政的運作細節上以實行合議制的司法院會議作為主要決策機構（會議成員除司法院正副院長、較高審級法院之院長，還應包含法官代表、律師代表、法學界代表），司法行政業務以司法保護、研究發展、行政監督為中心；此外，司法人事仍由專設的人事審議委員會負責404。
　　但是，在司法院直接成為單壹終審法院和下設數個終審法院這兩種模式之間，是否還有某種中道呢？本節第三部分將要探討司法院大法官在這壹方面所可能起到的作用。
　　二大法官和司法院長的定位
　　民國憲法第 78 條規定“司法院解釋憲法，並有統壹解釋法律及命令之權”，進而在第 79 條設置了大法官若幹人，掌理第 78 條規定事項，但沒有規定大法官對這些事項的掌理是以議事會議的形式還是以憲法法院的形式。民國憲法頒行以來的司法實踐，選用了大法官會議的形式405，直至近年來才增設非常設的憲法法庭，所以憲法和法規的解釋並不像美國那樣走訴訟程序，而是由有關部門或個人遇到問題並滿足壹定條件時提請司法院作出解釋。這壹做法，具有靈活性，許多違憲或錯誤執法的舉動可以被及時制止在萌芽狀態或防患於未然，和美國層層上訴的制度相比更為合理。
　　但是，大法官制度造成了壹個微妙的局面：大法官，是不是法官？
　　民國憲法第 81 條規定“法官為終身職”，但作為看守政府的國民政府於行憲前制定的司法院組織法規定大法官任期 9 年406，並未保障大法官卸任後享有法官待遇，也就是說不把大法官作為法官來對待。該法於1992 年修訂時加入了“大法官任期屆滿而未連任者，視同停止辦理案件之司法官”的規定，使大法官獲得了法官待遇，避免了“白馬非馬”
　　的矛盾。2005 年的釋字第 601 號解釋直言“司法院大法官為憲法上法官”，為這壹爭議劃上了句號。
　　大法官任期如果過短，勢必強化民意對司法院釋憲權的影響。司法權，尤其是其中的釋憲權，雖然由於司法院官員非民選亦不實行責任政治而缺乏民主性，但在民意沸騰或政策趨於激進的特殊情況下可以對國家政治起到“壓艙石”的作用407。例如，美國羅斯福新政初期的某些激進法案被偏於保守的美國最高法院裁定違憲，事後的政治經濟發展證明當時被推翻的壹些法律根本不可能行得通，美國最高法院的保守舉動在效果上避免了新政的冒進和失敗。民意的不穩定性、短視性和多數群體罔顧少數群體利益的傾向決定了民意需要壹定程度的制衡，這是共和主義的重要原則。立法院雖然在法理上具有相對於民意的獨立性，但因為頻繁改選而往往服從民意，所以司法院的釋憲權是對民意的更強制衡408。因此，司法院大法官與民意的適當遠離是有益的，在大法官制度設計上即使不實行美式終身在職制，亦應考慮較長的任期（如德國聯邦憲法法院之 12 年）。
　　考慮到司法院正副院長有司法行政職權，其任期較短亦屬妥當，但民國憲法在臺增修條文不給司法院正副院長提供任期保障的做法似無必要。尤其在總統為間接選舉之虛位總統的情況下，司法院正副院長似可與總統同樣任期六年，但不必與總統同步（錯開壹至三年當屬妥當）。
　　司法院長正副院長可兼任大法官，院長主持議事，但只有在自己的壹票對表決結果產生影響時才參與表決409，平時盡量保持中立。在大法官過半多數認為法律違憲但無法達到三分之二之高門檻的情況下，司法院長似應獲準將大法官的過半意見整理為修憲案草案，聲請立法院或國民大會提出修憲案（在程序上需要依據憲法第 174 條，由立法委員四分之壹聯署或國民大會代表總額五分之壹聯署提出），以憲法增修條文的方式厘清壹些重大爭議410。司法院正副院長的較短任期，可以在壹定程度上增加司法院大法官的民意因素。
　　三司法院釋憲的個案效力
　　民國憲法在臺增修條文，包含了“憲法法庭”制度，負責政治性的功能，審理總統、副總統之彈核及政黨違憲之解散事項（“政黨違憲”
　　之說乃繼受自德國鑒於納粹黨奪權的教訓而在基本法中規定的制度，目前在世界上並不多見，中國大陸將來是否有必要為了防範反民主政黨而繼受這壹“防禦性民主”制度，不在本書討論之內）。“憲法法庭”迄今極其有限的幾次運作，其實都是為了給違憲審查的當事雙方提供言詞辯論的機會而采用法庭的形式。
　　筆者認為，如果不急於引入政黨的憲法義務和“政黨違憲”制度，那麽由司法院大法官組成的憲法法庭即可以容納在民國憲法原初條文的框架之內，由司法院組織法設置（亦可常設化，即司法院大法官之“會議”直接冠以“憲法法庭”之名，但仍可采用內部會議的方式），而不需訴諸修憲程序。
　　憲法法庭雖然不是法律上的終審機關，但作為“法庭”，如果審理涉及人民權利的個案之憲法爭議，是否應當對個案的判決直接發生效力呢？臺灣現行制度對這壹問題的答案是否定的（亦即采用“抽象審查”
　　制度，而不是直接作用於個案的“具體審查”），已經出現了相當尷尬的情況：人民聲請釋憲並在抽象的憲法解釋層面得到司法院大法官的有利解釋，然後回到法院系統尋求重新判決，最高法院卻以大法官解釋不適用於聲請釋憲者的具體案件為理由維持原判411。也就是說，聲請釋憲的人民無法從司法院大法官得到直接的司法救濟。在現有的建制下，上述矛盾有沒有解決方案呢？筆者認為，答案是肯定的，因為法院的判決具有“命令”的性質——對人民之權利義務施加影響的政府決定，若非法律，皆可視為“命令”；法院作為廣義政府之司法部門的獨立機關，其判決即可歸類於針對個案的“司法命令”範疇，與憲法或法律抵觸者無效412。所以，司法院大法官除了抽象解釋外，應當有權宣布法院的判決因抵觸憲法或法律而無效，從而建立德式“憲法訴願”制度，直接提供法益。在這個意義上，司法院大法官並不具有完整的終審權（不能在推翻法院判決之後進壹步作出新的判決），但可以說具有部分的決定權，將有助於人權保障。上述設想，在操作上強化了司法院作為最高司法機關的地位，同時不妨礙司法院的司法行政職能。
　　但是，德國“憲法訴願”制度的經驗表明，憲法法院以違憲為由推翻專業法院之裁決，往往由於憲法法院在具體案件上缺乏專業背景等原因而引起爭議，德國法學界甚至有廢除這壹制度的呼聲，東歐國家民主轉型之後也大都沒有效法此制413。考慮到中國大陸民主轉型是壹項極其龐大而艱巨的任務，在轉型初期，似可考慮完全繼受臺灣現行違憲審查制度，司法院暫不直接推翻個案判決，待到憲政體制運作壹段時間之後可視情況而決定是否改變做法——如上所述，由於司法院的違憲審查可以透過“命令”二字的解釋而獲得及於個案之效力，這壹制度的啟動不必經由修憲或立法途徑，在司法院認為適當的時機透過壹個判例即可達到目的。但是，未來的司法院在這個問題上必須慎之又慎——以中國大陸之大，個案的憲法訴願壹旦實行，有可能引來大量的訴願案件，司法院如果不堪重負而關閉憲法訴願的渠道，勢必有損於其威信，所以接受訴願的標準以及執行中的把關極其重要414。
　　四普通法院法官違憲審查權的問題
　　民國憲法第 78 條規定“司法院解釋憲法”，第 171、173 條重申“法律與憲法有無抵觸發生疑義時，由司法院解釋之”，“憲法之解釋，由司法院為之”，因而屬於典型的“集中審查”制度，不同於美國式的“分散審查”制度，即基層法官可裁決法律違憲、層層上訴至最高法院定論。然而，即便像民國憲法這樣明確的“集中審查”，亦為壹定程度的“分散審查”留下了空間。1995 年，司法院釋字第 371 號指出：“惟憲法乃國家最高規範，法官均有優先遵守之義務，各級法院法官於審理案件時，對於應適用之法律，依其合理之確信，認為有抵觸憲法之疑義者，自應許其先行聲請解釋憲法以求解決，無須受訴訟審級之限制。既可消除法官對遵守憲法與依據法律之間可能發生之取舍困難，亦可避免司法資源之浪費。是遇有前述情形，各級法院得以之為先決問題裁定停止訴訟程序，並提出客觀上形成確信法律為違憲之具體理由，聲請本院大法官解釋。”自此，臺灣各級法院法官獲得了直接聲請釋憲的權力，距離分散審查只有壹步之遙。倘若法官聲請釋憲書以其特殊地位而與其他類型的聲請釋憲書區別開來、冠以“初步認定違憲意見書”
　　之名，並且在遞交司法院之時公開發布415，即可視為分散審查的壹種類型，或者說是嚴格的集中審查與極端的分散審查之間的過渡型。
　　法官聲請司法院釋憲的制度，在效果上相當於“二審制”，跳過中間的所有審級。中國大陸假若照搬美國的逐級違憲審查制度，如果中層法院推翻基層法官的違憲裁決，然後最高法院再推翻中層法院的違憲裁決，在轉型初期有可能對民主憲政的鞏固產生負面影響。違憲審查的“二審制”在憲法問題上避免過多的反復，並加強效率，有其優越性。
　　五司法院在民主轉型時期的作用
　　司法院在中國大陸民主轉型時期有可能起到重要的職能作用和政治作用：
　　（壹）中共雖然不施法治，但近年來畢竟建立起了壹個龐大的法律體系。中國大陸民主轉型啟動之時不可能全盤廢除中共法律，只能從侵犯人權的惡法開始，分批修正或廢除。司法院以其違憲審查權，可以擔當審查中共法律的重任。在立法工作尚來不及全面開展之時（尤其在過渡政府的臨時立法院因尚未獲得民意授權而難以積極立法之時），臨時司法院與臨時立法院可以密切共事，本著務實的精神，依據中華民國憲法對中共法律體系進行改造，確保民主轉型的順利進行。
　　（二）中國大陸倘若以重歸中華民國國統、法統的方式實現民主轉型，兩個中華民國政府將並存於海峽兩岸，這壹狀態可能持續相當長的時間。基於臺灣法學界對民國憲政（尤其是人權保障部分）的熟習，大陸政府可考慮延請臺灣法學界和司法實務界人士到大陸司法院和各級法院任職（甚至出任大法官）。待到長遠的將來，如果兩岸政府能夠統合，司法院很可能成為臺灣人員比重最大的中央政府部門。
　　長遠而言，海峽兩岸法律體系最好能夠趨同以便於兩岸交流，而且臺灣的司法實踐和憲政實踐決定了臺灣現行法律體系在相當多的方面將是大陸所靠攏的方向。例如，2011 年 6 月，在臺灣的民國立法院三讀通過了法官法，為法官人事制度的優化提供了法律依據。民國憲法所規定的法官終身制，並不意味著鐵飯碗，而是需要適當的法官錄用機制和懲戒機制作為補充；法官法是這方面的重要法律，是臺灣憲政體系的壹部分416。
　　第四節考試院
　　壹考試院的職能和意義
　　民國憲法第 77 條規定“考試院為國家最高考試機關，掌理考試、任用、銓敘、考績、級俸、升遷、保障、褒獎、撫恤、退休、養老等事項。”五院之中，考試院獲憲法所列權力事項最多，實則為政治影響力最小者，主要作為人事機關負責維持國家文官體系的正常運轉417，其次負責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資格的考核。
　　考試院的職能，在西方國家通常屬於行政機關，所以考試院相當於從廣義的行政權中分離出的壹個較小的分支，因其需要超然於其他政府部門而專門設置為五權之壹，獨立運作。西方國家憲政民主制度發展至今，並未有在行政權外專門設立考試院者，說明考試權不壹定有必要從行政權分出。但是，考試權的分立具有濃烈的民族特色和悠久的歷史傳統，是孫中山先生集中西文明大成而提出的主張，縱使缺乏絕對的必要性，只要能夠透過考試院建制和職能的優化來興利除弊，亦值得傳承。
　　此外，考試權的分立在盛行“人情”的華人社會具有特殊的意義。
　　中國大陸民主轉型之後，如果考試權歸屬於行政權，甚至分派至各個行政部門，能否避免“人情”的負面影響、確保文官制度的政治中立性？
　　雖然我們難以直接回答這壹問題，但臺灣的實踐表明考試院對公務員選拔過程的透明和公正起到了有益的作用。中國大陸應當效法華人世界的成功經驗，而不是把西方制度細節奉為金科玉律——西方制度生搬硬套於中國，在“人情社會”的背景下南橘北織的可能性是不容忽視的。
　　二考試院職能優化與強化之展望
　　考試院在考選職能之外所掌管的諸多人事行政職能，確有相當大的優化余地，筆者對這此並沒有很深入的研究，在此只想拋磚引玉：筆者認為，民國憲法原文之考試院“掌理”考試之外多個事項的規定，可對“掌理”二字靈活解讀。民國憲法在臺增修條文將任用、考績、級俸、升遷、褒獎等事項改為只由考試院負責其法制事項而由行政院人事行政機關負責執行，但是，如果不走修憲途徑，那麽這些事項的最後決定權（類似於“終審權”）仍可由考試院保留，行政院則可設置人事行政機關負責日常運作——也就是說，相關人員認為行政院人事部門之任用、升遷等決定不公平時可向考試院提出異議，由考試院調查、定奪，但比照司法部門“不訴不理”的原則，如果沒有異議（當屬普遍情況），考試院就不介入。這就對行政部門的內部人事權形成制約，但不過分幹涉之。
　　此外，雖然考試院職權有限，但既然專門設置獨立於行政院並超然於政黨的考試院，那麽現屬行政院職權範圍的某些有利益沖突之嫌的事項似可劃歸考試院。例如，選舉事務的管理和監督，似應從政黨政治影響下的行政院轉移至超然於政黨的考試院418。考慮到憲法並未規定選舉機關的歸屬，以及考試院職權的開放式列舉（“等”字），這壹職權似乎不必走修憲途徑，而可以由普通法律確定之。
　　順便討論壹下候選人資格的問題：孫中山先生的原初主張是參加選舉的候選人需經考試院核準資格，但代議機關的選舉只要實行政黨名單比例代表制（適用於立法院和各省議會）就有候選人自動優化機制，不必再由考試院介入。至於縣及其下的基層自治體的行政長官和議員是否需要引入候選人考試機制，可留待將來討論（美國加州貝爾市“文盲市長”和市政官員貪瀆的醜聞，似乎說明起碼的、不構成嚴重負擔或歧視的資格門檻如高中或同等學力有其價值）。
　　三考試院的任期
　　憲法正文並未規定考試院的任期。考試院組織法自 1947 年在大陸制定至臺灣增修後的現行版本，皆規定考試院正副院長及考試委員任期六年，沒有連任限制。此制度似可沿用於中國大陸民主轉型之後。但是，六年任期與總統同步，似無必要，可考慮延長之，並且和總統任期錯開。
　　第五節監察院
　　民國憲法第 90 條規定“監察院為國家最高監察機關，行使同意、彈核、糾舉及審計權”，其後諸條文中又進壹步賦予監察院對行政院的調查權和糾正權。孫中山原初構想中的監察院主要負責彈核與審計，其中的彈核權乃受中國古代禦史制度的啟發，審計權來自西方國會制度。
　　民國憲法所增加的權力項目，強化了監察院的職能，使之更容易為人民所用，並且與西方國家類似制度有相合之處。
　　壹相當於國會上院的監察院
　　監察院對總統所提名的司法院、考試院正副院長和大法官、考試委員有同意權，此制度乃受美國參議院的同意權之影響而來。監察院四項基本權責之中的三項，在西方國家皆屬於國會；加之監察委員主要由各省議會選出（借鑒了美國憲法原始條文的制度），任期六年（無連任限制），無形中使監察院具有了國會上院的性質419。
　　考慮到各省議會難免盛行政黨政治，監察院是否會像許多西方國家的國會上院那樣流於政爭呢？民國憲法在臺增修條文規定“監察委員須超出黨派以外，依據法律獨立行使職權”，頗有脾益。
　　筆者認為，如果保留監察院的地方民意代表性，那麽似可考慮要求立法院以微弱多數票通過的法案經監察院院會以二讀（整體審議而不逐條審議）的方式通過，方可送交總統公布。
　　此外，監察委員向行政部門提出糾正案（依據民國憲法第 97 條“監察院經各該委員會之審查及決議，得提出糾正案，移送行政院及其有關部會，促其註意改善”）而遭相關人員巧言答辯未能落實者，若非個案而具有廣泛性（例如法律實施細則的不當之處），似可經監察院院會審議通過，向立法院提出法律案，以監察院發動、立法院通過的方式強行糾正行政部門的偏差。
　　但是，監察院的糾正權是否有削弱立法院之虞呢？筆者和王天成先生討論過監察權問題，受王先生希望在轉型期間加強立法部門職能之主張的啟發，認為糾正權並非民國憲法第 90 條明文劃歸監察院的專屬權力，而是從“提出糾正案”的操作流程而來，民國憲法第 97 條在文意上並沒有排除立法院兼有糾正權之可能。此外，民國憲法第 57 條既然將“對於行政院之重要政策不贊同時，得以決議移請行政院變更之”這壹硬性的“強制糾正權”賦予立法院，那麽立法委員壹人或數人向行政院提出柔性的“糾正建議書”亦無不妥。概言之，監察院和立法院應皆有建議性的糾正權，前者固然見諸憲法並獲得“糾正案”之形式但並未因此而獲得強制性，後者雖然不見於憲法但當屬默認允許的憲政運作，立法委員在其立法職權行使過程中如果註意到行政院某些措施應當改善，大可不必繞道監察院，徑直提出糾正建議書即可。行政院當事部門若有不同意見、不願遵從糾正建議，只要以委婉的方式做出答辯，通常情況下未必能夠“上綱上線”到確認失職而提出糾舉或彈核的程度，此時監察院或當事立法委員要想強制糾正，對具有廣泛性的問題可以提請立法院通過法律案（包括法律修正案）或決議案。
　　雖然孫中山構思監察制度之時不壹定參考過西方類似制度，但起源於北歐的監察使（ombudsman，又譯申訴專員）制度與監察院的糾正職能有可比性。以瑞典為例，監察使是國會下設的獨立機構，任何人（包括非瑞典公民）都可以就公權力不公正的問題向監察使提出申訴420。在許多拉美國家，負責保護人權、接受人民陳情的獨立監察使甚至稱作護民官（西語 Defensoria del Pueblo，英語 Public Protector）。壹些西方國家還設置了針對公共事業的專業監察使，以維護公共事業用戶的利益。
　　二彈核權歸屬和彈核程序問題
　　當代西方國家國會很少動用彈核權，而且其彈核案之審理權在民意機關而不在司法部門，這是不爭的事實，也成為臺灣綠營主張廢除監察院的理由之壹421。然而，中國大陸受中共負面影響過深、過久，民主轉型初期甚至相當長的時間內可能時常浮現泰國他信、意大利貝盧斯科尼式的公德私德嚴重有虧者勝選執政。立法部門兼管彈核的制度，在此類有才無德的政治人物透過政黨力量同時控制立法部門和行政部門之時即難以起到有效的遏制作用。獨立而地位崇高並且超出黨派的監察院，則在上述情況下凸顯其存在的價值，成為“達摩克裏斯之劍”。
　　前述“壹致政府”之下，縱使彈核案得以發動，民意機關對彈核案的審理結果亦在意料之中，所以獨立的司法部門（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審理彈核案的制度有其合理性。但是，公懲會之運作似應針對政務官與事務官的區別而有所不同：非政治性的、常任的事務官之彈核案，由資深法官身份的公懲會委員審理並無不可，但中央政府政務官（上至行政院長、考試院長）之彈核具有政治性，事關重大，似應以法律規定司法院全體大法官兼任公懲會特別委員，僅在行政院、考試院政務官遭彈核時出面和公懲會普通委員壹道參與審理。司法院正副院長和大法官的彈核案則似應由國民大會審理，見本書第三章第三節的討論。
　　三監察院派出單位和地方監察機關
　　監察院對中央及地方公職人員的彈核權與糾舉權（糾舉指的是勒令停職待裁或其他緊急處分，並非懲戒或裁決），壹方面意味著監察院必須設置地方派出單位（經監察院組織法確定為監察委員行署），另壹方面決定了上訪陳情者在無法從行政部門（透過憲法第 16 條確保的訴願權）和地方監察部門得到滿意處置的情況下以監察委員行署為傾訴對象，使之具有上訪接待機關的職能。訪民提供的信息，有助於監察院行使其監察職權；監察院的獨立地位，有助於調查和解決問題。所以，訪民和監察院之間有很大可能實現良性互動，有利於社會矛盾的化解。
　　地方自治層級是否應當設置地方監察機關呢？以中國之大，當有必要。獨立於監察院的地方監察機關應可在地方自治層級分擔彈核職能與糾舉職能422、承擔糾正職能423。成績卓著的地方監察人員，亦可成為中央監察委員的合適人選。
　　四監察院的反腐職能
　　官員腐敗問題，是中國大陸目前的焦點問題之壹，中共壹黨專政的政治制度下腐敗問題不可能得到根本的遏制。中國大陸民主化之後，獨立的司法與自由的媒體會對腐敗問題起到很大的遏制作用；同時，監察院亦須當仁不讓，理應成為反腐的主力，似可在監察院下設置專門的調查機關和廉政機關424，並且賦予監察院以司法起訴權425 甚至彈核案的初審權（司法院下設的公懲會成為終審機關）426。
　　顯然，反腐行動需要依靠來自人民和政府內部知情人的舉報和申訴，並在制度上要求政府運作有極高的透明度（監察院對行政院的調查權有助於提高政府透明度，似可擴展到行政院之外的中央地方全部政府部門）。但是，許多腐敗行為，如收受賄賂，往往較為隱蔽。所以，西方國家在反腐行動中經常采用“釣魚執法”的方式，安排便衣探員或線人設下陷阱，如果官員經不起誘惑，即犯下了腐敗罪行。“釣魚執法”
　　的做法是否妥當？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麽是否應當由監察院來執行？
　　筆者認為，針對官員（包括事務官、政務官、議員427 等）的“釣魚執法”是妥當的，因為公職人員就職時皆須宣誓廉潔奉公，任職期間必須忠於職守，如果經不起“釣魚執法”的考驗，就是違背了誓言，應當與真實腐敗同罪。但是，針對並非官員的普通公民的“釣魚執法”缺乏公義基礎，因為人皆生而具有人性的弱點。筆者認為監察院應當負責針對官員的“釣魚執法”並強力執行，但屬於行政部門的公安機關針對普通公民的“釣魚執法”必須受到極其嚴格的限制（例如，必須有理由懷疑，並獲得司法部門的批準），而且應以透過“釣魚”來查證其他違法行為為目的428，普通公民被“釣魚”而犯下的罪行似應免於懲治。
　　五監察委員任期和選舉制度問題
　　民國憲法規定監察委員任期六年，不可謂短，但競選連任的壓力仍然有可能妨礙監察權的正常行使429。反之，行憲後第壹屆監察院在臺灣成為“萬年國會”之壹院以後，監察委員在事實上獲得了職位保障，壹些老監委的表現令人稱道430。如何化解這壹矛盾呢？筆者認為，在對候選人資格做出嚴格限制的前提下，監察委員任期可大大延長，例如 12年甚至 15 年，並禁止連任，但在卸任之後提供優厚待遇保障。
　　為了避免各省選舉監察委員的制度被地方政客利用431，考慮到監察委員的調查、彈核職能實乃司法程序的上遊運作（涉及刑事者移送法院，彈核案亦司法院之公懲會審理），監察委員候選人的資格似可限於具有高等司法官身份者432、在地方監察機關任職若幹年成績卓著者，以及有較高的法學背景433（例如法學博士學位）並且律師執業或擔任省級以上議員若幹年者。
　　六監察院下設之獨立機關：審計監督與人權保障根據監察院的統計，世界上有 150 多個國家和地區設有監察使公署或同等機關。有些國家並列設有人權保障機關和側重於審計的監察機關（如韓國的國民權益委員會和監察院，波蘭的民權監察使公署和最高監察院434），中華民國審計部則是監察院之下的獨立機關。民國憲法雖然沒有專門規定監察院的人權保障職能，但這壹職能在操作上顯然屬於監察院職權範圍，監察院的糾舉權（勒令停職待裁或其他緊急處分）對人權保障尤其有用。在臺灣的中華民國監察院自 2000 年起設置人權保障委員會，但尚未達到“國家人權委員會”的級別435；臺灣學界和法律界早有在監察院下依據“巴黎原則”設置“國家人權委員會”的呼聲436。
　　第六節獨立機關地位問題
　　本章考試院壹節討論從簡，原因在於筆者希望大陸人士對考試權之獨立性的問題保持開放的態度。即便民國憲法的相關條文以及考試權在臺灣的實踐有不足之處，世界各國設置級別稍低的獨立考試機關的經驗對中國大陸也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孫中山將考試與監察兩權獨立出來，固然有文化傳承的因素，但何嘗不是因為中國這個“人情社會”需要專門針對政府官員的人性弱點下壹劑猛藥？
　　值得註意的是，西方憲政發展至今，業已出現了類似於“五權憲法”的傾向。例如，美國憲法學家 Tushnet 總結西方國家憲政實踐和理論的發展，指出行政事務官在壹些學者眼中儼然成為有別於政務官的“第四個政府分支”437。此外，“第五個政府分支”的概念也已出現，但所指不壹，Tushnet 主要著筆於反腐敗、選舉事務等方面438。在許多大陸知識分子和臺灣綠營人士奉三權分立為金科玉律之時，西方憲政實踐和理論的發展難道不令我們深思？439
　　另外壹個值得註意的區分，是“獨立機關”的類型。考試院和監察院是典型的具有憲法地位的獨立機關，此外行政院之下還設有中央選舉委員會、公平交易委員會、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等不具有憲法地位而來自法律授權的獨立機關。前文也曾提及，司法院之下的各個法院和監察院之下的審計部都具有獨立機關的性質。各個獨立機關，如何合理劃分其歸屬呢？筆者認為，不妨回到五權憲法設想的源頭：早在 1906 年的《三民主義與中國民族之前途》演講中，孫中山解釋監察權獨立的理由時即已指出“……裁判人民的機關已經獨立，裁判官吏的機關卻仍在別的機關之下，這也是論理上說不去的，故此這機關也要獨立。”440 獨立機關之歸屬，以其職權行使的主要對象是“官”還是“民”為依據，殊為妥當。公平交易委員會乃至中央銀行這樣的獨立機關，因其主要涉及對人民的施政，自可劃歸行政院，但選舉委員會、人權委員會等對公權力做出防範的獨立機關於情於理皆適宜劃歸考試院、監察院。此類獨立機關在考試院、監察院之下仍可保持極強的獨立性（可比照審計部之獨立性），並不受到考試院長、監察院長的直接指揮。
　　地方自治與基本國策
　　民國憲法羅列中央地方權限和基本國策的做法，明顯受到了 1919年德國魏瑪憲法的影響。上文論述過，德國魏瑪憲法在中央政治制度設計上的嚴重缺點和教訓，在 1946 年中華民國制憲過程中已被考慮，促成了民國憲法之改進型議會制。
　　基本國策入憲，並不是西方國家慣例，亦有壹定程度的爭議性，但無關憲政制度大體。下面分別簡述地方制度和基本國策問題。
　　第壹節地方自治
　　地方自治是壹個很大的話題，筆者在《黃花崗》雜誌第 46 期發表的《民國憲法的聯邦主義精神——致聯邦主義者的呼籲》（本書附錄壹）文中詳細討論過民國憲法之地方制度的聯邦主義性質，所以在此不再重復闡述這壹論點，而是主要討論地方制度細節的展望。
　　壹臺灣的經驗
　　民國憲法基於中央地方均權制的原則，規定了具有廣義聯邦制性質的省縣二級自治架構，但自治制度細節留給省縣自治通則，後者因內戰而至今仍未制訂。
　　臺灣現行地方制度法是因應憲法增修後“精省”的局面而制定的地方自治規範。具有公法人地位、設置立法機關和行政機關的地方自治團體分兩個層級，第壹級為直轄市、縣、市，設議會、政府，第二級為鄉、鎮、縣轄市，設代表會、公所。省則成為行政院派出機構而不是自治層級，不設置立法機關而只設置咨詢性質的省咨議會。直轄市和市劃分為區，設置區公所；鄉、鎮、區劃分為村、裏，設置辦公處；村、裏劃分為鄰，不設置機關。
　　與民國憲法原文的省縣自治架構相比較，臺灣的地方自治制度在縣以下增加了鄉、鎮、縣轄市作為基層自治體，對中國大陸未來的地方自治制度設計有借鑒價值。直轄市和縣級市所分之區，雖然與縣所分之鄉鎮有可比性，但不具有地方自治團體的地位，區長壹般由上級自治團體指派，這壹點也是很有啟發性的——都市化所造成的民政事業壹體化，決定了直轄市和縣級市是自然的地方自治團體，但其下的區則缺乏獨立性；縣之下的鄉、鎮、縣轄市雖然規模較小，但自成壹體，更需要全面自治，自主辦理民政事業。
　　中國大陸目前的單壹制行政體系，在省縣之間設置了州/地/市層級。關於民主轉型之後此層級的地位，下文有初步探討。
　　臺灣的村裏自治單位，與大陸農村類似，不設置立法機關，但行政長為民選。雖然都市範圍內的裏沒有必要成為法人自治體，但自然村的法人資格具有現實意義，也可從東鄰日本找到成功的例證。
　　中國大陸未來的最基層地方自治架構似可為自治（具有公法人地位）的自然村和半自治（並非法人，但行政長由居民選出）的裏，不設置代議機關而行直接民權（按：村民委員會是行政機關）。
　　雖然民國憲法並沒有為縣以下的鄉鎮、村裏自治體提供自治權的保障，但西方國家的經驗表明憲法對基層自治的保障並不具有必要性，例如具有數百年自治傳統的美國就沒有在憲法中涉及基層自治，而是由各州自行決定基層自治辦法。所以，基層自治的規範可以付諸普通法律，還可考慮並入省縣自治通則。
　　二西方的經驗
　　自民國制憲至今七十年來，地方自治在西方國家取得了長足的進展，許多原本中央集權的單壹制歐洲國家已經呈現了聯邦化的傾向，積累了豐富的經驗。這對中國大陸未來的地方自治建設是重要的參照。
　　（壹）輔助原則
　　歐洲地方自治事業最寶貴的經驗，是載入“歐洲地方自治憲章”以及歐洲聯盟諸條約的輔助原則（principle of subsidiarity，又譯“輔助性原則”）。這壹原則的含義，是個人和基層的自主權具有優先地位，更高層級的政府存在之目的是為個人和基層提供輔助，做後者無法勝任的工作。換言之，地方自治制度的原則是高層級輔助低層級，而不是傳統的單壹制那樣低層級輔助高層級。
　　以高輔低的輔助原則，在民國憲法誕生之後方才大行其道441，對中國大陸未來地方自治制度的優化具有極其重要的指導意義，雖然不壹定以憲法修正案的方式載入憲法，但有必要載入省縣自治通則。與孫中山先生提出的均權制相比，二者實則為壹枚硬幣的兩面442——在劃分國家與地方之間、各個自治體之間的權限之時，以高輔低的考量與權力行使之適宜性（即“均權”）的考量相輔相成，可以促進自治制度的優化。
　　（二）狄龍規則
　　與此同時，我們應當考察美國這個以自治精神著稱的聯邦制國家的地方自治制度。美國各州下設的縣（county，又譯“郡”）並不是完全自治體而是州的派出機構；村、鎮、市可經州議會批準而成為公法人自治體，但美國許多州並不承認基層自治體的自治主權，州議會有權改變其自治權限，甚至在必要情況下剝奪其自治地位（這壹制度，通常冠以為之作出法理論證的愛荷華州最高法院狄龍大法官之名，稱做“狄龍規則”443）。例如，在實行狄龍規則的某州，某小鎮招募了與其人口和治安不成比例的大量警力，在穿過小鎮郊外的公路上設置較低的車輛限速，大肆攔截超速車輛，以開罰單為小鎮創收，那麽，即使被罰司機確實超速，即使該鎮居民從往來過客繳納的交通罰款中嘗到甜頭，如果小鎮的這種行為過於放肆、違反了起碼的社會正義，州議會即可決定限制甚至剝奪該鎮的自治權444。美國這樣的憲政民主旗艦，亦間或出現小鎮濫權的現象，所以中國大陸未來的地方自治建設不宜采用理想化的樂觀主義做法，狄龍規則值得借鑒。
　　狄龍規則在美國的另壹個應用，是州議會可以決定將某些已經具有法人地位的地方自治體強制合並，即使這壹決定遭到當地居民的反對。
　　民國憲法為省縣自治提供了保障，所以省縣的重組與劃界似應以住民同意為原則445，但狄龍規則對省縣之間和縣以下的自治體似可適用。也就是說，省與縣作為憲法規定的自治體，在中國地方自治體系中可以起到支點的作用，成為具有自治主權的公法人；其他自治體則不具有自治主權，在必要情況下可以由更高層級的主權自治體施加控制（自治主權的有無，即為狄龍規則在中國制度中的體現，不需正式冠以“狄龍規則”
　　之名）。考慮到省對縣自治所能夠起到的監督職能，以及各級自治體的權限基本劃定之後所應有的穩定性，縣議會如果認為需要對其下某壹自治體施加控制或將某些自治體強制合並，似應征得省議會的同意。同理，省對省縣之間的自治體的強制行為似應以立法院的同意為前提。
　　輔助原則與狄龍規則並不矛盾，因為人性的弱點（包括貪婪、短視）有可能反映於地方自治體，導致其透過民主途徑作出的決定在某些情況下出現流弊。片面強調地方住民自治權的不可侵犯性，有可能招致不良後果，這種危險在民主轉型初期尤其值得註意。輔助原則和狄龍規則並存，在扶植地方自治體的同時對其作出制衡，有助於其健康發展。
　　待到民主憲政和地方自治完全鞏固之後，狄龍規則（即主權自治體與非主權自治體的區別）可能只剩下字面意義而不再具有操作層面的必要性，但仍應保留於自治法規之中，以對地方自治體惡性發展的傾向作出遏制。
　　三民族自治的可行途徑
　　如何為非漢民族提供自治保障？這個問題上常見的主張，是以非漢民族聚居的地域為單位劃分邊界，創設自治體。但是，這壹主張壹方面忽視了歷史背景（例如“大西藏”在歷史上長期分屬於不同的行政單位），另壹方面各族雜居地區的劃界工作會遇到難題，甚至引發流血沖突。
　　筆者認為，非漢民族自治問題的解決，需要跳出窠臼，尋找最佳方案：
　　（1）考慮族群認同與自治事業的關系，地方自治的許多方面，例如衛生、交通、治安，基本上不涉及族群認同；反之，族群認同的最根本因素——語言和文化（包括宗教），在地方自治的諸多內容之中只有教育體系等少數項目與之有關。
　　（2）地方自治的表現形式，沒有必要拘泥於常見的層級，反而可以在必要的情況下為某些自治項目設立跨越層級、跨越省界縣界、不具有排他性地理疆界的專門自治單位，不像通常的自治體那樣負責壹定地域內幾乎全部的自治事業，而只負責專項事業。
　　基於上述兩個方面的考量，不難得出結論：非漢民族自治的關鍵在於，針對族群認同的要素，在透過憲政民主制度充分保障人權的基礎上，確保各個族群傳承發展本族語言文化的機會。具體的操作方案，就是在不涉及教育、文化的地方政府職能方面盡量保持現有區劃不變，而在教育、文化方面采用靈活的自治政策，設立跨越省縣邊界並在各族雜居地區有壹定重叠的教育文化自治體446，使非漢民族可以透過自己的教育文化自治體實現本族語言文化的傳承和發展447。與此同時，不凸顯族群特性的民政事業由省、縣、基層自治體負責，其管轄範圍應當盡量以歷史沿革為出發點，在中國大陸的憲政民主制度鞏固之前不宜急於重組448。教育文化自治體制度，能夠尊重和保護各族的特殊性，並避免以族群為單位冒進自治所可能帶來的族群沖突的危險。
　　在各族雜居地區，教育文化自治體可以呈現盤根錯節的局面，居民或以自然村為單位、或以學校招生地域範圍為單位，舉行投票，對公立學校的教育文化自治體歸屬作出選擇。如果兩個選擇得票比較接近，則可設立兩所學校，每個學生的就學由家長決定449。如果某項選擇在某壹地區的每壹個投票單位都不占優勢，但此項選擇在臨近的幾個投票單位的總和達到了壹定的標準，那麽此項選擇所對應的教育文化自治體就應當在達到標準的數個投票單位的居中位置開辦學校，以滿足需求。如果某項選擇在某個地區占據壓倒多數地位，但少數派的家長不願讓孩子進入多數派所決定的教育文化體系，那麽，為了尊重個人自由和受教育的權利，國家應當為這些學生發放教育代金券，學生可以憑代金券沖抵私立學校或外地公立學校的壹部分學費（代金券制度將在下壹節詳細討論）450。上述設想以其靈活性避免了零和遊戲，兼顧了族群自治需求和個人自由451。教育文化自治體在地域方面不具有排他性的地理疆界，可以互相交叉重叠，而且與省、縣及基層自治體並行不悖452。
　　基於民主原則的省縣自治，在某些省縣有可能自然形成非漢民族的絕對主導地位（如藏族在西藏），也有可能形成漢族主導省政、非漢民族主導某些縣鄉的局面。在後壹種情況下，教育文化自治體制度就成為民主原則與族群自治之間的橋梁，不偏於任何壹個極端，有助於民主憲政的鞏固，也有助於多元並存、各族和睦的中華國族的長遠發展。
　　教育文化自治體制度與民國憲法的省縣自治和教育文化條款並不矛盾。教育文化自治體可以具有特殊的公法人地位，由專門法律規範其與各級自治體的協作關系（包括財務關系），以及基層教育文化機關的民主選舉機制和問責機制。
　　此外，民國憲法第 168、169 條規定了國家扶植邊疆民族自治的基本國策，對教育文化自治體和各級自治體皆可適用。作為特殊公法人的教育文化自治體，可以獲得國家的特別扶助，在符合民主原則和國家關於教育水準的基本要求的基礎上自主辦理教育文化事業，在涉及宗教的領域（如藏族幼童出家或在寺廟接受教育）還可以有特殊的規定，在此不詳細討論。
　　第二節基本國策
　　1919 年德國魏瑪憲法開創了國策單列章節載入憲法的先例，但這壹做法在魏瑪德國時期即引發了爭議，某些國策難以具有規範性的效力。當世各個民主國家的憲法，以相當長的篇幅規劃基本國策的並不多見。但是，基本國策入憲並不是重大瑕疵，我們應當采用務實的態度對待民國憲法的國策內容。
　　壹不同性質的國策條文
　　基本國策，盡管具有前瞻性和指導性，但社會經濟的動態發展意味著制憲者不可能預料到日後所有可能的政策細節，制憲者的善意期待也可能帶來某些不切實際的政策願景。因此，民國憲法基本國策條文並非全部具有約束力，某些條文必須采用靈活的解讀。下面從約束力的角度分三類討論基本國策條文453：
　　（壹）邊界規範性的國策條文
　　為政府行為和政府人事構成劃出邊界條件的規範性國策條文，具有完全的約束力，不得靈活解讀。外國憲法中的此類條文時常散見於憲法各個章節，而不是集中於專門的國策章節。
　　民國憲法第 138-140 條對軍隊國家化和軍人不得幹政的規定，就是典型的邊界規範性條文，通行於民主國家454。第 164 條關於教育、科學、文化經費占預算總額的最低比例，亦屬於邊界規範。
　　值得特別討論的是民國憲法第 160 條之“六歲至十二歲之學齡兒童，壹律受基本教育，免納學費”的規定。此條言辭確切，沒有變通解釋的余地，在約束力的角度上屬於政府行為的邊界規範，而且直接形成了人民的公法權利，適齡兒童接受基本教育時若被索取學費可拒付455。
　　（二）立法授權式的國策條文
　　某些國策條文明確提及“經法律許可”或“依法律限制”，相當於對政府的立法授權，就法理而言是規範性的授權條文，但沒有具體劃出邊界條件，所以就操作而言留有充分的彈性空間。政府如何立法，雖然需要依據憲法相關條文提出的立法原則，但仍然具有因地、因時制宜的靈活性。
　　民國憲法第 145 條“國家對於私人財富及私營事業，認為有妨害國計民生之平衡發展者，應以法律限制之”，就是典型的例子。以美國政府為代表的西方國家政府，雖然不壹定從憲法中獲得如此明確的授權，但透過對稅收條款和經濟貿易條款的靈活解讀，無壹例外在這些方面積極立法，如美國的反托拉斯法。民國政府如何衡量“國計民生之平衡發展”，取決於動態的時代共識而不是 1946 年制憲者的定見。國府遷臺之後並不拘泥於“節制資本”的字面意義，而是實行了促進私營產業發展的經濟政策，帶動了臺灣的經濟騰飛。
　　（三）方針願景性的國策條文
　　並非邊界條件亦沒有明示立法授權的國策條文，具有施政方針和願景的性質456，實際效力取決於其在具體社會經濟環境中的可操作性。政府立法施政之時，如果有條件滿足憲法中相關國策的要求，則應當滿足之；如果沒有條件，那麽政府決定部分履行或無為，並不違憲457。但是，政府立法施政不可與憲法基本國策反其道而行之，因為民國憲法第171 條明文規定“法律與憲法抵觸者無效”。
　　例如，民國憲法第 152 條“人民具有工作能力者，國家應予以適當之工作機會”，在字面上顯然是壹個理想化的願景，沒有完全實現之可能，至多得到部分實現。如果國家遇到財政困難而無法幫助失業人口就業，那麽國家的無為並不是對這壹條文的直接抵觸，也就屬於憲法容許的範圍之內。至於國家機關在必要時裁撤冗員的做法，與民國憲法第152 條無關，因為此條文指的是國家幫助就業，而不是由國家作為雇主來直接提供就業機會；反之，國家作為公法人，享有相應的權利458，包括裁撤冗員的權利。
　　此外，方針願景性的基本國策條文如果涉及並非日常通用語匯的意識形態術語，其含義應當以其後的細節條文為準，而不應以憲法之外的任何意識形態為準。民國憲法第 142 條“國民經濟應以民生主義為基本原則，實施平均地權，節制資本，以謀國計民生之均足”，因涉及意識形態術語而不具有明確含義459，需要由第 143-151 條闡發其具體內容。
　　“平均地權，節制資本”在民國憲法中並不意味著孫中山生前帶有理想主義色彩的具體政策主張，而是由第 143-145 條作出務實的界定。
　　“願景”入憲，固然具有政治意義，但在司法角度是否多此壹舉呢？否也。其壹，憲法“方針條款”在司法部門的個案審理中可以用作參照，甚至用於對其他權利施加限制460。其二，憲法位階的基本國策壹旦形諸法律，即不能被司法部門以“違憲”為由全盤推翻461（針對其立法的違憲審查至多否定壹些細節462）。也就是說，方針願景壹旦載入憲法，即在效果上限縮了違憲審查的範圍。例如，對邊疆民族463的特殊照顧在形式上違反了憲法第 5 條和第 7 條所明定的平等原則（漢族貧困地區和散居漢族地區的非漢民族無法獲得同等照顧），如果沒有列入憲法基本國策（第 168、169 條），即可能難以通過違憲審查464。
　　二以“中間略左”的國策遏制極左
　　1946 年 4 月的政協憲草之基本國策條文相當籠統。制憲國民大會期間，以國民黨籍代表為主體的制憲國民大會接受了政協憲草的政體架構（僅有略微修正），但在地方自治和基本國策方面對政協憲草作出了擴展，闡明了許多細節465。民國憲法關於國民經濟、社會安全、教育文化的基本國策條文所具有的左派傾向或社會主義傾向，實則反映了參與制憲的國民黨、民主社會黨和青年黨對左派政策的認同，以及左派思潮在當時全球範圍的影響力——二戰前後，憲政民主國家沒有壹個選擇以右翼經濟、社會政策對抗極左共產勢力，而是無壹例外采用了略受左派影響的、溫和的經濟、社會政策466，甚至有工黨或社會黨勝選執政。
　　以二十壹世紀的視角來衡量，定格於 1946 年的民國憲法基本國策條文大都屬於現代自由民主國家（包括美國這樣並非福利國家者）的政府普遍承擔的社會職能。政黨競爭和選民的民生訴求，導致經濟、社會、教育政策中間偏左的狀態成為現代自由民主國家的常態，民國憲法的基本國策在這個尺度上只是中間略左（和當代福利國家相比甚至靠右），而且在經濟政策上為自由經濟留有巨大的立法空間467。
　　從務實的角度考慮，民主轉型之後的中國大陸不可能實現“最小政府”或“無為而治”，東歐國家民主轉型之後也紛紛將社會權寫入憲法468，所以自由至上主義者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者有必要以客觀的眼光看待民國憲法。事實上，民國憲法的基本國策條文不但可行，而且可以以其“中間略左”的性質，起到遏制極左勢力的功效。
　　就大體而言，民國憲法的經濟、社會、教育政策能夠容納中國大陸未來無法避免的社會福利訴求，並為之提供框架，可以避免其惡性膨脹。中國大陸貧富懸殊和仇富心態盛行的國情民情有可能為極左政治力量的興起提供溫床，民國憲法的基本國策對人民可以有相當大的吸引力，對極左勢力不啻釜底抽薪。
　　就細節而言，民國憲法第 143 條對“平均地權”所作具體解釋中的“土地價值非因施以勞力資本而增加者，應由國家征收土地增值稅，歸人民共享之”，在效果上將土地增值稅劃為國家稅種，這就避免了極左勢力在地方施行某些極左政策的可能——如果極左政黨在地方自治體勝選，將無法對土地增值課以重稅。此外，土地增值稅“歸人民共享之”
　　而不是“分享之”的規定也避免了劫富濟貧、均分財富的誤區469，即使左派政黨在中央勝選，亦無法平分土地增值稅，必須依據“共享”的原則用之於公共事業。
　　三國策展望
　　如前所述，民國憲法的基本國策章節並無大礙。但是，在保留1946 年的基本國策的同時，是否有必要添加新的內容呢？筆者認為，除了臺灣修憲過程中增添的國策條文值得參考以外，下述自由主義的考量似可作為具有強制力的邊界規範載入憲法，成為對 1946 年左派影響的平衡和補充。
　　（壹）公共政策的個人自由原則
　　自由主義在民國制憲的年代並不是國內外思潮的主流，今日則具有極大的影響力。政治經濟領域多年來的理論與實踐已經表明，組成“人民”的個人並不具有利益的壹致性，國家政策在相當多的情況下會侵犯壹部分個人的利益和自由。雖然“自由”並不是絕對的，但是“公益”
　　同樣並非絕對，如果在政策上強調人民的整體利益（或者說多數人的利益）而忽視了個人自由和少數人的利益，那麽政策走向偏差的可能性勢必加大。國家和各個自治體制定公共政策之時，有必要盡量尊重個人自由，在盡可能多的方面給個人以選擇的機會。
　　上文討論教育文化自治體制度時簡單提及的教育代金券制度，就是典型的例子。如果家長出於某種原因不願送子女去公立學校入學，政府是否應當以代金券的形式為他們提供壹定的補償，以沖抵私立學校的費用？筆者認為，教育代金券制度尊重個人自由，促進社會的多元化，為公立學校造成競爭壓力以提高其質量，並且在多族雜居地區為教育選擇問題提供解決方案，具有很強的合理性。
　　教育代金券制度的討論，僅僅是拋磚引玉。如果壹定程度的個人自由原則能夠載入憲法，將大有脾益。例如：國家及自治公法人制定公共政策，應以尊重個人自由和個人選擇為基本原則，人民不選用公營事業而蒙受重大經濟損失者470，應按適當比例，專款專用，予以補償。
　　個人自由，在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理論體系中並未得到正面表述。但是，這壹事實出於國民革命的歷史背景，孫中山強調的是國民黨黨員讓渡個人自由於政黨，形成合力，以期在革命成功後享受自由平等的權利（1924 年 11 月在黃埔軍官學校的告別演說中更以商人投資與分紅的時間差為例，說明這個道理471）。孫中山畢生致力於革命事業，不曾就革命成功、憲政施行之後的個人自由問題作出詳細闡述。事實上，與公共政策有關的個人自由選擇問題在西方學術界直至近幾十年（甚至近十數年）方才獲得重大突破。我等後人在憲政制度設計之中為個人自由和個人選擇提供保障，在某種意義上繼續了先賢未竟的事業。
　　（二）福利制度避免獎懶罰勤的原則
　　雖然中國幾乎沒有成為歐式福利國家的可能，但壹定程度的社會福利是不可避免的，也為民國憲法基本國策所要求。在這壹前提下，自由主義者的要務是優化福利制度，至少需要避免福利制度獎懶罰勤的傾向。為此，在憲法的國策部分明示福利制度不得獎懶罰勤這壹基本原則，就具有積極正面的意義，為中國大陸未來福利制度的立法過程提供準繩。
　　如何避免獎懶罰勤呢？筆者在《黃花崗》雜誌第 49 期發表的《轉型正義和民生保障——“國民福利基金”的設想》壹文對此作出了初步的探討（概言之，以“人頭福利”取代低保福利和所得稅免稅額，全體國民不分收入高低皆享有同等福利），作為附錄二收錄於本書。
　　（三）刑罰之保護社會和個人責任的原則
　　1996 年，美國俄勒岡州選民行使創制權，高票通過了州憲修正案472，把該州憲法原文之“刑罰法律應基於改造的原則，而不是報復性的正義（vindicative justice） ”改為保護社會、個人擔當（ personalresponsibility）、個人行為課責（accountability for one’s actions）和改造等原則並重。俄勒岡州憲法的這壹修正，直接導致反社會、無人性的冷血變態罪犯被重判473。筆者尚不知道哪個獨立主權國家的憲法有類似條文，但是，西方民主國家愈演愈烈的壹個傾向就是百般尋找外在原因為嚴重刑事犯開脫罪責、使之從輕發落，有鑒於此，筆者認為美國俄勒岡州的上述州憲修正案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474。但是，此條修正案剔除了俄勒岡州憲法原文對“報復性的正義”的排斥，具有很強的“刑罰民粹主義”色彩475。為了平衡起見，似應在突出保護社會、個人責任和改造等原則的同時明文否定“報復性的正義”476。

傑瑞米柯賓 · 发表于昨天 00:10

三民主義綱領

作者司馬涇寫於一九九八年

本文原連載於原德國《萊茵通訊》１９９８年２月第１期, ４月第２期,７月第３期, ８月第４期, １２月第５期。在十多年前中國民運人士在民主中國憲法設計壹文中就許多中國當代重大問題提出了他的獨特的見地。比如：

如何評價中共政權：毛澤東創建的人民共和國是中國文明史和世界文明史上最落後、最黑暗、最愚昧、最專制、最腐敗的國家政權。

如何評價鄧小平的改革，它是壹種沒有理論、沒有長遠目標、沒有戰略步驟的改革，鄧小平改革的目的是維護搖搖欲墜的共產帝國，就是用“改革”來救“獨裁”。

中國的民主運動目的，是在於在中國實現民主化，也就是徹底地廢除所謂的“人民民主專政”。

盡棺文章主題是中國憲政改革問題，但對近十多年來出現種多的事件作者也提出了他的獨特的解決方略。比如：

如何解決房奴問題：推行社會福利住房制度。

如何從汶川地震舟曲泥石流災害中得到何種教訓：建議設立規劃評議院。創立與完善中華民族生存空間發展整體規劃、國土綜合規劃、區域經濟合理發展規劃、城市規劃、縣鄉規劃的制定與執行體系來保障全國經濟最合理發展。創立與完善抗震抗災體系。國家組織環境保護。

如何從三鹿奶粉和當今聖元奶粉事件中得到何種教訓：創立與完善社會保險體系來保障社會安全，如推行醫療保險、事故保險、退休保險、失業救濟保險、家庭生活保障制度、農民保險。嚴格規定，政黨主辦發行的報紙、刊物不得刊登商業廣告。嚴格規定，政府及所屬機構主辦發行的報紙、刊物不得刊登商業廣告。

現將司馬涇先生的民主中國憲法設計重新發表於此。

1．重建共和國

中華民族是曾為世界文明發展史作出巨大貢獻的優秀民族之壹，也是目前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壹個民族。但是毛澤東創建的人民共和國是中國文明史和世界文明史上最落後、最黑暗、最愚昧、最專制、最腐敗的國家政權。毛澤東的人民共和國實為共產帝國。毛澤東的試驗使中華民族在文明發展史上至少倒退了壹百年。

中國共產黨永遠解決不了他的絕對統治與十二億中國人的思想自由、意見表達自由、輿論信息傳播自由之間的矛盾。中國共產黨永遠無法解決他的絕對統治與中國廣大人民日益增長的要求參與國家政治決策的意願之間的矛盾。中共憲法規定國家權力來自於人民，但中國人民沒有自由的選舉權。人民要求直接參加國家中央與各級領導人選舉，這種願望在中國共產黨專制下是永遠實現不了的。中國共產黨永遠無法解決他的絕對統治與中國人民日益增長的要求參與經濟改革和發展規劃的意願之間的矛盾。

中國共產黨永遠無法逾越絕統治必然導致絕對腐敗這壹鐵的規律。中國共產黨永遠無法解決如何選拔接班人的這壹難題，絕對統治是永遠也選拔不出具有領導能力的、有威望的接班人。

中國共產黨至今認識不到中國整個社會與經濟問題的結癥所在，它無法解除整個的社會病根所在。鄧小平的改革是壹種沒有理論、沒有長遠目標、沒有戰略步驟的改革，鄧小平改革的目的是維護搖搖欲墜的共產帝國，就是用“改革”來救“獨裁”。中國人民要自由、要民主、國家要富強、要繁榮，只有壹條路，就是重建真正屬於人民的共和國。重建共和國是中華民族的唯壹出路制定民主中國憲法是當代中國民主運動的壹項重要任務。

２．對制定民主中國憲法的步驟的設想

編制壹部真正的即能符合世界文明發展潮流，又能繼承中國政治文化傳統，符合中國國情的民主中國憲法，是中國當代民主運動的壹項重要組成部分，只有廣大中國人民的積極參與，才有可能完成這樣的歷史性的任務。如同做壹項重大技術工程設計壹樣，制定民主中國憲法需要分成幾個階段來進行。依據目前中國民主運動的發展現實和客觀條件，可設想分為以下的幾個階段。

１〕預研究默認計階段

在這壹階段中各民主團體和個人提出各自的憲法研究構思，可以是對全面的，整體設計的，也可以是對個別問題，個別條款設計的，百花齊放，相互爭議，通過辨論，可以共同確定壹些民主憲法的基本框架。

２〕正式設計階段

在確認的基本架構基礎上對逐個專業問題進行細部的設計。在這壹階段還應編寫民主憲法的註解性文件和對中國政局穩定過渡有重大關系的法律(如選舉法，政黨組織法等)的設計。

３〕條款文字確定階段

由中國的政治學家、憲法學家、文學家、翻譯家等組成的專家委員會對憲法整體結構、款句詞字地進行表達確定工作，對同壹條款也可提出若幹種表達選擇，供制憲會議作最後確定，並相應地確定英文、法文、俄文、德文等民主中國憲法草案的譯文。

４〕舉行全國制憲會議

確認作為最終的立法意義上的憲法草案，並以全國制憲會議的名義正式向當時的民主中國的立法權力機構提請審批。

目前民主中國憲法第壹階段己經開始，己有壹些學者提出了各自的構思。在此我提出我的民主中國憲法設計的構思。

３．國號：建議末來民主中國的國號暫定為“中華共和國”

現中共國號叫“中華人民共和國” ， “共和國”的意思為國家的政體不是君主制，而是采用了共和制，國家的領導人是選出來的不是欽定的。中共對其國號，在“共和國”這詞前再加上個限定詞“人民”，這個限定詞“人民”絕不是指全體中國人民，如同世界歷史上出現的 “蒙古人民共和國”、“波蘭人民共和國”、“匈牙利人民共和國”壹樣，“人民共和國”中的“人民”都是“人民民主專政”(與無產階級專政同義)意義上的“人民”。“中華人民共和國”從其實質的性質應稱為“中華人民民主專政共和國”。國家元首都是由共產黨最高領導人欽定而立的。

中國的民主運動目的在於在中國實現民主化，也就是徹底地廢除所謂的“人民民主專政”。從國號上看，就是要刪除在國號中代表“人民民主專政”的“人民”兩字。由此而成的“中華共和國”自然就是當代中國民主運動的希望所在。

4．國家結構原則

與“國策、國家基本規範、國家組織原則、”等常見的表述，相比看來“結構原則”這樣的表述顯得更可塑性。在工程科學學科中使用“結構”，表達了建造大廈的支柱，建造大廈的原則，在法學中也使用“結構原則”，可簡短地表達建造整個社會大廈的全體原則，表達為政治秩序的法律大廈的基本支柱。

由於“主義”“思想”屬思想意識方法論範疇，對未來憲政發展和末來的具體政治問題具有極大的不確定性，極大的隨意性，故民主中國憲法應徹底地廢除“正統主義”“正統思想”“指導思想”等確定條款。

建議在民主中國憲法中可確定以下的幾個國家結構原則：

—建立自由的、民主的基本社會秩序，保障人權的原則

—共和原則

—民主國家原則

—地方自治原則

—法治國家原則

—社會國家原則

民主中國憲法的設計應充分地體現這些國家結構原則的實現。民主中國憲法規定成立的憲法機構〔憲法法院〕應對這些國家結構原則及其應用作出嚴格的註釋。

5．建立自由的民立主的基本社會秩序，保障人權的原則

這實質是壹種制度，它表達了廢除暴力統治，實現人民按多數、自由、平等的意誌表決基礎上的法治統治制度。它包括以下基本要素：

—尊重個人生存和自由發展的權利

—將民主中國憲法與世界人權宣言聯結。通過憲法嚴密地確認人的基本權利及對部分權利的限制

—實現言論自由表達，言論自由擴散，新聞自由和集會遊行自由

—國家政權與人的基本權利相聯結，通過國家政權保障人的尊嚴和尊重不受侵犯

—人民主權原理

—引入“人民公決”

—通過人民的普選，產生顯示立法行政司法監察考試國家功能的權力機構來行使國家權力

6．共和原則

共和意味著對所有繼承君主制的否定，也意味著對終身不可廢黜的君主制的否定。

—實行總統的任期制和最多任期制，總統對下屆總統沒有任命權、提名權、推薦權

—實行總理的任期制和最多任期制

—國家元首按人民自主的原則，定期選出，是可罷免的。

7．民主國家原則

民主國家原則是統治的權力和統治權力的行使來自於人民，是由人民所給予的。在民主國家中規定所有的權力都來自於人民。

民主國家行式的特征是：

—平等

—多數統治

—寬容

—多元化

—精英的競爭

—利益平衡

—廣泛性

—妥協性

—合作性

在獨裁國家中統治是由上而下，而在民主國家中統治是由下而上出現的。

民主國家原則有以下基本要素：

—言論自由和輿論的多元化

—人人都有被選為公務員的平等權利

—政治選舉的周期循環原則，選舉前必須規定任期的持續時間

—有規則地舉行自由秘密選舉人民的代表

—實行多數決定原則

多數原則是在實行自由開放的言論與意誌形成和實行平等表決利的條件下的全民決策的程序原則

—實行多黨制原則，所有政黨在國家政治意誌形成中實行機會均等原則

—行使國家權力的開放性

—組成統治的周期性和任期限定

—實行權力劃分

—實行議會內閣制。

美國式的總統制不適用於中國。法國、俄國式的雙首長制也不適用於中國。議會內閣制、政府議會負責制是適合中國的國家組織的型式。

8．實行地方區域自治制度原則

１）中國不適合實行聯邦制原則，其理由是：

其壹，實行聯邦制原則要求有壹個同質前提。

其二，從國際政治實踐來看，聯邦制無法解決民族分裂的問題。實現聯邦制只會加速民族分裂。

其三，聯邦制在其理論、實踐上有其自身的缺陷性，在中國的推行時有許多具體的困難，而在創建期主要戰略任務應放在政治經濟實行全面改革和民主政治的創建上，所以，在中華共和國創建期推行聯邦制，政治風險太大。由此考慮，暫不采用聯邦制原則。

２）全國實行

—中央

—自治省、區、港澳特別區、直轄自治市

—地區、省直轄自治市

—縣區

—鄉鎮

五級行政管理體制

３）地方區域自治管理原則有以下主要內容：

—各自治省區都擁有自己各種高度的行政管理權力

—在中央與自治省區，地市，縣區，鄉鎮間實行合理的權力劃分和稅收劃分

—自治省區與中央間建立友好關系，自治省區對中央有“忠誠”原則

—自治省區對中央的意誌形成有參與權

—中央政府對自治省區擁有其特別的影響權、保障權、參與權、監督權、強制權、幹涉權

—中央法律優先於自治省區法律

—中央與地方產生法律爭議時，可經由憲法規定有關法庭進行裁決。創設有關的憲法法院分法庭藉以保障實現自由、和平、公平、合理、安全、進步的秩序。

9．實行法治國家原則

法治意味著在按憲法制定的各類法律為基礎，行使國家的權力以保障自由、公平和法律安全。法治國家原則包括以下基本要點：

—憲法國家原則，要求有壹部憲法邦作為整個國家的法律上基本秩序的最高等級的法律規範

—保障自由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公民與國家之間在法律上基本關系是，國家應首先保障個人的基本權利，保障個人自由，政治自由和人的被尊重，保障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國家權力的劃分與相互制約，相互監督，作為國家權力的設立，合理穩定和限定的原則，權力劃分基本原理是憲法的國家組織方面的規定的基本準則

—以法律為淮

法冶國家意味著法律作為整個國家活動的基本準則。法律約束，不僅僅是對行政的限制，同樣也是對立法的限制。要求法在內容上符合公正、合理、平等的精神。憲法優先於法律，法律優於行政，法律是法治國家管理的保障。法律要求其確實牲、前瞻性、可測度性、可信賴性。

—提供廣泛與有效的法律保護

建立憲法法院，它是法律國家的支柱，沒有它，憲法國家不完善。

建立行政法院，它是法律國家的角柱，沒有它，法治國家不完善。

在公共權力傷害公民權利時，公民有權向行政法院上訴，根據就是法治國家的基本要素之壹，提供廣泛有效的法律保護。

法官是中立的客觀的法律守護者。

—建立追究賠償制度

—禁止量刑過度

10．實行民主社會國家原則

１）民主社會國家原則的基本思想可理解為全體人民授權於國家權力機構，清除社會的弊病，爭取合理的社會秩序，使人人有個維護作人尊嚴的生活，創造社會的機會平等，創造適度的生活條件和創造社會安全。

２）建議在民主中國憲法中寫入“民主社會國家”原則有以下的理由：

其壹，任何國家，在其壹般的基本任務中都規定為對外防禦外來侵略，對內保障內部安全與正常秩序，實現共同富裕和保護發展文化這三項基本任務。

在第三項國家任務基礎上，許多思想家引入“福利國家”、“文化國家”的概念、也有提出“環境保護國家”的訴求。“福利國家”、“文化國家”、“環境保護國家” 這些都表達了壹個原則的幾個不同的側重面。這個原則就是壹個國家的人民組成壹個國家，人民需要“授權”於這個國家機構，使之成為整個社會生活的計劃者、指揮者、組織者。這就是社會國家原則。

中華民國建立以後，首要的戰略任務是全面實現政治經濟改制，努力繁榮國民經濟。這就需要在憲法中列入實行社會國家原則，表示這樣的“授權”的合法性，以使國家充分地發揮其計劃者、指揮者、組織者的功能。

其二，在“社會國家”之前加上“民主”這壹限定詞，目的在於更嚴密地區別與中共的“社會主義”原則。中共的“社會主義”原則是與無產階級專政，共產黨壹黨獨裁相聯系的，而“民主社會國家”原則是與自由民主原則、多黨政治民主原則、法治國家原則相聯系的。中共社會主義社會是“共產黨獨辦政府、政府統辦企業、企業包辦社會”的共產黨獨裁社會。中共嚴重地曲解了“社會主義”思想，從民主憲法意義上講，“民主的社會主義”是允許的，而 “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社會主義”是違反憲法原則的。在民主中國建國以後壹個很長的時間內，有必要的淡化“社會主義”這壹名詞。所以改用民主社會國家原則。

３）民主社會原則的要點有：

—創立與完善中華民族生存空間發展整體規劃、國土綜合規劃、區域經濟合理發展規劃、城市規劃、縣鄉規劃的制定與執行體系來保障全國經濟最合理發展

—創立與完善抗震抗災體系

—國家組織環境保護

—創立與完善社會保險體系來保障社會安全，如推行醫療保險、事故保險、退休保險、失業救濟保險、家庭生活保障制度、農民保險

—創立與完善社會救濟體系，如推行社會福利住房制度、社會救濟制度、農村子女失學救濟制度、資助國家紅十字會制度

—創立與完善勞動法體系，如保障勞動就業法制度、勞動時間規定制度、最低小時工資規定制度

—國家有義務組織保障人民生活基本供應，保障管理體系，如煤電水供應、公共交通、醫療設施、環保設施、青少年教育、文化娛樂設施、喪葬設施、老年人設施

—國家發揮其對經濟的幹預力，保障市場經濟有規律的迅速發展

—實行國家財政預算與決算制度

11．國家機構組織的設想

根據中國基本國情以及分析世界各國的國家機構組織體系的優缺點，中國未來的國家政權機構設計基本取向是采用議會政府體系，實行議會內閣制。

議會政府體系主要特征是：

—政府成員壹般也可以是議會的成員

—政府是從議會選出，是由議會上占多數席位的黨或構成議員多數的幾個黨聯盟的領袖所組成

—政府采取以總理為最高首長的金字塔型的結構

—壹旦失去議會成員多數的支持，政府就立即總辭職

—政府與議會具有相互監督的可能

—政治基本決策的功能主要分配於政府與議會上

參照民主建國的構想，結合參考世界各國的憲政經驗，建議：

１）議會采取眾議院與參議院兩院制

２）采用以總理為首的實行集體領導的國務院內閣制

３）建立獨立的各專業性的護憲與司法系統〔憲法法院、最高法院、最高行政管理法院〕

４）建立強力的監察系統〔監察院、審計院、軍監署、經濟監察院〕

５）設立人事考試院

６）設立社會紡經濟協院

７）設立規劃協議院

12．國民大會

國民大會由三個部分

—全體眾議院議員（約６００－７００人）

—全體參議院議員（約３００－４００人）

—由全國每個縣議會選舉壹名國民大會代表所組成。

國民大會主要任務是選舉產生中華共和國總統。

13．中華民國總統

由國民大會選出中華民國總統，任期五年。不得連任與連選。要求中華民國在當選後退出壹切政黨和壹切企業。

中華民國總統主要任務；

—總統是國家的元首

—總統是憲法的保護人

—在總統憲政顧問委員會的協助下有行政的參與權

—在國務院總理請求下批準解散眾議院

—發布任命狀

—有法律的簽署權

—任命駐外國大使

—援見外國大使

—承認外國

—發布嘉獎令，發布國家榮譽勛章

—發布特赦令

—宣布戰爭緊急狀態令

14．中華民國副總統

設中華民國副總統壹名，他由參議院選舉產生，任期二年六個月。

中華民國副總統的主要任務：

—輔助總統

—憲政顧問委員會主席

—在總統缺席（生病、修養、外出）時擔任代理總統工作

—擔任總統的特別專使

15．建議設立總統憲政顧問委員會。以體現總統的政治參與權

首屆總統憲政顧問委員會由眾議院選舉３名眾議員，其中１名眾議員擔任委員會秘書長，參議院選舉２名參議員以及當屆的副總統組成。副總統為委員會當然委員與主任。在第二屆以後的各屆總統憲政顧問委員會中另加上退休的歷屆總統為其當然委員。

總統憲政顧問委員會任務：

—作為中華民國總統的顧問

—委員可委任為共和國總統特別任務使節

—主持計劃中國憲政發展戰略研究、國家安全戰略研究

—主持表示中華文化的主要建築（如議會大廈、中央博物館、重大紀念碑等）的開工典禮落成典禮。

16．眾議院

１〕眾議院選舉周期為４年。

２〕眾議院議員限額確定過多，有礙議事效力，擬確定為６００—７００名眾議員限額。

３〕眾議院全體眾議員是由全國以普通、直接、自由、平等、秘密方式選舉產生。凡年議滿１８歲的中國公民皆有選舉權。

４〕眾議院眾議員的選舉制度采取二票制，即多數選舉與比例選舉的混合方式。每選舉人都有二張選票，壹票投眾議員直接候選人，全國大致按地委級分為３００多個選區，每選區以機相對簡單多數選出１名眾議員，另壹票投政黨，按全國大行政區各黨事先提出的本黨比例選舉候選人表，各大區政黨比例選舉產生的眾議員的席位可采用比利時數學家豪爾持方法進行分配。

５〕為保障眾議院有較強政府組織能力，規定得票至少５％的政黨方可分配到眾議員席位。

６〕眾議院主要任務是與參議院共同組成國家議會，行使立法權力，表達人民意誌，選舉組織政府，選舉國家其他最高機構。

７〕所有眾議員都是國民大會成員，通過國民大會選舉總統。

８〕總統向眾議院提出國務院總理侯選人，眾議院選舉產生國務院總理，交參議院批準，參議院有異議時，召開兩院協議調委員會討論。

９〕監察院有權向眾議院提出對總理的彈核議案。眾議院若拒絕監察院的彈核提案的二周內，總理末主動請辭，監察院或者向憲法法院提出上訴，或者提出總辭職。

１０〕建立眾議院各專業委員會，主要有外交、國防、預算財政、經濟、內政、社會勞動、司法、交通郵電、科教文、農林漁、民族宗教委員會。各專業委員會內政黨按議員比例分配其委員數目。

１１〕國務院總理向眾議院各專業委員會提出內政、財政、經濟、勞動、交通、郵電、科教文、農林漁等部長名單，由各專業委員會舉行任命聽政會，並進行表決。

１２〕眾議院選舉產生憲法法院大法官，人事考試院院長、委員，司法系統各高級法院院長大法官，監察院監察委員等。

１３〕眾議院選舉社會經濟協議院總裁（必須是眾議員）和眾議員兼任的社會經濟協議院委員５名。眾議院選舉規劃協議院眾議員兼任的委員５名，非眾議員擔任的委員５名。

１４〕眾議院的主要任務是完成立法工作，在立法上與參議院有分歧時，可召集聯合協調委員會協調。

１５〕對行政和司法及其他國家機構具有監督權力，審批政府年度預算和決算，批準與外國簽訂的國家條約，有使喚權、質詢權、查詢權，要求監察院進行立案的動議權。

１６〕眾議員不得兼任參議員。

17．參議院

１〕參議院由總限額為３００名至４００名的二個部分參議員組成。第壹部分是各自治省區、直轄市行政管理委員會委員（大約為３ —４名）。他們以參議員身份參加中央參議院，以表達各自治省區、地方對中央事務的參與權，他們又是各自治省區地方行政管理委員會委員，擔任本自治省區、地方行政管理，有地方立法的動議權。第二部分是由各地委級議會各選舉１名中央參議員，也可以由各地委組織參議員直選。

２〕參議院參議員任期為４年。

第壹部分參議員由自治省區行政委員會選舉時產生，４年後隨自治省區行政委員會改選而同時改選。

第二部分參議員由各地委（直轄市）議會選舉時組織改選，任期為４年。

３〕所有參議院參議員都是國民大會成員，參與選舉總統。

４〕參議院選舉產生副總統，任期二年六個月，不得連任連選。

５〕參與批準國務院總理人選。

６〕國務院總理向參議院外交、經濟、民族、規劃委員會提出外交、外貿、民族事務、建設等部長名單，各專業委員會進行任命聽政會，再進行表決。

７〕選舉部分憲法法院大法官；選舉規劃協議院院長（必須是參議員）和參議員兼任的規劃委員；選舉人事考試院部分委員；選舉司法系統各高級法院部分法官；選舉監察院院長和部分監察委員。

８〕對行政司法及其他國家機構具有監督權力，參與審批政府預決算案，批準與外國的國家條約，有傳喚權、質詢權、查詢權，查問權、調查動議權。

９〕參議院的主要任務是完成立法工作，在立法上與眾議院有分歧時，可召集聯合協調委員會協調。

１０〕參議員不得兼任眾議員。

18．立法過程

１〕動議權（發動權）

行政當局的提案權在國務院，不在個人，總理部長可提，但要由國務院會議決定為據。人事考試院在人事任命事項上有提案權。監察院有對總統、總理彈核提議權。

眾議院眾議員可直接在眾議院提案，但至少有壹個５％的基本數同意。

經濟協議院和規劃協議院有涉及經濟和規劃方面的提案權。

２〕立法過程

壹般立法過程：

—提出法律提案交眾議院討論

—眾議院辨論壹讀二讀，表決批準，呈交參議院

—參議院辨論，批準

—總統簽署，公布生效

特殊立法過程：

—參議員向參議院提出法律提案，交參議院討論

—參議院辨論壹讀二讀，表決批準，呈交眾議院

—眾議院辨論，批準

—總統簽署，公布生效

３〕在參、眾二議院產生立法表決異議時，可召集由二院專業委員會委員組成聯合協商委員會進行協商。

若法律無時間緊迫性時聯合協商委員會以“穩妥”為原則取向。

若法律有時間緊迫性時聯合協商委員會以“主導”為原則取向。

可規定外交、國防、外貿、民族事務、文化文字教育事務、全國建設規劃事務方面的法律以參議院為主導。而內政、財政、勞動社會、經濟、交通、郵電、科教等其他專業則以眾議院為主導。

19．國務院

１〕國務院（也可稱中央政府內閣）是最高級的行政權力機構。

２〕國務院由作為內閣首長的國務院總理和國務院各部部長所組成。

３〕國務院正式成員（總理和部長）必須是非“在職軍人”。

４〕國務院是中華民國對內對外的決定性的政治領導機構，國務院在行使行政權時作為整體向議會負責。

５〕國務院的主要任務

—是在對內對外事務上起了國家的全面政治領導（謀劃、組織、協調）

—參與立法

有立法的動議權，有向總統提出宣布緊急狀態的申請權，在授權的基礎上發布法令。

—參與全國各地方的行政管理

對各省區、直轄市在執行中央法律時有監督權，在對中央政府管轄業務上有權發布行政管理規劃，在對委托各自治省區、直轄市管轄業務上，在取得參議院同意的前提下有權發布行政管理規劃。

６〕政府（國務院）可以是由壹黨支持下（稱為壹黨政府）或由多黨支持下（稱為多黨聯合政府）組成。若所有政黨都參與政府組閣，稱之為泛黨政府，這時議院中反對派太弱，無法起監督政府的作用。

７〕國務院（內閣）組織結構原則是：

—內閣集體組結原則，設立國務院院務會議制度

—總理主導原則

—部長管轄職權範圍原則

—國務院在行使行政權時作為集體向議會負責

—副署原則

８〕國務院總理是由議會選舉產生，每屆任期４年（與眾議院立法期同步），最多連任２屆（即最多１２年）

９〕建議：新體制中僅設副總理１名，並規定僅在總理生病、缺席、出訪、休假時代理總理，主持國務院院務會議，代理總理職務。建議：新體制中完全廢除副部長的職稱，以期提高領導素質與辦事效力。

１０〕建議設立全國行政向首長會議制度，由國務院總理定期召集各省區直轄市行政首長（省區主席，直轄市長、首席部長、經濟部長等）會商國家事務，壹年擬定為兩次。

20．憲法法院

１〕憲法法院是憲法的守護神，在憲法爭議問題上作出最終裁決的特別法院。它是獨立於總統、國務院、參議院、眾議院的憲法機構。它作為最高的司法權力機構，是可作出法律裁決的法院。憲法法院是法治國家的支柱。

—為了圓滿無缺地實現憲法原則，對各國家機構的權力範圍作出具體的裁決，需要設立獨立的憲法法院。

—按照憲法原則，就具體的現實問題作出憲法解釋，需要設立壹個憲法法院。

—在現代世界各國政治發展史上出現過壹個人的獨裁、壹個黨的獨裁，壹個軍事集團的獨裁，也出現過議會多數的獨裁，設立獨立憲法法院就可防止獨裁的產生，保障民主法治的國家原則。

—未來中國將實行地方自治制度原則和法治國家原則，在實踐中就有可能出現大量的中央與地方，地方與地方的意見分歧與爭執，這就需要設立壹個憲法法院對此作出最終仲裁。

—對於由議會通過的各項法律、法規，政府頒發的規定、決定是否與憲法基本原則相壹致，憲法法院具有最終的審查權力。建立獨立的憲法法院就可以保障各項法律法規、行政決定與憲法基本原則的壹致性。

—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權，憲法法院受理公民的憲法申訴。

—設立憲法法院還可以對監察院提出的對總統、總理彈核案作出裁決，保障國家的權力平衡與相互監督，並保障全國的政治穩定。

２〕憲法法院的主要任務

—對關於各國家機構的權力和義務的爭執作出仲裁。

—裁決壹般的法律和法規是否與憲法壹致。

—對中央與自治省區間的爭執作出仲裁。

—對公民社團的憲法申訴進行裁決。

—對基本權利的保障進行裁決。

—最終裁決政黨的違憲訴訟。

—裁決對總統、總理的彈核案。

—裁決對大法官的申訴。

—對由各級的判決作具體的規範審查。

—對國際法的具體條款是否可移植為中國法律的組成部分作出裁決。憲法法院的決定具有法律效力。

３〕憲法法院的組織法

憲法法院有第壹憲法法庭，第二憲法法庭和憲法法院西北、華北、東北、華東、中南、西南、港澳分法庭。

第壹憲法法庭主司對規範審查的仲裁，中央各機構間的憲法爭訟，中央與自治省區的憲法爭訟的最終裁決，對各分法庭作出裁決進行最終裁決。

第二憲法法庭主司保障基本人權的實現和公民的憲法申訴、政黨的違憲、對總統、總理的彈核。

所有憲法法院大法官組成憲法法院大法官會議，以協調司法的壹致性。

４〕第壹、第二憲法法庭大法官的選舉

—第壹、第二憲法法庭大法官壹半由眾議院選舉產生，另壹半由參議院選舉產生。

—大法官不準許擔任眾議員、參議員、政府內閣成員，也不準許擔任各地方議員或地方政府成員。

—眾議院按政黨比例產生１６名議員組成的選舉人團，由選舉人團以２／３多數選舉產生壹半的第壹、第二憲法法庭大法官。參議院按各省區壹票的比例產生的參議員組成的選舉人團，由選舉人團以２／３多數選舉產生另壹半的第壹、第二憲法法庭大法官。人事考試院向眾議院參議院選舉人團提出為當選人數３倍的大法官侯選人名單，進行差額選舉。政府內閣對當選的大法官有行使否決權的權力。

—大法官任期８年，可連選連任，最長年令限界為７０歲。

21．最高法院

１〕憲法規定，設立最高民事刑事法院

最高行政管理法院

最高財政經濟法院

最高勞動社會法院

另外設立軍事法院

國家紀律法院

國家海事法庭等

２〕各最高法院的法官由人事考試院法官任命委員會任命。

３〕由最高法院、最高行政管理法院、最高財政經濟法院、最高勞動社會法院法官組成最高法院法官聯合會議，以保障司法的壹致性。

22．監察院

１〕建議民主中國設立監察院。它由３０名監察委員組成，參議院、眾議院各選舉產生１５名監察委員，由參議院選舉產生壹名監察院院長兼監察委員。

監察院監察委員擁有調查權，專門負責對總統、總理、部長、政府高級官員、參議院議長、參議員、眾議院議長、眾議員、各政黨主要領導人、大法官、法官、人事考試院院長、人考委員、社會經濟協議院總裁和經濟委員、規劃協議院院長和委員、中央銀行行長等進行監察，接受人民申訴。

２〕根據案件嚴重程度監察實行全體審議，６名監委審議，３名監委審議，１名監委審議的制度。

３〕監察委員享受大法官的待遇，監察委員要求不得在政府、政黨、企業、團體中兼職，要求不兼任眾議員和參議員，負責對政黨監察的監察委員要求為無黨派人士。

４〕對總統或總理彈核案的憲法爭訟程序

監察院全體審議會議通過對總統或總理的彈核案，監察院將彈核案交參、眾議院討論表決，眾議院以２／３多數通過對總統或總理彈核案，參議院以２／３多數通過對總統或總理彈核案時，總統或總理有權向憲法法院上訴。憲法法院駁回，總統或總理應立即辭職。

若眾、參議院拒絕總統或總理彈核案，在二周內若總統或總理未主動請辭，則監察院舉行全體委員會議決定監察院總辭職或決定向憲法法院總提出上訴，憲法法院判決總統或總理彈核案成立，總統或總理應立即辭職。憲法法院駁回彈核案，監察院立即解散，由議院重新選舉。

23．考試院

１〕考試院為國家最高考試機關，掌握考試事項。

對社會影響重大，素質要求高的職業，如教師、醫生、律師、經濟會計師、公務員等實行國家資格制度。

國家資格是國家對準備進入相關專業隊伍，從事相關工作的人員的基本要求。

國家資格制度是國家對教師、醫生、律師、經濟會計師、公務員等實行的壹項法定職業許可制度。實行這種制度，只有具備教師、醫生、律師、經濟會計師、公務員等資格的人，才能被聘任或任命為相關職務。

建議將設立國家資格制度與國家高等教育制度相銜接。將高等學校的學士考試確定為國家壹級資格考試，除律師、醫生、公務員外的國家壹級資格考試皆由國家教育部授權於各高等學校組織進行，具有國家壹級資格者方可允許參加國家二級資格考試。各專業的國家二級資格考試（包括律師、醫生、公務員國家二級資格考試）則由考試院掌管，組織進行。高等學校中進行的碩士、博士考試主要偏於培養學術研究能力，而考試院掌管的二級資格考試主要偏於對國家法律政策行政管理知識和專業知識的掌握。故碩士、博士考試不可代替國家二級資格考試，國家二級資格考試也不可代替碩士、博士考試。

２〕考試院由１８名考試委員組成。其中１２名考試委員由參議院選舉產生，６名考試委員由眾議院選舉產生。考試院院長兼委員由參議院選舉產生。考試院委員任期６年。每年與改選３名考試委員。

24．人事院

１〕人事院對各中央、自治省區、直轄市公職人員執行考績銓敘業務，有監督權，掌理全國性人事事項。

２〕人事院由１２名銓敘委員組成，其中８名銓敘委員由眾議院選出，４名銓敘委員由參議院選出，銓敘委員任期４年，每年改選３名。

３〕人事院院長兼委員由眾議院選出，人事院院長兼委員任期與政府任期相同。

人事院院長兼委員由國務院總理提名，由眾議院選舉通過。要求人事院院長，在眾議院提名通過後，宣布退出壹切政黨，接受眾議院的任命。規定人事院院長在各類人事院務會議上擁有否決權票。

４〕人事院下設

—中央機關人事提名委員會

—自治區、省人事提名委員會

—法官任命委員會。

25．經濟社會協議院

１〕創制設立經濟社會協議院的必要性

〔１〕為了貫徹民主社會國家原則，在社會經濟活動上也實行廣泛的三權分立的民主制度，充分地發揮國家經濟活動和與經濟有關的社會活動的組織功能，需要創制設立經濟社會協議院。

當今世界各國的國家機構都將國民經濟社會活動的組織工作作為自身的壹項重大任務。世界各國的國家機構都在不同程度上對於國民經濟社會活動進行了國家的幹預。綜觀各國國家機構對經濟社會活動的幹預，按經濟生活作用範圍來分，大致可分為

—建立以穩定為目的的經濟秩序和合理的市場競爭政策

—建立以社會安全、社會平等為目的的勞動社會秩序

—實行合理、優化為目的的經濟結構、產業結構、環保政策

—實行以就業、價格、外貿平衡、經濟增長為目的的經濟繁榮政策。

按國家幹預的方式方法來分，可分為

—通過法律

—通過政府法令規定

—通過政府與國際談判協商簽訂的條約之類

—通過政府的各項稅收政策

—通過政府的各項經濟措施

—通過政府（銀行）的貨幣利率政策

—通過政府對企業的經濟管理的參與等等。

若將這些國家在經濟生活幹預的方式再進壹步分析時，可將它分為兩種不同的類型。壹種是國家作出對所有公民所有企業都具有約束力的法律、條約、命令、規定，它們是經過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的民主制度方式形成的全民意誌。通過法律方法進行幹預，這裏面還有壹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平等問題。另壹種是國家行政當局（包括銀行）制定的各們種經濟政策及具體的經濟措施，它們可以是對所有企業都有約束力的準則，或者是僅對某些個人圈和企業有約束力的裁決、決定、協議，或者是對個人企業都無約束力的建議。

從各國的經濟實踐上看第二類經濟幹預的措施是大量的、具體的、復雜的。目前西方許多國家常常采用由國家行政當局領導人召集各經濟利益功能集團與當事人會商的暫時性、輔助性的方式來補充。自然這中間問題不少。在未來民主中國，經濟社會活動的幹預方面應運用三權分立的民主制度原則，建立固定性的結構組織。三權分立的民主制度原則即是指行政（包括國家經濟部、財政部、銀行等），準立法機構，司法（財政法院和經濟財政監察院）三權分立的制度。這樣的壹個固定性的準立法機構就是經濟社會協議院。

〔２〕創制經濟社會協議院，可充分保障全國各經濟社會功能團體和社會經濟利益集團對於國家在經濟社會活動層次上的意誌形成的參與權利。

目前世界各先進國家都實行政黨政治。實行政黨政治，全國人民通過政黨這樣的中介組織方式來組成國家權力機構，表達全國人民的政治意誌。各國的議會都是由各政黨的代表所占據。這裏有壹個缺陷，在國家對全國經濟活動層次上的決策、組織、幹預上缺少各經濟社會功能團體（特別是各行業企業雇主團體、各企業工會團體、消費者團體、經濟學家團體）的參與。

創制經濟社會協議院，就可保障各經濟社會功能團體、各社會經濟利益集團對於國家各在經濟活動上的意誌形成上的參與權利。

在與經濟社會有關的立法程序上將規行政當局制定與經濟社會有關的法律草案，必須在取得經濟社會協議院的同意的情況下，方可提交議會討論。在具體經濟措施方面，將規定行政當局制定的各項經濟政策與具體措施必須經過經濟社會協議院通過方可執行。

設立經濟社會協議院，可以克服許多國家在經濟活動組織幹預上常見的反應遲慢、措施不當、幹預不力、金權腐敗等毛病。

〔３〕為了有效地在中國實行經濟制度全面改制，需要創設經濟社會協議院。中國是幅員廣闊、人口眾多的國家，中國經濟正處於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改制的階段。可以明確地講，中共按其臆想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永遠是解決不了這壹改制。從國家與企業關系來講，中共的經濟永遠也走不出壹放就亂，壹亂就收，壹收就統，壹統就死，壹死就叫，壹叫就放的這樣壹個怪圈。

民主中國建國以後的壹個首要的任務是迅速地建立起穩定的經濟生活秩序，社會平等的勞動社會秩序，有效地實行經繁榮政策，它迫切地需要設立壹個民意機構，它就是經濟社會協議院，來迅速地解決在經濟改制社會穩定上出現的大量具體的經濟社會問題。經濟社會協議院為勞資各經濟利益集團提供了壹個會商、協調機會，經濟社會協議院對於公共交通醫療事業的價格擁有決定性的權力，以保障全社會經濟生活的穩定。經濟社會協議院擁有對國有大中企業推薦經濟管理人才的建議權。設立這樣的機構為中國造就大批優秀的經濟企業管理人才創造了壹個機會。

〔４〕設立經濟社會協議院可實現建立壹個“小政府，大社會”，使國家行政機構專註其國家行政管理的事務。為此建議憲法規定設立經濟社會協議院。

２〕經濟社會協議院的組成

經濟社會協議院由１５名委員組成。

經濟社會協議院總裁參與國務院會議，對國務院擬向眾議院提出的有關經濟社會方面的法律提案擁有否定權，對經濟社會協議院院務會議的決定和規定，擁有否定權。經濟社會協議院總裁和協議院委員任期為４年，與眾議院立法周期同步。

３〕經濟社會協議院主要任務有

—在國務院的同意下向眾議院提出具體法律性質的經濟法律草案

—對國務院擬向眾議院提出的政府預決算法案有咨詢權和否決權

—對政府行政機構（包括銀行）作出的經濟政策、規定具有審議權和建議權

—對公共交通能源衛生企業的基本定價，運營與投資計劃作出最終決定，擁有向經濟財政監督院對各企業通進行經濟調查（立案）的提案權

—個別企業出現經濟財務危機時，有權立即召集政府經濟部，投資銀行，相關企業代表，討論政府經濟部提出的具體措施，並迅速作出決議

—出現勞資危機時，經濟社會協議院立即派出協調員進行協調解決

—經濟社會協議院有建議權，就本年度各地工資價格主導變動幅度作出決定，作為各企業勞資談判的主導依據

—有向各主要企業董事會提出經濟管理人才的推薦權

26．建議設立規劃評議院

１〕設立規劃評議院的必要性。

結合西方工業國家工業發展的經驗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這裏講的“規劃”應全稱為中華民族生存空間發展整體規劃。它包括國土規劃，國家經濟社會發展計劃，國家工業發展計劃，區域地區發展規劃，城市建設發展規劃，交通發展規劃，能源發展規劃，長江黃河水利規劃，森林發展規劃，農業發展和農村發展規劃，環境保護規劃等。為了能編制壹部為造福中華民族子孫後代的科學的國家整體與各專業規劃，為了確保規劃的權威性、科學性、合理性、前瞻性、經濟性，有必要貫徹廣泛的民主原則和嚴格地貫徹編制、立法、執行分立的原則。

規劃評議院就是這村樣壹個專門從事於整體規劃與專業規劃的審批，立法的準立法機構。

２〕整體規劃編制的主導思想是

〔１〕中國的整體生存空間結構應在考慮到自然條件、現實狀況、人口發展、經濟發展、基本設施、工程技術發展、社會和文化發展需要並考慮到以下的幾點：

—最佳地為人的自由發展服務

—保障和維護人類自然生存條件

—為子孫後代的生存空間利用保留開發的可能

—為各地區人民提供等值的生活條件和生活質量

〔２〕考慮和改善整個中國各地區間的空間關系，

〔３〕局部地區的發展應適應於整體的發展，整體的發展應該考慮到局部地區的現實和條件。

３〕規劃評議院的產生與組成

規劃評議院下設規劃立法委員會和規劃評議委員會。規劃立法委員會由１２０名左右委員組成，他們分別由眾議院選舉產生３０名委員，參議院選舉產生３０名委員，各省市協議院選舉壹名委員共３０名，由人事院提名委員會選舉產生３０名。

規劃立法委員會主要是審批整體規劃和各省區，各專業規劃，協同行政機構制定有關規劃環保法案草案提交眾議院參議院批準。

規劃評議委員會由２００名左右委員組成。他們分別是由經濟發展戰略研究專家、國土規劃專家、地理經濟學家、交通專家、能源經濟專家、土木水利工程專家、水經濟專家、區域規劃專家、城市規劃專家、地質地理氣象專家、化工專家、環保專家、人口經濟學家、農業森林專家、國防發展專家等各類專業人員產生。

規劃評議委員會委員的主要任務是對行政部門、各省地組織編制的各類規劃進行專業評審。

27．自治省、區、直轄市的組織機構

１〕各自治省、自治區、自治直轄市必須遵循自由、民主、社會、法治的憲法結構原則。

２〕各自治省、自治區、自治直轄市的立法機構可分兩種類型組成。

—單壹議會制——適用於人口集中、轄內各部分差異較小，如各直轄市，西藏自治區，海南自治省等，個別的直轄市可按市長議會制度模式來組建，大部分按議會制度模式來組建。

—參眾二議會制——適用於人口眾多、轄內各部分差異較大，如四川、山東、廣東自治省、新疆自治區等按議會制度模式來組建。

３〕各自治省、自治區、自治直轄市的行政機構的組織結構。設立行政委員會，它由省區主席、市長兼行政委員會主席、中央參議員、行政委員會委員，以及由中央人事院提名、由省區直轄市議會批準產生的行政委員會委員。行政委員會委員任期與立法議會同步都為四年。

省區主席向省區議會提名，選舉產生壹名省首席部長，和各專業部部長。行政委員會主要任務是實現本省區的政治領導，參與本省區的立法，向省區議會提出地方法案的動議，頒布法規規定，參與本省區各地方的行政領導。各專業部為行政執行機構，各專業部部長須向首席部長負責，首席部長須向行政委員會及省區主席、市長負責。

４〕省區市政府機構選舉產生方法

部分實行單壹議會制的自治省、區、直轄市可進行公民直接選舉方式。在其他實行單壹議會制和所有實行參眾二議會制的自治省、區可采取間接民主選舉方式。

５〕自治省、自治區、直轄市應設立行政法院、高級法院、社會勞動法院等，監察院、人事考試院、經濟協議院、規劃協議院。

28．民族問題

１〕建議中國民主憲法中引入“公民自決”的條款。

２〕建議專門制定壹部“公民自決法”。公民自決法將規範公民自決的程序和實施。

３〕建議可規定地區公民表決必須在達到全體有表決權人數的絕對多數（三分之二）以上時，公民表決“要求地區脫離中國的獨立案”方可成立。地區公決在達到參加人數的簡單多數（半數），“要求加入中國的並入案”成立。

“脫離案”與“並入案”同時寫入，並規定有壹個數量差。

４〕對公民表決“脫離中國案”的程序的設想。

〔１〕研究階段，由萬名公民連署後即可向省區行政委員會申請，由省區行政委員會拔款，在高等學校和科研機構中設立“某某問題研究所”。此階段在社會上攻擊憲法原則，鼓吹國土肢解，民族仇恨是違憲的，是禁止的，但在高校科研範圍內由於實行思想自由、科學自由、學術自由原則，對某某問題進行研究是完全允許的。在此階段要求研究所制定出實行地區公民表決申請案，其中該申請案必須包括申請實行公民表決的理由，對公民表決的實施，對獨立後的該地區建國原則，對與中國其他各省區的債務確認償還按規定，獨立後本地區其他少數民族（漢族與其他民族）政策問題，並草擬相關規定。

在此研究階段，地區行政委員會也可以拔款，在高校研究機構中設立反對意見的某某問題研究所。

〔２〕申請案提出階段，要求申請案在獲得全省區１／１０人口的連署後，由某某問題研究所向省區行政委員會正式提出。

〔３〕申請案審批過程

—自治省區行政委員會同意，交省區議會審批，

—省區議會審查批準，交中央眾議院審批，

—中央眾議院審查批準，交參議院審批，

—中央參議院審查批準，交國務院總理，總統簽署生效，

—若在省區議會，中央眾議院，中央參議院否決申請案後，申請人有權利向憲法法院提出憲法申訴。

〔４〕實施公民表決宣傳階段

此期間該地區大眾輿論媒體宣傳肢解獨立，攻擊中央實行民族沙文主義等，都不屬於違憲之範圍。

〔５〕實施公民表決。

〔６〕公民表決案確認階段

由參議院確認批準，並提出審批“過渡法”。若參議院否定時，申請人有權利向憲法法院提出上訴。

〔７〕實行分離過渡法

〔８〕實現獨立。

５〕建議向末來的憲法法院申請，請求未來的憲法法院對以下問題作出憲法解釋和憲法確認裁決。

—對中國實行民主原則、法治原則、共和原則的基本要素，逐條進行解釋。

—對中國實行民族平等與地區自治原則的基本要素逐條進行解釋。

—裁決“中國是實行民族平等原則的多民族國家”。

—裁決“中國是實行宗教自由原則，並實行政教分離原則”。

—裁決“中國不是單壹宗教的國家”。

假如憲法法院作出了以上的解釋與裁決，那就將明確地否定了“壹個民族壹個國家”的理論，這理論在世界上是行不通的，也是不成立的，在中國則是違憲的。將確認“若某地區欲想建立“政教合壹”的國家”，這也是違憲的。或者某地區欲以“壹個民族壹個國家”作為提出獨立的理由；或者某地區欲想獨立出去，建立壹個反民主原則、反法治原則的封建君主國家，省區議會、中央參眾議會可有理由拒絕公民表決申請案。

６〕要求中央政府實行這樣的經濟發展戰略，以保障中國的各少數民族自治省區經濟社會發展要穩定地超過周邊鄰國。並將這列為中國實行地方自治原則的壹個要素。

29．政黨問題

民主中國憲法有必要添加入關於政黨問題的專門條款和制定相關的政黨組織法，對政黨活動作壹規範，建議作出以下的政黨活動規範要點：

１〕政黨的成立是自由的，

２〕政黨的作用主要在於參與人民的政治意誌的形成，

３〕政黨的內部秩序必須符合民主的基本原則，

４〕對黨營企業作出嚴格的限制，根據政黨的主要作用引出，政黨不得從事主要旨在商業營利的經濟企業活動。建議規定從屬於政黨的黨報、黨刊不得從事商業營利的廣告業務，

５〕禁止政黨在企業、事業單位、學校、軍隊中建立黨委和支部組織，

６〕政黨必須定批期向監察院公布其收入來源，由於政黨支出情況與政黨競選戰略有關，屬政黨保密範圍，故無需公布，

７〕由於人民的政治意誌形成主要在中央眾、參議院實行，而地方（各自治省區、專區、縣）水平上主要不是進行政治決定，而只是管理任務，故僅僅參與各自治省區、專區、縣選舉的團體，都不屬於憲法意義上的政黨，其成員僅吸收其籍貫的團體，都不能承認為憲法意義上的政黨地位，

８〕根據政黨意義，政黨不宜與利益集團、福利團體相混同，根據人民的政治意誌形成主要集中於全國參、眾議會水平上，根據假如末來憲法法院作出的裁決“中國是壹個多民族的國家”，由此引出，僅僅吸收某群體為成員的，如“壯族民主黨”、“殘疾人福利黨”、“冶金工人黨”等都不能承認其憲法意義上的政黨地位，

９〕根據政黨的定義，根據憲法法院關於政教分離的原則和“中國不是單壹宗教的國家”的裁決，專門吸收某宗教徒為成員的，如 “佛教真理黨”、“拜上帝會黨”都不能承認其憲法意義上的政黨地位，

１０〕建議禁止政黨在十六歲以下青少年中組織政黨預備組織，

１１〕建議規定某政黨若八年不參加眾議院選舉，即自動失其憲法意義上的政黨地位，

１２〕建議憲法對政黨的違憲與禁黨程序作壹規定。依據政黨的綱領目的以及它的成員行為，若政黨損害與排除自由民主的基本秩序，或有害於中華共和國的存在，則中央有關部可向監察院提出禁黨申請案，監察院立案調查批準，政黨可向憲法法院提出申訴，對違憲的最終裁決由憲法法院作出。

30．軍隊問題

１〕建議在民主憲法中設立專門條款，規定中國軍隊的主要任務。

２〕建議在憲法條款的基礎上制定壹部軍隊投入法，規定軍隊投入的條件，批準程序，以及嚴格防止濫用軍隊投入權的措施。

３〕在以下情況，經過壹定審批程序，方可投入軍隊：

—當發生自然災害或特別嚴重的不幸事件時，自治省、區、直轄市可向中央政府和其他自治省、區、直轄市提出清求，中央政府和其他自治省、區、直轄市可發出指令，投入警察力量。在警察力量不足時，方可投入邊防軍和軍隊，

—自治省、區、直轄市出現危及自由民主基本秩序的緊急狀態時，自治省、區、直轄市可以要求中央政府和其他自治省、區、直轄市下令調用其他自治省、區、直轄市的警察力量和邊防軍。當警察力量和邊防軍無法單獨消除危急時，政府可指令調用軍隊。軍隊的投入僅僅在於保護公民為目的和與有組織有武裝的暴亂作鬥爭中支持警察和邊防軍，

—自治省、區、直轄市或中國受到外來武裝入侵的威脅時，政府在眾議院、參議院以及由眾議員、參議員組成的特別委員會批準下，全國實施緊急狀態，投入軍隊，

—履行國際條約和執行聯合國決議的前提下，政府下令投入軍隊。

４〕軍隊的最高指揮權

在和平期間軍隊最高指揮權屬國防部長，

在宣布實施緊急狀態後，軍隊最高指揮權屬國務院總理。

５〕設立參謀長聯席會議制度

中國軍隊按矩陣管理方式進行組織。設立各聯防區參謀長聯席會議，陸、海、空、特種軍參謀長聯席會議。由各聯防區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和各軍種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組成參謀長聯席會議。國防部長為參謀長聯席會議的第壹主席。另設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兼總參謀長和副主席兼副總參謀長（為在職軍人）各壹名。國防部主要負責軍備與後勤發展規劃。

６〕建議廢除政委與政治指導員制度。

７〕建議軍隊實現國家化，超政黨化。要求軍隊的將級以上軍官退出壹切政黨。在職軍人不得擔任政府（國務院）領導人。在職軍人欲要參加各級政府、議會競選、組建政黨須首先退出軍隊。

８〕建立軍隊監察制度和獨立的軍事法庭。

31．利益影響團體

１〕利益影響團體主要是指代表成員的某種利益，推動參與並影響到整個社會的公共決策的組織。它與政黨的區別在於，政黨以爭取掌握政府負責權為主要目的的，它的主要活動在於議會選舉鬥爭，而利益影響團體則不同之，在經濟社會中，利益影響集團主要是指工會與雇主團體。民主中國有必要在憲法和利益影響團體組織法中對利益影響團體作壹規範。

２〕建議未來中國壹個工廠企業只準成立壹個工會，禁止政黨在企業中成立專屬該黨的工會，如鞍鋼甲黨工會，鞍鋼乙黨工會。

３〕建議未來中國的核心工會組織既不按英國的職業原則（如建立鉗工工會），也不按德國的經濟大部門分類原則（如建立全德公共事業運輸與交通總工會）組建。

建議未來的中國核心工會組織按各自治省、區的工業經濟行業細分類原則進行。如建立廣東省汽車工業工會，山西省煤礦工人工會，該心工會代表本分支行業工人利益參與本工業經濟分支行業的年度工資福利談判。

４〕建議建立各自治省、區總工會。各自治省、區總工會由本省區各地工業經濟分類工會聯合組成，僅接收團體成員，它僅起聯絡、協調作用。

建議建立全國總工會，它由各自治省、區總工會聯合組成，它僅起聯絡、協調作用。

32．傳播媒體（出版與廣播電視）

１〕建議在未來民主憲法中引入世界人權宣言中有關言論、出版自由的基本自由權利的條款。規定憲法保障任何人具有

〔１〕言論表達和意見擴散的自由，

〔２〕信息自由，

〔３〕出版自由，

〔４〕報導自由，

〔５〕廢除新聞，書刊檢查制度，

２〕為了使傳播媒體在廣大人民的政治意誌形成及輿論形成中發揮重要的作用，為了使傳播媒體通過意誌表達對政府政黨的政治責任和政治決定起批評、監督作用，為了防止政府政黨的宣傳獨裁、言論壹律和輿論濫用，為了防止壟斷媒體團體的言論獨裁和輿論濫用，民主中國有必要在憲法和傳播媒體法中對傳播媒體活動作壹的規範。傳播媒體可分為書籍、報紙、刊物出版傳播媒體和廣播電視傳播媒體兩種不同的類別。出版自由是建立於不計其數、影響能力不相上下的書籍、報紙、刊物出版輿論載體這壹前提下。但由於技術因素（有限的頻道）和建立廣播電臺電視臺需要巨額的投資，故國家只能允許建立有限數目的廣播電視載體。

對前壹類媒體建議以憲法與法律形式作出規定：

〔１〕政黨主辦發行的報紙、刊物不得刊登商業廣告。

〔２〕政府及所屬機構主辦發行的報紙、刊物不得刊登商業廣告。

〔３〕嚴格地防止全國性或跨大地區（如跨東北華北等）的壟斷報業財團的產生，禁止出版非政府、非黨派所屬的報業財團的全國性綜合類報紙。

〔４〕非政府、非黨派所屬的綜合報刊公司的各地區、各大地區的綜合類報紙、刊物可以向全國發行，但其商業房地產廣告類僅以本出版所在地區為限，報紙地方消息版僅以出版所在地區為限。

〔５〕綜合類的期刊，專業性（經濟、體育、文藝、科技、教育、旅遊等）的報紙，期刊可允許全國出版，發行，但對於商業廣告的範圍與占版比例和商業廣告收入比例應有明確的限制。

〔６〕禁止綜合類報業公司並吞專業類報業公司。

〔７〕每期出版的報紙，期刊上都應表明出版物的政治屬性（如無黨派中立，某黨機關報），本出版物的發行屬性（如東北地區綜合類，全國性體育類）。

規定每年至少壹期報紙、期刊應公布本報刊的主要領導（主編，專欄主編，主要編輯，出版人，發行人）名單和其黨派屬性。

規定報紙每月至少有壹期安排“讀者與編輯”欄目，發表讀者意見，接受民眾監督，民眾有權就違反憲法及搞報刊輿論濫用（如搞謠言誣陷，人身攻擊）對報刊向法院提出起訴。

對後壹類傳播媒體（主要指廣播電視）類建議

〔８〕禁止建立政黨專有的廣播電視臺。

〔９〕委托公共民意機構主辦中央廣播電視壹臺，中央廣播電視二臺，各自治省區直轄市或數省聯合廣播電視壹臺，廣播電視二臺，各市廣播電視臺，以及各專業廣播電視，電臺（如電視教育、體育、新聞、戲劇文藝、音樂等）。

〔１０〕禁止私人開設全國性或跨大地區的綜合類廣播電視電臺。允許私人開設各地區綜合性廣播電視電臺。允許私人開設全國性的除政治新聞專業外各專業性的廣播電視臺。

〔１１〕建立中央廣播電視委員會，它是負責公共廣播電視系統管理的公共民意機構。

中央廣播電視委員會主要任務是

—任命所屬各中央公共廣播電視臺的主要領導人，

—公共廣播電視主要經費來自於廣告等收入，收聽收視費和政府補助三部分。中央廣播電視委員會確定各地區廣播電視收聽收視費的收費標準和政府廣播電視補助申請金額，報請經濟協議院批準，

—確定所屬的公共系統各廣播電視臺的經費的分配，

—對各公共廣播電視臺的廣播電視播放業務擁有監督權、主導權。

傑瑞米柯賓 · 发表于昨天 00:12

三民主義制度

作者付勇寫於二零一五年

前言

如果說專制制度是一條線，那麽一般憲政民主制度則是一片面，而大同民主制度則是一個三維空間；生活在專制國度中，如同生活在狹小的井里；生活在民主國度中，如同生活在寬闊的地面上；而生活在大同民主國度中，如同生活在廣闊的天地里，哪個制度優越，不但一目了然，也不言而喻，更無需辯白。盡管建設大同民主制度是個龐大的系統工程，但只要根據社會客觀要求，根據歷史發展規律，根據國情民意，不但繪制出大同民主制度的藍圖，也開拓大同民主制度的轉型道路，就能讓大同民主制度植根於世界每個角落，讓大同民主制度在世界各地開花結果，讓大同民主制度造福整個人類！

人類五千多年的歷史，不僅展現進化的過程，也展現原始的狀況，還展現奴隸制的形態；不僅展現封建主義的興亡，也展現資本主義的不公，還展現社會主義的失敗；不僅展現國家從專制到民主的演變，也展現社會從人治到法治的變遷，還展現人民從奴仆到主人的轉換；並著重表明，人類走過不少險峻的山徑，也走過許多漫長坎坷的彎路，以致五千多年來都一直發展緩慢，一直在農牧經濟里打轉，一直局限於手工勞作，直到三百多年前破除專制，而鋪築以憲政（自由）民主為基礎的大道後，人類發展不但突飛猛進，而且僅用三百多年，就從農牧經濟跨過工業文明，跳入知識經濟時代，不斷提升自身文明水平。

僅這一人類發展轉折的節點就足以證明，憲政（自由）民主不但是人類發展的強大動力，也是最大的生產力，還具有其他不可估量的功能，以至於不斷提高人類文明的水準。（為了表述簡潔，也為了便於寫作，本書一概用民主代替憲政民主或自由民主）。

自從1688年英國鋪築人類第一條民主之路以來，世界上許多國家都相繼鋪築自己的民主之路，而時至今日各種民主之路已經遍布150多個國家和地區，盡管表現形式不同，但本質上並無什麽差異，不論是君主立憲制，還是議會內閣制、總統制、半總統制，都既只體現廣大人民的意志，又僅以廣大人民的需要為出發點；既兼容並包，又選舉限任；既不鉗制言論及其結社、信仰自由，又實行地方自治；既有多黨競爭，又有分權制衡；而且不管是軍隊，還是警察，都完全國家化，因而不僅擴展百姓的活動空間，還接受制約，還監督有效，還唯民是從，以至於不僅贏得全面共識，還得到各方支持，從而不但成為普世價值，也成為發展趨勢，還成為時代潮流。

首先，無論哪種民主模式，都是民眾不僅能夠自由發表意見，還能在定期的、有程序和有規則的競爭性自由選舉中選擇國家執政者，而參與國家管理的政治制度；都不僅是按照平等和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來共同管理國家事務的政治制度，也是保護公民自由的一系列原則和行為方式，或者說是自由的體制化表現；都不僅尊重多數人的意願，也保護個人和少數群體的基本權利；都不僅把國家權力橫向分解到職能不同的機構，還分散到地方，而使中央或地方政府最大程度地對人民敞開，及時回應人民的要求；都不僅使政府遵循法治，也確保全體公民獲得平等的法律保護，還使公民權利受到司法體制的保護；都不僅是促進生產力發展的有力杠桿，也是促進生產關系發展的重要依托，還是人類發展的強大動力。

其次，無論哪種民主模式，都具有以下共同的特征：一是從暴力政治走向協商政治。由於都主張權利與義務關系上的秩序，而不依靠暴力統治，因此都注重以協商政治為導向，以至通過談判、妥協、讓步來獲得政治上的共識和認同。

二是從權力政治走向權利政治。過去，政治以權力為導向，政治活動的主要領域幾乎都是圍繞權力而展開，而隨著民主制度的形成和發展，權力政治逐步為權利政治所取代。從這個意義上講，民主的發展主要圍繞平衡權力與權利關系展開，而發展到現在演變成以權利為政治的核心，以至不但權力服從權利，權力保障權利，而且權利制約權力，權利成為權力的目的。

三是以權力制約權力。而這是指權力的不同主體之間的相互制約。而制約的方向有垂直的和水平的兩種。垂直方向制約是中央和地方、上級與下級之間的權力相互制約，他們之間的權力是不對等的，中央和上級的權力分別高於地方和下級。水平方向制約是不同職能的權力機構的相互制約，他們之間的權力是對等的，既無隸屬關系，又無高低之分，彼此權力完全均等。

四是從無序政治走向有序政治。民主發展的進程實際上也是一個政治制度化、政治秩序化的進程，不僅使動蕩不安、政權不穩的時代終結，還建立一整套保證政治穩定的制度規則和行為規則，從而使政權的交替、政策的變革等等，都能夠在一種既定秩序下進行。

五是從垂直政治走向平面政治。過去，專制政治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垂直的權力關系，而隨著民主制度的建立，權力的關系實現了分散化、平面化。如地方自治政府的建立，政府、非政府以及官民的協同治理等，都體現了憲政民主的發展取向：既注重公民的權利，也注重公民的責任，並強調政府與公民對於社會公共事務管理的共同責任和共同利益。

總之，無論哪種民主模式，都必須遵循憲政民主政治共同的基本原則，其中，既包括普選原則，又包括多數原則；既包括代議制原則，又包括分權制衡原則；既包括憲政原則，又包括法治原則；既包括自由原則，又包括多黨競爭原則；既包括地方自治原則，又包括軍隊國家化原則；既包括有限權力原則，又包括確認和保護公民權利原則，還包括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等。

正因為此，民主自誕生起便不斷取代專制，以至於不但成為國家的基礎，也成為社會的支柱；不但成為發展的坦途，也成為科學的制度；不但讓百姓選任政府，還成為百姓的護身符；以至於不僅成為促進生產力發展的有力杠桿，也成為促進生產關系發展的重要依托，還成為人類健康發展的強大動力；以至於不但具有強大的凝聚力，也能化解許多社會矛盾，還能把壞思想改造成好主張；不但對所有人都有利，也能全面遏制腐敗，還能造就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不但能促進國家科學發展，也促進社會和諧繁榮，還促進生活質量不斷提升，更使得人類文明得到升華。

過去，人類的文明是在專制的壓迫下積累下來的有利於認識和適應客觀世界、符合人類精神追求、能被絕大多數人認可和接受的人文精神、發明創造的總和，而民主的誕生使人類不僅掙脫專制的束縛，還砸開人治的枷鎖而投入法治的懷抱，還打爛君主的桎梏而獲得解放，讓自己成為自己的主人，以至於脫離了野蠻狀態，如同鳳凰欲火重生，不但站起來了，還展示人的風采，還展示人的豪邁，還展示人的氣概！

盡管民主並不是完美的政治制度，但是因為自身具有調節、糾錯的機制，所以能夠克服自身的缺陷；盡管民主制度的創建者和參與者，都不是完人，甚至有可能是惡魔，可民主的自我完善機制會使惡得到遏制，而使善得到回報；盡管民主制度還有待於完善，卻是迄今為止最優越、最不壞以及最廉潔的社會控制方式，而其積極作用遠遠超過消極影響，不像專制那樣正面功效遠遠小於負面效應，以至不僅贏得全面共識，還得到各方支持，從而成為普世價值，成為發展趨勢，成為時代潮流，而今不但已經波及全球，還必將滲透世界各國各州！

不過，由於現行民主還有一些缺陷，不僅存在選舉的可操縱性和選舉結果的非理性的問題，也存在民主對原有社會結構強化的問題，還存在民主社會的媚俗性等問題，而最主要的問題在於缺乏公平合理的分配機制，以致既難以化解日益尖銳的分配矛盾，又難以緩解分配不公引發的社會危機，因此還有待於完善。

其中，不管是選舉的可操縱性和選舉結果的非理性的問題，還是民主對原有社會結構的強化的問題，還是民主社會的媚俗性等問題，都能通過技術創新使之功能不斷弱化，而分配問題只有上升到社會制度的層面才能得到解決，也就是說只有更新社會制度，只有通過社會制度創新，才能不但化解日益尖銳的分配矛盾，還緩解分配不公引發的社會危機，以至從根本上彌補民主制度的缺陷，而進一步發揚民主的優越性，進一步提升民主的質量，進一步完善民主制度。

由於資本主義推行私有制，並推崇哈耶克倡導的反對政府幹預的自由市場經濟思想，因此既忽視市場缺陷，又造成社會不公，以至於不但導致市場缺陷難於及時得到修補，也導致社會財富都積累在少數人手里，還導致社會購買能力嚴重匱乏，使得社會經濟循環中斷，而不斷引發經濟危機，以致既危害國家發展，又損害的多數人的利益，最終不僅導致貧富懸殊，也導致社會變形，還導致國家失衡。

盡管馬列主義想通過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社會主義解決分配問題，可是由於政治上崇尚專制，不但只體現統治者的意志，還僅以統治者的需要為立足點；不但中央集權，還世襲委任；不但排除異己，還鉗制言論及其結社、信仰自由；不但獨霸軍隊警察，還限制百姓的活動空間，以致不受制約，監控無效，唯我獨尊；而經濟上雖然講求全體人民共有一切生產要素，講求分配公平，可因象政治上一樣推行壟斷，以致不僅排斥私有生產要素，還扼殺經濟競爭；不僅寵信計劃經濟，還推崇平均主義；不僅生產效率低下，還機制僵化，缺乏生機，結果既導致蘇聯解體，也導致華約組織分崩離析，又導致一個個實行公有制的社會主義專政國家接連夭亡。

盡管社會民主主義講求民主，也講求公平，並推行新凱恩斯主義提倡的政府管控的自由市場經濟，可由於推崇以私有經濟為主的公私混合制，只通過私有經濟實現自身政治經濟訴求，而不借助公有經濟大展宏圖，以致不僅在經濟建設上也沒具體的表現形式，還在公平分配方面沒有多少作為，結果不僅導致社會財富都積累在少數人手里，還導致社會購買能力嚴重匱乏，使得社會經濟循環中斷，而不斷引發經濟危機，以致既危害國家發展，又損害的多數人的利益。

盡管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推行以公有生產要素為主的公私混合制，但是由於政治上崇尚專制，不但只體現統治者的意志，還僅以統治者的需要為立足點；不但中央集權，還世襲委任；不但排除異己，還鉗制言論及其結社、信仰自由；不但獨霸軍隊警察，還限制百姓的活動空間，以致不受制約，監控無效，唯我獨尊。而經濟上雖然推行新凱恩斯主義提倡的政府管控的自由市場經濟，而能不斷修補市場缺陷，可由於沒有通過公有經濟每年向全民分紅，因此，不僅導致社會財富過度集中、沈澱，還導致社會消費（內需）嚴重不足，結果既阻礙經濟可持續性發展，又沒能為多數人牟利。更主要的是，由於實行政治壟斷，一味推行一黨專制而扼殺民主，因此，致使改革開放不斷發生變異，結果不僅導致改革成本不斷遞增，還導致開放支出不斷攀升；不僅導致社會劇痛不斷蔓延，還導致貧富差距不斷擴大；不僅導致社會道德不斷滑坡，還導致國家不斷大量失血；不僅導致社會污水不斷亂流，還導致國有資產損失慘重；不僅導致富國窮民，還導致腐敗層出不窮，既席卷全國，又上下泛濫！……

顯然，不管從哪個方面來看，世界上現行的各種社會制度都有些弊端，因此最近二十幾年，為了削弱資本主義的不公，為了清除社會主義的僵化，為了彌補社會民主主義的不足，為了消除中國以公有生產要素為主的公私混合制的專制缺陷，不管是西方發達國家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還是中國的有識之士，都在探索人類發展新的道路，希望創建一種世界大同民主制度，以至既講求民主，又講求憲政；既講求法治，又講求人權；既講求自由，又講求平等；既講求公平，又講求效率；既講求正義，又講求公正；既講求地方自治，又講求軍隊國家化；既講求多黨競爭，又講求分權制衡，最終不僅超越左派思想，也超越右翼主張，還全面實行積極的福利政策。

然而，由於各國情況不同，實施方式不一，因此，對於世界民主大同制度，不但表述不盡一致，也沒有形成統一的模式，還有待於進一步完善，因為一些西方發達國家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所建構新型社會控制方式，盡管以憲政民主為基礎，但公有經濟成分過少，而私有經濟比例過大，所以並不科學。而中國一些有識之士所建構的民主社會主義制度等，盡管推行以公有生產要素為主的公私混合制，可由於沒擺脫一黨專制的束縛，因此更不科學。而科學又優越的大同民主制度，不但在政治方面以民主為基礎，以憲政為支柱，以法治為準繩，以人權為核心，以自由為媒介，以平等為紐帶，以多黨競爭為樞紐，以分權制衡為中樞，以地方自治及其軍隊國家化為前提，還在經濟方面既廢除私有制，又廢止公有制，還廢棄以私有經濟為主的公私混合制，而建構以公有經濟為主的公私混合所有制，以至以公有經濟為主，以私有經濟為輔，以經濟競爭為媒介，以市場經濟為紐帶，並廢棄哈耶克倡導的反對政府幹預的自由市場經濟思想，而進一步弘揚和完善新凱恩斯主義提倡的政府管控的自由市場經濟主張，從而不僅符合社會客觀要求，還符合歷史發展規律；不但滿足絕大多數百姓的政治訴求，還滿足絕大多數百姓的經濟等方面的要求，而且既講求民主，又講求憲政；既講求法治，又講求人權；既講求自由，又講求平等；既講求公平，又講求效率；既講求正義，又講求公正；既講求地方自治，又講求軍隊國家化；既講求多黨競爭，又講求分權制衡；最終不僅超越資本主義私有制，也超越社會主義公有制，還超越以私有生產要素為主的社會民主主義公私混合制，更超越中國現行的以公有生產要素為主的公私混合專政制，總之，既超越左派思想，又超越右翼主張，還全面實行積極的福利政策。

過去，由於沒有根據國情民意，沒有根據社會客觀要求，沒有根據歷史發展規律，設計適合中國的民主制度，而想一味照搬西方現行憲政民主模式，以致沒有繪制出不僅能落實民眾政治訴求，也能滿足民眾經濟和其他方面需要，更能使民眾同當局的利益預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契合的民主藍圖，結果時至今日非但還沒有攻破專制的防線，促使中國走上民主化的道路，反而付出了許多不該付出的代價，浪費了許多不該浪費的時間，搭上了許多不該搭上的成本！

因此，鋪築中國民主之路，不但要借鑒民主發達國家的經驗，更要吸取過去的教訓；不但要靠血性，也要憑理性，更要講策略；不但要根據中國國情，也要根據社會客觀要求，還要根據歷史發展規律，來繪制適合中國的民主轉型藍圖，來確立適合中國的民主轉型目標，來確定適合中國的民主轉型路徑。

由於中國的國情既特殊又覆雜，不僅公有經濟規模龐大，至少占社會總資產的五成左右，而且社會環境及其文化等自古遭到專制嚴重污染，因此不能照搬哪個國家現成的民主體制，而必須根據中國的特點設計出適合中國的民主制度，這不但是解構現行體制和建構新體制並存的過程，也意味著中國民主轉型必須另辟蹊徑，以至既不同於那些民主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也不同於那些先於中國實現了初期民主化的東歐前社會主義國家，還不同於那些處於民主轉型的阿拉伯國家，從而創建一種新型民主制度，並使之既富有中國特色又具有普世功效。

盡管中國民主轉型是個龐大的系統工程，但是只要根據社會客觀要求，根據歷史發展規律，根據國情民意，不但描繪出適合中國的民主轉型藍圖，也確立適合中國的轉型目標，還確定適合中國的的轉型路徑，就能讓民主植根於中國每個角落，讓民主在中國遍地開花結果，讓民主造福中華民族！

在此，借鑒我國民主革命的奠基人孫中山的政治理念，提出一個新的政治思想，而這與其說是一部深入淺出的政治專著，不如說是一個切實可行的政治構想，既全面展現一種大同民主制度，又全面對這種大同民主制度進行理論建構，希望通過社會制度的創新，不僅創立一種大同民主制度，還鋪築人類發展的坦途；不僅打造人類健康發展的路標，還澆築人類騰飛的跑道；不僅建立愛的信仰體系，還達到萬教歸一的境界；不僅化解人類各種文明的沖突，還把人類各種文明融合在一起，提升人類自身文明的水準，最終造就大同世界，不但造福中華民族，也造福全人類！

第一章世界民主發展概況

縱觀世界歷史，在人類發展的過程中，政治起著主導作用，因此既是第一生產力，又具備多方面功能，以至不僅決定人類發展的進程，也決定社會發展的水平；不僅決定國家的興亡，也決定民族的前途；不僅決定生活的質量，也決定個人的命運！

如果說政治是人類共同體借助國家權力管理沖突並實現特定價值目標的方式及其過程，那麽政治首先與沖突有關。由於人類共同體有很多人，而人之間意見不一致，因此發生分歧和沖突；人類共同體要維持下去，就必須建構規則和秩序。政治就是以武力、說服、妥協等方式，解決分歧和沖突，並建立和維持秩序的方法、途徑和過程。而從內容上看，分歧和沖突是由利益矛盾引起的，而利益矛盾是由利益的有限性與追求利益的無限性的矛盾運動產生的結果。而政治就是將利益分歧和沖突限制在一定範圍內並使之秩序化，使追求利益的積極行為得以持續進行。

更主要的是，政治作為牽動社會全體成員的利益並支配其行為的巨大社會力量，從一開始就是圍繞國家權力展開，而國家權力則是統治者運用國家機器來實現其意志和鞏固其統治的支配力量。由於國家權力是具有普遍約束力的合法的強制力，可通過規約人們的行為解決分歧和沖突，因此無論對哪個國家而言，政治都起著主導作用，不但奠定國家的基礎，也澆築社會的支柱，還鋪築發展的道路。

進一步說，國家權力的運行過程實際上就是把權力的運行機制應用到經濟、社會各種事務的管理中，進而實現一定的經濟、社會目標。因為國家權力具有強制性，所以無論客體是否願意接受，權力主體都能將自身的意志強加在客體之上，對客體產生影響和控制；其次國家權力具有自我膨脹性，會在其運行過程中自我擴展，自我膨脹，而這種膨脹往往會帶來一些消極的結果；另外，國家權力具有主體利益性，權力是一種權力主體的利益以強制方式實現的手段，權力本身帶有強烈的利益性色彩；再者，國家權力具有專屬排他性，不僅對於自身所具有的力量具有專有性，還排斥其他力量的同等存在。

簡而言之，由於國家權力是政治主體對一定政治客體的制約能力，體現在政治主體為實現某種利益或原則的實際政治過程之中具有巨大的強制性與排他性，既能自我膨脹，又能自我擴展，並通過自身運行實現主體利益，因此導致掌握權力的人往往會為一己私利而濫用權力。

正是因為掌握國家權力的人為一己私利而濫用權力，才導致人類不僅走過不少險峻的山徑，也走過許多漫長坎坷的彎路，以致五千多年來都一直發展緩慢，一直在農牧經濟里打轉，一直局限於手工勞作，直到三百多年前破除專制，而鋪築以憲政（自由）民主為基礎的大道後，人類發展才不但突飛猛進，而且僅用三百多年，就從農牧經濟跨過工業文明，跳入知識經濟時代，不斷提升自身文明水平。

僅這一人類發展轉折的節點就足以證明，憲政（自由）民主這個政治奇點，不但是人類發展的強大動力，也是最大的生產力，還具有其他不可估量的功能，以至於不斷提高人類文明的水準。

一、民主發展歷程及其實踐

1、民主發展的歷程

為了防止國家權力造成危害，而根治政治隱患，免除政治災害，促使政治強國益民，人類自古以來就不斷探索。遠在史前年代，一些有著血緣和婚姻關系的部落，通常指派部落中最老的成員擔任領導人。

當部落逐漸擴大後，有些部落采取由各家族的長者共同統治的方式，而這種過程開始與宗教聯姻，可能衍生民主或不民主的制度。對大型的社會而言，在掌理覆雜的經濟和軍事等領域時，盡管民主制度通常沒有中央極權統治有效，然而，早期的政府可能的確存在民主制度，而易洛魁聯盟便是部落民主的例子之一，可能在書面記載的時代以前就已存在。

到了古希臘時期，雅典開始通過公民大會不但以抽簽的方式選出政府官員，而且，所有公民都有資格投票決定創立法律、向某個國家開戰，從根本上讓權力出自多數公民的意願，以體現多數公民的意志。不過，由抽簽選出的政府官員並沒有最後決定的權力，因為在古雅典人看來，將決策權力給予政府官員則意味著奪走人民的權力，將會使國家走向寡頭政治。

正因為此，雅典成為人類歷史上最早而又最重要的民主國家之一，而“民主”一詞（“統治歸於人民”）就是雅典人在公元前508年發明的，借此定義他們的政府制度。後來，上百個希臘城邦都采納了民主制度，但他們民主制度的運作情況卻沒有留下太多資料。其中許多都是仿效雅典民主的，也有證據顯示希俄斯島在公元前575年便已經擁有民主制度，甚至還早於雅典。為此，亞里士多德在討論不同的民主制度時，曾談起一種由人們選舉出代議士、而沒有直接控制立法和執政的制度，這可能是最早的代議政制，或可視為最早的代議政體形式。

古羅馬共和國誕生後，設立了一套憲法制度，規定權力由羅馬元老院（公民領導們的集會）所掌握，每年由百人會議選出兩位執政官一起服務，兩位執政官具有對另一位的裁斷的否決權。共和國的創立並沒立刻解決羅馬面臨的問題，因為新憲法尚有許多瑕疵，同時羅馬四周也強敵環伺。在國內，最嚴重的問題之一便是公民領導人家族之間的血腥仇殺，這些家族的鬥爭還波及到羅馬的平民。在經過數年沖突後，平民們逼使元老院通過了一系列的法案（十二銅表法），承認了平民的一些權利，並給予平民他們自己的代表—保民官。到公元前4世紀，平民也擁有擔任執政官和其他主要政府官職的權利了。

隨著時代的發展，思想家們意識到僅憑選舉來控制權力還遠遠不夠，僅憑選舉來掌控權力的歸屬也遠遠不夠，還需要隨時把控權力的運行。因為“人性本惡”，所以要構建能夠保障人民權利的國家制度，不能依靠對人性的道德純化，而要從外部對掌握權力的人進行足夠的限制與約束。出於天性，所有掌權者只要有機會就會濫用權力，因此，以獲取政治權利與自由為現實訴求的百姓，不能把對自身利益的期望構築在掌權者的自我或受外力強制的道德自律與完善上，只能把訴求的途徑鎖定在制度的安排與設計上。由於權力具有強制性與排他性，不僅能自我膨脹，也能自我擴展，還能通過自身運行實現主體利益，因此從性惡論的前提出發，人們對於權力會產生難以抗拒的追求，而掌握權力的人則會不可避免地為一己私利而濫用權力。因為防止這種現象發生的道德教化途徑難以取得成效，所以，只能從制度設計上來進行根治。

正是出於這種人性本惡的假定，思想家們才對人醜惡和自私的一面，不但保持高度警惕，還不斷努力設計能夠限制國家權力的體制。

為此，古希臘著名哲學家和政治學家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一書中，不僅提到一切政體都有三個要素構成的基礎，即議事機能、行政機能和審判機能，還提出混合政體學說，借此通過兼顧貧富利益而使社會保持穩定。過後，波里比阿倡導權力制衡，主張人民大會、元老院、執政宮三種權力只有互相配合，彼此均衡，才能建立穩固的政權結構。在這種分權的政權體系里，任何權力活動都要嚴格遵守制定好的法律，當權力系統哪一部分企圖獨攬大權，就會受到其它權力部門的抵制。

17世紀，英國著名的政治理論家洛克在其著作《政府論》中首次闡發近代意義的分權思想，提出立法權、行政權和聯盟權三權分立。他主張立法權是國家最高權力，應由民選的議會行使，而行政權與聯盟權處於次要的從屬地位，歸於國王，同時，提出國王的行動必須受法律制約。洛克在論證分權制衡的重要性時強調“如果同一批人同時擁有制定和執行法律的權力，這就會給人們的弱點以絕大誘惑，使他們動輒要攫取權力，借以使他們自己免於服從他們所制定的法律，並且在制定和執行法律時，使法律適合於他們自己的私人利益，因而他們就與社會的其余成員有不相同的利益，違反了社會和政府的目的。”

盡管這在當時具有很大的進步意義，但因為洛克的這種分權主張行政權與聯盟權在實質上具有一致性，所以實際上是兩權分立而不是正式意義上的三權分立，並沒有司法權的分立。

到了1649年時，英國的利爾本等人借助發表的新版《人民公約》，首先提出三權分立的設想。在此基礎上，法國的思想家孟德斯鳩加以補正，他不僅對洛克和利爾本等人思想中的不足之處加以改進，也明確提出防止專制最好的辦法就是分權，還首次提出了司法獨立的思想。孟德斯鳩主張立法權屬於代議機關，行政權歸國王，而司法權屬於獨立的審判法院，三種權力分立，並相互制衡。他在《論法的精神》中論述法和政體以及自由的關系時，強調了專制政體與法律的水火不容，認為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要防止權力被濫用，保障人民的自由，就必須以權力約束權力。他認為如果國家的權力全部或部分地集中在同一個人或同一個機關的手里，那麽人民的自由便不覆存在。因此，他主張國家的立法、行政、司法三項權力應當分別由三個不同的國家機關去行使，形成三項權力間的相互牽制和相互約束的格局，以保持國家權力間的平衡狀態．防止某個機關或某個人的獨斷專行。由於孟德斯鳩的分權理論對權力的劃分更加明確和科學，因此，不僅推動分權制衡理論日益趨向完備，還相繼被許多國家采用，並以不同的形式得以體現。

18世紀，法國的盧梭開創人民主權思想，推崇構建民主共和國，提倡一切權力屬於人民，最高權力機關必須集中人民的意志，有權監督政和任命、撤換國家首腦。

後來，以美國第三任總統傑弗遜和漢密爾頓為首的聯邦派，在將分權制衡的理論付諸實踐的過程中，發展了這一理論，為制衡思想的發展做出了新的貢獻：第一，聯邦派以英國的政治現實為觀察，提出要防止民選的議會權力過大。在民主體制下，立法部門權力過大是最危險的，防止議會專權，就能有效遏止多數人的暴政，維護少數人的合法權利；第二，聯邦派提出要防止行政權力的膨脹，控制總統的權力，以防範獨裁專制。更主要的是，他們不但把“三權分立以制衡”的政治思想變成了政治現實，還擴充分權制衡理論，宣揚國家權力除了橫向分為立法、行政、司法外，還務須縱向分解到各級地方政府，以使中央權力和地方權力相互監控，相互促進。

尤其值得稱頌的是，我國民主革命的奠基人孫中山先生，他不僅創立三民主義政治主張，還借鑒分權制衡學說，根據國情民意，根據社會的客觀要求，根據歷史發展規律，既創建了“權能分立”的政治學說，又創建了“五權分立”的政治思想，借此不但把國家權力分為“人民權”和“政府權”，前者為“政權”，後者為“治權”，還明確闡述人民享有選舉、罷免、創制、覆決四種權力（即所謂“政權”）；而政府擁有立法、行政、司法、考試、檢察五種權力（即所謂“治權”），彼此分立，各自均等，相互制約，相互監督，相互促進。人民利用“政權”管理政府（即人民應有“權”），而政府運用“治權”管理社會（即政府應有“能”），兩者相互作用，維護國家安定。其中，著重強調人民對權力機構的控制，社會對權力機關的制約。這一政治思想不但擴展了西方的民主理論，還使民主體系更加完善，因此，他對政治學說作出重要的貢獻，不僅值得大書特書，更應付諸實施。

至此，民主不僅通過選舉從根本上掌控權力的歸屬，還通過分權制衡隨時把控權力的運行，因而形成當今憲政民主制度，以至於不但成為時代潮流，還成為普世價值，迅速波及全球。

如果說普世價值從哲學和社會學上意義上講是指一些數量有限的，而所有人都應認同的觀念的集合，那麽，從一般意義上講，普世價值則是人類創造的、經過沈澱揚棄而升華的、全世界普遍適用的、造福於社會的、最好的共同價值，而其本質、意義和重要性不僅超越意識形態和觀念鬥爭，還放之四海而皆準，既不分地域，又超越宗教、國家、民族。由於普世價值是人類千錘百煉創造出來的，經過沈澱揚棄而升華為全世界普遍適用的、造福於社會的共同價值觀，不但放之四海而皆準，而且人們還務須認識、接受和實踐這種價值觀，因此不能隨心所欲地挑挑揀揀。而憲政民主這種普世價值，就是人類社會隨著自身的發展，歷經千錘百煉創造出來的，不僅經過沈澱揚棄而升華為全世界普遍適用的、造福於社會的共同價值觀，也超越意識形態和觀念鬥爭，還放之四海而皆準，既不分地域，又超越宗教、國家、民族。

總之，憲政民主的誕生與其背後對人性的正確看法和對待是分不開的，由於無論什麽人，都不是天使，都具有多面性，正如權力具有雙重效應，既可行善又能施惡，因此，任何人都要接受管理。如果說專制把統治者奉為至善的神明，那麽憲政民主則把政治家“假設”為無賴。只有把政治家假設為無賴並加以防範，才能防止政治家和掌權者真的淪為無賴。相反，如果斷定掌權者人性高尚，而在制度上不加設防，那早晚要把掌權者寵成無賴。因此，為了政治家和掌權者自身的利益，為了百姓的福祉，為了國家的發展，必須把政治家和掌權者假設為無賴。因為無賴假定導致對掌權者的不信任，所以，就不能讓他們大權獨攬，而必須從制度上對其手中的權力嚴加制衡。

此外，憲政民主之所以會誕生，原因還在於人類社會需要建立一個既能保障人民權利自由，又能處理公眾事務的政府，而這不但是人類文明發展的一個重要標志，也是一個國家通向長治久安唯一的途徑。在此之前，盡管人類的經濟行為已經比較文明，但是人類的政治行為充滿了野蠻和暴力，不論是國家與國家之間，還是個人與個人之間，還是接班者與被接班者之間，常常都充滿了血腥的暴力。而民主的出現不僅徹底改變人類政治行為的暴力性質，還使人類的政治行為趨向於和平、理性，這樣既實現人類政治行為的文明化，又使文明在人的政治行為和經濟行為兩個方面都得到了落實。

再則，民主不但認可並奉行政治多元主義，還允許不同的意識形態、政治哲學、政治運動和政治黨派的存在。自由主義對政治多元主義的接受來自其主張“寬容”的價值觀。民主政治是經濟自由、政治民主和文化多元的三位一體的社會制度的一部分，它不能脫離其他兩者而獨立存在。因此，自由公平的政治競爭也是憲政民主的根本特征之一。另外，憲政民主不僅意味著程序民主，也是一種做出決策的制度安排，而不是單純地規定主權的歸屬，而這種程序的安排可以確保政權實行和平及定期的交接。

更主要的是，由於民主的一個重要功能就是規定政府的主要職能和權限，因此不僅設置立法機關、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還規定必須是分立的。而這三個部門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獨立地行使自己的權力。這意味著三個部門之間不是服從與支配關系，一個部門無權撤銷另一個部門，也不能把自己的權力完全交給另一個部門去行使。只有這樣，才能免除專橫與暴政，才能保障“一切人的人身權利和自由”，才能把各種不同的價值觀念和對立的夢想加以平衡。

隨著民主制度不斷完善，民主成為民眾既能夠自由發表意見，又能在定期的、有程序和有規則的競爭性自由選舉中選擇國家執政者，而參與國家管理的政治制度；不僅是按照平等和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來共同管理國家事務的政治制度，也是保護公民自由的一系列原則和行為方式，或者說是自由的體制化表現；不僅尊重大多數人的意願，也保護個人和少數群體的基本權利；不僅把國家權力橫向分解到職能不同的機構，還分散到地方，而使中央或地方政府最大程度地對人民敞開，及時回應人民的要求；不僅使政府遵循法治，也確保全體公民獲得平等的法律保護，還使公民權利受到司法體制的保護；不僅是促進生產力發展的有力杠桿，也是促進生產關系發展的重要依托，還是人類發展的強大動力。

綜上所述，民主從萌芽到成熟，並最終付諸實踐，而成為現代國家的重要制度設計，不僅經歷了漫長的歷史過程，而且其間許多思想家都對其進行了有益的補充和修正，以至於推動這一制度不斷發展，因而不但造就現代民主制度，還為人類政治體制的設計提供了寶貴的經驗。

2、民主實踐的效應

盡管民主制度由來已久，不僅經過許多思想家反覆的論證和求索，還不斷被一些政治家付諸實踐，但是作為憲政民主制度被運用則始於1688年的英國光榮革命之後，而其理論及其在制度設計上的實踐，不管是對限制政府權力，還是對規範政府行為；不管是對保障人民權利，還是對推進憲政法治；不管是對政治現代化，還是對國家的健康發展，都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1688年，英國百姓歷經50年的奮爭，通過“光榮革命”不但創立了人類歷史上第一個憲政民主政體，也創建了世界上第一個君主立

憲制國家，還鋪成了全球第一條憲政民主之路，因此，不僅駛上發展的高速公路，還駛入發展的快車道，以至不僅率先進行工業革命，還很快變成世界工廠，進而不僅成為地跨五大洲的殖民帝國，也成為日不落的頭號強國，還成為繁榮發達的超級大國；因而不僅壟斷全球經濟，也橫行世界各地，還稱霸兩個世紀。

1776年7月4日，美國第二屆大陸會議通過了傑弗遜用心親手起草的《獨立宣言》，正式宣告建立美利堅合眾國，經過百姓五年的艱苦奮戰，創建了世界上第一個實行總統制的國家。《獨立宣言》從天賦人權和主權在民的學說出發，宣布人人生來平等，享有生存、自由、追求幸福等不可轉讓的權利；同時指明政府權力來自民眾，如果政府損害人民權益，人民有權改變政府，必要時使用武力廢舊立新。

從成立起，美國就奠定了堅實的民主基礎，尤其是擁有了1789年正式生效的美國憲法以後，美國的民主制度不但對於防止權力濫用，不但對於規範政府行為，不但對於推進憲政法治，不但對於保障公民權利與自由方面，不但對於政治現代化具有重要意義，更在促進國家健康發展方面發揮著重要的積極作用。

其實，美國憲法是1787年由制憲會議制定並通過，並於次年6月為9個州批準而生效為美利堅合眾國憲法，因此，這部憲法也被稱為1787年憲法。1787年憲法是現代國家第一部成文憲法，也是最為穩定的一部憲法，直到今天依然是美國的根本大法。這部憲法在世界憲政史上的重要意義，在於它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確立了國家政治體制的憲政民主原則，從而使美國成為第一個實踐憲政民主的總統制國家。

首先，1787年憲法最基本的原則是“主權在民”和“限權政府”原則。所謂“主權在民”，即主權屬於人民、人民是主權者，而政府權力來自於人民的授權。美國憲法序言明確表達這種主權在民的思想：“我們合眾國人民，為建立更完善的聯邦，樹立正義，保障國內安寧，提供共同防務，促進公共福利，並使我們自己和後代得享自由的幸福，特為美利堅合眾國制定本憲法。”

其次，同“主權在民”原則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是“限權政府”原則，而這一原則意味著政府權力要受到授權者即人民的權利和自由的限制。根據憲法成立的美國各級政府，其權力不是絕對的，而是受到限制的，只能行使人民根據憲法授予它的權力，不得行使憲法禁止它行使的權力。1787年憲法的第一條第8款列舉了允許聯邦政府行使的權力，而在其他條款中則規定了禁止聯邦政府行使的權力；在《權力法案》中則明確規定了政府不得侵犯的人民權利。

此外，限權政府原則體現的是政府與人民之間的分權，即政府和人民分別行使或享受憲法授予或保留的權力。這種分權的目的是實現政府與人民之間的相互制約與監督。被稱為美國憲法之父的麥迪遜在《聯邦黨人文集》中闡述了這一分權原則的初衷：“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統治人，就不需要對政府有任何外來的或內在的控制了”。所以在設計政府時，首先要使政府能管理被統治者，但同時也要依靠人民對政府進行必要的控制。政府對被統治者的管理主要體現在負責憲法及各種法律的實施；人民對政府的制約則體現在利用手中的選票，定期選舉國家及州公職人員（總統、州長、聯邦國會及州議會議員），並利用各種手段監督政府及其官員。

再者，1787年憲法的另一基本原則是不同政府機構間的分權制衡，即不同政府部門的權力分立、相互制約進而實現權力的平衡。美國的制憲者們認為，要防止政府濫權和暴政的出現，要保障個人權利，僅僅限制政府的權力是不夠的，還必須尋求另外的保障。麥迪遜在解釋憲法確立的分權制衡原則時曾經做過如下精辟的論述：“防止把某些權力逐漸集中於同一部門的最可靠辦法，就是給予各部門的主管人抵制其他部門侵犯的必要憲法手段和個人主動……野心必須用野心來對抗”。制憲者們普遍篤信啟蒙思想家的思想，認為“權力會腐化，絕對權力會絕對腐化”。因而在設計政府時必須實行分權，以權力制約權力。美國憲法所確立的分權制衡原則涉及兩個層面：第一個層面是中央政府內部不同機構間的分權與制衡；第二個層面則是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間的分權。

因此，1787年憲法將政府權力分給了三個不同的部門：立法權屬於國會，行政權屬於總統，司法權屬於各級聯邦法院。為保證三個部門的獨立與分立，憲法對三個部門主管人的產生辦法及任期做了明確的規定：合眾國“眾議院由各州人民每兩年選舉產生的眾議員組成”；“合眾國參議院由每州州議會選舉的兩名參議員組成，任期六年”（1913年，美國憲法第17條修正案將參議員的產生辦法改由各州人民選舉）。合眾國總統由各州選舉人（選舉人人數與各州議員數相等）組成的選舉人團投票產生，任期 4年，總統在任期內的報酬不得增加或減少。聯邦各級法院的法官由總統提名、經參議院批準後任命。而法官“如行為端正，得繼續任職”，法官的報酬在任職期間不得減少。

盡管憲法的上述規定保證了三個部門的獨立性，但僅僅權力分立還不夠，還不足以遏制專制與集權，必須有另外的保障——即讓三個部門之間互相制約與監督，從而促成權力的平衡。因此美國憲法制定了許多使三個部門互相制約的條款。如立法權屬於國會，但總統有權批準或否決國會的立法，而國會還可以以2/3多數推翻總統的否決；雖說行政權力屬於總統，但行政機構的設置以及所需要的經費都需經國會以法律的形式批準，連總統任命的官員以及同外國締結的條約，也需要國會參議院的批準；雖然司法權屬於各級聯邦法院，但法官須由總統提名並經過參議院批準，最高法院可以判決國會的法律或總統的行政命令是否合乎憲法等。

再則，政府分權的第二個層面是美國憲法所確立的聯邦體制，即在中央政府與州政府之間分配政治權力。根據美國憲法第10條修正案的規定：“憲法未授予合眾國、也禁止各州行使的權力，由各州各自保留，或由人民保留”。這條修正案確立了美國聯邦與州兩級政府的分權原則：聯邦政府雖擁有憲法“授予的權力”，但是州政府則擁有“保留權力”。

其中，憲法第1至4條，列舉了中央政府可以行使的權力，主要有管理對外貿易和州際貿易；制定統一的歸化法和破產法；設立郵政局和興建郵政道路；頒發專利權和版權；設立聯邦法院；規定懲罰公海上的海盜行為和違反國際法的犯罪行為；宣戰，頒發捕獲敵船許可證，建立陸海軍和征召民兵；辦理外交和締結條約；接納新州加入聯邦；確定度量衡；提出憲法修正案等。

盡管憲法並未具體規定州級政府保留的權力，但傳統上屬於州的權力主要有：管理州內工商業、教育、衛生、交通；建立地方政府，保護健康、安全和道德；保護生命、財產和維持秩序；批準憲法修正案；舉行選舉，改變州憲法和州政府；制定刑法、商法、婚姻法等。另外還有一些聯邦與州共享的權力：征稅、借款、為公共目的征用私人財產、舉辦公共福利等。

當然，在共享權力領域內發生沖突時，州必須服從聯邦。聯邦制屬於治理國家的二元制，聯邦政府與州政府分享國家權力，有助於調動中央與地方兩級政府的積極性，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自1787年美國制定憲法至今已近226年，美國社會已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盡管這部憲法也隨著一系列憲法修正案的通過、最高法院的司法判決以及實際政治生活中樹立的慣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是，這部憲法所確立的民主原則，卻一直保留下來，並被越來越多的國家借鑒。

正是因為在憲法中確立了憲政民主原則，所以不僅確保權力運作規範，也確保權力提高運作效率，還確保權力降低運行費用；不僅確保國民經濟持續增長，也確保綜合國力不斷增強，還確保人民生活蒸蒸日上；不僅確保美國健康發展，也確保美國社會繁榮穩定，還促使美國駛入發展的快車道，以至僅用100多年就超過英國，而成為世界上經濟實力最雄厚的國家，直到現在還稱雄於世，不但經濟總量在全球穩踞第一，而且不管是科技，還是軍事；不管是教育，還是文化；不管是工業，還是農業等，都處於國際領先水平。

另外，1789年8月26日，法國制憲議會通過《人權宣言》，宣布在權利方面人人生來自由、平等；宣布人身安全、財產所有、反抗壓迫是天賦的、不可動搖的權利；還宣布法律是公共意志的表現，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宣布國家主權屬於人民；宣布權利應有保障，分權必須確立；並規定公民擁有言論、著述和出版的自由；並規定私有財產不可侵犯，不得剝奪；並規定賦稅按能力平等分攤。

《人權宣言》不但是法國反封建的有力武器，也為法國注入了民主的血液，還為法國的發展提供了強大的動力，因此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以至如今國民生產總值排在全球第五位。而處於第三的日本和第四的德國，第二次世界大戰慘敗後，在美、英等國的扶助下，不僅痛定思痛，徹底鏟除專制，還通過實行民主，並借助憲政、法治、人權、自由、平等、多黨競爭、分權制衡、地方自治和軍隊國家化，埋頭勵精圖治，不僅元氣迅速得到恢覆，而且，國民經濟一日千里，創下經濟史上的奇跡。

總之，隨著憲政民主制度不斷擴展，世界上不斷誕生民主國家，以至民主不再只是夢想，法治不再只是向往，自由不再只是渴望，而都變為活生生的現實，並形成勢不可擋的歷史潮流，不僅波及全球，還將滲透五大洲。

綜上所述，不管從哪個方面講，憲政民主制度不但是人類在國家政治領域建設方面取得的重要成果，也是民主思想在實踐中產生的結晶，而其所蘊含的政治思想既具有普遍意義，又對保障公民權利與自由發揮著重要作用。

由於民主制度使國家權力不再高度集中在一個政治團體身上，不但橫向分解到職能不同的權力機關，還分解到不同的政黨身上，分解到多數人手里，而且縱向分解到地方權力機構，分解到地方各個黨派身上，分解到地方多數人手中，再加上各權力機關完全獨立，彼此職能迥異，各自能量均等，以至相互制約有力，相互監控有效，還不斷相互促進，因此，不但迫使權力安份守已，防止權力踏入禁區，促使權力強國富民，還促使權力強化社會道德，凈化社會空氣，美化社會環境。

正是因為民主制度具有這些不可估量的功能，所以不僅遏制權力的強制性與排他性，也遏制權力自我膨脹，還遏制權力自我擴展，更遏制掌握權力的人為一己私利而濫用權力，從而確保權力安份守已，避免權力興風作浪，防止權力為非作歹，最終不但規範政治行為，也確保社會和諧安定，更確保國家沿著正確的航道乘風破浪！

正是因為民主制度具有這些不可估量的功能，所以不僅成為國家的基礎，也成為社會的支柱，還成為發展的坦途，不僅成為科學的制度；也成為百姓的護身符，還讓百姓選任政府；不僅成為促進生產力發展的有力杠桿，也成為促進生產關系發展的重要依托，還成為人類健康發展的強大動力！

正是因為民主制度具有這些不可估量的功能，所以不僅成為普世價值，也成為世界潮流，還成為政治文明的標桿；不僅可以到處移植，也能嫁接到各種文化傳統中，還能在各種不同的國家紮下根來；不僅在歐洲、北美洲安家，也在大洋洲、南美洲落戶，還在亞洲、非洲安居樂業，而今遍布一百五十多個國家和地區！

二、民主的內涵及其優越性

1、專制的本質

如果說政治制度不但決定人類發展的方向，也決定國家發展的進程，還決定社會發展的水平，那麽專制既是國家發展的最大障礙，又是社會最大的隱患，而民主不但是人類發展的動力，也是國家的基礎，還具有其他不可估量的功能；不但是社會的支柱，也是強國富民安邦的根本，還是最大的生產力；不但促進國家科學發展，也促進社會和諧繁榮，還促進生活質量不斷提升……迄今為止，政治制度不外乎兩種：一種是專制，一種是民主。而政治運行方式也不外乎兩種：一種是自上而下，一種是自下而上。

首先必須明確，專制是統治者獨自掌握政權，僅憑自己的意志獨斷專行，僅由自己操縱一切的政治制度，以至於不但只體現統治者的意志，還僅以統治者的需要為立足點；不但中央集權，還世襲委任；不但排除異己，還鉗制言論及其結社、信仰自由；不但獨霸軍隊警察，還限制百姓的活動空間，以致不受制約，監控無效，唯我獨尊。

因此，在專制國家中，國家權力僅由一種政治勢力控制，不管是橫向分立的權力機構，還是縱向分立的權力機構，即使都履行職能，也起不到制衡作用，頂多只是權力分支部門，因為仍是一個整體，實質上並沒有分立，只是形式而已，內容完全相同，以至鑄成政治壟斷，非但不受制約監督，反而隨心所欲，不斷興風作浪，不斷到處擴張，不斷禍國殃民！

在專制國家中，公民不能隨自己的意志活動，而且活動空間狹小，受到許多限制，既無競選的權利，也無選舉的權利；既無議政的權利，也無督政的權利；既無結社的權利，也無組黨的權利；既無遊行請願的權利，也無示威抗議的權利；既無發表不同言論的權利，也無公開反對意見的權利。

在專制國家中，人民非但不擁有超越立法者和政府的最高主權，還不享有公民基本權利，反而成為統治的對象，而其權利和自由根本得不到保障。

在專制國家中，權力自上而下產生，一方面通過世襲制世代相傳，不受外在因素影響；一方面必須通過委任制，只憑個別人好惡授予，而且只要擁有權力，不受時間限制，以至終身受益。

在專制國家中，不僅新聞媒體被統治者壟斷，公民言論更受統治者鉗制，以致社會輿論完全被統治者操控，既能把黑的說成白的，又能把壞的說成好的，不管是非曲直什麽，都由統治者判定。

在專制國家中，政治與其說是統治者的專利，不如說是統治者玩的遊戲。由於統治者不但淩駕於國家之上，也淩駕於民族之上，更淩駕於法律之上，既不受制約，又不受監督，因此我行我素，隨心所欲，肆意妄為，不管造成什麽危害，都不會遭到懲處。

在專制國家中，政府服務的對象是統治階層，因為政府不僅被統治階層利用暴力強行霸占，還協助統治階層進行並維持統治，所以，與其說政府是行使國家權力的機構，不如說是人民的主人，以至不僅只為統治階層著想，也只為統治階層服務，還只為統治階層造福。

簡括而言，在專制國家中，不僅彌漫狹義的國家主義情緒，還取締一切反對政府的意見；不僅以領袖為信仰的中心，還嚴懲誠實思想；不僅曲解歷史，還以專斷代替辯論；不僅統治者控制新聞，還封鎖消息，使人民陷於文化孤立；不僅統治者控制一切文學藝術，還禁止罷工、抗議及勞工運動等等。

總之，由於專制不但只體現統治者的意志，還僅以統治者的需要為立足點；不但中央集權，還世襲委任；不但排除異己，還鉗制言論及其結社、信仰自由；不但獨霸軍隊警察，還限制百姓的活動空間，以致不受制約，監控無效，唯我獨尊，因此專制既是國家發展的最大障礙，又是社會最大的隱患，不僅危害國家，還危害社會；不僅危害民族，還更貽害人民；不僅貽害家庭，還貽害個人！

對統治者來說，專制勝似天堂，既能隨心所欲，又能為所欲為；可對人民而言，專制則是枷鎖，不但身心遭到束縛，言行更是深受限制，而為了掙脫專制的束縛，人民不斷通過拼爭才用民主打破身上的枷鎖。可見，民主的降生不僅是人民自覺的選擇，也是人民不斷努力培植出的結果，還是政治發展的必然產物。

簡括而言，由於政治是牽動社會全體成員的利益並支配其行為的巨大社會力量，從一開始就是圍繞國家權力展開的，基本上隨著社會從低級到高級的發展而發展，而社會成員參與政治生活的深度和廣度也隨之向前發展，因此，發展到一定的階段，政治必然從根本上改變少數人統治多數人的專制模式，而演化為和平管理沖突，建立秩序，並實現平等、自由、人民主權等價值理念的方式。

進一步講，人民之所以造就民主，原因就在於民主是民眾不僅能自由發表意見，還能在定期的、有程序和有規則的競爭性自由選舉中選擇國家執政者，而參與國家管理的政治制度；不僅是按照平等和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來共同管理國家事務的政治制度，也是保護公民自由的一系列原則和行為方式，或者說是自由的體制化表現；不僅尊重多數人的意願，也保護個人和少數群體的基本權利；不僅把國家權力橫向分解到職能不同的機構，還分散到地方，而使中央或地方政府最大程度地對人民敞開，及時回應人民的要求；不僅使政府遵循法治，也確保全體公民獲得平等的法律保護，還使公民權利受到司法體制的保護。

總之，由於民主既只體現廣大人民的意志，又僅以人民的需要為出發點；既兼容並包，又選舉限任；既不鉗制言論及其結社、信仰自由，又實行地方自治；既有多黨競爭，又有分權制衡；而不管是軍隊，還是警察，都完全國家化，以至不僅擴展百姓的活動空間，還接受制約，監督有效，唯民是從，因此民主既國家的基礎，也是社會的支柱；既是發展的坦途，也是科學的制度；既讓百姓選任政府，也是百姓的護身符，不僅是促進生產力發展的有力杠桿，也是促進生產關系發展的重要依托，還是人類發展的強大動力。

2、民主的內涵

隨著民主不斷發展，雖然呈現出不同的表現形式，可是不但本質相同，連作用也無什麽差異，不論是君主立憲制，還是議會內閣制、總統制、半總統制，都是代議制，都是和平管理沖突，建立秩序，並實現平等、自由、人民主權等價值理念的方式和過程，而其核心內涵有三個方面：一是選舉；二是各政治主體的專門化、自主化及其相互關系的制約化；三是不同意見的合法化。

首先就選舉而言，民主的表現方式是代議制，由於民眾無法直接掌握和管理政權，而只能選擇民眾中的少數精英代行權利，因此選舉領導人不僅是民主的核心內涵，也是體現“主權在民原理”的最重要的環節。而民主選舉，必須滿足三個條件：一是自由選舉，保障選舉人的自由意志，不允許以任何方式強迫選舉人；二是定期更換領導人；三是選舉必須是選擇行為，即選舉人在兩個以上候選人中選擇一個人。而只有一個候選人的選舉，只是推舉或是擁戴行為，而不是真正意義上的選舉。而真正的選舉必須是兩名以上的候選人競爭同一個職位，讓選民從中選擇一名候選人。

其次，就各政治主體的專門化、自主化及其相互關系的制約化來說，從橫向上看，政黨、行政、立法、司法等政治機構是獨立機構，即專門化了的、角色邊界清晰而明確的、互不相屬的結構。從縱向上看，不同層級的政治機構都是相對自主的機構，而不是只聽命於上級機構的下屬機構。橫向的和縱向的各政治機構之間是相互制約的互動關系，而不是某一特定政治機構控制或支配其他政治機構的單向影響關系。

再則，就不同意見的合法化來講。民主是共同體成員以普遍認同的程序和規則為依托，和平地解決利益沖突，使得各利益主體追求利益的積極行為得以持續進行的制度安排和實際行為過程。因此按特定程序，自由發表任何不同意見是民主的根本。同時不同意見的合法化，是自由、平等的選舉和各政治機構之間縱向的和橫向的制約關系得以實際運行的根本保障。

除此之外，民主不僅是政治生活方式的高級形態，也是由諸多因素構成的覆雜而完整的系統。，先從第一個層面來講，民主是原理體系。如人的尊嚴原理、平等原理、自由原理、主權在民原理等。

人的尊嚴原理，是指不論性別、地位、貧富，人的自身價值是世界上最珍貴的價值，而人的尊嚴是人類社會的最高終極價值目標，只有民主制度，才能最大限度地實現人的尊嚴。

平等原理，是指人生而平等，應擁有相等的權利。現實生活中，每個人能力不同、所處的環境不同，不可能享受絕對平等的權力，所盡的義務也不可能是絕對平等的。但就人的價值而言，人之間應是平等的，在法律面前應是平等的。

自由原理，是指人自主地支配自己，而不受他人的強制和支配的狀態。在現實生活中，自由不是絕對的。首先一個人的自由不能妨礙他人的自由。其次為每個人都能獲得盡可能多的自由，每個人都必須讓出一部分自由給國家，由國家以制度、規則等形式制約人的行為，以保障更多的人享受更多的自由。

主權在民原理，是指國家權力來之於人民，人民才是國家的主人，因此，由人民授權產生政府，政府必須遵從人民的意願。

再從第二個層面來講，民主是一系列的原則體系。如討論原則、妥協原則、多數原則等。其中，討論原則以異議、意見、反對派的存在為前提，並以討論的方式交流各自的不同意見，求大同存小異，制定同一政策的方式和途徑。因此討論不僅是和平地解決分歧和沖突的方式和途徑，更是公開地交流不同意見，讓公眾了解並參與政策制定過程的方式和途徑。

妥協原則是指為達成具體的目的，意見相異或對立的各方調整各自的意見，以達到相對一致的方式和過程。一方面妥協是相互了解和理解對方的意見的過程，而不是各方只顧堅持自己的意見；另一方面妥協是各方反省自己的意見，以發現和創造共同點的過程，而不是一方盲目地、絕對地順從另一方，而妥協最終的目的是為制定出更有創造性的政策。

如果說討論原則是民主的根本原則，即以和平的方式解決分歧和沖突的唯一方式，那麽妥協原則就是討論得以和平地進行所必須的原則，而多數原則就是將討論引向決策的唯一方法。

再從第三個層面來講，民主是寬容的心態和遵守規則的習慣。其中，寬容的心態有兩層含義：一是承認自己的能力的有限性；二是承認他人的存在。而遵守規則的習慣，是指人的行為比較理智，不輕易用感情支配行為。要是人類共同體有序化所必需的各種規則，不能自覺而普遍地得到遵守，那就混亂無序。而如果說寬容的心態和遵守規則的習慣是民主的社會基礎，是身份和習慣上的平等，是一種生活方式，是一種社會狀態和風氣，那麽誰也不否認社會民主作為民主政體不可缺少的基礎的重要性，也不否認基層的初級民主可能比民主的任何方面更有價值。

再從第四個層面來講，民主是一系列的制度。而制度主要規定各政治主體的產生方式、行為方式及其相互之間的穩定的關系模式。其中，最基本的制度不僅有代議制度，還有政府制度，還有政黨制度，還有司法制度，還有輿論制度等。

再從第五個層面來講，民主是一系列的行為過程。如選舉行為過程、決策行為過程、參與行為過程等。在實際政治過程中，只有以具體而詳盡的程序和規則來規範制度運行的每一個具體環節和各政治主體的每一個具體的行為環節，政治制度才能得以現實化。不然，政治制度將是一紙空文。從這個意義上講，民主是一系列的程序和規則。

簡括而言，憲政民主是由多個因素構成的完整系統，不僅各因素之間相互依賴、相互影響，而且，各因素都不可或缺。

更主要的是，盡管憲政民主的表現方式只是代議制，但不是單一的結構，而是一個多元的覆合結構，整個系統因為由多個因素構成，所以具有多方面的作用。

展開來說，民主並不意味著每個人都去當家作主，或每個人都享有同等的政治影響力，而指的是人民通過根據他們的自願同意選舉出來的代表來幫助他們當家作主，或者說民主並不僅僅要回答“誰是統治者”，更要回答“用什麽方法來不流血地更換統治者”。現代民主首先必須確立相應的程序和遊戲規則並做到權力的和平轉移，建立真正有效的代表機關，能夠對政府進行有效地監督。而代議民主，就是公民通過其代表來治理國家，而不是直接管理全部公共事務。在代議民主下，主人與主事是分離的，用英國自由主義哲學家密爾的話說，人民應該是主人，但是他們必須聘用比他們更能幹的仆人。由於公民並不親自主事，因此，要有一整套的監督機構來對代表及由此產生的政府進行監督和防範，以免仆人濫用權力變成主人。從這個意義上講，政府公務員不過是為公民服務的公仆。在代議民主中，公民通過選舉出來的代表掌握和行使立法和政治權，而代議制度的核心是由經普選產生的代表所組成的議會或國會。正是因為這些代表是公民的委托，所以他們的作為必須得到公民的同意和委托。例如，如果政府不經過代表的同意，就無權對公民征稅。

其次，民主是各個政黨自由競爭和自由活動的舞台。如取締政黨，或只是保留執政黨及其附屬，那所帶來的災難，卻遠遠大於多黨競爭，因此民主離不開多黨自由競爭。一方面，民主政治的目的不在於保護多數，而在於保護少數。多數人在多數情況下不需要少數人的保護，而少數人永遠需要民主制度的保護。不僅少數派需要通過政黨的形式積累擴大力量，多數派也需要靠政黨的形式去鞏固自己的力量。另一方面，結黨的權利與自由來自民主政治所保障的公民的結社自由和參政權。結社自由的核心便是結黨自由。在這樣的憲法權利的保護下，公民可自由地結成政黨來參與政治，參與國家管理。同時，鑒於任何政黨都只能代表一些人而不是所有人的利益和主張，人們為了有效地表達自己的利益要求、政治和政策主張和積極參政議政，就必須結成政黨。政黨政治意味著公民可以在不同的黨派之間進行選擇。如果公民沒有對執政者的自由選擇權，那就沒有民主。在自由民主下，不同的政黨及不同政治見解和政策方案的存在為選民們提供了廣闊的選擇範圍。在自由民主下，不論多麽強大、多麽得勢的政黨都不可能左右一切。在自由民主下，競爭和對立不僅司空見怪，更是常態，只要各個政黨之間彼此寬容妥協，相互監督制衡，遵循民主政治的遊戲規則參政議政，放棄用暴力的手段解決政治上的分歧，政黨政治也就不會導致國家分裂和武力的對抗，反而帶來持久的穩定和繁榮。

此外，民主與個人的自由密切相關。由於民主不但依據尊重個人價值與尊嚴的道德原則，還一直貫穿自由、平等的原則，更講求個人只能是目的而不能是手段，因此最適合自由平等的個人，它既是經過這樣的個人自願同意之後才建立起來的政體，也是最有利於保障和擴大公民個人自由的政體。而背離了自由的民主根本就不是民主，所以，民主常被稱為自由民主。不論民主是基於個人自由的民主，還是要求全體公民大會集體行使權力的民主，只要自由主義的民主不覆存在，民主也就壽終正寢了。正是自由主義使民主獲得了持久旺盛的生命力。不管在什麽情況下，自由與民主都既能相互結合，又能互相強化。個人自由是否得到保障，政府權力是否受到限制，是區別自由民主與其他類型民主的根本尺度。應追求的不是最大限度的民主，而是提供並保障最大限度自由的民主。在價值上，民主必須是以維護人的自由、權利和尊嚴為最高目標的；在體制上，民主必須是憲政的、法治的、共和的；而在形式上沒有什麽限制，既可選擇君主立憲制，也可選擇議會內閣制，還可選擇總統制或半總統制。

再者，公民的根本權利與自由是民主的出發點。民主涉及到公民自由地決定自己命運的權利，這種權利的運用所要求的政治制度必須能夠充分保障言論自由、信仰自由、結社自由；保障自由公平、競爭性的選舉，尊重個人和少數派的不可剝奪的權利，保障信息的自由傳播和法治。因此在民主國家里，不管是民眾，還是反對派，都可充分地表達他們對政府的批評甚至反對的立場，而不必擔心受到肉體和精神上的報覆。

再者，民主制度不但促進經濟發展，也有利於財富的創造，因為民主與自由市場經濟有著內在的邏輯聯系。其實在很大程度上，民主是人類追求與踐行經濟自由與政治自由的產物，換句話說，自由民主只存在於自由市場經濟之中。雖然實行自由市場經濟的國家不都實行自由民主，但沒有經濟上的自由決不會有政治上的自由民主，而有了經濟上的自由不等於有了政治上的自由民主。盡管自由市場經濟為民主提供了的必要條件，但不能提供全部條件，而其他條件需要人民不僅要用心培植，更要用血汗澆灌！

再者，盡管民主不僅自身有很多的限制，也有很多事情作不了，但能夠規範政治行為；盡管民主不能提供英明的決策，不能解決道德問題，不能用少數服從多數來決定道德問題上的對錯，但能夠及時糾正政治上錯誤；盡管民主不是是萬能的，即便成功地確立了民主政治，其內部也還有諸多的張力和艱難的平衡，但能夠給人類最多的自由、平等、和人性的尊嚴。

總之，因為人不是天使，所以由人組成的社會也不可能有完全的自由、完全的平等。盡管民主政治還有許多不足，但不僅是各種政體中最可取的，也是最優越的，還具有多方面的作用，而其根本作用不在於它能比其它政治形式更能自誇實現人間天堂，而在於有能力防止出現人間地獄。

3、民主的優越性

民主制度之所以不僅成為普世價值，也成為世界潮流，還成為政治文明的標桿；不僅可以到處移植，也能嫁接到各種文化傳統中，還能在各種不同的國家紮下根來；不僅在歐洲、北美洲安家，也在大洋洲、南美洲落戶，還在亞洲、非洲安居樂業，而今遍布一百五十多個國家和地區，原因就在於同其他政治制度相比具有不可比擬的優越性，而其具體表現在以下五個方面：

一是從暴力政治走向協商政治。由於都主張權利與義務關系上的秩序，而不依靠暴力統治，因此都注重以協商政治為導向，以至通過談判、妥協、讓步來獲得政治上的共識和認同。

二是從權力政治走向權利政治。過去，政治以權力為導向，政治活動的主要領域幾乎都是圍繞權力而展開，而隨著民主制度的形成和發展，權力政治逐步為權利政治所取代。從這個意義上講，民主的發展主要圍繞平衡權力與權利關系展開，而發展到現在演變成以權利為政治的核心，以至不但權力服從權利，權力保障權利，而且權利制約權力，權利成為權力的目的。

三是以權力制約權力。而這是指權力的不同主體之間的相互制約。而制約的方向有垂直的和水平的兩種。垂直方向制約是中央和地方、上級與下級之間的權力相互制約，他們之間的權力是不對等的，中央和上級的權力分別高於地方和下級。水平方向制約是不同職能的權力機構的相互制約，他們之間的權力是對等的，既無隸屬關系，又無高低之分，彼此權力完全均等。

四是從無序政治走向有序政治。民主發展的進程實際上也是一個政治制度化、政治秩序化的進程，不僅使動蕩不安、政權不穩的時代終結，還建立了一整套保證政治穩定的制度規則和行為規則，從而使政權的交替、政策的變革等等，都能夠在一種既定秩序下進行。

五是從垂直政治走向平面政治。過去，專制政治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垂直的權力關系，而隨著民主制度的建立，權力的關系實現了分散化、平面化。如地方自治政府的建立，政府、非政府以及官民的協同治理等，都體現了民主的發展取向：既注重公民的權利，也注重公民的責任，並強調政府與公民對於社會公共事務管理的共同責任和共同利益。

此外，盡管民主制度有不同的表現形式，但無論哪種民主模式，都既只體現廣大人民的意志，又僅以廣大人民的需要為出發點；既兼容並包，又選舉限任；既不鉗制言論及其結社、信仰自由，又實行地方自治；既有多黨競爭，又有分權制衡；而不管是軍隊，還是警察，都完全國家化，以至於不僅擴展百姓的活動空間，還接受制約，監督有效，唯民是從。因此，在民主國家里，人民不但擁有超越立法者和政府的最高主權，還享有公民基本權利，更負有參與政治體制的責任，而其權利和自由也正是通過這一體制得到保護。

在民主國家里，每個公民都能隨自己的意志活動，而且活動空間廣闊，不受多少限制，既擁有競選的權利，也擁有選舉的權利；既擁有議政的權利，也擁有督政的權利；既擁有結社的權利，也擁有組黨的權利；既擁有遊行請願的權利，也擁有示威抗議的權利；既擁有發表不同言論的權利，也擁有公開反對意見的權利。

在民主國家里，國家權力不僅橫向分解到不同職能的權力機構，使之彼此均等，各自獨立，形成橫向制約，還分成中央權力和地方權力，形成縱向制約，從而達到分權制衡，以至於防止權力擴張，防止權力為所欲為，防止權力為非作歹。

在民主國家里，權力自下而上產生，一方面必須通過選舉競爭，符合多數選舉人的要求方可獲得；一方面必須通過考試競爭，達到規定的標準，才能獲取相關職位，而任職都有一定的時限，到期如未獲得連任就得離職。

在民主國家里，政治幾乎就是政黨政治，社會只是各政黨競爭的舞台。不管是執政黨，還是在野黨，都享有平等權利，誰都不能淩駕於國家之上，都不能淩駕於民族之上，都不能淩駕於法律之上。盡管執政黨行使權力，可在野黨的制約和監控不僅讓執政黨謹言慎行，還讓執政黨難以胡作非為，難以越軌牟利，難以造成危害。如果當權者濫用職權，或瀆職失職，或違法亂紀，或營私舞弊，或貪污受賄，或迫害陷害，那麽，不是遭到罷免，就是遭到彈劾，而觸犯法律的，還要遭到嚴懲。

在民主國家里，政府服務的對象是人民，因為政府不僅由人民委任，還代為人民管理國家，所以與其說政府是行使國家權力的機構，不如說是人民的公仆，以至於不僅為人民著想，也為人民服務，還為人民造福。

總之，如果說專制暴政是建立在暴力的基礎上的，那麽民主政治則是建立在公民的同意的基礎之上的。在憲政民主國度，國家政府從被統治者的同意中獲得正當的權力。由於民主是建立在公民的同意的基礎上的，因此公民要表示同意就必須有自由，可以自由地表達自己的不同的觀點。另外，在許多大國，因為人數眾多，不可能每個人都直接到某個場所去表達自己的意願和看法，所以只好委托一些代表來表達自己的利益和要求，這樣就產生了代表機關。另外由於民主制度不僅建立在對公民的理性能力的起碼信任的基礎之上，而且相信人的理性，故其合法性來自被統治者通過投票表達的同意。如果不相信人的基本理性，那就只有靠砍下的人頭來壘砌政權的合法性了。從這種意義上講，通過投票建立起來的民主制度，不僅使人類政治行為的文明程度取得實質性的進步，還徹底取代了“以暴易暴”的野蠻政治。

此外，民主政治認為每個人價值尊嚴是平等的，所以，不論貧富智愚，每位公民所握有的選票的價值是同等的，因為人與人之間作為人的資格是同等的，同是社會中的一份子。另一方面，由於人與人之間的參政、議政與施政的能力是不相等的，因此需要把最合適的人以選舉的方式推舉出來。盡管民主政治是選舉政治，可又不僅僅是選舉政治，僅僅有定期選舉、競選公平及選舉結果真實是不夠的，因為衡量選舉的正當性的尺度不是有多少人自願地參加了選舉，而是有多少人被排除在選舉之外，只要有一個人僅僅因為政治主張被剝奪了選舉權和競選權，那其選舉的正當性就要打上問號。

再則，盡管選舉體現民主的一個根本的方面，但不是全部的內容；盡管選舉是按多數票的原則議決的，但是民主政治決不簡單地等同於“大多數人說了算”；盡管在民主制度下有許多事情都是由多數或大多數人說來算，如領導人的產生，法案的通過等，但是還有許多事情是任何人和所有人說了都不算的，如即使多數人同意也不能剝奪少數人或所有人的自由、生命和財產。正是選舉使得民主成為每位公民有權在公共領域中通行的大道；也正是選舉產生的民主，才使得社會成員都可以生活在文明的政治環境中。民主政治不同於任何其它政體的獨特之處在於它的務實性，在於它尊重現實，在於它尊重每一個人的獨特性，不必為迎合它而來重塑人的靈魂、改造人的本性，而這不但體現民主的優越性，更體現民主的生命力。

還需要說明的是，民主制度不是單一的結構，而是一個多元的覆合結構。憲政民主制度的建立不但以憲政為支柱，還以法治為準繩；不但以人權為核心，還以自由為媒介；不但以平等為紐帶，還以多黨競爭為樞紐；不但以分權制衡為中樞，還以地方自治及其軍隊國家化為前提，彼此既相輔相成，又不可分割，因此民主是由多個因素構成的完整的系統，而各因素之間相互依賴、相互影響，彼此不可或缺。

盡管合成民主制度的每個要素的作用及其優越性各不相同，可是彼此既相輔相成，又不可分割，既相互聯系，又相互作用，其中任何要素的地位和作用都是不可替代的，因此，在建設民主制度的過程中，不僅要避免片面性，還既要重視政治主體的理性化程度的提高，又要重視組織結構的完善，既要重視各種政治關系的協調，也要注重社會意識體系的構造和政治意識的創新，並逐步使政治行為規範化，不僅推動政治制度的健全和完善，還使社會文明的建設更加系統和全面，從而推動政治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

盡管各民主政體間存在細微差異，但民主政府有著區別於其他政府形式的特定原則和運作方式，而其首要職能是保護言論和結社、信仰自由等基本人權，保護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權利，保護公民及其組織充分參與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生活的機會。其次，定期舉行全體公民參與的自由和公正的選舉，使選舉不會成為獨裁者或單一政黨的門面裝飾，而是爭取人民支持的真正角逐。

盡管民主體制多種多樣，反映每個國家各自的政治、社會和文化生活特點，但決定民主體制的是其基本原則，而不是某種特定形式；盡管民主制度本身也有些缺陷，但比起其他政治制度來說，優點更為突出，而其積極作用遠遠超過消極影響，不像專制那樣正面功效遠遠小於負面效應。

因此，達爾總結了民主的十大好處：“一是民主有助於避免獨裁者暴虐、邪惡的統治；二是民主保證它的公民享有許多的基本權利，這是非民主制度不會去做、也不能做到的；三是民主較之其他可行的選擇，可以保證公民擁有更廣泛的個人自由；四是民主有助於人們維護自身的根本利益；五是只有民主政府才能為個人提供最大的機會，使他們能夠運用自我決定的自由，也就是在自己選定的規則下生活的自由；六是只有民主的政府才為履行道德責任提供了最大的機會；七是較之其他的可能選擇，能夠使人性獲得更充分的發展；八是只有民主政府才能造就相對較高的政治平等；九是現代代議制民主國家彼此沒有戰事；十是擁有民主政府的國家，總是比非民主政府的國家更為繁榮。”

歷史已經證明，不管是私有制，還是公有制，還是公私混合制，凡是與專制結合，必然導致社會扭曲變形，嚴重阻礙人類發展，而同民主融合，就連私有制也能促使人類日新月異，促使社會繁榮文明，促使國家先進發達，促使民族興旺昌盛，促使生活蒸蒸日上！

歷史已經證明，最近幾十年里，一個個代表私有制的資本主義專制國家的相繼衰亡，一個個實行公有制的社會主義專政國家的接連夭折，一個個推行私有制的資本主義民主國家的持續強盛，就是不可辯駁的例證，就是發人深省的例證，就是民主救國救民的例證！

歷史已經證明，民主不但是國家的基礎，也是社會的支柱，還具有其他不可估量的功能；不但是促進生產力發展的有力杠桿，也是促進生產關系發展的重要依托，還是人類發展的強大動力；不但促進國家科學發展，也促進社會和諧繁榮，還促進生活質量不斷提升……

綜上所述，由於民主是民眾不僅能自由發表意見，還能在定期的、有程序和有規則的競爭性自由選舉中選擇國家執政者，而參與國家管理的政治制度；不僅是按照平等和少數服從多數原則來共同管理國家事務的政治制度，也是保護公民自由的一系列原則和行為方式，或者說是自由的體制化表現；不僅尊重多數人的意願，也保護個人和少數群體的基本權利；不僅把國家權力橫向分解職能不同的機構，還分散到地方，而使中央或地方政府最大程度地對人民敞開，及時回應人民的要求；不僅使政府遵循法治，也確保全體公民獲得平等的法律保護，還使公民權利受到司法體制的保護，因此，同其他政治制度相比具有不可比擬的優越性，而其主要表現在：一是以憲法和法律對政府權力加以限制；二是實行分權制衡；三是確立人民主權和民選政府；四是建立憲法審查制度；五是司法獨立；六是保障個人權利和自由。

盡管民主還不是完美的政治制度，但因為自身具有調節、糾錯的機制，所以能夠克服自身的缺陷；盡管民主制度的創建者和參與者，都不是完人，甚至有可能是惡魔，可民主的自我完善機制會使惡得到遏制，而使善得到回報；盡管民主制度還有待完善，卻是迄今為止最優越、最不壞以及最廉潔的社會控制方式，而其積極作用遠遠超過消極影響，不像專制那樣正面功效遠遠小於負面效應，以至不僅贏得全面共識，還得到各方支持，從而成為普世價值，成為發展趨勢，成為時代潮流，而今不僅波及全球，還必將滲透世界各國各州！

三、民主的核心及發展趨勢

1、民主的核心

自從1688年英國鋪築世界上第一條民主之路以來，人類發展不但突飛猛進，而且僅用三百多年，就從農牧經濟跨過工業文明，跳入知識經濟時代，由此可見，民主不但是人類發展的坦途，也是最大的生產力，還具有其他不可估量的功能；不但是國家的基礎，也是社會的支柱，也是人民的護身符；不但是促進生產力發展的有力杠桿，也是促進生產關系發展的重要依托，還是健康發展的強大動力。

如今，民主制度已經誕生三百多年了，並且在世界上擴展三百多年了，現已遍布一百五十多個國家和地區，盡管形式不同，但本質上並無什麽差異，不論是君主立憲制，還是議會內閣制、總統制、半總統制，都既只體現廣大人民的意志，又以人民的需要為出發點；既促進國家發展，又促進社會文明；既兼容並包，又選舉限任；既不鉗制言論及其結社、信仰自由，又實行地方自治；既有多黨競爭，又有分權制衡；而不管是軍隊，還是警察，都完全國家化，以至不僅擴展百姓的活動空間，還接受制約，監督有效，唯民是從，因此，不但成為普世價值，也成為發展趨勢，還成為時代潮流，以至既波及全球，又將滲透世界各國各州。

民主自誕生起之所以不斷取代專制，而不僅在世界上擴展三百多年，還已遍布一百五十多個國家和地區，原因就在於隨著民主制度的建立，政治隨之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不但管理沖突的方式和過程與專制不同，連實現特定價值目標的方式和過程也與專制迥異，而這都是由國家權力被公共權力取代造成的。

如果說專制政治的核心是國家權力，那麽，民主政治的核心則是公共權力。在專制統治下，政治以國家權力為核心，是借助國家權力管理沖突並實現特定價值目標的方式及其過程；而建立民主後，政治則以公共權力為核心，是借助公共權力管理沖突並實現特定價值目標的方式和過程。由於公共權力是具有普遍約束力的合法強制力，因此可通過規約人們的行為解決分歧和沖突，而規約人們的行為必須依賴人們普遍認同的和必須服從的約束力。而民主政治就是借助人們普遍認同和必須服從的公共權力使解決分歧和沖突秩序化，其核心是支配和服從支配。

誠然，公共權力是指在公共管理的過程中，由政府官員及其相關部門掌握並行使的用以處理公共事務、維護公共秩序、增進公共利益的權力，可從本源上講，公共權力來源於人民。公共權力的產生是為了維護社會公共秩序，增進社會公共利益，它是為適應社會生活的需要，滿足社會需求，處理公共事務而衍生的。而公共權力的運行過程實際上就是把權力的運行機制應用到經濟、社會公共事務的管理中，進而實現一定的經濟、社會目標。

可見，公共權力是用於處理公共事務的權力，是公共組織實施自身職能的前提條件。因為公共權力是由社會的共同需要而產生的，是全體社會成員共同意志的集中表現，所以對全體社會成員具有普遍的約束力。其基本目的在於維持、調整或發展整個社會生活的基本秩序。公共組織要麽擁有法定的公共權力，要麽擁有由公共權威部門授予的公共權力。這種公共權力與非公共組織中存在的“私權”有著本質的區別，從其基本內涵來說，在主體上，公共權力屬於公眾而非某個個人；從客體上看，公共權力指向的是公共事務；而從功能上看，公共權力為公共利益服務。

由於公共權力是一種特殊的權力形式，因此不僅具有權威性、強制性，還具有普遍性、排他性，而公共權力的這些特性，使公共權力有著比“私權”更廣泛的約束力、強制力和管轄範圍。

首先，公共權力具有強制性，無論客體是否願意接受，權力主體都能將自身的意志強加在客體之上，對客體產生影響和控制；其次，公共權力具有自我膨脹性，公共權力本身具有擴大自身力量的特性，會在其運行過程中自我擴展，自我膨脹，而這種膨脹往往會帶來一些消極的結果；另外，公共權力具有主體利益性，權力是一種權力主體的利益以強制方式實現的手段，權力本身帶有強烈的利益性色彩；再者，公共權力具有專屬排他性，而其不僅對於自身所具有的力量具有專有性，還排斥其他力量的同等存在。

簡而言之，由於公共權力具有巨大的強制性與排他性，既能自我膨脹，又能自我擴展，並通過自身運行實現主體利益，因此導致掌握權力的人往往會為一己私利而濫用權力。

此外，公共權力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公共權力的目的不是單個公民權利效用的最大化，而是共同體中每個公民權利效用的最大化。如果說最優良的個人的目的也就是最優良的政體的目的，那麽，公共權力存在的邊界就是依經驗和理性所確立的公民權利可能發生沖突的領域。因為公共權力的性質是保障公民權利實現的手段，所以，公共權力只是公民權利的一種伴隨物。而權力作為權利的產物，它的正當性來源於權利。公共權力主體本身不是一個利益主體。權利和權力之間的關系只是一種委托關系，一種監督與被監督的關系，其運行只有依照民主模式方能取得其正當性。依絕對公正的原則來評斷，凡照顧到公共利益的各種政體就都是正當或正宗的政體；而那些只照顧統治者利益的政體就是錯誤的政體或正宗的政體的變態。

展開來講，公共權力是人民權力或者人民權利的產物，來自於人民的讓渡和人民的授權。而這就是人們常說的 “主權在民”的意思。主權在民的權既可以解釋為權力的權，也可以解釋為權利的權。而一般為了與國家權力區別開來，也常常不把人民擁有的權力稱為權力而稱為權利。正因為如此，人民的權力或權利高於國家權力。任何國家權力都必須最終歸結到對人民負責上來，而權力的人民性就決定了權力必須受到作為人民意志體現的法律的約束。

一就公共權力的相對性而言。公共權力必須受到人民權利的制約；公共權力總是在一定地域範圍內存在的，一個絕對普遍的公共權力是不存在的；公共權力總是在一定社會層面上成立的，一個能調整任何社會方面的權力根本就不存在，它要受制於社會領域的範圍；不同性質的公共權力總是有所分別的，不同的權力應由不同的機構行使，權力和權力之間應當有所區別，不同的權力擁有者擁有不同的權力；不同機構之間具有相對獨立的性質，權力機構和權力機構之間不能混同其權力。權力的相對性要求對權力予以必要的規制，使其不至於超出應有的範圍而絕對化，而泛濫，而導致權力的惡性膨脹。絕對的權力必然導致專制。柏拉圖曾告誡世人：“絕對的權力對行使這種和服從這種權力的人，對他們自己和他們的子孫及其後裔，都是不好的；這種企圖無論是以任何方式都是充滿災難的。”權力的相對性就意味著必須反對權力的絕對化。

二就公共權力的支配性來講。公共權力體現在幾乎所有的權力定義中。在西方，關於權力的學派主要為韋伯主義和帕森斯主義。韋伯認為，“權力是某種社會關系中一個行動者將處於不顧反對而貫徹自己意志的地位的概率，不管這種概率所依據的基礎是什麽。”其中，“不顧反對而貫徹”顯然是權力支配性的結果。作為韋伯權力定義派生的布勞權力定義認為，權力是“個人或集團通過威懾力量不顧反對，而把其意志強加於他人的能力”。其中“強加於”也同樣表明了權力的支配性。帕森斯的權力定義為，“當根據各種義務與集體目標的關系而使這些義務合法化時，在如果遇到頑抗就理所當然會有靠消極情境制裁去強制實行（無論這種強制機構可能是什麽）的地方，權力是一種保證集體組織系統中各單位履行有約束力的義務的普遍化能力。”其中“強制實行”也同樣表明了權力的支配性。而有些國家的學者認為：權力首先就是指政治上的強制力量，其次是指職責範圍以內的指揮或支配力量。權力的支配性首先表現為權力是一種支配力量，它可以要求人們做出某種行為。包括允許人們做什麽、要求人們做什麽和禁止人們做什麽。其次表現為權力具有強制性。任何權力都具有一定的強制性。權力都是以相應的服從的存在作為條件的。如果不具有強制性，權力就無法強迫社會成員服從。權利強制性的實現需要法律，防止權力強制性的濫用同樣需要法律。權力是具有支配性的。沒有支配性的權力就失去了權力應有的性質，甚至不成其為權力。權力的支配性使得權力具有了相對人不得不服從的性質，也使得權力具有濫用的可能性。權力的支配性是不可缺少的，這種不可或缺的屬性又使對權力的法律控制成為必須。

三就公共權力的權威性來說。沒有權威性就沒有權力。不論是什麽學者，在對權力進行定義或者論述時，都無一例外地肯定權力具有權威性。權力權威性的來源主要是兩個，一是權力運作的規則性。無規則的權力運作只會導致人們的反感、不安，而決不可能給人們和社會帶來自覺服從與安全穩定。二是權力運作的公開性。公開是權力的必然屬性與基本要求。沒有公開性，權力就沒有權威性，其特定性就難以明確，強制性就難以體現，權威性就無從產生。權力的公開性是權力運行的可預測性必要條件，但權力未必能使自己的公開性得以徹底貫徹和體現。如果運用法律來規制權力，就可能保證權力的權威性。法律的權威性、公開性和可預測性與權力的權威性相得益彰。

四就公共權力的組織性而言。公共權力是一種有組織的系統支配力量。它需要有組織的國家機構來分配、行使。由於權力系統是覆雜的，因而必須運用法律予以專門的調整。

五就公共權力的稀缺性來講。公眾共同組建了政府，而直接行使政府公共權力的卻只能是部分人，也就是說，政府內公共職位的數量在漫畫公共權力任何條件下與公眾的總量相比總是有缺口的，即存在著公共職位公眾所有與部分人代理的矛盾。正是這一矛盾引發了公共權力的資源稀缺。

六就公共權力的經營性來說。公共權力運行的經營性，是指公共權力可以作為一種手段由其行使者對權力的接受者進行經營，使其發生一定的變化運動，從而實現對所掌握的資源的最優配置。

七就公共權力的代理關系而言。公共權力來源於公眾，公眾是公共權力的所有者。在公共權力的運行中，實際上以公眾和權力行使者之間建立了一種典型的委托——代理關系。經過一層又一層的委托和代理，就有可能使本來屬於公眾所有的公共權力轉交到了一部分人甚至是極少數人手中。

另外，公共權力實質上屬於國家權力，不僅對統治階層內部的爭端和糾紛具有協調功能，而且對整個社會的爭端和糾紛也具有協調功能。社會中，以國家權力形式表現出來的公共權力也在一定程度具有管理權的性質。於是，國家權力在處理統治階層與被統治階層利益矛盾的同時，還必須調節統治階層內部的利益沖突，由此形成的相關公共政策和行政行為，同樣可以也需要進行政治倫理學的判斷和考察。

應當指出的是，隨著歷史的發展，對作為管理權的公共權力的倫理分析和道德判斷，存在兩種不同的標準：一是看其對維持政治穩定的價值；二是看其對增進公眾利益的價值。二者雖然具有一定的聯系，如政治穩定可能有助於公眾利益；但也具有原則區別，如政治穩定可能無益於公眾利益。

首先，公共權力對於政治穩定的保障作用，是以國家權力形式表現出來的公共權力的基本功能之一。一方面通過對利益矛盾的調節來達成政治力量的均衡，另一方面通過對破壞勢力的限制和打擊來維持正常的政治秩序。政治穩定是統治階層的願望和利益所在，但並不一定符合全體社會成員的共同利益，尤其不一定對被統治階層有利。因此，以國家權力形式表現出來的公共權力對於政治穩定的保障作用，從一開始就具有雙重性：對統治階層利益的維護，可能有益於其他社會成員的利益，也可能有害於其他社會成員的利益。也就是說，公共權力對於政治穩定的保障作用並不具有絕對的、永恒的道德價值。

其次，公共權力對於公眾利益的促進作用，是任何形式的公共權力的根本職能。以國家權力形式表現出來的公共權力之所以仍然會被人們視為公共權力，主要因為它在一定階段上和一定程度上仍對公眾利益具有促進作用。就此而論，以國家權力形式表現出來的公共權力，因其對公眾利益具有某種程度的促進作用而具備相應的道德價值。可以認為，它對公眾利益的促進作用越明顯，它所具有的道德價值也就越顯著。

顯然，在上述兩種場合中的公共權力之所以具有值得肯定的道德價值，歸根到底仍然在於它對公眾利益的確認和維護。換句話說，即便是在公共權力異化為國家權力的情形下，公眾利益仍然是公共權力道德價值的根源，對待公眾利益的態度仍然是檢驗公共權力是否具備以及在何種程度上具備道德價值的標準。

再則，由於權力容易變成野獸，因此掌握權力的人總是借助權力的力量，把自己淩駕於權力的作用範圍之上，而對於一個國家來說，則表現為淩駕於社會之上。當掌權者為了個人利益而操縱權力，而這種權力又受不到任何限制時，掌權者就會利用人民賦予的權力侵害公民的權利。盡管公共權力是公民的共同權力，為全體公民共同所有，但在現實社會生活中，公共權力的行使不可能由全體公民來共同行使，而只能由其代表（或委托人）來行使。因為代表（或委托人）有限，所以公共權力只能為極少數人所掌握，以致在實際運行過程中，公共權力就變成極少數人的支配力量，而通過這種強制力量，既可造福大多數人，也能危害大多數人，而且掌權者可根據自己的意志，給一部分人帶來好處，而對另一部分人造成侵害。

因為人格的誘因和制度上的因素，導致的“公共悖論”和“權力腐敗”，都損害了公眾的共同利益，不僅引發公眾對公共管理組織和政府不滿，還動搖了公共權力合法性的基礎，所以，必須建立與公共權力相應的民主制度，讓公共權力在運行過程中，一方面要促進公共權力充分發揮其功能，為社會高效率、高效益地提供產品和服務，增進全體成員的利益，另一方面則要設法制約公共權力的運行，保證公共權力嚴格地在法定範圍內運行，防止其越軌而損害公眾利益。

總之，由於民主能規制公共權力，不但能把公共權力關進的籠子里，而且既能給公共權力塗上反腐劑，又能給公共權力戴上緊箍咒，因此不僅確保公共權力為公眾著想，也為公眾服務，還為公眾造福；不僅確保國民經濟持續增長，也確保綜合國力不斷增強，還確保人民生活蒸蒸日上；不僅確保國家科學發展，也確保社會和諧繁榮，還確保民族文明昌盛！

2、民主發展的趨勢

隨著民主不斷發展，雖然呈現出不同的表現形式，可不但本質相同，連作用也無什麽差異，不論是君主立憲制，還是議會內閣制、總統制、半總統制，都不但是國家的基礎，也是發展的坦途，還具有其他不可估量的功能；不但是社會的支柱，也是強國富民安邦的根本，還是最大的生產力；不但是科學的制度；也是人民的護身符，還具有強大的凝聚力；不但對所有人都有利，也能全面遏制腐敗，還能造就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不但促進國家科學發展，也促進社會和諧繁榮，還促進生活質量不斷提升……

而今，民主不僅遍布世界五大洲，也在各種文化傳統中紮下根來，以至現已植根一百五十多個國家和地區，還會有越來越多的國家陸續加入民主化的行列，而這足以證明，民主既是普世的價值，也意味著民主是可以移植的。盡管民主政治的具體制度難以照搬，但是民主的普遍原理卻是完全相通的，因此，不論是文化差異，還是國情等借口，都不能成為抗拒民主政治的理由。

當然，現行民主體制還不是完美的政治制度，不僅存在選舉的可操縱性和選舉結果的非理性的問題，也存在民主對原有社會結構強化的問題，還存在民主社會的媚俗性等問題，而最主要的問題則在於缺乏公平合理的分配機制，以致既難以化解日益尖銳的分配矛盾，又難以緩解分配不公引發的社會危機，因此還有待於完善。

其中，不管是選舉的可操縱性和選舉結果的非理性的問題，還是民主對原有社會結構的強化的問題，還是民主社會的媚俗性等問題，都能通過技術創新使之功能不斷弱化，而分配問題只有上升到社會制度的層面才能得到解決，也就是說只有更新社會制度，只有通過社會制度創新，才能不但化解日益尖銳的分配矛盾，還緩解分配不公引發的社會危機，以至從根本上彌補民主制度的缺陷，而進一步發揚民主的優越性，進一步提升民主的質量，進一步完善民主制度。

盡管有些資本主義國家實行民主，但由於推行私有制，並推崇哈耶克倡導的反對政府幹預的自由市場經濟思想，因此既忽視市場缺陷，又造成社會不公，以至於不但導致市場缺陷難於及時得到修補，也導致社會財富都積累在少數人手里，還導致社會購買能力嚴重匱乏，使得社會經濟循環中斷，而不斷引發經濟危機，以致既危害國家發展，又損害的多數人的利益，最終不僅導致貧富懸殊，也導致社會變形，還導致國家失衡。

20世紀30年代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大危機後，雖然“凱恩斯革命”，不僅拯救了資本主義，還形成了凱恩斯經濟學，以至既發展為凱恩斯主義的兩大支派——新古典綜合派和新劍橋學派，又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成為西方經濟學界的新正統，可到了20世紀八十年代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受到貨幣主義、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等的挑戰，而為應對挑戰，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適時興起，應運而生，其政策主張興盛於90年代，而代表人物多為美國經濟學家。

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堅持政府幹預經濟的主張，不過吸收了理性預期學派的理性預期的觀點和“預期到的宏觀經濟政策無效”的觀點。他們認為，在當代市場經濟中不但信息是不對稱的，而且工資和價格的變動具有粘性，這樣，在短期仍然會出現偏離自然失業率的現象，出現有效需求不足，因此，需求管理政策仍然是必要的和起作用的。

新凱恩斯主義並不僅僅是堅持傳統凱恩斯主義短期需求管理的主張，他們還特別強調供給學派從供給方面調節經濟的思路，主張從長期著手、從供給方面著手來考慮經濟政策。新凱恩斯主義還強調鞏固性的財政政策，認為財政赤字對經濟是有害的，它會引起投資的減少(基礎效應)和貿易逆差的增加。此外，新凱恩斯主義者還研究了一些新的現象和機制，如提出了在貨幣政策起作用的機制方面，不應只考慮利息率，還應該考慮普遍存在的信貸配給機制。新凱恩斯主義同傳統凱恩斯主義相比，已經發生了一些重大的變化，他們所主張的宏觀經濟政策更全面，也更深入，既考慮需求方面，也考慮供給方面；既考慮長期，又考慮短期；既注重微調政策在短期的作用，又重視結構性政策在長期的效果。

可以說，新凱恩斯主義者繼承了傳統凱恩斯主義者關於國家應該幹預經濟的基本主張，不僅吸收了新古典經濟學的一些合理的理論和政策主張，還在吸取20世紀80年代以來一些宏觀經濟實踐中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既發展了國家幹預經濟的理論，又使國家幹預經濟的政策體系發展到了一個新的水平。

而與之相反，哈耶克則倡導反對政府幹預的自由市場經濟思想，他早期以研究貨幣和經濟周期理論成名，不僅提出貨幣投資過度理論，還認為經濟周期的根源在於信貸變動引起的投資變動。銀行信貸的擴大刺激投資，一旦銀行停止信貸擴張，經濟就會由於缺乏資本而爆發危機。與其說他相信資本主義經濟本身有一種自行趨於穩定的機能，不如說反對國家對於經濟生活的幹預更恰當，因此他把70年代資本主義滯脹的出現歸罪於凱恩斯主義的理論和政策。此外，哈耶克一直反對社會主義，反對計劃經濟，反對政治專制，認為社會目標是個人目標的總和，社會目標不能抑制個人目標。而社會主義貶低人的個人目標，而遵從於社會的目標，限制了利己的動力，計劃經濟中的集中決策沒有市場經濟中的分散決策靈活，所以社會主義不可能有高效率。他不但認為社會主義違背人性，計劃經濟導致政府極權，是“通向奴役的道路”，還反對西歐社會民主黨和英國工黨的社會改良措施。因為他自由主義思想在西方國家學術界有重要影響，所以他在1974年與瑞典經濟學家繆達爾共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他一生發表了130篇文章和25本專著，而涵蓋的範圍從純粹的經濟學到理論心理學，從政治哲學到法律人類學，從科學哲學到思想史，以至於他的學術貢獻遠遠超出經濟學範疇。遺憾的是，盡管他是著名的學者，但是由於過於相信資本主義經濟本身有一種自行趨於穩定的機能，以致竭力反對國家對經濟生活的幹預。

另外，為了化解資本主義日益尖銳的分配矛盾，19世紀80年代後社會民主主義應運而生，而其涵義並不僅僅局限於政治層面，還深入涉及經濟領域，不但希望建立完善的民主制度，還希望建立公平合理的分配機制。

盡管社會民主主義講求民主，也講求公平，可由於推崇以私有經濟為主的公私混合制，只通過私有經濟實現自身政治經濟訴求，而不借助公有經濟大展宏圖，以致不僅在經濟建設上也沒具體的表現形式，還在公平分配方面沒有多少作為，結果象資本主義私有制一樣造成社會不公，不僅導致社會財富都積累在少數人手里，還導致社會購買能力嚴重匱乏，使得社會經濟循環中斷，而不斷引發經濟危機，因而，導致貧富懸殊，導致社會變形，導致國家失衡，以至既危害國家發展，又損害的多數人的利益。

盡管馬克思和列寧想通過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社會主義解決分配問題，可是由於政治上崇尚專制，不但只體現統治者的意志，還僅以統治者的需要為立足點；不但中央集權，還世襲委任；不但排除異己，還鉗制言論及其結社、信仰自由；不但獨霸軍隊警察，還限制百姓的活動空間，以致不受制約，監控無效，唯我獨尊；而經濟上雖然講求全體人民共有一切生產要素，講求分配公平，可因象政治上一樣推行壟斷，以致不僅排斥私有生產要素，還扼殺經濟競爭；不僅寵信計劃經濟，還推崇平均主義；不僅生產效率低下，還機制僵化，缺乏生機，結果既導致蘇聯解體，也導致華約組織分崩離析，又導致一個個實行公有制的社會主義專政國家接連夭折。

盡管中國當今推行以公有生產要素為主的公私混合制，但由於政治上崇尚專制，不但只體現統治者的意志，還僅以統治者的需要為立足點；不但中央集權，還世襲委任；不但排除異己，還鉗制言論及其結社、信仰自由；不但獨霸軍隊警察，還限制百姓的活動空間，以致不受制約，監控無效，唯我獨尊。而經濟上雖推行新凱恩斯主義提倡的政府管控的自由市場經濟，而能不斷修補市場缺陷，但是由於沒有通過公有經濟每年向全民分紅，因此，不僅導致社會財富過度集中、沈澱，還導致社會消費（內需）嚴重不足，既阻礙經濟可持續性發展，又沒能為多數人牟利。更主要的是，由於實行政治壟斷，一味推行專制而扼殺民主，因此，不僅致使社會道德全面滑坡，也致使公有資產損失慘重，還致使腐敗到處泛濫！

出於彌補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各種缺陷，1990年代初美國前總統克林頓首先提出修築第三條道路，並與英國前首相布萊爾、德國前總理施羅德、法國前總理若斯潘以及意大利前總理普羅迪等共同開拓，從而促使國民經濟持續增長，促使綜合國力不斷增強，促使人民生活蒸蒸日上！

為此，英國前首相布萊爾親自撰寫了《第三條道路：面向新世紀的新政治》，而其導師時任倫敦經濟政治學院院長吉登斯教授也相繼發表《超越左右》、《第三條道路：社會民主主義的覆興》等文章，試圖對第三條道路進行理論建構，使之成為一種促進社會發展的新思潮，成為一種促進國家建設的新理論，成為一種新的施政綱領。而其基本主張一是淡化意識形態，確立能夠團結各種政治力量的新政治中心；二是創造富有活力的現代經濟，解決公平與效益的矛盾；三是重塑國家政府，重新定位國家，不僅在新的混合經濟中為國家找到合適的位置，還實行政府管理的“民主化”，並建立政府與市民社會之間的合作互動關系，協調政府各機構之間的關系，實現全球範圍的治理；四是構建立合作包容性的新社會關系，實現權利和義務一致，在尊重個人價值的基礎上，倡導建立共同體意識，並協調資本與勞動的關系，提倡雙方共擔風險、共享利益；五是在外交方面致力於大國和地區合作，尋求解決全球問題。

不過，由於各國情況不同，實施方式不一，因此對於第三條道路，不但表述不盡一致，也沒有形成統一的模式，還有待於進一步完善。因為這些西方發達國家所修築的第三條道路，盡管以民主為基礎，但公有經濟成分過少，而私有經濟比例過大，所以並不科學，充其量修築的只是路基，而不是完整標準的第三條道路，只不過是社會民主主義的延續，並沒有彌補世界上各種現行社會制度的缺陷，以致前些年造成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海嘯，而這不但沖垮美國華爾街三大投資銀行，還致使美國兩大投資銀行被迫轉為一般商業銀行；不但席卷美國金融領域，還波及美國實體經濟；不但在美國泛濫成災，還向整個世界蔓延，並演變成全球性的經濟危機；不僅致使美國遭受重創，也致使歐盟各國蒙受不少的損失，還致使其他國家遭到不同程度的沖擊，而這與其說是金融監管缺失造成的，倒不如說是現行社會制度深層次的弊端衍生的。

對於嚴重遭到沖擊的歐美國家來講，如果只靠政府在政策層面上注資輸血，只靠改變目前鼓勵風險的金融機構薪酬制度，只靠改進金融系統的監管，只靠加強風險評估和預警機制，只靠建立“新布雷頓森林體系”，而不在制度層面上通過創新改進現行社會制度，並廢止哈耶克倡導的反對政府幹預的自由市場經濟思想，而構建新的社會制度，那只能治標而不能治本，非但不能從根本上革除深層次的弊端，反而誘發各種社會危機。

盡管民主因為自身具有調節、糾錯的機制，所以能夠克服自身的缺陷；盡管民主的自我完善機制會使惡得到遏制，而使善得到回報；盡管民主是迄今為止最優越、最不壞以及最廉潔的社會控制方式，而其積極作用遠遠超過消極影響，不像專制那樣正面功效遠遠小於負面效應，以至不僅贏得全面共識，還得到各方支持，從而成為普世價值，成為發展趨勢，成為時代潮流，不過還有一些缺陷，不僅存在選舉的可操縱性和選舉結果的非理性的問題，也存在民主對原有社會結構強化的問題，還存在民主社會的媚俗性等問題，而最主要的問題則在於缺乏公平合理的分配機制，以致既難以化解日益尖銳的分配矛盾，又難以緩解分配不公引發的社會危機，因此還有待於完善。

其中，不管是選舉的可操縱性和選舉結果的非理性的問題，還是民主對原有社會結構的強化的問題，還是民主社會的媚俗性等問題，都能通過技術創新使之功能不斷弱化，而分配問題只有上升到社會制度的層面才能得到解決，也就是說只有更新社會制度，只有通過社會制度創新，才能不但化解日益尖銳的分配矛盾，還緩解分配不公引發的社會危機，以至從根本上彌補民主制度的缺陷，而進一步發揚民主的優越性，進一步提升民主的質量，進一步完善民主制度。

由於資本主義推行私有制，並推崇哈耶克倡導的反對政府幹預的自由市場經濟思想，因此既忽視市場缺陷，又造成社會不公，以至於不但導致市場缺陷難於及時得到修補，也導致社會財富都積累在少數人手里，還導致社會購買能力嚴重匱乏，使得社會經濟循環中斷，而不斷引發經濟危機，以致既危害國家發展，又損害的多數人的利益，最終不僅導致貧富懸殊，也導致社會變形，還導致國家失衡。

盡管馬克思和列寧想通過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社會主義解決分配問題，可是由於政治上崇尚專制，不但只體現統治者的意志，還僅以統治者的需要為立足點；不但中央集權，還世襲委任；不但排除異己，還鉗制言論及其結社、信仰自由；不但獨霸軍隊警察，還限制百姓的活動空間，以致不受制約，監控無效，唯我獨尊；而經濟上雖然講求全體人民共有一切生產要素，講求分配公平，可因象政治上一樣推行壟斷，以致不僅排斥私有生產要素，還扼殺經濟競爭；不僅寵信計劃經濟，還推崇平均主義；不僅生產效率低下，還機制僵化，缺乏生機，結果既導致蘇聯解體，也導致華約組織分崩離析，又導致一個個實行公有制的社會主義專政國家接連夭折。

盡管社會民主主義講求民主，也講求公平，並推行新凱恩斯主義提倡的政府管控的自由市場經濟，可由於推崇以私有經濟為主的公私混合制，只通過私有經濟實現自身政治經濟訴求，而不借助公有經濟大展宏圖，以致不僅在經濟建設上也沒具體的表現形式，還在公平分配方面沒有多少作為，結果不僅導致社會財富都積累在少數人手里，還導致社會購買能力嚴重匱乏，使得社會經濟循環中斷，而不斷引發經濟危機，以致既危害國家發展，又損害的多數人的利益。

盡管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推行以公有生產要素為主的公私混合制，但是由於政治上崇尚專制，不但只體現統治者的意志，還僅以統治者的需要為立足點；不但中央集權，還世襲委任；不但排除異己，還鉗制言論及其結社、信仰自由；不但獨霸軍隊警察，還限制百姓的活動空間，以致不受制約，監控無效，唯我獨尊。而經濟上雖然推行新凱恩斯主義提倡的政府管控的自由市場經濟，而能不斷修補市場缺陷，可由於沒有通過公有經濟每年向全民分紅，因此，不僅導致社會財富過度集中、沈澱，還導致社會消費（內需）嚴重不足，結果既阻礙經濟可持續性發展，又沒能為多數人牟利。更主要的是，由於實行政治壟斷，一味推行一黨專制而扼殺民主，因此，致使改革開放不斷發生變異，結果不僅導致改革成本不斷遞增，還導致開放支出不斷攀升；不僅導致社會劇痛不斷蔓延，還導致貧富差距不斷擴大；不僅導致社會道德不斷滑坡，還導致國家不斷大量失血；不僅導致社會污水不斷亂流，還導致國有資產損失慘重；不僅導致富國窮民，還導致腐敗層出不窮，既席卷全國，又上下泛濫！……

顯然，不管從哪個方面來看，世界上現行的各種社會制度都有些弊端，因此最近二十幾年，為了削弱資本主義的不公，為了清除社會主義的僵化，為了彌補社會民主主義的不足，為了消除中國以公有生產要素為主的公私混合制的專制缺陷，不管是西方發達國家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還是中國的有識之士，都在探索人類發展新的道路，希望創建一種世界民主大同制度，以至既講求民主，又講求憲政；既講求法治，又講求人權；既講求自由，又講求平等；既講求公平，又講求效率；既講求正義，又講求公正；既講求地方自治，又講求軍隊國家化；既講求多黨競爭，又講求分權制衡，最終不僅超越左派思想，也超越右翼主張，還全面實行積極的福利政策。

然而，由於各國情況不同，實施方式不一，因此，對於世界民主大同制度，不但表述不盡一致，也沒有形成統一的模式，還有待於進一步完善，因為一些西方發達國家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所建構新型社會控制方式，盡管以憲政民主為基礎，但公有經濟成分過少，而私有經濟比例過大，所以並不科學。而中國一些有識之士所建構的民主社會主義制度等，盡管推行以公有生產要素為主的公私混合制，可由於沒擺脫一黨專制的束縛，因此更不科學。而科學又優越的大同民主制度，不但在政治方面以民主為基礎，以憲政為支柱，以法治為準繩，以人權為核心，以自由為媒介，以平等為紐帶，以多黨競爭為樞紐，以分權制衡為中樞，以地方自治及其軍隊國家化為前提，還在經濟方面既廢除私有制，又廢止公有制，還廢棄以私有經濟為主的公私混合制，而建構以公有經濟為主的公私混合所有制，以至以公有經濟為主，以私有經濟為輔，以經濟競爭為媒介，以市場經濟為紐帶，並廢棄哈耶克倡導的反對政府幹預的自由市場經濟思想，而進一步弘揚和完善新凱恩斯主義提倡的政府管控的自由市場經濟主張，從而不僅符合社會客觀要求，還符合歷史發展規律；不但滿足絕大多數百姓的政治訴求，還滿足絕大多數百姓的經濟等方面的要求，而且既講求民主，又講求憲政；既講求法治，又講求人權；既講求自由，又講求平等；既講求公平，又講求效率；既講求正義，又講求公正；既講求地方自治，又講求軍隊國家化；既講求多黨競爭，又講求分權制衡；最終不僅超越資本主義私有制，也超越社會主義公有制，還超越以私有生產要素為主的社會民主主義公私混合制，更超越中國現行的以公有生產要素為主的公私混合專政制，總之，既超越左派思想，又超越右翼主張，還全面實行積極的福利政策。

綜上所述，如果說專制制度是一條線，那麽一般憲政民主制度則是一片面，而大同民主制度則是一個三維空間；生活在專制國度中，如同生活在狹小的井里；生活在民主國度中，如同生活在寬闊的地面上；而生活在大同民主國度中，如同生活在廣闊的天地里，哪個制度優越，不但一目了然，也不言而喻，更無需辯白。盡管建設大同民主制度是個龐大的系統工程，但只要根據社會客觀要求，根據歷史發展規律，根據國情民意，不但繪制出大同民主制度的藍圖，也開拓大同民主制度的轉型道路，就能讓大同民主制度植根於世界每個角落，讓大同民主制度在世界各地開花結果，讓大同民主制度造福整個人類！

在此，根據人類發展需要，根據社會客觀要求，根據歷史發展規律，借鑒我國民主革命的化身孫中山的政治主張，通過社會制度創新，建構一種科學而優越的大同民主制度。而這種科學而優越的大同民主制度，一方面在政治上以民主為基礎，以憲政為支柱，以法治為準繩，以人權為核心，以自由為媒介，以平等為紐帶，以多黨競爭為樞紐，以分權制衡為中樞，以地方自治及其軍隊國家化為前提；一方面在經濟方面既廢除私有制，又廢止公有制，還廢棄以私有經濟為主的公私混合制，而建構以公有經濟為主的公私混合所有制，以至以公有經濟為主，以私有經濟為輔，以經濟競爭為媒介，以市場經濟為紐帶，並廢棄哈耶克倡導的反對政府幹預的自由市場經濟思想，而進一步弘揚和完善新凱恩斯主義提倡的政府管控的自由市場經濟主張，從而不僅通過憲政化，通過法治化，通過自由化，通過權利化，通過軍隊國家化，夯實大同民主制度的基礎，還通過確立多黨制，通過確立聯邦制，通過確立以公有經濟為主的公私混合所有制，通過確立新獨立監察制，通過確立新五權分立制，澆築大同民主制度的支柱，以至於既繪制出人類健康發展的藍圖，又描繪出人類美好生活的畫卷，從而不僅化解人類各種文明的沖突，也把人類各種文明融合在一起，還能提升人類自身文明的水準！

因此，不管從政治科學來看，還是從政治哲學來看，還是從政治文化來看，這樣通過五化五制創立的大同民主制度，都不僅符合人類發展需要，也符合社會客觀要求，還符合歷史發展規律；不但滿足絕大多數百姓的政治訴求，還滿足絕大多數百姓的經濟等方面的要求，而且既講求民主，又講求憲政；既講求法治，又講求人權；既講求自由，又講求平等；既講求公平，又講求效率；既講求正義，又講求公正；既講求地方自治，又講求軍隊國家化；既講求多黨競爭，又講求分權制衡；不僅超越資本主義私有制，也超越社會主義公有制，還超越以私有生產要素為主的社會民主主義公私混合制，更超越中國推行的以公有生產要素為主的公私混合專政制，總之，既超越左派思想，又超越右翼主張，還全面實行積極的福利政策。

確切地說，這樣通過五化五制創立的大同民主制度由於不但落實憲政民主，還使憲政民主體制更加完善，因此既體現廣大人民的意志，又僅以人民的需要為出發點；既兼容並包，又選舉限任；既不鉗制言論及其結社、信仰自由，又實行地方自治；既有多黨競爭，又有分權制衡；而不管是軍隊，還是警察，都完全國家化，以至不僅擴展百姓的活動空間，還接受制約，監督有效，唯民是從。

這樣通過五化五制創立的大同民主制度，由於不但廢止資本主義私有制，也廢除社會主義公有制，還廢棄以私有生產要素為主的社會民主主義公私混合制，而實行以公有生產要素為主的公私混合制，因此促使公有經濟不僅能集中社會大量公有經濟資源，而混同私有經濟資源，根據市場需要進行科學配置，投入國家各項建設，而且既有助於提高生產力的水平，也有利於促進生產關系的完善；既有助於宏觀經濟平穩運行，也有利於國民經濟持續增長；既有助於創造各種就業門路，也有利於提升社會福利標準；最終以公有資本為龍頭，借助股份制吸納私有資本，不僅帶動各方面投資，還能實現共同增殖；不僅通過公有經濟每年向全民分紅帶動內需，還能擴大出口；不僅帶動相關產業，還能不斷擴充就業崗位，從而除了確保世界經濟持續增長，還確保綜合實力不斷增強，還確保人類生活蒸蒸日上，還確保世界科學發展，還確保人類社會和諧繁榮！

這樣通過五化五制創立的大同民主制度，由於廢棄哈耶克倡導的反對政府幹預的自由市場經濟思想，而進一步弘揚和完善新凱恩斯主義提倡的政府管控的自由市場經濟主張，因此不僅促使政府通過市場需要配置資源，調控經濟運行，使之符合人類發展要求，符合世界發展目標，符合人類生活需要；還促使政府借助市場監控和調節，及時對市場缺陷進行彌補修正。

這樣通過五化五制創立的大同民主制度，由於通過公有經濟每年向全民分紅，因此一方面借此提高百姓的收入而促進社會消費，一方面避免社會財富過度集中、沈澱，防止投資造成局部經濟過熱而引發通貨膨脹，從而既達到促使經濟持續發展的目的，又能為多數人牟利。

這樣通過五化五制創立的大同民主制度，不僅有助於政府行為合理規範，也有助於政府提供優質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更有助於政府正視自身的不足；不僅有利於社會進步，也有利於國家發展，更有利於人類前途；不僅能得到國際社會的一致肯定，也能得到世界輿論的一致好評，更能得到世界百姓的一致響應！

總之，這樣通過五化五制創立的大同民主制度，不但在政治方面以民主為基礎，以憲政為支柱，以法治為準繩，以人權為核心，以自由為媒介，以平等為紐帶，以多黨競爭為樞紐，以分權制衡為中樞，以地方自治及其軍隊國家化為前提，而且還在經濟方面以公私混合所有制為本，以公有經濟為主，以私有經濟為輔，以經濟競爭為媒介，以市場經濟為紐帶，並廢棄哈耶克倡導的反對政府幹預的自由市場經濟思想，而進一步弘揚和完善新凱恩斯主義提倡的政府管控的自由市場經濟主張，以至不僅超越資本主義私有制，也超越社會主義公有制，還超越以私有生產要素為主的社會民主主義公私混合制，更超越中國現行的以公有生產要素為主的公私混合制；不僅符合人類發展需要，也符合社會客觀要求，還符合歷史發展規律；不僅理性確立公有經濟的地位，也滿足絕大多數百姓的政治訴求，還滿足絕大多數百姓的經濟等方面的要求，從而使政府和百姓的利益預期形成高度的契合，以至不僅創立大同民主制度，還鋪築人類發展的坦途；不僅打造人類健康發展的路標，還澆築人類騰飛的跑道；不僅建立愛的信仰體系，還達到萬教歸一的境界；不僅化解人類各種文明的沖突，還把人類各種文明融合在一起；不僅提升人類自身文明的水準，還融入整個宇宙文明，最終造就大同世界，不但造福中華民族，也造福全人類！

第二章夯實大同民主基礎

無論哪種民主模式，都由憲政，法治，自由，權利，軍隊國家化等基本要素合成，以至不僅可以到處移植，也能嫁接到各種文化傳統中，還能在各種不同的國家紮下根來，因此，只有通過憲政化，通過法治化，通過自由化，通過權利化，通過軍隊國家化，才能為大同民主制度打下堅實的基礎，從而不但把大同民主制度嫁接到世界各地，也讓大同民主制度在世界各地開花結果。

一、憲政化

從古到今，人類在自我管理的同時，就不斷探索實現自我約束的方式，由於政治權力是具有普遍約束力的合法的強制力，因此可通過規約人們的行為解決分歧和沖突，可如果政治權力過於集中，而又不受制約，不受監督，那必然導致政治壟斷，必然鑄成專制，必然會被濫用。因為人不是天使，具有多面性，正如權力具有雙重效應，既可為公眾服務，帶去有益影響，也能謀取私利，帶來不良後果，所以，任何人，任何權力都要受到制約監督，否則必定為所欲為，以致為了自身利益，不惜禍國殃民。因此，政治權力不能高度集中，必須分散開來，必須受到嚴格限制，必須受到嚴密監控。

為了對政治權力進行有效地限制，以防遭到濫用，以防產生異化，以防被用來侵犯人權和人的自由，而造成負面效應，帶來惡劣影響，因此，以英國的約翰·洛克、法國的孟德斯鳩、美國的麥迪遜、漢密爾頓等為代表的思想家提出三權分立、人權保護以及民主程序等一系列制度性措施，開創了憲政的基本理論體系。

如果說英國從1628年開始以《權利請願書》、《人身保護法》、《權利法案》以及《王位繼承法》等一系列憲法性文件為基礎奠定了不成文憲法體系，那麽，美國1787年制定的《美利堅合眾國憲法》、1791年生效的《權利法案》以及1789年法國的《人權與公民權宣言》等文件的頒布則標志著憲政在實踐中的全面展開。隨著憲政在實踐中的發展，憲政不僅是國家依據體現民主法治精神的憲法進行活動，以充分維護和保障公民的權利和自由為目的，以科學規範國家權力的運作為保障，以憲法精神的充分貫徹為樗的政治形態或政治過程，也是由憲法所確認和規定的民主政治法治化的整個過程。

進一步說，憲政是一種以民主為基礎、以法治為形式、以分權制衡為手段、以個人自由為終極目標的現代政治制度，而其根本作用既在於防止政府（包括民主政府）權力的濫用，又在於維護公民普遍的自由和權利，不僅蘊涵自由、民主，還蘊涵共和及法治。其中自由是目的，民主是根基，共和是架構，法治是約束，而其實質包含兩方面：一是限制政府及立法機構的專屬權力，而限權的一個精巧的技術性手段是分權；二是保障人民的各項基本權利，特別是洛克主張的生命、自由和財產權。正如路易斯·亨金所言，憲政意指“成立的政府要受到憲法的制約，而且只能根據其條款來進行統治並受制於其限制” ，而其包括以下要素：依照憲法成立的政府；分權制衡；人民主權和民主政府；違憲審查；獨立司法機關；遵守人權法案的有限政府；對警察權進行控制；對軍隊的文官控制。

起初，憲政本身並不涉及民主，憲政的根本目的是保障自由權；而民主則關注政府的產生方式和權力來源。憲政可以讓政府受到約束從而保障公民自由權；民主則可以讓政府執政為民，從而保障或增加公民受益權。因此民主國家未必是憲政國家（例如古希臘），而憲政國家也未必是民主國家（例如大憲章時代的英國）。正是由於憲政突出了對權力的限制，尤其是對民主權力的限制，而使憲政傾向於保守，造成了憲政與民主之間關系的持續緊張。而這種緊張突出反映在人民主權與限權憲法之間的沖突、個人權利與公共權力之間的界限、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的分離、積極自由與消極自由的區別等方面。

後來，隨著憲政在實踐中的發展，當代憲政精巧地化解了民主與法治之間存在的緊張，形成當今世界的憲政形態，以至使得憲政不僅是以憲法（立憲）為起點、以民主為基礎、以法治為原則、以人權為目的的政治形態和政治過程，也是對政府權力和公民權利的制度安排，既肩負保障公民權利，又擔負制約政府權力。

當然，憲政的確立，不僅僅取決於一部有形的憲法，更重要的是在於同憲政的基本要求相統一的憲法的價值基礎、政權結構及其保障機制等實質內容。首先，在形式上，憲政有賴於憲法，並以“法之法”的憲法為基礎；而在理念上，憲法形式也脫離不了人們對憲政所追求的理想價值成分。憲法一旦頒行就成為實施憲政的依據，指導憲政建設的運行。而憲政所擔負的使命是，既要實施憲法，又要完善發展憲法。其次，憲政是驗證憲法“正當性”的關鍵環節。憲法的“正當性”特指憲法內蘊的應然價值取向，憲法規範應當體現公認的立憲主義的憲法觀念和精神，表達人民的意志和利益。

此外，憲法自然性地意味著憲政，不僅包括“憲法權利”，也包括“有限政府”。自從20世紀以來，盡管越來越多的國家以共和國命名，紛紛立憲，但是未必存在有限政府。因此薩托利開始把憲法分成三類：當一部憲法是以保障個人自由為目的的“保障性憲法”，並能夠得到有效施行和維護的時候，施行這樣的憲法才能稱之為憲政。而名義性憲法指的是使某種不受制約的“無限政府”的政治體制，也通過一部憲法去獲得法律化的公開表達。這是一種“醜話說在前面”的憲法。而字義性憲法，即一部憲法在文本表述上和真正的 “保障性憲法”並沒有多大區別，但現實中卻幾乎被束之高閣甚至背道而馳。這是一種立牌坊式的憲法，薩利托稱之為“冒牌憲法”。

象清末《欽定憲法大綱》企圖用根本法的形式把封建專制的國家制度鞏固起來，因而即便它在現實中得到實施，也不會有“憲政”可言。而就中國1975年憲法而言，若嚴格實施，也不會帶來人民所渴求的“憲政”。可見，憲政是驗證憲法“正當性”本質所在，憲政運作既是體現憲法“正當性”的實踐環節，又是驗證憲法“正當性”的手段，不但是推動其“正當性”的手段，也是推動其“正當性”的動力源泉。

而今，憲法是“基本法”在各國的化身，不僅是為了限制政府權力、實現“基本法”而制定的組織政府的基本規則和方案，也構成制
定一切具體法律的依據。憲法的目的是造就憲法政府，而使政府嚴格遵守憲法，規定在維持社會秩序的前提下限制政府權力，禁止政府及其官員濫用公共權力，從而保障基本法的實現。

然而，許多憲法卻不在其規定的政府制度中提供懲罰政府濫用權力的“機制”。也就是說，憲法沒有規定一旦政府立法或行政違憲將怎樣遭到嚴懲，沒有規定分權制衡，司法獨立，結果導致憲法不被政府尊重，形同虛設；導致政府官員經常濫用公共權力，而以權牟私；最終導致有憲法無憲政。

盡管在正常的條件下，實行憲政是以正當性的憲法為前提，即無憲法則無憲政，也就是說正當性的憲法是憲政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因為憲政是憲法的靈魂所在，沒有憲政動作，憲法就徒有其名，虛有其表，所以，不僅憲法是依賴憲政來得以實施、維護和發展完善的，而且，憲法權威的樹立，憲法的實施、完善和發展都寓於憲政之中。

總之，如果說憲政奉行的原則是政府權力有限，必須遵照憲法和法律治理國家，那麽憲政的宗旨則是限制政治權力，保障公民權利，促進公共福利；而其優越性則主要表現在：一是以憲法和法律對政府權力加以限制；二是實行分權制衡；三是確立人民主權和民選政府；四是建立憲法審查制度；五是司法獨立；六是保障個人權利和自由。

因此，通過憲政化一方面能限制政治權力，建立完善的權力制約機制，從而運用權力制約權力，利用社會監控權力，進而確保權力安份守已，避免權力興風作浪，防止權力為非作歹；另一方面既能確立人民主權和民選政府，又能保障個人權利和自由，最終不僅促使社會繁榮穩定，還促使國家發達文明，更促使政治權力提高生活水平！

綜上所述，由於憲政不僅是一種以民主為基礎、以法治為形式、以分權制衡為手段、以個人自由為終極目標的現代政治制度，也是保護公民自由的一系列原則和行為方式，或者說是自由的體制化表現；不僅尊重多數人的意願，也保護個人和少數群體的基本權利；不僅把國家權力橫向分解職能不同的機構，還分散到地方，而使中央或地方政府最大程度地對人民敞開，及時回應人民的要求；不僅使政府遵循法治，也確保全體公民獲得平等的法律保護，還使公民權利受到司法體制的保護，因此確保憲政不僅是促進生產力發展的有力杠桿，也是促進生產關系發展的重要依托，更是促進人類發展的坦途！

二、法治化

如果說法治是指以民主為基礎，以嚴格依法辦事為核心，以制約權力為紐帶的社會狀態，那麽人治則是個人或少數人掌握了社會公共權力，以軍事、經濟、政治、法律、文化、倫理等物質的與精神的手段，對占社會絕大多數的其他成員進行等級統治的社會體制。

可見，法治與人治是相對立的兩種法律文化，前者的核心是強調社會治理規則（主要是法律形式的規則）的普適性、穩定性和權威性；而後者的核心是強調社會治理主體的自覺性、能動性和權變性。兩者最大的區別在於法治是建立在民主的基礎上，具有民主的特點，體現的是大眾意志，要求少數服從多數；而人治則是建立在專政的基礎上，特點是君主專政，只體現少數人的意志。

具體地說，兩者的區別一是基礎不同，人治建立在個人專斷與獨裁的基礎上，而法治是建立在民主的基礎上。二是特點不同，人治呈現出隨意性、多變性的弊端，造成社會的不穩定；而法治具有統一性、穩定性、權威性的特點，以國家強制力為後盾，能有效地制裁違法行為，保證社會的穩定和有序發展。三是體現的原則不同，人治體現不平等的原則，而法治體現平等的原則。四是法治賴以建立的權力基礎卻是社會上的多元平等的利益集團或政治權力間互相控制、相互制約而結成的多元化“網狀”控權模式；而人治的特征是權力一元化的狀態，這是一種單向的、自上而下的、等級森嚴的“線狀”控權模式，而這種模式最大的弊端就在於缺乏平等的利益集團或政治權力與國家權力間的橫向控制，從而滋生獨裁與專制。

因此，在人治社會里，不僅以個人或某團體的專斷獨裁為存在的基礎，還產生某些特權階級，即可以做對於普通人屬於違法的事情，及享受各種豁免權利。由於國家政權高度集中，而普通人民不能參與其中，致使政府行政存在極大隨意性、多變性，以致普遍存在人亡政息、任人唯親、朝令夕改的現象。而在法治社會中，法律具有淩駕一切的地位，不管是制定者，還是執行者；不管是立法機關，還是行政機關；不管是司法機關，還是軍事機關；不管是國家首腦，還是地區領導；不管是富豪大亨，還是普通百姓，都必須遵守法律，而其根本目標不是治民，而是治吏，是治理政府，是限制政府濫用政治權力，防止官員胡作非為。

顯然，法治與人治不僅是根本相對立的，更是不同的治國理念。人治強調個人權力在法律之上，而法治理念正好與其相反。要法治就不要人治，要人治就沒有法治。

由於法治以民主為基礎，以嚴格依法辦事為核心，以制約權力為紐帶，因此能防止特定的個人或少數人淩駕法律之上而傷害大多數人的利益，而其優越性具體表現在：（1）法律是集體智慧和審慎考慮的產物；（2）法律沒有感情，不會偏私，具有公正性；（3）法律不會說話，不能象人那樣信口開河；（4）法律借助規範形式，具有明確性；（5）實行人治容易貽誤國家大事，特別是世襲制更是如此；（6）時代要求實行法治，不能實行人治；（7）實行一人之治較為困難，君主的能力和精力畢竟有限，（8）一人之治剝奪了大家輪流執政的權利。

早在古希臘時期，法治與人治這兩種治理社會的理念就同時並存。其中柏拉圖主張的實行“賢人政治”的人治，認為如果一個國家的統治者不是哲學家，則法治要比人治好，可法治只能稱為“第二等好的”的政治，終究不如賢人政治好，以致堅持認為人治優於法治，而遭到亞里士多德的批評。而亞里士多德在批評柏拉圖的人治論的基礎上建立起法治論，並明確指出：“法治應當優於一人之治”。從這個意義上講，西方社會的法治傳統發源於亞里士多德的法治論。不過在亞里士多德所處的奴隸社會里的法治和現代西方社會的法治並非一回事，因為奴隸連人身自由都沒有，更別說在法律面前與奴隸主平等了。

隨著法治思想的發展，英國法學家戴雪認為法治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第一，法律具有超越也包括政府的廣泛裁量權在內的任何專制權力的至高無上的權威；第二，任何公民都必須服從在一般法院里實施的國家一般法律；第三，權力不是建立在抽象的憲法性文件上，而是建立在法院的實際判決上。”

此外，盡管法治和法制是既有區別又有聯系的兩個概念，是有一定內在聯系但內涵並不完全相同的兩個詞，不容混淆，但有不少人常不加區分地使用。首先必須明確，“法治”與“法制”都是法律文化中的重要內容，都是人類文明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二者的聯系在於：法制是法治的基礎和前提條件，要實行法治，必須具有完備的法制；而法治則是法制的立足點和歸宿，法制的發展前途必然是最終實現法治。兩者的主要區別在於：

1、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簡稱，屬於制度的範疇，是一種實際存在的東西；而法治是法律統治的簡稱，是一種治國原則和方法，是相對於“人治”而言的，是對法制這種實際存在東西的完善和改造。

2、法制的產生和發展與所有國家直接相聯系，在任何國家都存在法制；而法治的產生和發展卻不與所有國家直接相聯系，只在民主制國家才存在法治。

3、法制的基本要求是各項工作都法律化、制度化，並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而法治的基本要求是嚴格依法辦事，法律在各種社會調整措施中具有至上性、權威性和強制性，不是當權者的任性。

4、實行法制的主要標志，是一個國家從立法、執法、司法、守法到法律監督等方面，都有比較完備的法律和制度；而實行法治的主要標志，是一個國家的任何機關、團體和個人，包括國家最高領導人在內，都嚴格遵守法律和依法辦事。

此外，法治與法制的區別還表現在：

（l）內涵的差異。法治表達的是法律運行的狀態、方式、程序和過程，包括法律的至上權威，法律的公正性、普遍性、公開性等基本要求，以及法律制約公共權力與保障人權等基本原則；而法制只是“法律和制度”的簡稱。

（2）價值取向的差異。法治強調人民主權（民主精神）、法律平等、權力制約和人權保障；法制則不預設價值取向。

（3）在與人治的關系上，法治明確地與人治相對立，有人治無法治，而法制可以與人治共存，可以有“人治下的法制”。

（4）在配套環境方面，法治需要市場經濟、民主政治等環境，法制則可以在各種經院政治、文化體制中存在。可以說，法治是具有特別價值內涵的法制，即以自由、民主、平等、人權為精神的法制秩序。

盡管法治與法制都強調了靜態的法律制度以及將這種靜態的法律制度運用到社會生活當中的過程，可法制的概念不包含價值，而法治包含了價值內涵，強調了人民主權。法制只是強調形式意義方面的內容，而法治既強調形式意義的內容，又強調實質意義的內容，形式意義的法治，強調“以法治國”、“依法辦事”的治國方式、制度及其運行機制；而實質意義的法治，強調“法律至上”、“法律主治”、“制約權力”、“保障權利”的價值、原則和精神。其中，形式意義的法治體現法治的價值、原則和精神，而實質意義的法治必須通過法律的形式化制度和運行機制予以實現，兩者均不可或缺。法制更偏重於法律的形式化方面，強調“以法治國”的制度、程序及其運行機制本身，它所關注的焦點是法律的有效性和社會秩序的穩定，這正是法治的第一方面（形式意義的法治）所要求達到的目標。可見，法制是法治的前提條件和基礎。沒有法制，也就談不上法治。但如果僅僅強調法律的形式化方面，那並不能揭示法治（尤其是實質意義的法治）的更深一層的內涵。

首先，形式意義的法治本身並不提供“公正”，只為人們提供了一個尋求公正的法律框架和程序；而實質的法治擴展了狹義的概念，包括某些與此相關的個人的實質性權利。這個擴展不僅在法理上承認天賦人權，也為憲政國家的憲法最終包括了人權法案建立了法理依據。正因為此，只有在有法治的國家，人權才能獲得保障。

其次，實質意義的法治主張以憲法體系約束國家權力、規定公民權利，而這種理念要求政府所有權力的行使都納入憲法的軌道，並受憲法的制約，使政治運作進入法律化理想狀態。憲政是民主制度的基礎和保障，同時也是對民主政治的制衡，在憲政國家，政府和公民的行為都是有邊界的，不能互相僭越，政府所代表的行為世界是公部門，相對來說公民的行為世界稱作公民社會。憲政的根本作用在於防止政府權力的濫用，維護公民普遍的自由和權利；盡管憲政本身並不直接涉及到政府是否通過民主選舉產生，但憲政與民主的相輔相成，密不可分。由於憲政強調法律具有淩駕於包括政府在內的一切的法治的必要性，因此沒有法治也就沒有憲政。

此外，法治原則要求法律對政府權力與對人民具有普遍拘束力，要求政府權力與人民共同尊重和遵守法律。因為如果不是透過民主機制所制定的法律，必然淪為政府對人民的統治和壓迫工具，不能有效拘束政府權力，所以民主是法治的必要前提和實質內涵之一。民主制度的具體表現之一是在人民能直接或間接（透過民選的議員、代表）制定各種法律，如果法律不被尊重或遵守（特別是不被政府所尊重或遵守），民主制度也形同虛設，因此，民主制度的內涵也包含了落實法治原則，而法治則是使民主制度能發生實際效力的方法。

簡括而言，“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簡稱，而“法治”則是一種與“人治”相對應的治理社會的理論、原則、理念和方法。總而言之，法制是一種社會制度，屬於法律文化中的器物層面；而法治是一種社會意識，屬於法律文化中的觀念層面。而與鄉規民約、民俗風情、倫理道德等非正式的社會規範相比，法制是一種正式的、相對穩定的、制度化的社會規範。

當然，在法律產生之前，也就沒有法制，更不會有法治，而調節、制約人們社會行為的是風俗習慣、倫理道德，這樣的社會只能是人治社會。只有在人類文明發展到一定階段之後，尤其是國家出現之後，法律才產生。但是，法制的產生，並不意味著法治的誕生。作為一種社會制度，法制並不必然地排斥人治，法制既可以與法治相結合，也可以與人治相結合。當法制與人治相結合時，法律權威是第二位的，政府權威是第一位的，法律制度是為人治理念服務的，以至調節國家行為的主要是政府權威，調節民間行為的主要是道德權威，而法律權威只是起一種補充和輔助的作用。

當法制與法治相結合時，法律權威是第一位的，是一種超越所有權威，包括政府權威、道德權威在內的社會權威，法律成了所有社會群體、個人的行為準則，以至於政府權威源於法律權威，服從法律權威，而道德權威只是起一種補充和輔助的作用。此外，在法治社會里，法律權威源於大多數社會成員對法律的“合法性”的認同。而所謂合法性，是指人們對法律或規則或制度的一種態度，是對有關規則的產生或有關規則制定者及其權威的判斷。正如英國法學家阿蒂亞所說的那樣，“只有當人們認為有某種道義上的義務遵守法律時，人們才有可能遵守法律。”

另外，法治是現代化社會的組織形式和治理國家的方略，是人類社會進步和文明的標志，是衡量一個社會是否現代化的重要參數。實現法治，就是要真正根據法治精神和法治原則，不僅構築建立在尊重人的人格、尊嚴、自由、進取精神和合理要求基礎上的法律體系，還明確定位政治主體的法律地位和作用，規定各種政治關系，規範各種政治行為，保證各種政治制度依法運行，不斷強化政治主體的法律意識，形成良好的法治社會環境。

概括地講，如果說民主負責權力的歸屬，憲政負責權力的制約，那麽法治則負責權力的實施，而其具體表現在：一是通過法律保障、限制公共權力；二是強調良法的治理；三是通過憲法確立分權和權力制約的權力制衡關系；四是賦予廣泛的公民權利；五是確立普遍法的司法原則。

綜上所述，由於法治是迫使政府遵守法律的制度，不僅要求政府只能做法律明文規定的事情，也要求政府允許人民做一切法律沒有明文禁止的事情，總之要求政府嚴格依法行政，因此，通過法治化一方面既能確立人民主權和民選政府，又能保障個人權利和自由；另一方面既能確保通過選舉產生權力，又能確保權力定期轉換；既能確保權力縱橫分散，又能確保權力運作規範；既能確保運用權力制約權力，又能確保利用社會監控權力，進而確保權力減少操作失誤，確保權力提高運作效率，確保權力降低運行費用，最終確保國民經濟持續增長，確保綜合國力不斷增強，確保人民生活蒸蒸日上！

三、自由化

不管是人類發展，還是世界文明，都與自由息息相關，因為自由不僅是人類智慧的根源，還是促進生產力發展的有力杠桿，還是促進生產關系發展的重要依托，還具有其他不可估量的功能，以至於成為公認的普世價值。

與其說自由是一種免於恐懼、免於奴役、免於傷害和滿足自身欲望、實現自我價值的一種舒適和諧的心理狀態，不如說是人類在獲得基本生存保障的前提下，渴求實現人生價值，提高生活質量進而提高生命質量的行為取向和行為方式，而其既有為所欲為的權力，又有不損害他人的責任和義務。由於存在自然條件和內在條件的局限性，因此，這種取向有時是盲目的，甚至是非理性的。不僅如此，自由還是一個非常具有時限性和相對性的概念，所以不同的時代、不同的群體、不同的個體對自由的看法是不同的。

撫今追昔，在古希臘、古羅馬時代，“自由”與“解放”基本同義，包含著不受任何羈束地自然生活和獲得解放等意思，以至在西方，最初意義上的自由，主要指自主、自立、擺脫強制，意味著人身依附關系的解除和人格上的獨立。

盡管早在春秋戰國時期，中國的莊子就已經通過《逍遙遊》等名篇為“自由”奠定了思想理論基礎，而到宋朝時，“自由”已成為流
行俗語，可“自由”一詞的翻譯在晚清才開始使用，據熊月之研究，1900年《萬國公報》從第136冊起連載斯賓寒爾《自由篇》，而1903年嚴覆翻譯出版了約翰·穆勒的《群己權界論》，同年，馬君武將此書翻譯定名《自由原理》出版，把西方的自由思想比較完整地介紹到了中國。然而，由於中國一直處於封建君主專制統治之下，因此百姓根本享受不到自由，以至於不象古希臘、古羅馬那樣出現過“自由民”階級。

隨著時代的發展，自由不僅成為政治哲學的核心概念，也是一種社會概念，還是社會人的權利。從一般意義上來講，自由不但意指由憲法或根本法所保障的一種權利或自由權，還能夠確保人民免於遭受專制政權的奴役、監禁或控制，或是確保人民能獲得解放，從而使人享有在自己所擁有的領域自主追求自己設定目標的權利。

盡管自由本身一定要保存自己自由的本質，不能與非自由的東西混雜，可同不少因素密切相關。首先，自由與意志有關，所以，自由變成意志的一個動向，也是意志的一個本能的表達。但是當意志沒有被任何力量控制的時候，這個意志就不能保證它的動向都是自由的，以至那種控制意志的力量，既可能成為意志的障礙，也可能成為意志自由的保障。

其次，自由與權利有關，自由不但與意志發生關系，也同權利也發生關系。當涉及到權利時，一般人都先注重尊嚴的問題，我用我的權利，因為我是有尊嚴的；我用我的權利，因為在我的權限之下，我不能隨便被侵犯。因而，當自由與權利發生關系時，人的尊嚴問題就變成一個很重要的課題。

另外，自由與道德有關，凡是不因自由的催動而產生的道德行為，都不需要負道德的責任，所以需要在人的生命中賜下自由，人才可以成為道德的活物。由此可見，自由是道德的基礎。如果你所做的不是出於你的自由，而是出於別人的強迫，你不必負道德責任；但如果是出於你的選擇，你就必需負道德責任，可見自由和道德有密切的關系。

再者，自由與愛有關，愛如果不是從自由發出來的，這個愛也就沒有價值，愛在自由的這個關系中間的要求，就是使那有自由意志的願意順從，所以自由和愛和順從之間，就變成一個三足鼎立的關系。愛與順中間的關聯是自由，自由使愛與順這兩個不同的位格中間產生一個很重要的責任與重要的關系。

尤其需要說明的是，對於一個社會的個體人而言，自由是指他（她）希望、要求、爭取的生存空間和實現個人意志的空間，這個空間包括社會的、政治的、經濟的、文化及傳統的等外部條件，同時，也包括個人體質、欲望、財富、世界觀、價值觀及理想觀的表達欲望等個人因素和內在因素。

從意識形態來講，自由分為感性的自由和理性的自由，理性的選擇和感性的選擇往往存在差異和沖突，因此可以說不存在絕對意義上的自由。其實人們更看重感性意義上的自由，而感性的自由更容易和外部世界發生沖突。而理性意義上的自由和對這種自由的尊重，是人類個體、群體，以至民族和國家走向文明和發展的必然的先決條件。

從在心理學上說，自由是按照自己的意願做事，也就是人能按照自己的意願決定自己的行為。盡管這種決定是有條件的，是受到自己本身的能力、掌握的信息、外界環境的制約等限制，但是人的意識可以自己按照各種條件的約束，自主的選擇如何行為。如果這種選擇是發自內心的選擇，就可以說是自由了。如果是受到外界的強制和幹涉，就是不自由了。而這種自由意識，就是人的基本權利。而在這種自由意識支配下，無論造成什麽後果，人都會自願承擔，這就是人的如意選擇和尊嚴。因此不管基於什麽目地，凡是對自由意識的幹涉，都是違反人性的邪惡行為。

從社會學上說，自由是在不侵害別人的前提下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行為。對於與他人無關的事情，是人自己的事情，那麽人有權決定自己的行為。而與他人發生關系的事情，就必須服從不侵害的原則。否則這個行為必然受到反擊，至少是思想上的厭惡和不滿。沒有侵害他人的行為就是善行，就是自由的行為，而侵害他人的行為就是惡行，就是不自由的行為。正常的社會是鼓勵善行而懲罰惡行的，並通過賞罰歸正人們的思想，限制人們相互侵害的發生，保護人們行善的自由。

從法律上講，自由就是不違法。然而實際上很覆雜，因為法律有善法和惡法之分，善法是符合社會學的要求，限制侵害他人的行為的。而惡法則限制人們的行為，規定只有按照其規定的行為才是允許的。因此，在實行善法的地方，社會學的自由和法律的自由是基本一致的；而實行惡法的地方，法律則是限制自由的行惡的工具。

從政治方面看，自由是人們有權選擇自己讚同的執政者，也有權不選擇自己不讚同的執政者。就像《道德經》說的，執政者是要“以百姓心為心”，完全按照百姓的意願管理國家。如果執政者不能做的時候，百姓有權更換，選擇能夠真正“以百姓心為心”的領導者。而現代民主制度的本質就是保護人們的政治自由，尊重人們的自由意識，維護人們行善的自由，並制止侵害他人的惡行。

另外需要說明的是，不管從哪方面說，自由的背後除了自律外，還要接受他律，而他律就是外在的道德和法律規則的約束，因此為所欲為的權力只是自由的一部分，而自律和他律則是自由的另一部分，只有兩者結合在一起，才是完整的自由。其實，自由很象太極，一面是為所欲為的陽，一面是自律和他律的陰，而陰陽結合起來，形成相互轉化和制約才是真正的自由。

特別需要展開來講的是，二十世紀下半葉，以賽亞·伯林開始用“兩種自由”的概念來劃分自由：“消極自由”和“積極自由”。他
認為，積極自由是指人在“主動”意義上的自由，即作為主體的人做的決定和選擇，均基於自身的主動意志而非任何外部力量。當一個人是自主的或自決的，那麽他就處於“積極”自由的狀態之中。而消極自由指的是在“被動”意義上的自由。即人在意志上不受他人的強制，而在行為上不受他人的幹涉，也就是“免於強制和幹涉”的狀態。

而今，世界上普遍認為自由是促進人類進步最偉大的原動力之一。因為自由有權做一切無害於他人的任何事情，而自由的底線和原則是保護每一個個體的自由，所以，公民的財產和人權不應該受到侵犯，並由構成人民之間契約而起草的法律來保障，從而確保遊行集會權、著作出版權、新聞知情監督權等等為基本的人權。關於國家和個人的關系，世界最主流的思潮認為早在國家出現之前的人的權利比國家的權利更為珍貴和不可剝奪。任何一個國家都沒有權利去限制人民的幸福及追求幸福的權利。那種限制公民應有自由的觀念，來自不合法的“君權神授”、“家天下”等舊思想的沿襲。由於不侵害他人自由的行為都應該是自由和合法的，因此，國家應該保護人民的自由，並以營建人民的幸福、保障人權為自己的責任，而這不僅是一個國家存在的合理前提，也是世界最主流的思潮。

當然，也有觀點認為，西方由資產階級組成的政治團體，和自由意志主義者認同的自由是消極自由。他們認為，積極自由實際上會去幹涉他人的消極自由。因此自由的底線和原則，是保護每一個個體的消極自由，而不是去推崇積極自由。他們保護公民的私人勞動所得財產不受侵犯，非法財產可以由人民共同決定起草的法律來解決。應該保證公民人權不受侵犯，他們主張包括法西斯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在內被看作不益於西方社會穩定的政治團體在西方的人權，遊行集會權也應該得到保障。而這些人的核心思想是“人權高於主權”，也就是“愛自己就等於愛國家”，既堅持人文主義，又以人為本。

對此，西方一些在野政治團體，如當代馬克思主義者，社會主義者以及納粹主義者則不以為然，不僅批評消極自由過分強調個人的權利，也批評消極自由忽視社會權利，還批評消極自由忽視平等。他們完全傾向於積極自由，認為社會的積極幹預可以在更大範圍內實現平等。而在幹預的過程中，個人的權益難免受到侵害，個人的自由難免被抹殺。因為權利與自由都集中在統治者的手中，所以被普遍認為是極權主義。同時，由於這些人在過去過於強調所謂的“領袖”的作用，因此導致個人崇拜泛濫，而其實質則是舊時代“皇帝”權威的覆制。他們為了抵制自由觀念，把自由的觀念絕對化，認為絕對的自由是不存在的，所以他們否認自由的存在與意義。他們提出“自由王國”的哲學定義，指的是一種絕對的自由。而事實上，絕對的自由是不存在的，存在的是相對的自由。自由本來就以不侵害別人的自由的為前提，是有限制的和有條件的。但這種限制，並不意味著自由觀念的無意義，相反，在限制之外，存在廣闊的自由天地。這恰恰是需要保護的。而專制主義者，反對的就是個人的自由和這些自由的天地。由於個人的
自由必然會瓦解專制者的專制統治，以致在專制國家，自由不但往往不被統治者認可，還遭到緊緊束縛，而其意涵也受到統治者刻意扭曲。

正因為怕個人的自由會瓦解專制統治，所以，歷代封建專制統治者，出於維護自身地位和利益，非但不認可自由，反而緊緊束縛自由，不僅對自由刻意歪曲，還對自由嚴加防範，更對自由肆意壓制，致使發展賴以生存的自由沃土一直荒蕪。

歷史已經證明，自由不僅是人類智慧的根源，還是促進生產力發展的有力杠桿，還是促進生產關系發展的重要依托，還具有其他不可估量的功能。正如美國哈佛商學院的《管理與企業未來》一書中所闡述的那樣：“在知識經濟時代，財富不過是在自由價值觀普及的社會里，無數個人活動的副產品。而在個人自由得到最大保障的社會，民眾的智慧空前活躍，創新的東西也會不斷被提出，財富作為副產品也會象火山爆發般噴湧而出。管理則沒有這樣的功能，管理可以聚攏現有的智慧和力量，會創造一時的強盛，但會使智慧之源枯竭，為強盛的土崩瓦解埋下伏筆，而且無一例外地都導向死亡。”

如果只看重科技與財富及其他方面發展的繁花，而忽視它們賴以生存的自由沃土，那不僅是借鑒發達國家先進發展經驗屢犯的通病，也是自身發展既不健康又難以持續的根由，更是造成社會畸形發展的根本原因。僅這一點就表明，過於強調積極自由，而刻意壓制消極自由，既阻礙國家發展，又牽制社會進步，因此，無論哪個國家，都有責任更有義務，尊重百姓的自由意識，維護百姓的政治自由，尤其是維護百姓的言論和結社、信仰自由。不妨反過來說，尊重百姓的自由意識，維護百姓的政治自由，尤其是維護百姓的言論和結社、信仰自由，既是國家的責任，又是國家的義務。

總之，如果說世界是社會活動的平台，那麽自由則是社會活動的準則。若沒有自由這片沃土，也就培植不出健康發展，也就培植不出政治文明，也就培植不出人生價值和普世價值。因此通過自由化不僅可促使國家尊重人們的自由意識，也可促使社會維護人們的政治自由，更可促使政府維護言論和結社、信仰自由，以至於不僅促進國家健康發展，也促進社會繁榮文明，更促進實現人生價值！

四、權利化

世上每一個人，都不僅享有相應的權利，也要履行相應的義務，還要盡相應的職責。如果說權利是人在相應的社會關系中應該得到的價值回報，那麽義務則是人在相應的社會關系中應該進行的價值付出，而職責就是一個人在其最重要的社會關系中應該進行的價值付出。

進一步說，人類為了更好地生存與發展，人與人之間建立了各種各樣的社會關系，按維系方式的不同，所有社會關系可以分為親戚關系、朋友關系與同事關系，而按社會領域的不同，所有社會關系可以分為經濟關系、政治關系和文化關系，而所有社會關系的核心內容都是價值關系或利益關系，即在所有的社會關系中，任何人一方面應該進行一定的價值付出，另一方面又應該得到一定的價值回報，而義務就是人在相應的社會關系中應該進行的價值付出，而權利則是人在相應的社會關系中應該得到的價值回報。

此外，在所有的社會關系中，任何人通常有一種最重要的社會關系，這種社會關系決定著他的根本利益，是他主要的生活來源和生存根本，而職責就是一個人在其最重要的社會關系中應該進行的價值付出。盡管權利作為現代自由主義政治及法學的核心觀念，而源自於西方，但權利文化現在不但成為一種全球現象，還成為一種普世價值。

迄今為止，在各派權利理論里，自然權利理論是源遠流長的經典學說。該理論認為，每個人在作為人的意義上都享有某些權利，這些權利與生俱來、不可轉讓、不可剝奪。而這樣的權利不以現實社會里的法律為根據的，而根據的是自然法。按照古希臘羅馬哲學里的自然法理論，自然法與實在法構成二元對應的關系，它來自人的本性，普遍適用，永恒不變。起初，自然法被作為主張自然義務的根據，後來，則更多地被作為主張自然權利的根據。尤其是經過啟蒙思想家們的努力，自然權利具備了比較完整的理論形式。按照自然權利理論，自然權利出自人的本性，是本性的權利。它超越實在法而存在，既是不可剝奪的，又是不可讓渡的。自然權利理論不僅為近代歐美政治革命和法制變革提供了思想基礎，也為人權觀念和制度置下了雄厚的根基。這一理論從一開始，就受到質疑和挑戰。對自然權利理論的非難，不是簡單地主張法定權利，它主要是否定自然法學的認識方法，對正當理性、永恒本性提出懷疑，早期以英國哲學家休謨和摩爾為代表，後來則主要來自倫理懷疑主義和道德相對主義。面對挑戰，自然法學一方面不斷地修正自我，一方面予以回擊。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法西斯以法制、秩序的名義犯下的殘暴罪行，促使人們警醒，而讓人意識到：每個人必須享有一些與身俱來的權利；而這些權利，不論現實政治如何需要、國家法律如何規定，都是不可剝奪的。

隨著時代的發展，權利理論當今可以大致分為三類：一是權利的分析理論，二是權利的價值理論，三是權利的社會理論。

首先，就權利的分析理論而言，權利的分析理論旨在研究權利的概念問題，弄清法律關系里所使用的權利語詞，從而使法律問題的解決更容易，也更確定。如霍菲爾德認為“權利”一詞可以囊括要求、特權、權力和豁免，進而他試圖通過確定這四者在法理上的相對者和相關者來弄清法律關系。又如，哈特與麥考米克之間關於意志論與利益論的爭論也饒有趣味。對哈特來講，權利是受到法律保護的選擇；對麥考米克來講，權利則是受到保護的某些利益。

其次，就權利的價值理論來說，權利的價值理論構成了最近一百多年來權利理論最光彩奪目的篇章，它接引現代最好的哲學智慧，與正義理論密切相聯，也因此在較大程度上受政治立場的影響。如在自由主義陣營里，以諾齊克為代表的自由權論者和以人權的絕對神聖不可侵犯為前提，而德沃金所采納的自由主義觀點則從平等關懷和尊重個人這個前提起步。

此外，就權利的社會理論來講，權利的社會理論是隨著最近幾十年來法社會學的興起而出現的，它強調從社會闡釋權利，以權利闡釋社會。主要研究權利的觀念、體系和保護機制產生、發展和演變的社會條件、社會過程和社會機制，同時，還把較多的注意力投向社會生活里的人們實際享有權利的狀況。盡管20世紀70年代以來，關於權利的社會學分析在權利與社會發展、人權與文化等方面取得了顯著成就，但迄今還未形成比較成熟的權利社會學理論。

總之，不管哪個權利理論，從根本上都必須以自然權利理論為基礎，人們之所以要主張這樣一種訴諸於天、訴諸於本性的權利，乃是因為現存的政治強力和秩序不能自己證明自己是正當的。不論個人如何應該服從和增進國家利益，不論個人如何依賴社會，不論個人如何生來處在社群關系里，在國家強力和社會沖突面前，每個人都必須使用道德權利概念來築起一道防護墻，衛護自己的尊嚴和自由。也只有每個人都能夠維護好自己作為人的最基本的尊嚴和自由，成為合格的、負責的道德主體，國家才會健康發展，社會才會和諧安寧，而民族才會昌盛文明。

這不僅是自然權利理論的社會功用，也是個人權利的道德基礎。作為用來訴求和表達正義的方便而精巧的工具，權利提供了一種表述實踐理性要求的途徑。只要自己認為是合理、正當的需求，就可以稱之為“權利”。而作為其負面的結果，權利語言經常被濫用，而關於權利及其涵義的討論也時常發生一些誤解。因為權利是現代政治法律中的一個核心概念，所以無論哪個學派或學者都不可能繞過權利問題，相反，不同的學派或學者都可以通過界定和解釋“權利”一詞來闡發自己的主張，甚至確定其理論體系的原點。正因為此，在思想史上對於究竟什麽是權利，有許多不同的解釋。而大致說來，對權利的界定分為兩類：

一類是從倫理的角度來界定權利。其中格勞秀斯和19世紀的形而上學法學家強調的是倫理因素，如，格勞秀斯把權利看作“道德資格”；霍布斯、斯賓諾莎等人將自由看作權利的本質，或者認為權利就是自由；康德、黑格爾也用“自由”來解說權利，但偏重於“意志”，而且，他們的自由概念與霍布斯的也很不相同。嚴格說來，康德的權利定義是不限於意志自由的，他很重視人與人的協調共存。黑格爾指出：“一般說，權利的基礎是精神，它們的確定地位和出發點是意志。意志是自由的，所以意志既是權利的實質又是權利的目標，而權利體系則是己成現實的自由王國。”這些解釋都是將權利看作人基於道德上的理由或超驗根據所應該享有之物，雖然也涉及利益，如擁有某物或做某事，但並不以利益本身為基點。

另一類是從實證角度來界定權利。如，實證主義把權利置於現實的利益關系來理解，並側重於從實在法的角度來解釋權利。德國法學家耶林使人們注意到權利背後的利益。他說，權利就是受到法律保護的利益，不是所有的利益都是權利，只有為法律承認和保障的利益才是權利。而功利主義者認為由社會功利規定全部的權利和義務並派生出所有的道德標準。權利的實質是普遍的功利。

盡管這兩類界定包含諸多小的分別，可兩者之間也有些交叉，所以，一些教科書對關於權利的界定作了許多的分類，主要有“自由說”、“意思說”、“利益說”、“法律上之力說”。由此可見，僅僅從某個特定的角度給權利下一個定義並不難，而要全面、正確的理解權利概念，關鍵不是權利的定義，而在於把握權利的要素。

在此簡要闡述權利的五個要素：第一個要素是利益。一項權利之所以成立，是為了保護某種利益，是由於利在其中。從這個意義上說，權利是受到保護的利益，是為道德和法律所確證的利益。利益既可能是個人的，也可能是群體的、社會的；既可能是物質的，也可能是精神的；既可能是權利主體自己的，又可能是與權利主體相關的他人的。

第二個要素是主張。一種利益若無人提出對它的主張或要求，就不可能成為權利。一種利益之所以要由利益主體通過表達意思或其他行為來主張，是因為它可能受到侵犯或隨時處在受侵犯的威脅中。

第三個要素是資格。提出利益主張要有所憑據，即要有資格提出要求。資格有兩種，一是道德資格，一是法律資格。專制社會里的民眾沒有主張言論自由的法律資格，但是具有提出這種要求的道德資格，這種道德資格是近代人權思想的核心，即所謂人之作為人所應有的權利。同時，這個時代的一些思想家又對國王和貴族所具有特殊的法律資格，給予道德上的否定。

第四個要素是力量，它包括權威和能力。一種利益、主張、資格必須具有力量才能成為權利。力量首先是從不容許侵犯的權威或強力意義上講的，其次是從能力的意義上講的。由法律來賦予權威的利益、主張或資格，稱法律權利。人權在獲得法律認可之前是道德權利，由於僅具道德權威，因此侵害它並不招致法律處罰。在獲得法律確認後，人權就既是道德權利，也是法律權利，因而侵犯人權會導致法律後果。除了權威的支持外，權利主體還要具備享有和實現其利益、主張或資格的實際能力或可能性。

第五個要素是自由。在許多場合，自由是權利的內容，如出版自由、人身自由。這種作為某些權利內容的自由，不屬於作為權利本質屬性之一的自由。因為奴役權利、監護權利並不以自由為內容，但其本身的確是權利。作為權利本質屬性或構成要素的自由，通常指權利主體可以按個人意志去行使或放棄該項權利，不受外來的幹預或脅迫。如果某人被強迫去主張或放棄某種利益、要求，那麽就不是享有權利，而是履行義務。

此外，根據主體、內容、對象以及權利與義務的關系等，權利可分出許多種類，如道德權利、法定權利與習俗權利；應有權利、法定權利與實有權利；人權與公民權利；基本權利與派生權利；憲法性權利與非憲法性權利；個人權利與群體權利；私人權利與公共權利或社會權利；公法權利與私法權利；人身人格權利與財產權利；公民、政治權利與經濟、社會、文化權利；行動權利與接受權利；積極權利與消極權利；有選擇的權利與無選擇的權利；實體權利與程序權利；有義務相對人的權利與無義務相對人的權利等等。

在此依照權利的根據，簡單介紹其中的道德權利、法定權利與習俗權利。如果說道德權利由道德原理來支持，那麽法定權利則由法律制度來規定，而習俗權利則是以習慣、民俗為根據。其中，把握道德權利與法定權利的關系尤為重要。一般說來，正如法律規則通常表示道德規則那樣，法定權利通常可以看作道德權利在法律上的體現。例如，一個人對自己的生命、身體、貞操應該享有不被專橫侵犯的權利首先是一種道德原則，然後才由法律規定，以便借助國家的強制力來
支持和保護。法律規則、法定權利通過國家意志來表現，但其背後的主要是道德原則、道德權利，而不能看作是統治者的任意安排。在不同的歷史階段，道德觀念不同，法律規則和權利配置也不同。

不過，道德權利與法定權利之間的許多差別也值得注意。一個人可能享有做某事的法定權利，但做某事是不道德的；反之，一個人可能享有某種道德權利，但該權利卻得不到法律的支持。因此有些權利是道德的，而非法定的；有些權利是法定的，而非道德的；有些權利則既是道德的，又是法定的。法定權利由於是由國家法律規定的，因而也可以通過立法來改變或取消，道德權利則不僅不可能為國家權力和立法所取消，而且，還是確證或批判國家權力和法定權利的根據。盡管一個處於不利境況中的人或者訴訟中的人所關心的、所需要的是法定權利，而不是寬泛的道德權利，但法定權利並不像某些現代法律理論，甚至道德理論所希望的那樣能自證其身，它必須得到道德原理的支持。

其次，道德權利與法定權利的區別還體現在效力上。“甲對乙享有一項法定權利”，這意味著乙對甲負有一項可以依靠法庭來履行的義務，甲對乙享有一項由實在法所確認的要求權。所以某人享有法定權利就是享有對特定的法律個人提出要求並由法律保障實施的權利。“甲對乙享有一項道德權利”，雖然也意味著乙對甲負有某種義務，但這種義務不是必然具有法律效力的義務。如，在道德上甲有權要求乙講真話，乙對甲負有講真話的義務，但除了法律規定的特殊場合之外，甲無權借助國家強制力迫使乙講真話。

再則，道德權利與法定權利的劃分與法的應然與實然的區分是相適應的。深入研究兩者的關系，對於理解法律的原則和規則、立法者和法官的角色和任務、以及人權等問題，都有重要意義。

尤其需要說明的是，人權與公民權利的關系與道德權利與法定權利的關系同理。人權是人之作為人所享有的權利。“人之作為人”是一個道德判斷，不是一個法律判斷，因此，人權在本質上是道德權利。也就是說，人權並不依賴國家的法律而存在。即便法律剝奪公民權利，也不可能剝奪人權。因為每個人之享有人權是憑據人之作為人的道德資格，而不是憑據公民資格。沒有公民資格的人雖不享有公民權利，但享有人權。由於公民是一個法律概念，因此公民權利與人權的根本區別在於，公民權利是依賴主權國家的法律而存在的。當然，在當今世界政治里，絕大多數人在身份上都是歸屬於某一國家的公民，國家主權仍然是國際法的重要原則，因此，人權在一個國家里得到尊重和實施應主要通過對公民權利的保護。

公民權利按根據的不同，又可分為法律權利和憲法權利。法律權利是由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設定的權利，可由立法機關根據一般法律程序創設、制和廢止。憲法權利乃是由制憲會議制定的憲法所創設的權利，是限制和制約國家立法機關的權利。立法機關不得侵犯此種權利。憲法權利是公民提起違憲審查的根據，是有限政府的保障，體現了公民和國家的對峙。

另外，按照權利的存在形態劃分，可把權利分為應有權利、法有權利和實有權利。這一劃分的意義在於揭示理想的、道德的權利對於實在法權利的指導和限定作用，尤其是揭示人們在社會生活中對權利的實際享有構成了權利的一種獨立存在形態。

按照權利的種屬關系和效力層次劃分，可把權利分為基本權利與派生權利、憲法性權利與非憲法性權利。這一劃分，對於規設權利體系，對於規制立法機關的權限，對於在處理立法和司法過程中不同權利發生沖突時，決定哪一種權利應占居優勢，都有著重要意義。

按照權利主體劃分，可把權利分為個人權利與群體權利、私人權利與公共權利或社會權利；而按照權利的具體內容劃分，可把權利分為公法權利與私法權利、人身權利與財產權利、公民和政治權利與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以及實體權利與程序權利，這些劃分的意義主要在於立法和教育。

根據權利與義務之間的紛繁覆雜的關系，還可以作更多的分類。分類的價值，不在於敘述事實，而在於分類所支持的理論預設。在此著重闡述一下公民權利，公民權利不僅是為公民所擁有、為政府所保障的合法權利，也是憲法、法律的規定公民享有參與公共社會生活的權利。

具體地說，公民權利是社會成員的個體自主和自由在法律上的反映，是國家對公民所承諾和維護的權利，是一種社會所認可的賦予公民個體可做或可不做的自由，包括依照憲法和法律所享有的各種政治、經濟和社會權利。具有以下特征：

（1）主體性。即作為社會主體的公民，正因為享有相應的權利而成其為公民。在這一意義上的公民權利不同於人權，主要在它以積極的政治權利（其中心是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使公民成為社會的政治主體。除此之外，其余各項是包括人權
在內的各種權利的共同特征。

（2）社會性。即公民權利乃至權利之為權利，是由社會所認可的，而不是個人的任意主張。權利是被明文寫在憲法和法律中，並由國家權力強制性維護著。

（3）形式性。即社會和國家只承諾公民個體有相應的可做和可不做的自由，但並不保證公民個體實際地能夠做什麽乃至於做成什麽。比如每個公民都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權利，而國家維護這一權利只表現在糾正任何非法剝奪任何公民該權利的行為，並不保證每個公民都能實際地接受高等教育。

此外，根據不同的標準，可對公民權利進行不同的分類：

（1）依據公民所參與的社會關系的性質，可以劃分為屬於政治生活的權利
和一般民事權利。前者如各項政治和社會的自由權利、參加國家管理
的權利；後者如財產權等。

（2）依據承擔義務人的範圍，可以分為絕對權和相對權。絕對權又稱對世權，所要求的義務的承擔者不是某一人或某一範圍的確定的人，而是一切人，如物權、人身權等。而相對權，又稱對人權，所要求的義務的承擔者是一定的個人或某一集體，如債權、損害賠償權等。（3）依據權利發生的因果聯系，可以劃分為原權和派生權，派生權或稱救濟權。原權指基於法律規範之確認，不待他人侵害而已存在的權利，又稱第一權利，如所有權等；而派生權指由於他人侵害原權利而發生的法律權利，也稱第二權利，如因侵害物權而發生的損害賠償請求權。（4）依據權利間固有的相互關系，可以劃分為主權利和從權利。主權利指不依附其他權利而可以獨立存在的權利，如對財物的所有權；從權利指以主權利之存在為前提的權利，它的產生、變更和消滅均從屬於主權利的存在，如抵押權等。

簡括而言，公民權利分為四類：一是法律權利，指基本人權，大多是自由權，和法律程序性權利；二是政治權利，指公民參與政治生活的基本權利；三是社會權利，指公民維持其社會存在的基本權利；四是參與權利，公民參與市場和公共生活的基本權利。

其中，公民的基本權利不僅表明了一國公民行使個人權利、參與國家權力的正當性憲法依據，還在一國法律權利體系中居於核心地位。而所謂公民的基本權利即憲法權利，是指由憲法規定的，公民為實現自己必不可少的利益、主張或自由，從而為或不為某種行為的資格或可能性。進一步說，公民的基本權利是公民依照憲法規定在政治、人身、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享有的主要權利，也叫憲法權利。它是公民最主要的、也是必不可少的權利。

需要指出的是，實現權利化或維護權利雖然天經地義，可並不容易，決不是輕松的事情。這不僅要求一些人做出犧牲，也要求給政治權力的行使和個人野心的發揮設置障礙；不僅要求為個人意願和利益與公共意願和利益的協調創設足夠的價值空間和制度空間，也要求既限制又擴展立法機關的工作範圍；不僅要求限制政府行政的靈活性和自由裁量權，也要求政府既要以消極的不作為，免得侵犯公民的自由權利，又要以積極的作為，促進人和社會的全面發展，增進福利，滿足公民的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並為自由權的保障提供穩定安全的制度保障和社會環境。可以說，維護權利過程中的每一場沖突、每一個方案、每一次努力，都不僅會撥動權利價值的敏感神經，還會付出一定的代價。

綜上所述，人們之所以主張一種訴諸於天、訴諸於本性的的權利，是因為現存的政治強力和秩序不能自己證明自己是正當的。不論個人如何應該服從和增進國家利益，不論個人如何依賴社會，不論個人如何生來處在社群關系里，在國家強力和社會沖突面前，每個人都必須使用天賦權利來築起一道防護墻，衛護自己的尊嚴和自由。只有每個人都能運用天賦權利，維護好自己作為人的最基本的尊嚴和自由，國家才會健康發展，而社會才會和諧安寧，這不僅是自然權利理論的社會功用，也是權利化唯一的途徑。

五、軍隊國家化

除了通過憲政化，通過法治化，通過自由化，通過權利化為大同民主制度夯實根基，更需要通過軍隊國家化為大同民主制度打下堅實的基礎。自古以來，軍隊不僅是一個國家、政府或聯盟正規的武裝力量，也是為國家、政府或聯盟執行各種任務而組建的武力集團，而按其所有權可以分為私人軍隊、皇家軍隊、黨衛軍和國家軍隊。如果說軍閥的軍隊屬於私人軍隊，那麽皇家軍隊則屬於皇族，而黨衛軍則是屬於政黨的軍隊，盡管不論是私人軍隊，還是皇家軍隊和黨衛軍，都經常負有保衛國家的責任，可前提往往是私人、皇家和政黨既控制著軍隊，又控制著國家，至少對控制國家有強烈的企圖，以致軍隊就成了私人、皇家和政黨控制國家的工具。

與此相反，國家軍隊不控制國家而屬於國家，不但只聽命於民選政府而不會有意識形態色彩，也不介入國內合法的政治爭端，還不接受任何私人和政黨的的控制，因為國家軍隊由全民供養，不屬於特定政黨及其人士擁有，而屬於全國人民所擁有，既受國家的編組，又尊重軍令與政令的統一，只負責保國護民，而不能成為哪個黨派或個人幹涉和影響國內政治的工具。

具體地說，軍隊是一個特殊團體，而軍人是一個身分特殊的職業，不管是言論，還是行為，都受到嚴格的規範，而其職責在於保衛國家，在於服務全體國民，在於維護民族尊嚴。平時，軍隊要堅守行政中立為原則，盡可能避免幹預政治；而戰時，軍人需聽命國家最高領導人指揮，捍衛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及民眾安全。因為軍隊是國家最強大的武裝力量，只負責捍衛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及全國民眾安全，所以不能被哪個人或哪個政黨所占有，也就是說不能淪為哪個人的統治工具，不能淪為哪個政黨掌控政治局勢變化的工具。

由於軍隊給養來自國庫，並非來自黨庫和個人；而軍人服兵役屬於國家行為，並非黨派行為，因此軍隊天然屬於國家，而不屬於個人，即軍隊不得為個人私有，成為私家軍隊；也不屬於哪個派系，即軍隊不得成為派系政爭的籌碼；也不屬於地方，即軍隊不屬於地方軍閥，成為地方割據的資本；更不屬於哪個政黨，即軍隊不得為黨軍，任何政黨不得在軍隊中有公開或秘密之活動；所以軍隊只屬於國家，完全由代表國家的民主政權的機構來統帥。而通過軍隊國家化不僅可將本由全民出資供養的軍隊納入國家管理的軌道，而且國家的憲法對軍隊的任何規定都可以視為這種精神的體現和對軍隊屬於國家之事實的法律確認，即任何涉及軍隊的憲法都只能是軍隊國家化的憲法，這樣，不但確保軍隊“公器公用”，也確保軍隊不屬於任何黨派和個人，更確保軍隊只服從人民通過選票選舉出來的政府。

可見，軍隊國家化是指一個國家的軍隊不屬於、不聽命於任何政黨、任何社會團體及其領導人，既不介入國內的政治生活，又在政治上保持中立，而只聽命於由人民選舉產生的、由法律所規定的武裝部隊總司令，因此，軍隊國家化不僅是人類文明進步的重要指標，也是民主化的重要標志，而其作用是從根本上維護民主制度的穩定與發展；而其內涵是軍隊由全民供養，負責保國護民，不得成為黨派或私人幹涉和影響國內政治的工具；而其優越性表現在：用於國防的且由全民供養的軍隊不僅要符合“公器公用”的原則，還不得成為內戰和政治鬥爭的工具，更不得利用槍桿子保衛政黨或捍衛政權。

此外，軍隊國家化的國家軍隊不控制國家而屬於國家，而只聽命於民選政府，既不介入國內合法的政治爭端，也不接受任何個人和政黨的控制。當今，只有民主國家的軍隊，才是軍隊國家化的國家軍隊，比如美國，民主黨上台還是共和黨上台與美國軍隊無關，誰被選為美國總統誰就是美軍總司令，到了總統該下台的時候，軍隊也不會再表忠心去挽留他，一切按照憲法辦事。

由於民主國家的軍隊屬於國家，而國家主權都在人民手里，因此為了使人民主權的原則在軍隊管理中得到確認，法律會規定軍隊的最高長官只能是民選政府的領導人，而軍方領導人只充當民選領導人的顧問，只執行民選領導人的決定。在民主國家里，文官統率軍隊不是因他是天才，而是因他是民選的代表，必須履行指揮軍隊的義務。即使偶爾要由軍人出身的人擔任國防部長，也應由法律規定擔任此職的軍人必須在退役多少年後才能擔任此職。比如美國規定軍人必在退役10年後方可擔任國防部長。另一方面，在民主國家中，國家軍隊對服役的人員不再實行無報酬的義務兵役制，而是象各行各業一樣實行有報酬的雇傭制；軍隊不去從事那些本職工作以外的社會活動，如修路、修橋等公共建設活動，只一心一意專注於本職業的訓練和建設。軍人以軍事為職業，不得經商，不得從事除軍事之外的其它活動。軍隊內部非戰鬥人員的文職化、實行軍銜制等。再一方面，在民主國家里，由法律明文禁止任何政黨和團體在軍隊中建立支部；軍隊必須與一切政黨徹底脫鉤，軍人不得組成政黨或加入任何政黨。更主要的是，禁止軍隊幹預政治，要求軍隊嚴格保持中立，無論在任何情況下都不介入國家的政治生活，這是一個國家在廢除專制後確保民主健康發展的重要保障。此外，軍隊不支持任何政治觀點和任何派別，只服從憲法和法律、服從民選的國家領導人，不服從任何政黨的領導。還有，軍人必須退出立法機關，不得擔任議員。雖然軍人作為選民有選舉權，可參加投票，但軍人只有在退役後才可參加政黨、充當政治候選人參與競選，才可以在政府做官，這是民主國家政治生活的一種常態。

總之，不論哪個國家，軍隊的政治化程度越低，發生政變的可能性就越小。比如在軍隊高度中立化的英美等國，軍事政變的可能性為零，即使毫無軍旅生涯的國家首腦，也完全不必擔心軍人的反叛企圖，而軍人不必為政見的分歧做無謂的犧牲，老百姓也免於戰亂之苦，從而實現社會的穩定與國家的長治久安。因此，不管對哪個國家而言，軍隊國家化不僅是社會發展的現實需要，也是國家發展的根本保障，更是民主建設的基本依托。

綜上所述，軍隊國家化不僅是人類文明進步的重要指標，也是民主化的重要標志，而其作用是從根本上維護民主制度的穩定與發展；而其內涵是軍隊由全民供養，負責保國護民，不得成為黨派或私人幹涉和影響國內政治的工具；而其優越性表現在：用於國防的且由全民供養的軍隊不僅要符合“公器公用”的原則，還不得成為內戰和政爭的工具，更不得利用槍桿子保衛政黨或捍衛政權。

由於軍隊國家化不僅規定軍隊不屬於任何黨派和個人，而只服從人民通過選票選舉出來的政府，還規定政黨退出軍隊，軍人不得幹政，因此，既可防止暴力引起的非法（即非選舉罷免程序）政權更叠，又表明軍隊國家化的軍隊是真正的人民子弟兵，只服從於人民的意志。而通過軍隊國家化不僅可將本由全民出資供養的軍隊納入國家管理的軌道，而且國家的憲法對軍隊的任何規定都可以視為這種精神的體現和對軍隊屬於國家之事實的法律確認，即任何涉及軍隊的憲法都只能是軍隊國家化的憲法，這樣不但確保軍隊“公器公用”，也確保軍隊不屬於任何黨派和個人，更確保軍隊只服從人民通過選票選舉出來的政府。

第三章澆築大同民主支柱

如果說“五化”的作用在於為大同民主制度打下堅實的基礎，那麽“五制”的作用則在於為大同民主支柱澆築堅固的支柱，只有兩者有機結合起來，才能使構築起來的大同民主制度，不但在政治方面以民主為基礎，以憲政為支柱，以法治為準繩，以人權為核心，以自由為媒介，以平等為紐帶，以多黨競爭為樞紐，以分權制衡為中樞，以地方自治及軍隊國家化為前提，還在經濟方面則以公私混合所有制為本，以公有經濟為主，以私有經濟為輔，以經濟競爭為媒介，以市場經濟為紐帶，並廢棄哈耶克倡導的反對政府幹預的自由市場經濟思想，而進一步弘揚和完善新凱恩斯主義提倡的政府管控的自由市場經濟主張，以至通過新型五權分立構成完善的社會控制體系，從而不僅超越資本主義私有制，也超越社會主義公有制，還超越以私有生產要素為主的社會民主主義公私混合制，更超越中國現行的以公有生產要素為主的公私混合制；不僅超越左派思想，也超越右翼主張，不僅講求公平正義，也全面實行積極的福利政策。

盡管五化五制的作用及其優越性各不相同，但彼此既相輔相成，又不可分割，都不僅促使有關民主、憲政、法治、自由、權利、軍隊國家化和多黨制、聯邦制、新公私混合制、新獨立監察制、新五權分立制等政治意識和政治觀念形成廣泛的共識，並成為指導人們從事政治活動、參與政治生活的基本準則，也促使政府結構及其功能的專門化以及政府治理社會能力的提高，還促使社會政治參與渠道的擴大以及民眾政治參與的普遍性和有效性的提升。

一、多黨制

人類自古以來隨著不斷發展，無論哪個國家的社會結構，都不是單一的，而都比較覆雜。由於人們的階層、職業、教育、財富、信仰、年齡等不同，必然存在多元的利益、思想和宗教，而這些多元的利益、思想和宗教分別代表不同的政治主張，必然會有不同的思想傾向、利益訴求和政治要求，因此自然形成不同派別或政黨，以至自然衍生多黨制，即自然衍生多黨並存且競相執政的政治制度。而這不僅是多黨制產生的理論根源，也是多黨制形成的現實基礎，還是多黨制發展的社會前提。

盡管自古以來人類就日漸形成多元的利益、思想和宗教，可因為遭受專制嚴酷的管控，所以不能實現這些多元的利益、思想和宗教分別代表不同的政治主張，直到1688年英國通過光榮革命推翻封建專制而建立了君主立憲制後，才開啟托利黨和輝格黨兩個政治派別並存且競相執政的多黨制先河，過後，不僅得到逐漸完善，還在世界上蔓延開來。僅法國1789年大革命後，就有30多個政治派別在活動，並且參加了當時國民議會的選舉。這些政治派別勢均力敵，沒有一個政治派別能夠左右政局、取得穩定的多數。為了爭取議會多數上台執政，各個政治派別便結成聯盟參加競選。1875年，法蘭西第三共和國憲法通過以後，法國正式確立多黨並存且競爭的政黨制度。

隨著議會制度在歐洲大陸的推行和發展，德國、意大利、愛爾蘭、比利時、盧森堡、荷蘭、丹麥、希臘等國也實行了多黨制。而多黨制興起於歐洲大陸國家的主要原因，一是這些國家社會結構比較覆雜，存在多元的利益、思想和宗教，而這些多元的利益、思想和宗教分別代表不同的政治主張，形成了多黨紛爭的局面；二是在選舉制度上，這些國家普遍采用比例代表制或少數代表制，以至於使一些小黨也能取得選票，爭得一定數量議席，從而在議會選舉中難以形成取得絕對多數議席的大黨，而這種選舉制度有利於鞏固多黨政治的局面。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世界上許多國家都建立了多黨制。而實行多黨制的國家，雖然在法律上和制度上允許任何政黨都可以單獨或聯合參加競選，並在占議會多數席位情況下單獨或聯合執政，但實際上一個政黨單獨獲得議會的多數席位而執政的情況極少。盡管黨派聯盟是多黨制下常見的政黨參與競選和執政的形式，可是由於各政黨代表的利益和政治主張不同，因此導致由黨派聯盟組成的聯合政府難以穩固，進而往往導致政權更叠頻繁。

隨著多黨制的發展，多黨制逐漸分為三類：一是溫和多黨制（限定多黨制），以德國、比利時、瑞典、盧森堡、丹麥、瑞士和荷蘭等國為典型，其特點是：政黨數量一般在3——5個，政黨間的意識形態距離較小，政黨間的相互作用基本上是向心力競爭，允許出現聯合政權並且具有鼓勵聯合政權的政治結構，政局比較穩定。

二是極端多黨制（分極多黨制），不妨以意大利、法國、德國(魏瑪共和國)為例，尤其是歷史上的魏瑪共和國和法蘭西第四共和國為代表，其特點是：政黨數量6—8個或更多，政黨間的意識形態距離較大，政黨分散化傾向嚴重，左翼和右翼存在著互不妥協的純綱領政黨。相互排他的在野黨勢力向執政黨挑戰，一個或幾個政黨占據著中間位置，展開多級競爭，向心力受阻，離心競爭盛行，政權交替頻繁。有機會掌握政權的大多是中右或中左勢力，部分政黨常常被排除在政權之外，因此存在著不負責任的在野黨，缺乏公平競爭。極端多黨制常常造成政局不穩，如1946年——195法蘭西第四共和國時期，11年半就更換了20屆政府，每屆政府執政時間不過半年，最短的僅僅只有2天。意大利1945年到1979年34年中就更換了37屆政府，每屆政府執政平均不到一年。

三是一黨獨大制。一黨獨大制是多黨制中的一種特殊情況，即在一些國家中，進入議會的政黨不止一個，但政權長期為一個政黨壟斷。從理論上看，其他政黨都有執政的可能，但是實際上小黨處於劣勢，很難打破一黨獨占政權的局面。過去，政治學界一般把這種政黨制度視為多黨制的一種特殊情況。後來有的政治學家提出，既然政治制度的劃分要把政黨的數目和掌權方式結合起來，那麽，執政黨長期只有一個，就應當將其劃為一黨制。

另外，多黨制發展到今天，具有以下特點：一是聯合執政。由於政黨眾多，選票分散，一黨往往難以單獨取得多數而執政，因此，各主要政黨往往在大選之前和大選之後組成黨派間的聯盟，來爭取選舉的勝利。

二是溫和多黨制政府穩定。傳統觀點認為多黨制政府往往不穩定，而實際上主要是極端多黨制國家的政府不穩定，如德國的魏瑪共和國、法國的第三、第四共和國和戰後的意大利等。而溫和多黨制國家的政府都比較穩定，如荷蘭、盧森堡、瑞典、瑞士、丹麥、德國、冰島等。

三是選民的政治選擇更具有意義。因為兩黨制的黨綱往往向中間溫和方向靠攏，因而兩黨的政綱往往非常接近，公民的投票就會因兩黨之間相互雷同的方案所破壞，而失去政治選擇的意義，而多黨制可有效地彌補這種缺陷。

四是政黨對政府的控制力相對較弱。由於政府往往由幾個政黨聯合組成，這些政黨代表的利益又不盡相同，因此任何政黨都不可能把自己的意志完全貫穿到政府行為中去，政府的政策往往是各黨派調和、妥協的結果，以至於使執政呈現兩個特點：一方面，政策體現了各種意見的綜合性，能代表較多人的願望，因而其中的民主成份比兩黨制和一黨制更多；另一方面，任何政策都不能由一黨決定，都要由各執政黨協商，因而決策的時間較長，效率相對較低。

五是小黨能量不可小視。小黨左右大黨在以色列表現得尤為突出。比如，以色列的工黨和利庫德集團分別代表左、右兩翼，他們中無論哪個黨組閣執政，不僅取決於其在選舉中能夠比對手獲得更多的議席，還取決於誰能爭取到足夠的小黨的支持，湊足120個議席中的61席，因此眾多的小黨往往在兩個大黨中待價而沽，起到“四兩撥千斤”的作用。不過，左右兩個大黨有時也會聯合執政。

又如在德國，基民盟（基督教民主聯盟）——基社盟（基督教社會聯盟）為一方，社會民主黨為另一方，小黨自由民主黨、綠黨的地位就舉足輕重，有些小黨忽左忽右，有時候比大黨執政的時間還多。

盡管多黨制存在一些缺陷，不僅競選費用較大，而且各黨間往往互相攻擊，醜聞不斷，而政策制定不但周期長，過程覆雜，連續性也不強，當針對政府的不信任案時，政府就得解散重新選舉，容易引發政局動蕩，不利於政局穩定，可這並不能掩蓋多黨制的優越性。

首先，多黨制國家選舉往往采用比例代表制。比例代表制是按照各黨派所得選票的比例分配議席，因此保證了相當小的政黨在議會中也有自己的代表。這樣各政黨分散化和分裂的現象就比較普遍，這就給為數眾多的政黨足夠的生存空間。其次，政府廉潔。多黨制由於權力比較分散，一黨難以獨掌政權，政治權力受到的監督和制約比較大，有利於減少腐敗。因此一般來說，實行多黨制的政府大多比較廉潔。

此外，由於多黨制競爭激烈，互相監督，互相競爭，因此，能夠有效遏止腐敗案件的發生。因為有競爭才有進步，只要做好的話，人民會繼續選擇原先的執政黨推薦的候選人連任，而做不好的話，任期一到就得滾蛋。再者，多黨制每個黨會推薦一位最優秀的候選人，然後全民一人一票選出的國家領導人，更有公平性，讓人民有幸直接參與政治互動。

總之，由於多黨制不但是政治文明不可或缺的要素，還舉足輕重，因此構築新型民主制度，而選擇多黨制作為支柱，既符合社會客觀要求，又符合政治發展規律。更主要的是，盡管多黨制也有缺陷，還有待完善，可與一黨專制相比，多黨制的積極作用遠遠超過消極影響，不象一黨專制那樣正面功效遠遠小於負面效應，以至不僅贏得全面共識，還已在多國實施，從而成為普世價值，成為發展趨勢，成為時代潮流，而今，不僅已經波及全球，還必將滲透世界各國各州！

二、聯邦制

不管哪個國家的國家結構形式，都是指一個國家的整體與其組成部分之間，中央和地方之間的相互關系。由於國家結構形式不僅決定如何劃分國家的領土，也決定如何規範國家整體和組成部分及中央和地方之間的權限問題，因此不僅影響國家的興亡，也影響社會發展的水平，還影響民族的前途，更影響生活的質量！

從古到今，世界上先後產生三種國家結構形式：一種是單一制，一種是邦聯制，一種是聯邦制。首先，就單一制而言，單一制是指由若幹不享有獨立主權的一般行政區域單位組成統一主權國家的制度。單一制國家劃分為各個地方行政區劃，其劃分是國家根據統治需要，按一定原則進行區域劃分的結果，國家主權先於各個行政區劃存在，地方行政區不是一個政治實體，不具有任何主權特征。國家本身是一個統一的整體，只是為了便於管理，才把領土劃分成若幹行政區域，並據以建立起地方政權，即各地方行使的權力來源於中央授權，並不是地方固有，地方的自主權或自治權是由國家整體通過憲法授予的，各地方政權一般沒有單獨退出該國的權利。

展開來說，單一制是以按地域劃分的普通行政區域或自治區域為組成單位的國家結構形式。在單一制國家，中央政權享有最高權力，地方政權在中央政權統一領導下，在憲法和法律規定的權限範圍內行使其職權。在法理上，單一制國家的一切權力屬於中央，而地方的權力由中央授權。單一制國家的外部特征是：全國只有一個中央政權，一部憲法，一種法律體系，是國際交往中的國際關系主體，它的公民只有一個國籍。而按照地方職權的大小，單一制國家又可分為中央集權型單一制國家和地方分權型單一制國家。在中央集權型單一制國家，地方政權在中央政權的嚴格控制下行使職權，由中央委派官員或由地方選出的官員代表中央管理地方行政事務，地方居民沒有自治權或地方雖設有自治機關，但自治機關受中央政權的嚴格控制。例如法國就是典型的中央集權型單一制國家。在法國，起主要作用的地方國家機關是地方行政機關，地方行政首長具有中央官員和地方官員的雙重身份。一方面代表中央，依照中央的命令行事，對國家內政部負責；另一方面，作為地方官員，管理一切地方行政事務。中央可撤換地方行政首長。在地方分權型單一制國家，地方居民依法自主組織地方公共機關，並在中央監督下依法自主處理本地區事務，中央不得幹涉地方具體事務。例如英國就是典型的地方分權型單一制國家。在英國，由各地區居民選舉產生的地方議會依法自主處理本地區事務；中央政府依法監督地方議會的行為，以立法監督為主要的監督形式，中央政府若發現地方議會有越權行為，可訴請相對獨立的第三方司法機關糾正。

其次，就邦聯制來說，邦聯制是指若幹個獨立的主權國家為實現某種特定目的(如軍事、經濟方面的要求)而組成的一種松散的國家聯合，而其是一種覆合制的國家形式，是主權國家的聯盟，通常根據條約組建。邦聯制的特點：一是邦聯是根據各成員國所締結的條約組成，而成員國除了根據條約而明確表示讓予或委托邦聯機構的權力外，其他權力仍然保留，維持著成員國主權的完整性，即邦聯的成員國各自保留著自己的全部主權，各自有獨立的立法、行政、軍事、外交、行政方面的全權；二是邦聯既無憲法，無統一的行政機關，也無統一的國籍、軍隊和賦稅，因此不是國家主體；三是邦聯對成員國沒有強制力，各成員國既可將讓予邦聯的權力收回，也可以自由退出邦聯，而邦聯對各成員國沒有強制力，也不能發號施令；四是邦聯的事務由邦聯成員國“首腦會議”或邦聯會議按條約的規定共同決定，盡管邦聯設立議事機構和協商制度，但議事機關的一些協議或決定，必須經過成員國的認可方能生效；五是邦聯制作為由兩個以上主權獨立國家自願聯合組成的一種國家聯盟，具有各成員國地位平等，在內政外交上互不從屬的特征。由上可見，邦聯只是一種國家聯盟的形式，而不是國家實體，因此嚴格說來，邦聯算不上一種國家結構形式。

此外，就聯邦制來講，與其說聯邦制是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政治實體（共和國、州、邦）結合而成的一種國家結構形式，不如說是一種多中心的覆合共和制，是關於自治、非集權、多樣性的憲制安排。

聯邦制國家由各個聯邦成員組成，各成員單位先於聯邦國家存在。而聯邦成員國在聯邦國家成立之前，是單獨的享有主權的政治實體；加入聯邦之後，雖然不再有完全獨立的主權，但在聯邦憲法規定的範圍內，聯邦成員的主權仍受到法律的保護，聯邦成員有自己的憲法和法律。在組成聯邦制國家時，聯邦成員單位把各自的部分權力讓渡給聯邦政府，同時又保留了部分管理內部事務的權力。聯邦憲法明確界定了聯邦政府統一行使的權力和各成員國的中央政府所保留的權力，即聯邦的權力是來源於各成員國的參與。聯邦成員有自己的獨立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機構，和聯邦國家的最高司法、行政、立法機構不存在隸屬關系。聯邦國家的主權由聯邦和各成員單位分享，盡管聯邦政府擁有對外代表國家主權，但是各聯邦成員也在聯邦憲法允許的範圍內享有一定的外交獨立性，可以與其他外交主體簽訂一些協議，而有些聯邦國家成員單位也可以參加國際組織。

現今世界上的聯邦國家，多數是在原來就存在的小型共和政治體基礎上聯合而成，也有的是通過政治改革將以前的單一制國家解構或者說重組成聯邦共和國。而聯邦制的產生是小共和國為了增強軍事力量，也為了謀求共同發展的需要，而組成聯邦共和國，而其歷史淵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臘的城邦同盟，甚至遙遠的《聖經》時代。

據《聖經》記載，以色列諸部落為了擺脫埃及法老統治和對外幫作戰，曾結成緊密的同盟（公元前12世紀——722年）。古希臘的城邦國家結成過著名的安菲替溫尼同盟，進行了與波斯的戰爭。在希臘晚期，又出現了名垂青史的亞該亞同盟、埃托利亞同盟。而這種結盟傳統，在中世紀和近代的歐洲，仍綿延不絕。始於9世紀的德意志邦聯，是當時存在時間最長、規模最大的同盟。1291年，為了抵抗哈布斯堡王朝的進犯，中歐的三個自治市簽署永久聯盟條約，結成了後來發展到有13個成員的瑞士同盟。16世紀宗教改革時代，面對天主教會和世俗政權的雙重迫害，新教徒在荷蘭境內組成了尼德蘭聯省，它迅速強盛起來。但這些同盟並不是現代意義上的聯邦國家，與後者相比，是松散、脆弱的，學者們稱之為“邦聯”以示區別。

歷史上的邦聯，首要目的是共同防御，其次才是共同發展。作為國家之間的聯盟，邦聯實際上是指揮加盟成員采取共同行動、協調彼此關系的政府間組織。它們的組織形式一般都很簡單，最重要的機構通常是一個由各成員邦代表組成的議會，沒有行政和司法部門。邦聯在對外方面也沒有完整的權力，加盟成員握有軍事實力，外交上的獨立性很高。這是一種以主權國家政府為管理對象的“政府”，不可能是不脆弱的。翻開它們的歷史，雖然可以看到聯合所帶來的好處，甚至於戰勝強敵的輝煌篇章，但也到處寫著猜忌、不公、爭鬥、內亂、分裂，並不乏被外部勢力離間和征服的悲劇。

聯邦制正是在吸取了過去邦聯制的教訓後，通過制度創新而形成的一種緊密的、現代的新型共同體，而首先於美國誕生。美國1787年憲法運用主權共和國組織政府的原則，來設計共同的政治組織，並明確劃分共同體與構成單位的權力，賦予共同體足夠的手段追求聯合起來的好處，建立了一個直接對公民行使權力、三權鼎立的完備的共同政府，從而在歷史上第一次將邦聯改造成聯邦的國家。

凡是實行聯邦制的國家，都具有以下的特點：第一，國家整體與組成部分之間是一種聯盟關系，聯邦政府行使國家主權，是對外交往的主體。第二，聯邦設有國家最高立法機關和行政機關，行使國家最高權力，領導其聯邦成員。第三，實行聯邦制的國家都認同於統一的聯邦憲法，遵從代表國家利益的統一法律。第四，聯邦各成員國有自己的立法和行政機關，有自己的憲法、法律和國籍，管理本國內的財政、稅收、文化、教育等公共行政事務。第五，聯邦和各成員國的權限劃分，由聯邦憲法規定。如果聯邦憲法與成員國的憲法發生沖突，以聯邦憲法和法律為準。

具體地說，聯邦制作為一種多中心的覆合共和制，作為關於自治、非集權、多樣性的憲制安排，有兩個基本的建構原則，第一，制定一部有嚴格修改程序的憲法，在全國政府與各構成單位（州、省、邦）之間分割國家權力。全國政府管理國防、外交、統一市場等與全國人民密切相關、需要集中管理的特殊事項，其他與各構成單位人民密切相關、能夠分別管理的一般性事項，都由各構成單位政府管理。第二，各構成單位人民有自治或自組織權。各構成單位議會議員、政府首長，由當地人民選舉產生。絕大多數聯邦國家的構成單位都有自己的憲法，規定自己的政府組織形式。此外，聯邦制還有兩個並非不重要的原則：聯邦議會一般實行兩院制，其中一院按人口比例選舉產生，另一院由各構成單位選舉或任命的代表組成。當聯邦與各構成單位發生權力沖突時，由獨立的司法機構——聯邦最高法院或憲法法院依據憲法裁決。

另外，聯邦制國家各構成單位政府，在國家中具有很高的獨立地位，不同於單一制國家的地方政府，不象單一制國家的地方政府那樣是全國政府的下屬。根據聯邦制原則，全國政府與構成單位政府並不是核心與邊緣、上級與下級的關系，而是具有不同權力、職能範圍的政府之間的關系。它們彼此獨立，權力都有限制。各構成單位也是國家主權的組成部分，因為它們與聯邦在不同範圍內分別行使統治權。當然，它們也不是國際法意義上的獨立、主權國家。並且聯邦是全體人民建構的永久性共同體，是任何構成單位或群體無權隨意取消的主權國家。

當今，盡管世界上只有20多個聯邦制國家，可是它們的人口總數在22億以上，而且占了世界大約二分之一的土地。其中領土最小的是拉美的聖基茨―尼維斯聯邦，267平方公里，最大的是橫跨歐亞的俄羅斯，1700多萬平方公里。面積超過200多萬平方公里以上的國家中，絕大多數是聯邦國家。而在亞洲、歐洲、北美、南美、大洋洲、非洲面積最大的國家中，除了中國以外，俄羅斯、加拿大、巴西、澳大利亞、蘇丹無不實行聯邦制。

這麽多大國之所以都選擇了聯邦制，原因就在於聯邦制作為多中心、自治、非集權的制度安排，是一種有著巨大包容性的政治體。而自其誕生以後，人們不僅用它來將分散的政治體結合成統一的國家，還用它來在統一的國家中實現不同種族、民族、語言、宗教、文化、習俗的人民和平相處。雖然聯邦制實踐有成功也有失敗，但實行聯邦制或引進其某些制度安排，是迄今在統一的國家中，處理高度差異性問題的最佳選擇。最早的現代聯邦國家之一瑞士，就是這方面的著名典範，在瑞士的境內，生活著具有不同民族身份、宗教信仰，分別講著法語、德語、意大利語三種語言的人，但他們卻結成了一個和諧的統一國族。在聯邦制下，分權、自治、多中心的制度安排，為不同種族、民族、宗教、文化、社會利益群體，提供了表達政治願望的最充分渠道。在這種情境下，“統一性”與“多樣性”，並不是兩個相互對立的東西，而是分別與“解體”、“同質性”相對。由於存在多個政治中心，因此政治生活不像單一制共和政體那樣由一個全國性的單一多數所決定，而是由許多個多數或者說“覆合多數”所決定。總之，這種制度可為防止多數人的暴政、保護少數人的權利提供有力的保障。

此外，聯邦主義也為人類自由所不可缺少的共和政體，開辟了非常廣闊的適用範圍。眾所周知，古希臘的城邦共和國，以直接民主為其特征之一，無一不是小國，而其人口、土地還不及當今中國一個普通的縣。所以，人類長期以來一直為這樣一個問題所苦惱：共和政體似乎只能適用於小國，較大的國家則需要君主或君主專制統治。而代議制為人們解除這一煩惱作出了巨大貢獻，聯邦制更是功不可沒。雖然歷史已經證明可以通過代議制在較大的國家成功地運用共和政體，但是並沒有證明一個大型國家如果不借助於聯邦制是否能建立穩固的共和政體，從而成為持久的自由國家。早在1748年以前，現代共和主義的卓越奠基人之一孟德斯鳩，就敏銳地意識到聯邦制對於小國獲得安全、大國實現自由的價值，而他的話至今仍值得銘記於心：“一個共和國，如果小的話，則亡於外力；如果大的話，則亡於內部的邪惡……這種弊害出自事物的本性，不是任何法制的形式能夠醫治的。要是人類沒有創造出一種政制，既具有共和政體的內在優點，又具有君主政體的外在力量的話，則很可能，人類早已被迫永遠生活在單人統治的政體之下了。我說的這種政制，就是聯邦共和國。”

後來，以美國第三任總統傑弗遜和漢密爾頓為首的聯邦派，在此基礎上不僅發展了這一理論，還為制衡思想的發展做出了新的貢獻：第一，聯邦派以英國的政治現實為觀察，提出要防止民選的議會權力過大。在民主制下，立法部門權力過大是最危險的，防止議會專權，就能有效遏止多數人的暴政，維護少數人的合法權利；第二，聯邦派提出要防止行政權力的膨脹，控制總統的權力，以防範獨裁專制。更需要說明的是，他們不但把“三權分立以制衡”的政治思想變成了政治現實，還擴充分權制衡理論，宣揚國家權力除了橫向分為立法、行政、司法外，還務須縱向分解到各級地方政府，以使中央權力和地方權力相互監控，相互促進。

在此，有必要概括一下聯邦制的訴求。締造現代第一個聯邦共和國的美國1787年憲法，在其簡潔而莊嚴的序言中說道：“我們美利堅合眾國人民，為了組成一個更完善的共同體，以樹立正義，保障國內的和平，安排共同的國防，增進全民的福利，並確保我們自己及我們的後代永享自由的生活，特為美利堅合眾國制定本憲法。”而法國19世紀政治家和思想家托克維爾，對於美國聯邦制所產生的政治效果稱讚不已，認為美國人民自立自強、進取創新、關心公益的精神得益於其自治和分權制度，說聯邦“既像一個小國那樣自由和幸福，又像一個大國那樣光榮和強大”。美國當代著名政治學家愛拉紮爾這樣評價聯邦制：“人類，因而也是理論家對於政治的關注，聚焦在三個普遍性問題上：追求政治正義以獲得政治秩序；探明政治權力及其運用的真實經驗；利用能夠將這兩個問題統一起來而造就良好政治生活的文明社會與文明社群，來創造一種適宜的公民環境……而說明和包納上述三個問題、反覆表現出生命力的重要政治原則之一，就是聯邦主義。”

總而言之，如果說將小國的優點與大國的優點結合起來，既使小國得到安全，又使大國實現自由，是聯邦制的追求，那麽多中心、自治、非集權，尊重多樣性，保護少數，以及維護“自由的生活”、“國內和平”、“安全”、“全民的福利”等則是聯邦制的價值譜系。由於聯邦制比起單一制和邦聯具有無可比擬的優越性，因此，從二百多年前現代第一個聯邦制國家誕生到今天，聯邦制不僅已在許多大國登陸，還已在世界五大洲留下了成功的足跡。

盡管在一個最高權力的統治之下，國家的統一有利於國內的和平安定，使百姓免於各地諸侯為爭奪疆土所引發的戰亂之苦，但和平並不是沒有代價的。在人類的政治智慧沒有充分發揮之前，國家統一只是簡單意味著最高統治權的集中；權力的集中也給權力的濫用造就絕好的機會，而權力的濫用反過來為社會動蕩埋下了伏筆。由於制度安排不當，以致統一只是標志專制，而團結更是強化專制，致使原始意義上的統一和團結未必給社會帶來長久的和平。

展開來講，在專制統治下國家掌握的權力未必會被用在正途上，以致國家權力越大，濫用的可能性就越大，對個人自由就越危險。如果一個國家缺乏民主機制，那麽國家規模越大，就越容易維護專制統治，鎮壓平民以合法或暴力形式的請願或抗議活動。在這個意義上，大國顯然是一把雙刃劍。國家權力只是為安全保障提供了一種能力，但不受控制的國家權力未必會為個人安全提供可靠的保障。而要保證大國給民眾帶來更多的福而不是禍，那國家權力必須受到限制；否則這個不受限制的龐然大物一旦揮舞鋒利無比的國家權力之劍，那後果不堪設想。而要限制國家權力，那就必須實行民主代議制度，保證掌握國家權力的人受到社會的控制。但光有民主制度還不夠，因為人民代表還是會濫用權力，而產生多數人的暴政。因此還須采取另一種更直接的限制，而這就是奉行有限政府原則的聯邦制。

盡管在理論上不排除單一制國家也采納這種原則，可實際上只有建立聯邦制才能真正實行有限政府原則，因為有限政府的憲法將國家權力限制在憲法規定的範圍內，並通過司法審查制度在個案中界定政府是否侵越了其憲法權限，從而有效控制了國家權力的濫用。

首先，由於聯邦制將國家的大部分權力下放地方，而地方自治並不是絕對的，任何地方政權都受中央政府和其它地方的牽制，因此克服了簡單中央集權的弊端。如果一個地方通過了壓制自由的法律，那麽這個地方的居民即使沒有辦法反抗，也可以用腳投票，遷徙到更為寬容的地方去。正是由於“鄰居”的存在，每個地方才感受到尊重自由和人權的壓力，而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相互監督、相互制約，也有利於防止各自的權力過度膨脹，不至於對權利構成太大的威脅。

其次，由於聯邦制限制中央政府的權力，因此使它不能侵犯公民權利和自由，不能侵越地方權限，不能隨心所欲地利用地方資源為中央利益服務，而只有在這些憲法限制之下，才能信任中央政府去制約地方政府。另外在這個前提下，需要保證中央政令暢通，中央在憲法授權範圍內的具有全國性影響的法律和政策在地方獲得有效實施，地方法規和規章不得與之相抵觸，因此只有這樣的制度安排才能保證大國的長治久安。

而今，世界上許多大國都實行了聯邦制，其原因一是聯邦制不僅是經自由選舉產生的、由負責管理同一人口群和同一地區的兩個或兩個以上政府分擔權力和決策的體制，還作為多中心、自治、非集權的制度安排，是一種有著巨大包容性的政治體。

二是聯邦制不僅使高層政府有決策權，而且也使受決策直接影響的地方社區有決策權，並保護這一權力。同時聯邦制允許地方政府制定和執行法律，從而促使政府對人民負責，並鼓勵公民的參與和履行公民職責。

三是聯邦制通過成文憲法規定出各級政府的權力和責任分工而得到鞏固；而地方法令反映地方社區的意願。再者，政府間關系意味著在一些具有法定必要性的問題需要通過合作解決時，聯邦國家的各級政府(國家、地區和地方)將共同努力，而國家政府往往有權調解地區間的爭端。再者，在地域遼闊和經濟多樣化的國家，各個地區在收入和社會福利上的差距可以通過國家政府的稅收再分配政策得到調整。

四是聯邦制反應靈敏，包容力強，不僅公民可以自由競選各級政府職務，還為各政黨提供為其選民服務的多種機會，即使某一政黨在國家立法機構或行政機構內不占多數，它仍可以參加地區和地方一級的立法和行政。

五是聯邦制建立在代議制民主的基礎上，因為受到選民約束和憲法限制，所以執政者不能不顧大多數人的根本利益而任意發動戰爭或做其它勞民傷財的事情；由於限制中央政府的權力，致使它不能侵犯公民權利和自由，不能侵越地方權限，不能隨心所欲地利用地方資源為中央利益服務；由於中央政府在憲法授權範圍內的具有全國性影響的法律和政策在地方獲得有效實施，而使地方法規和規章不能與之相抵觸，因而保證長治久安。

三、新公私混合制

無論哪個國家，要想確保科學發展，確保和諧繁榮，確保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升，除了在政治方面建立完善的民主體制，更要在經濟方面構築科學的管理體系，最終構建公平合理的社會制度。

盡管公私混合制是全體人民共有一部分生產要素，另一部分歸個人所有的所有制形式，但由於兩者不僅同時對經濟產生作用，還通過市場需要配置資源，調控經濟運行，更借助市場監控和調節，對市場缺陷及時進行彌補修正，因此既符合國家發展要求，也符合社會發展目標，又符合人民生活需要。進一步說，公私混合制是指在生產社會化和專業分工進一步發展的條件下，各種不同所有制經濟按照一定的原則，主要以入股的方式將生產要素組織起來，進行統一經營、按股分紅並負有限責任的所有制經濟形式。公私混合制中的私有成分，並不改變公有經濟的性質，而其公有經濟成分通過與其他所有制經濟的融合，不僅能更好地發揮公有經濟，凝結其他經濟成分形成規模經濟效益，還能保證和促進公有資本保值增值。

由於以公有經濟為主的公私混合制不僅借助公有生產要素對經濟產生作用，也借助私有生產要素對經濟產生作用，並推行新凱恩斯主義提倡的政府管控的自由市場經濟，而其指導思想是國家在通過市場需要配置資源、調控經濟運行的過程中，不斷借助市場監控和調節，對市場缺陷進行彌補修正，使之不但符合國家發展要求，也符合社會發展目標，還符合人民生活需要，因此，不管哪個國家，都應確立並維護以公有經濟為主的公私混合所有制在國家中的主導地位，以至於確立並維護公有經濟在國家中的主導地位，這樣不但符合社會客觀要求，也符合經濟發展規律，還具有深遠而重要的戰略意義，最終既有利於國家科學發展，也有利於營造公平的社會環境。

1、公有經濟地位

迄今為止，經濟形態不外乎三種：一種是私有制，一種是公有制，一種是公私混合制。而經濟運行方式卻僅有兩種：一種是市場經濟，一種是計劃經濟。

相比而言，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經濟運行方式起著主導作用，不僅影響人類發展的進程，也影響社會發展的水平，還影響人民生活的質量。由於計劃經濟是生產由統一安排、產品由統一分配的經濟方式，完全寵信壟斷而扼殺競爭，以致機制僵化，效率低下，缺乏生機。而市場經濟則不僅是生產由各個生產主自己安排，生產主之間互相交換產品的經濟方式，還積極維護競爭而禁止壟斷，所以富有活力，以至長盛不衰。市場經濟有兩個特點：一是有大量獨立自主的分散決策，二是產品以交換為目的進行生產。經濟活動雖然應該有宏觀的調節，但大量獨立的決策主體才能反映經濟人的自主性和創造性，生產主要是為了交換，而不是自給自足。簡而言之，由於市場經濟依據市場規則、市場價格、市場競爭進行資源配置，因此不僅實現效益最大化，還實現效率最優化，以至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既是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又是市場經濟的根本原則。

盡管私有制崇尚競爭，推崇市場經濟，不僅機制靈活，還講求效率，富有活力，可因是個人擁有生產要素，只顧追求個人利益，從而造成社會不公，最終導致貧富懸殊，導致社會變形，導致國家失衡。

盡管公有制是全體人民共有一切生產要素，講求分配公平，可因推行壟斷，以致不僅排斥私有生產要素，還扼殺經濟競爭；不僅寵信計劃經濟，還推崇平均主義；不僅生產效率低下，還機制僵化，缺乏生機。

盡管公私混合制是全體人民共有一部分生產要素，另一部分歸個人所有，但由於兩者不僅同時對經濟產生作用，還通過市場需要配置資源，調控經濟運行，更借助市場監控和調節，對市場缺陷及時進行彌補修正，因此既符合國家發展要求，也符合社會發展目標，又符合人民生活需要。具體地說，公私混合制是指在生產社會化和專業分工進一步發展的條件下，各種不同所有制經濟按照一定的原則，主要以入股的方式將生產要素組織起來，進行統一經營、按股分紅並負有限責任的所有制經濟形式。公私混合制中的私有成分，並不改變公有經濟的性質，而其公有經濟成分通過與其他所有制經濟的融合，不僅能更好地發揮公有經濟凝結其他經濟成分形成規模經濟效益，還能保證和促進公有資本保值增值。

如今，公私混合制分為兩種，一種是以私有生產要素為主而以公有生產要素為輔的公私混合制，一種是以公有生產要素為主而以私有生產要素為輔的公私混合制，前者從資本主義私有制自由市場經濟演變來的，而後者是從社會主義公有制高度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中演化來的。其中以私有生產要素為主的公私混合制雖能彌補市場缺陷，但不能遏制社會不公；而以公有生產要素為主的公私混合制盡管推崇公平公正，並能修補市場缺陷，但由於實行政治壟斷，不僅致使社會道德全面滑坡，也致使公有資產損失慘重，還致使腐敗到處泛濫！

在公私混合制中，代表公有生產要素的為公有經濟，而代表私有生產要素的為私有經濟，由此可見，公有經濟不等於公有制，所以並不是社會主義的表現形式；同樣私有經濟不等於私有制，因此並不是資本主義的標志。此外，公有經濟與私有經濟並不象公有制和私有制那樣相互排斥，以至彼此水火不容，反而能在共同利益驅動下融為一體，不是形成以公有經濟為主的公私混合制，就是形成以私有經濟為主的公私混合制。

相比較而言，以公有經濟為主的公私混合制，不僅比以私有經濟為主的公私混合制優越，還比以私有經濟為主的公私混合制科學，因為公有經濟不僅能集中社會大量經濟資源，混同私有經濟資源，根據市場需要進行科學配置，投入國家各項建設，而且，還以公有資本為龍頭，借助股份制吸納私有資本，既帶動各方面投資，又能實現共同增殖；既帶動內需，又能擴大出口；既帶動相關產業，又能不斷擴充就業崗位，以至於不但有助於提高生產力的水平，也有利於促進生產關系的完善；不但有助於宏觀經濟平穩運行，也有利於國民經濟持續增長；不但有助於創造各種就業門路，也有利於通過全民分紅提升社會福利標準，最終促使國家健康發展，促使社會繁榮文明，促使生活日新月異！

簡而言之，由於以公有經濟為主的公私混合制可使公有資本、非公有資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因此既有利於公有資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競爭力，也有利於非公有資本取長補短、相互促進、共同發展。

更主要的是，公有經濟不僅是國家的命脈，也是國民經濟的支柱，還是國家財政收支重要的來源，既肩負調控宏觀經濟運行的使命，又擔負調整微觀產業結構的重任，不但要為社會提供大量的就業崗位，還要為社會縮小貧富差距，為社會保障體系輸送給養，為失業人員和弱勢群體提供基本生活福利。

此外，不管從社會發展規律來看，還是從經濟運行規律來看，如果社會財富過度集中、沈澱，而積累在少數人手里，一方面導致貧富懸殊，導致社會變形，導致國家失衡；一方面導致社會購買能力嚴重不足，使社會經濟循環中斷，而不斷引發經濟危機，以致既危害國家發展，又損害的多數人的利益。由於私有經濟導致社會財富都積累在少數人手里，因此通過發展公有經濟每年向全民分紅，不僅促進社會消費，還避免社會財富過度集中、沈澱，從而既達到促使經濟持續發展的目的，又能為多數人牟利。

總之，由於以公有經濟為主的公私混合制不僅借助公有生產要素對經濟產生作用，也借助私有生產要素對經濟產生作用，並推行新凱恩斯主義提倡的政府管控的自由市場經濟，而其指導思想是國家在通過市場需要配置資源、調控經濟運行的過程中，不斷借助市場監控和調節，對市場缺陷進行彌補修正，使之不但符合國家發展要求，也符合社會發展目標，還符合人民生活需要，因此，不管哪個國家，都應確立並維護以公有經濟為主的公私混合所有制在國家中的主導地位，進而確立並維護公有經濟在國家中的主導地位，這樣不但符合社會客觀要求，也符合經濟發展規律，還具有深遠而重要的戰略意義，從而既有利於國家科學發展，也有利於營造公平的社會環境。

盡管以公有經濟為主的公私混合所有制存在公有經濟和私有經濟之分，但彼此並非勢不兩立，反而能在共同利益驅動下有機結合起來，不但形成合力，也能相互制約，還能同甘共苦。另外，雖然公有成分超過私有份額，可兩者享有平等權利，誰都不能鑄就壟斷，只能控股經營，因為限制公有資本高度集中，迫使公有資本化整為零，只能混同私有資本組成股份制企業。而在關系國計民生的企業，公有股份至少占有一半；對於一般行業，公有經濟或控股或參股，或退出或不介入，這都根據具體情況決定。

由於這種以公有經濟為主的公私混合所有制國家以公有經濟為主體，以私有經濟為輔助，因此公有經濟不僅是國家的命脈，也是國民經濟的支柱，還是國家財政收支重要的來源，既肩負調控宏觀經濟運行的使命，又擔負調整微觀產業結構的重任，並基於市場需要，配置公有資源，分布公有資產，監管公有資產經營主體，指引公有資本流動方向，監控公有資本流動速度。也就是說，為了優化調配公有資源，為了防止公有資產流失，為了促進公有資本增殖，不但酌情調整公有經濟戰略布局，還要酌情調整公有經濟運作戰線，以至酌情調整公有資源全盤布置，調整公有資產分布結構，調整公有資本流動方向及其流動速度。凡是關系國計民生的重要行業、重點產業、大型企業，公有資產都占主導地位，私有資本只起輔助作用。而其它普通行業、一般產業、中小企業，公有資本或控股或參股，或退出或不介入。對於富有發展潛力的高新技術企業，公有資本通過風險投資，或控股或參股。如果公有資產因為企業倒閉，或者因為經營虧損，而遭受損失，一方面通過資產重組，把損失降到最低程度，一方面通過追究項目經理人的責任以儆效尤。而即使有些公有資本損失殆盡，只要確保絕大多數的公有資產繁衍生息，也就確保公有經濟的總體利潤不斷攀升，從而確保國民經濟持續增長，確保綜合國力越來越強，確保人民生活蒸蒸日上。

2、公有經濟管理

過去，不論是推行計劃經濟的國家，還是實行市場經濟的地區，公有經濟都由政府托管，因而，導致政資不分、政企不分；導致政府機構臃腫不說，還不務正業；導致政府直接管理公有經濟，直接配置公有資源，直接調配公有資產，以至於直接從事經濟活動，直接參與金融管理，直接幹涉企業經營等。結果不僅導致政府不堪重負，還導致腐敗泛濫成災，還導致社會怨聲載道，還導致公有經濟發展緩慢……

為此，有的學者認為這是公有經濟不能與市場經濟融合造成的，可事實上，公有經濟會使得市場經濟更有效率，而這一論斷理論的依據出自1977年諾貝爾經濟獎獲得者詹姆斯·米德。詹姆斯·米德，他不僅是凱恩斯的學生，也是現在世界各國使用的GDP核算法的兩個發明人之一，而他最深刻的論證就是：“公有資產的市場收益可以降低對稅收和國債的過度依賴，提高整體經濟效率。”國家如果不能依賴國有資產的市場收益，則只能依賴稅收和國債。但稅率過高會降低個人和企業工作和創新的積極性；而發行國債過多又會擡高利率，不利於生產性投資。將國有資產、稅收和國債三者做整體通盤的考慮，通過國有資產的市場收益來降低稅率和減少國債，是米德對西方“自由社會主義”理論的重要貢獻。

在此以香港為例來直觀說明米德的“自由社會主義”中公有資產收益和稅收的關系。香港連續數年被國際評級機構評為世界上“最自由的經濟體”，因為香港稅率很低，所以不僅鼓勵人們創業，還增強人們工作的積極性。香港之所以能承受低稅率的同時又能給居民提供免費的基本醫療，原因就在於香港政府有一大塊公有資產——土地，而土地使用權的市場拍賣收益為政府所有。在以公有經濟為主的公私混合所有制中，公有資產可以發揮類似香港土地的作用，因此，不能把出賣公有資產作為發展的指導思想，尤其不能腐敗性的、運動性的、指令性的售賣公有資產。為此，米德提出“倒轉”英國的國有化模式，政府減少行政管理，但從國資中代表全民真正拿到市場收益。

以往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政府直接管理公有經濟，直接調劑公有資源，直接調理公有資產，直接從事經濟活動，直接參與金融管理，直接幹預企業經營等，尚且越俎代庖，尚且貽害國民經濟，尚且貽誤各行各業，既分散政府精力，又浪費公有資源；既加大政府管理費用，又損耗公有資產；既加重政府財政負擔，又亂用公有財產，結果政府焦頭爛額不說，國民經濟還每況愈下，何況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中，更會成事不足，敗事有余，不但損害政府基本職能，還不利於公有資源配置；不但加劇政府機構擴張，還不利於公有資產布局；不但加大政府財政支出，還不利於公有資本流動，因而，致使政府沒有幹好本職工作不說，財政赤字遞增不說，管理成本攀升不說，還使公有資源不斷亂置，還使公有資產不斷流失，還使公有資本不斷虧蝕！

首先必須明確，政府基本的職責在於捍衛人民利益，在於捍衛國家主權，在於捍衛民族尊嚴，在於維護社會安定，在於維護公有資產和私有產權，在於維護社會經濟和其它方面的秩序，在於主持社會公平公正，在於保護公民及團體的合法權益，在於基礎設施建設，在於保障弱勢群體的基本福利，在於提供優質的公共產品和周到的公共服務，在於制定對外政策，創造有利的國際環境，在於保障公平競爭，在於加強市場監管，在於推動可持續發展，在於促進共同富裕，在於彌補市場失靈……而不在於確定經濟增長指標，不在於直接調控宏觀經濟運作，不在於直接管理經濟，不在於直接調整公有經濟戰略布局，不在於直接調整公有資源宏觀配置，不在於直接調整公有資產分布結構，不在於直接操控公有資本流動方向和流動速度，不在於直接從事金融管理，不在於直接幹預企業經營……

因此，為了確保政府集中精力，幹好本職工作；為了確保政府精兵簡政，提高服務質量；為了確保政府輕裝上陣，切實履行職能；同時，為了確保宏觀經濟平穩運行；這了確保公有經濟持續增長；為了確保公有資源得到優化配置；為了確保公有資產不斷增殖；為了確保公有資本不斷贏利，必須專門設立一個不受政府管制的權力機構，全面負責公有經濟的管理，而其基本職能在於調控宏觀經濟運作，不但制定公有經濟的發展戰略，也制定公有經濟的運行方針，還制定公有經濟的運作機制，並且指導公有資源配置，指導公有資產布局，指導公有資本流動。

表面上看，公有經濟管理機構同行政管理部門一樣，都屬於國家權力執行機關，實際上是國家擁有的巨型財團，也是國家最大的經濟實體，不僅負責管理公有經濟，還負責配置公有資源，還負責監管公有資產，還負責經營公有資本。

具體下設有工業管理部、農林管理部、金融管理部、科技管理部、文教管理部、紅利分配部、衛生及綜合管理部、財務管理部、審計管理部。除了紅利分配部負責每年分紅，其他各部的職責在於優化配置公有資源，指導公有資產布局，監管公有資本流動，監控下屬各局運作。僅以工業管理部為例，其下設信息產業管理局、航空航天管理局、機械制造管理局、冶金煤炭管理局、石化輕紡管理局、軍工管理局等。而各局的基本職責在於指導公有資本和私有資本融合，監管公有資產經營主體，監控公有資本流動。而各公有資產經營主體，直接管理公有資產，直接調動公有資本，直接調整產品結構。必須說明的是，凡是公有資本控股或參股的經營主體，不管是選人管理，還是聘人經營，都必須建立內部制約系統，建立內部監督網絡，建立內部獎懲機制。更主要的是，充分發揮工會的作用，實行有工會參與的民主管理、民主經營、民主決策，以防揮霍公款，以防貪污腐化，以防損公肥私，以防資產流失，以防資本虧蝕，以防無的放矢。

展開來說，工業管理部的職能一是在於根據現代企業制度，不但確立法定代表人在公司治理中的中心地位，健全協調運轉、有效制衡的法人治理結構，還以規範經營決策、資產保值增值、公平參與競爭、提高企業效率、增強企業活力、承擔社會責任為重點，建立企業優勝劣汰、經營者能上能下、人員能進能出、收入能增能減的市場化經營機制。

二是在於不僅打造符合市場經濟運行規律的公眾公司，實現整體上市或核心業務資產上市，還培育具有國際競爭力和影響力的企業集團，支持有條件的企業開展境外投資和跨國經營，提升國際化經營水平。而推進企業上市發展規範運營，不但利用國內外多層次資本市場，推動企業整體上市、核心業務資產上市或引進戰略投資者，成為公眾公司，也實現投資主體多元化、經營機制市場化，還根據上市公司管理模式和運作規則，建立企業真實、準確、完整、及時披露相關信息的制度體系。

三是在於建立公開透明規範的公有資本流動平台，通過統籌規劃，優化完善公有資本流動平台運營機制，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功能，推動公有資本控股上市公司、非上市公司開放性市場化重組整合，實現資源、資產、資本、資金的良性循環。另外，既健全公有資本收益保障機制，又完善覆蓋全部經營性公有資本控股企業、分級管理的公有資本經營預算制度。

四是在於明確功能定位並實施分類管理，不僅突出企業市場屬性，也兼顧股權結構、產業特征、發展階段，實現差異化管理。競爭類企業，以市場為導向，以企業經濟效益最大化為主要目標，兼顧社會效益；功能類企業，以完成戰略任務或國家重大專項任務為主要目標，兼顧經濟效益；而公共服務類企業，以確保項目正常運行和穩定，實現社會效益為主要目標，引入社會評價。

五是在於規範設置法人治理結構，競爭類企業，推進以外部董事占多數的董事會建設，強化董事會專門委員會功能，董事長為法定代表人。而功能類和公共服務類企業，公有多元投資企業原則上董事長為法定代表人，非多元投資企業設一名執行董事任法定代表人。履行出資人職責的機構委派或推薦監事會主席和外派監事，與企業內部監事組成監事會。功能類和公共服務類企業，外派財務總監。

六是在於建立市場化導向的選人用人和管理機制，不僅全面推行企業領導人員任期制契約化管理，也明確責任、權利、義務，還嚴格任期管理和目標考核，保持合理的穩定性和必要的流動性。競爭類企業，按有關規定落實董事會選人用人、考核獎懲、薪酬分配權。合理提高市場化選聘比例，在市場化程度較高的企業，積極推行職業經理人制度，更好發揮企業家作用。此外，加強對董事會市場化選聘經理層工作的指導，明確選人用人標準，規範管理辦法，完善配套政策。總之，建立完善企業領導人員發現培養、選拔任用、考核評價、激勵約束機制，建立一支勇於創新的企業家隊伍。

七是在於完善注重長效的激勵約束分配機制，不僅企業領導人員收入與職工收入、企業效益、發展目標聯動，連行業之間和企業內部都形成合理的分配激勵關系，從而建立健全企業核心骨幹長效激勵約束機制、與市場機制相適應的分配機制。符合法定條件、發展目標明確、具備再融資能力的公有資本控股上市公司，實施股權激勵或激勵基金計劃。人力資本密集的高新技術和創新型企業，則實施科技成果入股、專利獎勵等激勵方案。另外，完善企業領導人員薪酬體系，符合條件的競爭類企業實施股權、現金兩種類型的中長期激勵，功能類和公共服務類企業完成重大任務後，經考核配套實施專項獎勵，以至健全與長效激勵相配套的業績掛鉤，財務審計和信息披露、延期支付和追索扣回等約束機制。

八是在於完善公有經濟管理機構監管體制機制，以管資本為主加強公有資本控股企業監管，健全經營性公有資本集中統一監管的公有資本管理體制，同時，以產權為紐帶，推進產業與金融結合，加快產業與金融等各類資本優化配置，切實履行資產收益、選擇管理者和參與重大決策等出資人職責。另外，優化公有資本監管方式方法，不但履行出資人職責的機構依法制定或參與制定公司章程，使之成為各類治理主體履職的主要依據，還加強戰略管理、發展目標、布局結構、公司治理、考核分配和風險控制等管理，從而構建科學合理的公有資本監管體系。

總之，公有經濟管理機構作為國家公有資產監管機構，主要是對全國公有資產進行價值形態上的監管。在這個平台上，實行統一的公有資產價值管理、財務管理，建立以“價值管理”為核心的財務管理體系，建立統一的一體化的信息系統，不僅使公有資產集中統一管理和分層次、分行業管理相結合，也使統一規範管理和個性化管理相結合，還使價值形態管理與運行同步，使資產形態管理與運行同步，使價值形態與資產形態管理、運行同步等。而通過公有經濟管理機構，國家可隨時了解和把握公有資產總體狀況、運行態勢，及時有效地進行宏觀調控。

顯然，公有經濟管理機構脫離政府獨立，不但有助於政府減肥，有助於政府加強基本職能，有助於政府幹好本職工作，有助於政府提升服務水平，有助於政府降低管理成本，有助於政府減輕財政負擔，有助於政府提高工作效率，有助於政府提供優質的公共產品和周全的公共服務……而且，有利於公有經濟混同私有經濟建立科學的經濟體系，有利於公有資源優化配置，有利於公有資產茁壯成長，有利於公有資本百花齊放，有利於公有經濟不斷結出碩果，有利於國民經濟不斷發展壯大……

不僅如此，由於公有經濟管理機構掌控社會大量經濟資源，既能根據市場需要進行科學配置，又能借此帶動、吸納、引導私有經濟資源，投入國家各項建設，而且，還以公有資本為龍頭，借助股份制吸納私有資本，既帶動各方面投資，又能實現共同增殖；既帶動內需，又能擴大出口；既帶動相關產業，又能不斷擴充就業崗位，因此不但有助於提高生產力的水平，也有利於促進生產關系的完善；不但有助於宏觀經濟平穩運行，也有利於國民經濟持續增長；不但有助於創造各種就業門路，也有利於通過全民分紅提升社會福利標準，最終不僅促使國家健康發展，也促使社會繁榮文明，還促使生活日新月異！

更重要的是，由於公有經濟管理機構只受法律約束，不受任何權力機關控制，並同行政部門一樣，也是國家權力執行機關，雖然彼此職能各異，卻都擁有同等權力，因此，不但相互制約，也相互監督，相互促進，既擴充了分權制衡系統，又加強了分權制衡的功效。

3、公有經濟分紅

由此可見，既然公有經濟管理機構脫離政府獨立，那除了是國家權力執行機關，也是國家最大的企業集團，還是全民所有的經濟實體，而其職責則在於：既要根據市場需求配置公有資源，又要借助股份制吸納私有資本投入國家各項建設；既要肩負公有資產增殖的重任，又要擔負每年向全民分紅的使命，既要確保公有資本控股的企業可持續發展，又要滿足全民對公有資本投資的報酬率要求，而最終確保國民經濟持續增長，確保綜合國力越來越強，確保全民生活蒸蒸日上。

其中，全民分紅也就是“社會分紅”，是指每個公民，沒有任何其他條件、僅根據其年齡和家庭狀況就可以獲得免稅的社會紅利。而設立社會紅利既給每個人提供同樣的、基本的、無條件的收入來促進平等，又提供一部分不受勞動市場靈活性所要求的變化的影響的收入，來減小個人風險。

早在1936年，米德就在《經濟分析與政策導論》一書中已提出了“社會分紅”的構想，即國家把從投入社會化企業的資本和土地獲得利潤的一部分作為社會分紅分給消費者，而將另一部分作為對社會化企業的再投資。1938年，米德又在《消費者信貸和失業》一書中進一步明確將直接分給每個公民的“社會分紅”作為“反周期”的政策工具，使它起到在經濟蕭條時期的擴大消費的作用。其實，在米德看來，“社會分紅”的作用遠不只是作為“反周期”的政策工具，更重要的是“社會分紅”比有條件的“失業救濟”更能促進就業。“有條件”是指只有失業了才能領救濟，而且失業者還得證明自己在不斷找工作。而“社會分紅”則給每個公民提供同樣的、無條件的基本收入，即無論就業與否均享有“社會分紅”，這就調動了“社會分紅”受益者接受低收入職業的積極性。這乍聽起來違反直覺，因為“無條件的社會分紅”似乎比有條件的失業救濟更加削弱了接受低報酬工作的積極性。但米德用下面這個例子來反對這種直覺：如果現行的有條件的“失業救濟”是100元，米德的方案則是，無條件的社會分紅80元，如果失業再加20元。這樣一來，失業者如果找到工作，則不再領20元救濟，但仍有80元無條件的社會分紅。因此，只要外面工作機會的收入大於20元，就會激勵失業者去找工作。

1978年，以米德為首的“米德委員會”發表改革英國稅制的報告。該報告認為，當代西方稅制在效率和公平兩方面都有嚴重缺陷。例如，雖然名義上英美等國個人所得稅是累進的，但有著極為覆雜的減免條件，富人有很多合理避稅途徑，而工薪階層則成為納稅主體。更重要的是，當代西方稅制的管理成本很高。“米德委員會”經測算後認為，可以選擇不太低的單一稅稅率，廢除現有的稅收減免，並同時對每個公民進行無條件的“社會分紅”。這種“單一稅”加“社會分紅”比起現行的名義上的累進所得稅，更促進效率與公平。而米德委員會所設想的社會分紅的來源，不只是稅收，還包括公有資產的收入。

同樣，利用公有資產的收益進行社會分紅，現在世界各地有很多實踐。比如自1982年以來，美國阿拉斯加州政府用該州的石油資源收入撥款設立一個獨立於政府之外來運營的資源永久基金，迄今連續24年給在該州居住6個月以上的公民發放社會分紅，每人每年幾百至上千美元不等。

盡管米德並不主張公有資產的全部收益都用於對公民個人的社會分紅，但認為把一部分收益用於直接對個人的社會分紅有多種益處，除了擴大消費，除了促進就業，除了簡化稅制，直接對個人的社會分紅還可以加強人們對公有資產的關心度，還能使社會保障體制更完善。事實上，英國在布萊爾推動下，已經向社會分紅的方向邁出了第一步，即英國已開始給每個新生兒童一筆錢，存入該兒童的“教育賬戶”。而中國不少地方也已出現了社會分紅的初步形式，比如江蘇、浙江省為了獎勵計劃生育，規定對60歲以上只有女孩的父母每年發放一定數額的生活費。

過去，以私有經濟為主的國家普遍通過社會福利制度、捐贈鼓勵措施、個人收入調節稅、遺產稅、財產稅等渠道，對社會財富進行再分配，可並沒有避免社會財富過度集中、沈澱，從而既達到促進社會消費，促使經濟持續發展的目的，又能為多數人牟利。而大力發展公有經濟，借助公有經濟管理機構每年向全民分紅，並綜合利用社會福利制度、捐贈鼓勵措施、個人收入調節稅、遺產稅、財產稅等途徑，對社會財富進行再分配，那不但避免社會財富過度集中、沈澱，而積累在少數人手中，還既促進社會消費，又為多數人牟利；既加強人們對公有資產的關心度，又使社會保障體制更完善；既促進就業，簡化稅制，又促使經濟持續發展。

需要說明的是，公有經濟管理機構向全民分紅與把公有經濟股份分配給全民有所不同，原因就在於公有經濟股份分配給全民是一種將公有資產私有化的行為，雖然分股時的行為與公民身份有關，但之後以公有資本控股的企業的分紅行為只與股份的所有權有關，也許若幹年以後，以公有資本控股的企業會同其它股份制企業沒什麽區別。而公有經濟管理機構全民分紅只與公民身份有關，因而保存以公有資本控股的企業全民所有制性質。

如果公有經濟管理機構盈利而不分紅，不但導致利潤留在內部而無法進入社會形成購買力，以致造成社會內需不足，還導致自身資金充裕，導致投資旺盛，造成局部經濟過熱，進而引發通貨膨脹。而公有經濟管理機構把利潤按一定的比例直接分給全體公民，不僅向社會添加了經濟持續運轉的強勁動力，直接帶動消費而拉動需求，而促進經濟增長，還能減少公有經濟管理機構資金留存，防止公有經濟管理機構投資主導的通貨膨脹，以至於既能促進經濟持續增長，又能抑制通貨膨脹。

不消說，社會消費的增長可使各類企業更好的盈利，而公有經濟管理機構的盈利增加又可向全民提供更多的分紅，這是一個不斷良性循環的發展過程。如果公有經濟管理機構把利潤留存，那就起不到這樣良性循環的作用。由於私有經濟使得社會財富積累在少數人手中，而公有經濟管理機構如把利潤留存而不分紅，必會導致社會購買能力嚴重不足，使社會經濟循環中斷，以致不斷引發經濟危機。而通過公有經濟管理機構向全民分紅，一方面促進社會消費，一方面避免社會財富過度集中、沈澱，從而既達到促使經濟健康發展的目的，又能為多數人牟利。

此外，公有經濟管理機構把一部分利潤直接分給全體公民，並沒改變社會中流通貨幣的總量，而改變的只是貨幣分配的方向。公有經濟管理機構的利潤是企業創造社會價值的體現，公民得到的貨幣與社會中的財富是相對應的，公民多消費一點，企業相應就少消費一點。這樣全民分紅使百姓得到的收入才是真正的財產性收入。而通過普遍加薪並不能提高百姓的財產性收入，因為通過行政手段全國性大範圍短時間的增發工資，向社會投放的貨幣與社會中創造的財富並沒有掛鉤，也就是說購買力的增加與社會供應並不同步。這樣增發的工資只不過向社會中多投入了一部份貨幣，只會造成貨幣貶值，從而轉化成為物價上升，使拉動內需的效果化為烏有。而全民分紅在拉動內需方面由於能惠及每個公民，具有非常精細的渠道，受益非常均等，有利於營造一個公平的社會環境，避免了經濟發展在時間和範圍上的忽熱忽冷。這也是其它拉動內需手段如基礎建設等所不具備的。因此，公有經濟管理機構把利潤按一定的比例向全民分紅既是自己的責任，又是國民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

尤其重要的是，建立公有經濟分紅的長效機制，不但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還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不但是國民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還是增加居民財產性收入的最佳措施；不但是順應科技發展的必然結果，還為宏觀政策精細化調控打下堅實的基礎；不但不會使公有企業實力削弱，還是經濟終極發展的必然產物。

第一，就公有經濟分紅具有重要的戰略和現實意義來講。毋庸置疑，公有經濟分紅可以大力促進社會消費，而社會消費的增長可以使企業更好的盈利，而企業盈利的增加又可以向社會提供更多的分紅，這洋就形成良性循環的發展過程。如果公有企業利潤留在企業內部或者留在公有經濟管理機構內部，就起不到這樣良性循環的作用。而如果被公有經濟管理機構收繳後用來投資，那同留在企業進行投資沒什麽本質區別，如不繼續投資就起不到拉動經濟的作用。

如今，無論是依靠投資拉動經濟，還是漲工資都容易使經濟面臨通貨膨脹的壓力；而漲工資會使企業經營面臨更大壓力，因此，都只能解一時之需，難以從根本上改變經濟的發展模式。而對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障體系的加大投入，雖然也有助於刺激內需保增長，但這部分投入見效時間太長，以致陷入遠水解不了近渴窘境。而公有經濟分紅在拉動內需方面由於能惠及每個公民，具有非常精細的渠道，受益非常均等，有利於營造一個公平的經營環境，避免了經濟發展在時間和範圍上的忽熱忽冷，而這是其它拉動內需手段（如基礎建設、招商引資等）所不具備的。因此，不管是在應對經濟危機方面，還是在拉動內需方面，還是在促使經濟可持續發展方面，公有經濟分紅都會產生舉足輕重的作用。

最主要的是，公有經濟分紅不僅能大力刺激消費，還能有效拓展消費市場，從而使消費成為經濟發展的火車頭，以至徹底改變過去那種以出口或投資為主導的發展模式，而這不管是對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還是對國民經濟健康持續增長，都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和現實意義。

第二，就公有經濟分紅是國民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而言。如果占主導地位的公有企業不分紅，一方面使得企業的盈利留在企業內部，無法進入社會形成購買力，因而導致社會內需不足，另一方面使得企業資金充裕，投資旺盛，造成局部經濟過熱。而這樣日積月累，就會產生通貨膨脹與內需不足兩種特征重疊的現象。以致經濟越發展，企業盈利越多，這個問題也就越突出，這種現象在過去經濟發展歷程中曾多次發生。這種矛盾的存在，既給宏觀調控管理帶來極大的難度，又使調控政策經常在刺激經濟與控制通脹之間周期性頻繁轉換。遠的不講，就說金融危機以來，中國開始實行低利率的寬松的貨幣政策，並不斷調低銀行準備金率。但時隔一年，經濟剛有起色，還達到真正好轉之時，通脹來臨的征兆卻已十分明顯了，致使央行不得不再次調增銀行準備金率。雖然國家一再重申寬松的貨幣政策沒有改變，但已很明顯的流露出對通脹的憂慮。

如果把公有企業一部分利潤，直接分配給全體公民，那一方面能直接迅速地拉動需求，促進經濟增長；另一方面又可以減少企業內部資金留存，防止企業投資主導的通貨膨脹，因而既能促進經濟發展，又能抑制通貨膨脹。可見，如果不建立公有經濟分紅的長效機制，不落實公民享有公有經濟分紅的權利，那國民經濟就不會持續健康發展。

第三，就公有經濟分紅是增加居民財產性收入的最佳措施來說。其實，把公有經濟一部分利潤直接分配給全體公民，並沒有改變社會中流通貨幣的總量，改變的只是貨幣分配的方向。企業的利潤是企業創造社會價值的體現，而公民得到的貨幣與社會中的財富是相對應的，公民多消費一點，企業相應就少消費一點。因此公有經濟分紅使百姓得到的收入成為財產性收入。而借助提高工資水平，借助政府通過財政支出發紅包消費券，並不能提高百姓的財產性收入。因為通過行政手段大範圍短時間的增發工資等，向社會中投放的貨幣與社會中創造的財富並沒有掛鉤，也就是說購買力的增加與社會供應並不同步。這樣增發的工資只不過向社會中多投入了一部份貨幣，只會造成貨幣貶值，從而轉化成為物價上升，使拉動內需的效果化為烏有，而這也是歷次加薪時社會反映的實際情況所驗證的。由此可見，建立公有經濟分紅的長效機制，既是增加百姓財產性收入的良策，更是拉動內需最佳的措施。

第四，就公有經濟分紅是是順應科技發展的必然結果而言。顯然，科技的發展在帶給人類福音的同時，也使就業崗位不斷縮減。過去，工業的發展曾為社會提供了許多就業渠道，但工業自動化的發展將使無數的傳統工人陷入失業狀態，而隨著信息及智能技術的發展，連不少白領的地位都岌岌可危。

即便國家千方百計提供盡可能多的就業機會，但科學與技術發展的車輪，將把一個個就業崗位碾碎。因此不論是通過增加就業來發展經濟，還是通過發展經濟來增加就業，這種措施在一段時間里是可行的，但放在整個歷史發展進程中是徒勞無益的。

那麽，要想保持社會的穩定，只有使人們共同受益於科技的進步，即建立起利益共享機制。具體來說，社會保障可以起到部份作用，而采用公有經濟分紅則更為恰當，因此，建立公有經濟分紅的長效機制是最適合不過的選擇。這樣，國家無需在提高企業經濟效益與保就業之間左右為難，以至無論企業如何壓低人工要素成本，如何裁員，只要企業能將壓縮成本所帶來的盈利廣泛地分配給社會，或通過公有經濟分紅讓百姓享有基本的生活保障，那麽即使所有工作都由機器人生產線來完成，每個人照樣衣食無憂！

第五，就公有經濟分紅為宏觀政策精細化調控打下堅實的基礎來講。大家都知道，要想灌溉先得修好水渠。為什麽中國的很多宏觀政策往往在執行中走了樣，效果打了折，這是因為水渠沒修好，基礎不完善。就拿美元來說吧，美元可以做到持續大幅貶值，而人民幣卻不敢去做。為什麽？因為美國在市場分配之外，可以通過社會保障體系、政府補貼、捐贈等再分配渠道，使國民得到一部份額外收入。這樣美元貶值後，如果每人再補貼一部份收入，每人的相對收入還等於是不變。而美國之外美元的持有人手中的鈔票卻是實實在在發生了貶值。如果人民幣貶值，無論是國外還是國內老百姓手中持有的人民幣全部貶值。這樣不但毫無意義，反而所冒風險巨大。

正因為美國有這樣完善的基礎制度，所以，美國可以將很多宏觀調控手法運用得揮灑自如，以至為本國人民篡取盡可能多的利益。同樣的事情，中國總是煞有介事地進行這樣那樣的宏觀調控，比如利率、存款準備金等，其實也就是充當擰擰水龍頭角色，卻弄得管理層很累。豈不知別人也是同樣擰水龍頭，可效果卻不一樣，別人是精細化的滴灌，而我們是漫灌，效果可想而知。

由於全民分紅賬戶具有唯一性，因此將來既可以進一步作為精細化社會管理的基礎，也可以作為稅收制度改革及反腐的監管賬戶，而全民分紅渠道的快捷性與精確性，還可以使其用作扶貧賑災的快速發放通道等。一旦建立起來全民分紅機制，無論有沒有紅利可分，不管對中國而言，還是對世界來說，都開創了一個新時代，必將會為未來的宏觀調控政策帶來更大的施展空間。

第六，就公有經濟分紅不會使公有企業實力削弱來講。由於公有經濟分紅讓百姓重新認識到公有企業的重要性，因此對公有企業的種種批評將會轉化為對公有企業的呵護，以至將到處縈回百姓要求增強和壯大公有企業的呼聲與訴求。

所以，公有經濟分紅不僅不會使公有企業實力削弱，反而會使公有企業實力不斷增強。不僅如此，公有經濟分紅還會使百姓增強主人翁意識，既加強了對公有企業的監督管理，又會使國企的經營管理者更加清楚自身的使命感，也會使公有經濟管理機構所擔負的責任更加清晰具體，從而增強自身的責任意識。

此外，全民分紅不僅使公有企業成為全體國民永久的福利源泉，還有助於使全民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障制度順利普及，使國家早日實現幼有所養、老有所扶、孤弱病殘皆有所依，經濟發展全民共享的和諧社會。總之，全民分紅不僅能全面解決經濟問題，更能有效地解決政治、文化、教育、醫療、道德、環境保護、社會治安等各方面存在的問題，從而使百姓的生活水平越來越高。

第七，就公有經濟分紅是經濟終極發展的必然產物而言。從經濟運行的規律來說，如果社會貧富差別過大，財富嚴重積累在少數人手中，將會導致社會經濟循環停滯，從而產生經濟危機。而市場經濟中的叢林法則是大資本家和大企業占有更大的生存優勢，也更容易獲得財富，從而使整個經濟生態失衡。

為此，西方國家借助反托拉斯法、社會福利制度、鼓勵捐贈、個人收入調節稅、遺產稅、財產稅等，千方百計想把自身的弊端降到最低程度。同時，不但通過法律手段防止企業獲取壟斷地位，而且普遍采取市場經濟之外的各種措施對財富進行再分配，促進社會消費，避免社會財富過度集中、沈澱，以達到經濟持久健康發展的目的，形成政府與非政府組織、個人、強制與公益等多渠道多層次分配方式。甚至連他們的股票交易市場也在體現著這種理念，盡可能使企業向社會分紅，並向社會最大範圍內分紅。因此，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在過去的幾十年內經濟波動的幅度都不大。不過西方國家畢竟是以私有制為主的資本主義，國家的調節措施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延緩了貧富分化的速度，可無法控制貧富分化的最終程度，因此自身只能延後病情的發作，而不能根治。

由於公有經濟可以使國民經濟永遠處於國家可控範圍之內，而全民分紅機制又像遍布整個國民經濟的毛細血管，可源源不斷地為社會經濟發展提供著新鮮的營養和動力，因此，公有經濟分紅是根除兩極分化的有力手段。而要想實現全民分紅，那就必須發展公有經濟，並充分利用市場調節的效率，來實現企業的最大盈利，然後把這些盈利的一部分，通過全民分紅機制公平地分配到全社會，從而產生新的社會需求。當然，確定公有經濟分紅比例，不僅要根據公有經濟管理機構可持續發展需要，還要滿足全民對公有資本投資的報酬率要求。只有這樣才能既確保公有經濟的健康發展，又確保全民享有應得的紅利。

總之，由於公有經濟管理機關象行政管理機構一樣只受法律約束，只受其它權力機關制約，只受社會全面監督，而不受任何權力機構管制，更不受哪個政黨操縱，而其首腦完全通過普選產生，任期有限，到期更叠，一旦走入邪門歪道，必將遭到嚴懲，因此，可根據自身的職能，不僅調整宏觀經濟運行，也調整微觀產業結構，更通過發展公有經濟每年向全民分紅，調節社會分配，並為社會縮小貧富差距，為社會保障系統輸送給養，為失業人員和弱勢群體提供基本生活福利，以至促進社會消費，避免社會財富過度集中、沈澱，從而既達到促使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目的，又能為多數人牟利。

四、新獨立監察制

盡管自古以來中國就已建立御史監察制度，但由於國家權力都被一種政治勢力控制，因此效用有限。到了民主革命時期，孫中山借鑒古代御史監察制度，借助五權分立的政治主張，專門把監察設為權力機構，以便充分發揮監察的作用，以至後來通過五權憲法，把監察院確立為中華民國中央政府最高監察機關，不僅行使彈劾權，也行使糾舉權，還行使審計權。

按照五權憲法的規定：監察院由監察委員組成，而監察委員分別由各省市議會、蒙古、西藏地方會議及華僑團體選舉產生，而其監督功能雖類似西方國家國會，但是又與西方國家的國會不盡相同。而不同於西方國家的國會的是，監察院行使同意、彈劾、糾舉及審計權，而監察委員由各省、市議會，蒙藏地方議會及華僑團體選出。另外，監察院設院長、副院長各1人，由監察委員互選產生，選舉時由全體監察委員三分之一以上的出席，以無記名投票方式，以出席人數過半數以上者當選。1947年中華民國政府選出第一屆監察委員180人，任期6年。

盡管1947年中華民國政府在大陸曾選出第一屆監察委員180人，可到台灣後因無法改選，第一屆監察委員留任至90年代的政治革新時。政治革新後，經修憲規定，從1993年第二屆開始，監察委員由總統提名、國民大會同意任命。同時，監察院的政治地位發生重大變化，由民意機關轉變為準司法機構，監察院不再行使同意權，不再享有對總統、副總統的彈劾權。而監察委員不再享有言論免責權與不受逮捕與拘禁權。

修憲後，監察委員（包括監察院長、副院長）改由總統提名，經國民大會同意任命。根據有關法規，監察委員必須年滿35歲以上，並具備下列資格之一：（1）曾任國民大會代表或立法委員6年以上，或者省（市）議員8年以上，聲譽卓著者；（2）曾任簡任司法官10年以上，並曾任高等法院、高等法院檢察署以上司法機關司法官，成績優異者；（3）曾任簡任公務員10年以上，成績優異者；（4）曾任大學教授10年以上，聲譽卓著者；（5）國內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及格，執行業務15年以上，聲譽卓著者；（6）清廉正直，富有政治經驗或主持新聞文化事業，聲譽卓著者。監察委員不得兼任其他公職或執行業務。而所謂公職，包括各級民意代表、政府機關公務員及其他依法從事公務者，如公營事業機關的董事、經理。所謂執行業務，是指民營公司的董事、經理以及醫務人員等。從監察委員的任職資格與條件可以看出，其要求比較高且需要專司其職。

盡管1947年選出的第一屆監察委員180名，任期6年，但1949年隨蔣介石去台灣的監委只有104人。而到台灣後，它和國代、立法
委員一樣遇到不能改選第二屆監委的危機，於是采取如下變通辦法：

（1）釋憲。1954年1月，司法院大法官會議以釋字第31號解釋，使第一屆監察委員仍繼續行使其職權，成為終身監委。

（2）補選和增選。依動員戡亂時期自由地區中央公職人員增選補選辦法規定，於1969年12月，增選監委2人。以後又從台灣和僑居國外的華僑中增補監委，如1973年12月增選15名，1980年12月，又補選32人。1991年4月通過的憲法增修條文重新規定52個名額中台灣選出45人，僑選2人，“余國不分區”5人，取消了大陸地區蒙藏等少數民族、職業團體、婦女團體的名額。但規定婦女有一定的名額。

修憲後，監察院設監察委員29人，其中1人為院長、1人為副院長，任期6年，院長、副院長改由總統提名，經國民大會同意任命。
院長的職責有：擔任監察院會議主席；提請任命秘書長；綜理院務及監督所屬機關。監察院設審計長1人，負責審核全國會計事務，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審計長職責是在行政院提出決算後3個月內，審核結果，編成報告，提交立法院，供立法院下年度預算參考。監察院設秘書處，置秘書長1人，另有會計處、統計室、人事室，負責院內事務。審計部，掌握政府及其所屬機關財務的審計事務，為院直屬機構。監察院還設10個委員會，包括內政、外交、國防、財政、經濟、教育、交通、司法、邊政和僑務委員會。目前，邊政委員會和任務委員會實際上合並為1個委員會，各委員會的職權是，對行政院及其所屬機關的施政工作進行調查、審議，注意有否違法及失職；對其違法或失職之處，提出糾正案，由監察院移送行政院或有關部會，促其注意改進。此外，監察院還設立下列委員會：監察院會議程序委員會、整飭紀律委員會、經費稽核委員會、糾彈案件委員會、決議案辦理進度監察委員會、法規研究委員會及公報編審委員會等。

修憲後，監察院的性質改為準司法機構。依憲法規定，監察院的職權包括：“同意權、調查權、糾正權、糾舉權、彈劾權，審計權和法律提案權”，而主要的是“同意權、糾舉權、彈劾權和審計權”。

同意權，即由總統提名的司法院、院長、副院長、大法官，而考試院院長、副院長、考試委員，必須經監察院同意後才能任命。而修憲後，此同意權移轉給國大。糾舉權，是指監察院有權對中央及地方公務人員的失職或違法行為提出糾舉案。彈劾權，指監察院有權對中央及地方公務人員，司法院和考試院人員，乃至總統、副總統的失職或違法行為提出彈劾。而修憲後，已將對總統、副總統的彈劾權賦予了立法院，並將彈劾權的行使範圍適用於監察院人員。審計權，是指對政府各級機關財務收支的稽核權。

另外，監察院還有巡察和監試權。所謂巡察權，即由監察委員若幹人組成小組，分區巡回監察。所謂監試權，即考試院在舉行考試時（除監核外）應咨請“監察院”派員監試。

司法權為五個治權之一。按憲法的規定：司法院為國家最高司法機關，掌握民事、刑事、行政訴訟之審判，及公務員懲戒，此外，它還有解釋憲法和法律的權力。

民事訴訟審判權，即關於民事上法律關系的糾紛，目的在於確定私權關系界限。民事訴訟的審判權，屬於司法院所屬各級普通法院。刑事訴訟審判權，即刑事訴訟適用的範圍是凡人民行為觸犯刑法及其他一些特別刑事法規的行為。刑事訴訟分為公訴和自訴。審判權屬於司法院所屬的各級普通法院。

台灣的審級管理制度分三級三審制。所謂三級，台灣方面定之為地方法院、高等法院和最高法院；所謂三審依其規定，不服地方法院判決者，得上訴於高等法院，不服高等法院判決者得上訴於最高法院，是為終審。可見，民事和刑事審判權，實際上是由其各級法院行使。

行政訴訟審判權，指人民因受台灣政府的違法處分，致損害其利益，經依訴願法提出再訴願，而不服其決定，或提起再訴願逾3個月不為決定時，而向行政法院提起的訴訟。

公務員懲戒權。指公務員有違法、廢馳職務或其他失職行為，由監察院或各院部會首長或地方行政長官，向司法院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提出懲戒案。由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對其審查並作出決議，決議案由司法院呈請總統轉令有關機關執行，或者由司法院逕函被付懲戒人所在機關執行。

對其憲法的解釋，以及法律命令的統一解釋，實際上是由司法院大法官會議作出。對申請解釋案，由大法官會議接受審查，並做出解釋決議，由司法院公布。

2004年底，陳水扁提名的監察院正副院長人選與監察委員，被立法院程序委員會凍結，無法排入議事程序，導致監察院正副院長與監察委員長期處於缺位狀態。

立法院國民黨與親民黨擱置總統提出監委名單的理由主要有三點：第一是認為總統為提名適當人選組成的審薦委員會組成似欠公正。第二是認為正式提名名單包括審薦委員會委員張建邦，蕭新煌等，且居正副院長提名人。而其他提名名單似具有較強的黨派偏向，與國會朝野結構不盡呼應。第三是針對台灣股市上市公司—大陸工程公司董事長，也是台灣高速鐵路公司董事長殷琪擔任審薦委員表示不滿，認為殷琪女士於2000年總統大選涉入較深，擔任陳水扁總統候選人的國政顧問團成員，黨派色彩強烈。國親聯盟之意見是否足以正當化擱置該案，現由司法院的大法官會議進行審查中。

2008年中國國民黨重新上台，監察院又重新得以運轉，而關於立法院不將此案排入議事程序是否違憲，目前正提付大法官解釋中。由此可見，自從台灣修憲以後，監察院已經名存實亡，由於修憲後監察委員（包括監察院長、副院長）改由總統提名，經國大同意任命，因此已喪失了獨立性，不再具有制衡功能，也就起不到制約作用。顯然，台灣這種監察模式，不僅存有弊端，還不適合國情，因此只能通過制度創新，構建一種新的監察制度。

為了確保監察充分發揮效用，那就必須確保監察獨立自主，而要確保監察獨立自主，那就必須掙脫行政機構的束縛，而專門設立一個不受行政管制的權力監察機構，讓監察機構的領導由全民選舉產生，而其幹部則由監察機構的領導任免，以便充分行使彈劾、糾舉及審計等權力，從而完全發揮監察的作用，不僅掃除貪污腐敗，還圍剿行賄受賄；不僅震懾腐化墮落，還嚴防權力越軌；不僅嚴打營私舞弊，還嚴懲各種敗類。

因此，除了設置獨立的公有經濟管理機構，使之從行政管理機關分離出來，還要設置獨立的監察管理機構，並使之脫離政府完全獨立自主，而與社會監督有機結合起來，建立公正嚴密的社會監察制度，而其運作的制度保證就在於監察管理機構獨立自主，既不受行政機關節制，又不受其他權力機關約束。而這種獨立性，具體可概括為四個方面，一是機構獨立，二是人事獨立，三是財政獨立，四是執法辦案獨立。而上述四個獨立性，從體制及運行上切斷了與可能形成掣肘的各部門的聯系，因而使“一查到底”成為可能。

還需要說明的是，如同行政管理機關，如同公有經濟管理機關，監察管理機構也只受法律約束，只受其它權力機關制約，只受社會全面監督，而不受任何權力機構管制，更不受哪個政黨操縱，因此不但有權調查立法代表，也有權調查行政官員；不但有權調查公有經濟管理機構領導，也有權調查司法幹部；不但有權調查軍隊將領，也有權調查警官及所有公務員。而其首腦完全通過普選產生，任期有限，到期更叠。如果監察人員濫用職權，或是瀆職包庇，或是栽贓誣陷，或是以權謀私，或是違法亂紀，或是執法犯法，那麽一經立法機關查實，必將受到嚴厲懲罰。

綜上所述，由於同行政管理機構和公有經濟管理機構一樣，監察管理機構也是國家權力執行機關，不僅代表社會行使彈劾、糾舉及審計等權力，而監控其它權力機構運行，還全面管理公有資本控股或參股的媒體，負責制定新聞出版系統的發展方略及其運行機制，監管私營傳媒運作，並與立法機關、行政管理機關、公有經濟管理機關、司法管理機關構成新型五權分立，從而使國家權力不能高度集中在一個政治團體身上，不但橫向分解到五個職能不同的權力機關，分解到不同的政黨身上，分解到多數人手里，而且縱向分解到地方權力機構，分解到地方各個黨派身上，分解到地方多數人手中，加上五個權力機關完全獨立，彼此職能迥異，各自能量均等，以至於相互制約有力，相互監控有效，因此不僅達到分權制衡目的，還提高監察地位，擴大監察權力，增強監察作用，加大監察力度，拓展監察空間，進而迫使權力安份守已，防止權力踏入禁區，促使權力強國富民，而最終強化社會道德，凈化社會空氣，美化社會環境。這樣既進一步減輕行政的負擔，又進一步加強分權制衡的功效，還使分權制衡體系更加科學，更加健全，更加完善。

五、新五權分立制

自古以來，不管哪個國家，不管哪個民族，不管是經濟，還是科教文化等方面，都受政治權力操控，因此，政治權力不僅決定國家的興亡，也決定民族的前途，還決定個人的命運。

與其說政治權力是政治主體對一定政治客體的制約能力，體現在政治主體為實現某種利益或原則的實際政治過程中，不如說政治權力是人們選擇以力量對比和力量制約方式作為實現和維護自己利益要求的過程中，聚集形成的一種力量，或者說它是在特定的力量對比關系中，政治權力主體擁有的對其他社會和政治力量及其他政治權力客體的制約力量，而其包含以下要素：

（1）政治權力的主體
政治權力的主體相對政治權力的客體而言，在一定的政治關系中，處於主動和支配地位的即是主體，而處於被動和被支配地位的則是客體。一般來說，政治權力的主體主要是國家。此外各政治集團和社會集團、有組織的和無組織的群眾、各種政治個體等，也可以成為政治權力的主體。在某種特定條件下，通過互相作用，主客體的地位可以互易。

（2）目的性
政治權力的主體通過政治權力所要實現的目的，主要表現為利益或價值。這種利益或價值表現在廣泛的方面，並對於政治主體具有根本性的意義。它不僅構成政治權力運行的內在動力，還使政治主體的支配意識不斷地轉化為支配的意志和行為而施加於政治客體，以期得到其所追求的利益或價值。

（3）強制力
政治權力主要是一種強制力，同時包括各種半強制力和非強制力。在政治權力的運行中，這些力量往往結合在一起發揮作用。

（4）權力作用的方式
政治主體對政治客體的作用方式和手段是多樣的。作為強制性的支配它可以是直接使用暴力的鎮壓或反抗，或是以暴力為後盾的威懾作用，或以威懾為後盾的法律制裁，或以法律為後盾的行政命令或獎懲等。作為半強制性和非強制性的支配，可以是依靠財富實行的獎懲，或依據宗族制度所進行的支配，或依靠人們對權威的崇拜所施加的影響，或運用咨詢性的知識和才能所施加的影響等。

（5）權力作用的過程和實現
政治權力的大小和效能（即其實現的程度），是通過政治客體的行為符合政治主體意志的程度表現出來的。在政治權力作用的過程中，政治客體並非絕對被動，必然會對政治主體產生反作用，並造成政治主體能量的消耗（即付出某種代價）。政治權力作用的過程，實際上是主、客體之間的某種鬥爭和較量的過程，其結果必定是某種相對平衡狀態（即動態平衡狀態）。一般說，政治權力的實現只表現為政治客體的行為大體符合政治主體意志的要求。

（6）權力關系的穩定度
政治權力一旦實現，政治主體必然要以各種方式和手段將這種權力關系盡可能長久和牢固地維持下去，從理論上和實踐上使某些重大的權力關系合法化、合理化、普遍化甚至神聖化，以保證政治主體的意志能夠持續地發生作用，而使其所追求的利益或價值能不斷地實現。不過，政治權力關系本質上是一種動態平衡，永恒的、絕對的權力是不存在的。隨著權力運行中各方力量的變化，到一定時候將引起權力關系的變化，一種權力關系模式便發展到另一種權力關系模式。

概括來講，政治權力概念反映的是各種政治實體之間的相互影響、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約的關系，它強調的是這種影響、作用、制約的一定方向和某種特定的實際結果。因為政治過程中的各種實體不是孤立的和靜止的，所以其相互關系中必然貫穿著權力現象。

進一步說，由於政治權力具有強制性，因此，無論客體是否願意接受，權力主體都能將自身的意志強加在客體之上，對客體產生影響和控制；其次，政治權力具有自我膨脹性，會在運行過程中自我擴展，自我膨脹，而這種膨脹往往會帶來一些消極的結果；另外，政治權力具有主體利益性，權力是一種權力主體的利益以強制方式實現的手段，權力本身帶有強烈的利益性色彩；再者，政治權力具有專屬排他性，而其不僅對於自身所具有的力量具有專有性，還排斥其他力量的同等存在。

簡而言之，由於政治權力具有巨大的強制性與排他性，既能自我膨脹，又能自我擴展，並通過自身運行實現主體利益，因此導致掌握權力的人往往會為一己私利而濫用權力。

總之，政治權力在本質上表現為特定的力量制約關系，而在形式上呈現為特定的公共權力。盡管公共權力是公民的共同權力，為全體公民共同所有，但是在現實社會生活中，公共權力的行使不可能由全體公民來共同行使，而只能由其代表（或委托人）來行使。因為代表（或委托人）有限，所以公共權力只能為極少數人所掌握，以致在實際運行過程中，公共權力就變成極少數人的支配力量，而通過這種強制力量，既可造福大多數人，也能危害大多數人，而且掌權者可根據自己的意志，給一部分人帶來好處，而對另一部分人造成侵害。

如果政治權力過於集中，而又不制約，不受監督，那麽必然導致政治壟斷，必然鑄成專制，必然會被濫用。因為人不是天使，具有多面性，正如權力具有雙重效應，既可為公眾服務，帶去有益影響，也能謀取私利，帶來不良後果，所以任何人，任何權力都要受到制約監督，否則必定為所欲為，以致為了自身利益，不惜禍國殃民。

此外，政治權力越是集中，能量也就越大，以至控制範圍也就越廣，支配能力也就越強，一旦誤入歧途，結果不堪設想，而權力越大，後果就越嚴重，危害就越深遠，因此，必須限制政治權力，不能使之高度集中，而必須使之分散開來，使之受到有力制約，使之受到有效監控，以防政治權力產生異化，造成負面效應，帶來惡劣影響。

由於權力是一種具有巨大的強制性與排他性，既能自我膨脹，又能自我擴展，並通過自身運行實現主體利益的力量，因此，導致掌握權力的人往往會為一己私利而濫用權力。

為了防止政治權力造成危害，設計出一種能夠限制權力的體制，人類自古以來就不斷探索。因為“人性本惡”，所以想要構建能夠保障人民權利的國家制度，就難以依靠對人性的道德純化，而要從外部對掌握權力的人進行足夠的限制與約束。出於天性，所有掌權者只要有機會就會濫用權力，因此以獲取政治權利與自由為現實訴求的百姓，不能把對自身利益的期望構築在掌權者的自我或受外力強制的道德自律與完善上，只能把訴求的途徑鎖定在制度的安排與設計上。由於權力具有強制性與排他性，不僅能自我膨脹，也能自我擴展，還能通過自身運行實現主體利益，因此從性惡論的前提出發，人們對於權力會產生難以抗拒的追求，而掌握權力的人則會不可避免地為一己私利而濫用權力。因為防止這種現象發生的道德教化途徑難以取得成效，所以只能從制度設計上來進行根治。

正是出於這種人性本惡的假定，思想家們才對人醜惡和自私的一面，不但保持高度警惕，還不斷努力設計一種能夠限制政治權力的體制。為此，早在古希臘時期，著名哲學家與政治學家亞里士多德就在《政治學》一書中，不僅提到一切政體都有三個要素構成的基礎，即議事機能、行政機能和審判機能，還提出混合政體學說，借此通過兼顧貧富利益而使社會保持穩定。過後，波里比阿倡導權力制衡，主張人民大會、元老院、執政宮三種權力只有互相配合，彼此均衡，才能建立穩固的政權結構。在這種分權的政權體系里，任何權力活動都要嚴格遵守制定好的法律，當權力系統哪一部分企圖獨攬大權，就會受到其它權力部門的抵制。

17世紀，英國著名的政治理論家洛克在其著作《政府論》中首次闡發近代意義的分權思想，提出立法權、行政權和聯盟權三權分立。他主張立法權是國家最高權力，應由民選的議會行使，而行政權與聯盟權處於次要的從屬地位，歸於國王，同時提出國王的行動必須受法律制約。洛克在論證分權制衡的重要性時強調“如果同一批人同時擁有制定和執行法律的權力，這就會給人們的弱點以絕大誘惑，使他們動輒要攫取權力，借以使他們自己免於服從他們所制定的法律，並且在制定和執行法律時，使法律適合於他們自己的私人利益，因而他們就與社會的其余成員有不相同的利益，違反了社會和政府的目的。”盡管這在當時具有很大的進步意義，但因為洛克的這種分權主張行政權與聯盟權在實質上具有一致性，所以實際上是兩權分立而不是正式意義上的三權分立，並沒有司法權的分立。

在此基礎上，法國的思想家孟德斯鳩加以補正，他不僅對洛克思想中的不足之處加以改進，也明確提出防止專制最好的辦法就是分權，還首次提出了司法獨立的思想。孟德斯鳩主張立法權屬於代議機關，行政權歸國王，而司法權屬於獨立的審判法院，三種權力分立，並相互制衡。他在其名著《論法的精神》中論述法和政體以及自由的關系時，強調了專制政體與法律的水火不容，認為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要防止權力被濫用，保障人民的自由，就必須以權力約束權力。他認為，如果國家的權力全部或部分地集中在同一個人或同一個機關的手里，那麽人民的自由便不覆存在。因此他主張國家的立法、行政、司法三項權力應當分別由三個不同的國家機關去行使，形成三項權力間的相互牽制和相互約束的格局，以保持國家權力間的平衡狀態．防止某個機關或某個人的獨斷專行。由於孟德斯鳩的分權理論對權力的劃分更加明確和科學，因此，不僅推動分權制衡理論日益趨向
完備，還相繼被許多國家采用，並以不同的形式得以體現。

後來，以美國第三任總統傑弗遜和漢密爾頓為首的聯邦派，在將分權制衡的理論付諸實踐的過程中，發展了這一理論，為制衡思想的發展做出了新的貢獻：第一，聯邦派以英國的政治現實為觀察，提出要防止民選的議會權力過大。在民主制下，立法部門權力過大是最危險的，防止議會專權，就能有效遏止多數人的暴政，維護少數人的合法權利；第二，聯邦派提出要防止行政權力的膨脹，控制總統的權力，以防範獨裁專制。更需要說明的是，他們不但把“三權分立以制衡”的政治思想變成了政治現實，還擴充分權制衡理論，宣揚國家權力除了橫向分為立法、行政、司法外，還務須縱向分解到各級地方政府，以使中央權力和地方權力相互監控，相互促進。

盡管分權制衡不但對於防止權力濫用、規範政府行為、推進民主法治和政治現代化具有重要意義，更在保障公民權利與自由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但由於三權分立的具體制度設計還有一些缺陷，還不能完全達到分權制衡的目的，因此，我國民主革命的先驅孫中山先生，通過制度創新，提出“五權分立”的政治思想，不僅把國家權力明確分為立法、行政、司法、考試、檢察五種權力，還使之彼此分立，各自均等，相互制約，相互監督，相互促進。雖然這一政治主張不但擴展了西方的分權制衡理論，還使分權制衡體系更加完善，可付諸實施後，各方面都表現不佳，尤其是不但檢察的作用沒發揮出來，考試的功效更差，以致沒有產生預期的效果。

因此，只能再通過制度創新，不斷彌補這一政治創見的缺陷，而使之更加科學，更加健全，更加完備，以至建立完善的權力制約機制，從而運用權力制約權力，利用社會監控權力，進而確保權力安份守已，避免權力興風作浪，防止權力為非作歹。

不管從哪方面來看，世界上現行的三權分立模式都有明顯的弊端，因此只能通過制度創新，構建一種新的分權制衡制度，一方面在政治上廢除專制，而以民主為基礎，以憲政為支柱，以法治為準繩，以人權為核心，以自由為媒介，以平等為紐帶，以多黨競爭為樞紐，以分權制衡為中樞，以地方自治及其軍隊國家化為前提；另一方面在經濟上既廢棄私有制，也廢止公有制，而以公私混合所有制為本，以公有經濟為主，以私有經濟為輔，以經濟競爭為媒介，以市場經濟為紐帶，並廢棄哈耶克倡導的反對政府幹預的自由市場經濟思想，而進一步弘揚和完善新凱恩斯主義提倡的政府管控的自由市場經濟主張，最終把國家權力橫向分為：立法機構，行政管理機構，公有經濟管理機構，監察管理機構，司法管理機構，也就是把國家權力橫向分為：立法，政務，公務，監察，司法五個權力機關。

由於五個權力機關構成新型五權分立，各自不僅職能明確，權力均等，而且相互制約，相互監督，相互促進，因此既提高了制衡水平，又加強了制衡功效，又超越三權分立，又具有普世功效。再則，把國家權力縱向分解到各省、各市、各縣，以至於各省、各市、各縣基本實行自治，不受上面管制，只受法律約束；不對上面負責，只對當地百姓負責，所以擁有自主權力。

由於新型五權分立使國家權力不再高度集中在一個政治團體身上，不但橫向分解到五個職能不同的權力機關，分解到不同的政黨身上，分解到多數人手里，而且縱向分解到地方權力機構，分解到地方各個黨派身上，分解到地方多數人手中，加上五個權力機關完全獨立，彼此職能迥異，各自能量均等，以至於相互制約有力，相互監控有效，因此既達到了分權制衡目的，又加強了分權制衡功效，從而不但迫使權力安份守已，也防止權力踏入禁區，還促使權力強國富民，而最終不僅強化社會道德，也凈化社會空氣，還美化社會環境。

盡管這種新型五權分立體制，既是一種新的制度安排，又是一種新的政治思想，可不但建立完善的分權制衡體系，還使國家權力之間相互橫向制約，還使中央權力和地方權力縱向相互制約，還嚴禁權力高度統一，以至建立完善的權力制約機制，不僅加強分權制衡的功效，還使分權制衡體系更加科學，更加健全，更加完備，從而確保通過選舉產生權力，確保權力定期轉換，確保權力縱橫分散，確保權力運作規範，確保運用權力制約權力，確保利用社會監控權力，進而確保權力減少操作失誤，確保權力提高運作效率，確保權力降低運行費用，最終確保國民經濟持續增長，確保綜合國力不斷增強，確保人民生活蒸蒸日上！

此外，不管是立法代表，還是行政首長；不管是公有經濟管理機構領導，還是監察管理機關首腦，都是通過民主選舉產生，任期有限，到期更叠。而且，立法機關由不同政黨的代表組成；行政管理機關、公有經濟管理機關以及監察管理機關，分別由不同黨派控制，任期有限，期滿換屆，不但相互制約，還受社會嚴密監控，一旦走入邪門歪道，必將遭到打擊。

最主要的是，不論是立法機構，還是行政管理機構；不論是公有經濟管理機構，還是監察管理機構；不論是司法管理機構，還是軍隊武警，都不隸屬哪個政治團體，而隸屬人民；都不受哪個政治組織控制，而只受人民管束；都不許哪個政治勢力操縱，而只有人民才能掌控，以防政治壟斷，以防專制覆燃，以防強權踐踏民主、憲政、法治、人權、自由、平等、多黨競爭、分權制衡、地方自治和軍隊國家化；以便所有權力竭盡所能，不但齊心為人民著想，也齊心為人民服務，還齊心為人民造福！

第四章建立愛的信仰體系

不論是通過“五化”為大同民主制度夯實基礎，還是通過“五制”為大同民主制度澆築支柱，都不僅取其精華而去其糟粕，也借助創新彌補各自缺陷，激發各自潛能，發揮各自優勢，還使兩者有機結合起來，並在構築大同民主制度的同時，通過吸收世界上各個宗教的精華，不但建立愛的信仰體系，還讓愛的光輝不僅照亮人類發展的道路，也照亮溫暖人的心靈，以至於無需用過多的道德教化來普渡眾生，只是倡導用愛的乳汁哺育生活真諦，用愛的汗水澆灌人生意義，把愛的血清注入現實里。

盡管人性本惡，但只要建立抑惡揚善的機制，就能利用一定的限制來約束惡，也能通過一定的愛來化解惡，而建立愛的信仰體系除了能運用法律和輿論罰惡，還能借助愛的光輝把惡融化為善。

因為愛不但是與生俱來的，還是無私的奉獻和給予，還是純正的正義，還是一種發自於內心的情感，還是精神所投射的正能量，還是人類的靈魂，所以才以愛為基礎，也以愛為核心，還以愛為靈魂，建立愛的信仰體系，以至不但讓人類的互愛博愛程度實現最大化，還達到萬教歸一、大道至簡的境界。而萬教歸一雖是人類靈性和智慧發展的必然結果，但並不是將一切宗教都歸到某一個派別，消滅其他派別，而是清除各派宗教之間的紛爭，為了地球和人類的安危聯合起來，共同完成拯救地球和人類的使命。而大道至簡則是指大道理（基本原理、方法和規律）是極其簡單的，簡單到一兩句話就能說明白。

為什麽要以愛為基礎，也以愛為核心，還以愛為靈魂，建立愛的信仰體系，不妨展開來說，愛不但是指喜歡達到很深的程度繼而人為之付出的感情，也是指人類主動給予的或自覺期待的滿足感和幸福感。愛有多種表達方式，包含了愛情、友情、親情、互愛、博愛以及人對所有事物的根本情感。另外愛不僅是一種感覺，還是一種信任，還是一種關心，還是一種幫助，還是對方受傷時會為對方心疼，還是一個人把對方當成自己最重要的人並希望自己成為對方最重要的人的欲望。進一步講，愛既是人的精神所投射的正能量，也是人主動或自覺地以自己或某種方式珍重、呵護或滿足他人無法獨立實現的某種人性需求，其中，包括思想意識、精神體驗、行為狀態、物質需求等，因此無需用過多的道德教化來普渡眾生，而只是倡導用愛的乳汁哺育生活真諦，用愛的汗水澆灌人生意義，把愛的血清注入現實里。

因為愛的基礎是尊重，所以愛既是一種發自於內心的情感，又是人對人或人對某個事物的深摯感情，而這種感情所持續的過程也就是愛的過程，通常多見於人與人或人與事物之間。而愛是認同、喜歡的高度升華，不同層次的愛對應著不同層次的感受或結果。

古往今來，許多文化學者、科學家、哲學家、心理學家、人類學家及社會學家們，都想說清楚愛，都想給愛以恰當的或準確的解釋和定義。一般認為：愛不僅是人類主動給予的幸福感，還是指一個人主動地以自己所能，無條件尊重、支持、保護和滿足他人無法獨立實現的人性需求，包括思想意識、精神體驗、行為狀態、物質需求等。其實，愛的最佳的定義應該是真心對待某個生命體或物體（可以是人、物品、動物），使其整體感到快樂，但被愛不一定感到快樂。

如果說愛的基礎是尊重，那麽愛的本質則是無條件地給予，而非索取和得到。僅這一點就說明，愛是純正的正義。所以，愛既是一種發自於內心的情感，也指的是對某個人或某個事物有純潔而深摯的感情。這種感情所持續的過程也就是愛的過程，通常多見於人與人或人與物。海洋文化學者李二和先生不但對愛理解深刻，還將對愛的理解升華到了生命的高度。他認為：“愛，是一種生命現象，是這個世界的靈魂，她屬於整個生命系統。因為愛，我們才覺得美好，生命才擁有了智慧、期待和求索。愛，出自心靈，出自本然。是生命最美最自然最渴望的情愫和狀態。是一個生命對另一個生命或事物的珍重、眷顧和牽念。是對世界的憐惜和悲憫。”（李二和《舟船的起源》）

此外，愛是無私的奉獻和給予，包括物質、感情、行動等形式。有愛的人有朋友，博愛的人朋友廣。因為愛是與生俱來的，所以可以認為是本性的特質，換言之，愛是作為人必須具備的本質之一。雖然世界各民族間的文化差異使得一個普世的愛的定義難以道明，但並不是不可能成立（薩丕爾-沃爾夫假設）。愛可以包括靈魂或心靈上的愛、對法律與組織的愛、對自己的愛、對食物的愛、對金錢的愛、對學習的愛、對權力的愛、對名譽的愛、對他人的愛、對環境的愛數之不盡。不同人對其所接受的愛有著不同的重視程度。

當然，愛和喜歡（喜愛）有所不同。喜歡包含“想擁有，想得到”。例如：我喜歡奔馳轎車（我想得到奔馳轎車）；我喜歡這個女孩（我想和這個女孩在一起）；我喜歡吃蘋果（我想吃蘋果）等。喜歡，僅代表個人心里感受。當見到喜歡的人或事物時，自身感覺到快樂。當喜歡達到一定的強度，人就會為之付出物質、時間、情感，甚至傾其所有，這時就上升為愛。而愛代表著願意為對方無條件的付出，而不求回報，就像母親對孩子的付出一樣。愛是願意為喜歡的人付出，願意無條件的對一個人好，經常地想念對方，對方的行為會影響自己的心情。如果不願付出，僅僅是追求在一起時的快樂，那只是喜歡。

再者，愛本質上是一個抽象概念，只能意會難以言傳，人與人要達到互愛的水平，不管是具有血緣關系的親情，還是一般人的感情，都需要一個過程。互愛的產生跟平常與人相處的技巧密切相關，平常人與人相處，不僅要記人好處，也要看人長處，還要補人短處，更要幫人難處，只要相處達到融洽的程度，時間長了自然就產生了互愛。一旦人與人達到互愛的境界，那不僅是一種享受，也是一種幸福。再則國際知名慈善公益組織君友會認為：愛的表現必須由近而遠，善的勵行必須由小而大，愛與善都必須要由內而外，由自己而別人，以自己為中心點不斷地擴大，從自己、家庭、親戚朋友、小區，慢慢擴展到社會上，擴散到整個地球的每個角落，以至於愛惜生態環境。只有這樣才能把一般的愛提升到博愛的境界，廣泛而無私地關愛所有人，以至於用愛的乳汁哺育生活真諦，用愛的汗水澆灌人生意義，把愛的血清注入現實里。因為愛的對象是全人類，所以博愛不但是種廣泛的愛，也是種無私的愛，還是種崇高的愛，以至達到愛的最高境界。

如果說一般的愛屬於自我的範疇，那麽互愛則達到忘我的程度，而博愛則達到無我的境界。既然博愛是要人與人之間有一種互相關心、互相幫助，那麽最基本的條件不僅是人人平等，還要有一顆熱忱的心，但是博愛的“愛”是有程度限制的，因為這種愛由於範圍的廣泛，所以只能是一種泛泛的愛，最簡單的對博愛的定義就是“對其他人有一種熱忱的心，去幫助所有需要關心的人”。

此外，博愛既是無私的，又是廣大的，也是崇高的。既能把這種愛給予親人，給予朋友，也能把這愛給予不認識的人，甚至是在平時反目的敵人遇難的時候，也能伸出援助之手！愛是能讓人心胸廣大的，既然心中有了愛，再暴躁的人也會在愛的感召下變得柔情似水。百煉精鋼都能化為繞指柔，可見愛的力量是多麽偉大。然而，這種愛並不是濫施濫愛，而乃為仁者之愛！有人說博愛是舶來品，是西方資產階級的東西。其實，早在我國戰國時代墨家就有“兼愛”的論述；唐代的韓愈有“博愛之謂仁”的說法。從人類的發展來看，提出和明確博愛的思想，不僅是人類成熟的表現，也是人類智慧的結晶，還是人類可持續發展的基石。

再則，博愛不但是要人有博大的心懷，要能容得下大千世界，還是人與人交流，還是共存的保障，還是世界和平發展的中心議題，因此博愛不僅是公理，也是共同的信念，不只是解決何以為生的問題，還要解決為何而生的人生觀和世界觀、價值觀的問題。如果“慎獨”是對人自律自省的重要標志，那麽博愛則是在很多情況下不需要克制自己的自由，這是一種持久的真情、理性和道德的力量。

總之，正是因為愛不但是與生俱來的，還是無私的奉獻和給予，還是純正的正義，還是一種發自於內心的情感，還是精神所投射的正能量，還是人類世界的靈魂，所以，創立世界大同民主制度的同時，不僅以愛為基礎，也以愛為核心，還以愛為靈魂，建立神的信仰體系，以至既讓人類的互愛博愛程度達到最大化，又讓愛得到升華。

其實愛的信仰體系並不覆雜，反而非常簡約，如果說宗旨是互愛博愛，那麽信條則是人生就是見性，生活就是修行，其中見性既是指屏棄一切雜念，徹悟因雜念而迷失的本性，也是指率真地表現心性；而修行不僅指修養德行，還指修正自己身體、語言、行為的偏差。而其實現方式除了倡導用愛的乳汁哺育生活真諦，用愛的汗水澆灌人生意義，把愛的血清注入現實里，沒有嚴格的規定，只是通過法律和輿論賞善罰惡。另外不僅沒有冗長的教義，也沒有繁文縟節，還不用去教堂寺院等場所，只是根據自己的情況在日常生活中虔誠修行，不斷由近及遠地踐行，從愛親人到愛朋友到愛他人等，而一旦上升到互愛博愛的程度，除了獲得尊敬讚頌，還會得到社會的獎勵，以至於達到萬教歸一、大道至簡的境界。

第五章創建中國大同民主

盡管當今世界上還沒有哪個國家創建大同民主制度，但是有許多國家不僅有條件創建，也具有創建的軟硬環境，而誰先創建大同民主制度，誰就搶到先機，誰就先受益，誰就占據領先地位，以至既有助於提高生產力的水平，也有利於促進生產關系的完善；既有助於國家建設，也有利於社會發展；既有助於宏觀經濟平穩運行，也有利於國民經濟持續增長；既有助於創造各種就業門路，也有利於提升社會福利標準；既有助於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也有利於提升綜合國力。

不過，從現有條件及其軟硬環境上來看，各國有各國的優勢，也有各的不足。其中，西方民主發達國家雖然在政治方面優勢顯著，可私有經濟成分過多，還需要進行公有化；而中國除了缺乏民主，其他現有條件及其軟硬環境不但適合創建大同民主制度，而且既便於施工，又節省費用，只是需要盡快開辟中國民主化的捷徑。

一，中國民主革命的化身

與其說中國五千多年的發展道路是炎黃子孫走出來的，不如說是爬出來的更恰當，因為從古到今，中國人一出生就背負專制，根本就站不起來，而只能在專制的壓迫下爬行，以致一代代不是爬著膜拜，就是爬著表白；不是爬著喝彩，就是爬著抒懷；不是爬著挨宰，就是爬著認栽，居然直到現在，還不能站起來，展示人的風采，展示人的豪邁，展示人的氣概！

如果說世界五千多年的歷史，不僅展現進化的過程，也展現原始社會的狀況，還展現奴隸社會的形態；不僅展現封建主義的興亡，也展現資本主義的不公，還展現社會主義的衰敗；不僅展現國家從專制到民主的演變，也展現社會從人治到法治的變遷，還展現人民從奴仆到主人的轉換，那麽中國五千多年的歷史，僅僅展示五千多年的專制，而五千多年的專制，既帶來五千多年的壓迫，又帶來五千多年的剝奪；既帶來五千多年的磨難，又帶來五千多年的坎坷；既帶來五千多年的災害，又帶來五千多年的人禍，不但致使中國百姓從古到今一直走在專制的彎道上，到死都沒踏上過民主之路，而且，致使中國百姓至今還沒真正站起來，而不是一路跪拜，就是忍痛爬行；也致使中國百姓至今不能暢所語言，而不是違心說謊，就是裝聾作啞；更致使中國百姓至今都沒當過家做過主，而不是淪為車夫，就是淪為奴仆！

更可悲的是，在專制政權的封堵下，中國民眾普遍缺乏對民主的認識，因此不僅導致民眾民主意識淡薄，還導致民眾對民主產生曲解。盡管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隨著改革不斷深化，隨著開放不斷擴大，隨著放開經濟和有些方面自由，中國的政治環境有所改善，可是中共當局出於維護自身的統治地位，不但依然采取高壓政策，也鉗制言論及其結社、信仰自由，還僅僅根據自己的政治需要，利用各種詭辯竭力醜化民主，竭力為自己辯解，竭力為一黨專制貼金，致使中國民眾至今普遍缺乏對民主的認識，至今普遍缺乏民主觀念，至今普遍都對民主有些誤解。

一百多年前，以孫中山為代表的先輩們率先踏上民主革命的征程，為了鋪築中國民主之路，他們一個個挺身而出，舍生忘死，前赴後繼，頂刀風冒彈雨，拋頭顱灑熱血，經過艱苦卓絕的拼爭，終於用汗水，終於用鮮血，終於用腦漿，於1911年通過辛亥革命，不僅沖毀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專制制度，也沖出中國民主共和的道路，以至既使大清帝國變成中華民國，又對其他國家的民主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

不管對中國而言，還是對世界來講，一百多年前以孫中山為代表的先輩們領導的中國民主革命，不僅波瀾壯闊，還影響深遠，更震撼人心，至今讓人不斷反思，讓人不斷感慨，讓人不斷回味！

縱觀中外歷史，讓人既敬佩又尊崇的偉人實在寥寥無幾，而中國除了孫中山，沒人能贏得偉人的資格，沒人能配得上偉人的稱譽，沒人能夠配稱偉人！當然，孫中山是人而不是神，可他不僅是中國民主革命的奠基人，也是中國民主革命的化身，還是中國民主思想的靈魂，更是中國歷史上獨一無二的偉人！

盡管通過民主革命摧毀兩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專制制度而建立中華民國，並非孫中山一人的功績，而是無數仁人志士齊心用血汗澆注的豐碑，可是這並不影響孫中山成為中國民主革命的奠基人，成為中國民主革命的化身，成為中國民主思想的靈魂，成為中國歷史上獨一無二的偉人！

如今讓人痛心的是，對於孫中山的偉大人格，對於孫中山的頑強精神，對於孫中山提出的政治創見，當今不管是年已古稀的老人，還是中青年人，都知之不多，其原因不是時間久遠，而是中共當政以後讓毛澤東的陰影完全遮蔽了孫中山的光輝。

擦掉孫中山頭上的灰塵，抹去孫中山臉上的唾沫，搓去孫中山身上的污漬，僅從他非凡的一生不但能看到中國民主革命的艱難歷程，還能看到中國民主革命的血色縮影，更能看到他大公無私的偉大人格，看到他不屈不撓的頑強精神，看到他獨樹一幟的政治創見。

據統計，從1894年到1911年之間發動的革命起義事件計有29次之多，其中，僅孫中山參與策劃的就達十余次。盡管1911年的武昌起義是共進會與湖北新軍革命團體文學社共同策劃的，而孫中山並沒參與，可他為辛亥革命打下堅實的基礎，因此，不但是辛亥革命的奠基人，更是中國民主革命的化身。

尤其值得稱頌的是，孫中山不僅創立三民主義政治主張，還借鑒分權制衡學說，根據國情民意，根據社會客觀要求，根據歷史發展規律，創建“權能分立”和“五權分立”的政治思想，把國家權力分為“人民權”和“政府權”，前者為“政權”，後者為“治權”，並明確闡述人民享有選舉、罷免、創制、覆決四種權力（即所謂“政權”）；而政府擁有立法、行政、司法、考試、檢察五種權力（所謂“治權”），彼此分立，各自均等，相互制約，相互監督，相互促進。人民利用“政權”管理政府（即人民應有“權”），而政府運用“治權”管理社會（即政府應有“能”），兩者相互作用，維護國家安定。其中，著重強調人民對權力機構的控制，社會對權力機關的制約。他這一政治思想不但擴展了西方的民主理論，還使民主體系更加完善，因此，他對政治學說作出重要的貢獻，不僅值得大書特書，更應付諸實施。

自1905年孫中山借《民報》發刊詞首次提出“三民主義”學說起，他便在實踐中不斷使之完善，到1924年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宣言》中對三民主義作出了經典的概括，為後人留下了寶貴的思想遺產。

首先，就民族主義而言，1906年的《軍政府宣言》中所提出來的“驅除韃虜、恢覆中華”的口號，僅限於排滿，顛覆滿清朝廷對漢人的統治。而1924年將民族主義更新為兩個目標：第一，免除帝國主義之侵略；第二，承認中國以內各民族之自決權，於反對帝國主義及軍閥之革命獲得勝利後，當組織自由統一的中華民國。如果說民族主義對外是反帝，那麽對內之目標則是各民族自治自決，互相平等，待革命勝利之後共建自由統一的中華民國，而這個國家是建立在各民族自治基礎上的聯邦性質的共和國。

其次，就民權主義來說，1905年的《軍政府宣言》對民權思想就有明確表述：國民政府內，“凡為國民皆平等以有參政權。大總統由國民公舉。議會以國民公舉之議員構成之，制定中華民國憲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為者，天下共擊之！”

1924年《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稱：“近世各國所謂民權制度，往往為資產階級所專有，適成為壓迫平民之工具。若國民黨之民權主義，則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者所得而私也。”以這一宗旨，《宣言》鄭重宣告：“國民黨之民權主義，於間接民權之外，覆行直接民權，即為國民者不但有選舉權，且兼有創制、覆決、罷官諸權也。”

再者，就民生主義來講，對於人民之食衣住行四大需要，政府與人民協力，使民足食、裕衣、樂居、利行。此外，政府還應經營育幼、養老、濟貧、救災、醫病衛生等公共事業。

在《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寫道：“國民黨之民生主義，其最重要之原則不外二者：一曰平均地權；二曰節制資本。”其中，對“平均地權”的解釋是：蓋釀成經濟之不平均者，莫大於土地權之為少數人所操縱。為此國家規定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征收法及地價稅法。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估價呈報政府，國家就價征稅，並於必要時依報價收買之。自此次報價之後，若土地因政治之改良、社會之進步而增價者，則其利益當為人民所共享，而原主不得而私之。此則平均地權之要旨也。

對“節制資本”的解釋是：凡本國人及外國人之企業，或有獨占的性質，或規模過大為私人之力所不能辦者，如銀行、鐵道、航路之屬，由國家經營管理之，使私有資本制度不能操縱國民之生計。此則節制資本之要旨也。

另外，《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承諾，對於缺乏土地之農民，國家將給以土地，以資耕作；對於失業工人，國家將予救濟，並制定勞工法，改良工人之生活。

簡括起來，三民主義的總精神，如同孫中山所說：“三民主義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這個民有、民治、民享的意思，就是國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照這個說法，人民對於國家的一切事權都是要共的。”

為了實現三民主義，孫中山不僅提出了軍政、訓政、憲政“三時期說”，還提出了“權能說”。“三時期”的提出最早出自1906年的《軍政府宣言》。第一期為軍法之治，三年為期。第二期為約法之治，六年為限。第三期為憲法之治。

1924年的《國民政府建國大綱》進一步闡述了軍政、訓政、憲政三時期說。其中，軍政時期，一切制度系隸屬於軍政之下。政府一面用兵力掃除國內之障礙，一面宣傳主義以開化國人之心，而促進國家之統一。訓政時期，政府派員到各縣協助人民籌備自治。人民受使用四權之訓練，得選舉縣官與議員，方成為完全自治之縣。每縣地方自治政府成立之後，選國民代表一員，以組織代表會，參與中央政事。

凡一省全數之縣皆達完全自治者，為憲政開始時期。國民代表會得選舉省長，為本省自治之監督。在此時期，中央與省之權限采均權制度。凡事務有全國之性質者，劃歸中央；有地方之性質者，劃歸地方。不偏於中央集權或地方分權。全國有過半數省份達至憲政開始時期，則開國民大會，決定憲法而頒布之。憲法頒布之後，中央統治權歸於國民大會，國民大會產生中央政府官員與行使四權。憲法頒布之日，即為憲政告成之時，而全國國民則依靠憲法行全國大選。是為建國之大功告成。

此外，為了便於處理紛繁的國家事務，孫中山提出了“權能”的概念。他說，“國民是主人，就是有權的人，政府是專門家，就是有能的人。”人民享有的權是政權，政府所享有的權是治權。“國民政府的官吏，不管他們是大總統是內閣總理、是各部總長，我們都可以把他們當做汽車夫，或者是當做看門的巡捕，或者是診病的醫生。只要他們是有本領，忠心為國家做事，我們就應該把國家的大權付托於他們，不限制他們的行動，事事由他們自由去做，然後國家才可以進步”。“所以，政治之中，包含兩個力量：一個是政權，一個是治權。”人民要把這個治權完全交到政府機關之內，使政府有很大的力量治理全國事務，另一方面，人民應有“充分的政權，管理政府的方法很完全，便不怕政府的力量太大，不能夠管理。”而人民怎樣管理政府呢？

就是用四個權：選舉權、罷免權、創制權、覆決權。有了這四個權，人民便可以直接管理國家的政治。在政府方面，要有五個權：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考試權和監察權。這就是政府的治權，政府用這五個權來治理國家。孫中山認為，“用人民的四個政權來管理政府的五個治權，那才算是一個完全的民權機關。有了這樣的政治機關，人民和政府的力量才可以彼此平衡。”人民有權，政府有能，“彼此保持平衡，民權問題才算是有軌道。”另一個孫中山還指出，他所提出的“權能說”在歐美的政治哲學中是沒有的，這是他的一個創舉。如果中國能夠實行這個“權能說”，“便可以破天荒地在地球上造成一個新世界。”

再則，“五權憲法”也是孫中山的一個創舉。他說：“我們現在要集合中外的精華，防止一切流弊，便要采用外國的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加入中國的考試權和監察權，連成一個很好的完璧，造成一個五權分立的政府。象這樣的政府，才是世界上最完全、最良善的政府。國家有了這樣的純良政府，才可以做到民有、民治、民享的國家。”

當然，孫中山是人而不是神，因此對於他所倡導的“二次革命”和“護法戰爭”及“北伐戰爭”，各種微詞此起彼伏。宋教仁被暗殺後，當時大部分囯民黨議員主張“法律倒袁” ，而孫中山堅決主張“武力解決” ，並匆忙發起討伐袁世凱的“二次革命”。這次革命，不僅以失敗告終，還使憲政進程中斷，更為軍閥割據提供了機遇。為了吸取過去失敗的教訓，孫中山在1914年把國民黨改造成中華革命黨時，明確規定黨員必須發誓：“願犧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權利，服從孫先生……如有二心，甘受極刑。”對此，黃興等人不但反對，還與孫中山分道揚鑣。而孫中山擔任黨的總理後，又規定“總理對於中央執行委員會之決議有最後決定之權”。盡管這些言行，帶有專制主義思想，但在武力革命期間采取軍政措施，不僅必要，還能統一思想，使組織不再松散，而能集中力量讓革命取得最大效益，因此無可厚非。

對於他所提出的“以俄為師”以及“容共”政策，雖是他的失策，也是他的污點，不過，卻是在不得已的情況下，采取的一種策略。而孫中山之所以實行“以俄為師”以及“容共”這一政策，一是因為在革命遇到挫折時，他得不到西方國家的援助，而列寧聲稱要幫助孫中山的國民革命，促使孫中山順勢而為，提出“以俄為師”以及“容共”政策。

二是因為當時革命陷入困惑，對列寧領導十月革命的成功十分艷羨，對俄共組織上的嚴格紀律以及以黨治國非常讚賞，以至認為這是有益的經驗，對於改進國民黨的組織工作與鞏固革命大有裨益，因而提出“以俄為師”。

三是因為孫中山看到西方國家勞資矛盾日益突出，社會動蕩，誤認為俄國革命後，工農大眾成為國家主人，可以解決民生問題，因此不但讚賞俄國革命，還確定“聯俄、容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雖然孫中山在此之前曾強調“要以三民主義為立國之本源，五權憲法為制度之綱領”，但他並沒有認清蘇俄扶植中共，是實施其東方路線的戰略安排，也沒有認清蘇俄策劃的“容共”政策不僅是唆使共產黨分裂國民黨的策略，還是篡奪國民黨黨權和國民革命的領導權的“挖心戰術”。

綜上所述，盡管孫中山是人而不是神，有不少失誤，可是僅觀其一生，其言其行都洋溢著民主主義的精神。他不僅創立三民主義政治主張，還擴充了分權制衡學說，創建“權能分立”和“五權分立”的政治思想。如果說他對中國民主革命的重要貢獻值得大書特書，那麽他對政治學說作出的重要貢獻，不僅值得大書特書，更應付諸實施。

盡管孫中山並沒直接參與辛亥革命，可他不但為辛亥革命打下堅實的基礎，還在辛亥革命後為了獲得國際支持到處奔波，因此被推舉為臨時大總統。為了國家利益，為了民族利益，為了人民利益，他沒有把革命成果攫為己有，因而只做了45天的臨時大總統，就讓位給了袁世凱，而換來了清皇室遜位，南北媾和，以至不僅避免了一場戰亂，還使辛亥革命這場結束皇權專制的深刻革命成為一次溫和的革命，更使這場革命超過英國的“光榮革命”。

袁世凱覆辟後，孫中山之所以要確立個人權威，完全是為了防止革命遭受挫折和流產，而不是為了做皇帝。在軍閥混戰的情勢下，因為四處碰壁，孫中山在飽受刺激後，下決心以俄為師，而按照極權主義的原則重造國民黨，使軟弱的國民黨重新恢覆力量。他將國民黨武裝化的同時，也深刻地認識到，一黨依憑擁有暴力來進行政治獨裁，違反了民主共和的基本精神和原則，不僅是對公民的權利的剝奪，也是一種政治上僭越，還是一種在亂世采取的權宜之計，而這是最終達到共和秩序不得不經過的必由之路。為了解決這一在亂世采取的權宜之計帶來的悖論，孫中山設計了軍政、訓政、憲政，作為建設一個真正民主共和國的三部曲，借此明確提出在憲政時期還政於民。

盡管中國民主革命之路並非由孫中山一人鋪築，而是由無數仁人志士齊心用血汗澆築出來的，可縱觀中國民主革命的歷史，惟有他能象征中國民主革命的精神，惟有他能代表中國民主革命的思想，惟有他能勝任中國民主革命的領袖，因此他不但成為中華民國的國父，也成為中國民主革命的化身，也成為中國民主思想的靈魂，也成為中國歷史上獨一無二的偉人！

1925年3月12日9時30分，孫中山因原發膽管腺癌轉移到肝部逝於北京協和醫院，享年僅五十九歲。彌留之際，孫中山簽署2份遺囑：一是《政治遺書》，二是《家事遺書》。

其中，《政治遺書》全文是：“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現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務須依照余所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繼續努力，以求貫徹。最近主張召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尤須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是所至囑！”而《家事遺書》全文是：“余國盡瘁國事，不治家產。其所遺之書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慶齡，以為紀念。余之兒女，已長成，能自立、望各自愛，以繼余志。此囑！”

孫中山逝世後，僅北京簽名吊唁的就竟達74萬多人，而參加送殯者多達30余萬人。可見，孫中山在百姓心上處於何等地位。

二、一黨專政的起源

隨著孫中山的病逝，不僅中國民主革命隨之夭折，國家也隨之陷入軍閥混戰的局面，而社會也隨之處於混亂失控的狀態，經濟也隨之瀕臨崩潰的邊緣。

如果說孫中山通過極權確立個人權威和重造國民黨只是權宜之計，旨在防止革命遭受挫折和流產，而不是為了做皇帝，那麽蔣介石則順勢將計就計，不僅建立以中國國民黨為領導核心的國家體制，還實行“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一黨專制，而毛澤東順勢變本加厲，不但把一黨專制發揚光大，還讓自己的獨裁統治登峰造極！

當初，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是仿效英美議會政黨的方式組織起來的，但在民國初年軍閥混戰的情況下，孫中山四處碰壁，在飽受刺激後，終於明白在政治治亂更替的循環中，只有一種由亂至治而重新修覆秩序的邏輯，而這個邏輯就是擁有暴力的武裝集團通過逐鹿中原，由勝利者重新壟斷暴力，構建新的政治秩序。因此，孫中山下決心以俄為師，而按照極權主義的原則既確立個人權威，又重造國民黨，使軟弱的國民黨重新恢覆力量。而他的操作方法一是重造黨的意識形態，提出一個具有號召力的宏大主義；二是建立黨軍；三是強化領袖和組織對黨員的人身控制。

當然，孫中山通過極權確立個人權威，將國民黨改造成一個極權主義政黨時，已認識到這麽做所包含的悖論：一方面國民黨的三民主義中，在政治上真正打動人心的是要重造一個真正屬於人民的共和國；另一方面在國民黨擁有軍隊和用暴力打下政權後，勢必導致黨的獨裁和對整個國家的占有。為了解決這一悖論，孫中山設計了軍政、訓政、憲政，作為建設一個真正的共和國的三部曲，以借此明確提出在憲政時期，國民黨應還政於民。而這也就是說，孫中山在一個亂世中為了要重建共和秩序，不得不將國民黨武裝化的同時，也深刻地認識到，一黨依憑擁有暴力來進行政治獨裁，既違反了民主共和的基本精神和原則，又不僅是對公民的權利的剝奪，也是一種政治上僭越，還是一種在亂世采取的權宜之計，因而在他看來，這是最終建立民主共和制度不得不經過的必由之路。

不幸的是，蔣介石順勢將計就計，領導國民黨通過北伐打敗各路軍閥奪取政權後，不僅建立以中國國民黨為領導核心的國家體制，還實行“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一黨專制，

盡管蔣介石領導國民黨通過北伐打敗各路軍閥奪取政權，並根據《國民政府建國大綱》表面上開始實施訓政，建立以中國國民黨為領導核心的國家體制，然而，由於沒有徹底實行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政策，沒有徹底貫徹孫中山五權分立的政治主張，沒有徹底落實孫中山設計的軍政、訓政、憲政策略，以致在蔣介石統治大陸時期，亂世始終沒有結束，並沒從軍政、訓政過渡到憲政，致使孫中山設計的建設共和國的方略，落實到現實中則變成了國民黨一黨專政的黨國，以至不僅實行“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專制統治，而且，不管是國家的政治權力，還是大部分的社會資源，都壟斷在以蔣介石為首的小集團手中，結果不但導致中國民主革命夭折，還致使國人深感失望。

綜觀蔣介石的一生，盡管他領導中國國民黨北伐，不但掃除北洋軍閥，結束了軍閥割據和南北分裂的局面，還重建了中華民國；盡管他生前采取諸多的獨裁措施乃著眼於當時的背景，在處於內憂外患的情況下作出的選擇，但他既沒簽署賣國條約，又給不同的政黨、獨立的社會團體、自由的媒體及經濟組織的生存留下了不小的空間；盡管他1951年至1967年在台灣統治期間由於容納、未全面封殺地方首長與議員的選舉，而奠定了中華民國民主化的基礎，可由於沒有徹底實行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政策，沒有徹底貫徹孫中山五權分立的政治主張，沒有徹底落實孫中山設計的軍政、訓政、憲政策略，結果導致中國沒能掙脫暴力革命與專制回歸的宿命，沒能沖破專制的封鎖，沒能拆除黨國的牢籠，以至於沒能鋪築中國民主共和之路，從而致使中國喪失了一個又一個歷史發展機遇，致使中華民族失去了一個又一個騰飛機會，致使一代又一代炎黃子孫飽嘗貧窮落後，飽嘗磨難屈辱，飽嘗艱難困苦！

更不幸的是，毛澤東順勢繼承蔣介石打造的 “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一黨專制，不但把一黨專制發揚光大，還變本加厲，讓自己的獨裁統治登峰造極！

由於他不僅用“共產”的虛幻理想，用“新民主主義”的旗號，用他玩弄於股掌間的“人民共和國”，將幾代中國人成功地變成誓死捍衛他個人的衛兵，還以“人民民主專政”的誘餌，還以“人民是國家的主人”的幌子，還以“為人民服務”的名義，借獨裁發動了全面剝奪公民權利而將所有中國人變為黨的財產和工具的鬥爭，致使國家的運作不受任何的法度和規則的約束，而全憑毛澤東用他隨心所欲的最高指示來駕馭，以致毛澤東成就了自己“千古一帝”的輝煌偉業，而全體中國人民則在不斷地從勝利走向勝利的幻覺中，被愚弄得暈頭轉向，被剝奪得一無所有，被折磨得體無完膚！

綜觀毛澤東的一生，從他加入共產黨起，先用馬列主義蠱惑民眾，並用無產階級革命煽動百姓，還以“打土豪分田地”的誘餌，誘使廣大農民上當受騙，然後借著以農村包圍城市的策略，通過武裝鬥爭與國民黨軍隊周旋。而在瀕臨滅亡之際，毛澤東采用陰謀的手段，在逃亡途中，利用張聞天和王稼祥奪取中共領導權，率領不足一萬人的紅軍到陜北後，順勢充分利用日本侵略中國的機會，打著抗日救國的幌子，借助西安事變，接受國民政府招安收編，以至於不但生存下來，還不斷擴充武裝力量，不斷擴展根據地，不斷發展壯大，從而為內戰打下堅實的基礎。抗戰結束後，毛澤東又打著新民主主義的旗號招搖撞騙，並用土地革命和其他激勵措施等籠絡收買人心，最終騙取廣大民眾支持，取得內戰勝利而奪取國家政權。

在宣布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前夕，毛澤東不但高調宣稱“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還高調宣稱“人民是國家的主人”，更高調宣稱“人民民主專政”，可事實證明建立的並不是人民共和國，而是一黨專政的黨國，因此，毛澤東不僅欺騙了中國百姓，也欺騙了整個國際社會，非但沒讓中國人民站起來，非但沒讓中國百姓成為國家的主人，非但沒讓中國民眾嘗到共和國的味道，反而致使中國人民陷入水深火熱之中，只能在專制的壓迫下忍辱爬行，只能在專制的壓迫下當轎夫做奴仆，只能在專制的壓迫下一次又一次蒙受政治蹂躪，一次又一次飽嘗政治苦果；一次又一次遭受政治愚弄，一次又一次體會政治虐待；一次又一次參演政治悲劇，一次又一次嘗遍政治磨難！

盡管蔣介石以激進的措施推行獨裁統治，但既沒簽署賣國條約，又給不同的政黨、獨立的社會團體、自由的媒體和經濟組織的生存留下了不小的空間。而毛澤東領導共產黨以更激進的社會改革理念為號召，加上比國民黨更為嚴密的領袖和組織對加入者的絕對控制，以致在一個大多數人陷入貧困和破產的亂世中，共產黨顯示出了比國民黨更強的戰鬥力，最後以上千萬人的生命為代價，終於用自己的獨裁取代了蔣介石獨裁統治，以至於不僅簽署賣國條約，也取消一切獨立的政治、社會組織和媒體，還通過“三大改造”等，既滅除了中國社會中一切自由的經濟組織，又徹底剝奪了中國人自由結社的權利；結果非但沒讓中國百姓當家做主，反而變本加厲地通過獨裁對公民的權利進行史無前例的剝奪。

首先，毛澤東領導共產黨簽署賣國條約。1949年周恩來通過簽署中蘇友好條約，不但向蘇俄割讓大片國地，也割讓外蒙古而承認其獨立，還承認早前清政府簽署的不平等賣國條約。而條約包括：1、中華人民共和國無條件承認外蒙古獨立。2、中華人民共和國承認海參威(包括海參威所轄郊區)是蘇聯固有領土；中華人民共和國承認烏蘇里江江北64屯為蘇聯領土。中華人民共和國承認圖門江出海口是蘇聯主權；新疆北郊是蘇聯領土。3、中華人民共和國停止1945年以來南京政府所有索土要求。承認清朝政府1850年以來所有領土條約。4、烏蘇里江江域北三分之二屬於蘇聯主權，南三分之一屬於中國主權。5、蘇聯政府歡迎中華人民共和國關於領土的聲明。6、雙方同盟一致反對國民黨，及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

其次，毛澤東領導共產黨肆意踐踏公民生命權。中共建政之初，全國各地與歡慶鑼鼓聲同時響起的還有此起彼伏的槍殺聲。1950年6月30日頒發了《土改法》，實行“和平土改”。可是，至12月毛澤東突然推翻《土改法》，下達“反對和平土改”的指示，使毛的“土改”在全國農村如火如荼地鋪開，導致全國各地不僅對地主，也對富農亂捕、亂打、亂殺，可以說“村村流血，戶戶鬥爭”。

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發布了“鎮反”指示，強調“嚴厲制裁”，開展大張旗鼓的“鎮反”運動，但未提出嚴懲標準。指示要求依照政務院公布的懲治反革命條例加以鎮壓，而此時政務院卻未有條例公布。1951年，毛批示，“在農村，殺反革命，一般應超過人口比例千分之一……在城市一般應少於千分之一。”

不論是土改殺地主鬥富農，還是鎮反，都是在沒有司法程序的情況下進行的，想抓就抓，想殺就殺。據1954年1月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報告，鎮反以來，全國共捕262萬余人，共殺反革命分子71萬2千余人。所殺人數已達到全國5億人口的千分之一點二四的水平，超出了毛澤東當初設想的千分之一的水平。而實際遇害人數（包括國民黨縣長以下至地方甲長的公教人員及地主分子）至少在500萬人以上。1953年的“肅反”運動中，也至少有21300余人被處死，4300余人自殺或失蹤。這種非人道的屠殺，不限於中共建政之初。到了“文革”期間，打人、殺人之風更是風靡全國，其中，北京大興縣與廣西武宣縣殺“地富反壞右”及其子女就是兩個典型。據中共黨史研究室編輯的《建國以來歷次政治運動事實》報告，“文革”中有172萬8千余人非正常死亡；13萬5千余人被以現行反革命處死（武鬥中死亡人數不在此內）。另據專家對中國縣志記載統計，“文革”中非正常死亡至少達773萬人。

此外，毛澤東領導共產黨高舉“共產”的旗幟，利用制度化徹底剝奪全體公民的財產權，一方面借助土改不僅剝奪了地主擁有的土地，也剝奪了個體農民的土地；一方面通過“三大改造”不但剝奪了私人企業主的資本，也剝奪了手工業者的資本，以至把每個公民手中的生產資料剝奪得一幹二凈；一方面通過所謂的“經租房”政策剝奪了所有公民的私人房產權。而對公民財產權的剝奪，不僅體現在對公民擁有的靜態財物的剝奪，還表現在對公民的自由交易、自由生產、自由消費的權利的全面剝奪。而經過這種對財產權的全面剝奪後，除了極少數享受特供的高級幹部外，其他中國公民的生活水準30年間始終被控制在勉強維持勞動力簡單再生產的水平上，一部分勉強度日，一部分連度日都艱難。

再者，就毛澤東領導共產黨釀成的迫害來講，從中共建政開始對知識分子的迫害就從未停息，尤其是1957年對知識分子大規模的迫害，讓人觸目驚心，而實質是以暴力馴服知識分子，摧毀知識分子的獨立人格，以根除黨國的隱患。如今，“反右”的研究已成顯學，可中共還在極力掩飾，既沒有向“右派”及其子女、向國人道歉，以求得諒解與和解，也沒有給予“右派”及其家屬賠償精神與經濟損失，以修覆歷史創傷。當年右派人數據《爭鳴》2006年第1期對“反右運動檔案解密”所披露的數字是3178470人，而這個數字是1958年5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宣布的。即使按55萬來計算，加上右派的家屬、子女，乃至親友無不受到株連，實際受害人數至少也超過100萬。

再者，就毛澤東領導共產黨催化的“大躍進”和饑荒而言，毛澤東的“大躍進”是搬開兩塊石頭得以掀起巨浪的。一塊是黨內以周恩來為代表的具有理性思維和務實作風的計劃經濟派。他們主張按比例、協調地發展國民經濟，因此反對冒進。而這同毛充滿浪漫情懷的不按比例、超常高速發展的非理性思路發生了沖突。後來，毛澤東發明了“躍進”，說我們是躍進，不是“冒進”，不僅取得了話語的主動，還厲聲批周恩來：“右傾保守”，“非馬克思主義”，“離右派只有50米了”等。周恩來作了幾次檢查才恢覆了總理職務。一塊是知識分子，而通過反右，他們不可能對中共說三道四了，因為反右讓知識分子都失聲了。結果致使“大躍進”不但是大倒退，也是大慘敗，還衍生1959—1962的大饑荒。可是，過去中共蒙騙國人的宣傳說辭竟是由於“三年自然災害”。

其實，這一說法早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上就被劉少奇“七分人禍，三分天災”一說所否定。那幾年都是風調雨順的好年景，這是由氣象資料證明了的。大饑荒到底餓死了多少人？長期以來的說法是帶有估計性的，統計方法與數字也不一致。據歷史地理學家曹樹基2005年的一項研究成果顯示，1959—1961年中國在大饑荒中餓死的人數計3245.8萬人。他的這一數字是建立在對1462個全國各市縣地方志中記載的資料“認真求證”的基礎上的，這為全面揭開三年大冒進時期餓死人的真相走出了重要的一步。而另一位研究者人口統計專家王維志（1959年以來在公安部三局戶政處從事人口統計工作，80年代後在中國社科院人口所從事研究）的研究結果，認為1959—1961年中國非正常死亡人數約高達3546.6萬人。這同曹樹基提供的數據相近。特別需要說明，發生大饑荒，既不是自然災害，也不是國家沒有救濟能力。

如果加上1958年冬和1962年春一些地方餓死的人口數（按各省官方數據計算的結果，1958年為181萬，1962年為42萬，共計223萬），則大饑荒餓死人約為3700萬。

由於毛澤東徹底消除了獨立的媒體，以致公民自由表達的權利從根本上被剝奪了，致使整個社會變得鴉雀無聲，以致就在這樣慘絕人寰的事件發生期間，全國所有的媒體上非但沒有齊心抨擊，反倒全都高唱頌歌，以致全國各地連一點的雜音都聽不到。過去，中國大量餓死人在其他朝代也曾發生過，但是能讓數億饑腸轆轆的中國人對導致3000多萬同胞餓死的專政制度齊聲高唱讚歌，不但是毛澤東最偉大的創舉，更是毛澤東最偉大的成就！

再者，就毛澤東領導共產黨掀起“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浩劫來講，毛澤東通過文化大革命，剝奪了全體黨員包括黨的高級幹部的基本政治權利，以至不僅黨代會毛澤東說開就開，說不開就不開。而且不管是高級幹部，還是普通百姓，如果毛澤東看誰不順眼，那不僅成為千夫指，還會下地獄，結果連不少戰功卓著的將軍都被整得生不如死，連中央政治局的常委都被整成遭人狠批的鉗工，連國家副主席都被整得死在監獄里。相反，如果毛澤東相中誰，那不僅會被捧成榜樣，還會扶搖上天，以至連文痞都能變成國家的棟梁，連大字不識幾個的人，都能成為國務院的副總理，連無賴都能成為國家副主席。

除此之外，所有公民不僅被要求成為黨的馴服工具，更被要求完全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自己的頭腦，徹底清除頭腦中的任何私欲和雜念，以致僅憑私人信件、日記和私下言論定罪，通過同事之間、師生之間、夫妻之間和父子之間的相互揭發和告密，致使中國人最後的一點內在自由，也被連根鏟除了。換個角度說，毛澤東不僅把權力的觸角伸到全國每個角落，不僅伸到農村的田間地頭，伸到廠礦機關班組，伸到每個家庭，而且，不管誰的日常生活，不管誰的思想言行，不管誰的一舉一動，都受到嚴酷的限定，有些還受到嚴密的監視。結果導致毛澤東不僅淩駕於人民頭上，也淩駕與國家頭上，還淩駕於民族頭上，以至為了維護自身利益，不僅封殺異己，還采取高壓愚民政策，不斷發起整人運動，不斷大搞個人崇拜，不斷加強自身獨裁，以致毛澤東一傷風，中國共產黨就會感冒，而黨一感冒，不管是國家，還是民族；不管是政治，還是經濟等方面；不管是領導幹部，還是學生群眾，都會跟著發燒！

綜上所述，不管哪個獨裁者的輝煌業績，都通過剝奪國民的權利來實現，而對國民的權利剝奪得越徹底，自己就越強大；反之國民的權利保留得越多，自己的強悍和輝煌也就相應減弱。而毛澤東不僅僅深諳此道，還用“共產”的虛幻理想，還用“新民主主義”的旗號，還用他玩弄於股掌間的“人民共和國”，將幾代中國人都成功地變成誓死捍衛他個人的衛兵，更以“為人民服務”的名義，借獨裁發動了全面剝奪公民權利而將所有中國人變為黨的財產和鬥爭的工具，致使國家的運作不受任何的法度和規則的約束，而全憑毛澤東用他隨心所欲的最高指示來駕馭，以致毛澤東成就了自己“千古一帝”的輝煌偉業，而全體中國人民則在不斷地從勝利走向勝利的幻覺中，被愚弄得暈頭轉向，被剝奪得一無所有，被折磨得體無完膚，以至不論是秦皇漢武，還是唐宗宋祖；不論是朱元璋，還是成吉思汗，不論是康熙乾隆，還是慈禧太後，總之不論是中國五千多年歷史上數百個皇帝中的哪一個，都無法望其項背，都無法與之抗衡，都無不相形見絀！

結果不但致使中國喪失了一個又一個歷史發展機遇，也致使中華民族失去了一個又一個騰飛機會，更致使一代又一代炎黃子孫陷入水深火熱之中，只能在專制的壓迫下忍辱爬行，只能在專制的壓迫下當轎夫做奴仆，只能在專制的壓迫下一次又一次蒙受政治蹂躪，一次又一次飽嘗政治苦果；一次又一次遭受政治愚弄，一次又一次體會政治虐待；一次又一次參演政治悲劇，一次又一次嘗遍政治磨難！

三、一黨專政下的權力更叠

自古以來，不論是中國，還是其他國家，都或多或少地遭受政治災害，相比而言，毛澤東通過一黨專政造成的政治災害，不管是危害強度，還是損失程度，還是所造成的負面影響，都不僅無出其右，還簡直無以覆加；不僅讓其他國家相形見絀，更讓歷代皇帝望塵莫及；不僅造成的危害比歷代皇帝嚴重，連造成的損失也比歷代皇帝慘重，而造成的負面影響比歷代皇帝更深更廣更遠更大！

更不幸的是，毛澤東通過一黨專政造成的政治災害所衍生的次生災害層出不窮，不僅致使中國喪失了一個又一個發展機遇，也致使中華民族失去了一個又一個騰飛機會，更致使一代又一代炎黃子孫陷入水深火熱之中，導致一代又一代百姓飽嘗一波接一波的苦難，飽受一回接一回的屈辱，飽經一輪接一輪的摧殘。竟然直到現在，一黨專政都讓中國無法掙脫毛澤東的束縛，都讓中國無法砸開毛澤東一手打造的鎖鏈，都讓中國無法清除毛澤東思想的流毒。

當1976年9月9日毛澤東去整治秦始皇後，華國鋒在葉劍英、汪東興等人的幫助下發動懷仁堂事變，逮捕了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1976年10月6日晚，華國鋒以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討論毛澤東選集第五卷清樣的名義，逮捕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隨後又逮捕毛遠新、謝靜宜、遲群等人，並連夜控制了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人民日報社等機關。10月7日，華國鋒接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一職，成為中共最高領導人。過後，華國鋒又派遣中央工作組深入四人幫的老家上海，控制了上海市委，粉碎了市委書記馬天水發動民兵叛亂的陰謀。1976年10月14日，中央宣布了粉碎四人幫的消息，為此，舉國沸騰，各地歡慶不已。

粉碎四人幫後，華國鋒以毛生前留下的題字“你辦事，我放心”，作為他執政合法性的證據，被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推舉為中央委員會主席，隨後在天安門城樓接見了百萬群眾，不僅獲得各方讚揚和擁護，而且從中央到地方，都把他稱作是中國的“英明領袖”，使他的決定具有不可違背的力量。

由於擁戴毛澤東是華國鋒執政的主要合法性來源，因此，在對待毛澤東遺體問題上，華國鋒主持修建了毛主席紀念堂，永遠保留遺體供後人瞻仰。而在對待毛澤東思想的問題上，1977年2月在人民日報上出現了“兩個凡是”的說法，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支持這一主張的中央領導人主要有汪東興、陳錫聯、紀登奎、吳德和陳永貴，這五人和華國鋒在黨內形成了“凡是派”，以毛澤東的生前指示為綱領“抓綱治國”。華國鋒堅持毛澤東生前提出的“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在各個領域維護毛澤東的權威。而對待四人幫，華國鋒將其定為“極右派”，避免一切涉及評價文革的言論。

在“英明領袖”時期，華國鋒和他的副手掀起了對他的個人崇拜，華國鋒的畫像與毛澤東並列懸掛，並享有同毛澤東一樣的擁戴。歌頌華國鋒的歌曲《交城山》也同《東方紅》一並播送，一時間全國把他視為了“偉大領袖”的化身。在各大媒體上，以“英明領袖”作為他的代稱，此代稱與“偉大領袖”（毛澤東）不能混用。

打倒四人幫後，面對毛澤東留下的國窮民怨的爛攤子，葉劍英提議讓資歷深厚而有治國理政經驗的鄧小平覆出，回到中共最高決策層以穩定局面，華國鋒同意了葉劍英的提議，答應逐步安排。

當時，全國不僅集中批“四人幫”，還連帶批鄧小平。因為鄧小平是在76年天安門事件發生後的不幾天被第三次打倒的，如果這彎子轉得過快，恐怕讓民眾難以適應。於是，華國鋒費盡心機，打算逐步恢覆鄧小平正常的政治生活。

對此，華國鋒說：關於鄧小平的問題，在處理“四人幫”問題的過程中反覆考慮過，當時提出批鄧反右是正確的。鄧小平的問題是要解決的，實際上也在逐步解決，外電也看出了這個動向。如果一打倒“四人幫”鄧小平就馬上出來工作，“四人幫”的人會說有人要給鄧小平翻案。小平不是一個人，是一層人。如果急著給小平翻案，會帶來問題。因為材料之一還沒有發，問題沒有澄清，壞人會乘機煽動。這樣會被動的。人家會不會說是為鄧小平翻案？是不是不繼承毛主席的遺志？

後來，華國鋒又說：我們同“四人幫”的鬥爭，不是為鄧小平翻案，是反對“四人幫”搞陰謀、搞篡黨奪權。“四人幫”反對毛主席，是極右，抓住這些問題進行鬥爭，才是正確的。如果打倒“四人幫”就馬上提出解決小平的問題，會引起混亂。鄧小平出來工作的問題，應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頭腦要清醒。還說：小平的問題，要解決，但不要急。我們這樣解決的辦法，小平自己也會理解的。有些不同的看法，不要緊，要引導，要講清楚。

對於華國鋒這種“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解決辦法，葉劍英也是讚成的。他曾對一位老同志說：小平是要出來工作，不過要晚一點。車子轉彎轉得太急要翻車的。小平這個事是毛主席提的，政治局通過“留黨察看、以觀後效”的。現在一下子馬上出來不行，要一個過程，不然真成了“宮廷政變”了。

1977年3月華國鋒召開工作會議，會上有人提議讓鄧小平恢覆工作，並認為鄧小平與天安門事件沒有關系。4月10日鄧小平寫信給華國鋒，表示“完全擁護華主席抓綱治國的方針和對當前各種問題的工作部署”，並綿里藏針地指出“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政治局討論了這封信，同意了鄧小平的建議。

由於是葉劍英等人提議鄧小平再覆出工作的，加上華國鋒對此作了安排，因此，中共高層以此為基準，逐步為鄧小平打開了政治局的大門，也打開了鄧小平通往最高權力中心的大門。

1977年7月17日，十屆三中全會中決定恢覆鄧小平的中共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的職務。而他的支持者胡耀邦、萬里、趙紫陽也進入了中央委員會。

於是，鄧小平再一次站在國家高級領導人的位置上，並於1977年7月底公開在北京工人體育場中現身。不久，鄧小平以主管科技文化的國務院副總理身份恢覆了日後對中國具有深遠影響的高考，使中國的高等院校得以重新通過統一考試招收新生。

盡管鄧小平覆出後位高權重，但由於華國鋒掌控軍政大權，以致大政並未有任何實質性的改觀，仍然以階級鬥爭“綱”。而鄧小平極力反對的“兩個凡是”，雖受到很大的挑戰，但仍是國家的主流思潮。因為鄧小平威望和實力還沒有強大到足以取代華的程度，所以，雖然鄧小平的理論已不再是右傾翻案的“逆流”，但是在中國的治國大政當中還遠遠沒有成為主流。

當時，華國鋒一身兼有黨政軍三大權力，而這是中共高層上前所未有的集權，他的執政理念主要是沿著毛澤東的政治路線前行，不但堅持“兩個凡是”，還提出了“抓綱治國”和“大幹快上”等一系列主張，積極發展工農生產，結束了文化大革命以來的混亂狀況。在政治上，華國鋒出版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堅守毛澤東的指示，以毛澤東生前的指示為綱領，不僅肯定文化大革命，也阻礙黨內對彭德懷以及天安門事件平反的要求，還把批鬥四人幫與評價文化大革命隔離。

在外交上，華國鋒積極發展與紅色高棉和羅馬尼亞、南斯拉夫與北朝鮮的關系，繼續敵視蘇聯，延續毛澤東的三個世界的外交路線，使中越開始交惡。在經濟上，華國鋒延續了“工業學大慶”與“農業學大寨”的文革路線，繼續以大寨作為農業發展的模範，擴大投資，急躁冒進，以致被鄧小平批評為“重覆1958年的冒進錯誤”。

盡管華國鋒集權力於一身，讓鄧小平難施拳腳，但到了1978年鄧小平不僅已在高層站穩，還手握實權，因為鄧小平屬於中共的元老級別的，既有政治基礎、軍事基礎和革命基礎，也有群眾基礎。而華國鋒從一個省級幹部到中央當老大，給其他的中央領導思想上造成巨大的思想反差，以致私底下都排斥他，而都擁護鄧小平。

於是，鄧小平在1978年初的全國科學大會上，將知識分子的政治定位從文革時期的底層扭轉稱為“為社會主義服務的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改變了自文革以來知識分子飽受歧視的現象。由於此舉在實質上是改變了共產黨在文革時期的一大政策，因而在黨內引發諸多不同聲音，不過，鄧小平及其他的擁護者在政治局的支持和華國鋒的默許下不僅平息了黨內分歧，還使自己的政治地位大幅提高。

1978年2月26日，鄧小平主持召開了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不僅通過了1978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還重申四個現代化的重要性。同年4月5日，中共中央宣布開始為1958年以來被錯劃為右派的人進行平反。這個由胡耀邦帶頭的行動得到了當時大部分中國人的讚許，也讓胡耀邦改革者形象得到廣泛傳播。為了幫鄧小平解決他和華國鋒之間的路線分歧，胡耀邦特意借助《光明日報》5月11日發表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意在批評擁護“兩個凡是”的華國鋒與汪東興。這篇文章在全國被廣泛轉載，為鄧小平上台打好了輿論基礎。不久，鄧小平那種富有現實主義特點的政治理念得到葉劍英、李先念、陳雲、胡耀邦等多數人的支持，而致使華國鋒、汪東興等成為少數。

1978年12月18日-22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華國鋒依照傳統形式進行了自我批評，結束了他的最高領導生涯。這次會議確立了鄧小平實際最高領導者的地位，不僅對共產黨的政策產生了歷史性的影響，還使中國由毛澤東時代進入鄧小平時代。從此，中共不再以階級鬥爭為綱，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並被迫拉開改革開放的帷幕。會議再度重申實事求是和解放思想，批判“兩個凡是”，高度評價了關於真理標準的討論，提出要實施“四個現代化”與“政治路線上最根本的撥亂反正”，並提出“本世紀末達到小康社會水平”的目標。這次會議上，陳雲被增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胡耀邦、鄧穎超、王震等鄧小平的支持者被增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在1980年2月召開十一屆五中全會上，中共中央恢覆中共中央書記處總書記一職，由胡耀邦擔任。由於黨政分開，9月在五屆人大三次會議上，華國鋒辭去國務院總理職務，由趙紫陽接替；此後在10月的九次政治會議上提出請辭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職位。

11月11日下午，陳雲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作了重要發言。陳雲講了三點意見：第一點，揪出“四人幫”，是華國鋒對黨的“一個很大的貢獻”。那時，華國鋒“是負主要責任的”。但是，揪出“四人幫”以後，我們黨沒有能夠實現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這樣的局面，實在使人“大失所望”。

第二點，“華國鋒同志當主席不適當”。陳雲說：“那一天我跟先念同志到國鋒同志那里去的時候提出，國鋒同志要有自知之明，在畢生的工作里頭，加號是多少，減號是多少。加號指的正確的，減號指的錯誤的。我講了一句，希望國鋒同志珍惜已有貢獻，就是說，不要隨便丟掉已經有的這一點貢獻。”

第三點，“我認為這件事不能再拖。十二大誰作報告決定下來，哪個當主席哪個作報告。”

當時，到會的29人都發了言。大家在發言中肯定了華國鋒的功勞，但是認為，華國鋒擔任現職是不適當的。在12月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胡耀邦提出：國鋒同志繼續當黨的主席、軍委主席，看來黨內多數同志是不會讚成的，並代表書記處讚賞華國鋒的請辭。

在最後一天的會議上，華國鋒表示歡迎大家對他的批評，提出辭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的職務，並要求在六中全會以前，不再主持中央政治局、中央常委和中央軍委的工作。

中央政治局同意了他不再主持中央工作的意見，但在六中全會作出相關的決定以前，他仍是中央的主席，仍要以中央主席的身份接待外賓。政治局還表示，六中全會將繼續選舉華國鋒為中央政治局常委，選舉他做中央副主席。

為了使黨內軍內高級幹部在思想上有所準備，中央政治局決定把這次會議的內容通知省級常委以上的同志，並由他們向參加黨的若幹歷史問題的四千名高級幹部傳達。並要求：“為了保證全黨全國全軍的安定團結，中央要求所有上述同志嚴格保密，絕對不得外泄。”

之後，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過了《中央政治局會議通報》。這個《通報》向全黨通報了華國鋒在粉碎“四人幫”以後所犯的“左”的錯誤和其他錯誤，還通報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向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建議，同意華國鋒辭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的職務，選舉胡耀邦為中央委員會主席，鄧小平為中央軍委主席。

1981年6月，在鄧小平的主持下，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此前長達18個月商議、四千余人參加、九次大規模修改完善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並確定關於經濟為中心的基本路線。會後發布公報中是這麽寫的： “全會一致同意華國鋒同志辭去黨中央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職務的請求。全會通過無記名投票，對中央主要領導成員進行了改選和增選，選舉的結果是：胡耀邦同志為中央委員會主席；趙紫陽同志為中央委員會副主席；華國鋒同志為中央委員會副主席；鄧小平同志為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由中央主席和副主席組成，他們是：胡耀邦、葉劍英、鄧小平、趙紫陽、李先念、陳雲、華國鋒；習仲勳同志為中央書記處書記。”

總之，在這次全會上，華國鋒正式向中共黨代會提出辭職並經批準同意，離開了權力中心，僅任具象征性意義的中共中央副主席，而胡耀邦雖當選為中央委員會主席，可鄧小平卻當選為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之後在1982年的中共十二大上，華國鋒落選中央政治局委員，完全離開中共領導階層，而鄧小平又當選中國共產黨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從此鄧小平不但成為中國共產黨的主要決策人，也成為中國名副其實的最高領導人。

四、一黨專政致使改革開放不斷產生變異

其實，早在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鄧小平實際上就已成為中國最高的領導人，不僅開始領導中共中央打左燈向右轉，還象毛澤東那樣說一套做一套，盡管嘴上不斷念叨馬列毛的聖經，可手上卻舉著解放思想的大旗，而腳卻邁上權貴壟斷資本主義的彎路。

一方面，他借改革不僅徹底破除兩個“凡是”，還使得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名存實亡，借此毀掉馬列毛神的形象；借改革不僅終結“以階級鬥爭為綱”，而確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還使治國方針改頭換面；借改革不僅撤消農村人民公社，放棄吃“大鍋飯”的集體經濟，恢覆以農戶為基本生產單位的生產責任制，使生產經營自主權回到農民手中，從而促使農業生產很快得到恢覆和發展，而且在公有制和國營經濟上打開缺口，既促進個體經濟發展，又放開私營經濟的手腳，因此，既給國民經濟輸入新鮮的血液，又為城鄉經濟開墾廣闊的沃土。

此外，他借開放逐漸打開國門，不再閉關鎖國，不再只靠自力更生，而通過優惠政策，廣招外商，博引外資，開辦獨資或合資公司，因而使國民經濟得到迅猛發展。其實在引進外資同時，更應借鑒發達國家優越的民主制度，而不該只引資而排斥發達國家先進的價值觀，也不該在國家公共財政支付公共福利方面極為短缺的情況下，還不斷墊付公共財政配套資金用以招商引資，更不該以低人權和犧牲環境與資源為代價，為外商大大降低交易成本，而讓中國不但成為權貴們的樂園，也成為國際金融巨鍔和跨國公司淘金的處女地，以致成為世界的血汗工廠。

另一方面，盡管鄧小平對政治體制改革有所探討，把民主與法制建設的大門開啟了一些，並修訂頒發了1982年憲法，還提出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讓黨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但由於堅持以一黨專政為核心的四項基本原則，以致他采用拙劣的手段不僅嚴酷壓制民主墻發出的社會呼聲，還把魏京生、徐文立等民運人士投進監獄；不僅到處封堵自由化掀起的民主浪潮，還把總書記胡耀邦罷黜；不僅血腥鎮壓席卷全國的學生愛國民主運動，還把總書記趙紫陽廢黜。總之，盡管在改革開放的潮流候裹挾下，他把專制的發條松動了一些，但是當有人試圖解開毛澤東編織的極權韁繩，他不但予以嚴厲打擊，還不斷給民眾的政治熱情和民主願望潑倒鏹水。

簡括而言，他借改革開放通過解放思想，走出一片片意識形態的誤區；通過轉變觀念，拆除一個個條條框框；通過不斷拓展改革，摸著一塊塊石頭過河；通過不斷對外開放，打開一扇扇國門；通過轉換機制，開辟一條條發展彎路；以至促使國家漸漸轉型，促使社會漸漸轉變，促使人民生活漸漸得到改善。然而，由於他完全繼承中共掛羊頭賣狗肉的傳統，不僅還掛著人民民主的招牌，承接經營一黨專政，還強制兜售各種假冒偽劣的政治產品，既強迫百姓購買四項基本原則，又強迫百姓消費摸著石頭過河；既強迫百姓買下黑貓白貓理論，又強迫百姓接手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既強迫百姓買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詭辯，又強迫百姓收購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而不借改革開放的契機，通過政治改革，廢除黨權至上，廢止政治壟斷，廢棄一黨專政，而鑄就民主，樹立憲政，實行法治，保障人權，擴展自由，落實平等，推行地方自治和軍隊國家化，建立多黨競爭機制，構築分權制衡體系，而徹底砸碎專制的鎖鏈，鋪築中國民主之路，結果導致經濟改革和其它方面改革與政治體制不相適應，以致不但加重延長了社會陣痛，還不斷追加改革開放的各種成本，更走了許多不該走的彎路，付出了許多不該付出的代價，損失了許多不該損失的國有資產……

當江澤民擔任總書記後，因為只顧著埋頭忙於“反和平演變”，所以，不但致使改革停頓乃至倒退，還致使極左勢力伺機對改革反攻倒算，不是批改革姓“資”，就是批改革是覆辟資本主義，幾乎壓倒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勢頭。見此，鄧小平毅然決然通過南巡講話，不但讓改革的車輪重新啟動，還把方向盤掌控在自己的手里，讓中國依照他設計的道路行進。

因此，江澤民不僅象鄧小平一樣完全繼承中共掛羊頭賣狗肉的傳統，也完全繼承鄧小平的政治衣缽，還充分發揚鄧小平打左燈向右轉的精神，繼續掛著人民民主的招牌經營一黨專政，繼續強制兜售四項基本原則，繼續強制兜售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既打包強制拋售鄧小平理論，又強制拋售自己炮制的三個代表思想，仍舊沿著專制的歧途，向右轉到權貴壟斷資本主義的彎路上，而不為了國家利益，為了民族利益，為了人民利益，積極推動政治改革，反而采用一切手段，動用一切力量，不惜一切代價，不僅給民主抹黑，還利用各種詭辯竭力為一黨專制貼金，而不為“六·四”昭雪；不僅鎮壓法輪功，還利用各種詭辯竭力為自己辯解，而不斷扼殺公民權利；不僅縱容政府濫用權力，還利用各種詭辯竭力維護自身既得利益，而不斷危害國家利益，危害民族利益，危害人民利益！

自從胡錦濤繼任中共的領導核心以來，盡管開始關注民生問題，關注分配不公問題，關注經濟增長方式問題，可他只是個政治傀儡，不但被江澤民牽著鼻子走，還按照江澤民的意願完全繼承中共掛羊頭賣狗肉的傳統；不但完全繼承鄧小平的政治衣缽，還充分發揚鄧小平打左燈向右轉的精神；不但依然掛著人民民主的招牌經營一黨專政，也依然強制兜售四項基本原則；不但依然強制銷售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還依然打著馬列主義的左燈，打著毛澤東思想的左燈，打著社會主義的左燈，打著鄧小平理論的左燈，打著三個代表思想的左燈，仍沿著專制的歧途，向右轉上權貴壟斷資本主義的彎路，而不轉到通往公仆的道路，轉到人民當家做主的道路，轉到民主鋪築的坦途。

雖然胡錦濤一再強調深入貫徹科學發展觀，一心想要構建和諧社會，竭力化解各種社會危機，口口聲聲要讓人民當家做主，但殊不知不讓真正百姓當家做主，不讓百姓真正享有不可侵犯的民主權利，不造就民主，不樹立憲政，不實行法治，不保障人權，不擴展自由，不落實平等，不推行地方自治和軍隊國家化，不建立多黨競爭機制，不構築分權制衡體系，國家怎能科學發展？社會怎能變得和諧？各種社會危機怎能徹底化解？各種腐敗怎能完全消除？道德滑坡怎能得到遏止？公民權利怎能得以保障？……

當習近平接任中共的總書記、接任國家主席、接任軍委主席後，通過反腐一方面樹立個人權威，一方面排除異己，一方面籠絡民心，不僅沒有反思自己和家庭過去的遭遇，還好了傷疤忘了疼，以致不但完全繼承中共掛羊頭賣狗肉的傳統，也完全繼承鄧小平的政治衣缽，還充分發揚鄧小平打左燈向右轉的精神；不但依然掛著人民民主的招牌經營一黨專政，也依然強制兜售四項基本原則；不但強制銷售新時代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思想，還大力打著馬列主義的左燈，打著毛澤東思想的左燈，打著社會主義的左燈，打著鄧小平理論的左燈，打著三個代表思想的左燈，打著科學發展觀的左燈，打著新時代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思想的左燈，仍沿著專制的歧途，向右轉上權貴壟斷資本主義的彎路，而沒有為了國家利益，為了民族利益，為了人民利益，積極推動政治改革而造就民主，反而修改憲法為終身獨裁鋪路，以致被手下徹底捧殺，沈溺在權力的旋渦中。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地位，非但沒有順應國內的民主呼聲，反而強行壓制民主言論；非但沒有順應香港的民主浪潮，反而強制推行國安法壓制香港的民主運動；非但沒有順應世界民主潮流，反而大肆宣揚一黨專政，大肆宣揚馬列主義，大肆宣揚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總之不斷大肆為自己歌功頌德。

事實已經證明，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已經日漸背離馬列主義，已經日漸背離毛澤東思想，已經日漸背離社會主義，而今，實際上已經廢棄馬列主義，已經廢除毛澤東思想，已經廢止社會主義，確切地講，已經沒有一點馬列主義的成分，已經沒有一點毛澤東思想的味道，已經沒有一點社會主義的氣息，可所謂鄧小平理論，所謂三個代表思想，所謂科學發展觀，所謂新時代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思想，還要維護四項基本原則，還要詭辯聲稱中國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還要硬用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把改革開放所取得的成就栓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社會主義這些爛稻草上！

殊不知改革開放所創下的發展業績是在新凱恩斯主義提倡的政府管控的自由市場經濟指導下，借鑒、吸收西方發達民主國家三百多年的發展經驗和技術積累，根據發展需要不僅將社會中分散的社會資源用高度權威的國家力量來集中起來並重組使用，而為社會資源的大規模價值增值提供了前提，還將社會中過度集中的社會資源用高度權威的國家力量分散開來整合使用，而為社會資源的保值增值提供了條件，更是通過推行以公有生產要素為主的公私混合制，使公有經濟借助現代企業制度而普及公有制多種實現形式得到蓬勃發展，也使私有經濟借助股份制獲得迅猛發展，以至不但促使國民經濟持續增長，也促使綜合國力也不斷增強，還促使人民生活還普遍提高。

因此，硬用所謂鄧小平理論，硬用所謂三個代表思想，硬用所謂科學發展觀，硬用所謂新時代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思想，把改革開放所取得的成就栓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些爛稻草上，與其說是漏洞百出的政治詭辯，與其說是自欺欺人的政治蠱惑，與其說是肆無忌憚的政治炒作，不如說是一黨專制的政治霸淩！

展開來講，由於中共還象過去一樣，奉行“黨權至上”，不僅把自己淩駕於國家之上，還把自己淩駕於民族之上，更把自己淩駕於憲法之上，致使中國“有法律而無法治，有憲法而無憲政，有黨主而無民主”，從而既導致“黨權”不受任何制約，又導致公民權利缺失，致使改革開放走了許多不該走的彎路，付出了許多不該付出的代價，損失了許多不該損失的國有資產！

首先，因為中共奉行“主權在黨”，而不推行“主權在民”，所以，完全實行黨主制，而所宣稱的“民主”，既是黨賜予的“民主”，又是黨領導的“民主”，完全是一種假民主真專制。盡管通過所謂的憲法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可實際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中國共產黨；盡管通過所謂的憲法明確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可實際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政治局常委才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而人大只不過是政治擺設；盡管通過所謂的憲法明確規定，各級政府由各級人大授權並對人大負責，可實際上，各級政府官員都是由中共指定，以致政府只對中共負責，而不對人民負責。

其次，中國實行所謂的“多黨合作制”，實際上推行的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而其本質則是一黨專制。由於8個民主黨派的預算都由中共中央機關事務管理局列編，並由中共中央統戰部管理，都一律由中共開支，因此必須聽從中國共產黨領導，其命運完全掌握在中共手中，以致與其說是中共領導下的8個“衛星黨”，不如說是8個政治花瓶，怎麽能起到制約監督作用？

更主要的是，由於中共不但世襲獨霸中央權力，還能委任官員掌控各級地方等權力，因此不論是立法，還是政治權力傳承，還是社會分配等方面，都高度自利，以致不管是中央政府，還是地方政府，都成為自我服務型的自利型政治集團，非但不為人民著想，反而只體現自己意志；非但不為人民服務，反而僅以自己的需要為立足點；非但不為人民造福，反而動不動就損害人民利益！

先就立法而言，一是立法原則強調執政黨的利益高於一切，而從根本上無視公民權利；二是在立法過程中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致使法律與政府法規成為一個個自利的工具。其中最能說明當局立法自利性的例證是：中國《憲法》賦予民眾的權利，竟都成為一些專門法律所要刻意剝奪的目標，如《國家安全法》、《示威遊行法》、《社團管理法》、《出版管理條例》等專門法律，所設條款無一不在張揚執政黨權力，而限制剝奪公民權利，尤其是限制剝奪言論自由、集會自由與結社自由這些用來捍衛其它權利的基本權利，而其目的就是為了維護執政黨的壟斷性政治地位，以至確保現存利益分配格局不受任何威脅。

再就政治權力傳承來說，權力授受本是一個國家遴選政治精英的公開淘汰過程，與官員的素質、才幹及政治道德直接相關，可在中國政治權力的授受過程向來是不宣之秘，與官員的素質、才幹及政治道德並沒多少關系，而同官員的血統、裙帶和暗箱操作密切相關。凡有高幹血統或裙帶關系，不管是高幹的子女，還是高幹的親屬，不僅有天然的優先繼承權，而且，不是擔任中央或地方政府部門的要職，就是擔當全國或地方人大代表，至少掛上全國或地方政協委員的頭銜。而沒有高幹血統或裙帶關系，雖無天然的優先繼承權，卻可通過暗箱操作攫取權力。由於實行委任制，而不推行選舉制，以致不管是中央政府，還是各級地方政府，都充斥買官賣官現象，而買官賣官不僅能越級買賣、合法買賣，還能公開買賣、批發買賣等。

另就社會分配來講，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國民經濟迅猛發展，不僅中國政府的財政收入不斷提升，國民的收入也相應有所提高，而相比之下，政府財政收入的增長遠遠高於大多數國民收入的增長，從而導致國富民窮，確切地說導致政府越來越富有，導致大多數國民越來越心理失衡。

不僅如此，由於改革方針一直回避統治階層，因此除了導致政府越來越富有，還導致改革開放的成果絕大多數都被極少數官僚和富人占有，而廣大百姓非但沒有獲得多少改革開放的紅利，反而越來越被邊緣化，越來越沒有話語權，越來越沒有安全感！

換句話說，由於改革政策一直偏袒統治階層，致使經濟增長不僅符合黨的利益，也符合極少數官僚和富人的利益，而唯獨不符合絕大多數百姓的利益，以至於不論在政治方面，還是在經濟等方面，受益多的並非占社會絕大多數的百姓，而只是黨和極少數的官僚及商人，形象地講只有黨和極少數官僚及富人吃肉，而絕大多數百姓只能喝湯，而用官方數據概括，當今中國百分之二十的人占有社會百分之八十的財富，而百分之八十的人只分享社會百分之二十的財富。

總之，由於政府象過去一樣是自我服務型的自利型政治集團，非但不會承擔社會公共責任，反而將制定的社會福利政策和工資政策不斷向自身政治集團的成員全力傾斜。舉例來講，改革開放以來，在工資增長速度遠遠落後於GDP增長速度的同時，不管是一般公務員的工資，還是軍人警察的工資，都不斷出現剛性增長。尤其是1985年以後，國家曾對機關和事業單位工作人員的工資制度進行過8次調整及改革，自2001年以來給公職人員加薪的次數共計3次，加薪部分主要是職務工資和基礎工資，每次增幅都不低於15%。如果將非貨幣收入，如住房及各種單位福利都計算在內，各地公務員收入都遠遠高於當地中等水平。而且，公職群體還得到社會保障體制全方位覆蓋，再加上職務的“含金量”高（有灰色收入），工作穩定等等，公務員成為中國時下最熱門的職業。而據2008年披露的數據，僅以公務員為主體的財政供養人口約7000萬人，消耗國家財政收入的58%左右。

公務員的待遇尚且如此，更別說幹部群體的待遇。幹部群體不僅工資與權遞增，不僅享有制度保證的養老、醫療等社會福利，不僅享受高品質的公款消費，還能通過權力尋租獲取灰色收入，不斷滿足私欲。而高幹群體的待遇更不用說有多豐厚了，光其子女就有許多簡直富可敵國。據國務院研究室、中央黨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國社科院等部門一份聯合調查報告中的數據：截至2008年3月底，中國內地私人擁有財產（不包括在境外、外國的財產）超過1億元以上的有3220人，其中有 2932人是高幹子女。

相比之下，處於社會底層的龐大勞動者群體的工資卻增長緩慢，甚至未增長。而特別需要指出的是，構成社會保障體系的幾大社會福利如醫療、養老、失業等保險幾乎與這一龐大的社會底層無緣。如果說勞動力供給極度傾斜是中國勞動者必須面對的社會不公，那麽社會保障乏力則是中國失業者及其弱勢群體必須面對的生活困境。

如果處於社會底層的龐大勞動者群體，如果處於社會最底層的失業者群體，如果處於社會最底層的弱勢群體，能夠享有一定的社會保障，能夠享有一定的公有經濟分紅，能夠享有一定的政治制度保障的權利，尤其是能夠享有自由結社、示威遊行、言論自由等能夠保障權利的權利，那麽這些群體決不至於淪落到這種無助無奈無望的境地。

本來，改革目的之一是通過各種公共政策對國家資源與利益實行再分配，而實際上這一利益再分配過程幾乎都以犧牲社會底層的利益為代價。尤其是自從1994年實行分稅制以來，政府建立了中央與地方兩大稅務體系，在稅收征收上采取了比較徹底的劃分稅種辦法，主要稅種歸中央，零星稅源歸地方。而政府征稅機構也是兩套：中央稅務系統在省市縣設國稅局，負責中央部分的稅收收入及共享稅的收入；地方政府則設地稅系統，負責地方稅的征收。這種稅收體系構成了中央與地方政府不同的利益來源與不同的資源抽取方式，而各級政府對資源的過度抽取無不犧牲社會底層的利益。

僅從1995年至2007年來看，中國的GDP總量由58,478.1億元增至246,619億元，13年間增長了 321.73%，年平均名義增長11.7%；同期全國財政收入則由8,648.7億元增至59,304億元，13年間增長了585.70%，年平均名義增長16.0%，財政收入的年平均增長幅度比GDP增長幅度高4.3個百分點。與此相對應的是，全國職工工資增速遠遠低於政府財政收入的增速，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直至2007年，全國職工工資每年增速均未超過12%。由此可見，國家汲取能力的超強發展已經達到了反常的程度。

更需要說明的是，政府出於自利性的考慮，打著國家與社會公共需要的幌子，大肆侵奪農民的土地與城鎮居民的宅基地。從1979年到1997年，政府從農村圈走2億7千萬畝土地，將低價買入的土地轉讓後從中牟取了6——10萬億的財富。因90年代中後期以來的經濟發展以房地產業為龍頭，所以地方政府對土地的掠奪更為肆無忌憚，其財政收入對土地與房地產的依賴率竟高達40%——60%。據2006年9月2日發行的《21世紀經濟報道》披露，2001年至2003年，各級地方政府土地轉讓收入為9100億元，占同期全國地方財政收入的35%；2004年全國土地轉讓金高達5894億元，占同期地方財政收入的47%。2006年一季度全國土地轉讓金就達3000億元，全年土地轉讓金占地方財政收入無疑會突破50%。而對於政府的掠奪行為，許多被掠奪者憤然抗爭，以致引爆一個個群體性事件。

由於改革開放不斷發生變異，不僅與民主潮流相抵牾，更與人權原則相沖突，以致民眾不再輕信政府信誓旦旦的承諾，不再期望分享改革開放的成果，不再幻想權貴們的先富會給他們帶來共同富裕，而意識到個人的權利只有依靠自己的努力去爭取、去維護、去捍衛，因而引發日益高漲的維權運動。盡管維權運動沒有成千上萬人的上街示威和靜坐請願，但通過大大小小、此起彼伏的群體性事件與無數個體政治和經濟訴求，不但守護自身的權利，還討回社會的公道；不但維護自身的經濟利益，還捍衛自身的政治權益；不但要求基本的人權保障，還向僵化落後的政治體制發起挑戰！

為了鞏固統治地位，當局不斷強化強制能力，不僅增加軍備開支，還加強政府部門軟性的強管制能力，即加強用於國內管制的警力與準警力，其中，用於控制網絡言論的有網絡警察；用於維護城市秩序的有“城管”；而用於管制政治言論與行動的有“國保”與“國安”；用於對付群體性事件的有龐大的防暴警察。僅用於國內的強管制能力每年到底用掉多少人民幣，累計起來很難查到精確數字，但它帶給民眾的震懾力與恐懼感卻無處不在。據《社會科學報》（2010.5.27）報道，僅2009年全國內保費用5140億元，已經接近軍費開支；而2009年中央公共安全支出增幅高達47.5%，而這麽龐大的維穩經費和行政成本不但嚴重地擠壓了民生，還嚴重扭曲政府的規範能力和保護能力，以致不管是中央政府，還是地方政府，為了維持穩定而不擇手段，使得維穩與維權形成尖銳的對立。僅城管部門每年造成的暴力傷害致死事件就不但發生多起，還不斷引起的社會反響。而這些不僅充分說明政府與民眾的矛盾何等尖銳，更說明一黨專制與民眾的期望水火不容。

綜上所述，由於一黨專制不僅強化權力，更弱化權利，因而導致權力與權利嚴重失衡，結果既致使中國的公民社會一直不能發育，也致使新聞媒體成為黨和政府的喉舌，致使來自民間的呼聲因不能傳播而成不了社會輿論；既致使人民沒有結社的自由，也致使NGO等民間組織遭到官方限禁；既致使工人、農民等弱勢大眾沒有自己的可以依靠的組織，也致使百姓不能以組織化的形式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等等。

正是因為一黨專制，也正是出於維護一黨專制，所以，改革開放以來，不管是鄧小平，還是江澤民，還是胡錦濤，還是習近平，都是一直只求經濟改革突進，一直只求科教改革支持，一直只求其它改革協助，而一直不求政治改革配合，因而不僅導致政治發展方式畸形，也導致政治發展機制僵化，以至於不能與經濟改革、科教改革和其它方面改革相適應，結果不僅致使改革開放不斷發生變異，更致使政府權力不斷產生異化，進而不僅導致綜合成本不斷遞增，也導致綜合效率一直低下，還導致綜合收益不盡人意，以致導致代價不可估量，恐怕遠遠超過成就；導致損失不可估量，恐怕遠遠超過收獲；導致綜合成本不可估量，恐怕遠遠超過綜合收益，最終不但阻礙中國崛起的進程，也導致中國社會畸形發展，還牽制中華民族的騰飛！

五、開創中國民主制度

從古到今，凡是危害中國發展的問題，其實根本上都是政治問題。由於政治方面存在嚴重弊病，不但傳染其他方面，還導致其他一系列問題，因此任何問題都能擱置，首先必須解決政治問題。只要政治問題從根本上解決了，其他問題也就迎刃而解，否則不僅嚴重影響其他問題的處理，還會誘發更多更大的問題。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在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中，如今右腿已踩在了一塊石頭上，而左腿還深陷在淤泥之里，以至右腿已踏上了現在，而左腿還停留在過去，與其說拔不出左腿的原因是沒有脫掉一黨專制的破鞋，不如說是當局出於維護自身統治地位，以致形成進退維谷的局面。如果拔不出深陷過去的那條左腿，那不但嚴重幹擾中國發展的方針，還會嚴重侵害中國社會的細胞；不但嚴重腐蝕中國改革開放的戰略，還會嚴重阻礙中國民主轉型的進程；不但嚴重削弱中國崛起的動力，還會嚴重牽制中華民族騰飛的腳步！

不論是改革，還是開放，都旨在促進生產力的發展，促進生產關系的完善，促進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設，進而確保國民經濟持續增長，確保綜合國力不斷增強，確保人民生活蒸蒸日上，而最終促使國家健康發展，促使社會繁榮文明，促使生活質量不斷提升。

如果說改革是對存在弊端的原有體制的革命，不僅要革除經濟方面的弊端，也要革除政治方面的弊端，還要革除其他方面的弊端，那麽開放則是在引進外資同時，不僅借鑒外國優越的民主制度，還借鑒外國先進的普世價值觀，而最終不僅要解除阻礙生產力發展的桎梏，也要消除不利於生產關系完善的因素，更要廢除阻礙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的體制。

因此，改革開放首先應當挖好溝才放水，也就是先起碼建立基本的社會保障，再實施改革，以免既引起劇烈的社會陣痛，又加重民眾的生活負擔和精神包袱，最終不僅應當使基本民生有所保障，還應當縮小貧富差距而實現共同富裕，更應當將其成果讓民眾共享，可當局出台的政策與舉措反而不挖溝就放水，不先起碼推出基本的社會保障政策，就展開改革措施，以致既引起劇烈的社會陣痛，又加重民眾的生活負擔和精神包袱，而結果不僅使社會貧富差距不斷拉大，還導致民眾分享不到多少成果。其次，改革開放應當在引進外資同時，不僅借鑒外國優越的民主制度，還借鑒外國先進的普世價值觀，可當局出台的政策與舉措只招商引資，而排斥外國優秀的政治文化。

更主要的是，改革開放應當廢除一黨專政而鑄就民主，樹立憲政，實行法治，保障人權，擴展自由，落實平等，推行地方自治和軍隊國家化，建立多黨競爭機制，構築分權制衡體系，以至於不僅使政府在人民的監督下工作，還實現廉潔和廉價政府的目標，而不應當與民主潮流相抵牾，不應當與人權原則相沖突，不應當使政府駕於人民之上，不斷過濾民眾的要求，而讓自己為所欲為，不僅濫用權力，鋪張浪費，貪污腐化，還把人民拋向體制的邊緣，可當局出台的政策與舉措，反而不斷給一黨專政注射強心劑，不僅使之朝著民眾所期待的正確方向逆向而行，還使之繼續在極權的道路上加速行進。

展開來講，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盡管通過解放思想走出一片片意識形態的誤區；通過轉變觀念拆除一個個條條框框；通過不斷拓展改革而摸著一塊塊石頭過河；通過不斷對外開放打開一扇扇國門；通過轉換機制開辟一條條發展彎路；以至不再以階級鬥爭為綱，而轉變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再閉關鎖國，而打開國門，對外逐漸開放；不再迷戀計劃經濟，而投入市場經濟的懷抱；不再扼殺經濟競爭，而借鑒國外競爭機制；不再只靠自力更生，而廣泛借助外資內債；不再只搞國營集體經濟，而漸漸放開，倡導多種經濟成分並存，不但積極擴展個體私營，還通過優惠政策，廣招外商，博引外資，開辦獨資或合資公司，並逐步實行股份制，推廣現代企業制度，普及公有制多種實現形式等，因此不僅促使國民經濟迅猛發展，也促使綜合國力直線上升，還促使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然而由於沒有通過政治改革破除一黨專制而造就民主，致使國家權力集中在一種政治力量上，導致權力極度統一，以至不管是立法，還是行政；不管是司法，還是軍隊；不管是新聞出版單位，還是國有廠礦企業，從中央到地方，都被一種政治勢力操控，以致既無橫向互相制約，又無縱向互相制約。而且各級領導都由上級委任，而非民主選舉產生，只受上級管制，不受其它約束，致使各級幹部動不動就濫用職權，動不動就以權謀私，動不動就貪污受賄，動不動就買官賣官，動不動就損害國家利益，損害民族利益，損害人民利益！

因此，不但導致各項方針常常失靈，也導致各項政策常常走樣，還導致各項措施常常變形，進而致使改革開放不斷發生變異，結果不僅導致發展方式畸形，也導致發展道路曲折坎坷，以至於不僅在政治上導致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還在經濟上導致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不僅導致改革成本不斷遞增，還導致開放支出不斷攀升；不僅導致社會劇痛不斷蔓延，還導致貧富差距不斷擴大；不僅導致社會道德不斷滑坡，導致國家不斷大量失血；不僅導致社會污水不斷亂流，還導致國有資產損失慘重；不僅導致富國窮民，還導致腐敗層出不窮，既席卷全國，又上下泛濫！……

顯然，這一系列問題，並非改革開放直接派生的負面效應，而是政治改革沒有跟進出擊直接造成的必然後果。

之所以政治改革沒有跟進出擊，原因就在於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盡管當局不斷深化經濟改革，不斷擴大科教改革，不斷拓展其他改革，然而對於政治改革，當局則完全選擇回避要害，不是空喊口號，就是把行政改革說成是政治體制改革，從而導致政治改革難以展開。盡管大多數百姓都明白，要真正進行政治改革，那就必須終結一黨專政，但是大多數百姓因為怕遭迫害鎮壓，所以都選擇忍氣吞聲，而既不敢表示不滿，又不敢付諸行動，以至於不是在當局的迷惑下埋頭賺錢，就是在當局的誘導下設法鉆營。因而在當局與百姓分別作出這種選擇後，中國的政治改革自然就舉步維艱，結果不但導致中國政治改革陷入困境而停滯不前，更導致中國民主化陷入困境而難以自拔。

展開來講，由於當局深知如果全面推行實質性的政治改革，那自己就成為改革的對象，而只有回避真正的政治改革而維持現狀，才能維護自身利益，因此，對當局來說，不管百姓如何選擇，自己的理性選擇都是回避政治改革。而按理說百姓是現行政治制度的受害者，只有借助政治改革，才能改善自身的處境，因此都應推動政治改革，可實際上並非如此，而是也回避政治改革。之所以這樣，原因就在於在當局出於維護自身利益而不進行真正的政治改革的情況下，如果百姓還要求進行真正的政治改革，那就會遭到當局的鎮壓，以致出於趨利避害，只好選擇回避，而不敢要求進行真正的政治改革。而對百姓中的一些知識精英和經濟精英來講，他們本應是要求進行真正政治改革的最有力量的社會群體，可由於一些人怕遭迫害，而另一些人被當局收買，以致在政治改革的問題上全都沈默，不是回避政治問題，就是為當局歌功頌德，為當局塗脂抹粉，為當局搖旗吶喊。而這些比普通百姓具有影響力的精英們與當局沆瀣一氣後，政治改革的困境就進一步被強化了。此外，盡管一些有識之士不僅敢於不斷呼籲政治改革，並強烈要求造就民主，樹立憲政，實行法治，保障人權，擴展自由，落實平等，推行地方自治和軍隊國家化，建立多黨競爭機制，構築分權制衡體系，還為此不是積極投身民主運動，就是積極參與維權運動，要麽積極推展公民運動，但是一方面因為人數有限，而又各自為戰，過於松散而沒凝聚起來；一方面因為違背國情而一味照搬西方民主模式，以致非但沒有喚起民眾沖破政治改革的困境，反而使之每況愈下。

總之，如果說中共當局是中國民主化的障礙，那麽民運力量過於松散而沒有形成合力則是中國民主化的瓶頸，而百姓參與民主運動的人數過少則是中國民主化的短板。由於當局無意展開真正的政治改革，而百姓又不敢要求真正的政治改革，加上民主鬥士勢單力薄，又沒喚起百姓，因此不僅導致政治改革的動力嚴重不足，更導致中國民主化的基礎越來越薄弱。

結果致使中國百姓至今還不能真正站起來，而還象過去那樣不是一路跪拜，就是忍痛爬行；致使中國百姓至今還不能暢所語言，而還象過去那樣不是違心說謊，就是裝聾作啞；致使中國百姓至今還不能享有言論、集會、結社的自由權利，而還象過去那樣不是歌功頌德，就是忍氣吞聲；致使中國百姓至今還不能參政議政督政，而還象過去那樣不是卑躬屈膝，就是任人宰割；更致使中國百姓至今從沒當過家做過主，而還象過去那樣不是淪為轎夫，就是淪為奴仆囚徒！

與其說這是中國百姓的悲哀，不如說是中國百姓莫大的恥辱。而恥辱，不僅是聲譽上所受的損害，更會遭受利益上的損失，而不管是個人蒙受的恥辱，還是國家和民族蒙受的恥辱，都主要是內在因素造成的，其次才是外在因素作用的結果。其實，蒙受恥辱並不可怕，而可怕的是不積極想方設法消除恥辱的根源，而從根本上洗刷恥辱。

自古以來，中國人就不斷遭受恥辱，不但蒙受國家一次次被掠奪的恥辱，還蒙受民族一次次被踐踏的恥辱，更蒙受五千多年被統治者壓迫的恥辱，而這一系列的恥辱不僅導致中國百姓聲譽上蒙受莫大的損害，以致不管是在歷史上，還是在世界上，都擡不起頭，更導致中國百姓利益上遭受莫大的損失，以致不論是在政治方面，還是在經濟等方面，都蒙受難以估量的損失！當中國的家，做中國的主，雖是中國百姓不可侵犯的權利，但是必須要靠百姓自己爭取捍衛，不能指望別的，只能指望自己！縱觀世界歷史，不論哪個國家實現民主，都是百姓用血用汗用命換來的，都是百姓從拼爭中提取的，都是百姓齊心協力爭來的，而不是盼來的，也不是等來的，更不是誰的恩賜！

不管是過去，還是現在，實現民主化不外乎通過兩條渠道：一條是通過自上而下的循序改革，一條是通過自下而上的暴力革命。基於中國現狀，要想借助自下而上的暴力革命造就民主，不僅可能性很小，而且即使利用暴力革命實現權力更叠，也十有八九回到專制的老路上，因此只能通過自下而上的社會呼籲，只能通過理性的社會發難，只能通過非暴力的社會風潮，不斷沖擊現行腐朽而落後的政治制度，齊心迫使當局通過全面政治改革，廢除四項基本原則，廢止政治壟斷，廢棄一黨專政，才能鑄就民主，樹立憲政，實行法治，保障人權，擴展自由，落實平等，推行地方自治和軍隊國家化，建立多黨競爭機制，構築分權制衡體系。

由於百姓不僅是民主轉型的動力，更是民主轉型的著力點，因此必須通過各種方式，挖掘各種資源，疏通各種渠道，不但提高百姓的民主認知，還要激發百姓的民主精神，更要激活百姓的民主意志。其次，讓百姓認識到維持現狀而不推動政治改革，不僅得不償失，也為虎作倀，還對自己更加不利；而如果積極推動政治改革，鑄就民主制度，那不僅對自己有益，也對國家有益，還對民族有益。再則，在爭取國際支持及配合的同時，必須激勵國內各界凝聚有限力量不斷齊心奮爭，必須激勵國內民眾積極投身民主運動，必須激勵國內百姓踏上民主化的征程。

尤其是不但要繪制出能落實民眾政治訴求的民主藍圖，也要建立能滿足民眾經濟和其他方面需要的民主機制，更要構築能使民眾同當局的利益預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契合的民主制度，從而激起民眾參與民主運動的勇氣，激活民眾參與民主運動的潛能，激發民眾參與民主運動積極性，以至於喚起民眾凝聚起來形成合力，匯成一浪接一浪的社會呼聲，合成一片接一片的社會發難，聚成一次接一次的社會風潮，不斷自下而上沖擊現行腐朽而落後的政治體制，而迫使當局全面通過政治改革，廢除四項基本原則，廢止政治壟斷，廢棄一黨專政，進而通過制度創新，促使國家不僅在政治方面以民主為基礎，以憲政為支柱，以法治為準繩，以人權為核心，以自由為媒介，以平等為紐帶，以多黨競爭為樞紐，以分權制衡為中樞，以地方自治及其軍隊國家化為前提，還在經濟方面則以公私混合所有制為本，以公有經濟為主，以私有經濟為輔，以經濟競爭為媒介，以市場經濟為紐帶，並廢棄哈耶克倡導的反對政府幹預的自由市場經濟思想，而進一步弘揚和完善新凱恩斯主義提倡的政府管控的自由市場經濟主張，最終不僅構築高效廉潔而又廉價的新型社會控制體系，還建立適合中國的民主制度。

當今，世界正處於多極化格局，不僅民主已成主流，而且不管是政治，還是經濟；不管是科技，還是教育；不管是文化，還是其它方面，都不斷結出碩果，因而既給中國的民主轉型帶來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又給中國的民主轉型營造了良好的國際環境，不但為中國民主轉型提供了大量的能源，更為中國民主轉型指明了方向，掃除了障礙，鋪平了道路。

如果中國百姓還不借助改革開放牢牢把握住民主轉型的歷史機遇，齊心迫使當局破除政治壟斷，而全面通過政治改革，把民主、憲政、法治、人權、自由、平等、多黨競爭、分權制衡、地方自治和軍隊國家化植入中國每片土地，注入中華民族每條血脈，輸入每個中國人的心里，從而為中國的發展豎立航標，為中國的崛起提供動力，為中華民族的騰飛鋪築跑道，那麽自古慘遭專制折磨的中國，自古慘遭極權壓迫的中華民族，自古慘遭暴政蹂躪的炎黃子孫，不是倒在權貴壟斷資本主義懷里茍延殘喘，就是還在一黨專政的牢籠中苦苦掙紮！

當然，在一黨專制的情況下，當局出於維護統治，往往不會采取積極姿態，不會自動放棄領導地位，不會為了國家利益、民族利益、人民利益，而主動犧牲自身利益，反而可能使用一切手段，動用一切力量，不惜一切代價，竭力維護自身既得利益。

所以，指望當局自覺走上民主化的道路，那無異於緣木求魚，而只有借助理性、非暴力民主運動才切實可行，也才是最佳的選擇。因此，除了通過各種方式，挖掘各種資源，疏通各種渠道，加強百姓的民主認知，激活百姓的民主精神，激發百姓的民主鬥志，而促使百姓團結奮爭，凝聚起來合成一浪接一浪的社會呼聲，匯成一片接一片的社會發難，聚成一次接一次的社會風潮，以至於讓民主呼聲響徹中國大地，讓社會發難遍布中國每片土地，讓社會風潮席卷中國每個角落，才能迫使當局全面進行政治改革，從而沖出民主化的困境而根除封建專制，破除政治壟斷，廢除一黨專政，造就適合中國的民主制度。

如今，改革開放已經40多年了，而民主已經誕生300多年了，也在世界上蔓延300多年了，並已在150多個國家開花結果，可是中國依然遭受專制蹂躪，中華民族依然遭受專制壓迫，中國百姓依然遭受專制折磨，以致不管是中國的命運，還是中華民族的命運，還是中國百姓的命運，都還僅僅取決於一黨專制，都還僅僅取決於一個政治集團，都還僅僅取決於一個人領導下的幾個人，而不取決於民主，不取決於多個政黨，更不取決於十三億中國人民！

如今，《世界人權宣言》已經頒布60多年了，而中共當局不僅於1997年10月27日簽署了聯合國《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還於1998年10月5日簽署了《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還於2004年3月通過修憲將“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寫入憲法，使之成為憲法準則，可中國的人權狀況並沒有得到改善，以至中國百姓還不能真正站起來，而只能忍痛爬行；還不能暢所語言，而只能裝聾作啞；還不能享有言論、集會、結社的自由權利，而只能忍氣吞聲；還不能參政議政督政，而只能任人宰割；還不能當家做主，而只能當囚徒做轎夫！

如今，中國民主革命已經過去100多年了，中共當政已經60多年了，歷史已經跨入21世紀了，國家走哪條道路由人民決定不僅已成為世界共識，還已成為普世價值，然而中國走哪條道路還由一個人領導下的一個政黨決定，而不由十三億中國人民決定，以致中國百姓至今連民主是什麽滋味都沒體味到。而這不但要追究兩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專制制度，追究蔣介石的獨裁統治，追究中共奉行的政治霸權主義，而百姓更要追究自己！

英國百姓早在1688年就能通過制度創新，齊心創建世界上第一個君主立憲制國家，從而鋪築人類歷史上第一條民主之路；而美國百姓早在1781年就能通過制度創新，齊心創立全球第一個總統制國家，從而鋪成自己的民主之路；印度百姓早在20世紀40年代就能通過非暴力不合作運動，齊心建立半總統制國家，從而鋪就自己的民主之路；為什麽十三億中國百姓，就不能發揚中國民主革命的精神，而認真總結以往民主運動的經驗和教訓，重新上路沖出民主化的困境，通過制度創新齊心砸爛一黨專政生產的政治鐐銬，而不斷通過自下而上的社會呼籲、社會發難、社會風潮，匯成一浪高過一浪的民主潮流，徹底沖毀四項基本原則，進而沖垮一黨專政制度，最終沖出中國民主之路？！

為什麽十三億炎黃子孫，就不能發揚中國民主革命的精神，而認真總結以往民主運動的經驗和教訓，重新上路沖出民主化的困境，而通過制度創新齊心拆除一黨專政設置的政治牢籠，不斷通過自下而上的社會呼籲、社會發難、社會風潮，合成一次高過一次的民主聲浪，震毀四項基本原則，進而震垮一黨專政制度，最終鋪築中國民主化的坦途？！

為什麽十三億中華兒女，就不能發揚中國民主革命的精神，而認真總結以往民主運動的經驗和教訓，重新上路沖出民主化的困境，而通過制度創新齊心摧毀一黨專政修築的政治堡壘，以至合成一浪接一浪的社會呼聲，匯成一片接一片的社會發難，聚成一次接一次的社會風潮，不斷自下而上沖擊現行腐朽而落後的政治體制，迫使中共當局通過全面政治改革，廢除四項基本原則，廢止政治壟斷，廢棄一黨專政，而鑄就民主，樹立憲政，實行法治，保障人權，擴展自由，落實平等，推行地方自治和軍隊國家化，建立多黨競爭機制，構建分權制衡體系，最終不僅創建適合中國的民主制度，也打造中國健康發展的路標，還澆築中華民族騰飛的跑道？！

如果說民眾是中國民主轉型的動力，那麽通過民眾自下而上的奮爭，而迫使當局全面進行政治改革則是中國民主轉型的支點，而建構適合中國的民主制度則是中國民主轉型的杠桿。只有先打造出不僅能落實民眾政治訴求，也能滿足民眾經濟和其他方面需要，更能使民眾同當局的利益預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契合的民主制度這個杠桿，才能激發民眾通過自下而上的奮爭，迫使當局全面通過政治改革，而不但撬開自古壓在中國及民眾身上的專制制度，還造就既適合中國又具有普世功效的民主制度。

由於現行民主還有一些缺陷，不僅存在選舉的可操縱性和選舉結果的非理性的問題，也存在民主對原有社會結構強化的問題，還存在民主社會的媚俗性等問題，而最主要的問題則在於缺乏公平合理的分配機制，以致既難以化解日益尖銳的分配矛盾，又難以緩解分配不公引發的社會危機，因此還有待於完善。

其中，不管是選舉的可操縱性和選舉結果的非理性的問題，還是民主對原有社會結構的強化的問題，還是民主社會的媚俗性等問題，都能通過技術創新使之功能不斷弱化，而分配問題只有上升到社會制度的層面才能得到解決，也就是說只有更新社會制度，只有通過社會制度創新，才能不但化解日益尖銳的分配矛盾，還緩解分配不公引發的社會危機，以至從根本上彌補民主制度的缺陷，而進一步發揚民主的優越性，進一步提升民主的質量，進一步完善民主制度。

由於資本主義推行私有制，並推崇哈耶克倡導的反對政府幹預的自由市場經濟思想，因此既忽視市場缺陷，又造成社會不公，以至於不但導致市場缺陷難於及時得到修補，也導致社會財富都積累在少數人手里，還導致社會購買能力嚴重匱乏，使得社會經濟循環中斷，而不斷引發經濟危機，以致既危害國家發展，又損害的多數人的利益，最終不僅導致貧富懸殊，也導致社會變形，還導致國家失衡。

盡管社會主義實行公有制，但由於政治上崇尚專制，不但只體現統治者的意志，還僅以統治者的需要為立足點；不但中央集權，還世襲委任；不但排除異己，還鉗制言論及其結社、信仰自由；不但獨霸軍隊警察，還限制百姓的活動空間，以致不受制約，監控無效，唯我獨尊；而經濟上雖講求全體人民共有一切生產要素，講求分配公平，可因象政治上一樣推行壟斷，以致不僅排斥私有生產要素，還扼殺經濟競爭；不僅寵信計劃經濟，還推崇平均主義；不僅生產效率低下，還機制僵化，缺乏生機。

盡管社會民主主義講求民主，也講求公平，並推行新凱恩斯主義提倡的政府管控的自由市場經濟，可由於推崇以私有經濟為主的公私混合制，只通過私有經濟實現自身政治經濟訴求，而不借助公有經濟大展宏圖，以致不僅在經濟建設上也沒具體的表現形式，還在公平分配方面沒有多少作為，結果不僅導致社會財富都積累在少數人手里，還導致社會購買能力嚴重匱乏，使得社會經濟循環中斷，而不斷引發經濟危機，以致既危害國家發展，又損害的多數人的利益。

盡管中國如今推行以公有生產要素為主的公私混合制，但是由於政治上崇尚專制，不但只體現統治者的意志，還僅以統治者的需要為立足點；不但中央集權，還世襲委任；不但排除異己，還鉗制言論及其結社、信仰自由；不但獨霸軍隊警察，還限制百姓的活動空間，以致不受制約，監控無效，唯我獨尊。而經濟上雖然推行新凱恩斯主義提倡的政府管控的自由市場經濟，而能不斷修補市場缺陷，可由於沒有通過公有經濟每年向全民分紅，因此不僅導致社會財富過度集中、沈澱，還導致社會消費（內需）嚴重不足，結果既阻礙經濟可持續性發展，又沒能為多數人牟利。更主要的是，由於實行政治壟斷，一味推行專制而扼殺民主，因此不僅致使社會道德全面滑坡，也致使公有資產損失慘重，還致使腐敗到處泛濫！

顯然，不管從哪個方面來看，世界上現行的各種社會制度都有些弊端，因此最近十幾年間，為了削弱資本主義的不公，為了清除社會主義的僵化，為了彌補社會民主主義的不足，為了消除中國以公有生產要素為主的公私混合制的專制缺陷，不管是西方發達國家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還是中國的有識之士，都在探索人類發展新的道路，希望創建一種新型社會民主制度，以至既講求民主，又講求憲政；既講求法治，又講求人權；既講求自由，又講求平等；既講求公平，又講求效率；既講求正義，又講求公正；既講求地方自治，又講求軍隊國家化；既講求多黨競爭，又講求分權制衡，最終不僅超越左派思想，也超越右翼主張，還全面實行積極的福利政策。

然而，由於各國情況不同，實施方式不一，因此，對於新型社會民主制度，不但表述不盡一致，也沒有形成統一的模式，還有待於進一步完善，因為一些西方發達國家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所建構新型社會控制方式，盡管以憲政民主為基礎，但公有經濟成分過少，而私有經濟比例過大，所以並不科學。而中國一些有識之士所建構的民主社會主義制度等，盡管推行以公有生產要素為主的公私混合制，可由於沒擺脫一黨專制的束縛，因此更不科學。而科學又優越的大同民主制度，不但在政治方面以民主為基礎，以憲政為支柱，以法治為準繩，以人權為核心，以自由為媒介，以平等為紐帶，以多黨競爭為樞紐，以分權制衡為中樞，以地方自治及其軍隊國家化為前提，還在經濟方面既廢除私有制，又廢止公有制，還廢棄以私有經濟為主的公私混合制，而建構以公有經濟為主的公私混合所有制，以至以公有經濟為主，以私有經濟為輔，以經濟競爭為媒介，以市場經濟為紐帶，並廢棄哈耶克倡導的反對政府幹預的自由市場經濟思想，而進一步弘揚和完善新凱恩斯主義提倡的政府管控的自由市場經濟主張，從而不僅符合社會客觀要求，還符合歷史發展規律；不但滿足絕大多數百姓的政治訴求，還滿足絕大多數百姓的經濟等方面的要求，而且既講求民主，又講求憲政；既講求法治，又講求人權；既講求自由，又講求平等；既講求公平，又講求效率；既講求正義，又講求公正；既講求地方自治，又講求軍隊國家化；既講求多黨競爭，又講求分權制衡；最終不僅超越資本主義私有制，也超越社會主義公有制，還超越以私有生產要素為主的社會民主主義公私混合制，更超越中國現行的以公有生產要素為主的公私混合專政制，總之，既超越左派思想，又超越右翼主張，還全面實行積極的福利政策。

綜上所述，如果說專制制度是一條線，那麽一般憲政民主制度則是一片面，而大同民主制度則是一個三維空間；生活在專制國度中，如同生活在狹小的井里；生活在民主國度中，如同生活在寬闊的地面上；而生活在大同民主國度中，如同生活在廣闊的天地里，哪個制度優越，不但一目了然，也不言而喻，更無需辯白。盡管建設大同民主制度是個龐大的系統工程，但只要根據社會客觀要求，根據歷史發展規律，根據國情民意，不但繪制出大同民主制度的藍圖，也開拓大同民主制度的轉型道路，就能讓大同民主制度植根於世界每個角落，讓大同民主制度在世界各地開花結果，讓大同民主制度造福整個人類！

過去，由於沒有根據國情民意，沒有根據社會客觀要求，沒有根據歷史發展規律，設計適合中國的民主制度，而想一味照搬西方現行憲政民主模式，以致沒有繪制出不僅能落實民眾政治訴求，也能滿足民眾經濟和其他方面需要，更能使民眾同當局的利益預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契合的民主藍圖，結果時至今日非但還沒有攻破專制的防線，促使中國走上民主化的道路，反而付出了許多不該付出的代價，浪費了許多不該浪費的時間，搭上了許多不該搭上的成本！

因此，鋪築中國民主之路，不但要借鑒民主發達國家的經驗，更要吸取過去的教訓；不但要靠血性，也要憑理性，更要講策略；不但要根據中國國情，也要根據社會客觀要求，還要根據歷史發展規律，來繪制適合中國的民主轉型藍圖，來確立適合中國的民主轉型目標，來確定適合中國的民主轉型路徑。

由於中國的國情既特殊又覆雜，不僅公有經濟規模龐大，至少占社會總資產的五成左右，而且社會環境及其文化等自古遭到專制嚴重污染，因此不能照搬哪個國家現成的民主體制，而必須根據中國的特點設計出適合中國的民主制度，這不但是解構現行體制和建構新體制並存的過程，也意味著中國民主轉型必須另辟蹊徑，以至既不同於那些民主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也不同於那些先於中國實現了初期民主化的東歐前社會主義國家，還不同於那些處於民主轉型的阿拉伯國家，從而創建一種新型民主制度，並使之既富有中國特色又具有普世功效。

盡管中國民主轉型是個龐大的系統工程，但是只要根據社會客觀要求，根據歷史發展規律，根據國情民意，不但描繪出適合中國的民主轉型藍圖，也確立適合中國的轉型目標，還確定適合中國的的轉型路徑，就能讓民主植根於中國每個角落，讓民主在中國遍地開花結果，讓民主造福中華民族！

在此，借鑒我國民主革命的奠基人孫中山的政治理念，提出一個新的政治思想，借此不但繪制適合中國的民主轉型藍圖，也確立適合中國的民主轉型目標，還確定適合中國的的民主轉型路徑。並借此既全面展現大同民主制度，又全面對這種大同民主制度進行理論建構，希望通過制度創新，不僅創建大同民主制度，還鋪築人類發展的坦途；不僅開辟中國民主化的捷徑，還能實現中國民主和平統一；不僅打造中國健康發展的路標，還澆築中華民族騰飛的跑道，不僅建立神的信仰體系，還達到萬教歸一的境界；以至於不但徹底改變中國的命運，也改變中華民族的命運，還改變每一個炎黃子孫的命運，最終不僅造福人類，也造福中華民族，還造福每一個炎黃子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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