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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3 天前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作者 中國網友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二年

漫談共同富裕

作者 左翼反共人士

中共已經進退失據了，如果讓包含了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的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不再是必修課，讓右派經濟學成為必修課，中共會失去歷史合法性，如果繼續讓包含了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的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成為必修課，接受過基本教育的工人階級就會要求共同富裕，中共會因為無法完成共同富裕的目標失去現實合法性，中共要化解統治危機必須塑造爭取共同富裕的形象，必須讓工人階級認為中共最終會完成共同富裕的目標，於是才有了一系列的針對特定商業資產階級的批判。

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人的本質是一切關系的總和，人本質上是歷史社會條件的產物，個別人依靠個人奮鬥成功完成階級流動的案例無法改變人是歷史社會條件的產物的普遍規律，從觀察半無產階級與中產階級以及大資產階級的歷史社會條件還有人生的角度可以論證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正確性，論證認為社會意識決定社會存在，人的本質是個人自由意誌的總和，人本質上是個人自由意誌的產物，個別人依靠個人奮鬥成功完成階級流動的案例可以證明人不是歷史社會條件的產物的右派社會學的錯誤，從而論證實行社會主義的必要性。個別的階級流動的背後本質上還是歷史社會條件支配的，從上層進入基層的人通常都有特殊的歷史社會條件，比如因為基因突變無法遺傳父母優質的基因，比如因為從幼兒到成年經歷了父母從半無產階級上升為資產階級的奮鬥過程所以沒有得到好的培養，比如成長過程中因為遇到惡人的傷害所以身心健康受到負面影響。從基層流動到上層的人通常都有特殊的歷史社會條件，比如因為基因突變獲得良好的天賦，比如父母不惜從半無產階級降級為無產階級也要為子女提供良好的教育條件，比如成長的過程中遇到因為貴人所以獲得良好的啟發。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可以論證歷史社會條件對人的支配作用，論證人類社會的普遍規律的本質。一個階級要翻身得解放必須對社會進行革命，而不是讓組成階級成員的個人相信資本主義的階級流動理論然後在個人奮鬥的過程中消耗生命。

中國的貧困線標準太低了，只要經濟水平超越了低端的乞丐，在中共的分類法裡邊就已經不屬於貧困人口了，中共所謂的扶貧工作取得重大成就指的是脫離特色黨製定的貧困線，也就是年收入高於兩千三百元，事實上即使年收入高於兩千三百元的人，很多還是處在貧困的狀態，被中共樹立為扶貧宣傳的樣板人物充當群眾演員的人無法代表廣大實質上還處在貧困狀態的勞苦大眾，這些人屬於農村裡邊的少數。可以被中共樹立為樣板人物充當群眾演員的人是有機會脫貧的，沒有機會被中共樹立為樣板人物充當群眾演員然後又不是村主任的家屬的人是不容易脫貧的，大部份人只是因為中共修改了貧困線的標準名義上脫貧外加在中共的壓迫之下口頭上宣佈脫貧，根本沒有實質上擺脫貧困的狀態。空談艱苦奮鬥與共同富裕是違反人性的，中共是違反人性的，在沒有合適的經濟利益與精神利益作為誘因，沒有生活所迫，沒有合適的社會角色，或者因為被社會環境禍害所以仇恨社會環境的情況下人是不願意勞動的，人通常只會希望自己看著順眼的人發財，希望自己看著不順眼的人社會性死亡，空談艱苦奮鬥與共同富裕是違反人性的，中國社會的貧富兩極分化是黨國資本主義造成的，不結束黨國資本主義就不會緩解貧富兩極分化的程度。根據中共定義的貧困標準，年收入低於兩千三百元才屬於貧困人口，事實上一個人如果年收入有兩千四百元，雖然名義上已經脫貧，但是實際上還是貧困人口，而且貧困人口不僅存在於農村，城市也有大量的貧困人口，在中國，即使月收入有兩千三百元，在城市還是貧困人口，根本無法擁有體面的生活。中國社會的個人所得稅起征點是五千元，根據最新的中共的官方統計數據，中國全國納稅人數只有六千四百萬人，根據最新的中共的官方統計數據可以得出中國只有六千四百萬人的收入達到了五千元以上的結論。商業資產階級鼓吹的市場自發秩序與官僚資產階級維護的黨國資本主義根本無法實現共同富裕，只有建立無產階級民主與民主計劃經濟才可以讓大多數人擺脫貧困。

我可以理解躺平的人，或許對於無法離開中國的人來講躺平是最好的選擇。人類社會本來就不存在根據勞動的質與量進行分配的按勞分配，人類社會本來就不存在一份耕耘一份收穫，藍領工人與粉領工人以及白領工人的總收入不如資本家與政府官員的收入的零頭，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最長的藍領工人收入最低，分配社會角色的競爭過程本質上是在因果鏈條 認知節奏 話語權 平檯 天賦 歷史社會條件不平等的基礎上進行的，競爭形成的差異本質上是建立在不公平的基礎上的，特別是在中國，這種不公平是非常明顯的。中國根本不適合生活，中國是一個私有財產缺乏保障與貧富兩極分化以及壓迫精神自由與個性的解放的國家。中國是一個讓活在形而上與活在形而下的人都有壓迫感的國家，中國即不允許活在形而上的人自由的生產意識形態又不允許活在形而下的人自由的享受低級趣味。富人沒有私有財產保障，窮人沒有社會福利保障。活在形而上的人無法擁有思想自由 言論自由 信仰自由 結社自由 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 創作的自由，活在形而下的人無法獲得情色合法化 大麻合法化 賭博合法化 大尺度的暴力美學的收視權。在中國繳稅之後依舊得不到私有財產權 言論自由 信仰自由 選舉權 社會福利，依舊是可以隨便被共匪宰割的韭菜，繳稅之後無法獲得權益。綜上所述，中國人有充份的理由躺平。

漫談社會公平

作者 左翼反共人士

左翼支持消滅階級的結果平等的世界觀與右翼反對消滅階級的機會平等的世界觀本質上是歷史決定論與自由意誌論之間的對抗，如果歷史決定論是成立的，機會平等就沒有意義。西方國家認同左派價值觀的人有很多是比較傾向於歷史決定論的，因為自由意誌論的信徒始終找不到能夠徹底反駁歷史決定論的依據。無論是心理學領域中的行為主義學派的觀點，還是斯賓諾沙的決定論，戴維 邁爾斯的社會心理學，格裏格 津巴多的社會心理因素理論，埃裏克森的人格發展階段理論，弗洛姆的社會學理論都是支持馬克思的歷史決定論的。

如果用歷史決定論來解釋這個世界，每個人的所作所為都是命運的壹部份。我們並沒有決定世界的能力，我們的自由的感覺實則是壹種假象，但這種假象是如此的迷人和如此的逼真，或者說可能的真相實際上永遠無法達到：壹個超宇宙的智慧無法存在，因此記憶所有過去與未來的設備不可能存在，因此這個宇宙儘管壹直是單線索的以決定論的方式向前演化，但所有在其中的智慧都無法預測其演化方式，都無法知道自己的宿命，因為決定自己宿命的因素實在是太廣泛了：萬物之間皆有聯繫因果，而意識的自由確是可以真真切切可以感受的，正如同Matrix中被接管所有信息輸入輸出渠道的未來人類，雖然沒有懷疑我們也是那樣的壹種悲慘境遇（我們的情況是這些信息的渠道太廣泛以至於我們的意識沒有足夠的精力去接管或處理，這樣我們的自由意識實際上與整個世界是無限聯繫起來的），因為歷史的單壹圖象，所以意識與量子壹樣，也只是存在無窮可能，但瞬間內還是波涵塌陷，唯壹選擇壹種狀態，而且這種選擇是內秉其先前狀態的——這點是獨斷的和最值得爭論的……

物質決定意識

也許妳還未被心理學的證據說服，但腦神經科學研究卻可能對妳擁有自由意誌的信念給予致命壹撃。這些神經科學研究均指出，我們的行為都是大腦無意識的神經活動所決定，而且這些活動都出現在我們作出有意識的決定之前。

生理學家 Benjamin Libet (1983) 的實驗是其中最早兼最著名的研究。在這實驗裏，參與者前面有壹個按鈕，他們被告知可以在任何時間按下按鈕，只要每當他們感受到意欲移動手指按掣的衝動時，就做出這壹動作，並記下他們感受到這壹衝動的準確時間。整個過程，Benjamin Libet 會運用腦電圖來觀察參與者的大腦。研究發現，某種腦神經活動出現的時間比參與者感受到行動衝動的時間早了約 300 毫秒。

Benjamin Libet 由此得出結論：意識總是來得較晚。早在我們有意識按下按鈕前的 300 毫秒，大腦的神經連結已經為我們做出了移動手指的決定。這就是說，妳以為自己擁有自由意誌下意識決定行動，但實際上妳的大腦在妳不知道、仍沒作出有意識決定的時侯，已經早壹步做了決定。

如果只有壹場實驗，我們大可以抱持懷疑態度。但 Benjamin Libet 公布實驗結果後，許多科學家進行了類似實驗，並對實驗裝置加以改善，都得出同壹結果。其中最為突出的是神經科學家 John-Dylan Haynes (2011) 的實驗研究。實驗中要參與者選擇按左邊還是右邊的按鈕。研究發現，某種無意識的腦神經活動能預測參與者所作的決定，而且這個大腦活動在參與者作出選擇前七至十秒就會發生。

這真是讓人咋舌的研究發現。當妳隨意在左右按鈕之間作出選擇時，如果有人觀察妳的大腦，就能在妳有意識地作出選擇前，提前足足七至十秒預測到妳決定按哪邊掣，那麽妳的行為顯然不是妳有意識的決定，而是由妳大腦無意識的神經活動所導致。

以妳選擇餐館的行為作為例子，妳需要思考選擇西餐還是中餐，最紅妳決定選擇西餐。這是妳行使自由意誌的選擇嗎？這看起來是，但根據決定論，妳的選擇必定是由過去事件所決定，這些原因可能是妳腦部的神經活動、妳的慾望、喜好或者信念，無論如何，它們都構成了充分原因導致妳選擇西餐，而且它們又是由其他原因所決定；如此類推，壹直溯回過去，追溯到妳孩童時候、出生之前，甚至還未有太陽系之前的事件，它們早已經決定了妳會選擇西餐。既然我們無法改變遙遠過去的事件，那麽明顯可以得出結論：我們沒有自由意誌。

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

在壹個生物的肉體裏，同它的心靈活動相對應的、以及同它的自覺活動或任何其他活動相對應的時空事件（考慮到它們的複雜結構和公認的物理化學的統計學解釋），如果不是嚴格地決定的，無論如何也是統計地決定的。對於物理學家我要強調的是，和有些人所持的意見相反，依我看來，在這些時空事件中，量子的測不準性是起不了有關生物學上的作用的，除非是在減數分裂、自然突變和射線誘發突變等這樣壹些事件中，提高了這些時空事件的純粹偶然性的特性時，量子的測不準性才會起作用——這在任何情況下都是很明顯的，為大家所公認的。 為了進行論證，讓我把這壹點當作是壹個事實，即假如不存在關於「宣稱自己是壹架純粹的機器」的這種人所共知的不愉快的心情，那麽，我相信，每壹位沒有偏見的生物學家都會這樣看的。這是因為關於自己是壹架純粹的機器的這種說法，被認為是同直接內省所證明的自由意誌相矛盾的。 但是直接經驗本身，不管是如何的多種多樣和如何的不壹致，在邏輯上卻是不會相互矛盾的。因此，讓我們來看壹下，我們能否從下面兩個前提中引出正確的、不矛盾的結論來： （1）我的肉體作為壹架純粹的機器，是遵循自然界的定律而起作用的。 （2）然而，根據無可置辯的直接經驗，我知道，我總是在指導著肉體的運動，並且能預見其結果，這些結果可能是決定壹切的和十分重要的，在那種情況下，我感到要對運動負起全部責任。 我認為，從這兩個事實得出的唯壹可能的結論是，我——最廣義上的我，就是說，凡是說過「我」或者感覺到「我」的每壹個有意識的心靈——總是按照自然界的定律在控製著「原子運動」的人，如果有這樣的人的話。 在文化界裏，有些概念（那些概念在其他民族中曾經有過、或者仍然有著更廣泛的含義）已經被限定了，並變得專門化了，要用它所要求的簡單措詞來表達這個結論，那是輕率的。用基督教的術語來說：「因此我是萬能的上帝」，這句話聽起來既是瀆神的，又是狂妄的。不過請妳暫時把這些涵義撇開不管，先考慮壹下上面的結論，是否就是生物學家能夠用以壹下子證明上帝的存在和靈魂不朽的結論。 就其本身而言，這並不是壹種新的真知灼見。據我所知，最早的記載可以追溯到大約2500年以前，或者還要早壹些。根據早期的著名的奧義書，印度人在他們的思想裏已經認識到阿特瑪（ATHMAN，我）=梵（BRAHMAN）這壹概念（即個人的自我等於無所不在、無所不包的永恆的自我），這是壹點也不瀆神的，而是代表了對世上事件最深刻的洞察的精髓。所有吠檀多派（Vedanta）的學者，在學會了這句話以後，都努力地把這個最偉大的思想真正地融化在他們的心靈之中。 此外，許多世紀來的神秘主義者，每個人都獨立地，但彼此完全和諧壹致地（有點像理想氣體中的粒子），描述了他或她壹生的獨特經驗。這些經驗可概括成壹句話：我已成為上帝。 對於西方的意識形態來說，這種思想壹直是陌生的，儘管叔本華和其他壹些人支持這種思想；儘管那些真正的情侶，在他們互相凝視時，會意識到他們的思想和他們的喜悅，在數目上來說，已經是合二而壹了——已不僅是相似或相等的了；壹般說來，他們感情上過於激動而不能從事清晰的思維，在這方面他們也和神秘主義者很相像。 請允許我再作壹些進壹步的評論。意識從來不是在複數中被經驗的，而只是在單數中被經驗的。即使在意識分裂或雙重人格的病理事例中，兩個人格也是先後交替出現的，決不是同時出現的。誠然，我們在夢中同時扮演了許多角色，但這也不是沒有差別的：我們總是其中的壹個，我們總是以這個角色或那個角色的身份直接地行動和說話，而當我們常常熱切地期待另壹個人的回答或反應時，我們並不意識到這個事實，即恰恰是我們自己控製了他的言行，就像我們控製自己的言行壹樣。

眾多這壹觀念（奧義書的作者是著重反對這種觀念的）究竟是怎樣產生的呢？意識發現它自身是同壹個有限範圍的物質，即同肉體的物理狀態緊密相連的，並且是依賴於它的（要考慮到在肉體發育期間心靈的變化，如在青春、成年、衰老等時期內的變化，或者要考慮到發熱、酒醉、麻醉和腦損傷等的影響）。可是，存在著大量的相似的肉體。因此，意識或心靈的眾多化似乎是壹個含意深遠的假設。或許所有純樸坦直的人們和大多數的西方哲學家都曾經接受過這個假設。 這個假設幾乎直接導致了靈魂的發現，有多少個肉體就有多少個靈魂，同時也導致了這樣的問題：靈魂是否也像肉體那樣總是要死亡的；或者它們是否是不死的，並能依靠它們自身而存在的。前壹種抉擇是令人生厭的；後壹種則忘記了、忽視了、或者是否認了眾多性假設所依據的事實。人們還曾提出過不少更蠢的問題，例如動物也有靈魂嗎？甚至還問女人有沒有靈魂，還是只有男人才有靈魂？ 這些結論，儘管還只是推測的，壹定會使我們懷疑眾多性假設，而所有官方的西方宗教都是受到過這個假設的影響的。如果剔除明顯的迷信，保留其關於靈魂的眾多性的樸素觀念，同時又用宣布靈魂是要死亡的，或者是要同各自的肉體壹起死亡的說法來「修補」眾多性的觀念，那麽，我們是不是傾向於更為荒謬的謬論呢？ 唯壹可能的抉擇是單純地守住直接經驗，即意識是單數的，關於意識的複數則是未知的；這裡只有壹個東西，但看上去卻像有好多個，實際上這隻不過是由壹種錯覺（梵文是「瑪耶」，意即「幻」）產生的這壹個東西的壹系列的不同方面而已。在有很多面鏡子的房間裏，也會產生同樣的幻鏡。高裏三喀峰和珠穆朗瑪峰同樣也是從不同的山谷看到的同壹個山峰而已。 當然，還有許多精心構思的鬼故事盤踞在我們的心中，妨礙我們去接受這種簡單的認識。比如，據說在我的窗外有壹棵樹，但我並沒有真正看到這棵樹。這棵真正的樹通過壹些巧妙的設置使它自身的映像投入了我的意識之中，那就是我所知覺的東西，而關於這些巧妙的設置，只有它們的最初的而且是相當簡單的幾步是探索到了的。如果妳站在我的旁邊望著同壹棵樹，樹也設法把壹個映像投入妳的靈魂。我看到的是我的樹，妳看到的是妳的樹（非常像我的樹），而這棵樹自身是什麽，我們不知道。對於這種放肆的言論，康德是要負責的。在認為意識是壹個只有單數而無複數的名詞的觀念中，很容易換成另壹種說法，即顯然只有壹棵樹，而所謂映像這壹套把戲不過是壹種無稽之談而已。 然而，我們每壹個人都有無可爭辯的印象，即他自己的經驗和記憶的總和形成了壹個統壹體，這是完全不同於任何其他人的。他把它叫做「我」。可是，這個「我」又是什麽呢？ 我想，妳如果認真地分析壹下，妳將會發現它不過是比許多個單壹資料（經驗和記憶）的成份為多壹點的東西，就是說，它是壹塊油畫畫布，在它上面聚集了這些資料。而且，經過仔細的內省，妳將發現妳之所謂「我」者，實在是指把那些資料聚集在它上面的那種基本材料。妳可能來到了壹個遙遠的國家，看不到妳所有的朋友，妳可能差不多把他們全忘了；妳有了新朋友；妳和他們壹道親熱地生活，就像妳過去同妳的老朋友壹道親熱地生活壹樣。在妳過著新的生活的同時，妳還記得起過去的生活，但是這個事實將會變得愈來愈不重要。妳可以用第三人稱來談論「青年時代的我」；而妳正在閱讀的那本小說中的主角，也許對妳來得更親切，對妳來說，肯定比「青年時代的我」更為生動和更為熟悉。然而妳並沒有中斷，也沒有死亡。即使壹個有本領的催眠術者，成功地完全抹去了妳早期的全部記憶，但妳不會覺得他已經殺死了妳。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有生命死亡的悲哀。 將來也永遠不會這樣的。

當我們把意願作為基本的心理現象加以考慮時，我們發現在這壹術語下理解的事實構成了發展鏈條中的壹些環節。這種發展的低級階段，也就是簡單的隨意活動，被歸入衝動的表現；而這種發展的高級階段，也就是選擇活動，則是意誌本身的表現。在回顧本能的表現時，我們已經相當熟悉了壹些現象，這些現象的心理條件是某種衝動行為，與此同時，生理組織的特性對它們的發展具有決定性影響。現在，我們主要考慮隨意活動的第二種形式，也即高級的形式，它便是意誌本身的活動，以及它與意識過程的關係。 我們從動物王國中覓得了說明本能活動的壹些最佳例子。可是，另壹方面，在目前關於意誌的調查中，我們將僅僅限於人類的意識，儘管意誌活動也常常存在於動物世界，尤其存在於較為高級的動物中間，這是確定無疑的。但是，由於意誌的概念普遍限於選擇範圍，因此隨意活動的問題壹般又稱為意誌問題，並且僅限於人類，原因在於這壹問題不僅對於我們了解意誌的本質具有極其重要性，而且對於我們了解意誌活動與我們其他內部經驗實的關係也極為重要。這個問題長期以來把心理學家和哲學家分成兩個對立的陣營，因此它是壹個該由我們自己的心理來加以回答的問題。這個問題便是"意誌的因果性"。

壹種衝動的活動，正如我們已經見到的那樣，是單壹地決定的活動，在意識中存在壹種動機。意誌活動產生自不同動機之間的選擇，不論是清楚地意識到還是模糊地意識到。因此，在衝動中，"我們自己活動的情感"比起在意誌中更少得到發展。由於後者涉及在各種衝動的動機之間作出壹種抉擇，因此"我們自己活動的情感"在意誌中是隨著"自由情感"而產生的。 但是，如果自由是擁有意誌的結果，是選擇性意誌的結果，那麽兩者的關係如此經常地被調換是如何發生的呢？我們不是說"我是自由的，因為我能行使意誌"，而是傾向於說下面的話，"我能行使意誌，因為我是自由的"。這難道不是把因果關係混淆起來了嗎？十分清楚，我們的自由意識只能在行使意誌的力量中汲取源泉。囚徒之所以是不自由的，因為他的意誌是無效的。囚徒壹旦出獄，他將十分高興，但這是願望，而非意誌。堅信我們做事的力量是行使意誌所不可缺少的條件，它是活動的決心。那麽，我們究竟如何解釋下面的事實，即紮根於意誌的自由意識卻否認了它的起源，並且使它本身成為意誌的原因，儘管實際上它不是原因而是結果呢？ 我們知道，當我們按照自己的力量，不受外部障礙的阻止而採取行動時，我們是自由的。我們把通過我們自己的力量來採取的行動稱作意誌活動，並且把此視作我們自由的結果。但是，我們把什麽東西假設為這種自由的原因呢？看來，這壹點在因果的鏈條上出現了突然的斷裂。我們說正是自由的概念排斥了任何壹種因果的想法。這是因為，如果自由概念依賴於某種原因或其他東西，那麽它便停止成為它所成為的東西也就是它不再成為自由。自由和需要是相互排斥的。 現在，註意壹下我們得出這壹結論所經歷的步驟。如果我們說正是意誌概念排除了因果關係的任何想法，這種說法是難以證明為正確的。因為我們不知道壹種意誌的所有原因不能被認作該概念的必然含意。因此，能做的事情便是這樣：排除因果關係的自由概念作為壹個中間因素而被動的進入，壹方面意誌服從於因果關係，而另壹方面意誌又不受因果關係的支配。現在，意誌屈從於特定的因果關係，即自由的因果關係，而又不受壹般因果關係的支配，即不受自然過程的因果關係的支配。 正是這壹觀點引起了"決定論"和"非決定論"之間的衝突，前者堅持主張"因果律"的普遍有效性，而後者則是以自由為出發點。決定論者說道："意誌不可能是自由的，因為壹種自由的意誌不可能與世界過程的實際的因果聯結相壹致。自然規律將會被奇跡所取代。不！每種活動，不論看上去如何自由，壹定是有其原因的。這是必然發生的事，動因無法幫助自身。"可是，非決定論者回答說："意誌是自由的，因為我們擁有意誌自由的直接意識。自然的必然性與個人自由是對立的。但是，後者得到了內在良知聲音的保證，要求動因對其每壹項活動負責。"

自由意誌的反對者堅持認為上述假設是壹派胡言；而自由意誌的追隨者則認為這壹假設是必要的。那麽，論戰的雙方哪壹方正確呢？ 首先，我們必須認為，所有關於意誌自由的倫理爭論都是不適當的。這些爭論會推動我們，它們可能會使我們傾心於人類意誌自由的假設，但是卻無法證明任何東西。即使否認意誌的自由會危及良知的有效性，並動搖我們整個倫理體系的基礎，科學仍會按其歷程發展，如果能引用可靠的證據來證明意誌不是自由的話。可是，幸虧情況不是這樣。不論哪種理論守住了陣地，實踐始終未被問津。妳們可能記得康德曾經說過："唯有在自由觀念下行事的每個人，他的活動實際上是自由的。也就是說，他受到自由所必然攜帶的壹切規律的支配，正如他的意誌被證明不受理論哲學滿足的約束壹樣。"不容否認的事實是，我們具有的自由意識使得宿命論成為不可能，除非這種意識本身也被認為包含在普遍的因果關係之中。因為這種自由意識告訴我們，我們具有的活動力量不受任何壹種強製力量的有意驅使，不管這種強製力量是來自外部還是來自內部。但是，這種自由意識並沒有告訴我們，我們的活動是沒有原因的。意誌自由的捍衛者和反對者在他們混淆強製的力量和原因方面很少達成壹致意見。確實，這兩者是完全不相容的概念，我們不能說地球被迫轉動，但是我們卻可以說人類被迫去死。只有壹個人知道他是自由的，方才可以被強製。宿命論者所犯的錯誤是摧毀了自由，並用強製取代了自由的位置，強製實際上是產生於自由的壹種條件，但是，如果沒有自由，也就無法把強製構想出來。 因此，如果我們從自由的本身意義上看待自由概念的話，我們將會說，"意誌是自由的"。因為在壹個有目的的隨意活動中起阻礙作用的任何東西，在意識看來都被感受為是壹種強製，而意誌便是這種強製的對立物。自由和強製是壹對相對而互補的概念，它們必然與意識相聯繫。在意識之外，它們都是想象的概念，只有壹種神話般的想象可以將它們與事物聯繫起來。如果我們說，"地球屈從於強製，因為它繞著太陽轉"，我們可能正好斷言了太陽的自由，因為它使行星轉動。

赫爾巴特曾在某個地方講過："如果我們認為自己是不自由的，那麽我們實際上就是不自由的了。但是，如果我們把自由歸之於我們自己，那麽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實際上是自由的。"我們也可以用同樣的話這樣講："如果我們知道壹種現象的原因，那麽接下來必然是該現象確有原因。但是如果我們不知道壹種現象的原因，那麽這並不意味著它沒有原因。"這壹錯誤的推論恰恰是絕對的非決定論的追隨者們在作結論時提出的。他們作出這壹推論的前提是，我們無法在意識中發現決定意誌的壹切原因，意誌本身便是我們活動的首要原因。 有人試圖通過進壹步的肯定論據來支持來自意識的這種否定證據。我們被告知，在自然界中，每個發生的事件都以事物的先前情況為先決條件，而每個發生的事件是事物不可避免的結果。這種先前的情況本身必須有壹個先行者，如此等等。但是，對於這種無限系列的開端，我們必須假設壹種原始的、自發的衝動，如果這個世界的起源變得可以理解的話。現在，如果壹旦表明某個方面處於普遍的因果關係之外的話，那麽去想象在世界的發展歷程中產生的任何數量的因果聯結系列，而且每壹種系列均有其特定的開端，將不存在任何困難。如果我現在實施某種隨意活動，那麽，這壹事實以及它的壹切結果都意味著壹種新系列的開始，它們的每壹項均由自然原因所決定，除了第壹項外，因為它超越自然原因能達到的範圍。 在這壹爭論中有兩個弱點。首先，關於事物的第壹個開端之假設對意識來說是不可能的，不論圖景般地描繪還是概念般地描繪；其次，即使假設了世界的第壹開端，那麽，類似的開端能在世界發展的過程中發生的假設將成為壹種類比的推論，這種推論缺乏壹切肯定的基礎。

在贊成或反對意誌自由的這種或那種爭辯中，基本錯誤越陷越深。這種基本的錯誤表現為，對整個問題的考慮僅在自然的因果關係的概念下進行。首先，把它作為壹個心理經驗的問題來陳述。如果我們從這壹觀點出發對它進行考慮，我們便可以立即看到，心理原因，無論是隨意活動的心理原因還是意識的其他表現的心理原因，是不可能完全被發現的，原因在於下述兩點：第壹，它們存在於意識之外，而且屬於壹系列難以達到的過去經驗；第二，它們形成了更為普遍的意識連結的壹部分，個體的心理僅僅構成了其中的壹個環節。妳們知道，個體意誌的壹般方向是由"社會的集體意誌"決定的，在這個社會的集體意誌中生活著意誌的擁有者。尤其在這種聯結中，我們發現有理由相信，我們的心理生活的因果關係在自然的因果關係的規律（例如因果相等的規律）之下是無法立即予以歸類的。 根據自然界的因果律試圖構築壹個民族的歷史或人類的歷史不僅在實踐中是徒勞的，而且在原則上也是錯誤的。如果個人能夠說，除了他在某種特定的情況下所從事的活動以外，他還能以其他方式行事，那麽我們也壹定能夠在談論歷史的每壹個事件時說，它可能以不同方式發生。在這兩種情形裏，自然的因果關係缺乏其必要性。對於歷史事件和個體的隨意活動來說，我們只能引證決定性的動機，我們無法證明強製的原因。在這壹方面，歷史事件的概念和隨意活動的概念恰巧是相等的。唯壹的區別是，壹個涉及社會，另壹個則涉及個體。 壹個社會的普遍意誌僅僅存在於大批個體意誌的表現之中。個體和他的隨意活動包含在越來越普遍的意誌的同心圓中，首先發生的是個體所直接隸屬的小型社會的普遍意誌；然後，個體帶著這種意誌屈從於較大社會的意誌；接著，個體帶著這種較大的社會意誌又隸屬於更加綜合性的意誌；如此等等。個體在其中所處的關係成為他隨意活動的主要決定因素。但是，壹個社會的普遍意誌通常又反過來為更有能量的壹些個體的意誌所左右，而這種更有能量的個體為社會大多數成員的個體意誌所默許。 意誌表現的頻率與意誌效應的大小成反比，這是寫在歷史上的壹條規則。通過全民行動而使歷史進程發生突然改變是極其罕見的事情。我們可以提到社會中普遍意誌活動的壹些事件，可以說它們構成了歷史的裏程碑。在事件與事件之間的時間間隔中，普遍意誌大部分是不活躍的；儘管在社會內部發生了壹些變化，而且在方向上時而向這邊時而又向那邊擺動，但是它們並不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它們像個體的意誌在服從於衝動和情緒（個體的生活方式在這些衝動和情緒下暴露無遺）時發生的變化壹樣。由少數傑出人士的普遍意誌所作出的決定已經讓位於壹些幾乎註意不到的影響，這些影響所起的作用是相似的，並且通過外部條件或內部變更之方式而直接或間接地起作用。 正如我們所了解的那樣，個體意誌的主要決定因素是社會意誌。在動蕩的年代，事件的發展進程往往把個體也卷了進去，而在這些時期，當普遍意誌不活躍時，社會就處於我們所謂的平衡狀態。但是，從先前歷史產生的社會情況，從外部的自然原因產生的社會情況，以及從特別有力的個體意誌的影響中所產生的社會情況，必然會在事物的普遍進程中對個體的隨意活動產生決定性影響；因此，人們只能期望在頭等重要的歷史事件之間消逝的長久間隔中，社會的恆定情況將會使組成該社會的壹些個體的隨意活動帶有某種壹致性。

這種普遍的影響由統計事實得到證實。我們發現，每年發生的刑事犯罪數目、自殺人數和結婚人數可以在幾十年中保持恆定，原因在於文明國度從以往歷史中產生的社會條件也幾乎保持不變。奎特萊特曾經表明，每年的婚姻人數比起每年的死亡人數來，甚至更加穩定，當然，自殺的情況是個例外因為在自殺事件中，意誌是無話可說的。奎特萊特還證實了，只要司法程序保持恆定，那麽對罪案的起訴和懲處可在任何壹個國家保持不變，刑事犯罪的發生在與年齡和性別有關的數量、性質和分佈方面表現出驚人的穩定性。而且，在自殺事件方面也同樣表現出規律性。這種規律性甚至延伸到了死亡方式的選擇。每年差不多有同樣數目的人上吊身亡、開槍自殺、服毒致死和投水自盡。從所有這些穩定性中，我們不得不得出結論說，對壹個民族而言，歷史地決定的社會條件在個體公民的隨意活動中起決定性影響。歷史社會條件惡劣的人沒有機會掌握社會運行的客觀規律，歷史社會條件惡劣的人是不自由的。

在對不同的自然界進行的觀察中，我們的結論得到了進壹步的證實。這種自然界為我們提供了孤立某些因素的手段，而這些因素結合起來構成壹個社會的狀態。如果我們對有助於決定那種社會狀態的統計表所顯示的絕對規律性中出現的壹些輕微偏差進行比較，那麽我們便可以在某種程度上將這些輕微的偏差追蹤至它們的原因上。於是，可以表明，飢荒增加了盜竊的犯罪人數，同時卻減少了婚姻人數。暴發性傳染病，像霍亂那樣，伴隨著結婚人數的減少，但是，霍亂等傳染病結束以後不久，結婚人數又有明顯增加。後面的現象可以歸之於由傳染病引起的死亡率的增加。看來，社會正在無意地加速填補死亡造成的人口空缺。不管個體的活動是如何缺乏規則，社會的活動卻表現出完全壹致。但是，這種規律性看來也是壹種盲目需求的產物。每種活動都伴有明確的、用數字表示的規律，沒有任何壹種個體意誌可以將它改變。 但是，如果在個體活動的這種累積中，沒有任何東西的蹤跡可以歸之於個體意誌的影響，那麽我們難道不能得出結論說，這種影響是幻覺嗎？難道自然規律的例外不只是壹個明顯的例外（當我們的觀察延伸到相當寬廣的領域時，它便消失了）嗎？不錯，人們已經得出了這壹結論。據說，統計數字表明，隨意活動在可以測量的程度上有賴於壹系列外部因素。那就是說，我們內部的意誌與外部自然世界的偶發事件相壹致。不存在沒有規律的現象，但是，兩者都是壹些現象，它們的規律無法從特殊的例子中推斷出來。這樣壹來，據認為，意誌自由問題的解決應求助於經驗。而且，這種解決的辦法是決定論。 但是，在統計學的事實中沒有東西能使這樣的結論具有正當的理由。這些事實僅僅表明由社會條件施加的影響構成了決定意誌的原因之壹。無論它是唯壹的原因，還是從其他地方發現的壹系列協調的原因關於那些問題，他們無話可說。 在把我們的觀察從個體延伸至大型社會時，我們排除了單單引起個體的所有原因，或者單單決定社會的壹小部分的原因。這種情況與物理學中使用的程序是相同的。為了排除可能會破壞觀察結果的偶然影響，人們進行了大量觀察。觀察開展得越多，就越有可能產生這樣的情況，即各種獨立的障礙之源（它們在加和減兩個方面起作用）將會互相補充，從而使整個數目的平均數將按照觀察的實際事實為我們提供壹個結果。但是，當我們認為，由於統計使我們取消了對個體的影響，因此這些影響不再存在時，這種情況與物理學中所說的在壹系列觀察中排除的偶然錯誤在特定的情形中不再存在壹樣糟糕。物理學家可以忽略它們，僅僅因為它們對物理學家已經沒有任何意義；可是心理學家卻不能這樣。擺在他面前的問題是，除了由社會狀態施加的影響以外，是否還存在著對具有個體特徵的意誌施加影響的進壹步決定因素。心理學家不該忽略特定的情形所顯示的偏差，因為它們的存在證明了這種次級的決定因素確實存在。 統計學本身告訴我們說，決定隨意活動的個體條件的效應實際上可以在壹個社會的不同圈子裡以不同程度進行追蹤。犯罪、自殺和婚姻的人數隨著年齡、性別、收入、職業等等而變化。那就是說，壹俟統計學越來越深入到細節中去，它便指向更為特定的類型的影響，這種類型有賴於那個社會的特定圈子裡社會狀態的特定性質。統計學所能做到的對於統計學來說，鑒於許多原因，實際上是不可能的就是跟著它的調查走，直到它到達這樣壹些圈子裡，也即它們的成員在性別、年齡、職業等方面絕對相似的圈子裡。統計學將為我們提供關於隨意活動的正常數字，甚至關於狹窄圈子裡隨意活動的正常數字，而且我們可以從它們那裡計算出力量，用此力量，每個個體通過其生活而被吸引到特定的隨意活動中去。但是，只要還有人拒絕這種力量，我們將被迫考慮壹種個人因素，如果我們打算了解特定的隨意活動的因果關係的話。 四 意誌的決定因素在壹個民族的社會條件中有其根源，這些決定因素的存在可以通過統計顯示出來。意誌的決定因素是在自然過程和歷史的因果關係中產生的。因此，它們的作用證明了意誌不是非決定性的。但是，統計數字只能發現隨意活動的外部原因；至於隨意活動的內部原因，我們則完全被蒙在鼓裡。這些內部的原因構成了個人因素，而這種個人因素就其性質而言肯定會逃過任何壹種統計的觀察。

它是否以因果方式操作，如果是這樣的話，這種因果關係的形式是什麽，這些問題當然是統計考察的粗略平均數所無法決定的。

個人因素以各種方式與決定意誌的其他壹些因素發生衝突。於是，普遍意誌為個體意誌的決定提供了原因，但是它仍然讓個人因素去決定由普遍意誌所瞄準的結果是否也會成為個體意誌的目標。壹種決定性的影響以同樣方式繼續由整個社會中的社會狀態來加以實施，並且在個體所屬的職業圈子裡由社會狀態來繼續實施；但是這裡需要再次強調的是，意誌的獨立活動沒有個人因素的決定性協作是不可能實施的。 現在的問題，這種個人因素是什麽？在意誌的所有決定因素中哪種因素是不可缺少的？當我們考慮了決定活動的外部原因的每壹種原因時，我們仍然發現意誌是非決定的。因此，我們必須稱這些外部條件不是原因，而是動機，它們不是意誌的原因，而是意誌的動機。在原因和動機之間存在著很大的差別。原因必然會產生結果，可是動機就不是這樣了。確實，壹個原因也有可能是無效的，或者其結果發生了改變，這是由於出現了第二種原因或相反的原因而引起的，但是即使到了那時，結果仍然顯示出原因的跡象，而且以可以測量的形式顯示出原因的跡象。壹種動機可以決定意誌，也可以不決定意誌；如果情況屬於後者，那麽便不會產生任何明顯的結果。 動機和意誌的聯結的不確定性是由於（而且僅僅是由於）個人因素的存在。由於這個緣故，所有的動機看來都不足以對隨意活動作出完整的解釋；它們不可能是強製的原因，但是卻保留著部分的決定作用。至於意誌的動機之所以不足以對它作出解釋，僅僅因為個人因素本身的性質和它與外部因素的協作方式完全不為人們所了解。與此同時，壹個無效的動機對完整的意誌不留下任何痕跡，這壹事實導致壹種推論，即外部動機和內部因素並不像自然界中的大多數原因那樣進行合作，而是人格成為活動的直接原因，也就是說，我們可以不談"個人因素"，因為那種表述方法意味著其他因素的同時合作。由於隨意活動的壹切直接原因都形成自人格，我們必須從人格的深層之處尋找意誌的起源也就是從性格中去尋找。 性格是隨意活動的唯壹的直接原因。動機不過是隨意活動的中介原因。在性格的動機作用和因果關係之間存在著這樣壹種基本差別動機是通過密切考察壹種活動的外部條件而被直接提供的，或者至少是被這樣決定的，可是因果關係的最終基礎對我們來說仍然壹無所知，因為它們涉及個體心理髮展的壹系列心理條件。 我們根據壹個人的性格對外部動機所作的反應來對壹個人進行評估。那就是說，我們根據壹個人的隨意活動來判斷壹個人的性格；我們從隨意活動的效果來確定壹個人的性格，而且，除了根據這些效果作出判斷以外，無法再用其他辦法來加以界定。可是，人格的真正性質至今還是壹個謎。因此，不論何時，當我們達到解決這些哲學問題的限度時，還留下最後壹個問題，它是我們無法解開的壹個謎。但是，在這種情形裏，那個棘手的難點似乎清楚地擺在我們面前，它位於壹系列可認識的原因和結果中間。決定意誌的動機是自然的因果關係鏈條中的壹部分。然而，個人性格（它能單獨構成意誌）在這因果關係中無法安排壹個位置。因此我們無法立即地和經驗主義地決定，就個體之間和社會之間存在的每種差別的根源和起源而言，人格本身是隸屬於自然的因果關係的。 據說，壹個人的性格是空氣和光、營養和氣候、教育和命運的結果。它是由所有這些影響所決定的，正像任何其他自然現象壹樣。這種斷言是無法論證的。性格本身有助於決定教育和命運，這壹假設意味著，在某種程度上說，它是壹種原因的結果。心理遺傳的壹些事實使得以下情況極其可能，如果我們的調查能夠滲透到個體生活的真正開端，我們便該發現壹種獨立人格的核心，它並非從外面可以決定的，因為它是先於壹切外部決定的。 可是，另壹方面，壹種求助於經驗的證明方法同樣無法證明性格不是外部影響的產物。如果兩個人的全部生活歷程絕對壹致，那麽他們的性格特徵會不會表現出壹致性呢？我們說不準，因為這種情況在經驗中從未實現過。只要經驗的缺乏容許在這個問題上作出任何回答，我們就該假設真理存在於兩個極端之間某個地方：性格部分地是生活條件的結果，部分地則是人格的先天擁有。但是，關於性格的因果關係的進壹步問題並未由該回答予以解答，因為性格的開端並非個體生活引發的，它仍有可能是某些更為普遍的因果關係的條件。雖然或許人存在主觀能動性，但是任何選擇都不會跳脫特定的歷史社會條件框架，基本上不會偏離特定的社會關係。

人本質上是歷史社會條件的產物

如果歷史決定論的說法是成立的，機會平等就沒有意義，表面上存在人人都可以參與競爭的機會也不能真正確保真正誠實創造辛勤勞動的人有機會全面發展，那些用機會平等反對結果平等的人，他們只是利用機會平等的價值觀馴化別人或者是用來攻擊對手，他們私底下應該也清楚環境對人的作用。他們無法說明歷史社會條件如何均等，機會平等的存在根本沒有多少正面意義，人本來就是環境的產物，就算存在人人都可以參與競爭的法律保障也無法確保大多數人的全面發展，尤其是那些幼年時代就被環境中錯誤的世界觀扼殺的人，他們自然會在以後的競爭中輸給那些帶給他們負面的心理暗示的人。認同決定論的心理學流派認為歷史經驗相同行為模式就會相似，根據心理學領域的行為主義學派的相關分析人的行為是先天基因跟後天環境相互作用的結果，先天基因是每個人不能選擇的。至於後天環境，人們在出生之前他們出生之後所要面對的家庭環境以及社會環境就已經存在了，人們最初的想法跟思維方式是他們出生之前就已經存在的家庭環境以及社會環境在他們出生之後對他們施加影響所形成的。這種最初的想法跟思維方式將決定他們的主觀能動性向哪個方向運動，這種想法跟思維方式將作為因果規律的源頭在環境的運動之下支配著人們的行為，是環境決定著人而不是人決定著環境，所以就算保留機會平等對於不幸的人也是不利的。

我思故我在是那些愚蠢的自由意誌論者的說法，實際上就算壹個人在壹生中在因果關係的支配之下在環境的刺激之下在不同的階段可以改變很多次生活態度，真正支配人的命運的也並不是人本身，反對民營企業建立血緣特權讓流氓無產者去改朝換代本質上也是在用另外壹種根據時機衍生出來的特權否定原來的特權不會改變不公正的本質的。每個人都無權選擇下丘腦 海馬體 前額葉 邊緣系統的結構這就從根本上決定了人根本沒有對命運的支配權的，每個人在跟環境的互動中會成為哪種類型的人實際上是由因果關係決定的，只要市場經濟還存在有的人就是會在表面上看起來是公正的競爭的環境中成為基層民眾。沒有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跟剩餘價值論之前就有人據決定論主張了社會主義，只要決定論還可以成立追求建立經濟上平等的自由人聯合體的左翼就還是會存在的。

即使看明白了歷史決定論的基本原理還是無法支配命運的，因為人的精力始終是有限的，根本無法裝載各種不同的思維方式跟行為模式並且可以充份的了解各種不同的思維方式跟行為模式在不同的時機遇到不同的人事物會有怎樣的結果正是因為這樣人本質上還是命運的產物。既然是這樣所謂的相對的公正也是不存在的，在市場經濟的基礎上根本不存在根據體力勞動跟腦力勞動的耗費以及成果進行計算然後區分階級差別的競爭機製，表面上的競爭跟奮鬥本質上是根據誰在投機取巧的基礎上更接地氣誰就獲得更多的財富這個法則建立的競爭機製這種競爭機製不是公正的也是不利於社會進步的。一個人的名譽地位如何通常取決於這個人操縱社會知覺的能力，一個人在單位內部的權勢如何通常取決於這個人操縱人際知覺的能力，現實層面根本不存在一種可以理性檢視個人歷史衡量個人品行的機製，也不存在一種可以具體計算勞動價值進行按勞分配的的機製，操縱社會知覺與人際知覺的能力通常是歷史社會條件賦予的，所以表面上公平競爭產生的結果本質上還是命運的產物。支配人類社會的收入分配過程的內在邏輯不是按勞分配原則，支配人類社會的收入分配過程的內在邏輯本質上是運氣。

生產資料的私人佔有是真正造成不平等的根源，因為生產資料的私人佔有衍生出來的歷史社會條件的不平等，每個人的際遇是不平等的，可以思考的時間與空間是不平等的 人際環境也是不平等的，以及先天因素所造成的生理差異以及智能差異，也是造成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的根源。壹個出身貧困家庭的人，因為基本上沒有太多時間去思考謀生以外的事情，精神與思想上的壓迫讓他們沒有幾乎什麽時間思考，文化環境的狹隘，以及人際環境的局限，周圍也沒有人會給他們思想上的啟蒙，基本上讓他們幾乎沒有什麽空間去思考，於是他們就在他們的生活圈子裡邊形成了具有慣性的思維，基本上他們的人生的軌跡也就被確定下來了。壹個出身富裕家庭的人，雖然有時間與空間去思考，因為人際環境上某些積極因素的缺失，也會變得單純變得無知，只要人們不是超然的普惠的，就不可能真正的主動的自由的支配他們自己。除非人在剛出生的時候腦袋裡邊就存儲了大量的不同的價值觀，以及不同的思維模式，還有不同的行為模式，並且可以預知各種不同的價值觀，不同的思維模式，不同的行為模式在接觸不同的人事物的時候會有什麽樣的不同的結果。如果能具備這樣的條件才算是真正的的主動的自由的支配他們自己，如果不具備這種條件，不同的社會條件所產生的因果關係就會支配著人們，不然本質上還是處在先盡人事後聽天命的狀態，經歷過之後才能從過往經驗中發現因果規律，因為支配人們的行為的思維模式是在人們認知過往經歷的過程中形成的。即使人們有時候會主動的尋求改變現狀，可是改變到什麽程度也無法跳脫世界觀層次的局限，世界觀的層次是由歷史社會條件決定的，每個人在競爭中是成功還是失敗要經歷壹個表面上的奮鬥過程，但是實際上結果早就已經註定好了。

中國社會屬於標準的逆淘汰機製，中國社會存在嚴重的結構性不公義，在中國可以上升為精英階層的人，基本上不是家庭背景太好的官僚資產階級，就是精通鬼穀子心術與厚黑學的流氓無產階級，誠實創造的膽汁質人類與抑鬱質人類大多數只能是藍領工人或者白領工人，而且中國的基礎教育特別是中學教育的教育資源分配是嚴重失衡的，沒有錢買學區房或者缺乏社會關係的人沒有機會進入優質的中學，直接影響以後進入優質大學的機會，中國的大學在政治學 哲學 經濟學 史學 社會心理學方面缺乏充份的學術自由，中國的教育環境壓迫人在世界觀層面的思辨，中國境內從基層進入精英階層的成功人士，大多數都有激活天賦的特殊經歷，這些特殊經歷讓他們的思維方式與考試機器不一樣。

私有製是經濟層面不平等的根源，人際層面的不平等的根源是因為生產資料的私人佔有衍生出來的歷史社會條件形成的社會關係，要真正實現平等不是只消滅私有製 而是建立壹個不允許競爭與獨佔，只允許合作與分享的社會。最終還是要回到共產主義者的觀點上面，只要人們可以清醒的認識到，社會分工是必要的，但是具備不同社會功能的人，不應該被市場機製的評價而產生價格高低上的區別，每個人具體的人力上的付出在市場經濟的基礎上是無法在按勞分配的基礎上得到報酬的，沒有哪個老闆願意給老實的工人更多的收入。

表面上的公平競爭所造成的結果是歷史社會條件造成的，隨著社會的發展，需求層次的變化，當結果上的差異影響了人們在需求上的釋放的時候，人們就會自然的追求共產主義所追求的消滅階級差別啦。造成人們在競爭中會成功或者會失敗的因素往往不是人本身可以支配的因素比如時機方面的因素，比如壹個成功的人在人際競爭中之所以會成功，基本上是因為他遇到的對手沒有機會提前接觸並領悟他所有機會接觸並領悟的知識，沒有機會提前接觸並認知他所有機會接觸並認知的事物，這就造成了他的思想比他的對手豐富，他可以馴化他的對手的結果。

很多事情從表面上看好像是個人努力程度的不同造成的，本質上還是運氣上的不平等造成的啊，這種本質上因為運氣上的差異所造成的不平等 非常具有迷惑性啊，總是讓旁觀者以為失敗的壹方是因為不夠努力，正是這種迷惑性，讓人們相信機會平等然後結果可以不平等的篩選機製，只要大多數人懂得了用決定論的觀點來認識事物，估計市場經濟距離滅亡的那壹天應該會越來越近吧。

每個人是否擁有同樣優質的父母，以及同樣優質的成長環境，每個人是否可以在同樣的歷史社會條件之下培養思維能力。如果不能，怎麽可能有公平競爭啊。如果不可能有公平競爭，那麽佔據人口優勢的中下階層應該站出來消滅競爭。公平競爭就是壹個偽概念，每個人是否擁有同樣優質的父母，以及同樣優質的成長環境，每個人是否可以在同樣的歷史社會條件之下培養思維能力，如果不能，怎麽可能有公平競爭。如果不可能有公平競爭，那麽佔據人口優勢的中下階層應該站出來消滅競爭。相信進化論相信無神論的人最害怕決定論，只要越來越多的人明白公平競爭的欺騙性的時候，屬於大多數人的弱勢群體就不會容易再接受結果的不平等。到了那個時候，弱肉強食將被重新定義，如果要比拳頭，資本家是打不過工人的，無論是體力上還是人數上，資本家都處於劣勢，如果用拳頭來決定弱肉強食，資本家應該淪為中下階層。可是只要還有很多人相信自由意誌，就不會有太多的人站出來改變規則，無論是比什麽只要存在競爭就沒有公平存在，如果是比體力之外的能力勝者往往是歷史社會條件方面擁有優勢所以人格發育程度比別人好的人，或者是先天遺傳因素方面佔據優勢的人，或者是即擁有歷史社會條件方面的優勢又擁有先天遺傳因素方面的優勢的人，只要存在競爭就是在根據外因篩選出勝利的人跟失敗的人，所以追求結果平等仍然是有市場的。

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看，公平競爭是不存在的，大腦神經科學已經充份的證明了這壹點。從大腦神經科學來看，人類的思考與情緒主要是由大腦中的兩個部分控製影響。壹個是前額葉，主要負責理性思考，我們期望的「完美小孩」「完美對象」所該具備的所有能力和功能，都是由前額葉控製，例如：會推論因果關係、能思考解決方案、能分析情勢、能評估後安排優先順序等。能有壹位具有強大前額葉功能的伴侶和小孩，是多麽的幸運又幸福呀！

另壹個部分就是杏仁核，這個位於大腦核心位置的兩顆杏仁大的組織，只負責讓人做三件「態度不好」的反應：攻擊、逃跑、發獃（簡稱攻逃呆）。前額葉在大腦的外層表面，杏仁核被藏在大腦的核心，從演化上來看，應該是重要的部位會放在中間被好好保護著，是吧？但是杏仁核只負責攻逃呆，有什麽好重要的呢？客倌，您不知道杏仁核有多重要呀！它可是危機處理中心，若您生活在幾千年前的野外，壹走出山洞就看見灰熊站在妳的山洞門口，您也只能想辦法找個武器和牠打壹架；或是快點逃，至少要跑贏隔壁的那壹個，才能活下來；或是好好躲起來，想盡辦法不要動、不要出聲、呼吸輕壹點、不要散出氣味，或許灰熊沒有看到您，也就走掉了。您說，攻逃呆重不重要？！

當人類不住野外，改為群居，和壹群人住在壹起有沒有生存危機？有！最大的生存危機是什麽？「不被喜歡」！壹個不被喜歡的人會被霸淩，可能會被圍毆致死、會被遺棄、會被忘記分享食物和資源給他，死亡率很高耶！所以只要人類壹覺察到「不被喜歡」，攻逃呆就出現了，而且十萬分之兩秒就馬上反應了。（前額葉啟動要0.2秒，怎麽也搶不贏杏仁核！）攻擊，包括：指責、超理性講大道理、借兵來證明真的很多人認為妳是錯的、批評、翻舊帳、甚至暴力相向。逃跑，包括：打岔、說笑話轉移註意力、怪罪別人、推託只是模仿旁人、工作狂找理由不面對、專註某事不理會、生病、扮演被害者與無能力弱者。發獃，包括：呆僵、發獃、裝作聽不見、沒反應、麻木。

研究發現當杏仁核啟動時，攻逃呆平均維持十八分鐘，而且會讓前額葉停滯四小時。所以，越是出生在家庭貧困家人暴戾之氣嚴重，或者是家庭富裕家人急功近利為人浮躁的家庭的小孩，越沒有機會得到優質的大腦發育過程，所以在日後的社會競爭中很容易淪落為弱者。因為他們的前額葉壹直在停滯呀！真的沒機會長大與成熟呀！

獨立生存能力的第壹點是獨立思考能力，認清整個人類社會運作的規律。這壹點非常不容易：因為人類社會已經發展到無比龐大複雜。人受自身環境視野的限製，就像管中窺豹，只見壹斑。但是，處於社會金字塔越高的人，看得越清楚，因此他們也得以聚累大量資源。而越底層的人，生活在對社了解膚淺而產生的幻象當中，無法解釋自己生活的苦悶的來源更無從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

人類貧富最本源的不均，是來自信息不均，本質就是教育不均，信息不均與教育不均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必然產物。如果你先天的性格裡邊本來就缺乏求知欲，如果你在學生時代沒有學會如何理性思考，如何理性判斷，畢業之後直接面對專門為資本家刻意操縱社會知覺服務的媒體環境，你的生活環境裡邊又沒有激活你對資本家的宣傳進行反思的因素，成為資本家的奴隸就是你的命運。

就算在現在這個信息時代，壹個中國貧困山區或者城市邊緣的讀者看到了專門分析環境因素的外歸因的文章，因為缺乏理解所需的親身體驗，而無法從文字中得到半點啟發，所以他們讀完後，僅僅平添糾結，覺得還不如讀心靈雞湯舒服。

人類社會本來就不存在根據勞動的質與量進行分配的按勞分配，人類社會本來就不存在一份耕耘一份收穫，分配社會角色的競爭過程本質上是在因果鏈條 認知節奏 話語權 平檯 天賦 歷史社會條件不平等的基礎上進行的，競爭形成的差異本質上是建立在不公平的基礎上的，特別是在中國，這種不公平是非常明顯的。

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人的本質是一切關系的總和，人本質上是歷史社會條件的產物，個別人依靠個人奮鬥成功完成階級流動的案例無法改變人是歷史社會條件的產物的普遍規律，從觀察半無產階級與中產階級以及大資產階級的歷史社會條件還有人生的角度可以論證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正確性，論證認為社會意識決定社會存在，人的本質是個人自由意誌的總和，人本質上是個人自由意誌的產物，個別人依靠個人奮鬥成功完成階級流動的案例可以證明人不是歷史社會條件的產物的右派社會學的錯誤，從而論證實行社會主義的必要性。個別的階級流動的背後本質上還是歷史社會條件支配的，從上層進入基層的人通常都有特殊的歷史社會條件，比如因為基因突變無法遺傳父母優質的基因，比如因為從幼兒到成年經歷了父母從半無產階級上升為資產階級的奮鬥過程所以沒有得到好的培養，比如成長過程中因為遇到惡人的傷害所以身心健康受到負面影響。從基層流動到上層的人通常都有特殊的歷史社會條件，比如因為基因突變獲得良好的天賦，比如父母不惜從半無產階級降級為無產階級也要為子女提供良好的教育條件，比如成長的過程中遇到因為貴人所以獲得良好的啟發。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可以論證歷史社會條件對人的支配作用，論證人類社會的普遍規律的本質。一個階級要翻身得解放必須對社會進行革命，而不是讓組成階級成員的個人相信資本主義的階級流動理論然後在個人奮鬥的過程中消耗生命。

　　大部分人並不能認清人類社會運作的規律，也無從把真實清晰的社會觀傳遞給孩子？於是他們就把自己理解那套完全錯誤的傳遞給孩子，結果就是「坑娃」。西方左派政黨的崛起說明西方基層民眾的認知水平比中國基層民眾的認知水平好很多，所以他們起來爭取結果平等支持左派政黨。

共產極權是社會主義的敵人

作者 左翼反共人士 寫於 二零二零年

馬列主義認為國家是一個階級壓迫另外一個階級的工具，法律是統治階級意誌的表現，是維護統治階級利益的工具。馬列主義認為本來就沒有屬於全社會的公義，根本就沒有所謂的司法獨立，作為被壓迫的社會成員，只有讓被壓迫的社會成員所隸屬的社會階級的先鋒隊成為統治階級，可以支配國家機器，才有屬於被壓迫的社會成員的公平。蘇共當年自封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根據蘇共的理論蘇共是被壓迫階級的利益的代表，被壓迫階級要上升為統治階級，就必須讓蘇共成為執政黨，才可以專政壓迫階級，被壓迫階級才可以免於被壓迫。

中共的官方意識形態，特別是馬列主義，本質上是把馬克思在特定的歷史時期的部份觀點與列寧的專政思想拼湊在一起的產物，中共的官方意識形態實際上是一黨專政的理論依據。列寧主義只是對馬克思早期的觀點的延伸，並不是完整的馬克思的觀點。馬克思的巴黎公社理論，主張工人自治，主張工人階級內部的一人一票，與列寧的共產黨先鋒隊長期領導國家，國家長期處於過渡階段，長期實行一黨專政的專政理論是不一樣的。馬克思把共產黨看成是革命成功之前的革命工具，而不是長期統治人民的統治工具。中共在政治層面實踐的並不是馬克思的巴黎公社理論，而是列寧主義的極權理論。馬克思反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民主是基於對政治獻金製度的否定，認為政治捐獻的不受限製會讓民主成為富人的遊戲，可是馬克思本身並不反對普選，列寧是直接否定普選製度的。

馬克思晚年對股份製是高度肯定的，而且認為資本主義社會可以和平長入社會主義。馬克思主張的生產資料的公有製本質上是一種建立在產業民主的基礎上的自由人聯合體，而不是讓共產黨官僚統治國營企業，讓國營企業變成黨營企業。中共建立的所謂的公有製經濟實際上是列寧主義與斯大林主義的衍生物，我覺得不應該把中共與馬克思混為一談，不應該把中共建立的共產極權等同於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

社會達爾文主義者比較傾向於支持自由意誌論，所以認為自由競爭的結果是合理的，馬克思主義傾向於認同歷史決定論，強調歷史社會條件的不同造成的差異的不合理性，雖然共匪宣稱列寧主義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繼承與發展，可是區別在於馬克思主張自由人聯合體，馬克思認為共產黨只是過渡階段的工具，革命勝利之後應該根據巴黎公社原則實現工人自治，列寧主張堅持黨的領導，列寧主義是對馬克思斷章取義之後拼湊出來的極權主義，根據馬克思的自由人聯合體思想發展出來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是認同政治民主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追求政治民主與經濟民主，共匪強調堅持馬列主義，本質上就是不接受馬克思否定黨的領導的部份，列寧主義的無產階級先鋒隊理論屬於標準的精英主義，列寧主義只是肯定馬克思早期的專政思想，不接受馬克思晚年對股份製對議會道路對和平過渡的肯定，不接受巴黎公社原則，也不接受根據自由人聯合體理論衍生出來的經濟民主，雖然列寧主義表面上反對社會達爾文主義，可是卻認同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精英主義的思想內涵，馬克思主義與社會達爾文主義才是水火不容的。

馬克思主義裡邊沒有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概念，一黨專政加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共匪創造出來的概念，根據共匪的論述所謂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就是物質文化水平與精神文化水平高度發達的狀態，是進入共產主義之前的社會狀態，根據馬克思對於共產主義的定義，共產主義是沒有政黨 政府 國家的自由人聯合體，人類可以自由的全面的發展自己的興趣愛好，城鄉差別 工農差別 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的差別已經消失，物質文化生活與精神文化生活可以充份的滿足人類的需要，共匪本質上是運用共產極權主義統治奴役人民的專製政權，共匪不會真正的創造共產主義社會，或許人類社會經歷過極權計劃經濟 權力市場經濟 自由市場經濟 社會市場經濟 民主計劃經濟之後會進入共產主義社會，可是東亞大陸要進入共產主義社會必須結束共匪對東亞大陸的統治，因為共匪建立的共產極權統治讓東亞大陸長期處在極權計劃經濟與權力市場經濟互相拉扯的狀態，馬克思認為可以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的資本主義社會指的是實行自由市場經濟的資本主義社會，實行自由市場經濟的資本主義社會存在民主政治與獨立工會，只有結束共匪對東亞大陸的統治東亞大陸才有機會成為允許民主政治與獨立工會以及自由市場經濟存在的資本主義社會，才有機會在東亞大陸建立共產主義社會。

共匪在他們的教科書上闡述了馬克思的理論，說明馬克思是壹個偉大的學者、思想家、哲學家、政治經濟學家、社會學家。不過對中國人來說，關於馬克思了解得最多、最為熟悉的馬克思主義實際上被共匪處理過的馬克思主義。尤其在當前，習近平重新強調高舉馬克思主義，強調全黨全國要深入學習馬克思主義，強調以馬克思主義為黨和國家的指導思想，我們更應該關註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問題，更應該說明什麽是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與馬克思有什麽關係。

我們在此簡單扼要地補這個缺。我們壹般所說的馬克思主義是指共匪幾十年來向十多億人民灌輸的、在中國高校教科書中闡述的馬克思主義，它來源於列寧、斯大林所解釋的馬克思主義，其根源是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哥達綱領批判》等文獻中闡述的共產主義理論體系，列寧、斯大林所解釋的馬克思主義與原汁原味的馬克思主義之間存在很多不一樣的地方。

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內容概述如下：馬克思創立的剩餘價值理論論證了資本主義製度的本質是剝削，馬克思還論述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資本主義製度必然滅亡；無產階級經過暴力革命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打碎舊國家機器，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消滅生產資料私有製，建立生產資料公有製，建立社會主義製度；社會主義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最終過渡到共產主義；全人類壹定會實現共產主義。

如果我們閱讀馬克思的全部原著，來研究馬克思的理論，那麽馬克思理論的內容必定遠遠超出共匪定義的馬克思主義的內容。而且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晚年對以前形成的馬克思主義作了修正。馬克思曾聲稱他不是「馬克思主義者」；恩格斯在去世前明確地否定了暴力革命，認為工人政黨可以通過非暴力的手段使資本主義和平進入社會主義。馬克思在晚年也有否定暴力革命的言論。所以馬克思理論不等於馬克思主義，馬克思理論中有正確的成分，有可取之處。

無論用哪種主流的界定社會主義的標準來評價中國都不是社會主義國家，中國既不是馬克思曾經主張的那種建立在工人階級的直接民主的領導之下生產資料社會所有然後在有組織有計劃的社會化大生產的基礎上生活資料按勞分配的奉行科學社會主義的國家，也不是列寧支持的實行傳統的極權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國家，更不是民主社會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以及社會自由主義主張的那種文化層面與政治層面自由民主經濟層面建立社會市場經濟實行高稅收高福利製度的社會主義國家，事實上中國是一個黨國資本主義國家，中國是一個奉行權力市場經濟的國家，共匪在中國建立了最壞的資本主義製度。

中國的國營企業本質上是黨營企業，不生產免費的產品，不讓內部產業工人分享剩餘價值，不生產便宜的產品而是利用壟斷謀取暴利，企業利潤不會成為社會福利而是成為太子黨的商業利潤，不會用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計算國營企業產品的價格然後讓工人根據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計算出來的工分進行兌換實行按勞分配。中國的國營企業本質上是共匪用來行使資產階級法權謀取商業利益的商業機構，所以應該用黨營企業來稱呼共匪建立的國營企業。

無產階級的暴力革命的結果往往是帶頭的少數人成為官僚資產階級，革命成功之後因為被除役 被轉業 被重新安置 被黨派去的工作人員取代所以失去國家暴力機器的基層革命者最終會被詐騙，工者有其股被按權分配的工分製度與工資製度取代，耕者有其田被土地黨有與苛捐雜稅取代，無產階級專政被專政無產階級取代，社會主義被極權計劃經濟與黨國資本主義取代，基層革命者沒有機會成為統治階級，只有利用民主製度為無產階級謀取福利的社會民主主義道路最適合無產階級。

在工人階級的解放方面，共匪背叛了工人階級，藍領工人的工者有其股 產業民主 低工時 高工資 充份的社會福利保障 佔有剩餘價值根本沒有在社會製度層面實現，工者有其股屬於黨營企業內部依靠逆淘汰機製升遷的高階經理人，只有參與權力尋租與資本投資的官僚資產階級與紅頂商人才可以享有產業民主，低工時 高工資屬於共匪體製內的職業黨員組成的公務員，充份的社會福利保障屬於政府官員，剩餘價值被參與權力尋租的政府官員與擁有民營企業的紅頂資本家佔有，共匪是工人階級的敵人。

如果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是正確的，工人階級必須反共，因為共匪就是中國最大的資產階級最大的剝削者，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角度分析，共匪實際上是維護剝削的統治階級，只有消滅共匪才可以消滅剝削。共匪本質上是壓迫工人階級的，共匪一邊侵犯資產階級的私有財產，一邊在私營企業內部維護資產階級法權。

如果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是對的，中國也有剝削，雖然共匪經常掠奪私營企業，經常沒收資本家的私有財產，可是共匪的掠奪行為與沒收行為本質上是官僚資產階級基於自身利益對非官僚的資產階級進行的掠奪，私營企業在平時的生產與分配的過程中共匪是保護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的，共匪是保護資本家剝削工人的權力的，共匪根本不代表工人階級的利益，在中國有工人要爭取建立獨立工會，主張分享企業淨利潤，爭取在私營企業內部獲得財產性收入，訴求分享剩餘價值會被共匪鎮壓，甚至被共匪送進精神病院，中國的資本家擁有的資產階級法權比西方國家的資本家還大，中國的資本家可以長期讓工人階級的工資與企業利潤增長脫鉤，甚至長期拖欠工人階級的工資，雖然中國的資本家會遭受官僚資產階級的壓迫，可是中國的資本家壓迫工人的過程是受到共匪充份的保護的。

因為土地的天然營養能力或負載功能所產生的自然收益，屬於素地租金，在中國成為農業增值稅 村提留鄉統籌被共匪佔有。因為社會進步文明發展而增加的社會收益，社會增值或者自然增值而增加的收益屬於經濟地租，在中國成為土地出讓金的收入與高房價收入，被共匪佔有。因為土地所有權人對土地投入勞動或資本所生之收益屬於改良價值所形成之收益，在中國屬於耕地佔用稅被共匪佔有。共匪根本就沒有消滅土地剝削，而是成為土地剝削的受益者。

在共匪的精神剝削話術裡邊的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只是美化共匪 醜化反共人士 對廣大人民群眾進行精神剝削 對廣大人民群眾進行道德綁架 對反共人士進行人格謀殺的工具，共匪是形左實右的政治流氓。

鄧右即否定機會平等也否定按勞分配，右派主張抽象的機會平等，毛左主張抽象的按勞分配，他們都是藍領工人的敵人。右派主張的抽象的機會平等對於中國工人沒有積極意義，右派主張的抽象的機會平等根本沒有立足點的平等，本質上是保護財團私有財產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毛左那種抽象的按勞分配對於中國工人沒有積極意義，毛左主張的抽象的按勞分配根本沒有具體的標準，沒有中國工人與中共權貴之間的結果平等，本質上是建立在極權計劃經濟的基礎上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右派與毛左的主張的內在邏輯是一樣的，中國工人不應該成為右派與毛左實現利益的工具。中國工人容忍市場經濟存在的原因，不應該是因為相信市場經濟可以帶來合理的收入分配，而是因為專製計劃經濟本身無法有效的反映供需關係跟組織生產，同時也應該明白市場經濟最大的優勢只是比起專製計劃經濟可以更有效的反映供需關係跟組織生產可是市場經濟所帶來的收入分配未必是合理的，中國工人在利用市場經濟建設國家的同時應該積極的參與社會運動，結束中共建立的壹黨專政，建立民主製度，並投票支持真正的左翼政黨，只是依靠改革開放之後建立的黨國資本主義權力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初次分配不會讓工人廣泛的分享社會利益，必須存在左翼政黨追求社會財富的再分配，不然對於工人階級是非常不利的。

我覺得最有利於藍領工人的分配方式應該是每一個生產要素都得到一樣的利潤，比如淨利潤分成五份，土地 資本 工人 稅收 擴大再生產各佔一份，資本家得到五分之一，藍領工人得到五分之一，然後藍領工人內部根據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與產量進行按勞分配，資本家通常是一個人或者幾個人，藍領工人通常是一群人，資本家與工人之間依然存在合理的收入差距，同時藍領工人也可以分享到非工資性收入，資本家有錢賺，藍領工人也有錢賺。

我支持社會民主主義，認為工人階級應該利用民主製度爭取利益，共產極權國家的公有製是騙人的，名義上屬於全民所有的財產實際上是自封代表全民的共匪在支配，社會財富根據權力大小按權分配，工人階級在政治上 經濟上 文化上屬於無權階級，無法參與政治生活，無法主導企業的經營與分配，沒有享受亞文化產品的自由，成為共匪統治之下的政治奴隸。

中國的貧困線標準太低了，只要經濟水平超越了低端的乞丐，在共匪的分類法裡邊就已經不屬於貧困人口了，共匪所謂的扶貧工作取得重大成就指的是脫離共匪製定的貧困線，也就是年收入高於兩千三百元，事實上即使年收入高於兩千三百元的人，很多還是處在貧困的狀態，被共匪樹立為扶貧宣傳的樣板人物充當群眾演員的人無法代表廣大實質上還處在貧困狀態的勞苦大眾，這些人屬於農村裡邊的少數。可以被共匪樹立為樣板人物充當群眾演員的人是有機會脫貧的，沒有機會被共匪樹立為樣板人物充當群眾演員然後又不是村主任的家屬的人是不容易脫貧的，大部份人只是因為共匪修改了貧困線的標準名義上脫貧外加在共匪的壓迫之下口頭上宣佈脫貧，根本沒有實質上擺脫貧困的狀態。空談艱苦奮鬥與共同富裕是違反人性的，鄧右共匪是違反人性的，在沒有合適的經濟利益與精神利益作為誘因，沒有生活所迫，沒有合適的社會角色，或者因為被社會環境禍害所以仇恨社會環境的情況下人是不願意勞動的，人通常只會希望自己看著順眼的人發財，希望自己看著不順眼的人社會性死亡，空談艱苦奮鬥與共同富裕是違反人性的，中國社會的貧富兩極分化是一黨專政造成的，不結束一黨專政就不會緩解貧富兩極分化的程度。共匪根據定義的貧困標準，年收入低於兩千三百元才屬於貧困人口，事實上一個人如果年收入有兩千四百元，雖然名義上已經脫貧，但是實際上還是貧困人口，而且貧困人口不僅存在於農村，城市也有大量的貧困人口，在中國，即使月收入有兩千三百元，在城市還是貧困人口，根本無法擁有體面的生活。中國社會的個人所得稅起征點是五千元，根據最新的共匪官方統計數據，中國全國納稅人數只有六千四百萬人，根據最新的共匪官方統計數據可以得出中國只有六千四百萬人的收入達到了五千元以上的結論。

共匪根本不是真正的左派，雖然共匪私底下會淫亂，雖然共匪私底下會共享情婦，雖然共匪默許繳納保護費的情色產業存在，但是共匪並不允許廣大基層人民獲得性權解放公開化，製度化的廢除專偶製，情色產業合法化的社會環境，共匪只允許雅痞文青 斯文敗類私底下淫亂，私底下搞共享情婦，私底下使用情色產業，不允許膽汁質人類與抑鬱質人類在獲得免於恐懼的自由的情況下進行性生活，共匪本質上屬於右派。

共匪實行的房地產政策與九九六工作製讓中國的工人階級普遍的社畜化，傳統家庭被這種社會環境消滅了，婦女也要出來工作，社會教育開始充份的取代家庭教育。雖然社會教育取代家庭教育是共產黨宣言裡邊的核心理念，但是共匪曲解了馬克思的初衷，馬克思的本意是為了消除歷史社會條件的不平等，共匪在社會教育層面刻意創造教育資源的畸形分配，實質上促進了歷史社會條件的不平等，而且共匪雖然在消滅傳統家庭，但是共匪消滅的是被統治者的傳統家庭，共匪的家庭還是傳統家庭，共匪的子女有充份父愛與母愛，以及充份的家庭教育的培養。

雖然馬克思認為私有製是造成不平等的主要原因，歷史社會條件不平等屬於私有製的衍生物，不認為私有製只是配合歷史社會條件不平等與促進歷史社會條件不平等的載體，但是至少馬克思支持消除歷史社會條件的不平等，於是才有社會教育取代家庭教育以及消滅傳統家庭的理念，共匪實行的社會教育與消滅傳統家庭是為了促進歷史社會條件的不平等，馬克思主義者應該是共匪的敵人，共匪是形左實右的政治流氓，馬克思主義者應該參與反共事業。

在社會教育方面共匪的子女在中學階段上重點中學接受優質的家庭教育，大學階段在自由世界上大學，被統治者的子女在中學階段上普通中學與劣質的補習班，大學階段在中國上劣質的大學，共匪的家庭維持著家庭成員之間存在充份的互動的傳統家庭的狀態，被統治者的家庭維持著社畜化的狀態。

如果要把普羅大眾從枷鎖裡邊解救出來，就必須結束共產極權統治，建立一個沒有血汗勞動與不合理的社會分工以及資源分配的社會民主主義國家。

父權思想的背後存在社會達爾文主義與狼性文化，女權思想比較容易跟左派思想相適應，中國文化裡邊有太多強調社會必然分工，以及婦女只是男性的私有財產與生育工具的內容，我覺得只有實踐左派的廢除專偶製的主張才可以真正在身心層面解放婦女，我覺得妳應該站在左派這邊。父權社會是支持專偶製的，專偶製壓迫了女性的自由，專偶製衍生出來的家庭觀念讓婦女成為男性的工具，父權社會是中國儒教極權主義的產物，只有支持自由派才可以真正的消滅父權社會生存的土壤，婦女解放需要依靠自由派。父權社會讓男性從小被父親壓迫，男性結婚之後開始壓迫女性。我覺得越是偏向哈耶克主義的國家越是容易促進功利主義與實用主義以及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發展，人越來越多，資源越來越說，經濟層面奉行哈耶克主義就會讓女性喪失安全感，結果就是希望男方提供保障，這是右派統治衍生出來的產物。我覺得左派已經被部份右派汙名化了，右派支持市場自發秩序與小政府，結果造成人越來越成為純粹的賺錢工具，人被嚴重異化，於是物化女性的社會環境就產生了。如果實行社會民主主義，大多數人有體面的收入，性產業已經合法化，男女關係或許會比現在好很多。

中共政權的基本屬性

作者 左翼反共人士

如果運用西方國家劃分左中右的政治光譜理論來分析中共，中共屬於政治變態。

如果重視經濟均富 實質平等 按勞分配為左派，中共根本不屬於左派，無論是極權計劃經濟時代的中共，還是黨國資本主義時代的中共，都是經濟均富 實質平等 按勞分配的敵人。共產主義是按需分配，社會主義是按勞分配，現在主導中國社會的分配方式是按生產要素分配，中共權貴主導生產要素分配，所以中共本質上是政治變態，中共屬於政治變態陣營的另類的右派。中共不支持西方白左的經濟均富理念，中共從來都沒有試圖縮小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接近的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之間的差別，中共從來都是壓迫藍領工人的。

如果重視自由競爭 機會平等為右派，中共根本不屬於右派，中共是自由市場經濟的敵人，中共建立的行政審批製度與市場準入製度就是對機會平等的否定。

如果認為社會福利與自由競爭應該兼顧為中間派，中共根本不屬於中間派，中共統治的中國即沒有高福利也沒有充份的自由競爭。

如果傾向於認同國際主義為左派，中共根本不屬於左派，中共長期輸出反美反西方的意識形態，而且長期用抽象的民族主義與愛國就是愛黨的愛國主義進行統戰宣傳，中共本質上不屬於認同自由人聯合體追求消滅國家的左派。

如果堅持民族主義是右派，中共根本不屬於右派，中共為了與美國對抗大量的援助第三世界國家，甚至在中國本身還需要提升社會福利水平的情況下，還是堅持援助第三世界國家，中共本質上並沒有以中國人的利益為優先。

如果認為應該堅持本國的利益同時國家需要包容不同的文明屬於中間派，中共根本不屬於中間派，中共從來不會包容基督信仰，中共長期迫害中國境內的真正的基督徒。

如果認同社會自由主義屬於左派，中共根本不屬於左派，中共堅持運用中共的黨文化支配整個社會，堅持文化保守主義，反對公娼製度，壓迫流行音樂的自由發展。

如果認同自由保守主義屬於右派，中共根本不屬於右派，自由保守主義堅持專偶製，中共官員卻經常共享情婦。

如果認為社會自由主義與自由保守主義應該兼顧或者折衷屬於中間派，中共根本不屬於中間派，中共即反對社會自由主義也不接受自由保守主義。

雖然移民海外的中共子女因為希望少繳稅所以傾向於支持堅持低稅收低福利的自由保守主義右派政黨，可是中共本質上並不接受自由保守主義右派政黨堅持的經濟領域的自由競爭與專偶製。

如果認同民粹主義，認為應該強化直接民主，傾向於使用公投權的屬於左派，中共根本不屬於左派，中共統治的中國從來都是沒有直接民主的少數暴政，所以不存在民粹主義。

如果認同精英主義屬於右派，中共根本不屬於右派，因為中共本質上仇恨精英，中共雖然實行的是少數暴政，中共政權的性質屬於精英專政，可是中共根本不允許中共體製外的精英根據個人的專業自由的進入體製內成為技術官僚，只有專業審核沒有政治任何的任命技術官僚，中共任用幹部以是否對中共忠誠為衡量標準，很多時候根本不尊重體製外學者，中共不會把重要的工作交給通過自由競爭產生出來的體製外精英，雖然中共認同精英主義認為少數人應該統治多數人的內在邏輯，反對限製統治者的權利，可是中共並不接受精英主義的專業化原則，政治上站錯隊的專業學者在中共體製內沒有機會成為技術官僚。

如果認同直接民主與精英統治應該兼顧，認為應該人民選舉國會，國會根據大多數人的利益訴求製定政策，專家執行政策的屬於中間派，中共根本不屬於中間派，中共否定民主製度，中共在很多時候否定體製外學者。

如果認同集體主義屬於左派，中共根本不是左派，因為中共壓迫公民社會，中共堅持的集體主義本質上是個人服從集體，集體服從領袖，無法代表多數人的共同利益。如果堅持個人主義屬於右派，中共根本不是右派，中共鼓吹的不要關心政治的原子化思想，雖然反對公民社會，可是中共鼓吹的中國特色的個人主義不僅反對公民社會，而且壓迫個性發展，否定個人自由，不尊重個人的權利，中共只是反對別人聯合起來反抗政府，並不接受主張個人自由的意識形態。如果兼顧個人主義與公民社會屬於中間派，中共根本不屬於中間派，因為中共即反對個人主義又反對公民社會。西方白左支持的公民社會的集體主義，本質上是用集體的力量實現個人利益，比如工團主義，比如集體爭取性權，集體維護勞權，中共的集體主義本質上是讓大多數人犧牲個人利益實現中共權貴的個人利益。

中國是一個沒有機會平等的 逆淘汰的 不尊重誠實創造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國家，中國適合官僚資產階級與成功依附於官僚資產階級的流氓無產者生活，不適合這兩個社會階級以外的人生活。

如果你有獨立於共匪之外的精神生活，如果你是法輪功學員 全能神教會的信徒 信奉回教的新疆人 信奉藏傳佛教的西藏人 基督徒，在中國會感到很壓抑，如果你不是出身黨國權貴家庭的官僚資產階級，不是精通鬼穀子心術與厚黑大全的流氓無產階級，如果你是只能誠實創造的抑鬱質人類，如果你即沒有人脈關係又無法投機鑽營，你是性格不允許你根據鬼穀子心術與厚黑大全的思維方式為人處世的膽汁質人類，在中國你會活的很辛苦，你應該移民。

中國沒有維護人的自由與全面發展的人權，沒有允許工人階級參與利益博弈的民主政治，沒有生產資料的社會化，缺少剩餘價值的回饋，中國不是社會主義國家，共匪不是社會主義政黨。

共匪喜歡創造貶損別人與擡高他們自己的詞彙與分類法，比如即使中國的勞動條件與勞動權益以及剩餘價值回饋程度比自由世界差很多，即使中國的土地是黨國權貴私有的，企業是黨國權貴與依附在黨國權貴周圍的紅頂商人私有的，即使自由世界有公有土地與民主公營事業，中國始終屬於社會主義國家，中國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國家，自由世界的民主國家始終屬於資本主義國家，比如中國的資本家不叫資本家叫民營企業家，自由世界的企業家就叫資本家，比如中國的黨國佃農叫農民，自由世界的自耕農叫農場主，中國在社會意識形態的層面比自由世界更傾向於社會達爾文主義，可是在共匪的分類法裡邊中國是堅持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觀的國家，共匪本質上是政治流氓。

漫談共產極權主義的世界觀

作者 左翼反共人士 寫於 二零一九年



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的基本特征

馬克思主義對人性對自由對國家的看法

馬克思政治哲學的邏輯起點是階級，因此馬克思主義與西方其他學說之間存在著非常明顯的區別，以階級與階級鬥爭作為邏輯起點的內容貫穿於他的整個學說。雖然早在聖西門 傅立葉 歐文時代，就已經有階級與階級鬥爭的觀念了，但他們無法將階級與階級鬥爭系統性的概括為歷史哲學、政治哲學、經濟學、法哲學的基點，更不可能將此概念作為工人階級尋求解放的實踐指南，他們提出的共同使用生活資料的概念最多只是為人類社會發明出自助餐與派對娛樂場所提供了思想啟蒙。馬克思對階級與階級鬥爭理論的貢獻，根據馬克思自己的概括，基本上分為三條：（1）階級的存在僅僅同生產發展的壹定歷史階段相聯系；（2）階級鬥爭必然要導致無產階級專政；（3）這個專政不過是達到消滅壹切階級和進入無階級社會的過渡。

由此可見，階級這個概念是理解馬克思主義的關鍵。抽掉階級，整個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就會瓦解。

與其他思想家壹個明顯的區別是，馬克思不是關心壹切人的命運，更不是只關心個人的命運。他關心的是當時社會中受到剝削受到壓迫的整個無產階級的命運（從《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到《共產黨宣言》、《資本論》所表達的思想都說明這壹點）。他渴望無產階級被解放。他的著述全在訴述無產階級怎樣遭受資本的剝削和壓迫，希望通過馬克思主義啟發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與階級覺悟，由「自在階級」轉變成「自為階級」，指出無產階級如果希望改變自己的命運，必須進行階級鬥爭，發動無產階級革命，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消滅私有製與僱傭勞動製度以及市場經濟，建立無產階級統治的國家，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

在《共產黨宣言》裡邊，馬克思、恩格斯明確表述了上述思想，但是只有當《資本論》問世，馬克思才為無產階級的革命的必然性作出了系統性的經濟學的論證，使馬克思的階級鬥爭主張有了嚴謹的經濟學依據。

當然了，無產階級專政還不是馬克思的最終理想。馬克思指出，無產階級的最終理想是解放全人類，實現共產主義。那是一個沒有階級的社會；因此不再有階級鬥爭，不再有階級壓迫的工具，不再有國家，因為國家機器的滅亡，人對人的政治壓迫因此消失。在那裡沒有私有製，沒有僱傭勞動製度，沒有剝削，沒有因為生活所迫產生的社會分工，這是壹個人人自由平等，每個人可以獲得全面發展的社會。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論在20世紀上半葉曾鼓舞無數熱血青年皈依馬克思主義，投奔革命。

可見無產階級不僅是壹個「革命階級」，還是壹個「救世階級」（ 到列寧時代，又出現了「救世黨」、「救世領袖」），馬克思把社會進步的壹切希望都寄托於這個偉大的階級。馬克思強調，必須經過無產階級專政，才可以實現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他在《哥達綱領批判》中鄭重地指出：「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壹個從前者變為後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壹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

根據以上簡短的總結，可以發現馬克思的政治哲學的邏輯框架是：無產階級階級通過階級鬥爭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然後從無產階級專政再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理解馬克思的政治哲學，有兩點應引起今人思考。

第壹、 馬克思的全部理論，出發點是為了追求無產階級的解放，因此他把他的思想和智慧，把他的寶貴的壹生都貢獻給了這個受苦的階級。他的學術傾向是明顯的。他的道義與人格確實令人敬仰。但是因此從理論研究到學說創立，他不得不放棄某些重要的東西，如科學價值中立的原則，走向偏激。在觀察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關系的時候，他滿腔熱情地傾註於無產階級，細致、深入地分析無產階級在社會中不合理的經濟處境與政治地位。這使得他的理論忽視了某些重要的東西。很明顯的是，作為資本主義社會化大生產的主導者與組織者，馬克思對於資產階級的積極作用，沒有作出客觀、中肯的評價，他對於資產階級創立的新型文明幾乎作了全盤的否定，以至於資產階級只是作為剝削者的罪惡形象烙刻在人們的心中。這是導致（特別是經濟落後的某些東方國家）對資產階級及其文化采取消滅政策的重要原因，使這些國家在現代文明轉型中走著曲折的彎路，付出了沈重的代價。

第二、 馬克思學說中的若幹重要結論，還只是預言而不是實踐經驗的概括。這就帶來兩個問題。壹是這些結論不能不顯得很抽象、很原則，缺乏實踐的可操作性；因而需要後人在實踐中不斷地加以補充、矯正、修正、發展，而不能認為是萬古不易的教條，加以僵化。從而後來被列寧 斯大林 毛澤東 鄧小平發展成極端邪惡的共產極權主義統治，為人類社會帶來巨大的災難。二是這些結論是否正確還未經受實踐的檢驗。比如資本主義製度從經濟結構到政治上層建築是否已成為社會進步的障礙，是否只有徹底否定的唯壹選擇？現代民主國家是否屬於馬克思認為的需要消滅的舊的世界？無產階級是否只有通過暴力革命，打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才能改變自己的命運？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關系，除了對抗、對立壹面之外，是否還存在著互相協作 和平相處 共同進步的壹面？特別是「無產階級專政」這個概念，馬克思說它存在於「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的「革命轉變時期」，這意味著，無產階級專政存在的時間不會太長。但經過這個「轉變時期」之後，人類就進入共產主義社會，那是壹個剝削消滅、階級消失、國家消亡、人人自由平等、可以獲得全面發展的社會；如此理想的社會只經過壹個較短的「轉變時期」就可以成為現實嗎？如何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必然會面臨許多問題，特別是這壹專政是在全部廢除資本主義的政治製度與國家機器之後建立的，怎樣才能確保這壹專政比資本主義民主製度更民主、更自由？否則為什麽要徹底打碎它？對於這些重大問題，無論在大的框架上還是在製度細節上，馬克思都缺乏具體的說明，也不可能作出具體的說明。這不能不使他的學說潛伏著不測之命運。

馬克思的人性論與自由論以及國家論

馬克思根據他的階級和階級鬥爭的理論，在人論、自由論和國家論問題上提出了與西方自由主義思想家們不同的理論。

1、馬克思主義對人性的看法

人學即關於人性、人的本質以及與此相聯系的人的權利的學說。馬克思主義與自由主義在人學上的基本區別，在於是否從階級性去觀察人的本質。馬克思的人性論思想充斥著他的「階級」概念，這是理解馬克思主義的關鍵。馬克思之前和馬克思同時代的自由民主主義思想家，對人的學說都作出了有價值的貢獻。他們的人學理論其研究方法奉行價值中立原則，即對所有的人壹視同仁，不會強調階級性。不管富人、窮人，無論權貴、平民，都用同壹尺度去研究。費爾巴哈說，「人是人的最高本質」，大概就是這個意思。自由主義者研究的方法是著眼於個體的人。比如自由，那就看作為個體的人是否自由。如果每個人是奴隸，這個國家就不是自由國家？個人好比國家的細胞，如果人體中各種細胞都是健康的，人體也就健康。第三，自由主義者所關註的是人的共同屬性，人的共同本質。這種共性、共同本質又分為幾個方面。比如生理方面與心理方面的本質，表現為人都有生存與性愛的欲望，所謂「食、色，性也」。還有社會方面的本質，渴望自由、平等，反對奴役與壓迫，反對國家或他人對個人權利的侵犯。第四，自由主義者主張每個人都應當享有同等的權利。比如康德就認為：「1、社會中的每壹個分子，作為人，都是自由的。2、社會中的每壹個分子，作為臣民，同任何壹個其他的分子，都是平等的。3、壹個普通的政體中的每壹個成員，作為公民，都是獨立的。」他強調，這是壹切國家製度基本的法則，在康德看來，「每個人理所當然應當成為自己的主人，這是他們天生的權利。」因此可見，自由民主主義思想家的人學理念是近代民主政治的邏輯起點，是民主憲政的思想根源。

馬克思並不滿足於這些所謂的資產階級思想家對人的共同本質的空泛論述。他認為現實的社會是壹個充斥著階級對立的社會，各階級的人生活在不同的經濟關係與政治關係裡邊，因此應當關註不同的社會環境中不同人的特殊本質。雖然馬克思說過，「首先要研究人的壹般本性，然後要研究在每個時代歷史地發生了變化的人的本性。」然而他進壹步指出：「人的本質並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壹切社會關系的總和。」雖然馬克思也說過，「人類的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覺的活動。」但是在私有製和階級壓迫下，人的這種本質不可能得到實現；如同盧梭所說：「人生而自由，但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這表明，馬克思雖然並不否認「人的壹般本性」，人的共同屬性，但是這不是人性中最本質的東西，人的本質是看其在現實中他生存於什麽樣的社會關系裡邊，要從「社會關系的總和」中才能把握人的本質。王若水對馬克思的人性論作了這樣的評述，認為：「馬克思主義不承認抽象的永恒不變的人性，但是承認具體的在歷史中變化的人性。馬克思主義對具體的、在歷史中變化的人性的研究，就是馬克思主義的人性論。」針對蒲魯東關於「從社會的角度來看，並不存在奴隸和公民；兩者都是人」的說法，馬克思指出，「其實正相反，在社會之外他們才是人。」但是這樣的人是不存在的；因為我們所見到的人「不是處在某種幻想的與世隔絕、離群索居狀態的人，而是處於壹定條件下進行的現實的、可以通過經驗觀察到的發展過程中的人。」。

馬克思的人性論思想歸根結底還是為了說明人的階級性，因為社會關系最重要的表現是經濟關系與政治關系。顯然工人階級與資本家生活在絕然不同的經濟關系與政治關系之中，他們的階級意識與利益訴求各不相同，乃至對立，這種差別與對立「本身不過是資本和雇傭勞動的人格化，是由社會生產過程加在個人身上的社會性質，是這些壹定的社會生產關系的產物」。所以向工人階級與資本家談論共同人性是沒有意義的。

從壹般的共同的人性出發，每個人都有著共同的人權訴求：自由、平等、生命、財產。馬克思認為從人的社會性出發，從人的階級性出發，不同的族群，不同的階級則有著不同的訴求指向；在資本主義的社會關系下，無產階級合理的人權訴求是不可以實現的。所以從人的社會性出發，合理的引導出階級鬥爭與無產階級專政的結論，只有首先通過革命的方式改變現存的社會關系，無產階級才可以獲得正常的人權；只有在階級對立消失的社會中，壹切人才可享有自由與平等。

於是在馬克思關於人的本質的概念中發生了壹種演變，也就是人的「壹般本質」與人的「社會本質」的分裂，而且彼此沖突，最終導致後者對前者的否定。馬克思的人性理論中的這個分裂，是馬克思過分強調人的「社會本質」，忽視人的「壹般本質」的結果。不過這在馬克思的思想中只是壹個開端，還沒有以「社會本質」完全取代「壹般本質」。後人則以此為開端，只承認其「社會本質」而根本取締了人的「壹般本質」。比如毛澤東就在馬克思的人性論的基礎上擴大解釋，毛澤東認為：「有沒有人性這種東西？當然有的。但是只有具體的人性，沒有抽象的人性。在階級社會裏就只有存在階級性的人性，而沒有什麽超越階級的人性。」。毛澤東認為人只有階級性而無共同的人性這種東西。毛此言以後成為人們批判、否定人性的根據。在中國，人們因此恐懼談論人性，社會因此屠戮人性。人性論被打入冷宮，開始離開人們的思維。根據人性所天賦的自由、民主、平等的權利，也被否定。這種思維禁錮維持了很長的時間。直到上世紀80年代前期，在人性、人道主義的爭論中，中國學者仍然用這個觀點批判資產階級人性論與人道主義，這種文化氛圍造成了中國社會的偽善現象，很多人擺明了是追求個人利益卻裝出一副高大上的樣子。

事實上人的本質是歷史社會條件的產物，經濟關係與政治關係不是決定人的本質的必然因素，比如中國社會的流氓無產者，他們對於工人階級是不存在階級感情的，雖然他們是從事特殊行業的僱傭勞動者，也是工人階級，可是追求出人頭地成為資本家才是他們的世界觀，他們對工人階級不存在階級感情，他們也不會因為他們在政治上是政治奴隸就反對作為官僚資產階級的中共實行的一黨專政，歷史社會條件中缺少成為馬克思主義者的因素的工人階級，會成為資產階級的幫兇，而不是投身無產階級革命的革命者，馬克思的階級性理論是偏激的。

2、馬克思主義對自由的看法

在自由論這個核心價值觀上，馬克思與自由主義思想家亦存在很大的區別。自由主義的自由論所表達的是公民權利在國家製度下的實現狀態。所以，第壹，自由主義也是壹種關於國家關於社會製度的學說，或者說，是與國家製度相聯系的學說，是在國家存在的前提下來觀察人們的自由。第二，自由僅僅指公民的個人權利是否得到國家法律的保障而不受政府的不當幹預的權利。現代自由主義奠基人貢斯當對自由概念的表述是：「自由只是受法律約束、而不因某壹個人或若幹人的專斷意誌而受到某種方式的逮捕、拘禁、處死或虐待的權利。」這種權利包括每個人表述意見、選擇職業、支配財產、遷徒、結社、信仰，以及每個人選擇與影響政府的權利。」。當代自由主義思想家以塞亞 柏林對自由的定義認為：「自由是壹個人能夠在不受他人阻礙的情況下活動的空間。如果我被別人阻止去做我本來可以去做的事情，那麽，在這個程度上，我是不自由的」。馬克思的著作執著的探索人類的自由與解放，在《共產黨宣言》中有壹段馬克思自由觀的名言，「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壹個聯合體，在那裡，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壹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這段文字已被國內學界公認為馬克思自由觀的經典表述。我們且以這段文字並聯系馬克思的整體思想來分析馬克思的自由觀與西方自由主義的自由觀的區別。

第壹，現實的自由與未來的自由。馬克思認為，在現實的資本主義社會裡邊，每個人，特別是受到剝削的工人階級不可能獲得自由，只有消滅「資產階級舊社會」，只有階級消滅、國家滅亡、對抗消失之後，在「壹個聯合體」裡邊，每個人才可以獲得實踐自由的條件。可見馬克思所說的自由，不是現實的、此岸世界的自由，而是未來的、彼岸世界的自由。因為在現實社會製度下不可能獲得自由，妳要爭得自由，就要革命，推翻現存不合理的社會製度，為美好的未來而奮鬥。所以馬克思的自由觀首先把人們引導到革命。自由民主主義則是向不自由或不完全自由的現實去爭取自由，他立足於現實層面的政治壓迫，去壹點壹滴地、壹步壹步地去爭取自由，擴大自由。不能壹味的寄希望於未來。不能認為革命成功了，大家就全自由了。自由不是壹次性的批發，不可能壹步到位，有壹個逐步擴大和提升的過程，在自由主義者看來民主製度就是一個不斷自我完善的過程，這種自由觀（應當說是爭取自由的方法）是切合實際的。馬克思的自由觀帶有壹種宗教色彩（盡管他是反宗教的），因為宗教總是將人們的幸福，自由這些美好的憧景都寄托於來世，天堂，天國；馬克思把自由寄托於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為了進入天堂或來世的幸福，宗教要人們從善，積德，忍耐。馬克思則號召人們以暴力摧毀舊的世界，實現無產階級專政，這是與壹切宗教相區別的。

第二，國家的自由與無國家的自由。自由主義的自由始終是指國家存在條件下的自由，也就是國家機器保障之下的自由，社會不能沒有公共權力，有公共權力就會有國家；而行使公共權力的國家往往會超越權力邊界侵犯公民的權利。自由主義所討論的問題就是國家既要盡職，又不能濫用權力、侵犯公民的權利。所以自由主義就是關於國家權力與公民權利關系的壹種學說。馬克思則認為國家是統治階級專政被統治階級的工具，有國家就不可能有自由。只有階級消滅，國家滅亡，才能有自由。也就是說，自由在國家滅亡之後才可以存在。所以馬克思提出了「聯合體」的概念，以有別於國家。但是「聯合體」是什麽樣的組織機構？其功能和職責是什麽？它同國家有什麽區別？這壹切馬克思沒有說。要說，也難免會有空想的成分。可是，人類社會總要有公共管理機構。不管妳稱它為什麽：政府，國家，共同體，聯合體。只要有這個機構存在，就存在公共權力，就存在這個機構與它治理下的公民之間的關系。如果認為這種機構的存在也不可以讓公民獲得自由因而也必須加以廢除，那麽人類就會陷入無政府的狀態。馬克思的自由觀中存在這種令人困惑的迷思，是他把國家概念狹隘地定位於階級壓迫的機器所致，因此讓他的自由觀給人以壹種虛幻飄渺的感覺，遠不如自由主義的自由那麽實際。

第三，個人的自由與集體的自由。自由主義的自由指的是個人自由。如同貢斯當所壹再強調的，「個人自由是真正的現代自由。」，它不顧及集體自由與國家自由。馬克思的自由其內涵包括：1、個人的自由發展；2、個人的自由發展與集體自由發展的關系。馬克思說：「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壹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這句話可理解為個人自由是集體自由的基礎（條件）；但是也可以理解為個人自由是為了集體自由，個人自由是手段，集體自由是目的。因此個人自由應當有利於集體自由，服從集體自由，亦可推理出，為了集體的自由應當限製乃至放棄個人自由。西方民主左派把這句話理解為個人的自由是集體的自由的基礎，中國共匪把這句話解釋為個人必須服從集體，中國共匪的結論是集體至上，國家至上。因為馬克思限定了「個人的自由發展是壹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但在現實性中存在兩種可能性：個人自由可能有利於壹切人的自由；個人自由也可能不利於壹切人的自由。這後壹種情況是絕不允許的。但是我們用什麽尺度以及由誰來判斷個人自由是有利還是不利於壹切人的自由？當然這樣的問題只有在非民主的製度下才會向人們提出，在民主製度下個人自由只要不超越法律的邊界，不需要別人說三道四，也不允許政府加以幹預。還有應當特別當心的是「壹切人」是指什麽？對於某壹團體的成員來說是「集體」，對於每個公民來說是「國家」，而且只能是「國家」。因此只有國家才有資格代表「壹切人」，比如國家領導人可以這樣說：我代表中國政府，代表中國人民。於是，所謂個人自由應有利於「壹切人」的自由實際上是：個人自由應有利於國家自由。這樣的結論同毛澤東所說的：「我們主張有領導的自由，主張集中指導下的民主。」，是十分吻合的，而且更直率地表示國家意誌應當淩駕於個人的自由權利之上。所謂「有領導的自由」，就是領導有自由，領導賜予自由妳才有自由。所謂「集中指導下的民主」，就是領導作主，這是被1949年之後的中國發生的無數事實所證明。這與西方個人權利至上的價值觀形成了強烈的反差，因為在民主製下是權利本位，公民權利派生國家權力，在中國剛好是相反的。

3、馬克思主義對國家的看法

國家的理論對於自由太重要了。自由主義以人權價值為基礎建立國家學說。密爾就說過，「國家的價值，歸根結底還在組成它的全體個人的價值。」，馬克思主義則以階級概念建構起國家理論。無論是國家的產生（起源），國家的本質與功能，國家的滅亡，都是同階級與階級鬥爭相聯系的。

關於國家的起源，馬克思主義認為，「國家是從控製階級對立的需要中產生的」，是階級鬥爭不可調和的產物，國家是統治階級專政被統治階級的工具。恩格斯認為國家是階級統治的工具，列寧認為「是壹個階級壓迫另壹個階級的機器」。國家不是從來就有的，它只是社會發展到壹定階段的產物；隨著階級對立和階級沖突的消失，國家也不可避免的會滅亡，這是馬克思關於國家的基本觀念。

關於國家的性質與功能，《共產黨宣言》明確指出：「現代的國家政權不過是管理整個資產階級的共同事務委員會罷了。」所以「資產階級國家雖然形式極其繁雜，但是本質是壹個：所有這些國家，不管怎樣，歸根到底是資產階級專政。」。恩格斯認為：「國家無非是壹個階級鎮壓另壹個階級的機器，這壹點即使在民主共和製下也絲毫不比君主製下差。」。對現代資產階級國家，馬克思的態度是以暴力革命加以摧毀。他以1871年巴黎公社為依據，指出「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並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在馬克思主義的分類法裡邊，資產階級國家指的就是存在私有製與僱傭勞動製度以及市場經濟的國家，因為馬克思主義認為私有製與僱傭勞動製度以及市場經濟是剝削存在的基礎，人又是存在階級性的，所以根據這種思維方式，這種性質的國家產生出來的政治製度與國家機器必然是專門為資本家壓迫工人階級服務的。

打碎了資產階級國家機器之後，用什麽東西去代替舊的國家機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認為需要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在列寧看來，是否堅持無產階級專政，是馬克思主義與修正主義的區別。他說：「誰要是僅僅承認階級鬥爭，那他還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只有承認階級鬥爭、同時也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義者。」。那麽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是否比資產階級的國家更自由？恩格斯的回答是否定的。1875年恩格斯寫道：「當無產階級還需要國家的時候，他之所以需要國家，並不是為了自由，而是為了鎮壓自己的敵人，壹到有可能談自由的時候，國家就不再存在了。」。列寧甚至認為，「任何國家都不是自由的，都不是人民的。」。恩格斯和列寧的話，把國家概念限製在狹隘的階級與階級壓迫觀念的思想框架裡邊。了解了馬克思的國家觀再來看看自由民主主義的國家觀，是挺有意思的。

自由民主主義的國家觀是以人權理論為基礎的。它在表達公民個人權利與國家權力關系中建構其國家理念與製度框架。這種關系大概可以概括為以下兩點：

第壹，為什麽需要國家？國家（政府）是怎樣建立的？

第二，國家建立之後，人們如何防範它不作惡？

關於第壹個問題，自由民主主義者認為，雖然每個人都享有天賦人權，但是在無政府的狀態之下，因為社會缺少公共管理，缺乏法律約束，壹些人容易侵害另壹些人的權利，人們因此生活在紛亂的無安全保障的狀態之下。人們於是聯合起來，建立社會契約，根據社會契約將管理社會的權力委托給了那些治理者，國家（政府）出現了。所以政府是壹種公共權力，它來自於社會契約，來自於人民的授予，目的是維護公共秩序，保障每個人的天賦權利。

關於第二個問題，自由民主主義者認為，人不是天使，不是上帝，不是普羅米修斯。人性中存在惡的壹面。特別是那些擁有了公共權力的政府官員，如果缺乏監督與製衡，人性中的惡就會滋長，他們就會濫用權力，以權謀私，以權作惡，侵犯人權，危害社會，這就違背了人民建立政府的目的。因此國家（政府）雖然是必要的，但是它並不是壹種「善」，而是壹種「惡」，是必要的「惡」；為了防範它作惡，在建立政府的時候，就應該在製度層面在法律層面對它的權力進行限製，洛克首先提出了有限政府的思想。孟德斯鳩完成了「三權分立與互相製衡」的理論，成為美國憲法的基本框架，並為世界上許多國家效仿。之後傑斐遜又將對國家權力的製約擴展到社會領域，如利益集團，「反對黨」，特別是大眾媒體對國家權力的監督與製衡。這是對「以權力製約權力」的重要發展。這些原則的確立與實施，建構了防止權力運行中出軌的安全裝置，讓權力濫用與權力腐敗的惡行無法擡頭。與此相反，馬克思認為，無產階級的國家權力應當是統壹的，不應當是分立的。他批評議會是「空談館」。他肯定巴黎公社實行的「議行合壹」。他說：「公社不應當是議會式的，而應當是同時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機關。」，馬克思的這些思想是以後社會主義國家集權體製的壹個思想淵源，列寧主政時消滅了布爾什維克之外的壹切黨派，後來中國共匪在這個基礎上發展出馬列主義，這種「壹黨專政」的體製為共產黨統治人民開創了可行的統治方式。在中國即使到了鄧小平時代，對「三權分立」仍十分忌諱。他說，我們「不能照搬資產階級民主，不可以實行三權分立那壹套。」。結果是：權力的高度壟斷，必然是高度腐敗。

總之政府存在的目的是為了保障人民的自由，而不是侵犯人民的自由，更不是對人民實行專政。不可以保障公民權利的政府是失職的政府，侵犯公民權利的政府，就是壹個違法犯罪的政府了，馬克思的國家觀與自由主義的國家觀之間存在天壤之別。馬克思主義設想的國家，是建立在階級鬥爭的基礎上的，而不是人民自由選擇的結果；它憑借專政的強製力量維持與鞏固，而不是憑借憲法與法律加以治理；它是階級專政的工具，而且是壹個階級實際上是一個政黨的專利，而不是主權在民，為了保障人民的自由而存在的國家。在這樣的國家裡邊，被專政階級認定的被專政階級，不可以享有基本的公民權利，而且這樣的國家總是進行著壹場又壹場針對被專政者的政治迫害。愛因斯坦說：「國家是為人而建立，而人不是為國家而生存。」。他還告誡人民：「國家應當是我們的仆從；我們不應當是國家的奴隸。」。在馬克思設想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在現實層面，人是國家的奴隸，是為國家而生存的。

馬列主義是共產黨對馬克思的極權思想的發展

馬列主義認為國家是一個階級壓迫另外一個階級的工具，法律是統治階級意誌的表現，是維護統治階級利益的工具。馬列主義認為本來就沒有屬於全社會的公義，根本就沒有所謂的司法獨立，作為被壓迫的社會成員，只有讓被壓迫的社會成員所隸屬的社會階級的先鋒隊成為統治階級，可以支配國家機器，才有屬於被壓迫的社會成員的公平。蘇共當年自封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根據蘇共的理論蘇共是被壓迫階級的利益的代表，被壓迫階級要上升為統治階級，就必須讓蘇共成為執政黨，才可以專政壓迫階級，被壓迫階級才可以免於被壓迫。

中共的官方意識形態，特別是馬列主義，本質上是把馬克思在特定的歷史時期的部份觀點與列寧的專政思想拼湊在一起的產物，中共的官方意識形態實際上是一黨專政的理論依據。列寧主義只是對馬克思早期的觀點的延伸，並不是完整的馬克思的觀點。馬克思的巴黎公社理論，主張工人自治，主張工人階級內部的一人一票，與列寧的共產黨先鋒隊長期領導國家，國家長期處於過渡階段，長期實行一黨專政的專政理論是不一樣的。馬克思把共產黨看成是革命成功之前的革命工具，而不是長期統治人民的統治工具。中共在政治層面實踐的並不是馬克思的巴黎公社理論，而是列寧主義的極權理論。馬克思反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民主是基於對政治獻金製度的否定，認為政治捐獻的不受限製會讓民主成為富人的遊戲，可是馬克思本身並不反對普選，列寧是直接否定普選製度的。

馬克思晚年對股份製是高度肯定的，而且認為資本主義社會可以和平長入社會主義。馬克思主張的生產資料的公有製本質上是一種建立在產業民主的基礎上的自由人聯合體，而不是讓共產黨官僚統治國營企業，讓國營企業變成黨營企業。中共建立的所謂的公有製經濟實際上是列寧主義與斯大林主義的衍生物，我覺得不應該把中共與馬克思混為一談，不應該把中共建立的共產極權等同於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

社會達爾文主義者比較傾向於支持自由意誌論，所以認為自由競爭的結果是合理的，馬克思主義傾向於認同歷史決定論，強調歷史社會條件的不同造成的差異的不合理性，雖然共匪宣稱列寧主義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繼承與發展，可是區別在於馬克思主張自由人聯合體，馬克思認為共產黨只是過渡階段的工具，革命勝利之後應該根據巴黎公社原則實現工人自治，列寧主張堅持黨的領導，列寧主義是對馬克思斷章取義之後拼湊出來的極權主義，根據馬克思的自由人聯合體思想發展出來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是認同政治民主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追求政治民主與經濟民主，共匪強調堅持馬列主義，本質上就是不接受馬克思否定黨的領導的部份，列寧主義的無產階級先鋒隊理論屬於標準的精英主義，列寧主義只是肯定馬克思早期的專政思想，不接受馬克思晚年對股份製對議會道路對和平過渡的肯定，不接受巴黎公社原則，也不接受根據自由人聯合體理論衍生出來的經濟民主，雖然列寧主義表面上反對社會達爾文主義，可是卻認同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精英主義的思想內涵，馬克思主義與社會達爾文主義才是水火不容的。

馬克思主義裡邊沒有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概念，一黨專政加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共匪創造出來的概念，根據共匪的論述所謂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就是物質文化水平與精神文化水平高度發達的狀態，是進入共產主義之前的社會狀態，根據馬克思對於共產主義的定義，共產主義是沒有政黨 政府 國家的自由人聯合體，人類可以自由的全面的發展自己的興趣愛好，城鄉差別 工農差別 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的差別已經消失，物質文化生活與精神文化生活可以充份的滿足人類的需要，共匪本質上是運用共產極權主義統治奴役人民的專製政權，共匪不會真正的創造共產主義社會，或許人類社會經歷過極權計劃經濟 權力市場經濟 自由市場經濟 社會市場經濟 民主計劃經濟之後會進入共產主義社會，可是東亞大陸要進入共產主義社會必須結束共匪對東亞大陸的統治，因為共匪建立的共產極權統治讓東亞大陸長期處在極權計劃經濟與權力市場經濟互相拉扯的狀態，馬克思認為可以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的資本主義社會指的是實行自由市場經濟的資本主義社會，實行自由市場經濟的資本主義社會存在民主政治與獨立工會，只有結束共匪對東亞大陸的統治東亞大陸才有機會成為允許民主政治與獨立工會以及自由市場經濟存在的資本主義社會，才有機會在東亞大陸建立共產主義社會。

恩格斯的反杜林論裡邊有一個章節叫道德與法，恩格斯在這個章節裡邊批判了資產階級道德觀念與法治觀念的階級性與虛偽性，道德與法一直是共匪編著的馬克思主義必修課教科書對中國學生灌輸的世界觀，很多接受這種灌輸的中國學生認為人類社會本質上是人治的，任何社會本質上都是人治的，道德觀念與社會製度以及國家機器都是有階級性的，西方社會是資產階級專政，中國社會是無產階級專政或者官僚資產階級專政，被共匪嚴重洗腦的人會認為共匪的一黨專政代表無產階級的利益，被共匪洗腦不嚴重的人會認為共匪的一黨專政代表官僚資產階級的利益，西方民主政治代表資產階級的利益，國家根本沒有全民性，國家屬於特定的統治階級，很多共匪教育出來的中國年輕人根本無法理解民主政治的正當性，他們會認為反共人士是因為希望屬於西方民主政治的資產階級專政取代中國的無產階級專政或者中國的官僚資產階級專政。

共匪編著的馬克思主義必修課教科書對恩格斯的觀點的論述是斷章取義的，共匪編著的馬克思主義必修課教科書沒有告訴廣大中國人民恩格斯晚年承認了國家的全民性，承認了民主政治的利益博弈效果，接受了民主社會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以及社會自由主義，支持了社會黨國際與德國社會民主黨，社會黨國際的成員政黨在很多國家執政，德國社會民主黨至今在德國還是最大在野黨，德國的總統就是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成員，被民主社會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以及社會自由主義改良過的自由世界形成了大量的中產階級，共匪編著的馬克思主義必修課教科書只是為廣大中國人民灌輸的只是可以與列寧宣揚專製有理論的國家與革命進行嫁接的反杜林論裡邊的有利於支持專製有理論的觀點。

在共匪的建國歷史上，有三次大規模的掠奪，第一次是沒收土地和商業資本，以國有化與集體化以及人民公社三極所有的名義，建立共匪控製的極權計劃經濟的黨國所有製；第二次是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的經濟改革，由黨國權貴集團在黨國資本主義製度之下瓜分名義上的國有財產，壯大紅色貴族資本；第三次是共匪用官商勾結來惡意推高房價地價，用金融資本市場以及高通貨膨脹率並輔以高稅賦高物價全面搶劫國民財富，讓中產階級變窮，讓窮人更窮，國民財富以前所未有的迅猛速度向紅色貴族手裏集中。每一次的掠奪都伴隨著屠殺與政治迫害，毛澤東時代殺了幾千萬人，鄧小平時代鎮壓了學生民主運動，江胡時代鎮壓法輪功及失地拆遷的窮人，關押良心犯，嚴厲打擊壹切不同意見。共匪的革命及其經濟改革的全部目的，都是為了共產黨的權力，都是瞄準了國民財富，最終目的是實現紅色寡頭專製。搶劫掠奪，就是共匪為什麽要革命或為什麽要改革的根本原因，構成了人類發展史上最邪惡的共產極權統治。這是公開的秘密，舍此之外的壹切辯解和說教，都不是問題的實質。也許有人說，人們的生活不是越來越好了嗎？但妳要明白，共匪之所以允許經濟的部份市場化，正是為了自身攫取最大利益，權力市場化催生的大批紅色貴族是經濟改革的最大受益者，他們全面壟斷了資源和暴利行業，牢牢占據各產業鏈的上遊，也必須讓市場低端的民眾隨市場流動起來，爭取溫飽水平，才能掠奪更多的利益。權力導致財富分配的巨大差距，就是紅色貴族的財富來源，如果權貴集團沒有現實利益，它根本就沒有改革的動力。共產極權統治使政府和國有部門資產膨脹，土地價格上漲，紅色貴族的資產頭寸急劇膨脹，在流動性急速擴張的能量下，最終匯流形成黨國資本。導致民間資產萎縮，中小企業破產，壓製了民眾的消費能力。共匪實行非民選的極權的代議製，各級人大是名義上的從中央到地方的最高權力機關，政府名義上代表國民管理全民資產，但黨國體製下，人大代表不是自由選舉產生，皆為黨政系統的人，黨管幹部的法律架構使得人大機構及也置於黨權之下，中國沒有政治的民主化，共匪不允許獨立工會的存在，中國沒有社會主義製度，實行社會主義需要依靠民主製度。

經濟決定論的基本特征

馬克思認為：人沒有先天的東西，「人性就是階級性」，「全部人類歷史不是別的，就是人性的不斷改變」。反對費爾巴哈的「自然」人。馬克思說：「費爾巴哈把宗教的本質歸結於人的本質。但是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壹切社會關系的總和」（馬克思恩格斯選集）。這種世界觀認為人是利己還是利他是由經濟層面的所有製決定的，資本主義必然帶來自私跟損人利己，社會主義必然帶來利他主義與大公無私。富人自然會認同資本主義，窮人自然會認同社會主義。事實上觀察中國社會就會發現，一個人會認同哪種製度是歷史社會條件造就的人格特質決定的，被中共狼性文化洗腦信奉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流氓無產者普遍都是認同專製的極右派，這些人並不會因為自己不是佔有生產資料的資產階級就認同社會主義，這些人並不在意社會是否存在經濟均富 實質平等 按勞分配，這些人普遍把民主社會主義當成是邪惡的東西。出身資產階級家庭的人也未必就必然發展成右派，那些因為在資產階級群體中缺少存在感 獲得感 自我實現，因為重商文化身心受到壓迫，深受基督教文化熏陶的出身資產階級家庭的人也有可能發展成左派，比如世界各國某些左派政治人物，比如西方國家裡邊那些出身富裕家庭卻選擇參加工黨 社會黨 社會民主黨的某些左派政治人物。經濟屬性決定政治立場雖然不是普遍真理，可是至少還是相對真理，作為官僚資產階級的中共貪官確實無法代表工農大眾的利益，他們經常鎮壓上訪討薪的工人，掠奪名義上屬於農民的農村集體財產，可是如果把經濟屬性決定政治立場看成是絕對真理就會走向偏激，中國在毛澤東時代根據家庭出身劃分黑五類子女與紅五類子女，根據家庭出身劃分生活待遇的做法，讓人格特質良好的黑五類子女受盡霸淩，讓人格特質不好可是又出身紅五類家庭的人進入中共體製內做官，造成了大量的人權災難，造成這種人權災難的思想根源就是經濟決定論。流氓無產者很多都是極右派，人性就是階級性的世界觀不是普遍真理，無產階級未必認同爭取消滅階級差別的共產主義，很多無產階級追求的都是階級提升，很多無產階級追求的公平只是叢林法則的有效性，也就是階級差別必須在叢林法則的基礎上形成，他們只是眼紅家庭出身好的人，並不追求消滅階級差別的社會平等，反而很多資產階級因為被白左大愛影響所以認同共產主義。

在批判亞當斯密《國富論》中的分工產生的原因「是利己心的緣故」的時候，馬克思說「利己心是壹個社會的、歷史的範疇，它隨著私有製的產生而產生」。這顯然違背現代生物學的基因自私原理，事實上即使在傳統單一專製計劃經濟社會，即使是在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利用政治特權貪汙腐敗享受特供的共產黨官僚依然是利己的。一個人的自私程度以及是否會損人利己本質上是歷史社會條件決定的，一個人的人格特質是先天基因在社會文化氛圍 成長環境 社會製度 個人經歷的互動之下的產物。不同的世界觀造就的利己方向是不同的，追求物質利益是一種利己，追求自我實現也是一種利己。即使在傳統單一專製計劃經濟的社會裡邊，在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損人利己的事情經常發生。馬克思認為先有私有製，後有私利的追求。恩格斯在研究摩爾根的《古代社會》時說：是利己心瓦解了原始公有製，而不是馬克思所說的「私有製帶來了利己心」。事實上，「利己心」是人的本能，它與所有製毫不相幹；相反利他主義是壹種後天的社會屬性。馬克思把人的本質歸結為壹切社會關系的總和，而社會關系又是生產關系決定的。根據這樣的邏輯，生產資料所有製的性質是公還是私決定了生產關系的性質，生產關系的性質決定了社會關系的性質是公還是私，從而決定了人的本質是公還是私；所以生產資料的公有製決定了勞動者只能「壹心為公」，為集體的利益犧牲個人利益，搞共產主義的義務勞動。「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原則在邏輯上行不通。從理論上看，如果無例外地每個人都奉行此原則，必須將利益出口到月球上去；在實踐上，壹部分人奉行此原則時，正好被另壹部分奸詐的人趁機得利。共產極權主義的實踐證明：公有製的建立根本不可能絲毫削弱利己心，沒有民主製度公有製會演變成黨有製，利己心反而帶來對名義上的公有財產的瘋狂地掠奪與瓜分。事實證明，人的利己心不受所有製決定，不受「壹切社會關系的總和」決定，人的本質絕不是「壹切社會關系的總和」。

至於根據經濟決定論衍生出來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世界觀根本不是普遍真理，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世界觀認為，一個社會存在怎樣的經濟狀態決定一個社會存在怎樣的社會意識形態，決定根據社會意識形態產生出來的政治製度以及政治思想 法律思想 哲學思想 文藝思想，事實上資本主義製度是經濟層面的事物，社會意識形態 政治思想 法律思想 哲學思想 文藝思想是精神層面的事物，民主製度是政治層面的事物，資本主義製度與社會意識形態跟民主製度沒有必然聯繫，實行市場經濟，實行私有製跟僱傭勞動製度的中國並沒有因為在經濟層面實行資本主義製度就在政治層面產生出民主製度，就在精神層面產生出跟西方自由主義文化接近的社會意識形態，至於已經民主化的東歐國家，也不是因為之前在經濟層面實行了資本主義製度才民主化的，東歐國家民主化之前在經濟層面實行的是傳統單一專製計劃經濟，沒有實行市場經濟，這些國家在產生西方自由主義文化產生有利於民主製度存在的社會意識形態的時候在經濟層面還不是資本主義國家，中國境內的部份紅頂商人並不會因為自己在經濟上成為資產階級就認同民主製度，很多沒有移民美國，選擇待在中國的紅頂商人對於民主製度根本沒有概念，即使這些人也有保護私有財產的意識，可是他們卻把保護私有財產的希望寄託在建立良好的政商關係上邊，而不是把保護私有財產的希望寄託在建立民主製度上邊，中國社會的工人階級裡邊成為支持中國民主化的工運領袖的人，大多數不是因為產生保護私有財產權的意識所以成為民運人士，很多人是基於勞權觀念的產生衍生出追求建立民主製度的思想觀念，他們基本上是因為希望維護勞動權利，外加受到了西方民主思想，特別是社會民主主義思想的熏陶，所以成為民運人士，他們希望建立民主政體保護勞動權利，利用民主政體創造福利國家。民主是社會意識形態的產物，民主是社會意識形態衍生出來的產物，民主不是經濟基礎衍生出來的產物，民主本身沒有特定的階級性，中共長期對中國人民灌輸錯誤的觀念，宣揚民主是資產階級的經濟基礎的產物，是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的產物，是私有製與僱傭勞動製度以及市場經濟的產物，是資產階級基於保護私有財產的願望締造出來的社會製度，否定民主的全民性，否定民主政體除了保護私有財產之外還有其他的社會功能，特別是通過憲政體製與福利國家保障人的自由以及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的社會功能，用馬克思解釋十九世紀歐洲國家反對皇權專製的社會運動以及列寧用來解釋二十世紀初期部份歐洲國家的政治製度的觀點解釋現代民主製度，中共對民主的曲解反映了中共希望長期愚弄基層人民，誤導基層人民拒絕民主政體接受一黨專政的企圖。中國在經濟層面成為資本主義國家是因為在政治層面鄧右擊敗了毛左，是因為統治階級內部在精神層面發生了變化，鄧右思想擊敗了毛左思想。如果你先天的性格裡邊本來就缺乏求知慾，如果你在學生時代沒有學會如何理性思考，如何理性判斷，畢業之後直接面對專門為中共刻意操縱社會知覺服務的媒體環境，你的生活環境裡邊又沒有激活你對中共的統戰宣傳進行反思的因素，成為親共人士就是你的命運。

共匪喜歡把自由主義與民主製度定義為西方商業文明的產物，事實上自由主義與民主製度與西方商業文明無關，私營企業的企業文化就是西方商業文明的產物，私營企業的企業文化是集體主義文化與服從文化，集體主義文化與服從文化不會孕育出自由主義與民主製度，對精神自由與個性的解放的嚮往會孕育出民主政治。

即使民主國家的人跟你做生意，你在思想上也不會發展成認同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反對共產極權主義統治的自由人。胡耀邦時代中國的私有製與市場經濟成份非常薄弱，可是那個時候中國社會的自由度卻比現在高，整個社會充斥著向民主社會轉型的氛圍。綜上所述，經濟決定論是一種錯誤的世界觀。經濟決定論只能適用於解釋部份社會現象，並非普遍真理。雖然共匪對中國人民宣揚的世界觀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可是共匪真正信奉的世界觀是歷史社會條件決定人的本質。共匪從來都是把維穩工作的重心放在打壓異議人士的思想自由與言論自由上邊，而不是放在壓迫私有製 僱傭勞動製度 市場經濟成份的發展上邊，共匪本身也不相信簡單的經濟因素可以造成中國的民主化，共匪本質上認為社會意識形態的變化造成的歷史社會條件改變會讓中國民主化。

馬克思生長於十九世紀，他觀察的對象是十九世紀以及十九世紀以前的西方國家，十九世紀以及十九世紀以前的部份西方國家確實經歷過從原始資本主義過渡到自由資本主義的過程，確實經歷過從皇權專製過渡到古典民主的過程，這些國家的私有製與僱傭勞動製度以及市場經濟的發展伴隨著文藝復興的思想啟蒙與政治變革，於是馬克思認為當時的部分西方國家是因為私有產權的發達產生保護私有產權的權利意識，根據保護私有產權的權利意識衍生出民主製度，所以馬克思得出結論，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可是馬克思生前並沒有見證過二十世紀以及二十一世紀的現代民主國家形成的過程，也沒有真正見證過二十世紀以及二十一世紀的威權復辟與極權復辟，所以馬克思生前認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是普遍真理。

事實上如果了解發生於二十世紀與二十一世紀的曾經被蘇聯控製過的東歐國家的民主化以及第三世界國家的民主化，我們會發現事實上是社會意識形態造成社會變革，造成曾經被蘇聯控製過的東歐國家走向民主化的政治變革產生於計劃經濟體製之下，第三世界國家的民主化普遍產生於私有製與僱傭勞動製度以及市場經濟不發達的狀態之下，是社會意識形態的變化造就了民主化的政治變革，從這些歷史經驗中我可以得出結論，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不是普遍真理，可惜馬克思沒有見證過這些歷史經驗，所以才會認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是普遍真理。如果觀察俄羅斯的政治變化，我們會發現，在休克療法初期，也就是私有製與僱傭勞動製度以及市場經濟不發達的時代，俄羅斯的自由民主程度非常高，俄羅斯的公民意識非常強烈，俄羅斯的公民社會非常強大，一九九三的俄羅斯甚至可以發生公民自發組織公投宣講團的事情，可是到了休克療法的後期，普京政權上臺執政，即使私有製與僱傭勞動製度以及市場經濟的成份已經非常多了，可是因為普京集團本身的威權主義傾向，俄羅斯的自由民主程度卻下降了，因為社會意識形態被普京集團支配，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宣傳取代了公民意識，俄羅斯的公民意識下降了，俄羅斯的公民社會也被削弱了，俄羅斯人民參與政治生活的積極性已經不如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了。中國也有類似的歷史經驗，比如之前講到的胡耀邦時代與現在的中國之間的反差，都是證明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不是普遍真理的依據。美國長期迷信經濟決定論，以為跟中共做生意可以讓中國民主化，結果中國不但沒有民主化，中共反而因為美國的輸血變得越來越強大，中共在中國建立的共產極權主義統治越來越穩定。

雖然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強調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可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只是共匪對中國人輸出的馬克思主義，共匪信奉的並不是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共匪從來都是把維穩工作的重心放在打壓異議人士的思想自由與言論自由上邊，而不是放在壓迫私有製 僱傭勞動製度 商品經濟成份的發展上邊，共匪只是不允許私營企業的資本家存在獨立的政治傾向與可以免於被割韭菜的私有財產保障，至於生產資料的私人佔有與僱傭勞動製度以及商品經濟從來都不是共匪擔心的對象，共匪本身也不相信簡單的經濟因素可以造成中國的民主化，共匪本質上認為社會意識形態的變化造成的歷史社會條件改變會讓中國民主化。印度在高度非工業化與非城鎮化以及農業化外加計劃經濟的基礎上建立了民主政治，印度的經驗證明經濟決定論是錯誤的。

根據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推動人類社會進步的因素並不是簡單的經濟因素，人生活的動力絕對不是簡單的經濟因素，當人在經濟層面得到安逸之後，就很容易產生對精神利益的追求。

談到利益通常會讓人想到的是物質利益，比如參與一項投資損失了很多錢，利益受損，事實上人類社會除了存在物質利益還存在精神利益，精神利益不是來自於傳統經濟層面的事物，在情感 榮譽 自我實現 價值觀念 文化 宗教信仰層面會產生精神利益，從需求層次的角度講，在滿足了基本的生理需要與安全需要之後的人類，會很自然的提升自己的需求層次，開始追求社交 尊嚴 自我實現，在追求社交 尊嚴 自我實現的過程中情感 榮譽 與精神文化生活有關的人生目標 價值觀念 文化 宗教信仰就會發揮作用，人會從情感 榮譽 與精神文化生活有關的人生目標 價值觀念 文化 宗教信仰層面獲取社交 尊嚴 自我實現。

精神利益可以獲取也可以受到損失，比如被愛 取得成就 精神文化生活層面的人生目標實現了 自己秉持的價值觀念成為不受幹擾的被大多數人接受的信仰 文化層面的生活方式得到了製度層面的保障 從宗教信仰中得到心靈上的安慰，這些都屬於精神利益的獲取，精神利益也可以受到損失，比如被冷漠 沒有獲得成就 精神文化生活層面的人生目標沒有實現 自己秉持的價值觀念受到壓迫 不被大多數人接受 文化層面的生活方式不受製度的保障 原本接觸過的宗教信仰帶來的煩惱，這些都屬於精神利益的損失。

一個健康的社會應該是給人經濟上的安逸與精神利益層面的富裕，用集體去扼殺個人，用抽象的國家利益否定個人利益，重視經濟發展忽略精神文明建設的共產極權主義國家不適合人類生活。

中國是一個讓活在形而上與活在形而下的人都有壓迫感的國家，中國即不允許活在形而上的人自由的生產意識形態又不允許活在形而下的人自由的享受低級趣味。

共匪的辯證法的思維方式

（Ａ）對立統一。辯證法的思維方式認為，運動就是矛盾。矛盾就是互相反對的要素的並存，這些要素既共同存在，又互相反對。如果整體均勻壹致，完全沒有互相反對的要素，就沒有矛盾，沒有運動，沒有生命，沒有存在了。

矛盾要素的存在，既包括它們的共同存在，構成壹個整體，每壹要素都在這整體中有它的位置，又包括這些要素的互相鬥爭，朝向打破這個整體。沒有資本和工資勞動的同時存在，沒有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同時存在，就不可能有資本主義。壹方面沒有另方面就不能存在。

對立統一規律是荒唐的，對立統一規律宣稱，矛盾是事物內部或者事物之間的對立和統一及其關係，矛盾是同一性與鬥爭性的統一，從而得出事物的矛盾就是事物的發展動力的結論。這種結論是存在邏輯陷阱的，這種邏輯陷阱讓已經確定性質的事物可以被靈活的定義，讓人可以用自己需要的內涵來定義，最後得出自己想要的結論。傳統思維方式認為矛盾本身只有對立性沒有統一性，可是在共匪走狗那邊就變成了既有對立性又有統一性的事物了，共匪的走狗在解釋共匪與中國人民之間的矛盾的時候，在解釋官民衝突的時候經常把不可調和的對立性的矛盾解釋成存在統一性的矛盾，比如他們會說雖然共匪迫害中國人民，可是共匪畢竟代表秩序，中國人民沒有被西方殖民者統治是共匪的功勞，然後用統一性否定對立性，事實上共匪與中國人民的矛盾只有對立性，因為畢竟共匪比殖民者更可惡，畢竟共匪殺的人遠遠比外國殖民者更多，而且本質上都是不讓中國人民充份得到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的統治者，中國人民被本國的共匪統治，還是被外國殖民者統治，都不會改變作為政治奴隸的本質。可是在中國就是有人會用對立統一的詭辯術為共匪辯護，對立統一規律根本就不是普遍規律，這個世界上很少存在互相衝突對立又互相依存互相促進的事物，中國人民不是離開了共匪就無法存活的一種存在，奴隸脫離了奴隸主就會成為自由人，被搶劫的人脫離了土匪就會得到生命財產的充份保障。奴役與被奴役之間沒有統一性，只有對立性，沒有奴役就沒有被奴役者，沒有被奴役者就沒有奴役，這句話是正確的，可是這句話不應該用來解釋奴役行為的合理性。雖然沒有共匪就沒有中國政治奴隸，沒有中國政治奴隸就沒有共匪，可是這不表示共匪奴役中國政治奴隸就是合理的，共匪與中國政治奴隸之間也是不存在共同利益的。雖然共匪與中國政治奴隸之間的奴役與被奴役的關係是奴役現象存在的必然條件，可是這種關係不應該成為反對中國政治奴隸反共的原因。

（Ｂ）量變和質變。辯證法的思維方式認為，運動可以采取保存那個現象的結構（就是本質）的變化形式。這種情形我們稱它為量變，這常常是覺察不出來的。結構保持平衡。到了某個界限的時候，量變就轉化為質變了。超過這個界限之後，變化不再是逐漸的，顯出「跳躍」的形式。平衡讓位給不平衡，進化讓位給革命，壹直到新的平衡成立為止。新的「本質」出現了。壹個小村莊可以漸漸變成大村莊，甚至變成小城市。但是壹個大城市和壹個小村莊的差別，由於「城市革命」的結果，不僅是量的差別（居民數目，建築面積），還有質的差別。大多數居民的職業活動改變了。最大的壹組不再是農業工作者，而是工匠、商人和公務員了。形成了新的社會環境，提出了今日以前在村莊裏並不存在的社會問題：運輸、交通、社會服務、「特」區等等。出現了新的社會階級，還有彼此之間新的矛盾。

在中國接受過黨國洗腦教育的人，學過馬列辯證法的人，應該都知道所謂的辯證法三大普遍規律，都知道什麽是質量互變規律 對立統一規律 否定之否定規律。質量互變規律認為事物的變化由量變跟質變兩個部分組成，量變是為質變做準備，質變是量變的結果。量變是原因，質變是結果。量指的是事物的規模與成都，質指的是事物不同於其他事物的本質。量變指的是本質不變的基礎上數量的增加或者減少以及位移，質變指的是事物的本質發生了變化。事實上質量互變規律並不是普遍規律，很多事情根本無法與質量互變規律相適應，比如用水桶接水的過程，這個過程符合量變的狀況，水桶裡邊的水的數量發生了變化，水在位移，可是即使水桶裡邊的水裝滿了，也不會產生質變，水不會變成黃金。可見量變不一定帶來質變，至於共匪走狗根據量變到質變的原理所宣揚的關於共匪統治中國時間越久，中國就會民主化的論述是荒唐的，一個國家是否成為民主國家取決於這個國家的社會意識形態裡邊是否民主思想佔據上風，是否存在有利於結束專製政權的歷史社會條件，比如人民是否普遍因為思想啟蒙具備了民主思想，比如歷史進程中專製政權是否為自己種下了禍根，比如權力鬥爭，比如與其他國家交惡，比如社會反抗運動是否激烈是否已經擁有實質衝撞專製統治的可行方法。水無論是被加熱還是被冰凍，水無論是變成水蒸氣或者冰，本質上還是水，只是從液態的水變成了氣態的或者固態的水了，共匪無論實行傳統的單一專製計劃經濟還是實行黨國資本主義，本質上都是運用共產專製剝奪自由民主的政治流氓。

（Ｃ）否定之否定。辯證法的思維方式認為，壹切運動都會產生某些現象的否定，會把事物變成反面。生命產生死亡。熱同冷比較才能夠了解。「壹切肯定都是否定」，那位辯證法大家斯賓諾莎這樣說。無階級社會產生階級社會，階級社會又在更高的水平上產生新的無階級社會。但我們必須區別「純」否定和「否定的否定」。後者就是超越矛盾，它同時含有否定、保存和升上更高水平的意思。原始的無階級社會有高度的內部凝聚力，這正是由於它貧困，幾乎完全受自然力量支配。分成階級的社會是人類逐漸支配自然力量的壹個階段，以社會組織的深刻矛盾和分裂為代價。在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中，這個否定要被超越。這時候，由於沒有了階級，人類對自然力量更高度的控製，要與同樣更高度的社會內聚力和合作結合起來。

否定之否定規律僅僅在兩者之間的否定之否定，將永遠不可能產生任何肯定，想要有肯定的產生，必須要有第三者以上的對象參與。否定之否定規律表明矛盾雙方決定統壹體的演化，具有強烈的內因決定論性質，馬克思根據否定之否定推論出社會進步的規律，辯證法被濫用的原因源於辯證法的「否定原則」。黑格爾認為：「對這壹原則而言，沒有東西是永恒不變的，沒有東西是絕對神聖的，而且這否定原則能夠冒壹切事物的任何風險並承擔壹切事物的任何損失。」但是否定這個概念的內涵比變化概念的內涵豐富，將否定概念哲學化等於把其比變化概念多出的部分內涵強加到充滿了無窮變化的物質世界中。用正題、反題和合題的簡單規定將否定原則組織成辯證法的模型，來解釋世界的所有運動，必然導致用少數狹隘的教條強行規定無限復雜的自然界。 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就是變戲法、就是在不斷的詭辯。「否定之否定」規律表現為：「原始公有製被私有製取代，私有製被共產主義公有製取代。」；「原始公妻製被夫妻家庭製取代，夫妻家庭製被共產主義的公妻製取代。」。恩格斯用「麥粒成為麥苗成為麥粒」來證明「否定之否定」規律的成立是錯誤的。從麥粒到麥苗，是麥子的兩個階段，麥子的基因並未變化，不過是同壹生命發生了存在形式轉化而已，這在生物學上叫個體的發育，並不是對原有生命的否定；而新麥粒是新生命的開始，基因已發生了變化，是對上壹代生命的否定。對於生命來說，有壹次否定就夠了。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錯誤實在太低級，他連「形式」與「實質」的區別都無法搞清楚：麥粒變成麥苗只是形式變化，實質沒變，而麥苗枯萎死亡則是生命結束，發生了從有生命到無生命的實質改變。可見，辯證法根本不成立！ 馬克思主義說：勞動創造了人類，而勞動又是人類的勞動，恩格斯說，勞動是人的本質。這完全是繞口令：人的勞動創造人，人自己創造人，沒有解釋人的來源。後來達爾文的進化論誕生了，馬克思主義認為人來源於猿。可至今沒有科學的證據，沒有從猿變成人的視頻錄像。事實證明否定之否定不是社會進步的規律，國民黨的白色恐怖取代了北洋軍閥的威權統治，共匪的紅色恐怖取代了國民黨的白色恐怖沒有讓中國民主化，不意味著社會的進步，中國不但沒有成為民主國家，反而從威權國家發展成極權國家最終成為共產極權國家。

共匪的辯證法的世界觀的本質

（Ａ）內容和形式。辯證法的世界觀認為，壹切運動都必然隨著多種不同的環境而表現為不同的形式（結構）。它不能自動地把原先的形式擺脫。形式會抵抗。這種抵抗必須打破。形式必須符合內容，在壹定限度之內是這樣的。但是形式比較僵硬的性質，對絕對而永遠的符合運動有所抗拒（運動本身就是固定和不變的東西的反面）。

形式與內容這種矛盾關系的壹個很好的例子，是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之間的辯證關系。生產力為了能夠發展，必須存在於人類社會組織的某種形式中，如奴隸製、封建製、資本主義等生產關系中。起初，每壹種新的勞動組織和生產的形式（在平均勞動生產率方面高過以前的形式）都能刺激生產力的發展。可是到了某壹階段它就變成進壹步發展的障礙了。所以它就必須被打破，被壹種新的、更優越的生產關系代替，這樣才讓人類在物質和知識上能夠作新的「大躍進」。共匪根據這個世界觀把從毛左共產極權到鄧右共產極權的統治過程解釋為與時俱進，並宣稱共匪統治中國的整個過程都是社會主義的實踐。

（Ｂ）原因和結果。辯證法的世界觀認為，所有的運動看來都像是糾纏不清的原因和結果的鏈條。乍看起來，原因和結果交互作用，難分難解。靠工資為生的無產階級的發展，是由於生產資料被私人占有，成為壹個社會階級獨占的東西。但是這種獨占維持下來，又是雇傭勞動者存在的結果。

工人所得的工資不夠用來取得生產資料。雇傭勞動者生產剩余價值，被資本家占有，轉化成為資產階級對更多生產資料的所有權。這樣發展下去，原因變成結果，結果又變成原因。為了擺脫這種糾纏不清而且避免陷入無意義的折衷主義，我們必須運用起源的方法，就是，找尋所談論的那個運動的歷史起源。這樣，我們發現，事實上資本和剩余價值先於靠工資為生的無產階級而存在，是在生產領域之外發生的；資本有壹個原始積累的過程，這打破了那表面上的循環論證：雇傭勞動者——資本——雇傭勞動者。共匪的支持者根據這個世界觀得出了共匪與廣大中國人民相互依存，沒有了共匪中華民族就會滅亡的結論。

（Ｃ）手段和目的。辯證法的世界觀認為，壹切有意識的運動或活動都是為了某壹目的。思考過程是企圖清除達到目的路上的障礙物的工具。思考過程是否有效，要看它到底在多大的程度上幫助人們達到或者實現既定的目的，不論是最簡單的「個人」對日常實際問題的解決，還是最高級形式的「純科學」都是如此。

但是，在手段和目的之間顯然有辯證的交互作用。壹切個人的和社會的行動都有數不盡的效果。有些效果是預見到的，有些卻沒有。有些沒有預見到的效果大有可能使達到目的變為更困難，而不是變為容易。只有某些手段，它們總的效果真正使我們接近目的，才是有效的。那個既定目的，可能由於固執著某種實際上把原定目的越推越遠的手段，結果根本轉變了。

再說，社會行動的手段和目的，並不是人類任意地，根據「純粹的自由意誌」選擇的。這些選擇是現成社會條件和物質條件的強迫作用的結果，是受既定的社會利益決定的。目的受需要決定，而需要不是不受社會環境和物質基礎影響的。手段的選擇受經驗和創造力（想象力）決定，這些同樣也不是與社會的條件和活動沒有關系的。確定目的的能力，和那約束著怎樣選擇目的和手段的強迫作用，兩者都是認識的辯證法的特征。共匪根據這個世界觀否定反共的中國人的民主訴求，這個世界觀已經成為中國長期堅持黨國資本主義的依據。

（Ｄ）普遍和特殊。辯證法的世界觀認為，每個運動、每個現象，都有它特殊的性質。同時，盡管有這些特性，任何運動或現象，除非擺在較大而且比較普遍的存在的框架之內，就根本不能領會、理解和解釋。英國19世紀的資本主義不等於20世紀下半的英國資本主義，今天的美國資本主義也不壹樣。它們每壹個都代表世界經濟中占某壹特殊地位的壹個特殊的社會結構。然而，無論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資本主義，還是今天英國老朽的資本主義，還是當代的美國資本主義，離開了表明資本主義這個製度特性的普遍發展規律，就無法了解。普遍和特殊的辯證法，不是把對「普遍」和對「特殊」的分析「結合」起來那麽簡單的事情。它還要聯系著普遍的規律去解釋特殊，又要通過若幹特殊因素的作用來修訂普遍的規律。共匪根據這個世界觀為中國社會塑造了特殊性，這個特殊性成為拒絕放棄一黨專政的依據。

（Ｅ）相對和絕對。辯證法的世界觀認為，了解運動，了解普遍的變化，也就是了解無限數目的過渡情況的存在。這就是為什麽辯證法的基本特征之壹，就是了解事物的相對性，不肯在範疇與範疇之間樹立絕對的屏障，而要在相反的要素之間找出中介的力量。普遍的演化表示有雜種的現象，有「過渡」的情況和例子存在於生與死之間、植物和動物之間、鳥類和哺乳類之間、猿和人之間，這壹切把這些範疇之間的區別變成相對的了。這個世界觀是共匪引導被統治者辯證看待中國社會的依據，根據這個世界觀可以得出共匪統治中國社會的過程不是絕對的壞，甚至共匪在某些層面很好的結論。

共匪對付敵人的時候的形式邏輯

（Ａ）同壹律：形式邏輯認為，A等於A；壹個東西永遠等於它自己。共匪根據這個世界觀對共匪的敵人徹底否定，共匪不會對共匪的敵人辯證看待。

（Ｂ）矛盾律：形式邏輯認為，A不同非A；A決不能等於非A。共匪根據這個世界觀對共匪的敵人徹底否定，共匪不會一分為二的看待共匪的敵人。

（Ｃ）排中律：形式邏輯認為，或是A，或是非A；任何東西都不能既不是A又不是非A。共匪根據這個世界觀對共匪的敵人徹底否定，共匪不會以運動的眼光看待共匪的敵人。



共匪的辯證法的本質

辯證法中的一分為二的邏輯環節是邏輯規律的體現，一分為二無法淩駕於是非判斷之上，不可以成為專門為罪惡辯護的依據，對於犯罪事實進行價值判斷是社會公義的基本表現，共匪的辯證法恰恰否定了社會公義，共匪的辯證法本質上是運用詭辯術否定別人運用形式邏輯的排中律對共匪已經犯下的罪行進行是非判斷。

辯證法是共匪為他們自己犯下的錯誤辯護的工具，辯證法是共匪編造統治合法性的工具。

殺人犯與人類社會之間也存在對立統一，殺人犯對於被殺死的人來講是對立的，表現了殺人犯與人類社會的對立性，殺人犯間接的為沒有被殺死的人提供了更大的生存空間，表現了殺人犯與人類社會的統一性，如果沒有殺人犯殺人，人類社會就會因為人口危機滅亡，殺人犯維持了人類社會的生存，根據共匪的辯證法可以論證殺人犯的存在有積極意義。

辯證法可以用來為共匪建立的極權統治辯護，比如可以得出東亞大陸人與共匪的關係是對立統一的關係的結論，根據辯證法的觀點，即使共匪不好，畢竟共匪代表秩序，所以應該維護共匪的統治。辯證法認為人事物沒有絕對的好與絕對的不好，所以共匪也有好的一面，辯證法認為不應該用片面 孤立 靜止的觀點看待人事物，所以共匪即使歷史上做了很多壞事，還是可以從共匪的被迫改良行為中為共匪辯護，辯證法認為量變最後會發生質變，所以共匪不應該被推翻，共匪會實現中國的民主化，共匪與中國人民之間即相互排斥又相互依存，共匪與中國人民雖然存在利益衝突，但是共匪支撐了社會秩序與國家的存在，所以中國人民離不開共匪，只有消滅國家的共產主義實現之後這種對立統一才會消失，實現共產主義之前讓共匪統治中國是最好的選擇，共匪的邪惡是歷史進程的必然規律，共匪的邪惡會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結束之後消失。

唯物論世界觀的本質

現代物理學的飛速發展，使得人們認識世界的過程不再是首先利用人的直覺來觀察事物的現象，然後通過抽象思考得出有關事物本質的結論；越來越多的則是把理論抽象得出的結論借助某些工具在實踐中進行驗證。例如，理論的發展，讓科學家們能用「無限」這壹概念解釋有限觀察的現象，甚至用「空間彎曲」來解釋「萬有引力」。這些理論的認識早已超越了人們的有限觀察能力的範圍，使用先進工具的觀察和實驗不幸成了對科學家們早已預知結果的驗證，而受觀察和感知局限的哲學家們卻只能試圖憑借對有限觀察的思考來揭示無限存在的本質。當代物理學涉及的理論之艱深，工具之複雜，耗時之長，使得建立在自然科學之上、並超越自然科學的哲學理論的進展，已經遠遠落後於自然科學進步的步伐。連維特根斯坦——這位本世紀最著名的哲學家之壹都感嘆：「哲學僅餘下的任務是語言分析」。
哲學是否已經從難以理解的抽象回歸到表象、淪落到壹種類似因為繪畫不出更好的藝術作品而只能塗鴉的地步呢？
從另壹角度看來，哲學不但不應該被現代科學的極速發展所拋後，科學反而應該可以為哲學發展提供更新的證據，糾正以往有限認識的錯誤，促使人的認識能夠不斷更新，進而能接近和達到對各種存在和現象本質的認識。例如，人們可以超越以往對空間的有限觀察範圍，借助於最新的觀察工具，探測到宇宙深處的奧秘，用觀察的結果檢驗以往對宇宙的認識是否正確。
本文不是要做壹個物理知識的介紹，也不列舉物理學家們精深的物理理論、公式或演算法，而是利用了他們發現的結果，並試圖從他們的發現中尋找到哲學的含義。由於存在是認知的基礎，有關存在和認知之間的分歧分別導致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所以這裡從與「存在」有關的概念開始。

壹、存在形式和表現形式
壹切觀念都是由感覺或反省來的，感覺對象是觀念的第壹個來源。因此，感覺對象的存在是觀念產生的基礎，即認知的首要條件是感覺對象的存在性。要說明存在是認知的首要條件，最簡單的證明就是笛卡爾的《第壹哲學沈思錄》。在繁多的哲學理論中，或許沒有比找到壹個能稱為「第壹」之前的問題這樣的方法更省力和簡單明了的了。「存在」這個詞在唯物主義者羅素的《哲學問題》裏與「實在」同義，必須是特指壹個「對象」的名詞而不是形容詞。由於「現象」與「實在」之間存在差別，致使「存在」和「認知」之間存在著差別，因此在這裡對存在和認知做了區分，將「實在」的實際存在形式稱為「存在形式」，將「實在」可以被感知到的形式（或「現象」）稱為「表現形式」。認識到這兩者的差別，有助於屏蔽掉有限觀察的局限，進壹步探究到存在的本質。
正是由於存在和認知之間有所差別，認知的過程成為聯繫「實在」的存在和人的認知結果形成的結論－即「觀念「之間的橋樑。整個認知的過程就是「存在」通過人的感知、思考等認知方式，反映到人的思維中並得出結論，形成觀念。認知的直接來源是「存在」，認知的過程則包括通過觸覺、視覺、嗅覺、聽覺等來自身體器官的感覺，經過「智力的思維」(而不是大腦的思維)；認知的結果則是對感知得出結論，如顏色、形狀、尺寸，以及公式、定理、推論等觀念。由於人的感知能力、認識能力、智力、著重點的不同，即使對於同壹個「存在」，不同的人得出的結論也不會完全相同。這些都是關於認識的基本常識和法則。
「存在」包括具有實體物質形狀的「物體存在」和只能作為概念而存在的「意識存在」，即它們是以物質形式或是意識形式而存在的。例如，物體的形狀、尺度、硬度、重量、味道等通過觸覺感知的屬性，是物質的 「物體存在」，它的屬性的特性是不受其它物質的影響或不隨測量工具的改變而改變；當然這裡要認為水和冰不是同壹物體，雖然它們是同壹種物質。它們具有不同的形態，即在形狀和體型上有所區別，所以是不同的物體。(請註意，這裡是「物體」而不是「物質」。)
「意識存在」則有更多爭議。意識的存在形式包括情緒的好壞、喜好或厭惡、能量，也包括只能存在於思維中的概念、意義。和其它觀點的根本區別之壹，我認為壹個重要的概念就是顏色是以意識的形式存在。雖然難以相信或理解，但我認為光必須是以意識的形式存在，因為光是能量的表現形式。後面將闡述為何光以意識的形式存在的根本理由。認識光的存在本質是將認識從「物體存在」 過渡到「意識存在」的決定性跨越。
能量必定要以意識的形式存在。當我們觸摸壹個物體，感知它的溫度時，通常會很自然的把物體的溫度作為物質的屬性，因此常將溫度作為物體的自然屬性。但是這種認識有很大的錯誤，是沒有認識能量是以意識的形式存在，溫度、熱度只是能量存在的度量形式，而光是能量的表現形式，具有溫度的物體則是能量表現的介質。同意了這壹點，就容易同意後面關於光的描述。
同樣，由於聲波的本質也是能量，所以聲音也是能量的存在形式。簡單的說，由於能量是以波的形式存在，光和聲音是能量的不同表現形式。
所以，光、溫度、聲音，這些用人的直覺所能感知的「實在」的存在本質，卻是能量。
按照通常觀察，人所能夠感知的「物體存在」有壹些共同特性：(1)組成該物質的元素是實粒子；(2)該實粒子有靜止質量；(3)該物體有小於光速的相對速度。同時具有這樣三個特性的物質，才能構成具有確定形狀的、可被感知的物體。光子雖然是實粒子，但是它沒有靜止質量，卻具有恆定的、且是最大值的絕對速度，因此它不能構成物體。光子的實粒子特性，可以看作光是由意識存在到物質存在的過渡，光子是將意識表現到物質的載體。
或許有人質疑：如果能量是意識，那麽該怎樣認識宇宙星體發射的光？難道那些光也是星體的意識嗎？其實這個問題很容易認識。既然星體總有燃燒殆盡的那壹天，它們的存在是有時間限製的，它就是有生命的。星體雖然沒有大腦，它的存在卻有生命這種意識形式，為什麽它們發出的光就不是生命意識的表現形式呢？物理學中量子力學的大統壹理論(或GUT)中對萬有引力統壹的失敗，以及引力將導致星體生命的最終終結，也可以證明萬有引力是決定星體具有生命過程的意識表現形式。這裡沒有提供物理證據，只是從萬有引力的存在性上得出的壹般結論。
二、人的認知局限
如果人們認知世界的根據僅僅是來自人的感官，則會產生很大的問題。例如人的感覺途徑中，觸覺和嗅覺的產生不但要有外在物質的物理屬性存在，還要求感知者有相應的感知功能的器官。正如瞎子不能感覺到光，嗅覺失聰的人無法嗅到氣味。所以，感知觀念的形成有兩個要素：屬於外在的感覺材料；屬於內在的功能正常的器官。感覺器官是感知工具，也是感知的依據。功能不正常的感知器官將產生錯誤的感知，並因此得出錯誤的結論。即使正常的感知器官，由於其自身的存在局限性，也只能感知壹部分存在。例如，人不能憑借感覺器官來觀察虛粒子這種物質的存在，儘管物理學能證明虛粒子的存在。
上述特別講到關於光的存在本質的問題。在認識物質構成的物體的時候，物體的顏色到底是怎麽形成的呢？它和人的感知有什麽區別呢？特別是當在此處把光作為「能量」這種意識存在的表現形式的時候，由於與以往認識的不同，難免產生很多爭議。這裡引用羅素《哲學問題》中的「現象與存在」章節，看看人們對光和顏色的認識過程：
　　為了明確我們的困難，讓我們把註意力集中在這張桌子上。看起來，它是長方形的、棕色的、有光澤的，摸起來，它是光滑的、冷的、硬的；我敲它的時候，它就發出木器的聲響。任何人見到、摸到這張桌子，並聽到它的聲音，都會同意這樣的描述，所以就好像不會有什麽困難問題發生似的；但是，只要我們想更加精確的話，我們的麻煩就開始了。雖然我相信這張桌子「實在地」是清壹色的，但是，反光的部分看起來卻比其餘部分明亮得多，而且由於反光的緣故，某些部分看來是白色的。我知道，假如我挪動身子的話，那麽反光的部分便會不同，於是桌子外表顏色的分佈也會有所改變。可見，假如幾個人同時在看這張桌子的話，便不會有兩個人所看到的顏色分佈恰好是同樣的，因為沒有兩個人能恰恰從同壹個觀點看見桌子，而觀點的任何改變都要使光線反射的方式發生某種變動。
　　就最實用的目的來說，這些差別是無關緊要的；但是，對於壹個畫家，它們可就極其重要了。畫家必須摒除這樣的思想習慣，即慣於斷定物體所具有的顏色就是常識認為它們所「實在」具有的那種顏色；他必須養成壹種習慣，能按照物體所表現的樣子來觀看它們。在這裡，我們已經開始遇到壹個構成哲學上的最大困難的區別了，——即「現象」與「實在」的區別，事物好像是什麽和究竟是什麽這兩者之間的區別。畫家想要知道事物好像是什麽，實踐家和哲學家則想要知道它們究竟是什麽；而哲學家想知道的願望比實踐家的更為強烈，並且因為他知道解答這個問題的困難，也便更感到煩惱。
　　我們再回過來談桌子，根據我們以上的發現，顯然並沒有壹種顏色是突出地表現為桌子的顏色、或桌子任何壹個特殊部分的顏色，——從不同的觀點上去看，它便顯出不同的顏色，而且也沒有理由認為其中的某幾種顏色比起別樣顏色來就更實在是桌子的顏色。並且我們也知道即使都從某壹點來看的話，由於人工照明的緣故，或者由於看的人色盲或者戴藍色眼鏡，顏色也還似乎是不同的，而在黑暗中，便全然沒有顏色；儘管摸起來、敲起來，桌子並沒有改變。所以，顏色便不是某種本來為桌子所固有的東西，而是某種依賴於桌子、觀察者以及光線投射到桌子的方式而定的東西。當我們在日常生活中說到桌子的顏色的時候，我們只是指在通常的光線條件下，桌子對於壹個站在普通觀點上的正常觀察者所似乎具有的那種顏色。但是在其他條件之下所顯示出來的其他顏色，也都有同等的權利可以認為是真實的；所以為了避免偏好，我們就不得不否認桌子本身具有任何獨特的顏色了。
　　同樣情況也可以適用於它的質地。壹個人可以用肉眼看見木頭的紋理，但從另壹方面看過去，桌子卻是光滑的、平坦的。如果我們通過顯微鏡來看它的話，我們就會看到粗糙不平的丘陵深谷，以及肉眼所不能看見的各式各樣的差異。兩者之中，究竟哪壹個是「實在的」桌子呢？自然我們總想說，通過顯微鏡所看見的才是更實在的，但是用壹架倍數更高的顯微鏡來看的時候，那就會又有所改變了。那麽，我們既不能信賴我們用肉眼所看見的東西，又為什麽應當信賴通過顯微鏡所看見的東西呢？這樣說來，我們所由以出發的感官對於我們又是靠不住的了。
　　談到桌子的形狀也不見得更好壹些。我們都習慣於按照物體的「實在的」形狀來加以判斷，而且我們是如此之不假思索，以致於我們竟以為我們的確看到了實在的形狀。但是事實上，如果我們要畫畫，我們就必須曉得，壹定的物體若從各個不同的觀點來看，形狀便會不同。如果我們的桌子「實在」是長方形的，那麽，差不多從任何觀點看來，它都仿佛有著兩個銳角和兩個鈍角。如果對邊是平行的，那麽看起來它們就會在離觀察者的遠處收斂成為壹點。如果對邊長度是相等的，那麽看起來，仿佛較近的壹邊要長些。在看壹個桌子的時候，所有這些情況通常都未曾被人註意，因為經驗已經教會了我們要從外表的形狀構想「實在的」形狀，而「實在的」形狀才是我們作為實踐者所感興趣的東西。但是「實在的」形狀並不就是我們所看到的那樣；它是從我們所看到的之中推論出來的東西。再者，我們在房內走來走去，我們所看見的東西也便經常地在改變著它的形狀；所以，在這裡，感官又似乎並不給我們提供有關桌子本身的真理，只不過提供有關桌子的現象而已。
以上引文描述了我們通過視覺對桌子的顏色與形狀認識的過程。由於桌子的顏色將會隨所照射的光的不同而表現出不同的顏色，因此有必要認識光和顏色的本質。
顏色的本質
就物理學而言，顏色的本質是某壹頻率波段的光。當不同波段的光照射到物體上的時候，物體就顯示出不同的顏色。所以，物體的顏色並不是物體的屬性，而是被反射的不同波段的光而已。光線雖然能使人辨別物體的長度和形狀，它自身卻和物體無關。它的作用就如作為獨立存在的尺子，尺子雖然可以用來測量其它物體的長度，但尺子由什麽材料做成卻與被測量的物體無關。據此推論，光或顏色也是獨立存在的，它不是物體的屬性。各種物體的有不同顏色，只是因為它們對光不同波段的反射和吸收特性不同而已。而與此特性不同的是，被測量的長度是物體的屬性之壹，是必定和被測量物體相關的。
光的其它特性，如折射屬性，也證明了光甚至不能作為測量物體長度的尺度。不同密度下的不同折射率，使得我們用光直接測量物體時，根本不能反映實際的長度。水中的木頭，看起來彎曲的；水中的魚兒，實際位置也不處於它被從水面看到的位置。由於我們用視覺判斷物體的位置時，是根據光的直線特性確定物體的位置，光的折射特性也證明了物體所反射的光、以及它的顏色不是它的自身屬性；光是獨立存在的物質。顏色是物體對光的不同波段的吸收與反射特性。
既然被反射的光是獨立存在的，它的存在與反射它的物體無關，它為何能反映物體的顏色呢？
物理的解釋是在於物體的顏色反映了物體能反射何種波長的光。被反射的光反射到人的眼睛，才感知到物體的顏色。但是被反射的光波和以及進入人眼中的光子本身沒有本質變化，還是入射的光波和光子，並沒有被轉化成能量；那些被反射物體吸收的光子卻發生了根本變化，轉化成了能量。可見，被反射的光子與被觀察的物體的顏色並沒有關係，它們只是被因反射而改變了路徑。就如不論用乒乓球還是皮球投向壹個平面，反彈的路徑都會遵守同樣的規律，和它們是什麽類型的球無關。所以顏色不是物體的屬性。
物質的相對存在
物體的另壹個屬性就是電荷。電子具有的電荷是個很奇怪的屬性，因為電子帶有的正電荷和負電荷是如此常見、而又是具有完全相反的屬性。雖然人不能看到虛粒子，人卻完全能認識到正電子和負電子這兩種物質。從物質的存在性的角度看，正電子和負電子作為屬性完全相反的物質存在，證明了物質存在的相對性。人只能觀察到實粒子物質，但是不能觀察到虛粒子和反物質，只能間接通過的理論來證明它們的存在。這個觀察結果是由於人的肉體的物質存在局限性決定的。因此虛粒子的存在證明了自然物質的存在也是相對的。
因此，人對物質的感知，如果僅僅是通過肉體器官的感覺來認識，可能會帶來很大的誤差和甚至錯誤。這種錯誤不僅包括對物體本身的錯誤認識，同時也會給人帶來認識方法上的錯誤。
認識意識
因為人的肉體是物質的，人的感官也是物質的，僅憑物質的感覺來源形成的認知，就會自然而然的形成物質決定論和唯物主義。特別是在無信仰國家和文化中，比如中國的儒家、道家中，認為人的存在僅僅是作為肉體的存在。由於不能認識到意識的存在，包括生命存在的形式，因此根本無法認識到生命的本質。
認識生命存在的本質，要從認識生命的形式開始。這不僅僅是對生命這個主題的認識，還是因為對生命本質的認識是將思維方式從形象認識提高到抽象思維、將對世界的認識從物質表象過渡到意識抽象的最直接方法。「如果不是我們認識自己心靈的內容，我們是不能想象別人的心靈的；因此我們也便永遠不會達到他們具有心靈這壹知識。」
物體存在和意識存在的區別在哪裡？如何區別物體存在和意識存在？這不僅關係到怎樣認識存在，也關係到怎樣認識物質、區別物體存在的形式，並通過意識存在的表象形式來認識意識。
三、物質和物體的存在性
　　物質和物體
區分「物質」和「物體」的概念是很重要的。在《哲學問題》中，羅素有大量篇幅描述通過視覺的感知如何引導對物質的認識，甚至由此引發物質是否實際存在的爭議描述。根據本篇的觀點看來，羅素實際上引用了壹個不恰當的例子，即用視覺感知來辯論物質是否真正存在。
借助物理學知識的發展，在重新檢驗以往的哲學理論時，我們可以發現壹些新的論據支持或反對原有理論。例如，《哲學問題》中有這樣的描述：「讓我們把感覺中所直接認知的東西稱作『感覺材料：如顏色、聲音、氣味、硬度、粗細等等。」實際上，由上文可知，顏色、聲音、氣味、硬度、粗細是完全不相同的：顏色、聲音是能量的表現形式，作為對象單獨存在；而氣味、硬度、粗細只能是依附於對象的屬性。當物體受不同顏色的光照射時，將顯示不同顏色的光；喇叭有不同的聲調，只是因為不同的振動頻率產生不同頻率的聲波；而硬度、粗細則由於必須依附與具體的對象，不能單獨存在，所以硬度、粗細才是物體被感知的某個屬性的量度，通常把這個量度作為物質的具體屬性。當把感覺對象和感覺對象的屬性相混淆的時候，自然也會把依附於物質本身的「物質的屬性」當作物質本身。例如，把顏色、聲音、氣味、硬度、粗細統稱為「感覺材料」，就容易把「物質」和「物質的屬性」相混淆。因為顏色、聲音是物質對象，而硬度、粗細被感覺到的物質的屬性。而當他說「只要有某些光波到達眼中，無論光波所離開的那個客體有沒有顏色，我們就壹定會看見某種顏色。因此，我們絲毫沒有必要假定物體有顏色，也沒有正當的理由作這種假定」時，他雖然意識到自己的錯誤並糾正後得出了正確結論，卻沒有找到物體顏色的產生是「物體對光的不同反射特性」這個原因。可被感知的物體所有的存在、感覺材料、對象或實在都曾經被賦予「物質」的概念，但是只有實粒子組成的物質才能構成能被人感知的「物體」。唯物主義者所能認識的「物質」，只能是由實粒子構成的「物體」。 從物理學上講，實粒子和虛粒子都是「物質」，但是只有實粒子才能被人通過感官的感覺來認知。「意識」 作為被感知對象，在傳統意義上卻常常也被籠統地歸類為「物質」、「實在」、「感覺材料」等，只有當它和實際「物體」相比較時，才會被突然認識到它們於物體是有區別、是屬於「意識」的。所以，過去的理論總是把意識作為不可「物體」化的物質。為了把物質和意識區別，在這裡物質僅指獨立存在的外界對象，包括由原子構成的物體、光子、時間。物質與認知的關係如何呢？「對於客體的認知，主要是在心靈與心靈之外的某種東西之間的關係中構成；這壹點就構成為心靈認知事物的能力」。人的從感知到認知有壹個基本特點：雖然感知需要壹個過程，但所有的認知都是在大腦中瞬間完成的。無論是對物質的觸覺，對光線的識別，還是對漸變溫度的感知，從感知到認知實際上都是在瞬間的時間內完成的。例如，人把手放到火或極冷的冰上，人是在瞬間意識到熱或冷的，雖然在意識到之前手已經被燙傷或凍傷。這個「瞬間」時間單位，就是當外界感知從人的神經傳導到大腦後，由大腦做出認知反應的時間。因此，唯物主義者的認知原則「對包含著描述的命題進行分析，其基本原則是：我們所能了解的每壹個命題都必須完全由我們所認識的成分組成」已經將自己的認識局限於現有的存在和觀察能力範圍內。在人的視覺、觸覺兩種感覺所能感知到的物質中，可以分為兩類；這兩類也可以作為組成自然世界的兩種物質：壹類是由分子或原子等實粒子構成的有靜止質量、卻只能有小於光速做可變運動的物質；壹類是沒有靜止質量，卻有恆定速度運動的物質，如光子。當按照羅素這樣定義：「物理客體的總和就叫做『物質』」的時候，由於人的認知被限定於有限存在，因此這樣的描述將會更準確，即「實粒子物質的總和構成物體」。這樣，他所定義的物質就被限定於原子、分子等實體粒子，由這些實體粒子構成了物體，或稱「物理客體」，這樣更符合他的本意。我們能看到是「物體」，而不是構成物體的分子、原子等「物質」。但是當我們談論物體時，仍要指的是構成物體的「物質」。「物體」是物質的表現形式，原子才是實際的存在。顯然，羅素此處所指的「物質」，只能是實粒子物質構成的物體。根據以上他對感覺材料的定義可知，他並沒有把顏色或光當作壹種獨立存在的物質，而是當作了被感知物體的屬性。(雖然顏色只是花兒對白色的陽光中不同波段光的反射，但是即使是物理學家，誰會對花的絢麗顏色無動於衷呢？)顯然，只有實粒子原子這類物質才能構成「物體」。這類物質的物理特性是具有不為０的靜止質量，具有正能量，運動速度可變，佔有空間。而光子、時間這兩類物質不能組成「物體」。之所以要用實粒子、正能量這兩個特性來限定，是由於人的認知有限性使得物質的存在和人的認識之間有偏差。人們總是根據物體來認識物質，但是有些物質無法組成客觀物體；還有些物質雖然在理論上存在，但是不可能被人通過感知來認識到：人不能通過感知來認識作為虛粒子存在的物質。人通過感覺所能感知的物體的存在是單向度的，因此也是絕對性的。光子不能構成物體壹個原因，是由於光子沒有靜止質量，又具有恆定的光速。光速是宇宙中最快的、恆定的速度，是具有最大值的絕對速度，因此它不但能夠作為其它物體運動速度的參照系，在物理學中也被作為描述其他物體空間位置的坐標。光子與其它具有靜止質量、速度可變的實粒子原子物質在構成、運動狀態這兩個重要物理特性上有根本區別。人的認知局限性組成自然界的物質元素有上百種，在元素周期表中有它們各自的分類；所有有機物和無機物構成了自然界中我們所能感知到的物體。但是構成常見物體的物質卻只有幾種。例如，有機物的基本組成是碳、氫、氧，它們人所能看到的壹切動植物生物體的主要構成成分。由於存在於我們周圍的物質是這樣的豐富，甚至簡單的幾種物質就能構成我們所能看到的絕大多數物物體。(據統計，地殼中元素的平均重量百分比含量（稱為豐度，abundance），其中10元素的含量最高，從高到低依次為：O、Si、Al、Fe、Ca、Na、K、Mg、Ti、H。10元素佔地殼總重量的98%，其他元素僅占2%。其中O重量接近半數（46.95%)，原子數>60%，體積約94%，Si位於第二位。）這些物體的共同特點就是它們由分子或原子組成、是實粒子、具有正能量，是列在元素周期表上、可以組成物體的物質，並且佔有空間。「這些物體都佔有科學上的空間，我們可以稱之為『物理的』空間。」這個物體所在的空間，和人的肉體空間是同維度的。因此，羅素所指的「空間」，將被局限於「人的肉體」所在的空間，也就是局限於組成人的肉體的碳、氫、氧這些物質所在的空間。由以上可知，人的自身存在的有限，限製了人的認知，使能被感知的物體具有單方面的絕對存在性。物理學的唯物性，並不能解釋人的所有認知。無法通過感知而認識的「意識」，雖然有各種表現形式，由於物理學並不能解釋這些表現形式的存在本質，也就無法認識意識的存在形式。例如，唯物論的物理學家不能解釋作為意識的表現形式的生命、價值觀、權力、道德、法律等這些作為意識的表現形式的存在的本質。
人對世界的認知不僅要靠對現實世界的直覺感知，還要靠想象中的物理模型、數學的邏輯。對於物理學來說，想象中的模型大多是形象化的物理存在。現代物理的諸多理論的確立來源於對假設理論的驗證。例如，萬有引力被物理學家想象成物體發射的引力粒子，但這種粒子卻又無法用實驗儀器探測到。對於宇宙，則因為沒有人見證創世的那壹刻，即使如何想象，當初的宇宙模型也只是物理性物質的有限形象化。當數學的邏輯與直觀的感知相矛盾、只能用對數學的信任代替對直觀的信任的時候，人的認知和實際的存在就會發生誤差。
人的感知的另壹個局限就是人所在的空間對觀察、感知的局限，導致的對認知的局限。從存在，到感知，再到人的認知，是壹個從客觀物質到主觀認識的過程。 對於所處的空間，「我們就可以假定說，的確有壹個物理空間，物體在這個空間所具有的空間關係和各個相應的感覺材料在我們個人空間中所具有的空間關係，兩者是對應的。幾何學所探討的，以及物理學和天文學所假定的，便是這個物理空間。」 由於感知空間或感知工具的局限，人的感知器官如人的眼睛只能看到正能量的實粒子；對於在物理上理論上證明存在具有可測量效應、但永遠不能直接檢測到的虛粒子，人無法用觀察和感知來證實它的存在。因此，人所能感知的物質的存在相對於人是絕對性存在。根據人所能感知的物質的單向存在性可知，唯物主義所認為的存在是壹種絕對存在。
時間的存在
根據認知形成的瞬間性特點，就能發現有壹樣事物是客觀存在、但是人無法通過感覺來感知，而只能通過認知間的對比來認識的物質；那就是時間。我們煩惱或感受痛苦時，時間過得很慢；我們情懷愉悅時，時間過得很快；我們睡眠時，時間過得幾乎像不存在壹樣。因此，對於時間的存在，人們只能通過認知間的對比來認知，而不是像對其它物質可以通過視覺、聽覺、觸覺的瞬間反應來感知。時間雖然靠人的感知的對比來認識，它卻是壹個自然存在、不能構成物體的外界物質，它具有非粒子性。由於時間存在的非粒子性，也可以把時間看作壹個獨立的外在對象。時間和光組成壹對看似互相矛盾的組合：光能被人瞬間感知，它卻是能量意識的表現形式；時間不能被人瞬間感知，也沒有粒子存在，它卻是自然的外界物質。物理學中，任意事件的發生都可以用時間＋光速的坐標來表示。「在相對論中，時間和空間座標沒有真正的差別，猶如任何兩個空間座標沒有真正的差別壹樣。」時間與光速能夠作為空間坐標，是由於兩者同時具有絕對性特性。光的絕對性特性是光速；時間不是粒子，它的絕對性是它的方向性，即時間只能增加，不能倒轉。時間的這個特性在相對論中有所體現，例如人雖然可以使時間變慢，但由於人不能超越光速，人不會變得比以前年輕。這就是時間的方向性。時間與認知是以往哲學的基礎，時間和認知的結合形成了記憶、知識、先驗、類比、序列、歸納等經典概念上的普遍性規則。例如，記憶可以被看作認知在時間上的存儲，知識可以被看作認知在時間上的積累。雖然記憶和知識的形成都有「時間」這個因素，但認知或認知能力是它們的必要條件，時間只是充分條件。因為記憶和知識都是意識，和認知同質。從維度的角度看，時間屬於第四維度，因此，應該把時間和長寬高這些三維坐標屬性壹樣的看待。既然壹個物體的長、寬、高是物體的自然屬性，也應該把物體的存在時間或稱「年齡」看作物體的自然屬性。
認識到時間和長、寬、高壹樣是物體的自然屬性、時間僅僅是知識和智慧的充分條件有很大的倫理道德方面的意義。特別是儒家文化把自己的「尊老」作為文明的標誌，殊不知這在哲學上體現了認知錯誤，在智慧上則體現了非理性。因為榮譽作為精神利益，只能和意識有關，而不能讓代表時間的「年齡」這個自然屬性決定「精神利益」這個意識。這個倫理的錯誤是因為它的強化，使年齡這個自然屬性兌現為特權，違背了社會公平。儒家文化需要辨別的是：「年齡」這個自然性的時間因素不是智慧、經驗、能力等意識產生的必要條件，也不是榮譽、尊敬等意識產生的充要條件。如果因為年齡比較老就理應享有被尊敬的利益，那麽人的身高、體重、力氣、性別、膚色等等其他自然特徵的差別，也應該各自享有特殊的利益。這豈不是要求人們應該屈服於力氣大的強盜嗎？這種將表象區別的強化，使某些文化從倫理意識上就開始違背人人平等的思想。

四、意識及其存在形式
物質的存在形式和表現形式會對人的感知形成錯覺，使人不能認識到存在物質存在的本質，猶如光、波、溫度是能量的表現形式壹樣，由非分子或原子這類靜止質量不為0的實粒子結構組成的「存在」，其實質是另壹種存在的表現形式。
對於「被感知物質的」存在和「人的感知」的存在之間的關係，如果把外界被感知物質的存在和感覺器官之間做必然的聯繫，就會認為感知的存在是由器官的存在決定的，這就是產生唯物主義的源頭。例如，羅素認為「必須註意的是，倘使我們的感覺是由於物體所造成的，那麽就必然會有壹個物理空間，裡邊容納有這些客體、我們的感官、神經和腦子。當我們和壹個客體接觸的時候，我們就從它獲得壹種觸覺；也就是說，這時我們身體的某部分在物理空間中所佔據的位置和客體所佔據的空間十分接近」。這種說法是非常錯誤的。感覺器官只是物質化的工具，感覺器官的功能是否正常才是決定性因素；雖然對於大多數人來說，感覺器官是正常的。如果給壹個盲人講光是壹種波動，即使人們能讓他坐上顛簸的船來體驗什麽是波動，他仍然不能理解光是什麽東西。天生沒有嗅覺的人雖然鼻子外形完好，鼻子細胞代謝正常，他也無法感覺味道。睡眠狀態的人，其器官組成與清醒狀態下沒有什麽變化，但是他對外界卻幾乎不能感知。因此，由人的器官決定人的感知是錯誤的。器官只是感知的途徑工具或工具，起決定作用的，是器官的功能，即是意識。由於意識常看作為不可物體化的物質，很難描述它的感知屬性。人們對常見的物體很容易描述，比如壹張桌子時，可以描述這張桌子的尺寸、顏色(即反射特性)、硬度等等特性。認知的結果即觀念就是意識，認知是意識最基本的組成單位。所以，意識即人對自身和外界的感知與判斷。類似於認識物體的方法，由於客觀物體是由實粒子的原子或分子組成，人們能夠通過認識物體的屬性來認識物體，那麽因為認知本身就是最基本的組成單位，如果要認識「意識」的存在方式，可以通過認識作為意識形式存在的各種對象來認識「意識」。意識的表現形式可以是客觀存在，也可以僅僅是壹個概念；但是意識抽象存在於人的思想中，客觀存在只是意識的表現形式，例如，書本是知識意識的表現形式，法律文本是法律意識的表現形式，活的肉體是生命意識的表現形式，大腦是思維意識的表現形式。所以我們能夠通過表現形式來認識「意識」存在的本質。了解意識與物質的不同存在形式，可以這樣設想它們存在形式的區別：壹根繩子的最終端，必然是另外壹個物體。要麽繩子的終端是系在其他物體比如船上，要麽繩子是放在其他物體比如地面上（此時繩子的終端就是地面），否則繩子無法存在，那麽繩子終端的物體的存在就成為繩子能夠存在的第壹原因。而船或地面與繩子在表現形式上是完全不同的，不能用繩子的形象來設想船的存在形式。船與繩子的存在形式的差別，就可以設想成物質和意識之間的差別。作為物質世界的宇宙的最初起源的存在形式，就是意識。所以《聖經》說：「神是個靈」；又說：「神就是光」。「靈」與「光」兩者同屬於意識的存在。對於物理學家來說，由於它們研究的對象基本是外在物體、實粒子物質，因此他們是很難相信意識的存在。只有當他們追溯到物質的起源，直到宇宙的起源的時候，即使他們不得不承認有壹個上帝作為第壹動因，他們所認為的上帝仍然可能是作為壹個人的形象、或者肉體的形象，也就是物體的形象出現。這就阻止了他們對意識的認識。意識的表現形式有如下特徵：主觀性、主動性、目的性、選擇性、施加性。其中主觀性和選擇性是所有意識形式的共同特徵。理解意識的存在形式，可以從常見的作為意識的表現形式的事物或概念開始。常見的作為意識的表現形式的事物或概念至少包含以下幾種：生命；價值觀；道德；信仰；知識和技術；智慧與能力；法律；權力/所有權等。這些概念不但表現於每個人的個人生活，還是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可以通過認識這幾個表現形式的存在本質，來認識意識的存在。通過了解它們的基本概念，就能避免繼續用只適用於實體物體的形象思考來理解意識的抽象存在。 1) 生命　　生命是意識的第壹表現形式。這是因為人的所有認知都是要有壹個認知的主體，即有生命的人。沒有生命，其他的意識表現形式就不存在。從物體對象的角度來講，人有「內在」「外界」之分，但這個內外只是人的肉體與外界他物之間的界限。但從存在的角度來看，生命的存在只有肉體和意識之分，而沒有內外之分。各種文化中對生命本質的認識有很大差別。在東方文化中，認為生命就是肉體，所謂的生活幸福就是要懂得「養生」，以至於養生學的「內經」之類的所謂秘籍佔據了中國古代文獻的絕大部分；中國的武術文化更加強調了人的生命就是肉體，人的能力就體現在武功高強與肉體的強壯。因此，武術造成了習武的人對自我能力的膨脹意識與自大行為。當中國歷史上出現排外的義和團戰士自以為武功能力卓絕、身體刀槍不入、甚至試圖用肚皮擋槍彈時，他們對能力的認識就來源於儒家文化所認為的「生命存在的本質就是肉體的存在」這壹觀念。當然，用肉體擋子彈的下場可想而知。正是由於儒家文化無法認識「生命」這壹最基本的意識形式，也導致了東方人無法認識其他的意識存在形式，包括對權力、智慧、能力、法律等的認識。對肌肉力量這種能力的自信在民間通過武術這種形式助長了東方人崇尚暴力、狂妄自大的性格，同時也因對作為意識存在的權力、智慧等的無知，培育了奴性和愚昧。當要認識生命的本質時，首先遇到的問題就是「生命的表現形式是否就是生命的存在本質」，即生命是否就是肉體。從物理上來看，生物的肉體是由完全平常的原子組成的。就生命的化學基礎而言，組成生物體和控製生物行為的基本物質是核酸分子RNA和DNA。但是是否就能認為由原子的某種堆積方式構成的RNA和DNA就能構成生命呢？當我們觀察生物的活動時，就能發現生命的活動的選擇性、邏輯性等複雜性。即便是單細胞生物，雖然原始，卻顯示出任何人工製品所無法比擬的複雜和精巧。例如，我們可以看看壹個低級的細菌。仔細觀察就會發現，它身上有複雜的功能和形態的網路。這細菌可以用多種多樣的方式與其環境相互作用，它可以四處活動，攻擊敵人，接近或逃避某些外部刺激，以壹種有控製的方式交換物質。其體內的情況象是壹個井井有條的大城市。負責進行大部分控製的是細胞核， 其中包含著遺傳 「密碼」，就是使這細菌得以進行繁殖的全套化學指令。控製並左右這細菌的壹切行為的化學結構是由多達上百萬原子組成的分子。這上百萬的原子是以複雜的、高度特殊的方式組合起來的。就生命的化學基礎而言，最重要的是核酸分子，即「雙螺旋」形狀的RNA和DNA。即使是壹個單細胞生物，受到外界刺激和威脅時也會躲避和逃跑，而不是靠近導致死亡。雖然可以把這種選擇性行為看作僅僅出於動物的本能，這種本能的行為將是動物必然選擇的行為。具有選擇性行為是意識的結果，也是使動物能夠存在的理性結果。作出出於本能的選擇不但是動物，也是人的最基本的理性，本能可以稱為「第壹理性」。有選擇的行為是壹種確定的、必然的行為，這種行為由行動的主體主導，是經過行為主體的意識選擇，並導致可預知的結果。如果把生物體的生命看作只是壹堆毫無意義的原子按照某種偶然的方式堆積構成的肉體, 生物體的行為只是那些原子活動的偶然性導致的某種後果，那麽生物體的行為也將是無法預知的。沒有壹個人會承認：自己經過慎重思考後所採取的行動只是組成大腦的原子某種偶然選擇的隨機行為，因此思考是毫無價值的。由此可知，在「偶然性行為」的偶然性和「慎重思考後採取行動」的行為的必然性之間是有矛盾的。如果生命是偶然製造出來的，則思維也是偶然性的，就否定了思維選擇的必然性。作為物體形狀的肉體和作為意識形式的生命之間的區別，就如電腦的硬體和軟體之間的區別。即使電腦不是由人製造，而是像自然界的其他物體那樣本來就存在的，給沒有軟體的電腦加電流之後如果想要它靠偶然性輸出某個想要的複雜結果，可能性是0。而電腦的軟體不但需要從自外部輸入，軟體本身還是編製它的人的邏輯思維意識的產物。關於生命組成的理論還包括「整體論」和「還原論」。整體論的基本思想可以這樣描述：「生命的奧秘也不在原子裏，而在原子的締合模式裏，其模式即其組合方式。就是說，生命的奧秘在於DNA和RNA之類的分子結構所包含的信息之中。壹旦了解了整體現象的存在，也就用不著去尋找什麽『生命力』了。原子用不著被『激活』才能產生生命現象。只要將原子以那種合適的複雜方式進行安排，就會出現生命。」[10]整體論仍然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例如，在原子的成千上萬中組合方式中，它仍然只肯定某個特定的組合方式；只要特定原子完全按照該特定方式排列組合，就會出現生命，而這種組合方式必須是符合某個規律。其情形就如組裝某輛汽車，只要把最後壹個螺絲上好，汽車就已經開動起來，而不是僅僅完成組裝可以開動的汽車。對壹輛汽車來說，少了某個非關鍵的螺絲並不是完全不能開動；說原子的某種特定組合是產生生命的原因的說法也是不準確的，部分殘缺的肉體並不影響生命。在生物體喪失生命的瞬間，構成其肉體的原子的排列組合方式和肉體有生命時並沒有截然區別，但是卻有完全不同的表現和價值。由此可見，「整體論」的基本觀點也是基於物質決定意識，整體論無法認識到意識是獨立存在的。對於「還原論」則可以概括為生命就是由原子堆積成的毫無意義的肉體。物理學家通常只是用認識物體的形象方法來認識、分析生命。如果認為生命是物體的自然產生的結果，就會否認意識的存在，否定和貶低作為意識表現形式的其他存在對象的價值。 2)價值觀　　對「價值」的定義因人而異。享樂主義者會認為：價值即快樂；主張自由意誌者認為：價值即願望的滿足；理性主義者認為：價值是純粹理性的意誌；工具主義者認為，價值是事物作為手段對實際地達到的目的的關係，等等。但是，所有這些定義，忽視了壹個現實中的已經存在的概念：負價值。了解負價值在現實中的存在形式，對能更清楚理解價值的含義。此處的主要目標，就是揭示「負價值」這個被忽視的概念。負價值的事例在現實中無處不在，連只會算術加減法的小學生也會遇到。例如在數字計算中，如果減去壹個正數等於加上壹個負的相反數，則被加的負數就體現了負價值。在財務事物中，如果壹方的某筆借入款項是另壹方相同數額的借出款項，在各自財務計算時該款項對壹方來說是借入的正價值，對另壹方就是借出的負價值。同樣，壹筆債款對債權人和債務人雙方各自的價值是相反的，對債權壹方是正價值，對債務壹方必然是負價值。壹件商品，如醫藥，對於壹個需要用它的使用者可能具有至關重要、決定性意義，對另壹個使用者來說會是壹文不值甚至負作用。因此，商品的價值體現要由使用者決定，而不是由商品自身或商品成本決定，價值具有相對性。正是由於商品的價值由使用者決定，可知決定商品價值的因素有以下幾個：使用者的理性；使用者的判斷能力；商品對使用者效用的大小。因此，價值是理性判斷的結果。由於需要使用者的理性和判斷，因此價值是壹個意識概念。在對外界物體認知的過程中，外界物體的存在意義不在於它能否形成是否存在的「觀念」，而在於它的存在對於觀察者的「價值」。「觀念」是壹個中性詞，就如「存在」本身是個中性詞壹樣；價值則是對存在的判斷取向。就如兩個人口袋裏雖然都有鈔票，等額鈔票可以相互交換，但是每個人只能消費自己的鈔票，各自的鈔票對它的所有者和無關者的價值是不壹樣的。甚至可以說，存在本身沒有意義，只有「有價值」的存在才有意義。「手中的麻雀比天空的天鵝更有價值」。由於任何商品使用時都有負面作用，對於壹個商品而言，其價值就是它的正價值和負價值的總和。有了「負價值」概念的存在，就可知唯物主義者所指的「價值」，僅僅是商品的正價值，唯物主義者的商品中沒有「負價值」概念的體現。所以唯物主義價值觀是壹種絕對價值觀，違背了「價值觀」本身有相對性的基本特性。 3)能力 「能力」也是意識的壹種表現形式。能力包括兩個因素：壹是實現某個目標的願望、方法和智慧；二是實現目標所使用的工具。從存在形式和表現形式分別來看，實現目標的願望、方法和智慧就是意識的存在形式，對工具的使用則是表現形式。由於能力作為願望、方法和智慧而存在，因此它是壹種意識。
唯物主義者對認為能力是唯心主義有壹個很大的異議。壹個例子就是他們會設想讓壹個雄心勃勃的或樂於自我表現的英雄赤手空拳地與野獸或某個困難搏鬥。很自然的，人憑自己的肉體無法戰勝野獸，因此唯物主義者得出結論說，唯心主義是錯誤的。他們甚至會從小說中來尋找這種例證。他們的錯誤就是忽視了工具的作用，而其原因還可以追溯到如上面所述的他們對生命的認識。由於他們認為生命就是肉體，人的能力就表現為體力的強壯。他們完全沒有意識到肉體只是壹個物體，是生命存在的表現形式。在人與野獸的赤手空拳的搏鬥中，人的肉體和力氣只是被使用的工具，搏鬥的失敗只是使用工具的不當而已，並不代表目標是不可實現的，任何野獸最終都可被人製服。
當在「能力」前加限定詞，特指某方面的能力的時候，則是指該能力使某方面的效率得到提高，或使某方面的效果得到加強。如「學習能力」、「工作能力」、「語言能力」、「生產力」等，就分別指「能力」使學習效率得到提高、「能力」使工作效率效率得到提高、「能力」使語言表達效果得到提高或加強、「能力」使生產效率得到提高。
與能力相關的概念還有智慧、知識、技術。同樣，智慧、知識、技術也是以意識的形式存在。
本處對能力的簡要敘述並不是要闡明關於能力的理論，目的只是要闡明「能力」是壹種意識。當認識到「能力」是壹種意識的時候，就會發現馬克思關於生產力的理論是自相矛盾的。

生理學家 Benjamin Libet (1983) 的實驗是其中最早兼最著名的研究。在這實驗裏，參與者前面有壹個按鈕，他們被告知可以在任何時間按下按鈕，只要每當他們感受到意欲移動手指按掣的衝動時，就做出這壹動作，並記下他們感受到這壹衝動的準確時間。整個過程，Benjamin Libet 會運用腦電圖來觀察參與者的大腦。研究發現，某種腦神經活動出現的時間比參與者感受到行動衝動的時間早了約 300 毫秒。

Benjamin Libet 由此得出結論：意識總是來得較晚。早在我們有意識按下按鈕前的 300 毫秒，大腦的神經連結已經為我們做出了移動手指的決定。這就是說，妳以為自己擁有自由意誌下意識決定行動，但實際上妳的大腦在妳不知道、仍沒作出有意識決定的時侯，已經早壹步做了決定。

如果只有壹場實驗，我們大可以抱持懷疑態度。但 Benjamin Libet 公布實驗結果後，許多科學家進行了類似實驗，並對實驗裝置加以改善，都得出同壹結果。其中最為突出的是神經科學家 John-Dylan Haynes (2011) 的實驗研究。實驗中要參與者選擇按左邊還是右邊的按鈕。研究發現，某種無意識的腦神經活動能預測參與者所作的決定，而且這個大腦活動在參與者作出選擇前七至十秒就會發生。

雖然這個生理學家的研究似乎證明了物質對意識的證明，但是這個生理學家的研究仍然無法攻克無法具體解釋社會意識形態與大腦物理活動之間的聯繫性的困境，這種研究最多可以證明決定論是正確的，如果這個人之前產生過促進了他去按下按鈕的人事物，這個研究或許可以證明這是更早之前的因果鏈條 認知節奏 情感活動作用之下的產物。如果唯物論者可以發明出觀測人的大腦的神經遞質與具體的思維過程之間神經遞質的具體運動與具體的思維過程之間的關聯性的科學設備，或許可以增加唯物論世界觀的可信度。如果唯物論者可以發明出觀測人的大腦的神經遞質與具體的思維過程之間神經遞質的具體運動與具體的思維過程之間的關聯性，以及觀測神經遞質率先運動之後產生於這種率先運動的形態相對應的具體思維過程的科學設備，或許可以因為證明了物質是第一性然後意識是第二性所以提升唯物論的可信度，唯心論的存在是有積極意義的，如果沒有唯心論對意識的重視，造福人類的心理學就不會得到充份的發展，如果人類社會普遍認可唯物論，就不會有大量的心理分析與心理疏導產生，人類社會普遍會採取打針吃藥的方式治療心理疾病，把腦袋切開運用酒精清洗一下就可以治療心理疾病。物質與意識的關係運用道家哲學來解釋比較合理，物質與意識的關係就好比是一個事物的陰陽兩個方面，精神抑鬱就會引發生理疾病，生理創傷會引發精神抑鬱。人長的強壯不意味著精神境界高，腦袋大未必意味著聰明，經濟發展未必意味著精神文明就會得到提升，中國社會的經濟發展引發嚴重的道德敗壞與社會的原子化證明根據物質決定意識衍生出來的世界觀是錯誤的。

4)道德
　　　關於什麽是道德，如下的定義做了較全面的描述：「道德由美德、原則和規則組成，人們有義務培養美德並將其付諸實踐，有義務依原則行事，有義務遵守規則」(A.J.M. 米爾恩)。「規則」是壹種概括性命令形式，它規定應該做什麽，或賦予由誰做決定的權力；「原則」用於某種規定行為必須滿足的要求；「美德」則泛指能力和品質的優點。作為美德、原則和規則的綜合，道德存在於人的意識之中。
　　　綜合美德、原則和規則的共同特點可以發現，社會有壹個最基本道德，或稱為第壹道德，那就是：公正。「公正」可以規定人們應該做什麽，不應該做什麽，並使有決定權力的人能被廣泛接受；「公正」可以規範社會行為中的基本原則，使社會行為體現公正性的要求；「公正」可以克服人性的貪婪和罪惡，使人們的品質不至敗壞，並使人在社會中有初步的美德。因此「公正」可以同時滿三者的要求，在任何時間和地點都適用。公正既是規則，又是原則，更是美德。剩下的問題就是怎樣區分什麽是「公正」的問題。
與道德類似，作為約束性的規則，法律的價值並不是體現於它是白紙黑字、書面形式的條文，那樣的話它和寫在紙上的廢話或塗鴉沒有什麽區別；法律的價值體現在它在人們的行為中否被違反或遵守。因此和道德壹樣，法律存在於人的意識之中，法律條文只是它的表現形式。良好的思想氛圍跟文化氛圍可以鞏固良好的社會製度，良好的社會製度可以促進良好的思想氛圍跟文化氛圍的產生。社會製度是群體理性的產物，即使維護社會製度的載體存在物質成份，可是社會製度不應該被看成是簡單的物質，社會製度也有意識的成份存在。

5)權力／所有權
自從有人類誕生以來，就有了權力分配。什麽是權力？馬克斯?韋伯將權力定義為「壹個人或壹些人在某壹社會活動中，甚至是在不顧其他參與這種行動的人進行抵抗的情況下實現自己意誌的可能性」 。托馬斯?霍布斯認為權力是「獲得未來任何明顯利益的當前手段」 。而對伯特蘭?羅素來說，權力是「預期效果的產生」 。丹尼斯?朗認為，「權力是某些人對他人產生預期效果的能力」。 丹尼斯?朗對權力的定義比較全面，本處採用他的定義。該定義指明了權力具有施行主體，又有施行目的，說明了權力同時具有主觀性、主動性、目的性、選擇性、施加性，符合意識的特徵。因此權力是意識的壹種表現形式。同時權力也有自己的特徵：施加效果。
對權力的專門研究，論述比較全面的著作，大概就是羅素的《權力論》以及丹尼斯?朗的《權力論》了。如果用存在形式和表現形式的方法分析有關權力的概念，就會發現羅素的作品中關於權力的闡述有不當之處。下面先概括權力的主要目的：利益。
當用物質和意識的觀點分別觀察世界的存在性時，我們就能很容易根據這兩種存在性歸納出兩種利益觀：物質利益和精神利益。例如獎勵，通常的物質獎勵可以指物質給與，精神獎勵則可以是榮譽、稱號等。權力帶給人的利益不僅可以包括物質的佔有，更多的是精神利益層次的榮譽感。所以，當羅素說「在人的各種無限慾望中，主要的是權力欲與榮譽欲」時，實際上兩者是重叠的；如果按照他的觀點把權力欲與榮譽欲並列，則將產生「權力」就是「物質利益」的結論。如果把他的這種權力觀點運用到實際的政府權力機關中，恐怕每個權力部門都將成為謀取私利的極端腐敗的部門。當他說「獲得權力往往是獲得榮譽的最便捷的途徑」的時候，他也沒有意識到權力的權威性屬於和榮譽壹樣的精神利益。由此可見，唯物主義者的權力觀導致權力腐敗是必然的。
他的另壹個關於權力本質的不適當觀點是權力與平等的關係。權力本身就是社會不平等的體現。例如，某個物質或商品的所有權可以屬於個人或團體共同所有，看起來是平等的，但是當該團體的每個成員行使消費的支配權時，這種權力是排他性的，即該商品只能壹次性消費，或在某壹時刻被某個人消費，排斥了其他人的消費支配權力。當他說「權力分配不均的現象在人類社會中壹向是存在的」時，他認為分配不均或權力的不平等只是權力展現在社會中的特殊現象，雖然這種特殊現象始終存在，卻沒有認識到權力的存在本身就是不平等的體現。
在羅素關於權力的觀點中，他把權力等同於領袖，並認為「在比較怯懦的人當中，對權力的愛好偽裝為對領袖服從的動力」[，這不僅否定了權力的來源和產生基礎是人民大眾，更否定了普通人也具有由法律所賦予的權力，否定了「普通人的權力」。普通人的權力可表現為遊行、示威、輿論等，由於行使的效果沒有強製性，這些權力被矮化成了「權利」。但是當普通民眾行使選舉權時，他們的選舉結果，也就是權利效果即刻就有了強製性，這種權利(right)也就成了有強製力的權力(power)。所以，選舉權就是「普通人的權力」。否認「普通人的權力」，就是否定普通人具有選舉權。同樣的問題也存在於丹尼斯?朗的《權力論》中。
既然權力(power)的本質是壹種意識，它是意識的形式之壹，那麽帶限定詞的權力必定也是壹種意識，比如「所有權」。或許在其他語言中，「所有權」和「權力」在詞彙構成上是沒有任何關係的兩個詞語，但由於所有權的行使是「壹個權力主體(即人)從原權力主體(即原所有者)單方向取得物質利益（即效果）」，完全符合「權力」的定義，所以「所有權」是權力的壹種。
由於權力關係是壹種契約關係，不平等的權力也有契約上的平等性。這種不平等的平等性在形式上表現為不同等級的職位，在意識上則體現了對單方面意誌的服從，「對單方面的意誌的服從」即對權威的服從。所以，「權力」的表現形式是職位，存在形式是權威。丹尼斯?朗在《權力論》中，定義了「權力的形式：武力、操縱、說服」三種形式，實際上他指的是權力實現的三種途徑；「武力、操縱、說服」即不是權力的存在形式，也不是權力的表現形式。「權力」的表現形式是職位，存在形式是權威。

以上對物質、物體和意識的分類描述，最主要的目的提供了壹種分析「物質」、「實在」或「觀察對象」的存在形式和表現形式的方法。提供這種方法的原因，是基於人的認知能力有限，並可能因對錶現形式的感知的誤導而產生錯誤的認識，所以將存在形式和表現形式加以區別，有助於認識存在的本質。
意識類型的抽象概念只能存在於人的意識中，無法僅用壹種表現形式就能體現它的價值。如：法律的價值並不是體現於它是列出的條文，技術的價值並不是體現於它是印刷成的書籍。它們的價值存在於人們的意識中。如果認為法律或技術僅僅是印刷品的話，就是唯物主義的價值觀。從價值的觀點來看，唯物主義不但會貶低法律、道德、技術的價值，也必將貶低作為意識存在形式的人的生命的價值。
五、唯物主義的馬克思理論在實踐中失敗的必然性
將馬克思理論付之於實踐中檢驗是從前蘇聯蘇維埃革命成功到柏林牆的倒塌大約70年的時間。經濟貧窮、道德墮落、政治狂熱成了這段實踐中社會的基本特徵。由於唯物主義價值觀被強製灌輸，否定意識的存在價值，否認以上各種作為意識的表現形式的對象中意識存在的本質，因而導致了社會權力腐敗、道德墮落、效率低下、創造力被束縛，甚至發生大規模的人道悲劇，整個社會陷入反理性狀態。這些悲劇事件在歷史真相中是有目共睹的。究其原因，它們都是馬克思理論本身在實踐中必然導致的結果。
之所以說這些悲劇是馬克思主義實踐的必然結果，因為馬克思主義哲學是個自相矛盾、自我否定、無法修正的理論。正如壹個實粒子和壹個虛粒子相遇必然爆炸演滅壹樣，壹個自相矛盾的理論在現實中是無法實現的；矛盾的雙方在現實中無法共存，除非除去矛盾中的某壹方。
這裡暫且不對馬克思理論的早期哲學觀點進行評論，而是從共產主義實踐的基礎理論，即馬克思的經濟理論開始，來鑒定他的政治、哲學理論是建立在磐石上、建立在沙灘上，還是建立在空氣中的空中樓閣。如果建立在沙灘上的建築還能勉強支撐不倒的話，那麽馬克思主義理論在實踐中導致的壹系列與它所設想的完全相反的悲劇現實，說明它的理論是建立在對現實的錯誤認識上的空中樓閣。
既然馬克思認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不妨就從他的經濟理論《資本論》開始分析。以下分別從《資本論》的細節和馬克思的主要理論，舉例說明該理論是如何自相矛盾、自我否定的。
1．《資本論》的細節論述錯誤舉例
以下列舉《資本論》的第壹卷第壹篇「商品和貨幣」共三章中每章的前1000字中的錯誤類型以及例證。如果仔細辨別該書的每個細節，甚至可以斷言：《資本論》的論點沒有壹條是正確的。以下僅列舉部分錯誤類型及其例證：
1) 對人和物的屬性認識的錯誤：
(1)「商品首先是壹個外界的對象」(《資本論》第壹卷第壹篇第壹章「商品」第二節)：此處有兩個錯誤：(1)只有相對於「內在」時，才有「外界」的劃分。但是這裡的「外界」是指什麽呢？如果指人，那麽「外界」必然是指相對於人的「內在」，即人的身體而言。這樣當人的身體的壹部分如血液、甚至器官可以作為商品時，商品就不是「外界」的了，商品就沒有「外界」和「內在」的區別了，因此商品必定不是「外界」的。(2)當該對象必須要「首先」於人而存在時，則除非該對象是自然資源，否則人造的任何商品都不是先與人而「首先」存在。但是現實中有幾個商品不是自然資源的加工、有多少比例的商品不是由人製造的呢？只要經過製造或加工，商品就不是「首先」於人存在的。因此僅僅這句話就有兩個錯誤。
(2)「它們的價值通過它們同金相等，同金髮生壹種可以說只是在它們頭腦中作祟的關係而表現出來。 因此，商品監護人必須把自己的舌頭塞進它們的腦袋裏，或者給它們掛上壹張紙條，以便向外界表明它們的價格」 (《資本論》第壹卷第壹篇第三章「貨幣或商品流通」第五節)：商品是否有活的腦袋呢？而且價值會在商品的頭腦中作祟？是否任何人都能把自己的舌頭塞進壹個別的腦袋來說話？他在這裡不是在講事實，卻是在寫小說，但可悲的是他把小說中的擬人動作變成了現實中已經實現的過程。壹個完全違背事實的理論，連科學的態度都沒有，怎麽能成為哲學基礎呢？根據字典，「荒謬」的定義就是「極端錯誤；非常不合情理」，可知馬克思理論完全符合「荒謬」這壹稱號。
2) 罔顧事實例證：
(1) 「商品……壹個靠自己的屬性來滿足人的某種需要的物。這種需要的性質如何，例如是由胃產生還是由幻想產生，是與問題無關的」(《資本論》第壹卷第壹篇第壹章「商品」第二節)：這是壹個完全不符合事實的斷言。作為人生存的先決條件之壹，由生理飢餓產生的需要是第壹位的。人的身體存活的代表特徵就是身體能夠進行新陳代謝；即使沒有其他任何活動和需求，生理上的基礎代謝也會進行，由身體基礎代謝產生的能量的消耗是人的意誌無法控製的。作為生存的必要條件，對能量的需求，即胃所產生的飢餓的需求是第壹需求。
(2) 「但這種有用性不是懸在空中的。它決定於商品體的屬性，離開了商品體就不存在」 (《資本論》第壹卷第壹篇第壹章「商品」第四節)：這裡的「有用」性是個模糊的、矛盾的概念。因為壹件商品對人的作用只能有兩個：要麽有益，要麽有害。例如壹個藥物對壹個需要用它治療疾病的病人使用就是有益，但如果把它對另壹個患其他疾病的人使用，就是有害。有益的才能稱為「有用的」，才能具有正價值，反之有害的則是具有負價值。如果商品的有用性由商品決定，就不能區別藥品是對病人有益或是有害、正價值或是負價值。顯然商品是否具有「有用性」的判斷根據應該是人，而不是商品；就如醫藥，商品的同壹個特性可能只對壹小部分人有益，對大部分人反而有害。如果由商品來決定自身的「有用性」價值，這種價值取向就是單向度的、絕對性的。雖然馬克思發現了價值觀與現實的矛盾，而不得不承認價值的相對性，但是由商品自己決定「有用性」就表明了該價值決定的單向度與絕對性，所以是絕對價值觀，與價值觀的相對性是自我矛盾的。「絕對價值觀」在道德上將導致完全自私的價值觀。
(3) 「商品所有者的商品對他沒有直接的使用價值。否則，他就不會把它拿到市場上去」 (《資本論》第壹卷第壹篇第二章「交換過程」第四節)：在寫這句話的時候，馬克思完全有必要到市場上實地調查壹下賣雞蛋的農婦，是她們自己不需要消費雞蛋還是因為要換別的更需要的商品？農產品作為消費商品的重要壹類，對任何商品所有者肯定有直接的使用價值。
3) 不能區分基本的權力概念和對象
(1)「商品不能自己到市場去，不能自己去交換。因此，我們必須找尋它的監護人，商品所有者」 (《資本論》第壹卷第壹篇第二章「交換過程」第壹節)：我無法判定在這裡的「監護人」的譯法是否準確。由於「監護權」是壹個法律名詞，參考壹般法律條文的定義可知：(1)「監護」的對象，如果按照法律上指「無民事行為能力的人和限製民事行為能力的人」，那麽商品由於不是人(除非是奴隸)，「監護」壹詞不適用。(2)「監護人」是可以撤銷的，但是商品的具有「所有者」的屬性並不能撤銷，任何商品都必須被「所有者」擁有所有權。把「所有者」權利和「監護人」權利等同起來，不但是對權力對象的混淆，還將造成道德上的錯誤。壹個人可以是其孩子的監護人，但不是孩子的所有者，因為人只能對非人格性的物品有所有權。馬克思連基本的權力概念和權力對象都無法區分，他的著作怎麽能夠成為正確的政治經濟學說呢？
4)混亂的定義
(1) 「價格是物化在商品內的勞動的貨幣名稱。因此，商品同稱為它的價格的那個貨幣量等價」(《資本論》第壹卷第壹篇第三章「貨幣或商品流通」第十八節)：常見的貨幣名稱有：美元、英鎊、日元、人民幣等，而不是具有數字形態的價格，如「1美元」等；「數字+貨幣名稱」才是價格的形式。如果「價格是貨幣名稱」，難道1美元=美元嗎？

2.馬克思主要理論中的錯誤
如果仔細辨別《資本論》的內容，可以發現，《資本論》不但從第壹句開始就充滿了謬誤，甚至從頭到腳沒有壹句是正確的結論。它的錯誤不但體現在每壹個細節，連由此得出的馬克思理論的幾個主要組成部分，例如唯物主義價值觀、辯證法、共產主義道德等概念，也是相互之間充滿矛盾和相互否定的。例如：
(1) 唯物主義價值觀：「唯物主義」和「價值觀」之間的矛盾。「價值觀」首先是壹種「觀念」， 並且「價值」本身具有相對性，但唯物主義是壹種絕對價值觀。由於物質和意識是以完全對立的不同形式存在的，如果必須由物質決定意識的價值，就是用壹個事件的對立面表現它的存在。正如「反射白色光線的黑色物體」不存在壹樣，由物質決定的意識及其價值也是不符合事實的，因此「唯物主義的價值觀」的陳述本身就是自相矛盾。
(2) 共產主義道德：在共產主義社會的「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分配方式中，把共產主義社會「各盡所能」的動力來源歸結於共產主義道德，認為只要各人有了共產主義道德，每個人都將發揮自己的最大能力、生產產品以滿足社會需要。根據上文的論證，「道德」和「能力」都是意識的表現形式，如果靠道德和能力來創造產品的話，按照馬克思理論，就是「意識決定物質」了，這就否定了「物質決定意識」的唯物主義價值觀。所以「共產主義道德」和「唯物主義價值觀」是相互否定的。
(3) 辯證法：在辯證法的三大規律中，這裡只簡單證明其中的「量變到質變」理論是個錯誤理論。恩格斯曾經舉了個自認為很明確的例子：「我們在那裡舉出了壹個極著名的例子——水的聚集狀態變化的例子， 水在標準壓力下， 在攝氏零度時從液態轉變為固態， 在攝氏壹百度時從液態轉變為氣態，可見，在這兩個轉折點上，僅僅是溫度的單純的量變就可以引起水的狀態的質變。」(《馬恩全集》第二十捲第壹編十二章139頁)：在這裡他所列舉的例子恰恰證明了辯證法的所謂「量變到質變」的錯誤。「狀態」的改變並不是本質的改變，狀態只是形式，是物體的表象，也是物體的屬性，但它根本不是物體的「質」；狀態自身也不是「質」。既然狀態連「質」都不是，何來「狀態的質的變化」呢？對無生命的物質來說，本質的改變只能是分子結構或原子結構的改變。而對於有生命的動植物來說，本質的改變應該是物種分類的改變，而不是組成該生物分子的原子元素（因為就身體的物質構成來講，它們的組成有機物分子在原子成分上基本相同，所以組成生物體的原子物質並不能代表該生物的生命本質）。量的改變無論造成「狀態」的改變，還是「效果」的改變，都不是導致「質」的改變；壹個物體完全可以從壹個狀態轉化到另壹個狀態，就如水能進行從液體到氣體的狀態轉化，但水的分子組成即「質」並沒有改變。現實中，也從來沒有壹種動物因為常時間的模仿另壹種動物的行為，就發生物種的改變，以至於模仿者變成了另壹種動物。

馬克思的理論在實踐中的失敗，起源於他的理論本身的矛盾和錯誤。即使在現實中不斷的修正、「科學化」該理論的經濟方式，只要還堅持它的基本哲學理論，堅持唯物主義，就無法避免繼續給社會帶來嚴重的後果。私有化的市場經濟可以改變經濟貧窮，有限開放的民主可以避免人道悲劇，但用唯物主義指導的市場經濟，必將導致社會道德將隨物質的豐富而越來越墮落。
作為意識表現形式的生命、能力、道德、權力、價值觀、智慧、知識技術、法律，是相互體現、相互保障、相互促進的，只有意識才能主導意識。例如，權力作為意識的形式，不是用來掩耳盜鈴時捂住自己耳朵，也不是用來捂別人的嘴巴的，那樣只是體現了權力的反理性和道德的自私性。權力既體現了能力，它又是能力和智慧實現的工具，但它絕不是反理性地欺騙自己的工具，因為權力是社會的產物，它的行使應該體現社會理性。馬克思本人連「監護權」和「所有權」這些有關政治權力的基本概念都無法區分，他更無法分辨「所有權的公共性」和「支配權的排他性」之間的區別。因此當他革命成功，用公有製否定私有製之後，全部社會資源的支配權就被集中在掌握全部社會權力、卻對權力無知的人手裡。壹部分人用國家、全民的名義掌握全部社會資源的所有權，卻獨有自己享有支配權。為了達到財產共有，他們不惜用任何殘忍方式褫奪人民對財產的任何支配權力，但在絕對壟斷的支配權造成悲劇後，卻又因為自認為道德高尚、目標崇高，而心安理得、毫無反悔。這些反理性行為都是馬克思理論在實踐中的必然結果。
唯物主義者既然蔑視意識存在的價值，也導致蔑視作為意識的表現形式的生命、智慧、知識技術、法律、創造能力、道德的價值。不承認生命的意識存在性，就會有導致人道災難的悲劇發生；不承認能力的意識存在性，就會束縛人民的生產能力、造成經濟貧窮；絕對價值下的道德觀，必將導致自私自利；唯物主義者的權力，也將導致暴力和私人利益交換。人道的悲劇、權力的殘忍、經濟的崩潰、道德的自利、信仰的空虛，都是唯物主義價值在實踐中的結果。共產主義者以實現人類美好願望為社會目標，但由於唯物主義的自相矛盾，在實踐中只能得到相反的結果。
但是實踐中的悲劇並不能讓唯物主義者反思，因為他們太過於相信人的能力。當經濟理論導致物質極度匱乏，使共產主義道路無法繼續時，只能通過改變經濟的所有製形式的「改進」來挽救經濟；而所有製的改變完全違背了馬克思「經濟決定政治」的理論成立的經濟基礎。雖然經濟基礎發生變化，權力結構卻拒絕做相應改變，是因為他們需要用「上層」的公有製權力形式來保持這個將傾大廈的外形。當所有製的權力結構和經濟結構的矛盾帶來社會道德、價值觀的矛盾時，他們仍然拒絕承認意識的獨立存在和唯心主義，因為他們只承認「唯物主義」的正確性。價值觀的絕對性，讓他們不惜用強製手段維護權力和唯物主義「真理」學說的絕對性。這種堅持錯誤、拒絕反思的程度，使他們的理性表現得甚至不如農婦；即使目不識丁的農婦也會求神占蔔，求問自己和家庭的命運；但唯物主義者即使看到現實實踐中的錯誤，也拒絕對自己與後代「道路、真理、生命」的拯救。
反觀市場經濟可以發現，市場經濟才是真正體現了價值觀的相對特性。這種價值觀以人的需要為價值標準，把人的生命作為具有無法用金錢衡量的最高價值。所以，當用唯物主義價值觀指導市場經濟的時候，兩種價值觀的衝突將使這樣的市場出現更多的偽劣、假冒、侵權、甚至危害人們生命的商品；因為絕對價值觀的自私性將導致商品的價值欺騙、質量低劣，對權力意識的無知將帶來產品侵權。唯物主義主導的市場經濟下，關係到人民生命的商品，如食品、醫藥、住房等，造成大量的傷亡事故是肯定、必然的，原因絕對不是來自生產者的疏忽，而是他們的價值觀。隨著市場競爭越來越激烈，造成重大傷亡事故的頻率將會越來越頻繁。

中國社會的社會環境太惡劣了，中國社會的家庭環境太崇尚父權，中國社會的教育環境太反人性，很多人因為惡劣的家庭環境與教育環境精神發育遲滯，中國的老師比較喜歡霸淩家庭背景一般然後精神發育遲滯的學生，中國社會太崇尚社會達爾文主義，學校奉行功利至上原則，家庭背景一般的學生很容易因為家庭環境惡劣難以擺脫學校洗腦教育的毒害，然後因為沒有擺脫學校洗腦教育的毒害成為精神發育遲滯的人，這樣的學生很容易因為遭受老師霸淩成績不好，因為成績不好遭受更多的霸淩，形成惡性循環。

信奉唯物論的人喜歡用是否可以當飯吃作為標準來衡量事物的好壞，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因為信奉唯物論所以特別沒有底線，雖然西方民主國家也有壞人，人本來就有邪惡的一面，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比西方民主國家裡邊的壞人邪惡太多了，應該遠離中華人民共和國人。西方人雖然也有功利主義與實用主義的一面，可是畢竟西方人比起從小接受唯物論世界觀教育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好太多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深受唯物論 無神論 辯證法 道德相對主義 社會達爾文主義 結果論 鬼穀子心術 厚黑學的熏陶，中華人民共和國人作惡比西方人作惡更沒有底線，所謂的西方國家的生存壓力主要集中在語言方面與文化差異方面，實際上如果在語言方面與文化差異方面已經適應了，還是在西方國家生活壓力相對比較小，西方國家更適合生活。

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的思想維穩作用

馬克思告訴人們這個世界就是壹分為二然後對立統壹的世界，那種觀點讓很多人認為西方社會本質上也是少數統治者統治多數被統治者的社會，很多人會認為西方社會本質上也是專製的共匪的那壹套製度未必不符合中國的國情所以不會積極的追求民主大概是受了馬克思的觀點的馴化，統治者跟被統治者雖然是對立的但是也是統壹的。

儘管統治者跟被統治者之間存在掠奪與被掠奪之間的矛盾但是統治者跟被統治者始終是相互依存的，共匪雖然貪腐雖然掠奪廣大中國人民但是畢竟共匪的存在維持了基本的社會秩序，共匪的統治本質上也是在提供壹種管理服務，如果共匪滅亡了說不定會出現社會動蕩，馬克思的哲學是有利於共匪鞏固統治的。

至於馬克思的辯證法就更有利於類似共匪那種政治流氓為他們自己的流氓行為尋找合理性了，辯證的思維就是耍流氓的思維，比如壹個人把另外壹個人打成了殘疾人雖然讓另外壹個人成為殘疾人但是讓對方懂得了生命的可貴讓對方比以前更堅強了，如果用辯證的思維去分析換壹個角度去思考也是好事，所以被打成殘疾人的那個人不應該去追究把他打成殘疾人的那個人的責任。

馬克思主張的無神論跟歷史唯物主義在促進人的墮落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無神論認為生前做壞事死後不會遭受報應。

歷史唯物主義認為人之所以做壞事是歷史社會條件所造成的歷史必然，共匪的官員可以大量的貪汙腐敗並且認為不需要內疚因為中國會出現專製製度是歷史的必然， 誰在專製製度中做官都會貪汙腐敗，就是因為受了馬克思主義的毒害。

根本馬克思的說法人只能在歷史社會條件的框架之下發揮主觀能動性，根據馬克思的說法中國官員貪汙是必然的，如何貪汙是中國官員的主觀能動性決定的。

存在基本上就是必然，存在不壹定就是合理的。

不合理的人事物就要被改革或者是革命，極權專製的存在就很不合理。

社會運動本質上是受壹定規律支配的自然的歷史過程，這種觀點未必沒有道理，但是存在不壹定就是合理的。

君主專製曾經存在過，可是君主專製的存在就很不合理，所以君主專製滅亡了，共匪應該也會滅亡。

自由民主會取代極權專製，存在當然有原因，那個原因是歷史社會條件決定的，但是共匪出版的哲學出版物把存在是有原因的這個概念偷換成存在即是合理的就很容易誤導別人。

比如會讓沒有機會用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生活的人們相信壹黨專政比自由民主好，共匪喜歡說歷史選擇了共匪選擇了壹黨專政，可是壹黨專政不合理。

憑什麽共匪可以壟斷真理 壟斷經濟利益 壟斷政治權力，不合理的製度就要推翻，把歷史社會條件造成的不幸說成是合理的很容易把實際上是阻礙人類進步的逆流美化成順應人類進步的主流。

存在是否合理是要看他是否與人類的進步相適應，不能促進人類進步的文明應該被拋棄，某些地方因為文化因素不能民主化不表示專製就有利於他們的進步。

某些地方不能民主化是因為歷史社會條件的限製，但是不能因為這樣就否定民主製度。

匪諜無非是利用很多中國人從小接受黨國洗腦教育認同對立統壹的原則所形成的在政治思想覺悟上面的弱點，似乎這個世界上無論哪個國家本質上都是統治者跟被統治者的對立統壹，中國是這樣西方民主國家也是這樣。

讓中國人誤以為統治者跟被統治者之間既有對立性也有壹致性，對立性就體現在統治者掠奪被統治者上面，壹致性就體現在統治者跟被統治者相互依存上面，西方社會本質上也是對立統壹的。

讓中國人誤以為中國的國情不適合民主，就算實行了民主也不能改變對立統壹的本質，如果在社會條件不具備的情況下實行民主說不定西方列強會趁虛而入然後結果更糟糕。

讓很多中國人誤以為共匪雖然貪腐但是如果西方列強統治者了中國說不定社會財富會更加的向少數人集中，接受了這種觀點的人基本上會成為共匪的擁護者。

讓很多中國人誤以為共匪跟廣大人民群眾之間既有對立性也有壹致性，共匪是掠奪廣大人民群眾沒錯，但是共匪畢竟也是壹個管理部門，沒有了共匪提供基本的社會管理被統治者怎麽可能會擁有基本的生存環境，如果共匪垮臺了西方列強統治中國人被統治者不壹定會比以前生活的更好，就算西方列強沒有統治中國民主製度也不會改變對立統壹的本質。

讓很多中國人誤以為還是不要追求什麽民主了，量變到壹定程度就會出現質變，壞到壹定程度就會產生好的效果，共匪越是積極的掠奪廣大人民群眾就越是要積極的進行經濟建設，就越是要讓廣大人民群眾賺錢。

讓很多中國人誤以為共匪雖然積極的掠奪廣大人民群眾但是也確實改善了很多人的生活水平，所以共匪還是有統治合法性的。

共產極權國家對思想自由的鉗製

中國社會就是上層是一小撮獨立人格跟靈性很強可是卻沒有良知的惡人，中層是一群有獨立人格然後靈性差一點的已經奴性化不敢反抗強權的人，基層就是一群沒有獨立人格沒有靈性的工具人，這種社會形態如果永遠不改變肯定對中共最有利，開放言論自由就意味著思想的解放跟這種社會形態的滅亡，這正是共產畜牲否定言論自由的原因。

沒有言論自由，共匪就可以運用謊言愚弄廣大被統治者，廣大被統治者在思想上會成為中共的人質。

因為趨利避害的本性所衍生出的邊界憂慮，人確實容易有那種希望周圍的人都很愚蠢，希望周圍的環境對自己越不複雜對自己越有利越好的傾向，可是為了達到這樣的目的就讓人喪失獨立的人格讓別人在思想上淪為他人的人質，這種行為終歸是扼殺人的是侵犯人權的是應該受到抵製的。

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核心就是認為人改造世界的過程也被歷史社會條件支配，馬克思那一套本質上還是決定論，雖然跟封建時代傳統的相信命運的說法不一樣，可是仍然是一種歷史的決定論。
只是傳統的決定論以解釋個人的歷史為主，馬克思的歷史決定論以解釋社會群體的歷史為主，本質上都是把人當成是無法真正支配自己的物種。只是馬克思曾經認為經濟基礎是決定上層建築的，每一種經濟製度必然存在與這種經濟製度相適應的社會意識形態，共匪從這種觀點中認識到操縱社會意識形態的重要性。雖然馬克思認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並沒有直接告訴共匪操縱社會意識形態可以控製人民的思想，可是共匪根據一種經濟基礎必然伴隨著與這種經濟基礎相適應的上層建築的論述中領悟了意識形態宣傳工作的重要性。

雖然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強調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可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只是共匪對中國人輸出的馬克思主義，共匪信奉的並不是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
共匪從來都是把維穩工作的重心放在打壓異議人士的思想自由與言論自由上邊，而不是放在壓迫私有製 僱傭勞動製度 市場經濟成份的發展上邊，共匪本身也不相信簡單的經濟因素可以造成中國的民主化，共匪本質上認為社會意識形態的變化造成的歷史社會條件改變會讓中國民主化。

一個社會的經濟結構決定一個社會的社會意識形態然後社會意識形態決定人的本質，很多時候是經濟結構跟社會意識形態互相作用推動著人的本質的演變，人的本質的演變往往是歷史社會條件支配的，也就是經濟結構的總和跟社會意識形態的總和以及他們之間互動的情況所支配的。

政治信仰 法治觀念 道德觀念 宗教信仰 藝術形式 哲學思想的總和就是社會意識形態，資本主義社會的社會意識形態為資本主義製度服務，保障私有產權的政治信仰，維護市場經濟跟自由貿易的法治觀念，奮鬥光榮的道德觀念，以及對上帝的信仰，各種鼓吹髮財跟宣揚物質文化生活如何快樂的綜藝內容，還有唯心主義的哲學構成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社會意識形態，為鞏固資本主義製度而服務。

中國作為黨國資本主義國家，也有跟黨國資本主義相適應的社會意識形態，認為國家需要穩定的政治信仰，維護權力市場經濟跟黨國特權的人治觀念，越流氓混的就越好不需要原則的道德觀念，以及對共匪的信仰，還有各種鼓吹縱慾主義跟貶低貧窮的綜藝內容，還有功利主義跟極端實用主義的哲學，構成了黨國資本主義社會的社會意識形態，為鞏固黨國資本主義製度服務。

生活在哪種社會就會面臨哪種社會意識形態，從而作為個人的人會形成特有的屬於那個社會製度的人格特質。馬克思主義哲學告訴了共匪如何愚弄被統治者，告訴了共匪只要得到了布置社會意識形態的主導權就可以對廣大被統治者進行馴化，共匪反對言論自由的根本原因就是為了維護專製統治，擔心言論自由會阻礙他們馴化廣大被統治者。雖然共匪對中國人民宣揚的世界觀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可是共匪真正信奉的世界觀是歷史社會條件決定人的本質。

無神論與有神論無法互相否定，沒有人親眼見過猿變成人的過渡過程，無神論無法解釋為什麽在沒有實行傳統極權計劃經濟的社會裡邊，總是會自然的形成社會分工與社會角色，而且一代又一代的延續自然的形成社會分工與社會角色的規律，所以進化論無法被證明是真的，沒有人親眼見過上帝，所以創世論也無法被證明是真的。在民主國家人民可以根據自己的思想傾向選擇信奉無神論還是信奉有神論，在極權國家人民沒有選擇世界觀的自由。美國雖然有信奉基督教的傳統，可是美國信奉基督教的傳統是在自由自然的狀態下形成的，美國內部也有人選擇不信奉基督教，所以才有反對基督教的穆斯林社區與華人社區存在，在美國甚至允許美國共產黨的支持者組織反基督教的集會，美國社會是有信仰自由的，在中國只允許信奉共匪政權接受的世界觀。

在中國學習中文就必須接觸共匪編寫的語文課本，共匪編寫的語文課本裡邊的文章有共匪的意識形態，在中國學習歷史就要接觸共匪編寫的歷史課本，共匪編寫的歷史課本裡邊的內容是共匪編造的史觀，在中國學習政治就要接觸共匪編寫的政治課本，共匪編寫的政治課本裡邊有共匪的政治理論 共匪的黨文化的世界觀。

中國的大學在政治學 哲學 經濟學 史學 精神病學這五個領域是沒有學術自由的，政治學 哲學 經濟學 史學要堅持馬列毛鄧主義的指導，政治學必須為一黨專政辯護，哲學必須肯定唯物論與無神論，經濟學必須支持黨國資本主義，史觀必須宣揚共匪的黨國史觀，精神病學必須接受共匪關於被精神病的相關標準，在共匪的分類法裡邊認同自由民主人權屬於超價觀念，屬於不正常，只怪自己不反共的極端內歸因罪惡妄想癥不屬於精神疾病。

共匪越來越沒有製度自信了，以前共匪還會允許地方衛視引進包含著自由主義思想的日本卡通片，現在共匪的地方衛視基本上看不到日本卡通片了，在流行音樂方面，以前共匪還會允許一些真正的自由派搖滾與負能量說唱在一定的空間裡邊在一定的程度上存在，現在基本上中國所謂的流行音樂已經被改造成假大空的音樂了。實際上沒有政治自由也就沒有經濟自由與文化自由，中國人無法自由的把人民幣換成美元帶出去，中國人也無法自由的享受亞文化的文化產品。

很多中國人在精神層面被共匪套上了兩層枷鎖，在認知層面被防火墻加黨媒以及沒有言論自由鉗製，以為天下烏鴉一般黑，或者中國比歐美更好。在世界觀層面被沒有思想自由 信仰自由 學術自由鉗製，在中國可以自然流通的哲學 社會學 政治學 經濟學都是共匪的意識形態，所以很多中國人認為自由就是放縱 民主就是動亂 人權是生存權。中國人在經濟層面被共匪套上了枷鎖，私有財產不受保障，個人生計被共匪支配，所以很多中國人根本就不敢反抗。

共匪之所以可以統治中國，主要是因為共匪把很多中國人的經驗範圍局限在無法自由了解世界的防火墻 沒有言論自由的輿論空間 剝奪信仰自由與學術自由以及出版自由的思想鉗製的環境裡邊了。即使反共人士擁有關於共匪的負面資訊，掌握了比共匪進步的政治理念與製度設計，因為沒有辦法在中國境內不受鉗製的從事政治活動，無法自由的在中國境內與廣大中國人民溝通，沒有辦法在立足點平等的基礎上跟共匪進行政治競爭，所以根本無法對共匪形成有效的威脅。

共匪絕對不會開放言論自由，因為一旦中國人民擁有了言論自由，符合理性的邏輯判斷可以公開的發表，共匪依靠資訊不對稱外加洗腦宣傳塑造出來的社會情境 社會知覺 情緒效應 人際知覺所衍生出來的情感判斷就會被符合理性的邏輯判斷以及符合理性的邏輯判斷所衍生出來的新的情感判斷否定，共匪實行的洗腦宣傳就會失去效果，共匪為自己以及共匪認可的紅頂商人塑造出來的正面形象就不會繼續被別人接受。共匪仇恨思想自由 言論自由 新聞自由，一旦有了這三種東西，大多數人就會找回獨立思考與邏輯判斷的能力，我覺得反共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消除共匪建立的社會鴻溝，拆除防火牆，讓大多數人在牆外獲得思想自由 言論自由 新聞自由，在墻外培養獨立思考與邏輯判斷的能力，成為不受共匪誤導的人，只有這樣才可以讓大多數人成為擁有反共意識的反共人士。

中國的統治者主導的社會文化是極權主義文化，這種文化環境是為培養順民服務的，這種文化環境是依靠防火墻與暴力以及洗腦宣傳維持的，如果盎格魯薩克遜人從小在中國出生，還是可以被馴化成順民，中國無法民主化與中國人的生理特征無關，豬即使不被鉗製還是無法學會人可以學會的事情，豬無法學會人可以學會的事情與豬的生理特征有關，雖然共匪統治中國人與屠宰場的老闆在養豬差不多，可是中國人不是豬，一旦歷史社會條件改善，可以成為認同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的人。

我發覺小時候教英文的，屬於盎格魯薩克遜人的外教在中國生活久了也會被馴化，甚至比華人親共人士更加親共，雖然共匪長期宣稱民主製度是地方特產，盎格魯薩克遜人適合民主製度，華人適合極權製度，可是只要環境配合，盎格魯薩克遜人可以適應極權製度，華人可以適應民主製度。被共匪馴化的盎格魯薩克遜人與認同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的華人證明盎格魯薩克遜人可以適應極權製度，華人可以適應民主製度。

共匪創造的教育環境是為有利於共匪的社會規律與社會分工服務的，共匪不希望共匪體製外的被統治者接受素質教育，長期接受數學高壓與不允許世界觀層次的思辨的文科高壓的教育的人如果沒有特殊經歷的支持，基本上不會成為擁有思索型的思維方式與擁有創造型的思維方式的人，很容易成為擁有接受型的思維方式的人，基本上不會成為反共人士。

共匪需要沒有自由的輿論環境，只要中國人可以自由的討論人事物，即使沒有接觸過墻外的反共內容，還是容易形成不利於共匪維持統治的觀點，自由度高的網站可以讓中間派成為反共人士，以前的沒有被整肅過的凱迪網就是最好的證明，只有沒有自由的輿論空間才可以有效的鉗製被統治者的思想，自由度高的網站可以讓中間派成為親共人士，墻內自由度很低然後存在大量的小粉紅的網站就是最好的證明，共匪建立了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維穩體系，因為共匪對待被統治的對象與被統戰的對象的態度是不一樣的，很多外國人不了解中國的情況的人誤以為共匪得到了大多數人的支持，或者誤以為中國人的本性適合極權統治，他們認為既然東歐人可以輕易的推翻東歐共產黨，中國人就有機會輕易的推翻共匪的統治，他們不知道共匪建立的維穩體系的邪惡本質，事實上共匪還可以統治中國是因為共匪建立了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維穩體系。

每個人的成長經歷與思維方式不同，反共人士沒有必要把個人接受思想啟蒙的過程強加給別人，這樣容易轉化失敗，這樣很容易因為失望成為認為反共必須反華的極右翼人士，建議積極的推銷翻墻工具，讓不同成長經歷與思維方式的人自己在墻外學習。

共匪黨文化對中國社會的汙染

中國是壹個充滿歧視的社會，社會達爾文主義是主導中國社會的社會意識形態，很多中國人都會歧視農民工 歧視城市窮人歧視外地人 歧視外型肥胖的人 歧視黑人 歧視穆斯林 歧視印度人 歧視特定職業的從業人員 歧視女性，即使是那些攻擊海外民運的小粉紅，平時也會歧視別人，北方人喜歡用南蠻子來稱呼南方人，南方人喜歡用土包子來稱呼北方人，某些有父權思想的小粉紅還會歧視女性。

極端實用主義與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意識形態所主導的中國社會是壹個互害的社會，難以形成人與人之間互相尊重互相信任的社會氛圍。

被中國共匪以及小粉紅定義為辱華事件的社會事件，純屬是共匪國小粉紅自卑心理發作的結果，共匪國小粉紅用情緒勒索跟言語暴力的方式騷擾海外民運的行為是一種反智傾向，這種反智傾向充份的表現了部份中國人極端自卑極端希望把自己的意誌強加給別人，因為過度自卑誤以為沒有受到別人的尊敬，就通過情緒勒索跟言語暴力的方式霸淩別人的巨嬰心態。

共匪國小粉紅運用情緒勒索跟言語暴力的方式逼迫批判共匪國與中國共匪的人道歉的行為，實質上已經構成了對別人的思想自由與言論自由的侵犯，何況中國文化裏邊本來就有糟粕文化，不止是外國人可以批判，中國人更應該用批判精神的態度面對本國文化中的負面內容，積極的在批判中得到反思，不懂得反思的人是不會進步的。

共匪國小粉紅存在嚴重的雙重標準，這個雙重標準就是不允許外國人評論中國，共匪國小粉紅卻可以大肆批判西方國家批判西方文化，甚至共匪國小粉紅的主子們可以壹邊宣傳反美壹邊在美國生活。

發生在中國，用來煽動民族主義，被共匪定義為辱華事件的社會事件所引發的論戰除了部份小粉紅是因為反智傾向自發參加之外，也有共匪的積極介入，中國現在的經濟狀況非常不好，共匪需要炒作壹些事情需要轉移國內人民的註意力。

事實上最歧視中國人的恰恰是被共匪國小粉紅長期吹捧的共匪，共匪不止壹次強調中國人不配擁有壹人壹票選舉政府的民主製度，不止壹次把中國人定義為只能接受壹黨專政的政治奴隸，共匪甚至在特定的城市劃分低端人口，剝奪被劃分為低端人口的居民的居住權，中國人如果真的要反對歧視，要做到自己不歧視別人，首先應該改變自己的意識形態結構，放棄社會達爾文主義 父權思想 極端實用主義的世界觀，只有這樣才可以從根本上改變傲慢心態，改變認為自己高人壹等的優越感，改變趨炎附勢排斥非權貴人口的行為模式。

華人是歧視非裔美國人最嚴重的群體，因為華人幾乎不會當面表達對非裔美國人的偏見，所以很多非裔美國人認為右派盎格魯薩克遜人才是歧視非裔美國人最嚴重的社會群體。華人喜歡通過私下使絆子的方式施加精神傷害，部份非裔美國人的社會性死亡是華人造成的，非裔美國人應該提升判斷力，不然很難避免遭受華人的傷害，華人的厚黑文化是值得研究的社會科學，華人喜歡運用厚黑文化讓非裔美國人社會性死亡。

中共塑造出來的民族主義是假的，中共塑造出來的民族主義本質上是中共煽動社會情緒，操縱社會知覺的工具。真正的民族主義必然會反對雙重標準，中共不譴責俄羅斯侵佔中國的領土，不譴責擊沈中國漁船的俄羅斯，中共塑造出來的民族主義是偽民族主義。真正的民族主義必然會反對執政黨的水性楊花，中共寧可圖利非洲人也不讓中國境內的人得到充份的社會福利，中共不是真正堅持民族主義立場的政府，中國的偽民族主義宣傳本質上是中共打著民族主義的旗號去引導別人喜歡中共或者討厭中共的敵人的政治話術，認同中國的偽民族主義的人本質上是無法獨立思考的被中共支配的思想人質。

中國要避免被共匪歧視，就必須結束共匪建立的專製統治，只有這樣才可以獲得完整的人權，才可以免於遭受共匪刻意施加的種族歧視政策，才可以擺脫政治奴隸的狀態，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公民。

至於對華人共匪的反感即使是壹種歧視，也是存在合理性的，因為華人共匪蔑視生命，因為華人共匪常常用歷史決定論與環境決定論那壹套為共匪的殺人行為辯護。

他們把共匪迫害廣大中國人民的歷史看成是壹種受壹定的規律支配的自然的歷史過程，歷史的演變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反而決定人的意誌，他們把共匪搞的鎮反大屠殺是特定的歷史因素與社會環境造成的必然結果。

他們認為共匪的殺人行為是因為當時中國經歷了太多動蕩，所以統治者的心態希望穩定，外加當時的社會環境不允許中國出現動蕩，而共匪又長期經歷戰亂所以在心態上希望穩定，所以共匪選擇去屠殺異議人士是有情可原的。

根據他們的說法換壹個角度思考共匪也是受害者，共匪的行為雖然殘暴但是可恨之人必有可憐之處。

可是對於他們看不起的人，就算殺了壹個人也是該死的。

可是發生在西方國家的隨機殺人案，雖然只殺了壹個人，可是卻有華人共匪跑過來批判，建議政府嚴懲隨機殺人的那個人。

根據他們為共匪辯護的時候所使用的邏輯，只殺了壹個人的殺人犯為什麽就要被嚴懲，難道那個殺人犯不是因為小時候沒有受到好的教育，然後人格發展上出了問題，才會做出極端的行為嗎。

為什麽華人共匪的歷史決定論與環境決定論的思維壹分為二的看待殺人兇手，不可以作為讓那個殺人犯免除死刑的依據。

華人共匪顯然是雙重標準，原因很簡單。

殺人兇手即使只殺了壹個人，但是因為他是華人共匪不喜歡或者是瞧不起的人，所以他就該死。

實際上希望不喜歡的人去死是人之常情，無論是華人共匪還是其他人都差不多。

沒有必要過份的掩飾，我反共我支持中國民主化所以我希望親共人士消失。

同樣的道理如果民運人士死了華人共匪不會幸災樂禍嗎，應該會吧。

如果妳們會幸災樂禍妳們就沒有資格譴責別人，共匪五毛死了我就是興奮。

把反共與反共匪五毛區分開是沒有意義的，共匪造就的邪惡很大程度上是以共匪五毛為載體施加給別人的。

共匪統治之下的五毛，很多人在世界觀上面已經被共匪改造了，他們的世界觀以及他們準備向人民兜售的價值觀，基本上都是對自由民主的發展沒有正面意義的。

共匪五毛因為長期被共匪統治，他們的民族性他們的國民心態與民族性與自由派中國人的世界觀是存在本質沖突的。

共匪五毛的邪惡總是會傷害中國民運的生存與發展的，抵製共匪五毛實際上就是維護中國民主運動的生存與發展。

有人說共匪五毛的邪惡是因為歷史的特殊性成長環境的特殊性造成的，應該對共匪五毛多壹些包容。

可是我們回到壹個比較現實的問題上思考，當壹個小偷或者是強盜要傷害妳的時候妳的第壹反應是先思考這個小偷或者是強盜從小成長環境不好然後產生同情，還是會覺得很憤怒，還是會覺得對方很可惡。

當某些共匪國小粉紅發泄仇日情緒的時候，他們是否會先去思考，所謂的日本侵略者是因為從小成長環境不好，長期被日本的軍國主義者洗腦，然後因為受到蠱惑去選擇參與侵略戰爭。

小粉紅為什麽不能放下對日本侵略者的仇恨，為什麽不能包容認同日本侵華的日本人民，就像妳們叫我們包容那些破壞中國民主運動的共匪五毛壹樣。

很多共匪五毛因為從小接受的教育是黨國洗腦教育，從小就被灌輸自由民主是不好的，壹黨專政是有優越性的，民主化道路是錯的，只有被共匪統治中國才有救，中華民族才可以實現所謂的偉大復興，所以他們會主動參與配合共匪扼殺中國民主運動，面對那些包藏禍心的共匪五毛，某些人說他們會那樣做是因為環境造成的，應該包容他們理解他們，可是面對日本的軍國主義者，共匪五毛為什麽不包容了，不理解了，難道他們不是環境造成的嗎，於是小粉紅開始說為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他們必須抵製日本的軍國主義者。

好吧，他們擔心他們的祖國受到傷害，所以他們抵製日本，同樣的道理，我們是因為擔心中國民主運動受到傷害，所以我們選擇抵製親共的共匪五毛。

某些混入民運隊伍的人喜歡說專製是民運的敵人，共匪五毛不是民運的敵人，這樣劃分根本就不客觀。

共匪五毛在共匪布置的社會環境中生活，共匪的邪惡基本上是會傳染給共匪五毛的。

基本上共匪的黨國文化所形成的價值觀念就是中共五毛的價值觀念，因為利益關系共匪在中國前途上的訴求就是某些共匪五毛在中國前途上的訴求。

就拿那些在共匪建立的黨國資本主義製度底下依靠依附在權力尋租者周圍賺了錢的既得利益者來說吧，他們出於本能會維護共匪的極權統治，所以視民運人士為威脅極權統治的不安定因素，民運人士不僅僅是共匪要鏟除的，也是他們要鏟除的。

比如中國民運堅持的中國民主運動，對於共匪來講是有利於極權統治的因素，還是可能會帶來和平演變的不利於極權統治的因素，當然是不利因素啦。

共匪處於鞏固極權統治，強化黨國資本主義的統治基礎，需要扼殺中國民主運動，而那些共匪國的既得利益者，他們為了維護既得利益，需要幫助共匪對付民運人士。

共匪的邪惡共匪對民運的企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共匪五毛尤其是自幹五的邪惡，也是某些共匪五毛尤其是共匪國自幹五對民運的企圖。

認為專製是民運的敵人，然後自幹五不會是民運的敵人，把反共與反對自幹五區分開是別有用心的，根本就是在淡化民運人士的敵我意識，共匪國自幹五就是民運的敵人，把共匪國自幹五當成敵人來對待很正常。


從肯定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角度談工人階級需要反共的原因

作者 左翼反共人士 寫於 二零一九年



從肯定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角度談工人階級需要反共的原因



根據中共自己的說法，中共存在統治合法性因為解放了工人階級，讓工人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事實上中國工人階級沒有因為中共的統治得到解放，中國工人階級是被統治階級。中國工人階級在經濟上只是雇傭勞動者，在政治上沒有自己的代表，在文化上受製於中共的黨文化與資本家的企業文化的壓迫。無論用哪種主流的界定社會主義的標準來評價中國都不是社會主義國家，中國既不是馬克思曾經主張的那種建立在工人階級的直接民主的領導之下生產資料社會所有然後在有組織有計劃的社會化大生產的基礎上生活資料按勞分配的奉行科學社會主義的國家，也不是列寧支持的實行傳統的極權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國家，更不是民主社會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以及社會自由主義主張的那種文化層面與政治層面自由民主經濟層面建立社會市場經濟實行高稅收高福利製度的社會主義國家，事實上中國是一個黨國資本主義國家，中國是一個奉行權力市場經濟的國家，共匪在中國建立了最壞的資本主義製度。中共建立的國營企業即不生產免費產品，也不讓企業內部的工人分享剩餘價值，不承擔合理調控物價的責任而是利用壟斷謀取暴利，企業利潤不是成為社會福利開支，而是被太子黨拿去貪汙。中國的國營企業就是黨營事業，國營企業裡邊的工人以雇傭勞動者的身份為作為資方的中共謀取商業利潤的過程就是最好的證據，根據馬克思主義的說法，勞動產品是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產物，中國早就廢除了用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計算工分的製度，中國的國營企業生產出來的勞動產品並不是在工分的基礎上進行等價交換而是作為一種本質上跟私有製企業製造出來的消費品沒有不同的消費品對消費者進行出售。中共實際上是一個極右翼政黨，從中共放任紅頂資本家壓迫工人階級的行為中就可以看出來。中國紅頂資本家以及外國資本家普遍都不希望中國民主化，因為中國民主化會讓他們失去可以讓他們充份謀取暴利的廉價勞動力市場。中國工人階級裡邊找回獨立人格的成員最希望結束中共建立的專製統治，他們不會接受保共改良。事實上中共害怕工人階級起來反抗，也最痛恨民運陣營裡邊的偏向左翼自由主義的成員。中國的左右分類法跟西方國家很不一樣，通常實際上是極右翼的毛左或者鄧右也就是中共本身才是唯一的左翼，其他派系都是右翼。如果把中共放在西方國家，用西方國家的左右分類法進行劃分，極端反對福利國家反對補償正義的中共實際上屬於極右翼政黨。海外民運大多數不敢以左翼自居，一部份人是因為深受中國左右分類法的影響，形成了特有的思維方式，另外一部份人是因為擔心被誤以為是中共的同路人，還有一部份人是因為以前深受中共名義上的偽左運動的迫害，精神上存在陰霾所以對左翼存在心理上的障礙。所以他們大多數習慣用左翼來稱呼中共，這樣做在客觀效果上只能是美化中共，這種結論與中國內部的工人階級反對派的認知是截然相反的。要在中國工人階級內部喚醒工人階級的反共意誌，只有深入揭批中共的極右翼本質，然後樹立一個左翼自由主義的變革方向，才能真正促進中國工人階級對中共的離心離德，從而把他們拉攏到民運陣營裡邊。

共匪改革開放之後基本上已經接受了資產階級庸俗派的觀點了，基本上接受了商品的交換價值由消費者針對商品的主觀評價來決定的觀點了。工人只是得到工資是因為工人沒有本事，資本家得到商品的主要利潤工人得到工資是合理的。按照馬克思主義針對商品的交換價值的定義，商品的交換價值也就是售價是由不變資本跟可變資本跟剩餘價值組成的，原料 廠房 設備的消耗是不變資本，工人的工資是可變資本，不變資本跟可變資本是商品的成本，商品的交換價值也就是商品的售價減去商品的成本之後所得到的利潤就是剩餘價值，那個剩餘價值是工人創造的，應該歸工人。可是共匪沒有讓工人有機會分享剩餘價值，共匪也在搞剝削，共匪也不允許工人階級分享剩餘價值。共匪已經不能用宣稱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的方式來證明壹黨專政的優越性了，更不可能充份的從收入分配的角度論證壹黨專政比自由民主好。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跟剩餘價值論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沒有工人把麵粉變成麵包，麵粉還是麵粉不會成為麵包的，麵包的交換價值不會產生，除了麵粉的價格以及生產麵包所使用的產地所產生的租金以及燃氣設備所耗費的成本以外的利潤就是工人創造的，可是因為工人不是老闆，那部份利潤只有壹部份會成為工人的工資，另外壹部份會成為資本家的收入，工人的勞動有壹部份是有償的，另外壹部份是無償的，所以工人被資本家剝削。比如生產壹個麵包需要價值壹塊錢的麵粉，生產麵包所耗費的燃氣費用是壹塊錢，生產麵包所使用機器價值壹百塊錢，在正常的使用狀態下生產壹百個麵包就會損壞，所以每生產壹個麵包機器的成本是壹塊錢，生產麵包所使用的廠房每天的租金是十塊錢，在正常的生產力水平之下壹天可以生產十個麵包，每生產壹個麵包的租金成本是壹塊錢，生產壹個麵包出去人力勞動以外的成本是四塊錢，不變資本的投資也就是原料 燃料 機器 廠房的成本是四塊錢，經過工人的勞動之後麵粉成為麵包，麵粉成為麵包之後售價六塊錢，也就是交換價值是六塊錢，六塊錢的交換價值減去四塊錢的成本，生產壹個麵包可以有兩塊錢的利潤。根據馬克思的說法這兩塊錢的利潤是工人在生產麵包把麵粉加工成麵包的過程中的勞動創造出來的，比如資本家在可變資本的投資上投資了壹塊錢，可變資本也就是工人生產麵包的工資，比如資本家給了工人壹塊錢的工資，剩下壹塊錢留給了他自己，就意味著工人生產麵包的勞動過程中有壹半的勞動是有償的必要勞動，有壹半是無償的剩餘勞動，無償的剩餘勞動所創造價值就是剩餘價值。資本家留給他自己的那壹塊錢就是剩餘價值，就是依靠剝削工人所獲得的利潤，了解了什麽是剝削之後，我們就不難發現中國也有剝削，中國內部的私營的食品加工企業就存在剝削，比如生產麵包的企業就存在剝削。

前邊講了食品加工廠的產業資本家的剝削，下邊我們講壹下商業資本家的利潤來源跟剝削，商人只能從他所售商品的價格中獲得商業利潤。撇開地租不說，他出售商品所賺得的利潤，等於商品的購買價格和它的出售價格的差額中扣除純粹流通費用也就是商業工人的工資以後的餘額。

商業利潤是產業工人創造的剩餘價值，商業資本家獲得商業利潤的方法是商業差價，即產業資本家用低於商品生產價格的價格(出廠價格)，把商品賣給商業資本家，商業資本家再按照商品的生產價格，把商品賣給消費者，賣價和進價之間的差額就是產業資本家轉讓給商業資本家的那壹部分剩餘價值，形成商業利潤。這是商業利潤的主要來源。商業利潤要靠商業僱員的勞動來實現。商業僱員的某些勞動，如包裝、保管、運輸等創造價值和剩餘價值，是生產在流通中的繼續；商品買賣、簿記等勞動實現商品的價值和剩餘價值。商業利潤的實質是剩餘價值，它是剩餘價值的轉化形式。商業利潤反映著商業資本家和產業資本家共同瓜分剩餘價值的關係以及商業資本家剝削產業工人和商業僱員的關係。商業店員同產業工人壹樣，也是勞動力的出賣者，他們雖然不創造價值和剩餘價值，但卻為商業資本家實現商品的價值和剩餘價值。商業店員的勞動時間也分為必要勞動時間和剩餘勞動時間。在必要勞動時間內所實現的剩餘價值，用以補償商業資本家用來支付商業店員工資的可變資本；在剩餘勞動時間內實現的剩餘價值，除其中壹部分用來補償工資以外的商業資本家的各種費用開支外，其餘的部分則被商業資本家作為商業利潤無償佔有。商業資本家就是通過剝削商業店員的剩餘勞動，來獲得產業資本家讓渡給商業資本家的那壹部分剩餘價值的。

首先，把商業利潤看成是由於單純的加價而產生的，這是壹種假象。商業利潤是產生於商品的銷售價格與購買價格之間的差額，但這個餘額並不構成商業利潤的全部，因為其中壹部分必須用來補償商業資本家所支出的純粹流通費用也就是商業工人的工資。在這裡為了便於研究，暫時撇開補償純粹流通費用這部分，假定這個餘額的全部構成商業利潤。

就產業資本家而言，商品的出售價格和購買生產要素價格之間的差額，等於商品的生產價格和它的成本價格之間的差額，或者，就社會總資本而言，等於商品的價值與資本家耗費在商品上的成本價格之間的差額。「這個差額又歸結為物化在商品中的勞動總量超過物化在商品中的有酬勞動量的差額」，即在生產過程中形成產業利潤。商業資本家則不同，他的活動範圍僅限於流通領域，它不能創造價值，僅能實現價值，因此，商業利潤只能形成於商品購買價格和出售價格之間差額，即在購買價格上加價後出售。

商業利潤的源泉是產業工人創造的剩餘價值，商業資本家獲得商業利潤的方法是商業差價，即產業資本家用低於商品生產價格的價格(出廠價格)，把商品賣給商業資本家，商業資本家再按照商品的生產價格，把商品賣給消費者，賣價和進價之間的差額就是產業資本家轉讓給商業資本家的那壹部分剩餘價值，形成商業利潤。這是商業利潤的主要來源。

商業利潤要靠商業僱員的勞動來實現。商業僱員的某些勞動，如包裝、保管、運輸等創造價值和剩餘價值，是生產在流通中的繼續；商品買賣、簿記等勞動實現商品的價值和剩餘價值。

商業利潤的實質是剩餘價值，它是剩餘價值的轉化形式。商業利潤反映著商業資本家和產業資本家共同瓜分剩餘價值的關係以及商業資本家剝削產業工人和商業僱員的關係。

商業店員同產業工人壹樣，也是勞動力的出賣者，他們雖然不創造價值和剩餘價值，但卻為商業資本家實現商品的價值和剩餘價值。

商業店員的勞動時間也分為必要勞動時間和剩餘勞動時間。在必要勞動時間內所實現的剩餘價值，用以補償商業資本家用來支付商業店員工資的可變資本；在剩餘勞動時間內實現的剩餘價值，除其中壹部分用來補償工資以外的商業資本家的各種費用開支外，其餘的部分則被商業資本家作為商業利潤無償佔有。商業資本家就是通過剝削商業店員的剩餘勞動，來獲得產業資本家讓渡給商業資本家的那壹部分剩餘價值的。

商業利潤也是剩餘價值的轉化形式。商業資本家雇傭商業職工從事商品買賣活動，這種活動雖然不創造價值和剩餘價值，但通過出賣商品能為商業資本家實現商品的價值和剩餘價值。商業職工的勞動時間也分為必要勞動時間和剩餘勞動時間。在必要勞動時間內出賣商品所實現的剩餘價值，用以補償商業資本家支付給商業職工的工資，在剩餘勞動時間內實現的剩餘價值，構成商業利潤。所以，商業資本家所獲得的商業利潤，既是剝削產業工人的結果，又是剝削商業職工的結果。

舉例來講，食品加工廠的產業資本家六塊錢壹個的麵包賣給了開商店的商業資本家，開商店的商業資本家以十二塊錢壹個的價格出售麵包，六塊錢買進的麵包十二塊錢賣出去得到六塊錢的利潤，這六塊錢是商業工人在包裝 保管 運輸 銷售勞動 會計的流通勞動的過程中實現的商品的流通利潤，商業資本家從這六塊錢利潤裡邊拿出二塊錢支付給商業工人作為工資，剩下四塊錢留給自己作為商業利潤，根據馬克思的說法這四塊錢就是商業資本家從商業工人身上剝削掉的剩餘價值。商業工人不直接生產商品，實質上只是幫商業資本家瓜分由產業工人通過具體勞動與抽象勞動創造的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所代表的貨幣，可是商業工人因為只是商業資本家的雇傭勞動者，所以商業工人的流通勞動也存在必要勞動與剩餘勞動，依靠遊說消費者賣出去的商品所帶來的營業額所代表的商業利潤並不主要歸商業工人所有，這些商業利潤主要的部份會變成剩餘價值被商業資本家無償佔有。改革開放之後的商業工人普遍都是需要為商業資本家生產剩餘價值的被剝削者，改革開放的本質對於商業工人來講就是允許商業工人被商業資本家剝削，允許私營商店存在就是為商業資本家剝削商業工人創造條件。

勞動價值論與剩餘價值論的正確性





為什麽要學習和堅持勞動價值論？勞動價值論是馬克思主義的重要基礎，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指出：馬克思「發現了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它所產生的資產階級社會的特殊的運動規律。由於剩餘價值的發現，這裡就豁然開朗了，而先前無論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或者社會主義批評家所做的壹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馬克思的兩大發現即唯物史觀和剩餘價值理論，剩餘價值理論闡明了雇傭勞動製度的本質，「這個問題的解決是馬克思著作的劃時代的功績。它使明亮的陽光照進了經濟學領域，而在這個領域中，從前社會主義者像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壹樣曾在深沈的黑暗中摸索。科學社會主義就是以此為起點，以此為中心發展起來的。」而否定勞動價值論，就必然會否定剩餘價值論，以此為基礎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就被抽掉了根本，共產主義運動也自然而然成為烏托邦分子的胡鬧。

資產階級非常明白勞動價值論的重要性。1867年9月，《資本論》1卷在德國出版，出版後官方經濟學家鴉雀無聲，但在德國工人階級中卻迅速傳播開來，「被認為是德國世襲財產的卓越的理論思維能力，已在德國的所謂有教養的階級中完全消失了，但在德國工人階級中復活了」。《資本論》1卷出版後不到壹年時間，1868年7月4日，壹個德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說：「駁倒價值理論是反對馬克思的人的唯壹任務，因為如果同意這個定理，那就必然要承認以鐵的邏輯所做出的差不多全部結論。」資產階級非常明白，要推翻馬克思的全部結論，就必須從推翻勞動價值論開始。所以壹百多年以來，從龐巴維克到晏智傑，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都把反對勞動價值論作為自己的首要任務。這也正是我們今天學習和堅持勞動價值論的重要意義。

下面就幾個資產階級經常攻擊、在社會上也容易造成混淆的幾個問題共同討論勞動價值理論。

機器是否創造價值

對於機器是否創造價值，必須先明確價值的概念。政治經濟學中，價值是指人類無差別的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耗費。首先，價值是社會關係的表現，勞動價值論所考察的勞動是專屬於人的勞動。從具體勞動角度考察，「勞動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間的過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動來引起、調整和控製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的過程。」勞動是人的有目的的生產活動，是人類區別於動物的本質活動，也是人類存在和發展的首要條件。從抽象勞動角度考察，「把勞動的有用性質撇開，生產活動就只剩下壹點：它是人類勞動力的耗費。儘管縫和織是不同質的生產活動，但二者都是人的腦、肌肉、神經、手等等的生產耗費」，只有人類的勞動才是創造價值的勞動。其次，勞動價值論研究和強調的是人的勞動在壹定歷史階段所特有的社會性，也即在商品生產關係中勞動的特性。由於「商品價值體現的是人類勞動本身，是壹般人類勞動的耗費」，這種無差別勞動「是每個沒有任何專長的普通人的機體平均具有的簡單勞動力的耗費」。「把勞動產品表現為只是無差別人類勞動的凝結物的壹般價值形式，通過自身的結構表明，它是商品世界的社會表現。因此，它清楚地告訴我們，在這個世界中，勞動的壹般的人類的性質形成勞動的特殊的社會的性質。」現在隨著生產力的發展，人的體力勞動越來越多被自動化機器所取代，腦力勞動也部分被電腦代替，如果根據這壹現象得出機器也創造價值的結論，實際上是沒有理解價值的概念，不清楚價值是對社會關係的反映，體現的是人們之間的生產關係，是商品生產者特殊的社會生產關係。

既然機器本身不創造價值，那麽機器對於價值形成有什麽作用呢？在《資本論》中馬克思專門探討過機器同商品價值的關係。壹是使用機器將提高勞動生產率，使單位時間內生產的使用價值更多，「大工業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學併入生產過程，必然大大提高勞動生產率，這壹點是壹目瞭然的」。二是機器是不變資本的壹部分，機器損耗的價值將轉移到新產品當中，「像不變資本的任何其他組成部份壹樣，機器不創造價值，但它把自身的價值轉移到它所生產的產品上。」三是機器只是過去的死勞動，機器運轉不能使價值增殖，資本家獲得剩餘價值的來源不是機器所代替的勞動，而是在機器生產的基礎上所使用的活勞動。

因此，回答機器是否創造價值，需要明確以下問題：第壹，從創造價值角度，人的勞動與物的運轉有什麽區別？第二，高度自動化的生產線是否創造價值？機器人生產的商品價值來源於哪裡？

在回答機器是否創造價值的基礎上，還可以按照同樣的思路，解釋以下幾個問題：第壹，死勞動是否創造價值？死勞動對商品價值形成具有什麽作用？死勞動不僅包括機器，還包括原料、工具等，死勞動對商品價值形成的作用同機器是壹樣的。第二，畜力是否創造價值？事實上，從政治經濟學上看，畜力也是提高人類勞動生產率的壹種工具或機器，儘管畜力是壹種活的生物，但它仍是壹種死勞動，使用畜力運輸所增加的商品成本，是歷史上飼養牲畜的死勞動的轉移。

知識分子是否創造價值

提出這個問題的人有兩種情形。壹是誤認為在馬克思的理論中，只有體力勞動者才創造價值，腦力勞動不創造價值；二是受「新經濟」、「知識經濟」等概念誤導，認為新知識新技術也是可以創造價值的。

我們仍然必須回到價值的基本概念上。價值是人類無差別的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耗費，其中既包括體力勞動，又包括腦力勞動。只要腦力勞動凝結在有形的商品上，這種腦力勞動就創造了價值。並非只有知識分子才進行腦力勞動，工人在勞動過程中也要付出腦力勞動的，並且隨著社會進步和生產發展，勞動者掌握越來越多的科學技術知識，因此在創造價值的勞動中腦力勞動地位日益重要。在馬克思時代，就出現了這樣壹種趨勢，壹些科技工作者或技術人員原先是遊離在生產過程以外的，「正如在自然機體中頭和手組成壹體壹樣，勞動過程把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結合在壹起了。後來它們分離開來，直到處於敵對的對立狀態」，但隨著社會化大生產的發展，這些人逐步被納入到生產過程中，生產勞動的範圍擴大了。因此，馬克思提出了「總體工人」的概念，「產品從個體生產者的直接產品轉化為社會產品，轉化為總體工人即結合勞動人員的共同產品。總體工人的各個成員較直接地或者較間接地作用於勞動對象。」「隨著勞動過程本身的協作性質的發展，生產勞動和它的承擔者即生產工人的概念就必然擴大。為了從事生產勞動，現在不壹定要親自動手，只要成為總體工人的壹個器官，完成他所屬的某壹種職能就夠了。」也即，直接或間接從事物質產品生產的勞動都是生產勞動，參與生產、並耗費了腦力和體力的勞動都創造價值。

與知識分子是否創造價值相似，還經常會遇到以下幾個問題。壹是設計人員是否創造價值？按照馬克思的「總體工人」的概念，當前設計工作已經成為產品生產的壹個重要環節，設計人員已經成為總體工人的壹個器官，完成產品圖紙設計職能。二是與商品生產無關的科學或科技研究人員是否創造價值？例如天文學家發明了某種理論，這個肯定不會創造價值，同商品生產無關。那麽數學家發明某種演算法可以大大提高運算速度並對提高生產率形成影響，這位數學家是否創造了價值呢？僅對提高勞動生產率有幫助，並不創造價值。提高勞動生產率是使單位時間內可以生產更多使用價值，並不是現實的去生產商品，既然沒有直接或間接參與到商品生產中，當然不會創造價值。我們所講的價值，是特定社會關係下的生產勞動，並非所有對人類社會有益的勞動都創造價值、都影響商品生產關係。為人類歷史作出巨大貢獻和創造價值無關，科研工作者的工作同教師、社會管理者是壹樣的，是社會進步不可缺少的，這同是否創造價值沒有關係。

當然將科研工作者變為資本的附屬物，納入到商品生產關係中，變為資本家「出錢招雇的雇傭勞動者」，這才是對科技進步最大的阻礙。三是壹張刻有資本論的光碟價值應如何計算？這也是壹個很有意思的問題，事實上無論這張光碟刻有多麽偉大獨到的思想，其價值仍是c、v、m三個組成部分，仍是生產光碟的原料和機器耗損，加上付出的人工成本，再加上利潤。至於壹些壟斷資本出的光碟要遠超過盜版光碟價格，是因為計入了知識產權使用費用，這涉及到壟斷條件下商品價值的轉換形式，也即個別商品利潤被平均利潤和壟斷利潤取代，在3卷中有相關的內容。此外，知識產權本身就是對科技發展的壹種反動，科技屬於全人類，但卻只歸壹小部分寡頭使用，這本身就是壟斷資本主義阻礙生產發展的壹種表現。

資本家的勞動是否創造價值

壹些資本主義的辯護士說私營企業主是勞動者，是創造價值的勞動者。壹些資本家親自出馬，說他們起早貪晚，要協調好各方人際關係，要頻繁應付政府官員，還要承擔資本經營的風險，天天想著萬壹破產了怎麽辦，工作壓力如此之大，怎麽會不創造價值呢？首先要把資本家的勞動同經營管理活動區別開來。壹是資本家的勞動不是雇傭工人在資本主義生產中所進行的那種勞動。作為處於與雇傭工人對立的地位的資本家，特徵就在於不是自己從事勞動，而是驅使別人勞動，並無償佔有別人的剩餘勞動。二是資本家的勞動也不是受雇傭的工程師和科技人員在資本主義生產中所進行的那種勞動。即使資本家當中有的曾經從事過科學技術工作，現在壹般說來則已經沒有必要、也沒有可能去繼續從事這種工作，市場會向企業供給它所需要的各種工程師和技術人員。三是資本家的勞動是指資本家在資本主義發展的壹定階段上用他的部分時間從事企業的部分管理工作的活動，即「監督勞動」和「指揮勞動」。

在現代企業製度條件下，從事生產經營活動的是經理階層，不是資本家。在資本論中有壹段話很有意思，資本家為了必須維護自己無償獲取剩餘價值的權利，因此他為自己辯護：「難道工人光用壹雙手就能憑空創造產品，生產商品嗎？難道不是他給工人材料，工人才能用這些材料並在這些材料之中來體現自己的勞動嗎？社會上大多數人壹貧如洗，他不是用自己的生產資料，棉花和紗錠，對社會和由他供給生活資料的工人本身進行了莫大的服務嗎？難道他的服務不應該得到報酬嗎？」這壹邏輯不成立是顯而易見的，因為「工人把棉花和紗錠變為棉紗，不也就是為他服務了嗎」，既然如此，為什麽工人不能佔有這壹「服務費用」即剩餘價值呢？所以資本家立馬變換說法，「難道他自己沒有勞動嗎？難道他沒有從事監視和監督紡紗工人的勞動嗎？他的這種勞動不也形成價值嗎？」

馬克思接著寫道：「他的監工和經理聳肩膀了。而他得意地笑了笑，又恢復了他原來的面孔。」事實上生產經營的管理監督勞動是監工和經理做的，所以他們「聳肩膀」了。無論如何，資本家都是要取得剩餘價值的，資本家無法從自身對生產的作用得出有助於自己的結論，所以「他把這壹類虛偽的遁詞和空話都交給他為此目的僱用的政治經濟學教授們去講」。只有經理階層可能創造價值，「在資本主義生產的基礎上，壹種關於管理工資的新的欺詐勾當在股份企業中發展起來，這就是：在實際的經理之外並在他們之上，出現了壹批董事和監事。對這些董事和監事來說，管理和監督實際上不過是掠奪股東、發財致富的壹個借口而已。」

其次看生產中經理階層的管理監督勞動。有別於資本家的「經理」屬於生產勞動者的範圍，「所有以這種或那種方式參加商品生產的人，從真正的工人到(有別於資本家的)經理、工程師，都屬於生產勞動者的範圍。正因為如此，最近的英國官方工廠報告『十分明確地』把在工廠和工廠辦事處就業的所有人員，除了工廠主本人以外，全都列入勞動者的範疇」。經營管理在商品生產活動中起著重要的作用，「凡是直接生產過程具有社會結合過程的形態，而不是表現為獨立生產者的孤立勞動的地方，都必然會產生監督勞動和指揮勞動」。但這種經營活動「具有二重性」。壹是符合社會化生產要求的指揮勞動，「凡是有許多個人進行協作的勞動，過程的聯繫和統壹都必然要表現在壹個指揮的意誌上，表現在各種與局部勞動無關而與工場全部活動有關的職能上，就象壹個樂隊要有壹個指揮壹樣。這是壹種生產勞動，是每壹種結合的生產方式中必須進行的勞動。」二是監督被統治階級反抗的勞動，「凡是建立在作為直接生產者的勞動者和生產資料所有者之間的對立上的生產方式中，都必然會產生這種監督勞動」，這種監督勞動「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也是不可缺少的」。經理階層的管理監督勞動，「既包括執行由壹切社會的性質產生的各種公共事務，又包括由政府同人民大眾相對立而產生的各種特殊職能」。

因此，對於資本家勞動是否創造價值，事實上就是回答這樣幾個問題：壹是管理勞動是否創造價值；二是指揮生產的勞動與監督壓迫的勞動有什麽區別；三是在現代企業製度下，資本家是否還進行指揮生產的管理活動。

三產是否創造價值

壹產、二產中的勞動基本上都是創造價值的。三產中既有創造價值的勞動，也有不創造價值的勞動。必須要明確生產和服務的區別，馬克思說：「生產勞動便是生產商品的勞動，非生產勞動便是生產個人服務的勞動了。前壹種勞動表現在壹個可賣的物品上，後壹種勞動必須在操作時被消費。前壹種勞動包括壹切在實物形態上存在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肉和書籍。（但形成勞動力自身的勞動除外。）壹切依某種方法滿足個人需要（幻想的或現實的需要）或反乎本人誌願被迫到本人身上來的勞動都屬於第二種。」三產中以人為對象的服務活動，例如理髮等，沒有「實物形態」，屬於非生產勞動；而以有形商品為對象的活動，如餐飲業、汽車維修等，屬於生產勞動，維修業實際上就是商品生產的延長線。在同壹行業內部，既有可能包括生產勞動，又可能包括非生產勞動。例如文藝活動，本身不創造價值，但如果把文藝活動刻成光碟，這部分加工商品的勞動就創造價值；衛生行業，給人看病是非生產勞動，沒有實物形態的商品，但如果生產藥品，或加工某種藥材，都是把勞動凝結在有形商品之上，是創造價值的。

此外，還有兩個比較有意思的相關問題。第壹，交通運輸業是否創造價值，客運和貨運是否創造價值。交通運輸業既包括生產勞動，又包括非生產勞動。客運是典型的提供個人服務的非生產勞動，這種勞動在發生時同時被消費，不創造價值；貨運將勞動凝結在可賣的商品上，以實物形態存在，是創造價值的。第二，商業是否創造價值，純買純賣是否創造價值，倉儲、包裝是否創造價值。商業活動中，純買純賣並未改變商品的任何存在狀態，沒有勞動付出，是不創造價值的；倉儲、包裝、冷藏等活動，將勞動凝結於有形商品之上，屬於在商品上追加的勞動，是創造價值的。

如何看待生產要素理論

在以上四個具體問題基礎上，下面著重討論壹下兩個流行的理論，壹是要素價值論，二是邊際效用價值論。要素價值論不是壹個新理論，早在200年之前就產生了。當前壹些曲解勞動價值論的觀點，用的都是馬克思主義產生以前的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家的觀點。要素價值論的最終目的是「資本價值論」，是要為資本家佔有剩餘價值正名。跟前面舉的資本論中那個資本家壹樣，這種理論認為資本家提供了生產資料，只說工人的勞動創造了價值，資本家的投資沒有創造價值是不對的。其實早在18世紀薩伊就說過同樣的話：「把創造價值的力量，完全歸之於人的勞動，是壹種錯誤。」薩伊是法國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家，他認為商品之所以有價值，是因為形成這個商品的勞動、資本、土地三要素自身具有價值，從而構成商品的價值。他說：「事實己經證明，所生產出來的價值，都是歸因於勞動、資本和自然力這三者的協力。」勞動、資本和自然力共同創造價值，工人勞動得到的報酬是工資，資本家提供資本並管理生產得到的報酬是利潤，地主掌管土地及其使用得到的報酬是地租，這就是三要素理論。現在還有人提出人力也是壹種重要資源，企業家（指經理階層）同前三種生產要素壹起共同創造價值，所以經理分割剩餘價值、按照利潤提成定年薪是理所應當的，這就是「四要素理論」。還有人提出自然資源也參與了價值創造過程，例如細菌參加了釀酒生產，這是「五要素理論」。

馬克思早就批駁了薩伊的「生產要素論」。根本區別在於馬克思將資本看作社會關係，看作人類歷史特定階段存在的特定關係，而西方經濟學家把資本看作是物，看作是機器、廠房等物品，他們根本不懂得、也不願意懂得機器、廠房等本身並不就是資本，只有在特定的關係下才是資本。當然，資產階級經濟學也根本不承認資本體現了資本家和勞動者之間的剝削和被剝削的關係。

要素價值論有幾個方面的錯誤，其中壹些錯誤已經在前面的幾個問題中討論到了。壹是把勞動和勞動力混為壹談，勞動創造價值，而勞動力是壹種特殊的商品，勞動者所獲得的報酬是維持勞動力再生產和延續後代所必須的生活資料的價值。二是把土地和勞動對象混為壹談，在農業勞動中土地是勞動對象，是自然物，但地主通過對土地的所有權向租地資本家徵收地租，正是特定的生產關係的產物。三是把資本和勞動資料混為壹談，勞動資料是客觀的物，但如何使用勞動資料，如何通過佔有生產資料獲得剩餘勞動，是不同生產關係的產物。四是把使用價值和價值混為壹談，作為客觀物的生產要素是參與創造使用價值的，對形成商品的特定效用產生影響，但這些要素並不因此創造價值。五是混同了價值創造和價值轉移。通過勞動者的具體勞動，在機器、廠房等生產資料上的不變資本把生產過程中消耗掉的原有價值轉移到新生產的商品中去，它既不改變原有的價值量，也不創造新價值。死勞動不創造價值，只有活勞動才創造新價值。六是混同了生產領域的價值創造和分配領域的價值分配。在市場經濟中，資本和土地不創造任何價值，卻能在利息和地租的形式上佔有剩餘價值。資本家和土地所有者的剝削收入不是取決於資本和土地在創造價值中的貢獻，而是取決於財產權，即生產關係的法律表現，本質上取決於生產資料所有製。

要素價值論者之所以抱著「資本創造價值」、「資本創造剩餘價值」等錯誤理論不放，本質上是由於他們否認剝削的立場，由此必然產生壹系列的理論錯誤。總結起來，理解要素價值論所存在的問題，需要明確兩方面的內容：壹是要素價值論的基本內容和當前表現；二是自然物和死勞動對使用價值生產有什麽作用，對創造價值和形成價值有什麽作用。

如何看待邊際效用價值論

邊際效用論的集大成者是龐巴維克，在19世紀末西方庸俗經濟學掀起「邊際革命」，要用邊際效用論取代勞動價值論，以利息時差論否定馬克思的剩餘價值論。目前這壹理論在知識界仍有很大的影響，但基本上還是龐巴維克的那些理論。龐巴維克認為，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的壹個根本缺陷就在於只考慮交換價值，不考慮使用價值，使用價值的「邊際效用」將影響商品的交換價值；還認為勞動不是商品間的唯壹共同屬性，此外還有稀缺性、作為供求的對象、被佔有以及引起人們消費慾望等屬性。龐巴維克把利潤、利息、地租等各種剝削收入都歸結為人在不同時期內對物品效用的主觀評價不同的結果。

如何批判龐巴維克的理論不詳細說了，壹些關鍵問題在前面已經說過了。僅舉壹個例子，在以效用為基礎的各種理論中，都有壹個共同的問題無法回答。同壹商品，在不同時間、地點等條件下，對使用者的效用都是不同的。例如壹個人吃了7個餅吃飽了，他吃的第1個餅同第7個餅對他自己的效用是不相同的，但為什麽在市場上不同效用的餅卻以同樣價格出售，從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係出發可以解釋，但從個人主觀感受出發，效用理論無法解釋。全面分析各類商品關係，只能回到勞動價值論才能解決。

19世紀末、20世紀初，龐巴維克先後出版《卡爾•馬克思體系的終結》和《資本與利息》兩本書，有體系的否定勞動價值論。僅兩年後，希法亭就寫了《駁龐巴維克對馬克思的批判》，對其理論進行批判。希法亭的批駁也很到位，在《駁龐巴維克對馬克思的批判》壹書第3章《主觀主義的觀點》中，希法亭揭示了以龐巴維克為首的經濟學心理學派在方法論上的錯誤。希法亭指出，生產價格變化的現象說明孤立的考察商品或資本，絕不可能理解資本主義社會的現象。只有所處的社會關係及其變化，才製約並能闡述個別資本的運動，這些個別資本本身只不過是總資本的壹部分。但是，政治經濟學的心理學派的代表沒有看到這種社會聯繫，因而必然對那種旨在揭示經濟現象的社會製約性的理論產生誤解，總是從自己個人主義的觀點上來理解和表述這種理論。在馬克思看來，經濟現象不從屬於個人願望，而受社會關係支配的客觀規律決定。龐巴維克所認為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矛盾其實只是他自己對馬克思的理論做出的主觀主義解釋的結果。商品形式是考察經濟現象的起點，但是在商品形式中存在著迷惑人的假象，這是由人的社會關係採取物的客觀屬性而產生的。商品只有作為社會物，它才是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使用價值不是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每壹種從使用價值出發的價值理論，都是從物與人的個別關係出發，而不是從人之間的社會關係出發，因此就陷入了從主觀的個人關係得出客觀的社會標準的錯誤。總結起來，對於邊際效用價值論，關鍵在於兩個問題：壹是使用價值對價值創造是否有作用；二是個別人對物的效用的主觀評價，能否影響作為社會關係的價值的標準。

中共對馬克思主義勞動價值論與剩餘價值論的否定

下面這段對話是中共黨員與臺灣共和國共產黨的黨員的對話，鄧右的支持者為中共黨員，馬克思主義者為臺灣共和國共產黨的黨員，這段對話充份的反映出中共已經背叛了馬克思主義的勞動價值論與剩餘價值論。

鄧右的支持者：關於剝削的問題，我就壹直想不明白，如果工人不被雇傭，就不被剝削了，但也無法生存了。能說這種剝削是壞的嗎?資本家給了工人壹個將勞動力轉化為金錢的機會，是不是有理由得到報酬，就像今天的服務業壹樣?

馬克思主義者：《資本論》中對妳的這些問題都有非常清楚的回答，我先簡單地說壹下，資本家借以剝削工人或者說給工人提供工作崗位的資本也是以前剝削工人的產物，是工人創造出來的，也就是說，資本家的所有資本，都是工人生產出來的，都應該歸工人所有，都是工人自己的財產，我為什麽要被妳雇傭?這些財產歸他們的真正主人——全體工人所有，工人是自己工廠的主人也是自己工廠的勞動者，所獲得的巨額利潤不歸妳資本家所有，而是將壹部分作為擴大再生產的積累金，剩下的利潤分配給全體工人使用，我為什麽要忍受妳的剝削?

法國重農學派說：「剩餘價值是『壹種獨立的可供支配的財富，是他(財富的佔有者—)沒有出錢卻可以拿去賣得財富。」

《資本論》第十二章說：「資本自行增殖的秘密歸結為資本對別人的壹定數量的無酬勞動的支配權。」第十七章：「在奴隸勞動下，所有權關係掩蓋了奴隸為自己的勞動，而在雇傭勞動下，貨幣關係掩蓋了雇傭工人的無償勞動。」關於剩餘價值的問題，如果能夠把大學的《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認真學下來，我想，搞清楚是沒有問題的。

《資本論》第二十二章《剩餘價值轉化為資本》中說：「200磅追加資本的情況就完全不同了。它的生產過程我們是壹清二楚的。這是資本化了的剩餘價值，它壹開始就沒有壹個價值原子不是由別人的無酬勞動產生的。合併追加勞動力的生產資料，以及維持這種勞動力的生活資料，都不外是剩餘產品的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即資本家每年從工人階級那裡奪取的貢品的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用從被征服者那裡掠奪來的貨幣去購買被征服者的商品。」這個問題就很明了。

鄧右的支持者認為「如果工人不被雇傭，就不被剝削了，但也無法生存了」、「資本家給了工人壹個將勞動力轉化為金錢的機會」。

馬克思主義者：資本家付給工人的金錢，即購買工人勞動力的貨幣，本身就是從工人階級那裡通過剝削的手段掠奪的，本身就是屬於工人階級的財富，將工人階級創造的財富搶掠過去，然後用本屬於工人階級的財富去購買工人階級被迫出賣的勞動力，同時又將勞動力創造的剩餘價值佔為己有，在這個過程中，搶掠者經過精彩的魔術表演，壹轉身就成了偉大的慈善家。

鄧右的支持者：也有很多人都是白手起家啊。先是當工人，有點積蓄之後就開始辦企業了。也有些人是自己做壹些小生意或者別的職業什麽的，有了積蓄就開始雇傭別人。不能說這些開創性的資本也是靠剝削工人得來的吧。

馬克思主義者：這些開創性的資本在他們的總資本中又能占多大比例呢?如果只是白手起家，作為壹個個體勞動者即個體戶，不去剝削別人，那隻能作為壹個跟農民類似的小私有者，而個體的勞動能力是有限的，是不可能成為大資本家的。如果他成為了壹個大資本家，除了中了彩票的可能之外，那壹定是從事了剝削別人的事業。

鄧右的支持者：問題是這些肯定是存在的，中國美國哪裡都有，就算比例很小，那也能否說明不是所有的「剝削」都是非正義的?

馬克思主義者：所有的剝削都是非正義的，因為剝削就是對別人無酬勞動的佔有權，相當於變相搶劫。這些開創性的即沒有剝削別人之前的資本，是正義的，但所有的剝削都是非正義的。而且，這部分開創性的資本，在壹般資本家的總資本中所占的比例，是幾乎可以忽略不計的。

鄧右的支持者：問題是如果沒有他們的雇傭，就會工人失業甚至沒法生存。而雇傭給了工人壹個將勞動力轉化為生活資料的機會，資本家是否應該因此得到報酬?就像現在的服務業壹樣，那些職介所、婚介所也都是給人壹個機會，他們就拿到了報酬，也沒人說這個不合理啊。

馬克思主義者：「如果沒有他們的雇傭，就會造成工人失業甚至沒法生存」這個問題，上文馬克思已有回答。工人可以奪回資本家拿走的本屬於他們的財富，工人自己給自己工人提供勞動崗位不可以嗎？

《共產黨宣言》：「無產階級將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壹步壹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壹切生產資料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裡，並且盡可能地增加生產力總量。」

《資本論》第壹章：「最後，讓我們換壹個方面，設想有壹個自由人聯合體，它們用共同的生產資料進行勞動，並且自覺把它們許多個人的勞動力當作壹個社會勞動力來使用。」、「這個聯合體的總產品是社會的產品。這些產品的壹部分重新用作生產資料。這壹部分依舊是社會的，而另壹部分則作為生活資料由聯合體成員消費，因此，這壹部分要在他們之間進行消費。」

「這樣，勞動時間就會起雙重作用。勞動時間的社會的有計劃的分配，調節著各種勞動只能同各種需要的適當比例。另壹方面，勞動時間又是計量生產者個人在共同勞動中所占份額的尺度，因而也是計量生產者個人在共同產品的個人消費部分所占份額的尺度。」

鄧右的支持者：我們先不討論那部分非正義來源的原始資本，我們現在討論有著正當來源的原始資本的資本家好嗎?他們用自己的資本，為別人創造了將勞動力轉換為生活資料的機會，是不是理應為提供了這種服務而得到報酬呢?他後來的資本積累是不是應該看成是他把這些報酬繼續當作了資本，並繼續給更多的人將勞動力轉換為生活資料的機會，他也得到了更多的報酬。這是不是合理的?

馬克思主義者：按妳剛才的例子，婚介所職介所給人介紹勞動機會，他得到的報酬是和他的勞動相稱的，但不管原始資本合法或非法，資本家獲得的報酬遠大於他自己勞動或他支付給工人的生活資料，工人壹部分的勞動時間生產他自己的勞動力價值即資本家支付給工人的生活資料，剩下的剩餘勞動時間就給資本家生產剩餘價值，這部分剩餘價值不用給工人支付任何報酬，工人和資本家在簽訂雇傭合同表面上看似妳情我願，但本質上還是壹種不等價交換。

鄧右的支持者：這些「剩餘價值」為什麽不能理解成是工人支付給資本家的報酬呢?資本家也在為工人提供服務啊，即提供機會給工人將勞動力轉換為生活資料的服務。服務是必須有報酬的。假設我想買壹臺出廠價是2000塊錢的手機，但如果想2000塊錢買，必須去距離我家很遠的電視機廠裡面買。這樣我就會選擇花2100塊在自家附近的商店裏買，商家賺的100塊錢不能看作是剝削吧，這是他提供服務應得的。同樣，如果把「剩餘價值」看作是工人給資本家服務的報酬，那也只是報酬高低的問題，工人通過談判，通過罷工等手段就能達到提高工資的目的。就像是上面我讓商家賺100塊錢的問題還是200塊錢的問題，我可以跟商家談判甚至以不買威脅。

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的理論基礎是勞動價值論，也就是說，勞動是壹切財富的源泉，壹切依據這個理論推導而來。假如說這個資本家投入了勞動，就是妳說的服務，那工人的壹部分勞動時間生產自己的勞動力價值即自己的生活資料，另壹部分極小的時間生產出資本家的勞動力價值，在將這兩部分都生產出來之後的剩餘勞動時間生產的剩餘價值，就無償的歸了資本家所有，這不是剝削是什麽?

鄧右的支持者：問題是資本家的勞動力價值應該怎麽計算呢?資本家也要進行組織、分析、決策工作，這些工作創造多少價值?應得的報酬是多少呢?這種屬於無形的價值應該怎麽計算呢?這是很實際的問題，比如國有企業老總(他也是在提供服務)的應得報酬是多少?藝術家勞動創造的價值應該怎麽計算?這種計算肯定很複雜。

馬克思主義者：對於「組織、分析、決策工作」這些事情，更多的是資本家雇傭的高級打工仔、職業經理人及高級白領做的事情，用馬克思的話說：「難道他自己沒有勞動嗎？難道他沒有從事監視和監督紡紗工人的勞動嗎？他的這種勞動不也形成價值嗎？但是，他的監工和經理聳肩膀了。」

尤其是在資本主義進入壟斷階段後，恩格斯說：「如果說危機暴露出資產階級無能繼續駕馭現代生產力，那麽，大的生產機構和交通機構向股份公司、托拉斯和國家財產的轉變就表明資產階級在這方面是多餘的。資本家的全部社會職能現在由領工薪的職員來執行了。資本家除了拿紅利、持有剪息票、在各種資本家互相爭奪彼此的資本的交易所中進行投機以外，再也沒有任何其它的社會活動了。」

既然資本家可以不參加勞動，僅僅憑借企業所有權、生產資料所有權、資本所有權就可以剝削工人，那麽那些參加了壹部分勞動的資本家，其所得必然遠遠高於他的勞動創造——因為企業所有權這種最大的最根本性的權力必然會對分配產生重大影響。

資本家的高收入不是按勞分配的結果，而是按生產要素分配的結果，如果資本家沒有佔有企業，即使從事經營管理工作，最多只是獲得白領工人的工資，不會獲得大量商業利潤。

明顯的把進行具體組織工作及分析決策的職業經理人和依靠資本所有權進行不勞而獲的資本家混淆了，職業經理人依靠自身腦力勞動所獲得的高額工資與資本家依靠資本獲得的巨額利潤相較，是微不足道的。

由於資本家依靠生產資料所有權就可以剝奪工人大部分勞動成果，那麽為了維持這種剝削，維護這種統治，資本家必須要將剝削所得分壹部分給高級職業經理人，形成壹個中間階級。如果職業經理人像工人壹樣被資本家殘酷剝削，那麽職業經理人即中產階級必然會聯合工人推翻資本家的統治。所以職業經理即中產階級也參與瓜分了底層工人創造的剩餘價值。今天資本家及高級經理與工人的差距已經擴大到十倍甚至千百倍。這個擴大的部分，難道不是剝削嗎?

那如何衡量資本家通過自身勞動創造的那部分價值?勞動力價值根據的是生產他們的生活資料的價值，即他每天吃穿用以及上學等活動花的錢。企業管理者的勞動屬於複雜勞動，複雜勞動創造的價值是簡單勞動創造的價值的倍數，但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兩者的報酬不會相差太多，主要依據勞動時間計量工資。因為之所以能夠從事複雜勞動，是因為他接受了較高等的教育，也就是有較高的人力資本投資，而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實行的是全社會的免費教育，也就是說，這種人力資本的投資者是社會，所以複雜勞動相較於簡單勞動多得的報酬應歸社會所有，壹部分作為生產積累資金，另壹部分分配給全社會的勞動者。

《資本論》第五章：「比社會平均勞動較高級的較複雜的勞動，是這樣壹種勞動力的表現，這種勞動力比普通勞動力需較高的教育費用，它的生產要花費較多的勞動時間，因此它具有較高的價值。既然這種勞動力的價值較高，它也就表現為較高級的勞動，也就在同樣長的時間內物化為較多的價值。」

但這並不意味著分配會很複雜，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說：「現在怎樣解決關於對複雜勞動支付較高工資的全部重要問題呢?在私人生產者的社會裡，訓練有學識的勞動者的費用是由私人或其家庭承擔的，所以有學識的勞動力的較高工資的價格也首先歸私人所有；熟練的奴隸賣的貴些，熟練的雇傭工人得到較高的工資。在按社會主義原則組織起來的社會裡，這種費用是由社會來承擔的，所以複雜勞動所創造的成果，即比較大的價值也歸社會所有。」關於這個歸社會所有的有關產品的分配，馬克思在《資本論》第壹章也早有回答：「這個聯合體的總產品是社會的產品。這些產品的壹部分重新用作生產資料。這壹部分依舊是社會的，而另壹部分則作為生活資料由聯合體成員消費，因此，這壹部分要在他們之間進行消費。」

經常在網上看到各種各樣否定剩餘價值論和「剝削」概念、篡改勞動價值論的文章。我認為，對於這些文章的作者來說，作為人，可以沒有手，沒有胳膊，或沒有腿，沒有什麽都行，但唯不能缺少大腦，如果壹個人連大腦都沒有了，那能不能稱得上人就很難說了。同樣，對於馬克思主義來說，不管怎麽發展，怎麽「與時俱進」，怎麽「本土化」，怎麽不「教條主義」，如果將作為政治經濟學核心和科學社會主義基石的剩餘價值理論和「剝削」概念給否定了，那還能是馬克思主義嗎?妳可以把它叫做狗主義屁主義，狗屁主義或者叫特色主義也無妨，但就是不能叫做馬克思主義。

中國的製造業與零售業中的工人階級，大多數是窮苦出身，很多根本沒有機會讀到大學，根本沒有辦法系統的了解馬克思主義。讀到大學的人，即使接觸到階級鬥爭史觀，也不會主動去跟工人階級宣揚，壹種人是因為怕被共匪迫害。另外壹種是被資本主義所帶來的物質文化生活所腐蝕，或者是被共匪的洗腦宣傳所蠱惑 認為堅持在壹黨專政的基礎上發展資本主義，可以讓他們在機會平等的條件下賺錢，所以不會用馬克思主義去激發工人階級的階級鬥爭意識。很多工人階級被共匪洗腦，只是接受了單純的偉光正教育，認為國民黨反動派統治中國的時候，中國人生活的很辛苦，然後共產黨出來革命了，讓中國人翻身得到解放，他們根本不知道當時共匪用來批判國民黨沒有統治合法性的主要依據是什麽，以及共匪只是壹個從事政治投機活動的政治流氓。共匪以前說工人階級沒有老闆有錢是因為老闆用生產剩餘價值的方式剝削工人，所以工人才會變得很窮，非公有製經濟 民營企業家 按生產要素分配這種資本主義的核心組成部份，是造成工人階級普遍貧窮的根源，而國民黨維護的就是這種製度，妳去奪回剩餘價值去搶劫老闆，國民黨會把妳抓起來，所以國民黨是反動派，是維護剝削者的走狗，國民黨就該被打倒。既然是這樣改革開放之後的共匪也是在做國民黨以前在做的事情，工人階級是不是有理由對共匪進行革命，由於訊息的不對稱，中國的工人階級根本不了解這些事情，如果工人階級可以充份的接觸馬克思主義，當他們有了階級鬥爭史觀的時候，再用階級鬥爭史觀去檢視共匪，他們會不會把共匪當成革命的對象，如果會，這應該會很有戲劇性，我建議中國境內那些希望推翻共匪統治的人，可以嘗試壹下去推廣馬克思主義，尤其是對工人階級推廣。

馬克思所鼓吹的生產資料的社會佔有，以及有組織有計劃的社會化大生產，還有按勞分配的製度實際上是壹種可以讓政治投機份子可以掠奪壹般民眾的製度，因為他說的社會佔有的前提必須是實現國有化，然後國有化的那個國家根據列寧的解釋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共產黨必須代表無產階級專政階級敵人。

至於所謂的有組織有計劃的社會化大生產也必須由所謂的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來領導，也就是必須由共產黨來領導。

按勞分配也必須建立在根本無法精確計算的社會平均生產力水平與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這個虛幻的概念上面，結果在實踐中就變成了共產黨可以對壹般民眾予取予求。

因為在有組織有計劃的社會化大生產中，同壹企業中不同勞動者的個人勞動量和勞動成果根本無法精確計量，勞動的質和量無法互相轉換，如造原子彈的工程師和推手推車的工人的勞動量和勞動成果根本無法比較，因此分配也不可能有統壹標準，除非叫人們接受平均主義，為各種不同的職業設定壹個特定的生產方式 生產條件 以及勞動熟練程度作為社會平均生產力水平，在這個基礎之上只要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耗費是壹樣的，無論哪種職業都是壹樣的薪水，但是這樣做真的是壹種合理的分配方式嗎？即使馬克思曾經提出過簡單勞動與複雜勞動的說法，可是究竟如何衡量簡單勞動與複雜勞動在分配上的差別，如何根據工種劃分間單勞動與複雜勞動，馬克思根本沒有具體的解釋。

事實上在計劃經濟的條件下根本就無法實現合理的分配，根本無法合理的將勞動成果作了必要扣除後歸還給勞動者個人所有。

如果真的按照勞動量與用勞動量來代表的的勞動產品之間的等價交換原則來交換生活資料，根本沒有可行性，如果在社會平均生產力水平的基礎上製作壹把石斧的勞動量是壹天，製作壹張漁網的勞動量也是壹天，製作石斧的人工作完壹天之後只能買壹張漁網，因為根據馬克思的說法石斧跟慾望是同樣價值的無差別的抽象勞動所創造的。

顯然用勞動量去換取用勞動量所代表的勞動產品也是不可取的，只會讓社會材富的分配更加畸形，中國在取消了貨蔽實行票證製度的那段時間就是最好的證明。

如果實行工資製度，各種不同職業的勞動價值要如何計算，各種不同的職業不同的勞動量貢獻的大小如果用貨蔽來表現該如何表現？誰來規定工資的標準？無論是中國在讓毛左很懷念的時代所實行的什麽八級工資製度，政府官員二十六級工資製度，還是其他世界歷史上社會主義實踐中實行過的所謂的按勞分配原則，不可能有統壹的，精確的分配原則，全部都是「按長官意誌分配」或者說是「按權力意誌來分配」。

因此，只要所有馬克思主義者，不管是以前的、現在的、還是將來的，如果他們都無法提出「在有組織有計劃的社會化大生產中同壹企業中不同勞動者的個人勞動量和勞動成果的精確的計量方法」，那麽他們就不可能有任何有力的理論和事實來證明按勞分配的正確性！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在實踐中讓廣大沒有權力的壹般民眾變成了共產黨的奴隸，不但沒有消滅他所說的剝削，反而帶來了新的剝削。

表面上資本壟斷已經不存在了，實際上資本壟斷只是換了壹種形式而已。





鄧右上臺之後提出了按生產要素分配的概念，按生產要素分配也就是按資本分配，因為除了工人的勞動能力以外，主要的生產要素，生產所需要的原料與生產所需要的工具，都具有商品屬性，都是資本，按生產要素的分配，在實踐中就是根據人們佔有生產所需要的原料，以及所需要的工具的多少來分配。

在非公有製經濟中，所謂的民營企業家也就是資本家，他們以創辦民營企業的名義，把原料與工具壟斷在自己的手中，沒有佔有這些生產要素的工人，就只能去給資本家打工，只能讓那些在商品流通環節中的掌握資本的中間人，不從事生產性勞動的資本家剝削。

他們生產的產品賣到市場中去，主要的利潤歸老闆，工人只能得到非常微薄的壹部份收入。

改革開放之後的共產黨與之前的傳統的共產黨不同的是，他不主張廢除商品經濟，主張按生產要素分配，卻又主張讓壹個權力不受製約的政黨，在商品經濟的條件下用所謂的國營企業去做生意，國營企業有行政權力作為後盾，完全不必慘與市場競爭，就可以壟斷整個行業。

雖然國營企業的原料與工具，不是被表面上的資本家佔有，但是實際上這些生產要素，已經被掌握在共產黨權貴的手中，共產黨權貴成了最大的資本家。

給共產黨打工的工人，所生產出來的產品，被賣出去之後，那個利閏由共產黨權貴支配。

共產黨權貴繼續根據按生產要素分配的原則，也就是按資本分配的原則把主要的利閏交給他們自己，因為他們是國營企業中真正佔有生產資料的人。

在商品經濟的條件下，無論企業是民營企業還是國營企業，只要工人不能直接佔有生產資料，直接佔有生產所需要的原料與生產所需要的工具，不能直接佔有除了工人的勞動能力以外的主要生產要素。

工人被資本家剝削的本質就不會改變，唯壹的區別是民營企業的老闆是壹般的資本家，國營企業的老闆是有公職人員身份的資本家。

但是私有製與雇傭勞動製度的本質，商品經濟的本質，是不會改變的，無論實行這種製度的人把這種製度叫做混合經濟或者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種製度本質上還是資本主義的。

這種製度並不會改變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本質，勞動者與勞動的客觀條件，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的分離的本質。

掌握資本的少數人可以支配工人的剩餘勞動佔有工人的剩餘價值的本質不會改變，工人作為被剝削者的階級地位不會改變。

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的國有化比私有製更壞的壹個地方在於，在私有製的條件下，民營企業走向壟斷需要壹個漫長的過程，在競爭的過程中，資本家們為了爭奪他們認為優質的工人，會試著比其他人開出更高的薪水，工人在資本家競爭的過程中，可以享受壹點工資成長的好處。

國有化之後，政府直接壟斷整個行業，從事某個行業的工人，沒有地方可以選擇，只能去那個國家所代表的企業裡邊工作，因為壟斷，因為不需要競爭，工人的工資難以成長。

再加上民主製度已經不存在了，實行高度國有化的國家，普遍靠壹黨專政來維持。

統治者用法律確定工人應該得到多少，工人就只能得到多少。

工人的勞動能力在不存在競爭的環境下，失去了評價機製，工資的價格在也不必隨著市場環境而改變了。

國家給工人多少錢，工人就得到多少錢，工人組成工會要求增加工資，是不可能的，因為共產黨壟斷了政治權力，工人壹旦組建工會，就會被共產黨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的名義鎮壓。

因為共產黨的國營企業在商品經濟的條件下運行，所以自然不會提供公共服務，國營企業生產的產品本質上是商品，需要用錢買，國營企業壟斷了市場，同時也壟斷了價格，在壹黨專政的基礎上佔有國營企業的共產黨權貴，不會在意購買力的水平，所以國營企業所生產出來的產品的價格不會比壹般民營企業所生產出來的產品要便宜，國營企業壹方面在市場上賺錢，壹方面又剝削企業內部的工人。

這不但不會消滅剝削，反而帶來了新的剝削。

事實已經證明，只要工人不能直接佔有生產資料，只要擁有不受製約的權力的人去掌握經濟命脈的極權統治的本質不變，無論是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工人始終是被剝削者的本質是不會改變的，要實現真正的共產主義，必須是在經濟高度民主化的基礎上，讓工人真正佔有企業的生產資料並直接參與企業的分配，只有這樣，工人才能真正的在經濟上被解放。

在沒有民主政體的基礎上，按生產要素分配也不會發展成同樣具備重要性的各生產要素佔有利潤的比例一樣，然後生產要素內部的成員根據勞動量的大小進行按勞分配的局面就不會形成，尤其是在中國，因為國家被中共官僚集團與紅頂資本家壟斷所以無法真正做到合理的按生產要素分配。

中共壓迫工人運動

曾經發生在中國的佳士科技公司的工人運動雖然被鎮壓了，可是這次工人運動所產生的社會效應還是值得肯定的，參與抗爭的工人表現了成熟的階級意識。如果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思維方式看待佳士科技公司，佳士科技公司資方成立的企業工會根本不能代表工人階級，他們只是幫助資方維護利益馴化員工的工具。如果佳士科技公司的員工懂得運用正確的勞動價值理論去分析事情，必然不會把原本合理的訴求看成是沒有必要爭取的。因為佳士科技公司的員工理解了勞動價值理論，所以理直氣壯的組建獨立工會要求增加福利，反對削減福利。按照勞動價值理論的定義，商品的價值是由生產商品所耗費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所代表的勞動量決定的。反對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抉定商品價值的人們反對按勞分配的人們認為：「使用價值是商品交換的核心內容。無論是簡單商品經濟，還是發達商品經濟都是如此。排斥使用價值的價值是毫無意義的。使用價值始終是商品生產者追逐的情人。既然取得使用價值實體，滿足需要是商品交換的目的，那麽，人們在交換中比較雙方產品的著眼點只能是使用價值，而不是別的什麽。只有能夠反映使用價值大小的某些屬性的量，才能成為商品交換的比例。但是，僅僅承認使用價值是交換價值的物質承擔者是不夠的。」



　　不應該否認使用價值對於價值的決定性作用。它們之間是相互依存的關係，少了任何一方另外一方就無法存在。商品的價值構成是由製造商品使用價值的具體勞動抽象出來的壹般勞動，只是在「抽象」的過程中，把具體勞動和商品使用價值的差別性舍掉了，否則就無法抽象，但舍掉具體的差別，並非否認具體勞動和使用價值的作用，正像具體勞動是抽象勞動的母體壹樣，使用價值也是商品價值的母體。其實，作為商品價值的物質承擔者的商品使用價值，其載體的多重功能是萬萬輕視不得的，正因為許多經濟論者並沒有真正弄清使用價值的載體功能，才在商品使用價值和價值的關係上糾結不已。

　　假設，農民可以用壹頭弱驢與另壹個農民『等價交換』壹頭壯驢。經驗告訴我們，不論弱驢與壯驢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相等的，還是前者大於後者，這筆交易都是不現實的。因為對農民來說，弱驢的使用價值不及壯驢。相反，天上掉下來的壯驢卻可以與人工餵養的壯驢進行『等價交換』。可見，在商品交換關係中，使用價值並非只是交換價值的物質承擔者，而是交換價值的直接決定者。」

　　這個例子看似有理，實質上卻把這個理講「歪」了。這個問題，正涉及使用價值物質承載的壹個重要功能，即使用價值的「效用」，是實現商品價值的首要前提。其間，使用價值作為物質載體，附在它身上的商品價值或壹般勞動量，會隨著載體的耗損而同步耗損或轉移。拿這個例子來講，首先舉得不規範。同類商品之間是不會相互交換的，它最多是個別人的行為，如襪子換襪子，有意義嗎？其次，如果作為價值載體的使用價值本身有缺陷，在交換中是不能夠完全實現它的價值的，儘管它內含的抽象勞動量和其他同類使用價值壹樣多。壹只桃子爛了，它就賣不出其他好桃子同等的價錢，因此，壹只病弱的驢子，怎麽可能和壹只健康的驢子「等價」呢？第三，即使拿壹只年老驢子和壹只青壯驢子相比，即便伺養前者付出的壹般勞動量要比後者多，也不會賣出青壯驢子壹樣的價錢，只會低價甚至無價「拋出」，因為伺養年老驢子所付出的勞動量，已經隨著這隻驢子多年的勞作，比如磨豆腐，轉移到豆腐中去了，這隻作為「載體」的驢子，也耗損的差不多了，它能和青壯驢子相比嗎？就像妳能用舊襪子換人家的新襪子嗎？妳舊襪子中的「價值」或「勞動量」，已經被妳「穿」得差不多了。但是，如果此類交換不是在同類使用價值中進行，而是在異類使用價值中進行，情形就不同了。比如壹臺大半新的洗衣機只能換壹臺大半舊的電視機，那麽我們就可以從這兩種電器無法類比的使用價值的交換看到其後面的交易規則了——即按兩種電器各自耗損掉的「價值量」進行換算。比如洗衣機的購買價格是五千元，而電視機的價格是一萬元，由貨幣直接度量的「抽象勞動」，在電視機中是洗衣機中的壹倍。當洗衣機用到大半新時，其耗損的價值量假定為一千元，而電視機雖然用到了大半舊，但其內存價值仍有4000元，於是交易成功——仍是「等價交換」。

　　因此，只有使用價值「完好無損」，才能保證其中包含的價值「完好無損」地實現，這是作為商品價值物質載體的使用價值的第壹個保值功能；而商品價值在其載體——使用價值上，是隨著其物質載體的耗損而同步耗損，這是使用價值的物質承載功能的第二個規律。而作為價值物質載體的使用價值還有第三個最為重要的功能或規律，即商品使用價值的物質屬性或效用，直接決定社會對該商品的需求總量，這對此類商品內包含的價值能否全部實現，生死攸關，非同小可。也正是在使用價值的第三種功能上，引發的關於價值和使用價值關係的困惑最多，以致許多著名的經濟學家也在這個問題上將商品的價值和使用價值混為壹談。

　　我們先來看看這樣壹個例子：假設在市場上，野生甲魚每斤可賣到90元，而人工餵養的甲魚每斤只賣到20元。如果從直觀上看，顯然，野生甲魚沒有經過任何人工餵養，但它的營養價值卻遠遠超過家養甲魚，因而，它的價值是直接由它的使用價值決定的。這個直觀事實似乎以無可辯駁的論據支持、印證了商品的使用價值即實際效用決定其價值的立論。這個令人困惑的難題在古典經濟學時代就被經濟學家們發現，並最終導致了著名的李嘉圖之問：「我不能克服這樣的困難：在地窖裏收藏了三四年的酒，或最初在勞動方面花費了也許還不到2先令，後來卻值100鎊的橡樹。」後來，人們用水與鉆石來概括李嘉圖等古典經濟學家所面臨的「價值悖論」：水對人極端重要，是生命的支柱，但在通常情況下，價格卻很低；而鉆石是奢侈品，對於人的生存而言沒有任何用處，通常情況下價格卻很高，為什麽？」由於壹直沒有解決這個困惑，李嘉圖只得在他的勞動價值論上作出折衷和妥協：「有效用的商品，其交換價值來自兩個方面：壹是稀缺性，壹是為了獲得它們所需要耗費的勞動量」

　　李嘉圖始終沒有能夠解決這個難題。那麽，這個難題究竟找到了怎樣的答案呢？到了1870年代，邊際主義興起，經濟學家才能夠解答這壹問題。答案很簡單：價值只能來自個體消費者的主觀評估。有人花了幾十年時間研究壹種東西，但拿到市場上卻沒有壹個消費者問津，那麽，它就沒有任何經濟價值，不管我在這上面投入了多少勞動。商品和服務的價值是消費者評估的結果，商品和服務的相對價格是由消費者對這些產品的評估和慾望之水平和強度所決定的。

　　但這樣的答案只會引起更多的矛盾或困惑。比如，按照商品使用價值的效用決定其價值的論斷，在商品「效用」不變的情況下，商品的價值也應不變。繼續用上面那個例子說明：比如野生甲魚的「效用」即營養價值是人工餵養甲魚的四倍，每斤賣90元，那麽，在野生甲魚和家養甲魚效用都不變的情況下，它們的價值和價值之比也應該不變，但事實卻不是這樣，它們的市場價格和價格之比處於常態的變動之中。我們常看到的，野生甲魚有時降到60元、50元壹斤，而家養甲魚有時又漲到100元、150元壹斤。如果說，前者效應不變價值也不變之說，是「消費者評估的結果，」而後者價格隨市而變是「消費者對這些產品的評估和慾望之水平和強度所決定的。」這顯然沒有說服力，因為價值的認定和價格的變動都是銷售者說了算，而所有的消費者都希望商品的價格都降到冰點才好。有人會說，這是消費者用腳投票的結果。那麽，既然用腳投票，我們只好無奈地回到供求關係之說：前者降價，是因為野生甲魚的市場供應量多了，後者漲價，是因為家養甲魚的市場供應量少了。然而，供求關係之說雖很簡單，但它卻推翻了「效用」決定價值的理論，因為兩種甲魚的營養價值並沒有變；同時也推翻了「消費者評估說」，因為消費者最終不是跟著感覺走，而是跟著價格走。這樣，決定野生甲魚和家養甲魚的價值及價值之比還有第二種力量，即供求關係。那麽，商品價值的最終決定者究竟是其使用價值的「效用」還是市場供求關係？如果是「效用」，那麽就應該堅持商品的效用不變其價值也應該不變，如果是供求關係，那麽商品「效用」在商品價值的構成上，就根本無法起到決定性的作用，因為供求關係將商品的「效用」降到冰點的事實在市場經濟中比比皆是。於是，在這個無法解決的矛盾面前，壹些經濟學家們只好用「二元價值論」自圓其說，即商品價值是由使用價值和市場供求關係共同決定的，商品中包含的勞動和商品價值無關。這就是「勞動價值論無用」論的來源。

　然而，人們忽略了這樣壹個問題，只要市場供求關係對商品價格產生影響，商品價值的構成，就和其中包含的抽象勞動脫不了關係。因為商品的市場交換中有兩個最基本的事實和商品中包含的勞動息息相關。第壹個事實，商品生產者製定商品價格的主要依據，是商品製造過程中的生產價格，即各種生產要素的價格。而各種生產要素以貨幣形式表現的價格，是以其中包含的壹般勞動量為計量單位的；第二個事實：消費者用以交換商品的，是同等價格的貨幣。而這個貨幣量則是他工資或其他收入的壹部分，同時也是他勞動報酬的壹部分。也就是說，消費者是用他壹部分勞動報酬換取商品的，因而，消費者和商品生產者「等價交換」的只是雙方商品和貨幣中包含的等量抽象勞動。

　　這樣，商品使用價值作為商品價值的第三種功能便清晰起來：壹種商品的使用價值即特殊屬性，決定了社會對這種商品的需求總量。而滿足這種總需求的商品總量，又是由其中包含的社會必要勞動總量即價值總量（或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總量）來衡量其衡量的貨幣表現，則是這種商品的價格總量。於是，戲劇化的情形便發生了。當這類商品的供應總量和社會對這種商品的需求總量相壹致時，則此類商品價值總量和其價格總量相壹致，意味著全體消費者用自己的勞動（報酬）總量換取等量勞動的商品，因而此類商品的單位價值得以全部實現；然而，當此類商品的供應總量多於其社會需求總量時，其中超出的部分就賣不出去，賣主只得降價拋售，這樣，單位商品價值就無法全部實現，如果此類商品同樣能夠賣光，其中無法實現的價值並沒有「蒸發」，而是無償地轉移到了消費者手中，因為他們用包含壹定勞動量的貨幣換取了包含更多勞動量的消費品，其後果，當然是商品生產者吃了虧，他必須調整此類商品的生產才能維繫他的企業不致破產；相反，如果此類商品的供應總量少於社會對它的總需求，則商品價格就會上漲，商品生產者由此獲得的超額利潤是由廣大消費者買單的。

　　因此，商品使用價值作為價值物質載體的第三種功能，直接決定了每件商品的價值能否完全實現（對商品生產和銷售者而言），同時也直接決定了商品不能實現的價值部分和商品賣出後的超額利潤在生產（銷售）者和消費者之間的相互轉移。這樣，使用價值的這種第三種功能，則能解答李嘉圖的百年之問：如果稀缺商品的社會總需求是10，其價值總量或社會必要勞動總量的貨幣表現為10萬元，那麽每件商品的單位價格是1萬元；但是，當這種稀缺商品的市場供應總量只有1，那麽這1件商品的價格就會上漲10倍，這意味著，這位消費者必須付出這種稀缺商品社會需求總量的全部價值或價格，才能將這壹件「萬千寵愛集於壹身」的寶貝買回來。而這件價格10萬元的「寶貝」是有它的實際「身價」的，即壹萬元。只是在供求關係懸殊的情況下，社會需求總量中其他9件同類商品的價值，因為其沒有「現身」，被這壹件「現身」的商品「吸附」在自已身上了。

　　對李嘉圖之問而言，壹瓶葡萄酒窖藏之前只值2先令，窖藏之後，它因為「窖藏」付出的勞動假定升值為2英磅。然而它在市場上卻賣出了壹百英磅的價格，那麽，最合理的解釋就是，窖藏多年的葡萄酒在市場上極為稀缺，需求量為10，供應量只有1甚至更少，壹位鍾情於窖藏葡萄酒的傻瓜消費者就以這類窖藏葡萄酒的社會總需求量的全部價格買下了這瓶酒。這樣，這位窖藏者所獲得的98英磅的超額利潤，就是這位傻瓜消費者雙手奉送的。當然，如果因窖藏酒賺錢太多，窖藏者多了起來，窖藏酒的供應量增加到十，和其社會總需求壹致，那樣，窖藏酒的價格就會跌到和它的實際價值相壹致的價位了。

　　其實，李嘉圖將商品分為稀缺商品和普通商品，並斷言前者的價值首先是由其稀缺性構成的二元理論，仍然停留在直觀層面上。因為從直觀層面看，任何稀缺商品的高昂價格，都直接來自於其稀缺的品質和獨特的屬性。比如野生甲魚獨到的營養價值，窖藏葡萄酒獨特的品味等等。但在這個表象之下，人們往往忽略了壹個事實，稀缺商品的獲得，往往要付出更多更複雜的勞動，而稀缺商品的價值，則仍然是由隱藏在商品稀缺品相後面的那隻無形的手——勞動構成的。野生甲魚價格的高昂，說明捕捉它要付出更多的勞動、更長的時間、更複雜的技術，甚至是可遇不可求，而捕捉壹只野生甲魚所付出的勞動和時間，會比伺養壹只甲魚多出幾倍。而野生甲魚資源越稀少，付出的捕捉勞動就越多，其價值也就越高昂；窖藏葡萄酒不僅需要窖藏的條件，而且更重要的是需要付出漫長的時間。如果妳租壹個地窖需要付租金，窖藏需要保持壹定溫度，那麽租金和保持溫度的設施以及妳本人付出的勞動都是窖藏葡萄酒的成本或增殖的部分。因此，稀缺商品供應量不變的情況下，其社會需求總量越高，它的價格也就越高；而稀缺商品的供應量越少，為之付出的勞動就越多，它們的價值也就越高。

　　另外，壹些以觀賞和收藏為消費對象的特殊稀缺商品，如藝術品，其「使用價值」的特殊屬性及其「效用」，是和人們用於壹般生活消費的普通商品是不同的，其界定的尺度也不相同。比如繪畫、書法的觀賞收藏價值，即它們的「使用價值」和「效用」，是由「知名度」這個尺度界定的。壹名繪畫作者的知名度越高，其作品的「觀賞、收藏」效用就越大，而作品的知名度是和它的社會需求量成正比的：知名度越高，需求量就越大；而知名度和它的供應量成反比：知名度越大，供應量就越小，因為壹流的藝術家或其他什麽家，總是處於極少數的頂層，這是自然法則。

　　比如，兩名畫家在創作中付出的訓練、勞動、思考可能壹樣多，但他們的作品能否完全實現其價值，則會因其知名度不同而大相徑庭。

　　假如其中壹名畫家名聲大噪，觀賞者、慕名收藏者趨之若鶩，那麽，這位畫家的作品不僅能夠完全實現它的價值，而且能夠賣出超出其價值許多倍的價格。因對為對這名畫家作品的社會總需求可能是100，而其供應總量可能只有5，那麽這名畫家出售作品所獲得的利潤空間，則是他作品價值的20倍。當然，也許並不是壹名觀賞者或收藏者壹次性用對這名知名畫家作品社會總需求的總價格購買他的作品，但這個「20倍」的利潤空間則是客觀存在的，也許會由觀賞者或收藏者之間的數次「轉讓」或「轉手」把這個利潤空間填滿。然而，如果這位知名畫家死了，其作品的供應量永遠定格在壹個恆數上，或這個恆數仍因散失破損等原因減少，但對其作品的社會需求總量卻在不斷增加，那麽，年代越久遠，其作品的觀賞、收藏價值就越大，價格就越高，直到這寥寥幾幅作品將各個時期社會對其需求總量構成的價值總量全部「吸附」到自己身上，那樣，這些作品就是「天價」了，而當初這位畫家在創作中付出的學習、訓練、勞動、思考等「價值」，則像壹滴海水，演沒在這「天價」的汪洋大海之中。

　　同時，假如另壹名畫家畫了壹輩子沒有人要，他的作品沒有人賞識和收藏，壹幅也賣不出去，那麽，他為創作付出的所有勞動或價值，則因為其作品沒有「效用」或觀賞、收藏的使用價值而無法實現，也就是說，他白做了。

　　這就是商品使用價值「第三種功能」的神奇作用。

從事資本運作是生產要素的壹部份，從事生產勞動也是生產要素的壹部份。佳士科技公司的產業工人從事具體的勞動產品的生產，佳士科技公司的員工所提供的服務本身就是壹種勞動產品。



佳士科技公司不同於其他性質的公司，不存在複雜的資本運作，在跟共匪進行官商勾結的過程中早已經建立了固定的銷售通路，也已經擁有了現成的生產技術，不存在複雜的資本運作以及技術研發，因為生產技術早就有人設計好了，公司的利潤的產生，除了基本的設備，除了生產設備 廠房 原料以外，沒有公司的員工的勞動，佳士科技公司的利潤是不會產生的。



無論是工齡很長的產業工人，還是新來的產業工人，除了生產設備與廠房本身的成本以及燃料成本之外所產生的利潤，基本上來自於員工們的勞動所產生的社會功能在市場機製中的被認同程度在貨蔽量上的體現，而這種貨幣量的增加，佳士科技公司的利潤的增加，必然離不開公司的員工特別是產業工人所耗費的以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為尺度的勞動量的增加，比如在同一件商品的基礎上產生的兩個供給與需求沒有出現失衡的訂單，一個訂單比另一個訂單更有利潤必然是作為產業工人的工作人員的勞動量不同來決定的，訂單越大勞動量就越大，銷售的收入就越高，公司獲得的利潤就越多，如果這種利潤的增加不是建立在公司請了更多的員工來分擔增加的勞動量的基礎之上的，公司的員工比以前付出更多應該得到更多的回報，可是佳士科技公司的員工卻在超時勞動創造超額利潤的時候被削減了福利。



當然了這些利潤，資方可以拿走壹部份，因為按生產要素分配，資方參與了投資，參與了資本運作。但是勞方參與了具體的生產勞動，利潤有增加的時候，資方賺錢的同時，應該增加員工的收入，增進員工的福利待遇，而不是削減員工們的福利待遇。即使用按生產要素的原理解釋佳士科技公司的勞資分配狀況，這也是壹種剝削，所以佳士科技公司的抗議是正當的。



雖然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並不是完全正確，忽視了不同性質的勞動以及不同的勞動產品即使在生產過程中耗費了一樣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但是勞動的複雜程度以及腦力與體力的具體耗費之間的差異，完全忽視具體的勞動耗費無法精確計算的問題，忽視不同的勞動產品即使在生產過程中所耗費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一樣，因為具體勞動的複雜程度不同，因為使用價值的不同，不同的勞動產品如果單純的根據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進行等價交換是不科學的。但是也不應該否認，同樣一種工作，同樣一種勞動產品的生產，如果工作量比以前延長了，必然會帶來更多的利潤的這個基本事實。工人的工作時間被延長了，公司賺了更多的錢，就應該增加工人的福利，所以佳士科技公司的員工組建獨立工會爭取更多的福利是有正當性的。

中共建立的黨營企業的本質

關於共匪拒絕放棄國營企業壟斷的原因，各種流派的學者都提出過自己的看法，可是很少有人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分析共匪為什麽堅持國營企業壟斷，其實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進行分析很容易理解為什麽共匪不願意放棄國營企業壟斷，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分析可以得出共匪堅持國營企業壟斷的目的是為了保護權力尋租保護剝削。

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及其邏輯推論剩餘價值論，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石。它正確、完善與否，壹百多年來世界上有很多爭議。在此，先簡單回顧壹下這個理論的基本內容。

假設壹個工廠有1個資本家，100個工人。它的總產值G是每年1000萬元。其中，原材料、能源的損耗和廠房、設備的折舊為600萬元，工人總工資為200萬元。馬克思將前面的600萬元稱為不變資本或轉移價值M，而V=G-M=1000-600=400萬元，稱為可變資本或創造價值。馬克思認為，V全部是工人勞動創造的，而工人的總工資只有200萬元，那麽V的其餘部分，即400-200=200萬元，這部份屬於被資本家剝削去的剩餘價值C。此例中剝削率為C/V=200/400=50%。

如果馬克思這個理論是對的，那麽壹個必然的邏輯結果就是，被剝削的剩餘價值應該如數返還給每個工人。另壹個合理的推論就是按勞分配。如果某個工人，或者某個企業的勞動生產率較平均水平高，那麽這個人、這個企業也應獲得與其勞動成果相對應的較高收入。否則如果平均分配，那也是壹種剝削，生產率低的人或企業剝削生產率高的人或企業。

然而不管這種說法對不對，哪怕是在號稱實踐了馬克思主義的中國或者前蘇聯、東歐國家，馬克思這個勞動價值論實際上也沒有被認真執行。國營企業的分配模式是根據共匪的意誌進行分配，原則是國家拿大頭，集體拿中頭，個人拿小頭。這個大、中、小的比例關係絕對不是1.2:1.1:1.0這樣的接近比例，而是通常至少各差了壹個數量級。最絕對的時候，企業100%的利潤要上繳，後來鬆動壹點，也要繳90%以上。再後來更寬鬆一點了，國營企業裡邊的官員有了更大的支配權。即使剩下的部分也主要不是用於給企業內部的產業工人發獎金，而是作為企業自留資金。這個資金也不是工人可以隨便動用的，可以被共匪肆意瓜分。所以國營企業也有很多人也在抱怨，他們得到的工資和福利相比他們創造的價值太少了。

有人會說，那是因為國家要代表全體人民搞建設，搞福利，所以需要暫時犧牲壹部分人的利益，集中資源辦大事。姑且先不論這種觀點在邏輯上和程序上是否有足夠的合理合法性，如果嚴格按照勞動價值論要求，那麽就必須先確認每個勞動者實際創造了多少價值，然後，國家再徵調或者借用其中的多少，這樣才是清楚明白和公平正當的。然而，共匪有這樣做過嗎？從來沒有，國營企業的利潤最終被共匪貪汙了。勞動者既不知道自己實際創造了多少價值，也不知道其中有多少被徵調或者借用，甚至不知道究竟是徵調還是借用？

如果這些產品或價值是借用，那就意味著是國家欠勞動者的，必須歸還。總要有壹個歸還計劃，還要加上合理利息補償，而不管國家的經濟狀況如何，因為那不是個別勞動者的責任，而是借貸人，即政府的責任。然而，共匪控製的國營企業有這種歸還計劃嗎？沒有。連是徵調還是借用都不清楚，甚至連勞動者自己到底創造了多少價值也不知道，還什麽？怎麽還？

首先，勞動者就總在抱怨自己得到的工資和福利比自己創造的價值少得多，也就是說遠未還清。然後，這種分配主要依據計劃的規定，而與個別人、個別企業的勞動生產率高低基本無關。如果是歸還，那麽顯然個別人、個別企業的工資和福利的也應和個別人、個別企業的勞動生產率至少大致成正比。否則搞大鍋飯，平均分配，實際是在相同的行政級別下大體平均，那就是勞動生產率低的人和企業剝削了勞動生產率高的人和企業。這種剝削是否也應該被批判和糾正？

其實，所有這些理論和實踐脫節的矛盾，如果換壹個角度看就很好理解了。因為根本無法計算具體的勞動量，例如科學研究、企業管理等複雜勞動的價值，實際上在共匪控製的國營企業的內部的分配也不是依據勞動價值論，而是根據各生產要素在生產力的形成中的貢獻大小分配。西方經濟學中的生產要素，壹般分資本、勞動、土地、企業家才能四項，可以抽象簡化為資本和勞動兩項，土地、企業家才能可以合併到廣義資本要素中。既然是按照生產要素對生產力的貢獻大小決定分配，那麽自然貢獻大的要素所占的比例就大。所不同的僅僅是，市場經濟通過市場決定各生產要素貢獻大小，共匪控製的國營企業是共匪通過自己的意誌規定各生產要素貢獻大小，如此而已。共匪規定國家拿大頭，集體拿中頭，個人拿小頭的分配原則。這個比例是怎樣來的？其實，也就是參考壹般市場經濟下形成的勞資分配比例關係，而不可能是從天而降，無中生有的。也是因為這個緣故，所以國家徵調某些勞動者創造的部分價值，並不需要解釋和說明，更不需要歸還。在共匪統治的國家，整個國家都是共匪的，共匪可以隨意以國家的名義佔有社會財富，尤其是處在計劃經濟時代的共產極權主義國家，整個社會資源的分配權在共匪手裡，共匪以國家佔有的名義讓自己成為最富裕的階層。因為事實上，國家並不認為這壹部分價值是這些勞動者創造的，而是國家作為資本所有者的投資收益。全民所有製的名稱也說明了這壹點，資本所有權是全體公民，這個投資的收益也歸全體公民所有，而不是個別企業的勞動者。政府是代表全體公民收取和利用投資收益，並不是說這個投資收益不存在。根據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根本沒有什麽資本投資人的投資收益可言，不管這個投資人是誰。因為任何壹個企業的可變資本V都只能是該企業的勞動者創造的，投資人不管他是什麽身份，最多隻能收回不變資本M部分，甚至連這部分也收不回，因為可能有「罪惡」。在馬克思的分類法裡邊投資人就是剝削者，共匪用馬克思的理論否定了資本家的資本收益權，作為以國家的名義搶劫社會財富的理論依據，可是共匪奪取政權之後以國家的名義佔有社會財富享受資本收益權，馬列主義只是名義上反對資本家剝削，可是對於共匪佔有生產資料獲取收益卻是支持的，如果說共匪是為勞苦大眾追求利益的，顯然是荒唐的，共匪實際上也是剝削者。

中國的國營企業本質上是黨營企業，不生產免費的產品，不讓內部產業工人分享剩餘價值，不生產便宜的產品而是利用壟斷謀取暴利，企業利潤不會成為社會福利而是成為太子黨的商業利潤，不會用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計算國營企業產品的價格然後讓工人根據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計算出來的工分進行兌換實行按勞分配。中國的國營企業本質上是共匪用來行使資產階級法權謀取商業利益的商業機構，所以應該用黨營企業來稱呼共匪建立的國營企業。

講了這麽多，應該可以分析出共匪為什麽拒絕放棄國營企業壟斷的原因了，只要被共匪支配的政府還可以通過控製國營企業的方式實質上瓜分社會財富，放棄國營企業壟斷就意味著共匪要失去巨大的經濟利益，所以共匪堅決反對美國提出的解除壟斷的訴求，這種做法對於作為中國社會最大的剝削者的共匪來講是一種正常的趨利避害的做法。



如果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是正確的，工人階級必須反共，因為共匪就是中國最大的資產階級最大的剝削者，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角度分析，共匪實際上是維護剝削的統治階級，只有消滅共匪才可以消滅剝削。共匪本質上是壓迫工人階級的，共匪一邊侵犯資產階級的私有財產，一邊在私營企業內部維護資產階級法權。

如果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是對的，中國也有剝削，雖然共匪經常掠奪私營企業，經常沒收資本家的私有財產，不允許私營企業的資本家存在獨立的政治傾向與可以免於被割韭菜的私有財產保障，可是共匪的掠奪行為與沒收行為本質上是官僚資產階級基於自身利益對非官僚的資產階級進行的掠奪，私營企業在平時的生產與分配的過程中共匪是保護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的，共匪是保護資本家剝削工人的權力的，共匪根本不代表工人階級的利益，在中國有工人要爭取建立獨立工會，主張分享企業淨利潤，爭取在私營企業內部獲得財產性收入，訴求分享剩餘價值會被共匪鎮壓，甚至被共匪送進精神病院，中國的資本家擁有的資產階級法權比西方國家的資本家還大，中國的資本家可以長期讓工人階級的工資與企業利潤增長脫鉤，甚至長期拖欠工人階級的工資，雖然中國的資本家會遭受官僚資產階級的壓迫，可是中國的資本家壓迫工人的過程是受到共匪充份的保護的。

中國雖然私有財產權薄弱，雖然東亞大陸人無法購買傳統意義上的私有土地，無法購買永久產權的房屋，私有財產很容易被侵犯，但是中國的資產階級法權是龐大的，資方可以在沒有獨立工會的製衡的情況下單方面決定勞動條件，中國沒有公有製經濟，國營企業屬於黨營企業，中國沒有按勞分配，中國根本不是社會主義國家。

我覺得某些體製內打著馬克思主義的旗號的學者是在幫共匪進行思想維穩，他們的階級剝削理論專門用來分析西方國家，面對血汗經濟比西方國家還嚴重的中國的時候，他們是選擇性失明的，他們甚至用穩定壓倒一切為共匪鎮壓工人階級的反抗辯護。在中國基本上真正因為希望維護工人階級的利益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學者是共匪鎮壓的對象，共匪只允許中國人接受官方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洗腦，不允許中國人運用馬克思主義反對黨國資本主義。

中國社會的工人階級應該反共，共匪幫助資方壓迫工人階級，共匪無法代表工人階級的利益，共匪沒有積極的改善工人階級的勞動條件，共匪沒有積極的維護工人階級的勞動權益，共匪沒有積極的促進工人階級創造的剩餘價值以薪資提成 股份分紅 免費醫療 免費教育 免費養老的方式回饋工人階級。共匪是工人階級的敵人，共匪雖然掠奪資本家的私有財產，可是共匪會對爭取改善工人階級的勞動條件，維護工人階級的勞動權益，爭取工人階級創造的剩餘價值以薪資提成 股份分紅 免費教育 免費醫療 免費養老 住房補貼的方式回饋工人階級的獨立工會進行迫害，工人階級應該參與反共事業。中國對剩餘價值的回饋程度低於歐美國家，中國的社會製度不允許爭取分享剩餘價值的工人運動存活，共匪也不會主動的把剩餘價值分享給工人階級，中國根本不是社會主義國家。中國社會的工人階級的勞動條件比原始資本主義時期的歐美國家還差，中國社會的工人階級應該爭取改善勞動條件。我覺得中國是選擇了最壞的資本主義的國家，沒有維護工人權益的法治，沒有允許左派政黨為工人階級爭取利益的民主政治，不允許獨立工會存在，勞動條件很差，剩餘價值回饋程度很低。

共產極權對中國農民的壓迫

作者 左翼反共人士 寫於 二零一九年



中國的農民，始終生活在土地尋租的社會中沒有被解放，中國沒有被赤化以前實行的是土地私有製，大多數農民是有私有土地的自耕農，是傳統的小農經濟，即使沒有私有土地的農民 也是有高度的經濟自由權的，可以從地主那邊承包土地耕種，打算生產哪些農產品地主是不管的，生產出來的農產品地主也無權支配，農民可以自由的支配，可以留給他們自己，也可以拿去賣給別人，只是定期要繳納土地稅而已，土地稅也是根據，承包土地的面積大小來決定的。

中共佔領中國之後，實行了純粹的農奴製，徹底的剝奪了中國的農民的經濟自由權，土地全部被沒收，農民被發配到生產隊，生產什麽，如何分配全部由中共來決定，農民除了壹年四百斤左右的口糧之外，剩下的糧食必須交給中共。

毛澤東根本沒有解放中國的農民，而是讓中國的農民成為純粹的農奴，很多時候農民連基本的口糧都無法保障，比如壹個農民壹年生產了五百斤的糧食，按理說只要繳納壹百斤糧食就好了，但是各級政府為了討好上級為了徵收更多的糧食會製定農業指標，甚至虛報農業產量，比如只有五百斤卻要上報六百近 農民原本要上繳壹百斤卻必須上繳兩百斤，很多農民因為這樣而遭受飢荒，然後餓死。

毛澤東時代的土地尋租是體現在徵收農產品上邊，按照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的標準，中國的農民壹直都是農奴，毛澤東時代是建立在井田製基礎上的傳統的農奴製度，毛澤東死後中共實行的是建立在井田製基礎上的佃農製度，毛澤東時代雖然消滅了表面上的土地尋租，但是農民徹底的失去了經濟自由權，就算不必用剩餘勞動去生產地租，但是利用農業生產資料生產出來的生活資料要被中共拿走壹大半，農民除了可以得到中共規定他們應該得到的基本口糧之外，根本沒有任何經濟自由，基本上是壹無所有的，毛澤東死後共匪實行了佃農製度，在土地全部被收歸共匪所有的基礎之上，釋放了壹部份經濟自由權給農民，但是因為農民沒有真正屬於他們自己的土地，中共對他們徵收了幾十年的農業增值稅，中共成了他們的地主，他們要向中共繳納耕地佔用稅 生豬稅 車船稅 由公積金 公益金 行管金 教育費附加 計劃生育費 民兵建設訓練費 鄉村道路建設費和優撫費組成的八項雜稅 村提留鄉統籌作為地租以及農業生產過程中針對種子 化肥 農藥 柴油徵收的資源稅 消費稅 增值稅 城建稅，中共依舊可以徵收土地 支配承包權 決定農業用地的用途 壟斷農產品的銷售通路，只要中共願意介入基本上農民無法阻止，中共的村書記與地方政府取代了傳統的地主，成為了土地尋租者，土地被用來作為從事資本尋租的工具的商品屬性始終還是存在的，土地的所有製還是資本尋租者的所有製。中共所謂的取消農業稅只是名義上取消了農業增值稅，可是因為中共本身擁有不受約束的可以進行權力尋租的權力，中共還是可以利用權力開設新的稅收名目掠奪中國農民的財富。因為中國的土地本質上屬於中共，所以中國農民的農業用地是不受保障的，中共可以隨時通過變更土地用途的方式掠奪中國農民的農業用地。中國的農民隨時可能被中共的公檢法稅掠奪，中國的農民的私有財產權在製度層面是沒有保障的。無論中共如何定義中國的土地性質與土地製度，中國名義上的集體土地本質上是被中共支配的，國有土地與集體土地名義上的所有者，廣大中國人民，並沒有實質上支配國有土地與集體土地的權力，因為實行一黨專政的中共是中國的實際統治者。農村的集體資產的實際支配著是村書記，可以承包大量土地開辦企業的人主要是村書記的親信，普通農民通常只有口糧田，如果只是務農，很難維持生活，所以除了種田還要打工。中共長期實行戶籍製度，劃分農村人口與城市人口，農民要成為城市人口，要得到城市人口在城市的待遇，就必須放棄農民身份，必須放棄在農村的口糧田，不然即使在城市打工也只能在城市做賤民，農民長期受到這種城鄉隔離的壓迫，中共建立的戶籍製度壓迫了農民的發展。中共雖然在造反的時候反對不動產尋租，宣稱不動產尋租屬於剝奪，建國之後的很多中共貪官都擁有大量的進行不動產尋租的住宅與商鋪，只要這些貪官在政治上沒有站錯隊，就不會被清算，中共本質上是政治流氓。

根據中國農民調查的統計，共匪對農民曾經使用過的掠奪名目主要分為六大類。

集資類——鄉鎮辦公樓集資費、鄉鎮教學樓集資費、鄉鎮科技網集資費、鄉鎮醫療門診部集資費、鄉鎮黨員活動中心集資費、鄉鎮影劇院集資費、建鄉鎮企業集資費、改造鄉鎮環境以及打擊刑事犯罪經費補助集資費……。 管理類——鄉村辦公房修繕費、鄉村幹部差旅費招待費、鄉村黨團員活動費、鄉鎮黨代會人代會會議費…… 教育類——民辦教師工資費、公辦教師補貼費、校舍建改造費、學校正常辦公費、報刊圖書資料費、教學儀器與文體器材設備費…… 計生類——獨生子女保健費、節育手術營養費、計劃生育委員補貼費；計劃生育小分隊補貼費…… 幹部類——黨支部書記補貼費、村委會主任補貼費、會計補貼費；民兵連長補貼費、治安委員補貼費、團支部書記補貼費、婦女主任補貼費、村民小組長誤工補貼費、獸醫員農技員廣播員護林員護坡員報刊 投遞員清潔衛生人員補貼費、電工水工木工瓦工以及村裏安排的壹切勤雜工的補貼費…… 訓練類——民兵訓練生活補助費、民兵訓練誤工補助費、看守槍支彈藥執勤補助費……公益類——敬老院建設費、敬老院服務人員補貼費、合作醫療建設費、農村醫務人員補貼費、烈軍屬優待費、殘廢軍人優待費、現役義務兵家屬優待費、老弱病殘復員退伍軍人優待費、工傷民工照顧費、困難戶照顧費、五保戶照顧費……其他類——交通建設義務工補貼費、文明村建設用工補助費、開街建集修路費、宅基規劃費、房屋準建費、種子檢疫費、畜禽防疫費、牲畜保槽費、架設電線費、統壹滅鼠費、派出所民警購置對講機和摩托車費、司法人員服裝費……、村幹部及非生產人員支出費、計劃生育支出費、公益事業與優撫支出費、…… 挖空心思類——鄉鎮學校贊助費、輔導費、試卷費、資料費、掃帚費、生豬稅、屠宰稅、增值稅、所得稅、城建稅；或不管養豬與否，壹律按人頭徵收豬頭稅；辦理結婚登記手續時有結婚證書工本費、介紹信費、婚姻公證費、婚前檢查費、婦幼保健費、獨生子女保證金、婚宴消費費、殺豬屠宰稅、結婚綠化費、兒童樂園籌建費、計劃生育保證金、晚育保證金、夫妻恩愛保證金、金婚保證金等１４種稅費（源自陳桂棣、春桃：《中國農民調查》）毛澤東說：人的思想壹旦解放，什麽人間奇跡都能創造出來。村鄉鎮幹部能在辦理結婚登記手續時發明「夫妻恩愛保證金」的稅費名目，真是可列入吉尼斯記錄的空前絕後奇跡。 這種暴征橫斂得以暢通無阻後，更加荒謬絕倫挖空心思的掠奪名目就會隨著任何壹項政策法令的頒行而再生。

實際上中國的農民從來就沒有被中共解放從來就沒有真正的翻身，土地尋租本身並沒有因為中共的出現而被消滅，很多的農民給他們所謂的人民政府支付完地租之後，剩下那壹點農業利潤只是勉強維持溫飽，很多人被迫要去做兼職成為廉價的勞動力人口，要去城市裡邊打工，於是形成了壹個中國特有的群體也就是農民工，農民被中共利用去打國民黨成為炮灰，死了很多的人，結果生活並沒有什麽實質上的改善，還是在底層艱苦的生活，從中國的工人與農民的處境中不難看出 即使按照共產國際的標準，中共也沒有統治中國的合法性，中國很多民運人士只是針對結束中共的壹黨專政很有興趣，對於結束中共的壹黨專政之後建立怎樣的憲法確立怎樣的社會製度缺乏設想，關於農業問題中國在結束中共的壹黨專政之後應該首先改革土地製度，在農業用地方面尊重私有產權的基礎上清除土地尋租的空間，也就是說可以購買私有土地但是不能把私有土地承包給自耕農賺取地租，絕對不允許包產到戶的行為，絕對不允許真正從事農業生產的人成為農業雇傭勞動者，絕對不允許只是佔有土地但是卻沒有使用土地進行農業生產的人利用對土地的佔有剝削自耕農，這就從根本上消滅了土地剝削。

私有土地應該允許買賣，因為壹個自由的勞動者尤其是農民，當他們希望不再從事農業生產之後應該有出售土地的自由，但是只能保值或者是適度增值不能謀取暴利，比如某位地主最初購買土地的時候花了多少錢，那些錢相當於多少頭豬的價格土地管理部門要進行統計，比如壹塊土地相當於壹萬頭豬的價格，以後就算物價上漲土地價格上漲貨幣貶值土地出售價格上漲，那位地主出售土地之後只能完全獲得相當於壹萬頭豬的出售價格的土地交易收入，比如那位地主原先購買土地的時候花了相當於壹萬頭豬的價錢比如那個時候壹萬頭豬的售價是壹萬塊錢，等到那位地主出售土地的時候因為物價變動壹萬頭豬相當於兩萬塊錢，那麽那位地主出售土地所獲得的收入中兩萬以內的收入應該全部歸那位地主所有，從而做到不扼殺那位地主原來的奮鬥確保財產保值並且也讓那位地主可以得到壹份持有土地期間對土地的開墾以及維護所做出的貢獻的合理回報。

可是土地的增值除了作為自耕農的地主的努力之外也有社會大眾的努力所以超出兩萬塊錢的部份，剩下增值的部份可以看作是因為是社會進步土地周圍的部份被開發所造成的是社會大眾共同努力的結果所以三分之二要作為社會福利支出，地主只能獲得三分之壹這樣做符合社會公正的原則又可以防止出現土地炒作的狀況有利於避免因為土地造成貧富的兩級分化從而也保障了人民改變生活方式的經濟自由的權利，實現了這兩項政策之後就基本上完成了在社會市場經濟的基礎上重建個人所有製的工作了。

以後土地的交易將完全成為單純以改變生活方式為目的而不再具有炒作土地謀取暴利的功能了，農業用地的合理使用也有有了製度性的保障，這樣做最符合農民的利益，以後他們打算髮展合作社經濟的時候也不會出現因為沒有私有土地而淪為毛澤東時代那種生產隊的農奴了，也不會像中國改革開放之後的半農奴因為沒有私有土地所以必須向黨國支付耕地佔用稅以及購買種子 農藥 化肥過程中的消費稅了，再也不用向黨國支付八項雜費跟村提留鄉統籌了，再也不用繳納公積金、公益金、行管金、教育費附加、計劃生育費、民兵建設訓練費、鄉村道路建設費和優撫費了，也從根本上避免了自由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因為土地私有所出現的地租剝削以及土地兼併的狀況出現，這樣從根本上保證了農民可以在擁有私有土地的基礎上自由的結合，在自由的聯合的集體經濟中充份獲取利益，只有這種符合社會市場經濟原則與馬克思在論土地國有中的重建個人所有製以及自由人聯合體的主張的土地製度才可以充份的促進中國的農業經濟的進步充份的保障農民的利益。

因為土地的天然營養能力或負載功能所產生的自然收益，屬於素地租金，在中國成為農業增值稅 村提留鄉統籌被共匪佔有。因為社會進步文明發展而增加的社會收益，社會增值或者自然增值而增加的收益屬於經濟地租，在中國成為土地出讓金的收入與高房價收入，被共匪佔有。因為土地所有權人對土地投入勞動或資本所生之收益屬於改良價值所形成之收益，在中國屬於耕地佔用稅被共匪佔有。共匪根本就沒有消滅土地剝削，而是成為土地剝削的受益者。

延伸閱讀 中國學者談政治流氓對中國農民的掠奪

1953-1985年統購統銷，從農民手中至少拿走了價值58億兩黃金的財富，農民選舉權僅相當於城市公民的四分之壹甚至更少，遷徙自由被剝奪，養老沒保障，進城就業遭遇戶籍歧視。



河南省委領導到洛陽等地貧困山區調研，有村民感嘆說「過去農民種糧交稅還能為國家做點貢獻，現在什麽稅也不交了，國家還給這補貼那補貼，我現在壹點貢獻也沒有……說實話，我心裏很慚愧。」此語壹出，輿論嘩然，稱其善良者有之，認為其愚昧者也大有人在。



2006年農業稅被廢止時，國內媒體炒得沸沸揚揚，農民似乎也感激萬分。然而，為國家建設付出了60年血汗的中國農民並非像村民段中智所言「啥稅也不交了」，免除農業稅的象征意義要遠遠大於給農民帶來的實際利益，而且農民的現實處境也並非如新聞中描述的那般美妙。



壹、60多年來農民有多少財富和權利被拿走？



自新中國成立至今，農民為這個國家不知付出了多少，其勞動創造的財富幾乎全部被拿來用於支援國家建設。然而，數十年的血汗奉獻，並沒有讓他們得到更多的實惠和權利，占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至今仍舊是「二等公民」。



（壹）60年來農民為國家貢獻了多少財富？



新中國60多年的經濟建設，從農民身上拿走了多少財富呢？恐怕誰也說不清楚，我們只能用壹些大而化之的事件和數字去估量這個群體曾經和正在付出多少東西。



1、1949-2003年農民交了近4000億元的農業稅



新中國成立最初幾年，農業收入壹度占國家財政收人的40％。僅就農業稅而言，從1949年到2003年，全國累計征收農業稅達3945.66億元。其中僅1949-1984年征收的農業稅額有1000多億元（王鋒《中國農村稅費改革分析研究》），按照當時的最低價格兌換成黃金至少11.42億兩（相當於現在10萬億人民幣）。



這還僅僅是上交給國家的農業稅，並非農民承擔的全部稅費，而在農民的稅費負擔中，農業稅是最少的，農民稱其為「頭稅」，此外還有上交集體的「三提五統」（指公積金、公益金、管理費、農村教育統籌、計劃生育統籌、優撫對象統籌、民兵訓練費和鄉村道路建設統籌費），農民稱為「二稅」，達標集資（指行政事業性收費、政府性基金、集資、攤派、罰款等）則稱為「三稅」。（楊青平《皇糧國稅——稅製流變與王朝興衰》P223）那「二稅」「三稅」到底有多少？

1957年浙江安吉縣有幹部曾形象地描述說：「壹個農民種五棵稻：壹棵是給國家種的，壹棵是給社長種的，壹棵是給會計種的，壹棵是給五保戶、公積金種的，壹棵才是給自己種的。」



1985年全國農民農業稅交了47億元，而民辦教育16億，供養五保戶10億，照顧烈軍屬5億，文化衛生20億，民工建勤義務工20億，計劃生育32億，基層於部和脫產人員補貼70億，亂收費40億，總汁257億元。（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中國農民負擔史》編輯委員會編著:《中國農民負擔史》第4卷，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4年版，第405頁）也就是說，農業稅僅僅占農民負擔的五分之壹不到，同1957年的情況差不多。



1988-1991年，全國農民人均農業稅從8.6元增長到10.5元，人均村提留和鄉統籌費則由28.86元增長到44.55元，若加上亂收費、亂罰款等社會負擔，1991年農民負擔約為90元，農業稅只占九分之壹。（俞德鵬《城鄉社會：從隔離走向開放——中國戶籍製度與戶籍法研究》）



2000年的情況據專家測算，全國農民人均繳給國家的稅約為45元，繳給鄉村集體的費約為185元，用於各種達標活動的集資約為100元．合計330元，三者比例約為1：4：2。農業稅只占農民負擔的七分之壹（楊青平《皇糧國稅——稅製流變與王朝興衰》P223）



從上述情況可以看出，4000億農業稅僅僅是近60年農民付出的很小壹部分，紛繁復雜的亂收費、亂罰款和各種攤派才是農民的主要負擔，也難怪民謠說；「頭稅輕，二稅重，三稅是個無底洞。」

2、1953-1985年統購統銷，從農民手中至少拿走了價值58億兩黃金的財富

為了保證城市的糧食供應和穩定糧價，也為了給工業發展積累資金，1953年開始政府開始實行對糧食的統購統銷，強製農民低價把糧食賣給國家，農民自己吃的糧食數量和品種也得由國家批準。國家以低於其實際價值的價格收購和出售糧食，而以高於其實際價值的價格將工業產品賣給農民，這就形成了「剪刀差」。

國家通過統購統銷的「剪刀差」從農村拿走多少財富？據王鋒博士統計，從1950年到1978年，國家從農業取得了5100億元收入（按照當時的最低價格兌換成黃金相當於至少58億兩，至少相當於現在的49萬億人民幣），平均每年176億元；1979年到1994年，國家從農業提取了15000 億元收入，平均每年937.5億元。而90 年代以來每年「剪刀差」的絕對額都在1000億元以上。（數據來自王鋒《中國農村稅費改革分析研究》P51）而據袁瑞珍統計，1953-1985年統購統銷過程中農民向國家貢獻的財富大約在7000億到8000億元。要知道，1978年中國全部國有工業固定資產也只有9600億。這種「剪刀差」讓農村壹貧如洗。

統購統銷常年過度征購農民余糧，導致農民口糧不足。即便農業大豐收，農民仍吃不飽肚子。劉少奇曾有明確說要犧牲農民保證城市糧食供應和工業建設需要 。農民將這種低價強製購糧的政策成為「暗稅」，民謠中說：「暗稅最要命」。

3、1959-1961年大饑荒：上千萬農民因為過度征糧被餓死

1959-1961年之所以會出現大饑荒，主要是因為大躍進中虛報糧食產量，導致高征購，各省為完成征購指標，逼迫農民把口糧上繳，致使大饑荒蔓延。為了完成征購指標，地方官員無所不用其極。比如安徽鳳陽「很多社、隊成立了『查糧小組』、『調糧突擊隊』，翻箱倒櫃戳地鑿壁，逐戶搜查，吊打群眾，結果不僅將社員自留地收的少量糧食和留下的壹點雜糧、種籽沒收，就連山芋葉子、雞蛋、藕粉、現金等亦被以『反資本主義』為名搜走。」

同時，在人民公社體製下，基層幹部為自己享樂大肆占用農民口糧，導致農民缺糧餓死。如鳳陽縣「光大隊的幾個幹部有賬可查的就吃掉牛肉1800多斤。春天，發給病人的白米、洋面，絕大部分被他們吃掉。大隊書記陳榮付，煮牛肉沒有柴草，就把社員任光衡的房子扒掉。」

當時實行的政策是保證城市犧牲農村，比如當時京、津、滬三地糧庫告急，中央決定犧牲饑荒最嚴重的四川，讓李井泉火速向外調糧。1960年糧食部副部長趙發生說：「四川每年都要調出大量糧食支援全國各地。但四川城市人民每月只吃20斤、19斤；農村食堂每天每天吃四兩糧。四川人民把方便讓給別人。」（《全國糧食廳長會議簡報》，四川南充，1960年2月9日。）這種不顧農民死活的糧食高征購導致了四川成為是餓死人最多的省。

大饑荒中餓死的絕大多數人都是農民，這三年間農民失去了多少糧食和財富權且不論，僅僅餓死了的人數，至今仍是個謎……

4、1962年至今：農民私有土地被收歸集體所有，至今仍無土地所有權

從50年代開始，不僅農民的勞動成果被拿走，就連農民賴以為生的土地，也不再歸農民所有，而成為「集體」或國家的財產。

50年代中後期，當農民轉入高級合作社後，土改時分給農民的私有土地便轉為合作社集體所有。1962年《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進壹步將農民的宅基地也劃歸集體所有，其第二十壹條規定：「生產隊範圍內的土地，都歸生產隊所有。生產隊所有的土地，包括社員的自留地、宅基地等等，壹律不準出租和買賣。」

改革開放以後不僅沒恢復農民的土地所有權，反而在憲法層次上明確規定土地集體所有和國有，198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十條規定：「農村和城市郊區的土地，除由法律規定屬於國家所有的以外，屬於集體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屬於集體所有。」

至此，農民不僅在事實上，而且在法理上完全喪失對土地的所有權，從建國初期土地的主人淪落成為現在「集體」土地的雇工，這也成為如今政府和開發商圈地過程中農民無法維護自身利益，最終連土地使用權也完全喪失的根本原因。



5、1962年為了緩解城市糧食壓力，城鎮人口向農村移民2000萬

1959-1961年饑荒威脅著數億農村人的生命時，為了減輕城市的糧食供應壓力，陳雲建議中央「動員城市2000萬人下鄉」。1961-1963年，全國共精簡職工1800萬人，壓縮城市人口2600萬人。（俞德鵬《城鄉社會：從隔離走向開放——中國戶籍製度與戶籍法研究》，P30）後來毛澤東在談起這壹條措施時很感慨地說：「我們的人民好啊！幾千萬人招之即來，揮之即去。」但他卻沒有想過2000萬人會給饑荒中的農民帶來更大的生存壓力。

為了防止農村難民進入城市逃難，1959年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製止農村勞動力流動的指示》和《關於製止農村勞動力盲口外流的緊急通知》，嚴格限製農民進城。即便在大饑荒最嚴重的時候，也不允許農民逃離農村進入城市。

6、1968-1980年上山下鄉運動：知青與農民爭土地、爭工分、爭口糧

1968年毛澤東為降服紅衛兵和緩解城市勞動人口壓力，號召「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據統計，在1962—1979年期間，全國累計下鄉的城鎮知識青年有1776萬之眾，加上幾百萬的機關幹部職工下放農村，總共有2000余萬城鎮人口流入農村。城市人口轉移到農村，必然增加農民的生存壓力，知青的到來讓農民本就貧苦的生活雪上加霜。官方資料也承認：「在那些人多地少的地區，由於安置人數過多，增加了農民負擔，形成與農民爭土地、爭工分、爭口糧的狀況，損害了農民的利益。」

同樣作為這場運動的受害者，知青群體或懷念或控訴，擁有強大的話語權，而農民至今仍然出於失語狀態，連表述的機會都沒有。

7、60年來農民付出的勞役不計其數

除了上述生命財富損失之外，農民還有壹部分巨額勞務付出經常被忽略，這就是攤派在每個農民身上的勞役。這些勞役付出主要用於農田水利基本建設、植樹造林、防汛、公路建勤、修繕校舍等。

以水利建設為例，復旦大學教授張樂天說：「現在國家建水庫要投資多少億？當年都是農民幹出來的。那時建設的水利工程，其總量遠遠超過現在，因為當年遍地開花，全都在幹，像紅旗渠多著名啊。」水利工程會耗費多少人力呢？以湖北省為例，僅「大躍進」時修建丹江口水利工程就動用了17個縣的10萬名民工，依靠人力投擲的粘土、沙石，土法建成了壹道大壩。放在現在，這需要多大的投入？而在當時，這都是按照義務工攤派給農民的勞役。據統計，上世紀50-70年代，中國水利工程建設 「大躍進」，現有的8.7萬座水庫大部分建於那個時期，想想就知道當時農民付出了多少。



（二）60年來，政策歧視讓農民的公民權利喪失殆盡

農民用生命和財富為國家建設奉獻，為政策失誤買單，他們得到了什麽？「二等公民」的特殊待遇，政策上法律上福利上的各種歧視……60多年來，農民喪失了多少權利？

1、農民選舉權僅相當於城市公民的四分之壹甚至更少

建國以來，為了保證工人階級的領導地位，毛澤東強調「在立法上要講階級不平等」，從1953年《選舉法》開始，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長期以來只有「八分之壹選舉權」（1979年修改為五分之壹，1995年修改為四分之壹）。1953年製定選舉法時，全國農村人口占總人口86.7%，而所擁有的全國人大代表數僅占總人數的5%左右。

我國城鄉居民選舉權「同票不同權」的現象，直到2010年才得以在法律層面上終結。然而據統計，截至2012年2月29日，第十壹屆全國人大代表實有2978人，其中官員、公務員代表2491人，民企員工代表16人（包括農民工3人），農民代表13人（以村黨組織書記為主） 。也就是說，真正能夠代表八億農民利益的人大代表僅僅15個（如果村黨組織書記能真正代表農民利益的話），僅相當於1953年的十分之壹，而代表兩億多農民工利益的僅3人。由此可見，雖然法律已經修改，但事實上八億農民在政治參與上的處境更加邊緣化，完全處於被忽略的失語狀態。

2、 戶籍壁壘森嚴：農民淪為「二等公民」

戶籍，恐怕是農民最痛的傷口。1958年為了限製城市人口增加，防止農民進入城市，全國人大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當時的公安部長羅瑞卿解釋《條例》的製定目的說：「既不能讓城市勞動力盲目增加，也不能讓農村勞動力外流。」他還批評有的城市機關、單位讓「從農村盲目流入城市沒有戶口的人員」長期居住。

改革開放以後，城鄉戶籍鐵壁更加鞏固。國家陸續出臺政策強化對戶口遷移工作的限製，嚴格控製「農轉非」。

那麽農村戶口和城市戶口到底能給人們生活帶來多大差別？僅以保險福利為例：「1992年，每個有非農業戶口的中國人可以從國家那裏獲得524. 4元錢的保險福利費，若加上440 .3元的無形住房補貼，那麽市民戶口的身份價值就是964.7元。1992年中國農民的人均純收人才784元，人均消費水平才648元。也就是說。壹紙戶口要勝過農民壹年的辛勞。」 （俞德鵬《城鄉社會：從隔離走向開放——中國戶籍製度與戶籍法研究》，P121）

對占人口總數80%左右的農民來說，國家福利製度幾乎是壹片空白。只有少得可憐的幾種福利形式，那是農民自辦的。「小學是民辦的，『五保戶』是農民負擔的，修橋、鋪路等等壹切公共事業無壹不是由農民自己來集資。農民住房靠自己建，農民看病掏自己的腰包，農民上了年紀以後靠子女贍養，死亡之後由子女出喪葬費用。生老病死聽天命，衣食住行要自謀。」（俞德鵬《城鄉社會：從隔離走向開放——中國戶籍製度與戶籍法研究》，P121）

正因為如此之大的利益差別，農民們才會想方設法擠破腦袋去贏得壹個城市戶口，有些婦女甚至不惜獻出身體。據《法製日報》1993年報道，廣西壯族自治區隆安縣公安局局長陸世長1977年至1991年間以批準農轉非戶口為誘餌，先後奸淫婦女8人48次，調戲、侮辱婦女5人。這僅僅是法院調查認定的事實。而據有線索的數字，這個色魔在14年間奸淫婦女數則為100多人。（俞德鵬《城鄉社會：從隔離走向開放——中國戶籍製度與戶籍法研究》，P57）

這種情況雖然有所改善，但是戶口壁壘依然等級森嚴，特別是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這從大學生、研究生找工作時拼命地想在城市落戶就可知道其中利害。普通農民想在城市落戶，更是難上加難。而2010年廣東推行「積分入戶」和 重慶的「土地換戶口」等措施，說白了就是「要人手不要人民，要戶口得交土地」的霸王條款  。

3、1957年至今，遷徙自由被剝奪

伴隨戶籍製度的確立，農民的遷徙自由也被剝奪了。

1951年公安部頒布《城市戶口管理暫行條例》和1954年製定憲法的時候，其宗旨裏還有保障人民居住、遷徙自由的字樣。

但從1953年開始，國務院相繼發文件指示：「鐵道、交通部門在主要鐵路沿線和交通要道，要嚴格查驗車票，防止農民流入城市；民政部門應將流入城市和工礦區的農村人口遣返原籍，並嚴禁他們乞討；公安機關應當嚴格戶口管理，不得讓流入城市的農民取得城市戶口；糧食部門不得供應沒有城市戶口的人員糧食……」層層設卡，想盡辦法要阻止農民進城。1957年12月13日，國務院全體會議通過《關於各單位從農村中招用臨時工的暫行規定》將農村勞動力徹底地排斥在城市大門之外。這些製度讓農民失去了在城市立足的任何可能性。1958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更是從製度上否定了農民的遷徙自由權利。（俞德鵬《城鄉社會：從隔離走向開放——中國戶籍製度與戶籍法研究》）

1975修改憲法時，把54憲法所規定的「遷徙自由」直接給取消了，我國公民的遷徙自由徹底失去了憲法保障。

改革開放以後，人民依舊沒有遷徙自由。法律方面，1982憲法沒有恢復「遷徙自由」的條款。參與本次製憲的法學家吳家麟解釋說：「有些做不到的就不要寫進去。因為有法不依，不如無法。無法盼法，大家還覺得有希望；有法不依，連盼頭都沒有了。」當時的憲法修改委員會秘書長胡喬木則說：「不能讓農村人口自由進城。現在城市很困難，有了權利大家便都到城裏住來了，那是不能規定的。」

事實上雖然農民可以進城務工，但是無法在城市享受應有的福利待遇，連基本的子女入學權利都沒有，這種想要農民創造價值又不給農民福利待遇的「遷徙自由」，是對農民的變相掠奪。

4、農民養老沒保障，完全處於自生自滅狀態

50到80年代，國有企業職工及機關事業單位人員的養老金由國家財政撥款，個人不需繳納任何費用。而農民養老只能「自力更生」，只有極少數老弱孤寡殘疾才獲得集體的保障，錢還是由農民自己掏。

80年代以後公務員養老國家全包，企業職工養老保險改革後，職工養老需自己繳納部分，公務員事業單位職工養老仍是國家全包。而農村建立的養老保險製度卻依舊是農民全部承擔養老費用。這種附加身份限定的養老保障製度，有悖於憲法精神。

5、教育上重城市輕農村，農民工子女無法上學，農村大學生比例下降

自新中國建立以來，在教育方面無論是教育經費、重點學校還是教育政策，農村都無法與城市相提並論，長期傾斜的教育政策讓占學生數量絕大多數的農村學生壹出生便「輸在了起跑線上」。

就教育經費而言，2001年我國小學生均預算內公用經費，城鎮平均為95元/人，農村為28元/人，城鎮是農村的3.39倍；初中生均預算內公用經費，城鎮平均是146元，農村為45元，城鎮是農村的3.24倍。國家投入的農村中小學財政預算壹般不夠發公辦教師的工資，因而教師的辦公經費、教學器具和圖書資料的購買只得由農民負擔。據估算，每年農民繳納的教育附加費達上百億元(1998年為165億元)。實際上，在教育費附加之外，農民還需要參加教育集資(1998年為53億元)、攤派和支付學校的亂收費。

由於農村教育經費長期投入不足，造成了中小學校數量不足，以致1983年至1998年，7148萬農村孩子因無校就讀而失去上初中的機會，平均每年失學量為476萬名。（俞德鵬《城鄉社會：從隔離走向開放——中國戶籍製度與戶籍法研究》，P82-88）教育投入上對農民赤裸裸的歧視，導致60%以上的農村學生在接受完義務教育後，不能接受高中和大學教育而回鄉務農或外出打工。

農民工子女的入學狀況更糟糕，由於城市學校不肯接收沒有城市戶口的農民工子女，或農民工付不起高昂的借讀費，他們只能將子女送進「打工子弟學校」，這些學校不花城市財政壹分錢，但仍不被容忍，很所城市強製取締「打工子弟學校」，僅北京市2011年8月關停的打工子弟學校，就導致3萬農民工子女失學。

教育長期的傾斜也導致了從90年代開始重點大學農村學生比例持續下降，統計顯示，2011年高等教育招生錄取的農村學生約占30%，其中重點大學的農村生比例不到兩成，中國農業大學農村生占三分之壹，北京大學在2010年只有壹成，清華大學2011年來自縣以下的學生不足兩成，而1980年代清華的農村生大約占二分之壹，「出身越底層，上的學校越差」，農民及其子女向上流動的道路越來越窄。

6、農民進城就業遭遇戶籍歧視，很多職業被禁止進入

從50年代開始，城市便封閉了就業市場，農村勞動力很難在城市找到工作。 1955年中共中央批示：「壹切部門的勞動調配必須納人計劃……不準隨便招收人員，更不準從鄉村中招收人員」。（俞德鵬《城鄉社會：從隔離走向開放——中國戶籍製度與戶籍法研究》）。而農民只能安守農村，永遠從事農業生產。

改革開放以後，農民雖然被允許進城務工，但幹的都是最臟最累的行當，因為很多城市出臺政策限製農民進入某些職業，這些職業都是特意留給城市人的。比如1995年上海發布《上海市單位使用和聘用外地勞動力分類管理辦法》，將20多個職業作為「不準使用外地勞動力的行業工種」。北京1997年初也開始限製使用外來勞動力，僅有12個行業的200個工種對外來人員開放。2000年初，北京市又決定將限製行業將由過去的5個增加到8個，限製職業由過去的34個增加到103個。（俞德鵬《城鄉社會：從隔離走向開放——中國戶籍製度與戶籍法研究》，P138-163）

這種對城市居民進行保護性就業的政策至今仍沒有改善，對普通農民工就業限製之嚴尚且不說，僅就大學生就業而言，每年碰到的戶口壁壘就不計其數，據統計，「在遭遇過戶籍歧視的青年中，有57.9%是農村戶口，有78.9%是非本地戶口；而在北京地區的調查中，非本地戶口求職遭拒的比例達到了驚人的93.9%。」

此外，農民在醫療、生育、維權等方面的狀況同樣不容樂觀。



二、免除農業稅並沒有給農民減輕多少負擔

免除農業稅被媒體炒得沸沸揚揚，但從實際效果來看，並沒有給農民減輕多少負擔，農民的處境也沒有多大改觀。

（壹）免除農業稅：象征意義大於實際意義

免除農業稅，看上去很美，其實更大程度上只具有象征性意義。2006年之前，中國是世界上唯壹專門面向農民征收農業稅的國家，當今世界上主要農產品生產國如美國、德國、法國，不僅早已免除了農民稅費，反而給予農民高額的直接補貼。因此，減免農業稅，從與國際接軌的角度看，的確可以算作壹種對農民的解放。

那麽免征農業稅到底能給農民帶來多大的好處？以河南這樣的農業大省為例，免征農業稅，全省少收稅10億元，如果加上約30％的征稅成本的話，每個農民大概少支出或者說增加了20元的收入。而2004年河南農民的平均收入是2550元，把農民的人均收入由2550元提高到2570元，增收幅度不到1％。由此可見，免除農業稅對農民增收的實際意義不大。

而且從上邊所列農民的稅費負擔看，各種雜費、雜稅，如教育附加費、屠宰稅等才是農民增收的根本障礙，這些亂收費的總額數倍於農業稅，至今仍沒有多大改善。

（二）免除農業稅不等於不交稅

河南農民段中智感嘆「現在啥稅也不交了……俺現在壹點貢獻也沒有」，其實這種看法明顯是與事實相悖的。農民的農業稅雖然免除了，但仍承擔著各種雜費雜稅。除此之外，農民實際上還承擔著很多稅種，比如說購買農資的增值稅、購買生活消費品的增值稅等，國家稅務總局副局長許善達在2005年10月的講話中說：目前中國農民在購買生產資料等生產過程中交納的增殖稅，每年在4000－5000億元之間，農民人均交納的稅款在200元以上。農民僅僅在購買生產資料環節就為國家間接地承擔如此高額的稅收，怎麽說農民不是納稅人？

（三）農資價格上漲，抵消政策優惠

農業稅免除後，不少地方的農資產品價格不斷上漲，這些雖然屬於市場行為，卻與當地政府的價格管理不無關系。這在壹定程度上「吞噬」了種糧直接補貼、降低農業稅等政策實惠。僅化肥而言，據查2006年底尿素價格約為1500元/噸，2007年漲到尿素價格1700 多元/ 噸，2008年2300 多元；二銨價格則由2006年底的2000元/噸增長到了2008年的4400 多元/噸，翻了壹倍多。

如此迅猛的價格增長，農民種地的成本陡然增加，不但政策優惠被抵消，農民的隱形負擔不降反增。

（四）二元體製下農民被剝奪狀況仍未改善

實際意義不大的免除農業稅被宣傳得轟轟烈烈，而二元體製下農民被剝奪被歧視的地位基本沒有任何改變，在壹些方面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勢。

比如近年來不斷出現的征地風波，某些以城市化名義推進的政策直指農民最後的生存資源——土地。農民「被上樓」，城市「要農民工的勞動力不要農民工，要農民的土地不要失地農民」，血拆悲劇不斷上演，農民賴以生存的最後壹點保障也被剝奪。

2004年的征地改革號稱能限製官商勾結損害國家利益，保護農民權益……然而據秦暉教授介紹：「這種改革對於國家與農民的利益分配模式沒有什麽改變，尤其是國家壟斷土地『壹級市場』、只許官府『征地』不許農民（甚至包括『集體』）『賣地』、更不許農民討價還價的規則沒有任何改變。」

現行的很多政策法律不僅剝奪農民的權利，甚至歧視農民的生命。比如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人身損害賠償適用法律若幹問題的解釋》的規定：「死亡賠償金按照受訴法院所在地上壹年度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標準，按二十年計算。」按照2011年的標準來算，城鎮居民人均收入是21810元，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6977元。僅僅因為戶籍差別，城市人口死亡賠償金就是農村人口的三倍，也就是說，城市人口壹條命的價值是農村人口的三倍。「同命不同價」，如此赤裸裸的歧視，連生命權都不能平等，何談公正？難怪早在1994年四川省合江縣壹個鎮幹部敢公然對群眾說：「死壹個農民算什麽？就如同死壹只螞蟻。」（俞德鵬《城鄉社會：從隔離走向開放——中國戶籍製度與戶籍法研究》，P124）的確，中國農民，命若螻蟻啊！

結語：

1、農民遭受了如此多的苦難，卻依舊憨厚樸實到愚昧的程度，僅僅被免除了幾十塊錢的農業稅，他們便充滿感激，這感激背後包含了多少心酸與悲涼。

2、但願有壹天國家能真正不再想方設法從農民身上牟利，能還這個群體以真正的國民地位，真正的生命和權利平等，還他們壹個公道。

中共沒有垮臺的原因

作者 左翼反共人士 寫於 二零二零年

關於為什麽東歐共產黨可以垮臺，中共卻還可以存活的原因，我覺得原因來自於很多方面。中共的宣傳工作比蘇共成功，中共喜歡發動基層宣傳員冒充成一般民眾幫中共宣傳，蘇共根本沒有五毛組織。中共擅長運用天下烏鴉一般黑與中國人民離不開中共的論述打擊中國人民追求民主的信心，蘇共只有生硬的理想主義宣傳，蘇共不會強調天下烏鴉一般黑，而是強調蘇聯就是天堂，蘇共的宣傳工作在打擊東歐人民對於東歐民主化的信心的方面是缺乏效果的。而且中共很擅長運用西方國家內部自由多元的環境，引述西方國家內部的反體製的邊緣人的論述對中國人進行宣傳，讓中國人誤以為西方人也不認同民主製度，因為中國存在防火墻，除了因為環境的刺激造成主觀能動性被激活所以開始翻墻的人之外，大部份人在自然的狀態下接觸到的是中共的宣傳，中國的教育本身也不培養人獨立思考，而且還要學習中共的意識形態，所以很多人被中共馴化。我覺得東歐可以民主化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東歐的共產黨無法成功封殺反共電臺，無法成功的阻止反共內容的自由流通，所以東歐人民覺醒之後推翻了東歐的共產黨的共產極權統治，如果反共內容可以自由的流通，大多數人可以接觸到反共內容，任何共產極權國家都會滅亡。

而且蘇共實行傳統的極權計劃經濟，這種經濟製度無法達到讓基層官員普遍分贓的效果，中共實行的黨國資本主義製度可以讓基層官員普遍分贓，所以基層官員對於幫助中共控製基層社會的工作是有積極性的，蘇共實行傳統的極權計劃經濟，基層官員需要指揮生產，而且油水很少，黨國的財富集中在上層的幾個家族裡邊，所以根本就沒有維護蘇共政權的積極性。

蘇聯最後一任總統戈巴契夫本身就有自由化傾向，而且上臺之後政治老人死了很多，基本上蘇共內部沒有什麽勢力可以有效的製衡戈巴契夫，戈巴契夫先是公佈蘇共的歷史罪惡，開放新聞自由與學術自由，同時以官方的名義出版表面上看上去是宣揚共產黨的理念實質上是宣傳民主社會主義思想的改革與新思維，而且不再主動的扼殺西方意識形態在東歐的生存，甚至公開主張與美國和解，巧妙的瓦解了蘇共在蘇聯的社會意識形態建設。俄羅斯確實因為蘇聯解體經歷了陣痛期，可是蘇聯解體之後的俄羅斯人的經濟生活的水準比蘇聯沒有解體之前好太多了，中共不會肯定任何一個結束共產極權統治的政治人物，戈巴契夫與葉爾欣在俄羅斯的聲望很低，主要是很多俄羅斯人缺乏公民意識，普京集團為了維護威權統治長期對俄羅斯人民灌輸精英主義 國家主義 民族主義思想，造成很多俄羅斯人對戈巴契夫與葉爾欣的不滿，葉爾欣時代的俄羅斯的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高度發達，所以葉爾欣時代留下了很多俄共對戈巴契夫與葉爾欣的負面評價，普京時代俄羅斯走向威權統治，但是卻保留了對戈巴契夫與葉爾欣的負面評價，普京集團長期運用這些負面評價為普京集團的威權統治塑造合法性，所以戈巴契夫與葉爾欣在中國與俄羅斯的形象都不好，但是我覺得戈巴契夫最大的錯誤在於解體蘇聯之前沒有建立中間偏左的過渡時期的社會製度，葉爾欣最大的錯誤在於沒有建立內閣製的民主國家，在於讓普京成為繼任者，可是戈巴契夫與葉爾欣至少是共產黨的體製裡邊還有良知的人。中國人面臨的環境與東歐人不一樣，中國人遇到了反自由化的習包子，而且中共內部雖然派系鬥爭激烈，但是各派系之間反對自由化的立場是一致的。

二零二一年的俄羅斯的國會選舉非常重要，雖然選舉委員會依舊偏袒統俄黨，依舊剝奪接地氣的反對派的參選資格，依舊會在計票的時候作弊，但是畢竟俄共與自由民主黨以及公正俄羅斯作為普京集團認可的反對派獲得了參選資格，雖然俄共不是自由主義反對派，自由民主黨屬於極端民族主義政黨，公正俄羅斯只是接受社會民主主義的理念但是卻疏遠自由派青年重視的社會議題與工人運動以及獨立工會，但是至少俄共與公正俄羅斯都是實實在在的反對派，甚至自由民主黨雖然很多議題支持普京集團，但是在地方選舉與其他議題方面確實是統俄黨的政治對手，俄羅斯境內的反對派沒有必要因為覺得三個合法參選的反對派政黨太惡心與選舉舞弊就放棄投票，用不投票表達對普京集團的不滿只會讓普京集團以更加多的選票高票當選，會讓普京集團獲得更多的依據洗腦中間選民，俄羅斯境內的反對派應該積極的參與投票，把選票集中的投給合法參選的三大在野黨，效法二零一一年的國會選舉，讓普京集團在計票過程中因為忽略三大在野黨的影響力產生技術性失誤，讓三大在野黨的選票因為這種技術性失誤被成功統計，讓三大在野黨的參選人成功進入國會形成製衡普京集團的力量，才可以有效的約束普京集團，如果普京集團拒絕接受統俄黨成為國會小黨的選舉結果，之前依靠洗腦宣傳塑造的民主形象就會受損，俄羅斯民眾對普京集團的不滿遠比二零一一年大，效法二零一一年的集中投票，或許可以改變俄羅斯的政治格局，之後的地方選舉也很重要，只有改變地方政治格局才有機會改變聯邦委員會的結構，結束普京集團對聯邦委員會的控製，綜上所述，俄羅斯反對派應該積極的參與選舉。

東歐國家歷史上有基督宗教的傳統，基督宗教講究人性本惡，反對個人崇拜，反對掠奪，所以東歐國家本來就比較容易產生約束政府權力的民主思想。儒教文化裡邊肯定極權的部份，長期被東亞大陸的統治者當成官方意識形態，所以東亞大陸在歷史文化層面就是有利於極權主義生存的。在思想文化方面蘇共嚴格實行禁慾主義控製，讓世俗娛樂無法成為麻痺蘇聯的基層民眾的精神鴉片，以至於蘇聯的基層民眾比中國基層民眾更容易無聊，更容易有時間跟空間思考對共產黨不利的事情。

蘇聯因為實行傳統的極權計劃經濟，西方資本根本不會跟蘇聯做生意，所以基本上蘇聯無法通過經濟統戰的方式腐化西方國家，所以蘇共面臨著強大的外部壓力。中共因為實行黨國資本主義製度，可以利用建立在市場機製 商品經濟基礎上的國際貿易對西方國家進行經濟統戰，還可以利用西方資本發展黨國資本主義，被腐化的西方國家本質上並不希望中國民主化，中國民主化意味著低工資 低福利 低人權 特權政策優惠的投資優勢的喪失，雖然中共因為強迫技術轉移與不正當競爭外加掠奪外資引發了中美貿易戰，但是中共還是利用低工資 低福利 低人權 特權政策優惠的投資優勢扶持了部份西方資本，這些西方資本無法成為促進中國民主化的助力，這些西方資本成為對美國扯後腿的禍害。

極權統治與威權統治不同，威權國家雖然也有洗腦宣傳，但是卻沒有把執政黨塑造成永遠的執政黨的洗腦教育，所以很多被統治者會把執政黨當成是得到大多數人擁護的政黨，而不是永遠的執政黨，威權國家普遍存在選舉製度與多黨製，而且威權國家雖然主要路段不允許集會遊行示威，但是次要路段還是可以集會遊行示威的，威權國家雖然會鉗製反對派建立電視臺的行為，但是反對派還是可以在沒有流亡海外的基礎上在互聯網上邊建立自媒體，威權國家與極權國家沒有可比性，威權國家成功完成民主轉型的經驗在中國沒有可操作性。

存在低人權優勢的廉價勞動力市場與龐大的低收入人群組成的消費市場以及特權扶持帶來的利益輸送外加中國生產美國銷售的廉價商品帶來的利益決定了西方資本不會幫助中國民主化，西方資本希望中國回到胡溫時代的狀態，雖然胡溫時代本質上是兼顧剝奪精神自由與個性的解放以及侵犯私有財產外加掠奪社會財富的資本主義社會，但是對於來中國投資的西方資本是非常客氣的，剝奪精神自由與個性的解放並不會對不在中國生活的西方的資本家的精神生活構成惡劣的影響，侵犯私有財產與掠奪社會財富主要針對中國人民，西方資本家在中國賺的錢有一大部份可以從中國帶走，西方資本最懷念胡溫時代，中國如果成為民主國家，存在低人權優勢的廉價勞動力市場與特權扶持帶來的利益輸送的好處就沒有了，特別是如果社會民主黨成為執政黨，西方資本在中國不會有好下場，西方資本的下場甚至比習包子時代更差，中國民主化違背西方資本的利益。雖然中國民主化之後會因為權力尋租的減少與社會福利的增加造成人均收入增長，購買力會提升，但是低人權優勢的廉價勞動力市場會消失，中國民主化對於西方資本弊大於利，所以經過利弊的權衡，西方資本決定反對中國民主化。

綜上所述，我認為中國沒有民主化似乎是歷史社會條件決定的，中國的特殊性決定了中國是極權國家。

漫談中國社會

作者 左翼反共人士 寫於 二零一九年

中國特色的共產專製

共匪對中國人的掠奪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毛時代的極權計劃經濟，第二個階段是改革開放時期建立的黨國資本主義。先說毛時代，在極權計劃經濟的體製下，三個經濟問題都是由政府決定的。所謂的三個經濟問題是指：生產什麽、怎樣生產和為誰生產。國家大部分資源由政府擁有，並且由政府指令來分配資源，而不是由市場價格來決定。舉例來說，政府認為國家需要蘋果，在計劃經濟下，被政府選中的個人集體（壹般為符合該類生產的要求）都要按政府指示進行種植蘋果的工作，但事實上實際生產的產品可能不符合實際需求。在沒有民主製度的共產極權國家，計劃經濟的結果就是共產黨根據自己的意誌支配經濟社會。

在實行極權計劃經濟的國家，政府不僅控製國營產業，連私人企業也要受政府指示運作。私人企業要生產什麽，由政府作主；私人企業以什麽方法生產，由政府決定；生產出來的東西又如何分配，也是政府決定。國家操控著生產的供應、價格以至銷售渠道，都是由政府決定。改革開放之後的中國，中共仍然對國營企業與私營企業擁有絕對領導權，中共可以通過政府文件與國營企業與私營企業內部的黨組織直接支配國營企業與私營企業的生產 供應 價格 銷售 分配。

極權計劃經濟是共產黨執政的國家常見的屬性之壹，因此極權計劃經濟又常被解釋與共產主義相通，但又與共產主義無政府、無國家的特性向矛盾，隨著蘇聯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擴大，受到蘇聯影響的地區都或多或少的實行極權計劃經濟政策。

如果有某個人或者相對小規模的機構，能完全知道社會中每個人對所有物品的需求強度，然後根據這些強度總和迅速反應，精確的分配所有資源、人力、財力進行各種所有物品生產，這樣理想狀態下的計劃經濟，的確是所有經濟形態中最高效的。但當然，顯而易見的，這個人或者這個小規模機構在人類可預見的將來都是不可能存在的，算上家庭這種極小的人口經濟體才可以勉強達到極權計劃經濟的理想狀態，甚至許多父母對家庭成員都做不到這樣的分配，而且家庭團體擴張下會更困難，而社會也是如此。所以現實上的極權計劃經濟，最明顯的表現就是低效率社會資源分配，與造成顯而易見的產能失調。而這還是私有化的狀態，如果資產在社會還沒有建立民主製度的情況下徹底的國有化更會導致生產力大幅下降與資源的過度浪費，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就是最好的例子，大躍進就是生產力下降與資源浪費的最好證明。

微觀資源無法有效分配，是極權計劃經濟裏最受批評的要點。因為國家所有資源都由政府決定，私人不掌握生產資料，於是乎國家可以罔顧私人的實際需要而進行經濟計劃。奧地利經濟學派的路德維希 馮 米塞斯主張極權計劃經濟在經濟上必然會失敗，因為經濟計算問題註定了政府永遠無法正確的計算復雜萬分的經濟體系。只要缺乏了價格機製，社會主義政府根本無從得知市場需求的情報，而隨之而來的必然是計劃的失敗和經濟的徹底崩潰。

舉例而言，當國家要求全國廣種蘋果時，事實可以是民眾對芒果需求高於蘋果。如是者，多種出來的蘋果就會形成浪費，而芒果便形成短缺。但政府卻沒有合適的機製（取代貨幣機製）可以準確而迅速的知道民眾對芒果或蘋果的正確需求。這便是說，即使知道了芒果需求較高，政府仍不知道應該少種多少蘋果，多種多少芒果。即使知道了現在少種了多少芒果，多種了多少蘋果，政府仍然不知道半年後芒果成熟時，廣大人民的需求有沒有轉變。這可能導致浪費和短缺。毛澤東時代的物資短缺就是極權計劃經濟造成的，共產黨根據自己的意誌調節生產與分配。

微觀資源無法有效分配，是極權計劃經濟裏最受批評的要點。因為國家所有資源都由政府決定，私人不掌握生產資料，於是乎國家可以罔顧私人的實際需要而進行經濟計劃。奧地利經濟學派的路德維希 馮 米塞斯主張社會主義在經濟上必然會失敗，因為經濟計算問題註定了政府永遠無法正確的計算復雜萬分的經濟體系。只要缺乏了價格機製，社會主義政府根本無從得知市場需求的情報，而隨之而來的必然是計劃的失敗和經濟的徹底崩潰。

舉例而言，當國家要求全國廣種蘋果時，事實可以是民眾對芒果需求高於蘋果。多種出來的蘋果就會形成浪費，而芒果便形成短缺。但是政府卻沒有合適的機製取代貨幣機製可以準確而迅速的知道民眾對芒果或蘋果的正確需求。這便是說，即使知道了芒果需求較高，政府仍不知道應該少種多少蘋果，多種多少芒果。即使知道了現在少種了多少芒果，多種了多少蘋果，政府仍然不知道半年後芒果成熟時，廣大人民的需求有沒有轉變。這可能導致浪費和短缺。

即使政府有效率的分配了資源，但是極權計劃經濟的效率通常還是低落的，主因是經濟決策缺乏私人參與，而是由政府壹個全權決定，極權計劃經濟缺少私人競爭。缺少私人競爭，就難以有效提高效率，以至價格也不能通過競爭而有所調整，個人的收益或物質回報也無從改變。個體的努力並沒有相應的物質回報，反而個體的怠惰無能的經濟仍然能得到整體平均的物質回報，由整體來共同承擔怠慢，共同享受努力的成果，從而演變成為平均主義。這便使得極權計劃經濟製度之下的微觀個體缺乏積極進取、爭取效率的誘因。因此發展緩慢，如蘇俄開始在1980年代技術落後美國，盡管武器產量差不多甚至更高，卻無法帶動足夠的創新，龐大的總體國力也停滯不前了，直到21世紀後才開始復蘇成長。

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人沒有辦法自由的運用工資購買自己需要的生活物資，極權計劃經濟意味著經濟活動多由政府決定，而不是個人決定，個人的經濟決策自由就被犧牲。對於重視個性化的消費者，這造成負效用。經濟決策上的個人自由被壓抑有可能進壹步導致其他領域的自由被破壞。1980年代，左翼理論家麥可 阿爾伯特和經濟學家羅賓 漢內爾為了平衡這個缺點便提出參與型經濟的設想，希望能解決這個問題。

極權計劃經濟製度之下的政府擁有管製生產活動的權力，官員便因此得以利用管製權力從中獲利。這種獲利的型態，有的是非法貪汙、有的是合法但不合理的規費稅捐，也有的是政策選定重點發展的對象以外被犧牲的弱勢者的利益。這些原本應屬於社會大眾的共同利益，因為計劃管製的關系而落入政府或官員私人的手裏、或是不公平的剝削。這不但妨礙了資源的公平運用、扭曲經濟發展的規律，也形成特權階級，產生社會矛盾，甚至沖突。 市場經濟體製的合法剝削和高層腐敗也因為類似的原因產生。發生在中國社會的貪汙腐敗與權力尋租，就是極權計劃經濟製度造成的。即使中國已經建立了市場機製，可是極權計劃經濟本質上還是淩駕於市場機製之上的。

談完毛時代再談談改革開放時期，我認為改革開放不是共匪現實合法性的來源，中國人的物質生活有所改善，並非是共匪的功勞，更不是一黨專政的功勞。

中國之所以沒有發生大規模的飢荒，並非是因為共匪給了中國人多少物質財富。

更不是因為一黨專政的優越性所帶來的，中國人之所以能吃上飯了，那是因為傳統的共產專製，全盤國有化與計劃經濟的路線走到了盡頭，讓中國的經濟幾乎走到了崩潰的邊緣，共匪為了保住政權被迫放棄全盤國有化與計劃經濟的發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開放一些經濟自由 恢復私有製 恢復雇傭勞動製度 把當年推翻國民黨統治時期所主張要消滅的資產階級法權與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又重新建立了起來。

用資本主義社會中傳統的按生產要素分配取代了計劃經濟時代的按勞分配，在農業方面結束了傳統的農奴製，恢復了建立在井田製基礎上的佃農製度，農民雖然還是為土地所有者創造地租的佃農，但是比起計劃經濟時代的純粹的農奴地位多少有了一點經濟上的自由了，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決定務農的時候要生產哪些農產品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把生產出來的農產品拿去市場上進行買賣了。

中國人在得到了這一點僅有的經濟自由之後，通過他們自己的努力得到了溫飽，但是因為一黨專政沒有改變，國家資本主義與權貴資本主義無法充份的保障他們的經濟利益，讓他們在很大程度上處於被共匪掠奪的狀態。

他們可以得到溫飽不應該感謝共匪，更不必感謝一黨專政，相反的如果沒有共匪，沒有一黨專政，他們根本不必經歷毛澤東時代那種幾乎完全失去經濟自由權的災難，或許早就得到溫飽了。

之前共匪為了發展傳統的共產專製，不給他們經濟自由權，讓他們沒有辦法自由的選擇工作，不能讓他們有機會做生意賺錢，只能在共匪的國營工廠中做工奴，只能在共匪的生產隊裡邊做農奴，只能按照共匪製定的生產指標生產，只能在共匪根據他的權力意誌建立的分配製度底下得到共匪分配給他們的微薄收入，造成生產力發展停滯不前，共匪為了避免因為經濟全面崩潰而失去政權，在一定程度上允許中國人自由的選擇工作 允許中國人做生意賺錢，允許中國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不為共匪工作，可以為自己工作，可以為自己討生活，讓中國人自己去解決自己的吃飯問題，然後中國人憑借著血汗經濟得到了溫飽。

所以中國人就應該感謝共匪了嗎？如果沒有共匪幾十年瞎折騰，如果中國人很早以前就可以生活在有經濟自由權的社會裡邊，會有大躍進嗎？會有大飢荒嗎？會有餓死幾千萬人嗎？會拖延那麽久才得到基本的溫飽嗎？一個惡霸因為不善待自己的奴隸，把自己的奴隸打成重傷，後來因為擔心自己的奴隸因為傷勢過重而死去 ，因為擔心自己的奴隸再也沒有辦法再被他驅使，所以把他的奴隸送去醫院接受治療，讓他的奴隸活了下來，恢復了基本的勞動能力，因此那個奴隸要感謝那個惡霸嗎？中國人要感謝共匪嗎？ 除了患有斯德哥爾摩綜合癥的中國人以外，應該沒有人會感謝共匪吧！

共匪實行所謂的改革開放只是用新的掠奪製度取代了舊的掠奪製度，共匪的土匪本質是沒有變的，共匪只是一個政治流氓，當他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失勢的時候就用共產主義去推翻資本主義，當他發現在一黨專政的基礎上建立資本主義製度更方便掠奪，他就馬上復辟資本主義製度。

從毛澤東建政到鄧小平改革開放不過就是一個耍流氓的過程，共匪之所以改革開放復辟資本主義，無非是因為以前那種全盤國有化和計劃經濟的社會難以維持，顯然不如在一黨專政的基礎上建立資本主義製度，更方便也更加能夠充份的掠奪一般民眾。

在計劃經濟時代，共匪要親自參與宏觀經濟的具體治理，比如整個國家生產什麽，如何生產，如何分配，都是要共匪親自去統籌。

儘管在那種全盤國有化與計劃經濟的社會裡邊，共匪可以通過建立特供製度來掠奪一般民眾，但是由於那種製度太過於僵化，阻礙生產力的發展，而且會讓共匪不得不親自參與宏觀經濟的部署與治理，全盤國有化和計劃經濟的統治方式顯然不如在一黨專政的基礎上建立資本主義製度負擔更小更便於掠奪一般民眾。

在計劃經濟時代，因為沒有了市場經濟，商品經濟 ，沒有一種自然形成的供需關係幫助共匪分析社會上到底需要什麽，不需要什麽，所以共匪的經濟計劃常常因為嚴重偏離經濟發展的起碼需要而造成大飢荒。

而且由於在計劃經濟的條件下人們失去了衡量勞動價值的尺度，而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又沒有在社會財富的分配上給出能夠做到合理分配的尺度，所以在全面共產專製的社會裡邊，人們漸漸發現作為有權階級的共匪不會跟作為沒權階級的他們均貧富，所謂的平均主義不過是一般民眾普遍的一樣貧窮，吃一樣的大鍋飯，而掌握權力的共匪卻享受各種特供待遇，住別墅，坐豪華轎車，吃各種一般民眾根本吃不到的東西。

後來共匪實行了工分製度，表面上看上去似乎是按勞分配，多勞多得，事實上工資等級的劃分只是共匪根據人們權力地位大小來確定的，出身成份比較好的小孩可能是八級工人，出身成份比較壞的小孩可能只是六級工人，甚至更低。

在計劃經濟的條件下無法找到個人投入與集體生產成果之間，既客觀又可量化的因果聯繫，所以所謂的工分製度淪為了徹頭徹尾的權力分配。

由於計劃經濟只能帶來平均主義和權力分配，所以對當時中國的生產力發展帶來的極大的破壞，人們基本上沒有生產積極性，經濟發展停滯不前，共匪也越來越不能從那種製度裡邊獲取他所需要的經濟利益。

而且那種製度需要供養一整套龐大的行政體系來指揮經濟生產，這就使得共匪早期根據馬克思主義建立起來的計劃經濟製度越來越難以維持，共匪實行所謂的改革開放與其說是他為了順應民意不如說他是在大環境的逼迫下不得不做的一種決定，所謂的改革開放只是共匪基於自身利益需要而建立的一種新的掠奪製度而已。

因為資本主義要走向正常化人性化，就不可能離開民主製度 共匪一方面在政治上實行一黨專政，卻在經濟上實行資本主義製度，在不放棄壟斷政治權力，政治權力可以直接介入市場運作的基礎上，在不放棄壟斷土地 國營企業 金融 行政審批權力的基礎上，允許市場經濟 商品經濟存在，這樣只能帶來最壞的資本主義也就是權貴資本主義製度。

在一黨專政的基礎上建立資本主義製度，對於一般民眾來講絕對是災難，但是對於共匪來講是最好的最方便掠奪一般民眾的製度。

恢復了市場經濟 商品經濟共匪就不必親自參與宏觀經濟的具體治理了，供需關係會自然的主導社會的生產，還能幫共匪分析出哪個領域最賺錢，然後共匪就可以通過權力尋租的方式介入那個領域進行掠奪，不必再向計劃經濟時代那樣辛苦了，當共匪看到人們購房需求高漲的時候，就去圈地炒地，掠奪買房者，農村的土地再也不像計劃經濟時代那樣，只是生產公糧的工具，在商品經濟的條件下，農村的土地多了一層商品屬性，農村的土地成為共匪用來賺取地租的尋租工具，在中國農民不可以擁有私有土地的情況下，共匪作為擁有國有土地的地主，就去利用對國有土地的佔有去向農民收取耕地佔用稅 生豬稅 車船稅 公積金 公益金 行管金 教育費附加 計劃生育費 民兵建設訓練費 鄉村道路建設費 優撫費 村提留鄉統籌賺取地租掠奪農業收益，並利用土地流轉，通過各種侵害農民權益的投機行為謀取暴利，當共匪看到某一個工業領域發展的好，就馬上讓他的黨營事業進入到那個領域進行壟斷經營謀取暴利，當共匪發現股民投資很積極的時候，就馬上利用對金融系統的控製去圈股民的錢，當地方政府沒有錢揮霍積累了巨大的債務的時候，共匪就利用對金融系統的壟斷濫發貨幣，緩解地方債務，當共匪發現市場上借貸充足的時候，就利用對金融系統的壟斷，利用沒有利率市場化的優勢對借貸者進行掠奪，當共匪發現某一個行業很熱門要投資的人非常多，就馬上加強行政審批利用行政審批的權力去敲詐去勒索準備要投資的人，當中國人手頭上有一點錢的時候，共匪就馬上製定一系列的所謂稅收政策來洗劫中國人的財富。中國人長期過著高稅收低福利的生活，稅收是中共撈錢的工具。共匪壟斷了電力 石油 水資源，中國人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必須忍受高電價 高加油費 高水費。

改革開放之後的共匪利用教育產業化 醫療市場化 房屋商品化瘋狂的掠奪廣大中國人民的血汗，這從根本上證明了改革開放只是共匪換了一種掠奪廣大中國人民的方式。

至於思想控製方面，鄧右共匪與毛左共匪只是形式上有區別，本質上都是在鉗製思想，都是在輸出愚民宣傳。毛左時代的鉗製思想，主要是為了維護傳統專製計劃經濟，所以主要針對的是主張市場經濟的學者。鄧右時代的鉗製思想，主要是為了維護權力市場經濟，所以主要針對的是主張實行民主製度反對權力尋租的民運人士。在愚民宣傳方面，毛時代主要是宣揚毛個人的人格魅力以及共產主義理想，毛時代的人雖然反智傾向很嚴重，平庸的邪惡很嚴重，可是畢竟沒有鄧右時代那種深受極端實用主義 極端功利主義 社會達爾文主義 厚黑文化熏陶的人那麽厚黑。鄧右時代因為共產主義理想已經因為毛時代的經濟崩潰失去了公信力，所以鄧右乾脆直接讓中國社會在極端實用主義 極端功利主義 社會達爾文主義 厚黑文化的環境中徹底道德淪喪，讓大多數人只信權錢色，這樣就沒有人關心公共事務了。鄧右長期讓中國人在溫飽中掙紮，在險峻厚黑的人際環境中生活，除了沒有時間與空間思考自由民主人權法治之外，更收穫了人格的謊言化與奴性化。

中國社會就是上層是一小撮獨立人格跟靈性很強可是卻沒有良知的惡人，中層是一群有獨立人格然後靈性差一點的已經奴性化不敢反抗強權的人，基層就是一群沒有獨立人格沒有靈性的工具人，這種社會形態如果永遠不改變肯定對共匪最有利，開放言論自由就意味著思想的解放跟這種社會形態的復滅，這正是共產畜牲否定言論自由的原因。

共匪在所謂的改革開放之後，並沒有變得多善良，反而比以前更壞了，共匪實行所謂的改革開放不過是讓共匪掠奪中國人的方式變得更精緻化了。

一旦失去了一黨專政，共匪所建立的那一套國家資本主義與權貴資本主義相結合的製度就必然會失去生存的土壤。

共匪為了保護他的專製利益，自然在政治上會反對自由民主，壓迫中國人追求自由民主的訴求，這也從根本上決定了共匪必然會與自由民主為敵，拒絕自由民主自然會成為共匪在政治上所必須要堅守的原則，中國人千萬不要指望共匪會主動的給你們自由民主。

只是反毛左不反鄧右的人是假反共人士，真正的反共應該是反對一切共產極權主義統治對人的壓迫，無論是來自於官僚計劃經濟的壓迫還是來自於權力市場經濟的壓迫。

改革開放之後的共匪恨透了左翼民運人士，他們經常從中共背叛社會主義的目標的角度批判共匪，共匪是偽左所以怕左不怕右，共匪不怕右翼民運攻擊共匪沒有充份實行自由資本主義製度，右翼民運對共匪的攻擊根據中國人目前普遍的思想傾向很難促進中國人對共匪的離心離德，右翼民運很多都是強調效率 淘汰 競爭的，中國境內很多反共人士之所以反共就是因為難以忍受共匪過度追求效率犧牲公正，過度講究淘汰的逆淘汰機製，以及黨國資本在經濟領域帶來的惡性競爭。

某些反左不反共的花瓶民運，很有可能是共匪特務。共匪長期用花瓶民運邊緣化真民運，在民運內部攪渾水，讓花瓶民運壟斷海外異議人士對中國的解釋權，

中國境內的反共人士，至少我接觸過的普遍都是從左的角度走上反共道路的，他們是覺得共匪壓迫人的自由跟全面發展，覺得共匪扼殺民主壟斷社會財富背叛社會主義的目標所以才反共，右翼民運對他們根本沒有思想啟蒙意義。

至於那些依附於共匪體製內的權力尋租者發財，發財之後害怕被共匪清算，希望移民海外，他們希望離開中國也是出於自身趨利避害的考慮，與右翼民運的宣傳無關。

何況這些人本質上嚮往即可以保護他們的私有財產同時又堅持文化保守主義的社會意識形態與生活方式的右翼精英專政雅痞統治國家，所以這些人即使移民海外也不可能跟中國民運人士結盟，因為他們也不喜歡自由主義。

某些右翼陣營裡邊的所謂民運人士，最近竟然公開鼓吹精英專政，為右翼極權專製辯護，我覺得右翼陣營裡邊那些只反左不反共的人才是共匪的同路人。

只批判毛左同時肯定與鄧右殊途同歸的政治勢力跟統治方式的結果只能是從側面鞏固鄧右共匪在中國的統治合法性，共匪在海外早就開始採取犧牲毛左形象間接為鄧右樹立正面形象的攪渾水戰略了。

某些堅持右翼立場的民運人士無論他們主觀上是不是支持共匪，客觀效果上都在幫現實層面的共匪進行思想維穩。

毛左共匪已經在野四十年了，毛左共匪的罪惡當然需要反思，避免歷史重演。

可是只是批判毛左共匪並不能促進中國人民對現實層面的共匪的離心離德，畢竟現在是鄧右共匪在執政，一九七八年以後中國的苦難是鄧右共匪造成的，一邊批判毛左共匪一邊鼓吹跟鄧右共匪相似的意識形態跟統治方式，或者一邊批判毛左一邊肯定鄧右共匪的人，只能是在客觀效果上發揮維護鄧右共匪統治的效果。

在我看來毛左共匪跟鄧右共匪都批判，反對一切形式的共產極權主義的人才是真正的反共人士，經常批判自由主義左派很少批判共匪特別是鄧右共匪的右翼花瓶民運是共匪特務。

習包子根本沒有準備朝著民運人士所希望的方向在改革，五毛說習包子放權了，純屬胡說八道。

習包子上臺之後共匪國存在的共匪黨政軍一把抓，行政 立法 司法三權合一的極權專製政體，根本沒有改變，否認這一點的人除非根本沒有生活在中國，或者極端泯滅良知，至於溫家寶曾經主張過的政企分開跟縣政府普選更沒有實現。

習包子一上臺就在意識形態方面強調教育界應該抵製西方民主思想，並且要求文藝界學習延安文藝座談會精神，以及號召黨員幹部學習如何專政人民楓橋經驗，在參觀共匪央視的時候積極肯定共匪央視工作人員關於央視姓黨的表態，修改教科書在官方史觀層面肯定文革，在意識形態鬥爭方面更加積極主動，大搞大外宣，強調在意識形態鬥爭中要敢於採取主動。

習包子在經濟上大搞黨進民退，製定不利於私營企業生存的政策壓迫私營企業的生存空間，甚至要求在私營企業裡邊充份發展黨組織，並且在關於土地政策的講話中談到要堅持土地黨有，堅持拒絕自由市場經濟，堅決不放棄權力尋租對經濟活動的不當幹預。

在政治製度建設方面，任命堅決反對司法獨立的人負責司法部門的工作，大搞選擇性反貪腐，整肅敵對陣營的官員，放任自己陣營的官員貪腐。

中國的社會建設本質上工程師完成的，中國的社會建設規劃本質上是社科院學者製定的，共匪官員並不負責具體的社會建設，共匪官員主要負責人事任命與行政審批，很多共匪成員刻意模糊工程師與社科院學者以及共匪官員三者之間的界限，把共匪的貪腐美化成在潛規則層面的合理勞動報酬，事實上共匪官員本質上是瓜分別人創造的剩餘價值的寄生蟲，根據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貪腐本質上就是剝削，共匪如果信奉馬克思主義就應該反對貪腐，事實上共匪的反貪腐是選擇性的，站錯隊就要被整肅，沒有站錯隊就可以繼續撈錢。貪腐有理論在中國很流行，可是鼓吹貪腐有理論的人忽略了民主國家搞薪養廉的基礎是民眾有選舉權，民意代表有立法權，人民根據政績決定官員的薪水，而且很多民主國家的官員本身並不是單純的行政官僚，很多民主國家的官員擁有工程師與社科院學者的社會角色，共匪本質上是壹個剝奪人民選舉權罔顧民意而且不從事具體的社會建設的強盜集團，根本沒有資格享受各種特權。有人說不讓共匪貪腐共匪就不做事了，如果完成政府的本職工作就有資格謀取特殊利益，馬路上的清潔工人也可以在完成了本職工作之後謀取特殊利益，別人都必須在法律的壓迫下自我約束，只有共匪可以在法外之地自由的掠奪，這不合理。貪腐會對社會福利造成掠奪，因為貪汙公款本質上就是把原本屬於社會福利的開銷變成了貪官的財產。

雖然習包子不斷的鞏固個人權力，共匪內部終歸還是群體分贓的結構，只有得到共匪內部各派系或者最大的派系認可，讓共匪內部的各派系或者最大派系認為可以鞏固黨國權力尋租製度，可以最大的限度的維護並增進黨國整體利益的人才能成為共匪國的國家元首，習包子如果真的想改革早就被別人拉下來了。

上述這些狀況可以證明習包子從上臺以來的各種倒行逆施都是朝著民運人士所希望的方向的反面在努力，這說明習包子根本不是民運人士所指望的開明派領導人。

散布習包子可以帶領中國走向民主化，號召中國人民把中國民主化的希望寄託在獨裁者的良心發現上邊，讓基層民眾放棄反抗等待獨裁者施捨民主的人，不是思想上糊塗就是幫共匪攪渾水的五毛。

共匪體製內的開明派與保守派都不會支持民主化，因為民主化之後無論是實行左派的民主公有製，還是實行右派的休克療法與自由市場經濟，共匪都會成為利益受損者，民主公有製會充份的剝奪共匪的經濟優勢，休克療法雖然可以讓黨營企業被紅頂商人收購，共匪可以暫時成為民主化之後的經濟寡頭，可是民主政治與自由市場經濟無法消滅左派政黨與獨立工會以及自由競爭，失去一黨專政的共匪終歸是不安全的，無法輕鬆撈錢，無法輕鬆鎮壓別人的反抗，共匪體製內開明派與保守派的意識形態鬥爭是黨國資本主義與極權計劃經濟之間的鬥爭。

共匪統治之下的私營企業的負擔是很重的，除了需要繳稅之外，還要對共匪官員分紅，這是維持生存必要的人際成本。我反對在自由世界逃稅，我支持在中國逃稅，因為自由世界的高稅收可以換來高福利，在自由世界繳稅之後會得到私有財產保障 言論自由 信仰自由 選舉權 社會福利，繳稅之後可以獲得權益，繳稅是必要的義務，在中國繳稅之後依舊得不到私有財產權 言論自由 信仰自由 選舉權 社會福利，依舊是可以隨便被共匪宰割的韭菜，繳稅之後無法獲得權益，沒有必要履行繳稅的義務。

改革開放不值得被肯定，改革開放造就了私有財產缺乏保障與貧富兩極分化以及壓迫精神自由與個性的解放的社會環境。中國是一個讓活在形而上與活在形而下的人都有壓迫感的國家，中國即不允許活在形而上的人自由的生產意識形態又不允許活在形而下的人自由的享受低級趣味。富人沒有私有財產保障，窮人沒有社會福利保障。活在形而上的人無法擁有思想自由 言論自由 信仰自由 結社自由 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 創作的自由，活在形而下的人無法獲得情色合法化 大麻合法化 賭博合法化 大尺度的暴力美學的收視權。中國根本不適合生活，有機會移民應該趕快移民。

共產專製對私有財產的侵犯

毛左共匪與鄧右共匪都侵犯私有財產，毛左共匪不止是實質上侵犯私有財產，在形式上也消滅了私有財產，比如實行配給製就是在形式上對私有財產的消滅。鄧右共匪雖然形式上保留私有財產，可是實質上並不保護私有財產。在中國賺了錢之後，很快就會面臨共匪的公檢法稅各種部門的敲詐勒索，如果不接受他們的敲詐勒索，他們就會對妳羅織罪名，把妳連根拔起。所以妳要被迫應酬他們，在飯局中把自己的身體搞壞，在精神上忍受著消極自由與積極自由被侵犯的痛苦。鄧右共匪本質上只是在壹定程度上為中國人民創造討飯空間，當中國人民賺到錢的時候再掠奪他們。

在民主國家壹個人如果賺了很多錢，最多是面臨左翼政黨建立的高稅收製度，交完稅促進了社會財富的再分配，提升了整體的社會福利，自己也受益之後私有財產是安全的。如果為富不仁會受到言論自由環境中出現的批判的圍剿，被邊緣化。在中國賺到錢，結果就是面臨共匪的公檢法稅單位的掠奪，這種掠奪不會促進社會財富的再分配提升社會福利水平，最多就是把民間的資本家的財富轉移到官僚資產階級那邊。如果得罪了共匪，即使沒有為富不仁，也會遭受被共匪控製的媒體對妳進行的人格謀殺，因為妳沒有言論自由，妳沒有公共輿論空間可以為自己申辯。

在民主國家即使某些地方存在個別官商勾結，可是因為民主國家存在言論自由 司法獨立 新聞自由 在野黨 公民團體，任何壹方都不敢太侵犯另外壹方，於是官商雙方會形成恐怖平衡，官員如果長期敲詐商人不為商人辦事，如果商人很少對官員行賄又總是讓官員為他辦事，因為存在言論自由 司法獨立 新聞自由 在野黨 公民團體，壹方很容易用同歸於盡來威脅另外壹方迫使對方收斂，所以不會出現類似中國那種官員可以把商人隨便連根拔起的情況。中國是壹黨專政的國家，商人即使對索賄的官員行賄也得不到恐怖平衡的保障。在民主國家即使與執政黨關係不好也不至於被迫害的很慘，很多民主國家的商人都是在野黨的支持者。

反共對於中國的富人實際上也是必要的，中國人的消極自由依靠共匪施捨，沒有製度保障，積極自由根本沒有行使的空間，只要是找回獨立人格，精神上正常的人應該不會願意接受這種壓迫。

在共匪國再厚黑再低調行事，最多就是在民間人際活動中避免壹些人際衝突。可是避免不了被共匪的掠奪，因為中國人賺錢需要通過共匪，共匪知道他們的虛實，共匪搞市場機製就是為了先讓中國人賺錢，再掠奪他們。而且共匪本身就精通厚黑那壹套，而且共匪是即邪惡又有獨立人格的，妳在共匪面前玩厚黑玩低調也不能讓妳矇混過關。所以再低調，共匪該掠奪妳還是會掠奪，所以很多人選擇移民。

鄧右共匪上臺之後所主導的政治迫害，已經與毛左共匪時代的政治迫害不一樣了，毛左共匪時代的政治迫害是真的從階級鬥爭的角度出發，運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劃分階級敵人，鄧右共匪上臺之後的政治迫害，主要是運用社會心理學的原理，在資訊不對稱的情況下，針對被迫害的一方進行斷章取義式的人格謀殺，塑造一種不利於被迫害的一方的社會情境 社會知覺 情緒效應 人際知覺，從而達到損害被迫害的一方的名譽的目的，即使對方並不是大奸大惡的人。對於鄧右共匪準備吹捧的人，鄧右共匪同樣是運用社會心理學的原理，在資訊不對稱的情況下，用粉飾美化的方式針對被吹捧的一方進行造神，塑造一種有利於被吹捧的一方的社會情境 社會知覺 情緒效應 人際知覺，從而達到為被吹捧的一方造神的目的。生活在這種環境下的人，是沒有自由，沒有尊嚴的，是有壓迫感的。只要共匪需要財富揮霍，只要你的人格特質與積累財富的歷史進程不符合共匪官員的個人好惡，即使你是懂得玩厚黑玩低調的人，你還是隨時可能會被共匪官員掠奪。

共產專製對人權的侵犯

共匪沒有資格批判西方民主國家的人權狀況，在西方民主國家不存在來自於政治製度與法律層面的不平等，共匪所列舉的所謂證明西方民主國家的人權狀況惡化的事件，大多都是一般民眾之間個別的民事糾紛，這種民事糾紛在分配日益不公的中國根本就是見怪不怪了。

在中國更多的人權災難來自於政治製度與法律層面的不平等，更多的來自於國家機器對一般民眾的人權的侵害。

首先中國的法律體系就不是約束共匪的而是約束一般民眾的，比如規定共匪對中國的絕對領導權，比如一系列莫須有的罪名，比如所謂的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比如陰謀顛覆國家政權罪，比如所謂的擾亂公共秩序罪。

這些罪名缺乏具體的司法解釋，所以在實踐中成為共匪用來鎮壓一般民眾的工具。

罵政府行使輿論監督的權利叫煽動顛覆國家政權，行使結社自由的權利組建政黨參與公共事物的管理叫陰謀顛覆國家政權，通過集會遊行示威的方式進行抗議叫擾亂公共秩序。

雖然中國的廢紙憲法中國的選舉法規定中國應該是實行委任直選的民主國家，應該採取選舉人團製度選舉國家元首，人民有權通過一人一票的方式選舉人大代表，然後人民代表大會負責組建政府，擁有最高的立法權，可是因為中國的憲法規定必須堅持共匪對中國的絕對領導。

所以中國的選舉法基本上處在一種被凍結狀態，人民實際上不可以自由選舉的，以獨立參選人的身份出來參選人大代表是不可能的。

所以中國不存在真正的經過民意授權的立法機構，中國的人民代表大會只是代表共匪的意誌並不能真正的反映民意。

因為中國人與共匪在政治層面上在法律層面上的不平等，讓中國人的人權根本得不到來自於製度層面上的保障，所以中國每年才會發生幾十萬起的大規模的群體性抗爭事件。

當然了，參與抗爭的只是比較勇敢的一部份人，很多人在極權專製的統治之下變得人人自危。

中國根本不存在司法獨立，當發生一般民眾與政府之間的利益的衝突的時候，司法基本上會淪為迫害一般民眾的工具。

在西方民主國家就算偶爾會出現暴力執法，因為有一人一票因為有三權分立還有輿論監督，人們還可以上街抗議，基本上來自於國家機器對人的迫害會從根本上得到遏製，而且西方民主國家的政府的權力是有限的。

在西方民主國家發生的貪汙腐敗案件大多都是個別人的瑕疵，而發生在中國的貪汙腐敗大多是製度性的瑕疵，而且大多都是大規模的通過權力尋租的方式對一般民眾的掠奪行為。

共匪控製著中國的經濟命脈，共匪在土地 金融 國企 行政審批等領域大肆的掠奪一般民眾。

沒有正常的公民權利的中國人只能選擇忍受，實在無法忍受也頂多就是去上訪維權，只有期待共匪的善意。

中國沒有軍隊國家化，一般民眾根本沒有充份參與公民運動的機會。

中國人基本上就是政治奴隸，中國政府根本沒有資格批評西方民主國家的人權狀況。

共匪說西方民主國家對弱勢群體缺乏保障更是胡說八道，無論是教育還是醫療還是住房方面的保障，中國的所謂社會保障體系根本就沒有辦法與西方民主國家比。

看看中國那些留守兒童，看看那些中學就沒有上完就出來打工的人，看看那些因為看不起病而自焚的窮人，看看那些因為買不起房子，或者租不起象樣的房子而只能住在地下室或者一居室裡邊的勞苦大眾，實在不覺得共匪有什麽資格去批評西方民主國家。

至於就業與失業的問題，西方民主國家的失業者大多是根本不願意出來工作，因為西方民主國家有比較完善的失業救濟製度，即使父母不管了也不一定要出來工作，因為西方民主國家的政府會照顧他們。

可是在中國，為什麽沒有那麽多所謂的草莓族，那是因為很多人必須出來工作。

共匪不會藏富於民，中國人也沒有正常的公民權利，根本不能決定政府稅收的使用。

中國的失業者如果不出來工作，除非家裡邊有積蓄，除非他們的父母還會繼續養他們，政府是不會保障他們可以繼續維持基本生活的。

中國的勞資分配比例是嚴重失衡的，工資性收入在勞資分配比例中所佔的比例遠遠低於西方民主國家。

至於所謂的種族歧視問題，在西方民主國家的所謂種族歧視大多是來自於觀念上的歧視，真正公民權利上的不平等是不存在的。

在中國大多是政府對一般民眾的歧視，大多是公民權利的不平等所帶來的歧視，共匪是上等人一般民眾是政治奴隸。

至於共匪說西方民主國家是金錢政治是家族政治更是胡說八道，西方民主國家有完善的民主製度，富人要隨便賄賂政府是不可能的，不代表大多數人利益的政府會因為選舉而失去執政權。

所謂的金錢政治不過就是說西方民主國家的政府偶爾會扶持民營企業的發展，可是這個對經濟發展有利，哪一個要發展經濟的國家不會這樣做。

可是共匪與資本家勾結在一起壓迫工人，或者聯合起來通過壟斷市場的方式掠奪一般民眾，不算金錢政治嗎？至於所謂的家族政治無非就是說西方民主國家曾經出現過父親那一代做過總統，然後兒子那一代也做過總統的現象，這很正常，人家是民主選舉上臺的 又不是來自於專製權力的任命所帶來的。

中國的國家領導人是共匪內定出來的，根本沒有經過民意授權，所以根本沒有合法性，共匪有什麽資格批判西方民主國家？共匪對西方民主國家的人權狀況的批判根本沒有正當性，中國根本還是權力市場經濟，配置資源的專製權力，不是依靠建立在自由與法治基礎上的市場經濟本身，更沒有民主製度，所以缺乏財富的再分配。

實際上中國社會比美國要不平等的多，官僚計劃經濟時代在分配的時候根本不用絲毫在意市場的供需關係。

復辟了資本主義之後因為沒有政治配套，沒有自由民主，權力尋租者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比起以前更容易掠奪一般民眾了，國企 土地 金融 行政審批 教育 醫療 基本上都成了共匪掠奪一般民眾的工具。

國企壟斷市場，土地掠奪城市買房者還有農民，金融成為圈錢工具，行政審批勒索小業主，教育榨乾國民儲蓄，醫療讓工薪階層破產。

共匪統治的中國根本不允許華人爭取人權，根本不允許任何形式的公民運動存在，弗洛伊德事件在中國根本就是稀鬆平常的事情，沒有權勢 沒有金錢 缺乏人緣 偷盜 拘捕的邊緣人被警察虐待的事件在中國是稀鬆平常的事件，參與虐待的警察根本不會受到處份，也不可能允許老百姓上街控訴警察濫用暴力，更不會形成同情被虐待者的社會氛圍，甚至歧視被虐待者與為虐待者發聲的人。

生活在自由世界的公民在自由世界繳稅之後可以獲得私有財產保障 社會福利 言論自由 選舉權，共匪統治之下的東亞大陸人繳稅之後還是政治奴隸，共匪統治之下的東亞大陸人根本沒有國家。

共匪去批判西方民主國家的人權狀況，根本原因還是希望轉移視線，通過放大西方民主國家的陰暗面，通過無限上綱的方式來塑造一種好像天下烏鴉一般黑的感覺。

無非是打算告訴中國人，西方民主國家也不是人間天堂，在中國，讓你們有口飯吃就不錯啦，中國人那麽多哪有那麽多福利可以給你們啊，無非就是讓中國人接受沒有人權的生活。

說白了就是為了鞏固統治，共匪批判西方民主國家的人權狀況絕對不是因為他多麽有正義感，完全是為了對中國內部被他統治的人進行統戰。

因為遭受政治迫害所以罹患抑鬱癥很容易發展成重度的精神分裂癥，長期無法擺脫抑鬱的心境結果就是衍生出罹患創傷癥候群與被害妄想癥，創傷癥候群會引發抑鬱心境，被害妄想癥容易引發思維破裂，中國民主化之後關於因為遭受共匪政權的政治迫害所以獲得精神創傷的精神損失費賠償應該成為轉型正義的一部份，共匪政權是很多中國人罹患精神疾病的心理社會因素。

延伸閱讀 法學教授談中共政權的專製惡法

口袋罪指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中壹些界定不清、外延模糊以至於難以界定有罪與否的罪名。司法機關在使用這些罪名的時候，有時會對法條所述情形進行拓展來貼合實際情況，於是便有了「壹個大『口袋』，什麽都能裝」的「口袋罪」。兜底性條款、對罪名定義不清、對情況描述不明是口袋罪生成的重要來源。

常見的口袋罪

反革命罪

1951年2月2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規定：「凡以推翻人民民主政權，破壞人民民主事業為目的之各種反革命罪犯，皆依本條例治罪。」反革命罪是處治最嚴厲的法律罪名，又是壹頂最隨意、最泛濫、最令人恐懼的政治汙名。1950年代初中國鎮壓反革命運動，共捕了262萬余人，其中共殺反革命分子71.2萬余人。根據《爭鳴》雜誌引述「內部調查」結果，文革期間「十三萬五千余人被以現行反革命罪判為死刑」。

197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將反革命罪的罪名細分，反革命罪開始指代壹類罪名。199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將反革命罪改為危害國家安全罪。

反革命罪被細分後，產生的口袋罪的罪名，主要有顛復國家政權罪和煽動顛復國家政權罪兩種。

顛復國家政權罪在197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92條被規定。其問題在於：顛復形式包括暴力和非暴力、公開和秘密；推翻社會主義製度，是指以各種方式改變人民民主專政和以公有製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經濟基礎的行為；該罪屬行為犯，但其構成，又不要求有顛復政府的實際危害結果，只要進行了組織、策劃、實施顛復國家政權、推翻社會主義製度的行為，不管其是否得逞，顛復國家政權罪依然可以成立。

煽動顛復國家政權罪在197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102條第2款被規定。其問題在於：顛復國家政權的定義壹樣不明確；煽動則可以以傳單、T恤衫、社交媒體、意圖聯署、著說評論等各種形式。

流氓罪

197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160條規定有流氓罪。199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取消流氓罪罪名，並將罪名細分為強製猥褻侮辱婦女罪、猥褻兒童罪、聚眾淫亂罪、聚眾鬥毆罪、尋釁滋事罪等。

流氓罪被細分後，產生的口袋罪的罪名為尋釁滋事罪。尋釁滋事罪的行為在199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293條規定如下：

隨意毆打他人，情節惡劣的。
追逐、攔截、辱罵他人，情節惡劣的。
強拿硬要或者任意損毀、占用公私財物，情節嚴重的。
在公共場所起哄鬧事，造成公共場所秩序嚴重混亂的。
其問題在於：尋釁滋事行為規定過多，諸如追逐、攔截、辱罵、毆打、起哄鬧事只要被認定為情節惡劣或嚴重，都可以被認為是壹種尋釁滋事；由於可以認定為尋釁滋事的行為較多，導致許多難以歸罪的危害行為被歸於尋釁滋事罪。

投機倒把罪

197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117、118、119條規定有投機倒把罪。199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取消投機倒把罪罪名，並將罪名細分為合同詐騙罪、非法經營罪、強迫交易罪、倒賣文物罪、「倒賣車票、船票罪」、非法轉讓罪和「非法轉讓、倒賣土地使用權罪」等。

投機倒把罪被細分後，產生的口袋罪的罪名為非法經營罪。非法經營罪在199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225條被規定。其問題在於：存在兜底條款「其他嚴重擾亂市場秩序的非法經營行為」，規定不明，從高利貸、套路貸到哄擡緊急性物資的價格都可以被該條款「擊中」。

玩忽職守罪

玩忽職守罪在197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187條被規定。

199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將其改為第397條，即「瀆職罪」的第壹條，並規定「本法另有規定的，依照規定」，初步解決了玩忽職守罪口袋罪化的問題。但目前該罪仍有成為口袋罪的趨勢。其問題在於：將玩忽職守罪中的職責等同於濫用職權罪中之職權，並進而將其範圍理解為「不僅包括法定的職務權限，而且包括根據慣例、基於國情等形成的職務權限」，且沒有認定限製。

流氓罪、投機倒把罪、玩忽職守罪曾被合稱為「三大口袋罪」；1997年刑法修正案中，將流氓罪拆分為強製猥褻侮辱婦女罪、猥褻兒童罪、聚眾淫亂罪、聚眾鬥毆罪、尋釁滋事罪等六種罪名，撤銷了投機倒把罪，然而尋釁滋事罪成為了新的口袋罪，其與提供侵入、非法控製計算機信息系統程序、工具罪與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稱為「新三大口袋罪」。

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在197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105條、106條被規定。其問題在於：這是法律明確規定的放火、決水、爆炸、投放危險物質四種危害公共安全罪以外的兜底條款，包含什麽全依釋法和判例，從醉酒駕車到傳播新冠病毒都可以被認定是「其他危險方法」。然而該種危險方法，必須與放火、決水、爆炸、投毒四種方法有近似危害性，例如醉駕與傳播新冠病毒可以被認為是「其他危險方法」，但是醉酒駕駛自行車、人力三輪車或者故意在小區裏放壹千只兔子以求兔子咬人顯然就不屬於「其他危險方法」。

提供侵入 非法控製計算機信息系統程序 工具罪

提供侵入 非法控製計算機信息系統程序 工具罪是由200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增設，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285條第3款被規定。其問題在於：構成該罪名的兩個要件是專門性和非法性，即某種工具是專門用來違反法律，而且這個法律條文的存在與法律或行政法規相違背；而VPN等工具既不是專門用來違反法律（例如公司員工使用VPN等工具訪問公司內部網絡），又不與法律或行政法規相違背（僅與某些行政規章相違背），而卻常常被作為該罪的工具而定罪；許多無法認定為其他犯罪的行為，只要與計算機有關，常常被論以計算機犯罪，以至理論界將其戲稱為「計算機流氓罪」。

只要中國沒有司法獨立，只要中共還可以運用有罪推定原則與口袋罪隨便迫害別人，在中國即使擁有很多物質財富，也是不安全的。

黨國資本主義的本質

中國實行的所謂改革開放政策只是讓一小部份人富裕了起來，這一小部份人除了共匪體製內的人就是依附在他們周圍的人，大部份中國人根本沒有因為共匪的所謂改革開放政策變得富裕啊。下面我們就來整理一下，中國都有哪些人富裕了啊。

壹，國企改製，侵吞國有資產。這部份人多數是太子黨或者其他高層的政府官員，利用國家政策變化，國企改製，政企分開的機會，大肆侵吞國有資產，中飽私囊，虧了社會，肥了個人。他們財富暴漲的速度也是非常驚人的。

二，從地方官員那裡得到礦產或者其他自然資源的開發權的私營老板。在中國改革開放的大環境下，本來屬於公有的由國家開發的各類礦產自然資源被壹些人的私有財產了，地方官員利用權力進行權力尋租，商人用行賄等不正常手段得到大量國家貸款，進行資源開發，以降低安全投入和降低工人工資為代價獲得大量非正常暴利。不但造成礦產等自然資源的不合理的開發，也是礦山事故頻發的罪魁禍首。

三，建設行業的工頭。建設行業是政府資金投入大，吸收勞動力多的行業，同時也是社會財富分配嚴重不合理的行業。中國各類大小建設工程，本應有規範的集體性質的建築工程公司承建，建築工人，勞動待遇，勞動時間，安全技能培訓，財務管理等都應有明確的規範和監管。而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因為只是恢復了市場經濟卻沒有建立民主製度，工程的發包和承建壹直存在不合理、不規範的現狀。很大壹部分是縣市級掛牌國家承建公司，他們承攬到工程項目後，獲取壹層利潤後發包給多數沒有資質和技術的農村的工頭，很多工程項目甚至是層層發包，轉包壹次就要獲取壹層利潤。而最後壹級的工頭通過降低工人工資、提高勞動時間、降低安全投入、幾乎沒有福利待遇為手段大量榨取農民工的血汗，同時造就了很多劣質工程。近些年曝光的此類工程也不少，「峻工之日也是倒塌之日」，好像是笑話，又確實存在的現象。這些工頭財富積累的速度也是非常驚人，壹年少則幾十萬，多則幾百萬很正常！而工程質量問題多現，安全事故頻發，農民工的血汗錢難要等不正常的問題幾乎年年都有。

四，地方官員以及房地產開發商。地方官員依靠對土地的壟斷把土地高價出讓給房地產開放商，房地產開發商多數利用銀行的資金進行房地產開發建設，為了彌補征地成本，為了賺取暴利，用高房價掠奪買房者。而買房的市民多數要依靠銀行信貸買房。不合理的高房價和百姓有限的收入把銀行推向風險的位置，也即次貸現象，最終必然引發國家大的危機。因此中國民主化之後與基本居住需要有關的房地產最好由國家計劃建設開發，以保障大部分老百姓的居住為目標，輔之以部份比例的商品房作補充，作為部分高收入群體的需要。

五，市場經濟中新興的資本家。這部分人大部分頭腦市場意識較強、敢於冒險、敢於開闢市場。他們在中國改革開放後湧現出來，創造了壹定的社會材富。他們主要是壹些各類特色種、養、殖、加工專業戶，及壹些酒樓、飯店、商貿、工廠等私營企業主，他們主要依靠利用市場經濟中的機遇發材，但由於資本的趨利性，他們當中也有壹些人走向努力壓榨他們的雇工的去增加自身的財富的行列。黑煤窯事件、黑工廠現象等大量曝光反映了這方面的問題。對於這部份人必須製訂合理的用工政策和稅收政策並加強對其生產的監管，盡量平衡財富的分配，才能從根本上保障廣大工人階級的權益。如果沒有建立民主製度，基本上不可能落實。

六，貪汙腐敗的壹般官僚權貴階層。這部人是歷代深惡痛絕卻又難以根治的群體。權力的特殊性和人趨利性總是會讓壹部分官員置國法和人民的利益的不顧，挺而走險，以權謀私，貪汙受賄、權錢交易，獲取大量不義之財。中國的腐敗問題也已成為廣大中國人民呼聲最強烈的問題。除了建立民主製度在製度上的規範、監管外沒有別的辦法，把官員的收入、工作能力放到廣大中國人民的監督之下才可以從根本上遏製貪汙腐敗。

七，金融機構的無低押貸款，不正常貸款。這壹部份人多數和官員有壹定的特殊的利益關系，利用政策的不完善，獲取大量巨額國家貸款，最後無力償還。也是造成很多金融壞賬的主要原因。

八，進出口資源、商品的操控。這壹部份人數不多，但賺取的暴利也是非常驚人，他們利用手中的權利，高官的特殊的利益關系，龔斷性的特點，大肆為個人斂財，貪心無盡。

九，證券市場的操控。這部份人數也不多，也多是具有官員背景的人物。利用媒體，造假信息，虛推股市，暗箱操作，獲取大量不正當財富。他們的財富增長率也許讓多數國人嘆為觀之。

說完富人再說說窮人。城市的窮人主要是國營企事業單位改製，政府官員，利用國家政策變化，國企改製，政企分開的機會，大肆侵吞國有資產，中飽私囊，虧了國家，肥了個人。無故解雇不同意見的人員，而致其失業、失去社保。

窮人大多數集中在農村，約有3億外流就業賺錢養家糊口。賺錢的主要手段是依靠雙手勞動，集中在建築、工業品製造、私營小販、服務業。在工頭、資本家、腐敗官僚的壓榨、欺壓下換得收入很有限和微薄，還要負擔養老、養小、住房、上學、就醫、高物價和各類必須的生活消費，因此大多沒有多少的儲蓄！他們在改革開放的四十多年中創造了大量社會財富，改變了中國的面貌。可是因為中國不是民主國家，中國的政治製度以及經濟製度抉定了他們無法充份的分享所謂的改革開放帶來的成果。

從否定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角度談工人階級需要反共的原因

作者 左翼反共人士 寫於 二零一九年



從否定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角度談工人階級需要反共的原因





　  1、社會必要勞動時間

　　馬克思認為勞動創造價值的觀點是正確的，但是用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定義「商品價值實體」的理論卻不可以成立。馬克思指出：「如果把商品體的使用價值撇開，商品體就只剩下壹個屬性，即勞動產品這個屬性。在它們的生產上耗費了人類勞動力，積累了人類勞動。這些物，作為它們共有的這個社會實體的結晶，就是價值，商品價值。」，「形成價值實體的勞動是相同的人類勞動，是同壹的人類勞動力的耗費」，「社會必要勞動量，或生產使用價值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該使用價值的價值量」。這裏馬克思把人類勞動創造的價值，直接定義為「商品價值」的實體，用「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直接決定商品包含的「價值量」，既缺少實證依據，理論上也難以自洽。就好像勞動產品與商品間沒有必然聯系壹樣，「產品價值」與「商品價值」間也沒有必然關聯；不進行交換的勞動產品，永遠都不是商品，不具有商品價值屬性，所謂「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也沒有意義。只有在市場供求平衡狀態下，當產品使用價值被交換、獲得商品交換價值屬性時，其內含的勞動量才具有交換籌碼意義，所謂「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才對同質勞動產品具有等勞交換的尺度意義，一家木材公司的懶木匠生產的椅子不能因其耗時多而多賣錢，才能成為決定勞動產品商品交換價值的尺度。而且壹旦商品供求失衡，譬如商品量增價跌，「勞動量值」作為交換籌碼就失效了，這家木材公司的高級木匠做的椅子也只能低價出售；或者當不同質級勞動無法用同類勞動衡量比較時，比如天才畫家的佳作與平庸工匠的仿品，即使雙方都在同樣的社會平均生產力水平的基礎上進行創作，使用的都是一樣質量的創作工具，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這個概念根本無法衡量衡量天才畫家與平庸工匠之間的價值，用心思考的天才畫家與隨便應付的平庸工匠之間根本無法根據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這個概念來計算兩個人真正的勞動量，「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也會喪失等價交換的尺度意義。

　　2、超質勞動

　　關於馬克思提出的「簡單勞動」與「復雜勞動」概念，它們其實是勞動分級概念：簡單勞動，是低質勞動；復雜勞動，是高質勞動。但僅用這兩個概念，卻難以準確揭示生產力進步帶來的勞動創造力變化，更難以解釋先進生產力增創產品價值的原理。因為復雜勞動不壹定代表先進生產力；而體現先進生產力的操作性勞動，恰恰未必是復雜勞動。比如手工作坊裡邊的複雜勞動未必就比機械化工廠裡邊的簡單勞動更有效率，同時盡管復雜勞動創造的產品價值是簡單勞動的倍數，但是復雜勞動付出的學習和勞動成本也是簡單勞動的倍數。如馬克思指出的：「比社會平均勞動較高級較復雜的勞動，是這樣壹種勞動力的表現，這種勞動力比普通勞動力需要較高的教育費用，它的生產要花費較多的勞動時間，因此它具有較高的價值。既然這種勞動力的價值較高，它也就表現為較高級的勞動，也就在同樣長的時間內物化為較多的價值」。這樣，復雜勞動創造的較多產品價值、同等條件換取的較多商品價值，減去其較高的學習成本，便不壹定能產生盈余價值、不壹定為社會增創財富。這便是「復雜勞動」、「簡單勞動」概念的局限性，也是馬克思在實際操作中使用的是同質的、無差異勞動概念的原因。

　　只有我們已熟悉的「超質勞動」概念，才能揭示出生產力進步帶來的勞動創造力的變化。所謂超質勞動，就是指勞動者操作工具或者機器，以簡單勞動完成復雜勞動任務的勞動、以低質勞動創造高質勞動成果的勞動。這樣生產力的進步就不是壹個低質簡單勞動通過學習、實踐向高質復雜勞動提升的過程，而是壹個借助先進工具、先進勞動方式不斷把高質復雜勞動簡化為低質簡單勞動的過程。正由於工廠超質勞動存在，才能為資本創造出巨大的可能性盈利空間來。

　　3、集成勞動

　　工廠勞動實際上是壹種具有匯智合力性質的集成勞動。「集成勞動」不是創新概念，而是馬克思已采用的「總體勞動」或「生產總體運動」概念。所謂集成勞動，就是指在資本家統壹組織指揮下，工廠指揮、管理、技術、操作系統各崗位雇員為完成生產總目標的分工合力勞動，也是技術、管理、決策者的創造力與操作工人勞動力整合發揮效能的勞動。「集成勞動」的主體不是單數個體，而是復數群體，包括工人、科技管理人員、職業經理人和資本家。某些不在生產現場的資本家，盡管不直接參與甚至不直接指揮生產勞動，但他們的勞動仍在工廠各環節中發揮著作用。因此集成勞動創造的價值，絕不能僅僅歸功於工人勞動，資本家因勞動合理獲取部分工廠盈利，是不能算做剝削的。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核心是勞動價值論跟剩餘價值論，先談勞動價值論好了。我認為勞動價值論概括的說法就是被稱為價值規律的三句話：商品的價值量由生產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商品交換以價值量為基礎，遵守等量社會必要勞動相交換的原則;價格隨供求關係變化而圍繞價值上下波動。其中最後壹句是說價格與價值的關係，它是如何得來的，則完全未作說明。而前兩句話的論證思路交代的比較清楚，簡述如下：根據商品能交換的事實推斷出商品內必有壹個共同物，它由商品的某個屬性所承載，這壹共同物不僅屬性相同而且數量相等。然後把商品的自然屬性代表這共同物的可能性全部排除，最後剩下的就只有無差別的人類勞動才能代表此共同物，即商品所含的價值量。同時也得到商品交換是按等量勞動相交換的原則。接下來又談價值如何計量問題，因為 2個完全相同的商品，其共同物(價值量)當然也相同。但是考慮到勞動的熟練程度，賣力程度以及生產條件不同，具體勞動的生產能力事實上存在很大差異，所以馬克思說要用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表示價值量，具體勞動需要按壹定時間內的商品生產量比照同壹時間內同壹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的生產量進行折算。最後馬克思用價值規律的前兩句話給出了商品價值的完整定義，為敘述方便，稱這2句話是馬克思提出的2個價值定義原則，並稍作解釋如下：



原則1 「商品的價值量由生產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馬克思舉例說，「在英國採用蒸汽織布機以後，把壹定量的紗織成布所需要的勞動可能比過去少壹半。實際上，英國的手工織布工人把紗織成布仍舊要用以前那樣多的勞動時間，但這時他壹小時的個人勞動的產品只代表半小時的社會勞動，因此價值也降到了它以前的壹半。」這就是說，同壹商品的不同生產者的勞動是不平等的，需要比照標準條件下生產的社會必要勞動進行折算，得出當量係數。此係數可以是0.5，也可以是1.5。



原則2 「商品交換以價值量為基礎，遵守等量社會必要勞動相交換的原則」。馬克思下面的話說得更清楚：「 在這裡，單個商品是當作該種商品的平均樣品。因此，含有等量勞動或能在同樣勞動時間內生產出來的商品，具有同樣的價值量。壹種商品的價值同其他任何壹種商品的價值的比例，就是生產前者的必要勞動時間同生產後者的必要勞動時間的比例。」也就是說對不同商品而言，按原則1計算得到的每壹種商品的壹小時社會必要勞動所代表的價值是相等的。



如果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上述理解大體是正確的話，則在我看來其漏洞多多，擇其要者提出如下質疑。



壹 缺乏事實根據



不妨就從馬克思為原則1所舉的織布工例子說起，「英國的手工織布工人把紗織成布仍舊要用以前那樣多的勞動時間，但這時他壹小時的個人勞動的產品只代表半小時的社會勞動，因此價值也降到了它以前的壹半。」馬克思這樣講真的那麽理直氣壯?他如何回答手工織布工的如下質疑：蒸汽織布工有什麽了不起，不就是仗著有蒸汽機嗎?而且還不是自己的，論技術含量，論工作複雜性他們未必比的贏我們，憑啥我們的勞動只能當他們的壹半?既然價值是勞動創造的，那麽使用不同的機器所帶來的高效率就不算真本事。可見如此定義的勞動價值連工人內部都擺不平，更不必說提供機器的出資人了。事實上人類勞動離不開工具的使用，熟話說七分工具三分手藝，沒有金剛鉆別攬瓷器活。否認工具和機器對提高生產效率和產品品質的作用是毫無道理的，不過是壹種意識形態的偏見。更重要的是沒有出資人提供工具和機器，商品生產根本就不能進行，市場經濟的壹切活動也就無從談起。



原則2同樣缺乏事實根據。現代經濟學告訴我們，專業化和貿易的好處(即市場經濟內在的動力機製)是基於比較優勢的原理，而不是因為商品裏有個「共同物」。當每個人都從事自己擅長的，有比較優勢的工作時，社會總產量就會提高，通過貿易會使每個人獲益。而交易雙方都能獲益的的價格，壹般來說在兩者的機會成本之間。曼昆的經濟學原理壹書中有壹個農人和牧牛人的故事，說的是有農人和牧牛人兩人，開始時各自生活，互不往來。兩人均壹天工作8小時，4小時種地，4小時養牛。農人花1小時平均可收穫4盎司土豆，或者得到1盎司牛肉;牧牛人1小時可獲得的6盎司土豆，或3盎司牛肉。因此農人每天收穫16盎司土豆4盎司牛肉，牧牛人每天收穫24盎司土豆12盎司牛肉。有壹天，牧牛人提議說「農人，妳就別養牛了專門種地吧，需要的牛肉由我提供，妳可用15盎司土豆向我換5盎司牛肉」。 農人壹想，好啊，這樣壹來每天可得到17盎司土豆5盎司牛肉，比原來還多了1盎司土豆和1盎司牛肉，何樂而不為;牧牛人則壹天可得到13盎司牛肉27盎司土豆，增加了1盎司牛肉3盎司土豆。這個故事清楚地說明了貿易交換並不是按勞動時間相等的原則進行的。而是因為牧牛人用1小時40分鐘生產的5盎司牛肉與農人用3小時45分鐘生產的15盎司土豆交換的結果能使雙方都受益。用機會成本分析，對農人而言只要牛肉的價格低於4盎司土豆，他用土豆去買牛肉就比自己養牛合算，對牧牛人而言，只要牛肉的價錢高於2盎司土豆，則用牛肉去買土豆就比自己種土豆合算。因此所謂商品交易遵守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相等的原則並不符合事實。



二 邏輯不自洽



馬克思的論證思路也有問題。壹是邏輯不嚴密，前面提到的農人和牧牛人的故事，說明商品交換並不壹定要有壹個什麽「共同物」。即使有個「共同物」，嚴格地說勞動也並非是唯壹的，生產商品過程中都會產生成本，也都有二氧化碳排放。按馬克思的邏輯，這個製造成本甚至碳排放量也都可算作商品的非自然屬性的固有屬性，為什麽製造成本和碳排放量就不能作為價值的承載屬性呢?可見馬克思的邏輯推理並未窮盡所有可能，因此結論是不可靠的。此類邏輯不嚴密的地方還有不少，下面還會說到。



二是馬克思竟沒有對勞動力作出明確的定義。所謂「無差別人類勞動」究竟是僅僅指人在體力和腦力上的耗費，耗費越多勞動價值就越高;還是不管借不借助工具和機器，凡是生產商品的能力強，其勞動價值就高。連這些概念都不願明確區分，商品價值怎麽可能定義清楚，上面提到的工人階級的內部爭議其實也是因此而起的。這且不提，更為嚴重的問題是，種類繁多的勞務工種和五花八門的商品交織在壹起，同壹商品的生產中有不同工種，不同商品生產中要用同壹工種，這些勞動價值該如何計量?比如甲乙2人，都是車工，加工的工件相似，分別在兩個生產不同商品的企業工作，這2個企業在行業內都屬於具有正常生產條件的企業，可甲開的是老式車床，乙開的則是數控車床，甲幹1件活的時間，乙可以幹完2件。是不是甲的勞動價值就只相當於乙的1/2呢?錯!按馬克思社會必要勞動的定義，他們所在企業的工人平均壹小時生產的商品所凝結的價值便都為1小時社會必要勞動。而甲乙2人工種不同，同樣會出現上述勞動價值既相同又不同的悖論。其實馬克思的例子中將織布廠的鍋爐工都視為織布工本身就大有問題。



三是馬克思有關勞動價值的論述中，從未涉及價格問題，只在說到價值規律時，提了壹句：價格隨供求關係變化而圍繞價值上下波動。但是價格是人們天天要接觸的事情，馬克思卻以壹句價格圍繞價值上下波動就打發了，這也是很奇怪的。再說價格是貨幣單位，價值是時間單位，兩者不在同壹範疇，如何能圍繞著上下波動呢?邏輯上似乎也講不通。怪不得詞條解釋的編者也不得不承認古典勞動價值論始終沒有解決價格的決定問題。



四是兩個定義原則在處理使用工具導致生產能力的變化上採用不同的互相矛盾的標準。按原則1，馬克思因為蒸汽機織布工生產效率高壹倍，就規定他們的勞動價值比手工織布工大壹倍。可是按原則2的規定，各行業的社會必要勞動又都是等價的，似乎不同行業之間在機械化自動化水平方面不存在差別。勞動密集型行業，服務行業和資本密集型行業相比在機械化自動化水平方面存在的天淵之別，難道馬克思真的沒有看到?



五是涉嫌循環論證。 分析定義的邏輯結構可以發現，原則1從同壹商品價值相等出發定義勞動(社會必要勞動);原則2則從等量勞動(社會必要勞動)即等價出發，定義商品的等價交換。這不是典型的循環定義嗎?正確的方法應該是，不管是同壹的商品還是交換的商品，要麽都用原則1處理;要麽都用原則2處理。如果統壹按原則2，以等量勞動定義價值相等，那就應該對等價的同壹商品同樣採用原則2，只要勞動具有平均熟練程度和平均勞動強度，就應認為它們創造的價值是相等的。在馬克思的織布工例子中，手工織布工的勞動與蒸汽織布工的勞動所創造的價值就應是相等的，而1米布的價值則可定義為2/3小時社會壹般勞動(假定手工織布工1小時勞動織1米布，蒸汽織布工1小時勞動織2米布)。這樣定義價值，邏輯才是統壹的，既可理直氣壯的回答手工織布工的質疑，也解決了不同行業關於勞動價值的爭議，並且還符合馬克思關於生產資料應歸社會共有的政治主張，當然這樣壹來馬克思將很難回答如下問題：手工織布工明明1小時只生產了1米布，卻能得到1.5米布的報酬，這種情況在市場經濟現實中有可能發生嗎?面對如此嚴重的悖論，馬克思選擇了壹個緩兵之計，將從資本家那裡奪來的權益暫時劃歸蒸汽織布工所有，待以後論述剩餘價值理論時再將其收歸社會公有;如果統壹按原則1，從價值相等出發定義勞動。那麽商品交換也應從價值相等出發，要麽論證實際商品交換的比例確實等於兩種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比例。要麽按類似原則1的方法，將生產壹定量某特殊商品，如1盎司黃金所需要的必要勞動時間定義為全社會必要勞動的基準時間(「黃金時間」)，然後以市場上實際發生的與1盎司黃金的交換比例來算出其他商品相對於此「黃金時間」的當量值。例如市場上1噸小麥可換1盎司黃金，其中壹盎司黃金所代表的 「黃金時間」設為100小時，1 噸小麥所凝結的必要勞動時間設為200小時，那麽小麥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相對於「黃金時間」的當量係數就為0.5，也就是說小麥行業的1 小時必要勞動時間凝結了0.5小時「黃金時間」。某單位商品凝結的「黃金時間」k的折算公式如下：



k=100/ab(小時)



式中：a-壹盎司黃金可交換的某單位商品的數量;



b-每單位該商品所凝結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



這樣定義也能保證邏輯統壹，雖然無法解決手工織布工的質疑，但能解決勞動密集型行業與資本密集型行業勞動價值之間事實上存在明顯差別的悖論，而且計算處理也並不複雜。馬克思作為壹代偉人，可從英國蒸汽機織布工的例子中創造出「社會必要勞動」的新概念，難道想不到用類似的方法，將黃金行業的必要勞動定義為全社會的基準勞動，豈非咄咄怪事。但話又說回來，假如真的以「黃金勞動」作為全社會的基準勞動，那就相當於承認黃金就是貨幣，價值就是價格。對於做買賣的人來說價格怎麽形成是壹目瞭然的，就賣家而言那就是成本加稅費再加利潤。如果價值與價格直接掛鉤，就從根本上否定了勞動價值論，因為勞動價值論的壹些結論，如等量勞動相交換的原則與人們日常的交易行為和經驗完全相悖，人們交易時從來只問價格，那裡問過商品生產所需的時間。所以馬克思只好選擇以等量勞動相交換定義不同商品間的等價關係。為避免人們將價值混同於價格，馬克思還壹再強調商品價值的本質屬性，交換價值是價值的表現形式。綜上所述，馬克思所以犯循環定義的錯誤，實在是形勢所迫，左右為難，最後也顧不得邏輯不邏輯了，只好利用模糊的勞動概念，以壹個「價值由社會必要勞動決定」的說法讓勞動價值論與日常生活經驗相銜接，又以不起眼的循環定義手法，用等量社會必要勞動相交換原則來替代市場上商品交換的實際規則，從而堅持了勞動創造價值的原則立場。



三 在經濟領域幾乎沒有應用



壹個科學理論必定能在實踐中得到廣泛應用，如牛頓的《自然科學的哲學原理》，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和亞當.斯密的《國富論》



在各自領域均有無可爭議的應用。反觀勞動價值論的情況就不是那回事了，上面提到商品和勞動種類都數不勝數，相互交織，又因為價值計量方法完全沒有可操作性，所以馬克思從未實際考察統計過壹個商品的價值，即所花費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後來是否有人實際統計過、不得而知，但即使有，其真實性也很值得懷疑，因為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計算需要很多人擇係數，例如：什麽是正常的生產條件，什麽是平均勞動強度和平均熟練程度，各工種是否壹律平等，不能平等的話又如何折算，由誰來認定，誰來折算等等。因此係數選取要做到完全客觀幾乎不可能。所以不僅市場經濟中根本不用勞動價值那壹套東西，就是實行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國家也不用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表示社會總產值或國民總收入，也不用勞動時間作為憑證進行物資交換，而仍然用貨幣作為物資交換的媒介。儘管計劃經濟時代物資的價格由政府製定，但政府製定物價所依據的方法也仍是參照市場經濟的壹套，按成本加利潤來計算價格，壹般加5%的利潤。國有企業普遍存在的出工不出力，大鍋飯的弊端也從反面證明了勞動價值論的謬誤。其實勞動價值論的真正用途是在政治領域，就如馬克思所聲稱的那樣，這是他為共產主義運動——無產階級的解放運動而專門鍛造的思想武器。說的難聽一點就是共產黨用來搶劫人民財產的借口！

我覺得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裡邊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難以計算的，根據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衍生出來的按勞分配理論缺乏可操作性，一個小時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輕工業的體力勞動與一個小時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重工業的體力勞動的勞動量與勞動產物絕對不是等價物，一個小時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會計工作的腦力勞動與一個小時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經理工作的腦力勞動的勞動量與勞動產物絕對不是等價物，一定要當成等價物進行按勞分配，除非認同齊頭式的平等的勞苦大眾得到政權並且實行民主計劃經濟，在共匪實行一黨專政的社會根本沒有機會實踐，馬克思的剩餘價值理論忽略直接生產者以外的生產要素的價值，忽略了土地資源 資本 經營管理 科學技術的價值，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意義在於肯定了藍領工人的勞動價值，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無法成為衡量勞動的數量與勞動的價值的依據，反而為毛左共匪建立工分製度實行按權分配提供了理論基礎，馬克思的剩餘價值理論忽略了其他生產要素的作用，馬克思值得肯定的部份在於正確的分析了市場經濟存在的部份弊端，肯定藍領工人的勞動作為生產要素的組成部份，對於馬克思沒有必要全盤肯定，也沒有必要全盤否定，錯誤的部份應該被拋棄，正確的部份應該被傳承。勞動價值理論與剩餘價值理論存在錯誤不等於剝削就不存在，比如資本家為了追求利潤刻意降低工資，增加勞動量，延長工時，運用嚴苛的勞動紀律與語言暴力以及精神剝削壓迫工人，為了節省成本讓工人在惡劣的勞動條件下工作，企業利潤增加德時候沒有增加工人的收入，甚至拖欠工人的工資，長期為工作的工人無法佔有公司的股份，或者根據一定的比例得到部份企業利潤，比如政府不為工人提供免費醫療 免費教育 免費養老 住房補貼作為利益回饋，政府官員利用權力尋租掠奪原本屬於資本家與工人創造的企業利潤，在法治不健全的社會中資本家剝削工人與政府官員掠奪企業的事實確實存在，中國社會的血汗工廠與中共政權就是最好的證明，只有約束資本家與政府官員，給予工人階級組建獨立工會參與勞資協商的權利，允許工人階級組建左翼政黨參與政治生活的民主製度才可以減少剝削。

馬克思的剩餘價值論被馬克思主義者們認為是找到了無產階級貧窮的真正原因，即所謂資產階級剝削了他們的剩餘價值，於是他們以為只要消滅了資產階級，就沒有了剝削，天下就太平、美好了。然而，剩餘價值論存在著根本性的錯誤，它揭示不了無產階級貧窮的真正原因，資產階級也不是應該打倒的。 　　

馬克思認為，勞動力價值由下面三個因素組成：1、維持勞動者生存所必要的生活資料的價值;2、勞動者繁殖後代所必要的生活資料的價值;3、勞動者接受教育和訓練所支出的費用。另外他還加上歷史道德的因素。(馬克思既反對勞動力成為商品，但這裡卻又給勞動力開價，這真是壹件滑稽的事情。)



在上述定義的基礎上，馬克思認為，剩餘價值是雇傭工人所創造的並被資本家無償佔有的超過勞動力價值的那部分價值，它是雇傭工人剩餘勞動的凝結，體現了資本家和雇傭工人之間剝削和被剝削的關係，所謂剩餘勞動就是剩餘勞動時間進行的勞動。



馬克思顯然忽略了壹個關鍵性的重要問題，那就是，勞動力價值是怎麽體現的呢?難道工人只要進行了勞動就創造了價值?顯然不是這樣。事實上，勞動力價值是通過產品(物化品或服務)來體現的，勞動力只有生產出合格的產品，其價值才得以體現。當然，生產的產品越多、質量越好則勞動力創造的價值就越大。



作為資本家，他是要把工人生產的產品變成商品賣出去才能獲得利潤。那麽，工人的勞動力價值是多少呢?就算妳說工人還創造了剩餘價值，那又是多少呢?不管那麽多了，總之，總共是多少妳說吧，100元?OK，資本家就給他100元，這樣，工人不能說資本家剝削了吧?好的，這些產品，資本家拿去賣150元，扣除材料等等成本，還賺了20元，這20元跟妳工人沒關係的，不是剝削妳工人的，更談不上是剝削什麽剩餘價值的。資本家開工廠，總是要賺錢的，如果不賺錢，他開工廠幹什麽?好玩啊?



如果那些產品賣不到150元，那麽資本家就不會招工人來進行生產了，於是工人連靠勞動賺取生活費的機會都沒有了。事實上，資本家在決定開工廠搞生產的時候，就考察了勞動力的價值水平和所生產商品的市場行情，進行了分析評估，有賺才會做。資本家在招工人的時候，就是根據考察的勞動力的價值與工人達成的協議，這是兩廂情願的事，談何剝削，又哪來的剩餘價值?



不論是採用計時製還是計件製，工人按勞動合約完成了規定的勞動量就可以不幹了，他為什麽要用剩餘勞動時間去創造剩餘價值讓資本家去剝削呢?這不是傻瓜嗎?顯然，只有當額外工作另有報酬的情況下工人才會幹，那麽，工人在剩餘勞動時間的勞動也取得了報酬，談何資本家剝削了工人在剩餘勞動時間創造的剩餘價值呢?



事實上，勞動力價值根本就不可能製定壹個標準來準確計算，比如，馬克思認為勞動力價值中包含了維持勞動者生存所必要的生活資料的價值和勞動者繁殖後代所必要的生活資料的價值，那麽勞動者繁殖後代按幾個來計算?是否有男女之別?每個勞動者維持生存所必要的生活資料的價值是不同的，又按什麽標準來計算?顯然這些都是很難量化、無法確定壹個真正合理的標準的。勞動力價值只能是在社會實踐過程中根據價值規律和通過鬥爭磨合來調整。



就算能夠計算出壹個具體的勞動力價值，並按照這個數目付給工人工資，那麽就應該不存在剝削了，工人應該滿意了，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就應該沒有了，但是資本家在出售商品的時候還是會把工人工資打入商品成本，在商品成本之上的價格出售商品，這樣，資本家還是會賺錢。既然能賺錢，那麽隨著生產的延續乃至擴大，賺的錢就會越來越多，就必然會導致資本家的財富比工人多很多。



工人如果對資本家的招工條件不滿意，他可以不進去，即便是進去後覺得工資低了，他也可以離開，當所有的工人都嫌工資低了，還可以通過罷工來要求提高工資，甚至還可以通過武力來進行鬥爭(例如英國工人破壞機器);而資本家則有三種選擇：解僱工人、工廠停辦、與工人妥協。這壹切，雙方都是從如何對自己最有利來考慮的，跟剩餘價值毫無關係。剩餘價值純粹就是壹個杜撰出來的虛無的東西，是為了鼓動無產階級起來造反而編造的壹個看似有道理的理由。



在剩餘價值論被提出之前，是不是無產階級就沒有反對過資產階級呢?當然不是。那時無產階級根本就沒有「被剝削剩餘價值」的概念，那麽他們是為了什麽而反對資產階級呢?農民與地主、奴隸與奴隸主，他們之間矛盾的原因又是什麽?假如以後又出現什麽新的階級與階級的矛盾，難道我們又要去尋找其特殊原因嗎?所有這些矛盾難道沒有壹個共同的根本原因嗎?難道我們就不能找到其共同的根本原因從而針對它來選擇壹種最佳方法以預防以後的各種矛盾嗎?馬克思主義者們總是忽略了事物的共性，不能抽象地看待事物，抓不住問題的根本實質。



事實上，工人跟資本家的鬥爭也罷，農民跟地主的鬥爭也罷，奴隸跟奴隸主的鬥爭也罷，都根本不需要其他的什麽堂而皇之的理由，唯壹的理由就是：是否願意承受這樣壹種不平等的狀況。



人都是自私的，都需要維持生存並追求更大的幸福。如果工人階級不是自私的，那就去為資本家無私奉獻嘛，還搞什麽鬥爭?鬥爭的目的無非就是為了爭取利益，這沒什麽好掩飾的。



在人類的社會生活中，由於各種外在客觀原因和個人能力的原因，人與人的利益出現了不平等的現象，人如果能夠、願意承受這種不平等現象，那就相安無事，如果不能、不願意承受，那麽就必然會去鬥爭。鬥爭的方式有很多種，人們會根據實際情況來選擇輕重程度不同的鬥爭方式，諸如辭職、罷工、遊行示威、武裝鬥爭等等。



在決定要去進行鬥爭的時候，人們所要考慮的是：1、鬥爭是有風險的，可能連自己既有的利益都會損失掉，甚至會付出生命代價，自己是否敢於、願意、有能力承擔這種風險;2、鬥爭要達到怎樣的目的、效果?



第1個問題簡單得多，有時候想都不用想，到了忍無可忍的時候，就不顧壹切了;第2個問題對於個人來說也比較簡單，而對於壹個群體來說就比較複雜了。事實上，歷史上很多次群體鬥爭就是因為這個問題考慮得不好，以致沒能達到好的效果，即使是鬥爭勝利了，也只能是狂歡壹陣子，最多是使自己獲得壹時的利益，卻沒能長久，沒能對社會發展起到良好的作用。



就工人階級來說，如果是把資本家打倒了，怎麽辦呢?把生產資料歸公、搞平均主義?由於人的能力是不同的，如果能力強的人不能靠他的能力獲得更多的利益，那麽他就不會有積極性，這樣對社會的發展是不利的。允許能力強的人靠其能力獲得更大的利益，他在為自己謀取到更大的利益的同時，也是為社會創造了更大的財富，這樣也就使得能力差的人也能獲得更大的利益。這何樂而不為呢?剝奪別人獲得更大利益的權利，實際上也就剝奪了自己獲得更大利益的權利。



我們要追求的平等不是利益量上的平等，不是平均主義，而是人的基本權利上的平等，人們通過所享有的基本權利，可以使自己的利益得到保障並能去追求更大的利益。



有的人說，可以實行有限差別製，能力強的人能夠靠他的能力獲得比別人更多的利益，但限製在壹定程度上，不能比別人差得太多。這種模式也是不利於社會發展的，既然獲得的利益有限，其發揮的能力也就會有限。因此，不能對人們所獲得的利益進行限製，而這壹前提就是，必須允許人們有私有財產，並使其得到保護。既然允許人們有私有財產，如果不讓其投資生產，那麽就是對社會資源的壹種浪費，不利於更好地促進社會發展，所以應該允許人們將私有財產拿去投資生產，而這樣壹來，就必然又會出現資本家。



這就是說，無產階級把資本家打倒以後，只有實行允許有私人財產並利用私人財產進行投資生產的社會形式才是對社會發展最有利的，這等於是又回到了資本主義。既然是這樣，那還打倒資本家幹什麽?況且，妳今天利用武力搶奪了資本家的財產，明天別人也會用武力搶奪妳的財產，這樣等於是誰的利益都沒有保障，這相當於社會長期處於無序狀態。如果把財產交給共產黨，再讓共產黨用一黨專政的方式進行支配，我相信經歷過毛左官僚計劃經濟跟鄧右權力市場經濟的沒有失去獨立人格跟理性思考能力的中國工人都知道這樣做的結果。所以，打倒資本家、搶奪其財產的做法是不利於社會穩定、發展的，是不合理的。實際上，在壹個基本權利平等的社會，誰都有可能成為明天的富翁，但如果沒有壹個永恆的規則去保護人們正當獲得的利益，這種富翁當著也不穩當，也沒什麽意思。所以中國的富翁都陸陸續續移民到那些能保障私有財產的國家去，因為他們擔心中國什麽時候又來壹場革命把他們的財產搶奪掉。



既然無產階級搶奪資本家的財產的這種做法是不利於社會發展的，是不合理的，那麽，無產階級應該怎樣跟資本家鬥爭呢?那就最多隻能是罷工、遊行示威。可是，如果資本家不肯妥協，怎麽辦?這就只能是通過政府來協調處理。雖然通過武力奪取資本家的財富的做法對社會發展是不利的，但是如果無產階級對他們的生活狀況實在忍受不了了，並且團結了足夠的力量，那肯定是會發生武裝鬥爭的，那時候他們不僅僅是對資本家不滿了，對政府也不滿了，因為政府沒能幫他們解決問題。政府為了防止發生武裝鬥爭，就必然要採取措施來處理，當然，這取決於事態的發展。資本家不會因為幾個工人隨便鬧壹下就妥協，政府也不會因為少數群眾隨便鬧壹下就出面解決。不管是工人還是資本家或者政府，大家都是通過權衡來決定的。



所以，鬥爭其實不需要理由，只需要權衡。大家都是為了利益，無非是找到壹個平衡點。



壹般來說，工人不到無法忍受的地步是不會去鬥爭的。如果壹個政府總是等到問題發生的時候再來處理，那麽這個政府是不負責任的，而且事情壹旦發生，就很難說會是怎樣的情況。壹個明智的、負責任的政府，應該是平時就通過壹些措施來保障低收入人群的生活，使社會不至於出現激烈的矛盾，諸如實行最低工資標準，通過社會福利、救濟、保險等等措施來保證人民的基本生活。這些東西都是資本主義國家在長期發展過程中摸索出來的經驗，而恰恰是社會主義國家在這些方面做得很不夠。



社會不可能沒有矛盾，消除了這壹種矛盾，就必然會出現另外的矛盾，而另外的矛盾有可能是更糟糕的。所以，我們不應該試圖把矛盾消除掉(例如把資本家消滅)，而應該是讓矛盾處於壹種既有活性又有製約的良性狀態，這樣才既能促進社會發展，又不至於使矛盾激化。社會矛盾的活性因素就是允許人們追求更大的利益、允許存在利益量的差別，製約就是政府製定的壹系列保障低收入人群利益的措施。



壹個國家，若要想讓政府能夠真正為普通民眾的利益著想，那就只能是實行真正的民主製度，人民有權參與國家事務的管理，其利益自然就能得到有效的保障。



「物盡天擇、適者生存」這樣的叢林法則不能成為人類社會的法則，壹個好的社會奉行的法則應該是「生有保障、能者發達」。中國改革開放之後實行的黨國資本主義製度所衍生出來的那種惡性競爭，必然導致社會矛盾的激化，尤其是那些靠權力和非法手段擭取利益的現象猖獗，更使民眾感到憤慨。



傳統的共產黨的觀點裡邊，國營企業就是全民所有製的象徵，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的象徵，共產黨的壹黨專政是實現社會主義建設目標的最佳方式。這種道德上的偽裝，讓共產黨可以比以往的資本家更加兄殘的剝削工人提供了理論依據，因為在全民所有製的偽裝之下，實際上還是雇傭勞動者的工人成了所謂的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而成為超級的資本家的共產黨則成了社會主義建設的領路人了。這種國家資本主義的製度設計，比任何壹種其他的資本主義的製度設計都要邪惡。它不但讓剝削者可以更加瘋狂的剝削，更讓剝削者多了壹層道義上的光環。為了讓人們認清，這種道德上的偽裝背後的邪惡，我們有必要對國家資本主義進行批判，從而清除混入社會主義者隊伍中的投機人士。所有的真正的社會主義者應該明白無論是在計劃經濟的條件下，還是市場經濟的條件下，讓擁有不受製約的權力的人掌握經濟命脈就是災難。為了讓真正的社會主義者清楚的明白這種共產專製的邪惡，我們必須從共產專製在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兩種狀態下所帶來的災難進行分析，才能從根本上明白共產專製的邪惡，才能避免被那些偽裝成社會主義者的投機人士利用。

現代社會都是社會化生產，產品的生產必須分工協作才能進行。涉及分工協作，就涉及到產品在各分工協作者之間的分配問題。人們進行生產合作是為了獲得物質產品，只有在生產合作符合壹定的分配目標的前提下，生產合作才能形成。因此，生產的分工協作形式實際上已經內定了產品的分配形式，有什麽樣的分工協作方式，就會有什麽樣的產品分配方式。分配是由生產的分工協作關係來決定的，有什麽樣的分工協作關係就有什麽樣的產品分配關係。

產品生產無非有兩種投入：壹是活的有能動性的勞動，包括普通勞動者的勞動和其他企業家、軍官、官員、科學家、藝術家、銀行家等等的勞動；二是死的物的必須依靠人的勞動才能發揮作用的生產資料，包括土地、資金、物品、產權等等壹切無意識的生產要素。

因此，現代社會生產的分工協作關係也有兩種，壹是由生產資料所有者出資，購買勞動力，購買各種生產資料，從而形成企業生產；二是由相同的勞動者進行合作，解決生產資料問題，建立合作企業生產。前者是資本主義私有企業的分工協作方式，後者是社會主義追求的勞動者平等合作的分工協作方式。

因此，產品的分配形式相應地也有兩種，壹種是生產出的產品歸提供聯合勞動的勞動者所有；壹種是歸提供生產資料的資本家所有。前者我們稱之為按勞分配，後者我們稱之為按資分配。

按勞分配的說法，根源於馬克思主義的勞動價值論。依據勞動價值論，產品的價值是由生產產品的勞動者創造的。如果要實現這種按勞分配，就是要實現壹種讓產品的所有權歸產品的生產者所有的生產方式、社會製度，從而實現勞動者、人、無產階級等的自由與解放。因此，真正的社會主義的本質就是按勞分配的本質，真正的社會主義就是要實現按勞分配，把勞動者創造的價值歸還給勞動者自己，而不是由壹個被共產黨以壹黨專政的方式統治的國家所佔有。

而根據資本主義的經濟學，產品的價值來源是資本，是資本家依靠所擁有的資本進行投資的結果。誰投資於企業生產，企業生產就歸誰所有，這就是按資分配。在資本主義生產要素理論中，各生產要素是由資本為中心組合起來形成生產的，所形成的生產也歸資本的所有者所有。由此決定，勞動獲得工資收入，土地獲得地租，而兩者之外的所有收入歸資本家所有。

顯然，我們判斷壹種生產方式是不是按勞分配，只需看其生產勞動成果是否歸生產勞動者所有就可以了。按資分配就是企業所有權歸企業出資者所有；按勞分配是企業所有權歸企業勞動者聯合所有。毫無疑問，這才是按勞分配的本質和意義，是真正的按勞分配。

在全民所有製企業中，國家不是企業勞動者。全民所有製企業實際上是由國家依據所擁有的生產資料，雇傭壹定的勞動力進行社會生產，生產的所有權歸國家或全民所有的壹種生產方式。顯然，這與私企的形成方式是相同的，只不過壹者是國家出資，是掌握國家的共產黨出資，壹者是私人出資而已。因此，全民所有製企業的生產方式並不是按勞分配，而是壹種實質上的按資分配。

只要生產的所有權不歸生產者自己所有，任何形式的分配都不是按勞分配。是不是按勞分配，取決於企業生產的所有者和勞動者的關係，只要所有者和勞動者不相同，就不是按勞分配。全民所有製企業的所有權並不歸企業的勞動者所有，而是歸企業的出資者，因此這是壹種按資分配的生產方式。

按勞分配不止是壹個企業內部的勞動者的工資報酬要與勞動貢獻相掛鉤，從而多勞多得；更是勞動者要擁有和佔有自己的所有勞動成果，在此基礎之上再多勞多得。勞動者不能擁有自己的勞動成果，無論如何都不是按勞分配。勞動者的勞動成果不止是工資收入，也包括企業的利潤在內，只有把企業的利潤也分給勞動者，由勞動者自己佔有和管理，才叫按勞分配。

顯然，根據按勞分配的基本原則，這種全民所有製的計劃經濟也是壹種按資分配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因為勞動者並未獲得自己的勞動成果。在這種國有企業之中，「工人仍然是雇傭勞動者，無產者。資本關係沒有被消滅，反而被推到了頂點」。

提供資本的資本家不壹定是個人，也可能是經過共產黨包裝過的某個單位，某個組織，甚至某個國家；而能進行企業生產勞動的不會是國家或某個虛擬的、物的、沒有主觀能動性的什麽東西或虛幻的共同體，而只能是壹個個活生生的勞動者個人。因此，真正的按勞分配只有壹種形式，就是具體生產的所有權歸具體的生產勞動者自己所有，即聯合生產勞動形式。反映到具體的企業中，既不是私有企業，也不是共產黨所謂的國營企業，更不是什麽法人企業、合夥製企業、股份製企業，而只能是企業所有權歸企業勞動者平等共有的員工所有製企業。

國家不是勞動者，全體勞動者也不等於具體勞動者，具體的社會生產只有由具體的勞動者佔有才有意義，也才科學。國家或全體勞動者都只是壹種虛擬的共同體，是壹種被動之物，無法進行主動的社會生產，也沒有對物質利益的實際自然需要，更沒有對自然人的需要進行及時反應和生產的本能。國家可以對社會經濟進行計劃管理，但對具體企業生產的佔有和管理註定是不能有效合理的。國家無法及時有效地了解和掌握人民群眾千奇百怪、多種多樣、變化多端的物質生活需要，因此也不可能滿足人民紛繁蕪雜的生產與生活需求。由共產黨統治的所謂的社會主義國家半個多世紀的國有計劃經濟實踐早已證明了這壹切！

同時，壹個人、壹個組織或機構可以代表另壹些人的利益，卻顯然不能佔有這些人的利益。國家可以代表勞動者，卻並不就是勞動者；國家可以代為管理勞動者的利益，卻不可以佔有勞動者的利益；生產勞動成果歸國家所有，就無法歸勞動者所有，這都是客觀現實。因此，從按勞分配的角度來講，共產黨的所謂國營企業所謂的全民所有製以及計劃經濟根本就不是按勞分配，根本是錯誤、沒必要也毫無意義的，是不符合真正的共產主義的基本發展要求的。國家的這種類似中介的作用既沒必要、也沒意義，只會為人民帶來貧窮，為社會生產的發展帶來阻礙。

勞動者自己的具體利益及其實現，人民自己微觀層面的生存與發展，均無需國家來操辦，不應由國家來主導管理和計劃安排。勞動者自己有能力解決自己的事情，也只有自己才能解決好自己的事情。國家只需滿足勞動人民的這種生產與生活需要，以最好的社會製度、物質條件為勞動人民創造最好的生產與生活條件就可以了。只有把企業生產經營管理權和所有權交給企業勞動者自己，壹切由企業勞動者自己來掌握，才能有效滿足勞動者個人和社會發展的需求，才能最終有效地實現社會主義的目標。國家對人民的具體生產與生活的管理、計劃和分配必然都是盲目的，不可能科學的，只會是劃蛇添足，只能把事情搞糟！而且，在全民所有製計劃經濟中，國家對勞動者的這種代表，僅僅是國家自己的說法和做法，是國家的壹廂情願，並沒有經過勞動人民以有效的、民主的形式和程序來認可和確認，這種代表本身就有問題。

傳統的共產國家的國營企業存在種種弊端和問題的根源正在於國家對勞動者的勞動的這種佔有和管理上。本來應由勞動者自己佔有和管理的生產勞動，卻要由國家來計劃、安排和決定，國家怎麽可能像具體的壹個個勞動者個人那樣有效、及時的掌握經濟信息，從而最好的經營和管理自己的生產與生活事務呢？具體細微、變化多端的企業生產，偏要由龐大笨拙的掌握國家行政機構的共產黨來佔有和管理，這必然導致企業生產的效率低下，導致屬於共產黨內部成員的企業官僚大規模的腐敗，導致工人貧窮困苦等的社會弊端。

無論從哪個方面來講，全民所有製計劃經濟不但沒有實現按勞分配，反而根本就是壹種按資分配的生產關係，不但沒有實現無產階級的經濟解放，甚至比資本主義私有經濟更加壓製無產階級的自由和利益。難怪社會主義國家會普遍失敗，這些國家普遍以這種資本主義按資分配的生產方式來實現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目標，這種南轅北轍、緣木求魚的做法又怎麽能不失敗呢？社會主義國家近半個世紀的實踐證明了這壹切。前蘇聯和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主要就是因為國有計劃經濟的無效與失敗而重新選擇了資本主義。

不可否認，全民所有製計劃經濟的目的在於實現按勞分配，讓勞動者成為自己勞動的主人。但是目的如此，事實卻是完全相反。雖然像前蘇聯與毛澤東時代的中國那樣的傳統的共產國家號稱是代表全體勞動者或全體人民佔有和管理社會生產的，由國家來決定和安排企業生產的壹切，然後再由國家把企業的勞動成果依據所謂按勞分配原則，分配給工人等，但這種代表，這種方式是沒有必要、多此壹舉的，而且也必然是不合理、不科學的。如果把社會生產的所有權直接交給企業的勞動者，則可以更加科學有效的實現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目標，也更加符合社會經濟的基本原則要求，能夠更好的滿足人民和社會發展的客觀物質需要。

共產黨所倡導的全民所有製計劃經濟的分配是由國家統壹計劃分配的。雖說是要實行按勞分配，但是國家怎麽能確切知道各個勞動者的勞動量有多少，該獲得多少收入和報酬呢？壹個勞動者的勞動價值是多少，國家根據什麽來判斷？怎樣來判斷？這種判斷具有科學合理性、可行性嗎？顯然，是不可能的。

真正的自由人的聯合體，真正的共產主義，勞動者應該是自覺的參加勞動，因此也是自由自主地參加社會勞動的，是壹種自由的聯合勞動。而在國有計劃經濟下，勞動者是否參加社會勞動、怎樣參加要由國家來決定。真正的按勞分配是勞動者擁有所有自己創造的產品，只不過這種產品表現為是社會的產品，其中的壹部分重新用作社會生產資料，而另壹部分則以自己勞動時間的壹定比例進行分配，由勞動者全部拿回來作為自己的消費資料。而國有計劃經濟既沒有表明勞動者的全部勞動成果是勞動者自己的，也沒有確定合理的消費品的分配依據和比例，結果使按勞分配名存實亡，國家佔有了勞動者的勞動成果，而這個國家又是共產黨的國家，分配也就成了實質上的國家分配、按共產黨的意誌分配。

實際上，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的設想是存在壹定空想成份的。所謂的在取消了私有製與市場經濟的條件下有組織的運用計劃經濟的生產方式，在社會化大生產的基礎上，根據社會平均生產力水平，根據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進行按勞分配根本無法操作。首先在全國範圍內，勞動者個人的自覺勞動其實無法直接成為社會總勞動的有效構成。勞動者個人的自覺勞動只有在與其他具體的勞動者合作，並其產品通過社會認可之後，才能有效成為社會總勞動的構成；其次，根據勞動價值論在進行按勞分配時，哪一種生產方式，什麽生產條件，哪一個工人的勞動能力可以作為衡量社會平均生產力水平的標準，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又要如何計算，在現實中根本無法對勞動者個人的勞動時間進行數量上的精確計算。個人也好，國家也好，任何壹個組織單位都無法正確確定壹個人的具體勞動的勞動時間應該是多少。因此，在全社會的範圍內，根據勞動時間確定按勞分配的標準是行不通的。按勞分配在實踐過程中淪為徹底的按權力分配，毛澤東時代根據按勞分配原則所設計出來的等級工資製度顯然不是按勞分配。只有在有限的企業的範圍內，盡可能的由勞動者個人自己佔有自己的勞動，並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通過市場交換的方式來最終確定其產品的價值，才能在壹定程度上，相對最好地衡量、確定和執行按勞分配。

全民所有製計劃經濟實際上就是對馬克思主義的這種存在缺陷的設想在現實中進行應用的表現和結果。馬克思主義的空想成份正是國有計劃經濟種種缺點與弊端的根源。

然而，馬克思的設想在全國範圍內行不通，但在企業範圍內卻幾乎是完美無缺的。勞動者個人的自覺協作勞動有效組成企業的集體勞動，集體勞動成果在不廢除市場經濟的前提下通過市場交換行為有效構成社會總勞動。企業中有限的勞動者集體可以通過自由談判協商的方式，初步確定每個勞動者的基本勞動貢獻，從而就可以在最有效的範圍內實現真正的按勞分配。而馬克思是主張取締市場經濟並由壹個抽象的虛擬的名義上的國家來佔有生產資料，因此，全民所有製計劃經濟雖然是實踐馬克思主義對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設想的結果，實際上員工所有製企業才真正可以實現社會主義按勞分配的理想，才真正的共產主義的原則。

全民所有製計劃經濟的失誤，實際上只是擴大了社會主義聯合勞動的範圍內，把本來應該首先應用在企業範圍內進行的聯合勞動，根據馬克思主義在設想上的失誤，應用在了整個社會的範圍內之內，從而導致了社會主義實踐的挫折和失敗。因此，國有計劃經濟的正確改革實際上很簡單，就是把社會主義聯合勞動的範圍內從整個社會，還原到企業就可以了。應把國有計劃經濟變為集體市場經濟，把被共產黨以國家的名義佔有的企業還給工人，把國營企業變為員工所有製企業。要適應更大規模的生產社會化要求，只需在勞動者擁有所有權的基礎前提之上，再進行各集體企業之間的聯合，或其他進壹步深入、廣泛的聯合即可。

馬克思所鼓吹的生產資料的社會佔有，以及有組織有計劃的社會化大生產，還有按勞分配的製度實際上是壹種可以讓政治投機份子可以掠奪壹般民眾的製度，在共產黨的傳統理論主導的共產極權主義國家裡邊，社會佔有的前提必須是實現國有化，然後國有化的國家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共產黨必須代表無產階級專政階級敵人。至於所謂的有組織有計劃的社會化大生產也必須由所謂的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來領導，也就是必須由共產黨來領導。按勞分配也必須建立在根本無法精確計算的社會平均生產力水平與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這個虛幻的概念上面，結果在實踐中就變成了共產黨可以對壹般民眾予取予求。因為在有組織有計劃的社會化大生產中，同壹企業中不同勞動者的個人勞動量和勞動成果根本無法精確計量，勞動的質和量無法互相轉換，如造原子彈的工程師和推手推車的工人的勞動量和勞動成果根本無法比較，馬克思雖然提出簡單勞動與複雜勞動是有差別的，一個小時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簡單勞動與一個小時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複雜勞動的勞動量與勞動價值是無法相等的，可是畢竟馬克思定義的簡單勞動與複雜勞動指的是廣義的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內部不同職業之間的具體勞動價值差異如何根據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計算馬克思並沒有具體的論述，關於不同職業之間如何具體的根據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計算勞動量與勞動價值合理的確定工作收入，馬克思是沒有具體論述的，因此在分配方面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找不到具體的標準，如果叫人們接受平均主義，為各種不同的職業設定一個特定的生產方式 生產條件 以及勞動熟練程度作為社會平均生產力水平，在這個基礎之上只要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耗費是一樣的，無論哪種職業都是一樣的薪水，但是這樣做真的是壹種合理的分配方式嗎？事實上在計劃經濟的條件下根本就無法實現合理的分配，根本無法合理的將勞動成果作了必要扣除後歸還給勞動者個人所有。如果真的按照勞動量與用勞動量來代表的的勞動產品之間的等價交換原則來交換生活資料，根本沒有可行性，如果在社會平均生產力水平的基礎上製作一把石斧的勞動量是一天，製作一張漁網的勞動量也是一天，製作石斧的人工作完壹天之後只能買壹張漁網。而且製作石斧的人要跟製作漁網的人進行交換之前必須出示用錄像的方式記錄並確定對象在生產石斧與漁網的過程中耗費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一天的錄像憑證，不然無法進行等價交換。顯然用勞動量去換取用勞動量所代表的勞動產品也是不可取的，只會讓社會材富的分配更加畸形，中國在取消了貨蔽實行票證製度的那段時間就是最好的證明。如果實行工資製度，各種不同職業的勞動價值要如何計算，各種不同的職業不同的勞動量貢獻的大小如果用貨蔽來表現該如何表現？誰來規定工資的標準？無論是中國在毛澤東時代所實行的什麽八級工資製度，政府官員二十六級工資製度，還是其他世界歷史上社會主義實踐中實行過的所謂的按勞分配原則，不可能有統一的，精確的分配原則，全部都是「按長官意誌分配」或者說是「按權力意誌來分配」。因此，只要所有馬克思主義者，不管是以前的、現在的、還是將來的，如果他們都無法提出「在有組織有計劃的社會化大生產中同壹企業中不同勞動者的個人勞動量和勞動成果的精確的計量方法」，那麽他們就不可能有任何有力的理論和事實來證明按勞分配的正確性！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在實踐中讓廣大沒有權力的壹般民眾變成了共產黨的奴隸，不但沒有消滅他所說的剝削，反而帶來了新的剝削。表面上資本壟斷已經不存在了，實際上資本壟斷只是換了壹種形式而已。

按生產要素分配，就是按資本分配，因為除了工人的勞動能力以外，主要的生產要素，生產所需要的原料與生產所需要的工具，都具有商品屬性，都是資本，按生產要素的分配，在實踐中就是根據人們佔有生產所需要的原料，以及所需要的工具的多少來分配。在非公有製經濟中，所謂的民營企業家也就是資本家，他們以創辦民營企業的名義，把原料與工具壟斷在自己的手中，沒有佔有這些生產要素的工人，就只能去給資本家打工，只能讓那些在商品流通環節中的掌握資本的中間人，不從事生產性勞動的資本家剝削。他們生產的產品賣到市場中去，主要的利潤歸老闆，工人只能得到非常微薄的壹部份收入。改革開放之後的共產黨與之前的傳統的共產黨不同的是，他不主張廢除商品經濟，主張按生產要素分配，卻又主張讓壹個權力不受製約的政黨，在商品經濟的條件下用所謂的國營企業去做生意，國營企業有行政權力作為後盾，完全不必慘與市場競爭，就可以壟斷整個行業。雖然國營企業的原料與工具，不是被表面上的資本家佔有，但是實際上這些生產要素，已經被掌握在共產黨權貴的手中，共產黨權貴成了最大的資本家。給共產黨打工的工人，所生產出來的產品，被賣出去之後，那個利閏由共產黨權貴支配。共產黨權貴繼續根據按生產要素分配的原則，也就是按資本分配的原則把主要的利閏交給他們自己，因為他們是國營企業中真正佔有生產資料的人。中國的國營企業本質上是黨營企業，不生產免費的產品，不讓內部產業工人分享剩餘價值，不生產便宜的產品而是利用壟斷謀取暴利，企業利潤不會成為社會福利而是成為太子黨的商業利潤，不會用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計算國營企業產品的價格然後讓工人根據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計算出來的工分進行兌換實行按勞分配。中國的國營企業本質上是共匪用來行使資產階級法權謀取商業利潤的隸屬於共匪的私營商業機構，根本不具備公有製經濟的基本性質。無論企業是民營企業還是國營企業，只要工人不能直接佔有生產資料，直接佔有生產所需要的原料與生產所需要的工具，不能直接佔有除了工人的勞動能力以外的主要生產要素。工人被資本家剝削的本質就不會改變，唯壹的區別是民營企業的老闆是壹般的資本家，國營企業的老闆是有公職人員身份的資本家。但是私有製與雇傭勞動製度的本質，商品經濟的本質，是不會改變的，無論實行這種製度的人把這種製度叫做混合經濟或者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種製度本質上還是資本主義的。這種製度並不會改變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本質，勞動者與勞動的客觀條件，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的分離的本質。掌握資本的少數人可以支配工人的剩餘勞動佔有工人的剩餘價值的本質不會改變，工人作為被剝削者的階級地位不會改變。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的國有化比私有製更壞的壹個地方在於，在私有製的條件下，民營企業走向壟斷需要壹個漫長的過程，在競爭的過程中，資本家們為了爭奪他們認為優質的工人，會試著比其他人開出更高的薪水，工人在資本家競爭的過程中，可以享受壹點工資成長的好處。國有化之後，政府直接壟斷整個行業，從事某個行業的工人，沒有地方可以選擇，只能去那個國家所代表的企業裡邊工作，因為壟斷，因為不需要競爭，工人的工資難以成長。再加上民主製度已經不存在了，工人不可能組建獨立工會爭取改善勞動條件，實行高度國有化的國家，普遍靠壹黨專政來維持。統治者用法律確定工人應該得到多少，工人就只能得到多少。工人的勞動能力在不存在競爭的環境下，失去了評價機製，工資的價格在也不必隨著市場環境而改變了。國家給工人多少錢，工人就得到多少錢，工人組成工會要求增加工資，是不可能的，因為共產黨壟斷了政治權力，工人壹旦組建工會，就會被共產黨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的名義鎮壓。因為共產黨的國營企業在商品經濟的條件下運行，所以自然不會提供公共服務，國營企業生產的產品本質上是商品，需要用錢買，國營企業壟斷了市場，同時也壟斷了價格，在壹黨專政的基礎上佔有國營企業的共產黨權貴，不會在意購買力的水平，所以國營企業所生產出來的產品的價格不會比壹般民營企業所生產出來的產品要便宜，國營企業壹方面在市場上賺錢，壹方面又剝削企業內部的工人。這不但不會消滅剝削，反而帶來了新的剝削。事實已經證明，只要工人不能直接佔有生產資料，只要擁有不受製約的權力的人去掌握經濟命脈的極權統治的本質不變，無論是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工人始終是被剝削者的本質是不會改變的，要實現真正的共產主義，必須是在經濟高度民主化的基礎上，讓工人真正佔有企業的生產資料並直接參與企業的分配，只有這樣，工人才能真正的在經濟上被解放。

在極權計劃經濟的體製下，三個經濟問題都是由政府決定的。所謂的三個經濟問題是指：生產什麽、怎樣生產和為誰生產。國家大部分資源由政府擁有，並且由政府指令來分配資源，而不是由市場價格來決定。舉例來說，政府認為國家需要蘋果，在計劃經濟下，被政府選中的個人集體（壹般為符合該類生產的要求）都要按政府指示進行種植蘋果的工作，但事實上實際生產的產品可能不符合實際需求。在沒有民主製度的共產極權國家，計劃經濟的結果就是共產黨根據自己的意誌支配經濟社會。

在實行極權計劃經濟的國家，政府不僅控製國營產業，連私人企業也要受政府指示運作。私人企業要生產什麽，由政府作主；私人企業以什麽方法生產，由政府決定；生產出來的東西又如何分配，也是政府決定。國家操控著生產的供應、價格以至銷售渠道，都是由政府決定。改革開放之後的中國，中共仍然對國營企業與私營企業擁有絕對領導權，中共可以通過政府文件與國營企業與私營企業內部的黨組織直接支配國營企業與私營企業的生產 供應 價格 銷售 分配。

極權計劃經濟是共產黨執政的國家常見的屬性之壹，因此極權計劃經濟又常被解釋與共產主義相通，但又與共產主義無政府、無國家的特性向矛盾，隨著蘇聯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擴大，受到蘇聯影響的地區都或多或少的實行極權計劃經濟政策。

如果有某個人或者相對小規模的機構，能完全知道社會中每個人對所有物品的需求強度，然後根據這些強度總和迅速反應，精確的分配所有資源、人力、財力進行各種所有物品生產，這樣理想狀態下的計劃經濟，的確是所有經濟形態中最高效的。但是這個人或者這個小規模機構在人類可預見的將來都是不可能存在的，算上家庭這種極小的人口經濟體才可以勉強達到極權計劃經濟的理想狀態，甚至許多父母對家庭成員都做不到這樣的分配，而且家庭團體擴張下會更困難，而社會也是如此。所以現實上的極權計劃經濟，最明顯的表現就是低效率社會資源分配，與造成顯而易見的產能失調。如果資產在社會還沒有建立民主製度的情況下徹底的國有化更會導致生產力大幅下降與資源的過度浪費，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就是最好的例子，大躍進就是生產力下降與資源浪費的最好證明。

微觀資源無法有效分配，是極權計劃經濟裏最受批評的要點。因為國家所有資源都由政府決定，私人不掌握生產資料，於是乎國家可以罔顧私人的實際需要而進行經濟計劃。奧地利經濟學派的路德維希 馮 米塞斯主張極權計劃經濟在經濟上必然會失敗，因為經濟計算問題註定了政府永遠無法正確的計算復雜萬分的經濟體系。只要缺乏了價格機製，社會主義政府根本無從得知市場需求的情報，而隨之而來的必然是計劃的失敗和經濟的徹底崩潰。

舉例而言，當國家要求全國廣種蘋果時，事實可以是民眾對芒果需求高於蘋果。如是者，多種出來的蘋果就會形成浪費，而芒果便形成短缺。但政府卻沒有合適的機製取代貨幣機製，無法準確而迅速的知道民眾對芒果或蘋果的正確需求。這便是說，即使知道了芒果需求較高，政府仍不知道應該少種多少蘋果，多種多少芒果。即使知道了現在少種了多少芒果，多種了多少蘋果，政府仍然不知道半年後芒果成熟時，廣大人民的需求有沒有轉變。這可能導致浪費和短缺。毛澤東時代的物資短缺就是極權計劃經濟造成的，共產黨根據自己的意誌調節生產與分配。

微觀資源無法有效分配，是極權計劃經濟裏最受批評的要點。因為國家所有資源都由政府決定，私人不掌握生產資料，於是乎國家可以罔顧私人的實際需要而進行經濟計劃。奧地利經濟學派的路德維希 馮 米塞斯主張社會主義在經濟上必然會失敗，因為經濟計算問題註定了政府永遠無法正確的計算復雜萬分的經濟體系。只要缺乏了價格機製，社會主義政府根本無從得知市場需求的情報，而隨之而來的必然是計劃的失敗和經濟的徹底崩潰。

舉例而言，當國家要求全國廣種蘋果時，事實可以是民眾對芒果需求高於蘋果。多種出來的蘋果就會形成浪費，而芒果便形成短缺。但是政府卻沒有合適的機製取代貨幣機製可以準確而迅速的知道民眾對芒果或蘋果的正確需求。這便是說，即使知道了芒果需求較高，政府仍不知道應該少種多少蘋果，多種多少芒果。即使知道了現在少種了多少芒果，多種了多少蘋果，政府仍然不知道半年後芒果成熟時，廣大人民的需求有沒有轉變。這可能導致浪費和短缺。

即使政府有效率的分配了資源，但是極權計劃經濟的效率通常還是低落的，主因是經濟決策缺乏私人參與，而是由政府壹個全權決定，極權計劃經濟缺少私人競爭。缺少私人競爭，就難以有效提高效率，以至價格也不能通過競爭而有所調整，個人的收益或物質回報也無從改變。個體的努力並沒有相應的物質回報，反而個體的怠惰無能的經濟仍然能得到整體平均的物質回報，由整體來共同承擔怠慢，共同享受努力的成果，從而演變成為平均主義。這便使得極權計劃經濟製度之下的微觀個體缺乏積極進取、爭取效率的誘因。因此發展緩慢，如蘇俄開始在1980年代技術落後美國，盡管武器產量差不多甚至更高，卻無法帶動足夠的創新，龐大的總體國力也停滯不前了，直到21世紀後才開始復蘇成長。

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人沒有辦法自由的運用工資購買自己需要的生活物資，極權計劃經濟意味著經濟活動多由政府決定，而不是個人決定，個人的經濟決策自由就被犧牲。對於重視個性化的消費者，這造成負效用。經濟決策上的個人自由被壓抑有可能進壹步導致其他領域的自由被破壞。1980年代，左翼理論家麥可 阿爾伯特和經濟學家羅賓 漢內爾為了平衡這個缺點便提出參與型經濟的設想，希望能解決這個問題。

極權計劃經濟製度之下的政府擁有管製生產活動的權力，官員便因此得以利用管製權力從中獲利。這種獲利的型態，有的是非法貪汙、有的是合法但不合理的規費稅捐，也有的是政策選定重點發展的對象以外被犧牲的弱勢者的利益。這些原本應屬於社會大眾的共同利益，因為計劃管製的關系而落入政府或官員私人的手裏、或是不公平的剝削。這不但妨礙了資源的公平運用、扭曲經濟發展的規律，也形成特權階級，產生社會矛盾，甚至沖突。 市場經濟體製的合法剝削和高層腐敗也因為類似的原因產生。發生在中國社會的貪汙腐敗與權力尋租，就是極權計劃經濟製度造成的。

蘇共與中共沒有建立產業民主，蘇共與中共建立的是黨領導一切的製度，蘇共與中共從來沒有實行軍隊國家化，所以蘇共與中共建立的國營企業從一開始就是黨營企業，蘇共與中共建立的國營企業不受民選國會的監督，企業內部也不是工人自治的，蘇共與中共建立的黨有製與民主左派主張的民主公有化與產業民主性質不同，我支持建立在市場化與民主監督基礎上的公有製經濟，反對共匪建立的黨有製經濟，我支持的混合經濟是英國的混合經濟，不是共匪在改革開放之後建立的混合經濟。公有製經濟如果建立在民主化與市場化的基礎上是可以發揮積極作用的，共匪建立的黨有製經濟不是公有製經濟。

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無法成為衡量勞動的數量與勞動的價值的依據，反而為毛左共匪建立工分製度實行按權分配提供了理論基礎，馬克思的剩餘價值理論忽略了其他生產要素的作用，馬克思值得肯定的部份在於正確的分析了市場經濟存在的部份弊端，肯定藍領工人的勞動作為生產要素的組成部份，對於馬克思沒有必要全盤肯定，也沒有必要全盤否定，錯誤的部份應該被拋棄，正確的部份應該被傳承。

共產極權國家的權力等級製度對基層人民的壓迫程度比原始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本等級製度對基層人民的壓迫程度更加嚴重，共產極權的國家權力世襲製度造成的階級固化程度比原始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本世襲製度造成的階級固化程度更嚴重，共產極權國家對社會的鉗製程度比皇權專製國家對社會的鉗製程度更嚴重，共產極權製度是人類社會有史以來最邪惡的社會製度。

民主就是允許自由的選擇生活方式

作者 左翼反共人士 寫於 二零一九年

中共垮臺之後的中國可以實行分級地方自治，村 鎮 縣 市 省各級地方自治單位的人民都可以通過公投製憲的方式決定當地的經濟製度，無論是私有製為主還是公有製為主，甚至是實行混合所有製，無論是實行市場經濟還是計劃經濟，甚至是實行混合經濟，無論是土地私有還是土地公有，甚至是實行土地的混合所有製，無論是堅持按勞分配，還是堅持按生產要素分配，甚至按勞分配與按生產要素分配並存，無論是生產資料個人所有還是集體所有，甚至社會所有，無論是高稅收高福利還是低稅收低福利，人民可以隨時通過公投製憲的方式改變經濟製度。

這樣做符合中國意識形態多元，很多人未必可以接受西方自由保守主義的國情，避免深受社會主義思想與共產主義思想影響的中國民眾被中共的殘餘勢力利用，成為動搖中國民主製度的社會根基的力量。

中共長期恐嚇中國人民，宣稱如果實行民主製度可能就會出現不受限製的私有製，不受限製的私有製孕育出來的財團會壟斷整個社會。

很多人因此受到誤導，即使討厭中共還是排斥民主，如果中國的民主化是在追求讓人民充份的自由的選擇生活方式，包括自由的選擇經濟製度，深受社會主義思想與共產主義思想影響的基層人民估計也會支持中國的民主化。

這樣做不僅可以擴大並且鞏固民主製度的生存根基，防止專製復辟，同時確保了各種不同的經濟製度在民主的框架下自由的實踐，讓生活在不同地區不同意識形態結構的人民都可以得到自己希望得到的生活方式，讓共產極權主義政黨再也沒有機會用經濟因素煽動基層人民否定民主政治了，人民在自由實踐的狀態下自然會產生出適合大多數人的利益的經濟製度。

中國民運長期無法成功主要還是因為沒有一套可以應對意識形態已經多元的中國社會的民主方案，不是太偏左就是太偏右不然就是太偏向中間，左派 右派 中間派都希望讓大多數人接受自己的主張，我覺得應該讓人民根據自身情況自身的利益需要自由的選擇左中右，只有建立民主製度才可以讓中國人民自由的選擇才是中國民運需要告訴中國人民。

實際上西方民主國家的民主製度也確保了人民自由選擇經濟製度的權利，比如賦予民選的國會多數修改憲法的權利，或者賦予人民通過直接民主公投製憲的權利，西方社會的文化傳統決定了西方國家以私有製為主體以市場經濟為主體，西方人民沒有選擇讓共產黨成為執政黨，西方人民沒有運用民主製度選擇以公有製為主體以計劃經濟為主體的經濟製度，政治民主的本質是讓人民擁有選舉 罷免 創製 復決的權力，創製就是通過立法的方式選擇社會製度，某些民主國家允許共產黨合法存在，某些國家即使把共產黨定義為非法政黨，仍然允許人民通過行使創製權把共產黨定義為合法政黨，中共長期利用西方社會的這種狀態誤導中國人民，讓中國人民誤以為一人一票 三權分立 地方自治 軍隊國家化的現代民主製度是維護自由資本主義製度的工具，中國如果引進現代民主製度就意味著自由資本主義的復辟，意味著基層人民的生存壓力會增加。很多中國人因為被中共洗腦，認為西方民主國家保護私有財產就是保護階級固化，事實上西方民主國家的稅收製度非常健全，保護私有財產並不會促進階級固化，而是保護公民可以不受壓迫的支配自己的勞動報酬。

中國人民長期被中共誤導，認為民主化就是走向以私有製與自由競爭為主的更充份的弱肉強食的社會。

如果具體劃分，行政 立法 司法三權分立以及中央與地方分權屬於憲政體製的內容，思想自由 信仰自由 言論自由 結社自由 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屬於自由權利與公民權利的內容，選舉 罷免 創製 複決才是屬於政治民主的內容。

西方民主國家允許左中右不同意識形態的政黨合法存在，允許左中右不同意識形態的政黨參加選舉，允許國會多數擁有立法權實質上就是允許人民自由的選擇生活方式。很多中國人根本不了解西方民主國家實行的現代民主政治的本質，對於民主政治的認知來自於中共的宣傳，他們認為西方民主國家實行的現代民主政治就是兩個財團黨二選一，每四年選一次，西方民主國家實行的現代民主政治本質上是資產階級專政。

事實上真正的民主是把選擇生活方式的權利還給人民，只有建立在民主製度之下的私有製因為受到獨立的司法體系的約束才會遵守程序正義，只有建立在民主製度之下的公有製才會因為受到民選國會的監督發展成民主公營事業，只有建立在民主製度之下的市場經濟才是真正的被憲政體製約束的法治經濟，只有建立在民主製度之下計劃經濟才會因為受到民選國會跟直接民主的支配成為增進人民福利的宏觀調控，只有建立在民主製度之下的土地私有製度才會真正尊重自耕農的私有產權，也只有建立在民主製度之下的土地公有製度才會確保符合公共利益的土地使用，只有保障結社自由允許獨立工會存在的民主社會才有機會發展出產業民主，只有民主製度可以讓農民不用遭受權力尋租者的壓迫，只有民主製度可以讓自由市場經濟發展成社會市場經濟最終演變成民主計劃經濟，只有民主製度可以孕育出真正的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人類社會經歷了專製計劃經濟 權力市場經濟 自由市場經濟 社會市場經濟 民主計劃經濟之後或許會進入社會主義高級階段，進入共產主義社會，可是前提是必須建立民主製度。

存在社會分工就有不同的利益群體，存在不同的利益群體就會有利益衝突，建立在民主製度基礎上的多黨製就是調和不同的利益群體之間的利益衝突的工具，不同的利益群體投票給代表自己利益的政黨，多黨組成的國會的國會成為調和不同利益群體的利益衝突的工具，不同的政黨組成的國會的國會結構，反映了整個社會不同的利益群體所代表的群體利益的大小，國會多數決的結果代表著最大的利益群體的利益訴求，一黨專政的結果就是作為統治階級的既得利益集團作為一個利益群體，可以隨便動用不受製約的權力壓迫其他利益群體。

極權政府可以集中力量辦壞事，比如強拆，比如搞豆腐渣工程撈錢，根本不需要經過民選議會的審議，可是極權政府是沒有服務效率的，極權政府的服務質量是非常差的。在中國去政府機關辦事需要花錢搞關係，需要面對一大堆潛規則，而且中國政府長期讓中國人生活在低福利的狀態之下，極權政府的效率對於官僚資產階級是有好處的，對於一般民眾是沒有好處的。

我覺得中國民主化之後應該讓選區製與比例代表製並存，我認為選區選出來的議員與微觀層面的政見是對應的，比例代表製選出來的議員是與宏觀層面的政見與政黨理念是對應的，人民可以選出微觀層面的民意代表，也可以選出宏觀層面的民意代表，只有這樣議會才可以充份的發揮代議製民主的功能，我個人最傾向的政體是兩院製，參議院全部由比例代表製的方式選出，選黨不選人，眾議院全部由選區製的方式選舉產生，選人不選黨，宏觀層面的議題參議院負責表決，微觀層面的議題眾議院負責表決，兩院互不幹涉，參議院負責選出行政首長，眾議院負責選出內閣成員。

我覺得中國應該實行內閣製，而且應該強化比例代表製的選舉方式，中國所有關心政治的人基本上都有明確的意識形態傾向，有左派，有右派，有中間派，不同流派代表著不同的利益群體，民主政治的本質是調和不同利益群體的衝突，突出理念選擇，強化政黨選擇。淡化政治上空洞以凸顯個人魅力為核心的總統製加單一選區製不適合中國這樣的國家，因為總統製加單一選區製太強調參選人個人媒體的行銷，如果在中國這樣的有濃厚的精英主義文化與個人崇拜土壤的國家，很容易發生威權復辟的事情。如果沒有比例代表製的支撐，形成的選舉文化最終將不利於培養公民意識與政治參與，單一選區製有的時候會因為選區劃分形成的人口結構，造成得票總數雖然不是最多的政黨成為國會最大黨，比如英國二零一九年的國會選舉就是很好的證明，雖然右派政黨的總票數並不如左派政黨的總票數多，可是右派政黨還是取得了多數席次。而且總統製加單一選區製很容易讓那些轉型過程中沒有被清算的前朝既得利益者借殼上市，因為收買政治人物的成本與比例代表製比起來要低很多，畢竟比例代表製是投政黨票，根據政黨票的比例分配席次，需要龐大的意識形態輸出系統，長期的社會意識形態建設，而且需要在全國各地都爭取到廣泛的選民支持，才有機會成為國會多數。我個人更傾向於內閣製，內閣製不容易產生缺乏民意基礎的國家元首，總統製容易產生選舉過程中依靠個人魅力行銷上臺，上臺之後擺爛的國家元首。

中國社會的金融環境

作者 中國網友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一年

共產專製對貨幣的控製

作者 左翼反共人士 寫於 二零一九年

中國政府為對付經濟危機濫發貨幣與控製匯率的貨幣政策，大大削弱了貨幣作為交易媒介的作用，常常導致人民幣實際含金量國內國外不壹致，人民幣出現內貶外升（或持平）。不斷的超發貨幣與死守匯率，使這種不壹致（俗稱剪刀差）不斷擴大，將對中國的對外開放帶來兩方面的影響：

它使中國同樣貨幣在國內國外不能買到同質同量商品，或同質同量商品國內國外價格不同。國外商品因匯率因素將大量湧入中國，國家被迫加大關稅或非關稅措施，以狙擊國外商品。否則很難維持經常項目的貿易順差和平衡。這會增加國外商品進入中國的限製，引起他國的不滿和反製。另外，中國出口商品受匯率影響，價格在國外相對升高，將日漸失去價格競爭力，由此遏製中國商品出口。所以，人民幣內貶外升，會日漸成為商品跨國流動的貨幣壁壘。

人民幣內貶外升，使貨幣（或資本）在跨國流動過程中產生大量的套利空間。如目前國內企業大量在國外的收購（美其名走出去），帶來大量的資本外流，就與人民幣內貶外升密切相關。千百萬的人民幣在國內只能買壹套房，兌換成美元在美國則可買數套房。當這種套利足以影響壹個國家的金融體系，甚至產生金融危機時，國家將被迫實行嚴厲的資本管製。壹旦實行資本管製，貨幣的自由兌換受到衝擊，經濟要素的跨國流動因為缺乏有效的交易媒介將大幅削弱。

匪諜長期鼓吹所謂美國維持美元體系是為了剝削全世界，這種說法實際上根本不能成立。首先，美元體製是世界貿易的需要，而其他國家在貿易中，根本不願意讓世界各國的貨幣參考，比如人民幣絕不願意被盯著幣值。美元體製的壹個重要特徵是自願性，也就是各國自願參照美元，沒有任何的強製性。

其次，美國作為美元供應國，壹貫的收緊，不存在所謂「印美元發財」的問題。印刷美元是給非常敏感和透明的問題，美國壹量化寬鬆壹下，中國就要美國向中國「解釋」。而中國卻是年年寬鬆。

最後，中國的各級政府預決算是不公開的，所以，別人無從知道政府到底量化寬鬆了多少人民幣，印刷了多少人民幣。也從來找不到政府印刷人民幣的具體數字和時間，這對美元來說是不可能的。人民幣這樣做有自己的苦衷，目的之壹就是阻止各國準確掌握參考人民幣實際幣值，從而掌握人民匯率的主動性。

而別國在這種情況下，肯定不願意維持壹個人民幣體製。

在國際貿易和結算中，壹國願意參照哪國的貨幣，都是自己的權力，妳愛參考歐元就參考歐元，沒有任何人或者國家會反對妳這樣做。

據說有些國家願意和人民幣接軌，俄羅斯願意和人民幣接軌。只能說這些國家非常的有個性，在摸不清人民幣實際狀況的時候，就大膽的「壹口價」。
估計是政治經濟學的成分多壹些。

壹般來說。社會增加多少物資，就應該發行多少貨幣。


貨幣如何投向市場？有信貸，補貼，社會福利建設，充實政府財政等等。

為什麽民主國家都是福利國家？就是因為他們新增貨幣大多用在全體人民的身上，用來補貼薄弱產業比如農業。民主國家基本上增發的貨幣，是通過社會福利的方式投向市場，養老，醫療等等。而中國卻讓這些公務員們糟蹋。
而中國新增貨幣則多是給國企貸款，給公務員發工資。

共匪採取的壹個重要的方法是給公務員增加工資，讓公務員把這些錢花出去。這樣做是不利於社會公平的。
民主國家的政府花的錢是用來補貼薄弱產業，比如農業，或者用來給弱勢群體補助，比如美國的社會住宅。


共匪幾十年來，放開的印刷貨幣。
美國1997年緊縮貨幣，結果美國人房貸出現危機。
歐洲2006年緊縮貨幣，結果歐洲政府財政出現危機。

共匪的血汗出口禍害了全世界，共產黨的權貴們個個吸飽了血。在頂不住壓力的時候，提出要緊縮貨幣。
但是效果是不好的，因為共匪根本不願意把經濟發展紅利分給勞工，提高社會福利拉動內需，壹旦有需求不足，共匪馬上想到的就會是印貨幣推動貶值,搞內需和發展中小企業，都是共產黨的權貴們需要割肉的，共匪根本不願意。

中國要搞內需，附庸在體製內的利益集團不允許。
癥結在於：出口經濟，在分配上不要分給勞工利益，內需經濟，就要提高勞工福利。
內需經濟，就要扶植中國的中小企業消化初級產品，而中小企業多數是體製外的，補貼體製外的企業，共匪根本捨不得花錢。

共匪購買了大量的房地美和房利美的債務。
第壹是因為是共匪壓榨勞工的血汗出口，侵蝕了美國底層人民的工作機會，導致他們無法續貸。這是贖罪。
第二是因為購買美國國債，這改變了美元的供求關係，會促成美元在市場上升值，緩解美元貶值對共匪的血汗出口的影響。

匪諜對於壹些東西，只會告訴人們壹半事實，另壹半是不能告訴人們的。於是很多人什麽都不懂，然後批判美國。當面對所有事實的時候，他們也只有自我催眠了。
其實都是共匪的宣傳導致的惡果。

內需經濟，就要分出經濟紅利非勞工，拉動消費。
另外，中國實行的是國家資本主義與權貴資本主義的經濟製度，很多資本家主要是通過以前的價格雙軌製完成原始積累的。什麽人才能在體製內外倒賣物資賺取差價，應該只有共匪吧。
共匪依靠國家資本主義與權貴資本主義賺錢，共匪必然積極的捍衛建立在國家資本主義與權貴資本主義基礎上的經濟製度。

美國確實想極力維持美元本位的地位，這是因為美國主張自由貿易，如果沒有美元本位，世界貿易壹片混亂。美國維持美元本位的唯壹方法是維持美元信用。

內需經濟，就要分出經濟紅利給勞工，拉動消費。
什麽叫做血汗出口？就是因為出口占壹國GDP達到巨大份額的時候，這個國家的內部分配就會失衡。因為不需要培養內部市場，在政策面上勞工只要給最低工資就行了。而內需經濟，則不壹樣。

美國儲備黃金，確實是為了維持美元結算的，美元結算是貿易自由的基礎。

首先，黃金結算已經不合時宜，這個基本上是共識。而沒有其他的貨幣「願意」和「能夠」被各國貨幣參考。美元擔當了重任。
其次，美國這並不是強製，只是暗示如果各國回到黃金本位，那麽別國並不會因此得到什麽好處。這是因為總有人對美元結算有想法，認為黃金結算更可靠。

美國儲備大量黃金，其實是為了推動世界貿易的發展。假如，世界各國不再認同美元結算，壹致同意回到黃金結算，那麽美國也無可奈何。

美元幣值如果像亞洲國家貨幣那樣波瀾起伏，那麽世界貿易就會驚心動魄，國際結算就壹團糟。
美元結算，決定了美元不可能亂來。亂來的結果是國際貿易體系的崩潰。如果是黃金本位，美元就輕鬆多了。

這隻是說，美國作出「犧牲」在維持世界的自由貿易的實現。

美國努力維持美元結算的局面，這並不是說美國對世界各國有任何強製性。
不管美國儲備多少黃金，哪個國家願意用歐元結算這是這個國家的自由，這樣做的時候，只要考慮目前的和潛在的貿易夥伴願不願意。

匪諜總是炒作美元的霸權，實際上只是在惡意抹黑美國。
事實上美國主張美元體製，只是為了各國間發展國際貿易。而且美元是需要作出犧牲的，因為美國要努力保證美元幣值穩定，其他貨幣則不要考慮這壹點。
美元被參考，哪個國家願意被這樣？人民幣嗎？

如果說美元體製讓美國得利，只能從美國在國際貿易的發展中，獲得了好處。但是很多年來，由於其他國家操作貨幣，美國在貿易中並沒有得到什麽好處。

延伸閱讀 經濟學者談濫發貨幣與稅收製度

作者 中國網友 寫於 二零一二年

貨幣超發
1. M2增速
「通脹無論何時何地皆為貨幣現象」，這是貨幣學派創始人弗裏德曼的壹句經典名言。按照貨幣學基本原理，壹個國家或地區經濟每增長出1元價值，作為貨幣發行機構的中央銀行也應該供給貨幣1元，超出1元的貨幣供應則視為超發。而在新興市場國家由於市場化改革等原因，資源商品化過程加劇，廣義貨幣供應量適度高於經濟發展GDP增長也是合理的，但過高的貨幣供給卻極易帶來通脹。
據統計，2010年中國GDP為39.79萬億元，是1978年的109倍。但同期廣義貨幣余額（即M2余額，廣義貨幣=流通中現金+銀行活定期存款+儲蓄存款+證券公司客戶保證金）卻從1978年的859.45億元增長到2010年底的72.6萬億元，為845倍。
2000年，我國GDP總量為8.9萬億元，M2余額為13.5萬億元，超發了4.6萬億元，而到了2010年，我國GDP總量為39.79萬億元，M2余額為72.6萬億元，超發貨幣32.81萬億元。
2010年中國M2余額額與GDP規模的比例已達182%，而2009年美國為61％，日本、韓國也只在100%左右。
貨幣超發是通貨膨脹的首要原因，國際上大多數國家都製定了嚴格的法律法規，以嚴格控製和管理貨幣增速，很少有M2增速超過GDP增速的3％的現象。美國國會立法規定，M2的上限為5％，這個規定沒有對應GDP增速，因為美國國民並不關心GDP這個數據。美聯儲的這個目標是硬性的，美聯儲主席和美國總統都無權超越。相比之下，中國在M2增速上隨意性較大，2009年M2增速高達27.7%，這是天方夜譚的事，偏偏就在中國出現。之所以這麽隨意，與中國的中央銀行為內閣部門而不具備獨立性有關，也與黨和政府對經濟的過度幹涉有關。　
過去的十年，中國的M2增速基本上都在16％以上，遠遠高於GDP增幅。中國M2高速增長的主要原因是商業銀行放貸多、結匯量大所致。貨幣過度增長帶來的是人民幣在國內市場的貶值和資產價格的瘋漲。由於存款利息遠低於貨幣貶值的速度，而中低收入人群除了將錢存銀行外並無太多投資的門路，加之其掌握的可供保值與增值的資產較少，所以中低收入人群受貨幣貶值的影響最大。
2.M2余額世界第壹
截至2009年底，中國M2余額為60.6萬億人民幣，按當年末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價計算，折合8.94萬億美元，而同期美國M2余額為8.55萬億美元，這意味著中國的廣義貨幣供給量在2009年已經成功地超過了美國。但在GDP方面，2009年美國卻是中國的2.8倍。
到2010年8月底，中國M2余額已超出美國18％，而當年中國的GDP只是美國的40%。
截至2011年6月末，廣義貨幣(M2)余額78.08萬億元，同比增速15.9%，遠超同期9.6%的GDP增速。按照現在的進度，兩年後中國M2余額將跨過百萬億元大關，三年後中國的M2余額將是美國的2倍，同時也是自身GDP的2倍。到那時，中國政府可以自豪地宣布，中國M2余額趕上美國用了數百年（？）時間，而M2余額與美國持平到增長為美國的2倍，中國只用了不到5年的時間，這是世界最大的奇跡。
3.外匯儲備
外匯儲備是壹個國家或經濟體的貨幣當局持有並可隨時兌換他國貨幣的資產，包括現鈔、黃金、國外有價證券等，通常以美元計算。外匯儲備是壹個國家國際清償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對於平衡國際收支、穩定匯率有重要的影響。　
外匯儲備余額常被誤為是經濟力的重要指標，但發行強勢貨幣的國家（如美國）並不需要太多外匯儲備，因其貨幣可在國際外匯市場中流通；反而壹些貨幣不在國際間流通的發展中國家，出於經濟發展的考慮或政治上的需要需要握有大量外匯儲備，以因應國際市場及政治形勢的波動。此外，壹個國家或經濟體外匯儲備的多寡，也受其貨幣政策的影響：實施固定匯率或聯系匯率的國家或經濟體，通常需要握有較充裕的外匯儲備以穩定匯率。
中國外匯儲備從2002年的2684億美元壹路攀升，截至2011年6月為止，累積達31975億美元，平均年增長達30%以上。當前，中國的外匯儲備中有60%以上用於收購美國國債和其它各種美國政府發行的債券。　
中國外匯儲備長期處於世界第壹，而通過美元貶值，近年來中國平均年損失在2000億美元以上。
外匯儲備前10位 排名 國家或地區 億美元(最後更新) 1 中國 $ 31975 (2011年6月) 2 日本 $ 11096 (2010年9月)
歐洲聯盟 $ 7260 (2010年8月) 3 俄羅斯 $ 5250 (2011年4月) 4 臺灣 $ 4000 (2011年4月) 5 印度 $ 2877 (2010年9月) 6 韓國 $ 2852 (2010年9月) 7 巴西 $ 2695 (2010年12月) 8 香港 $ 2661 (2010年9月) 9 新加坡 $ 2147 (2010年9月) 10 德國 $ 1840 (2010年9月)
4.外匯占款
2002年末中國的外匯占款為2.21萬億元，而截止2011年6月末外匯占款余額達24.67萬億元，為2002年的11倍。
在現行外匯管理體製下，央行負有無限度對外匯資金回購的責任，其在賬目上的對應反映就是外匯占款，外匯占款的增加直接增加了基礎貨幣量，再通過貨幣乘數效應，造成了貨幣供應量的大幅度增長,使得流通中的人民幣迅速增多。2010年，中國增加了4481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按年末匯價，全年就有2.966萬億元的基礎貨幣被投放。這不僅加劇了通貨膨脹的壓力，而且弱化了貨幣當局對貨幣供應量控製的能力。 面對外匯儲備的迅速增加，央行除了正回購、發行央行票據、上調存款準備金率來對沖外匯占款之外，已沒有足夠的金融工具可用，也沒有有效的資產來對沖過多的外匯占款。
但對沖也是有成本的。《第壹財經日報》記者徐以升通過查詢公開資料後計算發現，2003年至2010年底央行對沖外匯占款的成本累計規模為10830.6 億元。該成本主要由兩部分支出組成：央行發行央票的利息支出，利息規模為7436.5億元，其中已全部到期的央行票據完成利息支付6117億元；存款準備金率由2003年的6%上調到2010年末的18.5%發生的利息支出，按準備金凍結資金的6%是對沖外匯占款測算，利息逐月計算累加為3394.1億元。因央行通過正回購等其他工具回籠市場流動性而支出的成本並未納入測算，故10830.6億元這壹對沖成本較實際可能稍有低估。
對沖成本的承擔機製目前不明確。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員張斌張斌則認為，央行承擔對沖成本，壹是通過發貨幣，也就是用鑄幣稅承擔；二是通過發新債來償還利息，但發債最終也還是要靠未來的鑄幣稅償還，或是財政資金償還。

出口退稅

1. 2010中國出口商品平均退稅率7%
出口退稅 是指對於出口商品，不僅在出口環節不征稅，還要退還該商品在國內生產、流通環節已負擔的稅款，以使出口商品以不含稅的價格進入國際市場，從而增強產品在國外市場的競爭能力，擴大出口創匯。目前，中國出口商品實行5%-17%不等的出口退稅率。通過出口退稅，讓銷售到國外的商品價格降低，而生產廠家還能有利潤，這實質上使國外消費者得到了中國的財政補貼。正因對外國消費者的財政補貼，和對國內消費者的層層剝皮，才有美國商場的中國商品比在中國賣得便宜的事。
中國經常將出口退稅作為壹種宏觀調控工具頻繁使用，使得稅收失去其嚴肅性。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後，中國政府先後七次上調出口退稅率，涉及的商品稅號超過8000個(次)，其中已有1971個稅號商品實現了出口全額退稅。2010年中國出口總額15779億美元，出口退稅共計7327億元，比上年多退 841億元，按年末美元兌人民幣中間價1：6.62計算，2010中國出口商品平均退稅率7%。
2.出口退稅的問題和弊端
出口退稅政策對鼓勵外貿出口以及優化經濟結構方面曾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但近些年來，現行的出口退稅製度在實踐中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問題和弊端，已超過了該項政策所能帶來的益處。
（1）. 通過出口退稅，中國出口商品價格大多人為的降低了5—17%，加之企業用惡性的價格競爭以爭奪客戶，結果遭到相關國家反傾銷和特保案懲罰。目前世界上60%以上的反傾銷案都是針對中國企業的，而這些反傾銷案從未針對未享受退稅的中國商品。
（2）.中國現行征稅機關與退稅機關是分設的，監管不力、內外勾結使騙稅現象非常嚴重，並導致大量的出口轉內銷。2011年7月爆光的達芬奇事件即是如此。
（3）.近年來中國每年國際貿易順差1800億美元以上，外匯儲備超過了3.1萬億美元，這使得人民幣面臨巨大的升值壓力，國家外匯儲備保值增值異常困難。
（4）.中國商品低價出口建立在對工人尤其是農民工的血腥剝削基礎之上，同時是以廉價出賣國家資源，犧牲自然環境為代價的，具有不可持續性。而出口退稅政策等於是政府鼓勵這種不可持續的經濟增長方式。
（5）.過高的出口退稅率，使很多出口企業片面依靠政策的扶持，以低價產品打開國際市場。既然這樣的生產方式有利可圖，企業何必花巨大的人力物力去搞風險很大的創新？這就使很多企業失去了創新的動力。
（6）.出口退稅刺激出口，增大貿易順差，導致外匯儲備不斷攀升，央行放出基礎貨幣進行對沖，貨幣供應量加大，而基礎貨幣投放又以乘數效應擴大廣義貨幣供給，從而導致國內流動性過剩，助長國內價格上升。
（7）. 2010年中國的出口貨物退稅達到創紀錄的7327億元，比2010年各級政府用於醫療衛生和住房保障支出之和7103億元還高。補貼外國消費者很大方，對國內的民生投入卻很扣門，這是典型的寧贈外邦，不與家奴的表現。
3.出口退稅的接軌與國情
中國官方常說出口退稅是國際慣例，但實際上，實行增值稅的51個主要國家中，有31個國家采用了免、抵、退這壹出口退稅方法，還有20個國家未實行出口退稅。所以是否實行出口退稅還是要結合自己國家的情況。
發達國家普遍采用出口退稅的方式，並且不違反WTO的原則，中國實行出口退稅依據也在於此，美其名曰為與國際接軌。但發達國家已是後工業化階段，出口產品多為高附加值產品，且發達國家的薪資高，工資收入占企業運營成本的50%左右，實行出口退稅有與中低收入國家在人力成本上進行適度拉平的作用。而中國還在工業化階段，出口產品以低附加值產品居多，由於現行的工會是資方和政府的傀儡，加之政府剝奪了工人的罷工權，工人階級（包括農民工）的利益得不到保障，故工資收入占企業運營成本不到10%，實行出口退稅實際上是補助了資方和外國消費者。
中國在出口退稅上與國際接軌，但卻不在工人工資收入占企業運營成本上去與國際接軌，不在給予工人自組工會權、罷工權上與國際接軌。反過來說，中國政府在工人工資上講國情，在工人權利上講國情，在應否實行出口退稅上卻很少談國情。

共產專製對股票市場的控製

作者 左翼反共人士 寫於 二零二零年

在西方國家的經濟理論中，股市是壹個國家經濟的晴雨表。當經濟狀況好時，股市就紅火。當經濟狀況糟糕時，股市就冷清。

但中國股市卻不是這樣。當中國經濟狀況好時，這股市反而直線下跌。當中國股市從六千多點的高位狂瀉到壹千八百點時，正是中國整體經濟形勢大好之時。

中國股市是中國政府開的壹個超級大賭場，讓幾億中國股民在這個大賭場裏做壹下發財的美夢而已。當然能在裡面做發財美夢的畢竟只是極少數人。多數人在裡面做的是壹場惡夢。在這個大賭場裏，政府是最大的莊家，政府以「證監會」的面目出現在大庭廣眾的面前。「證監會」也是最大的贏家。不論賭場裏的輸贏如何慘烈，它都包賺不賠。

中國企業把中國股市當成壹個圈錢的地方。壹個企業千方百計想上市，是想通過股市把股民的錢圈到自己手中。上市時圈壹次錢還不夠，以後多次以送股、配股為名再圈錢。

中國企業想上市不容易，得勾兌「證監會」的高官。這就給了「證監會」大員們吃黑錢的天大良機。

各地的券商和莊家實際上是政府在股市的大小代理人。代理人知道政府的底牌。他們在操縱著股市的漲跌。決定大盤漲跌的大型上市公司基本上都是中共直接控製的黨營企業，中共可以直接動用國庫的錢購買自己的黨營企業發行的股票進行炒作，中國沒有言論自由沒有選舉製度，散戶根本無法了解黨營企業的真實經營情況，也沒有選舉製度可以讓中共成為失去黨營企業失去國庫支配權的在野黨。基本上中國股市的必然規律就是中共掠奪中國的股民，中國的散戶只能被中共宰割。真正認真的研究經濟在金融領域從事資源優化配置工作的一般股民根本賺不到錢，因為整個製度設計是為中共服務的。美國的中央銀行買股票護盤與中共動用黨國資本炒作股票市場瓜分散戶的儲蓄這兩者之間是有本質上的區別的，中國的股票市場以流通中共的黨營事業所發行的股票為主，中共動用黨國資本動用養老金炒作股票市場的本質實際上就是中共拿中國人的錢投資他自己的公司然後再騙中國人跟著投資最後瓜分中國人的財富。美國的中央銀行是被民選政府約束的國營銀行，所以不可能隨便損害普羅大眾的利益，中國的國營銀行實際上是被中共控製的黨營銀行，專門為中共謀取特殊利益服務。中國股市本質上是黨國財團圈錢的工具，黨國財團率先入市創造人造牛市，散戶隨後入市，然後黨國財團撤離，人造牛市行情結束，散戶的錢被人造牛市瓜分。

外國壹只股票的漲跌看的是經營業績。中國壹只股票的漲跌炒作的是題材。什麽「企業重組」；什麽「中共多少大召開」亂七糟八，什麽都成了炒作股票上漲的理由。炒作題材的目的只有壹個：讓散戶們成為股票的最大買主，再跌下去逼散戶們割肉出局。

中國股市莊家的操作手法也不複雜。當莊家在低價位看好壹只股票（2000點價位）時，就抄底購入。當莊家抄底成功後，就拉擡股價。當然在拉擡股價的過程中，找上幾個股評員吹壹吹，把股民的眼球吸引過來這效果就更好。當股民追漲股價達到莊家的預期（4000點價位）後，莊家也不壹定馬上出手拋盤。當股價超過莊家預期（5000—6000點價位）後，莊家開始拋盤。莊家拋盤股價有所下跌（4000點到4500點價位）。這時股評員就力勸股民們「逢低吸股」。股民想的是這壹股票跌了這麽多了，肯定會有「報復性反彈」，現在買入正是時機，遂大量購入。這時才是莊家拋盤的最好時機。壹但拋盤成功。這隻股票就直線下跌。股票下跌，散戶心慌，忍痛割肉，莊家再低價抄底接盤。再拉擡，再拋售。如此周而復始，散戶們的錢不知不覺就進了莊家手中。十年前，中國股市到六千多點的最高點位時，正是散戶們持股比例最高時。從此以後，中國股市飛流直下到壹千八，不知有多少股民的血汗錢被莊家洗劫壹空。

許多股民熱衷於看有關專家的股市專著，搞什麽「股市技術分析」。他們的錯誤就在於把中國的股市當成西方國家的股市了。而沒看到中國經濟和中國股市的特殊性。中國股市的漲跌完全被政府和其手下的莊家們控製著，豈是股評家和專家們能把握的？豈是股市專家們所能描述出來的？

從中共開設股票市場到二零一五年，中國股市從第壹個最高價位1700點跌下後，經許多年的沈寂再被擡到了第二個最高價位2400點，又是許多年的沈寂被壹呼拉地擡到第三個最高價位6000多點。暴跌後又拉到5000多點。隨後又是暴跌。雖然有李克強總理的「暴力救市」，也無濟於事。如果沒有七到八年或更長的時間，這股市就沒有復甦的可能。而中國股市的下壹次高潮到來的前提是：中國散戶股民的資金再次大量入場。中國股市下壹次高潮肯定又是暴漲加暴跌。持續時間很短暫。再回到不死不活的狀態，等待下下次的暴漲暴跌。

延伸閱讀 中國股民談中國股市存在嚴重的金融犯罪行為

作者 中國網友 寫於 二零二零年

泰禾集團於2020年4月30日發布業績預告，預計2019年1-12月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凈利潤為 82732萬元，與上年同期相比變動幅度為 -67.62%

主要原因如下：1、2019年公司為加速項目資金回籠，通過轉讓項目股權形式與合作方共同開發，累計減少並表項目21個，由此確認投資收益約15.5億元；與此對應，2019年度交付結利的項目少於2018年度，導致房地產銷售業務收入相比於2018年度減少約72億元，同時由於2019年度結轉收入的項目普遍受國家房地產調控政策影響，導致2019年度毛利率較2018年度大幅下滑，影響凈利潤約20億元。上述原因導致公司2019年度非經常性損益大幅增加，經常性損益大幅減少。2、2019年度因地產整體環境影響，公司持有的投資性房地產公允價值評估增值較預期差距較大，2019年度評估增值額比2018年度評估增值額減少6.66億元。3、因合聯營企業本年利潤減少，2019年度公司持有的合、聯營企業投資按權益法確認的投資收益，比2018年度對應的投資收益少3.73億元。4、公司對應收款項按照類似於信用風險特征（賬齡）進行組合，測算並計提壞賬準備，確認信用減值損失約9000萬元；存活按照成本與可變現凈值孰低計量，對存貨計提跌價準備5億元；根據評估結果計提商譽減值準備約5000萬元，2019年度公司計提德各項減值準備合計約6.4億元，比2018年度對應的計提減值準備多2.7億元。本公司董事會謹慎審視上述因素，認為第1項的變化可加速項目資金回籠，但會導致公司賬面列示的非經常性損益及經常性損益大幅增減，除此因素外，業績預減的主要原因來自於公司的非經常性損益，如投資性房地產公允價值變動、減值準備的計算提升等，這些非常性損益不具有持續性，預計不會對公司未來的經營業績產生持續影響。

泰禾集團2016年房地產銷售額為400.1億元、權益值為384.1億元，2017年房地產銷售額為1007.2億元、權益值為857.2億元，2018年房地產銷售貨值為1303.4億元、權益值為1095.3億元，2019年房地產銷售貨值為940.2億元、權益值為731.2億元。

泰禾集團2016年度報告顯示營業總收入為207億元、凈利潤為17億元，2017年度營業總收入為243億元、凈利潤為21億元，2018年度營業總收入為309.8億元、凈利潤為25.5億元，根據預告房地產銷售收入2019年度比2018年度減少約72億元，營業總收入為237.8億元，凈利潤為8.27億元。

房地產銷售額2018年的年初黃其森宣稱2017年泰禾集團的銷售額已經突破1000億元，預計2018年銷售額再次翻番，可以達到2000億元以上，黃其森宣稱房地產貨值權益值為6600億元（按照房地產的行規，這麽高的貨值完成2000億的銷售額是有保障的。）。由於黃其森的講話，促使泰禾集團的股價最高達到43.69元。

綜上所述，泰禾集團2020年4月30日的業績預告根本就沒有反映2017年房地產去庫存過程中的銷售額權益值（根據多家房地產上市公司的董事秘書的解釋，房地產上市公司的房地產銷售額計入年報的時間要推遲1.5年-2年；泰禾集團2019年第三季度業績報告發布之後，詢問董事秘書2017年的銷售額何時體現？董事秘書回應：在2019年的年報中體現。），通過隱瞞利潤的方式操縱股價，損害中小股東的利益。

泰禾集團2017年-2019年的銷售額合計為3250.8億元，正常情況下房地產的毛利率為42%-48%，2017年房地產去庫存期間房價暴漲，壹線城市房價翻倍，上海房價短時間之內上漲40%-60%，導致二、三線城市房價翻番，甚至暴漲200%，其他四線以及四線以下城市也達到同等漲幅。實際情況是房地產在去庫存期間，在房價暴漲的情況下，房地產的毛利率高的驚人。所以房地產公司的負債在高毛利率的情況下可以得到有效解決。最讓人不理解的是，泰禾集團和世貿房地產的交易，其中有壹筆是廣州黃金地段的項目，世貿房地產拿到之後壹周之內取得了房地產銷售的預售證，如果不轉讓此項目，可以提高泰禾集團的財務狀況，提升泰禾集團的業績，此項目屬於利益輸送，嚴重的損害了廣大股民的利益。

根據泰禾集團離職的工作人員（經理級別）的透露，房地產公司為了不體現房地產去庫存時期的利潤，表內表外轉移利潤，建議證監會根據習近平主席提出的依法治國的理念嚴懲相關上市公司，還股民公道，把影響證券市場發展的障礙清除，讓股民擁有獲得感、幸福感。

根據文章《黃其森秘密引入戰投，泰禾集團有錢了。》的解讀，消息人士稱，泰禾集團的管理層在「減包袱、藏利潤、輕裝上陣」，為引入戰投做準備。低股價，可以讓戰投方獲得更低的進入門檻，降低營收結算的操作也可以讓泰禾集團在股權合作有附加條件的情況下留下更多操作空間。泰禾集團2017年-2019年房地產銷售額權益值為2683.7億元，在考慮房地產去庫存期間的高房價、高利潤，上市公司的凈利潤應該不低於300億元，應該在以後的年度業績報告中逐漸體現（包含2019年的年度業績報告）。泰禾集團現在的總股本為24.889億股，根據300億元的凈利潤，泰禾集團每股凈資產增加12.05元（2018年的每股凈資產為14.83元，十送十之後，十股派息2.2元之後，每股凈資產為7.305元）加上2018年分紅派息之後的每股凈資產7.305元為19.355元每股凈資產，經過泰禾集團的壹系列神操作之後，2020年4月泰禾集團的股價只有4.4元每股，嚴重的損害了股民的利益，表面上是因為引入戰投，實際上是利益輸送與利益轉移。

上述露骨的金融犯罪行為只有在共產極權國家可以發生，不受約束的共產極權政府可以肆意縱容露骨的金融犯罪行為。

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

作者 左翼反共人士 寫於 二零一九年

馬克思反對針對民間刊物的政治審核，馬克思在論述與巴黎公社相適應的政治製度的時候主張一人一票直接選舉政府而且人民可以隨時罷免政府，馬克思說共產主義的目標是實現人的自由與全面發展，馬克思關於共產主義在社會形態層面的設想是國家機器的消滅自由人聯合體的建立，共匪在現實中的作為是針對民間刊物進行政治審核，剝奪人民用一人一票的方式選舉政府與罷免政府的政治權利，運用專製統治扼殺人的自由促進人的片面畸形發展，不斷的擴大國家機器的統治力防止自由人聯合體的雛形公民社會的誕生。這些都是事實，也是習慣於胡攪蠻纏的中國特色馬克思主義者所不願意麵對的事情。

中國的國營企業本質上是黨營企業，不生產免費的產品，不讓內部產業工人分享剩餘價值，不生產便宜的產品而是利用壟斷謀取暴利，企業利潤不會成為社會福利而是成為太子黨的商業利潤，不會用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計算國營企業產品的價格然後讓工人根據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計算出來的工分進行兌換實行按勞分配。中國的國營企業本質上是共匪用來行使資產階級法權謀取商業利潤的隸屬於共匪的私營商業機構，根本不具備公有製經濟的基本性質。

共產主義的目標是消滅三大差別，消滅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的差別，消滅工人與農民的差別，消滅城鄉差別。共匪既然要實現共產主義，就應該逐步消滅體力勞動者與腦力勞動者之間的差別待遇，消滅白領工人與貧農之間的地位差別，消滅城市與農村的建設差別。事實上共匪的所作所為是在擴大三大差別，讓中國距離共產主義越來越遙遠。中國特色馬克思主義者應該回應一下，為什麽共匪一邊高喊共產主義理想，一邊在擴大三大差別。

中國特色馬克思主義者關於共匪發展私有製與實現消滅共產主義消滅私有製的目標並不衝突，同時又沒有具體解釋發展私有製與實現共產主義消滅私有製的目標之間的邏輯自恰性的論述，違反基本的形式邏輯，這樣的論述如果放在精神醫學的領取去檢驗，應該屬於思維形式障礙的癥狀，中國特色馬克思主義者的這種論述如果不是在說相聲的狀態下進行的，真的應該去精神病院接受治療，思維形式障礙長期無法痊愈會讓人喪失正常人的思維能力。

無論用哪種主流的界定社會主義的標準來評價中國都不是社會主義國家，中國既不是馬克思曾經主張的那種建立在工人階級的直接民主的領導之下生產資料社會所有然後在有組織有計劃的社會化大生產的基礎上生活資料按勞分配的奉行科學社會主義的國家，也不是列寧支持的實行傳統的極權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國家，更不是民主社會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以及社會自由主義主張的那種文化層面與政治層面自由民主經濟層面建立社會市場經濟實行高稅收高福利製度的社會主義國家，事實上中國是一個黨國資本主義國家，中國是一個奉行權力市場經濟的國家，共匪在中國建立了最壞的資本主義製度。

人類社會或許經歷了極權專製的計劃經濟 權力市場經濟 自由市場經濟 社會市場經濟 自由民主的計劃經濟之後確實可以進入共產主義社會，可是共匪絕對不是促進人類社會進入共產主義社會的進步力量，共匪是阻礙人類社會進入共產主義社會的政治流氓，中國社會從權力市場經濟過渡到自由市場經濟的時候共匪會滅亡。

共匪長期對馬克思主義理論進行斷章取義，找出他們認為有利的部份，然後把對他們有利的部份跟中國鄧右的黨國資本主義嫁接在壹起，共匪喜歡談抽象的馬克思主義，馬克思關於工農大眾的言論自由權以及促進人的自由與全面發展的論述是中共不願意面對的。

共匪在中國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時候不會強調被托洛茨基總結出來的馬克思的經濟民主理論，不會強調產業民主，不會強調工人在企業的普選權與領導權，因為這樣只能刺激被黨營企業與私營企業統治的中國工人起來造反。

更不會把馬克思主張的消滅三大差別列為具體的國家發展歸化的目標，因為中國目前因為中國執政黨的統治城鄉差別 工農差別 體力勞動者跟腦力勞動者的差別正在擴大，沿海城市與內陸農村的差別 白領工人與壹般農民的差別 農業資本家與產業工人的差別 體力勞動者被腦力勞動者奴役的程度 體力勞動者受歧視的程度都因為中國執政黨的統治在不斷的擴大，如果中國政府鼓勵中國人繼承並實踐馬克思關於消滅三大差別的理念，只能是引導廣大中國人民起來造反推翻中國現在的執政黨。

共匪長期歪曲解釋馬克思關於簡單勞動與複雜勞動的論述，共匪對中國的統治對社會的專政經常被共匪的支持者解釋成複雜勞動，廣大工農大眾的血汗勞動經常被解釋成簡單勞動，共匪在經濟上擁有大量特權經常被解釋成按勞分配。

根據馬克思的說法社會主義的最終目標是消滅國家消滅政府消滅政黨然後實現完全的個人自治，根據共匪的官方宣傳，社會主義的終極目標僅僅是共同富裕，這樣解釋共匪建立的國家機器就不用滅亡了，而且共同富裕是很抽象的概念，馬克思追求的共產主義社會絕對不僅僅是早就共同富裕而是為人的自由與全面發展提供保障。

共匪宣揚馬克思的時候不會把馬克思的地租理論與重建個人所有製的理論搬出來分析中國的土地製度與土地財政，因為共匪目前就是中國最大的地主，共匪對中國農民建立的稅負實際上就是馬克思講的地租剝削，共匪實行土地黨有讓中國農民成為共匪的佃農本質上違反了馬克思重建個人所有製的主張，中國農民目前並不是沒有稅負擁有自己的土地同時又無權雇傭農業工人剝削農業工人只能自己利用私有土地務農的自耕農，宣揚馬克思的地租理論與重建個人所有製結果只能是刺激中國農民造反。

共匪從來不會在紀念馬克思的時候不會談馬克思對金融資本的批判帶來的思想啟蒙，因為共匪建立股票市場建立高利貸市場本身就是對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背叛，根據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說法股票只是金融資本家通過虛擬資本瓜分工人剩餘價值的憑證，高利貸只是金融資本家掠奪債務人的工具。

共匪的黨校雖然也講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與剩餘價值論，可是基本上都是運用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與剩餘價值論否定西方國家的私有製，從來不會運動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與剩餘價值論否定中國的私有製，如果運用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與剩餘價值論否定中國的私有製就意味著把馬克思主義跟鄧小平主義對立起來了。

共匪不可能恢復傳統專製計劃經濟，不可能消滅傳統私有製，中國政府裡邊的各級官員普遍已經習慣了從資本家那邊收受賄賂，中國政府官員的親屬部份已經成為依靠剝削產業工人生產勞動依靠剝削商業工人流通勞動發財的產業資本家與商業資本家了，繼續宣傳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與剩餘價值論意味著為中國政府官員的家屬培養掘墓人。

共匪喜歡在馬克思主義哲學方面下功夫，比如吹捧壹下辯證思維，號召廣大中國人民繼續運用對立統壹的辯證思維分析人事物，繼續用辯證思維把共匪製造的大屠殺 大飢荒 大掠奪辯證的理解成情有可原之惡，繼續堅持認為共匪雖然奴役廣大中國人民可是中國政府的存在可以維持基本社會秩序可以抵抗西方列強的入侵，所以共匪跟廣大中國人民即是對立的又是相互依存的世界觀。量變到一定程度就是質變經常成為保共改良理論的理論依據，保共改良理論認為共匪統治中國的時候越長就越會改革。否定之否定的觀點經常被共匪用來作為取代之前的執政黨統治中國的合法性依據，因為共匪否定了國民黨所以共匪就比國民黨好，事實上共匪跟國民黨都是政治流氓。

還有就是宣揚壹下馬克思的經濟決定論，煽動廣大中國人民去理解當官就是為了撈錢的基本規律，從而淡化廣大中國人民對貪官的仇恨。

共匪從來不會高度肯定馬克思關於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以及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形態互相作用互相決定的論述，反而會把馬克思原本的論述歪曲成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從而避免廣大中國人民通過運用這些原理總結出共匪利用對社會的專政操縱社會意識形態對廣大中國人民洗腦的結論。

共匪喜歡歪曲解釋馬克思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定義，把列寧的先鋒隊理論解釋成對馬克思主義政治觀的繼承與發展，把號稱無產階級先鋒隊的共匪代表無產階級專政社會解釋成無產階級專政，然後把壹黨專政解釋成馬克思主義的政治觀。

共匪經常把馬克思的自由資本主義周期性經濟危機的理論拿出來炒作壹下，然後得出中國鄧右利用壹黨專政高度控製中國經濟，共匪不實行自由資本主義製度實行黨國資本主義製度存在合理性的結論。

共匪喜歡經常歪曲解釋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發展到高級階段因為社會矛盾的尖銳會引發無產階級革命會誕生社會主義的論述，把這種論述歪曲成資本主義發展到高級階段會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最後利用這種歪曲解釋把中國鄧右發展黨國資本主義的行為解釋成為實現社會主義創造機會，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繼承與發展。

馬克思關於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的集體主義思想在中國被中共歪曲成個人服從集體然後集體服從領袖的奴才思想，事實上如果中國境內的無產階級要聯合起來，他們革命的對象就是共匪所代表的官僚資產階級所組成的既得利益集團。

如果運用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來解釋共匪體製內的人，他們是黨國所有製的受益者所以他們必然在思想上堅持壹黨專政。

實際上共匪實踐馬克思主義的主要部份在於在局部範圍內廢除專偶製的部份，中國政府官員共享情婦的行為就是馬克思主義關於廢除專偶製這個基本主張的具體實踐，共享情婦確實在實質上在一定程度上廢除了專偶製。

至於社會黨國際所主張的民主社會主義，完全不同於共匪所說的社會主義。共匪所說的社會主義實際上是馬列毛鄧主義，是無產階級進行革命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建立由自封為無產階級先鋒隊的共產黨領導的無產階級專政、建立以生產資料收歸黨國所有的國營經濟、仍存在資產階級法權殘餘作為必要補充的社會製度。這種社會主義與左翼自由派所說的「社會主義」顯然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

馬列毛鄧主義與歐美的左翼自由派所說的「社會主義」，在細節上有所區別，歐洲左翼自由派的社會主義本質上是建立在政治民主化加思想自由化基礎上的實行混合經濟的福利國家，是在存在民主製度的基礎上發展宏觀調控建立社會市場經濟，中國人在談社會主義的時候，壹般是指馬列毛鄧主義。西方自由派所說的「社會主義」，明確地說是民主社會主義，而不是模糊不清的社會主義。

從鄧小平到習近平，共匪壹直在說，中國在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是掛羊頭賣狗肉的「社會主義」，本質上是是官僚資本主義。

德國基本法（憲法）確定德國的經濟是「社會市場經濟」；而共匪自稱中國的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德國採用「社會市場經濟」。事實上德國的社會市場經濟與中國鄧右宣揚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有本質上的區別的，社會市場經濟的本質是以政治民主化為前提的，在政治民主化的基礎上實行宏觀調控謀求建立民主公有化的公營事業，以及完成高工資高福利的目標。中國鄧右所謂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際上就是黨國資本主義，在壹黨專政的基礎上發展權力尋租與黨國所有製經濟。

國際社會主義運動，從十九世紀社會主義運動的興起，直到今天歐洲各國左翼政黨的產生，這個過程與共匪在中國的所作所為完全是兩回事。

1864年，英法德意四國工人代表在倫敦開會，決議創立「國際工人協會」，後來被稱為「第壹國際」。當時馬克思代表德國工人參加「第壹國際」的工作。1889年「第二國際」成立，恩格斯參加成立大會，擔任主席。「第二國際」是馬克思主義性質的各國工人政黨的國際組織，又被稱為「社會主義國際」或「社會黨國際」。

第壹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使「第二國際」分裂。1919年，在列寧領導下成立「第三國際」（又稱「共產國際」）。「第三國際」宣稱「第二國際」所屬的政黨是改良主義、修正主義的政黨。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各國社會民主黨、社會黨及工人黨醞釀恢復「社會黨國際」。1951年在德國法蘭克福召開國際社會黨第壹次代表大會，重新成立社會黨國際，並通過綱領性宣言《民主社會主義的目標與任務》（又稱《法蘭克福宣言》）。1959年德國社會民主黨通過《哥德斯堡綱領》。1989年社會黨國際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召開第18次代表大會，會上通過了《社會黨國際人權綱領》（又稱《斯德哥爾摩宣言》）。這兩個宣言和壹個綱領標誌著社會黨國際以人權為最高綱領，宣揚中所宣揚的意識形態與共匪堅持的馬列毛鄧主義的意識形態完全不同。

所以，二戰以後恢復成立的社會黨國際，是民主社會主義的產物。如果仍然稱其為社會主義運動，就壹定要在前面加上「民主」二字，稱為民主社會主義運動。今天的社會黨國際所主張的民主社會主義與中共所說的社會主義，是本質上相反的兩類不同的社會主義。

共匪在他們的教科書上闡述了馬克思的理論，說明馬克思是壹個偉大的學者、思想家、哲學家、政治經濟學家、社會學家。不過對中國人來說，關於馬克思了解得最多、最為熟悉的馬克思主義實際上被共匪處理過的馬克思主義。尤其在當前，習近平重新強調高舉馬克思主義，強調全黨全國要深入學習馬克思主義，強調以馬克思主義為黨和國家的指導思想，我們更應該關註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問題，更應該說明什麽是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與馬克思有什麽關係。

我們在此簡單扼要地補這個缺。我們壹般所說的馬克思主義是指共匪幾十年來向十多億人民灌輸的、在中國高校教科書中闡述的馬克思主義，它來源於列寧、斯大林所解釋的馬克思主義，其根源是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哥達綱領批判》等文獻中闡述的共產主義理論體系，列寧、斯大林所解釋的馬克思主義與原汁原味的馬克思主義之間存在很多不一樣的地方。

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內容概述如下：馬克思創立的剩餘價值理論論證了資本主義製度的本質是剝削，馬克思還論述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資本主義製度必然滅亡；無產階級經過暴力革命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打碎舊國家機器，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消滅生產資料私有製，建立生產資料公有製，建立社會主義製度；社會主義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最終過渡到共產主義；全人類壹定會實現共產主義。

如果我們閱讀馬克思的全部原著，來研究馬克思的理論，那麽馬克思理論的內容必定遠遠超出共匪定義的馬克思主義的內容。而且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晚年對以前形成的馬克思主義作了修正。馬克思曾聲稱他不是「馬克思主義者」；恩格斯在去世前明確地否定了暴力革命，認為工人政黨可以通過非暴力的手段使資本主義和平進入社會主義。馬克思在晚年也有否定暴力革命的言論。所以馬克思理論不等於馬克思主義，馬克思理論中有正確的成分，有可取之處。

可是有不少中國人把馬克思理論和馬克思主義混為壹談，他們認為，既然馬克思理論有可取之處，也就是共匪定義的馬克思主義也就是馬列毛鄧主義有可取之處。他們大錯特錯了，共匪定義的馬克思主義是錯誤的理論，必須完全否定。今天習近平重新強調馬克思主義，是開歷史倒車，他必將自取滅亡！

共產極權與儒教文化

作者 左翼反共人士 寫於 二零一九年

共產專製與儒教文化

很多學者認為文革是在消滅儒教，可是我卻認為共匪發動的文革的本質實際上是發展儒教，而不是真正消滅儒教，我們可以從文革的基本特征與儒教的基本特征結合起來觀察的過程中了解文革本質上是在發展儒教。很多人或許不認同認為文革是發揚儒教的觀點，認為文革本質上是消滅儒教。事實上支配文革的思維方式本身就是儒教的思維方式，而不是儒教真正的敵人自由主義的思維方式。從文革發起到文革結束，儘管充斥著對孔子個人諂媚封建勢力的批判，可是終歸文革的落腳點是在落實對毛澤東個人的畏懼，也就儒教追求的畏大人的專製禮法上邊的。

雖然文革充斥著紅衛兵的廣泛參與，可是紅衛兵的所作所為終歸是在實踐被共匪統治的廣大中國人民對毛澤東的克己復禮的目標。紅衛兵廣泛參與文革參與批鬥參與武鬥，並非是針對堅守精英主義立場維護精英專政的保守派勢力，而是針對反對共匪一黨專政的自由派人士以及作為鄧右共產黨前身的修正主義共產黨人，沒有一點關於人民普遍在自由自然的基礎上參與政治討論與政治決策的政治訴求。

文革雖然批判了孔子的人格特質，可是對儒教本身堅持的精英主義與精英專政沒有任何站在自由主義的立場上的批判，文革中不準對毛澤東提出反對意見的政治迫害行為完全就是在落實儒教主張的非禮勿言，把毛澤東塑造成不可以隨便評論的聖人。文革時期宣揚的跟黨走，本質上還是儒教宣揚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綱常倫理，只是君臣的綱常演化成共匪跟中國人民的綱常了。

文革時期的毛澤東雖然名義上沒有以精英自居，可是縱容紅衛兵隨便迫害不認同毛語錄的觀點的異議人士的行為，本質上還是在發揚儒教奉行的畏聖人之言的畏懼思想，先動用專製權力創造聖人然後再要求別人服從聖人，這種做法跟東亞大陸利用儒教維護統治的傳統封建君王本質上沒有區別。支配文革時期針對接受西方自由主義思想的哲學的政治迫害行為的意識形態本質上還是儒教信奉的非禮勿聽的專製理念，很多學者在反思文革的時候總覺得文革是針對儒教的文化滅絕運動，實際上文革本身就是在實踐儒教信奉的基本理念，不然無法解釋文革時期為什麽一堆自由派遭受了秉持儒教思維方式的人的政治迫害。

關於文革時期發動的知識份子下鄉勞動的政治運動，表面上看好像是在反對孔子在樊遲面前對工農大眾的評價，可是在實際效果上卻落實了儒教宣揚的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的精英專政目標。知識份子變成了必須跟黨走，不可以提出異議的工具人，關於知識份子下鄉勞動的馴化宣傳本質上是用共匪的視野取代知識份子的視野，實質上壓迫了知識份子的獨立人格。

毛澤東在文革時期對待異議人士的做法跟孔子對待少正卯的做法是一樣的，都是迴避思想交鋒，直接運用專製禮法實行政治迫害，將對方定義為破壞正常社會秩序的壞人。毛澤東應該是孔子的崇拜者，而不是孔子的反對者，反對孔子的人太多了，毛澤東顯然不是在思維方式領域反對孔子創造的儒教的自由派。文革時期宣揚的戰天鬥地的觀點雖然在名義上與孔子宣揚的畏天命的觀點是抵觸的，可是在另外一方面又大肆鼓吹共產黨統戰中國是歷史的選擇是歷史的必然，任何希望改變共產黨統治中國的局面的人都是反動的，在實際效果上傳承了儒教畏天命的觀點。

文革充份的發揚了儒教的孝道文化，只是實踐儒教孝道文化的對象從傳統意義上的父母，變成了黨國。文革時期雖然宣揚子女可以反對傳統意義上的父母，可是同時又主張共產黨就是父母，號召中國人民做黨國的螺絲釘做沒有主體性的工具人，本質上還是在實踐儒教的孝道文化，如果文革本質上是反對儒教，完全可以宣揚西方的自由主義文化。

很多人認為文革是民粹主義的產物，我認為文革是精英主義的產物，文革中宣揚的鬥私批修跟歐美白左發動的工農大眾的私利至上，反對少數精英主義右翼雅痞實行的精英專政，主張用多數決的高稅收政策實現工農大眾的私利的民粹主義運動是水火不容的，文革本質上是大多數人犧牲私利去實現少數統治精英維護政治權力的私利的精英主義運動。

文革時期對社會群體的劃分方法本質上還是儒教的非君子即小人的劃分方法，沒有支持共產黨就必然是壞人，把沒有支持共產極權主義同時也反對其他形式的極權主義的異議人士劃分為壞人。文革更是充份的發揚了儒教宣揚的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的狹隘民族主義排外思想，文革時期的反美宣傳可以證明這一點。

文革時期興起的排斥自由主義辯論文化的扣帽子文化本質上也是儒教的產物，儒教著作大學這本書中宣揚的，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修其身，先正其身，欲正其身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全部都是結論，沒有論證過程，這大概跟儒教的教義本身就壓迫思考有關。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人民總是服從聖人的結論沒有自己的思考，估計多少跟儒教散佈的反智傾向對人民的束縛有關，文革本身沒有擺脫這種反智傾向。

文革時期處決別人的標準剛好就是儒教的四誅，儒教的禮記四誅更是中國有史以來最露骨最公開肯定人權犯罪的著作，禮記四誅中強調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儒教的四誅公然的把統治者屠殺民間維權人士與堅持獨立人格的自由派的行為合理化，禮記四誅中強調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巧以疑眾，殺。這種世界觀更是成為中國封建社會幾千年來扼殺發明創造跟個人獨立性的思想，很多人因為受到這種世界觀的束縛放棄了原本堅持的東西。文革本身就是在實踐儒教的思誅，因為文革針對的對象本身就是儒教四誅中所無法接受的人。

孔子把精神太監顏回樹立為做人的典範，文革時期的做人典範雷鋒也是精神太監。文革時期學習毛語錄的教育活動本身就是在實踐儒教主張的放棄邏輯思辨的理念，儒教主張的放棄邏輯思辨的理念出自孔子宣揚的有教無類的主張。孔子宣揚的所謂有教無類，可以從孔子自己講的話裡邊找到有教無類的本質。禮記 緇衣中曾有這樣的記載，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定，行無類也。孔子所強調的無類並非不分高低貴賤，除了他本來就是宣揚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世界觀之外，他在禮記 緇衣中也表達過他對於無類的理解就是行為的法式比較，顯然無類指的是接受教化的人應該放棄邏輯思辨的接受教化。文革時期學習毛語錄只能接受灌輸不能獨立思考的愚民教育，本質上還是儒教的產物。文革的發動者的人格特質跟孔子的人格特質非常相似，都是表面上宣揚禮法私底下淫亂的人，孔子跟生活淫亂的南子的交往，毛澤東私底下玩弄多名女性。很多人覺得文革是反對儒教，實際上從文革的細節中可以發覺很多儒教極權主義的基本特征，正是因為這樣我認為文革是發揚儒教，真正被文革在一定程度上消滅的是與儒教水火不容的自由主義。今天中國社會的毛左民眾，反對自由主義的毛左民眾，就是文革暴政的產物。

共匪輸出儒教的原因

中國孔子提倡等級 君權 父權 夫權，提倡愚忠 愚孝。孔子認為君臣父子夫妻各有其位，所以社會根本不需要平等，從而導致中國人長期以來只認專製不認民主。孔子宣揚的精英主義思想跟精英專政製度扼殺了很多中國人建立公民人格的機會，共匪在美國推崇孔子學院實際上是希望利用孔子輸出極權主義。因為馬列極權的形象太不好了，直接不加掩飾的輸出馬列極權主義會引發西方人的反感，用孔子來輸出極權主義反而比較容易讓西方人放下心防。可是對於自由派中國人來講，共匪的陰謀是很明顯的，共匪對西方人宣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套，明顯是在壓迫個人主體性，在散布一種與自由主義相違背的世界觀。

孔子強調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強調專製禮法，完全否定政府本身的意義，把國家看成是屬於精英階層而不是屬於庶民的一種存在。孔子在家庭倫理方面強調的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完全違反家庭民主，讓下一代成為上一代的附庸。

孔子強調人民應該根據統治者的意誌行事，不應該去探究原因不應該有自己的想法，於是提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主張。這種做法造成中國社會幾千年來都是少數精英的思考與想法取代大多數的庶民的思考與想法，造成中國人長期在思想上充當統治階級的人質。

孔子強調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孔子用簡單的分類法劃分中國社會的人群，把中國社會的人群氛圍君子跟小人，實際上人性的複雜不是簡單的君子跟小人就可以概括的，在君子跟小人之間還有一種折衷的狀態，孔子的分類法讓中國人在為人處世方面的思維方式變得簡單，很多人不是很教條就是很厚黑，無法建立理性思維，扼殺了群體理性的產生。

孔子在教育方面重視敘述扼殺思辨壓迫創造，孔子述而不作的思維長期禁錮著中國人的思想，所以很多中國人只是重視吸取上一代的東西，沒有自己的思考跟創造。孔子信而好古的思維讓中國人迷信古人，不敢通過思辨與反思的方式整理古人厚黑的一面。

孔子強調父權壓迫女權，孔子宣揚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這種世界觀成為中國社會男性壓迫女性的依據，讓中國社會成為父權社會。

孔子有狹隘的民族主義思維方式，孔子曾說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這種思維方式讓極端民族主義在中國獲得了在文化領域跟道德領域的優越感，成為盲目排外主張的理論依據。

孔子宣揚自掃門前雪的思維方式，孔子主張不在其位，不謀其政。這種思維方式扼殺了公民社會的產生，讓中國人長期被個人服從集體然後集體服從領袖的虛假集體主義操縱，無法形成集體關心公共事物的集體主義思維方式與公民社會。孔子是一個精英主義者，非常看不起工農大眾，孔子跟樊遲聊天的時候曾經公然的貶低工農大眾。

孔子喜歡搞假大空，表面上強調禮法私底下卻跟生活淫亂的南子交往，可見孔子本人就很厚黑。孔子可以說是中國文化中負面文化的代表人物，共匪在美國輸出孔子學院除了控製留學生收集情報之外還有意識形態侵略的意圖，因為孔子的儒教極權主義思想如果成為美國社會主流的社會意識形態，美國會被嚴重削弱，美國的民主製度也會滅亡，失去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的美國將不再是共匪國的威脅。

儒教極權主義的本質

孔子學院不止是情報機構，還是共匪輸出極權主義的意識形態輸的工具。孔子思想本質上就是極權主義思想，孔子的極權主義思想的餘毒至今還在汙染著中國。



孔子主張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守本分，思不出其位，孔子把提出不同政見的社會堪稱是混亂的社會，在現代民主社會任何人都沒有必然的理由要被束縛在特定的位置上，孔子的思想與現代民主社會的思想是水火不容的。孔子講究畏天命 畏大人 畏聖人之言，庶民就應該服從所謂的聖人的教化，可是在專製社會裡邊，所謂的聖人往往是假大空的統治者刻意塑造出來的，而且即使是真正在人民存在獨立人格的基礎上自行推崇的聖人，他的言行也可能只是跟他所處的特定的時代相適應，孔子在封建專製政體存在的基礎上教育人民要敬畏上層精英，結果只能是扼殺人民的思辨能力跟獨立人格。孔子曾說 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魯迅先生曾經駁斥過這種說法，魯迅先生認為任何獨裁者都會以道義的代表自居，如果遵循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的世界觀，結果只能是人民的思想自由跟言論自由受到鉗製，永遠在精神上成為獨裁者的奴隸。



孔子宣揚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把政治看成是精英基層的事情，政府官員的事情，官老爺可以考慮人民不能考慮，這種世界觀實際上就是中國幾千年來維持專製統治的思想根源，既然政治不是非政府官員的事情，作為非政府官員自然就沒有必要擁有選舉權了，每個人都考慮自己份內的事情，自然也就不會尋找製度弊端了。孔子宣揚非禮勿視 非禮勿聽 非禮勿言 非禮勿動，凡是不符合精英階層的禮製規定的東西就不能接觸，最終把人民的思想活動束縛在精英階層的小框架裡邊。



儒教的禮記四誅更是中國有史以來最露骨最公開肯定人權犯罪的著作，禮記四誅中強調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公然的把統治者屠殺民間維權人士的行為合理化，禮記四誅中強調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巧以疑眾，殺。這種世界觀更是成為中國封建社會幾千年來扼殺發明創造跟個人獨立性的思想，很多人因為受到這種世界觀的束縛放棄了原本堅持的東西。禮記四誅中強調行偽而堅，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眾，殺。這種世界觀從根本上否定了言論自由與社會輿論監督的正當性，否定了邏輯層面的思辨過程。禮記四誅中強調假於鬼神時日蔔筮以疑眾，殺。直接否定了宗教信仰自由，為多數霸淩少數提供了理論依據。



孔子散佈的儒教極權主義是不講現代群體理性的，孔子散佈的世界觀長期壓迫中國社會哲學思辨跟科學技術的發展，中國在近現代落後於西方國家，很大程度上跟孔子思想被上升為官學有關。孔子本人就有嚴重的專製人格，從他拒絕跟少正卯進行思想交鋒，同時又無法做到求同存異，害死少正卯的過程中就可以看出來。



孔子在做官的時候強調居，吾語汝其故。人有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壹曰心達而險；二曰行辟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壹於人，則不得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則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群，言談足以飾邪營眾，強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誅也。是以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止，周公誅管叔，太公誅華仕，管仲誅付裏乙，子產誅鄧析、史付，此七子者，皆異世同心，不可不誅也。詩曰：憂心悄悄，慍於群小。』小人成群，斯足憂矣。孔子宣稱有五種罪大惡極的表現是不可以寬恕的，內心自由喜歡冒險 行為怪癖一意孤行 言語虛偽喜歡辯論 廣泛記錄並散佈負面新聞 認同錯誤的觀點宣揚錯誤的觀點的表現是罪大惡極的。這五個罪大惡極只有第二條是行為，其他都屬於思想言論的範疇，而且都是抽象的形容詞沒有具體的界定標準，最多是建立在所謂的聖人的個人好惡的基礎上。這五個罪大惡極在畏大人畏懼聖人之言的封建專製社會成為用莫須有的罪名迫害別人的理論依據，至今很多專製國家仍然在沿用這種抽象的莫須有的罪名迫害異議人士。少正卯只是要求用一點平等的法取代儒教的禮製，就被孔子定義為罪大惡極。



孔子把精神太監顏回樹立為做人的典範，本質上跟共匪把黨國順民樹立為做人的典範的性質是一樣的。至於孔子宣揚的所謂有教無類，可以從孔子自己講的話裡邊找到有教無類的本質。禮記 緇衣中曾有這樣的記載，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定，行無類也。孔子所強調的無類並非不分高低貴賤，除了他本來就是宣揚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世界觀之外，太在禮記 緇衣中也表達過他對於無類的理解就是行為的法式比較，顯然無類指的是接受教化的人應該放棄邏輯思辨的接受教化。



論語中有講，孝敬父母尊敬兄長的比較不容易造反，實際上孝敬父母尊敬兄長與是否忠於統治者沒有直接關係，只有孔子認為統治者就好比是人民的父母人民的兄長。雖然孔子曾經說父有爭子，不行無禮；士有爭友，不為不義。故子從父，奚子孝？臣從君，奚臣貞？審其所以從之之謂孝、之謂貞也。可是結合孔子在其他方面的論述來看待，孔子也並非是反對奴性，孔子最多是在如何對獨裁者履行愚忠方面提倡變通。儒教著作大學這本書中宣揚的，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修其身，先正其身，欲正其身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全部都是結論，沒有論證過程，這大概跟儒教的教義本身就壓迫思考有關。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人民總是服從聖人的結論沒有自己的思考，估計多少跟儒教散佈的反智傾向對人民的束縛有關。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否定人民作為一個具體的個體的主體性，否定人民存在的意義。綜上所述，孔子的儒教本質上是為極權主義服務的，共匪對美國輸出孔子輸出儒教，不僅可以發揮孔子學院的情報機構作用，不僅可以利用孔子學院鉗製學術控製海外留學生，同時還可以達到輸出極權主義奴化美國人民的目的。

雖然儒教鼓吹的天人合一讓儒教從表面上看儒教不是無神論團體，但是這種認為皇帝受命於天，不承認人的罪性的世界觀，實質上又讓儒教無法發揮新教那種根據性惡論衍生出民主分權製衡的效果，儒教可以發揮假託天意建立極權統治的效果，儒教可以成為極權統治進行思想維穩的工具，儒教思想長期成為東亞大陸的官方意識形態，主要是因為儒教思想可以為鞏固極權統治服務，為肉身人類造神搞個人崇拜，實質上否定人的罪性，從某種意義上講儒教與馬列毛鄧主義無神論世界觀之間存在共同的文化基因。

左派人士對右派觀點的評論

作者 左翼反共人士 寫於 二零一九年

自由主義左派才是最反共的群體

最近有一些學者總是試圖把白右價值冒充成美國價值，好像自由主義左派特別是白左堅持的社會自由主義不是美國價值，好像政府權力小社會責任大的社會自由主義不是托馬斯 傑佛遜在建國的時候所堅持的初衷，瘋狂的攻擊真正關心中國人權狀況的美國白左跟民主黨，把歷史上跟現實上並不是很在意中國人權狀況喜歡跟共匪做生意的共和黨吹捧成政治正確的代表，我覺得這些學者非常可疑，雖然某些人也打著反共的旗號，實際上卻是在攪渾水。

杜魯門成立北約 製定馬歇爾計劃 甘乃迪跟約翰遜成立歐盟 經濟上孤立共匪，反倒是共和黨經常扯後腿，艾森豪威爾結束杜魯門發動的針對共匪衛星國的韓戰，尼克森結束約翰遜發動的針對共匪衛星國的越戰，共和黨人基辛格經常散布共匪無害論。無腦吹捧白右的學者完全忽略這些基本事實，硬是要把民主黨跟共匪混為一談。

事實上共和黨在上個世紀末，強烈主張人權原則跟經濟利益脫鉤，硬要跟共匪做生意，於是才有布希上臺之後的共匪加入世貿組織的事情發生。

至少我認識的共匪的子女普遍都支持共和黨，他們比較喜歡那種即反對福利國家可以讓他們少繳稅，同時在文化生活方面又堅持保守主義立場，可以幫他們壓迫白左跟黑左的生存空間，緩解他們的邊界憂慮的傳統自由主義右派，共匪子女比較傾向於認同自由保守主義，中國的反共人士裡邊，至少我接觸過的，大多數意識形態都跟民主黨比較接近。

很少有人是因為覺得自己有超出常人的本領，一旦支持經濟層面的無政府狀態的自由主義右派上臺實踐自由保守主義路線，他們擁有的超出常人的本領就會有機會被充份發揮出來，從而讓他們自己成為大托拉斯老闆，所以他們選擇反共，追求建立一個自由主義右派主導的國家。

大多數反共人士都是因為覺得共匪本質上是極右翼政黨，都是覺得共匪建立的權力尋租製度帶來了嚴重的貧富兩極分化，覺得共匪堅持的黨國特色保守主義立場嚴重壓迫了個人在文化生活方面的自由跟全面發展，認為共匪是福利國家的敵人是社會財富再分配的敵人，認為共匪壓迫人的自由跟全面發展，所以選擇反對共產極權主義的立場。

共匪在政治上是法西斯主義，白右在政治上是精英主義，共匪在經濟上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白右在經濟上支持否定福利國家的自由市場，共匪在文化上是傾向於文化專製的雅痞文青斯文敗類，白右在文化上是為雅痞文青斯文敗類提供生存空間的文化保守主義。共匪在意識形態上與白右接近，共匪與白右都反對左翼民粹主義 直接民主，共匪與白右都反對福利國家，共匪與白右都反對社會自由主義。

我接觸過的中國反共人士跟民主黨的意識形態比較接近，反對右翼雅痞統治，反對精英主義，認同自由派在文化生活層面的主張，對自由主義與社會公正的理解偏向於托馬斯 傑佛遜跟約翰 羅爾斯比較接近，基本上是自由主義左派的信徒。

我覺得自由主義左派跟共匪的意識形態衝突比較多，民主黨如果了解共匪的本質，應該也會成為反共陣營的成員，因為左翼自由主義跟共產極權主義是水火不容的，中國的自由主義左派更容易促進一般民眾對共匪的離心離德，最終結束共匪一黨專政的政治勢力應該是認同社會自由主義的自由主義左派。

至於中國人在美國最合適最誌同道合的思想盟友，應該是自由主義左派，應該是白左，是堅持社會自由主義的白左，是民主黨，不是堅持自由保守主義的白右不是共和黨。

我覺得共匪是部份資本家的盟友，因為共匪為資本家提供了廉價勞動力市場與政策優惠，雖然共匪也掠奪資本家的私有財產，可是部份還沒有被共匪掠奪的紅頂資本家還是因為廉價勞動力市場與政策優惠的誘惑被共匪統戰無法自拔，這些人雖然屬於資本家，卻特別的支持共匪的統治，有一部份相對精明的紅頂資本家決定一邊在中國賺錢一邊在自由世界生活。

基層人民才是反對共產極權統治的主要力量，部份資本家組成的精英階層的成員容易與共匪勾兌，部份資本家組成的精英階層的成員與鄧右共匪都希望維護低工資 低福利 低人權 沒有組建獨立工會的結社自由 沒有運用社會民主主義的批判精英階層的言論自由 沒有允許左派政黨為工人階級爭取利益的民主政治的社會環境，部份資本家組成的精英階層的成員只是希望維護私有財產的願望與共產極權統治的統治方式存在衝突，可是如果他們有機會一邊與共匪做生意，一邊把私有財產放在自由世界，他們會支持共匪的統治，他們會支持港版國安法，他們是反共事業的敵人。

只反毛左不反鄧右不是真正的反共

中國境內的反共人士，至少我接觸過的普遍都是從左的角度走上反共道路的，他們是覺得中共壓迫人的自由跟全面發展，覺得中共扼殺民主壟斷社會財富背叛社會主義的目標所以才反共，右翼民運對他們根本沒有思想啟蒙意義。

至於那些依附中共體製發財，發財之後害怕被中共清算，希望移民海外，他們希望離開中國也是出於自身趨利避害的考慮，與右翼民運的宣傳無關。

何況這些人本質上嚮往即可以保護他們的私有財產同時又堅持文化保守主義的社會意識形態與生活方式的右翼精英專政雅痞統治國家，所以這些人即使移民海外也不可能跟中國民運人士結盟，因為他們也不喜歡自由主義。

某些右翼陣營裡邊的所謂民運人士，最近竟然公開鼓吹精英專政，為右翼極權專製辯護，我覺得右翼陣營裡邊那些只反左不反共的人才是中共的同路人。

只批判毛左同時肯定與鄧右殊途同歸的政治勢力跟統治方式的結果只能是從側面鞏固鄧右共產黨在中國的統治合法性，中共在海外早就開始採取犧牲毛左形象間接為鄧右樹立正面形象的攪渾水戰略了。

某些堅持右翼立場的民運人士無論他們主觀上是不是支持中共，客觀效果上都在幫現實層面的共產黨進行思想維穩。

毛左已經在野四十年了，毛左的罪惡當然需要反思，避免歷史重演。

可是只是批判毛左並不能促進中國人民對現實層面的共產黨的離心離德，畢竟現在是鄧右共產黨在執政，一九七八年以後中國的苦難是鄧右共產黨造成的，一邊批判毛左一邊鼓吹跟鄧右相似的意識形態跟統治方式，或者一邊批判毛左一邊肯定鄧右的人，只能是在客觀效果上發揮維護鄧右共產黨統治的效果。

毛左跟鄧右都批判，反對一切形式的共產極權主義的人不是中共特務，經常批判自由主義左派很少批判中共特別是鄧右共產黨的人是中共特務。

共匪不會改良

習包子根本沒有準備朝著民運人士所希望的方向在改革，五毛說習包子放權了，說習包子準備實現中國的民主化，純屬胡說八道。

習包子上臺之後共匪國存在的共匪黨政軍一把抓，行政 立法 司法三權合一的極權專製政體，根本沒有改變，否認這一點的人除非根本沒有生活在中國，或者極端泯滅良知，至於溫家寶曾經主張過的政企分開跟縣政府普選更沒有實現。

習包子一上臺就在意識形態方面強調教育界應該抵製西方民主思想，並且要求文藝界學習延安文藝座談會精神，以及號召黨員幹部學習如何專政人民楓橋經驗，在參觀共匪央視的時候積極肯定共匪央視工作人員關於央視姓黨的表態，修改教科書在官方史觀層面肯定文革，在意識形態鬥爭方面更加積極主動，大搞大外宣，強調在意識形態鬥爭中要敢於採取主動。

習包子在經濟上大搞黨進民退，製定不利於私營企業生存的政策壓迫私營企業的生存空間，甚至要求在私營企業裡邊充份發展黨組織，並且在關於土地政策的講話中談到要堅持土地黨有，堅持拒絕自由市場經濟，堅決不放棄權力尋租對經濟活動的不當幹預。

在政治製度建設方面，任命堅決反對司法獨立的人負責司法部門的工作，大搞選擇性反貪腐，整肅敵對陣營的官員，放任自己陣營的官員貪腐。

雖然習包子不斷的鞏固個人權力，共匪內部終歸還是群體分贓的結構，只有得到共匪內部各派系或者最大的派系認可，讓共匪內部的各派系或者最大派系認為可以鞏固黨國權力尋租製度，可以最大的限度的維護並增進黨國整體利益的人才能成為共匪國的國家元首，習包子如果真的想改革早就被別人拉下來了。

上述這些狀況可以證明習包子從上臺以來的各種倒行逆施都是朝著民運人士所希望的方向的反面在努力，這說明習包子根本不是民運人士所指望的開明派領導人。

散布習包子可以帶領中國走向民主化，號召中國人民把中國民主化的希望寄託在獨裁者的良心發現上邊，讓基層民眾放棄反抗等待獨裁者施捨民主的人，不是思想上糊塗就是幫共匪攪渾水的五毛。

習包子沒有毛澤東的個人權威，而且中國已經不是單一的極權計劃經濟國家了，因為環境的改變很多人有機會接觸到不同的資訊，而且因為沒有了單一的極權計劃經濟的大鍋飯對藍領工人的鉗製，共匪已經無法引導廣大中國人民在世界觀層面因為相信共產主義所以擁護共產極權統治了，習包子對中國異議人士的迫害程度不如毛澤東，雖然在迫害方式上更精緻了，比如被精神病，可是習包子的個人權威不足以發動大規模的露天的武鬥，所以民運人士沒有必要特別害怕共匪。

反共民運人士應該具備的基本常識

專製政體不可能受到充份的監督，專製政體中的獨裁者的權力也不可能受到充份的製衡，共匪所謂的加強監督只是自己監督自己的政治作秀，相信共匪可以依靠自己監督自己做到自我完善，就好比是相信有殺人動機的人在沒有法律的約束之下可以做到不殺人一樣。

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發展到高級階段會進入社會主義的說法的基本前提是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社會存在無可調和的社會矛盾，最終工人階級會因為無法忍受雇傭勞動製度起來造反推翻資本主義製度，馬克思並不認為維護資本主義社會最終會讓資本主義社會產生社會主義製度，還有一種說法認為人類社會將經歷官僚計畫經濟 權力市場經濟 自由市場經濟 社會市場經濟這五個階段最終進入自由民主的計畫經濟階段建立自由人聯合體，共匪改革開放的所作所為只是把官僚計畫經濟改造成權力市場經濟並且不斷的用專政的手段壓迫中國社會內部的民主訴求，任何一個還沒有泯滅良知的人都應該不會相信共匪會幫中國完成從黨國資本主義國家向民主社會主義國家過渡的任務。

美國的中央銀行買股票護盤的行為嚴格講起來跟社會主義無關，因為根據馬克思主義關於科學社會主義的論述，社會主義的本質是消滅金融資本消滅虛擬經濟消滅資本市場，而且美國央行買股票護盤與共匪動用黨國資本炒作股票市場瓜分散戶的儲蓄這兩者之間是有本質上的區別的，中國的股票市場以流通共匪的黨營事業所發行的股票為主，共匪動用黨國資本動用養老金炒作股票市場的本質實際上就是共匪拿中國人的錢投資他自己的公司然後再騙中國人跟著投資最後瓜分中國人的財富。美國的中央銀行買股票護盤與共匪動用黨國資本炒作股票市場瓜分散戶的儲蓄這兩者之間是有本質上的區別的，中國的股票市場以流通共匪的黨營事業所發行的股票為主，共匪動用黨國資本動用養老金炒作股票市場的本質實際上就是共匪拿中國人的錢投資他自己的公司然後再騙中國人跟著投資最後瓜分中國人的財富。美國的中央銀行是被民選政府約束的國營銀行，所以不可能隨便損害普羅大眾的利益，中國的國營銀行實際上是被共匪控製的黨營銀行，專門為共匪謀取特殊利益服務。

美國的全民健保思想源自於西方社會民主主義關於福利國家的設想，跟共匪所謂的馬克思主義以及鄧小平的修正主義理論完全是不同的思想體系，更何況中國根本就沒有全民健保，所謂美國學習中國的社會主義搞全民健保的說法根本就不成立。

普選製不僅可以充份的表達基層民眾的民意，更重要的是他可以集思廣益，不像共匪的專政製度只是讓一小撮自封是專家實際上只代表少數人的特殊利益的人決定國家建設的方向。六四屠殺完全就是政治迫害，只有那些無恥的共產畜牲才會認為六四屠殺不是政治迫害。

中國從來就沒有出版自由，共匪在意識形態鬥爭的過程中從來都是採取進攻的而不是防守的，共匪長期有組織有計畫的利用民主國家的言論自由開辦媒體以及創建專門輸出共匪的黨國意識形態的民間組織統戰海外，活躍在西方國家的孔子學院跟鄧小平理論研究會還有某些專門表達共匪的立場共匪的觀點各種報紙跟電視臺都是共匪用來從事意識形態侵略的工具，計畫經濟走向崩潰之後共匪知道輸出傳統的社會主義會引發西方人的反感，所以改為輸出儒教的奴才文化跟中國的黨國資本主義製度可是共匪意識形態侵略的本質沒有改變。

所謂的百分之一對百分之九十九只是佔領華爾街運動的一個宣傳口號，反映的並不是真正美國社會財富分配的結果，事實上中國的基尼系數超過了美國，佔領華爾街運動跟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的關聯並不大，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譴責的最多的是產業資本家跟商業資本家譴責他們剝削產業工人在生產勞動中創造的剩餘價值以及商業工人在流通勞動中創造的剩餘價值，然而所謂的佔領華爾街運動的基本訴求根本不是廢除允許民間人士投資工廠開辦商店的市場經濟製度更不是建立一黨專政。

委內瑞拉的馬杜羅集團屬於形左實右的鄧小平主義政黨，開創了剝奪委內瑞拉人的精神自由與個性的解放的社會環境，馬杜羅集團建立了兼顧生產資料私人佔有與僱傭勞動製度以及剝奪私有財產保障外加掠奪社會財富的國營企業的黨國所有製的黨國資本主義製度，馬杜羅集團根本不是民主社會主義政黨。

美國是實行混合所有製的國家，公共廣播電視公司 美聯儲 美國郵政 聯邦土地 公立醫院 公立學校都是公有製的成員。美國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資本主義國家，只有共匪的洗腦教育培養出來的中國人會認為美國是傳統意義上的資本主義國家。

自由世界對中共政權的縱容

作者 左翼反共人士 寫於 二零一九年

美國長期誤判形勢讓共匪有機會趁機發展壯大

我覺得美國已經戰略失誤幾十年了，很多地方積重難返。幾十年來美國都是聯合次要敵人對付主要敵人，聯合最有生命力的極權主義勢力對於原本可以自我瓦解的極權主義勢力，美國如果再不覺醒，搞不好整個自由世界都會被中國共匪赤化。為了避免這種事情的發生，有必要梳理一下美國幾十年來的戰略失誤。

一、聯合蘇聯對付納粹

二戰時期美國聯合蘇聯對付納粹，以為納粹才是自由世界最大的威脅，事實上納粹對自由世界的威脅遠遠不如蘇聯。首先納粹是一個本土的極端民族主義的政權，蘇聯是輸出國際主義的共產極權主義政權。納粹奉行的國家社會主義基本上就是現在中間派政策，經濟即反對左派同時又限製財團，雖然政治上極權，因為對於私有財產的剝奪沒有蘇聯嚴重，納粹對德國人的控製遠不如蘇聯對俄國人的控製要嚴重。納粹雖然迫害猶太人，可是對於雅利安人是真誠的好，納粹鼓吹精英主義與社會達爾文主義跟特別對待雅利安人，納粹的意識形態遠不如共產主義具有侵略性，最多隻能在德國遭受英國與法國壓迫的時候的特定環境下利用民族挫敗感短暫的崛起。納粹的目標只是創建雅利安人精英的人間天堂，所以無法充份收買世界各國缺乏理性判斷的基層民眾。

蘇聯與納粹完全不同，蘇聯有共產主義跟國際主義，共產主義思想在原始資本主義向現代資本主義過渡的階段非常具有煽動性，因為它訴求國際主義，訴求解放全人類。基本上在所有沒有機會接觸到批判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政治理論的世界各國的基層社會的基層民眾群體中都很有煽動性，所以蘇聯比納粹更有滲透別國的能力。美國當年聯合蘇聯對付納粹，納粹是被消滅了，可是代價卻是讓蘇聯壯大，開始對美國發動冷戰，美國為了應付這場冷戰耗費了龐大的國家資源。如果當年美國不聯合蘇聯，或者先對付蘇聯再對付納粹，或許沒有必要通過幾十年的美蘇冷戰才完整消滅蘇聯的目標，也不會付出巨大的社會成本。

二、聯合中國對付蘇聯

蘇聯比納粹可怕，中國比蘇聯更可怕。美國在對付蘇聯的過程中聯合了中國，造成美國今天不得不面對極權強敵的局面，這種戰略失誤比聯合蘇聯對付納粹還要可怕。美國幾十年來沒有認識到中國比蘇聯可怕，不明白中共與蘇共的區別。

改革開放之後的中共是蘇共雖然都屬於共產極權主義政黨，可是統治方式卻非常的不一樣。蘇共實行的是傳統的單一製專製計劃經濟，在經濟上雖然維持著對經濟社會的控製，可是因為單一製專製計劃經濟缺乏經濟誘因與吸血的能力，所以蘇共很難從蘇聯的經濟體中吸收維持統治的營養。整個蘇共官僚體系除了少數上層寡頭享受特供產品非常富裕之外，基層官員基本上沒有油水可以撈，而且還會成為組織生產的生產隊長成為實質上的勞動者，所以在蘇聯統治的後期基本上蘇聯官僚大多數都不會積極的維護蘇聯的存在。中共則完全不一樣，改革開放讓中共建立了黨國資本主義製度，中共完全可以不用親自進入生產隊，只需先讓中國人出來賺錢，然後再利用權力尋租斂財就可以謀取暴利。

在開放市場經濟的情況下，中共的權力系統壟斷著土地、能源、銀行、金融、電信、鐵路及空中運輸等社會經濟命脈，中國人雖然獲得了壹定的生產經營活動權，但是中共通過司法、行政、工商、銀行、金融、民政、公安、消防、城管等壟斷機構，各級官員以全覆蓋的審批、檢查、證照、手續等手段，保持著對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嚴格的幹預、勒索和管控。所以中國人本質上只是給中共打工，跟蘇聯人不同的地方在於蘇聯人在計劃經濟體製之下為蘇共打工，中國人是在市場經濟體製下為中共打工。中共以掠奪、吸血的方式來維持對中國社會絕對主導和壟斷地位，這種掠奪手段是非暴力且較隱蔽的。這些手段包括：印鈔，土地財政、房地產經濟、高物價、高資源使用成本，包括土地，房屋等物化資源成本和產業化了的教育、醫療等服務性資源成本，高稅費，股市吸血池，易入難支且多軌的社會保障，對勞動力的低人權廉價使用。除了上述日常掠奪手段，中共各級官員還可通過封存、轉移、徵收、罰沒、充公等公開通過專製惡法的法律程序或非公開手段掠奪個人財產或民營企業的財富。因為中共建立的一黨專政加資本主義的社會製度還是可以繼續讓資本家做生意，最多隻是犧牲自由犧牲尊嚴犧牲對私有財產穩定的保障，可是還是有機會在臣服於權力尋租者的基礎上在沒有被掠奪之前及時行樂，所以很多人即使明知道要被割韭菜還是要成為為中共打工的螺絲釘，為中共輸血。中共有權通過權錢交易 權權交易 權力尋租的方式，通過行政權力，通過準入 審批的決定權影響著財富的獲得 歸屬和流動，所以要在中國賺錢必須擁護中共，必須跟中共建立共犯結構。所以中共遠比蘇共更具備群眾基礎，蘇共消滅市場經濟，得罪了所有準備經商賺錢的人，單一專製計劃經濟又無法讓黨內各階層官員都有機會撈錢。



在思想文化方面蘇共嚴格實行禁慾主義控製，讓世俗娛樂無法成為麻痺蘇聯的基層民眾的精神鴉片，以至於蘇聯的基層民眾比中國基層民眾更容易無聊，更容易有時間跟空間思考對共產黨不利的事情。中共的意識形態的控製方式比蘇共精明，在放鬆對世俗娛樂的控製的情況下，維持著政治意識形態的嚴格壹元化，公眾沒有真正的言論自由，也沒有現代文明社會公民應享有的其它廣泛人權自由，沒有信息自由，信仰自由，學術自由，教育與受教育自由，沒有個人權力自由及各種社會政治權力。中共權力系統只是控製與政治意識形態有關的各個領域，教育、學術、科技、傳媒影視、文學、藝術如果只是宣揚縱慾主義宣揚世俗娛樂就自由放任，如果出現危害政治意識形態安全的內容就會對出現這些內容的載體進行高度壟斷取締、操縱和政治審核。這種精明的控製方式，即緩解並麻痺了社會不滿情緒，讓中國人在世俗娛樂的支配下苦中作樂，同時又封殺了政治異議的威脅。而且還可以在國際社會留下開放包容的形象，讓不了解鄧右共產黨的統治方式的人，以為包容世俗娛樂的中國已經朝著民主社會邁進了。

在國際關係方面蘇聯因為實行單一專製計劃經濟，只跟華約國家做生意，根本無法在經濟領域滲透自由世界。中國因為實行了黨國資本主義，開闢了貿易市場，並且利用中國的低人權 低工資 低福利優勢在經濟領域充份的滲透了自由世界，並且可以利用經濟滲透嫁接政治滲透跟文化滲透，中國的危害性遠比蘇聯要大，蘇聯完全可以自己搞死自己，中國卻可以擾亂自由世界並且利用自由世界維持生存。

蘇共是愚蠢的共產極權國家執政黨，蘇共對美國的滲透只是停留在情報層面，中共對美國的滲透主要在經濟滲透 政治滲透 文化滲透層面，中共利用經濟往來在美國發展媒體與文化產業，用隱晦的方式輸出中共的意識形態，利用經濟往來通過特定的親共的公司收買部份政治人物，讓被收買的政治人物在美國內部的政治運作的過程中圖利中共，特別是在立法的過程中圖利中共，這些滲透方式都是以前統治蘇聯的蘇共不會使用的，中共有屬於中共的特殊性，美國社會很多學者對中共缺乏了解。

如果美國對極權國家只輸文化產品，經濟產品主要對民主國家輸出，經濟產品的市場主要接受民主國家的投資，與中國的經濟交往主要以輸出文化產品為主，輸出包含著隱晦的自由主義思想的歌曲 影視作品 電子遊戲，才會產生對美國有利的經濟結果。這樣即可以輸出美國的意識形態，同時還會避免中共在一定程度上控製美國的經濟命脈。可是美國幾十年來並沒有這樣做，而是把大量的經濟產品輸出到中國，經濟產品的市場大量的接受來自於中國的投資，結果就是為中共利用這種狀態通過經濟交往滲透美國社會。美國商人長期被中國低工資 低福利 低人權的優勢吸引，美國的消費者長期被價格低廉的中國商品吸引，從表面上看確實得到了一點好處，可是從長遠看卻為中共赤化美國社會創造了機會。

我覺得杜魯門是了不起的美國總統，他當年主張的自由世界內部實現經濟全球化，與共產極權國家的交流僅限於意識形態輸出，對待共產極權國家只有經濟封鎖 軍事圍堵 意識形態輸出，美國政府根據他的主張打垮了蘇聯，後來美國政府因為背叛了他的主張養肥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因為背叛了他的主張讓美國遭受嚴重的滲透破壞，因為背叛了他的主張讓美國長期處在進退失據的狀態。

我覺得中國人的民族性是可以改變的，認同自由民主人權的海外華人就是最好的證明，很多認同自由民主人權的海外華人他們的父母是在中國出生的，甚至他們自己很多上輩子在中國生活，後來環境改變之後民族性也改變了，只要可以突破共匪的意識形態包圍就有機會讓中國民主化。

結論

美國長期相信經濟決定政治的世界觀，認為跟中國做生意可以促進中國的民主化，事實上在中國是政治決定經濟，中國轉型成為黨國資本主義國家主要是因為政治上毛左被鄧右取代。中國因為不是自由市場經濟，而且中共的統治方式特別的另類，中國的經濟越發展中共的極權統治就越鞏固，美國被幾十年的錯誤思想支配，先後造就了蘇聯與中國兩個非常具有威脅性的敵人，今天美國面臨的生存危機主要是因為對共產極權主義統治缺乏了解。美國應該放棄經濟決定政治的思維方式，開闢出一條務實可行的對抗共產極權主義的發展道路，繼續用經濟決定政治的思維方式看待中國，繼續忽略中國的極權主義全球擴張，美國會越來越被動，但願共產極權主義可以徹底走入歷史。

關於反共民主防衛機製法的建議

我覺得西方民主國家應該建立共識，建立在自由世界內部實行經濟全球化，堅決在經濟上抵製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共識。在政治上效法德國取締納粹的方法，取締與共匪進行勾兌或者意識形態與共匪一樣的政黨。在思想層面禁止輸出與馬列主義 毛澤東思想 鄧小平理論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 科學發展觀 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意識形態有關的理念與觀點，在政治層面剝奪在經濟層面與共匪進行實質經濟往來，政治立場與共匪一致的人的選舉權與被選舉權，禁止媒體利用拼湊片面事實的方式呼應共匪的黨營媒體的宣傳風向，禁止與共匪的黨營媒體進行宣傳風向一致的輿論引導。

只有這樣做才可以實質上約束共產極權主義勢力對臺灣的統戰滲透，直接取締與共匪有關的人事物，不會影響排除了極權主義意識形態的正當的思想自由與言論自由，只要與馬列毛鄧共產極權主義無關的思想產品 意識形態，人民可以根據思想自由 信仰自由進行秉持與選擇以及交流，最左可以左到托洛茨基主義，最右可以右到無政府主義，都可以自由信仰自由宣傳，甚至可以運用結社自由組黨，運用公民權利參選，尋求實踐。除了從共匪的意識形態的思想框架之下批判自由世界，使用馬列毛鄧主義的觀點批判自由世界，使用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批判自由世界的言論，其他批判自由世界的言論都屬於言論自由，人民可以自由的懷疑政治人物，可以公開的表達對政治人物的懷疑，這樣即保障了正常的民主運作，同時也防止了共匪的意識形態對自由世界的赤化。

只要不是試圖建立一黨專政加專製計劃經濟的社會製度，或者是試圖建立一黨專政加黨國資本主義權力市場經濟的社會製度，任何分別隸屬於左中右不同意識形態的政治勢力都可以被包容。

馬克思那些與共產極權主義理念無關的部份允許自由接觸 自由信仰，只要不是與極權主義有關的東西，人民可以自由的選擇。

直接取締與共匪有關的人事物，不會影響正常的從事對外貿易的商人的政治自由，只要不是在敵國經商，沒有被境外敵對勢力鉗製，任何人都可以參加選舉投票或者參選公職。

直接取締與共匪有關的人事物，也不會實質上影響新聞自由，只要不是利用拼湊片面事實外加迎合共匪的解讀，刻意呼應共匪的宣傳風向，任何發揮輿論監督功能的新聞都是可以被包容的，只要定性報道正確，定量報道存在瑕疵，依然屬於新聞自由的範疇，比如某個地方發生兇殺案，被害人身中兩刀死亡，結果新聞上說被害人身中三刀死亡，雖然定量報道是錯誤的，三刀變成兩刀，定性報道是正確的，確實有人死於兇殺案，這則新聞就不能被界定為造謠，就不可以用造謠的名義加以取締。只要做到了上述主張，基本上就可以實質上取締共匪，同時又保障了人民正當的自由民主不被取締。我把這種主張定義為反共民主防衛機製，我建議自由世界的民主國家應該根據上述主張頒布反共民主防衛機製法。

黃右人士的反智傾向

作者 左翼反共人士 寫於 二零二零年

黃右人士的反左私貨存在的危害性

美國民主黨是反共政黨，美國國會跟中國人權、民主相關法案幾乎都是民主黨全票贊成，共和黨還有反對譴責中共的議員，即有反對票，這是否可以判定民主黨比共和黨更反共？

如S. 1838: Hong Kong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ct of 2019
               《2019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417—1（共和黨唯壹反對票）

   S. 178: Uyghur Human Rights Policy Act of 2019
               《2019維吾爾人權政策法案》
                407—1（共和黨唯壹反對票）

   H.R. 6210: Uyghur Forced Labor Prevention Act
               《維吾爾強迫勞動預防法》
                406—3（共和黨兩票反對，第三黨派1票反對）

   H.R. 4331: Tibetan Policy and Support Act of 2019
               《2019西藏政策支持法》
                392—22（共和黨21票反對，第三黨派1票反對）

   H.R. 6270: Uyghur Forced Labor Disclosure Act of 2020
               《2020維吾爾強迫勞動信息披露法》
                253—163（共和黨162票反對，第三黨派1票反對）


以上法案中除掉棄權票，民主黨都是全票贊成，共和黨和第三黨派還有反對票，這些投反對的議員中有沒有被共黨收買的可能？為什麽黃右從來不譴責共和黨，直接宣稱民主黨就是美國版本的親共的國民黨？

右派為什麽無視伊萬卡與庫什納跟共匪做生意的事實？為什麽無視民主黨在國會支持反共法案的事實？右派是不是刻意的往反共論述裡邊塞入反左私貨？為什麽右派的精神領袖的家人與共匪做生意就不是親共？為什麽左派在國會支持反共法案就不是反共？右派的反共宣傳中是不是塞入了反左私貨？

中國是奉行黨國資本主義的國家，如果作為第一家庭的成員的伊萬卡與庫什納在政治立場上是反共的，根本不可能在中國得到生意，而且這些生意在川普上任之後還在運作，川普上任以來拆解美國建立的國際聯盟，在實際效果上配合了共匪的國際戰略，川普本人在中國就有銀行賬戶，如果不是武漢肺炎爆發，川普沒有臺階下了，估計表面上不會對共匪繼續強硬，武漢肺炎爆發之前共和黨政府與共匪之間的貿易糾紛總是一下製裁，一下談判，如果根據右派的陰謀論思維，應該合理的懷疑川普家族，就像合理的懷疑拜登家族一樣，這樣才客觀。民主黨如果徹底被共匪收買，不會支持反共法案，因為支持反共法案本身就違反了共匪的政治正確。川普把土耳其推到了中國與俄羅斯組成的聯盟，放棄美國在中東地區的影響力，在實際效果上已經產生了有利於共匪的作用。

國家元首的家族與共匪有生意的國家基本上都不是反共的國家，家族成員與共匪做生意的國家元首，與共匪做生意的國家元首的家族成員基本上都是共匪的同路人，伊萬卡與庫什納有特殊身份，他們在川普任內與共匪做生意的現象的背後搞不好有很複雜的陰謀，所以我認為他們無法擺脫成為親共人士的嫌疑。

中國本來就不是自由市場經濟國家，一邊反對中國的執政黨一邊與中國的執政黨做生意在中國沒有操作空間，何況自由世界的民間商人與共匪做生意跟國家元首的家族成員與共匪做生意的潛在危害性是不一樣的，反對檢討右派是很不客觀的。

我認為美國第一家庭的成員與共匪做生意就是背叛美國，川普家族應該做到利益迴避。中國是黨國資本主義國家，共匪不可能允許反共人士在中國做生意，所以伊萬卡與庫什納無法擺脫與共匪存在勾兌的嫌疑，反共行為需要反共立法作為程序正義環節的必要支持，共和黨在國會對反共法案的支持程度不如民主黨，把民主黨等同於國民黨是不客觀的，至於政治光譜，社會民主主義與共產極權主義是水火不容的，只有缺乏客觀的右派分類法才會認為社會民主主義政黨與共匪是同路人。拜登家族無法擺脫投共的嫌疑，但是因此徹底否定民主黨，甚至不審視右派那邊存在的疑慮是不客觀的。我支持反共，但是我無法認同在反共論述裡邊塞入反左私貨。何況只是要求退出聯合國與世界衛生組織，不重建新的國際組織，放棄與共匪爭奪國際空間的話語權的行為本身就是在客觀效果上圖利共匪的行為，部份右派應該受到批判。

部份右派是不客觀的，小布希任內共匪加入世貿組織，小布希任內沒有積極反對共匪加入世貿組織，本質上是柯林頓姑息主義的延續者，右派只譴責柯林頓不譴責小布希，宣稱共匪可以交往的季辛吉，主動承認共匪對中國的統治合法性的尼克森，六四屠殺之後支持與共匪深入交往的老布希，放任共匪加入世貿組織的小布希都是右派親共人士的代表，他們對美國的危害是長遠的，右派從來不批判這四個人，部份右派根本不是百分之百反共的反共人士。

拜登家族當然被共匪收買了，但是不表示民主黨徹底被共匪收買，拜登家族被收買不意味著共和黨人全部都是乾淨的。共匪刻意攻擊的人會被認為是反共人士，共匪不刻意批判誰結果就是誰被共匪捧殺，共匪沒有刻意批判民主黨的國會團隊，很多人會把本來反共的民主黨的國會團隊的成員當成是親共人士，我只是希望不要因為拜登家族就徹底否定民主黨，這樣會間接幫助共匪成功捧殺堅持反共立場的民主黨人。如果我有選票，二零二零年的總統選舉我會支持共和黨的川普，我不會支持民主黨的拜登，國會選舉我會支持堅持反共立場與反對廢除醫療白卡的民主黨人。

川普疏遠了歐洲國家，如果不是因為武漢肺炎，歐盟早被共匪徹底赤化了，川普深入的拆解了北約，川普放棄聯合國與世衛組織，為共匪創造了國際空間。川普並非每一件事情都是對的，而且民主黨的國會團隊是積極支持反共法案的，某些共和黨人只是積極的反對福利國家，反對反共法案。我總統可以支持川普，但是國會選舉我會支持維護福利國家，反對共匪政權的民主黨人。

我覺得彭佩奧與佩洛西最適合成為總統，這兩個人都是穩健反共的人，川普在自由世界四處樹敵，讓自由世界的成員國家大量的被共匪拉攏，放棄國際事務的話語權，國際社會誤以為武漢肺炎變成新冠肺炎，中國人權狀況良好，中國政府環保工作很成功的錯誤結論是川普政府放棄國際事務的話語權造成的，川普不是一個穩健反共的人。

反對反共法案的共和黨人無法擺脫被共匪收買的嫌疑，或許他們本身在世界觀層面就是共匪的同路人，反共立法絕對不是嘴炮，如果連反共立法都要反對就不要收割反共人士的光環了。

左派思想本來就是美國價值的一部份，右派思想不是美國唯一的價值，美國價值從建國之初就是一個矛盾體，美國的建國者本來就是由左派與右派共同組成的，只是因為黃右希望扼殺左派，所以把右派思想冒充成美國唯一的價值信仰。

自由世界的左派支持精神自由與個性的解放以及直接民主外加消除貧富兩極分化，自由世界的左派的願望與共匪的本質是水火不容的。自由世界的左派的意識形態對自由世界是無害的，甚至已經成為支撐自由世界繼續存在的精神支柱。真正對自由世界構成汙染的是馬列毛鄧主義與儒教極權主義，認同馬列毛鄧主義與儒教極權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新移民組成的生活圈子衍生出來的文化環境已經對自由世界的生存構成了威脅，這種文化環境在一定程度上腐蝕了自由民主人權的生存根基，讓歐美國家在一定程度上越來越像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了維護自由世界的生存，反共的新移民有必要與認同馬列毛鄧主義與儒教極權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新移民進行意識形態鬥爭。

美國的左派思想來自於聖經，根據聖經衍生出來的左派思想與馬列共產主義是水火不容的，根據聖經衍生出來的美國的左派不等於中國的共匪，根據聖經衍生出來的美國的左派不否認人的罪性，不會否定民主政治，追求創造互助合作的社會氛圍，認同這種思想的左派大部份由民主黨人組成，這種人即反對共產極權，又認同基督教社會主義，事實上根據聖經衍生出來的左派思想屬於美國傳統，美國本來就有左的一面。

民主黨的移民政策被黃右人士妖魔化了，民主黨只是傾向於讓認同美國的精神美國人成為美國公民，很多非法移民都是實質上建設美國的精神美國人，他們確實應該成為美國公民，共和黨所謂的歡迎合法移民打擊非法移民在操作的過程中讓很多認同美國的反共人士沒有機會移民美國，反而讓共匪的同路人打著中國合法移民的旗號成為美國公民。機械化的劃分合法與非法根本不合理，因為在中國基本上只有共匪的同路人才容易成為有機會合法移民的人，比如共匪官員的子女，比如還沒有得罪當權派的紅頂資本家，這些人本質上是共匪黨文化的傳承者，進入美國會成為顛覆自由美國的禍害。

資本的自由與人的自由是兩回事，右派不一定必然等於自由與私有財產保障，很多右派都是反對精神自由與個性的解放的，右派鼓勵人與人互相眼紅激烈競爭，認為這才是社會發展的動力，結果反而侵犯了私有財產的所有者的自在與安逸。右派本質上支持鬥爭哲學，右派只是反對馬列主義的階級鬥爭。支持低稅收的右派不一定反對大政府，人類社會曾經多次出現低稅收的右翼極權統治，很多右派信奉的公平觀念與支持共匪的流氓無產者是一樣的，他們都信奉不夠狠毒就不值得擁有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的世界觀。部份右派不一定實質上維護私有財產權，特別是打著哈耶克主義的旗號擴大資本家的資本尋租權的右派，在這個過程中基層人民的私有財產會被侵犯，左派未必就侵犯私有財產，很多國家的工黨與社會黨以及社會民主黨在執政的時候並沒有發生剝奪私有財產的人權災難，共匪無法代表左派人士。部份右派有理想主義色彩，比如兜售不可操作的機會平等，根本無法解決歷史社會條件的不平等，比如宣稱右派統治會帶來私有財產保障，事實上部份右派統治經常打著都市更新的名義放任財團侵犯基層人民的私有財產，部份右派也會眼紅他們看不順眼的人，部份右派不會保障他們看不順眼的人的私有財產的，部份右派根本無法改變現實生活中必須依靠克服為人處世挑戰的能力維護私有財產的本質，部份右派本身就是一個存在詐騙性質的詐騙集團。

部份右派嚮往保護商業資產階級的私有財產的資產階級法治是建立在商業資產階級與官僚資產階級之間的恐怖平衡的基礎上的，這種恐怖平衡需要依靠白左政黨與白右政黨之間的互相製衡，部份右派一邊主張建立資產階級法治，一邊主張徹底消滅白左政黨，部份右派根本無法建立真正的資產階級法治。

部份右派普遍認同馬列主義的經濟決定論，事實上政治製度是社會意識形態的產物，資本主義不一定必然帶來民主政治，生產資料的私人佔有不會必然的產生民主製度，資本主義的商業文明未必會成為民主化的助力，私營企業的企業文化就是資本主義的商業文明的產物，私營企業的企業文化是集體主義文化與服從文化，集體主義文化與服從文化不會孕育出自由主義與民主製度，對精神自由與個性的解放的嚮往會孕育出民主政治，認為資本主義與經濟右派必然帶來民主製度的觀點是馬列主義經濟決定論的產物。

只要國家機器不刻意強迫別人選擇政治立場，政治自由就會存在。自由世界的自由來自於民主憲政體製，自由世界的自由不是資本主義賦予的，存在市場機製與商品經濟以及生產資料的私有佔有與僱傭勞動製度的資本主義社會也可以剝奪別人的自由，存在市場機製與商品經濟以及生產資料的私人佔有與僱傭勞動製度的資本主義社會也可以侵犯私有財產，改革開放之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是最好的證明，資本主義社會與剝奪精神自由以及個性的解放外加私有財產是可以兼顧的。

黃右喜歡把民主國家的公有製企業與共匪建立的黨營企業混為一談，事實上民主公有化與共產極權的黨有化是兩回事，社會民主主義與共產極權主義是兩回事，社會民主黨與共匪是兩回事，喜歡攪渾水的右派喜歡把民主左派與共匪混為一談，事實上民主左派與共匪是兩回事，黃右人士喜歡在反共論述裡邊塞入反左私貨，黃右人士喜歡在自由世界反對社會民主主義政黨主張的全民投資然後民選國會監督的民主公營媒體，喜歡在自由世界支持媒體私有化，事實上媒體私有化很容易讓共匪利用商業活動控製媒體，共匪在中國依靠運用國家機器直接取締異議言論的方式鉗製言論，共匪在自由世界的成員國家依靠收買私營媒體的方式鉗製言論，共匪巧妙的利用了自由世界的成員國家的市場經濟與私有財產權，用商業合作的名義對自由世界的成員國家的私營媒體輸送利益，然後讓自由世界的成員國家的私營媒體利用私有財產權在私營企業內部封殺共匪不喜歡的言論，即使是這樣，自由世界的成員國家至少還允許反共人士在境內開辦自媒體，光是這一點自由世界的成員國家就比中國自由多了，中國至今不允許政治反對派在中國境內開辦自媒體。

如果川普與拜登二選一，我支持川普，因為拜登的兒子與共匪勾兌太嚴重了，如果川普與拜登以及彭佩奧三選一，我支持彭佩奧，因為彭佩奧是穩健反共的政治人物，如果川普與拜登以及彭佩奧外加佩洛西四選一，我支持佩洛西，因為佩洛西是支持福利國家的穩健反共的政治人物。我覺得可以兼顧反共立場與福利國家的人最適合做美國總統，我反對妖魔化民主黨，我不接受右派人士的反左私貨。國會選舉我支持民主黨，因為民主黨的國會團隊在支持反共法案方面比共和黨的國會團隊更積極，而且民主黨的國會團隊反對廢除醫療白卡製度，支持福利國家的路線，我不會跟著共和黨人及其支持者妖魔化民主黨，我認為民主黨不是國民黨。

如果我是美國的大法官，我不會支持共和黨人的指控，除非共和黨人提供可以解釋本文提出的疑點的具體的證據，基於無罪推定原則，大法官不能根據共和黨人的推論就斷定民主黨搞選舉舞弊，違憲審查不可以成為共和黨人打擊政敵的工具。共和黨人提供的證據有一部份屬於片面事實，有一部份屬於不實指控，共和黨人這樣做對川普沒有好處。共和黨人沒有提供可以充份的證明民主黨涉及舞弊的證據，我覺得基於司法獨立原則，不應該草率的支持共和黨人對選舉過程的否定，基於維護違憲審查的公正性，最高法院不應該成為共和黨人對付政敵的工具，而且民主黨的支持者與共和黨的支持者都存在試圖舞弊的瑕疵，如果一定要吹毛求疵雙方都應該當選無效，最合理的做法應該是把無效選票忽略不計，根據有效選票判斷選舉結果，根據目前的狀況分析即使只是計算有效選票，估計還是拜登會當選，羅姆尼沒有介入部份川普的支持者的抗爭，證明他是一個理性的人，部份川普的支持者的行為未必對共和黨有利。長期法律戰對共和黨未必有利，因為川普支持者涉嫌持械恐嚇選民，而且伊萬卡與庫什納外加反對反共法案的共和黨人也很不乾淨，根據目前的形勢基本上民主黨還會成為眾議院多數黨，如果川普團隊開始對拜登團隊纏訟，最終還是民主黨人成為國家元首。

我覺得民主黨的移民政策被右派妖魔化了，民主黨只是傾向於讓認同美國的精神美國人成為美國公民，很多非法移民都是實質上建設美國的精神美國人，他們確實應該成為美國公民，共和黨所謂的歡迎合法移民打擊非法移民在操作的過程中讓很多認同美國的反共人士沒有機會移民美國，反而讓共匪的同路人打著中國合法移民的旗號成為美國公民。機械化的劃分合法與非法根本不合理，因為在中國基本上只有共匪的同路人才容易成為有機會合法移民的人，比如共匪官員的子女，比如還沒有得罪當權派的紅頂資本家，這些人本質上是共匪黨文化的傳承者，進入美國會成為顛覆自由美國的禍害。共和黨政府雖然製裁了一些共匪特務，但是並沒有遣返被共匪公派出國的小粉紅留學生，而且根本沒有停止對於因為在中國遭受政治迫害無法合法移民美國的精神美國人的壓迫，民主黨並非一點優點也沒有，共和黨並非一點缺點也沒有，我覺得看待事情應該客觀。

在中國可以得到合法投資簽證的人基本上都是紅頂商人，可以得到合法留學簽證的人基本上都是小粉紅留學生，可以得到合法技術移民簽證的基本上都是共匪逆淘汰機製塑造出來的假道學，可以得到合法工作簽證的工人基本上都是沒有勞權意識的工賊，反而誠實經營的人容易成為被收割被迫害的韭菜，根本出不去，不是小粉紅的學生只要意識形態情況被共匪知道了，根本就沒有機會出國留學，有創造力的科研人員早就被黨國體製扼殺了，根本不太可能有機會得到技術移民簽證，有勞權意識的工人早就被共匪與資方迫害了，路易斯生前反對共和黨機械化的根據合法移民與非法移民劃分移民人口的好壞是有道理的。

部份右派高度肯定鄧小平，事實上鄧小平反對深入反思文革暴政，反對深入認識自由民主人權，反對解放思想，開創了剝奪中國人精神自由與個性的解放的社會環境，建立了兼顧生產資料私人佔有與僱傭勞動製度以及剝奪私有財產保障外加掠奪社會財富的黨國資本主義製度，鄧小平應該受到批判。鄧小平絕對不是共匪體製內的開明派，鄧小平運用了新的方法延續了共產極權統治，鄧小平與毛澤東都應該受到譴責，胡耀邦與趙紫陽才是共匪體製內的開明派，改革開放不是為中國民主化鋪路，改革開放應該被否定。

黃右人士總是反華不反共，或者乾脆鼓吹保守主義與哈耶克主義的一神教，根據中國人目前普遍的思維慣性，黃右人士的論述總是激活有利於共匪的心理暗示，讓中國人敵視自由世界，黃右人士發揮了共匪的同路人的客觀效果。共匪宣稱反共人士都是漢奸，極端反華人士才會反共，黃右人士鼓吹反華不反共，共匪宣稱中國人民與中國政府不可分割，黃右人士宣稱中國人與共匪不可分割，共匪宣稱西方自由主義是虛偽的，黃右人士宣稱精神自由與個性的解放是錯誤的，只有運用消極自由原則保障資本尋租權才是自由，共匪宣稱西方民主就是資產階級專政，黃右鼓吹只允許選擇右派的選舉製度，共匪害怕防火墻被拆除，黃右人士宣稱拆墻沒有效果，黃右人士至少在意識形態的層面是共匪的同路人，黃右人士發揮了有利於共匪的客觀效果。

綜上所述，部份右派只是反左不是反共，他們應該屬於之前在共匪體製內撈錢，後來因為發覺共產極權統治很不安全，擔心站錯隊會被迫害，於是出國轉移財產的既得利益者。

部份黃右人士的暴力革命理論存在的反智傾向

我可以理解參加反共暴力革命的人，或許對於無法離開中國的人來講參與反共暴力革命是最好的選擇。人類社會本來就不存在根據勞動的質與量進行分配的按勞分配，人類社會本來就不存在一份耕耘一份收穫，分配社會角色的競爭過程本質上是在因果鏈條 認知節奏 話語權 平檯 天賦 歷史社會條件不平等的基礎上進行的，競爭形成的差異本質上是建立在不公平的基礎上的，特別是在中國，這種不公平是非常明顯的。中國根本不適合生活，中國是一個私有財產缺乏保障與貧富兩極分化以及壓迫精神自由與個性的解放的國家。中國是一個讓活在形而上與活在形而下的人都有壓迫感的國家，中國即不允許活在形而上的人自由的生產意識形態又不允許活在形而下的人自由的享受低級趣味。富人沒有私有財產保障，窮人沒有社會福利保障。活在形而上的人無法擁有思想自由 言論自由 信仰自由 結社自由 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 創作的自由，活在形而下的人無法獲得情色合法化 大麻合法化 賭博合法化 大尺度的暴力美學的收視權。在中國繳稅之後依舊得不到私有財產權 言論自由 信仰自由 選舉權 社會福利，依舊是可以隨便被共匪宰割的韭菜，繳稅之後無法獲得權益。綜上所述，中國人有充份的理由進行革命。

暴力革命只有在冷兵器時代與火器時代初期才比較容易成功，因為那個時候的威權統治者沒有對基層社會建立嚴密控製，國家暴力機器的設備基層人民很容易仿造，基層人民很容易建立武器工廠與軍事訓練基地，反對派遊說基層工農大眾參加暴力革命的空間很大，火器時代初期的火銃根本難以充份震懾廣大基層人民。中國現在處在高科技時代，共匪已經建立了充份監控社會的數字極權統治，共匪對基層社會已經建立了嚴密的控製，共匪擁有火器時代後期誕生的武器裝備，反共人士在這種環境中很難生產暴力革命的武器，訓練暴力革命的軍隊，反共人士更沒有空間充份的遊說工農大眾參與暴力革命，所以黃右人士充份鼓吹的暴力革命根本不可行，何況黃右人士沒有能力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更沒有建立武器工廠與軍事基地的構思，極端排斥工農大眾，黃右人士的暴力革命理論根本沒有可行性。某些黃右人士打著反嘴炮的旗號反對反共宣傳，反對意識形態鬥爭，反對工農大眾發動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這種黃右人士發揮了誤導反共事業的客觀效果，通常只有思想糊塗的人，以及因為沒有參與意識形態鬥爭的能力或者不願意付出時間與精力參與意識形態鬥爭所以希望通過鼓吹暴力革命凸顯進步性的愛慕虛榮的人，外加本身就是共匪的同路人的人才會鼓吹不可行的暴力革命，不應該排除黃右人士裡邊有共匪的同路人的可能性，中國即使需要依靠暴力革命完成民主化，必須藉助於第三次世界大戰，不然只能依靠非暴力不合作運動與和平演變，必須依靠不屬於暴力革命的革命來完成。拆除防火墻與反共宣傳外加非暴力不合作運動才是可操作的反共方法，暴力革命太脫離實際了。中國人長期被共匪洗腦，普遍的思維慣性就是認為依靠暴力革命反共就是從事恐怖活動，依靠暴力革命反共很容易間接幫助共匪妖魔化反共人士。開發一種可以在短時間之內把反共文宣發送給大多數中國人的郵件群發系統還是可行的，如果成功意味著防火墻實質上失去效果。之前法輪功學員依靠郵件隨機群發傳播反共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打擊了共匪政權，如果可以擴大效果，估計會重創共匪政權。

中國根本不是社會主義國家

作者 劉宇凡 向青 寫於 一九九八年

中共把中國私有化

當鄧小平逝世時，官方言論以致世界資本主義的報刊紛紛向 這位總設計師致敬，因為他使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尤其如果拿蘇 聯、東歐的經驗相對照，就好像更顯得中國經改的成功。 不過，問題在於，那些急劇增長的財富，究竟主要落在誰的 手裏呢？ 中共壹直認為自己所搞的，不是像蘇聯、東歐那樣的私有化 改革，而是走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因為它始終堅持 「社會主義公有製」的主體地位。1992年中共在關於建立社會主 義市場經濟體製的文件上說，「公有製的主體地位體現在國家和集 體所有的資產在社會總資產中占優勢，國有經濟控製著國民經濟 命脈及其對經濟發展的主導作用等方面」。 本文的目的就是說明，「公有製」已經失去優勢，而資本主義 經濟已取而代之。經濟增長的好處主要就是落到官僚資本與中外 私人資本的口袋。十八年的經濟改革可視為壹場大規模而又隱蔽 的私有化運動。 資本主義經濟有多大實力？ 從表壹看來，似乎大陸公有製還真的占主導地位，因為集體 與國有經濟相加占了八成。在那「非公有經濟」中，雖然包括資 本主義成份，可是，也包括大量個體戶，所以私營經濟的數量似 乎還很少。1994年，官方宣布私營企業共43.2萬戶，在工業總產 值中約占10%（個體經濟則占8.4%）。 表壹 各種經濟成份在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 國有經濟 集體經濟 非公有製經濟 1978年 56% 43% 1% 1993年 42.9% 44.8% 12.3% 1995年（預計） 41.5% 43.9% 14.6% （註：非公有製經濟包括了個體、私營經濟及外資。來源：《我國所有製結構 的變化趨勢與私營經濟的發展方向》，國民經濟管理與計劃 1996年第 8期） 資本主義經濟（大陸忌諱這個詞語，所以改稱「私營經濟」）是 指直接或間接地以雇傭工人來增值資本的經濟成份。 按照這個標準，那麽，資本主義經濟壹定遠超官方的統計。首先，在所謂個體戶中， 很多實際上是資本主義企業，因為中共把個體戶的定義壹開始就定 得太寬泛，竟把雇工八人以下的企業主都列為個體戶。這當然是不 合理的。個體戶，顧名思義，就是沒有雇工的小資產階級。如果有 常年的雇工而且人數達到六、七人，那其實已經是小資本家了。何 況，在名列為個體戶的企業之中，多年前已經有調查顯示至少有10% 其實雇工八人以上（註壹）。所以，資本主義的私營企業，壹定遠遠 超過43萬戶，在工業總產值中也壹定不只占10%。 除了假個體戶之外，還有假集體。集體經濟包括了城市和鄉鎮兩 方面。鄉鎮工業在1994年的產值已經占全國22.6%，雇傭了1.2億工 人。這個舉足輕重的「集體經濟」，恰恰也是最多假集體。大陸有壹 份調查報告表明，鄉鎮企業有 83%實際上是私營企業。（註二）許多 其他報導都大致反映這個情況。由於鄉鎮工業比城市工業多，在集體 工業中占到64%，所以，上述數字就可能意味近半或過半的集體經濟 其實是資本主義企業。有位學者也指出，若按這個數字推算私營經濟， 那麽，「私營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各項比例將會引起各層人仕的震 驚」，因為單是工業，1993 年非國有工業的產值（1.7 萬億元）與國 有工業的產值（1.8 萬億）已經幾乎平分春色（註三）」。而所謂非國 有工業，主要的還是中外私營企業，或至少是混合經濟（例如參加了官股的私營企業）。（參看表二及表三，註四） 從表二可以看到，在消費品零售總額中，1994 年國有商業也 下降到只有 31.9%。資本主義成份占多少？國有、集體、個體之 外的那個「其他」，如果不是私營經濟，又是什麽？如果考慮到在 集體與個體中有不少實際上是私營經濟，那麽，資本主義經濟在 商業中的比重壹定不比工業中的少許多，如果不是更多的話。 表二 1995 年按經濟成份劃分固定資產投資（%） 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 國有 54.4 集體 16.4 個體 12.8 聯營經濟 0.6 股份製 4.3 外資 7.8 港澳臺 3.4 其他 0.3 （1996 年中國統計年鑒） 因為中共刻意掩飾資本主義經濟的真實情況，所以我們沒法 確切知道真相。但上述的分析足以說明它今天的雄厚勢力。（註五） 有人認為，在民間的壹萬六千億元金融資產中（1992 年數），約 有六千多億元集中在個體戶、私營老板和有「外水」的官員手裏。 這些人約為三千萬人，占人口數的 2.8%，但擁有的金融資產占 40%。（註六）這三千萬人可被視為中國的新生資產階級。他們擁 有的金融資產等於當年國民收入的三成多。

隱蔽的私有化

中共對資本主義企業的態度，在過去十八年中經歷了如下變 化，最初是禁止，然後是默認（1983 年中共壹號文件說對私營企 業要「不宜提倡，也不要急於取締」），繼而是在 1988 年修改憲法 正式承認私營企業作為「社會主義公有製的補充」，可以在「法律 規定的範圍內存在和發展」，最後是鄧小平南巡後中央為各地提出 的「四不限製」（不限製發展比例、速度、規範與經營規模），「五 不限製」等等大開綠燈。對於外資也是這樣。現在，可以說資本 主義是無限製地發展了，只差那個作為「社會主義公有製」補充 的妾士身份還沒有正式甩開而已。不過，這方面的呼聲也越來越 大了。 但是，資本主義經濟之急速發展，不僅僅是依靠中共的政策 上的支持，更依靠物質上的贊助。誰提供物質支持？就是集體經 濟與國有經濟。在改革之前，全國的生產資料及勞動力差不多都 在集體與國有經濟手中，所以，如果沒有他們向私營企業提供勞 動力與土地，及其他生產資料，私營企業是不會發展起來的。據 報，私營企業的多數創業資本都來自國家銀行或信用社，他們的 四成原料與進貨來自國有企業，銷售對象中也以國企為主要對象 之壹。（註七）不能確定這裏有沒有誇張。不過，這沒有妨礙上述 的壹般原則是成立的。 集體與國有經濟在向私營企業提供資金、勞力、土地、貨源 等等的時候，是否都依照等價交換的原則，這是很值得懷疑的。 有不少時候資本家可能需要付出較高代價，其中包括賄款。但有 更多時候是以低於價值來換取勞力與生產資料及資金的。（有人估 計每年因官員賤價賣地而令國家損失 200 到 300 億人民幣）這其 實是壹種隱蔽的私有化。 最早的私有化運動可以追朔到農村改革的初期。當承包製取 代人民公社的時候，不少集體財產，例如農業機械，都被幹部們 或者赤裸裸地私分，或者以種種形式（例如不合理的承包合同） 變成自己的準私有財產。無法知道究竟有多少集體財產是如此被 化公為私的，因為官方絕不披露。但從各方面看，這個現象並非 不普遍，尤其在較先進的公社。從這裏產生了第壹批的農業資本 家。 不過，最發財的恐怕不是農業資本，而是工業或商業資本。 這是為什麽後兩者發展最快，規模最大。這同時也意味，他們很 可能比前者從集體與國有經濟中轉移到最多財富。尤其是那些得 到當地官員保護的「假集體」，不僅在申請土地、勞力、借貸各方 得到額外的協助，甚至是賤價得到這些東西，而且可以得到各種 額外減免稅收的方便（自然包括減少受到其他部門官員的漁肉）。 額外減免稅收屬於壹般假公濟私行為多於嚴格意義上的私有化。 但是種種把集體與國家財富賤售或幹脆吞並則肯定是私有化。有 人報導壹個例子： 「權力股就是政府以權力作為資本對企業投資，按股分紅。 邵東縣鋁製品廠是壹個合夥企業，共有 8.5 股，其中政府有壹股。 這壹股的作用就是拉著地方政府為自己保駕護航、為企業在擴建 廠房批地時給予便利，給企業爭取貸款提供後盾和為企業在社區 內提供安全保障。該廠的廠長說：『廠在這個地方，如果不跟鄉裏 搞好關系，它就會動不動拉電。要擴展規模，它不批地，征地就 很有困難。鄉裏成為企業的股東，每年企業給交 10 萬元，占鄉財 政府收入的十分壹，我們也辦事方便，兩全其美，皆大歡喜」。）

（註八）可見，只要讓政府部門入股，批地自然就沒有「困難」 了! 集體與國有經濟還為資本主義經濟提供種種間接的物質支 持。中國很多上遊產業（煤、石油、電力、交通運輸）都是國營 而且多年來維持低價製度，這等於間接津貼了私營經濟。在稅率 上，中共也壹直優惠中外資本而刻薄國有企業。三資企業稅率為 33%，私營企業率稅為 35%，比國有企業的 55%低很多。稅負的 不公平是使國有企業無法與資本主義企業競爭的重要原因之壹。 最後，中共在政治上加緊對工農階級的專政，尤其是堅持那 種把農民當作二等公民的戶籍製度，使工農群眾（尤其是那些農 村集體經濟崩潰後的失業農民與城鎮的失業工人）沒有力量保護 自己的最起碼的合法權益，成為資本所殘酷剝削的賤價勞工。這 是資本主義經濟能夠迅速發展的另壹個重要原因。 事實上，中國之所以能夠有比蘇聯、東歐好得多的經濟表現， 個中原因，並不僅僅是因為壹個急進，壹個緩進那麽簡單。還要 考慮到中國壹個獨特地方，就是比蘇聯、東歐落後很多。但這種 落後性在特定環境中有時會變成優勢（對資本主義而言的優勢）。

中國國有經濟從來都很薄弱。從 1949 到 1978 年，將近三十年的高速而 代價不必要地高昂的工業化，並沒有真正促進農業的現代化。農 業主要的還是依靠人力與畜力。集體與國有工業始終無法滿足農 村人口對工業生產資料及消費品的需求。國有經濟之無力改造農 村，尤其可以在農村人口占全國比例中看到。卅年工業化並沒有 促使農業人口向工業轉移，到 1978 年農村人口仍占 87.5%，只 比 1949 年下降了兩個百份點。農村還是壹片披著集體經濟的外 衣的小農經濟的汪洋大海。不過，壹天命令經濟仍束縛著農村， 國有經濟還是不會感受到什麽壓力的。可是，命令經濟崩潰的壹 天終於來了。分田到戶使小農經濟解除了官僚支配的集體經濟的 束縛。外衣丟棄了。小農經濟從兩個方面為資本主義經濟提供動 力。壹方面，由於農民生產積極性的提高，由於農產品市場之局 部開放，由於政府提高農產品收購價，在在增加了農村人口的購 買力。另壹方面，個體經濟之全面恢復，大大提高了農民中的強 勢戶的致富沖動。私人資本的原始累積開始了，而且在擴大了的 市場中開始壯大起來了。就這樣，鄉鎮資本主義企業迅速發展起 來，並且日益在競爭中壓倒國有企業。事實上，資本主義經濟首 先是在農村壯大起來，然後才伸延到城市的。所以，盡管國營企 業只有三分之壹是營利的，中國經濟還是能較高速增長，其中壹 個重要原因，就是因為國有經濟本來就很薄弱，在這個情況下，

只要有其他經濟成份（個體經濟及資本主義經濟）大力填補空白， 那麽即使它大多虧本，也不會即時拖垮整個經濟發展，甚至還能 有增長。 官僚資本如何侵吞國有財產 上面談的主要是私人資本怎樣在中共的支持下發展起來，而 且主要是談國內的私人資本。不過，私人資本之受益於集體與國 有經濟的程度還不是最高的。程度最高的乃是官僚資本。官僚資 本乃是有中國特色的私有化的最大受惠者。 所謂官僚資本，包括了官員個人的以增值為目的的資產，也 包括了名義上屬於國家，但實際上由官員自由支配並且以盈利為 目的的資金。 如果把私有化僅僅了解為把國有企業售出或無償分配給全體 公民，那麽，的確，在中國這僅僅是開始不久。大概幾年前中共 才宣布要大規模拍賣、租賃壹萬家中小型國有企業。 在已經結束的八屆人大，李鵬又宣布要把二十四萬家國有小 企業實施「改組、聯合、兼並、股份合作製、租賃、承包和出售」。 自然，各地官吏早就勁頭十足，例如山東諸城，竟然在兩年 間就把九成半的國有及集體企業賣掉了。這個做法還得到國務院 副總理朱镕基的贊賞呢。但是作價是否合理，就不得而知了。然 而至少有理由提出懷疑，因為賤售國企非常普遍。（註九） 不過，那種隱蔽的私有化，尤其是締造出官僚資本的私有化， 早就在瘋狂進行了。主要的方式是股份製改革，其中包括了把國 企或集體企業股份化，中外合資企業，官商合營等等。其次，即 使在保留集體與國有經濟的企業，官員也通過種種方式化公為私。 官員熱衷於搞股份製改革，是因為他們借此可以明目張瞻地 化公為私。最明顯的例子是把明明是屬於全民所有的財產劃出壹 大筆變成「企業股」、「法人股」。即使這不算私有化，至少也是化 大公為小公。不少人更進壹步，先化大公為小公，然後就再把小 公化私，公然地把企業股再私分。 就這樣大筆國有財富以變戲法的方式轉到幹部手中。雖然有 時職工也得到壹點股份，畢竟同幹部拿到的相比只是冷飯殘羹而 已。至於采取種表面合法、或甚至非法及鉆空子的方式化公為私， 就更不勝枚舉了。這包括了低估資產值，對種種無形資產（商標、 專利、商號、銷售渠道等等）不作評估或低估，國家股與個人股 同股不同利，同股不同價等等。（註十） 中外合資的情況也基本如此。現時全國已有壹萬六千多家合 資企業。據國有資產管理局的人透露，每年中外合資企業中，中 方資產應評而未評的約占應評總數的九成。在壹萬家合資企業中， 有六千多家國企未經資產評估而以 862.6 億元的出資額與外商合 資，估計因此損失六百多億元。至於無形資產，竟然只有 60 家是 有計算無形資產的。 這種化公為私行為，外資自然得益不少。但有關官員也得益 匪淺。各地官員不惜賤價以求合資，最直接的利益當然是這樣可 以提供外匯、出國機會、以及其他貪汙腐化的勾當；可是還有其 他。要知道，在那壹萬六千家合資企業中，有部份根本就是假合 資，或是半真半假的合資（例如隨便找個老外掛名合作，或是請 那些拿了本外國護照的同胞掛名合作），純粹辦來騙國家，其中包 括化公為私。

另壹種私有化方式是官員個人或其親戚朋友經商，或者是政 府部門同私營企業合股辦實業。 「壹些握有經濟實權的人，多樂意與私商交鐵哥們，或者讓 五親六戚去經商，自己在臺上給予關照。權力與關系密切的私商 形成壹個『土圍子』—利益共同體。……權力給『土圍子』以 政策、物資、貸款、減免稅、外銷配額等方面的照顧。」（註十壹） 「為了避免因電力供應非常緊張造成拉閘停產現象的發生， 壹些廠不得不拉電力部門入股。 邵東某生產出口鐵錘的刀具廠，電力部門就投資 30 萬元，年 利 4 分，這是明利息，實際回報要大於這個數。當然，不是任何 企業都可以得到政府部門的青睞的。拉壹些政府部門投資的前提 條件，是企業的經濟效益好，否則很難如願。」（註十二） 究竟官僚集團在過去十多年中侵吞了多少國有資產？這幾年 有壹個許多人使用的數字：1982 至 1992 年間，國有資產「流失」 累計 5000 億元左右，平均每天「流失」1.4 億元。（註十三）不過， 去年十月號的《中國工人》披露了壹個新的數字：八十年代以來，

國有資產的「流失」每年高達 500 億元，到目前總共「流失」八 千億元。但「據有關專家研究，目前國有資產流失的程度還要高 於這個數字。」 官員化公為私當然不始於改革開放。不過，毛澤東時代的化 公為私同鄧小平時代的不同，在於前者的化公為私，主要不過是 占有消費品，尤其是奢侈品。可是，在後壹個時代，官員之化私， 占有消費品是次要的，占有可以分潤的資本（不管是以有價證券 的形式還是資本的實物形態），這才是主要的。改革開放的「偉大」 功業不僅在於締造私人資本，更在於締造了官僚資本。 官僚資本有多大能耐？表四可以多少反映壹點情況： 表四 1978 1994 1995 國家預算內投資 62.2 3.2 3.1 國內貸款 1.7 22.4 21 利用外資 4.2 10.7 11.5 自籌投資 -- 48.3 53.2 其他投資 31.9 15.4 13.8 所謂自籌投資，首先包括各級政府部門通過各種亂收費，尤其通 過各種化公為私以及辦公司經商的方式，自行「創收」所得來的資金。

這是各部門自己的「小金庫」，不受中央約束。它除了用來滿足官僚 自己種種請客送禮，遊山玩水的消費之外，主要的就是用來投資於高 利潤的行業。表四告訴我們，目前固定資產投資，中央預算內的是少 得那麽可憐，而自籌投資從零發展為過半。歷次經濟過熱，歷次盲目 投資、重復投資，造成嚴重的生產過剩（最新的例子是房地產）（註 十四），都同各部門這些自籌投資有直接關系。這些由各部門官員支 配，以追逐利潤為目的的資金，（而利潤又首先落在官員手中），就是 官僚資本的另壹個重要來源。官僚資本加上中外私人資本，總的資本 主義經濟在中國恐怕已經具有主導地位了。 官僚資本具有投機性、買辦性、壟斷性幾個特點。投機性不僅表 現在盲目投資加工工業，而且現已轉向炒賣種種有價證券及房地產， 其中包括國外（例如香港。經濟學家吳敬璉透露，大陸每年有 100 億 美元流向香港。）的證券與房地產。買辦性表現在同外資合資、合作中 經常以賤售本國資產或資源為代價；壟斷性表現在官員利用權力霸占 市場、拱擡物價、強買強賣。所謂諸候經濟就是壹個明顯例子。

引狼入室的「合資」 近年中國的三資企業達到十七萬家；如果把港澳臺包括在內，

外資現在已經在工業總產值中占了 12.8%，在全國固定資產投資 中占了 10.4%。不過，外資在中國的實際影響遠超過這些數字所 能顯示的情況。 近年越來越多跨國公司同中國國企合資，通過這個方式吞並 了中國國企，連他們的名牌和市場份額包括在內。這同樣也是壹 種私有化，而且是壹種把民族工業拱手讓與外資的私有化。 現在國內的洗滌用品行業，已為外方控股的合資企業所支配。 15 家合資企業產量占全國總產量壹半，但賣的都是 P&G、英國利 華、日本花王、德國漢高的牌子，而中國的名牌如熊貓、雙貓等 俱已銷聲匿跡。（註十五） 啤酒行業更厲害。中國年產五萬噸啤酒廠，已有 70%成了合 資企業。而外資搞合資企業的真正目的是要中方放棄自己的品牌， 改采他們的品牌。結果中國的名牌啤酒如上海、光明、天鵝等等 逐漸為丹麥的嘉士伯、美國的百威等等取而代之；諷刺的是，中 國完全有充足能力在啤酒上自給。有學者認為中國根本不必在這 方面搞合資企業，更沒有必要讓外資控股（註十六）。

後便失去蹤影，被外國名牌取而代之。 在醫藥業，三資企業已達到 1000 多家，其中三家合資企業是 醫藥業中的十大企業之壹，而且都由外方控股。現在，在最暢銷 的 50 種藥品中，有 40 種是合資企業的洋藥。（註十七） 自行車業，三資企業達 200 家，已經吃掉了國產的飛鴿、永 久、鳳凰等九個名牌。 造紙、輪胎、集成電路、家電業等等也紛紛陷入同樣境況。 這可是中共官員自覺選擇的結果。為貪小利而出賣國產名牌 固然如此。（註十八）就是中央的政策本身，也是大大鼓勵各級官 員繼續出賣經濟主權的。許多國家都規定外資股份不能超過合資 企業的五成，然而，號稱堅持社會主義公有製的中國卻相反，在 《中外合資企業法》規定外資股份不得低於 25%，卻沒有規定上 限，直接幫助了各級官員把國企連同品牌賣給外資。 有人指出中國國內儲蓄率達到 45%（金融資產達壹萬六千億 元），依靠國內資金就足以支持 7%到 8%的經濟增長，根本不必繼 續那種嚴重依賴外資、優惠外資而令自己吃虧的政策。實情怎麽 樣我們現在不知道。但至少，即使繼續引進外資，也沒有理由是 這樣壹種引進法。 護短經濟學 中共堅持公有製占主導，可是，眼見私有製日益有取而代之 的趨勢，中共的辯護士又怎樣自圓其說呢？那些官方經濟學家忙 著解釋：其實「優勢」並不壹定要體現在百份比上的；只要「公 有製」始終扼控國民經濟命脈便可。對於把盈利國企賣掉或出售 國有股權，他們也辯說：我們賣掉了國企，但換回了資金，這只 是使國有財產從實物形態轉變為價值形態而已，國家拿了錢還是 可以再投資建廠，所以仍然不算私有化雲雲—這完全是詭辯。 且不去說，在實際上這些交易，在壹黨專政下決不會是真正等價 交換的。退壹步說，即使那是等價交換，那頂多只能說，國家作 為賣者沒有交換價值上的損失，卻不能說國家沒有其他損失，更 不能說那不是私有化。生產資料的所有權明明轉到私人手上，怎 麽不是私有化？其次。既然是盈利的廠子，為什麽還要賣？是否 就絕對沒有別的方法籌措資金？賣了這些盈利的廠，能保證新的 投資有同等的盈利水平嗎？如果相同，又何必要為買而賣？豈非 除褲放屁多此壹舉？如果盈利更微些，豈非壹大損失？雖說盈利 高些不是沒可能，可是風險總是存在而且不小。幹麽要如此犯賤， 好端端有安樂錢不享，去作這樣的敗家子？ 這樣顯淺的道理，我們博學的經濟學家不會不知道。說穿了， 這不過是欺騙而已。在最初搞農村承包製的時候，中共賭咒說不 是恢復個體經濟，更不是允許私營經濟，而只是把家庭經營結合 到合作經濟中而已。在人民公社散了夥，富農階級已經出現的時 候，它還這樣說；在搞國企改革的時候更離譜。在第壹階段，官 方理論家力證，只有把經營權從所有權那兒分離出來，也就是政 企分開，才能搞活國企；到真正實施兩權分離之後（雖然並非沒 有打折扣），他們又忽然改口了：國企要改革，得要明晰產權，使 所有主到位才行。只有當經營者同時也是所有主的時候才能搞活 國企。這時候他們又主張兩權統壹了，只是不是統壹到政府手裏， 而是統壹到企業官僚手裏。於是明晰產權就變成為搞股份製。在 搞股份製時，為了安撫那些擔心國家股份會被化公為私的意見， 他們又說，不要緊，不讓國家股出售不就行了嗎！到了官僚資本 強大到已經開始要把國家股出售或把國企出賣的時候，他們又出 來說：哎喲，賣了也不要緊嘛，反正國家財產只是從實物形態轉 變為價值形態而已！ 當年在開始局部市場化的時候，官方理論家也是指天誓日的， 我們是堅持社會主義公有製的，因為我們只是開放消費品市場， 而決不會開放勞動力、土地和生產資料市場。到了資產階級掘起， 勞動力、土地與生產資料都事實上可以成為商品之後，他們又改 口說，社會主義也是商品生產，所以雖然我們有了勞動力市場， 土地市場，資本市場，只要我們堅持公有製為主體，我們搞的仍 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好了，到現在，連這點也開始動搖了， 他們又改口啦：社會主義主體地位並不體現在百份比上！鄧小平 大概感到理虧，所以索性禁止人家問「姓資姓社」。其實，妳們不 如幹脆認為，「我們共產黨搞什麽都是社會主義！」這不就行了！ 上述那種辯解只會叫人想起皇帝的新衣的故事。 不過，中共同那個皇帝不同的地方，是在於皇帝是受害者， 而中共呢，不僅不是受害者，乃是整個騙局的得益人。鄧小平說， 讓壹部份人先富起來，是為了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事實證明，有 了先富，就不會有後富，因為先富的壹定會胃口日大，妨礙著普 通人也跟著富起來，尤其當這先富起來的是操縱了國家機器的專 製官僚。普通人民不僅完全被擠掉，而且成為這批先富的剝削對 象。 在政治上，中共老早就把國家主權竊奪過去，變成自己的私 產。國家財產呢，盡管它也視之為禁臠，畢竟還沒有將之完全變 為自己的財產。況且，同時他也禁止資產階級財產的存在。只是 在這個意義上可以勉強承認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政權是壹個官僚變 態的工人國家。但是，至遲到 1988 年修改憲法，中共政權就已正 式變質為資產階級服務的政權了。雖然，在社會經濟上，當時還 談不到已經完成資本主義復辟。不過，到了今天，很有可能連這 點也已經完成了，或至少正在處於完成階段。計劃經濟已經基本 瓦解了。除了局部產業，國有企業基本上是為利潤生產的。要完 成在社會經濟上的資本主義復辟，並不需要資本主義占領社會壹 切領域。許多第三世界國家也不是這樣。它只需要使利潤率成為 起主導作用的調節器就行了，因為這就足以讓它支配其他經濟成 份。今天中國即使還未達到這點，至少也是快達到了。根據胡鞍 鋼的推算（參看表五），中國的農產品、工業產品、商業及投資的 市場化指數大都超過壹半，甚至是達到七、八成的；即使有些未 過半，也接近壹半了。（註十九）此外，由於市場的盲目性而造成 的生產過剩已經出現多時了（參看註十四）。這是利潤率起主要調 節作用的壹個反映。資產階級，特別是官僚資本，已經是社會經 濟中的主角了。十多年來壹直推動中共去補資本主義的課的知識 份子們，妳們所極力爭取的資本主義，已經在妳們眼前了。 「不！我們所要的資本主義是自由民主的資本主義。這不是 我們所要的！」 不，這的的確確就是妳們所追求的東西。 要中國實行資本主義，就只能是妳們眼前的這種官僚資本主 義。醫生，妳已經成功使死人復活了。承認科學怪人就是妳所要 的東西吧。 「難道妳們主張走回頭路嗎？」 我們也不主張走回頭路。我們這篇文章只是分析官僚資本主 義的掘起；中共怎樣把中國私有化等等。應當走什麽路並不屬於 本文探討的範圍。但是，對於現在這種官僚資本主義，筆者不掩 飾他的反感與反對，而且深信勞動人民也同筆者態度壹樣。各種 局部反抗事實上已經開始。資本主義復辟雖已基本完成，卻不表 示它能夠安安穩穩地永遠騎在人民頭上。 表五 中國市場化指數以及其他四項市場化指數變化 單位：% 年份 市場化指數 價格 市場化指數 生產 市場化指數 商業 市場化指數 投資 市場化指數 1979 24.91 23.1 11.6 21.53 46.01 1980 32.13 38.9 17.7 24.03 48.57 1981 33.66 39.6 20.9 25.24 50.15 1982 35.77 45 21.7 25.56 51.3 1983 42.57 64 23.9 26.64 53.01 1984 45.56 63 32 30.91 54.45 1985 54.23 63.9 63 35.14 59.58 1986 55.67 64.3 64.7 37.73 60.59 1987 57.61 64 70.6 40.27 61.36 1988 61.33 70.2 76 43.2 60.54 1989 62.62 14.4 64.7 43.94 60.9 1990 62.17 71.7 74.8 45.4 60.41 1991 62.55 69.7 77.8 47.06 59.81 1992 63.23 71.7 81.8 45.39 58.71 1979-1992 變化量 38.32 48.6 70.2 23.86 12.7 資料來源：根據《中國統計年鑒 1992》、《中國統計摘要 1993》第 21 頁，第 93 頁以及《財貿經濟》1992 年 11 期的數據計算。

壹九九七年四月

就業自由和社會主義

中國經濟改革在各個方面都正在大力沖擊著舊有的高度集權 的體製。勞動力管理體製也不例外。 中國卅多年來在勞動力管理製度方面實行所謂統包統配製。 所謂統包，是指國家對所有城鎮中學或大學畢業生的就業全部 「包」起來，保障他們的就業權利。就業權是明文寫在憲法上的 權利，而且不像政治權利那樣純屬空文，而是相當落實的。就業 保障權是世界工人運動壹直夢寐以求的目標。但是直到目前為止， 沒有壹個資本主義國家能夠真正提供就業保障。尤其是那些長期 落後，存在永久的龐大失業軍的資本主義國家，他們的工人壹定 會羨慕中國工人。不過，如果我們具體分析壹下中國的就業保障， 我們就會發現它在中國官僚政治下變形變得多麽可怕，就像社會 主義已經變形到與極權統治等同壹樣。在官僚統治下，權利不是 權利，而是首長的恩典。古人說，長者賜，不敢辭。恩典是不能 辭的。同樣，中共賜給全國職工的就業權利，也是不可「辭」的。 在統包統配之下，即使妳不願接受國家分配，要自謀職業，比方 說，要當小販，或做小手工業者，國家決不會允許，壹定要把妳 「包」下來。即使經濟困難，國家無法安排就業，那就把妳送到 農村「落戶」；後來不送了，任由失業也不許自謀職業。這種政策 直到壹九七八年後才開始轉變。 其次是所謂統配。就業保障本身同就業自由並沒有什麽勢不 兩立的地方。但是，在官僚政治下，就業保障就意味就業自由的 消失。統配是國家有權把妳分配到任何壹個地區，任何壹個行業， 任何壹間工廠，以至任何壹個崗位；妳只有服從分配之權。主管 分配的是政府各級勞動部門。如果妳是這些部門官僚的親戚朋友， 哪妳自然會分得優差。否則，妳也許會被分配到西藏、新疆等邊 遠省份，在那兒「支援邊疆」、「貢獻壹生」。妳也許會被分配到厭 惡性行業如清潔、掏糞，等等。 —某某中學女畢業生被分配到壹間死畜處理廠當工 人。第壹天上工，才知道原來要「處理」的，常常是爬滿蛆蟲的 死豬、死狗。「處理」，就是廢物利用，為死畜剝皮拆骨。她不禁 為之痛哭。不過，經過黨委書記的「思想教育」，她終於搞通了， 明白到「寧要壹人臟，換來萬人康」的偉大意義，於是第二天便 喜孜孜上班去了—這樣的政治神話在今天大陸報刊仍可見到。 可以肯定，這位女孩子壹定不是高幹的女兒。 統包統配製實際上把職工當作國家（實即中共）的財產，可 以任意調來撥去。中共壹直宣稱，統壹分配職業正是「社會主義」 的優越性，因為這樣可以保證有計劃地根據國民經濟的需要去安 排勞動力。然而，卅多年的經驗表明，所謂有計劃，實質無計劃。 稍有頭腦的人都知道，要發揮人們的才幹，必須充份尊重個人的 興趣、誌向和專長。上億職工的職業問題統統由壹小撮官僚負責 分配，根本就不可能顧及個人興趣和專長，也不可能顧及各地及 各行各業以至每個企業單位的特殊需要。在企業來說，勞動部門 的官僚常常盲目胡來，企業需要的人，勞動部門不給；企業不需 要的人，卻硬塞進來。不過，最痛苦的還是個人。從個人方面來 說，盲目分配的結果，是大批人學非所用，用非所學，專業不對 口，或者沒有興趣，以至許多專才被投閑置散，蹉跎到老。例如， 農林科技人員，全國僅有廿九萬，但是這麽壹點人員，竟有壹半 用非所學（註壹）。學自動化的當售貨員，學理論物理的當采購員， 大有人在。 問題之所以這樣嚴重，是因為國家的分配是「壹紙定終身」。 壹個職工未分配前，屬國家財產；壹旦分配到某企業，便轉而屬 該單位所有。這就是有名的「單位所有製」。職工（包括技術人員） 無法轉業轉廠，壹切都由單位「領導」所支配。要知道，在大陸， 企業單位不純粹是經濟或生產組織。單位的小官僚不僅管工資、 調級，而且管戶口、管糧油、管計劃生育、管政治、管「教育」、 管「學習」……。壹句話，無所不管。每壹個人必須屬於某個單 位，他才能生存。正因如此，單位「領導」對個人享有生死大權。 所以，在中共「領導」下的工人階級，實際上並不比封建領主統 治下的農奴自由些。倘若妳用非所學，用非所長，要轉廠轉業， 簡直比飛天還難。 統包統配製不知扼殺了多少人的幸福。其中最可悲的是造成 無數夫婦異地而居。至少在七八年之前，夫婦分居兩地，要申請 調到壹起團聚，簡直難之又難。尤其可惡的是，有時候壹些單位 「領導」，放著人材不用，但當人們申請轉業轉廠，而上級勞動部 門亦已批準，但這些「領導」居然可以「卡著不放」！統包統配製 發展到這個地步，真可謂腐朽透頂了。 統包統配的「理論」根據：勞動力公有說 最近引起了熱烈討論的經濟學家馬丁，他所寫的《當代我國 經濟學研究的十大轉變》（註二）談到：卅年來政治經濟學只是「簡 單地、直接地成為現行經濟政策的附庸、傳聲筒和論證工具」，「壹 味地為經濟政策唱頌歌」。對於統包統配製也正好是這樣。因為在 實踐上不承認個人有就業自由，所以在理論上就炮製了「勞動力 公有說」的理論。卅多年來不少經濟學家都以此來為中共官僚的 統包統配製辯護。勞動力公有說可以蔣家俊為代表。盡管目前不 少經濟學家已改采勞動力個人所有說（雨田、孫浩、張壹德）或 部份個人所有說（薛暮橋、伍昂），但是，如果仔細讀他們的文章， 就會發現，無論雨田也好、薛暮橋也好，他們實際上和蔣家俊沒 有根本分別。他們只是說目前時期應承認勞動力屬個人或部份地 屬個人所有而已。壹旦社會進入更高級的社會主義階段，勞動力 還是公有的。所以，他們骨子裏始終死抱住公有說不放，始終準 備在將來把工人的人身也「共產」起來。 「勞動力公有說」最清楚的反映了中共的「社會主義」的本 來面目，反映了它借社會主義之名，而行官僚極權主義之實。大 家知道，勞動力，就是潛藏人身上的勞動的能力，它同人身是不 可分割的，就像生育能力同人身不分割壹樣。說勞動力屬公有， 等於說勞動者屬公有，等於說勞動者失去人身自由，成為社會的 的財產，社會得任意支配他，而他卻無權支配自己。 按照公有說的理論，工人階級在廢除了資本主義私有製，把 生產資料變成工人集體的財產後，須由工人聯合成集體才能進行 生產。而正在這時，工人的地位發生了十分玄妙的變化，簡直比 得上最出色的戲法。首先是工人成為生產資料的主人，繼而是每 個工人也都成為工人集體的主人。壹個工人壹旦參與集體，盡管 名義上他有三個身份—股東、生產工人、個人，但是實際上他 什麽都不是，因為他已把自己的人身條件全部讓渡給集體，也就 等於說，他同奴隸實際相差不遠。集體對個人有無限權利（因為 個人已屬集體所有），反過來個人對集體要盡無限的義務。中共的 辯護士會說，不對，他不是奴隸，因為這個集體是民主的，因此 每壹個人都有可能通過民主途徑去反映他個人的意願。我們這樣 回答：妳們的所謂民主，實際是妳們中共「領導」下的「民主」， 不是真正民主。退壹萬步說，即使妳們痛改前非，真正實行民主。 但是，首先，個人就業問題根本不必而且不應屬於集體決定的問 題（這個問題下文會詳細論述。現在只簡單指出，工人組成社會 主義集體，決不會而且根本不必讓渡他的人身條件，他的人身自 主權只會比他在資本主義時更擴大更真實）。其次，即使集體是民 主的集體，但是，要知道，集體不能無所不管，它所能管的只是 壹般的立法，壹般政策等等，每壹個人的就業問題是不可能交由 集體決定的（不要忘記我們所說的集體壹直是在全國平面上組成 的工人集體），結果壹定是由壹個執行機關去單方面分配勞動力。 而最後依然是官僚專權。可見，這種公有說的本質，不過是官僚 假借工人階級之名以便專工人階級之政而已。妳們口口聲聲引馬 克思的話去為自己辯護。可是，馬克思不是說過，工人革命後， 失去的只是鎖煉，換來的卻是全世界嗎？然而，在中共統治下， 工人為了得到那純屬名義的「主人翁」的堂皇桂冠，所付代價竟 是自由的失去！馬克思其實很早就警告過，他所說的社會主義集 體，是真正的由人民當家作主的集體，只有是這樣的集體，各個 個人才能獲得自由。相反，在「種種冒充的集體中，如在國家等 等中，個人自由只是對那些在統治階級範圍內發展的個人來說是 存在的……對於被支配的階級說來，它不僅是完全虛幻的集體， 而且是新的桎桔」。（註三）

資本主義的就業自由

為什麽工人壹旦組織成為集體，聯合占有生產資料，每個工 人就必須向集體讓渡自己的人身權？蔣家俊並沒有立即就這個問 題作出回答。他像許多「理論家」壹樣，先把這個人類歷史中個 別階段的個別問題，突然上升為全部歷史的根本規律的問題。他 說，要進行生產，必須把生產資料和生產者結合起來。只有生產 者而沒有生產資料（工具、土地、廠房、機器……），是不可能進 行生產的。以上這些都十分確。但是，他繼續說，「勞動力和生產 資料只有在共同的基礎上才能結合起來」，「勞動力所有關系壹般 是隨著生產資料所有關系的改變而改變的」。（註四）換句話，生 產資料屬誰，勞動力便也屬誰。跟著他便以歷史「為證」。他說， 在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生產資料都分別屬於奴 隸主、封建領主和資本家，因此奴隸、農奴、雇傭工人也都分別 屬於奴隸主、領主和資本家所有。 蔣家俊不知道，當他這樣說的時候，實際上把三種先後的社 會製度都說成是奴隸製度。因為只有在奴隸製下面，奴隸主才既 占有生產資料又占有奴隸的人身（所以奴隸不被視為人，而是工 具，只是這種工具碰巧會說話而已）。領主雖支配農奴人身，但已 不能占有農奴的人身。農奴不準自由遷徒，以及需付出無酬力役； 但是，究竟他還可以有自己的家庭，可以有自己的經濟活動。到 了資本主義社會，雇傭工人更是在法律上正式取得人身自主權， 他們誰也不屬，只是屬於自己所有。工人的這種人身自主權，是 資本主義生產的必要條件之壹。馬克思早就說過，「在資本主義社 會，物質的生產條件以資本和地產的形式掌握在非勞動者手中， 而人民大眾則只有人身的生產條件，即勞動力」（註五）。資本家 占有生產資料，但並不占有勞動力；工人占有勞動力，但不占有 生產資料。資本家要進行生產，必須聘請工人；工人要吃飯，必 須出賣勞動力，因為沒有自己的土地、也沒有自己的機器。於是 勞動力的供應和需求產生了。但是資本家購買工人的勞動力，並 不是壹次過買去。如果是壹次過買去，他就是購買奴隸而非雇傭 工人，但資本家要的是雇工人而非奴隸，因此他只是逐月地買（更 通俗地說，是租入），在工人方面來看，他只是出賣自己的勞動力 使用權，勞動力的所有權始終握在他手上，因此他可以在契約期 滿時收回自己的勞動力，向老板辭職。從老板方面看，他同樣也 可以辭退工人。資本家是不歡迎奴隸的。奴隸是無所謂辭退的， 但資本家所需要的勞動力，乃是需要時可以大量購入，不需要時 可以大量辭退的勞動力，而不是終身跟隨主人的「忠仆」。換句話， 他需要的是能夠隨時依據市場的起跌來自由吞吐人手的雇傭工 人，只有這樣他才能為市場而生產。否則，沒有自由的工人，就 形不成自由的勞動力市場，就不可能進行資本主義生產。 這壹切證明，所謂勞動力所有權，決定於生產資料所有權的 「理論」，是根本違反歷史事實的。 蔣家俊企圖捧出馬克思為他辯護。他引馬克思的話說：「羅馬 的奴隸是由鎖鏈，雇傭工人則由看不見的線系在自己所有者手 裏。」（註六）馬克思的確說過這句話。但明顯地不能把這句話解 釋為二者全無分別，因為壹個是喪失人身自由，壹個呢，則享有 人身自由。他的意思只是，盡管資本主義比奴隸製已進步了許多， 工已獲得人身自主權，但是他指出，這種自由只是形式上的自由 而已。工人沒有土地，沒有廠房，只有自己的勞動力。但是，僅 僅占有勞動力，對於工人來說是毫無用處的。恰恰相反，這種「財 產」如果壹天仍未「售出」，壹天就仍然是負債而非資產。如果他 想永保自由，他就沒有面包吃。如果他重視面包，那他就要把勞 動力逐月地讓渡給資本家，由資本家支配自己。而壹旦他進入資 本家的廠房，他就沒有自由可言。勞動過程、勞動紀律，以及勞 動崗位等，統統他都無權過問；勞動成果他更無權問津。誠然， 他有選擇雇主的自由。他如果嫌這兒勞動強度太高，他可以另謀 高就，而不必像奴隸那樣永遠忍受下去。但是，他頂多只有在這 個或那個老板之間作選擇，而不能在做不做打工仔之間作選擇。 所以，工人的自由，不過是非出賣勞動力不可的自由，是十分不 足的自由。也正是在這個社會意義上，工人仍屬於資本家所有。 我們說是社會意義，而不是經濟意義，是因為工人階級雖非屬於 資本家階級不可，但絕不是可以說，資本家階級也非占有工人不 可。資本家只在經濟繁榮中才需要占用工人，而在衰退期中，即 使工人自願當他們的奴隸，他們也敬謝不敏呢！可見，說資產階 級真正占有工人的勞動力，是多麽荒謬的說法！不，工人是自由 的，只是這種自由同時包含不自由。就業自由包含失業自由；選 擇雇主的自由同時意味受雇主束縛的不自由。 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馬克思才說工人階級始終是不自由的， 始終受人家支配的。但馬克思沒有否認，在壹定限度內他們是自 由的。只是這種自由還遠遠不是真正的自由。要有真正的自由， 就必須要有就業保障，而且必須由工人自己管理生產，由工人當 家作主。壹句話，就是要實行社會主義革命，把資本家所占有的 生產資料變成工人集體擁有。只有這樣才能取得就業保障和管理 生產權。

社會主義：自由的擴大

工人如果要占有資本家的生產資料，就必須聯合成集體，聯 合地占有並運用生產資料。這是因為資本家的生產資料是社會化 的生產資料，是大工廠，大機器，必須要集體的聯合勞動才能推 動。工人革命不像農民革命。農民革命可以各拿壹塊土地給自己。 但工人革命非組成集體不可。如反其道而行，瓜分大工廠，結果 只能是社會的大倒退。 這個聯合體中，個人與集體的關系是怎樣的呢？每壹個人， 壹方面是這個集體的壹份子，另壹方面仍是獨立的個人。這兩種 身份不僅不像中共所說的是對立的，恰恰相反，是相輔相成，互 為補充的。如果他不是獨立的，而是集體的財產，哪裏談得上他 是集體的股東之壹，哪裏談得上是「主人翁」？固然，他既參與 集體，他就必須讓渡壹部份權利給集體（下文將再論及），但是他 的人身自主權是始終保留在他手中，不需要而且絕不應該讓渡給 集體。就業自由是人身自主權的壹部份。資本主義還讓工人享有 就業自由，在社會主義就更應享有。這不僅是人權的起碼要求， 而且是社會主義經濟所必需。因為在各種生產因素中，人是最特 殊、最活躍的因素，而要發揮人的創造力，就必須尊重人的專長、 興趣、誌向，沒有這個條件，要發展經濟是不可能的。資本主義 尚且如此，社會主義號稱工人當家作主，就尤其如此。要知道， 人是有尊嚴的。無論妳怎樣否定工人的人身自主權，他們都會以 各種消極反抗來證明他們應該享有。事實上，即使在奴隸社會， 奴隸完全沒有人身權利，可是奴隸為了證明他不是工具，他同它 們完全不同，他有尊嚴，因此便在生產過程中不斷毀壞工具，任 性地使用工具。奴隸主為了減少損失，被迫采用最笨重的工具， 而結果是生產效益的降低。這個歷史事實證明，否定人的自主權， 不僅是被壓迫者的痛苦，而且造成嚴重的社會和經濟損失。在我 們「社會主義」中國，也正是這種變種「奴隸製」，正是中共不承 認職工的人身自由，才迫使職工像奴隸那樣消極怠工、任意浪費 公物、毀壞公物等。可見人身自主權不僅是對個人有利的權利， 而且是對社會十分重要的權利。沒有它，就等於否定人。 但是，社會主義的意義不僅是保留人身自主權。如果僅僅如 此，那又何須革命？社會主義建立國有財產，使工人有可能獲得 更高級的自由。這就是就業保障，和有權參與支配集體，參與管 理生產。 每個工人作為集體壹份子，自然不是絕對自由。作為個人， 他可以任意支配自己，可以有選擇權利。但是，他作為集體壹份 子，就需要讓渡給集體某些權利。所讓渡的權利不是個人自主權 —這我們已解釋過。所讓渡的只是生產過程中的某些個人意誌。 壹個小手工業者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興趣隨意安排生產的快慢。 但是在壹間大工廠裏，就必須有劃壹的勞動過程、勞動紀律。這 是大生產所必要的。而這些勞動過程、勞動紀律是每壹個人都必 須遵守的。在這方面，集體意誌高於個人意誌。驟眼看去，這同 資本主義壹樣沒有真正自由。可是，首先，資本主義沒有就業保 障，而社會主義由於是為需要而非為利潤而生產，能夠提供真正 就業保障。其次，盡管社會主義不能消除勞動紀律，但是資本主 義勞動紀律是資本家強加於工人的，而在真正社會主義，這些勞 動紀律是由工人集體製訂的。因此工人只是遵守自己所訂的紀律。 當然，抽象而言，工人集體所決定的紀律，未必每個工人都適應。 但是，我們要知道，組成這個集體的不是身份各不相同的人，而 是人人都是工人，他們之間沒有根本利益沖突。如果某種勞動紀 律是有害於壹個工人的，在壹般情況下也會有害於所有工人。反 之，有利於集體的規條，也壹般有利個人。每個工人固然要服從 集體，但由於民主的製度和階級利益的基本壹致，使「服從」的 意義不同於在資本主義下的服從，不是服從別人，而是服從自己。 最後，由於生產的公有，因此工人可以集體地支配自己的勞動成 果。因此，只有當個人不僅能掌握自己的人身自由，而且能和所 有其他工人聯合起來去支配生產，去把壹直與工人作對的生產資 料變成自己集體所有，工人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這才是馬克 思所說的，「只有在集體中，個人才能獲得全面發展其才能的手 段」，「在真實的（而非虛假的—筆者按）集體的條件下，各個 個人在自己的聯合中並通過這種聯合獲得自由。」（註七）

計劃經濟與就業自由

蔣家俊又從另壹個角度主張勞動力公有說。他說，為了保證 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就必須把勞動力的分配也納入計劃 之內。如果讓工人享有人身自主權，可以自由擇業，就無法保證 有計劃地分配勞動力。 我們同意勞動力的分配必須是有計劃的。但是，計劃就等於 行政命令，就壹定抹煞個人自主權—這是極端官僚主義的誤解。 事實上，到了今天，大概已沒有幾個經濟學家再持此說了。因為 計劃可以用行政命令，但更可以用經濟辦法。國家可以通過各種 經濟扛扞（如各部門、各地區之間的工資差距、福利政策、職業 訓練、晉升製度等）去影響人們的就業選擇。例如邊遠地區，可 以用高工資和有期限的合同製，來吸引所需的技術人員和職工。 根據上述分析，我們說明了，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從實際利害 關系上，都必須要承認，勞動力屬個人所有。否認這點，無可避 免造成生產倒退、官僚極權、人權受踐踏等等惡果。本來，真正 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把人從純粹的「生產因素」提升為主人。但 是，這些理論家卻全面後退，再次把工人貶低為「生產因素」，壹 句話，貶低為工具。

進壹步，退兩步？

近幾年來，由於改革的不斷深入，越來越多經濟學家主張就 業自由。這當然值得歡迎。工人如能獲得就業自由，無疑是壹個 進步。 不過，這個進步本身，會為工人帶來更大的進步呢，還是相 反，帶來倒退，這是問題的所在。 上文早已說明，在社會主義下，工人不僅應該有就業自由， 而且應該有就業保障，應該有管理生產的權利。 但是，有不少人始終是以官僚的眼光來看待這個問題。他們 認為，國家不應再統壹分配勞動力。工人有擇業自由，相反，企 業也有聘請和開除工人的自由。這些原則本身是正確的（自然實 際運用起來，在官僚政治下，難保不出問題。例如，企業官僚無 理開除工人的問題）。但是，被開除的工人會否繼續有就業權利？ 更壹般地說，國家會否繼續堅持就業保障？這是問題的關鍵。對 此有些人始終是不置可否。 中國固然有許多東西須向資本主義學習。但恰恰是有關怎樣 精巧地剝削工人的那套辦法不值得學習，至少是不值得號稱工人 當家作主的中國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製度非常值得中共學 習，但是它不肯學；而它們的壞東西，現在卻起勁的學。有關勞 動力就業自由的問題就正是這樣。中國經濟體製改革研所最近所 做的調查報告就反映了這種趨勢。這份報告從資產階級那兒學來 那套市場辦法，利用勞動力市場來加劇工人之間的競爭，甚至特 別利用失業工人使競爭更尖銳，以便降低工人工資。這個報告這 樣說：「……打破勞動力流動的製度壁壘，展開不同所有製之間以 及城鄉之間的勞動力流動，讓剩余勞動力進入就業競爭，是從根 本（！）上抑製消費基金膨脹，抑製工資總水平持續上升的機製性 選擇。」 「勞動力市場的形成與勞動力的流動，既可以通過供給增加 引起的就業競爭直接抑製工資的上漲，還可以降低人們的自我評 價（!!）和收入預期，通過弱化攀比心理而間接抑製工資上漲。」 （註十） 「讓剩余勞動力進入就業競爭」，就是利用失業工人壓低工 資。既然失業工人有此妙用，而且是「根本」解決消費基金膨脹 之道，那何必要消除失業？「降低人們的自我評價」，就是用市場 的力量，利用工人之間的競爭，來打擊工人的自信心、尊嚴，迫 他們不敢擡起頭來，不敢要求合理的工資。要知道，提出這種混 賬主張的不是個別經濟學家，而是中國經濟體製改革研究所，對 官方有很大影響力。中國要改革，但是犧牲工人、打擊工人的改 革，難道值得我們支持嗎？很明顯，如果中共最後真的朝這個方 向走（目前已有許多跡像），那對於工人來說，這是大倒退而非進 步。

壹九八六年八月

中國往何處去

中國人大最近正式通過了憲法修正，正式保護私營經濟和允 許土地的轉讓。這個修正代表了中共在走向資本主義的途程中壹 個新的裏程碑。 到今天為止，官方理論家仍然矢口否認它在走資本主義。它 始終認為它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而且對於那種認為 中國四九年革命跳過了資本主義階段，現在非要補資本主義的課 不可的「補課論」，壹再表示了憤慨。 所謂公有製的商品經濟 但是，至少從壹九八四年中共通過了《關於經濟體製的決定》 的文件以來，中共就開始走向資本主義了。這份文件改變了對社 會主義的傳統公式，不再認為社會主義是「計劃為主，市場為副」 了，而是認為社會主義本質上還是商品生產，是「公有製基礎上 的有計劃的商品生產」。它認為「商品經濟的充份發展，是社會經 濟發展的不可逾越的階段。」中國未曾經歷過商品經濟的充份發 展，所以現在要來補商品經濟（而不是資本主義經濟—中共如 是說）的課，要「充份」發展商品生產。它認為充份發展商品生 產不會變成資本主義，因為商品生產不是資本主義特有，而是許 多社會所共有的壹種生產方式。 這個觀點同傳統社會主義的觀點是完全相反的。我們並不認 為凡是傳統觀點就壹定適合中國。我們在此不談適合不適合的問 題。我們談的是中共在理論上是否能自圓其說的問題。傳統馬克 思主義認為，資本主義的最大弊病，是由於盲目競爭而造成的無 政府生產方式；這種生產方式只會有利於資本家，而對於工人階 級卻非常不利。社會主義就是要結束資本主義的無政府狀態，代 之以公有製，由工人直接有計劃地管理社會生產。在這種體製下， 不僅資本和雇傭勞動已基本消失，而且調節生產的方式不再主要 是依靠市場，而是主要依靠計劃，只有這樣才能避免周期性經濟 危機，避免企業純粹為利潤而生產所造成的種種弊病。而壹旦實 行計劃經濟，商品生產的範圍不能不大大縮小。（要指出，正統的 社會主義觀點不像毛澤東那樣認為社會主義革命後就能立即廢除 商品生產。它認為要取消的只是資本主義商品生產，而小商品生 產—小農、城市個體戶等—則仍會在相當程度上保留，而且 只能在社會化大生產不斷擴大的情況下，這部份商品生產才會逐 步縮小。）到了整個社會已經達到了全部大生產的階段，生產力十 分高，那時才談得上商品生產的消亡，而代之以實物計劃分配。 所以，傳統的觀點都認為社會主義雖然不能立即取消商品，但至 少是隨著社會主義的發展而日益縮小。 現在中共卻宣布，即使在社會主義社會，商品生產不僅要保 留，而且要充份發展。這樣並不會導致資本主義，因為商品生產 並非資本主義所特有。這種觀點其實不值壹駁。商品生產當然不 是資本主義特有。可是，「充份發展」了的商品生產，卻是資本主 特有。更確切地說，「充份發展」了的商品生產，就必然是資本主 義。在資本主義以前的商品生產，都不是充份發展了的商品生產， 所以人們叫它做小商品生產。壹種商品經濟如果稱得上是充份發 展了的，至少要社會各個經濟部門（工業、商業、農業......等等） 都已納入商品生產的範圍。小商品生產之所以是「小」，正因為它 在整個社會中只占極少部份，主要是在手工業和商業中，而廣大 的農村卻是自然經濟占統治。要到商品經濟完全征服了主要經濟 部門，才有所謂充份發展的商品經濟。資本主義正是這樣的商品 經濟。但資本主義是怎樣發展成這樣的呢？它就是依靠貨幣轉化 為工業資本，勞動力轉化為商品這兩個條件。只有當這兩個條件 都具備，小生產才有可能擴展成大生產，從手工業工場發展為雇 傭成百上千工人的大工廠。沒有這兩個條件，是不可能完成這個 改變的，不可能使商品經濟具有這樣強大的征服能力的。所以要 商品經濟充份發展起來，就非要讓企業自由為市場生產不可，非 要讓勞動力自由出賣不可。而這兩個條件恰恰就足以構成資本主 義了，恰恰是資本主義的必要而且充份的條件了。

勞動力的商品化與商品生產

為了表明中共所主張的商品生產是如假包換的社會主義招 牌，所以在《決定》中特別規定，勞動力和土地都不是商品。真 是奇談怪論！企業本身是商品生產者，但同時規定勞動力和土地 不是商品，不能在市場自由流通，那麽企業從那裏得到人手和土 地呢？由國家分配嗎？如果這樣，企業本身怎能有充份自由去為 市場而生產呢？怎能保證企業能夠順應市場的不斷波動而調整自 己的生產呢？怎能真正讓企業自負盈虧呢？在勞動力和土地上又 要它受國家的計劃支配，同時又要它自負盈虧，這豈不是自打嘴 巴？中共這種又要充份發展商品生產，又不許勞動力和土地變成 商品的理論，只有在壹種情況下才是可以想象的，就是整個社會 都是小商品生產者，每個生產單位的規模都極小，基本上是家庭 手工業，根本不必使用雇傭勞動。只有在這個情況下，才能壹方 面既是商品生產，另壹方面勞動力又不是商品，因而不成其為資 本主義。不消說，這種社會即使存在，也不會持久，因為市場的 規律很快就會造成兩極分化，結果最後還是發展為資本主義。如 果在小生產的情況下尚且如此，那麽，在中國已經基本上建立了 社會化大生產的情況下，實行「充份發展」商品生產只會畢直地 走向資本主義。現在，國營企業的平均規模都很大，工人成千上 萬，在這個情況下，要企業成為商品生產者，就非要讓它在市場 中自由聘請工人和買入土地不可。在大生產的條件下，要麽實行 計劃經濟，要麽實行商品經濟。如果實行前者，就不能不壓縮（而 不是根本廢除）後者；相反，如果實行後者，便非同時要求實行 勞動力自由流通不可，而這就等於基本上恢復了市場經濟，恢復 了資本主義。所以，壹個不容許勞動力和土地成為商品的「充份」 發展的商品生產。這樣的模式根本上就是壹種徹頭徹尾的空想， 如果不是徑直的欺騙的話。 《決定》通過後，四年過去了。在這四年中，究竟中共有沒 有落實它的決定，不許勞力流通呢？沒有，因為這壓根兒是不能 落實的。《決定》規定勞動力和土地不是商品，可是在這四年中， 勞動力和土地都日益成為商品。私人的資本主義企業迅速發展， 到現在已雇傭了差不多二百萬人（如果再加上香港資本家所雇傭 的壹百多萬，數目就更多）。在國營企業方面，越來越多呼聲要求 成立勞動市場，打破統壹分配製度。事實上中共也正在研究有關 方案，基本趨勢是讓勞動力充份流通起來。合同工現在已代替了 傳統的終身用工製。土地的轉讓，目前也已經從農村發展到城市。 到了最近，中共也終於決定要修憲，正式承認私營經濟和土地轉 讓，也等於承認勞動力可以成為商品了。事實證明，不過四年， 中共就已經放棄它那勞動力和土地不是商品的充份發展的商品生 產的空想了。對此，很多人尤其是香港的資產階級，非常歡迎。 這表示甚麽呢？不過表示中共決不是真正堅持社會主義，不過表 示中共正在走向資本主義而已。

商品生產能真正加以計劃嗎

官方理論家會反駁說，不對！我們的商品生產始終不同於資 本主義，因為我們的商品生產是有計劃的商品生產。《決定》是說 得很清楚的。真是公然的欺騙！按照定義，商品生產就由彼此獨 立的、互相競爭的商品生產者為市場而生產的製度。馬克思對此 是講得很清楚的。在這裏決定生產和投資的最高決策者，是市場 而不是其他。每壹個生產者，生產甚麽完全是自己的私事，但是 商品最後能否賣得出，卻決定於市場。任何事先的估計，計劃， 在商品生產裏要服從市場這個最後的決定。所以商品生產是壹種 事後調節的經濟模式。相反，計劃經濟則是壹種事前的調節，預 先把生產因素分配給企業。在這裏即使仍有相當程度的市場成份 （這是不可避免的），畢竟最後決定權仍在計劃者手裏。這兩種方 式當然不是絕對對立，在壹切領域中都不能相容（這是毛澤東的 偉大發明，與馬克思無關），但至少基本上是矛盾的，不能把兩種 方式同時作為主要的生產方式。說甚麽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這決 然是幻想。妳可以不同意馬克思主義，妳可以認為中國應走資本 主義，但妳不能歪曲馬克思主義，不能掛羊頭賣狗肉，掛著社會 主義招牌而行資本主義之實。 官方理論家這時候就會義憤填膺，抗議說：妳壹味雞蛋裏挑 骨頭。妳完全抹煞了我們維持社會主義的誠意。就算有計劃的商 品經濟這個提法不妥當，就算正式承認私營經濟就是向資本主義 讓步，但是黨和國家始終要維持公有製為主導，始終認為私營經 濟都不過是公有製的補充。國有經濟始終要占多數。有這壹條， 就是中國始終堅持社會主義的明證。

「公有製」本身的蛻變

我們不懷疑中共保持國營經濟為主導的誠意。畢竟，這是它 統治的物質基礎。但這點本身不能保證中國不會滑向資本主義。 國有經濟是社會主義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份條件，單靠它還不 能就定性為社會主義。事實上許多資本主義國家都有國有經濟、 有些國家的國營經濟成份也很高。在中國，國有財產名義上屬於 全民財產，但是實際上人民壹點不能過問，因為它是中共的禁臠， 完全受中共壹黨支配。在這個情況下，中共要把國有經濟出賣給 私人，障礙是不會很大的。當然，像中共以前那樣完全以國有製 壓製市場和個體經濟，強迫各種經濟成份壹律向國有經濟過渡， 在這個情況下，這種國有經濟當然具有非資本主義成份。那時中 共當然不是走資本主義。現在就不同了。現在它卻公開保證香港 資本主義五十年甚至壹百年不變，公開保障香港資產階級長達百 年的的利益，最近又再對國內的新興的城市和農村資產階級作出 保障（盡管條件不及香港的表兄弟），這壹切壹切都表示：壹國兩 製和最近的修憲，已經使中國的國家性質開始變質，從壓製資產 階級壹變而為保護資產階級利益的國家機器。這個傾向發展下去， 整個國家就會完全質變成資產階級的國家，那時即使國營經濟仍 占多數，也無補於社會主義，國營經濟本身也壹定隨之而變質， 變成資產階級的國有經濟。 現在這個傾向當然未完成。但是這個傾向越來越壓倒非資本 主義傾向。國營經濟本身正在經歷改革。傳統的官僚計劃模式已 經完全破產。八年來中共對國營經濟的改革越來越大膽，每走壹 步都更快走向私有化。租賃製本身就是壹種準私有化，因為在租 賃期內，租賃者對企業有極大的支配權，而且分享相當部份利潤； 租賃者本人就是大半個資本家。承包製自然沒有那樣大程度的私 有化，承包者的所得仍只占利潤壹個很少部份，而且通過承包合 同政府仍在相當程度上控製著企業。但是這只是目前狀況；國有 經濟的內在矛盾正在強烈要求改變這種不倫不類的管理方式，正 強烈要求更大程度的私有化。 任何經濟要發展得好，其中壹個重要條件是財產的所有者有 充份權力密切監督實際經營者，因為只有所有者才是這份財產的 最關懷備致的愛護者。私人經濟如是，國有濟經也如是。在資本 主義，雖然所有權和經營權往往不是同壹個人，但是並不等於大 資本家喪失了權力，而那些受薪董事、總經理可以與資本家平起 平坐了。兩權的分離不過是壹種表面的分離而不是根本分離，最 後決定權始終操在資本家手裏。只有這樣企業才會追求最優化。 在中國國有經濟方面，法律上它屬全民所有，人民就是所有者。 但是中國的根本矛盾正在於：人民對自己的財產完全不能過問。 中共以全民的當然代表者的資格篡奪了財產的支配權，可以對之 任意處置。但由於它還沒有正式連財產權也篡奪過來，所以它支 配的始終是別人的財產而不是自己的財產，因此它以最大的冷漠 和專橫來對待這些財產，任意浪費而可以不痛心，而且由於實行 壹黨專政可以不負絲毫政治責任。在這個情況下，國營企業不能 不以極低效率運行。

癥結在於國營經濟的所有權歸誰

過去所實行的由政府直接控製國營企業的模式，固然效果甚差， 因為那些政治官僚對待國有財產固然非常冷漠，而且完全不懂行。 現在中共宣布，要實行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國家（應當讀作「中 共」）作為全民財產所有權的當然代表，不再幹預企業，企業的廠長、 經理可以享有經營權，成為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其實在中國所有權 與經營權從來都是分離的。現在新舊體製的分別只在於：舊體製下 由主管部門的政治官僚控製企業，現在則削弱政治官僚權力，大大 增加企業官僚的權力。但作為國有財產的所有者的人民，始終無權 過問。所以，說現在體製是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不如說是政治官 僚與企業官僚分離。）在這個名義下，現在已經有七成國有企業實行 了承包製。由於企業廠長有專業知識，而且改革後廠長同企業有壹 定的物質利益關系，所以效益無疑比以前好了些。但問題未根本解 決。由於這些改革未曾觸動所有權的問題，那些廠長、經理始終在 吃全民財產的大鍋飯，始終並不真心愛護國有財產。承包製最大問 題之壹，是那些承包者在承包期內拼命耗盡企業的生產能力，純粹 追求短期效益，犧牲企業的長期效益。企業這種「短期行為」到現 在為止仍根本無法解決。所以，現在又有人提出實行資產經營負責 製、股份製（自然是所謂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式的股份製），以便 讓經營者能多少取得壹部份所有權，企圖使企業廠長能對企業有更 長期的計劃和真正的愛護。但這些模式始終是不倫不類的，廠長經 理從這種模式中所有的權力和利益始終不能大到足以使他們真正全 面關心企業。其實，要解決這個矛盾，只有到財產所有權（真正的 而不是虛假的，不是由壹個黨去作所有權的天命的「代表」的那種） 與管理權重新結合才有可能真正解決。在這裏有兩種選擇。壹條是 把全民財產真正歸由全民支配，讓人民通過民主選舉的代表直接或 間接管理國有經濟。另壹條是把全民財產用或明或暗的方式轉給私 人，首先轉給所謂企業家。第壹條路中共是決不會采取的。早在改 革初期，任何有關模仿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的模式都不受中共歡迎。 所謂職工代表大會完全只是壹個政治花瓶，在企業全無權力。要知 道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本質上還不是真正的工人民主。但中共連如 此有限的民主自治也不肯推行，更遑論真正的民主了。所以，第二 條路是更現成、更有利於官僚的辦法。現在它仍未正式采取這種辦 法，但是如此國有企業始終搞得公不公、私不私，結果始終還是無 法提高效益。但生產再搞不上去是不行的了。 長期生產效益停滯所造成的矛盾已到了不可忍受的地步。而 實行更大程度的私有化，可能會比傳統的模式有更大的優越性。 所以實行私有化的壓力將會日益強大。事實上，現在有關要改革 所有製的呼聲越來越大了。許多人都指出，不讓企業經營者同所 有權掛鉤，很難使他們真正關心企業。不過，如此壹來，所謂「所 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理論，不又破產了嗎？當然，私有化的阻 力還是有的，其中之壹就是政治官僚。不過這也不是完全不可解 決。只要政治官僚可以繼續分得利益，他們就不會根本反對。私 有化後的企業，仍不得不去拜這些政治菩薩，不得不與他們瓜分 利潤。以前政治官僚是通過直接支配企業來得到利益，私有化後 它可以通過間接途徑同樣取得利益，就像封建時代封建主從榨取 力役租轉變為榨取貨幣租壹樣，形式變了，壓榨可沒有變。最近 有壹篇報導，說有個廠長埋怨政府壹方面放權，但另壹方面各個 部門經常下達攤派。有個官員答曰：放權有必要，攤派也有必要。 這最能反映這些政治官僚的心態。有些人以為中國如果恢復資本 主義，那就會跟西方那樣自由，那樣民主。那全然是幻想。最大 可能是同許多落後國家壹樣，官僚政府大大侵奪人民的利益，包 括資產階級的利益。

自負盈虧和計劃支配的兩難

私有化的壓力可以從計劃與市場的矛盾中進壹步暴露出來。 現在中共自己在對待企業方面是完全自相矛盾的。壹方面它不能 再讓企業長期虧損和低效益運行下去，因此它要企業自負盈虧， 不許它再受國家補貼。但另壹方面，它又始終在相當程度上控製 著企業的投入和產出，企業的產、供、銷和人、財、物各方面， 始終要維持計劃體製。這完全是自相矛盾的。如果要企業能有十 足的盈利能力，就要讓企業享有完全的自決權，這樣才能讓企業 充份適應和利用市場的波動。相反，如果在產、供、銷各方面始 終或大或小地支配著企業，企業就不能真正做到自負盈虧。二者 必擇其壹。中共今後會選擇哪條路呢？集權計劃之路嗎？機會很 少。（中共眼中的計劃，就壹定是官僚集中的計劃，民主自治的計 劃這種模式它想也不曾想過）。官僚集中的計劃，現在名聲都很臭 了，不會搞得多久的。所以余下的道路就只有更大規模的市場化 了。到了那時，所有企業都是各自為利潤而生產、而彼此競爭， 即使它們名義上仍是國有企業，但本質上就已經是資本主義的國 營企業而不是社會主義了。中共說它仍實行指導性計劃，用稅收、 利率、價格等經濟杠桿來引導企業，所以仍是社會主義性。這完 全是掩耳盜鈴。西方資本主義工業國何嘗不是如此呢？

結語

本文的目的不是論述資本主義的優劣問題，而是要揭露中共 在理論上的自相矛盾。所謂「社會主義公有製的有計劃商品經濟」 這個公式，如果實行起來，結果壹定走向資本主義。最近的修憲 代表了在復辟資本主義的路途上新的壹步。當然現在還未完成。 日後的發展還決定於各種力量的對比和鬥爭結果。可是，至少可 以這樣說：中共整個領導層走資本主義（不管以甚麽社會主義招 牌來作掩飾）的傾向是壓倒其他傾向的，客觀的社會矛盾大大迫 使它這樣做；主觀的利益也引誘它這樣做。許多人認為，中共的 「保守派」的存在本身證明中共仍有相當多人堅持社會主義。這 純然是幻想。到目前為止從沒聽說過所謂保守派中任何頭面人物 是根本反對目前路線（「充份發展商品經濟」）的；就算他們是「保 守」罷，但他們「保」的和「守」的是甚麽呢？果真是社會主義 嗎？不！他們要保守的，不過是政治上的絕對專製主義，對於鄧 小平的開明專製不以為然而已。他們的言論事實上也主要歸入這 個範圍。對於真正重大的社會主義原則—民主、多黨製、工人 監督生產—他們從來都是粗暴地踐踏。他們所壹直堅持的，其 實只有國有製和壹黨專政。壹黨專政根本不是社會主義原則。只 有國有製還可算是社會主義的必要條件。可是，現在國有經濟已 經千瘡百孔了，連他們自己對它也已經大失信心了。他們不得不 進行壹場連他們也看不清楚的改革。他們的真正的底線，就只有 壹黨專政這壹條了。以為他們對社會主義有「忠誠」信仰，以為 因此他們會根本反對走向資本主義，那未免太天真了。在他們來 說，壹黨專政是體，主義是用，只要能夠使他們的統治更鞏固， 改換主義是不很困難的。當然以後如何仍須拭目以待。但是，現 在中共每走壹步，都往往使理論與現實的矛盾更其尖銳，而不論 采取甚麽方法解決這些矛盾，結果都只能更進壹步暴露自己的背 信棄義和前後矛盾。

壹九八八年六月

中國工業的危機與中國工人階級

在各種各樣的經濟失控中，工資失控也是中國經濟的壹個大 問題，盡管同投資失控比仍差壹大截。在工人的種種壓力下，加 上廠長自己的個人考慮，企業所發的獎金往往超出預算。本來， 按規定企業要把利潤留成（以前是完全沒有企業留利，壹切要上 繳國家的），主要用於生產發展基金、新產品試製等。少部份才用 於發獎金。不過實際上很少廠長老實執行規定。有些甚至把大部 份留利都發了獎金，或者以種種借口大發實物，以逃避財政部的 追究。 從表壹可以看到，八四年的工資（包括獎金）增長率最高。 以後雖然逐年下降，但仍比八三年高出許多。實際情況可能較為 嚴重些，因為這裏往往沒有把發實物包括在內。 表壹 全民所有製工人工資比上年增長速度 貨幣工資 實際工資 1983 3.70 1.40 1984 19.55 16.45 1985 17.30 4.80 1986 16.50 9.00 1987 12.40 5.10 有人指出，貨幣工資的增長速度已經超過國民收入的增長速 度。如果國民收入增長率為壹，那麽八四年的貨幣工資增長率就 是壹點五八，八五年是壹點七九，八六年更升為二點七。如果貨 幣工資再增長，就會大大超過國民經濟的承受能力。 有些人據此就認為，即使不是完全停止工資增長，也要大力 控製工資，不容工資有更大的增幅，否則增長率持續超過國民收 入，壹定會引起通貨膨脹。香港的中國問題專家陳文鴻月前在電 視訪問上也持這種見解。 工人要求增加工資的根據 這種見解是錯誤的。首先，同樣從表壹可以看到，由於物價 上漲，已經大大抵消了貨幣工資的增長。從八五年開始，實際工 資增長率大幅度下降，直至去年只有百份之五點壹了。但這個數 字是不可靠的，因為官方有意低估了物價。不過，即使是根據官 方公布，已經有至少五份壹工人生活水平下降了。 事實上中國工人階級吃了幾十年苦頭也吃夠了。在「勤儉建 國」的口號下，中國工人工資幾乎凍結了幾十年。從壹九五二年 到七八年，廿六年間工資只增長了四點四成，平均每年只增長百 份之壹點七。只是從七九年起工資才有了點上升。中共也不得不 承認，這些工資增長有很大部份的交「欠賬」的性質。可是，「欠 賬」還沒有交完，實際工資的增長又大大減慢了。 壹方面是因為壹直生活困苦，另壹方面又因為物價高漲，在 在迫使工人非常強烈的要求增加工資。與其說工資增長超出預算， 倒不如說原來的預算就太低，太不足夠生活所需。 但再增加工資，會不會引起更嚴重的通貨膨脹呢？很可能會。 但這不是工人的責任。是先有通貨膨脹，然後才有提高工資的迫 切要求。事實上，今天的通貨膨脹，主要不是工資增長引起的， 而是由中共的市場化路線所造成的投資和消費膨脹所引起的。這 個原因不消除，即使把工資再壓低也無法消除通脹。反過來，如 果沒有上述原因，工資再增長多些也不會引起真正嚴重的通脹。 所以，要做的決不是壓止工資，而是要解決官僚的投資和消費失 控。 中國的總工會提出工資應隨物價上升而上升，我們非常贊同。 從整個社會的利益來看，這是十分必需的。由於長年的被壓製， 工人對工作有很強烈的抗拒情緒。普遍存在怠工現象。如果不大 幅度提高工資，勢難提高工人的生產積極性。 國民收入與工資增長 不過，我們承認，上述要求亦最多只能解決工資追不上物價 這個問題，不用說它未曾解決物價問題，未曾解決今天的經濟危 機。相反，從長遠來說，如果找不到更根本的辦法，整個危機有 可能更加深。 我們且不去說別的，先說同工人有直接關系的問題，就說中 國的工業罷。今天中國農業有危機，工業也有危機，甚至其程度 比農業大。中國工人如果不去解決這個危機，只是著眼於爭取個 人或個別工廠的工資增長，更不用說用種種消極方式抵抗，其結 果恐怕是不妙的。 剛才提到，有人指出近年工資增長超過國民收入的增長。這 是壹種說法。但其實更可以有另壹種說法。不是工資增長過快， 而是國民收入的增長本身下降了，所以才顯得工資增長過多。從 表二可以看到，國民收入增長從八四年的百份之十三點五高速， 逐步下降，其中八六年壹下子降為百分之七點四，下降了差不多 壹半。（當然七點四的速度同國外比也不低，但因為這個速度是以 工業超速的不正常的增長為代價，所以並非十分可喜）國民收入 暴起暴跌，極不穩定，自然不容易支持工資的穩定增長。 表二 國民收入指數（以上年為 100） 1981 104.9 1982 108.3 1983 109.8 1984 113.5 1985 112.7 1986 107.4 1987 109.3 工業的驚人浪費 國民收入為什麽這樣不穩定？其中壹個重要原因，是工業經 濟效益奇差，投入很多，而產出很少。從壹九五三年至八零年， 將近三十年間全國固定資產總值增長了二十壹倍，但從中得到多少國民收 入呢？只有四倍。從表三可以看到，中國工業每積累壹百元所帶 來的利稅收入，竟然從五二年的二十五點壹三元下跌為八六年的十 九點八九元，三十多年間盈利不升反降！效益如此差劣，當然有 礙國民收入的穩定而長足的發展。 表三 每百元固定資產原值實現的利稅（元） 1952 25.13 1957 34.40 1965 29.73 1978 24.74 1980 24.32 1981 22.90 1982 22.22 1983 21.66 1984 22.28 1985 22.40 1986 19.89 正因為效益奇劣，所以每年都有二成多的企業虧本。不過， 這個數字是不夠真實的。實際情況比這個更壞。 要知道，中國工業的盈利，相當程度上是靠大量而廉價的投 入。長期以來，中共刻意大力壓低農產品和原料的價格，壓低工 人工資，靠犧牲農民和內陸西北、西南地區（許多原料都產自這 些地區），以及工人階級的利益來支持工業發展。可怕的是，工人、 農民和內陸人民做了犧牲，可是在官僚專政下，工業卻不爭氣， 管理混亂、效益奇差。所以，實際上虧損企業遠不只二成。許多 盈利企業如果不是靠廉價農產品和原料的支持，不是靠低工資， 就會壹樣虧損。所以有人說，相當部份的工業利潤不是工業自己 創造的，而是把農產品和原材料的價值通過價差轉移給工業的。 —據估計，中國全部六千億元的固定資產，有三分壹 是浪費了的。—八五年時估計，有二成企業是沒有基本的經濟核算 的，而七成的企業，核算工作很不健全。 —每年的工業產品，質量過關的只有七成多。 —工業的冗員約達壹千五百萬至二千萬，占全部職工 人數的壹成多。 為什麽工業效益如此惡劣？原因很多，但最根本的是企業壹 直由政府部門官員所控製，他們的權大而責小，無論怎樣浪費也 可以照做官。正是這種官僚弊害使企業的管理非常混亂。

工人的消極怠工及其影響

中國工人階級的種種消極反抗也是工業的效益危機的原因。 工人受盡困苦，在官僚專政下毫無人權，甚至連轉業轉廠自由也 沒有。工人號稱為「國家主人翁」，但是對於企業建議過問壹下都 無權，而且還要忍受中共以國家名義剝削他們，所以他們壹有機 會就拼命從國有財產中奪回自己的壹份。這是近年獎金失控的壹 個原因。但反抗形式不止於此。普遍的怠工情緒。以最大的冷漠 甚至浪費來對待企業財產。盜竊企業財物成風。所以國內有句說 話：「大家拿，拿大家。」這是「公有製」嘛。工作沒有紀律，上 班吹牛、睡覺。這些風氣當然更進壹步惡化企業的情況。 很明顯，如果工業不施大手術、大改造，即使工人現在爭得 多些工資，首先這就大有可能實際上只多爭得幾張廢紙；其次， 從長遠來說，工業危機不解決，就不可能支持穩定的工資增長。 工業過去主要靠低工資、低原料及農產品價格維持。現在農民不 肯再向低農產品價就範了，原料產地也不肯再犧牲自己了，而工 人呢，就更不肯再維持低工資了。他們這樣要求本身都很合理， 很值得支持。可是，同樣明顯地，不根本改造工業以致改造中國 經濟，是不可能實現這些要求的。 工業的危機已經到了人人都無法忍受的地步了。工人自己不 去考慮，不等於別人不考慮，不等於中共不考慮。中共為了解決 這個危機，壹種辦法就是實行承包製，把企業的日常管理權交給 廠長，壹種辦法就是進壹步擴大市場調節。兩種辦法都對工人不 利，而又不難徹底瓦解工人的消極反抗。首先，承包製只賦予廠 長權力，而工人名義上是國家主人翁，卻始終毫無權力。在這個 情況下，廠長為了多得獎金，很有可能更進壹步犧牲工人利益。 廠長既可以開除工人，那麽誰消極怠工的都可以被開除。其次， 中共已經向資產階級學懂了怎樣利用市場的力量來打擊工人。在 「搞活經濟」、「打破大鍋飯」的名義下，它讓企業互相競爭，讓 工人互相競爭。妳們要加工資嗎？很好，哪我們就要更進壹步開 放物價啦！妳們紀律渙散，消極怠工嗎？很好，我們就開除工人， 我們就宣布國家不再保障就業，我們就大搞勞動力市場，用失業 工人來同妳們競爭啦！妳不幹，可想幹的大有人在呢！ 工人對於中共拿市場化來打擊工人的舉動，越來越不滿。有 些仍舊主要是消極的個人反抗。有些工人因為被廠長扣工資而毆 打廠長。壹些地方鬧出人命。消極怠工仍然持續。 不過，消極的集體罷工也越來越多了。這當然是壹個進步。 可惜我們無法得到有關資料。不過，從各方面看來，這些行動畢 竟仍是個別工廠的。

從消極反抗到積極反抗

工人階級所需要的反抗要從個別工廠擴大到整個中國工業甚 至整個中國經濟和政治層。工人現在最迫切的就是要對中共的走 資本主義道路作出總體的科學的分析。究竟中國要走什麽道路？ 走資本主義嗎？那麽工人的生活如何保障？職業如何保障？走社 會主義嗎？什麽是社會主義？過去那種集權體製嗎？那種體製有 什麽好處？難道真是好得可以叫出「寧要四人幫不要胡耀邦」、「寧 要七十年代的物價，不要八十年代的工資」、「寧要四人幫的四十 七，不要鄧小平的壹百七」的口號嗎？很明顯，現在工人階級思 想非常混亂，他們對於鄧小平的市場化政策不滿，他們中不少人 感到過去的職業有保障的體製比現在更好些。可是他們對過去體 製的好的和壞的各方面考慮不清楚，以致簡單地眷戀舊製度。我 們認為，傳統的官僚集體計劃，只能去蕪存菁，只能吸收其中好 的，而萬萬不能整個接受，萬萬不能讓它復活。過去的製度不是 全無優點，現在的新辦法也不是壹無是處。工人的勞動紀律是要 加強的，所懷疑的只應是由誰加強，是由廠長還是要工人集體？ 企業有權開除工人，這在原則上是不能反對的，問題只在於，是 由廠長單方面有權，還是工人的集體也有權？國家要保障就業權， 這是對的，要保衛的，不容中共廢除的。但工人往往把它同「企 業不能開除人」混淆起來。「企業不能開除人」的舊辦法本身是錯 的，這樣只會造成冗員、紀律渙散。如果我們不能分清二者，如 果我們把本來進步的東西放進落後的框框裏，就會變成走回頭路， 就會無法解決今天的工業危機。至於把矛頭只是指向廠長，這就 更混亂了。是的，可能廠長本身也有不公平的地方，但畢竟，他 不是最高負責人。是誰給予廠長權力的呢？是中共。如果不從根 本的政治權力著手，是很難有效反抗的。相反，消極反抗，或者 提出混亂的要求，把進步的要求同落後的要求混淆起來，這樣只 會更方便中共用打破大鍋飯的名義打擊工人。 總之，中國工人階級要適應新的形勢，要放眼全中國，要探 討中國的根本道路，要認真分析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優劣，而 不要再停留在消極抵抗的水平上，只有這樣才有出路。 我們現在沒有條件提出具體的綱領。但也願意提出最迫切的 要求，以便保障工人最起碼的生活。這包括了製訂最低工資法； 工資隨物價上升；組織獨立工會的自由；物價指數由工會編訂； 簽訂集體合同的權利；國家對失業工人保障就業；所有企業的承 包合同要經工人集體討論；全面探討工業承包製；國家公開所有 資料和統計數字；言論自由；容許全面而公開討論資本主義與社 會主義的大是大非，任何言論不能入罪；全面民主改選人大代表。 我們要為當前的要求而努力，也要為根本的出路而艱苦探索。 工人提不出解救中國之道，中共就會而且事實上已經用它的方法 去解決，用官僚的、市場的、犧牲工人利益的方法去解決。如果 工人不想陷於悲慘境地，現在是醒覺的時候了。

壹九八八年八月

中國社會開始畸形

越來越多的事實證明，中共所進行的經濟改革，到目前為止 並不能真正刺激生產效益，然而，它所帶來的社會性、歷史性的 倒退已經非常可怕了。這場被稱為壹次「革命」的大改革，實際 上不過使越來越多的中共官僚變成官僚資本家，不過使新生資產 階級日益興旺，而對於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婦女、知識份子和工人 來說，改革越來越意味著連過去所獲得的重要利益也行將喪失。 婦女，又尤其是農村婦女，其社會地位隨著改革深化而不斷下降； 知識份子雖然在精神壓迫上稍為「寬松寬松」，但是棍子還是要打； 何況，知識份子的物質生活簡直沒有任何真正改善。至於工人階 級—它在憲法上號稱為中國的領導階級—現在也終於到了全 面喪失其革命成果的最後關頭了。前幾年所進行的工資改革，固 然早就已經走向極端，早就已經把壹種最落後的資本主義工資製 度移殖到中國。到了壹九八八年，改革又進了壹步，這次就是要 打破充份就業的原則，大規模地製造失業了。幾十年來宣稱社會 主義不會有失業的中共，現在又承認，畢竟失業是有用的、是初 級社會主義所必需的了。

工人階級的悲慘命運

其實，從經濟改革開始以來，對於那九百萬農村鄉鎮企業的 工人，壹千萬到城市做工的農民，幾百萬為港澳及外資工作的工 人—對於這加起來為數達二千多萬的工人來說，不僅完全沒有 就業保障，而且沒有任何年資、福利、職業安全、衛生、工作條 件、工時等等任何保障。對於為數近千萬的合同工人來說，雖然 還有福利津貼，但也早就失掉了就業保障。壹直享有就業權的， 就只是占了國營企業工人的多數的固定工而已。然而，到了壹九 八八年，固定工人也要被大批開除了。在「優化組合」的名義下，越來越多的固定工人被淘汰。 在中國，失業所帶來的痛苦要比在資本主義大許多倍。要知 道，在中國，工資壹直非常低，只勉強夠吃穿，其余全部物質生 活，都是由他所屬的單位所負責。他住的是工廠蓋的廉價房子； 他吃穿用所需的種種票子，往往都由工廠發；他的醫療費、退休 金，或她的有薪分娩假、月經假、子女津貼，等等，都是他或她 的工廠所負責。甚至在壹些大企業，理發、育嬰、兒女上學等等， 都是由廠辦的理發店、育嬰院、學校等等負責。甚至政治上，他 的公民權也是由所屬單位來賦予。壹個人離開了所屬的單位，就 簡直無法生存。而對於工人來說，這尤其如此。他壹旦被開除， 不僅意味沒有入息，而且意味著沒有房子，沒有醫療保障，沒有 退休金，沒有意外保障，甚至兒子沒有書讀。 「上海壹家紡織廠壹名被組合下來的女工，患了白血病，要 住院得預交五千元錢，她廠裏拿不出，……她原來的工廠說，按 規定，她失業後已經和廠裏斷絕了聯系，我們管不著；勞動保險 部門說，她不屬於終止合同或被辭退者，不在我們救濟之列；民 政部門說，她不是孤寡殘廢，我們管不到；市總工會說，她是工 會會員，也許我們該管。可是拿出很多錢，我們又管不起……。」 她「只好眼睜睜地望著病情壹天天惡化。」（註壹） 這種絕望情況使許多工人非常痛苦，非常暴戾。有壹個被開 除的工人「闖到廠長辦公室，把刀架到廠長脖子上，叫著：『妳憑 什麽砸我的飯碗？！』『我要工作！我要吃飯！』」（註二）這種事例 在中國並不屬例外。中共現在打算向那壹千五百萬工業冗員開刀， 所以今後失業人數（其中多數是女工）將會很大。因此，今後的 沖突也同樣會不斷增加。 壹位工人說：「共產黨從壹開始鬧革命就許了諾言，要『人人 有飯吃，人人有工作』，怎麽現在又變了卦？」 社會主義應當否定全民就業？ 中共自然有許多文膽文棍為它作解釋。壹年來瞭望周刊就經 常撰文宣傳製造失業的好處。中國工業企業有冗員壹千五百萬， 而這壹切據說都是充份就業的原則所造成。「失業現象是商品經濟 社會形態裏壹種不可避免的社會現象。我國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 段，人口多，經濟不發達，期望給每壹個進入勞動年齡的公民都 安置壹個『鐵飯碗』，消滅失業現象，這是不現實的。我們建國後 為此竭盡全力，不惜犧牲經濟效益和發展速度，結果是以企業內 大量的隱形失業代替社會上的顯形失業外，社會上仍然存在著百 份之二的『待業率』。」（註三）「企業不再是職工的『安全島』、『人 人有飯吃、人人有事幹』這個所謂的社會主義原則，如今也遇到 挑戰—社會主義不再養懶漢。」（註四） 我們可以把上述引文簡化為四個結論： 1.社會主義根本不包括充份就業的原則； 2.充份就業等於養懶漢； 3.目前的企業冗員是由於實行充份就業所造成； 4.目前的經濟水平不可能做到充份就業。 我們現在逐點作評論。先談第壹點。 「社會主義並不包括充份就業的原則」—這句話不壹定錯。 要看是哪壹種社會主義。李光耀式的社會主義，或者北歐式的社 會主義，更不用說希特勒式的社會主義，當然並不包括真正的充 份就業的原則。可是，中共堅持的社會主義是李光耀或別的什麽 的社會主義嗎？不是。憲法上明文規定中共要堅持的是馬克思的 社會主義。而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從頭起就堅持：社會主義可以而 且應當消滅失業現象。馬克思那部資本論，就充份說明過，失業 是資本主義所特有。因為，只有在資本主義下，勞動才成為純粹 的為資本增值的工具。壹旦資本由於市場不景而不能增值，資本 就不需要勞動，就需要開除工人。這就是資本主義失業的原因。 古代的奴隸製和農奴製，勞動是為統治者增值財富而非資本，勞 動力越多財富就越多，所以那時不會有資本主義式的失業；社會 主義消除了資本統治，勞動再次成為純粹增值財富的因素（只是 財富都歸勞動者支配而非歸剝削者支配），所以同樣不會產生結構 性失業。 這就是馬克思的社會主義。—「這統統是空想！」朋友，妳 自然可以這樣說。在今天這樣說也毫不稀奇。我們也不打算在這 裏為社會主義辯護。我們要指出的只是：妳不能歪曲事實，不能 壹面在憲法上聲明要堅持馬克思主義、堅持社會主義，另壹方面 卻又說馬克思的社會主義根本不主張充份就業。這是明明白白的 違反事實，違反憲法！憲法上明文規定公民有「勞動的權利和義 務」。中共壹面經常拿「四項堅持」來壓人，另壹面它自己卻加速 違反社會主義原則，加緊違反憲法，這難道不是最卑鄙最無恥的、 毫無原則的自相矛盾嗎？或許，妳們會說：「我們的社會主義只是 初級的社會主義，所以是不同的！」可憐！不管妳叫現在的社會主 義是中級、初級還是幼稚園級，畢竟還是社會主義，它就應當具 有社會主義的應有特征，正如小孩雖然幼稚，但畢竟也是人壹樣。

妳頂多只能說，初級社會主義，要落實全民就業需要壹段時間， 而不能說社會主義根本要拋棄全民就業的原則。 現在談第二點。

全民就業與鐵飯碗

我們承認，過去那種工廠不能辭退工人的製度，是容易鼓勵 懶惰和冗員的。如果就把這個製度稱為「鐵飯碗」，那麽我們也並 不贊成所謂「鐵飯碗」製。可是，這種製度同充份就業的原則根 本是兩回事，是不能把它們混淆壹起的。「鐵飯碗」本身並不壹定 是充份就業，反過來，充份就業也不壹定等於「鐵飯碗」。「人人 有工做」—不過是說國家應當提供充份的就業機會，保障壹切 願意做工的人，都壹定有工可做而已。它並沒有說人人不必做工 都可以有收入，也並不壹定包括「工廠不能辭退工人」這個原則。 人人有工做，這是壹個大原則，是計劃經濟的其中壹個目標。至 於這些工是怎樣做的，是按照獎勤罰懶的標準還是按照「做是卅 六，不做也是卅六」的標準去做；是按照工廠有權辭退工人的原 則還是按照「鐵飯碗」的原則，這是經濟管理的具體方式問題， 與全民就業這個經濟目標並沒有壹定關系。可以采取「鐵飯碗」 的手段來達到全民就業的目標，但也可以完全不采取這種手段， 根本采取另壹種更有效率的管理手段。完全可以這樣設想：壹方 面應讓工廠有權辭退工人，另壹方面政府通過經濟計劃提供充份 的就業機會和職業訓練，讓那些暫時失業的工人可以很快地重新 就業（這種臨時失業不同於資本主義的結構性失業。臨時性失業 是完全正常的現象。全民就業並不是說絕對不能容許個別人失業。 單是技術革新這個因素，就壹定會造成臨時失業）。在壹個經濟資 源和生產手段都已經收歸全民集體所有的國家，要做到這點並不 是不可能的。

是什麽造成企業的困境

其實，今天中國的工業危機（冗員太多，勞動紀律松弛），根 本就不是全民就業本身所造成的。造成危機的其中壹個重要原因， 乃是包括「鐵飯碗」在內的壹種最落後、最野蠻的勞動管理製度。 這種管理製度可以稱為現代工奴製度。說全民就業造成懶惰固然 荒唐；單單說「鐵飯碗」造成懶惰也同樣是不合理的。畢竟，「鐵 飯碗」只是整個工奴製度的其中壹個部份而已。按照這種製度， 工廠固然不能開除工人，反過來工人也絕對無權辭職，絕對無權 選擇職業、選擇工作單位。壹個人壹旦被分配到某個工廠，他就 永遠屬於工廠，永遠受工廠的「領導」統治。農奴受束縛於土地； 同樣，工奴則受束縛於工廠。這樣壹種製度，連中共也承認是壹 種封建式的人身依附製度，與社會主義毫無關系（其實也同全民 就業毫無關系）。這樣壹種勞動管理製度，當然絕對沒有任何優越 性可言。許多工人用非所學，根本對分配的工作全無興趣。這樣， 工人那會有生產積極性呢？所以，今天中國企業的危機，根本就 不是工人自己的責任—他們幾十年來壹點選擇的自由都沒有 —而是製定這種工奴製度的中共的責任。 這樣壹種荒唐的製度為什麽居然維持了幾十年呢？壹方面， 固然因為中共早就成為脫離群眾的官僚黨，它根本無視群眾的呼 聲。另壹方面，也因為這種工奴製最符合中共那種絕對集權的計 劃經濟模式。其實，社會主義的本義從頭起就強調工人的民主自 治。可是，斯大林式的社會主義，從頭起強調的卻是官僚集權。 到了毛澤東就更登峰造極。按照中共模式，「壹枝竹桿插到底」， 全國壹切單位，全國所有工人，都應當屬於中央的計劃範圍以內， 都要服從中央的分配。因為，在中共眼中，不僅全國工廠，甚至 全國工人都屬國家所有。這就是臭名昭著的「勞動力公有論」。（關 於這種理論，讀者可參閱本文集《就業自由與社會主義》壹文） 如果說「鐵飯碗」不過是工奴製的壹個部份，那麽，工奴製（或 「勞動力公有」製）就是整個官僚集權的計劃經濟的壹個組成部 份。按照這種製度，每間工廠和每個工人都原則上由中央控製。 這樣壹種製度當然不會有效率。所以，造成企業的積弊，原因不 在於毫無選擇自由的工人本身，而是這種官僚集權的經濟製度。 今天中共把責任完全推到工人身上，要工人負起管理不善的 重擔，是最卑劣的官僚統治者的表現。這樣做固然完全不負責任， 而且，更重要的，是不會對提高效益產生真正作用。面對失業的 威脅，工人會被迫賣命工作；從這方面看可能會提高個別工人的 勞動效率。可是，提高個別工人的效率，不等於就能提高整個工 廠的效率，更不用說就能提高整個經濟的效率。如果企業仍然由 官僚管理，開除再多工人也絕不會真正提高效益。 然而，現在中共不是正在改革官僚集權的計劃經濟嗎？不是 在進行市場化的改革嗎？如果在打破「鐵飯碗」的同時又進行放 權改革，不就能解決效率的問題嗎？ 我們認為這樣仍很難根本解決問題。要知道，不論現在的改 革幅度怎樣大，壹個最關鍵的東西始終不曾觸動過。這就是國有 財產發生了官僚寄生的問題。全國絕大部份企業名義上屬於全民 所有，可是中共篡奪了國有財產的控製權，變成了中共的禁臠。 而問題在於，中共還沒有連財產權也正式奪去，所以中共所支配 的，完全是別人的、全民的財產，不是自己的財產，因此對它們 絕不關心，浪費最大也無動於衷。這就是問題的核心。所以，幾 十年來中國經濟效益奇低，固然不僅是由於「鐵飯碗」，也不僅由 於工奴製，也不僅在於官僚集權的計劃經濟製度，而且也更在於 官僚寄生在國有財產上面。幾十萬個國營企業，壹億三千萬工人， 都由中共官僚控製和指揮，但官僚可以不負任何責任。今天的改 革只是下放了權力，但官僚對國有財產的寄生性這個問題不僅沒 有解決，反而隨著市場化改革而更為尖銳。工農兵學商，壹齊來 經商。官僚拿誰的錢經商呢？拿國有財產。在企業方面，情況也 壹樣。企業財產到今天實際上仍然是「無主」的財產。企業經理 對它也根本不像壹個資本家對待自己的財產那樣關心企業。所以， 這個問題不解決，市場化改革，開除工人製造失業等等，除了為 經理帶來獎金外，不會真正提高整個經濟的效率。誰若以為，只 要犧牲工人利益，中國經濟就能解決其危機了，這純粹是幻想。

國有財產要物歸原主

中共現在也已經越來越了解到非觸及所有製的改革不可。然 而，這個腐敗透頂的官僚集團所想到的所有製改革，當然不是把 國有財產物歸原主，交由全民民主管理，而是壹個勁地走資本主 義，越來越大膽地把國有財產用種種名義（如股份製）化公為私， 從政治官僚搖身壹變而成為官僚資本家。正因為這樣所以他們越 來越猖狂，越來越決心要把全部經濟危機轉嫁給工人。 到了現在這關頭，中國工人應當這樣正告中共：妳們根本無 權這樣做！這幾十萬個企業，幾千億元資產，是我們所創造的財 產！（壹九四九年解放時全國資本家所擁有的工業只有極微小的資 產。）憲法上明文規定財產權屬於人民所有，妳們固無權壟斷支配 權，更無權篡奪，化公為私！妳們幾十年來剝奪了我們支配自己 的財產的權利，幾十年來中國經濟搞成爛攤子，到最後卻竟然要 開除我們，我們決不答應！我們現在告訴妳們：把工廠、礦山交 還我們！把政權交還給我們！不用妳們操心！讓人民自己來管理 國家，管理經濟！我們既不要工奴製，也不要失業！我們要求由 人民自己管理國家，通過民主政府來實現全民就業的目標！

中國經濟發展的水平能否實現全民就業

至於第四點，更完全經不起推敲。首先，怎樣的經濟水平才 能做到充份就業呢？標準何在呢？我們完全得不到任何確實答 復。其實，在壹九五六年，至少在城市，失業已基本上消失了。 而那時的工業效率就因此大為降低嗎？不是。恰恰相反，五六、 五七年，中國的工業效益是幾十年來最高的。而當時的經濟水平， 不是比今天要低得多嗎？為什麽那時候實行全民就業並沒有降低 效率？這難道不也證明經濟水平的高低與能否充份就業沒有必然 的關系嗎？誠然，經濟水平越低，同時做到充份就業和效益提高， 所遇到的困難會較多，但那並不表示不可克服，頂多是所需的時 間較長，而不是根本不能做到，所以不應當說要根本拋棄全民就 業的原則。 毛澤東式的鐵飯碗製度本身固然是壹種沒有效率的製度，可 是，資本主義結構性失業同樣是壹種最大浪費。資本主義所重視 的效益，壹直都不過是個別企業的效益—用最小的勞動增殖最 大限度的資本。可是，以整個社會角度看，資本家因為賺不到錢 而把工廠關門，把工人開除就是最大的浪費。如果這些工人和工 廠從新開工，這不就能創造更多財富嗎？從資本家的角度看這是 浪費，因為越多產品只會令市場過剩，價格下跌。但是從實際使 用價值的角度看，從大多數的人的利益看，更多產品就可以拿來 更公平地分配給大家。所以，站在普羅大眾的立場上，中國根本 不應當把資本主義結構性失業當作是壹種優越製度來引入。 兩條道路的選擇 中國企業當前的確有驚人的冗員，各個工廠必須逐步淘汰冗 員。如果要提高經濟效益就壹定要這樣做。這是毫無疑問的。問 題是，是通過製造失業來淘汰工廠冗員，還是通過民主地有計劃 地重新整頓國民經濟、創造更多就機會的方式來壹面裁汰冗員， 壹面安排暫時失業者重新就業？這是兩條道路的選擇。前壹條道 路是根本違反憲法，違反人民利益的。只有後壹條道路才是工人 所應支持的。

有官僚資本主義特色的中國股市

深圳騷亂平息後，不少人出來分析前因後果。有些人認為事 件肇因於有關方用政治手段幹預市場經濟，有些則強調大陸資本 市場供不應求；至於官員貪汙，激化矛盾這個因素，大概是最少 有人反對的了。 「先搞股市，後搞立法」 我們先談談第壹個問題。按照這種見解，深圳股市發生瘋狂 搶購，以及其他種種弊害，是同有關方面包辦、幹預股市分不開 的。市場經濟應當由供求關系自行調節，但是深圳不是這樣。股 市本身從頭起就是政府包辦，而更壞的是，政府往往無理幹涉股 市；早在此次事件前，由於深圳股市大起大落，所以市府曾經壹 度采取「漲跌停牌」製度，人為控製股市升跌；而日前則包辦發 售認購股票表格，更直接導致騷亂。這壹切都被視為政治幹預經 濟，是不合理的。政府應當放開經濟，而股市方面，至少要做到 政府不包辦股市，最多只起監督作用就夠了。 上述說法自然有相當道理；我們的確很容易找到種種不合理 幹預的例證，因此也可以很容易得出反對那些無理幹預的結論。 但是，倘若從中再得出結論，認為政府不應幹預經濟，認為只要 做到這點，就能避免像日前的騷亂，那恐怕是值得商榷的。 市場經濟是否就是中國的真正出路，這本身已經是壹個大問 題。但是，退壹步說，即使我們假定，市場經濟的確是中國出路， 也不能從中得出結論，說只要政府無為而治，放開經濟就行了， 而在股市問題上，也只要把它交由私人舉辦，問題也就解決了。 這完全低估了壹個原來是實行官僚計劃和國有財產製國家走資本 主義道路的復雜性。事實上，如果這樣壹個國家要建立不管是像 歐美還是像香港的市場經濟，這本身就壹定要求政府作出壹些幹 預，而不是不作幹預，只是幹預的目的和方式與從前的大不相同 吧了。至少，在製訂有關法律方面的政府作用，就不應削弱，而 是要大大加強。任何發達的市場經濟都不能沒有相應法律的保障。 但是，中共的做法從頭起非常錯誤而且啟人疑竇。深圳和上海都 是在有關法律（證券法、公司法、會計法以及其他有關股票發行、 交易等等必要法律）未曾製訂前便忽忽讓股市上馬的。這樣，在 壹九八六年設立股市之後的壹段長時間，不論是股票發行還是交 易，不論是對上市公司的監管還是對股民的保障，差不多處於無 法可依的境況，也就是給予各級官員趁亂打劫的好機會，而事實 上也不出所料，果然大貪特貪。雖然，近年來有關方面開始加快 立法工作，但到目前為止，只是製訂了地方性法規，全國性法規 仍然缺如；就算是地方性法規，深圳也只是製訂了幾十個，而且 大多未付諸實行（香港有關法例達二百五十個，附屬規則三百多 個）。何況，在開市的頭幾年，早已讓官員大貪特貪，現在才來製 訂法律，意義已經少得多了。這種做法，同無法無天，其實相去 不算很遠。清本溯源，我們不僅要求法治，而且要追究：為什麽 上海深圳兩地官員非要「先搞股市，後搞立法」不可？為什麽不 可以等到有關法律訂立之後才搞不可？為什麽中央容許他們這種 做法？這不是明擺著讓官僚貪汙嗎？請看：「由於……有關交易無 法可依，市場管理和過戶手續極為落後，個別證券從業人員以權 謀私等，引起了場外非法交易的大爆發」（註壹）「上市公司中符 合國際上市規範的公司寥寥無幾。……既沒有可行的會計製度來 表現公司的營運狀況，也沒有向社會公布公司財務責任的製度」 （註二）。這些不法現象，都同無法可依有關。有法尚且常常不依， 法規不全，就更不問可知了。因此，與其指責他們幹預太多，不 如指責他們不該管的大管特管，而明明應當由他們去管的，卻往 往撒手不管或者少管。

借股份製化公為私

事情的癥結更在於，壹個現成的市場經濟還不存在，還有待 建立，所以從頭起就談不上可以叫政府放任還沒存在的「市場經 濟」自行調節。即使股市可以交由政府以外人仕主辦，也並不使 問題變得容易解決，因為問題不僅在於抽象的股市，而且在於上 市公司本身，在於它們絕大多數都是國有企業。難道國有企業上 市，作為所有主的政府應當撤手不管嗎？這裏面牽涉到如何挑選 適合公司上市，如何準確評估國有資產價值，如何解決國有企業 上市後與原屬政府單位的種種稅收、利潤、監督等關系，如何產 生足以無私地代表國有股份的人物充任董事或其他職位，如何防 止公司上市後被人化公為私，侵吞國家財產，等等。上述壹切工 作都直接關系到國有企業以致人民的切身利益，而且都有需要由 政府負責（雖然不壹定要具體包攬壹切）；如果政府撤手不管，那 就是失職，而非功德。而事實上，深圳和上海兩地官員，這方面 的工作都做得很差。「在評估資產時壹些企業往往打了『埋伏』， 所以股票的價值往往高出其面值。這樣，股票所有者不僅沒有風 險，還可以分到較高的紅利。二是股票買賣缺乏公平交易原 則。不少購買股票的人須憑『門路』、『關系』才可買到。」（註三） 雖然這是壹九八八年的報導，但跟現在沒有根本區別。月前壹位 國內經濟學家指出，土地、資源及商標的價值在現階段很難評估， 從而給官員在評估資產時任意妄為製造機會（註四）。「股份製企 業裏邊有的未按股份製企業設立的基本原則和程序辦事，有的過 低評估國有資產」。（註五）總之，在保障上市國有企業的利益方 面，政府依然有限多工作需要做。自然，像股市竟同時要受到八 個部門共同管理（註六），那樣的壹種「管」法，自然要加以反對。 但是，不能從中得出結論，說什麽只要政府少管或不管便行了。 如果真這樣，恐怕未必就能防止種種不必要的幹預，但另壹方面 卻壹定會大大助長那種該管不管的趨勢，從而更方便各級官僚化 公肥私。 其實，即使像歐美那樣的市場經濟，國家的幹預仍是起很大 作用的。實行市場經濟所需要的幹預自然程度上不及計劃經濟， 但另壹方面，尤其在企圖從計劃經濟轉為市場經濟的國家，幹預 更是必不可少的。問題不在於幹預不幹預，而在於幹預什麽、怎 樣幹預，尤其是由誰幹預是民主政府還是專製政府？如果中 國股市始終由專製政府去搞，那麽種種弊害恐怕仍然不可避免。 事實上，早就有人指出，大陸股市的升跌，同企業經營是否得法 很少關系，而同中共黨內鬥爭，尤其同鄧小平的升降浮沈大有關 系。今次股民瘋狂購股，就同什麽鄧旋風很有關系。所以，要解 決股市種種弊害，與其僅僅著眼於經濟（甚而把政治和經濟割裂）， 不如多著眼於政治，尤其要用民主政府代替家長製和人治政府。 只有建立民主政府，才能確保壹種人人有公平機競爭的社會，才 能談得上有壹個健康的市場。自然，有些人不這樣看。他們主張， 在「鄧旋風」之下，根本不用再過問政治，只要利用現有經濟渠 道發家致富，讓私有製天天擴大，國有製天天縮小，則中國也遲 早會和平演變為人民資本主義了。這種見解其實同上述那種主張 政治不幹預經濟的思想是互為表裏的。其實，深圳騷亂告訴大家， 那不過是壹廂情願吧了。妳們平民百姓的和平演變盡管也可以搞， 但是，無論如何也及不上官僚的和平演變—從工人的官僚變成 資產階級的官僚—那麽強大，那麽占上風。所以，如果不加緊 爭取民主，那他們遲早發覺，他們所夢想的人人有發財機會的資 本主義沒有到來，而壹種官僚腐化的資本主義早就在眼前拔地而 起了。

壹九九二年八月二十壹日

從深圳騷亂看鄧小平路線

不少人認為，導致深圳騷亂的其中壹個原因，是供不應求所 致。壹方面民間存款極高（壹萬億），另壹方面可供投資渠道太少， 其中的股票市場規模也太小。針對這壹狀況，他們認為必須進壹 步擴大股市規模，同時增加種種資本市場，包括地產、貨幣等等 市場，以便吸收苦無出路的閑資。 這種辦法無異可以暫時紓緩供求矛盾，但是，總的趨勢固然 是全面資本主義化，而且更是壹種迎合投機的資本主義化，而這 絕非中國之福。 人治社會與投機狂潮 十多年的「改革開放」讓壹大批官僚、個體戶和資本家發了 財，累積了巨額資本；其中由於從事生產性投資而發財的，只占 少數；大多數來自非生產性投資，甚或純粹來自官員貪汙。事實 上，十年改革令各個單位私設的「小金庫」盆滿砵滿，而其來源 主要是形形式式的貪汙、投機。如果說壹般資本都以追逐最高利 潤為目的，那麽，上述那種資本就以十倍熱情從事投機。尤須註 意，在人治的中國，尤其在鄧小平統治的中國，所謂「共產黨像 月亮，初壹十五不壹樣」，誰都不知道鄧小平百年之後會不會政策 大變，誰都說不準陳雲會不會有朝壹日壓倒鄧小平路線。在這個 前景不明朗的情況下，如果說壹般資本家不會輕易作長期的生產 性投資，那麽，上述那壹類資金，就更不會這樣做，相反，只會 更瘋狂從事投機，掙取最大利潤。在存在這樣壹種資本的情況下， 擴大股票而致整個資本市場，就等於進壹步迎合投機資金，進壹 步讓他們壯大起來，進壹步把全國更多資金吸引到投機上去。正 當中國廣大內陸地區貧脊不堪，正當中國教育、科研、醫療衛生、 交通運輸、農業、基礎工業等等部門仍非常落後，非常欠缺資金 的時候，以億計資金卻湧向股市、樓市、債券，瘋狂大炒，巨額 資金在贏家與輸家口袋之間團團轉，既沒有創造財富，也沒有促 進生產，等於是純粹浪費。甚至可以說，它比浪費還壞，因為讓 投機資本坐大，它就更有力量支配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方向，使 之朝著「泡沫經濟」的方向前進，鼓勵投機，鼓勵非生產性投資， 鼓勵奢侈消費。這當然可以造成壹時壹地「富起來」，但不能真正 促進國民經濟的均衡發展。 有人說，股票市場投機只是事情的壹面，不能因此否定事情 的另壹面，即股市有助於國營企業集資及發展生產，鼓勵企業自 負盈虧，多為國家賺錢，克服過去政企不分，所有主缺位等等毛 病。 如果我們看看深圳和上海的上市公司所進行的是什麽生產， 就能夠知道事情決非如此簡單了。這些公司大多都是以經營輕工 業和商業為主，例如製造玻璃、彩電、印染、罐頭、電子等等。 前文已經多少談過，今天中國最需要資金的，不壹定是輕工業和 商業，而是文教衛生、農業、基礎工業等。所以，讓輕工企業或 商業企業上市集資，很有可能造成壹面是錦上添花，另壹面卻無 人雪中送炭，從而使不平衡加劇。但更值得註意的是，什麽玻璃 彩電，不過是那些上市公司原來的經營項目；到了今天，這些企 業的經營項目已很雜，而地產投機尤占重要地位。之所以如此， 利之所趨固然是根本原因，但是，股市本身的體製也是壹個原因。 誰也不能規定上市公司在集資後如何使用資金，也談不上能監督 它們非投資於生產不可。所以，把股市壹分為二，指出既有投機 壹面，又有促進生產的另壹面—這並不壹定成為事實。

股市無助改革

至於說股市有助國有企業轉變經營機製，提高效率，政企分 開—這是經不起事實考驗的。 所有獲挑選上市的公司，必須本身已經是有盈利的；虧損企 業根本不被考慮（這也是股市應有之義）。所以，股份上市只可以 讓盈利企業獲得更多盈利，卻不能使虧損企業扭虧為盈，也就是 說，無助於克服中國經濟改革最需要克服的矛盾。其次，就算是 有盈利的企業，由於中國價格製度扭曲，稅製混亂，根本很難確 定盈利主要是由於企業自己經營得法呢，還是外部條件促成，所 以能夠上市的公司不壹定就是經營得法，因之也談不到股市壹定 能起獎優汰劣的作用。第三，股市的瘋狂投機，實際已經同企業 經營狀況好壞毫無關系。人們根本不是看好某個行業或某個企業 而投資，反而更多是看鄧小平什麽時候講話，南巡北巡到什地方。 這也算是「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吧。唯其如此，就談不上可 以督促企業提高效率了，恰恰相反呢。只要放放消息、發發股份， 便可以輕易賺大錢，根本不需要辛苦經營。 至於說什麽股市有助解決「所有主缺位」問題，那就更是笑 話。若就公有股而言（即仍然由國家掌握的股份），作為法律上的 真正所有主（即十億人民）不論從前還是現在都始終絲毫不能過 問自己的財產，從來都是由官僚越俎代庖。由於公有股占多數， 而且更由於官僚體製在十年改革中只有加強沒有削弱，所以企業 不論搞不搞股份製，不論上市不上市，始終都是受到原屬政府單 位強烈幹預。所以，種種舊體製的弊害—負盈不負虧，政企不 分，對國有財產肆意浪費—並沒有真正減少，反倒新問題則層 出不窮。若就持有公司股票的小股東而言，如果在發達資本主義 國家，小股東也很難真正過問企業管理權，那麽，在跡近無法無 天的中國，說什麽能夠讓小股東真正體現主人翁權利，那只能是 笑話。

官僚對股市的癡迷

我們這裏不打算整個地來評價股份製，而只談股市存廢問題。 今天（八月廿壹日）報上報導，國務院鑒於深圳騷亂，已決定對 股市作出「繼續試驗，放慢速度」的決定。朱镕基更說，該熱的 （指企業改革）沒熱起來，不該熱的（指股市）倒太熱了，有可 能導致大陸經濟「空心化」。其實，官僚們厚此薄彼，絕不是偶然 的。誰都知道，那是因為利之所趨。早就有人指出，股市既是官 員貪汙的聚寶盒，又是官員賴以洗黑錢的好地方。 我們卻認為，從頭起中國就不該設立股市。理由總括如下： 第壹，開設股市實際上令資金流向不事生產或投機部門，從 而令地區差距、收入差距、城鄉差距，產業結構不平衡等問題更 為嚴重。 第二，在官僚政治下面，開設股市實際上等於鼓勵各級官僚 放開生產部門的切實改革不管，壹窩蜂跑到流通部門去淘金，也 就是說，不是搞國有資產增值的改革，而是搞價值轉移（從人民 口袋掏錢）的「改革」。 第三，實際上培植了以官僚資本家、個體戶、黑幫、投機家 為主體的「流氓資產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繼續下去只會讓 他們更大膽地化公為私，成為國民經濟的大毒瘤。 本來，在壹個像中國那樣極度不平衡的國家實行市場經濟， 即由利潤率支配生產和投資的製度，本身就很容易令不平衡迅速 加劇，令資金從最需要發展的部門（農業、基礎工業等這些部門 多數利潤率偏低）流向本已較為發展的部門（輕工業、服務業、 商業，因為它們利潤較高）。再加上由壹個腐敗不堪的政權去實行 市場改革，那無可避免地就會出現這樣的境況：他們放著歐美資 本主義中好的東西不學或少學（如企業管理，法治和民主），對於 資本主義種種不事生產的東西，又或種種統治技倆—跑馬、賭 博、投機、壓迫工人的種種技術，卻大學特學。這正正就是鄧小 平那種「政治收緊、經濟放松」的路線的本質。鄧小平比陳雲高 明的地方就是，他明白到只有在讓官僚和資本家大大發財的情況 下，才能多少擴大自己的統治基礎，多少延緩統治危機。但是， 凡事物都可以壹分為二。深圳騷亂告訴我們，鄧小平路線壹樣可 以激起新的矛盾、新的爆炸。誰若以為鄧小平路線保證了中國走 向穩定，那只是空想而已。

壹九九二年八月二十壹日

平均主義與大鍋飯

追求壹個平等社會，壹直是無數仁人誌士的夢想。然而，幾 十年來所謂「社會主義國家」的經驗，似乎證明平等社會祇是烏 托邦。追求平等，就要犧牲效率—從經濟學家到政客，都差不 多這樣看。人們認為，中共堅持了幾十年平等主義，到頭來還是 不得不將之拋棄，改為「壹部份人富起來」，似乎就是有力證據。 中共口頭上雖然還沒有正式向平等主義宣戰，但是，它自從 「改革開放」以來，卻壹直向「平均主義」宣戰，指責平均主義 要為中國企業效益低劣負責。 「建國三十多年來，……在工資分配中發生了嚴重的平均主 義和『大鍋飯』的問題。這在城市經濟中表現為兩種形式：壹是 企業不分經營好壞，吃國家的『大鍋飯』；二是職工不論幹與不幹、 幹多幹少、幹好幹壞，吃企業的『大鍋飯』。其結果必然是企業和 集體組織缺少搞好經營管理的主動性、創造性，職工個人缺乏生 產積極性。」（註壹） 所以，自從壹九七八年以來，中共的改革方向都是要打破平均 主義。壹九八五年開始實行結構工資製，工人所領工資，要同勞動 效益掛鉤，「上不封頂，下不保底」。有些地方規定完不成勞動定額 的要扣壹半工資。這種製度據說可以拉開工資檔次，達到獎勤罰懶 的目的，而且最符合社會主義按勞分配的原則。但是，越到後來， 尤其自鄧小平九二南巡之後，那羞羞答答的社會主義面具終於撕開 了；壹種赤裸的資產階級式改革被捧到半天。「破三鐵」—鐵交椅、 鐵工資、鐵飯碗—密鑼緊鼓地進行。但人人都知道，破幹部的鐵 交椅是假，破工人的鐵工資與鐵飯碗卻是貨真價實的。有些官員公 開宣稱，為了推行破三鐵，壹定要實行「新三鐵」—鐵面孔、鐵 手腕、鐵心腸—使工人「上崗有危機感，下崗有饑餓感」。（註二） 很明顯，打破「平均主義」，最後歸結為針對工人階級。

從來就沒有實行過平均主義

但事實是：中共治下的中國，從來就沒有實行過甚麽分配上 的平均主義，所以完全談不上要拿平均主義當作是企業效益差的 原因。 甚麽是平均主義？大陸壹本政治經濟學辭典告訴我們：「是在 小生產基礎上產生的壹種絕對平均的思想，……表現為對待個人 消費品的分配，不管勞動多少、技術高低、貢獻大小，要享受同 樣待遇；在社會主義企業之間，不管經營管理好壞，經濟活動成 果大小，要求給予同等的物質利益」。（註三） 關於企業之間的問題，我們暫時不談，而主要談工資問題。 中共建國以來，不僅從來沒有實行過「消費品分配，不管勞 動多少、技術高低、貢獻大小」都采取「絕對平均」的製度，而 且相反，它那套工資製度的收入差距，與資本主義實際不遑多讓。 在改革開放之前，工人工資的最高級與最低級之間，大概相 差三倍左右。這個差距不算高，但也絕不是「絕對平均」，而是按 照技術高低而給予不同報酬。何況，我們不應把目光祇集中在工 人的八級工資製上面。中國的工資概念從來都涵蓋行政幹部、技 術幹部以致事業單位的職員等等的工資。如果考慮到這壹點，那 麽，收入差距是驚人的。「把經濟不發達的我國同其他社會主義國 家比較，（朝鮮最低與最高工資是 1：2.4，南斯拉夫是 1：4，羅 馬尼亞是 1：5.5），我國現在最低與最高工資是 1：13.5，顯然差 距偏大。」（註四）這裏所指的大陸工資差距，大概是包括黨委行 政幹部、技術幹部與工人。事實上，壹談到工資，就壹定要包括 官員工資；不僅因為社會主義按勞分配的原則應當適用於所有人 （至少根據官方哲學，應當作如是觀），而且更因為在大陸，企業 內也有為數眾多的官僚—黨、政、工、青、婦等辦公室壹應俱 全，官僚眾多。至於企業內的技術幹部—例如工程師—就更 不用說了。所以，從黨委到政工幹部，雖然他們對生產的作用消 極多於積極（而且也正因為這樣），所以在談到工資的時候，壹定 要包括他們。 行政幹部的最高級與最低級之間，最厲害的時候（五十年代） 相差 31 倍（註五），最小的時候（尤其文革以後），也達到 14 至 19 倍（註六）。這不僅比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差距大，而且同資本 主義國家也不遑多讓了—香港現在的公務員，最高與最低工資 相差大概廿多倍（不要忘記，香港工資差距，要比歐美資本主義 的為高）。工人階級雖然被宣布為社會主人翁，是「領導」階級， 然而，在壹九六五年，最高級的官僚工資是 404 元，而壹個最低 級工人是 30 元，二者相差 12.5 倍（註七）；在壹九五六年的時候， 壹個廠長與最低級的練習生的工資，相差 8.5 倍（註八）。而壹九 八壹年，香港超過 500 人的工廠（在香港已算大廠），廠長與練習 生（最低壹級）的工資差距祇是 7.5 倍（註九）。 當然，這種數字比較總有欠準確的地方，因為兩種製度下的 生活水平、職務性質太不相同。但總之，至少可以說，中國從來 沒有實行過工資分配上的「絕對平均」，相反，它的工資差距是非 常大的。 如果我們再把福利差距壹並考慮，那麽，中國的實際收入差 距還更大些。幹部級別越高，所享的福利越多，多到連許多日常 生活必需也由國家「特供」，根本不用把多少工資用於生活，而普 通工人則連壹套房子也不易獲得，全部工資僅足糊口。 另壹個「平均主義」的「罪證」，是獎金。雖然中共發放獎金 的目的，總是為了表揚先進，獎勤罰懶，但結果總是平均發放， 人人有份。這本身大慨是事實。然而，要知道，這個事實頂多祇 說明獎金是平均發放，卻不說明整個工資製度是平均主義。事實 上，在「改革開放」前，中共就沒發放過多少次獎金，而且數目 祇占工資壹個很小份額。至於「改革開放」後，獎金發放的次數 多了，但是，由於要反對「平均主義」，所以越到後來，就越不再 是平均發放—尤其近壹兩年。改革的早期雖有平均發放的現象， 但不能將之誇大為整個工資分配上的平均主義，而且那個現象本 身有深刻的根源，不能簡單歸咎於工資製或獎金製（下詳）。

供給製不是平均主義

有人認為，雖然不能說中國在整個前改革時代（四九至七八） 都實行平均主義，但至少應當說，在五八至六○年代以及文革時 代，的確實行過平均主義，或至少朝這個方向發展。毛澤東，或 毛派，在這個時期，都大肆批判原有工資製度差距太大，認為要 大大縮小，甚至開始恢復推行供給製，而供給製就是平均主義。 這是大錯特錯的結論。把供給製當作是平均主義，可算是中 共壹大發明。所謂供給製，就是中共在未奪得全國政權前，向軍 政人員直接分配消費品的製度；它最多祇發放少量零用錢，基本 上不實行貨幣工資。然而，至少從延安時代起，供給製就分為「小 竈」和「大竈」，二者有相當差別，包括夥食、日用品、個人服務。 高級官員有廚子、保姆，而下級完全沒有。這種差別，以今天看 來尚不算很嚴重，但以當時經濟之極度匱乏而言，就不算太小了， 而且以壹個社會主義政黨而言，也不算合理。丁玲和王實味都曾 經批評過這種不合理的不平等。王實味更指責那是「衣分三色， 食分五等」。然而，丁玲因此被批鬥，王實味更因此被槍斃（或殺 頭？）。以後，到了壹九四五年，這種差距又因增設「中竈」而進 壹步拉大。所以，供給製並非平均主義。 但問題不僅在這裏。如果我們稍為仔細分析壹下毛派的理論， 就不難發現，它既非主張平均主義，更非站在工農立場上去維護 平等原則和反對官僚特權。

政治掛帥與精神方面的刺激

壹九五八年大躍進時代，張春橋提出要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思 想，指責按勞分配既是資產階級法權原則，因此不可避免會出現 不平等甚至兩極分化，長此以往就會造成資本主義復辟。在壹片 反按勞分配，反差別過大的口號下，計件工資製被廢除。但是， 仔細讀讀下面幾句話吧：「工人不計個人得失，為了生產的發展和 整個社會的利益，自願取消和改革計件工資製度，實行更合理的 工資製度。這種把自己的個人利益服從國家利益，因公忘私的作 為，正是共產主義風格的壹種表現」。（註十）「必須強調政治掛帥， 加強共產主義教育，不斷提高人們的思想覺悟和道德品質，而不 應強調物質刺激。」「強調物質利益等等的『鈔票掛帥』，是把人們 培養成為『按酬付勞』的、孜孜為利的庸人」。（註十壹）結論就 是，要工農階級「要比各盡所能，不要比按勞取酬」。 其實，毛派的真正用心已經昭然若揭了。對過高收入的攻擊， 對特權的攻擊，統統不過是幌子。他們所反對的，主要的還是工 農本身，工資本身，按勞取酬本身。他們要工農祇問拼命勞動， 不問報酬；最好人人都學那些勞動模範那樣，有很高的政治覺悟， 公而忘私，即使過勞而健康崩潰（例如，壹九五壹年，在 192 個 勞模中，有 76 個因過勞而崩潰，90 個有其他問題—註十二）， 也不會計較工資多少。 當時壹位海外托派這樣評論道：「現在我國許多工廠取消計件 工資製，並不是嫌這種製度驅使工人工作過度緊張，或者幹得太 多而工資太少，而是嫌它讓工人在緊張地勞動了（這算是它的好 處）之後，還得到比較多的工資（這點才被認為是害處）。這個改 革是要使工人如改革前壹樣緊張或者更加緊張地工作了之後，不 再像以前那樣多得壹些工資。正因為這個改革的用意是如此，所 以與它同時，又實行打破八小時工作製，許多工廠改為每天工作 十二小時，並且加班不要報酬。」這就是所謂「要比各盡所能，不 要比按勞取酬」。 「毛澤東在農村實行公社化，主要為的是在農業增 產的時候盡量限製農民收入的隨之增加，特別是限製農民購買力 的增加。同樣，在工業中取消計件工資製，並且準備實行供給製， 目的就是在增加產量和增加投資的時候盡量限製工資基金的隨之 增加，減輕消費品市場上的壓力。換句話說，這壹切新政策，都 無非是為了擺脫那種通過市場而表現出來的群眾壓力，讓統治集 團在分配社會生產品的時候享有絕對的自由權，在製訂經濟計劃 時，可以完全不顧群眾的要求而獨斷獨行。」（註十三） 表面上，毛劉之爭，好像壹個要政治掛帥，壹個要物質刺激 掛帥；因此壹個要實行平均主義，反對特權，壹個要照搬蘇式那 極不平等的工資製（甚而過之）；其實，這種描述是膚淺而又片面 的。劉少奇那壹套雖然明顯代表官僚（特別是技術官僚）特權； 但毛澤東那壹套也同樣代表官僚特權（尤其是政治官僚），所不同 者祇是前者比較實際壹點，在騎在工農群眾的頭上之余，比較願 意承認工農群眾的某種消費選擇權，承認市場關系不能完全取消， 而毛派則要把國家主義發揮到極致，取消市場關系，實行供給製， 把工農群眾像養牛養羊壹樣養起來，不許他們有壹點經濟自由（這 銀幣的另壹面就是官僚的絕對自由，以及享盡特權）。這樣壹種把 人民降到奴隸地位，要他們天天「挑燈夜戰」而又給甚麽吃甚麽 的極權主義製度，無論如何不能稱之為平均主義，更不能稱之為 「烏托邦」吧？—除非妳把空想而又醜惡至極的這樣壹種社會 也稱之為烏托邦吧。 文革時期雖然也大肆攻擊八級工資製和收入不平等，但是壹 直沒有宣布任何正式的工資改革，更沒有真正取消官僚特權，連 文革中被扣發的壹部份官僚薪水，文革後也補發了。不過，對官 僚而言，反特權雖是空話，但是，對於工人而言，那種鋪天蓋地 的「政治掛帥」，卻別有妙用：那是上佳的鉗製方法。政工幹部往 往根據政治表現（開會時有沒有發言，有沒有向黨交心……）而 非工作表現來評定工資（註十四）。在這個情況下，誰還敢不緊跟 毛主席？

借腦體倒掛做檔箭牌

附帶壹提的還有「腦體倒掛」的問題。中共的禦用文人總是 把「腦體倒掛」（腦力勞動的報酬少於體力勞動）現象當作是平均 主義的罪證之壹。這當然不值壹駁。既然是「倒掛」，既然是腦力 勞動報酬高於體力勞動，哪裏還是「絕對平均」呢？？ 其實，這些人的潛臺詞是別有用心的。他們想要說的其實是： 過去講人人平等講得太多了，搞過了頭，以致讓工人騎到知識份 子頭上去了。現在當務之急，就是撥亂反正，使知識份子工資超 過工人。 這個見解的最後結論不壹定錯，然而，問題根本不在腦體關 系。我們姑且不說，把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兩個概念，完全等同 於知識份子與工人，本身是多麽錯誤（難道現代企業中，沒有從 事腦力的工人嗎？）這裏祇限於指出：專門突出腦體倒掛這個不 合理現象，而避而不談另壹個不合理十倍的現象，即官僚特權問 題，客觀上不過是有意挑撥知識份子與工人的關系，以便轉移二 者對官僚特權的視線吧了。事實上，過去幾十年，中共壹時以重 酬收買知識份子，壹時又以工人名義去打擊知識份子及其高收入。 到了工人起來爭取增加工資的時候，又拿「經濟主義」的大帽子 扣到工人頭上。總之耍盡挑撥離間，分而治之的手段，而目的不 過是保住官僚自己的權勢。 有些人說，平均主義不應祇限於工資級差有無的現象，而應 當將之聯系到勞動本身。中國工人多年來都是幹與不幹壹個樣， 幹多幹少壹個樣。這至少是另壹層意義上的平均主義。 這種看法是非常普遍的。所以平均主義往往與另壹個名詞 —大鍋飯—通用。甚麽是大鍋飯？壹位經濟學家告訴我們： 「吃大鍋飯就是不講經濟核算，不講經濟責任，幹與不幹壹個樣， 幹多幹少壹個樣，幹好幹壞壹個樣。」而拯救的辦法，就是：破除 平均主義！「要擴大工資差距，拉開檔次，以充份體現獎勤罰懶， 獎優罰劣，充份體現多勞多得、少勞少得。」（註十五）

根子在官僚管理

我們自然要承認壹個事實，即今天工廠工人的勞動紀律很差， 也承認有需要實行某種獎懲工資的製度。然而，我們卻可以斷言， 至少在國營企業裏面，中共對工人實行再嚴厲製度，也不會使國 營企業起死回生。因為，勞動紀律差的根本原因，本來就不是懲 罰製度之缺如，不在甚麽子虛烏有的平均主義，不在工資製本身。 我們認為，企業管理，尤其是勞動管理本身，是更重要的東西。 為甚麽工人「幹多幹少壹個樣」？這首先因為管理混亂，官僚無 能。壹九八五年的時候，官方報紙告訴我們：「有七成企業的標準 化、計量、定額等基礎工作不健全，有壹成半至二成是沒有這些 基礎工作的（！）（註十六）工人其實並非不想工作，而是因為企 業官僚管理顢頇無能： 「在壹個長時期中，企業壹直沒能真正建立健全合理的勞動 定額製度，以及與之相應的統計、監督、檢查、驗收、考核等基 礎工作，因而造成了職工升級無考核、獎勵無標準，祇好按『年 頭』升級，按『人頭發獎』。」（註十七） 真是不打自招！既然如此，又怎能把罪責歸咎於「養懶工人」 呢？ 不過，企業管理混亂，本身也不過是中共對全國經濟的宏觀 管理混亂無能的反映罷了。在傳統的官僚集權的計劃經濟之下， 企業的投入產出完全由中央統收統支，幾十萬個企業祇是中央各 部手中的算盤算珠，撥壹撥，動壹動。企業全部的人、財、物， 產、供、銷都受中央計劃支配。然而，由於中央無法真正做到把 各個企業的投入的各種比例計算無誤（這是不可能的），所以造成 無數混亂現象，不是短了電力，就是缺了鋼材。再加上中共長期 好大喜功，追求高速度高積累，所以實際上總是無法供應足夠生 產要素給企業，「三八製」於是應運而生。所謂「三八製」，就是 物資局按企業申請數祇供八成，訂貨會議中又再按供應數祇供八 成。到領貨時又再打八折。在這情況下，企業真正是「巧婦難為 無米炊」，總是停工待料，停工侍電。這才是勞動紀律松懈的重要 因素。陳子明告訴我們： 人們「偶然到工廠裏去走壹走，看到工人不幹活、打撲克、 織毛衣、聊大天，就認為工人缺乏勞動幹勁，其實他們並不知道， 在大多數場合，並不是工人不願意幹活，而是無活可幹。……我 國工業生產的大起大落，首先決定於宏觀經濟計劃，其次決定於 企業生產管理，至於工人勞動幹勁所起的作用，基本上可視為生 產涵數中的壹個常數。當國民經濟結構嚴重失調，或者企業中最 起碼的管理製度（例如質量檢查、勞動定額等）遭到人為的破壞 時，工人的勞動表現更多地是事情發展的結果，而不是其原 因。……把工業生產搞不上去的主要原因歸咎於工人是不公平 的。」（註十八） 全國經濟由中央級和地方級官僚瞎指揮，而各個企業內部則 由企業黨委及廠長瞎指揮，這，才是工業搞不上去，勞動效率低 的根本原因。把這壹切歸咎於工人，實際上是推卻責任。

毛劉之爭的後果

企業混亂的第三個原因是文革。毛派指責劉鄧派在企業內實 行的「白專」路線是卡壓工人，批評壹長製是搞獨裁。這些指責 並非完全捏造。事實上從五十年代起中共的工業管理體製都是照 抄蘇聯那種高度壓製工人的製度。然而，毛派自己雖然滿口革命， 但實際上是在打倒原有規章製度的口號下，建立另壹種無法無天， 人人動輒得咎的企業專製。在文革時期，不少工人連學技術都不 敢，唯恐被人指責為走白專道路。毛派這種路線真正是搞亂天下， 亂中奪權，以便毛澤東在打倒劉鄧之後，由壹人專全國人民之政。 不過，毛澤東（以及人民）畢竟為此付出沈重代價，中國企業的 內部從此元氣大傷，管理混亂，漫無標準，無數庸才、奴才、走 狗、小人、爪牙寅緣而上，當上黨委、政工幹部，使企業在他們 瞎指揮下半死不活。此外，似乎還可以說，由於長期實行黨委與 廠長的雙頭領導（有時是「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製」，有時又是 「黨委監督下的廠長負責製」，總之名目不斷變而實質不變），不 像蘇聯那樣長期實行壹長製，所以中國國營企業長期出現兩個「領 導」互相牽製，互相扯皮；再加上文革時期毛派對規章製度的掃 蕩，凡事「政治掛帥」，算政治帳不算經濟帳，所以中國企業之管 理混亂已經成為死癥。可恥的是現在中共要工人而不是自已負上 罪責。

專無產階級的政

幹與不幹壹個樣—這句話用來形容企業幹部，尤其是政工 幹部，倒是最為貼切的。他們實事不幹，專以整人為樂，而薪水 津貼外加特權，卻大拿特拿。至於廠長，由於中共長期強調「德 才兼備」（實際是重「德」不重才），所以實際上往往要看聽話與 否來委任廠長（至於任人唯親就更不用說了）。這種情況，工人早 已看在眼裏，恨在心裏。尤其因為，幹部與工人是兩種截然不同 的終身身份，壹旦榮升幹部則雞犬升天，所以工人對於這些寄生 蟲懷有義憤。他們不能積極反抗，就祇有消極怠工。這就是勞動 效率低的第四個原因。 「壹個調查表明，有壹半以上職工說，倘若條件具備，他們 可以使自己的勞動效率再提高壹至三倍。職工不滿的原因之壹， 是企業中的不公平。個人在企業中成功的第壹位因素是與廠長個 人的關系好，第二位因素是是否有可靠的社會關系，而很少依賴 個人的努力程度。」（註十九） 「領導可以加壹級兩級（工資），而有的工人加半級工資還得 求人情。獎金分配，許多企業行政領導不論貢獻大小，月獎、季 獎比工人多拿，年終還要拿承包獎勵上千萬；反之，企業虧損， 職工工資打折扣，行政領導卻毫無損失。……工作失職，最多調 個單位，易地做官。」而「工人違反紀律，行政領導可以給工人以 各種處分。」（註二十） 「多勞多得，少勞少得」—這本身並不錯。社會主義的原 則，不就是「不勞動者不得食」嗎？事實上，社會主義從來就不 是平均主義。（「平均主義」不過是蘇聯的史大林，為了把官僚特 權合理化而杜撰的撒旦，為的是醜化列寧時代的平等原則）。在俄 國革命早期，雖然很重視而且實際貫徹平等精神（例如規定公職 人員工資不得超過技術工人。史大林後來將規定廢除），但是卻同 樣重視和貫徹「多勞多得，少勞少得」。例如，在新經濟政策時期， 俄共政府規定，工人如未能按定額完成工作，會減扣工資（最多 減三分壹）。大陸要實行類似獎懲製度，原則上也並不錯。然而， 從頭起要記住，這種獎懲製度要合理和有效，不僅牽涉工資分配 問題，而且首先牽涉工廠管理的問題，尤其是勞動定額是否合理 的問題，工人是否有監督權的問題。最後壹個問題尤其重要，因 為如果沒有集體工人（不僅是企業集體而且是整個社會的集體工 人）的監督，就難保號稱為社會主義的國營企業，不會變成同資 本主義企業壹樣，廠長可以壹人說了算，把勞動定額定到高不可 攀的地步，迫使工人拼命工作才能糊口。祇有確保工人的監督權， 確保勞動定額合理，才真正談得上多勞多得。俄國革命時期，就 是這樣規定的。工人不僅有民主權利，而且可以監督工廠管理。 通過工會和工廠委員會（這些組織的官僚化是廿年代之後才廣泛 出現的），工人對壹切切身問題，從勞動定額、勞動管理到工資福 利、勞動紀律，雇傭與解雇等，都有權監督，而且參與決定，也 有權罷工。祇有承認工人這些權利，才能壹面獎勤罰懶，壹面防 止工人重新淪為資本家的雇傭奴隸。 反觀中共，祇曉得大談如何加強勞動紀律，如何懲罰工人（在 這方面比俄共刻薄得多），卻完全不談如何保障工人作為主人翁 （！）的起碼政治及經濟權利，甚至連組織工會和罷工的權利也缺 如，廠長和黨委皆可隨意提高定額，克扣工資和開除工人，在這 個情況下，所謂「獎勤罰懶」，拉開差距，實際上同資本家剝削工 人壹樣沒有分別。事實上，中共對待工人的態度，從來就不見得 比資本家好多少。不管是大捧計件工資製時期，還是大批計件工 資時期；不管是工資差距大為拉開時期，還是相對縮小（但從來 沒有縮小到像列寧時代那樣小，更不用說絕對平均）時期，中共 對待工人的態度始終是相同的：就是迫使工人拼命勞動。所分別 者，祇是毛派要工人拼命勞動之余，最好少拿報酬，而鄧小平現 在則完全同資本家看齊，拿小恩小惠再加鐵的紀律來迫使工人拼 命勞動。鄧派這些東西決不是按勞分配，多勞多得，而是按資分 配，工人多勞而少得。 工人中老早就流傳壹句話：「壹不做，二不休」。意思是說， 既不能罷工，但也不努力幹。這是對這種不公平現象的抗議，是 對壹種把工人視若草芥的製度的抗議。事實上，過去幾十年，中 共都視工人階級的勞動力為屬於國家所有。正是根據這種「勞動 力公有說」，中共建立了壹種統包統配的勞動製度，工人完全聽任 官僚分配工作，絕無自由擇業，自由選擇企業的權利，更不能自 由脫離單位。這就是「人才單位所有製」。這樣實際上是把工人變 為工奴。古時候的奴隸為了抗議那不堪的人格折磨，所以勞動時 總是拿工具出氣。現代中國的工奴，也正是出於同樣原因，而經 常消極怠工和破壞工具，或至少不加珍惜。他們像古時的奴隸壹 樣，用這種辦法告訴現代奴隸主：他們不是會說話的工具，而是 人。 雖然從八十年代起，這種工奴製度開始隨計劃經濟之瓦解而 稍有松動，可是，起而代之的，卻是工人變成資本主義的雇傭勞 動，可以隨意被開除、被扣減人工。官僚的壹切罪責都說成是工 人的罪責。尤其惹恨的是，「砸三鐵」變成「砸民不砸官」，「祇動 身子不動頭」（註廿壹）。怪不得近兩年發生無數自發罷工，以及 工人謀殺廠長的故事。工人這些行動，其實是要告訴官僚：他們 不是資本的增殖機器，不是物，而是人。

壹九九四年二月

背叛社會主義的股份製改革

中國國有企業的虧損，壹直以來差不多是同改革成正比的。 所發布的改革文件越多，所采取的措施越大膽，則虧損越嚴重。 自然，不能簡單地從中推論虧損源於改革。但是，反過來，就實 際成績而論，中共的十五年國企改革是失敗的。如果中共還有壹 點羞恥之心，早該下臺以謝國人了。不過，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 義祖國是不時興這種作法的。它不僅絲毫沒有謝罪的表示，相反， 還堅持繼續「深化改革」。它去年開出的藥方，就是要同資本主義 的公司看齊，建立「現代企業製度」：「國有企業實行公司製，是 建立現代企業製度的有益探索。規範的公司，能夠有效地實現出 資者所有權與企業法人財產權的分離，有利於政企分開、轉換經 營機製，企業擺脫對行政機關的依賴，國家解除對企業承擔的無 限責任；也有利於籌集資金，分散風險。」

曲解公司製的背後原因

這是中共去年十四屆三中全會的決議。決議可視為中共全力推行 股份製的訊號，因為只有股份公司，尤其是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 所具有的法人地位才算是最完備的，它同股東的區分是最明確。而公 司製改革，當然是仿效資本主義公司製的。不少人認為，資本主義的 公司是真正的自負盈虧，所以才有盈利；社會主義國有企業如果實行 公司化，就必然可以起死回生。過去曾經把承包製捧到天高的中共理 論家，現在照例要對之棄如蔽履了。他們認為，承包製這種「所有權 與經營權」分離的改革，是不能真正解決政企不分的老問題的。要解 決問題，除非實行產權改革。過去國有製名義上是「人人所有」，實際 上人人不負責，這就是所謂「產權虛置」的問題。承包製據說並不能 真正解決產權虛置；只有實行企業法人財產權才有可能；「只有在明確 界定了國家與企業的上述產權關系之後，才能有效地進行企業製度的 改革和國有資產管理方式和體製的改革。」過去十多年搞所有權與經營 權的分離的改革之所以失敗，是因為「這種提法並不符合現代企業製 度發展的基本線索和內在要求。基本上現代企業製度要求的恰恰是在企 業層次上要求兩權合壹，即企業必須擁有實際上的資產經營權、處置 權等。我國十幾年國有企業改革之所以舉步維艱，也在於始終沒有給 企業以應有的法人所有權。可是在國有資產經營管理的宏觀層次上， 應當實行國家的終極所有權與企業的法人所有權的分離，可是在微觀層次上，應當是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合壹，而不是國家又當『老板』 又當『婆婆』。」（註壹）但是，這位理論家強調，這種產權界定並非私 有化，而是「要找到全民所有製經濟或國有經濟的有效實現形式，其 核心是改革原有體製下的國有資產權虛置、資產經營責任不明、資產 運營低效的產權製度」。（註二）按照這種意見，中共之所以棄承包製 而取公司製，是因為前者只實行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開，不及得後者要 劃分股東所有權與法人所有權那樣「徹底」。但這種理解根本錯誤。資 本主義的股份有限公司壹直以來恰恰是以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開而著名 的，並非以股東所有權與法人所有權分開而著名。中共在八十年代為 承包製製造籲論的時候，也反復指出這點。而現在他們卻刻意忘記了。 說股份公司有法人所有權，又有股東所有權並非完全錯誤，但是單提 這點卻非常片面，把二者對立起來就更加錯誤。請問：公司本身又屬 於誰呢？當然是全體股東。然而，恰恰這壹點是那位作者所刻意隱瞞 的，或者至少有意淡化。他們反復強調兩個所有權，完全分離，而且 往往是拿法人所有權去抗衡股東的所有權，更規定股東的所有權只是 屬於「終極所有權」。請問：何謂「終極所有權」？從何處體現這種「終 極所有權」？公司的法人產權自然並非「終極」了，但不是「終極」， 又是什麽？是「眼前的所有權」麽？二者有什麽分別？界限何在？連 界限也不知道，談什麽「明確產權」？豈不是比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劃 分更模糊十倍？豈不是自打嘴巴？

財產權神聖

根據資本主義的法律，公司股東與公司本身自然是有區別的。公 司是虛擬的獨立法人，不因個別股東之死亡或退出而終結，具有行使 法律所規定的權利和承擔義務的能力。但不能把這種區別誇大到公司 有公司的產權，股東有股東的產權，二者對立起來，更不能誇大到壹 旦作了這樣的劃分，便能令國企起死回生。畢竟，公司是由全體股東 組成的，全體股東決定著公司的生，也可以決定它死—清盤。所以， 股東產權是第壹性，而公司產權不過是股東產權在法律上的延伸而 已。誰是主誰是客是壹目了然的。自然，由於股權的分散，數量龐大 的股東使他們不可能直接經營，而只能由股東大會所選出的董事會負 責經營（這就是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開），但是，這種分開從未像那 些主張「經理革命」學說的人所描繪的那樣，已經發展到經理完全控 製公司，股東（包括大股東）只能靠邊站的地步，更未發展到股東的 產權被壹分為二，他們只享有「終極產權」，而公司產權歸公司自己 的地步。在股份製下面，小股東的所有權的確大大受到限製了，差不 多變成只有收益權（股息），但不能因此推論整體的股東的產權都這 樣縮小了，而同時經理的權力卻相應地、按同等比例地擴大了。因為 小股東所失去的權力，並非全由經理接收過去。其相當部份是由大股 東所取得。事實上，股份製就是壹種方便壹小撮壟斷大資本家通過有 限股權去控製別人的（主要是小股東）財產的製度。占有兩成股權， 卻可以控製全部股權，真是何樂而不為！誠然，在壹些最巨大的跨國 公司（如通用），最大股東也很難取得超過百分之五的股權，但這只 說明，壹個大股東很難取得控製權，卻不表示大股東就喪失了財產控 製權，因為完全可以、而事實上也是由幾個最大股東來實行聯合控製， 並由他們組成董事會。自然，這種控製是戰略性的控製而非日常性的， 但戰略性控製已足以證明，股東產權並未分散到「失控」地步，並未 發展到股東完全變成只能坐待收益的地步。每壹次經濟衰退以及由此 引起的種種危機（破產、兼並、收購戰等），都經常看到董事、經理 被最大股東「炒魷魚」的情事。所以，我們可以承認股份有限公司存 在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但是，若說股東所有權跟所謂法人所有權 完全分開了，以致股東已經無權幹預企業的經營了，那是不符事實的。

企業家的狼子野心

實行這樣的改革並不能「明確產權」，不過中共的理論家還是 那樣熱心褒揚，個中原因，就是這種改革另有妙用。早在八十年 代初，國營企業的經理們已經為締造中國企業家階層而大造輿論 了。後來嘗過承包製甜頭的經理，胃口就更大了，夢想有壹天能 完全擺脫國家的控製，享有比外國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長和總經 理有更大的權力。而現在所謂產權改革，其背後利益動機就是完 全架空國家這個大股東，好讓經理們完全獨立經營。這方面的野 心簡直到了毫不掩飾的地步了：「必須大力推進法人相互持股，使 股權多元化、分散化，大幅度降低國家直接持股比例。……按照 上述設想，作為終極所有者的股東被架空了，在企業經營上起決 定作用的，歸根到底是經營者而非個人股東。」（註三）這位作者 所描寫的是資本主義的股份公司。他這種描寫的邏輯結論等於說， 由資本家虛擬出來的法人，已經反客為主，剝奪了主人的財產控 製權，並且將之交給了經理。整個資產階級即使還存在，卻已經 完全靠邊站了。 真是匪夷所思的奇談怪論！無數事實表明，在資本主義國家， 多數股票仍是操縱在幾百甚至更少的富豪家族手中，因而許多大 公司的董事會也壹樣操在他們手中。股權的分散和非人格化的公 司法人製度，恰恰便利了大資本家支配了廣大小股東的財產（例 如通過金字塔式的控股公司），便利了他們把別人的財產集中在自 己手中，而不是相反。經理始終只是仆人，而不是主人。畢竟， 經理的任期是有限的，而且仰賴大股東的信任；反過來，財產權 相比之下簡直是永恒的。資本主義的財產權是權力中的權力。不 過，這位作者盡管立論荒謬，但好處是讓我們知道了，他們搞什 麽「明確產權」的改革，原來並非要物歸原主，把屬於全體人民 所有的公有製企業真正交還人民控製和監督，而是反其道而行， 正式「架空」他們，把這幾萬億財產全都交給「經營者」去任意 支配！這樣壹種所謂公有製的改革，難道不就是變相的私有嗎？ 而且是壹種化公為私的、最反動的私有化呢！這位論者反映了中 國的「企業家」們的野心。不過，要整個中共接受「企業家」們 的方案，恐怕也是不很容易的。首先，那些自命是國有財產的監 護人的政治官僚，就不會輕易讓「企業家」去架空他們的。所以， 中共的改革決議在最後落實時會變成怎麽樣，還要有待政治官僚 與企業經理之間的明爭暗鬥，發展成怎麽樣。但總之，不論哪壹 派，都不值得人民支持，因為不論哪壹派的方案，都不是真正符 合人民的利益。 大陸上越來越多人認為，公有製根本行不通，因為公有製名 義上人人所有，但由於無法劃清每壹個人對公有財產的權利和義 務，所以實際上是人人不負責。只有實行私有製，讓企業的經營 者同時也是財產所有者，才能使經營者真正關心企業的成敗得失。

公有製也可以實行兩權分離

但是，要知道，經營者又是所有者，在資本主義國家只有中小 資本家的企業才是這樣。而占國民生產總值最大比重的，乃是股份 有限公司，而股份有限公司恰恰不是兩權統壹，而是兩權分離。既 然這樣，那請問：通用公司那三百多萬個股東，又何嘗是「人人負 責」經營？何嘗不是把經營權交給經理？既然這樣，為什麽中國國 企不可以壹面保持全民公有，壹面把經營權交給有關的工人和經理 具體負責？為什麽非要將之拍賣、變成私人的、同樣是兩權分離的 股份公司不行？既然外國的月亮跟中國的壹樣圓，為什麽非要跑到 外國賞月不可？有人說：「但過去十年不是已經實行過兩權分離的改 革，而結果不是已經證明失敗嗎？」不，事實決不是這樣。過去十 多年，中共的兩權分離的改革從來就沒有真正落實過，因此談不上 證明失敗。其次，中共經常說國有製就是全民所有製，實際上是欺 騙。在壹黨專政下，作為「主人翁」的人民連過問壹下經濟狀況都 有可能被控以盜竊國家機密，又那裏談得上「全民所有」？可以說， 大陸只有國有製，而且是專製主義的國有製，並無什麽全民所有製。 所以，只能說專製主義的國有製徹底失敗，不能說全民所有製或公 有製本身失敗。自然，當我們說全體十壹億人民都是公有企業的「股 東」，並不等於十壹億人都來直接經營。但他們可以像股份公司的股 東那樣，通過民主程序選出董事和經理去負責經營。我們這種所有 權與經營權的分離，同八十年代在大陸所實行的承包製，主要不同 在以下幾個方面：壹、我們主張這種分離是在政治民主、經濟民主 和法治的前提下進行的。只有每壹個公民都有充份的自由和民主權 利，才談得上監督公有企業；而只要公民有這種權利，就壹定會有 人行使監督。真正的公有製必須以民主為前提。二、全體公民的所 有權體現在如下機製：就宏觀而言，他們通過民選代表去決定整個 國民經濟的積累和分配；就微觀而言，民選的代表、消費者的代表 等，都在企業的董事會中有壹定數量的席位。但壹般公民並不直接 行使經營權；三、我們主張經營權不是全部交給經理，而是交給企 業的全體職工；全體職工的代表應在董事會中占多數，再由他們選 出的經理負責日常的管理，而不是像承包製那樣讓承包者獨攬大權、 壓迫工人。

實行真正的工人自治

沒有人會說上述的假設就是壹字不易的定見。關於社會主義公有 製下的企業，應采取何種模式；如何在防止政府的調控權力過大、妨 礙了企業的自主性之余—同時又防止企業職工為了壹己利益而損 害全體公民的利益，總之，整個國民經濟如何達至適當的集中和分權， 那是壹個有待討論的問題，而事實上近年來許多西方經濟學家都在作 有益的探索。但是，現在至少可以這麽說：中國沒有必要盲目仿效資 本主義的股份公司，沒有必要恢復資產階級的所有權。如果這樣做， 不僅意味著官僚首先會乘機侵吞國家財產，而且意味著上千萬工人失 業，以及工人階級整個經濟及社會地位的急劇下降。中共基本上已下 了決心走這條路線了（雖然具體辦法仍在爭論不休）。在這個歷史關 頭，中國的工人階級沒有理由逆來順受。事實上，各地的零星罷工亦 在不斷發展。但是，中國工人階級如果要真正掙得生活保障，就必須 認識到：過去那種命令經濟雖然把工人階級「當家作主」的口號喊得 很響，實際上是連人身自由也沒有的工奴。而現在的資本主義改革呢， 雖然多了點人身自由，但卻同時失去壹切起碼保障。所以，必須同時 反對上述兩種製度，爭取把政治和經濟的最高權力拿到手中，實行真 正的社會主義的工人自治。

壹九九四年十壹月

國有企業虧損的政治原因

近年來，中國經濟壹方面高速增長，另壹方面國營企業的虧 損卻有增無已。從前的標準說法是三分壹國企虧損，而最近官方 數字已達壹半，非官方數字甚至到了八成，每年財政補貼高達壹 千億。對於這個問題的處理手法，高層似乎已經壹改過去的猶疑 態度，決心大膽進行壹次「破產高潮」，大批關掉虧損企業，開除 千萬計的工人。

官員與經理的鬥爭

讓虧損企業破產，只不過是中共整個企業改革的壹個環節。 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的關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決議，指出 了國企的改革方向，就是實行公司化：「國有企業實行公司製，是 建立現代企業製度的有益探索。規範的公司，能夠有效地實現出 資者所有權與企業法人財產權的分離，有利於政企分開、轉換經 營機製，企業擺脫對行政機關的依賴，國家解除對企業承擔的無 限責任；也有利於籌集資金、分散風險。」但是，問題在於中央能 否克服各級官員對政企分開的阻力﹖自八十年代以來，中央規定 放權給企業，很多都沒有落實；就算是暫時落實了，很快就會被 上級部門伺機收回。上壹次的大收權就發生在治理整頓的期間。 有些廠長這樣反映：「近兩年，不該收的權也收了，如企業招工、 調資、獎勵、機構設置、中層幹部任免、小額技術改造、產品銷 售和定價等自主權，在不少企業已不存在。」「擴大企業自主權的 十條，現在只有產品銷售自主權在市場疲軟、產品滯銷的情況下 才留給企業。」（註壹）有些人為收權辯護，說收權不過是為了實 現宏觀調控。然而，稍知情況的都知道那純粹是假公濟私的砌詞。 例如，在彩電緊俏時，有的部門就收走企業的銷售權，同時為自 己作了不成文的規定：局長可以批賣多少臺，辦公室主任可以批 賣多少臺，營業部經理可以批賣多少臺等等。凡賣彩電都要經過 官僚審批，這究竟是哪壹門子的「宏觀調控」﹖那純粹是私利作 祟吧了。這種人家稱之為「審批經濟」的假公濟私，是整個中共 官僚層的特性。農村的官僚向農民敲詐勒索，而城市的官僚則向 企業敲詐勒索，方式層出不窮。自九二年鄧小平南巡之後，治理 整頓無疾而終了，可是，繼起的全民經商的狂潮，卻依然提供機 會給政府官員上收企業的權力。雖然九二年通過了《企業轉換經 營機製條例》的文件，進壹步把企業權力擴大為十四條，可是各 級政府官員卻打著「轉換政府職能」的幌子，通過「翻牌公司」 收權。

敲詐勒索，無所不為

所謂「翻牌公司」，是指政府部門新成立壹些公司，行使原來 由政府行使的權力，而其中職能、人員、管理方式手段都未變， 實際只換了壹塊招牌。「翻牌公司主要是通過上收人權、財權、收 費權等形成的。所謂上收人權是指取消下屬企業的法人資格，上 收人事權，是指上收企業副職和中層幹部任免權，所謂收財權是 指上收企業的投資權、銷售權、外貿權、分配權等；所謂收費權 是指收取折舊費、開發費、收取管理費、手續費和留利……等。」 （註二）去年朱镕基不得不承認：「《條例》頒布已經半年多，還 發生這樣的事情（指上收企業權力—劉按），可見貫徹《條例》 確非易事。在機構改革、轉變政府職能的過程中，成立壹些公司 是需要的，但把屬於企業的正當權益收上來，甚至取消企業法人 資格，重新使企業成為行政附屬物和攤派的對象，這不是改革， 而是倒退。」（註三）可笑的是，對於這種違法的事情，朱沒有壹 個字表示要加以懲治。事實上，也從來沒有聽過有哪壹個政府大 官因此被控告或被撤職。九二年的《條例》所規定的十四條企業 自主權中，竟有壹條是「拒絕攤派權」，可見政府官僚隨意敲詐已 達到多嚴重的地步。但更荒唐的是，最近壹個調查顯示，恰恰這 壹條是最難落實的。在受調查的三百個大中型企業中，只有 7.3% 表示這壹條得到落實。（其他如人事管理、投資、勞動用工等權， 落實不到壹半。進出口權則不到三成落實。）（註四）「……《條例》 實施以來，各種名目繁多的攤派行為並沒有因此而減少。現在的 攤派已由過去的公開攤派錢物，轉向了所謂『合法化』的『有償 報告』等新名目。攤派的面也越來越廣，上至各級政府，下到街 道辦事處，既有與企業直接有關的水、電、煤、等供應部門，又 有與企業生產無直接關系的文教、公安、衛生、城建等部門。…… 有時街道居委會或派出所要裝修辦公室，購買汽車、大哥大，轄 區內的企業就要各作貢獻，數目少則幾千，多則上萬元。據對石 家莊市廿壹家大中型企業的保守統計，攤派拿走企業留利的 5.3%……企業敢怒不敢言，就在於企業拒絕攤派的結果往往是『壹 把贏，把把輸』；拒絕壹次，吃虧十次；」（註五）比方說，如果企 業膽敢拒絕電力部門的攤派，「電老虎」可以以隨時關掉電源。各 級官員「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已經達到離心離德的程度。之所 以如此，因為每壹個官員都知道他們這樣做絕少會因此受處罰。 倘若有誰真個如此不幸竟然被追究，那只是因為後臺不夠硬吧了。 這種官僚政治的邏輯，自然只會鼓勵而不能約束官員的違法亂紀 行為—只要找到後臺便行。

破產的下場

正因為這樣，任何壹種改革措施壹旦實行起來，便壹定走樣。 在這個情況下，怎麽能保證「公司化」的改革又會例外呢﹖雖然 這個名稱是最近才廣泛采用，但是這個政策其實已經實施多年了， 那就是股份製改革。事實證明搞股份公司和股票上市，同樣沒有 達到預計的目的—即政企分開，反倒方便了各級官員大搞關系 股、人情股，肆無忌憚地化公為私。倘若果然有哪壹個股份企業 享有相當自主權，那多份是因為企業「領導」有壹個挺硬的後臺 而已。至於大搞破產，妳以為就能做到汰弱留強嗎﹖不如說是讓 官僚多壹條發財途徑吧。按照現行法律，國企法人資格的喪失， 可以有兩個途徑，壹個是破產，壹個是被兼並。然而，有關部門 都趁機揩油，「雁過拔毛」，收取巨額的破產財產管理費、訴訟費 與及其他費用；付清費用後，「真正的債權人幾乎不能清償什麽了。 這麽壹算，大家都望破卻步了。與其把資產送給法院，歸還國家， 不如維持現生產」，「從企業破產中獲益最大的是法院。」（註六） 兼並的情況也絕不好些：「目前中國企業要依法研究兼並手續，須 經過多個部門審批，每個關口都要收費，包括國工部門代收房地 產出讓金百份之廿壹，國土部門收土地管理費百份之三，國土評 估費百份之三，國資部門收國資評估費百份之六，稅務局收營業 稅百份之五點五……共計千多項收費。累計收費總額，低的占兼 並資產額的百份之四十，高的占到百份之五十多。」「應當指出的 是，無論是法院等收的破產費還是各官僚部門收的『買路錢』除 大部份繳入國庫外，多數屬於部門自立名目、自我加碼收的『小 金庫』，這些錢的去向，大部是獎金、福利、小車、住房、出國、 遊山玩水等。」（註七）試問，有官如此，企業又怎可能不大虧特 虧呢﹖有報道說，企業依法可取得的利潤留成，有九成給上級企 業收走。這個說法是否完全無訛，那很難說，但是其數額壹定不 少。最近國企之所以虧損突增，其中壹個原因就是各級地方政府 為了彌補新稅製所造成的對地方官僚不利的財政缺口，竟然向企 業預征明年稅款，使企業更難生存，而更荒唐的是中央對此完全 壹味姑息。

中央需要承擔的責任

那麽，中央官僚的罪責是否僅限於姑息下面各級官員死抓住 企業不放，因而造成企業虧損呢﹖不。企業效益低下的現象並不 是「改革開放」之後才產生的，而是從五十年代起便已出現。中 央過去實行的那種官僚集權的「計劃經濟」，再加上歷年不息的政 治運動（「政治掛帥」；反對經濟核算），不僅造成企業本身嚴重的 管理不善，而且更重要的，是把整個國民經濟弄得壹塌糊塗，多 個經濟部門之間嚴重的發展不平衡（農業及基礎工業、能源、教 育、科研等嚴重落後）。「改革開放」既然是在這個宏觀局面下開 始的，那麽，即使企業獲得了自主權，也不容易扭虧為盈，因為 經濟增長，瓶頸部門的價格水平就會暴升，增加了企業成本。尤 其要指出，「改革開放」不僅沒有改善這種結構失衡，反而使之更 惡化。強調放權和市場化，使地方各級政府取得了巨量投資權， 於是在維護本地官僚利益的前提下，大力發展利潤高的加工工業， 結果使加工工業嚴重投資過剩，而短缺部門更短缺；為爭奪短缺 原料而造成的「棉花大戰」、「蠶繭大戰」等時有所聞。到了現在， 由於投資過剩而造成工廠開工不足、設備閑置、貨物積壓的現象 日益嚴重—這也是最近國企虧損加劇的原因之壹。

經理廠長化公為私

但是，不要以為只有政府官員才敲詐勒索企業，更不要以為 經常抱怨官員攤派的廠長經理就代表「正義的朋友」。恰恰相反， 企業中的黨委、廠長或經理之貪汙舞弊、假公濟私，正正是企業 虧損的另壹個主要原因之壹。八十年代以來普遍實行由廠長承包 企業，他們就是利用這點權力去化公為私。有人指責他們：「有的 企業，給他們人事權，他們可能只顧安排親友，而不顧企業素質； 給了他們分配權，他們可能只顧多分獎金，而不顧企業長遠發展， 給了他們外貿權，他們可能只顧出國遊玩，而不顧企業需要，等 等。」（註八）有些企業表面上虧損，其實是盈利，只是利潤被廠 長們私分吧了。私分的方式，可以是合法的，也可以是非法的。 合法的途徑包括：打著與其他企業聯營的旗號，投資於其他企業， 盈利卻以「聯營企業共留成發展」為理由而保留在對方企業，實 際供自己揮霍。又如把盈利轉到投資非生產性建設，如蓋樓堂館 所、泳池等。又或借回扣刮龍，總之層出不窮。至於非法手段， 就更如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從做假帳到亂集資，從賤價賣出企 業資產及貨物到非法炒外匯都有。怪不得壹面是國企虧損，而另 壹面廠長們卻紛紛發家致富了。人們於是謔稱之為「廟窮和尚富」。 所以俗語有雲：「壹類人是公仆，高高在上享清福；二類人作官倒， 投機倒把有人保；三類人搞承包，吃喝嫖賭全報銷。」中共的辯護 士努力要人們要相信，十五年來不斷搞什麽利得稅、承包製，卻 始終不能實現政企分開，「工人躺在企業身上吃大鍋飯，企業躺在 國家身上吃大鍋飯」的局面始終不變，是因為這些改革不徹底； 要有徹底改革就要劃分國家與企業的產權。

政治因素發揮的作用

把十五年來的國企改革失敗的原因簡單歸咎於純粹經濟原 因，尤其簡單歸咎於各種經濟原因中的產權不明確的原因，是完 全不能服人的。這種解釋暗含了壹個前提，即：十五年來各種政 企分開的改革措施都試過了，但結果都不成功，所以非要進行徹 底劃分開政府和企業的財產不可。然而，事實決非如此簡單。實 際情況是：過去有關放權給企業的政策，從來都沒有真正落實過， 所以談不到「都試過了」，更談不到要這些政策本身負起改革失敗 的全部責任。甚至可以說，改革之所以失敗，部份是否正正由於 政策得不到落實所至，至少是值得研究的。自壹九八四年以來， 尤其自壹九九二年頒布的《全民所製工業企業轉換經營機製條例》 以來，政府明文規定的國企自主權已經很大，從投資、生產到分 配，從人、財、物到產、供、銷，都有很大權力。按照這種設計， 已經談不到政企不分了。但為什麽還是失敗呢﹖那就是因為各級 官僚從中阻梗，拒不落實政策。鄧小平在八十年代就說過：「妳放 權，他收權，怎麽辦﹖」到了九十年代情況依然如此。自然，同 八十年初相比，現在的企業的自主權總是大了而不是小了，但是 同文件上所規定的，相距仍然很遠。中央雖然三令五申，批評各 級官員「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但是，從來沒有任何成效。連自 己的政令也無法落實，各級官員可以有法不依，違法不究—這 同「產權不明確」有何關系﹖這明明是政治問題，不單是經濟問 題。明明是沒有法治，明明是官員腐爛濫權，明明是「禮不下庶 民、刑不上大夫」的姑息養奸的問題，明明是各級官員假公濟私， 死抱權力不放的問題，而中共的禦用文人卻不著壹字，輕輕化解 到「產權不明確」的五裏霧中，其目的不過是掩飾自己的罪責， 掩飾自己十五年改革越改越壞的事實吧了。明明是自己無法貫徹 自己的政策而令到企業虧損日多，到最後不僅沒有負起責任，連 學壹下封建皇帝「下詔罪已」也不肯，反而簡單壹句「虧損企業 都要破產」，壹股腦兒要全國職工負起中共無能的惡果（據報將有 千萬工人被開除），這又是否公平﹖「改革」越深化，官僚的無法 無天行徑就更駭人聽聞。既然如此，怎能令人相信那些官僚會真 正尊重企業的「法人財產權」﹖怎能令人相信那些廠長經理會真 正在守法前提下拼命賺錢﹖所以，可以相信，這次新的公司化改 革，多份不能達到原訂目標，實現政企分開。只有壹點是多份可 以落實的，那就是；開除工人。不論公司化的改革本身對不對， 總之，再好的政策交由中共去實行，都壹定會走樣變質。畢竟， 中共已經空前腐爛了。官僚為什麽可以有法不依，因為他們違法 不究，而且上下級之間都只是互相利用，互相維護。有句順口溜 這樣說：「下級哄上級，壹級哄壹級，上不封頂。上級吃下級，壹 級吃壹級，下不保底。」

政治民主才是解抉的方法

法治的缺如，官僚之橫行，分析到底是因為政治體製上的缺 陷，是因為沒有民主監督，而不是純粹的經濟原因，尤其不是純 粹的產權原因。壹味拿產權來模糊更根本的政治原因，不過是那 種只搞經濟改革，不搞政治改革的鄧小平路線的邏輯延伸吧了。 而這種改革路線，根本就是方便官僚壹面掩住人民咀吧，壹面化 公為私吧了。

壹九九四年十壹月

中國貧富兩極分化的程度

自從 1979 年實行「改革開放」以來，大陸經濟的迅速發展引 人註目。同樣引人註目的，還有社會不平等的滋長。目前全國城 鎮居民平均每年收入不過兩千多元（人民幣），農村居民平均才大 約壹千元，另方面卻已經出現了百萬元戶和千萬元戶，連億元以 上的富戶也有了。這些大富戶自然只是少數個別例子。但是整個 社會嚴重的貧富不均也是無可懷疑的。1995 年年底有中國人民大 學經濟系的三位研究者（李強、洪大用、宋時歌）發表壹篇研究 報告：《我國社會各階層收入差距分析》，顯示出全面的情況。現 在根據《新華文摘》1996 年 2 月號轉載的該文，摘錄主要的統計 數字給讀者參考。 大家知道，現在各國通常用基尼系數來表示貧富差距。基尼 系數的數值在 0 至 1 之間。0 表示絕對平等，人人壹樣；1 表示絕 對不平等，即全部收入或財產都集中在壹人手中。國際上多年測 量的結果，認為基尼系數在 0.3-0.4 之間算是中等程度的不平等。 中國大陸城鎮居民個人收入的基尼系數，在「改革開放」前 的 1978 年，是 0.16，差不多是全世界最低的，以後就升高得很快。 1978 1986 1987 1990 1994 0.16 0.19 0.2 0.23 0.37 農村居民個人收入的基尼系數：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8 1994 0.22 0.25 0.27 0.3 0.31 0.34 0.411 城鎮與農村合在壹起計算的個人收入基尼系數： 1979 1988 1994 0.31 0.382 0.434 美國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數如下： 1950 1960 1970 1980 1990 0.369 0.353 0.353 0.365 0.396 可見 1994 年中國大陸的貧富不均已經超過 1990 年的美國。 比較收入的差距，還常常使用五等份的測量方法。就是按收 入的高低，將人口分為五個等份，計算每個 1/5 人口層的收入在 全部收入中所占的比例。1994 年中國大陸城鎮居民家庭全年收入 的比例： 層次 占全部收入的比例（%） 最低的 1/5 6.04（1989 年為 11.65） 次低的 1/5 11.16 中間的 1/5 15.77 次高的 1/5 22.57 最高的 1/5 44.46（1989 年為 29.38） 農村家庭收入的差距更大，如下表： 層次 占全部收入的比例（%） 最低的 1/5 4.59（1989 年為 7.63） 次低的 1/5 9.79 中間的 1/5 15.01 次高的 1/5 21.82 最高的 1/5 48.79（1989 年為 39.56） 如將城鎮與農村合並計算，差距就更大了，如下表： 層次 占全部收入比例（%） 最低的 1/5 4.27 次低的 1/5 9.12 中間的 1/5 14.35 次高的 1/5 22.13 最高的 1/5 50.13 為了比較，請看 1990 年美國家庭的收入比例： 層次 占全部收入比例（%） 最低的 1/5 4.6 次低的 1/5 10.6 中間的 1/5 16.6 次高的 1/5 23.8 最高的 1/5 44.4 大家早已知道，中共統治下的大陸，是最不自由（最近十幾 年間，貪汙和暴利的自由除外），最不民主的，現在又看到了貧富 不平等的急速發展。中國已經登上了收入差距最大的那壹級，超 越了美國。但中共還說這是社會主義！

壹九九六年六月

事實上從來就不是壹個社會主義國家，中共的改革開放更不是對社會主義的繼承與發展而是復辟了最壞的資本主義製度。

馬克思主義者應該反對共產極權

作者 景祥

馬克思主義者應該反對中共實行的一黨專政的民運人士，大多數人只是知道馬克思和恩格斯是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開創者，但是很少有人知道，馬克思和恩格斯其實同時也是民主主義者。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其實到處體現著他們對於政治民主的熱忱。晚年的恩格斯這樣說過：「馬克思和我在四十年間反復不斷地說過，在我們看來，民主共和國是唯壹的這樣的政治形式，在這種政治形式下，工人階級和資本家階級之間的鬥爭能夠先具有普遍的性質，然後以無產階級的決定性勝利告終。」 盡管恩格斯在這個文獻中澄清過「我根本沒有說過什麽『社會黨將取得多數，然後就將取得政權』 [ii]。相反，我強調過，十之八九我們的統治者早在這個時候到來以前，就會使用暴力來對付我們了；而這將使我們從議會鬥爭的舞臺轉到革命的舞臺」，但是他對未來社會應該采取民主製度無疑是充分肯定的。所以，我們可以這樣來理解恩格斯的這段表示：對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實踐的前提是民主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只有在民主共和國的體製下才能實現。本文將簡要介紹馬克思和恩格斯有關自由、民主和憲政以及個人自由的理論，以便於人們更加全面和正確地認識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論體系。



壹、關於國家和社會的理論



壹般說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來源被認為是聖西門、傅立葉和歐文等人的空想社會主義。不過除了上述來源，恩格斯也認為他們的理論來源是歐洲思想啟蒙運動和歐洲憲章運動的理論成果的發展。恩格斯對科學社會主義作這樣的曾經論述：「現代社會主義，就其內容來說，首先是對統治於現代社會中的有產者和無產者之間、資本家和雇傭工人之間的階級對立和統治於生產中的無政府狀態這兩個方面進行考察的結果。但是，就其理論形式來說，它起初表現為十八世紀法國偉大啟蒙學者所提出的各種原則的進壹步的、似乎更徹底的發展。」 [iii]因此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會體現上述社會進步運動的理論和實踐成果是理所當然的事。而實際上，馬克思和恩格斯他們本人也是歐洲憲章運動的直接積極參與者。馬克思擔任《萊茵報》和《新萊茵報》編輯和主編期間，壹直利用這些報刊積極鼓吹民主憲政，支持憲章運動，反對普魯士和其他國家政府對思想、言論和新聞的控製和檢查。而恩格斯則投身於爭取國家民主的憲章派的武裝起義，成為起義軍的壹名軍官，親身參與戰鬥，以至於以後很多社會主義運動及工人運動的領袖以「將軍」來親切地稱呼他。所以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壹個民主主義者。並且，民主主義的思想並不是如某些學者所稱只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早期的思想，這種思想實際上壹直貫穿於這兩位偉人的壹生。因此，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壹生既是堅定的共產主義者，也始終是民主主義者。馬克思和恩格斯甚而至於把民主提升到了與共產主義同等重要的地位，把共產主義看出是民主的必然結果，來強調民主對於無產階級的巨大意義。恩格斯在1845年就德國問題說過：「民主在今天就是共產主義」 [iv]在此之前，恩格斯也曾經在討論德國問題時說過：「因為在我國對工人階級來說，民主主義和共產主義是壹個東西」 [v]。



在思想上，馬克思和恩格斯作為民主主義者，這首先體現在他們的「人民主權」思想，也體現在他們的憲政民主、消滅政治國家的政治主張上。



1、人民主權和消滅政治國家的主張



「人民主權」是民主這個概念的核心，所謂「主權」即是「最高權力」，人民主權的主張意味著人民才是國家的主宰。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的著作中，把「人民主權」看作未來國家的必然。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提出：普選權、直接立法權、人民權利、人民軍隊等等這壹切美麗的東西都只有「建立在承認所謂人民主權的基礎上，所以它們只有在民主共和國內才是適宜的。」 [vi]恩格斯在《法蘭克福議會》壹文中指出：「國民議會的第壹個行動必須是，大聲而公開地宣布德國人民的這個主權。它的第二個行動必須是，在人民主權的基礎上製定德國的憲法，消除德國現存製度中壹切和人民主權的原則相抵觸的東西。」 [vii]



在人民主權思想下，馬克思把人民視為未來國家本身，強調人民在國家製度和法律上具有主體地位。馬克思說：「在民主製中，國家製度、法律、國家本身都只是人民的自我規定和特定內容，因為國家就是壹種政治製度。」 [viii]所以，人民及其組成的社會永遠高於國家。他還說：「家庭和市民社會是國家的真正的構成部分，是意誌所具有的現實的精神實在性，它們是國家存在的方式。家庭和市民社會本身把自己變成國家。它們才是原動力。」 [ix]在他看來，國家就應該是人民意誌的體現，他說：「在君主製中，整體即人民從屬於他們存在的壹種方式，即他們的政治製度。在民主製中，國家製度本身就是壹個規定，即人民的自我規定。在君主製中是國家製度的人民，在民主製中則是人民的國家製度。民主製是國家製度壹切形式的猜破了的啞謎。在這裏，國家製度不僅就其本質說來是自在的，而且就其存在、就其現實性說來也日益趨向於自己的現實的基礎。現實的人、現實的人民，並確定為人民自己的事情。國家製度在這裏表現出它的本來面目，即人的自由產物。也許有人會說，在壹定意義上，這對於君主立憲製也是正確的。然而民主製獨有的特點，就是國家製度無論如何只是人民存在的環節，政治製度本身在這裏不能組成國家。」「黑格爾從國家出發，把人變成主體化的國家。民主製從人出發，把國家變成客體化的人。正如同不是宗教創造人，而是人創造宗教壹樣，不是國家製度創造人民，而是人民創造國家製度。」「在民主製中，不是人為法律而存在，而是法律為人而存在；在這裏人的存在就是法律，而在國家製度的其他形式中，人卻是法律規定的存在。民主製的基本特點就是這樣。」「在民主製中，國家製度、法律、國家本身都只是人民的自我規定和特定內容，因為國家就是壹種政治製度。」 [x]



馬克思把人民主權跟國家憲法和法律的立法權緊密聯系在壹起，但是他所講的立法權，不是指在現有國家製度下的立法權，而是指人民重新創立壹個嶄新的國家製度的憲法和法律的創製權：「『立法權本身是國家製度的壹部分』，而國家製度『本身是不由立法權直接規定的』。但國家製度也畢竟不是由自己產生的。而那些『需要進壹步規定』的法律，也應該壹開始就確立下來。在國家製度以前和國家製度以外，立法權就應該存在或者早就應該存在。所以立法權應該存在於現實的、經驗的、確立了的立法權之外。」 [xi]



馬克思更是在《1848年11月4日通過的法蘭西共和國憲法》中提出，國家要服從人民的意誌，使人民的意誌能夠在國家法律中得到體現，但是這需要先掌握國家權力：「人民！妳們不僅對原則，而且對細節可以抱有自己的主張，但是妳們得首先取得政權。」 [xii]



普選權和人民製定憲法的創製權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極其重視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論述人民主權時，是把人民主權與普遍選舉製度、人民創製憲法權緊密聯系在壹起的，認為普遍選舉製度是人民獲得製定憲法權利的前提：「憲法的基礎是普選權」 [xiii]，指出「它（無產階級）借助出版自由、集會和結社權可以為自己爭得普選權，而借助直接的普選權並與上面所說的鼓動手段相結合，就可以爭得其余的壹切。」 [xiv]馬克思甚至直接把普選權看著是「社會主義的措施」：「普選權就等於英國工人階級的政治統治，因為在英國，無產階級占人口的絕大多數，在長期的、雖然是隱蔽的內戰過程中，無產階級已經清楚地意識到自己的階級地位，而且甚至在農業地區也不再有農民，而只有地主、資本主義企業主（農場主）和雇傭工人。因此，在英國，普選權的實行，和大陸上任何標有社會主義這壹光榮稱號的其他措施相比，都將在更大的程度上是社會主義的措施。在這裏，實行普選權的必然結果就是工人階級的政治統治。」 [xv]



在馬克思看來，人類有史以來的國家都具有階級性，而社會主義追求人的解放，首先是要獲得人的「政治解放」，因此，消滅「政治國家」，即消滅國家的階級性，使國家不再是階級的國家，不再是階級壓迫的工具，而是成為社會的國家，是科學社會主義的首先目標。為此，馬克思指出：「現代的法國人對這壹點是這樣了解的：在真正的民主製中政治國家就消失了。這可以說是正確的，因為在民主製中，政治國家本身，作為壹個國家製度，已經不是壹個整體了。」 [xvi]



關於消滅政治國家的主張，馬克思早在1843年所著的《論猶太人問題》壹文中就提出來了： 「像北美很多州所發生的情形那樣，壹旦國家取消了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財產資格，國家作為國家就廢除了私有財產，人就宣布私有財產在政治上已被廢除。……財產資格是從政治上承認私有財產的最後壹個形式。」「當國家宣布出身、等級、文化程度、職業為非政治的差別的時候，當國家不管這些差別而宣布每個人都是人民主權的平等參加者的時候，當它從國家的觀點來觀察人民現實生活的壹切因素的時候，國家就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廢除了出身、等級、文化程度、職業的差別。盡管如此，國家還是任憑私有財產、文化程度、職業按其固有的方式發揮作用，作為私有財產、文化程度、職業來表現其特殊的本質。國家遠遠沒有廢除所有這些實際差別，相反地，只有在這些差別存在的條件下，它才能存在，只有同它這些因素處於對立的狀態，它才會感到自己是政治國家，才會實現自己的普遍性。」 [xvii]



以上這壹段關於消滅政治國家的論述，有以下幾個含義：第壹，消滅政治國家意味著消滅了政治私有製，實現了人民主權。馬克思和恩格斯都認為，人類有文字記載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國家是階級鬥爭的產物，具有階級性。消滅國家的階級性就是消滅了政治國家，國家也就不再是某個階級的屬性，因此是從政治上消滅了國家的私有性質。第二，意味著實現了社會民主，也就是階級差別和階級的消滅。消滅了國家的階級屬性，也就是意味著階級在國家範圍內消亡，所以的社會成員在政治權利上都是平等的。第三，「當國家宣布出身、等級、文化程度、職業為非政治的差別的時候，當國家不管這些差別而宣布每個人都是人民主權的平等參加者的時候，當它從國家的觀點來觀察人民現實生活的壹切因素的時候，國家就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廢除了出身、等級、文化程度、職業的差別」，也就是實現了「消滅政治國家」。



為了消滅政治國家，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消滅人的階級差別，從而廢除階級，包括廢除無產階級，才是實現消滅政治國家的唯壹路徑：「共產黨人認為，廢除國家的意思只能是廢除階級的必然結果，而隨著階級的廢除，自然就沒有必要用壹個階級的有組織的力量去統治其他階級了。」 [xviii]「在發展進程中，當階級的差別已經消滅和全部生產集中在由各個成員組成的壹個團體手裏的時候，公眾的權力就失去自己的政治性質。原來意義上的政治權力，是壹個階級用以鎮壓另壹個階級的有組織的暴力。如果說無產階級在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中壹定要團結成為階級，如果說它通過革命使自己成為統治階級，並以統治階級的資格運用暴力消滅舊的生產關系，那末它在消滅這種生產關系的同時，就消滅階級對立存在的條件，就根本消滅壹切階級，從而也就壹並消滅它自己這個階級的統治。」 [xix]馬克思強調，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目的就是要建立壹個沒有階級統治的國家：「工人階級的解放應該由工人階級自己去爭取；工人階級的解放鬥爭不是要爭取階級特權和壟斷權，而是要爭取平等的權利和義務，並消滅任何階級統治」。 [xx]所以，那種把「無產階級專政」說成是「無產階級專製」或「無產階級獨裁」，並不符合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原意。在這裏，我們應該對恩格斯曾經說過的「我根本沒有說過什麽『社會黨將取得多數，然後就將取得政權』」這句話做壹些說明。這句話看起來像是否認社會黨在普選下通過獲得選民的多數取得政權，其實不然，這只是恩格斯壹方面指出在當時盡管議會道路為社會黨進行政治鬥爭提供了新途徑，但是從當前的政治環境看，還不能確定社會黨成為多數並不絕對代表壹定能夠獲得執政機會，因為社會黨還面臨資產階級背棄社會民主拒絕把政權交給多數的社會黨，所以社會黨為了獲得國家權力應該做議會和暴力革命兩手的準備；同時他也是在指出，社會黨取得政權並不是不管國家政體的性質，簡單接受舊的國家製度，而是應該有無產階級自己的民主國家形式和對經濟革命的要求，對國家進行改造。仔細品讀《答可尊敬的卓萬尼博維奧》的文義可以得到這樣正確的理解。



為了達到消滅政治國家的目的，馬克思強調把社會置於國家的位置之上，使得國家服從於社會，而不是社會服從於國家。他說：「自由就在於把國家由壹個站在社會之上的機關變成完全服從這個社會的機關；而且就在今天，各種國家形式比較自由或比較不自由，也取決於這些國家形式把「國家的自由」限製到什麽程度。」 [xxi]從這壹主張我們應該得出這種結論，馬克思在對待國家的態度上，主張以人民或者社會的權利去限製國家的權力，使得國家服從人民或者社會的意誌。而主張限製國家權力同時也是馬克思所反對的資產階級的政治要求，這就是說，在對待國家權力上，馬克思和資產階級的態度是壹致的，這也是馬克思認為在無產階級在自己的解放鬥爭中，應該支持資產階級自由派的原因所在。這將在下文提到。



盡管馬克思把政治自由看成自由的重要組成部分，但馬克思和恩格斯沒有把政治自由當作人類自由的全部，而只是人的自由的壹個組成部分和壹個民主發展階段，人的終極自由還有賴於消滅人對於資本的依附，從資本的支配和剝削下解放出來。所以馬克思說：「政治解放的限度首先就表現在：即使人還沒有真正擺脫某種限製，國家也可以擺脫這種限製，即使人還不是自由人，國家也可以成為共和國。」 [xxii]「政治解放當然是壹大進步，盡管它不是壹般人類解放的最後形式，但在迄今為止的世界製度的範圍內，它是人類解放的最後形式。不言而喻，我們這裏指的是實在的、實際的解放。」 [xxiii]可見，馬克思在當時把政治自由視為人類當前先壹步爭取的解放目標，是人類爭取社會主義的第壹個階段性目標。從這個意義上說，沒有政治民主就無法實現人類的最終自由、無法實現社會主義。



但是，對照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歷史，我們可以發現，長期以來世界許多社會主義政黨在爭取實現和建設社會主義的過程中，忽視了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政治自由的理論，把階級鬥爭無限上升到從肉體到精神的對不同意識形態和利益要求的壓製，對基本人權造成侵害侵害，違背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學說中關於政治自由和消滅政治國家的原則，不僅使得民主被嚴重損害，也損害了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創立的科學社會主義的聲譽。這其實也正是蘇東國家的社會主義遭到失敗的根本原因所在。歷史的教訓說明：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創立的科學社會主義是不能跟政治民主和人的政治自由相割裂的。割裂和拋棄馬恩學說中的政治民主思想和政治自由原則，是不可能成功和穩定地建設社會主義的。在民主主義基礎上建設社會主義才符合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歷史唯物主義。

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是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民主的壹個十分重要的概念。但是很多人並沒有正確認識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這個概念，無法理解馬克思和恩格斯既講「無產階級專政「，又講」民主」這樣的矛盾，這是因為他們把「無產階級專政」或者「無產階級的政治統治」僅僅從字面上解釋為「無產階級政治獨裁」，是要對其他階級特別是資產階級剝奪政治權利。實際上，這種認識是對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學社會主義的誤讀。在馬克思和恩格斯那裏，無產階級專政的含義就是在社會民主基礎的普選基礎上上，無產階級依靠選民優勢而單獨獲得領導社會的權力，也就是獲得獨立執政的機會： 「無產階級專政」其實就是普遍選舉的結果。恩格斯曾經解說無產階級革命的進程時說：

「首先無產階級革命將建立民主製度，從而直接或間接地建立無產階級的政治統治。在英國可以直接建立這種統治，因為那裏的無產者現在已占人民的大多數，在法國和德國可以間接建立這種統治，因為這兩個國家的大多數人民不僅是無產者而且還有小農和城市小資產者，小農和小資產者正處在分化為無產階級的過渡階段，他們的壹切政治利益的實現都愈來愈依賴無產階級，因而他們壹定很快就會同意無產階級的要求。」 [xxiv]

前面提到過馬克思在他的《國際工人協會章程和條例》中所作的明確闡述：「工人階級的解放鬥爭不是要爭取階級特權和壟斷權，而是要爭取平等的權利和義務，並消滅任何階級統治」 [xxv]。因此無產階級要成為未來社會的領導階級不是靠階級特權或者是因為它天生具有優越性，而是靠民主普選。通過普選獲得執政機會，從而可以通過壹系列的國家法令，逐步建立起社會主義國家製度，最終導致社會主義或者共產主義的建立。但是無產階級即使獨立執政也並不意味著將要剝奪其他階級行使正常的公民權利，因為無產階級只剝奪資產階級利用資本剝削勞動的權力，但不會剝奪資產階級成為普通公民和行使正常公民權利的權利。這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消滅政治國家」的主張所決定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民主思想性還體現在他們的關於國家軍隊的主張上。他們主張以武裝全體人民代替常備軍。「武裝全體人民。今後，軍隊同時也應當是勞動大軍，使部隊不再象以前那樣光是消費，並且還能生產，而所生產出來的東西要多於它的給養費用。」 [xxvi]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人民有武裝自己的權利，「可是要知道，武器的確是屬於人民的，這首先是因為，它是全民的財產，其次，它是人民所爭得的有保證的武裝權利的不可分割的部分。」 [xxvii]恩格斯明確主張讓「每個人家裏都有槍械和裝備，象瑞士那樣」，讓每個公民掌握軍事。他公開主張：「如果每個公民家裏都有壹支槍和五十發子彈，還會有哪壹個政府敢侵犯政治自由？」 [xxviii]

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武裝全體人民的主張，從另壹方面印證了他們所主張的無產階級專政並非無產階級的政治專製，而恰恰是人民主權下的憲政的社會民主。

2、憲政和共和製

憲章運動是歐洲無產階級反對封建專製，爭取國家在憲法治理下的政治民主的運動，無產階級是這個運動的主力軍。恩格斯說道：「因為工人並不尊重法律，而只是在無力改變它的時候才屈服於它，所以，他們至少也要提出修改法律的建議，他們力求以無產階級的法律來代替資產階級的法律，這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無產階級所提出的這種法律就是人民憲章（People』s Charter）」，他對當時的憲章主義和憲章派作出這樣評價：「憲章主義是工人反抗資產階級的集中表現。在工會的活動和罷工中，這種反抗總是分散的；總是個別的工人或部分的工人同個別的資產者作鬥爭。即使鬥爭有時普遍化了，這多半也不是出於工人的自覺；當工人自覺地這樣做的時候，這種自覺的基礎就是憲章主義。在憲章主義旗幟下起來反對資產階級的是整個工人階級，他們首先向資產階級的政權進攻，向資產階級用來保護自己的這道法律圍墻進攻。憲章派是從民主黨中產生出來的。民主黨是在18世紀80年代和無產階級同時並在無產階級內部發展起來，在法國革命時期強大起來並且在締結和約後成為『激進的』政黨。那時，它的主要中心在北明翰和曼徹斯特，以前是在倫敦。它曾經和自由資產階級聯合起來迫使舊議會的寡頭政客通過了改革法案，從那時起，它已是壹個愈來愈鞏固的和資產階級對立的工人政黨了。1835年以威廉·洛維特為首的倫敦工人協會（Working Men』s Associa-tion）委員會，草擬了人民憲章，裏面包括下列「六條」：（1）精神正常並且沒有犯過罪的壹切成年男子都有普選權；（2）議會每年改選壹次；（3）議會議員支薪，使沒有財產的人也能夠當代表；（4）為了消除資產階級方面的賄買和恐嚇，選舉采用秘密投票的方式；（5）設立平等的選區以保證平等的代表權；（6）取消純屬形式的300英鎊地產的代表資格限製，使每個選民都同樣有被選舉權。這六條只涉及下院的組織，初看起來都是無可非議的，但是卻足以把英國的憲法連同女王和上院徹底毀掉。」 [xxix]

從恩格斯上面的評述可以看出，恩格斯對以爭取包括普通工人階級在內的公民普遍的選舉權為主要目的修改憲法，使憲法成為代表人民意誌的國家製度的憲章主義和憲章運動，是完全贊同並且也是積極參與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作為憲章運動的積極參與者，都利用了《萊茵報》和他們共同創辦的《新萊茵報》積極宣傳憲政思想、反對政治專製製度。馬克思和恩格斯不僅要求國家實行人民憲政，而且明確提出建立共和製國家的要求。前面談到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壹文中明確指出了「如普選權、直接立法權、人民權利、人民軍隊等等」「這壹切美麗的東西都建立在承認所謂人民主權的基礎上，所以它們只有在民主共和國內才是適宜的」的論斷，而且曾經指出1871年的「巴黎公社」就是人民主權性質的各個階級、階層共同享有政治權利的，同時也是壹個工人階級作為選民多數的共和製國家：

「既然公社是法國社會的壹切健全成分的真正代表，也就是真正的國民政府，那末，由於它同時又是工人的政府，是爭取勞動解放的勇敢戰士，它就是十足國際性的。」 [xxx]馬克思把巴黎公社這種共和製民主視為「人民群眾獲得社會解放的政治形式」，並且斷定「公社給共和國奠定了真正民主製度的基礎」 [xxxi]。恩格斯也認為「巴黎公社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了」 [xxxii]，而是壹個政治自由的共和製民主政權。晚年的恩格斯再次強調共和製民主國家對於社會主義的重要性，他說：「如果說有什麽是勿庸置疑的，那就是，我們的黨和工人階級只有在民主共和國這種政治形式下，才能取得統治。民主共和國甚至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特殊形式，法國大革命已經證明了這壹點。」 [xxxiii]

應該註意的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這種政治的共和、民主理論，又是和他們關於「消滅政治國家」的主張是相得益彰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巴黎公社的系統論述，以及關於民主共和國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特殊形式的論斷，代表著他們關於未來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則設想，也再次印證了馬克思和恩格斯所主張的「無產階級專政」，實際上是巴黎公社這種可以給予所有階級的公民以政治權利，而無產階級得以在普選製度下，以其絕對的選民優勢成為國家執政者的民主國家製度。



3、在爭取民主的鬥爭中支持資產階級自由派

有不少對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創立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缺乏了解的人，壹直錯誤地認為馬克思和恩格斯是對言論、結社和普選等政治自由持否定態度，認為那是資產階級的東西，社會主義不需要這些。真是大謬不然！

的確，馬克思曾經抨擊過資產階級虛偽的形式上的民主，但是他認為無產階級不能因為資產階級搞虛假的民主因此就跟著拋棄那些民主的形式：「普選權在法國是老早就已存在的，但它在那裏因受波拿巴政府濫用而獲得了壹種惡劣的名聲。公社之後，就沒有工人政黨能去利用它了。在西班牙，普選權也是自共和國成立時起就已施行了的，但在西班牙拒絕參加選舉早已成為壹切嚴肅的反對黨派的通例。瑞士試行普選權的結果，也根本不能鼓舞工人政黨。羅曼語各國的革命工人都慣於把選舉權看做陷阱，看做政府的欺騙工具。在德國，就不是這樣。『共產黨宣言』早已宣布，爭取普選權、爭取民主，是戰鬥無產階級的首要任務之壹，而拉薩爾重又提出了這個要求。當俾斯麥不得不實施普選權作為使人民群眾對他的計劃發生興趣的唯壹手段時，我們的工人立刻就很認真地對待了這件事情，把奧古斯特倍倍爾選進了第壹屆製憲帝國國會。從此以後，他們就壹直這樣使用選舉權，以致使他們自己得到了巨大的利益，並成了世界各國工人效法的模範。如果用法國馬克思主義綱領中的話來說，選舉權已經被他們transformé de moyen deduperie qu』il a été jusqu』ici en instrument émancipation——由向來是欺騙的工具變為解放工具。」 馬克思曾經也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中說過：「憤恨資產階級專政，要求改造社會，要把民主共和機構保存起來作為實現這種改造的工具，團結在作為決定性革命力量的無產階級周圍，——這就是所謂社會民主黨即紅色共和國黨的壹般特征。」 [ii]在《關於工人階級的政治行動》壹文中恩格斯說道：「政治自由、集會結社的權利和出版自由，就是我們的武器；如果有人想從我們手裏奪走這個武器，難道我們能夠袖手旁觀和放棄政治嗎？有人說，進行任何政治行動都等於承認現存製度。但是，既然這個製度把反對它的手段交到我們手中，那末利用這些手段就不意味著承認現存製度。」 [iii]

馬克思和恩格斯是這樣清楚的了解政治自由對於實現社會主義的重大意義，所以他們不能不十分鮮明地指出，無產階級只有獲得言論、結社和普遍選舉等等的民主權利，才能實現無產階級的解放：「它借助出版自由、集會和結社權可以為自己爭得普選權，而借助直接的普選權並與上面所說的鼓動手段相結合，就可以爭得其余的壹切。」 [iv] ，他們告誡社會主義者，在爭取政治民主上，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存在共同利益。恩格斯因此在《共產主義者和卡爾·海因岑》壹文中提出：

「民主主義還末實現以前，共產主義者和民主主義者就要並肩戰鬥，民主主義者的利益也就是共產主義者的利益。」 [v]

因此恩格斯明確要求，社會主義者在爭取政治自由的鬥爭中，應該毫不猶豫地支持資產階級自由的爭取自由民主的鬥爭：「在自由派資產階級同政府鬥爭中，共產主義者始終應當支持自由派資產階級，但同時也應當提防不要跟著資產階級自欺欺人，不要去聽他們那壹套娓娓動聽的說什麽資產階級的勝利會給無產階級帶來良好結果的花言巧語。共產主義者從資產階級的勝利中得到的好處只能是以下這些：（1）得到各種讓步，使共產主義者易於捍衛、討論和傳播自己的原則，從而使無產階級易於聯合成壹個緊密團結的、準備戰鬥的和有組織的階級；（2）使他們確信，從專製政府垮臺的那壹天起，就輪到資產者和無產者鬥爭了。從這壹天起，共產黨在這裏所采取的政策，也將和在資產階級已占統治地位的那些國家裏所采取的政策壹樣。」 [vi]

事實上，專製主義不僅限製了無產階級爭取政治自由和社會自由的權利，同樣也限製了資產階級的自由和資本主義的發展，因此，在爭取政治自由方面，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資產階級自由派與無產階級是「同路人」，資產階級所爭取的言論、結社和普遍選舉等民主要求，也是無產階級的要求，而且是比起資產階級，它們是更為重要的要求。資產階級在爭取自己的自由的同時，為了得到無產階級的支持，他們不得不口頭承諾給予無產階級同樣權利，盡管這些承諾在資產階級獲得國家權力以後不會輕易予以兌現：「如果不同時把武器交給無產階級，資產階級就不能爭得自己的政治統治，不能使這種政治統治在憲法和法律中表現出來。針對著按出身區分的各種舊的等級，它應當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上人權；針對著行會製度寫上貿易和工業自由；針對著官僚製度的監督寫上自由和自治。如果堅決徹底，資產階級就應當要求直接的普選權、出版、結社和集會自由，廢除反對居民中各個階級的壹切特別法令。然而這也就是無產階級應當向資產階級要求的壹切。」 [vii]

顯而易見，支持資產階級的這些民主要求，讓無產階級也爭取到的這些權利，對以後爭取無產階級從資產階級的壓迫下的解放，是至關重要的。為此恩格斯明確指出爭取出版、結社和集會自由、普選權、地方自治等等「盡管這壹切是資產階級性質的，但是怯懦的資產階級沒有它們也能過得去，而工人沒有它們卻永遠不能為自己爭得解放。」 [viii] 他立場鮮明地要求無產階級應該支持資產階級的民主要求：

恩格斯在指出無產階級跟資產階級有著利益對立的同時，支持資產階級要求民主的立場是如此鮮明，充分顯示了科學社會主義反對政治專製的鮮明態度。之所以如此，是因為無產階級和整個人類的自由的取得，最根本的靠的是政治權利的獲得，也就是民主權利的行使。馬克思和恩格斯當然沒有否定過暴力革命的在無產階級爭取鬥爭中的作用，但是，暴力革命對於這兩位科學社會主義創始人來說，實際上從來不是首選的也不是唯壹的變革社會的方式。（早在1845年2月，恩格斯就說過：「如果社會革命和共產主義的實現是我們的現存關系的必然結果，那末我們首先就得采取措施，使我們能夠在實現社會關系的變革的時候避免使用暴力和流血。要達到這個目的只有壹種辦法，就是和平實現共產主義，或者至少是和平準備共產主義。所以，如果我們不願意用流血的辦法解決社會問題，如果我們不願意使我們的無產者的智力水平和生活狀況之間的日益加深的矛盾尖銳到像我們對人性的理解所啟示的那樣，必須要用暴力來解決，要在絕望和強烈的復仇心中來解決，那末，諸位先生，我們就應當認真地和公正地處理社會問題，就應當盡壹切努力使現代的奴隸得到與人相稱的地位。」 [ix] 恩格斯晚年時，恩格斯看到了各國社會民主黨在普遍選舉和議會選舉中獲得的巨大成就，更加相信通過政治民主的途徑去實現社會主義。他說：「暴力起義在許多年內是不可能的了，至少是英國在國外重新陷入嚴重的窘境以前是不可能的了。因此，只剩下壹條開展合法運動的道路，這個運動已經在地方自治即「自己來治理自己的地方」的旗幟下開始了。」 [x]當然，恩格斯並沒有絕對認為以後永遠不再可能再需要「暴力革命」，因為人類歷史的發展往往並不壹帆風順，在有些國家如果無產階級爭取民主的可能沒有希望，人民的暴力革命仍然具有正當性），而無論是通過暴力革命還是民主道路實現社會變革，要建立社會主義製度，都離不開國家的民主化。

當然，恩格斯也明確指出，民主對於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是有著差別的。這種差別主要不是概念的差別，而是民主深度和廣度的差別，因為資產階級本身並不從概念上否認人的自由權利，但是在實際的政治和社會生活中，他們無意把普選等權利落實到無產階級，也不想改變在社會生產關系中無產階級被資本支配和占有的不平等地位。當資產階級為了對付無產階級的鬥爭時，他們或者轉而和專製主義勾結，或者當資產階級壹旦獲得政治權利以後而轉為保守，就會拒絕把民主徹底地推進到社會的所有層面和社會所有的階級、階層，以維護他們在國家和社會中的支配或者統治地位，並鎮壓無產階級的進壹步爭取平等權利的要求。這時，言論、結社和普選等民主要求，就不僅是無產階級反對專製主義的武器，也將是反對資本主義、把民主從資產階級民主階段，推進到社會民主階段的有效武器：

「即使在最嚴重的情況下，當資產階級由於害怕工人而躲到反動派的背後，並且為了防禦工人而求救於它的敵對分子的時候，——即使在那樣的情況下，工人政黨也只有繼續進行資產階級背棄了的、違反資產階級心願的爭取資產階級自由、出版自由、集會和結社權的鼓動。沒有這些自由，工人政黨自己就不能獲得運動的自由；爭取這些自由，同時也就是爭取自己本身存在的條件，爭取自己呼吸所需的空氣。」 [xi]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們的著作中經常批判資產階級和專製主義那種抗拒社會民主化的假民主、假憲政和假的政治自由。比如，馬克思揭露了當時資產階級的法蘭西共和國憲法中關於人民權利保障內容的虛偽性：

「請註意，法蘭西憲法在這裏也和在其他壹切地方壹樣都保障了自由，但是總是附帶著壹些法律已經規定的或者可能另行規定的例外情況！」 [xii] 「憲法壹再重復著壹個原則：對人民的權利和自由（例如，結社權、選舉權、出版自由、教學自由等等）的調整和限製將由以後的組織法加以規定，——而這些「組織法」用取消自由的辦法來「規定」被允諾的自由。奧地利和普魯士資產階級從法國原版中抄襲來的這種花招就在於，賦予完全的自由，宣布冠冕堂皇的原則，把有關如何運用這些原則的問題即細節留待以後的法律來加以解決；在1830年的法蘭西憲法和在它以前通過的壹些憲法裏就用過這種花招。」 [xiii] 「這個虛偽的憲法中常常出現的矛盾十分明顯地證明，資產階級口頭上標榜是民主階級，而實際上並不想成為民主階級，它承認原則的正確性，但是從來不在實踐中實現這種原則，法國真正的「憲法」 不應當在我們所敘述的文件中尋找，而應當在根據這個文件通過的我們已經向讀者簡要地介紹過的組織法中尋找。這個憲法裏包含了原則，——細節留待將來再說，而在這些細節裏重新恢復了無恥的暴政！」 [xiv]

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壹文中，馬克思揭露了拿破侖三世壹方面在憲法中確立了公民權利，又通過其他具體的法律的限製條款而事實上剝奪了這些權利：「人身、出版、言論、結社、集會、教育和信教等等的自由（1848年各種自由權的必然總匯），都穿上憲法製服而成為不可侵犯的了。這些自由中的每壹種都被宣布為法國公民的絕對權利，然而總是加上壹個附帶條件，說明它只有在不受『他人的同等權利和公共安全』或『法律』限製時才是無限製的，而這些法律正是要使各種個人自由彼此之間以及同公共安全協調起來。」「憲法的每壹節本身都包含有自己的對立面，包含有自己的上院和下院：在壹般詞句中標榜自由，在附帶條件中廢除自由。所以，當自由這個名字還備受尊重，而只是對它的真正實現設下了——當然是根據合法的理由——種種障礙時，不管這種自由在日常的現實中的存在怎樣被徹底消滅，它在憲法上的存在仍然是完整無損、不可侵犯的。」 [xv]馬克思揭露普魯士政府憲法上寫著公民權利，但實際上是極權政治：「如果妳從這些寫在紙上的『普魯士人的權利』轉過來看看它們體現在現實中的可憐樣子，那末妳就會充分認識到——如果妳過去從未有過絲毫認識的話——理想和現實之間、理論和實踐之間存在著何等驚人的矛盾。妳每邁壹步，甚至只是走動壹下，都要受到萬能的官僚製度這個純粹普魯士土生土長的第二天神的幹涉，沒有《oberigkeitliche Erlaubnis》，即沒有當局的許可，妳不能生、不能死、不能結婚、不能寫信、不能思想、不能出版、不能做買賣、不能教書、不能學習、不能集會、不能開工廠、不能遷徒，什麽都不能做。至於科學和宗教的自由、取消領主裁判權、廢除等級特權、消滅限嗣繼承製和長子繼承權，所有這壹切都純粹是瞎說。……原來普魯士憲章所恩準的這壹切自由受到壹個重大保留條件的限製。這些自由只是「在法律範圍內」被恩準。但現行的法律恰好是專製獨裁的法律，它是弗裏德裏希二世的時候製定下來的，而不是隨著普魯士憲法的誕生問世的。這樣，在憲法的法律和法律的內容之間就存在著壹個不可調和的矛盾，而事實上後者已使前者成為泡影。另壹方面，憲章在壹些最緊要的問題上要人去看構成法，它的含糊不清的原理應該由構成法加以詳細發揮。但這些構成法本身是在反動勢力的強大壓力下製定的。它們取消了甚至在君主專製政體最反動時期都有的那些保證，例如法官不受行政權力幹涉的獨立性。憲章還不滿足於這些攪混在壹起的溶解劑——舊有的和新造的法律，它還給國王保留了在他認為必要的任何時候使憲章在任何政治問題上停止生效的權力。 [xvi]「只要軍事長官『為了防止騷動』宣布戒嚴，『人身自由』馬上就不再有保障了，住宅就不再是不可侵犯的了，『法定的』受審程序、出版自由、印刷廠主的保護、結社的權利都失效了，甚至庸夫俗子的『目的不違反刑事法規』的『社團』——娛樂場和跳舞廳，也只有得到衛戍司令先生的恩準才能存在，而決不是根據『權利』存在。」 [xvii]

馬克思和恩格斯揭露這種假政治民主，目的在於提醒無產階級，在支持自由派資產階級爭取政治民主鬥爭的同時，也應當提防不要跟著資產階級自欺欺人，而是要去爭取真正的政治民主權利。



4、經濟民主

正如馬克思所說的，「工人階級的經濟解放是壹切政治運動都應該作為手段服從於它的偉大目標」 [xviii] 。無產階級的政治解放，就是為了實現無產階級的經濟解放這個目標，因此，實現人民對經濟的權力，實現經濟民主是科學社會主義的必然之意。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經濟解放的思想主要體現在消滅雇傭勞動製度，實現「自由人聯合的個人所有製」以及直接稅製、累進稅製等要求方面。

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資本主義社會是壹個存在著兩種權力的社會：壹種權力是政治權力，即國家權力，壹種是財產權力，即資本的權力：「在我們面前有兩種權力：壹種是財產權力，也就是所有者的權力，另壹種是政治權力，即國家的權力。」 [xix] 這兩種權力在資本主義製度下都對人民的自由構成侵害。對於國家的權力對人民自由的侵害，需要通過政治民主的方法去實現政治自由而加以解決；而資本因為它的雇傭勞動這種生產方式，它使工人階級事實上淪為奴隸壹樣的被支配和被占有勞動的社會地位，因而同樣侵害了人民自由，因此需要通過消除雇傭勞動製度的辦法去加以解決。「資本的生存條件是雇傭勞動製。」 [xx] 「工人應當摒棄『做壹天公平的工作，得壹天公平的工資！』這種保守的格言，而要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上革命的口號：『消滅雇傭勞動製度！』」 [xxi]

在主張消滅雇傭勞動製度同時，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壹些關於未來生產資料所有製的原則性的概念，包括「公有製」、「社會所有製」、「國家所有」和「自由人聯合的個人所有製」這樣壹些概念。長期以來，這些概念困擾著壹些學者，人們試圖理清這些概念的異同。實際上，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這些概念其實是同壹個概念，只是因為當時他們所要表達的概念是壹個新的事物，當時並沒有壹個固定而準確的概念來表達，所以當時馬克思和恩格斯只能暫且借用已有的近似概念表達。分析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這些概念可以發現，它們都是指未來國家的階級性或者說政治性已經不存在，在國家已經是社會本身的社會形態下的所有製，因此，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講的公有製就是社會所有製，國家所有也就是社會所有，所謂「自由人的聯合」也就是國家已經是社會本身的社會或者國家，自由人聯合的個人所有製也就是社會所有製罷了。

那麽社會所有製，或者自由人聯合的個人所有製究竟是壹種什麽樣的所有製呢？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引用了馬克思的話解釋說「馬克思是說：『這是否定的否定。這種否定重新建立個人所有製，但這是以資本主義時代的成就，即以自由勞動者的協作以及他們對土地和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為基礎的。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分散的個人私有製轉變為資本主義私有製，同事實上已經以社會化生產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私有製轉變為公有製比較起來，自然是壹個長久得多、艱苦得多、困難得多的過程。』這就是壹切。可見，靠剝奪剝奪者而建立起來的狀態，被稱為以土地和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公有製為基礎的個人所有製的恢復。對任何壹個懂德語的人來說，這就是，公有製包括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個人所有製包括產品即消費品。為了使甚至六歲的兒童也能明白這壹點，馬克思在第56頁設想了壹個『自由人聯合體，他們用公有的生產資料進行勞動，並且自覺地把他們的許多的個人勞動力當做壹個社會勞動力來使用』，也就是設想了壹個按社會主義原則組織起來的聯合體，並且說：『這個聯合體的總產品是社會的產品。這些產品的壹部分重新用作生產資料。這壹部分依舊是社會的。而另壹部分則作為生活資料由聯合體成員消費。因此，這壹部分要在他們之間進行分配。』這些話甚至對杜林先生的黑格爾化的頭腦來說，也是足夠清楚的了。」 [xxii]

的確足夠清楚了，恩格斯認為社會主義的經濟就是這樣壹種製度：生產資料歸社會所有，任何自由的個體都可以自由地相互聯合，共同生產，也就是在國家已經是「社會的國家」狀況下生產資料的公有，而自由聯合起來的人民或者說勞動者，他們共同使用這些生產資料進行生產勞動；他們因為是自由人的聯合，所以他們的生產勞動管理是民主的管理，他們的分配是在補償了生產資料的損耗以後，勞動產品歸勞動者所有，由全部自由聯合的勞動者在「他們之間進行分配」。顯然，勞動者之間的分配是勞動者依照民主原則自行進行公平的分配，而不是由處於社會之上的「國家」對勞動者進行分配。

在肯定公有製的同時，恩格斯批判了那種單純地把「公有製」當成社會主義的錯誤觀念，指出：

「自從俾斯麥致力於國有化以來，出現了壹種冒牌的社會主義，它有時甚至墮落為壹種十足的奴才習氣，直截了當地把任何壹種國有化，甚至俾斯麥的國有化，都說成社會主義的。顯然，如果煙草國營是社會主義的，那末拿破侖和梅特涅就應該算是社會主義的創始人了。」 [xxiii] 指出生產資料「無論轉化為股份公司和托拉斯，還是轉化為國家財產，都沒有消除生產力的資本屬性。在股份公司和托拉斯那裏，這壹點是十分明顯的。而現代國家卻只是資產階級社會為了維護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共同的外部條件使之不受工人和個別資本家的侵犯而建立的組織。現代國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質上都是資本主義的機器，資本家的國家，理想的總資本家。它愈是把更多的生產力據為己有，就愈是成為真正的總資本家，愈是剝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然是雇傭勞動者，無產者。資本關系並沒有被消滅，反而被推到了頂點。但是在頂點上是要發生變革的。生產力的國家所有不是沖突的解決，但是它包含著解決沖突的形式上的手段，解決沖突的線索。」 [xxiv]

恩格斯實際上是強調了工人階級如果不能把國家真正變為整個社會的代表，不能改變社會生產關系從而改變勞動者在生產勞動中的雇傭勞動者地位，國家所有就不可能真正成為社會所有，公有製也不能真正成為社會主義的所有製。

恩格斯認為「公有製」本身並不代表社會主義的觀點應該引起社會主義者的重視。長期以來，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常常把公有製本身視為社會主義，這種觀點甚至在歐美國家的社會主義運動也有表現。事實證明，如果公有製沒有國家民主化作為基礎，不能成為反對雇傭勞動製度的積極手段，就未必是社會主義；它說明在缺乏政治民主的國家搞公有製，國家就會變味成為壹個特殊階級或者利益集團的「總資本家」，從而損害社會主義和公有製的聲譽。

馬克思和恩格斯還主張實行累進稅高額遺產稅、直接稅、取消旁系親屬(兄弟、侄甥等)繼承權等抑製資本的經濟手段，促進社會分配公平。早在1847年，恩格斯就在《共產主義原理》中提出，「假如無產階級不能立即利用民主來實行直接侵犯私有製和保證無產階級生存的各種措施」，也可以通過實施累進稅、高額遺產稅、取消旁系親屬(兄弟、侄甥等)繼承權等措施 [xxv]。

馬克思還提出廢除間接稅，以便於人民監督政府財政，他說：「如果需要在兩種征稅製度間進行選擇，我們則建議完全廢除間接稅而普遍代之以直接稅；因為，間接稅提高商品的價格，這是由於商人不僅把間接稅的總數，而且把為交納間接稅所預先墊支的資本的利息和利潤也加在這些價格上來了；因為，間接稅使每個個人都不知道他向國家究竟繳納了多少錢，而直接稅則什麽也隱瞞不了，它是公開征收的，甚至最無知的人也能壹目了然。所以，直接稅促使每個人監督政府，而間接稅則壓製人們對自治的任何企求。」 [xxvi]

二、關於個人自由

許多人認為，集體主義是社會主義的價值觀。其實，馬克思和恩格斯都不是集體主義者，而是理性的個人主義者。 集體主義 強調社會、集體的利益高於個人利益，但是理性個人主義是在強調個人的利益和權利應當和他人、也就是社會或者集體的利益相協調的同時，強調個人自由是社會整體自由的先決條件。理性個人主義的最先提出者是法國18世紀啟蒙思想家愛爾維修，後來的邊沁發展了愛爾維修的思想。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贊賞說：

「邊沁根據愛爾維修的道德學建立了他那正確理解的利益的體系，而歐文則從邊沁的體系出發去論證英國的共產主義。」 [1]馬克思和恩格斯還引用愛爾維修的話批判了把個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對立起來的做法：「人並不邪惡，但卻是服從於自己的利益的。因此，應該抱怨的不是人的劣根性，而是那些總是把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對立起來的立法者的無知。」 [2]他們贊成邊沁的反對以社會利益壓製個人利益的虛假道德，他們說：

「我們只引證邊沁駁斥『政治意義上的普遍利益』的壹段話。『個人利益必須服從社會利益。但是……這是什麽意思呢？每個人不都是像其他壹切人壹樣，構成了社會的壹部分嗎？妳們所人格化了的這種社會利益只是壹種抽象：它不過是個人利益的總和……如果承認為了增進他人的幸福而犧牲壹個人的幸福是壹件好事，那末，為此而犧牲第二個人、第三個人、以至於無數人的幸福，就更是好事了……個人利益是唯壹現實的利益。』」 [3]

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理想中的共產主義社會「將是這樣壹個聯合體，在那裏，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壹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 [4]

但馬克思和恩格斯也同時認為，個人的自由與個人的全面發展是相互聯系的，如果每個人缺乏發展他的自由發展的能力，那麽個人自由不可能實現；而恰恰只有處於集體之中，每個人才能獲得充分的自由發展的能力：「只有在集體中，個人才能獲得全面發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說，只有在集體中才可能有個人自由」。所以馬克思和恩格斯壹方面強調個人的自由性，壹方面又強調人的聯合性。

但是在另壹方面，在個人與社會、集體的利益的關系上，馬克思反對種種否定個人自由的「冒充的集體」桎拷個人的自由。他指出，在存在階級差別的社會裏，個人自由只有當個人屬於統治階級時才存在，被統治階級是不存在個人自由的：「在過去的種種冒充的集體中，如在國家等等中，個人自由只是對那些在統治階級範圍內發展的個人來說是存在的，他們之所以有個人自由，只是因為他們是這壹階級的個人。從前各個個人所結成的那種虛構的集體，總是作為某種獨立的東西而使自己與各個個人對立起來；由於這種集體是壹個階級反對另壹個階級的聯合，因此對於被支配的階級說來，它不僅是完全虛幻的集體，而且是新的桎梏。在真實的集體的條件下，各個個人在自己的聯合中並通過這種聯合獲得自由」 [5]。因此像國家、民族這樣的「集體」中，如果某些個人的自由不能得到保證，那麽國家和民族對這些人就會變成馬克思所稱的「冒充的集體」，而成為個人自由的桎拷。因此馬克思認為，集體應該成為個人自由發展的手段而不是桎拷個人自由的手段：「在這個集體中個人是作為個人參加的。它是個人的這樣壹種聯合（自然是以當時已經發達的生產力為基礎的），這種聯合把個人的自由發展和運動的條件置於他們的控製之下。」 [6]

在充分保障個人自由的前提下，馬克思認為每個人都同時對國家和社會擁有權利和義務：「壹個人有責任不僅為自己本人，而且為每壹個履行自己義務的人要求人權和公民權。沒有無義務的權利，也沒有無權利的義務。」 [7] 馬克思也不認為認為共產主義運動是純粹出於人類的「博愛」情懷，或者出於「利己主義」，他認為共產主義「既不會是「愛的原則」或dévouement〔自我犧牲精神〕，也不會是利己主義」，它只是「個人自由發展的共同條件」 [8] ，所以人們才會去追尋它。

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專製政府那種常常以社會利益壓製個人自由的行徑予以強烈抨擊：

「只要軍事長官『為了防止騷動』宣布戒嚴，『人身自由』馬上就不再有保障了，住宅就不再是不可侵犯的了，『法定的』受審程序、出版自由、印刷廠主的保護、結社的權利都失效了，甚至庸夫俗子的『目的不違反刑事法規』的『社團』——娛樂場和跳舞廳，也只有得到衛戍司令先生的恩準才能存在，而決不是根據『權利』存在。」 [9]

因此，他們在具體的個人自由權利方面，完全主張每個人應當享有思想、言論和出版、信仰、教育和學術、集會和結社等自由權利。

首先，馬克思和恩格斯強烈主張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學術自由、出版自由、教育自由。馬克思和恩格斯因為傳播憲章派思想和科學社會主義思想而不斷遭受各國專製政府的政治迫害，因此，馬克思和恩格斯壹生都在追求思想自由，他曾經責問普魯士當局：「妳們贊美大自然愉悅人心的千變萬化和無窮無盡的豐富寶藏，妳們為什麽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羅蘭發出同樣的芳香，但妳們卻要求世界上最豐富的東西——精神只能有壹種存在的形式呢？」 [10]在《德意誌意識形態》中，馬克思指出統治階級在政治上壓迫人民的同時，也在對人民進行著思想的統治，指出壹個國家的統治思想，也就是統治階級的意誌的表現，所以馬克思提出，反對統治階級的政治統治就要同時反對統治階級的思想統治：「我們要起來反抗這種思想的統治。」 [11]

面對普魯士當局嚴格的書報出版檢查製度和動輒查封書報的專製行徑，馬克思怒斥專製政府用法律禁錮人民思想：「懲罰思想方式的法律不是國家為它的公民頒布的法律，而是壹個黨派用來對付另壹個黨派的法律。追究傾向的法律取消了公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這不是團結的法律，而是壹種破壞團結的法律，壹切破壞團結的法律都是反動的；這不是法律而是特權。」 [12]

思想自由是與言論、學術、教育、出版等自由分不開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強烈要求言論自由、學術自由、出版自由、教育自由。針對法國資產階級政府為了控製人民的言論而實施的實名製、開征印花稅等措施，馬克思指出這是「資產階級要在陪審法庭上來消滅工人的報紙」 [13] 。恩格斯嚴厲指責德國政府：

「在德國要得到對任何問題的正確認識都是困難的。在這裏，壹切知識的來源都在政府控製之下，從貧民學校、主日學以至報紙和大學，沒有官方的事先許可，什麽也不能說，不能教，不能印刷，不能發表。」 [14] 他揭露：「出版自由，不同意見的自由鬥爭就意味著允許在出版方面進行階級鬥爭。但夢寐以求的秩序卻正好要壓製階級鬥爭，要堵塞被壓迫階級的言路。因此，那班要求安寧和秩序的人就必須消滅出版物中的不同意見的自由鬥爭，必須通過出版法、禁令等等來最大限度地保證自己對市場的壟斷，尤其是必須直接禁止像招貼和傳單這樣的免費文學。」 [15]

對於招貼（海報或大字報），馬克思認為那是工人出版自由的權利，馬克思竭力得捍衛工人階級的這種最廉價的言論表達方式和出版形式：

「首先要談的問題不是壹般出版自由的限製，而主要是出版自由在招貼方面的限製。必須說明招貼的作用，捍衛『街頭文學』，特別是捍衛工人享受免費文學的權利，而招貼則是免費文學的壹種。不應該對用招貼引起激憤情緒的權利含糊其詞，而應該公開地維護這種權利。」 [16] 「但是有什麽東西能比招貼更有助於在工人中保持革命毅力呢？招貼可以把每條街的拐角變為壹張大報紙，過路的工人能從中得悉當天的事件和這些事件的意義，了解各種不同的觀點及這些觀點的反對意見，他們能在這裏同時遇到不同階級和不同見解的人，跟這些人討論招貼的內容；簡而言之，招貼對於工人來說同時既是報紙，又是俱樂部，並且這壹切都是不要花費分文的！但正好這壹點是右派先生們所不喜歡的。到底還是他們對。他們從無產階級方面受到即使不是唯壹的、也是最大的危險；那末大權在握的他們為什麽不力求用盡壹切手段來消除這種危險呢？」 [17]

馬克思反對通過國家實施國民教育，反對國家為人民的教育者，而是認為國家應該接受人民的教育。他說：

「通過國家來實施國民教育」是完全要不得的。用壹般的法律來確定國民小學的經費、教員的資格、學習的科目等等，並且像美國那樣通過國家視察員來監督這些法律規定的實施，這和指定國家為人民的教育者完全是兩回事！相反地，應該使政府和教會壹樣地對學校不起任何影響。在普魯士德意誌帝國內（他們會說，他們談的是「未來的國家」，但是這種空洞的遁辭在這裏也無濟於事，——我們已經看到，在這方面是怎樣壹回事了），倒是國家需要從人民方面受到嚴格的教育。」 [18]

在針對資產階級的法蘭西共和國憲法中的「教學自由」權利規定，馬克思揭露道：

『教學自由』，但是『須依照法律規定的條件』，而這些條件恰恰是壹些完全消滅這種自由的條件。」「這個部門的主管機關是4名法國大主教所領導的最高人民教育委員會。這項法律規定，所有地方學校的教員，即使他們是市鎮委員會或老教區委員會推薦的，都必須服從recteurs，即督學的意誌。教員必須接受與軍隊中的服從和紀律相類似的條件，服從督學、市長和牧師；可見，根據上述法律，教學自由歸結起來，就是沒有民政當局和教會當局的允許，誰也無權教學。」 [19]

在對待宗教方面，盡管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無神論者，但是，他們都毫不遲疑地支持宗教信仰自由。馬克思在談論人權時說：

「公民權利，如上所述，決不以無條件地徹底地廢除宗教為前提」 [20] 。「『信仰自由』！如果現在，在進行『文化鬥爭』的時候，要想提醒自由主義者記住他們的舊口號，那末只有采用下面這樣的形式才能做到這壹點：每壹個人都應當有可能實現自己的宗教需要，就像實現自己的肉體需要壹樣，不受警察幹涉。」 [21]

馬克思對巴枯寧主義要求「以國家法令」禁止宗教的極端主張予以批判，同時他並指出，禁止宗教信仰只能收到相反的結果，他說：「取締手段是鞏固不良信念的最好手段！有壹點是毫無疑義的：在我們時代能給神的唯壹效勞，就是把無神論宣布為強製性的信仰象征，並以禁止壹切宗教來勝過俾斯麥的關於文化鬥爭的反教會法令。」 [22]

恩格斯在提出應該實行政教分離，主張把宗教從國家機構中分離把它變成私人的團體，並且停止國家對宗教團體的資助時，曾經明確提出應該允許宗教團體興辦學校： 「但是不能禁止它們用自己的資金創辦自己的學校並在那裏傳授他們的胡說。」 [23]

馬克思和恩格斯也強烈要求集會和結社自由。恩格斯針對德國政府強製關閉民間組織和禁止民間集會，指出：

「結社自由權的基本條件是：警察機關不能解散或封閉任何壹個社團，任何壹個協會。這些措施只有在法庭判決某壹社團或它的活動和宗旨多非法的，從而要懲處有關過失人員的時候，才能采用。」 [24]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資本主義就是建立在工人不團結基礎上的。恩格斯說：「資產階級的統治正是建築在工人彼此間的競爭上，即建築在無產階級的不團結上，建築在壹些工人和另壹些工人的對立上。」 [25] 因此，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強調工人的組織，認為「沒有出版自由、結社權和集會權，就不可能有工人運動。」 [26] 指出「在階級反對階級的政治鬥爭中，組織是最重要的武器。」 [27] 他們本身也壹輩子為爭取結社自由壹生進行著不懈的鬥爭。





我們通過以上對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政治自由、民主和憲政的理論的簡要回顧，已經能夠得出這樣結論，馬克思和恩格斯作為科學社會主義的創始人，他們其實同時壹生都是民主主義者。他們的理論成果，用恩格斯的話說就是淵源於歐洲思想啟蒙運動（空想社會主義本身也是歐洲思想啟蒙運動的結果），是對歐洲思想啟蒙運動的發展。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學社會主義是不能與他們的民主主義思想分離的，政治自由和民主、憲政是社會主義的基礎和前提。無視、割裂和拋棄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民主主義思想，想跳過民主主義的歷史發展階段片面地實現社會主義，是違反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歷史唯物主義的歷史發展規律的，那樣做的唯壹結果就是將會招致蘇聯和東歐諸國那樣的潰敗。對於中國來說，完善憲政和法治，通過實現政治民主進而實現社會民主，那是刻不容緩的事情。

哈耶克，這個名字幾乎成了當今自由主義的代名詞。在許多自由主義者心目中，哈耶克是其偶像。但我卻以為，哈耶克對於自由主義，對於中國的自由主義的前途，都是壹個危險的邊緣。我是壹個社會民主主義者（民主社會主義者），但社會民主主義者絕不是自由思想的局外人。在基本價值觀念上，自由思想與社會民主主義是重合的。許多自稱是自由主義者的人，其實都可以算作社會民主主義者，盡管他們可能自己並不這樣以為。這壹點在當今的中國的自由主義者中尤甚。是自由主義者還是社會民主主義者主要是看其具體的政治和經濟主張。壹般來說，但凡是傾向於同情和救助弱勢群體的觀念的，不說是社會民主主義者，至少也是有社會民主主義傾向的自由主義者。在外國，自由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的信奉與支持者常常都是互變的，許多人今天是自由黨或保守黨，明天又可能是社會黨、民主黨或工黨，後天說不定又變成自由黨或保守黨了。就本人來說，今天主張社會民主主義，是因為社會主義除了講「自由」的重要外，還強調「平等（或公正）」的重要性；是覺得中國人現階段除了「自由」必當追求外，而「平等」比「自由」更貼近民生，更容易喚起人們的變革要求。「自由」中的出版自由、思想自由等對於普通的民眾可能是可閑置的資源，而惟有「平等」是中國社會中最與每壹個人貼近的，最為每壹個人所關心的。下崗、賣國企、城鄉二元、腐敗、官僚主義、孫大午之類問題，等等等等，都與「平等」問題直接相關。而像哈耶克這樣的自由主義，他們所關心的除了「自由」，就是「競爭」，而於「平等」（特別是結果的「平等」）就不重視。而我恰恰以為，中國現在最先要解決的除了人的自由問題，還有就是要解決人們在如何的社會條件下競爭的「平等（公正）」問題，然後才能談得上「競爭」。也就是說要在社會競爭之前，先要解決人們起跑線盡可能壹致的問題。社會民主主義（民主社會主義）最註重「平等」（特別是結果的「平等」），所以我現在只會是社會民主主義者，而不是自由主義者。我曾多次說過：自由主義往往在「自由」問題上走得太遠，社會民主主義者則往往在「平等」問題上走得太遠。當社會民主主義者在「平等」問題上走得太遠時，我也可能變成壹名自由主義者。但是現在畢竟「平等（公正）」問題還沒有解決（自由問題更沒有解決），所以我還只能是壹名民主社會主義者。

哈耶克的理論為什麽是壹種危險呢？因為他的理論不僅對於我們中國的民主進程無太多的益處，倒反而可能有不好的作用。

壹、對理性的錯誤理解和認識

盡管哈耶克聲稱他「並不反對正確運用理性」，然而就其實質來說，哈耶克是懷疑理性的價值的。他說：「所謂『正確運用理性』，我是指那種承認自我局限性的理性，進行自我教育的理性，它要正視經濟學和生物學所揭示的令人驚奇的事實所包含的意義，即在未經設計的情況下生成的秩序，能夠大大超越人們自覺追求的計劃。……我也不想否認，若是抱著審慎謙恭的態度，采取點滴改進的方式，理性可以在評價、批判和摒棄傳統製度與道德原則上發揮指導作用。」他又說：「我們的理性就像我們的道德觀念壹樣，是壹個自然選擇的進化過程的產物。但是它並不是從另壹種分離的發展中產生的，因此絕不應當認為，我們的理性是處在壹個更高的檢驗者的位置上，只有那些得到理性認可的道德規則才是正確的。」這種對於理性模棱兩可的說法，正是表現了哈耶克對理性的懷疑。在其認識中，理性應當並不具有多少的積極意義，理性的意義是只能在「評價、批判和摒棄傳統製度與道德原則上發揮指導作用」，至於更為積極的作用，則僅限於「點滴」的「改進」。

哈耶克既然認為理性的作用只限於作「點滴」的「改進」，那麽為什麽「點滴」的「改進」是「正確運用理性」，而設計壹個社會製度就不是「正確運用理性」呢？這「點滴」的具體尺度是什麽呢？哈耶克並沒有提出壹個具體尺度，我想他也不可能提得出壹個具體尺度。這種似是而非的理論，不能不說是學術上的缺陷。同時，人類的理性本來是認識的進化過程，是壹個試錯的過程。理性既然是壹個認識進化的試錯過程，就是說理性並不是個絕對的東西。它既檢驗我們的思維和行為，我們也在思維和行動中檢驗和校正理性，而理性更在這不斷的「檢驗」和自身「校正」過程中指導人類的壹切行為。哈耶克認為理性只能消極地用來檢驗和「點滴」的「改進」，而不能指導人類的行為，不能不說是哲學上的壹個重要錯誤。另外，哈耶克還有壹個理解上的錯誤，他把理性與智力行為混為壹談。智力行為可能是沒有在思維和行動中被檢驗和校正的東西，所以不是理性。而所謂的理性，不僅僅有智力的因素，它更是人類在長期的各種實踐過程中，不斷對認識進行檢驗和校正的結果。在我看來，蘇式「社會主義」只不過是少數思想人物和政治人物的智力行為，而恰恰不是理性的結果。

蘇式社會主義的錯誤，絕不在於整個社會運用理性結果的所謂的「理性的自負」，而是恰恰在於這種智力行為違背了人類的理性！它，只是少數思想人物和政治人物智力的設計和對大多數人的蒙蔽、煽動和強製接受。

二、在政治上和經濟上主張自然主義，其結果是無視結果的不平等

遵循其哲學和對理性的理解，哈耶克提出了「自發秩序」觀點，認為秩序只能是「行為」的結果，而不是理性的結果。他說：「我們能夠讓未知事物有序化，惟壹的辦法就是誘導它自己產生秩序。對於我們的自然環境，我們為了達到自己的目標，有時當然可以依靠自然界自發的有序化力量，卻不能隨意地為各種因素安排我們希望它們采取的秩序。」因此，哈耶克極力主張經濟市場拒絕國家的幹預。他的看法就是國家所做的壹切只能是為了維護「自發秩序」。

哈耶克的「自發秩序」對於以「強製」為特征的蘇式社會主義來說，是具有某些批判性的。然而，「自發秩序」也未必都是合理的秩序。封建製度和奴隸製度都是「自發秩序」；人類社會中的許多不平等的秩序，也未必都是完全由某個人人為設計出來的（比如說給雇工的工資由雇主決定）。同樣，人為設計出來的秩序也未必就不好（比例權力製衡）。所以，用「自發秩序」理論來批判蘇式社會主義，在邏輯上並不嚴密完整。

在這裏，哈耶克搞錯了秩序的產生過程。殊不知，任何社會行為本來都是受理性指導的。而任何秩序的形成，本來也都是社會力量均衡的結果。奴隸社會的秩序是以強大的奴隸主的暴力與弱小的奴隸反抗力的均衡中（奴隸的順從）而取得的，封建專製等社會是以強大的君主政權、官僚集團和農民、市民在力量鬥爭的均衡中取得的，而民主社會的秩序是在社會各階級、階層、社會分工之間力量的均衡中取得的。這些秩序的形成，看似未經人的刻意而為，其實無不浸透著各種社會力量的價值追求。只不過是各種社會力量的價值追求在秩序形成時，可能不再是某個社會力量的價值追求，而是各種社會力量的價值追求在妥協後的結果。而哈耶克只看到了「行動」，而看不到「行動」背後的理性。

正因為哈耶克看不到所謂的「自發秩序」也是各種社會力量的價值追求的結果，看不到「行動」背後的理性，所以他認為只有「自發秩序」才是合理的。於是，哈耶克理論的第壹個危險出來了：如果我們循著他的觀念去進行政治實踐，這無疑是把政治重新引回自由放任的年代。自由放任的年代的自由是怎樣的呢？是長期以來壹直因為稀缺而處於強大地位的資本和長期以來壹直因為過剩而處於弱勢地位的勞動力的不平等的競爭；是以「自由」為借口的事實上的或結果上的不平等。這種「自由」已經經過20世紀三十年代的成功的國家幹預所否定。20世紀三十年代的成功的國家幹預告訴人們，自由必須是平等（公正）的自由，自由不可以妨害平等（公正）。它告訴人們，自由和平等都不是抽象的行為，而是具體的社會問題；作為自由和平等主體的人不是抽象的毫無差別的人，而是壹個個有著不同出生、不同能力、不同地域環境、不同社會環境、不同先天稟賦的人。如果國家不讓社會每個成員盡可能站在壹致的社會競爭起跑線上，這種自由下的競爭就是不平等的競爭，這種「自由」本質上只是少數強勢階層的「自由」和少數弱勢階級無力回天的「不自由」。公正的自由必須由國家立法，允許雇員組成工會，允許工會為勞方代表進行勞資分配談判、允許國家二次分配以補償分配的不平等、允許教育補貼、醫療補貼、食品補貼、住房補貼。沒有這些，社會的窮困階層就是在另壹條起跑上和富人競爭！

對於中國來說，自由和平等還只是個追求，絕大多數中國人，他們壹無權力資本，二無經濟資本，而「改革開放」以來，各種官商、官僚已經蓄積了富可敵國的財富。未來的變革，無疑應當是先要讓十三、四億中國人盡可能站在壹致的社會競爭起跑線上，然後才能展開競爭。如果我們做不到這點，我們主張「自發秩序」的「自由主義」本質上就成了那些既得利益者和實力強大階層的「自由主義」，因為只有他們才會歡迎國家無所作為的「自發秩序」！要知道，所謂的國家幹預，限製的只是那些既得利益者和實力強大階層，他並不損害大多數民眾的利益。

與哈耶克相反，當代另壹位偉大的自由主義者羅爾斯就很註意事實上的或結果上的平等（公正）。他的兩條正義原則中，「社會及經濟的不平等分配，必須滿足兩個條件：它必須對社會中最弱勢的人最為有利（差異原則）；在公平的平等機會的條件下，職位與工作向所有人開放」的第二原則，就使得他的理論在價值上遠遠高出哈耶克。羅爾斯的理論對於今天和將來的中國社會來說，意義大於哈耶克很多。

三、否認理性的作用，就是否定「積極自由」，最終陷入紙上清議的「自由主義」

哈耶克輕視理性的作用，主張「自發秩序」，其實質就是否定了「積極自由」。因為他的「正確運用理性」和「點滴」的「改進」，是個任何人也無法具體把握的尺度。在「自發秩序」這個戒律下，人們除了無所作為，也只有無所作為。這種自由主義，無異於是紙上清談，它不能成為向專製主義開戰、向自由和民主邁進的動力。對於現實中反抗專製製度國家的人民來說，遵循這種「自發秩序」理論，無異於向專製主義妥協和退讓。這正是哈耶克理論的第二個危險所在。顯然，對於既存的專製製度，沒有積極鬥爭的心態、理論和行動，專製主義是不會自生廉恥而走向民主的。沒有壹個國家的民主自由體製，不是依靠社會公眾的「有所作為」取得的。這「有所作為」不僅僅是人民的流血、坐牢和獻出生命，更是偉大的自由、平等和民主的理念及社會契約理論、權力製衡理論、政黨理論、工會理論等等理論學說在起著主導、指引的作用。

哈耶克之所受中國人的歡迎，主要是因為哈耶克的理論中有著對專製主義更多的批判內容，而羅爾斯理論則缺少這些批判。但是，我們不能忘記哈耶克的這種批判是在只是對專製製度的設防，而並不是對現實的專製製度的反抗。盡管羅爾斯沒有更多地批判專製製度，但是他創建的理論，無論是對於自由主義還是民主社會主義，都是反抗專製製度最強大的武庫，它可以裝備所有反專製爭自由的力量。而哈耶克的理論只是盾牌（而且這個盾牌並不堅實牢靠）。對於中國的自由民主運動來說，如果妳要信奉自由主義，那麽，請不要選擇哈耶克，而應當選擇羅爾斯——壹位偉大的自由論者！他才是我們更應當取法和敬拜的。因為羅爾斯對於蘇式社會主義在內的壹切專製體製，不僅僅是盾牌，還是匕首、長矛和來福槍！

工人階級的反共宣言

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一年

中共已經徹底淪為共產主義事業的叛徒

中共實行改革開放復辟資本主義恢復市場經濟是中國社會災難的根源，「三位壹體」是市場經濟的實質。自從改革開放執行資改派們的市場經濟以來，已經造成了中國社會的災難：消滅了四分之壹的為中國社會下的農村村社；剝奪了二分之壹社會農民的土地和工業的生產資料；破壞和浪費了中國不可再生的自然資源，破壞了環境；幾千萬土地含有重金屬並板結降低了生產力；毒水、毒大米、毒蔬菜、毒水果；假藥、假食品、假工業日用品；買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學；教育商業化坑害了全部的青少年兒童，用功利主義坑害了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把青少年變成資本的奴隸。等等等等，所有這些看看網民們的揭露觸目驚心！這就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
市場經濟為什麽會產生這樣的結果呢？就是因為經濟學家們把「三位壹體」的生產、分配、交換設計在市場經濟的方案中。因此，要弄清三位壹體到底是個什麽玩意！

政治經濟學以工人出賣勞動為前提。因為工人出賣的是勞動，因此，社會生產是在三位壹體的結構中進行的：資本家攤的是資本，土地所有者攤的是土地，勞動者攤的是勞動。在這個三位壹體的公式中，資本是作為商品貨幣，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所有者資本家看待的。土地是作為土地的所有者看待的。勞動是作為勞動的工人看待的。因此在生產中，資本家攤的是自己的資本，土地所有者攤的是自己的土地，工人攤的是自己的勞動。與此相適應的是在分配產品時，資本家獲得是利潤，土地所有者獲得是地租，工人獲得是工資。庸俗經濟學家為了為資本家辯護，為了調和資本家和工人的矛盾，以三位壹體的公式為基礎，編寫了政治經濟學教材，這個教材的內容就是：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在社會生產中資本家是生產的組織者，領導者。土地所有者和勞動者是在資本家的領導下實現自己對生產的責任的，土地為生產提供了場所，勞動為生產提供了創造價值和轉移價值的動力。當產品生產出來了以後經過出售，獲得了總價值。這個總價值為了維持再生產首先要扣除生產資料的價值。然後進行初次分配：資本獲得利潤，土地獲得地租，工人獲得工資。生產壹天也不能停頓，生活壹刻也不能沒有有生活資料。按照三位壹體的公式：生產--分配，再生產--再分配。這就是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這種生產方式的保護者就是國家。國家為了維持自己的生存，從生產中抽取了壹定百分比的稅收。
馬克思的《資本論》就是對政治經濟學的批判，不僅是對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批判，更重要的是對庸俗政治經濟學的批判。馬克思認為：資本不是積累起來的勞動，不是商品貨幣，不是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而是壹種關系，壹種生產關系。這種關系就是：資本就是在商品經濟環境中用錢賺錢的活動。在這種活動中，用錢賺錢的人格化就是資本家，資本家把工業生產，農業生產作為賺錢的工具。為了賺錢，資本家要購買生產資料組織生產。為了賺錢，資本家要有立足之地，所以他就要租借或者購買土地，自然就要交給土地所有者租金。為了賺錢，資本家就要招顧工人來為他生產，自然就要付給工人工資。這樣壹來三位壹體的公式就把本來是生產的關系變成了物的關系。馬克思說：「資本，土地，勞動！但資本不是物，而是壹定的、社會的、屬於壹定歷史社會形態的生產關系，它體現在壹個物上，並賦予這個物以特有的社會性質。資本不是物質的和生產出來的生產資料的總和。資本是已經轉化為資本的生產資料，這種生產資料本身不是資本，就像金和銀本身不是貨幣壹樣。」《資本論》三卷920頁。三位壹體的公式「是符合統治階級的利益的，因為它宣布統治階級的收入源泉具有自然的必然性和永恒的合理性，並把這個觀點推崇為教條。」（同上939頁）。馬克思的《資本論》就是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批判。
馬克思批判的立足點就是：工人出賣的不是勞動，而是勞動力！
1，因為工人出賣的是自己的勞動力，勞動力就是商品。因為工人沒有自己的生產資料，沒有自己的商品可賣，在壹切商品都要用貨幣購買的社會裏，工人為了生存，只有出賣自己僅有的可以創造財富的能力--勞動能力，即勞動力。工人出賣勞動力和他出賣自己的破爛的衣服壹樣，都是在市場上進行的。工人出賣勞動力得到的貨幣和他出賣自己的衣服得到的貨幣的性質是壹樣的，都是在市場上討價還價的結果。出賣衣服的貨幣叫做貨幣，出賣勞動力的貨幣叫做工資。由此可見，工資不是生產的結果，而是在市場上討價還價的結果，不是生產行為，而是市場行為。工資不是因為工人進行了勞動參與勞動成果的分配的結果，而是在市場上進行了勞動力的售賣是商品的交換的結果。由此我們就可以得出如下的結論：第壹，三位壹體的公式是欺騙工人的公式。工人不是為了和資本家，土地所有者壹起為了為社會創造財富，主動地參加生產，而是為了生存不得不出賣自己的勞動力為別人做嫁衣裳！工人不是社會的主人，不是生產的主人，而是別人用錢買來的勞動的奴隸！與奴隸相比，工人有自由，可以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也可以不出賣自己的勞動力。奴隸沒有人身自由，壹旦賣給別人，就像牛馬壹樣在皮鞭下生存。第二，按勞分配是欺騙工人的分配手段。所謂勞，就是工人的勞動。是按照工人的勞動分配勞動成果嗎？顯然不是！因為，工人出賣的是自己的勞動力，這個勞動力值多少貨幣，是由勞動力市場上的工人多少決定的，是由勞動力這個商品的供求規律決定的，出賣勞動力的工人多了，勞動力的價格（工資）自然就要壓到最低程度。但是工人為別人勞動壹方面要為別人生產和工資壹樣的價值，另壹方面還要生產比工資價值多的價值。可見僅僅分配了工資的價值，超過工資的價值工人並沒有得到。所以，按勞分配是欺騙了工人。
2，工人在市場上和資本家相遇，工人需要錢維持生活，資本家需要工人勞動，經過壹番討價還價，確定了工資的數目，例如每天20元。資本家把工人領到他的生產車間，開始使用工人的勞動力。使用買來的勞動力就是叫工人勞動。工人勞動了例如半天就生產了價值20元的產品。這時候商品等價交換的規律實現了：壹方面，工人的勞動為資本家創造了20元的產品，另壹方面資本家付給（什麽時候付工資是次要問題）工人20元工資貨幣。誰也不欠誰的賬！但是資本家認為，政治經濟學的理論說的是勞動，不是勞動力（從資本主義產生以來沒有壹個資本家和政治經濟學家把勞動力看作商品），因此，勞動必須是壹天不是半天！因為工人為了生存就必須服從資本家的安排。結果工人就老老實實地為資本家勞動壹天。顯而易見，前半天是有償勞動，後半天的勞動是無償勞動。無償勞動創造的價值馬克思叫做剩余價值。這個偉大的發現揭露了資本主義生產的秘密。由此我們就可以得出如下的結論：第壹，資本家的利潤，就是無償占有工人的剩余價值，而絕不是因為他攤的生產資料獲得的利潤。第二，資本家要不斷地生產利潤，就是要不斷地生產剩余價值。當經過壹定的時間剩余價值積累起來就和資本家的全部投入壹樣多的時候，從這時起，積累起來的剩余價值就轉化為資本家的投入也就變成了新的資本。可見資本就是剩余價值的轉化物。單個資本家是如此，全體資本家也是如此。由此可見，資本是工人階級共同創造的剩余價值，應歸全體工人階級所有，享受和支配！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把壹切資本從資產階級手中奪回來，實行財產共有，這就是無產階級解放運動的旗幟！第三，資本家生產剩余價值有兩個辦法：用延長勞動時間生產絕對剩余價值，因為價值就是抽象的勞動，延長勞動時間就是增加抽象勞動的時間，這個辦法主要是在中小資本家的企業裏使用。用提高勞動生產力的辦法生產相對剩余價值。這個辦法主要是在大型企業理使用。但是這個辦法有它的隱蔽性和欺騙性。資本家生產剩余價值，總是要降低生產成本，其中降低工資成本，就是減少工人的工資。因為工資是勞動力的價格，勞動力的價格是由養活勞動力和他的家庭的生活資料的價格決定的。只要生活資料的價格降低了，工資也就減少了。降低生活資料的價格的辦法就是，提高生活資料部門的勞動生產力，提高為生活資料部門提供生產資料的生產資料部門的勞動生產力，也就是說提高社會所有生產部門的勞動生產力。提高社會生產力的辦法是什麽呢？就是使用機器，利用先進的科學技術，采用最先進的生產工藝。由此可見提高或者發展社會生產力的目的就是為了降低工人的工資！這就是壹極是財富的積累，另壹極是貧困的積累的根本原因！
3，資本家無償占有工人的剩余價值，就是資本家剝削了工人，這就是工人受到的第壹次剝削！當工人拿到自己辛苦得來的工資的時候，又受到了第二次的剝削。當工資還沒有變化的時候，小商小販們提高了生活資料的價格。那麽小商小販們就剝削了工人。馬克思說過，小店主門就是這種情況。眾所周知，生活資料中含有國家的商品稅，在這種情況下，可以說國家也就剝削了工人。有人可能要說，商品的價格是包括生產費用（成本，利潤，國家稅收等）不是剝削，但是，資本家在和工人的勞動力討價還價的時候，並沒有把國家稅收包括在工資以內。因為工資的確定是根據勞動力的供求關系調節的，勞動力越多，工資就越低。這個道理是很明顯的。
在住房，醫療，上學的費用成百倍甚至成千倍的增長的時候，工人又受到了第三次剝削。因為，他們的工資根本就不可能隨著這些物價的上漲而增加。那麽這不是剝削又是什麽呢？
4，工人出賣勞動力的勞動就是為別人勞動，這種勞動就是雇傭勞動！雇傭勞動是在別人監督下勞動！這種勞動給工人造成的結果是：勞動為富人生產了珍品，卻為勞動者生產了赤貧。勞動創造了宮殿，卻為勞動者創造了貧民窟。勞動創造了美，卻使勞動者成為畸形。勞動用機器代替了手工勞動，同時卻把壹部分勞動者拋回到野蠻的勞動，而使另壹部分勞動者變成機器。勞動生產了智慧，卻給勞動者生產了愚蠢、癡呆；雇傭勞動對勞動者說來，勞動是外在的東西，不是他的本質的東西。因此，勞動者在勞動中並不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並不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並不自由發揮自己的肉體力量和精神力量，而是使自己的肉體受到損傷，精神遭到摧殘。因此，勞動者只是在勞動之外才感到自由自在，而在勞動之內則感到爽然若失。勞動者在他不勞動的時候如釋負重，而當他勞動時如坐針氈。因此它的勞動不是自願的，而是壹種被迫的強製勞動。從而，勞動不是需要的滿足，而只是滿足勞動以外的其他各種需要的手段。勞動者只是在執行自己的動物機能時，以及在飲食男女時，至多還在居家打扮時，才覺得自己是自由地活動的，而在執行自己的人的機能時，卻覺得自己不過是動物。動物的東西成為人的東西，而人的東西成為動物的東西；雇傭勞動造成最厲害的結果是：在社會衰落的狀態下，勞動者陷入日益加劇的貧困；在社會福利增進的狀態下，勞動者陷入錯綜復雜的貧困；在社會達到繁榮頂點的狀態下，勞動者陷入持續不斷的貧困。
5， 中國改革開放以後，凡是為私人企業家勞動，為外國資本家勞動，就是雇傭勞動，這是沒有異議的。問題是為國家或集體的打工掙錢的勞動是不是雇傭勞動呢？我們可以隨便問壹問任何壹個為國家企業和集體企業打工的勞動者，他所在的企業是不是打工掙錢者的企業呢？國家企業和集體企業的產品是否歸打工者所有呢？我們可以隨便問壹問任何壹個為國家和集體打工的勞動者，他所在的企業產品是否歸他所有呢？我想沒有壹個打工者回答：是！他們的回答是，在國家和集體的企業裏，我可以幹，也可以走，如果企業是打工者的企業，他為什麽要走呢？誰會把自己的企業丟開不幹另謀出路呢？他們的回答是，除了工資歸自己所有外，沒有任何東西是歸他所有。由此推斷，不僅勞動者所在的企業裏的產品不歸他所有，社會中所有的產品都不是歸他所有。他要享受社會中的產品，唯壹的辦法就是用自己打工掙來的工資購買，除此之外他不可能把任何產品看作歸自己所有。不可能隨意支配社會產品。由此可見自從國家企業和集體企業實行勞動合同製以後，工人的勞動就是名副其實的雇傭勞動。
6，正是因為雇傭勞動，造成了勞資之間的矛盾，農民工討工資現象，山西黑磚窯事件，南方小企業發生職業病現象，煤礦爆炸事故，東方航空公司雲南分公司飛行員罷機現象等等可以說都是勞資矛盾的表現形式，企業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以賺錢為目的，為了賺錢就要節約成本，既節約生產資料的成本，也節約工資成本。節約成本大概就是發生勞資矛盾的原因吧！為了節約生產資料的成本，對安全投資，對排汙投資自然就會減少。減少安全投資，必然發生安全事故。減少排汙投資，必然就會發生環境汙染。為了節約工資成本，必然就會發生拖欠工資。其結果就發生了勞資矛盾：工人要求增加勞動保護，企業缺錢無法保證，發生職業病是必然的。工人要求安全生產，企業缺錢不與投資，發生安全事故是必然的。工人要求及時發放工資，企業缺錢不得不拖欠工人的工資。
綜上所述：中國社會之所以產生勞資矛盾，之所以產生社會弊病，就是因為改革開放，執行了三位壹體的公式，執行了雇傭勞動製度，執行了按資本分配的分配方式。

中共所謂的改革開放就是開放資本主義剝削勞動人民

中國實行的所謂改革開放政策只是讓一小部份人富裕了起來，這一小部份人除了共匪體製內的人就是依附在他們周圍的人，大部份中國人根本沒有因為共匪的所謂改革開放政策變得富裕啊。下面我們就來整理一下，中國都有哪些人富裕了啊。

壹，國企改製，侵吞國有資產。這部份人多數是太子黨或者其他高層的政府官員，利用國家政策變化，國企改製，政企分開的機會，大肆侵吞國有資產，中飽私囊，虧了社會，肥了個人。他們財富暴漲的速度也是非常驚人的。

二，從地方官員那裡得到礦產或者其他自然資源的開發權的私營老板。在中國改革開放的大環境下，本來屬於公有的由國家開發的各類礦產自然資源被壹些人的私有財產了，地方官員利用權力進行權力尋租，商人用行賄等不正常手段得到大量國家貸款，進行資源開發，以降低安全投入和降低工人工資為代價獲得大量非正常暴利。不但造成礦產等自然資源的不合理的開發，也是礦山事故頻發的罪魁禍首。

三，建設行業的工頭。建設行業是政府資金投入大，吸收勞動力多的行業，同時也是社會財富分配嚴重不合理的行業。中國各類大小建設工程，本應有規範的集體性質的建築工程公司承建，建築工人，勞動待遇，勞動時間，安全技能培訓，財務管理等都應有明確的規範和監管。而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因為只是恢復了市場經濟卻沒有建立民主製度，工程的發包和承建壹直存在不合理、不規範的現狀。很大壹部分是縣市級掛牌國家承建公司，他們承攬到工程項目後，獲取壹層利潤後發包給多數沒有資質和技術的農村的工頭，很多工程項目甚至是層層發包，轉包壹次就要獲取壹層利潤。而最後壹級的工頭通過降低工人工資、提高勞動時間、降低安全投入、幾乎沒有福利待遇為手段大量榨取農民工的血汗，同時造就了很多劣質工程。近些年曝光的此類工程也不少，「峻工之日也是倒塌之日」，好像是笑話，又確實存在的現象。這些工頭財富積累的速度也是非常驚人，壹年少則幾十萬，多則幾百萬很正常！而工程質量問題多現，安全事故頻發，農民工的血汗錢難要等不正常的問題幾乎年年都有。

四，地方官員以及房地產開發商。地方官員依靠對土地的壟斷把土地高價出讓給房地產開放商，房地產開發商多數利用銀行的資金進行房地產開發建設，為了彌補征地成本，為了賺取暴利，用高房價掠奪買房者。而買房的市民多數要依靠銀行信貸買房。不合理的高房價和百姓有限的收入把銀行推向風險的位置，也即次貸現象，最終必然引發國家大的危機。因此中國民主化之後與基本居住需要有關的房地產最好由國家計劃建設開發，以保障大部分老百姓的居住為目標，輔之以部份比例的商品房作補充，作為部分高收入群體的需要。

五，市場經濟中新興的資本家。這部分人大部分頭腦市場意識較強、敢於冒險、敢於開闢市場。他們在中國改革開放後湧現出來，創造了壹定的社會材富。他們主要是壹些各類特色種、養、殖、加工專業戶，及壹些酒樓、飯店、商貿、工廠等私營企業主，他們主要依靠利用市場經濟中的機遇發材，但由於資本的趨利性，他們當中也有壹些人走向努力壓榨他們的雇工的去增加自身的財富的行列。黑煤窯事件、黑工廠現象等大量曝光反映了這方面的問題。對於這部份人必須製訂合理的用工政策和稅收政策並加強對其生產的監管，盡量平衡財富的分配，才能從根本上保障廣大工人階級的權益。如果沒有建立民主製度，基本上不可能落實。

六，貪汙腐敗的壹般官僚權貴階層。這部人是歷代深惡痛絕卻又難以根治的群體。權力的特殊性和人趨利性總是會讓壹部分官員置國法和人民的利益的不顧，挺而走險，以權謀私，貪汙受賄、權錢交易，獲取大量不義之財。中國的腐敗問題也已成為廣大中國人民呼聲最強烈的問題。除了建立民主製度在製度上的規範、監管外沒有別的辦法，把官員的收入、工作能力放到廣大中國人民的監督之下才可以從根本上遏製貪汙腐敗。

七，金融機構的無低押貸款，不正常貸款。這壹部份人多數和官員有壹定的特殊的利益關系，利用政策的不完善，獲取大量巨額國家貸款，最後無力償還。也是造成很多金融壞賬的主要原因。

八，進出口資源、商品的操控。這壹部份人數不多，但賺取的暴利也是非常驚人，他們利用手中的權利，高官的特殊的利益關系，龔斷性的特點，大肆為個人斂財，貪心無盡。

九，證券市場的操控。這部份人數也不多，也多是具有官員背景的人物。利用媒體，造假信息，虛推股市，暗箱操作，獲取大量不正當財富。他們的財富增長率也許讓多數國人嘆為觀之。

說完富人再說說窮人。城市的窮人主要是國營企事業單位改製，政府官員，利用國家政策變化，國企改製，政企分開的機會，大肆侵吞國有資產，中飽私囊，虧了國家，肥了個人。無故解雇不同意見的人員，而致其失業、失去社保。

窮人大多數集中在農村，約有3億外流就業賺錢養家糊口。賺錢的主要手段是依靠雙手勞動，集中在建築、工業品製造、私營小販、服務業。在工頭、資本家、腐敗官僚的壓榨、欺壓下換得收入很有限和微薄，還要負擔養老、養小、住房、上學、就醫、高物價和各類必須的生活消費，因此大多沒有多少的儲蓄！他們在改革開放的四十多年中創造了大量社會財富，改變了中國的面貌。可是因為中國不是民主國家，中國的政治製度以及經濟製度抉定了他們無法充份的分享所謂的改革開放帶來的成果。

我們必須要審判中共 審判共產主義的叛徒

我們可以把共產主義的叛徒中共以改革開放的名義復辟資本主義的罪行劃分為以下五個部份：生產關系、生產、交換、消費、意識形態。
第壹，生產關系
1，勞動與勞動的客觀條件的分離是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
2，資本是壹宗貨幣，這宗貨幣變成為商品，以便再變成比原先數量更多的貨幣。
3，把勞動的客觀條件作為資本的占有者就變成了資本家。
4，喪失勞動的客觀條件的勞動者就變成了無產者。
5，資本家的活動就是用錢賺錢的活動。
6，無產者的勞動就是雇傭勞動或者異化勞動。
7，資本家和無產者始終處於對立的狀態。
8，資本家是社會的主人，無產者是社會的奴隸。
第二，生產
9，壹切生產都是資本（不是產品，也不是商品）的生產。
10，資本生產的目的是為了賺錢，或者為了價值的增值。
11，資本家的資本是無產者剩余價值的轉化物。
12，無產者的工資不是勞動收入，而是資本家的成本。
13，勞動生產力的發展增加了社會物質財富。
14，資本生產力的發展增加了社會的貨幣（價值）財富。
15，為了生產價值財富，勞動生產力畸形發展，甚至倒退。
16，社會化生產和私人資本的占有，導致社會的無政府狀態的生產，只有官僚資產階級進行權力尋租的時候政府才會存在。
第三，交換
17，壹切交換都是資本的交換。
18，產品作為資本的價格，在金貨幣下是由成本價格加上平均利潤決定的，在紙幣下，是由紙幣的數量決定的。
19，紙幣發行的越多，成本價格就越高，資本的產品的價格就越高，國民生產總值也就越高。
20，資本交換的目的是為了實現剩余價值。
21，壹切產品作為資本的交換，是資本家之間的事情，與勞動者毫無關系。
22，貨幣作為資本就把貨幣的五種職能作為賺錢的手段。
23，市場是資本實現剩余價值的舞臺環境。
24，工人用工資，農民用收入購買消費品，是幫助資本家實現剩余價值。
25，資本發展科學技術是為了縮短資本的生產時間，資本發展交通、通訊、網絡是為了縮短資本的流通時間。
第四，消費
26，壹切產品的消費都是商品資本的消費。
27，商品資本消費的目的是為了實現其中的剩余價值，不是為了消費產品。更不是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28，資本發展生產力的目的是為了減少工人的工資，資本提高物價的目的是為了減少農民及獨立手工業者的收入。所以，工人的工資和農民的收入總是趨於下降的趨勢。這就是商品資本積壓的根源。
29.商品資本的積壓是資本生產停滯和蕭條的原因。
30，國內商品資本的積壓是資本輸出的原因。
第五，意識形態
31，在社會化的生產中，資本利用機器的生產力，壹方面代替了大量的勞動力，另壹方面生產了能滿足全體社會成員需要的消費品。從而養活了大量的不參加生產勞動的人，這些人存在於服務行業中。
32，這些找不到生產勞動工作的多余的人，存在於城市中的服務行業，這就是消費城市不斷擴大的根源。
33，城市的不斷擴大造成了城市市民和進城打工的農民的無產階級化。
34,由於農業和工業的商業化，追求貨幣刺激了人們的萬惡的求金欲！人與人的關系也就變成了金錢的關系。
35，人與人的金錢的關系造成了國內的壹切人反對壹切人的戰爭,造成了國際上國與國之間的的侵掠戰爭。
36，資本的生產、交換不僅造成了企業的破產，而且造成了城市的破產，進而也造成了國家的破產！這些破產，浪費和破壞了人類的大量的資源！

中共是共產主義事業的敵人

中共是共產主義運動的叛徒，中共的所謂改革開放是對共產主義的公然背叛。以鄧小平為代表的市場經濟學家們，從中國人的角度上看妳們在四十多年的改革開放的歷史中，犯下的十大滔天罪行！為了能夠實現中國人民的自由、幸福、安全地生活的夢想，為了中國的社會化生產能夠保證滿足全國人民的生產和生活的需要，為了中國的社會能夠永遠地和諧永遠不受世界資本主義的欺辱，我期望妳們勇敢地站出來進行辯論！





　　第壹條罪行是妳們顛倒黑白指鹿為馬混淆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本質區別！資本是什麽，是壹宗貨幣，這宗貨幣變成為商品，以便再變成比原先數量更多的貨幣。可見資本主義就是在商品經濟環境中用錢賺錢的活動、運動、過程。社會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結果！是和資本主義對立的水火不相容的，所以社會主義就是消滅資本主義！可是妳們在為黨和國家的頂層設計的市場經濟中保留了商品經濟，從而把中國的經濟設計為資本主義商品經濟！把中國人民投入到資本主義的火坑！





　　第二條罪行是妳們把中國十四億人的勞動與勞動的客觀條件分離開來，企圖讓中國的勞動人民永遠做資本家的奴隸！在三百多年前，在西方出現了勞動與勞動的客觀條件的分離即第壹，勞動者把土地當作生產的自然條件的那種關系的解體，即他把這種條件看作是自身的無機存在，看作是自己力量的實驗場和自己意誌所支配的領域的那種關系的解體。第二，勞動者是工具所有者的那種關系的解體。第三，勞動者在生產開始以前都具有了作為生產者來生活所必需的消費品的那種關系的解體。第四，勞動者本身、活的勞動能力的體現者本身，還直接屬於生產的客觀條件的那種關系的解體。當時的商人、高利貸者，用積累起來的貨幣購買勞動的客觀條件，從而產生了資本主義。妳們為黨和國家設計的資本主義商品經濟體製，就像當時的商人和高利貸者那樣，讓資本家永遠地購買勞動的客觀條件，從而把中國勞動人民永遠地定格在勞動與勞動的客觀條件的分離的狀態。





　　第三條罪狀是妳們是中國歷史的叛徒。中國幾千年是土地公有製的亞細亞所有製形態。李約瑟證明中國沒有資本主義，中國不需要資本主義。共產主義的偉大歷史功績是為人類社會的發展指明了方向，中國完全可以在消滅了資本主義以後人民掌握了自己的命運以後，利用農業的集體所有製和工業的全民所有製，在壹個占世界人口四分之壹的國家建立勞動與勞動的客觀條件的實實在在的結合。妳們在為黨和國家設計的市場經濟中硬是塞進了資本主義的商品經濟，可見妳們就是名副其實的中國歷史的叛徒！





　　第四條罪行是妳們是中國的雇傭勞動的製造者。在中國幾千年的亞細亞所有製中，中國的農民生活在自然村中，都是在互相幫忙相互支持的幾千年不變的為自己生產產品的經濟。就是在那時專門為皇權官僚服務的城市中的手工業者，雇傭勞動也是壹種謀生的手段，而沒有成為壹種製度。在共產主義社會，無論是農民還是城市的工人，都是為自己勞動，不存在雇傭勞動。當妳們為黨和國家設計了市場經濟以後，勞動者的勞動在合同製度下，就變成了專門為資本家階級的賺錢的生產的雇傭勞動者。這種雇傭勞動者不僅喪失了勞動的客觀條件，而且完全靠資本家的需要（需要時就給妳工作，不需要時就讓妳失業）生存，因此作為雇傭勞動者不是幸福而是壹種不幸！





　　第五條罪行是妳們是無政府狀態的生產的製造者。改革開放後的無政府狀態的生產是在違背生產力發展的基礎上製造的。共產主義的農業生產是在人民公社的組織裏，有計劃地生產，工業生產是在全民所有製企業裏有計劃地組織生產。妳們為了推行無政府狀態的生產，就背叛自由人聯合體的集體的農業生產改革成小塊土地的手工的商品生產，致使得農業生產倒退到幾千年的舊的生產方式。為了推行妳們的無政府狀態的生產，就把工業生產改革成獨立自主的自負盈虧的獨立的商品生產。無論是小塊土地的農業生產還是獨立的工業生產組織，必須經過市場的交換才能夠消費產品。因為市場是看不見的手在操縱，所以，妳們設計的農業生產者和獨立的工業生產者的商品生產只能是無政府狀態的生產。正是這種無政府狀態的生產才導致了經濟危機！





　　第六條罪行是妳們是社會化大生產的破壞者。這種生產的特征是：第壹，保證了了專業化的協作生產。 社會化大生產隨著勞動生產力的發展，分工越來越細，為了能夠順利地進行生產，自然就要求協作。因此，專業化協作生產就是工業生產力發展的命根子！工業生產的專業化指的是工業生產部門、企業以及企業內部的工段、車間的專業化。它是社會分工的壹個組成部分，是馬克思說的特殊分工和個別分工。它的特點是壹方面表現為從原有的工業部門和企業中不斷分離出新的獨立部門和企業的過程；這些企業和部門專門生產壹定的產品或產品的某些部分，或完成產品生產過程中的某些工序、作業，它們配備有專用的機器設備，特殊的工藝過程以及相應的專業化的工人、技術人員和管理幹部；另壹方面表現為分工的基礎上同類生產的集中、變小批量為大批量的生產過程。所謂同類生產集中是指具有相同生產工藝、相同設備所生產的同類產品、同類零部件、同類工藝等等的集中生產。同類生產集中，意味著生產規模的擴大，可以采用先進的生產工藝和技術裝備，因而具有高效、優質、低耗全面多快好省的經濟效果。生產協作指的是專業部門、企業部門、企業之間，為了完成同壹產品的各個部分或同壹生產過程的不同階段，在生產上建立起來的聯系配合、協作配套關系。前邊講的是分工，後邊講的是協作。分工和協作是相互依存，互相促進的。分工是協作的基礎，協作是分工得以發展的條件，分工越細，互相依存的程度就越密切，它標誌著生產社會化程度就越高，正如恩格斯說的現代工業生產本身也從壹系列的個人行為變成了壹系列的社會行動，而產品也從個人的產品變成了社會的產品。專業化協作生產是組織現代化大生產的科學組織管理形式。第二，解決了各部門之間的有計劃的協作生產。大機器工業發展以後，生產社會化，社會生產各部門分工越來越細，各部門各企業之間的經濟聯系越來越密切。壹個部門的產品是另壹個部門的燃料、動力或原材料；這個部門為那個部門提供機器設備等等。各部門的生產，不僅在品種數量上，而且在時間上都要求相互適應。為了使社會再生產能正常進行，客觀上要求國民經濟各個部門能夠經常地保持恰當的比例，從而要求計劃調節。列寧指出：「大機器工業和以前各個階段不同，它堅決要求有計劃地調節整個生產和對生產實行社會監督。」。資本主義生產力的發展，要求生產資料的社會所有。恩格斯說，壹旦社會占有生產資料，商品生產就要取消，社會生產內部的無政府狀態將為有計劃的自覺的組織所代替。馬克思說，時間經濟以及有計劃地分配勞動時間與不同的生產部門，仍然是以集體為基礎的社會首要的經濟規律。綜上所述，可以看出，共產主義的社會化大生產既保證了生產內部的專業化協作生產的問題，又解決了各生產部門之間的有計劃地協作生產的問題。而妳們的罪過就是把社會化的生產分割為獨立的商品生產，從而就破壞了社會化大生產！





　　第七條罪行是妳們是生產關系是生產力發展的桎梏的製造者。勞動生產力的發展結果就是產品數量的增加，產品數量的增加就能夠滿足全社會的生產和生活的需求。從理論上說，生產關系起初是生產力發展的形式，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生產關系就必然成為生產力發展的桎梏！共產主義發展生產力的目的就是為了增加產品的數量，從而滿足社會的物質的需求。而妳們為黨和國家設計的市場經濟，不是為了增加物質產品的數量，而是為了增加價值，為了賺取更多的貨幣或者為了增加國民生產總值。因為，勞動生產力的發展與產品數量的增加成正比，而與產品中包含的價值成反比。在妳們設計的市場經濟中，隨著勞動生產力的發展壹方面減少了工人的工資價值，另壹方面又不斷地增加產品的數量。當著產品賣不出去的時候就出現了產能過剩，既然產能過剩，那麽就要減少產能，減少產能就是限製發展生產力！因此，妳們設計的市場經濟就成了生產力發展的桎梏！並且不僅成了生產力發展的桎梏，而且造成了過剩，過剩導致了危機！





　　第八條罪行是妳們是社會關系混亂的製造者。所謂社會關系，就是人與人之間的協作關系。在真正的共產主義社會，農民是農業生產資料的集體所有者，工人是工業生產資料的全民所有者。他們之間的協作關系就是共同為社會生產農副產品和工業產品，共同消費這些產品。而妳們為黨和國家設計的市場經濟，拒絕這種相互協作共同消費產品的關系，改革成兩極分化的關系！改革成少數不勞動的人占有社會產品，大多數勞動的人則靠殘羹剩飯養活自己的關系！正是因為妳們完全站在少數不勞動的人壹邊所以妳們就把資本家作為神來供奉，正是因為妳們不是站在廣大的勞動人民壹邊所以妳們才成為廣大勞動人民的敵人！





　　第九條罪行是妳們是壹切社會災難的製造者。正是因為妳們設計了為了賺錢的市場經濟，所以追求萬惡的金錢就造成了社會的壹切災難！為了追求金錢，住房、醫院、學校變成了賺錢的手段，因此廣大勞動人民買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學。為了追求金錢，無計劃的亂砍亂挖浪費了中國有限的資源。為了追求金錢妳們肆無忌憚向外資全面開放中國的工業、農業、金融、水利、新聞、森林、草原、土地、房地產、礦業、航空、能源、通訊、鐵路、醫院，甚至軍工企業、公共供水系統等要害領域，變成世界資本主義的附屬。為了追求金錢妳們鼓吹壹開始是「壹包就靈」，然後是「下崗分流」、「買斷工齡」、「改革代價」，然後是「壹私就靈」、「壹改製就靈」、「壹破產就靈」、「私有製壹入憲就靈」、「壹物權法就靈」、「消滅公有製」、「MBO」、「全民炒股」、「醫療產業化」、「教育產業化」、「先汙染後治理」、「住房產業化」、「市場化萬能」、「腐敗有理」、「腐敗不是最好也是次優」、「房地產是支柱產業」、「政治改革是壹切問題的關鍵」。為了賺錢，妳們製造了了家庭矛盾，為了賺錢妳們造成了醫患的矛盾。為了賺錢妳們造成了環境的汙染！為了賺錢妳們用古代的考試製度坑害了全國的青少年！





　　第十條罪行是妳們欺騙了中國人。發展中國的資本主義！只是因為妳們的賺錢的市場經濟的設計，為了欺騙人民鄧小平說社會主義也有市場經濟（當然這也受斯大林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影響）。鄧小平也說過社會出現了兩極分化改革就失敗了！所以，賺錢的市場經濟的設計應該由經濟學家們負責，應該由鄧小平負責！至於江澤民為市場經濟鳴鑼開道，也是妳們設計的市場經濟已經展開的結果！胡驚濤為市場經濟出現的問題提出科學發展觀，習近平為解決市場經濟造成的惡果提出中國人的夢想。四十多年來妳們壹方面從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學的理論上，不僅欺騙中國人，欺騙世界各國的左派人士，另壹方面從西方的資本主義實踐中鸚鵡學舌地把壹切資本主義的大政方針和具體的政策都設計到中國的市場經濟中來。因此，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多年帶來的災難，應該由妳們這些人負責。





　　以鄧小平為代表的經濟學家們，我列舉了上述妳們的十大滔天罪行！我想還不止這些！我期望得到妳們的反駁！如果妳們不反駁，我就認為妳們已經默認！

社會轉型的製度設計

社會製度

生產方式、分配方式、生活方式

　　大型生產手段和交換手段的社會化創造了新的生產方式，這種新生產方式的基礎已經不是社會剩餘產品的私人佔有了。但是，在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裏，生產手段的社會化還是同必需品的私人佔有相聯繫的，這種私人佔有的形式是工資、交換、是出賣勞動力以換取貨幣工資。此外，部分社會剩餘產品還是以個人在消費上享有特權的形式被私人佔有了，而在過渡社會的官僚主義變形的製度下，這種特權的規模可能是很大的。因此，私人利益仍然是刺激個人在經濟上出力的基本因素。經濟也仍然是貨幣經濟。
　　從經濟的觀點看，以大型生產手段集體所有製及社會剩餘產品集體佔有為基礎的生產方式同繼續作為個人經濟活動主要動力的私人利益之間的矛盾，經常是計劃經濟中摩擦和矛盾的源泉。 [2] 但是，從而產生的社會矛盾則比經濟矛盾還更重要。作為個人一切能力的充分發揮，同時也作為個人自覺地為社會服務的"勞動"，是一種概念，作為"謀生"手段，作為取得生活資料，或取得能滿足個人需要的一切商品和服務的手段的"勞動"，又是一種概念，這兩種"勞動"的概念，從長遠來看，是互不相容的。
　　只要經濟基本上仍然是貨幣經濟，只要大部分需要之能否滿足決定於各人手裏貨幣量的多少，只要在物資相對缺乏的情況下，還是按照錢包裏錢的多少來決定分配東西多少，那麽，大家為了多取得些貨幣而互相鬥爭，這是不可避免的。只要擔任了某些社會公職就能更容易地取得相對稀少的商品和服務，那麽，向上爬、用人唯親、貪汙、對"上級"卑躬屈膝、對"下級"專製橫行，這些現象仍然會大量流行，這也是不可避免的。沒有生產者、消費者和公民的真正民主，沒有這些人對行政官員和領袖的行為進行嚴格的、自由的監督，不能合法地、不遭到有組織的集體抗拒而撤換這些行政官員和領袖，所有這一切缺點只能加劇金錢在社會生活一切方面的腐蝕作用。貨幣經濟和商品經濟的殘餘本身就意味著必然會殘存著生活中一切都可用金錢購買的現象，而這種現象是貨幣經濟和商品經濟在村社自然經濟中出現時就已產生了的。如果在過渡經濟時期，能否得到生活享受是由製度規定的，而不是用錢直接買賣的，那麽，一切都可用金錢購買這種作用就變成間接的，而不是直接的。但這並不是說這種作用就不大了。關於這一點，蘇聯就千方百計鑽營當大學生而產生的流弊所進行的公開討論是很能說明問題的。 [3]
　　在蘇聯和別的地方，權威人士和有影響的作者都不斷地認為：首先應當"樹立新的思想"，在未能消滅物質刺激、未能過渡到按需分配以前，勞動首先應當成為"個人真實感受到的一種必要"； [4] 他們這種看法真是一種"以主觀願望代替客觀現實的偏向"，顛倒了本來很明顯的因果關係。事實上，在心理革命還未能完全顯露以前，新的社會主義覺悟還未能普遍提高，以代替舊的自私心理以前，首先應當用生產大量財富、提供大量服務的辦法來消滅貨幣經濟。在過渡社會時期，特別是在蘇聯，產生個人發財欲望的，不是"資本主義殘餘"，而是按金錢多少來分配的日常的現實情況。想要在這種情況下，通過"對資本主義舊社會的殘餘進行鬥爭"，來建立"共產主義覺悟"，這真正是一件永遠徒勞的工作。
　　個人的佔有欲，作為個人經濟活動的主要動力，還未能消滅以前，必須讓這些個人得到下列這種體驗：社會，從一個虐待子女的後母，已變為一個慷慨的、體諒人的母親，她自動地滿足全體子女的一切基本需要。應當讓這些個人不知不覺地取得這種體驗，過去原始公社時期遺留下來的精神會回應這種體驗的，因為7000年來人剝削人的作用還未能完全埋葬這種精神。這種體驗的結果應當是覺悟，更好的結果應當是產生新的習慣，以便完成心理革命，以便舊的人死亡，讓位給未來的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的人。
　　馬克思主義者之所以認為物資豐富是建立充分發達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必要條件，其意義在此，其理由也在於此。只有實現新的生產方式和新的分配方式，才能產生新的生活方式。問題不在於宣傳社會主義道德，而是要創造社會的和心理的物質條件，使大多數人自然而然地實行這種社會主義道德。

個人工資和社會工資

　　工資這個概念的定義是由許多特點來規定的。其中最重要的有兩種，一種是：以貨幣形式支付的錢（價格），換取一定量的勞動（一定時間的勞動）；另一種是：嚴格地按勞動量、按確切地計算的耗費勞動力的時間而支付的錢。只要工資繼續存在，至少是作為勞動（向生產手段的個人所有者提供的勞動，或向國家、集體所有者提供的勞動）報酬的主要形式而繼續存在，那麽這些定義，同在資本主義社會和資本主義以前的社會裏一樣，在資本主義以後的社會（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裏也仍然是有效的。
　　生產手段集體所有以後，就不再有工資勞動階級了，"因為一個勞動者不能把他的勞動力出賣給自己"。這種論斷是粗暴的詭辯。集體財產是歸集體所有的財產，而不是這個集體的每個成員的財產。一個合作社的社員很可能把他個人所有的一輛車子賣給他所屬的那個合作社。同樣，一個勞動者也可以把他個人所有的勞動力賣給他所屬的集體。必須出賣勞動力才能取得必要的生活資料，這證明工資勞動階級還是存在的，無論從交換形式（按一定的貨幣價格而出賣）的觀點看，還是從其內容（勞動者出售他所有的、並且他自己無法利用其使用價值的唯一商品，以便換取其他的商品；這些商品的使用價值對於他自己和他家庭的生存是必不可少的，而且不通過交換是不能得到的）的觀點看，都一樣。
　　但是，早從壟斷的資本主義時期起，從工業上先進的國家出現強大的工人運動那時候起，個人工資就已經不是個人勞動報酬的唯一形式了。與個人工資同時並存的還有社會分紅或社會工資。 [5] 這就是不管個人對社會有什麽貢獻，社會保證個人能夠享受的各種福利：免費的初級教育（以後是中等教育），免費的學校午餐，免費的醫療、住院、以至藥品，公園、博物館、體育場免費享用，免費的或幾乎免費的市政設施，如路燈等。
　　當然，關於"免費教育"或"免費醫療"這些詞的意義要取得一致。免費只是對個人來說的；社會當然要"支付"這些福利事業的費用，就是說要把一部分資源（一部分可以使用的勞動時間）用來滿足這些需要。因此，"社會工資"，就是為滿足全體公民的某些需要而支付的費用的社會化。
　　這種"社會工資"預示著，至少是潛在地，未來的分配方式，即朝向滿足全體個人需要的經濟。以滿足需要為基礎的經濟是反對商品經濟的，因為它優先滿足這些需要，因為它不管個人所提供的確切計量過的等價品（交換！）而進行分配。 [6] 甚至在資本主義社會裏，也不管孩子們的父母付不付稅，不管他們的工作是不是對社會有益，不管他們是"好公民"還是常常違反普通法的罪犯，初級教育總是免費的。
　　但是，這種"社會工資"只是預示著按需分配方式；卻不是這種方式的確切的形象，甚至也不是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社會裏的分配方式的確切形象（假定最富裕的國家進行這種過渡，也許是例外）。事實上，放棄的只是工資的商品貨幣形式，而其斤斤計較的可憐的內容則始終存在。
　　既然我們的經濟始終是物資半缺乏的經濟，於是社會服務常常總是被當作窮親戚看待的。社會服務的分配不是在豐富的情況下進行，而是按某種標準配給的，有時候甚至還帶有強製性的（教育、預防註射、等等）。教室裏學生太擠；排隊看病或者診斷潦草；經常怠慢"免費的"顧客，而照顧"付錢的"顧客；所有這一切使"社會工資"這種初步形式更接近於產生這種形式的商品社會，同應當為富足開闢道路的社會主義社會，則相去較遠。 [7] 費用社會化的內容，無比地更為豐富，更為自由，更為多樣化，只有在某些特定的情況下，才能表現出來：免費的圖書館，要實際上能提供所需的一切方面的書（而且還要座位不是嚴格限製的！）；免費的博物館和公園，使全體公民都能享受到過去只有少數富有階層和知識階層才能享受的愉快。
　　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裏，生產力的巨大發展產生了兩種情況，這兩種情況將徹底地改變分配方式：一方面，"社會工資"應當越來越接近其"理想的"水平，即物資充裕的水平；另一方面，越來越多的物資和服務應當逐步地從通過交換（購買）而分配的資源類，轉到按需分配的資源類裏去。
　　決定分配方式這種改變的條件，仍然離不開物資半缺乏社會的一些要求。在未能擺脫經濟打算這種由來已久的沈重包袱以前，社會不得不比過去任何時候更加精打細算。因此可以首先實行新分配方式的物資和服務是那些：
　　1．性質很相似的；
　　2．無論價格下降，無論收入增加，其需求仍然不變的；
　　3．很難用以代替其他按商品經濟交換辦法進行分配的物資或服務的。
　　簡而言之，社會可以首先把滿足需要的某些費用社會化，其條件是這樣的社會化不致於引起費用的大量增長。如果對某一產品的需求，並不因其價格降低或收入增加而有所變化，那麽把這一產品的生產費用社會化，對於社會就其整體來說，不會增加任何額外負擔。例如一切工業先進社會裏鹽的情況就是如此，鹽的消費量 - 在正常的時候 - 既不因鹽價而變化，也不因公民的收入而變化。 [8]
　　支配商品經濟消亡的經濟規律可以闡述如下：隨著社會的不斷富裕，隨著計劃經濟保證生產力巨大發展，社會就獲得必需的資源，以便把為了滿足全體公民越來越多的需要而支付的費用社會化。而且隨著公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越來越多的物資和服務的需求量，比起價格下降和收入增加來，幾乎沒有變化，或者甚至減少了。換句話說，由於上述兩點理由，計劃經濟所取得的進步就能使越來越多的物資和服務轉入按需分配的類裏去！
　　在最富裕的國家裏，對於主食的需求 - 西方的麵包 - 比起收入的增加來，現在已經是減少了。滿足這種需要，只占社會資源極小的一部分。比利時國民收入大約5000億法郎，而每年用於麵包的開支在80億法郎左右，即不到2％。 [9] 美國各種形式的糧食消費，1937~1941年平均每人3.77蒲式耳，1948年降到3.28蒲式耳，而1959年則降到了2.8蒲式耳。 [10] 工業先進國家許多大城市的公共交通，情況也是如此。就這些事例來說，把這些物資（麵包或大米）和服務（城市公共交通）用費用社會化的辦法來進行分配、就是說按需分配的經濟條件，現在已經完全具備了。除了這類物資和服務外，還得加上另一些物資和服務，這些物資和服務能滿足卡塞爾所說的"集體需要"：教育、醫療、等等。 [11]

基本需要和附加需要 - 自由消費和定量消費

　　許多作者同意這種部分改變分配方式的可能性。但是，一般地說，他們又立即否認有推廣的可能性。難道隨著"舊"需要之得到滿足，新需要不在那裏不斷的產生嗎？ [12] 逐步地把一切產品都轉入按需分配之類裏面去，同時又不致引起社會資源的普遍浪費，因而又不致在其他方面重新發生物資不足的現象，這可不可能呢？用來滿足衣、食、住這樣一些基本需要的產品，其花色和品種是不是無窮無盡的呢？想在這些方面消滅交換和貨幣的努力，其結果會不會是令人失望的單調和沒有選擇自由呢？
　　先拿需要的種類問題來說吧。稍為嚴肅的研究一下人類學和歷史，就能證明：這些需要恰恰是異常穩定的。食物、衣著、住處（由於某些氣候條件的關係，還有取暖）、防止野獸侵襲和躲避風雨、裝飾和鍛煉筋骨的願望、傳種接代，這六種基本需要似乎從猿人到真人以來還未變過，現在也仍然占消費開支的絕大部分。 [13]
　　加上醫藥衛生方面的需要（不過是表現了某種自覺程度的保護自己的本能而已）和消遣的需要（不過是擴大了裝飾、鍛煉筋骨、求知等和人類同樣古老的需要而已），少數基本需要幾乎就占了甚至是最富裕國家的全部消費開支；這少數基本需要，與其說是特定歷史條件的產物，毋寧說是人類學上的特點。
　　既然這些需要從地球上出現人類以來基本上是不變的，既然連過去最富有的有產階級也沒有在消費開支上超出這種異常狹窄的需要範圍，那麽就沒有任何理由可以假定：建立社會主義社會、達到物資豐富、個人覺悟和社會覺悟都比過去成熟得多、這會在需要方面引起極大的變化。"效率遞減"規律，無論在哪一方面都比不上在需要的強度問題上那樣適用。 [14] 因此第一種反對論點就不能成立了。
　　其次讓我們來研究一下，滿足這些基本需要的手段，是否象表面上那樣種類無窮。首先，滿足這些需要的產品都有一個量的問題。關於這一點，根據現代有產階級的情況，歷史已經做了答覆。19世紀初葉，狼吞虎咽地大吃烤牛肉和紅葡萄酒的英國大地主，或者是每餐吃20道菜的"黃金時代"的大資產階級，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瀟灑的、愛好運動的、經常註意自己體重的現代富有資本家，這兩者之間的變化是無可辯駁的。隨著收入的增加，食物消費不是越來越多，而是越來越合理；健康方面的考慮超過了盲目享受或炫耀財富的考慮。這種變化並不完全由於道德進步，而更多的是由於個人保養身體的需要，甚至由於個人利益的需要。
　　衣著問題也是這樣。當然，在這個問題上，尤其是婦女，大量消耗衣服並無害於健康，所以浪費的可能性（新衣服只穿一兩次）要比食品大得多。但是，儘管健康的因素不能起抑製作用，舒適和愛好的因素卻起了作用。沒有了丫環小廝，老換衣服，甚至連衣服太多，都是不太方便的。事實上，除了"暴發戶"還在這個問題上做得過分以外，許多社會學家指出：英國美國最富裕的家庭裏，趨勢正好相反，更喜歡穿的是舊的、但舒適的衣服，或只是愛好穿的衣服，而不喜歡穿嶄新的衣服，也不喜歡經常換新衣服。 [15] 另一些社會學家甚至說這真是衣著上起了風格變化，他們認為這種變化的特點是："首先，衣著總是逐漸趨向一致，收入少的人所穿的衣服，從樣式上和料子上，都接近收入高的人所穿的衣服；其次，衣服上的裝飾部分越來越少，這反映了向更樸素發展的趨勢。最後，近來還'著重'在衣服要有青年氣概。" [16]
　　住房和家具方面的情況也是如此。如果僕役和女傭都沒有了 - 在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社會裏，由於平均的工資水平，由於社會的不同意，雇傭僕役和女傭的情況是一定要消滅的！ - 那麽住房所需（和所能得到）的房間數也就有限了。這種限製也正是個人舒適所規定的。現在，除了一小撮百萬富翁外，大多數資產階級都喜歡很舒適的公寓，而不喜歡19世紀式的宮殿。從前，房間裏堆滿了家具和小擺設，現在由於愛好和舒適的條件有了變化，家具的配備趨於雅潔，而且註意實用，因此家具的數量也就很有限了。現在的趨向是甚至有意限製小擺設的數量。 [17]
　　在資本主義社會的最後階段裏，儘管有顯著的社會不平等，儘管有產階級可以無限製地浪費，但是上述這些趨向還是產生了。所以，設想在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裏，或就在社會主義社會裏，會產生相反的趨向，這是沒有任何根據的。恰恰相反，更可能的情況是：社會主義社會裏，合理消費將越來越發展，而減少的是那些純屬異想天開的消費，是那些為了炫耀而產生的消費，是那些由於不知分寸、不識美醜而產生的消費；這些形式的消費，在資本主義社會裏，與其說是"消費者天生就喜歡的"，毋寧說是由一般社會風尚及廣告宣傳所造成的。
　　還有一個問題需要研究的是?品的花色問題和質量問題。產品的數量問題雖然不存在了，但剩下花色和質量問題可能仍會使需求不因價格和收入而變化的時期遲遲不能來到。目前花色問題和質量問題主要是由時式、由社會等級及技術進步（"新產品"）來決定的；而肯定不是以個人的一時所好為轉移的。就是在資本主義社會裏，花色和質量也是社會現象，即使不是有意識規定的，那也是由社會所引導的。
　　時式是一種典型的社會現象，推動力來自生產者（創造者），而不是來自消費者。推行時式的是幾個巴黎的名裁縫，而不是"公眾"。對於極大多數的消費者來說，現在的情況已經是花色品種少得驚人，而不是無窮無盡。在一定的時期裏，沒有許許多多花色"同時並存"；而是只有幾種花色。哪怕是高級的、個人定做的手工裁縫，今天也沒有"上千種"不同的樣式，樣式的數量要比人們所想象的少。而且，除了這種專門為某些有錢人定做的手工裁縫的樣式而外，還有少數樣式是大批生產出來賣給廣大群眾的。社會主義經濟不但不會減少現有的花色品種，大概還能使之更加多樣化，以便能過渡到按需分配。為此，社會主義經濟將根據多數人的要求，根據身體上的經常需要、根據"社會主義廣告"的教育作用、根據民意測驗、根據公開徵求意見、以及根據其他能幫助真正從消費者的愛好和願望出發的辦法，來確定生產些什麽花色品種。因此，奧斯卡爾·蘭格和迪金遜想要在社會主義經濟製度下、為貴重產品保持商品經濟的主張，我們是不能同意的。 [18]
　　至於新產品，新產品的大批生產和"投入"市場，也就是說大規模地在消費者間進行分配，現在就已經是由生產企業來確定、而不是由消費者的一時所好來確定的。因此，這簡直是很"有計劃的" - 不過，是由一小撮資本主義企業，純粹根據私利的標準，而不是根據集體及組成集體的個人的客觀需要和合理需要而計劃的。消費者連有沒有某種產品都不知道，怎麽說得上有"迫切需要"呢？生產者好像偶然似地把新產品投入市場以前，對這種產品的需要連一點跡象都沒有，怎麽說得上有"迫切需要"呢? [19]
　　社會主義社會當然不會把這種計劃權放棄給生產和"上市"的"主宰們"。它將防止重復和顯著的浪費。但是它將通過民意測驗、直接徵求意見及群眾集會等一切辦法，比現在更多地考慮消費者的真正願望。在這一方面，它也將比目前的情況更擴大選擇的範圍。而且由於確定耐用消費品的需要量是比較容易和精確得多，也由於浪費現象容易發現，因此，在社會主義社會裏，要確定產品的必要貯存量，以便使需求不致隨價格和收入而變動，也是較為容易的。
　　當然，某種程度的把握不準還是可能存在的。某些家務勞動的社會化同個人使用精良的機器從事家務勞動之間的矛盾，即使不是永遠存在，也可能會長期存在。即使有廣泛的和很方便的食堂網和洗衣房網免費為全體公民提供高質量的服務，洗衣機和洗碗碟機仍然會很受歡迎的。社會主義社會決不能命令其成員非得要利用集體服務，並且拒絕提供必要的手段，在個人基礎上自己解決這些服務問題。由於社會主義社會要滿足人們的一切合理需要，所以它會重視定期過獨處生活的需要。這種定期過獨處生活的需要是同人的集群性質辯證地、經常地聯繫在一起的。同樣，把私人汽車作為城市交通工具儘管顯然不合理，但仍不失為短距離和中距離休假旅行最靈活的交通工具。而且，即使飛機、火車、公共汽車旅行都免費了，人們仍然願意有一輛私人汽車，以便能夠按照自己的路線旅行，以便能在火車和公共汽車不停的地方停下來，或者乾脆就是為了獨自走動一番。社會主義社會是會尊重這些願望的，而且，非但不把這些願望作為"小資產階級的殘餘"來加以譴責，還將努力去滿足這些需要；這些需要的合理性質是任何誠意的人都能看得到的。
　　因此，逐步推廣新的分配方式，即按需分配，並沒有什麽重大的障礙。按需分配已經不必確切地計算等價的勞動量了。恰好相反，目前的發展情況，儘管受到以金錢、剝削、不平等、損人利已為主的社會環境的不良影響，但仍然已經清楚地勾劃出了未來消費情況的大概輪廓。豐盛而自由的消費，將不會無止境地向浪費和不合理的一時所好發展，而是將越來越具有合理消費的形式。要求身體健康，神經安寧和心情舒暢將越來越成為人類一切行為的主要動機。這方面的要求必將成為人們在基本要求滿足以後的主要追求。要達到這種結論，並不必把人"理想化"。正如現代資產階級飲食方面的例子所證明的那樣，那是符合人的本性的，是符合人類最明顯的物質利益的。

商品貨幣經濟的衰亡

　　當"社會工資"還只涉及總消費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時，它在心理上的、社會上的深刻的意義還是有限的，或者甚至是完全不明顯的。資本主義的社會環境對一切接觸到的東西都起腐蝕作用，就連在資本主義社會內部慢慢生長的未來社會的萌芽也難免：

　　"霍林海德發現，即使是金錢不起作用的醫院看病"問題，也是一個人的社會地位越高，他就越有機會由最好的醫生診治，受到更好的照顧。"一般說來，等級低的病人總是交給實習醫生診治的，中等病人交給住院醫師，而那些名醫則只看高等病人。人們發現，用於治療一個二等病人的錢，比用於一個五等病人的錢多八倍。高等病人有權享受個別的心理治療，而其他的病人則只能電療和服藥。"
　　霍林海德把他的意見告訴醫院領導人後，這些領導人呆住了。當然這種歧視不是有意的。精神病院裏也有類似的情況，不管病人家庭的經濟條件如何，三等精神分裂癥病人比同時進院的四等或五等病人更有機會享受心理療法。一個四等或五等病人可能享受一套或兩套電療和藥物的療程；如果不見效，病人就只能聽天由命，在個人孤獨的處境中，日益沈淪下去。 [20]

　　但是，如果"社會工資"擴及個人消費的大部分時， [21] 其經濟、社會和心理上的意義就突然顯著了。在這以前，經濟增長和生活水平提高總是意味著商品貨幣經濟的擴張，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也不例外。 [22] 可是到了這時候，經濟發展和生活提高卻意味著計量交換和貨幣作用日益顯著地縮小。
　　首先是由於明顯的經濟上的原因。越來越多的需要既然無須消費者支出貨幣就能得到滿足，那麽與貨幣開支有關的經濟生活的範圍自然就日益縮小了。如果貨幣收入日益增長，而要用貨幣購買的商品和服務卻日益減少，那麽就會造成無益的緊張。這麽一來，或則這一部門的價格就要急劇上漲，或則就要人為地去推動不斷創造"新"產品，人為地去製造"新需要"，或則還得用稅收的辦法，把貨幣收入中越來越大的一部分回收起來。貨幣流通就會越來越顯得無意義和沒有用處。實際上，生產者領的"工資"越來越高，但其中越來越大的一部分事前就被扣住了，其餘的部分則用於更偶然的、更次要的開支。因此，由於基本需要和正常需要都已滿足了，金錢在主要經濟周轉中的地位總是更加縮小，而退居到經濟生活的邊緣（虛榮性的開支、遊戲、奢侈性開支，對於這類開支，社會主義社會將從道義上加以取締或者用懲處性的課稅來施加壓力）。
　　今後最合邏輯的解決辦法，不是增加，而是減少個人貨幣工資和待遇的數額，並隨著按需分配這種新方式的推廣和普及，減少貨幣流通。"個人工資"逐漸變成一小筆補助性的獎金，以便分配最後一些"稀少的"物資和服務，社會不平等時期遺留下來的"身分"的最後一些殘餘。只要越來越多的物資和服務都達到十分充裕的程度，個人工資就逐漸喪失保衛消費者選擇自由的作用。"選擇"的範圍只限於到這個分配站去，還是到那個分配站去，採取這種還是那種消費形式，而不是用這種開支去代替那種開支。商品經濟、貨幣經濟、物資半匱乏的經濟，就要開始衰亡了。
　　必然引起商品生?衰亡的，不僅僅是新的分配方式。自動化在生產範圍內也引起同樣的邏輯必然性。確實，生產豐富的物資和服務，同時必然要在生產過程中越來越快地消滅直接的人力勞動，甚至分配過程中也是這樣（自動化的發電站、遠距離操縱的貨物列車、"自動服務"的分配點、機械化自動化的辦公室工作、等等）。但是，從生產中取消人力勞動，也就是從成本中取消工資！ [23] 因此，構成成本的就逐漸只限於企業和企業之間買賣的"價錢"（購買原料及固定設備的折舊）。這些企業一旦社會化了，需要計算的，很少是真正的錢，更多的是計算單位（即"理想中的貨幣"）。
　　由於服務事業在較長時期內還是非自動化的，貨幣經濟還可以在服務事業同服務職業之間的交換中、服務事業同消費者的交換中及國營企業間服務事業的交換中找到藏身之處。但是，隨著大型服務事業也自動化（如同：公用事業、飲料及標準化日用品的自動售貨機、洗衣房、等等），貨幣經濟就會逐漸只限於為"個人服務"的事業，而其中最重要的（醫藥和教育）將由於社會上需要迫切而首先徹底取消貨幣關係。總而言之，自動化將使貨幣經濟只存在於社會生活的邊緣：女傭人、僕從、遊戲、賣淫、等。但是社會主義社會保證每個公民都有很高的生活水平，都很安全，並且保證使"勞動"普遍地、逐漸地變為腦力勞動，變為創造性的勞動，在這樣的社會主義社會裏，誰還願意去於僕從、賣淫等工作呢？因此社會主義自動化將使商品經濟成為荒誕可笑而終於衰亡。
　　在分配範圍內開始的這種衰亡漸漸地向生產範圍發展。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裏，計劃化和大型生產手段社會化就已經意味著在生產手段的流通中，用賬面貨幣去代替信用貨幣日益普遍。 [24] 只有購買勞動力和從非國有的部門購買原料還需要信用貨幣。但是，如果隨著生活水平提高而來的是降低、而不是增加個人工資，那麽企業的周轉金也就開始衰亡了。由於"農業的工業化"，隨著農業和分配中先是私營企業，然後是合作企業的衰亡，生產企業和這些部門之間的關係也隨之而衰亡。因此，貨幣逐漸地從企業和企業之間的關係中、從企業和消費者之間的關係中、從企業和勞動力所有者之間的關係中、從企業和原料供應者之間的關係中，先後撤退出來。貨幣的衰亡普遍了。只剩下"計算單位"，以便在企業管理中、在經濟（就其整體來說）管理中，實行以勞動時數為計算基礎的經濟製度。

經濟革命和心理革命

　　我們還只研究了新分配方式在經濟上的影響，就是說其結果是商品經濟和貨幣的衰亡。現在要研究一下新分配方式在社會上、心理上的影響，即完全改變了人和人之間的關係，個人和社會之間的關係。這種關係是幾千年來階級矛盾和人剝削人的社會實踐的結果。
　　免費分配麵包、牛奶和一切主食，將會引起史無前例的心理革命。 [25] 所有的人今後都保證能得到他自己的及其子女的生活資料，就因為他是人類社會的成員。自從地球上出現人類以來，物質生活不穩定和無保障狀態，第一次消失了，恐懼和絕望的心情也隨之消失了。無保障狀態曾使一切個人，其中還間接地包括屬於統治階級的個人在內，產生這種恐懼和絕望。 [26]
　　自從資本主義社會建立以來，而且在某種程度上，自從商品經濟發展以來，自私自利和個人發財願望的根子，就在於對未來的這種無保障狀態，就在於不得不為了在激烈的相互鬥爭中求得生存而"確保自己"作為經濟活動動機的自私自利，其衰亡的物質條件和道義條件消失了（原文如此 - 譯者）。當然，消費資料個人所有製大概會空前發達。但是，由於物資豐富，而且又可以自由取得這些物資，人們熱衷於佔有的心情，也會衰亡的。為"新的人"，社會主義的人創造基礎的，正是人對於這種新的生活條件的適應性。對於這些新人來說，團結合作將會同現在損人利己的那種努力，一樣地"自然"。人類博愛不再是虔誠的願望或虛偽的口頭禪，而成了日常的自然的現實。一切社會關係將日益以博愛為基礎。
　　這樣的發展是不是"違反人類本性"的呢？這是反對馬克思主義的、反對無階級社會前景的最後一個論點。經常提出這一論點的人根本不瞭解人類的本性，他們懷著粗暴的偏見和先入之見，把從一定的社會經濟條件中產生的風俗習慣，同人類的所謂"一成不變的"生理上和人類學上的特點混為一談。還有一些人也引用這種論點，不惜任何代價地力圖為他們對於人的觀點辯解，他們的觀點是建立在人性本惡、而且在世間無法"改造"這樣思想上的。
　　然而人類學的出發點是這樣的思想：人之本性，恰恰正是其適應能力，通過訓練而創造第二本性的能力；正如阿諾爾·蓋倫教授所說，人只有通過訓練才能生存。 [27]
　　適應和學習幾乎有無限的可能性，這是人類學上的根本特徵。 [28] 人的"本性"使人能夠不斷地超過純粹的生理因素，不斷地超過他本身的力量。
　　而且，人類互相競爭互相鬥爭的傾向，打擊別人確保自己的傾向，並不是天生的。這種傾向也是"習慣"的產物，是社會遺留下來而不是生理上遺傳的產物，是特定的社會條件的產物。競爭這種傾向不是"天生的"，而是從社會上承受過來的， [29] 同樣，只要社會環境徹底改變了，團結、合作是能夠有計劃地辦到的，是可以作為基本社會遺傳而世代相傳的。
　　況且，合作、團結、博愛這種性情，比之競爭、鬥爭、壓迫別人這種傾向，更符合特定的生理需要，更符合人類學上的基本特點。人是集群動物，不僅在社會經濟意義上如此，而且在生物意義上也如此。所有高等哺乳動物中，人出生時最弱、最沒有保護、最不能自衛。人類生物學認為人是早產的胚胎，從而具有一種生理組織，能夠更長久地學習，並有幾乎無限的適應能力 - 這是有賴於作為母體外胚胎而生存一年的過程中的積極性和社會化。這裏，系統發生學證實了胎生學，因為現在胎生學界已普遍同意人類起源時期就有同樣的積極性（有意識訓練的產生）和社會化。 [30]
　　許多調查證明：兒童發展的速度及和諧性是直接以他同大人（母親！）和同年齡兒童建立社會關係的多少和密切程度為轉移的。上述觀點對於學習語言 - 思想發展的主要交流手段 - 來說，固然顯而易見，可是，從一般生理觀點來說，這一觀點就更加突出，而且同樣正確。經常不斷的身體上的接觸，是嬰兒正常發育的關鍵性因素之一。缺乏這種接觸，可能引起許多疾病。在美國的兩個機構裏進行了一次調查，兩個機構的物質條件（食物）和衛生條件都一樣；但是，一個機構裏，每個嬰兒都由其母親經常照看，另一個機構裏，一個工作繁重的護士照看8~12個嬰孩。調查結果令人吃驚。調查開始時，第二個機構裏的平均"發展指數"比第一個機構高24點。一年後，第二個機構裏的平均數從124降到72，而在第一個機構裏卻從101.5升到了105。兩年後，托兒所（第二個機構）的平均數降到了40，而第一個機構裏卻仍然維持在100以上。五年後，第一個機構裏沒有一個兒童死亡，而托兒所裏則有37％的兒童死亡。 [31]
　　把生活在氣氛和製度都鼓勵合作和團結的社會裏的兒童，同我們資本主義社會裏的兒童，比一比他們在身體上、精神上和心理上的狀況，那也是很有教育意義的。詹姆斯·克拉克·莫洛納博士關於沖繩島兒童的研究，勞拉·湯姆遜和阿利斯·約瑟夫關於豪比兒童的研究，以及多羅塞·雷登和克萊德·克盧克洪關於納瓦霍兒童的研究，都得出了同樣的結論。 [32] 美國偉人的人類學家阿斯列·蒙塔古把他對於"人類本性"的分析歸納如下：

　　人身機能是這樣組織起來的，歸根結底，它只要求一種滿足，這種滿足只要一句話就能加以說明，那便是：保障 - 在別人對自己的情誼和自己對別人的情誼中得到保障……人要能夠在社會範圍內滿意地進行活動，最基本的社會需要必須恰當地予以心情上的滿足，以便使每個人都得到保障，而且保證（其人格的）平衡。 [33]

　　只有社會主義社會才能滿足這種需要。因為只有社會主義社會才能把經濟生活和日常生活組織得同人們對於保障和情誼的需要不致於經常發生衝突，而恰恰相反，經常而自然地滿足這種需要。
　　有這樣一種思想："侵略本能"或"破壞本能"控製著所有的人 - 更不用說所有的動物；現代生物學完全不能證實這種思想。心理學也越來越反對這種思想。[34] 勞列塔·邦德證明了：兒童的敵意和侵略意識遠不是"天生的"，只是由於某些缺點而發展起來的。而這些缺點終究是產生於兒童同他發育時期周圍環境的關係。 [35] 蘇桑·依沙克斯發現："在一群兒童中，平等是所有這些矛盾的願望和恐懼最起碼的增殖因素"。皮阿惹指出：兒童指責顯著的不平等為不正當，這是自發的反應。 [36] 比格列豪爾研究了關於這個問題極豐富、多樣、而又矛盾的一切實驗材料以後，得出結論說：人的"佔有本能"並不是天生的，至多兒童有抓東西的自然傾向，這種傾向，由於社會環境和教育，可能走上、也可能不走上佔有的道路。 [37] 這類材料是舉不勝舉的。結論是令人信服的：沒有理由懷疑，在物資豐盛的氣氛中實行按需要的分配方式，結果會使社會環境和日常的社會現實生活發生徹底的改變，而這種改變將很快產生合作和團結的習慣，將消滅作為人類關係基本特徵的競爭和衝突。 [38]
　　而且，還要指出，即使在動物界，通過條件反射，徹底改變環境也可以完全消滅所謂"不變的""侵略傾向"。經驗證明，使貓和鼠和平合作是有可能的，只要儘早開始訓練，只要這兩種動物只有合作才能取得食物。 [39] 在各類脊椎動物 - 包括魚類 - 身上所做的同樣試驗，也都是成功的（主要參閱朗格羅瓦博士用鱸魚所做的試驗，這些所謂吞吃同類的鱸魚是可以經過"訓練"而不再吞吃同類的）。而阿斯列·蒙塔古教授得出結論說：

　　只要周圍環境稍有改變，就可以使動物吞吃同類（錯誤地被認為是本能）的行為變為基於合作的合群行為。 [40]

　　老鼠和貓都有這種適應能力和養成新習慣的能力，誰敢說人反而沒有？
　　但是，這樣的適應，這樣的"合作習慣"，會不會使人類衰退呢？許多哲學家和社會學家都擔心這一點。他們說，這樣大家都差不多了，成了一片灰色，精神上肉體上的特質也就喪失了，因為這種特質只有在競爭和緊張的氣氛中才能發展。阿列克斯·加萊博士寫了一本暢銷書討論這個問題，然而這本書的每一個章節裏，都反映出邏輯上的貧困和厭世的、非人道的偏見。 [41]
　　事實上，這種擔心是由於把個人主義和個性發展加以混淆而產生的。個人主義是同別的個人進行鬥爭以追求物質成就的這種實踐活動的總和。在社會主義社會裏，個性的和諧發展並不一定要同別人進行鬥爭，正好象物資豐富並不一定要鄰居沒飯吃。
　　自古以來就認為"剛強的性格"只能經過戰爭或從軍才能發展。在核武器時代裏，誰還敢為這種論點進行辯護呢？體育活動、汽車駕駛、航空飛行、爬山、洞窟探險、以及將來宇宙探險和到別的星球旅行，在這些方面，不是比古代戰場上能千百倍更自由地、更廣泛地發展剛強和勇敢的性格嗎？上述這些活動，凡是願意參加的人，都可以參加，而不是只有一小部分人可以參加，進行上述活動不再意味著多數人壓迫少數人，甚至殺害對手，而是所有的人都能同時進行；豈不是同古代戰場有很大的不同嗎？
　　事實上，由於社會劃分為階級，才使人類令人束手無策地都淪於貧困。資本主義社會，因大量生產而使這種趨向引起最壞的後果。正是資本主義社會使千百萬的人遭到同樣暗淡的命運，因為拿同樣的工資而只能有同樣狹窄的前途，穿同樣是成批生產的衣服，看同樣聳人聽聞的報紙，在同樣的運動場上、或在同樣的電視節目前消遣。 [42]
　　社會主義社會，在消滅商品生產和開創物資豐盛的時代以後，一定會使人類個性大大發展。目前泯沒在渾沌群氓中的億萬個個人，他們的個性一定要蘇醒、發展，而且在迄今還無人過問的、想象不到的無數方面洋溢奔放。人類的才力，一旦從搶飯吃的苦役中解放出來，就會投入藝術和科學，投入教育和身心雙方的醫學。個人同個人之間為生活資料而進行的競爭，將變為追求美、追求真理而進行競賽。人的悍氣一定會變成崇高的創造力。
　　奇怪的是，社會主義的目的似乎是充分發展人和人之間的差別，他們的願望和能力上的差別，個性的差別。但是，這種差別不再意味著經濟力量的差別，也不會因而產生權利不平等或物質方面的特權。這種差別只能在經濟平等和社會地位平等的氣氛中發展。

階級和國家的衰亡

　　但是，商品貨幣經濟的衰亡只不過是消滅社會不平等、消滅階級和國家的杠桿之一而已。另一杠桿是大大地擴展並創造性地把業餘時間價值化。
　　社會的統治階級或統治階層一向享有閒暇的特權。統治階級或統治階層，擺脫了不得不生產生活資料的負擔，擺脫了勞累的，機械勞動的負擔，就能夠或多或少地致力於積累知識，致力於管理經濟和管理社會事務。空閒時間多了就能使越來越多的公民掌握並執行這些管理的職務。對於國家逐步消亡來說，這是技術上的解決辦法。
　　大約100年以來，正如卡爾·馬克思在實行10小時工作日時就己指出的那樣，縮短勞動時間是創造文明的重要因素。 [43] 現代資產階級民主中，凡是稍有價值的東西，都是以縮短勞動時間為基礎的。然而這是一個矛盾的現象。縮短勞動時間的好處大部分都被下列情況抵消掉了：從事生產勞動的年代延長了，從住處到勞動地點的往返路程更遠了，起初是工人的勞動強度提高了，以後辦公室工作人員的勞動強度也提高了，以及連業餘時間也都商業化了。
　　此外，從12小時或10小時工作日過渡到八小時工作日，基本上這是一大進步。1920年前後，八小時工作日就已經在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的現代工業中普遍推廣了。從那時候以來，工人的勞動日時間只有很少的縮短，只有幾個國家裏才有每周40小時工作製，而且同時並存的還有每周五天工作製，每周工作五天共45小時、44小時或42小時的製度，而且這樣一來，一天工作的時間反而延長了。
　　如果要把現代工人在體力上、精神上和神經上的疲勞程度同50年前的工人相比，那麽必須考慮到1918年以來大大提高了的勞動強度，考慮到在使用越來越貴的、（常常也是）越來越危險的設備時所引起的神經緊張，考慮到上工路上往往比工作還更緊張的情況，而如果用機動車輛代步，那就尤其緊張；還必須考慮到空氣汙濁和住房不夠安靜。根據醫生們的許多證明，可以得出結論說：儘管有空閒的周末及兩周或三周休假，工人的疲勞非但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
　　對在各地度假的漢堡工人進行了仔細的檢查，得出的結論是：只有在休假的第四周，才是顯著的、穩定的休息（恢復體力）。這之前，環境的變化和原來的疲勞都會引起反應（其中有些反應是事後才會出現），這些反應使真正恢復體力成為不可能。從事這種研究工作的醫生，要從第四周起，才能觀察到下列各方面的"正常化"現象：呼吸次數，脈搏，通過心臟的血量，動脈收縮，直立時血液迴圈的調整，休息時和工作時的血壓，以及體重（如果體重過高，就要減輕；如果體重太輕，就要增加）。 [44]
　　因此，大部分"業餘時間"並不是真正的"閒暇時間"，而是"在體力上、神經上消除疲勞的時間"。德國醫生區別"消除疲勞"（Entmudung），"消除緊張"（Entspannung）和真正的"休息和獲取新力量"（Erholung）。休假的作用大部分被抵消掉了，因為工人休假的時候，正是他身體疲勞得無法真正散心的時候。
　　閒暇時間的商業化也是適應這種情況而產生的。它的根據是：現代無產者，正常地一天勞動以後，無論腦力上或體力上，都已無法再使勁了。但是藉口讓無產者"散散心"，或"娛樂"一下，實際上或則是使他們的批判能力萎縮，或則經常是不健康的刺激，終於使他們人格敗壞，並部分地破壞了他們的個性。所有一切對"閒暇文明"的指責都是隔靴搔癢：空閒時間之所以沒有很好利用，其根本原因在於勞動和社會的性質敗壞了。 [45]
　　因此，要達到社會主義的主要目的，即生產者和全體公民的自我管理，必須進一步徹底減少勞動時間。考慮到目前生產工作的緊張程度，要使生產者確實能夠"習以為常地"經常關心企業和國家的管理工作，看來至少要實行半天勞動製，即按照每周勞動五天或六天而定為每周勞動20或24小時。這一目標，根據目前勞動生產率提高的速度（高度工業化的國家裏，平均每年5％），如果經濟計劃得合理，能擺脫一切軍事負擔或寄生性的負擔，而且有意識地向節約人力勞動這一主要目的勢力，那就大概能在20世紀結束之前達到。即使在美國資本主義的情況下，每周勞動時數也從1850年的70小時，躍到1900年的60小時，1940年44小時，1950年40小時，1960年37.5小時，即半個世紀內減少了約40％，或者說每10年減少四小時不到一點。 [46] 按照同樣的速度，社會主義社會裏到1990~2000年左右就能達到每周勞動24小時。美國經濟學家喬治·索爾也在資本主義製度範圍內得出同樣的結論 - 然而他沒有看到因此而引起的一切矛盾。 [47]
　　充分發展的社會主義社會裏，更快地縮短勞動日時間大概是可能的，但是會碰到兩種障礙：首先是就學時間延長（從中等教育到普及義務高等教育），其次是退休年齡降低。這就意味著：減少一生的勞動時間比縮短勞動日更為合理 - 但是生產生涯還是從16歲起到65歲止，幾乎是半個世紀。
　　徹底縮短勞動日時間後，閒暇問題在整個社會問題中的地位就完全不同了。當然，"閒暇的價值化"問題歸根結底是同滿足人類需要的費用社會化問題和新的分配方式密切聯繫著的。用統一的電視節目、大批生產的影片、或印行幾百萬份的報紙去滿足2000萬勞動人民的需要，比之用高水準的戲劇演出、多種多樣的書籍、換言之，用創造文化的手段而不用消費文化的手段，自然要"便宜"得多。讓100萬電影愛好者拍電影，比攝製一部影片供100萬觀眾觀看，花的錢要多得多。加爾布雷思認為社會繁榮時期青少年犯罪增加的原因是私人用於商業性娛樂的消費太多，而國家在這方面的開支卻很不夠。 [48] 但是，隨著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隨著社會財富的普遍發展，閒暇的價值化就越來越使人民從被動的物件變為各種文化活動（運動、藝術、科學、文學、技術、教育、探險、等等）的有意識的參加者。勞動群眾目前用於參加經濟管理和社會生活領導工作的時間，除開工人組織的幹部以外，只占其閒暇時間的極小一部分，將來，用於這些活動的時間占其"業餘時間"的比重，將越來越大。參加經濟管理和社會生活的領導工作也將變成積極的、有創造性的，而不再是消極的了（由於責任感，由於對別人應承擔的義務，或由於常常是很微薄的一點個人利益，而不得不"參加會議"）。
　　有人常常提出反對意見，說是勞動者"並不願意管理企業"。 [49] 一般說來，這種意見或則是就資本主義經濟製度下的"工人參加管理"而言的，或則是就東歐國家的某些"邊緣"嘗試而言的；也就是說，無論在哪一種情況下，企業的勞動者深深地感覺到，真正的決定權不在企業裏而在別的地方，而且，就整個社會經濟環境來說，勞動力的疲乏和為人作嫁狀態，並未減輕。工人不願意把他們寶貴的休息時間消耗於參加會議，而這種會議又不能決定任何有關其命運的事情，對於這種情況，我們就沒有什麽可以奇怪的了。但是，南斯拉夫企業自治的經驗，給企業人員的感覺是管理工作確實 - 而且積極地 - 影響其生活水平，因而越來越多的勞動群眾積極地參加工人委員會的工作。目前掌握在工人委員會手裏的企業資金，約占1/3左右。 [50]
　　自動化對於工人參加企業管理是有很大幫助的。自動化的必然結果是消滅生產過程中的體力勞動，甚至消滅專業工人的體力勞動。自動化使生產前和生產後所需的勞動力增加（研究和設計工作，行政管理和分配），但是，如果自動化是在社會化的、或已經是社會主義的經濟製度下進行的，那麽，它就取消簡單勞動，而只是要求越來越專業的勞動，越來越"腦力的"勞動。因此它就像是消滅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差別的偉大力量，使得只有腦力勞動繼續存在。
　　農業的工業化 - 目前在美國已經是很先進了，西歐也正在發展中 - 是與階級消亡和國家消亡同時而來的最後一種經濟發展的趨勢，它使從事"田間勞動和農場勞動"的"農村居民"減少到極少數，而仍然留在農村裏的人也日益變成農學家、畜牧專家、自動化或半自動化的農業機械的技術員和技術工人。大城市將分散成為類似的、自給自足的"衛星城市"，"城鄉"差別，甚至連外表也會消失掉，並將建立綠化區、耕作區、居民、文娛和社會活動區以及工業生產區等完整的中心。 [51]
　　這些區域的規模徹底縮小以後，就能逐漸消滅代行權力，但在階級消亡和國家消亡的最初階段，代行權力仍然是普遍的。城市規模徹底縮小以後，生產者和消費者自由結合的公社實行自治，就可以代替公民通過特設的社會機構而實行的自治。在這種自由結合的公社裏，所有的人都可以輪流擔任公職，"領導人"和"被領導者"之間的區別就會消失，全世界終將成為這類公社的一個大聯合。
　　這是烏托邦嗎？主要的是應該看到這種可能性全都來自生產率的提高，同時有一種經濟製度保證高生產率充分發揮效用。這種經濟製度的基礎，一方面是使生產資料社會化並且創造豐富的物資和服務，另一方面是以從人類生活中消滅金錢和個人發財致富欲望的分配方式去代替商品經濟。

經濟增長不是永久的目標

　　非貨幣經濟製度下的投資問題，還從來沒有考慮過。但是只要經濟情況真正達到物資豐富的程度，那麽解決這個問題是毫無困難的。仍然在第一部類（生產生產資料的）企業裏工作的生產者，雖然他們的勞動不是直接地、而只是間接地增加公民們掌握的大量財富，但也同第二部類（生產消費資料的）企業裏工作的生產者完全一樣，有權從社會總財富中提取物資。他們勞動的產品，不是在"市場"上"出售"，而是用於更新機器、原料、輔助產品等的貯存，第一部類和第二部類的日常生產是必須要有這種貯存的。
　　除了這種總投資和簡單再生產以外， [52] 有沒有"淨"投資呢？有沒有社會主義類型的、而不是貨幣經濟的擴大再生產呢？換句話說，社會主義社會裏生產力會不會繼續無止境地增長呢？只有社會主義社會的公民才能回答這個問題，就是說，答案真正是根據自由選擇，而不是根據某一"經濟必然性"而定的。在資本上義製度下，甚至在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裏，"淨投資的限界效用"和"增加閒暇的限界效用"之間，說什麽可以有所"選擇"，那是完全荒謬的。生產者的日常消費，即使有所提高，也總是不能滿足需要的。一天的勞動時間，即使是在縮短，也只是由於體力上、神經上的疲勞程度而有所限製，因為超過這種程度，勞動效率就要直線下降。
　　反之，在社會上義社會裏，公民有了豐富的物資和服務，才破天荒第一次真正有可能在多一點財富還是多一點閒暇之間進行選擇。因為這種選擇再不象從前那樣為了滿足迫切的需要而受經濟必然性的支配，所以這種選擇才是真正的選擇。經濟上剩下來的要求，只不過是機器設備的更新（淨投資、折舊）以及保證社會產品能同人口一樣快的增長。但由於社會主義的人類社會裏，同實行計劃經濟一樣，人口增長也將是有計劃的，所以人民就完全有了選擇的自由。
　　無論如何，經濟增長本身不是目的。目的是滿足社會的需要，滿足消費者的需要，以便最合理地發展人類的一切才能。而且，最合適的消費一點也不意味著消費要無限製地增長；滿足人類需要也並不意味著生產力要繼續不斷地無限製發展。如果社會上已經有了大量的自動化機器，足以滿足社會的一切需要，如果社會上已經儲備了相當數量的萬能車床，以應付不時之需，那麽，"經濟增長"大概就會緩慢下來，甚至一個時候會停頓下來。 [53] 這樣人就可以完全擺脫物質上的、經濟上的顧慮了。政治經濟學就要過時了，因為再沒有什麽經濟打算了。"效益率"的問題，或者是"節約勞動時間"的問題，已經不是財富的準則了，取而代之的唯一準則，是閒暇，是最合適地利用閒暇。馬克思曾經天才地預言說：

　　現有財富的基礎是侵佔別人的勞動時間，但是同大工業本身所創造的財富的新基礎比較起來，那就顯得是微不足道的基礎了。直接形式的勞動一旦不再是財富的主要源泉，那麽，勞動時間就不再是、也不應當再是衡量財富的尺度了，從而也就不再是使用價值的交換價值〔衡量使用價值的尺度〕了。群眾的剩餘勞動不再是發展總財富的條件了，同樣，少數人的閒暇也不再是人類思維〔腦力〕能力發展的條件了。以交換價值為基礎的生產就此垮臺，而物質生產的過程也就沒有那種卑鄙和矛盾的形式了。〔生產的目的，變成了〕個人的自由發展，而不是縮短必要勞動時間以便產生剩餘勞動。所以，問題在於儘量縮短全社會的必要勞動，這樣，依靠因此而產生的閒暇和辦法，個人在藝術上、科學上的培養，才有可能……
　　……如果工人群眾自己佔有他們自己的剩餘勞動 - 如果空閒時間因此而不再具有矛盾性 - 那麽，一方面，必要勞動時間將根據社會個人的需要而縮短〔衡量〕，另一方面，社會生產力將迅速發展增長，迅速得儘管生產發展的方向要求發揮每個人的力量，而每個人的閒暇時間仍然增加。因為真正的財富是在於發展每個人的生產力。於是計算財富的本位就不再是勞動時間，而是閒暇了。 [54]

　　或者更確切些說：財富的準則變成了人們合理地、創造性地利用空閒時間，以便使自己平衡地發展成為全面的人才。

被迫勞動和自由勞動

　　我們所說的被迫勞動，意思是生產者首先喪失對其勞動產品的控製，然後是喪失對其勞動條件的控製，因此，意思就是"為了別人的"、受別人控製的、聽別人指揮的勞動。這種被迫性並不因大型生產資料的社會化而自動消失。只有個人自覺地、而且自然地感覺到是勞動產品的所有者，自己能夠對勞動條件作主的時候，這種被迫性才會消失。因此，這就要求生產者實行真正的自治，要求物資和服務真正豐富，能滿足一切主要的需要和一切需要的絕大部分。被迫勞動是和工資階層同時消失的（工資階層的消失有雙重意思：為別人而勞動的無產者的消失，為吝嗇地、精確地計算的工資而勞動的無產者的消失）。
　　但是，在"為了別人的"勞動以前，就已經有了被迫勞動，那就是人不得不屈從勞動分工的壓力，人不得不出讓各種潛力；這些潛力是在各人身上沈睡著，只要人"有了自己的行業"，"做自己的職業"，"找一個職位"，這些潛力就無法發揮。
　　沒有任何人生下來就是清道夫，就是氣焊工人，或三級技術工人。物資和服務的生產和分配過程中，極大部分"職業"同真正的"稟性"是毫無共同之處的。職業指導最多也不過是利用某些稟性，使人盡可能合理地去適應生產的要求，遠不是使經濟生活遷就個人天生的需要。

　　它〔資本主義工業〕撲滅、窒息、粉碎、歪曲勞動者的某些愛好，某些才能，另一方面，卻創造了某些與職業有關的特定的適應性。而且，它竭力趁兒童還在幼年的時候就儘早開始這種適應過程，例如它主張提早學手藝，反對延長就學時間〔或者是在中學共同課時期提早實行專業化〕。這就是現代勞動者所以能"適應"的實在的、真正的、實際上查考得出的條件。我們有權重申：勞動力如何分配，勞動力在各式各樣的行業和具體職業中如何散播，仍然是由社會決定的，是由特定的經濟製度規定的。勞動者既是這種經濟製度的主體，又是它的客體，既是它的動力，又是它的受害者。這種經濟製度在青少年身上引起、塑造並產生必需具備的"適應能力"，必要時，就根本不考慮對人的關心。另一方面，這種經濟製度還因此而扼殺人們多方面的才能，並根據新的社會標準，為培養更密切的適應能力而創造基礎和前提 - 而這恰恰就是職業指導範圍內的事。 [55]

　　廣泛流行業餘做雜務是人們自發地反抗勞動分工最有力的證據。這種業餘做雜務的風氣，隨著勞動時間相對縮短，以各種各樣的方式，在西方國家傳播著。19世紀時 - 甚至在20世紀的戰爭年代裏 - 工人是抱著"圖利"的目的去種菜園的。但是西方電氣公司成千上萬工人種花、造摩托車、成為業餘電影工作者、造家具和木質玩具、熱衷於難以想象的各式各樣的活動，從鳥類學到舉重〔戴維·裏斯曼的引證〕， [56] 這些工人活生生地證明了他們有自發的願望，想用自由的、無私的、各式各樣的活動來抵消職業活動的單調性， [57] 他們本能地想恢復他們自己的個性，而基於勞動分工的經濟生活卻必然要破壞他們的個性。
　　現代大工廠、大辦公室裏的極大部分勞動者之所以認為他們的勞動是一種強迫勞動，不僅由於工資低微，不僅由於體力上和神經上的勞累，不僅由於這種勞動是單調的，由別人指揮的。也由於這種勞動只發展人類適應能力的一個方面，因而從長期來看它是不能引起興趣的。雖然最近想使"機器適應人"，想發展"流動小組"，在企業裏經常改變活動，想用多面手的工人去操縱萬能機器而"恢復"需要高度技術的操作， [58] 但是也未能把個人從勞動分工的暴政下解放出來。
　　勞動分工本身是既違反人類本性，又不利於個人全面發展的。納德爾教授指出：如果說個人平均在30~35歲之間就感到智力衰退，那麽，"對於那些老做一種職業、從未更換過環境的個人，比對於那些旅行得很多、而又經常換工作的個人"， [59] 這種衰退就要顯著得多。
　　但是，那些進行極端機械和極端老一套的勞動的工人和職員，同那些做真正能符合其天賦的職業的人，如藝術家、科學家、研究員、工程師發明家、機器製造者、建築師，以及一般地說一切進行創造活動的人，一切分享人類創造的歡樂的人，這兩類人對於勞動分工的暴政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請看加爾布雷思是如何分析那些已經沒有進行強迫勞動感覺的人的好處："擺脫了體力勞動，不得不局限於老一套、屈服於老一套的厭煩情緒消失了，有可能在舒適的，相宜的環境中生活，而且也有把自己的思想和日常勞動結合起來的某種可能性"。 [60] 當然，上述這些分析中還未出現創造者這個詞，這是由於加爾布雷思古怪地把清醒的見解同護短的濫調夾雜在一起。被他歸在這類人裏的，不僅有上述那些職業的人，而且還有……教員、大公司的董事長（！）、廣告專家、等等，這些人雖然收入較高，但也象工人一樣，是勞動分工的奴隸，也完全受到勞動分工的強製性的影響。 [61]
　　當然，現代的"知識份子"，即使他能夠按他的天賦去工作，即使他擺脫了那些歪曲和壓迫他的思想和意識的物質上的桎梏（這種情況在資本主義社會裏，以致在官僚化的過渡社會裏，是很少有的），也還遠不是一個全面發展的、幸福的人。他還遭受日益加劇的專業化的折磨。 [62] 一般來說，他的生活方式是不平衡的，按照這種生活方式，不是有意識地去進行體育鍛煉和追求精神上的寧靜，而本來卻應該是這樣做的。現代知識份子常常脫離實際生活，脫離生產或脫離社會生活，他們還受到另一種性質的強迫，習慣和社會性方面的強迫。"可能和現實之間的矛盾，這種歷史性的社會矛盾反映……在天賦最好的個人的'內心'裏，這種矛盾成為理論和實際之間、夢想和現實之間或多或少自覺的衝突。而這種衝突，象一切尚未解決的或似乎不能解決的矛盾一樣，正是造成憂慮和不安的原因。" [63]
　　然而，現代這些"天賦最好的人"，要是他們能夠把一生獻給基本上符合他們內心需要的創造活動，他們就最接近未來社會主義的人，擺脫了勞動分工和消滅了體力勞動同腦力勞動差別的人。
　　大學教育普及化 - 略為樂觀的觀察家預計20世紀末就能實現（喬治·索爾，多伊徹）， [64] 消滅一切老一套的勞動，研究工作和思想工作擺脫了一切物質桎梏，人們積極參預管理經濟和社會，消滅理論和實際之間的隔閡，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它使人類團結和對別人的愛成為人類活動的主要動機：社會勞動分工消亡的這一切因素，是對於新人類的誕生不可缺少的貢獻。就新人類的誕生來說，物資豐富和社會主義這種經濟條件，只為它創造了一般的可能性而已，而人們自覺的教育活動、治病救人的活動 - 就這個詞的崇高意義來說 - 則是它的必不可少的接生婆。 [65]

人類有極限嗎？

　　人類的這種創造活動，使理論和實際結合起來，讓機器去做一切機械的老一套的勞動，從研究而進行生產，從畫家的畫室走向工地，工地上一座新城正在萬木叢中興起，這樣的活動還是"勞動"嗎？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和經濟學的這類基礎，也應當加以批判性的分析。
　　勞動是人類的基本特徵。正是依靠勞動，人類才取得了必要的生活資料；勞動既是社會關係的主要存在原因，也是社會關係的產物和鉸鏈。只有經過了從出生到成年（且不說到體力上智力上的成熟）這樣一個"積極社會化"的階段，人才成為人類學意義上的一個社會動物，才獲得正常的生理上的發展。
　　但是，如果由於機器代做了生產生活資料的勞動，因而這種勞動的必要性已經消失的時候，那麽作為人類基本特徵的勞動，還剩下些什麽呢？人類學說明了勞動的概念。事實上，人的本性，就是習慣，就是行動："人由於身體構造的原因，是一個不活動就不能生存的動物。" [66]
　　不得不辛勤勞累、受苦受難而難獲溫飽的人類至今所進行的那種勞動，就勞動這個詞的歷史意義來說，僅僅是人類習慣中最痛苦的、最"不人道的"、最"獸性的"形式而已。正象恩格斯說劃分為社會階級的人類的整個歷史只不過是人類的史前期一樣，傳統形式的勞動也只不過是人類普遍創造習慣的史前期形式而已。人類將不再生產東西，而將生產全面發展的個性。當商品、價值、貨幣、階級、國家和社會勞動分工都消亡了以後，充分發展的社會主義社會將引起勞動（按這個詞的傳統意義來說）的消亡。 [67]
　　社會主義的目標不能是勞動的人道化，也不能是提高工資和改善雇傭階級的狀況；這些不過是過渡階段、下策和權宜之計。一座現代工廠，不管勞動時間怎樣減少，也不管廠房和機器如何適應人的需要，對於人來說，它總不能成為"正常的"或"人道的"生活環境。只有勞動已經消亡，勞動已經讓位給創造習慣 - 這種習慣的方向只能是創造全面發展的人 - 只有這樣，人類才能完全人道化的過程。 [68]
　　手藝人，生產勞動工具的人，長久以來被認為是文明和人類文化的真正創造者。最近，有些作者試圖證明：科學和哲學本身都是由於不斷地從事生產勞動實踐而從生產勞動中逐漸地產生出來的。 [69] 然而荷蘭歷史家海辛加卻激烈反對這種傳統說法，恰恰相反，他認為玩耍的人才是文化的真正創造者。 [70]
　　由整個現代人類學和在很大程度上由精神分析學所輝煌地證明了的馬克思主義，能夠把上述兩種思潮統一起來，因為這兩種思潮都反映了人類歷史的一個基本方面。人類在起源時期是既生產勞動工具而又玩耍的。 [71] 科學技術和藝術是逐步脫離生產技術的；但是，隨著生產技術的專業化，社會勞動分工就成為以後要取得初步的進步所不可缺少的條件了。手藝人，表面上是愚昧無知的，既沒有足夠的物質資料，也沒有閒暇去玩耍，去自由創造，去自發地、毫無私心地發揮自己的才能，而發揮自己的才能卻是人類習慣的特色。 [72] 特權階級的人，就是說有產階級及為有產階級所豢養的階級的人，越來越成為玩耍的人。
　　但因為，玩耍的人也遭到一種特殊的強迫；他的遊戲日益成為憂鬱的遊戲，即使在那些社會樂觀的偉大世紀裏（例如16世紀和19世紀），也仍然是憂鬱的。社會主義的人，擺脫了老一套勞動的束縛，重新回到集體的大家庭裏，又成為既搞手藝而又玩耍的人，玩耍越來越多，而同時卻又搞手藝。現在，已經在某些勞動中帶有更多的"遊戲"，在遊戲中也有更多的"嚴肅勞動"。 [73] 取消傳統意義上的勞動，同時也就要求人類的創造力這一主要生產力進一步發展。物質上無憂無慮的結果是自發的創造性，這種自發的創造性使人永遠年青，同時兼有兒童的遊樂，藝術家的激情和科學家的eureka。 [74]
　　對資產階級來說，財產就是自由。在一個由商品所有者這些"原子所組成的"社會裏，財產就是自由這一定義是很正確的；只有有了（足夠的）財產才能免於出賣勞動力以換取生活資料，才能免於做強迫勞動。因此資產階級慈善家們以及譁眾取寵者之流，不倦地散佈這種幻想：用"擴散財產"來"非無產階級化"。
　　有些庸俗的馬克思主義者斷章取義地理解恩格斯曾經引用過黑格爾的一句名言：自由只不過是"對於必然的認識"。 [75] 他們把這句話理解維：社會主義社會的人同資本主義社會的人一樣，都要受"工資不能超過最低生活費這一經濟規律"製約，唯一的差別就在於社會主義社會的人認識了這一律規以後，能夠"運用這一規律來為他服務"。
　　馬克思主義的這種實證主義變種，同馬克思、恩格斯真正人道主義的傳統是毫無共同之處的，同他們的大膽的分析、同他們對於未來的深刻的展望，也是毫無共同之處的。馬克思、恩格斯都不止一次地說過：過了必然王國才有自由王國。 [76] 即使在社會主義社會裏，工廠勞動也仍然使人感到是一種令人不快的必然。真正的自由是在閒暇時間裏發展的。傳統意義上的勞動越衰微，它就越維全面發展和結合社會的個性的創造習慣所代替。人類越是因為滿足了需要而擺脫了需要，"必然王國"就越"讓位給自由王國"。
　　人類自由既不是"自願接受的"約束，也不是貶低個人的雜亂而本能的活動的總和。人類自由是人的自我實現，而人的自我實現，那就是永恒的進化和超越，就是一切人性的不斷豐富，就是人的一切方面全面發展。人類自由既不是完全休息，也不是"完善的幸福"，而是經過了自古以來人類本來不應有的種種衝突以後，真正的："人類戲劇"的開始。人類自由是意識到自己的能力有限、並從中汲取超越自己能力的勇氣的人們所唱的對人類的頌歌。對於今天的人來說，似乎不可能同時又是醫生，又是建築師，也不可能同時又是機器製造者，又是原子分裂者。但是，人已經把手臂伸向星球，已經快要在試管中創造生命，將來要以普遍博愛的態度對待全人類，在這種情況下，誰敢說還有人類所永遠不能超越的限製？ 對社會主義對共產主義大家要有信心！

經濟製度

積極主動改變必然好過被動改變！私企民企轉化為集體經濟模式我國經濟只會更好絕不會變差！
　　按資分配的業主們，你們該聽聽勞動大眾的心聲了！

　　——積極主動改變必然好過被動改變！私企民企轉化為集體經濟模式我國經濟只會更好絕不會變差！

　　一個最簡單的道理——在都有幹勁的前提下，一個人的幹勁顯然不如一群人的幹勁

　　以前總有人拿和尚擔水擡水、三個和尚沒水說事；殊不知，這個故事是有前提的：

　　——那就是：是否人人都有勞動積極性；而一個人是否能具備勞動積極性就在於其勞動價值及勞動增值是否能有效匹配其付出，能否有效貨幣兌現。說白了，就是三個和尚是否都有各自的水缸。。。三個和尚三口水缸，那麽，與三個和尚只有資本這一口水缸相比，怎麽樣對國家經濟提振大就不言自明了。

　　——這就是集體經濟與個人或幾個股東的私有經濟的總體社會價值及經濟價值比較的結果。

　　——三個和尚都為一個資本擡水，自己勞動價值無法有效兌現，不能按勞分配，被資本掠奪食利，當然結果只能是【躺平】

　　至於如何保證一群人都有幹勁，當然有跟進辦法

　　以下就來詳細說道說道。。。

　　第一、轉化標的

　　私有民企向集體經濟模式轉化的關鍵點：【所有製形式及財富獲取方式】兩項——

　　一、所有製形式的轉化

　　所有權包括以下三項（6小項）

　　1、自然資源及其自然增值

　　2、非勞動類生產資料價值及其勞動增值（包括自然資源的勞動增值）

　　3、勞動成本價值及勞動增值

　　二、按資分配向按勞分配的轉化

　　勞動權益也包括以下三項

　　1、勞動成本價值（職責義務及能力評估價值）

　　2、勞動付出價值（勞動時間對應價值）

　　3、勞動增值（勞動效能價值）

　　三、社會福利

　　1、基礎民生之民權與是否勞動無關、是否繳納投入社保無關；以全民公民卡按年齡段對等平均統籌，取代以投入保險資金為先決的是否予以保障的社保形式，真正實現人權的基本生存保障（相關事項包括基本溫飽、基本教育、基本醫療、基本住房）

　　2、普通復製性勞動改善生活

　　3、創造性勞動獲得更多收益（有差異卻不會形成兩極分化的較高收益）

　　第二、為什麽個人或少數幾個人擁有企業的私有經濟轉化成集體經濟模式無論對勞動者個人還是對整體國民經濟只會更好

　　一、1949年至1978年前的集體經濟模式問題

　　1、對勞動價值只有20幾級工資模式的勞動成本價值及勞動付出時間的匹配對應；

　　2、對勞動產出效能缺乏足夠評估認定和價值兌現匹配；缺乏足夠的結果價值評估及價值變現結果認定及給予對應勞動者的價值兌現匹配（精神價值有充分考量，而實物價值未充分給予、也缺乏價值兌現體系）

　　3、對此，只需以按勞分配模式進行計量技術手段的完善即可；在計量技術手段落後與缺乏民主計劃經濟的情況下容易形成按權分配

　　二、1978年至今私有經濟資本食利模式的末路

　　1、這一階段顯然不是計量的技術問題；而是資本剝削的繁衍，是勞動者失去了勞動大部分價值給自己兌現的本質逆轉

　　2、隨同而來的是勞動者人格及整體公平公正的失陷。

　　3、這不僅使勞動積極性下挫，也使整個社會的穩定安定遭受到了鏤空。

　　4、人類逆反產生的根本在於人格的不平等

　　其實人與人之間資產的適度差異並不會形成不滿，反而會促進人的向上進取；但如果暴利者資產源於對他人的資本食利或資本霸權剝削掠奪，就必然會引發反抗。

　　人們的逆反與否顯然旨在人格尊嚴的平等實現

　　5、資本食利在我國的末路

　　1）公平公正是民眾的熱望

　　2）社會主義對集體經濟的促進

　　3）百富榜千富榜也只是極少數人，

　　小資本也深知大資本壟斷霸權將小資本者淪為了財富搬運工，這些小資本也會成為按勞分配的積極響應者。

　　資本食利、資本剝削在我神州大地走向滅亡已是必然！

三、如何讓集體經濟之路走得更好？

　　一種經濟模式如果能達到——既能公平公正、又能充分激發勞動積極性就必然是最佳選擇

　　為此，筆者設計了【按勞分配集體經濟全員崗位股份製模式】的基本構架，再次發布於此，供大家參考：

【集體經濟按勞分配全員崗位股份製】模式

　　——簡稱：《崗位股份製》模式

　　其一、所有製形式構建

　　1、央企國企由全民所有製轉集體經濟模式

　　2、民企私企包括原有各類股份製轉集體經濟模式

　　3、其中：

　　1）自然資源價值及其增值全民所有，使用權集體所有；2）轉化過程的租用費用收益用於全面公共服務及基礎民生保障

　　3）生產資料成本價值集體所有，而、生產資料及自然資源的勞動增值劃歸勞動者所有

　　4）勞動成本價值及其增值勞動者個人所有

　　5）稅收（企業所得稅）用途包括兩個方面（其一、財政收入用於公共設施及公共服務；其二、用於全民基礎民生保障，取締社保卡改用公民卡——打破保險業資本食利、改變不投入不保障、落實基本人權保障體系）——真正的納稅人是全體勞動者，而不是企業法人或投資人。

　　員工出資釋義：

　　——（按勞分配之崗位股份製模式下）員工按股比出資購買的是集體經濟模式下的企業資產使用權而非所有權，其額度按使用或租用對應資產使用權應付費用計算；員工離退則是放棄使用權而退回相應付息資金投入即可。

　　其二、分配機製構建

　　1、自然資源及其自然增值全民所有

　　2、非勞動類生產資料集體所有

　　3、勞動成本價值勞動者所有

　　4、包括自然資源及生產資料在內的勞動增值歸勞動者所有

　　5、所得稅來源應更名為勞動所得稅，而非企業所得稅

　　以上述5大方面進行按勞分配測算，完全排除按資分配計算；資金只是當作生產資料元素之一進行還本付息操作。

　　其三、與現有各類股份製的根本差異

　　現有股份製其根本是一個按資分配體系，是對勞動的剝削和掠奪；應予全面取締，徹底改變！

　　其四、《全員按勞分配崗位股份製》概要：

　　自然資源及其自然增值全民所有；生產資料成本價值國家代持所有權，生產資料增值集體所有；自然資源及生產資料所有權與使用權分離，對應企業使用時支付對應租用費用。自然資源、生產資料勞動性增值、和勞動價值及其增值歸勞動者所有，企業所得稅可更名為勞動所得稅（納稅人與勞動者對等更加名副其實），該稅收及其他稅收與自然資源及生產資料收入一起用於國家公共事業（包括基礎民生保障在內的公共設施、公共服務）財政收支。

　　企業對國家層面的集體私有製，對個人層面的集體公有製；（破產無人接手的特例情況下所有權歸國家所有，再重組進入再生產循環）

　　集體經濟按勞分配模式下之《全員崗位股份製》的核心關鍵是——對按資分配的斬斷！

1、真正按勞分配：

　　公平公正的同時還能更好地有效提升勞動積極性，最大限度地提高企業活力及社會經濟飛躍

　　1) 投資不對等企業股權，也不享有企業利潤、同時也不承擔企業風險。

　　2) 企業股權按崗位職責和勞動付出及勞動成效劃分；對等於企業對應崗位及勞動之無形物，而不對等於勞動者之有形物；人在其位得其股，離退時股權對價收回不帶走股份；股份無私人財產繼承權。

　　3) 企業利潤和風險按股權由企業全員分享分擔；

　　4）與現有各類按資分配股份製有本質差異；

　　之所以在股份前有【崗位】二字作為定語，就在於股權真正對等的是崗位及勞動這兩個無形物；並且還不是對等於在對應崗位的人

　　員工離退帶不走對應股權、只能得到對應投入的保本付息（養老不在此兌價計算之列）；股權永遠留存於對應集體企業之中。崗位股權對具體勞動者也沒有類似於私人財產的繼承權。

　　5）可以接受過渡期

　　——過渡期允許29%以下純資金股權繼續在約定的3至5年內按股比獲利；但到期兌換收回股份時，僅按股份資金余額的保本付息結算——即完全按投資轉信貸結算。之所以定額為29%，就在於集體經濟之《企業崗位股份製》的章程機製及相關重大事項能保持集體的絕對控股保障。（當然、如果日後整個國家之公司法有調整後自當另議）

　　——國有銀行資金是全民性資源，應逐步減少直至完全斬斷對私有經濟模式企業信貸、初期果斷調整為大比例傾向集體經濟模式企業信貸。

　　2、保全原有資產，實現平穩過渡

　　個人資產自實施日起劃斷，過往資產保全

　　3、投資轉信貸、保本保息，保障資金安全、金融穩定

　　投資者享有投資保本及利息收益;投資轉信貸模式進行

　　4、破產償付構建合理，責任明確、風險共擔

　　企業運作保持市場導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正常運轉；企業間正當競爭有序進行；引導科技創新為主要手段的比趕超。

　　1) 企業破產債務企業全員按股權比例分擔

　　2) 償還額度為每月債務人對應收入扣除當地最低收益標準額度後，其超額部分的50%逐月償還，直至付清

　　3) 建立國家破產投資保護基金，若債權人出現影響生存的重大危機時，投資保護基金先行酌情墊付適當額度款項，再從債務人手中逐漸收回。

　　5、資產調劑稅促進資金再生產投入

　　1) 按個人資產總額實行資產調節稅征收

　　2) 征收比例按資產額度同比梯級進行，額度越高比例越大

　　3）征收款項部分進入破產投資保護基金池

　　4）防止資金外逃防控手段加強

　　5）按金融服務實際勞動附加增值重新測算存款及信貸利息；（若月息為0.4%，年息應以遠低於12倍的計算方式計量）；促進個人資產和資金進入再生產投入和消費投入。

　　6、個人三梯級收益模式

　　 1）基本生存全民按年齡段對應實行統籌保障、《崗位股份製》模式之下企業直接稅費繳納；改社保卡為公民卡，打破保險業資本食利，打破企業偷漏民生保障基本義務。

　　2）以普通(復製性)勞動收益改善生活；多勞多得、少勞少得

　　3）以創造性勞動獲得「致富」，真正實現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同時促成科技興邦的創造性勞動價值兌現有效實現。

　　三個檔次的收益方式；按勞分配、實現全民不再為金錢左右的人格平等

　　7、破——金融衍生、股市炒作、資本增值，打破以錢生錢

　　1) 打破貨幣的偽增值效應

　　2) 讓貨幣回歸流通本質，有效歸位中介職能

　　3）股市轉換職能——成為資金供需的信息流轉金融服務中心

　　4）金融對內徹底成為產業服務而非增值手段

　　5）轉變重商輕實業輕科技的金融服務方向

　　8、國際合作：內外有別、無需閉關鎖脖

　　1) 取締國內A股交易，股市轉為投資轉信貸信息中介中心

　　2) 對外投資遵行國際慣例，以股市羅賓漢手段進行對外股市操作;但嚴控實體資產外逃

　　3) 逐步實施EB國際貨幣的物物對價國際貿易結算模式、脫離美元控製。

　　4）國際合作更改為招商引技、不再招商引資；

　　5）人民幣貨幣發行充分計量自然資源、生產資料、特別是人力勞動和該三項的增值測算後的賦值貨幣補充發行，保證貨幣量的有效流通及中介服務職能。



　　綜上所述：

　　集體經濟模式當然與現今的按資分配民企私有經濟模式有本質不同，而且當然更好；並且可以毫不避諱地說，要好過千倍萬倍！

　　按資分配的業主們，看清時代大潮，逆勢而為顯然於國於民於己皆不利！

　　捫心自問、你們該聽聽勞動大眾的心聲了！

　　順應民心、順應大勢、積極主動改變必然好過被動改變！

政治製度

　1.資本主義和資源主義。 （1）資本主義。通過資本的運動。在生產和再生產過程中實現資本增值的社會製度。
　　它的政治特征是：確立資本主義的雇傭勞動生產關系。資本屬於資本家私人所有權。由資本家或由資本家授權的經理人員主張分配權。剝削職工剩余價值的社會製度。 （2）資源主義。通過資源的運動。在生產和再生產過程中實現資源增值的社會製度。它的政治特征是：確立資源主義的資源（股東）人頭權製度。和企業（公司，單位）公民直接議會製度。由企業，單位，公民直接議會依循多數原則和正義原則主張分配權。並決定企業統治者（經營者）薪酬。等事項的社會製度。 資源主義是建立在資源（股東）人頭權，和公民直接議會，之上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方面的系統理論和主張。   2.人的能力差距有限 富人窮人財產差距相應有限。人是有限動物。網友（魏武揮
　　鞭）寫了兩段精彩帖子「人類歷史上經常出現官僚 地主 商人世家。但是為什麽沒有出現科學，數學，藝術世家呢？在真正靠個人能力的時候，人的差距沒有那麽大」「愛因斯坦那麽牛逼，怎麽他後代就不行了？後代可以輕易繼承財產，爵位，但是很難繼承智商和知識」。他說出了壹個真理：人是有限動物。人的能力差距有限。而資本主義社會自由市場經濟。或共產主義專製社會特權經濟。主張的占有，所有是無限的。兩兩不對應。嚴重違背自然法則。於是出現今天20個最富有美國人凈資產總額為7320億美元。超過1.52億底層美國人財產總和，的奇異現象。人的差距不大。而且這不大的差距，還是後天獲得了良好的，有利的，比能力更重要的機遇。才有可能形成。愛迪生說，天才（成功）等於百分之九十九的努力加上百分之壹的靈感，但是往往這百分之壹的靈感更加重要。這裏說的是靈感，機遇。是告訴人們。人的頭腦和身軀，要時刻準備好接受好的靈感和機遇的空間，和能力。抓住它。不松手。成為天才，和成功者。歷史上，有人抓住了好的機遇。
　　如傑斐遜，麥迪遜，愛迪生，林肯，瓦特等。抓住了為人類自然權利和追求幸福權服務機遇。有人抓住了壞的機遇。抓住投機贏利擅權獨裁危害社會機遇。  以資本主義，專製主義裏出現的富人而言。坐吃祖宗基業的富人的貢獻可能達不到平均壹位公民的貢獻。富人可能是因為分工不同近水樓臺先得月。外帶投機致富。今天的巨富者多是靠投機。用二十倍，三十倍，金融杠桿撬別人兜裏錢財。侵吞其他公民資源財富致富。壹黨專政貪官腐敗致富。靠黨權變金錢，無本萬利。靠獨裁權勒索人民。榨取國有資產致富。投機獲得的金錢，和當事人的才能不相應。不符合「人的能力差距有限。富人窮人財產差距相應有限」的自然法則。傑斐遜「終其壹生，他從未參加任何投機活動，並且認為參加這類活動是壹種恥辱」。從別人兜裏靠投機賭博。靠侵吞別人的資源權和分配權獲得金錢，是恥辱。   3.投機正在變成宗教。  近百年間，富蘭克林·羅斯福搞投機。以新政欺騙國人。控製公民輿論。挖空心思蓄意製造珍珠港事件。發動二戰以來。人類日趨渲染投機，欺詐，投機倒把，的不良知識。把投機變成精英們孜孜不倦追逐的信念。投機得不到應有的譴責。反而成為社會上受人青睞的榮耀。香餑餑。
　　金融，股票投機在美國，在中國盛行。從金融，股市撈取了百億，上千億美元的財閥，金融寡頭。被社會傳媒吹捧為偉人，英雄。全球有42個國家的財富總和，不抵索羅斯壹個人財富。靠投機孕育出來的世界富豪正在吸吮全人類的鮮血。成為披著『英雄』『偉人』蒙皮的嗜血教主。他們用壹張慈善家蒙皮。來維系投機教傳宗接代。 投機構成投機教。有門徒們創造的投機文化作教義。有金融資本，財政資本，的存在。有獨裁統治者作教主。有眾多投機信徒。投機包括共產主義的領袖專政投機和腐敗。  投機二字本身的邪性，不壹定超過其他邪教。但是，投機教在毀滅人類文明的作用上。會超過現有的邪教。（1）投機毀滅文明 投機是壹種恥辱。人類數千，萬年好不容易創造的政治文明，德性文明。在投機教教徒猛烈攻擊下。壹天天在失去光華。今天出現20個最富有美國人凈資產總額為7320億美元。超過1.52億底層美國人財產總和，的奇異現象。於是，投機者發明了『壹個富人的貢獻能夠達到760萬位公民貢獻總和』的謬論。成為天大笑話。無稽之談。投機造成不可理喻的貧富差距。嚴重侵犯了人類自然權利。二百年前傑斐遜提出「參加投機類活動是壹種恥辱」「終其壹生，他（傑斐遜）從未參加任何投機活動...」。他還說，「如果我們在任何時候被引誘去參加可恥的賭博娛樂的話，那便是我們自己的過失」。二百年來人們卻在頌揚投機，享受恥辱。（2）投機在數百年前孕育了吸血的資本。所謂市場經濟。已經被投機倒把，金融股市寡頭壟斷，權力控製市場經濟，權力腐敗。破壞得體無完膚。自由市場經濟壹天天在失去自由和公平正義。經濟領域統治者。利用資本占有權。分配絕大多數平民創造的財富的製度。是資本投機。是富人盜竊底層窮人財富的剝削製度。用馬克思的話「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用傑斐遜的話「財產法過分擴張，侵犯了自然權利」。1941.12.7日的二戰前，人們陣線分明。美國人不要戰爭。美國財團要戰爭。金融寡頭操縱選舉的結果。羅斯福就連任四屆總統。發動了二戰。今天，全人類事實上變成了財團，寡頭，大亨們可以隨意擺布的奴隸。（3）投機正在變成宗教。投機和人類與生俱來的弱點結合。成為投機教。投機教不必履行入教儀式。只需奉獨裁統治者，產業大亨，金融寡頭，為偉人，英雄。只要信仰投機。就是信徒。今日投機教信徒和潛在信徒無量。（4）尊重自然回歸自然的權利 拒絕投機。 在投機橫行天下的嚴酷事實面前。人們唯有從製度入手。重建資源權和分配權兩項自然權利。防治統治者享有絕對的權力。防治特權對公民大眾文化的侵蝕。才是規範人類，拒絕投機，追求幸福的辦法。   4.西方國家政府三次分配的弊病 政府向著建設福利社會。  （1）三次分配。通過市場實現的收入分配為第壹次分配（資本權利）；通過政府調節而進行的收入分配為第二次分配（政府調節，福利社會分配）；而民間自願、在道德的影響下把可支配收入的壹部分捐贈出去，被稱為第三次收入分配（嗟來之食，富人施舍分配）。  （2）三次分配的弊病。西方國家試圖通過三次分配維護政權穩定。但因三次分配包含統治者創造自由的邪惡內涵。美國推行三次分配的結果。是貧富差距壹直在增大。其弊端至少有：  a.第壹次分配靠資本權，由富豪行使分配權。資本家（經營者）剝奪了職工享有分配權這項自然權利。
　　已經竊取了職工創造的壹大塊剩余價值。這時，政府聲稱還有調節分配等著妳來拿。就掩蓋了資本家剝削壓迫勞工的罪行。「助長大財產所有者的氣焰，使他們利用這種分配理論為自己的巧取豪奪、大發不義之財做辯護」。  b.政府創造自由就是剝奪妳的個人自由。 第壹次分配裏，政府夥同資本家，以雇傭勞動製度。攫取勞工壹大塊剩余價值財富。二次分配是政府創造自由。分給勞工壹小塊財富。既掩蓋資本家剝削壓迫勞工罪行。又騙勞工去感恩資本家。達到維護資本主義社會長治久安目的。  c.三次分配和部分二次分配，具有嗟來之食味道。
　　被統治者喪失了人格尊嚴。低人壹等。使他們的生存權，自由權，追求幸福權都打了折扣。他們本應理直氣壯享有的自然權利。人為地變成接受富人施舍的低人壹擋。不公平。人類文明受阻。    （3）取締政府創造自由的二次分配 政府向著建設福利社會。人類追求自然權利。縮小社會貧富差距。的基本辦法。是主張公民享有資源人頭權和財富分配權。史實表明，凡是鼓吹以二次分配取代公民享有分配權的政府。是剝奪公民自由的專製政府。因為自由是自然權利。作為民主社會，要求公民從統治者，特權階級，資本家手中。收回資源權和分配權。
　　改變所有權主體。改變分配權主體。建立合乎自然權利的分配製度。造就支持民主，支持選舉的經濟基礎。二次分配及捐贈等只能是在分配權主體之外的壹種補充。政府創造自由，表現政府搞陰謀耍權術。是助長人類劣根性。因為劣根性源於個人自由出軌。解決辦法是「正當的自由為，在其他人據相同權利劃定之範圍內，依我等之意願暢行無礙（傑斐遜）」。是提倡自然權利。政府職責是建設福利社會調節人性。
　　復興古代人群居，熱鬧，友愛，互助，救難解危，的自然屬性。開創現代人的政治動物德性動物的網絡天地。  （4）分配權向著追求合群追求享有自由權和幸福權。傑斐遜說「私有財產的目的在於使每個人都有基本的經濟保障，從而使每個人能夠不依附於他人，獨立而平等地參與公共事務」。 說的是「私有財產是社會的創造,從屬於社會的需要（富蘭克林）」。有獨立享有，自主支配，的私有財產權。為的是保障人格尊嚴和個人自由。私有財產要感恩社會。夠用就知足，富裕點更好。人是在社會中活著。不是為財產活著。人生的價值在於能享受合群的幸福生活（孤獨就缺少幸福）。在於為社會追求自由和幸福。 傑斐遜的幸福觀念。是能載入史冊的個人自由幸福觀念。
　　5.分配權回歸自然權利。（1）傑斐遜有關財產法的自然權利學說。  二百年前傑斐遜提出「人類自然權利」價值觀。創造性地發展了自然權利學說。這裏有四句相關話語：「財產法已經過分擴張。損害了人類的自然權利」「將財產的政治意義淡化了。這是為政府通過再分配手段實現民主目標提供了理論上的支持」。筆者認為最後壹句話「這是為政府通過再分配手段實現民主目標提供了理論上的支持」。不是傑斐遜說的。也不是他意思。並試圖就這四句話提供來自傑斐遜意思的證明： a.將有限財產歸入無限的幸福裏去 財產的政治意義就淡化了。
　　幸福，精神享受是無限的自然權利，財產是有限的法律權利。人的大腦，飲食量，才能差距，都有限。人是有限動物。人之間財產差距就應有限。但是幸福，精神享受是無限的。例如傑斐遜將「...不依附於他人，獨立而平等地參與公共事務」。作為幸福和精神享受。而人類謀求「參與公共事務」幸福。也是無限地追求著的。財產以有限名分歸納於無限的幸福之內。財產的政治意義就淡化了。「從屬於社會的需要（富蘭克林）」了。  b.政府過分擴張財產法 損害了人類的自然權利。傑斐遜主張『政府不能創造自由權利』。來遏製個人自由。來侵犯個人權利。傑斐遜實現民主目標著眼於體現自然權利的第壹次分配。而不是再分配。「傑斐遜相信，人皆擁有『某種不可轉讓之權利』。也就是說，無論政府是否存在，人所擁有，不可創造、奪取、或轉讓的基本權利永存。傑斐遜對於自由的解釋最受重視，他將之定義為『正當的自由為，在其他人據相同權利劃定之範圍內，依我等之意願暢行無礙。我並未加述『合法範圍內』，因律法通常不過是專製獨裁者之意圖，而律法的確就是這樣侵犯個人權利』。因而，對傑斐遜來說，政府不僅不能『創造』自由權利，反而有可能侵犯個人自由。而適切自由的範圍並非由法律所規定，而是止於他人有相同權利之處」。 這裏，傑斐遜表明。無論政府是否存在。分配權屬於自然權利的平等，自由和生存權。分配權建立在民主權的多數原則及正義原則之上。若還要通過政府律法來再分配。就侵犯了個人權利。就是政府「創造」了自由權利。 說明兩個問題：壹是政府剝奪財富創造者應享有的財富分配權。是財產法過分擴張，或者說是犯罪，越軌。損害了人類的自然權利。
　　二是作為政府剝奪公民第壹次分配自然權利後。繼而采用專製獨裁者需要的再分配彌補。就是政府創造這種反自由的權利。目的就不是為民主。而是加強獨裁專製主義。  c.私有財產是社會的創造 靠投機侵占社會財富者是社會敗類和蠹蟲。私有財產是社會的創造（富蘭克林）。沒有社會就不存在今日的私有財產。離開社會則金錢失去價值。人類享有私有財產要感恩社會。人生意義在實踐：真、善、美、自由、平等、博愛，六大觀念（胡適）。依靠投機，侵占他人創造的財富。背離了人生意義。背離了人的社會價值。是恩將仇報。忘恩負義。產業大亨，金融寡頭。是社會的敗類和蠹蟲。他們損害了人類。為社會所不容。  d.解決財產法擴張損害人類自然權利的辦法 是由財富創造者享有財富分配權。傑斐遜主張公民皆享有對勞動果實民主決策分配權。財產法已經過分擴張。損害了人類的自然權利。指財產私有權超越了自然權利，成為宗教式崇拜對象。傑斐遜認為，「財產權是人的
　　社會權利，而追求幸福權是人的自然的天賦權利，土地是人類共有的財產，私有土地只是個歷史範疇。傑斐遜賦予了自然權利以民主色彩。是包括試圖開辟壹條分配權民主，分配權回歸自然權利的光明大道。在給麥迪遜的信中，他說『不管在任何國家，只要有未經耕種的土地(為了狩獵而聽其空閑)和失業的窮人，顯然違反了自然法則』。人的不可剝奪的權利中包括追求幸福的權利，意指謀求任何合法的事業或職業...增加財產，激發潛能，以獲得最大的精神享受」。傑斐遜看到「（壹位辛勤勞動）貧婦...沒有面包吃。他認為主要的原因是「財產分配上的不平等」，但他同時意識到「平均分配財產是行不通的」。他在給麥迪遜的信中提出了兩項切實可行的措施，壹是「各種遺產平均分配給壹切子女，或者其他親屬（傑斐遜經由成功廢止維吉尼亞的長子繼承權實現他對平等的承諾）」;二是「豁免所有財產在壹個數量以下的人的捐稅，而對於財產在這個數量以上的人們，按幾何數據征稅」。 傑斐遜憂慮平等與財產所導致的不平等之間的矛盾。是「財產分配上的不平等」。傑斐遜意識到，分配不平等的原因是占人口極少數統治者，經營者，掌控了分配權。不按貢獻，不由有貢獻者們，民主決策分配財富。而是按資本，由資本家獨裁分配財產權。
　　給自己多分。給職工少分。下面是傑斐遜希望做到的：壹切人生來都是平等的，他們均「...享有自己的勞動果實的權利...」。很明顯，傑斐遜的意思是，實現「享有自己的勞動果實的權利」的辦法。絕不是違反自然權利法則，靠資本家恩賜。而是由壹切人-被統治者和統治者共同完成。這就可以理解為由企業（公司，單位）公民直接議會民主決策完成。職工全都享有參入分配自己創造的勞動果實的權利。遵循多數原則和正義原則。享有對勞動果實民主決策的分配權利。  e.通過再分配手段實現民主目標 是統治者製造的謊言騙術。傑斐遜惋惜的是：上天賦予人類分配權。人類卻未能珍惜。在二百年前，行會，向機器工業轉化時，「行會師傅」不經意地輕易地丟失了「享有全權的會員」的資格。公民失去分配權後，議會不能代表聯邦公民意誌。不去追求回來。進而謊言惑眾。幫助統治者侵權營私。眾所周知，民主的基礎是自由。自由的保障是法治。美國財產法侵奪職工分配權。公民個人自由失去保障。這時，靠大財產者的施舍。得到的不是自由和民主。
　　而是專製和壓迫。是統治者對治下奴隸群體的欺騙性馴服。因為，資本家通過分配權剝削了職工之後。再施舍零星半點（通過再分配）給職工。是否定了自然法。顛倒了權利關系。 對此，傑斐遜和麥迪遜在 18 世紀90年代與漢密爾頓的財政政策作了堅決的，議會裏的鬥爭。雖未能成功。但寫下了「主張...聯邦政府無權行使憲法無明文規定之事項，而各州對聯邦政府各項僭權之舉可視為無效」的提案。此提案為美國史上首次對州權論之陳述，該論述開日後拒行聯邦法規與介入論之先河。  f.再分配是罪惡分配 是從古希臘羅馬民主政治的倒退。再分配主要是表現了富人對窮人的施舍性分配。它的問題有：  壹是，政府二次分配加強了專製手段。是加強經濟領域統治者獨裁權，奴化職工的主要手段。再分配給奴化職工找到了理由。  二是，政府二次分配背叛自然權利學說。導致社會內部對立。效率降低。戾氣增加。
　　社會資源財富無形損失增大。 筆者認為，作為壹個國家，壹個社會。再分配，捐贈，都不可沒有。例如對被社會遺忘的赤貧者等等。都存在再分配，捐贈問題。但以再分配作為實現國家民主的目標。作為降低社會貧富差距主要手段。則是適得其反的大罪惡，也是人類二百多年來從古希臘羅馬民主政治的倒退。 （2）傑斐遜關心人民幸福 不是富人財產。「傑斐遜在《獨立宣言》中有意將財產從自然權利中忽略（筆者註：這裏，傑斐遜不是有意忽略財產。他是確定財產不是自然權利。原因在於，財產的多寡和其人在社會中的變遷相關。或者說和統治者占有絕對的權力相關。或者說和投機賭博贏輸相關。或者說和戰爭勝負相關。包括在公平競爭中成功的程度相關，等等。無論從哪壹個角度看。財產都屬於社會權利和法律權利。而非自然權利。壹黨專政政府今日抓壹串，明日抓壹串，後天又從專製製度中生長出來壹堆腐敗分子。妳能說他們的財產是自然權利嗎！顯然不是。是槍桿子裏出政權，出絕對領導權，出特供製，出特權，出腐敗。人類普遍固有的，天賦的，不可轉讓，不可剝奪的。不是財產。而是資源。人人生而平等，享有天賦人權。所有天賦人權項目的物質基礎。無壹例外，都是人人生而平等享有資源權。以及開發資源生成財富後，平等享有建立在民主原則和正義原則上。參入分配財富的權利。沒有資源權就沒有生命權。
　　沒有分配權就沒有獨立的，自由的，生命權。自然資源和社會資源等均屬於資源。生命權，資源權，自由權，分配權，追求幸福權，是自然權利。財產只是社會權利）。這表明『傑斐遜將財產權看成是社會權利而非自然權利』。使得財產和個人先天身份之間聯系的紐帶松弛了，財產的政治意義淡化了...」。傑斐遜用「追求幸福權取代」。「把追求幸福的權利看作是自然權利，而把財產權利排除在自然權利之外，這說明傑斐遜所維護的不是中產階級的財產權 , 而是包括沒有財產的窮人在內的壹切人追求幸福的權利。這就突破了洛克自然權利學說的局限性，而把人民的要求和渴望反映到自然權利學說中來，從而賦予了自然權利學說以濃厚的民主色彩，創造性地發展了自然權利學說。正如帕靈頓所認為的，它意味著傑斐遜「與洛克遺留給英國中等階級的輝格主義財產理論徹底決裂」。在傑斐遜看來，私有財產的目的在於使每個人都有基本的經濟保障，從而使每個人能夠不依附於他人，獨立而平等地參與公共事務。也就是說，它為壹個平等參與的良序社會而設立。在傑斐遜看來，如果把財產權提高到自然權利的地位，就會助長大財產所有者的氣焰，使他們利用這個理論為自己的巧取豪奪，大發不義之財做辯護。例如漢密爾頓的政治哲學就是增進有產者利益與國家利益的壹致性。傑斐遜認為，在壹個自由的國家，雖然人們可以享受充分的自由，但是個人自由的無限膨脹必然導致社會經濟上的不平等，最後必然出現貧富懸殊，壹方面富人腰纏萬貫，另壹方面窮人身無壹文。他深深感到，如果事情發展到這種田地，所謂民主也就失去了意義。有鑒於此，傑斐遜認為壹個民主共和國必須用經濟基礎來支持政治民主。因此，他用『追求幸福的權利』來取代『財產權』，說明他最關心的是廣大人民的幸福，而不是富人的財產。傑斐遜在 18 世紀90年代之所以與漢密爾頓的財政政策作堅決的鬥爭，就是為了打擊大投機商人和銀行家掠奪人民的行為」（上面兩大段內容摘自：《百度百科》
　　《平等權與財產權的矛盾-鄭
　　詩成》）。 （3）傑斐遜的『非資本主義』。傑斐遜的『非資本主義』傾向。是資源主義取代資本主義，資源主義生產資料取代資本主義生產資料傾向。有人說，「他（傑斐遜）的思想帶有明顯的『非資本主義』傾向」。他認為「人民是『所有壹個國家中所有權威的來源』」。他的民主主義是人文主義的民主主義。他反對壹切壓迫。仇視特權。最反對暴政。表明傑斐遜早已看透資本的剝削壓迫性質。資本代表了資本家獨裁分配權的理由。資本和資本家獨裁分配權。造成富人腰纏萬貫，窮人壹無所有。勤勞婦女沒面包吃，是因為她創造了財富卻無分配權。無分配權的原因是資本家打著資本旗號，侵占了屬於人頭權的資源。違背自然權利法則。傑斐遜在敘述「土地是人類共有的財產，私有土地只是個歷史範疇」裏。告訴人們，歷史範疇是會消失的。這就宣告：資本只是壹種歷史過程。上天創造智慧人類標準是政治動物和德性動物。形成社會的基礎在於每壹個體或家族有自己覓食領地。這個過程長達數百萬年。而不是資本主義的數百年。人類享有大自然賦予的平等的資源人頭權和分配權。是自然權利。是天賦的，不可轉讓，不可剝奪的，權利。自然權利是人所共有的，任何個體都可對蒂屬對象或社會所要求的重要利益。傑斐遜的思想站在自然權利壹邊。站在人的幸福的壹邊。站在否定資本傾向上。向著平等的資源人頭權。和壹切創造財富者依循民主的多數原則和正義原則，皆有權參入決策財富的分配。維護平等的生命權。資源是生命泉源。
　　傑斐遜的『非資本主義』傾向。意味資源主義取代資本主義傾向。意味資源主義生產資料取代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的傾向。 （4）分配權回歸自然權利。 a.理順權利關系。排斥壹切由政府製造的權利關系，如「政府創造自由權利」。人類自當崇尚自然權利。公民應當收回屬於自己的分配權。文化應當定義經營者投機這類活動是壹種恥辱。國家應當收回，富翁投機所獲資本，特權階級利用權力盜竊全民所有製財富。資源權和分配權必須回歸自然權利。  現代社會，科技發達不是政治倒退的理由。文化提高更不是人類向奴隸社會演化的理由。再分配手段。以喪失尊嚴的付出。把壹個明朗的事物。搗鬼成兩次包含罪惡的陰謀。以浪費資源的付出。兜了個大圈子。人類資源財富總量反而減少了。基於自然權利的道德標準反而敗壞了。為人類所不取。   b.回歸自然權利 製止統治者侵占分配權。統治者占有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是被統治者要馴服統治者的理由。馴服統治者的核心 是被統治者享有資源人頭權和財富分配權。手段是全體公民皆享有企業公民直接議會的議員權。 小布什總統說「人類千萬年的歷史,最為珍貴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師們的經典著作,不是政客們天花亂墜的演講,而是實現了對統治者的馴服,實現了把他們關在籠子裏的夢想,因為只有馴服了他們,把他們關起來,才不會害人」!  這裏面的統治者包括政治，經濟，文化，宗教，藝術，精神，企業，公司，單位，社區，等領域統治者。所有的統治者，沒有例外。都需依循同被統治者的雙方契約關系。獲得被統治者的授權，監督，製衡。製衡統治者權力。使不產生絕對的權力。  對於被統治者而言。所有權不可侵犯，即私有財產不可侵犯，是社會法律權利。「私有財產是社會的創造，從屬於社會的需要（富蘭克林）」。而資源人頭權不可侵犯。
　　公民分配權不可侵犯。則是不可剝奪的自然權利。分配權決定依循自然權利妳應該獲得多少私有財產。分配權是關聯民主權，選舉權，生命權，自由權，平等權，追求幸福權，的綜合性基礎權利。任壹公民皆不可強迫社會或集體，給自己分配若幹財富。但任壹公民皆有權參入財富分配權的主人行列。分配權不僅是分配財富權。通過物質基礎的輻射作用。它就分配了妳的自由權。分配了妳的平等權。分配了妳的人格尊嚴（該是妳的，卻被侵占。就降低妳的身份）。分配了妳的選票權的含金量。實現馴服統治者的要害，是被統治者享有資源人頭權和享有建立在多數原則和正義原則上的分配權。有如壹只老虎有30平方公裏領地。這是虎權。是上天分配給他領地的食物權。妳要剝奪他的權利。他就以命來搏。除非妳滅虎種。讓虎完成地球生命歷程。        6.資源主義取代資本主義。（1）資本主義背離自然權利 資源主義合符自然法。 資本的價值在投機。投機既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動力。但投機更是毀滅資本主義社會，甚至毀滅人類社會的精神元素。壹個民族社會政治思想沈迷於追求投機謀私利。這個民族沒出息。壹個心地真率誠摯腳踏實地的民族。方能聚成力量。戰勝強敵和自然災害。享有自由。合符自然權利的資源主義能培育優秀的民族。（2）雇傭勞動以資本家私人占有資本生產資料 剝削傭工。 雇傭勞動只承認資本家對資本的占有權。不承認資本家的資本，是侵占的自然資源與社會資源，和職工已創造的社會資源之和。資源是自然權利。而被認為是資本家私有財產的資本。事實上是屬於自然權利的兩部分資源權：包含在整個環節和過程中的原有自然資源和社會資源；包括職工勞動過程現創的社會資源部分。雇傭勞動就是資本家占有資本生產資料剝削傭工。（3）資源主義凈化私有製和私有財產。由公民直接議會根據聯邦法律，用民主，選舉方法決定經濟領域統治者和其他統治者的收入。和確立按勞動質和量決定收入的相關製度。使私人財產和其付出的勞動的質和量相符。將使，用資本剝削職工勞動創造物的私有製。變成光明磊落私有製。讓私有製和獲得的私有財產，公平正義，幹凈，和光榮。（4）從資本主義生命歷程看它必被資源主義取代的理由。起先，資本主義經營者靠開初自己的努力集聚的壹點本錢。變為掌握在手的生產資料和雇傭勞工需要的貨幣。資本家以資本主人身份。只將雇工創造價值的壹小部分充作雇傭費。大部分新創財富被資本家分配給自己享用。以及用於擴充資本。更多地侵占資源。如此幾百年滾雪球。靠侵吞公民的資源人頭權和勞工血汗。出現了個人財產數千萬，數億，數十億，數百億，上千億美元的特權階級，資本家，財政資本，金融寡頭。他們操縱國家經濟命脈和政權。例如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和第四次中東戰爭。的財政資本。的軍火商們。他們貪婪的攆財趨利行為。正在摧毀資本主義的自由，平等，博愛的社會政治思想。正在蠶食三權分立相互製約的資本主義優秀製度。產生此壞現象原因，在於資本主義經濟基礎背離自然權利。在自然法裏，背離人類理性的東西。就沒有繼續存在的理由。而資源主義主張人人生而平等。天賦資源權。資源主義以符合自然法為其存在的理由。人類社會就到了資源主義取代資本主義的時候。這裏，資源主義指，資源回歸自然權利的主張。停止資源被壹黨專政領袖專政，被特權階級，被資本家霸占現狀。以拒絕投機名分。通過公民直接議會。收回資本家的資本。收回特權階級的特供製享受，特權占有。建立以公民直接議會為基礎的基層議會民主製度。建立資源人頭權製度。將分配權轉移給企業，公司，單位的公民直接議會。和轉移給聯邦產業集團代議製議會的宏觀調控。分配權民主化，選舉化。取締特權。以國家多級議會（聯邦議會，州省縣鎮產業集團議會，企業或單位公民直接議會）民主製度。創立新的激勵機製。鼓勵創新功能。
　　實現資源良性運動。資源主義運動自始至終認同和貫徹資源權和分配權是自然權利。用民主，選舉手段實現壹切財富創造者，壹切對社會貢獻者，壹切公民，都享有參與分配財富的民主決策的權利。資源主義來自自然權利。自然法是其生命力的源泉。（5）資源生產資料取代資本生產資料。 a.資源所有權與分配權的交換登上歷史舞臺。在機器工業時代裏。新創產品是由許多人共同完成。每位職工都享有資源人頭權。它是壹份民主權，平等權，選舉權。雖然資源人頭權不是直接的財富。但它代表壹份人人生而平等享有的資源財富權利。是壹份至關重要的壹世權利。它代表人格尊嚴，人權，公民權，和幸福權。資源人頭權決定了分配權的自然屬性。它是以民主形式分配財富的權利。隨著機器生產出臺。人類在創造財富中的關系，也發生變化。主體部分不僅是勞動力付出創造的新品，與獲得金錢的交換。更加是權利與權利的交換。資源主義取代資本主義後。資本生產資料被資源生產資料替代。資本家所有的資本。變成了職工按人頭享有的資源。職工是作為資源人頭權的所有人。來參與創造新品權。交換到的就不再是別人恩賜給他多少報酬。而是他具有參與民主決策如何分配各自應得的報酬的權利。交換關系，變為資源所有權與分配權的交換。以分配權民主化，體現公平正義，人格尊嚴。擺脫雇傭勞動者被剝削被壓迫地位。 b.社會分工不為統治者剝削被統治者服務 而為全體成員追求幸福服務。人是政治動物，善於組織社會。社會分工是追求社會成員幸福，為創造文明，自然出現的事物。不是少數人利用社會分工，投機撈取資本，剝削和奴役其他社會成員的理由。近水樓臺先得月。利用金融杠桿，買空賣空，強取豪奪。都是恥辱的投機和犯罪。資源主義可以使社會分工擺脫統治者對被統治者的奴役和剝削。使社會分工成為自由選擇，自由創造，相互融合，追求幸福，實現文明，的權利和義務。 c. 使用資源要付費。市場經濟裏，市場等資源是人類千百年創造的社會資源。
　　隨著科技進步，它的份量越來越重。它屬於人類共有，共享。在資源主義社會政治製度裏。妳使用了過量市場資源和其他資源要付出相應費用。並按幾何級數增長。社會鼓勵創新。社會需要而又不能進入市場者，則由政府補貼。體現公平正義。 d.資源生產資料取代資本生產資料 分配權歸屬於公民納稅人。資源生產資料拒絕投機。為了實現富人窮人財產差距和人的能力差距相對應。需要社會收回金融寡頭，資本家的資本。把資本生產資料，變為公民享有分配權，的資源生產資料。取締統治者集權，獨裁，享有絕對權力的製度。以企業公民直接議會取代董事會製度。取代最高執行長製度。通過資源主義政治製度。在將資本改為資源同時。收回經營者侵占的分配權。把分配權歸還創造財富的納稅人，公民。        7.資源主義領導世界。（1）資本主義返回資源主義。回顧分配權歷史淵源。今天的資本主義。出自中世紀行會。行會師傅是享有全權的會員。行會是反壓迫剝削同業團體。以美國為例，二百年前就應該給工業社會製度裝入壹個自由，平等，博愛的政治思想靈魂。實行企業公司的公民直接議會。采用民主競爭選擇製。職工掌管分配權。的製度。建成資源主義國家。但由於工業社會資本家出自貴族社會市民階層。他們舉起自由，平等，博愛旗幟。戰勝和取代貴族社會的同時。由於暴發戶先天劣根性作祟。沈積了厚重的人性弱點。如素質和涵養差，崇拜權力和金錢，乖舛暴戾，得魚忘筌。缺乏貴族階層誠信，自我克製，道義，奉獻，服務，使命感精神。他們無限地追求財富，追求特權，追求統治全世界。二百年前在美國。漢密爾頓主張「銀行家最高執行長集權（CEO）製度」。和主張自然權利學說的傑斐遜總統針鋒相對。在議會激烈鬥爭中，漢密爾頓的財政政策取得多數。於是，他們把資本家雇用製。經營者壟斷分配權。剝削壓迫勞工。這個醜惡靈魂裝進工業社會心臟裏。建立了資本主義國家。由於資本意味剝削，和侵犯人權。人們主張人權，主張公民權，就要革除資本主義。革除壹黨專政。建立資源主義國家。要找回美國第三任總統傑斐遜的「人類自然權利學說」。應用於社會。（2）資源主義取代資本主義。從現實看。資本已被馬克思主義剩余價值學說批倒。資本和雇傭剝削分不開。而淌著血汙。資本是投機的本錢。牟取私利的憑借。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都是剝奪公民大眾剩余價值。病況都是心臟癌。醫治辦法就是消滅它取代它。人類到了資源主義取代資本主義時代。
　　（3）資源主義領導世界。 近百年來資本主義和馬克思共產主義都有接近毀滅人類的壞品質表現。人類進入危機時代。例如1941.12.8日至1949.10.1日，第二次世界大戰。是資本主義的美國總統羅斯福發動起來的。二戰幫助共產主義獲得了近半個世界。使人類受到嚴重傷害。
　　留下了許多遺恨。至今不能恢復元氣。尤其中國人和北朝鮮人等至今還是壹黨專政。受害嚴重。又例如1973.10.6日至10.26日，第四次中東戰爭。是埃，敘等十五國企圖消滅以色列的戰爭。是蘇聯共產主義專政獨裁領袖勃列日涅夫搞的。戰爭由蘇聯，美國武器對戰。蘇聯充當戰爭販子。供應武器給埃，敘等十五國。埃，敘等十五國發動的。是謀求伊斯蘭十五國壹統中東利益。統治阿拉伯世界。和共產主義蘇聯平分世界的侵吞戰爭。是企圖滅絕以色列民族的戰爭。也說明馬克思主義只會把資本主義批倒。不說自己更該首先被批倒。第四次中東戰爭是以色列保衛本民族生存權獲勝。發動戰爭者罪惡意念不亞於希特勒德國屠殺600萬猶太人。20天戰爭使蘇聯，美國，的軍火商發大財。而美國經濟危機持續了18個月。通貨膨脹率連續兩年超過11%。上述說明，近二百多年來。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因對人權的剝削而成為特權階級統治權。他們繼承和加強了中世紀貴族階層對被統治者的剝奪。更因為他們是暴發戶。資本家和壹黨專政領袖集團對財富的貪婪無度。特權階級，產業大亨，金融寡頭，壹天比壹天地更向著控製全人類政治，經濟命脈走。使各國政權從屬於壟斷組織。拖著社會向他們統治世界走。暴發戶不具備貴族的榮譽，責任，勇氣，自律的騎士精神。隨著時日遷移。貧富差距擴大。資本主義對人類權利的侵犯超過了中世紀貴族社會。共產主義侵犯人權和公民權超過了古代專製主義。資本主義社會雖然還有議會製憲政民主和三權分立相互製約。也因為金錢對選票的收買。高薪精英階層對統治者候選人提名的操縱。金錢對輿論的滲透。投機文化對人性的侵蝕，越來越嚴重。社會不穩定。而馬克思壹黨專政國則連人權和公民權都公然否定。個人權利無切實保障和分權未確立。沒有新聞言論結社出版等自由。人們感到困惑。人類不允許金融寡頭，和社會主義特權階級統治世界，踐踏文明。社會陷入危機。唯壹走出危機辦法是用自然權利學說。回歸人權和公民權。是，廢除資本主義。廢除壹黨專政。由人類自己統治自己。人人都是統治者。人人都是被統治者。通過民主的多數原則和正義原則。達成意見壹致。把資本家和壹黨專政統治者侵占的資源權和分配權歸還公民。實行資源主義政治經濟文化社會製度。走向資源主義世界。是人類必由之路。有如曾經的「城邦民主製，使雅典獲得了空前繁榮」。未來的「資源主義公民直接議會，會使人類獲得空前繁榮」。       8.資源主義主張直接民主以及產業集團代議民主。  人類如何依循自然法管理部落，城邦，小國寡民，國大民多，的問題。從公元前11世荷馬時代古希臘推行了近八百年之久的公民大會直接民主。經中世紀後期等級代議。都在尋求解決辦法。二百年前，美國第三任總統傑斐遜創造了與當時美國財政界主張的財政，金融，土地政策相悖的自然權利學說。經過激烈奮鬥。傑斐遜卻未能取得主導地位。漢密爾頓主張統治者集權的財產政策，金融政策，和土地政策，取得了勝利。這個結果使法國歷史學家政治社會學奠基人托克維爾和美國第三任總統傑斐遜憤憤不平。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中寫下「我還不曉得有哪個國家像美國壹樣，人民是如此的熱愛財富，而維持財富平等的理論則被人民所強烈藐視」
　　「大眾中蘊藏著壹種危險的文化傾向，直接威脅個人自由。正是他（托克維爾）發明了『多數暴政』這個被後世保守自由主義者所念念不忘的字眼...他甚至說：今後剝奪個人自由的將不是專製君主，而是民眾」。傑斐遜在當時資本主義的早期階段就看到了其嚴重的弊端：金錢支配了人，人失去了獨立存在的價值。  從那時開始，直接民主主張的公民資源權，公民分配權理念，被涼在壹邊。間接民主的欺騙伎倆。和專製成分。得到包裝。變得厚重。  客觀上，由於人類是有限動物。不可能有絕對的直接民主。故在任何歷史時刻，都同時存在直接民主和間接民主。只是在不同時期兩者份量不壹樣。但，鐵定無疑的自然規則是。自然權利學說命令人類追求直接民主。命令人類最大限度壓縮間接民主。因為，直接民主是民主魂和本義。體現個人自由。體現民主的自由，平等，追求幸福的自然屬性。體現了民主的多數原則和正義原則。體現了「民主意味公民擁有超越立法者和政府的最高主權」。 間接民主。是在民主的主體和受體之間多了個間接人。磨損了民主元氣。還夾進金錢，特權，獨裁，等因素。民主就會變味，變腐敗味。采用間接民主，先是群體擴大。人的聲音體力達不到時。被迫把民主打折扣。代議製是直接民主難以實現的情景下的壹種無可奈何選擇，也是這時的唯壹選擇。今日人類進入信息時代。互聯網和智能手機出現。人的眼耳手腿腦功能擴大。給人類創造民主文明提供了物質基礎。好比流水有了新的源頭。感恩社會。不辜負時代。就把目光瞄準社會的弊端。例如，美國人口代議製把貧富差距帶大了，阻礙政治文明。例如，中國的人代會。沒有公民自由選舉。黨書記選人民代表。代表黨的特供製，特權腐敗。為時代不容。面對挑戰。需要勇氣。突破禁錮。將互聯網智能手機數字技術應用於和公民直接議會相關的選舉和公決等方面（在手機裏點妳選定候選人名字。數日後從手機裏獲得當選者。及選舉過程全部情況）。用來改造專製主義。改造資本主義。否定共產主義。改造專製主義生產關系。建立資源主義企業單位公民直接議會的生產關系。用資源主義的公民直接民主，和產業集團代議民主。取代專製主義。取代資本主義人口代議。取代共產主義人代會。是維護人類自然權利。回報社會的辦法。    （1）民主和專製 直接民主和間接民主。民主和專製對應表達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的契約關系和對抗關系。民主建立在多數原則和正義原則之上。它可分為直接民主。
　　和假手於人的間接民主，即代議民主。代議民主又可分為：等級代議（含產業集團代議）。和人口代議。等級代議服務於自己所屬等級。各等級的價值觀都明明白白。都放在太陽下曬。就可作為輔助手段推進人類文明。人口代議服務對象不明確。議員不知道代表誰的利益。末了，他就「貨與帝王家」。代表有錢有勢者利益。不可避免地會讓社會政治文明逐漸退化。向腐敗，向專製，獨裁退化。  (2)等級代議。西方中世紀後期出現由國王教士，貴族，市民，三方各為自身利益討價還價的政治平臺。是人類走向文明的重大成果。後因這種等級代議，背離了資本投機利益。而被後來出現的資本家統治階級扼殺。  a.等級代議以討論和商量 取代暴力和戰爭。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在議會平臺上激烈爭鬥。甚至出現壹些武鬥。都有利於為雙方訂立契約關系找到恰當的切入口和基本原則。以避免大規模暴力，血腥和戰爭。   b.等級代議揭露專製主義的謊言欺騙。將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的特權剝奪關系公開。放在陽光下曬。就有了真相。暴露了有如中國的「真龍天子恩賜惠及臣民如雨澤潤物」的欺騙。暴露了專政政府「為人民服務」的欺騙。 c.等級代議是扈從直接民主的優秀代議方式。等級代議陣線分明，各為其主。市民議員為市民謀求資源權和分配權上的平等權利。其目的，方向和直接民主追求目標壹致。  d.等級代議減弱統治者特權 縮小它和被統治者距離。社會出現等級代議。它的裁判員和裁判標準傾向人類自然權利學說。其目標就傾向消減和限製統治者對被統治者的特權剝奪。市民議員借助三級代議製平臺。可以咨詢，質詢或檢查統治者的財政和分配。防治腐敗。從而可能縮小貧富差距。縮小統治者和被統治者距離。  (3)人口代議。  a.人口代議是資本主義製度從中世紀的倒退。美國各州約數十萬公民選出壹位國會議員。競選時，候選人聲色俱厲。誇誇其談。場面熱烈。過程中無人能夠，或者只有極少數人敢於略微舉起傑斐遜的自然權利學說旗幟。來渲染人民主權。美國人口代議取代西方中世紀後期的等級代議。間接民主奪取直接民主的地盤。是資本主義取得統治權後，社會政治思想的大倒退。
　　其雇傭勞動製度。取代了行會師傅是享有全權的會員的製度。資本家侵占權利。繼承了專製主義的衣缽。背離自然權利法則。就要掩蓋資本壓迫剝削職工的真相。其經濟領域必然專製，獨裁。資本家就需要否定能夠走向自由平等，走向階級和解的等級代議。資本家采用人口代議誆騙被統治者。使資本主義沒有真相。就沒有資本家階級和勞工階級的和解。資本主義在整個歷史階段都是惶惶不可終日的社會製度。
　　b.人口代議表面上是和階級稀泥 實際是為資產階級利益服務。人口代議表面上是誰都不得罪。和階級稀泥。這和中國鄧小平說的「不搞爭論，是我的壹個發明」。以及2012.11.29日，習近平強調的:「實幹興邦，空談誤國」。壹樣本質。大家都依法。不準依自然法則。只準依資本主義財產法辦事。只準依四項基本原則辦事。為資產階級服務，為特權階級服務。是依循傳統，而不需要創造。不需要依自然權利學說去追求真理。造成美國總統自傑斐遜，麥迪遜，林肯，西奧多·羅斯福，之後。在價值觀上沒有應有的進步。不進則退。就出現小羅斯福，尼克松...等總統在價值觀上的失落。人類普世價值遭受傷害。美國自立國至今，在經濟領域是依循漢密爾頓時期財產法。維護資本主義的雇傭勞動生產關系。縱容統治者集權，侵權。資本家獨占資源權。獨吞創造權。獨裁分配權。造成大亨寡頭經濟領域統治者的私有財產惡性增長。自小羅斯福搞新政欺騙美國人，發動二戰以來。美國貧富差距壹直在擴大。人口代議製使被統治者，窮人，沒有自己的專職代言人。
　　傳媒在相當程度上被寡頭金錢操縱。財產法縱容資本家侵犯勞動者的自然權利。人口代議的議員在權利法案方面被製度所迫而禁聲。三權分立相互製約，就成了壹紙空文。壹句空話。或者說大打了折扣。這種生產關系。是對窮人的欺騙。維護資本主義雇傭勞動製度的美國財產法。就如同維護中國壹黨專政四項基本原則。表面上各階級都被迫像僵屍壹樣挺著。實質上特權階級，寡頭大亨，壹刻不停地在吸吮被統治者的血液。財富轉移。貧富差距擴大。  c.人口代議 腐敗升級無極限。議員代表人口利益。人口裏的利益五花八門，不專壹。法律過分保護大財產者私有財產。到了侵犯普通公民基本人權地步。財產法和美國其他較好的價值理念相矛盾。迫使議員代表大財產者利益。原本主張正義的議員也會變成墻頭草。那邊權強往那邊倒。面對邪惡而禁聲。暗著，甚至明著和特權階級結成共同體。破壞權力製衡原則。      (4)人口代議導致政府三權勾結 共同侵犯公民自由案例。2014年，美國聯邦參議員裏德家族引進外國的暴力拆遷機製。要強行侵占公民邦迪的農場。想開發地產。竟然動用權力和金錢，唆使政府，買通法院。派出200名武裝警察部隊，6架直升機，圍捕了邦迪四百多頭牛。警察部隊擊傷邦迪家人，電擊抗議者。要強奪農場。於是人民舉起傑斐遜「人民革命權」大旗。反抗暴政侵犯人民的自由（註2）。美國「誓言守護者」、「白山民兵」、「禁衛軍」3個民兵組織立即響應邦迪「公民主權運動」號召。為自由呼天號地。「這次起兵造反不是為了搶牛，而是為了我們的自由」。他們全副武裝開著房車進入戰場。迫使美國聯邦奧巴馬政府宣布：撤回全部警察，取消行動，歸還邦迪的牛。警察在「滾回華盛頓，滾回中國」高喊聲中低頭禁聲撤退。這是極難出現的，由公民主權運動。戰勝美國政府武力侵犯公民主權的案例。預示革除美國資本主義雇傭勞動製度的變革無法回避。（註：美國憲法第二修正案：壹支受規範的武力乃確保自由國家之安全所必需，人民持有及攜帶武器之權利不可受侵犯。保了邦迪不當上訪的苦訪民）。    (5)資源主義主張直接民主 以及產業集團代議間接民主。資源主義創造的「企業，單位，公民直接議會」。是國家的最高權力機關。實現全體公民是統治者。它切實保障個人權利，和確立分權。是古代公民大會的復興。是古代直接民主的新形式。  a.否定人口代議。 它不采用人口代議，采用直接民主的企業單位公民直接議會，和產業集團代議。
　　b.實行經濟領域參議院，政治領域眾議院的分權和避免過激沖動的緩沖辦法。總統及聯邦議員均由企業單位公民直接議會選票產生。但參議員由眾選產生的產業集團代議議會計票和公告。總統和眾議員由政府系統計票和公告。  c.總統和參議員，眾議員都是由單位公民直接議會選舉產生。都是由美國公民議會派到聯邦政府裏為作貢獻的使者，是服務員。  d.經濟領域三權壹統，統歸公民直接議會權。 它和政治領域三權分立相互製約的關系。是壹體同胞關系。如沒有經濟領域所有權，創造權，分配權三權統歸公民直接議會。聯邦政府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三權分立相互製約。就會因受資本侵犯而失去人類理性和自然法靈魂。失去服務對象。政府三權非但不能相互製約。必然傾向腐敗。政府（包括：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反而會去「創造自由權利」。侵犯公民個人自由。  如若政府缺失三權分立相互製約機製。說明國家選舉製度存在問題。企業單位公民直接議會製度的設計和運行不完善。說明公民參與政治不踴躍。公民還沒有形成統壹的集體。沒有掌握國家最高權力。公民還不是統治者。   e.改造美國三權分立相互製約。 從法律上，企業單位公民直接議會行使製約政治領域三權的最高法治權。其中，聯邦大法官及法官。經法律集團公民直接議會選舉和提名後。法律集團代議製議會再行選舉確定後。需交由公民直接議會選舉組織的相應級別「公民議會自然法法庭」，依循多數原則和正義原則批準生效。該法庭並具有撤銷其職位的權力。取消聯邦法官終身製。體現「民主意味公民擁有超越立法者和政府的最高主權」。 從權利關系上。政府三權分立相互製約。要為權利主義張目(註1)。為企業單位公民直接議會服務。為公民資源（股東）人頭權，和公民直接議會享有分配權。並決定企業統治者（經營者）薪酬權。等壹系列權利服務。政府為資源主義生產關系服務。  f.采用現代互聯網信息技術 復興古代直接民主。資源主義主張企業單位公民直接議會民主。直接管理自己的事務。直接選舉和全民公決。包括直選總統，州長，省長等。實現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身份的重合。是運用現代互聯網和智能手機信息技術。創造相關網站和軟件。復興古代雅典公民大會（註3）。對於高層產業集團某些具體事務采用產業集團代議民主。它是聽命於企業單位公民直接議會直接民主的等級代議。(註1)張維迎:權利主義是說，作為壹個人，我們有壹些基本的權利，這些基本的權利，是不可以以任何的理由剝奪的。（註2）傑斐遜最反對暴政 侵犯人民的自由。傑斐遜始終高舉人民革命權這面大旗。他熱情歌頌法國大革命。在聯邦黨人對謝司起義的壹片叫罵聲中，他公開表達了對起義者的同情，他寫道：「讓他們拿起武器吧！在壹兩個世紀內喪失少數生命有什麽關系呢？自由之樹必須時常用愛國者和暴君的血來澆灌。它是自由之樹的天然肥料……但願每隔二十年發生這樣壹次暴動。」他認為，這樣可以使統治者有所顧忌，不敢為非作歹，不敢繼續侵犯人民的自由。（註3）雅典城邦民主製。實行直接民主。由全體公民組成的公民大會議直接民主表決的方式決定城邦的重大事務。雅典人認為，「人人輪番當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這才合乎正義」。每個公民可以通過抽簽，擔任壹定的官職。人人皆可從政，統壹的公民集體形成了。集體掌握國家最高權力。實行多數原則和正義原則（大多數人的意誌就是正義-亞裏斯多德）。實行輪番執政原則。雅典城邦歷任執政官都要諂媚平民。實行法治，絕禁人治。雅典政治和法院都向全體公民開放。亞裏斯多德說，「人是壹個政治動物」「誰說應該讓壹個個人來統治？這就在政治中混入了獸性的因素」。在雅典人看來，在平等人民組成的城邦中，以壹人高高淩駕於全邦人民之上，是不合乎自然的。如果某執政官權勢太大，就可能危害國家，公民就以在每年舉行壹次的秘密投票中，采用《貝殼放逐法》，把他驅逐出境。雅典民主，歷時約七至八百年。它起源於公元前11世荷馬時代。由王或議事會召集全體成年男子（戰時全體戰士）參加的古希臘公民大會（當時稱人民大會）。止於公元前338年。希臘被馬其頓占領。

分配製度

一、資本主義理論已經過時了，無法適用於現代文明，中國可以成為世界的楷模

在2004年的時候，中國的前任國家領導人準備以「國企管理層收購」的方式把全部國有企業全面私有化。我以公開信的方式向政府和許多同誌發送了郵件，提出了我的建議，然後中國的改革方向就放棄了國企全盤私有化，按照我提出的方案進行了改革。一直沿用到現在。

也可以說現在中國的社會管理模式和國有企業運作模式是按照我的建議建立起來的，被外國人稱為「中國模式」。簡單地說我建議的中國模式就是國有企業與私有企業如何各自發揮特長，相輔相成的一種社會管理和經濟運行模式。

現在隨著科技的發展，人類逐漸進入了互聯網和機器人時代。

而這兩項事物的發展會極大地改變社會財富的分配流向。會產生極大的社會貧富差距和財富分配問題。因為互聯網和機器人的普及已經極大地改變了資本主義的理論基礎。當然也包括中國模式中的部分理論基礎。

所以說無論是中國還是西方國家的法律，道德，理論基礎，社會規則，財富分配方式都需要相應改變，否則會產生巨大的社會問題和社會沖突。

在中國和全世界現在實行的財富分配方式和經濟運行模式都是按照資本家雇傭工人，支付勞動報酬的模式在運行。

這種模式在資本主義初期是有一定合理性的，因為在資本主義初期，人雇傭人的生產模式，資本家雇傭工人支付勞動報酬，資本家如果想賺更多的錢，就需要雇傭更多的工人，就需要按比例支付更多的工人工資。所以說全社會的生產總值和勞動者工資的總和是有一定比例的。而且在資本主義初期，自動化程度不高的情況下，這個比例還是比較合理的。所以當時工人只要努力工作就可以得到相應的滿意的收入。

而現在這種財富分配方式被互聯網和機器人完全打破了。

現在無論農業還是工業都已經實現了機器人化，比如說我們的手機，裏面所有的零件全部都是機器人生產的，工人所起到的作用就是把它們裝配起來。甚至以後連裝配手機都是由機器人完成。

那麽我們5000元的手機支付給工人的勞動工資有多少呢？你算上設計人員，估計只有幾十元吧。那麽剩下的利潤到哪裏去了呢？資本家拿走了。

而互聯網經濟也就是相當於機器人在為資本家賺錢。相比以前靠人力推銷的經濟模式，互聯網經濟雇傭的工人在大幅度的降低，資本家支付給工人的工資總和與企業所創造的利潤相比，也在大幅度的降低。

這就是為什麽我們現在的人們感覺到生活壓力越來越大，因為工人的工資總額占GDP的比例在大幅下降。社會財富的流向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以往的社會道德、法律、社會規則已經完全不能適應互聯網和機器人對社會財富流向的改變。所以普通勞動者的相對收入越來越少，失業率越來越高。因為勞動者的收入總和占GDP比例在大幅度的降低。

如何解決這個問題？資本主義所有的一整套理論都已經完全失效了。資本主義的那些法律、道德、社會財富分配方式都已經完全的過時了。需要徹底地修正。

而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某些理論是可以完美解決這個社會財富分配問題的。

所以說我們身為中國人，應該感到慶幸，我們的社會製度是共產主義。而共產主義可以完美的解決這個越來越嚴重的世界性的危機。中國如果能合理的調整，完全可以成為全世界的楷模和榜樣。

當我們知道問題出現在哪裏的時候，如何去解決問題是很簡單的。

我們可以把這個問題擺在桌面上，然後全民討論出一個合理的解決辦法。

二、如何用高科技運作的共產主義中國

中國現在的問題不僅僅是一個財富分配的問題，更嚴重的是腐敗問題。

我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出生的人，我從小接受的是黨的教育和愛國主義教育。

我當時認為中國共產黨的理想真的是非常崇高，非常正確。而且我從小就認為共產主義是先進的優秀的社會製度。

我從小接受的教育以及共產主義製度和核心原理是：「人民的利益高於一切，人民是國家的主人，中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我至今還是對此堅信不疑，並一直在為此奮鬥。

我認為中國現今社會出現任何的侵害人民利益的問題都是腐敗分子的問題，我要讓共產黨真正落實和兌現：「人民的利益高於一切，人民是國家的主人，中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

人民如何成為國家的主人？人民如何獲得一切的權力？如何保障人民的利益高於一切？

這一切在以前屬於理論階段，因為人民要想成為國家真正的主人，那麽人民就必須知道這個國家的所有的事情，然後通過某種形式對國家所有的事情進行投票決策和審查。

在互聯網和機器人沒有發展起來以前，人民不可能實時的知道這個國家發生的所有的事情，因為國家每時每刻都在發生許許多多的事情，而這些事情從發生到讓人民知道需要傳輸大量的信息。通過傳統的廣播，電視，新聞，通訊都無法即時的傳輸一個國家隨時隨地發生的大量的事情。只能事後做一下通報的工作

所以在以前，人民成為國家的主人，當家作主這只是理論上的事情。人民在以前不可能隨時隨地了解國家發生的所有的事情。也不可能對國家所有的事情做出現場投票的行為。

但是我想說的是互聯網和機器人的廣泛使用使得這一切成為了可能。

互聯網和機器人不僅僅是奪走了我們的工作機會，它還給人民帶來了管理國家的機會和權力，使得人民直接管理國家的所有事物成為了完全的可能。

我的建議是：

1、設立國庫賬號

2、國庫賬戶收支兩條線

3、國庫賬戶收支全網直播，實時可查

4、涉經濟類案件從立案到執行完畢全網直播

5、設立國家信訪網站，全國公開，全民監督，全民陪審，實名舉報案件未完成司法程序以前不允許刪除。

6、每年按照國有資產的運作情況，如有較大盈利，不影響國家事物運作的情況下，按照一定的比例、計算方法和一定程序向全體中國人民分紅。

如果中國能按照我的要求做到以上幾點，我們就能把中國建設成全世界最民主，最公平，最正義，最理想的國家。中華民族能成為世界的楷模和榜樣，令萬國尊敬，萬民敬仰。

這也是共產黨為整個人類做出的最大貢獻，受萬民愛戴。

在中國所謂的腐敗就是腐敗分子把國有資產轉變為私有財產。

腐敗分子為什麽能把國有資產轉變為私有資產呢？

因為國有資產的資金運作總是需要一些具體的人去執行，如果某些人他既有國有資產的所有權，又有國有資產的經營權，他既能收錢，又能花錢，則其中很有可能產生腐敗。

我以前提出的解決方案是國有企業的經營權和所有權分離。企業的財務人員的任命權代表企業的所有權，企業的財務人員由國資委任命，而不是由企業的廠長經理任命。這樣企業的經營者，就不能隨便花企業的錢，只能在財務製度的監督下運作企業的經營活動。使得國有企業經營權和所有權的分離。現在的國有企業大都是在以這種方式運作。

這樣做能在一定的範圍之內起到遏製腐敗的作用。

但是當某些腐敗分子的權力足夠大的時候，他們還是可以有足夠的空間侵占國有資本，化公為私。

我在2007年的時候，就在網上聽說國有企業改革遇到了深水區就無法推進。

什麽叫國企改革的深水區？

就是國家與腐敗家族，利益集團的國有資產和私有資產之間的關系問題。

什麽叫國有資產？什麽叫腐敗家族，利益集團？什麽叫共產主義？

特朗普說了：「中國的權貴自稱為共產主義，但是他們卻把上萬億美元的資產轉移到國外，他們在欺騙中國人民，中國根本就不是共產主義」。

特朗普這個大資本家最懂得什麽叫資產，也最懂得什麽叫國有資產，那些把上萬億美元轉移到國外去的就是腐敗家族，利益集團。

因為共產主義就是國有資產全民所有的的一種主義。把全民所有的資產轉化為個人所有的私有資產就叫腐敗家族，利益集團。

2007年所謂的改革的深水區就是腐敗家族和利益集團利用權力把國有資產轉化為私有資產，當需要兩權分離，明確什麽是國有資產，什麽是私有資產的時候，遇到了腐敗家族、利益集團的阻撓。

我當時想，共產黨內部的事情，也許他們自己會解決，可是十幾年過去了，領導人換了好幾批，這個問題不但沒有解決，反而愈演愈烈。今天到了不得不解決的時候。那我來告訴中國人民怎麽解決這個問題。

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很簡單，就是我提出的以上五點。

想分清楚什麽是國有資產，什麽是私有資產在以前技術不發達，資訊不發達，科技不發達，手段不發達的時代確實有很多漏洞。

因為以前什麽事情都是人在操作，雖然有時候也稱為法治，但是法也是由人在操作的，所以人治的成分比較大，漏洞比較多，很難彌補人性的缺陷。

貪財好色是人性，人如果完全不貪財好色，也就不稱為人了。在人治的社會有適當的貪財好色行為也是正常的行為。

我提出的觀點既不是人治，也不是法治，而是用互聯網和機器人，用設置的程序來治理國家。程序正義，程序治國，信息化治國，高科技治國。

現在網絡和機器人時代這是很簡單的事情。

我提出的方法就是利用互聯網和高科技使得每一筆國有資產運作都在網上向全國人民公示，讓全國人民隨時隨地可以查詢到每一筆國有資產的資金流向。

無論是收錢入國庫還是從國庫中花錢都需要做到隨時隨地在網上直播公示，人民可以隨時隨地查詢到任何一筆國有資產地流向。

我的專業就是電子技術與科技，所以我非常清楚現在中國的科技水平達到什麽程度，中國的科學家能做到什麽，不能做到什麽。

以現在中國能達到地科技水平來看，從技術角度講，這一切都是完全可以實現的，沒有任何難度。問題是高科技是用來監控人民的還是用來監控政府一切行為，尤其是資金流向的問題。。

國有資產全都是人民的錢，不是腐敗分子的錢，人民當然需要也有權知道自己的錢從哪裏來，到哪裏去了。這是人民的最基本權利，也是人民當家作主的最基本權利。

如果能做到這一點，國有的資金，每一分錢都會在全國人民的監控之下，腐敗分子和利益集團完全沒有絲毫的可能性侵占人民的資產。

並且全體國民還可以在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情況下得到大筆的分紅。

這就是人民所需要的，整個國有資本就是一個公司，人民就是需要通過這個公司賺錢，分紅。

當然，人民在得到公平正義，在得到財富滿足的情況下，需要提高自己的道德修養，不要做傷天害理的事情，不要做損害他人的事情，不要做損害國家的事情，不要做損害全體人類的事情，不要做傷害地球的事情。

這就是信息化，高科技能為我們帶來的利益、文明以及靈魂和道德修養的提升。

三、具體做法和詳細說明如下建議：

1、成立國庫賬號，所有國有的財富必須進唯一的國庫賬戶

國有財富指的是全民所有的財富，國家所有的財富，在中國除了私有的財富，其余的財富全部都是國有的財富。我們保護私有的財富，更加需要保護國有的財富，所有以國家的名義收錢的行為全部都需要進入國庫賬戶。

比如說：納稅人交的稅，土地轉讓收益，警察罰款，法院沒收的財產，收繳的任何貪官財產，所有的國有資本分紅，國有資產處置，一切以國家名義的罰款，一切以國家名義的充公，一切以國家名義的捐助。

當然我知道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是有一定的規則的，按照以往的規則。比如說，地方警察的罰款，一般會歸地方政府使用。我的辦法是，任何規則都可以不變，但是賬目要清晰。地方警察可以罰款，這個款項也可以全部歸地方政府使用，但是要有一個流程，就是這筆錢必須先進入國庫賬戶，然後再按照程序，由國庫賬戶打入地方政府的賬戶，所有的以國家名義的收錢行為必須有記錄，必須上網公開直播，交款人和其他人必須隨時可以查詢到這筆錢的去向和使用情況。

其他所有的情況都是如此，凡是以國家名義的收錢行為，無論是地方政府還是中央政府，所有的收到的錢必須進入全國唯一的國庫賬戶。然後按照規則進行分配，所有的資金流動全部上網直播，隨時可查。

因為現在中國已經完全是數字交易，無論買任何東西，只需要掃一下支付碼，幾秒鐘之內錢就能轉賬成功，並且把付款憑證發送到雙方的手機上。所以把錢支付到國庫賬戶，只需要幾秒鐘，並且會把憑證發送到手機上。

中國人需要有意識，任何以國家名義收錢的行為，只要不是打到國庫賬戶就是犯罪。只要打到了國庫賬戶，並且任何人都隨時可以查詢和監督，這就是完全徹底的公平正義，完全徹底的杜絕腐敗。

任何公民都應該把錢打到國庫賬戶，因為那那錢是人民的錢，那賬戶是人民的賬戶，國家的賬戶，而不是任何腐敗分子的錢和賬戶。

這才叫共產主義，這才叫公平正義，這才叫人民當家作主。

2、國庫的錢使用需要有合理的流程

國庫的錢使用需要有提出議案，討論，投票決策，放款使用等標準流程。

我覺得美國的預算國會審批流程是比較合理的，我們因該借鑒。

比如說，由國務院總理提出議案，由一些能代表企業的人，經濟學家，各方選舉的代表組成一個議事機構，來討論，投票這些議案和預算。形成決議後再國庫撥款，由國務院去執行。

中國由無數的巨大的爛尾工程，政績工程，重復投資工程，豆腐渣工程，因為他們沒有一套完整的合理的花錢的議事、論證、投票過程。我不希望以後再浪費人民的錢。我希望人民的錢，每一分錢花出去都會有回報，然後再給人民分紅。

所有國庫的錢的使用情況都需要網上直播，隨時接受人民的監督審查。

3、收支兩條線

腐敗的原因就是某些人官位達到一定的程度以後，他能代表國家收錢，然後又代表國家花錢。

他們能左手收錢，右手花錢，人民永遠無法知道他們拿中國人民的錢，代表國家到底幹了些什麽事情。

我建議國家軍委主席或者總統負責軍隊，警察，司法，監獄，審判，等工作，主要工作負責收錢，把應該交到國庫的錢收歸國庫。

總理負責花錢，把全國各地各種事情匯總，列出預算和計劃交由國會或者資金使用的審查機構討論，投票，形成決議。然後去使用國庫的錢。

總而言之，總統或者軍委主席只負責收錢而不負責花錢，總理只負責花錢而不負責收錢。這樣避免絕對的權力造成絕對的腐敗。

而軍委主席負責軍隊、警察、司法去幹一些俠肝義膽，除暴安良的事情比較合適，所以他們適合於收錢；國有資本花錢的事情是非常專業的，有巨大投資風險的事情，讓懂得理財投資的總理等專業的人去幹比較合適。各司其職，各守其道，這就是收支兩條線。

4、國庫賬戶收支全網直播，實時可查

無論是把錢收歸國庫還是把錢按照流程花到該花的地方去，都需要實時直播，每一筆收支都能在網上隨時查到。

因為現在網絡時代，機器人時代，數字化交易時代，任何一筆交易都是清清楚楚的有跡可查。從技術角度完全沒有任何困難。所以人民的錢，國庫的錢，無論收支都應該清清楚楚的，明明白白的網絡直播，隨時可查，給人民以交代。

這是全體人民的錢，人民必須知道我們的錢，從哪裏來的，到哪裏去了，該不該花，有沒有問題。這才是共產主義的真正真諦。

軍隊和警察所做的工作應該是保證國庫的收支信息實時的網絡直播，向全民公開，由全民監督，審查。但是不得參與財物分配和投資，不得幹涉財物正常運作。

5、涉經濟類案件從立案到執行完畢全網直播

中國的腐敗分子搞腐敗第一個方法就是侵占國有資產，化公為私。第二個方法就是通過不公正的司法系統保護他們的侵占行為。

所以如果人民想成為主人，必須能實時監督和參與司法的全過程。因為司法牽涉到很多有爭議的事情，我們可以先從沒有爭議的簡單的，但是極其重要的經濟案件開始， 從報案、立案到執行完畢全網直播、全民監督。

因為刑事案件需要秘密調查，防止情報泄露，罪犯毀滅證據和逃跑。我們可以在調查結束以後再全網直播審判過程。

而經濟案件就是很簡單的合同和契約履行過程中的糾紛。而且跟全國人民的利益直接相關，所以可以從報案、立案到執行完畢全網直播，接受人民的實時監督和參與。

人民在監督和審查案件的整個報案、立案、調查、審理、執行過程中可以發表意見，甚至作為陪審參與投票，影響整個案件的進程。

在國外，陪審製度是一個很重要的人民當家作主的形式。而通過發達的互聯網，我們也可以做到全民參與陪審。有罪還是無罪，是否需要判死刑，人民有一定的發言權和投票權，這不叫民主，還有什麽叫民主？

重要的不是人民參與陪審熱鬧的過程，更重要的是人民參與審判的過程中能提高自身的修養和守法精神，一心向善，絕不為惡。前事不忘，後世之師。最終達到天下無賊的目的。

而腐敗分子通過司法腐敗掠奪人民財富的可能行，在曝光一切的網絡審判製度下，將消失得無影無蹤，無處遁形。

如果中國所有的經濟案件可以曝光在全世界人類面前，接受全民的陪審，中國將成為投資環境最好的國家，沒有任何的商人包括國內和國外的商人，在中國的投資會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中國將建成投資最安全的國家，中國可以吸引大量的海內外投資解決我們一切的問題。

軍隊和警察所做的工作應該是根據根據網絡報案情況，在網上立案偵察，並把詳細情況在網上直播，並且控辯雙方可以在網上發言為自己的經濟行為辯護，並作為證詞。如果在網上通過軍隊，警察、法官、律師和民眾的協調，雙方能達成和解，則可以結案。

否則可以根據情況對某些人實時抓捕，審訊，審判，強製執行。但是所有的過程需要在網上直播，讓當事人和所有的人都能監督，並提出意見。

警察和軍隊起到的作用是強製性的把事實搞清楚，並把事實公布到網上以後，受到法官的審判和人民的陪審，監督。按照流程，形成決議後強製的執行。

簡單地說警察和軍隊起到的作用是查清事實，公布事實，並在法院和人們陪審形成決議後強製執行，維護公平、正義、真相和向全體人民實時公布信息，讓一切審判都對得起天地良心。

在這種機製下，本身就有極為強大的輿論和道德監督作用，我相信大多數經濟案件會雙方和解。並且有極大的教育民眾，改變社會風氣的作用。

6、設立國家信訪網站，全國公開，全民監督，全民陪審，實名舉報案件未完成司法程序以前不允許刪除。

古語雲「君子坦蕩蕩，小人常戚戚」，在中國好人的標準就是「無愧於天地良心，上對得起天，下對得起地，中間對得起自己的良心」。

在中國很多人做的事情為什麽這麽害怕被其他人知道呢？有什麽不能讓其他人知道的事情嗎？

人無論做過什麽事情，無論對錯，如果他所做所為能夠坦坦蕩蕩的向天下人公布，並勇於承擔責任，那就完全達到了中國好人的標準——「無愧於天地良心」

在中國的官員凡是有不能向天下公布的事情，那就一定不是好人，一定不是好官，一定不是好事，一定有見不得人的事，一定有不公平，不正義的事情。

所以我建議：設立國家信訪網站，全國公開，全民監督，全民陪審，實名舉報案件未完成司法程序以前不允許刪除。

中國需要好人當官，絕不允許由幹了見不得人的事情的人來管理這個國家。

而網絡化和信息化完全可以做到這一點。中國完全可以做到讓完全沒有幹過任何壞事的好人來管理這個國家。

我建議的好人標準是很低的：如果某個人任何牽涉到公共利益的事情可以全網公開，接受全民監督，全民陪審，那麽這個人就可以被稱為「無愧於天地良心」，就可以被認定為好人。

實名舉報的案件必須全部進行調查，並公布到網上，接受全民監督公審，如果被懷疑是虛假的報案，也需要調查以後再給出結論和不繼續審理的理由。

軍隊和警察不能夠專門調查某些案子，而又專門無視某些案子，這不叫公平正義，這叫政治迫害。

所以實名舉報的案子在沒有調查和出結論以前不能刪除和銷案。

軍隊和警察對於網上信訪所做的工作是調查清楚事實，並把它們公布到網上，讓一切大白於天下，在法官和全民陪審按照一定規則達成決議後，執行決議，除暴安良，維護公平和正義。

7、每年按照國有資產的運作情況，如有較大盈利，不影響國家事物運作的情況下，按照一定的比例、計算方法和一定程序向全體中國人民分紅。

前幾年美國有人指控中國政府就是一個巨大的公司，中國政府支持本國的企業與其他國家進行競爭，產生所謂的不公平貿易。我對此予以了反駁。

任何一個國家的政府都需要保護本國的企業，使得本國人民的利益最大化。美國政府說美國優先，中國政府說中國優先，澳大利亞政府說澳大利亞優先。這句話沒毛病。

我想說的是，中國公司不但要保護中國企業，還要給全中國人民把國有資產賬目網上直播，並且在年終給全體中國人民分紅。

我的要求不是很高，如果全中國的國有資產有良好的盈余，我希望能把盈利部分的5%或者更少一點也行，按照人頭給全體中國人年終分紅。

中國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國有資本屬於全體中國人民所有，中國人民運作了國有資本，中國人民需要現金分紅這是很合理的。這是國家主人權利的體現。而且我也沒有要求很多，只是5%或者更少一點，根據具體的國有資本盈利情況來定。

以上是我對中國的一些建議，我希望我的祖國能繁榮昌盛，並且能夠成為一個受到各國尊敬的民族，我覺得現在中國已經到了十分危險的危急時刻，我希望各位能認真思考一下我的建議。

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入門

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一年





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





商品經濟

假如我們仔細觀察資本統治下的經濟是如何進行的，那麽，首先就會看到這裏在生產商品。有人會問：這究竟有什麽奧妙？這裏的奧妙就在於，商品並不是簡單的壹般產品，而是為市場生產的產品。

當產品是為了生產者個人使用而生產的，它就不是商品。如果農民種黑麥，從下種、收割，然後到脫粒、磨粉和烤成面包都是為了自己食用，那這些面包就絕不是商品，它僅僅是面包而已。這些面包只有在人們開始拿它進行買賣的時候，也就是說，是為了購買者、為了市場而被生產的時候，它才成為商品。因為誰買了它，它就是誰的。

在資本主義製度下，壹切商品都是為市場生產，所以壹切產品都是商品。每壹個工廠或作坊通常只生產某壹種產品，任何人壹看就會明白，這裏產品不是為了自己生產的。譬如，殯儀館老板的作坊所製作的許多棺材，顯然不是為他自己和家人準備的，而是拿到市場去賣的。再譬如，工廠主製造蓖麻油，顯而易見，即使他天天需要瀉肚子，他所服用的也只不過是他工廠裏製出的極小部分。在資本主義製度下，不論拿哪壹種產品為例，情況都不外如此。

紐扣廠製造紐扣，然而，生產這些成千上萬的紐扣，不是為了把它們縫在紐扣廠廠主的背心上，而是為了出售。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壹切產品都是為市場生產的；無論是手套、香腸、書籍、鞋油、機器，還是燒酒、面包、皮靴、槍支等等，總而言之，壹切產品全都在其內。

商品經濟必須以私有製為前提。生產商品的手工業者有自己的作坊和工具；工廠主有自己的工廠，包括所有廠房、機器和其他資產。只要有私有製和商品經濟，就總會有爭奪買主的鬥爭或賣主之間的競爭。即使沒有工廠主和大資本家，而只有壹些勞動手工業者，那在這些手工業者之間也會為爭奪買主而進行鬥爭。誰最壯實、最強悍，誰有最好的工具，並且工於心計，特別是誰最能攢錢，誰就總是能占上風，能為自己爭得買主，擠垮其他手工業者，自己飛黃騰達。這就是說，小生產所有製和以它為基礎的商品經濟已含有大生產所有製的萌芽和使很多小生產者破產的因素。

因此，資本主義製度的第壹個特征就是商品經濟，即為市場而生產的經濟。

資本家階級對生產資料的壟斷

只用商品經濟壹個特征來說明資本主義還不夠。可以有這樣的商品經濟，其中沒有任何資本家：例如，勞動手工業者的經濟。他們為市場生產，出賣自己的產品，他們這些產品自然是商品，因而全部生產也就是商品生產。然而，這還不是資本主義生產，內不過是簡單的商品生產。要使簡單商品生產轉變為資本主義生產，壹方面，必須使生產資料（工具、機器、廠房、土地等等）變為少數富人-資本家階級的私有財產，另壹方面，使大批的獨立手工業者和農民破產，並淪為工人。

我們已經看到，簡單的商品經濟本身包含有使壹部分人破產，另壹部分人發財的萌芽。這已被事實所證明。在世界各國，大部分的勞動手工業者和小業主已經破產。誰破了產，誰最後就只有賣掉自己的「工具」，由小業主變為除了雙手之外壹無所有的人。而那些比較富的人就變得更富了，他們改建、擴大自己的作坊，安裝更好的機床，然後再添置機器，開始招雇很多工人，使自己變成工廠主。

凡生產所需要的壹切，如廠房、機器、原料、貨倉、商店、房屋、工廠、礦山、鐵路、輪船、土地，總之，凡是生產上不可缺少的壹切，漸漸地都落到這些富翁的手裏。這壹切生產資料都成了資本家階級的獨有財產（或者象人們所說的，被資本家階級所「壟斷」）。壹小撮富翁占有壹切；廣大的窮苦人只有壹雙勞動的手。資本家階級對生產資料的這種壟斷，是資本主義製度的第二個特征。

雇傭勞動

多數人的階級，即那些沒有任何財產的人變成了資本的雇傭工人。事實上破產的農民或手工業者還有什麽好幹的呢？他們不是被資本家-地主招雇去當長工，就是流入城市受雇於工廠。其他的出路是沒有的。這樣就產生了資本主義製度的第三個特征——雇傭勞動。

什麽是雇傭勞動？在以前有農奴或奴隸的時候，第壹個農奴或奴隸是可以被買賣的。這些人連同他們的皮膚、頭發、腳和手都是老爺的私有財產。老爺在馬廄裏打死他的奴隸，就好象，譬如說，喝醉酒以後打碎壹把椅子壹樣。農奴和奴隸只是普通的什物。在古羅馬，老爺在生產上所需要的財產是這樣分的：「啞吧工具」（原料），「半啞吧工具」（役畜、羊、母牛，公牛等等，壹句話，就是能叫出聲的牲畜）和「會說話的工具」（奴隸、人）。不論是鐵鍬，是牛，還是奴隸，在老爺看來都同樣是工具，他可以隨意買、賣、毀掉和打死。

在雇傭勞動的情況下，人本身是不能被買賣的。能夠買賣的，只是他的勞動力，不是人本身，而是人的勞動能力。雇傭工人的人身是自由的。工廠主不能在馬廄裏鞭打他，或者把他賣給自己的鄰居，或者用他去換壹只獵狗，而這在農奴製時代是可以的。工人本身僅僅是被雇用。看起來甚至資本家和工人似乎是平等的，譬如，工廠主老爺們總是這樣說：「不願意嗎？那就別幹，誰也不強迫妳。」他們甚至斷言，是他們養活了工人，給工人工作做。

事實上，工人和資本家顯然處於完全不同的地位。工人被壹條饑餓的鎖鏈拴住，饑餓使他們不得不受人雇用，也就是出賣自己的勞動力。對於工人來說，他們沒有其他出路，絲毫沒有選擇的余地。工人不可能赤手空拳地從事「自己的」生產；試想壹下，沒有機器和工具能煉鋼、織布、造火車嗎？在資本主義製度下，甚至所有的土地都掌握在私人手裏，因而工人無處可以謀生。工人有出賣勞動力的自由，資本家有購買勞動力的自由，資本家和工人是「平等的」——這壹切，實際上是壹條迫使工人為資本家勞動的饑餓鎖鏈。

由此可見，雇傭勞動的實質是出賣勞動力，或者說是把勞動力變為商品。在前面說過的簡單商品經濟中，在市場上可以看到牛奶、面包、布匹、皮鞋等等，但不可能看到勞動力。那時勞動力是不出賣的。勞動力的所有者、手工業者，除了勞動力之外，還擁有房屋和工具。他們自己勞動、從事自己的勞動經營，即在自己的經營中使用他們自己的勞動力。

在資本主義製度下則完全是另壹種情形。在這裏，做工的人沒有生產資料，他們不可能在自己的經營中使用自己的勞動力。為了不致餓死，他們就必須把勞動力出賣給資本家。因此，在賣棉花、幹酪或機器的市場之外，也有壹個勞動市場，無產者、即雇傭工人，在這裏出賣自己的勞動力。所以，資本主義經濟與簡單商品經濟的區別，就在於在資本主義經濟中，勞動力本身也成為商品。

因此，雇傭勞動是資本主義製度的第三個特征。

資本主義生產關系

資本主義製度的三個特征是：為市場生產（商品生產）；資本家階級對生產資料的壟斷；雇傭勞動，即建立在出賣勞動力基礎上的勞動。

這些特征涉及到人們在產品生產和分配中的相互關系問題。當人們說「商品經濟」或者「為市場生產」的時候，是指什麽呢？這是說，人們互為對方勞動，但是，每個人在其經濟中是只為市場生產，事先並不知道誰要購買他的商品。假設說，我們這裏有壹個手工業者伊萬諾夫和壹個農民西多羅夫，手工業者伊萬諾夫把他做好的皮鞋拿到市場上，賣給西多羅夫，又用得到的錢從西多羅夫那裏買了面包。當伊萬諾夫來到市場時，他並不知道在那裏會碰到西多羅夫，而西多羅夫也不知道在那裏會碰到伊萬諾夫，這兩個人都不過是到市場來。當伊萬諾夫買了面包，而西多羅夫買了皮鞋的時候，才發生了西多羅夫為伊萬諾夫做工，而伊萬諾夫為西多羅夫做工這樣的事，只是這不會壹下子看出來。市場上的熙熙攘攘的人群向人們掩蓋了他們相互為對方做工，誰離開誰都有不能活這個實質。在商品經濟的情況下，人們互為對方勞動，但是，是無組織地、各自獨立的，他們自己並不知道相互間的需要量是多少。所以，人們在商品生產中是以壹種特殊的方式被分開，並且又互相處在壹定的關系中。這裏所說的就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

當談到「生產資料的壟斷」或者「雇傭勞動」時，同樣也是說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這種「壟斷」事實上是什麽意思呢？這裏的意思就是說，人們的勞動是在這樣壹種條件下進行的：這些做工的人是用別人的生產資料進行勞動；勞動者得聽從於這些生產資料的所有者，即資本家的，等等。壹句話，這裏說的也是人們在生產產品時，相互處於什麽樣的關系。人與人在生產時（在生產過程中）所處的這種關系就叫做生產關系。

不難看出，生產關系絕不是永遠壹樣的。在遠古時代，人們曾經生活在小公社中，壹起共同勞動（打獵、捕魚、摘野果和挖菜根），然後大家彼此平分。這是壹種生產關系。在奴隸製時代，是另壹種生產關系。在資本主義製度下，則又是壹種，其余以此類推。可見。存在著各種形式的生產關系。生產關系的這些形式，就叫做社會的經濟構成（結構）或者生產方式。

「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即「資本主義的社會結構」，或者說，「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這就是在商品經濟的情況下，在壹小撮資本家壟斷生產資料和工人階級的雇傭勞動的情況下，人與人之間的關系。

價值
馬克思的價值概念可認為是他思想主體中最有爭議的概念。非馬克思主義者普遍地宣告價值概念是馬克思主要的邏輯錯誤的根源，而不管承認馬克思在其他方面有什麽見解（龐巴維克的《卡爾·馬克思及其體系的終結》仍然是最有權威的論述，見「參考書目」 ①），在馬克思主義者中間，價值概念也是有極大爭議的問題。有些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在對資本主義具體經濟現象的分析中，價值概念是多余的；因此，在對剝削進行基本的馬克思主義的分析中，價值概念是不必要的。其他一些馬克思主義者則認為，價值概念是成功地理解貨幣、資本和資本主義動態的基礎；因此，沒有價值概念，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的分析就崩潰了（前者見斯蒂德曼：《斯拉法以後的馬克思》，1977年英文版；後者見「參考書目」 ③、 ④、 ⑤；同這兩者觀點極不相同的有代表性的例子見「參考書目」 ⑥）。

在馬克思看來，商品的價值把資本主義條件下勞動的社會性所具有的特殊的歷史形式，表現為社會勞動力的耗費。價值不是一種技術關系，而是人們之間的一種社會關系，在資本主義條件下，這種社會關系采取了一種特殊的物質形式，從而表現為這種物質形式的屬性。這首先表明，人類勞動作為商品形式的普遍化完全是資本主義所特有的，對價值這一概念的分析同樣也是資本主義所特有的。其次，這也表明，價值不只是一種精神中存在的概念；它具有一種現實的存在，價值關系成為資本主義社會關系所采取的特殊形式。由於這種形式就是商品。因此，這就決定了商品是馬克思分析的出發點。馬克思在他論述政治經濟學的最後著作之一中，把他論述的程序總結如下：

「……我不是從『概念』出發，因而也不是從『價值概念』出發……我的出發點是勞動產品在現代社會所表現的最簡單的社會形式，這就是『商品』。我分析商品，並且最先是在它所表現的形式上加以分析。在這裏我發現，一方面，商品按其自然形式是使用物，或使用價值，另一方面，是交換價值的承擔者，從這個觀點來看，它本身就是『交換價值』。對後者的進一步分析向我表明，交換價值只是包含在商品中的價值的『表現形式』，獨立的表達方式，而後來我就來分析價值」（《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12頁）。

由於商品是為交換目的而生產的物，因此，商品具有「交換價值「，交換價值被定義為一種使用價值同另一種使用價值相交換的量的比例。因而商品既是使用價值又是交換價值。但是，這是一種使人誤解的說法。交換價值總是隨時間、地點和環境不同而不同，一個商品所具有不同的交換價值，同它所交換的不同的商品一樣多；在某種意義上，同它交換的每一商品也同樣如此。因此，存在著使所有的相互交換的商品相等的某種東西。這就是說，交換價值是同它相區別的某種東西的表現形式。這種等量的共同因素不可能是商品具有的物理的或自然的屬性，因為它們是異質的。在交換過程中，表示同質的某種東西，並且所有商品都具有唯一的共同屬性，就是它們都是勞動產品。交換過程使生產商品的的所有不同類型的勞動在質上相同，生產商品的這種同質勞動叫做抽象勞動。價值就是抽象勞動的對象化或物化，價值的表現形式就是商品的交換價值。因而商品不只是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而且還是使用價值和價值。

從龐巴維克以來，批評者們都把《資本論》第1卷開頭幾頁的論證，解釋成馬克思試圖證明價值的存在，典型的是認為，這一未被證明的證據是不充分的，因為馬克思忽視了所有商品都具有其他共同屬性。例如，所有用於交換的商品，對它們的需求相對都是稀缺的（如果不是這樣的話，物就可以無償地贈送，而不要進行交換），因此，在心理學上，即在人們對商品的需求和供給的動機上，也能發現馬克思所探尋的共同屬性（這是資產階級經濟學走的路線）。從實證主義或經驗主義角度來看，這種論證是極為有力的，但是，它沒有考慮到馬克思極不相同的哲學傳統；馬克思並不是通過得出我們所體驗到的全部現存的異質商品共有的某些（任意的）抽象屬性，對價值的存在提出形式上的論證。相反，他分析的是實際存在於資產階級社會中的人們之間的典型關系──一種商品同另一種商品的交換關系。這是因為：首先，政治經濟學範疇是特殊生產關系的必然反映；其次，正是通過對這些範疇及其所采取的形式的批判性的考察，資產階級關系的內容才得到闡述和揭露。形式上的、非辯證的分析永遠領會不了馬克思對價值的分析，因為它同所涉及的具體關系沒有任何內在聯系。馬克思在1868年7月11日給庫格曼的信中談到：

「即使我的書中根本沒有論『價值』的一章，我對現實關系所作的分析仍然會包含有對實在的價值關系的論證和說明。胡扯什麽價值概念必須加證明，只不過是由於既對所談的東西一無所知，又對科學方法一竅不通「（《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368頁）。

在得出作為抽象勞動對象化的價值定義之後，馬克思進一步對價值的計量作了考察。價值是用生產商品的平均的必要的時間單位，通過對抽象勞動的計量來計量的。因而，在所有生產者生產率普遍提高，勞動時間縮短時，商品的價值就下降。因此，商品價值的變動同對象化在商品中的抽象勞動量成正比，同生產這一商品的具體勞動生產率成反比。在簡要考察了同其表現形式相獨立的價值之後，馬克思進一步證明了交換價值是怎樣成為價值的必然表現形式的。直到目前為止，這一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忽視；利用交換價值引申出交換價值，然後再利用價值引申出交換價值，這終究似乎還表明了某種循環論證。但是，這采取的又是形式邏輯的方法，它並不適合對本質和現象，或者內容和形式問題的說明。魯賓對這一點作了評論：

「人們不能忘記、在內容和形式關系問題上，馬克思采取的是黑格爾的觀點，而不是康德的觀點。康德把形式當作同內容具有外在關系的某種東西，當作從外部依附於內容的某種東西。從黑格爾的哲學觀點來看，內容本身並不是形式上從外部依附於它的某種東西。相反，通過內容的發展，內容本身產生出已經潛在於內部中的形式。形式必然從內容本身中生長出來」。

事實上，馬克思對他的政治經濟學的前輩，特別是對斯密和李嘉圖的主要批評之一就是認為他們忽視了價值形式，把價值形式看作是外在於商品本質的某種東西。因此，他們不能理解勞動為什麽表現為價值，為什麽價值計量（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表現為貨幣額。馬克思認為，這種錯誤的原因在於，勞動產品的價值形式，這種最抽象的同時又是資本主義最普遍的形式，沒有被看作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產物，而被看作是社會生產的永恒的、自然的形式。因此，價值和價值量就同特殊的社會關系相分離，所作的分析就成為形式的，而不是辯證的。只有證明了價值怎樣必然地表現為交換價值，才可能理解價值怎樣表現為貨幣額，價值形式怎樣含有貨幣形式的意義。因此，馬克思的價值理論同時也就是他的貨幣理論。

作為商品，勞動產品同時具有自然形式和價值形式。但是，價值形式只是在一種商品同另一種商品交換時才表現出來。價值並不是離開同別的商品的交換、單個商品所固有的某種東西，而是反映了獨立的商品生產者之間的分工，商品生產者勞動的社會性質只有在交換行為中才顯露出來。因此，價值是一種純粹的社會現實，它的形式只能在商品和商品之間的社會關系中表現出來。馬克思把所作的這種考察稱作「簡單的、個別的或偶然的價值形式」，在這種形式中，X量商品同A同Y量商品B相交換。由於商品A把它的價值表現在商品B上，所以商品A的價值相對地得到表現，商品A就處在「相對價值形式」上。相反，商品B成了表現商品A的價值的材料，商品B就是「等價形式」。相對價值形式和等價形式總是同時存在於價值表現中；在這一價值表現中，它們顯然是互相排斥的。

首先考察相對價值形式。商品B是商品A的價值的物質對象，但是，商品並不只是物化勞動的量，因為這並不能賦予它們以不同於自然形式的價值形式。商品A的價值作為物化勞動，必定具有一種同商品A本身不同的客觀存在；這樣，商品B的物質形式就成了商品A的價值形式。只有不同種商品之間的這一等式，才揭示了創造價值勞動的特殊性質，因為正是交換過程本身，才把物化用於交換的不同種商品中的不同種勞動，歸結為一般勞動的共同性質。進而，由於商品A的價值在商品B的使用價值上得到表現，這就產生了商品A的價值量的變化，並不必然地在相對價值量的變化中得到反映的可能性，反之亦然。（這種潛在性的發展包藏了馬克思經濟危機理論的核心。）其次考察等價形式。馬克思指出了他所稱作的等價形式的三個「特點」：第一，使用價值成為價值的表現形式。商品B表現商品A的價值，它根本不表現自身的價值；商品B的物質體是抽象勞動的對象化。第二，生產商品B的具體勞動成為抽象勞動的表現形式。這就意味著，生產商品B的具體勞動盡管是個別人的私人勞動，但它同其他種類的勞動直接相等。第三，私人勞動采取了直接社會勞動的形式。這三個特點，即使用價值表現為價值、具體勞動表現為抽象勞動和私人勞動表現為社會勞動，是理解馬克思價值理論的關鍵。雖然商品既是使用價值又是價值，但只有在它的價值取得了同它的使用價值形式相獨立的和截然不同的表現形式時，它才表現這種雙重作用。這種獨立的表現形式就是交換價值。價值的性質使交換價值成為它的獨立的表現；在交換關系內部，商品A的的自然形式只當作是使用價值，而商品B的自然形式只當作是價值形式。在這一意義上，商品使用價值和價值的內在對立被外在化了。

通過指出商品A不僅同商品B交換，而且也同商品C、D、E等交換，馬克思把簡單價值形式展開為「擴大的或總和的價值形式」，商品采用的等式形式是無關緊要的事情。商品A顯示了在同整個商品世界發生社會關系中的地位；每一種其他商品表現為具有價值的物質對象，表現為一般人類勞動的特殊的實現形式。因而，同現代資產階級經濟學截然相反，不是商品交換調節價值量，而是商品價值量調節商品交換的比例。然而，商品A的價值的一系列代表實際上是無止境的，並且不同於其他任何商品的相對價值形式；由於存在著無數的等價形式，因此所有的具體勞動都表現抽象勞動，一般人類勞動沒有一個單一的、統一的表現。

這通過倒轉總和的或擴大的價值形式，引出「一般價值形式」就易於得到糾正。如果商品A把它的價值表現在無數的其他商品上，那麽，所有這些商品也就把它們的價值表現在商品A上。這樣，一種單一商品就被分離出來，表現所有的商品的價值，使每一種商品都同它自身的使用價值相區別，同所有其他商品的使用價值相區別，以此表現出所有商品所具有的共同的東西。這一商品被稱作「一般等價物」，它的自然形式是所有商品的價值共同承認的形式，是所有勞動的有形的代表，馬克思稱之為「商品世界的社會表現」。這種特殊商品的自然形式作為其他所有商品的價值形式，這種特殊商品就成了「貨幣價值形式」中的貨幣商品，這就完成了商品的價值表現同商品本身的分離。商品價值除了交換價值沒有其他表現形式，而交換價值也只有在貨幣上得到表現。價值決不能用價值的實體即抽象勞動來表現，也決不能用價值的尺度即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表現。價值表現的唯一形式和價值能夠表現的唯一形式，就是貨幣商品及其量的尺度。正如馬克思在1858年4月2日寫給恩格斯的信中所指出的的：「從價值的一般特點……同它表現為某種商品的物質存在等等之間的矛盾中產生出貨幣這個範疇」（《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303頁）。在早先論述價值和貨幣的手稿中，馬克思在手稿的括號內指出：「往後，在結束這個問題之前，有必要對唯心主義的敘述方法作一糾正，這種敘述方法造成一種假象，似乎探討的只是一些概念的規定和這些概念的辯證法。因此，首先是弄清這樣的說法：產品（或活動）成為商品；商品成為交換價值；交換價值成為貨幣」（《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97頁）。經濟範疇是人類活動的反映，馬克思把同一範疇的邏輯起源同歷史起源相比較。他強調，歷史上勞動產品作為商品形式的發展同價值形式的發展是一致的，在總體上他總是把他邏輯分析的結果同現實的歷史發展的結果相比較。但是，在《資本論》第1卷第2版跋中，他也強調了研究方法和敘述方法之間的主要不同之處。他認為：

研究的方法「必須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種發展形式，探尋這些形式的內在聯系。只有這項工作完成之後，現實的運動才能適當地敘述出來。這點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觀念地反映出來，呈現在我們面前的就好象是一個先驗的結構了」（《資本論》第1卷，第23—24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馬克思克服了他在價值和價值形式敘述上的巨大麻煩。馬克思聽從恩格斯對《資本論》第1卷校樣的批評，寫了第1章附錄，《資本論》第1卷第2版和以後各版中，這個附錄重新寫進了第1章。第1版的這一附錄是馬克思價值形式理論的最清楚的陳述（參看馬克思：《價值形式》）。雖然馬克思承認他的陳述是困難的，但是他認為，他對價值形式的分析不能被舍棄，「這部分對全書來說是太有決定意義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311頁）。這並不是「一個先驗的結構」，不是「一些概念的規定和這些概念的辯證法」。把商品形式看作是價值形式的這一抽象是一種現實的抽象，因為交換過程是現實的過程，由此而同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勞動產品相適應。這就意味著，不可能存在價值的先驗規定，因為只有交換過程才使生產成為社會的，才建立了獨立的商品生產者之間的聯系，並保證在交換中實現的價值是而且只是生產這種商品的社會必要的勞動的表現形式。商品的價值只有在商品的生產之後才能在另一種商品的使用價值上得到表現，在發達的資本主義中，這另一種商品就是作為一般等價物的貨幣。一旦證明了這一點，馬克思就能進一步從貨幣和貨幣的關系這一最高形式上，探討了「價值規律」（價值量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詳細內容，通過對資本和資本積累範疇的闡述，最後探討那些在資本主義表面上似乎同價值規律相矛盾的現象。與此相對應，在貨幣和貨幣關系的最高形式上，馬克思也有了探討資本主義社會生產關系是怎樣顛倒的，這種顛倒是怎樣在意識中得到反映的根據。

價值與價格

為了使對象化在商品中的個別勞動時間具有抽象勞動的一般特征，一種特殊的商品必須采取對象化的、一般的勞動時間的形式。商品作為價值的一般性質和它作為使用價值的特殊性質之間的矛盾，只有通過它本身的對象化才能得到解決；交換過程在物質上把商品的交換價值同商品本身區別開來；這樣，所有作為使用價值的商品,就同作為表現它們價值形式的貨幣同商品對立起來。因此，馬克思把價格定義為價值的貨幣形式，商品的價值在貨幣商品（例如黃金）量上得到表現。

貨幣商品也象價值尺度的作用一樣，必然起著價格標準的作用。它能起到價值尺度的作用，只因為它本身就是勞動產品，因而在價值上潛藏著可變性；作為價格標準，尺度的穩定性顯然是重要的。那麽，為什麽價格可能發生波動呢？這或者是因為商品價值已經改變，而貨幣價值保持不變；或者是因為貨幣價值已經改變，而商品價值保持不變；或者是因為這些變化的某種結合。因此價格總是對價值作出精確計量的假定是決不可能的。價值是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計量的，在概念上這總是一種準確的尺度。但是，它只能表現為特定交換中的商品和貨幣之間的交換比率；由於涉及兩個獨立的商品，因此這種交換比率，既可能表示商品的價值量，也可能表示較大的或較小的貨幣量，因為它是在特定的交換環境中出售的。因此，價格和價值量很可能是不同的；馬克思評論道：「但這並不是這種形式的缺點，相反地，卻使這種形式成為這樣一種生產方式的適當形式，在這種生產方式下，規則只能作為沒有規則性的盲目作用的平均數規律來為自己開辟道路」（《資本論》第1卷，第120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商品的價格代表了它的觀念的價值形式，即同想象中的貨幣商品相等；但是，要使這個價值形式得到實現，必然進行交換。在這一意義上，價格形式既意味著商品同貨幣交換的可能性，也意味著這種交換的必然性；對這種交換的分析，為馬克思進一步闡明資本概念提供了基礎。一種通常的誤解就是認為《資本論》第1卷談的是價值，《資本論》第3卷涉及的是價格。情況正相反，《資本論》第1卷一開始就對價格形式作了闡述。然後，馬克思再從所有資本共同性的角度，使價格在一定程度上適合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動態發展。通過競爭過程，資本之間的差別要求價格形式進一步發展成生產價格和市場價格，但是，這種競爭只有在對資本主義生產作了展開分析之後才能分析，因此，在《資本論》第3卷才作充分探討。

勞動力

勞動力就是從事增加商品價值的有用勞動的能力。工人出賣給資本家換取貨幣工資的就是勞動力。勞動力同勞動是有區別的，勞動是人類生產力為改變商品的使用價值和增加商品的價值的實際使用。勞動產品能作為商品買賣。但是，要對勞動本身即生產活動的買賣這一概念賦以確切的含義，卻是不可能的。不能出賣勞動產品的勞動者必然出賣勞動力，並同意從購買者的利益出發和在購買者的指揮上消耗其勞動，以換取一定的貨幣量即工資。

勞動力範疇是在用勞動價值論解釋余價值源泉中提出來的。資本家支付貨幣購買商品，然後又出售商品換得比他支付的貨幣更多的貨幣。但是，這種情況之所以能夠經常不斷地出現，只是由於存在某種在使用時能夠增加商品的價值的商品。勞動力就是這樣一種商品，而且是唯一的這樣一種商品；因為在購買和使用勞動力中，資本家榨取了勞動，而勞動就是價值的源泉。從整個資本主義生產體系來看，剩余價值的源泉在於資本家付給勞動力的價值，小於他們所榨取的由勞動加到商品上去的價值。對剩余價值的其他唯一可能的解釋就是，資本家按低於商品的價值購買商品，或者按高於商品的價值出售商品，但是這只能解釋個別剩余價值，而不能解釋整個生產體系的剩余價值，因為用這種方法獲得的價值肯定是其他一些商品生產者失去的價值。

資本家在市場上購買勞動力這一現象產生的歷史前提條件就是「自由」勞動者階級的出現：首先，他們有「自由」處置自己勞動力的合法權力，以在交換這一限定的階段中同潛在的購買者談判；其次，他們同樣也享有不掌握或支配生產資料所有權的「自由」。因此，勞動力現象要求消除奴隸製和農奴製，消除對人們在交換中處置自己勞動力權力的一切限製。它也要求直接生產者同生產資料相分離，這樣他們就不可能生產和出售他們的勞動產品，從而迫使他們為了生計而出賣勞動力。

盡管在充分發展的資本主義生產中，勞動力表現為市場上的一種商品，但是，它還是有一些同其他商品不同的特點，並引起了資本主義生產體系中的一些重要矛盾。首先，盡管勞動力表現為市場上出售的一種商品，但是這一商品的生產卻同其他商品不一樣。勞動力的生產是工人作為人的生物上和社會上的再生產。這一復雜的再生產過程涉及在總體上和資本主義關系或商品關系不同的社會關系。例如，在極為發展的資本主義社會中，勞動力是由不拿工資的家務勞動再生產出來的；在較不發展的資本主義社會中，勞動力常常是由殘存的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再生產出來的。這些過程有其自身的邏輯和觀念形態；純粹的資本主義關系的邏輯不可能完全地和自行地保證勞動力的再生產。

其次，勞動力的使用價值就是它創造價值的能力。勞動力同其它商品不一樣，為了使用勞動力，購買者即資本家必然同出售者即工人之間建立一整套全新的關系。從勞動力中榨取勞動，引起了購買者和出售者之間超出通常談判商品價格（在這種情況下就是工資）範圍的附加的鬥爭條款；引起了勞動強度和勞動條件上的鬥爭。這些對抗階級的鬥爭，本質上構成了資本主義生產的技術上的和政治上的問題。

最後，勞動力的出售使得工人同他或她自己的生產的創造力（這種創造力轉到了資本家手中）相異化，同對勞動產品的控製相異化。在勞動力商品出現後，商品形式的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的矛盾再現為工人同他或她的勞動和產品的異化。

盡管在李嘉圖的著作中，在對價值理論的有條理的闡述上已取得了實質性的進展，但是古典政治經濟學並沒能解決「勞動的價值」這一概念所固有的混亂，在有些場合「勞動的價值」指的是工資，在其他一些場合指的卻是勞動所創造的價值。馬克思通過把勞動概念分解為勞動、勞動力這一對概念，消除了這種混亂（參看《資本論》第1卷第4章第3節和第17章）。這就使我們明白，出賣勞動力來換取資本家的工資這種交易，發生在生產之前，發生在產品中價值的出現之前；這也使我們明白了資本主義生產占有剩余價值的確切機製。馬克思把區分勞動和勞動力的這一發現，看作是他對經濟科學作出的最重要的積極的貢獻。

勞動過程

在最簡單的意義上，勞動過程就是勞動據以物化或對象化在使用價值中的過程。在這裏，勞動就是從事勞動的人和自然界的相互作用，自然界的要素由此而按照一定的目的被有意識地改變了。因此，勞動過程的要素有三方面：第一，勞動本身，即有目的的生產活動；第二，勞動所作用的對象；第三，用於從事勞動過程的資料。通常由先前的勞動過程所提供的那些勞動對象被稱為「原料」。勞動資料既包括基礎結構或同勞動過程間接相關的要素（渠道，道路等等），也包括如工具這樣的勞動借以影響勞動對象的直接要素。它們總是以前勞動過程的結果，它們的特點既同勞動發展的程度有關，也同勞動在其中完成的社會關系有關。勞動對象和勞動資料一起被稱作「生產資料」。由於勞動的作用而改變了勞動對象，這就是使用價值的創造；我們同樣可以說，勞動已對象化了。由於生產資料就是勞動過程所消費的使用價值，因此，這一過程就是「生產消費」過程。由於使用價值由此而被生產出來，因此，從勞動過程的角度來看，所完成的勞動就是「生產勞動」。

勞動過程是人類生存的條件，這對所有的人類社會形式都是共同的：人們一方面依靠他們的勞動這一主動要素，另一方面也依靠自然的、無生命的世界這一被動要素。但是，為了理解勞動過程中不同參與者相互之間的關系，就需要對勞動過程在其中發生的社會關系作一考察。在資本主義勞動過程中，資本家在市場上購買生產資料，也購買勞動力。然後，資本家是通過使勞動力的承擔者（工人）在他們的勞動中消費生產資料而「消費」勞動力的。這種勞動是在資本家監督、指揮和控製下完成的，所生產的產品是資本家的財富，而不是直接生產者的財富。勞動過程只是資本家已購買的物和物之間的過程——因此,這一過程的產品就屬於資本家。

這些產品對資本家具有使用價值，只是因為它們是交換價值的承擔者。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的目的就是生產在價值上超過生產過程中消費的勞動力和生產資料價值的商品。因此，這種生產過程既是創造使用價值的的勞動過程，也是創造價值的增殖過程；增殖過程之所以可能，只是因為勞動力的交換價值和使用價值之間存在著差額。理解馬克思經濟學的關鍵，就是把勞動力的價值同勞動過程中勞動力的耗費所增殖的價值區別開來。只有後者超過前者，剩余價值才可能創造出來。再者，資本控製了勞動力，這是由於人們在歷史上同生產資料分離開了，因此人們被迫出賣自己的勞動力換取工資，只能進行工資交易。而資本家控製勞動，這是因為勞動力的使用是在資本家監督下完成的，在這一過程中，工人階級被迫完成比維持他自己生存所必需的更多的勞動。因而資本是一種強製的社會關系。

勞動過程涉及的是生產的質的運動，是具有一定目的和內容的、生產某種特殊產品的過程。從量的觀點來看，價值創造過程把這一過程中的所有因素都看作是一定量的對象化的勞動，對象化的勞動以一般等價物為單位，按照社會必要的持續時間加以衡量。任何商品生產過程都是勞動過程和價值創造過程的統一。一旦價值創造過程超過一定點繼續下去，我們就有了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形式，或者資本主義生產過程，即勞動過程和價值增殖過程的統一。

在現代許多論述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馬克思主義論著中，在用語上存在著某些不準確之處：資本主義生產過程往往被確定為資本主義勞動過程，而不是勞動過程和價值增殖過程的統一。堅持區分這兩個過程，對於堅持為人熟悉的馬克思主義使用價值和價值過程的兩重性是重要的。資本主義條件下的生產資料具有類似的雙重特點。從勞動過程的觀點來看，生產資料是用於有目的的生產活動的資料，工人在實體上同生產資料發生聯系，生產資料成為勞動活動對象化在產品中的本質要素。然而，從價值增殖過程的觀點來看，生產資料就是用於吸收勞動的資料。在工人消費作為生產活動物質要素的生產資料（勞動過程）的同時，生產資料也消費勞動，以使價值得到增殖（增殖過程）。在資本主義條件下，不是工人使用生產資料，而是生產資料使用工人。一旦資本家的貨幣轉化為生產資料，生產資料就立即轉化為資本家對其他人的勞動和剩余勞動的所有權，即有私人財產權證明為正當的、並最終受到資本主義國家強製力量維護的所有權。已經對象化的勞動或死勞動和運動中的勞動力或活勞動之間關系的這種顛倒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特征，反映在資產階級意識形態上就是對以生產資料價值為一方和以他們所擁有的自行增殖的財產即資本為另一方的混淆。這樣一來，就把生產資料看作是具有生產能力的，而實際上只有勞動才能夠生產出東西來。對資本主義條件下生產資料使用工人而不是相反情況的這一闡述，強調了勞動對資本的從屬。馬克思（在《直接生產過程的結果》中）區分了他稱作的「勞動對資本從屬」的兩種形式；這兩種形式同前資本主義歷史和資本主義歷史這兩個性質不同的歷史階段相適應。第一種形式出現於資本主義從以前的生產方式產生的過程中，它涉及的純粹是榨取剩余價值方式上的轉化。為了描述這種在迄今為止勞動得以完成的同樣的生產技術基礎（相同的生產力水平）上勞動從屬於資本的過程，馬克思把這稱作「勞動對資本的形式上的從屬」。所有的個人之間統治和從屬的關系、封建城市中行會生產和封建鄉村中農民生產的特征都在現金交易中瓦解了；由此，不同的商品（勞動條件商品和勞動力商品）所有者相互之間只是一種以買賣為基礎的關系，只是在生產過程中資本和勞動之間相互對立的關系。由於這種「勞動對資本的形式上的從屬」並沒有改變勞動過程本身，因此榨取剩余價值的唯一方法就是延長超過必要勞動時間的工作目的長度。馬克思認為，形式從屬是同絕對剩余價值生產聯系在一起的，在英國它存在於16世紀中期到18世紀最後30年，在這一時期，勞動過程最初以協作為特征，後來又以工場手工業為特征。但是，隨著機器和大工業的出現，勞動過程本身不斷地發生轉化，或者說發生了追求生產率提高的革命化。機器成為勞動過程的主動因素，它把連續的、統一的和重復的任務強加給勞動，並使強製的嚴格的工廠紀律成為必需。科學知識作為機器使用的必然的伴隨物，創造了一種新的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等級製度，先前以手工技術為基礎的分工被消滅了。馬克思把以機器為基礎的大工業及其生產稱作「勞動對資本的實際上的從屬」，並把它和相對剩余價值生產聯系在一起。英國進行「產業革命」之後，勞動對資本的實際上的從屬就不斷地轉化為追求價值積累的勞動過程，一般地說，這標明資本主義已成為一種成熟的生產方式。

在馬克思論述這個問題的著述之後，大約一百年來馬克思主義者對資本主義生產過程幾乎沒再作過分析。部分的原因或許是因為馬克思的分析極為成功。馬克思逝世以後，工廠生產的發展似乎有力地證實了馬克思的著述。盡管有蕭條、法西斯主義和世界大戰等等，但是，在追求生產力增長中對科學的利用，還是引起了資本主義極其巨大的增長；在馬克思主義者當中存在著這樣一種傾向，即把先進資本主義的技術看作是勞動過程的必然的組織形式，而不論社會生產關系為何。這就是說，技術被看作是中性的，而它的獨裁主義和等級製度的本質則被看作是占優勢的生產關系的機能。這同一種不同的觀點緊密地聯系在一起，這種觀點把歷史解釋成受生產力發展的製約，技術的發展被看作是一種平穩的、直線的前進過程，它決定了特定的時間點上的合適的生產關系。技術而不是階級鬥爭成為歷史的動力。列寧在熱情地把弗雷德裏克·溫·泰羅的「科學管理」原理作為蘇聯趕上和超過資本主義的一種手段時，極大地推進了這兩種觀點。1918年列寧對泰羅製的評論就是：

「同資本主義其他一切進步的東西一樣，既是資產階級剝削的最巧妙的殘酷手段，又包含一系列的最豐富的科學成就，它在分析勞動中的機械動作，省去多余的笨拙的動作、製定最適當的工作方法，實行最完善的計算和監督方法等等。蘇維埃共和國無論如何都要采用這方面一切有價值的科學技術成果。社會主義能否實現，就取決於我們把蘇維埃政權和蘇維埃管理組織同資本主義最新的進步的東西結合得好壞」（《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34卷，第170—171頁。）這種策略對蘇維埃社會的社會主義發展起了步人後塵的影響作用，因為蘇維埃的勞動過程同它們的資本主義對手幾乎沒有什麽不同。回顧起來或許並不令人驚訝，1929年到1932年蘇維埃工業化就是依靠大規模引進資本主義技術，然後再對這些技術進行模仿；在復製接近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技術創新的任何事物方面，蘇聯始終存在著難題。如果要想說明技術是如何地由階級關系決定而不是適得其反的話，那麽這倒是一個十分清楚而又有爭議的事例。

歷史上「技術主義」概念在西方所產生的主要後果就是，馬克思主義對正在變化的先進資本主義國家階級結構的分析變得停滯不前了，從而使各式各樣的後資本主義或後工業的社會學應運而生，這些社會學為大多數社會民主黨修正主義提供了意識形態的基礎，特別是在20世紀50年代更是如此。但是，從60年代末以來，馬克思主義者的註意力逐漸轉到對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的重新發現上來，這成了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分析復興的組成部分。在這一發展過程中，布拉維爾曼著作的出版，證明對資本主義國家生產過程和階級結構演變進行馬克思主義分析的發展所產生的巨大影響和推動作用。布拉維爾曼的分析結構圍繞著作為資本主義根本動力的資本積累，恢復了馬克思所強調的生產擴大和勞動貶黜同時發生的理論。關於前者，布拉維爾曼的分析涉及壟斷資本主義，他強調壟斷資本主義中管理和機械化的發展所具有的特別的重要性。寡頭大公司的出現、市場結構的變化和國家經濟活動的發展，綜合成這樣一種分析思路，即證明資本結構的變化產生了工人階級結構的變化。布拉維爾曼特別強調勞動後備軍的特征和構成的變化。強調性別上分工的重要性，以及強調在辦公室工作和勞務產業的勞動過程和職業上的變化。另一方面的問題就是對勞動的貶黜，特別是對手藝勞動的貶黜，因為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結構不斷關心的是使勞動變得低廉，關心的是通過排除有礙於資本實現其重新組織生產的企圖的一切技能和知識來保證對勞動過程實行有效的控製。布拉維爾曼認為，這後者構成了通過對手藝技能的貶黜而形成勞動對資本實際從屬的一般趨勢。

對布拉維爾曼著作的批判大體上集中在：他試圖把現代工人階級看作是一個「自在」階級，而不是一個「自為」階級，從而避開了對工人階級意識、組織和活動進行全面的分析。人們認為他的這種方法使工人階級僅僅成了資本的對象，即被動地適應著增殖動態的變化，這就忽視了在生產的一定點上階級鬥爭是理解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發展的關鍵的方法。此外，還可以認為布拉維爾曼的分析表明資本家的控製和統治完全和全部是在生產過程內部進行的，而沒有考慮到政治關系和資本主義國家機構的意義；如果把生產內部的階級關系看作是經常地對資本產生疑難的關系，那麽，就可以把政治機構和過程看作是能使這些關系保障資本安然無恙的東西。

盡管布拉維爾曼著作中的工人階級不論在生產過程內部還是在生產過程之外都具有被動性，但是，他的著作對於使馬克思主義者重新註意資本主義勞動過程來說，以及為討論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這一中心論題提供了焦點和參照點來說，都是十分重要的。

社會必要勞動

關於價值量的衡量的概念。馬克思在《資本論》第1卷第1章中寫道：「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在現有的社會正常的生產條件下，在社會平均的勞動熟練程度和勞動強度下製造某種使用價值所需要的勞動時間……可見，只是社會必要勞動量，或生產使用價值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該使用價值的價值量」（《資本論》第1卷，第52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因此，社會必要勞動是抽象勞動即價值的實質的同義語，它的衡量是按時間單位計算的。這個詞是和個別勞動對照而言的。一個特殊生產部門的不同公司進行生產，技術效率的程度不同，生產工藝也不一定相同。隨之，每個公司生產商品所需要的個別勞動時間就會不同。但是，不管商品來自什麽生產過程，它是按同一價格出售的。顯然，個別勞動時間低於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經營得法的公司，比個別勞動時間高於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經營不當的公司，將從每一產量單位實現更多的剩余價值作為利潤。市場價值和個別價值的差額，在資本主義製度下刺激著不斷引用新的生產方法，每個公司都盡量降低個別價值，以便在競爭中對對方占優勢。

對於生產一種商品為社會所必要的勞動時間，不可能根據某種特殊的「平均」的生產技術，先驗地確定為某種物化勞動量。根據相同的理由，價值只是作為一定數額的貨幣的交換價值的形式出現；市場價值是競爭過程的產物，它本身是下列事實的結果：只有通過市場交換，在資本主義製度下各個商品生產者的社會聯系才得以建立，因此，只有通過貨幣，私人勞動才具有社會勞動的形式。

究竟市場價值決定於市場的某種平均過程，如以上所說暗示的，還是決定於最經營得法的公司的個別勞動時間，有時還不清楚。答案有兩種：價值的決定不是一種靜止的平衡狀態，而是一種動態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剛一確定，由於經營不當的生產者的破產和經營得法的生產者的革新，它又發生變化。

剩餘價值

榨取剩余價值是資本主義製度下剝削的特殊方式，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特殊性。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剩余采取利潤的形式，剝削產生於工人階級的純生產額出售所得比工人作為工資所得要多。因此，利潤和工資是剩余和必要勞動在受資本雇傭時具有的特殊形式。但是，利潤和工資都是貨幣，從而只是勞動通過一系列歷史上特定的中介作用（其中剩余價值概念具有決定性作用）對象化的形式。

資本主義生產，是一種商品生產形式，的確，是最普遍的商品生產形式。因此，產品的生產是為了按價值出售，價值是通過價格形式，那就是說，作為一定數量的貨幣衡量來實現的。產品屬於資本家，他從產品的價值和投入生產過程的資本的價值的差額中獲得剩余價值。資本分為兩部分：不變資本，相當於在生產過程中只是轉移到產品中去的生產資料的價值；可變資本，用於雇用工人，工人被付給他們所出售的勞動力的價值。其所以叫可變資本，是因為從生產過程開始到結束，它的數量是在變化的；作為勞動力價值開始的東西卻以勞動力發揮作用所產生的價值而告終。剩余價值就是二者的差額，即資本家沒有付給等價物作交換而占有的工人所生產的那部分價值。這裏，沒有不公平的交換；然而，資本家得以占有無償剩余勞動的成果。

其所以可能如此，因為勞動力是具有能夠創造價值的唯一特殊的商品。因此，它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必要成分。生產資料在生產過程中被使用掉（消耗掉），它們的使用價值體現在生產過程中，而且將以新的形式在產品中重新出現。它們的價值只是轉移到產品價值中去。勞動力在生產過程中也被消耗掉，但勞動力的消耗就是勞動本身。既然勞動在商品生產中具有既是具體勞動，又是抽象勞動的二重性，勞動力的使用價值也具有二重性：勞動力既有能夠創造使用價值（具體勞動）的使用價值，也具有能夠創造價值（抽象勞動）的使用價值。資本家感興趣的就是後者。當勞動力消耗掉的時候所產生的價值是新的價值，只是預料這種新的價值將大於他們的勞動力的價值，資本家才雇用工人。工人階級是由除開自己的勞動力外一無所有的人們組成的。因為工人沒有接近生產資料的其他途徑，為了糊口必須出賣點什麽，他們就勢必出賣他們的勞動力而且無法自行利用它的創造價值的特性。所以，工人們不是在勞動市場中受不等價交換的剝削，因為他們是按價值出賣自己的勞動力的，他們卻是通過被迫加入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階級地位受剝削的，剝削實際上是在這個過程中發生的。雖然每一單個的雇傭勞動合同，像任何其他自由交換合同一樣，不是強加於當事人雙方的，工人們卻根本無法不去出賣他們的勞動力，因為他們沒有其他辦法謀生。所以這種自由雖然從單個的雇傭勞動合同來看是真正的自由，實際上是馬克思所謂工人的雙重的自由：出賣他或她的勞動力的自由或是挨餓的自由。

馬克思對剩余價值的分析大大不同於古典政治經濟學早期作者的分析。後者，特別是李嘉圖傾向於認為剩余價值產生於工人和資本家之間勞動和工資的不公平交換。工人被迫低於它的價值出賣他們的勞動；那麽，剩余產生於交換。但是，馬克思對勞動和勞動力作了區分，就能說明如何在不存在不公平交換的條件下，勞動力能夠按它的價值被出賣並在生產中產生剩余價值。這樣，他證明，資本主義剝削，像以前一切生產方式中的剝削一樣，產生於生產過程中；確定公平交換比例，並不能消滅剝削；剝削者和被剝削者的地位是階級地位，取決於能否取得生產資料，而不是如後來新古典經濟學所認為的取決於個人收入，因為個人收入是交換合同的個別協商的結果。

既然價值是一定的量，剩余價值的數額也是一定的量。一個工人生產的剩余價值量，是他或她生產的價值和他或她的勞動力的價值的差額。前者決定於特定的工人參加的勞動過程的條件以及它的產品的市場。後者決定於個別的勞動過程以外的勞動市場條件以及工人消費的必需品的價值。價值規律傾向於保證不同生產部門的工人生產的價值相同，勞動市場的競爭傾向於保證勞動力有平均價值，至少是對於普通勞動。這樣，我們就可以談一種經濟的平均剩余價值率，其中剩余價值率（有時稱剝削率）規定為下列比率：

剩余價值

s/v= ────

可變資本

如果熟練勞動生產的價值被認為是非熟練勞動的若幹倍，並得到與此相稱的額外報酬，即使這樣，它的剩余價值率也保持不變。

雖然工人所產生的價值可以這樣區分，那麽工人創造價值所花費的時間也就可以這樣區分。因此，工作日可以同樣區分為兩部分：必要勞動，在這段時間內工人生產他或她得到的工資的等價物；剩余勞動，在這段時間內，工人只是為資本家而生產。顯然，這兩部分這樣區分，那麽，剩余價值率就是：

剩余勞動　　 工人為資本家工作花費的時間

S/V= ──── = ───────────────必要勞動　 工人為個人消費而工作花費的時間資本主義生產的歷史可以看作是資本家極力提高剩余價值率而工人則極力反對以致彼此鬥爭的歷史。這發生在兩種主要的情況下。第一，榨取絕對剩余價值，涉及通過擴大每個工人所生產的全部價值而不改變必要勞動的數量，來提高剩余價值率。這可以通過在強度上或長度上延伸工作日來實現，但是二者不僅遇到工人階級有組織的反抗，而且有自然的限度，因為整個資本（即使不是個別資本家）所依賴的階級的健康狀況由於勞動時間過長，勞動強度過高和工資過低將日益惡化。所以，我們可以看到，1847年在英國，工人階級的組織、博愛的資本家以及在長遠利益上跟小資本相對立的大資本三者結合在一起，使10小時工作日的法案得以通過（參看《資本論》第1卷第8章特別是第6節）。

當榨取絕對剩余價值達到極限的時候，增加每個工人生產的全部價值的另一種辦法，是按對資本更為有利的比例來分配相同的量，那就是說，在工作日的時間不變的條件下來進行重新分配，使更多的時間可以作為剩余勞動時間而被資本所占有。這就需要縮短必要勞動時間，那就是說，降低勞動力的價值。這就是榨取相對剩余勞動，可以通過兩種辦法實現。必須減少工人所消耗的使用價值的數量，或是縮短生產同等數量的使用價值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前面這種方法將遇到榨取絕對剩余價值所遇到的那種限度；工人階級的反抗和它的身體條件的惡化。後面這種方法使資本主義成為迄今為止最有生氣的生產方式，不斷改變它的生產方法和實行技術革新。因為只有通過技術改革，生產特定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才能縮短。生產率由於實行死勞動以機器的形式取代活勞動的新的生產方法得到提高，使生產的個別商品的價值降低。如果這種情況涉及其價值在勞動力的價值中有所反映的商品，即構成工人的部分消費品的商品，勞動力的價值就會下降，更大一部分工作日就可能花在剩余勞動方面。

榨取相對剩余價值，導源於一切資本分享某一生產工人的消費品的部門中生產率提高帶來的好處。這種分享是流通過程和資本主義競爭的產物。一旦競爭者都采用新技術，產品價值下降，那革新的資本家的額外利潤便逐漸消失。如果革新是在工資商品生產部門，這種好處便以降低勞動力價值的形式為一切資本所分享；如果革新是在終於進入工人消費品的生產部門的生產資料的生產方面，效果將同樣被感到，因為工資商品的價值將同樣縮小。然而，如果革新是在專為資本家消費而生產的部門中，或是在生產專供這種部門使用的生產資料的部門中，最後的結果就不會是剩余價值率的變化，而只是某些奢侈品價格的降低。

所以，榨取相對剩余價值，就資本家來說，並不是作為一個自覺過程而發生的，資本家的目的在於減少他們自己的單獨成本以便增加他們自己的利潤。競爭將促使他們喪失他們對他們的競爭者所取得的直接的利益，因為任何好處最後將在一切資本中間普及。究竟最後結果是不是榨取相對剩余價值──那就是說，產品是不是能對勞動力價值有任何影響──對於個別革新的資本家是無關緊要的。在兩種場合下，他都受競爭勢力的約束，最後喪失一切個人優勢。

許多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歷史，都可以從榨取絕對和相對剩余價值的角度加以考察。雖然前者是資本主義發展早期的特點，二者攜手並進，隨著技術的改革，榨取相對剩余價值又為榨取絕對剩余價值新的勢頭奠定基礎。許多過程也能分析為榨取相對剩余價值和絕對剩余價值的混合物；例如，已婚婦女參加有酬工作，這既容許榨取相對剩余價值，因為她們的低工資代表勞動力的較低的個人價值，這同時也為榨取絕對剩余價值打下基礎，因為更多的創造價值的勞動是整個家庭完成的，而她們的成本再生產和資本付酬的必要勞動量並沒有相應地提高。

剩餘價值與商業利潤

資本家墊付貨幣購買勞動力和生產資料;在工人們借助生產資料生產一種新的商品以後,資本家通常出賣商品取得的貨幣比他墊付的要多。馬克思用M—C—M′（貨幣—商品—貨幣）的公式來表示這個過程，M，即出售商品獲得的貨幣超過M，即墊付的貨幣。如果支付和取得的價格與價值相當，額外的貨幣就是剩余價值，它在這種表現形式下相當於傳統會計項目的毛利，即銷貨收入超出出售的商品的直接成本的那一部分。馬克思認為，就整個資本來說（而不是就個人資本來說），從價值觀念來規定的全部剩余價值相當於從價格觀念來規定的全部利潤，即使每一件商品的價格並不等於它的價值。和馬克思的其他原理同時存在的這種「相當於」的可能性一直是生產價格和轉化問題理論中的爭論問題。

勞動價值理論闡明，資本主義生產製度中的剩余價值的來源是工人的無償勞動。工人平均每天（或小時，或任何單位勞動時間）生產一定數量的貨幣價值，但他所得到的工資只是這個價值的一部分的等價物。所以，工人只是被付給工作日的一部分的等價物，在其他部分即無償部分中生產的價值，就是剩余價值。工資的形式使這個事實模糊起來，因它使人感到工人每小時都到報酬，但是，從勞動價值理論來看，一部分勞動被耗費掉，工人都沒有得到等價物，因此，它是無償勞動。在資本主義生產製度中，對工人的剝削，並不違反資本主義社會的道德和法律，資本主義社會把工人看成是一種商品即勞動力的所有者，只有在市場上的交換中他能保證這種商品的全部價值，才受到保護。但是，既使工人被付給勞動力的全部價值，這個價值還是低於他們所生產的價值，因此，從一種社會觀點來看，他們的一部分勞動被資本家階級作為剩余價值占為己有。

工資被工人們用於自身的再生產。與工資相當的勞動時間可以認為是生產為工人的再生產所需要的商品的必要勞動時間。如果我們撇開不以商品關系為中介的對社會勞動再生產的貢獻，例如家庭和家務勞動，或在非商品生產方式中耗費的勞動，總工資就相當於生產者本身的再生產的必要勞動，剩余價值則相當於社會剩余勞動。從社會再生產的觀點來看，我們把剩余價值看作是資本主義社會中剩余勞動具有的特殊形式。因此，資本家階級占有剩余價值乃是占有剩余勞動的一種特殊方式。資本主義社會象其他階級社會一樣，建立在特定階級占有社會剩余勞動的基礎上。能夠發展的一切社會，都生產一種剩余，從而也都使用了剩余勞動；在一切階級社會中，剩余勞動都被一個階級通過某種剝削方式所占有；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特殊的剝削形式就是通過剝削雇傭勞動占有剩余價值。

資本家被迫放棄一部分剩余價值，作為向土地所有者交納的地租。全部剩余價值中剩下歸他的那部分，對於資本家來說，就是利潤。這種利潤一部分還要支付給其他人。資本家要對非生產勞動付給報酬，非生產勞動包括監督生產和維持生產秩序以及推銷商品的工作。如果資本家以借款作為生產經費，那麽一部分剩余價值就要作為利息支付給貸款人。在這些支付之後，資本家口袋中剩下的，馬克思稱之為企業利潤。國家可以對這種剩余的利潤課稅，取得其中一部分。

在運用常規的利潤核算方法時，必須找出每一種方法究竟包括哪一部分剩余價值量。馬克思通常用「利潤」一詞表示全部剩余價值，因為他在他的許多分析中，撇開了地租、利潤進一步分化出利息、商業利潤，等等（參看《資本論》第3卷第1—4章，第21—24章）。在資產階級經濟理論中，投資的平均利潤率被看作是「正常利潤」或「利息」，或「資本服務的要素成本」；而「利潤」或「經濟利潤」一詞是專供壟斷或革新的額外利潤用的。在這個意義上，正常利潤是剩余價值的一部分。

剝削

剝削這個詞是馬克思是在兩種意義上使用這一詞的：一個是一般的意義，即為潛在的利益而利用某種東西；比如開發自然資源、利用政治形勢或利用道德偽善，他曾寫道：「身為父母的工人，令人十分憤慨地象十足的奴隸販子那樣販賣兒童。……資本主義的偽善們，卻在那裏攻訐這種他們自己一手造成、使之永存並加以利用的獸行」（《資本論》第1卷，第434—435頁中的註122）。因此，在某種意義上，剝削是一個實用的、包羅一切並具有獨特辯論力量的貶義詞，馬克思就把它主要用於攻擊資本主義。

它所具有的另一個更確切的含義，使它成為歷史唯物主義的一個主要概念。在任何社會中，只要其中的生產力的發展超出維持人們生存的最低限度的需求，從而有潛力發展、改變和維持自然的代謝，生產的剩余便可能產生剝削，這是階級社會的基礎。當一部分人生產出來的剩余產品歸另一部分人支配時，就出現了剝削。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各個階級的存在雖只是就彼此的關系而言的，但這種關系則取決於一定生產方式中存在的剝削形式。是剝削導致了階級沖突，因此，不同類型的社會，其中的各個階級以及為任何社會提供動力的階級沖突，都可以具有產生剝削的獨特方式。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剝削表現為工業資本家榨取工人階級的剩余價值，但其它的剝削階級或階層也參與剩余價值的分配。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獲得剩余價值的手段是靠所有權，因而資本主義的被剝削的階級即無產者，只能靠出賣自己的勞動能力來維持生存，雖然他們所擁有和出賣的勞動能力的具體素質也把他們分為若幹不同的部分。

資本主義不同於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因為資本主義的剝削通常並不采取直接的暴力幹預，也不利用非經濟的手段。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剩余價值，是資本主義的生產過程的具體特征，特別是它與交換過程相聯系的方式而引起的。資本主義生產其所以產生剩余價值，是因為資本家用與工人勞動力價值相等的工資來購買工人的勞動能力的，但是由於資本家控製著生產，所以他們榨取的勞動大於他們所付工資的等價物，古典政治經濟學家把剝削看作是由勞動與工資的不等價交換造成的，馬克思與他們不同，在他看來，勞動與勞動力是有區別的，後者按其價值進行出賣，而前者則創造了剩余價值。因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的剝削是在參與者背後，是在自由和平等交換的虛偽口號下進行的。

「勞動力的買和賣是在流通領域或商品交換領域的界限以內進行的，這個領域確實是天賦人權的真正樂園。那裏占統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權和邊沁。自由！因為商品例如勞動力的買者和賣者，只取於自己的自由意誌。……平等！因為他們彼此只是作為商品所有者發生關系，用等價物交換等價物。所有權，因為他們都只支配自己的東西。邊沁！因為雙方都只顧自己。」「（但如果讓我們）同貨幣所有者和勞動力所有者一道，離開這個嘈雜的、表面的、有目共睹的領域，跟隨他們兩人進入門上掛著『非公莫入』牌子的隱蔽的生產場所吧！在那裏不僅可以看到資本是怎樣進行生產的，還可以看到資本本身是怎樣被生產出來的。賺錢的秘密最後一定會暴露出來「（《資本論》第1卷，第199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但「賺錢」恰恰是資本家的剝削。它的秘密引起了對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而且馬克思揭露了這一秘密以來，傳統的經濟學仍一直致力於再次掩蓋其真相。以前的生產方式並不需要上述的腦力勞動去揭露、展示和重新掩蓋其剝削方式，因為在以前的各種社會中，剝削方式是很明顯的，付出多少天勞動，或統治階級的代表索取多少谷物。資本主義是唯一把它的剝削方法隱藏在交換過程背後的社會，因此，為了洞察它，就必須對社會經濟過程進行研究。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使用的或適用於這種生產方式的計量剩余價值的方法，也掩蓋了剝削。因為利潤率（S/[C+V]）是剩余價值同包括可變資本和不變資本的全部預付資本相比來衡量單個資本獲利的大小的，即它是根據全部預付資本的量來占有剩余價值的份額的。但是隨著資本的擴大，利潤率會下降，從而掩蓋了剝削率會同進上升的情況，剝削應定為為剩余對必要勞動之比，所以剩余價值率是S/V（剩余價值/可變資本）。

資 本

現在我們已經清楚地看到了什麽是資本了。首先，資本，不論其形式是貨幣，是機器、原料、廠房，還是製成的商品，都具有壹定的價值。但是這種價值是用來為生產新的價值，生產剩余價值服務的。資本是生產剩余價值的價值。資本主義生產是剩余價值的生產。

在資本主義社會，機器和廠房都是資本。但是，機器和廠房是否永遠都是資本呢？當然不會。如果整個社會的經濟都是協作經濟，如果它是為自己而生產的，那麽，不論是機器，還是原料，都不能算是資本，因為它們不是為少數富人榨取利潤的工具。這就是說，機器只有在被資本家階級私人占有時，並被作為剝削雇傭勞動和生產剩余 價值的條件時，才成為資本。在這裏，價值的形式並不重要；這種價值可能表現為金幣形式，也可能表現為紙幣形式，工人用它們來做工，也可能表現為原料的形式，工人們用它們製造出商品，也可能表現為製成的商品的形式，以後再把它賣掉。但是既然這種價值是用於生產剩余價值的，所以它就是資本。

資本常常脫掉壹種外殼和穿上另壹種外殼。確實如此，我們且看這壹過程是怎樣完成的。

1．資本家還沒有買到勞動力和生產資料。但是，他極希望雇用工人、置備機器、弄到上等的原料和煤炭，以便能夠開工生產，等等，暫時他手裏除了錢之外，還什麽都沒有。在這裏，資本表現為貨幣形式。

2．資本家帶著這筆錢來到市場（自然不是他自己去；為此有電話和電報，許許多多的奴仆等等）。在這裏購買了生產資料和勞動力。資本家回到工廠，錢是沒有了，但是卻有了工人、機器、原料、燃料。現在所有這些東西已經不是商品了。它們不再是商品，因為不再把它們拿到市場去出賣了。錢變成了生產資料和勞動力，貨幣的形式去掉了，現在，出現在我們面前的是工業資本的形式。

接著開始工作。機器開動了，輪子旋轉起來，操縱桿在來回搬動，男女工人汗如雨下，機器在磨損，原料在消耗，勞動力在耗盡。於是，3．所有這些原料，機器的磨損部分，提供勞動的勞動力，慢慢地變成了壹堆堆商品。這裏資本又脫離了工廠原有的實物形式，而以壹堆商品形式出現。這就是商品形式的資本。然而，經過生產之後，資本不但改變了自己的外形，而且還增加了自己的價值。因為在生產中，又多出了剩余價值。

4．但是，資本家強迫生產商品並不是為了自己使用，而是為了市場，為了出賣。堆積在他的工廠倉庫裏的貨物壹定要賣出去。起初，資本家是以買主的身份到市場去。現在，他應當以賣主的身份去。起初，他手裏拿的是錢，他想得到的是商品（生產資料）。現在，他手裏拿的是商品，他想得到的是錢。壹旦他的商品被賣掉了，那麽，資本就從它的商品形式再次跳到貨幣形式。然而，資本家得到的貨幣數量，已經不同於他當初付出去的數量了，因為外加了整個剩余價值的數量。

資本的運動並沒有到此結束。增加了的資本再次周轉，獲得了更大數量的剩余價值。這些剩余價值的壹定部分並入資本，又開始新的周轉，如此等等。資本象壹個雪球，越滾越大，隨著每壹次的滾動，剩余價值越來越多。這就是說，資本主義生產不斷地發展和擴大。

資本就是這樣從工人階級身上榨取剩余價值和到處擴散的。資本之所以能迅速增長，是因為其特殊的屬性。當然，壹個階級剝削另壹個階級的現象以前就有了。可是我們拿農奴製時的地主或奴隸製時的奴隸主為例。他們騎在他們的農奴和奴隸的頭上作威作福。農奴和奴隸生產的壹切東西都被地主、奴隸主自己，或被他們的仆從和大量的食客吃光、喝掉和穿光了。那時商品生產還很不發達，商品也沒有地方去賣。就是說，如果地主或奴隸主強迫自己的農奴和奴隸生產出堆積如山的面包、肉、魚等等，那麽，他們的這些東西就會爛掉。那時的生產只以地主及其奴仆們的肚皮需要為限。而在資本主義製度下則完全是另壹種情形。這裏的生產不是為了滿足需要，而是為了利潤。這裏生產商品，是為了出賣，為了賺錢，為了積累利潤。利潤越多越好。因此，資本家階級瘋狂地追求利潤。這種欲望是無止境的。它是資本主義生產的軸心，是主要的推動力。

資本主義製度的基本矛盾

現在有必要看壹看，資本主義社會即資產階級社會的結構究竟好還是不好。任何壹件東西，只有在它的各個部分都互相配合得十分嚴密時，才是堅實和完好的。我們拿鐘表的機械為例。只有每壹個齒輪互相咬合得在壹起時，表才能準確無誤地走動。

現在來看壹下資本主義社會。在這裏，我們不難發現，這個資本主義社會在結構上遠不是象想象的那樣堅固。相反，它包含著巨大的矛盾，有著巨大的裂痕。首先，資本主義製度下缺乏有組織的產品生產和分配，只有「生產的無政府狀態」。這是什麽意思？這就是說，每壹個企業家、資本家（或資本家同盟）在生產商品時是互不通氣的。工廠主強迫工人生產不是看整個社會需要什麽，而僅僅是盤算著獲取更多的利潤和在市場上打敗自己的競爭者。因此有時商品生產得過多（當然說的是戰前時期），找不到銷路（工人買不起，因為沒有足夠的錢）。於是就出現危機：工廠倒閉，工人流落街頭。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也引起了市場的鬥爭：每壹個人都想奪走別人的所有買主，把他們引誘過來，自己獨占市場。這種競爭采取了各種各樣的形式，從兩個工廠主之間的鬥爭開始，壹直到資本主義各國為在全世界瓜分市場而發動世界大戰為止。這裏，資本主義社會的壹些組成部分不但相互牽扯著，而且相互直接沖突著。

因此，生產的無政府狀態是資本主義第壹個基本的不協調性，這壹點已在危機、競爭和戰爭上表現出來。

資本主義社會第二個基本的不協調性是它的階級結構。要知道，資本主義社會實質上不是壹個社會，而是兩個社會：壹個是資本家，另壹個是工人和貧民。二者處於經常的、不可調和的、無休止的敵對之中，這種敵對叫做階級鬥爭。在這裏，我們又壹次看到，資本主義社會各種不同部分不但互不配合，反而彼此處於不斷的沖突之中。

資本主義不會毀滅？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取決於這樣壹點。我們在研究資本主義的發展時，即在研究資本主義如何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變化時，如果我們發現它的不協調性變得越來越少，那我們就可以祝它還能長命百歲；相反，如果我們發現隨著時間的推移，資本主義社會的某些部分不可避免地、越來越劇烈地互相排擠，這個社會裏的裂痕將不可避免地變為深不可測的鴻溝，所以資本主義必將走向滅亡。





小生產與大生產的鬥爭

（壹）小生產和大生產在工業中的鬥爭。擁有上萬名工人和設有巨大而奇異的機器的大工廠並不是壹向就有的。它們的出現是逐漸的，並且在幾乎完全破產的手工業和小工業的殘骸上發展起來的。要明白為什麽會發生這種情況，首先必須註意到這樣壹種情況，即在私有製和商品經濟的條件下，爭奪買主的鬥爭即競爭是不可避免的。在這場鬥爭中誰能得勝呢？誰能把買主拉到自己壹邊，並且使他離開自己的競爭者（對手），誰就是勝利者。而要能把買主拉到自己壹邊，主要靠的是使自己的商品價格更加便宜1。而誰又能以更便宜的價格出賣商品呢？這就是需要首先回答的問題。很明顯，大工廠主比小工廠主或手工業者能以更便宜的價格出賣商品，因為他的商品價值比較低。大生產在這裏具有大量的優越性。首先，大生產的優越性在於，企業資本家能夠裝備較好的機器，使用較好的工具和各種器械。手工業者、小業主的日子很難過，壹般都用手搖機床幹活，他們連想都不敢想那些先進的大機器，因為他們沒有添置機器的這筆錢。小資本家也同樣沒有力量采用最新式的機器。因此，企業越大，技術就越完備，勞動就越有成效，廠主在製造每壹件商品上的花費也就越少。

在大工廠裏，甚至有自己的科學實驗室，經常進行各種新的發明，並且把科學同生產結合起來。這些發明屬於本企業的秘密，只供本企業享用。在小生產和手工勞動的情況下，幾乎事件產品都是由同壹個工人來做；在用機器勞動和很多工人的情況下，壹個工人只做產品的壹部分，另壹個工人做第二部分，第三個做第三部分，等等。這樣，工作進展就會大大加快（這就叫分工）。這方面的優越性如何，下面就是這份材料。製造十個犁。手工方式製做：總共用兩個工人，幹十壹種不同的工作，共用了壹千壹百八十個小時，得到五十四元。用機器製做同樣的東西，有五十二個工人，分九十七種工作（工人愈多，工作的分類就越多）：工作了三十七個小時二十八分鐘，得到七點九元（可見時間花費少得多，勞動價值也便宜得多）。製造壹百個鐘表齒輪。手工方式製做：有十四個工人，分四百五十三種工作，用了三十四萬壹千八百六十六個小時，得到八萬零八百二十二元。機器製做：有十個工人，分壹千零三十八種工作，用了八千三百四十三小時，得到壹千七百九十九元。織五百碼方格布。手工方式：有三個工人，分十九道工序（不同的工作），用了七千五百三十四個小時，得到壹百三十五點六元。用機器：有二百五十二個工人，分四十三道工序，用了八十四小時，得到六點八壹元。這類的例子是可以舉出很多的。除此之外，很多生產部門，如機車、戰艦的製造和采礦業等等，只有依靠高度的技術才能管理，這是小企業主和手工業者所完全辦不到的。

大生產在各方面都能節省，如廠房、機器、原料、照明和取暖、勞動力、廢物利用等等。確實，我們假設以壹千個小作坊和壹個與這些小作坊生產能力相等的大工廠來比較，建設壹座大而好的廠房要比建壹千座小的要容易；原料分散在壹千個小作坊裏損耗就比較大（丟失、浪費等等）；壹個大工廠的照明和取暖比壹千個小屋子更容易解決；諸如收拾、打掃、守衛、維修等等也比較容易。壹句話，大工廠裏在各方面都比較經濟節省。

在購買原材料和生產上所必需的壹切物品時，大經濟也處在有利的地位。按批發價購買商品比較便宜，而且質量更優良；況且大工廠主很了解市場，知道在哪裏購買更便宜。同樣，小企業在出賣它的商品時總是吃虧。大工廠主不但很了解什麽地方能高價出售（為了這個目的，他擁有自己的跑外代表，他經常與交易所打交道，在這兒收集各種商品銷路的情報，他幾乎與全世界都有聯系）；除此之外，他還能夠等待時機。譬如，如果他的商品現在價格低，他可以把這種商品放在倉庫裏存起來，等價格上漲以後再拿出來賣。小業主就不可能這樣做。他靠賣東西為生。他壹賣掉商品，就立即拿所得到的錢來維持生活，因為他沒有剩余。所以他無論如何也必須把商品賣掉，否則他就要餓死。很清楚，他會因此而受到很大的損失。

此外，大生產還具有壹個優越性：信貸。如果大企業家急需要錢的話，他隨時都能借到。無論哪家銀行總是願意把錢借給「名牌」企業，並且要的利息也比較低。而對微不足道的小業主卻幾乎沒有人信得過。即使信得過，那利息也高得出奇。這就使小生產者很容易落入高利貸者的魔爪。

大經濟所具有的這些優越性告訴我們，為什麽小生產在資本主義社會不可避免地要破產。大資本戰勝了它、奪走了買主、使它破了產，使它的主人變為無產者或流浪漢。當然在很多情況下，小業主仍在繼續為爭取生存而奔波。他使盡自己全身力量，親自工作，並強迫他的工人和家裏人拼命勞動，但結果還是不得不向資本讓位。經常可以看到，表面上好象是壹個獨立的小業主，實際上卻完全依賴於大資本家，為大資本家工作，沒有大資本家，他寸步難行。小生產者時常依附於高利貸者，他僅僅在表面上是獨立的，而實際上是在為這個貪殘的剝削者工作；或者依附於購買他的商品的收購商；或者依附於他所為之工作的商店（這裏，他的獨立也僅僅是表面的，實際上，他已經成為那個大商店資本家的雇傭工人）；常常是資本家向他提供原料，也有時提供原料和工具；從這裏已經完全清楚地看到，手工業者已成為資本的名符其實的附庸；還有另外壹些依附於資本的形式，在壹些大企業附近，有時設立壹些小修理作坊，在這種情況下，它們無非是工廠的壹個小小螺絲釘——僅此而已。在這裏，它們只在表面上是獨立的。有時可以看到，破了產的小業主、小手工業者、小商人、小資本家，從壹個生產部門或商業部門被趕出來，又轉到另壹個大資本的勢力還不很強大的部門中去。特別是破了產的業主常常變為小商販，等等。大資本就是這樣壹步壹步地、從各方面把小生產排擠掉。雇用幾千、甚至幾萬工人的巨大企業在增加。大資本越來越成為世界的主宰者。個體勞動所有製日漸消失，為大資本所有製所取而代之。

（二）小生產和大生產在農業中的鬥爭。在資本主義製度下，在農業中也有象在工業中進行的那種小生產和大生產的鬥爭。有象資本家經營自己的工廠那樣經營自己的莊園的地主，有大富農、中農、自己經常到外邊或者給地主和富農打短工的貧農，還有雇農——這壹切都象工業中有大資本家、中等工廠主、手工業者和雇傭工人壹樣。在農村也和城市裏壹樣，大地產總比小地產組織得完善。

大農場主可以運用先進技術。使用農業機器（電犁、蒸汽犁、收割機、割草機、割捆機、播種機、脫粒機、蒸汽脫粒機等等）對於小農業主和農民來說，往往幾乎是根本辦不到的。小作坊的手工業者沒有必要添置昂貴的機器（他也沒有錢買，就是買了也得不償失），同樣，農民也不會買蒸汽犁，即使他買了也用不上，因為要賺回買這種大機器的本錢，需要很多土地，而不是那種僅僅養活壹只雞的壹小塊地方。

能否充分地利用機器和工具，取決於土地的數量。壹架馬拉的犁，需有三十公頃（壹公頃等於十分之九俄畝）土地，才能很好地得到利用；條播機、收割機、脫粒機——需有七十公頃；蒸汽脫粒機——需有二百五十公頃；蒸汽犁——需有壹千公頃。現在，有的地方已使用電力機器耕作，但也同樣需要有大的農場才行。

灌溉、沼澤地的排水、挖渠（安裝粘陶瓷排水管道），敷設田間鐵路、公路等等，多半只有大農場主才能辦到。大農場和工業中的情形壹樣，在工具、材料、勞動力、取暖、照明等等方面都比較節省。

在大農場裏，每畝土地所需的田間小道、柵欄和籬笆也將會少些，掉落在田間小道上的種子也會少些。

除此之外，大農場主可以雇用農藝師，完全按照正規辦法經營自己的農業。

在貿易和貸款方面，情況也和工業壹樣：大農場主比較了解市場，他能夠等待時機，能比較便宜地購買所必需的壹切，比較貴地出賣自己的產品。小農戶只剩下壹條路：拼出全身的力氣奮鬥。小農業只有通過緊張勞動、減少自己的消費和節衣縮食的辦法來維持生活。在資本主義統治下，也只有這樣它才能幸存下來。還有壹種東西對小農戶的破壞性更大，那就是沈重的賦稅。資本主義國家把巨大的負擔加給小農戶：只要回想壹下地主加給農民的賦稅，也就明白了，——任妳傾家蕩產，稅是非交不可的。

壹般可以說，農業中的小生產比工業中的小生產生命力要強壹些。城市中的手工業者和小企業主滅亡得相當快，而各國農村農民經濟的根基還稍微牢固壹些。但是，這裏也同樣的出現了大部分人的貧困化。只是常常不那麽明顯。有時從土地數量上看，農場似乎並不大，而實際上，它卻大得很，投資既多，雇的工人數量又很可觀（例如，大城市附近的菜園主）。有時相反，有很多農戶，看起來似乎是完全獨立的，而實際上他們差不多等於雇傭工人：他們或是受雇在鄰人的莊園裏幹活，或是去打短工，或是到城裏做工。在農民群眾中發生的壹切，也和在手工業者中發生的壹切壹樣。他們中壹少部分人成為富農-土豪（店主、高利貸者，這些人逐漸增大自己的地產）；其余的人或者堅持著，或者最終破產：賣掉牛馬，成為無馬農民；後來份地也不見了，於是就完全流落到城市，或者成為雇農。無馬農民變為雇傭工人，雇用工人的富農-土豪變為地主或資本家。

這樣，在農業中大量的土地、工具、機器、牲畜都掌握在少數最大的資本家-地主手裏，而千百萬工人都為他們幹活，千百萬農民得依附於他們。

在資本發達的地方，有壹些巨大的莊園，那裏的工作和工廠壹樣。象工廠只生產某壹種產品壹樣，這裏的情形也是如此。有的大片田地種滿了草莓，或者種滿了果樹；有專門的家禽業；在種植小麥的地方是使用機器勞動。很多部門都集中在少數人手裏。例如，有「雛雞大王」（幾乎壹切雛雞的生產都集中在這個資本家手裏），「雞蛋大王」等等。

無產階級的依附地位，勞動後備軍，女工和童工勞動在資本主義製度下，越來越多的人變成雇傭工人。破產的手工業者、農民、商人、破了產的中等資本家——壹句話，壹切被拋棄的人，壹切被大資本打倒了的人，都被拋進無產階級的行列。隨著財富不斷地集中在少數資本家手裏，人民群眾日益成為他們的雇傭奴隸。

由於中間階層和中等階級不斷破產，工人的數量總是多於資本的需要。這樣，資本就把工人拴住了。他必須為資本家幹活。他要是不願意，資本家可以找到千百個其他人。

但是，這種對資本的依附地位的日益加深還有其他方面的原因，不單單是由於各居民階層的破產。資本對工人的統治不斷加強，還因為資本經常裁剪它所多余的工人，並用這些工人來為它建立起壹批後備的勞動力。這是怎樣發生的呢？情況是這樣的。前面我們已經看到，每壹個工廠主都在努力為自己降低商品價值。正因為如此，他們不斷引進機器。但是，這種機器常常是取代了工人，使壹部分工人成為多余的人。引進機器，這就是說，壹部分工人要被解雇。這些人由工廠的在業工人變為失業者。而由於引進新機器的做法處處都在采用，不是在這個生產部門，就是在那個生產部門，所以顯然在資本主義製度下也就始終存在著失業。要知道，資本家關心的並不是讓所有人都有工作，或是把商品提供給所有人，而是要榨取更多的利潤。所以他們自然就要把那些已經不能象過去那樣為他們帶來利潤的工人拋向街頭。

在所有資本主義國家，我們也確實看到，大城市裏經常有著大量的失業者。這裏，無論是中國工人，還是臺灣工人，都是從遙遠的地方來找工作的破產的農民，還有剛剛流落到城市的農村青少年，以及從前的小店主和手工業者；但是，在這裏我們也能看到在工廠幹了很久的冶金工人、印刷工人或紡織工人，他們是由於引進了新機器而被趕出工廠的。這些人加在壹起就構成了資本的後備勞動力的來源，或是象馬克思所說的產業後備軍。勞動後備軍的存在，經常性的失業使資本家有可能加強工人階級的依附地位和對工人階級的壓迫。資本利用機器從壹部分工人身上榨取比從前更多的金錢；另壹部分工人卻因此而被拋棄街頭。而被拋棄街頭的工人又成了資本家手裏的鞭子，用來驅使在業的工人。

產業後備軍造成了人們的極端野蠻、貧困、饑餓、死亡甚至犯罪的現象。那些多年的不能找工作的人，逐漸變成了酒鬼，淪為流浪漢、乞丐等等。在很多大城市都有壹整片住滿了這類失業者的街區。資本主義社會正在形成壹個新的階層，他們已經脫離勞動，已不再是無產階級了。這種資本主義社會的產物叫做流氓無產階級。

機器的使用還產生了壹種女工和童工勞動，這種勞動更便宜，因而對資本家也更有利。過去，在出現機器以前，工作需要有特殊的技能，有時甚至要經過長時間的學習。而現在連小孩子也可以使用某些機器幹活，只要還未傻到不會揮手或動腳的程度就行。因此，在機器出現以後采用女工和童工勞動的做法越來越廣泛。女工和童工不能象男工人那樣反抗資本家。他們比較馴服，更不敢反抗，常常相信牧師和上司對他們所說的壹切。所以工廠主常用女工代替男工，並強迫童工用自己的血汗鑄成作為他的利潤。

這樣壹來，工人的家庭解體了。既然妻子，有時連孩子都在工廠，那還有什麽家庭生活可言呢！

既然婦女進了工廠，成為女工，那她們就和男人壹樣時時感受到失業的威脅。資本家也同樣會把她們趕出門外；她們也在加入產業後備軍的行列；她們和男人壹樣也會沈淪到社會最底層。由此就出現了賣淫，即婦女把自己出賣給街上的陌生的男人。沒有吃的，沒有工作，到處被人轟趕；即使有工作，收入也很可憐，這就使她們不得不間或出賣自己的肉體。後來這種新行當便成了習以為常的事情。職業娼妓階層就是這樣形成的。

在壹些大城市，娼妓占有很大的數量。在很多大城市，有數以萬計這種不幸的婦女。資本家建立了壹些大型的，以資本主義方式經營的妓院，妓女們成了利潤和發財的源泉。

因此，在資本主義社會，隨著發明出越來越好的機器、建設越來越大的工廠和商品數量越來越增加，也就越發加深了資本的壓迫、產業後備軍的貧困和災難、以及工人階級對其剝削者的依附地位。

假如不存在私有製，壹切都是共同使用，那就完全是另壹回事了。那時，人們會直接縮短的勞動日，愛惜自己的體力，節省自己的勞動，關心自己的休息。而當資本家引起機器的時候，他關心的是利潤：他沒有必要縮短勞動日，這只會使他遭受損失。資本家使用機器不是為了解放人，而是為了使人淪為奴隸。

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越來越多的資本用於機器設備、各種裝置、寬闊的廠房、巨大的高爐等等；而用於雇用工人的資本反而越來越少。從前手工業勞動時，用於手搖車床和其他工具的費用並不大；幾乎全部資本用於雇用工人。現在正相反：絕大部分用於添置各種機器設備，而這就是說，對勞動力需求的增加，不象破產者的數量增加得那樣快，這些破產者都變成了無產者。在資本主義製度下，技術越發達，資本對工人的壓迫越重，因為越難找到工作，生活就越艱難。

生產的無政府狀態，競爭，危機

工人階級的災難隨著技術的發展而不斷加重。在資本主義製度下，技術不是為公眾帶來好處，而是為資本家帶來利潤，給很多工人帶來失業和破產。但是這些災難的加重也還有其他的原因。

前面我們已經知道，資本主義社會的結構很糟糕。私有製占統治地位，沒有任何總的計劃。每壹個工廠主在經營自己的事業上自行其是。他要同其他人爭取買主，同他們「競爭」。

現在產生了壹個問題，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這種鬥爭是緩和了還是加強了。

初看起來，可能覺得這種鬥爭緩和了。的確，資本家變得越來越少；大的吞並了小的；過去上萬個不同的企業主互相鬥爭——競爭很殘酷；現在這些競爭對手少了——鬥爭變得不那麽尖銳了。說是可以這樣說，但實際上並不是這樣。事實上情況恰恰相反。不錯，競爭對手是減少了。但是每壹個競爭對手變得比以前的競爭對手更強大和更有力了。他們的鬥爭比過去變得不是少了，而是多了，不是更平靜了，而是更殘酷了。在這裏，它們的鬥爭不但靠低廉的價格，而且還靠政治權力所帶來的行政壟斷。就是說，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競爭僅僅是在競爭者的數量方面減少了，然而它的殘酷和破壞程度卻越來越加深了。

還有壹種現象必須指出：這裏是所謂的危機。這些危機是什麽樣子？表現在哪裏？事情是這樣的。有壹天人們忽然發現生產出的各種商品過了量。價格跌落，可是商品卻無銷路。倉庫裏各種各樣的產品堆積如山，可就是賣不出去，因為沒有買主。當然有很多饑餓的工人，但是他們所得無幾，他們能買的東西，幾乎壹點也不能超過他們平時所購買的數量。於是破產開始了。在壹種生產部門中首先是小型和中型企業支持不住而破產、倒閉；接著是更大些的企業。然而這壹生產部門本來是從另壹個工業部門購買商品的，而另壹個部門又是向另壹別的部門購買商品的。譬如說，成衣企業向製呢企業購買呢子，而製呢企業又向生產毛的企業購買毛等等。成衣企業破產了，就是說根本沒有人再向製呢商購買呢子了——製呢工廠開始破產，緊接著生產毛的部門也遭到了同樣的命運。各處的工廠開始倒閉，成千上萬的工人流落街頭，失的人數增加到難以置信的程度，工人的生活變得比平時更加糟糕。而生產出的商品卻很多。倉庫都要被撐破了。資本主義社會常常是這樣：工業是蒸蒸日上的，工廠主的事業發展得很可觀；後來，突然——倒閉、破產、失業；緊接著是事業停滯；再往後又重新好轉，接著又十分順利地發展；然後再壹次倒閉……這就是俗話所說的「周而復始」。

人們因為財富而變成了乞丐，這種奇怪的狀況說明了什麽？

對於這個問題，不是那麽簡單就能回答的。然而卻必須回答這個問題。

我們從上面已經看到，在資本主義社會，混亂狀態，即通常所說的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占統治地位。每壹個企業主和工廠主都按照自己的意願進行生產，自己對自己負責。毫無疑問，在這種情況下商品生產過多（商品過剩）的問題遲早會發生。如果生產出來的東西是產品而不是商品，即當生產不是為了市場的時候，生產過剩不是什麽危險的事。而在商品生產的情況下則完全是另壹回事。在這裏，任何壹個工廠主為了購買繼續生產所需要的商品，首先必須賣掉自己的商品。壹旦壹個地方由於生產混亂而使機器停轉了，那麽這種情況立刻就會由這壹部門影響到另壹部門——普遍的危機爆發了。

這些危機具有很大的破壞性。大批商品毀掉了。小生產的殘余就象被鐵掃帚掃過壹樣。部分大企業也破產了。所有企業都很難站得住腳。

當然，危機的主要災難是落到工人階級的身上。

壹些工廠完全倒閉，另壹些則壓縮了生產，每周只有幾天工作，還有壹些暫時關閉。失業的人數不斷增加。產業後備軍擴大了。與此同時，工人階級的貧困和遭受的壓迫也隨之加深了。在危機期間，工人階級本來就很困難的境況更加惡化了。

資本主義的發展和階級

我們看到，資本主義社會有兩個主要矛盾，兩個主要缺點：第壹，它是「無政府的」（它的無組織性）；第二，它實際上是由兩個敵對的社會（階級）組成的。我們還看到，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通過競爭表現出來的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使壹切更加尖銳，更加不協調和更帶有破壞性。在這裏，社會的不協調性不是減小了，而是擴大了。社會分成兩部分，即分成階級的現象也同樣如此。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這種階級之間的分化和裂痕同樣不是縮小，而是擴大了。在這壹頭——資本家那裏聚積著地球上的壹切財富，在另壹頭——被壓迫階級那裏聚積著壹切貧困、痛苦和眼淚。產業後備軍產生了壹個蛻化、粗野、徹底貧困化了的社會階層。即使那些有工作的人的生活同資本家也越來越不壹樣。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差別日益擴大。過去，有壹些中小資本家，他們當中很多人同工人比較接近，生活比工人略好些。現在則完全不同了。那些大老爺過著從前任何人作夢也沒有想到的生活。不錯，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工人的生活總的來說有所改善；隨著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總的來說工資有所增加。但在同壹時期內，資本家的利潤增加得更快。現在工人群眾和資本家的差別真是壹個天上，壹個地下。資本家，這完全是另壹種人，真是高不可攀。資本主義愈發達，壹小撮最富有的資本家升得就愈高，橫在這壹小撮無冕皇帝和千百萬淪為奴隸的無產者之間的鴻溝也就愈深。

我們說過，工人的工資固然增加了，但是利潤增加得更快，因此，兩個階級之間的差距也擴大了。然而從二十世紀開始，工資不但沒有增加，反而下降了；但在同壹時期內，利潤卻空前增加。就是說，尤其在最近壹個時期，社會的不平等現象極其迅速地加劇了。

十分明顯，既然這種不平等現象越來越嚴重，那麽它遲早會導致工人同資本家的沖突。假如他們之間的差別減少了，假如工人的狀況越來越接近於資本家，那當然會是「平安無事，謝天謝地」。可是事情並非如此，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工人同資本家不是日益接近，而是離得越來越遠。這也就意味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必然要尖銳化。

在中國有壹群支持中共所謂的改革開放政策的資產階級學者們極力反對這種觀點。他們想證明，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工人將生活得越來越好。他們斷言工人會逐漸地富起來，自己也會變成資本家。當然，這壹切都純屬謊言。實際上，與資本家的狀況相比較，工人的狀況變得越來越惡劣。

階級鬥爭基於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利益矛盾。這種利益實質上是不可調和的，正象狼和羊的利益是不可調和的壹樣。

任何人都不難了解，資本家的利益是使工人的工作時間盡可能長，而付給他們的工資盡可能少；相反，工人的利益是工作盡可能少而工資盡可能多。所以毫不奇怪，工人階級自產生時起，它為爭取提高工資和縮短工作日進行的鬥爭就開始了。

這種鬥爭從來沒有間斷過，從來沒有平息過。但這種鬥爭並不僅僅局限於為了多得幾塊錢。在壹切地方，只要那裏有資本主義製度，工人群眾都堅信必須消滅資本主義本身。工人們開始思索，怎樣才能用壹種公平的、勞動的、平等友愛的製度來代替這可恨的製度。這樣就產生了工人階級的共產主義運動。

工人階級的鬥爭不止壹次地遭到很多挫折。但是，資本主義製度本身已蘊藏著無產階級的最終勝利。為什麽？因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意味著把最廣大階層的人民變為無產者。大資本的勝利就是手工業者、小商人、農民的破產；它不斷地擴大雇傭工人的隊伍。無產階級隨著資本主義的每壹步發展不斷地擴大自己的人數。無產階級就象壹個巨大的多頭蛇式的怪物；砍掉壹個頭，又長出另外十個。當資產階級鎮壓了工人起義時，它就鞏固了資本主義製度。但是這種資本主義製度的發展使幾萬、幾百萬小業主和農民破產；把他們拋在資本家的鐵蹄之下，從而使資本主義製度的敵人即無產階級的人數增加了。但是，工人階級不僅從數量上變得強大了，除此之外，它還越來越團結。為什麽？因為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大工廠增加了。而每壹個工廠裏聚集著幾千名，有時幾萬名工人。這些工人在壹起並肩地勞動著。他們看到了資本家老板是怎樣在剝削他們。他們看到了工人與工人都有是朋友和同誌。聯合在壹個工廠裏的無產者在各自的工作中養成了共同行動的習慣。他們之間最容易取得壹致意見。所以說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工人階級不但人數增加了，而且團結性也更加提高了。

大工廠增加得越快，資本主義發展得越快，城鄉手工業者和農民破產得也就越快。這就造成了人口在數百萬以上的大城市的迅速發展。結果在相對不大的空間裏——在大城市裏——集結了巨大數量的居民，在這些居民當中，工廠的無產階級占最大多數。他們棲身於擁擠、骯臟、煙氣騰騰的街區裏，而壹小撮掌握壹切的老板卻住在豪華的私邸。這壹小撮人的人數變得越來越少。工人的人數則變得越來越多，他們團結得也越來越緊密。

在這種情況下，鬥爭不可避免的尖銳化必定以工人階級的勝利而告結束。不管資產階級玩弄什麽詭計，工人階級遲早會同資產階級發生激烈的沖突，把它從寶座上推下去，砸毀資產階級的強盜國家，並建立自己新的、勞動的、共產主義的製度。因此，資本主義在其自身的發展中不可避免地要引起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革命。

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鬥爭有各種各樣的形式。在這場鬥爭中產生了三種主要形式的工人組織，這就是：按照職業把工人聯合起來的工會；合作社，主要是以擺脫經紀人-商人為目的的消費合作社；最後是工人階級的政黨（社會黨、社會民主黨、共產黨），這些政黨在自己的綱領中寫的是要為工人階級的政權而鬥爭。階級之間的鬥爭越尖銳，工人運動的壹切形式越應在壹個共同的目標——推翻資產階級統治上聯合起來。那些對事物持正確態度的工人運動的領袖始終認為，必須在壹切工人組織中實行緊密的團結和合作。例如，他們說，工會和無產階級政黨之間的行動統壹是很必要的，所以工會在政治態度上不能是「中立的」（即在政治上漠不關心），而應當和工人階級的政黨共同前進。

最近壹個時期的工人運動中又出現了幾種新的形式，其中主要的是工人階級政黨統治的國家。關於這壹點，我們以後會在的很多地方都將談到。

因此，我們從資本主義製度發展的觀察中可以準確無誤地作出如下判斷：資本家的數量減少了，但他們卻變得更富有，更有勢力；工人的數量越來越增加，同時他們的團結也越來越增強了，盡管發展還不平衡；工人和資本家之間的差別越來越大。所以資本主義的發展導致了這兩個階級的不可避免的沖突，也就是導致了共產主義革命。綜上所述，資本主義必然走向滅亡，與其讓資本主義自我毀滅，不如我們先結束資本主義的罪惡。





商業是經濟不平衡發展的產物

在主要以生產使用價值為基礎的社會裏，商人用低於價值的價格購進商品，而用高於價值的價格出售，這就有了利潤。因此，當初兩個經濟發展水平多少相似的民族間，商業是不能有所發展的。因為在這兩種情況下，兩國都很了解生產這些商品大概所需的必要勞動時間。買賣雙方都不會做很不利於自己的貿易。[1]只有在日常用品或必需原料突然缺乏這種特殊情況下，才能在商業中獲取巨額利潤。

反之，和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民族進行貿易，那是獲取巨大利潤的理想條件。在那些國家裏，可以廉價收購原料和食物（金屬、木材、小麥、魚、酒），並以高於價值的價格出售手工製成品（陶器、金屬用具、裝飾品、紡織品，等等）。商業之所以早在金屬革命時期及人類文明的初期就已繁榮發展，其根源就在於各民族經濟的發展不平衡。[2]

「各個鄰近的社會或能夠互相來往的社會，具有不同的、多種多樣的資源，這是壹切貿易來往的永恒的條件……不管史前史專家們在研究和認識我們祖先追溯到多遠的上古時代，這種條件在地球上也是到處存在的（1）。」

事實經驗完全證實了這種論點。經驗首先證實的壹點是：在任何原始社會裏，貿易出現的形式是從壹個較先進的社會裏來的外國商人。埃及資料中提到的第壹批商人是外國人（2）。在古典時期希臘的年青城市裏，首先出現的也是外國商人（3）。伊朗古聖經「阿維斯塔」（Avesta）的最早的經文中，商人就是把奢侈品賣給國王和貴族的外國人（4）。印度文化最古老的文字資料「裏格 維達」（Rig-Veda）中，商人就是結成商隊旅行的外國人（帕尼[Pani]）（5）。羅馬的第壹批商人是希臘式的外國人（6）。拜占廷的大商業最初是掌握在敘利亞人、猶太人和東方人手裏的（7）。伊斯蘭帝國最早的商人是基督教徒、猶太人和陰陽教徒（Zoroastriens）（8）。敘利亞人和猶太人也是中世紀初期西歐的最早的商人（9），而同壹時期，朝鮮人首先把商業引進日本（10）。中國從唐朝到明朝，掌握整個對外貿易的是外國人，首先是印度人和伊斯蘭教徒。德國商人在斯堪的納維亞處於優勢地位，猶太商人在波蘭、匈牙利和羅馬尼亞處於優勢地位，亞美尼亞商人在亞洲土耳其帝國、阿拉伯商人在東非、中國商人在東南亞也處於優勢地位，這種情況使大商業的初創階級延續了好幾個世紀。

另壹方面，經驗還指出：壹旦壹個民族掌握了小商品社會相對簡單的手工業技術後，根據經濟發展不平衡的規律，商業的流向很快就會倒轉過來。由於小商品社會沒有很貴的工業設備，所以技術和技術人員的轉移是相當容易的。大陸希臘的第壹批商人是來自小亞細亞的外國商人。但是不久希臘殖民地就壟斷了小亞細亞的貿易，壹直到希臘文化時期[3]，小亞細亞又超過了希臘。伊斯蘭帝國最早的商人是基督教徒、猶太人和波斯人；但不久阿拉伯商人就在歐洲、中東和波斯的貿易中起首要作用了。在公元五世紀時，印度商人控製了阿拉伯海貿易；幾世紀後，阿拉伯商人反而控製了印度的貿易（11）;到十七世紀莫臥兒帝國時，印度和波斯商人又把阿拉伯商人趕出去了，中世紀初期，拜占廷的猶太人和敘利亞人壟斷了意大利的大商業；壹到十壹世紀，威尼斯和熱那亞人反而在拜占廷取得了優勢地位。

整個羅馬帝國史就充滿了這種急劇的轉變。公元前第二、第壹世紀，羅馬帝國征服小亞細亞，貿易跟蹤而來，破壞了小亞細亞從亞歷山大時期以來的經濟優勢。但是，早在公元壹世紀，羅馬人的貿易已撤往高盧，把東方讓給新興的敘利亞商人階層。到二世紀，高盧人也在貿易上打退了羅馬人，並和敘利亞人在整個羅馬帝國分享經濟上的優勢（12）剩余價值的生產及實現

在資本主義前期的生產方式中，商業資本是資本的主要形式。商業資本體現了新興的貨幣經濟，這種貨幣經濟是從主要以生產使用價值為基礎的經濟中誕生的。商業資本是以帶有冒險性的雙重形式出現的：國際間的大商業和地方上的小商販。隨著小商品生產越來越發展，生產者就自己到市場上去出售商品。只有這種正常的商品流通以外，才有以貿易為職業的可能性。

但是，生產和貿易相結合會產生很多技術問題，這些問題大部分是無法解決的。自己把產品拿到市場上去的手工業者，不得不在旅行期間停止生產活動。因此，在小商品社會裏，集市壹般總是在節日進行的。雷蒙·弗爾斯在和馬來亞漁民談話時，發現他們打漁的日子總是不管買賣的。只是他們因故不去打漁時，他們才「買進魚來以便重新出賣（13）」。為了便於小商品生產者趕集，剎蒂印第安人「慣於對凡是需要的人都供給飲食、床位和火把，甚至對外國人也這樣。主人並不希望人家付他錢，但是將來壹旦他自己也需要時，他就可以請人家也同樣接待他（14）」。只有產地和市場的距離不太遠，這種習慣才有效用。如果距離遠了，對生產者來說，自己把產品拿到市場上去，就會花費太大。中世紀時紐倫堡的手工業者把他們的商品壹直拿到法蘭克福集市上去；但是，如果是更遠壹些的地方，他們就把產品交給專職商人（15）。

因此，專職商業是作為勞動分工的結果而出現的，生產者從而免得為了直接出售其產品中斷生產而受損失（16）。十九世紀前半世紀弗朗德勒麻織工人不得不自己到鄰近的壹些市場上去壹點壹點的買進原料，也不得不在這些市場上壹匹壹匹地出賣麻布。雅克敏教授曾計算過這些麻織工人的損失，他估計要占他們低微收入的五分之壹（17）。

阿希頓教授研究了十八世紀英國紡織工業的情況後，得出了還要更明確的結論：

「[紡織]工人必須自己去尋找並搬運[他所需要的產品]……北方的道路上，經常可以看到大群的織布工人，背上背著幾包棉紗，或者腋下挾著沈重的布匹。要趕的路程常常相當於壹個人壹天所能走的路程……還有人肯定說：英格蘭中部地方的製帽業裏，為了取得定單和材料、為了運輸成品、為了領取工資，竟至每周要花兩天半時間（18）。」

索耳·得克斯教授觀察了壹個以小商品生產為基礎的社會，認為生產者在計算（按照這個詞的本義）直接把他們的商品出賣給可能有的雇主要損失多少勞動；如果確實能節約勞動時間（如果在為出售商品而損失的時間裏進行生產所得的利益，比商人的利潤更高），他們就寧願賣給商人。

「在帕納哈歇耳地方，商人們到農家去買蔥，討價還價。甚至收割前就去了。農民盤算著，如果他把蔥收割了，自己拿到市場上去整批或零售，有否可能獲得更好的價錢。他這樣做，就是在那裏計算時間的價值（19）。」

當工業資本取代獨立小生產者，當商業資本取代舊式商人的時候，就發生同樣的問題。商品壹旦生產出來，工業資本家就已經占有了工人所生產的剩余價值。但是這種剩余價值是在特殊的形式下存在的；它還凝結在商品裏，而且正如工業家墊支的資本凝結在商品裏壹樣。只要資本和剩余價值還保持著這種存在形式，資本家就既不能收回資本，也不能取得剩余價值。他必須把資本和剩余價值變成貨幣。實現剩余價值，就是出售生產出來的商品。然而工業家並非為確定的顧主生產的（除非是為「最後的消費者」製造定貨），他是為不確定的市場而生產的。

因此每當壹個生產周期結束，工業家就必須停止工廠的勞動，出售商品，收回費用，至此才能恢復生產。商人收購工業家的產品，使之不必操心去直接找到消費者。工業家為了把商品壹直送到消費者那裏而不得不中斷生產，因之而引起的費用及損失，由於商人收購了商品，就都避免了。這可以說是商人向工業家墊支資本貨幣，使工業家得以不間斷地繼續生產。

但是，商人向工業家墊支了必要的資金，使工業家能收回資本並實現剩余價值之後，他們自己也必須很快地把這樣買來的商品賣出去，以便盡快再做買賣。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日益發展，隨著商品生產日益普遍化，城鎮裏經營批發或零售業務的商行，也越來越密集了。中世紀時奢侈品貿易擴張的特征是行商變成坐商（20），同樣，工業資本主義初期，日用必需品貿易擴張的特征也是小行販變成村鎮裏的固定的零售商（21）。[4]

中世紀時，經營行銷本地市場的產品的商業，是沒有批發和零售之分的。批發商常常完全不存在。有了服飾用品商人，才有了專業零售商。1292年，全法國只有七十名這類商人，1570年二百名，1642年二千八百名（23）。到商業革命後，由於大殖民公司只做批發貿易，奢侈品的批發才和零售業分離。

工業資本家不僅要實現其剩余價值，還要使剩余價值資本化，還要把他未消耗掉的（為滿足自己的需要而非生產性地消耗）那部分剩余價值變成機器，變成原料和工資。因此剩余價值的資本化也要求商品流通，在商品流通中，工業家似乎不是出賣者，而是買主了。作為買主，盡量縮短機器和原料的流通時間，盡量縮短定貨和交貨之間的等待時間，也是有利的。因此商業資本對工業家有雙重好外：縮短工業家自產商品的流通時間，以及縮短工業家所要買的商品的流通時間。

剩余價值的年額和利潤的年率

小手工業者如果自己去售賣勞動的產品，就有可能受到等待及停工的損失。他免受這種損失，就是得到好處，即使把他這種好處的壹部分讓給商人，仍然是有利的。對於工業資本家來說，除了他的工人所生產的剩余價值外，就談不上什麽別的好處。縮短工業資本家買進賣出的商品的流通時間，能不能增加工人所生產的剩余價值呢？

工業資本，從其流通的角度來看，包括兩個部分。壹部分資本叫做固定資本，就是廠房和機器，這些廠房和機器要經過相當長時期，經過許多生產周期後，才能更換。工業家壹次墊支的這部分資本的價值是逐漸收回的——折舊。每壹生產周期結束，當生產的商品售出後，只收回固定資本的壹小部分。收回全部固定資本所需的時間叫做固定資本周轉期，它包括許多生產周期。

流動資本就不然。流動資本包括不變資本中原料和輔助產品這壹部分，它還包括可變資本，即資本家墊支的工資。流動資本需在每壹生產周期之初墊支。但是，這個周期中生產的商品壹經售出，資本家就收回了這部分流動資本，又能開始另壹個生產周期了。流動資本周轉期因此包括商品的壹個生產周期和這些商品的流通時期。大大縮短商品的流通時間就意味著縮短流動資本的周轉期，因此在壹定的時間內（例如在壹年內），就能有更多的生產周期。

假設壹家織布工廠，流動資本的每壹個周轉期是兩個月，其中壹個月用於生產壹定數量的棉布，另壹個月用於出售這些棉布及再買另壹批原料。那末每年流動資本就周轉六次。如果把出售棉布和購買新原料的時間從壹個月縮短到壹星期，流動資本的周轉期就縮短到五點三星期，那末每年流動資本就不是周轉六次，而是十次了。

既然每壹生產周期能帶來同樣的剩余價值量（如果資本和剩余價值率不變），那麽，增加壹年內連續不斷的生產周期數，就是增加每年所生產的剩余價值總量。因此，縮短商品流通時間，不僅是更快的實現剩余價值，而且也是增加剩余價值量。

「企業的資本貨幣周轉越快，它的收益率（年利潤率）也就越高（24）。」

從商品價值的角度看，流動資本周轉期縮短後，商品價值是沒有任何變化的。只要商品生產周期不變，商品價值也不變。但是資本的利潤就不是這樣。利潤率不是按生產周期計算，而是按財務年度計算的。假設資本家的工廠設備價值十億法郎，每壹生產周期折舊其中的1%。再假設每次生產周期他要墊支二千萬資本，其中壹千萬買原料，另壹千萬付工人工資。如果剩余價值率是100%，那麽每壹生產周期的產值如下：

2000萬c+1000萬v+1000萬pl.=4000萬

因此，經過六個月生產周期後，年產值就是二億四千萬。但是，資本家在計算年利潤率時，不是把利潤同營業額相比，而是同實際支出的資本相比。實際支出的資本是固定資本的6%，即六千萬，加上流動資本二千萬，共八千萬。由於每壹生產周期為他帶來壹千萬利潤，所以他的年利潤率是，即75%。現在，如果每年的生產周期數從六提高到十，那麽每年支出的資本是固定資本1000萬×10=1億。因此年利潤率就是，即83.3%，比原來的75%有所提高了。所以縮短商品流動時間能提高年利潤率。

為了盡量縮短商品流通時間，除了商業網以外，還要有密集的公路網、運河網和鐵道網。資本家不但追求剩余價值，而且還念念不忘地想盡量縮短流動資本的周轉期。縮短流動資本的周轉期就能使流動資本不斷地變成固定資本，能降低前者對後者的比例。縮短流動資本周轉期還是產業革命的要素（26）。

商業資本和商業利潤

極端縮短商品流通時間，對於工業企業家來說，這是主要利益所在。所以他把大部分屬於分配範圍的業務（運輸、堆存、出售、產地、采購、廣告等），委托給專業資本——商業資本去做。但是，投入分配範圍的資本必須能獲得同投入工業的總資本壹樣的利潤率，這種資本的專業化才能實現。由於商業單位需要的開辦資金比大工業企業所需的少，所以分配部門資金投入或抽出等變動要比生產部門容易得多。如果商業利潤率高於工業利潤率，就會引起資本流向商業，從而因競爭加劇而使利潤率下降。如果商業利潤率低於工業利潤率，就會引起資本從分配部門流向生產部門，引起工業競爭加劇及工業利潤率相應下降。

因此，商業資本雖然參與剩余價值的總分配，它本身卻不生產任何剩余價值。所生產的剩余價值，始終是全部來自商品的生產，都只是生產過程中無償勞動在這些商品中的體現。商業資本雖然本身不生產剩余價值，卻和工業資本平等地分配剩余價值總額，因為商業資本縮短商品流通時間，幫助工業家增加剩余價值量和提高年剩余價值率。這壹點適用於商業資本的每壹個部門：批發商、小批發商和零售商。因此，商業利潤和工業利潤壹樣，是同投入（商業）的資本額成比例的。由於利潤率均分的作用，商業利潤在剩余價值總量中所占的份額，相等於帶來這些利潤的資本（即商業資本）在社會資本總額中所占的份額。

假設壹個國家的總產值是九千億，其中的八千億是由勞動力所保存的資本（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壹千億是勞動力所生產的剩余價值。又假設商業資本是二千億，其中壹千億是批發商業的資本，四百億是小批發商業的資本，六百億是零售商業的資本。平均利潤率是100/1000，即10%。

工業家把生產出來的商品賣給大批發商，總值八千八百億，平均利潤率是10%。大批發商又把這些商品賣給小批發商，總值八千九百億，獲利壹百億，等於他們壹千億資本的10%。小批發商再把這些商品賣給零售商，總值作八千九百四十億，獲利四十億，等於他們四百億資本的10%。最後，零售商把這些商品賣給消費者，總值九千億，獲利六十億法郎，等於他們六百億資本的10%。經過這樣幾次輾轉出售，商品售價恰好等於商品價值：九千億法郎。商品流通過程中沒有創造任何新價值。每種資本都獲得同樣平均的10%利潤。

也許有人會說：如果沒有商業資本插手，工業資本的利潤率就會更高，恰好是12.5%。這些人忘掉了：如果沒有商業資本縮短商品流通時間，剩余價值的總量就到不了壹千億。不然他們就忘掉了：如果沒有商業資本縮短商品流通時間，那麽在前壹生產周期的商品還沒有售出之前，隨著生產的不間斷進行，工業資本陸續投入生產的資本貨幣，就得更多。這樣兩種情況的結果是壹樣的。所以，歸根結底，在聯合經營中工業資本和商業資本誰也不吃虧。

商業的各個部門間及商業和工業之間，這種絕對相等的利潤率，在實際生活中當然是不存在的。商業利潤變化較多，而且主要決定於工業周期的具體階段。在經濟復蘇和繁榮時期，物價迅速上漲，存貨暢銷，求過於供，商人比工業獲得更高的利潤。在這種時候，商人人數迅速增加。由於商業需要的不變資本遠遠低於工業所需要的，因而會出現許多小資本家，也來在這種普遍興旺的時期裏，試試他們的運氣。1945年後的西歐就出現過這種現象，西德1948年夏季貨幣改革後也有這種現象。但是壹般的說，商業利潤率不能長期脫離平均利潤率。否則，工業家會更多的設立直接銷售給公眾的營業機構。

反之，在危機和蕭條時期及其前夕，銷路呆滯，商人首當其沖。他們的儲備金比大工業家少，取得銀行貸款又比工業家難，因此不得不按任何價格出售其存貨，就是說虧本出售。商業利潤率和工業利潤率的均分，最終就是這樣通過形勢的變化而進行的。

商業資本和投入分配的勞動力

初看起來，似乎商業資本和工業資本的變化是相同的。大商人創辦壹家企業，首先投入壹定量的貨幣資本，作為固定資本（如商店、倉庫、堆棧等建築物）和流動資本（存貨和職工薪金）。甚至還能談談他的資本的「有機構成」，因為同工業家的資本壹樣，商人的固定資本的周轉期和流通資本的周轉期是很不相同的。

但是表面上的類似之處也僅此而已。事實上，商人的「可變資本」——購買從事分配的勞動力所需的資本——是根本不變的，因為它不生產任何新價值，不生產任何剩余價值。商業資本家所購買的勞動力只不過使商業資本家能夠參加產業工人所生產的剩余價值的總分配而已。

從生產新價值的角度來區分的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的概念，以及社會壹般利益的角度來區分的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的概念，這兩種概念不應當混淆。工人在生產達姆彈、鴉片或黃色小說時，是創造新價值的，因為這些商品，既然市場上有買主，就有使用價值，而使用價值又使之能實現其交換價值。但是從人類社會壹般利益的角度看，這些工人的勞動是絕對無用的，甚至是有害的。從事商業的職工在大百貨商店裏記載商品的進出，讓消費者有可能在同類商品的不同品種間進行選擇，他們提供的這種勞動，從社會壹般利益的角度看，是有益的勞動，是生產勞動，雖然他們並未創造什麽新價值。

然而要在生產新價值的勞動和不生產新價值的勞動之間，劃壹條分界線是相當困難的。壹般地可以這樣說：凡創造、改變或保存使用價值的勞動，或為實現使用價值而在技術上不可或缺的勞動，都是生產勞動，就是說都是使其交換價值得以增漲的。可以歸入這類勞動的，不但有真正的工業生產勞動，而且還有儲存、調度、運輸等工作，沒有這些工作，使用價值就不能利用。[5]

由於投機、銷路不暢、競爭或商人的估計錯誤而儲存在商人倉庫裏的存貨，那當然不是這樣。這種情況下，商品不僅不增漲價值，甚至還損失價值，因為在儲存的過程中常常有損耗的（真正的損耗或精神上的損耗）。大部分商品的商業包裝也不增加什麽價值。包裝是商品分配中的零星開支，包括在商業資本所墊支的資金內，商業資本希望通過這些資金而獲得平均利潤。但是盛液體（牛奶、糖漿、罐頭水果、其他各式罐頭食品）的容器卻不是這樣。沒有容器，這些商品就不能到消費者的手裏。這又是實現商品使用價值所不可避免的費用，因此這些費用應當加在商品的價值上，加在商品的生產價格上。而且這些費用常常成為價格的主要因素。

從商人的角度看，他所墊支的全部資金，不管用於購買商品也好，用於雇傭工人或租房子也好，這些資金是資本的壹部分，必須賴以取得平均利潤。從工業資本家的角度看，情況就不是這樣。工業資本家認為必不可少的，只是那些能提早實現其商品價值的、商人所墊支的資金。其他壹切，對他來說，都好像是附加的、沒用的開支，都是使分配費用提高的。他埋怨這種提高分配費用的情況，因為這使參與分配「他的」工人所創造的剩余價值的資本總額提高了。在工業資本影響下，政治經濟學把購買商品所必需的商業「資本」同購買勞動力、租用店房所必需的「壹般費用」加以區別。這些「壹般費用」是很難節省的，而且「無益地」提高商品的價格。

還有壹點是：商業的「資本有機構成」比工業的低得多，常常沒有用於固定投資的資金。

商業資本的集中

商業資本同工業資本壹樣，也有集中的基本趨勢。大百貨商店擁有雄厚的儲備和大量的信貸，在危機和競爭尖銳的時期裏，它們比小店主更經得起壞形勢的打擊，小店主事實上只是在為微薄的工資而勞動。同樣，在暢銷的時期裏，大商人能投入更大量的資金，來收購更大量的存貨，並能在更大的程度上利用實現超額利潤的可能性。大百貨商店的售價可以稍便宜些，因為它們以批發商的身份進貨，能夠大大減低零售的利潤幅度，而小店主則只能在批發價格以外賺零售利潤。

「經紀人的報酬，批發商的擁金，商業工人的工資，廣告開支都部分地來自工業家和貨主想為他們的商品找到零售市場的努力，如果批發商的職能和零售商的職能統壹起來了，那就沒有必要再去征服零售商店了。關鍵就在這裏，它雖然不能全部說明，卻在很大程度上說明了為什麽有許多分支機構的食品雜貨商店要比零售商和批發商各自獨立營業更為有利（30）。」

其他的好處是：能夠利用更現代化更有效的設備；對高價產品有了新的需求時能立刻加以利用；商品的地址可以安排得更合適，職工可以專業化，產品可以標準化，工作可以合理化，等等（31）。大百貨商店還從大工業企業那裏得到大量的廣告費津貼。

但是，雖然商業集中有了很大的進展，尤其在二十世紀的過程中，其阻力卻比生產部門的阻力大得多，特別是大商店要想實現完全的控製，其阻力更大。我們已經指出：創設壹家小的商業企業所需資金不多，這就使過去的農民、手工業者、甚至熟練工人所開的新商店得以周期性地出現，尤其是在市場情況良好時期。有時候這種小商店只要有壹點點極微薄的利潤就能維持下來，利潤微薄到還不及壹個人的工資。勞動者的妻子或領津貼的家屬從這種小商店裏掙到壹點細小的補充收入。

面對這種極微薄的收入，大商店的競爭就會失去效率，因為不能像在工業部門那樣廣泛地使用機器來代替人力。

批發商業和零售商業所存在的那種高度的競爭能力，以及只要有小筆款項就可以開設商店的這種情況，其結果是新商店開得快，倒閉得也壹樣快。但是這些商店在開設期間的經營是虧本的，買賣無利可圖，因而就整個商業部門來說，降低了平均生產水平。根據零售商店倒閉率之高以及大部分零售商收入之微薄來看，某些從事這類商業的人可以認為是變相的失業者。

投入運輸部門的資本

改善運輸手段，就能大大縮短商品流通時間，同時也就減少了商品的價值，因為不可避免的運輸費用是體現在交換價值中的。在中世紀初期，把奢侈品從東方運來是壹個復雜的問題，是壹件危險的事情。運費費極昂貴。只有經營那些重量很輕、價值很高的產品才有利可圖（57）。到十六、十七世紀，海上和陸上旅行仍然需時久而且有危險。要發展笨重而價廉的產品的貿易，這是主要障礙之壹。

築鐵路，造輪船，完全改變了這種情況。此後，世界各處都和大工業中心聯結在壹起了，聯結得比過去壹個國家裏各城市間的聯系還要更緊密。沒有十九世紀交通運輸手段的大發展，就不能建立真正的國際分工和真正的世界市場。

在商隊貿易時期，商業利潤和「運輸費」是混在壹起的。運輸費只占商業利潤的壹小部分，而且還包括商人自己及其夥計的生活費在內，也包括牲口的飼料在內。船只、馬車、口袋都很便宜。經過壹次販運，這些東西的成本就都收回了。現代運輸手段大規模發展以後，情況就不是這樣了。鐵路、遠洋輪船、運輸飛機，造價都很高。要相當長壹個時期才能收回這些東西的成本。因此，不管工業生產周期的哪壹個階段，運輸費總是成了包含在商品價格中的固定開支。這就迫使商業資本為那些不容易黴爛的產品尋找較便宜的運輸方法，即使因此要大大延長這些商品的運輸時間，也在所不惜。

另壹方面，大量資金投入運輸部門，使運輸部門在資本主義工業發展的過程中起著特殊的雙重作用。首先，製造運輸手段在決定重工業的興衰上起了關鍵性的作用。起先是鐵路，稍晚壹些是汽車和飛機，都曾經是重工業的最好的顧客。其次，運輸部門的資本集中，比其他工業部門徹底得多，迅速得多。其他工業部門的資本反對高運費鬥爭的結果，往往不是運輸部門被工業或金融業壟斷托拉斯吞並了，就是運輸部門國有化了。歸根結底，只有國家才能籌集足夠的資本，為資產階級的普遍利益而降低運輸費。直到最近有了大規模的公路運輸以後，運輸部門才又出現了中小私人資本。

國際貿易

資本主義前期的大商業純粹是對外貿易。其根源是世界各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興起，國際貿易達到了空前未有的規模。但是這種貿易越普遍化，它的性質也隨著逐漸變了。過去主要是奢侈品貿易，現在成了日用消費品、原料和生產手段的貿易。統壹的世界市場的建立首先排除了把舞弊和欺騙當作商業利潤的主要來源。大部分商品按照實際的生產價格在世界各處出售。於是商業利潤就來自工人所生產的剩余價值的總量了。

但是，這並不等於說：經濟發展不平衡已經不是額外利潤的源泉了，已經不是財富從壹個國家往另外壹個國家轉移的源泉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世界範圍內的發展使經濟發展不平衡不但繼續存在，而且加劇了，尖銳了。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最早的幾個工業強國出口工業品，確實統壹了世界市場。但是卻遠沒有統壹世界的生產，也沒有統壹世界生產的技術條件、社會條件和平均勞動生產率。

恰恰相反，資本主義引起的世界市場的統壹，是矛盾對抗因素的統壹。

商品的價值，就是生產這壹商品所必需的社會勞動量。至於社會必要勞動量的多少，則決定於勞動生產率的平均水平。只要許多國家的生產率平均水平間存在著很大的差別，那麽這些國家的商品價值（生產價格）間也會有很大差別。

然而建立世界市場就意味著規定世界價格。由於現代紡織工業開始時不能滿足——事實上至今仍不能滿足全球居民的全部衣著需要，因此壹部分人力用手工機械或其他過時的手段製造衣著用品，這部分勞動仍然是世界市場上的社會必要勞動。所以落後國家裏的棉布價值就高於貨源國家裏的價值。

但只是壹部分而已，而且是用過時的手段製造衣著用品的總人力中的不斷減少的壹部分，這部分勞動，就其社會意義來說，也不是浪費的，就是說事實上其產品是有買主的。因此落後國家棉布的價值遠遠低於當地的生產價格（在還沒有使用最新生產方法以前）。

工業先進的國家把商品運往落後國家，又在落後國家收購原料、食物等，實際上是按高於商品價值的價格出售，按低於商品價值的價格收購。壹個經濟先進的國家——在生產率上或則領先，或則壟斷——和壹個經濟不發達的國家之間的貿易，表面上是「按世界價格的」平等交換，實際上是較少的勞動和較多的勞動相交換，或者是價值從落後國家往先進國家轉移（其實壹樣）。[10]

「有人常常說：中國共產黨是靠剝削世界上其他部分而發財致富的，這種責備是有道理的（60）。」

對於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來說，國際貿易不僅是超額利潤的來源，也是發展資本主義工業所不可少的安全閥。工業生產發展的速度要比其國內市場擴展的速度快得多。事實上，生產無限製發展的趨勢同人民消費經常受限製之間的矛盾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基本矛盾的主要表現之壹。十九世紀前半期，資本主義工業，尤其是英國工業之所以能夠蓬勃發展，只是因為在國內市場以外，還有壹個似乎無限的國際市場可以奪取。

分配費用

全部分配費用——商業、廣告、電訊等，——都是由參與剩余價值總分配的商業資本承擔的。只要商業資本還能通過縮短商品流通時間和流動資本周轉時間，首先提高利潤量和年利潤率，那麽，就整個來說，它對於壹般的降低物價，還是有所貢獻的。降低物價是資本主義時代的特征。事實上，這樣增加的年剩余價值量變成了越來越新式的工業設備。

但是，就在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中，這種作用起了深刻的變化。隨著生產力的急劇發展，資本主義市場飽和的間隔時間越來越短，所以分配的主要作用變成不是增加剩余價值量，而是保證實現剩余價值。

對於全部資本主義商品來說，實現剩余價值變得越來越復雜了。實現所需的時間越來越久。實現的過程中競爭非常劇烈。從製造商直至小零售商，壹切環節經常地都有存貨堆積。不是堆積幾星期，而是幾個月，而某些產品甚至幾年。[11]

因此，除了技術上必需的分配費用之外，還得加上銷售費用，這是由製度的本質所決定的。銷售費用還在不斷增漲，以至賣給消費者的商品價格日益受其重累。[12]

資本主義社會所存在的貨幣的本質貨幣的兩個基本職能

貨幣或壹般等價物首先是壹種商品，壹種其他壹切商品都通過它的價值來表現其各自的交換價值的商品（1）。公式：「25口袋小麥=1裏弗黃金」，表示壹個相等的交換價值，也就是壹個相等的、為社會所必需的勞動時間。作為共同的價值尺度，貨幣並沒有什麽神秘的性質。其所以能夠勝任這個職能，原因在於它本身也是人類勞動的產品，它本身也具有壹定的價值。

當交換簡單，買和賣正逐漸取代以貨易貨的時候，貨幣的上述基本性質看起來是顯而易見的。當小商品生產剛剛露頭時，最常見的情況是兩種或者三種壹般等價物同時被用來作為價值尺度，例如在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是小麥、金子和黃銅；在中國是小麥、大米和白銀；諸如此類。在這種情況下，誰也不能把貨幣看成是單純的、常規的交換工具。

在當時，勞動的社會分工還依舊比較簡單，比較透明。在拿二十五口袋小麥、五頭牛和壹裏弗白銀來進行交換中，農夫、牧人和礦工的各自勞動似乎成了共同的尺度，成了以計算勞動時間為基礎的社會所支配全部勞動時間的壹個共同部分。

但是，等到以後交換變得頻繁並且日益占了支配地位的時候，這種簡單的和十分透明的關系就消失了。貨幣不再單純是共同的價值尺度，而且成了交換工具（2）。大批的商品被各自的主人帶到市場上去進行交換。這些商品從壹個人之手轉入另壹個人之手，直到轉入意欲使它們實現其各自的使用價值的買主手中為止。這個時候它們才最終地被買主從市場上抽出去。貨幣為上述接二連三的交換提供了便利，並且使這些交換得以在壹個統壹了的市場的條件下進行（3）。然而，為了發揮這個職能，貨幣的固有價值反而成了次要的東西。假如二十五口袋小麥的價值同五頭牛的價值相等，那麽農夫和牧人把這兩種商品拿去進行交換時，他們是怎樣先收壹裏弗優質白銀或十裏弗劣質合金，然後又怎樣把這些白銀和合金付出去，對他們來說是無關緊要的事情。由於各種商品的流通表現為壹連串的交換手續，而在這壹連串交換手續中，貨幣起的是媒介作用，因此人們就會產生這樣壹種錯覺，認為壹般等價物的固有價值對於經濟活動的正常進行，沒有什麽重要意義。

這當然是錯覺。當商品流通壹分為二，壹方面是商品流通，另壹方面又是貨幣流通時，貨幣本身也就是壹分為二，壹方面是流通手段，另壹方面是延期支付手段。在以商品生產為主的社會裏，大量商品的流通是通過信貸來進行的，商品的貨幣等價物要到以後才能收取（4）。貨幣固有價值的漲落，也就是說，壹般等價物價值的漲落會立刻在債務人與債權人的相互關系中引起壹場紊亂。貨幣價值上漲——例如羅馬共和國時期黃銅價值的上漲——，債務人就蒙受損失，貨幣價值狂跌，債權人就破產。

金屬貨幣的價值和物價運動

自從貴重金屬多多少少被普遍采用為壹般等價物以來，它的固有價值的每壹次漲落，都會毫無例外地引起商品價格的巨大動蕩，也就是說，會引起通過貨幣來表現的物價便會下跌；金屬貨幣價值下跌，通過金屬貨幣來表現的物價便會上漲。

貨幣價值上的第壹次大革命是在采用了鐵製勞動工具以後、生產白銀的條件有了重大改進時發生的。這種改進使得白銀的價值在紀元前900年左右壹落千丈。白銀價值的下跌引起了通過白銀來表現的價格的暴漲：紀元前2000年哈姆拉比在位時，壹個「居耳」（qur）小麥的價格是兩個西克爾，但到了紀元前950年，同樣是壹個居耳小麥，價格卻上升到了十五個西克爾（5）。又過了六百年，大亞歷山大搶劫了波斯帝國國庫內貯藏的大量的貴重金屬。這次掠奪帶來了與生產價格低廉同樣的後果：黃金和白銀的價值下跌了壹倍，而物價則有了相應的上升（6）。

紀元後第二世紀起，出現了相反的情況。在當時，由於奴隸的價格上漲，由於奴隸的勞動效率下降，由於許多礦山關門，由於掠奪得來的財富大量流往印度，結果黃金和白銀的價值上漲，通過貴重金屬來表現的價格則下跌（但因為歷朝皇帝相繼將貨幣貶值，所以這壹點並不明顯）（7）。這壹個運動在八世紀和九世紀，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隨後就又反了過來。從十四世紀和十五世紀起，銀礦開采方面發生的壹場真正的技術革命引起了白銀價值的下跌和物價的普遍上漲。這壹次物價的上漲，到了十六世紀下半葉，由於玻利維亞的波托西和墨西哥各銀礦的開采而全面展開。以上各礦的開采都是使用奴隸勞動進行的，因此生產費用大大地降低，使得歐洲的許多礦都關了門。

把金屬貨幣的價值的漲落同商品價格的漲落拿來作比時，不可以忽略這樣壹點，即同壹個由於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因而導致金屬價值下跌的技術大改革，也能引起壹切商品價值的下跌。在這種情況下，在黃金和白銀價值下跌的同時可能是商品價格的穩定甚或下跌。例如：紀元前十世紀，鐵器時代的同壹次技術革命，壹方面降低了白銀的價值，另壹方面也大大發展了生產費用降低了的農業。結果，從紀元前十世紀到七世紀，農產品的價格壹落千丈（例如壹居耳小麥由十五個西克爾跌到了半西克爾）（8）。

只要在市場仍然是被分割為千百個相互之間往來不多和聯系有限的區域性市場，世界上同時並存的多種多樣的壹般等價物就仍然不會令人感到在交換中有什麽特殊不便。最初是葡萄牙人，隨後是荷蘭人，當他們開始到印度尼西亞去做買賣時，他們發現那裏同時存在著不同的貨幣本位。在土著居民公社裏，既可以使用黃金貨幣和白銀貨幣，也可以使用貝殼貨幣（9）。只是等到工業資本主義真正統壹了世界市場，等到大家所生產的只不過是交換價值以後，人們才感到必需有壹個在任何國家都能夠通用的壹般等價物。許多國家都曾經試圖把黃金和白銀同時用來作為壹般等價物（復本位貨幣製），但是結果都失敗了。因為這兩種金屬各有各的交換價值，而這種交換價值在資本主義時期經受著許多波動的影響。其結果是通過此壹金屬來表現彼壹金屬的價格，通過此壹金屬或彼壹金屬來表現的商品價格，就必然要不斷地發生紊亂（10）。最後，到了十九世紀左右，幾乎全世界所有的國家都不得不采取了金本位製；黃金成了在壹切國家都通用的價值尺度。但是遠東卻繼續拒絕這樣做。在遠東，從十六世紀以來，先是在中國，以後又在印度和日本，白銀仍然被采用為壹般等價物。

金屬貨幣的流通

被用來作為交換工具的貴金屬本身代表著壹定的交換價值。由於等量的價值同等量的價值相交換，因此，在使用壹種金屬貨幣的時候，流通過程中全部商品的總價值與實現這些商品的交換價值所必需的貨幣量兩者之間，就必然建立起壹種確切的關系。要想確定這種關系，必須註意到這樣壹件事實：同壹塊貨幣可以被用來連續進行好幾次交換。

壹個農夫拿了壹塊貨幣到市場上去買布；賣布商用這同壹塊貨幣到磨粉商那裏去買面粉；磨粉商又到農夫那裏去買小麥。他用的仍舊是那塊貨幣。由此可見，同壹塊貨幣，在同壹天內就被用來進行了三次交易。每次交易的數額都同這塊貨幣的價值相等。假如我們用v來表示貨幣流通的速度（同壹塊貨幣在壹定的時間內被用來進行交換的次數），用Q來表示流通商品的數量，用p來表示物價的平均指數，我們就有了求得流通貨幣量M的公式如下：

M × v ＝ Q × p (11)

流通貨幣總量和貨幣流通速度相乘的積數應該與流通商品總量和物價平均指數相乘的積數相等；這樣，我們又得出了交換全部流通商品所必需貨幣量的公式如下；M=(Q×p)/v

最後，如果把全部流通商品價格的總額P來代替Q × p，我們又得出下面這個公式：

M=P/v

流通貨幣總量應該同貨幣流通速度除業經交換過的全部商品價格的和數相等。

不可以把這個公式當成能夠倒換的公式，也不可以把它當成有了三個已知數就當然能夠求出第四個未知數的代數公式（12）。在正常情況下，應該把P看作是唯壹不受上述公式約束的可變因數。商品生產的價格能夠隨價值的漲落而漲落；技術性的進步能夠引起價格或多或少的下降。在這種情況下，壹部分金屬貨幣就能夠被排除於流通以外，能夠被貯存起來。倘若流通商品量增加很多，而生產率不相應地上升（每壹商品的價值沒有相應地下降），為了能夠實行交換，就必須有壹個追加的金屬貨幣量。於是人們便想盡辦法來試圖增加貴重金屬的生產（關門的礦山重新開張；另外去尋覓新的礦藏等等）。例如從十四世紀末期到十六世紀就發生過這種情況。但是貨幣流通速度並非是個獨立因素。「貨幣流通速度隨生產本身的變化而變化，在這種情況下，貨幣流通的種種變化不會影響物價（13）。」

私人信用貨幣的起源

但是，自從小商品生產有了飛躍發展，單單使用金屬貨幣會對交換中的快速付款形成壹種限製。國際貿易突然發展會引起現金荒並從而妨礙經濟的發展。這種情況不但在十四世紀到十五世紀的西歐發生過，就是在伊斯蘭教帝國阿巴西德王朝時期（14），在從亞歷山大到羅馬帝國征服埃及時期（15），在洛裏奧姆礦被發現以前的古希臘（16）以及在九世紀以後的中國（17），也都發生過。現金荒時期的壹般特點是：鑄幣流通得越來越快，鑄幣的份量和價值迅速耗損。

此外，在小商品生產業經充分發展的情況下，單單使用金屬貨幣就會產生許多困難。遠行海船和隊商在啟程時，必然要在壹個長時期內把它們的交換手段帶走，這就會引起突如其來的現金荒。羅佛舉出了島贊諾起草的十五世紀的壹份商務條約（18），條約指出，在威尼斯，每年6月和7月，商船啟程前往君士坦丁堡後便發生貨幣荒。中世紀「貨幣市場」上的這種「緊張局面」每壹次都要有規律地延長到9月初商船啟程前往亞歷山大港之後，而從12月15日到1月15日這壹段期間，隨著商船又外出采購棉花，緊張局面就又重新發生。反過來，10月和12月，由於到威尼斯來采購香料的德國商人帶來了大量貨幣，威尼斯就又現金充足起來（19）。

要支付貨款就必須運輸鑄幣，而這些鑄幣的數量往往極為可觀。單單這壹點也能說明使用金屬貨幣會造成很大的累贅：

「（路易十六時期），郵船公司在經營現金運輸方面所費不貲……邁爾西埃在其所著《巴黎壹瞥》（Tableau de Paris）中寫道：『每個月的10日、20日及30日，從早晨十點鐘直到中午，人們會遇到被裝滿了鑄幣的大口袋把腰壓得彎彎的搬運夫；他們快步飛奔，活像敵軍馬上就要來攻打這座城池壹樣……（20）』。」

這種運輸上的困難在像中國那樣的國家裏特別不容易解決。當時在中國，人們使用的現金是用比黃金和白銀要差的金屬，也就是用黃銅甚至是鐵來鑄成的。

除了運輸上的困難以外，還須加上當時普遍存在著的貨幣風險，這種風險的來源是各種各樣貨幣的同時流通，[壹]是營私舞弊（截割等等），特別是國庫舞弊。十六和十七世紀時，這種現象是那樣地普及，以致在1695年，由於收來的鑄幣分量不足，英國的稅收損失了50%（21）。

這些原因都說明為什麽小商品生產演進到了壹定的階段，商業發展的結果會使商人們發明了貨幣代用符號，使用這種符號可以使交易加速，可以簡化交易中的付款。在每壹個商品資本發達的社會裏，或多或少地普遍出現的這種代用符號有兩種範例形態，壹種是支付票據，壹種是轉賬（賬面貨幣）。

我們已經談過支付票據是怎樣從買貨和交貨在時間上的分離、從買主和賣主在空間上的分離中產生的。[二]在中世紀的歐洲，這種票據在開始的時候是壹些兌換契約和信貸工具。在另壹些社會裏，它們或者是些簡單的信貸工具，就像日本的「米券」壹樣（22），或者是些用金屬貨幣或壹定的商品來支付的支票，就像中國宋代的「茶券」壹樣（23）。這些票據除了起信貸工具的作用以外，它們的特點是：由於它們被普遍使用而可以充當貨幣代用符號。為了做到這壹點，只要它們可以進入流通，就是說能為票上所開記名人以外的人接受就行了。在西歐實行期票背書保證了這種流通。期票背書的辦法可能是在十六世紀便開始在西歐通行了（24）。十九世紀初在蘇格蘭和蘭開夏，期票還仍然像真正的交換手段那樣的流通著，並且上面簽滿了人名（25）。

轉賬的方法曾經為補救金屬貨幣之不足而被廣泛地采用過。至少在中世紀的歐洲便是如此。這是因為大部分商人都在商業銀行家的店鋪裏立有往來帳。商人在購買商品時就通知銀行把該付的款子記在他們往來賬上的負債項目下，同時也記在向他們出售商品的人的債權項目下。同樣，商人出售商品時就通知銀行把別人欠他們的錢記在他們賬目中的債權項目下，並把相應的壹筆錢數記入有關買主的負債項目下。每到壹定時期，每壹個商人的往來賬便就負債及債權兩項進行壹次結算，用自己在銀行裏的存款來付賬，有的時候則補交必要的現金。這種轉賬製度主要是依靠十三世紀的國際大市集來獲得發展的，通過轉賬製度，中世紀社會節約了大量現金：

「這些集中了地中海東岸諸國香料貿易和西方國家布匹貿易的大市集是用清算的辦法來支付貨款的。總之，在特羅亞和普羅文斯，人們很少經手貨幣，在那裏進行的主要是記賬買賣。大市集結束時，兌換商們的店鋪就成了真正的票據交換所。所有付清的債款還可以用支付傭金的辦法從這壹次市集轉到下壹次市集（26）。」

羅佛在布魯日十四世紀和十五世紀當地銀行的賬冊中發現好幾千張轉賬通知書。羅佛認為銀行存款當時已經成了真正的貨幣（27）。人們所說的賬面貨幣就是用銀行轉賬來作的交易和付款手段，因為資金的轉移是通過在銀行賬冊上記壹筆賬的辦法來進行的。

付款通知單和期票以及賬面貨幣等可以被當作金屬貨幣，用來進行壹系列的貨幣交易。但是這種貨幣代用符號所代表的是壹種信用貨幣，因為人們只是在信任開發這種符號的本人（或是信任轉賬銀行）的情況下才會接受它來作為支付手段的。這是壹種私人信用貨幣，因為它是由私人發行的。

金屬貨幣代用符號充當交換工具和諸般商品等價物的壹個不可缺少的條件是要最後可以兌成金屬貨幣，即壹般等價物。私人信用貨幣的流通總是意味到最後要支付被人們普遍接受的公用貨幣。每壹個商人都當然要完全負責使自己發行的票據能夠兌現。倘若這些票據到最後不能兌現，商人便破產，握有這些票據的人便失掉墊付過的金錢。因此，從定義上說，私人信用貨幣是壹種信貸形式，壹種信貸貨幣，作為金屬貨幣等價物，它的等價程度如何，取決於這壹貨幣發行人的支付能力。

公共信用貨幣的起源

但是由私人作出努力以補救金屬貨幣之不足也有其古怪的地方。從定義來說，貨幣或壹般等價物乃是壹種社會性工具，它所應當做的恰正是要取消存在於商品之中的那些純屬私有性的東西，好讓交換可以在時間上、空間上受限製最小的情況下來獲得發展。貨幣代用符號的使用取決於個體市民的支付能力，日子久了它就不能再盡到這種社會性的職能。因此，商業資本的發展便要求建立壹些公共的貨幣代用符號，也就是說要求建立壹種公共信用貨幣。從歷史上看，公共信用貨幣的起源系來自私人信用貨幣的第三種形式，即起著鈔票作用的各種存款收據。這種存款收據的發源地是中國。

中國早在周朝時期（紀元前1134——256年）就已經有了商業票據（28）。紀元後九世紀，由於發生了嚴重的金屬貨幣荒，到各省省會來的商人們的習慣是把他們的貴金屬存放在壹些私人那裏，然後再把從這些私人那裏取得的存款收據拿去流通（29）。這種私人信用貨幣的名稱是飛錢。中央政府禁止這樣做，因為它害怕貴重金屬的流通會因此而絕跡。但是由於的的確確存在著現金荒，連中央政府自己也不得不於812年在京師設置了存錢局。存戶可以憑著皇家存錢局發給的收據或存款票據向該局在各省的任何壹家支局去兌換金屬鑄幣。稍後，到了十世紀，又成立了「便換所」來對這項製度進行統籌管理。

便換所當時發出的存款收據仍然是記名式的。但是到了十壹世紀初，四川省的鐵鑄金屬貨幣由於分量過重妨礙了商品的流通，於是商人們便決定把它的流通完全取消。十六家殷實商號把自己的全部金屬湊集起來發行了支付券，支付券上不再記名，成立不記名式的支付券。支付券的後備金就是上述全部金屬貨幣，支付券的使命是要取代流通中的全部金屬貨幣。由於這些鈔票的發行不慎，商人們都破了產。於是中央政府便親自出面，於1021年在四川成立了壹家銀行來發行官鈔。又過了兩年，這些官鈔開始在全國流通。隨後又特地成立了壹家銀行來發行和兌換這種貨幣。到了1161年，流通中的紙幣數量已經高達四千壹百四十七萬貫，而金屬鑄幣卻總共才有七十萬貫，元朝和明朝時期，紙幣仍然占主要地位，但是發生了多次貶值和通貨膨脹。明朝覆滅的部分原因就是紙幣通貨惡性膨脹。[③]經過這次災難之後，清朝從十七世紀起便取締了紙幣，直到十九世紀中葉它才又在中國重新出現了。

公共信用貨幣的形成。第壹源泉：貼現

公共信用貨幣或銀行券的古典形式是在英國產生的。銀行券的前身是私人信用貨幣「金匠券」。金匠券也出自這個國家。開始時，英國商人曾經把他們的私有珠寶和錢幣存在國王那裏。但是到了1604年，查理壹世由於面臨著日益嚴重的財政困難沒收了這些財產。商人們從此便習慣於把他們的財物存放在金匠鋪，換取金匠鋪開發的存款收據，名之曰「金匠券」。以後，當金匠鋪開始自命為銀行時，「金匠券」又改稱為「銀行券」（31）。

開始時，銀行券是按照存款總額來發行的。倘若中途存戶把存款提走了壹部分，銀行券上就註明已經提走多少。後來，銀行券上的記載成了固定的數額，存戶拿到的是好幾張銀行券，加起來的總數同存款相等。蘇格蘭的私人銀行和1697年成立的英吉利銀行也先後采用這種形式發行了銀行券（32）。

然而，從某壹個時期起，蘇格蘭銀行家和金匠鋪開始把不歸他們所有的金屬儲備用來向第三者貸放。他們發放這種貸款便取得了對於第三者的債權。從這以後，在社會上流通的信用貨幣就不再單單由金屬儲備擔保兌換，而是同時也由對第三者的債權來擔保兌換（壹項債權由另壹項債權來擔保）。英吉利銀行在1697年成立時發行的銀行券，壹方面由它自己的金屬儲備予以擔保，同時也由國家對該銀行的負債來加以擔保（33）。

經驗告訴銀行家們，用對第三者的債權來擔保兌換的銀行券可以發行到壹定的限度（例如發行到金屬庫存的三倍或四倍），因為公眾是絕不會把他們的銀行券全部拿來壹下子都兌成金屬貨幣的。慢慢地，到十八世紀期間，英吉利銀行研究出來了壹套機構，通過這套機構，銀行券的發行額，既取決於銀行的金屬儲備，又取決於貼現，起初是單單指公共證券的貼現，以後兼指商業證券的貼現（34）。在整個十九世紀，起初是壹般貼現，其後特別是商業票據再貼現，不但在英國、而且在每壹個資本主義國家裏，是形成銀行券或公共信用貨幣的主要源泉。

發行銀行就壹張票據進行貼現（或再貼現）時，它先在票額內扣除利息，然後把余額付給票據所有人（或銀行）。這樣壹來，銀行就把壹批與此款額相等的銀行券投入了流通。票據到期時，發行銀行就反過來又把這筆款子收回，把同量數額的銀行券又從流通中抽回，由此可見，掌握在發行銀行手中的票據數量的增減，決定著流通紙幣數量的增減。提請貼現的商業票據數量，經濟情況良好就增加，經濟發生危機或不景氣就減少，因此，發行紙幣由貼過現的票據來擔保兌換，是壹種十分靈活的貨幣手段，能使貨幣儲備適應當時經濟所需要的交換手段（35）。

公共信用貨幣的形成。第二源泉：透支

只要票據貼現是流通信貸的主要形式，中央發行銀行的貼現及再貼現業務便總是流通中的絕大部分信用貨幣的來源。但是，銀行透支壹旦作為短期信貸的主要形式取代了貼現的時候——英國早在十九世紀末，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則在二十世紀初，就已然如此——銀行存款（賬面貨幣）的流通便成了貨幣流通的主要成分。

資本家只不過把他們流動資本中的壹小部分用現金的形式保留下來，而把其中的絕大部分存入銀行。銀行家好比是資本家的賬房，把資本家欠別人的款項付出去，把別人付給資本家的款項收進來。所有這些收支都並不過手現金，而是通過壹筆賬、通過支票[伍]或轉賬來進行。

人們可能會認為這種賬面貨幣的來源是存戶們的現金付款。這只是對了壹部分。銀行存款中的很大壹部分並非來自銀行存戶存進的現款，而是銀行為資本家們在往來賬上作出的透支。正是這種貸款形成了存款：

「存款總額來源於銀行本身的活動。當銀行發放貸款、答應提取的款項可以超出存款實額並且收買有價證券時，它便在自己的賬冊中載列了同存款數額相等的貸方科目（39）。」

這樣形成的銀行存款——至少是活期存款——實際上成了貨幣，因為這種存款在全國範圍內都可以被用來進行任何購買和付款業務。這是壹種信用貨幣，因為它的流通歸根結蒂取決於銀行方面的良好經營和支付能力，而並非取決於壹般等價物的固有價值。這種存款還是壹種公共信用貨幣，因為，在所有的先進國家裏，每壹家重要銀行都通過壹種明確的製度同中央發行銀行有著聯系，使得賬面貨幣可以兌換成發行銀行的銀行券。

銀行向資本家發放的信貸，很大壹部分是活期存款的源泉。這種貸款都是要拿去使用的。銀行之所以設置存款，為的就是讓它流通。倘若壹家銀行答應某甲在往來賬上透支，從而使某甲的存款增加了四百萬到六百萬法郎，某甲就會使用這六百萬法郎去償付他欠某乙的債務，或者是去向某丙購買商品。這些不同的資本家也俱都在銀行裏各有各的往來賬。倘若大家的往來賬都設立在同壹家銀行裏，這些手續便都會通過劃賬的辦法來辦理，用不著轉手任何銀行券。六百萬法郎只不過是由某甲的賬上轉到某丙的賬上去。倘若某乙的往來賬是開在另外壹家銀行裏的，那就只有在這另外壹家銀行不必向某甲的銀行解繳等額款項的情況下，才會產生為債務結算而過手現金的必要。實際上，為了這種目的而特地設置的票據交換所把此壹銀行須向彼壹銀行轉移的現金減少到了最低限度。[⑥]

肯定地說，每壹家銀行只要得到其他銀行的信任並經中央銀行許可它在該行增加負債科目，便可以增加透支，發行賬面貨幣（41）。銀行家憑經驗知道，在正常情況下，公眾向銀行提取的現款只占存款總額比較小的壹部分。[七]因此，只要這些存款不超出所謂「兌現系數」或現款系數的壹定比例（也就是說最低庫存對存款總額的百分比），銀行就壹般能夠從事透支業務，發行賬面貨幣。在特殊時刻，中央銀行必須進行幹預，以免由於這種信用製度的垮臺而引起整個貨幣製度的垮臺。為了避免闖禍，大多數先進國家都由政府規定了「兌換系數」。[⑧]

自從1946年以來，這種系數在英國是8%（43）。在美國，對於各大銀行的活期存款是24%；在比利時，對於短期存款是4%，在瑞典和意大利是25%，等等。此外，在比利時，短期存款總額的65%系由公債來擔保兌換（44）。

由此可見，賬面貨幣在貨幣總額裏占了極大的比重，也就是說，在壹定國家中流通著的整個交換手段和支付手段裏占了極大的比重。正因為這樣，1952年，賬面貨幣占了美國貨幣總額的78.6%，在英國占74%，在澳洲占65%，在意大利占51%，等等（45）。另外，在這方面還須要補充壹點，即壹般說來，賬面貨幣的流通速度比銀行券的流通速度要快（46）。

公共信用貨幣的形成。第三源泉：預算赤字

由貼現或透支等形成的公共信用貨幣是和經濟製度的固有需要——信貸需要、交換需要、支付需要等——相適應的。由國家來控製這種信用貨幣的形成，這是和現代資本主義內部、隨著交換關系的越來越錯綜復雜、貨幣越來越不容置疑的社會性相適應的。但是這種為使經濟順利發展而必不可少的控製卻同時又會是各種紊亂的根源。

紙幣的發行是由國家來控製的，貨幣總額的大小歸根結蒂是由國家來決定的。但是國家本身既是買者又是賣者，因此它既需要交換手段，也需要支付手段。早在公共信用貨幣剛剛產生時，控製著這種貨幣的發行額的各國政府就已經企圖假借它來滿足自己的需要。最早的發行紙幣的經驗都毫無例外地帶來了災難性的通貨膨脹。韃靼皇帝忽必烈可汗統治中國的時期就曾經有過這種情形。當時，在中國流通的紙幣總額達到了二億四千九百六十五萬二千二百九十貫，這在當時是不可思議的（47）。其他大陸各國的早期經驗也是壹樣，十七世紀英法等國在美洲殖民地用的「卡紙貨幣」（monnaies de carte），美國在獨立戰爭時期發行的「大陸紙幣」（monnaie continentale），法國在大革命時期發行的信用券等等，就是這種例子（48）。

即便是在按照正統貨幣最嚴格的原則來治理的資產階級國家裏，某種季節性和周期性的現款需要激增（例如在發付官俸的前夕）也不可避免地迫使國家向發行銀行舉債。這種債務的增加表現為貨幣額增加。在正常情況下，這種追加的貨幣量過後又會被吸收回來。但是，倘若國家多發行貨幣是為了應付長期的財政支出，或者，更壞壹些，是為了應付預算赤字，那麽，在追加的商品量不足以適應流通過程中在這壹追加的貨幣量時，就會出現貨幣貶值的危機（49）。

社會必需的貨幣額

由此可見，賬面貨幣這座金字塔是整個建立在紙幣的基礎之上的。就像前面已經指出的那樣，私人信用貨幣也是如此。任何信貸貨幣都需要壹定的貨幣量來作為最後的支付手段。因為這實際上是壹定的債權量。這些債權在劃賬之後仍須獲得最終的清償。由此可見，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投入流通的貨幣量必須要起兩種作用：構成進入這種流通的商品的等價物（貨幣這時是流通工具）：把那些互相抵銷的債權計算在內的同時，表現為到期債權的對等物（貨幣這時是支付工具）。在這裏，我們又看到了前面已經講過的貨幣的兩種職能。

貨幣是支付手段，可以用來償付債款；貨幣也是流通手段，它有著壹定的流通速度。同是壹筆金錢，可以在壹段壹定的時間內從壹個人之手轉入另壹個人之手，從壹家公司轉到另壹家公司，連續進行壹連串支付。因此我們就得出了下面為了進行壹切付款（例如壹個月之中）所必需的貨幣量的公式：

（債務總額－互相抵消的支付總額）/支付手段的流通速度把商品流通所必需的貨幣額同償付債權所必需的貨幣額加在壹起，就可以得出為資本主義經濟得以順利進行所必需的貨幣總額。必需考慮到這樣壹點，即同壹張銀行券可以相繼用來購買壹件商品，然後由商品出售者去清理壹宗債權。因此在壹定時間內經濟所必需的貨幣額應該等於：

{(流通中商品的價格總和)/貨幣作為流通手段的流通速度}＋{（應付債務的總和－互相抵消債務的總和）/貨幣作為支付手段的流通速度}-{相繼被用來作為流通工具和支付工具的貨幣總和}

通過這個公式可以立刻看出，為使經濟能夠順利進行所必需的貨幣額具有很大的伸縮性，這種貨幣額在壹個月之間不斷地發生變動。例如，在每月初壹到期的時候，需要作為支付手段的貨幣要比壹個星期以後多得多。同時，社會必需的貨幣額還隨著情況的波動而波動。這個公式還使人看出，為了能夠快速適應經濟不斷變化的需要，必須要有壹個極其靈活的貨幣工具。

不兌現的紙幣流通

賬面貨幣以公共紙幣為基礎。只要紙幣仍然能夠兌換現金並以發行銀行的金屬庫存為基礎，使用貨幣代用符號就不會發生有關貨幣本質的問題。貨幣由於其本身的固有價值，繼續被用來充當壹般等價物。至於只有壹部分銀行券由金屬庫存來擔保兌換（同樣的，只有壹部分賬面貨幣由銀行券來擔保兌換），這件事僅僅體現出壹種流通工具的社會經濟，其所以行得通，乃是憑經驗發現了公眾的行動規律。

這種規律反過來反映了資本主義經濟不斷增長的社會化，反映了貨幣越來越大的客觀性。要想不妨礙貨幣機器的作用，只要把可以兌現的信用貨幣的運用限製在社會必需的貨幣額以內就行了。凡是大量地發行追加信用貨幣都會引起貴重金屬的溢血癥，都會引起停止兌現，貨幣就必然要貶值。

從現代資本主義貨幣這種越來越客觀的性質出發，人們才能懂得不兌現紙幣的流通問題。不兌現的紙幣不壹定就導致喪失購買力，不壹定就導致表面上的貶值；早在十九世紀就曾經進行過這種試驗。法國法郎於1870年和1877年間就成了不兌現紙幣，但是同黃金和可以兌換黃金的紙幣相比，法郎的價值僅僅下跌了不到1.5%。

只要把不兌現紙幣的發行額（和賬面貨幣的發行）嚴格地限製在社會必需貨幣額以內，就可以大體上避免發生任何貨幣貶值。由於日常的經濟往來——交易及付款——吸收了投入流通的全部貨幣，這種不兌現的紙幣等於代替可兌現的紙幣在為壹筆同額的款項而流通，在全國市場範圍內任何紊亂也不會發生。

有些作者曾經想通過這種現象來證明這樣壹點，即貨幣從來就不是什麽原本具有價值的商品，貨幣的時價向來都是由政府當局加以決定的（52）。但是十九世紀的經驗，尤其是壹些采用復本位製貨幣的國家的經驗證明，有些貨幣價值的漲落是由黃金和白銀固有價值的漲落而引起的：

「在加利福尼亞州和澳洲（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大量發現金礦以後，白銀變成了太貴的金屬，難以繼續用來流通……但是情況很快就突然反了過來。自從1842年起，人們發明了壹種冶煉方法，對於把白銀從鉛礦砂中提煉出來提供了便利。1848年和1853年，墨西哥的所謂『落基山州』納入美國版圖之後，這種提煉方法被大規模加以采用。廉價生產的大量白銀同黃金相比降低了價格，白銀便逐漸不再被用來作為貨幣（53）。」

實際上，十九世紀以金本位（或銀本位）為基礎的貨幣，從第壹次世界大戰以來過渡為半不兌現貨幣這件事，產生了兩種截然不同的現象。壹方面是真正的貨幣貶值，這種貶值是由龐大的軍備開支和戰爭開支引起來的，也是由公債負擔的不斷增長引起來的。這種貶值就連握有全世界大部分黃金儲備的美國也沒有能夠幸免，因為1958年壹塊美元的購買力比戰前（1939年）下降了壹倍。另壹方面，在經濟生活中，國家的幹預日益增多，為了整個資產階級的利益，國家越來越把某些經濟部門組織起來，這樣壹來，就取消了市場經濟的「純」條件。另外壹些「組織」力量和「有意識」的力量如：卡特爾、托拉斯、控股公司和壹般壟斷集團也在這上面起了作用。[⑨]對於以貿易為基礎的純市場經濟來說，具有固有價值的貨幣是必不可少的。「經濟組織」的因素越是進入到經濟中來的，「抽象」貨幣，即賬簿上的貨幣，便越發能夠取代這種具有固有價值的貨幣（54）。

但是資本主義在其沒落時期引用到經濟中來的組織因素都是互不協調、互相矛盾的。它們在壹個方面取締市場的無政府狀態和自動化主義，可是又在另外壹個方面使之在更高的程度上重新出現。在以金本位為基礎的貨幣時期，不僅是在國內市場上，而且也在國際市場上，大部分支付是不通過貴重金屬來進行的。在各國貨幣成為不兌現或半不兌現貨幣之後，國際上的付款便復雜化了；在國際市場上的支付方面，用黃金（和可以兌換黃金的外幣）付款的要求比過去多了。

由此可見，即便是在不兌現紙幣製度之下，肯定地說，貴重金屬——具有固有價值的商品——仍然是國際市場上唯壹的壹般等價物。在資本主義經濟中，唯壹的、使流通工具最終脫離其金屬基礎的「組織起來的」世界貨幣是無法實現的。這種世界貨幣只能是全世界經濟計劃化的產物，而世界經濟計劃化將是社會主義在全世界勝利的產物。

由此可見，現代的貨幣實際上並不是同金屬基礎完全脫離的貨幣，哪怕是法律規定（已經變成紙幣的）銀行券不得兌取任何數量的黃金。[⑩]在對外貿易及國際支付運動中，任何壹個國家的貨幣都是既和黃金有關，又和其他各國的貨幣有關。它的相對購買力的漲落，它在自由市場或黑市上時價的漲落，都是壹些用來衡量它貶值了還是沒有貶值的指數。這種貶值產生於公共信用貨幣的特性：即國家印行的壹切銀行券相互依賴、集體等價的特性。

金屬貨幣是人類勞動的產品，具有固有的價值。金屬貨幣流通的增長超過了社會必需貨幣量時，不是引起金屬貨幣的貶值，而是大家都把金屬貨幣窖藏起來。可以兌現的銀行券也是壹樣，這種銀行券發行過多時還會引起黃金逃逸。沒有支付能力的資本家發行私人信用貨幣會導致徹底貶值和發行人破產，但並不自動引起其他個人發行的私人信用貨幣貶值。

相反，不兌現的公共紙幣發行量如果增加，而流通商品卻沒有同時相應增加，那末這種公共紙幣就會貶值。由於所有的銀行券都同樣地貶了值，增加貨幣流通就不但不會引起窖藏，反而會引致外拋。這樣壹來，銀行券的價值大小就由它的購買力來決定，而購買力則在下降。這個時候，貨幣數量論的應用就發揮了部分效用。[11]

由於現在紙幣貶了值，人們就設法予以外拋，另壹方面卻去窖藏原始的貴重金屬、金屬貨幣或其他沒有貶值的貨幣。[12]根據人們的估計，從1949年到1951年，私人貯存的黃金平均每年達二億五千萬美元。格裏歇姆規律表明：（或多或少貶了值的）「劣質」貨幣把優質貨幣排除於流通之外。

由於紙幣貶值而當然發生的物價上漲，只是在物價的形成多多少少比較「自由」、也就是說在由經濟力量來單獨決定物價的國家裏才會出現。在壹定時期，國家可以強行規定銀行券不能兌現，同時對外匯進行嚴格的控製，這樣壹來，盡管發行了大量紙幣，盡管紙幣毫無疑問地貶了值（這種貶值只是在國際貨幣自由市場上和國內「平行」市場或黑市上表現出來），依然可以把物價上漲減少到最低限度。例如當年的納粹德國就是這種情況（56）。但是這種製度暗含著另外壹些矛盾。關於這些矛盾，我們將要在所謂「管製」經濟以及軍備和戰時經濟等範圍內去另外進行研究。

支付平衡

即便是壹種「結實」的貨幣，也就是說，即便是壹種發行量沒有超過貨幣儲備必需量的紙幣，壹個傳統上被認為有足夠黃金儲備的紙幣，也能喪失對黃金的可兌換性。1931年以來的英鎊就是壹個例子。黃金的雙重職能是這種不可兌換的原因。黃金既是紙幣的儲備又是國際支付方面的唯壹貨幣。私人信用貨幣只是在私人發行者有支付能力（票據到期時能夠付款）的限度以內才能在國內流通；同樣，公共信用貨幣只是在發行國有能力用黃金（或可兌換黃金的外匯）來清償對其他國家的債務的限度以內才能在國際上流通。

這並不是說每向國外購買壹次貨物就必須向賣方國輸送壹次黃金。在國際上，同在國內或地方上壹樣，也實行著壹種清算製度，根據這種製度，壹個國家須向另壹個國家輸送的黃金只不過是前者欠後者的款數和後者欠前者的款數二者之間的差額。這種差額叫做結余。支付平衡裏面出現結余。支付平衡主要包括下列各項：

甲，貿易平衡，即向某壹國家的輸出及由該國來的輸入之間的差額：倘若輸出總值超出了輸入總值，支付平衡上就有了債權項目，反之則為債務項目。

乙，資本運動，即輸出資本及輸入資本之間的差額：輸出資本包括：在外國購置的股票、工廠、債券、不動產、在外國的銀行裏進行的投資等等。在有關國家置有產業的外國人把紅利、利息、保險費或保了險的資本等等匯往國外也屬於這壹類。輸入資本包括：為有關國家帶來資本的外國人所購置的股票、債券、工廠、不動產，在本國銀行存放的外國資本，以及在外僑民匯回國內的紅利、利息、保險費、保了險的資本等等。從外國寄回來的私人及公共贈與也屬於這壹類。倘若輸入資本的數額高於輸出資本的數額，支付平衡上就有了債權項目，反之則為債務項目。

丙，航海運動：本國船只在國外運輸貨物收取外匯作為運費並把它帶回國內。反過來，外國船只把貨物運到本國來，收取外匯作為運費並把它帶往國外。倘若第壹類運費的數額高於第二類運費數額，支付平衡就有了債權項目，反之則有了負債。

丁，旅行運動：倘若有關國家的旅客到外國去旅行花費的金錢比外國旅客到該國來旅行花費的金錢多，支付平衡就有了債權項目，反之則有了負債。

戊，外僑移入及移民出境運動：倘若移入的外僑帶來的資金比出境移民帶走的資金多，支付平衡上就有了債權項目，反之則有了債權項目，等等。

只要壹個國家的支付平衡，總的說來，壹直有贏余，該國只要用數量不大的金屬儲備就可以保證其紙幣兌現。但是壹旦支付平衡開始經常有赤字，那就必須要有高額的金屬儲備才能正常地保持紙幣兌現。否則黃金外流就有引起投機及恐慌的危險（57）。最後，倘若大部分在貿易方面占重要地位的國家都放棄了金本位——1930年就發生過這種情況——其他國家就不能不也照樣放棄金本位，否則他們本國的貨幣就會成為國際投機活動的標的，並且逐漸退出流通領域。

支付平衡影響著貨幣流通量，並從而又在半不兌現或完全不兌現的紙幣製度下影響著貨幣的購買力。支付平衡的持久性逆差是通貨膨脹傾向的產物；支付平衡的贏余是通貨緊縮的產物。[13]但是，在短時期內，當發行銀行把它所積累的外匯剩余等價物付給出口商時，支付平衡的贏余就能引起通貨膨脹的傾向，因為這個額外的購買力在市場上找不到等價物（58）。為了避免這種後果，支付平衡的盈余，必須用增加國內儲蓄的辦法來加以抵銷（59）。

發行銀行和銀行信貸

只要貨幣繼續以金本位為基礎，發行銀行的作用就首先是要註意保證貨幣兌現。發行銀行只要提高貼現率就可以對信貸施加限製，這首先是為了限製信用貨幣的流通額而製定的手段。用來糾正「繁榮」的偏差只不過是它的間接作用。但是，在不兌現紙幣的時代，發行銀行的任務有了擴大，包括了控製整個經濟的職能。因為發行銀行必須控製每壹家商業銀行的信貸政策，反過來，每壹家商業銀行又影響著經濟發展的整個進程（60）。

十九世紀的發行銀行都是用黃金（或者白銀）庫存和貼現過的商業票據來擔保其所發行的銀行券兌現。它們當時都借助貼現率來影響信貸額。

第壹次世界大戰以來資本主義沒落時期所表現出經濟及財政的不穩定性，迫使發行銀行不得不求助於額外兌現儲備和種種不同手段來影響信貸。壹方面各家大私人銀行莫不握有巨額儲備，這就使它們可以大大地不受中央銀行貼現政策的支配。另壹方面，經濟蕭條加甚時期，單單降低貼現率已經不再足以刺激信貸額、交易額和貨幣流通額的增加。在這種情況下，發行銀行乃求助於十七世紀及十八世紀各家公共銀行曾經廣泛采用過的壹項老技術，即所謂公開市場政策。

在美國，這種政策壹直在實行，但主要是從1933年起才被廣泛采用。在英國是1931年，在法國和比利時是1936年，由壹項特別法規定，發行銀行得以在公開市場上收購及出售國家證券（公債券、國庫券等等）。政府想要壓縮信貸貨幣流通額時就可以出售國家證券，這樣就會引起銀行券的回籠（並從而引起銀行券購買力的不生殖），或者是私人銀行在中央銀行裏設立的貸方往來賬的減少，以及這些銀行以後所能發行的賬面貨幣的減少（這和前者的效果是壹樣的）（61）。反之，政府想要擴大信貸貨幣流通額時，它就需要把國家證券收回，這樣就會引起增發新鈔，或者增加私人銀行在中央銀行裏的貸方存款。但是公開市場製度容易蛻化成為了彌補預算赤字而向國家提供墊支的手段（62）。

美國的貨幣貶值不像歐洲國家那麽厲害，但也就是在美國，國家證券目前代表著私人銀行賬面貨幣的主要等價物，代表著發行銀行財產中比私人債權重要得多的項目：

「直到1933年，形成貨幣主要源泉的是私人公司的短期借款。1929年，商業銀行的貸款占全國貨幣總額的三分之二。但是到了1950年底，就只占三分之壹了。現在，提供貨幣的主要源泉是政府公債。各家商業銀行財產中的政府公債已經遠遠超過了它們的短期貸款（63）。」

但是，發行銀行作為現金的最終源泉而行使的控製職能並不是絕對的。發行銀行既可以硬性地決定貨幣總額，也可以硬性地決定貨幣資本（現金）的價格，即利息率。十九世紀時實行的是第壹種辦法，現在實行的是第二種辦法（64）。但是，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同時既硬性地控製貨幣額，又硬性地控製利息率是不可能的。

貨幣的運用

黃金的雙重職能——既是紙幣的金屬基礎又是國際支付工具——使得這種貴重金屬成了經濟政策及貿易政策上的壹種工具。當各個國家的貨幣都可以自由地兌成黃金時，每壹種貨幣的價值，或者是直接取決於鑄幣的金屬內容，或者是直接取決於作為貴重金屬的簡單代用符號的、以黃金為兌換擔保的銀行券。當紙幣兌現的可能性已經或多或少被取消時，同外國貨幣相比，它就取得壹種法定兌價。這種兌價壹般均由國際公約加以規定，但也可以由單方面加以變更。倘若法定兌價同兩種貨幣購買力之間的現實關系相吻合，它就會受到普遍的尊重，並且在兩國之間的支付平衡發生暫時的波動時，或者在兩國之間外匯供求關系發生暫時的波動時，不會受到大的影響（65）。

反之，倘若這種兌價是人為的兌價，那就會產生「平行市場」、「自由市場」或者「黑市」，在這些「平行市場」、「自由市場」或者「黑市」上，官方估價過高的貨幣，在兌換上便會貶值。

壹個國家的政府可能有意造成這種貶值來鼓勵出口，以便改善支付平衡，或者幫助全部貿易的發展。不兌現貨幣的兌換率既然是壹種法定兌價，政府只要發壹道命令便可以把它降低。政府可以專斷地規定，從現時起，降低貨幣單位的金等價，比方說降低20%，這樣壹來，外幣的價格便會比過去增長25%。把貨幣這樣地降低價值叫做貶值，它使本國商品在國外市場上的價格下跌。

有些國家力圖使紙幣的運用成為自己的反周期武器，它們這樣做曾經造成壹種假象，似乎「控製貨幣」政策能夠用來挽救經濟局勢的嚴重偏差。因為發行銀行在增加信用貨幣流通和降低利息率的時候就真能鼓勵商業銀行擴大信貸，這在不景氣時期是被認為有利於經濟的恢復的。

但是不該誇大利息率對於經濟情況的影響。在美國進行的壹次調查說明，企業主付出的利息只占生產價格壹個微不足道的部分：工業製成品成本的0.4%；不動產建設成本的0.2%；礦產品成本的0.8%以及分配費用的0.2%（69）。

以為（在發行銀行的幫助下）各家銀行可以單獨地保證使信貸及貨幣額有所增加乃是壹種錯覺。銀行至多不過能比較容易地用較低的代價發放透支。但是要想使貨幣額能夠通過透支的辦法真正有所增加，還必須由企業主們實際利用他們所得到的這些方便。由此可見，在經濟恢復的初期，賬面貨幣的真正來源是企業主，不是銀行（70）。然而：

「在壹次（深刻的）不景氣中，前景是如此的暗淡，看起來，任何可以想象的利息率下跌都無法促使實業家去承當壹樁事業，如果這樁事業不是顯而易見地令人向往的話（71）。」

由此可見，說明由不景氣向經濟恢復過渡的，歸根結蒂是決定整個經濟情況的那些因素，而在這些因素中，貨幣額和利息率的運用只起壹種從屬作用。[15]

通貨膨脹的三種形式

通貨膨脹與公共紙幣本身有著同樣悠久的歷史。通貨膨脹來自鑄造貨幣和發行紙幣的國家需要，克減成色和用粗劣金屬代替貴重金屬是它的最早的形式。通貨膨脹在引起物價的突然波動以後就破壞了以小商品生產為基礎的任何社會。1125年左右去世的捷克編年史家科斯瑪斯說：通貨膨脹「比鼠疫還要壞，比敵兵入侵、饑饉以及其他災難還要可怕（72）。」

看上去像是正在擺脫其金屬基礎的紙幣，它的性質強烈地引誘人去進行間歇的或接連不斷的貶值。

因此，在帝國主義時期，貶值或通貨膨脹已經幾乎是完全成了世界性現象。但是，對於貶值或通貨膨脹應當因程度不同而有所區別。

發行信用貨幣（或用其他方法增加貨幣額）而無商品或勞務為直接補償，但根據當時情況，短期以內就業及生產就會有所增加，那末這便是有節製的通貨膨脹。這種通貨膨脹要求存在著壹定的失業和未經使用的生產資料儲備（73）。[16]當國家用增加了的貨幣額來購買商品及勞動以製造摧毀性手段時——也就是說製造不進入再生產過程的商品時——，它可以對物價進行嚴格的控製，把通貨膨脹暫時掩蓋起來，直到貨幣流通與實際商品流通二者的失調打破了這種短暫的平衡。[17]在這種情況下，控製物價的相對物將是以強製儲蓄的形式使得公眾的部分收入不生殖化（74）。這個時候，掩蓋著的通貨膨脹意味著本國戰爭工業恢復為平時工業以後將會增加生產，或者通過掠奪外國，來增加商品流通。如果不發生這種無相對物的購買力收縮，通貨膨脹的最後結果就不可避免地引起物價上漲。

在大量發行通貨膨脹性質的紙幣的同時，如果可供購買的商品的流通在壹個長時期內陷於停滯或者減少——特別是充分就業已經實現或者當時的環境是戰爭經濟的環境——物價上漲就會立刻發生並引起壹場惡性循環。通貨膨脹自己滋養自己，貨幣貶值引起物價上漲：物價上漲使預算赤字增加，預算赤字增加反過來又用發行通貨膨脹性質的紙幣來彌補，這就又引起壹場新的物價上漲浪潮。貶了值的信用貨幣再也無法從流通中抽回來。凡是能夠把這種貶了值的貨幣脫手的人都盡量越快越好地把它脫手，而去貯存真實的價值：黃金、外匯、珠寶、藝術品、實業股票、不動產等等。最受打擊的人是依靠工資過活的人（75）。

當國家的開支由於戰敗，由於支付占領費或賠償費等等，最後遠遠超過了收入的時候，就會出現惡性通貨膨脹，貨幣的貶值即使不與時俱增也要與日俱進。銀行券的發行以天文數字為單位，貶值速度比印刷速度還要快，交易減少了，或者是退回到以貨易貨。實業家如果把他的商品拿來同這樣貶了值的貨幣進行交換，便會冒再也不能把資本收回、再也不能實現剩余價值的危險。因此他的商品便全部被從市場上抽回去，囤積起來，這就會引起經濟停頓和貨幣的徹底崩潰。

購買力，貨幣流通和利息率

由於利息被認為是「銀錢的租金」，由於利息被假定為由現金的供和求來決定，人們便試圖研究壹下流通貨幣總額同利息之間的關系。這是忘記了這樣兩點：利息率是由現金資本的供和求決定的，而流通中的貨幣要想變成資本，必須具備壹定的社會條件。實際上，從社會角度來看，流通貨幣總額可以分為二大範疇：

壹、工人、職員和小人物的工薪總額，還有資本家打算供他們私人消費開支的資本主義基金總額。

二、每壹家企業的流通資本總額，尚未用作再投資的利潤總額，尚未使用的固定資本的折舊基金和任何來源的「儲蓄」。

第壹類範疇全然不標誌現金資本的供，而是標誌消費資料的求。第二類範疇既標誌著生產資料的求，又標誌著現金資本的供（76）。只是在上述第二類範疇流通貨幣總額內，利息率才會對被貯存起來的部分產生實際影響，才會對借貸給銀行和工、商企業的部分產生實際影響，才會對所有者直接用來購置生產資料的部分產生實際影響。但是，貨幣資本總額在各種不同用途上的這種分配既非單純、亦非首先由利息率決定，而是由交易的總的發展情況（工業周期的特定階段），由利潤率，由利潤率和利息率之間的比例等等來決定。

「人們不能斷言，貨幣額增長利息率就隨之下跌，貨幣額減少利息率就隨之上漲。此壹或彼壹後果的產生總是由下列事實來決定的：（收入的）所有權的新分配對資本的積累更為有利呢還是更為不利。」

「利息率同在市場上參加交易的個人所握有的貨幣額沒有什麽直接關系；這裏只有間接關系，這種間接關系是通過社會分配中收入和財富的轉移、通過物價來進行的（77）。」

這並不是說，在資本主義的演變中，貨幣額的增加只起次要作用。相反的，貨幣額的增加是資本主義演變絕對不可或缺的壹個條件，理由有二：

首先，作為資本主義特點的生產及生產率，沒有貨幣額的相應增長便不可能有巨大的增長；這種增長同貴重金屬礦在開采方面的波動增減無關（78）。

其次，由於信用貨幣總額和賬面貨幣額的增長影響著物價的水平，它們就決定著國民收入再分配的特殊形式，也就是在任何經濟復蘇初期發生的利潤率上升；沒有這種利潤率的上升，資本主義經濟就不可能復蘇。

米塞斯及熊彼特曾就這種他們稱之為強製儲蓄的現象作了恰如其分的描述（79）。按照馮·米斯的說法，強製儲蓄（即用貨幣貶值來降低工資的購買力）的特點在於它是資本形成的壹個源泉。這兩位作者完全摒棄以剝削為基礎的剩余價值論，但在此地卻間接地承認資本並不是資本家作出儲蓄及付出犧牲的產物，而是資本主義機器強迫依靠工資過活的人儲蓄和犧牲的產物。

「眼前是壹個階級搶劫了另壹個階級的壹部分收入並把強搶所得儲蓄起來。當這種搶劫終了時，被搶劫者就不能消費不再歸他們所有的資本，這壹點是顯而易見的。倘若被搶劫者是壹些向來就消費他們全部收入的、依靠工資過活的人，他們就無法擴大他們的消費。倘若被搶劫者是壹些沒有搶劫行為的資本家——例如自己的儲蓄蒙受貶值的食利者——那麽現在，在利息率下跌以後，他們就會寧可消費自己的壹部分資本，但是這種消費比起由於自願儲蓄而產生利息率下降時的消費來要多（80）。」

換句話說，而且是令人難以置信地說，唯有利息率下降及隨之而來的損害依靠工資過活的人們（損害工資購買力）的利潤率上升，才是資本主義生產的真實刺激劑。

資本主義社會虛擬資本的產生以及對勞動人民所帶來的壓迫互助與信貸

商業起源於不同村社間的生產不平衡發展；信貸起源於同壹村社不同生產者間的生產不平衡發展。自從畜牧或耕作以私人經營為基礎時起，由於個人同個人間稟賦有別，由於牲畜同牲畜間強弱有別，土地同土地間肥脊有別，由於人類生活或自然環境中的無數事故，不同生產者間的生產便產生了發展上的不平衡。其結果是：壹方面出現了年年有剩余，因而有積累的農戶，另壹方面也出現了在勞動中產生純虧欠（生產所得低於消費所必需和種籽所必需）的農戶。

同壹民族不同生產者間發展的不平衡，並不自動導致信貸的發展。信貸並不是壹種天生的製度，而是壹定社會關系的產物。在原始公社緩慢解體的過程中，牲畜或土地的私人經營方式不斷發展，在很長的壹段過渡時期中，私人經營與合作勞動結合進行。而在以合作勞動為基礎的社會裏，信貸是不存在的。在這種社會裏只有互助關系。壹般情況是：由比較幸運的村社成員去幫助比較不幸的村社成員，前者並不指望通過提供這種幫助得到什麽物質利益。直到現在，許多原始氏族還是這樣。

在北美洲印第安部落達科塔族人之間，食物和狩獵工具的借貸是無償的（1）。在印度尼西亞農村中，借貸糧種、果種、牲畜等等都不附帶利息（2）。馬來亞漁民遇到季節風到來不能出海時，可以從親友那裏無償地借到大米和銀錢（3）。

當原始社會陷於瓦解、交換關系和勞動分工日趨普遍時，同壹村社各成員間不計得失的互助便以勞動時間的經濟為基礎的等價概念所代替。交換價值的生產越是比單純使用價值的生產占上風，無償的借貸和互助便越是被有償的借貸所代替。

新赫布裏底群島居民過去的習慣是：在同壹部族裏，當壹個人把食物貸給另壹個人時，前者並沒有想到通過這種借貸獲得利益。相反的，為了經營商業而借貸貝殼貨幣或木船時，貸方需向借主贈送禮品以資報酬（4）。十六世紀作家阿隆佐·德·祖裏塔和馬裏阿諾·維西亞，關於哥倫布到達墨西哥以前當地居民的生活，曾留下有意義的記述，他們說：在阿芝特克族人之間，借貸也壹般是無償的。但是，在墨西哥某些地區，普遍的習慣是：貨幣借貸則須付給壹定的報酬，例如椰子、金沙、銅片、玉石等等。足見，在原始社會末期，在和生存本身無直接關系的活動領域方面，信貸就和互助產生了分離。

為了保證全體村社成員的生活而進行互助的古老習慣，在村社解體的初期，還繼續在農業社會裏實行了很長壹段時期。在中國，小麥的無息借貸壹直實行到周朝（5）。在最早的吠陀法典、以色列法典，波斯蘭法典、阿芝特克法典以及伊斯蘭教法典中，都可以看到關於借貸小麥和牲畜時，禁止收取利息的規定（6）。紀元前兩千年左右，在古代伊朗的蘇斯，即所謂高級專員時代，在有利息借貸以外，還實行無息借貸（7）。中世紀早期，由寺院發放無息借貸（8）。就連小商品生產業已充分發展的巴比倫社會——這從漢姆拉比法典中可以看到——在實行有息商業借貸的同時，還實行對赤貧者、對病人、對歉收農民的「無償借貸」（互助）（9）。

今天，「在拉丁美洲的許多土著居民村社中，小業主和殖民者之間還在實行傳統的互助；他們進行小額借貸而不索取任何利息（10）。」博埃和耶邁也確認，當「大家庭」製度還在盛行時——例如在印度——，互助就會廣泛地實行（11）。

由此可見，與其說信貸同互助發生分離是在村社成員關系中產生，不如說是在村社同村社以外的其他人間的關系中產生。舊約全書和可蘭經對此都作了明確的區別。在壹切兼有村社和小商品生產的社會裏，由村社集體繳納賦稅的原則，是為了使貧苦農民免遭破產的壹種特殊的互助形式（12）。

銀行的起源

在以單純生產使用價值為基礎的社會裏，小商品生產的發展，引起了商品流通。商品流通引起貨幣流通，而貨幣經濟便在這個社會的每壹個細胞裏發展起來。這就是在社會發展的這壹階段，高利貸影響著每壹個生產者的原因。但是，在貨幣經濟中，貨幣不單單是交換工具，同時也成了交換對象。貨幣經濟從單純的商業中分離出來，就像後者早先已經從手工業中分離了出來壹樣。

當貨幣經濟剛剛冒頭時，貴金屬由於稀少和流通量有限，它在社會上主要是壹種後備基金和安全基金，與其說是被用來流通，不如說它是被用來貯藏。然而，在當時動蕩不定的年代裏，把財物放在家裏是莫大的冒險，尤其是冒被沒收、被盜竊、被搶竊或被毀壞的危險。因此，習慣上是把它托付給當時最受尊敬的壹些機構代為保管，這些機構就是寺院。從起源上看，就像壹切被珍視的物品壹樣，貴金屬也有過壹種魔法禮儀般的職能，這種職能使得所有的寺院成了大量金錢的當然保管者。這種貴金屬集中於寺院的結果，使寺院在貨幣經濟壹開始發展時，就成了最早的偶然信貸機關。

當初，在美索不達米亞就曾經是這樣。從第壹家烏魯克大寺院銀行（紀元前3400年到3200年）起，壹直到漢姆拉比時代（紀元前2000年），平均利息率是由撒瑪斯寺院來規定的（13）。在古代伊朗，寺院是最早出現的貨幣借貸主（14）；壹直到薩薩尼王朝時代都是如此（15）。在以色列，耶路撒冷大寺院到毀滅為止，壹直是動產財物保管所（16）。在古希臘，奧林匹亞、德爾富、德洛斯、米萊特、艾費斯和高斯島的各家寺院，還有西西裏島的各家寺院，都是貨幣保管所和銀行（17）。在希臘被亞歷山大和羅馬帝國征服的整個歷史時期，情況也是壹樣（18）。在羅馬，萬神殿是銀行中心。

在拜占廷帝國時期，從第五世紀開始，各家寺院就成了主要的寶藏主；到了第八世紀破壞偶像運動時期，這些寺院的金銀才被拿來投入貨幣流通（19）。在中國，唐朝時期也有過同樣的情形。可供鑄造的貨幣金屬貯存，還有信貸業務，越來越為佛教寺院銀行所壟斷；政府當局向它們展開了進攻，強迫好幾千所寺院僧徒還俗，並於843年下令熔化壹切用貴金屬鑄成的佛像（20）。[1]

在日本，「內亂頻繁的中世紀時期，宗教機關……曾經是唯壹的可靠場所……商業上的交易是在陵墓和寺院的保護下進行的。有些人把貴重書刊和財富托付給這些神聖場所代為保管，以免在戰爭中遭受破壞和掠奪。陵墓和寺院還同時經營金融機關的業務，發放貸款，組織合作信貸，即日語所謂『無盡』和『賴母子講』，並且使用期票（22）。」

羅馬帝國晚期，在主要還是自然經濟的中亞細亞東部，佛教寺院是唯壹的銀行（23）。最後，在歐洲中世紀早期，寺院還以發放死典借貸的唯壹信貸機關的身份出現（24）。[2]十二世紀初期，聖殿騎土會成了第壹家國際性的儲蓄、轉帳和抵押信貸銀行（25）。[3]

等到大商業有了發展，貴金屬就開始有了進壹步的流通。但是，前面已經說過，大商業在剛出現時，主要是經營國際貿易。因此，可以想見，這就會同時出現大量的、來源不同和成色不壹的鑄幣，須要把它們根據各自的實際價格進行兌換。結果就必然產生壹種以貨幣本身為對象的新技術，即貨幣兌換技術。由於兌換商和貴金屬商人向願意把貴金屬存放在可靠場所的貴金屬所有者提供了實際保證，這些兌換商和貴金屬商人便成了第壹批非宗教性的財物保管人，然後又成了第壹批職業銀行家。銀行壹詞的字源是意大利文「banco」，意思是指貨幣兌換商在上面進行各種業務的櫃臺。同樣，在古希臘，人們用「trapézite」來稱呼銀行主，這個名詞來自「trapeza」,意思是兌換桌。

在古人代，貨幣兌換商是最早出現的職業銀行家（26）。在印度（27）和中國也是壹樣。然而在這兩個國家裏，貨幣的多樣化不是來自國際貿易，而是來自各種不同的地主性貨幣（28）。[4]在日本，早在德川時代，貨幣兌換商就成了真正的銀行家（29）。

在伊斯蘭教的阿巴西德帝國，由於采用銀行本位外又采用金本位，貨幣兌換商成了必不可少的經濟人物，很快就擔任了銀行家的壹切職務（30）。庫利希（31）認為十六世紀出現貨幣兌換商並很快就成了銀行家，乃是當時社會混亂所引起的。他說：

「十三和十四世紀在法國流通的貨幣，除了王室和諸侯鑄造的以外，還有阿拉伯貨幣、西西裏貨幣、拜占廷貨幣和弗洛倫斯貨幣；在法國南部還有米蘭的『裏勃裏』（libri），威尼斯的『杜加』（ducats）金幣；在香巴尼地區，有西班牙的『裏亞爾』(reals)，布爾吉農和英吉利的『諾比裏』（nobili），荷蘭的克羅那（couronnes）。盧卑克和科隆的鑄幣，英國的金鎊，法國的『土爾奴阿』（tournois）等，也到處流通。使用地區最廣的是威尼斯的『格羅西』（grossi）和『杜加』，還有弗洛倫斯的『費奧裏尼』（fiorini）。」

德·羅佛對於中世紀銀行的起源作了如下描述：

「熱那亞的兌換商最初只專門經營當面兌換，但是他們的業務範圍很快就擴大了。他們接納活期存款，根據客戶通知辦理過戶付款，並對客戶提供記賬貸款。就這樣，兌換商營業所就逐漸成了儲蓄和轉帳銀行。在熱那亞，十二世紀末期這種演進就完成了（32）。」

著名的阿姆斯特丹銀行，也是在1609年由於當時年青的省聯合共和國的貨幣種類繁多而成立的（33）。

資本主義前期社會的信貸

最早的銀行業務，例如當面兌換，財物的儲存保管，以典質土地所有權為條件提供借款（即抵押借款）等等，並不是真正的「貨幣交易」。事實上，在當時，作為辦理委托保管和活期存款的保管者，非但不向客戶付息，相反的，倒為保管存款和提供服務而取得報酬（34）。例如阿姆斯特丹銀行，直到十七世紀還是如此（35）。[5]

上述業務的對象，基本上是些既不搞生產又不搞商品流通、或是停留在生產和商品流通邊緣上的階級。隨著貨幣經濟的發展，這些人成了大大小小高利貸的典型犧牲品。中世紀時，龐大的國際商業銀行主要是對王公們發放典押信貸，而力量較弱的倫巴底錢莊主要是對並不富裕的小封建主或平民發放典押信貸，使這些人吃虧（36）。究其實，這是壹種消費信貸（37）。

真正的「貨幣交易」是隨著參加到商品流通和資本流通中來的各個階級，即年青的資產階級、高利貸者和商人等的比例增多，才相應產生的。國際貿易的發展造成了它自己固有的信貸需要。由於買貨和交貨時間上的距離，[6]由於買主和賣主在空間上的距離，由於需要在遙遠地區之間轉移大量貨幣，而貨幣的價格又經常發生波動（39），這就產生了訂立商業信貸或「流通信貸」的必要性。凡是國際貿易發達的社會，都建立了這種信貸工具，這些工具就是匯單和支付券：「匯單的流通深深地紮根於國際貿易之中（40）。」

公元前二千年，在烏爾和巴比倫就出現了匯單，中國在周朝時期（紀元前1134年到256年），印度在佛教時代早期，也有了匯單（41）。在古希臘，紀元前第四世紀就出現了匯單，以後從亞歷山大到羅馬帝國征服希臘，這種單據在希臘所轄各地區也到處流行（42）。以後又從希臘傳入拜占廷帝國和伊斯蘭教國家，然後回到中世紀歐洲（43）。

這些早期的不能流通的期票所提供的信貸，並不擴大資金的活動範圍。它只加速資本的周轉，使資本發揮其最高效益。以後，當出現了投資信貸，也就是為生產剩余價值的企業提供貸款的時候，資本的活動範圍才有了擴大；「不生息」貨幣，即貯藏在金庫裏的貨幣，變成了資本，參加到剩余價值的生產中來。

投資信貸最古老的形式是海航信貸；這是基金借貸主和船長冒險家為了實現壹次海商業務而成立的合夥；這種信貸的起源是海盜性的合夥，這壹點主要由瓜分利潤的條款上表現出來（44）。這種「巨大的冒險性借貸」由古希臘和亞歷山大與羅馬帝國征服希臘時所轄各地區傳到東羅馬帝國和伊斯蘭教國家，然後又於第九世紀傳入拜占廷帝國的意大利，再從意大利以合資公司的形式傳遍整個中世紀歐洲（45）。

開始的時候，這種商業合夥只限於壹次用於壹樁事業。但是，到了後來，隨著商業由行商過渡為定居商，合資公司便逐漸變成由幾個人合夥成立的公司　業時間長達許多年。從十三世紀起，意大利每壹家大公司（佩魯濟公司、巴爾迪公司、梅第齊公司等等）都是這壹類的合夥。以巴爾迪公司為例，這家公司是在1331年由分別歸屬十壹個合夥人的五十八股資本組成的（46）。

最後，當國際貿易最少是在壹定範圍內成為正常化，從而失去其冒險性時，它就吸引了閑置資本的廣大部分。這些閑置資本以非正常存款的形式存入各大銀行家的大公司，任憑商人加以使用，不再於短期內提取，而商人則就此付給定息，作為參加實現商業利潤的報酬（47）。

由此可見，從小商品生產時起，銀行家就成了「貨幣資本供求之間的中介人（48）」。然而，在當時，主要的貨幣需求者不是私人而是國家（國王、公侯、市鎮等等），從而產生了公債和流通信貸及投資信貸的平行發展，而公債卻占了上風。

已知最古老的公債是偽亞裏士多德在其所著《經濟學》（I』Economie）壹書第二編中提到的例子。偽亞裏士多德談到：小亞細亞喀拉左麥的愛奧尼亞殖民地，向雇傭兵首領舉債來支付欠餉，然後又向本土富有的公民強借錢鈔以償還貸款。富有的公民被迫拿出來的是金幣，而所得代價則是鐵鑄的貨幣。根據中國漢書記載，紀元前154年，曾經有壹位的高利貸者借給了政府壹千斤黃金（約含兩百四十四公斤，不到壹百萬金法郎）來從事鎮壓叛亂者的戰爭，這位高利貸者得到的利息是1000%，相當於壹千萬金法郎（49）。

在這以後不久，便產生了公債的古典形式：以國家的收入，即形形色色的賦稅作為抵押的形式。在大多數以小商品生產為基礎的社會裏，公債並不多見，而且具有冒險性，壹般情況下是以債主的破產而告終。

但是了十六世紀，可以流通的公債券[7]在信貸史上發動了壹次革命，大大擴充了資本的活動範圍，把大量原非資本的貨幣轉化為資本。由於法國國王對意大利發動遠征以及查理五世所轄國土分散而造成的有利條件，公債便國際化了。

「在壹度作為單純的結賬手段之後，信貸本身變成了壹種價值，壹種可以投入流通和可以拿來轉讓的交換標的物（51）。

在安特衛普的交易所裏，卡斯提爾國王的債券，荷蘭政府、英國國王和葡萄牙國王的信用證券，還有歐洲各大都市發行的年金，都可以自由買賣。十六世紀貨幣發生動蕩和國家財政陷入混亂時，舊銀行家家都破了產。從這以後便誕生了現代的國家銀行。這種銀行既保證了資產階級人士所必需的存款安全，又使國家成了這些存款的、即使不是唯一也是主要的受惠者。1587年在威尼斯成立的利雅托銀行主要是適應了第一種目的；1609年成立的阿姆斯特丹銀行，除適應第一種目的外，還適應了調節貨幣流通的需要。1619年成立的漢堡銀行除了這些業務以外還向國家貸款。1656年成立的瑞典銀行也是如此；1696年成立的英格蘭銀行則以經營第二類業務為主（52）。

十六世紀商業革命以後，國際貿易的飛躍發展導致了商業信貸的進一步擴張。公債證券成為交易對象以後，十六世紀起，商業票據也以背書及貼現等形式進入了流通領域（53）。與此同時，殖民地股份公司的發展擴大了投資信貸的活動地盤。但是，信貸要從單純的商業範圍進入生產範圍，還須等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有了發展以後。

商業資本時期貨幣資本的供和求

隨著商業資本的發展，原來特殊現象的信貸便成了經濟生活中的正常製度。商業票據貼現從十七世紀起就在英國廣為流傳，十八世紀又在法國和壹切大的貿易中心廣為流傳，十九世紀起初興起的票號製度是在中國對外貿易方面，後來也在中國國內商業方面，廣為流傳（54）。商業的地理性擴張，同美洲和遠東進行交易的長期性以及主要商業公司向少數大國際貿易中心的集中，對商業票據的應用提供了有利條件，動員了壹切資本。

匯單原來只是在匯率漲落上進行投機的壹種工具（55）；現在，它成了在商業方面發放流通信貸的經常工具，同時也成了「不生息」貨幣資本進行短期投資的工具。貨幣資本市場就這樣發展了起來。

在這個市場上，代表著需求的主要是國家。在商業資本時期，國家仍然是永無休止的借貸者。克拉潘指出，直到產業革命，英格蘭銀行發放的信貸，絕大部分對象是王國政府（56）。1776年成立的貼現銀行也是如此。同它們壹樣的，還有由於對國家發放信貸而倒閉的不幸的勞氏銀行（57）。

但是，除了國家以外，也出現了另外壹些債務人。這首先是大商業股份公司。就當時來說，這些大公司對當時的貨幣的需求量極大；為了應付需要，等到下壹批商船歸來，它們往往不得不同信貸機關打交道。

在整個十八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都向阿姆斯特丹銀行借款；英格蘭銀行的主要債務人，除了國家以外，還有英國東印度公司（58）。

後來，國家債券的持有者（食利者、貴族、商人、銀行家等等）和商業票據的持有者，由於需要現金，便將他們的債券和票據拿來貼現。最初，拿來貼現的主要是國家債券，到了十八世紀後期，票據才開始占了上風。

最後，和小商品生產時期壹樣，貴族和高級官員們對於貨幣也有需求——消費信貸——，這種需求是通過抵押貸款（以貴金屬、珠寶首飾、有價證券等等為抵押品）來獲得滿足的。

手裏持有現金資本的人是貨幣資本的供給者，這些人首先是大地主，還有積累貨幣壹時無法投入自己企業的商人。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初期，歐洲大陸上的銀行家僅僅從事兌換業務和存款業務，並不發放貸款。但是，在英國，壹進入十七世紀，就出現了偶爾對顧客發放貸款的商人。

隨著貨幣流通的發展，隨著社會財富的增加，隨著貨幣資本的供和求的平行發展，十八世紀中葉，起先是在英國，後來又在歐洲大陸上，相繼成立了地方性的私營銀行，其業務是充當需求資本的人和正在力圖把手中持有的後備現金變成資本的人之間的中介人。這些地方銀行壹般都是業務發達的商業公司的產物，它們接納存款，發行銀行券，並經營商業票據貼現業務，這就誕生了現代的銀行體系（59）。

產業革命使這種最早的銀行網獲得了迅速發展。1750年時，英國還只有十多家地方銀行，但到了十八世紀末，這種銀行發展到了二百多家（根據某些作者，甚至發展到了三百五十家）（60）。[8]在當時的生產方式下，這些銀行賴以發展的組織形式可以用諾裏季市古爾內銀行的例子加以說明。下面是該銀行於1838年10月5日向股東發出的通報的壹段話：

「把英國東部各工場的全部紗線收購下來，囤積起來，然後再拿去供應織布商……這是壹筆十分賺錢的買賣。古爾內銀行從前的年收入比不上英倫三島其他銀行的收入多，我們認為，毫無疑問，問題就在這裏……在同各家毛紡廠的往來關系中，我們已經開始向它們提供用於開發工資的現金，並使他們得以繼續營業。本公司的銀行業務就是在這種條件下誕生的……（62）。」

這種迅速發展的原因，首先是英國各個不同地區間的經濟不平衡發展。當時，尚停留在農業階段的地區裏，銀行壹般都還在為其存款謀求投資地盤，[9]而設置在工業區裏的銀行則在信貸需求方面應接不暇，經常處於搜索基金的境地。倫敦的貨幣市場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誕生的；倫敦的貨幣市場是現金過多的銀行和現金不足的銀行間的中介人。

工業資本時期貨幣資本的供和求

隨著產業革命的掀起，貨幣資本市場有了擴大和廣泛的變化。除了來自資本主義前期社會的各階層（地主、商人、手工業者、政府官員、食利者等等）對於貨幣資本的供和求以外，還出現了來自資本主義生產機器本身對於貨幣資本的供和求。

貨幣資本是資本循環的起點和終點。但它並不單單在資本循環壹開始和最後終了時出現。在生產過程中，貨幣資本經常不斷地被排除到生產以外去，從資本主義的意義上說，就是成了「不生息貨幣」。同時，在職能資本家方面，也經常不斷地產生對於附加貨幣資本的需求，以便在利潤率最高的條件下，運用自己的資本。

壹個企業要想積累用來更新其固定資本所必需的貨幣資本，那就需要經過若幹年以後，並且要等流通資本經過了多少個循環周期以後，才能實現。在此期間，如果它不把折舊基金投於其他目的，那麽，在壹定時期內，這項基金就「不能生息」。壹個大企業的工資基金，用在每壹個生產周期開頭的時候，當這個生產周期超過了壹個月（指按月支付的工資）或者是超過了壹個星期（指按星期支付的工資時），工資基金就也不能生息。資本家為了自己的消費需要（不生息的消費基金）而提取的壹部分年利潤，是要在整整壹年的時間內花用的。在壹年的大部分時間裏，這筆錢壹大部分呆著不生息。企業的積累基金，也就是再投到營業中的壹部分利潤，也並不是在某壹個新的生產周期壹開始就全部用掉。資本家在把上述各種利潤作為投資以前，必然會等待最有利的時刻，例如市場上的有利時機。以上這些，是暫時被生產過程排除在外的、從而成為不生息基金的、四種貨幣資本的來源。

此外，固定資本的更新，並不是恰好趕在必要的折舊基金積累齊備的時刻進行。由於需要使用巨額資本，由於冒著巨大風險，這種固定資本的更新最好是恰恰趕在經濟周期終了的時候，趕在資本家預期的市場重大擴充的時候（64）。倘若時機已到，資本家的折舊基金（和積累基金）還未曾籌集，他就必然設法借貸所需的資本，好不放過這個良好的機會。握有技術發明的資本家，如果能夠借以奪取其競爭對手的銷場，他在運用該項發明上如果缺乏必要的資本，也必然會設法去籌借（65）。

在經濟循環的某些時刻裏，工業家心中有數，哪怕產品增加得再多，在市場上也不會銷不出去，因此這正是他應該積累資本，應該把利潤再用來投資的好時刻。如果當時這種利潤還沒有實現，他就必需取得借款，以便提前投資。

最後，從理論上講，當壹次生產周期完成之後，生產的再開始應該是在商品流通的周期壹旦完畢就馬上進行。然而，我們已經說過，利潤量和利潤年率是由壹年之間生產周期的次數決定的，因而也就取決於工業家能不能夠在業經生產出來的商品銷售以前，也就是說，在投入該商品生產的流動資本收回以前就再開始生產。為此他也必然力圖借到壹筆附加貨幣資本，等到貨物售出以後，再拿貨款來償付這筆債務。

資本主義製度下信貸機關的職能也就是在上述的不生息貨幣持有者和想利用借貸資本來增加其固有資本的資本家之間起媒介作用。因此，這和資本主義前期的銀行資本與資本的其他形態之間的關系正好顛倒；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裏，銀行資本在剛開始時是從屬於工業資本的服務者。但是，如果說現代的商業資本家和工業資本家區分開來僅僅是個職能上的分工問題，那麽，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壹經出現時，銀行資本家和實業或商業資本家之間的分離也就不可避免了。

因為，同實業家和商人相反，銀行家應該直接起壹種社會性的作用。銀行家唯有在能夠克服社會資本表現為許許多多、個人財產的分裂狀態時，才會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有用。銀行家的社會意義也就在於他的這種調動和集中社會資本的職能。同時，這種職能所涉及的範圍並不以資產階級本身為限，而是還包括壹些地主、富農、中農、手工業者、公務人員、技術人員以及繁榮時期的技術工人，把他們的儲蓄全部集中起來。

與此同時，貨幣資本市場逐漸走向專業化，形成了兩種截然不同的市場：

——貨幣市場，即短期信貸的供求市場，主要由銀行控製。

——金融市場，即長期信貸的供求市場，主要由銀行、首行是交易所控製，到了二十世紀，保險公司、儲蓄所、房屋協會，還有其他儲蓄設施性機關（如養老基金、疾病殘廢保險基金、預防失業基金等等）也加入了這些銀行和交易所的行列，為的是把非立即全部用掉的全部貨幣收入變成資本。（這種資本對其所有者往往不帶來任何利潤。）[10]就這樣，貨幣資本的集中運動達到了它的最高階段，完善的階段。銀行「不讓壹點壹滴的資本不生息」。

利息與利息率

利息的來源同高利貸資本利潤的來源是壹回事。利息在經濟領域內最初出現時，只是壹種由債務人到債權人的價值轉移。當壹個農民為了能夠生活到下壹次收獲，必須向人告貸x數量小麥，隨後，又必須從收獲中提出x+y數量小麥償還債權人時，存在於這兩個人之間的小麥數量，並不因為借貸關系而有所增加，僅僅是y數量小麥由債務人移交給了債權人而已。迄今為止，這種高利貸形式還遠未消失，並不斷地使受害者陷入貧困，把受害者置於債權人的奴役之下：

「在君主專製時代的越南直到收獲到來前，佃農須向地主告貸以養活自己和自己的全家，但是，收獲到來後，壹般情況是佃農用其所得不足以償清債務，繼續被債務牢牢地拴在土地之上，就像中世紀初期，農奴被習慣法牢牢地拴在土地上壹樣（67）。」

資本主義社會的流通信貸和投資信貸就不再是這種情況了。借貸的目的不再是為了保證債務人的生存，而是讓他得以實現利潤：「如果眼下有壹筆借款，這筆借款能夠被用來從事商業或者工業，從而可以在將來獲致壹筆更大的進款（也就是在原借款項之上又增加了剩余價值，增加了利潤），企業主就須付出積極的利息（68）。」[11]

流通信貸系以提前實現已製成商品的價值為目的；投資信貸系以增加企業的資本額為目的。在這兩種情況下，剩余價值或是由於資本循環的加速而增加，或是由於資本額的增加而增加。由此可見，利息不是什麽別的東西，它是借貸資本獲得的附加剩余價值的壹部分。利息率比平均利潤率要低，[12]否則，如果兩者壹般高，借貸就無利可圖，因為借來的資本本身原來就被當做能夠生產平均利潤的。債權人也感到滿意，因為在發生借貸以前，他的資本原是個「失業的」不生息資本。債務人也感到滿意，因為盡管他須向債權人支付利息，但他終究比什麽都借得不到的好處要多。

資本主義企業主就借貸資本支付的利息，是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的壹部分，是企業主加以放棄的壹部分，因為借來的資本使他獲致了比應付利息要高的剩余價值總額。但是，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普及，個個企業主都在謀求附加資本。與此同時，家家銀行的社會性集中職能，使壹切金錢都有轉化為附加貨幣資本的可能。因此，通過貨幣資本供求的增減，便產生了平均利潤率，也就是壹切非「失業性」資本的「正常收益」。必須說明，這和貨幣的「本質」毫不相幹，而是壹定生產關系的產物，這種生產關系使貨幣得以變為資本，使它得以部分占有社會勞動所創造的剩余價值。正是由於這種原因，在資本主義社會裏流行著這樣壹種習慣，就是把壹切收入都看作是具有著平均利息率的、資本化了的虛擬資本的收益：[13]

「隨著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成長，從十四世紀起就例如在德國形成的壹種對資本顯然有利的習慣，即把壹切收入（個人服務所得的收入除外）都說成是資本價值百分之幾的習慣，獲得了發展（71）。」

這種習慣導致資產階級經濟學者，在職能資本家就純屬其本人進行經營時，把他的資本利息和企業主的利潤也分離出來。從利潤總額中減掉利息便出現企業主的利潤。這顯然是「唯心的」，即虛擬的手法，因為任何企業主從資本上獲得的都是平均利潤，而非平均利息。這種習慣對於資產階級經濟學者特別有用，因為可以供他們掩飾利潤問題，也就是剝削問題，並且可以借此用簡單的利息理論，在資產階級經濟體系中代替壹切利潤的理論。[14]

信貸機關並不是為了單純的利他主義而在資本的提供者和需求者之間充當中介人。信貸機關本身也在經營特定的資本，這種資本也會帶來平均利潤。信貸機關的利潤率是以銀行利潤的形式出現的，這種利潤首先來自兩種利息間的差額，即信貸機關對存戶的貨幣資本支付的利息和發放信貸時所得利息間的差額。此外，信貸機關的收入還有代客買賣股票和債券時取得的傭金，辦理匯兌業務時收取的匯水，等等。

由於信貸機關，首先是銀行，對任何存款，就連為期不過幾天的存款（活期存款）都須付給利息（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利息），因此，反過來，它就必需把壹切閑置貨幣都加以外借。這樣在結算時才能獲得利潤。所以，在貨幣市場上，除了單純的流通信貸以外，還產生了隨要隨還的貸款（活期貸款）。這種借貸的形式早期起源於歐洲後來在中國也被運用，每逢公債季息支付日期到來的前夕，大量貨幣就集結於國庫之中，在貨幣市場上引起貨幣荒。為了應付這種局面，同時也為了不讓上述貨幣淪為「不生息」貨幣，對於以幾個星期乃至幾天為期而需求貸款的客戶，首先是貼現所，便發放信貸。貼現所用這種借款來增加其再貼現業務。這種用有價證券及債券作抵押的貸款須隨討隨還。儲蓄銀行習慣上也隨時用它的閑置資金發放貸款（72）。

這樣就形成了壹整套利息率的等級。從付給活期存款利息率和收取活期貸款的利息率起，直到付給長期存款的利息率和收取投資貸款的利息率止。在這個階梯的每壹級上都有壹個銀行及信貸機關付出的利息率和反過來銀行及信貸機關向客戶索取的利息率之間的差額。

上述各種利率間的差別，首先來源於各種信貸對於直接增加社會生產的剩余價值，貢獻大小不同。最高和最接近平均利潤率的當然是長期貸款利息率。長期貸款利息率操縱著投資信貸，首先是生產資料的賒購。同時，久而久之，便操縱了各種不同利息率的漲落。操縱著流通信貸的短期貸款利息率低於長期貸款利息率，因為雖然流通信貸能夠加速資本周轉，使剩余價值有可能增加，但它並不保證這種增加。然而，在某種情況下，例如當貨幣市場上發生貨幣荒，而這種貨幣荒不僅會給資本周轉帶來延長的危險，而且會威脅到資本本身的存在（破產的威脅）時，短期貸款利息率就會高於長期貸款利息率。

此外，還要註意，利息包括了保險費和風險費，這些保險費和風險費隨著借款期限的長短及工業周期壹定時刻的變化而變化，隨著不同等級貨幣資本供和求的特殊情況而變化，從而在自由市場上使各種利息率處於經常漲落之中。[15]但是，這些漲落是圍繞著壹種平均水平進行的，決定這種平均水平的歸根結蒂是平均利潤率。

因此，除了由於工業周期中的不同階段而產生的經常漲落以外，很難求出利息率的長期演變規律。利息率的長期演變，歸根結蒂，是由貨幣資本的缺乏或相對過剩與利潤率相對水平間的關系來決定的。

由此可見，在壹個統壹了廣大國際市場的小商品生產社會裏，在國際市場的各不同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逐步減少的情況下，利息率便會下降。當貨幣經濟在壹個農業國內有了普遍的發展時，當由於這種普遍發展而農村各階級多多少少從主要是高利貸資本的重擔下解放出來時，利息率也就會跟著下降；從這時起，利息就不再像過去那樣包括壹部分地租在內了。

流通信貸

凡是為了提前（即在把商品銷售以前）實現商品價值而發放的信貸都是流通信貸（74）。這是由專業化或非專業化銀行發放的、很少超過三個月為期的短期信貸。

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普及化，生產日益同市場分離，商品價值和剩余價值的實現越來越復雜化；雖然說即使有商業資本的參加，而資本循環也還是有延長的危險。正是在這種時候，為了抵製由於資本本身轉化為固定資本的部分日益增多而招致的利潤率下跌的趨勢，資本家便設法加速資本循環。這就是流通信貸的基本職能，這種職能使得企業主能夠把自己的流通資本減少到最低限度。

十九世紀時，流通信貸的作用主要表現在商業票據貼現方面。棉布製造商向棉花供應商付款時並不使用現金，而是采用開發期票或許約的方式。棉花供應商把期票送到銀行裏去，由銀行把票據收下，按票額付款，但須扣除利息，即所謂貼現，等到期票到期，再由棉布製造商按票額向銀行付款。在這裏，實際上是銀行把現款借給棉花供應商三個月，好讓他把資本循環加速了三個月，因為正是供應商從銀行方面獲得了信貸，他才會向製造商發放信貸）。

但是，早在十六世紀就曾經出現了另壹種形式的流通信貸（77）。[17]凡是資本家都在當地壹家銀行開得有戶頭，這樣資本家就可以用簡單的上賬方式來支付或收納款項（用轉賬的辦法，由壹方把錢款過到另壹方的賬戶裏去）。壹切銀錢進出都通過這種方法，經由銀行辦理，銀行在這裏面成了會計中心。有的時候，壹家製造商在銀行戶裏只有壹百萬的存款。但是，為了能夠繼續進行生產，他須要馬上有二百萬才能開發工資。銀行方面知道，再過幾個星期，等到商品銷售以後，製造商將會收入壹筆巨款，因此它就許可製造商從賬上支取高於他實際存款的數目（「透支」）。事實上，銀行代他墊了壹百萬法郎。當然，對於這種賬戶上的墊款，除非是些極大的廠家，製造商以後是要支付利息的，這種利息壹般是5%。[18]

1875年以後，作為流通信貸主要形式的商業票據貼現便日益被這種透支所排擠（79）。資本大量集中的結果，產生了龐大的企業。這些龐大企業在銀行方面享有足夠的信用，可以通過透支辦法獲得必要的短期信貸，相反的，由於必須按照規定日期付清已經貼過現的票據，小企業越來越感到困難，而且害怕已經開發出去的期票由於不能兌現而使自己喪失信用。最後，大企業、大企業原料供應商以及大企業銷售組織便合並為托拉斯，合並為金融集團等等，消滅了使用商業票據的舊夥伴（80）。

但是，1929年大危機以後，某些國家比如中華民國，由於壟斷資本積累了大量現金儲備，[19]由於特別依賴銀行信貸的各項工業相對衰落，由於零售商業現金付款的增長，由於專業化信貸機構的發展，對大工業透支也開始有了下降。

投資信貸和金融市場

凡是為了增加工商業主的資本總額而發放的貸款都是投資信貸。這是為數比較可觀的長期貸款，這種貸款，從貸主方面來說，其發放目的是為了獲致持久的收入。

投資信貸直接起源於中世紀時期的購買地租，中古時期的組織商業公司，十四世紀時期大商業公司裏的定息存款，以及中世紀時期商人和高利貸者發放給君主、王公和城市的長期貸款。[20]只是從十六世紀起，隨著交易所和可供流通的票據的出現，投資信貸才具備了現代的性質。從這個時候起，出現了這樣壹種社會階級，這個階級想把他們的財產——他們的資本——用來投資，通過發放長期貸款的辦法來投資，以便通過這種投資使其資本有所增加，在萌芽中的金融市場上提供資本的就是這個階級。在這個金融市場上，需要資本的首先是國家，隨後，各種股份公司也越來越需要資本。在整個商業資本時期，也就是壹直到十九世紀初，甚至到十九世紀中，在西歐各金融市場上，公債券壹直保持著優勢。

公債很快就采取了有固定收入的證券的形式，由國家用稅收作為支付擔保；[21]私人證券首先曾經是、現在仍然是收入不定的證券，這種收入的多寡系由發行該票證的各公司年利潤（或半年利潤等等）的多寡來決定。在上述兩種情況下，對資本家來說，購置了壹張有收入的證券就等於對未來的社會剩余價值享有了分配權。隨著交易所業務的不斷發展，投資信貸的社會性越來越明顯，許許多多資產階級的皮包裏都裝有各種公司的股票，而這些公司越來越多，這些資產階級的皮包裏還裝有許多國家、許多省、鎮以及其他公共機關發行的公債。

把巨額款項長期放給壹家企業所冒的危險必然會令人尋求附加保證：對經營使用所貸資金的過問權和對企業壹般管理工作的過問權。因此，直接參與債務企業，也就是說由眾多的合夥人共同組織公司，壹般是投資信貸最常見的形式。

古代的公司，不論是中國的、中世紀歐洲的、阿拉伯的還是拜占廷的等等，都是些無限責任公司：合夥人就其全部財產對公司債務負責，不論這種財產是不是公司的投資。這就是中古時期經營投資信貸的銀行家家迅速倒閉的原因。在威尼斯，十四世紀成立的壹百零三家銀行中，有九十六家破產（84）。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的結果，導致了信貸的非人格化，產生了現代股份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完善形式。購買企業的股票和債券成了發放信貸的正常形式。

股份公司盡管早在十六世紀就已經出現，但是，要等到十九世紀它才成了強大的信貸形式。十八世紀初期英國南海公司和法國密西西比公司轟動壹時的破產，增長了資產階級對這種信貸形式所具冒險性的無比恐懼（85）。實際上，在當初工場手工業時期，這壹類信貸的擴展還不是那麽適時，只是後來到了工業資本主義的高漲時期，對於這種信貸的擴展才有了需要。

因此，從十六世紀到十八世紀末期，向私營企業方面發展的投資信貸是不多的。股份公司固然只是在緩慢地發展，而儲蓄銀行，鑒於中世紀末期的經驗教訓，也都放棄了投資業務（86），同時，儲蓄銀行壹旦取得了公共銀行的地位，它就不準再經營投資業務。銀行只對國家和少數享有特權的客戶經營長期貸款。

要等到英國的「證券銀行」和大陸的「高級銀行」在十八世紀末期出現以後，銀行才重新積極過問私營工商業務。1822年成立了第壹家真正的商業銀行：比利時總公司。這家銀行起初是對工業企業發放短期貸款，但很快就遇到了資本固定化過多的困難，終於不得不征求投資，並主動采取了成立股份公司的措施（87）。

法國按照比利時總公司的範例成立了類似的公司，但是伯萊爾兄弟動產信貸公司轟動壹時的失敗，把大多數歐洲國家商業銀行的發展高潮壹直推到了1872年以後（88）。當時，在許多國家裏出現了大批的混合銀行，既收存款又發放投資信貸。

到了二十世紀，在保險公司、儲蓄所、社會保險基金等等的影響下，金融市場起了變化。保險公司、儲蓄所、社會保險基金等等壹方面聚集了大量資本，另方面又不能使用這些資本去購買收入不定的證券。好幾個國家都製定法律加以限製，甚至對儲蓄銀行也加以限製。由於這種原因，在大多數國家的現代金融市場上，國家基金又像十九世紀以前壹樣，占了優勢（89）。同這種現象同時並存的是各大企業的經濟核算現象。[22]

如果把存入社會保險基金和儲蓄所等等的資金看做是同銀行裏積累起來的資本主義基金或多或少相等的貨幣資本積累，那就錯了。實際上，工人們的儲蓄只不過是壹種延期消費的資金而已，因為這種資金的絕大部分是要在存戶本身的生活中去用掉的。在全盤統計工資和薪金收入的時候，在考察這種工人們的儲蓄的時候，必須把患病工人、殘廢工人、還有依靠養老金過活的工人等等的債務也列進去，把他們不得不向社會救濟機關、私人救濟機關、家庭救濟機關等申請的補助也列進去，把他們在消費方面的削減，即原來就已經低於生活起碼需要水平的消費方面的削減等等也列進去。全盤計算結果，統計數字證實了這樣壹點，即壹代工人在其整個壹生中，幾乎是積累不了什麽有價證券的。

交易所

資本家和信貸機關用股票及債券等形式，把閑置的貨幣資本投入股份公司，為的是想使這種借貸獲得平均利息率。從債券和有固定收入的證券來看，他們事先就得到了這種保證。但是從整個股票的本身來看，所得利息的厚薄是隨著實現的利潤多少而漲落的。這種利息叫做紅利。

但是股票、債券以及其他有價證券，作為收入證券，成了可以流通的東西，可以在交易所裏買進賣出。它們的價格不是別的，就是從年紅利（年收入）到平均利息率的營業資本估價。這種價格就是股票在交易所裏的行市。[23]由於同壹家公司分配的紅利壹般情況是每年不壹樣，同時也由於對該項紅利作出的估計壹年之內在不斷地變化，股票的行市就有可能發生劇烈的漲落。於是壹種真正的在行市上進行投機的組織便成立了起來，時常造成人為的行市波動；人們傳播謠言或是隱瞞有關企業利潤率馬上會發生的急劇變動。

這種投機活動在有些國家絕大部分是利用信貸來進行的。例如紐約，金融市場的主要業務是對華爾街的投機商發放信貸（90）。

股票及債券所有者領取平均利息，工業、商業和金融股份公司實現平均利潤。差額到哪裏去了呢？它在沒有被重新投入企業資本和沒有變為儲備金的情況下，是以創業利潤的形式作了營業資本的提前估價了，是被公司創辦人以額外股票和發行優先股票等等方式占有了。

假定有壹家工業企業，它的資本是壹億元。這家企業想從社會上額外獲得二億元來擴充營業。假定平均利潤率是百分之十，平均利息率是百分之五。如果股票的發行總額是三億元，那麽在人們心目中這些股票便應該平均每年生產紅利壹千五百萬元。但是企業創辦人所預見的年利潤是三千萬元。平均利息和平均利潤之間的差額，也就是壹千五百萬元，按5%平均利息率進行資本估價，形成了三億元的壹筆額外資本，由企業創辦人所占有了。由此可見，創業利潤是要在股票的發行總額應為六億元時才能實現的，而實際收足的股金僅為三億元。另外三億元的額外股份只是些收入證券，這些證券的所有人——企業創辦者——可以年年獲得平均利潤和利息（紅利）之間的差額，也就是企業主利潤。

創業利潤的資本估價說明了在股份公司大發展時期「工業巨頭」迅速致富的原因。實際上，這種資本估價是對平均利潤和利息的未來差額提前作出的，因而有著強烈的投機成分。許多股份公司經過這樣超額的資本估價，都在長時間之內無力支付相當於平均利息的紅利，正是這種超額估價的後果，另有壹些公司甚至破產倒閉。

另壹種占有創業利潤的形式是在交易所裏擡高股票的行市。例如有壹家公司，創業資本是壹千萬元，分為壹千股，每股壹萬元。假定用平均利潤率百分之十五對該公司的可得利潤進行估計，它就壹年可以獲得壹百五十萬元的利潤，合每股壹千五百元。然而平均利息卻只是5%，借出去壹筆款子只能帶來5%的收入，所以，在正常情況下，壹筆三萬元的資本才能有壹千五百元的收入。這樣，公司創辦人就能夠用三萬元壹股而不是壹萬法元壹股的行市把他們的股票在交易所裏出售，從而占有差額。這種差額的由來仍然是未來的平均利潤和現時的平均利息間的營業資本估計。

當股票和債券在交易所裏和經紀人手裏繼續獨立流通的時候，這些證券的真實價值（即它們所代表的對等價值）可能早就已經消失。政府當局用借來的資金製造的戰艦可能早就已經沈入海底，用出售股票得來的金錢購置的機器可能早就已經變成廢鐵。許多股份公司在作出營業資本超額估價之後，實際資本和流通證券總額原來就有了深刻的分離，現在它們徹底地互不相幹了。有價證券僅僅代表壹種虛擬資本，這種表面是社會資本總額之壹部分的虛擬資本掩蓋了它的真正性質，即單純的收入證券的性質，憑這種證券可以享有分配社會剩余價值的權利。

股份公司和資本主義的發展

很久以來，人們就想用股份公司的發展來證明這樣壹點：資本絲毫也沒有在不斷地集中，而是在走向「民主化」。在某些國家裏，譬如在臺灣，持有股票的人不是有好幾百萬麽？具有高度業務水平的工人，不是個個名義上都可以用自己的積蓄購置各大工業公司的股票麽？

這種觀念具有其雙重的混淆性。首先，並不是任何人，只要他的收入歸根結蒂來源於社會剩余價值的分享，便都是資本家。否則每壹個殘廢軍人都成了「資本家」了。唯有那些可以依賴其資本收入為生、可以不出賣勞動力、生活水平至少相當於壹個小工業家的人才應該被劃入這個範疇。

根據調查證明，臺灣的工人當中，真正持有大量股票的人很少。大部份股民其實都是散護，很多人持有股票不到企業虛擬資本總額的百分之壹，壹年收入不到兩萬，還比不上壹個中等工人壹個月的工資。由此可見，把這種股東說成「資本家」，那是荒謬的。

其次，從形式上看，股份公司似乎是分散生產資料所有權的機構，但實際上它所代表的是資本集中的壹個重要階段。把壹個小股東當成例如像通用汽車公司那樣壹個巨大托拉斯的「共有人」，那純粹是法律上的假想。事實上，這個小股東僅僅是壹張收入證券的所有人，為了取得這種證券，他把自己的積蓄實際上交給了大工業家和大銀行家去自由支配。因此，對於小額積蓄所有者來說，股份公司不過是壹種隱蔽的剝奪形式，它並不是對無名力量有利，而是對大資本家有利，就這樣，大資本家才能支配遠遠超過他們自己財產的大量資本。

「當壹個人向壹個大公司投資時，他便把運用其資本來建立、生產和發展營業的權利交給了這家公司的領導人（董事會），並放棄了對於產品的全部監督權。他所保留的是壹種改變了的權利，即壹般用貨幣形式分享部分利潤的權利，還有將其在公司裏的投資任意出讓的權利。他成了幾乎毫無動作的參與人。」

在種種情況下都是由人數很少的大股東握有同人數眾多的小股東壹樣多或者比他們更多的股票，從而操縱著股份公司。事實上，主要操縱股份公司的是壹個人數更少的小集團。[25]

「公司的形式為壹種真正的貴族、真正財政寡頭的產生提供了有利條件。職業董事們出現了。這些董事們的職務就是專門管理各大公司的資本……許多公司之間聯系不斷增加的結果，使得這些董事聯合起來，建立了壹種個人王朝。出現了形形色色相互交織和名目繁多的關系：利益共同體，聯合管理處這種個人不負責而由董事會領導的雙重事實，為相互諒解和達成協議（即壟斷）提供了有利條件。」

股份公司（匿名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責任公司等等）的普及標誌著信貸及整個經濟實際上社會化的壹個重要階段。當銀行把小食利者存放在它那裏的款項貸給實業家時，實業家仍然是他用來進行經營的絕大部分資本的所有人。隨著股份公司的建立，企業主和年金所有者間的分離便日益加深。企業主的資本成了壹種工具，通過這個工具，他可以支配比自己的資本大好多倍的另壹些資本。

消費信貸

流通信貸和投資信貸的活動領域主要是停留在大、小資產階級範圍以內。但是在資本主義時代，再度出現了用高利貸形式或者不用高利貸形式提供貸款的消費信貸。由於不得不購買生活必需品而對商店負了債的工人、職員、失業者和破落戶，可以很快就被無情的債權人帶上終身枷鎖，他們的微薄收入的絕大部分被人奪去作為利息，也無法使他們脫身。尤其惡毒的是，實行這種高利貸的就是工人在其中出賣勞動力的企業所開辦的商店。

隨著所謂持久消費物質的大批生產（如炊具、縫紉機、冰箱、洗衣機、收音機、電視機、自行車、摩托車、汽車等等），出現了消費信貸的另壹種形式（102）。壹般說來，就連具有高度業務水平的工人和職員，他們所得的工資也不足以拿來用現金購置這壹類商品。但是，他們拿每周或每月工資的壹小部分來付款，經過壹定時期，這些商品便可以歸他們所有。工商業者對這種分期付款的交易給以便利，對他們自己是有利的。因為這是擴大上述持久消費市場的唯壹辦法。也因為，壹般說來，這種信貸能使他們獲得高額的利息（現金交易和分期付款之間的差額）。[26]同時，這樣壹來，商人們的壹般營業開支（貯存費和管理費）還可以大量減少，因為由買者本身負擔了這壹部分費用。但是，即使把這種買賣所包含的剝削撇開（例如壹次到期未能照章繳款時，有關商品便由公司收回），分期付款交易製度的過度發展也體現著資本主義製度的壹種不穩定因素，特別是每當經濟周期的繁榮接近尾聲和破產倒閉的前夕（103）。

信貸與資本主義的各項矛盾

由此可見，信貸本身深刻地表現了資本主義的歷史及其發展。它有力地擴大了資本的活動地盤，使得任何閑置貨幣儲備都有了作為資本估價標的物的可能性。它便利、加速和普及了商品流通。它刺激了資本主義生產，刺激了資本之間的競爭和資本的集中化；總之，它刺激了資本主義發展的各種趨向。信貸對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商業都同樣是個必不可少的工具，並成為對付平均利潤率下降趨勢的重要手段。

同時，信貸也改造了資產階級本身。利息和利潤的分離，食利者階層與廣大資產階級的分離，壹方面標誌著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結果，壹方面也標誌著資本主義沒落的第壹個必然信號。壹部分資產階級僅僅是依靠他們的財產（資本）過活，而為了依靠資本財產過活，他們就全部排除於生產程序以外，被排除於同機器和勞動人民的直接接觸以外。在家庭資本主義所有製企業裏還屬於個人的、實質的、資本主義占有製的私有性，到了股份公司時代就越來越變得客觀和抽象。資本的統治采取了最壹般的和最匿名的形式。表面上，體現著剝削的不再是有血有肉的人，而是客觀的、盲目的經濟力量的同義語「公司」和「有限公司」。

商業方面也是壹樣。信貸可以大大地有助於加速資本周轉，可以在巨大的固定裝備中，在資本轉為固定資產的部分日益增長的情況下，有助於不斷擴大流動資本的靈活性。[27]這樣它就可以減弱由於資本主義發展結果而引起的各種當前矛盾。但是同時，從長遠來看，它卻又使這些矛盾尖銳化。工業資本主義產生的初期，每壹個資本家都能夠很快就知道他生產商品所消耗的勞動時間是不是必要社會勞動時間。他只消到市場上去壹下，去找人照生產價格購買他的商品就行了。當商業和信貸使實業家與消費者彼此會面時，實業家自然而然便會明白自己的商品價值多少。但是，他並不知道以後是否能為這些商品真正找到銷路，是否會遇到「最後的消費者」。實業家把錢（生產商品的等價）花費了很久以後，可能發現這些商品根本銷不出去，它們並不真正體現必要的社會勞動時間。破產便成了不可避免的事。信貸可以推遲這種破產，但在破產終於來到的時候，又使破產的影響更加猛烈。

信貸使生產能夠不直接顧到市場的吸收能力而擴大；信貸在整個壹段時期中掩蓋著生產能力和有支付力的消費能力之間的真正關系；信貸超過實際購買力而刺激商品流通和商品消費；從而推遲周期性危機的到來，使各種不平衡因素嚴重化，因而使危機壹旦爆發就更加劇烈。原因是信貸只能使貨幣——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兩項基本職能的基本分離日益加深，只能使商品流通和實現交換價值的貨幣流通的基本分離日益加深。這些矛盾是資本主義危機最主要和最普遍的根源。

資本主義社會的農業生產以及地祖剝削農業和商品生產

農業的發展為真正的分工和城鄉分離以及交換關系的普及創造了基礎。但是農業卻長期和由它自己使之產生的這種流通方式無關。小商品生產在國際貿易中心的壹些大城市裏已經形成好久，而使用價值的生產卻依然在和這些大城市相隔僅數裏的鄉間占著支配地位。只有少數幾家農場生產出來的剩余產品才被拿到市場上去。

當邏馬帝國從事以食物供應羅馬市的無產階級以及帝國的眾多軍團時，小麥、油、酒和橄欖的交易就有了飛躍發展。有些作者甚至把這些交易的波動看作是羅馬帝國衰亡的決定性跡象（1）。但是，實際上，這種供應的對象並非是無名市場，而是國家（2），而且這是壹些無償的或者價格極為低廉的供應（3），因此，它是壹種直接的或隱蔽的賦稅形式。僅僅是在大量農產品的集中和運輸方面，商業資本才在廣大程度上發揮作用，然後再由國家把這些產品無償地分配給像羅馬和拜占廷這樣壹些大城市的居民，以及軍團。由此可見，整個這種供應循環並不和商品生產發生關系。在農產品方面，只是在本地市場上出售農民及貴族的剩余 產品和在向國家出售農奴種植園的產品時，才會出現商品。總的說來，在任何壹個資本主義以前的社會裏，都是如此。

十六世紀，當貨幣經濟開始普及時，商品生產日益向農村伸展，與此同時，資本發展的結果，社會上出現了壹個新的佃農階級。這些佃農之所以要土地並非為了自己種吃的，而是為了把它當作農業商品的生產基地，因為出售這些商品會給他們帶來利潤。

從十八世紀起，被大工場的產品打擊得支離破碎的家庭工業和農村手工業開始消滅。在西歐，到了十九世紀這種演變才全部完成。在世界上其它壹些經濟落後地區，同樣的演變要到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才開始。現在，這種演變並非在每壹個國家裏都已經結束，而是還差得遠。此外，還沒有壹個地方的農業商品生產已經把使用價值的生產消滅凈盡，因為，即使在工業已經高度發達的國家裏，例如臺灣，直至如今還有自耕自足的農民，也就是只向市場出售其剩余產品的農民。

資本主義以前的地租和資本主義地租

在資本主義以前的文明社會裏，農業是人類的主要經濟活動。因此，在這種社會裏，地租是社會剩余產品的基本形式。生產這些剩余產品的人是農業生產者。農業生產者實際上支配著歸他們自己占有的土地，並且少說也對這壹生產資料享有著使用權。農業生產者取得土地使用權的代價是把自己的部分勞動時間（勞役）或部分產品（實物地租）貢納給有產階級。把農民生產出來的產品分為必需產品和剩余產品（地租）的做法，完全是在市場之外，在使用價值生產範圍以內去進行的。

在資本主義以前的社會裏，實物地租轉變為貨幣地租這件事本身已經是社會解體的壹種表現。這種轉變預示了生產的巨大發展，商品流通和貨幣流通的巨大發展。農民為了向封建地主繳納這種新形式的地租而需要的貨幣，是通過壹部分產品賣掉來取得的。但是，如果說，必需要有了商品生產，然後才能產生貨幣地租，那麽，從數量上說，貨幣地租卻依舊和市場的情況無關。貨幣地租的特點——貨幣地租之所以在資本主義以前的地租演變終了時出現，貨幣地租之所以在以往的各種形式中總是具有這種相同的特點——在於它的固定性，因而不受物價運動以及生產者貨幣收入多寡的影響（5）。[二]正是在地租固定不變的範圍內，在整個農產品價格巨幅度增長的這段時期（例如十三世紀初到十四世紀中葉，農業產品價格巨幅度上升的這段時期），農民才成了重要的受益者（6）。

此外，在資本主義以前的地租時期，只是在例外情況下，土地本身才會被看作是貨幣資本的投資場所，土地必須要為這種資本帶來壹定比例的收入：

「野蠻時代及封建時代初期，只有微不足道的小部分土地可以被自由地拿來進行交易；復蓋著森林和草地的遼闊土地，都是王室親貴的莊園；就連舊世俗人占有的土地也都是被壹整套租讓人和承租人之間的等級關系聯結在壹起。通過這種關系，這些土地雖然不是完全不得轉讓，但轉讓起來就會遇到無數的障礙。地主和農民之間的關系，也同樣是固定性的。至於說到農民，使用關系代替了契約關系，絕大多數土地耕作者都降低到了縛在地上的農奴地位，既不能隨便離開土地，但也不能把他們從土地上趕走。」

資本主義地租的性質則與此迥然不同，資本主義地租是在這樣壹種社會裏出現的：在這種社會裏，土地本身以及它的主要產品已經變成商品。資本主義地租是投在農業上的、必須帶來平均利潤的資本的產物。由此可見，同資本主義工業壹樣，資本主義地租預示了生產者同生產資料之間的分離。此外，資本主義地租還暗含著土地占有者同資本所有者之間的分離，生產資料同租佃人之間的分離。資本主義地租的特點在於此；它同資本主義利潤不同之處也在於此。

資本主義地租的起源

農產品市場的起源和中世紀城市的發展是緊密相聯的。商業剛壹開始飛躍發展，莊園供應製就陷於瓦解；商業的飛躍發展為首批地方性市場的形成創造了有利條件：

「封建主的莊園供應製為在緩慢地形成中的地方性市場組織所代替。用車輛長途跋涉地把小麥運往中央莊園去進行消費，或者是運往莊園集團的中央市場上去，而且壹路之上還要經過壹些小麥價格低廉的地區，同時，在最終到達的地區裏也許還存在著大量的剩余小麥、從而價格十分便宜，這就成了沒有必要的事。換句話說，在糧食問題上，地方性市場逐漸滲入莊園供應製，並終於完全取代了這種製度（8）。」

但是，這種轉變是緩慢的；真正的地方性小麥市場要到十五世紀後半葉才占了支配地位（9）。同時，不同城市的供應政策都妨礙著地方性市場的形成；這些城市想盡辦法，千方百計地阻止糧食價格上升（10）。在這種情況下，國內市場的統壹就成了不可能的事情，在每壹個國家都成立了壹系列的區域性市場，彼此的糧價相差很大，各自反映著當地的情況：是糧食富足呢、還是糧食匱乏。

到了十六世紀，這些基本上是由使用價值生產者的剩余產品來供應的市場，便開始朝著大城市市場的方向演進；要知道農業資本主義的來源，就必須到這種演進中去尋找。若幹大城市的驚人發展，打亂了農產品的供求關系（12）。在這些大城市的圍墻裏面，集中了全國極為可觀的壹部分人口。直到近代這些居民的糧食供應不再是單單仰賴於近郊的農業地區，而是仰賴於全國整個農業（13）。這樣壹來，農產品價格便在全國範圍內趨向平均，其結果是大城市地區付出的糧價，成了全國小麥價格的基礎。

從這件事實出發，同中世紀地方性市場上發生的情況相反，和遙遠的歉收地區的價格（包括運費在內）相比，首都附近的、有大量剩余小麥的地區，就會把自己的小麥以較貴的價錢出售（14）。同時，就在這同壹個世紀裏，人們還從大城市市場走上了國際糧食市場：倫敦不再僅僅吸引它本身供應所需的小麥，而且還吸引著全部用於出口和拿到國際市場上去博取最高價格的小麥（15）。

十六及十七世紀起，出現了廣闊的大城市市場，與此同時，各大城市都實行了完全相反的糧食政策，它們不再像中世紀那樣，采用各種手段來限製糧食價格，而是想方設法、以任何價格來確保城市所必需的足夠供應（16）。從這個意義上講，大城市起了表面上的無限市場的作用，為資本主義打入農村創造了有利條件。運到城市裏去的不再單單是農村方面的剩余產品，而是多多益善的小麥，從而使農村人口的口糧時常剛剛夠吃（17）。

發生村社圈地運動的原因，不僅在於飼羊業有利可圖，而且由於小麥價格勝貴的刺激。大城市市場的出現同農業生產者被剝奪自由使用土地的權利（也就是在農村實行資本主義）是彼此緊密相聯的。

在同壹期間，農業的合理化經營，土地從三年壹休閑過渡為改種有助於恢復土壤肥力的作物，化學肥料使用量的日益增加等等，起初是在某些地區，然後是在壹個國家，壹個佃農要想享受從不斷增長的農產品價格上帶來的驚人果實，他就必須具備壹筆最起碼的資本。早在十八世紀末葉的臺灣，壹個佃農要想經營壹英畝耕地的農場，就至少要有充足的資本；要經營壹英畝半耕半牧的農場，就至少要有很多錢才可以；要想經營壹個畜牧莊園，就至少每英畝要是壹個非常賦予的人。由此可見，具備壹筆資本成了要經營壹項多多少少還過得去的農業的條件。這樣壹來，資本要打入農業的壹切條件就都成熟了。

然而，這種資本在進入中國的時候，它所面臨的兩種情況，同工業和商業中存在的情況截然不同。在工業中，每壹項物質生產因素——機器、原料、勞動力——都可以由資本本身來生產、再生產，並且可以用相對或絕對日益低廉的價格（即勞動力，因為有工業後備軍！）來生產；可是，在農業中，生產的基本物質因素，土地，壹經固定下來就有了局限性，永遠蓋上了不足的烙印，成為天然的壟斷（21）。資本可以在工業的任何部門裏自由出入，但卻不能自由地進入農業。在農業中，土地所有權為地主階級所獨占，除了以支付地租為代價外，地主是不許資本進入農業的。

由此可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剛產生的時候，土地就表現為雙重的壟斷：自然的壟斷和所有權的壟斷。只要農業生產率繼續落後於人口增長率和工業生產率，壹種雙重的價格差別就會自行建立起來。由於全部農產品都會被市場所吸收，小麥售價便會由收益最低的劣質土地的生產條件（肥沃程度、經營方式、地理位置等）來決定，從而遠遠超過了賺錢莊園的生產價格，並為後者帶來超額利潤。同時，由於農業同利潤率的平均化無關，並且還存在著上述的雙重壟斷，所以，哪怕是在收益最低的條件下生產出來的小麥也不是按照它的生產價格、而是按照它的價值來出賣；這種價值高於生產價格，這是因為，同工業相比，農業在技術上比較落後，因為在農業部門裏，資本的有機構成較低，資本主義地租的來源就在於這種雙重差別，而且是在存在著這種差別的情況下，資本主義地租才能夠存在。

級差地租

在工業中，當著壹家企業的生產率高於平均生產率時，這家企業就實現超額利潤。高生產率雖說能讓商品按照高於其生產價格的價格出售，但到最後還是要導致平均的市場價格下降。在農業中，生產率上的巨大差別也能使某些莊園和某些土地的所有者得以實現超額利潤。但是這種超額利潤並不伴隨市場價格的下降，而是市場價格的上升。只要是農業生產率的增長繼續落後於人口的增加，因而使農產品仍然求過於供，市場價格就依舊由在收益最差條件下生產出來的農產品的價值來決定。如果為生產糧食而耗費的整個人類勞動都是社會必需勞動——只要全部農產品都能夠繼續找到買者！哪怕是在土地收益最低的條件下生產出來的商品，也會給自己的價值找到等價物；由此可見，決定小麥平均售價的正是這種價值。小麥平均售價和高生產率土地上生產出來的小麥的生產價格二者之間的差額，表現為級差地租，這種級差地租為土地占有者所專有。

級差地租可以由兩種不同的方式產生：由於土地天然肥沃力的不同——或地理位置，和不同的投資。我們把這兩種情況分別稱之為第壹形態級差地租和第二形態級差地租。

假定有三塊面積相等的土地，由三個租佃人使用相等的資本在上面分別進行勞動，彼此的資本有機構成也完全壹致。假定壹年之間他們各自投入的資本是壹百萬元，土地A收獲了八十公擔小麥，土地B收獲了壹百公擔小麥，土地C收獲了壹百二十公擔小麥。如果平均利潤是20%，小麥的售價便會是：1，200，000/80，也就是說，每公擔售價為壹萬五千萬元，這是肥力最差的土地上的小麥生產價格。

由此可見，土地A不會帶來任何級別地租。土地B的生產價值是壹百五十萬萬元；如果這塊土地是租佃來的，土地占有者就會收入三十萬元的級差地租。租佃人會滿足於獲得平均利潤二十萬萬元。土地C的生產價值是壹百八十萬萬元；如果這塊土地也是租佃來的，土地占有者就會收入六十萬萬元的級差地租，租佃人也只能滿足於獲得平均利潤二十萬萬元。

運輸費用是包括在農產品的出售價格裏的，因此離大城市最近的土地就會產生較高的級差地租。

只要農產品的價格有繼續上升的傾向，在農業上進行投資，以便開荒擴大耕地面積，或者提高熟地的生產率，就會對資本家有利。在第壹種情況下，土地的肥沃程度不壹定差，這可能是壹些偏僻的土地，壹些比較遠的土地，壹些要想比熟地實現更高的收益，就必須在上面安裝大規模排灌設備的土地。但是這種投資的折舊是要經過壹段時間之後才能實現的。因此，在此期間，生產費用會增加，生產價格也因而增加。

因為施肥量有了額外的增加，因為選用了良種，因為使用了農業機械，因為雇用了農業專家，壹句話，因為作出了額外投資而產量增加時，情況也和上面壹樣。

讓我們再舉A、B、C三塊土地為例。假定在土地C上追加了投資壹百萬萬元，生產由壹百二十增加到二百二十公擔。在這樣作出的壹共二百萬元的投資上，資本家應得平均利潤20%，即四十萬元。但是，倘若小麥售價繼續由收益最低的土地上的小麥生產價格來決定，即每公擔壹萬五千萬元，那麽二百二十公擔就可以售得三百三十萬萬元。在壹百三十萬萬元的剩余價值當中，四十萬元作為平均利潤落進資本家的腰包，六十萬萬元作為第壹形態級差地租落進土地占有者的腰包，三十萬萬元表現為第二形態級差地租，由土地租佃人想方設法留給自己，但是到了租約期滿續訂租約時，便會由地主把它算進地租裏去。同第壹形態級差地租相反，第二形態級差地租並不是那麽表面化，因此它不那麽容易為土地所有者直接占有。

絕對地租

到現在，我們只談到了這樣壹些土地上的地租和超額利潤：這些土地，或者是由於肥沃，或者是由於地理位置好，或者是由於在上面進行了額外投資。只要是農產品的價格還繼續由收益最差的土地上的生產價格來決定，上述土地上的生產價格便會低於收益最差的土地上的生產價格。然而，在收益最差的土地上將是怎樣壹番景象呢？倘若經營者和土地所有者是壹個人，那就不會發生什麽問題，因為，原則上，資本家只要拿得到平均利潤就滿意了。可是，如果土地所有者並不親自經營這塊土地，那情況就不同了。在這種情況下，向土地所有者繳納地租便仍然是讓這些土地向農業開放的前提條件。只要是小麥的出售價格還繼續低於、或者等於這些土地上的生產價格，這些土地就會無人加以耕種，因為租佃者只會是在扣除了平均利潤以後才能支付地租。否則，租佃者只要把資本轉投到工業和商業中去，他就能實現平均利潤，所以，他如果再這樣做還有什麽意義呢？但是，壹旦農產品的出售價格有了足夠的提高，即使在肥力最低的土地上也能生產出地租來的話，這些土地便會也有人來加以經營了。在整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初期，由於農業生產率落後於工業生產率和人口的增長，這種情況曾實實在在地出現過。

在肥力最差的土地上出現的這種地租是從哪裏來的呢？它來源於這樣壹件事實：在這種土地上生產出來的小麥，不是按照它的生產價格出售，而是按照它的價值出售，而它的價值是高於它的生產價格的，因為，同工業相比，農業中的資本有機構成較低，而土地所有權的壟斷又妨礙著資本在農業中自由出入，從而使農業資得以不「參加」利潤率的社會平均化，不把在從它本身範圍內創造出來的那壹部分剩余價值拿出去進行總的分配。

舉例來說：假定工業的年生產總值為：

4000億c+1000億v+1000億pl.=6000億。

農業的年生產總量，就可以得出如下：

2000c+1000v+1050pl.=4050

工業中的平均利潤率100/500=20%

在農業中，產品不是按照生產價格加利潤20%（即三千六百億）來出售，而是按照產品總值四千零五十億，也就是連同超額利潤四百五十億在內來出售。通過這種超額利潤就出現了絕對地租，農業的利潤率成了105/300，也就是35%。

必須說明，土地本身並不生產地租。壹塊荒地是絲毫地租也「生產」不出來的；生產地租的是投入農業的勞動力。由此可見，同工業利潤壹樣，這是剩余價值，是無償勞動。但它又是壹種特殊的剩余價值，這種剩余價值，由於土地所有製的關系，並不參加利潤率的總平均。這樣，它就提供了超額利潤，這種超額外負擔利潤是由於農業中的資本有機構成比工業中的有機構成低而形成的絕對地租。同時，這還是壹種超額利潤的超額利潤，因為在農業中提供的全部勞動，都是社會必需勞動，就連在工業生產率低的情況下提供的勞動也不例外。

地租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

由此可見，對於整個資產階級來說，地租意味著雙重的損失。壹方面，壹定數量的剩余價值不參加利潤率的平均，而且，由於這壹定數量的剩余價值是由比工業中資本有機構成要低的資本有機構成產生出來的，因此它原本是能夠提高平均利潤率的。另壹方面，農產品的價格有了上升，因為農產品是按照收益最低的土地的產品價值來出售的。這樣壹來就必然會在工資方面形成壹種較高的最低基礎，倘若取消地租的話，這種最低基礎是不會這樣高的，這就多多少少意味著工業中的壹部分價值轉移到了農業中去。

總之，地租的存在，不僅妨礙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適當發展，而且尤其妨礙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在農村中的發展。地租於被非經營地主占有之後，便退出了農業而不再被用來投資。這就使農業中可供投資的基金減少，使農業中資本積累的速度減慢。

但是，級差地租為土地占有者所專有這件事，主要是在土地改良上，成了壹個巨大的障礙。租佃者在進行土地改良時，只能獲得有限的利益，因為，這種改良不可避免地會促使土地占有者提高地租率！土地占有者千方百計使租佃契約的期限越短越好（可能的話壹年壹定），在這種情況下，級差地租就會不斷地增長。對租佃者來說，有利的則是訂立長期租約，因為長期租約能讓他們享有用自己的資本（在小租佃者情況下是用自己的勞動）來實現的土地改良的果實。

土地的價格和地租的發展

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廣泛發展，壹切進款都被習慣地看作是由投出去的資本——真實的資本和假想的資本——按照平均利息率帶來的收入。地租是壹個實實在在的經濟「範疇」，諸凡農業勞動者生產的剩余價值都是它的源泉。但是，「土地價值」這個詞，其本身卻是毫無意義的。土地並不比空氣、陽光、或是推使帆船前進的風更有價值。土地是由大自然提供的壹個「生產因素」，它不是人類用勞動生產出來的商品。凡是沒有強製實行壟斷土地私有權的地方，土地既沒有「價值」，也沒有價格。

只有在土地由私人占有，從而把它變成壟斷財產的地方，土地才取得壹種價格，這種價格不是別的，它不過是根據平均利息進行了資本估價的地租：「土地的價格由土地產品的價格來決定，而不是相反（35）。」取得或買進壹塊土地並不是購買壹個「價值」，而是買進壹個收入憑證，因為日後的收入是以當前的收入為基礎而計算的（36）：

「購買土地的人，實際上是取得收取壹系列年收入的權利，而要判斷這些年收入日後能有多有少，最現實的根據是它們在最近的過去曾經是多少。考察證明，壹塊土地在過去的十年間的收入，是買主打算付出的價格的最有效的準繩。」

十八世紀末葉以來，土地價格的發展已經證實了它的這種來源，土地價格絲毫不是圍繞著「物的價值」起波動，而是隨著農業景況中的、往往是驟然和劇烈的波動而波動。

人口增長而肥力較差的土地必須投入巨額資本才能耕種，所以十八世紀下半葉農產品價格大大增長，隨後，地租也立即有了相應的提高。

為了使級差地租能夠出現，農產品的售價必須確保哪怕是在收益最差的土地上投下去的資本，也能實現平均利潤。為了使絕對地租能夠出現，農產品的售價必須確保在生產率最低的條件下生產出來的小麥，不是按照它的生產價格，而是按照它的價值出售。當全部農產品的價格都下跌時，上述各條件，或者是其中之壹，就可以暫時或永遠被取消。這個時候，某些土地上的地租便消失了。倘若這些土地不是由土地占有者本人直接經營的話，它們的耕種就停止了。倘若它們是由土地占有者本人直接經營的，土地占有者只好滿足於取得低於平均利潤的收入，甚至滿足於取得只相當於壹筆實際工資的收入。

資本主義以前的各個農業危機時期都已經發生過的這種現象，到了十九世紀的最後二十五年間，又有力地表現了出來。當時，各國開始采用機器來耕種遼闊的牧場和草原，從而使農產品成本下降了50%。與此同時，改善了的運輸條件使得運費也有了下跌。

土地所有製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

土地私有製不僅不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進入農業的條件，而且它還妨礙並推遲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全部可耕地為私人所占有這件事，阻止著新的農民去加以自由經營；但是，對於工業資本主義的高漲來說，它卻又是必不可少的條件。只要是還存在大片大片的閑置土地，城市勞動力就可以逃避工廠裏的勞役，工業後備軍就會消失，就可以由於工業就業與農業就業之間進行競爭而發生提高工資的危險。

早在十八世紀中葉就有壹些人坦率地承認了這個事實，並且要求製止指向外國的移民運動。如果是只要用壹筆微不足道的價格就能買到壹塊好地，壹個星期勞動兩天就可以過得舒舒服服，那麽，任何壹個自由的人也再不會去為別人勞動了。

在那些有著閑置土地的國家裏，用搶劫手段以及合法或非法暴力手段，把大部分土地據為私有的同時，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遠離西歐的中國，取得了種種發展，並且還發生了同私人占有村社土地相仿佛的現象。

生產關系與農村的所有製關系

在資本主義時代，用工業後備軍的形成和地租的經濟作用把農業同工業聯系在壹起的特殊關系，引起了農業本身的特殊發展形式。從十四世紀到十九世紀某些國家還保留著的奴隸製，和從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某些國家采取的強迫勞動製，[16]在該有關各國的特殊情況下，意味著這些國家裏形成資本主義所有製的必要條件。但是奴隸製和強迫勞動製的采用，在長時期內，依然妨礙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進入農村。

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在中國就出現了壹個類似的更為重要的現象。資本主義產品的打入這些地區和這些地區的躋身國際市場，破壞了這些地區千百年來以手工業和農業相結合為基礎的農村經濟平衡（70）。由於土地本身養活不了整個非城市人口，由於在城市裏勞動就業沒有取得任何重大增長，就出現了農村人口長期過剩。這種人口過剩只不過是長期失業的變相而已。[17]

這種農村人口的長期過剩，在租種小塊土地的農民之間，引起了壹場兇惡的競爭，這並不是把小塊土地作為取得平均利潤的工具，而是單純的賴以維持衣食。對於土地占有者來說，與其把土地拿來從事大規模的資本主義經營，倒不如把它小塊小塊地拿來出租更為有利。資產階級的所有製關系表現為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引用到農業中去的障礙。由此產生的土地經營的極端分散化，在印度表現得特別突出。在這個國家裏，每壹家佃農的平均土地面積是四點五英畝，而在人煙稠密的西孟加拉邦，三分之壹的佃農卻只有二英畝土地。這種現象的後果是，地租高得驚人和土地的超資本化（71）。由此而貧困化了的農民，日久天長，便會失去自己的小塊土地，成了直接的或掩蓋著的無產者。

那些緊緊抓住小塊土地不肯撒手的小佃戶們，支付著高利貸式的地租，這種地租意味著對他們的超額剝削，因為那些小佃戶們的收入往往是比壹個農業工人的收入還要低的。當他們毫無資本，不得不經營用分擔製度的形式租來的壹些小塊土地時，他們就變成了為少得可憐的收入而勞動的真正的無產者。

農業資本積聚與集中

由於在農業中，同在工業中相反，資產階級所有製關系同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不壹定完全互相結合，[19]因此，在農業中，資本積聚問題是以另壹種特別的面貌出現的。資本積聚的規律是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產生出來，而完全不是單單由土地私有製的存在中產生出來的壹條規律。

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剛剛開始打入農業的地方，到還可以看到老牌半封建莊園正在解體的地方去研究農業資本積聚，那就會像從資本積聚的角度出發來研究十八世紀末期的工業情況壹樣的不近情理。只有當整個農業都已經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固有的技術改革支配之後，才會發生積累已久的很多弊端。

農業裏面即使出現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也會有兩種現象使得資本的積聚和集中並不立即發生。我們知道，地租的來源是：農產品的生產價格由收益最差的土地來決定。然而，資本的積聚正是要通過收益最差的土地的消滅才能產生！在農業中，只要這些土地，盡管是技術落後，還通用繼續使自己的產品找到銷售市場，資本集中就不能產生。但是，通過最壞土地的生產價格和最好土地的生產價格之間的巨大差別，也就是說，通過巨額級差地租的資本化，資本積聚就可以產生。

同樣，有些土地，盡管是在最低的收益水平之下，仍然會有人去加以經營，其原因不是為了生產平均利潤，而是為了小租佃者要有個單純的生存基礎。就這樣，小租佃者犧牲了自己的生活水平來緊緊抓住「他的」土地（78）。[20]但是，只有少數資本或是毫無資本的農戶盡管放棄了地租和利潤而從事勞動，卻依然要受歉收和天災人禍橫加擺布。

當上述可靠的市場歸於消滅時，具體地講，從十九世紀最後二十五年以來，小企業就用轉入集約經營[21]的辦法繼續同大企業競爭。集約經營能夠獲得比大農場上進行粗放經營要高的生產率。

由於這種原因，盡管投在每壹公頃土地上的資本有了巨大增長[22]——資本積聚的間接形態！——進行集約經營的農業企業的土地面積並沒有擴大，沒有發生表面集中現象。

農業工人的悲慘遭遇

為什麽農業工人那麽貧困？為什麽他們的報酬遠遠低於工業工人和商業工人的報酬？其根本原因是：緊抓著土地不放的、不顧壹切地犧牲自己和全家生活水平的千千萬萬個小農都在不斷地壓低農業工人的工資。鄉村裏的生活，沒有城市裏產生的新需要，以及用實物支付農業工人的壹部分工資甚至是全部工資，這是農業工人工資進壹步被壓低的另壹些因素。農業工人往往是以靠打短工為生，再不就是以東流西浪為生；如果說在非農業的季節他們能找到別的活幹，那僅僅是剛夠維持最起碼的生活而已，倘若連這壹點就業都沒有——主要是在不發達國家——那他們就跌入了人類貧困深淵的最底層。

但是，時間壹長，原來受農業特有情況支配的農業工人命運的演變，就會更多地為工業方面總的發展速度所支配。當工業發展是那樣快速，以致於到最後工業後備軍人數下降時，農村人口外流便會日益加劇，農業勞動力恐慌便會在農村裏普遍出現，結果，農業工資上漲，但也不會上漲到與工業工資等高的水平。

相反地，如果工業後備軍人數長期趨於上升，為了壹年之內能找到幾個月工作而相互之間進行劇烈競爭的農業工人，便會以取得最低限度的工資，而且往往只是僅夠果腹的工資而感到滿足。此外，其余「企業」收入無法使生活過得下去的小土地占有者和小租佃者，還會參加到農業工人的行列中來，擴大農業工人的隊伍。

地租和邊際效用說

由李嘉圖創始、馬克思加以闡明的地租學說，是價值邊際效用說的起點。十九世紀後半葉，價值邊際效用說又把勞動價值說作為未定案提了出來。[28]根據馬克思的地租學說，農產品價格，歸根結蒂，是由對農產品的需求來決定的。農產品價格是以在生產條件最壞的土地上進行勞動而生產的單位價值為根據（邊際價格），這些土地的產品在市場上確保能找到買主。隨著需求的波動，在那些已經沒有了閑置土地的國家裏，也就是說在土地所有權已被全部壟斷了的那些國家裏，農產品的價格可以是包括絕對地租，也可以是不包括絕對地租；根據收益較差的土地有人加以耕種還是被人拋荒，可以是包括級差地租，也可以是不包括級差地租。

把這種地租學說變成壹般的價值學說的根據，系來自兩種分析上的錯誤。首先，他們避而不談土地所有製的特殊條件，而地租正是這種特殊條件的產物。其次，他們避而不談，在資本主義製度下，土地所有權、資本所有權以及「勞動力所有權」三者在製度上的不同條件。

地租之所以產生，絲毫不是因為土地是生產過程的壹個基本因素，而僅僅是因為土地和生產過程之間還夾雜著壹個土地占有者，這個土地占有者在生產過程中創造出來的總收入上要擅自索取壹份貢賦。從索討這壹份貢賦的方式出發，把它說成是生產過程中產生的收入的壹般分配學說，這在邏輯上是壹個嚴重的錯誤。在壹個比方說實行了土地國有化、取締了地租的「純粹的」資本主義社會裏（十九世紀後半葉，某些海外國家的經濟就已經多少接近了這種情況），用無中生有來解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部收入分配和價值生產的整個機構是很困難的！

從理論上講，地租這壹特殊情況之所以普及，只能到這樣壹種社會裏去找原因，在這個社會裏，「資本主義」企業既和土地占有者打交道、又要和奴隸占有者和機器占有者打交道。這三種占有者在「資本主義」生產的正常收入上各自提取壹份利閏，決定這種利閏的有關規律，當然同決定地租的出現和波動規律相接近。但是，我們特地給「資本主義」加上了引號，因為在這種社會裏生產資料既不為資產階級所壟斷，又沒有從奴隸製度和農奴製度下解放出來的自由勞動，當然不是什麽資本主義社會。

要出現地租，不但必須要有資產階級未曾破壞掉的土地所有權的壟斷[29]——土地占有者運用這種壟斷來阻止投入農業的資本去參加利潤率的總平均並在農業中創造的價值上去提取貢賦——；而且還必須使農產品的生產在不受資本製約的特殊條件下進行。

維護價值邊際效用學說的人們認為：市場上出現了三種「占有者」，他們在平等的地位上就三種不同的「商品」進行「交換」，這些商品的價格是公公道道地由「邊際效用產品或邊際效用收入」來決定的，也就是說，由土地占有者、資本占有者和勞動力占有者最末售出的，也就是收益最低的單位來決定的。

然而，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作用本身來說，這三類「占有者」之間存在著基本的質的差別。在西歐十九世紀古典的資本主義中（就是在這樣的資本主義中，地租曾以其最完備、最典範的形式出現），存在著絕對的土地匱乏，農業生產的整個力量僅僅能夠勉強滿足社會的食物需要。正是為了這個緣故，而且是僅僅為了這個緣故——因為資本沒有辦法隨心所欲地大量擴充耕地面積，至少在西歐是這樣——，所以才會出現了地租，而且會在壹個長時期裏保持下來。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輸入糧食只能起調節作用，阻止農產品的價格超過了農產品的價值，阻止土地占有者們去占有工業當中生產出來的壹部分剩余價值。[30]

至於說到資本本身，它是在相對匱乏的條件下被拿到市場上去的。同時，資本以其本身的邏輯，阻止著資本充斥，以免使資本的充分利用遭到破壞：這是周期性危機的客觀作用。[31]但是「勞動力占有者」本身則事先就由於相對的充斥而被削弱，他們在相對充斥的條件下，依然不得不向市場提供他們的商品。勞動力相對充斥（產業後備軍）不但是從而產生資本主義的歷史條件，而且是資本主義生產機構的產物，因為資本主義不斷地用機器來代替了人，因為它經常地從生產過程中「解放」出去大量的失業群眾。

這樣壹來便可以明白，這三種階級是不可能在市場上以平等的地位來進行談判的。股子是灌了鉛的。這種賭博的規矩是，壹個階級（土地占有者階級）高高在上提出它的強加於人的條件，而另壹個階級（無產階級）卻必須接受人家向他提出的任何條件。

如果考慮到，資本家階級不是為了生活、而是為了積累資本才「幹活」，上述賭博規則就更能在這方面發揮其作用了——這樣壹來，把它說成是「邊際效用商品」交換的見解就壹竅不通了。資本家階級過著有保障的生活。當他覺得勞動者要求的工資過高時，他就可以寧可關上企業的大門，不去為了生產不足的產品，或是為了賠錢的買賣而工作。

輪到土地占有者時，他們寧可讓土地荒蕪，也不肯把它廉價出租，以免得到的整個地租過低。另外，在把這些土地從農業中抽出去之後，他們也就減少了農業生產，從而為把地租加以重新組織準備了後路。

相反的，無產階級卻處於另壹種特殊的境地：他們除去有壹雙為了不至於餓死而不得不出賃的手而外，就什麽儲備也沒有。由於他們很少有條件「等待景況好轉後的有利時刻」，他們就不得不接受這樣壹種工資，這種工資不是由「勞動生產率的邊際效用」來決定，而僅僅是由有關國家和有關時代的生活資料平均需求來決定，還是那句話，股子是灌了鉛的。

假如把真能「在平等地位上進行談判」的社會拿來做壹番想像中的描述的話，那它應該是這樣壹個社會，在這個社會裏，壹方面是資產階級必須掌握著足夠他們幾年之用的糧食儲備（或者是存在著尚未被人占有的遼闊土地），另壹方面，勞動者也必須掌握著同樣可以滿足他們自己以及他們全家好幾年需要的糧食和金錢。必須要有了這種條件，土地占有者、資本家和勞動者之間的「談判」才會在相對平等的地位上來進行，由此而得出的收入的分配也才會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的收入分配完全兩樣。但是，在這種社會裏，壹方面不會再有資本的壟斷，另壹方面也不會再有無產階級，因此，它不再是什麽資本主義社會。

某些被人們近來錯誤地想給他恢復名譽的批評馬克思的人，不明白為了什麽原因土地占有者得以強迫資本家租佃者支付哪怕是收益最差的土地上的絕對地租（96）。他是從邏輯上，而不是從歷史上來觀察這個問題的。[33]從這方面來看，原因很間單，只要是糧食的長期匱乏還繼續存在，也就是說，只要是由於農業的技術革命落後，壹個國家的全部農產品只能勉強滿足其需要這件事還繼續存在，土地占有者就可以強迫租佃者支付絕對地租，就可以避免放棄經營收益最差的土地。

當這種條件壹旦消失時，當主大片荒地壹旦開發的時候廣大勞動人民對資本主義的痛恨達到壹定程度的時候，正像馬克思所曾經預先感到過的那樣，絕對地租就會實實在在地在大片大片土地上趨於消滅。事實上，如果不是有保護政策將絕對地租加以人為地維持（或恢復）的話，它早已經在這個世界的大部分地區裏消滅了。在這樣的條件下，只是發生了異常尋乎的匱乏時，人們才會看到價格的突然回升，這種突然回升會使得絕對地租重又恢復其以往的地位。





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





馬克思學說的社會前提

辯證法的唯物論是哲學思想歷來發展之天才的總結；哲學思想要能達到這個總結，必須有二個前提，即：壹方面，自然科學智識必須達到壹定的水平線；他方面，新出現的社會關系必須使社會過程中以前許多隱蔽的事物從此能顯明出來。 辯證法的唯物論有三種源泉，這三種源泉是與黑格爾費爾巴哈和大革命以後時代法國諸歷史家（梯葉裏——Auguest Thierry，米涅——Auguest Mignet 和基佐—— Francois Guizot）等名字有密切關系的。黑格爾之辯證法的方法，費爾巴哈之唯物論的認識論和梯葉裏之歷史觀，被馬克思和恩格斯融化綜合起來就成為整個的辯證法的唯物論。這種綜合是辯證法唯物論創立者個人天才之結果，但所以達到這種綜合，則並非由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天才，而是受他們所生活時代之社會條件所決定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創立之壹元論的哲學體系，「並非簡單的復活舊的唯物論，而是在舊的唯物論之堅固基礎上面添加進二千年來哲學和自然科學發展之壹切思想內容，亦即整個二千年歷史之壹切思想內容。」（恩格斯——反杜林） 「唯心論觀點不適用於解釋自然界現象和社會發展現象——這種情形應該推動（而且確實已推動）能徹底思想的人（即不是折衷論者，也不是二元論者）回轉到唯物論的世界觀去。但新的唯物論已經不會是十八世紀末期法國唯物論者學說之簡單的復演。唯物論復活了，但更充實了唯心論的壹切成績。」（見普列漢諾夫之壹元論歷史觀發展的問題） 我們研究辯證法唯物論哲學體系，看出這個體系是從前代唯物論，德國唯心論和十九世紀法國歷史家中，探取科學思想的原素並融化為自己的所有物。 但首先，我們要看壹看產生馬克思主義體系這壹時代之社會條件。 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在西歐諸先進國家之社會關系中發生嚴重的變化，階級矛盾壹天比壹天劇烈起來。 壹八壹四年，在封建反動勢力聯合壓迫之下，法國大革命的最後殘余也被肅清了。拿破侖的崩倒和波旁王朝的復辟，推動封建貴族去企圖收回其已失特權並恢復其階級統治。自壹八壹五年至壹八三〇年，法國成為企圖恢復舊製度的貴族和竭力擁護本階級利益並渴想政權的資產階級之間之議會鬥爭的舞臺。這個鬥爭結束於壹八三〇年的七月革命；在這個革命中，資產階級得到無產階級幫助並結合那認國王政權崩潰為有利的小資產階級分子，就將封建反動戰敗了。 勝利壹有保證時候，資產階級就拋棄其不久以前的同盟者而不顧。摩爾人（Le Maure）（註）做完了妳的工作之後，他不僅可以滾開，而且也應該滾開，——這就是資產階級為本階級利益而這樣說的。

「工人像想他們已經奪取得共和國了，但法國資產階級卻造成資產階級的君主國來代替共和國，並捧那屬於舊王室房支之奧爾良公爵（Ducd』Orléans）為國王，改名為路易·菲力普（Louis— Philippe），但向他提出條件，即要他成為資產階級階級利益的傭仆。新國王為報答他的恩人起見，就以種種奸詐欺騙挑撥和威嚇手段開始剝奪七月革命所允許群眾的政治權利。」（見梅林之近代德國史） 壹八三〇年革命造成了資產階級之無限製的統治。處在失敗地位的貴族，不僅表面投降了，事實上也投降了。借用拉法格（paul Lafargue）的話來說，就是貴族與其不久以前的敵人結合壹起去榨取利潤，而自己開始「資產階級化」（embourg eoisée）了。工人階級幫助資產階級鬥爭以反對封建貴族；但在資產階級勝利之後，工人的地位比在七月革命以前更加惡劣。結果，在十九世紀三十年代，階級意識剛剛開始成熟的法國工人群眾就暴發多次政治陰謀的暴動和饑寒逼迫的騷動。 七月革命之後未滿壹年，即壹八三壹年春天，歐洲歷史破天荒第壹次之純粹工人的暴動就暴發於裏昂；裏昂紡織工人而且發出如下口號：「生存，工作，或戰鬥而死！」三年之後，在壹八三四年，裏昂工人又圖謀暴動起來反對資產階級；這次暴動圖謀與上次同樣是自發性的，也與上次同樣被殘酷的鎮壓下去。在壹八三九年又發生第三次工人暴動，此次暴動乃是巴爾貝斯（Armand Barbés）和布朗基（Auguste Blanqui）所領導的。 被壓迫的工人群眾這些接二連三而起的反抗運動，十分明顯的說明：在歐洲歷史舞臺上已經出現壹個新階級，要求其在太陽底下的位置；這個階級不僅要求此位置，而且為爭得此位置而奮鬥。 同此時候，在歐洲歷史另壹軌道即英國所發生之事跡，也說明同樣的意義。 壹八壹五年關於谷物的法律通過之後，英國的貴族與在法國的壹樣，也和工業資產階級發生沖突。這個沖突延長到壹八三二年，即到修正選舉法通過使資產階級得到決定勝利的時候。 這裏，資產階級也是依靠工人階級幫助方才得到勝利的；但這裏工人階級所得的也與法國壹樣，即工人階級之不久以前的同盟者更加加緊的剝削工人階級。壹切要減輕這種剝削之企圖，都被殘酷的鎮壓下去。憲章運動（Chartisme）的歷史家波爾克涵（Borckhim）說：「當資產階級看見無產階級表示不願替它當炮灰去進攻敵人的炮壘時，它就突然表示它是愛好『秩序』和尊重『法律』的。它的機關報，不久以前自己還持革命的論調，現在則突然憤怒起來反對工人之非法的和革命的行動。……資產階級起來反對暴動的工人，不僅用武力壓迫工人，而且用它所指揮的特別偵探隊來監視工人。」（波爾克涵的憲章運動） 無產階級變成資產階級之革命反對派，其最有力的表現就是憲章運動。英國無產階級於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初期所發出之「政權是我們的手段，社會幸福是我們的目的！」這壹口號，就是表示無產階級階級意識已經增長起來。 最後，在歐洲第三個先進國家——德國，這個時代的階級沖突，也與在英法二國的壹樣的劇烈。 關稅同盟成立和鐵路建築起來以後，生產條件和交通機關上的革命就壹天比壹天深入並擴大了。大工業和大商業開始造成近代大城市，消滅手工業，使少數人富裕和幸福，而推落絕大多數人於貧困和犯罪的深淵裏去。封建製度雖然瓦解至極度，但還拼命掙紮不願走進墳墓裏去；工業製度也同樣的拼命掙紮產生出來。在這個鬥爭中最遭殃害的就是工人群眾。 被資本主義迅速發展所驅迫於畜牲地位之那些饑寒交迫無以為生的工人群眾，想在暴動中找出壹條生路；可是政府極殘酷的鎮壓工人的暴動，將壹切暴動都葬送於工人的血海中。這種暴動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是數見不鮮的；其中最巨大的壹次就是有名的壹八四四年西西裏（Silésie）紡織工人的暴動，這次暴動之悲慘的結局感動了藝術界最優秀的分子，反映於他們的藝術作品中裏頭。 這樣，在十九世紀初期幾十年中，歐洲諸先進國都發生那構成當時歐洲社會生活骨幹之三個敵對階級中間劇烈的沖突。 「社會關系已經簡單化了到某種程度，即只有有意閉起眼睛的人才不會看出：這三階級的鬥爭及其利益沖突就是近代歷史之最初動力。」（恩格斯——費爾巴哈） 底下壹件事實也可以幫助證明：這個時代簡單化了的社會關系確實推動研究學問的人的思想傾向到辯證法唯物論方面來。這就是德國壹個皮匠，壹個天才的獨學自修者狄慈根，他與馬克思和恩格斯創立學說同時，完全不受他們二人學說影響，而得到與他們二人根本相同的結論。狄慈根說：「工業的發現使壹切關系都趨於單調簡單和明顯，以至於現在平凡樸質的眼光也容易明白邏輯的秘密，」（狄慈根——關於邏輯問題的信） 唯物論歷史觀的黴菌飽含於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歐洲社會空氣之中。馬克思和恩格斯發現這種黴菌，於是就將當時已被逐出自然界觀範圍外之唯心論，也從其最後藏身地——社會觀中，驅逐出去了。 同時他們又找得了「阿基米德之點」（Pointsd』Archimed）（註），倚靠在此點之上就實現了上面所說的偉大的綜合工作：他們將在他們以前的思想之最高收獲融化成為壹個整個的壹元論的辯證法唯物論體系。我們往後就開始分析這個體系。

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

壹切哲學體系之中心問題，就是我們的身內世界對於身外世界之關系問題。 只要看看某壹哲學體系對此問題的答復，我們就可知道這個體系根本上是唯物論的或是唯心論的，換壹句話說，即可知道這個體系究竟屬於哲學思想二大根本潮流中之那壹潮流。 普列漢諾夫關於哲學上的分類說： 「大凡以客觀，或實在，或自然界為出發點之思想家其哲學體系是同屬於壹類的。這些思想家壹定要解釋：主觀怎樣隸屬於客觀，意識怎樣隸屬於實在，精神怎樣隸屬於自然界。…… 大凡以主觀，意識，精神為出發點的哲學體系，就都同屬於另外壹種。容易明白：這壹類思想家的責任就在解釋：客觀怎樣隸屬於主觀，實在怎樣隸屬於意識，自然界怎樣隸屬於精神。…… 誰從客觀出發，誰的哲學體系就是屬於唯物論世界觀的壹種體系；誰從主觀出發，誰就是這派或那派的唯心論者。至於那些思想不能徹底的人，則他們只停止於半路上，只拿唯心論與唯物論折衷調和而已滿足。這種不徹底的思想家就被稱為折衷派。」（普列漢諾夫為戴博林所著辯證法唯物論哲學導言而作的序言） 辯證法唯物論是建立在唯物論世界觀基礎上之最整齊劃壹的壹元論體系。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於我們的身內世界對環繞我們的身外世界關系問題的答復，就是馬克思主義之認識論基礎，在此基礎內已經含孕有馬克思主義對於歷史過程的見解。 關於辯證法唯物論哲學諸名著之壹的著者戴博林，分析馬克思主義哲學基礎為底下幾條原則： 「（壹）惟有自然界才是真實的。 （二）自然界完全不依賴主觀而自存在。 （三）主觀是自然界中壹部分。 （四）壹切認識都導源於經驗，即導源於主觀從外界得來的印象。 （五）因此，我們的意識是受外界，受實在所決定的。 （六）真實世界既然是認識之唯壹對象，那麽我們的知識，只有在其能適合於真實世界，於實在，之限度內，才是真確的和客觀的。」（戴博林——辯證法唯物論哲學導言） 辯證法唯物論僅僅承認自然界是真實的。只有客觀的真實世界才是真實的。我們所說的自然界，就是能成為我們感覺的對象之壹切事物的總和。「自然界就是可感覺的世界之全部。」（普列漢諾夫——唯物主義或康德主義）凡是存在於外界而又真實的壹切事物，就是自然界。 「自然界包括壹切並構成整個的宇宙。理性和非理性，實在和非實在，以及壹切矛盾都包括在自然界裏頭。在自然界以外，沒有任何矛盾，也沒有任何非矛盾。 人類的理性將自然界區分為東西南北以及其他幾千幾百的小部分，但自然界本來是單壹不分的壹個整體。我們可以完全確定的說：壹方面，自然界有無究數的始和終，他方面，自然界又是無始無終永久存在的壹個物質體。」（狄慈根——哲學的實果） 馬克思主義認定實在之基礎是物質的質體——物質。我們的出發點是真正的確實的物質的世界。世界是整壹的，其整壹性就是其物質性。恩格斯在反杜林壹書中說： 「如果我們說到實在，且僅僅說到實在，那麽整壹性就僅僅在壹點上：即我們所指說的壹切事物都是存在的。就在這個存在之整壹性中——並非在其任何整壹性中——這些事物才被人了解；而肯定這些事物是存在的——這壹句總括的話，不僅不能加上這些事物以任何別的壹般的或非壹般的性質，而且暫的從我們的觀察中排除去所有這壹類的性質。因為，只要我們離開下壹根本事實，即所有這些事物之同點就是實在，——只要我們離開這壹事實壹分壹毫，我們立刻就發現這些事實的異點：有些事物是白的，有些事物是黑的，有些事物是活的，有些事物是死的，有些事物是屬於世間的，有些事物是屬於天上的，但無論如何我們不能僅僅根據：所有事物都是實在這壹點即去做出結論。 世界的整壹性並非在其實在，——雖然實在是這個整壹性的前提，因為世界要變成整壹，它自然須先存在。世界的真正整壹性，就在於它的物質性；但物質性並非拿幾句江湖術士的話所可說明的，而必須拿哲學和自然科學長期而緩慢的發展才能說明。」（恩格斯——反杜林） 只有將世界設想為單壹的物質的整體，我們才能認識世界。誰願意超出於世界之物質界線以外，誰就應該聽到詩人久已回答的話： 「如果我死了—— 我在那裏又將怎樣？ 蠢才！這個『那裏』是沒有意義的。 『那裏』就是地下！」 我們說到物質世界，我們肯定壹切事物都是物質的，我們宣布物質是我們壹切推理的出發點。如果讀者提出下壹問題來問我，那是毫不足為奇的：即「所謂物質世界究竟是什麽？怎樣來給物質下壹個定義？」 所謂物質世界，就是能夠刺激我們感官並因此引起我們某種感覺的壹切事物。根據普列漢諾夫之有名的定義，則凡不依賴我們的意識而自存在的和刺激我們的感官而引起我們某種感覺——感覺就是我們對於外界即這些物質質體及其相互關系之觀念的基礎——的事物，就是物質的質體。 除了我們經過我們的感官所認識之這個物質世界以外，沒有任何其他的世界；惟有這個世界是唯壹真實的。 這樣給物質下了定義以後，我們就應該承認這個定義能夠適用於引起我們的感覺的和直接或間接這樣或那樣成為我們的感覺之源泉的壹切事物。 物質是我們的認識之最初事實，其出發點。馬克思主義就用這個答復來限製壹切「確立物質定義」之要求；馬克思主義，與其他徹底的壹元論體系壹樣，對於這個答復是可認為明顯而完滿的。（註）亞克塞羅說得很對：「哲學問題之可能性和莊重性，並不在於給物質和精神立下玄學的定義，而是在於研究的體裁和方法。由方法論的觀點看來，問題只限於解決：研究是物質先精神存在還是精神先物質存在，換壹句話說，即對於現象的分析和處理現象的方法所用之研究的出發點，究竟是物質還是精神。」（亞克塞羅——哲學論文）

物質就是能引起我們的感覺之客觀。這個客觀是自己存在的，完全不管其在某個時期能否引起我們的感覺。每個質體之存在，都完全不管其在某個時期能否引起我們的感覺。 「唯心論者說：沒有主觀就沒有客觀。地球發展的歷史卻證明：客觀之存在早於主觀出現以前好久，換壹句話說，即早於具有顯著程度的意識之有機物發展以前好久。唯心論者說：理性以其規律支配自然界。有機物發展的歷史卻證明：理性只到有機物發展至相當高度時才發現出來。這種發展顯然只能拿自然界的規律來解釋，由此可見自然界以其規律支配理性。世界發展之理論暴露了唯物論的真理。」（普列漢諾夫——恩格斯所著費爾巴哈之註釋） 認為外部世界必須依賴我們的感覺然後能夠存在的壹切認識論，必然要使此理論的代表人陷於沒有出路的唯我論（Solipsisme），承認惟有自己存在，自己之外都是幻相。我既然否認環繞我的世界之客觀的真實性，我既然將這個世界設想為與我的感覺有不可間斷的聯系，我既然認為沒有主觀就沒有客觀，那麽我只要徹底的思想下去，我就壹定會走到唯我論，或走到如車爾尼雪夫斯基（Tchernichevsky）所說的「迷想論」（Illusionisme）。這位俄國的大思想家明白：只要壹懷疑外部世界的存在，邏輯上就壹定會達到否認我們自己機體之真實性，就壹定會達到肯定：「我們所感覺的外部世界乃是我們的思想之幻覺，除了我們的思想以外什麽也不存在而且也不能存在。」這些話自然是夢囈，但跟著柏克萊主教肯定說「存在就是意象中存在」而事物就是「觀念的集合」的那些人，如果他們有勇氣發揮其根本哲學思想至於邏輯的極端，他們也就必然要走到這種夢囈。 要避免走到這種夢囈，只有將整個自然界看作客觀存在而將自己看作僅僅是自然界的壹小部分，即只有徹底的唯物論者，才有可能。 主觀是自然界的壹部分，是自然界的產物，是要遵守自然界壹般規律的。 唯物論已經假借愛爾維修口中宣言：人類不能夠擺脫自然界的規律；凡以為有超自然物存在的，都是夢話。人類是總的世界的實有中之壹部分。「如果有人問：思想和意識是什麽，是從那裏來的？那我們就答復：思想和意識乃是人類頭腦的產物，而人類自己又是自然界的產物，跟著自然界壹起在壹定的環境裏發展；由此可以明白人類頭腦的產物本身根本就是自然界的產物，並不與其余的自然界沖突，而反要適應於其余的自然界。」（恩格斯——反杜林） 唯物論打破了人類中心說並將人類看做自然界中，整個宇宙中，之壹部分。壹八五八年七月十四日恩格斯寫給馬克思的信說：「要研究比較哲學，妳就應該以全副精神鄙棄唯心論者擡高人類於壹切動物之上的壹種觀念。」唯物論不僅將人類看做主觀，而且同時也看做客觀。在我們看來，人類是主觀而兼客觀（Sujet—objet）。說到人類時候，我們不能獨斷的將主觀和客觀對立起來。 費爾巴哈最大功績之壹，就在於他曉得將人看做心理的客觀，同時又看做生理的客觀：對於自己，我是心理的客觀（主觀）；但對於別人，我則是生理的客觀。費爾巴哈說：「我感覺和思想時候絕非站在與客觀對立之主觀地位上，而是站在主觀兼客觀地位上，站在真正的物質質體地位上，在我看來，客觀不僅是可感覺的對象，而且也是我的感覺之必要條件的基礎，客觀世界不僅在我以外，而且也在我本身，也在我自己的骨肉裏面。」（費爾巴哈全集第十卷） 狄慈根也表現同樣的思想。他以無產階級的語氣表示這個思想說：「物質的頭腦和精神的頭腦，是合成壹個頭腦的二個頭腦。」（狄慈根——哲學之實果） 譬如，我站在講臺上，對妳們聽眾講演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在我自己看來，我就是主觀；但如果我現在努力解決我對外界關系問題時候，只拿這個外界為我的感覺之客觀，那我就犯下了不可鐃恕的錯誤。我沒有權利可以忘記：在這個講堂裏面，妳們每壹個人，在自己看來，都是主觀，而我在妳們看來則變成客觀了。人類不是抽象體而是物質體。所以確定我們對外界關系時候，我們的出發點應該就是了解我們當中每壹個人都是主觀同時又都是客觀，了解人類是主觀兼客觀。 我們對於外界的認識，是建立在經驗之上的並僅僅由經驗得來的。我所以認識在我面前之電燈黑板講臺窗戶以及整個外界，唯壹之途徑就是經由我從外界所得來的印象。惟有我從某種事物所得來之印象，才能給我以對於這個事物的認識。我所有對於外界的認識，其最初源泉僅僅就是產生我的印象之感覺的經驗。 唯心論者，在其認識外界時候，是從純粹理性的先天的論點出發的；我們則從我們的經驗和我們對於事物性質的認識出發，換壹句話說即從後天的論點出發。「要知道我們的知識和認識之生母，不僅應該在人類頭腦中尋求，而且首先應該在壹般世界中尋求。」（狄慈根——哲學的實果） 可是這裏我們自然要發生壹個問題：即我們能認識這個「壹般世界」至何種程度，經驗在領導我們去認識外界時候，其確實可靠至何種程度。 我們根據在經驗中從某種事物得來之印象，以認識這個事物。恰切點說，即我們所認識的並非事物本身，而是其某幾種性質。我由經驗知道糖是甜的，燒紅的鐵是熱的，這張桌子是很重的，這張紙是白的，這座講臺是矮的，……。難道這是說我同時就認識了這些事物嗎？不是。我只認識這些事物之某幾種性質。這些性質也許是錯誤的，譬如我說這壹張紙是白的，這乃是我的主觀感覺之結果，我的視覺之某種生理上結構所發生作用的結果。我知道這張紙是白的，其形式是長方而具有四角的，其大小是二十生的米突長和十生的米突寬的，其性質是堅硬粗糙的，……。由經驗結果而認識的所有這些事物的性質，就允許我自命為認識了這張紙本身（即康德所說的「自在之物」）嗎？或者我應該承認：我只知道事物的性質，這種智識是主觀的靠不住的，而我的對於這張紙的認識還遠不是這張紙的真實狀況呢！如果有人問我：這張紙之「自在之物」究竟是什麽？那我就應該答復：不知道！而且由此認識還要做出個結論，而跟著杜布瓦·雷蒙（Du Bois Reymond）再添上壹句說：「而且也將不會知道！」 唯心論的哲學家就做出這樣的結論。由外界刺激所造成的我們的意識狀態，既然與外界本身不是壹致，由此可見這個世界是不能為我們所認識的。 辯證法唯物論絕不否認：真實世界和我們的感覺印象中間是有差異的，我們的感覺印象，有時甚至能與真實世界完全不同，但這種狀況並不推動我們去同意於外界，「自在之物」，之「不可認識性」。恰好相反，我們則肯定說：某種事物，除了刺激我們而造成了印象，由此印象又再造成我們對此事物之智識以外，再沒有而且不能夠有關於此事物之其他知識。因此，如果我承認只有經過物質刺激我們所引起的感覺，才能認識這個物質，那也「絕不是說我宣布物質為某種『不可知的』和不可認識的事物。」（普列漢諾夫——由防禦到進攻） 我們經過由事物所得來的感覺，就可以知道事物的性質。雨傘有壹種「性質」，即能給我們躲雨；正因為這種「性質」，我們才使用雨傘。我們使用眼鏡，因為眼鏡有另壹種「性質」，即能使我們對模糊物件看得更清楚。這已經足夠給我們承認雨傘，眼鏡以及「自在之物」，都是可認識的，——雖然因雨傘等刺激而造成的我們的意識狀態並不與雨傘等之「自在狀態」相同。…… 「人類的思想能否認識客觀的真理——這個問題絕不是理論的問題，而是實踐的問題。人類應該從實踐中證明其思想的真實性，即證明人類的思想是有真實力量並能達到現象裏面的。關於離開了實踐的思想是否真實之辯論，乃是純粹經院哲學式的問題。」（馬克思——費爾巴哈論綱第二條） 我們在實際生活中曉得利用事物以適合我們的目的，曉得根據需要以配合物質，由經驗得來之材料在實際生活中足夠穩妥可靠的指導我們——所有這些情形都證明自然界是可認識的。壹切技術上的進步，都是人類研究過自然界並認識了「自在之物」的結果。 「我們以如下方法可以證明我們對於某種自然界現象的認識是正確的：即我們能夠激發這種現象，仿造這種現象並轉移這種現象以適應我們的目的。如此，康德之『自在之物』就不能存在了。」（恩格斯——反杜林） 人類能乘坐飛機，從柏林飛到莫斯科來，——這就是最好的證據，證明「自在之物」是可認識的。 但如果我們肯定說自然界是可認識的，難道我們就認為我們的認識能力是無限製的嗎？ 絕對不是！ 辯證法唯物論證明外界在原則上是可認識的，同時了解：人類認識外界，是在歷史條件所能允許的限度之內。「世界永遠是可認識的，但在某壹歷史時代並不能完全認識到。」（亞克塞羅——哲學論文）車爾尼雪夫斯基在其論人類智識的性質壹篇論文中將這個思想說得很清楚： 「我們的智識就是人類的智識。人類的認識力，與其別種力量壹樣，是有限製的。在這個意義之下，我們的智識之性質就受我們的認識力之性質的決定。我們的感官之感受性愈大，我們的理性愈強，則我們所知道的將比現在更多；因此，如果我們的智識將比現在更擴大了，則我們現在的幾種智識到了那時就要改變。」（車爾尼雪夫斯基——全集第十卷第二冊）（註）

我們的智識是由經驗得來的，我們的智識在我們的印象所由產生之外界影響之下而發展。我們知道，印象是某種事物對象，質體，即實在，刺激我們結果才產生出來的。由此可見實在決定我們的意識，或者如費爾巴哈所說：「實在是主體，思想是屬性。」 我們的意識永遠受那對抗我們的客觀所決定，真實事物從我們的概念反映出來。馬克思說過：「觀念世界，乃是物質世界經過翻譯和修改而到我們的頭腦中來。」我們所具有的的概念根本就是真實世界在我們頭腦中的反映；我們所具有的概念就是真實事物的像片。狄慈根說：「思想就是模樣，就是真正的模樣，就是真實事物的模樣。……觀念，與像片壹樣，應該適合於它的對象。」（狄慈根——哲學的實果）

辯證法

我們在上面已經說過：馬克思和恩格斯之偉大功績，就在於他們拿黑格爾的方法反轉過來對黑格爾的體系，就在於他們並不像費爾巴哈壹樣將黑格爾學說棄置不顧，而是拿黑格爾自己的辯證法去克服黑格爾的學說。馬克思和恩格斯采取了黑格爾的辯證法方法，他們以辯證法方法充實他們的唯物論體系，即以此總結在他們以前之哲學思想。我們完全有理由，可以借用黑格爾在柏林大學講演告終時所說的幾句名言，作為辯證法唯物論之評語，他說：「什麽也未曾失掉，所有的原則都保存下來，因為最後的哲學就是壹切形式的總和。」馬克思和恩格斯拿辯證法與唯物論結合起來，而找到了哲學思想最好實果之綜合，他們於是真正造成了「最後的哲學」。 辯證法就是馬克思主義之活的靈魂。紀元前，即在希臘文化時代，我們就已看見辯證法思想的曙光。（註）辯證法方法對於近代偉大思想家，如笛卡爾謝林費希特等都有顯著的影響；但在黑格爾學說中，辯證法方法才達到最完全的表現，馬克思和恩格斯就是直接由黑格爾學說中采取辯證法出來的。

黑格爾的辯證法究竟是怎樣？我們試聽這位大思想家自己所說的話： 「人們往往將辯證法看做壹種皮面的技術，以為辯證法故意使確定的觀念發生紛亂並在確定的觀念中造成虛假的矛盾。因此，人們承認並非這些觀念不對，而是這個矛盾怪物不對；人們承認理性的表象是正確無訛的。人們往往認為辯證法不過是主觀的耍把戲，用以證實或駁倒某種論據而已，而其實是沒有壹切內容的，惟其如此，所以表面上卻裝飾著壹些巧妙的論證。——這樣的判斷是錯誤的，照其真實意義講來，辯證法乃是理性，事物及壹般確定現象的定義之本有的和實在的本性。哲學的推理，就是了解個別的定義並將這些定義聯系起來，即使之發生相互關系，然後再分解這些定義，使之各種隔離而就其中認識其意義。真正的辯證法則與之相反，壹個定義變成別個定義乃是經過內心的和漸近的轉變，在這轉變中就可看出這些定義，理性，是片面的和狹小的，即是包含有自身的否定。壹切確定現象之特點，就在於這些現象已註定要自己毀滅的。 可見，辯證法乃是科學進步之活的靈魂；辯證法原理灌註內心聯系性和有定性於科學內容中；這個原理是真正超越於確定現象，而非表面上超越於確定現象。」（黑格爾——哲學智識之總匯）

「理性頑固的攻擊辯證法。但辯證法並不是哲學之專有品。恰好相反，我們時時刻刻都感覺到辯證法並由經驗上確信辯證法。環繞我們的壹切事物，都可以為辯證法的例證。我們知道：每壹個確定現象都是在變化和消滅；它的變化和消滅不是別的正是它的辯證法；它本身就包含有別個現象之原素，因此它要走出其直接存在的界線之外，並要變化，……我們說壹切事物或壹切確定現象是註定要毀滅的，而這就是說明辯證法乃是無所不包的不可抵禦的力量，壹定要毀滅壹切事物，不管那些事物表面上是獨立的和鞏固的。……辯證法的結果就是否定，但這個否定同時也就是肯定，因為這個否定本身就含有它所從來的現象，而且並非與這個現象隔離的。兩種相反定義之這樣的合壹，就已經造成了第三種思想。」（黑格爾——邏輯） 為更正確的解釋上面引文中幾個要點起見，我們再征引費希爾——最了解黑格爾諸人中之壹個——對於黑格爾的辯證法之說明： 「可以拿人的生活來比較談話問答，即我們年紀愈大，經驗愈豐富，則對人和對物的見解也就漸次改變，這仿佛就像在內容充實和思想豐富的談話問答中，談話者的意見也漸次改變壹樣。……因此黑格爾拿意識發展的進程來比較哲學談話的進程，而稱意識的進程為辯證法（註）或辯證法的運動。

思想向前運動，其間是要暴露並解決那包藏在觀念中間之矛盾的。黑格爾就稱這壹整個過程為辯證法。……矛盾就在相反諸定義間的沖突，而解決矛盾就在於結合這些定義。……矛盾之每壹次暴露，就是否定那剛要提出和肯定的思想定義；矛盾之每壹次解決，就是否定這個否定。這樣，思想發展要經過兩重否定，而經過兩重否定又走到肯定來。Duplex negatio affirmat （「兩重否定就是肯定」）。黑格爾就稱這種兩重否定為「絕對的否定性」並認為辯證法就是這個否定性之方法。……絕對否定性之方法不是別的，正是暴露並解決那包藏在思想之必然定義或純粹觀念中的矛盾。」（費希爾——近代哲學史）我們再用恩格斯的說明來補充這個說明： 「照黑格爾看來，我們所要認識的哲學真理，並不是幾條已成的獨斷的理論之總和，並不是壹經找到這幾條理論之後只強記在心就夠了；真理是包藏在過程本身裏面，在科學的長期歷史進化之認識裏面，——科學從低下的智識階段進化到壹天比壹天高的智識階段，卻永遠不會因為發現壹種所謂絕對真理而達到無以復高的頂點，使科學在這個絕對真理面前感覺得英雄無用武之地。在哲學方面是如此，在壹切智識方面和實際行為方面也是如此。歷史也與人的智識壹樣，不會因為達到人類理想的境界而就確定的停止了；完全的社會，完美的國家，只在像想中能夠存在；還有壹層，即歷史中壹切相連續而來的社會製度，也不過是人類歷史進化的和進步的進程中之壹些階梯而已。每種製度對於它所由產生的時代和環境，都是必需的，因此都是正當合法的，縱然在從它自己內部慢慢發展起來的新的和更高的條件面前，它變成了陳腐並失去其存在理由：它必須讓位給另壹個更高的社會製度，而這壹新製度也預先註定必要滅亡。資產階級依靠競爭，大工業和世界市場，摧毀了壹切古代建立的和受人尊崇的製度；同樣，辯證法哲學也摧毀了壹切認為有絕對的和確定的真理之觀念，以及連帶而來的壹切認為人類生活中有絕對事物的觀念。這種哲學壹點不承認有所謂確定的絕對的和神聖的事物，它在壹切事物中都發現出這些事物的可毀滅性的壹方面；在它面前，任何壹件事物的可毀滅性的壹方面；在它面前，任何壹件事物都沒有存在之余地，除非是形成和毀滅的不斷的過程，除非是由較不完美的不斷進至較完美的上升運動。」（恩格斯——費爾巴哈） 生活和思想（生活和反映）就是辯證法的過程。黑格爾征引了無數例證來說明這個過程。他認為天空星球的運動是依照嚴格的辯證法原理而進行的。行星每個頃刻都逗留於壹定之點，同時又在此點以外；行星的運動是完全服從辯證法原理的。生命永遠包藏有死亡的萌芽，生命也是服從這個原理的。在政治上，這壹個人之無限製自由，就成為對於別人的專製；正義發展至最高點就達到最大的邪惡；在高等代數學上，多角形邊數不斷的增加，就可以轉變為圓形；——所有這些都明白證明辯證法支配了物質世界和精神世界之各方面。 辯證法之出發點，就在將我們所接觸的壹切事物，不看成為已定的事物，而看成為還在發展形成的過程。 人類原始的理性，傾向於反對這種關於環繞我們的壹切事物之見解；馬克思主義的批評者馬薩裏克教授就認為：「辯證法簡直是戲法」。（馬薩裏克——馬克思主義之哲學的和社會學的根據）黑格爾在邏輯中很刻薄的嘲笑那些人，他們不能了解辯證法的「生長」觀點並企圖「我或有房子或無房子」等類的話來攻擊辯證法。這種思想方式是辯證法的反面，即純粹的玄學。 恩格斯在反杜林中說明辯證法和傳統哲學的區別： 「照傳統哲學家看來，事物及其在精神上的反映，即觀念，是壹些隔別分析的對象，應該壹個壹個的分別來看，是壹些不變的固定的壹次造成就永遠壹樣的東西。玄學家的思想是沒有中間性的兩極端，是直接相反的思想，他們的說話是：是——是或非——非，除此以外壹切都沒有價值。照他們意見，壹件事物或是存在或是不存在；壹件事物不能夠是自己同時又是另壹件事物。肯定和否定是絕對不能相容的。因和果是永遠互相對立的。……要正確的顯示宇宙，顯示宇宙和人類的發展，以及顯示這種發展在人類頭腦中的反映，只有靠辯證法，靠不斷的觀察無限的原動和反動，形成和死亡，進步和退化，——才能做到。」（恩格斯——反杜林） 傳統哲學所研究的只是邏輯的抽象，只是固定不變的觀念，辯證法則時時刻刻都不忘記真實世界是流動不息的，並竭力去認識真實世界之真相，即認識其真實內容的各種形態及其壹切矛盾和異點。辯證法根據事實所表現之各種形態來觀察並研究事實。辯證法反對壹切抽象的斷語，並認為「沒有抽象的真理，壹切真理都是具體的，都是隨時間和空間而轉移的。」車爾尼雪夫斯基在他的哥哥爾時代概論中，以通俗的辭句說明這個思想： 「下雨是好事還是壞事？——這個問題是抽象的問題；我們不能確定的答復這個問題。有時下雨是有利的，有時下雨是有害的（雖然是比較希罕的情形）。應該確定的問：當種子完全播在地下以後，繼續連下五個鐘頭大雨，這樣的雨對於田禾是有利的嗎？只有這樣的問，答復才是明白而有意義的，即：『這樣的雨是很有用的』。但就在這個夏天，當收獲期間快要到來時候，連下壹個星期大雨，這樣的雨對於田禾是有利的嗎？答復也是明白而正確的，即：不是！這樣的雨是有害的。」（車爾尼雪夫斯基——全集第二卷） 當我指導某處「馬克思主義研究會」討論研究時候，我時常遇見傳統哲學思想的責難。人們宣讀過了共產黨宣言中有名的壹段，即描寫資產階級在世界生產力發展上的作用並指出在其與封建製度鬥爭時代資產階級是革命動力那壹段，接著聽眾就發出許多莫名其妙的問題：「馬克思怎麽會說資產階級有革命作用呢？馬克思將資產階級看做革命的現象！？……」參加這個「研究會」的人，是不懂得辯證法方法，而依照玄學去思想的；他們不明白在社會生活過程裏，「理性怎樣變成瘋狂，善怎樣變成惡。」玄學的壹切論證之出發點；就是「或者這樣，……或者那樣……」，甚至像托爾斯泰（Léon Tolstoy）那樣偉大的思想家也難免擁有傳統哲學的思想。「暴力就是惡」——這就是托爾斯泰之充滿了玄學思想的哲學論證之出發點。專製君主以暴力壓迫人民，這是惡。革命黨人以暴力推翻專製君主，這也是惡。壹個民族以暴力壓迫別個民族，這是惡。被壓迫民族以暴力解除壓迫，這也是惡，就像黑格爾所嘲笑的壹樣：「或者我有房子，或者我沒有房子。」暴力——或者是善，或者是惡，此外沒有別的意義。資本主義是魔鬼，因為在資本主義底下階級的沖突壹天比壹天厲害；但社會主義也是魔鬼，因為社會主義主經階級鬥爭。（註）

傳統哲學研究的對象是物件，辯證法研究的對象則是過程。物件是永久不變的；這個物件今天是A，明天也是A，後天還是A。在十八世紀時，封建製度是惡，這就是說：封建製度永久是惡，——在十五世紀時也是惡，在十二世紀時還是惡。惡就是惡，A=A。譬如空想的社會主義者，那些傳統哲學家，就是這樣想的。恩格斯恰與他們相反；他是壹個偉大的辯證法家，他說過壹句名言：「如果沒有古代奴隸製度，就不能夠有近代社會主義。」無論那壹個傳統哲學家都有會根據恩格斯這句名言而做出結論說：科學的社會主義之創立者贊頌奴隸製度。我們自然無需要說明：這句名言並非贊頌奴隸製度，而是估計奴隸製度在人類歷史上某個時期之作用。 辯證法的對象的過程，過程就是永久的運動，永久的變化，存在轉變為不存在，這個形成那個毀滅。某壹現象現在是Z，以前是K，更以前是A。資產階級現在是阻礙世界生產力發展的階級；資產階級產生頹廢的思想，趨向於神秘並斷言西歐要破產。但在壹個世紀以前，這個資產階級有前進的革命的階級之作用；當時資產階級發達生產力至於空前未有的高度，而其思想也是真正進步的。A並非時時刻刻都等於A。辯證法既然將現象看成為過程，於是就在運動中觀察現象，而看出：某個現象中所包藏的因素漸次發展下去，結果這個現象本身就要變成另壹相反的現象。「理性變成瘋狂，善變成邪惡，進步變成退化，正義變成邪惡，真理變成虛偽……。」 普列漢諾夫在壹篇遺文中，稱這種思想為十九世紀哲學思想最豐饒的結果之壹： 「這位德國天才的唯心論者，在其所著壹部『小小的』邏輯中，以最有力的文字描寫辯證法之不可屈撓的力量，即壹切都要到它面前受裁判，而到了它面前誰也不能成為固定的。辯證法註定壹切現存事物，向前發展去，都要滅亡。於是在黑格爾學說中已經沒有任何絕對的事物，除非是辯證法發展的進程本身，這個不死的死，或者——這是壹樣的——這個永久的再生。」（普列漢諾夫——AB字母） 辯證法將現象看做過程，是否就不去觀察物件呢？絕對不是。辯證法也研究物件，就像研究「靜止的」過程壹樣。研究物件在研究過程以前。前者是形式邏輯的任務，後者則是「矛盾邏輯」即辯證法的任務。前者是認識上的低級，而後者是認識上的高級。「靜止既然是運動中的壹部分，因此形式邏輯的思想方式（按照思想的『根本規律』）也是辯證法思想方式中的壹部分。」（普列漢諾夫——恩格斯所著費爾巴哈俄文譯本的序言） 人們往往將辯證法與庸俗的進化論混為壹談。黑格爾預先料到會發生這種不能容許的含混，早就起來反對那種簡單化的見解，即認為在發展過程中，某種現象最初微小而不顯著的，隨後就漸次擴大而顯著起來，反之亦然。我們在邏輯中可以看見辯證法方法創立者所寫的壹段飽含諷刺意味的話： 「人們認為自然界中沒有突變。呆笨不靈的人說到形成或消滅時候，就以為將這種情形看做漸次的發展或毀滅就夠了。可是事實上可以看出現象的變化，不僅由這壹數量轉變為別壹數量，而且也由性質轉變為數量並由數量轉變為性質，在這個轉變中，漸進的行程中斷了並造成新的現象，其性質與原來的現象不同。在寒冷天氣之下，由水結冰並非漸次進行的，即並非水先變成漿狀物，然後漸次凝結成固體的冰，——而是壹下就結成固體的。在冷凍至冰點以前，水還是液體：只要保持靜止狀態，則增加壹點點冷度就可以使水壹下就凝結成冰。」（黑格爾——邏輯） 我們觀察自然界，就可以發現許多例證，證明數量轉變為性質，即漸進的發展突然中斷而發生突變。在燒開水的水壺裏，蒸氣漸次增加起來；在壹定限度之下，這種增加純粹是數量上的增加，但突然數量就轉變成性質，結果沸騰了。我們試將橡皮帶拉長，則壹尺長的橡皮帶可拉成二三尺，但到了壹定限度之後，如果我們再拉長壹點點，則突然由數量轉變成性質：橡皮帶斷了。蟲蛹緩慢的漸進的發展至壹定限度，數量就要轉變成性質，即蟲蛹變成蟲蛾。人的產生也是遵循突變道路的。 流行的意見以為達爾文（Charles Darwin）的理論否認自然界中有突變。可是有權威的自然科學家卻承認：「達爾文也承認有劇烈的變化即突變存在，並以為比漸進的壹般的變化更多些，因此漸進的變化不僅沒有唯壹的意義，而且也沒有優先的意義。」（季米裏亞澤夫——十九世紀生物學發展史上諸特點） 在發展的過程上，突變是不可免的，—— 不論這個過程是自然界的或社會的。 有些理論家堅決的攻擊這種見解；因為他們的階級自覺懼怕革命震動，所以他們斷定說：「自然界沒有突變，歷史也沒有突變。」 新社會之出現於歷史舞臺，並不像維納斯神（Vénus）從海中浪花產生出來。（註）新社會是經過長久期間在舊社會懷裏，逐漸成熟起來。這是頻撲不破的真理，就像我們未曾出世以前須在母親腹內胎孕九個多月壹樣。但這樣的懷胎和成熟，不僅不會與突變相反，而反與之相成。先懷胎，然後分娩。譬如在法國，資產階級社會出世以前壹個世紀，資產階級製度就已在封建製度懷內開始成熟。但當資產階級這個成熟過程完結時候，突變就發生了，即歷史上有名的法國大革命。俄國的革命過程也是這樣。

辯證法的進化論認為自然界中和歷史中的發展，經過兩個階段：漸變和突變。庸俗的進化論不承認有突變，只承認有漸變。普列漢諾夫說： 「有壹種意見認為沒有突變而只有漸變；另有壹種意見則恰與之相反，即認為事實上永遠只有突變，而我們所謂『漸變』過程乃是無數的互相連接的小突變所構成。正確的認識論自然應當綜合這二種意見，而成為第三種意見：突變是以漸變為前提而漸變必然要達到突變。」（普列漢諾夫——我們的批評者之批評） 辯證法就是正確的認識論，得到了普列漢諾夫所說的那種綜合意見。馬克思主義應用辯證法方法怎樣來說明這壹經濟製度轉變為另壹經濟製度呢？難道這是新社會從舊社會懷中壹點壹滴長成起來之結果，退出去的階級壹步壹步對走進來的階級讓步之結果，長期的和漸進的社會改良之結果嗎？絕對不是。那些修正派，那些離開馬克思主義對最終目的之嚴格觀點而投身於社會改良懷抱裏去的人，對於這壹種社會製度轉變為另壹種社會製度，就是這樣說明的。當修正主義初起時候，修正派就借別爾嘉耶夫（Berdiaev）之口宣布這種理論說：「資本主義發展本身所造成的改良辦法，就可以補救現存社會之缺點，使社會的各個細胞不斷的除舊更新。」辯證法絕不承認用「改良」辦法可以使封建主義變為資本主義，或使資本主義變為社會主義。這壹種製度要轉變成為另壹種製度，必須經過「否定的否定」，即由「突變」來去除不適用的形式而代之以新形式。但同時，要發生這個「突變」，要形式新的性質。必須數量增加之不斷過程預先達到了這個突變所需要的程度。所以馬克思主義壹方面反對改良主義的漸進派，他方面又反對恩格斯所稱為革命的煉金術士派，——他們認為無論何時都可以「爆發」革命的突變。 資本論中有名的論資本主義崩潰那壹段，可以作為應用辯證法的發展論之模楷。在這壹段中，馬克思尋得資本集中和群眾無產階級化的規律以後，接著說： 「篡取並壟斷這個變革過程的壹切利益的那些大資本家富豪，其數量是壹天減少壹天的，但同時，壹方面貧困，壓迫，奴服，墮落和剝削反壹天增加壹天，他方面工人階級的反抗也壹天比壹天強烈起來，——工人階級的數量不斷的增加，而且更受資本主義生產本身機體所訓練團結和組織起來。資本的壟斷變成為生產方式向前發展的障礙物，這個生產方式是與資本壹同發展並受資本的指導的。生產機關的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達到壹種過程，即不能與其資本主義的外殼相適應了。這個外殼壹定要炸裂。資本主義私產製的末日到了。剝奪別人財產的人，其自己財產也被剝奪了。」（馬克思——資本論，第二十四篇第七章） 我們在上面已經說到「否定的否定」在辯證法原則中的作用。我們已經說過：我們的思想是經過兩重否定而發展的，其結果達到另壹種新的更高的肯定。「否定的否定」乃是辯證法根本規律之壹，如果不明了這個規律，就不能使用辯證法方法。我們知道，每種現象，當其發展前進及其所包藏的種種因素表露出來時，這種現象就轉變為與原來相反的另壹種現象，即轉變為自己的否定。但這個否定自己還是要發生否定的。這個否定的否定就使現象發展到更高的更完滿的階段。 試借用恩格斯在反杜林中所舉出的例證：壹粒種子播在地下生出萌芽，這裏萌芽就是種子的否定；萌芽長大起來開花結果以後，又歸於死滅，這裏，結成的果實即種子又是萌芽以及枝幹的否定。於是我們又得到種子，但這裏的種子並非壹粒，而是增加無數倍了的。「否定的否定」使現象發展到更完滿的程度；這裏所舉的例固然只是數量上的變化，但若我們不引證壹般的植物，而引證奧奇德花（Orchid ——蘭花之壹種）為例，則結果不僅是數量上的變化而且也是性質上的變化。 社會的現象也是壹樣。這裏也可以舉出好多例證，但我們只舉出壹例來看就夠了。議會製度本來是人民的統治，但發展下去反成為自己的否定——形式的德謨克拉西，即上層階級的統治。人民統治之否定為形式的德謨克拉西，而形式的德謨克拉西又發生自己的否定，即蘇維埃製度——人民統治之新的和更高的形式。 壹切現象在其辯證法的發展中所經過之三個階段，黑格爾稱之為「正」（Thése）「反」（Antithése）「合」（Synthése）；合起來就是所謂「三位法」（Triade）。 馬克思和恩格斯采取了黑格爾的辯證法方法，但他們並不是生吞活剝將黑格爾的辯證法放入於他們的體系內，而是以這個辯證法貫通他們的學說並將這個辯證法融化於他們的學說之內。試聽辯證法唯物論的創立者自己對於黑格爾的辯證法怎樣說： 「我的辯證法方法，不僅根本上與黑格爾的不同，而且也與黑格爾的完全相反。在黑格爾看來，思想的過程——他在觀念之名稱底下，甚至將這個過程變為獨立的主體——乃是真實世界之創造者，而真實世界不過是這個過程之外現。在我看來，則恰好相反，觀念世界不過是物質世界移轉入於人類頭腦去而已。…… 黑格爾學說中辯證法之神秘化，絕不能妨礙黑格爾之成為破天荒第壹人，完全的和自覺的描寫辯證法之運動的壹般形式。必須將黑格爾的辯證法頭足顛倒過來，為的從神秘的外殼裏面發現理性的核心。」（馬克思——資本論，第壹卷第二版序言） 黑格爾的辯證法怎樣被頭足顛倒過來，在馬克思的體系中呢？ 對於這個問題，恩格斯這樣答覆： 「在黑格爾看來，辯證法是觀念的獨立發展。絕對觀念不僅永久存在（我們不知道存在何處），而且是現存整個世界之活的靈魂。絕對觀念自己發展，經過各種階段——關於這壹點，他在邏輯壹書中有詳細的發揮——並包含各種階段；隨後，絕對觀念就『自我化生』轉變為自然界，在自然界中絕對觀念是非意識的客觀必然的經過新的發展，壹直發展至最後在人的思想中重新達到自我意識；這個自我意識從那時起就以粗糙形式在歷史中發展最後才完全達到黑格爾哲學中來。這樣，在黑格爾看來，歷史和自然界中的辯證法運動，即自低而高經過壹切曲折道路和壹切暫時退步之進化的因果關系，——不過是觀念獨立發展之縮影，而觀念是永久存在於某個地方並不受人的思想頭腦所支配的。這種思想上的混噸狀態是必須鏟除的。我們的責任就在以唯物論的眼光將頭腦中觀念看做是絕對觀念發展到某種程度的反映。於是，辯證法就變成了研究真實世界和人類思想的運動之壹般規律的科學。……觀念的辯證法本身，就僅僅成為真實世界的辯證法運動之自覺的反映。」（恩格斯——費爾巴哈） 恩格斯在其寫給施米特（Conrad Schmidt）的壹封信（去年才發表的）中說： 「黑格爾的辯證法之混噸狀態，其根源就在於他將辯證法看作是『思想的獨立發展』，因此外物的辯證法只成為思想的反映。可是，事實上，我們頭腦中的辯證法，僅僅是自然界和人類社會中那些依照辯證法形式之真實的發展的反映。」 由此看來，從黑格爾的辯證法唯心論到馬克思的辯證法唯物論之轉變，可以底下的話概括之，即：辯證法從此不再將思想的過程看做因，將真實的發展看做果，而是反過來看，即將觀念的進化看做「外物進程」的結果。 辯證法和唯物論綜合起來成為馬克思的學說，但這壹點極受馬克思學說批評者的堅決攻擊。 如果，像我們上面所說，壹般的辯證法已經被馬薩裏克教授看作是「簡單的變戲法」，那麽，在他看來，唯物論的辯證法就是「莫名其妙的矛盾」了。（見馬薩裏克的馬克思主義之哲學的和社會學的根據）甚至伯恩施坦（Edouard Bernstein）也認為辯證法是與馬克思主義沒有幹涉的，是人為的強附於馬克思主義上面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創立其偉大工作，並不借助於黑格爾的辯證法，而是與黑格爾的辯證法無涉。」（伯恩施坦——歷史的唯物論） 可是只要研究辯證法方法的真正性質，就可以明白：辯證法本性上就是唯物的。壹種非常有意義的情形值得我們註意，即當黑格爾嚴格遵守其辯證法原則企圖深入於社會關系方面去時候，他自己也就不可免的要站在唯物論的基礎上面。（註）

辯證法似乎是趨向於抽象的結構，然而在唯物論看來，壹切觀念都是事物的反映。——這種情形，就是馬克思主義批評家從辯證法唯物論中發現出來的所謂矛盾。但我們已經說過，馬克思主義並未否認玄學之認識事物的權利。馬克思主義只認為這個權利是相對的，是屈服於更高的更完滿的認識方法即辯證法之下的。唯物論和辯證法並非相斥，而是相成的。 所以，「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學不僅是唯物論的哲學，而且是辯證法的唯物論。我們的辯證法之基礎就是唯物的自然界觀。我們的辯證法時刻不能離開唯物論。唯物論失敗了，我們的辯證法也要隨之失敗；反之，沒有辯證法，則唯物論的認識論也要成為不完全的，片面的，甚至不可能的。」（普列漢諾夫——費爾巴哈序言） 辯證法和唯物論是馬克思主義之二個原素，如果缺少其中壹個，則馬克思主義本身就不能存在。排除其中的壹個原素，就等於摧毀馬克思主義之整個建築。 最後在結論中，我再指出辯證法思想之幾條根本的規律： （壹）在真實事物的完全狀態中，研究真實事物。竭力註意壹切。詳細的研究。牢記著各方面的聯系。 （二）在運動中研究。註意辯證法的運動是怎樣發生的和怎樣轉變的。尋求矛盾。明了鬥爭。 （三）牢記著：沒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是具體的。 （四）不隔開理論和實踐。不僅要認識周圍世界，而且要改造周圍世界。（註）

有定論

辯證法唯物論給唯心論世界觀以致命的打擊；這不僅因為辯證法唯物論具有前代哲學思想之最高成績——辯證法方法，而且也因為辯證法唯物論占奪了唯心論所統治的疆土——歷史。辯證法唯物論推翻了唯心論在解釋歷史過程方面之獨裁統治。辯證法唯物論之根本原則應用到研究社會關系方面來，就產生出唯物史觀。 在未曾說到唯物史觀以前，我們指出：馬克思主義之歷史社會的有定論，乃是辯證法唯物論各方面所從出發的那種有動機的前定說，所推演出來的結果。歷史社會的有定論，乃是人類學的有定論之結論。馬克思主義既認人類發展之整個行程須遵守有定論的原則，其對於「意誌自由」問題的答復就與斯賓諾莎當時對此問題的答復相同。 在斯賓諾莎看來，「意誌之不能稱為自由的原因，而只能稱為必然的原因」，這是「比日光還要明顯」的事情。（斯賓諾莎——倫理學，第壹卷，定理三十二）意誌之每壹次表現，要能發生和活動，必須有其他壹種原因，如此直至於無窮。無論意誌是有窮的或無窮的，但總歸有個原因來決定意誌之存在和活動，因此意誌不能稱為自由的原因，而只能稱為必然的原因。（見同上定理之證）自然界規律支配人類，與支配石頭，有同等的權威。如果人手所拋擲的壹個石頭，是能夠思想的，則它或者心裏以為：它遵循壹定方向墮落於地下，乃是因為它願意這樣，因為它的自由意誌是這樣。誰心裏想：他說話，或不說話，或從事於任何其他事情，——是按照他的精神之自由裁奪，則誰就是睜開眼睛做夢。……法國唯物論者對於意誌自由問題的見解，差不多也是這樣。在狄德羅看來，意誌自由是壹句「空話」。我們的行為，每壹次都是某種原因之必然的結果，這些原因有時雖然很復雜，但其實質是單純的。霍爾巴赫對於這個問題的見解也是這樣，他認為意誌自由的學說是屏除人類於自然界之外的學說，而其實人類乃是自然界中壹部分。 無論斯賓諾莎，霍爾巴赫或其他許多偉大思想家，他們都是拿有動機的前定說來觀察我們的意誌。他們分析意誌的過程，研究其所經過諸重要形態（誌願，選擇，行為），就得到結論說：我們的意誌是受某種外來的動機所決定的。費希爾在其所著有名的人類意誌自由論壹書中說：「意誌表現時，是否先有某種原因存在呢？我答：有的！每壹次意誌表現，都是由某種原因所引起的。」意誌須遵守壹般的因果律。 大家知道，萊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已經就拿人的意誌來比擬羅盤針。人的意誌須遵守物質世界的規律，正像羅盤針受這種規律所支配由北旋轉到南或由南旋轉到北壹樣。 人類在其意誌行為中，有表面上的「選擇自由」，但只表面上的而已，恰好就像羅盤針之「選擇自由」壹樣。 某個學生今天到學校來上歷史的唯物論壹門功課，但他可以不來上這門功課而去上經濟學，他也可以完全不上課而閉門在家或上戲院看戲去……。難道這不是自由選擇嗎？我加入共產黨為黨員，或者我拼命攻擊共產黨，——難道這也不是自由選擇嗎？我準備以經濟學家為職業，而不去充當醫生，——難道這也不是自由選擇嗎？…… 我的每壹件行為都是在無數可能性中自由選擇之結果。我是壹個有自由誌願，能自由選擇，因此會自由行動的人；而依照壹定方向而旋轉的羅盤針，則不能選擇向南或向北而必須遵守那支配它的物質的規律。怎樣能夠拿我去比擬羅盤針呢？ 無定論者，即承認意誌自由的人，就是這樣推論的。可是，承認我們的意誌必須遵守必然的規律之有定論者，他們也並未否認選擇的自由。不過他們並不認為僅僅指出選擇自由這件事實而就滿足了，他們還要進壹步證明：我們的選擇最後還是受我們身外的原因所決定的。（註）

當我們伸手出去從面前桌子上幾本書中拿取壹本書來看時候，我們自然有選擇的自由。我在十幾本書中可以自由選擇壹本，我也可以不拿書而拿報紙，鉛筆，圖畫以及面前的任何壹件東西。可是如果我伸手要去拿月亮，那我自然就變成精神病科醫生所研究之對象了。選擇自由，是受物質可能性之狹隘界限所限製的：我們從無量數的物件和現象中來「自由的」選擇，這僅僅是在這些有限製的界限以內。 可是我們能夠說：在這些界限以內，我們的意誌是完全自由，不受限製的嗎？ 某個時候在我的物質可能性界限內有四本書：羅馬法史，哲學研究，凱勒曼（Kellermann）的小說十壹月九日和列寧論文集。我自由選擇結果，就拿起羅馬法史來讀。在我的真正的可能性界限內幾本書中，我自由的選擇了；但這種選擇僅僅表面上自由的，事實上還是受在我身外的原因所決定。我所選擇的壹本書，正是我在某個時候所最需要的；我之需要參考羅馬法，又是由於我正預備法律問題的講演之需要；而這種需要又根據於另壹種需要……。以為我是完全根據我的自由選擇來讀某壹本書，那就無異於將我的行為及其動機拿來與此過程在我意識中的反映混為壹談，無異於斯賓諾莎所說：小孩以為他要吃奶是他的意誌自由。 在許多可能性中間的選擇，這種選擇本身就包藏有明顯的前提，即這些可能性中必有壹種可能性具有我們所需要的性質。總而言之，選擇的必然就是選擇的自由之前提。（見亞克塞羅的我們為什麽不要後退） 詩人說：

「年青的狄慈狄蒙娜（Dezdemona）為何愛她的亞拉伯人？ 因為天空的風和處女的心都是沒有定準。」

可是如果我們拿普希金（Alexandre Pouchkine）這二句詩認真來研究，我們就要承認：年青的狄慈狄蒙娜之自由選擇也是受她的「自由意誌」以外許多因素所決定的。她也許不知道這些因素，甚至也許不覺有這些因素存在，但無論如何這些因素還是存在並強有力的轉移那詩人所說的「無定準的」心之意誌。如果我們「分析樂器像解剖屍體壹樣」，就可以看出：這裏的自由意誌，乃是我們的行為過程與此過程在我們意識中的反映混合起來結果所產生之幻想。正如狄德羅所說：這乃是將自己當作原因而不當作結果的壹種人之幻想。 我們的意識指揮我們去做某種表面上自由的行為，但我們壹刻都不要忘記：我們的意識自己就時時刻刻受我們身外的原因所決定的。……「事物的行程決定觀念的行程」。 如果是這樣，如果有定論要我們的意誌，我們的心理動作，去遵守物質必然性的規律；那麽有定論會不會變成宿命論，會不會使人類成為萬能命運掌握中之可憐的俘虜呢？ 這是說到有定論時候，必然要發出的問題。 事實上，馬克思主義的有定論，不僅未曾消滅我們的自由，而且還助長我們的自由。 辯證法唯物論認為不可以抽象的空洞的使自由與必然（必需）對立起來。 當我在無數可能性中去自由的選擇時候，我必定相信其中某壹種可能性正是可以滿足我的需要的，正是我現在所必需的。惟有先認定必需性，我才能決定去自由選擇，去行動。不先認定其必需性，則自由選擇就不能成立，沒有必需性，則我將為各種可能性所吸引，我的意誌將茫然無所決定，我的「我」將消失在懷疑之中。如果我沒有羅盤儀指示我必需要走的道路，則我將永久停留在仿徨無措的地位。壹切都要，就等於壹切都要不到。費爾巴哈說：「人類什麽時候能自由的行動呢？只有在依據必需性而行動的時候，因為只有在這個情形之下，行動才是從我的生存之最深沈處發生出來，才是我的生存之有關聯的和明白的表現，而真正的『我』才是行動的創造者」。（費爾巴哈——全集） 「意誌自由不是別的，只是人認識事實以解決問題的能力。因此，人對於某種問題之解決愈加自由，則此解決之內容就愈加受必需性所決定；由於不認識事實而起的遲疑不決，表面上似乎是隨意選擇於許多各自不同的和互相矛盾的可能的解決中間，但由此更加證明這種選擇是不自由的，是屈服於其所受支配之實在情況的。因此，自由就在於建立於了解自然的必需性之上的對自己和對外界的統治。」（恩格斯——反杜林） 主觀的唯心論和辯證法的唯物論，其對於哲學的根本問題——意識對實在的關系——之解決，是極端相反的，連帶著對於自由和必然問題之態度也根本不同。 主觀的唯心論否認客觀的因果律並將必然發生的事情看做自由的無原因的事情，這樣就使目的失去了任何保證，而不能實現。 「若將目的看作自由的基準，則目的將停留於主觀的頭腦裏，對於真實世界沒有任何必然的關系。由此觀點看來，則合於目的的去反應於周圍世界，乃是決然不可能的；於是，在主觀的唯心論者看來，除了自然界和社會生活諸方面現象之種種盲目的和宿命的表演以外，別無所有。 絕對的自由就轉變為絕對的必然。 有定論承認客觀的因果律並將必然發生的事情看做因果律的結果，這樣就得到結論說：目的是現象間必然的因果關系之反映，目的本身就包藏有可實現的原素。由此觀點看來，顯然，人類對於自然界和歷史之反應是有保證可以成功的。 「必然就轉變為自由」（亞克塞羅——哲學論文） 有定論並不像宿命論那樣，認為人的行為完全是徒然的。恰好相反，認識我們的意誌是有定的，是依賴於決定意誌之物質原因的，是嚴格遵守必需性的，——這就等於相信我們是依照規律而行動並且能收效果的，就等於鼓勵人的行為。了解客觀的必然性就是客觀的行動之前提，正如關於意誌獨立和自由之主觀的幻想壹定要達到意誌薄弱，遲疑不決，多議論而成事；以及哈姆雷特的氣習壹樣。（註）

以上所說的有定論，還只限止於人類學方面。就此方面來說，這個問題於十九世紀中葉就已經解決了像我們上面所說的那樣。 馬克思和恩格斯就從這個解決出發。但他們的功績乃在於他們將有定論問題推展至社會學方面來，在於他們將意誌自由問題從自然界推展至社會範圍裏來。 如果在人類學方面提出這個問題，證明我們的意誌屈服於必然性，那麽就要問：在社會過程中有沒有決定人的行動之必然性呢？如果是有，那麽決定這個社會生活之原素又是什麽？ 在未答復這個問題以前，我們須先說說底下的問題。 我們不可以將社會現象看做是構成此現象之各個個人意誌之總和的產物。社會現象乃是個人意誌交互錯綜的結果，而在各個個人意誌看來，社會現象仿佛是自發性的。社會現象發生於單個意誌之交互錯綜。我的意誌，妳的意誌，十人百人千人無量數人的意誌，交互錯綜起來，混合融化起來，就產生出自發的現象，這種現象不僅不適合於各個個人意誌，而且違反各個個人意誌。（註）

資本主義社會之工業危機可以作為這種自發現象之模範的例證。在壹個國家中，幾千個工業家各有其壹定的目的：發財。每壹個工業家都因為竭望發財，而表現出其要求更多利潤的意誌；這個意誌表現之結果，就是這個工業家製造出壹天多似壹天的生產品並輸送到市場上去賣。這個工業家的發財意誌，碰著其他幾十個幾百個幾千個人工業家同樣的意誌，而交互錯綜起來。所有這些個人意誌交互錯綜之結果，就是生產過剩，市場充滿，那些工業家也跟著破產，——他們的個人意誌在交互錯綜的過程中造成了自發的現象（破產），即達到了與個人意誌所期望剛剛相反的結果。 「歷史經過是這樣：最後結果系由無數個人意誌之沖突產生出來，而每壹個意誌之出現又根據於許多特殊的生活上的情況。於是就有無量數的交互錯綜力量和無量數的平列並行力量，這些力量綜合起來就產生總的結果：歷史事跡。」（恩格斯給布洛赫——Joseph Bloch的信，壹八九〇年九月二十壹日） 個人自覺的傾向，被那在社會過程中發展的力量，所屈服了，或恰切點說，所打消了。依據規律發展的和遵守因果律的社會生活，決定了個人意誌。（註）

我們應該承認：在人類學範圍和在社會學範圍，我們的意誌都須遵守因果律的壹般原則，都須受我們以外的原因所決定。 承認了此點以後，辯證法唯物論的創立者就發問說： 「人類創造自己的歷史，不管歷史的性質如何，都是按照自己自覺的預定的目的去做的：這些由不同方向互相影響的無數意誌以及人加於外界的行動所造成的結果，就是歷史，因此，這些無數個人所要的究竟是什麽，這並不是不重要的問題。意誌是為思考或情欲所決定的。而直接決定思考或情欲的動力又是許多復雜的事物。這些事物壹部分是外界的條件，壹部分是理想上的動力，貪心，『對真理和正義的熱忱』，個人的仇怨，還有各種各式的純粹個人的嗜癖。我們已經說過：影響歷史的無數個人意誌所造成的結果，時常不是人所期待的，有時甚至與人所期待的完全相反，這可見個人的動力對於總的外界只占次要的位置。因此，我們必須尋求：究竟有何種動力隱藏在這些個人動力背後，究竟有何種歷史原因能在人類頭腦中變成這些個人動力。」（恩格斯——費爾巴哈） 辯證法唯物論應用到社會關系方面來——即唯物史觀——就答復這個問題。

從唯心史觀到唯物史觀

歷史哲學，成為專門科學，要從歷史的認識論中求得若幹普遍原則出來，——這還是比較後起的事情。人們認為歷史哲學之創立者是維科（Jean—Baptiste Vico），他的學說成立於十八世紀初期；因此，歷史科學之成為專門科學，至今還只有二個世紀。但分析歷史的進程，敘述歷史事變之外又加以解釋，確立某幾條能支配歷史過程的原則——這些部分的企圖，則歷史科學成立之初就已經發生了。 從希羅多德（Hérodote）和修昔底德（Thucydide）（註）時代以來，歷史家就竭力不僅要敘述事變而且兼要解釋事變；他們從他們對於歷史過程之無量數形形色色的解釋中間，推究共通原素出來，——所有這些解釋，自然是唯心論的。

「從希羅多德的神妒說到泰納（Hippolyte Taine）的環境影響說，其間記載歷史的人的精神裏產生出無量數的見解，仿佛是直接思想之自然產物，要來解釋並補充所敘述的事績。階級的傾向，宗教的觀念，民間的成見，某種流行的哲學思潮的影響，遐想的過分以及要加片段不完的事實以藝術形式的誌願——所有這些原因以及其他許多原因，就造成了關於歷史事績的理論之多少愚笨的原則；這種原則是與歷史記載不可分離的，或至少也是要點綴和裝飾歷史登載的。說什麽偶然，機會，命運，神意或現在所說的『物的邏輯』，——所有這些觀念都是愚笨的和簡單的思想之結果；這種思想，無論經過批評道路或借助經驗手段，都不能夠憑其本身來解釋自己的行程和見解。要想拿帶條件性的事實（譬如偶然）或帶理論性的像想（譬如事變的必然行程往往被人看作是進步的）來填補我們關於壹切情況之智識的缺陷（這些情況是隨著真實事變而發生的。其發生乃是必然的，而與我們的誌願或意見無關）——這種傾向本身就是歷史記載家庸俗哲學之原因和結果；這種哲學，無論是明的或是暗的，只要有智識的批評出現，就將因為本身太淺薄而不能存身了。」（拉布裏奧拉所著之歷史的唯物論） 在唯物史觀未曾出現以前，歷史科學壹般是以唯心論的眼光去觀察社會生活之壹切事變。但在馬克思提出其歷史的認識論以前好久，我們在歷史思想之壹般的唯心論傾向中，就已經發現壹些對於社會生活之部分的唯物論見解。在商業資本初興時代，我們在歷史家著作中就已經發現有人企圖拿經濟性質的原因來解釋歷史事績，甚至有人還拿階級鬥爭眼光來觀察歷史進程。 鼎鼎大名的馬基雅維利（Nicolas Machiavel）之歷史著作，就包含有這種新歷史觀之原素，雖然這種歷史觀還未完全明顯的成熟。十七世紀生產力之增長，推動哲學家和歷史家的思想更趨向於拿經濟原因來解釋社會生活。霍布斯和斯賓諾莎的學說就是最好的證據。 十八世紀資本力量壹天比壹天長大起來，為向垂死的封建製度作革命鬥爭起見，就要求歷史家丟棄唯心史觀（即將人類社會壹切進化都看做人類精神變化結果之壹種見解），而拿社會中互相鬥爭的真實力量，來解釋社會進化。法國大革命更強有力的推動歷史家思想去尊重實際事實而丟棄壹切思想上的動因。如果十五世紀佛羅倫薩（Florence）封建貴族和城市資產階級間的鬥爭，能使馬基雅維利認識階級鬥爭對於歷史的意義；那麽法國大革命——這壹只有生來盲目的人才看不見的階級鬥爭之巨大表演——打消了唯心論的見解而使歷史現象真正原因發現出來，——這當然不是壹件奇怪的事。 如果在大革命初年，人們還認為有所謂「大眾意誌」，但不久人們就可以明顯看出：這種表面上壹致的意誌，遇見人民中各種分子間——即各階級間——之沖突，就煙消雲散了。關於「貧」「富」間階級對抗的意識。在大革命前的思想家如盧梭雷納爾（Abbé Guillaume Raynal）杜爾哥（Jacques Turgot）等人的著作中還是模糊的，但在大革命事變中就強有力的被證實了。所以大革命中的許多偉人，都了解階級鬥爭是社會生活的根本動力。其中幾個偉人，譬如馬拉則簡直認為階級鬥爭是壹切革命問題的出發點。 十九世紀之初幾十年，唯物史觀已經確定的戰勝唯心史觀了。十九世紀初期，事物的整個進程，將歷史方面之唯心論見解毫不容情的推翻了。（註）

拉布裏奧拉論這個時代說： 「經濟規律戰勝了壹切幻想並幻想了社會生活之指導地位。……事實上，誰未曾看見小私有者小農民和手工業者破產而變成為無產者呢？誰未曾看見造成新社會製度之壹種新方法，在此製度之下，有好多人都要低頭屈服而不敢反抗呢？……誰未曾看見新的城市在工廠周圍發生起來，造成了沒有出路的的貧困，這種貧困並非個人失敗之結果而是財富的條件和源泉呢？（拉布裏奧拉——歷史的唯物論） 在劇烈的階級鬥爭影響之下，到了法國王朝復辟時代，我們上面所說的大革命時期已經萌芽之壹種傾向就開始顯著起來，這種傾向就是：憑拿經濟原因去解釋歷史進程，依據階級鬥爭以研究社會生活。 十九世紀初期幾十年，法國的歷史科學就轉移其研究方向於支配社會之財產關系方面，因此就堅決的走上唯物史觀道路。法國歷史科學之最有天才的和最深刻的代表者，基佐米涅梯葉裏等得出結論說：要了解某壹國家之政治製度必須研究其社會集團間的關系，而各種社會集團間之財產關系就是了解政治事變之鎖鑰。在基佐和梯葉裏看來，法國歷史就是階級戰爭的歷史。階級間之鬥爭，其結果不是各階級互相妥協，而是這個階級戰勝那個階級，基佐說：「調和階級的沖突，乃是妄想。聯絡各階級使之協調，也是不能實現的幻想。」在馬克思以前很久，歷史家就已經宣布階級鬥爭說，但有些歷史家如布蘭維裏埃（Henri Boulainvilliers）等是站在貴族利益的，有些歷史家如基佐米涅梯葉裏是站在資產階級利益的，惟有馬克思是第壹個站在無產階級利益。 我們上面已經說過：革命以前法國的哲學家站在唯物論基礎上，但同時沒有能力徹底的解決他們當前的問題，這是由於玄學觀點阻礙了他們。革命以前法國唯物論哲學家擱淺的地方，革命以後法國唯物論歷史家到此也擱淺了。他們達到了將歷史研究重心移轉到財產關系方面，但當他們要去解釋財產關系本身時候，他們又借助於「人性」的玄學觀念。他們知道政治製度是受社會關系影響的，知道社會結構之基礎是經濟組織，但當他們要去解釋什麽是經濟變化之基礎，經濟變化和發展究竟受什麽影響等等問題時候，他們就張目結舌壹點沒有辦法了。十九世紀初期幾十年的法國歷史家，他們缺乏發展的觀點，因此不能從他們的唯物史觀做出邏輯的結論：他們不能發現歷史過程的最初動力，其「動力的動力」，而這種動力後來不久就被馬克思和恩格斯所發現了。 我們上面已經說過：在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處的時代，唯物史觀的黴菌是滿布於歐洲社會空氣中的。這二位科學社會主義之創立者，本來是大無畏的和最徹底的辯證法家，他們發現這個黴菌以後，就在這個發現基礎之上建立起唯物史觀的壹元論體系。這個堅固整齊的體系，與王朝復辟時代歷史家殘破不全的觀點毫不相同，其差異程度正與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和啟蒙哲學家矛盾動搖的見解間之差異程度壹樣。 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創立的歷史觀，可以作為壹個例證，證明我們上面屢次提起來說的壹個斷語之正確，這就是說：辯證法唯物論之創立者所構成的體系，並非由他們頭腦想像出來的，也不是由他們「發明」的，而是他們天才的將前代哲學和歷史思想融化為壹個綜合。當時社會關系之發展，使馬克思能夠在十九世紀上半期至下半期交替時候，發表他的關於歷史過程的思想而成為壹個有名的公式。這個公式說： 「在其賴以生存的社會生產中，人類進入於壹定的必然的不受其意誌所左右的關系——生產關系，這些關系適應於其物質生產力之壹定的發展階段。 這些生產關系之總和就成為社會的經濟結構，真實的基礎，在此基礎上建立起法律的和政治的築物，而社會意識之壹定形式也是適應於這個基礎的。物質生活之生產方式決定社會的政治的和壹般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的意識決定人的實在，而是人的社會實在決定人的意識。 在其發展上某壹定階段，社會物質生產力必然要與當時的生產關系，——或者拿法律用語來說——要與當時的財產關系，發生沖突，——生產力以前就是在這些關系懷中發展的。這些關系本來是生產力的發展形式，如今變成了生產力的障礙。於是到了社會革命時代，經濟基礎改變了，整個偉大築物或遲或速也要起革命。觀察這種革命時候，必須將物質的由自然科學正確性表示出來的經濟生產條件上的革命，與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藝術的或哲學的——總而言之，即壹般思想形式的——革命，分別清楚；——在後壹類革命中，人類自覺這個沖突並與之爭鬥。 不能根據革命時代的意識來判斷這個時代，亦如不能根據個人的意識來判斷這個個人壹樣。恰好相反，這個時代的意識，必須拿物質生活的矛盾，拿社會生產力和社會關系中間的沖突，來解釋。 任何壹種社會結構，在生產力未曾發展至於這個結構不能容納以前，是不會崩潰的；同樣，任何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舊社會內部這個生產關系所需要的物質生存條件未曾成熟以前，也是不會產生出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批評序言） 馬克思主義對於哲學的根本問題——思想對實在關系問題——是這樣解決：即承認惟有我們的感官所能認識的物質世界才是真實世界，而觀念只是這個物質世界的反映。 辯證法唯物論就是根據這個原則去建立其歷史觀。在辯證法唯物論看來，社會過程並非觀念進化之結果，而是人類賴以生存的物質條件改變之結果。 上面所征引的有名公式，很明白而恰當的指示馬克思主義對於社會生活上物質和觀念關系究竟持什麽見解。

生產力

歷史的唯物論將整個社會組織都看做生產的組織。生產乃是本時代政治事變和文化表現所環繞的中軸。 動物必須適應於自然界，才能生存。人類自然也要遵守這條規律。但人類的適應過程，與其他壹切動物的適應過程，有重大差異。動物之適應自然界，是屈服於自然界；人類則使自然界屈服於自己，這就是說：當適應自然界時候，人類並不改變其自然的官能，而是造成人為的官能，——總而言之，人類的適應不是被動的和生理的，而是自動的和技術的。 人類是自動的和技術的適應自然界，人類是富蘭克林（Benjamim Franklin）所說的「製造工具之動物」，——這個情形發生出非常重大的效果。 人為的工具所實現之勞動過程，有根本重大的作用；我們的智慧就是在這個過程直接影響之下發展的。在這個過程中，動物之簡單的叫聲就變成人類可寶貴的發言。在這個過程中，人類得著判斷的能力並自覺的決定其對於世界的關系。「蜘蛛織網像紡工織布壹樣，蜜蜂營巢像匠人築屋壹樣。但壹開始，最拙笨的匠人也就有壹點與最靈巧的蜜蜂不同，即人類未曾拿材料築屋以前，先在頭腦中將屋築好了。」（馬克思——資本論第壹卷）這種偉大的理想能力，就是使用人為的工具反應於死的自然界並改變物質之結果，在此意義之下，我們可以肯定說：最原始的人為的工具之使用，已經給予原始人類以最初的意識並開始轉變類人猿為類猿人。 「人類將勞動工具當作新的官能，以補充其生理上的結構。自從達到能使用勞動工具之程度以後，人類發展史就煥然壹新：以前人類像其他壹切動物壹樣，是改變其自然官能的，而現在人類則首先改進其人為的官能，發展其生產力。」（普列漢諾夫——壹元論歷史觀發展問題） 在勞動工具未曾於人類生活上占支配勢力以前，那時尚沒有人類歷史。人類歷史僅僅從勞動工具能影響於整個社會生活時候，才開始存在的。「達爾文就在這裏結束，馬克思就在這裏開始。」動物學讓位於社會學。 「歷史乃是人手的工作，——這裏所說的人手，是能夠發明和改良勞動工具的，是能利用勞動工具以創造人為的環境的；這個環境之復雜影響隨後又反映在人類本身，而這個環境之現狀及其連續變化，正是人類發展之原因和條件。」（拉布裏奧拉——歷史的唯物論） 我們上面已經引過富蘭克林對於人類的定義：「人是製造工具之動物」。這位美國思想家忘記補充壹點而這樣說：「人是製造工具之群居的動物」。第壹個使用石斧以反應自然界的，並不是魯濱遜（Robinson Crusoe），而是人群（群居的動物）中之壹員。這個石斧並不屬於個人，而是群眾所有；石斧之使用就大大改變了這些群眾的狀態，改變了他們對於自然界的關系，而以後由石斧進至新工具，以後生產力壹天比壹天發展，於是整個社會結構都起變化，社會內部壹切關系都起革命。 某種社會，隨其所處客觀的外界的條件不同，其生產力發展遲速也不同。生產力發展，社會的智識程度也隨之發展，而社會也更能夠發明新的工具，更向前發展生產力。……這樣，在整個人類歷史中，人類改變自然界，同時也改變自己。在每壹時代，人類能實現這種變化至何程度，這要看底下壹種情形，即：「每壹個民族，在其歷史上每壹個時代，其生產力向前發展是受那時代生產力狀態所決定的。」（拉布裏奧拉——歷史的唯物論） 這就是生產力發展之自然的邏輯。 人類不是唯壹能使用勞動工具的動物，也不是唯壹能群居的動物，而是唯壹能合群以使用勞動工具的動物。人類既然能合群的使用生產工具，於是人類於自然界環境之外，又造成了人為的環境，社會的環境。 合群的使用生產工具——這壹點是人類所特有的，這壹特點擴大了人為的環境之防衛的和自立的力量使人類超越於其他壹切動物之上。（見凱勒斯克勞茨——Casimir Kelles—Krauz 所著之什麽是經濟的唯物論） 我們上面已經說過：人類適應於自然界不是生理上的而是技術上的，在適應過程中人類不改變其機體而去改進勞動工具。這是由於人為的環境之自立的力量所造成的。 生產工具的改變引起人類對自然界關系的改變，同時也引起人與人間關系的改變，由此可見生產工具的改變決定了社會發展的整個進程，所以，當觀察社會生活和研究社會過程時候，馬克思主義是從分析社會生產力出發的。馬克思說：「壹定的社會關系也是人所製造的產物，正如棉布苧麻等壹樣。社會關系是與生產力狀態有密切關系的。人類發展了新的生產力就改變生產方式，隨之又改變獲取生存資料的方式，因此就改變其壹切社會關系。手工磨機給我們以封建王公統治的社會，而蒸汽磨機則給我們以工業資本家統治的社會。但那些根據物質生產以建立其社會關系的人，他們同時也造成原則，觀念和範疇，適應於其社會關系。」（馬克思——哲學之貧困） 辯證法唯物論認為生產力是研究人類社會生活之出發點，簡單的因為生產力是決定社會生活發展之唯壹能變的物質因素，而生產方式不斷的改變同時人類社會也跟著不斷的改變。我們承認生產力是歷史過程最初的動因，因為這是包圍人類和影響人類的環境中唯壹能變的因素。這個環境中的其他因素，或者是不變的，或者是在生產力發展影響之下而改變的。 「自然，在發生觀念的過程中，不僅外界占有作用，而且人的機體也占有作用。但人的機體，其思想能力及其藝術創作能力等，在歷史過程中曾經有某種改變嗎？自然沒有。誰的思想能力都未見得比亞裏斯多德更高，同樣誰的藝術創作能力也未見得比古代希臘藝術家更強。或者因為外界即自然界改變了嗎？也不是。現在希臘的蔚藍的天正與伯裏克利（Périclés）時代（註）壹樣。改變的只有社會，即最後只有經濟關系；自然界中和人類中即使有改變，也是受經濟關系改變影響的。」（考茨基——唯物史觀與心理因素）

馬克思主義既然承認生產力是其社會學分析之出發點，於是就指出：社會乃是隨其滿足物質需要時所用的手段方式改變而改變的。 唯物史觀認為「首先是生產，其次是生產品的交換，構成壹切社會製度的基礎。這二種原素決定當時社會中財富的分配，因此更決定構成此社會之階級及其中各層的形成。所以如果我們要尋求那決定某種社會變化或某種社會革命之原因時，則不應到人的頭腦中到人對於永久真理和永久正義的最高智識中去尋求，而應到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化中去尋求；總而言之，即不應到所研究時代的哲學中去尋求，而應到這個時代的經濟中去尋求。」（恩格斯——反杜林） 某時代的經濟又直接受這時代的生產力所決定。 我們時常聽見人說：生產力本身要受自然界影響所決定，因此社會過程之最初原因乃是地理條件。自然無疑，地理性質能決定生產力的發展。地理環境對於技術的影響，也是沒有疑義的。但我們必須牢記：在自然界（地理）條件影響之下發生起來的生產力，發展下去就要改變人類對於這個自然界的關系。譬如在白俄羅斯，現在人們正談論電氣化；正要建設大規模之發電站臺等，可見我們現在對於白俄羅斯地理條件之關系，完全與西繼斯蒙奧古斯特（Sigismond Auguste）時代的白俄羅斯人對於同壹地理條件的關系不同。北美洲農民拿電氣機器所耕種的土地，也已經不是兩世紀以前歐洲僑民拿原始犁頭所耕種的土地了。 「人類社會在自然界中勞動，並將自然界當作勞動對象。這是毫無疑義的。但存在於自然界中的原素，是多少固定不變的，因此自然界原素不能解釋社會的變化。而社會的技術則是時常變化的，——自然，社會技術必須與自然界原素相適應。技術既然是變化的主因，技術的變化既然引起社會和自然界間關系的變化，由此可見：分析社會關系之出發點就是技術」。（布哈林——歷史的唯物論） 地理條件對於人類歷史發展有巨大影響，但這個影響不是直接的，而要經過建立於生產力壹定狀態之上的生產關系。 為正確估量地理環境對於歷史過程之影響起見，我們必須研究這個影響怎樣及於社會組織。我們不能從生理學方面或心理學方面來看察這種影響，因為這樣的觀點除了附會曲解真正的歷史過程之外，是沒有別的效果的。以為某壹種族的地理條件能直接影響於這個種族之物質的和精神的生活，這種見解無異於承認「人種的特性」是研究歷史的鎖鑰。這種見解已經被科學無情的駁倒了，科學證明當代並沒有什麽「純粹的」人種存在。如果記得人類歷史上代表文明的，有時是這個人種，有時又是別個人種，則凡有頭腦能思想的人都可以明白這種原因並非由於某個「人種的特性」，而是由於生產力的發展，生產力決定每個時代「人種」之文化水平線。 人類依靠生產而生活。社會不是別的，只是生產的集合，以無數線索將各人連結起來，使各人於生產中和生產品交換中發生壹定的關系。馬克思稱這種關系為生產關系。生產關系的性質是受某時代社會生產力所決定的。生產力每壹次改變都要引起生產關系的改變，因此跟著也要改變壹切社會結構及與此結構有關的整個社會思想。 為要更明白生產力發展怎樣引起社會結構改變的情形起見，我介紹讀者參考底下描寫這個過程的表：

生 產 力 發 展 表

（阿多拉茨基——馬克思主義根本問題綱領）

生產力

生產性質

勞動生產量

社會製度

共同生活的規模

人類自己

最原始的技術，獲取現成物品

沒有剩余生產品

原始氏族共產主義，剝削製度不能存在

小的人群，其所包含人數約四五十人

人類＋牲畜

原始的農業，牧畜

剩余的生產品開始發現

氏族共產主義崩潰，家庭共產主義，奴隸為家庭之壹分子

人群擴展到三百人至五百人

人類＋牲畜＋初期水力風力之利用

農業和牧畜更加完備、手工業技術發展，奴隸和農奴的勞役製度

有剩余生產品

奴隸和農奴製度，階級：軍人、教士、奴隸、農奴，商人

封建領土已經能結合幾千人

手工機械

城市中相當高等的手工業技術開始發展

剩余生產品增加起來

小資產階級的交換製度，自由手工業者和農民

城市和區鎮已經能結合幾萬人

人類＋牲畜＋蒸汽動力，復雜的傳動的機械組織，機器的自動生產，其後期人類和牲畜失去其為體力的作用，人類主要是指導者

技術進步、農村經濟、大工業、資本主義的勞役製度

剩余生產品很多

資本主義製度

階級：資產階級（大，中，小）、無產階級、貴族資產階級化、農民瓦解分化

社會關系結合了幾百萬幾千萬人，由民族國家進於世界市場，資產階級社會的任務就在經過世界市場大體上將壹切人類結合起來並在世界市場上建立世界生產

機械動力

人類僅僅是指導者

工業與農業結合、精神勞動與體力勞動結合、自由的和友愛的勞動

社會必要的勞動縮小至極小限度、生產量很高

未來的共產主義製度

壹切人類組織在壹個經濟組織裏頭

基礎與築物

我們知道，唯物史觀認為整個社會過程都要服從經濟的必需性。由我們的觀點看來，生產力的發展乃是最初的動力，決定社會結構的系統和群居的人類關於政治道德法律科學藝術哲學宗教各方面的觀念形態。 成為社會結構基礎之物質條件，直接的或間接的決定了本社會分子之精神生活。馬克思就根據這種思想作成為有名的基礎與築物之公式：「這些生產關系之總和就成為社會的經濟結構，真實的基礎；在這個基礎之上建立起法律的和政治的築物，而社會意識之壹定形式也是適應於這個基礎的。」（註）

馬克思下葬時，恩格斯在墓前演說道： 「達爾文發現有機界發展的規律，馬克思則發現人類歷史發展的規律。人類歷史發展的規律，本來包藏在壹件淺顯的事實之內，可惜這件事實在馬克思以前為各種觀念系統的帷幕所遮掩了。這件淺顯事實就是：人類首先必須關心飲食衣住，然後才從事於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因此物質直接生存資料之生產以及某個民族在某個歷史時代之經濟發展階段，於某個時候，就構成壹種基礎，由此基礎遂發展那個時代人類之國家製度，法律見解，藝術，甚至宗教觀念，而所有這些現象都須根據這個基礎來解釋的。」 這裏，我不能詳細解說生產基礎和各層思想築物間之相互關系，我只限於解說壹個普遍問題，即應該怎樣了解基礎和築物間的關系，而二者間的相互影響又是怎樣發生的。 必須正確的了解這個問題，尤其因為現在人們還往往將歷史的唯物論看做是復興「先生活然後研究哲學」之理論和僅僅根據經濟來解釋整個人類歷史之理論。 每壹種科學方法都會被人變成死的機械，辯證法的唯物論尤其會這樣。辯證法的唯物論本來是活的多方面的科學理論，更加需要人們了解其精神而不應僅僅了解其字句。（註）

我們上面已經說過：生產力是唯壹的因素，由其影響可以解釋社會生活中的壹切變動。 歷史的唯物論，不在「人性」變化中，不在某種抽象體中，去尋求社會組織上和人的觀念上的壹切變化之最初原因；歷史的唯物論認為這種原因就是生產力發展結果所引起之生產和交換方式之進化。 生產力狀態乃是某壹定時代之基礎，各層的社會築物都建立在這個基礎上面。某壹定社會各分子間的關系即生產關系，是直接受這種基礎之結構所決定的。生產關系同時又決定社會存在的形式，生產關系乃是某壹定社會組織之社會經濟結構所依據之經濟基礎。這種社會經濟結構又影響社會精神狀態，社會心理，道德和習慣。精神和道德狀態，又決定本社會科學藝術哲學的性質，即決定，本社會的社會思想。 「在勞動及其必須的工具發展之壹定的條件之下，社會的經濟結構，即迫切需要的物品之生產形式，就在人為的地基上首先並直接的決定了其他壹切社會結合之事實行為以及此行為在我們稱為歷史的過程中所表現的種種形式：階級之形成，沖突，鬥爭和毀滅；決定了調節法律和道德的那些社會關系；決定了人服從人的原因和樣式以及統治和政權所表現的形式，——總而言之，即決定了那些造成法律和國家的壹切事物。這種經濟結構，其次又決定了藝術宗教科學等創作上像想和思想之傾向和對象（大部分是間接的）。」（拉布裏奧拉——歷史的唯物論） 普列漢諾夫以底下著名的五條公式，說明基礎和各層築物間的相互關系： 「（壹）生產力狀態； （二）其所決定的經濟關系； （三）建立壹定的經濟基礎上之社會政治製度； （四）壹部分直接受經濟決定的他部分受建立在經濟上面之社會政治製度決定的社會人類的心理； （五）反映這種心理特性之各種思想。」（普列漢諾夫——馬克思主義的根本問題） 由此可見歷史的唯物論絕不是拿經濟的直接影響來解釋社會生活之壹切現象的。在用以區分現象的類別中，後的種類都是受前的種類所決定的，而每壹層思想築物又都可作更高壹層的思想築物之「基礎」。誰企圖拿當代意大利經濟之直接影響來解釋當代意大利藝術的性質，誰自然就壹點也不能了解。這種藝術是在參加當代意大利生活的階級之社會心理直接影響之下形成起來的，而這種心理又是在決定階級地位等諸原因影響之下形成起來的。這裏，生產力的影響只是間接的，即經過社會生活的。 有些人說：拿基礎和築物的觀點去觀察社會生活，這豈非獨斷論的見解嗎？這種見解豈非忽視各層築物間相互影響和事實，而認為有壹種因素能決定其他因素嗎？藝術往往是在社會心理影響之下發生的，但藝術發生以後轉而影響社會心理。這種相互影響，就是歷史的唯物論所忽視的，而這就是馬克思主義歷史哲學的阿基琉斯腳跟。（註）我們拿社會生活因素相互影響的觀點來代替基礎和築物的觀點，才可以了解歷史。

以上便是反對唯物史觀之壹種根本論據。我們駁斥這個論據，同時又可明白本問題的幾個要點。 歷史的唯物論從來未曾否認過「相互影響」的觀點。馬克思主義永遠從底下的見解出發，即認為：築物雖然在基礎影響之下發生和發展，但轉過來也影響基礎本身。經濟決定政治，但政治難道不轉而影響經濟嗎？ 不久以前才發表的恩格斯致施米特的信，就說明這種情形： 「我們所認為思想上的見解轉而反應經濟基礎並於相當限度之內可以改變這個基礎，——這在我看來，是當然的。」（恩格斯壹八九〇年十月二十七日所寫的信，壹九二〇年始發表於社會主義月報） 蘇俄的遺產法，是受製定此遺產法時蘇俄的經濟關系所決定的，但這個遺產法轉而對這些關系本身發生重大影響。 恩格斯應用這種互相影響的原則，於壹切思想築物上。經濟需要是發展之主要動力。但哲學，在其發展中，是連著其成見和錯誤轉而影響於壹切社會發展（連經濟發展在內）的。歷史的唯物論從來未曾否認政治等築物能影響於經濟基礎本身。馬克思關於歷史和政治經濟諸著作，就是明顯的證據；在這些著作中，政治現象占很重大的位置，但自然是在其壹般的依賴於經濟條件之限度內的。 馬克思主義壹方面不否認社會經濟和人類思想間相互影響並指出這種相互影響在歷史過程上有很重大作用，他方面又說明我們如果單獨拿這種相互的影響去觀察社會生活，那是壹點也不能了解的。黑格爾之最偉大功績，就在於他了解：「相互影響的關系要成為同值的概念，則其本身還須經過分析，分析結果就達到：發生相互影響之變方面要為壹個更高的第三方面所解釋，而非自己就是現成明了的事物。」黑格爾所尋求的這個「更高的第三方面」，已經給馬克思找到了。這就是生產力。 「試舉壹例來看。據西斯蒙第（Léonard Sismondi）說：『法國，在肺力第五（Philippe V）治下，騎士小說……改變了全國風氣，指示了全體貴族，應該怎樣去立身處世。』這裏說文學影響了風氣。但文學本身又是從那裏來的呢？騎士小說又是根據何種原因而發生的呢？顯然：騎士小說之發生是由於騎士風氣之存在。這就是說明相互影響之壹個很有趣味的例：封建社會的文學影響本社會的風氣，而本社會的風氣又影響本社會的文學。但封建社會本身又是從那裏來的呢？這乃是有趣的互相影響之無可置疑的事實所不能對我們解釋的。」（普列漢諾夫——二十年）只有根據於那時代生產力的分析，我們才能得到所求的答復。 「社會環境的性質，要根據當時生產力狀態來解釋。知道生產力狀態，就可以知道社會環境性質，就可以知道適應於此環境的社會心理，也就可以知道社會環境和社會精神或風氣間的相互影響」。（普列漢諾夫——壹元論歷史觀之發展問題） 馬克思說：「經濟基礎改變了，整個巨大的築物都要或速或緩的隨之崩潰。」難道這是說：馬克思主義認為這壹種社會經濟結構是按照直線的轉變為另壹種社會經濟結構嗎？不是。當生產力發展使這壹種經濟結構轉變為另壹種經濟結構時，社會必須在思想上準備這個轉變。「人類的進行，從A點走到B點，從B點走到C點……以至於S點，從來不是僅僅在經濟上進行的。要從A點到B點或從B點到C點，都必須經過『築物』並使『築物』發生相當的變化。」（普列漢諾夫——二十年） 在十八世紀下半期，法國的生產力已經發展到要求改變這壹種經濟基礎（封建經濟）為另壹種經濟基礎（資產階級經濟）了。但此種「基礎上的改變」，必須等到相當的「築物上的改變」發生過後，才有可能。 十八世紀下半期自始至終「第三級」就在各層築物方面造成這種「改變」：資產階級的戲劇代替了假古典的悲劇，在繪畫書上革命的題旨代替了貴族宮廷的傳說，在哲學上唯物論代替了唯心論，而無神論也推翻了宗教。僅僅到築物上這種「改變」已經發生過後，法國才有可能從這壹個經濟基礎轉變成另壹個經濟基礎。 思想上的改變絕非自動的隨著經濟基礎的改變而發生的。基礎毀壞了，照馬克思的意見，築物要「或速或緩的」隨之崩潰。生產力發展既然毀壞了「築物」所憑借的「基礎」，則這個「築物」的崩潰是必然的。這就是歷史的唯物論所提出諸中心定理之壹。但這個定理絕不否認：築物的崩潰是「或速或緩的」，這種崩潰的步驟是受支配本社會之傳統權威和代表生產力發展那壹階級之革命毅力等所決定的。譬如，我們可以承認當代美國生產力已經發展到了資本主義社會政治製度可以讓位給社會主義社會政治製度之程度了。在美國這壹種經濟基礎要轉變為另壹種經濟基礎，其速度須看「築物的改變」即思想的革命化之過程長短而定。 「某壹國家之政治製度，受什麽所決定呢？我們已經知道政治製度是反映經濟關系的。但這些反映經濟的政治製度要能實現，必須先以某種觀念形式經過人的頭腦。所以，人類不先在其觀念上發生轉變，就不能經過經濟上的轉變。」（普列漢諾夫——二十年） 馬克思主義知道並指示：意識是受實在所決定的；同時也絕不忽視意識在社會生活上的作用。 恩格斯在壹八九〇年九月二十壹日的信中說： 「照唯物史觀說來，決定歷史之最初因素乃是真實生活之生產和再生產。此外，我和馬克思再沒有說別的話。如果有人曲解這句話成為：經濟因素乃是唯壹能決定的因素，則他就是將這句話轉變為壹句無意義的抽象的和無道理的話。經濟狀況乃是基礎，但在歷史鬥爭的進程中，各種築物轉而影響這個基礎，在許多情形之下，甚至決定這個基礎的形式；各種築物就是：階級鬥爭的政治形式及其結果（每次鬥爭解決以後占得勝利的階級所製定之憲法），法律的標準，甚至所有這些真實鬥爭在參加者頭腦中所反映出來之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學的理論，宗教的見解及其隨後轉變成為獨斷的體系。」（給社會主義月報主筆布洛赫的信，此信於壹八九五年十月發表於社會主義學院雜誌上） 根據馬克思主義將思想上現象看作是經濟事實所產生的這壹句話，便肯定說馬克思主義否認思想在歷史過程中的作用——這樣恰好就是恩格斯所嘲笑的歷史的唯物論之「偶像觀」。 在許多對於歷史的唯物論之詰難中間，有壹種最愚蠢的詰難，即說我們的理論忽視了觀念在社會生活上的作用。其實，歷史的唯物論並不忽視這種作用，不過指出觀念上的變化乃是經濟關系上的變化之結果而已。這壹點，在那些成為自己頭腦所發生的思想過程之犧牲品的思想家看來，是不明白的。 思想的本質是什麽？恩格斯在費爾巴哈壹書中，認為思想是僅僅遵守本有的規律而獨立發展之壹種事物。思想過程的特性，就是人們對於思想進程和決定此進程的物質生存條件間之聯系，沒有明顯的概念。恩格斯在其給施米特的壹封信中說：「審判官所認為先天狀態的，其實僅是經濟的反映。」自然，這種意識上的混噸，這種思想上的錯亂，是由社會分化的結果而發生的。凡在職業上專門從事於壹種思想材料的人，自然要將這種材料看作獨立的範疇，而忽視了決定這種材料的思想過程之物質的前提。 「思想是壹種過程，這種過程雖然是由所謂思想家自覺的去完成，但這種自覺是虛假的自覺。推動思想進行之真實力量，是不為思想家所認識的，不然便不是思想過程。這種過程因此在像想中造成了虛假的或皮面的動力。這既然是觀念的過程，則其內容和形式自然就是由自己固有的或其前輩所有的純粹思想構成起來。他既然只從事於那未經批評即被認為是思想所造成的壹種觀念材料，自然不去研究這種材料與另壹種不依賴於思想之過程間的各種聯系。」（恩格斯壹八九三年七月十四日給梅林的信，此信發表於梅林所著德國社會民主黨史第壹卷） 由此就產生出思想上的抽象化，支配了精神勞動的人的思想，殘害了並曲解了他們的思想。歷史的唯物論乃是科學的理論，這種理論發現出支配我們的思想過程之真實動力，無情的打破思想上的幻想並指示那界在觀念進程和事物進程間，「基礎」和「築物」間，意識和決定此意識的實在間，之真實的聯系。歷史的唯物論，認為在社會實在和我們的某種意識間，有無數的中間環存在。這些中間環，並不會使這個理論像那些拜倒於各種思想上抽象化面前之壹切理論那樣，漠視了思想服從實在之事實。

主觀與歷史過程

歷史的唯物論認為整個社會過程根本是受生產力狀態所決定的。這裏自然會發生壹個問題：馬克思主義是否也承認個人的主觀能夠幹涉歷史過程的客觀呢？如果承認，則這種幹涉能到何種限度？ 歷史的唯物論之無數批評家，對於這個理論則存庸俗而機械的見解；他們將這個理論看作是否認個人在歷史中的作用，是將人看作完全被動而屈服於經濟必然性之鐵的規律。 事實上。歷史的唯物論並未曾否認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不過，在歷史的唯物論光照之下，那些認為個人（「英雄」）是歷史之萬能的建築家，是歷史過程之主人等壹切理論，更加明顯的表現其謬誤無能而已。 在過去支配歷史科學而現在尚未完全消滅的這些理論看來，歷史究竟是什麽？（註）

歷史事變的進程是復雜而紛亂的，其迅速的變化引起這種紛亂狀態，在這種狀態中因和果是密切膠粘而難於分清的，——所有這些情形就造成了壹座迷宮，惟有手裏拿著壹元論歷史觀為武器的人才能從這座迷宮走出來。歷史家惟有抱持壹元論的見解，即拿壹個標準因素來解釋歷史過程，然後才能解釋社會生活之壹切復雜紛亂的情況。不然，則他被註定要瞠目結舌無奈這種復雜紛亂情況何，而迫得根據命運，偶然，去解釋歷史事變。 試舉壹個有趣味的例。十九世紀歷史科學最有權威的代表人之壹，色諾波（Charles Seignobos）就以底下理由來說明當代歐洲歷史的進程： 「壹八三〇年的革命乃是壹派不著名的共和黨人利用查理第十（Charles X）之無經驗而造成的；壹八四八年的革命則是幾個民主派的鼓動家利用路易·菲利浦之怯懦而造成的；壹八七〇年的戰爭是俾斯麥（Otto Bismarck）個人利用拿破侖第三（Napoleon III）個人錯誤政策而造成的。我們不能在歐洲大陸文化政治和經濟狀況上找到壹個共同原因來說明這三次出人意料的事變。三個偶然決定了當代歐洲的政治進化。」 但邏輯作弄了那些將歷史看作偶然的產物的學者先生，並使他們說出同樣愚蠢和無理的斷語。譬如同壹個色諾波又說： 「在政治史上很難給予俄羅斯帝國以適應其意義的壹種地位。……除了亞歷山大第二（Alexandre II）治下自由時期以外，俄國政治史主要的就是宮廷和政府的歷史。」（色諾波——當代歐洲政治史） 這樣，缺乏壹元論的觀點和不認識社會生活的根本動力之歷史學家者，就要走到謝勒米哈依洛夫（Scheller—Mikhailov）壹般人的歷史事變觀；在他們看來，克裏米（Crimee）的戰爭乃是「俄國孟什科夫（Alexandre Sergevitch Mentchekov）公爵拿馬鞭鞭打蘇丹面孔之結果。」 我們在上面（第七章）已經說過：思想的過程怎樣使我們曲解了對於現象之正確觀念。思想上之曲解，尤以在歷史科學中所表現的最為厲害。 「歷史家，首先，在其個人地位上說就是壹個精神勞動者，壹個智識分子，其次，如果更切近點看，則他又是壹個文字勞動者，壹個著作家。他如果將精神勞動看作歷史的頭腦，將文字著作，從詩歌小說以至於哲學專著和科學研究，看作根本的文化事實，那豈非十分自然的事情嗎？精神勞動的人，具有法老王（Pharaon）在其紀功碑銘上所表現的那種自誇心。在他們看來，歷史就是他們所造作的。」（波克洛夫斯基——M.N.Pokrovsky俄國文化史綱） 這種思想上的曲解就達到梯葉裏所惡意嘲笑的那種歷史迷： 「如果整個民族遷徒並找得新的住地，照史家和詩人說來，那是某個英雄，為顯揚他的名聲而想建立帝國的；如果新的風俗習慣發生出來，那是某個立法者所發明和建立的；如果形成壹個新的城市，那是某個王公要造成這個城市；——總之，民眾，市民，乃是造成壹個偉人之各種材料而已。」（梯葉裏——城市的解放） 可見，已往的歷史科學是提倡崇拜英雄的。歷史家供養英雄於祭臺上面，英雄就在祭臺上發出神聖的暈光以決定平民的運命，變化地圖的顏色，從事於發明和發現，優待或壓迫各種民族。只靠這些英雄偉人的推動，歷史才能走向前進。借用普希金有名的話說：民眾是壹聲不響的。歷史事變的根本動因，應該到國家要人的宮廷和邸宅裏，到帝王情婦的會客室裏，去尋求才能找到。可怕的伊凡（Ivan le Terrible），聖路易（Saint Louis）和彼得大帝（Pierre Le Grand）等人的相貌成了卡萊爾（Thomas Carlyle）等壹般歷史家研究歷史之出發點。這般歷史家中有壹個甚至於說：「埃及女王克裏奧帕特拉（Cléopatre）之美麗動人的鼻子乃是亞克興（Actium）戰爭的原因；其他壹個也說：滑鐵盧（Waterloo）戰爭時拿破侖之感冒傷風竟至於使歷史車輪轉變壹個方向。「世界歷史就是偉人的傳紀。」在幾個偉人耀眼的光芒之下，壹切建築埃及金字塔的，爆發暴動火焰的（歷史家對於各種偉大的暴動,只拿幾個簡單人名來記載：斯巴達克斯—Spartacus，普加喬夫—Pougatchev，閔采爾—Thomas Muntzer等），渡過黑海而漂泊於迦南（Chanaan）沙漠的，以及主持古代羅馬和俄國新城（Novgorod）之市議會的——廣大群眾，都黯淡而等於不存在了。 拉布裏奧拉說：「各種精神勞動者和學者，好幾世紀以來就致力於這種抽象化的工作，他們要保持其工作結果所產生的各種幻想。」（拉布裏奧拉——歷史的唯物論）法國大革命這種事跡就打破了這位意大利馬克思主義者所指出的幻想，就沖出行會性的歷史家所構造的拜物教的外殼。大革命以後不久，梯葉裏就已經宣言：必須排除以前那種記載中古帝王家譜的歷史，而創立人民的，市民的歷史。 歷史科學，要從那支配中古歷史家及其前輩頭腦之思想上曲解的威權底下解放出來，必須等到發現唯物史觀之社會前提已經具備時候，等到唯物史觀已經發現時候。 從歷史的唯物論觀點看來，主觀在社會過程中究竟占何種位置呢？馬克思主義對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究竟持何種見解呢？ 饒勒斯在其關於唯心史觀的壹篇有名演說中說：「壹直到現在，人類是屈服於不自覺的歷史勢力之權威底下的；人類並非自己自由的走向進步去，而是受經濟發展所推動的；人類自己以為創造歷史，其實決定人類行為的經濟生活之變化，發生於人類背後而不為人類所知道。在這點上，人類仿佛就像順流而下的壹個昏睡的泅水者，他完全受河流所支配，自己不知道漂流向那方面去，有時壹覺醒來，則看見四周景物已完全改變了。」歷史的唯物論就是解放我們意識於饒勒斯所說的不自覺的歷史勢力之下的壹種科學理論。這個理論使我們正確的了解歷史的「景物」這樣變化並在何種原因影響之下而變化。 歷史的唯物論告訴我們說：個人，無論其如何的英雄，萬能和天才——就算是馬其頓的亞歷山大大帝，彼得大帝，牛頓（Isaac Newton）或馬克思罷——都不能發明或創立壹種新的社會製度。點金術是不能應用到歷史上來的，可是那些空想社會主義者正從事於歷史的點金術之研究。 個人對於歷史過程之任意的幹涉，是要被歷史本身所註銷的，其效果是要等於零的。但自然不是個人對於歷史過程之壹切幹涉都等於零。恰好相反，這種幹涉，如果完全適應於歷史發展之壹般傾向，如果不與決定此傾向之動因相沖突，則可以得到非常重大的意義。恩格斯在其壹封信中說：「並沒有壹般人時常所像想的那種經濟狀況之自動的活動，但人類自己創造歷史，不過是在由過去真實關系遺留下來的能決定人類行動的那種環境之內；在這些關系裏面，經濟關系乃是根本上決定壹切的，乃是比其他政治上和思想上條件對於人類還有更強大影響的。」（恩格斯壹八九四年壹月二十五日給斯特拉堅堡——G.Strakenburg的信） 認識社會的必然性，把住這個必然性，妨阻或促進某種歷史因素之發生，——這就個人力量所能達到的結果。活動的個人能夠擔負的任務，就在於認識客觀的必然性，適應並服從這個必然性，如此已經就是自由活動了。個人如果具有此種能力，就可以做到歷史上的所謂偉人。 「偉人之偉大，並不在於他個人特性能渲染偉大歷史事跡以特殊的色彩，而在於他具有某幾種特性，最善於適應當時在壹般的和特別的原因影響之下而發生的那種巨大社會需要。」（普列漢諾夫——個人在歷史上作用問題） 歷史過程的客觀進程，使某壹階級成為社會的領導者並使之代替那陳腐而趨於消滅的階級之位置。為此，必須這個新階級表現相當的毅力，足以運用國家機關，足以構造國家機器等；因此就需要相當的人材。在這種情形之下，事變的進程上就染上了個人的彩色。俄國工人階級奪取政權這件事，是受深厚的歷史原因決定的，只有顏厚如鐵的人才會設想布爾維克主義是由「鐵甲車」（註）輸入俄國來。俄國無產階級革命雖然是遵循社會進化規律，但我們不能因此便斷定說：革命既然是不可免的，則無論誰來實行革命，其結果都完全壹樣。在列寧指導之下，事變實現得像我們所已見的樣式；但如果讓壹個庸才來代替列寧的位置；則事變將發展成另壹種樣式。德國工業生產力的發展造成了十九世紀中葉全德意誌的統壹，但這個過程是在天才的政治家俾斯麥指導之下進行——這種情形並不是沒有意義的。他能夠滿足當時社會需要至何種限度，他使這種需要之滿足帶上什麽性質，——這就要看他這個人的個人性格如何。這個斷語並不是說：如果沒有列寧，俄國就不會實現十月革命；如果沒有俾斯麥，德國至今還是分裂為幾十個小公國；如果沒有達爾文和馬克思，世上就沒有物種由來說和歷史的唯物論。這些偉人所滿足的社會需要，如果沒有他們，別人也會或這樣或那樣或遲或速來滿足的。「這個偉人恰好於壹定的時候出現於壹定的地方，這自然是純粹偶然的事。如果我們除掉這壹個人，則自然會發生壹種需要，要求另有壹個人來代替他；這個代替人是存在的，好壹點或壞壹點，但終歸是存在的。」（恩格斯壹八九四年壹月二十五日所寫的信）譬如拿普列漢諾夫來說。普列漢諾夫從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俄國歷史環境中發現壹些為他同時人所不能了解的社會關系。那時人們正帶輕蔑口吻談起「無產階級的穢物」並自滿自足的信以為俄國可以撇開這個「穢物」，而普列漢諾夫則成為俄國工人階級的思想家和俄國馬克思主義的始祖。我們能否根據此點即斷定說：如果沒有普列漢諾夫，俄國就不會發生馬克思主義呢？自然不能這樣斷定。「如果十八歲青年的普列漢諾夫，在什裏謝利堡（Slisselbourg）炮臺被絞死了，俄國還是會發生馬克思主義的政黨，以匯合俄國工人運動於西歐社會主義思想之強有力潮流並使俄國工人運動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進行。」（伏爾佛遜——S.Y.Wolfson 壹個偉大的社會主義者）

批評馬克思主義的人，時常肯定說：歷史的唯物論將各人的才智能力完全看作在同壹水平線上，而漠視了壹件明顯事實，即：有些人對於歷史進程有巨大影響，有些人則壹點也沒有關系；在這個理論看來，總司令和士兵是相等的……。——這種批評，看去雖很嚴重，其實最無根據。 歷史的唯物論從來未曾將格林華爾杜斯男爵（Baron von Grinwaldus）與加裏波第（Garibaldi）壹例看待，從來不會斷定說：查蘇利奇（Vera Ivanovna Zassoulitch）和伊凡諾夫娜（Poulkheri Ivanovna）對於俄國社會主義生活的影響是相等的。歷史的唯物論明白知道什麽是活動的堅強的和勇敢的人物，什麽是詩人所說「小說也不提起妳，詩歌也不吟詠妳」的那種人物。 歷史的唯物論認為傑出的天才的個人——在適當條件之下——對其所處時代能發生很大影響。這些人就是比同時人更有深刻了解和更多解除傳統成見的思想家；就是接受思想家所發現的真理並以更能動人的形式表現此真理的藝術家；就是聚集那些散碎力量並依壹定目的而配合這些力量的組織家和策略家。天才者之心理的和智慧的構造，無疑是比普通人高得多的。他的神經系統比普通人更加靈敏，他比普通人更加明晰認識周遭環境所發生的事情，他尤其明顯的比普通人更加具有分析和綜合的能力。 如果提出壹個問題於他面前，則他能發現出這個問題中普通人所不能看見的要素。 但所有這些都並不是說：天才者是不受其時代和環境影響的，偉人「英雄」是自然界拿比造成普通人不同的壹種粘土所造成的。 偉人，「英雄」，與普通人，群眾間，並沒有任何原則上的差異。切不可以將人類分為歷史建築家的個人和歷史建築材料的群眾之二大部分。「偉人並非由天上降落於地下的，而是由地下長生至天上的。」這就是說：民眾從自己隊伍中推出幾個個人，能夠滿足那在社會內部本已成熟的需要。這幾個個人就是所謂偉人，「英雄」。 「如果不由神秘觀點來看，而由科學觀點來看，則『個性』乃是社會環境各種影響之焦點。我們的意識內容只有小小壹部分是由我們自己力量所構成的，百分之九十九則系我們現成的得來。環境鑄造個性，正如印模鑄造錢幣壹樣。好久以前唯心論時代的歷史家就已經說過：偉人是他那時代之最可為模範的代表者。」（波克洛夫斯基——經濟的唯物論） 群眾要能跟隨在領袖背後跑；必須也像某種行為的「英雄」壹樣具有「英雄的」精神。依照領袖手勢而盲目赴死的群眾，這是童話中和伊洛魏斯基（Ilovaisky）的歷史教科書中才有的事情。要使兵士能聽從命令向前沖鋒，必須以恐怖手段強迫他們或以欺騙宣傳鼓勵他們。在帝國主義大戰中，法國和德國的總參謀部明白知道雙方軍隊對於福煦（Maréchal de Foch）或興登堡（Maréchal de Hindenburg）之服從心是沒有保證的，是不能因此就自願赴死的。他們因此對兵士大作其愛國主義的鼓動，並用機關槍監臨在兵士背後，使他們只有向前進攻而不能後退。 社會環境驅使傑出人物向時代所需要的方面去努力。個人能力如果與時代需要相反，則往往投閑置散而無所表現。譬如，在尼古拉第壹（Nicolas I）時代的俄國，借用赫爾岑的話說，壹個具有口若懸河的演說家天才的人，是沒有說話余地的。他在這種環境裏，只好老死無聞，誰也不會覺得他具有偉在才幹。 但假使他處在壹八四八年時候的巴黎環境，那裏革命的浪漫風氣盛極壹時，那裏街頭巷尾到處有人演說，則他也許就要與格萊斯頓（Williams Gladstone）饒勒斯等人齊名了。如果貝多芬（Louis Beethoven）生活在三十年戰爭時代，那時到處都是荊棘縱橫荒涼滿目，那時「不斷的戰鼓聲音」震聾了人們的耳朵，則他甚至不能製出壹篇他後來所貢獻於人類的那些偉大的歌譜。 普列漢諾夫在其壹篇有名的論文：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問題中論法國大革命時代說：「如果舊製度繼續維持直至現在，則我們當中沒有壹個人頭腦裏會想到在十八世紀末期法國竟有幾個戲子，排字工人，理發匠，染色工人，法學家，小販和劍術教師等，能夠具有軍事上的天才。」對於俄國的十月革命也是這樣。十月革命如果不發生在壹九壹七年，而發生在壹九六七年，則誰也意想不到有幾個文學家會成為專門的軍事組織者，有幾個醫生會成為第壹等的外交家，有幾個法學家會成為軍隊的司令軍長等。不僅普通人意想不到，而且乘革命機會表現出偉大的才能的托洛茨基（Léon Trotsky）越飛（A.A.Yoffé）伏龍芝（M.W.Frunzé）布瓊尼（S.M.Boudionni）等自己也意想不到。 壹切發明和發現如果適合於當時的需要，則其人就變成了「偉人」；不然，他的事業就無人過問而他的名字也就無人知道。紀元後壹千年發現北美洲之諾曼人（les Normands），其名字誰也不知道，因為當時歐洲市場並不需要新大陸。但當生產力發展至於要求新市場和新原料產地時候，十五世紀發現美洲的哥倫布就被人類推尊為壹個最偉大的英雄了。俄國經濟，在可怕的伊凡時代，並不需要飛行的機關，因此俄皇對於壹個名叫「匪徒尼基特卡（Nikitka）」發明「木翼飛機」這件事竟下詔說：「人不是禽鳥，是沒有翼的，如果違反自然而裝上了翼，那就不是神做的事情，而是魔鬼做的事情。同魔鬼講交情的發明家是要殺頭的。得到魔鬼幫助而發明出來的東西，是要拿到神座面前禱告之後，用火焚毀的。」到了二十世紀，齊柏林（Zeppelin）製成「有翼機器」時候，德國看見航空事業可以張大其經濟權力，於是就宣布齊柏林為世界最偉大的天才之壹。 「社會條件利於天才者發展的時候和地方，這種天才者壹定是存在的。這就是說：每壹個從真實世界中發現出來的天才者，每壹個由社會力量所推尊出來的天才者，都是社會關系的產物。但如果是這樣，那麽我們就可以明白天才者為什麽像我們所說的只能改變事變之個人的面貌而不能改變事變之壹般方向。他們自己也是因為有了這個壹般方向，才能夠存在；如果沒有這個壹般方向，則他們無論何時都不能越過那界於可能和事實中間的壹條界線」。（普列漢諾夫——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問題） 我們上面已經說過：某種發明要能取得偉大的歷史意義，必須適合於當時社會需要。除此以外，我們還應該記得：必須當時具備有幾代人所積累下來的壹定的智識資本，天才者也才能夠發明。每壹種偉大發明，其實都不過是天才的思想家搜集前人種種嘗試和企圖而總結之而已。我們上面已經詳細的說明馬克思主義並非科學社會主義的創立者所發明的，而是哲學經濟學社會學各種思想成績綜合起來之結果。每壹種偉大發明，我們都應看作是那準備要確定解決生產力所提出於時代面前之任務的各種個別企圖的壹個總和。印刷術的發明，可以作為壹個有趣的例證。印刷術是由古騰堡（Gutenberg）所發明的，他的發明根本只在於鑄造金屬活字並利用壓力使這些活字留印在紙上而已。但如果我們看壹看古騰堡發明以前的壹個時代，就可以明白這個發明是壹步步準備著的。以前，人們最初使用木版印刷，隨後分割這種木版為幾個小部分，隨後又拿金屬版來代替木版，隨後更企圖將版中各字割裂開來，企圖使用壓力等。最後就成功了古騰堡的偉大發明。我們從別的地方還知道，與古騰堡同時，甚至比他更早，別人——意大利人卡斯達爾底（Castaldi）荷壯蘭人郭斯德（Koster）佛羅倫薩的金銀匠塞靈尼（Cennini）——就已有這種發明了。（註）梅林說得很對，他說，「古騰堡建過不朽的功績，他的發明乃是人類精神最可驚人的產品之壹，但這個發明仍舊不是由他自己所栽種的根芽上長大起來的。他僅僅收種那經過長久時間而始成熟的結實。」（梅林——歷史的唯物論）我們對於那些作過偉大發明的思想家，壹樣的可以說這種話。達爾文如果生活在阿基米德時代；他就不能成立他的理論，正如馬可尼（Guglielmo Marconi）如果生活在達爾文時代就不能發明無線電壹樣。

以上便是歷史的唯物論對於傑出的個人在歷史上作用的估量。我們看見：歷史的唯物論是將個人在社會過程中所占位置看得頗大而且頗為優越的，但同時打破了那認為這種個人，「英雄」，能成為社會過程主人翁之壹種見解。正如馬克思所嘲笑的，唯心論是使群眾相信：偉人封鎖了那些提出於人類面前的問題之壹切解決辦法於自己寫字臺內，而粗俗的群眾只好將口張開等待「絕對真理」像煮熟的麻雀的壹樣從天空掉落在他們口裏去。歷史的唯物論則恰與唯心論相反，乃是要使群眾相信： 「世上沒有什麽創造者， 不是神仙，也不是皇帝， 更不是那些英雄與豪傑， 全靠我們自己救自己！」 這就是歷史的唯物論對於個人在歷史上作用的見解。這種見解打破了對於「英雄」——歷史的建築家——之崇拜，而宣布群眾是歷史行為之積極的創造者。

階級與階級鬥爭

歷史的唯物論，將思想之構成過程當作真實世界之折光的反映，來研究，來解釋。這乃是這個理論的「靜力學」（Statique）。除了「靜力學」之外，這個理論還有其「動力學」（dynamique）——階級鬥爭論。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所著共產黨宣言中，壹開始便說：「既往壹切社會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他們這樣並非提出新的假設，而是僅僅指示那當時進步的歷史家已經承認為明顯無疑的事實。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功績並不在於他們指出社會中有階級鬥爭的事實，而在於他們拿新的科學的思想來說明階級的意義。 希臘文明時代的歷史家已經就看見劇烈的階級鬥爭，因此其中許多人時常就感覺到社會是分裂為幾個互相敵對的社會集團的。可是，在他們看來，這些集團之存在，乃是自然產生的現象，而非社會關系的產物。 僅僅到十八世紀初期，我們才看見壹些企圖，要將階級看作是社會的範疇，是在國民財富之形成中占據壹定位置的。重農學派（les Physiocrates）及其最傑出的代表人魁奈（Francois Quesnay）就將社會看作是底下三個階級所組成的：生產階級（農民），地主階級（土地私有者）和寄生階級（商人，手工業者以及壹切不屬於前二階級的分子）。重農學派分析社會階級所根據的根本標準，是社會分子對於土地的關系壹點。十八世紀後期，科學思想才更深刻而精細的去研究階級的問題。杜爾哥修改魁奈的階級區分法，而從「寄生階級」中分出壹個產業工人階級，與重農學派所分的三個階級合而成四個階級。最後，亞當斯密（Adam Smith）又才區分社會為三個階級：地主，資本家和工人（農村工人和產業工人）；同時那不勒斯（Naples）的法學家費朗吉埃利（Gaetano Filangieri）也區分社會為二個階級：私產階級（Proprietari）和雇用工人（Proletari omercenari）。 法國大革命更加推動那關於階級鬥爭的學說向前發展。我們上面已經說過，馬拉是了解階級鬥爭在歷史上之作用的。隨後，聖西門主義者竟至於了解經濟利益之沖突乃是「階級」定義中的壹個要點。王朝復辟時代的歷史家，已經將階級鬥爭看作是整個人類歷史之最根本的事實，而其著作也就是以階級鬥爭為根據的。 以上所說，無疑證明：在馬克思主義未曾發生以前，關於階級鬥爭的學說已經在社會學中占據鞏固的位置了（註）。馬克思對於階級學說究竟有什麽新的貢獻呢？為什麽甚至反對馬克思主義的壹輩學者也會承認：「自古以來，科學對於社會階級學說方面之最深刻的貢獻，是包藏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裏頭的」呢？（圖甘-巴拉諾夫斯基—— M.I.Tougan-Baranovsky——經濟學的基礎）

馬克思自己在其所寫的壹封信中就已部分的答復了這個問題： 「說到我自己，則發現近代社會有階級存在以及各階級間互相鬥爭，這並不是我的功勞。資產階級歷史家在我以前好久就描寫過這種階級鬥爭之歷史上的發展，而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也從經濟上解剖過這些階級。我的新貢獻就在於我努力的證明： 壹、階級之存在，僅僅與壹定的歷史過渡的生產形式有關系； 二、階級鬥爭必不可免的要走到無產階級專政； 三、這個專政本身也僅僅是壹種過渡階段，走向消滅壹切階級並建立沒有階級分化的社會製度。」（馬克思壹八五二年三月五日給魏德邁——Joseph Weydemeyer的信） 共產黨宣言說：「既往壹切社會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這裏所說的「壹切」，自然是相對的意義，因為我們已經有許多證據，可以證明（而且恩格斯自己也已承認）（註）；在原始共產主義時代並沒有階級，階級是原始共產製破壞之後才發生的。自從分工和勞動指導發生以致人類脫離原始共產製而進步以來，社會階級分化就深深染色於整個社會組織。在這個意義之下，壹切社會歷史就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 「自由民和奴隸，貴族和平民，領主和農奴，行束和傭工，總而言之，壓迫者和被壓迫者，——不斷的互相仇視，敵對，明爭，暗鬥；這種鬥爭每壹次不是達到全社會之革命的變革，便是達到參加鬥爭的各階級兩敗俱傷」。（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在歷史上已往各時代中，我們差不多完全可以看出社會是分化為各種等級，各種各式不同社會地位的人民的。在古代社會，有貴族，騎士，平民，奴隸等分別；在中古社會，有王公，陪臣，行東，傭工，農奴等分別；每壹種人中又還有高低的分別。 「從封建廢址上生長出來的當代資產階級社會，並未曾消滅階級間的歧異，而僅僅拿新的階級來代替舊的階級並使用新的壓迫方法和新的鬥爭方式而已。」（同前） 由我們的觀點看來，階級乃是歷史的範疇；換壹句話說，階級乃是社會發展到壹定階段才有的產物，因此是過渡的產物。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論，與其他壹切階級論根本不同之點。在其他壹切階級論看來，階級乃是邏輯的範疇，即在任何社會製度裏都必然要發生的產物。馬克思主義不將階級看做是自然的事實，而看做是壹定條件的產物，因此就認為：如果這些條件消失了，如果當代的（資本主義的）生產組織形式消滅而新的（集體主義的）形式出現，則階級也要死滅。在各人權利完全平等的社會裏，是沒有階級的（譬如過去的原始共產主義社會和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在各人權利並不平均的社會裏，就有階級分化發生，而社會發展也是在內部階級鬥爭強烈影響之下進行的。 說到階級定義時候，我們必須指出：辯證法唯物論創立者馬克思和恩格斯，可惜自己未曾提出階級的定義。資本論寫到快要討論到階級定義的地方，馬克思就絕筆了。因此，我們只能從馬克思和恩格斯浩瀚著作裏頭搜集他們對於階級本質問題的各種意見而歸納出幾個要點。 某壹社會集團在生產過程中所占的地位及在國民經濟系統內所起的作用，——就是馬克思主義分判階級時候所根據的準繩。某壹社會集團中人，如果他們在生產過程中占據同樣地們，因此與其他集團中人成為對抗的關系，則他們就屬於同壹個階級。 以上這些特性，我們認為要了解階級意義時，是必需的和足夠的。 社會上某壹部分人，如果他們在生產上的作用不是壹樣的（因此他們對於生產工具的關系也不是壹樣），則他們就不屬於同壹個階級。各種集團，其對於生產的關系若各不相同，則其中壹個集團就有可能以剝削其他的集團，換壹句說，這些集團間就發生相反的經濟利益。這種互相對抗關系，也是階級意義上壹個不可或缺的原素。 為什麽金工，紡工，礦工，印工等是同屬於壹個階級即工人階級呢？因為他們在生產過程中所占地位是壹樣的，因為他們對於他們所使用的生產工具之關系也是壹樣的，因為他們所隸屬的社會集團之利益，與包含那占有生產工具的人的另壹社會集團即資產階級的之利益，極端的相反。 在階級問題上這壹點見解，也是馬克思主義與其他壹切理論所差異之點，——其他壹切理論則將階級看做是有同樣收入具同樣財產的人的集團，壹般說來，即占據同樣物質地位或依賴同樣源泉為生的人的集團。（註）

首飾店店主，中等農民和機器工人，他們每年收入也許是壹樣，但在生產過程中的作用則各不相同，對於生產工具的關系也完全不同，各人間經濟利益也是相反的；他們各屬於不同的階級。反之，頓河（Don）礦工也許工資不及明斯克（Minsk）油工工資之半，但他們同屬於壹個階級。 我們在上面已經說過，馬克思和恩格斯未曾留下階級的定義給我們，但在馬克思主義的文獻中，我們卻看見好幾條關於階級的定義。試舉幾條定義來看： （壹）階級是壹種多數人的集團，此集團中各分子，其在受歷史決定的社會生產系統中所占地位，其對於生產機關的關系（這些關系大部分是經過法律規定的），其在社會勞動組織上的作用，都與集團外的人不同，因此其所占有的社會財富，在獲得上和數量上，也與集團外的人不同。階級就是人的集團，這些集團中有壹個集團，因為在壹定的社會經濟製度上占有特殊地位，遂能夠篡取其他集團的勞動。（列寧） （二）社會階級乃是在生產上作用相同而在生產過程中對其他部分人關系又相同之壹種人所構成的總和。這些關系而且由物體上，即由勞動機關上，反映出來。（布哈林） （三）階級乃是那些個人和集團所構成的，他們在社會生產過程中相互間處於同樣的關系，因此就屬於經濟活動上的同壹範疇。（庫諾夫） 上面這幾條定義中，我們認為第壹條定義是最正確的，同時又是特別明顯的。（註）

說到階級時候，必須註意壹點，即人們往往將「階級」（classe）和「等級」（etat）混為壹談，而這樣的含混是不可以的。 馬克思在其少年時代的著作中，譬如在黑格爾法律哲學批評中，雖然未曾分清「階級」和「等級」，而將無產階級看作壹個「等級」，但後來他和恩格斯對此二者界限是分別得很清楚的。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中，指出階級是社會的集團，階級間相互關系是屬於社會的性質。僅僅到國家正式承認社會內部已成的階級分化並賦予某壹定階級以相當特權而從法律上保障階級分化以後，才出現「等級」的組織。由此可見「等級」乃是國家承認社會階級分化之結果。 等級的組織僅僅適應於壹定的歷史發展階段。資本主義之產生帶來了異常迅速改變的階級關系，帶來了流動的階級構成。因此使等級的組織陷於破產，——等級組織是在社會關系沈滯難變之下才是適宜才有可能的。馬克思說：「勞動階級解放之條件，就在於毀滅壹切階級，——正如資產階級性的第三等級解放之條件就在毀滅壹切等級壹樣。」（馬克思——哲學的貧困）（註壹）恩格斯添加壹句話說：「資產階級革命毀滅了等級及其特權，資產階級社會只有階級。」（馬克思所著哲學的貧困之附錄）（註二）

在資本主義底下，社會關系變化極速，這個階級的分子時常不久就變成別個階級的分子，因此等級是要趨於崩潰的，因為屬於某壹定等級的分子必須是能「世襲的」享受國家所賦予這個等級的政治法律上特權。現代的美國就沒有等級。如果英國還有等級，那只是前代遺留給資本主義社會之壹種殘余而已。 馬克思和恩格斯不止壹次說到資本主義社會階級分化的問題。他們認為資本主義社會有三個根本階級：（壹）地主階級，他們的進款就是地租；（二）資本家階級（資產階級），他們的進款就是利潤；（三）工人階級（無產階級——即馬克思所說的「勞力的所有主」），他們的進款就是工資。 以上三個階級乃是資本主義社會的三個基本要素，（註）添上中間階級和落伍階級，就構成整個資本主義社會。自然，這些根本階級本身還各自會分化為許多層次——小階級。譬如資本家階級分為工業資產階級，商業資產階級和財政資產階級。而工業資產階級又可分為許多部分等。

當我們詳細研究資本主義社會之全盤構造時，就必須不僅註意三個根本階級，而且註意許多中間階級和小階級。恩格斯分析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德國社會之階級構成時，他就列舉出：封建地主，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富裕的農民（大農和中農），獨立小農，封建式農奴，農業雇工，工業無產階級。（見恩格斯的德國的革命與反革命）恩格斯上面列舉的每壹個小階級都是資本主義社會根本階級中的壹小部分。每壹個小階級對於其他小階級都有壹定的利害沖突，可是社會根本的區分線終於使幾個小階級構成壹個根本階級。那些不能確定屬於某個根本階級的分子，就成為中間階級。譬如舉小資產階級做例，恩格斯就說：「它（註）的性質是根據它的中間地位來決定的，它界在資產階級（大商人和大工業家）和無產階級中間。它傾向資產階級的地位，但小小失敗就可以使其中的個人離開本階級而加入無產階級隊伍。……他們不斷的動搖於願望與恐怖中間：他們渴望高升至富裕階級的地位，同時懼怕墮落於無產階級隊伍或乞丐隊伍中去。」（恩格斯——德國的革命與反革命）知識分子也是站在這種中間地位。他們可以代表許多不同階級的思想，他們分別加入於互相鬥爭的政治集團，他們也與小資產階級壹樣動搖於利害沖突的各階級中間。

說到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分化時，必須附帶的指明在這個社會裏，壹方面有處在壹切社會階級之外的落伍分子（譬如乞丐），他方面又有同時屬於幾個階級的騎墻分子（譬如領有土地的工業家，開有小店鋪的農民等）。所有這些都不是純粹的階級形態，而是混雜的階級形態。 自從原始共產主義社會崩潰以後，人類就進入於新的歷史時代，其特性就是社會的階級分化。階級存在這壹件事實，表明每壹個階級都有爭取其利益的必要，因此都須與別個階級相鬥爭。這個鬥爭延長得好久期間，而其樣態是時常改變的：有時由暗鬥變為明爭，有時則由明爭變為暗鬥，有時表現為劇烈尖銳的性質，有時則和緩而成為慢性的性質；但在階級社會裏，階級鬥爭無論如何是不會中斷的，是壹分鐘也不停止而且不會停止的。階級鬥爭或者造成歷史舞臺上之偉大革命，或者潛伏於社會懷中，像穿山甲壹樣暗中開辟自己的道路。 階級和階級鬥爭乃是受壹定生產力狀態所決定的社會分工發展下去的結果。生產力狀態壹有變化，階級鬥爭的形式和性質也就隨之變化。每壹階級，為保持其在壹定時代之利益起見，不惜使用種種可能的手段，以鞏固自己的統治或推翻敵對階級的統治。議會的演說，報紙的論文，罷工，巷戰，哲學著作，遊行示威，武裝暴動，國內戰爭——這些就是階級鬥爭所表現的各種形式。這些階級鬥爭現象深入於社會生活的壹切毛孔並從其中反映出來：法律條文，道德觀念，藝術作品，宗教信仰等。 「壹切社會現象都染有壹定的階級彩色，而整個社會，於某壹定時期，在其每壹次運動，乃是各種互相影響的階級傾向所構成之合力。……」（凱勒斯克勞茨——經濟的唯物論是什麽）這些傾向中每壹個傾向之終極目的，都是要奪取政權，即占有國家——這個「集中的和有組織的社會暴力」之機關。因此，階級鬥爭永遠是傾向於政治的鬥爭。馬克思主義根本理論之壹就說：「壹切階級鬥爭都是政治的鬥爭。」 在每壹個歷史階段，階級鬥爭之結果，總是生產力狀態所註定要走向政權的那壹個階級要取得勝利。恩格斯說：「自今以前，壹切革命都是這壹階級的統治者替換別壹階級的統治……壹部分少數人被推翻了，別壹部分少數人則根據自己利益奪得國家機關。以前經濟發展的程度，每壹次只容許少數人走到統治地位，為此原故，而且僅僅為此原故，所以處在服從地位的多數人就為少數人利益而參加革命並馴服的服從革命。」（恩格斯——法國階級鬥爭序言） 每壹種階級製度，都是在相當的物質條件已經具備以後才產生的。可是，如果在階級鬥爭的過程中，生產力發展所需要的階級變革受了障礙而延長好久時間不能實現，則整個社會就要瓦解。共產黨宣言中那壹段名言即表示這個意義，這就是說：階級鬥爭之結果不是整個社會經過革命的改造，便是鬥爭的階級兩敗俱傷。 由此可見，社會中的階級鬥爭乃是使社會不斷除舊更新之強有力的動力。有了階級鬥爭，壹切腐朽的階級製度才能廢除而代之以能發展社會生產力的新製度。馬克思說：「在壹定的發展程度上，它（註）自己造成了自己崩潰的物質條件。從那時起，感覺受它束縛的感情和勢力就開始發展。它壹定要被毀滅，而它被毀滅了。」

階級鬥爭之規律，驅使這種社會結構去代替別種社會結構；這種不斷的階級變革乃是階級社會整個歷史之特性，必須這個社會消滅以後，這種特性也才會消滅。這將在什麽時候呢？這是在最後壹次階級變革發生以後，即在多數人為多數人利益而第壹次奪得政權以後。 「我們要想最後的消滅階級，必須等待我們達到壹種社會水平線，那時不僅某壹統治階級成為贅瘤，而且壹切統治階級以至於社會階級分化也都成為贅瘤了。這就是說：必須等待生產力發展到某種程度，使壹階級占有生產機關和生產品，亦即壹階級政治統治，教育壟斷和文化指導，——不僅是不必要的，而且成為經濟政治和文化發展上的障礙物。」（恩格斯的反杜林論）從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發展達到最高程度那時候起，階級鬥爭本來是生產力發展的前提從今就變成為生產力發展的障礙了。無產階級是能夠有計劃的組織那被資本主義所破壞的經濟之唯壹階級，無產階級代替資產階級而興，就是表明人類將從階級的社會過渡到無階級的社會。 阿德勒（Max Adler）說得很對，他說：「階級鬥爭之頻撲不破的舊規律，以其本身邏輯的力量，將經由最後的人數最多的壹個階級——無產階級——而達到消滅壹切階級分化並構成利害壹致的整個人類社會。」（阿德勒——馬克思學說之社會觀） 說到階級鬥爭問題時候，我們必須回答那在馬克思主義文獻中時常引起爭論的壹個問題，即是說：具有壹切階級特征，但缺乏階級自覺的壹種社會集團，能否致力階級鬥爭。 某壹階級，要有階級意識，必須經過其存在及其在歷史舞臺上鬥爭之壹定時期，這個時期也許是很長的。某壹階級僅僅在這個鬥爭過程中才獲得階級自覺的。 人類歷史必需發展至壹定時代，自發的和不自覺的階級鬥爭才能變成自覺的階級鬥爭。 「產生社會階級觀念之歷史前提有如下幾項： （壹）因原始技術發達，社會於是有剩余生產品，從此各種社會關系上社會的不平等壹天比壹天增長起來。 （二）簡單的商品經濟過渡到資本主義製度。等級組織之消滅。 （三）由新的生產技術所結合起來之直接生產者的階級出現於社會鬥爭舞臺。（薩法洛夫——Safarov之共產主義科學基礎中所征引的松采夫——S.I.Solntsev的著作：社會階級論） 某壹階級雖然自發的而非階級自覺的向其敵對階級鬥爭，但並未因為這種不自覺而失掉其階級資格。因此波格丹諾夫 （A.A.Bogdannov）的意見是極端錯誤的，即他認為「奴隸無論何時都不能達到階級的程度。」（波格丹諾夫——經驗批評論）（註壹）奴隸了解他們的利益是與他們的階級敵人——奴隸領主之利益，處在相反地位，但他們不能獲得壹種意識：即怎樣去戰勝階級敵人的意識。（註二）由此可見，奴隸對其主人的鬥爭根本上還是階級鬥爭，但自然不是自覺的階級鬥爭。發動這種鬥爭的階級尚未正式成立起來，或者像馬克思所說，尚未成為「自為之階級」（classe pour soi），而還只是「自在之階級」（classe en soi）

工人階級在成為「自為之階級」以前，有很長久的時候是「自在之階級」，企圖以反對資本的自發鬥爭去爭取自己利益。 「經濟關系起初變民眾為工人。資本的統治替這種群眾造成同樣地位和共同利益。由此可見，就對資本關系而言，群眾已經是壹個階級，但對自己說來，還不是壹個階級。在鬥爭中，……團聚的群眾才鍛煉成為『自為的階級』。群眾所爭取的利益就成為階級的利益。」（馬克思——哲學的貧困）





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入門





共產主義由啟蒙到如今已有二百多年文化史，但究竟什麽是共產主義，以為世人所疑惑，其原因，是沒能正確理解共產主義的歷史真諦。

有自然知識和社會知識的人都知道，人類是在宇宙物質自然生命世界（亦稱自然界）的發展規律中進化而來的。因此必須到宇宙物質自然生命世界的歷史文化中，用宇宙發展觀為認識，用辯證法為方法論，才能探討出關於人類存及社會發展的歷史根源，最終從宏觀上詮譯人類及其社會的全部文明本質內涵。

發展論認為：人類是在自然生態中衍生的，但人類未來無限發展的根本，卻不是在生態而是在宇宙。為什麽呢?依據現代科學技術的能量消費發展，生態能量資源不能滿足人類歷史性發展需要，人害無限發展的科學能量要救及技術指標在宇宙中。所以現代的人類，是未來的宇宙人類。這是自然物質規律衍化人類無限發展不可抗拒，也抗拒不了的必然生命法則。人類不沖破生態圈的能量數態及技術指標的局限束縛，將不可避免的自取消亡。

那麽什麽樣的人類及其社會生活方式，適合進入宇宙，成為宇宙人類？要讓世人清楚地知道問題的內在真像，就需到宇宙物質生命世界的生命時空中，看看宇宙是怎麽形成的，地球是怎麽產生的，生態是怎麽來的，人類是怎樣衍化的，及人在宇宙的生命關系等等，以人為本，為當今宇宙大千世界做壹條影屏生命大線，為人類認識必然發展做以清晰的理論參考。

發展論認為：宇宙物質生命世界——孕育生命搖籃中的所有物質，都以具體的外在實體和內在規律屬性構成有產生、成長、轉換與發展的普遍生命存在現象。因此宇宙中的物質，都是有生命的。宇宙物質自然生命世界，就是由無限具體的千姿百態的實體和萬千變化規律屬性構成的時空整體。

宇宙中不存在沒有實體和屬性的生命現象如果說有，只能是虛構的假說，科學論據，須以實物為證。

解讀共產主義為本，為什麽需要以宇宙觀為起點？因為人的壹切生命現象，都是宇宙生命的濃縮，包含著宇宙生命世界中所有文化信息的內在精華。所以人類的存在，有以表現為人的最高屬性的工產主義文化，與宇宙生命有著密切的「血緣」般內在聯系關系。壹句話，共產主義是宇宙物質自然生命演繹人類及其生活文明必然發展的文化結晶。這就是為什麽需要用宇宙觀，到宇宙文化中尋覓人生命根源的客觀前提。

既然人是宇宙文化的精華就必須認定，人類是宇宙文化中的高級生命物種。依據是什麽呢？很簡單，人具備了物質世界發展規律最高文化法則——創造性和奉獻性。

由於物質世界的時空運動有規律無意識，因此創造生命的能動結果盲目緩慢，而人則能相對有意識地按自然客觀發展規律的要求，再現性的創造出源於自然而高於自然的新質態生命文化，形成自然規律與人質意識互換守恒的物態特征，最終轉換成高級生命物種。

人類是宇宙生命世界中最活躍的壹粒生命孢子，他將以無限大的生命發展力而遨遊宇宙時空。

人類既然是由創造性的物態實體和奉獻本質屬性構成宇宙中最高級生命物種，那麽自然是怎樣衍進人害生命的呢?這是人類社會最敏感的問題，但就機械的從社會中看人的存在與發展內涵，將會在人類客觀遙感歷史關系中產生自然斷檔現象，要完整圓滿的解決問題，需從宇宙產生的源頭為起點到宇宙有機生命的產生為臨界，繪製壹幅宇宙無限發展的歷史長河，在這條長河的大卷中，不僅能讓人看清宇宙與生態是怎麽來的，人在自然界發展到哪壹階段衍生的，更重要的是現在應該做什麽，未來如何發展，如果人害思維科學的態度正確，方法得當都是不難解決的問題也是必須解決的社會問題。為什麽，因為人的精神生命要有個完整的人生過程，並在這個過程中活個明白。

科學告訴人類，認識矛盾重重無限奧妙的宇宙世界絕不神秘。歸根到底的組織形式，是物質以具體的量積累到質變換為完整的生命因果周期，像積木壹樣構成區域性歷史文化板塊形態，宇宙物質生命世界，就是由無限具體區域文化板塊普遍聯系起來，有始有終的時空整體。人類的實踐生活方式和思維意識法則，就是抽象的依據各時空區域文化板塊為模式，由淺入深探討宇宙物質世界的全部生命內涵。

宇宙生命特征是什麽呢？不外乎兩大特點.

壹、由產生、成長，到消亡轉換的量化過程，是優勝劣汰的生命活動現象。

二、由初級向高級，由簡單向復雜以此類推無限輪回，永恒的生命運動發展現象。

這兩大特點，構成宇宙世界全部生命內涵的文化基因。

人類現代信息科學技術，象壹枚騰空飛馳的火箭，刺破了宇宙物質自然生命世界的層層面紗，為可知科學文明視野，打開了壹條通往未知宇宙生命內幕的時空隧道，把人類意識文明送到科學指定的遠古宇宙文化源頭——無星際時空領域的歷史年代。

站在無星際文化的源頭，科學的慧眼中，呈現了無機生命世界壹幕幕掘勢磅礴演進過度的歷史畫面。

第壹幕：以無機暗物質單元粒子為基本實體和屬性，構成不同混元真空區域運動的古生代宇宙文化歷史時期。在這壹時期單元粒子群分別如生態自然中的霧霜雲雨風壹樣，按各自生命質態的能動特征，在長期磁碰撞和電分解的空旋膨縮運動中，逐漸形成第二幕，多元體古代微星際宇宙文化歷史時期。在微星際萬由理化組合運動中，形成了第三幕——近代混元體化合星際宇宙文化歷史時期。在混元體星際定向化合運動演進歷程中，產生了第四幕——現代有機化合生態文明的宇宙文化歷史文化時期。

由單元真空為起點，到混元時空為臨界，宇宙物質自然生命世界完成了無機生命衍變過度的全部歷史周期。

發展論認為，生態文明的產生，使宇宙世界結束了以無機生命為主導特征的時空運動，進入了以有機生命文明為主導的新質態宇宙區域文化歷史時代。代表有機生命和無機生命屬性同合共組的高級生命物種——人類的衍生使宇宙文化的歷史天足，革命性踏上了有機生命與無機生命互為轉換的亞間生態自然文化的歷史邊緣。因此現代的人類，是宇宙生命世界中最偉大，最高級的生命物種。

站在生態文明與自然文化亞間過度的質變飛躍支點上擡頭展望，浩瀚深墜的宇宙時空隧道，為人類未來生活模式指明了無限發展的歷史空間。低頭俯視，生機盎然的生態大千——地球生命的起源和生態文明的發展歷程。

地球起源

壹顆明亮的膠溶狀巖質流星體——某脫軌由天體殘骸。帶著熾熱的能量，在太陽系的時空中，按順時方向，奔向圍繞太陽轉動的壹顆古老龐大的霧態水質行星。

當巖質星墜入水質星內核時，受水質星的冷卻和內核阻力及磁場的引導，巖質星表層形成了堅固的外殼，緩解了萬有引力，歸順了水質星的自轉，同水質星壹起圍繞太陽恒星進行公轉運動。至此，壹對親密無間的天體伴侶，在太陽系時空開始新婚般的蜜月施行。

在運動中，巖質星應水質星能量守恒需要，不斷發生推陳出新的地質呼吸變遷運動。強大的熱能，把大量殘骸噴射到水質星的外太空。隨著巖質星殘骸的增多，與水質星的物態雜質、及宇宙塵埃受磁旋引律的碰撞，在外太空形成了巖質星有「血緣」呼應守恒轉動的小天體——月亮衛星。

由於巖質星靜態守恒的密度不斷增加升溫，自轉頻率加大，變換著水質星的原始軌道逐漸向太陽慢移。

在與水質星蜜月轉動時，巖質星的熱能理化效應，和聲光電氣磁的化合作用，不斷把水質星的霧態宇宙水系蒸發為雲雨，受巖質星磁旋引力，雲雨歸回到巖質星的懷抱。如此歷史性凈化循環，在巖質星的低窪地帶形成生化海洋水域。

受水系增多的壓力，地殼不斷發生守恒引力的變化，以適應水域存在積量。水質星的實體逐漸被巖質星精華吸收，最終轉換為霧霜雲雨風的歷史遺跡，形成巖質星特定的自然性大氣空間。

十月懷胎，巖質星以巖物態和水質物態組合成合二而壹的新型星際天體——地球行星，帶著月亮，開始了與太陽恒星進行有規律的時空運動生態起源

在特定歷史大氣空間環境中，地球進行了及其漫長的冥古宙自我養生歷史過渡時期。到太古宙歷史階段受大氣空間壹定理化條件影響，在水域潮濕地帶，產生了由水質星所遺留的無機暗物質粒子與水分子有機合成苔鮮類軟纖維有機生命孢子。幾經風幹雨淋生死輪回的遺傳重組，胞子脫離了苔鮮生命的束縛，在生化海洋水域的光合環境中，衍生了以啄收炭氣，吐出氧氣為生命能量守恒的單細胞低級微生植物。隨著低級微生物的發展，相繼繁衍出孢子植物、裸子植物，直到脫離水域走向大陸延續到如今的高級被子植物。

在海洋植物消亡的靜態氧化過程中，產生了吸收氧氣，吐出炭氣的有機浮遊動物，微生物是以食取微生植物保持生命能量守恒的。

由低級微生植物，到低級微生動物，有機生命完了初級生態進化鏈的轉換過程，接而繼之的，是以食取微生動植物的吸管動物——無脊錐動物——哺乳動物——兩棲動物，與植物發展規律壹樣，水生動物幾經演變進化，最終脫離水域的束縛，走向了大陸動物界。直到人類出現，有機生命在由低級向高級、由簡單向復雜的發展規律中，完成了地球生態第壹輪自然性由量化到質變的全部文明史。

什麽是植物：生態中以靜態活動完成生命過程的有機物種叫植物。

什麽是動物：生態中以動態活動完成生命過程的有機物種叫動物。

什麽是有機生命：以遺傳方式繁衍生命的物種叫有機生命。

什麽是無機生命：以遺變方式轉換生命的物態叫做無機生命。

什麽是生態：由有機物構成的生命現象叫生態。

什麽是自然：由無機物構成的生命現象叫自然。

什麽是文化：文化指自然知識。

什麽是文明：文明指社會知識。

什麽是知識：知識是解釋真理。

什麽是真理：人的意識符合客觀規律就是真理。

什麽是意識：腦的能動行為叫意識。

人的衍生，使宇宙物質世界進入了以質變飛躍為生命運動特征的新文化裏程碑。因此，人類社會肩負著兩種質態互為轉換的歷史性臨界使命和信息。

壹、是人類將以全新科學質態能動行為，進行第二輪復興生態文明建設和社會質變大革命。

二、是人類在科學生態革命生態建設中，必然聯系的，是科學宇宙革命與建設的科學信息基礎工程。

人類的起源

站在生態文明製高點上，低頭審視，在千姿百態、生機盎然的有機時空大千世界中，人類以獨特的直立物態行為，從爬行物種的自然王國中珊然而出，幾經蒼桑巨變的漫長演進到如今，開辟了壹條波瀾壯闊的歷史長河，在這條自強不息的生命大河中，清晰地展示著人類千百萬年自我完善的幾種進化圖騰形態，及每壹形態段落中，人類與自然界進行生存鬥爭的鮮明社會歷史生活方式。

唯物進化論認為，人類由自然爬行，到自由直立，經歷和正經歷著四種不同生活內容的社會歷史時期，壹是自然性原始人類歷史時期，二是自發性類人群體歷史時期。三是自覺性勞動人類歷史時期，四是自由性科學人類歷史時期。

由自然性到自發性到自覺性，再到自由性，這四種歷史階段。形成了人類由生態向宇宙進行轉換過渡的第壹輪完整的文化通史周期。

為了更加清楚地展示人類社會發展史，可繪製人類進化圖做以明註。

人類進化圖

自由宇宙人類

自覺宇宙人類

自發宇宙人類

自然宇宙人類

自由科學人類

自覺勞動人類

自發生產勞作人類

自然原始勞作人類

自然爬行

第壹輪生態人類通史周期板塊。

由低級

向高級消除爬行物種屬性

第二輪宇宙人類通史周期板塊。由簡單向復雜演進人質物種屬性以此類推無限輪回永恒發展。

圖式表明，由於人類來源地球生態圈中的爬行王國，在第壹輪生態質變發展歷史時期中，必然不同形式或不同程度地存在著爬行物種屬性的積量遺跡。人類在與自然界進行生存鬥爭求得進步同時，也在逐漸以量化方式改造自己，最終結果，要徹底清除爬行物種本能屬性，沖破地球生態的有限生命能量束縛，凈化成宇宙人質生命社會。

只有人類才能進入宇宙世界，因為人相對爬行物種，具備了超越地球生態文明的文化潛能。

人類復興生態質變革命。是以科學文明發展意識，取代自然生態盲目進化邏輯，重建科學化有機生命世界。這是宇宙生命法則賦於人類發展的歷史使命。而不適應科學生態發展的、陳舊落後的動物屬性，是必然消亡的，適者生存，這是最基本的宇宙生命法則。所以爬行物種不能進入宇宙文化世界。這就是人類為什麽要清除爬行屬性，轉換為科學人質屬性的歷史原故。

人類的客觀存在，是物質世界自我完善的必然結果。

壹、原始自然人類社會歷史時期

這壹時期，分兩種人類進化過渡階段。壹是以基本直立並帶有兩棲本能活動為實體的古原始類人猿歷史階段（只論類人猿，不論靈長類）。史學界稱這壹階段的人類為古原始前人人科物種。生存特征，以偶然使用自然物的勞作活動方式，支配手足分工的肢體改造生命運動，以適應全天候自然環境的直立生活方式。

由於依賴熱帶全天候自然靜態環境，所以古原始前人，屬自然性生命物種。

二、是能製作簡單日常生活用具的原始人類歷史階段，在這壹階段，原始人類在繼自然天性的吃文化後，能動地發明了往文化和衣文化，直到火的文明應用。史學家稱這壹段的原始人類為能人人科文明屬性。其生活特征，是主動利用自然物具改造體能系統的勞作生活方式。由於原始能人還是生活在全天候的熱帶靜態環境中，仍屬自然性人類。

在百萬年前的遠古大荒，非洲熱帶雨林，生活著諸多靈長類生命物種，其中壹支似人又似猿的靈長之王，被史學稱為古原始類人猿前人的兩棲物種最為活躍。所謂前人，是指人類由靈長類向人轉換時，最初具備人類特征的直立物種。

盡管前人進入了直立為主的體能形態，但手足體態還具有壹定程度的攀援特征，因此類人前人的自然性生存特征，是演化肢體運動生活方式。

自然界自我完善的生命運動法則，集中地賦於了前人集所有爬行物種、兩棲物種肢體運動的本能精華成為由低級半蹲式靈長類向高級直立靈長類分支進化的唯壹生命物種。

前人以機警勤敏勇敢頑強的性格意誌本能和積極主動集體活動的獨特心理屬性，超越了所有靈長類及爬行物種自我個性意識——弱肉強食，遇難而逃的狹隘野生本能屬性的束縛，成為生態中的靈長之尊。

積極主動，集體活動的本能心理意識，是類人猿進化為人的先決本質屬性。只有積極主動的集體實踐活動，才能普遍領悟出具體進步活動內函，以積累客觀進步的必備條件，宏觀心理加上機警勤敏、勇敢頑強的個性鬥誌的有機重組，為前人必然走向自由直立，奠定了必然發展的客觀基礎保障，而壹般靈長類自我個性本能意識，是不能產生集體實踐活動中的特殊內容，所以只能局限在半蹲文化中。

歲月如梭，前人在人類文明史的幾百萬年時空漫燃歷程中，完成了由偶然使用自然物具的勞作生活到自由使用自然物具的直立自由的歷史使命。

四百萬年前，能人以基本使用自製壹般生活用具的勞作物態生活特征，超越了前人自由使用天然物具的局限性，開始了以捕魚狩獵為主，以采集為輔的原始人類生活階段。

使用自製簡易生活用具，擴大了能人的生活視野，增強了與自然界進行生存的鬥誌，開始了逐漸脫離林域，茫然地向大際進行試探性慢移過渡。

能人在林域邊緣的沼澤草叢之間，以背靠森林茅草築屋的居住方式，進行新形式采集狩獵的血緣氏族勞作生產生活。

由於脫離林域野外生活，體力活動能量加大，及日曬兩淋的自然侵襲，能人的汗腺系統發生了脫毛的生理變化，為防自然侵襲和蚊蟲叮咬，原始能人開始用枝葉及獸皮製成原始衣著自我保護。

由林域向陸地亞間跨躍的歷史過渡階段中，原始能人完成了茅草築屋和原始衣著的兩大社會文明生活的物質文化。

能人在日常狩獵采集，強化體能演進活動中，對偶然突發危機事件，進行高度集中，極為認真激烈使用天然物體攻擊或自衛活動時，被群體的視覺和聽覺所刺激而在腦——神經意識功能司令部中，產生了暖間的記憶信號，隨著生活的頻繁重復。暖間的信號積累，在直立腦生物電磁感應的印覺功能中逐漸拉深加重，最終通過認真總結，轉換成傳統經驗性實踐啟蒙感覺認識行為。面對無限重復認識和反射溝通的形象交流實踐，能人腦覺活動系統相應再生了更為高級的思維映覺把映功能現象，而溝通與交流的認識和反映形成意識實踐的能動思維實體，就是言語，因此，言語是表人的思維活動的意識工具。

人由心理本能認識，到客觀思維反映的意識行為及壹切意識屬性，都來自於實踐活動對腦的不斷開發過程中，最終形成人的獨特生活的意識環境。正是認識與反映高頻率意識實踐活動，像火花壹樣，打開腦神經系統無限多維生理空間的遙感啟蒙大門，在原始的腦覺物態意識領域，為人的物態實踐開辟了無限廣闊的時空視野。

人的遺傳感應系統，既由視覺、聽覺、嗅覺、觸覺等通過感官組成的實踐意識活動，是人產生主觀心理認識的初級本能行為範疇。

人的感覺意識，既由判斷、概括、歸納、總結等通過間接既興變化的再生意識活動，是人腦思維反映客觀的高級轉換行為。二者互為重組，在人的腦覺領域中，衍生無限能動的意識體系，如思想、觀點、印旬、夢幻等，所謂意識，是腦多維實踐活動的總稱。

客觀世界是以內在發展規律為生命運動的根本，而人是以內在意識秩序法則為生命活動基礎，兩者時空生命壹樣，都是物質多樣性的客觀存在。

人做為物質世界先天文化的壹個後天文明的組成部分，是在生態中衍生，而在自然發展規律中發展的。因此必然地帶有發展規律的客觀屬性。自然規律，是人類意識文明的客觀依據。因此，人的意識發展規律是自然規律的反映。

人的現實存在意識，既人的人生觀，是人在壹定靜態現實生活的具體反映。如果與無限發展的動態歷史相吻合，完成壹個統壹生命的文化周期，沒有抽象思維概念做主導支朽人的現實有限活動是不客觀的。而作用於人的內在客觀發展意識的能動實體，就是人的精神思維，既人的世界觀。

人的世界觀有意識地支配有限生命，以勇敢頑強、無私奉獻鬥爭的時代精神，逐步完成無限發展的歷史使命。

自然界演化人類的生命核心，是不斷精華人的精神文明意識。人的壹切根本，都是通過實踐活動，把物質客觀基理內函再現為人的思維理性意識概念中，達到天人合壹的最高宇宙文化境界。

人的理性思維意識和人壹樣是後天的，來源於自然界先天文化的濃縮。所以人是宇宙物質世界中凈化了的精華生命物種。

人的現實人生意義，既人的人生觀，必須與客觀世界無限發展規律相壹致，才能正確認識和反映客觀世界的必然真理，以便有目的地掌握生命守恒與轉換的自由法則，取得無限輪回的生命永恒。反之，必在壹定歷史周期範疇中盲目夭折，自然法則是不可抗拒，也抗拒不了的客觀真理。

人的生命質量源泉，來源於歷史性時空運動，這就是自然辦衍生人的本身及壹切屬性的壹般概念。原始人類，就是在這種概念中，通過與自然界進行生存鬥爭實踐中，走向遙遠的未來。

在日積月累的林陸亞間生活過渡中，原始能人不斷以古前人遺留的聲覺感應交流機製，對手足發工後實踐活動中產生的物態經驗及彼此間情感關系，進行認真的交流溝通，從中創造了互挽意識的音覺扭帶——言語意識文明。言語是人類再實踐意識的交流工具。言語的應用，使能人的腦覺系統多樣性有了秩序性的能動邏輯理念。把人與社會與自然的互為關系間接有機地聯系成壹體，為直立人類後天智慧主動演講超越自己，展示了無限廣闊的思維運動空間。

能人社會中，母系生兒育女創造生命的無私血緣奉獻品質，確立了血緣倫理關系的必然主導地位。所有情感體系，都以母系血緣親情為精神寄托，生活在摯樸古老的自然性血緣倫理社會意識中。

什麽是血緣關系：血緣關系是物種同宗遺傳的生命本源屬性。統壹的血緣本質關系，形成統壹生命形態實體的本質之道。

什麽是倫理關系：倫理是人類不同輩份、年齡等間的互為關系，倫理屬性構成人類有秩序的社會存在。因此倫理是人的現實生活之德。

本質之道和生活之德二者生組，構成人的內在精神行為的生命底線——道德意識文明屬性。道德是人質精神的本質。既人的本質。

由於血緣關系沒有異化現象，因此在以母系「單細胞」社會血緣生活中，沒有姓氏之分。為此，古人類學家把沒名沒姓的原始能人定為共同公有的氏族標致。把家庭叫做母系氏族家庭，把社會叫做母系氏族社會，既原始血緣公共社會，其社會生活方式，是群居部落形式。

家庭，是人質物種生命由單細胞向雙細胞分裂重組產生新生命遺傳社會的產物。而社會是遺傳歷史的產物，歷史是家庭與社會的全部反映。

由於原始能人母系化社會活動的單壹性，社會存在關系中，只有男女之別倫理之序，決無等級之分，壹切都在摯樸簡單的原始本質的血倫統壹共性道德規範中共同生活。

白天，成年母系率青年女性在駐地邊緣進行采集食物的勞作活動。育齡母系照料老幼管理家務，男孩在壹起玩耍戲鬧，為成人生活奠定直立本領。女孩在壹起盤花結草，相互裝點美麗。

男系以壯年為首領，率男丁在林間水域，草野沼澤進行漁獵的勞作生活。能人男系勇敢機敏，無論如何兇險逆境，都群情激奮頑強拼搏決不退讓。尤以鄰族有難，更是首當其沖，全力以赴戰勝堅險，面對所取之物決不爭分。日常勞獵，對所獲食物決不貪口，帶回駐地，由母系族老按份分享。如有不足，成年男女，寧死不食。這種同生死、共患難的本能血緣奉獻道德社會環境，形成威力無比，戰無不勝的社會凝聚力。歷史學家稱這種生活為原始共產主義。

原始自然性共產主義，是人類科學共產主義的基因質。

晚上，人們團聚在壹起，用口頭言語，講敘生活中的故事。如有鄰者，便手舞足蹈，擊木音歌，和諧激情浪漫盎然。但未婚男女，決不串夜。

夜晚，夫妻擇地廁息，其它成員均按倫理秩序分班就寢。如此默守陳規群居共伍，無壹絲沖突之舉，如有犯逆者，必遭眾斥，使其心跡無容，痛改前非。

原始能人的婚姻，是以女性青春特征而定婚緣的。能人家庭把青年女性當做日常生活中壹大喜悅之事。成年人等與鄰族交往溝通中互傳喜訊，有適齡男性，兩廂老人亦可做主。為其擇定終身。但近親宗教，決不通婚。發展家庭人口，是能人生活的壹大特點。

由於血緣關第註重群規，對個體無須挑選。成人男女青年選下日期。是日，男系以壹母系族老為婚主。攜新郞及眾家族人等，帶食物禮品，到女系家中接親。女系家族用花絮草藤將新娘打扮。男女新人相見，眾群人手舞高呼叠音不止。在男迎女送，簡明浪漫的儀式後，男系婚主率新人及迎親者回到男性家中。原始能人在自然性社會群居生活中選擇定性配偶婚姻文明，打破了動物盲目野生本能遺傳生理關系的局限性。使兩性關系升華至感情的配偶和生活伴侶的文明高度，是人類本質必然發展的壹項重要生活指標。

在能人社會，女到男家，如天使般備寵敬，新婚燕爾，新夫婦獨選良地而居。其情專壹，溶融相註，壹方不幸，生者決不重選。更有剛毅者，不思食飲，痛思逝者而舍棄性命。

對逝者，能人置於蔭草深處，用草絮遮掩死者，送上生前遺物以寄哀思。對氏族貢獻突出，或年長母系，更為厚葬。有遺者為其泣淚長思久糜不振。其情感深重無以倫比。

能人家庭發展到壹定數量時，為預防沖突便於管理，部分直系成員可立家庭，凡範之舉，優化了家庭質量也強化了社會生存意識。彼此間的感情交往更加親密和諧執禮謙讓，分家不分情，這就是為什麽鄰裏間壹方有難，八方支援，同命互為的血倫集體社會精神文明屬性的道德因緣。

能人在狩獵的活動中，將受傷的動物帶回家精心療傷馴服，人類畜牧業由此開始。

日月星辰，悲歡離合。四季輪回，氣象萬千。生活的閱歷，能人的精神意識中，再現了絢麗多彩、形象豐富的自然圖騰藝術文化。能人用樸素生動的情感色彩，描繪了壹副美麗動人的歷史神話。神話記錄了能人對生活的感悟和對自然力量的崇敬。

神話的產生，是原始能人開始自然藝術的心靈感悟和原始社會「政治」教化的實踐結果。

把外在精神希望支持，寄托在茫然崇拜自然圖騰的童心般的神話蒙味信仰中，是原始能人不能；理解自然和自身生命的歷史原故。

原始前人和原始能人，歷盡幾百萬的時空歲月，在依賴全天候靜態自然環境中，用原始的衣食住行，自製常用物具和手工編製技術等自然物質變化，完成了人類肢體改造、體能改造的最初文明生涯使命。迎著歷史的呼喚，高舉生命之光——永不熄滅的神話火炬，高吭著悲壯而美麗的神話長歌，毅然踏上征服大陸四季動態歷史生活的人類大遷移運動征程。

人類社會文明發展和自然文化發展通史壹樣，在壹定靜態能量守恒的歷史過渡周期中，當能量增值積累到突破守恒臨界時，必然以動態的飛躍轉換形式為啟點而選擇下壹輪的文化通史周期。這是宇宙生命法則——由初級向高級自我完善、無限發展的必由之路。

第二：古代自發人類歷史時期。

萬裏征程始於足下，二百五十萬年前，由原始能人轉換為古代直立自由而定社會匠人，依照生命法則的歷史儀式，邁著茫然而堅定地歷史步伐，以啟蒙智力的生產勞作生活方式，逐漸遍及生態大陸的天涯海角。同自然界進行改造自然地生存鬥爭。

所謂匠人；是指有意識利用自然資源，進行自發性生產勞作活動歷史時期的古代人類。

什麽是自發性；自發性在物質世界是指個性物質沒有規律的外在存在形式。

做為人的意識，是以現實主觀意識邏輯為主導特征的意識形態。最高思維意境，是以主觀現實的外在存在意識形式為主導活動的意識邏輯。所謂唯心主義，就是自發性的意識形態反映。

由於匠人是利用自然外在直觀物態資源的生產改造模式，其意識反應境界，只能盲目地選擇偶然外部世界的或然邏輯關系概念。因此古代匠人，是啟蒙自發人類的人科屬性。

古匠人壹路跋涉征途中，不斷發明打製石器和木器而定自然科學流動生產用具。打製石器活動中，發明了自製火的科學能源文化。火的應用，使匠人物質文化發生了壹定歷史性的質態飛躍。

幾萬年繁衍慢然的大遷移運動生涯，古代匠人基本進入各自的擇息之地，開始了大陸四季輪回的靜態定居生活。

古代匠人用舊石器、中石器竭盡二萬五千年的自發歷史長河，進入了新石器歷史階段。

新石器初期，古匠人在日常生活中，發現果實與粟種的再生現象。於是開始種植農作物的勞作生產方式。農業生產是匠人在改造自然生態的養生環境鬥爭文化歷史中，最偉大的自發科學文明。

農作技術的應用和農作物的豐收，是人類同自然界進行自發性生存鬥爭的歷史性物質勞作智慧結晶，為人類社會文明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在長期農牧生活實踐中，男性不斷呈現體能和智能的優越。伴隨著人口不斷增加，壽命的不斷延長及各種具體生活事物繁多，給母系專壹管理家務帶來壹定影響和困難。為了緩解壓力，母系把家庭外事管理，過渡到男系生活範疇中，形成了男主外，女主內的平等管理關系。但母系生兒育女的天性血緣倫理主導社會本質文明的道德屬性。永遠都不會改變，只能隨著歷史發展更加明朗化和更新化。

宇宙物質世界賦予人類與自然界進行生存鬥爭的客觀生活方式，和自然賦予所有物態各種生存活動法則壹樣，是不可改變的客觀真理。而各種物態的自我選擇，只是物質世界現實存在的具體反映，同樣是不可改變的。現實存在必須與宇宙文化的守恒與轉換規律相適應才能得以永恒，自然界就是以守恒周期和質變飛躍轉化不斷更新向自我完善永恒發展進步演化。只有人類才具備這種能主動選擇守恒與轉換生命法則的智慧，其余任何壹種物態屬性，都不具備自我能動選擇自由，而只能被動地在壹定守恒周期的臨界時，以本能物化消亡形式轉換為另壹種生命質態。

人類與自然界進行生存鬥爭的基本保障，就是人類以血緣倫理關系凝聚成強大的人質精神力量，使人類征服宇宙文化中的所有難題而與宇宙世界的發展規律同步演進。不管人類社會怎樣選擇，與宇宙同步的鬥爭精神永不會變，這是宇宙世界客觀演繹人類的精華所在。

古匠人社會，由於男性管理，對社會而定生產發展起到決定性進步作用。

隨著畜力進入社會生產，使得個性勞作得到充分發揮，生產地產品內容不斷豐富社會生活。氏族式的家庭勞作，以不能滿足區域性多元產品發展需要。匠人逐漸自發地把家庭自耕地生產方式擴大到宗族分耕土地生活方式的管理範疇。

所謂宗族分耕土地的生活方式，是在直系血緣家庭基礎上，把有直系連帶血緣關系的家庭組織在壹起，形成多元家庭在壹定區域內共同生產地宗族部落社會組織形態。由此土地及其資源的自然化存在，被明確為宗族社會所占有。

古匠人分化土地與資源的選擇，拋棄了自然資源公有性的社會大環境，使人的個性開始以小團體的社會觀念得到開發。盲目自由的選擇，激勵了盲目自發匠人的勞作積極性。這在社會歷史上，為原始公共社會埋下了個性自由的潛在意識。

為了便於多元化宗族家庭的壹元化社會管理，古匠人用以往崇拜自然圖騰神話中的圖騰實體，定為神聖的姓氏標致，由於男性主持社會活動，因此圖騰神姓氏的所屬權歸男系所有。已往沒有姓氏的公共氏族部落家庭，轉變為有姓氏的古代宗族家庭，所有宗族成員，都以男系為姓氏遺傳方式，確立了父系宗族血緣倫理的社會形態。

在父系匠人社會活動中，各宗族家庭的長者輪流擔當宗族首領。長者們集聚在宗族祠堂，在首領的組織下，辦理宗族間的內外事宜。在各宗族家庭中，由家庭長子為長者的繼承人，由此，產生了宗族社會倫理的家庭世襲製度。隨著社會發展多元性的復雜化，首領和長者的管理業趨於專業化。

由於古代人的年齡弱化，壹些長者過早夭折，壹些年輕家庭長子過早登上長者社會階層。長者階層的年輕化，助長了古上層社會不斷產生個性自由的內在意識，也正是年輕化的盲目性，使不參加生產活動的年長者歷史性地產生了惰性意識。

由古匠人宗族社會的首領和長者構成了完整的宗族社會上層建築意識形態。

隨著社會多元化生活方式高頻率發展，農業和手工業成熟分化，集中形成了自給自足的農作生產和以物易物的市場經營的古代社會經濟。

以物易物的民間市場生產，繁榮了古代匠人的社會生活活動內容，使人類社會發展趨於成熟。

在古匠人社會不斷面臨自然災難時，進行改造自然地生產勞作者，用傳統的堅強體能意誌和寧死不爭食，相依為命的血倫人質精神，同自然災難進行不惜性命的拼搏鬥爭，最終取得了戰勝災難的輝煌成就。

患難見真情，在災難面前，勞作者用血倫精神戰勝了大自然的無限挑戰。而壹些不參加生死鬥爭的新興長者貴族，由於沒有奮鬥精神，加之寄生的惰性，為了茍且余生，不自覺地做些雞偷鼠竊及多食多得違背人質道德的叛逆之舉，這使得宗族內部不斷發生爭執沖突。

宗族矛盾的內在沖突，逐漸在貴族個性階層意識中，衍生了泯滅血緣道德和喪失生活倫理的爬行寄生野性屬性行為由於首領長者貴族統治上層社會地位，因此，每當發生沖突，都以貴族意誌為轉移而化解矛盾。而做為直接參與自然界進行生存鬥爭意識心理活動的勞作者，只能墨守陳規地任其擺布而不能自主。

壹種靠鬥天生存的人質文明和壹種靠鬥人生存的爬行意識由這裏悄然衍生。

宗族社會的內在意識矛盾，是古代人類盲目生產方式的發展導致血緣倫理關系盲目擴大而必然在社會生活中引入個別血倫遺傳屬性的必然結果。人類從爬行社會中走來，要消除進化中爬行屬性遺留劣根，沒有壹定得暴露形式是不客觀的。人類最先衍生爬行血倫意識的實體，就是壹生都脫離生產鬥爭的貴族階層，因為在古代宗族社會，首領都是從生產地精英中產生的，其本質是人質本性的最高表現，而只有世襲貴族長者壹生不參加勞作，其歷史性長期積累，必然形成權貴群式沖破上層臨界取得政權，使社會發生質變矛盾的必然。

古代匠人由製造和自由使用生產工具畜力的勞作技能，用歷史的精神智慧，創立了自發人類群體物質社會的輝煌文明。在文化上繼承發揚了原始人類的神話傳說，以自己長期社會實踐文明生活，創立膾炙人口的民間歌謠。民謠中敘說了自發人類與自然界進行生存鬥爭的全部情感文化史。

新石器末期，古代啟蒙人類發明了土陶生產技術，土陶技術的產生，使自然人類依賴利用自然外在物質資源的勞作社會生產方式，轉換為能夠理解物質內在理化生命文化原理，進入以勞動智慧能自覺意識為特征，進行勞動創造自然文化和精神文明的自覺人類社會。

第三，近代自覺勞動人類歷史期

古代自發人類在手工生產勞作過程中，歷史性發現土竈燒製後硬化現象，由此進壹步發明了專業燒製土陶的生產技術，後期，在土陶鑄造生產實踐中，發現砂礫高溫後產生硫化現象，最終發明創造了矽鈾瓷化陶器文化。

陶器製造，是人類初期按自己意識文明，首先創造出物質世界理化規律中所沒有的再生新質態生命文化。是人類勞動創造的第壹項古代重工業，其標致，結束了物質世界自然性盲目緩慢創造生命的本能現象。衍生了人類接替自然生命法則而進行人質技能再創造生命原理。

什麽是創造；創造是物質繁衍生命最基本，也是最高的物態本能動運。

什麽是勞動；勞動是人類按客觀生命法則原理為模式，有意識進行創造物質文化和社會精神文明的實踐活動。

什麽是勞動創造；勞動創造，是人類應物質客觀發展規律反應要求，再創新質態生命體系的社會實踐活動。

創造來源於物質世界客觀繁衍生命的本能運動。

勞動是人類社會再造生命的物態實踐活動方式。

人是勞動的物態產物，人的本質是勞動的道德生命屬性。因此，人是以勞動實踐行為，創造物質文化和精神文明的直立生命物種。除此之外，亦非人也。

由於勞動人類來源於自發勞作人類，因此在勞動生活方式的初期，必然在意識形態領域帶有壹定主觀自發地歷史遺跡屬性。所以改造論認為：在手工勞動機械勞動歷史時期，是人類自發勞動生產地初級歷史階段。

人類創造物質文化的社會生產活方式，超越了古代匠人自發性自給自足的勞作物質資料生產方式的社會生存能量。使勞動成果在社會生活中，產生了剩余產品的積累現象，創造論認為；人類社會物質資料的積累，尤其勞動文化的歷史積累，是人類同自然界進行再創造無限輪回歷史性發展的必然結果，即勞動資料是人類無限再創造物質文化的能量基礎，只有這種選擇，人類社會才能與自然界無限發展通史相同步。

把社會意識形態與歷史發展規律相統壹，人類才能在自然界中獲得生命的自由。

由於自發人類意識不能正確認識物質積累的歷史內在發展規律的生命法則。只能以遺傳方式選擇物質資料的消費生產方式，來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社會生活需要，這種方式相對依賴自然地原始社會生活方式是進步的。但與勞動創造的新質態生產方式則是落後的。因此，人類在勞動初期的自發性社會歷史階段，延用物質資料生產方式的選擇，與歷史發展規律不相吻合，所以在社會現實生活中產生了與歷史發展相矛盾的雙重性文化代溝，即社會的個性與歷史的共性的雙重矛盾。反應到人類社會就是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的矛盾。

自發勞作人類在進入自覺勞動生產社會，面對社會剩余勞動產品，盲目順其自然地在以物易物的交流方式中，選擇可專業從事手工勞動的生產作坊社會行業。隨著手工勞動專業的逐漸增多，發展成專業從事勞動剩余產品的物化交流方式，這種方式的實體就是市場。

市場的生產，使勞動人類社會內部產生分工。人類在分工變化中，產生了多樣性追求現實生活中的直觀消費心理意識。

把剩余產品從事勞動需要中轉換出來，通過市場媒介，再以消費的方式轉換到勞動的個性生活需要中，就是所謂市場流通。

為了平衡多樣性商品交流中不等量的數態價值，人們發明了計算生產商品之間等量互為標準實體——貨幣。

貨幣的產生，像物質上帝壹樣，把人與社會的全部所在集中四物化為金錢使者的奴役。使人及社會成為既是商品的生產力，也是商品的消費者，從而抹殺了勞動創造者的活生生的高級生命物種的歷史本性。

物質資料生產方式的人性化，使得個性的人為了追求物質剩余利益而不惜壹切地強化積累財產的價值意識。人為財死鳥為食亡，弱肉強食的生物鏈使人類社會失去了血緣倫理道德的理性平衡。

個性財產意識首先表現在宗族社會的家庭生活範疇，在這種範疇中確立了父系為家庭生活經濟來源地主導地位。因此父權製是私有個性自由家庭的產物。正是父權製的轉換，瓦解了古代共同生活的氏族社會製度。

隨著人口和所有財產的增加，以往宗族占有自然區域的領地，已不能滿足自發性意識的物化要求。為了個性物質經濟的財產利益，不同宗族間發生了爭占領地的矛盾沖突行為。

宗族間的利益沖突，對宗族社會的上層管理者——首領及長者集團提出了如何解決社會矛盾沖突的政治課題。為了貪婪生存物質利益，宗族上層延續了爬行物種弱肉強食的生物鏈邏輯，利用武力解決宗族間沖突爭端的選擇，宗族戰爭由此開始。

在戰爭中失敗的宗族，連人帶物及其財產領地，成為戰利品歸勝者所有。戰爭來源於財產的爭奪意識中，是爬行物種遇食必爭的野生屬性。

勝利的宗族上層，按戰爭中功勞大小，進行不等量的財產分配，但平民者不得工祿，由此不靠勞動創造，而靠掠奪占有為生存意誌的暴力寄生等級社會正式萌生。

在宗族等級社會，上層統治占有者可任意蹂躪踐踏被統治者的生命和占有勞動成果。在私有意誌的有意剝削和壓迫中產生了階級。階級是私有意識壓迫和剝削的社會產物。

連續的宗族戰爭，財產達豐膨脹，激發了統治者的野蠻的精神意誌，並豐富了上層階段的私有物化生活內容，尤以世襲貴族階級，為了奢侈腐化的生活需要，無情的揣殘蠶食被剝削者的生命和財產。

戰爭反映到人類社會，使得宗族社會的經濟狀況和社會組織機體發生了復雜的內在群體變化。為使戰敗的宗族俘民統壹在宗族統治的崇拜和信仰意識中。產生了多元化宗族的民族社會。

民族的產生，是宗族社會矛盾激化的社會產物。為了強化民族精神意誌，統治者別有用心的把人類以往信仰的自然神話圖騰，用人性的外表，裝扮首領為真命天子並虛幻為與世長存來麻醉和欺詐人民的精神意誌。為此產生了宗教意識形態。由於宗教意識來源於人的生活假想中，因此宗教沒有歷史，只能靠夢囈般的胡編亂造來強化莫須有的現實生命的假設和虛構，沒有壹絲的生命實體和屬性的簽證。使人類思維永遠停滯在盲目與虛幻的精神世界中而不能前進，現實可以假想，但歷史不容虛構。宗教的本能，是用無知來欺騙蒙味心靈精神意誌。最高目的，達到私有意識統治社會長治久安萬世不變的政治目的。因此政治是權力的最高表現。直到如今政治都以各種權力教化意識欺詐人民統治社會。

為了使偶然盲目的社會內在生活秩序化，民族階級上層意識形態，利用宗教儀式和政治權利，製定了以通知階級意識為轉移的法律規章製度。法律是統治階級自由意識的靈魂。

為進壹步鞏固統治階級的社會利益和對外擄奪，統治階級組織了征戰領地、弱肉強食的獸性武裝實體——軍隊。私有統治階級眷養的軍隊，是人性化肉食動物蠶食人類生命的罪惡殺手和走狗。

階級社會的統治者，以壹套爬行屬性的人性化組織結構、政治、宗教、法律、軍隊等適應私有經濟利益的社會意識形態，壹躍變為國家的社會意識形態。使私有意識上升到私有製度的政權管理歷史範疇。因此國家是私有製的社會產物。

國家的形成，使人類社會進入明朗化的雙重性社會意識形態，壹種是以爬行物種為生命屬性的統治階級的社會意識形態，壹種是以勞動為生命特征的同自然界進行生存鬥爭的勞動人民階級的歷史生活意識形態。

這兩種階級的互為關系是：勞動階級創造物質，剝削階級占有物質。在階級社會歷史階段，只有剝削階級與被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決無第三者階級意識的形態。

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是索取與占有。勞動階級的意識形態是創造與奉獻。

剝削階級是利用社會完善私有剝削製度。勞動人民是改造社會，發展歷史文化。

剝削階級能夠統治階級社會，是因為掌握社會的文化權。

被剝削階級是利用社會完善私有剝削製度。勞動人民是改造社會，發展歷史文化。

剝削階級能夠通知階級社會，是因為掌握社會的文化權。

被剝削階級之所以被剝削，是因為沒有文化占有權而只有歷史文化的實踐權。

階級社會做為爬行物種遺留給人類社會最後的，也是最反動頑固的野生物性，以蠶食人民骨肉和血汗為統治生存特征，分別以奴隸製社會，封建製社會，資本主義社會，武裝帝國主義社會，最終到蠶食自然地資本帝國主義社會，走完了由個性腐敗。階級腐敗、民族腐敗，以致社會腐敗的整個私有意識的野生爬行史。

資本帝國主義是現代私有製意識以無限消費生活為原則，達到無限物質占有欲望的反動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在以往人類社會經歷中，是以武裝行為直接蠶食人類生命，而到了生態社會，是以武裝為後盾的蠶食生態生命，生態帝國主義的精神意識，是倡導世界全民腐敗蠶食生態。最終結果是滅絕人類，私有自由意識觀念代表爬行物種的生命屬性反映，是人類文明史中的萬毒之源。

給私有統治階級上層建築意識形態以應有的本質定性，是歷史解放的必然需要，壹切階級都要在階級社會有明確的社會地位和身份。因為歷史必定要給每種社會物種屬性驗血定性的。

勞動人民在長期勞動創造實踐方式的歷史生活過程中，創造了思維意識生命實體——語言與文字，詩壹般謳歌了勞動人民精神文明的歷史贊歌，記載了勞動勇敢創造物質文化的滄桑史，用自己的文明本質支撐著人類社會生命由蒙昧向科學發展過渡，因此勞動人類是歷史的主人。

在階級社會，從勞動人民被淪為奴隸而奮勇反抗那天起，直到馬克思主義的誕生，幾千年悲壯辛酸的歷史中，勞動人民從來就沒有停止過同統治階級的獸行進行妳死我活的階級鬥爭，盡管勝利的果實被新興剝削階級利用文化所欺騙和榨取，但歷史賦予勞動人民必然戰勝反動腐朽落後的舊世界的關系法則，是不可抗拒的，歷史是人民的，勞動人民用血與汗推動階級社會在腥風血雨中亢奮前進。

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誕生，結束了勞動人民被剝削壓迫的歷史命運。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勞動人民以無產階級的政治身份，登上了主人的歷史舞臺。巴黎公社代表無階級向統治私有階級打響第壹槍，勞動人民以自覺的人生姿態，用以牙還牙的革命武裝，不怕犧牲，應用奮戰，以歷史的正義戰爭，消滅了帝國主義橫行壹世的獸行武裝勢力，到無產階級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成立，無產階級正式向全世界宣告，當今的歷史是以無產階級為主導的社會歷史，無產階級以光榮的勝利還原了勞動人民的歷史本質，以欣欣向榮的飽滿精神氣魄，在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民政權中，向共產主義前進。

什麽是共產黨：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理論組織意識形態，是無產階級同所有統治階級進行奪取政權鬥爭的先鋒隊，共產黨的歷史使命是組織無產階級革命消滅私有製，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

什麽是共產黨員：共產黨員是共產主義思想在無產階級意識形態中的集中表現，人生的宗旨：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終生。

什麽是無產階級：無產階級是沒有財產關系的勞動人民大眾。歷史使命是消滅所有階級現象，最後消除自身的階級屬性。使人類進入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歷史社會。

什麽是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的政治生命。無產階級鬥爭的最終目的，是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取消壹切階級的存在，確保人類進入共產主義社會。

中國修正主義黨徒夥同社會在野的資本主義走狗，與世界資本帝國主義相勾結，以發展生產力作為口號，背叛並反對共產黨做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執政黨。利用私有意識在勞動人民中的社會余毒，誘導人民為個人利益奮鬥，在人民中間大肆該改進共產黨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的政治錯覺，否定工人階級的領導和威信，最終用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取代科學社會主義的計畫經濟。用幸福的諾言取代革命的口號，取消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革命意識，去掉無產階級的政治主任本質，把無產階級專政視為暴力而解除政治權利，最終把無產階級轉變為新型生產關系中的牛馬機器的生產力，打入社會最低層的法製公民，任其新興私有爬行資本官僚任意宰割。

無產階級社會主義國家陣營被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史的罪魁禍首------修正主義所閹割。除少數社會主義國家的馬克思主義共產黨人率先領無產階級繼續高區革命旗幟不動搖，其余各國，均被修正主義所蝕化而脫變為黨國資本主義，更有甚者，公開敵對共產主義運動，其反動氣焰囂張，歷史絕不能容。

東歐巨變，中國改革開放，震醒了無產階級的文化思維社會主義國家為什麽會被修正主義所蝕化變行呢？主要因為社會國家選擇了物質資料生產方式的意識錯覺，這種錯覺，誤導了無產階級對共產主義本質文化的基本認識。

以往共產主義認識的出發點，都是以經濟學的概念為原則探討共產主義的文化真諦，但經過歷史的發展證實，在經濟觀念的理論與實踐中，不存在共產主義的本質內涵，為什麽，因為經濟觀念，要在人的主觀盲目自發的選擇利用自然環境和簡易生產工具，與自然界進行自給自足生存物質資料消費需要的勞作實踐生產方式。

利用自然環境中即成的物態實體進行改造，製造成自然的生產工具，自發利用自製工具，生產社會生活所必須的物質生活消費資料，最終實現由利用自然環境達到改造自然環境的養生能力條件，是自發人類盲目客觀順應客觀變化通史優生劣汰法則的必然結果。

自發人類改造自然的勞作生產方式，增強了自然生態或然比例消費的養生能力，是人類獲得了適者生存的主導權，因此改造自然的物質資料消費生產方式，適應自發人類與自然進行自發性自給自足生存鬥爭的生活法則，在這種法則中，因為沒有剩余物質產品，因而社會中不存在物質財富的分配之爭，人們都在自發性血緣倫理社會道德關系中，進行自發性勞作共產主義生活方式。

到了勞動人類社會，勞動的創造性生產方式超越了人類自發性的勞作生產方式，使人類進入了質變發展的歷史時期，由於勞動的物態性能，是人類反映物質生命世界理化能源質變規律的創造物質文化的結果，因此在無比強大的自然能源去驅動下的勞動實踐生活中，產生了包括勞動環境在內的社會剩余物質產品和豐富的勞動文化。

勞動人民在剩余產品的關系認識，是把勞動剩余產品，當作在創造的社會物質基礎，並由此形成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在這種生活方式中勞動人民以奉獻精神和創造行為積累了與物質世界有著本質聯系共同發展的客觀文化通史的文化觀，既世界觀，因此世界觀是勞動結晶。

由於勞動來源於古匠人自發生產的社會生活方式中，因此在勞動初期的古匠人上層社會管理者，既首領，酋長及長老階級的意識形態中，受傳統自發主觀現實生活習性的局限束縛，便以盲目意識順其自然的繼承了以消費為生存目的的勞動物質資料生產方式代替勞動創造的生活方式。

勞作產生方式的管理，不適應歷史發展的需要為目的，由此選擇以現實量化變異的勞作消費生產方式取代歷史質地變異的勞動創造生產方式，使人類社會於文化通史發生了質量互換錯位的矛盾存在。

把勞動創造的歷史發展需要的剩余產品當做人的現實消費需要的生活資料進行社會自由等級分配，最終確立了人的盲目主管自發經濟意識。

經濟意識把勞動產品轉換為物質財富，任由上層建築管理者隨意分配。由此產生了私有意識形態，並相應引進了占有與索取的、弱肉強食的爬行物種的各種野生屬性，使人類產生了以私有統治階級為主導的階級社會製度的歷史階段。

到了資本主義社會，所有統治階級------以資產階級為主導的爬行統治者，把歷代被勞動人打到的反動，腐朽、落後的舊文化，集中的反映在物質經濟文化的主觀的歷史哀樂，新興的剝削階級把勞動人民的勞動成果當作神聖不可侵犯的私有經濟利益竊為已有，過上了舊皇帝般糜爛的天堂生活，壹個皇帝被打倒，千百個皇帝站起來，把爬行意識人性化發展到極限，就是資產階級偉大自由革命的勝利結果。

經濟意識，是爬行所有製統治階級為了既得利益壹手經營的，蒙騙歷史的詭詐伎倆。

在經濟社會意識形態中，勞動人民是市場共需分配的廉價生產力，勞動本是創造的產物，但卻得不到本質自由，這是資本主義社會永遠都不能解決的社會本質矛盾看，資本家只講怎樣利用生產力，獲得既得利益，而對歷史的發展要求決不關心所以資本主義只有現實沒有歷史。

勞動人民按客觀發展規律，創造新的生態世界和宇宙世界，以達到與宇宙生命無限發展相同步的文化法則中，人類的勞動能量永遠是不夠的，在勞動論中，人不是多余的社會產物，二十生命世界的主體。

勞動人民奉獻性創造物質文化的生活模式，是以勤儉節約，自力更生的精神意誌同自然界進行無限發展生存鬥爭的文化形態。

物質自然界演化人的根本，是精神文明的生命真諦。

自然界演化人類決不是自私自利、自我享受的心底邏輯。自私自利心底邏輯的存在依據，是爬行物種對自然界的盲目要求反應。

爬行物種只知蠶食和消費物質生命而不知創造生命，唯壹創造的事實是寄生腐敗的糞土文化。

人類從爬行動物王國中走來，要徹底消除凈化根深蒂固的自然性生物鏈的意識形態，是要付出壹定歷史性鬥爭代價的，關鍵的問題，是勞動人民怎樣確定人類文化的本質真諦，要達到這壹目的，只有到物質世界演化生命的文化通史中，才能得到正確的真理答案。

在宇宙物質自然生命文化通史中，人類千百萬自我完善的發展中，至少消除爬行屬性的開始，使人類進入宇宙文化萬裏長征的第壹步，共產主義文化體系，是人類這壹偉大工程的唯壹生命本源體系，就是共產黨領導無產階級勞動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共產主義文化事業，人類社會的必然中，沒有第二條路，只有共產黨，才是勞動無產階級的文化支柱，沒有第二個黨派和主義能夠代替共產黨，才是勞動無產階級的文化支柱，沒有第二個黨派和主義能夠代替共產黨，領導無產階級進行共產主義的文化鬥爭。

利用經濟理性約束人的本質生活行為，是人的主觀自發意識盲目臆造的社會意識形態。

什麽是主觀意識，主觀意識是以人的意識為轉移的確立自然本質規律中所沒有的虛擬的心底邏輯意識現象。在自然界的內在本質規律中，根本就沒有什麽階級、政治、法律、宗教、民族、軍隊、國家等等由人的主觀邏輯所臆造的社會意識形態。

人的意識是自然規律的產物，脫離了物質規律所製約的意識，就成了盲目自由的偶然生命體系，因此按人的意識所擬定的經濟社會理念沒有規律，階級社會的統治文化，只能以偶然的巧合邏輯在爾虞我詐、弱肉強食的爬行泥潭中翻爬滾打，最終還是以蠶食勞動人民的血汗為基本生活原則。

在勞動人民的社會文化生活中，不存在什麽上層建築的意識經文，勞動人民也不是什麽經濟基礎，更不是什麽牛馬機器的生產力，人類社會的本質，是以勞動方式創造物質文化和精神文明的社會實體，勞動人民就是以這種實體同自然界進行無限發展的生存文化鬥爭，壹切與勞動人民戰天鬥地的勞動行為毫無關系的社會意識形態，都不是勞動人民的生活屬性，因此從經濟社會這種的為臆造的，遇食則爭，遇難則逃的爬行心底邏輯意念中找共產主義，其結果是霧裏看花，水中望月，把共產主義找沒了。

綜上述，資本主義，修正主義，機會主義、機會主義、改良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等等文壇政客所故弄玄虛的經文典故，創世碑文，都是為爬行私有階級服務的意識體系。無產階級受舊社會發家致富傳統文化的影響，盡管有發財的意識，但沒有發財的社會物質資本和文化，所以只能空做自欺欺人的白日夢，最終淪為牛馬機器的下層社會奴役，丟掉了主人的屬性，同時失去了共產主義信念，無產階級失去了共產主義信念，就是沒有真正確定自己的文化體系。

什麽是文化？文化是物質生命的最高表現，無產階級沒有自己的文化，就不能解放自己。東歐發生巨變，是無產階級沒有明確的真正文化體系，而使無產階級失雲了精神生命的信仰，走向民族自由的資本主義道路。

民族經濟是無產階級不能統壹的文化根本。

什麽是共產主義：共產主義是宇宙物質自然界創造行和奉獻的生命則演繹人類無限通史發展的必然文化結晶，因此相對人的意誌，共產主義的存在是先天文化的客觀反映，不是人為的。

宇宙物質世界以所有生命的文化精華創造了人類，而人類以勞動創造生命質變運動的規律為生活法則，反映到社會的實踐方式中，就是共產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的存在，是人類正確反映自然規律的必然結果，因此共產主義社會的實踐是人為的，當人類科學思維認識到共產主義通史文化和共產主義社會文明的真實存在，並做出相應統壹的理性思維概論體系，就是共產主義科學社會原理。

共產主義科學社會原理認為不能從經濟觀念中教條的擬定共產主義文化本質經濟共產主義認為當人類的物質財富達到壹定按所需的社會階段就是共產主義的理論，是不能說明共產主義的生命法則。以往歷史中的皇帝貴族和當今的資本家，他們的物質財富何止達到個性的所需，可他們卻從不承認共產主義，恰相反，他們都在拼命反對共產主義。

經濟共產主義是壹種人為的相對想象，人類不是經濟產物，人類是勞動的產物，所以相對勞動共產主義才是人類歷史文化的真諦，在勞動論的意識理論中，物質不是財富，而是文化，把物質當作財富是私有意識的心底反映。

在人類認識物質世界的時候，通常把物質現象叫做物質文化通史，而沒有物質財富通史，或物質財富歷史，財富是人類主觀占有意識的盲目心底邏輯。

共產主義不是人的主觀擬定的文化實體，而是客觀世界作用於人的最高文化產物，人類的物質需要，首先要以適應物質世界發展規律的要求為依據，才能體現出共產主義的文化法則。

由於共產主義是文化通史的產物，在人類產生那天起，就已經伴隨這人類存在了，讓人所迷惑的，是人類社會不發展到壹定文化通史周期的頂點，是不能徹底認清共產文化的理論真諦。人類通常所論述的共產主義原理只是不同的社會階段中，反映勞動人民不同共產主義生活內容，自馬克思主義誕生那天起，人類才開始以自覺的科學意識對共產主義文化進行實踐性的探討，這是歷史的客觀必然，這種必然為人類最終完善共產主義原理開辟了必然之路。

人類的文化通史與人類的社會文明，是兩種不同形態相輔相承的意識概念。

人類文化通史，是認識物質客觀世界的宇宙文化而形成的意識概念，既人的宇宙觀，也叫世界觀，人類的社會文明，是人類在認識物質文化後所反映的主管意識概念，既人的文明觀，也叫人生觀。

人類文化通史認識論的思維法則，是充分明確物質生命由產生為啟點，通過成長為守恒過渡，最終到消亡轉換為之質變臨界的整個文化周期及其輪回發展現象因此叫文化通史，文化通史於社會文明是客觀於主觀的兩種概念。

人類社會文明，是由每壹代人為量化演進特征逐漸完成人類通史既定的周期文化內容，人類的主觀意識是認識客觀通史是個文化過程，不通過壹定歷史實踐的過渡形式，而達到完全認識壹定文化的高度，是不能正確鑒定文化的本質真諦，因此人類的實踐活動受代溝的影響，反映客觀文化通史是有限的，再者人類在完成既定文化通史的活動方式，由於在進程中認識不足，是有壹定盲目的曲折性和反復性，所以人類的主管社會文明實踐活動是不斷變化的過程，但客觀文化通史，是絕無反故的。

人類的客觀文化通史，決定人類社會文明的全部存在與發展的歷史內容，這說明，不明確認識客觀文化通史，就不能夠找到共產主義的歷史真諦。

當今人類社會已以進入科學歷史階段，科學文化為人類解釋所有歷史之謎做出了必然的可能，而詮釋龐大的共產主義文化體系是當今科學首要課題。

當今人類社會已進入科學歷史階段，科學文化為人類解釋所有歷史之謎做出了必然的可能，而詮釋龐大的共產主義文化體系是當今科學的首要課題。

共產主義文化做為人的本質生活屬性，離人的意識並不遙遠，更不神秘，就在人的現實生活中，人類社會每前進壹步，以至每壹個人每做壹件有益於社會文明的事件行為，都是共產主義文化通史大廈壹滴水，壹粒沙，壹塊磚的量積累。共產主義的生命本質，就是伴隨著人類的血緣倫理關系和無私奉獻戰天鬥地社會實踐行為，經過千百萬年的滄桑巨變史，實踐了由蒙昧共產主義發展過渡。

在階級社會，由於人的意識沒有過渡到歷史的至高點，因此還不能認識共產主義的最高文化境界，這使得人類思維還徘徊在自發人類的遺傳意識中摸索前進，在勞動人民以人之文化同剝削階級進行人獸之爭的鬥爭中，不能真正認識到私有剝削階級的爬行社會屬性，使鬥爭必然的出現反復的實踐驗證。

共產主義科學社會原理認為：在階級社會的最後歷史階段，人類的社會背景就是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的人質文化同私有製階級的爬行主義獸性文化的階級鬥爭大決戰，所謂政治鬥爭、經濟鬥爭、武裝鬥爭，都是無產階級對剝削階級進行以牙還牙的革命鬥爭形式，只要無產階級進行鬥爭，就能消滅壹切階級敵人，因為剝削階級離開人民的血肉壹天都活不成，所以反動派最害怕的是人民革命鬥爭。

在階級社會，對無產階級的勞動任命而言，只有階級鬥爭，才有生命的主導權，放棄階級鬥爭，就是拋棄生命屬性，這是階級社會的性質所決定的，無論資本主義及其壹切走狗，宣揚什麽改革開放帶領大家走向共同富裕的欺詐諾言，其鬥爭的目的。就是迫使無產階級不要搞階級鬥爭，要做安分守法的社會順民，只有無產階級當順民，剝削階級才能順利發財，這是現代剝削階級最高心願。

共產主義科學社會原理認為，當今世界，是人類結束自然生態社會進入科學生態社會歷史階段，既人類由原始社會到科學社會，無產階級勞動人民應以質變飛躍的革命形式，快速進入科學生態的文化通史領域。

發展論認為：人類由原始社會過渡到至今的科學社會千百萬的文化史，是人類在宇宙物質生命中走完了自然生態第壹輪文化通史的整個周期，相而繼之的，是第二輪科學生態文化通史周期，既以科學勞動創造生活方式進行生態重建運動的文化大革命，向宇宙文化發展做準備，從實質上定義，是進行第二輪宇宙文化的初級階段。

為什麽要進行重建生態的文化革命，因為當今生態世界已不具備養生有機生命物種的生理功能。

生態學認為生態的產生，是地球於水質星相親相愛，共度時空密月時，水質星遺留地球上的暗物質，通過水質星創造的原始自然大氣環境，在地球水域中衍生，而擴展到整個地球領域的有機生命體系。

目前地球自然生態的狀況是，幾十億年有機生命的演變過渡，水質星製造的大氣環境趨於弱化，早已不具備衍生高能有機生命的生理機能，這使得生態逐漸失去對有機生命的守恒養生能力，尤以生命大爆炸後衍生龐大恐龍家族直至滅絕為證，宣告自然生態養生能力的鼎盛時期以成為歷史的過去，自然生態開始不如自我消亡轉換的末期，有機生命逐漸哀退和瀕臨滅絕，自然生態到了最危急的歷史時刻。

生態能滅絕嗎？發展論認為，自然生態以自我完善的生命法則完成了由初級向高級發展的第壹輪自然文化通史周期，正處在向高級科學生態進行質變飛躍轉換的歷史臨界，而承擔創造科學生態歷史使命的創造者，就是現代的人類社會。因此在宇宙文化通史中，現代的科學人類是最偉大的人類。

人類將以科學技術的能量拯救瀕臨滅絕的自然生態世界，使生態環境恢復到歷史的最佳生命狀態，確保人類於宇宙無限發展，人類的最高生命法則，是與宇宙同在。

再過兩千年，人將承擔創造宇宙生態的文化通史大革命，向宇宙世界進行輝煌壯觀的大漫移運動。因此重建生態家園，對人類的無限發展，有著至關緊要的必然生命文化關系。

宇宙物質自然生命世界的客觀文化通史創造了人類，更重要的是為人類的現實指明了明確的生活方式合法無限發展的歷史模式，人類所經歷的千百萬年的生命史，只是萬裏長征的第壹步，是認識宇宙的啟點，宇宙物質自然生命世界寄與人類的期望，是永不熄滅的無限發展。

可現代的人類還在做什麽呢？面對生態環境惡性轉換的緊要歷史關頭，人類不是團結起來，進行挽救病疫沈咽的母親-----人類的生態家園，而是呼號著全球經濟理性化的腐敗哀歌，肆意踐踏和蠶食生態，未來既得經濟利益進行惡性爭戰，製造人間煉獄，大有滅絕人類的囂張氣焰。

現代私有資產階級系列，繼承祖先不剝削就不能活的爬行屬性，以階級腐敗、民族腐敗、殘害人類為歷史，如今又誘導人類經濟消費壹體化的全民腐敗經濟理性，向曾生育人類的母親----地球自然生態張開泯滅倫理的血盆大口進行慘無人道的瓜分和掠奪，為經濟利益而戰，不管生命的意義，這就是經濟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沒有血緣倫理道德獸性本質。

以步入老態衰頹而又病疫沈重的母親生態，不斷地從歷史中向人類發出危急的呼籲，有壹首詩，傾述了自然生態的內心道白：「不要蠶食我的肌體，我已到了晚年。我已不能再生育美麗的生命，也沒有能力撫育可愛的生命。我憐惜因我無力失去生命的種親。我更痛恨因殘喘而向可愛的生命散發染疫和災難，就要再見了。舊生命的消亡，是不可抗拒，而新生命的再生，有待於生命法則的輪回，只有人類，才能再創造生命的輝煌而使我重生，到那時，人類就是我的再生父母。我盼望著母親的來臨，我期待著和人類壹起，奔向無限的宇宙時空。，聽吧！看吧！這就是自然生態心理的自我表白，大自然從不隱瞞自己的觀點，無限的宇宙先知，永遠是真理的指南。它既宣告舊生命的消亡，也呼喚新生命的掘起，生命的興衰，不可抗拒。

人類真的能做母親嗎？

共產主義科學社會原理莊重地向宇宙物質自然生命世界演繹；人類天生無私奉獻，善良慈愛的母性和勤勞勇敢、不畏艱難的父性，是創造未來所有物質生命的再生源泉，這是宇宙物質世界賦予人類最高級的生命屬性。只有共產主義才能代表全人類的精神文明向大自然宣誓。因為共產主義是宇宙文化和社會文明的精華。

人類自以勞動創造生活方式掌握了自然規律創造生命的文化法則，並以這種法則為自我發展的客觀依據而創造出再造新姿態生命的勞動工具那天起，已經是成熟的高級生命物種。這種成熟，標誌著宇宙中壹位偉大新母性文化的誕生。這種新母性做為人類精神文明的圖騰支柱，就是共產主義品質。

因母性的誕生，使宇宙物質自然生命世界發生了質的變化，人類將以博大的工產主義宇宙母親的情懷，重組宇宙中壹切新生命的未來。珍惜壹切生命，是共產主主義與自然界血緣倫理關系的道德本性。

開辟未來新生命世界的第壹步，是把自然生態轉換為新科學生態的生命升華，使人類進入科學生態工產主義的新文化通史周期廁從事爭分奪秒拯救自然生態的文化運動大革命。這是宇宙世界對人類前所未有的歷史考驗。人類必須承擔生命法則所賦於的歷史責任。

生產主義的存在，不是人的主觀意識的假想，而是宇宙物質自然生命世界演繹人類必然發展的自由之路。

在共產主義社會中，全世界的人都是同宗共祖的父母兄妹的勞動者。人與人之間沒有沖突，沒有矛盾，而有的只是在血緣倫理的道德法則中，凝聚成強大的人質社會力量同自然進行生存與發展的文化革命鬥爭。

只有共產主義文化，才能拯救舊生態創造壹個新生態。只有共產主義社會文明才能消除舊社會改造壹個新社會。新社會與舊社會的分水嶺，就是創造生態的新社會和蠶食生態的舊社會的質地差異。

人類賴以生存的自然生態的生命法則，以到了質變轉換最危急的歷史時期。水源的枯竭，能源的破壞，病疫的漫延，物種的滅絕，尤以更為嚴重的，是直關整個有機生命空間大氣的變異等等令人怵目驚心，毛骨聳然的生態環境的消亡惡化，向人類及其壹切生命發出了危急的信息。留給人類挽救生態的有效時空，以不足二百年的歷史空間，按現代人類消費能源和汙染大氣的科學技術發展，不過三百年，人類將處於無力回天，束手待斃的悲慘歷史境地，物質世界決不賜給違背規律的生命以壹絲的僥幸永存的幻想。

覺醒吧！不要為了時代的幸福而讓歷史的後代滅亡。人類是對歷史負責的人類。只為自己負責，是爬行屬性，不是直立人類。人類所經歷的歷史教訓是：在自然災難面前，人類的生命是脆弱的。為了壹已之私，麻木地製造歷史的災難，是歷史的罪人。

現代社會生活中，存在著四種文明特征：

壹、是為解放全人類而奮鬥的共產黨人，最徹底的勞動者。

二、是發展文化的科學家，最忠誠的勞動者。

三、是創造文化的無產階級人民大眾，偉大的勞動者。

四、是爬行物種的私有主義者，是蠶食生命的人間敗類。

面對生態大荒歷史性大變異的時空歲月。人類只有壹條選擇之路，那就是共產主義文化。

人類面臨最緊迫的歷史任務，就是實踐勞動無產階級最偉大的文化工程。

全世界共產黨人行動起來，代表人類文化通史的無限發展，正確地選擇了共產主義生命之路為人生目標，是偉大的生命壯舉。

全世界科學家行動起來，妳們是人類科學革命的文化先鋒。

全世界無產階級行動起來，妳們是歷史的主人，世界靠勞動人民所創造。

新的歷史時期，為共產黨人解放全人類提出了新的革命任務。

這壹革命任務的中心，就是堅定不移的全面總結人類以往經歷的、現實實踐的、以往未來必然發展的本質生活真諦。

真理的產生往往是在少數人的思維文化中，這種少數人的實體，就是無產階級的科學家，因此共產黨應以科學文化相結合，科學的論證共產主義文化內涵，以共產主義文化為勞動人民生活法則，最終解放全人類，這是每壹個共產黨人義不容辭的歷史使命。

共主主義文化，是宇宙真理的光芒，她將照亮全世界。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為共產主義事業而奮鬥。





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原理

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
（壹）辯證的唯物論

1．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

世界觀和哲學。哲學的基本問題及其兩個方面。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對立。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及歷史形態。唯心主義的根源、基本觀點及主要形態。舊唯物主義的成就和缺陷。馬克思主義哲學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它把實踐作為考察精神和物質關系問題的基礎，實現了唯物主義和辯證法、唯物辯證的自然觀和唯物辯證的歷史觀的高度統壹，是唯物主義發展的最高形態。馬克思主義哲學是革命性和科學性相統壹的哲學，是無產階級的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

2．世界的物質統壹性和多樣性

辯證唯物主義的物質範疇及其意義。世界的統壹性在於物質性。物質世界是多樣性的統壹。自然界的物質性與人類社會的物質性。堅持壹切從實際出發是徹底的唯物主義壹元論的根本要求。

3．意識對物質的依賴關系和能動作用

意識是人腦的機能，客觀物質世界在人腦中的的主觀映象，是人特有的精神活動。意識是自然界長期發展的產物，是社會歷史的產物。意識與人工智能的關系。意識的能動性及其主要表現。發揮意識能動作用的途徑和條件。

（二）唯物的辯證法

1．唯物辯證法是關於聯系和發展的科學。

世界是普遍聯系的整體。聯系的客觀性、普遍性和多樣性。從普遍聯系的總體上把握事物的本質和功能。世界是永恒發展的過程。物質和運動的關系。運動和靜止的關系。事物發展的規律性。規律是客觀事物內部的本質聯系和發展的必然趨勢。本質和現象、原因和結果、必然性和偶然性、可能性和現實性的的辯證關系。唯物辯證法和形而上學的對立。在實際工作中堅持唯物辯證法，防止形而上學。

2．對立統壹規律

對立統壹規律揭示了事物發展的源泉和動力，是唯物辯證法的實質和核心。

矛盾的含義。矛盾是事物發展的動力。矛盾的同壹性和鬥爭性及其在事物發展過程中的作用。事物發展的內因和外因。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及其相互關系。

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堅持「兩點論」和「重點論」的統壹。

矛盾分析方法是唯物辯證法的根本方法。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是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

3．量變質變規律

量變質變規律揭示了事物發展的形式和狀態。

壹切事物都是質和量的統壹體。質、量、度。掌握適度原則的重要意義。

量變和質變的含義及其基本形式。量變和質變的相互關系。

4．否定之否定規律

否定之否定規律揭示了事物發展的方向和道路。

事物發展過程中的肯定因素和否定因素。辯證的否定觀和形而上學的否定觀。否定之否定。事物發展的前進性和曲折性。發展的實質是新事物的產生和舊事物的滅亡。

（三）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

1．以實踐為基礎的能動的反映論

實踐的含義和基本形式。實踐的客觀物質性、主觀能動性和社會歷史性。

認識的主體和客體的基本含義及其相互關系。認識是在實踐基礎上主體對客體的能動反映。

實踐在認識中的決定作用。實踐是認識的來源、認識發展的動力、檢驗認識真理性的標準以及認識的目的。實踐的觀點是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觀點。

2．認識的辯證運動

認識的感性形式和理性形式及其辯證關系。從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從理性認識到實踐。認識對實踐的能動作用。

認識運動的不斷反復和無限發展。主觀和客觀、認識和實踐的具體的歷史的統壹。

認識辯證運動的原理是無產階級政黨群眾路線的重要哲學基礎。

3．辯證思維方法

辯證思維的實質和意義。

辯證思維的基本原則和方法：歸納和演繹、分析和綜合、抽象和具體、邏輯和歷史的統壹。

4．認識的真理性和檢驗真理的標準

真理及其客觀性。真理的絕對性、相對性及其辯證關系。真理問題上的絕對主義和相對主義。

真理是具體的。真理和價值的關系。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壹標準。

實踐檢驗與邏輯證明的關系。

5．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

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相互依賴、相互製約。改造客觀世界和改造主觀世界的壹致性。

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是人類從必然王國走向自由王國的歷程。自由是對必然的認識和對客觀世界的改造。

思想路線是實際工作中的認識路線。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就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精髓。

（四）歷史唯物論

1．社會的本質、結構和社會形態

勞動發展史是理解全部社會歷史的鑰匙。

自然環境和人口是人類歷史的自然前提，使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必要條件。環境、人口和社會的協調發展，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

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物質資料生產是人類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基礎。物質資料的生產方式是社會發展的決定力量。

人類社會是壹個由社會物質經濟結構、社會政治結構、社會意識結構構成的復雜的有機整體。

社會經濟結構即壹定社會的物質資料生產方式，包括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兩個方面。生產力的要素和構成。生產關系的構成和類型。

所有製的多種實現形式。生產關系與階級關系。

社會政治結構是指壹定社會的政治上層建築及其結合方式。

國家政權是社會政治結構的核心。國家的起源、本質和職能。國體和政體及其相互關系。資本主義國家的本質和基本職能。資本主義政治製度的實質及其兩重性。

社會意識結構是是由各種意識要素和觀念形態按壹定關系和方式組成的有機系統。社會心理和社會意識形式。社會意識是社會存在的反映。社會意識的相對獨立性。社會意識形態屬於思想上層建築，在階級社會中具有鮮明的階級性。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歷史進步性和階級局限性。意識形態領域鬥爭的長期性、復雜性。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性。

社會的物質關系和思想關系。社會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社會形態是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統壹體。社會形態是具體的、歷史的。社會形態範疇的方法論意義。

社會形態的發展是自然歷史過程。社會形態發展的統壹性和多樣性。

3．社會發展的動力與規律

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矛盾是壹切社會的基本矛盾。

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辯證關系。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生產關系適合生產力狀況的規律及其意義。

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辯證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矛盾運動。上層建築適合經濟基礎狀況的規律及其意義。

社會基本矛盾是壹切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決定著社會歷史的壹般進程。

生產力是社會發展的最終決定力量。生產力標準及其意義。

科學技術是第壹生產力。當代新科技革命對社會發展的深刻影響和巨大的推動作用。

階級鬥爭是階級社會發展的直接動力。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

社會革命是階級鬥爭的最高形式，是階級社會形態更替的決定性環節。

改革是解決社會基本矛盾的有效途徑，是推動社會發展的重要動力。改革的目的是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

4．人與社會發展

社會歷史是由人的活動構成的，社會歷史規律是人們自己的社會行動的規律。社會規律的客觀性。社會規律實現的特點。社會歷史發展過程是客觀規律性同人的自覺活動的統壹。社會歷史觀上的唯意誌論和宿命論。

人民群眾是是社會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創造者，是變革社會製度、推動歷史前進的決定力量。人民群眾創造歷史的活動和作用總是受到壹定歷史階段的經濟、政治和思想文化條件的製約。

無產階級政黨的群眾觀點和群眾路線。傑出人物在歷史發展中的作用。

人的本質在其現實性上是壹切社會關系的總和。人的社會性是具體的、歷史的。在階級社會中，階級性是人的本質屬性的重要表現。

人的價值及其實現。衡量人的價值的尺度。正確處理個人與社會、個人與群眾、個人與集體的關系。樹立集體主義觀點和為人民服務的思想。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發展。

唯物辯證法與歷史唯物主義

普遍的運動

如果我們重溫前面的十五章，並且想用壹個公式把所有的內容總結起來，結果只能夠得出：

壹切都變化，都在永恒運動中。

人類從原始的無階級社會走到劃分階級的社會；階級社會又讓位給明天的無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生產方式壹種代替另壹種；就在每壹種方式消滅之前，也是不斷地變化。今天的統治階級和支配羅馬帝國的奴隸主階級大不相同。現代無產階級和中世紀的農奴完全不同。19世紀初期的小工廠資本家同今天的洛克菲勒先生或者羅訥——普朗克托拉斯（Rhone-Poulenc trust）的老板相差十萬八千裏。壹切都變化，壹切都在永恒運動中。

在壹切層面的實際上都看得到這種普遍的運動，不僅是人類社會歷史的層面。個人變化，受不可改變的命運支配。人們誕生，長大，成熟，變成大人，然後開始衰老，最後死亡。這樣的命運支配著所有的生物，像支配著個人壹樣。人類並不是向來都存在的。很久以前分布在我們這個星球的壹些生物種類，例如第三紀的巨大爬蟲類，已經消滅了。另外壹些植物和動物的種類此刻就在我們眼前正在消滅中，部份的原因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對地球的生態造成無政府而野蠻的擾亂。

我們這星球本身也不會永遠生存。能量喪失的定律註定了它終有壹天難免消滅。它不是向來都存在的，將來也不會永遠存在。它是從壹次行星集合運動中產生出來的，而這不過是宇宙間無數次同類的星群集合運動之壹。

運動，即普遍的演化，主宰著壹切存在。這是物質性的。物質的基本成份是原子，原子本身又由更小的粒子構成。原子結合成為分子，各種分子共同形成地殼和空氣的基本要素。例如，氧和氫以壹定的形式結合成為水；其他分子構成金屬、酸類和堿類。

在某種條件之下，無機物質的演化產生出有機物質。由此造成植物和動物這些有生命的種類的演化。在這演化過程中出現了高等的生物種類：哺乳類。哺乳類中的類人猿經過進化最後變成壹個新的種類，就是人類。

辯證法，動的邏輯

既然普遍的運動主宰著壹切存在，那就應該能夠從物質的運動、人類社會的運動以及人類知識的運動中發現共通的性質。事實上，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辯證法聲稱揭示了這種共通性質。

辯證法，即動的邏輯，表現在三個層面上：

＊自然辯證法，這完全是客觀上的，就是說，不受人的計劃、意願和動機影響。這並不否定下述事實：在生產力發展起來以後，人類能夠利用自然規律去改進自己的生存、再生產和自我實現的條件。

＊歷史的辯證法，起初這主要是客觀上的，但是，到了無產階級起來根據預先決定的計劃來改造社會時，這個革命方案的出現，使歷史辯證法發生革命性的變化[1]——雖然這個方案的製作和實現是聯系於客觀且現已存在的物質條件和社會條件，而這些條件是不受人類意誌決定的。

＊知識（人類思想）的辯證法，這是客觀與主觀的辯證法，是理解的對象（壹切科學的對象）和企圖理解者的主觀行動不斷地交互作用的結果（企圖理解者受到種種條件的製約：他們的社會處境；可以利用的研究工具，就是勞動的工具以及思想的概念；這些工具受現行社會活動的改造等等）。

既然客觀辯證法的發現本身是人的思想和知識歷史的壹個方面—辯證法最初由赫拉克裏特斯（Heraclites）等希臘哲學家提出，然後由斯賓諾莎（Spinoza）承接，再由黑格爾和馬克思完成—人們很容易傾向把全部辯證法化為客觀與主觀的關系，這就錯了。不錯，我們所有的知識，包括我們對自然辯證法的知識在內，都是以我們的頭腦和我們的社會實踐為媒介而學到的。同樣不錯，我們的觀念和我們的社會實踐都受我們生存的社會條件決定。但這個明顯的事實並不妨礙我們知道（由許多實際的證據證明並且重復證實），生命比人的思想更早出現，地球比生命更早出現，宇宙比地球更早出現，這種運動不受人的行動、思想或人的存在影響。這是客觀的唯物辯證法見解的正確意義。

我們的知識擴大並且更富於科學性時，它更接近於實際時（知識與實際完全壹致是不可能的，這主要因為實際永遠在運動中），知識也就更密切地追隨著客觀的物質運動。我們的科學知識的辯證法，即唯物辯證法，能夠準確地了解實際，正是因為辯證法自己的運動越來越符合物質的運動。換句話說，知識的規律和唯物辯證法所使用的理解實際的方法，越來越符合那些主宰著客觀實際的普遍運動的真實規律。

必須指出自然科學的發展和社會科學的發展之間壹點重大的區別。所謂社會科學，是指以社會生活為研究對象的知識，包括我們對於壹切科學（自然科學也在內）其起源和發展的辯證法的理解在內。因為自然科學的發展也是決定於歷史和社會條件的。即使是最勇猛的天才，也只能夠提出和解決壹個時代的若幹個科學問題。這些問題是繼承得來的觀念和教育的支流。新的疑問在這個歷史環境中出現，與物質的轉變有關系，尤其與勞動、勞動工具、科學研究工具等等的轉變有關系。不過，這（在自然科學的範圍內——譯按）只是間接性決定作用的問題，不受物質性的階級利益直接影響。

在社會科學上就不同了。社會科學同階級社會的組織和結構的關系更深切得多。在這方面，「繼承得來的觀念和教育」的力量重大許多，由於這些觀念不過是思想層面上的表現，代表著社會保守或者社會革命的利益，而這些利益是歸屬於互相敵對的階級立場的。我們並不打算把哲學家、歷史學家、經濟學家、社會學家和人類學家說成這個或那個社會階級之有意的「代理人」，從事「陰謀」保衛既成的秩序或者「組織顛覆活動」，但是，顯然，社會因素對社會科學發展的決定作用比對自然科學直接而且切近得多。同樣，由於事情本來如此，社會科學的對象比自然科學受社會的結構和歷史的決定影響更切近得多（社會科學所研究的事實是社會的事實，而自然科學不是）。

辯證法和形式邏輯

辯證法也就是動的邏輯，和形式邏輯或靜的邏輯不同。形式邏輯以三大定律為基礎：

（Ａ）同壹律：A等於A；壹個東西永遠等於它自己。

（Ｂ）矛盾律：A不同非A；A決不能等於非A。

（Ｃ）排中律：或是A，或是非A；任何東西都不能既不是A又不是非A。

稍微想壹想，就能夠得出這個結論：形式邏輯的特征，是采用那種把運動和變化擺在次要地位的思想方法。上面列舉出來那幾條定律全都是正確的，只要我們從運動抽離出來。A始終都是A，當它不發生變化的時候。A不同非A，只要它不轉化為它的對立物。A和非A互相排斥，只要沒有把A和非A結合起來的運動等等。這些定律顯然是不充分的，如果我們考慮到蛹的轉化為蝴蝶，青年變為成年人，生命向著死亡的運動，新生物種類或者新社會秩序的誕生，兩個細胞結合成壹個新細胞等等。

從兩種觀點看起來，從運動、轉化和變化抽離出來是有用的：第壹，為了能夠在孤立的狀態下對現象作不斷的研究，增進我們對現象的知識；第二，從實用的觀點看，當所發生的變化是極小的時候，平常實際上就可以忽視。

如果我到雜貨店買壹公斤預先包裝好的糖，就我買糖的實際目的而論，「壹公斤糖等於壹公斤」這個等式對我是有價值的。無論為了弄甜我的咖啡還是為了計算我的家庭費用，所買的壹包糖未必真正是壹公斤重，也許只有九九九點八克，而另壹包也許只有九九○克，這些事實都是不重要的。從實際的觀點看，這麽小的差別很可以忽視。

這就是為什麽形式邏輯在理論和實用上都繼續使用著。這就是為什麽唯物辯證法並不反對形式邏輯而是吸收它，認為它是壹種有價值的分析和認識的工具。它是有價值的，只要我們清楚它的限度，只要我們明自，它不適用於運動的現象和變化的過程。當我們處理到這種現象的時候，就不得不使用辯證法的範疇，使用那些和形式邏輯不同、動的邏輯的範疇了。

運動，矛盾的函數

本質上，運動就是通過和趕上。從靜止的觀點看，壹個物體在同壹時間（即使是無限短的壹段時間）不能處在兩個不同的地點。從運動的觀點看，壹個物體的運動正是它通過壹點到另壹點去。

所以，辯證法—即動的邏輯，主要研究運動的規律和形式。主要從兩方面來考察：運動作為矛盾的函數、運動作為整體的函數。

壹切運動都有原因。因果關系是辯證法的基本範疇之壹，也是壹切科學的基本範疇之壹。分析到底，否認因果關系等於是否認認識的可能性。

壹切運動、壹切變化的壹個基本原因，是那變化中物體的內在矛盾。分析到底，壹切物體，壹切現象，都變化，都運動，都受內在的矛盾影響而轉化、而改變。在這意義上，人們常常把辯證法恰當地稱為矛盾的科學。動的邏輯和矛盾的邏輯，是辯證法兩個實際相同的定義。

研究任何物體、現象或者壹組現象，目的都應該是發現它所包含的矛盾成份，發現這些矛盾所引起的運動和動力。

例如，在這整本小書裏面，我們指出，在什麽時刻，由於社會裏面存在著敵對的社會階級而發生的階級鬥爭，對那劃分階級的社會的運動和變化起決定作用。在更大的範圍上，把原始的無階級社會、劃分了階級的社會以及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都包括在內，我們可以說，壹方面是生產力的發展在某壹時代所達到的水平（就是人類控製自然的程度），另方面是生產關系，即社會組織（分析到底，這也是以前的生產力發展水平所決定的），這兩者之間的矛盾決定著人類的演化。

簡化起來，我們可以觀察到下述這些運動的規律、運動的主要形式以及辯證邏輯（即動的邏輯）的基本範疇。

（Ａ）對立物的統壹和矛盾。運動就是矛盾。矛盾就是互相反對的要素的並存，這些要素既共同存在，又互相反對。如果整體均勻壹致，完全沒有互相反對的要素，就沒有矛盾，沒有運動，沒有生命，沒有存在了。

矛盾要素的存在，既包括它們的共同存在，構成壹個整體，每壹要素都在這整體中有它的位置，又包括這些要素的互相鬥爭，朝向打破這個整體。沒有資本和工資勞動的同時存在，沒有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同時存在，就不可能有資本主義。壹方面沒有另方面就不能存在。但這決不表示壹方面不是在不斷想辦法把另方面擺脫，無產階級不想辦法禁止資本和工資製度，也就是想把資本主義換掉，資本主義沒有用「死勞動」（機械）來代替活勞動（工資勞動）的傾向。

（Ｂ）量變和質變。運動可以采取保存那個現象的結構（就是本質）的變化形式。這種情形我們稱它為量變，這常常是覺察不出來的。結構保持平衡。到了某個界限的時候，量變就轉化為質變了。超過這個界限之後，變化不再是逐漸的，顯出「跳躍」的形式。平衡讓位給不平衡，進化讓位給革命，壹直到新的平衡成立為止。新的「本質」出現了。壹個小村莊可以漸漸變成大村莊，甚至變成小城市。但是壹個大城市和壹個小村莊的差別，由於「城市革命」的結果，不僅是量的差別（居民數目，建築面積），還有質的差別。大多數居民的職業活動改變了。最大的壹組不再是農業工作者，而是工匠、商人和公務員了。形成了新的社會環境，提出了今日以前在村莊裏並不存在的社會問題：運輸、交通、社會服務、「特」區等等。出現了新的社會階級，還有彼此之間新的矛盾。

（Ｃ）否定和超越。壹切運動都會產生某些現象的否定，會把事物變成反面。生命產生死亡。熱同冷比較才能夠了解。「壹切肯定都是否定」，那位辯證法大家斯賓諾莎這樣說。無階級社會產生階級社會，階級社會又在更高的水平上產生新的無階級社會。但我們必須區別「純」否定和「否定的否定」。後者就是超越矛盾，它同時含有否定、保存和升上更高水平的意思。原始的無階級社會有高度的內部凝聚力，這正是由於它貧困，幾乎完全受自然力量支配。分成階級的社會是人類逐漸支配自然力量的壹個階段，以社會組織的深刻矛盾和分裂為代價。在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中，這個否定要被超越。這時候，由於沒有了階級，人類對自然力量更高度的控製，要與同樣更高度的社會內聚力和合作結合起來。

認識的辯證法的其他問題

（Ａ）內容和形式。壹切運動都必然隨著多種不同的環境而表現為不同的形式（結構）。它不能自動地把原先的形式擺脫。形式會抵抗。這種抵抗必須打破。形式必須符合內容，在壹定限度之內是這樣的。但是形式比較僵硬的性質，對絕對而永遠的符合運動有所抗拒（運動本身就是固定和不變的東西的反面）。

形式與內容這種矛盾關系的壹個很好的例子，是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之間的辯證關系。生產力為了能夠發展，必須存在於人類社會組織的某種形式中，如奴隸製、封建製、資本主義等生產關系中。起初，每壹種新的勞動組織和生產的形式（在平均勞動生產率方面高過以前的形式）都能刺激生產力的發展。可是到了某壹階段它就變成進壹步發展的障礙了。所以它就必須被打破，被壹種新的、更優越的生產關系代替，這樣才讓人類在物質和知識上能夠作新的「大躍進」

（Ｂ）原因和結果。所有的運動看來都像是糾纏不清的原因和結果的鏈條。乍看起來，原因和結果交互作用，難分難解。靠工資為生的無產階級的發展，是由於生產資料被私人占有，成為壹個社會階級獨占的東西。但是這種獨占維持下來，又是雇傭勞動者存在的結果。

工人所得的工資不夠用來取得生產資料。雇傭勞動者生產剩余價值，被資本家占有，轉化成為資產階級對更多生產資料的所有權。這樣發展下去，原因變成結果，結果又變成原因。為了擺脫這種糾纏不清而且避免陷入無意義的折衷主義，我們必須運用起源的方法，就是，找尋所談論的那個運動的歷史起源。這樣，我們發現，事實上資本和剩余價值先於靠工資為生的無產階級而存在，是在生產領域之外發生的；資本有壹個原始積累的過程，這打破了那表面上的循環論證：雇傭勞動者——資本——雇傭勞動者。

（Ｃ）手段和目的。壹切有意識的運動或活動都是為了某壹目的。思考過程是企圖清除達到目的路上的障礙物的工具。思考過程是否有效，要看它到底在多大的程度上幫助人們達到或者實現既定的目的，不論是最簡單的「個人」對日常實際問題的解決，還是最高級形式的「純科學」都是如此。

但是，在手段和目的之間顯然有辯證的交互作用。壹切個人的和社會的行動都有數不盡的效果。有些效果是預見到的，有些卻沒有。有些沒有預見到的效果大有可能使達到目的變為更困難，而不是變為容易。只有某些手段，它們總的效果真正使我們接近目的，才是有效的。那個既定目的，可能由於固執著某種實際上把原定目的越推越遠的手段，結果根本轉變了（在有組織的勞工運動中改良主義和斯大林主義的歷史悲劇，是這條定律極好的例證）。

再說，社會行動的手段和目的，並不是人類任意地，根據「純粹的自由意誌」選擇的。這些選擇是現成社會條件和物質條件的強迫作用的結果，是受既定的社會利益決定的。目的受需要決定，而需要不是不受社會環境和物質基礎影響的。手段的選擇受經驗和創造力（想象力）決定，這些同樣也不是與社會的條件和活動沒有關系的。確定目的（包括提出新目的）的能力，和那約束著怎樣選擇目的和手段的強迫作用，兩者都是認識的辯證法的特征（在第十七章第五節裏，有把這條普遍規律應用到社會主義問題上的例子）。

（Ｄ）普遍和特殊。每個運動、每個現象，都有它特殊的性質。同時，盡管有這些特性，任何運動或現象，除非擺在較大而且比較普遍的存在的框架之內，就根本不能領會、理解和解釋。英國19世紀的資本主義不等於20世紀下半的英國資本主義，今天的美國資本主義也不壹樣。它們每壹個都代表世界經濟（在壹百年中已經變化了很大）中占某壹特殊地位的壹個特殊的社會結構。然而，無論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資本主義，還是今天英國老朽的資本主義，還是當代的美國資本主義，離開了表明資本主義這個製度特性的普遍發展規律，就無法了解。普遍和特殊的辯證法，不是把對「普遍」和對「特殊」的分析「結合」起來那麽簡單的事情。它還要聯系著普遍的規律去解釋特殊，又要通過若幹特殊因素的作用來修訂普遍的規律。

（Ｅ）相對和絕對。了解運動，了解普遍的變化，也就是了解無限數目的過渡情況的存在（「運動是連續和不連續的統壹」）。這就是為什麽辯證法的基本特征之壹，就是了解事物的相對性，不肯在範疇與範疇之間樹立絕對的屏障，而要在相反的要素之間找出中介的力量。普遍的演化表示有雜種的現象，有「過渡」的情況和例子存在於生與死之間、植物和動物之間、鳥類和哺乳類之間、猿和人之間，這壹切把這些範疇之間的區別變成相對的了。

不過，辯證法常常被主觀主義地使用，變成「迷惑的藝術」，或者「詭辯法」。科學的辯證法是了解客觀真實的壹種工具，同詭辯或主觀辯證法的分別主要在於，現象和範疇的相對性本身，在詭辯家那裏變成絕對的東西了。他們忘記了，或者假裝忘記了，範疇的相對性只是部份的相對性，不是絕對的相對性，而且，必須把相對性也當作相對的。

根據科學的辯證法，生和死之間的「絕對」差別，被過渡情況的存在否定了。於是詭辯家就說，壹切都是相對的，所以生和死之間的差別也是相對的。不對，辯證法家回答道：生和死的差別也有絕對的性質，而非只有相對的性質。我們不要因為生和死之間毫無疑問有許多中間階段，就得出荒謬的結論，否認死亡是生存的否定。

運動是整體的函數——抽象和具體

我們已經知道，壹切運動都是所考察的那現象或壹組現象的內在矛盾的函數。每個現象——不論它是壹個生物細胞，還是各種生物種類生存的自然環境，還是人類社會，還是壹個行星系，還是壹個原子——都有無限多的方面、成份和構成要素。這些要素不是偶然地以隨時變動的方式結合起來的。它們組成有壹定結構的整個，組成壹個整體，壹個按照固有的邏輯構造起來的有機系統。

例如，在資產階級社會中，資本和勞動之間的對抗關系決非偶然。這是由於雇傭勞動者在經濟上被迫要出賣勞力給資本家，賣給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兩者都是商品）的所有者。性質與此不同的相互關系構成其他以剝削為基礎的社會，所以那些社會不是資本主義社會。

唯物辯證法必須不放過每壹種現象，每壹個分析和綜合的對象，這不光是為了確定那些決定著現象的演變（它的運動規律）的內在矛盾。唯物辯證法還要全面地探索那種現象，從壹切方面去把握它，從整體上考察它，避免任何片面的看法——片面的看法任意把現實的某壹方面孤立起來，同樣任意地抹煞另壹方面，所以不能全體地把握那些矛盾，也就不能整體地理解那個運動。

辯證法能夠在它的分析中結合無所不包的看法，這是它壹個主要的優點。「動的邏輯」、「矛盾的邏輯」和「整體的邏輯」，實際上是意義相同的辯證法的定義。那些非辯證法的思考者，正是在閉起眼睛不理會現實中的某些矛盾要素，覺得這些要素會把分析弄得「太復雜」的時候，就從全體走到了局部，把矛盾和整體都同時拋棄了。

當然，某種份量的簡化，在某種程度上把「整體」化為它的有決定性的成份，在初步處理任何現象作科學分析時是不可避免的——科學分析起初必然是抽象的。但我們壹定要記住，這個不可避免的抽象過程同時把現實變貧乏了。越接近現實，也就越接近那個富有無數方面的整體，科學分析和認識就是要解釋這無數方面的交互關系和矛盾關系。「真理永遠是具體的」（列寧）。「真理就是整體」（黑格爾）。

理論和實踐

辯證法是壹種方法，是認識的壹個工具。在歷史上，可以把唯物辯證法界定為無產階級的認識論（這說法決不是對它客觀上的科學性表示懷疑，科學性也是需要在科學領域上不斷檢驗的）。任何壹種認識論都要經受壹種無情的檢驗，就是實際經驗的檢驗。

分析到底，認識本身並不是壹種超然於人類生活和利益之外的現象。這是保存種族的武器，是壹種工具讓人類更有能力支配自然的力量，了解「社會問題」的根源和解決的辦法。所以，認識產生於人類的社會實踐；認識的功能是使這種實踐完善。分析到底，認識的真確性是由實際的效果來衡量的。實踐的檢驗始終是對付詭辯派和懷疑派最好、最後的武器。

這並不是說理論變成了庸俗近視的實用主義這並不是說理論變成了庸俗短視的實用主義。許多時候，壹種科學假說的實際真確性，它到底是真是假，並不是馬上顯現出來的。需要經過相當的時間、反饋、新的經驗、壹系列的「實際檢驗」，然後才在實踐上真正有效地證明為真確。許多人，盡管懷有最好願望和信仰，由於是印象主義者，眼光局限於外表，局限於現實的部份和表面的景象，局限於歷史過程的暫時景象（這情形本身是受非革命的階級和社會層的意識形態所決定的），會懷疑議會民主製的資產階級性，懷疑無產階級專政的需要，或者懷疑需要國際革命的勝利才能夠在蘇聯和任何其他國家完成真正社會主義社會的建設。

可是，到了最後，事實會確定哪種理論真正是科學的，能夠掌握到現實的壹切矛盾，掌握到整體的運動，而哪種假說是錯的，只能掌握到部份的現實，把部份現實從有結構的整體隔離開來，所以不能掌握到長期的運動和運動的基本邏輯。

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無階級社會的來到，會在實踐上確定革命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真實性。

人的生產和人的交往

變成人的這種生物是壹種非常特別的動物，它身體上的優良品質很特別，身體上的缺陷也很特別。壹方面，身體是直立的，它的手有壹只很靈活、容易彎曲的姆指，眼睛凸出，有立體的視覺，它的舌頭、喉嚨和聲帶可以發出各種單獨和復合的聲音。它有高度發展的大腦皮層、大腦額葉、大腦溝回和頭蓋腔，而面部的面積相應地縮小了。這壹切身體上的優良品質對於有意識地製造工具都是必要的條件，而隨著工具和生產工作的完美化，這些優質也壹步步完美起來。

另方面，人類大多數的感覺能力和器官的發展都比不上其他特別高度發展了的動物種類。當原始人類被迫（也許是因為氣候的變化）從樹上下來地面，靠草原上各種食物來維持生活的時候，他們遇到猛獸既不能像羚羊那樣飛快逃跑，又不能像黑猩猩那樣爬上高處，又不能像鳥兒那樣飛走，又不能像水牛或者大猩猩那樣用體力抵抗。靠那樣的體力，人根本抓不到那最使他垂涎的食物，就是遍布草原上的反芻類動物。人在剛剛出世的時候尤其是軟弱無能，簡直是個子宮外面的胚胎，完全依賴群體中的母親（直立的姿勢使女性的骨盤變窄，無疑是造成人類太早分娩的壹種原因）。

建立社會組織的可能和需要，兩者都是由於人類既有那些優良品質又有那些缺陷所造成的。人不跟同類的其他分子合作就不能生存，不能保證取得他們的生活資料。他們的身體器官發展得太不夠強大，根本不能直接取得各種糧食。人必須利用工具（把他們的器官延長和改進）來集體地生產他們的糧食。這種生產靠群體的協同行動來保證。人類的嬰兒通過壹步步的社會化而成為群體的成員，並且學會作為群體成員的規矩和生存技能。

人類能夠有社會組織，人類嬰兒能夠壹步步社會化，必需人與人之間有優越的交往方式，和其他種類動物群體內部的交往方式有根本的不同。人類這種優越語言的交往方式（與大腦皮層的發展有關），使人類能夠發展起抽象的能力和學習的能力，也就是能夠把經驗的教訓加以保存、傳播和積累。這又使概念、思想和意識的生產成為可能。在這意義上，人類各方面的特性（我們的「人類性」）是密切地互相關連的。正因為人是「直立走路的裸猿」，因為人出世後還是子宮外面的胚胎，他們才不得不成為有意識的製造工具者，成為社會的動物，發展語言，把印象存儲起來，能夠對印象加以使用和改進，能夠學習、預料、思考、抽象、想象和發明。

人類這些特性的交互作用和互相結合，是有決定性作用的。有些似人的靈長動物也使用工具，有時甚至超過普通初級的水平。有些種類會實行本能的集體合作。有同樣那麽多的種類表現出有初級的交往方式。但是只有人類才壹步步越來越有意識地製造工具，根據連續的經驗，經過自覺的想象之後把工具改善，而那些經驗也由於交往關系的增加和改進而傳播了。工具的發展解放了嘴巴。嘴巴改進了語言和抽象能力，抽象能力又促進工具的改良和新工具的發明。手使腦發展起來，而腦由於改進了手的運用，又創造了它自己改進的條件。

雖然似人的靈長動物轉變成人是以壹種解剖學和神經學的基礎結構為條件的，但是不能把這轉變還原到這基礎結構上面。「生產——交往」的辯證法造成了工具的製造、發明和改進的無限發展的可能性，因而也造成人類生產無限發展的可能性，人類的經驗、學習和預料無限發展的可能性，因此也造成人類實際上無限的可塑性和適應性。人類的物質社會和文化變成了它的第二本性。

由此可知，宣布任何社會製度（例如沒有社會不平等或沒有國家，沒有私有財產）「違反人性」，實在是荒唐的。人類在各種極不相同的條件下都生活過而且能夠生活。這些製度沒有壹種得到證明為不可變的，或者證明為人類生存的絕對先決條件。任何斷定「侵略本能」支配著人類進化的見解，都是把壹種傾向的存在（而且這種傾向還是和它的反面，就是社會性與合作，同時並存的）當作它的實現了。史前歷史和成文歷史都證明，有些社會製度和條件讓我們能夠限製和阻止這種傾向的發展，另外壹些製度卻鼓勵它以最兇暴的方式表現出來。

「生產——交往」的辯證法支配著整個人的條件。人們所幹的任何事情都「經過頭腦」。人類生產跟動物取食的差別，主要在於前者不是純粹本能的行為。人類生產壹般都是壹種「計劃」的實現，而這計劃首先在人的頭腦中出現。當然，這「計劃」不是天上掉下來的。它是人腦把人類生存所不可缺少的那種活動所包含的那些要素和問題重現出來和重組起來的結果，而那種活動是人腦在實際生活中千百次經歷過和吸收過的。但是另方面，那種歸根結底是從社會實踐中產生出來的把概念重組起來能力，又讓人類能夠發明，能夠預料，能夠想象自然和社會中還沒有發生的那些變化——那些變化只是假定的，它們將來的實現至少部份地是由於有這個預料。歷史唯物主義就是關於人類社會的科學，它從根本上盡力對這生產——交往的辯證法加以考慮和解釋。

社會基礎和上層建築

任何人類社會都要生產才能夠生存。生活資料的生產（不論是狹義還是廣義的，就是僅僅滿足營養的需要或者滿足社會所承認的壹切需要），和必要的生產工具和原料的製造，是任何更復雜的社會組織或活動的最初條件。

歷史唯物主義說：人類組織物質生產的方式，是壹切社會組織的基礎。這個基礎決定其他壹切社會活動：人群之間關系的管理（主要是國家的出現和發展）、精神的生產、道德、法律、宗教等等。這些所謂社會上層建築的活動，總是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附屬於那基礎。

這種意見過去和現在都使許多人震驚。荷馬的詩篇、《福音書》、《古蘭經》、羅馬法的原理、莎土比亞的戲劇、米開朗基羅的繪畫、《人權宣言》、《共產黨宣言》本身——所有這些精神努力的產物難道真正能夠受當時人們耕田織布的方式決定嗎？想了解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必須從正確說明這個公式的含意開始。

歷史唯物主義決不是斷定物質生產（「經濟因素」）直接並且立即地決定所謂上層建築活動的內容和形式。況且，社會基礎也並不簡單就是生產活動本身，更不是孤立起來看的社會的「物質生產」。社會基礎是人們在物質生活的生產中所形成的社會關系。所以，事實上，歷史唯物主義不是經濟決定主義，而是社會——經濟決定主義。

上層建築層面上的活動並不是直接從這些社會生產關系產生來的。前者只在最後壹步才受後者決定。所以在這兩個層面的社會活動之間有壹系列的中介。

最後要說，如果歸根究底社會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層面的現象和活動，那麽後者也能夠反作用於前者。可以用壹個例子說明這點。國家永遠有明確的階級性質，而且符合壹定的社會經濟基礎。可是它能夠部份地改變這個基礎。歐洲的君主專製在16至18紀之間，壹面抽取其他社會階級的收入來讓封建貴族避免經濟破產，壹面又發展重商主義和殖民主義，獎勵工場手工業和全國統壹的貨幣製度，由於諸如此類的行為而有力地幫助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取代封建生產方式。

為什麽上層建築層面的活動歸根結底要受社會基礎決定呢為什麽上層建築層面的活動歸根究底要受社會基礎決定呢？這有幾方面的理由。那些控製著物質生產和社會剩余產品的人，同時也保證那些靠社會剩余產品維持生活的人們的生計：不論思想家、藝術家和學者們對這種依附性是接受還是反對，它始終決定他們活動的框架。因此社會生產關系對於上層建築領域的活動的形式有必然的重大影響，這種影響也是製約作用。生產關系有與它相配合而在社會上占支配地位的交往形式，這種交往形式造成占支配地位的心理結構，這種心理結構又製約著思想和藝術創作的形式。

物質生產和思想生產

社會基礎與社會上層建築的辯證法，影響物質生產和思想生產之間的關系。對這些關系作比較詳細的研究，可以讓我們對這辯證法的復雜性了解多些，同時也讓我們可以強調其中的主動要素，關於這個要素將在本章末尾討論。

歷史唯物主義認為生產關系構成壹切社會的基礎，在這上面建立社會上層建築。事實上，這兩個層面關涉到社會活動的兩種不同形式。物質生產是社會基礎層面活動的基本目標。意識形態（哲學、宗教、法律、政治等等）的生產、藝術的生產和科學的生產，是社會上層建築層面活動的基本目標。當然，後者還包括國家機關的活動，這絕不僅僅以意識形態領域為限（國家的問題在第三章討論過）。不過，除此以外，上述的區別似乎適當。

歷史唯物主義提供壹種解釋，既解釋這兩個領域各自的發展，又解釋它們互相依存和交互作用的關系。這種解釋綜合了四個層次：

（Ａ）壹切思想生產都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同物質勞動過程聯系著。它永遠要靠它自己直接的物質基礎來進行。有些藝術起初是直接從物質勞動中產生出來的（原始繪畫有魔術的作用，舞蹈起源於生產動作的定型化，歌唱同生產結合等等）。技術革命對藝術、科學和意識形態的生產有深刻的影響。像幾何學、天文學、水文學、生物學和化學這些科學的產生，都同農業灌溉、畜牧發展和冶金術的出現有密切關系。15世紀發現印刷術和20世紀發明無線電和電視之後，這些技術不但大大改變了思想的傳播，甚至改變了思想的形式和某些內容。電子計算器在最近三十年間對科學發展的影響很明顯。

（Ｂ）壹切思想生產都按照它本身歷史所特有的內在辯證法來發展。任何哲學家、法學家、教土或科學家起初都是學生。他們通過學習而以各種不同的程度吸收前輩所生產並且傳下來的壹些觀念（或者觀念的體系）。思想生產者根據壹定的生產程序（這是他們在他們那壹行所特有的辯證法框架內所承接下來或者發明出來的）對這些觀念或有用的假說加以保存、修改、改編或者大大整頓。每壹代新人都企圖把所探索的題目中所出現問題的解答保存下來，或者加深，或者拋棄。有時他們發明了新的問題（於是需要有「革命性」的解答，需要科學、藝術、哲學的革命等等），或者重新發現前輩拋棄掉的問題。

（Ｃ）但是這些對於觀念、藝術形式、科學假說的修改，並不是隨意發生，同社會歷史條件無關的。這要受到社會經濟環境和需要的刺激、製約或者至少是促進。從拜物教到壹神教的發展，不是發生在僅僅從事狩獵和采集食物的原始小共同體裏面。關於勞動價值的科學理論，在近代資本主義出現之前不可能成熟。關於機械作用的物理學的發展，同機器的發展有密切關系，而機器的發展又符合特定的社會需要等等。

這些思想生產上的巨大轉變，又同社會結構所預先決定了的特定心理結構有關系。從13到17世紀所有社會革命和政治革命的偉大嘗試都表現為宗教鬥爭的意識形態，這不是偶然的，而是由於宗教在封建社會裏達到了首席地位。同樣，從16世紀下半葉起，近代資產階級的興起造成壹種心理結構，把個人自主、形式上的平等和商品私有者的競爭移置到壹切思想生產的領域中（自然權利的理論、教育學的人本主義觀念、德國唯心哲學、人像和靜物的繪畫、政治自由主義、古典政治經濟學等等）（Ｄ）最後，精神生產的發展，分析到底，是受社會利益的沖突決定的。大家都知道，百科全書派的著作、伏爾泰的辯論、盧梭的政治哲學以及18世紀唯物主義者的著作，恰恰都是正在興起的工業資產階級用來對付腐敗的君主專製和衰落的封建社會殘余的武器。那些空想的社會主義者，還有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發展無產階級的意識，認識自己的階級性質，了解自己在資產階級社會中的地位和任務以及推翻這種社會對於自己怎樣有利——在這方面所起的作用也是壹樣明顯。甚至在今天，無可懷疑，星相學、某些宗教和神秘宗派、那些頌揚非理性的哲學、種族主義的學說或者那些叫喊「鮮血和土地」並且蔑視人類的學說，這壹切的作用都等於反對工人階級的反革命酵素，有利於釀成壹種準備法西斯專政的氣候。

上述這些見解並不等於說，在各個階級和思想生產者個人之間有陰謀勾結，也不等於說所有這些思想生產者都有意地參與了明顯策劃的政治方案。這種關系反映壹種客觀上的關連，可能（有時的確是）在主觀上定下來了，但未必壹定是這樣。思想工作者可以成為社會力量的工具而並不自知，或者並不想要這樣。這情況恰好證實了：是社會的存在決定意識，既定的階級利益指定某種意識形態在某壹社會的構成和發展中起壹定的作用。

生產力，社會生產關系和生產方式

任何人造的產品都是三種要素結合的結果：第壹，勞動的對象，這是直接或間接由自然生產的原料；第二，勞動的工具，這是人類製作出來的壹種生產資料，不論它的發展程度高低（從最早的木棍和經過製作的石器到今天最復雜的自動機器）；第三，勞動的主體，也就是生產者。由於分析到底勞動永遠是社會性的，所以勞動的主體不可避免要嵌入壹種社會生產關系之中。

盡管勞動對象和勞動工具對於壹切生產都是必要的，卻不能以「物化」的方式來想象社會生產關系——就是說，不可以把這當作是物與物之間或者人與物之間的關系。社會生產關系所涉及的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而且只涉及人與人的關系。這包括了人們在生產物質生活時候彼此之間所建立的關系的整體。「關系的整體」不僅表示「在生產時刻」的關系，還包括進行物質生產所不可缺少的社會產品的各種成份在流通和分配過程中所引起的人與人的關系（尤其是勞動對象和勞動工具來到直接生產者那裏的方式、直接生產者取得生活資料的方式等等）。

壹般地說，壹定的生產關系配合著生產力發展的壹定程度，配合著生產資料壹定的復雜性（數量），配合著壹定的勞動技術和勞動組織。在最簡單的石器時代，很難超越原始人群或部落的原始共產主義。使用鐵器並且以灌溉為基礎的農業，創造出永久性的剩余產品，這允許階級社會誕生出來（奴隸社會、以亞細亞生產方式為基礎的社會等等）。以三年輪種為基礎的農業，造成封建社會的物質基礎。蒸汽機的誕生確保了近代工業資本主義的興起。很難想象普遍實現自動化而商品生產和貨幣經濟並不消亡，這也就是說，很難想象在壹個充份發展而且穩定了的社會主義之外實現普遍的自動化。

但是，如果生產力的發展程度同社會生產關系壹般都互相配合，這種配合並不是絕對的，也不是永久的。這兩者之間可能產生兩種不壹致性。壹定的生產關系可能變成生產力繼續增長的巨大障礙：這是最明顯的征兆，表示壹種社會形態註定要消滅了。另方面，剛剛從勝利的社會革命中產生出來的新生產關系，可能比那個國家已經達到的生產力的發展程度超前。這就是16世紀尼德蘭資產階級革命勝利和1917年俄國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情形。

這兩種主要的不壹致情形發生在深刻的社會劇變時期，這決非偶然。而且，這種不壹致性也可能造成生產力長期的下降，例如羅馬帝國在西方衰落的時代，或者東方哈裏發國家在中東衰落的時代。

生產力和社會生產關系之間的關系並不是機械的壹致，而是辯證的關系。正是這種辯證的關系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人類歷史上各大階段的繼承次序。每種生產方式都依次經歷誕生、生長、成熟、衰老、沒落和消失的階段。屬於哪個階段，分析到底，要看生產關系（起初是新生的，後來鞏固了，然後陷入危機）對於生產力的發展究竟是逐漸有利，還是逐漸容許，還是逐漸妨礙。這種辯證關系與階級鬥爭之間的關連很明顯。只有通過壹個或幾個社會階級的行動，壹套生產關系才能夠引進、保存或者推翻。

每壹種社會組織——就是在壹定時代壹定國度中的任何社會——都以某壹個生產關系的總和為特征。壹個沒有生產關系的社會組織，就是沒有勞動、生產和生計的國度，也就是沒有居民的國家。不過，壹個社會生產關系的總和裏面並不壹定有壹種穩定的生產方式，這些生產關系也不壹定是純種的。

壹種穩定的生產方式就是這樣的壹個生產關系的總和，它由實際的經濟運作，以生產力正常的再生產的方式，並且在社會上層建築某些因素的配合（相當重要的）作用之下，相當自動地再生產出來。許多國度的亞細亞的、奴隸的、封建的和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在許多個世紀裏的情形就是這樣。部落共產主義的生產方式在許多千年中也是這樣。在這個意義上，壹種生產方式是壹種不能由漸進、適應和自我改良而根本改變的結構。它的內在邏輯只有在被推翻的時候才能夠超越。

反過來，在深刻的歷史性社會劇變時期，可以有壹個生產關系的總和，而它並沒有穩定的生產方式的性質。壹個典型的例子是小商品生產占優勢的時代（15、16世紀在尼德蘭，在意大利北部，然後在英國）。那時占優勢的生產關系不是領主與農奴之間的關系，也不是資本家與工資勞動者之間的關系，而是直接占有所使用生產資料的自由生產者之間的關系。在今天官僚主義化的工人國家裏面所特有的生產關系也是這樣。在這兩種情形下，都不能證明有穩定的生產方式。在所有這些過渡階段的社會裏，那雜種的生產關系都不是能夠相當自動地把自己再生產出來的結構。這種生產關系既可能走到舊社會的復辟，也可能走到壹種新生產方式的出現。這種歷史性的二者必居其壹的道路，由許多因素決定，主要有生產力的發展是否充分、在壹國裏面和國際範圍上階級鬥爭的結果、上層建築和主觀要素的作用（國家和政黨的作用、革命階級的戰鬥性和覺悟水平等等）。

另方面，即使有壹種穩定的生產方式，生產關系也不壹定是純種的。生產關系很少是純種的。任何具體的社會組織都有不同種類的生產關系互相結合著：壹方面是現存的生產方式那種占優勢的生產關系，另方面是歷史上早已超越了但是尚未完全消失掉的從前生產關系的殘余。例如，實際上所有帝國主義國家在農業上都還有壹些小商品生產的殘余（小自耕農，不用雇工來經營），甚至還有半封建生產關系的殘余（收獲分成製）。在這種情形下，談到壹種穩定的生產方式是對的，只要它所特有的那種生產關系的優勢地位足夠保證如下情況：這種生產關系由自己的內在邏輯和發展規律而自動再生產出來，並且支配整個經濟生活。

雜種的生產關系而有壹種占支配地位的生產方式，可以舉出壹個富有特色的例子，那就是所謂「第三世界」的社會組織（參看第七章關於不發達國家的論述）。在這種社會裏，前資本主義、半資本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同時並存，在國際經濟的帝國主義結構的壓力下，以壹種無可選擇的方式結合起來。盡管資本占支配地位，盡管成為帝國主義體系的壹都份，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最重要的是，工資勞動和資本之間的關系）並沒有普遍化，雖然這已經存在而且慢慢伸展。但是不能以這種情況為理由而把這些國家稱為「封建國家」，或者說封建或者半封建的生產關系占優勢——這是許多社會民主派、斯大林派和毛派的理論家所犯的理論錯誤。[1]

歷史決定論和革命實踐

歷史唯物主義是壹種決定論的學說。它的基本論點斷定：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人類社會的歷史是可以解釋的。這過程不是偶然或任意決定的。它的發展並不是不可預見的偶然的遺傳突變所決定，也不是原子化群眾中的「大人物」所決定的。分析到底，這要用壹定時代的社會基本結構來解釋，用這結構的主要矛盾來解釋。只要社會還分成階級的時候，要用階級鬥爭來解釋。

不過，如果歷史唯物主義是決定論的學說，這是在辯證的而不是機械意義上的決定論。馬克思主義與宿命論不兼容。說得更明確些：任何企圖把馬克思主義變成自動的宿命論，或者變成庸俗的漸進主義，都是把它的壹個基本方面取消了。

人類的選擇受到各種無法擺脫的物質和社會的限製所註定，這當然是真的，但是在這些限製的範圍以內，人類還是能夠鍛造自己的命運。人類製造自己的歷史。如果人類是壹定物質條件的產物，反過來這些物質條件也是人類社會實踐的產物。

這樣超越了舊的歷史唯心主義（「理念或者大人物製造歷史」）和舊的機械唯物主義（「人是環境的產物」），在壹定程度上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誕生。這種見解包含在著名的〈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中，這提綱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誌意識形態》壹書的結論。

這見解的含意之壹是：歷史上任何社會震動的大時代其結局都是未定的。它可能走到革命階級的勝利。它也可能走到壹個社會所有基本的階級都同時瓦解，像古代以奴隸製度為基礎的生產方式的結局那樣。歷史不是直線進步的總和。過去許多社會組織都消滅掉而沒有留下多少痕跡，主要就是由於缺少了壹個革命的階級或者革命階級太弱，不能打開進步的道路。

現代資本主義明顯的衰老，不會自動通向社會主義的勝利。它通向「社會主義還是野蠻」這個選擇。社會主義是歷史上壹個必要的條件，為了讓生產力得到新的高漲，符合現代科學和技術的可能性。這首先是人的必要，因為這會容許人的需要得到滿足，以如下的保證為條件：所有個人和民族的人類潛能都充分發展，而並不破壞生態平衡。但是必要的不壹定就是所得到的。只有無產階級的革命的、自覺的行動才能夠保證社會主義勝利。否則現代科學和技術非常巨大的生產潛力，對於文明、文化、人類、自然以及簡直地球上的壹切生命來說，會變成越來越起破壞作用的力量。

是人類的社會實踐創造了後來把它包圍住的社會結構。通過革命的社會實踐，社會結構又可以推翻。馬克思主義的決定論性質在於，它斷定這些劇變在壹定的時代只能采取壹定的形式。在現代生產力的基礎上，不可能重建封建主義，或者重建經濟獨立的小群生產者——消費者的共產主義。它的決定論性質在於，它強調：只有在舊社會裏物質的先決條件和那些容許創造壹種更高級社會組織的社會力量已經成熟時，進步的社會革命方可能發生。

但是馬克思主義不是宿命論的，因為它絕不像封建宿命論那樣認為某壹次的天打雷劈象征著報應，馬克思主義認為新社會的來到是物質條件和社會條件成熟的必然產物。社會變革只能由現存的社會力量互相鬥爭而實現。分析到底，它由於革命行動達到壹定程度的社會效力而實現。如果這要局部地受到社會環境和力量對比決定，反過來革命行動也能夠把社會環境和力量對比的發展翻轉、壓製或者加速。即使是壹個非常有利的力量對比，也可能由於革命階級方面主觀的弱點而「糟蹋」了。在這意義上，在我們這個革命和反革命的時代，「歷史的主觀因素」（無產階級的階級覺悟和革命領導）對於決定階級大戰的結果，決定全人類的前途，起壹種原始性的作用。

異化和解放

在許多萬年中，人類的生活完全依賴不可控製的自然力量。人類只能盡力適應自然環境，每壹個小群有它自己的環境。人類被囚禁在狹窄而緊迫的眼界之內，盡管有些原始社會能夠顯著地發展了人類的潛能（例如舊石器時代的繪畫）。

在生產力的逐漸發展之中，人類壹步步做到把這種絕對依賴的關系翻轉過來。它做到征服越來越多的自然力量，控製它們，馴養它們，有意識地使用它們來增加生產，把需要多樣化，發展人類的潛力，擴大社會關系，最後達到包括全世界的人類並且局部地統壹起來。

但是人們越做到在對自然力量的關系上解放自己，在對自己的社會組織的關系上就越被異化。生產力增長了，物質生產進步了，生產關系變成階級社會的關系，那時人類的大部份就不再控製整個生產或者全部的生產活動了。因此人類不再控製它的社會存在了。在資本主義社會裏，這種喪失控製變成全面的了。人類擺脫了自然的變化莫測控製之後，似乎命定要受自己的社會組織的變化莫測控製。擺脫了洪水、地震、瘟疫和旱災的不可抗拒的惡果之後，仿佛註定要遭受戰爭和經濟危機，血腥的專政和生產力的罪惡性的破壞，甚至可能有核戰毀滅的惡果。今天擔心這些大變動所引起的憂慮，比從前擔心饑餓、疾病或者死亡所引起的更大。

不過，生產力驚人的大發展，壹面在人類同自己的生產和自己社會的關系上把異化推到極點，壹面也在資本主義製度下創造了人類真正解放的可能性，像我們在第二章末尾所指出那樣。這種可能性要在兩重意義上來理解。人類會越來越有能力控製和決定它的社會發展，好像對社會發展的自然環境中的劇變壹樣。人類會日益更有能力把個人和社會發展的壹切潛在能力發展到最充分。在過去，由於未能充分控製自然力量、社會組織和人類自己的社會命運，這些潛在能力受到了壓製和傷害。

建造沒有階級的社會，然後共產主義社會來到，這意味著解放勞動，解放作為生產者的人類。工人變成了他們的產品和工作過程的主人。他們自由選擇分配社會產品的優先次序。他們集體並且民主地決定按照什麽次序滿足各種需要，優先生產什麽，以及這樣分配各種資源要犧牲多少空閑的時間和當時的消費。

當然，這些選擇還是要受到壹定範圍的限製。任何人類社會都不能消費比生產更多，而又不致減少儲備和生產資源，不致令自己在以後的日子減少當時消費（當儲備的消耗和生產資源的減少達到壹定限度時）。在這意義上，恩格斯的說法，自由就是必然的認識，就算對於共產主義的人類也還是正確的。「掌握住必然」也許比「認識」更正確，因為，人類對自己生存的自然條件和社會條件的控製越大，對於各種限製所可能采取的應付方法的數目也變得更大，而人類就更能夠解除采取唯壹的應付方法的責任。

但是人類解脫異化還有第二個方面，可以大大擴大人類自由的範圍。到了所有的人所有的基本需要都得到滿足時，到了再生產這樣的富裕有了保證時，解決物質的問題就不再成為人類首要的考慮了。人類把自己從機械的、沒有創造性的勞動的奴役解放出來。人類把自己從斤斤計較怎樣使用時間解放出來，從貢獻大部份時間給物質生產解放出來。發展創造性的活動，發展人類豐富的個性，發展越來越寬闊的人與人的關系，所有這些都優先於不斷積聚物質財貨——物質財貨的用處越來越少了。

從此以後，革命的社會實踐不但要推翻生產關系，還要改變壹切社會組織，壹切傳統的習慣，人類的精神和心理。物質的利己主義和侵略性的競爭精神，因為在日常經驗中缺乏營養而逐漸枯萎。

人類將主宰它的地理環境，主宰地球的構形，主宰氣候和巨大水源的分配，同時保持或者重建生態平衡。它將根本改變壹切，壹直到它自己的生物基礎。它不能絕對地靠意誌的力量達到這些目標，而不需要先決條件和充分的物質基礎設備。可是，只要這個基礎設備有了保證，那越來越能夠自由選擇的、主動的人類，就會變成創造新人（自由而解除了異化的共產主義者）的主要杠桿。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談論共產主義的和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是正確的。





無產階級專政





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的定義

作為壹個「不是現成的，而是解釋學的」邏輯-開放體系，經典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社會」關系理論的基本框架可概括為：國家源於社會理論；國家脫離並駕馭社會理論；社會擺脫國家控製理論；國家消亡或者國家回歸社會理論。這壹學說的邏輯機理可歸結為：社會之於國家具有本源意義；國家之於社會具有實現意義。自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以降，這壹學說憑借三次大的「復興」浪潮，不斷得到有效辯護和切實推進。正確理解和詮釋經典馬克思主義超越「國家主義」與「自由主義」抽象對立的「國家-社會」理論，在當代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較之於學界熟知的馬克思主義「國家批判理論」的稱謂，經典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社會」理論關系要義，似乎更能標明此壹學說的實相。學界皆知，黑格爾的國家理想主義被馬克思批判後，馬克思揭露出國家的階級統治本質。由於受到近代市民社會思想的深刻影響，馬克思因之也就擁有了壹個消解「國家神話」的規範性範疇——市民社會。相形之下，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問題就在馬克思及其繼承人那裏被再次勾連並不斷獲得重新定位。吊詭的是，馬克思並沒有沿襲「自然狀態說」和「社會契約論」賦予社會以前政治或國家的生命，而是斷言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都是階級社會的產物，二者必將隨著階級的消亡而逐步統攝於以「每個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為旨歸的「人類解放」(相對於單純的「政治解放」)，依此理論邏輯，進而實現其「新世界觀」的真正創製乃至完成。可以說，經典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社會」關系理論的基本框架可歸結為：國家源於社會理論；國家脫離並駕馭社會理論；社會擺脫國家控製理論；國家消亡或者國家回歸社會理論。正確理解和詮釋馬克思主義超越「國家主義」與「自由主義」抽象對立的「國家-社會」理論，在當代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啟示。

壹、國家源於社會的理論 馬克思關於「國家-社會」關系的理論源自對歷史邏輯和現實矛盾的深刻把握。與德國古典哲學的先行者壹樣，馬克思早期認為國家應是政治的和法的理性的實現。這種認識帶有明顯的理性主義色彩，之後馬克思開始思考社會現實問題。通過考察特殊利益對國家政治的製約關系，在吸收了費爾巴哈唯物主義合理內核後，馬克思對自己的理性國家觀產生了根本性動搖，並完成了《黑格爾法哲學批判》這篇文章。

絕對理念作為黑格爾哲學的唯壹對象和內容，是黑格爾哲學世界對壹切存在的共同本質和最初原因所做的最高概括。黑格爾認為國家和社會都是絕對理念運動、發展的產物，只是運動、發展的環節和程度不同，能夠體現絕對理念自由發展本質的最高領域是國家而不是市民社會，相反市民社會因其現實矛盾的存在抑製、阻礙了絕對理念的運動發展。因此，就兩者的關系而言，國家高踞於市民社會之上，市民社會受國家控製。

對此，馬克思給予了堅決批判。馬克思分析了社會歷史現實指出，這壹基於當事人意誌的二者關系式抹殺了二者客觀的歷史和現實本源。國家不是從來就有的，國家是在社會生產力發展到壹定基礎上，當然這種社會生產力人們不能自由選擇，在人們的交往方式不再適合於既得生產力時，人們為了不致失掉文明果實，不得不改變原有的社會形式和社會關系，在交換和消費形式產生並發展到壹定階段，「就會有相應的社會製度、相應的家庭、等級和階級組織，壹句話，就會有相應的市民社會，有壹定的市民社會，就會有不過是市民社會的正式表現的相應的政治國家。」壹可見，馬克思運用歷史唯物主義，辯證地揭示了國家的產生、國家和社會的關系，堪稱國家與社會關系理論的經典。

憑借對豐富的材料的分析，恩格斯更進壹步揭示，在相應的市民社會產生後，社會不同的家庭、等級、階級組織為了各自的利益，分裂為不可調和的矛盾對立面，在社會無法自我調和、無力擺脫這些矛盾沖突時，「為了使這些對立面、這些經濟利益互相沖突的階級，不致在無謂的鬥爭中把自己和社會消滅，就需要有壹種力量，來緩和沖突，把沖突保持在『秩序』範圍內」。二恩格斯把這種因社會的需要，從社會中產生的力量稱之為國家。在這裏，恩格斯從社會歷史現實出發，不但明確指出了國家源於社會，批判了黑格爾的國家起源論，而且還暗含了國家的起源本質。

二、國家脫離、駕馭社會的理論 闡釋馬克思、恩格斯國家脫離、駕馭社會理論的邏輯思路不得不從國家的起源談起。

在生產力發展的壹定狀況下，私有財產產生，導致原始社會公有財產解體，階級隨之產生，社會內部由此形成了不同的利益集團。在不同利益集團相互之間的矛盾不斷加劇的狀態下，社會需要並呼籲能有壹個可以管理社會並能代表全社會普遍利益的專門機構，國家呼之欲出，這正是國家的起源本質，很顯然國家是代表社會普遍利益而產生的。

但是，在社會生產發展的前提下，在私有製的催化下，階級矛盾加劇，社會分化為幾大階級，壹些大的階級集團漸漸掌握了社會的話語權，控製了原本應代表社會普遍利益的國家機構，國家被迫脫離社會母體，成為某個階級駕馭社會，統治其他壹切階級的工具和力量。

然而，從國家產生的本源分析，在壹定意義上國家是階級矛盾妥協的產物，被統治階級掌握的國家機構也需要兼顧社會各階級基本的共同利益，以維持其階級統治。同時，被壓迫階級也會利用這壹管理社會的機構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和爭取階級利益，此時國家無形中充當了緩和階級沖突，維持社會既定運轉秩序的角色。

基於以上認識，馬克思、恩格斯對國家冠以了「虛幻的共同體」這壹概念。不得不承認在這裏馬克思主義者即暗含了國家的階級性又承認國家具有保護社會各階級利益的社會性。國家正是通過這兩個特性駕馭並管理社會。

對於國家的社會性，馬克思將其形象地概括為「守夜人」角色。通過人類歷史，可以分析旁證的是，為了社會共同體不至於解體，在社會共同利益的協調與融合下社會各階級的矛盾被控製在壹定的範圍和程度內，並由國家來保護，這樣，國家似乎是作為階級沖突之外的壹種形式上抑或事實上的具有獨立性的整合力量而出現的，這種力量被恩格斯稱為「第三種力量」。而這正是國家之於社會具有的實現意義。

三、社會擺脫國家控製理論 前文論述了國家源於社會，國家脫離並駕馭社會，談及到似乎國家具有壹種獨立整合社會各種力量的能力，當然，主要指社會的政治力量和日益發展的經濟力量。然否?我們還是要將理論和歷史現實相結合來分析。事實上，在18世紀前國家與社會是高度壹體化的，但是之後，隨著社會的發展這壹狀態被迅速發展的市場經濟打破，經濟的發展讓社會各階級利益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滿足，市場經濟的神話更加堅定了社會各階級對自由經濟的青睞，國家對社會經濟生活的整合能力漸漸因社會經濟生活獨立於國家的控製而弱化。這壹變化的趨勢促使社會分化為政治和經濟兩大力量，學界稱為政治和經濟的二元分化，並最終形成了國家代表政治，社會代表經濟的社會共識。在此，可以說國家與社會的二元分化是社會發展的壹個必經階段，從人類社會經濟發展史看，這壹分化事象自市場經濟始，社會分化出的兩個領域，政治和經濟都取得了長足的發展，人類社會也因此得到迅速發展。那麽，在這壹階段國家的職能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從國家職能看國家不僅有政治職能、經濟職能還有其他職能。在國家和社會的二元分化過程中，社會從國家機構收回了經濟職能，並不代表國家對經濟生活無所作為。由此導致的問題是，在這壹階段，國家到底涉足和管理社會到哪些領域及何種程度，如何決定。問題似乎又回到源頭，自然受社會尤其是社會經濟發展的狀況和程度的影響。在這壹階段，國家和社會的力量在矛盾統壹體內此消彼長，當社會經濟落後，國家則占據社會的絕對權利，國家統治社會，國家階級統治職能凸顯，反之，國家階級統治職能削弱，國家的社會職能得到發展。

在社會經濟落後階段，國家憑借強製機器鎮壓被統治階級是國家的主要職能。隨著社會經濟發展到壹定階段，社會的經濟職能由國家返還於社會，國家專註於社會的政治管理職能，國家與社會的關系漸次被政治和經濟所取代，國家依靠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致力於社會的發展。馬克思認為現代資本獨立於共同體，所有製從國家的禁錮中得到解放，國家因而和市民社會成為兩個獨立的存在，這正是近代資本主義發展能夠取得重大成果的原因。從現實看，這種分化，也說明社會(經濟)本身具有擺脫國家(政治)控製的內在驅動因素。在這壹階段，以近代資本主義為例，國家通過其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運用政治的法律的手段對經濟的運行進行了幹預調控，並沒有顯示出國家對經濟的不作為，因為社會經濟還沒有發育到非常高級的水平，較之於封建社會的超經濟強製，資本主義國家對市場經濟體系的這種調控，更多是在壹種正能量意義上展開的。

四、國家回歸社會理論 既然國家與社會的二元分化是壹個不可逾越的社會發展過程，那麽，這壹過程最終將以何種狀況終結?總結馬克思、恩格斯的回答，可以得出這壹過程將以國家和社會的合二為壹而終結，即國家從哪裏來回到哪裏去，國家最終又回歸社會，這即是國家與社會博弈歷程的終極自由，顯然這是壹個漫長的歷程。

從國家的起源看，要實現國家回歸社會必須打破階級，因為市民社會的個人都是隸屬於壹定階級的，這樣，方可建立馬克思所說的「自由人的聯合體」這壹共同體，從而解放隸屬於階級的個人。

那麽馬克思的共同體理論是什麽呢?馬克思指出，虛假的共同體之所以是虛假的是因為在社會各階級、個人呼籲聯合而成的共同體中自由只屬於在統治階級範圍內的個人，對不屬於統治階級範圍的個人來說「它不僅是完全虛幻的共同體，而且是新的桎梏」，③馬克思強調，只有各個人自覺地為獲得自身真正自由這壹目的而聯合形成的共同體，才是真正的共同體。進壹步，馬克思和恩格斯明確指出，這種真正的共同體即為「共產主義」。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中探討了公社是資本主義的直接真正對立物。公社是無產階級革命所呼喊的取代階級統治本身的共和國的毫不含糊的形式。但是，在總結了法蘭西內戰後，馬克思指出，「公社畢竟不是工人階級的社會運動，從而也不是全人類復興的運動，而只是有組織的行動手段。」四因為公社只是壹種工人階級的行動手段，它並不取消階級鬥爭，而工人階級恰恰是要通過階級鬥爭的方式來致力於消滅壹切階級，從而打倒壹切階級統治，因此，徹底的實現社會解放是公社不可能完成的使命。

那麽，階級如何走向消亡，國家如何實現回歸社會。恩格斯在《家庭、私有製和國家的起源》中明確指出階級正如其無法避免地產生壹樣，他們也要無法回避地消滅，當然，基於國家的起源本質，我們可以肯定的是隨著階級的消亡，國家註定要消失，實現回歸社會。這時，「在生產者自由平等的聯合體的基礎上按新方式來組織生產的社會，將把全部國家機器放到它應該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陳列館去，同紡車和青銅斧陳列在壹起。」伍這時，「某壹特殊的社會階級對生產資料和產品的占有，從而對政治統治、教育壟斷和精神領導的占有，不僅成為多余的，而且成為經濟、政治和精神發展的障礙」，⑥「那時，國家政權對於社會關系的幹預將先後在各個領域中成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來。那時，對人的統治將由對物的管理和對生產過程的領導所代替。國家不是『被廢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七

在階級消亡，國家回歸社會這壹過程中，國家的政治統治職能將逐漸衰退和最後消亡，國家的社會服務和發展職能將由社會徹底收回，社會的人民大眾將掌握社會的公共權利並平等參與社會的管理，社會真正實現人民主權，從而國家實現和社會的重新融合。國家通過對自我的否定實現了恩格斯所驚嘆的「這將是古代民族的自由、平等和博愛的復活，但卻是在更高級形式上的復活。」⑧





馬克思主義的法治觀念

對任何法學的產生和發展來說，基本原理支撐其法學形態的形成與存續。對馬克思主義法學來說，基本原理的支撐力也至關重要。馬克思主義法學，是相對於資本主義法學而言的社會主義法學，是相對於統治者法學而言的人民法學，是相對於資產階級法學的無產階級法學，主要關涉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的法學問題，推動建成社會主義法治建設，是其根本使命。

為完成建設社會主義法治的歷史任務，馬克思主義法學需要梳理人類有史以來的法學觀點，結合實踐進而形成更為科學的法學體系。因為其基礎科學而且不需要掩飾階級意誌，與資產階級法學觀點迥異，馬克思主義法學觀科學而且切實高效，能夠充分解釋法律的本質、作用及其各種運行。但學界壹直存在壹種聲音，就是馬克思主義法學並未存在，因為沒有專著論述和總結足夠的基本原理。此種論述提示出壹個事實，即馬克思主義法學的基本原理迄今仍然沒有被集中總結和明晰闡述。與之相應，馬克思主義法學在社會主義法治建設中的促進作用仍然較小。可以說，明確總結基本原理是馬克思主義法學最終形成必要的邏輯壹環。由之，本文嘗試對馬克思主義法學基本原理進行初步思考。

壹、法學基本原理的判斷標準

法學基本原理，指在法律領域中居於總攝地位的普遍規律，即針對基礎而普適的法律基本問題進行研索的理論結果。對法律基本問題的思考視角、立場和結果的不同，奠定不同法學形態之間的學科差異。壹般來說，支撐法學形態的基本原理，主要涉及法律的根本基礎、直接來源、階級歸屬、製度屬性、特殊歸屬、規則能力和迫切任務等方面，歸結為法律的基礎、特征和基本運轉三大題域。由此展開的原理，則能夠統領其他原理的出現和功效。

馬克思主義法學所以能夠獨具特色，主要在於它對基本問題的思考結果與眾不同。馬克思主義法學基本原理，支撐該法學形態的壹般框架。

馬克思主義法學的基本原理，關涉法律的根本來源、基本運轉和壹般指向。對馬克思主義法學來說，其基本原理體現自己強烈的價值取向。在其價值取向的統攝下，對法律本質、特征、運動和發展規律的壹般思考，應該能成為法學壹般原理。在壹般規律之外，其法學主要觀察領域的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中的法製形態，都構成總結基本原理的材料來源。因此，馬克思主義法學原理應該涉及法律本質、產生和運轉的壹般問題和製度適域中的基本態勢。尤其需要強調，在社會形態替換中的法律重大問題的理論思考，也是馬克思主義法學基本原理中的重要構成。

二、馬克思主義法學的忽略吧原理

由上所述，馬克思主義法學的基本原理，分為基礎原理、運行原理和發展原理三大組成部分。下述原理壹到四，是基礎原理，五到七是運行原理，八到十是發展原理。三部分原理，各自對應法學的重大問題，共同支撐馬克思主義法學的理論大廈。

1.原理壹：經濟決定法律

馬克思主義法學的基石原理在於：經濟決定法律。其他原理，皆由此衍生。

馬克思認為，「法紀本身不提供任何東西，而只是認可現存的關系。」壹]以此為基，「法的關系正像國家的形式壹樣，既不能從它們本身來理解，也不能從所謂人類精神的壹般發展來理解，相反，它們根源於物質的生活關系」。二]推理可知，經濟基礎對法律建築具有根本決定性。因為此壹基礎原理，馬克思主義法學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唯物性。

具體觀之，生產往往取得規則的形式。「在生產過程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社會關系的停滯狀態中，壹種生產方式所以能取得這個形式，只是由於它本身的反復的再生產。」③]由此生成的壹種基於反復出現而形成的行為模式，客觀上構成壹種抽象的普遍模式，即「活法」。馬克思曾經指出：「在宗法製度下種姓製度、封建製度和行會製度下，整個社會的分工都是按照壹定的規則進行的。這些規則是由哪個立法者確立的嗎？不是。它們最初來自物質生產條件，過了很久以後才上升為法律。分工的這些不同形式正是這樣才成為不同的社會組織形式的基礎。」四]之所以如此，因為隨著「作為現狀的基礎的關系的不斷再生產，隨著時間的推移，取得了有規則的和有秩序的形式，這種情況就會自然發生。」伍]而「這種規則和秩序本身，對任何要擺脫單純的偶然性或任意性而取得社會的固定性和獨立性的生產方式來說，是壹個必不可少的要素。」⑥]它「正好是壹種生產方式的社會固定的形式，因而是它相對地擺脫了單純偶然性和單純任意性的形式。」七]由這些基本行為，構成人們普遍遵守的行為模式，最終通過某種方式上升為法律。作為結果，國家按照生產的要求製定出符合經濟要求的法律。實質而言，因為經濟的底基性，國家「立法權並不是創立法律，它只是披露和表述法律。」⑧]也就是說，「無論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記載經濟關系的要求而已。」⑨]由是，經濟決定法律的產生和基本內容。

經濟不僅決定法律的產生和內容，而且決定法律演變。經濟關系改變之後，法律規則的內容自然也會發生改變。如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每當工業和商業的發展創造出新的交往形式，例如保險公司等等，法便不得不承認它們都是獲得財產的方式。」⑩]可知，經濟演變推動法律演進。

經濟決定法律這個基本原理，是馬克思主義法學與其他法學相區分的學科基石。作為此壹基石原理的直接表現，國家在製定法律和推動法律實現時，必須以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要求作為第壹準則。因其基礎性，它在馬克思主義法學體系中，居於宰製其他原理、範疇的核心地位，在整體性上傳導著法學體系的粗線與細節。

2.原理二：國家掌控法律

在經濟之外，政治國家是對法律影響最大的外變量。國家掌控法律，是馬克思主義法學的又壹基本原理。

首先，國家是法律的直接基礎。沒有政治國家，就不可能產生符合國家需要的法律。「無論從革命這壹概念的嚴格科學意義來講，或是從實際政治意義來講，國家政權從壹個階級手裏轉到另壹個階級手裏，都是革命的首要的基本的標誌。」[11]對革命者來說，革命比法律更加重要。「因為對我們來說，重要的是革命創舉，而法律則應該是它的結果。如果妳們等待製定法律而自己不去發揮革命勁頭，那麽，妳們將既得不到法律，也得不到土地。」[12]「壹切革命的根本問題是國家政權問題。」[13]「如果沒有政權，無論什麽法律，無論什麽選出的代表都等於零。」[14]而有了革命政權這個事實之後，就會有相應的法律。

其次，國家生產法律。「市民社會的壹切要求（不管當時是哪壹個階級統治著），也壹定要通過國家的意誌，才能以法律形式取得普遍效力。」[15]實質而言，「法律是壹種政治措施，是壹種政治。」[16]在國家主持下，把來自社會經濟生活的要求，翻譯成法律體系。

最後，國家推動法律實現。沒有政治國家，就不可能有法律的實現。「如果沒有壹個能夠強製人們遵守權利準則的機構，權利也就等於零。」[17]可見，國家實際上是法律的實施保障。

國家生產法律，是馬克思主義法學的基本原理。了解這壹原理，能在經濟決定法律之後，更加切實地掌控法律的本質及其產生。法律要以國家意誌作為其規則生成的基本範圍即規則邊界，也由此找到法律形成的直接推動力所在。

3.原理三：法律的階級性

馬克思主義法學認為，法律的階級性貫穿在以私有製為基礎的文明史之中。壹般而言，法律階級性首先體現為法律的階級偏向性，進而體現出符合階級偏向的公共協同。

實質上，國家屬於能為其提供財富支撐的社會集團即統治階級所有。「國家是……當時獨自代表整個社會的那個階級的國家：在古代是占有奴隸的公民的國家，在中世紀是封建貴族的國家，在我們的時代是資產階級的國家。」[18]因為這個本質，國家製定的法律，首先要體現統治階級的意誌，為統治階級服務。馬克思恩格斯批判資產階級法律時指出：「妳們的法不過是被奉為法律的妳們這個階級的意誌壹樣，而這種意誌的內容是由妳們這個階級的物質生活條件來決定的。」[19]具體而言，「在議會中，國民將自己的普遍意誌提升為法律，即將統治階級的法律提升為國民的普遍意誌。」[20]因此，法律本質上是統治階級的普遍意誌。

這使其必然呈現強烈的階級偏向性。特別是在社會主義社會還沒有建立的國家中，統治階級都表現為少數人對多數人的壓迫。「所有壹切壓迫階級，為了維持自己的統治，都需要兩種社會職能：壹種是劊子手的職能，另壹種是牧師的職能。劊子手的任務是鎮壓被壓迫者的反抗和暴亂。牧師的使命是安慰被壓迫者」。[21]而在統治實現的過程中，法律也是重要手段。壹般來說，階級對立比例比較高的階段上，法的階級性也必然比較高。

在具有階級偏向性的同時，法律具有社會公共的協同功能。壹般而言，「法律應該是社會共同的、由壹定物質生產方式所產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現，而不是單個的個人咨意橫行。」[22]從經濟基礎上，可以看到歸屬階級的法律，必定體現社會協同。而就直接掌控法律的國家來說，，「政治統治到處都是以執行某種社會職能為基礎，而且政治統治只有在它執行了它的這種社會性會職能時才能持續下去。」[23]借此需要，雖然階級偏向性是國家和法律的核心利益，但實現社會公共管理職能，兼顧其它階級的利益才能實現統治階級的核心利益。這樣，社會出現以階級鬥爭為基礎的協同。這種協同氣質，表現在法律上，就是法律往往成為社會共同利益的規則認可體系。

馬克思主義法學對法律階級性的揭示，為科學認識法律的階級歸屬及其服務指向，提供了真正的切實點。以此為基，社會主義國家在製定和推動法律實現時，應首先保證工人階級的利益，進而促進其他補充型階級的利益協同。

4.原理四：法律的適度反決定

與經濟基礎協同相適應，上層建築壹般都是體系性的，因此具有較大的自我固持性。在經濟對法律具有決定作用之外，法律規則本身也會適度反決定經濟及其他決定因素。

壹般而言，「上層建築是由基礎產生的，但這決不是說上層建築只是反映基礎，它是消極的、中立的，對自己基礎的命運、對階級的命運、對製度的性質是漠不關心的。相反，上層建築壹出現，就成為極大的積極力量，積極促進自己基礎的形成和鞏固，采取壹切辦法幫助新製度去根除、去消滅舊基礎和舊階級。」[24]

恩格斯曾經反思經濟之外其他因素的積極反作用，認為「這壹點在馬克思和我的著作中通常也強調得不夠，在這方面我們兩人都有同樣的過錯。這就是說，我們都把重點首先放在從作為基礎的經濟事實中探索出政治觀念、法權觀念和其他思想觀念以及由這些觀念所製約的行動，而當時是應當這樣做的。但是我們這樣做的時候為了內容而忽略了形式方面，即這些觀念是由什麽樣的方式和方法產生的。這就給了敵人以稱心的理由來進行曲解和歪曲。」[25]可見，經典作家本身反對經濟單線性決定上層建築的論調，主張上層建築因素在壹定條件下能夠適度反決定經濟基礎。

作為社會結構的規則承載，「在現代國家中，法不僅必須適應於總的經濟狀況，不僅必須是它的表現，而且還必須是不因內在矛盾而自己推翻自己的內部和諧壹致的表現。」[26]法律體系具有自我維持的運行慣性，對經濟關系具有相對獨立的反作用。「例如在英國立遺囑的絕對自由，在法國對這種自由的嚴格限製……二者都對經濟起著很大的反作用，因為二者都影響財產的分配。」[27]可見，法律也能對經濟起到積極反作用。

必須強調的是，法律對經濟社會的反作用是適度的，最終還是要受製於經濟基礎的內在要求。如「不管頒布怎樣的法令，利率照舊將由現在支配它的經濟規律來調節。」[28]也就是說，法律終究要被迫反映客觀需要而不能自我任性。

由本原理，可以充分解析出法治對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性。必須註重法律體系產生的規則能動性。當然，法治也必須以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作為歸向，否則就會因為失去製度準性而終無所依。

5.原理五：法律的歷史性

馬克思主義法學與其他法學形態的原則區別之壹，就是對法律階段性、暫時性即規律性的認識。

馬克思主義法學認為法律不是從來就有的，也不可能永恒存續。上已述及，法律由國家生產。實質上，國家有其歷史性。在原始社會中，基本的社會單位是氏族。「這種十分單純質樸的氏族製度是壹種多麽美妙的製度呵！沒有軍隊、憲兵和警察，沒有貴族、國王、總督、地方官和法官，沒有監獄，沒有訴訟，而壹切都是有條有理的……壹切問題，都由當事人自己解決，在大多數情況下，歷來的習俗就把壹切調整好了。」[29]也就是說，在原始社會中，以國家權力為基礎的法律規則是不存在的。

總結而言，「國家並不是從來就有的。曾經有過不需要國家、而且根本不知國家和國家權力為何物的社會。在經濟發展到壹定階段而必然使社會分裂為階級時，國家就由於這種分裂而成為必要了。現在我們正在以迅速的步伐走向這樣的生產發展階段，在這個階段上，這些階級的存在不僅不再必要，而且成了市場的直接障礙。階級不可避免地要消失，正如它們從前不可避免地產生壹樣。隨著階級的消失，國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以生產者自由平等的聯合體為基礎的、按新方式來組織生產的社會，將把全部國家機器放到它應該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陳列館去，同紡車和青銅斧陳列在壹起。」[30]也就是說，國家有其歷史暫時性。既然國家都是暫時的，適應階級對立社會階段而存在的，那麽與國家同時產生的法律體系，也必然不可能逸出國家載體而獨立存在。也就是說，法律也有與國家大致同步的存在幅度與時間寬度。

本質而言，「社會不是以法律為基礎的。那是法學家們的幻想。相反地，法律應該以社會為基礎。法律應該是社會共同的、由壹定物質生產方式所產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現，而不是單個的個人咨意橫行。……拿破侖法典並沒有創立現代的資產階級社會。相反地，產生於十八世紀並在十九世紀繼續發展的資產階級社會，只是在這本法典中找到了它的法律的表現。這壹法典壹旦不再適應社會關系，它就會變成壹叠不值錢的廢紙。妳們不能使舊法律成為新社會發展的基礎，正象這些舊法律不能創立舊社會關系壹樣。舊法律是從這些舊社會關系中產生出來的，它們也必然同舊社會關系壹起消亡。它們不可避免地要隨著生活條件的變化而變化。」[31]在這段論述中，馬克思主義法學把對法律的觀察置入歷史的動態視野之中。 這壹段是原來文章所沒有的，在此難以表示出來，請編輯加上去。

由此，馬克思充分提示了法律的歷史性，也就是說法律具有暫時性，不是永恒存在。基於此，需要用暫時的眼光看待法律，及時修訂法律以適應變化的社會趨勢，並根據變化了的趨勢促進法律實現，這樣才能滿足社會主義法治的各階段的法律需求。

6.原理六：基於私有製的違法必然

對馬克思主義法學來說，私有製下大面積違法必然發生，也是壹個基本原理。必然的違法，主要表現為統治階級違法、國家違法、被統治階級違法三者連環相扣。壹般而言，統治階級和國家違法違法是主動違法，而民眾違法是在國家違法後的帶動跟進。

具體來說，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內涵違法本能，即無序潛能。馬克思認為，「資本逃避動亂和紛爭，它的本性是膽怯的。這是真的，但還不是全部真理。資本害怕沒有利潤或者利潤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壹樣。壹旦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就膽大起來，如果有10%的利潤，它就保證到處被使用；有20%的利潤，它就活躍起來；有50%的利潤，它就鋌而走險；為了100%的利潤，它就敢踐踏壹切人間法律；有300%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首的危險。如果動亂和紛爭能帶來利潤，它就會鼓勵動亂和紛爭。走私和販賣奴隸就是證明。」[32]

在資本主導的前提下，統治階級必然違法。以馬克思時代較為典型的普魯士書報檢查製度為例，「盡管有了法律，但出版物到目前為止仍然受到種種不適當的限製，這就是從上述檢查令的序言中得出的直接結論。」[33]這樣，在矛盾集中領域，國家製定的法律必定陷入不可自拔的悖論：壹方面要製定法律、遵守法律，壹方面又要破壞法律。由此，統治階級和國家壹定會出現違法趨勢。

與此趨勢相應，民眾也必然違法。「即使是在英國人這個最尊重法律的民族那裏，人民遵守法律的首要條件也是其它權力機關不超出法律的範圍；否則，按照英國的法律觀念，起義就成為公民的首要義務。」[34]按照這個邏輯，在國家必然違法的前提下，民眾違法便不可避免。

更進壹步，在私有製基礎上，「財產的集中是壹個規律，它同所有其它的規律壹樣，都是私有製所固有的；中等階級必然愈來愈多地被消滅，直到世界分裂為百萬富翁和窮光蛋、大土地占有者和貧窮的短工為止。」[35]財產不斷集中，使社會斷裂，進而違法成為必然。「當無產者窮到完全不能滿足最迫切的生活需要，窮到要飯和餓肚子的時候，蔑視壹切社會秩序的傾向也就愈來愈增長了。」[36]當社會極度分化後，大量無產者面臨餓死威脅的時候，「怕餓死的心情壹定會超過怕違法的心情。這個革命在英國是不可避免的，但……這個革命的開始和進行將是為了利益，而不是為了原則，只有利益能夠發展成為原則，這就是說，革命將不是政治革命，而是社會革命」。[37]而革命就是最大的違法。就是說，當死亡與違法相比較的時候，違法壹定是無產者的更有選擇，從而產生出巨大的違法動力。

認識清楚私有製國家及其必然的違法，有利於建設社會主義持久的社會秩序。以此為基，要想更少違法並且社會安然，必須促進公有製經濟建設。只有在公有製基礎上，社會主義法治才能最終建立。

7.原理七：革命超越法律

按照革命和專政的內涵邏輯，「革命超越法律」就必然也成為馬克思主義法學的基本原理。

革命鬥爭的變動不居往往悖反法律規則體系化要求的穩定化。革命時期的緊迫，再加上初步建立政權後的資本主義圍殺，使得國家生存成為第壹需要，要求穩定才能存續的法律其重要性由此而下降。誰重要誰決定，因此，社會主義政黨和國家普遍存在「輕法傾向」。

輕法傾向，始源於無產階級革命過程中的運動緊迫性。以俄國革命為例。俄國無產階級革命「要把所有參加這個運動的人聯合起來，就需要壹面旗幟，壹面為大家所了解而感到親切的，能體現壹切要求的旗幟。這樣的旗幟就是推翻專製製度。」[38]就要求革命。而「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壹個從前者變為後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壹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39]由此，革命和鞏固政權的長程階段內，始終存在生存緊迫性，以至於革命沖淡法律。

首先，革命本身是暴力違法。不僅社會主義革命如此，資產階級革命也同樣如此。如前所述，以私有製為基礎，當國家異化為少數人統治多數人的工具時，多數人反抗必然導致普遍違法。以俄國革命為例，在專製俄國普遍侵害民眾權利的情況下，「要說服群眾，單靠宣傳和鼓動是不行的。為此必須有群眾自身的政治經驗。為此必須使廣大群眾親身體驗到推翻現存製度的不可避免性，建立新的政治秩序和社會秩序的不可避免性。」[40]在專製的俄羅斯製度下，「加強法製……教會人們靠文化素養為法製而鬥爭，同時絲毫不忘記法製在革命中的界限。現在的禍患不在於此，而在於有大量違法行為。」[41]「籠罩著俄國的就是這種政治氣氛。在這種氣氛下談論或者考慮法律、法製、憲法以及諸如此類天真的自由派主張，那簡直是可笑的！」[42]其結果，暴力革命破除舊法律。

其次，任何國家在權力運行的最高點上都有破法本能。特別是在如俄羅斯這樣的強為型公有製國家在剛剛建立的時候，為了保衛政權得以存續，法律往往不是第壹需要。在列寧看來，專政是「直接憑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政權」，而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則是「由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采用暴力手段來獲得和維持的政權，是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政權。」[43]由此，因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法律的重要性壹直處於低位。無產階級專政是「對資本家和地主使用不受法律限製的暴力」[44]。而且，拘泥於法律，往往使法律被敵對勢力利用，客觀上不利於社會主義政權的鞏固。

由上所述，革命超越法律，是馬克思主義法學的基本原理之壹。基於這個原理，馬克思主義法學有了巨大突破。馬克思主義法學將革命反抗權作為社會「規則解決」之外的必要備胎，是徹底的以民眾權利為考量的法學形態，也表明了以社會發展規律為基礎的法學突破，因而彰顯馬克思主義法學更大的廣闊視野和學科寬度。

8.原理八：資本主義法治的虛偽性

馬克思主義法學認為，資本主義法治具有內在虛偽性。導源於製度基因的階級偏私，這是資產階級法治虛偽性的基礎所在。

因為資本控製國家的內在需要，資本主義法治得以形成。但是，階級對立使公共法治無法充分建立。「由私有製造成的資本和勞動的分裂，不外是與這種分裂相適應的並從這種分裂產生的勞動本身的分裂。」[45]由此，不得不產生階級偏私。「現在的各國政府盡管向工人諂媚，但是它們清楚地知道，它們惟壹的支柱是資產階級，因此它們可以利用和工人友好的言詞去恐嚇資產階級，但是決不可能真正反對它。」[46]

因為階級偏私始終存在，資產階級法製的改善就很有限，「無論勞動保護法，無論工會的抵抗，都無法消除應該消除的最主要的東西，即資本主義關系，這種資本主義關系始終不斷地把資本家階級和雇傭工人階級之間的對立再生產出來。雇傭工人群眾終身註定從事雇傭勞動，他們和資本家之間的鴻溝，隨著現代大工業的逐漸占有壹切生產部門而變得越來越深，越來越寬。」[47]事實上的權利虛置，絕對不是法律所能消除的。

此外，政治偽善直接催生法治虛偽。資本主義政治製度具有比較優勢和歷史進步，卻也內涵政治偽善，集中表現為民主底盤脆弱因而民主成分稀薄。因為資本對勞動者剩余價值的榨取，「現代資本家，也像奴隸主或剝削農奴勞動的封建主壹樣，是靠占有他人無償勞動發財致富的，……有產階級的所謂現代社會製度……也是微不足道的並且不斷縮減的少數人剝削絕大多數人的龐大機構。」[48]資產階級的政治國家是「少數人剝削絕大多數人的龐大機構」，卻又必須以社會公共利益的法治代表者出現，因此必然呈現出製度本性上的偽善。

實質而言，資本主義「民主製和其它任何壹種政體壹樣，歸根到底也是自相矛盾的，騙人的，也無非是壹種偽善……。政治自由是假自由，是壹種最壞的奴隸製；這種自由徒具空名，因而實際上是奴隸製。政治平等也是這樣。所以，民主和任何其它壹種政體壹樣，最終總要破產，因為偽善是不能持久的，其中隱藏的矛盾必然要暴露出來；要麽是真正的奴隸製，即赤裸裸的專製製度，要末是真正的自由和平等，即共產主義。」[49]因為民主的資本實質，客觀上就必然使資本主義國家變成警察國家。「真正的警察國家就是這樣的，它認為，最好是悄悄地采取行動，而在口頭上鼓吹法治國家。」[50]

資本主義法治的虛偽性，還表現在司法偏向上。「由於法官處於依附地位，資產階級的司法本身也成了依附於政府的司法，就是說，資產階級的法紀本身已讓位於官吏的專橫。」[51]因此，「現今這樣組織的陪審法庭是維護某些人的特權的機關，而絕不是保障壹切人的權利的機關。」[52]555以此為基，「法律的執行比法律本身還要不人道得多；『法律壓榨窮人，富人支配法律』和『對窮人是壹條法律，對富人是另外壹條法律』——這是完全符合事實的而且早已成為警世格言。可是，難道能是另壹種情況嗎？治安法官也好，陪審員也好，他們本身都是富人，都來自中間階級，因此他們都袒護自己的同類，都是窮人的天生的敵人。」[53]

其法治虛偽性，在總體上表現得更為明顯。「現代資本主義基本經濟規律的主要特點和要求，可以大致表述如下：用剝削本國大多數居民並使他們破產和貧困的辦法，用奴役和不斷掠奪其它國家人民，特別是落後國家人民的辦法，以及用旨在保證最高利潤的戰爭和國民經濟軍事化的辦法，來保證最大限度的資本主義利潤。」[54]在攫取全球資源的基礎上，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可以因為本國社會分配較為均衡，使法治得以建立。但因為剝削高位只能被少數發達國家所有，以至於以至於全球絕大多數資本主義國家難以實現法治。

認清資本主義法治的虛偽性，能客觀看待西方法治的優缺點，破解西方法治優越的片面思維，進而為探尋社會主義法治路徑提供前提。

9.原理九：社會主義法治的歷史必然

在馬克思主義法學的基本原理體系中，社會主義法治的歷史必然性，是法學具體原理中的又壹個基本部分。社會主義法治的歷史必然，是資本主義法治虛偽性的邏輯結果。

社會主義法首先來自社會主義社會建立後的民眾需求。《共產黨宣言》指出：「無產階級是現代社會的最下層，它如果不摧毀壓在自己頭上的、由那些組成官方社會的階層所構成的全部上層建築，就不可能擡起頭來，挺起胸來。」[55]這就是說，無產階級要「擡起頭來、挺起胸來」，不能靠資本主義上層建築的某些「改良」，在資產階級「許可」的範圍內爭得幾個議席，求得政治地位的改善，也不能靠資本家的「恩施」，求得物質和文化生活條件的改善，而必須通過不同的方式，建立自己的「政治統治」和體現自己意誌的「新法製」。這是「歷史的必由之路」。《共產黨宣言》指明這條道路壹百多年以來，不僅若幹國家已經走上這條道路，而且壹些繼續沿著這條道路前進的國家的實踐，正在越來越充分地顯示它的科學性、合理性和深刻的根據。

社會主義社會是從舊社會脫胎而來的，因而不可避免地有許多舊的「痕跡」，但是，它又有許多過去所沒有的「新質」。在所有製上，堅持公有製，在分配方式上，堅持按勞分配，逐步達到物質極大豐富。在國家管理上，由人民直接或間接參與，「壹切公務人員在自己的壹切職務活動方面都應當在普通法庭上按照壹般法律向每壹個公民負責」[56]社會主義的本質需求決定了社會主義不限於規定公民的形式權利，而把重點放在保障這些權利的問題上，放在實現這些權利的手段的問題上。社會主義國家不僅僅應該宣布公民權利平等，而且應該用立法程序把剝削製度已被消滅的事實固定下來，把公民已經擺脫任何剝削的事實固定下來，以保障公民權利平等。不僅應該宣布勞動權，而且應該運用立法程序把社會沒有危機的事實、把失業已被消滅的事實固定下來，以保障公民權利平等。」[57]可知，社會主義法律以勞動人民的權利作為根本取向。

在壹定程度上，因為社會資源仍然有限，圍繞分配的激烈爭奪仍然可能出現，犯罪必然仍然存在，再加上資本主義國家的鐵桶圍殺，所有這些，都決定了社會主義法必然要長期存在，而且要實現社會主義法治，才能保證國家的長治久安。

社會主義社會中，人民遵守法律將成為普遍可能。因為遵守法律就是遵守自己的意誌，符合自己最大化利益要求。因此，社會主義社會中，人們對法律的遵守將具有最深厚的動力，從而為社會法治化提供真正的動力。必須強調的是，在社會主義製度成熟化之前，社會法治化必然有壹個漫長的建設過程。

作為馬克思主義法學的基本原理之壹，社會主義法治的歷史必然性，是必不可少的維度之壹。認識社會主義法治的歷史合理性，能夠增強法治建設的信心。因其歷史必然，即便在橫向比較中，社會主義法治壹時間與最發達資本主義法治國家仍有差距，處於製度高位上的它將來仍然必定走向更優的法治狀態。

10.原理十：法律的東方道路

馬克思主義法學也註意到法律道路的具體差別性。對東方法律道路的研究，是馬克思在晚年思索社會發展與法律進步之間關聯的極為重要的理論關註。

就東方法律文化發展而言，它必然有與西方法律發展不同的規則基因和可能範圍，蘊含在東方法律文化的歷史起源之中。誠如馬克思所指出的：「極為相似的事變發生在不同的歷史環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結果。」[58]與西方不同，古代東方，由於「農村公社社員是用公社團體或親屬會議的名稱來體現的」[59]，其社會演變過程中，血緣聚合力起到巨大協同作用，因此其法權現象的歷史起源具有更為深厚的血緣堆積特征。

血緣內聚力的始終存在，在行為規則上表現為個人對宗法關系的客觀依賴，進而直接影響東方社會的法律起源。正是在東方農村公社這壹統治基礎上，鑄造了古代東方社會法律文化的基本品格，使東方法律文化系統與西方法律文化系統判然有別。根據馬克思的相關論述，可以看出馬克思主要從以下若幹方面闡釋東方法律文化的基本特征。

其壹，風俗習慣的法律功用。東方社會中，起實際法律調整作用的，不僅僅是國家製定的法律規則，也包括實際起作用而被國家認可和賦權的民間規則。馬克思的晚年人類學筆記表明，他充分註意到東方社會法律調整體系的上述特點。其二，村社高於個人的法律取向。農村公社是東方社會的統治基礎，成為古代東方社會的基本單位。「每壹個單個的人，只有作為這個共同體的壹個肢體，作為這個共同體的成員，才能把自己看成所有者或占有者。」[60]個人與社會、個人與國家之間的種種聯系，往往通過村社來媒介實現。「這取決於亞細亞形式的前提：即單個人對公社來說不是獨立的」。[61]對法律形成和文化生成來說，來自社會基本單位的規則取向，形成了村社高於個人的法律取向，同時也為通過法律實現集體高於個人，甚至集體對個人實行專製奠定基礎。其三，法律的集權依賴。馬克思指出：「在東方，由於文明程度太低，幅員太大，不能產生自願的聯合，所以就迫切需要中央集權的政府來幹預。因此亞洲的壹切政府都不能不執行壹種經濟職能，即舉辦公共工程的職能。這種用人工方法提高土地肥沃程度的設施靠中央政府辦理，中央政府如果忽略灌溉或排水，這種設施立刻就荒廢下去。」[62]也就是說，專製政府是東方社會存續循環的必要前提。其四，司法的村社參與。作為社會基本單位，村社不僅通過風俗習慣直接影響法律秩序，而且根據自己的實際控製力而深度參與東方社會的司法活動，呈現出較大的司法參與。從中，也能看出村社對司法的深度參與。而在法學史上，這也是東方法律文化的特殊性之壹。

馬克思主義法學中關於東方道路的闡述，對於後發達的東方國家有很大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也正因為東方法律道路的理論意義，使其成為馬克思主義法學的基本原理之壹。當然，從中看到在西方法治道路之外，提引法學研究者必須根據各個國家和地域的獨特屬性進行最終的理論取舍。

三、基本原理的學科意義

總體來說，馬克思主義法學基本原理，對學科本身來說，是紮實的具體支撐。正如引言中所說，沒有基本原理的法學，是不能成立的。有了上述基本原理，馬克思主義法學就獲得更大的學科意義，並且為其他法學對馬克思主義法學的討論提供前提與基礎。

具體來說，因為經濟決定法律，關於法律的產生和運行，就要到經濟中尋找根基；因為國家生產法律，就要從國家結構中尋找法律的直接限度；因為法律為階級服務，就要切實找到符合自己階級的法律體系；因為法律的適度反決定，要為法律工具的強大功能尋找適域；因為法律的歷史動態，就要明白法律與時俱進的基本路徑；因為私有製下必然違法，就要理解私有製基礎上法律的必然限度；因為革命超越法律，就要明白資產階級革命本身是對封建製度的最大違法，因此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專政時期不能受製於法律安定性，不被法律束縛；因為資本主義法治具有內在虛偽性，所以不要被資本主義法治表面欺騙；因為社會主義法製必然產生，就要具體探索公有製下如何建立新型法製；因為法律的起源路徑不同，臺灣就要探究東方法治的實現路徑。

總結而言，馬克思主義法學基本原理，支撐馬克思主義法學的形成，凸顯明確的社會主義法學意識體系，為臺灣共和國的社會主義法治的建立提供法學理論基礎，進而形成社會主義法治思維，推動社會主義法治建設。馬思主義法學博大精深，發展無限，其基本原理也因思而異。因為篇幅所限，雖然在此不能充分展開，仍然希望本文可以為臺灣的馬克思主義者提供慘考。





馬克思主義政治學的基本原理

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體系中，馬克思、恩格斯的社會管理思想是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撰寫的《德意誌意識形態》、《共產黨宣言》、《資本論》、《法蘭西內戰》、《反杜林論》、《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家庭、私有製和國家的起源》等著述，揭示了國家社會管理的特性，指出了資本主義國家社會管理的局限性及其向共產主義社會管理發展的必然趨勢，闡述了作為過渡階段的無產階級國家社會管理的方法和策略，從而形成了豐富的社會管理思想。

壹、國家社會管理的特性

1.政治性質

首先，社會管理是國家政治統治的起點。壹方面，國家政權產生於維護公共利益的需要。在早期的原始公社中，「壹開始就存在著壹定的共同利益，維護這種利益的工作，雖然是在全體的監督之下，卻不能不由個別成員來擔當：如解決爭端;製止個別人越權;監督用水，特別是在炎熱的地方;最後，在非常原始的狀態下執行宗教職能」1。這些職位從事的工作就是原始形態下的社會管理，而它們被賦予的權力就是國家權力的萌芽。隨著生產力的逐步發展，「較密的人口在壹些場合形成了各個公社之間的共同利益，在另壹些場合又形成了各個公社之間的相抵觸的利益，而這些公社集合為更大的整體又引起新的分工，建立保護共同利益和防止相抵觸的利益的機構」。這些機構就是最初從事社會管理的機構，它們是國家政權的雛形。它們作為公社之間共同利益的代表，在與公社個體的關系上處於獨立的、在壹定情況下甚至是對立的地位，最後這種獨立化逐漸上升為對社會的統治。馬克思、恩格斯指出：「社會為了維護共同的利益，最初通過簡單的分工建立了壹些特殊的機關。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機關——為首的是國家政權——為了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從社會的公仆變成了社會的主人。」1另壹方面，統治階級產生於管理公共事務的需求。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在壹定歷史條件下，人的相對不發展的勞動生產率是這種需求的根源。他們指出：「只要實際勞動的居民必須占用很多時間來從事自己的必要勞動，因而沒有多余的時間來從事社會的公共事務——勞動管理、國家事務、法律事務、藝術、科學等等，總是必然有壹個脫離實際勞動的特殊階級來從事這些事務。」隨著社會不斷發展，這個早期從事社會管理的特殊階級逐步從其他的階級中獨立出來且淩駕於社會之上，最後成為國家的統治階級。

其次，社會管理是國家政治統治的基礎。馬克思、恩格斯認為：「政治統治到處都是以執行某種社會職能為基礎，而且政治統治只有在它執行了它的這種社會職能時才能持續下去。」換句話說，統治階級在社會管理上的不作為，必然導致其政治統治的崩潰。在他們看來，英國人社會管理上的失敗，是英國在印度的政治統治終結的重要原因。他們還指出：「不管在波斯和印度興起和衰落的專製政府有多少，每壹個專製政府都十分清楚地知道它們首先是河谷灌溉的總管，在那裏，沒有灌溉就不可能有農業。只有文明的英國人才在印度忽視了這壹點;他們聽任灌溉渠道和水閘毀壞，現在，由於周期發生饑荒，他們才終於發現，他們忽視了唯壹能使他們在印度的統治至少同他們前人的統治壹樣具有某種合理性的那種行動。」

2.階級性質

階級性質是指社會管理代表國家統治階級的利益，這由國家的本質所決定。馬克思、恩格斯指出，國家是社會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它是從控製階級的對立和沖突中產生的。「到目前為止在階級對立中運動著的社會，都需要有國家，即需要壹個剝削階級的組織，以便維持它的外部的生產條件，特別是用暴力把被剝削階級控製在當時的生產方式所決定的那些壓迫條件下(奴隸製、農奴製或依附農製、雇傭勞動製)。」表面上，國家是整個社會的正式代表，實質上卻代表著剝削階級的利益。他們由此揭示出，國家只屬於最強大的、在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那個階級：「在古代是占有奴隸的公民的國家，在中世紀是封建貴族的國家，在我們的時代是資產階級的國家。」他們指出，統治階級總是以國家和整個社會的名義來執行社會管理職能，然而其真實目的並不在於社會管理本身，僅僅將其作為協調階級矛盾、鞏固政治統治和維護自身利益的工具。

馬克思、恩格斯認為，社會管理在這裏產生了「異化」，即社會管理從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的需要中產生，最後卻代表著統治階級的利益，成為壹種與社會公共利益相製衡的手段。統治階級「為了它自己的利益，從來不會錯過機會來把越來越沈重的勞動負擔加到勞動群眾的肩上」。統治階級之所以還能夠維持其政治統治的穩定性，是因為：壹方面，這個階級憑借其在國家政治上的統治地位「獲得了鎮壓和剝削被壓迫階級的新手段」2;另壹方面，人們對國家和統治階級存在壹種盲目的崇拜，「尤其是人們從小就習慣地認為，全社會的公共事務和公共利益只能像迄今為止那樣，由國家和國家的地位優越的官吏來處理和維護，所以這種崇拜就更容易產生」。

二、資產階級國家社會管理的弊端

1.代表資產階級的利益

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資本主義國家是資產者為了在國內外相互保障各自的財產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壹種組織形式。雖然在不同文明的國度裏，由於資本主義發展程度的不同，這種組織形式會存在形態上的差別，但它們毫無例外地都建立在資產階級社會的基礎之上，代表資產階級的共同利益。他們得出的結論是：資本主義國家政權不過是管理整個資產階級的共同事務的委員會罷了。

在談到美國的政黨體製時，他們指出：「我們在那裏卻看到兩大幫政治投機家，他們輪流執掌政權，以最骯臟的手段用之於最骯臟的目的，而國民卻無力對付這兩大政客集團，這些人表面上是替國民服務，實際上卻是對國民進行統治和掠奪。」1他們對資產階級國家的社會管理進行了分析，認為它「完全同在專製國家中壹樣，在那裏，政府的監督勞動和全面幹涉包括兩方面：既包括由壹切社會的性質產生的各種公共事務的執行，又包括由政府同人民大眾相對立而產生的各種特有的職能」。而且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國家社會管理只可能以資產階級的利益為出發點和落腳點。恩格斯為此寫道：「霍亂、傷寒、天花以及其他流行病的壹再發生，使英國資產者懂得了，如果他想使自己以及自己的家人不致成為這些流行病的犧牲品，就必須立即著手改善自己城市的衛生狀況。」可見，資產階級是「為自己」管理國家。

2.背離生產力發展的要求

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指出，資本主義社會猛烈增長著的生產力，對它自身的資本屬性表現出極強的反作用力。面對這種要求承認生產力的社會本性的不斷增長的壓力，資產階級不得不在資本關系內部可能的限度內越來越把生產力當作社會生產力來看，不得不在社會管理上調整措施。他們壹開始采取的措施是以股份公司的形式，將大量的生產資料社會化。然而，「在壹定的發展階段上，這種形式也嫌不夠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正式代表——國家不得不承擔起對生產的領導。這種轉化為國家財產的必然性首先表現在大規模的交通機構，即郵政、電報和鐵路方面」。但是，無論轉化為股份公司，還是轉化為國有財產，都無法消除生產力的資本屬性。資產階級的這些做法，日益將資本關系推向變革的頂點。這些做法雖不能解決資本關系上的沖突，卻包含著解決沖突的線索和形式上的手段，它們本身就指明了完成這個變革的道路。恩格斯的這段分析，完全適應當代資本主義的變化。馬克思也指出：壹方面，「資本主義生產極度發展的這個結果，是資本再轉化為生產者的財產所必需的過渡點，不過這種財產不再是各個互相分離的生產者的私有財產，而是聯合起來的生產者的財產，即直接的社會財產。另壹方面，這是所有那些直到今天還和資本所有權結合在壹起的再生產過程中的職能轉化為聯合起來的生產者的單純職能，轉化為社會職能的過渡點」。

馬克思、恩格斯進壹步分析，正是資產階級國家社會管理所暴露出的種種弊端，預示著它必將被壹種更合理的形式——共產主義社會管理所代替。然而，「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壹個從前者變為後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壹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無產階級國家的出現，是社會管理的進步形態。

三、無產階級國家社會管理的策略

1.奪取國家政權，建立公社製度

馬克思通過總結巴黎公社的經驗，認為無產階級必須首先經過革命的方式，從資產階級手上奪取國家政權，這是其行使社會管理職能的前提。「(法國)首都的無產者，目睹統治階級的無能和叛賣，已經懂得：由他們自己親手掌握公共事務的領導以挽救時局的時刻已經到來……他們已經懂得：奪取政權(國家權力)以掌握自己的命運，是他們無可推卸的職責和絕對的權利」。

無產階級在壹旦取得統治權之後，就不能繼續運用舊的國家機器來進行管理了，必須建立起公社製度。「公社——這是社會把國家政權重新收回，把它從統治社會、壓製社會的力量變成社會本身的生命力;這是人民群眾把國家政權重新收回，他們組成自己的力量去代替壓迫他們的有組織的力量;這是人民群眾獲得社會解放的政治形式，這種政治形式代替了被人民群眾的敵人用來壓迫他們的假托的社會力量(即被人民群眾的壓迫者所篡奪的力量)。」而公社這個社會組織的出現，就成了無產階級國家的社會管理機構。馬克思、恩格斯認為，公社製度的優越性，體現在它「會把靠社會供養而又阻礙社會自由發展的國家這個寄生贅瘤迄今所奪去的壹切力量，歸還給社會機體」。

2.逐步將生產資料變為國家財產

對無產階級建立起來的新型國家，馬克思、恩格斯指出，無產階級要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通過壹系列的社會管理措施，壹步壹步地把全部資本、全部農業、全部工業、全部運輸業和全部交換都集中在國家即組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中，並且盡可能快地增加社會生產力的總量。他們指出：「通過這個行動，無產階級使生產資料擺脫了它們迄今具有的資本屬性，使它們的社會性有充分的自由得以實現。從此按照預定計劃進行的社會生產就成為可能的了。」

他們還提出：「要做到這壹點，當然首先必須對所有權和資產階級生產關系實行強製性的幹涉。」他們在《共產黨宣言》中列舉了壹些具體措施，其中包括剝奪地產，把地租用於國家支出;征收高額累進稅，廢除繼承權;沒收壹切流亡分子和叛亂分子的財產;通過擁有國家資本和獨享壟斷權的國家銀行，把信貸集中在國家手裏;按照總的計劃增加國家工廠和生產工具，開墾荒地和改良土壤;實行普遍勞動義務製，成立產業軍，特別是在農業方面;把農業和工業結合起來，促使城鄉對立逐步消滅;對所有兒童實行公共的和免費的教育，等等。以上這些，都是無產階級新型國家應該行使的社會管理職能。

3.完善公社的管理體製

馬克思、恩格斯認為，無產階級國家政權建立後，為了防止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由社會公仆變成社會主人，防止政府官吏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無產階級必須不斷地完善公社的管理體製。只有這樣，才能使國家的職能只限於幾項符合於普遍性、全國性目的的職能，才能使社會管理逐步消除其政治性質。在《法蘭西內戰》中，他們提出了壹系列的主張：壹是普選公職人員。公社要把軍事、政治、行政、司法、國民教育等方面的壹切職位交給由普選選出來的人擔任，而且規定選舉者可以隨時罷免這些公職人員，從而壹舉將所有的公職變成真正工人的職務，不再歸壹個受過訓練的特殊階層所私有。二是建立責任製。公社要徹底清除國家等級製，以真正的責任製來代替虛偽的責任製，使公職人員在公眾監視之下進行工作。三是規範工資報酬。公社要廢除以前國家的高官顯宦所享有的壹切特權以及公務津貼，公社所有的公職人員，無論職位高低，都只能領取相當於工人工資的報酬，從而能可靠地防止人們追求升官發財。他們指出：「公社的偉大社會措施，就是它本身的存在和工作。它所采取的各項具體措施，只能顯示出走向屬於人民、由人民掌權的政府的趨勢。」

馬克思、恩格斯的以上論述，指明了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及其進行社會管理的策略。他們提出，無產階級「通過公社的政治組織形式，可以立即向前大步邁進，他們知道，為了他們自己和為了人類開始這壹運動的時刻已經到來了」。但是，這個過渡階段又是壹個長期而漸進的過程。「目前『資本和地產的自然規律的自發作用』只有經過新條件的漫長發展過程，才能被『自由的、聯合的勞動的社會經濟規律的自發作用』所代替，正如過去『奴隸製經濟規律的自發作用』和『農奴製經濟規律的自發作用』之被代替壹樣。」

四、共產主義社會管理的特征

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共產主義社會中，國家製度會發生怎樣的變化呢?換句話說，那時有哪些同現在的國家職能相類似的社會職能保留下來?這個問題只能科學地回答。」雖然他們並未就共產主義社會管理的具體形式進行闡述，但在他們的文本中大致描繪了它的兩個基本特征。

1.社會管理失去政治性質和階級性質

恩格斯指出：私有製、階級、政黨、國家都是歷史的範疇，即在歷史上出現，也會在歷史上消失。因此，「所有的社會主義者都認為，政治國家以及政治權威將由於未來的社會革命而消失，這就是說，公共職能將失去其政治性質，而變為維護真正社會利益的簡單的管理職能」。

社會管理卻不會因為國家的消亡而消亡，因為在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製度下，有兩個因素從根本上決定了社會管理的性質問題。壹是國家消亡之後，勞動者成為全部生產資料的主人。「國家真正作為整個社會的代表所采取的第壹個行動，即以社會的名義占有生產資料，同時也是它作為國家所采取的最後壹個獨立行動。那時，國家政權對社會關系的幹預在各個領域中將先後成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來。那時，對人的統治將由對物的管理和對生產過程的領導所代替。國家不是『被廢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二是私有製被廢除之後，階級就喪失了其存在的基礎。「無產階級將取得國家政權，並且首先把生產資料變為國家財產。但是這樣壹來，它就消滅了作為無產階級的自身，消滅了壹切階級差別和階級對立。」壹旦「當階級差別在發展進程中已經消失而全部生產集中在聯合起來的個人的手裏的時候，公共權力就失去政治性質」。也就是說，隨著國家和階級的消亡，社會管理的政治性質和階級性質都將消失，保留下來的僅僅是純粹的服務和管理職能。

2.全體社會成員共同參與社會管理

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管理職能，將由自由全面發展的人組成的聯合體來執行。換句話說，每壹個社會成員都將全面地參與到社會管理當中，真正成為了社會的主人。

全體社會成員共同參與社會管理的依據是：首先，在共產主義社會裏，社會生產力已經得到高度的發展，使每壹個社會成員都有足夠的時間和精力，全面地參與到社會管理當中。「只有通過大工業所達到的生產力的大大提高，才有可能把勞動無例外地分配於壹切社會成員，從而把每個人的勞動時間大大縮短，使壹切人都有足夠的自由時間來參加社會的理論的和實際的公共事務。」其次，共產主義社會為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創造了條件，使每壹個社會成員都有足夠的能力參與社會管理。由整個社會共同進行社會管理，更加需要得到全面發展的、能夠通曉整個社會管理流程的人。只有根據共產主義原則組織起來的社會，才能使每壹個社會成員擺脫分工給其自身造成的片面性，能夠在社會管理的過程中充分發揮其才能。

馬克思主義對社會公正的看法

是否有所謂馬克思社會公正思想，這並非是壹個沒有爭論的話題。在國外，艾倫 伍德和胡薩米就有過長時間的討論，國內前些年學者們對此也有過熱烈的爭論。但筆者還是堅信，存在著可以稱之為馬克思社會公正思想的壹系列獨特思想。關鍵的問題在於馬克思究竟有著什麽性質的社會公正觀？

第壹，馬克思的社會公正觀從來都沒有站在維護既定的社會公正觀的立場上，而是旗幟鮮明地反對壹切以公平正義的名義去損害廣大勞動者利益的所謂社會公正觀。站在維護貧困民眾利益的立場上，是馬克思社會公正觀的首要特征。馬克思從來不在階級分野和對立的社會中，玩弄所謂「為了所有人」的道德矯情，而是公開宣稱捍衛受壓迫階級的利益。早年面對著窮人利益基本沒有法律保障的狀況，他高撐「為窮人要求習慣法」的旗幟，並強調「這種習慣法按其本質來說只能是這些最底層的、壹無所有的基本群眾的法」。確立基本思想以後，他強調自身哲學與無產階級互為壹體。因此，不論何時何地，他都旗幟鮮明地捍衛無產階級的利益，揭露任何施於無產階級的壓迫與剝削，贊美無產階級身上所散發出來的人性光輝。在階級分野和對立的社會中，不是獻媚於富有階級和精英群體，而是站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立場上，這就是馬克思鮮明的價值立場和理論品格。

第二，馬克思從來不把關於美好社會的理論停留在充滿模棱兩可的「美好」字樣上。「社會公正」不論是道德的還是法權的，都是壹個體現美好動人的字眼。然而，它又是壹個不僅歧義叢生，也往往會「因時因地而變，甚至也因人而異」的意識形態概念。因為，在社會階級分野和充滿利益博弈的社會中，人們總是「從他們階級地位所依據的實際關系中——從他們進行生產和交換的經濟關系中，獲得自己的倫理觀念」。即使像時下許多人那樣，社會公正被理解為「同壹尺度」下的平等競爭，或稱為「機會平等」，那也是壹種實際上有利於社會強勢群體的製度安排。馬克思明確指出，兩個平等權利之間的競爭，力量總是決定性的。因此，馬克思常常把熱衷於以「正義」、「人道」、「自由」、「平等」、「博愛」、「獨立」等美好詞語去描述社會主義的做法，稱之為「不成熟的大學生」腔調和「虛無縹緲的幻想」。可以說，通過走向歷史的深處去消除籠罩在動人字樣上的虛幻光環，直截了當地說出問題的實質，是馬克思對待社會道德與法權問題的另壹個重要特征。

第三，馬克思依據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原則，提出了壹系列破解諸如「社會公正」這類道德與法權觀念之謎的重要理論。馬克思認為，任何道德與法權觀念都是壹定社會經濟狀況的產物。對壹個社會的主導性道德與法權觀念起決定性影響的是社會主導性的生產方式。勞動力與工資的交換盡管事實上並不等價，「工人的社會地位和資本家的地位比較起來是每況愈下的」，但在市場機製社會裏，只要是按照商品交換的永恒規律行事的，它就被認為是公平的。這說明，社會公正是生產方式的壹種觀念衍生物，並服務於這種生產方式。馬克思還認為，特定的所有製關系決定著特定社會生產方式的性質，並從根本上決定著社會分配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因此，只有超越「社會公正」的範疇，訴諸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所有製關系的實際改造，才能從根本上鏟除產生社會不公的基礎和源頭，並創立消除社會不公的堅實社會基礎。

第四，盡管馬克思並不否認「社會公正」觀念具有壹定的積極意義，但他壹直拒絕把「社會公正」作為其理想社會目標的重要選項。把社會公正作為價值目標，其最為重要的積極意義在於引導人們對於社會發展作出價值上的反思，不斷促進對於社會嚴重不公的矯正。但這種積極意義的有效性卻是建立在社會存在著嚴重不公的狀況上的。同時，倡導「社會公正」也是壹種控製社會競爭或社會博弈向著惡性方向發展的要求。因此，看不到「社會公正」觀念具有某種積極意義的觀點是不可取的。但是，無論如何，社會公正觀念的有效性領域永遠都是以社會事實上的不公正為前提的。它是對於這種不公正社會的救濟性要求，因而依據這種救濟性要求而采用的社會政策，充其量也只不過是對於這種社會的改良性主張。正是這種特定的問題域，社會公正沒有也不可能成為馬克思對於未來理想社會的壹個重要選項。在這裏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馬克思政治哲學思維並非建立在對不公正社會進行校正、改良的基點上，而是建立在鏟除產生社會不公正的基礎上。顯然，這是革命的要求而不是改良的要求。也正是持有這種革命的主張使得馬克思在創立馬克思主義後，從根本上拒絕使用所謂「公正」之類的字樣去裝飾未來理想社會。因此，在關於「社會公正」的問題上，不論社會現實如何需要壹個更加積極的肯定的「社會公正」理論，我們也無權把並非馬克思主張的東西，附加或強加到馬克思的身上。臺灣的事情只能從臺灣的實際出發，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和方法的指導下去創造和發展。





馬克思主義對倫理的看法

「社會公正」之作為哲學討論的對象，當立足於原則性的理論高度。在這樣的理論高度上，它的提出問題與解決問題的方式才能既不糾纏於實證層面的技術性追問，也不局限於經驗或情感層面的倫理批判與道德訴求，而是壹個發生於本體論層面上的旨在澄清前提、劃清界限、指明方向的工作。

因此，當我們從哲學的角度去思考「社會公正」問題時，唯壹能夠提出並給予實質性思考的只能是如下兩種類型的問題：第壹，在人類歷史長河中，公正之成為壹個社會問題的歷史根據何在以及徹底達成社會公正是如何可能的。這是馬克思在社會公正問題上的哲學提問方式，是馬克思針對社會公正以哲學的方式提出的哲學問題。第二，在臺灣，造成社會不公正的歷史根據依然存在，並且在短期內將壹直存在的現實前提下，尤其是在這種壹般性的歷史根據與臺灣社會的特有癥結交織存在的前提下，社會公正如何可能，我們熱切追求的究竟是何種意義上的社會公正。這是我們在社會公正問題上的哲學提問方式，是我們針對社會公正以哲學的方式提出的哲學問題。

如果說馬克思的哲學提問旨在立足於人類歷史的宏大敘事，通過澄清前提並劃清界限，去論證徹底的社會公正最終是何以可能的，那麽我們的哲學問題則是在馬克思的理論前提下，通過呈現臺灣社會公正問題的特有前提，來討論社會公正訴求在當下臺灣社會的理想主義性質以及它作為功利主義的相對性公正是如何可能的。

壹、澄清前提：「資本邏輯」與「社會公正」 (壹)公正之成為社會問題的根本前提

就其壹般而言的前提或根據而言，直接地說來，對「社會公正」的現實訴求源於人與人的社會關系的異化，即私有財產關系成為支配社會行為的基本邏輯；間接地卻本質地說來，它本源於「異化勞動」的發生或社會勞動的異化性質。由此說來，社會公正之作為壹個社會問題，當最早發生於馬克思所說的「第壹大社會形態」。但是真正地說來，它作為壹個社會問題，在這壹社會形態中還不過是壹個「偽問題」——當整個社會處於普遍的人對人的依賴關系中，當社會不公正表現為壹種社會常態時，個人偶然發生的公正意識與公正訴求根本不可能成為社會性的訴求，而只能被視作對社會體系的背叛而遭到普遍性的抵製。只有當人們擺脫了人對人的依賴關系，獲得了人身自由，即使它還只是形式上的人身自由時，即只有在「第二大社會形態」中，社會公正才真正成為壹個問題。

因此，就其具體而言的本質性前提或根據而言，「社會公正」之真正成為壹個社會問題或者對「社會公正」的真實現實訴求，發生於作為私有財產關系之現代表達形式的「資本邏輯」——更準確地說，是「工業資本」——成為統治整個社會行為的根本原則的時代，即發生於「資本」與「勞動」、「資本家」與「工人」的對立支配整個社會結構的資本主義時代。

正如馬克思指出的那樣：「無產和有產的對立，只要還沒有把它理解為勞動和資本的對立，它還是壹種無關緊要的對立，壹種沒有從它的能動關系上、它的內在關系上來理解的對立，還沒有作為矛盾來理解的對立。這種對立即使沒有私有財產的進壹步的運動也能以最初的形式表現出來，如在古羅馬、土耳其等。所以它還不表現為由私有財產本身規定的對立。但是，作為財產之排除的勞動，即私有財產的主體本質，和作為勞動之排除的資本，即客體化的勞動，——這就是發展到矛盾狀態的，因而也是有力地促使這種矛盾狀態得到解決的私有財產。」(《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17頁)這就是說，盡管早在古羅馬、土耳其等就已經存在著由於直接的私有財產關系而表現出來的「無產」與「有產」的社會對立，但這種對立還不是由私有財產本身規定的對立，即還不是由資本規定的對立，還不是作為普遍社會意識的對立。只有當私有財產表現為「工業資本」的存在形式，即只有當「無產」和「有產」的對立表現為「勞動」和「資本」的對立(矛盾)時，它才是從私有財產的內在關系上來理解的對立(矛盾)，才是被社會普遍意識到的對立(矛盾)，也才是促使對立真正呈現出來並真正可能得到解決的對立(矛盾)。只有在「勞動」和「資本」的對立即矛盾關系中，對「社會公正」的訴求才真正取得了普遍性的社會訴求的形式，才成為引導「社會不公正」走向解決的「真問題」。因此，我們看到，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在大多數情況下，馬克思都是在「資本」的意義上使用「私有財產」的概念，並在「資本」與「勞動」、「資本家」與「工人」的矛盾關系中討論消滅私有財產即消滅資本的根本路徑，探尋實現真正意義上的社會公正的歷史必然性與現實可能性。

(二)實現社會公正的根本性路徑

當馬克思把資本邏輯的現實統治作為社會公正之成為社會性問題的根本前提時，就必然意味著他對本質地達成社會公正之根本路徑的思考只能遵循如下基本原則，即只要資本邏輯繼續保持為支配社會運轉的基本力量和基本原則，就不可能有真實意義上的社會公正；只有根本消除資本邏輯對社會行為和個人行為的統治，才可能真正實現普遍的社會公正。

正是基於這壹原則性立場，在同壹個手稿中，馬克思對粗陋的或政治形式的「共產主義思潮」的社會公正訴求，給予了決定性的批判。在馬克思看來，面對私有財產之占有的不公正的經濟事實，「共產主義思潮」對「社會公正」之訴求的全部經濟性內涵，都不過是「從私有財產的普遍性來看私有財產關系」，「不過是私有財產關系的普遍化和完成」(同上，第117頁)，即私有財產的平均化或平分私有財產。且不談在根深蒂固的資本邏輯占據統治地位的社會前提下，這種絕對「平均主義」的社會公正主張根本就是浪漫主義的幻想，即使它真的成為壹種社會現實，也並不意味著真正意義上的社會公正的到來，因為「工人這個範疇並沒有被取消，而是被推廣到壹切人身上；私有財產關系仍然是整個社會同實物世界的關系」。(同上，第118頁)因為在這種前提下，「共同性只是勞動的共同性以及由共同的資本即作為普遍的資本家的共同體支付的工資的平等。相互關系的兩個方面被提高到想象的普遍性的程度：勞動是每個人的本分，而資本是共同體的公認的普遍性和力量」。(同上，第119頁)

「共產主義思潮」對「社會公正」本身的合理性訴求，何以完全跌落於這種理論幻境呢？對此，馬克思有壹個原則性的診斷，即全部問題的根本癥結在於：「它雖然已經理解私有財產這壹概念，但是還不理解它的本質。」(同上，第120頁)在馬克思看來，私有財產並不是作為拜物教徒、天主教徒的貨幣主義者和重商主義者看來的、僅僅以金銀貨幣的物化形態而存在的在人之外的天然存在，而是人的勞動的產物。正如馬克思指出的那樣，「私有財產的主體本質，作為自為的活動、作為主體、作為個人的私有財產，就是勞動。」(同上，第112頁)換言之，正是勞動，即「異化勞動」，造成了私有財產的經驗性存在。因而只有消滅「異化勞動」，才能從根本上消滅私有財產或資本以及「資本」與「勞動」的對立，才能使工人真正擺脫他作為工人的身份和地位，也才有真正意義上的社會公正。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明確指出：「工資是異化勞動的直接結果，而異化勞動是私有財產的直接原因。因此，隨著壹方衰亡，另壹方也必然衰亡。」(《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01頁)

這是馬克思對實現社會公正根本性路徑的原則性判斷，即只有從根本上消滅異化勞動或勞動的異化性質，只有徹底摧毀由於異化勞動而導致的私有財產關系以及作為其現代表達形式的資本邏輯，才能最終達成真正意義上的社會公正。這是壹個基於哲學的，即唯物史觀立場的原則性判斷，是壹個發生於社會本體論高度上的判斷，因而是壹個具有歷史終極指向性和科學路徑唯壹性的判斷。也許，面對馬克思的這壹原則性判斷，非批判的實證主義者、狹隘的功利主義者、自私的利己主義者以及無原則的實用主義者，都可能會嗤之以鼻。那麽，我們可以借用馬克思的壹句話來回答他們：「這正是說的閣下的事情！」(《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8頁)馬克思對社會公正之成為社會問題的根本前提以及本質達成社會公正之唯壹科學路徑的哲學論斷，恰恰揭示了他們的根本癥結所在，並決定性地呈現出鮮明的理論界限。

二、劃清界限：社會公正問題的多重理論向度

社會公正的本質與資本邏輯的秉性是相背離的，但社會公正之作為壹種普遍性的訴求又恰恰生成於資本邏輯統治人類社會的時期。這就決定了理論家們對社會公正問題的討論必然具有多重理論向度。當馬克思把消滅資本邏輯作為發生於哲學學科內的原則性高度的唯壹路徑時，他並不排除基於其他學科向度討論這壹問題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尤其是，當資本邏輯的根本解構表現為壹個遙遠的歷史性任務，當資本邏輯現實地保持為社會資源的有效配置方式，在這樣的社會前提下，基於倫理學向度的資本邏輯批判與社會公正訴求，以及基於政治學、社會學等實證學科視閾的、旨在規範資本邏輯和推進社會公正的製度設計與技術性改良，當然具有現實的必要性、合法性與重要性。然而，當這樣的理論向度被歸結為唯壹合理和唯壹可能的理論路徑，因而蛻變為狹隘的倫理主義和非批判的實證主義時，它們就成了馬克思無法容忍的、無原則無前提的理論錯誤了。在這種情況下，「澄清前提」，進而「劃清界限」，對於我們始終保持理論理性與實踐理性的自覺而言，就成為壹個極有意義的工作。

(壹)倫理向度與倫理主義

只要社會中存在著不公正的現象，對社會不公正的倫理批判就必然存在。在談到「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在「食利者」與「無產者」的對立中看出社會中的「兩極」，並給予浪漫主義的道德控訴時，馬克思曾經壹針見血地指出：「這種對立差不多在壹切比較發達的社會生產階段都是存在過的，而且從遠古時起，所有的道德論者就廣泛地談論過這種對立，而在無產階級運動的初期，當無產階級和工業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還有共同利益的時候，這種對立又重新被提出過。」(馬克思、恩格斯，第537頁)

壹般而言，在公正意識的普遍性社會啟蒙以及作為社會運動的公正實踐活動的初期，對社會不公正事實的倫理批判和道德控訴是有意義的，但它的意義或合理性完全依賴於並奠基於對公正問題在唯物史觀意義上的本體論前提的科學設定。否則，它就必然會像倫理社會主義壹樣，成為壹種純粹浪漫主義的東西，或者成為壹種列寧稱之為的「小市民道德」和「小市民態度」。(參見《列寧全集》第1卷，第377頁)正如當時俄國的民粹派壹樣，他們常常根據存在著壓迫、死亡、失業等現象的不可辯駁和毋庸置疑的事實，「來竭力證明資本主義是壹種極其不好的東西」(同上，第325頁)，指責資產階級是壹種作為「自發勢力」的、「不斷混進生活之中」的「奸詐之徒」，而「問題的關鍵只在於清除『奸詐之徒』」。(參見《列寧全集》第1卷，第328頁)他們完全不懂得：資產階級絕不是社會進程中的「自發勢力」，而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壓迫、死亡、失業等社會不公也絕不是偶然出現的現象，而是資本邏輯的必然結局。他們不知道，「『道路』已經選定，資本的統治已成事實，這種事實絕不是藉責罵申斥所能回避」。(同上，第357頁)當他們「由於高度的道德感而氣憤到了極點」，叫喊著「承認資本主義是壹個『組織』就是不道德」時，他們不知道，「恰恰相反，故意歪曲真相」，把資本的統治「描繪成某種沒有料到的偶然東西才是不道德」。如果他們把資本統治的「這壹事實作為同『社會』談論道德的資料，而閉眼不看正在進行的鬥爭，懷著午睡般的寧靜心情喃喃地說：『要防護』，『要保障』，『要組織』——那就是浪漫主義者，是幼稚的反動的浪漫主義者」。(同上，第371頁)當本具有壹定合理性的對由資本邏輯而來的社會不公的倫理道德批判，淪落為如此而言的倫理主義或浪漫主義時，列寧再度深刻地指出：我們就「因此不能不承認桑巴特的斷言是正確的。他說：『馬克思主義本身從頭至尾沒有絲毫倫理學的氣味』，因為在理論方面，它使『倫理學的觀點』從屬於『因果性的原則』；在實踐方面，它把倫理學的觀點歸結為階級鬥爭」。(同上，第398頁)

在這裏出現的就是馬克思主義者的倫理批判與倫理主義立場的根本界限。前者基於「因果性的原則」，基於唯物史觀的本體論敘事，把社會所存在的不公正的事實歸結為作為歷史必然環節的私有財產與資本邏輯的必然後果，把實現社會公正的根本路徑歸結為消滅私有財產，摧毀資本邏輯，並據此賦予倫理批判與道德控訴以堅實的理論根據和理論合法性；後者則完全不懂得或者徹底放棄這壹理論前提，並因而把壹切社會不公正的發生歸結為偶然性的事件，企圖通過對它們的任意詛咒和道德審判，幻想著由於「食利者」和「奸詐之徒」的人性覺悟，社會公正會在某壹天的早晨或黃昏突然到來。

當再度重溫列寧在100多年前寫下的如上論述時，我們恍惚覺得他不是在批判俄國「民粹主義的經濟內容」，而是在與21世紀的「經濟內容」對話。它讓我們想起當代經濟學家和倫理學家對金融危機根源的所謂深刻反思。盡管我們並不否認金融倫理缺失和金融監管不力與金融危機間的關聯，也並不否認強化金融倫理、加強金融監管的意義，但是只要他們徹底遺忘了資本邏輯與金融危機的本質性關聯，而僅僅訴諸給金融資本套上道德規範和製度監管的枷鎖，那他們也必將成為2l世紀的「要防護」「要保障」「要組織」的喃喃自語的浪漫主義者，而且也是「幼稚的反動的浪漫主義者」。在並未真正觸及資本邏輯的前提下，作為對個人而言的內在性約束機製和對社會而言的外在性約束手段，不論是金融倫理職業道德，還是技術性的製度監管，都將是蒼白無力的——盡管它們很重要。

(二)實證向度與實證主義

如果說發展是人類歷史永恒的主題，那麽社會製度的改良就總是處於不斷發展中的社會常態機製。因此，立足於實證科學的向度，對社會製度或社會體製的技術性設計和技術性改良，顯然是持續推進社會公正的必要手段。然而，壹旦它徹底遺忘了作為研究對象的社會公正的歷史性和所有技術性手段賴以為據的原則性前提，壹旦這種技術性或改良性的手段被視作革命性的舉措，並被作為唯壹有效的根本性路徑，它就必然走向無原則無歷史的技術主義或非批判的實證主義。

歷史上作為經濟學家的蒲魯東先生和現實中作為蒲魯東先生的經濟學家們的理論癥結就在於此。就此癥結，在《哲學的貧困》中，馬克思曾有明確斷言：「經濟學家蒲魯東先生非常明白，人們是在壹定的生產關系中製造呢絨、麻布和絲織品的。但是他不明白，這些壹定的社會關系同麻布、亞麻等壹樣，也是人們生產出來的。」(《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02頁)實際上，早在此前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就是據此指證蒲魯東以「工資平等」為核心的社會公正主張的技術主義或實證主義本質。

就馬克思而言，他之所以早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就能敏銳地指出蒲魯東公正理論的根本癥結，正是因為他已經初步但卻原則性地意識到私有財產的歷史性，從而意識到壹切以私有財產為前提的社會公正訴求的虛偽性。我們看到，在對「異化勞動和私有財產」的分析中，馬克思壹開始給自己提出的問題就指向國民經濟學家為自己設定的當然理論前提，即作為經驗事實和永恒事件的私有財產。但是，對異化勞動四重規定性的分析表明：「與其說私有財產表現為外化勞動的根據和原因，還不如說它是外化勞動的結果。」(《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00頁)私有財產關系並不是壹個從來就有的永恒事實，它是有來源的，因而也就不能被作為經濟學的當然理論前提。然而，由於國民經濟學家倒果為因，不懂得私有財產的歷史性，壹方面駐足於私有財產的當然性前提，另壹方面卻試圖天真地去討論勞動產品的非異化的公平分配，就必然陷入「表面的矛盾」(同上，第101頁)，即作為當然前提的「私有財產」與「勞動是生產的真正靈魂」(同上，第100頁)的矛盾；這壹矛盾的「表面」性質在於：由於作為「生產的真正靈魂」的「勞動」並不是壹般意義上的勞動，而是作為私有財產之本質來源的「異化勞動」，因而「私有財產」與「勞動作為生產的真正靈魂」的矛盾並不是私有財產與勞動、私有財產的原則與勞動者的利益、私有財產與社會公正的矛盾，而是作為私有財產之根據和原因的「異化勞動」與作為異化勞動之結果的「私有財產」的矛盾，因而是「異化勞動同自身的矛盾」。(參見同上，第101頁)換言之，只要國民經濟學家真正懂得了他作為當然理論前提的私有財產的本質來源，從而把私有財產本質性地歸結為「異化勞動」的結果，他就會真正明白他所謂的「矛盾」的虛幻性質，真正明白他的勞動或勞動者的立場不過是異化勞動或資本家的立場，也就會真正明白他以私有財產為前提的公正訴求不過是對私有財產、異化勞動或資本家而言的公正而已。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明確指出：「國民經濟學雖然從勞動是生產的真正靈魂這壹點出發，但是它沒有給勞動提供任何東西，而是給私有財產提供了壹切。而國民經濟學只不過表述了異化勞動的規律罷了。」(同上，第100頁)

就蒲魯東而言，他完全繼承了國民經濟學家的理論前提，但卻試圖從這壹無歷史的私有財產的理論前提出發，或者說從國民經濟學的「矛盾」出發，得出「有利於勞動而不利於私有財產的結論」。(參見同上)對於經濟學家蒲魯東先生來說，既然私有財產已經被作為固有事實和當然性的理論前提，它自然也就是無需觸及、也無法觸動的東西。在這種情況下，在推進社會公正的領域中，他唯壹能給自己提出的任務只能是作為技術性工作的分配製度的改進或完善，即「強製提高工資」或「工資平等」。(參見同上，第101頁)其實，這是壹個完全符合其理論前提的技術性方案——「工資和私有財產是同壹的」(同上)，也是壹個反過來進壹步鞏固那個理論前提的非批判的實證主義方案：壹方面，「強製提高工資(不談其他壹切困難，也不談這種強製提高工資作為壹種反常情況，也只有靠強製才能維持)，無非是給奴隸以較多報酬，而且既不會使工人也不會使勞動獲得人的身份和尊嚴」；另壹方面，「蒲魯東所要求的工資平等，也只能使今天的工人同他的勞動的關系變成壹切人同勞動的關系。這時社會就被理解為抽象的資本家」。(同上)

這就是作為經濟學家的蒲魯東先生的社會公正方案的理論歸宿，而只要人們依然沒有認識到蒲魯東先生經濟學理論前提的歷史性，那它也必將成為壹切作為蒲魯東先生的經濟學家的必然歸宿——無原則的技術主義或非批判的實證主義。當然，它之作為「無原則」的技術主義，並非徹底虛無主義的無原則，而只是就勞動與工人利益而言的無原則，實際上它恰恰符合私有財產和資本邏輯的原則；它作為「無批判」的實證主義，也並非徹底虛無主義的無批判，而只是就勞動與工人立場而言的無批判，實際上它恰恰代表了作為私有財產和資本邏輯之人格化存在的資本家對工人社會公正訴求的批判。因此，正像馬克思指出的那樣，「在這裏平等的權利按照原則仍然是資產階級權利」(《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434頁)，「這種平等的權利，對不同等的勞動來說是不平等的權利」。(同上，第435頁)





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的本質

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實現了人類政治思想史上的科學發展。第壹次把對國家的認識奠定在客觀的歷史發展基礎上，對國家的起源、發展及其消亡的客觀規律，以及國家的類型、本質、職能及其在社會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做出了科學的闡述。臺灣共和國共產黨將「建立和發展臺灣的社會主義製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但是，臺灣內部對「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認識和理解並不壹致。部份親中共的統派團體提出，壹國兩製，打著打著和平統壹與壹國兩製以及臺灣的資本主義製度不變的旗號，意圖否定國家的階級性，否定臺灣共和國共產黨主張的社會主義獨立建國的設想，企圖用壹國兩製的超階級的國家觀來指導臺灣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建設。回顧歷史，從孫中山與蔣介石的國家中立論，再到今天的壹國兩製思潮，可以看出，它們在否定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理論和國家學說上有著不少共同之處。歷史總是那麽驚人地相似！種種錯誤思潮的壹再活躍警示我們，現實的政治鬥爭依然沒有停息，我們必須以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為指導，認清真相，澄清迷惑，批判錯誤，大力反擊。

壹、關於國家的兩個基本問題

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時代，圍繞國家問題的理論鬥爭和政治鬥爭十分尖銳。馬克思恩格斯的國家學說主要受到了兩方面的攻擊和歪曲：壹是來自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二是來自工人運動中和黨內的機會主義。馬克思恩格斯的國家學說在與各種錯誤思想觀點的鬥爭中，在與各種歪曲和詆毀的鬥爭中，以其科學性贏得了廣大無產階級的認同。此後，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繼續在與各種錯誤思想觀點的鬥爭中推動國家學說的發展。當代中國關於國家的認識依然充滿著分歧和對立。社會中不斷出現攻擊、否定馬克思恩格斯國家學說特別是列寧關於國家的學說的言論。「階級、革命、無產階級專政等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的核心概念和學術話語體系，似乎成為保守、落後的代名詞。馬克思主義政治學及其國家學說好像已成為明日黃花。」撥開紛亂的表面，可以看到，無論是過去的歷史中還是在當今時代，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與各種錯誤思想觀點的分歧主要在兩個基本問題上：壹是國家的性質，壹是國家的職能。

1.關於國家的性質

臺灣關於國家性質存在根本對立的觀點，壹些人極力抹殺現代資產階級國家的階級性，誇大其社會管理職能。他們認為，國家是超階級的、中立的。因為現代資本主義國家已經沒有壹個統壹的掌握統治權的階級或階級集團了，只有階層或利益集團，沒有任何特殊的階級或階級集團能將國家權力據為己有。在這種社會階層結構中，國家是超階級的中立者，是全社會的管理者和保障者。

事實上，這不是什麽新鮮的言論。這些觀點依然是那些早已被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所徹底批判過的。由於「馬克思把階級鬥爭學說壹直貫徹到政權學說、國家學說之中」，由於馬克思的國家學說揭露了資本主義國家依然是階級壓迫的工具的本質，這壹學說不斷遭到資產階級的猛烈攻擊。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極力把資產階級國家說成是超階級的、永恒的、不可侵犯的，其目的是力圖掩蓋國家的階級本質，消磨勞動人民的階級意誌，轉移工人運動的鬥爭方向，使資本主義製度永存。馬克思總結革命經驗提出：只有打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才能實現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才能推動歷史的前進。馬克思告誡無產階級：資產階級壹定會用武器來反對無產階級的要求，無產階級不能僅僅在觀念中、在想象中越出資產階級共和國範圍，而必須采用實際的革命鬥爭來改造現實社會。

在國際工人運動中也存在著對國家的錯誤認識。馬克思先後批判了蒲魯東主義反對無產階級進行政治鬥爭的主張，批判了巴枯寧主義反對無產階級進行任何政治行動、反對壹切國家的無政府主義，批判了拉薩爾的唯心主義國家觀，為國際工人運動樹立起壹面戰鬥的旗幟。但是，否定國家階級性的論調並未消失。馬克思逝世後，在國家問題上的鬥爭依然很激烈。資產階級也加強了向馬克思主義的進攻，極力維護資本主義製度和散布對資產階級國家的幻想。他們宣揚私有財產和父權製的壹夫壹妻製家庭等古已有之，而且今後也不會變。他們極力美化資產階級民主，把資產階級國家宣揚成超階級的、為全民服務的機構。在當時，這類言論對剛剛興起的工人運動產生了很大的腐蝕作用。第二國際的社會民主黨人也提出，資產階級國家的本質已經改變，黨的任務不再是無產階級專政，而是合法的議會鬥爭了。這種認識混淆了原則問題，模糊和掩蓋了階級差別，麻痹了無產階級的革命意誌。面對在國家問題上的混亂和對立，恩格斯再版了《法蘭西內戰》，出版了《哥達綱領批判》，寫作並出版了《家庭、私有製和國家的起源》，闡述馬克思的基本思想，批判錯誤觀點，並告誡廣大無產階級必須認清國家的階級實質，破除對資產階級國家的迷信，進行堅決的革命鬥爭，無產階級才能取得國家政權，才能實現無產階級的革命目標。

否定國家階級性的論調依然在延續。特別是二戰以後，壹些人誇大資本主義國家政治、經濟製度發生的壹些非本質的變化，宣揚其中立性和公共性，宣揚資本主義國家正逐漸克服階級局限而日益成為全民利益的代表者和維護者。在工人運動內部，也有壹些人把國家說成是超階級的，是維護全社會利益的機關，否認國家的階級性。對此，列寧堅決批駁：「在馬克思看來，如果階級調和可能的話，國家既不會產生，也不會保持下去。」 「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和表現。在階級矛盾客觀上不能調和的地方、時候和條件下，便產生國家。反過來說，國家的存在證明階級矛盾不可調和。」馬克思主義認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種類型的國家的領導階級不同，但它們都是有階級性的，超階級的國家是不存在的。國家的社會性從屬於國家的階級性，因此，當國家以民主、自由、法治的面目出現時，依然不能抹殺其階級性質和意識形態屬性。同時，不能把國家的階級性僅僅理解為政治領域存在階級鬥爭，在國家的經濟、文化、社會等領域之中，不難看到階級鬥爭的身影。恩格斯曾無情地譏笑把「自由」和「國家」連在壹起的荒謬。「自由國家」完全是壹個矛盾的概念，二者根本不可能聯系在壹起。「當無產階級還需要國家的時候，它需要國家不是為了自由，而是為了鎮壓自己的敵人，壹到有可能談自由的時候，國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

2.關於國家的職能

壹些人片面理解馬克思主義的國家觀，認為馬克思僅僅將國家視為階級統治和階級壓迫的暴力工具，而當前資本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的現實都表明，國家已經越來越不再需要階級統治了，而需要發揮它的社會管理職能。黨中央提出的積極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也被壹些人進行了片面的解讀，認為臺灣只需要進壹步強化國家的社會職能就可以了，不能再談什麽階級性和專政職能。這類觀點很有市場。

這類觀點早在從西歐資產階級革命和民主革命完成到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就已經出現了。這壹時期的相對和平為機會主義的滋生提供了土壤。第二國際內部出現了壹股鼓吹改良主義、反對暴力革命的修正主義思潮，代表人物是德國社會民主黨和第二國際的領袖伯恩施坦。他們認為資本主義內部社會性因素在不斷產生和發展，可以通過議會鬥爭和平地長入社會主義，不需要階級鬥爭和社會革命。他們反對無產階級將革命目標集中在打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上，認為如果說馬克思的時代，國家確實是資產階級的階級統治工具，那麽在實行了普選製之後情況發生了變化，以民主手段建立的國家成了具有平等權利的各階級實行共同管理的工具，它具有調節和緩和各社會階級之間矛盾的職能。「在壹百年前需要進行流血革命才能實現的變革，我們今天只要通過投票、示威遊行和類似的威逼手段就可以實現了」。伯恩施坦認為應當保存資產階級這個國家機器並使之完善化。這些思想極大地阻礙了工人運動的發展，受到了恩格斯和列寧的堅決批判和駁斥。「在資本主義國家裏，在民主共和國特別是像瑞士或美國那樣壹些最自由最民主的共和國裏，國家究竟是人民意誌的表現、全民決定的匯總與民族意誌的表現，還是使本國資本家能夠維持其對工人階級和農民的統治的機器？這就是目前世界各國政治爭論所圍繞著的基本問題。」資本主義國家民主製度的不斷完善是伯恩施坦、考茨基等機會主義者迷戀階級合作和議會道路的社會土壤。但是，仔細考察壹下資本主義民主的結構，到處可以看到對民主製度的重重限製，「資本主義社會裏的民主是壹種殘缺不全的、貧乏的和虛偽的民主，是只供富人、只供少數人享受的民主。」列寧批判了「議會民主」主張的錯誤，論述了民主和國家的關系。民主是壹種國家製度，它的存在總是與不民主、與專政聯系在壹起的。任何民主都只是階級的民主。「民主就是承認少數服從多數的國家，即壹個階級對另壹個階級、壹部分居民對另壹部分居民使用有系統的暴力的組織」。民主是相對於專政而存在的，擴大到壹切人的民主，也就是民主的消亡。所謂排除了壹切鎮壓功能的「自由的人民國家」是對資產階級民主共和製的美化和對廣大勞動人民的欺騙。

馬克思主義認為，國家必然為統治階級的利益服務。隨著現代資本主義的發展，實現其統治職能的方式、統治職能的表現形式也必然會隨之而變化，但是這些形式的改變並不會改變國家為資產階級統治服務的本質。在現代資產階級民主的外表下，無產階級尤其需要保持清醒的認識，深入到國家的本質。恩格斯指出，歷史上的剝削階級國家，政治權力大都是以財產狀況為基礎的，歸根到底都是財富的統治，只是具體形式在不同國家有區別。在奴隸製國家和封建製國家，政治權力和財產狀況直接合壹，是直觀就能看出來的。在某些資產階級代議製國家的初期也曾有過按財產狀況規定選舉資格的情況。而在國家發展的高級階段，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已經不再公開講財產的差別，而是財富的間接統治了，「財富是間接地但也是更可靠地運用它的權力」。在這壹階段，這些國家，以「自由、平等、博愛」為旗幟，標榜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名義上全體公民都有平等的民主權利，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等，但在實際上由於各種附加條件的限製，很大壹部分窮人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所以說：「現代國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質上都是資本主義的機器，資本家的國家，理想的總資本家。」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從未忽略過國家是兩個職能的統壹。國家在堅持其統治職能的同時，必須履行、發展和完善它的社會管理職能。社會管理職能是統治階級維護統治的重要基礎，「政治統治到處都是以執行某種社會職能為基礎，而且政治統治只有在它執行了它的這種社會職能時才能持續下去。」 無產階級國家雖然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了，但依然是「半國家」，「無產階級需要國家政權，中央集權的強力組織，暴力組織，既為了鎮壓剝削者的反抗，也是為了領導廣大民眾即農民、小資產階級和半無產者來『調整』社會主義經濟。」在社會主義國家，必須保持國家的專政職能，積極鞏固和捍衛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勝利果實，為實現向更高社會形態的過渡提供根本保障。否則，國家的社會主義性質和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就難以保障。社會主義國家也必須發展和完善它的社會管理職能。臺灣共和國共產黨提出要進壹步提升國家的社會管理能力，建構屬於臺灣的社會主義國家治理體系，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在發展和完善社會管理職能。同時，我們要認清：「無論是把國家治理現代化與無產階級專政對立起來，還是把法治國家與社會主義製度對立起來，都是錯誤的，都是沒有看到國家的階級職能在當今世界上依然是客觀存在的。國家的階級性告訴我們：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建設法治國家，壹刻也不能放棄馬克思主義。」

二、科學理解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積極發揮戰鬥性作用

回顧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在國家問題上的戰鬥歷程，可以看到，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的發展處處閃耀著科學性和戰鬥性的光輝。當今時代，我們依然需要高舉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旗幟，回應和批判各種錯誤思潮的挑戰，發揮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戰鬥性。當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處於低潮，在各類宣揚「客觀」、「中立」的國家治理言論的背後，是日益激烈的國際話語權的爭奪以及政治對立。壹些人極力否認國家的階級屬性，粉飾資產階級國家，頌揚資本主義製度，美化壹國兩製，其根本意圖在於攻擊馬克思主義，攻擊臺灣共和國共產黨，歪曲和否定社會主義獨立建國的主張。

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的戰鬥性的發揮是以科學性為基礎的。這是科學的理論，而且正是基於對國家的科學認識，恩格斯敢於指出：國家是階級統治的工具，「任何國家都是對被壓迫階級『實行鎮壓的特殊力量』。因此任何國家都不是自由的，都不是人民的。」國家具有「禍害」的壹面。「國家再好也不過是無產階級在爭取階級統治的鬥爭勝利以後所繼承下來的壹個禍害；勝利了的無產階級也將同公社壹樣，不得不立即盡量除去這個禍害的最壞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會條件下成長起來的壹代能夠把這全部國家廢物完全拋掉為止。」現存的仍然處於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國家，由於生產力發展水平和現實的階級狀況，無法完全避免壹些問題，但必須努力促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積極推進經濟建設、民主政治建設和社會建設，在建設中要防止和逐步消除同國家存在相聯系的種種弊病，才能最終實現恩格斯所說的「在新的自由的社會條件下成長起來的壹代有能力把這全部國家廢物拋掉」。把國家的產生和消亡都看作生產力發展到壹定歷史階段的結果，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馬克思主義認為，國家是壹個歷史的範疇。到了共產主義社會，隨著階級對立和階級差別的消滅，國家也將消亡。

綜觀當前思想理論界關於國家的種種錯誤思想觀點，壹方面，我們必須發揮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戰鬥性，堅決揭露這些錯誤思想觀點的實質、意圖，揭露他們攻擊馬克思主義，攻擊臺灣共和國共產黨，歪曲和否定無產階級專政的目的。另壹方面，還要看到它們有其孕育形成和發展的社會土壤。列寧指出，機會主義的主要內容是階級合作。但是，機會主義的產生不是偶然的現象，不能歸因於個別人物的罪孽、過錯和叛變，而是當時社會歷史時代的產物。資本主義相對和平發展的客觀條件產生並培植了機會主義。第二國際的領袖們在「統壹」、「團結」的名義下，采取調和、縱容和庇護的態度，使機會主義鞏固和發展起來，逐漸占了上風。第壹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機會主義者完全背叛了社會主義，墮落成為社會沙文主義和社會帝國主義。因此，對於臺灣社會各種錯誤思想的壹再擡頭，也必須認識到這些思想產生的社會現實根源，這才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精神。不容忽視的是，當前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的確對馬克思主義造成了壹些挑戰，臺灣的馬克思主義者應該深入地認識當代資本主義的新變化，科學闡釋資產階級國家的本質。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既是理論的科學發展，也是應對現實的理論鬥爭和政治鬥爭的光輝典範。「臺灣推進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必須以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為指導，偏離了這壹理論，就會走彎路。」科學理解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辨析和駁斥國民黨與中共關於國家問題上的種種錯誤觀點，解答和回應來自不同立場的種種責難與攻擊，才能實現臺灣的社會主義獨立建國事業的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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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3 天前 | 显示全部楼层
資本論入門

作者 獨立工會

資本的生產過程

                                   第一篇  商品和貨幣

                                 第一章  商  品

              1、商品的兩個因素：使用價值和價值（價值實體、價值量）
我覺得，馬克思在這一節裏主要講到如下一些概念和論述（作為最基本的知識，我們應該有所了解）：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占統治地位的社會財富，表現為「龐大的商品堆積」，單個的商品表現為這種財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們的研究就從分析商品開始。

商品首先是一個外界的對象，一個靠自己的屬性來滿足人的某種需要的物。

物的有用性使物成為使用價值（任何物的自然worth[價值]都在於它能滿足必要的需求，或者給人類生活帶來方便，約翰洛克）。它決定於商品體的屬性，離開了商品體就不存在。商品的使用價值為商品學這門學科提供材料。使用價值只是在使用或消費中得到實現。不論財富的社會形式如何，使用價值總是構成財富的物質內容。在我們所要考察的社會形式中，使用價值同時又是交換價值的物質承擔者。

交換價值首先表現為一種使用價值同另一種使用價值相交換的量的關系或比例，這個比例隨著時間和地點的不同而不斷改變。

由此可見，第一，同一種商品的各種有效的交換價值表示一個等同的東西。第二，交換價值只能是可以與它相區別的某種內容的表現方式，「表現形式」。

各種勞動不再有什麽差別，全都化為相同的人類勞動，抽象人類勞動。

這些物現在只是表示，在它們的生產上耗費了人類勞動力，積累了人類勞動。這些物，作為它們共有的這個社會實體的結晶，就是價值——商品價值。

在商品的交換關系或交換價值中表現出來的共同東西，也就是商品的價值。

可見，使用價值或財物具有價值，只是因為有抽象人類勞動體現或物化在裏面。那末，它的價值量是怎樣計量的呢？是用它所包含的「形成價值的實體」即勞動的量來計量。勞動本身的量是用勞動的持續時間來計量，而勞動時間又是用一定的時間單位如小時、日等作尺度。

在商品的生產上只使用平均必要勞動時間或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在現有的社會正常的生產條件下，在社會平均的勞動熟練程度和勞動強度下製造某種使用價值所需要的勞動時間。

只是社會必要勞動量，或生產使用價值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該使用價值的價值量。

生產商品所需要的勞動時間隨著勞動生產力的每一變動而變動。勞動生產力是由多種情況決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練程度，科學的發展水平和它在工藝上應用的程度，生產過程的社會結合，生產資料的規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條件。同一勞動量用在富礦比用在貧礦能提供更多的金屬等等。金剛石在地殼中是很稀少的，因而發現金剛石平均要花很多勞動時間。因此，很小一塊金剛石就代表很多勞動。

總之，勞動生產力越高，生產一種物品所需要的勞動時間就越少，凝結在該物品中的勞動量就越小，該物品的價值就越小。相反地，勞動生產力越低，生產一種物品的必要勞動時間就越多，該物品的價值就越大。可見，商品的價值量與體現在商品中的勞動的量成正比，與這一勞動的生產力成反比。

一個物可以是使用價值而不是價值。在這個物並不是由於勞動而對人有用的情況下就是這樣。例如，空氣、處女地、天然草地、野生林等等。一個物可以有用，而且是人類勞動產品，但不是商品。誰用自己的產品來滿足自己的需要，他生產的就只是使用價值，而不是商品。要生產商品，他不僅要生產使用價值，而且要為別人生產使用價值，即生產社會的使用價值。

《資本論》的第一章就是從分析商品開始的，主要講了商品的兩個因素：使用價值和價值（價值實體、價值量）。恩格斯說：「理解商品的困難在於：商品像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一切範疇一樣，表現一種在物的外殼掩蓋下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人力也是可以交換和消費的，人們剛剛開始交換，他們本身也就被交換起來，主動態變成了被動態，不管人們願意不願意」。我們只有看到在物的外殼掩蓋下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看到勞動力交換和消費過程，才能理解商品，理解資本。「物的異化就是人的自我異化的實踐」，而人類在自我異化中，使金錢和資本剝奪了整個世界本身的價值，如馬克思所言：「錢是一切事物的普遍價值，是一種獨立的東西。因此它剝奪了整個世界——人類世界和自然界——本身的價值。錢是從人異化出來的人的勞動和存在的本質；這個外在本質卻統治了人，人卻向她膜拜。」

     我們學習《資本論》的目的，首先是為了搞清楚金錢怎樣剝奪了整個世界本身的價值，而最終是為了還原人類世界和自然界本身是無價之寶的自然屬性。例如，生態建設是鄂爾多斯最大的基礎建設。這種建設或許不能體現交換價值，或許不能增加GDP，但是可以保護環境，可以造福子孫後代。這需要思想觀念的轉變，需要價值取向和價值評判體系的轉變，有了《資本論》的基本知識，這種轉變將會更具有科學性。

第一篇  商品和貨幣

                                      第一章  商  品

                         2、體現在商品中的勞動的二重性
商品是一種二重的東西，即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商品中包含的勞動的這種二重性，是理解政治經濟學的樞紐。

由自己產品的使用價值或者由自己產品是使用價值來表示自己的有用性的勞動，我們簡稱為有用勞動。從這個觀點來看，勞動總是聯系到它的有用效果來考察的。

每個商品的使用價值都包含著一定的有目的的生產活動，或有用勞動。

每個商品的使用價值都包含著一定的有目的的生產活動，或有用勞動。各種使用價值如果不包含不同質的有用勞動，就不能作為商品互相對立。在產品普遍采取商品形式的社會裏，也就是在商品生產者的社會裏，作為獨立生產者的私事而各自獨立進行的各種有用勞動的這種質的區別，發展成一個多支的體系，發展成社會分工。

勞動作為使用價值的創造者，作為有用勞動，是不以一切社會形式為轉移的人類生存條件，是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即人類生活得以實現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

種種商品體，是自然物質和勞動這兩種要素的結合。如果把上衣、麻布等等包含的各種不同的有用勞動的總和除外，總還剩有一種不借人力而天然存在的物質基質。人在生產中只能象自然本身那樣發揮作用，就是說，只能改變物質的形態。（「宇宙的一切現象，不論是由人手創造的，還是由物理學的一般規律引起的，都不是真正的新創造，而只是物質的形態變化。結合和分離是人的智慧在分析再生產的觀念時一再發現的唯一要素。」彼得羅·維裏《政治經濟學研究》）不僅如此，他在這種改變形態的勞動中還要經常依靠自然力的幫助。因此，勞動並不是它所生產的使用價值即物質財富的唯一源泉。正象威廉·配第所說，勞動是財富之父，土地是財富之母。

商品價值體現的是人類勞動本身，是一般人類勞動的耗費。正如在資產階級社會裏，將軍或銀行家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而人本身則扮演極卑微的角色一樣，人類勞動在這裏也是這樣。

簡單平均勞動雖然在不同的國家和不同的文化時代具有不同的性質，但在一定的社會裏是一定的。比較復雜的勞動只是自乘的或不如說多倍的簡單勞動，因此，少量的復雜勞動等於多量的簡單勞動。

隨著物質財富的量的增長，它的價值量可能同時下降。這種對立的運動來源於勞動的二重性。生產力當然始終是有用的具體的勞動的生產力，它事實上只決定有目的的生產活動在一定時間內的效率。因此，有用勞動成為較富或較貧的產品源泉與有用勞動的生產力的提高或降低成正比。

一切勞動，從一方面看，是人類勞動力在生理學意義上的耗費；作為相同的或抽象的人類勞動，它形成商品價值。一切勞動，從另一方面看，是人類勞動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費；作為具體的有用勞動，它生產使用價值。

我們學習《資本論》，在第一章主要是搞清楚一些基本概念。如馬克思在《資本論》序言中所說的：「萬事開頭難，每門科學都是如此。所以本書第一章，特別是分析商品的部分，是最難理解的。」所以我們只能慢慢理解，逐漸加深印象。在這一節裏，最重要的是要理解商品中包含的勞動的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這種二重性，因為這是「理解政治經濟學的樞紐」。

第一篇  商品和貨幣

                                      第一章  商  品

                             3、價值形式或交換價值

  商品是以使用價值或商品體的形式出現的。它們既是使用物品又是價值承擔者。它們具有二重的形式，即自然形式和價值形式。
如果我們記住，商品只有作為同一的社會單位即人類勞動的表現才具有價值對象性，因而它們的價值對象性純粹是社會的，那末不用說，價值對象性只能在商品同商品的社會關系中表現出來。我們實際上也是從商品的交換價值或交換關系出發，才探索到隱藏在其中的商品價值。

探討商品價值關系中包含的價值表現，怎樣從最簡單的最不顯眼的樣子一直發展到炫目的貨幣形式。這樣，貨幣的謎就會隨著消失。

                   A、簡單的、個別的或偶然的價值形式
(1)價值表現的兩極：相對價值形式和等價形式

相對價值形式和等價形式是同一價值表現的互相依賴、互為條件、不可分離的兩個要素，同時又是同一價值表現的互相排斥、互相對立的兩端即兩極；這兩種形式總是分配在通過價值表現互相發生關系的不同的商品上。例如我不能用麻布來表現麻布的價值。麻布的價值只能相對地表現出來，即通過另一個商品表現出來。因此，麻布的相對價值形式要求有另一個與麻布相對立的商品處於等價形式。另一方面，這另一個充當等價物的商品不能同時處於相對價值形式。它不表現自己的價值。它只是為別一個商品的價值表現提供材料。

一個商品究竟是處於相對價值形式，還是處於與之對立的等價形式，完全取決於它當時在價值表現中所處的地位，就是說，取決於它是價值被表現的商品，還是表現價值的商品。

(2)相對價值形式

要發現一個商品的簡單價值表現怎樣隱藏在兩個商品的價值關系中，首先必須完全撇開這個價值關系的量的方面來考察這個關系。不同物的量只有化為同一單位後，才能在量上互相比較。

只有不同種商品的等價表現才使形成價值的勞動的這種特殊性質顯示出來，因為這種等價表現實際上是把不同種商品所包含的不同種勞動化為它們的共同東西，化為一般人類勞動。

處於流動狀態的人類勞動力或人類勞動形成價值，但本身不是價值。它在凝固的狀態中，在物化的形式上才成為價值。要使麻布的價值表現為人類勞動的凝結，就必須使它表現為一種「對象性」，這種對象性與麻布本身的物體不同，同時又是麻布與其他商品所共有的。這個問題已經解決了。

一個商品的價值表現在另一個商品的使用價值上。作為使用價值，麻布是在感覺上與上衣不同的物；作為價值，它卻是「與上衣等同的東西」，因而看起來就象上衣。麻布就這樣取得了與它的自然形式不同的價值形式。

凡是價值要被表現的商品，都是一定量的使用物品。這一定量的商品包含著一定量的人類勞動。因而，價值形式不只是要表現價值，而且要表現一定量的價值，即價值量。

(3)等價形式

一個商品的等價形式就是它能與另一個商品直接交換的形式。 在考察等價形式時看見的第一個特點，就是使用價值成為它的對立面即價值的表現形式。

商品的自然形式成為價值形式。任何商品都不能把自己當作等價物來同自己發生關系，因而也不能用它自己的自然外形來表現它自己的價值，所以它必須把另一商品當作等價物來同它發生關系，或者使另一商品的自然外形成為它自己的價值形式。

等價形式的第二個特點，就是具體勞動成為它的對立面即抽象人類勞動的表現形式（這是對第一個特點的另一個說法，只要將使用價值「翻譯」成具體勞動，將「價值」翻譯成抽象勞動）。

等價形式的第三個特點，就是私人勞動成為它的對立面的形式，成為直接社會形式的勞動。

價值表現的秘密，即一切勞動由於而且只是由於都是一般人類勞動而具有的等同性和同等意義，只有在人類平等概念已經成為國民的牢固的成見的時候，才能揭示出來。而這只有在這樣的社會裏才有可能，在那裏，商品形式成為勞動產品的一般形式，從而人們彼此作為商品所有者的關系成為占統治地位的社會關系。亞裏士多德在商品的價值表現中發現了等同關系，正是在這裏閃耀出他的天才的光輝。

(4)簡單價值形式的總體

一個商品的價值是通過它表現為「交換價值」而得到獨立的表現。商品是使用價值或使用物品和「價值」。一個商品，只要它的價值取得一個特別的、不同於它的自然形式的表現形式，即交換價值形式，它就表現為這樣的二重物。

在一切社會狀態下，勞動產品都是使用物品，但只是歷史上一定的發展時代，也就是使生產一個使用物所耗費的勞動表現為該物的「對象的」屬性即它的價值的時代，才使勞動產品轉化為商品。

                                  B、總和的或擴大的價值形式

(1)擴大的相對價值形式
自己的價值形式，不再是只同另一種商品發生社會關系，而是同整個商品世界發生社會關系。作為商品，它是這個世界的一個公民。

兩個單個商品所有者之間的偶然關系消失了。顯然，不是交換調節商品的價值量，恰好相反，是商品的價值量調節商品的交換比例。

(2)特殊等價形式

每一種這樣的商品的一定的自然形式，現在都成為一個特殊的等價形式，與其他許多特殊等價形式並列。同樣，種種不同的商品體中所包含的多種多樣的一定的、具體的、有用的勞動，現在只是一般人類勞動的同樣多種的特殊的實現形式或表現形式。

(3)總和的或擴大的價值形式的缺點

每一種商品的相對價值形式都是一個不同於任何別的商品的相對價值形式的無窮無盡的價值表現系列。每個特殊的商品等價物中包含的一定的、具體的、有用的勞動，都只是人類勞動的特殊的因而是不充分的表現形式。誠然，人類勞動在這些特殊表現形式的總和中，獲得自己的完全的或者總和的表現形式。但是它還沒有獲得統一的表現形式。

                                            C、一般價值形式

(1)價值形式的變化了的性質
一般價值形式的出現只是商品世界共同活動的結果。一種商品所以獲得一般的價值表現，只是因為其他一切商品同時也用同一個等價物來表現自己的價值，而每一種新出現的商品都要這樣做。

不僅表現為在質上等同，表現為價值，而且同時也表現為在量上可以比較的價值量。

把勞動產品表現為只是無差別人類勞動的凝結物的一般價值形式，通過自身的結構表明，它是商品世界的社會表現。因此，它清楚地告訴我們，在這個世界中，勞動的一般的人類的性質形成勞動的特殊的社會的性質。

(2)相對價值形式和等價形式的發展關系

一種商品的簡單的或個別的相對價值形式使另一種商品成為個別的等價物。擴大的相對價值形式，即一種商品的價值在其他一切商品上的表現，賦予其他一切商品以種種不同的特殊等價物的形式。最後，一種特殊的商品獲得一般等價形式，是因為其他一切商品使它成為它們統一的、一般的價值形式的材料。

(3)從一般價值形式到貨幣形式的過渡

一種商品處於一般等價形式(第三種形式)，是因為而且只是因為它被其他一切商品當作等價物排擠出來。這種排擠最終限製在一種特殊的商品上，從這個時候起，商品世界的統一的相對價值形式才獲得客觀的固定性和一般的社會效力。 等價形式同這種特殊商品的自然形式社會地結合在一起，這種特殊商品成了貨幣商品，或者執行貨幣的職能。在商品世界起一般等價物的作用就成了它特有的社會職能，從而成了它的社會獨占權。

一當它在商品世界的價值表現中獨占了這個地位，它就成為貨幣商品。只是從它已經成為貨幣商品的時候起，第四種形式才同第三種形式區別開來，或者說，一般價值形式才轉化為貨幣形式。

  在這一節裏，我覺得重要的一點是，處於「流動狀態的人類勞動」或許不能體現交換價值，但是使用價值客觀存在。科學文化的傳承以及創新發展，都可以看作是「流動狀態的人類勞動」，而且這種「流動狀態」可以是在個體生命中，也可以跨越時空體現社會群體中。資本和科學文化都是以信息形態形成和發展的。資本也有其信息結構和信息功能。資本能夠對過去形成的科學文化價值，進行全面綜合的識別、評判、衡量、解釋、記載和積累，也就是知道科學文化形成了多少經濟價值，從而構成資本的信息結構；資本能夠對現在和未來發展的科學文化價值，進行立體動態的預測、規劃、分解、重組、程序編排和促進無限增值，也就是知道科學文化能夠產生多少經濟價值，從而構成資本的信息功能。例如，鄂爾多斯學研究會專家學者，以信息形態從事的社會共同事務的高級智力勞動，在沒有外化和物化在具體凝固的可以交換的物質產品上時，從物質形態來看，就不能體現出它的價值；而從信息形態來看，在歷史傳承中按幾何級數發展的科學文化，就算隱形的流動狀態下，只要形成了價值就有可能體現出來。

     在某個階段，某種智力勞動及其使用價值或許沒有凝固在商品中體現出交換價值，但不會因此價值消失，而是會價值轉移。科學文化作為一種能夠調控和支配物質結構的獨立的信息結構，作為一種能夠外化和物化的能量，可以分離於個體生命而在社會空間獨立存在。它能夠跨越歷史時空按幾何級數發展，在流動狀態中形成勞動的使用價值，並以信息形態不斷通過活化和改善人類頭腦這個信息化了的物質結構來實現價值轉移和積累。在此基礎上，如果能夠創造新的知識，那就是在價值傳承和轉移中，追加了價值而創造新的更大的價值；其中，追加價值本身的構成即它所蘊含的創新能量，起著決定性的作用。通過流通只能體現交換價值，但不能創造價值本身；而使用價值或許沒有經過流通體現出來，但它的價值依然客觀存在，它的用途取決於它本身的構成。對於文化產品來說，所具有的共享特征和饋贈品格，在客觀上決定了人們不會束縛於傳統的價值觀來體現個人交換價值，而是構建全新的勞動價值評判體系，充分體現不僅可共享而且只有在共享中才能無限增值的巨大社會使用價值。
第一篇 商品和貨幣

                                      第一章  商  品
《資本論》第一章商品，包括4節：1、商品的兩個因素：使用價值和價值（價值實體、價值量）；2、體現在商品中的勞動的二重性；3、價值形式或交換價值；4、商品的拜物教性質及其秘密。在第四節裏，馬克思講到的主要概念如下。

                             4、商品的拜物教性質及其秘密
商品形式的奧秘不過在於：商品形式在人們面前把人們本身勞動的社會性質反映成勞動產品本身的物的性質，反映成這些物的天然的社會屬性，從而把生產者同總勞動的社會關系反映成存在於生產者之外的物與物之間的社會關系。由於這種轉換，勞動產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覺而又超感覺的物或社會的物。

這只是人們自己的一定的社會關系，但它在人們面前采取了物與物的關系的虛幻形式。因此，要找一個比喻，我們就得逃到宗教世界的幻境中去。在那裏，人腦的產物表現為賦有生命的、彼此發生關系並同人發生關系的獨立存在的東西。在商品世界裏，人手的產物也是這樣。我把這叫做拜物教。

產品交換者實際關心的問題，首先是他用自己的產品能換取多少別人的產品，就是說，產品按什麽樣的比例交換。

價值量不以交換者的意誌、設想和活動為轉移而不斷地變動著。在交換者看來，他們本身的社會運動具有物的運動形式。不是他們控製這一運動，而是他們受這一運動控製。

只有當實際日常生活的關系，在人們面前表現為人與人之間和人與自然之間極明白而合理的關系的時候，現實世界的宗教反映才會消失。只有當社會生活過程即物質生產過程的形態，作為自由結合的人的產物，處於人的有意識有計劃的控製之下的時候，它才會把自己的神秘的紗幕揭掉。但是，這需要有一定的社會物質基礎或一系列物質生存條件，而這些條件本身又是長期的、痛苦的歷史發展的自然產物。

第一篇 商品和貨幣

                                    第二章  交換過程

   每一方只有通過雙方共同一致的意誌行為，才能讓渡自己的商品，占有別人的商品。可見，他們必須彼此承認對方是私有者。這種具有契約形式的（不管這種契約是不是用法律固定下來的）法權關系，是一種反映著經濟關系的意誌關系。這種法權關系或意誌關系的內容是由這種經濟關系本身決定的。在這裏，人們彼此只是作為商品的代表即商品所有者而存在。在研究進程中我們會看到，人們扮演的經濟角色不過是經濟關系的人格化，人們是作為這種關系的承擔者而彼此對立著的。
   商品所有者與商品不同的地方，主要在於：對商品來說，每個別的商品體只是它本身的價值的表現形式。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和昔尼克派，它隨時準備不僅用自己的靈魂而且用自己的肉體去同任何別的商品交換，

商品所有者的商品對他沒有直接的使用價值。否則，他就不會把它拿到市場上去。他的商品對別人有使用價值。

一切商品對它們的所有者是非使用價值，對它們的非所有者是使用價值。因此，商品必須全面轉手。這種轉手就形成商品交換，而商品交換使商品彼此作為價值發生關系並作為價值來實現。可見，商品在能夠作為使用價值實現以前，必須先作為價值來實現。
   只有社會的活動才能使一種特定的商品成為一般等價物。因此，其他一切商品的社會的行動使一種特定的商品分離出來，通過這種商品來全面表現它們的價值。於是這一商品的自然形式就成為社會公認的等價形式。由於這種社會過程，充當一般等價物就成為被分離出來的商品的特殊社會職能。這種商品就成為貨幣。
  使用物品可能成為交換價值的第一步，就是它作為非使用價值而存在，作為超過它的所有者的直接需要的使用價值量而存在。物本身存在於人之外，因而是可以讓渡的。為使讓渡成為相互的讓渡，人們只須默默地彼此當作被讓渡的物的私有者，從而彼此當作獨立的人相對立就行了。

隨著商品交換的發展，這種形式就只是固定在某些特定種類的商品上，或者說結晶為貨幣形式。

貨幣形式或者固定在最重要的外來交換物品上，這些物品事實上是本地產品的交換價值的自然形成的表現形式；或者固定在本地可讓渡的財產的主要部分如牲畜這種使用物品上。遊牧民族最先發展了貨幣形式，因為他們的一切財產都具有可以移動的因而可以直接讓渡的形式，又因為他們的生活方式使他們經常和別的共同體接觸，因而引起產品交換。

把土地當作這種原始的貨幣材料，只有在發達的資產階級社會裏才會產生。它出現在十七世紀最後三十多年，而只是在一個世紀以後的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有人才試圖在全國範圍內來實現它。
  貨幣商品的使用價值二重化了。它作為商品具有特殊的使用價值，如金可以鑲牙，可以用作奢侈品的原料等等，此外，它又取得一種由它的特殊的社會職能產生的形式上的使用價值。

物的貨幣形式是物本身以外的東西，它只是隱藏在物後面的人的關系的表現形式。從這個意義上說，每個商品都是一個符號，因為它作為價值只是耗費在它上面的人類勞動的物質外殼。

還在十七世紀最後幾十年，人們已經知道貨幣是商品，這在貨幣分析上是跨出很大一步的開端，但終究只是開端而已。困難不在於了解貨幣是商品，而在於了解商品怎樣、為什麽、通過什麽成為貨幣。

一種商品成為貨幣，似乎不是因為其他商品都通過它來表現自己的價值，相反，似乎因為這種商品是貨幣，其他商品才都通過它來表現自己的價值。中介運動在它本身的結果中消失了，而且沒有留下任何痕跡。商品沒有出什麽力就發現一個在它們之外、與它們並存的商品體是它們的現成的價值形態。這些物，即金和銀，一從地底下出來，就是一切人類勞動的直接化身。貨幣的魔術就是由此而來的。人們在自己的社會生產過程中的單純原子般的關系，從而，人們自己的生產關系的不受他們控製和不以他們有意識的個人活動為轉移的物的形式，首先就是通過他們的勞動產品普遍采取商品形式這一點而表現出來。因此，貨幣拜物教的謎就是商品拜物教的謎，只不過變得明顯了，耀眼了。

貨幣是商品流通的最後產物，也是資本最初的表現形式。在商品流通、貨幣產生和資本形成過程中，遊牧民族最先發展了貨幣形式，成吉思汗及蒙古民族最先創造了國際通用紙幣，奠定了「資本產生的歷史前提」。這與他們自然流動的生產生活方式有關，也與他們不被身外之物所束縛的天生性格有關。如馬克思所言：「遊牧民族最先發展了貨幣形式，因為他們的一切財產都具有可以移動的因而可以直接讓渡的形式，又因為他們的生活方式使他們經常和別的共同體接觸，因而引起產品交換」；「這裏已經有了某種經濟發展的可能性，當然，這種可能性要取決於環境的適宜，天生的種族性格等等」。

在社會各共同體中，人們生產的產品是單一的，而現實需求是多種的，因此需要產品交換。產品之所以能夠交換，能夠變成商品，一方面，它有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這二重性；另一方面，產品作為獨立的物，它可以轉移和讓渡。商品交換，表面上看只是個人的利益交換和需求互補，但實質上由此使各個私人勞動的總和形成社會總勞動，「打破了直接的產品交換的個人的和受地方的限製，發展了人類勞動的物質變換」，形成新的生產方式和生產關系。

遊牧民族最先發展的各地流通的貨幣，主要是等價物和抵押品，發揮有形的物質功能；而成吉思汗及蒙古民族最先創造的國際通用紙幣，則是一種貨幣符號和價值符號，主要發揮無形的信息功能。

紙幣是價值的信息符號。商品的價值，是以信息形態、以紙幣形式，觀念地體現出來的。紙幣取得了一種同它的金屬實體在外部相脫離的並純粹是職能的存在形式。「貨幣作為商品價格的轉瞬即逝的客觀反映，只是當作它自己的符號來執行職能，因此也能夠由符號來代替。但是，貨幣符號本身需要得到客觀的社會公認，而紙做的象征是靠強製流通得到這種公認的。」我們認為，成吉思汗及蒙古民族最先創造國際通用紙幣，它的最大難度同時也是最大貢獻，就在於用國家的強製行動，使紙幣得到客觀的社會公認。

最好的經濟學理論，是通過最簡單的原理，概括最復雜的事實。在某種意義上，成吉思汗做到了這一點。他或許不是經濟學家，但卻是卓越的經濟建設者。他本能地遵循了經濟發展的內在本質規律。一方面，他靠「社會大風暴」手段，靠武裝力量，開拓了一個潛在的貨幣供應源泉；另一方面，他靠經濟手段，靠貨幣權力，使國界的擴展與貨幣權力的增大，形成了一個有機整體，最早實踐了經濟「全球化」，成為「人類歷史上的千年首富」。

對成吉思汗及蒙古民族的歷史貢獻，西方學者認為，蒙古帝國重新勾畫了世界版圖，把原來相互隔絕的帝國緊密聯系在一起，為新世界、新時代的到來劃定了新的秩序。所創建的自由貿易通道，不僅促進了商業的流通，還促進了東西方的思想、技術和生活方式的交流。直到13和14世紀，蒙古民族創造的國際通用紙幣流通以後，商業才開始從鑄幣中解放出來。從16世紀開始，西方仿效中國設立了儲幣銀行。
第一篇 商品和貨幣

                             第三章  貨幣或商品流通

                                     1、價值尺度
商品並不是由於有了貨幣才可以通約。恰恰相反。因為一切商品作為價值都是物化的人類勞動，它們本身就可以通約，所以它們能共同用一個特殊的商品計量自己的價值，這樣，這個特殊的商品就成為它們共同的價值尺度或貨幣。貨幣作為價值尺度，是商品內在的價值尺度即勞動時間的必然表現形式。

作為價值尺度和作為價格標準，貨幣執行著兩種完全不同的職能。作為人類勞動的社會化身，它是價值尺度；作為規定的金屬重量，它是價格標準。作為價值尺度，它用來使形形色色的商品的價值變為價格，變為想象的金量；作為價格標準，它計量這些金量。

由於各種原因，金屬重量的貨幣名稱同它原來的重量名稱逐漸分離。其中在歷史上有決定意義的是下列原因：１．外國貨幣流入較不發達的民族，例如在古羅馬，銀幣和金幣最初是作為外國商品流通的。這些外國貨幣的名稱與本地的重量名稱是不同的。２．隨著財富的增長，不大貴重的金屬逐漸為比較貴重的金屬所排擠，失去價值尺度的職能。銅為銀所排擠，銀為金所排擠。３．幾百年來君主不斷偽造貨幣，使鑄幣原來的重量實際上只剩下一個名稱。

在一定條件下，商品就是按這種較大或較小的量來讓渡的。可見，價格和價值量之間的量的不一致的可能性，或者價格偏離價值量的可能性，已經包含在價格形式本身中。但這並不是這種形式的缺點，相反地，卻使這種形式成為這樣一種生產方式的適當形式，在這種生產方式下，規則只能作為沒有規則性的盲目起作用的平均數規律來為自己開辟道路。

價格形式不僅可能引起價值量和價格之間即價值量和它的貨幣表現之間的量的不一致，而且能夠包藏一個質的矛盾，以致貨幣雖然只是商品的價值形式，但價格可以完全不是價值的表現。有些東西本身並不是商品，例如良心、名譽等等，但是也可以被它們的所有者出賣以換取金錢，並通過它們的價格，取得商品形式。因此，沒有價值的東西在形式上可以具有價格。在這裏，價格表現是虛幻的，就象數學中的某些數量一樣。另一方面，虛幻的價格形式——如未開墾的土地的價格，這種土地沒有價值，因為沒有人類勞動物化在裏面——又能掩蓋實在的價值關系或由此派生的關系。

第一篇 商品和貨幣

                             第三章  貨幣或商品流通

                                     ２．流通手段

  （ａ）商品的形態變化

交換過程使商品從把它們當作非使用價值的人手裏轉到把它們當作使用價值的人手裏，就這一點說，這個過程是一種社會的物質變換。一種有用勞動方式的產品代替另一種有用勞動方式的產品。商品一到它充當使用價值的地方，就從商品交換領域轉入消費領域。在這裏，我們感興趣的只是商品交換領域。因此，我們只是從形式方面考察全部過程，就是說，只是考察為社會的物質變換作媒介的商品形式變換或商品形態變化。

換取了另一種商品聖經，而聖經就作為使用物起來到織布者的家裏，滿足他受教化的需要。可見，商品交換過程是在兩個互相對立、互為補充的形態變化中完成的：從商品轉化為貨幣，又從貨幣轉化為商品。商品形態變化的兩個因素同時就是商品所有者的兩種行為，一種是賣，把商品換成貨幣，一種是買，把貨幣換成商品，這兩種行為的統一就是：為買而賣。

Ｗ—Ｇ。商品的第一形態變化或賣。商品價值從商品體跳到金體上，象我在別處說過的，是商品的驚險的跳躍。這個跳躍如果不成功，摔壞的不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所有者。社會分工使商品所有者的勞動成為單方面的，又使他的需要成為多方面的。正因為這樣，他的產品對他來說僅僅是交換價值。

社會對麻布的需要，象對其他各種東西的需要一樣，是有限度的，如果他的競爭者已經滿足了這種需要，我們這位朋友的產品就成為多余的、過剩的，因而是無用的了。

商品的價格只是物化在商品中的社會勞動量的貨幣名稱。但是，織麻布業的以往可靠的生產條件，沒有經過我們這位織麻布者的許可而在他的背後發生了變化。同樣多的勞動時間，昨天還確實是生產一碼麻布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今天就不是了。事實上，每一碼的價值也只是同種人類勞動的同一的社會規定的量的化身。

我們看到，商品愛貨幣，但是「真愛情的道路決不是平坦的」。把自己的「分散的肢體」表現為分工體系的社會生產機體，它的量的構成，也象它的質的構成一樣，是自發地偶然地形成的。所以我們的商品所有者發現：分工使他們成為獨立的私人生產者，同時又使社會生產過程以及他們在這個過程中的關系不受他們自己支配；人與人的互相獨立為物與物的全面依賴的體系所補充。

Ｇ—Ｗ。商品的第二形態變化，或最終的形態變化：買。——貨幣是其他一切商品的轉換形態，或者說，是它們普遍讓渡的產物，因此是絕對可以讓渡的商品。貨幣把一切價格倒過來讀，從而把自己反映在一切商品體上，即為貨幣本身轉化為商品而獻身的材料上。同時，價格，即商品向貨幣送去的秋波，表明貨幣可以轉化的限度，即指明貨幣本身的量。既然商品在變成貨幣後就消失了，所以，從貨幣上就看不出它究竟怎樣落到貨幣所有者的手中，究竟是由什麽東西轉化來的。貨幣沒有臭味，無論它從哪裏來。一方面，它代表已經賣掉的商品，另一方面，它代表可以買到的商品。

Ｇ—Ｗ，即買，同時就是賣，即Ｗ—Ｇ；因此，一個商品的後一形態變化，同時就是另一商品的前一形態變化。對我們的織麻布者來說，他的商品的生命旅程是以他把２鎊又轉化為聖經而結束的。賣聖經的人則把從織麻布者那裏得到的２鎊換成燒酒。Ｇ—Ｗ，即Ｗ—Ｇ—Ｗ（麻布—貨幣—聖經）的終段，同時就是Ｗ—Ｇ，即Ｗ—Ｇ—Ｗ（聖經—貨幣—燒酒）的始段。因為商品生產者只提供單方面的產品，所以他常常是大批地賣；而他的多方面的需要，又迫使他不斷地把已經實現的價格，或得到的全部貨幣額，分散在許多次買上。賣一次就要買許多次各種各樣的商品。這樣，一種商品的最終的形態變化，就是許多其他商品的第一形態變化的總和。

每個商品的形態變化系列所形成的循環，同其他商品的循環不可分割地交錯在一起。這全部過程就表現為商品流通。

一方面，我們看到，商品交換怎樣打破了直接的產品交換的個人的和地方的限製，發展了人類勞動的物質變換。另一方面，又有整整一系列不受當事人控製的天然的社會聯系發展起來。

流通過程在使用價值換位和轉手之後並沒有結束。貨幣並不因為它最終從一個商品的形態變化系列中退出來而消失。它不斷地沈澱在商品空出來的流通位置上。一個商品由另一個商品代替，而貨幣商品留在第三人手中。流通不斷地把貨幣象汗一樣滲出來。

流通所以能夠打破產品交換的時間、空間和個人的限製，正是因為它把這裏存在的換出自己的勞動產品和換進別人的勞動產品這二者之間的直接的同一性，分裂成賣和買這二者之間的對立。說互相對立的獨立過程形成內部的統一，那也就是說，它們的內部統一是運動於外部的對立中。當內部不獨立（因為互相補充）的過程的外部獨立化達到一定程度時，統一就要強製地通過危機顯示出來。商品內在的使用價值和價值的對立，私人勞動同時必須表現為直接社會勞動的對立，特殊的具體的勞動同時只是當作抽象的一般的勞動的對立，物的人格化和人格的物化的對立，——這種內在的矛盾在商品形態變化的對立中取得了發展的運動形式。因此，這些形式包含著危機的可能性。

作為商品流通的媒介，貨幣取得了流通手段的職能。

  （ｂ）貨幣的流通

每一個商品在流通中走第一步，即進行第一次形式變換，就退出流通，而總有新的商品進入流通。相反，貨幣作為流通手段卻不斷地留在流通領域，不斷地在那裏流動。於是產生了一個問題，究竟有多少貨幣不斷地被流通領域吸收。

商品在自己的價格上已經等於一定的想象的貨幣量。因為這裏所考察的直接的流通形式總是使商品和貨幣作為物體彼此對立著，商品在賣的一極，貨幣在買的一極，所以，商品世界的流通過程所需要的流通手段量，已經由商品的價格總額決定了。事實上，貨幣不過是把已經在商品價格總額中觀念地表現出來的金額實在地表現出來。

就一定時間的流通過程來說是：商品價格總額除以同名貨幣的流通次數＝執行流通手段職能的貨幣量。這個規律是普遍適用的。

在每一段時期內執行流通手段職能的貨幣的總量，一方面取決於流通的商品世界的價格總額，另一方面取決於這個商品世界的互相對立的流通過程流動的快慢，這種流動決定著同一些貨幣能夠實現價格總額的多大部分。但是，商品的價格總額又決定於每種商品的數量和價格。這三個因素，即價格的變動、流通的商品量、貨幣的流通速度，可能按不同的方向和不同的比例變動，因此，待實現的價格總額以及受價格總額製約的流通手段量，也可能有多種多樣的組合。

  （ｃ）鑄幣。價值符號

從貨幣作為流通手段的職能中產生出貨幣的鑄幣形式。在商品的價格或貨幣名稱中想象地表現出來的金重量，必須在流通中作為同名的金塊或鑄幣同商品相對立。正象確立價格標準一樣，鑄造硬幣也是國家的事。金銀作為鑄幣穿著不同的國家製服，但它們在世界市場上又脫掉這些製服。這就表明，商品流通的國內領域或民族領域，同它們的普遍的世界市場領域是分開的。　　　　

既然貨幣流通本身使鑄幣的實際含量同名義含量分離，使鑄幣的金屬存在同它的職能存在分離，所以在貨幣流通中就隱藏著一種可能性：可以用其他材料做的記號或用象征來代替金屬貨幣執行鑄幣的職能。

金的鑄幣存在同它的價值實體完全分離了。因此，相對地說沒有價值的東西，例如紙票，就能代替金來執行鑄幣的職能。

這裏講的只是強製流通的國家紙幣。這種紙幣是直接從金屬流通中產生出來的。而信用貨幣產生的條件，我們從簡單商品流通的觀點來看還是根本不知道的。但不妨順便提一下，正如本來意義的紙幣是從貨幣作為流通手段的職能中產生出來一樣，信用貨幣的自然根源是貨幣作為支付手段的職能。

紙幣流通的特殊規律只能從紙幣是金的代表這種關系中產生。這一規律簡單說來就是：紙幣的發行限於它象征地代表的金（或銀）的實際流通的數量。一個國家的流通手段量決不會降到一定的由經驗確定的最低限量以下。如果今天一切流通渠道中的紙幣已達到這些渠道所能吸收貨幣的飽和程度，明天紙幣就會因商品流通發生變動而泛濫開來。一切限度都消失了。不過，如果紙幣超過了自己的限度，即超過了能夠流通的同名的金幣量，那末，即使不談有信用掃地的危險，它在商品世界畢竟只是代表由商品世界的內在規律所決定的那個金量，即它所能代表的那個金量。

紙幣是金的符號或貨幣符號。紙幣同商品價值的關系只不過是：商品價值觀念地表現在一個金量上，這個金量則由紙象征地可感覺地體現出來。紙幣只有代表金量（金量同其他一切商品量一樣，也是價值量），才成為價值符號。

貨幣的職能存在可以說吞掉了它的物質存在。貨幣作為商品價格的轉瞬即逝的客觀反映，只是當作它自己的符號來執行職能，因此也能夠由符號來代替。但是，貨幣符號本身需要得到客觀的社會公認，而紙做的象征是靠強製流通得到這種公認的。國家的這種強製行動，只有在一國範圍內或國內的流通領域內才有效，也只有在這個領域內，貨幣才完全執行它的流通手段或鑄幣的職能，因而才能在紙幣形式上取得一種同它的金屬實體在外部相脫離的並純粹是職能的存在形式。

第一篇  商品和貨幣

                             第三章  貨幣或商品流通

                                     ３．貨　　幣

作為價值尺度並因而以自身或通過代表作為流通手段來執行職能的商品，是貨幣。因此，金（或銀）是貨幣。

   （ａ）貨幣貯藏

兩種對立的商品形態變化的不斷循環，或賣與買的不息轉換，表現在不停的貨幣流通上，或表現在貨幣作為流通的永動機的職能上。

商品的轉換形態受到阻礙，不能再作為商品的絕對可以讓渡的形態或作為只是轉瞬即逝的貨幣形式而起作用。於是貨幣硬化為貯藏貨幣，商品出售者成為貨幣貯藏者。

在商品流通的初期，只是使用價值的多余部分轉化為貨幣。這樣，金和銀自然就成為這種多余部分或財富的社會表現。在有些民族中，與傳統的自給自足的生產方式相適應，需要範圍是固定有限的，在這些民族中，這種素樸的貨幣貯藏形式就永恒化了。

在交易的各個點上，有不同數量的金銀貯藏。自從有可能把商品當作交換價值來保持，或把交換價值當作商起來保持以來，求金欲就產生了。隨著商品流通的擴展，貨幣——財富的隨時可用的絕對社會形式——的權力也日益增大。

貨幣的價值在變化，這也不會妨礙這種物的天然的金屬形式仍舊是一切商品的一般等價形式，是一切人類勞動的直接的社會化身。貯藏貨幣的欲望按其本性是沒有止境的。在質的方面，或按形式來說，貨幣是無限的，也就是說，是物質財富的一般代表，因為它能直接轉化成任何商品。但是在量的方面，每一個現實的貨幣額又是有限的，因而只是作用有限的購買手段。貨幣的這種量的有限性和質的無限性之間的矛盾，迫使貨幣貯藏者不斷地從事息息法斯式的積累勞動。他們同世界征服者一樣，這種征服者把征服每一個新的國家只看作是取得了新的國界。

要把金作為貨幣，從而作為貯藏貨幣的要素保存起來，就必須阻止它流通，不讓它作為購買手段化為消費。因此，貨幣貯藏者為了金偶像而犧牲自己的肉體享受。他虔誠地信奉禁欲的福音書。另一方面，他能夠從流通中以貨幣形式取出的，只是他以商品形式投入流通的。他生產的越多，他能賣的也就越多。因此，勤勞、節儉、吝嗇就成了他的主要美德。多賣少買就是他的全部政治經濟學。

除直接的貯藏形式以外，還有一種美的貯藏形式，即占有金銀製的商品。它是與社會的財富一同增長的。「讓我們成為富人或外表象富人吧。」（狄德羅）這樣，一方面，形成了一個日益擴大的金銀市場，這個市場不以金銀的貨幣職能為轉移，另一方面，也形成了一個潛在的貨幣供應源泉，這個源泉特別在社會大風暴時期湧現出來。

貨幣貯藏的蓄水池，對於流通中的貨幣來說，既是排水渠，又是引水渠；因此，貨幣永遠不會溢出它的流通的渠道。

   （ｂ）支付手段

一個商品所有者出售他現有的商品，而另一個商品所有者卻只是作為貨幣的代表或作為未來貨幣的代表來購買這種商品。賣者成為債權人，買者成為債務人。由於商品的形態變化或商品的價值形式的發展在這裏起了變化，貨幣也就取得了另一種職能。貨幣成了支付手段。

貨幣作為支付手段的職能包含著一個直接的矛盾。在各種支付互相抵銷時，貨幣就只是在觀念上執行計算貨幣或價值尺度的職能。而在必須進行實際支付時，貨幣又不是充當流通手段，不是充當物質變換的僅僅轉瞬即逝的媒介形式，而是充當社會勞動的單個化身，充當交換價值的獨立存在，充當絕對商品。這種矛盾在生產危機和商業危機中稱為貨幣危機的那一時刻暴露得特別明顯。這種貨幣危機只有在一個接一個的支付的鎖鏈和抵銷支付的人為製度獲得充分發展的地方，才會發生。當這一機構整個被打亂的時候，不問其原因如何，貨幣就會突然直接地從計算貨幣的純粹觀念形態變成堅硬的貨幣。這時，它是不能由平凡的商起來代替的。商品的使用價值變得毫無價值，而商品的價值在它自己的價值形式面前消失了。昨天，資產者還被繁榮所陶醉，懷著啟蒙的驕傲，宣稱貨幣是空虛的幻想。只有商品才是貨幣。今天，他們在世界市場上到處叫嚷，只有貨幣才是商品！象鹿渴求清水一樣，他們的靈魂渴求貨幣這唯一的財富。在危機時期，商品和它的價值形態（貨幣）之間的對立發展成絕對矛盾。因此，貨幣的表現形式在這裏也是無關緊要的。不管是用金支付，還是用銀行券這樣的信用貨幣支付，貨幣荒都是一樣的。

信用貨幣是直接從貨幣作為支付手段的職能中產生的，而由出售商品得到的債券本身又因債權的轉移而流通。另一方面，隨著信用事業的擴大，貨幣作為支付手段的職能也在擴大。作為支付手段的貨幣取得了它特有的各種存在形式，並以這些形式占據了大規模交易的領域，而金銀鑄幣則主要被擠到小額貿易的領域之內。

由於充當支付手段的貨幣的發展，就必須積累貨幣，以便到期償還債務。隨著資產階級社會的發展，作為獨立的致富形式的貨幣貯藏消失了，而作為支付手段準備金的形式的貨幣貯藏卻增長了。

  （ｃ）世界貨幣

貨幣一越出國內流通領域，便失去了在這一領域內獲得的價格標準、鑄幣、輔幣和價值符號等地方形式，又恢復原來的貴金屬塊的形式。在世界貿易中，商品普遍地展開自己的價值。因此，在這裏，商品獨立的價值形態，也是作為世界貨幣與商品相對立。只有在世界市場上，貨幣才充分地作為這樣一種商品起作用，這種商品的自然形式同時就是抽象人類勞動的直接的社會實現形式。貨幣的存在方式與貨幣的概念相適合了。

世界貨幣執行一般支付手段的職能、一般購買手段的職能和一般財富的絕對社會化身的職能。它的最主要的職能，是作為支付手段平衡國際貿易差額。
第二篇 貨幣轉化為資本

                             第四章  貨幣轉化為資本

                               １．資本的總公式

商品流通是資本的起點。商品生產和發達的商品流通，即貿易，是資本產生的歷史前提。世界貿易和世界市場在十六世紀揭開了資本的近代生活史。

如果撇開商品流通的物質內容，撇開各種使用價值的交換，只考察這一過程所造成的經濟形式，我們就會發現，貨幣是這一過程的最後產物。商品流通的這個最後產物是資本的最初的表現形式。

現在每一個新資本最初仍然是作為貨幣出現在舞臺上，也就是出現在市場上——商品市場、勞動市場或貨幣市場上，經過一定的過程，這個貨幣就轉化為資本。

作為貨幣的貨幣和作為資本的貨幣的區別，首先只是在於它們具有不同的流通形式。

商品流通的直接形式是Ｗ—Ｇ—Ｗ，商品轉化為貨幣，貨幣再轉化為商品，為買而賣。但除這一形式外，我們還看到具有不同特點的另一形式Ｇ—Ｗ—Ｇ，貨幣轉化為商品，商品再轉化為貨幣，為賣而買。在運動中通過後一種流通的貨幣轉化為資本，成為資本，而且按它的使命來說，已經是資本。

把這個增殖額或超過原價值的余額叫做剩余價值。可見，原預付價值不僅在流通中保存下來，而且在流通中改變了自己的價值量，加上了一個剩余價值，或者說增殖了。正是這種運動使價值轉化為資本。因此，絕不能把使用價值看作資本家的直接目的。他的目的也不是取得一次利潤，而只是謀取利潤的無休止的運動。這種絕對的致富欲，這種價值追逐狂，是資本家和貨幣貯藏者所共有的，不過貨幣貯藏者是發狂的資本家，資本家是理智的貨幣貯藏者。貨幣貯藏者竭力把貨幣從流通中拯救出來，以謀求價值的無休止的增殖，而精明的資本家不斷地把貨幣重新投入流通，卻達到了這一目的。

在Ｇ—Ｗ—Ｇ流通中，商品和貨幣這二者僅僅是價值本身的不同存在方式：貨幣是它的一般存在方式，商品是它的特殊的也可以說只是化了裝的存在方式。價值不斷地從一種形式轉化為另一種形式，在這個運動中永不消失，從而變成一個自動的主體。

Ｇ—Ｗ—ＧD事實上是直接在流通領域內表現出來的資本的總公式。

                              ２．總公式的矛盾

雙方都是讓渡對自己沒有使用價值的商品，而得到自己需要使用的商品。但好處可能不止是這一點。賣葡萄酒買谷物的Ａ，在同樣的勞動時間內，大概會比種植谷物的Ｂ釀出更多的葡萄酒，而種植谷物的Ｂ，在同樣的勞動時間內，大概會比釀酒的Ａ生產出更多的谷物。可見，與兩人不進行交換而各自都不得不為自己生產葡萄酒和谷物相比，用同樣的交換價值，Ａ能得到更多的谷物，Ｂ能得到更多的葡萄酒。因此，就使用價值來看，可以說，「交換是雙方都得到好處的交易」。

商業資本只能這樣來解釋：寄生在購買的商品生產者和售賣的商品生產者之間的商人對他們雙方進行欺騙。富蘭克林就是在這個意義上說：「戰爭是掠奪，商業是欺騙。」
第二篇 貨幣轉化為資本

                             第四章  貨幣轉化為資本

                                    ３．勞動力的買和賣

要從商品的使用上取得價值，我們的貨幣所有者就必須幸運地在流通領域內即在市場上發現這樣一種商品，它的使用價值本身具有成為價值源泉的特殊屬性，因此，它的實際使用本身就是勞動的物化，從而是價值的創造。貨幣所有者在市場上找到了這種特殊商品，這就是勞動能力或勞動力。

我們把勞動力或勞動能力，理解為人的身體即活的人體中存在的、每當人生產某種使用價值時就運用的體力和智力的總和。

貨幣所有者要在市場上找到作為商品的勞動力，第二個基本條件就是：勞動力所有者沒有可能出賣有自己的勞動物化在內的商品，而不得不把只存在於他的活的身體中的勞動力本身當作商品出賣。

  任何人，即使是未來音樂的創作家，都不能靠未來的產品過活，也不能靠尚未生產好的使用價值過活。人從出現在地球舞臺上的第一天起，每天都要消費，不管在他開始生產以前和在生產期間都是一樣。

貨幣所有者要把貨幣轉化為資本，就必須在商品市場上找到自由的工人。這裏所說的自由，具有雙重意義：一方面，工人是自由人，能夠把自己的勞動力當作自己的商起來支配，另一方面，他沒有別的商品可以出賣，自由得一無所有，沒有任何實現自己的勞動力所必需的東西。

自然界不是一方面造成貨幣所有者或商品所有者，而另一方面造成只是自己勞動力的所有者。這種關系既不是自然史上的關系，也不是一切歷史時期所共有的社會關系。它本身顯然是已往歷史發展的結果，是許多次經濟變革的產物，是一系列陳舊的社會生產形態滅亡的產物。

現在應該進一步考察這個特殊商品——勞動力。同一切其他商品一樣，勞動力也具有價值。這個價值是怎樣決定的呢？　　　　

同任何其他商品的價值一樣，勞動力的價值也是由生產從而再生產這種特殊物品所必需的勞動時間決定的。就勞動力代表價值來說，它本身只代表在它身上物化的一定量的社會平均勞動。勞動力只是作為活的個體的能力而存在。

由於一個國家的氣候和其他自然特點不同，食物、衣服、取暖、居住等等自然需要也就不同。另一方面，所謂必不可少的需要的範圍，和滿足這些需要的方式一樣，本身是歷史的產物，因此多半取決於一個國家的文化水平，其中主要取決於自由工人階級是在什麽條件下形成的，從而它有哪些習慣和生活要求。因此，和其他商品不同，勞動力的價值規定包含著一個歷史的和道德的因素。但是，在一定的國家，在一定的時期，必要生活資料的平均範圍是一定的。

生產勞動力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總和，要包括工人的補充者即工人子女的生活資料，只有這樣，這種特殊商品所有者的種族才能在商品市場上永遠延續下去。

要改變一般的人的本性，使它獲得一定勞動部門的技能和技巧，成為發達的和專門的勞動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或訓練，而這就得花費或多或少的商平等價物。勞動力的教育費隨著勞動力性質的復雜程度而不同。因此，這種教育費——對於普通勞動力來說是微乎其微的——包括在生產勞動力所耗費的價值總和中。

勞動力這種特殊商品的特性，使勞動力的使用價值在買者和賣者締結契約時還沒有在實際上轉到買者手中。和其他任何商品的價值一樣，它的價值在它進入流通以前就已確定，因為在勞動力的生產上已經耗費了一定量的社會勞動，但它的使用價值只是在以後的力的表現中才實現。因此，力的讓渡和力的實際表現即力作為使用價值的存在，在時間上是互相分開的。

勞動力的消費過程，同時就是商品和剩余價值的生產過程。勞動力的消費，象任何其他商品的消費一樣，是在市場以外，或者說在流通領域以外進行的。因此，賺讓我們同貨幣所有者和勞動力所有者一道，離開這個嘈雜的、表面的、有目共睹的領域，跟隨他們兩人進入門上掛著「非公莫入」牌子的隱蔽的生產場所吧！在那裏，不僅可以看到資本是怎樣進行生產的，還可以看到資本本身是怎樣被生產出來的。錢的秘密最後一定會暴露出來。

勞動力的買和賣是在流通領域或商品交換領域的界限以內進行的，這個領域確實是天賦人權的真正樂園。那裏占統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權和邊沁。自由！因為商品例如勞動力的買者和賣者，只取決於自己的自由意誌。他們是作為自由的、在法律上平等的人締結契約的。契約是他們的意誌借以得到共同的法律表現的最後結果。平等！因為他們彼此只是作為商品所有者發生關系，用等價物交換等價物。所有權！因為他們都只支配自己的東西。邊沁！因為雙方都只顧自己。使他們連在一起並發生關系的唯一力量，是他們的利己心，是他們的特殊利益，是他們的私人利益。正因為人人只顧自己，誰也不管別人，所以大家都是在事物的預定的和諧下，或者說，在全能的神的保佑下，完成著互惠互利、共同有益、全體有利的事業。

一離開這個簡單流通領域或商品交換領域，——庸俗的自由貿易論者用來判斷資本和雇傭勞動的社會的那些觀點、概念和標準就是從這個領域得出的，——就會看到，我們的劇中人的面貌已經起了某些變化。原來的貨幣所有者成了資本家，昂首前行；勞動力所有者成了他的工人，尾隨於後。一個笑容滿面，雄心勃勃；一個戰戰兢兢，畏縮不前，象在市場上出賣了自己的皮一樣，只有一個前途——讓人家來鞣。
第三篇 絕對剩余價值的產生

                       第五章  勞動過程和價值增殖過程

                                           １．勞動過程
勞動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間的過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動來引起、調整和控製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的過程。人自身作為一種自然力與自然物質相對立。為了在對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質，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頭和手運動起來。當他通過這種運動作用於他身外的自然並改變自然時，也就同時改變他自身的自然。他使自身的自然中沈睡著的潛力發揮出來，並且使這種力的活動受他自己控製。

最蹩腳的建築師從一開始就比最靈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蠟建築蜂房以前，已經在自己的頭腦中把它建成了。勞動過程結束時得到的結果，在這個過程開始時就已經在勞動者的表象中存在著，即已經觀念地存在著。他不僅使自然物發生形式變化，同時他還在自然物中實現自己的目的，這個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為規律決定著他的活動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須使他的意誌服從這個目的。但是這種服從不是孤立的行為。除了從事勞動的那些器官緊張之外，在整個勞動時間內還需要有作為註意力表現出來的有目的的意誌，而且，勞動的內容及其方式和方法越是不能吸引勞動者，勞動者越是不能把勞動當作他自己體力和智力的活動來享受，就越需要這種意誌。

勞動過程的簡單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動或勞動本身，勞動對象和勞動資料。

土地（在經濟學上也包括水）最初以食物，現成的生活資料供給人類，它未經人的協助，就作為人類勞動的一般對象而存在。所有那些通過勞動只是同土地脫離直接聯系的東西，都是天然存在的勞動對象。例如從魚的生活要素即水中，分離出來的即捕獲的魚，在原始森林中砍伐的樹木，從地下礦藏中開采的礦石。

勞動資料是勞動者置於自己和勞動對象之間、用來把自己的活動傳導到勞動對象上去的物或物的綜合體。勞動者利用物的機械的、物理的和化學的屬性，以便把這些物當作發揮力量的手段，依照自己的目的作用於其他的物。勞動者直接掌握的東西，不是勞動對象，而是勞動資料（這裏不談采集果實之類的現成的生活資料，在這種場合，勞動者身上的器官是唯一的勞動資料）。這樣，自然物本身就成為他的活動的器官，他把這種器官加到他身體的器官上，不顧聖經的訓誡，延長了他的自然的肢體。

各種經濟時代的區別，不在於生產什麽，而在於怎樣生產，用什麽勞動資料生產。勞動資料不僅是人類勞動力發展的測量器，而且是勞動借以進行的社會關系的指示器。

廣義地說，除了那些把勞動的作用傳達到勞動對象、因而以這種或那種方式充當活動的傳導體的物以外，勞動過程的進行所需要的一切物質條件都算作勞動過程的資料。它們不直接加入勞動過程，但是沒有它們，勞動過程就不能進行，或者只能不完全地進行。土地本身又是這類一般的勞動資料，因為它給勞動者提供立足之地，給他的過程提供活動場所。這類勞動資料中有的已經經過勞動的改造，例如廠房、運河、道路等等。

可見，在勞動過程中，人的活動借助勞動資料使勞動對象發生預定的變化。過程消失在產品中。它的產品是使用價值，是經過形式變化而適合人的需要的自然物質。勞動與勞動對象結合在一起。勞動物化了，而對象被加工了。在勞動者方面曾以動的形式表現出來的東西，現在在產品方面作為靜的屬性，以存在的形式表現出來。勞動者紡紗，產品就是紡成品。

如果整個過程從其結果的角度，從產品的角度加以考察，那末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表現為生產資料，勞動本身則表現為生產勞動。

當一個使用價值作為產品退出勞動過程的時候，另一些使用價值，以前的勞動過程的產品，則作為生產資料進入勞動過程。同一個使用價值，既是這種勞動的產品，又是那種勞動的生產資料。所以，產品不僅是勞動過程的結果，同時還是勞動過程的條件。

在采掘工業中，勞動對象是天然存在的，例如采礦業、狩獵業、捕魚業等等中的情況就是這樣（在農業中，只是在最初開墾處女地時才是這樣）：除采掘工業以外，一切產業部門所處理的對象都是原料，即已被勞動濾過的勞動對象，本身已經是勞動產品。例如，農業中的種子就是這樣。動物和植物通常被看作自然的產物，實際上它們不僅可能是上年度勞動的產品，而且它們現在的形式也是經過許多世代、在人的控製下、借助人的勞動不斷發生變化的產物。尤其是說到勞動資料，那末就是最膚淺的眼光也會發現，它們的絕大多數都有過去勞動的痕跡。

機器不在勞動過程中服務就沒有用。不僅如此，它還會由於自然界物質變換的破壞作用而解體。鐵會生銹，木會腐朽。紗不用來織或編，會成為廢棉。活勞動必須抓住這些東西，使它們由死復生，使它們從僅僅是可能的使用價值變為現實的和起作用的使用價值。它們被勞動的火焰籠罩著，被當作勞動自己的軀體，被賦予活力以在勞動過程中執行與它們的概念和職務相適合的職能，它們雖然被消費掉，然而是有目的地，作為形成新使用價值，新產品的要素被消費掉，而這些新使用價值，新產品或者可以作為生活資料進入個人消費領域，或者可以作為生產資料進入新的勞動過程。

因此，如果說，現有的產品不僅是勞動過程的結果，而且是勞動過程的存在條件，那末另一方面，它們投入勞動過程，從而與活勞動相接觸，則是使這些過去勞動的產品當作使用價值來保存和實現的唯一手段。

勞動消費它自己的物質要素，即勞動對象和勞動資料，把它們吞食掉，因而是消費過程。這種生產消費與個人消費的區別在於：後者把產品當作活的個人的生活資料來消費，而前者把產品當作勞動即活的個人發揮作用的勞動力的生活資料來消費。因此，個人消費的產物是消費者本身，生產消費的結果是與消費者不同的產品。

第三篇 絕對剩余價值的產生

                       第五章  勞動過程和價值增殖過程

                                       ２．價值增殖過程
在商品生產中，使用價值絕不是本身受人喜愛的東西。在這裏，所以要生產使用價值，是因為而且只是因為使用價值是交換價值的物質基質，是交換價值的承擔者。我們的資本家所關心的是下述兩點。第一，他要生產具有交換價值的使用價值，要生產用來出售的物品，商品。第二，他要使生產出來的商品的價值，大於生產該商品所需要的各種商品即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為了購買它們，他已在商品市場上預付了真正的貨幣——的價值總和。他不僅要生產使用價值，而且要生產商品，不僅要生產使用價值，而且要生產價值，不僅要生產價值，而且要生產剩余價值。

正如商品本身是使用價值和價值的統一一樣，商品生產過程必定是勞動過程和價值形成過程的統一。

現在我們就把生產過程作為價值形成過程來考察。

我們知道，每個商品的價值都是由物化在它的使用價值中的勞動量決定的，是由生產該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這一點也適用於作為勞動過程的結果而歸我們的資本家所有的產品。因此，首先必須計算物化在這個產品中的勞動。

在考察產品的價值，即生產產品所需要的勞動時間時，可以把各種不同的在時間和空間上分開的特殊勞動過程，看成是同一個勞動過程的前後相繼的不同階段。

通向地獄的道路是由良好的意圖鋪成的。

在一無所有的地方，皇帝也會喪失他的權力。

包含在勞動力中的過去勞動和勞動力所能提供的活勞動，勞動力一天的維持費和勞動力一天的耗費，是兩個完全不同的量。前者決定它的交換價值，後者構成它的使用價值。

具有決定意義的，是這個商品獨特的使用價值，即它是價值的源泉，並且是大於它自身的價值的源泉。這就是資本家希望勞動力提供的獨特的服務。在這裏，他是按照商品交換的各個永恒規律行事的。事實上，勞動力的賣者，和任何別的商品的賣者一樣，實現勞動力的交換價值而讓渡勞動力的使用價值。他不交出後者，就不能取得前者。勞動力的使用價值即勞動本身不歸它的賣者所有，正如已經賣出的油的使用價值不歸油商所有一樣。貨幣所有者支付了勞動力的日價值，因此，勞動力一天的使用即一天的勞動就歸他所有。

他的貨幣轉化為資本的這整個過程，既在流通領域中進行，又不在流通領域中進行。它是以流通為媒介，因為它以在商品市場上購買勞動力為條件。它不在流通中進行，因為流通只是為價值增殖過程作準備，而這個過程是在生產領域中進行的。

當資本家把貨幣變成商品，使商品充當新產品的物質形成要素或勞動過程的因素時，當他把活的勞動力同這些商品的死的物質合並在一起時，他就把價值，把過去的、物化的、死的勞動變為資本，變為自行增殖的價值，變為一個有靈性的怪物，它用「好象害了相思病」的勁頭開始去「勞動」。

如果我們現在把價值形成過程和價值增殖過程比較一下，就會知道，價值增殖過程不外是超過一定點而延長了的價值形成過程。如果價值形成過程只持續到這樣一點，即資本所支付的勞動力價值恰好為新的等價物所補償，那就是單純的價值形成過程。如果價值形成過程超過這一點，那就成為價值增殖過程。

比社會平均勞動較高級較復雜的勞動，是這樣一種勞動力的表現，這種勞動力比普通勞動力需要較高的教育費用，它的生產要花費較多的勞動時間，因此它具有較高的價值。既然這種勞動力的價值較高，它也就表現為較高級的勞動，也就在同樣長的時間內物化為較多的價值。

第三篇 絕對剩余價值的產生

                           第六章  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
生產資料的價值由於轉移到產品上而被保存下來。不是在同一時間內勞動兩次。他只是由於加進新價值而保存了舊價值。在同一時間內，勞動就一種屬性來說必然創造價值，就另一種屬性來說必然保存或轉移價值。

只要使用價值是有目的地用來生產新的使用價值，製造被用掉的使用價值所必要的勞動時間，就成為製造新的使用價值所必要的勞動時間的一部分，也就是說，這部分勞動時間從被用掉的生產資料轉移到新產品上去。可見，工人保存被用掉的生產資料的價值，或者說，把它們作為價值組成部分轉移到產品上去，並不是由於他們加進一般勞動，而是由於這種追加勞動的特殊的有用性質，由於它的特殊的生產形式。勞動作為這種有目的的生產活動，只要同生產資料接觸，就使它們復活，賦予它們活力，使它們成為勞動過程的因素，並且同它們結合為產品。

新價值的加進，是由於勞動的單純的量的追加；生產資料的舊價值在產品中的保存，是由於所追加的勞動的質。在同一不可分割的過程中，勞動保存價值的屬性和創造價值的屬性在本質上是不同的。

把價值的純粹象征性的表現——價值符號撇開，價值只是存在於某種使用價值中，存在於某種物中。（人本身單純作為勞動力的存在來看，也是自然對象，是物，不過是活的有意識的物，而勞動本身則是這種力的物質表現。）因此，如果使用價值喪失，價值也就喪失。生產資料在喪失自己的使用價值的同時並不喪失價值，因為它們通過勞動過程失掉自己原來的使用價值形態，實際上只是為了在產品上獲得另一種使用價值形態。

生產資料只有在勞動過程中喪失掉存在於舊的使用價值形態中的價值，才把價值轉移到新形態的產品上。它們在勞動過程中所能喪失的最大限度的價值量，顯然是以它們進入勞動過程時原有的價值量為限，或者說，是以生產它們自身所必要的勞動時間為限。

當生產勞動把生產資料變為新產品的形成要素時，生產資料的價值也就經過一次輪回。它從已消耗的軀體轉到新形成的軀體。但是這種輪回似乎是在現實的勞動背後發生的。工人不保存舊價值，就不能加進新勞動，也就不能創造新價值，因為他總是必須在一定的有用的形式上加進勞動；而他不把產品變為新產品的生產資料，從而把它們的價值轉移到新產品上去，他就不能在有用的形式上加進勞動。可見，由於加進價值而保存價值，這是發揮作用的勞動力即活勞動的自然恩惠，這種自然恩惠不費工人什麽，但對資本家卻大有好處，使他能夠保存原有的資本價值。當生意興隆的時候，資本家埋頭賺錢，覺察不到勞動的這種無償的恩惠。

這個價值被保存下來，但不是因為在勞動過程中對這個價值本身進行了操作，而是因為這個價值原先借以存在的那種使用價值雖然消失，但只是消失在另一種使用價值之中。因此，生產資料的價值是再現在產品的價值中，確切地說，不是再生產。所生產出來的是舊交換價值借以再現的新使用價值。

當勞動通過它的有目的的形式把生產資料的價值轉移到產品上並保存下來的時候，它的運動的每時每刻都形成追加的價值，形成新價值。在這裏，一個價值用另一個價值來補償是通過創造新價值來實現的。

勞動力發揮作用的結果，不僅再生產出勞動力自身的價值，而且生產出一個超額價值。這個剩余價值就是產品價值超過消耗掉的產品形成要素即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的價值而形成的余額。

產品的總價值超過產品的形成要素的價值總額而形成的余額，就是價值已經增殖的資本超過原預付資本價值而形成的余額。一方面是生產資料，另一方面是勞動力，它們不過是原有資本價值在拋棄貨幣形式而轉化為勞動過程的因素時所采取的不同的存在形式。

可見，變為生產資料即原料、輔助材料、勞動資料的那部分資本，在生產過程中並不改變自己的價值量。因此，我把它稱為不變資本部分，或簡稱為不變資本。

相反，變為勞動力的那部分資本，在生產過程中改變自己的價值。它再生產自身的等價物和一個超過這個等價物而形成的余額，剩余價值。這個剩余價值本身是可以變化的，是可大可小的。這部分資本從不變量不斷變為可變量。因此，我把它稱為可變資本部分，或簡稱為可變資本。資本的這兩個組成部分，從勞動過程的角度看，是作為客觀因素和主觀因素，作為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相區別的；從價值增殖過程的角度看，則是作為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相區別的。

第三篇 絕對剩余價值的產生

                               第七章  剩余價值率

                                   １．勞動力的剝削程度

預付資本Ｇ在生產過程中生出的剩余價值，或預付資本價值Ｇ的價值增殖額，首先表現為產品價值超過它的各種生產要素的價值總和而形成的余額。

當然，不僅剩余價值同直接產生它並由它來表示其價值變化的那部分資本的比率具有重大的經濟意義，而且剩余價值同全部預付資本的比率也具有重大的經濟意義。因此我們將在第三卷中詳細討論後一比率。要使資本的一部分變成勞動力而增殖，就必須使資本的另一部分變成生產資料。要使可變資本起作用，就必須根據勞動過程的一定的技術性質，按相應的比例來預付不變資本。

如果僅僅就價值創造和價值變化本身進行考察，也就是說，進行純粹的考察，那末生產資料，這些不變資本的物質形態，就只是提供一種物質，使流動的、形成價值的力得以固定在上面。因此，這種物質的性質如何是沒有關系的，無論它是棉花還是鐵都一樣。這種物質的價值如何也是沒有關系的。它只須有足夠的量，以便能吸收生產過程中要消耗的勞動量。只要有了足夠的量，不管它的價值提高或是降低，或者象土地和大海那樣沒有價值，都不會影響價值創造和價值變化的過程。

我把可變資本的這種相對的價值增殖或剩余價值的相對量，稱為剩余價值率。

把價值看作只是勞動時間的凝結，只是物化的勞動，這對於認識價值本身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同樣，把剩余價值看作只是剩余勞動時間的凝結，只是物化的剩余勞動，這對於認識剩余價值也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剩余價值和可變資本之比等於剩余勞動和必要勞動之比，或者說，剩余價值率ｍ/ｖ＝剩余勞動/必要勞動。這兩個比率把同一種關系表示在不同的形式上：一種是物化勞動的形式，另一種是流動勞動的形式。

因此，剩余價值率是勞動力受資本剝削的程度或工人受資本家剝削的程度的準確表現。

                 ２．產品價值在產品相應部分上的表現

我們把產品——生產過程的結果——分成幾個量。一個量只代表生產資料中包含的勞動，或不變資本部分。另一個量只代表生產過程中加進的必要勞動，或可變資本部分。最後一個量的產品只代表同一過程中加進的剩余勞動，或剩余價值。這種劃分很簡單，但又很重要，這一點在以後把它應用到復雜的尚未解決的問題上時就可以看出。

                     ３．西尼耳的「最後一小時」

失掉這最後一小時，你們並不會喪失「純利潤」，而你們使用的童男童女也不會失去「靈魂的純潔」。

當你們的「最後一小時」真的敲響的時候，請你們想起牛津的這位教授吧。好了，但願在一個更美好的世界裏再同諸位相會。再見！……　西尼耳１８３６年發現的「最後一小時」這個信號，在１８４８年４月１５日，又被經濟學界的一位大官老爺詹姆斯·威爾遜在倫敦《經濟學家》雜誌上重新吹奏起來，以反對十小時工作日的法律。

                                   ４．剩余產品

決定剩余價值率的，不是剩余價值同資本總額的比率，而是剩余價值同資本的可變部分的比率，同樣，決定剩余產品的水平的，也不是剩余產品同總產品的其余部分的比率，而是剩余產品同代表必要勞動的那部分產品的比率。剩余價值的生產是資本主義生產的決定的目的，同樣，富的程度不是由產品的絕對量來計量，而是由剩余產品的相對量來計量。

必要勞動和剩余勞動之和，工人生產他的勞動力的補償價值和生產剩余價值的時間之和，構成他的勞動時間的絕對量——工作日。
第三篇 絕對剩余價值的產生

                                  第八章  工作日

                                       １．工作日的界限

工作日雖然不是固定的量，而是流動的量，但是它只能在一定的界限內變動。

我們就得出一個最低界限，即工人為維持自身而在一天當中必須從事必要勞動的那部分時間。

最高界限取決於兩點。第一是勞動力的身體界限。人在一個２４小時的自然日內只能支出一定量的生命力。除了這種純粹身體的界限之外，工作日的延長還碰到道德界限。工人必須有時間滿足精神的和社會的需要，這種需要的範圍和數量由一般的文化狀況決定。因此，工作日是在身體界限和社會界限之內變動的。

作為資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資本。他的靈魂就是資本的靈魂。而資本只有一種生活本能，這就是增殖自身，獲取剩余價值，用自己的不變部分即生產資料吮吸盡可能多的剩余勞動。資本是死勞動，它象吸血鬼一樣，只有吮吸活勞動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勞動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

我要求正常長度的工作日，我這樣要求，並不是向你求情，因為在金錢問題上是沒有情面可講的。你可能是一個模範公民，也許還是禁止虐待動物協會的會員，甚至還負有德高望重的名聲，但是在你我碰面時你所代表的那個東西的裏面是沒有心臟跳動的。如果那裏面仿佛有什麽東西在跳動的話，那不過是我自己的心。我要求正常的工作日，因為我和任何別的賣者一樣，要求得到我的商品的價值。

於是這裏出現了二律背反，權利同權利相對抗，而這兩種權利都同樣是商品交換規律所承認的。在平等的權利之間，力量就起決定作用。

     ２．對剩余勞動的貪欲。工廠主和領主

凡是社會上一部分人享有生產資料壟斷權的地方，勞動者，無論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必須在維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勞動時間以外，追加超額的勞動時間來為生產資料的所有者生產生活資料。

如果在一個社會經濟形態中占優勢的不是產品的交換價值，而是產品的使用價值，剩余勞動就受到或大或小的需求範圍的限製，而生產本身的性質就不會造成對剩余勞動的無限製的需求。

英國的工廠法是通過國家，而且是通過資本家和地主統治的國家所實行的對工作日的強製的限製，來節製資本無限度地榨取勞動力的渴望。即使撇開一天比一天更帶威脅性地高漲著的工人運動不說，也有必要把工廠勞動限製一下，這正象有必要用海鳥糞對英國田地施肥一樣。同是盲目的掠奪欲，在後一種情況下使地力枯竭，而在前一種情況下使國家的生命力遭到根本的摧殘。

   ３．在剝削上不受法律限製的英國工業部門

對剩余勞動的狼一般的貪欲，在這些部門中，無限度的壓榨。

      「一個在全世界人們的心目中占有如此卓越地位的行業，不能再容忍這種可恥的現象：它依靠工人的勞動和技巧，取得了光輝的成就，但伴隨而來的是，工人身體退化，遭受種種折磨，早期死亡。」

委員會的報告坦率地認為，某些「大公司」擔心喪失時間，即擔心喪失占有別人勞動的時間，並從而「喪失利潤」。

面包摻假的情況，令人難以置信，尤其在倫敦更為厲害。這種現象，最先是由下院「食物摻假」調查委員會（１８５５—１８５６年）和哈塞耳醫生《揭穿了的摻假行為》一書揭發出來的。揭發的結果是１８６０年８月６日頒布了「防止飲食品摻假」法，這是一項無效的法律，因為它對每個企圖靠買賣假貨「賺正當錢」的自由貿易者當然是極端寬容的。委員會本身也相當坦率地承認，自由貿易實質上是假貨貿易，或者用英國人的俏皮說法，是「詭辯品」貿易。事實上，這種「詭辯」比普羅塔哥拉更會顛倒黑白，比埃利亞派更能當面證明一切真實都只不過是假象。

           ４．日工和夜工。換班製度

把工作日延長到自然日的界限以外，延長到夜間，只是一種緩和的辦法，只能大致滿足一下吸血鬼吮吸勞動鮮血的欲望。因此，在一晝夜２４小時內都占有勞動，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內在要求。但是日夜不停地榨取同一勞動力，從身體上說是不可能的，因此，要克服身體上的障礙，就得使白天被吸盡的勞動力和夜裏被吸盡的勞動力換班工作。
第三篇 絕對剩余價值的產生

                                  第八章  工作日

               ５．爭取正常工作日的鬥爭。十四世紀中葉至十七世紀末葉關於延長工作日的強製性法律

  工人終生不外就是勞動力，因此他的全部可供支配的時間，按照自然和法律，都是勞動時間，也就是說，應當用於資本的自行增殖。至於個人受教育的時間，發展智力的時間，履行社會職能的時間，進行社交活動的時間，自由運用體力和智力的時間，以至於星期日的休息時間（即使是在信守安息日的國家裏），——這全都是廢話！但是，資本由於無限度地盲目追逐剩余勞動，象狼一般地貪求剩余勞動，不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極限，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純粹身體的極限。它侵占人體成長、發育和維持健康所需要的時間。它掠奪工人呼吸新鮮空氣和接觸陽光所需要的時間。

  貪得無厭的農場主靠掠奪土地肥力來提高收獲量。

經驗向有理解力的觀察者表明：雖然從歷史的觀點看，資本主義生產幾乎是昨天才誕生的，但是它已經多麽迅速多麽深刻地摧殘了人民的生命根源；工業人口的衰退只是由於不斷從農村吸收自然生長的生命要素，才得以緩慢下來；甚至農業工人，盡管他們可以吸到新鮮空氣，盡管在他們中間自然選擇的規律（按照這個規律，只有最強壯的人才能生存）起著無限的作用，也已經開始衰退了。

在每次證券投機中，每個人都知道暴風雨總有一天會到來，但是每個人都希望暴風雨在自己發了大財並把錢藏好以後，落到鄰人的頭上。我死後哪怕洪水滔天！

資本是根本不關心工人的健康和壽命的，除非社會迫使它去關心。人們為體力和智力的衰退、夭折、過度勞動的折磨而憤憤不平，資本卻回答說：既然這種痛苦會增加我們的快樂（利潤），我們又何必為此苦惱呢？不過總的說來，這也並不取決於個別資本家的善意或惡意。自由競爭使資本主義生產的內在規律作為外在的強製規律對每個資本家起作用。

            ６．爭取正常工作日的鬥爭。對勞動時間的強製的法律限製。１８３３—１８６４年英國的工廠立法

資本經歷了幾個世紀，才使工作日延長到正常的最大極限，然後越過這個極限，延長到１２小時自然日的界限。此後，自十八世紀最後三十多年大工業出現以來，就開始了一個象雪崩一樣猛烈的、突破一切界限的沖擊。道德和自然、年齡和性別、晝和夜的界限，統統被摧毀了。

被生產的轟隆聲震暈了的工人階級一旦稍稍清醒過來，就開始進行反抗，首先是在大工業的誕生地英國。

平等地剝削勞動力，是資本的首要的人權。

不難了解，在工廠大亨們被迫服從不可避免的東西並且同它和解之後，資本的抵抗力量就逐漸削弱了，而同時，工人階級的進攻力量則隨著他們在沒有直接利害關系的社會階層中的同盟者的增加而大為加強。這就是從１８６０年以來進步較快的原因。

      ７．爭取正常工作日的鬥爭。英國工廠立法對其他國家的影響

物質生產方式的改變和生產者的社會關系的相應的改變，先是造成了無限度的壓榨，後來反而引起了社會的監督，由法律來限製、規定和劃一工作日及休息時間。因此，這種監督在十九世紀上半葉只是作為例外情況由法律規定的。但是，當這種監督剛剛征服了新生產方式的已有領域時，卻發現，不僅許多別的生產部門采用了真正的工廠製度，而且那些采用或多或少陳舊的生產方式的手工工場（如陶器作坊、玻璃作坊等）以及老式的手工業（如面包房），甚至那些分散的所謂家庭勞動（如製釘業等），也都象工廠一樣早已處於資本主義剝削之下了。因此，立法不得不逐漸去掉它的例外性，或者在象英國這樣在立法上仿效羅馬決疑法的地方，把有人在裏面勞動的任何房屋都任意稱為工廠。

在黑人的勞動打上屈辱烙印的地方，白人的勞動也不能得到解放。

為了「抵禦」折磨他們的毒蛇，工人必須把他們的頭聚在一起，作為一個階級來強行爭得一項國家法律，一個強有力的社會屏障，使自己不致再通過自願與資本締結的契約而把自己和後代賣出去送死和受奴役。從法律上限製工作日的樸素的大憲章，代替了「不可剝奪的人權」這種冠冕堂皇的條目，這個大憲章「終於明確地規定了，工人出賣的時間何時結束，屬於工人自己的時間何時開始」。多麽大的變化啊！

  第三篇  絕對剩余價值的產生

                       第九章    剩余價值率和剩余價值量
在勞動力價值已定的情況下，一個工人所生產的剩余價值量是由剩余價值率決定的，由此就得出如下第一個規律：所生產的剩余價值量，等於預付的可變資本量乘以剩余價值率，或者說，是由同一個資本家同時剝削的勞動力的數目與單個勞動力受剝削的程度之間的復比例決定的。 這個非常明白的第二個規律，對於解釋資本要盡量減少自己所雇用的工人人數即減少轉化為勞動力的可變資本部分的趨勢（以後將談到這種趨勢）所產生的許多現象，是十分重要的，而這種趨勢是同資本要生產盡可能多的剩余價值量的另一趨勢相矛盾的。反過來說，如果所使用的勞動力數量增加了，或可變資本量增加了，但是它的增加和剩余價值率的降低不成比例，那末所生產的剩余價值量就會減少。 第三個規律是從所生產的剩余價值量取決於剩余價值率和預付的可變資本量這兩個因素而得出來的。如果剩余價值率或勞動力受剝削的程度已定，勞動力價值或必要勞動時間量已定，那末不言而喻，可變資本越大，所生產的價值量和剩余價值量也就越大。如果工作日的界限及其必要部分的界限已定，那末，一個資本家所生產的價值量和剩余價值量，顯然就只取決於他所推動的勞動量。

  資本家把他的資本分成兩部分。他把一部分投在生產資料上，這是他的資本的不變部分。他把另一部分轉化為活的勞動力，這一部分形成他的可變資本。在同一生產方式的基礎上，在不同生產部門中，資本劃分為不變部分和可變部分的比例是不同的。在同一生產部門內，這一比例是隨著生產過程的技術基礎和社會結合的變化而變化的。
他自己也可以和他的工人一樣，直接參加生產過程，但這時他就不過成了介於資本家和工人之間的中間人物，成了「小業主」。

在生產過程中，資本發展成為對勞動，即對發揮作用的勞動力或工人本身的指揮權。人格化的資本即資本家，監督工人有規則地並以應有的強度工作。

  資本在精力、貪婪和效率方面，遠遠超過了以往一切以直接強製勞動為基礎的生產製度。
只要我們從價值增殖過程的觀點來考察生產過程，情形就不同了。生產資料立即轉化為吮吸他人勞動的手段。不再是工人使用生產資料，而是生產資料使用工人了。不是工人把生產資料當作自己生產活動的物質要素來消費，而是生產資料把工人當作自己的生活過程的酵母來消費，並且資本的生活過程只是資本作為自行增殖的價值的運動。

第四篇 絕對剩余價值的產生

                             第十章   相對剩余價值的概念
勞動生產力的提高，在這裏一般是指勞動過程中的這樣一種變化，這種變化能縮短生產某種商品的社會必需的勞動時間，從而使較小量的勞動獲得生產較大量使用價值的能力。在研究我們上面考察的那種形式的剩余價值的生產時，我們曾假定生產方式是既定的。而現在，對於由必要勞動變成剩余勞動而生產剩余價值來說，資本只是占有歷史上遺留下來的或者說現存形態的勞動過程，並且只延長它的持續時間，就絕對不夠了。必須變革勞動過程的技術條件和社會條件，從而變革生產方式本身，以提高勞動生產力，通過提高勞動生產力來降低勞動力的價值，從而縮短再生產勞動力價值所必要的工作日部分。 我把通過延長工作日而生產的剩余價值，叫做絕對剩余價值；相反，我把通過縮短必要勞動時間、相應地改變工作日的兩個組成部分的量的比例而生產的剩余價值，叫做相對剩余價值。 商品的價值不僅取決於使商品取得最終形式的那種勞動的量，而且還取決於該商品的生產資料所包含的勞動量。

  只有了解了資本的內在本性，才能對競爭進行科學的分析，正象只有認識了天體的實際的、但又直接感覺不到的運動的人，才能了解天體的表面運動一樣。

   它的現實價值不是用生產者在個別場合生產它所實際花費的勞動時間來計量，而是用生產它所必需的社會勞動時間來計量。

   當新的生產方式被普遍采用，因而比較便宜地生產出來的商品的個別價值和它的社會價值之間的差額消失的時候，這個超額剩余價值也就消失。價值由勞動時間決定的規律，既會使采用新方法的資本家感覺到，他必須低於商品的社會價值來出售自己的商品，又會作為競爭的強製規律，迫使他的競爭者也采用新的生產方式。因此，只有當勞動生產力的提高擴展到同生產必要生活資料有關的生產部門，以致使屬於必要生活資料範圍、從而構成勞動力價值要素的商品便宜時，一般剩余價值率才會最終受到這一整個過程的影響。
商品的價值與勞動生產力成反比。相反，相對剩余價值與勞動生產力成正比。提高勞動生產力來使商品便宜，並通過商品便宜來使工人本身便宜，是資本的內在的沖動和經常的趨勢。

第四篇 絕對剩余價值的產生

                                 第十一章     協　作
較多的工人在同一時間、同一空間（或者說同一勞動場所），為了生產同種商品，在同一資本家的指揮下工作，這在歷史上和邏輯上都是資本主義生產的起點。

許多人在同一生產過程中，或在不同的但互相聯系的生產過程中，有計劃地一起協同勞動，這種勞動形式叫做協作。

單個勞動者的力量的機械總和，與許多人手同時共同完成同一不可分割的操作（例如舉重、轉絞車、清除道路上的障礙物等）所發揮的社會力量有本質的差別。在這裏，結合勞動的效果要末是個人勞動根本不可能達到的，要末只能在長得多的時間內，或者只能在很小的規模上達到。這裏的問題不僅是通過協作提高了個人生產力，而且是創造了一種生產力，這種生產力本身必然是集體力。

且不說由於許多力量融合為一個總的力量而產生的新力量。在大多數生產勞動中，單是社會接觸就會引起競爭心和特有的精力振奮，從而提高每個人的個人工作效率。這是因為人即使不象亞裏士多德所說的那樣，天生是政治動物，無論如何也天生是社會動物。

結合工作日可以在空間上從多方面對勞動對象進行加工，因為結合勞動者或總體勞動者前前後後都有眼睛和手，在一定程度上是全能的。產品的不同的空間部分同時成長。

一方面，協作可以擴大勞動的空間範圍，因此，某些勞動過程由於勞動對象空間上的聯系就需要協作；例如排水、築堤、灌溉、開鑿運河、修築道路、鋪設鐵路等等。另一方面，協作可以與生產規模相比相對地在空間上縮小生產領域。在勞動的作用範圍擴大的同時勞動空間範圍的這種縮小，會節約非生產費用，這種縮小是由勞動者的集結、不同勞動過程的靠攏和生產資料的積聚造成的。

不論在一定的情況下結合工作日怎樣達到生產力的這種提高：是由於提高勞動的機械力，是由於擴大這種力量在空間上的作用範圍，是由於與生產規模相比相對地在空間上縮小生產場所，是由於在緊急時期短時間內動用大量勞動，是由於激發個人的競爭心和集中他們的精力，是由於使許多人的同種作業具有連續性和多面性，是由於同時進行不同的操作，是由於共同使用生產資料而達到節約，是由於使個人勞動具有社會平均勞動的性質，在所有這些情形下，結合工作日的特殊生產力都是勞動的社會生產力或社會勞動的生產力。這種生產力是由協作本身產生的。勞動者在有計劃地同別人共同工作中，擺脫了他的個人局限，並發揮出他的種屬能力。

較大量的生產資料積聚在單個資本家手中，是雇傭工人進行協作的物質條件，而且協作的範圍或生產的規模取決於這種積聚的程度。

隨著許多雇傭工人的協作，資本的指揮發展成為勞動過程本身的進行所必要的條件，成為實際的生產條件。現在，在生產場所不能缺少資本家的命令，就象在戰場上不能缺少將軍的命令一樣。

一切規模較大的直接社會勞動或共同勞動，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揮，以協調個人的活動，並執行生產總體的運動——不同於這一總體的獨立器官的運動——所產生的各種一般職能。一個單獨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揮自己，一個樂隊就需要一個樂隊指揮。一旦從屬於資本的勞動成為協作勞動，這種管理、監督和調節的職能就成為資本的職能。這種管理的職能作為資本的特殊職能取得了特殊的性質。

工人作為獨立的人是單個的人，他們和同一資本發生關系，但是彼此不發生關系。他們的協作是在勞動過程中才開始的，但是在勞動過程中他們已經不再屬於自己了。他們一進入勞動過程，便並入資本。作為協作的人，作為一個工作機體的肢體，他們本身只不過是資本的一種特殊存在方式。因此，工人作為社會工人所發揮的生產力，是資本的生產力。只要把工人置於一定的條件下，勞動的社會生產力就無須支付報酬而發揮出來，而資本正是把工人置於這樣的條件之下的。因為勞動的社會生產力不費資本分文，另一方面，又因為工人在他的勞動本身屬於資本以前不能發揮這種生產力，所以勞動的社會生產力好象是資本天然具有的生產力，是資本內在的生產力。

一方面，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表現為勞動過程轉化為社會過程的歷史必然性，另一方面，勞動過程的這種社會形式表現為資本通過提高勞動過程的生產力來更有利地剝削勞動過程的一種方法。
第四篇 絕對剩余價值的產生

                             第十二章  分工和工場手工業

                               １．工場手工業的二重起源
工場手工業的產生方式，它由手工業形成的方式，是二重的。一方面，它以不同種的獨立手工業的結合為出發點，這些手工業非獨立化和片面化到了這種程度，以致它們在同一個商品的生產過程中成為只是互相補充的局部操作。另一方面，工場手工業以同種手工業者的協作為出發點，它把這種個人手工業分成各種不同的特殊操作，使之孤立，並且獨立化到這種程度，以致每一種操作成為特殊工人的專門職能。因此，一方面工場手工業在生產過程中引進了分工，或者進一步發展了分工，另一方面它又把過去分開的手工業結合在一起。但是不管它的特殊的出發點如何，它的最終形態總是一樣的：一個以人為器官的生產機構。

              ２．局部工人及其工具
終生從事同一種簡單操作的工人，把自己的整個身體變成這種操作的自動的片面的器官，因而他花費在這一操作上的時間，比循序地進行整個系列的操作的手工業者要少。但是，構成工場手工業活機構的結合總體工人，完全是由這些片面的局部工人組成的。因此，與獨立的手工業比較，在較短時間內能生產出較多的東西，或者說，勞動生產力提高了。在局部勞動獨立化為一個人的專門職能之後，局部勞動的方法也就完善起來。經常重復做同一種有限的動作，並把註意力集中在這種有限的動作上，就能夠從經驗中學會消耗最少的力量達到預期的效果。又因為總是有好幾代工人同時在一起生活，在同一些手工工場內共同勞動，因此，這樣獲得的技術上的訣竅就能鞏固、積累並迅速地傳下去。

另一方面，不斷從事單調的勞動，會妨礙精力的集中和煥發，因為精力是在活動本身的變換中得到恢復和刺激的。

勞動生產率不僅取決於勞動者的技藝，而且也取決於他的工具的完善程度。

                    ３．工場手工業的兩種基本形式——混成的工場手工業和有機的工場手工業
由於總體工人的各種職能有的比較簡單，有的比較復雜，有的比較低級，有的比較高級，因此他的器官，即各個勞動力，需要極不相同的教育程度，從而具有極不相同的價值。因此，工場手工業發展了勞動力的等級製度，與此相適應的是工資的等級製度。一方面，單個工人適應於一種片面的職能，終生從事這種職能；另一方面，各種勞動操作，也要適應這種由先天的和後天的技能構成的等級製度。（４８）然而，每一個生產過程都需要有一些任何人都能勝任的簡單操作。現在，這一類操作也斷絕了同內容較充實的活動要素的流動的聯系，硬化為專門職能。

由學習費用的消失或減少所引起的勞動力的相對貶值，直接包含著資本的更大的增殖，因為凡是縮短勞動力再生產所必要的時間的事情，都會擴大剩余勞動的領域。

              ４．工場手工業內部的分工和社會內部的分工
在文化的初期，以獨立資格互相接觸的不是個人，而是家庭、氏族等等。

社會內部的分工以不同勞動部門的產品的買賣為媒介；工場手工業內部各局部勞動之間的聯系，以不同的勞動力出賣給同一個資本家，而這個資本家把它們作為一個結合勞動力來使用為媒介。工場手工業分工以生產資料積聚在一個資本家手中為前提；社會分工則以生產資料分散在許多互不依賴的商品生產者中間為前提。

這些自給自足的公社不斷地按照同一形式把自己再生產出來，當它們偶然遭到破壞時，會在同一地點以同一名稱再建立起來，這種公社的簡單的生產機體，為揭示下面這個秘密提供了一把鑰匙：亞洲各國不斷瓦解、不斷重建和經常改朝換代，與此截然相反，亞洲的社會卻沒有變化。這種社會的基本經濟要素的結構，不為政治領域中的風暴所觸動。

                  ５．工場手工業的資本主義性質
簡單協作大體上沒有改變個人的勞動方式，而工場手工業卻使它徹底地發生了革命，從根本上侵襲了個人的勞動力。工場手工業把工人變成畸形物，它壓抑工人的多種多樣的生產誌趣和生產才能，人為地培植工人片面的技巧，這正象在拉普拉塔各州人們為了得到牲畜的皮或油而屠宰整只牲畜一樣。不僅各種局部勞動分配給不同的個體，而且個體本身也被分割開來，成為某種局部勞動的自動的工具，這樣，梅涅尼·阿格利巴把人說成只是人身體的一個片斷這種荒謬的寓言就實現了。起初，工人因為沒有生產商品的物質資料，把勞動力賣給資本，現在，他個人的勞動力不賣給資本，就得不到利用。它只有在一種聯系中才發揮作用，這種聯系只有在它出賣以後，在資本家的工場中才存在。

亞·斯密說：「大多數人的智力，必然由他們的日常活動發展起來。終生從事少數簡單操作的人……沒有機會運用自己的智力……　他的遲鈍和無知就達到無以復加的地步。」

某種智力上和身體上的畸形化，甚至同整個社會的分工也是分不開的。但是，因為工場手工業時期大大加深了勞動部門的這種社會分裂，另一方面，因為它以自己特有的分工才從生命的根源上侵襲著個人，所以工場手工業時期也首先給工業病理學提供了材料和刺激力。

「一個人如果應受死刑，對他的分割就叫做處死，如果他不應受死刑，對他的分割就叫做謀殺。對勞動的分割就是對民眾的謀殺。」

第四篇 絕對剩余價值的產生

                                第十三章  機器和大工業

                                   １．機器的發展

任何機器都是由這些簡單的力構成的，不管它怎樣改裝和組合。

工具機是這樣一種機構，它在取得適當的運動後，用自己的工具來完成過去工人用類似的工具所完成的那些操作。至於動力是來自人還是來自另一臺機器，這並不改變問題的實質。在真正的工具從人那裏轉移到機構上以後，機器就代替了單純的工具。

一旦人不再用工具作用於勞動對象，而只是作為動力作用於工具機，人的肌肉充當動力的現象就成為偶然的了，人就可以被風、水、蒸汽等等代替了。當然，這種變更往往會使原來只以人為動力而設計的機構發生重大的技術變化。

假定人只是充當簡單的動力，也就是說，工具機已經代替了人的工具，那末現在自然力也可以作為動力代替人。

一個工業部門生產方式的變革，必定引起其他部門生產方式的變革。工農業生產方式的革命，尤其使社會生產過程的一般條件即交通運輸工具的革命成為必要。交通運輸業是逐漸地靠內河輪船、鐵路、遠洋輪船和電報的體系而適應了大工業的生產方式。

大工業必須掌握它特有的生產資料，即機器本身，必須用機起來生產機器。這樣，大工業才建立起與自己相適應的技術基礎，才得以自立。

勞動資料取得機器這種物質存在方式，要求以自然力來代替人力，以自覺應用自然科學來代替從經驗中得出的成規。機器只有通過直接社會化的或共同的勞動才發生作用。因此，勞動過程的協作性質，現在成了由勞動資料本身的性質所決定的技術上的必要了。

                         ２．機器的價值向產品的轉移

由協作和分工產生的生產力，不費資本分文。這是社會勞動的自然力。用於生產過程的自然力，如蒸汽、水等等，也不費分文。可是，正象人呼吸需要肺一樣，人要在生產上消費自然力，就需要一種「人的手的創造物」。要利用水的動力，就要有水車，要利用蒸汽的壓力，就要有蒸汽機。利用自然力是如此，利用科學也是如此。電流作用範圍內的磁針偏離規律，或電流繞鐵通過而使鐵磁化的規律一經發現，就不費分文了。

大工業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學並入生產過程，必然大大提高勞動生產率，這一點是一目了然的。但是生產力的這種提高並不是靠在另一地方增加勞動消耗換來的，這一點卻絕不是同樣一目了然的。象不變資本的任何其他組成部分一樣，機器不創造價值，但它把自身的價值轉移到它所生產的產品上。就機器具有價值，從而把價值轉給產品來說，它是產品價值的一個組成部分。機器不是使產品變便宜，而是使產品隨著機器的價值相應地變貴。很明顯，機器和發達的機器體系這種大工業特有的勞動資料，在價值上比手工業生產和工場手工業生產的勞動資料增大得無可比擬。

機器的生產範圍比工具的生產範圍廣闊無比。如果我們不算機器和工具二者每天的平均費用，即不算由於它們每天的平均損耗和機油、煤炭等輔助材料的消費而加到產品上的那個價值組成部分，那末，它們的作用是不需要代價的，同未經人類加工就已經存在的自然力完全一樣。機器的生產作用範圍越是比工具大，它的無償服務的範圍也就越是比工具大。只是在大工業中，人才學會讓自己過去的、已經物化的勞動的產品大規模地、象自然力那樣無償地發生作用。

機器的生產率是由它代替人類勞動力的程度來衡量的。

即使機器的所值和它所代替的勞動力的所值相等，物化在機器本身中的勞動，總是比它所代替的活勞動少得多。

使用機器的界限就在於：生產機器所費的勞動要少於使用機器所代替的勞動。可是對資本說來，這個界限表現得更為狹窄。由於資本支付的不是所使用的勞動，而是所使用的勞動力的價值，因此，對資本說來，只有在機器的價值和它所代替的勞動力的價值之間存在差額的情況下，才會使用機器。
第四篇 絕對剩余價值的產生

                                  第十三章  機器和大工業

                          ３．機器生產對工人的直接影響
大工業的起點是勞動資料的革命，而經過變革的勞動資料，在工廠的有組織的機器體系中獲得了最發達的形式。

（ａ）資本對補充勞動力的占有。婦女勞動和兒童勞動
就機器使肌肉力成為多余的東西來說，機器成了一種使用沒有肌肉力或身體發育不成熟而四肢比較靈活的工人的手段。

機器引起的勞動力買者和賣者之間的法權關系的革命，使全部交易本身失去了自由人之間的契約的外表，這就為後來英國議會提供了國家幹涉工廠事務的法律上的根據。

把未成年人變成單純製造剩余價值的機器，就人為地造成了智力的荒廢，——這和自然的無知完全不同，後者把智力閑置起來，並沒有損害它的發展能力、它的自然肥力，——這種智力的荒廢甚至使英國議會最後不得不宣布，在一切受工廠法約束的工業中，受初等教育是「在生產上」使用１４歲以下兒童的法定條件。

（ｂ）工作日的延長
在機器上，勞動資料的運動和活動離開工人而獨立了。勞動資料本身成為一種工業上的永動機，如果它不是在自己的助手——人的身上遇到一定的自然界限，即人的身體的虛弱和人的意誌，它就會不停頓地進行生產。因此，勞動資料作為資本——而且作為資本，自動機在資本家身上獲得了意識和意誌——就具有一種欲望，力圖把有反抗性但又有伸縮性的人的自然界限的反抗壓到最低限度。

機生產的發展使資本中越來越大的組成部分固定在這樣一種形式上，在這種形式上，一方面資本可以不斷地增殖，另一方面，一旦資本同活勞動的接觸被中斷，它就會喪失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

機器的資本主義應用，一方面創造了無限度地延長工作日的新的強大動機，並且使勞動方式本身和社會勞動體的性質發生這樣的變革，以致打破對這種趨勢的抵抗，另一方面，部分地由於使資本過去無法染指的那些工人階層受資本的支配，部分地由於使那些被機器排擠的工人失業，製造了過剩的勞動人口，這些人不得不聽命於資本強加給他們的規律。

  （ｃ）勞動的強化
自從剩余價值的生產永遠不能通過延長工作日來增加以來，資本就竭盡全力一心一意加快發展機器體系來生產相對剩余價值。同時，相對剩余價值的性質也發生了變化。

這種壓縮在一定時間內的較大量的勞動，現在是算作較大的勞動量，而實際上也是如此。現在，計量勞動時間的，除了它的「外延量」以外，還有它的密度。

工作日縮短的第一個結果，是由一個顯而易見的規律引起的，即勞動力的活動能力同它的活動時間成反比。

工廠法的實行令人信服地證明，單單縮短工作日，就驚人地增加了勞動的規則性、劃一性、秩序性、連續性和效能。

毫無疑問，當法律使資本永遠不能延長工作日時，資本就力圖不斷提高勞動強度來補償，並且把機器的每一改進變成加緊吮吸勞動力的手段，資本的這種趨勢很快又必定達到一個轉折點，使勞動時間不可避免地再一次縮短。

第四篇 絕對剩余價值的產生

                                第十三章  機器和大工業

                                       ４．工　　廠
年輕人很快就可以學會使用機器，因此也就沒有必要專門培養一種特殊的工人成為機器工人。在工廠裏，單純的下手幹的活一方面可以用機起來代替，另一方面由於這種活十分簡單，從事這種苦役的人員可以迅速地經常地更換。

機器勞動極度地損害了神經系統，同時它又壓抑肌肉的多方面運動，侵吞身體和精神上的一切自由活動。甚至減輕勞動也成了折磨人的手段，因為機器不是使工人擺脫勞動，而是使工人的勞動毫無內容。

生產過程的智力同體力勞動相分離，智力變成資本支配勞動的權力，是在以機器為基礎的大工業中完成的。變得空虛了的單個機器工人的局部技巧，在科學面前，在巨大的自然力面前，在社會的群眾性勞動面前，作為微不足道的附屬品而消失了；科學、巨大的自然力、社會的群眾性勞動都體現在機器體系中，並同機器體系一道構成「主人」的權力。

            ５．工人和機器之間的鬥爭
工人要學會把機器和機器的資本主義應用區別開來，從而學會把自己的攻擊從物質生產資料本身轉向物質生產資料的社會使用形式，是需要時間和經驗的。

勞動資料一作為機器出現，立刻就成了工人本身的競爭者。通過機器進行的資本的自行增殖，同生存條件被機器破壞的工人的人數成正比。

一旦工具由機起來操縱，勞動力的交換價值就隨同它的使用價值一起消失。工人就象停止流通的紙幣一樣賣不出去。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就這樣被機器變成了過剩的人口，也就是不再為資本的自行增殖所直接需要的人口，這些人一部分在舊的手工業和工場手工業生產反對機器生產的力量懸殊的鬥爭中毀滅，另一部分則湧向所有比較容易進去的工業部門，充斥勞動市場，從而使勞動力的價格降低到它的價值以下。

     ６．關於被機器排擠的工人會得到補償的理論
一切事情全看你怎麽說。真是：好話能遮醜。

機器把他們從購買手段中「遊離」出來，於是就把他們從買者變成非買者。因此對這些商品的需求減少了。如此而已。如果這種減少了的需求沒有其他方面的增加了的需求來補償，商品的市場價格就會下降。如果這種情況延續的時間較長而且範圍較廣，生產這些商品所雇用的工人就會被解雇。機器不僅在采用它的生產部門，而且還在沒有采用它的生產部門把工人拋向街頭。

他們的前途也是多麽渺茫！這些因為分工而變得畸形的窮人，離開他們原來的勞動範圍就不值錢了，只能在少數低級的、因而始終是人員充斥和工資微薄的勞動部門去找出路。

   這些矛盾和對抗不是從機器本身產生的，而是從機器的資本主義應用產生的！因為機器就其本身來說縮短勞動時間，而它的資本主義應用延長工作日；因為機器本身減輕勞動，而它的資本主義應用提高勞動強度；因為機器本身是人對自然力的勝利，而它的資本主義應用使人受自然力奴役；因為機器本身增加生產者的財富，而它的資本主義應用使生產者變成需要救濟的貧民，如此等等，所以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就簡單地宣稱，對機器本身的考察確切地證明，所有這些顯而易見的矛盾都不過是平凡現實的假象，而就這些矛盾本身來說，因而從理論上來說，都是根本不存在的。於是，他們就用不著再動腦筋了，並且還指責他們的反對者愚蠢，說這些人不是反對機器的資本主義應用，而是反對機器本身。
這些社會階層的財富的日益增加和生產必要生活資料所需要的工人人數的不斷相對減少，一方面產生出新的奢侈要求，另一方面又產生出滿足這些要求的新手段。社會產品中有較大的部分變成剩余產品，而剩余產品中又有較大的部分以精致和多樣的形式再生產出來和消費掉。換句話說，奢侈品的生產在增長。（恩格斯說：正是這些生產奢侈品的工人大部分處於悲慘的境地。）

第四篇 絕對剩余價值的產生

                                第十三章  機器和大工業  

７．工人隨機器生產的發展而被排斥和吸引。棉紡織業的危機
機器剛剛為自己奪取活動範圍的這個初創時期，由於借助機器生產出異常高的利潤而具有決定性的重要意義。這些利潤本身不僅形成加速積累的源泉，而且把不斷新生的並正在尋找新的投資場所的很大一部分社會追加資本吸引到有利的生產領域。突飛猛進的初創時期的這種特殊利益，不斷地在新采用機器的生產部門重現。但是，一旦工廠製度達到一定的廣度和一定的成熟程度，特別是一旦它自己的技術基礎即機器本身也用機起來生產，一旦煤和鐵的采掘、金屬加工以及交通運輸業都發生革命，總之，一旦與大工業相適應的一般生產條件形成起來，這種生產方式就獲得一種彈力，一種突然地跳躍式地擴展的能力，只有原料和銷售市場才是它的限製。一方面，機器直接引起原料的增加，例如軋棉機使棉花生產增加。另一方面，機器產品的便宜和交通運輸業的變革是奪取國外市場的武器。機器生產摧毀國外市場的手工業產品，迫使這些市場變成它的原料產地。例如東印度就被迫為大不列顛生產棉花、羊毛、大麻、黃麻、靛藍等。大工業國工人的不斷「過剩」，大大促進了國外移民和把外國變成殖民地，變成宗主國的原料產地，例如澳大利亞就變成了羊毛產地。一種和機器生產中心相適應的新的國際分工產生了，它使地球的一部分成為主要從事農業的生產地區，以服務於另一部分主要從事工業的生產地區。這種革命是同農業中的各種變革聯系在一起的，關於這些變革。

工廠製度的巨大的跳躍式的擴展能力和它對世界市場的依賴，必然造成熱病似的生產，並隨之造成市場商品充斥，而當市場收縮時，就出現癱瘓狀態。工業的生命按照中常活躍、繁榮、生產過剩、危機、停滯這幾個時期的順序而不斷地轉換。由於工業循環的這種周期變換，機器生產使工人在就業上並從而在生活上遭遇的無保障和不穩定狀態，已成為正常的現象。

          ８．大工業所引起的工場手工業、手工業和家庭勞動的革命

如果一臺單個的工作機代替了協作或工場手工業，那末，工作機本身又可以成為手工業生產的基礎。但是，手工業生產在機器基礎上的再現只是向工廠生產的過渡，只要機械動力（蒸汽或水）代替人的肌肉來推動機器，工廠生產通常就會出現。

機器生產的原則是把生產過程分解為各個組成階段，並且應用力學、化學等等，總之就是應用自然科學來解決由此產生的問題。這個原則到處都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因此，機器時而擠進工場手工業的這個局部過程，時而又擠進那個局部過程。這樣一來，從舊的分工中產生的工場手工業組織的堅固結晶就逐漸溶解，並不斷發生變化。此外，總體工人即結合工人的構成也發生了根本的變革。

資本除了把工廠工人、手工工場工人和手工業工人大規模地集中在一起，並直接指揮他們，它還通過許多無形的線調動著另一支散居在大城市和農村的家庭工人大軍。

這種自發進行的工業革命，一方面要求采用更多的機器，並用蒸汽代替肌肉充當動力。另一方面，為了從空間上奪回在時間上失去的東西，就要擴充共同使用的生產資料如爐子、廠房等等，一句話，要使生產資料在更大程度上集中起來，並與此相適應，使工人在更大程度上結集起來。

第四篇  絕對剩余價值的產生

                                第十三章  機器和大工業  

９．工廠法（衛生條款和教育條款）。它在英國的普遍實行
工廠法的製定，是社會對其生產過程自發形式的第一次有意識、有計劃的反作用。正如我們講過的，它象棉紗、走錠精紡機和電報一樣，是大工業的必然產物。

盡管工廠法的教育條款整個說來是不足道的，但還是把初等教育宣布為勞動的強製性條件。這一條款的成就第一次證明了智育和體育同體力勞動相結合的可能性，從而也證明了體力勞動同智育和體育相結合的可能性。

從工廠製度中萌發出了未來教育的幼芽，未來教育對所有已滿一定年齡的兒童來說，就是生產勞動同智育和體育相結合，它不僅是提高社會生產的一種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發展的人的唯一方法。

大工業的原則是，首先不管人的手怎樣，把每一個生產過程本身分解成各個構成要素，從而創立了工藝學這門完全現代的科學。社會生產過程的五光十色的、似無聯系的和已經固定化的形態，分解成為自然科學的自覺按計劃的和為取得預期有用效果而系統分類的應用。工藝學揭示了為數不多的重大的基本運動形式，不管所使用的工具多麽復雜，人體的一切生產活動必然在這些形式中進行，正象力學不會由於機器異常復雜，就看不出它們不過是簡單機械力的不斷重復一樣。現代工業從來不把某一生產過程的現存形式看成和當作最後的形式。因此，現代工業的技術基礎是革命的，而所有以往的生產方式的技術基礎本質上是保守的。

   現代工業通過機器、化學過程和其他方法，使工人的職能和勞動過程的社會結合不斷地隨著生產的技術基礎發生變革。這樣，它也同樣不斷地使社會內部的分工發生革命，不斷地把大量資本和大批工人從一個生產部門投到另一個生產部門。因此，大工業的本性決定了勞動的變換、職能的更動和工人的全面流動性。另一方面，大工業在它的資本主義形式上再生產出舊的分工及其固定化的專業。我們已經看到，這個絕對的矛盾怎樣破壞著工人生活的一切安寧、穩定和保障，使工人面臨這樣的威脅：在勞動資料被奪走的同時，生活資料也不斷被奪走，在他的局部職能變成過剩的同時，他本身也變成過剩的東西；我們已經看到，這個矛盾怎樣通過工人階級的不斷犧牲、勞動力的無限度的浪費以及社會無政府狀態的洗劫而放縱地表現出來。這是消極的方面。但是，如果說勞動的變換現在只是作為不可克服的自然規律，並且帶著自然規律在任何地方遇到障礙時都有的那種盲目破壞作用而為自己開辟道路，那末，大工業又通過它的災難本身使下面這一點成為生死攸關的問題：承認勞動的變換，從而承認工人盡可能多方面的發展是社會生產的普遍規律，並且使各種關系適應於這個規律的正常實現。大工業還使下面這一點成為生死攸關的問題：用適應於不斷變動的勞動需求而可以隨意支配的人員，來代替那些適應於資本的不斷變動的剝削需要而處於後備狀態的、可供支配的、大量的貧窮工人人口；用那種把不同社會職能當作互相交替的活動方式的全面發展的個人，來代替只是承擔一種社會局部職能的局部個人。
如果說，作為工人階級的身體和精神的保護手段的工廠立法的普遍化已經不可避免，那末，另一方面，正如前面講到的，這種普遍化使小規模的分散的勞動過程向大的社會規模的結合的勞動過程的過渡也普遍化和加速起來，從而使資本的積聚和工廠製度的獨占統治也普遍化和加速起來。它破壞一切還部分地掩蓋著資本統治的陳舊的過渡的形式，而代之以直接的無掩飾的資本統治。

            １０．大工業和農業
大工業在農業領域內所起的最革命的作用，是消滅舊社會的堡壘——「農民」，並代之以雇傭工人。因此，農村中社會變革的需要和社會對立，就和城市相同了。最陳舊和最不合理的經營，被科學在工藝上的自覺應用代替了。

農業和工場手工業的原始的家庭紐帶，也就是把二者的早期未發展的形式聯結在一起的那種紐帶，被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撕斷了。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同時為一種新的更高級的綜合，即農業和工業在它們對立發展的形式的基礎上的聯合，創造了物質前提。資本主義生產使它匯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來越占優勢，這樣一來，它一方面聚集著社會的歷史動力，另一方面又破壞著人和土地之間的物質變換，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費掉的土地的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從而破壞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條件。這樣，它同時就破壞城市工人的身體健康和農村工人的精神生活。但是資本主義生產在破壞這種物質變換的純粹自發形成的狀況的同時，又強製地把這種物質變換作為調節社會生產的規律，並在一種同人的充分發展相適合的形式上系統地建立起來。在農業中，象在工場手工業中一樣，生產過程的資本主義轉化同時表現為生產者的殉難歷史，勞動資料同時表現為奴役工人、剝削工人和使工人貧困的手段，勞動過程的社會結合同時表現為對工人個人的活力、自由和獨立的有組織的壓製。

農業工人在廣大土地上的分散，同時破壞了他們的反抗力量，而城市工人的集中卻增強了他們的反抗力量。在現代農業中，也和在城市工業中一樣，勞動生產力的提高和勞動量的增大是以勞動力本身的破壞和衰退為代價的。此外，資本主義農業的任何進步，都不僅是掠奪勞動者的技巧的進步，而且是掠奪土地的技巧的進步，在一定時期內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進步，同時也是破壞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進步。一個國家，例如北美合眾國，越是以大工業作為自己發展的起點，這個破壞過程就越迅速。因此，資本主義生產發展了社會生產過程的技術和結合，只是由於它同時破壞了一切財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

第五篇 絕對剩余價值和相對剩余價值的生產

                       第十四章  絕對剩余價值和相對剩余價值

單個人如果不在自己的頭腦的支配下使自己的肌肉活動起來，就不能對自然發生作用。正如在自然機體中頭和手組成一體一樣，勞動過程把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結合在一起了。後來它們分離開來，直到處於敵對的對立狀態。產品從個體生產者的直接產品轉化為社會產品，轉化為總體工人即結合勞動人員的共同產品。總體工人的各個成員較直接地或者較間接地作用於勞動對象。因此，隨著勞動過程本身的協作性質的發展，生產勞動和它的承擔者即生產工人的概念也就必然擴大。為了從事生產勞動，現在不一定要親自動手；只要成為總體工人的一個器官，完成他所屬的某一種職能就夠了。上面從物質生產性質本身中得出的關於生產勞動的最初的定義，對於作為整體來看的總體工人始終是正確的。但是，對於總體工人中的每一單個成員來說，就不再適用了。

但是，另一方面，生產勞動的概念縮小了。資本主義生產不僅是商品的生產，它實質上是剩余價值的生產。工人不是為自己生產，而是為資本生產。因此，工人單是進行生產已經不夠了。他必須生產剩余價值。只有為資本家生產剩余價值或者為資本的自行增殖服務的工人，才是生產工人。如果可以在物質生產領域以外舉一個例子，那末，一個教員只有當他不僅訓練孩子的頭腦，而且還為校董的發財致富勞碌時，他才是生產工人。校董不把他的資本投入香腸工廠，而投入教育工廠，這並不使事情有任何改變。因此，生產工人的概念決不只包含活動和效果之間的關系，工人和勞動產品之間的關系，而且還包含一種特殊社會的、歷史地產生的生產關系。這種生產關系把工人變成資本增殖的直接手段。所以，成為生產工人不是一種幸福，而是一種不幸。

絕對剩余價值的生產只同工作日的長度有關；相對剩余價值的生產使勞動的技術過程和社會組織發生根本的革命。

在文化初期，已經取得的勞動生產力很低，但是需要也很低，需要是同滿足需要的手段一同發展的，並且是依靠這些手段發展的。其次，在這個文化初期，社會上依靠別人勞動來生活的那部分人的數量，同直接生產者的數量相比，是微不足道的。隨著社會勞動生產力的增進，這部分人也就絕對地和相對地增大起來。

撇開社會生產的不同發展程度不說，勞動生產率是同自然條件相聯系的。這些自然條件都可以歸結為人本身的自然（如人種等等）和人的周圍的自然。外界自然條件在經濟上可以分為兩大類：生活資料的自然富源，例如土壤的肥力，魚產豐富的水等等；勞動資料的自然富源，如奔騰的瀑布、可以航行的河流、森林、金屬、煤炭等等。在文化初期，第一類自然富源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在較高的發展階段，第二類自然富源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絕對必需滿足的自然需要的數量越少，土壤自然肥力越大，氣候越好，維持和再生產生產者所必需的勞動時間就越少。因而，生產者在為自己從事的勞動之外來為別人提供的剩余勞動就可以越多。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人對自然的支配為前提。過於富饒的自然「使人離不開自然的手，就象小孩子離不開引帶一樣」。它不能使人自身的發展成為一種自然必然性。資本的祖國不是草木繁茂的熱帶，而是溫帶。不是土壤的絕對肥力，而是它的差異性和它的自然產品的多樣性，形成社會分工的自然基礎，並且通過人所處的自然環境的變化，促使他們自己的需要、能力、勞動資料和勞動方式趨於多樣化。社會地控製自然力以便經濟地加以利用，用人力興建大規模的工程以便占有或馴服自然力，——這種必要性在產業史上起著最有決定性的作用。

良好的自然條件始終只提供剩余勞動的可能性，從而只提供剩余價值或剩余產品的可能性，而絕不能提供它的現實性。勞動的不同的自然條件使同一勞動量在不同的國家可以滿足不同的需要量，因而在其他條件相似的情況下，使得必要勞動時間各不相同。這些自然條件只作為自然界限對剩余勞動發生影響，就是說，它們只確定開始為別人勞動的起點。產業越進步，這一自然界限就越退縮。
第五篇 絕對剩余價值和相對剩余價值的生產

                   第十五章  勞動力價格和剩余價值的量的變化
勞動力價值是由平均工人通常必需的生活資料的價值決定的。這些生活資料在形式上雖然可能有變化，但是在一定社會的一定時代，它們的量是一定的，所以應該看作是一個不變量。變化的是這個量的價值。還有兩個因素決定勞動力的價值。一個是勞動力的發展費用，這種費用是隨生產方式的變化而變化的；另一個是勞動力的自然差別，男勞動力和女勞動力，成年勞動力和未成年勞動力的自然差別。

勞動力價格和剩余價值的相對量取決於三種情況：１．工作日的長度，或勞動的外延量；２．正常的勞動強度，或勞動的內含量，即一定時間內耗費一定量的勞動；３．最後，勞動生產力，即由於生產條件發展程度的不同，等量的勞動在同樣時間內會提供較多或較少的產品量。

在勞動生產力提高時，勞動力的價格能夠不斷下降，而工人的生活資料量同時不斷增加。但是相對地說，即同剩余價值比較起來，勞動力的價值還是不斷下降，從而工人和資本家的生活狀況之間的鴻溝越來越深。

勞動強度的提高是以在同一時間內勞動消耗的增加為前提的。因此，一個強度較大的工作日比一個時數相同但強度較小的工作日體現為更多的產品。

只有在有關的產業部門的產品加入工人的日常消費的情況下，勞動生產率的變化才能引起勞動力價值量的變化，從而引起剩余價值量的變化。這種限製在這裏是不適用的。不論勞動量在外延上還是在內含上發生變化，勞動的價值產品量總要相應地隨著變化，不管這個價值借以體現的物品有怎樣的性質。

勞動力的日價值是根據勞動力的正常的平均持續時間或工人的正常的壽命來計算的，並且是根據從生命物質到運動的相應的、正常的、適合人體性質的轉化來計算的。與工作日的延長密不可分的勞動力的更大損耗，在一定點內，可以用增多的報酬來補償。超過這一點，損耗便以幾何級數增加，同時勞動力再生產和發揮作用的一切正常條件就遭到破壞。勞動力的價格和勞動力的剝削程度就不再是可通約的量了。

勞動生產力的提高和勞動強度的增加，從一方面來說，起著同樣的作用。它們都會增加任何一段時間內所生產的產品總額。因此，它們都能縮短工人生產自己的生活資料或平等價物所必需的工作日部分。工作日的絕對最低界限，總是由工作日的這個必要的但能縮減的部分形成。如果整個工作日縮小到這個必要的部分，那末剩余勞動就消失了，這在資本的製度下是不可能發生的。只有消滅資本主義生產形式，才允許把工作日限製在必要勞動上。但是，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必要勞動將會擴大自己的範圍。一方面，是因為工人的生活條件日益豐富，他們的生活需求日益增長。另一方面，是因為現在的剩余勞動的一部分將會列入必要勞動，即形成社會準備基金和社會積累基金所必要的勞動。

勞動生產力越是增長，工作日就越能縮短；而工作日越是縮短，勞動強度就越能增加。從社會的角度來看，勞動生產率還隨同勞動的節約而增長。這種節約不僅包括生產資料的節約，而且還包括一切無用勞動的免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迫使單個企業實行節約，但是它的無政府狀態的競爭製度卻造成社會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的最大的浪費，而且也產生了無數現在是必不可少的、但就其本身來說是多余的職能。
在勞動強度和勞動生產力已定的情況下，勞動在一切有勞動能力的社會成員之間分配得越平均，一個社會階層把勞動的自然必然性從自身上解脫下來並轉嫁給另一個社會階層的可能性越小，社會工作日中必須用於物質生產的部分就越小，從而個人從事自由活動，腦力活動和社會活動的時間部分就越大。從這一方面來說，工作日的縮短的絕對界限就是勞動的普遍化。在資本主義社會裏，一個階級享有自由時間，是由於群眾的全部生活時間都轉化為勞動時間了。

                         第十六章剩余價值率的各種公式
一切剩余價值，不論它後來在利潤、利息、地租等等哪種特殊形式上結晶起來，實質上都是無酬勞動時間的物化。資本自行增殖的秘密歸結為資本對別人的一定數量的無酬勞動的支配權。

第六篇　　　工　　資

                   第十七章  勞動力的價值或價格轉化為工資
但什麽是商品的價值呢？這就是耗費在商品生產上的社會勞動的物化形式。我們又用什麽來計量商品的價值量呢？用它所包含的勞動量來計量。

勞動要作為商品在市場上出賣，無論如何必須在出賣以前就已存在。但是，工人如果能使他的勞動獨立存在，他出賣的就是商品，而不是勞動。

   撇開這些矛盾不說，貨幣即物化勞動同活勞動的直接交換，也會或者消滅那個正是在資本主義生產的基礎上才自由展開的價值規律，或者消滅那種正是以雇傭勞動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生產本身。
決定商品的價值量的，是生產商品所必需的勞動量，而不是勞動的物化形式。

實際上，在商品市場上同貨幣所有者直接對立的不是勞動，而是工人。工人出賣的是他的勞動力。當工人的勞動實際上開始了的時候，它就不再屬於工人了，因而也就不再能被工人出賣了。勞動是價值的實體和內在尺度，但是它本身沒有價值。

政治經濟學稱為勞動的價值的東西，實際上就是勞動力的價值；勞動力存在於工人身體內，它不同於它的職能即勞動，正如機器不同於機器的功能一樣。

在雇傭勞動下，貨幣關系掩蓋了雇傭工人的無償勞動。

因此可以懂得，為什麽勞動力的價值和價格轉化為工資形式，即轉化為勞動本身的價值和價格，會具有決定性的重要意義。這種表現形式掩蓋了現實關系，正好顯示出它的反面。工人和資本家的一切法權觀念，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一切神秘性，這一生產方式所產生的一切自由幻覺，庸俗經濟學的一切辯護遁詞，都是以這個表現形式為依據的。

工人提供給資本家的「使用價值」，實際上不是他的勞動力，而是勞動力的職能，即一定的有用勞動，裁縫勞動，鞋匠勞動，紡紗勞動等等。至於這種勞動另一方面又是形成價值的一般要素，具有一種使它同一切其他商品相區別的屬性，這一點卻是普通意識所不能領會的。

實際上所關心的只是勞動力的價格和勞動力執行職能時所創造的價值之間的差額。

工資的實際運動顯示出一些現象，似乎證明被支付的不是勞動力的價值，而是它的職能即勞動本身的價值。這些現象可以歸納為兩大類：第一，工資隨著工作日長度的變化而變化。如果是這樣，那我們同樣可以說，因為租用機器一周的費用比租用一天要貴，所以被支付的不是機器的價值，而是機器功能的價值。第二，執行同一職能的不同工人的工資間存在著個人的差別。這種個人的差別在奴隸製度下也可以看到，但是在那裏勞動力本身是赤裸裸地、不加任何掩飾地出賣的，這種差別沒有引起任何幻覺。

總之，「勞動的價值和價格」或「工資」這個表現形式不同於它所表現的本質關系，即勞動力的價值和價格，我們關於一切表現形式和隱藏在它們背後的基礎所說的話，在這裏也是適用的。前者是直接地自發地作為流行的思維形式再生產出來的，而後者只有通過科學才能揭示出來。

第六篇　　　工　　資

                                第十八章  計時工資
勞動力總是按一定時起來出賣的。因此，直接表現勞動力的日價值、周價值等等的轉化形式，就是「計時工資」的形式，也就是日工資等等。

一般的規律就是：如果日勞動、周勞動等等的量已定，那末日工資或周工資就決定於勞動價格，而勞動價格本身或者是隨著勞動力的價值而變化，或者是隨著勞動力的價格與其價值的偏離而變化。反之，如果勞動價格已定，那末日工資或周工資就決定於日勞動或周勞動的量。

前面我們已經看到過度勞動的破壞性後果，這裏我們又發現了工人由於就業不足所遭受的苦難的源泉。

現在資本家不讓工人做滿維持自身生存所必需的勞動時間，也能從工人身上榨取一定量的剩余勞動。他可以破壞就業方面的任何規則性，完全按照自己的方便、意願和眼前利益，使最驚人的過度勞動同相對的或完全的失業互相交替。

在英國各種產業部門中，在工作日的延長超出一定正常界限時，勞動價格的增長造成了這樣一種情況：所謂正常時間內的勞動價格很低，這就迫使那些想掙得足夠工資的工人在額外時間去做報酬較高的工作。法律對工作日的限製結束了這種快意的事情。

第六篇　　　工　　資

                                  第十九章  計件工資
計件工資無非是計時工資的轉化形式，正如計時工資是勞動力的價值或價格的轉化形式一樣。

在實行計時工資的情況下，勞動由勞動的直接的持續時間來計量；在實行計件工資的情況下，則由在一定時間內勞動所凝結成的產品的數量來計量。勞動時間本身的價格最終決定於這個等式：日勞動價值＝勞動力的日價值。因此，計件工資只是計時工資的轉化形式。

計件工資給資本家提供了一個十分確定的計算勞動強度的尺度。只有體現在一個預先規定的並由經驗確定的商品量中的勞動時間，才被看作是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並當作這種勞動時間來支付報酬。

既然勞動的質量和強度在這裏是由工資形式本身來控製的，那末對勞動的監督大部分就成為多余的了。

實行了計件工資，很自然，工人的個人利益就會使他盡可能緊張地發揮自己的勞動力，而這又使資本家容易提高勞動強度的正常程度。

計件工資給個性提供的較大的活動場所，一方面促進了工人個性的發展，從而促進了自由精神、獨立性和自我監督能力的發展；但另一方面也促進了他們之間的互相競爭。因此，計件工資有一種趨勢，就是在把個別工資提高到平均水平以上的同時，把這個水平本身降低。

第六篇　　　工　　資

                             第二十章  工資的國民差異

只要把勞動力的價值或價格換成外在的工資形式，那裏的一切規律就會轉化為工資運動的規律。在這一運動中表現為各種變動著的組合的情況，對於不同的國家說來，會表現為國民工資的同時存在的差異。因此，在比較國民工資時，必須考慮到決定勞動力的價值量的變化的一切因素：自然的和歷史地發展起來的首要的生活必需品的價格和範圍，工人的教育費，婦女勞動和兒童勞動的作用，勞動生產率，勞動的外延量和內含量。

各國的平均數形成一個階梯，它的計量單位是世界勞動的平均單位。因此，強度較大的國民勞動比強度較小的國民勞動，會在同一時間內生產出更多的價值，而這又表現為更多的貨幣。

但是，價值規律在國際上的應用，還會由於下述情況而發生更大的變化：只要生產效率較高的國家沒有因競爭而被迫把它們的商品的出售價格降低到和商品的價值相等的程度，生產效率較高的國民勞動在世界市場上也被算作強度較大的勞動。

資本主義生產的唯一禍害就是資本本身。
第七篇 資本的積累過程

    一個貨幣額轉化為生產資料和勞動力，這是要執行資本職能的價值量所完成的第一個運動。這個運動是在市場上，在流通領域內進行的。運動的第二階段，生產過程，在生產資料轉化為商品時就告結束，這些商品的價值大於其組成部分的價值，也就是包含原預付資本加上剩余價值。接著，這些商品必須再投入流通領域。必須出售這些商品，把它們的價值實現在貨幣上，把這些貨幣又重新轉化為資本，這樣周而復始地不斷進行。這種不斷地通過同一些連續階段的循環，就形成資本流通。
生產剩余價值即直接從工人身上榨取無酬勞動並把它固定在商品上的資本家，是剩余價值的第一個占有者，但決不是剩余價值的最後所有者。以後他還必須同在整個社會生產中執行其他職能的資本家，同土地所有者等等，共同瓜分剩余價值。

不管資本主義生產者自己握有的或分給別人的剩余價值的比例如何，他總是最先占有剩余價值。因此，我們在說明積累時假定的情況，也就是積累進行中實際發生的情況。另一方面，剩余價值的分割和流通的中介運動模糊了積累過程的簡單的基本形式。因此，對積累過程的純粹的分析，就要求我們暫時拋開掩蓋它的機構的內部作用的一切現象。

           第二十一章   簡單再生產
每一個社會生產過程，從經常的聯系和它不斷更新來看，同時也就是再生產過程。

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勞動過程只表現為價值增殖過程的手段，同樣，再生產也只表現為把預付價值作為資本即作為自行增殖的價值來再生產的手段。某個人之所以扮演資本家的經濟角色，只是由於他的貨幣不斷地執行資本的職能。

如果這種收入只是充當資本家的消費基金，或者說，它周期地獲得，也周期地消費掉，那末，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這就是簡單再生產。雖然簡單再生產只是生產過程在原來規模上的重復，但是這種重復或連續性，賦予這個過程以某些新的特征，或者不如說，消除它僅僅作為孤立過程所具有的虛假特征。

勞動產品和勞動本身的分離，客觀勞動條件和主觀勞動力的分離，是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事實上的基礎或起點。

但是，起初僅僅是起點的東西，後來通過過程的單純連續，即通過簡單再生產，就作為資本主義生產本身的結果而不斷重新生產出來，並且永久化了。一方面，生產過程不斷地把物質財富轉化為資本，轉化為資本家的價值增殖手段和消費。另一方面，工人不斷地象進入生產過程時那樣又走出這個過程——是財富的人身源泉，但被剝奪了為自己實現這種財富的一切手段。因為在他進入過程以前，他自己的勞動就同他相異化而為資本家所占有，並入資本中了，所以在過程中這種勞動不斷物化在別人產品中。因為生產過程同時就是資本家消費勞動力的過程，所以工人的產品不僅不斷地轉化為商品，而且也轉化為資本，轉化為吸收創造價值的力的價值，轉化為購買人身的生活資料，轉化為使用生產者的生產資料。可見，工人本身不斷地把客觀財富當作資本，當作同他相異化的、統治他和剝削他的權力來生產，而資本家同樣不斷地把勞動力當作主觀的、同它本身物化的和實現的資料相分離的、抽象的、只存在於工人身體中的財富源泉來生產，一句話，就是把工人當作雇傭工人來生產。工人的這種不斷再生產或永久化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必不可少的條件。

工人的消費有兩種。在生產本身中他通過自己的勞動消費生產資料，並把生產資料轉化為價值高於預付資本價值的產品。這就是他的生產消費。同時這也是購買他的勞動力的資本家對他的勞動力的消費。另一方面，工人把購買他的勞動力而支付給他的貨幣用於生活資料：這是他的個人消費。可見，工人的生產消費和個人消費是完全不同的。在前一種情況下，工人起資本動力的作用，屬於資本家；在後一種情況下，他屬於自己，在生產過程以外執行生活職能。前者的結果是資本家的生存，後者的結果是工人自己的生存。
工人往往被迫把自己的個人消費變成生產過程的純粹附帶的事情。在這種情況下，他給自己添加生活資料，是為了維持自己勞動力的運轉，正象給蒸汽機添煤加水，給機輪上油一樣。

從社會角度來看，工人階級，即使在直接勞動過程以外，也同死的勞動工具一樣是資本的附屬物。甚至工人的個人消費，在一定限度內，也不過是資本再生產過程的一個要素。

不讓這種有自我意識的生產工具跑掉。

奴隸是由鎖鏈，雇傭工人則由看不見的線系在自己的所有者手裏。他這種獨立的假象是由雇主的經常更換以及契約的法律虛構來保持的。

把「機器」分為兩類，這兩類都屬於資本家。一類在資本家的工廠裏，另一類在夜間和星期日住在廠外的小屋中。一類是死機器，另一類是活機器。死機器不僅逐日損壞和貶值，而且由於技術不斷進步，它的現有數量中的大部分也變得陳舊了，以致在幾個月之內可以用新機起來替換而獲得利益。活機器則相反，它延續的時間越久，歷代的技能積累得越多，就越好。

實際上，工人在把自己出賣給資本家以前就已經屬於資本了。工人經濟上的隸屬地位，是由他的賣身行為的周期更新、雇主的更換和勞動的市場價格的變動造成的，同時又被這些事實所掩蓋。

可見，把資本主義生產過程聯系起來考察，或作為再生產過程來考察，它不僅生產商品，不僅生產剩余價值，而且還生產和再生產資本關系本身：一方面是資本家，另一方面是雇傭工人。

第七篇  資本的積累過程

                                         第二十二章  剩余價值轉化為資本

                １．規模擴大的資本主義生產過程。商品生產所有權規律轉變為資本主義占有規律

把剩余價值當作資本使用，或者說，把剩余價值再轉化為資本，叫做資本積累。

資本價值最初是以貨幣形式預付的；相反，剩余價值一開始就作為總產品的一定部分的價值而存在。如果總產品賣出去，變成貨幣，那末資本價值就又取得了自己最初的形式，而剩余價值則改變了自己最初的存在方式。但是從這時候起，資本價值和剩余價值二者都成了貨幣額，並且以完全相同的方式重新轉化為資本。資本家把這二者都用來購買商品，以便能夠重新開始製造自己的產品，而這次是在擴大規模上進行的。

商品在進入市場以前，就已經存在於年生產基金中了，也就是說，已經存在於由各個單個資本的總額或社會總資本在一年中轉化成的各種物品的總額中了，而每個資本家只占有其中的一個相應部分。市場上的過程只是實現年生產的各個組成部分的交換，使它們從一個人的手裏轉到另一人的手裏，但它既不能增大年生產的總額，也不能改變產品的本性。可見，全部年產品能有什麽用途，取決於它本身的構成，而絕不取決於流通。

要積累，就必須把一部分剩余產品轉化為資本。但是，如果不是出現了奇跡，能夠轉化為資本的，只是在勞動過程中可使用的物品，即生產資料，以及工人用以維持自身的物品，即生活資料。所以，一部分年剩余勞動必須用來製造追加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它們要超過補償預付資本所需的數量。總之，剩余價值所以能轉化為資本，只是因為剩余產品（它的價值就是剩余價值）已經包含了新資本的物質組成部分。

資本只要把工人階級每年向它提供的各種年齡的追加勞動力同已經包含在年產品中的追加生產資料合並起來，剩余價值向資本的轉化就完成了。具體說來，積累就是資本的規模不斷擴大的再生產。簡單再生產的循環改變了，按照西斯蒙第的說法，變成螺旋形了。

追加資本是同原有資本合並，還是同它分開而獨立增殖；是由積累它的同一資本家使用，還是轉入別的資本家手中，這些我們暫時也不必過問。只是我們不應當忘記，在新形成的資本旁邊，原有資本仍在繼續再生產自己，並生產剩余價值，而且每一個積累起來的資本就它同自己所創造的追加資本的關系來說，也是這樣。

這是資本化了的剩余價值。它一開始就沒有一個價值原子不是由別人的無酬勞動產生的。合並追加勞動力的生產資料，以及維持這種勞動力的生活資料，都不外是剩余產品的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即資本家階級每年從工人階級那裏奪取的貢品的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

不管怎樣，工人階級總是用他們這一年的剩余勞動創造了下一年雇用追加勞動的資本。這就是所謂「資本生資本」。

勞動力的不斷買賣是形式。其內容則是，資本家用他總是不付等價物而占有的別人的已經物化的勞動的一部分，來不斷再換取更大量的別人的活勞動。

所有權對於資本家來說，表現為占有別人無酬勞動或產品的權利，而對於工人來說，則表現為不能占有自己的產品。所有權和勞動的分離，成了似乎是一個以它們的同一性為出發點的規律的必然結果。

一旦勞動力由工人自己作為商品自由出賣，這種結果就是不可避免的。但只有從這時期，商品生產才普遍化，才成為典型的生產形式；只有從這時期，每一個產品才一開始就是為賣而生產，而生產出來的一切財富都要經過流通。只有當雇傭勞動成為商品生產的基礎時，商品生產才強加於整個社會，但也只有這時，它才能發揮自己的全部潛力。
第七篇 資本的積累過程

                                        第二十二章  剩余價值轉化為資本

                     ２．政治經濟學關於規模擴大的再生產的錯誤見解

這種偏見把資本主義生產和貨幣貯藏混為一談，以為積累財富就是使財富現有的實物形式免遭破壞，也就是不被消費掉，或者說，把財富從流通中救出來。其實，把貨幣貯藏起來不加入流通，同把貨幣作為資本而增殖，恰恰是相反的兩回事，從貨幣貯藏的意義上進行商品積累，是十足的愚蠢行為。大量商品的積累是流通停滯或生產過剩的結果。
各個資本的運動和個人收入的運動交錯混合在一起，消失在普遍的換位中，即消失在社會財富的流通中，這就迷惑了人們的視線，給我們的研究提出了極其復雜的問題需要解決。

                  ３．剩余價值分為資本和收入。節欲論
資本家只有作為人格化的資本，他才有歷史的價值，才有象聰明的利希諾夫斯基所說的「沒有任何日期」的歷史存在權。也只有這樣，他本身的暫時必然性才包含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暫時必然性中。但既然這樣，他的動機，也就不是使用價值和享受，而是交換價值和交換價值的增殖了。他狂熱地追求價值的增殖，肆無忌憚地迫使人類去為生產而生產，從而去發展社會生產力，去創造生產的物質條件；而只有這樣的條件，才能為一個更高級的、以每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為基本原則的社會形式創造現實基礎。資本家只是作為資本的人格化才受到尊敬。作為這樣一種人，他同貨幣貯藏者一樣，具有絕對的致富欲。但是，在貨幣貯藏者那裏，這表現為個人的狂熱，在資本家那裏，這卻表現為社會機構的作用，而資本家不過是這個社會機構中的一個主動輪罷了。此外，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使投入工業企業的資本有不斷增長的必要，而競爭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規律作為外在的強製規律支配著每一個資本家。競爭迫使資本家不斷擴大自己的資本來維持自己的資本，而他擴大資本只能靠累進的積累。

積累是對社會財富世界的征服。它在擴大被剝削的人身材料的數量的同時，也擴大了資本家直接和間接的統治。

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初期，——而每個資本主義的暴發戶都個別地經過這個歷史階段，——致富欲和貪欲作為絕對的欲望占統治地位。但資本主義生產的進步不僅創立了一個享樂世界；隨著投機和信用事業的發展，它還開辟了千百個突然致富的源泉。在一定的發展階段上，已經習以為常的揮霍，作為炫耀富有從而取得信貸的手段，甚至成了「不幸的」資本家營業上的一種必要。奢侈被列入資本的交際費用。此外，資本家財富的增長，不象貨幣貯藏者那樣同自己的個人勞動和個人消費的節約成比例，而是同他榨取別人的勞動力的多少和強使工人放棄一切生活享受的程度成比例的。因此，雖然資本家的揮霍從來不象放蕩的封建主的揮霍那樣是直截了當的，相反地，在它的背後總是隱藏著最骯臟的貪欲和最小心的盤算；但是資本家的揮霍仍然和積累一同增加，一方決不會妨害另一方。

第七篇 資本的積累過程

                               第二十二章  剩余價值轉化為資本

          ４．幾種同剩余價值分為資本和收入的比例無關但決定積累量的情況：勞動力的剝削程度；勞動生產力；所使用的資本和所消費的資本之間差額的擴大；預付資本的量
由提高勞動力的緊張程度而獲得的追加勞動，沒有不變資本部分的相應增加，也可以增加剩余產品和剩余價值，即積累的實體。

在采掘工業中，例如在采礦業中，原料不是預付資本的組成部分。這裏的勞動對象不是過去勞動的產品，而是由自然無償贈予的。如金屬礦石、礦物、煤炭，石頭等等。這裏的不變資本幾乎完全由勞動資料組成，它們能很容易地容納增加了的勞動量（如工人日夜換班）。而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產品的數量和價值同所使用的勞動成正比地增加。在這裏，正象生產的第一天一樣，形成產品的原始要素，從而也就是形成資本物質成分的要素，即人和自然，是同時起作用的。由於勞動力具有伸縮性，即使不預先增加不變資本，積累的領域也能擴大。

在農業中，不預付追加的種子和肥料，就不可能擴大耕地。但是，一旦預付了追加的種子和肥料，那末，即使對土地進行純粹機械性的耕作，也會對產量的提高發生奇跡般的作用。只要原有數量的工人付出更多的勞動量，不必預付新的勞動資料，也可以提高肥力。這又是人對自然的直接作用，這種作用無需新資本的介入，也會成為擴大積累的直接源泉。

因為采掘工業和農業給加工工業提供了它本身需要的原料和它的勞動資料的原料，所以采掘工業和農業無需追加資本就能生產的追加產品，對於加工工業也是有利的。

總的結論是：資本一旦合並了形成財富的兩個原始要素——勞動力和土地，它便獲得了一種擴張的能力，這種能力使資本能把它的積累的要素擴展到超出似乎是由它本身的大小所確定的範圍，即超出由體現資本存在的、已經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價值和數量所確定的範圍。

資本積累的另一個重要的因素是社會勞動生產率的水平。
實際工資從來不會和勞動生產率按同一比例增加。這樣，同一可變資本價值可以推動更多的勞動力，從而可以推動更多的勞動。同一不變資本價值可以體現在更多的生產資料上，即體現在更多的勞動資料、勞動材料和輔助材料上，從而會提供更多的形成產品和價值的要素，或者說，提供更多的吸收勞動的要素。因此，在追加資本的價值不變甚至降低的情況下，積累仍然可以加快。不僅再生產的規模在物質上擴大了，而且剩余價值的生產也比追加資本的價值增長得更快。

如果生產這些勞動資料的部門的勞動生產力發展了（勞動生產力是隨著科學和技術的不斷進步而不斷發展的），舊的機器、工具、器具等等就為效率更高的、從功效來說更便宜的機器、工具和器具等等所代替。撇開現有的勞動資料在細節上的不斷改進不說，舊的資本也會以生產效率更高的形式再生產出來。不變資本的另一部分，即原料和輔助材料在一年當中不斷地再生產出來，而其中由農業生產的大多是一年再生產一次。因此改良方法等等的每次采用，在這裏對追加資本和已在執行職能的資本幾乎同時發生影響。化學的每一個進步不僅增加有用物質的數量和已知物質的用途，從而隨著資本的增長擴大投資領域。同時，它還教人們把生產過程和消費過程中的廢料投回到再生產過程的循環中去，從而無需預先支出資本，就能創造新的資本材料。正象只要提高勞動力的緊張程度就能加強對自然財富的利用一樣，科學和技術使執行職能的資本具有一種不以它的一定量為轉移的擴張能力。同時，這種擴張能力對原資本中已進入更新階段的那一部分也發生反作用。資本以新的形式無代價地合並了在它的舊形式背後所實現的社會進步。

一定量的勞動所推動的生產資料的價值和數量是同勞動的生產效率的提高成比例地增加的。因此，雖然同量的勞動始終只是給自己的產品增加同量的新價值，但是，隨著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同時由勞動轉移到產品上的舊資本的價值仍會增加。

使用一架強有力的自動機勞動的英國人一周的產品的價值和只使用一架手搖紡車的中國人一周的產品的價值，仍有大得驚人的差別。在同一個時間內，中國人紡一磅棉花，英國人可以紡好幾百磅。一個幾百倍大的舊價值總額使英國人的產品的價值膨脹了，這些舊價值以新的有用形式保存在產品中，因而又可以重新執行資本的職能。

在機器形式中物化的勞動自然沒有直接創造出任何一個人，但是它使為數不多的工人通過追加相對少的活勞動，就能不僅把羊毛生產地消費掉，加進新的價值，而且還以毛紗等等的形式保存它的舊價值。同時，它又提供了羊毛擴大再生產的手段和刺激。在創造新價值時又保存舊價值，這是活勞動的自然恩惠。因此，隨著勞動的生產資料的效能、規模和價值的增長，從而隨著勞動生產力的發展而造成的積累的增長，勞動在不斷更新的形式中把不斷膨脹的資本的價值保存下來並使其永久化。勞動的這種自然能力表現為合並勞動的資本所固有的自我保存的能力，正象勞動的社會生產力表現為資本的屬性，資本家對剩余勞動的不斷占有表現為資本的不斷自行增殖一樣。勞動的一切力量都顯現為資本的力量，正象商品價值的一切形式都顯現為貨幣的形式一樣。

這些勞動資料越是作為產品形成要素發生作用而不把價值加到產品中去，也就是說，它們越是整個地被使用而只是部分地被消費，那末，它們就越是象我們在上面說過的自然力如水、蒸汽、空氣、電力等等那樣，提供無償的服務。被活勞動抓住並賦予生命的過去勞動的這種無償服務，會隨著積累規模的擴大而積累起來。

那種以生產資料的形式參與活勞動過程的過去勞動所取得的不斷增長的重要性，就被歸功於這種勞動的同工人本身相異化的形態，即它的資本的形態，雖然這種勞動是工人的過去的和無酬的勞動。

           ５．所謂勞動基金
資本不是一個固定的量，而是社會財富中一個可伸縮的、隨著剩余價值分為收入和追加資本的比例而不斷變化的部分。其次我們知道，即使執行職能的資本的量已定，資本所合並的勞動力、科學和土地（經濟學上所說的土地是指未經人的協助而自然存在的一切勞動對象），也會成為資本的有伸縮性的能力，這種能力在一定的限度內使資本具有一個不依賴於它本身的量的作用範圍。

這一教條根據的事實是：一方面，工人對社會財富分為非勞動者的消費和生產資料這一點無權過問。另一方面，工人只有在幸運的例外情況下才有可能靠犧牲富人的「收入」來擴大所謂「勞動基金」。

第七篇 資本的積累過程

                             第二十三章  資本主義積累的一般規律

     １．資本構成不變，對勞動力的需求隨積累的增長而增長

資本的構成要從雙重的意義上來理解。從價值方面來看，資本的構成是由資本分為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的比率，或者說，分為生產資料的價值和勞動力的價值即工資總額的比率來決定的。從在生產過程中發揮作用的物質方面來看，每一個資本都分為生產資料和活的勞動力；這種構成是由所使用的生產資料量和為使用這些生產資料而必需的勞動量之間的比率來決定的。我把前一種構成叫做資本的價值構成，把後一種構成叫做資本的技術構成。二者之間有密切的相互關系。為了表達這種關系，我把由資本技術構成決定並且反映技術構成變化的資本價值構成，叫做資本的有機構成。凡是簡單地說資本構成的地方，始終應當理解為資本的有機構成。

在由於新發展起來的社會需求而開辟了新的市場、新的投資領域等等的情況下，只要改變剩余價值或剩余產品分為資本和收入的比例，積累的規模就能突然擴大，所以，資本的積累需要，能夠超過勞動力或工人人數的增加，對工人的需求，能夠超過工人的供給，這樣一來，工資就會提高。只要上述假定一直不變，這種情況最終一定會發生。因為雇用的工人一年比一年多，所以遲早必定會出現這樣的時候：積累的需要開始超過通常的勞動供給，於是工資提高。
在工人自己所生產的日益增加的並且越來越多地轉化為追加資本的剩余產品中，會有較大的份額以支付手段的形式流回到工人手中，使他們能夠擴大自己的享受範圍，有較多的衣服、家具等消費基金，並且積蓄一小筆貨幣準備金。但是，吃穿好一些，待遇高一些，特有財產多一些，不會消除奴隸的從屬關系和對他們的剝削，同樣，也不會消除雇傭工人的從屬關系和對他們的剝削。由於資本積累而提高的勞動價格，實際上不過表明，雇傭工人為自己鑄造的金鎖鏈已經夠長夠重，容許把它略微放松一點。

亞·斯密說過，「即使利潤下降，資本還是能增長，甚至增長得比以前還要快……　利潤小的大資本，一般也比利潤大的小資本增長得快」（《國富論》第１卷第１８９頁）。

第七篇 資本的積累過程

                             第二十三章  資本主義積累的一般規律

    ２．在積累和伴隨積累的積聚的進程中資本可變部分相對減少
社會勞動生產率的水平就表現為一個工人在一定時間內，以同樣的勞動力強度使之轉化為產品的生產資料的相對量。工人用來進行勞動的生產資料的量，隨著工人的勞動生產率的增長而增長。

勞動生產率的增長，表現為勞動的量比它所推動的生產資料的量相對減少，或者說，表現為勞動過程的主觀因素的量比它的客觀因素的量相對減少。

資本技術構成的這一變化，即生產資料的量比推動它的勞動力的量相對增長，又反映在資本的價值構成上，即資本價值的不變組成部分靠減少它的可變組成部分而增加。

社會勞動生產力的發展怎樣以大規模的協作為前提，怎樣只有在這個前提下，才能組織勞動的分工和結合，才能使生產資料由於大規模積聚而得到節約，才能產生那些按其物質屬性來說只適於共同使用的勞動資料，如機器體系等等，才能使巨大的自然力為生產服務，才能使生產過程變為科學在工藝上的應用。在商品生產中，生產資料歸私人所有，因而勞動者或者分散地、獨立地生產商品，或者由於缺乏自己經營的資料而把自己的勞動力當作商起來出賣；在這種生產的基礎上，上述的前提只有通過單個資本的增長來實現，或者說，隨著社會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轉化為資本家的私有財產來實現。商品生產的地基只有在資本主義的形式上才能擔負起大規模的生產。所以，單個商品生產者手中一定程度的資本積累，是特殊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的前提。因此，在從手工業到資本主義生產的過渡中，我們必須假定已經有這種積累。這種積累可以叫作原始積累，因為它不是特殊的資本主義的生產的歷史結果，而是這種生產的歷史基礎。

這兩種經濟因素由於這種互相推動的復合關系，引起資本技術構成的變化，從而使資本的可變組成部分同不變組成部分相比越來越小。

每一個資本，都是生產資料的或大或小的積聚，並且相應地指揮著一支或大或小的勞動軍。每一個積累都成為新的積累的手段。這種積累隨著執行資本職能的財富數量的增多而擴大這種財富在單個資本家手中的積聚，從而擴大大規模生產和特殊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的基礎。社會資本的增長是通過許多單個資本的增長來實現的。

社會總資本這樣分散為許多單個資本，或它的各部分間的互相排斥，又遇到各部分間的互相吸引的反作用。這已不再是生產資料和對勞動的支配權的簡單的、和積累等同的積聚。這是已經形成的各資本的積聚，是它們的個體獨立性的消滅，是資本家剝奪資本家，是許多小資本變成少數大資本。這一過程和前一過程不同的地方就在於，它僅僅以已經存在的並且執行職能的資本在分配上的變化為前提，因而，它的作用範圍不受社會財富的絕對增長或積累的絕對界限的限製。資本所以能在這裏，在一個人手中大量增長，是因為它在那裏，在許多人手中喪失了。這是不同於積累和積聚的本來意義的集中。

在其他條件不變時，商品的便宜取決於勞動生產率，而勞動生產率又取決於生產規模。

競爭的結果總是許多較小的資本家垮臺，他們的資本一部分轉入勝利者手中，一部分歸於消滅。除此而外，一種嶄新的力量——信用事業，隨同資本主義的生產而形成起來。起初，它作為積累的小小的助手不聲不響地擠了進來，通過一根根無形的線把那些分散在社會表面上的大大小小的貨幣資金吸引到單個的或聯合的資本家手中；但是很快它就成了競爭鬥爭中的一個新的可怕的武器；最後，它變成一個實現資本集中的龐大的社會機構。

隨著資本主義生產和積累的發展，競爭和信用——集中的兩個最強有力的杠桿，也以同樣的程度發展起來。同時，積累的增進又使可以集中的材料即單個資本增加，而資本主義生產的擴大，又替那些要有資本的預先集中才能建立起來的強大工業企業，一方面創造了社會需要，另一方面創造了技術手段。因此，現在單個資本的互相吸引力和集中的趨勢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強烈。雖然集中運動的相對廣度和強度在一定程度上由資本主義財富已經達到的數量和經濟機構的優越性來決定，但是集中的進展決不取決於社會資本的實際增長量。這正是集中和積聚特別不同的地方，因為積聚不過是規模擴大的再生產的另一種表現而已。集中可以通過單純改變既有資本的分配，通過單純改變社會資本各組成部分的量的組合來實現。資本所以能在這裏，在一個人手中大量增長，是因為它在那裏，在許多單個人的手中被奪走了。在一個生產部門中，如果投入的全部資本已溶合為一個單個資本時，集中便達到了極限。在一個社會裏，只有當社會總資本或者合並在唯一的資本家手中，或者合並在唯一的資本家公司手中的時候，集中才算達到極限。

集中補充了積累的作用，使工業資本家能夠擴大自己的經營規模。不論經營規模的擴大是積累的結果，還是集中的結果；不論集中是通過強製的道路進行吞並，——在這種場合，某些資本成為對其他資本的占壓倒優勢的引力中心，打破其他資本的個體內聚力，然後把各個零散的碎片吸引到自己方面來，——還是通過建立股份公司這一比較平滑的辦法把許多已經形成或正在形成的資本溶合起來，經濟作用總是一樣的。工業企業規模的擴大，對於更廣泛地組織許多人的總體勞動，對於更廣泛地發展這種勞動的物質動力，也就是說，對於使分散的、按習慣進行的生產過程不斷地變成社會結合的、用科學處理的生產過程來說，到處都成為起點。

不過很明顯，積累，即由圓形運動變為螺旋形運動的再生產所引起的資本的逐漸增大，同僅僅要求改變社會資本各組成部分的量的組合的集中比較起來，是一個極緩慢的過程。假如必須等待積累去使某些單個資本增長到能夠修建鐵路的程度，那末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還沒有鐵路。但是，集中通過股份公司轉瞬之間就把這件事完成了。集中在這樣加強和加速積累作用的同時，又擴大和加速資本技術構成的變革，即減少資本的可變部分來增加它的不變部分，從而減少對勞動的相對需求。

通過集中而在一夜之間集合起來的資本量，同其他資本量一樣，不斷再生產和增大，只是速度更快，從而成為社會積累的新的強有力的杠桿。因此，當人們談到社會積累的增進時，今天已經把集中的作用包括在內。

在正常的積累進程中形成的追加資本（見第２２章第１節），主要是充當利用新發明和新發現的手段，總之，是充當利用工業改良的手段。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舊資本總有一天也要從頭到尾地更新，要脫皮，並且同樣會以技術上更加完善的形式再生出來，在這種形式下，用較少量的勞動就足以推動較多量的機器和原料。由此必然引起對勞動需求的絕對減少，不言而喻，經歷這種更新過程的資本越是由於集中運動而大量聚集，對勞動需求的絕對減少也就越厲害。

第七篇  資本的積累過程

                             第二十三章  資本主義積累的一般規律

          ３．相對過剩人口或產業後備軍的累進生產
特殊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與之相適應的勞動生產力的發展以及由此引起的資本有機構成的變化，不只是同積累的增進或社會財富的增長保持一致的步伐。它們的進展要快得多，因為簡單的積累即總資本的絕對擴大，伴隨有總資本的各個分子的集中，追加資本的技術變革，也伴隨有原資本的技術變革。

為了吸收一定數目的追加工人，甚至為了在舊資本不斷發生形態變化的情況下繼續雇用已經在職的工人，就不僅要求總資本以不斷遞增的速度加快積累。而且，這種不斷增長的積累和集中本身，又成為使資本構成發生新的變化的源泉，也就是成為使資本的可變組成部分和不變組成部分相比再次迅速減少的源泉。總資本的可變組成部分的相對減少隨著總資本的增長而加快，而且比總資本本身的增長還要快這一事實，在另一方面卻相反地表現為，好象工人人口的絕對增長總是比可變資本即工人人口的就業手段增長得快。

隨著積累和伴隨積累而來的勞動生產力的發展，資本的突然擴張力也增長了，這不僅是因為執行職能的資本的伸縮性和絕對財富——資本不過是其中一個可伸縮的部分——增長了，也不僅是因為信用每當遇到特殊刺激會在轉眼之間把這種財富的非常大的部分作為追加資本交給生產支配。這還因為生產過程本身的技術條件，機器、運輸工具等等，有可能以最大的規模最迅速地把剩余產品轉化為追加的生產資料。隨著積累的增進而膨脹起來的並且可以轉化為追加資本的大量社會財富，瘋狂地湧入那些市場突然擴大的舊生產部門，或湧入那些由舊生產部門的發展而引起的新興生產部門，如鐵路等等。在所有這些場合，都必須有大批的人可以突然地被投到決定性的地方去，而又不致影響其他部門的生產規模。這些人就由過剩人口來提供。現代工業特有的生活過程，由中等活躍、生產高度繁忙、危機和停滯這幾個時期構成的、穿插著較小波動的十年一次的周期形式，就是建立在產業後備軍或過剩人口的不斷形成、或多或少地被吸收、然後再形成這樣的基礎之上的。而工業周期的階段變換又補充新的過剩人口，並且成為過剩人口再生產的最有力的因素之一。

工人的這種增加，是通過使一部分工人不斷地被「遊離」出來的簡單過程，通過使就業工人人數比擴大的生產相對減少的方法造成的。因此，現代工業的整個運動形式來源於一部分工人人口不斷地轉化為失業的或半失業的人手。

可變資本的增長是勞動增加的指數，而不是就業工人增加的指數。每一個資本家的絕對利益在於，從較少的工人身上而不是用同樣低廉或甚至更為低廉的花費從較多的工人身上榨取一定量的勞動。在後一種情況下，不變資本的支出會隨著所推動的勞動量成比例地增長，在前一種情況下，不變資本的增長則要慢得多。生產規模越大，這種動機就越具有決定意義。它的力量隨資本積累一同增長。

勞動生產力越是增長，資本造成的勞動供給比資本對工人的需求越是增加得快。工人階級中就業部分的過度勞動，擴大了它的後備軍的隊伍，而後者通過競爭加在就業工人身上的增大的壓力，又反過來迫使就業工人不得不從事過度勞動和聽從資本的擺布。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從事過度勞動迫使它的另一部分無事可做，反過來，它的一部分無事可做迫使它的另一部分從事過度勞動，這成了各個資本家致富的手段，同時又按照與社會積累的增進相適應的規模加速了產業後備軍的生產。

資本在兩方面同時起作用。它的積累一方面擴大對勞動的需求，另一方面又通過「遊離」工人來擴大工人的供給，與此同時，失業工人的壓力又迫使就業工人付出更多的勞動，從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勞動的供給不依賴於工人的供給。勞動供求規律在這個基礎上的運動成全了資本的專製。因此，一旦工人識破秘密，知道了他們為什麽勞動越多，為別人生產的財富越多，他們的勞動生產力越是提高，他們連充當資本增殖手段的職能也就越是沒有保障；一旦工人發現，他們本身之間競爭的激烈程度完全取決於相對過剩人口的壓力；一旦工人因此試圖通過工聯等等在就業工人和失業工人之間組織有計劃的合作，來消除或削弱資本主義生產的那種自然規律對他們這個階級所造成的毀滅性的後果，這時，資本和它的獻媚者政治經濟學家就大吵大叫起來，說這是違反了「永恒的」和所謂「神聖的」供求規律。

第七篇 資本的積累過程

                             第二十三章  資本主義積累的一般規律

     ４．相對過剩人口的各種存在形式。資本主義積累的一般規律
相對過剩人口是形形色色的。每個工人在半失業或全失業的時期，都屬於相對過剩人口。工業周期階段的更替使相對過剩人口具有顯著的、周期反復的形式，因此相對過剩人口時而在危機時期急劇地表現出來，時而在營業呆滯時期緩慢地表現出來。如果撇開這些形式不說，那末，過剩人口經常具有三種形式：流動的形式、潛在的形式和停滯的形式。

在現代工業的中心——工廠、製造廠、冶金廠、礦山等等，工人時而被排斥，時而在更大的規模上再被吸引，因此總的說來，就業人數是增加的，雖然增加的比率同生產規模相比不斷縮小。在這裏，過剩人口處於流動的形式。

在成千上萬的人手流落街頭的同時，卻有人抱怨人手不足，因為分工把人手束縛在一定的生產部門了。

資本主義生產一旦占領農業，或者依照它占領農業的程度，對農業工人人口的需求就隨著在農業中執行職能的資本的積累而絕對地減少，而且對人口的這種排斥不象在非農業的產業中那樣，會由於更大規模的吸引而得到補償。因此，一部分農村人口經常準備著轉入城市無產階級或製造業無產階級的隊伍，經常等待著有利於這種轉化的條件。（這裏所說的製造業是指一切非農業的產業。）因此，相對過剩人口的這一源泉是長流不息的。但是，它不斷地流向城市是以農村本身有經常潛在的過剩人口為前提的，這種過剩人口的數量只有在排水渠開放得特別大的時候才能看得到。因此，農業工人的工資被壓到最低限度，他總是有一只腳陷在需要救濟的泥潭裏。

第三類相對過剩人口，停滯的過剩人口，形成現役勞動軍的一部分，但是就業極不規則。因此，它為資本提供了一個貯存著可供支配的勞動力的取之不竭的蓄水池。這種勞動力的生活狀況降到了工人階級的平均正常水平以下，正是這種情況使它成為資本的特殊剝削部門的廣泛基礎。它的特點是勞動時間最長而工資最低。它的主要形式，我們在家庭勞動一節中已經看到了。它不斷地從大工業和農業的過剩者那裏得到補充，特別是從那些由於手工業生產被工場手工業生產打垮，或者工場手工業生產被機器生產打垮而沒落的工業部門那裏得到補充。

最後，相對過剩人口的最底層陷於需要救濟的赤貧的境地。撇開流浪者、罪犯和妓女，一句話，撇開真正的流氓無產階級不說，這個社會階層由三類人組成。第一類是有勞動能力的人。只要粗略地瀏覽一下英格蘭需要救濟的貧民的統計數字，就會發現，他們的人數每當危機發生時就增大，每當營業復蘇時就減少。第二類是孤兒和需要救濟的貧民的子女。他們是產業後備軍的候補者，在高度繁榮時期，如在１８６０年，他們迅速地大量地被卷入現役勞動軍的隊伍。第三類是衰敗的、流落街頭的、沒有勞動能力的人。

工人階級中貧苦階層和產業後備軍越大，官方認為需要救濟的貧民也就越多。這就是資本主義積累的絕對的、一般的規律。象其他一切規律一樣，這個規律在實現中也會由於各種各樣的情況而有所變化，不過對這些情況的分析不屬於這裏的範圍。

由於社會勞動生產率的增進，花費越來越少的人力可以推動越來越多的生產資料，這個規律在不是工人使用勞動資料，而是勞動資料使用工人的資本主義的基礎上表現為：勞動生產力越高，工人對他們自己就業手段的壓力就越大，因而他們的生存條件，即為增加別人財富或為資本自行增殖而出賣自己的力氣，也就越沒有保障。因此，生產資料和勞動生產率比生產人口增長得快的事實，在資本主義下卻相反地表現為：工人人口總是比資本的增殖需要增長得快。

一切發展生產的手段都變成統治和剝削生產者的手段，都使工人畸形發展，成為局部的人，把工人貶低為機器的附屬品，使工人受勞動的折磨，從而使勞動失去內容，並且隨著科學作為獨立的力量被並入勞動過程而使勞動過程的智力與工人相異化。

這一規律製約著同資本積累相適應的貧困積累。因此，在一極是財富的積累，同時在另一極，即在把自己的產品作為資本來生產的階級方面，是貧困、勞動折磨、受奴役、無知、粗野和道德墮落的積累。

高教會新教牧師唐森，曾十分露骨地頌揚貧困是財富的必要條件。「用法律來強製勞動，會引起過多的麻煩、暴力和叫囂，而饑餓不僅是和平的、無聲的和持續不斷的壓力，而且是刺激勤勉和勞動的最自然的動力，會喚起最大的幹勁。」

第七篇  資本的積累過程

                             第二十三章  資本主義積累的一般規律

                          ５．資本主義積累一般規律的例證
最勤勞的工人階層的饑餓痛苦和富人建立在資本主義積累基礎上的粗野的或高雅的奢侈浪費之間的內在聯系，只有當人們認識了經濟規律時才能揭露出來。居住狀況卻不是這樣。在這方面，任何一個公正的觀察者都能看到，生產資料越是大量集中，工人也就越要相應地聚集在同一個空間，因此，資本主義的積累越迅速，工人的居住狀況就越悲慘。隨著財富的增長而實行的城市「改良」是通過下列方法進行的：拆除建築低劣地區的房屋，建造供銀行和百貨商店等等用的高樓大廈，為交易往來和豪華馬車而加寬街道，修建鐵軌馬車路等等；這種改良明目張膽地把貧民趕到越來越壞、越來越擠的角落裏去。

我先引用西蒙醫生總的評語來說明城市的居住狀況。他說：「受這種影響會使人墮落，時間越久，墮落越深。對於在這樣可詛咒的環境下出生的兒童來說，這種環境本身就是一種寡廉鮮恥的洗禮。如果想讓處在這種境況下的人們在其他方面努力向上，追求以身心純潔為本質的文明氣氛，那是絕對無望的。」 隨著城市的不斷「改良」，舊街道和房屋的拆除，隨著這個京城中工廠的不斷增多和人口的不斷流入，隨著房租同城市地租一道不斷地上漲，就連工人階級中處境較好的那部分人以及小店主和其他下層中產階級分子，也越來越陷入這種可詛咒的惡劣的居住環境中了。

幾乎沒有一所房產不寄生著無數的「中間人」。倫敦的地價總是大大高於土地的年收入，因為每個買地的人都抱著投機的目的，指望遲早會按審定價格（即征用時由陪審員確定的價格）再把地拋售出去，或者會由於靠近某個大企業而能詐取異常高的價錢。

讓我們來贊美資本主義的公正吧！土地所有者、房主、實業家，在他們的財產由於進行「改良」，如修鐵路、修新街道等等而被征用時，不僅可以得到充分的賠償，而且按照上帝的意旨和人間的法律，他們還要得到一大筆利潤，作為對他們迫不得已實行「禁欲」的安慰。而工人及其妻子兒女連同全部家當卻被拋到大街上來，如果他們過於大量地擁到那些市政當局要維持市容的市區，他們還要遭到衛生警察的起訴！

正當溫和的自由主義者福斯特議員為自由貿易的恩賜，為布萊得弗德的經營精梳毛紡業的巨頭們的利潤流著激動的眼淚的時候，工人們一家大小卻在顛沛流離，疾病纏身。

現在我們談談一個來自農村而大部分在工業中就業的居民階層。他們是資本的輕步兵，資本按自己的需要把他們時而調到這裏，時而調到那裏。當不行軍的時候，他們就「露營」。這種流動的勞動被用在各種建築工程和排水工程、製磚、燒石灰、修鐵路等方面。這是一支流動的傳染病縱隊，他們把天花、傷寒、霍亂、猩紅熱等疾病帶到他們紮營的附近地區。在象鐵路建設等需要大量投資的企業中，通常由企業主本人為自己的軍隊提供一些木棚之類的住所，這種臨時性的村落，沒有任何衛生設備，不受地方當局監督，對承包人先生非常有利可圖，他把工人既當作產業士兵又當作房客進行著雙重剝削。

在談到真正的農業工人之前，我還要舉一個例子，說明危機甚至對工人階級中報酬最優厚的部分即工人階級的貴族產生了怎樣的影響。我們記得，1857年發生了一次大危機——工業周期每一次都是以這種危機而告終。下一個周期是在1866年到期的。由於棉荒把許多資本從通常的投資領域趕到了貨幣市場的大中心，這次危機在真正的工廠區域已經打了折扣，因而主要帶有金融的性質。這次危機在1866年5月爆發，這是以倫敦一家大銀行的破產為信號的，繼這家銀行之後，無數在金融上進行欺詐的公司也接著倒閉了。

杜克佩西奧的《比利時勞動階級的經濟預算》「工人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只要生活資料的價格稍稍上漲一點，或者一旦無工可做，或者生病，都會加深工人的貧困，使他完全毀滅。債臺高築，借貸無門，衣服和絕對必需的家具也送進當鋪，最後是全家申請列入貧民名冊。」

       雖是一個膚淺的思想家，但不失為一個精確的觀察家。
人口不斷地流往城市，農村人口由於租地集中、耕地變成牧場、采用機器等原因而不斷地「變得過剩」，農村人口因小屋拆除而不斷地被驅逐，這種種現象是同時發生的。一個地區的人口越稀少，那裏的「相對過剩人口」就越多，他們對就業手段的壓力就越大，農村人口多於住房的絕對過剩也就越大，從而農村中地方性的人口過剩以及最容易傳染疾病的人口擁擠現象也就越嚴重。人群密集在分散的小村莊和小市鎮的現象，同人們被強行從地面上趕走是相適應的。盡管農業工人的人數不斷減少，他們的產品的數量不斷增加，但他們還是不斷地「變得過剩」，這是使他們成為需要救濟的貧民的溫床。

為首的是幫頭，他通常是一個普通農業工人，多半是所謂的壞蛋，無賴漢，漂泊不定，好酗酒，但是有一定的膽識和才幹。他招募幫夥，幫夥在他指揮下幹活，而不是在租地農場主指揮下幹活。

她們的子女即使不被鴉片毀掉，也是幫夥的天生的新兵。
一個視察員感慨地說：「由於意識到是地主及其管家使他們受到這種非人待遇，農業短工對那些把他們當作無權人種看待的人，產生了一種相應的對抗情緒和憎恨心理。」 農業革命的第一個行動，就是以極大的規模，象奉天之命一樣，拆除耕地上的那些小屋。因此，許多工人不得不到村鎮和城市裏去尋找棲身之所。在那裏，他們就象廢物一樣被拋進閣樓，洞窟，地下室和最糟糕的街區的屋角裏。

第七篇  資本的積累過程

                                     第二十四章  所謂原始積累

                                 １．原始積累的秘密

  資本積累以剩余價值為前提，剩余價值以資本主義生產為前提，而資本主義生產又以商品生產者握有較大量的資本和勞動力為前提。因此，這整個運動好象是在一個惡性循環中兜圈子，要脫出這個循環，就只有假定在資本主義積累之前有一種「原始」積累（亞當·斯密稱為「預先積累」），這種積累不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結果，而是它的起點。
人們在解釋這種原始積累的起源的時候，就象在談過去的奇聞逸事。在很久很久以前有兩種人，一種是勤勞的，聰明的，而且首先是節儉的中堅人物，另一種是懶惰的，耗盡了自己的一切，甚至耗費過了頭的無賴漢。誠然，神學中關於原罪的傳說告訴我們，人怎樣被註定必須汗流滿面才得糊口；而經濟學中關於原罪的歷史則向我們揭示，怎麽會有人根本不需要這樣做。但是，這無關緊要。於是出現了這樣的局面：第一種人積累財富，而第二種人最後除了自己的皮以外沒有可出賣的東西。大多數人的貧窮和少數人的富有就是從這種原罪開始的；前者無論怎樣勞動，除了自己本身以外仍然沒有可出賣的東西，而後者雖然早就不再勞動，但他們的財富卻不斷增加。

在真正的歷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殺戮，總之，暴力起著巨大的作用。

資本關系以勞動者和勞動實現條件的所有權之間的分離為前提。資本主義生產一旦站穩腳跟，它就不僅保持這種分離，而且以不斷擴大的規模再生產這種分離。因此，創造資本關系的過程，只能是勞動者和他的勞動條件的所有權分離的過程，這個過程一方面使社會的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轉化為資本，另一方面使直接生產者轉化為雇傭工人。因此，所謂原始積累只不過是生產者和生產資料分離的歷史過程。這個過程所以表現為「原始的」，因為它形成資本及與之相適應的生產方式的前史。
使生產者轉化為雇傭工人的歷史運動，一方面表現為生產者從隸屬地位和行會束縛下解放出來；對於我們的資產階級歷史學家來說，只有這一方面是存在的。但是另一方面，新被解放的人只有在他們被剝奪了一切生產資料和舊封建製度給予他們的一切生存保障之後，才能成為他們自身的出賣者。而對他們的這種剝奪的歷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載入人類編年史的。

雖然在十四和十五世紀，在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已經稀疏地出現了資本主義生產的最初萌芽，但是資本主義時代是從十六世紀才開始的。

首要的因素是：大量的人突然被強製地同自己的生存資料分離，被當作不受法律保護的無產者拋向勞動市場。對農業生產者即農民的土地的剝奪，形成全部過程的基礎。這種剝奪的歷史在不同的國家帶有不同的色彩，按不同的順序、在不同的歷史時代通過不同的階段。

第七篇 資本的積累過程

                                     第二十四章  所謂原始積累

                              ２．對農村居民土地的剝奪
通過把農民從土地（農民對土地享有和封建主一樣的封建權利）上趕走，奪去他們的公有地的辦法，造成了人數更多得無比的無產階級。

對這一時代說來，貨幣是一切權力的權力。

資本主義製度卻正是要求人民群眾處於奴隸地位，使他們本身轉化為雇工，使他們的勞動資料轉化為資本。

在十六世紀，宗教改革和隨之而來的對教會地產的大規模的盜竊，使暴力剝奪人民群眾的過程得到新的驚人的推動。在宗教改革的時候，天主教會是英國相當大一部分土地的封建所有者。對修道院等的壓迫，把住在裏面的人拋進了無產階級行列。

在十七世紀最後幾十年，自耕農即獨立農民還比租地農民階級的人數多。他們曾經是克倫威爾的主要力量，甚至馬考萊也承認，他們同酗酒的劣紳及其奴仆，即不得不娶主人的棄妾的鄉村牧師相比，處於有利的地位。甚至農業雇傭工人也仍然是公有地的共有者。大約在１７５０年，自耕農消滅了，而在十八世紀最後幾十年，農民公有地的最後痕跡也消滅了。

「光榮革命」把地主、資本家這些謀利者同奧倫治的威廉三世一起推上了統治地位。他們開辟了一個新時代，使以前只是有節度地進行的對國有土地的盜竊達到了巨大的規模。這些土地被贈送出去了，被非常便宜地賣掉了，或者被用直接掠奪的辦法合並到私人地產中去了。所有這一切都是在絲毫不遵守法律成規的情況下完成的。用這種欺騙的方法攫取的國有土地和從教會奪來的土地，既然在共和革命中沒有再度失去，就構成現今英國寡頭政治的貴族領地的基礎。市民資本家鼓勵這種做法，為的是把土地變成純粹的商品，擴大農業大規模生產的範圍，增加來自農村的不受法律保護的無產者的供給等等。並且，新土地貴族又是新銀行巨頭這一剛剛孵化出來的金融顯貴和當時靠保護關稅支持的大手工工場主的自然盟友。

十八世紀的進步表現為：法律本身現在成了掠奪人民土地的工具，雖然大租地農場主同時也使用自己獨立的私人小辦法。這種掠奪的議會形式就是「公有地圈圍法」，換句話說，是地主借以把人民的土地當作私有財產贈送給自己的法令，是剝奪人民的法令。

當任意租戶，即按一年期限租佃土地的小租地農民，一群奴隸般地完全聽大地主擺布的人，代替獨立的自耕農時，對國有土地的掠奪，特別是對公有地的不斷的盜竊，促使在十八世紀叫做資本租地農場或商人租地農場的大租地農場增長，並且促使農村居民變成無產階級，把他們「遊離」出來投向工業。

鄰近的地主在圈地的借口下，不僅侵占了荒地，而且往往也侵占了個人以一定的租金向公社租來耕種的土地或共同耕種的土地。

對「神聖的所有權」進行最無恥的淩辱，對人身施加最粗暴的暴力，只要這是為建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礎所需要的，政治經濟學家就會以斯多噶派的平靜的心情來加以觀察。

到十九世紀，人們自然甚至把農民和公有地之間的聯系都忘卻了。

最後，對農民土地的最後一次大規模剝奪過程，是所謂的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of Ｅｓｔａｔｅｓ（清掃領地，實際上是把人從領地上清掃出去）。「清掃」是前面談過的英國的一切剝奪方法的頂點。我們在上面談到現代狀況時知道，在已經沒有獨立農民可以清掃的地方，現在是要把小屋「清掃」掉，結果農業工人在他們耕種的土地上甚至再也找不到必要的棲身之所了。至於「清掃領地」的真正含意，我們只有看看蘇格蘭高地這個現代小說中的天國，才可以領會。在那裏，這個過程的特點是：它有系統性，有一舉完成的巨大規模（在愛爾蘭，地主同時把好幾個村莊清掃掉；在蘇格蘭高地，一下子被清掃的土地面積相當於德意誌幾個公國），最後，還有被侵吞的土地所有權的特殊形式。

掠奪教會地產，欺騙性地出讓國有土地，盜竊公有地，用剝奪方法、用殘暴的恐怖手段把封建財產和克蘭財產變為現代私有財產——這就是原始積累的各種田園詩式的方法。這些方法為資本主義農業奪得了地盤，使土地與資本合並，為城市工業造成了不受法律保護的無產階級的必要供給。

第七篇 資本的積累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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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十五世紀末以來懲治被剝奪者的血腥立法。壓低工資的法律
由於封建家臣的解散和土地斷斷續續遭到暴力剝奪而被驅逐的人，這個不受法律保護的無產階級，不可能象它誕生那樣快地被新興的工場手工業所吸收。另一方面，這些突然被拋出慣常生活軌道的人，也不可能一下子就適應新狀態的紀律。他們大批地變成了乞丐、盜賊、流浪者，其中一部分人是由於習性，但大多數是為環境所迫。因此，十五世紀末和整個十六世紀，整個西歐都頒布了懲治流浪者的血腥法律。現在的工人階級的祖先，當初曾因被迫變成了流浪者和貧民而受到懲罰。法律把他們看作「自願的」罪犯，其依據是：只要他們願意，是可以繼續在已經不存在的舊的條件下勞動的。

被暴力剝奪了土地、被驅逐出來而變成了流浪者的農村居民，由於這些古怪的恐怖的法律，通過鞭打、烙印、酷刑，被迫習慣於雇傭勞動製度所必需的紀律。
單是在一極有勞動條件作為資本出現，在另一極有除了勞動力以外沒有東西可出賣的人，還是不夠的。這還不足以迫使他們自願地出賣自己。在資本主義生產的進展中，工人階級日益發展，他們由於教育、傳統、習慣而承認這種生產方式的要求是理所當然的自然規律。發達的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組織粉碎一切反抗；相對過剩人口的不斷產生把勞動的供求規律，從而把工資限製在與資本增殖需要相適應的軌道以內；經濟關系的無聲的強製保證資本家對工人的統治。超經濟的直接的暴力固然還在使用，但只是例外地使用。在通常的情況下，可以讓工人由「生產的自然規律」去支配，即由他對資本的從屬性去支配，這種從屬性由生產條件本身產生，得到這些條件的保證並由它們永久維持下去。在資本主義生產在歷史上剛剛產生的時期，情況則不同。新興的資產階級為了「規定」工資，即把工資強製地限製在有利於賺錢的界限內，為了延長工作日並使工人本身處於正常程度的從屬狀態，就需要並運用了國家權力。這是所謂原始積累的一個重要因素。

雇傭工人階級是在十四世紀下半葉產生的，它在當時和後一世紀內只占居民中很小的一部分；它的地位受到農村的獨立農民經濟和城市的行會組織的有力的保護。在農村和城市，雇主和工人在社會上是接近的。勞動對資本的從屬只是形式上的，就是說，生產方式本身還不具有特殊的資本主義的性質。資本的可變要素大大超過它的不變要素。因此，對雇傭勞動的需求隨著資本的積累而迅速增加，而雇傭勞動的供給只是緩慢地跟在後面。後來變成資本積累基金的一大部分國民產品，在當時還是工人的消費基金。

法律規定了城市和農村、計件勞動和日勞動的工資率。農村工人受雇期限應為一年，城市工人則應在「自由市場」上受雇。

貨幣工資提高了，但其提高的程度不及貨幣貶值和物價相應上漲的程度。因此，工資實際上是下降了。但是，旨在壓低工資的法律仍然有效，同時，「沒有人願意使用」的人還要被割耳朵和打烙印。

勞工法中有關雇主和雇傭工人之間的契約以及解約期限等條款，直到現在還完全有效，這些條款規定，對違約的雇主只提出民事訴訟，而對違約的工人則提出刑事訴訟。

法國資產階級在革命風暴一開始，就膽敢再把工人剛剛爭得的結社權剝奪掉。它在１７９１年６月１４日頒布法令，宣布工人的一切結社都是「對自由和人權宣言的侵犯」，要課以５００利弗爾的罰金並剝奪公民權一年。

第七篇 資本的積累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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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資本主義租地農場主的產生
在十五世紀，當獨立農民和那些既當雇工同時又獨自耕作的雇農靠自己的勞動而富裕起來的時候，租地農場主的境況和生產範圍都同樣是中等的。十五世紀最後三十多年開始的、幾乎在整個十六世紀（但最後幾十年除外）繼續進行的農業革命，以同一速度使農村居民破產，使租地農場主致富。對公有牧場等的掠奪，使租地農場主幾乎不費代價就大大增加了自己的牲畜數量，這些牲畜又為他的土地的耕作提供了更豐富的肥料。

在十六世紀，又加進了一個有決定意義的重要因素。當時，租約的期限很長，往往達９９年。貴金屬價值從而貨幣價值的不斷下降，給租地農場主帶來了黃金果。把前面已經指出的其他一切情況撇開不說，這種下降也降低了工資。工資的一部分變成了租地農場主的利潤。谷物、羊毛、肉類，總之，一切農產品的價格不斷上漲，不費租地農場主一點力氣，就增大了他的貨幣資本，而他必須支付的地租，卻是按照以前的貨幣價值簽訂在契約上的。所以，他是同時靠犧牲自己的雇傭工人和地主的利益而致富的。因此，在十六世紀末，英國有了一個就當時情況來說已很富有的「資本主義租地農場主」階級，是不足為奇的。

                         ５．農業革命對工業的反作用。

                            工業資本的國內市場的形成
與獨立的、自耕的農村居民稀薄化相適應的，不僅僅是工業無產階級的稠密化。雖然種地的人數減少了，但土地提供的產品和過去一樣多，或者比過去更多，因為伴隨土地所有權關系革命而來的，是耕作方法的改進，協作的擴大，生產資料的積聚等等，因為農業雇傭工人不僅被迫加強了勞動強度，而且他們為自己進行勞動的生產範圍也日益縮小了。因此，隨著一部分農村居民的遊離，他們以前的生活資料也被遊離出來。這些生活資料現在變成可變資本的物質要素。被驅逐出來的農民必須從自己的新主人工業資本家那裏，以工資的形式掙得這些生活資料的價值。國內農業提供的工業原料也同生活資料的情況一樣。它變成了不變資本的一個要素。

出現了大亞麻紡織廠，「被遊離出來的人」受雇在那裏做工。亞麻外表上和過去完全一樣。它的纖維一根也沒有發生變化，但是一個新的社會靈魂已經進入它的身體。

紗錠和織機以前分散在農村，現在和工人以及原料一樣都集中在少數大勞動營裏了。

一部分農村居民的被剝奪和被驅逐，不僅為工業資本遊離出工人及其生活資料和勞動材料，同時也建立了國內市場。

以前由於大量小生產者獨自經營而造成的分散各地的許多買主，現在集中為一個由工業資本供應的巨大市場。於是，隨著以前的自耕農的被剝奪以及他們與自己的生產資料的分離，農村副業被消滅了，工場手工業與農業分離的過程發生了。只有消滅農村家庭手工業，才能使一個國家的國內市場獲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需要的範圍和穩固性。

只有大工業才用機器為資本主義農業提供了牢固的基礎，徹底地剝奪了極大多數農村居民，使農業和農村家庭手工業完全分離，鏟除了農村家庭手工業的根基——紡紗和織布。這樣，它才為工業資本征服了整個國內市場。

第七篇 資本的積累過程

                                     第二十四章  所謂原始積累

                              ６．工業資本家的產生
這種方法的蝸牛爬行的進度，無論如何也不能適應十五世紀末各種大發現所造成的新的世界市場的貿易需求。

美洲金銀產地的發現，土著居民的被剿滅、被奴役和被埋葬於礦井，對東印度開始進行的征服和掠奪，非洲變成商業性地獵獲黑人的場所：這一切標誌著資本主義生產時代的曙光。這些田園詩式的過程是原始積累的主要因素。跟踵而來的是歐洲各國以地球為戰場而進行的商業戰爭。這場戰爭以尼德蘭脫離西班牙開始，在英國的反雅各賓戰爭中具有巨大的規模，並且在對中國的鴉片戰爭中繼續進行下去，等等。

所有這些方法都利用國家權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組織的社會暴力，來大力促進從封建生產方式向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轉變過程，縮短過渡時間。暴力是每一個孕育著新社會的舊社會的助產品。暴力本身就是一種經濟力。

對鹽、鴉片、檳榔和其他商品的壟斷權成了財富的取之不盡的礦藏。

「壟斷公司」（路德語）是資本積聚的強有力的手段。殖民地為迅速產生的工場手工業保證了銷售市場，保證了通過對市場的壟斷而加速的積累。在歐洲以外直接靠掠奪、奴役和殺人越貨而奪得的財寶，源源流入宗主國，在這裏轉化為資本。

公共信用製度，即國債製度，在中世紀的熱那亞和威尼斯就已產生，到工場手工業時期流行於整個歐洲。殖民製度以及它的海外貿易和商業戰爭是公共信用製度的溫室。

公共信用成了資本的信條。

國家債權人實際上並沒有付出什麽，因為他們貸出的金額變成了容易轉讓的公債券，這些公債券在他們手裏所起的作用和同量現金完全一樣。於是就出現了這樣產生的有閑的食利者階級，充當政府和國民之間中介人的金融家就大發橫財，每次國債的一大部分就成為從天而降的資本落入包稅者、商人和私營工廠主的手中，——撇開這些不說，國債還使股份公司、各種有價證券的交易、證券投機，總之，使交易所投機和現代的銀行統治興盛起來。

用國家的名義裝飾起來的大銀行，從一產生起就只不過是私人投機家的公司，它們支持政府，依靠取得的特權能夠把貨幣貸給政府。因此，國債積累的最準確的尺度就是這些銀行的股票的不斷漲價。

至於銀行巨頭、金融家、食利者、經紀人、證券投機家和交易所的豺狼這一夥人的突然興起，對同時代人曾產生怎樣的影響，當時的著作如博林布羅克的著作可以證明。隨著國債同時產生的，有國際信用製度。國際信用製度常常隱藏著這個或那個國家原始積累的源泉之一。

今天出現在美國的許多身世不明的資本，僅僅在昨天還是英國的資本化了的兒童血液。

由於國債是依靠國家收入來支付年利息等等開支，所以現代稅收製度就成為國債製度的必要補充。借債使政府可以抵補額外的開支，而納稅人又不會立即感到負擔，但借債最終還是要求提高稅收。另一方面，由於債務的不斷增加而引起的增稅，又使政府在遇到新的額外開支時，總是要借新債。因此，以對最必要的生活資料的課稅（因而也是以它們的昂貴）為軸心的現代財政製度，本身就包含著稅收自行增加的萌芽。過重的課稅並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倒不如說是一個原則。

我們所關心的，與其說是這種製度對雇傭工人狀況的破壞性影響，不如說是它所引起的對農民、手工業者，一句話，對一切下層中產階級分子的暴力剝奪。

保護關稅製度是製造工廠主、剝奪獨立勞動者、使國民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變成資本、強行縮短從舊生產方式向現代生產方式的過渡的一種人為手段。

隨著資本主義生產在工場手工業時期的發展，歐洲的輿論丟掉了最後一點羞恥心和良心。各國恬不知恥地誇耀一切當作資本積累手段的卑鄙行徑。

如果按照奧日埃的說法，貨幣「來到世間，在一邊臉上帶著天生的血斑」，那末，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

第七篇 資本的積累過程

                                     第二十四章  所謂原始積累

                             ７．資本主義積累的歷史趨勢
資本的原始積累，即資本的歷史起源，究竟是指什麽呢？既然它不是奴隸和農奴直接轉化為雇傭工人，因而不是單純的形式變換，那末它就只是意味著直接生產者的被剝奪，即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私有製的解體。

私有製作為公共的、集體的所有製的對立物，只是在勞動資料和勞動的外部條件屬於私人的地方才存在。但是私有製的性質，卻依這些私人是勞動者還是非勞動者而有所不同。私有製在最初看來所表現出的無數色層，只不過反映了這兩極間的各種中間狀態。

這種生產方式是以土地及其他生產資料的分散為前提的。它既排斥生產資料的積聚，也排斥協作，排斥同一生產過程內部的分工，排斥社會對自然的統治和支配，排斥社會生產力的自由發展。它只同生產和社會的狹隘的自然產生的界限相容。

它發展到一定的程度，就造成了消滅它自身的物質手段。從這時起，社會內部感到受它束縛的力量和激情，就活動起來。

一旦這一轉化過程使舊社會在深度和廣度上充分瓦解，一旦勞動者轉化為無產者，他們的勞動條件轉化為資本，一旦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站穩腳跟，勞動的進一步社會化，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的進一步轉化為社會使用的即公共的生產資料，從而對私有者的進一步剝奪，就會采取新的形式。現在要剝奪的已經不再是獨立經營的勞動者，而是剝削許多工人的資本家了。

這種剝奪是通過資本主義生產本身的內在規律的作用，即通過資本的集中進行的。一個資本家打倒許多資本家。隨著這種集中或少數資本家對多數資本家的剝奪，規模不斷擴大的勞動過程的協作形式日益發展，科學日益被自覺地應用於技術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計劃地利用，勞動資料日益轉化為只能共同使用的勞動資料，一切生產資料因作為結合的社會勞動的生產資料使用而日益節省，各國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場網，從而資本主義製度日益具有國際的性質。隨著那些掠奪和壟斷這一轉化過程的全部利益的資本巨頭不斷減少，貧困、壓迫、奴役、退化和剝削的程度不斷加深，而日益壯大的、由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本身的機構所訓練、聯合和組織起來的工人階級的反抗也不斷增長。資本的壟斷成了與這種壟斷一起並在這種壟斷之下繁盛起來的生產方式的桎梏。生產資料的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達到了同它們的資本主義外殼不能相容的地步。這個外殼就要炸毀了。資本主義私有製的喪鐘就要響了。剝奪者就要被剝奪了。

資本主義生產由於自然過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對自身的否定。這是否定的否定。這種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製，而是在資本主義時代的成就的基礎上，也就是說，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製。

第七篇 資本的積累過程

                                     第二十五章  現代殖民理論

在西歐，政治經濟學的故鄉，原始積累的過程多少已經完成。在這裏，資本主義製度或者已經直接征服整個國民生產，或者在這種關系還不很發達的地方，它也至少間接地控製著那些與它並存的、屬於舊生產方式的、腐朽的社會階層。事實越是明顯地反對政治經濟學家的意識形態，政治經濟學家就越是熱心地起勁地把資本主義以前世界的法權觀念和所有權觀念應用到這個已經完成的資本世界。

殖民地的情況卻不是這樣。在那裏，資本主義製度到處都碰到這樣一種生產者的阻礙，這種生產者是自己勞動條件的所有者，靠自己的勞動使自己變富，而不是使資本家變富。在那裏，這兩種完全對立的經濟製度之間的矛盾，在它們的鬥爭中實際地得到證實。在資本家有宗主國的力量作後盾的地方，資本家就企圖用暴力清除以自己的勞動為基礎的生產方式和占有方式。

資本不是一種物，而是一種以物為媒介的人和人之間的社會關系。

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作為直接生產者的財產，不是資本。它們只有在同時還充當剝削和統治工人的手段的條件下，才成為資本。但是，在政治經濟學家的頭腦中，它們的這個資本主義靈魂和它們的物質實體非常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以致在任何情況下，甚至當它們正好是資本的對立面的時候，他也把它們稱為資本。

資本主義生產最美妙的地方，就在於它不僅不斷地再生產出雇傭工人本身，而且總是與資本積累相適應地生產出雇傭工人的相對過剩人口。這樣，勞動的供求規律就保持在正常的軌道上，工資的變動就限製在資本主義剝削所容許的範圍內，最後，工人對資本家必不可少的社會從屬性即絕對的從屬關系得到了保證。

雇傭工人不斷地轉化為獨立生產者，他們不是為資本勞動，而是為自己勞動，不是使資本家老爺變富，而是使自己變富；這種轉化又反過來對勞動市場的狀況產生極有害的影響。
資本主義的流通過程

第一篇 資本形態變化及其循環

                                              第一章  貨幣資本的循環

               資本的循環過程經過三個階段；根據第一卷的敘述，這些階段形成如下的序列：

                                       Ⅰ．第一階段  Ｇ—Ｗ

  Ｇ—Ｗ表示一個貨幣額轉化為一個商品額；對買者來說，是他的貨幣轉化為商品，對賣者來說，則是他們的商品轉化為貨幣。使一般商品流通的這個行為同時成為單個資本的獨立循環中一個職能上確定的階段的，首先不是行為的形式，而是它的物質內容，是那些和貨幣換位的商品的特殊使用性質。這一方面是生產資料，另一方面是勞動力，即商品生產的物的因素和人的因素。它們的特性，自然要與所生產物品的種類相適應。如果我們用Ａ表示勞動力，用Ｐｍ表示生產資料，那末所要購買的商品額Ｗ＝Ａ＋Ｐｍ。

  要購買的生產資料的數量和規模，必須足以使這個勞動量得到充分的利用。

           這不僅表示一種質的關系：一定的貨幣額，轉化為互相適應的生產資料和勞動力；它還表示一種量的關系，即用在勞動力Ａ上面的貨幣部分和用在生產資料Ｐｍ上面的貨幣部分的量的關系。這種量的關系一開始就是由一定數量的工人所要耗費的超額勞動即剩余勞動的量決定的。

生產資料的數量，必須足以吸收勞動量，足以通過這個勞動量轉化為產品。如果沒有充分的生產資料，買者所支配的超額勞動就不能得到利用；他對於這種超額勞動的支配權就沒有用處。如果現有生產資料多於可供支配的勞動，生產資料就不能被勞動充分利用，不能轉化為產品。

  它處在具有創造價值和剩余價值的能力的生產資本的狀態或形式中。這種形式的資本，稱為Ｐ。

  但是，Ｐ的價值＝Ａ＋Ｐｍ的價值＝轉化為Ａ和Ｐｍ的Ｇ。Ｇ和Ｐ是同一個資本價值，只是處在不同的存在方式上，就是說，Ｇ是貨幣狀態或貨幣形式的資本價值——貨幣資本。

  一般商品流通的行為，作為資本的獨立循環過程的階段來看，同時又是資本價值由貨幣形式到生產形式的轉化，或者簡單地說，是由貨幣資本到生產資本的轉化。可見，在這裏首先考察的循環公式中，貨幣表現為資本價值的第一個承擔者，而貨幣資本也就表現為資本預付的形式。

貨幣究竟轉化為哪一種商品，對貨幣來說是完全沒有關系的。貨幣是一切商品的一般等價形式，一切商品都已經用它們的價格表示出，它們在觀念上代表一定的貨幣額，等待著向貨幣的轉化，並且只有通過同貨幣的換位，它們才取得一種形式，使自己可以轉化為自己的所有者的使用價值。因此，一旦勞動力作為它的所有者的商品出現於市場，它的出賣采取勞動報酬的形式或工資的形式，那末，它的買賣和任何其他商品的買賣相比，就沒有什麽更引人註目的了。成為特征的，並不是勞動力這種商品能夠買賣，而是勞動力成為商品。

既然生產的物的因素和人的因素是由商品構成的，資本家就得通過貨幣資本到生產資本的轉化，來完成這兩個因素的結合。如果貨幣是第一次轉化為生產資本，或者對它的所有者來說是第一次執行貨幣資本的職能，他就必須在購買勞動力之前，首先購買廠房、機器等等生產資料；因為勞動力一旦歸他支配，他就必須具備生產資料，以便能夠把勞動力當作勞動力來利用。

資本關系所以會在生產過程中出現，只是因為這種關系在流通行為中，在買者和賣者互相對立的不同的基本經濟條件中，在他們的階級關系中本來就已經存在。不是由於貨幣的性質產生了這種關系；相反，正是由於這種關系的存在，單純的貨幣職能才能轉化為資本職能。
第一篇 資本形態變化及其循環

                                        第一章  貨幣資本的循環

                                     Ⅱ．第二階段生產資本的職能

這裏考察的資本循環，是以貨幣轉化為商品的流通行為Ｇ—Ｗ即購買開始的。因此，這個流通必須以商品轉化為貨幣這一相反的形態變化Ｗ—Ｇ即出售來補充。

由於貨幣資本轉化為生產資本，資本價值取得了一種實物形式，這種形式的資本價值不能繼續流通，而必須進入消費，即進入生產消費。勞動力的使用，勞動，只能在勞動過程中實現。資本家不能再把工人當作商品出售，因為工人不是資本家的奴隸，並且資本家買到的僅僅是在一定時間內對他的勞動力的使用。另一方面，資本家只能這樣來使用勞動力，就是通過勞動力把生產資料作為商品形成要素來使用。因此，第一階段的結果是進入第二階段，即資本的生產階段。

資本流通被中斷，而資本的循環過程在繼續，資本從商品流通領域進入生產領域。因此，第一階段，貨幣資本轉化為生產資本，只是第二階段即生產資本的職能的先導和先行階段。

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越發展，它對主要是直接滿足自己需要而只把多余產品轉化為商品的任何一種舊生產形式，就越發生破壞和解體的作用。它使產品的出售成為人們關心的主要事情，它起初並沒有顯著地侵襲到生產方式本身，例如，資本主義的世界貿易對中國、印度、阿拉伯等國人民最初發生的影響就是如此。但是接著，在它已經紮根的地方，它就會把一切以生產者本人勞動為基礎或只把多余產品當作商品出售的商品生產形式盡行破壞。它首先是使商品生產普遍化，然後使一切商品生產逐步轉化為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

  不論生產的社會形式如何，勞動者和生產資料始終是生產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離的情況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產因素。凡要進行生產，就必須使它們結合起來。實行這種結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會結構區分為各個不同的經濟時期。在當前考察的場合，自由工人和他的生產資料的分離，是既定的出發點，並且我們已經看到，二者在資本家手中是怎樣和在什麽條件下結合起來的——就是作為他的資本的生產的存在方式結合起來的。因此，形成商品的人的要素和物的要素這樣結合起來一同進入的現實過程，即生產過程，本身就成為資本的一種職能，成為資本主義的生產過程。

  生產資料本身，只有在勞動力作為生產資本的人的存在形式，能夠和生產資料相合並時，才成為生產資本的物的形式或生產資本。因此，正如人類勞動力並非天然是資本一樣，生產資料也並非天然是資本。只有在一定的歷史發展條件下，生產資料才取得這種獨特的社會性質。

  生產資本在執行職能時，消耗它自己的組成部分，使它們轉化為一個具有更高價值的產品量。因為勞動力僅僅作為生產資本的一個器官發生作用，所以，勞動力的剩余勞動使產品價值超過產品形成要素的價值而形成的余額，也是資本的果實。
第一篇 資本形態變化及其循環

                                      第一章  貨幣資本的循環

                                    Ⅲ．第三階段Ｗ′—Ｇ′

  商品，作為已經增殖的資本價值的直接由生產過程本身產生的職能存在形式，就成了商品資本。如果商品生產在它的整個社會範圍內按資本主義的方式經營，那末，一切商品從一開始就是商品資本的要素，不論它們是生鐵，還是布魯塞爾的花邊，是硫酸，還是雪茄煙。至於商品隊伍中，由於屬性不同，哪一類應升為資本，哪一類應列為普通商品，這個問題不過是煩瑣經濟學自己製造出來的一個可笑的難題罷了。

  使這個Ｗ變成Ｗ′的，是它的相對價值量，是和生產它所消耗的資本Ｐ的價值相比較的它的價值量。Ｗ′這個價值，等於生產它時保存的價值加上生產資本提供的剩余價值。它的價值大於這個資本價值，多了這個剩余價值ｗ。

  第一卷已經指出，一個一定量資本的作用程度，是由生產過程的各種潛能規定的，而這些潛能在一定程度上是和資本本身的價值量無關的。這裏指出，流通過程推動了新的潛能，它們影響資本的作用程度，影響資本的擴張和收縮，而和資本的價值量無關。

  這裏要指出兩點。第一，資本價值最後再轉化為它原來的貨幣形式，是商品資本的職能。第二，這種職能包含著剩余價值由原來的商品形式到貨幣形式的第一形式轉化。因此，在這裏，貨幣形式起了雙重作用。一方面，它是原來以貨幣預付的價值的復歸形式，就是說，回到過程開始時的價值形式。另一方面，它又是原來以商品形式進入流通的價值的第一轉化形式。

  我們就把這個循環過程的形式叫做貨幣資本的循環。在終結時發生變化的，不是預付價值的形式，而只是它的量。

  Ｇ所以成為資本，是由它對Ｇ′的另一個部分的關系決定的，後者是由它生出的，是它作為原因引起的，是它作為基礎產生的結果。因此，Ｇ′是一個內部分化了的、自身在職能上（概念上）區別開來的、表現著資本關系的價值額。

  貨幣資本和商品資本，都是資本的存在方式。一個是貨幣形式的資本，另一個是商品形式的資本。因此，使它們互相區別的特殊職能，只能是貨幣職能和商品職能之間的區別。商品資本，作為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直接產物，使人想起它的這種起源，因而，它在這種形式上比貨幣資本較為合理，不象貨幣資本那樣沒有概念，在貨幣資本中，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任何痕跡都已消失，正象在貨幣上商品的一切特殊的使用形式都消失一樣。
第一篇 資本形態變化及其循環

                                      第一章  貨幣資本的循環

                                           Ⅳ．總循環

  資本表現為一個價值，它經過一系列互相聯系的、互為條件的轉化，經過一系列的形態變化，而這些形態變化也就形成總過程的一系列階段。在這些階段中，兩個屬於流通領域，一個屬於生產領域。在每個這樣的階段中，資本價值都處在和不同的特殊職能相適應的不同形態上。在這個運動中，預付的價值不僅保存了，而且增長了，它的量增加了。最後，在終結階段，它回到總過程開始時它原有的形式。因此，這個總過程是循環過程。

  資本價值在它的流通階段所采取的兩種形式，是貨幣資本的形式和商品資本的形式；它屬於生產階段的形式，是生產資本的形式。在總循環過程中采取而又拋棄這些形式並在每一個形式中執行相應職能的資本，就是產業資本。這裏所說的產業，包括任何按資本主義方式經營的生產部門。

  因此，在這裏，貨幣資本，商品資本，生產資本，並不是指這樣一些獨立的資本，這些獨立的資本的職能形成同樣獨立的、彼此分離的營業部門的內容。在這裏，它們只是指產業資本的特殊的職能形式，產業資本是依次采取所有這三種形式的。

  資本的循環，只有不停頓地從一個階段轉入另一個階段，才能正常進行。如果資本在第一階段Ｇ—Ｗ停頓下來，貨幣資本就會凝結為貯藏貨幣；如果資本在生產階段停頓下來，一方面生產資料就會擱著不起作用，另一方面勞動力就會處於失業狀態；如果資本在最後階段Ｗ′—Ｇ′停頓下來，賣不出去而堆積起來的商品就會把流通的流阻塞。

有一些獨立的產業部門，那裏的生產過程的產品不是新的物質的產品，不是商品。在這些產業部門中，經濟上重要的，只有交通工業，它或者是真正的貨客運輸業，或者只是消息、書信、電報等等的傳遞。

亞·楚普羅夫關於這一點曾經說過：

「生產和消費表現為兩個在空間上和時間上相分離的行為。但是，在不創造新產品而只載運旅客和貨物的運輸業中，這兩種行為是合在一起的；服務｛場所的變動｝必須在它被生產的同一瞬間被消費。」

  隨著產業資本支配社會的生產，技術和勞動過程的社會組織就會發生變革，從而社會的經濟歷史類型也會發生變革。那幾種在產業資本以前，在已成過去的或正在衰落的社會生產狀態中就已出現的資本，不僅要從屬於產業資本，要和產業資本相適應來改變它們的職能的機構，而且只能在產業資本的基礎上運動，從而要和它們的這個基礎同生死共存亡。貨幣資本和商品資本，在它們以其職能作為特殊營業部門的承擔者和產業資本並列出現時，也只是產業資本在流通領域時而采取時而拋棄的不同職能形式由於社會分工而獨立的和片面發展的存在形式。

只要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作為前提存在，也就是說，處在由資本主義生產決定的社會狀態中，那末，產業資本循環的一般形式就是貨幣資本的循環。
第一篇 資本形態變化及其循環

                                      第二章  生產資本的循環

  處在生產形式上的產業資本不是執行一次職能，而是周期反復地執行職能，因此，過程的重新開始，已由起點本身規定了。Ｗ′的一部分（在某些場合，在產業資本的某些投資部門內）可以直接再作為生產資料，進入把它當作商品生產出來的同一勞動過程；這樣，它的價值就不用轉化為實在貨幣或貨幣符號，或者它只是取得計算貨幣這種獨立表現。這部分價值不進入流通。這樣，有的價值不進入流通過程，但進入生產過程。Ｗ′中被資本家作為剩余產品部分以實物形式消耗的那一部分，也是這樣。不過，這種情況對於資本主義生產來說並不重要，最多在農業上值得註意。

  真正的流通，只是表現為周期更新的和通過更新而連續進行的再生產的媒介。

          生產過程可能擴大的比例不是任意規定的，而是技術上規定的，因此，已經實現的剩余價值雖然要資本化，但往往要經過若幹次循環的反復，才能增長到必要的規模（也就是要積累到必要的規模），這時它才能實際執行追加資本的職能，即進入處在過程中的資本價值的循環。因此，這個剩余價值凝結為貯藏貨幣，並在這一形式上形成潛在的貨幣資本。這種貨幣資本所以是潛在的，因為在它停留於貨幣形式時，不能作為資本發生作用。
第一篇 資本形態變化及其循環

                                      第三章  商品資本的循環

   正因為Ｗ′…Ｗ′循環在進行中要以另一個在Ｗ（＝Ａ＋Ｐｍ）形式上的產業資本為前提（並且Ｐｍ還包括各種其他資本，用我們的例子來說，包括機器、煤炭、潤滑油等等），所以，這個循環本身就要求我們不僅把它看作循環的一般形式，即能夠用來考察每一個單個產業資本（第一次投資的場合除外）的社會形式，因而不僅看作一切單個產業資本共有的運動形式，而且同時看作各單個資本的總和即資本家階級的總資本的運動形式，在這個運動中，每一個單個產業資本的運動，都只表現為一個部分運動，和其他部分運動交織在一起，並且受它們製約。例如，如果我們考察一個國家的全部年商品產品，分析其中一部分補償一切單個企業的生產資本，另一部分進入不同階級的個人消費的運動，那末，我們就把Ｗ′…Ｗ′看作社會資本和由此產生的剩余價值或剩余產品的運動形式。社會資本＝單個資本（包括股份資本；如果政府在采礦業、鐵路等等上面使用生產的雇傭勞動，起產業資本家的作用，那也包括國家資本）之和，社會資本的總運動＝各單個資本的運動的代數和，這一事實並不排除：這個運動，作為一個孤立的單個資本的運動來看，和同一個運動，作為社會資本總運動的一部分來看，即和社會資本的其他部分的運動聯系起來看，會表現出不同的現象；同時，這個運動還會解決這樣一些問題，這些問題在考察一個單獨的單個資本的循環時必須事先已經解決，而不是要由這種考察去解決。
第一篇 資本形態變化及其循環

                                      第四章  循環過程的三個公式

           三個循環都有一個共同點：價值增殖是決定目的，是動機。在形式Ⅰ中，這一點已經在形式上表現出來了。形式Ⅱ是以Ｐ即價值增殖過程本身開始的。在形式Ⅲ中，即使運動以同樣規模反復進行，循環也是以已經增殖的價值開始，而以重新增殖的價值結束的。

  一旦它轉化為生產資本，它就既不作為貨幣資本，也不作為商品資本執行職能了。它的全部流通過程就會中斷，另一方面，一旦它處在兩個流通階段的一個階段上，不論是作為Ｇ還是作為Ｗ′執行職能，它的全部生產過程也同樣就會中斷。這樣一來，Ｐ…Ｐ循環不僅表現為生產資本的周期更新，而且在流通過程完成以前，同樣表現為它的職能即生產過程的中斷；生產將不是連續地進行，而將發生間斷，只有經過一段由流通過程的這兩個階段完成得快慢所決定的長短不定的時間，生產才能重新進行。例如，中國的手工業者就是這樣，他只是為私人顧客勞動，如果沒有新的訂貨，他的生產過程就會停頓。

  只有在三個循環的統一中，才能實現總過程的連續性，而不致發生上述的中斷。社會總資本始終具有這種連續性，而它的過程始終是三個循環的統一。

  在產業資本或者作為貨幣或者作為商品執行職能的流通過程內，產業資本不論作為貨幣資本還是作為商品資本的循環，是和各種不同的社會生產方式的商品流通交錯在一起的，只要這些生產方式同時是商品生產。不論商品是建立在奴隸製基礎上的生產的產品，還是農民的產品（中國人，印度的農奴），還是公社的產品（荷屬東印度），還是國家生產的產品（如從前在俄羅斯歷史上出現的以農奴製為基礎的國家生產），還是半開化的狩獵民族的產品等等，它們總是作為商品和貨幣，同表現產業資本的貨幣和商品相對立，既進入產業資本的循環，在剩余價值作為收入花掉時，也進入商品資本所包含的剩余價值的循環，也就是說，進入商品資本的兩個流通部門。作為它們來源的生產過程的性質如何是沒有關系的；它們作為商品在市場上執行職能，作為商品進入產業資本的循環和商品資本所包含的剩余價值的流通。因此，商品來源的全面性，市場作為世界市場而存在，是產業資本流通過程的特點。以上就外國商品而言的，也同樣適用於外國貨幣。正象商品資本對外國貨幣只是執行商品職能一樣，外國貨幣對商品資本也只是執行貨幣職能；在這裏，貨幣是執行世界貨幣的職能。

  產業資本循環過程從而資本主義生產的最明顯的特征之一就是：一方面，生產資本的形成要素必須來自商品市場，並且不斷從這個市場得到更新，作為商品買進來；另一方面，勞動過程的產品則作為商品從勞動過程產生出來，並且必須不斷作為商品重新賣出去。

  在資本家和雇傭工人的關系上，貨幣關系，買者和賣者的關系，成了生產本身所固有的關系。但是，這種關系的基礎是生產的社會性質，而不是交易方式的社會性質；相反，後者是由前者產生的。此外，不是把生產方式的性質看作和生產方式相適應的交易方式的基礎，而是反過來，這是和資產階級眼界相符合的，在資產階級眼界內，滿腦袋都是生意經。
第一篇 資本形態變化及其循環

                                                  第五章  流通時間

  我們已經知道，資本通過生產領域和流通領域兩階段的運動，是按照時間的順序進行的。資本在生產領域停留的時間是它的生產時間，資本在流通領域停留的時間是它的流通時間。所以，資本完成它的循環的全部時間，等於生產時間和流通時間之和。

  生產資料的生產時間一般包括：1．生產資料作為生產資料執行職能，也就是在生產過程中起作用的時間；2．生產過程中斷，從而並入生產過程的生產資料的職能中斷的休止時間；3．生產資料作為過程的條件雖已準備好，即已經代表生產資本，但尚未進入生產過程的時間。

  生產過程本身也會使勞動過程從而使勞動時間發生中斷，在這個間歇期間，勞動對象聽任物理過程對它發生作用，而沒有人類勞動參加進去。在這種場合，雖然勞動過程從而生產資料作為勞動資料的職能中斷了，但生產過程從而生產資料的職能卻繼續下去。例如，播在地裏的谷種，藏在窖中發酵的葡萄酒，許多製造廠（例如製革廠）中聽任化學過程發生作用的勞動材料，就是這樣。在這裏，生產時間比勞動時間長。二者的差，就是生產時間超過勞動時間的部分。這個超過部分總是由以下的事實產生的：生產資本潛在地處在生產領域內，但不在生產過程本身中執行職能；或者在生產過程中執行職能，但不處在勞動過程中。

  只是作為生產過程的條件而準備好的那部分潛在生產資本，如紡紗廠的棉花、煤炭等等，既不起產品形成要素的作用，也不起價值形成要素的作用。它是閑置的資本，雖然它的閑置是使生產過程連續不斷進行的一個條件。為保存生產儲備（潛在資本）而必需的建築物、裝置等等，是生產過程的條件，從而也是預付生產資本的組成部分。它們的職能，是在預備階段保存生產的各個組成部分。如果在這個階段上勞動過程是必要的，它就使原料等等變貴，但它是生產勞動，並且形成剩余價值，因為這種勞動同一切其他的雇傭勞動一樣，有一部分是沒有報酬的。

  另一部分潛在資本，如建築物、機器等等，即那些只是由於生產過程有規則的休止才中斷自身職能的勞動資料，——由生產的縮減、危機等等引起的不規則的中斷，是純粹的損失，——只加進價值，不加入產品的形成；它加進產品的總價值，由它的平均壽命決定；它會喪失價值，因為它在執行職能時和在不執行職能時都會喪失使用價值。

  即使勞動過程中斷，但繼續留在生產過程中的不變資本部分的價值，會在生產過程的結果中再現。各種生產資料在這裏被勞動本身安置在某些條件下，讓它們自己經過一定的自然過程，其結果是產生某種有用的效果或改變它們的使用價值的形式。當勞動把它們作為生產資料實際有目的地消費時，總是把它們的價值轉移到產品中去。在這裏，不論勞動必須借助勞動資料不斷作用於勞動對象，以產生這種效果，還是勞動只需給個推動力，把生產資料安置在一定條件下，使生產資料由於自然過程的作用，無需再加勞動，自己發生預想的變化，情況都是如此。

  生產時間和勞動時間越吻合，在一定期間內一定生產資本的生產效率就越高，它的價值增殖就越大。因此，資本主義生產的趨勢，是盡可能縮短生產時間超過勞動時間的部分。不過，資本的生產時間雖然可以和它的勞動時間不一致，但前者總是包含後者，而且超過的部分本身就是生產過程的條件。

  資本在流通中的形態變化越成為僅僅觀念上的現象，也就是說，流通時間越等於零或近於零，資本的職能就越大，資本的生產效率就越高，它的自行增殖就越大。例如，假定有一個資本家按訂貨生產，因此他在提供產品時就得到支付，又假定支付給他的是他自己需要的生產資料，那末，流通時間就接近於零了。

  在一定時期內，進入生產消費或個人消費，換句話說，如果它們沒有在一定時間內賣掉，它們就會變壞，並且在喪失它們的使用價值的同時，也就喪失作為交換價值承擔者的屬性。商品中包含的資本價值，資本價值中增長的剩余價值，都將喪失。使用價值只有不斷更新，不斷再生產，也就是由同種或別種新的使用價值來補償，才是恒久而自行增殖的資本價值的承擔者。而使用價值以完成的商品形式出售，從而由此進入生產消費或個人消費，是它們的再生產不斷更新的條件。它們必須在一定時間內變換它們的舊的使用形式，以便在一種新的使用形式上繼續存在。交換價值只有通過它的物體的這種不斷更新才能夠保持。

  一種商品越容易變壞，它的物理性能對於它作為商品的流通時間的絕對限製越大，它就越不適於成為資本主義生產的對象。這種商品只有在人口稠密的地方，或者隨著產銷地點的距離由於運輸工具的發展而縮短時，才能成為資本主義生產的對象。而一種物品的生產集中在少數人手裏和人口稠密的地點，甚至能夠為這樣一類產品，如大啤酒廠、牛奶廠生產的產品，造成較大的市場。
第一篇 資本形態變化及其循環

                                              第六章   流通費用

                                          Ⅰ．純粹的流通費用

由商品形式轉化為貨幣形式和由貨幣形式轉化為商品形式，只是指一種狀態變化。如果商品按照它們的價值出售，價值量在買者和賣者手裏都不發生變化；發生變化的只是它的存在形式。如果商品不是按照它們的價值出售，轉化了的價值的總額仍舊不變；一方面的增加，就是另一方面的減少。

  狀態的變化花費時間和勞動力，但不是為了創造價值，而是為了使價值由一種形式轉化為另一種形式。在這裏，事情並不因雙方都想借此機會占有超額的價值量而發生變化。這種勞動由於雙方的惡意而增大，但並不創造價值，正象花費在訴訟程序上的勞動並不增加訴訟對象的價值量一樣。

  如果一種職能本身是非生產的，然而是再生產的一個必要的因素，現在這種職能由於分工，由多數人的附帶工作變為少數人的專門工作，變為他們的特殊行業，那末，這種職能的性質本身還是不會改變的。一個商人（在這裏只是看作商品的形式轉化的當事人，只是看作買者和賣者）可以通過他的活動，為許多生產者縮短買賣時間。因此，他可以被看作是一種機器，它能減少力的無益消耗，或有助於騰出生產時間。

  不管一種產品是不是作為商品生產的，它總是財富的物質形式，是要進入個人消費或生產消費的使用價值。作為商品，它的價值觀念地存在於價格中，這個價格絲毫不改變它的現實使用形式。

                                              Ⅱ．保管費用

  這些費用的目的本身不是價值的形式轉化，而是價值的保存，而價值存在於作為產品，作為使用價值的商品中，因而只有通過產品的保存，使用價值本身的保存，價值才能得到保存。在這裏，使用價值既沒有提高，也沒有增加，反而減少了。但是，它的減少受到了限製，它被保存下來。在這裏，商品中存在的預付價值，也沒有增加。但是，加進了新的勞動——物化勞動和活勞動。

  實際上，儲備有三種形式：生產資本的形式，個人消費基金的形式，商品儲備或商品資本的形式。雖然就絕對量來說，三種形式的儲備可以同時增加，但是一種形式的儲備會在另一種形式的儲備增加時相對地減少。

  社會上絕大部分人變為雇傭工人，他們靠掙一文吃一文過活，他們的工資按周領取，逐日花掉，因此，他們必須找到作為儲備的生活資料。不管這種儲備的單個要素的流動性有多大，其中一部分總要不斷地停留下來，以便整個儲備可以始終處於流動狀態。

  所有這些因素，都來源於生產的形式和它所包含的、產品在流通過程中所必須完成的形式轉化。

  不管產品儲備的社會形式如何，保管這種儲備，總是需要費用：需要有貯存產品的建築物、容器等等；還要根據產品的性質，耗費或多或少的生產資料和勞動，以便防止各種有害的影響。儲備越是社會地集中，這些費用相對地就越少。

  儲備費用仍然是社會財富的扣除，雖然它是社會財富的存在條件之一。

  儲備費用包含：1．產品總量的數量減少（例如，儲存面粉時就是這樣）；2．質量變壞；3．保管儲備所需的物化勞動和活勞動。

                                                Ⅲ．運輸費用

  一般的規律是：一切只是由商品的形式轉化而產生的流通費用，都不會把價值追加到商品上。這僅僅是實現價值或價值由一種形式轉變為另一種形式所需的費用。投在這種費用上的資本（包括它所支配的勞動），屬於資本主義生產上的非生產費用。這種費用必須從剩余產品中得到補償，對整個資本家階級來說，是剩余價值或剩余產品的一種扣除，就象對工人來說，購買生活資料所需的時間是損失掉的時間一樣。但是，運輸費用起很重要的作用，因此在這裏必須簡短地加以考察。

  物品的使用價值只是在物品的消費中實現，而物品的消費可以使物品的位置變化成為必要，從而使運輸業的追加生產過程成為必要。因此，投在運輸業上的生產資本，會部分地由於運輸工具的價值轉移，部分地由於運輸勞動的價值追加，把價值追加到所運輸的產品中去。

  在產品從一個生產場所運到另一個生產場所以後，接著還有完成的產品從生產領域運到消費領域。產品只有完成這個運動，才是現成的消費品。

  商品在空間上的流通，即實際的移動，就是商品的運輸。運輸業一方面形成一個獨立的生產部門，從而形成生產資本的一個特殊的投資領域。另一方面，它又具有如下的特征：它表現為生產過程在流通過程內的繼續，並且為了流通過程而繼續。
第二篇 資本周轉

                                   第七章   周轉時間和周轉次數
我們已經知道，一定資本的總流通時間，等於它的流通時間和它的生產時間之和。這就是從資本價值以一定的形式預付時起，到處在過程中的資本價值回到同一形式時止的一段時間。 「生產交往的世界，可以看作是在我們稱為經濟周期的循環中運轉的，一旦企業完成它相繼進行的交易，又回到它的起點，每次的循環就完成了。起點可以從資本家得到收入，從而收回資本的時候算起；從這時起，他重新著手做以下的事情：招雇工人，並以工資的形式分給他們生活資料，或者確切地說，分給他們獲得生活資料的權力；從他們那裏取得他所經營的製成的物品；把這種物品送到市場去，在那裏把它們賣掉，在貨款中收回全部投資，而結束這一系列運動的循環。」（查默斯《論政治經濟學》1832年格拉斯哥第2版第85頁) 單個資本家投在任何一個生產部門的總資本價值，在完成它的運動的循環後，就重新處在它的原來的形式上，並且能夠重復同一過程。這個價值要作為資本價值永久保持和增殖，就必須重復這個過程。單個循環在資本的生活中只形成一個不斷重復的段落，也就是一個周期。

        資本的循環，不是當作孤立的行為，而是當作周期性的過程時，叫做資本的周轉。周轉的定義。這種周轉的持續時間，由資本的生產時間和資本的流通時間之和決定。這個時間之和形成資本的周轉時間。因此，資本的周轉時間，包含著總資本價值從一個循環周期到下一個循環周期的間隔時間，包含著資本生活過程的周期性，或者說，包含著同一資本價值的增殖過程或生產過程更新、重復的時間。
正如工作日是勞動力職能的自然計量單位一樣，年是處在過程中的資本的周轉的自然計量單位。這個計量單位的自然基礎是，在溫帶這個資本主義生產的祖國，最重要的農產品都是一年收獲一次。

第二篇 資本周轉

                                          第八章  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

                                                   Ⅰ．形式區別

  全部資本價值是處在不斷流通之中，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一切資本都是流動資本。但這裏考察的這個資本部分的流通是獨特的流通。首先，這個資本部分不是在它的使用形式上進行流通，進行流通的只是它的價值，並且這種流通是逐步地、一部分一部分進行的，和從它那裏轉移到作為商品進行流通的產品中去的價值相一致。在它執行職能的全部時間內，它的價值總有一部分固定在它裏面，和它幫助生產的商品相對立，保持著自己的獨立。由於這種特性，這部分不變資本取得了固定資本的形式。在生產過程中預付的資本的其他一切物質組成部分，則與此相反，形成流動資本。

  例如在農業中，為改良土壤而投下的物質，就有一部分作為產品的形成要素加入植物產品。另一方面，這些物質會在較長的時期如4—5年內發揮作用。因此，其中一部分會在物質上加入產品，同時也就把它的價值轉移到產品中去；另一部分則保持它原有的使用形式，把它的價值固定在這種形式上。它繼續作為生產資料存在，因而取得固定資本的形式。牛作為役畜，是固定資本。如果它被吃掉，它就不是作為勞動資料，從而也不是作為固定資本執行職能了。

一種產品之所以變為固定資本，只是由於它在生產過程中作為勞動資料執行職能。而產品本身剛從生產過程出來時，決不是固定資本。例如，一臺機器，作為機器製造業者的產品或商品，屬於他的商品資本。它只有在它的買者手裏，即在生產上使用它的資本家手裏，才成為固定資本。

以勞動過程性質為基礎的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的區別，就以新的形式，即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的區別再反映出來。只是因為如此，那種執行勞動資料職能的東西，才成為固定資本。如果按照物質屬性，它除了執行勞動資料的職能之外，還能執行別的職能，那末它是不是固定資本，就要根據它的職能的不同來決定。牲畜作為役畜，是固定資本；作為肥育的牲畜，則是原料，它最後會作為產品進入流通，因此不是固定資本，而是流動資本。

勞動資料固定在一個地點，把根牢牢紮在地裏這個事實，使這部分固定資本在國民經濟中具有一種獨特的作用。它們不能被運往國外，不能作為商品在世界市場上流通。這種固定資本的所有權證書卻可以變換，可以買賣，就這一點說，可以觀念地流通。這種所有權證書，甚至可以在國外市場上流通，例如以股票的形式。

          因此，這種勞動資料的價值這時獲得雙重存在。其中一部分仍然束縛在它的屬於生產過程的使用形式或實物形式上，另一部分則作為貨幣，脫離這個形式。在勞動資料執行職能的過程中，它以實物形式存在的那部分價值不斷減少，而它轉化為貨幣形式的那部分價值則不斷增加，一直到它的壽命完結，它的全部價值和它的屍體脫離，轉化為貨幣為止。

                          Ⅱ．固定資本的組成部分、補償、修理和積累

  在同一個投資中，固定資本的各個要素有不同的壽命，從而也有不同的周轉時間。

  勞動資料大部分都因為產業進步而不斷革新。因此，它們不是以原來的形式，而是以革新的形式進行補償。一方面，大量固定資本投在一定的實物形式上，並且在這個形式上結束一定的平均壽命，這一點就成了只能逐漸采用新機器等等的一個原因，從而就成了迅速普遍采用改良的勞動資料的一個障礙。另一方面，競爭，特別是在發生決定性變革的時候，又迫使舊的勞動資料在它們的自然壽命完結之前，用新的勞動資料來替換。迫使企業設備提前按照更大的社會規模實行更新的，主要是災禍，危機。

  一個企業能夠在什麽程度上，以多大規模進行這種逐漸的追加，其次，必須積累多大數量的準備金，才能夠用這種方式把它再投入企業，而要做到這一點又需要多長時間，所有這些，當然都部分地取決於該企業的特殊性質。另一方面，現有機器的局部改良能夠達到什麽程度，當然取決於改良的性質和機器本身的構造。

          一方面有許多資財被浪費掉，另一方面，在企業逐漸擴大時，又有許多這種不適宜的側面擴張（部分地說對勞動力有害），因為一切都不是按照社會的計劃進行的，而是取決於單個資本家從事活動時的千差萬別的情況、資財等等。由此就產生了生產力的巨大浪費。

貨幣準備金（即再轉化為貨幣的那部分固定資本）這樣一部分一部分地再投入企業，在農業中實行起來最容易。在這裏，有一定空間的生產場所，能夠最大限度地逐漸地吸收資本。在進行自然再生產的地方也是這樣，例如畜牧業。

  這種在勞動過程中通過使用而得到的保存，是活勞動的無償的自然恩惠。而且勞動的保存力是二重的。一方面，它保存勞動材料的價值，把這種價值轉移到產品中去；另一方面，它不把勞動資料的價值轉移到產品中去，但通過勞動資料在生產過程中的活動，通過保存勞動資料的使用價值而保存其價值。

  對於由異常的自然現象，火災、水災等等引起的破壞所作的保險，和損耗的補償及維修勞動完全不同。保險必須由剩余價值補償，是剩余價值的一種扣除。或者，從整個社會的觀點來看，必須不斷地有超額生產，也就是說，生產必須按大於單純補償和再生產現有財富所必要的規模進行，——完全撇開人口的增長不說，——以便掌握一批生產資料，來消除偶然事件和自然力所造成的異乎尋常的破壞。
第二篇 資本周轉

                                      第九章   預付資本的總周轉。周轉的周期

  1．預付資本的總周轉，是它的不同組成部分的平均周轉。

  2．這裏不僅有量的差別，而且有質的差別。

  3．由此可見：即使預付生產資本的極大部分，是由再生產時間從而周轉時間包含一個持續多年的周期的固定資本構成，但是，由於流動資本在一年內反復周轉，一年內周轉的資本價值還是能夠大於預付資本的總價值。

  4．因此，預付資本的價值周轉，是和它的實際再生產時間，或者說，和它的各種組成部分的現實周轉時間相分離的。

  預付資本價值必須完成一個包含多次周轉的周期，而這個周期是由所使用的固定資本的壽命決定的，從而是由它的再生產時間或周轉時間決定的。

  在周期性的危機中，營業要依次通過松弛、中等活躍、急劇上升和危機這幾個時期。雖然資本投下的時期是極不相同和極不一致的，但危機總是大規模新投資的起點。因此，就整個社會考察，危機又或多或少地是下一個周轉周期的新的物質基礎。
第二篇 資本周轉

                         第十章  關於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的理論。重農學派和亞當·斯密

            作為生產資本的要素，生產資本的一切組成部分不斷地固定在生產過程中，因為沒有它們，生產過程是不能進行的。而生產資本的一切要素，無論是固定的或流動的，作為生產資本，都一樣同流通資本即商品資本和貨幣資本相對立。

  勞動力也是這樣。生產資本的一部分必須不斷固定在勞動力上，不論在什麽地方，同樣一些勞動力，和同一些機器一樣，在較長的時間內是由同一個資本家使用的。在這裏，勞動力和機器的區別，並不是在於機器一次全部買下（在分期付款時，情形就不是這樣），工人不是一次買下，而是在於工人耗費的勞動全部加入產品價值，機器的價值卻只是一部分一部分地加入產品價值。

  貨幣再轉化成的商品是生產要素（勞動資料和勞動力），因此，這種形式變換使產業資本的職能具有連續性，使生產過程成為連續的生產過程，即再生產過程。整個這種形式變換是在流通中進行的；正是這種形式變換使商品實際上由一個人手裏轉到另一個人手裏。相反，生產資本在它的生產過程中通過的形態變化，卻是屬於勞動過程的形態變化，它是生產要素轉化為要生產的產品所必需的。

  亞·斯密說得很清楚，資本屬性並不是物品本身在一切情況下都固有的，而是一種職能，物品是否承擔這種職能，要看情況而定。但對一般資本適用的，對它的部分也適用。

  同一物品可以時而成為生產資本的組成部分，時而屬於直接的消費基金。例如，一所房子，用作勞動場所，是生產資本的固定組成部分，用作住宅，就根本不是資本的形式，而只是一所住宅。在許多場合，同一些勞動資料，可以時而充當生產資料，時而充當消費資料。

  即使有的產品按照它的使用形式，能夠部分地重新作為生產資料，進入把它生產出來的過程，例如煤炭用於煤炭的生產，但是，用來出售的那部分產品煤炭，恰恰既不是流動資本，也不是固定資本，而是商品資本。

  只有在勞動力已經出賣，並入生產過程之後，就是說，只有在它不再作為商品流通之後，它才成為生產資本的組成部分：作為剩余價值的源泉，它是可變資本，就投在它身上的資本價值的周轉來說，它是生產資本的流動組成部分。

  一切產品都是作為商品來到市場，因此，對資本家來說，都是作為他的資本的商品形式，作為商品資本來流通，而不管這些產品按照它們的實物形式，按照它們的使用價值必須或者能夠作為生產資本的要素（作為生產過程的要素），作為生產資料，從而作為生產資本的固定要素或流動要素執行職能，還是只能充當個人消費而不是生產消費的資料。一切產品都作為商品投入市場，所以一切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一切生產消費和個人消費的要素，都必須通過它們作為商品的購買再從市場上取出。

     第二篇 資本周轉

                             第十一章    關於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的理論。李嘉圖

           投在工資上的資本的現實物質，是勞動本身，是發揮作用的、創造價值的勞動力，是活的勞動。資本家用死的、物化的勞動來和它交換，把它並入他的資本，只有這樣，他手中的價值才轉化為一個自行增殖的價值。

  從價值（它不外是已經物化的勞動）的性質和從發揮作用的勞動力（它不外是正在物化的勞動）的性質中得出，勞動力在它執行職能期間不斷創造價值和剩余價值；在勞動力方面表現為運動，表現為創造價值的東西，在勞動力的產品方面，在靜止的形式上，表現為已經創造的價值。在勞動力發生作用之後，資本就不再是一方面由勞動力和另一方面由生產資料構成。投在勞動力上的資本價值，現在是加到產品中的價值（＋剩余價值）。為了使過程反復進行，產品必須出售，由此得到的貨幣要不斷地重新購買勞動力，並把它並入生產資本。於是，這就使投在勞動力上的那部分資本，和投在勞動材料等等上的那部分資本一樣，取得了同仍然固定在勞動資料上的資本相對立的流動資本的性質。

  在所有這些場合，問題都是在於，投入商品生產過程的既定的價值，不管是工資、原料的價格，還是勞動資料的價格，怎樣轉移到產品中去，從而怎樣通過產品而流通，通過產品的出售而回到它的起點，也就是得到補償。這裏唯一的區別就在於這個「怎樣」，在於這個價值的轉移、從而流通的特殊方式。
第二篇 資本周轉

                                                     第十二章     勞動期間

在一個場合，產品具有可分離的性質，每天或每周都重新開始同樣的勞動。在另一個場合，勞動過程是連續的，包括好多個每天的勞動過程，它們互相結合，連續操作，要經過較長時間才提供一件成品。
這種由許多依次進行、互相聯系的工作日構成的工作日，我稱為勞動期間。我們講工作日，指的是工人每天必須耗費勞動力，每天必須勞動的勞動時間的長短。而我們講勞動期間，指的是一定生產部門為提供一件成品所必需的互相聯系的工作日的數目。

社會生產過程的中斷、紊亂（例如發生危機），對於具有可分離性質的勞動產品和那些在生產上需要有一個較長的互相聯系的勞動期間的勞動產品，會產生極不相同的影響。在一個場合，今天的一定量棉紗、煤炭等等的生產，不必由明天的棉紗、煤炭等等新的生產接續起來。但船舶、建築物、鐵路等等的情況就不是這樣。不僅勞動會中斷，而且互相聯系的生產行為也會中斷。如果工程不繼續進行，已經在生產上消費掉的生產資料和勞動，就會白白地耗費。即使以後工程恢復了，它在這段間歇時間裏也會不斷損壞。

建築業主不再是為顧客，而是為市場從事建築；和任何其他產業家完全一樣，他必須在市場上有完成的商品。以前，一個建築業主為了投機，也許同時建築三四棟房屋；現在，他卻必須購買（也就是大陸上所說的，通常以九十九年為期租用）大塊地皮，在上面建築一二百棟房屋，因此他經營的企業，竟超出他本人的財產二十倍到五十倍。這筆基金用抵押的辦法借來；錢會按照每棟房屋建築的進度，付給建築業主。一旦發生危機，分期墊款就會停止支付，整個企業通常就會停頓；最好的情況，是房屋停建，等情況好轉再建；最壞的情況，就是半價拍賣了事。現在，任何一個建築業主不從事投機建築，而且不大規模地從事這種建築，就得不到發展。建築本身的利潤是極小的；建築業主的主要利潤，是通過提高地租，巧妙地選擇和利用建築地點而取得的。

   這些縮短勞動期間，從而縮短流動資本預付時間的改良，通常與固定資本支出的增加聯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在某些部門，可以單純通過協作的擴大而縮短勞動期間；動用大批工人，並在許多地點同時施工，就可以縮短一條鐵路建成的時間。在這裏，周轉時間由於預付資本的增加而縮短了。在所有這些場合必須有更多的生產資料和更多的勞動力在資本家的指揮下結合起來。

  勞動期間的縮短通常和在較短時間內預付更大的資本聯系在一起，這樣，預付資本的量就隨著預付時間的縮短而增加。因此，這裏必須註意，撇開現有的社會資本量不說，問題在於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或對它們的支配權分散或集中在單個資本家手中已達到什麽程度，也就是，資本的積聚已達到什麽程度。當信用引起、加速和擴大資本在個人手中的積聚時，它就促使勞動期間從而周轉時間縮短。
第二篇 資本周轉

                                                       第十三章  生產時間

勞動時間始終是生產時間，即資本束縛在生產領域的時間。但是反過來，資本處於生產過程中的全部時間，並不因此也必然是勞動時間。

這裏指的不是受勞動力本身的自然界限製約的勞動過程的中斷，雖然我們說過，只是固定資本即廠房、機器等等在勞動過程休止時閑置不用這一情況，就已經成為超出自然界限來延長勞動過程和實行日夜班勞動[66]的動機之一。這裏指的是與勞動過程長短無關，但受產品的性質和製造產品的方式本身製約的那種中斷。在這個中斷期間，勞動對象受時間長短不一的自然過程的支配，要經歷物理的、化學的、生理的變化；在這個期間，勞動過程全部停止或者局部停止。

在播種和收獲之間，勞動過程幾乎完全中斷。在造林方面，播種和必要的預備勞動結束以後，也許要過100年，種子才變為成品；在這全部時間內，相對地說，是用不著花多少勞動的。

因此，在所有這些場合，預付資本的生產時間由兩個期間構成：第一個期間，資本處在勞動過程中；第二個期間，資本的存在形式——未完成的產品的形式——不是處在勞動過程中，而是受自然過程的支配。這兩個期間是否有時會互相交錯和互相穿插，對問題沒有任何影響。勞動期間和生產期間在這裏是不一致的。生產期間比勞動期間長。但是，產品只有到生產期間結束以後，才能完成、成熟，因而才能從生產資本的形式轉化為商品資本的形式。所以，資本的周轉期間，也要根據不是由勞動時間構成的那段生產時間的長度來延長。如果超過勞動時間的生產時間，不是象谷物的成熟，橡樹的成長等等那樣，由固定的自然規律決定，那末，資本周轉期間就往往可以通過生產時間的人為的縮短而或多或少地縮短。

生產期間和勞動期間的不一致（後者僅僅是前者的一部分）怎樣成為農業和農村副業相結合的自然基礎；另一方面，農村副業又怎樣成為當初以商人身分擠進去的資本家的據點。後來，當資本主義生產完成製造業和農業的分離時，農業工人就越來越依賴純粹帶偶然性的副業，因而他們的狀況也就惡化了。

在勞動時間只是生產時間的一部分的那些投資部門，流動資本的支出，在一年的各個不同時期是極不均衡的，而回流只是按自然條件所規定的時間一次完成。

      「木材生產，同大多數其他生產的區別主要在於：木材生產靠自然力獨自發生作用，在天然更新的情況下，不需要人力和資本力。其次，即使是人工更新，人力和資本力的支出，同自然力的作用相比，也是極小的。此外，在不長莊稼或種莊稼實在不合算的土壤和地方，森林還是可以茂盛生長的。」

  漫長的生產時間（只包括比較短的勞動時間），從而漫長的資本周轉期間，使造林不適合私人經營，因而也不適合資本主義經營。資本主義經營本質上就是私人經營，即使由聯合的資本家代替單個資本家，也是如此。文明和產業的整個發展，對森林的破壞從來就起很大的作用，對比之下，對森林的護養和生產，簡直不起作用。

  這裏所說的儲備——一定量的活樹或活畜——相對地說是處在生產過程中（同時作為勞動資料和勞動材料）；按照它的再生產的自然條件，在正常的經營中，必然有相當大一部分儲備總是處在這個形式上。
第二篇 資本周轉

                                                      第十四章   流通時間
資本的周轉時間等於它的生產時間和它的流通時間之和。因此，不言而喻，流通時間的長短不一會造成周轉時間，從而造成周轉期間的長短不一。

流通時間的一部分——相對地說最有決定意義的部分——是由出售時間，即資本處在商品資本狀態的期間構成的。流通時間，從而整個周轉期間，是按照這個時間的相對的長短而延長或縮短的。

交通運輸工具的改良，會絕對縮短商品的移動期間；但不同的商品資本或向不同的市場移動的同一商品資本的不同部分，由於移動而在流通時間上發生的相對差別，不會因此消失。例如，改良的帆船和輪船，縮短了商品的移動時間，從而也就縮短了商品到達遠近港口的時間。相對的差別仍然存在，雖然往往是縮小了。不過，由於交通運輸工具的發展，這種相對差別會以一種與自然距離不相適應的方式發生變化。例如，一條從生產地點通往內地一個人口聚集的主要中心的鐵路，可以使內地的一個不通鐵路的較近地點，比這個自然距離較遠的地點，絕對地或相對地變遠。同樣，這種情況還會使生產地點到較大的銷售市場的相對距離發生變化，由此可以說明，隨著交通運輸工具的變化，舊的生產中心衰落了，新的生產中心興起了。(此外還應指出，遠距離運輸比近距離運輸相對地說要便宜得多。)隨著運輸工具的發展，不僅空間運動的速度加快了，而且空間距離在時間上也縮短了。

一批又一批的商品可以每隔一個較短的時間起運，這樣，它們可以連綿不斷地到達市場，不需要在實際運出以前，作為可能的商品資本大量堆積起來。因此，資本的回流也就每隔一個比較短的期間發生，以致有一部分不斷轉化為貨幣資本，而另一部分則作為商品資本流通。由於回流在若幹連續的期間之內發生，總流通時間就縮短了，因而周轉也縮短了。

這種交通特別便利的情況以及由此而加速的資本周轉(因為資本周轉是由流通時間決定的)，反過來既使生產中心又使市場加速集中。隨著大量人口和資本在一定的地點這樣加速集中，大量資本也就集中在少數人手裏。周轉時間的差別也是由供貨契約的範圍引起的。契約範圍隨資本主義生產的範圍和規模一同擴大。

第二篇 資本周轉

                                     第十五章  周轉時間對預付資本量的影響  

在生產遇到障礙，市場商品充斥，原料漲價等情況下，可以在固定資本已有一定基礎的時候，通過限製勞動時間的辦法，比如說只勞動半天，來限製流動資本的正常支出；同樣，在繁榮時期，又可以在固定資本已有一定基礎的時候，一方面通過延長勞動時間，一方面通過提高勞動強度，使流動資本異常擴大。對事先已經預計到這些變動的企業來說，可以一方面采用上面的方法，一方面同時使用大批工人，並且和動用後備固定資本例如鐵路的後備機車等等結合起來。

如果要使生產在已經轉化為商品資本的生產資本的流通時間內不致中斷，如果要使生產同時地、一周一周連續地進行，而這樣做又沒有特別的流動資本可用，那就只有縮小生產規模，減少執行職能的生產資本的流動組成部分，才能辦到。

反過來說，如果企業的性質排除了縮小生產規模的可能性，從而也排除了減少每周要預付的流動資本的可能性，那末，只有追加流動資本才能使生產連續進行。

總的說來，資本這樣分為原有生產資本和追加資本，其結果就是：各個勞動期間有不間斷的連續性，預付資本的一個等量部分作為生產資本不斷地執行職能。

生產要不間斷地進行，產業資本就始終只能有一部分實際上加入生產過程。當一部分處在生產期間的時候，另一部分必須總是處在流通期間。換句話說，資本的一部分，只有在另一部分脫離真正的生產而處於商品資本或貨幣資本形式的條件下，才能作為生產資本執行職能。忽視這一點，也就完全忽視了貨幣資本的意義和作用。

兩個資本（為第一個勞動期間預付的資本Ⅰ，和在資本Ⅰ的流通期間執行職能的追加資本Ⅱ）在它們的運動中會互相交替，而不會互相交叉。因此，除了第一個期間以外，這兩個資本各自只為自己的周轉期間而預付。

不是全部預付資本處於能夠重新開始生產過程的狀態，這一情況表明：其中只有一部分處於能夠從事生產的狀態，或者說，為了要處於連續生產的狀態，資本必須按照生產期間和流通期間的相互比例分成兩部分，一部分不斷處於生產期間，另一部分則不斷處於流通期間。在這裏起作用的是同一個規律：不斷執行職能的生產資本的量由流通時間和周轉時間之比決定。

不過歸根結底，社會總資本的周轉次數，等於不同生產領域內的周轉資本額除以這些生產領域內的預付資本額。

由此可見，在假定勞動期間大於流通期間的場合，無論如何，在每個勞動期間結束時，總會有一個貨幣資本遊離出來，它的量和那個為流通期間而預付的資本Ⅱ的量相同。

生產過程中使用的勞動資料等等，只要它們的使用時間比流動資本的周轉期間長，只要它們在不斷反復的勞動過程中繼續發生作用的時間比流動資本的周轉期間長，因而等於流動資本周轉期間的ｎ倍，那末，就只形成固定資本。

這種連續性本身就是一種勞動生產力。

    ｛馬克思雖然精通代數，但他對數字計算，特別是對商業數字的計算，還不太熟練，盡管他在留下的一大包練習本中，親自用許多例題演算商業上的各種計算方法。各種計算方法的知識，和商人日常的實際計算的習慣完全不是一回事，而他又如此糾纏在周轉的計算中，以致除了有一些未完成的計算外，最後還出現了一些不正確的和互相矛盾的地方。在前面印的各個表格中，我只保存了最簡單的和計算正確的部分。

這種不厭其煩的計算造成的不確切的結果，使馬克思把一件在我看來實際上並不怎麽重要的事情看得過於重要了。我指的是他所說的貨幣資本的「遊離」。

本文的要點在於論證：一方面，產業資本的一個可觀的部分必須不斷處於貨幣形式；另一方面，一個更加可觀的部分必須暫時取得貨幣形式。這個論證，至多不過由於我加的這個註得到了加強。——弗·恩·｝
第二篇 資本周轉

                                                第十六章  可變資本的周轉  

我們把一年內生產的剩余價值總額和預付可變資本的價值額之比，稱為年剩余價值率。

我們進一步分析這個比率就會知道，年剩余價值率，等於預付可變資本在一個周轉期間內生產的剩余價值率乘以可變資本的周轉次數（它和全部流動資本的周轉次數是一致的）。

如果我們設想一個社會不是資本主義社會，而是共產主義社會，那末首先，貨幣資本會完全消失，因而，貨幣資本所引起的交易上的偽裝也會消失。問題就簡單地歸結為：社會必須預先計算好，能把多少勞動、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用在這樣一些產業部門而不致受任何損害，這些部門，如鐵路建設，在一年或一年以上的較長時間內不提供任何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不提供任何有用效果，但會從全年總生產中取走勞動、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相反，在資本主義社會，社會的理智總是事後才起作用，因此可能並且必然會不斷發生巨大的紊亂。

因為生產資本的要素不斷地從市場上取走，而投入市場來代替它們的只是貨幣等價物，所以，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將會增加，而這種需求本身不會提供任何供給要素。因此，生活資料和生產材料的價格都會上漲。此外，這個時候，通常是欺詐盛行，資本會發生大規模轉移。投機家、承包人、工程師、律師等一夥人，會發財致富。他們引起市場上強烈的消費需求，同時工資也會提高。至於食品，那末，農業當然也會因此受到刺激。但是，因為這些食品不能在一年內突然增多，所以它們的輸入，象一般外國食品（咖啡、砂糖、葡萄酒）和奢侈品的輸入一樣，將會增加。因此，在進口業的這個部分，就會發生輸入過剩和投機的現象。另一方面，在那些生產可以急劇增長的產業部門（真正的製造業、采礦業等等），由於價格的提高，會發生突然的擴大，隨即發生崩潰。這同樣會影響到勞動市場，以致把大量潛在的相對過剩人口，甚至已經就業的工人，吸引到新的產業部門中去。一般說來，象鐵路建設那樣大規模的企業，會從勞動市場上取走一定數量的勞動力，這種勞動力的來源僅僅是某些只使用壯工的部門（如農業等等）。甚至在新企業已經成為穩定的生產部門以後，從而，在它所需要的流動的工人階級已經形成以後，這種現象還會發生。例如，在鐵路建設的規模突然比平均規模大時，情況就是這樣。一部分工人後備軍被吸收了，這一後備軍的壓力使工資保持很低的水平。現在工資普遍上漲，甚至勞動市場上就業情況一直不錯的部分也是這樣。這個現象會持續一段時間，直到不可避免的崩潰再把工人後備軍遊離出來，再把工資壓低到最低限度，甚至壓低到這個限度以下。

周轉期間的長短，就它取決於真正的勞動期間，即完成可進入市場的產品所必要的期間而言，是以不同投資的各自物質生產條件為基礎的。這些條件，在農業上，更多地具有生產的自然條件的性質，在製造業和絕大部分采掘業上，是隨著生產過程本身的社會發展而變化的。

棉紗可能在印度再賒賣出去。以此在印度賒購產品，作為回頭貨運回英國，或把一張金額相當的匯票匯回英國。只要這種狀態延續下去，就會對印度的貨幣市場造成一種壓力。它的反作用可能在英國引起一次危機。這種危機，即使在它伴隨著向印度輸出貴金屬的情況下，也會在印度引起一次新的危機，因為曾經從印度的銀行取得貸款的英國商行和它們的印度分行會陷於破產。因此，出現貿易逆差的市場和出現貿易順差的市場會同時發生危機。這種現象還可以更加復雜化。例如，英國把銀塊送往印度，但是，印度的英國債權人現在會在印度索債，於是印度隨後不久又要把它的銀塊送回英國。
第二篇 資本周轉

                                                第十七章  剩余價值的流通

即使一年內生產的剩余價值量相等，周轉期間的差別也會引起年剩余價值率的差別。
但是，剩余價值的資本化，積累，必然又會有差別，而且只要剩余價值率不變，一年內生產的剩余價值量也必然會有差別。

隨著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信用製度也同時發展起來。資本家還不能在自己的企業中使用的貨幣資本，會被別人使用，而他從別人那裏得到利息。對他來說，這種貨幣資本是作為特殊意義上的貨幣資本，也就是作為一種與生產資本不同的資本執行著職能。但是它在別人手裏卻作為資本起作用。很明顯，當剩余價值的實現更加頻繁，剩余價值生產的規模更加擴大時，新的貨幣資本即作為資本的貨幣投入貨幣市場的比例也會增加，其中至少有一大部分會重新被吸收來擴大生產。

「社會的實際積累，同人類的生產力相比，甚至同一代人在僅僅幾年內的日常消費相比，無論就數量或作用來說，都占極小的比例。人們很少註意這一點，大多數人甚至從來沒有想到這一點。……我們這裏所說的，還不是他們在同等安全的合理的製度下，特別是借助於合作勞動，可能生產出來的東西，而是他們靠這種有缺陷的、令人沮喪的不安全的權宜之計實際會生產出來的東西！……為了使這個表面上巨大的現有資本，或者確切地說，為了使借助於這個資本取得的對年勞動產品的支配權和獨占權，在強製分配的現狀下保持下來，並使之永久化，這整個可怕的機構、連同它的惡習罪行和不安全的痛苦，就都要永久化。」（威廉·湯普遜《財富分配原理的研究》1850年倫敦版第第440—443頁。——該書於1824年第一次出版。）

                                  Ⅰ．簡單再生產

在簡單再生產的場合，每年或者在一年的多次周轉中周期地生產的和實現的剩余價值，都由它的所有者資本家個人消費掉，也就是非生產地消費掉。

在勞動力和生產資料上消耗的流動資本的貨幣形式，不是通過產品的出售，而是通過產品本身的實物形式補償的；因此，不是通過它的價值以貨幣形式再從流通中取出，而是通過追加的新生產的貨幣補償的。

由於工資提高，工人對需求，特別是對必要生活資料的需求會增加。他們在極小的程度上增加了對奢侈品的需求，或者說，在極小的程度上產生了對原先不屬於他們消費範圍的物品的需求。對必要生活資料的需求的突然的大規模增加，無疑會立刻使必要生活資料的價格提高。結果是：在社會資本中用來生產必要生活資料的部分將增大，用來生產奢侈品的部分將縮小，因為由於剩余價值的減少，由於資本家對奢侈品需求的減少，奢侈品的價格將會跌落。反之，如果工人自己購買奢侈品，他們工資的提高——在購買奢侈品的範圍內——並不會使必要生活資料的價格提高，只會使奢侈品的買者發生變換。奢侈品歸工人消費的數量比以前增加，而歸資本家消費的數量則相應地減少。如此而已。經過幾次波動以後，就會有和以前價值相同的商品量在流通。——至於各種暫時的波動，那末，它們造成的結果不外是把原來在交易所幹投機事業或在國外尋找用途的那種用不上的貨幣資本投入國內流通。

如果資本主義生產者可以隨意提高他們的商品價格，那末，即使在工資沒有提高的情況下，他們也能這樣做，而且會這樣做。在商品價格跌落的情況下，工資也就永遠不會提高。如果資本家階級在任何情況下始終可以象他們現在不過偶爾在一定的、特殊的、所謂局部的情況下所實際做的那樣，利用工資的任何提高作借口，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提高商品價格，從而把更大的利潤放進自己的腰包，那末，資本家階級就永遠不會反對工聯。

在生活資料的價格提高的情況下，就會不斷地從奢侈品的生產部門中抽出資本，把這些資本追加到生活資料的生產上，一直到需求滿足時為止。然後再出現平衡，而整個過程的結果是，社會資本，從而貨幣資本，會按不同的比例在必要生活資料的生產和奢侈品的生產之間進行分配。

      在工資普遍提高時，所生產的商品的價格，在可變資本占優勢的產業部門將會上漲，但在不變資本或固定資本占優勢的產業部門將會下跌。

                                    Ⅱ．積累和擴大再生產

首先，就追加生產資本執行職能所需要的追加貨幣資本來說，它是由一部分已經實現的剩余價值提供的，這部分剩余價值是作為貨幣資本，而不是作為收入的貨幣形式，由資本家投入流通的。貨幣已經在資本家手中。只是它的用法不同而已。

但是，現在由於有了追加的生產資本，就會有追加的商品量作為這個資本的產品投入流通。與此同時，為實現這個追加商品量所需要的一部分追加貨幣也會投入流通，不過以這個商品量的價值和生產它們所耗費的生產資本的價值相等為限。

流通商品量的價格總額之所以增加，並不是因為一定量商品的價格已經提高，而是因為現在流通的商品量大於以前流通的商品量，而這個差額又沒有為價格的降低所抵銷。

如果按實際情況進行考察，為了以後的使用而積累的潛在的貨幣資本有以下幾項：

1．銀行存款。銀行實際支配的，是一個較小的貨幣額。這裏僅僅在名義上積累了貨幣資本。實際積累的，是貨幣索取權，它們之所以會轉化為貨幣（在它們一旦轉化為貨幣時），只是因為在提取的貨幣和存入的貨幣之間出現平衡。在銀行手中掌握的貨幣相對地說只是一筆很小的金額。

2．公債券。這根本不是資本，而是對一國年產品的債權。

3．股票。如果沒有欺詐，它們就是對一個股份公司擁有的實際資本的所有權證書和索取每年由此生出的剩余價值的憑證。

在所有這些場合，都沒有貨幣的積累，而是一方面表現為貨幣資本的積累，另一方面表現為不斷的實際的貨幣支出。至於這個貨幣究竟由它的所有者支出，還是由其他人，由他的債務人支出，這並不改變事情的本質。
第三篇 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和流通

                                                      第十八章      導    言

                                                 Ⅰ．研究的對象

資本的直接生產過程，就是資本的勞動過程和價值增殖過程。這個過程的結果是商品產品，它的決定性動機是生產剩余價值。

資本的再生產過程，既包括這個直接的生產過程，也包括真正流通過程的兩個階段，也就是說，包括全部循環。這個循環，作為周期性的過程，即經過一定期間不斷地重新反復的過程，形成資本的周轉。

正如每一單個資本家只是資本家階級的一個分子一樣，每一單個資本只是社會總資本中一個獨立的、可以說賦有個體生命的部分。社會資本的運動，由社會資本的各個獨立部分的運動的總和，即各個單個資本的周轉的總和構成。正如單個商品的形態變化是商品世界的形態變化序列——商品流通——的一個環節一樣，單個資本的形態變化，它的周轉，是社會資本循環中的一個環節。

按照這些規律，一定量資本的大小不等的組成部分，必須按照周轉的條件，不斷地以貨幣資本的形式預付和更新，以便使一個定量的生產資本能夠不斷地執行職能。

各個單個資本的循環是互相交錯的，是互為前提、互為條件的，而且正是在這種交錯中形成社會總資本的運動。

現在，我們就要考察作為社會總資本的組成部分的各個單個資本的流通過程（這個過程的總體就是再生產過程的形式），也就是考察這個社會總資本的流通過程。

                                         Ⅱ．貨幣資本的作用

生產上利用的自然物質，如土地、海洋、礦山、森林等等，不是資本的價值要素。只要提高原有勞動力的緊張程度，不增加預付貨幣資本，就可以從外延方面或內含方面，加強對這種自然物質的利用。這樣，生產資本的現實要素增加了，而無需追加貨幣資本。如果由於追加輔助材料而必須追加貨幣資本，那末，資本價值借以預付的貨幣資本，也不是和生產資本效能的擴大成比例地增加的，因而，根本不是相應地增加的。

撇開自然物質不說，各種不費分文的自然力，也可以作為要素，以或大或小的效能並入生產過程。它們發揮效能的程度，取決於各種方法和科學進步，這些也是不花費資本家分文的。

有些事業在較長時間內取走勞動力和生產資料，而在這個時間內不提供任何有效用的產品；而另一些生產部門不僅在一年間不斷地或者多次地取走勞動力和生產資料，而且也提供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在社會公有的生產的基礎上，必須確定前者按什麽規模進行，才不致有損於後者。
第三篇 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和流通

                                            第十九章  前人對這個問題的闡述

          我們感興趣的是：總產品的一部分，——它和總產品的任何其他部分一樣，作為使用物品，是過去一年勞動的新的結果，——同時只是以同一實物形式再現的原有資本價值的承擔者。它不流通，而是留在它的生產者租地農場主階級手裏，以便在那裏重新充當資本。
經濟的再生產過程，不管它的特殊的社會性質如何，在這個部門（農業）內，總是同一個自然的再生產過程交織在一起。

亞·斯密說：「在農業中，自然也和人一起勞動；雖然自然的勞動不需任何費用，但是它的產品，和費用最大的工人的產品一樣，仍然具有它的價值。農業中最重要的工作，看來與其說是為了增加自然的肥力，——雖然它也這樣做，——不如說是要使用自然的肥力來生產對人類最有用的植物。雜草叢生的原野，往往可以提供和精心耕作的葡萄園或莊稼地同樣多的植物。栽培和耕作往往更多地是調節而不是促進自然的能動的肥力；並且在完成這一切勞動之後，總會留下許多工作讓自然去做。」

「投於農業的資本，與製造業中使用的任何一個等量資本相比，不僅推動數量較大的生產勞動，而且按照它所使用的生產勞動的量，把一個更大得多的價值，加到一個國家的土地和勞動的年產品中去，加到該國居民的現實財富和收入中去。」

「租地農場主取得利潤，不是靠種子的出售，而是靠種子的繁殖。」

「既然就每一個特殊商品分別來說是如此，那末，就形成每一個國家的土地和勞動的全部年產品的一切商品整體來說也必然是如此。這個年產品的全部價格或交換價值，必須分解為同樣三個部分，在國內不同居民之間進行分配，或是作為他們的勞動的工資，或是作為他們的資本的利潤，或是作為他們占有的土地的地租。」

「一個大國全體居民的總收入，包括他們的土地和勞動的全部年產品；純收入是在先扣除固定資本的維持費用，再扣除流動資本的維持費用之後，余下供他們使用的部分，或者說，是他們可以列入消費儲備的部分，即用於生活和享樂而不侵占資本的部分。他們的實際財富同樣不是和他們的總收入，而是和他們的純收入成比例的。」

  先導的行為是流通行為：勞動力的買和賣。這種行為本身又是建立在先於社會產品的分配並作為其前提的生產要素的分配的基礎上的，也就是建立在作為工人的商品的勞動力和作為非工人的財產的生產資料互相分離的基礎上的。
第三篇 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和流通

                                                  第二十章       簡單再生產
社會的總產品，從而社會的總生產，分成兩大部類：

I、生產資料：具有必須進入或至少能夠進入生產消費的形式的商品。

II、消費資料：具有進入資本家階級和工人階級的個人消費的形式的商品。

這兩個部類中，每一部類擁有的所有不同生產部門，總合起來都形成一個單一的大的生產部門：一個是生產資料的生產部門，另一個是消費資料的生產部門。兩個生產部門各自使用的全部資本，都形成社會資本的一個特殊的大部類。

每一部類的資本都分成兩個組成部分：

1、可變資本。從價值方面看，這個資本等於該生產部門使用的社會勞動力的價值，也就是等於為這個社會勞動力而支付的工資總額。從物質方面看，這個資本是由發揮作用的勞動力本身構成的，即由這個資本價值所推動的活勞動構成的。

2、不變資本，即該部門在生產上使用的全部生產資料的價值。這些生產資料本身又分成固定資本：機器、工具、建築物、役畜等等，流動不變資本：生產材料，如原料、輔助材料、半成品等等。

年商品生產的第II部類是由種類繁多的產業部門構成的，但是，按它們的產品來說，可分成兩大分部類：

(a)消費資料。它們進入工人階級的消費，但因為它們是必要生活資料，所以也構成資本家階級的消費的一部分，雖然就其質量和價值來說，往往和工人的必要生活資料不同。一個是在高級商場購買，一個是在地攤上購買。為了這裏研究的目的，我們可以把這整個分部類概括為必要消費資料這個項目。至於象煙草這一類產品，從生理學觀點來看，是不是必要消費資料，在這裏是完全沒有關系的，只要習慣上認為它是必要消費資料就行了。

(b)奢侈消費資料。它們只進入資本家階級的消費，所以只能和花費的剩余價值交換，而剩余價值是絕對到不了工人手中的。就前一個項目來說，很明顯，為了生產該項目的種種商品而預付的可變資本，一定以貨幣形式直接流回到第II部類中生產這些必要生活資料的那部分資本家(即IIa的資本家)手中。他們按照支付工人工資的可變資本的數額，把必要生活資料賣給他們自己的工人。

每一次危機都會暫時減少奢侈品的消費。危機使(IIb)v到貨幣資本的再轉化延緩和停滯，使這種再轉化只能部分地進行，從而有一部分生產奢侈品的工人被解雇；另一方面，必要消費資料的出售也會因此停滯和減少。在繁榮時期，特別是在欺詐盛行期間，情況正好相反。在這個時期，貨幣的表現在商品中的相對價值已由於其他原因(並不是由於現實的價值革命)而降低，所以商品的價格不依商品本身的價值為轉移而提高。

  生產資料只有通過加到它上面的、用它來進行操作的活勞動，才能轉化為新的產品，轉化為當年的產品。但是，反過來，如果當年的勞動沒有那種在它之外獨立存在的生產資料，沒有勞動資料和生產材料，它也不可能轉化為產品。
第三篇 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和流通

                                                  第二十章       簡單再生產
單個資本——即社會資本中獨立執行職能、賦有自己生命的任何一個部分——的產品，可以有任何一種實物形式。唯一的條件是，這個產品必須實際具有一種使用形式，一種使用價值，使它有資格在商品世界成為可以流通的一環。它是否作為生產資料再進入把它作為產品生產出來的那個生產過程，也就是說，它的產品中代表不變資本部分的那部分價值，是否具有那種使它可以實際再作為不變資本執行職能的實物形式，這是一件毫無關系的偶然的事情。如果不是這樣，產品的這部分價值就會通過買和賣，再轉化為它的物質生產要素的形式，不變資本就由此以它的能夠執行職能的實物形式再生產出來。

盡管是規模不變的再生產，但危機——生產危機——還是會發生。即使規模不變的再生產都不會有穩定的「均衡」，規模擴大的再生產就更不會有穩定的「均衡」了。
一句話：在簡單再生產和各種條件不變，特別是勞動生產力、勞動總量、勞動強度不變的情況下，假定在壽命完結的(有待更新的)固定資本和以舊的實物形式繼續起作用的(只是為了補償其損耗而把價值加到產品中去的)固定資本之間的比例不是不變，那末，在一個場合，盡管需要再生產的流動組成部分的量保持不變，但需要再生產的固定組成部分的量也會增加；因此，第I部類的生產總額必須增加，不然，即使把貨幣關系撇開不說，也會出現再生產不足的現象。

  第I部類必須壓縮自己的生產，這對該部類的工人和資本家來說，意味著危機；或者第I部類提供的產品過剩，這對他們來說，又是危機。這種過剩本身並不是什麽禍害，而是利益；但在資本主義生產下，它卻是禍害。

  這種生產過剩等於社會對它本身的再生產所必需的各種物質資料的控製。但是，在資本主義社會內部，這種生產過剩卻是無政府狀態的一個要素。

  固定資本生產和流動資本生產的不平衡，是經濟學家在說明危機時慣用的根據之一。但是，如果說在固定資本僅僅維持原狀的情況下，在理想的正常生產的前提下，在已經執行職能的社會資本的簡單再生產的情況下，這種不平衡也能夠發生，並且必然會發生，那在他們看來倒是有點新奇的。

  不言而喻，資本主義生產的年代越久，所有資本家積累的貨幣總量也就越大，從而每年新生產的金加進這個總量中去的比例也就越小，雖然按它的絕對量來說，這種增加可能是很大的。

斯密說：「每一個國家的流通都可以分成兩個部分：商人之間的流通，商人和消費者之間的流通。」

托·圖克評論說：「毫無疑問，這裏描述的這種區別實質上是正確的……商人和消費者之間的交換也包括工資的支付，而工資是消費者的主要收入……商人和商人之間的一切交換，也就是從生產者或進口商起，通過加工製造等中間過程的各個階段，直到零售商或出口商為止的一切出售，都可以歸結為資本轉移的運動。資本的轉移不必有這樣的前提，而實際上也不會造成這樣的情況：在大多數交換中，在轉移的時候，要有銀行券或鑄幣的實際轉讓——我指的是物質的而不是虛擬的轉讓……商人和商人之間的交換總額，歸根結底必須由商人和消費者之間的交換額決定，並受它的限製。」
第三篇 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和流通

                                              第二十一章  積累和擴大再生產  

  在單個資本上發生的情況，也必然會在全年的總再生產上出現，正象在考察簡單再生產時我們已經看到，在單個資本的再生產中，單個資本的已經損耗的固定組成部分相繼沈澱為貯藏貨幣的現象，也會在社會的年再生產上表現出來。

  一方面的貨幣就能引起另一方面的擴大再生產，這是由於再生產擴大的可能性在沒有貨幣的情況下就已經存在；因為貨幣本身不是實際再生產的要素。

  但是，既然發生的只是單方面的交易，一方面是大量的單純的買，另一方面是大量的單純的賣，——並且我們知道，在資本主義基礎上，年產品的正常交易決定了這種單方面的形態變化，——所以，這種平衡只有在如下的前提下才能保持：單方面的買的價值額要和單方面的賣的價值額互相抵銷。商品生產是資本主義生產的一般形式這個事實，已經包含著在資本主義生產中貨幣不僅起流通手段的作用，而且也起貨幣資本的作用，同時又會產生這種生產方式所特有的、使交換從而也使再生產（或者是簡單再生產，或者是擴大再生產）得以正常進行的某些條件，而這些條件轉變為同樣多的造成過程失常的條件，轉變為同樣多的危機的可能性；因為在這種生產的自發形式中，平衡本身就是一種偶然現象。

  由此得出結論：如果只考察價值量，擴大再生產的物質基礎是在簡單再生產內部生產出來的。簡單說來，這種物質基礎就是，直接用在第Ⅰ部類生產資料的生產上的、用在第Ⅰ部類潛在的追加資本的創造上的第Ⅰ部類工人的剩余勞動。因此，Ａ、Ａ′、Ａ″（Ⅰ）方面潛在的追加貨幣資本的形成，——通過相繼出售他們的不需要任何資本主義貨幣支出而創造的剩余產品，——在這裏也就只是追加地生產出來的第Ⅰ部類的生產資料的貨幣形式。

  如果由資本家Ａ、Ａ′、Ａ″（Ⅰ）直接生產和占有的剩余產品是資本積累即擴大再生產的現實基礎，——雖然它要到Ｂ、Ｂ′、Ｂ″等等（Ⅰ）手中，才實際以這種資格執行職能，——那末，當它還處於蛹化成的貨幣的形式，作為貯藏貨幣，作為只是逐漸形成的潛在貨幣資本時，它是絕對非生產的，它在這個形式上雖然和生產過程平行進行，但卻處在生產過程之外。它是資本主義生產的一個死荷重（dead  weight）。渴望利用這種作為潛在貨幣資本貯藏起來的剩余價值來取得利潤和收入的企圖，在信用製度和有價證券上找到了努力的目標。貨幣資本由此又以另一個形式對資本主義生產體系的進程和巨大的發展，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第三篇 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和流通

                                              第二十一章  積累和擴大再生產



  已經執行職能的資本（剩余產品就是由於它執行職能而產生）的總額越大，轉化為潛在貨幣資本的剩余產品的量也就越大。但是，當每年再生產的潛在貨幣資本的量絕對增大時，這種資本的分裂也就會更容易，因此，這種資本可以更迅速地被投入一個特殊的企業，不論這個企業是在同一個資本家手中，還是在另一些人（例如參加遺產分配的家庭成員，等等）手中。在這裏，貨幣資本的分裂是指：完全離開原有的資本，以便作為新的貨幣資本投入一個新的獨立的企業。

  總之，在信用製度內表現為有意識的調節過程的一切因素，才會表現為獨立於信用製度之外而存在的東西，事物才會以自然形式，而不是以後來所反映的形式表現出來。

   事實上，剩余價值的一部分作為收入花掉，另一部分則轉化為資本。只有在這個前提下，才有實際的積累。積累是靠犧牲消費來進行的這種一般的說法，不過是和資本主義生產的本質相矛盾的一種幻想，因為這種幻想假定，資本主義生產的目的和動機是消費，而不是剩余價值的攫取和資本化，即積累。

   我們在這裏涉及的是一種特殊的現象，這種現象之所以發生，只是由於第Ⅰ部類的各要素之間（就再生產來說）有了不同的組合，沒有這種組合的變化，就根本不可能發生規模擴大的再生產。

   第Ⅱ部類所使用的工人，必須再向第Ⅱ部類購買他們自己所生產的商品。第Ⅱ部類是勞動力的買者，同時又是向自己所使用的勞動力的所有者出售商品的賣者。因此，第Ⅱ部類資本家能夠：

   1．簡單地把工資壓低到它的平均正常水平以下——這是他們與第Ⅰ部類資本家的共同之處。因此，作為可變資本的貨幣形式來執行職能的貨幣，就有一部分遊離出來，並在同一個過程的不斷反復中成為第Ⅱ部類的貨幣貯藏的一個正常的源泉，從而形成潛在的追加貨幣資本的一個正常的源泉。

   2．另一方面，第Ⅱ部類作為總體來看，如上所述，比第Ⅰ部類還有一個優點：它是勞動力的買者，同時又是再向自己的工人出售商品的賣者。每一個工業國家都提供了十分明顯的實例，證明可以怎樣利用這個優點，可以怎樣在名義上支付正常的工資，事實上卻一部分用實物工資製，一部分用偽造通貨的辦法（也許還不受法律的處罰），把其中的一部分在不付相應的商品等價物的情況下再奪回來，換句話說，再偷回來。只不過偽裝了一下，而且是迂回曲折地進行的。

   降低工資和延長勞動時間，這就是提高工人地位，使他成為合理的消費者的那種合理的、有益健康的方法的實質，只有這樣，工人才可以為一批由於文化和發明的進步而使他買得起的物品創造一個市場。

資本主義生產的總過程

第一篇 剩余價值轉化為利潤和剩余價值率轉化為利潤率

                                                        第一章   成本價格和利潤  

             這一卷要揭示和說明資本運動過程作為整體考察時所產生的各種具體形式。資本在自己的現實運動中就是以這些具體形式互相對立的，對這些具體形式來說，資本在直接生產過程中采取的形態和在流通過程中采取的形態，只是表現為特殊的要素。因此，我們在本卷中將要闡明的資本的各種形式，同資本在社會表面上，在各種資本的互相作用中，在競爭中，以及在生產當事人自己的通常意識中所表現出來的形式，是一步一步地接近了。

按照資本主義方式生產的每一個商品W的價值，用公式來表示是W=c+v+m。如果我們從這個產品價值中減去剩余價值m，那末，在商品中剩下的，只是一個在生產要素上耗費的資本價值c+v的等價物或補償價值。

商品價值的這個部分，即補償所消耗的生產資料價格和所使用的勞動力價格的部分，只是補償商品使資本家自身耗費的東西，所以對資本家來說，這就是商品的成本價格。

我們把成本價格叫作k，W=c+v+m這個公式就轉化為W=k+m這個公式，或者說，商品價值=成本價格+剩余價值。

商品的資本主義費用是用資本的耗費來計量的，而商品的實際費用則是用勞動的耗費來計量的。所以，商品的資本主義的成本價格，在數量上是與商品的價值或商品的實際成本價格不同的；它小於商品價值，因為，既然W=k+m，那末k=W-m。

成本價格的這個要素具有雙重意義：一方面，它加入商品的成本價格，因為它是商品價值中那個用來補償所耗費的資本的組成部分；另一方面，它形成商品價值的一個組成部分，僅僅因為它是所耗費的資本的價值，或者說，因為生產資料花了這麽多的費用。

在預付資本中，勞動力是作為價值計算的，而在生產過程中，它是作為價值形成的要素執行職能的。在預付資本中出現的勞動力價值，在實際執行職能的生產資本中，為形成價值的活的勞動力自身所代替。

剩余價值首先是商品價值超過商品成本價格的余額。但是，因為成本價格等於所耗費的資本的價值，並且不斷地再轉化為所耗費的資本的各種物質要素，所以，這個價值余額就是商品的生產上耗費掉的並且會從商品流通中流回的資本的價值增加額。

剩余價值是同時由所使用的資本的一切部分產生的。如果用馬爾薩斯的粗淺的說法，這個結論還可以更簡短地表達為：

「資本家對於他所預付的資本的一切部分，都期望得到同樣的利益。」

  剩余價值，作為全部預付資本的這樣一種觀念上的產物，取得了利潤這個轉化形式。因此，一個價值額之所以成為資本，就因為它是用來生產利潤的，換句話說，利潤之所以產生出來，就是因為有一個價值額被當作資本來使用。如果我們把利潤叫作p，那末，W=c+v+m=k+m這個公式，就變成W=k+p這個公式，也就是商品價值=成本價格+利潤。
第一篇 剩余價值轉化為利潤和剩余價值率轉化為利潤率

                                                 第二章　　利　潤　率

他所以是一個資本家，能完成對勞動的剝削過程，也只是因為他作為勞動條件的所有者同只是作為勞動力的占有者的工人相對立。

實際獲利的程度不是決定於利潤和可變資本的比率，而是決定於利潤和總資本的比率，即不是決定於剩余價值率，而是決定於利潤率，所以情形就更是這樣。我們將會看到，利潤率可以不變，然而它可以表示不同的剩余價值率。

不管剩余價值來自何處，它總是一個超過全部預付資本的余額。因此，這個余額和總資本會保持一個比率，這個比率可以用分數m/C來表示，其中C表示總資本。這樣，我們就得到了一個與剩余價值率m/v不同的利潤率m/C=m/(c＋v)。

用可變資本來計算的剩余價值的比率，叫作剩余價值率；用總資本來計算的剩余價值的比率，叫作利潤率。這是同一個量的兩種不同的計算方法，由於計算的標準不同，它們表示同一個量的不同的比率或關系。

　      由於資本的一切部分都同樣表現為超額價值(利潤)的源泉，資本關系也就神秘化了。

  不過，剩余價值借助利潤率而轉化為利潤形式的方式，只是生產過程中已經發生的主體和客體的顛倒的進一步發展。我們已經在生產過程中看到，勞動的全部主觀生產力怎樣表現為資本的生產力。一方面，價值，即支配著活勞動的過去勞動，人格化為資本家；另一方面，工人反而僅僅表現為物質勞動力，表現為商品。從這種顛倒的關系出發，甚至在簡單的生產關系內，也必然會產生出相應的顛倒的觀念，即歪曲的意識，這種意識由於真正流通過程的各種轉化和變形而進一步發展了。

資本表現為一種對自身的關系，在這種關系中，資本作為原有的價值額，同它自身創造的新價值相區別。至於說資本在它通過生產過程和流通過程的運動中創造出這個新價值，這一點是人們意識到了的。但是這種情況是怎樣發生的，現在卻神秘化了，好象它來自資本本身固有的秘密性質。
在這一篇中，利潤率和剩余價值率在數量上是不同的；相反地，利潤和剩余價值被看作是同一個數量，只是形式不同。在下一篇我們會看到，外表化的過程將進一步發展，並且利潤在數量上也將表現為一個和剩余價值不同的量。

第一篇 剩余價值轉化為利潤和剩余價值率轉化為利潤率

                                                 第三章　　利潤率和剩余價值率的關系

           在這裏重要的，首先不是在於可變資本具有的價值，不是在於它所包含的物化勞動，而是在於這個價值只是可變資本所推動的但沒有在可變資本中體現的總勞動的指數。這個總勞動和在可變資本本身中體現的勞動即有酬勞動的差額，或者說，總勞動中形成剩余價值的部分，在可變資本本身包含的勞動越小的時候，就越大。
因此，只要可變資本價值的大小不再是它所推動的勞動量的指數，或者不如說，這個指數的尺度本身已經發生變化，那末，剩余價值率就會按相反的方向和相反的比例發生變化。

　 　不變資本的節約，一方面會提高利潤率，另一方面會使資本遊離，因此，對資本家來說具有重要的意義。
利潤率取決於兩個主要因素：剩余價值率和資本的價值構成。

兩個資本的利潤率或同一個資本在兩個連續的、不同的狀態下的利潤率，

在下列情況下，是相等的：

1、資本的百分比構成相等，剩余價值率也相等。

2、資本的百分比構成不等，剩余價值率也不等，但是剩余價值率和按百分比計算的可變資本部分(m'和v)的乘積相等，也就是說，按總資本的百分比計算的剩余價值量(m=m'v)相等，換句話說，在這兩個場合m'和v兩個因素互成反比。

在下列的情況下，是不等的：

1、資本的百分比構成相等，但是剩余價值率不等。這時，利潤率之比，等於剩余價值率之比。
2、剩余價值率相等，資本的百分比構成不等。這時，利潤率之比，等於可變資本部分之比。

3、剩余價值率不等，資本的百分比構成也不等。這時，利潤率之比，等於m'v的乘積即按總資本的百分比計算的剩余價值量之比。
第一篇 剩余價值轉化為利潤和剩余價值率轉化為利潤率

                                                   第四章　　周轉對利潤率的影響

          周轉時間或它的兩個部分(生產時間和流通時間)中的任何一個部分的縮短，都會增加所生產的剩余價值量。但是，因為利潤率表示的，不過是所生產的剩余價值量和參加剩余價值量生產的總資本的比率，所以，很清楚，每一次這樣的縮短，都會提高利潤率。
縮短生產時間的主要方法是提高勞動生產率，這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工業進步。在冶金工業和化學工業上許多最新的進步中，情況確實是這樣。

縮短流通時間的主要方法是改進交通。

並且整個地球布滿了電報線。

全世界商業的周轉時間，都已經按相同的程度縮短，參加世界商業的資本的活動能力，已經增加到兩倍或三倍多。不用說，這不會不對利潤率發生影響。
周轉時間的縮短對剩余價值的生產，從而對利潤的生產的直接影響，在於使可變資本部分由此提高效率。

第一篇 剩余價值轉化為利潤和剩余價值率轉化為利潤率

                                                 第五章       不變資本使用上的節約
在勞動強度增加，或勞動生產力提高，總之，有較多相對剩余價值產生的時候，在那些使用原料的生產部門中，不變資本的流動部分的量會增加，因為在一定時間內會有更多的原料等等被加工；其次，同數工人開動的機器會增加，因而不變資本的這個部分也會增加。因此，剩余價值的增加，會引起不變資本的增加；對勞動的剝削的增加，會引起用來剝削勞動的生產條件的費用的增加，從而會引起資本支出的增加。這樣，利潤率從一方面說會由於這種原因而降低，雖然從另一方面說會提高。

關於生產條件節約的另一個大類，情況也是如此。我們指的是生產排泄物，即所謂的生產廢料再轉化為同一個產業部門或另一個產業部門的新的生產要素；這是這樣一個過程，通過這個過程，這種所謂的排泄物就再回到生產從而消費(生產消費或個人消費)的循環中。我們以後還要比較詳細地探討的這一類節約，也是大規模社會勞動的結果。由於大規模社會勞動所產生的廢料數量很大，這些廢料本身才重新成為商業的對象，從而成為新的生產要素。這種廢料，只有作為共同生產的廢料，因而只有作為大規模生產的廢料，才對生產過程有這樣重要的意義，才仍然是交換價值的承擔者。這種廢料——撇開它作為新的生產要素所起的作用——會按照它可以重新出售的程度降低原料的費用，因為正常範圍內的廢料，即原料加工時平均必然損失的數量，總是要算在原料的費用中。在可變資本的量已定，剩余價值率已定時，不變資本這一部分的費用的減少，會相應地提高利潤率。

所有這一類節約，在大多數場合仍然只有在存在著結合工人的情況下才有可能，並且往往要在較大規模的勞動下才能實現，因而要求工人直接在生產過程中還要有較大規模的結合。

但是另一方面，一個生產部門，例如鐵、煤、機器的生產或建築業等等的勞動生產力的發展，——這種發展部分地又可以和精神生產領域內的進步，特別是和自然科學及其應用方面的進步聯系在一起，——在這裏是另一些產業部門(例如紡織工業或農業)的生產資料的價值，從而它們的費用減少的條件。
產業的向前發展所造成的不變資本的這種節約，具有這樣的特征：在這裏，一個產業部門利潤率的提高，要歸功於另一個產業部門勞動生產力的發展。在這裏，資本家得到的好處，仍然是社會勞動的產物，雖然並不是他自己直接剝削的工人的產物。生產力的這種發展，歸根到底總是來源於發揮著作用的勞動的社會性質，來源於社會內部的分工，來源於智力勞動特別是自然科學的發展。在這裏，資本家利用的，是整個社會分工製度的優點。在這裏，勞動生產力在其他部門即為資本家提供生產資料的部門的發展，相對地降低資本家所使用的不變資本的價值，從而提高利潤率。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一方面促進社會勞動生產力的發展，另一方面也促進不變資本使用上的節約。

但問題還不只是限於：在工人即活勞動的承擔者，同他的勞動條件的經濟的，即合理而節約的使用之間，存在著異化和毫不相幹的現象。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按照它的矛盾的、對立的性質，還把浪費工人的生命和健康，壓低工人的生存條件本身，看作不變資本使用上的節約，從而看作提高利潤率的手段。
第一篇 剩余價值轉化為利潤和剩余價值率轉化為利潤率

                                                 第五章       不變資本使用上的節約
因為工人的一生絕大部分時間都是在生產過程中度過的，所以，生產過程的條件大部分也就是工人的能動生活過程的條件，是工人的生活條件，這些生活條件的節約，是提高利潤率的一種方法；正如我們在前面已經看到的，過度勞動，把工人變成一種役畜，是加速資本自行增殖，加速剩余價值生產的一種方法。這種節約的範圍包括：使工人擠在一個狹窄的有害健康的場所，用資本家的話來說，這叫作節約建築物；把危險的機器塞進同一些場所而不安裝安全設備；對於那些按其性質來說有害健康的生產過程，或對於象采礦業中那樣有危險的生產過程，不采取任何預防措施，等等。更不用說缺乏一切對工人來說能使生產過程合乎人性、舒適或至少可以忍受的設備了。從資本主義的觀點來看，這會是一種完全沒有目的和沒有意義的浪費。總之，資本主義生產盡管非常吝嗇，但對人身材料卻非常浪費，正如另一方面，由於它的產品通過商業進行分配的方法和它的競爭方式，它對物質資料也非常浪費一樣；資本主義生產一方面使社會失去的東西，就是另一方面使單個資本家獲得的東西。

資本有一種趨勢，就是在直接使用活勞動時，把它縮減為必要勞動，並且利用勞動的各種社會生產力來不斷縮減生產產品所必要的勞動，因而盡量節約直接使用的活勞動，它還有一種趨勢，要在最經濟的條件下使用這種已經縮減到必要程度的勞動，也就是說，要把所使用的不變資本的價值縮減到它的最低限度。

   這種草菅人命的情況，絕大部分是由於煤礦主的無恥貪婪造成的。
如果我們單獨考察資本主義生產，把流通過程和過度競爭撇開不說，資本主義生產對已經實現的、物化在商品中的勞動，是異常節約的。相反地，它對人，對活勞動的浪費，卻大大超過任何別的生產方式，它不僅浪費血和肉，而且也浪費神經和大腦。在這個直接處於人類社會實行自覺改造以前的歷史時期，實際上只是用最大限度地浪費個人發展的辦法，來保證和實現人類本身的發展。因為這裏所說的全部節約都是從勞動的社會性質產生的，所以，工人的生命和健康的浪費，實際上也正是由勞動的這種直接社會性質造成的。

原料的日益昂貴，自然成為廢物利用的刺激。

  總的說來，這種再利用的條件是：這種排泄物必須是大量的，而這只有在大規模的勞動的條件下才有可能；機器的改良，使那些在原有形式上本來不能利用的物質，獲得一種在新的生產中可以利用的形式；科學的進步，特別是化學的進步，發現了那些廢物的有用性質。
應該把這種通過生產排泄物的再利用而造成的節約和由於廢料的減少而造成的節約區別開來，後一種節約是把生產排泄物減少到最低限度和把一切進入生產中去的原料和輔助材料的直接利用提到最高限度。

   應當把一般勞動和共同勞動區別開來。二者都在生產過程中起作用，並互相轉化，但它們也有區別。一般勞動是一切科學工作，一切發現，一切發明。這種勞動部分地以今人的協作為條件，部分地又以對前人勞動的利用為條件。共同勞動以個人之間的直接協作為前提。

   經營一個建立在新發明基礎上的工廠所需要的費用，同後來在它的廢墟上，在它的遺骸上出現的工廠相比，要大得多。這種現象如此普遍，以致最初的企業家大都遭到破產，而後來用比較便宜的價格買到建築物、機器等等的人才興旺起來。因此，從人類精神的一般勞動的一切新發展中，以及這種新發展通過結合勞動所取得的社會應用中，獲得最大利潤的，大多都是最無用和最可鄙的貨幣資本家。
第一篇 剩余價值轉化為利潤和剩余價值率轉化為利潤率

                                                      第六章         價格變動的影響

                               I. 原料價格的波動及其對利潤率的直接影響
有一點必須指出：機器的製造和使用所必需的主要要素如鐵、煤炭、木材等的自然財富，在這裏表現為資本的自然生產率，並且是一個不以工資的高低為轉移的決定利潤率的要素。

對使用原料的產業部門來說，也就是對勞動對象本身已經是過去勞動的產品的產業部門來說，勞動生產力的增長正是表現為這樣一個關系，即吸收一定量的勞動需用更多的原料，也就是表現為，比如說，一個勞動小時內轉化成產品即加工成商品的原料量不斷增加。因此隨著勞動生產力的發展，原料的價值會在商品產品的價值中形成一個越來越大的組成部分，這不僅因為原料會全部加入商品產品的價值，而且因為在總產品的每一部分中，由機器磨損形成的部分和由新的追加勞動形成的部分會越來越小。

                 II. 資本的增值和貶值、遊離和束縛
增值和貶值的意思是不言自明的。它們不外就是指：現有資本由於某些共同的經濟情況(因為這裏說的不是任何一個私人資本的特殊遭遇)在價值上增加或減少了，也就是說，預付在生產中的資本，撇開它所使用的剩余勞動造成的增殖不說，在價值上提高或降低了。

我們把資本的束縛理解為：如果生產要按照原有的規模繼續進行，產品總價值中的一定部分就必須重新轉化為不變資本或可變資本的各種要素。我們把資本的遊離理解為：雖然生產在原有規模的限度內繼續進行，但產品總價值中一個一直必須再轉化為不變資本或可變資本的部分，現在可以自由支配，成為多余的了。資本的這種遊離或束縛和收入的遊離或束縛不同。

價格的提高或降低，是實際價值變動的表現。

如果由於生產力的發展，在工資率不變時，推動同量不變資本所需要的工人減少了，那末可變資本也能遊離出來。反之，如果由於勞動生產力的降低，推動同量不變資本所需要的工人增加了，那末也能發生追加可變資本的束縛。另一方面，如果有一部分以前作為可變資本使用的資本，現在作為不變資本使用了，因而只是同一資本的各個組成部分之間的分配起了變化，那末，這固然也會影響剩余價值率和利潤率。

如果由於各種改良、自然力的應用等等，一個價值較小的不變資本能夠發揮以前一個價值較大的不變資本那樣的技術作用，那末，即使沒有貶值，不變資本也能遊離。

       真正的農產品，即從有機自然界得到的原料，由於收成的變化不定等等，——這裏我們還是完全撇開信用製度不說——會發生這種價值變動。在這裏，由於無法控製的自然條件，年景的好壞等等，同量勞動可以體現為極不相等的使用價值量，因此，一定量的這種使用價值會有極不相同的價格。

按照事物的性質，植物性物質和動物性物質不能以象機器和其他固定資本、煤炭、礦石等等那樣的規模突然增加，因為前二者的成長和生產必須服從一定的有機界規律，要經過一段自然的時間間隔，而後面這些東西在一個工業發達的國家，只要有相應的自然條件，在最短時間內就能增長起來。
原料價格的突然跌落，會阻礙原料的再生產；因此，生產條件最有利的原出產國，會恢復它的壟斷地位；這也許是受到一定限製的恢復，但畢竟是恢復。當然，一旦受到一定的刺激，原料的再生產會按擴大的規模進行，特別是在對這種生產或多或少占有壟斷地位的國家。

在原料昂貴時期，產業資本家就聯合起來，組成協會，來調節生產。

競爭的一般原則一旦重新取得統治地位，人們就會重新讓「價格」去調節供給。一切企圖對原料生產進行共同的、果斷的和有預見的控製——這種控製整個說來是和資本主義生產的規律根本不相容的，因而始終只是一種善良的願望，或者只是在面臨巨大危險和走投無路時例外采取的一種共同步驟——的想法，都要讓位給供求將會互相調節的信仰。

要真正改良原料，使它不僅按需要的數量，而且按需要的質量來提供。
歷史的教訓是(這個教訓也可以從另一角度考察農業時得出)：資本主義製度同合理的農業相矛盾，或者說，合理的農業同資本主義製度不相容(雖然資本主義製度促進農業技術的發展)，合理的農業所需要的，要麽是自食其力的小農的手，要麽是聯合起來的生產者的控製。

第一篇 剩余價值轉化為利潤和剩余價值率轉化為利潤率

                                                             第七章     補充說明

        假定勞動的剝削程度相同，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撇開信用製度所引起的一切變化，撇開資本家互相間的各種欺騙和詐取，再撇開對市場的任何一種有利的選擇，利潤率仍然可以有很大的差別，這取決於原料的貴賤，購買原料的人的內行程度；取決於所使用的機器的生產效率、適用程度和便宜程度；取決於生產過程各個階段的總安排的完善程度，即原料的浪費是否被杜絕，指揮和監督是否簡單而有效，等等。總之，如果一定量可變資本的剩余價值已定，這個剩余價值會表現為多大的利潤率，從而會提供多大的利潤量，在很大的程度上還要取決於資本家自己或他的經理和職員個人的經營本領。

  同一剩余價值量的表現上的這種差別，或利潤率從而利潤本身的差別，在勞動的剝削程度相等時，也可以由別的根源引起；但是它也可以只是來源於兩個企業的經營技巧上的差別。這一情況使資本家產生了錯覺，使他相信，他的利潤不是來自對勞動的剝削，而是至少有一部分也來自與此無關的另外一些事情，特別是來自他個人的活動。
第二篇 利潤轉化為平均潤率

                                     第八章    不同生產部門的資本的不同構成

                                      和由此引起的利潤率的差別
即使工資和工作日，從而剩余價值率在不同生產部門之間甚至在同一生產部門的不同投資之間的平均化，會因各種地區性障礙而受到阻撓，可是隨著資本主義生產的進步，隨著一切經濟關系服從於這種生產方式，這種平均化會日益形成。

  我們把資本的構成理解為資本的能動組成部分和它的被動組成部分的比率，理解為可變資本和不變資本的比率。
第一個比率是建立在技術基礎上的，它在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可以看作是已定的。例如，要在一天之內生產一定量的產品，也就是說，推動一定量的生產資料，機器、原料等等，在生產中把它們消費掉，就必須有一定數目的工人所代表的一定量的勞動力。一定量的生產資料，必須有一定數目的工人與之相適應；也就是說，一定量的已經物化在生產資料中的勞動，必須有一定量的活勞動與之相適應。

但是，就可變資本只是勞動力的指數，不變資本只是這個勞動力所推動的生產資料量的指數來說，這個比率在不同產業部門也可能是相同的。

  在每一個產業部門，技術構成和價值構成的差別都表現為：在技術構成不變時，資本的兩個部分的價值比率可以發生變化，在技術構成發生變化時，資本的兩個部分的價值比率可以保持不變；當然，後一種情況，只有在所使用的生產資料量和勞動力的比率上的變化，為二者價值上的相反的變化所抵銷時，才會產生。

  對於投在工資上面的可變資本，必須指出一個非常重要的區別：一方面，它的價值，即工資額，代表著一定量物化勞動；另一方面，它的價值只是它所推動的活勞動量的指數。它所推動的活勞動量，總是大於它所包含的勞動量，因此，也總是表現為一個大於可變資本的價值的價值；這個價值一方面取決於可變資本所推動的工人的人數，另一方面取決於工人所完成的剩余勞動量。

  在固定資本顯著發達的地方，這種發達只不過表明，生產是大規模進行的，因此不變資本大大超過可變資本，或者說，所使用的活勞動力同它所推動的生產資料量相比是很小的。
第二篇 利潤轉化為平均利率

                        第九章  一般利潤率(平均利潤率)的形成

                                  和商品價值轉化為生產價格

  求出不同生產部門的不同利潤率的平均數，把這個平均數加到不同生產部門的成本價格上，由此形成的價格，就是生產價格。
  這些不同的利潤率，通過競爭而平均化為一般利潤率，而一般利潤率就是所有這些不同利潤率的平均數。按照這個一般利潤率歸於一定量資本(不管它的有機構成如何)的利潤，就是平均利潤。一個商品的價格，如等於這個商品的成本價格，加上生產這個商品所使用的資本(不只是生產它所消費的資本)的年平均利潤中根據這個商品的周轉條件歸於它的那部分，就是這個商品的生產價格。

  如果把社會當作一切生產部門的總體來看，社會本身所生產的商品的生產價格的總和等於它們的價值的總和。

  平均的日工資固然總是等於工人為生產必要生活資料而必須勞動的小時數的價值產品；但這個小時數本身，由於必要生活資料的生產價格同它的價值相偏離又不會原樣反映出來。不過這一切總是這樣解決的：加入某種商品的剩余價值多多少，加入另一種商品的剩余價值就少多少，因此，商品生產價格中包含的偏離價值的情況會互相抵銷。總的說來，在整個資本主義生產中，一般規律作為一種占統治地位的趨勢，始終只是以一種極其錯綜復雜和近似的方式，作為從不斷波動中得出的、但永遠不能確定的平均情況來發生作用。

  我們把那種同社會平均資本相比，不變資本占的百分比高，從而可變資本占的百分比低的資本，叫作高構成的資本。反之，把那種同社會平均資本相比，不變資本比重小，而可變資本比重大的資本，叫作低構成的資本。最後，我們把那種和社會平均資本有同樣構成的資本，叫作平均構成的資本。

  商品的成本價格，只是涉及商品中包含的有酬勞動的量；價值，是涉及商品中包含的有酬勞動和無酬勞動的總量；生產價格，是涉及有酬勞動加上不以特殊生產部門本身為轉移的一定量無酬勞動之和。

  從社會總資本來看，由這個總資本生產的商品的價值總額(用貨幣表示，就是它們的價格)＝不變資本的價值+可變資本的價值+剩余價值。

  因為利潤率是資本家實際上唯一關心的事情，所以，這種區別一開始就使剩余價值的真實起源完全模糊了，並且神秘化了。然而，量的差別只存在於剩余價值率和利潤率之間，而不是存在於剩余價值和利潤本身之間。因為在利潤率中，剩余價值是按總資本計算的，是以總資本為尺度的，所以剩余價值本身也就好象從總資本產生，而且同樣地從總資本的一切部分產生，這樣，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的有機差別就在利潤的概念中消失了；因此，實際上，剩余價值本身在它的這個轉化形式即利潤上否定了自己的起源，失去了自己的性質，成為不能認識的東西。

  生產商品所需要的勞動時間的變化，從而商品價值的變動，現在就成本價格因而就生產價格來說，都表現為相同工資在更多的或更少的商品上的不同分配，這要看在相同的勞動時間內，用相同的工資所生產的商品更多或更少而定。資本家從而政治經濟學家看到，分攤到每個商品上的有酬勞動部分，因而每件商品的價值，會隨著勞動生產率的變化而變化；但是他沒有看到，每件商品中包含的無酬勞動的情況也是這樣。因為平均利潤事實上只是偶然地由他本生產部門吸收的無酬勞動決定，所以，他更加看不到這一點。商品價值由其中包含的勞動決定這一事實，現在只是在這種粗糙而沒有概念的形式中表現出來。
第二篇 利潤轉化為平均利率

                                   第十章    一般利潤率通過競爭而平均化。

                                市場價格和市場價值。超額利潤

        利潤率在一切生產部門都是一樣的，也就是說，是同資本的平均構成占統治地位的中等生產部門的利潤率相等的。因此，一切不同生產部門的利潤的總和，必然等於剩余價值的總和；社會總產品的生產價格的總和，必然等於它的價值的總和。

  一切其他資本，不管它們的構成如何，在競爭的壓力下，都力求和中等構成的資本拉平。但是，因為中等構成的資本是同社會平均資本相等或接近相等的，所以，一切資本，不管它們本身生產多少剩余價值，都力求通過它們的商品的價格來實現平均利潤，而不是實現這個剩余價值，也就是說，力求實現生產價格。
全部困難是由這樣一個事實產生的：商品不只是當作商品來交換，而是當作資本的產品來交換。這些資本要求從剩余價值的總量中，分到和它們各自的量成比例的一份，或者在它們的量相等時，要求分到相等的一份。一定資本在一定時間內生產的商品的總價格，應該滿足這種要求。但是，這些商品的總價格，只是這個資本所生產的各個商品的價格的總和。

不同商品的價格不管最初用什麽方式來互相確定或調節，它們的變動總是受價值規律的支配。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如果生產商品所必需的勞動時間減少了，價格就會降低；如果增加了，價格就會提高。

市場價值，一方面，應看作是一個部門所生產的商品的平均價值，另一方面，又應看作是在這個部門的平均條件下生產的、構成該部門的產品很大數量的那種商品的個別價值。
說商品有使用價值，無非就是說它能滿足某種社會需要。當我們只是說到單個商品時，我們可以假定，存在著對這種特定商品的需要，——它的量已經包含在它的價格中，——而用不著進一步考察這個有待滿足的需要的量。但是，只要一方面有了整個生產部門的產品，另一方面又有了社會需要，這個量就是一個重要的因素了。因此，現在有必要考察一下這個社會需要的規模，即社會需要的量。

   如果對這個總量的需求仍舊是普通的需求，這個商品就會按照它的市場價值出售，而不管這個市場價值是按以上研究過的三種情況中的哪一種情況來調節。這個商品量不僅滿足了一種需要，而且滿足了社會範圍內的需要。

如果用來生產某種物品的社會勞動的數量，和要滿足的社會需要的規模相適應，從而產量也和需求不變時再生產的通常規模相適應，那末這種商品就會按照它的市場價值來出售。商品按照它們的價值來交換或出售是理所當然的，是商品平衡的自然規律。

在需求方面，看來存在著某種數量的一定社會需要，要滿足這種需要，就要求市場上有一定量的某種物品。但是，從量的規定性來說，這種需要具有很大伸縮性和變動性。它的固定性是一種假象。如果生活資料便宜了或者貨幣工資提高了，工人就會購買更多的生活資料，對這些商品就會產生更大的「社會需要」。這裏還完全撇開需要救濟的貧民等等不說，這種人的「需求」甚至低於他們的身體需要的最低限度。

這種需要實際上只是掩蓋他榨取利潤的需要。市場上出現的對商品的需要，即需求，和實際的社會需要之間存在著數量上的差別，這種差別的界限，對不同的商品來說當然是極不相同的；我說的是下面二者之間的差額：一方面是實際需要的商品量；另一方面是商品的貨幣價格發生變化時所需要的商品量，或者說，買者的貨幣條件或生活條件發生變化時所需要的商品量。

資本主義生產的實際的內在規律，顯然不能由供求的互相作用來說明(完全撇開對這兩種社會動力的更深刻的分析不說，在這裏不需要作出這種分析)，因為這種規律只有在供求不再發生作用時，也就是互相一致時，才純粹地實現。供求實際上從來不會一致；如果它們達到一致，那也只是偶然現象，所以在科學上等於零，可以看作沒有發生過的事情。

供求關系一方面只是說明市場價格同市場價值的偏離，另一方面是說明抵銷這種偏離的趨勢，也就是抵銷供求關系的影響的趨勢。

資本就意識到自己是一種社會權力；每個資本家都按照他在社會總資本中占有的份額而分享這種權力。

不同生產部門由於投入其中的資本量的有機構成不同，會產生極不相同的利潤率。但是資本會從利潤率較低的部門抽走，投入利潤率較高的其他部門。通過這種不斷的流出和流入，總之，通過資本在不同部門之間根據利潤率的升降進行的分配，供求之間就會形成這樣一種比例，以致不同的生產部門都有相同的平均利潤，因而價值也就轉化為生產價格。資本主義在一個國家的社會內越是發展，也就是說，這個國家的條件越是適應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資本就越能實現這種平均化。
那種在不斷的不平衡中不斷實現的平均化，在下述兩個條件下會進行得更快：1．資本有更大的活動性，也就是說，更容易從一個部門和一個地點轉移到另一個部門和另一個地點；2．勞動力能夠更迅速地從一個部門轉移到另一個部門，從一個生產地點轉移到另一個生產地點。第一個條件的前提是：社會內部已有完全的商業自由，消除了自然壟斷以外的一切壟斷，即消除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造成的壟斷；其次，信用製度的發展已經把大量分散的可供支配的社會資本集中起來，而不再留在各個資本家手裏；最後，不同的生產部門都受資本家支配。

  我們在這裏得到了一個象數學一樣精確的證明：為什麽資本家在他們的競爭中表現出彼此都是虛偽的兄弟，但面對著整個工人階級卻結成真正的共濟會團體。

  超額利潤還能在下列情況下產生出來：某些生產部門可以不把它們的商品價值轉化為生產價格，從而不把它們的利潤化為平均利潤。
第二篇 利潤轉化為平均利率

                               第十一章   工資的一般變動對生產價格的影響
假定其他一切條件相同，工資的一般提高就是剩余價值率的降低。對平均資本來說，利潤和剩余價值是一致的。

因為平均資本的商品的生產價格保持不變，和產品的價值相等，所以一切資本的產品的生產價格的總額也保持不變，和總資本所生產的價值的總額相等；一方面的提高，和另一方面的降低，對總資本來說，會平均化為社會平均資本的水平。

工資一般降低的結果，是剩余價值和剩余價值率的一般提高，並且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還有利潤率的一般提高，雖然比例不同；對低構成的資本所生產的商品來說，生產價格會降低，對高構成的資本所生產的商品來說，生產價格會提高。
第二篇 利潤轉化為平均利率

                                                          第十二章      補充說明

   　　一個商品的生產價格發生變化，只能由於兩個原因：

第一，一般利潤率發生變化。它之所以能夠發生變化，只是由於平均剩余價值率本身發生變化，或者，平均剩余價值率不變，所占有的剩余價值的總額和預付社會總資本的總額的比率發生了變化。
第二，一般利潤率保持不變。這時，一個商品的生產價格能夠變動，只是因為它本身的價值已經變動，只是因為它本身的再生產所需要的勞動增多了或減少了，這或是由於生產最終形式的商品本身的勞動生產率發生了變動，或是由於生產那些進入該商品生產中的商品的勞動生產率發生了變動。

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工資的提高或降低會引起利潤的相應的降低或提高，但不會引起商品的價值變動，並且在一切情況下，工資的提高或降低決不會影響商品的價值，而總是只會影響剩余價值的量。

資本在不同生產部門之間這樣不斷地流出和流入，引起利潤率上升和下降的運動，這種運動會或多或少地互相平衡，因此有一種使利潤率到處都化為一個共同的和一般的水平的趨勢。

在每一個真正從事生產的部門，——工業、農業、礦業等等，——資本從一個部門轉移到另一個部門卻有很大的困難，特別是因為存在著固定資本。

商品的市場價格已定和勞動的剝削程度已定，而成本價格的節約取決於個人的熟練、精心等等時，問題的提法才有所不同。
第三篇 利潤率趨向下降的規律

                                             第十三章　　規律本身

          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可變資本同不變資本相比，從而同被推動的總資本相比，會相對減少，這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規律。

可變資本同不變資本從而同總資本相比的這種不斷的相對減少，和社會資本的平均有機構成的不斷提高是同一的。

一般利潤率日益下降的趨勢，只是勞動的社會生產力日益發展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所特有的表現。這並不是說利潤率不能由於別的原因而暫時下降，而是根據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本質證明了一種不言而喻的必然性：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中，一般的平均的剩余價值率必然表現為不斷下降的一般利潤率。因為所使用的活勞動的量，同它所推動的物化勞動的量相比，同生產中消費掉的生產資料的量相比，不斷減少，所以，這種活勞動中物化為剩余價值的無酬部分同所使用的總資本的價值量相比，也必然不斷減少。而剩余價值量和所使用的總資本價值的比率就是利潤率，因而利潤率必然不斷下降。

因為追加在生產資料上的活勞動的總量，同這種生產資料的價值相比，是減少了，所以，無酬勞動和體現無酬勞動的價值部分，同預付總資本的價值相比，也減少了。或者說，所投總資本中轉化為活勞動的部分越來越小，因而這個總資本所吸收的剩余勞動，同它自己的量相比，也越來越小，雖然所使用的勞動的無酬部分和有酬部分的比率可以同時增大。可變資本的相對減少和不變資本的相對增加(盡管這兩個部分都已經絕對增加)，如上所說，只是勞動生產率提高的另一種表現。

所占有的剩余勞動同活勞動所推動的物化勞動的量相比相對減少的規律，決不排斥這樣的情況：社會資本所推動和所剝削的勞動的絕對量在增大，因而社會資本所占有的剩余勞動的絕對量也在增大；同樣也決不排斥這樣的情況：單個資本家所支配的資本支配著日益增加的勞動量，從而支配著日益增加的剩余勞動量，甚至在它們所支配的工人人數並不增加的時候，也支配著日益增加的剩余勞動量。

這個比率所以會發生變化，並不是因為活勞動的量減少了，而是因為活勞動所推動的已經物化的勞動的量增加了。

利潤率的下降，不是由於總資本的可變組成部分的絕對減少，而只是由於它的相對減少，由於它同不變組成部分相比的減少。
資本主義生產過程實質上同時就是積累過程。

  資本的積累本身以及隨之而來的資本積聚，本身就是提高生產力的一個物質手段。

  在資本主義生產中，貧困會產生人口。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越是發展，要使用同量勞動力，就需要越來越大的資本量；如果要使用更多的勞動力，那就更是如此。因此，在資本主義的基礎上，勞動生產力的提高必然會產生永久性的顯而易見的工人人口過剩。
因為生產力的發展以及與之相適應的較高的資本構成，會使數量越來越小的勞動，推動數量越來越大的生產資料，所以，總產品中任何一個部分，任何一個商品，或者說，生產的全部商品中任何一定量商品，都只吸收較少的活勞動，而且也只包含較少的物化勞動，即所使用的固定資本的損耗以及所消費的原料和輔助材料中所體現的物化勞動。因此，任何一個商品都只包含一個較小的、物化在生產資料中的勞動和生產中新追加的勞動的總和。這樣，單個商品的價格就下降了。

第三篇 利潤率趨向下降的規律

                                      第十四章　　起反作用的各種原因
相對過剩人口的產生，是和表現為利潤率下降的勞動生產力的發展分不開的，並且由於這種發展而加速。一個國家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越發展，這個國家的相對過剩人口就表現得越明顯。一方面，相對過剩人口又是造成下述情況的原因：許多生產部門中勞動或多或少不完全從屬於資本的現象繼續存在，而且，即使這種現象初看起來和一般發展水平已不相適應，這種現象仍會繼續存在；它也是下述情況造成的結果：可供支配的或失業的雇傭工人價格低廉和數量眾多，一些生產部門出於其本性而更加強烈地反對由手工勞動轉化為機器勞動。另一方面，出現了新的生產部門，特別是生產奢侈品的部門，這些生產部門把其他生產部門中常常由於不變資本占優勢而失業的上述相對過剩人口作為基礎，而這些生產部門本身則建立在活勞動要素占優勢的基礎之上，以後才逐漸地走其他生產部門所走過的路。在這兩個場合，可變資本在總資本中占有相當大的比重，工資則低於平均水平，結果這些生產部門的剩余價值率和剩余價值量都非常高。

對外貿易一方面使不變資本的要素變得便宜，一方面使可變資本轉化成的必要生活資料變得便宜，它具有提高利潤率的作用，因為它使剩余價值率提高，使不變資本價值降低。一般說來，它在這方面起作用，是因為它可以使生產規模擴大。因此，它一方面加速積累，但是另一方面也加速可變資本同不變資本相比的相對減少，從而加速利潤率的下降。同樣，對外貿易的擴大，雖然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幼年時期是這種生產方式的基礎，但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中，由於這種生產方式的內在必然性，由於這種生產方式要求不斷擴大市場，它成為這種生產方式本身的產物。

  只要比較發達的國家的勞動在這裏作為比重較高的勞動來實現，利潤率就會提高，因為這種勞動沒有被作為質量較高的勞動來支付報酬，卻被作為質量較高的勞動來出售。對有商品輸入和輸出的國家來說，同樣的情況也都可能發生；就是說，這種國家所付出的實物形式的物化勞動多於它所得到的，但是它由此得到的商品比它自己所能生產的更便宜。這好比一個工廠主采用了一種尚未普遍采用的新發明，他賣得比他的競爭者便宜，但仍然高於他的商品的個別價值出售，就是說，他把他所使用的勞動的特別高的生產力作為剩余勞動來實現。因此，他實現了一個超額利潤。
第三篇 利潤率趨向下降的規律

                                                            第十五章 規律的內部矛盾的展開

                                                                I. 概論

          利潤率的下降在促進人口過剩的同時，還促進生產過剩、投機、危機和資本過剩。

          隨著表現為利潤率下降的過程的發展，這樣生產出來的剩余價值的總量會驚人地膨脹起來。

         直接剝削的條件和實現這種剝削的條件，不是一回事。二者不僅在時間和空間上是分開的，而且在概念上也是分開的。前者只受社會生產力的限製，後者受不同生產部門的比例和社會消費力的限製。但是社會消費力既不是取決於絕對的生產力，也不是取決於絕對的消費力，而是取決於以對抗性的分配關系為基礎的消費力；這種分配關系，使社會上大多數人的消費縮小到只能在相當狹小的界限以內變動的最低限度。這個消費力還受到追求積累的欲望的限製，受到擴大資本和擴大剩余價值生產規模的欲望的限製。這是資本主義生產的規律，它是由生產方法本身的不斷革命，由不斷和這種革命聯系在一起的現有資本的貶值，由普遍的競爭鬥爭以及僅僅為了保存自身和避免滅亡而改進生產和擴大生產規模的必要性決定的。因此，市場必須不斷擴大，以致市場的聯系和調節這種聯系的條件，越來越采取一種不以生產者為轉移的自然規律的形式，越來越無法控製。這個內部矛盾力圖用擴大生產的外部範圍的辦法求得解決。但是生產力越發展，它就越和消費關系的狹隘基礎發生沖突。

        這些小資本家還算是生產者，因為對他們來說，本人的勞動還起著作用。
第三篇 利潤率趨向下降的規律

                                      第十五章 規律的內部矛盾的展開

                              II．生產擴大和價值增殖之間的沖突

         勞動生產力的發展間接促使現有資本價值增加，因為它增加了使用價值的數量和種類，而這些使用價值體現同一交換價值，並形成資本的物質實體，物質要素，即那些直接構成不變資本和至少間接構成可變資本的物品。用同一資本和同一勞動會創造出更多的可以轉化為資本的物品，而不管它們的交換價值如何。這些物品可以用來吸收追加勞動，從而也可以用來吸收追加的剩余勞動，由此形成追加資本。資本所能支配的勞動量，不是取決於資本的價值，而是取決於構成資本的原料和輔助材料、機器和固定資本要素以及生活資料的數量，而不管這些物品的價值如何。只要所使用的勞動的量由此增加了，因而剩余勞動的量也由此增加了，再生產出來的資本的價值和新加入資本的剩余價值也就增加了。

        生產力發展，同時，資本構成越來越高，可變部分同不變部分相比越來越相對減少。

       這些不同的影響，時而主要是在空間上並行地發生作用，時而主要是在時間上相繼地發生作用；各種互相對抗的要素之間的沖突周期性地在危機中表現出來。危機永遠只是現有矛盾的暫時的暴力的解決，永遠只是使已經破壞的平衡得到瞬間恢復的暴力的爆發。
總的說來，矛盾在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包含著絕對發展生產力的趨勢，而不管價值及其中包含的剩余價值如何，也不管資本主義生產借以進行的社會關系如何；而另一方面，它的目的是保存現有資本價值和最大限度地增殖資本價值(也就是使這個價值越來越迅速地增加)。它的獨特性質是把現有的資本價值用作最大可能地增殖這個價值的手段。它用來達到這個目的的方法包含著：降低利潤率，使現有資本貶值，靠犧牲已經生產出來的生產力來發展勞動生產力。

現有資本的周期貶值，這個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固有的、阻礙利潤率下降並通過新資本的形成來加速資本價值的積累的手段，會擾亂資本流通過程和再生產過程借以進行的現有關系，從而引起生產過程的突然停滯和危機。

資本主義生產的真正限製是資本自身，這就是說：資本及其自行增殖，表現為生產的起點和終點，表現為生產的動機和目的；生產只是為資本而生產，而不是相反：生產資料只是不斷擴大生產者社會的生活過程的手段。以廣大生產者群眾的被剝奪和貧困化為基礎的資本價值的保存和增殖，只能在一定的限製以內運動，這些限製不斷與資本為它自身的目的而必須使用的並旨在無限製地增加生產，為生產而生產，無條件地發展勞動社會生產力的生產方法相矛盾。

第三篇 利潤率趨向下降的規律

                                                   第十五章 規律的內部矛盾的展開

                                             III．人口過剩時的資本過剩

       積聚會同時增長，因為超過一定的界限，利潤率低的大資本比利潤率高的小資本積累得更迅速。這種日益增長的積聚，達到一定程度時，又引起利潤率重新下降。因此，大量分散的小資本被迫走上冒險的道路：投機、信用欺詐、股票投機、危機。所謂的資本過剩，實質上總是指那種利潤率的下降不會由利潤量的增加得到補償的資本——新形成的資本嫩芽總是這樣——的過剩，或者是指那種自己不能獨立行動而以信用形式交給大產業部門的指揮人去支配的資本的過剩。資本的這種過剩是由引起相對過剩人口的同一些情況產生的，因而是相對過剩人口的補充現象，雖然二者處在對立的兩極上：一方面是失業的資本，另一方面是失業的工人人口。

     一旦問題不再是分配利潤，而是分配損失，每一個人就力圖盡量縮小自己的損失量，而把它推給別人。對整個階級來說，損失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每個資本家要分擔多少，要分擔到什麽程度，這就取決於力量的大小和狡猾的程度了，在這種情況下，競爭也就變為敵對的兄弟之間的鬥爭了。

     資本價值中僅僅表現為未來參與剩余價值即利潤分配的憑證的那部分，實際上就是不同形式的對生產的債券，當它預計的收入減少時，將會立即貶值。

     生活資料和現有的人口相比不是生產得太多了。正好相反。要使大量人口能夠體面地、象人一樣地生活，生活資料還是生產得太少了。
對於人口中有勞動能力的那部分人的就業來說，生產資料生產得不是太多了。正好相反。首先是在人口中生產出了一個過大的部分，他們實際上不會勞動，他們由於自己的條件可以靠剝削別人的勞動來生活，或者靠這樣一種勞動來生活，這種勞動只有在可鄙的生產方式下才能稱為勞動。其次，要使全部有勞動能力的人口在生產效率最大的情況下勞動，就是說，要使他們的絕對勞動時間能夠由於勞動時間內所使用的不變資本的數量和效率而得到縮短，已經生產出來的生產資料還很不夠。

但是，要使勞動資料和生活資料作為按一定的利潤率剝削工人的手段起作用，勞動資料和生活資料就周期地生產得太多了。要使商品中包含的價值和剩余價值能夠在資本主義生產所決定的分配條件和消費關系下實現並再轉化為新的資本，就是說，要使這個過程能夠進行下去，不致於不斷地發生爆炸，商品就生產得太多了。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限製表現在：

1．勞動生產力的發展使利潤率的下降成為一個規律，這個規律在某一點上和勞動生產力本身的發展發生最強烈的對抗，因而必須不斷地通過危機來克服。

2．生產的擴大或縮小，不是取決於生產和社會需要即社會地發展了的人的需要之間的關系，而是取決於無酬勞動的占有以及這個無酬勞動和物化勞動之比，或者按照資本主義的說法，取決於利潤以及這個利潤和所使用的資本之比，即一定水平的利潤率。因此，當生產的擴大程度在另一個前提下還遠為不足的時候，對資本主義生產的限製已經出現了。資本主義生產不是在需要的滿足要求停頓時停頓，而是在利潤的生產和實現要求停頓時停頓。

利潤率即資本的相對增長率，對一切新的獨立形成的資本嫩芽來說，是特別重要的。只要資本的形成僅僅發生在某些可以用利潤量來彌補利潤率的極少數現成的大資本手中，使生產活躍的火焰就會熄滅。

    在考察資本主義生產時不註意「人」，只看到生產力的發展，而不管這種發展犧牲了多少人和資本價值。

    發展社會勞動生產力，是資本的歷史任務和存在理由。資本正是以此不自覺地為一個更高級的生產形式創造物質條件。
資本主義生產不是絕對的生產方式，而只是一種歷史的、和物質生產條件的某個有限的發展時期相適應的生產方式。

第三篇 利潤率趨向下降的規律

                                  第十五章 規律的內部矛盾的展開

                                           IV．補充說明

     勞動生產率也是和自然條件聯系在一起的，這些自然條件所能提供的東西往往隨著由社會條件決定的生產率的提高而相應地減少。因此，在這些不同的部門中就發生了相反的運動，有的進步了，有的倒退了。例如，我們只要想一想決定大部分原料數量的季節的影響，森林、煤礦、鐵礦的枯竭等等，就明白了。

     對資本來說，不是在活勞動一般地得到節約的時候，而是只有在活勞動中節約下來的有酬部分大於過去勞動的追加部分的時候，這種生產力才提高了。它的歷史使命是無所顧慮地按照幾何級數推動人類勞動的生產率的發展。

     在農業中，活勞動要素的減少可以是絕對的。

     只要生產力的發展，會使工人的絕對人數減少，就是說，只要它實際上會使整個國家能在較少的時間內完成自己的全部生產，它就會引起革命，因為它會斷絕大多數人口的活路。在這裏，資本主義生產的特有限製又出現了，資本主義生產決不是發展生產力和生產財富的絕對形式，它反而會在一定點上和這種發展發生沖突。這種沖突部分地出現在周期性危機中，這種危機是由於工人人口中這個或那個部分在他們原來的就業方式上成為過剩所引起的。

      資本越來越表現為社會權力，所以單個工人的個別權力必須聯合起來形成社會權力，才能與資本抗衡。這種權力的執行者是資本家，它和單個人的勞動所能創造的東西根本沒有任何關系；但是資本表現為異化的、獨立化了的社會權力，這種權力作為物，作為資本家通過這種物取得的權力，與社會相對立。由資本形成的一般的社會權力和資本家個人對這些社會生產條件擁有的私人權力之間的矛盾，發展得越來越尖銳，並且包含著這種關系的解體，因為它同時包含著生產條件向一般的、共同的、社會的生產條件的轉化。這種轉化是由生產力在資本主義生產條件下的發展和實現這種發展的方式所決定的。
一種新的生產方法，不管它的生產效率有多高，或者它使剩余價值率提高多少，只要它會降低利潤率，就沒有一個資本家願意采用。但每一種這樣的新生產方法，都會使商品便宜。

資本主義生產的三個主要事實：

1．生產資料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因此不再表現為直接勞動者的財產，而是相反地轉化為社會的生產能力，盡管首先表現為資本家的私有財產。這些資本家是資產階級社會的受托人，但是他們會把從這種委托中得到的全部果實裝進私囊。

2．勞動本身由於協作、分工以及勞動和自然科學的結合而組織成為社會的勞動。

從這兩方面，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把私有財產和私人勞動取消了，雖然是在對立的形式上把它們取消的。

3．世界市場的形成。

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發展的、與人口相比顯得驚人巨大的生產力，以及雖然不是與此按同一比例的、比人口增加快得多的資本價值(不僅是它的物質實體)的增加，同這個驚人巨大的生產力為之服務的、與財富的增長相比變得越來越狹小的基礎相矛盾，同這個日益膨脹的資本的價值增殖的條件相矛盾。危機就是這樣發生的。

第四篇 商品資本和貨幣資本轉化為

                                                        商品經營資本和貨幣經營資本

                                                              第十六章 商品經營資本
商人資本或商業資本分為兩個形式或亞種，即商品經營資本和貨幣經營資本。現在，我們要在分析資本的核心構造所必需的範圍內，較詳細地說明這兩種資本的特征。

      就社會總資本來說，它的一部分總是作為商品處在市場上，以便轉化為貨幣，雖然這部分不斷由別的要素構成，甚至數量也在變化；另一部分以貨幣形式處在市場上，以便轉化為商品。社會總資本總是處在這種轉化即這種形態變化的運動中。只要處在流通過程中的資本的這種職能獨立起來，成為一種特殊資本的特殊職能，並且固定下來，成為一種由分工給予特殊種類資本家的職能，商品資本就成為商品經營資本或商業資本。
商品經營資本只是這個不斷處在市場上、處在形態變化過程中並總是局限在流通領域內的流通資本的一部分的轉化形式。

       商人的活動只是為了把生產者的商品資本轉化為貨幣所必須完成的活動，只是對商品資本在流通過程和再生產過程中的職能起中介作用的活動。如果專門從事這種賣出和買進活動的，不是獨立的商人，而只是生產者的代理人，那末這種聯系就會立即暴露出來。
因此，商品經營資本無非是生產者的商品資本，這種商品資本必須經歷它轉化為貨幣的過程，必須在市場上完成它作為商品資本的職能；不過這種職能已經不是生產者的附帶活動，而是一類特殊資本家即商品經營者的專門活動，它已經作為一種特殊投資的業務而獨立起來。

對生產資本家來說是W—G，即他的資本在商品資本這個暫時形態上的簡單職能，對商人來說卻是G—W—G'，即他所預付的貨幣資本的特殊增殖過程。商品形態變化的一個階段，在這裏，對商人來說，表現為G—W—G'，因而表現為一種獨特的資本的演化。

商品資本會在商品經營資本形式上取得一種獨立資本的形態，是由於這樣一種情況：商人預付貨幣資本，這種資本之所以能作為資本自行增殖，能執行資本的職能，是因為它只從事一種活動，即作為媒介實現商品資本的形態變化，實現它的商品資本職能，即實現它向貨幣的轉化，而這一點它是通過商品的不斷的買和賣來辦到的。這是商品經營資本的唯一活動；對產業資本流通過程起中介作用的這種活動，就是商人使用的貨幣資本的唯一職能。

商人預付的貨幣資本的流通速度取決於：1．生產過程更新的速度和不同生產過程互相銜接的速度；2. 消費的速度。

商人資本僅僅為了完成上述周轉，不需要按自己的全部價值量先買進商品，然後再把它賣掉。商人可以同時完成這兩種運動。在這種情況下，他的資本分為兩部分。一部分由商品資本構成，另一部分由貨幣資本構成。他在這裏買東西，從而把他的貨幣轉化為商品。他在那裏賣東西，從而把另一部分商品資本轉化為貨幣。

      如果貨幣作為支付手段的應用和由此發展起來的信用製度，同貨幣作為流通手段的應用結合在一起，那末，商人資本的貨幣資本部分同這個商人資本完成的交易額相比，就會更加減少。

     商人資本既不創造價值，也不創造剩余價值，就是說，它不直接創造它們。但既然它有助於流通時間的縮短，它就能間接地有助於產業資本家所生產的剩余價值的增加。既然它有助於市場的擴大，並對資本之間的分工起中介作用，因而使資本能夠按更大的規模來經營，它的職能就會提高產業資本的生產效率和促進產業資本的積累。既然它會縮短流通時間，它就會提高剩余價值和預付資本的比率，也就是提高利潤率。既然它會把資本的一個較小部分作為貨幣資本束縛在流通領域中，它就會擴大直接用於生產的那部分資本。
第四篇 商品資本和貨幣資本轉化為

                                                商品經營資本和貨幣經營資本

                       第十七章　　商業利潤

   商品經營資本，對社會的物質變換起中介作用。但是，因為產業資本的流通階段，和生產一樣，形成再生產過程的一個階段，所以在流通過程中獨立地執行職能的資本，也必須和在不同生產部門中執行職能的資本一樣，提供年平均利潤。如果商人資本比產業資本提供百分比更高的平均利潤，那末，一部分產業資本就會轉化為商人資本。如果商人資本提供更低的平均利潤，那末就會發生相反的過程。一部分商人資本就會轉化為產業資本。沒有哪一種資本比商人資本更容易改變自己的用途，更容易改變自己的職能了。
說到商人資本，我們考察的卻是一種不參加利潤生產而只分享利潤的資本。

     商品的實際價格=商品的生產價格+商業利潤。正象產業資本之所以能實現利潤，只是因為利潤作為剩余價值已經包含在商品的價值中一樣，商業資本之所以能實現利潤，只是因為產業資本在商品的價格中實現的並非全部的剩余價值或利潤。因此，商人的出售價格之所以高於購買價格，並不是因為出售價格高於總價值，而是因為購買價格低於總價值。
可見，商人資本雖然不參加剩余價值的生產，但參加剩余價值到平均利潤的平均化。因此，一般利潤率已經意味著從剩余價值中扣除了屬於商人資本的部分，也就是說，對產業資本的利潤作了一種扣除。

在科學分析的進程中，一般利潤率的形成，是從產業資本和它們之間的競爭出發的，後來由於商人資本的介入才得到校正、補充和改變。在歷史發展的進程中，情況卻正好相反。使商品價格最先或多或少由商品的價值決定的，是商業資本，而一般利潤率最先形成的領域，是對再生產過程起中介作用的流通領域。起初商業利潤決定產業利潤。只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確立，生產者自己變成商人之後，商業利潤才被歸結為全部剩余價值中屬於商業資本——它是社會再生產過程中使用的總資本的一個相應部分——的一部分。

第四篇 商品資本和貨幣資本轉化為

                                               商品經營資本和貨幣經營資本

                      第十七章　　商業利潤

       商業資本家會把他的貨幣借以成為資本的職能本身，大部分交給他的工人去擔任。這些辦事員的無酬勞動，雖然不會創造剩余價值，但會為他創造占有剩余價值的條件；這對這個資本來說，結果是完全一樣的；因此，這種勞動對這個資本來說是利潤的源泉。

      資本在生產領域內越集中，它在流通領域內就越分散。產業資本家的純粹商業業務，從而他的純粹商業支出，因此會無限製地擴大。

      在商業中比在產業中會更多地出現這樣的現象：同一職能，不管是大規模地完成還是小規模地完成，都要花費同樣多的勞動時間。因此，從歷史上來看，集中的現象在商人業務中比在產業工場中出現得早。

     商人資本所特有的各種現象還沒有獨立地表現出來，還和產業資本直接聯系在一起，作為產業資本的一個部門的現象表現出來。

     隨著生產規模的擴大，為了產業資本的流通而必須不斷進行的商業活動將會增加；這些活動的目的，既是為了出售處在商品資本形式上的產品，也是為了把由此得到的貨幣再轉化為生產資料，並對這一切進行計算。價格計算、簿記、出納、通訊，都屬於這類活動。生產規模越擴展，產業資本的商業活動，從而，為實現價值和剩余價值而需要的勞動及其他流通費用也就越增加，雖然決不是按比例增加。因此，使用商業雇傭工人就成為必要了，他們組成真正的事務所。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越是使教學方法等等面向實踐，隨著科學和國民教育的進步，預備教育、商業知識和語言知識等等，就會越來越迅速地、容易地獲得，越來越普及，越來越便宜地再生產出來。由於國民教育的普及，就可以從那些以前沒有可能幹這一行並且習慣於較差的生活方式的階級中招收這種工人。這種普及增加了這種工人的供給，因而加強了競爭。因此，除了少數例外，隨著資本主義生產的進展，這種人的勞動力會貶值。他們的勞動能力提高了，但是他們的工資下降了。
第四篇 商品資本和貨幣資本轉化為

                                          商品經營資本和貨幣經營資本

                                     第十八章　商人資本的周轉。價格

商人資本的周轉，因為事實上只是商品資本的獨立化的運動，所以只是代表商品形態變化的第一階段W—G，即一種特殊資本流回起點的運動；從商人的觀點來看，G—W，W—G才是商人資本的周轉。

流通貨幣量由流通速度來彌補。但是，在商人那裏，卻是同一貨幣資本(不管它是由什麽樣的貨幣單位構成)，同一貨幣價值，按其價值額反復買賣商品資本，因而作為G+△G反復流回同一個人手裏，也就是作為價值加上剩余價值流回它的起點。這就是它的周轉作為資本的周轉所具有的特征。從流通中取出的貨幣總是比投入流通的貨幣多。當然，不言而喻，隨著商人資本周轉的加速(在發達的信用製度下，貨幣作為支付手段的職能成了貨幣的主要職能)，同一貨幣量的流通也會加快。

  除了由於商品性質造成的W—G和G—W的分離以外，這裏將會產生一種虛假的需求。盡管商人資本的運動已經獨立化了，它始終只是產業資本在流通領域內的運動。但是，由於商人資本的獨立化，它的運動在一定界限內就不受再生產過程的限製，因此，甚至還會驅使再生產過程越出它的各種限製。內部的依賴性和外部的獨立性會使商人資本達到這樣一點，這時，內部聯系要通過暴力即通過一次危機來恢復。
因此，在危機中可以看到這樣的現象：危機最初不是在和直接消費有關的零售商業中暴露和爆發的，而是在批發商業和向它提供社會貨幣資本的銀行中暴露和爆發的。

不變資本和不變資本之間會發生不斷的流通(甚至把加速的積累撇開不說也是這樣)。這種流通就它從來不會加入個人的消費來說，首先不以個人消費為轉移，但是它最終要受個人消費的限製，因為不變資本的生產，從來不是為了不變資本本身而進行的，而只是因為那些生產個人消費品的生產部門需要更多的不變資本。由於所期望的需求的刺激，這種生產在一段時間內能夠安穩地進行下去，因此，在這些部門，商人和產業家的營業非常活躍。一旦那些把貨物運銷遠處(或存貨在國內堆積起來)的商人的資本回流如此緩慢，數量如此之少，以致銀行催收貸款，或者為購買商品而開出的匯票在商品再賣出去以前已經到期，危機就會發生。這時，強製拍賣，為支付而進行的出售開始了。於是崩潰爆發了，它一下子就結束了虛假的繁榮。

他的出售價格有兩個界限：一方面是商品的生產價格，這是不由他做主的；另一方面是平均利潤率，這也是不由他做主的。他能夠決定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他願意經營昂貴的商品還是經營便宜的商品；但即使在這件事情上，他可以支配的資本量和其他一些情況，也起著一定的作用。因此，商人怎麽幹，完全取決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程度，而不是取決於商人的願望。

對商人資本來說，利潤率是一個已定的量，一方面由產業資本所生產的利潤量決定，另一方面由總商業資本的相對量決定，即由總商業資本同預付在生產過程和流通過程中的資本總額的數量關系決定。它的周轉次數，當然會對它和總資本的比率，對流通所必要的商人資本的相對量起決定作用，因為很清楚，必要的商人資本的絕對量和它的周轉速度成反比；如果其他一切條件不變，它的相對量，即它在總資本中所占的份額，就由它的絕對量決定。

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一切生產都會變成商品生產，因而一切產品都會落到流通當事人手中。
第四篇 商品資本和貨幣資本轉化為

                                          商品經營資本和貨幣經營資本

                                              第十九章   貨幣經營資本

　　 貨幣製度總的說來最初是在不同共同體之間的產品交換中發展起來的。
因此，貨幣經營業，即經營貨幣商品的商業，首先是從國際交易中發展起來的。自從各國有不同的鑄幣以來，在外國購買貨物的商人，就得把本國鑄幣換成當地鑄幣和把當地鑄幣換成本國鑄幣；或者把不同的鑄幣同作為世界貨幣的、未鑄幣的純銀或純金相交換。由此就產生了兌換業，它應被看成是近代貨幣經營業的自然基礎之一。

匯兌銀行就是從兌換業發展而來的。在匯兌銀行中，銀(或金)與通用的鑄幣不同，是作為世界貨幣——而現在是作為銀行貨幣或商業貨幣——執行職能的。
作為世界貨幣，一國的貨幣就失去它的地方性；一國的貨幣可以用另一國的貨幣來表現，因此，所有的貨幣都可以歸結為它們的金或銀的含量；同時，金和銀作為世界貨幣流通的兩種商品，又可以歸結為它們互相之間的不斷變動的價值比率。貨幣經營者把這種媒介變成自己的特殊業務。所以，兌換業和金銀貿易是貨幣經營業的最原始的形式，並且產生於貨幣的雙重職能：作為一國鑄幣的職能和作為世界貨幣的職能。

　一旦借貸的職能和信用貿易同貨幣經營業的其他職能結合在一起，貨幣經營業就得到了充分的發展，而這種情況即使在貨幣經營業的最初時期也總會發生。

貨幣經營業作為媒介，擔任貨幣流通的各種技術性業務，使之集中、縮短和簡化。

在銀行和票據交換所內互相交換的匯票和支票，就代表完全獨立的營業，是已經完成的各種活動的結果，問題只在於使這些結果的平衡在技術上更完善。只要貨幣作為購買手段而流通，買賣的範圍和次數就完全不以貨幣經營業為轉移。貨幣經營業只能縮短買賣引起的各種技術活動，並由此減少這種周轉所必需的貨幣現金量。
可見，我們在這裏考察的純粹形式的貨幣經營業，即與信用製度相分離的貨幣經營業，只與商品流通的一個要素，即與貨幣流通的技術和由此產生的不同的貨幣職能有關。

顯然，貨幣經營者所使用的貨幣資本的總量，就是商人和產業家的處在流通中的貨幣資本；貨幣經營者所完成的各種活動，只是他們為之服務的商人和產業家的活動。

象在商品經營業那裏一樣，在這裏也出現了職能的二重化。因為，同貨幣流通結合在一起的技術業務，有一部分必須由商品經營者和商品生產者自己去完成。

第四篇 商品資本和貨幣資本轉化為

                                          商品經營資本和貨幣經營資本

                                      第二十章　關於商人資本的歷史考察

　　   作為生產資本的產業資本和處在流通領域中的同一資本之間的區別，所以會在商品經營資本和貨幣經營資本上取得獨立的形式，是因為資本在流通領域中暫時采取的一定的形式和職能表現為資本的一個分離出來的部分的獨立形式和職能，並且完全同資本的這個部分結合在一起。產業資本的轉化形式，和不同生產部門各生產資本之間由於不同產業部門的性質不同而造成的物質區別，是有天壤之別的。
商人資本的存在和發展到一定的水平，本身就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的歷史前提。1．因為這種存在和發展是貨幣財產集中的先決條件；2．因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前提是為貿易而生產，是大規模的銷售，而不是面向個別顧客的銷售，因而需要有這樣的商人，他不是為滿足他個人需要而購買，而是把許多人的購買行為集中到他的購買行為上。另一方面，商人資本的任何一種發展，會促使生產越來越具有以交換價值為目的的性質，促使產品越來越轉化為商品。

資本作為商人資本而具有獨立的、優先的發展，意味著生產還沒有從屬於資本，就是說，資本還是在一個和資本格格不入的、不以它為轉移的社會生產形式的基礎上發展。

流通過程使各生產部門通過一個第三者而互相結合起來，流通過程的這種獨立化表明兩個情況。一方面，流通還沒有支配生產，而是把生產當作已經存在的前提。另一方面，生產過程還沒有把流通作為單純的要素吸收進來。相反地，在資本主義生產中，這兩方面的情況都已經具備。

　 城市工業本身一旦和農業分離，它的產品一開始就是商品，因而它的產品的出售就需要有商業作為媒介，這是理所當然的。因此，商業依賴於城市的發展，而城市的發展也要以商業為條件，這是不言而喻的。

正好與城市的發展及其條件相反，對那些沒有定居下來的遊牧民族來說，商業的精神和商業資本的發展，卻往往是它們固有的特征。
資本主義以前的、民族的生產方式具有的內部的堅固性和結構，對於商業的解體作用造成了多大的障礙，這從英國人同印度和中國的通商上可以明顯地看出來。在印度和中國，小農業和家庭工業的統一形成了生產方式的廣闊基礎。

在中國，那就更緩慢了，因為在這裏直接的政治權力沒有給予幫助。因農業和手工製造業的直接結合而造成的巨大的節約和時間的節省，在這裏對大工業產品進行了最頑強的抵抗；因為在大工業產品的價格中，會加進大工業產品到處都要經歷的流通過程的各種非生產費用。
從封建生產方式開始的過渡有兩條途徑。生產者變成商人和資本家，而與農業的自然經濟和中世紀城市工業的受行會束縛的手工業相對立。這是真正革命化的道路。或者是商人直接支配生產。

第五篇 利潤分為利息和企業主收入。

                                                         生息資本

                                            第二十一章　　生息資本

         他支付給所有者的那一部分利潤，叫作利息。因此，利息不外是一部分利潤的特別名稱，特別項目；執行職能的資本不能把這部分利潤裝進自己的腰包，而必須把它支付給資本的所有者。
商品和貨幣在這裏成為資本，並不是由於商品轉化為貨幣，貨幣轉化為商品，並不是由於它們對買者或對賣者的現實的關系，而只是由於它們的觀念上的關系，無論對資本家本身來說(主觀地說)，或者作為再生產過程的要素來說(客觀地說)都是如此。在現實的運動中，資本並不是在流通過程中，而只是在生產過程中，在剝削勞動力的過程中，才作為資本存在。

生息資本卻不是這樣。它的獨特性質也正在於此。要把自己的貨幣作為生息資本來增殖的貨幣所有者，把貨幣讓渡給第三者，把它投入流通，使它成為一種作為資本的商品；不僅對他自己來說是作為資本，而且對別人來說也是作為資本；它不僅對把它讓渡出去的人來說是資本，而且它一開始就是作為資本交給第三者的，這就是說，是作為這樣一種價值，這種價值具有創造剩余價值、創造利潤的使用價值；它在運動中保存自己，並在執行職能以後，流回到原來的支出者手中，在這裏，也就是流回到貨幣所有者手中；因此，它不過暫時離開他，不過暫時由它的所有者占有變為執行職能的資本家占有，這就是說，它既不是被付出，也不是被賣出，而只是被貸出；它不過是在這樣的條件下被轉讓：第一，它過一定時期流回到它的起點；第二，它作為已經實現的資本流回，流回時，已經實現它的能夠生產剩余價值的那種使用價值。

作為資本貸放的商品，按照它的性質，或是作為固定資本貸放，或是作為流動資本貸放。貨幣可以在這兩種形式上貸放。

有一個貨幣額被支出，它經過一定時期以後，帶著一個增長額流回來。預付的貨幣額得到補償，並且加上了剩余價值。它經歷一定的循環運動後，保存下來了，並且增長了。但是現在，作為資本貸放的貨幣，也正是作為這樣一個會自行保存、自行增長的貨幣額貸出的，它經過一定時期以後，帶著附加額流回來，並且可以不斷地重新通過相同的過程。

在賣的場合，商品被放棄了，但它的價值沒有被放棄，它以貨幣的形式或以債券或支付憑證的形式被收回來，在這裏，債券或支付憑證不過是貨幣的另一種形式罷了。在買的場合，貨幣被放棄了，但它的價值沒有被放棄，它以商品的形式得到補償。
第五篇 利潤分為利息和企業主收入。

                                                         生息資本

                                            第二十一章　　生息資本

       在資本的現實運動中，回流是流通過程的一個要素。貨幣先轉化為生產資料；生產過程把它轉化為商品；通過商品出售，它再轉化為貨幣，並在這個形式上流回到那個最初以貨幣形式預付資本的資本家手中。但就生息資本來說，回流和放出一樣，只是資本所有者和另一個人之間進行的法律交易的結果。我們看見的只是放出和償還。中間發生的一切都消失了。
貨幣貸出者不把貨幣用來購買商品，在這個價值額以商品形式存在時，也不把它賣出去換取貨幣，而是把它作為資本，作為G—G'，作為經過一定時期又會流回到它的起點的價值預付出去。他不買也不賣，而是貸放。因此，這種貸放就是把價值作為資本而不是作為貨幣或商品來讓渡的相應形式。

貸出者把他的貨幣作為資本放出去；他讓渡給另一個人的價值額是資本，因此，這個價值額會流回到他那裏。但單是流回到他那裏，還不是作為資本貸出的價值額的回流，而只是一個貸出的價值額的回流。預付的價值額要作為資本流回，就必須在運動中不僅保存自己，而且增殖自己，增大自己的價值量，也就是必須帶著一個剩余價值，作為G+△G流回。在這裏，這個△G是利息，即平均利潤中不是留在執行職能的資本家手中，而是落到貨幣資本家手中的部分。

貨幣資本家在把借貸資本的支配權移交給產業資本家的時間內，就把貨幣作為資本的這種使用價值——生產平均利潤的能力——讓渡給產業資本家。

貨幣資本家事實上讓渡了一種使用價值，因此，他所讓出的東西，是作為商品讓出的。從這方面來說，它完全類似商品本身。

貸出的貨幣的使用價值是：能夠作為資本執行職能，並且作為資本在中等條件下生產平均利潤。

貸出者和借入者雙方都是把同一貨幣額作為資本支出的。但它只有在後者手中才執行資本的職能。同一貨幣額作為資本對兩個人來說取得了雙重的存在，這並不會使利潤增加一倍。它所以能對雙方都作為資本執行職能，只是由於利潤的分割。其中歸貸出者的部分叫作利息。

生息資本的增殖的大小，也只有通過利息額，即總利潤中歸生息資本的部分，和預付資本的價值作比較，才可以計量。因此，如果價格表示商品的價值，那末，利息表示貨幣資本的增殖，因而表現為一個為貨幣資本而支付給貸款人的價格。

資本所以表現為商品，是因為利潤如何分割為利息和本來意義的利潤是由供求，從而由競爭來調節的，這完全和商品的市場價格是由它們來調節的一樣。
第五篇 利潤分為利息和企業主收入。

                                                                         生息資本

                                                              第二十二章　　利潤的分割。利息率。

                                                                     「自然」利息率
利息是由利潤調節的，確切些說，是由一般利潤率調節的。並且，這種調節利息的方法，甚至也適用於利息的平均水平。

低利息率多數與繁榮時期或有額外利潤的時期相適應，利息的提高與繁榮到周期的下一階段的過渡相適應，而達到高利貸極限程度的最高利息則與危機相適應。

利息率在危機期間達到最高水平，因為這時人們不得不以任何代價借錢來應付支付的需要。同時，由於有價證券價格的降低和利息的提高相適應，這對那些擁有可供支配的貨幣資本的人來說，是一個極好的機會，可以按異常低廉的價格，把這種有息證券搶到手，而這種有息證券，在正常的情況下，只要利息率重新下降，就必然會至少回升到它們的平均價格。

     信用製度發展了，以銀行家為媒介，產業家和商人對社會各階級一切貨幣儲蓄的支配能力也跟著不斷增大，並且這些儲蓄也不斷集中起來，達到能夠起貨幣資本作用的數量，這些事實，都必然會起壓低利息率的作用。

     一般利潤率的決定和市場利息率的決定不同，市場利息率是由供求關系直接地、不通過任何媒介決定的，一般利潤率事實上是由完全不同的更復雜得多的原因決定的，因而也不象利息率那樣是明確的和既定的事實。

    利息率的大小固然也會變動，但因為它對所有借款人來說都一樣地發生變動，所以它在他們面前總是表現為固定的、既定的量。

     資本本身在這裏是在貨幣形式上作為商品提供的；因此，它的價格的確定，和一切其他商品的情形一樣，就是它的市場價格的確定；因此，利息率總是表現為一般利息率，表現為這樣多的貨幣取得這樣多的利息，表現為一個確定的量。
第五篇 利潤分為利息和企業主收入。

                                                                          生息資本

                                                      第二十三章　　利息和企業主收入

     利息最初表現為、最初是、並且實際上始終不外是利潤即剩余價值的一部分，這部分是執行職能的資本家，即產業家或商人，在他不是使用自有的資本而是使用借入的資本時，必須支付給這個資本的所有者和貸出者的。
事實上，只有資本家分為貨幣資本家和產業資本家，才使一部分利潤轉化為利息，一般地說，才創造出利息的範疇；並且，只有這兩類資本家之間的競爭，才創造出利息率。

    他在資本執行職能的時候，才是資本的人格化，而資本在它投在產業或商業中帶來利潤，並由它的使用者用來從事本營業部門要求的各種活動的時候，才執行職能。因此，同他必須從總利潤中付給貸出者的利息相反，剩下歸他的那部分利潤必然采取產業利潤或商業利潤的形式，或者用一個把二者包括在內的德語名詞來表達，就是采取Unternehmergewinn[企業主收入]的形態。

    在流通過程中占有總剩余價值的一個較大的或較小的部分，取決於一些特殊的市場行情，而就每一筆交易來說，取決於資本家的狡猾程度和鉆營能力；但是不管怎樣，總利潤的量的分割在這裏都會轉變為質的分割，由於這種量的分割本身還取決於供分割的東西是什麽，取決於能動資本家怎樣用資本來經營，取決於這個資本作為執行職能的資本，也就是說，資本家作為能動資本家執行職能，使他獲得怎樣的總利潤，情況就更是如此。在這裏，職能資本家被假定為資本的非所有者。對他來說，代表資本所有權的是貸出者即貨幣資本家。因此，他支付給貸出者的利息，表現為總利潤中屬於資本所有權本身的部分。與此相反，屬於能動資本家的那部分利潤，現在則表現為企業主收入，這一收入好象完全是從他用資本在再生產過程中所完成的活動或職能產生出來的，特別是從他作為產業或商業企業主所執行的職能產生出來的。因此，利息對他來說只是表現為資本所有權的果實，表現為抽掉了資本再生產過程的資本自身的果實，即不進行「勞動」，不執行職能的資本的果實；而企業主收入對他來說則只是表現為他用資本所執行的職能的果實，表現為資本的運動和過程的果實，這種過程對他來說現在表現為他自己的活動，而與貨幣資本家的不活動，不參加生產過程形成對照。

第五篇 利潤分為利息和企業主收入。

                                                                                生息資本

                                                             第二十三章　　利息和企業主收入
對於用借入的資本從事經營的產業資本家和不親自使用自己的資本的貨幣資本家來說，總利潤在兩種不同的人，即在兩種對同一資本，從而對由它產生的利潤，享有不同合法權的人之間的單純量的分割，都會因此變為質的分割。利潤的一部分現在表現為一種規定上的資本應得的果實，表現為利息；利潤的另一部分則表現為相反規定上的資本的特有的果實，表現為企業主收入。

在再生產過程中，執行職能的資本家作為別人所有的資本的代表，同雇傭工人相對立；貨幣資本家則由執行職能的資本家來代表，參與對勞動的剝削。由於在再生產過程中的資本職能同在再生產過程外的資本的單純所有權的對立，人們忘記了：能動資本家只有作為生產資料的代表同工人相對立，才能執行職能，才能使工人為他的利益而勞動，或者說，使生產資料發揮資本的作用。

事實上，利潤即剩余價值的這兩個部分作為利息和企業主收入所采取的形式，並不表示對勞動的關系，因為這種關系只存在於勞動和作為這兩個部分的總和、整體、統一體的利潤，或更確切些說，剩余價值之間。利潤分割的比率和作為根據來實行這種分割的不同的合法權，都以利潤是現成的，以利潤已經存在為前提。

     在利潤進行這種分割以前，在能夠談得上這種分割以前，利潤已經生產出來了。
勞動力也只有當它在勞動過程中被使用，被實現的時候，才表明它有創造價值的能力；但這一點並不能排除：勞動力自身，在可能性上，作為一種能力，是創造價值的活動，並且作為這樣的活動，它不是從過程中才產生的，而相反地是過程的前提。它是作為創造價值的能力被人購買的。

    生產過程同資本相分離，就是一般的勞動過程。因此，同資本所有者相區別的產業資本家，就不是表現為執行職能的資本，而是表現為甚至與資本無關的管理人員，表現為一般勞動過程的簡單承擔者，表現為勞動者，而且是表現為雇傭勞動者。
第五篇 利潤分為利息和企業主收入。

                                                                    生息資本

                                                 第二十三章　　利息和企業主收入

       利息是兩個資本家之間的關系，不是資本家和工人之間的關系。
另一方面，這個利息形式又使利潤的另一部分取得企業主收入，以至監督工資這種質的形式。資本家作為資本家所要完成的、恰好使他同工人相區別、相對立的特殊職能，被表現為單純的勞動職能。他創造剩余價值，不是因為他作為資本家進行勞動，而是因為除了他作為資本家的性質之外，他也進行勞動。因此，剩余價值的這一部分也就不再是剩余價值，而是一種和剩余價值相反的東西，是所完成的勞動的等價物。因為資本的異化性質，它同勞動的對立，轉移到現實剝削過程之外，即轉移到生息資本上，所以這個剝削過程本身也就表現為單純的勞動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執行職能的資本家與工人相比，不過是在進行另一種勞動。因此，剝削的勞動和被剝削的勞動，二者作為勞動成了同一的東西。剝削的勞動，象被剝削的勞動一樣，是勞動。利息成了資本的社會形式，不過表現在一種中立的、沒有差別的形式上；企業主收入成了資本的經濟職能，不過這個職能的一定的、資本主義的性質被抽掉了。

企業主收入是勞動的監督工資這種看法，是從企業主收入同利息的對立中產生的，並由於下面這個事實而得到進一步加強：利潤的一部分事實上能夠作為工資分離出來，並且確實也作為工資分離出來，或者不如反過來說，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礎上，一部分工資表現為利潤的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正如亞·斯密已經正確地發現的那樣，在那些生產規模等等允許有充分的分工，以致可以對一個經理支付特別工資的營業部門中，這個利潤部分會以經理的薪水的形式純粹地表現出來，一方面同利潤(利息和企業主收入的總和)，另一方面同扣除利息以後作為所謂企業主收入留下的那部分利潤相獨立並且完全分離出來。

凡是直接生產過程具有社會結合過程的形態，而不是表現為獨立生產者的孤立勞動的地方，都必然會產生監督勞動和指揮勞動。不過它具有二重性。

一方面，凡是有許多個人進行協作的勞動，過程的聯系和統一都必然要表現在一個指揮的意誌上，表現在各種與局部勞動無關而與工場全部活動有關的職能上，就象一個樂隊要有一個指揮一樣。這是一種生產勞動，是每一種結合的生產方式中必須進行的勞動。

另一方面，——完全撇開商業部門不說，——凡是建立在作為直接生產者的勞動者和生產資料所有者之間的對立上的生產方式中，都必然會產生這種監督勞動。這完全同在專製國家中一樣，在那裏，政府的監督勞動和全面幹涉包括兩方面：既包括執行由一切社會的性質產生的各種公共事務，又包括由政府同人民大眾相對立而產生的各種特殊職能。

第五篇 利潤分為利息和企業主收入。

                                                                             生息資本

                                                          第二十三章　　利息和企業主收入

       一個樂隊指揮完全不必就是樂隊的樂器的所有者；如何處理其他演奏者的「工資」問題，也不是他這個樂隊指揮職能範圍以內的事情。

       只要這種勞動是由作為社會勞動的勞動的形式引起，由許多人為達到共同結果而形成的結合和協作引起，它就同資本完全無關，就象這個形式本身一旦把資本主義的外殼炸毀，就同資本完全無關一樣。

      每一次危機以後，我們都可以在英國工廠區看到許多以前的工廠主，他們現在作為經理，為了低微的工資，替那些往往就是他們自己的債權人的新工廠主，去管理他們自己從前所有的工廠。
商業經理和產業經理的管理工資，在工人的合作工廠和資本主義的股份企業中，都是完全同企業主收入分開的。在其他場合偶然出現的管理工資同企業主收入的分離，在這裏則是經常的現象。在合作工廠中，監督勞動的對立性質消失了，因為經理由工人支付報酬，他不再代表資本而同工人相對立。與信用事業一起發展的股份企業，一般地說也有一種趨勢，就是使這種管理勞動作為一種職能越來越同自有資本或借入資本的所有權相分離，這完全象司法職能和行政職能隨著資產階級社會的發展，同土地所有權相分離一樣，而在封建時代，這些職能卻是土地所有權的屬性。但是一方面，因為執行職能的資本家同資本的單純所有者即貨幣資本家相對立，並且隨著信用的發展，這種貨幣資本本身取得了一種社會的性質，集中於銀行，並且由銀行貸出而不再是由它的直接所有者貸出；另一方面，又因為那些不能在任何名義下，即不能用借貸也不能用別的方式占有資本的單純的經理，執行著一切應由執行職能的資本家自己擔任的現實職能，所以，留下來的只有管理人員，資本家則作為多余的人從生產過程中消失了。

第五篇 利潤分為利息和企業主收入。

                                                         生息資本

                          第二十四章　資本關系在生息資本形式上的外表化
在生息資本的形式上，這種性質是直接地表現出來的，沒有任何生產過程或流通過程作媒介。資本表現為利息的即資本自身增殖的神秘的、自行創造的源泉。

      社會關系最終成為一種物即貨幣同它自身的關系。

      創造價值，提供利息，成了貨幣的屬性，就象梨樹的屬性是結梨一樣。貸款人也是把他的貨幣作為這種可以生息的東西來出售的。

      在生息資本的形式上，資本拜物教的觀念完成了。按照這個觀念，積累的勞動產品，而且是作為貨幣固定下來的勞動產品，由於它天生的秘密性質，作為純粹的自動體，具有按幾何級數生產剩余價值的能力，以致象《經濟學家》所認為的那樣，這種積累的勞動產品，早已對自古以來世界所有的財富進行了貼現，依法據為已有。過去的勞動的產品，過去的勞動，在這裏本身就孕育著現在的或未來的活的剩余勞動的一部分。不過我們知道，過去勞動的產品的價值保存下來，也就是說再生產出來，這實際上只是它們同活勞動接觸的結果；物化勞動自身難保，又如何創造價值。其次，過去勞動的產品對於活的剩余勞動的支配權，恰好只是在存在著資本關系——一定的社會關系，在這種社會關系中，過去勞動獨立地同活勞動相對立，並支配著活勞動——的時期內才存在。
第五篇 利潤分為利息和企業主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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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五章　　信用和虛擬資本

        在這裏，我們只研究商業信用和銀行信用。這種信用的發展和公共信用的發展之間的聯系，不屬於我們考察的範圍。
隨著商業和只是著眼於流通而進行生產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信用製度的這個自然基礎也在擴大、普遍化和發展。

       就象生產者和商人的這種互相預付形成信用的真正基礎一樣，這種預付所用的流通工具，匯票，也形成真正的信用貨幣如銀行券等等的基礎。真正的信用貨幣不是以貨幣流通(不管是金屬貨幣還是國家紙幣)為基礎，而是以匯票流通為基礎。
威·裏瑟姆(約克郡的銀行家)在《關於通貨問題的通信》(1840年倫敦增訂第2版)中說：

「空頭匯票，是指人們在一張流通的匯票到期以前又開出另一張代替它的匯票，這樣，通過單純流通手段的製造，就製造出虛擬資本。在貨幣過剩和便宜的時候，我知道，這個辦法被人使用到驚人的程度。」

關於一般信用，圖克說過如下的話：

「信用，在它的最簡單的表現上，是一種適當的或不適當的信任，它使一個人把一定的資本額，以貨幣形式或以估計為一定貨幣價值的商品形式，委托給另一個人，這個資本額到期後一定要償還。」

銀行家把借貸貨幣資本大量集中在自己手中，以致與產業資本家和商業資本家相對立的，不是單個的貸出者，而是作為所有貸出者的代表的銀行家。銀行家成了貨幣資本的總管理人。另一方面，由於他們為整個商業界而借款，他們也把借入者集中起來，與所有貸出者相對立。銀行一方面代表貨幣資本的集中，貸出者的集中，另一方面代表借入者的集中。銀行的利潤一般地說在於：它們借入時的利息率低於貸出時的利息率。

貸放(這裏我們只考察真正的商業信用)是通過匯票的貼現——使匯票在到期以前轉化成貨幣——來進行的，是通過不同形式的貸款，即以個人信用為基礎的直接貸款，以有息證券、國家證券、各種股票作抵押的貸款，特別是以提單、棧單及其他各種證明商品所有權的單據作抵押的貸款來進行的，是通過存款透支等等來進行的。

在大多數國家裏，發行銀行券的主要銀行，作為國家銀行和私人銀行之間的奇特的混合物，事實上有國家的信用作為後盾，它們的銀行券在不同程度上是合法的支付手段；因為在這裏可以明顯看到的是，銀行家經營的是信用本身，而銀行券不過是流通的信用符號。

「銀行家的業務……可以分成兩部分……1．從那些不能直接運用資本的人那裏收集資本，把它分配給或轉移給能夠運用它的人。2．從顧客的收入接受存款，並在顧客需要把它用於消費的時候，如數付給他們。前者是資本的流通，後者是貨幣(currency)的流通。」——「前者是一方面集中資本，另一方面分配資本；後者是為周圍地區的地方需要而調節流通。」——圖克《對貨幣流通規律的研究》第36、37頁。

第五篇 利潤分為利息和企業主收入。

                                                            生息資本

            第二十六章　貨幣資本的積累，它對利息率的影響
「在獲得貨幣的願望之後，最迫切的願望是，按照某種會帶來利息或利潤的投資方法，再把貨幣投放出去；因為，作為貨幣的貨幣是什麽也生不出來的。因此，如果在過剩資本不斷湧來的同時，投資範圍得不到逐漸的充分的擴大，那末，尋找用途的貨幣就必然會周期地，在不同情況下多少不等地積累起來。多年來，國債一直是英國過剩財富的一個大吸收器。」(《通貨論》1845年倫敦版第32—34頁)

      不管原因是什麽，正是對貨幣資本的需求提高了利息率，即貨幣資本的價值。

     羅馬人的強大是他們進行征服的原因，但這種征服破壞了他們的強大。財富是奢侈的原因，但奢侈對財富起著破壞的作用。好一個狡猾的家夥!這個暴發戶、百萬富翁的「邏輯」竟博得了整個英國的尊敬，這是對當今資產階級世界的愚蠢的最好寫照。此外，雖然高利潤率和營業擴大可以是高利息率的原因，但高利息率決不因此就是高額利潤的原因。而問題正好是：在高利潤率早已消失之後，這種高利息率(這是危機中實際發生的情況)是不是還繼續下去，或者說，是不是才達到了它的頂點。

第五篇 利潤分為利息和企業主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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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七章　　信用在資本主義生產中的作用
IV. 把股份製度——它是在資本主義體系本身的基礎上對資本主義的私人產業的揚棄；它越是擴大，越是侵入新的生產部門，它就越會消滅私人產業——撇開不說，信用為單個資本家或被當作資本家的人，提供在一定界限內絕對支配別人的資本，別人的財產，從而別人的勞動的權利。對社會資本而不是對自己資本的支配權，使他取得了對社會勞動的支配權。因此，一個人實際擁有的或公眾認為他擁有的資本本身，只是成為信用這個上層建築的基礎。

       成功和失敗同時導致資本的集中，從而導致最大規模的剝奪。在這裏，剝奪已經從直接生產者擴展到中小資本家自身。這種剝奪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出發點；實行這種剝奪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目的，而且最後是要剝奪一切個人的生產資料，這些生產資料隨著社會生產的發展已不再是私人生產的資料和私人生產的產品，它們只有在聯合起來的生產者手中還能是生產資料，因而還能是他們的社會財產，正如它們是他們的社會產品一樣。但是，這種剝奪在資本主義製度本身內，以對立的形態表現出來，即社會財產為少數人所占有；而信用使這少數人越來越具有純粹冒險家的性質。因為財產在這裏是以股票的形式存在的，所以它的運動和轉移就純粹變成了交易所賭博的結果；在這種賭博中，小魚為鯊魚所吞掉，羊為交易所的狼所吞掉。在股份製度內，已經存在著社會生產資料借以表現為個人財產的舊形式的對立面；但是，這種向股份形式的轉化本身，還是局限在資本主義界限之內；因此，這種轉化並沒有克服財富作為社會財富的性質和作為私人財富的性質之間的對立，而只是在新的形態上發展了這種對立。
這種工廠表明，在物質生產力和與之相適應的社會生產形式的一定的發展階段上，一種新的生產方式怎樣會自然而然地從一種生產方式中發展並形成起來。

      信用製度是資本主義的私人企業逐漸轉化為資本主義的股份公司的主要基礎，同樣，它又是按或大或小的國家規模逐漸擴大合作企業的手段。資本主義的股份企業，也和合作工廠一樣，應當被看作是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轉化為聯合的生產方式的過渡形式，只不過在前者那裏，對立是消極地揚棄的，而在後者那裏，對立是積極地揚棄的。
信用製度加速了生產力的物質上的發展和世界市場的形成；使這二者作為新生產形式的物質基礎發展到一定的高度，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使命。同時，信用加速了這種矛盾的暴力的爆發，即危機，因而加強了舊生產方式解體的各種要素。

信用製度固有的二重性質是：一方面，把資本主義生產的動力——用剝削別人勞動的辦法來發財致富——發展成為最純粹最巨大的賭博欺詐製度，並且使剝削社會財富的少數人的人數越來越減少；另一方面，又是轉到一種新生產方式的過渡形式。

第五篇 利潤分為利息和企業主收入。

                                                         生息資本

                        第二十八章　流通手段和資本。圖克和富拉頓的見解
在繁榮時期，在再生產過程大大擴張、加速並且加緊進行的時期，工人會充分就業。在大多數情況下，工資也會提高，這在某種程度上會使商業周期的其他時期工資下降到平均水平以下的情形得到些補償。同時，資本家的收入也會顯著增加。消費會普遍提高。商品價格通常也會提高，至少在各個起決定作用的營業部門會提高。因此，流通貨幣量會增加，至少在一定限度內會增加；之所以是一定限度，是由於較快的流通速度又會限製流通手段量的增加。

在危機時期，情形正好相反。第一種流通縮小，物價下降，工資也下降；就業工人的人數減少，交易的總額減少。另一方面，在第二種流通上，隨著信用的緊縮，對貸款的需要增加了。

毫無疑問，在同再生產過程的停滯結合在一起的信用緊縮的情況下，第一種流通即收入的花費所需要的通貨量就會減少，而第二種流通即資本的轉移所需要的通貨量則會增加。

  銀行貸出的是資本，而不是流通手段，那末，這句話有雙重意義。第一，它貸出的不是信用，而是實際的價值，即它自己的資本的一部分或存在它那裏的資本的一部分。第二，它不是為國內流通，而是為國際流通貸出貨幣，它貸出的是世界貨幣；為了這個目的，貨幣必須總是以貯藏貨幣的形式存在，以它的金屬形體存在；在這個形式上，貨幣不僅是價值的形式，而且本身就等於以它為貨幣形式的價值。
一切留在銀行外面的銀行券，無論它們是在流通中還是堆在私人貯藏庫中，對銀行本身來說，都是處在流通中，也就是說，都是處在銀行的占有之外。因此，如果銀行擴大它的貼現和抵押業務，即增加有價證券為抵押的貸款，那末它為此目的發行的銀行券必須再流回到它那裏，因為如果不這樣，這些銀行券就會使流通手段的總額增加，這正好是不應發生的情形。這種回流能夠按照兩個方法進行。

第一：銀行把銀行券支付給A，取得有價證券；A把這些銀行券支付給B，以償付到期的匯票；B再把這些銀行券存入銀行。這些銀行券的流通到此就結束了，但是貸款依然存在。

第二：A支付給B，B自己或從B那裏得到這種銀行券的C，再用這種銀行券直接地或間接地向銀行償付到期的匯票。在這個場合，付給銀行的是它自己的銀行券。這時交易由此就完成了(不過A還要向銀行償還貸款)。

那些為了獲得金或銀行券而必須被賣掉的是有息的有價證券、國債券、股票等等。但是，如果這是國債券，那就只是對它的買者來說是資本；它代表著買者支付的購買價格，代表著他投在國債券上的資本；它本身不是資本，而只是債權。如果這是不動產抵押單，那它就只是有權獲得未來地租的證據。如果這是股票，那它就只是有權取得未來剩余價值的所有權證書。所有這些東西，都不是實際的資本，也都不是資本的組成部分，並且本身也不是價值。通過這一類交易，原來屬於銀行的貨幣也可以轉化為存款，以致就這個貨幣來說，銀行由所有人變成債務人，不過會在別的名義下把這個貨幣保持在手中。雖然這一點對銀行本身來說非常重要，但它絲毫不會改變國內儲備的資本甚至貨幣資本的量。

第五篇 利潤分為利息和企業主收入。

                                                     生息資本（續）

                                      第二十九章　銀行資本的組成部分

　　銀行資本由兩部分組成：1．現金(金或銀行券)；2．有價證券。我們可以再把有價證券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是商業證券即匯票，它們是流動的，按時到期的，它們的貼現已經成為銀行家的基本業務；另一部分是公共有價證券，如國債券，國庫券，各種股票，總之，各種有息的而和匯票有本質差別的證券。這裏還可以包括不動產的抵押單。由這些物質組成部分構成的資本，又分為銀行家自己的投資和別人的存款，後者形成銀行營業資本或借入資本。對那些發行銀行券的銀行來說，這裏還包括銀行券。我們首先把存款和銀行券撇開不說。很明顯，銀行家資本的這些實際組成部分——貨幣、匯票、有息證券——決不因為這些不同要素是代表銀行家自有的資本，還是代表存款即別人所有的資本，而會發生什麽變化。不論銀行家只用自有的資本來經營業務，還是只用在他那裏存入的資本來經營業務，銀行家資本的上述區分仍然不變。
國家對借入資本每年要付給自己的債權人以一定量的利息。在這個場合，債權人不能要求債務人解除契約，而只能賣掉他的債權，即他的所有權證書。資本本身已經由國家花掉了，耗費了。

  這種資本，即把國家付款看成是自己的幼仔(利息)的資本，是幻想的虛擬的資本。

  不管這種交易反復進行多少次，國債的資本仍然是純粹的虛擬資本；一旦債券賣不出去，這個資本的假象就會消失。然而，我們馬上就會知道，這種虛擬資本有它的獨特的運動。
人們把虛擬資本的形成叫作資本化。人們把每一個有規則的會反復取得的收入按平均利息率來計算，把它算作是按這個利息率貸出的資本會提供的收入，這樣就把這個收入資本化了。

    資本是一個自行增殖的自動機的觀念就牢固地樹立起來了。

   這種證券就是代表這種資本的所有權證書。鐵路、采礦、輪船等公司的股票是代表現實資本，也就是代表在這些企業中投入的並執行職能的資本，或者說，代表股東預付的、以便在這些企業中作為資本來用的貨幣額。這裏決不排除股票也只是一種欺詐的東西。但是，這個資本不能有雙重存在：一次是作為所有權證書即股票的資本價值，另一次是作為在這些企業中實際已經投入或將要投入的資本。它只存在於後一種形式，股票只是對這個資本所實現的剩余價值的相應部分的所有權證書。         
第五篇 利潤分為利息和企業主收入。

                                                     生息資本（續）

                                     第二十九章　銀行資本的組成部分

　  這種證券的市場價值部分地有投機的性質，因為它不是由現實的收入決定的，而是由預期得到的、預先計算的收入決定的。但是，假定現實資本的增殖不變，或者假定象國債那樣，資本已不存在，年收益已經由法律規定，並且又有充分保證，那末，這種證券的價格的漲落就和利息率成反比。

  不管這種證券保證它的所有者取得的收益，象國家證券那樣是不變的，也不管這種證券所代表的現實資本的增殖象在產業企業中那樣會因再生產過程的擾亂而受到影響，在這兩種場合，這種價格跌落的現象都是會發生的。只是在後一種場合，除了上述貶值以外，還會進一步貶值。一旦風暴過去，這種證券就會回升到它們以前的水平，除非它們代表的是一個破產的或欺詐性質的企業。它們在危機中的貶值，會作為貨幣財產集中的一個有力的手段來發生作用。
只要這種貶值不表示生產以及鐵路和運河運輸的實際停滯，不表示已開始經營的企業的停閉，不表示資本在毫無價值的企業上的白白浪費，一個國家就決不會因為名義貨幣資本這種肥皂泡的破裂而減少分文。

  銀行家資本的最大部分純粹是虛擬的，是由債權(匯票)，國家證券(它代表過去的資本)和股票(對未來收益的支取憑證)構成的。在這裏，不要忘記，銀行家保險箱內的這些證券，即使是對收益的可靠支取憑證(例如國家證券)，或者是現實資本的所有權證書(例如股票)，它們所代表的資本的貨幣價值也完全是虛擬的，是不以它們至少部分地代表的現實資本的價值為轉移的；既然它們只是代表取得收益的權利，並不是代表資本，那末，取得同一收益的權利就會表現在不斷變動的虛擬貨幣資本上。此外，還要加上這種情況：這種虛擬的銀行家資本，大部分並不是代表他自己的資本，而是代表公眾在他那裏存入的資本(不論有利息，或者沒有利息)。
存款總是存入貨幣——金或銀行券，或者存入對它們的支取憑證。除了根據實際流通的需要時而收縮時而擴大的準備金外，事實上，這種存款一方面總是在產業資本家和商人手裏，他們的匯票靠存款來貼現，他們也是靠存款來取得貸款；另一方面，這種存款是在有價證券的交易人(交易所經紀人)手裏，或者在已經出售有價證券的私人手裏，或者在政府手裏(例如在發行國庫券和舉借新債的場合)。存款本身起著雙重作用。一方面，正如前面已經講過的，它們會作為生息資本貸放出去，因而不會留在銀行的保險櫃裏，而只是作為存款人提供的貸款記在銀行的賬簿上。另一方面，在存款人相互間提供的貸款由他們的存款支票互相平衡和互相抵銷時，它們只是作為賬面項目起作用；在這裏，無論存款存在同一銀行家那裏，由他在各賬戶之間進行抵銷，或者存款存入不同的銀行，由各該銀行互相交換支票，而只是支付差額，情況都完全是一樣的。

第五篇 利潤分為利息和企業主收入。

                                                     生息資本（續）

                                    第三十章　貨幣資本和現實資本。I

                                                              （一）
公用事業、鐵路、礦山等等的所有權證書，正如我們上面所說的，固然是現實資本的證書，但有了這種證書，並不能去支配這個資本。這個資本是不能提取的。有了這種證書，只是在法律上有權索取這個資本應該獲得的一部分剩余價值。但是，這種證書也就成為現實資本的紙製復本，正如提貨單在貨物之外，和貨物同時具有價值一樣。它們成為並不存在的資本的名義代表。這是因為現實資本存在於這種復本之外，並且不會由於這種復本的轉手而改變所有者。這種復本所以會成為生息資本的形式，不僅因為它們保證取得一定的收益，而且因為可以通過它們的出售而得到它們的資本價值的償付。當這些證券的積累表示鐵路、礦山、汽船等等的積累時，它們也表示現實再生產過程的擴大，就象動產征稅單的擴大表示這種動產的增加一樣。

  每一個人都一面提供信用，一面接受信用。

  隨著勞動生產力，從而大規模生產的發展，1．市場會擴大，並且會遠離生產地點，2．因而信用必須延長，並且3．投機的要素必然越來越支配交易。大規模的和供應遠地市場的生產，會把全部產品投入商業手中；但是，要使一國的資本增加一倍，以便商業能夠用自有的資本把全國的產品買去並且再賣掉，這是不可能的。在這裏，信用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信用的數量和生產的價值量一起增長，信用的期限也會隨著市場距離的增加而延長。

  信用和產業資本本身的規模一同增大。在這裏，借貸資本和產業資本是一個東西；貸出的資本就是商品資本，不是用於最後的個人的消費，就是用來補償生產資本的不變要素。所以，這裏作為貸出的資本出現的，總是那種處在再生產過程的一定階段的資本，它通過買賣，由一個人手裏轉移到另一個人手裏，不過它的代價要到後來才按約定的期間由買者支付。

  信用的中介作用在這裏表現為：1．就產業資本家來說，使產業資本由一個階段轉移到另一個階段，使彼此有關和彼此銜接的各生產部門聯系起來；2．就商人來說，使商品由一個人手裏運到和轉入另一個人手裏，直到商品最終出售，變成貨幣，或者交換成其他商品。
第五篇 利潤分為利息和企業主收入。

                                                     生息資本（續）

                                    第三十章　貨幣資本和現實資本。I

                                                         （二）

  要求現金支付，對賒售小心謹慎，是產業周期中緊接著崩潰之後的那個階段所特有的現象。在危機中，因為每個人都想賣而賣不出去，但是為了支付，又必須賣出去，所以，正是在這個信用最缺乏(並且就銀行家的信用來說，貼現率也最高)的時刻，不是閑置的尋找出路的資本，而是滯留在自身的再生產過程內的資本的數量也最大。這時，由於再生產過程的停滯，已經投入的資本實際上大量地閑置不用。工廠停工，原料堆積，製成的產品充斥商品市場。因此，如果認為這種情況是由於生產資本的缺乏造成的，那就大錯特錯了。正好在這個時候，生產資本是過剩了，無論就正常的、但是暫時緊縮的再生產規模來說，還是就已經萎縮的消費來說，都是如此。

危機好象只能由各個部門生產的不平衡，由資本家自己的消費和他們的積累之間的不平衡來說明。而實際情況卻是，投在生產上的資本的補償，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那些非生產階級的消費能力；工人的消費能力一方面受工資規律的限製，另一方面受以下事實的限製，就是他們只有在他們能夠為資本家階級帶來利潤的時候才能被雇用。一切真正的危機的最根本的原因，總不外乎群眾的貧困和他們的有限的消費，資本主義生產卻不顧這種情況而力圖發展生產力，好象只有社會的絕對的消費能力才是生產力發展的界限。
在資本回流實際上早已只有一部分靠犧牲那些受騙的貸款人，一部分靠犧牲那些受騙的生產者才能實現之後，營業紮實可靠、回流十分順暢的假象，還能平靜地保持下去。因此，正好在崩潰的前夕，營業總是顯得幾乎安然無恙。

事實上這是唯一的這樣一個時期，這時可以說低利息率，從而借貸資本的相對充裕，是和產業資本的現實擴大結合在一起的。由於資本容易並且有規則地流回，加上商業信用擴大，這就保證了借貸資本的供給(雖然需求已經增長)，防止了利息率水平的上升。另一方面，只有到這時，沒有準備資本甚至根本沒有任何資本而完全依賴貨幣信用進行投機的騎士們，才引人註目地湧現出來。此外，還有各種形式的固定資本的顯著擴大和新型大企業的大批開設。現在，利息提高到它的平均水平。但是，只要新的危機爆發，信用突然停止，支付停滯，再生產過程癱瘓，並且，除了上述的例外情況，在借貸資本幾乎絕對缺乏的同時，閑置的產業資本發生過剩，這時，利息率就會再升到它的最高限度。

第五篇 利潤分為利息和企業主收入。

                                                             生息資本（續）

                                              第三十章　貨幣資本和現實資本。I

                                                        （三）
{由於交通工具的驚人發展，——遠洋輪船、鐵路、電報、蘇伊士運河，——第一次真正地形成了世界市場。歐洲的過剩資本，在世界各地開辟了無限廣闊和多種多樣的投資領域，所以資本比以前分散得更加廣泛，並且地方性的過度投機也比較容易克服了。由於這一切，以前的危機策源地和造成危機的機會，多數已經消除或大大削弱。保護關稅本身，只不過是最後的、全面的、決定世界市場霸權的工業戰爭的準備。所以，每一個對舊危機的重演有抵銷作用的要素，都包含著更猛烈得多的未來危機的萌芽。——弗·恩·}

       乍看起來，好象整個危機只表現為信用危機和貨幣危機。而且，事實上問題只是在於匯票能否兌換為貨幣。但是這種匯票多數是代表現實買賣的，而這種現實買賣的擴大遠遠超過社會需要的限度這一事實，歸根到底是整個危機的基礎。不過，除此以外，這種匯票中也有驚人巨大的數額，代表那種現在已經敗露和垮臺的純粹欺詐營業；其次，代表利用別人的資本進行的已告失敗的投機；最後，還代表已經跌價或根本賣不出去的商品資本，或者永遠不會實現的資本回流。

        物價在一切國家上漲，信用在一切國家過度膨脹。接著就在一切國家發生同樣的總崩潰。

       商品資本代表可能的貨幣資本的那種特性，在危機中和一般在營業停滯時期，將會大大喪失。虛擬資本，生息的證券，在它們本身是作為貨幣資本而在證券交易所內流通的時候，也是如此。它們的價格隨著利息的提高而下降。其次，它們的價格還會由於信用的普遍缺乏而下降，這種缺乏強使證券所有者在市場上大量拋售這種證券，以便獲得貨幣。最後，股票的價格也下降，部分是由於股票有權要求的收入減少了，部分是由於它們代表的往往是那種帶有欺詐性質的企業。在危機時期，這種虛擬的貨幣資本大大減少，從而它的所有者憑它在市場上獲得貨幣的力量也大大減少。這些有價證券在行情表上的貨幣名稱的減少，雖然和它們所代表的現實資本無關，但是和它們的所有者的支付能力關系極大。
第五篇 利潤分為利息和企業主收入。

                                                                     生息資本（續）

                                                  第三十一章　貨幣資本和現實資本。II

      產業資本家進行的現實積累，通常要由再生產中的資本本身的各種要素的增加來實現。因此，只是信用事業的發展和貨幣借貸業務在大銀行手中的異常集中，就必然會使借貸資本的積累，作為一個和現實積累不同的形式加速進行。借貸資本的這種迅速發展是現實積累的結果，因為它是再生產過程發展的結果，而構成這種貨幣資本家的積累源泉的利潤，只是從事再生產的資本家榨取的剩余價值的一種扣除(同時也是對別人儲蓄所得的利息的一部分的占有)。

      貨幣資本家賺到的、由他們再轉化為資本的全部利潤，首先轉化為借貸貨幣資本。因此，借貸貨幣資本的積累，——它雖然是現實積累的產物，但和現實的積累不同，——甚至在我們只考察貨幣資本家，銀行家等等的時候，就已經表現為這類特殊的資本家的積累了。並且，凡是在信用事業隨著再生產過程的現實擴大而擴大時，這種積累也都必然跟著增加。

     要作為收入來花費的部分，是會逐漸消費掉的，但在消費以前的那段時間內，它會作為存款，構成銀行家的借貸資本。因此，甚至作為收入來花費的利潤部分的增加，也表現為借貸資本的逐漸的不斷反復的積累。

     一切收入，不論是用於消費還是用於積累，只要它存在於某種貨幣形式中，它就是商品資本轉化為貨幣的價值部分，從而是現實積累的表現和結果，但不是生產資本本身。
第五篇 利潤分為利息和企業主收入。

                                                             生息資本（續）

                                          第三十二章　貨幣資本和現實資本。 III

         最重要的一點是，用於消費的收入部分(這裏撇開工人不說，因為他的收入＝可變資本)的擴大，首先表現為貨幣資本的積累。因此，在貨幣資本的積累中，加入了一個本質上和產業資本的現實積累不同的要素，因為年產品中用於消費的部分，並不是資本。年產品的另一部分是補償資本的，即補償消費資料生產者的不變資本的，但只要它實際轉化為資本，它就會處於這個不變資本生產者的收入的實物形式。代表收入、僅僅充當消費媒介的同一貨幣，通常會暫時轉化為借貸貨幣資本。只要這個貨幣表現工資，它同時就是可變資本的貨幣形式；只要這個貨幣用來補償消費資料生產者的不變資本，它就是他們的不變資本所暫時采取的貨幣形式，被用來購買他們所要補償的不變資本的各種實物要素。雖然它的數量和再生產過程的規模一同增長，它本身無論在這個形式上或在那個形式上都不表示積累。但它暫時執行借貸貨幣的職能，即貨幣資本的職能。因此，從這方面看，貨幣資本的積累所反映的資本積累，必然總是比現實存在的資本積累更大。這是由於以下的事實：個人消費的擴大，因為以貨幣為媒介而表現為貨幣資本的積累，因為個人消費的擴大，為現實的積累，為開辟新的投資場所的貨幣，提供了貨幣形式。

        事實上，在商業信用的基礎上，一個人把再生產過程中需用的貨幣借給另一個人。但現在這一點是采取這樣的形式：一部分進行再生產的資本家把貨幣借給銀行家，這個銀行家又把貨幣借給另一部分進行再生產的資本家，因此，銀行家就表現為恩賜者了；同時，對這種資本的支配權，就完全落到作為中介人的銀行家手裏了。

       貨幣資本的積累是由一群發了財並退出再生產領域的人引起的。在產業周期過程中所獲得的利潤越多，這種人的人數就越多。這裏，借貸貨幣資本的積累，一方面表示現實的積累(就它的相對範圍來說)；另一方面只是表示產業資本家轉化為單純的貨幣資本家的程度。

        隨著物質財富的增長，貨幣資本家階級也增長起來；第一，退出營業的資本家即食利者的人數和財富增加了；第二，信用製度更發展了，因此，銀行家、貸款人、金融家等等的人數也增加了。

        在危機時期，對借貸資本的需求達到了最高限度，因此利息率也達到了最高限度；利潤率幾乎沒有了，與此同時，對產業資本的需求也幾乎消失了。在這個時期，每個人借錢都只是為了支付，為了結清已經欠下的債務。相反地，在危機以後的復蘇時期，人們要求借貸資本，卻是為了購買，為了把貨幣資本變成生產資本或商業資本。所以，這時，要求借貸資本的，或者是產業資本家，或者是商人。產業資本家用它來購買生產資料和勞動力。

       在信用收縮或完全停止的緊迫時期，貨幣將會突然作為唯一的支付手段和真正的價值存在，絕對地和商品相對立。因此，商品會全面跌價，並且難於甚至不可能轉化為貨幣，就是說，難於甚至不可能轉化為它們自己的純粹幻想的形式。但是，另一方面，信用貨幣本身只有在它的名義價值額上絕對代表現實貨幣時，才是貨幣。

       在商業信用中，利息，作為信用價格和現金價格的差額，只是當匯票具有比普通期限長的期限時，才加到商品的價格中去。否則，就不會。這種情況之所以產生，是因為每一個人都是一手接受信用，另一手給予信用。{這和我的經驗是不一致的。——弗·恩·}
第五篇 利潤分為利息和企業主收入。

                                                           生息資本（續）

                                           第三十三章　信用製度下的流通手段
{在營業的狀況使得貸款有規則地流回，從而信用始終沒有動搖的時候，通貨的擴張和收縮完全取決於工商業者的需要。

        在危機以後的消沈時期，通貨額最小，隨著需求的重新活躍，又會出現對流通手段的較大的需要。這種需要隨著繁榮的增進而增加；而在過度擴張和過度投機的時期，流通手段量將達到最高點，——這時危機突然爆發了，昨天還是如此充足的銀行券，一夜之間就從市場上消失了；隨著銀行券的消失，匯票貼現者，要有價證券作擔保的貸款人，商品購買者，也消失了。
危機一旦爆發，問題就只是支付手段。但是因為這種支付手段的收進，對每個人來說，都要依賴於另一個人，誰也不知道另一個人能不能如期付款；所以，將會發生對市場上現有的支付手段即銀行券的全面追逐。每一個人都想盡量多地把自己能夠獲得的貨幣貯藏起來，因此，銀行券將會在人們最需要它的那一天從流通中消失。——弗·恩·}

       如果這個準備金很多，從而實際流通的通貨很少，那末，從貨幣市場的觀點看，這就是通貨充足；如果這個準備金很少，從而實際流通的通貨很多，從貨幣市場的觀點看，就叫作通貨短缺，也就是說，代表閑置的借貸資本部分，只有一個很小的數額。

        銀行券只是因為國家的支持才具有信用；它能把這些銀行券由紙變為貨幣，然後貸給國家，也是國家給與它的權力；但是它卻要國家，也就是公眾以國債利息的形式對這種權力付給報酬。

       銀行的權力，在它對市場利息率的調節上顯示出來。
再談談集中!那種以所謂國家銀行為中心，並且有大貸款人和高利貸者圍繞在國家銀行周圍的信用製度，就是一個巨大的集中，並且它給與這個寄生者階級一種神話般的、不僅周期地消滅一部分產業資本家，而且用一種非常危險的方法來幹涉現實生產的權力——而這夥匪幫既不懂生產，又同生產沒有關系。

第五篇 利潤分為利息和企業主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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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四章　通貨原理和1844年英國的銀行立法
{商業危機的最普遍和最顯著的現象，就是商品價格在長期普遍上漲之後突然普遍跌落。商品價格的普遍跌落可以說成貨幣同一切商品對比起來它的相對價值上漲；相反，價格的普遍上漲也可以說成貨幣的相對價值的跌落。兩種說法都是敘述現象而不是解釋現象。——弗·恩·}

{由於幾乎每次危機都有一個金向國外大量流出的階段，而且流出的金主要由銀行的金屬貯藏來補償，所以這種情況更容易發生。但在這個場合，每有5鎊金流往國外，在國內流通中就被抽去一張5鎊銀行券，因此，正好是在最迫切需要最大量流通手段的時候，流通手段的量卻減少了。這樣，1844年的銀行法就直接促使整個商業界在危機爆發時立即大量貯藏銀行券，從而加速並加劇了危機；這個銀行法由於在決定性時刻人為地增加了對貸款的需求，即增加了對支付手段的需求，同時又限製它的供給，就促使利息率在危機時期上升到空前的高度；所以，這個銀行法並沒有消除危機，卻反而使危機加劇了，以致達到了不是整個產業界必然破產，就是銀行法必然破產的程度。——弗·恩·}

第五篇 利潤分為利息和企業主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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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五章　貴金屬和匯兌率

        輸入超過輸出以及相反的現象，大體說來，可以用中央銀行的金屬準備的增加或減少來測量。這個尺度準確到什麽程度，當然首先取決於整個銀行業務已集中到什麽程度。因為所謂國家銀行的貴金屬貯藏在什麽程度上代表一國的金屬貯藏，就是取決於這一點。

所謂國家銀行的金屬準備的用途(這種用途決不能單獨調節金屬貯藏量，因為後者可以僅僅由於國內外營業的萎縮而增大)有三個方面：1．作為國際支付的準備金，也就是作為世界貨幣的準備金；2．作為時而擴大時而收縮的國內金屬流通的準備金；3．作為支付存款和兌換銀行券的準備金(這和銀行的職能有聯系，但和貨幣作為單純貨幣的職能無關)。因此，這種金屬準備會受到涉及這三種職能中任何一種職能的事情的影響；就是說，作為國際基金，它會受支付差額的影響，而不管這種差額是由什麽原因決定的，不管這種差額和貿易差額的關系如何；作為國內金屬流通的準備金，它會受這種流通的擴大或收縮的影響。

一旦普遍的危機結束，金和銀——撇開新開采的貴金屬從產地流入的現象不說——就會按金銀在平衡狀態下在各國形成特別貯藏的比例再行分配。在其他條件不變時，各國的相對儲藏量，是由各國在世界市場上所起的作用決定的。貴金屬會從存額超過正常水平的國家流到別的國家去；這種流出和流入的運動，不過是恢復金屬貯藏在各國之間原來的分配。

中央銀行是信用製度的樞紐。而金屬準備又是銀行的樞紐。

貨幣主義本質上是天主教的；信用主義本質上是基督教的。「蘇格蘭人討厭金子」。作為紙幣，商品的貨幣存在只是一種社會存在。信仰使人得救。這是對作為商品內在精神的貨幣價值的信仰，對生產方式及其預定秩序的信仰，對只是作為自行增殖的資本的人格化的生產當事人個人的信仰。但是，正如基督教沒有從天主教的基礎上解放出來一樣，信用主義也沒有從貨幣主義的基礎上解放出來。
第五篇 利潤分為利息和企業主收入。

                                                     生息資本（續）

                                     第三十六章　資本主義以前的狀態

                                                         （一）

　　高利貸資本的存在所需要的只是，至少已經有一部分產品轉化為商品，同時隨著商品買賣的發展，貨幣已經在它的各種不同的職能上得到發展。

高利貸資本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前的時期存在的具有特征的形式有兩種。第一是對那些大肆揮霍的顯貴，主要是對地主放的高利貸；第二是對那些自己擁有勞動條件的小生產者放的高利貸。這種小生產者包括手工業者，但主要是農民，因為總的說來，在資本主義以前的狀態中，只要這種狀態允許獨立的單個小生產者存在，農民階級必然是這種小生產者的大多數。
富裕地主因高利貸而遭到破產，小生產者被敲骨吸髓，這二者造成了大貨幣資本的形成和集中。但是，這個過程會在多大的程度上象在現代歐洲那樣使舊的生產方式廢除，並且是否會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代替它，這完全要取決於歷史的發展階段以及由此產生的各種情況。

說什麽銀行家所以受人尊敬，而高利貸者所以受人憎恨和鄙視，是因為前者貸款給富人，而後者貸款給貧民。(弗·威·紐曼《政治經濟學講演集》1851年倫敦版第44頁)他沒有看到，這裏的區別是兩個社會生產方式之間以及和它們相適應的社會製度之間的區別，並且這個問題是不能用貧富的對立來解決的。

分散的勞動者聯合在大工場內，從事有分工的但又互相銜接的活動；工具變成了機器。生產方式本身不再容許生產工具處於那種和小所有製聯系著的分散狀態，也不再容許勞動者自己處於孤立狀態。在資本主義生產中，高利貸不能再使生產條件和生產者分離，因為二者已經分離了。
高利貸在資本主義以前的一切生產方式中所以有革命的作用，只是因為它會破壞和瓦解這些所有製形式，而政治製度正是建立在這些所有製形式的牢固基礎和它們的同一形式的不斷再生產上的。在亞洲的各種形式下，高利貸能夠長期延續，這除了造成經濟的衰落和政治的腐敗以外，沒有造成別的結果。只有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其他條件已經具備的地方和時候，高利貸才表現為形成新生產方式的一種手段；這一方面是由於封建主和小生產遭到毀滅，另一方面是由於勞動條件集中為資本。

小生產者是保持還是喪失生產條件，則取決於無數偶然的事故，而每一次這樣的事故或喪失，都意味著貧困化，使高利貸寄生蟲得以乘虛而入。對小農民來說，只要死一頭母牛，他就不能按原有的規模來重新開始他的再生產。這樣，他就墜入高利貸者的擺布之中，而一旦落到這種地步，他就永遠不能翻身。
第五篇 利潤分為利息和企業主收入。

                                                     生息資本（續）

                                     第三十六章　資本主義以前的狀態

                                                   （二）
信用製度是作為對高利貸的反作用而發展起來的。信用製度的發展恰好就是表示生息資本要服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條件和需要。

他是作為可能的資本家得到貸款的。一個沒有財產但精明強幹、穩重可靠、經營有方的人，通過這種方式也能成為資本家(因為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每一個人的商業價值總會得到相當正確的評價)，這是經濟辯護士們所贊嘆不已的事情，這種情況雖然不斷地把一系列不受某些現有資本家歡迎的新的幸運騎士召喚到戰場上來，但鞏固了資本本身的統治，擴大了它的基礎，使它能夠從社會下層不斷得到新的力量來補充自己。這和中世紀天主教會的情況完全一樣，當時天主教會不分階層，不分出身，不分財產，在人民中間挑選優秀人物來建立其教階製度，以此作為鞏固教會統治和壓迫俗人的一個主要手段。一個統治階級越能把被統治階級中的最傑出的人物吸收進來，它的統治就越鞏固。
現代信用製度創始人的出發點，並不是把一般生息資本革出教門，而是相反，對它予以公開承認。

如果考察一下那些在理論上維護並鼓勵在英國建立現代信用製度的著作的實際內容，那末，我們所發現的無非是這樣一種要求：生息資本，總之，可供借貸的生產資料，應該從屬於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成為它的一個條件。

信用製度和銀行製度把社會上一切可用的、甚至可能的、尚未積極發揮作用的資本交給產業資本家和商業資本家支配，以致這個資本的貸放者和使用者，都不是這個資本的所有者或生產者。因此，信用製度和銀行製度揚棄了資本的私人性質，它本身，但也僅僅是就它本身來說，已經包含著資本本身的揚棄。銀行製度從私人資本家和高利貸者手中剝奪了資本分配這樣一種特殊營業，這樣一種社會職能。但是，由於這一點，銀行和信用同時又成了使資本主義生產超出它本身界限的最有力的手段，也是引起危機和欺詐行為的一種最有效的工具。
毫無疑問，在由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向聯合起來勞動的生產方式過渡時，信用製度會作為有力的杠桿發生作用；但是，它僅僅是和生產方式本身的其他重大的有機變革相聯系的一個要素。

生產要素越是不作為商品進入生產過程和不作為商品離開生產過程，由貨幣轉化為生產要素的行為就越是表現為個別的行為。流通在社會再生產中所起的作用越是不重要，高利貸就越是興盛。　
第六篇 超額利潤轉化為地租

                                             第三十七章　導 論
如果說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以工人的勞動條件被剝奪為前提，那末，在農業中，它是以農業勞動者的土地被剝奪，以及農業勞動者從屬於一個為利潤而經營農業的資本家為前提。

一方面使農業合理化，從而第一次使農業有可能按社會化的方式經營，另一方面，把土地所有權弄成荒謬的東西，——這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巨大功績。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這種進步，同它的所有其他歷史進步一樣，首先也是以直接生產者的赤貧為代價而取得的。
資本能夠固定在土地上，即投入土地，其中有的是比較短期的，如化學性質的改良、施肥等等，有的是比較長期的，如修排水渠、建設灌溉工程、平整土地、建造經營建築物等等。

一般剩余勞動的自然基礎，即剩余勞動必不可少的自然條件是：只要花費整個工作日的一部分勞動時間，自然就以土地的植物性產品或動物性產品的形式或以漁業等產品的形式，提供出必要的生活資料。農業勞動(這裏包括單純采集、狩獵、捕魚、畜牧等勞動)的這種自然生產率，是一切剩余勞動的基礎，因為一切勞動首先而且最初是以占有和生產食物為目的的。

正是在土地所有權在經濟上的實現中，在地租的發展中，有一點表現得特別突出，這就是：地租的量完全不是由地租的獲得者決定的，而是由他沒有參與、和他無關的社會勞動的發展決定的。
在社會發展的進程中，地租的量(從而土地的價值)作為社會總勞動的結果而發展起來。一方面，隨著社會的發展，土地產品的市場和需求會增大；另一方面，對土地本身的直接需求也會增大，因為土地本身對一切可能的甚至非農業的生產部門來說，都是生產競爭的條件。確切地說，只是就真正的農業地租來說，地租以及土地價值會隨著土地產品市場的擴大，也就是隨著非農業人口的增加，隨著他們對食物和原料的需要和需求的增加而發展起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由於它的本性，使農業人口同非農業人口比起來不斷減少，因為在工業(狹義的工業)中，不變資本比可變資本的相對增加，是同可變資本的絕對增加結合在一起的，雖然可變資本相對減少了；而在農業中，經營一定土地所需的可變資本則絕對減少；因此，只有在耕種新的土地時，可變資本才會增加，但這又以非農業人口的更大增加為前提。

第六篇 超額利潤轉化為地租

                                         第三十八章　級差地租：概論

                                                        （一）

　　 用自然瀑布作為動力的生產者的超額利潤，和一切不是由流通過程中的交易偶然引起，也不是由市場價格的偶然變動引起的超額利潤(我們在談到生產價格時，已經對這個範疇作了說明)首先具有相同的性質。因此，這種超額利潤，也就等於這個處於有利地位的生產者的個別生產價格和這整個生產部門的一般的、社會的、調節市場的生產價格之間的差額。這個差額，等於商品的一般生產價格超過它的個別生產價格的余額。對這個余額起調節作用的有兩個界限：一方面是個別的成本價格，因而也就是個別的生產價格；另一方面是一般的生產價格。利用瀑布進行生產的商品的價值比較小，因為生產這種商品時需要的勞動總量比較少，也就是說，因為以物化形式即作為不變資本部分加入生產的勞動比較少。這裏所使用的勞動是生產率較高的，它的個別的生產力，比大多數同類工廠所使用的勞動的生產力要大。它的較大的生產力表現在同別的工廠相比，它生產同量商品，只需要較少量的不變資本，只需要較少量的物化勞動。

這個差額是這樣造成的：一方面，商品要按照它的一般市場價格，也就是按照競爭使個別價格平均化時形成的價格來出售；另一方面，他所推動的勞動的較大的個別生產力，使勞動者得不到好處，而和勞動的所有生產力一樣，使他們的雇主得到好處，就是說，表現為資本的生產力。
首先應該歸功於一種自然力，瀑布的推動力。瀑布是自然存在的，它和把水變成蒸汽的煤不同。煤本身是勞動的產物，所以具有價值，必須由一個等價物來支付，需要一定的費用。瀑布卻是一種自然的生產要素，它的產生不需要任何勞動。

這些自然力就會增加剩余價值，從而也增加利潤；因此，這些自然力，和由協作、分工等引起的勞動的社會的自然力完全一樣，是被資本壟斷的。工廠主要對煤炭進行支付，但是對於水改變物態，變成蒸汽的能力，對於蒸汽的壓力等等，卻不需要進行支付。對自然力實行壟斷，也就是對這種由自然力促成的勞動生產力的提高實行壟斷，是一切用蒸汽機進行生產的資本的共同特點。這種壟斷可以增加代表剩余價值的勞動產品部分，而相對減少轉化為工資的勞動產品部分。
第六篇 超額利潤轉化為地租

                                         第三十八章　級差地租：概論

                                                  （二）

采用更好的工作方法、新的發明、改良的機器、化學的製造秘方等等，一句話，采用新的、改良的、超過平均水平的生產資料和生產方法。成本價格的減少以及由此而來的超額利潤，在這裏，是執行職能的資本的使用方法造成的。

超額利潤來源於資本本身(包括它所推動的勞動)：或者是所用資本的量的差別，或者是這種資本的更適當的應用。

那個利用瀑布的工廠主的超額利潤，卻不是這樣。他所用勞動的已經提高的生產力，既不是來自資本和勞動本身，也不是來自對一種不同於資本和勞動、但已並入資本的自然力的單純利用。它來自勞動的某種較大的自然生產力，這種生產力和一種自然力的利用結合在一起，但這種自然力不象蒸汽的壓力那樣，可以在同一生產部門讓一切資本自由支配，所以並不是凡有資本投入這個部門，這種自然力的利用就會成為不言而喻的事情。這種自然力是一種可以壟斷的自然力，就象瀑布那樣，只有那些支配著特殊地段及其附屬物的人能夠支配它。但要象每個資本都能把水變成蒸汽那樣，創造出這種使勞動有較大生產力的自然條件，就完全不取決於資本了。這種自然條件在自然界只存在於某些地方。在它不存在的地方，它是不能由一定的投資創造出來的。

雖然一個國家自然瀑布的數量是有限的，但在工業上利用的水力的總量能夠增加。為了充分利用瀑布的動力，可以對瀑布進行人工引流。有了瀑布，就可以改良水車，以便盡可能多地利用水力。在按照水流的狀況不宜使用普通水車的地方，可以使用渦輪機等等。這種自然力的占有，在它的占有者手中形成一種壟斷，這是所投資本有較高生產力的條件，這種條件是不能由資本本身的生產過程創造的；能夠這樣被人壟斷的這種自然力，總是和土地分不開的。這樣的自然力，既不是該生產部門的一般條件，也不是該生產部門一般都能創造的條件。

利用瀑布而產生的超額利潤，不是產生於資本，而是產生於資本對一種能夠被人壟斷並且已經被人壟斷的自然力的利用。
第六篇 超額利潤轉化為地租

                                       第三十九章　級差地租的第一形式

                                                      　(級差地租I)

                                                             （一）

      在這些原因中，不僅包括一般的原因(肥力和位置)，而且也包括1．賦稅的分擔，看這種分擔是否均等；如果象英國那樣不是由中央集中征稅，而且是征收土地稅，不是征收地租稅，那末，這種分擔就總是不均等的。2．由不同地區農業的發展程度不同而引起的不平衡，因為這個產業部門，由於它的傳統性質，要比工業更難於平衡。3. 資本在租地農場主之間的分配上的不平衡。因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占領農業，自耕農轉化為雇傭工人，實際上是這種生產方式的最後一次征服，所以這些不平衡，在這裏，比在任何其他產業部門都大。

整個社會生產的進步，一方面，由於它創造了地方市場，並且通過采用交通運輸工具而使位置變得便利，所以對形成級差地租的位置，會發生拉平的作用；另一方面，由於農業和工業的分離，由於大的生產中心的形成，而農村反而相對孤立化，所以又會使土地的地區位置的差別擴大。

自然肥力的差別是由表層土壤的化學結構的差別，也就是由表層土壤所含植物養分的差別形成的。不過，具有相同的化學成分，並且在這個意義上具有相等的自然肥力的兩塊土地，在現實的有效的肥力方面還會由於這種植物養分所處的形態而不同，因為有的形態容易被同化為、被直接吸收為植物養分，有的形態則不容易。因此，在自然肥力相同的各塊土地上，同樣的自然肥力能被利用到什麽程度，一方面取決於農業化學的發展，一方面取決於農業機械的發展。這就是說，肥力雖然是土地的客觀屬性，但從經濟學方面說，總是同農業化學和農業機械的現有發展水平有關系，因而也隨著這種發展水平的變化而變化。

   　　所有這些對不同土地的不同肥力的影響，都歸結為一點：從人工肥力的角度看，勞動生產力的狀態，這裏指的是農業可以立即利用土地自然肥力的能力，——這種能力在不同的發展階段上是不同的，——和土地的化學結構及其他自然屬性一樣，是土地的所謂自然肥力的要素。
因此，我們假定農業處於一定的發展階段。其次，我們假定，土地的等級是按照這個發展階段評定的，對同時在不同土地上進行的各個投資來說，情況當然也總是這樣。這時，級差地租就可以用一個上升的或下降的序列來表現，因為，盡管就實際耕種的土地總體來說序列已經確定，但總是進行了一個形成這種序列的連續運動。

第六篇 超額利潤轉化為地租

                                       第三十九章　級差地租的第一形式

                                                      　(級差地租I)

                                                    （二）

  這種情況是由市場價值規律造成的。土地產品也受這個規律支配。產品(也包括土地產品)市場價值的決定，是一種社會行為，雖然這是一種不自覺的、盲目的社會行為。這種行為必然不是以土地及其肥力的差別為依據，而是以產品的交換價值為依據。
總之，單是由於耕地的擴大，以及與此相聯系的在土地上使用的資本和勞動的增加，地租總額就會增加。

  按資本計算的平均地租率，可以在耕地擴大、價格不變和耕地的肥力差額不變時提高。一旦一國的土地全部被占有，一旦土地投資、耕作和人口達到一定的水平，——一旦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取得統治地位，並且也支配著農業，以上這些條件就會作為前提存在，——各種質量的未耕地的價格(假定只有級差地租存在)，就是由具有相同質量和相同位置的已耕地的價格決定的。

土地出售時，它是作為會提供地租的土地來出售的。

對未耕地部分來說會形成一個名義價格，這種未耕地還會因此變為一種商品，對它的所有者來說，變為財富的一個源泉。

土地投機，就只是以資本和勞動在未耕地上的這種反映為基礎的。

西部的大草原還有這樣的好處：它們簡直不需要任何開墾的費用，因為它們天然就是可以耕種的土地。這種比較不肥沃的地區會獲得剩余產品，並不是由於土地的肥力高，從而每英畝的產量高，而是由於可以進行粗放耕作的土地面積很大，因為這種土地對耕作者來說不用花費什麽，或者同古老國家相比，只花極少的費用。

這裏起決定作用的，不是土地的質，而是土地的量。這種粗放耕作的可能性，自然會逐漸消失，新土地越肥沃，消失得越慢；它的產品出口得越多，消失得越快。
在那些有古老文化的國家，由於存在著那種由耕地價格決定未耕地價格等等的所有權關系，就不可能實行這種粗放經營。

需求不斷增加，人們預見到這種情形，就不斷向新的土地投入新的資本；雖然這要由各種土地產品的情況分別決定。引起這種現象的，是新資本的形成本身。對資本家個人來說，只要他還能自己支配自己的資本，他總是使自己的生產規模同他所能支配的資本相適應。他所關心的是在市場上占到盡可能大的地盤。如果生產過剩了，他不會歸咎於自己，而是歸咎於他的競爭者。資本家個人可以用擴大市場本身的辦法，也可以用在現有市場上占有較大份額的辦法，來擴大自己的生產。
第六篇 超額利潤轉化為地租

                                      第四十章　級差地租的第二形式

                                                  　(級差地租II)

        級差地租實質上終究只是投在土地上的等量資本所具有的不同生產率的結果。

具有不同結果的各個等量資本，不管是同時投在同樣大的各塊土地上，還是相繼投在同一塊土地上，都不會影響超額利潤的形成規律，但是，這件事對於超額利潤轉化為地租，卻具有重大的意義。後一個方法會把這種轉化限製在一方面更為狹小，另一方面更不穩定的界限內。因此，在實行耕作集約化(在經濟學上，所謂耕作集約化，無非是指資本集中在同一土地上，而不是分散在若幹毗連的土地上)的各國，稅務員的工作，正如摩爾頓在他所著的《地產的資源》一書中所說的，就成了一種極為重要、復雜、困難的職業。如果土地改良的效果比較持久，那末，在租約滿期時，人工增進的土地的不同肥力，就會和土地的自然的不同肥力合在一起，因此，地租的評定也就會和不同肥力的各級土地的地租的評定合在一起。另一方面，就超額利潤的形成決定於經營資本的量這點來說，一定量經營資本產生的地租額，會加到一國的平均地租中去；因此也就要求新的租地農場主掌握足夠的資本，以便按同樣集約化的方法，來繼續進行耕種。

   實際上，生產資料只是由此才逐漸走向集中，並逐漸轉化為資本，而同轉化為雇傭勞動者的直接生產者相對立。如果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這裏表現出自己的特征，那末，這首先特別是發生在牧羊業和畜牧業上；所以，並不是表現在資本在較小土地範圍內的集中上，而是表現在生產規模的擴大，因而可以節約馬的飼養費用及其他生產費用上；事實上並不是由於在同一土地上使用了更多的資本。此外，由於耕作的自然規律，當耕作已經發達到一定的水平，地力已經相應消耗的時候，資本(在這裏同時指已經生產的生產資料)才會成為土地耕作上的決定要素。在已耕地同未耕地相比只占較小面積，地力也還沒有枯竭的時候(在真正農業和植物性食物占統治地位以前，當畜牧和肉食盛行的時期，情形就是這樣)，這種剛剛開始的新生產方式同農民生產的區別，主要在於由一個資本家投資耕種的土地面積較大，也就是在於資本以粗放的方法投在較大的土地面積上。

            用於農業的並且一般可以由農業支配的資本總量中的大部分，也是掌握在這些生產者手中。
誠然，例如農民在他的小塊土地上耗費了大量勞動，但是，這種勞動是孤立的，並且被剝奪了生產率的各種客觀條件(社會條件和物質條件)。

  在同一土地上相繼投入的幾個資本的生產率會減低，盡管其中大部分是用在比較肥沃的土地上。從一個觀點來看，——就產量和生產價格來說，——勞動生產率是提高了。但從另一個觀點來看，勞動生產率是下降了，因為對同一土地上的不同投資來說，每英畝的超額利潤率和剩余產品都減少了。
按照事物的性質來說，發展集約化耕作，也就是說，在同一土地上連續進行投資，這主要是或在較大程度上是在較好土地上進行的。

第六篇 超額利潤轉化為地租

                                 第四十一章    級差地租II——第一種情況：

                                                    生產價格不變

    規律是：在所有各級土地上，地租都會絕對增加，雖然這種增加並不和追加投資成比例。
不論就追加資本來說，還是就全部投在土地上的資本來說，超額利潤率都降低了；但超額利潤的絕對量卻增加了；正如整個資本的利潤率的下降通常總是和利潤絕對量的增加結合在一起一樣。

  追加的投資和土地的改良是結合在一起的。這裏意味著一個較小的追加資本和從前一個較大的追加資本相比會產生同樣或更大的效果。

  1．是用以前一半的活勞動和物化勞動，生產出同以前一樣多的產品；或者2．是用同量的勞動，生產出兩倍於以前的產品；或者3．是用加倍的勞動，生產出四倍於以前的產品，這幾種情況是完全不同的。在第一種情況下，勞動以活的或物化的形式遊離出來，可以用在別的地方；對勞動和資本的支配能力將會增加。資本(和勞動)的遊離本身，就是財富的增加；其作用就象通過積累而獲得這個追加資本是一樣的，只不過節省了從事積累的勞動。

在第二種情況下，在需要加倍生產時，可以節省追加資本；在第三種情況下，只有增加預付資本才能得到增加的產品，雖然和由舊有生產力來供給這些增加的產品時相比，預付資本並不是按相同的比例增加。
第六篇 超額利潤轉化為地租

                                 第四十二章    級差地租II——第二種情況：

                                                       生產價格下降

只有一點值得我們研究，而且實際上也是這一點使我們回過頭來研究這個級差利潤是如何轉化為級差地租的，這就是：
在第一種情況即生產價格不變的情況中，投在A級土地上的追加資本和級差地租本身無關，因為A級土地仍舊不提供地租，它的產品的價格不變，並且繼續起調節市場的作用。 在第二種情況的變例I(生產價格在生產率不變時下跌)中，A級土地必然會被排擠掉，在變例II(生產價格在生產率降低時下跌)中更是這樣；因為，否則A級土地的追加投資必然會提高生產價格。但在這裏，在第二種情況的變例III(生產價格因追加資本的生產率提高而下跌)中，這個追加資本在一定情況下可以投在A級土地上，也可以投在各級較好土地上。 第一，相當多租地農場主(必須是相當多，因為如果人數少，他們就只得被迫低於他們的生產價格出售)手中的不充足的資本，同各級土地本身在下降序列中發生的差別，起著完全相同的作用。較壞土地的低劣耕種，將會使較好土地的地租增加；它甚至會在質地同樣壞但耕作已改良的土地上創造出地租，而在其他情況下，這種土地是不會提供地租的。第二，我們知道，級差地租在它是由同一個總面積上的連續投資產生時，實際上會化成一個平均數，在這個平均數上，不同的投資的作用已經不再能夠辨認和區別，因此不會在最壞土地上生出地租；而是1．它們會使比如說A級土地一英畝總收獲的平均價格，成為新的起調節作用的價格；2．它們會表現為在新條件下充分耕種土地所必要的每英畝資本總量的變動，並且在資本總量中，各個連續的投資及其各自的作用已經不可區分地混在一起。較好土地的個別的級差地租也是這樣。總之，在每個場合，級差地租都是由該級土地提供的平均產量和最壞土地按一個已經增加、現在已經作為標準的投資提供的產量相比的差額決定的。

第六篇 超額利潤轉化為地租

                                第四十三章    級差地租II——第三種情況：

                                                      生產價格上漲。結論

       只要已耕種的土地仍有競爭能力，土地上使用的資本越多，一國的農業，一般地說，也就是一國的文明越發展，每英畝的地租和地租總額就增加得越多，社會以超額利潤形式付給大土地所有者的貢賦也就越多。
這個規律說明了大土地所有者階級的可驚的生命力。任何一個社會階級也不象他們那樣浪費；任何一個社會階級也不象他們那樣有權要求過一種傳統的「適合身分」的奢侈生活，而不管揮霍掉的錢是從哪裏來的；任何一個社會階級也不象他們那樣可以放心大膽地負債累累。他們總會再站住腳，因為別人在土地上的投資為他們提供地租，並且這種地租遠遠超過資本家從土地取得的利潤。

但是，這個規律也說明，為什麽大土地所有者的這種生命力會逐漸枯竭。

橫渡海洋的輪船，南北美洲和印度的鐵路，使一些十分特別的地帶能夠參加歐洲谷物市場上的競爭。一方面，有北美的大草原、阿根廷的帕姆帕斯草原，這些草原是天然宜於開墾的；這些處女地，甚至用原始的耕作方法，不施肥料，也能夠連年得到豐收。

對級差地租進行的考察，可概括出以下兩點結論：
第一：超額利潤可以按不同的方法形成。一方面，是以級差地租I為基礎；也就是以全部農業資本投在由肥力不同的各級土地構成的土地面積上為基礎。其次，作為級差地租II，是以同一土地上的連續投資有不同的級差生產率為基礎，也就是說，在這裏，和最壞的、無租的、但調節生產價格的土地上的等量投資相比，具有較高的生產率。

  第二：在我們考察新的超額利潤的形成時，追加投資的界限是只補償生產費用的投資，就是說，這個投資生產1誇特的費用和A級土地一英畝上同額投資生產1誇特的費用相等，按照假定，都是3鎊。在追加投資的生產率降低時，根據以上的說明，可以得出以下結論：B級土地每英畝總投資不再提供地租的界限，是在B級土地每英畝產品的個別平均生產價格已上漲到A級土地每英畝的生產價格時達到的。

在有追加投資的較好土地上的產品的費用超過起調節作用的生產價格時，地租至少在實際允許的界限以內是不會消滅的，不過必然會減少，並且一方面要和這種生產率較低的資本在總投資中所占的相應部分成比例地減少，另一方面要隨著這種資本的生產率的降低成比例地減少。這種資本的產品的平均價格，總還是低於起調節作用的價格，所以總還是會留下可以轉化為地租的超額利潤。

第六篇    超額利潤轉化為地租

                                    第四十四章   最壞耕地也有級差地租

如果工資沒有提高，那利潤率可以仍然不變，這或是因為工資被壓低到身體的最低限度，也就是說，被壓低到勞動力的正常價值以下；或是因為由工業供應的工人的其他消費品相對地變得便宜了；或是因為工作日延長或強化，因而非農業生產部門的、但調節農業利潤的利潤率，即使不提高，也保持不變；或是因為在農業上雖然投入同額的資本，但不變資本較多，可變資本較少。

一個場合是，在價格(任何一種價格，甚至和以前的價格相比已經下降的價格)保持不變時，追加的投資產生出超額生產率。很明顯，正是在最壞土地上，在一定範圍內，情況必然總是這樣。

作為要素加入生產但不需要代價的自然要素，不論在生產中起什麽作用，都不是作為資本的組成部分加入生產，而是作為資本的無償的自然力，也就是，作為勞動的無償的自然生產力加入生產的。但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礎上，這種無償的自然力，象一切生產力一樣，表現為資本的生產力。

土地在投資以後會提供地租，並不是因為已經在土地上進行了投資，而是因為這種投資已經使土地變成一個比以前有更高生產率的投資場所。假定一國的全部土地都需要這種投資，那末，每一塊還沒有得到這種投資的土地，就都必須首先通過這個階段，而一塊已經具有這種投資的土地所提供的地租(它在這種情況下提供的利息)也是級差地租，就象這塊土地天然具有這種優越性，而另一塊土地則必須靠人工才能獲得這種優越性一樣。

相同的勞動使一定時間內創造的產品，具有相同的價值；不過，在勞動量已定時，這個產品的大小或量，從而屬於這個產品的一個相應部分的價值部分，只取決於這個產品的量，而這個產品的量又是取決於這個既定勞動量的生產率，而不是取決於這個勞動量的大小。至於這種生產率來源於自然還是來源於社會，是完全無關緊要的。只有在這種生產率本身要花費勞動，也就是說要花費資本的時候，它才會使生產費用增加一個新的組成部分，而在它單純來源於自然的時候，卻不是這樣。
第六篇 超額利潤轉化為地租

                                           第四十五章   絕對地租

                       （一）

  土地所有權本身已經產生地租。

  只要一個國家農業工人的工資通常被壓低到工資的正常平均水平以下，從而工資的一個扣除額，工資的一部分通常加到地租上，這對最壞土地的租地農場主來說也並不能例外。就是在那種使最壞土地有耕種可能的生產價格中，這種低微工資已經是一個構成要素，所以，產品按生產價格出售，不會使這種土地的租地農場主有支付地租的能力。

  撇開真正的藝術作品不說(按問題的性質來說，這種藝術作品的考察不屬於我們討論的問題之內)，不言而喻，不同生產部門，按照它們的技術特點，需要有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的不同比率，所以活勞動在一些部門必須占有較多的位置，而在另一些部門必須占有較少的位置。

  如果真正農業上的資本構成低於社會平均資本的構成，那末，這首先就表示，在生產發達的各國，農業的發展沒有達到加工工業那樣的程度。

  無論如何，在理論上已經確定的是：農產品的價值只有在這個前提下才能高於它們的生產價格；也就是說，農業上一定量的資本，同有社會平均構成的同等數量的資本相比，會生產較多的剩余價值，即推動和支配較多的剩余勞動(因此一般地說，也就是使用較多的活勞動)。

資本的不斷趨勢是，通過競爭來實現總資本所生產的剩余價值分配上的這個平均化，並克服這個平均化的一切阻礙。所以，資本的趨勢是，只容許這樣的超額利潤，這種超額利潤，在一切情況下都不是由商品的價值和生產價格之間的差額產生的，而是由調節市場的一般生產價格和與它相區別的個別生產價格之間的差額產生的；所以超額利潤不是產生在兩個不同生產部門之間，而是產生在每個生產部門之內；因此，它不會影響不同生產部門的一般生產價格，也就是說，不會影響一般利潤率，反而以價值轉化為生產價格和以一般利潤率為前提。

當資本投在土地上時，和資本相對立的土地所有權，或者說，和資本家相對立的土地所有者，就是作為這樣一種外力和限製出現的。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說，農產品的價格可以在達不到它們的價值的情況下，高於它們的生產價格。其次，可以得出結論說，農產品的價格，在達到它們的價值以前，可以持續上漲，直到一定點為止。還可以得出結論說，農產品的價值超過它們的生產價格的余額，所以能成為它們的一般市場價格的決定要素，只是因為有土地所有權的壟斷。最後，可以得出結論說，在這種情況下，產品價格昂貴不是地租的原因，相反地地租倒是產品價格昂貴的原因。
第六篇 超額利潤轉化為地租

                                           第四十五章   絕對地租

                       （二）

僅僅農業資本在價值構成上已經達到一般水平這一情況，並不證明，勞動的社會生產力在農業資本中已經發展到同樣高的水平。這也許只能表明，農業資本本身的產品(這種產品會重新成為它的生產條件的一部分)變貴了，或肥料之類的輔助材料現在已經不象以前那樣隨手可得，而必須從遠地運來，等等。

假定節省勞動的機器、化學的輔助材料等等，在農業中已經廣泛應用，因而不變資本同所用勞動力的總量相比，在技術方面，即不僅在價值方面，而且在總量方面已經增大。而在農業中(采礦業中也一樣)，問題不只是勞動的社會生產率，而且還有由勞動的自然條件決定的勞動的自然生產率。可能有這種情況：在農業中，社會生產力的增長僅僅補償或甚至還補償不了自然力的減少，——這種補償總是只能起暫時的作用，——所以，盡管技術發展，產品還是不會便宜，只是產品的價格不致上漲得更高而已。也可能有這種情況：在谷物價格上漲時，產品的絕對量減少，而相對的剩余產品卻增加。當主要由機器或牲畜構成的、只有損耗部分需要補償的不變資本相對增大，而投在工資上面的、必須不斷由產品來全部補償的可變資本部分相應減少時，就可能出現這種情況。

隨著自然科學和農藝學的發展，土地的肥力也在變化，因為各種能使土地的要素立即被人利用的手段在發生變化。因此，法國以及英格蘭東部各郡以前被視為壞地的輕質土地，最近已上升為頭等土地。(見帕西的著作)另一方面，有的土地所以被看作壞地，並不是由於它的化學構成，而只是由於某些機械的、物理的障礙妨礙著它的耕作，所以，一旦發現克服這些障礙的方法，它就變為好地了。

土地耕作面積的擴大總是取決於一國資本市場和營業狀態的整個情況。在資本緊迫時期，即使未耕地能給租地農場主(不管他付不付地租)提供平均利潤，也不足以使追加資本投入農業。在資本過剩時期，即使市場價格不上漲，只要其他方面具備了正常的條件，資本就會湧到農業上來。那些比一向耕種的土地還要好的土地，事實上只是由於位置的原因，或者由於一向不能突破的、使它不能被人耕種的限製，或者由於偶然的因素，而被排擠在競爭之外。因此，我們只好經營那些和最後的耕地質量相同的土地。

農業資本比非農業資本的一個同樣大的部分推動更多的勞動。差額有多大，或者這個差額一般是否存在，這取決於農業和工業相比的相對發展程度。按問題的本質來看，隨著農業的進步，這個差額必然會縮小，除非同不變資本部分相比，可變資本部分減少的比例，在工業資本上比在農業資本上更大。
第六篇 超額利潤轉化為地租

                                       第四十六章   建築地段的地租。

                                               礦山地租。土地價格

凡是自然力能被壟斷並保證使用它的產業家得到超額利潤的地方(不論是瀑布，是富饒的礦山，是盛產魚類的水域，還是位置有利的建築地段)，那些因對一部分土地享有權利而成為這種自然物所有者的人，就會以地租形式，從執行職能的資本那裏把這種超額利潤奪走。

土地所有權，在和產業資本結合在一個人手裏時，實際上可以使產業資本從地球上取消為工資而進行鬥爭的工人的容身之所。在這裏，社會上一部分人向另一部分人要求一種貢賦，作為後者在地球上居住的權利的代價，因為土地所有權本來就包含土地所有者剝削土地，剝削地下資源，剝削空氣，從而剝削生命的維持和發展的權利。

我們要考察兩個要素：一方面，土地為了再生產或采掘的目的而被利用；另一方面，空間是一切生產和一切人類活動所需要的要素。從這兩個方面，土地所有權都要求得到它的貢賦。對建築地段的需求，會提高土地作為空間和地基的價值，而對土地的各種可用作建築材料的要素的需求，同時也會因此增加。

資本化的地租，從而，正是這個資本化的貢賦，表現為土地價格，因此土地也象任何其他交易品一樣可以出售。因此對購買者來說，他對地租的索取權，好象不是白白得到的，不是不出勞動，不冒風險，不具有資本的事業精神，就白白得到的，而是支付了它的等價物才得到的。

總之，創造這種權利的，是生產關系。一旦生產關系達到必須改變外殼的程度，這種權利和一切以它為依據的交易的物質源泉，即一種有經濟上和歷史上的存在理由的、從社會生活的生產過程產生的源泉，就會消失。從一個較高級的經濟形態的角度來看，個別人對土地的私有權，和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私有權一樣，是十分荒謬的。甚至整個社會，一個民族，以至一切同時存在的社會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們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利用者，並且他們必須象好家長那樣，把土地改良後傳給後代。

  和分散的手工業相比，人們可以在一個狹小的空間內集中巨大的生產設施，大工業就是這樣做的。但是，在生產力發展的一定階段上，總是需要有一定的空間，並且建築物在高度上也有它一定的實際界限。生產的擴大超過這種界限，也就要求擴大土地面積。

只要處理得當，土地就會不斷改良。土地的優點是，各個連續的投資能夠帶來利益，而不會使以前的投資喪失作用。不過這個優點同時也包含著這些連續投資在收益上產生差額的可能性。
第六篇 超額利潤轉化為地租

                                    第四十七章    資本主義地租的產生

                        （一）

勞動的生產效率越高，它的產品的每一部分就越便宜，因為體現同量勞動從而體現同一價值的使用價值的量就越大。

地租分析上的全部困難在於，說明農業利潤為什麽會超過平均利潤，不是說明剩余價值，而是說明這個生產部門所特有的超額的剩余價值；也就是說，不是說明「純產品」，而是說明這個純產品超過其他產業部門的純產品而形成的余額。

庸俗經濟學的特征恰恰在於，當那種在一定歷史發展階段上是新穎的、創造性的、深刻的和正確的見解，已經變成平凡、陳舊和錯誤的東西的時候，又把它們重新揀起來。

如果不是私有土地的所有者，而象在亞洲那樣，國家既作為土地所有者，同時又作為主權者而同直接生產者相對立，那末，地租和賦稅就會合為一體，或者不如說，不會再有什麽同這個地租形式不同的賦稅。在這種情況下，依附關系在政治方面和經濟方面，除了所有臣民對這個國家都有的臣屬關系以外，不需要更嚴酷的形式。在這裏，國家就是最高的地主。在這裏，主權就是在全國範圍內集中的土地所有權。但因此那時也就沒有私有土地的所有權，雖然存在著對土地的私人的和共同的專有權和使用權。

  任何時候，我們總是要在生產條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產者的直接關系——這種關系的任何形式總是自然地同勞動方式和勞動社會生產力的一定的發展階段相適應——當中，為整個社會結構，從而也為主權和依附關系的政治形式，總之，為任何當時的獨特的國家形式，找出最深的秘密，找出隱蔽的基礎。

  直接生產者為自己的勞動和他為地主的勞動在空間和時間上還是分開的，他為地主的勞動直接出現在為另一個人進行的強製勞動的野蠻形式上。同樣，土地會提供地租的「屬性」，在這裏，也歸結為一種明顯的公開的秘密，因為那種束縛在土地上的人類勞動力，和那種迫使勞動力的所有者不得不超過滿足本人必不可少的需要所必需的程度來加緊使用勞動力的所有權關系，也屬於提供地租的本性。
第六篇 超額利潤轉化為地租

                                    第四十七章    資本主義地租的產生

                        （二）

只有把這種可能性變為現實性的強製，才創造地租。但這種可能性本身，是同主觀和客觀的自然條件結合在一起的。

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那部分人的利益，總是要把現狀作為法律加以神聖化，並且要把習慣和傳統對現狀造成的各種限製，用法律固定下來。

正如他所知道的新的需要，他的產品的市場的擴大，他對他這一部分勞動力的支配越來越有保證，都會刺激他去提高自己勞動力的緊張程度；在這裏，不要忘記，這種勞動力的使用決不限於農業，也包括農村家庭工業。因此，這裏已經有了某種經濟發展的可能性，當然，這種可能性要取決於環境的適宜，天生的種族性格等等。

在產品地租是地租的占統治地位的和最發達的形式的時候，它又總是或多或少伴隨著前一種形式的殘余，即直接用勞動即徭役勞動來交付地租的形式的殘余，而不管地主是私人還是國家。產品地租的前提是直接生產者已有較高的文明狀態，從而他的勞動以及整個社會已處於較高的發展階段。產品地租和前一形式的區別在於，剩余勞動已不再在它的自然形態上，從而也不再在地主或地主代表的直接監督和強製下進行。驅使直接生產者的，已經是各種關系的力量，而不是直接的強製，是法律的規定，而不是鞭子，他已經是自己負責來進行這種剩余勞動了。

從這些舊式的、親自勞動的土地占有者中間，也就產生了培植資本主義租地農場主的溫床，他們的發展，取決於農村以外的資本主義生產的一般發展。

這些資本家一向置身在農村範圍之外，現在卻把他們在城市中獲得的資本和城市中已經發展的資本主義經營方式，即產品只是作為商品，並且只是作為占有剩余價值的手段來生產的形式，帶到農村和農業中來。這個形式只有在那些在從封建主義生產方式過渡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時期支配著世界市場的國家，才能成為一般的常規。一旦資本主義租地農場主出現在土地所有者和實際從事勞動的農民之間，一切從農村舊的生產方式產生的關系就會解體。

資本在農業上作為一種獨立的和主導的力量，並不是一下子普遍出現的，而是逐漸在各個特殊生產部門內出現的。它首先占領的不是真正的農業，而是畜牧業特別是牧羊業之類的生產部門。牧羊業的主要產品羊毛，在工業興盛時最初經常會提供一個市場價格超過生產價格的余額，只是到後來才歸於平衡。
第六篇 超額利潤轉化為地租

                                    第四十七章    資本主義地租的產生

                        （三）

古代土地公有製的殘余，在過渡到獨立的農民經濟以後，還在例如波蘭和羅馬尼亞保留下來。這種殘余在那些地方成了實現向比較低級的地租形式過渡的借口。土地一部分屬於單個農民，由他們獨立耕種。另一部分則共同耕種，形成剩余產品，它部分地用於公社的開支，部分地作為歉收時動用的儲備等等。剩余產品的最後這兩部分，以及最終全部剩余產品連同生長這個剩余產品的土地，都逐漸為國家官吏和私人所掠奪；原來的自由農民，有義務共同耕種這種土地的土地所有者，這樣就變為有義務從事徭役或交納產品地租的人，而公有地的掠奪者則變為不僅是被掠奪的公有地的所有者，並且也是農民自有土地的所有者。

還有小塊土地所有製。在這裏，農民同時就是他的土地的自由所有者，土地則是他的主要生產工具，是他的勞動和他的資本的不可缺少的活動場所。這個形式下，不支付任何租金；因而，地租也不表現為剩余而的一個單獨的形式，盡管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一般已經發展的國家，同其他生產部門比較，它也會表現為超額利潤，不過這種超額利潤，和勞動的全部收益一樣，為農民所得。

土地所有權的這個形式的前提是：正如在上述各種更古老的土地所有權形式下一樣，和城市人口相比，農村人口在數量上還占有巨大優勢，因此，盡管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一般已取得統治地位，但相對地說還不大發展，從而在其他生產部門內，資本的積聚也是在狹小界限內進行的，資本的分散仍占優勢。實際上，農產品的絕大部分，在這裏必須作為直接的生活資料，由它的生產者即農民本人消費，並且只有除此以外的余額，才作為商品進入同城市的貿易。

即使這個形式是出現在一般市場價格根本還沒有發展的社會狀態內，這個級差地租也還是存在；這時，它表現為超額的剩余產品。不過它是流入了那些在比較有利的自然條件下實現自己勞動的農民的口袋。

農業的經營大部分是為了直接生活的目的，土地對大多數人口來說是他們的勞動和資本的不可缺少的活動場所，所以，產品的起調節作用的市場價格，只有在特殊情況下，才會達到它的價值；但是，由於活勞動的要素占優勢，這個價值照例高於生產價格，雖然價值超過生產價格的這個余額，也會因盛行小塊土地所有製的國家中非農業資本的構成很低而受到限製。
第六篇 超額利潤轉化為地租

                                    第四十七章    資本主義地租的產生

                        （四）

自耕農的這種自由小塊土地所有製形式，作為占統治地位的正常形式，一方面，在古典古代的極盛時期，形成社會的經濟基礎，另一方面，在現代各國，我們又發現它是封建土地所有製解體所產生的各種形式之一。

自耕農的自由所有權，對小生產來說，也就是對下述生產方式來說，顯然是土地所有權的最正常的形式，——在這種生產方式中，土地的占有是勞動者對本人的勞動產品擁有所有權的一個條件；在這種生產方式中，耕者不管是一個自由的土地所有者，還是一個隸屬農民，總是獨立地作為孤立的勞動者，同他的家人一起生產自己的生活資料。土地的所有權是這種生產方式充分發展的必要條件，正如工具的所有權是手工業生產自由發展的必要條件一樣。在這裏，土地的所有權是個人獨立發展的基礎。它也是農業本身發展的一個必要的過渡階段。這種土地所有權滅亡的原因表明了它的限度。這些原因就是：它的正常的補充物即農村家庭工業，由於大工業的發展而被破壞；處在這種耕作下的土地已經逐漸貧瘠和枯竭；公有地(這在一切地方都是小塊土地所有製的第二個補充物，並且只是因為有了公有地，小塊土地所有製才有可能飼養牲畜)已經為大土地所有者所霸占；種植園經濟或資本主義經營的大農業加入了競爭。農業上的各種改良一方面降低了土地產品的價格，另一方面要求較大的投資和更多的物質生產條件，這些也促進了上述土地所有權的滅亡。

小塊土地所有製按其性質來說就排斥社會勞動生產力的發展、勞動的社會形式、資本的社會積聚、大規模的畜牧和科學的不斷擴大的應用。

高利貸和稅收製度必然會到處促使這種所有製沒落。資本在土地價格上的支出，勢必奪去用於耕種的資本。生產資料無止境地分散，生產者本身無止境地分離。人力發生巨大的浪費。生產條件日趨惡化和生產資料日益昂貴是小塊土地所有製的必然規律。對這種生產方式來說，好年成也是一種不幸。
第六篇 超額利潤轉化為地租

                                    第四十七章    資本主義地租的產生

                        （五）

農民變成了商人和產業家，但沒有具備那些讓他能夠把自己的產品作為商品來進行生產的條件。

這種沖突，不過是土地私有權同合理的農業、同土地正常的社會利用之間的矛盾所表現的形式之一。但是另一方面，土地私有權，從而對直接生產者的土地的剝奪——一些人擁有土地私有權，意味著另一些人喪失土地所有權——又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礎。

在小所有製的場合，這是由於缺乏應用社會勞動生產力的手段和科學。在大所有製的場合，卻是由於這些手段被用來盡快地增加租地農場主和土地所有者的財富。在這兩個場合，都是由於對市場價格的依賴。

小土地所有製的前提是：人口的最大多數生活在農村；占統治地位的，不是社會勞動，而是孤立勞動；在這種情況下，再生產及其物質條件和精神條件的多樣化和發展，都是不可能的，因而，也不可能具有合理耕作的條件。另一方面，大土地所有製使農業人口減少到不斷下降的最低限度，而在他們的對面，則造成不斷增長的擁擠在大城市中的工業人口。由此產生了各種條件，這些條件在社會的以及由生活的自然規律決定的物質變換的過程中造成了一個無法彌補的裂縫，於是就造成了地力的浪費，並且這種浪費通過商業而遠及國外。

如果說小土地所有製創造出了一個未開化的階級，它半處於社會之外，並且兼有原始社會形態的一切粗野性以及文明國家的一切痛苦和窮困，那末，大土地所有製就在勞動力的天然能力躲藏的最後領域，在勞動力作為更新民族生活力的後備力量貯存起來的最後領域，即在農村本身中，破壞了勞動力。大工業和按工業方式經營的大農業一起發生作用。如果說它們原來的區別在於，前者更多地濫用和破壞勞動力，即人類的自然力，而後者更直接地濫用和破壞土地的自然力，那末，在以後的發展進程中，二者會攜手並進，因為農村的產業製度也使勞動者精力衰竭，而工業和商業則為農業提供各種手段，使土地日益貧瘠。
第七篇 各種收入及其源泉

                                     第四十八章　三位一體的公式
（一）

         資本—利潤(企業主收入加上利息)，土地—地租，勞動—工資，這就是把社會生產過程的一切秘密都包括在內的三位一體的公式。

資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會的、屬於一定歷史社會形態的生產關系，它體現在一個物上，並賦予這個物以特有的社會性質。資本不是物質的和生產出來的生產資料的總和。資本是已經轉化為資本的生產資料，這種生產資料本身不是資本，就象金和銀本身不是貨幣一樣。社會某一部分人所壟斷的生產資料，同活勞動力相對立而獨立化的這種勞動力的產品和活動條件，通過這種對立在資本上被人格化了。不僅工人的已經轉化為獨立權力的產品(這種產品已成為它們的生產者的統治者和購買者)，而且這種勞動的社會力量及其有關的形式，也作為生產者的產品的屬性而與生產者相對立。因此在這裏，關於歷史地形成的社會生產過程的因素之一，我們有了一個確定的、乍一看來極為神秘的社會形式。
現在，與此並列，又有土地，這個無機的自然界本身，這個完全處在原始狀態中的「粗糙的混沌一團的天然物」。價值是勞動，因此，剩余價值不可能是土地創造的。土地的絕對肥力所起的作用，不過是使一定量的勞動提供一定的、受土地的自然肥力所製約的產品。

只是一個幽靈——勞動，這只是一個抽象，就它本身來說，是根本不存在的；或者，如果我們就它在這裏所表示的意思來說，只是指人用來實現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的一般人類生產活動，它不僅已經擺脫一切社會形式和性質規定，而且甚至在它的單純的自然存在上，不以社會為轉移，超乎一切社會之上，並且作為生命的表現和證實，是還沒有社會化的人和已經有某種社會規定的人所共同具有的。

         這個公式應該包括各種收入源泉之間的聯系。象資本一樣，雇傭勞動和土地所有權也是歷史規定的社會形式；一個是勞動的社會形式，另一個是被壟斷的土地的社會形式。而且二者都是與資本相適應的、屬於同一個社會經濟形態的形式。

第七篇    各種收入及其源泉

                                     第四十八章　三位一體的公式

                                                        （二）

資本的文明面之一是，更有利於生產力的發展，有利於社會關系的發展，有利於更高級的新形態的各種要素的創造。

事實上，自由王國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規定要做的勞動終止的地方才開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來說，它存在於真正物質生產領域的彼岸。

這個領域內的自由只能是：社會化的人，聯合起來的生產者，將合理地調節他們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把它置於他們的共同控製之下，而不讓它作為盲目的力量來統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無愧於和最適合於他們的人類本性的條件下來進行這種物質變換。

這個自由王國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國的基礎上，才能繁榮起來。工作日的縮短是根本條件。

對資本家、土地所有者和工人來說，表現為他們各自特有的收入(利潤、地租和工資)的三個不同的源泉。它們從下述意義上講確實是收入的源泉：對資本家來說，資本是一臺永久的吸取剩余勞動的抽水機；對土地所有者來說，土地是一塊永久的磁石，它會把資本所吸取的剩余價值的一部分吸引過來；最後，勞動則是一個不斷更新的條件和不斷更新的手段，使工人在工資的名義下取得他所創造的一部分價值，從而取得由這部分價值來計量的一部分社會產品，即必要生活資料。

       並沒有創造轉化為這幾個不同範疇的實體本身。

       在那些生產當事人看來，資本、土地所有權和勞動，是三個不同的、獨立的源泉，每年生產的價值——從而這個價值借以存在的產品——的三個不同的組成部分，就是從這些源泉本身產生出來的；因此，不僅這個價值作為收入分歸社會生產過程的各個特殊因素時所采取的不同形式，是從這些源泉產生出來的，而且這個價值本身，從而這些收入形式的實體，也是從這些源泉產生出來的。

土地也會人格化為土地所有者，也會用後腿站立起來，並且作為一種獨立的權力，要求在它幫助下生產出來的產品中占有自己的一份；所以，不是土地得到了產品中歸它所有的那一部分，以便用來恢復和提高自己的生產率，而是土地所有者得到了這個產品的一部分，以使用來高價變賣和揮霍浪費。
第七篇 各種收入及其源泉

                     第四十八章　三位一體的公式

                             （三）
資本表現為勞動資料的自然形式，從而表現為純粹物的、由勞動資料在一般勞動過程中的職能所產生的性質。因此，資本和生產出來的生產資料就變成了一個同義詞。同樣，土地和被私有權壟斷的土地也變成了一個同義詞。因此，天然就是資本的勞動資料本身也就成了利潤的源泉，土地本身則成了地租的源泉。

　勞動本身，就它作為有目的的生產活動這個簡單的規定性而言，不是同具有社會形式規定性的生產資料發生關系，而是同作為物質實體、作為勞動材料和勞動資料的生產資料發生關系。這些生產資料也只是在物質方面，作為各種使用價值來互相區別：土地不是生產出來的勞動資料，其余的東西是生產出來的勞動資料。因此，如果勞動和雇傭勞動合而為一，那種使勞動條件和勞動對立的一定的社會形式也就會和勞動條件的物質存在合而為一。這樣，勞動資料本身就是資本，土地本身也就是土地所有權了。這些勞動條件在勞動面前所顯示出來的形式上的獨立，它們在雇傭勞動面前所具有的這種獨立化的特殊形式，也就成了它們作為物，作為物質生產條件所具有的不可分離的屬性，成了它們作為生產要素必然會有的、內在地固有的性質了。

表示價值和一般財富的各個組成部分同財富的各種源泉的聯系的經濟三位一體中，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神秘化，社會關系的物化，物質生產關系和它的歷史社會規定性直接融合在一起的現象已經完成：這是一個著了魔的、顛倒的、倒立著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裏，資本先生和土地太太，作為社會的人物，同時又直接作為單純的物，在興妖作怪。

實際的生產當事人對資本—利息，土地—地租，勞動—工資這些異化的不合理的形式，感到很自在，這也同樣是自然的事情，因為他們就是在這些假象的形式中活動的，他們每天都要和這些形式打交道。庸俗經濟學無非是對實際的生產當事人的日常觀念進行訓導式的、或多或少教條式的翻譯，把這些觀念安排在某種合理的秩序中。

   第七篇    各種收入及其源泉

                     　　    第四十九章    關於生產過程的分析
新追加的全部勞動表現為一年內新創造的價值，而這種價值又會分解為三種收入：工資、利潤和地租。——因此，一方面，沒有留下任何多余的社會勞動，可以用來補償已經消費的、一部分必須在實物和價值兩方面再生產出來、一部分只需要在價值方面(只就固定資本的損耗來說)再生產出來的不變資本。另一方面，每年由勞動創造出來的，分割為工資、利潤和地租形式的並以這些形式來花費的價值，不足以支付或購買年產品中除了這些收入的價值之外還必然包含的不變資本部分。

我們拿一個國家的年產品來說。這個產品的一部分，盡管它能夠充當生產資料，卻進入個人消費。這是工資、利潤和地租花費在上面的產品。這個產品是社會資本的一定部類的產品。這種資本本身也可能生產屬於第I部類的產品。只要這樣做，那末，屬於第I部類的供生產消費的產品的部分，就不是由這個資本中耗費在第II部類產品即真正屬於個人消費的產品上的部分提供的。第II部類的全部產品，即進入個人消費的全部產品，從而收入花費在上面的全部產品，是耗費在它上面的資本加上所生產的余額的存在形式。因此，它是只投在消費資料生產上的資本的產品。同樣，年產品中充當再生產資料(原料和勞動工具)的第I部類，盡管在實物形式上也能夠充當消費資料，但它是只投在生產資料生產上的資本的產品。構成不變資本的絕大部分產品，從物質方面來看也是處在不能進入個人消費的形式上。

利潤和地租同工資的共同之處在於：三者都是收入的形式。盡管如此，它們有著本質的區別：利潤和地租體現著剩余價值，即無酬勞動，工資則體現著有酬勞動。

更仔細地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到，由利潤到資本的再轉化倒是表明了如下事實：不斷地以收入形式表現出來的追加勞動，並非用來維持或再生產舊的資本價值，而是只要它不作為收入被消費掉，就用來創造新的剩余的資本。

新創造的價值既可以用於生產消費，也可以用於個人消費，既可以作為資本來用，也可以作為收入來用。按照它的實物形式來說，它的一部分必須用於生產消費。因此很明顯，年追加勞動既創造資本，也創造收入；這一點也表現在積累過程上。
施托爾希說：「形成國民收入的各種可出售的產品，在政治經濟學上必須用兩種不同的方法來考察：在對個人的關系上應看作價值；在對國民的關系上應看作財富；因為國民的收入，不是象個人的收入那樣，按照它的價值來估計，而是按照它的效用，或者說按照它所能滿足的需要來估計。」(《論國民收入的性質》第19頁)

           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消滅以後，但社會生產依然存在的情況下，價值決定仍會在下述意義上起支配作用：勞動時間的調節和社會勞動在各類不同生產之間的分配，最後，與此有關的簿記，將比以前任何時候都更重要。現在並沒有放到更重要的地位。

第七篇    各種收入及其源泉

                     　　            第五十章　　競爭的假象

        預付資本的這種增大，對一個開始新營業的資本家來說，確實是件令人不安的事情。但是，從整個再生產來看，可變資本的增加只不過表示，在由新加入的勞動新創造的價值中，要有一個較大的部分轉化為工資，因而要首先轉化為可變資本，而不是轉化為剩余價值和剩余產品。

每年由新加的勞動新加到生產資料或不變資本部分上的價值，分化並分解為工資、利潤和地租這些不同的收入形式，這不會改變價值本身的界限，不會改變分為這些不同範疇的價值總和，就同這各個部分之間互相比例的變化不會改變它們的總和，不會改變這個既定的價值量一樣。

但在每個國家，在一定的時期，這個起調節作用的平均工資都是一個已定的量。因此，其他一切收入的價值就有了一個界限。這個價值總是等於體現總工作日(在這裏，它和平均工作日相一致，因為它包括社會總資本所推動的勞動總量)的價值減去總工作日中體現工資的部分。因此，這個價值的界限是由無酬勞動所借以表現的價值的界限決定的，也就是由這個無酬勞動的量決定的。如果工人為再生產自己的工資價值所必需的工作日部分的最後界限，是他的工資的身體最低限度，那末，工作日的另一部分——代表他的剩余勞動的部分，即表示剩余價值的價值部分——的界限，就是工作日的身體最高限度，即工人在維持和再生產自己的勞動力的情況下每天一般可以提供的勞動時間的總量。

  同一個生產因素即資本，必須把歸它所有的剩余價值部分，在這個生產因素的兩個所有者之間進行分割。至於平均利潤的分割在這裏沒有確定的合乎規律的界限，這並不會使它作為商品價值部分所具有的界限消失；就象一個企業的兩個股東，由於各種不同的外在條件而不等地分配利潤，這絲毫不會影響這個利潤的界限一樣。

勞動力的、資本的和土地的所有權，就是商品這些不同的價值組成部分所以會分別屬於各自的所有者，並把這些價值組成部分轉化為他們的收入的原因。但價值並不是因它轉化為收入而產生的，它在能夠轉化為收入，能夠取得這種形式以前，必須已經存在。

如果我們把工資歸結為它的一般基礎，也就是說，歸結為工人本人勞動產品中加入工人個人消費的部分；如果我們把這個部分從資本主義的限製下解放出來，把它擴大到一方面為社會現有的生產力(也就是工人的勞動作為現實的社會勞動所具有的社會生產力)所許可，另一方面為個性的充分發展所必要的消費的範圍；如果我們再把剩余勞動和剩余產品，縮小到社會現有生產條件下一方面為了形成保險基金和準備金，另一方面為了按社會需求所決定的程度來不斷擴大再生產所必要的限度；最後，如果我們把那些有勞動能力的人必須為社會上還不能勞動或已經不能勞動的成員而不斷進行的勞動，包括到1．必要勞動和2．剩余勞動中去，也就是說，如果我們把工資和剩余價值，必要勞動和剩余勞動的獨特的資本主義性質去掉，那末，剩下的就不再是這幾種形式，而只是它們的為一切社會生產方式所共有的基礎。

第七篇 各種收入及其源泉

                     　　    第五十一章　分配關系和生產關系

由每年新追加的勞動新加進的價值，——從而，年產品中體現這個價值並且能夠從總產品價值中取出和分離出來的部分，——分成三部分，它們采取三種不同的收入形式，這些形式表明，這個價值的一部分屬於或歸於勞動力的所有者，另一部分屬於或歸於資本的所有者，第三部分屬於或歸於土地所有權的占有者。因此，這就是分配的關系或形式，因為它們表示出新生產的總價值在不同生產要素的所有者中間進行分配的關系。

產品一方面分為資本，另一方面分為收入。其中一種收入，工資，總是先要以資本形式同工人相對立，然後才取得收入的形式，即工人的收入的形式。生產出來的勞動條件和勞動產品總的說來作為資本同直接生產者相對立這個事實，從一開始就意味著：物質勞動條件和工人相對立而具有一定的社會性質，因而在生產中，工人同勞動條件的所有者之間，並且工人彼此之間，是處在一定的關系中。這些勞動條件轉化為資本這個事實，又意味著直接生產者被剝奪了土地，因而存在著一定的土地所有權形式。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一開始就有兩個特征。

第一。它生產的產品是商品。這種生產方式的主要當事人，資本家和雇傭工人，本身不過是資本和雇傭勞動的體現者，人格化，是由社會生產過程加在個人身上的一定的社會性質，是這些一定的社會生產關系的產物。

在這裏，價值規律不過作為內在規律，對單個當事人作為盲目的自然規律起作用，並且是在生產各種偶然變動中，維持著生產的社會平衡。

第二個特征是，剩余價值的生產是生產的直接目的和決定動機。資本本質上是生產資本的，但只有生產剩余價值，它才生產資本。

整個資本主義生產過程，都是由產品的價格來調節的，而起調節作用的生產價格，又是由利潤率的平均化和與之相適應的資本在不同社會生產部門之間的分配來調節的。因此，在這裏，利潤不是表現為產品分配的主要因素，而是表現為產品生產本身的主要因素，即資本和勞動本身在不同生產部門之間分配的因素。

就勞動過程只是人和自然之間的單純過程來說，勞動過程的簡單要素對於這個過程的一切社會發展形式來說都是共同的。但勞動過程的每個一定的歷史形式，都會進一步發展這個過程的物質基礎和社會形式。這個一定的歷史形式達到一定的成熟階段就會被拋棄，並讓位給較高級的形式。當一方面分配關系，因而與之相適應的生產關系的一定的歷史形式，和另一方面生產力，生產能力及其要素的發展，這二者之間的矛盾和對立擴大和加深時，就表明這樣的危機時刻已經到來。這時，在生產的物質發展和它的社會形式之間就發生沖突。
第七篇 各種收入及其源泉

                     　　            第五十二章　　階 級

  　　單純勞動力的所有者、資本的所有者和土地的所有者，——他們各自的收入源泉是工資、利潤和地租，——也就是說，雇傭工人、資本家和土地所有者，形成建立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基礎上的現代社會的三大階級。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經常趨勢和發展規律，是使生產資料越來越同勞動分離，分散的生產資料越來越大量集中成群，因此，勞動轉化為雇傭勞動，生產資料轉化為資本。另一方面，適應於這種趨勢，土地所有權同資本和勞動相分離而獨立，換句話說，一切土地所有權都轉化為適應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土地所有權形式。
乍一看來，好象就是收入和收入源泉的同一性。三大社會集團的成員，即形成這些集團的個人，分別靠工資、利潤和地租來生活，也就是分別靠他們的勞動力、他們的資本和他們的土地所有權來生活。

從這個觀點來看，例如，醫生和官吏也形成兩個階級了，因為他們屬於兩個不同的社會集團，其中每個集團的成員的收入都來自同一源泉。對於社會分工在工人、資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中間造成的利益和地位的無止境的劃分，——例如，土地所有者分成葡萄園所有者，農場所有者，森林所有者，礦山所有者，漁場所有者，——也同樣可以這樣說了。

弗裏德裏希·恩格斯

                                　　《資本論》第三卷增補

       象馬克思這樣的人有權要求人們聽到他的原話，讓他的科學發現完完全全按照他自己的敘述傳給後世。其次，我也絲毫不願意擅自侵犯這樣一位卓越的人的遺著；那樣做對我來說就是失信。第三，那樣做也根本沒有用處。對於那些不能讀或不願意讀的人來說，對於那些在讀第一卷時就已經不是花費必要的力氣去正確理解它，而是花費更多的力氣去曲解它的人來說，無論你下多少功夫都是徒勞無益的。而對於那些希望真正理解它的人來說，最重要的卻正好是原著本身；對於這些人來說，我的改寫頂多只有解說的價值，而且是對一部沒有出版和沒有機會得到的著作進行的解說。
具有決定意義的是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上的一段話：「全部困難是由這樣一個事實產生的：商品不只是當作商品來交換，而是當作資本的產品來交換。這些資本要求從剩余價值的總量中，分到和它們各自的量成比例的一份，或者在它們的量相等時，要求分到相等的一份。」為了說明這種區別，我們現在假定，工人占有自己的生產資料，他們平均勞動時間一樣長，勞動強度一樣大，並且互相直接交換他們的商品。這樣，兩個工人在一天內通過他們的勞動加到他們的產品上的新價值就一樣多，但是，每個人的產品卻會由於以前已經體現在生產資料中的勞動不等而具有不同的價值。

在農民自然經濟的整個時期內，只可能有這樣一種交換，即互相交換的商品量趨向於越來越用它們所體現的勞動量來計量。自從貨幣進入這種經濟方式的時候起，一方面，適應價值規律(註意，指馬克思所表述的價值規律!)的趨勢變得更明顯了，但另一方面，這種趨勢又由於高利貸資本和苛捐雜稅的幹擾而受到了破壞；價格平均起來達到幾乎完全接近價值的程度就需要更長的期間了。

  商人對於以前一切都停滯不變、可以說由於世襲而停滯不變的社會來說，是一個革命的要素。
在價格的形成上逐漸引起這種變革的工具是產業資本。產業資本的萌芽早在中世紀就已形成，它存在於以下三個領域：航運業、采礦業、紡織業。

今天交易所的作用大大增加了，並且還在不斷增加。這種變化在其進一步的發展中還有一種趨勢，要把包括工業生產和農業生產在內的全部生產，包括交通工具和交換職能在內的全部流通，都集中在交易所經紀人手裏，這樣，交易所就成為資本主義生產本身的最突出的代表。

當時交易所還是資本家們互相奪取他們積累的資本的地方，它使工人直接關心之處不過在於，它是資本主義經濟普遍產生的不道德影響的新證據，並且是下面這條加爾文教義的證實：在這個世間，福與禍，富即享樂和權力，與貧即窮苦和奴役，都是上帝預先決定的，或者說是碰運氣。

此後，工業就逐漸變成了股份企業。然後有托拉斯。這種托拉斯創立了實行共同管理的巨大企業(例如聯合製堿托拉斯)。普通的獨家商號只是越來越成為一種使營業擴大到足以「建立」股份公司地步的準備階段。

在農業方面也有同樣的情形。大大擴充的銀行，特別是在德國(在各式各樣的官僚名義下)，日益成為抵押土地的持有者；連同這些銀行的股票一起，地產的實際的最高所有權被轉移到了交易所手中；而在田莊落入債權人手裏的時候，情形就更是如此。在這裏，開墾草原所引起的農業革命，產生了強烈影響；長此以往，總有一天，英國和法國的土地也都會控製在交易所手中。

   現在，一切國外投資都已采取股份形式。



                                                     （一）

  馬克思：沒有你（恩格斯），我永遠不能完成這部著作。坦白地向你說，我的良心經常像被夢魔壓著一樣感到沈重，因為你的卓越才能主要是為了我才浪費在經商上面，才讓它們荒廢，而且還要分擔我的一切瑣碎的憂患。（《全集》三十一卷301頁）

  馬克思：一個人像我這樣在幾乎完全與世隔絕的狀態下生活的悠久，精神生活的圈子就越窄。（《全集》三十三卷340頁）

       馬克思：但願我終能找到一個什麽事情做做！我的朋友，「任何理論都是灰色的，唯有事業才長青」。可惜，我信服這一點為時太晚了。（《全集》三十四卷281頁）

       馬克思：我可以說：苦幹半個世紀了，可還是一個窮叫花子！我的母親說得對極了：「小卡爾要積攢一筆資本，而不是......該多好啊！」（《全集》三十二卷76頁）

       恩格斯：我一直認為，使你（馬克思）長期以來嘔盡心血的這本該死的書（資本論），是你的一切不幸的主要根源。如果不把這個擔子拋掉，你就永遠不會而且也不能脫出困境。這個一輩子也搞不完的東西，使你在身體、精神和經濟方面都被壓得喘不過氣來。我非常清楚地了解，現在，你擺脫這個夢魔後，會感到自己像換了一個人一樣，特別是這個世界，只要你一重新投身進去，也就會感到它已經不像過去那樣黑暗。

我最渴望不過的事情，就是擺脫這個鬼商業，它占去了一切時間，使我的精神完全沮喪了。只要我還在經商，我就什麽也不能幹；尤其是我當上老板之後，負的責任更大，情況也就更糟了。（《全集》三十一卷296頁）

     馬克思恩格斯：現代家庭是建立在什麽基礎上的呢？是建立在資本上面，建立在私人發財上面的。（《選集》一卷289頁）

       馬克思恩格斯：撕下了罩在家庭關系上的溫情脈脈的面紗，把這種關系變成了純粹的金錢關系。（《選集》一卷275頁）

恩格斯：婚姻都是由當事人的地位來決定的，因此總是權衡利害的婚姻。（《選集》四卷77頁）

        恩格斯：結婚便更加依經濟上的考慮為轉移了。買賣婚姻的形式正在消失，但它的實質卻在越來越大的範圍內實現，以致不僅對婦女，而且對男子都規定了價格，而且不是根據他們的個人品質，而是根據他們的財產來規定價格。（《選集》四卷77頁）

恩格斯：婚姻的充分自由，只有在消滅了資本主義生產和它所造成的財產關系，從而把今日對選擇配偶還有巨大影響的一切附加的經濟考慮消除以後，才能普遍實現。到那時，除了相互的愛慕以外，就再也不會有別的動機了。（《選集》四卷80頁）

      恩格斯：隨著生產資料轉歸公有，個體家庭就不再是社會的經濟單位了。私人的家務變為社會的事業；孩子的撫養和教育成為公共的事情；社會同等地關懷一切兒童，無論是婚生的還是非婚生的。（《選集》四卷74頁）

      恩格斯：我深信，只有在廢除了資本對男女雙方的剝削並把私人的家務勞動變成一種公共行業以後，男女的真正平等才能實現。（《全集》三十六卷340頁）

恩格斯：共產主義社會製度，將使兩性關系成為僅僅和當事人有關而社會無須幹預的純粹私人關系。共產主義社會製度之所以能實現這一點，是由於這種社會製度將廢除私有製，並將由社會教育兒童，從而將消滅現代婚姻的兩種基礎，即私有製所產生的妻子依賴丈夫，孩子依賴父母。（《選集》一卷244頁）

恩格斯：精神空虛的資產者為他自己的資本和利潤欲所奴役。（《全集》二十卷317頁）

      馬克思：將軍或銀行家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而人本身則扮演著極卑微的角色一樣，人類勞動在這裏也是這樣。（《選集》二卷121頁）

     恩格斯：世界上沒有一樣東西不是為了金錢而存在的，連他們本身也不例外，因為他們活著就是為了賺錢。除了快快發財，他們不知道還有別的幸福；除了金錢的損失，也不知道還有別的痛苦。在這種貪得無厭和利欲熏心的情況下，人的心靈的任何活動都不可能是清白的。（《全集》二卷564頁）

     馬克思：不管小房子的規模怎樣隨著文明的進步而擴大起來，但是，只要近旁的宮殿以同樣的或更大的程度擴大起來，那麽較小房子的居住者就會在那四壁之內越發覺得不舒適，越發不滿意，越發被人輕視。工資的任何顯著的增加是以生產資本的迅速增加為前提的。......所以，工人可以得到的享受縱然增長了，但是，......比起一般社會發展水平來，工人所得到的社會滿足的程度反而降低了。我們的需要和享受是由社會產生的，因此，我們對於需要和享受是以社會的尺度，而不是以滿足他們的物品去衡量的。（《全集》六卷340頁）
馬克思：錢是一切事物的普遍價值，是一種獨立的東西。因此它剝奪了整個世界——人類世界和自然界——本身的價值。錢是從人異化出來的人的勞動和存在的本質；這個外在本質卻統治了人，人卻向它膜拜。（《全集》一卷448頁）

  馬克思：物的異化就是人的自我異化的實踐。.....在利己主義的需要的統治下，人只有使自己的產品和活動處於外來本質的支配之下，使其具有外來本質——金錢——的作用，才能實際進行活動，實際創造出物品來。（《全集》一卷451頁）

  恩格斯：理解商品的困難在於：商品像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一切範疇一樣，表現一種在物的外殼掩蓋下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生產者使他們的不同種類的勞動作為一般人類勞動互相發生關系；沒有物這種中介，他們便不能這樣做。這樣一來，人的關系便表現為物的關系了。（《全集》十六卷277頁）

  恩格斯：我們已經看到，在較早的生產發展的階段上，人的勞動力就能夠提供大大超過維持生產者所需要的產品了，這個發展階段，基本上就是生產分工和個人之間的交換的那個階段。這時，用不著多久就又發現了一個偉大的「真理」：人也可以成為商品，如果把人變成奴隸，人力也是可以交換和消費的。人們剛剛開始交換，他們本身也就被交換起來了。主動態變成了被動態，不管人們願意不願意」。（《全集》二十一卷199頁）

        恩格斯：他為什麽工作呢？是由於喜歡創造嗎？決不是這樣！他是為了錢，為了和工作本身無關的東西而工作。......分工更把強製勞動所具有的使人動物化的這種作用增強了好多倍。在大多數的勞動部門裏，工人的活動都被局限在瑣碎的純機械性操作上，一分鐘又一分鐘固定不變地重復著，年年都是如此......這樣也就很難保留多少人的感情和能力了。（《全集》二卷404頁）

  馬克思：勞動是工人本身的生命活動，是工人本身的生命的表現。工人正是把這種生命活動出賣給別人，以獲得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資料。可見，工人的生命活動對於他不過是使他能夠生存的一種手段而已。（《選集》一卷336頁）

  恩格斯：所有這些人愈是聚集在一個小小的空間裏，每一個人在追逐私人利益時的這種可怕的冷淡，這種不近人情的獨僻就愈是使人難堪，愈是可恨。雖然我們也知道，每一個人的這種孤僻、這種目光短淺的利己主義是我們現代社會的基本的和普遍的原則。（《全集》第一卷304頁）

  恩格斯：鄙俗的貪欲是文明時代從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起推動作用的靈魂；財富，財富，第三還是財富，——不是社會的財富，而是這個微不足道的單個的個人財富，這就是文明時代唯一的、具有決定意義的目的。（《選集》四卷第177頁）

       馬克思：資本是一種集中的社會力量，工人只擁有自己的勞動力。因此，勞資之間永遠不可能在公平的條件下締結協定......。工人的社會力量僅在於他們的數量。然而，數量上的優勢被他們的分散狀態所破壞。工人的分散狀態之所以造成並繼續存在，是由於他們之間的不可避免的競爭。 （《全集》十六卷220頁）

馬克思：從純粹的人的感情上來說，親眼看到這無數勤勞的宗法製的和平的社會組織崩潰、瓦解、被投入苦海，親眼看到它們的成員既喪失自己的古老形式的文明又喪失祖傳的謀生手段，是會感到悲傷的；但是我們不應該忘記：這些田園風味的農村公社不管初看起來怎樣無害於人，卻始終是東方專製製度的牢固基礎；它們使人的頭腦局限在極小的範圍內，成為迷信的馴服工具，成為傳統規則的奴隸，表現不出任何偉大和任何歷史首創精神。（《全集》九卷148頁）

馬克思：與外界完全隔絕曾是保存舊中國的首要條件，而當這種隔絕狀態被打破的時候，接踵而來的必然是解體的過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閉棺材裏的木乃伊一接觸新鮮空氣便必然要解體一樣。（《選集》一卷692頁）

馬克思恩格斯：物質勞動和精神勞動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鄉村的分離。......在這裏，居民第一次劃分為兩大階級，這種劃分直接以分工和生產工具為基礎。城市已經表明了人口、生產工具、資本、享受和需求的集中這個事實；而在鄉村則是完全相反的情況：隔絕和分散。城鄉之間的對立只有在私有製的範圍內才能存在。城鄉之間的對立是個人屈從於分工、屈從於他被迫從事的某種活動的最鮮明的反映，這種屈從把一部分人變為受局限的城市動物，把另一部分人變為受局限的鄉村動物，並且每天都重新產生二者利益之間的對立。（《選集》一卷104頁）

  恩格斯：只有使人口盡可能地平均分布於全國，只有使工業生產和農業生產發生密切的內部聯系，並使交通工具隨著由此產生的需要擴充起來——當然是以廢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為前提——才能使農村人口從他們數千年來幾乎一成不變地棲息在裏面的那種孤立和愚昧的狀態中掙脫出來。（《全集》十八卷313頁）

  馬克思：只是由於積累起來的、過去的、對象化的勞動支配直接的、活的勞動，積累起來的勞動才變成資本。資本的實質並不在於積累起來的勞動是替活動充當進行新生產的手段。它的實質是在於活勞動是替積累起來的勞動充當保存並增加其交換價值的手段。（《選集》一卷346頁）

  馬克思：資本也是一種社會生產關系。（《選集》一卷345頁）

  馬克思：在單個的個人面前，分配自然表現為一種社會規律，這個規律決定他在生產中——指他在其中進行生產的那個生產——的地位，因而分配先於生產。這個人一開始就沒有資本，也沒有地產。他一出生就由社會分配指定專作雇傭勞動。但是這種指定本身是資本和土地作為獨立的生產要素存在的結果。（《全集》十二卷746頁）

馬克思恩格斯：如果這個人的生活條件使他只能犧牲其他特性而單方面地發展某一特性，如果生活條件只提供給他發展這一特性的材料和時間，那麽這個人就不能超出單方面的、畸形的發展。任何道德說教在這裏都不能有所幫助。並且這個受到特別培植的特性發展的方式如何，又是一方面決定於為他的發展所提供的材料，另一方面決定於其他特性被壓抑的程度和性質。（《選集》二卷239頁）

恩格斯：當工人下定決心不再讓別人買賣他們的時候，當工人弄清了勞動的價值究竟是什麽，工人不再作為物件而作為一個不僅具有勞動力並且具有意誌的人出現的時候，到那時，全部現代政治經濟學和工資規律就完蛋了。（《全集》二卷507頁）

馬克思恩格斯：以研究人的本性為基礎的實際信念，即人們的頭腦和智力的差別，根本不應引起胃和肉體需要的差別；由此可見，「按能力計報酬」這個以我們目前的製度為基礎的不正確的原理應當——因為這個原理是僅就狹義的消費而言——變為「按需分配」這樣一個原理，換句話說：活動上，勞動上的差別不會引起在占有和消費方面的任何不平等，任何特權。（《全集》三卷637頁）

（三）

         恩格斯：政治經濟學，從最廣的意義上說，是研究人類社會中支配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和交換的規律的科學。（《全集》二十卷160頁）

   恩格斯：政治經濟學作為一門研究人類各種社會進行生產和交換並相應地進行產品分配的條件和形式的科學——這樣廣義的政治經濟學尚待創造。（《選集》三卷492頁）

    恩格斯：社會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樣，在我們還沒有認識和考慮到它們的時候，起著盲目的、強烈的和破壞的作用。但是，一旦我們認識了它們，理解了它們的活動、方向和影響，那麽，要使它們愈來愈服從我們的意識並利用它們來達到我們的目的，這就完全取決於我們了。這一點特別適用於今天的強大的生產力。（《全集》二十卷304頁）

     馬克思：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機器的采用，化學在工業和農業中的應用，輪船的行駛，鐵路的通行，電報的使用，整個大陸的開發，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術從地下呼喚出來的大量人口——過去哪一個世紀料想到在社會勞動裏蘊藏著這樣的生產力呢？（《選集》一卷277頁）

       馬克思恩格斯：各個相互影響的活動範圍在這個發展過程中越是擴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閉狀態由於日益完善的生產方式、交流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間的分工消滅得越是徹底，歷史也就越是成為世界歷史。（《選集》一卷88頁）

       恩格斯：這又是歷史的一個奇妙的諷刺：資本主義生產只有中國尚待征服了，最後它征服了中國，但它本身在自己的祖國的存在卻成為不可能了。（《全集》三十九卷第288頁）

       恩格斯：資本主義征服中國的同時，也將促進歐洲和美洲資本主義的崩潰。（《選集》四卷第737頁）

  恩格斯：問題不是在於要簡單地確認一種經濟事實，也不是在於這種事實與永恒公平和真正道德相沖突，而是在於這樣一種事實，這種事實必定要使整個經濟學發生變革，並且把理解全部資本主義生產的鑰匙交給那個知道怎樣使用它的人。（《選集》二卷第273頁）

  恩格斯：人的內心深處都有一個官僚的王國，只有一擔負某種職務，它就立刻暴露出來。（《全集》三十八卷161頁）

  馬克思：官僚機構掌握了國家，掌握了社會的唯靈論實質：這是它的私有財產。......就單個的官僚來說，國家的目的變成了他的個人目的，變成了他升官發財、飛黃騰達的手段。（《全集》一卷302頁）

       恩格斯：為了使這些對立面，這些經濟利益互相沖突的階級，不致在無謂的鬥爭中把自己和社會消滅，就需要有一種表面上淩駕於社會之上的力量，這種力量應當緩和沖突，把沖突保持在「秩序」的範圍以內；這種從社會中產生但又自居於社會之上並且日益同社會相異化的力量，就是國家。（《選集》四卷170頁）

恩格斯：無論轉化為股份公司，還是轉化為國家財產，都沒有消除生產力的資本屬性。在股份公司的場合，這一點是十分明顯的。......現代國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質上都是資本主義的機器，資本家的國家，理想的總資本家。它越是把更多的生產力據為己有，就越是成為真正的總資本家，越是剝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然是雇傭勞動者，無產者。資本關系並沒有被消滅，反而被推倒了頂點。但是在頂點上是要發生變革的。生產力歸國家所有不是沖突的解決，但是它包含著解決沖突的形式上的手段，解決沖突的線索。（《選集》三卷629頁）

恩格斯：國家真正作為整個社會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個行動，即以社會的名義占有生產資料，同時也是它作為國家所采取的最後一個獨立行動。那時，國家政權對社會關系的幹預在各個領域中將先後成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來。那時，對人的統治將由對物的管理和對生產過程的領導所代替。國家不是「被廢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選集》三卷631頁）

恩格斯：隨著社會主義社會製度的建立，國家就會自行解體和消失。（《選集》三卷324頁）

         恩格斯：人在金錢統治下的完全異化，必然要過渡到如今已經逼近的深刻，那時，人將重新掌握自己。（《全集》一卷662頁）

恩格斯：資本在日益增加，勞動力在隨著人口的增長而增長，科學又日益使自然力服從於人類。這種無窮無盡的生產能力，一旦被自覺地用來為大眾造福，人類所肩負的勞動就會很快地減少到最低限度。（《全集》一卷617頁）

  馬克思：勞動的解放既不是一個地方的問題，也不是一個國家的問題，而是涉及存在現代社會的一切國家的社會問題，它的解決有賴於最先進各國在實踐上和理論上的合作。（《選集》二卷609頁）

  馬克思：唯一實際可能的解放，是以宣布人是人的最高本質這個理論為立足點的解放。（《選集》一卷16頁）

恩格斯：只要分配為純粹經濟的考慮所支配，它就將由生產的利益來調節，而最能促進生產的是能使一切社會成員盡可能全面發展、保持和施展自己能力的那種分配方式。（《選集》三卷544頁）

恩格斯：正是由於這種工業革命，人的勞動生產力達到了這樣高的水平，以致在人類歷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創造了這樣的可能性：在所有的人實行合理的分工條件下，不僅進行大規模生產以充分滿足全體社會成員豐裕的消費和造成充分的儲備，而且使每個人都有充分的閑暇時間從歷史遺留下來的文化——科學、藝術、交際方式等等——中間承受一切真正有價值的東西；並且不僅是承受，而且還要把這一切從統治階級的獨占品變成全社會的共同財富和促進它進一步發展。關鍵就在這裏。（《全集》十八卷246頁）

      恩格斯：現在已被機械破壞的分工，即把一個人變成農民、把另一個人變成鞋匠、把第三個人變成工廠工人、把第四個人變成交易所投機者，將完成消失。教育將使年輕人能夠很快熟悉整個生產系統，將使他們能夠根據社會需要或者他們自己的愛好，輪流從一個生產部門轉到另一個生產部門。因此，教育將使他們擺脫現在這種分工給每個人造成的片面性。這樣一來，根據共產主義原則組織起來的社會，將使自己的成員能夠全面發揮他們的得到全面發展的能力。（《選集》一卷242頁）

恩格斯：在這個組織中，一方面，任何個人都不能把自己在生產勞動這個人類生存的自然條件中所應參加的部分推到別人身上；另一方面，生產勞動給每一個人提供全面發展和表現自己全部的即體力和腦力的能力的機會，這樣，生產勞動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產勞動就從一種負擔變成一種快樂。（《全集》二十卷318頁）

中國社會的官僚資產階級專政的本質

作者 陳泱潮 寫於 一九七六年

第壹篇 歷史性



第壹章 修正主義



壹、 新型的吃人不吐骨頭的剝削製度

今天己經可以清楚地看出，人類歷史上人壓迫人、人剝削人的社會製度，不僅僅只有奴隸製度、封建製度、資本主義製度。在新的歷史件下，己經出現了壹種新型的、比以往任何剝削製度更為黑暗、更為狡詐、更為貪婪、更為毒辣和殘酷的人壓迫人、人剝削人的吃人不吐骨頭的社會製度。這就是當今蘇聯及其它修正主義國家所奉行的社會製度──修正主義製度。

二、修正主義製度的特征

1. 官僚壟斷特權階級所有製

這種新型的剝削製度，是從對生產資料實行了公有製改造以後的社會裏演變出來的。它的第壹個特征是：將社會主義旗幟下的生產資料公有製，變成了社會主義招牌下的官僚壟斷特權階級所有製。名義上為全體勞動人民、整個社會所公有的生產資料、社會財富，實際上統統成了官僚壟斷特權階級的私有物，包括勞動者本身也都變成了官僚壟斷特權階級可以任意支配的工具。

2. 集體壟斷共同占有

這種官僚壟斷特權階級所有製，不是以赤裸裸的私人占有方式出現，而是在"公有製"的神聖袈裟的掩蔽之下，以官僚壟斷特權階級集體壟斷共同占有的方式反映出來。

3. 特權資本化

這種官僚壟斷特權階級所有製，是官僚壟斷特權階級通過政治經濟壹體化，集政治領導和經濟支配權力於壹身，將整體社會人力物力高度組織、高度集中、高度壟斷起來的具有巨大競爭能力的資本積累製度，是典型化、特權化的私有製。資產階級合股投資，然後按資本的大小分取利潤，是將生產資料資本化來進行剝削。而官僚壟斷特權階級則是合夥執政，然後按權力大小分吸人民血汗，是將公有製社會生產所必要的集權特權化，又將特權資本化來進行剝削。

4. 糖衣砒霜和帶血屠刀相結合

這種使資本家望塵莫及的資本積累製度具體的剝削手法，主要是使用欺騙和強製並用的手法。壹方面掛著社會主義的招牌，敲打著狹隘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鑼鼓點，鼓吹著"土豆燒牛肉"的福利主義的破喇叭，利用壹切宣傳工具和手段，進行無孔不入的欺騙宣傳，利用物質刺激獎金壹類推行血汗工資製度，誘騙勞動。另壹方面打著"無產階級專政"的旗號，強化官僚軍事機器，實行法西斯專政的恐怖政策，用對外戰爭轉移國內視線，加劇戰爭準備，實行國民經濟軍事化，不斷提高定額，提高生產指針、追索上繳利潤等強製性的手法來奴役勞動，敲骨吸髓般地榨取剩余價值。

5. 勞動和特權的尖銳對立

這種修正主義製度，是使勞動和特權，勞動人民和官僚壟斷特權階級經常處於白熱化矛盾對立狀態中的社會製度。在這種製度下，人與人的關系處於經常性的緊張狀態。勞動人民時刻提心吊膽，防被吃、被欺、被整。可是他們總免不了被吃、被欺、被整。因為他們不僅是喪失了壹切防衛手段，而且是喪失了壹切。修正主義生產的整個體系，是建立在勞動者不能把自己的勞動力當做商品出賣，而只能奴隸般附首聽命服從官僚壟斷特權階級支配的基礎上的。在資本主義製度下，勞動力是商品，可以自由出賣。而在這種製度下，勞動力卻淪為了無條件絕對服從物──奴隸，必須壹切聽從當權人物即所謂"組織"的擺布。蘇修叛徒集團，在「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為實現共產主義準備豐富的物質基礎"等等幌子下，對整個勞動人民實行著前所未有的壓榨；在「加強無產階級專政"的名義下，對整個勞動人民實行著極端殘忍的毀滅人性的專政、鎮壓。勞動產品不是勞動者所有，而是為生產資料的真正所有者──官僚壟斷特權階級所攖取。官僚壟斷特權階級對勞動者的殘害尤其表現在精神上、思想上和人的基本權利上。奴隸主用奴隸的人身來殉葬，以顯示其永恒的統治；官僚壟斷特權階級則以勞動者的人的尊嚴、自由、主權和創造精神來殉葬，用以顯示其絕對的占有。尤其難以令人容忍的是，官僚壟斷特權階級卻還要強迫勞動人民"承認自己被支配、被統治、被占有的事實，而且要把這說成是上天的恩典！"（《馬恩選集》第壹卷4頁）為了取得官僚壟斷特權階級的最大限度的利益，勞動者被迫壹方面和生產資料重新分離，壹方面又使自己物化為生產資料，處於毫無人權，毫無保障的水深火熱的困苦境地，勞動者不僅是被重新剝奪，而且是被徹底剝奪。

6. 法西斯寡頭騙子政治：社會法西斯主義

修正主義的政治，乃是人數極少的壹小撮黨閥兼軍閥、財閥、派閥的寡頭政治、宗派政治、行邦政治、法西斯政治、騙子政治，根本新沒有真理、光明、美好可言。與其官僚壟斷特權階級在經濟上的剝削方法相壹致，這種政治只崇拜進行極端無恥的欺騙宣傳的破喇叭筒和標誌著法西斯專政的帶血的屠刀。這種政治用神化黨強化官僚軍事機器，實行恐布政策來壓製批評，鎮壓革命；用昨天的階級鬥爭來掩蓋今天的階級鬥爭；用批判別人的卑鄙來掩蓋自己的更卑鄙；用社會主義的漂亮詞藻來掩蓋修正主義的醜惡本質……因而這種政治是標準的法西斯寡頭騙子政治。資本主義製度是用資產階級的"公開的、無恥的、直接的、露骨的剝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蓋著的剝削。" （《馬恩選集》第壹卷253頁）而修正主義製度則反之，是用官僚壟斷特權階級的在"共產主義理想"的靈光的掩飾之下的、冠冕堂皇的、因而更百倍無恥的剝削來代替了資產階級的剝削。官僚壟斷特權階級愈是大張旗鼓地將特權對廣大勞動人民的新的階級奴役和階級剝削宣布為是「為共產主義而奮鬥"，新愈是更加令人感到可鄙、可恨、可惡！可見修正主義「這種製度本身並不是值得重視的對象，它是壹種按照應當受到蔑視的程度而受到蔑視的存在物。" （《馬恩選集》第壹卷4頁）修正主義法西斯寡頭騙子政治，使修正主義社會壹切都染上了虛偽透頂的"靈光"。到處都散發著特權屠刀的血腥氣。殺人和說假話，是修正主義法西斯寡頭騙子政治的本色，其實質就是社會法西斯主義。

7. 面臨嚴厲的挑戰：周期性政治危機

這種極端反動和荒謬的政治，不管它披上了怎樣華麗的服裝和塗上了多麽鮮艷的色彩，都無法掩蓋它內心的骯臟和黑暗。修正主義統治集團內部行邦之間爭權奪利的相互傾軋和殊死格鬥，是不會停止的。況且，修正主義的統治又正是座落在人民革命的火山口上。地下的溶巖，整個社會不可調合、日益尖銳的矛盾和廣大人民的反抗情緒，正在聚集著力量，並終將聚集起力量沖天而起！正如資本主義製度面臨它本身不可解決的，它本身內在的生產方式的基本矛盾，因而要爆發周期性經濟危機那樣，修正主義製度也不可避免地面臨它自身無法解決的，它自身內在的生產方式的基本矛盾的嚴厲挑戰。在總危機爆發、總解決關頭到來之前，這種挑戰反映在大約每十年壹次較大的周期性政治危機上，尤其會強烈地集中反映在圍繞著最高統治者繼承權和權力再分配上而展開的血腥而醜惡的爭奪及由此爭奪而引起的深刻的政治危機上。

8. 特殊類型的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

以上是修正主義製度在內政方面的特征。在對外關系或國際關系上，修正主義製度是特殊類型的帝國主義，是社會帝國主義（與資本帝國主義相對而言也可叫特權帝國主義）。壟斷，這個資本帝國主義的根本的經濟特征和本質，是修正主義製度天然具有的。不過，資本帝國主義的壟斷是來源於自由競爭引起生產集中，生產集中過程發展到壹定階段上才引起壟斷，而修正主義製度即社會帝國主義的壟斷則是通過政權的力量直接達到生產的集中和壟斷；資本帝國主義的壟斷，建立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私人占有製的基礎上，而修正主義製度即社會帝國主義，則是建立在另外的基礎上。帝國主義在政治上的全面反動，否定壹切民主這壹特征，在修正主義製度下方才得到了最完備的體現。對內，「少數壟斷者對其余居民的壓迫更加百倍的沈重、顯著和令人難以忍受了。" （《列寧選集》第二卷748頁）對外，對世界資源、市場、殖民地的掠奪、瓜分、擴張、滲透、搶占、侵略等等這些資本帝國主義具有的特點，社會帝國主義也都無不具有，無不會有過之而無不及。社會帝國主義在進行任何損人利己的卑鄙勾當的時候，都是打著「社會主義"呀，「國際主義"呀，「社會主義大家庭分工、經濟互助"呀，「支持民族解放運動"呀，等等旗號的。由此可見，社會帝國主義的外交政策完全與其對內的政策相壹致；欺騙和實力並用。這種特殊類型的帝國主義即社會帝國主義，有別於資本帝國主義的地方如下：

a. 社會帝國主義建立在政經壹體高度組織化的官僚壟斷特權階級所有製基礎上。

b. 社會帝國主義是"口頭上的社會主義實際上的帝國主義"。

c. 因而社會帝國主義比資本帝國主義具有更高壟斷性、更強的競爭力量、更貪婪的欲望、更大的欺騙性和更大的危險性。

三、修正主義的現實含義

修正主義製度的出現及其特征表明：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修正主義己經不止是原來意義上的修正主義了。

在無產階級未取得國家政權前，在私有製社會裏，馬克思主義和修正主義的分歧，主要集中在無產階級究竟通過什幺道路奪取國家政權這個問題上。在這個時候，修正主義這壹概念的主要標誌是對馬克思主義暴力革命學說的背叛。其內容包括否定暴力革命，否定無產階級專政，鼓吹階級合作，取消階級鬥爭，滴咕"最終目的算不得什幺，運動就是壹切"等等；其階級基礎主要是那些與無產階級並立的廣泛的小資產階層或領取資產階級殘湯剩飯的無產階級隊伍中的蛻化變質分子、工人貴族；其性質不過是壟斷資本的超額利潤和資產階級策略上曲折變化的後果，不過是壹種危害馬克思主義革命的思潮。

但是，在無產階級奪取國家政權以後，在公有製社會裏，馬克思主義和修正主義的分歧，則主要集中在無產階級究竟怎樣才能固國家政權，究竟還要不要堅持消滅壹切剝削製度這樣的問題上。在這個時候，修正主義這壹概念的主要標誌是對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的背叛，是對馬克思主義消滅壹切剝削製度這壹根本立場的背叛。其內容包括，在「階級鬥爭"的旗號下，用昨天資產階級的剝削來掩蓋今天官僚壟斷特權階級的壓榨；在「堅持暴力革命"的口號下，強化官僚軍事機器；在「加強無產階級專政"的名義下，專政無產階級，對整個勞動人民進行地地道道的法西斯專政；不是用嘴滴咕，而是用執掌著印把子的槍桿子叫喊"最終目的是達不到的，官僚們的利益就是壹切"等等；其階級基礎，主要是壹個窮兇極惡的當權的官僚壟斷特權階級；其性質是官僚壟斷特權階級自身利益和官僚壟斷特權階級所有製生產方式內在規律的直接產物，是在生產資料實行了公有製改造以後的社會裏演變出來的壹種扼殺馬克思主義革命的政體，壹種吃人不吐骨頭的新型的剝削製度。

因此，反蘇防蘇決不等於就是反修防修，事實是恰恰可以在偷運民族主義的貨色中大幹修正主義的勾當；只有反對蘇聯社會帝國主義所推行的整個修正主義製度，並為鏟除產生這個修正主義社會製度的根源而鬥爭，才能算做反修防修。

四、修正主義的危險性

修正主義製度的出現，造成了馬克思主義運動內部的極嚴重的危機，造成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深刻的解體，造成了人們對馬克思主義信仰的各種動搖。修正主義是對科學社會主義的反動，它使社會主義重新落入了空想之中。
第二章 反修防修



壹、 反修防修的偉大意義

反修防修乃是在這樣嚴重的歷關頭提出來的嚴重的歷史任務。如果說：歷史註定「社會主義製度終究要代替資本主義製度，這是不以人們的意誌為轉移的客觀規律"（《毛主席語錄》第22頁）那末，修正主義製度妄圖取社會主義製度而代之，就是壹種對歷史的反動。堅決粉碎這股反動的逆流，堅決捍衛社會主義的所有製基礎和共產主義方向，把被弄顛倒了的無產階級專政再顛倒過來，避免人類落入修正主義製度奴役的黑暗深淵，是反修防修的偉大的歷史意義所在。為在理論上和實踐上奪取反修防修的全面勝利而奮不顧身的英勇戰鬥，堅持把反修防修的偉大鬥爭進行到底，己經成了全世界馬克思主義者和整個勞動大軍義不容辭的神聖職責，是我們這個時代偉大的歷史使命。

二、 反修防修的理論任務

"馬克思主義不是死的教條，不是什麽壹成不變的學說，而是活的行動的指南。" （《列寧全集》第十七卷第25頁）因此，對於馬克思主義來說，重要的不在於復述，而在於運用。

同時，壹切社會科學上的捍衛都是通過發展完成的，並且也只有通過發展才能捍衛。尤其當歷史的演進己經經歷了壹些具有重大意義的環節之後，更是如此。

但發展卻往往好象是回復到從前的起跑線上。當馬克思和恩格斯證明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實質，從而證明了資本主義復亡的必然性，指明了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和行動的條件、性質之後，第壹次空想社會主義才變成了科學社會主義。今天，為使第二次空想社會主義重新上升到科學的殿堂，反修防修的理論必須完成下述兩個任務：

1. 揭示產生修正主義製度的生產方式的實質（即現存社會主義社會生產方式基本矛盾特定內涵），只有查清病根所在，才談得上對癥下藥。

2. 指明促使反修防修獲得勝利的條件、方式和途徑。

這是新變化、新時代、新任務、新實踐對理論工作所提出來的要求，歷史己為滿足這樣的要求提供了客觀條件。

「沒有革命的理論也就不可能有革命的運動"，（《列寧全集》第五卷第332頁）這是千真萬堆的真理。我們必須重視對反修防修理論問題的研究和傳播。「只有以先進理論為指南的黨，才能實現先進戰士的作用。" （《列寧全集》第五卷第337頁）。

三、 中國處在反修防修的最前哨

災難深重的中華民族，經過壹百多年的艱苦探索，才從蘇聯十月革命的炮聲中，找到了馬克思主義這壹偉大的真理。在毛主席的領導和教育下，在幅員廣大、社會矛盾極其尖銳復雜的特定環境下，「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 （《毛選甲種本337頁》的真理，己經在中國人民心中紮下根來。壹些社會主義國家，特別是蘇聯變成修正主義國家的慘痛的歷史事實，給中國人民留下了深刻的教訓，提供了十分重要的鑒戒。對外，主要面對蘇修社會帝國主義的現實威脅；對內，主要面對修正主義上臺的現實危險，更是促使中國人民十分痛切地感觸到修正主義的反動和危害……歷史就這樣把反修防修的重任交給了中國人民。毛主席親自主持和領導的對蘇大論戰，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史無前例的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揭開了反對修正主義製度、防止修正主義奴役人類的歷史篇章。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來，要黨不變修、國不變色，不能讓紅旗落地的呼聲和實踐，貫穿整個運動過程鬥、批、改的反反復復；伴隨著整個運動深入程度的驚心動魄的殊死的政治大搏鬥，壹直震動著中國人民的身心。毛主席親自敲響了「要警惕出修正主義，特別是要警惕在中央出修正主義"的警鐘，更是使千百萬革命者從朦朧中警覺起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極大地發動、教育和鍛煉了中國人民，使中國人民積累了自身反修防修的政治經驗和教訓，培養了壹批誌在反修防修的理論隊伍，在壹定程度上打碎了中國人民思想上的枷鎖，使中國人民從對神化的迷信中，返回到對現實的感受上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為反修防修的偉大事業打破了堅冰，標明了航向，從而將中國無產階級革命置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反修防修的最前哨，當代社會主義革命的最尖端。如果說，五四運動曾經拉開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序幕的話，那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則是拉開了世界無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序幕，必將大大地推動歷史前進的步伐。黑格爾曾經說過，中國在"預期看，等待著若幹因素的結合，然後才能夠得到活潑生動的進步。"（黑格爾《歷史哲學》161頁）現在看來，這壹天終於來到了。處於這樣的時代背景下，肩負反修防修這樣偉大的歷史任務，只要有壹條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的路線，中國是壹定能夠對人類作出很大的貢獻來的！
第二篇 必然性



第三章 根源



壹、 從何處才能找到產生修正主義製度的根本原因

無疑，階級鬥爭是歷史發展的動力。但是，僅僅停留在階級鬥爭問題上去探尋社會製度發生重大變化的根本原因，還不是馬克思主義壹元論唯物史觀的徹底運用。我們不但要看到階級鬥爭的現象和後果，而且應當看清階級是怎樣產生的，為什麽這個時代只產生這樣的階級，不產生那樣的階級，等等。恩格斯指出："生產以及隨生產而來的產品交換是壹切社會製度的基礎，在每個歷史的出現的社會中，產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隨的社會劃分為階級或等級，是由生產什麽、怎樣生產以及怎樣交換產品來決定的。所以壹切社會變遷和社會變革的終極原因，不應當在人們的頭腦中，在人們對永恒的真理和正義日益增進的認識中去尋找，而應當在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更中去尋找，不應當在有關的時代的哲學中去尋找，而應當在有關的時代的經濟學中去尋找。"（《馬思選集》第三卷307頁）。

顯然，修正主義製度之所以從對生產資料實行了公有製改造以後的社會演變出來，決不應簡單地歸因於所謂「資本主義復辟"。在這裏，所謂"資本主義復辟"不過是象征性的說法。原因很簡單，修正主義的剝削方式和資本主義的剝削方式完全不同。誠然，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完成之後，在公有製確立以前，資本主義生產和復辟的危險性確實存在過。但是，生產資料公有製的確立，社會生產的發展，社會意識的進步，都使以私人的占有為特征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難以簡單重復了。修正主義的壓榨方式，己遠非資本主義的剝削方式所能比擬。因此，產生修正主義製度的根本原因，不在於資本主義殘余勢力在國內的影響，也不在於國際資本主義的包圍和壓力，雖然這些影響、包圍和壓力不無作用。使修正主義製度得以形成的根本原因，乃是對生產資料實行了公有製改造以後的社會生產方式內在的特點及其基本矛盾的惡向變化。

二、 處於岔路口的社會主義社會

那麽，這種對生產資料實行了公有製改造以後的社會，其性質是什麽呢？能不能說它就是社會主義社會呢？我們在不久即將展開的分析考察，在這裏先姑且不談。"社會主義"的蘇聯變修的事實，中國存在著變修的現實危險，都說明了：對生產資料實行了公有製改造以後的社會，不過是具有兩重性的過渡的社會。它在表現出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同時，還更表現了向修正主義的過渡。這樣的社會是不能就算做社會主義社會的。如果我們壹定要按習慣把對生產資料進行了公有製改造以後的社會，就稱為社會主義社會的話，那麽，這樣的社會主義社會，只能叫做處於岔路口的社會主義社會。

當此之時，整個社會所發生的巨大的矛盾，及由此矛盾代來的騷亂、動蕩、傍偟，與其說是在感受著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產前的陣痛，毋寧說是在承受著社會主義社會分娩過程中的痛苦。為使社會主義不至夭折變成修正主義怪物，首先就必須搞清楚處於叉路口的社會主義社會生產方式的基本矛盾。

三、 岔路口社會主義社會生產方式的基本矛盾

如同生產的社會化和私人占有製的不兼容性構成了資本主義社會生產方式的基本矛盾那樣，高度組織的政經壹體化公有製社會生產和權力被少數人強製性固定化壟斷之間的不相容性，就是岔路口社會主義社會生產方式的基本矛盾。
第四章 高度組織的政經壹體化公有製社會生產



壹、 生產資料公有製改造的過程

對生產資料進行公有製改造，是作為社會主義革命關鍵性的壹步邁出來的，是直接建立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基礎上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性質，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性質。保護民族資產階級，把土地分到個體農民手中，這些都屬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範疇。然而，新民主主義革命畢竟是由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共產黨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這壹點，決定了新民主主義革命不過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準備。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後，社會生產出現了五種經濟形態。在這個時候，竟管國營經濟占主導地位，但是，以私人占有為基礎的生產，尤其是具有壹定資本的私營工商業，和國營企業爭奪原料和市場，對國營經濟客觀上仍有相當的競爭能力。同時，資本主義的泛濫，使衰弱的小生產者、個體農民頻臨破產，加速了貧富懸殊，尤其是農村階級的新分化。這壹切為進行社會主義革命作了準備，使社會主義革命變成了廣大人民群眾可以接受、樂於接受的現實要求，社會主義革命己經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必然結果。在這個時候，毛主席把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基本問題──對生產資料進行公有製改造的問題，及時地提上了中國革命的議事日程，在毛主席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以國家政權強大的暴力、強大的輿論力量和人民群眾中蘊藏著的巨大的社會主義積極性為依托，通過集體化的道路，通過先公私合營，最後完全納入國營的道路，將社會生產資料基本納入了全民所有製和集體所有製。中國在壹九五六年即解放後的第八個年頭，就基本上完成了對生產資料的改造。有別於自由競爭引起集中，集中引起壟斷的資本主義發展過程，這個改造過程的特點是：在通過國家政權變生產資料私有製為公有製的同時，把整個社會的生產都組織起來，集中起來，壟斷起來了。

二、 高度組織的政經壹體化

資本主義的生產是社會化的生產。社會主義的生產，不是使資本主義發展起來的社會化生產歸於消滅，而是將這種生產通過國家政權，通過公有製，進壹步高度集中和壟斷起來，達到高度組織化的程度，將政治領導權和經濟支配權統壹起來，從而形成更強大的生產力。本著這樣的出發點，公有製改造完成後的社會生產、工業按生產系統、產品分類集中統壹起來，形成了國家壟斷，這是不用多說的了。就是農業，也從合作化發展到人民公社政社合壹。國家壟斷的金融信貸網和商業購銷機構遍布全國城鄉，控製了整個經濟的流通和交換命脈，不僅如此，即不僅僅只是實行了有組織的生產，而且還實行了有組織的生活和有組織的思想。黨的組織以及在黨領導下的各種政工、群眾組織，如共青團組織、工會組織、婦聯組織、街道居民委員會、統壹戰線、各種學習小組……等等組織，以及糧食、布匹等生活必需品的配給製度和戶籍製度，滲透到了每壹個有人的地方，滲透到了每壹個生產崗位，滲透到了每壹個社會角落。這種高度集中壟斷、高度組織化的社會生產的主要特點在於：把整個社會的人力、物力全部納入了壹面組織得極為嚴密的網中，實行政治經濟壹體化領導，政治權力支配和管理整個國民經濟的生產、分配和交換的全過程，這裏的所謂"政治權力"，實質就是黨權。

三、 此種生產的優越性

這種政經壹體化，高度集中壟斷、高度組織化的公有製社會生產，是歷史發展的必然，是具有進步意義的。它能夠極有效率地動員整個社會力量，組織整個社會財富，發掘整個社會生產資料，使之投入有計劃按比例的生產。最重要的是，它是社會主義的機體。只要有壹條馬克思主義的路線，遵照客觀發展規律的必然性，及時進行無產階級民主革命，用以滿足發生變革以後的經濟基礎對上層建築也必須進行革命的必然要求，那麽，這種高度組織起來的政經壹體化公有製社會生產、創造性和個人尊嚴，取締官僚特權，限製並逐步消除舊的法權關系，從而最終完成向共產主義的過渡的。這種社會生產將因使每個勞動者獲得了解放，從而也使自己獲得了徹底的解放，因而壹定能夠取得以往任何生產形式都不可能比擬的高速度發展。這是壹個方面，但是，事情還有另壹個方面。

四、 這時的公有製本身含有國家資本主義屬性

全民所有製和集體所有製，雖然否定了生產資料私人占有的方式，但仍然服從私人占有管理的形式。資本主義社會生產需要資本家行使集中管理的職能，高度組織起來的政經壹體化社會生產更是需要組織者行使高度集權的管理職能。而這種管理職能如同資本主義的管理職能壹樣："就其形式來說是專製的。"（馬克思《資本論》第壹卷第367頁）公有製生產管理者如同資本主義管理者壹樣，既不是勞動者推選代表來管理，更不是由勞動者直接管理，而是由人民所不能控製的權力機關指定的管理人員專職管理。因此，資本主義管理的二重性在公有製社會生產中仍然存在。這種管理的二重性表現在"不僅是壹種由社會勞動過程的性質產生並屬於社會勞動過程的特殊職能，它同時也是剝削社會勞動過程的職能。" （馬克思《資本論》第壹卷第368頁）公有製社會生產創造的財富存在著壹個歸屬問題，即所有權是不是真正地掌握在勞動人民、馬克思主義者手裏的問題。資產階級法權"縣官不如現管"，而新生的官僚特權則力圖"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力圖壹天天膨脹在生產、交換，尤其是在分配中占據支配的地位。大量的私有製殘余和小生產的殘余在新的勞動分工中找到了新的庇護所。商品製度、貨幣交換不但沒有可能取消，反而因國家、集體、個人之間的關系而發達繁榮起來。糧票、布票、其它副食品、日用品的供應票證充斥於市就是壹例。在這種情況下，黑市成災，資本義商業投機獲得了可靠的保障。計劃經濟的管理極不完善，往往需要以協作的名義進行自由調節，以至依然存在著標準的壟斷資本主義性質的交易市場。更不用說農產品的自由市場了。正如列寧指出的："作為從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的過渡時期，社會主義社會不可能不兼有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這兩種社會經濟結構的特點或特征。"（《無產階級專政時代的經濟和政治》岔路口社會主義的公有製社會生產，在社會主義的機體中，凝固有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結石。

五、 二重性的壟斷政權壟斷著整個社會生產

資本主義生產依靠市場情況來調節，社會主義生產則依靠政權（實質就是黨權）來掌握。在高度組織起來的政經壹體化公有製社會生產裏，生產什麽──由政權的計劃來規定；怎樣生產──在政權的領導下有組織地進行；怎樣交換──在政權的指揮下統壹調撥，壹句話，壟斷權力就能壟斷壹切。但是，如同公有製本身就有兩重性──社會主義機體和國家資本主義結石──壹樣，高度組織起來的政經壹體化生產也有兩重性。這就是既能夠在政治權力的支配下，沿著社會主義道路向共產主義方向高速發展，也有可能在政治權力的支配下，背離社會主義性質，改變其方向，不可避免地向修正主義的方向高速度滑下去。也就是說，壟斷權力就能壟斷壹切，造成了生產對權力的極大的依附關系，造成了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作用和反作用的過敏性反應。以至只要政治路線稍有波動，就能夠使整個社會生產受到震動。生產的方向、性質，生產的效率等，都會因政權的性質，即政治路線的改變而改變。而政權的性質，即政治路線的正確與否，在存在著階級、產生著階級的社會裏，是時刻存在著兩重性的。這種兩重性，不是體現在同質的政治權力的交接、領導人物的必然更選上，而是體現在政治權力性質的能夠異化上。毛主席壹再敲響警鐘，要人們警惕出修正主義，特別是要警惕在中央出修正主義，"中央出了修正主義，妳們怎麽辦？很可能出，這是最危險的。"（67年13期《紅旗雜誌》）就十分清楚地說明了這種兩重性。

六、 權力分工起關鍵作用

這壹切都反復說明了，在高度組織的政經壹體化公有製生產裏，占統治地位的支配力量，乃是政權的力量。常識告訴人們，權力不僅需要壹定的機構來體現，而且必定要由壹定的人來執行和掌握。權力性質愈是取決於思想政治路線，參與製定路線，執行路線的人的因素，也就愈加顯得重要。因此，誰掌權，怎樣由誰來掌權，誰怎樣子掌權，決定性地影響著社會生產的方向、性質和效率，權力分工成了高度組織起來的政經壹體化公有製社會生產過程的關鍵所在。"路線是根本、領導關鍵"完全具有豐富內容的深刻的經驗之談。立於馬克思主義革命路線立場的權力分工，壹定將使整個生產充滿革命的活力，沿著社會主義道路，高速度奔向共產主義，立於修正主義的反革命路線立場的權力分工，也必將使整個生產充滿反革命的恐怖和日益深重的惰力，通過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道路，落入修正主義的火坑。分工的正確與否，不但取決於分工的路線立場正確與否，而且取決於分工的方法途徑是否正確。是依靠創造歷史的勞動人民大眾自己選擇領導，還是將領導強加給他們？這就是在起關鍵作用的權力分工上的核心問題。
第五章 權力被少數人強製性固定化壟斷



壹、 領導權固定化壟斷的起源

"特別強調所有製問題，把它作為運動的基本問題，不管這個問題當時的發展程度怎樣。，（《馬克思選集》第壹卷285頁）──這就是共產黨人要把傳統的私有製改造成公有製的戰鬥宣言。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完成以後，仍然只有共產黨才能推行社會主義革命。並且，當時執政的，也毫無疑問是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勝利的共產黨。共產黨之所以能執政，是由於社會主義壹定要代替資本主義這樣壹種歷史必然性。共產黨正是順應了、掌握了這個必然性，經過長期的艱苦奮鬥，流血犧牲，喚起了人民群眾的覺醒，代表了人民的利益和願望，因而贏得了人民信任、愛戴和擁護，團結和動員了人民的力量，領導人民推翻了反動政權。共產黨掌握政權，不是壹般的改朝換代的事情，而是改變社會性質，改變社會製度，改變歷史發展方向的偉大革命。這種性質的革命，不僅面對著舊的統治階級的反抗，而且面對著傳統的所有製關系和傳統的所有製觀念及整個社會習慣勢力的抵抗。尤其是當全世界社會主義革命取得政權的趨勢還未達到高潮，社會主義革命奪取政權的鬥爭只在世界局部地區發生的時候，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共產黨不能不依靠暴力奪取政權，共產黨發動人民大眾，以革命暴力粉碎了反動暴力，推翻了剝削者，剝奪了剝奪者，是"槍桿子裏面出政權。"實踐證明，在那個時候，共產黨要取得政權，舍此沒有別的道路，同樣也證明"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共產黨是隨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完成，也初步完成了對權力的固定化壟斷。

二、 在社會主義革命第壹階段曾經是生產力發展的形式

共產黨在奪取政權進行土改以後，首先面臨的歷史任務，就是要把生產資料私有製改造成公有製。這就是說，新民主主義革命轉變成了社會主義革命。我們把對經濟基礎的公有製改造，稱為社會主義革命的第壹階段。在這個階段，共產黨動員人民、組織人民、領導人民完成了對生產資料進行公有製改造的任務。共產黨在完成這個任務的過程中，也就全面完成了從組織上對國家各級權力的固定化壟斷。這同樣是歷史發展的必然，是無可非議的進步行動。在這個時候，如果沒有共產黨從組織上對權力的固定化壟斷，要想取得對生產資料實行公有製改造的勝利，是不可能的。在這個時候，壹方面，新社會承受著巨大的政治和經濟的壓力。面對國際資本的包圍，面對帝國主義和反動派侵略和顛覆的危險，面對被推翻了的剝削階級的垂死掙紮和瘋狂反抗，尤其是面對著壹個十分向往資本主義、本能趨向於資本主義的小生產的汪洋大海，執政的共產黨不能［頁４５］不依靠專政的鐵腕，以暴力為依托，實行所謂「獨裁」。另壹方面，剛執政的共產黨正處於極富青春活力，朝氣蓬勃的上升時期，剛開拓了掌握政權、實現理想的光明前景，還未受到權力地位的致命腐蝕和分化。在這個時候，對生產資料的公有製改造才剛剛開始或基本完成，公有製的基礎還不鞏固，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復辟企圖正每時每刻、通過具有深廣的社會基礎的小生產勢力變為現實。顯然，在這種情況下，無產階級專政還不能夠通過十分之九的居民享有民主來實現，而只有通過共產黨及其所掌握的政權來體現。同時，處於資本高度集中、競爭空前激烈的國際經濟結構中，要對付帝國主義的經濟挑戰，要對付國際資本的包圍，社會主義的原則、國家的處境，都［頁４６］要求必須以進步的集中反對反動的集中，以革命的壟斷反對反革命的壟斷。由於這壹切原因，共產黨完成了對權力的固定化壟斷，並通過這壹點，壟斷了整個社會生產的管理權和整個社會財富的支配權。這是完全適合生產力的發展，完全適合生產關系的社會主義革命的需要的。這種固定化壟斷本身，是對經濟基礎實行社會主義革命的根本保證，是新的生產關系的表現。因而它大大地推動了生產的發展，大大地解放了社會生產力。這就是我國在公有製改造前後，生產迅猛發展、人民生活普遍提高的原因所在。在這個時候，盡管固定化壟斷政權的共產黨人畢竟不是少數人，但是他們完全代表了大多數人民的利益，反映了大多數人民的願望，滿足了大多數人民的要求。他們的的［４７］確確是以自己的模範行動，在全心全意地為人民謀利益。他們得到了大多數人的真心實意的愛戴、支持和擁護。因此，這種少數人固定化壟斷權力的狀況，在這個時候［以上五字下面有著重號］，在社會主義革命的第壹階段，是社會變革的必然的合理的需要，雖以暴力為依托，但不算強製性迫使社會接受的東西，是生產力發展的形式，而不是生產力的桎梏。

三、落入了特效腐蝕劑中

　　但是，這種少數人固定化壟斷權力，其實從壹開始就落入了壹種特效腐蝕劑中。

權力本來就對當權者具有極大的腐蝕性。就權力的起源來講，如上茲述，是社會勞動過程的壹種需要，不過是執行管理社會公共事務的職能。但是，當權力在行使這種職能的時候［頁４８］，也就具有了剝削社會勞動過程的可能。權力除了必然賦予當權者以特殊利益以外，還同時賦予了當權者謀取這種特殊利益的極為方便的條件。恩格斯說得好「社會生產著它所不能缺少的某些共同職能。被指定去執行這種職能的人，就形成社會內部［以上四字下面有著重號］分工的壹個新部門。這樣，他們就獲得了也和授權給他們的人相對立的特殊利益，他們在對這些人的關系上成為獨立的人。」有著權力「壹經獲得便逐漸向前發展了的相對獨立性。」（《馬恩書簡》單行本，第６８頁）這種所謂獨立性，就是當權者在行使管理職權中，有著擺脫廣大生產者監督而享有特權的現實性。只要人們為了自己的生存必須花費很多時間從事生產勞動，因而沒有多余的時間來從事社會公共事務的時候，就「必須有壹個脫離實際［頁４９］勞動的特殊階級來從事這些事務，而且這個階級為了它自己的利益，永遠不會錯過機會把愈來愈沈重的勞動負擔加到勞動群眾的肩上。」（《馬恩選集》第三卷２２１頁）「統治階級壹旦掌握政權就犧牲勞動階級來鞏固自己的統治，並把對社會的領導變成了對群眾的剝削。」（《馬恩選集》第三卷３２１頁）－－這就是迄今為止壹切權力機關所共有的屬性。使權力成為必要的那些缺點，同時也就是使權力的濫用成為必然的那些缺點。權力的需要產生了權力的危害。管理社會公共事務的權力會變成壓迫和剝削社會公共成員即大多數勞動群眾的特權。權力壹般有向特權膨脹的必然趨勢。

顯然，在對生產資料進行了公有製改造以後的社會，不僅沒有消除權力壹般向特權膨脹［頁５０］的必然趨勢，反而是增大了這壹趨勢。政經壹體高度組織化的公有製社

會生產，賦予了當權者以特殊的地位，使當權者獲得了比以往任何壹個時代的當權者更為特殊的特殊利益。少數人強製性固定化壟斷權力，則更使這種特殊地位、特殊利益得到了加強，從而變得更加特殊。而這些就正是推動壹般權力向特權膨脹的巨大的物質力量。或者說，公有製社會勞動過程所必要的集權職能，之所以向能夠大量占有無償勞動、剝削社會勞動過程的特權轉化，就實質來講，正是叉路口社會主義社會生產方式本身的特點（在高度組織的政經壹體化的公有製社會生產裏，權力被少數人強製性固定化壟斷）決定的；而就形式來說，則是通過任命製、等級製、國家機關自治化和對黨的神化來［頁５１］完成的。

　　這種實質和形式的壹致，實在是達到了驚人的程度。其結果，就是造成了權力的巨大的、特殊的腐蝕性。這是以往壹切權力的腐蝕性都望塵莫及的。如果說，以往的權力其腐蝕性就是酸性劑的話，那麽在高度組織的政經壹體化公有製社會生產中，少數人所強製性固定化壟斷的權力，其腐蝕性就完全等於特效腐蝕劑－－就算是強酸劑　Ｈ２ＳＯ２吧［以上兩個「２」均為右下腳小號腳註］。

　　很明顯，對權力進行強製性固定化壟斷的人，是跳到特效腐蝕劑Ｈ２ＳＯ４中了！！

四、任命製

　　任命製歷來就是奴隸主階級專製、地主階級專製、資產階級專製用以維持其官僚軍事機器的「通靈寶玉」。壹方面是「當權的官員若［頁５２］不安置壹群宵小，並把壹部分權力分給他們，就不可能篡奪非法的權力」（盧梭《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頁１４２），另壹方面，企圖升官發財的鉆營利祿者「他們同意戴上枷鎖為的是反轉來能把枷鎖套在別人身上」（同上，頁１９４）。誠然，在社會變革的初起階段，在新興力量尚未取得統治和尚未鞏固統治的時候，任命製曾起過壹定的積極作用。但是隨著統治權的取得和鞏固，由於矛盾的轉化，由於權力的腐蝕性，總的趨勢是無疑問的：任命製總是有利於剝削者壓迫者結黨營私、藏垢納汙、搞專製恐怖的。因此，連資產階級中的民主共和派，都早就不齒於使用任命製了。在英國，在法國，在德國，在日本，在加拿大，在澳大利亞，尤其是在美國，除了在歷史博物館裏可以看見任命製的樣本外［頁５３］，只有在糞坑裏才能找到任命製。當然，在這些國家裏，某些職務的人選還是任命的。但是，這種任命已經不成其為製度了，這種任命不過是在普選製議會製之下的壹種間接選舉方式罷了。

　　毛主席指出：「我們的權力是誰給的？是工人階級給的，是貧下中農給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廣大勞動群眾給的。」（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１６日《人民日報》）

而任命製恰恰起到了抹煞這壹點的作用，把權力的給予當作上級領導栽培恩典感激涕零。那些希圖高官厚祿的人，削尖了腦袋，搖著尾巴，變盡法子，拼命討「領導」的歡心。無原則地服從、順從，卑鄙無恥地諛從，為的就是有朝壹日的受任命、得提拔。高級官僚們往往為了保護自己的既得利益，所關心的是［頁５４］維持住到手的榮華富貴，保持住舊質的穩定性。政治上的守舊路線，反動路線，導致了用人路線上的守舊路線，反動路線－－不是講裙帶關系任人唯親，就是專門網羅走狗奴才：「是當塗者之徒屬，非愚而不知患者，必汙而不避奸者也。」（《韓非子選》４２頁）從而導致了當權階層日益腐朽，日益無能，日益沒落，日益反動。

　　在權力被少數人強製性固定化壟斷的生產關系下，任命製造成了當權者只為他的烏紗帽和提拔他的上司負責，不為他所領導下的人民群眾負責。

　　任命製加劇了政權的保守性和反動性；

　　任命製強化了專橫拔扈掉官僚統治；

任命製培育了無恥透頂的奴隸主義，終將使政治風尚墜落敗壞到極其卑鄙骯臟的地步；［頁５５］

　　任命製蘩衍滋生了政權體系內的宗派主義並導致了宗派主義戰爭；……

　　歸結為壹點：權力被少數人強製性固定化壟斷之下的任命製，將勞動者、人民大眾的主權剝奪殆盡！

　　因此，可以斷言：

　　任命製是阻擋繼續革命的堤壩！

　　任命製是束縛人民民主手腳的鎖鏈！

　　任命製是把無產階級專政變為官僚壟斷特權階級修正主義社會法西斯專政、把社會主義公有製逐漸變為官僚壟斷特權階級所有製的政治門徑！

　　有人說，蘇修不是也進行選舉嗎？請問那是怎樣的壹種「選舉」呢？首先，候選人就是「領導」內定的。而「領導」內定的候選人，實質上就是「領導」所要任命的「接班人」。妳選誰［頁５６］？蘇修的所謂選舉，純粹是騙人的把戲！所謂「選舉會議」不過是架表決機器，所謂「選舉過程」無非是演場木偶戲：操縱者要木偶舉右手，木偶難道能夠舉左手？這種選舉，對於權力本身來說，是自我欣賞，對於當權者來說，等於玩場權術遊戲，目的不過在於「使這個政權得到壹個偽造的民意批準。」（《馬恩列斯論巴黎公社》第１２６頁）對於人民來說，則地地道道是受欺騙、受玩弄、受蹂躪、受殘踏、受侮辱！選舉權被選舉權不堪忍受地被剝奪！

五、等級製

　　如果說，任命製就是維系官僚軍事機器的法寶的話，那麽，等級製就是官僚軍事機器的標誌。「在過去的各個歷史時代，我們幾乎到處都可以看到社會完全劃分為各個不同的等［頁５７］級，看到由各種社會地位構成的多級的階梯。」（《馬恩選集》第壹卷２５１頁）等級製夥同任命製，將國家政權委托給以攻為守深中官僚主義毒素，從官僚主義階梯上爬起來的「受過訓練的特殊階層，即國家寄生蟲，高俸厚祿的阿諛之徒，閑職大員等高位權貴們。」歷來的壓迫者和剝削者，都是依靠等級製對社會實行金字塔式的統治。等級製又推崇資格論、臺階，看門閥、分地位、排輩份、敘長幼。等級製非常適合反動統治階級因循守舊的胃口，非常適合反動統治階級奴化人民的需要。等級製唯陳舊老朽蠢物的馬首是瞻，人的革新創造性遭到扼殺，風華正茂氣飽力壯敏銳靈活的青春活力竟然成了人的弱點！時代變化了，形勢變化了，但等級製不允許領導者有變化，等級製［頁５８］慣於用上壹個時代的人治理這壹個時代的人，用前壹個時期的人統治後壹個時期。等級製使統治者高踞於人民的頭上，以至人民要仰起頭來才看得到統治者的腳跟！

　　叉路口社會主義社會，不是消除了這種把人分成高低貴賤極不平等的等級製度，而是人為地更加強化了完善了這種等級製度，比資產階級社會更甚壹層地僵化了這種等級製度。在叉路口社會主義社會裏的等級，不是等級壹般，而是等級森嚴！不但在政治上把人分成等級，比如僅行政幹部的級別就有二十多級；而且在經濟上分等級，單工人這壹級之內就又分成八級；不但在工資上分等級，而且在貨幣的票面價值上也分等級，同樣壹餐飯，勞動人民可能二十元錢吃不下來，但有的人卻可以用壹［頁５９］張報銷單壹筆勾銷或付兩毛錢了事。同樣壹斤肉，壹個是國家牌價，壹個是黑市牌價……妳想想看！連貨幣的票面價值往往都因人的社會地位存在著這樣大的等級差別！這還罷了，尤其難於令人容忍的是，甚至在知識上，在新聞上，在文化生活、精神生活上也分等級！某本書、某個文件、某部電影、某條消息……只能發到某個級別，只能傳達到某個級別，只能給某個級別的人觀看、傳閱，只能讓某個級別的人知道、掌握……等等，等等！怪不得在這樣的等級製下，人們爭名於朝，爭利於市，唯利是圖，唯權是爭。在政經壹體高度組織化的公有製社會生產中，使用等級製鞏固少數人固定化壟斷權力的生產關系，等於重新變相恢復私有製，等於明明白白地重新劃分階級！［頁６０］

　　等級製下的領導藝術，不需要創造力，只需要簡單機械傳遞的低能。等級製要奴才不要人才。領導要的是不學無術、毫無工作熱情和革命幹勁的混蟲。但是他卻能以傳達「機密」到他那壹級的文件，以傳播和人民隔絕的上層統治集團的消息講話來炫耀他「很有水平」，他把下級召集來聽他指手劃腳口沫橫飛的「報告」，無非是把上級吐在他口裏的唾沫重新吐出來，到底有哪壹句是屬於他自己有所創見的閃爍著活的思想火花的話呢？他沒有，也不能！要不就是無償地掠奪他人的勞動，將秘書或僚屬所寫的稿子拿來呆頭呆腦或裝腔作勢地念壹念。等級製不需要德才具備的人從事政治，人才橫遭摧殘和壓製。

　　等級製孵化官僚主義者階級；［頁６１］

　　等級製加速了當權者的腐化墮落，蛻化變質；

　　等級製加深了當權者和人民大眾的隔閡和對立；

　　壹句話，等級製將勞動人民置於金字塔的最底層，使勞動人民只能承受被剝削被壓迫被愚弄的份；

　　因此，可以說，等級製是促使官僚政治日益昏潰腐敗的催化劑；

　　等級製是壓在人民民主頭上的頑石；

　　等級製是把無產階級專政變為官僚壟斷特權階級修正主義社會法西斯專政，把社會主義公有製變為官僚壟斷特權階級所有製的政治支柱！

六、國家機關自治化

［頁６２］

　　在任命製和等級製的協同下，國家機關完全得以自治化。所謂國家機關自治化，就是人民無權、無法、無力監督當權者，當權者完全能夠根據自己的利益、按照自己的意誌和願望，而不是根據人民的利益按照人民的意誌和願望，去發號施令。所謂國家機關自治化，也就是當權者能夠有效地剝奪和壓製了人民的主權。國家機關自治化，為當權者對批評他們的人執行打擊報復，橫加迫害提供了物質力量和組織手段。對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勞動人民既不能選舉，也不能撤換，對國家機關的施政狀況，勞動人民無權與聞。比如對生產計劃的製定、生產指標的規定，生產成本的核算，生產過程中貨幣流通的收支狀況，尤其是對生產利潤的使用，產品的分配……等等，這些與［頁６３］生產有最直接關系的問題，生產者大眾根本就沒有權力參與討論、製定、規劃、核算、審查，更談不上參與支配了。相反，國家機關想怎樣處理妳生產出來的產品，就怎樣處理這些產品，反正妳生產者不用管，就是妳想管，也管不了，管不著。馬克思指出：「資本關系以勞動者和勞動實現條件的所有權之間的分離為前提。」「創造資本關系的過程，只能是勞動者和他的勞動條件的所有權分離的過程。這個過程壹方面使社會的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轉化為資本，另壹方面使直接生產者轉化為雇傭工人。因此，所謂原始積累只不過是生產者和生產資料分離的歷史過程。」（《資本論》第壹卷７８２－３頁）顯然，在高度組織政經壹體化的公有製社會生產裏，少數人強製性固定化壟斷權力實行國家機關［頁６４］自治化的過程，就是官僚壟斷特權階級修正主義所有製的新的資本的原始積累過程，即特權資本的原始積累過程。如果說，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是生出貨幣的貨幣的話，那麽，在叉路口社會主義社會裏，貨幣資本則轉化成了特權資本。貨幣資本的原始積累，使生產者在和生產資料分離的同時，變成了自由勞動者。而特權資本的原始積累，則是使勞動者在和他的勞動條件的所有權分離的過程中，變成了生產資料，變成了直接屬於生產資料之列的「會說話的工具」。這樣，國家機關自治化就使「國家政權，為了追求自己特殊的利益，從社會的公仆變成了社會的主人。」（見馬恩列斯《論巴黎公社》第１３頁）國家機關自治化的要害就在這裏，使為人民服務的國家機關，變成了高踞於人民之上的［頁６５］官僚軍事統治機器，使官僚主義者階級完全有可能狂吞濫占人民財富，狂飲濫吸人民膏血。

因此，可以說：

　　國家機關自治化是使社會主義經濟徒有其名的蠹蟲們的藏身之所！

　　國家機關自治化是箍在人民民主身上帝緊身衣！

　　國家機關自治化是把無產階級專政變為官僚壟斷特權階級修正主義社會法西斯專政，把社會主義公有製變為官僚壟斷特權季節所有製的政治壁壘！

七、神話黨

　　使上述任命製、等級製、國家機關自治化得以惡性發展的，是對黨的神話。所謂神話黨，就是要人民象佛教徒膜拜如來佛觀音大士［頁６６］那樣來膜拜黨，就是要人民象基督教徒敬禮上帝那樣來敬禮黨。首先將黨的領袖偶像化，菩薩化，然後進壹步將黨的各級組織，甚至將個別黨員都壹概偶像化，菩薩化。「反對黨員就是反黨」「反對工作組就是反黨」「反對支部就是反黨」「反對黨委就是反黨」「我是黨派來的，反對我就是反黨」「對黨的領袖人物言及批評的，就是反黨、反革命、反社會主義」！如此等等。所謂神話黨，就是決不允許人民對黨的看法、主張和做法持有異議，更不允許持相反的態度；在黨的面前，只能規規矩矩，老老實實，感恩戴德，俯首聽命，倘有不敬，立即取締，輕則坐牢，重則殺頭，而且坐牢殺頭還不算，還要株連九族，影響後代，累及朋友，十惡不赦萬劫不復！［頁６７］

　　但是，黨絕對不是由理想王國中的上帝和極樂世界裏的如來佛組成的，而是由現實生活中要穿衣、要吃飯、會活動、會變化的人組成的。現實生活中的人是階級的人。而人的階級性是由他本身所處的經濟地位決定並會隨他的經濟地位的變化而變化的，決不是什麽從娘胎裏帶來就壹成不變的東西。人在衣不蔽體、食不果腹、生存不保的情況下，確實會是最革命的，但在身暖腹飽環境不壞的情況下，壹般來說，革命性往往跟前者就不盡相同，而在身享尊榮、掌握特權……的情況下，壹般來說，就會更加不同了。

　　可是，對黨的神話，卻不允許人們對客觀事物的發展變化持較為客觀的態度，神話黨在不允許人民客觀地看待黨的同時，也就是不允［頁６８］許黨清醒地正視自身的客觀狀況。

　　其實，這種神話，並不是什麽新東西，歷史上早已有之。請聽盧梭是怎麽說的。他指出，這是「那些在歷史上屢見不鮮的表面上尊奉聖教，實際上卻極為殘酷的人們的可怕的信條，這些人往往借口維護所謂上帝的權利，其實就是維護他們自己的利益，希望自己的血永遠受到尊重，而對人類的血則毫無吝惜。」

　　因此，對黨的神化無非就是在重復僧侶和教會用天國的永遠幸福為幌子巧妙地剝奪人們現實幸福的舊把戲。對黨的神話就是用徹底的反馬克思主義的態度去將馬克思主義變為新型的僵死的宗教教義，就是要將充滿革命精神的黨變成壹個新的極端殘酷和腐朽的僧侶集團。

因此，神話黨就是用天才論和形而上學的［頁６９］毒汁毒害黨、瓦解黨，從而使革命的共產黨變成為奴隸總管黨、官僚老爺黨、老虎屁股黨、修正主義法西斯惡霸騙子反革命的「共產黨」，加速黨的革命性在任命製、等級製和國家機關自治化的腐蝕下瀕於毀滅。

　　因此，可以說，

　　神話黨是使黨變修國變色的橋梁；神話黨是纏住人民民主思想的毒蛇！

　　神話黨是把無產階級專政變為官僚壟斷特權階級修正主義社會法西斯專政，把社會主義公有製變為官僚壟斷特權階級所有製的政治基礎！

　　－－所有這壹切，就構成了處於叉路口的社會主義社會被少數人所強製性固定化壟斷權力的極其巨大、極其特殊的腐蝕性。毫無疑問［頁７０］，這種特效腐蝕劑的腐蝕對象，就是那已經跳進這種腐蝕劑中，喜歡遊「壹元化自由式」的集政治經濟大權於壹身的少數人－－執政的共產黨。

八、在社會主義革命的第二階段成了生產力的桎梏

　　「任何領域的發展不可能不否定自己從前的存在形式。」（《馬恩選集》第壹卷１６９頁）辯證法的威力無處不在發揮作用，辯證法膽敢把神聖事物置於永不停頓的發展、流動過程之中，辯證法竟然膽大到這種程度：「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終的、絕對的、神聖的東西；它指出所有壹切事物的暫時性。在它面前，除了發生和消滅，無止境地由低級上升到高級的不斷的過程，什麽都不存在。」（《馬恩選集》第四卷２１３頁）因此，在公［頁７１］有製社會生產中，通過任命製、等級製、國家機關自治化合對黨的神話而完成的權力被少數人強製性固定化壟斷，是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任憑這種上層建築統治下去，社會主義革命就必定半途而廢。因為這種上層建築必將對公有製經濟基礎發生惡性反作用，改變公有製經濟的性質。於是，社會主義革命的第二階段來到了。在這個階段，曾經是生產力發展形式的權力被少數人固定化壟斷，轉變成了生產力的桎梏，成了束縛社會變革的反動的上層建築，由社會變革的合理需要，變成了阻擋社會革命的垃圾堆攔路虎。這種轉變，完全是合乎規律的轉化，同樣是發展的必然。

　　「事實擺在那裏，駁不倒也辯不掉。」（《馬恩選集》第四卷２５６頁）對權力被少數人強製性固定化壟［頁７２］斷在社會主義革命第二階段成了生產力的桎梏這壹點，我們將在以下章節中進壹步加以證明。
第六章 官僚壟斷特權階級的掘起



壹、共產黨的變化

１、吸毒者

　　如上所述，共產黨的地位變了。共產黨由昔日的國家的造反者，變成了今日國家的統治者，因而使自己從被政權迫害的對象、鎮壓的對象，變成了受政權保護的對象、腐蝕的對象。在對生產資料實行了公有製改造以後的社會裏，即在處於叉路口的社會主義社會裏，高度組織的政經壹體化的公有製社會生產和權力被［頁７３］少數人強製性固定化壟斷的生產方式，使執政的共產黨既擁有主宰整個社會的巨大權力，也面臨被整個社會新舊邪惡勢力聯合起來內外進攻和腐化的危險。共產黨因為固定化壟斷權力的特殊地位、特殊利益和既得地位和既得利益，而使自己泡在了任命製、等級製、國家機關自治化以及對黨的神話混合而成的特效腐蝕劑中。這種情況勢必使處於這種地位、享受此種利益的「恐怕相當大壹個多數」的人「在糖彈面前要打敗仗。」而嚴重的問題是，糖彈與其說來自於敵人的陣線，毋寧說主要來自於自己的營壘，與其說來自於別人的贈予，毋寧說來自於自己的需要。此種地位的變化，埋伏著使壹個窮苦而精悍的小夥子變成壹個雖擁有巨資而鴉片煙癮日漸深入膏肓的人的危險。［頁７４］

２、敲門磚

　　入黨做官的毒霧包圍著黨。在高度組織的政經壹體化的公有製社會生產和權力被少數人強製性固定化壟斷的生產方式支配下，資本已經失去了獨立存在的條件，它只有依附強權、通過特權才能增殖。或者說，資本的形態已經由貨幣資本轉化為特權資本。在私有製社會裏，資本就是能夠生出更多貨幣來的貨幣，而在公有製社會裏，資本卻成了不要壹文錢就能夠索取到很多貨幣的特權。在政經壹體高度組織化的公有製社會生產中，壟斷政權就能壟斷壹切的狀況，使社會上所有企圖吸血的臭蟲都想方設法要混進黨內來。因為權力是共產黨固定化壟斷著的，不是黨員就不能當官，不能掌權。這些品質惡劣、手段卑鄙、貪圖祿位、壹心想吸血的投［頁７５］機分子，把入黨當做了做官求榮、升官發財的敲門磚。他們高唱著對黨的贊歌，高舉著擁護黨的雙手，投和著當地黨組織領導的胃口，披上種種的合色外衣，大批地湧入了共產黨內。以至列寧曾經十分憤怒地斷然說過：「我們應當說：現在，當黨取得勝利的時候，我們不需要新黨員。我們非常清楚，在日益瓦解的資本主義社會中，壹定會有許多壞分子要混到黨內來。」（《列寧全集》第３０卷１６１頁）當冒著生命危險為真理為光明而戰的艱難困苦的革命已經成為過去，新的情況是以鞏固的地位長期穩定地執政的時候，黨遭到入黨做官毒霧的包圍，原是不奇怪的。「野心家和其他危害分子乘機混到執政黨裏來，這也是完全不可避免的。」（見《列寧全集》第２９卷３９３頁）成問題的是，「物以類聚，人以［頁７６］群分」「那些只想從執政黨黨員的地位『撈到』好處而不願肩負為共產主義忘我工作的重任的人」（《列寧選集》第四卷７６頁）入黨後，又反過來按自己的誌趣物色和發展「新同誌」入黨。拉出去，打進來，已經是阻止不了的了！而那些「真正開明的、能夠保證絲毫不信空言、絲毫不昧良心說話的分子」（列寧：《壹九二三年論文學》莫斯科外文出版社版３３頁）即真正願為共產主義忘我工作的先進分子卻往往被排斥在黨的大門之外。這種狀況，卻有使執政黨成為藏垢納汙、集汙穢於壹身，由量變引起質變的危險。

３、癌細胞

　　走資派－－走修正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出現。事實上，上述來源於內外兩方面相互作用的危險早已不是「可能發生」的，而是「現實［頁７７］存在」的事實了。共產黨內出現了壹個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壹事，就是證明。其實，所謂走資派走的並不是資本主義道路，而是走的修正主義道路。只要看壹看他們不準農民開墾小片生荒，不準工人私自生產計劃指標以外的產品，只要看壹看他們如何「苦大仇深」地組織和發動群眾鬥爭資本家子女和地富子女、孫子女的情況，尤其是只要看壹看他們壓迫人、剝削人、謀取私利、化公為私、貪汙腐化、盜竊行賄、投機倒把的新手段，乃是靠特權、吃特權、和特權命相連，就知道他們不是走的資本主義道路，而是走的地地道道的修正主義道路。他們不是要把公有製社會生產拉回以生產資料私人占有為標誌的資本主義社會去，恰恰相反，他們是力圖通過政經壹體化進壹步把生產高度組織，［頁７８］高度集中起來而領導權永遠霸占在他們手中並世襲給他們的後代，把社會引向修正主義社會。這個走修正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從壹開始就以前所未有的貪婪性和虛偽性而表現出官僚壟斷特權階級的壹切固有的特征。他們自從嘗過人肉之後，就不願意再吃別的東西了。這個派別的出現和共產黨的上述兩個變化相互作用、相輔相成，使這個派別數量發展的總趨勢不是減少而是每日每時都在有新的增多。這種情況已經嚴重地瓦解著執政的共產黨的戰鬥力和嚴重地改變著革命的共產黨的政治素質。這是壹個隱藏在執政的共產黨體內，代表著反動的生產關系，有朝壹日要使其發生質變成為修正主義法西斯黨的「癌細胞」。

二、勞動者的變化
［頁７９］

１、要當家作主

　　生產資料公有製的確立，給勞動者帶來的第壹個變化，就是使勞動者在從生產資料私有製的奴役下初步解放出來的同時，也從傳統的剝削階級的奴化意識中初步獲得了解放。從前，無產階級勞動者除了自身的勞動力以外，壹無所有。勞動者沒有生產資料，就沒有勞動對象。而沒有勞動對象，勞動者除了挨凍受餓以外，不可能生產出任何物質產品來，正如馬克思所引敘的威廉•配第的話：「勞動是財富之父，土地是財富之母。」（《資本論》第壹卷５７頁）這種情況，迫使勞動者出賣自己的勞動力，受雇於掌握著生產資料所有權的資本家和地主。可見，勞動者受資本家和地主的壓迫和剝削，首先是由於勞動者遭受到了生產資料私有製的奴［頁８０］役。而現在，處於叉路口的社會主義社會，卻已將生產資料私有製變成了公有製。作為公有製的兩種表現形式，即全民所有製和集體所有製，已經成為了整個國家經濟結構的基本形式。這樣，勞動者就從生產資料私有製的奴役下解放了出來。和這個解放相應的，是勞動者愈來愈普遍地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理論和共產主義理想。千百年來剝削階級集團在勞動者頭腦中的奴化意識，第壹次被打破。生產資料所有製的大改變，以及伴隨這壹改變過程的急風暴雨的政治運動，土改，合作化，持續不斷的社會主義教育，四清，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等等，使勞動者愈來愈認識到他們在整個國民經濟結構中所處的當然主人翁的地位，愈來愈明白他們在整個人類歷史［頁８１］上所處的地位和所擔負的責任。《國際歌》所表達的思想「是誰創造了人類世界？是我們勞動群眾。壹切歸勞動者所有，哪能容得寄生蟲！」愈是深入勞動者的心靈，他們對救世主、對神仙皇帝的迷信就愈是破滅，他們的主體意識就愈是得到確立；因而他們就愈是不安於他們對生產的組織和管理無權過問的地位，而發出了直接參加管理的要求；他們就愈是不安於他們只有被分工的份而要求參與分工；他們就愈是不滿足於權力被少數人強製性固定化壟斷這種生產關系而要求改變這種生產關系！勞動者要當家作主，要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２、矛盾混合物

　　勞動力從商品性質轉化為壹身兼具主體、商品、無條件絕對服從物性質的矛盾混合物－－［頁８２］這就是勞動者的第二個變化。從前，勞動者將自己的勞動力作為商品出賣給資本家以換取工資維持生活。在那個時候，勞動者在將自己的勞動力作為商品出賣這壹點上，在實踐上是這麽做的，在思想意識上也是這樣認為的，不矛盾。而現在，公有製的基礎，在理論上，在黨所不斷宣傳的社會主義教育中，首先就否定了勞動力的商品性質，力圖使勞動者明白使用勞動力參加社會生產，不是為他人幹活，而是為自己而幹活，要勞動者在思想上明確主人翁的責任和義務。但是，勞動者主體意識的確立，並不等於勞動者主體地位的真正實現和鞏固。盡管在宣傳上，在法律上不存在什麽雇傭勞動，可是，公有製本身的國家資本主義屬性發生作用，勞動力卻還依然具有商品的性質。工資［頁８３］製度就是勞動力作為商品的表現：工人不上班就沒有工資。尤其重要的壹點是勞動者在生產組織中的地位。從前，勞動者是在組織性較為松散的社會裏生活，勞動者出賣勞動力的場所和居住地點，多少有壹定的自選余地，勞動力作為自由勞動出現，勞動力的所有權在勞動者，因而在那時勞動者「是自由勞動者」（《資本論》第壹卷７８２頁）。而現在，勞動者是在政治經濟壹體高度組織化的公有製社會裏生活，勞動力已經不是作為自由勞動者，而是在組織中的勞動者。勞動力的所有權已經不屬於勞動者本人，而屬於政經壹體化起來的組織，屬於社會。勞動者已經失去了獨立性和自由性。勞動者在什麽地方使用勞動力，是由「組織」決定的。作為壹般勞動者的分工，妳得服從「組織」的安排［頁８４］，決不可能憑妳今天想在這個地方就在這個地方，明天想到那個部門就到那個部門。沒有「組織」的分工，不經過「組織」的安排和允許，妳就休想變換工作和遷徒居住地點。妳生產什麽，到什麽地方去生產，在什麽時間內進行生產，等等，無不服從握有權力體現著「組織」的上級領導的支配。可見，勞動者在生產組織中是處於無條件絕對服從的地位。勞動者在生產組織中的這種地位，與其在思想上的主體意識和在分配上的商品性質，是矛盾的。勞動者陷入了壹身兼具主體、商品和無條件絕對服從物的矛盾之中。這樣，處於叉路口的社會主義社會生產方式的基本矛盾作用於勞動者，使勞動的二重性不僅表現為使用價值和價值，而且表現為自主的勞動和被迫的勞動，勞動者成了矛［頁８５］盾混合物。這壹點，正是叉路口社會主義社會所發生的全部問題的秘密所在，或者，如馬克思所說：「事實上的壹切［以上二字下面有著重號］了解全在這上面」（《馬恩通信集》第三卷４６５頁），「在事實上，這就是批評地理解問題的全部秘密。」（《馬恩通信集》第四卷第７頁）

３、在奴化勞動中日益消沈

　　勞動者本人不能隨便選擇場所使用勞動力的狀況，更使勞動者產生了壹種要發揮主人翁精神，幹預指定給自己勞動場所和生活環境的公共事務的要求。這種要求壹方面因為勞動者力圖尋找發揮自己思想意識上已形成了的主人翁精神的出路，另壹方面因為社會分工的固定化，使這種指定給勞動者的勞動場所和生活環境，與勞動者壹輩子乃至子孫後代的利益都發生了緊密的、直接的關系。但是，實踐證明，［頁８６］在少數人強製性固定化壟斷權力的生產關系，在任命製、等級製、國家機關自治化和對黨的神話的情況下，這種幹預不但往往是徒勞的，而且往往要給幹預者本身帶來禍患，飽嘗權勢迫害的苦頭。勞動者無不自覺不自覺地感受到了極大的矛盾和不幸。消極的教訓必然冒了出來：各自隨大流混混過，如今越少管事越好，什麽當家作主，什麽創造性勞動，與我們毫無權力的勞動者，簡直隔得太遠太遠了！勞動者在現實存在的支配下，在奴化勞動中日益消沈下去。這種變化對整個社會生產的影響，是非常之巨大的。列寧曾經明確指出：「全人類的首要的生產力是工人、勞動者。」（《關於用自由平等的口號欺騙人民》單行本３５頁）任何時代生產力的發展，都首先取決於勞動者的積極性是否充［頁８７］分的解放了出來。當著整個社會的勞動者社會主義積極性普遍受到壓製和摧殘，主人翁精神普遍遭到打擊和扼殺，自主的勞動熱情普遍被泯滅和窒息的時候，社會生產力便受到了嚴重的破壞－－這就是權力被少數人強製性固定化壟斷成了公有製社會生產力桎梏的壹個明證。

三、階級關系的變化

１、境異時遷

　　在社會主義革命的第壹階段，階級關系基本上還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階級關系。這種階級關系，毛主席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這篇歷史文獻中，已經作了非常清楚明白的剖析。毛主席這篇文章，是我們認識整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和社會主義革命第壹階段的階級關系、用以分辨這個時期和階段的真正的［頁８８］敵友的利器。除了毛主席實際運用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方法的正確性以外，這主要是因為，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和社會主義革命第壹階段社會存在的主要問題和革命的基本對象，大體上是壹致的。這個主要問題和基本對象，就是生產資料的私有製。

　　但是，在經過社會主義革命第壹階段，當生產資料私有製變為公有製以後，階級關系是否還是老樣子呢？除了喪心病狂、狼心狗肺企圖混淆視聽的騙子以外，幾乎每個有思維能力的人都會回答：作為基礎的所有製關系已經發生了變化，整個社會生產方式也隨著發生了變化，依附於所有製關系和生產方式的階級關系，當然也不可避免地要發生變化，並且確實是發生了變化。

２、階級關系變化的根子

　　［頁８９］階級是怎樣產生的？馬克思、恩格斯以為，階級首先是「由於分工而分離開來。」（《馬恩選集》第壹卷３８頁）「分工的規律就是階級劃分的基礎。」（《馬恩選集》第三卷３２１頁）

　　不錯，階級劃分是隨著私有製的出現而出現的。但是，私有製又是怎樣產生的呢？原來，私有製的產生最初也是由於分工而引起的。當生產力的發展使原始社會有了剩余產品，當分工去管理這些剩余產品的人在把管理職能變為剝削職能，因而把屬於生產者大眾共有的社會剩余產品竊為己有的時候，私有製出現了。馬克思和恩格斯明確指出：「分工和私有製是兩個同義語，講的是同壹件事情，壹個是就活動而言，另壹個是就活動的產品而言。」（《馬恩選集》第壹卷第３７頁）可見，分工不僅是商品生產存在的條件，而且是私有製產生的前提，因而也就是社會［頁９０］所由分離出階級來的基礎。

　　是的，「問題從分工的觀點來看是最容易理解的。」（《馬恩選集》第四卷４８２頁）從分工的觀點來看，對生產資料進行了公有製改造以後的叉路口社會主義社會，是頗有些與原始共產主義後期的狀況相仿佛的。從分工的觀點來看，社會主義革命第壹階段對生產資料的公有製改造，僅僅不過是「就活動的產品而言」方面改變了私有製，還遠遠未「就活動而言」方面取消了私有製，因為產生私有製的前提即階級分化的前提，在處於叉路口社會主義社會裏依然存在。階級關系的變化，是現有生產方式矛盾運動的必然結果。從分工地觀點看，叉路口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在起關鍵性作用的權力分工上所推行的製度－－權力為少數人強製性固定化壟斷［頁９１］，是壹個嚴重的、致命的弊病。這個弊病就是導致階級關系發生新的兩極分化的根子。

３、關於階級的定義

　　列寧在《偉大的創舉》壹文中，指出：「所謂階級，就是這樣壹些集團，這些集團在歷史上壹定社會生產體系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對生產資料的關系（這種關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規定了的）不同，在社會勞動組織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領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會財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謂階級，就是這樣壹些集團，由於它們在壹定社會經濟結構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其中壹個集團能夠占有另壹個集團的勞動。」（《列寧全集》第２９卷３８２頁）

４、新的階級關系

　　（１）新的階級對立代替了舊的階級對立

［頁９２］

　　高度組織起來的政經壹體化公有製社會生產，把浩如煙海的整個社會上的人，簡化成了兩種人：管理者和生產者。馬克思主義的目的是通過社會主義革命的完成，進壹步使這種簡化同化，打破這兩種人的分界線，從而「達到消滅壹切階級［以上四字下面有著重號］和進入無階級社會［以上五字下面有著重號］」。（《馬恩選集》第四卷第３３２－３頁）

　　但是，少數人強製性固定化壟斷權力這種狀況及與此相應的固定化的社會分工，卻使這種簡化又大為復雜化了。這種復雜化使從資本主義或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滅亡中產生出來的叉路口社會主義社會同樣「並沒有消滅階級對立。它只是用新的階級、新的壓迫條件、新的鬥爭形式代替了舊的。」（《馬恩選集》第壹卷２５１頁）［頁旁有五字註解，意義不清］［頁９３］

　　這種代替主要表現在壓迫和剝削勞動人民的，已經不是從前的地主和資本家，而是穿著共產黨紫衣紅袍的現今當權的官僚主義者階級；壓迫和剝削的方式，已經從資本的雇傭勞動變成了特權的奴化勞動。地主資本家聲名狼籍的剝削已為官僚主義者階級冠冕堂皇的剝削所取代。

　　（２）官僚主義者階級

　　官僚主義者階級的首要標誌，就是將社會主義旗幟下的生產資料公有製，變為社會主義招牌下的官僚壟斷特權階級所有製，特征就是強製性固定化集政治領導和經濟支配大權於壹身，享有所謂「壹元化領導」實則為「壹人化領導」的特權，並且利用這個特權「已經變成或者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官僚。毛主席早在１９６４年［頁９４］關於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壹個批示中，就已十分明確地指出：「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最後必然要被工人階級把他們當作資產階級打倒。」

　　這個官僚主義者階級在公有製社會生產體系中，處在壹個非常特殊的地位上。公有製社會生產在政經壹體高度組織狀態下進行，勞動者也就生活在這種嚴密的組織網中，他們的壹切都得服從組織的分工和支配。而所謂「組織」，實質上就是那麽少數幾個壟斷著權力的人，其當然的主要代表就是「壹人化領導」者。而這些「壹人化領導」者，又是在任命製、等級製、國家機關自治化和對黨的神話這樣的體製上形成對權力的壟斷的。他們充分認識到，他們之所以能掌權，全是上級組織提拔信任的結果［頁９５］。壹般來說，人民無權決定他們的前途，因而他們只在上級面前表示服從，而對在他們職權管轄下的人民則無所顧忌或顧忌甚少。他們愈來愈將公有製社會生產所必要的集權演變成為特權。少數人強製性固定化壟斷權力從而壟斷壹切的生產方式，使恐怕相當大壹個多數的領導權不在馬克思主義者和勞動人民手裏的狀況，越來越在壹切有決定意義的生產部門和壹切決定經濟命脈的地方成為現實。資產階級法權越來越膨脹為官僚主義者階級特權。官僚主義者階級在生產組織中，是特權指揮者、特權管理者、特權支配者。資產階級抓生產，官僚主義者階級也抓生產。官僚主義者階級抓生產的目的與資產階級抓生產的目的沒有什麽兩樣。與其說他們關心生產，毋寧說他們關心對產品的支配［頁９６］，其目的無非是迫使勞動者創造更多的剩余價值，供他們窮奢極欲地揮霍和享受。他們抓生產的路線「無非是搞什麽物質刺激，利潤掛帥，不提倡無產階級政治，搞什麽獎金，等等。」想出合理的規章製度，不斷提高生產定額，大搞管、卡、壓，對人民群眾實行糖衣砒霜和帶血刺刀相結合的殘酷的剝削和壓榨。只許人民群眾「三老四嚴」老老實實，規規矩矩，奴隸般地服從，當牛做馬，不許人民群眾參加管理進行監督。他們專橫跋扈地把為人民服務的職權變為了剝削人民、壓迫人民、統治人民的特權。他們通過任命製等達到強製性固定化壟斷權力，又通過強製性固定化壟斷權力，達到強盜式固定化霸占壹切。他們成了公有製社會生產資料的真正占有者和支配者。他們把權力當做［頁９７］資本，愈來愈強化資產階級法權。他們無償占有他人的勞動，不僅表現在他們的工資等待遇高於壹般勞動者，更重要的是表現在他們利用政經壹體化公有製社會生產對權力的依附關系，仗恃他們手中的特權所進行的榨取。官僚主義者階級愈是剝奪了勞動者對生產過程和對勞動產品的監督權管理權支配權，他們就愈能貪汙、揮霍、盜竊、化公為私、行賄受賄，他們就愈能在無深無淺不計成本的報銷單中鯨吞人民血汗，他們就愈能在「照顧關系」等名目繁多的花樣之下營私舞弊，大發橫財，他們就愈能吃「送上門」。分工使勞動產品「帶有商品的形式」（《馬恩選集》第三卷３０９頁）當權的官僚主義者階級利用手中的特權，或直接攫取，或打著協作的旗號，私相交易，以物易物，以這壹方面的「關系［頁９８］」換取那方面的「關系」，以開這壹個「後門」換開另壹個「後門」，因而使他們可以無不占有，因而使他們集體占有整個社會財富，合夥分贓吸工人農民的血，成為光天化日之下的「秘密」。官僚主義者階級以前所未有的瘋狂性，貪婪地侵吞社會財富，壓榨勞動人民。私有製使地主資本家在消費的時候不能不顧及到自己的「老本」，而所謂「公有製」卻使官僚主義者階級的財產無形地藏身在「國有化」和「集體化」之中。公家倉庫實際上是他們的私倉，國家銀行實質上就是他們的私人錢莊，高等學校不過是他們自己家的私塾，工廠農村壹切企事業單位更是他們發財致富的「資產」。他們在「慷慨地」揮霍這些財產的時候，是根本不計血本的！同時，官僚主義者階級正是利用［頁９９］社會分工的需要，大搞任人唯親，結黨營私，把他們的六親好友，心腹爪牙盡可能安置在工資高、條件好、環境宜人、油水豐厚或所謂「關鍵性」崗位上工作，不管他（她）們的品德才智能不能勝任這種工作。於是因人設事，機構臃腫龐大，人浮於事，壹個茅坑數人占，幹部隊伍日益大大過剩，蠹蟲成群為患，使整個社會因家庭間分工的不同，產生了明顯的經濟條件、生活條件和工作條件的差異，造成了新的顯著的不平等。官僚主義者階級使城鄉差別、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差別、工人和農民之間的差別越來越大，力圖使有利於他們的社會分工成為世襲，永恒地存在下去。他們貪圖舒適和安逸，養尊處優，高高在上，當官做老爺，固定化地脫離了生產勞動，生活完全脫離了［頁１００］勞動人民，過的是寄生的、腐朽的、典型的剝削階級生活。與他們固定化壟斷權力相應的，就是他們在思想上的絕對化和片面性，在他們僵化的頭腦中充斥著形而上學的全部貨色。為了維護他們的既得利益和特權地位，為了鎮壓勞動人民的反抗，他們拼命地神話黨、拼命地歌頌和吹噓他們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汗馬功勞，拼命地強化官僚軍事機器，拼命改變軍隊、監獄、公安機關、法院等專政機關的性質。他們醉心於建立他們在臺上咳聲嗽、勞動人民在臺下鴉雀無聲嚇得直打哆嗦那樣壹種法西斯專政的秩序。他們把自己當做黨的化身，神話黨就是神話他們自己。他們正是通過神話黨的領導來歪曲黨的領導。他們法律是「我的領導就是黨的領導，就是壹元化的領導，」就是朕的領導；誰反對朕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革命，應該讓他嘗嘗鐵窗風味；或者幹脆請他吃幾粒花生米！」他們完全實行法西斯專政的恐怖統治，野蠻地殘害、監禁和屠殺勞動人民中的覺悟分子和代表勞動人民利益的革命者。他們完全地徹底地背叛了人民、背叛了革命、背叛了馬列。可是他們卻更為賣力地高喊著「為人民服務」、「繼續革命」「共產主義」的口號以欺騙群眾。真是好話說盡，壞事做絕！凡談「革命」沒有哪壹點不在裝假，搞的是地地道道的社會法西斯寡頭騙子政治！什麽革命傳統，什麽無產階級利益，什麽共產主義大目標，早就被他們拋到了九霄雲外，他們壹心壹意追逐的是他們的私利，是特權！

毛主席尖銳地指出：「民主革命後，工人、貧下中農沒有停止［頁１０２］，他們要革命，而壹部分黨員卻不想前進了，有些人後退了，反對革命了。為什麽呢？作了大官了，要保護大官的利益。他們有了好房子，有汽車，薪水高，還有服務員，比資本家還害。社會主義革命革到自己頭上了，合作化時黨內就有人反對，批資產階級法權，他們有反感，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裏，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走資派還在走。」這已經清楚地表明，官僚主義者階級是壹個新型的比資本家還厲害的剝削階級，在社會主義革命第二階段，是壹個「反對革命」的階級，「是鬥爭對象，革命對象。」其政治上的代表，就是共產黨內頑固不化堅持走資本主義－－修正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頭子，盤踞要津的大黨閥、大軍閥，大官僚。這壹小撮當權派頭子更是極端的反革命派，是馬克思主義和人［頁１０３］民群眾最兇惡、最危險、最主要的敵人，是地地道道的人民公敵！官僚主義者階級當道，就是嗜血成性的豺狼當道，就是吃人不吐骨頭的毒蛇猛獸當道。官僚主義者階級和人民群眾的關系，是超等剝削－－壓榨與被壓榨的關系，是超等壓迫－－殘暴透頂的奴隸主專製與被專製的關系。

（３）主管階級

　　主管階級即官僚主義者階級的管家。黨委壹級的副職以及在基層黨委領導下的各部門、各單位負責人即在此列。他們的社會地位，僅次於官僚主義者級，享有相當的特權。在他們的主管職權範圍內撈點油水，或在主管之間彼此進行交換互相走走後門，都有很方便的條件。而且他們對於上升為官僚主義者階級也僅［頁１０４］只壹步之差。因此，他們本能上是依附特權、依附進行「壹人化領導」的官僚主義者階級的，他們在本質上也帶有特權的烙印。但是，他們接觸實際問題比官僚主義者階級要多壹些。當著他們遭到「壹人化領導」的排擠、打擊和專橫拔扈掉壓製時，他們內心也會有不滿，有看法，有壹定的革命性。其右翼追隨官僚主義者階級，充當鷹犬和幫兇，持反革命的立場，壓迫和剝削人民群眾，拼命維護反動的上層建築，對這壹點，我們必須有清醒的認識和估計。其左翼往往懷著補天之願，對現狀持改良主義的態度。但是，當著人民群眾紛紛起來、對於他們要達到官僚主義者階級的目的有妨礙，對於他們所享有的特權也有所沖擊時，他們又懷疑革命了。在新的危機和鬥爭面前，他們不是站在人民立場上來權衡失，而是站在自己的立場上來計較利害。他［頁１０５］們不是在為人民的目標下獻身人民，而是在為自己的目標下提到人民。他們在巨大的壓力下不敢冒和官僚主義者階級徹底決裂的危險。他們的改良主義是在不違背「壹人化領導」、不觸動社會存在根本問題，不改變權力被少數人強製性固定化壟斷這種反動的生產關系的改良主義策略下的改良。這種改良既不能滿足人民群眾的要求，又必然招致官僚主義者階級頑固派的仇恨，所以是有極大的脆弱性，是行不通的。當著無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高潮到來的時候，這個主管階級肯定是會發生分化的。右翼成為反革命，左翼卻可能轉入革命的陣線。應當看到，由於馬克思主義真理的巨大感召力，由於共產黨本身的革命遺傳，由於十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影響，由於階級鬥爭客觀情勢的推動，不但主管階級的左翼有可能轉入無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陣線，就是官僚主義者階級中少數左傾的人，也有可能轉入無產階級民主革［頁１０６］命的陣線。爭取他們發生這樣的轉變，對革命是十分有利的。

（４）小資產階級

　　小幹部、小市民、小知識階層即屬此類。如國家機關中的壹般工作人員，企事業單位的壹般辦事員、醫生、中小學教員、學生界、商業工作人員，以及壹部分握有壹定資產階級法權的工人如汽車駕駛員、合作餐館工作人員等，壹部分受過壹定文化教育有點手藝現實生活狀況具有中農上中農水平的農民等等。所有製的變化，並沒有使這個階級的階級性有太大的改變，社會生產的發展，也沒有使這個階級的隊伍消失了，而是使其增加了。他們仍然有三個不同的部分。第壹部分是受特權的蔭庇，有外快可撈，有「後門」可走，有「關系」可拉，或工［頁１０７］資略高，子女有出路，生活上比較寬裕的。這種人不但禮拜趙公元帥，更敬重姜子牙的打神鞭，希望自己有朝壹日登上封神榜，上升到主管階級的地位。他們仰承「壹人化領導」官僚主義者階級的鼻息，秉承主管階級的意旨，唯唯諾諾。他們在少數人強製性固定化壟斷生產關系的統治機器面前發抖，「對於革命取懷疑態度。這壹部分人在小資產階級中占少數，是小資產階級的右翼。」（《毛選》四卷合訂本第五頁）第二部分是雖無特權可仗恃，但尚有資產階級法權可利用，有門路可走，生活上壹般過得去的。他們也想發財，但姜太公準許趙公元帥向他們開放的門路有限。他們知道現在起決定作用的是特權資本，他們想攀附上去取得壹點特權，可［頁１０８］是封神榜上老不登上他們的名字。由於生產關系對生產力的束縛和破壞，由於官僚主義者階級壟斷特權的壓迫和剝削，他們也感受到現在的世界已經不是從前的世界。必須多動腦筋，時時小心註意人事關系。逢年過節，該送禮的地方得送禮，該請客時得請請客。這樣方能走壹點「後門」，能拉壹點「關系」。他們對上級面子上絕對都巴結著壹點，內心裏也有不滿，遇機會也會發發牢騷，罵聲「貪官汙吏」「走資派」。他們對少數人強製性固定化壟斷權力的生產關系是反感的，但對於反黨閥反軍閥反官僚的無產階級民主革命，又不十分相信會取得成功。他們對革官僚主義者階級修正主義特權製度的命，同樣也會「不肯貿然參加，取了中立的態度，但是絕不反對革命。」（同上第５－６頁）第三部分是既無法權可［頁１０９］利用，又無門路可走，工資和社會地位都較低，生活在下降的。這壹部分人的革命性非常值得重視。他們的經濟地位既已十分苦寒，債務叢增，負擔漸重，老婆孩子問題壹大堆，物價天天漲，工資年年低。他們所處的社會地位，又使他們能夠擡起頭來看得見官僚主義者階級主管階級以及和自己同類階級但有特權蔭庇有法權可利用的人的生活狀況，相形之下，更使他們倍感淒涼，確實大有瞻望前途，不寒而栗之感；他們所受教育程度又使他們有壹定的思考能力，比較容易接受馬克思主義革命的真理，比較容易接受新思想。他們對於少數人強製性固定化壟斷權力，仗勢欺人，弄權吃人的現實，早已不滿，精神上感覺到深受壓迫的很大的痛苦，渴望早日改變這種不合理不平等的修［頁１１０］正主義特權製度，渴望打倒官僚主義者階級，渴望民主、自由、平等，心情十分迫切。在社會主義革命第二階段，在無產階級民主革命面前，「這種人在革命運動中頗要緊，是壹個數量不少的群眾，是小資產階級的左翼。」（同上，第６頁）這壹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以來的經驗已經給予了證明，相信在馬克思主義路線的指引下，小資產階級左派的大多數，會拋棄改良主義的羈絆，而成為無產階級民主革命理論的熱情傳播者和實踐的積極投身者，將充分發揮先鋒和橋梁的作用。其中壹部分人有可能在各個鬥爭過程中把自己改造和鍛煉成為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活動家和馬克思主義者。歷史對這壹部分人壹如既往是寄以厚望的。以往大革命的歷史事實對此也曾給予了證明。毛主席指出：「［頁１１１］到革命潮流高漲，可以看得見勝利的曙光時，不但小資產階級的左派參加革命，中派亦可參加革命，即右派分子受了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左派的革命大潮的裹挾，也只得附和著革命。」（同上第６頁）這在今天，仍然是沒有疑問的。

（５）半無產階級

　　所有製的改變也沒有消除半無產階級。叉路口社會主義社會的半無產階級包括：ａ、現實處於下中農、貧農生活水平的農民；ｂ、城鎮街道居民中的個體勞動者。

　　這裏所說貧下中農，絕不是指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所劃定的成份，而是依據現實的生活水平所作的新的衡量。我國解放初期到現在的近三十年時間，農村的階級關系變化已是十分之大。有的原來的貧下中農，實際上已經變成了［頁１１２］新的農奴時代的大地主惡霸，成了新的領主、新的莊園主、新的奴隸主。農村大多數居民，包括原來和他們在壹條線上的大多數老貧下中農，不過是進壹步做穩了他們的奴隸罷了！農村兩極分化之嚴重，由新的生產方式所形成的新的農奴階層即新的貧下中農境遇之困苦，實在令人觸目驚心。他們終年被緊緊地束縛在土地上，在田間肩挑背扛當牛拉車日曬雨淋，不做壹天的牛馬，就不分壹天的口糧，就沒有壹天的盤纏。年終分配，粒粒可數，含辛茹苦耕種出來的糧食，公糧、「余」糧、「愛國糧」、「忠字糧」、派購糧……量來量去二三月就斷糧！官僚主義者階級迫使他們按國家牌價「出售」最好的糧食給「國家」，又按高出國家牌價數倍的價格從黑市買回口糧。他們終年難嘗幾次肉味，全家老小［頁１１３］冷壹把熱壹把餵出壹只豬來，得交售壹半給「國家」，並且還得上重達三元錢的屠宰稅！就以稅收來說，除了像這樣明顯的稅收如屠宰稅、糧食稅、烤煙稅、市場交易稅等外，大頭在暗處。成堆脫產、半脫產的基層幹部和人員，如大隊正付支書、正付大隊長、文書、民兵負責人、民兵小分隊、治安委員……等等，以及成批的民辦教師、赤腳醫生等等，這些人多如牛毛的財政開支絕大部分都轉嫁在了新農奴新貧下中農的身上，集體賬本上壹刀切除。生活中必須的日用品如肥皂等他們必須拿雞、雞蛋等壹類農產品－－無論妳自產或去黑市高價買來交給供銷社才能換到。尤其嚴重的問題是，在官僚主義主義者階級當道的地方，有些生產隊經年不公布賬目，甚至多［？這裏的「多」字也可能是「累」字］年不能分紅，整個生產隊工分、糧食、副業收入等財務狀況，群眾壹無所［頁１１４］知，工分高低完全由領導壹句話，分工好壞更是憑領導好惡喜怒而定；分值之低，做壹天牛馬活，僅獲三、四角，差的地方則只能分到壹、兩角，好壹點的可分到五、六角以上，條件最好的地方可達壹元以上的，那已是極少極少的地方了。他們和高級官僚的正式的工資相比較（不算比此工資高得多的油水），懸殊竟達壹二十，二三十、五六十、六七十倍！而且這點點微薄的血汗錢要支付全家生活所需，從壹塊鹽巴到疾病醫藥。遇有病痛，好藥好針水除非出高價從黑市購買，否則只好幹瞪眼看著有權勢的人家「壹元化」！參工、參軍、參政、上大學、開拖拉機、做赤腳醫生等等，更是根本輪不到今日沒有特權靠山的新農奴貧下中農及其子女身上，他們的子孫後代是註定世襲他們的地位的了。荒年［頁１１５］暴月、青黃不接，告貸無門，國家發放的返銷糧、救濟款也往往落不到真正處於水深火熱之中的新農奴貧下中農的身上！真是養豬的吃不上肉，種谷的吃米糠！他們想開點小片生荒吧，又怕被當做「資本主義自發勢力」挨整，他們想出外賣點勞動力為生吧，更面臨壹人做事、全家受累、不分口糧、沒收房子、加重罰款、家破人亡的威脅！在官僚主義者階級的統治下，他們的命運就是註定要忍受現代鄉保甲長的敲詐勒索，就是要任憑新地主、新惡霸、新農奴主殘酷的蹂躪，他們嘗夠了劃地為獄，插翅難飛的味道。他們對少數人強製性固定化壟斷權力這種生產關系，對社會分工的如此不合理，早就怨恨沖天了！城鎮居民中的個體勞動者，往往是無靠山無門路找不到固定工作或正式職業的失業者，［頁１１６］幫人打短工，搞縫紉，做泥木工，當搬運夫，修修電筒鎖鑰，或學點中醫，挖點中草藥，行點針灸。此類人糧食雖有國家定量供給不愁天幹下雨，但收入來源極不穩定，又為住房問題所苦，整日愁眉苦臉，提心吊膽，也擔憂人家在「大批資本主義」的時候將他取締和打擊。他們的福利事業官僚主義者階級無暇過問，但對他們的勞動價值卻很註目。他們最後被組織起來，但條件就是在「上繳積累」的名義上，官僚主義者階級將他們的剩余價值盡行取走。他們的地位與新貧下中農的地位很接近，思想往往受小生產的局限，但對打倒特權，革官僚主義者階級的命，他們也是贊同的，「其需要壹個變更現狀的革命，也和貧農相同。」（同上，第７頁）

（６）無產階級

［頁１１７］

　　社會生產的發展，使工人隊伍有了很大的增加。雖然他們被所謂「條條」「塊塊」的工業分類分成了不同系統的工人，形成了有壹定程度差別的中央企業工人，地方省、市、專區、縣企業的工人，但他們有壹個共同點，就是連自身的勞動力都不屬於他們自己，他們已被徹底剝奪，成了純粹的無產階級，他們本身絕大多數既無法權可利用，更無特權可仗恃，壹切都得奴隸般地服從官僚主義者階級及其管家的安排和支配。在官僚主義者階級的壓迫下，無產階級在政治上完全喪失了選舉權、被選舉權和監督權，因而主人翁的權利事實上早已名存實亡。他們的主張和看法，既不能實施，也缺乏公開地坦率地表達的場所和條件，他們的思想被官方的輿論宣傳限製在壹定的範圍之內。他們只能根據［頁１１８］官方的調子去說，只能用官方的有色眼鏡去看。不然的話，他們的思想言論，就有被當做「反動」思想言論，被當做「異端邪說」受到專政的危險。整個無產階級在精神上都自覺不自覺地感到不可忍受的壓迫。在官僚主義者階級的剝削下，在「有權的吃權，沒有權的憑關系，沒有關系的吃空氣」，「送上門，走後門，沒有門」的權勢門路社會裏，無產階級沒有門路可走，沒有關系可拉。他們在經濟上工資普遍很低，長年不得增長，而家累日重，物價日貴，勞作日緊，體力消耗日甚壹日，往往未到月底，工資早已用完，寅吃卯糧，負債累累，生活日益窘困。很多工人夫妻雙方分隔兩地，家庭困難長期得不到解決，準鰥寡孤獨地了此壹生，更不用說子女教［頁１１９］育得不到保障，子女前途升學就業問題不能不令人懸心牽掛了。他們的福利事業，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之可悲，在麻木之時固可無動於衷，中夜覺醒，不禁長嘆！很多工礦的食堂，成了官僚主義者階級及其管家營私中飽的ＸＸ［此兩字不清，也許是「自留地」？］、克扣糧食，克扣油鹽，工人吃的是大鍋豬食菜，喝的是缺油少鹽白水湯。這種生活官僚主義者階級是體驗不到的，他們關心的是下達任務要緊湊，生產任務要落實到人頭上，生產指標定額要追加，上繳利潤剩余價值越多越好，工人越老老實實規規矩矩只知埋頭幹活越好！這完全是馬克思所描繪的那幅吃人圖畫的再現：「原來的貨幣所有者成了資本家，昂首前行；勞動力所有者成了他的工人，尾隨於後。壹個笑容滿面，雄心勃勃；壹個戰戰兢兢，［頁１２０］畏縮不前，象在市場上出賣了自己的皮壹樣，只有壹個前途－－讓人家來鞣。」（《資本論》第１卷２００頁）

這裏只要把「貨幣所有者」改成「特權所有者」，把「勞動力所有者」改成「有勞動力而無勞動力所有權的勞動者」就行了。然而，這是多麽可悲的壹種改變！無產階級竟然被「無產階級先鋒隊」更徹底地剝奪了！無產階級似乎又回復到從前的命運上去：「還是必須在兩條道路中選擇壹條，或者屈服於命運，做壹個『好工人』，『忠實地』維護資產者的利益（如果這樣做，他就勢必要變成牲口），或者起來反抗，盡壹切力量捍衛自己的人類尊嚴，而這只有在反抗資產階級的鬥爭中才能做到。」（《馬恩全集》第二卷４０４頁）無產階級是不能容忍他們的被徹底剝的，他們已經反抗了，用普遍消［頁１２１］極怠工即變相罷工的方式，甚至嘗試著用過上海壹月革命風暴的方式。現在，整個無產階級在覺醒之中，他們正從自發的反抗走向自覺的鬥爭！他們依然「特別能戰鬥」！（《毛選》四卷合訂本第８頁）他們越來越明白，既然是官僚主義者階級強製性固定化壟斷權力造成了無產階級被迫固定化無權，被迫喪盡人權，被迫要變成牲口，那麽無產階級就只有徹底剝奪剝奪者，只有改變這不合理的生產關系，才能奪回自己的權力！「從前是牛馬，如今要做人」的怒吼將更加強烈、更加響亮地震撼整個社會。

形勢正是如此：「階級的分化日益尖銳，反抗的精神日益深入工人的心中，憤怒在加劇，個別的遊擊式的小沖突在擴展成較大的戰鬥和示威，不久的將來，壹個小小的推動力就足以掀起翻天覆地的浪濤。」（《馬恩全集》第二卷５８７頁）［頁１２２］

（７）「黑人」無產者

　　「黑人」，這是在高度組織的政經壹體化公有製社會裏的特殊產物。那些沒有遷移戶籍、沒有糧食布匹等生活必需品配給的人，統稱「黑人」。這部分人當然更談不上有什麽正當職業了。他們之所以成為黑人，有的是由於自己的原因觸犯了社會，有的則是純粹由於官僚主義者階級的迫害。他們的生活有的依靠小手工業，有的依靠做點小買賣，有的則屬流氓無產者之流。雖然個別「黑人」因投機倒把致富，但在政治上也是根本沒有保障的。「這壹批人很能勇敢奮鬥，但有破壞性，如引導得法，可以變成壹種革命力量。」（《毛選》四卷合訂本第９頁）。

（８）新形勢下的敵我友及其前途
［頁１２３］

　　總而言之，新的階級關系是建立在新的生產方式和新的所有製基礎上的關系。

在這種新的階級關系中，壹切仗恃特權壓迫人民和剝削人民、維護少數人強製性固定化壟斷權力這種反動生產關系的官僚主義者階級，以及附屬於他們的壹部分反動知識界，是革命的敵人。

主管階級的右翼可能是革命的敵人，其左翼可能成為革命的朋友－－但同樣要提防他們，不能讓他們擾亂了革命隊伍的陣線。

最後，仍如毛主席的結論：「工業無產階級是我們革命的領導力量。壹切半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是我們最接近的朋友。」（《毛選》四卷合訂本第９頁）

在這樣的階級關系上，確信無產階級民主革命能夠建立起最廣大的統壹戰線，孤立和打擊人數極少的壹小撮官僚主義者階級的死硬分［頁１２４］子。

　　官僚主義者階級生存和統治的根本條件，是權力在少數人手裏強製性固定化壟斷，是特權的形成和膨脹。

而特權的生存條件是神話黨並通過神話黨來奴役勞動。

神話黨和奴役勞動又完全建立在社會法西斯特權專製製度之上。

但是，官僚主義者階級打著馬克思主義的旗號欺騙人民，人民卻在嚴酷的現實生活中接受了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的真理，喚起了不可抑製的新的階級覺醒。政經壹體化公有製社會生產已經使人民高度組織起來了，工業的發展、科學文化教育的普及和提高、世界民主潮流的沖擊，正壹天天啟發著人民考慮自己的地位，正壹步步準備著暴風雨的到來。

官僚主義者階級同樣首先生產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

如果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頁１２５］已經將神話打破了的話，那麽，對神話的再塑造，只不過是為了準備讓人民將神話徹底粉碎。

官僚主義者階級特權專製製度的滅亡和無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
第七章 危機



壹、基本矛盾的不相容性

通過上述分析，我們已經能夠清楚地看到，叉路口社會主義社會生產方式的基本矛盾，－－高度組織的政經壹體化公有製社會生產和權力被少數人強製性固定化壟斷之間的不相容性。這種不相容性，突出地表現在共產黨、勞動者和階級關系這三個方面的大變化上，尤其是反映在官僚主義者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尖銳對立的階級鬥爭上。這種不相容性，迫使整個社會面臨如下抉擇：

要麽砸爛權力被少數人強製性固定化壟斷這個桎梏，保留高度組織的政經壹體化公有製社會生產，依靠人民大眾，經過無產階級民主［頁１２７］革命，改革壹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由此進壹步調整壹切不符合社會主義原則的經濟成分，從而使公有製社會日益完善為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加快向共產主義社會的過渡。顯然，這是壹條馬克思主義革命的路線。

要麽強化權力被少數人強製性固定化壟斷的生產關系，改變公有製社會生產的性質，依靠官僚主義者階級及其附庸，通過任命製、等級製、國家機關自治化和神話黨這壹套體製，進壹步維護住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從而使高度組織的政經壹體化生產成為純粹的官僚壟斷特權階級所有製生產，完成向修正主義社會的演變。顯然，這是壹條修正主義反革命［頁１２８］的路線。

何去何從，二者必居其壹。生產方式內在的基本矛盾，使社會主義在叉路口徘徊。當此之時，差之壹毫，失之千裏。

二、改良主義行不通

１、行不通的原因

既要維護高度組織的政經壹體化公有製社會生產，又不敢觸動權力被少數人強製性固定化壟斷這個公有製社會生產力的桎梏，而在枝節問題上進行壹些小改小革的這樣壹條路線，叫做改良主義路線。然而，這是壹條從壹開始就註定行不通的路線。原因很簡單，因為正如上壹節所說，高度組織的政經壹體化公有製社會生產和權力被少數人強製性固定化壟斷的矛盾，是對抗性的矛盾，它們之間是不能相容的［頁１２９］；其次，列寧說：「改良就是在保持統治階級統治的條件下從統治階級那裏取得讓步。革命就是推翻統治階級。」（《列寧全集》２９卷４７１頁）改良主義路線，不是打碎而是把官僚軍事機器從壹些人的手裏轉到另壹些人的手裏，用年輕人壹定勝過年老人進化論來冒充辯證法，代替階級論，以強調精神變物質來冒充唯物論、代替存在決定意識；用形而上學的鬥爭方法代替了革命的辯證的鬥爭方法。改良主義對付修正主義的方法不是強有力的斬草除根的治本的方法，而是壹套隔靴搔癢、割韭菜、摘蘑菇、打強心針、吃止痛片、服鴉片的治標方法。這套方法不過是使總崩潰變為逐步瓦解過程的方法。在頑固不化、盤根錯節的官僚主義者階級的統治面前，在空前激烈和尖銳的階級鬥爭面前，［頁１３０］改良主義路線的前途，不是投降，就是毀滅。

２、改良主義者

這種改良主義路線，發端於統治集團中的左翼，立足於小資產階級的「革命」立場，受著現實的階級鬥爭－－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廣大勞動人民之間的妳死我活的尖銳的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的推動，反映著社會主義受現有生產方式基本矛盾的作用在叉路口的仿徨和徘徊。改良主義者大多是既得利益者，他們多少有別於統治集團中的頑固派，他們感受到不變不行的壓力。但他們的所謂變，是在維持舊質穩定性、維持舊統治秩序目標下的細枝末葉的改良。他們也承認統治機器發生了毛病，甚至也可以承認是發生了大病，但是病根在哪裏呢？他們要麽是真的摸不準，要麽就是摸準了不敢觸［頁１３１］及。總之，他們的治病方法是舍本逐末，以標代本。受既得利益的局限和束縛，跳不出既得利益的圈子。試問頭痛醫腳，腳痛止痛［？此兩字看不清］，能醫得好病嗎？在急需動大手術才能拯救生命的情況下，延緩手術就等於死亡！而僅僅依靠強心針是不能治愈重病的。

在革命策略下的改良，我們並不排斥。有的時候，止痛和註射強心針是必要的。

但是，治病只懂止痛和打強心針，乃是庸醫所為。很多病人就壞在庸醫的手裏。
在急劇的社會變革面前，以包醫天下的面目出現的改良主義者，就正是這樣的庸醫。他們不能超越常態，他們不敢打破常規，他們不知病根何在，他們醫皮毛不醫根本，他們要切除「癌細胞」，但不懂「癌細胞」產生的根源和活動的規律。改良主義對修正主義的批判，有如［頁１３２］空想社會主義者對資本主義的批判，他們所設計的繼續革命的藍圖，也好似傅利葉的法朗吉！此類改良主義者具有小資產階級的壹切特性。最大的壹個特性就是小生產的劣根性，壹方面有革命的狂熱性，壹方面「思想容易右」。他們患得患失，或為官僚主義者階級的既得利益所局限，或對官僚主義者階級的既得利益流著三尺長的口水。他們能夠為了現在犧牲過去，卻不敢為了將來犧牲眼前。他們所處的階級地位、經濟地位和政治地位，使他們不能「將階級鬥爭進行到底」，不敢「爭取到最主要的東西」，「不敢作任何冒險。」他們的鬥爭是「毫無策略」的「跪著造反」！他們不懂得在官僚主義者階級的特權把持下，限製資產階級法權只能是壹句空話。他們既脫離了人民群眾，又［頁１３３］遭到官僚主義者階級的仇恨，處境十分危險。壹到決定關頭，官僚主義者階級定將把他們浸入血海！列寧指出：「馬克思主義者贊成進行爭取改良的鬥爭，即爭取改善勞動者的狀況（雖然政權仍然落在統治階級手中）的鬥爭。但同時馬克思主義者也最堅決地反對改良主義者，因為他們用改良直接或間接地限製工人階級的意向和活動。改良主義是資產階級用來欺騙工人的，只要資本的統治還存在，盡管實行個別的改良，工人總還是雇傭奴隸。」（《列寧：反對修正主義》１３６頁）隨著改良主義路線的毀滅，改良主義者必然發生分化，大部分會左轉站到無產階級民主革命立場上來，也有壹部分會淪為 逃兵，極少數則會右轉去做投降派，助官廳剿方臘。［頁１３４］

３、改良主義的客觀影響

主要在於它撕開了官僚主義者階級的面紗並形成了「『下面』不願［「不願」兩字下面有著重號］照舊生活而『上面』也不能照舊［「不能照舊」四字下面有著重號］統治」（《列寧全集》第３１卷６６頁）的局面。當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已經發生了尖銳的矛盾，「以致這種生產方式的日益迫近的崩潰可說是可以用手觸摸到了；只有采用同生產力的現在這個發展階段相適應的新的生產方式，新的生產力本身才能保存和往前發展」（《馬恩選集》第三卷３０６－７頁）已經成了當務之急的時候，改良主義沒有能夠及時采取這壹步驟，而是壹方面強調勞動者的主人翁意識，因而也就等於否定特權的統治，壹方面又強化官僚主義者階級的「壹元化領導」，因而也就等於強化勞動者的奴隸的無條件絕對服從物的地位。

這樣，就進壹步將勞動者本身［頁１３５］置於尖銳的矛盾之中，從而也就使整個社會生產置於異常混亂的狀態。其結果就是必然加速整個國民經濟陷入停頓和瀕臨崩潰。恩格斯指出：「國家權力對於經濟發展的反作用可能有三種：它可以沿著同壹方向起作用，在這種情況下就會發展得比較快；它可以沿著相反的方向起作用，在這種情況下它現在在每個大民族中經過壹定的時期就都要遭到崩潰;或者是它可以阻礙經濟發展沿著某些方向走，而推動它沿著另壹種方向走，這第三種情況歸根到底還是歸結為前兩種情況中的壹種。但是很明顯，在第二和第三種情況下，政治權力能給經濟發展造成巨大的損害，並能引起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費。」（《馬恩選集》第四卷４８３頁）改良主義者沒有找到叉路口社會社會生產方式的內［頁１３６］在的基本矛盾，因此他們不能使既有生產方式的基本矛盾得到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的解脫。改良主義既要公有製經濟向社會主義發展，又不能有效地排除修正主義上層建築對公有製經濟的統治和支配作用。資本主義社會的企業，生產上不去，可以宣告破產，而「社會主義社會」的企業，生產上不去，既不能解散，還得由國家養起來，吃「大鍋飯」 。「社會的最重要的進步職能即積累被剝奪。」（《馬恩選集》第三卷３５０頁）勞動者自主勞動的主人翁精神向謬誤方向的轉化，或者使積極幹預被迫走向反面，就是自覺不自覺的消極的反抗－－變相罷工似的－－普遍怠工。在這種狀況下，整個社會生產遭到破壞。隨之而來的就是消費的緊張，日用百貨缺乏，國計民生受到影響，物質生活的供不［頁１３７］應求，加劇了社會矛盾，使不滿情緒普遍增長，勢必危及政權的穩定。改良主義雖然給修正主義的上臺造成了壹定的困難，促使革命者對真理作進壹步的探求，但是畢竟難於阻止受現有生產方式內在特點支配的社會演變。

三、修正主義僥幸的機會和渺茫的前途

１、 修正主義上臺有了可乘之機

國民經濟陷入停頓和瀕臨崩潰，實質上是因為權力被腐敗的官僚主義者階級強製性固定化壟斷的生產關系使勞動者成為矛盾混合物並在奴化勞動中日益消沈,因而破壞了生產力所造成的。但是，從表面來看，卻似乎是由於改良主義的「幹擾」而導致的。官僚主義者階級可以據此嫁禍於人，可以據此騙人騙己。這是修正主［頁１３８］義上臺已成現實威脅的原因之壹；

國民經濟陷入停頓和瀕臨崩潰，官僚主義者階級的揮霍和剝削，都使人民群眾的生活擔子日甚壹日地沈重起來。官僚主義者階級的長期毒害和欺騙宣傳，小生產的近視，小家庭的局限，使相當壹部分人渴望改變眼前物質生活的窘困狀況，甚於考慮長遠的根本的利益。官僚主義者階級可以據此迎合這些人的心理，打著發展生產、滿足人民衣、食、住、行物質需要的幌子，「名正言順」地絞殺反修防修的革命運動。這是修正主義上臺已成現實威脅的原因之二；
作為矛盾混合物的勞動者，壹直在自覺不自覺地尋找解脫自身矛盾的出路。在官僚主義者階級的統治下，經過自身的實踐經驗，廣大［頁１３９］勞動者都明確自己只能是口號上的主人，現實存在中的奴隸，因此他們中相當壹部分人把要真正當家作主的熱情，轉變為盼望增加壹點工資以解決壹點實際生活問題的低要求。官僚主義者階級可以據此投其所好，利用勞動者本身尚有的商品屬性，用物質刺激，獎金掛帥，計件工資壹類糖衣砒霜，重新刺激勞動者的勞動熱情。這是修正主義上臺已成現實威脅的原因之三；
無論革命策略下的改良，或是改良主義策略下的革命，由於沒有抓住叉路口社會主義社會生產方式內在的基本矛盾，因此對於修正主義和官僚主義者階級的批判都是不徹底的，既未觸及少數人強製性固定化壟斷權力這個嚴重的致命的弊病，更未用切實可行的代替方法取［頁１４０］代任命製、等級製、國家機關自治化和神話黨這壹套滋生蘩衍修正主義的溫床。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還遠遠未確立下來。這是修正主義上臺已成現實威脅的原因之四；

使修正主義製度成為現實存在的主要的階級基礎和階級力量－－官僚主義者階級，其根基不但未被動搖，其體系反而在「加強壹元化領導」的大紅傘下，盤根錯節地紮根在整個社會上。官僚主義者階級掌握和操縱著黨、國家和軍隊的大權。高度組織的政經壹體化公有製社會生產對權力的依附性，使官僚主義者階級人數雖少，能量極大。官僚主義者階級握有重權，居高臨下，地位主動。這是修正主義上臺已成現實威脅的原因之五；

整個上層建築，政治結構，已經成為官僚［頁１４１］主義者階級得心應手的專政工具，任命製、等級製、國家機關自治化、神話黨，實質都是為修正主義服務，本能都是趨向修正主義的。這樣的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純粹是修正主義的作用。這是修正主義上臺已成現實威脅的原因之六；

上層建築和政治結構，事實上早已迫使人民群眾和政治分離，廣大人民群眾無權無力無法有效地與聞和幹預政治，甚至廣大共產黨員也無能與聞和幹預上層統治集團政爭的內幕，他們只有在事態發生後聽候通知的份，沒有在事變過程中表示意見的權力。與當權者相反的不同意見，既沒有公開表述和討論的條件，更沒有進行試驗的場所。龐大的暴力機器使下面暴發騷亂的可能性小於權力中心的角逐可能形［頁１４２］成的統治危機。權力的壟斷性，權力之爭的詭秘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官僚主義者階級的階級性，既造成了陰謀家大搞陰謀詭計的必然性，又形成了陰謀家大搞陰謀詭計的合法保障。這是修正主義上臺已成現實威脅的原因之七；

赫魯曉夫的陰謀詭計和朱可夫的官僚軍事暴力相勾結，利用對黨的神話和整套國家機器的暴力，實行和平的反革命的武裝政變，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是使叉路口社會主義社會「壹下子」異化成修正主義社會的最危險和最主要的方式。這種方式總在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逝世前後尋找表現時機，使用這樣的方式和時機的條件Ｘ［此字不清］已日趨具備。修正主義很可能通過流血的和不流血的宮廷政變「壹下子」［頁１４３］生出來。這是修正主義上臺已成現實威脅的原因之八。等等。

－－「所以，林彪壹類如上臺，搞資本主義製度很容易。」毛主席在壹九七四年底，他八十二歲誕辰夜不能寐時所作的這壹結論，最清楚不過地表明了修正主義上臺的現實威脅！

２、修正主義在今日中國的厄運

（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深遠影響

我們在上面已經談過，由於種種歷史的和現實的原因，中國處在反修防修的最前哨。在毛主席為首的中國共產黨左派革命力量的領導和推動下，中國確實已經築起了反修防修的鐵壁銅墻。因此，即使修正主義由於上述原因得逞於壹時上了臺，註定也是不能長治久安的。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開始時就明確指出：「我［頁１４４］斷定他們也是不得安寧的，很可能是短命的。」更何況在經歷了整整十年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烈火的考驗和鍛煉之後，中國人民已經普遍煉出了識別修正主義的「火眼金睛」，已經通過自身的政治經驗和生活感受，認識到了新的階級關系的變化，提高了新的階級鬥爭的覺悟。中國人民對修正主義的警惕，對官僚主義者階級的仇恨，在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哺育下培養出來的鬥爭精神、革命意誌，是反修防修的寶貴的精神財富和巨大的物質力量。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湧現出來的新生事物，不是修正主義可以輕易壹刀砍掉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深遠影響，也絕不是修正主義可以隨便擺脫的，毛主席關於反修防修繼續革命的論述，像緊箍壹樣緊緊地套在了官僚主義者階［頁１４５］級的頭上……。所有這壹切，是蘇聯赫魯曉夫們沒有碰到過的，而這也正是修正主義在今日中國所面臨的第壹個致命的問題。

（２）十億人口強製性的生產和主動性的消費

第二，中國人口驟增猛漲，其數已近十億，日用消費，穿衣吃飯，就業居住問題是每人每時都面臨的大問題。要解決這個大問題，顯然只有依靠發展生產來解決。但在不是自由競爭而是高度依附權力的政經壹體化壟斷生產的情況下，生產的發展又首先取決於政治的清明，取決於生產關系是否能充分調動勞動者的勞動積極性和解放勞動者的創造力。但是，同樣顯然的是，修正主義製度恰恰是扼殺絕大多數人的勞動積極性和創造力的。廣大勞動者的勞動積極性和創造力，是被官僚主義者階級的壟斷權力所專製和壓製住的，這怎麽能［頁１４６］夠發展生產、解放生產力呢？縱然，官僚主義者－－官僚壟斷特權階級可以用糖衣砒霜和帶血的刺刀把生產暫時刺激起來壹下，但是其效果肯定是有限的，其時間也肯定是短暫的。在官僚主義者－－官僚壟斷特權階級所有製的把持下物質刺激這壹套，只能起惡化社會矛盾的作用，只能是修正主義的榨油機。這壹套之所以被毛主席所否定，正是已為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實踐所證明是不適應中國社會主義生產的。況且，十年來對這壹套的批判，已經使勞動者對其惡果的感受不是麻木的而是敏感的了。官僚壟斷特權階級在將勞動者的主權剝奪殆盡的同時，也將勞動者所應承擔的責任取消了。官僚壟斷特權階級能夠把廣大勞動人民的勞動積極性和創造力野蠻專橫地壓製住，［頁１４７］但是卻不能阻擋廣大勞動人民對日用消費穿衣吃飯就業居住的需求；官僚壟斷特權階級能夠專製住廣大勞動人民對民主、自由的渴望，但是卻抑製不住他們本身對廣大勞動人民敲骨吸髓壓榨的貪欲。官僚壟斷特權在中國的修正主義統治，肯定是難得長久維持下去的，「因為它甚至不能保證自己的奴隸維持奴隸的生活，因為它不得不讓自己的奴隸落到不能養活它反而要它來養活的地步。」（《馬恩選集》第壹卷２６３頁）十億人的生活問題及其尖銳對立的階級矛盾和鬥爭，這是蘇聯赫魯曉夫所沒有承擔過的巨大的壓力，也是修正主義在今日中國所面臨的又壹個致命的問題；

（３）僵化的國內政治，箍緊必炸

第三，中國和蘇聯的社會結構不盡相同。蘇聯是壹個半歐洲［頁１４８］的國家，對社會的控製沒有中國嚴密，因此，社會矛盾有壹定的緩沖余地。它有成文的法律，有壹定的言論和出版自由，如薩哈羅夫、索爾仁尼琴這壹類持不同政見者還可以發表反對意見，舉行記者招待會等，對政治犯不采取屠殺的政策，教育製度也使人們多少有壹點能夠憑自己的才智得到深造的可能，學術方面也不強求劃壹，而是提供條件允許並鼓勵自由討論、發明創造，等等。這些做法能夠使社會上具有才能的人們有壹定的奔頭和出路，使這些人成了既得利益者，從而使革命運動缺乏敢於犧牲壹切的傑出的領導人。在中國則不然，官僚主義者階級不是實行現代法製，而是實行封建專製，變化性靈活性很大的政策，遷就應付臨時事件，憑官僚主義者階級的「壹元化領導」的［頁１４９］好惡喜怒執行政策，根本就沒有什麽言論、集會、結社、出版的自由，對所謂「反革命」或格殺勿論或施以重刑，教育製度和科學研究等都不器重人才，而是憑關系，看門閥。在官僚壟斷特權階級的把持下，對社會的嚴密控製，使社會的矛盾沖突缺乏緩沖的余地。千千萬萬優秀人物憤懣不平，渴望變革，被迫敢於鋌而走險，要從絕路中闖出生機來。蓄之愈久，其發必速，壓迫愈深，反抗愈烈。同時，官僚壟斷特權階級在長時期強製性固定化壟斷特權的過程中，越來越僵化，越來越缺乏左右民心的道義力量。「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領導集團的日益僵化，導致了整個社會內部日益僵化，孕育著總崩潰的到來。這些是修正主義在今日中國所面臨的又壹個致命的問題。［頁１５０］

（４）面臨地方造反的現實威脅

第四，中國數千年的歷史，布滿了諸侯、藩鎮、軍閥割據混戰的記載。實行高度組織的政經壹體化公有製社會生產而權力為少數人強製性固定化壟斷的生產方式，使中國社會形成了新的諸侯，新的藩鎮，新的軍閥雄踞之勢。如果說，在過去的時代裏，這種局勢曾是動亂的根源的話，那麽在反修防修的歷史任務已經明確，在毛主席已經發出了要地方監督中央，中央出了修正主義地方可以造反的號召之後，這種局勢卻有可能轉化成為粉碎修正主義篡黨奪權陰謀的積極因素。每塊政治、經濟、文化結構完整的地區［？最後壹字不清楚］，都有可能變成壹個現成的革命根據地。這是修正主義在今日中國所面臨的壹個潛在的危險。

（５）在國際交往中承受世界民主潮流的沖擊

第五，在生產關系阻礙和破壞了生產力發［頁１５１］展的情況下，即使修正主義通過出賣中國的資源和工業原料換來了大量外匯，但為了保持政權，也要以相當部分花在消費上，投入再生產的資金是有限的。不但中國人民不容許把中國重新淪為半殖民地任憑官僚主義者階級出賣國家資源做工業國的附庸，而且國際競爭勢必把中國拋在後頭。這種狀況也必將影響和改變國內結構。當今的世界，民主是主流，反民主是逆流。人權運動已在蘇修及東歐壹些修正主義國家的後院裏，呈現出風起雲湧之勢的前兆。隨著國際交往的擴大，人民的視野也在壹天天開闊起來，隨著文化科學技術的普及，人民的耳目也越來越靈，思想也越來越發達。國際民主潮流勢必在世界上最不民主的地方，引起最強烈的反響。這是修正主義在今日中國所面［頁１５２］臨的又壹個挑戰。

（６）人民決不會容忍下去

第六，修正主義在今日中國的厄運，最重要最本質的壹個原因是，修正主義路線本身所具有的反動性和反人民性。修正主義路線不是使叉路口社會主義社會生產方式的基本矛盾得到趨向光明的解決，而是使這個基本矛盾趨向黑暗的惡化。因而它不得不繼續接受這個基本矛盾的支配和更為嚴峻的挑戰。它把公有製社會生產變成了官僚壟斷特權階級所有製生產，它用強力推行壹條特權專製的路線，利用勞動力還具有的商品屬性，鼓吹「土豆燒牛肉」的福利主義，以小恩小惠作誘餌，蠱惑人心，「用暫時改善工人生活條件的方法來挫折工人的革命力量。」 （《馬恩選集》第壹卷３８５頁）從而實質上加固勞動者無條件絕對服從物的奴隸地位［頁１５３］。也就是說，修正主義路線恢復勞動力商品性質的活力，是為了將勞動者進壹步推入無條件絕對服從官僚、就範做穩奴隸的深淵。它對於勞動者的主體意識和主體地位，則決定性地要予以毀滅！修正主義路線的反人民性和反動性，決定了它必然遭到具有反修防修意識的全體人民的自覺的反對和堅決的抵抗，這是毫無疑問的。

（７）回光返照不久長

總而言之，任何欺騙都是不能持久的。修正主義在今日中國所面臨的命運，絕對不是什麽幸運，而肯定是厄運。在今日中國，修正主義即使上了臺，其統治地位也是不能長久的！它的「壹下子」得逞於壹時，不過是預示著它的必然頃刻瓦解！愚蠢昏昧的人迷信於眼前，智慧明達的人卻著眼於未來。修正主義製度不過［頁１５４］是整個剝削階級製度的回光返照。在今日中國，其做法有如封建的社會主義，其前途也將有如封建的社會主義－－「為了拉攏人民，貴族們把無產階級的乞食袋當做旗幟來揮舞。但是，每當人民跟著他們走的時候，都發現他們的臀部帶有舊的封建紋章，於是就哈哈大笑，壹哄而散。」（《馬恩選集》第壹卷２７４頁）還是毛主席那句話：「我斷定他們也是不得安寧的，很可能是短命的，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利益的革命者是決不會容忍的」！

四、生死關頭兩條路線的殊死搏鬥

１、勞動力性質是社會性質的標誌

作為人的體力和腦力總和的勞動力，在任何社會裏都是生產的基本因素。沒有勞動力的［頁１５５］參與，就沒有任何生產活動。同樣重要的是，勞動力性質的變化對社會性質的變化具有強烈而敏感的反映。資本主義將勞動力變為商品，不將勞動力變為商品，資本主義的剝削方式和壓迫方式就不能存在，「資本主義生產的整個體系，是建立在工人把自己的勞動力當做商品出賣的基礎上的。」（馬克思《資本論》第壹卷４７１頁）修正主義將勞動力的所有權從勞動者身上剝奪，使勞動力變為官僚的無條件絕對服從物－－奴隸，不將勞動力變為官僚的無條件絕對服從物，修正主義的法西斯特權專政的超等奴役壓榨製度就不能建立起來。修正主義的生產就是奴隸製度的生產。在這種生產體系中，「奴隸的強製性勞動成了整個社會和上層建築所賴以建立的基礎。」（《馬恩選集》第四卷１６４頁）共產主義將勞動［頁１５６］力變為主體，不將勞動力作為主體解放出來，共產主義解放全人類的鴻圖就始終不過是壹句空話。共產主義「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的社會的，將是這樣壹個聯合體，在那裏，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壹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馬恩選集》第壹卷２７３頁）

由此可見，勞動力性質是社會性質的標誌。掌握這壹原理，對於認識社會主義時期路線鬥爭的實質，具有很重要的意義。

２、圍繞著解放勞動還是奴役勞動而展開的兩條路線鬥爭

叉路口社會主義社會勞動力的矛盾混合物性質，充分表明了社會主義社會的過渡性質。正如同社會主義在叉路口徘徊那樣，勞動力壹直在自覺不自覺地尋找解脫自身矛盾的出路。［頁１５７］叉路口社會主義社會兩條政治路線的鬥爭，就正是緊緊圍繞著這壹點而展開的。究竟是把勞動力的矛盾混合物性質凈化為主體性質，還是惡化為奴隸性質，究竟是把社會引向真正的完整的社會主義，從而向共產主義的光明境界過渡，還是把社會推入修正主義的黑暗深淵，這就是兩條路線鬥爭的實質。由於生產資料私有製的舊有形式已經很難恢復，由於社會生產的高度組織化，勞動力也很難倒退到純粹商品性質的狀態。在這個時候，勞動力的本能是強烈要求確立自己的主體地位、擺脫矛盾混合物的處境。而統治階級－－官僚主義者階級及其所掌握的上層建築卻要根據其自身的利益和慣性，把勞動力完全淪為官僚的奴隸以便於驅使。這就是兩條路線鬥爭的階級基礎。站在勞動人民［頁１５８］的立場上，壹切以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為依歸，不但在意識上，而且在生產上、分配上、社會上都切實地、而不是虛偽地確立和增強勞動力的主體地位，這就是堅決實行無產階級政治掛帥，不斷改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解放勞動者的馬克思主義的政治革命的路線。實行這條路線，終將要取消勞動力商品屬性，但是社會主義階段雖限製卻也仍承認勞動力的商品性質，而不是就否認它或擴大它。這條路線，對勞動力的無條件絕對服從官僚的奴隸性質，則是決定性地要加以根本否定。這條路線的革命性和人民性就在這裏。在這條路線的指引下，社會主義的基本的經濟規律，就不但是只著眼於生產工具，「用在高度技術基礎上使社會主義生產不斷增長和不斷完善的辦法，來保證最［頁１５９］大限度地滿足整個社會經常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的需要。」（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單行本３１頁）而且更重要的是著眼於掌握生產工具的生產力的首要因素勞動者的身上，用自主的熱情的勞動代替強製的被迫的勞動，用解放勞動者的方法解放生產力，努力使勞動者真正成為社會的主人，國家的主人，生產資料和生產活動的主人。與此相反的，就是修正主義反革命的路線。修正主義路線及其基本的經濟規律，我們在前面已經多所闡述，在此即不贅言。必須指出，勞動力的矛盾混合物性質，是社會主義社會馬克思主義路線和修正主義路線鬥爭的根源。只要勞動力這種矛盾混合物的性質存在壹天，馬克思主義路線和修正主義路線的鬥爭，就不會有壹刻的停頓。這種兩條路線的鬥爭，將始［頁１６０］終貫穿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時期。

３、不利於革命的鬥爭方式

但是路線鬥爭又集中表現在權力之爭上。社會主義社會生產方式高度組織的政經壹體化公有製社會生產的特點，決定了權力之爭的重要意義：壟斷政權就能壟斷壹切，誰掌握了權力誰就掌握了鬥爭的主動權。既然整個國家的軍、政、財、文大權都已統統高度集中於共產黨，為共產黨所壟斷，既然早已排除了另外的政治組織通過合法的途徑與共產黨爭權的可能和存在的余地，鬥爭也就不可避免地要集中到執政的共產黨內來。共產主義事業，「無產階級的發展，無論在什麽地方總是在內部鬥爭中實現的。」（《馬恩全集》３５卷３８０頁）共產黨在未取得政權之時已是如此，共產黨在長期固定化執政後更是［頁１６１］如此。權力愈重，利害關系愈大，爭奪權力的鬥爭也就愈尖銳。馬克思主義路線的階級力量在於以無產階級為首的廣大勞動人民。修正主義路線的階級力量在於當權的官僚主義這階級。但是，共產黨內的權力之爭不是訴諸於人民的裁決，而是決定於其上層內部的傾軋。誠然，共產黨是壹個有革命理論信念、推崇馬克思主義的黨，是壹個具有革命遺傳的黨，特別是當黨的領袖仍是馬克思主義者的時候，黨內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力量定會堅決抵製修正主義，抵製官僚主義者階級。但是，畢竟由於少數人長期強製性固定化壟斷政權，已使黨發生了變化，階級關系發生了變化，黨內「恐怕相當大壹個多數的」當權人物，已經蛻變成了官僚主義者。正是他們形成了壹個官僚主義者階級。［頁１６２］這個官僚主義者階級養尊處優，不讀書，不勞動，不調查，不研究，高高在上，脫離人民，脫離實踐，做官當老爺。「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馬恩選集》第二卷１９４頁）官僚主義者階級的既得的特殊利益、特殊地位，使他們早已背叛了馬克思主義。這些官僚主義者奉權力為偶像，迷信權力，崇拜權力，唯權力是從甚於堅信路線，他們的信仰就是權力，是標準的權力至上主義者。他們的階級性無比貪婪，無比兇狠，無比陰險；他們的眼界毫無歷史感，近視而無遠見，昏昧而不能明察。為了奪取權力，他們會不惜壹切，任何卑鄙無恥的事都幹得出來，任何陰謀詭計都會使出來地去謀權、篡權、奪權，使權力之爭具有了極不平常［頁１６３］的險詐性和殘酷性。正因為黨內這種情況，正因為權力被少數人強製性固定化壟斷的整個上層建築本能趨向於搞修正主義，正因為國民經濟陷入了停頓和瀕臨崩潰，正因為修正主義上臺有了可乘之機，正因為剝奪了廣大勞動人民參與政治的權力和條件，正因為不同意見沒有公開發表、討論和試驗的余地，正因為量變的積累必然導致質變，等等，所以致使社會主義在叉路口邁出決定性的最後壹步時，革命力量在黨內的權力鬥爭中肯定是處於劣勢的地位。鬥爭形式極其不利於革命。顯然，在這樣決定生死存亡的關頭，如果不直接訴諸於人民，如果不立即果斷地訴諸於無產階級民主革命，社會主義的危機和修正主義的上臺，都是在所難免的。

第八章 無產階級民主革命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



壹、社會主義革命的兩個階段

　　綜上所述，「這是兩種不相等的力量的交互作用：壹方面是經濟運動，另壹方面是追求盡可能多的獨立性並且壹經產生也就有了自己的運動的新的政治權力。

總的說來，經濟運動會替自己開辟道路，但是它也必定要經受它自己所造成的並且有相對獨立性的政治運動的反作用，即國家權力的以及和它同時產生的反對派的運動的反作用。」（《馬恩選集》第四卷４８２頁）這種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作用和反作用，構成了生產方式的內在的基本矛盾，決定了社會主義革命必然要經歷兩個階［頁１６５］段。第壹個階段是經濟基礎變更的階段，即對生產資料進行公有製改造的階段。第二個階段是上層建築變革的階段，即無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階段。從時間上說，第壹階段在中國大約從１９５３年－－１９６３年，相當於互助合作化，公私合營運動到人民公社化及為鞏固人民公社而鬥爭的這段時間，第二個階段在中國則是以對蘇大論戰為起點，從１９６６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展開來的。

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由來

　　反修防修實質上就是要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就是要堅持在社會主義革命第壹階段勝利的基礎上繼續革命，無產階級只有從對私有製的部分勝利中解放出來，才能從私有製的全部鎖鏈下得到解放。在對生產資料私有製進［１６６］行了公有製改造以後，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也必須加以改革。

「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築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馬恩選集》第二卷１９４頁）從這個意義上說，１９６６年爆發的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決不是個別人的心血來潮的產物，而是中國在１９５６年對生產資料實行了公有製改造之後的必然發展，是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築已經或慢或快地發生了變革的開端，而不是結束。

三、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局限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偉大的歷史功績，我們在上面《中國處在反修防修的最前哨》等節文章裏，已經作了充分的肯定。但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作為整個上層建築發生變革的開端，在具有「開端」的偉大意義的同時，也不［頁１６７］可避免地具有了「開端」的局限。

　　這種局限主要來自於兩個方面。其壹是指導思想對社會主義革命第壹階段所形成的新的生產方式內在的基本矛盾認識不清。雖然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壹般原理，已經認識到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仍是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但沒有就特殊性具體指明是什麽樣的經濟基礎和什麽樣的上層建築，什麽樣的生產力和什麽樣的生產關系的矛盾。而這在當時是不能茍求的［以上十個字下面有著重號］。其二是只在既成形式的框子內尋求改變，而沒有突破既成形式的框子去進行變革。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沒有針對權力為少數人強製性固定化壟斷這個上層建築最根本最主要最致命的弊病。或者說，只是針對了這個弊病的表像而沒有針對這個弊［頁１６８］病的病根，只針對走資派，而沒有針對產生走資派的根本的真正的原因。壹如從前，「以往的批判與其說是針對著事態發展本身，不如說是針對著所產生的惡果。」（《馬恩選集》第三卷６６頁）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所展開的「文藝革命」、「衛生革命」、「教育革命」、「國家機關的改革」、「上海壹月風暴」以及「限製資產階級法權」等等，統統是在少數人強製性固定化壟斷權力的支配下進行的。

　　這種局限，決定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盡管顯示了無產階級的民主要求、盡管顯示了社會主義上層建築的影子（例如從舞臺上驅逐帝王將相、工人階級登上上層建築等等），但畢竟遠未能夠完成改革壹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的任務。［頁１６９］

　　這種局限，決定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只是反映了上層建築發生變革的意向和要求，而根本滿足不了這些要求，更為重要的是，不但解決不了根本問題，反而使這些「革命」、「改革」、「限製」等等，弊病橫生，造成了舊東西在新形式中復活的方便條件。例如「教育革命」，在權力被少數人強製性固定化壟斷的把持下，就以推薦和選拔「工農兵上大學」而言，從打破剝削階級壹統天下的正確的革命的願望出發，結果卻淪落到了新的剝削階級－－官僚主義者階級營私舞弊塞私人憑關系走後門的境地。在權力被少數人強製性固定化壟斷的把持下，推薦和選拔的新形式，充滿了官僚主義者階級玩弄特權術「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的舊貨色！又例如「衛生革命」，向［頁１７０］改變城市大老爺衛生部的革命目標前進的步伐，結果卻在少數人強製性固定化壟斷權力的領導下，踏入了城鄉大小老爺合夥營私舞弊服務部的泥沼。在官僚主義者階級的控製下，從「赤腳醫生」的人選，到治病發藥，不少合作醫療不僅實為「官醫」，而且變成了合法走私的「醫院商店」，賬目不公開，藥品

囤積居奇，據為己有，投機倒把，甚於奸商。如此等等。

在總問題沒有解決，總根子未曾觸動的情況下，壹切改革都是虛話，陳舊的東西不但會力圖在新形式中復活，而且簡直是在新形式的軀殼裏找到了最適宜生存的條件。

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結論

　　但是，畢竟由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本質是革命的，畢竟由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頁１７１］千百萬人民群眾曾經積極參與和投身的大規模的群眾運動，畢竟由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經歷了壹系列反復、曲折和驚心動魄的鬥爭，深入持續達十年之久，因此，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得以暴露了現存生產方式內在的基本矛盾，展現了無產階級民主革命廣闊的前途。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對黨神話，撕開了假社會主義的面紗，激化了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有力地證明了馬克思的論斷：「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壹定階段，便同它們壹直在其中活動的現存生產Ｘ［此字不清］財產關系（這只是生產關系的法律用語）發生了矛盾。於是這些關系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了生產力的桎梏。」（《馬恩選集》第二卷１９４頁）少數人對權力的強製性固定化壟斷，把所有製管理的專製形式膨脹為極［頁１７２］端專製的新的特權壓榨手段，強加於公有製社會生產，嚴重地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以致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尖銳矛盾已經重申：「要不是每壹個人都得到解放，社會本身也不能得到解放。因此，舊的生產方式必須徹底變革，特別是舊的分工必須消滅。」（《馬恩選集》第三卷３３３頁）

公有製社會的當務之急，就是要盡快改變在起關鍵性作用的權力分工方面的嚴重的弊病，權力分工必須由絕大多數人即由整個勞動人民來左右。為著謀取整個社會生產力的解放，必須首先爭取使每個社會勞動力都得到解放。「生產者的政治統治不能與他們的社會奴隸地位的永久不變狀態同時共存。」（馬克思《法蘭西內戰》，見《論巴黎公社》第５６－５７頁）尤其重要的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毫不含糊地揭示了，應當打碎從前［頁１７３］的官僚軍事機器，「舊政府權力的合理職能應該從妄圖駕於社會之上的權力那裏奪取過來，交給社會的負責的公仆。」（同上，５５頁）「再不應該像以前那樣把官僚軍事機器從壹些人的手裏轉到另壹些人的手裏。」（同上，３６１頁《馬恩選集》第四卷３９２頁）［此處不知為什麽有兩個不同的頁碼指示］再不應該像以前那樣，把官僚軍事機器從走資派的手裏轉到跑資派的手裏了！再不能把權力讓少數人強製性固定化壟斷下去了！這種壟斷，已經形成了更無人道的新的階級分化，已經形成了更貪婪、更狡詐、更毒辣的新的剝削階級，已經形成了更黑暗、更殘酷、更罪大惡極新的剝削製度！「不消滅壹切［此兩字下面有著重號］奴役製，任何壹種［此四字下面有著重號］奴役製都不可能消滅。」（《馬恩選集》第壹卷１５頁）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結論是：社會主義革命第壹階段生產力的發展形式，已經［頁１７４］變成了社會主義革命第二階段生產力的桎梏。要改變這樣的生產關系，要建立社會主義的上層建築，必須打碎舊的官僚軍事國家機器和權力被少數人強製性固定化壟斷的體製，必須徹底粉碎神話，把奴隸總管黨變成奴隸工具黨，必須「提供合理的環境，使階級鬥爭能夠以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經歷它的幾個不同階段。」（《論巴黎公社》１３６頁）；必須還我人權，刻不容緩的無產階級民主革命必須積極進行。

五、無產階級民主革命準備工作的完成

１、壹般準備

　　「人類始終只提出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因為只要仔細考察就可以發現，任務本身，只有在解決它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過程中的時候，才會產生。」（《馬恩選集》第二卷［頁１７５］１９５頁）

　　社會主義革命第壹階段所確立的公有製社會生產，已為無產階級民主革命奠定了經濟基礎。

　　高度組織的政經壹體化社會生產，已為無產階級民主革命作好了組織準備。

　　權力被少數人強製性固定化壟斷所造成的惡果和激化的矛盾，已為無產階級民主革命準備了革命的對象和動力。

　　生產的發展，科學技術教育的普及，已為無產階級民主革命準備了壹定的必要的文化水平。

　　《共產黨宣言》發表以來壹百多年的無產階級革命和十月革命以來近六十年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和教訓，尤其是蘇聯變修的慘［頁１７６］痛的教訓和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寶貴經驗，大大地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的寶庫，為正確認識社會主義革命的規律，為發展反修防修的理論，提供了充分的事實和有力的依據。

２、主動因素

　　尤其重要的是，所有這壹切極大地提高了無產階級的馬克思主義水平。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生產資料公有製的確立，使無產階級從生產資料的奴役下解放了出來，這次解放使他們充滿了實現社會主義的希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開展，則是使無產階級從思想的牢籠裏又獲得了解放，這次解放使他們堅定了必須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的信念，使他們對新剝削階級和剝削製度具有了皮和肉的感受。麻木中的痛苦無知覺不痛苦，感覺到的痛苦更痛苦。過去的痛苦只留下了疤痕，現實的痛苦［頁１７７］卻刺激著每壹根神經。無產階級從喪失壹切、固定化沒有壹切中，認識到了他們更徹底地被剝奪，因而準備更徹底的剝奪剝奪者。滿腔的熱血已經沸騰，胸膛裏充滿了仇和恨的怒火！無產階級已經看清必須進行第二次更猛烈的血與火的清算的對象，已經不是從前的剝削，而是如今的剝削！無產階級已經不是從感性、不是從宣傳中得到啟發，而是從自身的政治實踐經驗的感受中，更為牢固地掌握了真理：「我們的利益和我們的任務都是要不間斷地進行革命」，「對我們說來，問題不在於改變私有製，而在於消滅私有製，不在於掩蓋階級矛盾，而在於消滅階級，不在於改良現存社會，而在於建立新社會。」（《馬恩選集》第壹卷３８５頁）

３、所有現存製度都處在困惑的狀態

　　與此同時，整個世界形勢和國際關系發生［頁１７８］了巨大的變化。當社會主義革命在絕大多數「社會主義」國家裏遭到窒息和扼殺的命運時，社會主義革命的苗頭卻在資本主義世界、半殖民地半資本主義或半殖民地半封建主義的國家裏醞釀著破土而出。資本主義世界在炫耀其「民主、自由」的時候，卻遭到了剩余價值理論的無情的挑戰。修正主義國家在大談其「社會主義」優越性的時候，人權運動卻揭破了它的殘酷和黑暗，暴露了它和人民尖銳對立的困境，在「社會主義到處都在勝利前進」的樂曲聲中，卻聲聲聽得出修正主義鬼魂的哀嚎。整個世界的社會製度都在其自身內在的弊病支配下鉆牛角尖，走死胡同，因而整個世界都在渴望，都在等待新生命的出現，都在孕育著新的生命。而戰爭的陰影，使這種渴望和等待變得更［頁１７９］為迫切，使這種孕育更加日益臨近分娩之期。中美關系的解凍固然在美國掀起了中國熱，可是在中國難道又沒有打開向外窺探 的窗戶？當中國不斷驚人的事件在世界面前接二連三出現的時候，中國人難道對美國總統尼克松和日本首相田中角榮的辭職不感到有點什麽值得探討嗎？

４、被動因素

　　但是，這壹切還不是無產階級民主革命準備工作的全部完成。革命需要主動因素，同時，革命也需要被動因素。在「浮誇的空話同實際上的猶豫不決和束手無策相混雜，熱烈謀求革新的努力同墨守成規的頑固積習相混雜，整個社會表面上的協調同社會各個成分的嚴重的彼此背離相混雜。」（《馬恩選集》第壹卷６０９頁）的局面下，無產階級只有從壹系列探索的失敗中，才能認準解放的唯壹出路。「但是，在這些失［頁１８０］敗中陷於滅亡的不是革命。陷於滅亡的是革命前的傳統的殘余，即那些尚未發展到尖銳階級對立地步的社會關系的產物。」（《馬恩選集》第壹卷３９３頁）陷於滅亡的是那些在無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旗幟樹立起來以前，探求出路的矛盾混合物所沒有擺脫的壹些人物、幻想、觀念和方案。無產階級只有擺脫這壹系列應當擺脫的東西，才能夠聚集到無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旗幟之下，而無產階級要擺脫這些東西，只有通過實踐，只有通過「壹連串的失敗［此兩字下面有著重號］才能使它擺脫。」（同上，３９３頁）無產階級民主革命準備工作的完成，並不是由於這個革命已經「獲得了直接的悲喜劇式的勝利，而是相反，由於它產生了壹個團結而堅強的反革命，產生了壹個敵人，而主張變革的政黨只是在和這個敵人的鬥爭中才發展成了真正［頁１８１］革命的政黨。」（《馬恩選集》第壹卷３９３頁）當著修正主義陰謀家野心家篡奪了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的時候，當著修正主義的放肆的欺騙宣傳和瘋狂的恐怖政策越 來越使人民不堪忍受的時候，當著人民普遍認識到「如果壹個政黨的全部本錢就只是知道某某人不可靠這壹件事，它的前途就太可悲了」（《馬恩選集》第壹卷５０１頁）的時候，當著修正主義上臺對於執政的共產黨的廣大黨員都已不是什麽秘密的時候，當著既要打著紅旗就不得不受紅旗的緊箍限製而生產力更深地陷入矛盾之中不能得到解放的時候，當著統治集團內部許多成員也越來越厭煩、越來越不能接受「既無法律又無規章，由單獨壹個人按照壹己的意誌反復無常的性情領導壹切」（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第８頁）的專製體製的時候，當著重［頁１８２］新分配政府要職的把戲使統治集團內部的內訌加劇的時候，當著革命的領導權已經由改良主義者手裏轉到馬克思主義者手裏的時候，無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準備工作全面地完成了！

５、必然的東西壹定會成為現實的東西

　　總而言之，無產階級民主革命乃是社會主義現存生產方式決定的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乃是反修防修的必然要求，乃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的必然發展。

必然的東西壹定會變成為現實的東西。「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機之後才有可能。但是新的革命的來臨，象新的危機的來臨壹樣，是不可避免的。」（《馬恩選集》第壹卷４８８頁）任何企圖阻止無產階級民主革命到來的行動，都是反動的行動，徒勞的行動。無論勇敢的螳螂們花崗巖般頑固的頭腦有多麽大，不可壹世的手臂有多麽粗，在歷史車輪［頁１８３］面前，螳螂畢竟是螳螂！任何妄圖阻擋歷史車輪前進的螳螂，定將被歷史車輪無情地碾碎！這難道不是必然的嗎？
第三篇 現實性



第九章 基本方針



壹、 無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

無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就是要將高度組織的政經壹體化公有製社會 生產力的桎梏－－權力被少數人強製性固定化壟斷的生產關系，予以徹底粉 碎；就是要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結論，變為千百萬革命分子的實踐、變 為既牽動整個下層勞動人民、又牽動整個上層統治集團的空前的群眾運動和空前的社會革命；把反修防修的偉大鬥爭進行到底，把改良主義的幻影清除 幹凈，把上層建築領域裏真正的社會主義革命全面地、生動地開［頁１８５］展起來，用以鞏固真正的無產階級專政，保衛和發展真正的社會主義經濟基 礎，從而既能前所未有地解放勞動，解放社會生產力，高速度地發展社會主 義生產，又能有效地粉碎修正主義上臺的現實威脅，贏得社會主義革命在全 世界範圍內的勝利，為實現共產主義偉大理想，全面地、穩固地奠定基礎。

二、 無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直接目的

無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直接目的，就是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堅 持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史觀，建立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民主製度。

這種無產階級民主製度，就是生產資料公有製和「通過人民自己實現的 人民管理製」（馬克思：《法蘭西內戰》，見《馬恩列斯論巴黎公社》第６ １頁）相結合的完［頁１８６］全新型的社會主義製度。

無產階級民主製度，決定性地要打倒官僚主義者階級，粉碎少數人對多 數人強製性固定化專政的特權生產關系；決定性地要將任命製、等級製、國 家機關自治化，以及對黨的神話，統統掃進歷史的垃圾堆中去；決定性地要建立和健全馬克思主義的法製、實行普選製、把奴隸總管黨變為奴隸工具黨， 建立和健全適應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國家形式；決定性地要保障人權。等等。

無產階級民主製度，定將確保勞動人民能夠真正當權。在無產階級民主 製度下，每個勞動者都能真正地享受到主權，人格受到應有的尊重，聰明才智得到應有的培養、鍛煉和發揮。領導者只有取得被領導者大多數的同意， 才能領［頁１８７］導。被領導者壹旦為大多數勞動者需要，就能光明正大地成為領導者。同樣，領導者壹旦為大多數勞動者不贊同，也能不至蒙受陰 謀詭計的暗箭和死無葬身之地的毀滅的恐懼，平安地回到被領導者的正常生活中。無產階級民主製度，將在事實上而不是在口頭上使人民大眾真正地享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將切實保護人民，保護革命，保護壹切革命的創造性的見解和活動，將幫助人們打開思想的牢籠，把人們無窮無盡的創造力解放出來，並且依靠這些創造力全面完成無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不斷完善社會主義革命的形式，使社會早日消滅階級、消滅剝削、消滅壓迫；使人類的註意力早日集註到發展科學、征服自然上來；使人們早日完全享受到根據自己的興趣愛好選［頁１８８］擇職業的自由。建立這種無 產階級民主製度，定將對絕大多數人們的未來提供極好的機會，重新喚起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鼓舞起人們為實現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而奮鬥的熱情。

簡言之，無產階級民主製度是防止對生產資料實行了公有製改造的國家演變成修正主義國家的唯壹有效的利器，是使權力分工為人民所掌握，當權人物和權力機關在行使權力時不能超越馬克思主義法製和人民所授予的範圍的切實保障。

三、 無產階級民主製度的三個來源

１、 從十月革命以來尤其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事實中發現消除弊病的手段

恩格斯指出：「對現存社會製度的不合理［頁１８９］和不公平，對『理性化為無稽，幸福變成苦痛』的日益清醒的認識，只是壹種征象，表示 在生產方法和交換形式中已經靜悄悄地發生了變化，適合於早先的經濟條件的社會製度已經不再和這些變化相適應了。同時還說明，用來消除已經發現的弊病的手段，也必然以多少發展了的形式存在於已經發生變化的生產關系本身中。［以上從「用來……」到「……本身中」各字下面均有著重號］（著重號是我加的－－馬東伍）這些手段不應當從頭腦中發明出來，而應當通過頭腦從生產的現成物質事實中發現出來［「發現出來」四字下面有著重號］。」（《馬恩選集》第二卷３０７－８頁）

這是壹條極為重要的指示。根據這壹指示，我們可以從蘇聯十月革命到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將近六十年來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和教訓中，找到用來消除已經發現的弊病的手段。［頁１９０］從列寧掌握國家政權五年之後在逝世前夕的指示：在我們面前，「第壹個任務，就是改造那完全從舊時代接受過來，簡直是壞透了的國家機關。」（列寧《壹九二三年論文集》單行本第１８頁）「關於我們國家機關及改善這種機關的問題，乃是極端困難，遠未解決而同時又非常迫切的壹個問題。」（同上第２５頁）「我們國家機關的情形，如果不說是可惡，至少是可悲到了極點，致使我們必須首先切實加以考慮，怎樣來與這機關的缺點作鬥爭。」（同上３１頁） 「應當及時猛省。應當對那種突飛猛進的運動，對壹切誇耀等等懷著萬分必要的不信任態度，應當考慮到怎樣來檢查我們每小時都在倡導，每分鐘都在進行，而後來每秒鐘都證明其不穩固，不堅牢和不可了解的前進步驟。」 （同上，３２頁）到毛主席所親自發動和領［頁１９１］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改革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的實踐，文藝、教育、衛生革命、國家機關的改革、鞍鋼憲法等等，尤其是毛主席關於沒有無產階級大民主就沒有無產階級專政的思想，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社會主義革命重點對象是黨內走資派的思想，階級關系發生新變化，要正確理解和處理階級、階級矛盾、階級鬥爭和兩類不同性質矛盾的思想，修正主義是當前主要危險的思想等等，以及革命委員會等新生事物，甚至包括文化大革命中的派性問題，武鬥問題，等等，都或多或少地揭露了矛盾的弊病，或多或少地顯現了解決矛盾和消除弊病的手段，或多或少地顯現了無產階級民主革命的輪廓。這是無產階級民主製度的來源之壹。［頁１９２］

２、堅持巴黎公社的原則

馬克思指出，巴黎公社「是把人類從階級社會中永遠解放出來的偉大的社會革命的曙光。」（《馬恩列斯論巴黎公社》第２４５頁）「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於：它實質上是工人階級的政府，是生產者階級和占有階級鬥爭的結果，是終於發現的，可以使勞動在經濟上獲得解放的政治形式。」（同上第５６頁）

列寧肯定：「這個政治形式可以而且應該用來代替已被打碎的國家機器。」（《列寧選集》第３卷２１１頁）並指明了這種政治形式就是「馬克思和恩格斯詳細分析過的辦法：（１）不但實行選舉製度，而且隨時可以撤換，（２）薪金不得高於工人的工資，（３）立刻轉到使所有的人都來執行監督和監察的職能，使所有的人暫時都變成『官僚』［頁１９３］，因而使任何人［「任何人」三字下面有著重號］都不能成為官僚。」（同上第２６０頁）

恩格斯說：「請看看巴黎公社吧。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論巴黎公社》第１５頁）

因此，巴黎公社的原則是無產階級民主製度的來源之二。

３、 吸取歐美社會製度的長處

列寧曾經說過：「無論如何要繼續前進並吸取歐美科學中壹切真正有價值的東西－－這就是我們第壹等的首要任務。（《列寧全集》第３３卷３３０頁）

「要派遣幾個有學識修養而又忠誠的人到德國或英國去搜集書籍和 研究這個問題。」（《二三年論文集》第３７頁）「資產階級在鬥爭中使用 的工具，無產階級也應該加以利用，當然，利用的目的完全不同。妳也不能說不是這樣的，如果妳想否認這壹點，那妳就是把世界上壹切［頁１９４］ 革命事件的經驗壹筆抹殺。」（《列寧全集》第３１卷２２１頁）

更為明確的是，列寧在《馬克思主義和國家》及《國家與革命》中，都曾摘錄和引用了恩格斯在《１８９１年社會民主黨綱領草案批判》壹文中的話：

「『……美國式的充分的自治權，而這正是我們所應該有的。至於應當怎樣組織地方自治和怎樣才可以不要官僚製，這已經由美國和第壹法蘭西共和國向我們表明，而現在又有澳大利亞、加拿大以及其他英屬殖民地向我們證明了。這種省的和公社的自治製比瑞士的聯邦製要自由得多。在瑞士，每個邦對整個聯邦國家固然是有很大的獨立性，但它對縣和公社也具有獨立性。由邦政府任命縣長和其他地方長官，這在講英語的國家裏是絕對沒有的，我們［頁１９５］將來在自己國內也必須堅決消除這種現象，取消普魯士式的各級行政區長官』（專員、縣長、省長以及所有由上面任命的官吏）。根據這壹點，恩格斯建議把黨綱關於自治問題的條文表述如下：『各省』（省或區域）『各縣和各公社通過普選選出的官吏實行完全的自治，取消由國家任命的壹切地方的和省的政權機關。』」（《列寧選集》第３卷２２６－７頁）

－－尤其必須重視的是，列寧把恩格斯的這段話稱為是在「發揮馬克思主義對於國家問題的綱領性觀點［「對於……觀點」等十二字下面有著重號］」！ （同上，２２６頁）（著重號為作者所加）

那麽，美國等歐美資產階級的社會製度是怎樣組織地方自治和怎樣不要官僚製的呢？看來主要有兩點。

第壹點， 用美國《獨立宣言》的話來說，就 是「當壹個政府惡貫滿盈、倒行［頁１９６］逆施、壹貫地奉行著那壹個目 標顯然是企圖把人民抑壓在絕對專製主義的淫威之下時，人民就有這種權 利，人民就有這種義務，來推翻那樣的政府，而為他們未來的安全設立新的保障。」「政府的正當權力，則系得自統治者的同意。如果遇有任何壹種形 式的政府變成是損害這些目的的，那麽，人民就有權利來改變它或廢除它， 以建立新的政府。這新的政府，必須是建立在這樣的原則的基礎上，並且是按照這樣的方式來組織它的權力機關，庶幾就人民看來那是最能夠促進他們 的安全和幸福的。」（見《１７６５－－１９１７年的美國》）值得特別註 意的是，美國對於資產階級說來正是在這樣的原則基礎上，使推翻舊政府、 組織新政府的行動成為順理成章的受法律保護的行動。

這裏所謂舊政府被新政府代替，雖［頁１９７］然新舊兩者本質上沒有根本的差別，但是，畢竟是壹種不斷更新或更換的形式。它的存在表明了統治階級階級民主的存在， 統治階級的階級民主顯然使統治階級的階級力量得到了增強。美國正是通過 成文憲法，取消任命製、實行普選製、兩黨製、年度選舉、總統任期限製、 軍隊從屬於文職當局，等等，尤其是依靠了公民的言論、出版、集會自由等 基本權利來做到地方自治和不要官僚製的。

第二點， 用孟德斯鳩的話來說，就是「每壹個國家有三種權力：（壹）立法權力；（二）有關國際法事項的 行政權力；（三）有關民政法規事項的行政權力。……當立法權和行政權集 中在同壹個人或同壹個機關之手，自由便不復存在了；因為人們將要害怕這 個國王或議會製定暴虐的法律，並暴虐地執行這些法律。如果司法權［頁１ ９８］不同立法權和行政權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如果司法權同立法權合而為壹，則將對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施行專斷的權力，因為法官就是立法 者。如果司法權同行政權合而為壹，法官便將握有壓迫者的力量。如果同壹個人或是由重要人物、貴族或平民組成的同壹個機關行使這三種權力，即製 定法律權、執行公共決議權和裁判私人犯罪或爭訟權，則壹切便都完了。」（《論法的精神》）

美國正是通過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以達到使權力 互相製約、互相平衡、互相限製，以權治權，實行地方自治和不要官僚製 的。實踐證明，三權分立，地方自治，兩黨製，年度選舉等辦法，確是不要官僚製的民主共和國行之有效的辦法。形式始終是為內容服務的。這其中難 道沒有無產階級可吸［頁１９９］取的合理成分嗎？

形式始終不過是為內容服務的。讓我們不妨再引用恩格斯的壹段話，他說：「國家的最高形式，民主共和國，在我們現代的社會條件下正日益成為壹種不可避免的必然性，它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最後決定性鬥爭只能在其中進行到底的國家形式。－－這種民主共和國已經不再正式講什麽財產差別了。」（《馬恩選集》第四卷１６９頁）馬克思也說：「正是在資產階級社會的這個最後的國家形式裏階級鬥爭要進行最後的決戰」（《馬恩選集》第四卷２２頁）等等。

怎樣才能正確地理解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上述指示呢？讓我們還是用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本人的論述來回答這個問題吧。列寧說：「徹底發展民主製，找出發展的形式，用［頁２００］實踐來檢驗這些形式等等，都是為社會革命進行鬥爭的任務之壹。」（《列寧選集》第三卷２３１頁）馬克思說：「共產主義對我們說來不是應當確立的狀況［「狀況」二字下面有著重號］，不是現實應當與之相適應的理想［「理想」二字下面有著重號］。 我們所稱為共產主義的是那種消滅現有狀況的現實的［「現實的」三字下面有著重號］運動。（《馬恩選集》第壹卷４０頁）「所以我斷言－－恩格斯說－－現代的民主主義就是共產主義，這難道不對嗎？」（《馬恩全集》 第二卷６７７頁）

因此，對歐美社會製度實行革命的揚棄，「吸取對我們有益的經驗」（毛主席，《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第３８頁），是完全應該的。歐美社會製度的長處，是無產階級民主製度的第三個來源。

四、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於形式問題的幾段論述

１、 起初總是因為內容而忽略形式

恩格斯指出：「我覺得我們大家都有不應有的疏忽。這種情況過去就有，起初總是因為內容而忽略形式。如上所說，我就這樣做過，錯誤總是在事後才清楚地看到。」（《馬恩選集》第四卷５０２頁）

２、 考茨基之流破產的根本原因

列寧指出：「象考茨基、奧托•鮑維爾等等……破產的根本原因就在於他們只是『死盯著』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發展的某壹個形式，而忘記了 這個形式的片面性，他們不敢正視由於客觀條件的改變而必然發生的急劇變化，而繼續重復那種簡單的、背熟了的、初看起來是不容爭辯的真理：三大於二。然而，政治［頁２０２］與其說象初等算術，不如說象高等數學。」（《列寧全集》第３１卷８４頁）

３、 共產主義者的責任

列寧還指出：「……只要再多走壹小步，仿佛是向同壹方向邁的壹小步，真理便會變成錯誤。只要象德國和美國的左派共產主義者那樣，說什麽我們只承認壹條道路，壹條筆直的道路。我們不允許機動、通融和妥協，這就會造成錯誤，使共產主義運動受到最嚴重的危害，而且共產主義運動部分地已經受到或正在受到這種危害。右傾教條主義固執地只承認舊形式，而忽略新內容，結果遭到了完全的破產。左傾教條主義則固執地絕對否定某些舊形式，看不見新內容正在通過各種各樣的形式為自己開辟道路。不知道我們共產主義者的責任，就［頁２０３］是要掌握壹切形式，學會以最快的速度，用壹種形式去補充另壹種形式，用壹種形式去代替另壹種形式，使我們的策略適應任何形式的變換－－這種變換並不是我們的階級、我們的努力引起的。」（《列寧全集》第３１卷８５頁）

４、 兩個很重要的實際結論

列寧還說：「壹切歷史，特別是革命的歷史，它的內容總是比最優秀的政黨、最先進階級的最覺悟的先鋒隊所想象的更豐富多采，更生動活潑，更『巧妙』。這是不難理解的，因為最優秀的先鋒隊也不能表現幾萬人的意識、意誌、熱情和理想；而革命卻是在人的壹切聰明才智特別高漲和緊張的時候，由千百萬被尖銳的階級鬥爭所激勵的人的意識、意誌、熱情和理想來實現的。由此可以得出兩個很重要的［頁２０４］實際結論：第壹，革命階級為了實現自己的任務，必須善於毫不遺漏地掌握社會活動的壹切形式或方面（有時在奪取政權以後，還要冒著巨大的危險去做它在奪取政權以前沒有做完的工作）；第二，革命階級必須時刻準備著最迅速和突然地用壹種形式來代替另壹種形式。」（《列寧全集》第３１卷７７頁）

５、 這壹點，對於政治比對於軍事更重要

「壹支軍隊不想掌握敵人已經擁有或可能擁有的壹切武器，壹切鬥爭手段和方法，誰都會認為這種做法是愚蠢的甚至是犯罪的。這壹點，對於政治比對於軍事更為重要。」（同上）

６、 需要找到能夠解決問題的新形式

［頁２０５］

毛主席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曾經說過：「過去我們搞了農村的鬥爭，工廠的鬥爭，文化界的鬥爭，進行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但不能解決問題，因為沒有找到壹種形式，壹種方式，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面。」（《中共「九大」文件匯編》第２０－１ 頁）

７、 新的鬥爭形式的出現是不可避免的

毛主席還指出：「從現在起，五十年內外到壹百年內外，是世界上社會製度徹底變化的時代，是壹個翻天覆地的時代，是過去任何壹個歷史時代都不能比擬的。處在這樣壹個時代，我們必須準備進行同過去的鬥爭形式有著許多不同特點的偉大的鬥爭。」（同上，第７４頁）［頁２０６］
第十章 無產階級民主製度



壹、 無產階級民主製度下國家的最高領導

１、 黨的信任危機

按照現存社會主義國家的現行體製來說，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毫無疑問是本國獨壹無二的共產黨組織。

但是，蘇聯等馬克思主義共產黨變成了修正主義共產黨的慘痛的歷史事 實，卻不能不令人發出疑問：社會主義國家能不能繼續如此這般地奉行，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應不應該繼續如此這般地擁護這樣的共產黨的領導？

名義上是共產黨，實際上是修正主義黨的領導，已經根本不是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的領導［頁２０７］，而是馬克思主義叛徒們窮兇極惡的反革命的統治，是官僚主義者－－官僚壟斷特權階級的更無人道的剝削和壓迫！這樣的共產黨，只會把社會主義的紅色江山，領導成修正主義的黑色領地。要想使社會主義國家還成其為社會主義國家，首先就必須擺脫、必須推翻這樣的 共產黨的領導！

然而，有哪壹個修正主義的黨會拋棄共產黨這個稱號，會承認自己是修正主義的黨呢？這種情況從前沒有過，今後也不會有。相反，變修的黨將會更加拼命地標榜自己豈止是革命的、簡直是最革命的共產黨，豈止是馬克思主義的、簡直是最純粹最標準的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

何況，在任何壹個現存社會主義國家，都［頁２０８］免不了是實行高度組織的政經壹體化公有製社會生產和權力被少數人強製性固定化壟斷的生產方式。在這種生產方式的支配之下，難免執政的共產黨本身和整個社會的階級關系必然並且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處在這種變化面前，人們不能不會考慮：這究竟是馬克思主義的，還是修正主義的？

這樣，無情的歷史就使共產黨的組織的領導，不可避免地發生了信任危機。

２、 黨的領導不可不要

但是，社會主義事業如果離開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為之擬定《宣言》的共產黨的領導，如果離開了馬克思主義的領導，是絕對不能成功的。無疑，「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頁２０９］寧主義。」（《毛主席語錄》第１頁）問題是怎樣才能使共產黨的領導永遠建立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基礎之上，而不至於成為叛徒搞修正主義。在公有製社會經濟基礎上和叉路口社會主義社會生產方式的基本矛盾中，在共產黨本身和勞動者、階級關系都發生了巨大變化，革命的主要敵人已經在共產黨的當權派內，並且由於客觀存在這個主要敵人正滋生繁衍的現實面前，必須考慮黨的領導究竟以什麽形式體現才符合實際，符合科學，符合發展，符合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方向道路，符合馬克思主義。

３、 最根本的不是組織的領導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前，黨的領導被視為就是黨員的領導，就是黨支部、黨委、黨組織派出的工作組、黨組織委派來的人的領導，黨［頁２１ ０］的領導壹度因此被糟蹋到極端荒謬和反動的地步。反革命的修正主義路線，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長官僚主義者階級的誌氣，滅無產階級勞動人民的威風，正是在維護這種所謂黨的領導的旗號下，瘋狂猖獗到令人發指的程度！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急風暴雨，是現實尖銳激烈的階級鬥爭，澄清了這種可恥的混亂，是整個事態的演進、披露和發展，是毛主席壹系列關於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革命的重點對象是黨內走資派的指示，打破了對黨的神話。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黨組織曾壹度癱瘓了，但黨的事業、馬克思主義的革命運動卻沒有癱瘓，而是更加迅猛地發展了。經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鍛煉過的中國人民，已經對黨的領導這壹概念有了正確［頁２１１］的認識，廣大革命人民的心目中已經懂得，只有馬克思主義的領導，才能算作共產黨的領導。在毛主席的領導下，共產黨本身也明確了「黨的壹元化領導，最根本的是正確的思想和政治路線的領導。」（見《中共「十大」文件匯編》第４９頁）

這種關於「黨的領導」的概念的變化和發展，是不以人的主觀意誌為轉移的客觀規律的反映，是現實階級鬥爭的產物，是億萬人民通過革命實踐痛切感受到的經驗總結。它充分表明了，雖然在白色恐怖下，在社會主義主義革命第壹階段，黨的組織領導與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宗旨，往往是相壹致的；但是，在社會主義革命第二階段，在任命製、等級製、國家機關自治化和神話黨、權力被共產黨少數人強製性固定化壟斷的體製下，黨和階級關系已經發生了巨［頁２１２］大的變化，在這種情況下，黨組織（即那些黨內當權人物集團）往往成了、並註定要成為貫徹和執行馬克思主義革命宗旨的障礙。因此，黨的領導已根本不能以組織的形式來體現了。

４、 馬克思主義成文憲法至高無上

雖然已經明確了黨的領導不能是馬克思主義的領導，但是馬克思主義本身是門浩瀚的學說，並且，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就已多次明確指出，這門學說不是死的教條，而是活的指南。怎樣才能使這門浩瀚的學說變成整個社會易於牢固地掌握和運用其精神實質的「方向盤」，怎樣才能使活的指南不至於被有意和無意地曲解為死的教條呢？這就要求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歸納成簡明的法律形式交給人民。

因此，在無產階級民主製度下，社會主義［頁２１３］國家的最高領導是馬克思主義的成文憲法。在憲法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得遵守憲法，服從憲法，受製約於憲法，逾越者必須受到法律的懲處和製裁。

二、無產階級民主製度下的政黨

１、 兩黨製

為了確保馬克思主義的成文憲法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力，使之成為國家真正的最高主宰，就必須使共產黨成為忠實執行憲法的工具，而不能成為任意玩弄和篡改憲法的老爺。要做到這壹點，首先必須廢除共產黨壹黨製，而確立共產黨的兩黨製。

在無產階級民主製度下，兩黨的組織領導主要通過它們自己的出版物（書籍、報刊、雜誌等）來體現。兩黨的黨員不固定，用以打破［頁２１４］黨派成見。妳今天擁護甲黨的主張即可成為甲黨的黨員，明天擁護乙黨的主張即可為乙黨黨員，任何人不得非難。兩黨的常設機構主要是報刊編輯部。經費由國家平等提供，監督使用。兩黨負有為國家提出行政正職領導候選人供人民選擇的責任。政權由經過普選證明為大多數人擁護的黨來掌握。

在無產階級民主製度下，任何不信仰、不遵守、不服從馬克思主義成文憲法的組織、黨派，都必須堅決取締。但是，這種取締是由於馬克思主義顛撲不破的真理得到了壹個充分貫徹實行的合理環境而自然形成的。在陽光之下，螢火蟲沒有市場。

２、 兩黨製的好處

「馬克思主義必須在鬥爭中才能發展，不［頁２１５］但過去是這樣，現在是這樣，將來也必然還是這樣。正確的東西總是在同錯誤的東西作鬥爭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真的、善的、美的東西總是在同假的、惡的、醜的東西相比較而存在，相鬥爭而發展的。」（《毛選》甲種本第３５２頁）兩黨製為這種比較和鬥爭，提供了壹個合理的形式。與執政黨相反的意見、不同的看法和主張，都有公開表述、討論和試驗的條件和場所，而成文憲法又使執政黨和在野黨的意見、看法和主張都統壹在壹個正確的方向和基礎之上。在這樣的民主和法製之下，讓謬誤得以公開暴露，從而使謬誤失去了藏身之地；讓爭論由人民、由憲法、由理智來裁決，而不是訴諸於強權，從而使爭論確立真理而不至導致謬誤。因而，兩黨製能夠使革命合法，使真理受到 ［頁２１６］尊重，使籠罩著壹黨製權力之爭的罪惡的黑暗的無恥的陰謀詭計絕跡；兩黨製是監督政府行使職權，使當權人物不得濫用權力，使錯誤路線能夠得到及時的和較為順利的糾正的有效的方法，是防止執政的共產黨蛻變為官僚壟斷特權階級奴隸總管老爺黨的壹個有力的措施。

３、 兩黨製的歷史淵源

歷史雄辯地證明，在資產階級民主製度下實行的資產階級兩黨製，是鞏固資產階級統治的極好的方法。美國尼克松水門事件已足夠發人深思，促人反省。是什麽使美國總統不能濫用職權，是什麽使資產階級的總統只能效忠公職而不能違法循私，是什麽使權力很大的總統不能不辭職？不正是由於資產階級的民主和法製嗎？不正是由於在這種民主和法製之下實行［頁２１７］了兩黨製，從而使資產階級的政黨只能作為資產階級的工具而不能作為資產階級的主宰的緣故嗎？更不用問日本為什麽發展得這樣快，田中為什麽也無獨有偶會步尼克松的後塵辭職了等等。資產階級兩黨製的形式，是歷史積累的結果，它能夠有效地動員整個統治階級的力量，使統治階級內部能互相製約、監督，從而使公職人員難以擴大特權難以官僚化。因而對維護統治階級的統治，緩和統治階級內部及其與被統治階級的矛盾，促進國家機關的新陳代謝，等等，是有利的。在這裏是形式幫助了內容，在另壹方面是內容決定了形式。無產階級能夠將資產階級專政的軍隊、警察、監獄等等壹整套學來，為什麽就不能把兩黨製也為我所用呢？

４、 兩黨製的理論依據

［頁２１８］

馬克思主義的經典作家，都充分肯定了無產階級政黨的革命作用；但是，也都沒有說過無產階級只能有壹個政黨。世上沒有獨翅能飛的鳥，也沒有獨腳能跑的人和獸。關於無產階級也完全可以實行兩黨製的理論依據，我們還不必就拿壹分為二、對立統壹、辯證法的原理來加以證明，也不必多所引述，只要指出這壹點來就足夠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著名的《共產黨宣言》中，明明白白地寫道－－「共產黨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黨相對立的特殊政黨。」（《馬恩選集》第１卷第２６９頁）這難道還不夠權威，還不夠明白嗎？

為什麽無產階級就只能有壹個政黨呢？為什麽壹定要「把壹切都攪在壹鍋稀裏糊塗的粥裏」呢？須知「這鍋粥只要沈澱壹下，其中的［頁２１９］各種成為正因為是在壹鍋粥裏，就會陷於更尖銳的對立之中……正因為如此，最大的宗派主義者，爭論成性者和惡徒」尤其是立意搞修正主義專門玩弄陰謀詭計的政治騙子，更能「在壹定的時機會比壹切人都更響亮地叫喊團結。在我們的壹生中，任何人給我們造成的麻煩和搗的鬼，都不比這些大嚷團結的人更多。」「不要讓『團結』的叫喊把自己弄糊塗了。」（均見《馬恩選集》第四卷４１０頁）

至於如何對待從前曾經起過重大作用、作過巨大貢獻的黨，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待第壹國際的態度，也為我們作出了很好的榜樣。馬克思所創立、馬克思和恩格斯所主持的第壹國際，曾經「奠定了工人國際組織的基礎，使工人做好向資本進行革命進攻的準備。」（見《列寧全集》［頁２２０］第２９卷第２７４頁）但是，當「它的舊形式已經過時了」（《馬恩選集》第四卷４１３頁）的時候，恩格斯卻毫無纏綿之情地寫道：「舊國際就完全終結了。這很好。」（《馬恩選集》第４卷４１２頁）對此，恩格斯還說：「任何政黨的領導都希望看到成功，這是很好的。但是在某些情況下，需要有勇氣為了更重要的事情而犧牲壹時（這兩字下面有著重號）的成功。尤其是象我們這樣的政黨，它的最後的成功是絕對不成問題的，它在我們這壹生中並且在我們眼前已獲得了如此巨大的發展，所以它決不是始終無條件地需要壹時的成功的。以國際為例。它在巴黎公社之後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嚇得要死的資產者認為它是個萬能的東西。國際本身的大批成員以為，這樣的情形會永遠繼續下去。我們深深知道，氣泡是壹定要［「壹定要」三字下面有著重號］破滅的。什麽亂七八糟的人都［頁２２１］鉆到國際裏來了。它裏面的宗派主義者已經有恃無恐、濫用國際，希望會容許他們去幹極端愚蠢而卑鄙的事情。我們沒有容忍這種情況。我們很清楚，氣泡總有壹天是要破滅的，所以我們盡力不使災禍拖延下去，而使國際純潔無瑕地從這個災禍中脫身出來。氣泡在海牙破滅了……不過，老黑格爾說過：壹個政黨如果分裂［「分裂」二字下面有著重號］了並且經得起這種裂，這就證明自己是勝利的政黨。無產階級的運動必然要經過各種發展階段；在每壹個階段上都有壹部分人停留下來，不再前進。僅僅這壹點就說明了，為什麽『無產階級的團結壹致』實際上到處都是在分成各種不同黨派的情況下實現的……」（《馬恩選集》第四卷４１０－１２頁）

５、 兩黨製的現實苗頭

［頁２２２］

其壹是，在公有製未確立的好些地方，在同壹國家未執政的共產黨旁邊 ……特別是自從中蘇論戰以來－－出現了壹個或幾個（馬列）共產黨組織。

其二是，在公有製確立之後的國家裏，在執政的共產黨內部，都發生了嚴重的從上至下的派系鬥爭，並且這種紛爭只有越演越烈激化下去使黨面臨解體的跡象。中國共產黨內部近十年來的巨大分歧和殊死搏鬥，不但壹直存在著兩個司令部，而且純粹從上到下就存在著兩大派別。現實尖銳對立的階級鬥爭，馬克思主義的巨大影響和自己現有的階級地位，註定了現有共產黨不可避免地要發生分裂。與其讓宮廷黑幕內的陰謀詭計殘殺予奪來毀滅革命完成這種分裂，不如在大庭廣眾光天化日之下光明磊落地申訴［頁２２３］情由發表政見，由公民投票來裁判是非決定誰該在朝誰應下野使革命合法化。

其三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各地群眾基本上都分裂成了兩大派。這決不是偶然的，同樣是現實階級關系變化的必然反映。除了階級根源之外，兩派成見之深，反映了未經人民表決的自信，兩派武鬥，反映了缺乏能令人信服的解決爭端的民主製度的困惱。

其四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革命委員會的產生，除軍隊代表由上級機關調配外，幹部代表和群眾代表均系兩派群眾推薦。但是，這種推薦仍是在壹黨製的框子之下進行的，人選集註在是否黨員，家庭出身是否過硬上。並且，它不是讓取得大多數人民擁護的代表組成責任領導班子，而是讓兩派對等的代表捏合［頁２２４］在壹起，互相扯皮互相掣肘，做不成多少真正為人民服務的事情，從而使政權仍然落回官僚主義者階級壹黨製特權老爺手中，翻案復辟成了難免之事。但是，革委會由兩派群眾推薦產生，畢竟是具有兩黨普選製跡象的壹個表現。

其五是，文化大革命中「五•七」幹校的出現，更是無產階級兩黨製在現實生活中露出來的苗頭。這不單單是壹個幹部隊伍臃腫龐大過剩的表現，而且簡直明明白白是共產黨幹部隊伍壹部分在朝、壹部分下野的狀況。不過這種在朝與下野，都不是由人民決定，而是由黨內當權派決定的罷了。至於說到勞動鍛煉的問題，在壹黨製下，這種下野鍛煉的方式，仍然遠遠脫離人民，不是到人民中與人民同甘共苦，而是遠離人民住進了特殊莊園。等等。［頁２２５］

總而言之，「不從根本上［以上四字下面有著重號］開始革命，就不能完成革命。」（《馬恩選集》第壹卷１５頁）無產階級兩黨製作為無產階級民主製度的壹個組成部分，正如同無產階級民主革命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壹樣，壹定會成為現實的東西。無產階級完全有理由，有能力掌握兩黨製、運用兩黨製，無產階級再也不能容忍任何政黨把自己的宗派利益、小集團利益，淩駕於整個公有製社會人民的利益之上了！無產階級只有從政黨的奴役下解放出來，才能解放全人類！而馬克思早就說過，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後解放自己。

三、 無產階級民主製度下的權力基礎

在無產階級民主製度下，如果說馬克思主義的成文憲法就是國家的最高領導的話，那麽，每個勞動者都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人民民主共和普選製，則是整個國家權力的基礎。在無產階級民主製度下，國家主權就是以無產階級為首的全體勞動人民自身。壹切權力機構的產生和法律的製定，以及當權人物的任免，都必須征得勞動者大多數的同意和批準。

馬克思指出：「工人們要求共和製，已不再把它當做舊的階級統治製度的壹種政治變形，而是把它當做消滅階級統治本身的革命手段。」（《法蘭西內戰》，見《論巴黎公社》第１９８頁）

恩格斯指出：「普選製是衡量工人階級成熟的標尺。」（《馬恩選集》第四卷１６９頁）「民主已經成了［頁２２７］無產階級的原則，群眾的原則。即使群眾並不總是很清楚地懂得民主的這個唯壹正確的意義。但是他們全都認為民主這個概念中包含著社會平等的要求，雖然這種要求還是模糊的。」（《馬恩全集》第２卷６６４頁）「共和國是無產階級將來進行統治的現成的［此三字下面有著重號］政治形式。」（《馬恩選集》第四卷５０８頁）「毫無疑義的是，我們黨和工人階級只有在民主共和國這種政治形式下才能取得統治。這種民主共和國甚至是適用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壹種特殊形式［自上壹個句號以後的２６個字下面分別有著重號］。」（轉引自列寧《馬克思主義論國家》單行本第１２頁）。等等。
顯而易見，既然生產資料所有權已經屬於公有製，那麽權力也就理所當然地應該名符其實地屬於人民！壹切權力歸人民－－這就是無產階級民主製度下的權力機構所必須信守的原［頁２２８］則。

四、 無產階級民主製度下的上層權力機構

1、立法

人民代表會議製

無產階級民主製度下的人民代表會議與修正主義壹黨專製下的人民代表大會，有本質的區別。

修正主義壹黨專製下的人民代表大會，乃是官僚壟斷特權階級法西斯騙子政治的擺設和點綴，根本不能代表人民。第壹，代表的產生不民主。代表不是由人民選舉的而是由黨老爺指派的。第二，代表大會的議案都是由黨提出來，並且已基本是由黨老爺決定下來了的。在這種情況下，人民代表大會不過是修正主義黨主子強奸民意的壹架表決機器，人民只有在「人民代表」開完會後，方才知道某某位是「人民代［頁２２９］表」，方才知道開過了「人民代表大會」！這樣的「代表大會」究竟代表什麽人民呢？不堪忍受的欺騙和侮辱！

而在無產階級民主製度下，

人民代表會議，是人民名符其實行使立法權的機構。

凡年滿十八歲以上的公民，人人享有選舉人民代表和被選為人民代表的資格。
縣以下基層人民代表會議代表，完全由人民直接選舉產生，縣以上人民代表會議代表，則由人民間接選舉即通過下級人民代表會議選舉產生。

無產階級民主製度下的第壹屆全國人民代表會議，負有製定新憲法及選舉法等急需的法律、法令的使命。其代表名額，應按現［頁２３０］行行政區劃（中國將來應劃為六十個省、市、自治區，取消地區壹級行政區劃）分配，至少每縣壹名。人口在壹百萬以上的縣、市，可考慮增加壹名。少數民族代表及婦女代表名額應予照顧。

全國人民代表會議代表，由縣人民代表會議提名，全縣人民直接投票選舉產生。每屆任期兩年。

全國人民代表會議代表，全年時間應統壹作例如以下的安排：兩個月在本選區原單位搞好本職工作；兩個月在本選區內作廣泛的社會調查，如果本職工作非體力勞動的，必須參加基層體力勞動；兩個月外出參觀、訪問；兩個月在本選區參加政法工作，其中壹個月做陪審員，壹個月作辯護律師；兩個月學習理論，研究問題，準備［頁２３１］提案，最後兩個月參加年度預備會議和正式會議。

代表工資，無論何人，均按原單位、原工種、原級別不變，但辦公費 （包括法定外出參觀、訪問的車船旅行費用）全由國庫支付。

全國人民代表會議期間，可相機特約大、中、小學學生代表列席參加。列席代表有發言權，但沒有表決權。

全國人民代表會議常務委員會由各省、市、自治區全國人民代表會議代表團選舉３－５名代表組成，或按比例代表製由選區人民普選產生，為全國人民代表會議的常設機關。常務委員每屆任期六年，第壹屆即平均分為三組，每二年改選總數的三分之壹。

凡在政府行政機構中擔任職務的人，於其任期內，不能為人民代表會議代表或人民代表會議常務委員。

全國人民代表會議享有修改憲法、製定法［頁２３２］律，根據當選總統提議審查和任免政府各部部長及其組成人員，製定和批準國民經濟計劃、國家預算、對外政策、以及監督和彈核政府行政當局等它認為應當由它行使的職權。

全國人民代表會議常務委員會則負有召集全國人民代表會議、解釋法律、製定法令、處理日常對外事務、審訊壹切彈核案等全國人民代表會議授予它的壹應職權。

但是，全國人民代表會議及其常務委員會所製定的壹切法律、法令的提案應呈遞當選總統簽署之後，方為有效的法律、法令。法案呈遞總統後，總統如同意則應批準，如不同意，即應退還，並須說明不同意的理由。對總統退還的議案，如代表會議經過復議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代表認為該項法案應予 成立，則交全國人民［頁２３３］審議討論表決，或交由全國縣以上代表會議總人數議決，如獲多數通過即為正式法律、法令；也可交全國各省、市、自治區代表會議議決，如獲全國省市、自治區代表會議過半數的通過亦可定為正式的法律、法令。對代表會議呈遞總統的法案，總統如扣壓遲遲不復，超出壹月，亦為有效法律。

但代表會議不得製定任何剝奪人民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請願等自由的法律。

在無產階級民主製度下，實行完全的地方自治，壹律取消由中央任命地方長官的作法。

因此，全國人民代表會議及其常務委員會的代表資格、代表權限、代表產生的法則等，壹應可以推及省、市、自治區直至地、縣人民代表會議，基本原則對基層人民代表會議亦適用［頁２３４］。

地方人民代表會議行使憲法規定的職權，根據地方當選行政首長的提名，審查批準地方行政機關的組成人員，遵照憲法及中央法律、法令之規定，本著因地製宜的原則，製定適合本地具體情況的法律、法令，監督地方行政當局守法、施政、工作效率等情況，負有彈核之全權。常務委員會處理代表會議委托的工作，負有審訊彈核的全權。

2、行政

總統製

在無產階級民主製度下，國家的行政權屬於總統。

僅就字面上講，「總統」壹詞顯然優於「主席」或「總理」的稱呼。「主席」壹詞，雖［頁２３５］然具有主持會議、話讓大家說的民主意味，但卻顯得局限於會議而缺乏行動。「總理」壹詞雖然具有日理萬機富於實行的權威含義，但卻又犯包辦壹切而取代大眾責任之忌。因此，比較而言，「總統」壹詞較能使議論和行動、民主和集中、領袖人物和人民大眾統壹起來。在無產階級民主製度下，執掌著國家行政權力的總統，負有緊密地聯系人民群眾、依靠人民群眾、統領人民群眾、忠於馬克思主義、遵守憲法、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為實現共產主義而努力奮鬥、不斷革命的崇高責任。

總統每屆任期四年，不得連任兩屆以上，更不得終身任職。對總統廢止 「萬歲」呼喊。

總統選舉手續如下：

候選人由兩黨代表大會提出。再由總統候［頁２３６］選人自己物色助手提出付總統候選人。

國家對兩黨總統候選人，平等地、充分地提供壹切宣傳工具，以便兩候選人向全國人民闡述他們的政見和主張，供人民選擇。

選舉采用間接選舉的方法，即由全體享有選舉權的公民，根據各省、市、自治區人民代表會議所定方式，在全國統壹的時間內，選派選舉人若幹名，組成各省選舉團，集合於各省省會，進行投票。選舉團清點投票結果，並開具證明書，封印後用飛機經送首都呈報全國人民代表會議主席，該主席應當在全體代表的面前，開拆所有證明書，公布票數於銀幕之上，人民代表會議全體代表計算票數得票數多者即當選為總統。但此當選票數必須超過選舉人數的過半數。如無人獲得過半數，全國人民代表會議應當復選，以得票多者為當選總統。如兩候選人的票數相當，全［頁２３７］國人民代表會議亦應立即投票選舉其中壹人。

應屆人民代表會議代表及當時正在國家行政機關工作的人員，不能被選派為選舉人。

凡年滿三十五歲，在本國居住達十五年以上的公民，都享有當選為總統的資格。凡年滿三十歲，在本國居住達十年以上的公民，都享有當選為付總統的資格。

在總統被撤職，或已故、辭職及不能執行總統職權而去位時，總統職務應由付總統執行。在總統及付總統二人都被撤職或亡故、辭職、無能力任職時，全國人民代表會議應選舉代理總統，至總統能力恢復或新總統選出時為止。

總統工資按全國人民代表會議法定標準采取供給製，不得任意增減。總統卸任之後，可［頁２３８］根據自己的興趣選擇職業，但仍具有國家高級顧問的當然責任。國家對卸任總統負有保衛安全、保障生活供給、提供研究經費和寫作條件等項義務。

總統就職應舉行就職宣誓儀式，發表就職宣言。

總統為全國武裝力量統帥。總統應提出人選，征得全國人民代表會議半數以上的同意，選拔各部部長組成其責任內閣，以及任命大使、領事、最高法院法官等國家高級幹部。此項提名任命手續，應經全國人民代表會議用法律加以規定。

總統應隨時向全國人民代表會議報告國務情況，並應將本人認為所當采取的措施、政策提請全國人民代表會議審查議決。總統有權在［頁２３９］例會之外於非常時期召集全國人民代表會議或常務委員會。總統應接見駐外使節，應責成各行政部門首長，按時當面或親筆書面報告該部門工作情況及提出意見，應註意壹切法律是否施行，應監督國家機關執行政策的情況和工作效率，並對這壹切負責。

總統、付總統及國家機關所有幹部，完全應當接受人民群眾的監督，如受違反憲法、結黨營私、搞分裂、搞修正主義、搞陰謀詭計等罪過的彈核時，應予撤換。

上述國家行政機關及其領導人物的產生方法及其權限，可以類推至省、 地、縣及基層行政機關。

３、 司法

馬克思主義法製

在無產階級民主製度下，國家司法權，屬［頁２４０］於最高法院和人民代表會議製定並設立的高級、中級和初級人民法院，以及上訴法院。

法官由選舉產生。法官應精通法律，熟悉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有相當強的邏輯推理能力，品德必須公正無私、剛直不阿。法官忠於職守者，得終身任職，應受到社會的尊重。德才不當者，人民代表會議可隨時予以撤換。

在無產階級民主製度下，國家應重視政法學校（院）的開辦，這種政法學校（院）即等於馬克思主義學校（院）。在無產階級民主製度下，不懂馬克思主義，沒有辯證唯物史觀的人，就不可能在政治上有所建樹。進步的世界觀將得到空前的普及，必將大大地有助於人類對客觀世界的改造。

在這樣的法製之下，律師製度、人民陪審［頁２４１］製度、公開審判製度均應實行。

但律師不固定，不專業化，各行各業裏訴訟雙方所請托為之辯護者，即可視為律師身份。

為保障正義的伸張，應絕對廢止秘密審判。被告有權自我辯護或籲請人民代表或請托其他社會人士為之辯護。準與被告和告發者或其他證人對質，準予被告提取對於本人有利的證據。沒有法定的手續，被告不受逮捕，人身安全和住宅不得侵犯。案件審理不得久拖不辦。案件的公開審判應根據案情影響範圍之大小，在案件發生地點的行政中心舉行。

為避免和糾正案件的錯判和判決失當，允許並保障被判決者申訴，並為申訴者負責。凡有高級法院的地方，應設立上訴法院。法院、［頁２４２］檢察院、公安局應分立。執法而循情走私者，執法而搞逼、供、信、捆綁吊打非法刑訊人者，以執法犯法，罪加壹等論處。

全國人民代表會議必須依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製定有關民法、刑法，以為法院判決的尺度。決不可再聽憑所謂的「形勢需要」實則為官僚壹己之喜怒哀樂、門路關系壹類來草棺人命、玷辱法庭、危害人民了！在無產階級民主製度和馬克思主義法製下，任何人都享有批評別人的權利也負有自我批評和接受別人批評的義務。誹謗和誣蔑將為社會所不齒，為了國家和人民的利益，批評現任總統不僅受到法律保障，而且將受到社會支持，決不會因為批評總統而構成罪案，更不得因為對總統說著壹個不字就被殘暴地處死！馬克思主義法製將把軍事官僚的法西斯暴政［頁２４３］徹底埋葬。

五、 無產階級民主製度下的基層權力機構

１、 工廠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工廠除了革委會外，還出現了班組長由工人選舉和成立工人管理委員會及幹部下基層或工人進駐機關等現象。這些苗頭都清楚地表明了工人階級要民主，要真正當家作主的要求。

在無產階級民主製度下，工廠工人代表會議是工人行使立法和監督權力的機構。負有製定本廠生產定額、計劃、監督廠長及整個管理機構工作情況等項責任。廠代表會議要定期聽取廠長關於廠務工作的匯報，檢查廠革命委員會的整個工作，等等。［頁２４４］

全廠代表名額應根據本廠的具體情況合理分配於各車間。工人直接選舉本車間出席廠代表會議的代表。同樣，廠長、廠革委會成員及廠機關各部門負責人以及車間主任，在其任期內不得被選為廠代表。每屆廠代表任期兩年。

廠代表除會議和必要的學習時間之外，壹律不脫產。但在廠代表會議或廠革委會的統壹安排下，可到其他車間從事他工種勞動或到各管理部門（例如機關、食堂、商店、醫院等）「蹲點」，以便掌握情況、行使監督職能、 推動改進管理工作。

廠的行政權屬於廠長及由他提名代表會議多數票通過所組成的廠革命委員會（所謂廠長即該委員會的委員長）。廠長由全廠工人直接投票選舉產生。廠代表會議責成當選廠長及所負［頁２４５］責的廠革命委員會以精簡的機構、精幹的人員，以高度的效率做好全廠政治思想工作、生產業務工作、財務勞動工資工作、生活福利工作、文化教育工作，等等。當選廠長應對上述工作負全部責任。每屆廠長及革命委員會任期應以兩年為宜。

廠長及革命委員會機關工作人員如不稱職或有違法亂紀行為，廠代表會議有權隨時撤換。

權力被少數人強製性固定化壟斷的特權專製下，書記製專政與廠長製專政完全是壹路貨色。而在人民民主共和普選製等所組成的無產階級民主製度下，無庸置疑，「通過壹長製管理人員進行管理是正確的」（《列寧全集》第３０卷４２５頁）。

班組長、工段長、車間主任，壹律由工人［頁２４６］直接選舉產生。對工人直接選出的班組長、工段長、車間主任，如無廠代表會議三分之二多數票的同意，上級不得隨意令其免職。

任何玩弄陰謀詭計，比如以福利主義為誘餌把國家設備、資金用以生產非國家計劃安排的產品、用以謀取非法利潤、用以拉籠本廠工人獲取多數票當選的廠長，是為偽廠長。人人可得而向本地代表會議或向上級行政機關或代表會議或直接向各級法院提出控告。上級領導機關或法院，不得以訴訟雙方擁護者多寡為判斷是非的依據，必須以馬克思主義憲法及與之相應的有關法律和事實真相本身，為評判是非之準則。要保護少數，註意真理有時在少數人的手裏。對以非法手段謀取選票、結黨營私、貪汙盜竊者，必須加重懲罰，訴諸刑事判決。［頁２４７］

全國人民代表會議應用法律明確規定和確保工廠的社會主義性質。工廠領導有執法的權利，更有守法的義務。

2、農村

目前在農村的基本核算單位是生產隊，但將在不太長的時期內過渡到大隊核算製。

生產隊長應當壹年壹選。每年年終結算分配之後，即行年度總結。在製定來年新計劃的同時，比較不同方案，全隊凡年滿十八歲以上的社員直接投票選舉新隊長。再由當選隊長提名征得全隊社員多數票的同意組成生產隊新的革命委員會。如果當選隊長提出的隊委會人選，經過全隊社員表決被否定，當選隊長得再提出其他人選供全隊社員選擇。例如當選隊長提議某甲擔任本年度生產隊記工員，表決結果［頁２４８］被否定，當選隊長便提出讓某乙來擔任此職，表決結果獲得了大多數票的通過，這樣，就算某乙被批準為生產隊的記工員了。全年的生產定額、指標、計劃，在選舉隊長時，隊長候選人就應明確作出。如該候選人當選後，其計劃需作某些改動，必須經全 隊社員大會的通過。隊長必須將收支情況、工分情況、分配況，隨時向全隊社員公布。全隊社員大會可隨時撤換不稱職的或違法亂紀的隊長。

由於生產隊是農村集體所有製基本的經濟核算單位，只要訴諸於大多數人的裁決，人們對自身生存利益的關切，使他們具有天然的強烈的民主要求和能夠正確選擇「當家人」的能力。這種公有製經濟基礎所形成的切身的經濟利益和無產階級民主製度的確立，定將能夠幫［頁２４９］助億萬農民打 破傳統的宗法、宗族觀念和克服文化水平的局限。無產階級民主革命在農村基層完全能夠蓬勃開展，是沒有什麽疑問的。

如果說，生產隊是農村勞動組織的細胞的話，那麽，大隊即是農村勞動組織的基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所出現的「貧下中農管理商店」、「貧下中農管理學校」、「大隊合作醫療」等新生事物，就已充分表現了大隊壹級作為基礎的重要性。但是，在改良主義的前提下，在特權的把握和控製下，這些新生事物，只有夭折或名存實亡的前途，而沒有成長壯大真正使貧下中農當家作主的可能。

在無產階級民主製度下，大隊立法的最高權力機構為大隊人民代表會議。大隊人民代表會議負有監督大隊行政班子整個管理工作和裁決大［頁２５０］隊和所屬各小隊發生糾紛以及推薦學生、審查和決定參軍、參政、參工人員的全權。大隊代表會議代表名額按人口比例分配於各小隊，由各小隊社員大會直接選舉產生。但大隊長、小隊長及大、小隊革委會成員在任期內不得當選為大隊代表會議代表。大隊代表會議的召集者為代表會議所選出的會議主席。大隊代表會議每屆任期二年。

在無產階級民主製度下，大隊行政權屬於大隊長。大隊長每兩年改選壹次。如小隊長那樣，亦可連選連任，不限任次。大隊長應由全大隊十八歲以上享有公民權的社員集會直接選舉產生。大隊革命委員會，由當選大隊長提名，經大隊代表會議多數票通過組成。大隊革委會人員從簡。大隊長全年至少壹半時間得參加集體生產勞［頁２５１］動，但不固定在本生產隊。付大隊長兼管文書工作，亦只得為半脫產。大隊革命委員會管理全大隊農、林、牧、副、漁、文教、衛生、供銷社全盤工作。大隊衛生員以及供銷社工作人員和學校負責人，應由當選大隊長從本地人或在本地居住三年以上的人中提名，經全大隊社員大會選舉產生。責成大隊長對上述壹切工作負完全責任。

大隊長如不稱職，或有違法亂紀行為，大隊人民代表會議有權隨時將其撤換。

壹如工廠那樣，壹切不正當選舉都得視為非法，人人可得而向本地代表會議或上級行政機關或代表會議或直接向法院提出控告，國家定當嚴肅處理此類弊端。

全國人民代表會議應用法律明確規定和確［頁２５２］保農村基層經濟核算單位的社會主義性質。農村各級領導同樣必須模範地信守國家法紀。

3、軍隊

根據列寧的說法，軍隊歷來是舊製度最頑固的堡壘。因此，對舊軍隊的瓦解就是對舊製度的摧毀。

瓦解舊軍隊必須從動搖舊軍隊的基礎著手。而任何軍隊的基礎都是士兵。

「軍隊的歷史非常明顯地概括了市民社會的全部歷史。」（《馬恩選集》第四卷３３６頁）特權專製下的軍隊，典型地反映了特權專製的腐敗、專橫和反動。

必須結束軍隊中將才橫遭驅逐、奴才得到重用、官貴兵賤、上尊下卑、官大壹級壓死人的腐敗製度了。［頁２５３］

無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巨大威力將有力地打擊軍閥官僚特權製度，全面地、徹底地改造軍隊的素質。

在無產階級民主製度下，民主原則和首長負責製必須堅決貫徹於軍隊之中。但鑒於軍隊的特殊性質，其方式與工廠和農村略有不同。

軍事和政治二者完全不應該分開管理，各成體系。無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建軍原則將使軍事工作和政治思想工作高度統壹，也完全能夠高度統壹。

班、排長由士兵直接選舉產生。付班、排長由當選班、排長任命。

當選班、排長集合為連士兵委員會。連士兵委員會選舉連長。連長提名並經連士兵委員會多數同意產生付連長、事務長。［頁２５４］

當選排、連長集合為營士兵委員會。營士兵委員會選舉營長。營長提名並經營士兵委員會多數同意產生付營長等必備幹部。

當選連、營長集合為團士兵委員會。團士兵委員會選舉團長。團長提名並經團士兵委員會多數同意產生付團長、參謀長等必備幹部。參謀人員則由參謀長提名，團長任命。

上述選舉按服役期兩年壹選。

團以上指揮員由國防部任命。

國防部直接由當選總統掌握。

班、排、連、營、團指揮員在戰場上如遇陣亡或重傷失去指揮能力，則由上級首長直接另行任命，或按預定安排由原當選人員奮起頂替。所屬人員必須絕對服從指揮，待休整時再經上述民主原則調整。由於指揮員指揮能力軍政素養和戰鬥勝負［頁２５５］及戰士生死存亡關系甚大，所以民主原則和首長軍政統壹負責製在軍隊基層完全能夠貫徹執行。軍隊得因此而大大提高戰鬥能力。同時，軍隊亦將因此而成為無產階級民主製度的堅強捍衛者。軍閥將因此而無壹立足之地。

隨著社會主義革命在全世界的勝利，在無產階級民主製度下，國家將逐步取消常備軍，而向全民兵役製和全民武裝過渡。

六、 產階級民主製度下公民的個人權利

正如同分配依附於生產同時也能促進生產那樣，人權問題始終從屬於同時也能改進社會的經濟關系和政治製度。

資產階級說：「人民生來是而且始終是自由平等的。」（《人權宣言》）這純粹是騙人的謊話。只要看壹看資產階級所有製即「資產階級私有［頁２５６］製是建築在階級對立上面，建築在壹些人對另壹些人的剝削上面的」（《馬恩選集》第壹卷２６５頁）這壹點就足夠明白了。在資產階級的統治下，在資產階級的吸血製度下，人，「只是經濟範疇的人格化，是壹定的階級關系和利益的承擔者。」（馬克思《資本論》第壹卷１２頁）人們的父母與父母之間的財產關系貧富懸殊之大，還有如人們之間那樣，從來就有著天壤之別。因此，在私有製下，人們生來其實就不是而且始終也都不是自由平等的。

但是，馬克思主義向人們展現了共產主義的光輝未來，清楚地闡明了，人們生來應當是而且能夠是自由平等的。

為了實現這壹點，馬克思和恩格斯「用壹句話把自己的理論概括起來：消滅私有製。」［頁２５７］（《馬恩選集》第１卷２６５頁）

那麽，對生產資料私有製的改造，是不是就等於消滅了私有製呢？我們的上述分析對此給予了否定的回答。在權力被少數人強製性固定化壟斷之下，公有製實際上早已名存實亡。「國有化」和「集體化」，不過是私有製的改頭換面，不過是使資本家的資本占有，變成了官僚的特權占有罷了！而特權占有比資本占有更使社會的不平等擴大了千百萬倍，更使無產階級及廣大勞動人民的不自由達到了極端的地步。

在特權占有下，無產階級及廣大勞動人民的人權是被徹底地剝奪了，官僚主義者階級極力要用牲口權取代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在社會主義公有製下本來就應當享受到的人權。［頁２５８］

這是絕對不能容忍的取代！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的心聲已經逐漸在匯成了最強烈的時代召喚：還我民主、還我自由、還我平等、還我人權！我們要做人，我們決不做牲口！

然而，民主、自由、平等、人權，決不會從天而降，決不可能從反動統治階級那裏獲得恩賜。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只有自己能夠解放自己。「政治自由，集會結社的權利和出版自由，就是我們的武器；如果有人想從我們手裏奪走這個武器，難道我們能夠袖手旁觀和放棄政治嗎？」（《馬恩列斯論巴黎公社》第２４０頁）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只有通過無產階級民主革命，只有在無產階級民主製度下，才有可能真正享受到民主、自由、 平等、人權！並且也只有通過無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風暴，只有在無產階［頁 ２５９］級民主製度下，才能夠使這壹切獲得牢固的保障！

無產階級民主製度下的公有製，是真正社會主義的公有製，它使人民同是生產者，都是主人翁，在生產資料所有製方面壹律平等！

無產階級民主製度下的馬克思主義成文憲法及相應的法律體製，使人民在法律規範面前壹律平等！

無產階級民主製度下的兩黨製、人民代表會議製等，使人民真正不再感受到奴隸總管黨的皮鞭的奴役威脅了，使人民真正享有了當家作主選舉和被選舉的民主權利！

在無產階級民主製度下，人民將真正地享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不僅有兩黨的中央機關報紙和刊物，而且有兩黨的省、［頁２６０］地、縣地方機關報紙和刊物，執政黨能夠表達官方的意見和解釋，在野黨也同樣能夠自由表達自己的政見主張，得以在民間和人民壹道行使監督的職權。新聞將恢復它神聖的真實性，將能夠及時地反映現實生活的多樣化合豐富內容。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任何欺騙宣傳和不負責任的攻訐和誹謗，都將遭到人民的唾棄。新鮮活潑生動的文風，定將取代毫無生氣的新老黨八股。

無產階級民主製度將努力貫徹和切實保障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促進科學研究和文學藝術的繁榮，提高和發展。文學藝術將享受到揭露壹切黑暗和歌頌壹切光明的充分的自由。國家將滿足壹切科學研究的需要，尊重並獎勵科學研究和文學藝術方面的壹切個人創［頁２６１］造性勞動。

在無產階級民主製度下，人們將不斷革除社會分工固定化的弊病。為此將努力滿足人們遷徒和選擇職業的自由。利用行政手段強製性遷徒和強製性的分工應該逐步廢除。國家將通過各種渠道，采取各種措施，努力縮小三大差別，提高較差地區和較差工種的各方面待遇，全面地推動生產的發展。人們由代表會議簽註的工作證，將成為人們自己掌握和使用的職業履歷證明書和選擇職業的介紹信，等等。

無產階級民主製度是歷史的產物。因此，它對待歷史積累的壹切迄今合理的因素，決不抱形而上學的排斥的態度。相反，對於以往歷史所提出的壹切在今天仍有進步意義和可取之處的東西，它都將經過必要的揚棄，歷史地予以肯定。例［頁２６２］如在人權問題上，對待資產階級反封建的綱領性文件《人權宣言》的壹些主張，就持這樣的態度。這些主張是：

「整個主權的本原主要是寄托於國民。任何團體，任何個人都不得行使主權所未明白授予的權力。」

「法律僅有權禁止有害於社會的行為。凡未經法律禁止的行為即不得受到妨礙，而且任何人都不得被迫從事法律所未規定的行為。」

「……全國公民都有權親身或經由其代表去參預法律的製定。法律對於所有的人，無論是施行保護或處罰都是壹樣的。在法律面前，所有的公民都是平等的，故他們都能平等地按其能力擔任壹切官職、公共職位和職務，除德行和才能上的差別外不得有其他差別。」［頁２６３］

「除非在法律所規定的情況下並按照法律所指示的手續，不得控告、逮捕或拘留任何人。凡動議、發布、執行或令人執行專斷命令者應受處罰；但根據法律而被傳喚或被扣押的公民應當立即服從；抗拒則構成犯罪。」

「法律只應規定確實需要和顯然不可少的刑罰，而且除非根據在犯法前已經製定和公布的且系依法施行的法律以外，不得處罰任何人。」

「任何人在其未被宣告為犯罪以前應被推定為無罪，即使認為必須予以逮捕，但為扣留其人身所不需要的各種殘酷行為都應受到法律的嚴厲製裁。」

「意見的發表只要不擾亂法律所規定的公共秩序，任何人都不得因其意見、甚至信教的意見而遭受幹涉。」［頁２６４］

「自由傳達思想和意見是人類最寶貴的權利之壹。因此，每個公民都有言論、著述和出版的自由，但在法律所規定的情況下，應對濫用此項自由負擔責任。」

「人權的保障需要有武裝的力量。因此，這種力量是為了全體的利益而不是為了此種力量的受任人的個人利益而設立的。」

「……社會有權要求機關公務人員報告其工作。」

「凡權利無保障和分權未確立的社會，就沒有憲法」等等。

當前，歷史的發展已經將人權問題提到了顯著的地位。無產階級絕不會對此掉以輕心。馬克思早就指出，無產階級的痛苦「不是特殊的無權［以上五字下面有著重號］，而是壹般無權［以上四字下面有著重號］，它不能再 求助於歷［頁２6５］史［以上兩字下面有著重號］的權利，而只能求助於人權。」「人的完全喪失［以上四字下面有著重號］，……只有通過人的完全恢復［以上六字下面有著重號］才能恢復自己。」（《馬恩選集》第１卷 １４頁）並說，無產階級「唯壹實際［此兩字下面有著重號］可能的解放是從宣布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質這個［「這個」兩字下面有著重號］理論出發的解放。」（同上，第１５頁）如果說，這在資本占有製下已經是如此的話，那麽，在特權占有製下就更是如此了。如上所說，在特權占有製下，官僚主義者階級的暴虐、血腥的統治，已經迫使億萬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的心聲匯成了最強烈的時代召喚：

我們要做人我們決不做牲口！

還我民主，還我自由，還我平等，還我人權！

七、 新的偉大的社會需要定能得到滿足

上述實施方案，即無產階級民主革命所要［頁２６６］建立的無產階級民主製度，正是針對著社會主義演變成修正主義的生產方式的根子，並為了鏟除這個根子而采取的措施。這些措施表明，無產階級民主革命並不是要壹勞永逸、無所不包地解決整個社會過去未來的所有問題，它只不過是抓住了主要之點，為發動和依靠無產階級與勞動人民自己政權地解決自己的問題奠定了壹個合理的基礎。這決不是什麽高不可攀的空中樓閣，決不是什麽可望而不可及的海市蜃樓，它是只要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壹經認識到並決心去做就能夠達到的現實境界。正如同歷史上發生過的社會變革所壹再昭示過的那樣，任何壹種新的社會需要，都是整個社會在漫長的時間中孕育的結果，這種需要為人們所認識，正是這種需要即將得到滿足的前兆，無產階［頁２６７］級民主製度，乃是基於先前的生產方式和社會關系發展進程所造成的新的偉大的社會需要，這種新的偉大的社會需要的得以明確，正顯示了滿足這種社會需要的客觀條件和時機已經具備，已經成熟。千千萬萬受盡官僚主義者階級的壓迫和剝削、顛沛無告、在黑暗中痛苦不堪的人們，
將奮起向光明進軍！新的偉大的社會需要定能得到滿足！

第十壹章 無產階級專政

壹、修正主義的所謂「無產階級專政」

「馬克思主義在理論上的勝利，逼得它的敵人也換上壹套馬克思主義者的衣杉。」（《列寧：反對修正主義》第１１０頁）在無產階級已經奪取到政權的國家裏，在列寧關於「只有承認階級鬥爭，同時也［此三字下面有著重號］承認無產階級專政［此六字下面有著重號］的人，才是馬克思主義者」的著名論斷面前，修正主義壹反從前否定、反對和攻擊無產階級專政的面孔，壹變而為響亮地叫喊「無產階級專政」口號的「馬克思主義者」，口口聲聲標榜他們在執行「無產階級專政」，維護「無產階級專政」，口口聲聲宣稱他們為鞏固和加強「無產階級專政」在和「反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敵人」浴血奮戰。［頁２６９］

但是，修正主義的所謂「無產階級專政」究竟是什麽樣的貨色呢？修正主義把官僚主義者階級專橫跋扈、為所欲為、任意壓迫和宰割人民的暴虐統治，把官僚主義者階級的特權專製，稱之為「無產階級專政」。

修正主義把權力為少數奴隸總管強製性固定化壟斷，把大大小小的世襲君主獨裁，稱之為「無產階級專政」；修正主義把官僚主義者階級對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所實行的赤裸裸、血淋淋、野蠻透頂、殘酷到家的恐怖政策，稱之為「無產階級專政」；修正主義把官僚主義者階級對無產階級革命者的誣蔑、迫害、抓捕、監禁、鎮壓、屠殺［頁２７０］，稱之為「無產階級專政」。

修正主義把剝奪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稱之為「無產階級專政」；修正主義把剝奪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遷徒和選擇職業的自由，把禁錮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思想和人身自由的社會監獄，稱之為「無產階級專政」；修正主義把官僚主義者階級任意危害公民的人身安全，任意侵犯、搜查公民的住宅，抄公民的家，任意侮辱、捆綁、毒打、扣押、逮捕公民的法西斯暴行以及利用職權不拘形式對公民的打擊報復，稱之為「無產階級專政」。





壹句話，修正主義把官僚主義者階級對無產階級和所有勞動人民民主、自由、人權的蠻橫剝奪，把官僚主義者階級的天堂和無產階級［頁２７１］勞動人民的地獄，稱之為「無產階級專政」！

這哪裏是什麽無產階級專政！這是地地道道的社會法西斯專政，地地道道的官僚主義者階級專政，地地道道的專無產階級的政！

修正主義的所謂「無產階級專政」是地地道道點冒牌貨。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是到了澄清無產階級專政問題的時候了。毛主席說：「列寧為什麽說對資產階級專政，這個問題要搞清楚。這個問題不搞清楚，就會變修正主義。要使全國知道。」

現在就讓我們看壹看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究竟是怎樣的專政吧。

二、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

１、無產階級專政的根源、目的和時間

［頁２７２］

馬克思在１８５２年說：「我的新貢獻就是證明了下列幾點：（１）階級的存在［此五字下面有著重號］僅僅同生產發展的壹定歷史階段［以上十壹字下面有著重號］相聯系；（２）階級鬥爭必然要導致無產階級專政［以上六字下面有著重號］；（３）這個專政不過是達到消滅壹切階級［此六字下面有著重號］和進入無階級社會［此五字下面有著重號］的過渡。」（《馬恩選集》第四卷３３２－３頁）

馬克思的這段話，不但表明了無產階級專政的目的，而且更重要的是說明了無產階級專政並不是來源於任何人的臆想，或任何學派的發明，而是來源於歷史的、現實的、客觀的階級鬥爭的必然發展，來源於人類物質生產活動的發展。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１８８３年德文版序言》中，對此進壹步說明：「每壹歷史時代的經濟生產以及必然由此產生的社會結構，是使時代政治的和精神的歷史的基礎；因此）從原始土地公有製解體以來）全部歷史都是階［頁２７３］級鬥爭的歷史，即社會發展各個階段上被剝削階級和剝削階級之間，被統治者和統治者之間鬥爭的歷史；而這個鬥爭現在已經達到這樣壹個階段，即被剝削被壓迫的階級（無產階級），如果不同時使整個社會永遠擺脫剝削、壓迫和階級鬥爭，就不再能使自己從剝削它壓迫它的那個階級（資產階級）下解放出來。（《馬恩選集》第１卷２３２頁）無產階級的歷史地位和歷史使命，決定了無產階級只有解放整個社會，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後解放自己，從而決定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性。「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壹個從前者變為後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壹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以上九字下面有著重號］。」（《馬恩選集》第３卷２１頁）［頁２７４］

２、無產階級專政的本義

壹、馬克思所下的定義

「這種社會主義就是宣布不斷革命［以上六字下面有著重號］，就是無產階級的階級專政［此四字下面有著重號］，這種專政是達到消滅壹切階級差別［以上八字下面有著重號］，達到消滅這些差別所由產生的壹切生產關系，達到消滅和這些生產關系相適應的壹切社會關系，達到改變由這些社會關系產生出來的壹切觀念的必然的過渡階段。」（馬克思：《壹八四○年至壹八五○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見《馬恩選集》第壹卷４７９－８０頁）

－－馬克思本人在１８５０年寫下的這句話完全可以認為，就是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無產階級專政學說的創始人對無產階級專政所下的壹個最概括、最本質、最明確的定義。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此之後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論述，都不過是這［頁２７５］壹定義的補充和發揮。我們在研究這個定義時，應當註意到馬克思自己在這壹定義中所著重強調的三處地方。

二、不斷革命的社會主義－－反對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把現代社會理想化

根據馬克思所下的定義，無產階級專政的第壹個內容就是無產階級「宣布不斷革命［此六字下面有著重號］」的社會主義。

在這裏，馬克思直接了當地指明了無產階級專政的經濟基礎和政治態度。無產階級專政的經濟基礎就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治態度就是為了「使整個社會永遠擺脫剝削、壓迫和階級鬥爭」而「宣布不斷革命［此六字下面有著重號］」。

值得註意的是，馬克思在這裏所說明的「宣［頁２７６］布不斷革命［此前六字下面有著重號］」究竟是針對著誰說的呢？

就在馬克思提出無產階級專政的定義的這句話的緊前面，馬克思明確指出了這種宣布不斷革命不是針對著資產階級而是針對著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此前九字下面有著重號］而言的。對於已經反動的資產階級來說，並不存在什麽「斷不斷」革命的問題，但對於無產階級革命的同路人小資產階級來說，確實存在著壹個「斷不斷」革命的問題。馬克思把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稱為「烏托邦」，稱為「空論的社會主義」。這種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直到今天在無產階級取得政權的國家裏不但仍然存在，而且更為囂張，確實構成了對無產階級專政的壹種危害和威脅。請註意，馬克思曾經這樣尖銳地指出，這種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這種烏托邦［此三字下面有著重號］，這種空論的社會主義［此七字下面有著重號］，想使全部運動都服從於運動［頁２７７］的壹個階段，用個別學究的頭腦活動來代替全部社會生產，而主要是幻想借助細小的手法和巨大的感傷情懷來消除階級的革命鬥爭及其壹切必然表現；這種社會主義實質上只是把現代社會理想化，描繪出壹幅沒有陰暗面的現代社會的圖畫，並且不顧這個社會的現實而力求實現自己的理想。」（同上，第４７９頁）

由此可見，無產階級專政就是不斷革命的社會主義，就是反對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把現代社會理想化的革命專政。它是指發展變化和實事求是的觀點，完全符合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

這與馬克思在作出此定義之前，於１８４５－１８４６年和恩格斯就表達過的「我們所稱為共產主義的是那種消滅現有狀況的現實的［此三字下面有著重號］運動」（《費［頁２７８］爾巴哈》見《馬恩選集》第１卷４０頁）的思想，完全是壹脈相承的。

這與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作出此定義的幾乎同時，於１８５０年３月在另壹篇文章《中央委員會告共產主義者同盟書》中所宣布的「對我們說來，問題不在於改變私有製，而在於消滅私有製。不在於掩蓋階級矛盾，而在於消滅階級。不在於改良現存社會，而在於建立新社會。」（同上，第３８５頁）的思想，也完全是壹致的。

這與馬克思在作出此定義之後多年於１８７３年在《〈資本論〉第壹版跋》中十分精顫地表述出來的馬克思主義的核心思想：「辯證法在對現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時包含對現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對現存事物的必然滅亡的理［頁２７９］解；辯證法對每壹種既成的形式都是從不斷的運動中，因而也是從它的暫時性方面去理解；辯證法不崇拜任何東西，按其本質來說，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資本論》第１卷２４頁）更是完全壹致的。

由此可見，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和權力為少數人強製性固定化壟斷的僵化政治，和「想使全部運動都服從於運動的壹個階段」「把現代社會理想化」「希望用可以說是虛假的小恩小惠來收買工人，用暫時改善工人生活條件的方法來挫折工人的革命力量」（《馬恩選集》第１卷３８５頁）的小資產階級社會，在本質上、在根本立場上，就是格格不入的，就是正相反對的。與此相反，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和無產階級民主革命及其所要建立的民主製［頁２８０］度，在本質上，在根本立場上，都是完全壹致的。

三、階級專政－－無產階級民主和馬克思主義法製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生命和靈魂

根據馬克思所下的定義，無產階級專政的第二個內容，就是無產階級的「階級專政［此四字下面有著重號］」。

在這裏，馬克思明確強調，無產階級專政乃是無產階級的階級專政。這就不但表明了全部政權歸無產階級，而且還表明，無產階級專政絕不是，也絕不應該是任何形式的君主專政、黨閥專政、軍閥專政、宗派專政、少數人專多數人的政！

這與馬克思主義關於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的基本原理，是完全壹致的。早在馬克思［頁２８１］對無產階級專政作出此定義之前，在１８４４年，馬克思和恩格斯就說過：「歷史活動是群眾的事業。隨著歷史活動的深入，必將是群眾隊伍的擴大。」（《馬恩全集》第２卷第１０４頁）並說： 「工人階級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事情。」（《馬恩全集》第１６卷１５頁）而在作出此定義之後若幹年，在１８７９年他們兩人又重申了：「工人階級的解放應當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事情。所以，我們不能和那些公開說什麽工人太缺少教育，不能自己解放自己，因而應當由仁愛的大小資產者從上面來解放的人們壹道走。「（《馬恩選集》第３卷３７４頁）

由此可見，無產階級專政的權利，應該是無產階級全體成員所共同享有的權利，決不應為高踞於無產階級頭上的少數官僚主義者階級［頁２８２］篡奪並假名強製性固定化壟斷、霸占！

既然無產階級專政只能是階級的專政，而無產階級又是由如此眾多的人組成的，那麽，這種階級專政怎樣才能做到呢？很清楚，實行階級專政首先必須實行階級民主。專政和民主，對同壹階級講來，本質上完全是壹個東西。或者說，專政和民主，是壹個階級政權的兩個相輔相成的方面，專政施於外，民主用於內。任何階級的專政，除了由於歷史進程決定的本階級階級地位等客觀條件外，都必須建立在高度動員本階級的階級力量這壹基礎之上。任何有效的強有力的階級專政，都需要動員和ＸＸ統治階級每壹分子的力量。責任心、創造力、積極性、鬥爭精神等等。統治階級的階級動員越充分，專政的力量就越大。而統治階級動員的最有［頁２８３］效的手段，就是統治階級自身內部充分發揚了民主。倘若統治階級中的每個成員都獲得了充分的主權，那就沒有任何可以任意支配整個統治階級意誌的個人特權淩駕於統治階級之上！除非他的意見成了整個統治階級的意願，代表了整個統治階級的利益。只有這樣才能有效地動員和發揮整個統治階級的力量，為鞏固本階級的統治，加強本階級的專政服務。列寧左勿右談到無產階級專政和民主的關系時說道：「這個專政和民主的關系又是怎樣的呢？我們知道，『共產黨宣言』就是把『無產階級變為統治階級』和『爭得民主』這兩個概念放在壹起的。」（《國家與革命》見《列寧選集》第三卷２３８頁）並且說，無產階級專政就是確保「窮人、十分之九的居民享受民主」，無產階級的「民主幾乎是完全的，［頁２８４］只是由於鎮壓資產階級的反抗而受到限製。」（《馬克思主義和國家》單行本３０頁）毛主席在總結建國十三年來，尤其是大躍進的經驗時，在１９６２年七千人大會上，則更為明確地指出：「沒有廣泛的人民民主，無產階級專政不能鞏固，政權會不穩。」（轉引自壹九六八年五月十七日《人民日報》）

由此可見，無產階級民主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生命。沒有無產階級民主，就沒有無產階級專政。

既然無產階級民主是無產階級的階級專政的生命，而無產階級又是生活在階級社會之中和現存生產水平之上，既無可避免地與小資產階級和小生產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又必然受著舊的傳統觀念和習慣勢力的影響以及剝削階級的影響。那麽，這種階級民主又怎樣才能堅持其社會主義道路，怎樣才能保持［頁２８５］其共產主義方向及其純潔性呢？顯然，實行無產階級的階級民主，必須以體現著無產階級意誌的馬克思主義法製為其前提。只有在馬克思主義法製的統率下，無產階級的階級民主才能夠始終堅持其社會主義道路，才不至於喪失其共產主義方向和純潔性，才能強烈地體現出無產階級的階級性及其組織性和紀律性，才能有效地限製資產階級法權，才能有力地防止和排除小資產階級個人主義、自由散漫性和無政府主義等非無產階級意識和傾向對無產階級專政的危害。

由此可見，馬克思主義法製是無產階級專政的靈魂。沒有馬克思主義法製，就沒有無產階級民主的正確方向和準則，就沒有無產階級專政的氣魄。

由此可見，無產階級階級專政和無產階［頁２８６］級的階級民主，以及和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誌－－馬克思主義法製的關系。

由此可見，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和修正主義老虎屁股黨的寡頭特權專製，是水火不相容的。而同樣與此相反的是，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和無產階級民主革命及其所要建立的民主製度的關系，是魚和水的關系，而這魚和水的關系，又正好似劉備所雲：「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 （《三國誌•隆中對》）

四、消滅壹切階級差別…… －－主要不在於暴力而在於新的更高的社會生產方式

根據馬克思所下的定義，無產階級專政的第三個內容，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不過是達到「消滅壹切階級差別［此八字下面有著重號］」……的過渡階段。［頁２８７］

在這裏，馬克思指示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本質何在。

在這裏，馬克思不但就已指明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時間性，而且就已指示了無產階級專政的目的是為著「消滅壹切階級和進入無階級社會」。並且，在這裏就已明確地、具體地指明了無產階級專政的任務和不斷革命的方向，這就是要消滅三個壹切和改變壹個壹切。而這些目的、任務和方向，就構成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本質。專政若不為消滅這三個壹切和改變這壹個壹切服務，若不為實現共產主義這個大目標，若不為無產階級的根本利益服務，或者是在消滅前壹種階級剝削－－例如打倒資本的同時，卻又造成了另壹種更罪惡的階級剝削－－例如培植特權，那就都不是什麽無產階級專政。［頁２８８］

但是，對於消滅諸如差別、關系以及改變諸如觀念這類東西，雖然並不絕對否定暴力有可能發生某種效用（例如在消滅或者改造私有製過程中對官僚資本實行國有化等方面所發揮的作用），可是，決定性的是暴力沒有能力都做到這壹點和完成這壹點。事情很清楚，消滅壹切階級差別，消滅這些差別所由產生的壹切生產關系，消滅和這些生產關系相適應的壹切社會關系，都是絕對不同於從肉體上消滅壹個敵人或壹只雞那樣簡單，而改變由這些社會關系產生出來的壹切觀念，就更是絕對不同於彎曲壹根鐵棍那樣憑借暴力。這些都不是可以通過暴力壹下子能夠實現的，甚至簡直就是暴力所根本做不到的。列寧說：「舊社會滅亡的時候，它的死屍是不能裝進棺材、埋入墳墓［頁２８９］的。它在我們中間腐爛發臭並且毒害我們。」（《列寧全集》第２７卷第４０７頁）請問妳能用暴力清除舊社會死屍毒害我們的臭氣嗎？請問妳能用暴力鏟除產生階級剝削和階級壓迫的土壤嗎？哪怕妳就是握有重兵、最有鐵的手腕的全地球的紅軍總司令，妳能夠做到這壹點嗎？

列寧指出：「無產階級專政不只是對剝削者使用的暴力，甚至主要的不是暴力。這種革命暴力的經濟基礎，它富有生命力和必獲勝利的保證，在於無產階級代表著並實現著比資本主義更高的社會勞動組織。實質就在這裏。共產主義力量的泉源和必獲全勝的保證就在這裏。」（《列寧全集》第２９卷３８１頁）並說：「歸根到底，只有資本主義生產和小資產階級生產為社會主義大生產所代替，只有新的更高的社會生產方式，［頁２９０］才能是戰勝資產階級所必需的力量的最大泉源，才能是鞏固和擴大這種勝利的惟壹保證。」（同上，３８５頁）

由此可見，無產階級專政的目的、任務和方向決定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實質不僅不在於暴力，而且主要不在於暴力」。（《列寧：反對修正主義》第４４８頁）無產階級專政的實質正在於實現「更高的社會勞動組織」，采取「新的更高的社會生產方式」！

這與馬克思主義暴力論「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時候，都是經濟的條件和資源幫助『暴力』取得勝利，沒有它們，暴力就不成其暴力」（《馬恩選集》第３卷２１１頁）的原理是符合的。

由此可見，那種把無產階級專政的實質籠統地完全當成或者主要當成是暴力的說法或做［頁２９１］法，都是對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專政的歪曲，都只不過是劣等資產階級專政和納粹法西斯專政的翻版，都只不過是杜林壹流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關於「本原的東西必須從直接的政治暴力［引號至此的字下面都有著重號］中去尋找，而不應先從間接的經濟力量中去尋找」（轉引自《馬恩選集》第３卷１９８頁）的胡說的翻版。

由此可見，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和迷信屠刀、棍棒和鐐銬的修正主義社會法西斯的暴力恐怖統治，是根本不能並足而立，根本不能同日而語的。反之，無產階級民主革命所要建立的無產階級民主製度，才是最有利於無產階級不斷革命，不斷實現更高的社會勞動組織，不斷采取新的更高的社會生產方式，因而也就是最有利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壹種製度－－無產階級民主製度其實就是成熟的無產階級專［頁２９２］政本身（破折號後面的字均有著重號）。

五、暴力的作用 －－助產婆和輔助工具
　
　根據馬克思所下的定義，上述三點：ａ，不斷革命的社會主義，反對小 資產階級社會主義把現代社會理想化；ｂ，階級專政，無產階級民主和馬克 思主義法製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生命和靈魂；ｃ，消滅壹切階級差別……主要 不在於暴力而在於新的更高的社會生產方式，是有機地聯系在壹起的。正是 這三點，構成了無產階級專政的主要的和基本的內容，構成了無產階級的革 命專政。

但是，應當看到，上述無產階級專政的主要的、基本的內容只有在無產 階級已經建立了政權，已經取得了國家政權，已經建立了社［頁２９３］會主義經濟基礎的條件下，才能夠全面施行。毛主席說：「革命的根本問題是 政權問題。有了政權就有了壹切，沒有政權就喪失壹切。」（摘自１９６７ 年８月１３日《人民日報》）還說：「非得政權則不能發動革命，不能保護 革命，不能完成革命。」（摘自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３日《人民日報》）可 是，「沙皇說，除了政權，壹切我都給予。革命的人民回答說，除了政權， 壹切都是幻影。」（《列寧全集》第９卷４３７頁）過去的世界上沒有壹個 反動派會自動退出歷史舞臺，會自動放棄自己的根本利益。在全世界社會主 義革命取得政權的高潮未到來，無產階級的兵臨資產階級的城下之勢未形成 的時候，武裝到牙齒的資產階級是絕對不會向無產階級拱手交出國家政權和生產資料來的。

顯然，「爭得政權」和「運用政權」是兩［頁２９４］回事。沒有「爭得政權」就不可能「運用政權」，更談不上專政。那麽，無產階級怎樣才能 夠爭得自己進行專政的權利呢？《共產黨宣言》指出：「每壹個國家的無產階級當然首先應該打倒本國 的資產階級。」（《馬恩選集》第壹卷２６２頁）應當「用暴力推翻資產階 級而建立自己的統治。」（同上，２６３頁）在１８７１年巴黎公社起義以 後，馬克思及時總結了巴黎公社的經驗，及時地豐富和發展了他所首創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內容，及時地指出了：「奪取政權已成為無產階級的偉大使命。」（《馬恩全集》第１８卷１６５頁）正是在這個使命面前，正是在 這個意義上，「無產階級專政的首要條件就是無產階級的軍隊。工人階級必須在戰場上爭得自身解放的權利。」（《馬恩全集》第１７卷４６８頁）並且還指［頁２９５］出，無產階級在取得政權以後，「只要其他階級特別是資本家階級還存在，只要無產階級還在同他們進行鬥爭（因為在無產階級掌握政權後無產階級的敵人還沒有消失），無產階級就必須采用暴力［此二字 下面有著重號］措施，也就是政府的措施；如果無產階級本身還是壹個階級，如果作為階級鬥爭和階級存在的基礎的經濟條件還沒有消失，那末就必須用暴力來消滅或改造這種經濟條件，並且必須用暴力來加速這壹改造的過 程。」（《馬恩全集》第１８卷６９４頁）

由此可見，「暴力在歷史中還起著另壹種作用即革命的作用；暴力，用 馬克思的話說，是每壹個孕育著新社會的舊社會的助產婆；它是社會運動借以為自己開辟道路並摧毀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馬恩選集》 第３卷２２3頁）在無產階級為奪取國家政權以便建立本階［頁２９６］級 專政而鬥爭的時候，甚至包括在取得政權的初期階段對生產資料私有製進行改造的時期，無產階級專政的暴力方面將不可避免地突出在首要的地位上。而在此之後，並不是取消而只不過是由首要地位退居到次要的地位，由鋼彈和刺刀的形式轉變為政府措施和法律形式，由助產婆轉變為工具罷了。

由此可見，無產階級專政只有通過暴力革命奪取到國家政權後才能建立起來，暴力將作為專政的壹個方面與專政共存下去。

由此可見，隨同社會主義革命兩個階段的劃分，並且由於這兩個階段革命的主要對象和任務的不同，無產階級專政也必然要經歷兩個階段。而無產階級民主革命，不過是無產階級專政第壹階段的結束和第二階段的開端，不過是無［頁２９７］產階級專政趨於成熟的標誌。關於這壹點，我們將在下 面的篇幅中再予分析。

三、無產階級專政的樣版

馬克思主義創始人不但從理論上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本義，而且從實 踐上確認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樣版。

恩格斯在１８９１年為馬克思的《法蘭西內戰》寫的導言中明確指出： 「社會民主黨的庸人又是壹聽到無產階級專政就嚇得大喊救命。先生們，妳 們想知道無產階級專政是什麽樣子嗎？請看看巴黎公社吧。這就是無產階級 專政。（《馬恩列斯論巴黎公社》第１５頁）

那麽，巴黎公社究竟是什麽樣子的呢？也就是說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專政學說的創始人所確認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樣版究竟是什麽樣的［頁２９８］ 呢？現在最好就讓我們引用列寧在《馬克思主義論國家》中對馬克思論述巴黎公社的主要著作《法蘭西內戰》的摘錄來說明這個問題吧。

馬克思是這樣總結、這樣論述，而列寧是這樣摘錄的：
　　
「（１）『公社的第壹個法令就是廢除常備軍而用武裝的人民來代替它 ……』

（２）『……公社是由巴黎各區普選選出的城市代表組成的。這些代表 對選民負責，隨時可以撤換［此六字下面有著重號］。其中大多數自然都是 工人，或者是公認的工人階級的代表……』
　　
（３）『……公社不［此字下面有著重號］應當是議會式的而［上面五 字下面有著重號］應當是同時並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機關［此四字下面有著 重號］……』
　　
（４）『……壹向作為國家政府的工具的警察，立刻失去了壹切政治職 能，而變為公社的［頁２９９］隨時可以撤換的負責機關……』
　　
（５）『……其他行政部門的官吏也是壹樣……』

（６）『……從公社委員起，自上至下壹切公職人員，都只應該領取相 當於工人工資的薪金。』
　　
（７）『國家高級官吏所享有的壹切特權以及支付給他們的辦公費，都 隨著這些官吏的消失而消失了……』

（８）『公社在廢除了常備軍和警察這兩種舊政府物質權力的工具以 後，立刻著手摧毀精神壓迫的工具，即僧侶勢力……』（解散和剝奪教會）
　　
（９）『……法官已失去其表面的獨立性……』他們『今後應該公開選 出，對選民負責，並且可以撤換……』［頁３００］
　　
（１０）『……在公社沒有來得及進壹步加以發揮的全國組織綱要上說 得十分清楚，公社應該成為甚至最小村落的政治形式』巴黎的『全國代表會 議』也應該由各公社選舉出來（《法蘭西內戰》原文在此處還說：「代表必 須嚴格遵守選民的ｍａｎｄａｒｉｍｐéｒａｔｉｆ（確切訓令），並且隨 時可以撤換。」《論公社》第５４頁－－作者註）

（１１）『……那時還會留給中央政府的為數不多然而非常重要的職 能，則不應該廢除（斷言應該廢除是有意的捏造），而應該交給公社的官 吏，即交給那些嚴格負責的官吏……』
　　
（１２）『……民族的統壹不是應該消滅，相反地應該借助於公社製度組織起來。民族的統壹應該通過這樣的辦法來實現，即消滅［此二字下面有 著重號］以民族統壹的體現者自居同時卻脫離民族，駕於民族之［頁３０ １］上的國家政權［此四字下面有著重號］，這個國家政權只不過是民族軀 體上的寄生贅瘤。舊政府權力的純粹壓迫機關應該鏟除［此二字下面有著重 號］，而舊政府權力的合理職能應該從妄圖駕於社會之上的權力那裏奪取過 來，交給社會的負責的公仆，……』
　　
（１３）『……普選製不是為了每三年或六年決定壹次，究竟由統治階 級中的什麽人在議會裏代表或鎮壓人民，而是應當為組織在公社裏的人民服 務，使他們能為自己的企業找到工人、監工和會計，正如個人選擇權利為了 同壹目的服務於任何壹個工廠主壹樣。』
　　
（１４）『新的歷史［此四字下面有著重號］創舉通常會遭到的命運就是被誤認為是對舊的、甚至已經過時的社會生活形式的抄襲，只要新的機構 稍微與這些形式有點相似。於是這個摧毀現代國家政權的新公社，［頁３０ ２］也就被誤認為是……中世紀公社的復活……是……許多小邦的聯盟（孟 德斯鳩、吉倫特派）……是反對過分集權的古老鬥爭的擴大形式……』
　　
（１５）『……公社製度將把靠社會供養而又阻礙社會自由發展的寄生贅瘤［此四字下面有著重號］－－「國家」［此二字下面有著重號］迄今所 吞食的壹切力量歸還給社會機體。僅僅這壹點就會把法國的復興向前推進了 ……』

（１６）『……其實，公社製度會使農村生產者在精神上受各省主要城 市的領導，保證他們能夠得到城市工人做他們利益的天然代表者。公社的存 在自然而然會帶來地方自治，但這種地方自治已經不是用來對抗現在已經成 為廢物的國家政權的東西了［自「現在……」起十八字下面有著重號］』
　　
（１７）『公社實現了所有資產階級革命都提出的廉價政府的口號，因 為它取消了［此三字下面有著重號］兩項最大的開［頁３０３］支，即軍隊 和官吏［此五字下面有著號］。』
　　
（１８）『人們對公社有各種不同的解釋［此七字下面有著重號］以及 公社代表各種不同的利益，證明公社是壹個高度靈活的政治形式［此前九字 有著重號］，而壹切舊有的政府形式［此四字有著重號］在本質上都是壓迫 性的。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於：它實質上是工人階級的政府［此七字有著重 號］（著重號是馬克思加的）。是生產者階級與占有者階級鬥爭的結果。是 終於發現的、可以使勞動者在經濟上獲得解放的政治形式［自「終於……」 起二十四字有著重號］。』

（１９）『……如果沒有最後這個條件，公社製度就沒有實現的可能， 而是壹個騙局……』
　
　…… 　　

『……它（公社）所采取的某些措施，只能表明通過人民自己實現的人民管理製的發展方向』」（同上，３７０－４頁）等等。［頁３０４］

由此可見，上文把馬克思本人對無產階級專政所下的定義指出來以及對此定義所作的解釋和推論，是符合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專政的本義的。

由此可見，無產階級民主革命及其所要建立的民主製度，不過是巴黎公社革命事業的直接繼續，不過是要將巴黎公社未竟的事業加以完成。

四、無產階級專政的初級形式

１、巴黎公社的教訓

但是，巴黎公社為什麽僅僅存在了７２天就失敗了呢？馬克思說，公社 「本來應該立刻向凡爾賽進軍的。由於講良心而把時機放過了。他們不願意開始內戰［此四字有著重號］，好象那邪惡的侏儒梯也爾在企圖解除巴黎武裝時還沒有開始內戰似的［頁３０５］！第二個錯誤是中央委員會過早地放棄了自己的權力，而把它交給了公社。這又是出於過分『誠實的』考慮！」 （《馬恩選集》第四卷３９３頁）列寧說：這「兩個錯誤都在於采取進攻行動不夠，對打碎官僚軍事國家機器和資產階級政權的認識和決心不夠。」（ 《論公社》３６２頁）恩格斯指出：「要是巴黎公社不依靠對付資產階級的武裝人民這個權威，它能支持壹天以上嗎？反過來說，難道我們沒有理由責備公社把這個權威用得太少了嗎？」（同上，２６６頁）列寧根據馬克思和 恩格斯的分析，進壹步指出公社曾經犯過「沒有占領法國銀行，沒有進攻凡 爾賽，沒有明確的綱領等等」錯誤。（同上，第３２７頁）

巴黎公社失敗的教訓和十月革命、中國革［頁３０６］命成功的經驗， 表明了無產階級專政必須要經歷壹個預備階段或稱為初期階段。

２、無產階級專政的初期階段 　

這是壹個什麽樣的階段呢？

原來這個階段就是無產階級為奪取國家政權及初期為鞏固政權而鬥爭的 這個階段；就是從資本主義或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 過渡的這個階段；就是變更經濟基礎將生產資料私有製改造成公有製的這個 階段。在中國，這個階段的時間包括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第壹階 段這兩個時期。

因此，就如同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壹個過渡時期那 樣，在資產階級專政和無產階級專政之間也有壹個過渡階段，即無產階級專 政的預備階段或稱初期階段。［頁３０７］

在這個初期階段，無產階級革命的主要的直接的目的和任務是奪取國家 政權和對生產資料私有製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打倒資本統治，建立社會主義 的經濟基礎，為全面實行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本義奠定基礎，準備必 要的條件。在這個初期階段，無產階級的主要敵人在外部，無產階級革命的主要對象是舊的剝削階級地主和資本家。

因此，這個初期階段本身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的開路部分。萬事開頭難。 這個初期階段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為爭奪國家政權而進行妳死我活鬥爭的 階段，是無產階級和以資產階級為首的有產階級就要不要對生產資料進行公有製改造而進行激烈鬥爭的階段。

因此，這個初期階段是充滿火藥味的階段［頁３０８］。在這個階段， 尤其表明了「專政」是壹個重大的、殘酷的、血腥的字眼，這樣的字眼表示出 兩個階級、兩個世界、兩個世界歷史時代的妳死我活的無情鬥爭。這樣的字 眼是不能信口胡說的。」（《列寧全集》第３０卷３２２頁）而與這壹個初 期階段相適應的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初級形式。

３、無產階級專政初級形式的特點

壹、暴力居於首位 　
　
第壹個特點，暴力這位助產婆居於首位。這是什麽原因呢？

首先，因為在奪取政權時期，「世界上還沒有壹個不經過鬥爭就自動下臺的統治階級。」（《列寧全集》第２８卷３４１頁）「在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這樣的事情－－統治階級和壓迫階級會自願放［頁３０９］棄自己統治的權利、壓迫的權利以及從被奴役的農民和工人身上榨取成千上萬的收入的 權利。」（《列寧全集》第１２卷２６１頁）「資產階級不會對無產階級實行和平的讓步，壹到決定關頭，他們就會用暴力保衛自己的特權，這不但是 很可能的，甚至是極其可能的。那時，工人階級要實現自己的目的，除了革 命就別無出路。」（《列寧全集》第４卷２４２頁） 因此，當全世界的社會主義革命取得政權的高潮尚未到來之際，當國際 資本主義總崩潰的形勢尚未形成之前，任何壹個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非暴 力不能打碎資產階級的官僚軍事國家機器，非暴力斷難奪取到國家政權！

顯然，在這樣壹個用武裝暴力奪取政權的時候，也僅僅是在這樣壹個時 候，無產階級專［頁３１０］政是不受任何法律的限製的－－因為在此以前 的法律都是剝削階級的法律。

其次，在無產階級已經取得了政權但還尚未使政權鞏固下來的時期，即 如列寧所說：「在由資本主義進到社會主義的任何過渡中［自「進到……」 起十二字有著重號］（著重號是我加的－－作者）由於兩個主要原因，或者說在兩個主要方向上，必須有專政。第壹，不無情地鎮壓剝削者的反抗，便 不能戰勝和鏟除資本主義，因為不能壹下子就把這些剝削者的財產，把他們在組織上和知識上的優勢完全剝奪掉，所以在壹個相當長的期間，他們必然 企圖推翻他們所仇視的貧民政權。第二，任何大革命，尤其是社會主義革 命，即令不發生對外戰爭，也決不會不經過國內戰爭，而國內戰爭造成的經 濟破壞比對外戰爭造成的更大，［頁３１１］國內戰爭中會發生千百萬起動 搖和倒戈事件，會造成方向極不明確，力量極不平衡的混亂狀態。舊社會中的各種壞分子，數量當然非常之多，大半都是與小資產階級有聯系的（因為 壹切戰爭和壹切危機，首先使小資產階級破產，首先摧殘他們），這些人， 在這種大轉變的時候，自然不能不『露頭角』。而這些壞分子『露頭角』就 不能不使犯罪行為、流氓行為、賄賂、投機及各種壞事增多。要消除這種現象，就必須花費時間，必須有鐵的手腕［此七字有著重號］。」（《列寧選 集》第３卷５１６頁）

正因為這個時期無產階級雖然奪得了政權但還未鞏固政權，正因為這個 時期「剝削者階級、即地主和資本家階級，還沒有消滅，也不可能壹下子消 滅。剝削者已被擊潰，可是還沒［頁３１２］有被消滅……他們的反抗勁頭 正由於他們的失敗而增長了千百倍」（《列寧選集》第四卷第９２頁） 正因為在這個時期無產階級不但面對的是「剝削者的最猛烈、最瘋狂、不惜 采取壹切罪惡手段的壹貫反抗」（《列寧選集》第３卷７１７頁）而且所面 對的是整個舊社會的勢力和傳統的反抗與挑戰，並且還面臨國際資本的包圍 和帝國主義、反動派侵略和顛覆的危險，因此，在這個時期暴力的運用雖然 沒有上壹個時期即武裝奪權時期顯著，但仍然居於突出地位。沒有無產階級 暴力的強大威猛，無產階級剛剛到手的政權就有可能得而復失，無產階級對 整個社會的改造方案，尤其是對生產資料所有製的社會主義改造，就不可能實施。

但是，應當看到，盡管在奪取政權和初期鞏固政權的鬥爭中，暴力雖然居於首要地位，可是根本的東西還是經濟運動，還是在於采取新的［頁３１ ３］更高的生產方式，沒有土地革命的號召和行動，就不可能有工農紅軍， 沒有減租退押、土地改革、互助合作化、公私合營、社會主義……就不可能 發動民眾和組織民眾，等等。

二、壹黨製壟斷權力

第二個特點。從為奪取政權而鬥爭到為鞏固生產資料公有製而鬥爭，處 於核心地位發揮領導作用壟斷權力的，只能是壹個共產黨的黨組織。 這又是因為什麽原因呢？因為無產階級奪取政權比以往任何壹個階級奪取政權都不同。從前，無 論是地主階級還是資產階級，他們奪取政權的目的無非是用新的剝削關系、 剝削製度去代替舊的剝削關系和舊的剝削製度。而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目的 則［頁３１４］是為了使整個社會永遠擺脫剝削、壓迫和階級鬥爭。而在舊 社會私有製生產關系和反動階級的奴役和毒害下，能夠認識到這壹點，即能 夠認識到馬克思主義的學說從而走上自覺［此二字有著重號］反抗階級剝削 和階級壓迫的，畢竟不可能是無產階級的全體，而只能是之中壹部分先進分子；

因為在舊社會反動階級專政的血腥統治下，只有這壹部分先進分子才有 可能冒著犧牲生命的危險而組成壹個為當權的反動派所不容而為無產階級根本利益英勇奮鬥的黨。當時艱苦危險的客觀環境和條件，使黨能夠自然地排 斥了投機者和自然地淘汰著投機者。生於憂患。在這種條件下的共產黨是新 生的革命的中堅力量，是充滿著革命精神和犧牲精神，能夠領導無產階級和 革命群眾對於階級敵人進行戰鬥的朝氣蓬勃的［頁３１５］先鋒隊組織；

因為由於當時階級力量和革命力量對比的關系，由於在奪取政權以前， 無產階級尚未爭取到鬥爭的主動權，無產階級的革命力量必須集中也只能集中於壹個黨內才能對付掌握著主動權的反動階級，而在奪取到政權以後，又只有經過長期奪權鬥爭鍛煉和考驗的這個共產黨才能夠運用和堅持馬克思主 義的原理對生產資料私有製進行社會改造。

正因為在從為奪取政權而鬥爭到為鞏固生產資料公有製而鬥爭的整個過 程中，無產階級的主要敵人在外部，無產階級革命的主要對象是舊的剝削階 級地主和資本家，革命的主要的直接的目標和任務是奪取國家政權和實現生 產資料公有製改造，正因為還未受到特權的入骨腐蝕，正［頁３１６］因為初期的「無產階級專政是對舊社會的勢力和傳統進行的頑強鬥爭，流血的和 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軍事的和經濟的，教育的和行政的。千百萬人 的習慣勢力是最可怕的勢力。沒有鐵壹般的和在鬥爭中鍛煉出來的黨，沒有 為本階級全體忠實的人所信賴的黨，沒有善於考察群眾情緒和影響群眾情緒 的黨，要勝利地進行這種鬥爭是不可能的。」（《列寧選集》第四卷２００ －２０１頁）所以，在無產階級專政的預備階段或稱初期的無產階級專政時 期，處於無產階級事業核心地位壟斷權力發揮領導作用的，只能是並且也只 能有壹個共產黨的領導。「既要革命，就要有壹個革命黨。沒有壹個革命的 黨，沒有壹個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理論和革命風格建立起來的革命 黨，就不可能領導工人［頁３１７］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戰勝帝國主義及其 走狗。」（《毛選》四卷第１３６０頁）

同時，也應當看到，初期無產階級專政在實行無產階級壹黨製的時候， 建立了在黨領導下的各革命階級各革命派別的統壹戰線。尤其是在奪權時 期，中國共產黨正是通過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階段，正是通過高舉了爭取民主 反對獨裁的旗幟，才在民眾中博得了「實行民主好處多」的聲譽，才能夠建 立廣泛的人民民主統壹戰線，才能孤立反動派，才能奪取到政權。「只有為 了社會的普遍權利，個別階級才能要求普遍統治。」（《馬恩選集》第１卷 １２頁）無產階級的奪權鬥爭，同樣也是不能違背這壹規律的。

三、集權專政 　

第三個特點。服從於居於首要地位的暴力［頁３１８］革命和居於核心 地位的壹黨製的需要，初期無產階級專政以集權治世，立法、行政、司法事 實上融為壹體，集中在黨的壹元化領導和掌握下行使政權職能。

至於之所以需要如此，原因自明，無庸贅言。值得註意的是，在進行這種以暴力居於首要地位為背景的壹黨製集權專 政的時候，有壹個反動派的政權和政黨作為對立面而存在著，或者至少是作 為對立面的這個反動政權和反動派實際影響還存在著。因為這對壹黨製集權 專政客觀上存在著壹種競爭推動力。而這種競爭推動力又使黨在爭取民心的 同時容易比較敏銳地和自覺地接受人民群眾的監督，從而有利於避免自身內 部的僵化，因此在這個時候人民群眾的監督力［頁３１９］是有效的。反 之，隨著對立面及其影響的減弱或消失，這種競爭推動力和有效監督力也就 會隨之減弱和消失。

用暴力革命奪取政權和鞏固政權；實行壹黨製集權專政；打倒資本統治，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初級形式的主要特點。

五、無產階級專政的高級形式

１、無產階級專政的第二階段

當社會主義革命的第二階段，即上層建築進行社會主義變革的階段到來的時候，無產階級專政的第二階段也就到來了。這壹階段和上壹階段相比，客觀情況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首先是生產關系和階級關系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

在這個階段，舊的經濟基礎已經變更，無產階級已經運用政權的力量，加速完成和初步鞏固了生產資料的公有製改造，生產資料公有製的確立，社會生產的發展，社會意識的進步，都使以私人占有特征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難以簡單重復了，而被推翻的剝削者地主資本家的生命也隨著時間的推移按照自然規律大批走進墳墓，並將完全地走進墳墓去了，剝削者已經變了樣。 產生剝削的根子也變了樣。無產階級的主要敵人由在外部變成了在內部並且是在內部的領導核心，無產階級革命的主要對象已經由舊的剝削階級變成了新型的剝削階級－－官僚主義者階級或稱黨內走資派。

因此，這個階段已經到了必須把馬克思關於不斷革命的社會主義反對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把現代社會理想化，實現無產階級的階級專政，消滅壹切階級差別，……主要在於不斷采取新的勞動組織和生產方式大力發展社會主義生產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全面地貫徹和落實的階段。

在這個階段，無產階級革命的主要的直接的目的和任務，是奪取反修防修勝利，砸碎權力被少數人強製性固定化壟斷這種社會主義生產力的桎梏，打倒特權奴役，進行無產階級民主革命，變革上層建築，建立和健全無產階級民主製度，把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專政的本義全面地落實到基層，落實到社會的各個方面，高速度大力發展社會主義生產，為過渡到共產主義準備雄厚的物質基礎。

與這個階段相適應的，是無產階級專政的高級形式。在無產階級專政的低級形式轉變為高級形式的過程中，必然同樣要經歷壹個過渡程序。這個過渡程序就是無產階級民主革命。如果國家政權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手中，無產階級專政的初級形式有可能直接較為和平地和順利的過渡到無產階級專政的高級形式。反之，如果國家政權已經落到修正主義者手裏的話，那麽，要完成無產階級專政從低級形式到高級形式的過渡，其間必然同樣要爆發壹場比從資產階級手裏奪取政權更為復雜、更為血腥和殘酷的武裝奪權鬥爭，開展更高壹級的暴力革命。

２、無產階級專政高級形式的特點

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高級形式，我們在第十章裏，已經作了壹個大概的勾劃，其原因在以前的各章裏也已經加以闡述。這裏僅就其和初級形式相比的特點簡單說壹下。

壹、法製

鑒於發展了的情況，鑒於必須保護社會主義經濟，鑒於必須防止社會主義公有製演變成官僚壟斷特權階級所有製，鑒於社會主義必須不斷革命，鑒於消滅壹切階級差別……主要不在於暴力而在於采取新的更高的生產方式，鑒於舊的剝削階級分子雖然逐漸死亡，但舊的剝削階級的影響和殘余還存在，鑒於資產階級法權和小生產的存在，鑒於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的存在，鑒於新型的剝削階級官僚主義者階級和新生的資產階級分子的不斷出現，鑒於決不能聽憑官僚壹己的喜怒好惡顛倒是非為所欲為，鑒於對特權濫用暴力的情況應當消除，所以必須確立馬克思主義的整套成文法及其權威。馬克思主義法製的根本點［此十壹字有著重號］在於使革命合法化，保護不斷革命

［此四字有著重號］，保護社會主義經濟［此六字有著重號］，保護反對把任何現代社會理想化而不斷謀求采取新的更高的生產方式的革命行動。

二、民主

鑒於必須消除任命製、等級製、國家機關自治化、神化黨所構成的容易滋生修正主義的上層建築的特權腐蝕作用，鑒於權力被少數人強製性固定化壟斷的生產關系非變革不可，鑒於馬克思主義隨著生產資料公有製的建立而得到的普及和有了更廣泛深入普及的基礎和條件，因此，在無產階級專政的第二階段，用無產階級的兩黨製代替了壹黨製，從而使政黨變成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黨，而不是專政無產階級的官僚主義者階級的特權老虎屁股黨。居於國家最高領導核心地位的是馬克思主義成文憲法，而權力則來源於無產階級民主共和普選製，等等。無產階級民主的根本原則在於［以上十三字有著重號］落實無產階級的階級［此二字有著重號］專政，使整個無產階級通過自己而不是通過老爺真正地直接地當家作主，解放勞動者，解放生產力。

三、分權專政

鑒於無產階級專政的第二階段，也就是社會主義革命第二階段革命的主要敵人不但產生於少數人強製性固定化壟斷權力的生產關系，而且產生於集權專政的權力結構及其所導致的特權對當權者的特效腐蝕性，所以，無產階級專政的高級形式與其初級形式在權力結構上正相反，它不再是少數人強製性固定化壟斷權力的情況下以權治世，使立法、行政、司法三權歸於壹身集權專政，而是在馬克思主義法製的統壹下，以權治權，實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無產階級分權專政的根本目的［此十三字有著重號］在於消滅壹切階級剝削［此六字有著重號］，防止權力特權化，防止國家權力機構按照慣性走向人民的反面官僚化，用以保障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民主和自由。

四、人權保障

鑒於無產階級民主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生命，鑒於對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等基本人權的保障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十分必要的和基本的條件，社會主義公有製經濟基礎的鞏固和無產階級民主的上層建築的建立，使無產階級專政高級形式下的公民，能夠真正地、廣泛地、愈來愈充分地享有民主和自由，無產階級人權保障的根本方向［以上十三字有著重號］在於確保勞動力徹底擺脫矛盾混合物地位，消除商品性質和奴隸性質，牢固地確立主體地位。

總之壹句話，無產階級民主製度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的高級形式［本句全句有著重號］，全面體現著馬克思主義的法製、民主、分權專政、人權保障，這些無產階級民主製度的基本內容也就是無產階級專政高級形式的主要特點。

３、斥官僚主義者階級的狂吠

壹、為何狂吠

正因為無產階級民主製度十分有利於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專政的本義的全面貫徹落實，正因為無產階級民主製度是無產階級專政的高級形式，是奪取反修防修勝利的根本措施，正因為這種形式不但專了資產階級的政，而且專了官僚主義者階級的政，正因為采取這種形式是使整個社會永遠擺脫剝削、壓迫和階［頁３２８］級鬥爭，達到消滅壹切階級和進入無階級社會的必由之路，正因為這種形式使官僚主義者階級喪失了吃人不吐骨頭的特權資本，所以它必然會遭到壹切剝削階級、尤是官僚主義者階級的猖狂反對。官僚主義者形「左」實右的故伎必然重演，他們會神經錯亂地狂吠什麽這是「反黨」、「篡改黨的基本路線」、「法製、民主、分權專政、人權保障完全是資產階級那壹套」等等。

二、駁所謂「反黨」

　　什麽「反黨」！難道妳們這壹夥吃人不吐骨頭的官僚主義者豺狼就是黨嗎？妳們這樣的黨我們就是要反對，我們就是反定了！當此之時，不反對妳們這樣的黨就不成其為革命。正如同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毛主席領導我們反對資產階級的政黨、反對形形色色的反動［頁３２９］的或機會主義的黨派、反對修正主義的政黨是合理的那樣，反對妳們這樣反動透頂超等的毒蛇猛獸吃人民害人民阻撓歷史前進的叛徒黨，是絕對的造反有理！我們反對妳們這樣的黨，正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的學說和事業的維護！那些真正決心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終身的共產黨人都肯定會成為我們最親密的同誌和朋友！而妳們動輒以「共產黨」的招牌鎮壓人民對妳們的抵製和反抗，卻正暴露了妳們徹底背叛馬克思主義，反對馬克思主義的醜惡嘴臉！

三、駁所謂「篡改黨的基本路線」

什麽「篡改黨的基本路線」！難道無產階級民主製度不正是十分有利於「要正確理解和處理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問題，正確區別和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的最好形式嗎？難道不正是使階級鬥爭能夠最合理、最人道的經歷它的社會主義革命第二階段的最好方式嗎？難道不正是無產階級專政本義的最好體現嗎？要［頁３３０］說篡改黨的基本路線，妳們抹煞階級關系的變化，否定官僚主義者階級和工人貧下中農的尖銳對立是現實的主要的階級矛盾，用昨天的歷史的僵化了的階級鬥爭來掩蓋今天的現實的活生生的階級鬥爭，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壓製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把革命當成「反動」，把人民當做「敵人」，把背叛尊為「忠於」，用官僚主義者階級對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來冒充和反對無產階級對官僚主義者階級的階級鬥爭，用社會法西斯專政代替了無產階級專政，用修正主義製度代替了社會主義製度。

　　所有這壹切證明，真正篡改黨的基本路線的，正是妳們！

四、駁所謂「都是資產階級那壹套」

　　什麽「法製、民主、分權專政、人權保障都是資產階級那壹套」！對妳們這壹胡說最好的回答就是馬克思的這句話：「新的歷史創舉通常遭到的命運就是被誤認為是對舊的、甚至已經過時的社會生活方式的抄襲，只要它們稍［頁３３１］微與這些形式有點相似。」（《論公社》第５５頁）告訴妳們，正因為無產階級的法製、民主、分權專政、人權保障和資產階級的法製、民主、分權專政、人權保障「形式有點相似」，所以才成其為進步，才成其為新的歷史創舉！因為這樣正符合事物發展是由簡單到復雜，由低級到高級，螺旋形上升的辯證規律，正符合恩格斯所說「按本性說是對抗的、包含著矛盾的過程，每個極端向它的反面的轉化，最後，作為整個過程的核心的否定的否定。」（《馬恩選集》第三卷１８０頁）正符合列寧稱為「從並存到因果性以及從聯系和相互依存的壹個形式到另壹個更深刻更壹般的形式」「在高級階段上重復低級階段的某些特征、特性，等等，並且」「仿佛是向舊東西的回復」的「辯證法的要素！」（列寧《黑格爾邏輯學壹［頁３３２］書摘要》單行本１５９頁）

不錯，是同樣稱為「法製、民主、分權、人權」，但壹個是資產階級的，另壹個則是無產階級的；壹個是建立在資本主義私有製基礎上的，另壹個則是建立在社會主義公有製基礎上的……內容已經根本不同了！正如同無產階級專政的初級形式必然有些「好象」封建專製壹樣，無產階級專政的高級形式也必然有些「好象」資產階級的民主共和。這是歷史的辯證法，必然如此！難道妳能夠根據「國家」壹詞的相同，就把所有國家都歸為奴隸主階級國家壹類嗎？難道妳能夠把共產主義的光輝未來和原始共產主義混為壹談嗎？

五、歷史車輪不可阻擋

　　不讀書、不研究，形而上學充斥頭腦，陰謀詭計禍心包藏於胸的官僚老爺們，妳們究竟有沒有看懂上面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於形式［頁３３３］問題的論述？妳們究竟有沒有壹點正視現實的勇氣？立場問題是根本問題。妳究竟是站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無產階級人民大眾的立場，還是站在馬克思主義的叛徒立場，修正主義的立場、官僚主義者階級的立場上？

　　不要再堅持妳們那壹套「剝削有功、壓迫有理」了，不要再利令智昏下去了，不要再夢想妳們的修正主義天堂了。妳們分崩離析兵敗如山倒的總崩潰之勢已經近在妳們的眼前了！

　　人民已經覺醒了，人民已經怒吼了，人民已經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是到了掀翻妳們這桌「比資本家還厲害」的吃人不吐骨頭的筵席的時候了！

　　任何妄圖阻擋歷史車輪前進的螳螂，定將被歷史車輪無情第碾碎！ ［頁３３４］

六、危險的關頭和極好的時機

壹百多年來，無產階級專政問題遭到了資產階級及依附於他們的老修正主義分子的瘋狂的攻擊、謾罵和反對，然而他們並沒有能夠阻擋無產階級專政前進的步伐。 但是，現代修正主義者即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裏掌權執政的官僚主義者階級，卻輕而易舉地做了資產階級和老修正主義分子極力想做而始終做不到的事情。

他們打著無產階級專政的旗號，運用無產階級專政名義下的國家機器專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政，他們用典型的社會法西斯專政即官僚主義者階級專政，冒充無產階級專政，玷汙無產階級專政，糟蹋無產階級專政，把無產階級專政歪曲得面目全非，醜化得聲名狼籍。

他們這種做法對內所造成的直接惡果，就是把社會主義的國家演變成了修正主義國家。事實已經證明，絕大多數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實質上都已演變成了社會法西斯專政的修正主義國家。在這些國家裏，不要說無產階級革命的初步勝利旋得旋失，並且無產階級革命本身也已慘遭欺騙和屠刀的扼殺了；不要說無產階級專政已經被毀滅了，而且無產階級本身已更為悲慘地沈淪在極端殘酷和野蠻的恐怖專政之下了！

他們這種做法對外所造成的直接影響，就是壹方面使目前資本主義世界裏的勞動人民在比較資本主義製度和社會主義製度的時候，往往會發生錯覺，把修正主義製度當成了社會主義製度，把社會法西斯專政當成了無產階級專政，從而使資本主義世界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開展，遭到了極大的阻礙。另壹方面，高度集中、高度壟斷、高度組織的政經壹體化社會生產的巨大生產能力和巨大競爭能力，對遭受到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工業國的掠奪、壓迫和剝削的國家，必然具有巨大的吸引力，而修正主義製度官僚壟斷特權階級專政，又正好適合這些國家充滿個人主義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政治活動家們的胃口，他們十分樂意效法打著社會主義的金字招牌，利用本國已經具備的革命條件，通過民族解放運動的道路，大搞國家資本主義，在既成生產方式的推演下，為謀取自己身家世襲特權地位，而把社會引向修正主義的黑暗深淵。在實力競爭空前激烈，生產壟斷非常必要的當今世界，將有為數不少的所謂發展中國家與其說是在朝著自由資本主義製度發展，不如說是在通過國家資本主義製度向官僚壟斷特權階級專政即社會法西斯專政的修正主義製度發展。這樣的發展，其實質就是把「民族解放運動」推入了超等奴役壓榨製度的死胡同，決非無產階級革命運動。

　　顯而易見，在這種情況下，修正主義確實已使社會主義重新落入了空想之中，確實已使無產階級革命、無產階級專政、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處於生死存亡的危險關頭。在這個意義上，以官僚主義者階級為其階級基礎的現代修正主義的壹切活動的歷史罪惡，就在於有可能將整個人類社會推進極端黑暗的修正主義製度，社會法西斯專政的時代，而把真正的社會主義製度和真正的無產階級專政推遲到遙遠的將來。

但是，正在這樣嚴重的危險關頭，毛主席作了關於理論問題的重要指示。同時，整個世界歷史也已經發展到這樣的階段，即正如我們在第八章第五節第三段所述，全世界所有現存社會製度都因其自身內在弊病的惡化陷入迷思。

資本主義製度陷在生產的社會化和私人占有的不相容性這壹基本矛盾中，深受不斷爆發的周期性經濟危機的困擾，在剩余價值理論和人民革命的打擊下，風雨飄搖。叉路口社會主義製度陷在政經壹體化公有製社會生產和權力被少數人強製性固定化壟斷這壹基本矛盾中，眼看著官僚主義者階級壹步步全面篡奪黨和國家的權力，面臨變修的危險。 修正主義製度陷在社會主義招牌下的高度社會化生產和官僚壟斷特權階級所有製這壹基本矛盾中，深受嚴重的周期性政治危機，內部僵化和人權運動的沖擊和威脅，外強中幹，隨時都面臨突然事件的爆發，搖搖欲墜。

並且，在這些社會製度下，以無產階級為壹方，以形形色色的剝削階級為另壹方的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已經全面展開。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和鬥爭，在資本主義世界正越來越尖銳，無產階級和官僚主義者階級的矛盾和鬥爭；在叉路口社會主義世界更是達到了空前尖銳激烈的地步；無產階級和官僚壟斷特權階級的矛盾和鬥爭，在修正主義世界裏正日益白熱化大有壹觸即發之勢。並且，奉行不同社會製度的國家與國家彼此之間的矛盾和鬥爭，使整個世界在矛盾鬥爭沖突的旋渦之中打轉，不得解脫。特別是帝國主義和社會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和鬥爭，更是醞釀著新的世界大戰，而這新的世界大戰又完全是建立在現代科學技術水平上的新型戰爭。從而導致了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人類正承擔著從來沒有過的巨大壓力。等等。

這壹切，為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奪取全世界勝利提供了極好的條件和時機。 但是，停留在從前形式和水平上，是不能利用這樣的條件和時機的。 唯有無產階級民主革命能夠充分利用這樣的條件和時機。 無產階級專政初級形式和高級形式的闡明，無產階級民主革命所要建立的無產階級民主製度，定將在全世界所有國家和人士中，引起強烈的反響。只有掌握了敵人的壹切，才有可能消滅壹切敵人要徹底剝奪剝削者，必須連同剝奪者的剝奪手段也壹起剝奪。

不為相反觀點中所包含的那壹部分真理留有余地，相反觀點就理所當然地享有存在的權利。 在互相連接、互相製約、互相滲透的客觀事物面前，任何人既不能抗拒表現著必然性的發展的需要，也不能排除還具有必然性的存在的必要。

因此，當無產階級不但對資產階級專政作了革命的批判，而且對自己的專政也作了批判的革命以後，當無產階級宣布要進行真正的民主革命和建立真正的民主製度，並且宣布無產階級民主製度將把資產階級頭上的最後壹道靈光－－資產階級民主製度包含的合理性－－予以剝奪和利用（就如同剝奪和利用他們的生產資料那樣）的時候，國際資本家製度的全線崩潰和修正主義製度的迅速瓦解，是任何人都挽救不了的了！

唯有無產階級民主革命能夠使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運動在全世界許多尋求解放的國家風起雲湧，尤其重要的是，無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狂飆巨瀾壹定會在世界大戰的策源地－－社會帝國主義國家和帝國主義國家裏，「橫掃千軍如卷席」！帝國主義國家為這場革命準備了人們變革私有製的要求和民主傳統與壟斷資本－－可以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的階梯；而社會帝國主義國家，則為這場革命，準備了可以立即還原為公有製的基礎，準備了人民大眾的馬克思主義革命意識，準備了人民大眾對真正的社會主義，對無產階級自己的人權、民主、自由和法製的渴望。

唯有無產階級民主革命能夠在當今世界使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使新的世界革命製止新的世界大戰，使無產階級專政在全世界建立起來，使馬克思主義戰勝修正主義。

毫無疑問，無產階級民主革命揭開了社會主義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新的篇章，展現了社會主義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在全世界取得勝利的光輝前景。抓住這樣的時機，刻不容緩地進行無產階級民主革命，必將對全世界，全人類發生深遠的強烈的影響－－中國要對人類作出較大的貢獻，決不能錯過這樣的時機，決不能放棄或者拖延這樣的革命！
第十二章 政策與權衡



壹、革命和反革命的新分界 　

　人民和革命的概念，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發展的不同階段，在不同的歷 史時期和不同的歷史條件下，具有不同的內容。在無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 即在現階段，對待無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態度，是區分人民和敵人、革命和反 革命的新分界。壹切贊成、擁護和參加無產階級民主革命，為建立無產階級 民主製度而奮鬥的階級、階層、社會集團和個人，都屬於人民的範圍，都是 站在革命立場上的同誌。壹切反對無產階級民主革命和敵視、破壞建立無產 階級民主製度的社會勢力、集團和個人，都是人民的敵人，都是站在反革命 的立場上的反動派。

二、對現任領導幹部的政策 　

　無產階級民主革命對待現任領導幹部的政策，是實行免職留薪、保留原 有待遇，同樣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等公民權利的政策。舉例而言，在這種 無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政策下現任中央各部部長的前途，將有如下幾種選擇：
　　
（１）可以爭取做當選總統。如當選，工資等待遇，即按總統待遇供給。
　　
（２）有優先條件可以爭取當選總統提名繼續擔任現任部長職務。
　　
（３）如已屆退休年齡，決意退休，將仍享有現任部長退休待遇。
　　
（４）可以在自己多年工作過的省區或家鄉省分，爭取當選為本省區地 方行政首長或省區的及全國的人民代表或常務委員。當選後，工資待遇如低 於現任部長待遇，則壹概保留現任部長的待遇，如高於現任部長待遇，則應 按當選職務的待遇供給。 　
　
（５）如無意政治而又未到退休年齡願做普通公民，則可以按自己的興 趣自願挑選工作和工作地點，對其家庭和子女的安排，國家將根據本人意見 給予照顧。其工資、生活、政治待遇將完全按照現任部長待遇供給，直至去世。
　　
如此等等，其余壹概可以依此類推。 　
　
如果這壹批現任領導幹部同意上述政策，支持和擁護無產階級民主革命，那肯定會受到人民的歡迎，人民將象當年擁護他們那樣擁護他們，他們 將作為革命的寶貴財產，繼續為革命立下新功，理應繼續受到人民的尊重和 國家的保護。即使他們從前犯過這樣那樣的錯誤，哪怕是很嚴重的錯誤，國 家和人民將壹概既往不咎。因為他們擁護無產階級民主革命這壹行動本身最 清楚不過地表明了他們願意革命，繼續革命，忠於革命，他們從前所曾犯過 的錯誤，與其說是個人的錯誤，不如說是歷史的錯誤。是起支配作用的生產方式內在的病根惡化了的錯誤。馬克思曾經說過：「我絕不用玫瑰色描繪資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過這裏涉及到的人，只是經濟範疇的人格化，是壹定的階級關系和利益的承擔者。我的觀點是：社會經濟形態的發展，是壹種自然歷史過程。不管個人在主觀上怎樣超脫各種關系，他在社會意義上總是這些關系的產物。同其他任何觀點比起來，我的觀點是更不能要個人對這些關系負責的。」（《資本論》１卷１２頁）因 此，國家和人民對接受了無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政策，擁護無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現任各級領導幹部，決不會抱有成見來追究個人的責任。對這些人的既往 過錯將抱歷史的寬大的態度，而對這些人的貢獻和成績，將予以充分的肯定和確認。

三、從拿破侖的失敗和華盛頓的成功說起 　　

名震全球的資產階級英雄拿破侖，最後是死在流放他的海島上了。他臨 死時的心情，我們大可不必去加以揣測，但是對他的失敗，卻有值得註意的 地方。我們應從［以上兩字有著重號］生產力和歷史發展的角度，而不是從 ［以上四字有著重號］狹隘的民族主義角度來加以觀察。如果說拿破侖的失 敗是以對俄戰爭為定局，那麽，這失敗主要不在於他進攻歐洲封建主義的最 大堡壘，不在於他竟然把毛瑟槍口對準了了不得的沙皇，不在於俄國統帥是 庫圖佐夫，不在於莫斯科大火和奇寒冰凍。不，不在於這些。他打進莫斯科 直搗沙皇老巢是勇敢的行動。他的失敗在於他打進莫斯科後不利用沙皇俄國 當時已極端尖銳的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他沒有及時地宣布解放農奴，沒有 造成從內部致命處瓦解沙皇俄國！如果他當時立即宣布解放農奴，那麽，廣布沙皇軍中和社會上的農奴渴望解放的心情，就會變成歡迎解放的行動，沙皇俄國的社會和軍隊的基礎就會發生動搖和崩潰。如果說這就是他的資產階級局限性的話，那麽，作為封建勢力的頭子沙皇亞歷山大卻相反具有了「法國共和主義」的氣度，能夠巧妙地讓法國在歐洲封建勢力聯軍的進攻面前作選擇：不是在拿破侖或者波旁王室這二者當中選壹個，而是在拿破侖或者共和國這二者當中選壹個！還有，拿破侖的侵略統治雖曾在西班牙人民戰爭的 反抗面前，壹再感到頭疼和動搖，可是，當聯軍打進法國也最害怕法國人民 戰爭的時候，拿破侖卻害怕發動全民族！如果說這也是他的資產階級局限性 的話，那麽，更為矛盾的是，作為資產階級革命的代表人物，拿破侖竟然搞 封建專製加冕稱帝！當然，壹個人的革命專製，總比整個統治階級的反革命 集體專製對人民要好得多。但是壹個人的革命專製總是敵不過整個統治階級 的反革命叛變的。拿破侖厚賞有功將領，卻培植出了新貴族！他所封的元 帥、公爵、伯爵、男爵們，到頭來樂不思戰，還是背叛了他及他們自己的先 前！拿破侖確實是壹個矛盾的人物［此七字有著重號］。矛盾的拿破侖的真 正失敗，在於他作為法國勝利象征而建立起來的旺多姆凱旋柱，最後被法國 人民自己當做沙文主義和民族仇恨的象征而加以毀掉了！

而另壹位資產階級革命的代表人物，美國的開國元勛華盛頓，就才智方 面看來似乎遠不如拿破侖，但他卻取得了拿破侖所沒有取得的成功。他領導 了美國的獨立戰爭，而當戰爭勝利終了的時候，他並沒有想到要加冕稱帝， 而是宣稱：「農事是我生平最喜愛的娛樂。」只想解甲歸田。他在製憲會議 以後，當選為美國第壹任總統，但他也沒用已有的威望和到手的權力來改元 稱帝，而是遵守憲法，在任滿時發表了感服人心的「要團結－－要做美國 人」的告別演說，回到他老家維多尼亞的鄉間。然而，華盛頓是成功了！他 的成功不在於他能頤享天年，既未被流放、監禁，也未遭受過暗殺的威脅和 顛覆、政變、身家不保的恐懼。重要的是，他所與之建立的製度對他的國家 和對全世界的影響都十分深遠。「共和國壹般只是資產階級革命改造的政治 形式［以上整句有著重號］，而不是資產階級社會存在的保守形式［以上七 字有著重號］。例如，象北美合眾國那樣……」（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 霧月十八日》見《馬恩選集》壹卷６１１頁）無怪乎佛蘭克林會說：「我時 常又時常，在開會的時間裏，在我對它的結果抱著希望和恐懼的變遷裏，看 著主席背後的太陽（即華盛頓所坐椅背上畫的太陽－－本文作者）不能說出 它是上升的或是下落的，但現在，到最後，我很高興，我知道它是個上升 的，不是個下落的，太陽。」

這些十八世紀末葉和十九世紀初年資產階級革命時代的往事和人物，華 盛頓、拿破侖、沙皇，離現在已經久遠了。而現在，在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不是也出現了列寧、斯大林以及赫魯曉夫這樣的人物嗎？人們對他們又 留下了什麽樣的記憶呢？歷史是無情的，但歷史又是正直無私的！每個有幸 能作為歷史人物的人，應當很好地珍重自己的歷史地位呵！

應當慎重的加以選擇。留芳百世與遺臭萬年往往只因壹念之差。究竟是 讓世人懷著敬仰之心來提起自己的名字，還是讓世人充滿憎恨之情來詛咒自 己？究竟是忠於馬列，維護黨的事業的根本宗旨，解放全人類，因而也能解 放自己，還是背叛馬列，保護官僚們的利益，更罪惡地奴役人民，因而最後 必然被人民所打倒，禍及身家？這似乎是關系私人的得失之事，但其實完全 是關系到中國前途和世界命運的大事，是至大之公事，不可不慎之又慎。 　

在比較利害得失進行選擇的時候，要註意的兩點是： 　　

Ａ、不敢於自我否定的代價是使自我肯定成為不可能； 　

Ｂ、誰企圖把屠刀伸向革命和正義，人民的審判和歷史的絞刑就等待著誰！

革命和正義是永生的，劊子手的生命是短暫的，任何欺騙都是不能持久的！崇高和卑鄙、光榮和無恥，有著天壤之別！顯然，修正主義黨和國家最高領導那種對權力來說是暫時的上帝，對人 民來說是永久的公敵，對其身家性命來說是喪失自由的囚徒，對歷史來說是 永遠釘在恥辱柱上的千古罪人的命運，是完全不可取的［此四字有著重號］。

顯然，在權力被少數人強製性固定化壟斷這樣壹種生產關系下的黨和國 家最高領導的命運也是不足取的［此四字有著重號］。因為存在決定意識， 在對權力長期的固定化壟斷這種存在下，任何開初最民主最明智的人，思想意識也會日益僵化，隨著對基層生活的日益脫離，隨著年歲的增高，隨著壟 斷權力時間的日益延長，思想作風必然輕則保守，重則 專橫。偉大的斯大林的晚年就是最好的證明。壹旦最高領導成了這種狀況， 勢必給國家、人民、革命帶來災難性的後果，對本人不利，對黨的根本事業 －－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革命尤為不利。孫中山先生說過，革命者壹旦有了帝王思想，壹定要弄到身敗名裂亡國的地步。同樣道理的另壹方面是，只要叉路口社會主義體製存在著形成帝王專製的土壤，黨和國家領袖就有至少要在晚年犯錯誤乃至犯嚴重錯誤的危險［從「只要叉路……」到「……危險」有著重號］。斯大林晚年的錯誤究其主要根源難道在於他本身的主觀因素嗎？前車之覆，後車之鑒！存在決定意識，這是不以個人的主觀意誌為轉移的客觀規律。

顯然，如果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者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既具有遠大明達的歷史眼光和寬廣的胸懷，又充滿了為整個人類、為全世界被壓迫人民 的解放事業而忠誠奮鬥的革命熱忱和鬥爭精神的話，他是壹定會順應歷史潮 流，力挽狂瀾，決意推行無產階級民主革命，決意建立無產階級民主製度的。因而他理所當然地會成為無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領導者和無產階級民主製度的奠基者，他理所當然地應該是新興的無產階級民主製度國家的第壹任大總統。無產階級民主革命將因他的領導和參加，而得以相對和平地展開；在 新的世界大戰爆發之前發動新的世界革命，用革命製止戰爭，從而大大地減 少革命、國家和人類的犧牲，大大地推動歷史的發展。因而他必定會贏得全世界人民的衷心愛戴和真誠的擁護，他無私無畏的英名將與日月同輝，他善始善終的業績定與天地共存！這樣的命運才是叉路口社會主義國家和黨的領 導人值得爭取的［此五字有著重號］命運。

思想壹旦沖破牢籠，鮮紅的太陽照遍全球！馬克思主義的光輝照耀著人 們，無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理論適逢社會的需要定將廣為傳播開來。當整個社會已經明確了當今世界革命和反革命的尺度，人們便有了選擇自己所走道路 的方向。誰忠誠於人民，人民就忠誠於誰，就愛護誰；誰想專製人民，人民仇恨的怒火就要焚毀誰，人民就要打倒誰！人民如水，統治者如舟，水可以載舟，也可以覆舟，這是中國七世紀初期封建帝王唐太宗就已懂得的道理。 「在壹個國家裏，首腦人物多半是不誠實的人，而要求在下的人全都是善人；首腦人物是騙子，而要求在下的人同意只做受騙的呆子，這是極難能的事」－－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在十八世紀中葉就已經明確地作出了這樣的結論！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理論，將像壹股清新的風，有 如春風，勝似春風，吹遍大河上下，長城內外，從帕米爾高原囊括全球！人民能夠懂得，人民能夠實行他們的偉大導師的教導：「在這裏，君主製是不現實的，革命是現實的。」「在發展的進程中，以前的壹切現實的東西都會 成為不現實的，都會喪失自己的必然性，自己存在的權利，自己的合理性； 壹種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現實的東西就會起來代替正在衰亡的現實的東西， －－如果舊的東西足夠理智，不加抵抗即行死亡，那就和平地代替；如果舊 的東西抵抗這種必然性，那就通過暴力來代替。」（《馬恩選集》四卷２１ １－２１２頁）

第十三章 馬克思主義共產黨綱領

壹、 總綱

馬克思主義共產黨是國際無產階級不斷革［頁３９０］命的政黨。

馬克思主義共產黨用以指導思想和實踐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是在封建帝國主義國家產生的、帝國主義時代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是在半封建資本主義半殖民地國家產生的、修正主義製度掘起時代的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思想是在叉路口社會主義國家產生的、無產階級革命走向全面勝利時代的馬克思主義。

馬克思主義共產黨的基本綱領，對資本主義國家是推翻資產階級統治，用公有製代替私有製，用無產階級專政代替資產階級專政，用社會主義戰勝資本主義；對修正主義國家則是推翻官僚壟斷特權階級統治，把官僚壟斷特權階級所有製還原為更加完美的社會主義公有製，把官僚壟斷［頁３９１］特權階級社會法西斯專政還原上升為更高壹級的無產階級專政，把官僚壟斷特權階級社會帝國主義的侵略性還原為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革命性，用馬克思主義戰勝修正主義；對叉路口社會主義國家是防止官僚主義者階級篡奪國家的各級領導權尤其是國家的最高領導權，努力造成使官僚主義者階級既不能存在又不能再產生的土壤，把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領域的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完善和鞏固社會主義公有製，不失時機地進行上層建築領域的無產階級民主革命，建立無產階級民主製度，把無產階級專政的初級形式上升為高級形式，提供合理的環境使階級鬥爭能夠以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經歷整個社會主義歷史時期，用馬克思主義反對修正主義派別和思潮，防止社會主義社會演變成修［頁３９２］正主義社會，徹底戰勝修正主義，搞好國家的革命化和現代化建設，解放社會主義生產力，發展國民經濟，保障和改善人民生活，不斷提高人民生活福利勞動保健和文化教育水平，增強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民主權利，保證國家不改變顏色和性質，積極支援世界革命。馬克思主義共產黨力爭用新的世界革命製止世界核戰爭的爆發。

馬克思主義共產黨的主要特點是始終堅定不移地站穩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始終堅信不疑地運用和捍衛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始終堅持不懈地進行解放全人類的革命，言行壹致地真誠地為消滅壹切剝削階級而鬥爭，決不半途而廢，決不知難而退，決不允許官僚主義者－－官僚壟斷特權階級打著共產黨的旗號和扛著社會主義的招牌用新型的吃人不吐骨頭的修正主義製度的超等剝削和超等壓迫來剝［頁３９３］奪勞動者、奴役勞動者、壓榨勞動者。

馬克思主義共產黨的最終目的，是實現共產主義。

二、任務

無產階級通過共產黨取得了國家政權，僅僅是無產階級革命萬裏長征走完了第壹步，必須堅持革命、繼續革命、不斷革命。

無產階級通過共產黨取得了國家政權，決不等於無產階級革命的完成，只不過是表明了社會主義革命的開始，只不過是表明了無產階級專政取得了存在條件。

無產階級革命的第壹個目標是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奪取國家政權；第二個目標是在掌握國家政權後，對生產資料私有製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建立公有製；第三個目標是在對生［頁３９４］產資料公有製改造取得勝利的基礎上，進行無產階級民主革命，即對整個上層建築、首先是對國家機器政治體製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建立無產階級民主製度。

只有在達到這個目標之後，才談得上奠定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基礎，才談得上無產階級專政，才談得上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才談得上社會主義事業獲得了可靠的保障，才談得上反修防修取得了根本性的勝利，才談得上更大規模和更高速度地發展生產，實現能夠有利於幫助解放無產階級、而不是有利於進壹步奴役和壓榨無產階級的所有權屬於無產階級自己的現代化，才談得上無產階級革命確有可能達到消滅壹切階級剝削和階級壓迫的共產主義目的。

如果無產階級革命在達到第壹個目標以後就停止下來，那麽無產階級革命就成了壹具死［頁３９５］胎。究其實沒有達到任何屬於無產階級革命性質的目標，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仍將繼續遭受資本的剝削和壓迫。

如果無產階級革命在達到第二個目標以後就停止下來，那麽，無產階級革命就遭到了夭折。其實只不過是為修正主義的上臺準備了條件，為官僚壟斷特權階級的新型的吃人不吐骨頭超等壓榨製度－－修正主義製度對全人類的奴役張了本。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將遭受到比資本剝削和壓迫更痛苦、更悲慘千百萬倍的特權壓榨和專製的命運。

因此，無產階級革命在達到第壹個目標後必須為達到第二個目標而鬥爭，在達到第二個目標後更其必須為實現第三個目標－－進行無產階級民主革命，建立無產階級民主製度，而［頁３９６］加倍努力地奮鬥。絕對不應停止，絕對不能停止，停止就是對人類的犯罪，停止就是向地獄的沈淪！

因此，必須反對修正主義，防止修正主義，戰勝修正主義；必須打倒修正主義的主要的階級基礎官僚主義者－－官僚壟斷特權階級！必須堅決剔除官僚主義者－－官僚壟斷特權階級賴以滋生和存在的土壤，這土壤就是嚴重阻礙社會主義生產力發展的，由任命製、等級製、國家機關自治化和對黨的神話等所合成的權力被少數人強製性固定化壟斷的生產關系。

因此，在社會主義革命由第壹階段進到第二階段的時候，即由變更私有製經濟基礎到展開上層建築領域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時候，相應地必須使無產階級專政的初級形式上升為無產［３９７］階級專政的高級形式。

因此在社會主義革命的第二階段，必須用無產階級的兩黨製代替壹黨製，必須用普選製代替任命製，必須用地方民主自治防止和清除官僚主義、限製資產階級法權，必須用無產階級的民主、法製、分權專政、人權保障即無產階級的階級專政取代官僚主義者－－官僚壟斷特權階級反動透頂的社會法西斯專政，必須實現更高形態的勞動組織，采取新的更高的社會生產方式。

因此，馬克思主義共產黨必須堅決執行《共產黨宣言》所有基本原理，必須堅決地與傳統的所有製關系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必須堅持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運用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和潛伏在革命營壘裏的［頁３９８］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進行嚴肅的堅決的鬥爭，因為正是這種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想使全部運動都服從於運動的前壹個階段，用形而上學、唯心主義和教條主義、經驗主義，把現代社會理想化，嚴重危害無產階級必須不斷革命的偉大歷史運動，因為正是這種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和形而上學、唯心主義、教條主義、經驗主義構成了修正主義的思想基礎。

馬克思主義共產黨堅持無產階級革命在達到第壹個目標以後，仍然必須繼續前進，必須為徹底解放每個勞動者，謀求每個勞動者的充分的自由發展，為徹底解放全人類，向生產的深度和廣度，向征服大自然和探索宇宙空間進軍，必須為全面實現最終目的——共產主義而奮鬥到底！［頁３９９］

三、途徑

馬克思主義共產黨在資本主義國家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奪取全國政權的途徑，在全世界社會主義革命高潮未到來、國際資本主義製度總崩潰之勢未形成之前，絕對不應存和平過渡的幻想，無產階級只有訴諸暴力革命才能達到奪取政權的目的。但在資本主義窮途末路，且無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怒潮已經產生強烈影響、全世界社會主義革命高潮來臨的情況下，在已經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前夜的國家即具有民主傳統、工農業和文化科學教育事業高度發達的國家，則不應排除和平過渡的可能。因此，馬克思主義共產黨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或半資本主義半殖民地或壹般資本主義國家的鬥爭，應毫不含糊地把重心放在武裝奪權上，而在美、英［頁４００］、法、德、日等類國家，則可以首先努力通過對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民主革命，尤其是對無產階級民主製度的宣傳，盡可能揭露私有製的弊端和罪惡，發動群眾，組織群眾，對各方面采取相應的、適當的政策，爭取通過普選獲得國家政權。但同時必須作好兩手準備。應吸取巴黎公社和智利阿連德的經驗和教訓，當選後必須堅 決毫不猶豫地打碎資產階級國家的官僚軍事機器並適時廢除常備軍而用武裝的人民代替它，把武裝牢牢掌握在無產階級的手裏，人民的手裏。另壹方面，如果壟斷資產階級利用國家政權破壞民主傳統、破壞普選，那麽，武裝起義的時機也就到來了。在這樣的時機下，馬克思主義共產黨應毫不猶豫地發動人民拿起槍桿子，策動舊軍隊廣大士兵，推翻壹小撮壟斷資產階［頁４０１］級的統治。相信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民主革命理論的傳播和實踐，必將推動全世界社會主義革命高潮的到來，促進國際資本主義的總崩潰；帝國主義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前夜的論斷，將得到證實。

馬克思主義共產黨在修正主義國家推翻官僚主義者特權階級統治的途徑，首先應利用壹切可以利用的手段，大力開展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民主革命理論的傳播工作，盡可能揭露權力被少數人強製性固定化壟斷的弊病，盡可能揭露特權專製的罪惡，盡可能揭露新的階級關系的變化，盡可能揭露官僚壟斷特權階級和人民大眾尖銳的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喚起億萬工農兵新的現實的階級覺醒，使無產階級民主革命理論家喻戶曉，深入人心。不排除利用矛盾說服統治集［頁４０２］團中某些人物轉變立場投身無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可能。但其根本立場仍應放在準備第二次武裝奪權上，把傳播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民主革命理論的工作，紮實地、細致地、深入地做到廣大士兵中去，紮根到整個社會上去，努力策動軍隊起義，準備遍地開花全民總暴動。中心問題仍然是暴力奪取國家政權問題。應高度註意政策和策路，建立無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廣泛的統壹戰線，高舉民主、自由、平等、人權的大旗，團結廣大人民壹道在各條戰線上向修正主義統治階級展開猛烈的進攻。在宮廷政變式或地方軍區起義重上井崗山再建延安式或全民總暴動條件未成熟、準備工作未充分之前，要聚積力量，伺機而起，不要輕易采取軍事行動，而應組織工農兵為增加勞動者的工資，提高勞動權利，減輕勞動強度，爭取［頁４０３］民主、人權、自由、平等而鬥爭，應號召廣大勞動者用普通怠工的方式和修正主義相對抗，努力摧毀修正主義的經濟命脈，以積極的態度促進起義時機的成熟。相信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民主革命理論的傳播和實踐，必將從根本上動搖修正主義的統治，修正主義製度的周期性政治危機有可能會成為無產階級第二次武裝奪權的導火索，馬克思主義壹定能戰勝修正主義的統治！

叉路口社會主義國家反修防修的鬥爭，只有進行無產階級民主革命建立無產階級民主製度才能勝利，這是可以肯定的。在叉路口社會主義國家，如果能由執政的共產黨創始人或領導人利用已有的權威和政權，發起組織馬克思主義共產黨，製定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的民主法製，［頁４０４］推行無產階級民主革命和建立無產階級民主製度，那是最為理想的。也就是說，在叉路口社會主義國家進行無產階級民主革命建立無產階級民主製度的目的，有可能通過說服的途徑達到。但首要的壹個前提是執政的共產黨領導人必須基本上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能夠尊重辯證法，尊重唯物論，具有實事求是的精神，必須是無產階級的革命的代表。相信只要具有這壹點，無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理論就能夠說服執政者。「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力量只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但是理論壹經掌握群眾，也會變為物質力量。理論只要說服人，就能掌握群眾；而理論只要徹底，就能說服人。」（馬克思：《馬恩選集》第１卷第９頁）

［頁４０５］

四、組織

馬克思主義共產黨的組織製度，在黨的章程裏自有明確的規定。這裏僅談談壹般原則和特殊組織方式。

第壹條：凡承認本黨綱、擁護和宣傳無產階級民主革命理論、誌願為達到無產階級民主革命目的而奮鬥的人，都可成為馬克思主義共產黨黨員。馬克思主義共產黨黨員條件不受出身、性別、年齡、財產、職業、種族、籍貫等限製。

第二條：願意加入馬克思主義共產黨的人，不必填寫入黨誌願書，不必經人批準，但是，他（她）必須以自己的活動取得所在地區或所在單位擁護無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群眾的公認。馬克思主義共產黨把凡是積極傳播無產階級［頁４０６］民主革命理論，對本黨革命實踐給予了道義支持或物質援助，為實現無產階級民主革命目的而奮鬥的同誌，都視為本黨黨員。

第三條：馬克思主義共產黨對黨員提出如下基本要求：

（壹）、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無產階級民主革命理論；

（二）、積極傳播無產階級民主革命理論，努力投身無產階級民主革命實踐，批判修正主義，為建立無產階級民主製度貢獻自己的壹切力量；

（三）、立黨為公，全心全意為大多數人謀利益，忠誠無畏地為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爭人權、爭民主、爭自由、爭平等；

（四）、密切聯系群眾，能夠團結大多數人，［頁４０７］敢於並善於同官僚主義者－－官僚壟斷特權階級作各種形式的堅決鬥爭；

（五）、在改造客觀世界的鬥爭中，自覺加強對自己主觀世界的改造，努力樹立高尚的人生觀和科學的世界觀，努力克服自己身上的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意識和作風，堅決抵製福利主義的侵襲，正直廉潔，光明正大，做壹個高尚的人，純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有益於人民的人；

第四條：凡在本地區、本單位翻印、散發、傳抄《論無產階級民主革命》壹類文章的小組，即為本地區、本單位籌建馬克思主義共產黨的領導機構。領導籌建的工作，在使組織不致遭到破壞的前提下，應取得本地區、本單位擁護無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群眾的公認，以便在條件成熟之後民主選舉領導者。［頁４０８］

第五條：黨員有脫黨的自由。但是，黨員脫黨不可出賣黨的機密，否則以叛徒論處。對凡取得了擁護無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群眾的信任，爾後又向反動派告密，以至造成了對擁護無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群眾的人身安全的危害或造成了對馬克思主義共產黨事業的損失者，當視為叛徒，對叛徒必須采取嚴厲懲處之手段。

第六條：馬克思主義共產黨各級領導機構按民主選舉的原則組織之。馬克思主義共產黨充分尊重各地區黨的組織者的創造精神和革命貢獻。各地區黨的組織者，在不違背黨綱的前提下，享有發揮自己的組織才能和宣傳才能的充分的自由。成功屬於那些既有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又能因地製宜富於創造並踏實苦幹的人！［頁４０９］

勇敢、堅定、沈著、機智、無比崇高而光輝的生命－－真理和正義的偉大的、無敵的力量定將充滿了每個忠誠的馬克思主義共產黨人的心身。馬克思主義共產黨決不會辜負歷史的重托和人民的期望！馬克思主義共產黨的成功是沒有疑問的！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起來，嘗夠了專製奴役的奴隸！起來，在生存線上苦苦掙紮失去自由的人民！這是最後的聲音，團結起來到明天，英特納雄耐爾就壹定要實現！讓統治階級在共產民主革命面前發抖吧。無產階級在這個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鎖鏈。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第四篇 合理性



第十四章 揚棄論

壹、 引言初步

「哲學把無產階級當做自己的物質武器，同樣地無產階級也把哲學當做自己的精神武器」 。（《馬恩選集》壹卷15頁）盡管馬克思和恩格斯已經奠定了無產階級哲學的基礎，但是，隨著生產鬥爭、階級鬥爭和科學實踐的發展，隨著自然科學壹系列新成就的獲得，隨著無產階級革命的深入，無產階級的哲學也需要並且也必然要有所發展和豐富。在《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實踐論》、《矛盾論》等哲學著作之後，歷史已經把著述《揚棄論》的責任，擺在了無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面前。

《揚棄論》的批判對象，是在我們這個社會裏十分猖獗的新形而上學，即打著辯證法壹分為二旗號的形而上學。

恩格斯指出：形而上學者「在絕對不能相容的對立中思維；他們的說法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除此以外，都是鬼話』。」（《馬恩選集》三卷61頁）絕對地、孤立地、僵化地、片面地看待事物，是所有形而上學者的共性。不過，以往的形而上學者往往是在不加掩飾不予偽裝的情況下表述他們的觀點，而新形而上學者的特征卻是打著辯證法壹分為二的旗號推銷他們的貨色。新形而上學者自命為是對立統壹規律、壹分為二方法的忠實信徒。然而，他們正是從形而上學的立場出發來看待和運用對立統壹、壹分為二的。他們的確把對立統壹給「壹分為二」 了。他們或者把對立絕對化、希圖唯我獨尊的「統壹」 ；或者把統壹絕對化，企圖從運動中壹筆勾銷對立。兩者異曲同工，目標壹致，都以其片面性和絕對化對社會造成了十分惡劣的影響。兩者表現雖異根子同壹，都是官僚特權僵化政治的產物。

把對立絕對化的新形而上學者，將對立看做不可交易、不相聯系、不相影響、不相滲透的「是就是是，非就是非」 ，好，就是壹切皆好，好得不能再好，美化上天；壞，就是壹切皆壞，壞得不能再壞，貶斥入地。對正確和錯誤的判斷，不是尊重客觀事實，實是求是，而是憑唯心主義、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大搞絕對化：我就是絕對真理絕對革命的化身，妳就是絕對錯誤絕對反革命的代表！只講鬥爭性、不講親和性；只講絕對性、不講相對性；只講對抗的排斥性、不講矛盾的同壹性；只講改變他物的第壹次否定，不講升華自己的第二次否定。他們的信條是，鬥爭就是壹切，轉化是不可能的，超乎本本之上的新東西是永遠不能出現的，現存的狀況就是永久的未來，絕對地壹成不變，萬事不會變、不可變。他們以人害言，毫不尊重相反觀點中的合理部分，並且剝奪了人們進行比較和選擇的可能性，從而既為相反觀點保留了存在的余地，又使自己不能升華。這種新形而上學運用在科學研究上必然產生固步自封，視野狹隘等弊病，自不待言；流之於社會，則使充斥著片面性、固執己見、金剛怒目、昏頭昏腦的惡鬥之風泛濫開來，嚴重危害了人民內部的革命團結，嚴重阻礙了社會的革命發展。

而把統壹絕對化的新形而上學者，把自覺地維持舊質態的穩定性當做了始終的目標，只著眼數量的變化，而否定量變漸進性的中斷，否認質變導致的轉化，否認飛躍形成的新質態已使事物發展到了新階段。他們在「壹分為二」 的幌子下，用折衷主義冒充辯證法，有理三扁擔，無理扁擔三，莫衷壹是，追求無原則的和平，追求沒有對立的統壹。他們看不見矛盾鬥爭乃是有生命力的統壹物的存在形式，看不見任何穩定和平衡都是有條件、相對的、暫時的、看不見離開了對立鬥爭展不開矛盾的本質沖突，使事物的矛盾抑製在相對靜止地方的代價，就是以停滯和落後作為交換。此種新形而上學流之於社會，其惡果就是否定和掩蓋現實階級關系的變化，否認和掩蓋現實階級鬥爭、助長保守無為、腐敗僵化、日益墮落的官僚風氣，縱容邪惡、同流合汙、抗拒變革、葬送革命，同樣嚴重地阻礙了社會的革命發展。

《揚棄論》的研究對象，是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辯證法，是關於壹分為二，二鬥出三，全過程兩點兩面圓圈發展說。

恩格斯說：「辯證法不過是關於自然、人類社會和思維的運動和發展的普遍規律的科學。」 （《馬恩選集》三卷181頁）列寧指出：「可以把辯證法簡要地確定為關於對立面的統壹學說。這樣就會抓住辯證法的核心，可是這需耍說明和發揮。」 （《黑格爾「邏輯學」 壹書摘要》158頁）並說；「辯證法是壹種學說，它研究對立面怎樣才能夠統壹，是怎樣（怎樣成為）同壹的——在什麽條件下它們是相互轉化而同壹的——為什麽人的頭腦不應該把這些對立面看做僵化的、凝固的東西，而應該看做活生生的、有條件的、活動的、互相轉化的東西。」 （同上31頁）

《揚棄論》將把通過對靜止的觀察得來的相對性，通過對運動的觀察得來的絕對性，通過對發展的觀察得來的必然性，復歸於它們自身有機地密切聯結著的整體之中。從這個整體中，我們將看到壹分為二是分解法、分析法、解剖法；而二鬥出三是化合法、綜合法、合成法。分解、分析、解剖，是在既成的東西中找東西；化合、綜合、合成，是使未成的東西成東西。只有將此二者結合起來，才是較為完整的革命的對立統壹辯證法。

在凡是能夠壹分為二的地方，就必然有二鬥出三。三是區別於舊壹的壹，是新壹，是異於從前而發展了的壹，是不同於開端又是開端的壹。

自然界、人類社會和思維的每壹樁向上發展的事實，都證明新東西的出現，事物的化合，不是沒有矛盾沒有鬥爭的調合、捏合。「合二而壹」漠視、掩蓋了事物矛盾鬥爭的法則，既不利於能動地、自覺地認識矛盾、解決矛盾，又延緩了革命的轉化，阻擋了向前的飛躍，導致了停頓、倒退、向後。而二鬥出三卻強調並昭示了矛盾鬥爭法則，從事物的內在活動和必然趨向方面去揭露矛盾，並通過自覺地對矛盾的揚棄，縮短矛盾的鬥爭周期、解決矛盾、推動向上的發展，促成向前的飛躍、加速革命的轉化，比較及時地明確認識由新的質態所展開來的新的局面。

這就是說，「二鬥出三」與「合二而壹」不是壹回事。「二鬥出三」是對「壹分為二」的補充、繼承和發展。 但是，二鬥出三所主張的鬥爭方法與把對立絕對化的新形而上學者所主張的鬥爭方法是不相同的。《揚棄論》捋說明對立是矛盾在運動中的初級鬥爭形式和壹般的規律，而揚棄卻是矛盾在運動發展過程到了壹定階段，壹定尺度上才會出現的高級鬥爭形式和特殊的規律。對立以揚棄作為變易的環節，揚棄則以對立作為其進行的基礎。對立旨在改變他物，揚棄卻不但要改變他物，而且還必然要異化對他物的改變，即不但要否定，而且還要自覺地否定這個否定，自覺地改變自身，從而，「作為整個過程的核心的否定的否定」 （《馬思選集》三卷180頁）推動事物發展、遞進、上升到新的更高壹級的階段。

顯然，這種揚棄並不是絕對的否定，而是保持著肯定的東西的否定，即如黑格爾所下的命題：「否定的東西也同樣是肯定的。」 （《邏輯學》上卷36頁）顯然，這是壹種使矛盾雙方都發生異化上升的揚棄。如前所說，這種揚棄決不是在沒有鬥爭的前提下達成的。恰恰相反，正是對立物矛盾雙方激烈交鋒、鬥爭的結果。「揚棄」本身就是鬥爭的特殊的高級的形式、手段。

這種使矛盾雙方都發生異化上升的揚棄，與折衷主義有著根本的、原則的、本質的區別，和把統壹絕對化的新形而上學者所追求的統壹，是不相同的。

揚棄決不是矛盾雙方半斤對八兩的結合。因為矛盾雙方應予保留的肯定成份、合理因素本來就不是相等的，其中必有壹方是主流部分，而另壹方不過是支流部分。同時，揚棄也絕不是矛盾雙方原有性質和形態的保留，乃是經過變易的保留。矛盾雙方之所以還有如此相壹致的地方能夠結合起來產生新質態，壹種情況乃是因為事物總是在新陳代謝的規律中發展起來的，新的方面總是富有生命力的，僅僅由於新陳事物之間的互相滲透、互相聯結、互相製約和互相影響，才導致了新的壹方面有需要拋棄的地方，而舊的方面又還有生命力的地方需要保留。這樣，就造成了新舊兩方面都具有拋棄的同壹性和保留的同壹性。當矛盾雙方的同壹性壹經在鬥爭的運動發展過程中到了壹定階段、達到了壹定尺度，同向交織（此四字下有著重號——謄抄者註）在壹起的時候，鬥爭的特殊的高級的形成——揚棄就出現了。矛盾雙方經過揚棄立即發生異化，使前壹過程的矛盾發生質變，從而形成由簡單到復雜，由低級到高級的飛躍，顯現轉化。

有趣的是，盧梭把向反面的轉化稱為是「封閉壹個圓圈的終點，它和我們所由出發之點相遇。」 恩格斯在把這樣的說法稱為「辨證法的傑作」加以引述的時候（見《馬恩選集》三卷59頁），對這句話加了著重號。無獨有偶的是，黑格爾在《邏輯學》壹書中也談到「科學是壹種自身封閉的圓圈」。而列寧對此也很註意，在旁邊批道；「科學是圓圈的圓圈」（《黑格爾『邏輯學』壹書摘要》）。但是，無論是盧梭或黑格爾，無論是馬克思、恩格斯或列寧，都沒有對所謂「圓圈」 給予明確的、具體的闡述。以至今日哲學界對此尚不得其解，仍抱神秘態度。《揚棄論》捋以「壹分為二，二鬥三出、全過程兩點二面圓圈發展說」來表明是到了解除這種神秘態度的時候了。的確，生活之樹是長青的，發展的河流是不會枯竭的，「頂峰論」 是錯誤的！

人類只有在哲學上爭得解放，才能夠獲得真正的、徹底的解放！

使思想既能把握住矛盾，又能在矛盾中把握住自身的方法，正是辯證法。而「辯證法在對現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時包涵對現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對現存事物的必然滅亡的理解；辯證法對每壹種既成的形式都是從不斷的運動中，因而也是從它的暫時性方面去理解；辯證法不崇拜任何東西，按其本質來說，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馬克思《資本論》壹卷24頁）

誰掌握了這樣的方法，誰就能夠目光犀利、氣魄宏大，誰能夠運用這樣的方法，誰就無往而不勝！作者願和讀者壹起銘記住、壹起掌握住、並且壹起去切實運用這「壹個偉大的基本思想，即認為世界不是壹成不變的事物的集合體，而是過程的集合體，其中各個似乎穩定的事物以及它們在我們頭腦中的思想映象即概念，都處在生成和滅亡的不斷變化中，在這種變化中，前進的發展，不管壹切表面的偶然性，也不管壹切暫時的倒退，終究會給自已開辟出道路」 ！（《馬恩選集》四卷240頁）

新的，偉大的，波瀾壯闊的畫卷，必將由此展開！

光明就在我們面前！

防止無產階級專政被官僚資產階級專政取代的方法

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 一九八一年

本次收集的論述社會主義兩黨製的文集，其中每壹文都是獨立成篇又相互關聯的，它們全部完成於1981年8月，曾分別投寄給有關報刊機關參考，這次是從淩亂的原始草稿中搜集整理出來的。時隔很多年，我覺得它在某些方面還是能給人們帶來啟迪和思索的，盡管文章結構和措詞用句都還保留著那個時代的特征，許多語句都還適應著當時環境的政治要求，個別定義名稱還受到歷史認識所造成的局限，有些見解還因區域封閉以至產生誤解，可光明的思想還是在前面召喚著。

這組文集當初定名為「光明在前」，起源於毛澤東在1947年春天撤離延安途中給延安中學青年的題詞，附錄於下：

這組文集共五大篇，十七小篇。闡述了共產黨取得政權建立社會主義國家後，代表人民的組織形式的多樣化，使得它們在名義上都代表人民，而在實質上卻又都不能充分地代表人民。為什麽呢？在第二篇的《幾個哲理法則》說明了其理由。那麽這種沒有真正代表人民的社會主義社會發展下去會是什麽樣子呢？在第三篇《試論權勢社會》和第四篇《論權勢主義提綱》闡述了這個問題。至於最後壹篇《社會主義體製的設想》則構思了壹個黨派在取得專事執政的權力後，面對它給自己和社會帶來的變化所應該進行的改革。對於第壹篇《追求的希望》，是通過對文革的分析論證了分裂共產黨破除終身製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總之，本集力圖對以往的教訓進行總結分析，以得出盡可能真實正確的理論，從而避免盲目的實踐。因為時至今日還堅持著「摸著石頭過河」，只會給國家、民族，社會、人民帶來另壹種悲痛。

經過很多年，某些觀念已不再強調和重視了，例如革命、階級、共產主義等等。然而，不提它們並不是說明它們不存在了，只不過有的隱蔽起來，有的換了個說法而已，否則現今的社會就不會是社會主義、黨也不能稱之為共產黨了。

歷時很多年，共產世界發生了很多變化，波蘭的瓦文薩和團結工會，東德消失，蘇聯解體。縱橫觀之，更說明了這組文集所分析的理念有值得探討的價值，這也是該文集時隔多年仍意圖面世的原因。

經過很多年，隨著視野的開闊，對西方世界也應該有個真實的認識。馬克思時代的資本主義不是壹成不變的，它也在變化著、前進著，用凝固的觀點看待它們只會得出荒謬的結論。在本集中提及了資本主義在上層建築的兩黨製，可並沒有考慮到它在經濟基礎上出現的變化，資本主義社會雖說至今仍然標榜著私有製，可事實上它已通過某些形式將生產資料變相地公有製化了，並且它還通過法律的形式竭力抑製壟斷產業的產生。這也是在經濟基礎發展到壹定程度，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在我們還原馬克思主義的精神，將生活資料交還給私有製時，資本主義早就在兩黨製的爭論中在人民的選擇中汲取了馬克思主義的精髓。這同樣反映了馬克思思想的先進性、科學性，從另壹個側面說明了人類歷史的必然。



作為文革老三屆，生在紅旗下，長在紅旗中；接受了紅旗的教育，體會了紅旗的激勵；感受到紅旗給人生所賦予的痛苦，見識了紅旗給社會所造成的謬誤；在這種矛盾的生命經歷中，在那麽沖突的理念思想裏；誕生了對紅旗的深刻思考，出現了對紅旗的重新認識。這，也許就是本文集應運而生的內在因素吧。

當初書寫這些東西的時候，從未想到要發表、公布，更沒有考慮現在網絡時代所帶來的開放和自由。況且它們「生日」久遠，更兼篇幅較大，不便大量修改。對某些明顯不符時代的東西，還有部分文法、語句方面的差誤，希讀者見諒。

國家是人民的，歷史是社會的。每個生活在社會上的人，都有權利、義務和責任，並且也應該有能力去思考這些既貼身又遙遠，既偉大又理性的問題。

壹個社會主義國家，從其理論上講，它比資本主義製度要先進、優越得多，它的發展也理應比資本主義更為迅速。然而在實際上，新中國卻發展緩慢，據雲是由於多災多難而如此，那麽難道資本主義國家就沒有災難嗎？也可能是因為社會主義還處在幼年時期而問題多些，那麽是否在壯年時期問題就會少些呢？不！現實對問題的回答並非如此。

歷史在發展著，生命在運動著，社會也在前進著，事情必定相應地發生了改變。那麽，中國社會已經發生了那些情況，而與之相適應的變化是否應該更科學更合理，以便更好地適應歷史發展的進程，從而最大限度地減少事業的損失呢？還是重溫壹下對中國社會主義事業影響最大的文化大革命吧。

文革

文化大革命是中國共產黨的路線錯誤，這已被實踐所證實。那麽發起文化大革命用於防止政權蛻化、社會變質、官僚腐敗（在當時稱之為「反修防修」，在本文以下簡稱為「反腐防蛻」）也是錯誤的了。不！雖然不純的動機必定會產生不良的效果，但事實謬誤卻不能證明願望的邪劣。那麽發動文化大革命就是正確的了。也不是，文化大革命的發動並不是什麽不應該或可以避免的事。請想壹想吧，在當時，企圖對處於領導全黨全國地位的中央進行所謂的「防修反修」（即防蛻反腐）會采取什麽方式呢？由上而下嗎？那豈不是針對基層問題的方向了嗎？於是中央選擇了由下而上的運動形式。當然，為此付出了極大的代價。但總算證明了，要想通過文化大革命這種運動群眾的形式來反腐防蛻是不行的，相反卻給陰謀家、野心家的纂權製造了機緣。也就是說，文化大革命是為反腐防蛻所進行的壹次實踐，而不是某個人的過失。誠然，這次實踐是失敗的，並且因此還犧牲了很多的東西。然而通過這次挫折不就是在今後為我國，並為全世界人民、為社會主義事業取得正確的反腐防蛻的形式，尋到更為符合實際的真理而提供了教訓、創造了條件了嗎？

文化大革命是錯誤的，因為文化大革命不僅沒有解決上層領導變修的問題，反卻險乎乎讓林彪「四人幫」壹夥陰謀家野心家纂奪了領導權。在葉劍英代表黨中央所作的八零年國慶講話中，列舉了四人幫極左路線的特征。其中後二個（社會上煽動無政府主義，方法上采取反革命兩手），是由於他們的本性所致，而前五個卻是他們利用了黨和國家以及人民在思想上、體製上、組織上的問題所造成的。下面分別述之。

思想上，沒有正確地理解經濟基礎的作用力與上層建築的反作用力之間的關系。毛澤東是個偉人，他發現並闡述了反作用力的巨大能量。然而過分強調並誇大了這種作用，特別是忽略了產生這種反作用力的條件，這樣勢必是會出錯的。試問，如果子彈不出膛，哪來的反沖力呢？反沖力又何以會大於射擊力呢？那麽，如若沒有經濟基礎，上層建築何以存在呢 ？如若要求生產關系超越生產力的發展，會產生什麽後果呢？

人民中的大多數是無產階級，無產階級的先進分子組織了共產黨，共產黨中的傑出人物又構成了領導階層，其中最卓越的人物就是領袖。因此，他們是壹級壹級的附屬關系。而決不是至今還在認為的平等關系。當然，領袖、政黨都是有著很高的威望、極大的號召力，它們對歷史也起著巨大的作用。然而，它們又都是對人民負責的，人民有權選擇自己的領袖，人民也可以並且應該擁護為他們服務的政黨。它們之間的關系不也是作用力與反作用力的關系嗎？人民是推動歷史前進的真正動力，而領袖和政黨的作用不都是對人民所起的反作用嗎？過去的文化大革命不就是因為過分地崇拜領袖，過分地迷信政黨，以至林彪四人幫可以打著共產黨的幌子，假借毛主席的旗幟來欺騙、蒙蔽嗎？要使國家富強、要讓人民幸福、要想歷史前進，只應該相信科學，相信科學的、先進的馬列主義，以及它帶給人類幸福、進步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至於共產黨則僅僅是為了更好地實現這個目標的組織形式而已，領袖也僅僅是能比較正確地領導全體人民前進的個體。

話說回來，即使在現在，這個作用和反作用的辯證關系也沒有被真正掌握。當強調，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壹標準的時候，卻常常忽略了願望是發現真理的首要且必要的條件；當以效果為準繩時，卻常常割舍了動機的作用；當要雄厚經濟基礎時，卻常常在加強上層建築；……。實質上，馬列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就是說，人間萬事都是辯證的，而物則是決定性的基本的正作用。

至於體製的問題，黨中央指得很明白,是「離開了民主集中製的原則，采取了錯誤的鬥爭方針和方法。」那麽，為什麽會離開民主集中製呢？這點很清楚，因為毛澤東同誌、乃至中央各個領導的同誌，甚或全黨全國的大部分人頭腦中都或多或少地殘留著封建主義的遺毒。然而，對進行這場運動的錯誤的方式，黨又怎麽能久久認識不到它呢？林彪四人幫又怎麽能揀起法西斯的手段來鬥爭老壹輩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大多數人壹開始卻又怎麽能在這場違反黨紀國法的運動中篤信虔誠呢？因為黨的代表可以領導壹切，包括憲法、黨綱，於是這些製度、法令統通被拋到壹邊去了。豈不知，黨的領導並不是指黨的組織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也並不是指黨的組織由此可以騎到人民之上，甚或可以淩駕於法律之上，更甚者可以控製路線和主義。黨的領導應如毛澤東所說過的，要站在民眾中間指導他們，起骨幹作用，而不是站在前面指手畫腳，變成救世主的形象。「共產黨員在民眾運動中應該是民眾的朋友，而不是民眾的上司；是誨人不倦的教師，而不是官僚主義的政客。」只有進行這樣領導的黨，它的目的才能實現，也才能被人民所歡迎和擁戴。

在組織上，文化大革命當中，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還選擇了林彪為接班人，這是極大的諷刺，是對共產黨這種選擇接班人的組織路線的可笑的嘲弄。如今已經知道，依靠這種「妳辦事我放心」的轉讓權，或是中央事先選定的任命權，具有極大的偶然性，它並不能帶來政局的穩定。反之，它卻容易被陰謀、虛偽所蒙蔽。列寧說過，那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領袖和他們的威望，都只應是在群眾鬥爭中自然地產生的。這，大概就是產生眾望所歸的人物的唯壹途徑吧！

文化大革命的這些思想上、體製上、組織上的教訓是很深刻的。然而今後又能用什麽方法來防止它呢？也就是說，應該怎樣才能減少出現這類現象的可能性，怎樣才能增加不重演這類事件的保證？

毛澤東曾總結，「只有認清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區別，同時又認清兩者的聯系，才能正確地領導中國革命。」也就是說，要把馬列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現時的實踐密切地聯系起來，才能解決這些問題。鄧小平說得更直接，「要從製度上解決問題。」

思考壹下，要保持思想的正確，依靠什麽？實踐！對的，可它畢竟是馬後炮，就如文化大革命壹樣。那麽有沒有其他的方法？有的——爭論。「真理是由爭論確立的；歷史的事實是由矛盾的陳述中清理出來的。」在這種大家互相爭鳴、各抒己見的闡述中，經過分析、比較，人民自會找到正確的答案，黨也會尋到比較簡捷的線路的。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不也有人發表不同意見，對中央文革對四人幫提出過質疑嗎？可卻又為什麽會被鎮壓、打擊下去呢？因為是四人幫掌握著權力，那麽現在的人們在爭議時不也同樣要顧慮到現在的專政黨嗎？如此也就是說，怎樣才能造成壹個既不脫離黨的領導而又能充分自由地發表言論的局面；同樣，在體製上又怎麽樣才能找到壹個既能加強黨的領導而又不使黨有高據於人民或法律之上的權力的製度呢；而且，在組織上又怎麽樣才能形成壹個既能保持政局的穩定而又能產生有威望的領袖的群眾鬥爭運動呢？

這些是矛盾，矛盾的解決依靠鬥爭，而且，「只有為壹定的原則、為壹定的鬥爭目標、為達到目標的壹定的鬥爭方法而鬥爭，才能克服矛盾。」當然，由於時代的不同，其鬥爭形式也應不同。在社會主義社會，能夠受到共產黨綱領路線的製約卻又沒有任何形式或實體的威迫和約束的鬥爭形式，只有壹個：就是兩個在施政方法、領導能力各有千秋的共產黨的抗爭。也就是說，必須讓現在的壹黨製改為兩黨製。也就是說，要進行符合這種要求的改革就必須把現在僅有的壹個執政的共產黨分裂成二個都可能執政的共產黨！

哎育，那可不行，這樣壹來，不是和資本主義社會壹樣了嗎？是的，在形式上它是仿效了資本主義製度，然而在本質上它和資本主義社會又有本質的不同。首先是國家性質不同，它具體體現在憲法的內容上。其次是這兩種製度所產生的國家及首腦對要負責的對象不同，資產階級的政府是對擁有資本的選民負責，而社會主義國家則是對擁護、贊成社會主義的人民負責。也許有人會擔憂，采取這種形式可能會導致滑入資本主義社會。不！這是不會的，可以看到，在資產階級所搞得選舉製度中，資產階級政府中的執政黨或領導集團的變更尚且不能危及資產階級統治，而社會主義是個比資本主義更為先進的、更受大多數民眾所擁護的製度，它又怎麽能因執政黨團的不同而影響政府的社會主義方向，導致國家變質呢？反之，現在這種「地無二天，民無二黨」的永恒壹黨製是否也是壹種封建專製主義的殘余？是否也是壹種封建集權製的推廣呢？是否也是壹種封建終身製的引申？資本主義是比封建主義要先進的製度，我們常常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技術，那麽又為什麽不能仿效它們的先進的國家組織體製的形式？而卻偏偏要遵循那種落後的封建君主政體的模式呢？社會在前進，歷史在發展，社會主義也從幼年時期成長起來，新中國也在實踐中摸索著壯大。我們不可能把局部經驗誤認為普遍真理，而脫離了具體的實踐。

葉劍英在國慶講話中談到：「我國的人民政權在製度和組織上還需要完善，……。」現在改革不正是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嗎？當然「鬥爭的形式可能變更，而且確實由於各種比較次要的和暫時的原因而經常變更。但是，鬥爭的本質，鬥爭的階級內容在階級存在的時候是始終不會改變的。」也就是說，我們無論怎樣的變化都不應觸及到國家的性質。這就是無產階級的領導、工農聯盟的基礎、人民民主的專政、社會主義的方向。無產階級領導的具體形式就是黨的領導，至於工農聯盟的基礎則是以政治協商會議的組織來體現，人民民主專政自然是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為代表，而社會主義方向應以國家的憲法、刑案的法律、行政的法令為依據。當把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貫徹到壹切大法中，將馬列主義的原則和社會主義國家的法律有機地結合起來，那麽法律作為比較永恒的準則，而政黨相對而言就成了按照黨章國法行事的組織形式。

而且，這種改革能夠更多地代表人民的意誌，可以使政府更為全面地對人民負責，人民也可以更為直接地行使自己的權力。這種對國家、民族、人民都有利的事不也是符合黨的方針和目的的嗎？

無庸違言，這種變化將對黨產生巨大的影響，它所派生出來的對黨組織的「損害」，大家都看得很清楚。然而可曾想過，它也能對黨本身滋生出積極的因素，它能夠增加黨的新鮮朝氣，它能夠促使黨摒發出更大的活力。我們都看到企業競爭所激發的能量，可以想象，作為壹個組織個體的政黨也有了抗爭的話不也可以對歷史、社會作出更大的貢獻，呈示出更強大的力量嗎？退是為了進，壹個政黨分組成兩個黨，表面上看起來是被削弱了，可它卻能樹立黨的更崇高的威望，增強人們對實現社會主義的信心，對黨的前途將展現更為深遠的影響，對黨的生存將出現更大的發展和興旺，對黨內的思想也將呈現出更多的活躍和爭論。

不用說，在民主革命時期，黨必須是團結的、統壹的，這是當時鬥爭形勢的需要，但奪取政權、掌握政權雖是這壹時期革命的目的，卻不是共產黨奮鬥的終點目標。它在實現共產主義這壹漫長的歷程中，也僅僅是壹個手段、工具。現在，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的維護有了保證的前提下，為了適應新的鬥爭形勢，共產黨又為什麽不可分組成兩個呢？矛盾的法則貫穿於壹切過程的始終，在壹定的條件下事物是統壹的，隨著情況的轉化，這種同壹性也將變成分而事爭。生命的延續在於運動，事物的發展在於變化，「任何領域的發展不可能不否定自己從前的存在形式。」這是自然規律，馬克思主義是科學，它也不能離開這個規律。

在自然界，還可以看到有這麽二種規律：單數可以保持穩定，復數可以促進發展。縱的交換能維護穩定，橫的替換可以帶來發展。不是嗎？當只有壹件物品的時候，則唯它、僅它，無所取舍；當有兩件時，則有比較和鑒別，這樣客觀上就能促使它們的改進。同樣，要保證政局的穩定，就只能有壹個團體執政；要使國家發展，就得有二個組織在競爭。當動植物的縱向同種繁殖時，只是舊有種類的模仿；而它們橫向的異種交配，卻可能發展成優良的品種。同樣，現在這種改善領導班子的新陳代謝能保持政黨的穩定，但對政黨的進化、前行及發展是有欠缺的。社會在進步，馬列主義在發展，國家要強盛，黨也要改革。

由此可以聯想到，社會主義社會的領袖人物不也可以在這種抗爭中得到湧現嗎？領袖理應是在群眾鬥爭的實踐中得到鍛煉、提高，發揮他的傑出才能，得到民眾的信任和尊敬，從而自然地形成的。當然這種抗爭應是兩個方面的，壹個是和資本主義傾向、封建主義殘余的鬥爭，另壹個是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領導藝術、領導能力、領導威信的競爭。如此，只有在這兩個方面都可以獲勝的人才能理所當然地取得領導人民的權利，那麽要進行這兩條戰線的抗爭，是壹個黨好？還是兩個黨好？

不可否認，現在的新陳代謝製度給黨組織輸送了新鮮血液。然而這種替舊換新僅是在縱的方向改善了領導班子的面貌，而沒有在橫的塊面賦予它們以更強的活力效能。因為國家是由獨黨執政的，則對工作的好壞、為民負責的強弱就沒有比較、沒有競爭。這樣，那些新鮮血液也不過僅僅是年紀輕些、執政長久些罷了，至於他們的活動能力由於沒有實踐機會，也就無從發揮。另外，這些新任領導除了必須相信共產黨而外，事實上還應該多少符合某些前任的口味，這樣他們的活力又怎麽能保持常新而旺盛？

在動中才能找到高能粒子的徑跡，同樣只有在爭中可以看到人民所信賴的傑才和團體。當把壹個政黨分成二個政黨時，不就能在客觀自然的法則中產生事業的接班人嗎？它不比那些在章程中規定、在遺囑中指定、在選拔中任定的主觀人為的作法要高明得多嗎？用這種形式對防止林彪四人幫的陰謀、野心不也起了點預防作用嗎？

確實，林彪四人幫拼命想爬上黨的最高領導層是為了控製黨的組織，改變黨的方向，然而他們最根本的目的還是為了控製國家、掌握政權。林彪在廬山會議上不就是堅持要設國家主席嗎？江青不是在夢裏都想當女皇嗎？如果把壹個執政黨變為兩個有權利執政的黨時，不是就能為野心家設置障礙，為陰謀者製造妨礙嗎？不就為防止和避免這類事件重演提供了比較切實可靠的保證了嗎？當然，這樣也還能更多、更好地防止和限製修正主義纂奪國家的最高權力。還能更穩當、更可靠地在這種兩黨抗爭運動中、在群眾的批評爭論中消除產生上層修正主義的溫床。因為即使有壹小撮假馬列主義的騙子纂奪了黨的權力，他也無法給國家和人民帶來災難；即使他們本領高強能竊取黨和國家的雙重權力，他們也不能維持長久，人民將會在短期內依據法律驅趕他們的。而不會像文化大革命那樣給國家和人民帶來如此巨大的損失，如此長久的災難。可見，兩黨製是個比較先進的國家管理形式，如果實現這種變化將也不乏為是個進步的措施。

生命在於運動，發展在於競爭；優是在和劣的比較中暴露出它的長處，善是在與惡的搏鬥中顯現出它的光輝。如果是壹潭死水那就什麽也不能發現。這也就是民主選舉年年有，幹部地位總不變、錯誤缺點卻難免的守舊風氣得以盛行的緣故吧。然而也不能忽略，雖然長久的穩定將產生老化和退化，但極端的發展也將爆發混亂和瘋狂。因此，要實現的這種變化只能限於壹分為二，不能分為三、四或更多。那樣將會給社會主義的事業帶來損失，給國家和人民帶來災難。

前面提到社會主義兩黨製的變革形式，那麽這種變革是加強了黨的領導還是取消了黨的領導？對此，首先要清楚黨的領導究竟是指的什麽？現在許多人的腦袋中依然存在著許多模糊認識。人們總是自覺或不自覺地將功勞多少與職權大小，將地位高低和經濟利益，將政治責任及法律罪行相牽扯；將意見和反對，贊美和支持，批評與貶低，表揚與晉升相聯系；……。這也許是由於歷史的原因，或者是習慣的束縛，再或是封建思想的桎梏所造成的吧。就說在黨的領導問題上，不也總是將黨組織在社會上、國家中的地位和黨的綱領路線對人民指導作用相混淆嗎？不能否認黨對國家、社會以至人民的領導作用。然而前進的道路畢竟是要人民自己去開創，共產主義是全中國人民願意並必須走去的方向，這是由於共產主義的先進性質所決定的，這不是什麽團體、組織，甚或是代表人民的政黨所能使役的問題。政黨的作用在於教育群眾怎樣抗除幹擾，戰勝險灘；指導群眾怎樣采取最好的辦法，走最簡捷的路。現在黨將國家權力交給人民的另壹個代表形式，即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而讓黨的綱領更深地貫徹到憲法中，讓黨的主張更準確地落實到群眾中，讓黨的威勢地位下放到人民代表大會之下，這怎麽能說是取消了黨的領導呢？反之可以說，這樣做才是為了真正地堅持黨的領導。

誠然，「離開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任何革命都不能成功。」然而在民主革命時期，黨並沒有取得政權，也即沒有取得對人民發號施令的權力和地位，那麽能說共產黨那時沒有領導人民嗎？可見，共產黨的領導體現在對群眾進行共產主義的指導上。也許這種說法是錯誤的，因為即使在現在也沒有黨管理人民的情況，只存在黨代表人民的資格。不！四五運動說明了什麽？它證明了，當黨的言行和人民的利益壹致的時候它們是統壹的，可當被壹小撮壞蛋纂奪的「黨」的做法和人民的要求相矛盾的時候，黨組織就成了被他們利用來管理、壓迫人民的工具。另外，黨在代表人民時全國人大也在代表人民。如前所語，這種復數的形式將造成人民利益的代表地位的不穩定。固然，不可否認「中國共產黨是全中國人民的領導核心。」但它畢竟是指馬列主義在民眾思想中的主體，而不是黨組織掌握壹切的地位的頂峰。所以說，黨的領導體現在黨的綱領、路線、方針、政策被廣大人民所了解所掌握，而決不是什麽指揮權，決定權。眾所周知，自然界裏只能有永恒的法則而無不變的形式。同樣在社會上只有比較長遠的主義，而決不存在什麽絕對不可能被纂奪、絕對不可以被改變的組織和政黨。由此證明，這種變化並沒有取消黨的領導。相反，這樣變動不僅堅持了並且更加鞏固了黨的領導。

可是這樣壹來黨的紀律呢？黨的集中原則到那裏去了呢？不必庸人自擾了。當分組成兩個黨時，那麽各黨會有它們各自或者相同或者差異的紀律，它們也會有各自的集中。只是這種變動將黨和國家分開了，並且賦予國家也有民主集中的原則。現實證明，壹黨主宰易滋生專製主義，群起運動又會產生無政府思潮；過份的集中將可能培育出修正主義，過份的民主又會導致混亂，因此正確、合理、適當地掌握這個分寸，將能給人民帶來幸福，給民族攜來希望，給事業造成興旺。

如此，黨的團結呢？這種分化共產黨、破壞黨的統壹的變動難道還是符合歷史的發展、時代的要求的嗎？

自然界有許多現象都證明了，只有分裂才能成長、才能發展。細胞分裂的過程就是壯大的過程，原子分裂的時機就是釋放巨大能量的時機。歷史也證明，久分必合，久合必分。可見分裂並不是什麽壞的東西，那麽當分化有益於共產黨的最高綱領，有益於實現共產主義，有益於社會主義建設的話，又何樂而不為呢？共產黨人為了人民的利益可以拋棄壹切，現在為了國家的繁榮興盛，也為了黨本身的生存發展又為何不能扔掉這種高踞於人民代表大會之上、淩駕於憲法之上的所謂「領導」地位呢？又為什麽不可以自己解體自己呢？更何況這種分組僅僅是指黨團，也即是指以實現共產主義為最終目標的組織，也就是指建設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集團。這樣的分是為了更好更快 實現全體人民（包括這二個黨團）的共同目標。也就是說，奮鬥目標、努力方向沒有變，不過由於情況的更動，必須要改換壹下方法罷了。

誠然，過去統壹團結的共產黨對人民大眾的解放起了積極的作用、對歷史的發展、國家的進步作了有益的貢獻。但由於時代的前進，現實情況的變動，這種統壹的形式不也應該發生相應的變化嗎？而且事實上黨內鬥爭是從來沒有停止過的。特別是57年以來，這種不同意見、不同主張、不同措施的爭論，那種革命和反革命的拼死決鬥總是此起彼伏，顯得格外頻繁。現在，當社會進行了壹場兩條路線、兩個階級的搏鬥之後又轉入到另壹個回合的新與舊之間的紛爭，此時又為什麽不能順時應勢地將其明朗化呢？也許也人要問，那麽為什麽不能象過去的黨內鬥爭壹樣，將現在的爭執放在壹個統壹形式的黨內進行呢？回答是，因為過去的情況是黨外有黨，黨內有派。而現在僅是黨內存派，可執政黨外卻沒有還可能執政的黨與之抗衡，使得無產階級在獲得部分勝利以後就成為社會的絕對方面。前面說過，單數可以保持穩定，然而長久的穩定將意味著守舊。現在當實行這種變化以後能使兩個黨的不同的施政觀點、方法統壹在壹個馬列主義的旗幟下，能使兩個黨組織統壹在壹個社會主義國家的體製下，能使兩個黨團統壹在壹個人民代表大會的監督下。也就是說，能使社會、民族穩步地迅速地健康地發展，這又有什麽不好呢？又為什麽要死抱著壹個黨的所謂統壹形式不放呢？

當然，民主是壹種手段。反言之，集中、團結和統壹不也是為實現共產主義的壹個工具嗎？過去由於鬥爭形勢的需要，必須有壹個統壹的黨。然而「我們決不把馬克思的理論看作某種壹成不變的和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隨著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和形勢的變化，難道不應該采取另壹種手段以實現我們的最終目標嗎？況且，無產階級的運動史告訴我們，「『無產階級的團結壹致』實際上到處都以彼此進行生死鬥爭的各種不同黨派的形式來實現。」⑧現在當無產階級奪取了政權並已鞏固了政權，即人類走向共產主義的必然趨勢、國家轉為社會主義的唯壹方向，已被廣大人民所堅信並掌握以後，在進行社會主義形式下的鬥爭或爭執的時候，又為什麽不可以用兩個以共產主義為最高綱領的黨派進行競爭的形式來體現無產階級的團結壹致？

更何況，文化大革命的教訓，和林彪四人幫鬥爭的經驗也說明，這種壹黨說了算的貴族作風給壹小撮陰謀家、野心家的宗派活動提供了有利條件。現在能戰勝這些壞蛋是由於黨的艱難奮鬥的歷史所提供的豐富的經驗和教訓，是由於黨有壹大批久經考驗的優秀幹部和黨員，更由於國家有絕大多數的經受黨的教育堅信馬列主義的人民。然而在這些必然的條件後面是否還有那麽壹點兒偶然的因素？今後又怎麽樣才能增加戰勝敵人的必然性而減少點偶然性呢？這也就是需要實行某種變動的問題的癥結。

那麽照此理解，過去張國濤、林彪的分裂路線還是正確的了？不！它們的本質區別就在於：當黨要求統壹的時候，野心家采取了陰謀手段破壞了黨的機體，而現在當形勢要求把內部矛盾公開對立起來的時候，這種變動能改善黨的組織。自然告訴我們，世界上自從有了事物就有變化，就好像有了生命就有了運動壹樣。其中有的變化是反轉歷史車輪的，是拉社會後退的，這種變化是不可長久的。就好像文化大革命的那種轟轟烈烈的所謂群眾運動壹樣，而這裏所述的變化則是適應時代的要求、人民的希望的。因為它是用馬列主義的精髓——辯證唯物主義，對客觀現實進行科學的分析，對已往的經驗教訓進行比較合乎邏輯的鑒別、總結而得來的。這兩者的本質是截然不同的。歷史事物已經證明了，合乎時代潮流的變動是不可阻擋的。

不可避免，有人會擔心，這種變動會破壞安定團結的大好局面，會製造國家的分裂、社會的混亂。不！實行了這種變化以後，不僅政治局面會更加生動活潑，而且政權還會更加穩定。因為執政機構還是只有壹個，執法機關還是壹個。何況，這樣壹來，國家的社會主義法律就成了至高無上的權威。而在現行體製中，國家存在著兩個權威，壹個是黨組織在國家中所處的統帥地位的權威，壹個是社會主義法律的權威。復數是不穩定的，當黨組織是被人民所擁護、是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時候，這種組織的形式和法律的內容是統壹的。可當黨被壞人纂奪了的話，那所謂的社會主義法律將成了壹紙空文，而變了質的「黨」也必定會另外樹起壹個按照他們的思想所定的法律的權威。可實行這種改革以後，將會更有效地保持和鞏固安定團結的局面。

那麽在實行兩黨製以後會不會造成大換班大震動？又會不會引起兩黨的極端仇恨的對立情緒？資本主義社會的兩黨製的競選活動的形式給我們提供了借鑒。他們在進行那種活動時有換班、有震動，也有兩黨間的仇恨和對立，然而這些更動、影響以及反對、爭執卻都沒有改變國家的性質，禍及人民的生活，波及社會的穩定，社會主義是比資本主義更先進的發展方向，它怎麽反會不如資本主義？事實上，換班、震動是應有的，但不會有多麽深遠的，因為當壹種製度成為壹種慣例的時候，人們就會習以為常了。至於對立情緒，那也是必須有的。沒有對立，何來的競爭？反之當有且僅有壹個共產黨時，黨內的各派就沒有對立情緒嗎？當各派的鬥爭轉化成革命和反革命的階級搏鬥時，不也是妳死我活的拼命性質嗎？然而當實行這種復數以後，那種兩黨的對立卻不可能發展到殘殺程度，因為它們有法律的約束，更有思想的解放。可以看到，當民眾了解了掌握了這種製度的規律和宗旨以後，無形中他們就增強了主義、法律的觀念，淡薄了宗派、朋黨的概念。他們也就決不會為了某個團體、組織去當犧牲品，他們也就決不會允許某些派別、社團隨意觸犯法律、侵犯國家利益、違背人民利益的。可見，當用某種事實、狀況、體製來影響群眾、啟發民眾，這不比那些空洞的說教、廉價的宣傳來的更有力嗎？人民是推動歷史前進的動力，群眾是真正的英雄。這種變動的本身不就是安定團結的最根本的保證嗎？

當然發展的極端就是混亂，權威團體的增多就是無政府主義，這也是在實行這種變動時要註意的問題。

自然而然地，還會有更多的人會指責這種變動是反對黨的領導，是和章羅同盟的「輪流坐莊」唱壹個調子。啊！這是誤解了。這種變動不僅沒有反對黨的領導，而僅僅是改進了黨組織的領導形式，並且還因此而改善了黨的領導。它更密切了黨和群眾的魚水關系，當某個可以執政的黨要提高它的威望，要得到擁護社會主義的人民的更多的信任，就促使它更為密切和民眾的聯系，了解他們的感情，明白他們的願望。這不是從客觀上加強了黨和群眾的有機的深厚感情嗎？確實，在這種變化中有輪流坐莊的形式，可它是在兩個共產黨之間進行的，它不同於章羅提出的讓他們自己的小資產階級政黨執政的要求。打個比方吧，壹個人只應有壹個腦子，領導壹個國家也只能有壹個主義，而章羅卻要求壹個人要有二個腦子，讓壹個國家用兩種思想輪換主宰，這怎麽可能呢？這難道能得到人民的同意嗎？可壹個人走路最好要有二條腿，領導新中國走社會主義的康莊大道也最好要有兩個可能執政的黨。請問，壹個人是用壹只腳跳躍著走路快？還是用兩條腿大踏步前進來的快？中國要搞社會主義現代化是要有兩個並生共存的共產黨為好？還是只有壹個執政黨來得快？可見這種變動符合自然的法則，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要求，是應該的，可行的，而且是必須的。

可是還會有許多人會認為，這種變動是不是意味著否定了共產黨的優越性？不是的。看壹個人、看壹個政黨要從整體上全面地壹貫地了解，看以往的行為要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對當時的現狀進行客觀的分析。毛澤東說過，「不應該肯定我們的壹切，只應該肯定正確的東西；同時也不應該否定我們的壹切，只應該否定錯誤的東西。」事實上，人類的認識規律決定了黨的行為不可能絕對正確、永遠正確。然而這並不能證明共產黨的優劣。如果有這種看法，實質上是將動機和效果，願望和實踐，主義和行為混淆了。不是嗎？在世界上只存在願望的好壞之分，實踐的正確錯誤之別，而不能倒置。所以說，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不能說明反腐防蛻的好壞，分成兩黨製也不能就此判斷黨的優劣。現在已經知道，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壹標準，但良好的願望卻應是發現真理的首要的先決條件，同時錯誤和挫折又是從反面證明真理的必經途徑。我們的黨是光榮的，這已被歷史所證明。現在，在經過文化大革命以後，我們的黨也必將會抱著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向實行這種改革的正確道路邁進的。

「啊！這種變動否定了毛澤東思想。」這又是壹種論調。這洋對嗎？不！中國革命靠的是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是中國革命的指南。現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時候依然要用毛澤東思想作為計劃的準則、行動的原則。可以看出，這種變動的理由都是來源於辯證唯物主義——這壹集體智慧的東西，對客觀事實、歷史進程進行比較合乎科學的分析得到的。可以認為，這種變動實質上是找到毛澤東遺留下來的防修反修這壹重大課題的可能的解決辦法。這壹行為的本身實際上就是對毛澤東思想的悍衛和發展。毛澤東是個偉人，他看到了發展社會主義國家的重大問題，並且發動全黨動手在中國實踐以圖解決它。雖然在他個人在世時沒有看到成功，然而正是由於以他為首的中國共產黨的實踐使中國能夠先於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找到發展、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比較好的辦法。今天，當我們在社會主義大道上奮勇前進的時候不能不感謝以毛澤東為首的老壹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留給我們的寶貴的思想財富、鬥爭經驗及失敗教訓。

由此可見，在中國實行兩黨製，把眼下的壹個唯壹的共產黨分組成兩個可能執政的政黨是必要而且可能的。因為中國的社會條件有了這種客觀存在的需要，它也同中國人民革命的實踐發生實際事物的聯系。共產黨人是要將人類社會推進到共產主義的，這就得要進行革命，「從馬克思主義觀點來看，革命究竟是什麽意思呢？這就是（用暴力）打破陳舊的政治上層建築，即打破那由於和新的生產關系發生矛盾而到壹定的時機就要瓦解的上層建築。」現在當無產階級掌握並鞏固了政權以後，不能「為了眼前暫時的利益而忘記根本大計，只圖壹時的成就而不顧後果，為了目前而犧牲未來的運動。」

「共產主義革命就是要最堅決地打破過去傳下來的所有製關系，所以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過程中要最堅決地打破過去傳下來的各種觀念。」「傳統是巨大的阻力，是歷史的惰力。」可以堅信，先進的無產階級是壹定能夠摧毀掉它的。

拋開束縛我們頭腦的舊框框吧，不要逢迎傳統，不要盲從法則。我們能夠通過實踐去發現真理，也壹定能夠通過實踐去證實真理和發展真理。

辯證唯物主義是馬列主義的世界觀，它是用合理的論理辯證方法和基本的哲學唯物主義去觀察、認識世界的科學，同時它又是改造世界的正確理論，是理性行動的戰鬥指南，它具有思維批判的性質，具有徹底革命的黨性，它還具有活的承續性，它是不斷發展、不斷豐富的學說。因此說辯證唯物主義提供了對現實發展的客觀規律性的正確觀點，現在當社會發生變化、科學進壹步發展的時候，需要采取這種馬列主義的世界觀去認識世界，而不是消極地勉強解釋當今現狀；要用辯證唯物主義對社會現象的實質反映進行分析，而不是用這種認識論去維持和辯護某些不合理的表面現象；要用辯證唯物主義對客觀現實進行科學總結，而不是用這種認識論在主觀思欲上進行理論交鋒。

下面本文嘗試以辯證唯物主義的原則為依據推導出哲理上的幾個基本性質，並進而揭示偶然性現象中隱藏著的必然性實質。

《單數和復數》

辯證唯物主義說，任何事物都是運動、變化著的，它們都包含有內部相互矛盾的兩個方面。這些對立的方面和趨勢處在相互關聯、互相排斥的狀態中，它們的鬥爭和同壹又是事物運動的動力、現象變化的源泉。在對立統壹的規律中還可以知道，矛盾的雙方又各有自己的內容和形式，這些內容和形式也是在互相影響、互相製約、相互聯系、相互沖突著的。不難明白，當兩個對立的矛盾在鬥爭的時候，它們的內容和形式也在各自彼此的沖突當中，當兩對立的矛盾在多次的鬥爭後達到短暫的某壹階段的同壹時，它們的內容和形式也可能都發生各自統壹的情況。這裏，將鬥爭著的兩個矛盾的兩種形式稱為復數，將同壹時的矛盾的統壹形式稱為單數。

現在觀察壹下，當事物內部矛盾的對立面處於鬥爭狀態時，矛盾各方的形式和內容的關系。辯證唯物主義指出，在形式和內容的統壹體中，是內容決定形式，形式則影響內容，同時事物內部矛盾的存在又決定著這些矛盾之間的鬥爭，並且這是事物內部的主要鬥爭，是事物發展的根源。綜言之，是事物內部對立的矛盾內容決定了矛盾形式的對立，並造成整個矛盾之間的鬥爭。也就是說，當矛盾的雙方在鬥爭勢態時，矛盾各方的內容和形式是統壹的，它們的鬥爭則是指矛盾壹方的形式和內容的統壹體和另壹方的統壹體的鬥爭。這時正因為這種矛盾的鬥爭是事物運動、變化的主要動力和源泉，故形式和內容是從屬於進行這種鬥爭的矛盾各方。那麽在這種情況下，事物內部的形式和內容的沖突則是指矛盾壹方的形式和矛盾另壹方的內容之間的沖突。具體地講，就是事物在其發展過程中，新的內容和舊的內容發生了沖突，由於舊內容和落後的形式在此時是統壹的，所以新內容和舊形式也產生了沖突，同時新內容也在尋求新形式，並且趨向新形式。而舊內容又在極力維護舊形式，並且阻撓新形式的出現，結果這種沖突以新形式和舊形式的鬥爭表現出來，這就是事物內部矛盾鬥爭全面展開的狀況。

由此可以分析，因為內容的沖突決定了形式的對立，所以復數的形式必定體現事物本質的變化。當先進的形式壓倒落後的形式時，這就說明事物新生的對立面占了優勢，此時事物就發展、前進，這是復數的發展性。反之，則表明陰暗的壹面取得了短暫的優勢，此時事物就退步、落後，因為新生的發展的東西是有前途的、光明的，所以從長遠的觀點看，第二類情況是壹種暫時的、沒落的、偶然的可能，而第壹類情況是壹種上升的、先進的、必然的趨向。總之，形式的復數可以影響事物的發展或落後，這就是復數的變化性。

可是還有這種情況，當矛盾壹方的形式與內容並不相符時，此方的形式肯定要影響內容，內容也必定要改造形式。於是，矛盾這方的內容除了要和矛盾另壹方的內容及形式發生沖突外，還得和本方的形式發生沖突。當然由於內容決定形式，壹切形式都要以包含有什麽內容為轉移。所以這種狀況是不可能長久的，可是這種情況必竟要使事物的變化要復雜、激烈、和動蕩，這就是虛假復數的動亂性。

同時由於事物內部的矛盾鬥爭是普遍的、絕對的，因而決定了對立的形式較之同壹的形式要長久些。形式對立的階段，比形式同壹的層次要「數」多些，也就是說，復數使事物內部的鬥爭本質具有絕對性。

到此再看，當事物內部矛盾的對立面處於同壹狀態時，它們的形式和內容的關系。因為內容決定形式，所以當矛盾各方的內容達到統壹時，它們的形式也必定完全得到統壹，那麽當矛盾的形式達到同壹時，是否矛盾的內容也能同時達到同壹呢？也就是說，是否整個矛盾都能完美無缺地同壹呢？辯證唯物主義根據實踐指出，新內容可以利用某種舊形式，滲入到舊形式裏面，改變舊形式的本性，使舊形式適合新內容的目的。而舊內容也在腐蝕新形式，以圖用舊內容去充實新形式，以阻緩拖延事物的發展。對此也可以說，先進的內容和內容的發展總是先於形式產生的，落後的內容和內容的消失也總是後於形式逝去的。可見形式和內容的都達到同壹的狀況，是非常短暫的。

這是什麽原因呢？辯證唯物主義教導說，不要過高地估計形式，它並不起也不可能起獨立自主的作用，它不是什麽超然獨立的東西，而是由壹定的內容來充實的，因此，當事物內部的矛盾的對立面表面上達到統壹時，也即它們的形式達到同壹，可它們的內容並不能隨之發生同壹。當它們的形式處在同壹時並不壹定就說明它們的內容也將是同壹的。

當然，形式對內容也並不是漠不關心的、消極的，僅管內容對形式來說是首要的，但形式也能積極地影響內容，促進或阻礙事物的發展。可以看到，當事物內部矛盾的形式是單數時，它們的內容仍在對立地鬥爭著。在這過程中，當新內容占優勢時，由於矛盾同壹的形式是新內容所賦予的，所以單數的形式必將促使新內容更加鞏固和發展，可當舊內容占優勢時，由於內容是決定性的東西，它勢必要使單數的形式改變它那新生的先進的性質，使事物的本質發生變化，阻礙和延緩事物的發展，這些就是單數的保固性和可更性。很清楚，那第二類情況壹般是不會產生的，因為事物內部的矛盾之所以會達到統壹，是由於矛盾新生的方面占有壓倒優勢的力量，它的形式在事物內部已占有統治地位，它的內容也正處在上升階段，具有比復數時更強大的生氣。然而不管怎樣，當事物內部矛盾的兩面在統壹姿態時，矛盾內容的相互對抗和相互排斥都是在壹個統壹的形式中進行的。概言之，同壹的形式影響事物內部矛盾內容的鬥爭，使之不超出它的範圍。也就是說，單數的形式賦予事物的現象以壹定程度的穩定性。

如此，當事物再往上發展時，事物內部矛盾本質殊異的統壹現象中的鬥爭，不僅表明它們的形式早已達到同壹，而且還將促使它們的內容也逐漸達到同壹。當然，根據對立統壹的規律，對立面的相互聯系這個因素是暫時的臨時的，那麽這種雙方矛盾的內容和形式都達到統壹的狀況是比兩方僅是形式達到同壹的狀況要更為短暫的壹瞬間。也就是說，單數有對事物內部的求同實質。

再朝遠看，因為事物是在發展的、運動著的、所以雖然昔日的矛盾解決了，過去的對立面消除了，可新的矛盾又將產生了，高級階段的對立面又將出現，鑒於內容和內容的發展總是先於形式的產生和發展的這個原則。事物的這種矛盾將首先在形式同壹體的內容中出現，並發生差異引起抗爭，由於單數的穩定性，形式必定要努力維持和護衛自己，盡力影響內容的抗爭不至激化，以造成形式的分裂。這時，高級階段的新生的殊異的內容與原有的形式發生了沖突。具體地說，就是壹個新階段剛剛開始的前夕，新產生的對立面的內容和原有的同壹形式發生了沖突，即過去的先進的形式由於事物的發展，在另壹個高級階段變成舊的陳腐的形式。總之，此時事物內矛盾的統壹體中，形式的單數影響事物的本質，使之變成凝固的僵死的東西，這就是長期單數的守舊性。

當然，隨著事物的進壹步發展，事物內部矛盾內容的進壹步激化，勢必要造成原有的同壹形式的分裂，使事物發生飛躍，引起質變，產生決定性的轉折，從而進入矛盾鬥爭的事物發展的高級階段。

下面為了更清楚地說明以上所述的規律，不妨以圖表的模式表達出來。

由於鬥爭的絕對性、普遍性，故用圖中的方限來表示矛盾的兩個對立面。

由於統壹的相對性、暫時性，故用圖中的直線來表示矛盾同壹的狀態。由於內容和形式也是壹對從屬於事物內部主要對立面的矛盾，故也依上述方法所處理。那麽我們把整個穩固的面作為某壹階段時的事物內部狀況。可表示如下：

從圖中可以看出，對立面的鬥爭主要指左右兩方的鬥爭。此時，形式和內容的鬥爭則是指上右方與下左方或上左方與下右方的鬥爭。

也可以看出，對立面的統壹主要是指下右方與下左方的同壹。這時，統壹體內的鬥爭則是指上右方與上左方的鬥爭。

另外根據剛才所述的，還能夠將單數、復數的性質歸納如下：

復數 單數 事物的實質 發展性 保固性 事物的現象 變化性 穩定性 極端的後果 動亂性 守舊性 進化中的地位 絕對性 相對性

下面為了更明白地了解這些規律，試舉幾例加以解釋。

在數學上，有正負數的對立，它們的形式就是各自的量的符號，它們的內容就是相互否定的性質。若有兩數，則其的表現就是運算，它使兩數都發生更動，這就是復數的變化性。其統壹的結果是得出壹個新的數，這就是復數的發展性。這個數必定有壹個確定的形式，即數的大小，這就是單數的穩定性。這時它肯定也會有壹個或正或負的內容，以使新的數更為明確，這就是單數的保固性。

可以看到，若兩數中有壹數的符號寫錯，則會使人迷惑，得出錯誤的結論，這就是虛假復數的動亂性。如在得出壹個新數後，又出現了或加或減的內容，則此數就不能正確反映真實的結果，這就是長期單數的守舊性。

另外，在數學中運算是經常的、反復的，這就決定了復數形式的絕對性，而單個的數則僅僅是表示固有的量和質的東西，這就是單數在運算中的相對性。

在物理上，有正負電之別，它們的形式以導體中的空穴和自由電子來體現，它們的內容以電勢的高低來表明，兩極間電流則是電的兩個對立面鬥爭的結果，它改變了電兩端的電勢差和導體的狀況，這就是復數的發展性和變化性。如果有個糊塗人將電的極性搞錯，則會帶來認識的混亂和實踐的破壞，這就是復數的動亂性。當電流停止時則是兩個對立面統壹之時，這時導體內的空穴和自由電子首先達到統壹，使電路呈現靜止狀態，這就是單數的穩定性。然此時電極兩端的電勢依然存在，不過它們不足以克服阻力引起電流，這就是單數的保固性。也可見，假如保持導體原狀，剪斷與電極兩端的聯系，將使具有強大電動勢的兩個對立面不能暢順地流動，也就是說單數形式的導體具有保守性。

人們更清楚，發明電的目的是為了能有電流，這就是復數的絕對性。而不能產生電流的壹個導電體，對電來講是沒有意義的，這就是單數的相對性。

再拿水這個物體(註意，不是概念)來說，它的形式是狀態、重量，含有水分子的數目。它的內容是水的質的要素——氧和氫，這是它內部的二個對立面的內容。氧原子和氫原子在整個水體中的量，則是水中對立面的形式。化學家指出，水中氫氧組合的改變將使水變成另壹個物質，這就是復數的發展性。然水中氫氧原子的增加或減少，將使水的體積、重量發生更動，這就是復數的變化性。同樣，水的組成是氫二氧壹，若認為是氫二氧二，將是不符合水的真實情況，這就是虛假復數的動亂性。

事實上，氫、氧雖是水中的兩個不同的體，可又是緊密地結合成水分子的壹個體。當水分子的數目壹定時，將使水的量和質都定下來，這就是單數的穩定性和保固性。可若是在水中投放進鹽，那還稱其為純凈的水，將使人的認識落後於水單變化，這是長期單數的守舊性。

如此，水中的正負價的氧、氫，這復數的絕對性和水分子的相對性，也可以很清楚了。除此，自然科學的其他事物中，這類例子也是很多的。而且，即使在歷史唯物主義的範疇中也可以看到這些性質。

譬如，在生產方式這壹事物中，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是兩個對立的矛盾。生產力的形式則是生產物質資料時所使用的工具和有壹定的勞動技能的人，它的內容是社會對自然力的關系。生產關系的形式卻是對生產資料的所有製及在生產過程中的地位。其內容是人們在生產中的相互關系。

當這兩個對立面發生矛盾時，先進的生產工具和在發展社會中勞動的人，與舊的所有製和舊的生產地位發生了沖突 (反之也然) ，它使社會的生產方式可能發生改動，這就是復數的變化性。其鬥爭的結果當然是占上風的社會對自然力的關系，促使人們在生產中的相互關系得到改善，這就是復數帶來的發展性。如果人們沒有正確地認識生產關系中殘酷剝削的內容是由資本所有製的形式所影響的後果，反卻以為是生產力中的形式——工具，帶來的名堂，必然會象英國歷史上魯德運動那樣，去搗毀機器，造成錯誤的鬥爭，這就是虛假復數的動亂性。當然這也是工人階級處在自在階段的原因，事實證明，只有馬列主義才能使工人走向自為的道路。

然當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統壹，即生產關系適合生產力的發展時，首先是生產資料的所有製適合了進行大工業生產的勞動工具，適合進行社會化生產的人的創造力的發揮，然後是人們之間的關系隨著資本的公有製和生產地位的平等而逐步適合社會對自然的改造能力，這就是單數的穩定性和保固性。當然在社會主義社會，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的完全適合並不是絕對的壹成不變的適合，由於生產力是生產中最積極最革命的因素，它會又走到生產關系的前頭。這時如果不在新的社會條件下采取新的解決矛盾的鬥爭方式，即爭論、批評、改革的話，將會使原來先進的生產方式成為落後於時代的東西，這就是長久單數的保守性。

根據馬列主義的理論，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或尖銳或和緩的沖突是普遍的，而它們的互相適應關系則是絕對的，這就是復數的絕對性和單數的相對性。可以看到，即使在日常生活中，也不乏這樣的例子。

下棋的雙方是個復數形式，在對弈的過程中，會有優勢、劣境的起伏，這是變化性。對弈後會有成績，這是發展性的結果。如對弈時有旁人亂指揮，會使博者的思路受影響，這是動亂性的情況。還有，既然是下棋，那雙方都得動子，這就是絕對性的問題。

再看，在棋局比賽中，某人若只參與壹場博弈，則其勝敗的性質也是他在整局賽中的結果，這是保固性。同時也是整局賽中這個人的成績，這是穩定性。可以理解，這壹場比賽並不能反映出他的真正水平，這就稱作保守性。可當某局賽事中只有二場對弈，則可能沒有確定的結果，這就是由復數只有變化性而沒有穩定性所帶來的難題。因此，在某局比賽，壹般是進行三場或五場的競爭，也就是說，用復數和單數結合起來所構成的形式來決定整局賽的結果。

由此可以推導，為何領導班子壹般需要奇數的成員來組成呢。

此外，在現實社會中，也可以找出這樣的例子。

譬如說，在社會經濟方面，經濟形式仍在利用舊的資本主義的，不過它們已有社會主義的內容加以充實，它們的機能也已發生根本的改變，它們更加鞏固了社會主義公有製，這就是單數的穩定性和保固性。可當社會經濟的內容有了分歧，壹個是為人民的利益，壹個是服從權勢的需要，這就會使社會經濟的形式具有保守性。據此，就可以用以分析中國的社會體製、政治生活中的某些問題。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個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然而代表人民利益的形式卻是二個，即政府的最高機構——人民代表大會，和執政的中國共產黨。當然兩者不是先天排斥的根本的對立面，然而它們既然各是事物中的某壹體，那就不會呆板的僵死的，它們的形式會影響了它們內容，在代表人民利益的大前提下有可能有所差別，這種差別將帶來非對抗性的矛盾，所以說這兩者是人民的代表——這個事物的復數。如此，因它有發展性，從而使國家、人民曾被左的思潮和傾向所影響。它又有變化性，從而使代表人民的形式，可能會變化，即人大決定的憲法可能會成為壹紙空文，也可能使黨脫離人民的意誌。事實也是這樣，當代表人民的任壹形式和人民願望相背離時，社會就會混亂，這就是虛假復數的動亂性所決定的問題。可見，要實現政治上的長久穩定安定，除了要在經濟上調整外，還要在體製上實行改革，就是在國家機構中(註意，不是指社會生活中)人民的代表只能理所當然地由人民代表大會來擔當，至於執政的只能是信奉馬列主義的共產黨人，而不應該是整個黨的組織。也就是說，執政的共產黨人應該服從人大的決議去管理國家，而不能去聽從黨的意旨去執政，至於黨的意見只能由人民代表大會去考慮。

眼下再來談談中國思想戰線上的問題，無產階級專政的出現標誌著馬列主義的形式，即共產黨，在中國社會取得了統治地位。可是資本主義的流毒並未消除，這時這種單數形式幫助馬列主義在中國取得更加徹底的勝利，並且鞏固了共產黨在人民心目中的威信。可社會在發展中，當無產階級專政得到徹底鞏固以後又出了權勢主義和馬列主義的矛盾。結果這種長久單數形式的守舊性將不利於這種矛盾鬥爭的開展。屆時如果還沒有有力的措施，將會由於事物的不斷運動變化的活力，以使兩種思想意識的矛盾愈加劇烈，最終形成權勢階級和工人階級的兩個社會存在，使社會主義社會產生質的變化，轉化成權勢社會。這就是蘇聯革命後帶來的教訓。如此而言，怎樣才能防止權勢社會的產生呢？根據上面說的矛盾各方的形式內容的對立統壹規律可知，社會內容增大時總是有對立面的，也就是說，在這個單數形式的階段，馬列主義和權勢主義的思想鬥爭是極難消除的，在這個時期防止權勢主義的發展是沒有形式上的保證。因此，采取馬列主義的復數形式占據這個社會意識的鬥爭就能產生壓倒的優勢，能使馬列主義在意識隨社會的發展中始終占據強大力量的地位。可見，分組馬列主義的形式是政治體製的需要，是社會發展的需要，是歷史前進的必然進程。

因此，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共產黨的信奉馬列主義思想的復數形式是有利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前進的，它可以使人民的思想不斷提高，使廣大群眾的共產主義信仰更加堅定。也即是說，在社會意識中應該由高於現實生活的先進思想占據人的精神境界，而在社會管理中應該用立足現實狀況的科學態度指導人的行動實施。

現在正在進行共產主義理想、道德、信仰的教育，當然這是必須的，是思想戰線的鬥爭的需要，可是如果人們欲想以偉大、美好、崇高為願望、倫理的力量，去根絕社會邪惡，去改變不合理的社會現象的話，這只能是空想。雖然它是能夠感化個別的人，可若圖以催醒具有不勞而獲、居高圖位的整整壹大批人去「棄惡從善」，這是做不到的。只有用改革的手段去改變現存的體製，這才是挽救道德墮落，拯救信仰危機的最好且必行的途徑，才是壓製邪的勢力，擡高正的優勢的必由道路。

在這壹節裏，打算用事物發展的規律以及事物的內因和事物與事物之間的外因關系，來談談用辯證唯物主義推演出來的另壹個哲理原則。

前面已詳述在事物發展某階段的各個層次中，它們內部的各個矛盾的形式和內容的對立統壹規律。可以看出，這裏的形式和內容實際上是某個體的外觀和本質、表象和實質、樣態和性質，量和質的同等語，因此當把上壹節中所述的事物變化的各個層次依次連接下去、叠合起來，將構成事物的漸變過程，也就是事物發展的量變階段。本文把這種質不變量變的漸進方向定義為縱的趨向。

那麽橫面指的是什麽呢？

先從事物緩慢的逐漸積累中斷時，迅速而根本地轉化的飛躍層次來分析。上節講到，當事物內部矛盾的雙方統壹時，首先表明各方的形式達到同壹，而內容仍在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相互鬥爭著，之後才是內容和形式的完全同壹，再後由於任壹事物都是在不斷運動發展和變化中的，根據這壹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原理，事物內部將產生新的矛盾內容，那麽這是不是指質變呢？不應該吧！質變應是指事物的質和態的徹底改觀，是從內容到形式的全部改變，故這應是質變的孕育層次、準備時期，其後才會因為那些矛盾內容的不斷激化將導致事物同壹的形式也發生分裂，從而創造誕生出事物的新的質和量，走向事物發展的另壹個高級階段，這才是指舊質態轉化到新質態的飛躍。

這裏有壹個問題，上節講到，形式對內容不是被動的消極的，它將影響新的對立的內容，竭力使它們不至激化以保持原狀。如此又是因為什麽才使形式的努力落空了呢？固然，發展運動的規律指明事物必定要發生變化，具體地講，由於長期同壹的單數形式具有守舊性，所以此時，新的內容的出現到要發生這種舊的形式的衰亡，高級階段的內容激化註定要戰勝低級階段的形式保守，絕對的復數形式肯定會取代相對的單數形式。可是，這是不是唯壹的壹個原因呢？換言之，就是除了有引起質變的決定性的內因作用外，有沒有輔助性的外因作用呢？

斯大林寫道，「……，和形而上學相反，辯證法不是把自然界看作什麽彼此隔離、彼此孤立、彼此不相依賴的各個事物或各個現象的偶然堆積，而是把它看作有內部聯系的統壹整體，其中各個事物現象是有機地相互聯系著、相互依賴著、相互製約著的。」(《列寧主義問題》P839)

由此可見，自然界不僅是個統壹的整體，還是壹個由極繁雜的眾多的事物所組成的多層次多結構多序列的完整網絡，而且這些事物與事物之間是有相互作用的。這裏，本文將事物在發生矛盾同壹階段時，壹個事物的本身和另壹個外界事物的相互作用的關系，定義為橫的勢面。

可以看出，飛躍層次是處在事物自身發展的兩個縱向和兩個事物的相互作用的橫面的交點之上。換言之，飛躍的結果除了依賴於事物自己縱向的動因之外，還依賴於事物之間橫面的相互作用。

也可以明白，既然這裏談的是事物與事物之間的關系，則兩事物必然有所區別，或形式不同，或內容兩離，或量不等，或質廻異，但在此言及的又都是事物，則必又有共同點。辯證唯物主義指出，世上任何事物都有對立面，都有矛盾的鬥爭。不然事物就不能存在，事物也無從產生，同時它還也肯定了任何事物都有其內容和形式兩個方面。這些也就是上節所述的，任壹事物都有內部的矛盾，以及矛盾雙方各自的形式和內容。

另外，根據辯證的唯物的發展的觀點看，事物內部的矛盾雙方必有壹個是新的，另壹個是舊的。那麽什麽是新的，什麽是舊的呢？馬克思主義說明，正在產生和發展的、有前途的、能促進事物向前運動的方面是矛盾的新的壹面；反之，衰頹的、落後的、保守的、阻礙事物向前發展的方面是矛盾的舊的壹面。如此，又怎樣來看待前途和發展呢？

辯證唯物主義講，事物的運動規律是：量變——質變——量變……，可為什麽玻璃杯不能質變成紙，書又不能質變成手呢？可見，在任壹事物的發展歷程中，它由某個質轉化成另個質之時，這個高級質態的事物與低級質態的同壹事物在大部方面是根本不同的，可還有壹部分是相同的類似的東西。那麽，什麽東西在質變以後保存下來，什麽東西在質變以後被廢棄了呢？

可以論證，由於所有的事物都有其形式和內容，由於內容決定形式，更由於在量變的最後層次，鑒於矛盾形式的同壹，使對立面某壹方原先的形式遭到消亡。還由於在質變時，鑒於復數形式被同時破壞，使對立面另壹方原有的形式也隨之拋棄。即是說，事物的形式，不但在發展的量變階段是不斷變動的，而且在質變的飛躍階層也在發生變化。所以事物在兩個相異質態時的形式是完全不同的，是面貌全非的。

可事物內部矛盾內容的對立則占據發展的量變階段中的絕大部分，即使當其同壹時，也僅使對立面某壹方原先的內容遭到衰亡，就是在質變前矛盾內容的鬥爭也是指剛出現的矛盾內容與原來矛盾中另壹方的內容的抗爭。因此，這個原存矛盾中的另壹方內容是在事物的質變中被續連、承接下來的東西，從此得出結論：在事物由低級質態轉到高級質態時，事物內部的矛盾對立面中，有壹方的內容是可以並且能夠、應該而且必須、當然更且唯可，會由壹個質態繼承到另壹個質態的僅有的壹個東西。於此，將它稱作：在質變前的量變階段中，是符合發展的有前途的新的進步的東西，反之則是舊的落後的東西。同時，由於事物是由兩個對立面所組成的，那麽其中必有壹個面包含有在質變後仍被遺留下的內容，如此它就被稱作矛盾的新的壹方，反之則喚作舊的壹方。

前面講過，縱是指前後時間的質變結果的內部原因，橫是指左右位置的飛躍結果的原因。也即是，所謂的縱是指在質不變的前提下，某個事物本身的不同時的連續變化。所謂橫是指在矛盾同壹期間的不同事物之間同時的互相作用。

那麽除了同壹階段，在發展的其他階段存在不存在事物與事物之間的同時的相互作用呢？

可以假設，如果此時事物之間有相互作用的話，則必會有這種作用所帶來後果，可事實上各個事物處在矛盾鬥爭階段時，並沒有發生質的改觀，那是否就不存在這種此時的作用了呢？

可以相信，根據不同事物的相似共性，所有事物內部的新的對立面之間是相互親近的，舊的對立面之間是互相利用的，它們的新形式之間或舊形式之間也在相互借鑒，它們的新內容之間或舊內容之間也在互相幫助。也就是說，由於新生力量的相近處，腐舊勢力的共同處，決定了事物之間既有相互聯結的啟發，又有互相敵視的影響。由此可得，在兩個事物都處在發展中的量變的矛盾對立鬥爭時期，它們之間的關系說明了它們之間是有很微小的作用，這種作用只能略許縮小事物之間的差距，而不會根本改變事物內部的情況，只能根據使事物有發生質變的意圖和傾向，而不會使事物有產生質變的結果和實際，這就是外因只能對事物變化有輔助性作用的緣故。

當然也可以理解，兩個事物之間不同時的關系是通過它們之間同時的相互作用，和其中任壹事物的發展狀況的組合而完成的。換言之，即不同時的關系是間接的聯系，而不同位置的關聯則是直接的作用。

從以上分析可以清楚，事物在其內部矛盾鬥爭的情況下能夠保持自身變化的安穩、牢靠，不受或少受別的事物的作用，這就是縱的趨向能免受外界影響的牢穩性。現在再來觀察，某壹事物(簡稱甲)在內部矛盾同壹時，而另壹事物(簡稱乙)卻處在矛盾鬥爭時，兩者的關系。

開始，甲的矛盾形式達到統壹，而其包含的新內容卻仍在與殘存的內容鬥爭，可乙的內部卻是對立的鬥爭。鑒於兩個事物的不同差別，鑒於事物內主要的新舊矛盾鬥爭的絕對性，以及統壹的相對性，造成它們關系有所改變。即乙的矛盾積極影響甲的單數形式，鼓勵舊內容企圖恢復其舊形式的努力。同時，乙的矛盾又積極作用甲的矛盾內容之爭，幫助新內容對舊內容的最後決戰。也就是說，事物之間在矛盾鬥爭階段時的微弱作用，從此開始上升，當然由於甲中的力量的強大，更由於內因是決定的因素，結果舊內容必將被拋棄。

屆時，甲的矛盾已達到短暫的完全統壹，其內部已無所謂新舊的區別，這時由於內容在統壹體中是首要的決定性的東西，更由於矛盾對立的絕對性，同壹的相對性，故乙的新舊矛盾鬥爭必會首先反映到甲的內容中，促使甲的內容滋生另壹種類型的新舊矛盾內容。也可以說，甲內矛盾的全部統壹，使它易受乙的幹擾，從而提供了變化的根據，而乙中矛盾的新舊對立，使它能參與對甲的強大作用 ，從而提供了變化的條件。可見，由於事物運動的力量，使事物之間在矛盾同壹階層時的作用增加了，這也是事物所以能在內部產生矛盾的緣故。

再往後，甲內剛出現的矛盾內容決定了其內容的又壹輪的新的抗爭，也決定了其單數形式的守舊，還由於甲的繼續運動，決定了矛盾內容之爭更為激烈，且乙中新舊鬥爭也使它給予甲的內容鬥爭以更強大的作用，使之更加動蕩，結果將是造成甲的同壹形式遭到毀滅，使甲產生飛躍，出現另壹種類型的新舊矛盾形式，可見飛躍的結果是由縱橫的雙重因素所決定的產物。

從以上分析得知，某事物在內部矛盾統壹狀況時，它與別的事物的相互作用能夠帶來質的轉化，產生飛躍。使這壹事物跳上發展的另壹個高級層次，即「個別的運動趨向均衡，而總的運動卻又破壞著個別的平衡。」(恩格斯《自然辯證法》P206) 這就是橫的勢面能夠促進事物變化的發展性。

前面還講過，在事物發展的質變中，是有東西由低質態繼承到高質態的。實際上，這就是縱的承續性。可以了解，在矛盾同壹時的事物的相互作用是會敦促事物向前更迅速地前進，這就是橫的促動性。

同樣，根據辯證的對立統壹的規律，在事物的發展進程中，縱是絕對的，而橫是相對的。

可以看到，當人們沒有正確認識縱的發展源泉和規律，將會冒出反科學的形而上學觀點，這是錯誤縱向的守狀性。而多種事物的交叉的共同作用也會使事物的內部紛繁雜亂，又就是廣相橫面的混亂性。

下面為了更清晰地理解起見，依照上節將幾何面表示為事物發展的某壹層次的原理，來把縱和橫的關系作成下列兩圖：

可以從圖中了解，甲乙兩事物在橫面的作用主要指乙的上下兩方對甲的左右兩方的影響。

同上節壹樣，可將縱的趨向和橫的勢面之性質歸納如下：

橫面 縱向 事物的實質 發展性 牢穩性

運動中的作用 促動性 承續性 極端的後果 混亂性 守狀性 運動中的地位 相對性 絕對性

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論是正確反映自然界的理論，同時它又是壹門研究社會的科學，因此它是可以進行論證的，而且在正確邏輯的推導下，得出的新結論也應該是符合自然界的事實和現象的。固然，從認識中去掉實踐並認為認識過程似乎是通過抽象思維來完成的唯理論是極端錯誤的，可把感覺、直接觀察，在認識中的作用提到了首位，而否認理論思維、概括和抽象的作用，不也會帶來不正確的經驗論的立場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這裏推演出的哲理法則也可以且應該用事實加以部分說明。

在現代自然科學中，可以看到正在不斷湧現出的新的學科，那麽它們是怎樣產生的呢？科學家們總結說，這是由於學科之間相互滲透、相互交叉、相互結合的橫向聯系，這對新科學的誕生起了強有力的催化作用的結果。同時，科學史也表明，綜合探索的趨勢首先表現在各門自然科學的發展過程之中，它是各學科的縱向的高度分化和高度綜合的結果。可見，自然新學科的創立依賴於原科學的相互作用及各自發展所引起的分化，之後才由這種分化而產生飛躍的質變，綜合成新的科學分支。

觀察壹下，當某壹學科在自身發展時，由於它自己的未解決的問題還很多，所以也很少和別的學科相滲透，這是縱向的牢穩性。可當學科發展到依靠本身的力量難以解答時，就會從別的學科中汲取知識，從而產生出新的學科，這就是橫的聯系能推動自然科學前進的發展性，它在整個科學史上起了促動性的作用。同時，新的學科是在原有學科的基礎上出現的，這使新舊學科的兩個縱向發展有承續性。當然，從科學的全面發展史上看，學科本身的發展總是長久的、普遍的，而可以產生新學科的學科之間的作用總是短暫的、少見的，這就是縱的絕對性，橫的相對性。

同樣也可以知道，當遇到本學科難以解決的課題時，不想跳出圈子，開闊眼界，而死抱住原學科的知識，則難題是不可能有答案的，這是錯誤縱向的守狀性。可若在面向外界時，不是針對問題去尋找有益的學說，而是眼花繚亂，這兒抓壹把，那兒看壹些，同樣延誤了科學的發展，這就是廣相橫面的混亂性。

再譬如，化學物質的量的變化是指其分子的增減，屬於縱的趨向，而兩個物質的化學反應或某個物質在某種條件下的化學變化，則為橫的勢面。當物質的數量變化時，它們的質是不會變的，這是縱的牢穩性。當物質通過化學反應變成了另壹個物質時，其中，總是起碼有壹個原子或原子團得以不變且保留下來。這個東西就稱作在這個化學反應的變化中，原先物質中的有發展性的內容，這就是縱的承續性。然這個化學反應能使物質產生質變，這就為橫的發展性。它來源於化學反應的條件或在這個化學反應中添加的物質，這就是橫的促動性。同樣可知，在自然界中，物質數量的變化比起物質性質的改變是比較普遍的、經常的，這就叫橫的相對性，縱的絕對性。

也可看出，在化學反應之後，有人仍認為其生成物仍和反應物是相同的物質，這種看法的謬誤就是錯誤縱向的守狀性。可在化學反應當中，若扔進眾多的其他物質，得到的將是既有生成物又有亂七八糟的別的東西的混合物，這就是廣相橫面的混亂性。當然，這類例子還有很多，由於篇幅的關系，這裏就不再逐壹列舉了。人們知道，馬克思主義是為革命實踐服務的，它和對周圍現實的消極的直觀態度是完全不相容的，它證明了世界的可知性，指出了偶然現象中的必然性。下面用論證過的原理來分析某些現象，以便能夠依照社會發展的具體歷史條件，根據對客觀發展的估計定出它的策略和方法。

根據縱橫的原理可知，在民主革命時期，共產黨和國民黨的鬥爭是中國社會發展的縱向。之後，當共產黨奪取了政權，社會成了對立面同壹(註意不是均衡)的事物，共產黨也廢棄了它在社會生活中原來的地位形式，轉化為專政的社會地位形式，隨著時間的推移，它逐漸易受外界的作用。比如生產方式中生產關系的影響，從而使部分黨員產生權勢主義思想，這是橫向的作用。上節講過，為了防止這種思想意識(不是社會意識)引起社會存在，必須強化馬列主義的力量。這裏有幾種方法，壹是行政措施；壹種是宣傳教育。事實證明，這二種「堵」的方針是無效或無力的，是不適應事物發展規律的，只有用馬列主義的發展才能壓抑權勢主義的生成，只有用馬列主義範疇內的新舊矛盾之間的對抗、左右傾向之間的競爭去占據社會中的思想鬥爭領域，才能壓抑權勢主義的生成。換言之，只有用馬列主義的復數形式的發展性，去取代馬列主義和權勢主義之間的復數鬥爭，來構成社會意識的縱向發展，才能防止外界事物的不良影響，才能保證社會主義思想始終占社會的主導地位，這就是縱的牢穩性。同理，為什麽資本主義國家的兩黨製有麻醉人民、腐蝕鬥誌的作用。確實資本主義的性質決定了其社會的腐敗、墮落，而兩黨製則起了維護剝削現象，鞏固資產階級專政的作用。強盜雖能用刀殺人，為何百姓就不能用之砍柴割草呢？

馬列主義認為，對立面的鬥爭規律在各種不同的社會生活條件下有各種不同的表現，而共產黨為了引導並推動社會沿著社會主義的道路前進，不可把形式變成壹種超然獨立的、壹成不變的東西。只有正確地反映現實，才會有完善的、符合歷史、適應社會的形式。現在，對某些錯誤的社會變革常常歸咎於領袖的終身製，其實這是極不公平的。理論和現實證明，這些錯誤是黨的終身製所造成的，是由於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不能適應社會變革的政黨在社會結構中的終身製所造成的。因此，共產黨分組成馬列主義政黨的復數形式才能進行自覺的、有組織的對立來揭發、克服矛盾，從而防止橫面的權勢思想的影響。所以說，隨著政權的鞏固，將黨內矛盾擴展到社會上，以利用、適應事物的縱向發展規律，是指導人們走向共產主義的良好途徑。

此外，在國家的管理成員的人選中，也可以看出縱和橫的作用。通常采用的是縱的交替式的發展，在每個縱向，它們都有牢穩性，在兩個縱向的接替中有承續性，因此這種人事組織製度表面看來是能保持性質的不變。然而，對立統壹規律要求人們看到事物的兩方面，在此不應該忽略在縱和縱之間的橫的因素，盡管這是壹種相對的作用。不可輕視，由於這種橫面的條件影響將使新質和舊質之間多少有些區別，自然，這種區別的內容應由施加作用的另壹事物來決定。如果始終是權勢主義的影響，將使縱的交替逐漸倒向權勢社會，如果始終是馬列主義的作用，將使縱的替換始終保持共產主義事業的本色。可以看到，中國現在是馬列主義者的縱向發展，可今後又怎樣才可始終保持馬列主義如壹地壹直對執政的管理人員的作用呢？可以覺察，兩個馬列主義的組織形式的相互作用，將使它們都可保持自己的性質、內容，因為任其壹個執政，都會受到馬列思想的另壹個的作用。可見，這種橫的關系對共產主義事業的發展和鞏固是有好處的。事實上，馬列主義從不把事物絕對化，它認為事物本身不斷也不停地發展和變化，在發展、變化的過程，新形式逐漸變舊，會由發展的推動力變成發展的障礙。這時，對之應該加以完善，重新賦於它以先進的地位，推動事物前進。

上面是用對立統壹的原則，根據事物的絕對可分性和時刻運動性，分析了事物在發展的各個階段的性質。下面用同樣的原理澄清運動和存在的概念。

首先，存在指的是什麽？壹般認為，存在是說，確實的而不是虛妄的，真實的而不是謊假的東西。那麽，它又包括些什麽呢？能夠看出，它可以分為現象和物質二部分。其中，又可以分為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自然物質和社會存在的二個方面。另外同樣不難令人信服，在這兩者之間，是物質決定現象，現象反映物質。因此可以認為，物質是存在的內容，現象是存在的形式。從此也可得出結論：存在是指事物的總和而不是單個的、少數的幾個事物。所以，世界的統壹性是指存在的同壹性，世界的多樣性也即存在的可分性。

馬列主義認為，運動是物質存在的方式、形式，那麽是否唯有物質才能有這個特性呢？因為物質所能表露出來的是現象，現象所賴以產生的是物質。故而，既然物質是運動著的，它的現象也應是在隨之運動著。可見，運動不僅是物質的形式，還應是整個存在的活動方式。

同時，現代科學也指明了，物質何以能運動呢？因其有能量。愛因斯坦論證了，沒有能量就不可能有物質，有物質就存在著能量。所以，物質是在不停地、持續地、永久地運動著的，至此也可得出結論，物質的內容是能量，形式則指運動。同樣可推理，能量也是整個存在的活動源泉。

如此，運動內涵又是什麽呢？完全清楚，能夠說明運動的具體情況的是空間和時間。其中，運動的具體時間決定了各個物質的不同位置，而物質在軌道中的具體位置，說明整個運動的具體時間。倒之，某個物質的詳細位置不能決定整個運動的時間，某個物質在運動某壹階段的具體時間不能反映其他物質的運動位置。因此可以說，在時間和空間的統壹體中，時間是運動的內容，空間是運動的形式。可見，時間是整個存在而不僅是個別事物的活動依據，空間是許多事物而不僅是單個事物的運動實現。

所以說，運動和存在是互為表裏的統壹體的形式和內容，是世界上各種事物總和的形式和內容。這樣就可以正確地理解，馬列主義論述的時間和空間是物質的形式的教導，以及時間、空間、運動都是客觀存在的意義。也可以明白，人們為什麽總是將時間作為分析事物變化、發展、運動的概念，而將空間作為事物之間相互作用、聯系的觀念。

這些都說明，事物的存在表明了事物的運動軌跡、運動方向，反過來，事物的運動證明了事物於某壹時間階段某壹空間區域的存在。然而，人的認識卻會有延遲性、滯後性，對現實事物的認識經常會帶有對過去已有認識的慣性思維，對事物的存在常常會與它的運動割裂開來。很多情況，人們對經過實踐檢驗過的真理就認為是絕對真理，放之四海而皆準，用於世紀而不朽。例如毛澤東在戰爭年代的至理名言，「黨指揮槍」、「槍桿子裏面出政權」。在現今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裏，人們還在堅持著這種理念，豈不意味著黨、軍隊掌管著國家的命脈、站立在人民之上嗎？這究竟是人民的軍隊，還是軍隊下的人民政權？

至於政黨，乃從政的社會團體，即使它是代表無產階級奪取了政權的，即使它是代表人民的先進分子所組成的，即使它是專事治理執掌政權的，它的本質特征仍然是壹種從事政治活動的社會集團，它絕不應該超越政治、國家，成為人民的救世主。所以說，政黨，從政之黨，黨在政下，理所當然，黨在政上，「黨」非其黨。

那麽，這壹切又是怎樣產生和發生的呢？是由於人們將革命戰爭時代的真理放到人民當家作主的年代；是由於人們用慣性思維把以往的經驗、教訓延續到新的完全不同的歷史時代；是由於當今的社會存在遺棄了那些理論的基礎——已逝的社會存在；是由於社會歷史的運動造就了那些理論的變遷——運動著的社會更替。因此，馬克思主義理論在新的存在及運動的條件下，必須要有新的發展以適應新的社會和歷史。

無產階級政治是應該服從於馬克思主義真理的，這是社會主義事業賴以存在和發展的關鍵和基礎，由於馬克思主義真理具有理論所賦予的科學意義和實踐價值，這才使得它在被大多數人所理解後得到擁戴及追隨。若理論屈從於政治，為政治服務，為政治行為作所謂的解釋，為政治輿論搖旗吶喊，勢必失去它的科學性、實踐性，淪為壹種工具，遲早會被大多數人所不齒。

確實，科學的理論和實踐壹樣，都是人類對自然和社會的積極姿態的反映。實踐是人改造自然、改造社會的積極作用的手段，可理論同樣也是人改造自然和社會的積極因素的途徑。可以相信，當人們認識到社會的存在及運動的規律，就會使自己的活動有了方向，使自己的努力有了信心。就會利用這個規律，適應這個規律，改變自然，推動社會向人類美好的明天前進。確實，實踐是認識的來源，是檢驗認識的標準，是決定真理的是否曲直。但理論也不是消極的、被動的，它影響實踐、指導實踐，並且根據正確的理論進行正確的推演，還能預測今後實踐的情況。只是馬克思主義認為，自然界不是理性的壹部分，而應把理性看作是自然界的壹小部分。因此，不能從想當然的意識中推導出世界中的必然性，而應由客觀自然的秩序規律中引伸出社會發展的必然性。

所以，馬列主義的政黨——共產黨怎樣進行人為的、有組織的馬列主義組織復數形式的改革，將是保證社會主義事業興旺發達、國家安定團結，人民幸福和睦的決定因素。 眾所周知，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存在就是為了組織群眾、指導人民，去爭取共產主義的早日實現。它不會因為共產主義遲早會實現就忽略了自己的任務，也不會因為社會主義勢必是先進的，就放松了對自己的改造。

確實，共產黨的領袖和領導集體都是有「為民服務」、「為民辦事」、「為民除惡」、「為民解困」、「為民排憂」的宗旨和意願，在此指導下大量行為是有益人民、有利社會、留芳歷史的。即使給中國帶來十年動亂的毛澤東及其領導集體，他們的本意也絕不是要給國家、人民、社會造成浩劫。可當社會的運動——歷史，進入新的社會主義階段，歷史的存在——社會，更換成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時，人民有了更好的自己的代表形式，而政黨——代表人民的另壹種形式，依然要和它站在同壹層次或超越於它的地位上，這種人民代表的復數使得真正的人民的意願得不到充分的代理和表達，這使得共產黨充其量不過是馬克思主義所說的救世主而已。

因此，要給人民帶來真正的永久的民主、幸福，就必須「還政於民」，而要做到這壹點，就應該改革馬克思主義政黨的組織形式——共產黨，使之成為復數的思想載體的形式。現在，人們常說無產階級專政，可又標榜共產黨執政，這也是壹種理念上的混淆和誤導。因為政黨不應該專政，可事實上它又是在專政，共產黨應該在執政，可事實上它又不僅僅是在執政。因為，執政，執掌政權，階段含意，永久治理，專屬其業，非「執」可言。

對這些具體理念的分析，說明理論上、認識上、體製上的謬誤會將共產主義運動引入歧途，並因此可能喪失馬克思主義最根本的宗旨——解放人類，進而最後葬送掉自己。

可以說，對待馬克思主義這個事物和對待其他事物壹樣，不僅要看到它的整個發展趨勢，還要了解它在個別發展階段中存在的情況，以及造成這種情況的偶然因素。然後找出這種偶然因素中的必然條件，從而盡量減少事物運動的彎曲軌道，使事物能在有限的歷史長河裏進行更多更長的位移。

中國文化大革命的實踐也進壹步說明了理論上、認識上、體製上的謬誤會給國家、人民帶來災難、給社會主義事業帶來不可估量的損害。目前，對文革的教訓總結，總還是停留在對表面現象的牽強附會的解釋方面，認為是封建主義的遺毒造成的，是個人崇拜所產生的。其實，準確地講，文革實質上是壹場社會主義改革的實踐，是領袖毛澤東和他的領導集體（包括劉少奇主席）所作的壹場反對官僚腐敗防止政權變質的實踐。雖說經檢驗這是壹條行不通的路，然而它給人們的啟示是什麽？它給社會主義帶來了什麽有益的教訓？難道這場代價巨大的嘗試的經驗僅僅是對領袖本人的功績評價嗎？

其實，崇拜並沒有錯，錯就錯在盲目崇拜以及封建獨裁方面，但縱觀領袖和領導集體的運動歷程，對這種崇拜和獨斷壹直是有著充分的警惕的，那麽這壹切又是怎樣發生的呢？是體製！體製是有決定性力量的東西，即便是領袖人物也勢必要被它所左右，在這種體製中偉大的傑出的領袖也難逃被神似的崇拜以及由此滋生的獨斷。

在社會主義的存在發生變化時，社會主義的運動勢必進入壹個嶄新的軌跡。在社會和國家中的人民代表的形式已不再可能是以政黨面貌出現，同樣，社會主義思想載體的形式也不應該僅僅是單數的政黨，這，就是和其軌跡相應的社會主義製度。可在人們依然按照習慣采用原來的曾經行之有效的奪取政權時期的製度時，結果使得社會主義運動的軌跡並沒有像馬克思主義理論所預想的那樣進行螺旋形的上升，而是在體製的作用下理所當然地回到原先的起點，就好比在平面劃了壹個圈，這就是社會主義國家會轉變成權勢社會的運動軌跡。

準確地說，製度的謬誤將使得馬克思主義政黨背離了馬克思主義學說，違背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宗旨，更使得人們的言論行為、思想舉止都適應這種虛偽的假冒的不成熟的社會主義製度，即使傑出的領袖人物也無法幸免。自然，即便是在封建製度的專製性質下，還是會有像李世民壹樣傑出的開明的明智的給國家帶來興盛的帝王。可如果是這樣，那還要馬克思主義幹什麽呢？所謂的共產主義還是馬克思主義的嗎？共產黨奮鬥幾個世紀的目的又是為什麽？

如果在當今的時代，人民還要祈求偉大的傑出的領袖給人們帶來幸福，這是不是壹種悲哀。在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人們還得寄托希望於領導集體能給民族造就富強，這算不算是被憐憫的痛苦。在世界進入新的歷史軌跡，所謂的社會主義卻仍然徘徊在封建製度的軌道上，這是馬克思主義的苦難還是共產黨的無奈。在可以憶及的中國，有著拒絕科技、反對工業，從而導致屈辱、落後、挨打的記錄。難道在理論給出明確推導，實踐有著顯明借鑒的如今，依然還要拒絕復數製度帶來的先進，真正社會主義形式賦予的體製上的優越。並因此帶來新的社會存在和歷史軌跡下的另壹種類型的落後、屈辱和挨打嗎？

總之，事物運動的軌跡主要在於事物內部的活動，社會運動的軌跡在於社會製度所製約的內部活動。當人們主動地、人為地製造社會主義事業內部的新和舊的兩個對立面，不比自發地、被動地出現社會主義和權勢主義的兩個互不相溶對立面要更好嗎？要人們相信社會主義是當今世界上先進的事物，只有當社會主義無論是形式和內容上都占據社會的矛盾對立的各個方面時，那時它將會極快地、飛速地發展，將可以和任何發達國家爭衡高低，更不會淪入向往昔對比的地步。

本文的目的就是力求揭示，這些偶然性中的必然性。以使人們從盲目的偶然性的奴隸轉化成自由的必然性的主人。使中國最終實現共產主義的可能願望，通過科學而正確的措施轉變為共產主義可以且確實能早日實現的現實希望。

馬克思主義指明了人類前進的方向，辯證唯物主義提供了解決前進中問題的辦法，先進的工人階級必將會把人類帶到美好的共產主義，共產主義事業必然是先進的、光明的、有前途的！

權，是指有職責地位的支配和指揮的力量；勢，則指沒有職務稱謂的影響和控製的力量。它們的作用內容都屬於經濟基礎的生產關系領域，它們的占有形式都屬於上層建築的政治機構範疇。馬克思指出，決定社會性質的是經濟基礎，壹般地講，就是生產方式裏面的歸誰占有生產資料的生產關系問題。而本文卻在描述壹個占有政治範疇中的權勢的社會，也就是說，在這裏竟冒出壹個以上層建築來決定社會性質的社會形態，這可能嗎？這是唯心主義還是唯物主義的態度？這符合社會歷史的狀況嗎？難道還真有這樣的社會嗎？

有的，在人類社會的歷史上，就出現過法西斯的極端權勢社會，還存在著蘇聯這樣的初級權勢社會，在中國也險乎由於四人幫的篡黨奪權，而差點形成壹種權勢社會的稚形，如果現在還不認識到這壹點，今後的歷史上還會出現這樣的權勢社會。

且慢，定義不要下得太早，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方法是從現象到本質。試問，以上所說的社會的狀況是什麽，它的實質是什麽，它為什麽會產生，它的結果將怎樣？

《權勢社會的特征及其產生》

觀察壹下，在希特勒猖獗壹時的法西斯社會裏，在蘇聯統治階級瘋狂擴張的社會裏，在林彪妄圖建立的林家王朝的資本中，在四人幫企圖成立的江氏天下的夢幻中，都有兩個共同的特點：壹、資本的國家所有製。二、權勢的個體(或團體)占有製。

不是嗎，希特勒鼓吹國家至上、權力至上，蘇聯現今社會則是把公共經濟變成國家資本，把人民職權變成政黨特權，林彪、四人幫也是同樣沒有把企業分給私人，但卻力求把其組織和國家變成他們自己人組成的世襲的小家庭。

這樣，由這二個特點所決定，在這些社會中就出現了壹些類似的共同現象。看看：在這些社會裏，由於資本的國有製使這樣的社會形態具有很大的欺騙性。事實上，希特勒的納粹不是曾偽裝成民族利益的代表，蒙蔽人們，「我是為民族的興旺而奮鬥，非此，民族生存將會發生問題的。」蘇聯社會的執政者也假裝是人民利益的代表告誡民眾，「我是為妳們掌權執政的啊，不然，妳們的權利也會喪失的。」而林彪、四人幫卻偽裝成革命事業的接班人、群眾運動的旗手來大叫大嚷，「為防止資本階級上臺，還是讓我們來保住無產階級專政。」「為防止資產階級復辟，應讓我來代表群眾專政。」這些言論就好像資本家在愚弄勞動人民壹樣，「我占有資本是為妳們謀生啊，不然社會生產就會停頓的。」然而實質上他們都是以救世主的面目掩蓋了他們自私自利的動機，他們都是把權勢或資本當作自己尋歡作樂、滿足私欲的工具，他們都是把權勢或資本當作自己絲毫不可容讓的私有「物品」，現在，資本主義社會的假面具早被揭穿，而這種社會的偽善面目也到了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時候了。

此外，在這些社會裏，由於統治階級把權力和地位牢牢地掌握在手中，就如資產階級把資本當作命根壹樣，結果造成了在體製上的專製性，造成了民主集中製度的破壞，而代之於專製集中，或是發展成獨裁統治的形式。他們把民主作為絕對服從的招牌，他們把自由作為強製紀律的附庸，他們把民主平等的職能徹底踐踏，而把統壹意誌的作用無限擴大，他們把國家的性質徹底改變，變成他們壹夥決定壹切、管理壹切、計劃壹切的傀儡，變成他們壹夥指揮壹切、調動壹切、命令壹切的工具，變成他們壹夥控製壹切、掌握壹切、奪取壹切的手段，結果這些人間的敗類，就能使歷史回轉，使社會倒退，使人民遭殃，使國家逢難。

同樣，在這些社會裏，統治階級為了保持住自己的權勢，就必須對國家和組織實行壟斷和世襲，安插親信，裙帶連勢，接班指定，職位轉讓，竊據權力，奪取領地，更換幹部，清洗人員，培養特權，扶植奴才，包庇敗類，保護小人，支持壞人，滿足同夥，勾結投機者，利用代理人。

同此，在這些社會裏，由於這種權勢的私占製，造成國家機構的雍腫，機關的腐化。不是嗎？統治階級為了使自己的權限有更大的效能，他們增設了應有盡有的龐大機構，添加了為其服務的各式人才，造就了辦事拖拉，聽令迅速的作風，倡立了敷衍塞責、濫欲窮奢的習氣。故此，對社會的物質、人力都造成了荒唐的浪費，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

並且，在這些社會裏，鑒於這種權勢的獨占製，還產生管理上的暴虐性。瞧，希特勒殘暴酷虐，使人人處於恐怖之中。蘇聯統治集團實行特權專政，對不同政見者無情打擊，血醒鎮壓，還要硬說成「精神病患者」送進「瘋人院」。林彪欺世盜名，誰有不滿，逮捕監禁。四人幫為所欲為，還必須人莫予毒，襟口緘言。當然，這樣的結果，必然是加劇了社會矛盾，形成了新的階級分化，促使這種社會的早日滅亡。

另外，在這些社會裏的統治階級，他們為了利用自己的權勢，就不可避免地要破壞社會的物質基礎，使社會生產混亂，使人民生活艱難，使國家財政崩潰。他們還必定要利用生產資料的國有製，把它換成為壹小撮集團服務的壹體化的經濟基礎，敗壞了物質生產，摧殘了國民經濟，踐踏了民生大計。他們充分利用勞動人民所創造的財富，營私舞弊、貪汙盜竊、明取豪奪，來滿足他們對私欲的需要、奢侈享樂的揮霍，他們盡可能地利用國家資源，消糜浪費，要挾利用，維持權勢，來應付他們對更大權欲的渴求，更高地位的想往，他們巧妙地利用國家的計劃經濟，不顧人民生活，不管社會貧困，無視窮苦饑餓，來創造他們的軍事強國，世界霸權，他們隱蔽地利用有秩序的生產，變相剝削，畸形發展，軍備競賽，來充實他們的戰爭機器、武裝力量，總之，這壹切都使這種社會在經濟上具有腐敗性。

結果，這種腐敗性使這些社會裏，勞動的個體和資本壹樣都被剝奪了獨立性和個性，雇傭勞動由此也變成了強製勞動，人民不得亂說亂動，自由爭論，權勢卻可胡作非為、橫行霸道，生產品的分配服從於權勢的意願，資產的運用則服從權勢的安排，這使得由權勢的占有而導致的階級分化更加劇烈地對立起來。

當然，這種權勢的私占和經濟的腐敗，還使得這些社會的精神生活空虛墮落，道德風尚庸俗頹廢，思想面貌陳腐落後。結果使社會中蓬勃的創造力被壓製，使社會中原有的各種差別被擴大，使文化教育被野蠻控製成為灌輸落後思想的場所，使新聞宣傳被粗暴幹涉變成統治階級的應聲蟲，使科學技術部門被強行占領出現「學閥式」的壟斷現象。

同時，因為這種權勢的私占，更使這類社會在國際世界上具有擴張主義的性質，統治階級的權欲熏心，野心大增，將使他們力求控製鄰國，服從它的私利，變成它耳提面命的「殖民地」；將使他們要求小國聽從它的擺布，變成它的附屬國；將使他們支壹派打壹派，謀求更大的所謂「革命」利益；將使他們追求同其他強國爭霸全球、合夥瓜分世界；將使他們實行侵略，強盜般地占領別的國家。這將給全世界人民帶來痛苦，給人類社會帶來黑暗，這將是壹幅多麽慘不忍睹的景象啊！

總而言之，這些社會是既不同於資本主義社會，也不同於封建主義社會，更異於社會主義社會的壹種社會形態，因為在這些社會裏，權勢成了決定壹切的力量，而資本卻成了從屬於權勢的附庸，在這些社會裏，權勢成了壹切邪惡的根源，而資本則是擴大邪惡的本錢。可見，按照歷史唯物主義而不是經濟唯物主義的觀點，對這些社會還是定義為權勢更為合適壹些。

固然，不可否認，這些社會除了具有這種共同性外，還有著它們的異同性。例如，納粹德國的生產資料表面上是財政資本的專政形式，實質上卻為希特勒集團所控製掌握，而蘇聯則是把生產資料公開地置於國家的權勢之下，納粹德國赤裸裸地宣揚權勢暴力，而蘇聯則是虛偽地代表人民去服務掌權，但是，可以看到這種差別僅僅是壹種面的量的區別，而它們的實質卻是壹個，即權勢的私占或獨占。

由此也就帶來了壹個問題，馬克思認為，歷史的前進取決於生產力的發展，社會的存在依賴於經濟基礎的形態，而現在卻出現壹種以生產關系中的權力來支配人類歷史某壹階段的情況，以上層建築中的政治來決定社會性質的狀況，這是為什麽呢？哦，現實和理論發生了矛盾，事實和學說產生了沖突。這時，只有用馬列主義觀察分析事物的方法，對社會現象進行實質性的研究，去發展馬列主義理論學說，才能更科學地總結客觀事物，更貼切地解釋表面現象。

先觀察壹下，那驕橫跋扈的希特勒在德國所建立的法西斯王朝，它是在資本主義製度的基礎上產生的權勢社會，它是權勢主義極端發展而形成的絕對壟斷性的高級權勢社會，它是在資本的壟斷達到極端，使生產資料由許多個體的私有製轉變到，唯有壹個團體所可掌握和控製的獨占製的條件下產生的。它是在社會的經濟形態由資本主義的分散、無秩序的生產轉化成由壹個團體所計劃和安排的生產的情況下所造成的，它是在上層建築為適應這種經濟基礎的變化而建立的權勢專政的時期中所出現的。也就是說，產生納粹德國的客觀條件是社會經濟因素，而它們得以存在的條件則是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的作用，它們得以出現於歷史舞臺上的原因在於生產關系對生產力的影響所致的結果。

這就是壹種反作用的效果，這就是當代傑出的馬列主義者，毛澤東同誌在錯綜復雜的矛盾現象中發現的，在事物發展到壹個階段，當決定性的、基礎性的物質存在達到當時當地的豐富、充足的壹定程度之後，社會意識對社會存在的反作用，精神的政治對物質的生產的反作用，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這樣就給正確地解釋當今世界上的某些奇怪現象提供了強有力的理論武器。

再看看蘇聯權勢社會是否也是如此呢？

社會主義社會取代資本主義社會是人類社會發展史上的大飛躍，在列寧所創立的社會主義社會裏，生產資料的公有製代替了生產資料的私有製，因此它改變了舊有的經濟基礎，並建立了與之相適應的上層建築——無產階級專政。這時，也唯有此時，當新的經濟基礎得以建立起來以後，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才突出起來。然而，既然是反作用，那就必然會存在積極的或消極的兩種可能，也就是說，有可能是無產階級專政對社會主義經濟製度起到非常重要的鞏固措施，但也有可能，在改變舊的經濟基礎以後所建立的上層建築由於某種原因（這種原因後面還要講到）被蛻化成權勢專政的話，那麽它將會對尚未充分鞏固的經濟基礎產生消極的反作用，從而形成權勢主義的生產方式，並且由此也造成壹個占有權勢的社會形態。

由以上分析可知，這種社會仍然是經濟基礎變化的產物，只不過是由於壹種消極的反作用而導致的後果，並且也正因為它是消極的產物，所以決定了這種權勢社會的本身是腐朽的，也正因為它是畸形變化的後果，所以決定了這種權勢社會對人類世界具有極大的破壞性，也正因為它是在人類社會發展的總趨勢中所派生出來的旁支，所以決定了這種權勢社會的沒落性。

任何社會都有矛盾，權勢社會也無例外，而且也正如以上所述，既然這種社會是由於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的消極的反作用而得以存在的，那麽在權勢社會裏，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必然會有不可調和的矛盾，事實上，在這種社會裏，權勢已被壹小撮人所掌握和控製，達到他們占為私有，統治壹切的目的，達到他們奴役、壓迫人民的精神滿足，達到他們攝取國家財富，剝削人民勞動成果的物質享受。如此，肯定會對經濟基礎產生破壞性的作用，這時，經濟基礎又將使權勢專政的統治不穩，結果這種惡性循環必然會促使權勢社會走向侵略、擴張的道路，從而最終導致權勢社會的滅亡。

同樣可以看到，在權勢社會裏，生產力中的生產資料是公有製還是國有製已不是決定性因素，而應該是在社會生產體系中管理生產的權柄為勞動者所有，還是被壹小撮權勢者所占的問題。也就是說，在權勢社會裏，資本的支配已降為次要的矛盾，而管理生產的權柄是私有製還是公占製已上升為主要矛盾。當然，在這裏，並沒有否定生產力對社會發展的決定性東西，而是說，當生產力發展到壹個新水平的時候（註意，這是賴於產生反作用的條件），生產關系對生產力產生消極的反作用的結果。由此也就證明了在權勢社會裏的生產關系必然會延緩並阻礙生產力的進壹步發展，並導致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發生矛盾。根據馬克思理論中的生產關系壹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的規律，這種狀態是決不可能過於長久的，由此也就決定了權勢社會的壽命壹般是不會長久的。

同時看到，在權勢社會裏存在著剝削和壓迫，也就是說，存在著對抗階級的矛盾。馬列主義告訴我們，這種現象是由於對生產資料的關系不同所造成的，所以時至今日我們仍以對生產資料的占有不同而劃分為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可現在生產資料已經劃歸國家壹體所有，那麽，這種社會對立的現象又是因為什麽原故而造成的呢？馬列主義還告訴我們，階級對立的現象還由於人們在壹定的社會生產體系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在壹定的社會勞動組合所起的作用不同而造成的。由此可以知道，權勢社會裏的階級分化是由於壹部分人在社會生產中專司指揮、命令的職能，在勞動組合中專職計劃、督促的工作，而更大部分人則是在社會生產中專門從事被支配、被服從的勞動，在勞動組合中長期從事處於被動、被製的地位，從而由此造成的。也就是說，生產資料的壹體化並沒有消除對立階級，而是造成在新的狀態下的新的階級分化。我們知道，生產力是社會發展的決定性作用，所以生產力中的生產資料為誰所有可以決定不同的階級的經濟地位、政治態度，然而當生產資料的私有製為壹體化的國有製代替的時候，根據壹定條件下反作用的原理，生產關系中的權柄為誰占有不也可以決定不同人的政治地位、經濟利益嗎？

根據這種原理，可以把權勢社會裏兩個對抗性的階級分為壓迫並導致剝削的權勢階級，被壓迫並引起被剝削的無勢階級。

這裏，只要仔細觀察壹下，權勢社會的生產狀況就可以知道，權勢階級的猙獰面貌。在權勢社會裏，生產是為權勢階級的野心和權欲而服務的，因此它必定要依靠野蠻的強行命令才可維持，這就帶來了權勢階級的奴役性。

同樣，在權勢社會裏，生產成果是以無勢階級的勞動力和社會的自然力為代價而獲得的，這就決定了權勢階級的寄生性。

同樣，在權勢社會裏，生產是極不平衡的，是壹種畸形的變態，這也決定了指揮生產的權勢是壹個垂死的階級。

可以看到，在權勢社會裏，生產關系是生產力得以進壹步發展的桎梏，這就說明，高據統治階級地位的權勢階級是反動的階級。

也不難理解，在權勢社會裏，由於生產計劃的社會性，生產資料的壹體化，必會賦予權勢階級以更大的活力，更充足的能量，這勢必使權勢階級有比資產階級更大的危險性。

還由於在權勢社會裏，權勢的私占製引起權勢階級的權欲極為強烈，這種野心更加膨脹的結果壹定會促使權勢階級走向控製別國的地步，這也就是權勢階級的冒險性。反之，可以知道，處於這種社會底層的無勢階級則是推動社會發展的進步力量，是改革這種不合理社會的先進階級，是粉碎權勢私占製的革命動力。

此時，還可觀察到，在這種權勢社會裏，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所賴於產生和發展的物質基礎已經消滅，也就是說階級的社會存在形式已經發生了變化，可是那種不勞而獲、奢侈享樂，奴役控製他人的思想意識由社會存在的變化所決定，從而變得膨脹起來，此時也唯有此時，社會意識開始對社會存在發生了反作用，權勢階級對權勢的渴望勝過或超過對物質的占有，階級鬥爭也從支配資本的鬥爭轉為控製權勢的爭奪，這也就是在權勢社會裏矛盾鬥爭的主要方向。

實際上，就是在中國的社會主義實踐中也可以知道，階級鬥爭已由經濟物質領域的主要鬥爭轉化為政治權勢範疇的主要鬥爭，這也就是毛澤東同誌所說的精神的東西對物質的東西的反作用而導致的結果。

因此，在權勢社會裏，除了這種對抗性的階級鬥爭是社會的主要鬥爭外，還有壹種權勢階級內部的爭奪性的矛盾鬥爭。由於權勢的私占製，使得占有權勢的宗派、團體極力想擴大自己的權勢。結果，某些陰謀朋黨的野心得到部分的滿足，而另批人的權勢因此就被喪失，這種鬥爭的最終結果必然是權勢的獨占製。

由這種權勢的獨占製所決定，從而使得權勢社會的另壹個矛盾變得尖銳起來，就是權勢社會和其他形態的社會不相容的矛盾。

當權勢社會裏的權勢還是私占製的時候，由於權勢階級共同的野心所致，他們必然要掠奪、控製和掌握其他國家。可當權勢的占有形式變成獨占製的時候，這種權欲的野心就發展到極點，由此也就造成了權勢專政的國家對外部（無論是資本主義國家還是社會主義國家）瘋狂的侵略和虜掠。

同時，帝國主義的侵略性在於壟斷資本集團要掌握更多的資本，獲取更高的利潤，而權勢主義的侵略性則基於壟斷權勢集團的野心和權欲。可見蘇聯這樣的權勢社會的國家，確實是當代戰爭最最危險的根源。

自然，這種戰爭將給世界帶來災難，給人類帶來禍害，但也必定會使沒有夭折的權勢社會遭到全世界人民的堅決反對而導致最後滅亡。

社會主義事業的興旺給廣大人民要實現共產主義的美好願望帶來了希望。可權勢社會的出現又給廣大人民對實現共產主義的可能投下陰影。然而歷史告訴我們，社會總是在鬥爭中發展的，在人類社會發展的總趨勢中，權勢社會由它的本質所決定，是屬於壹種腐朽的沒落的歷史現象，而工人階級畢竟是先進的要解放全人類的階級，馬列主義必定是進步的指導工人階級進行鬥爭的理論學說。大家用馬列主義的方法和原理對社會主義社會所以會產生權勢社會的根源進行探討後，也許就能找出防止的辦法，這樣社會主義事業的鞏固將有了更可靠的保障，廣大人民對實現共產主義的理想也就有更堅定的信心。

首先從社會主義社會的社會矛盾中探討這個問題。革命家說，在社會主義社會裏，雖說生產資料實行了公有製，可仍然存在著階級鬥爭，並且對此解釋，這是因為社會還很幼稚，資產階級傳統還沒有被消滅，剝削思想的痕跡還沒有被絕跡的緣故。確實由於慣性的作用，社會不是在壹天之內就可以被改變的，然而這種現象總不能長時期地持續下去吧，如若這樣，社會主義社會的資產階級就是壹種虛有的、無形的東西，剝削和反剝削的階級鬥爭就是壹種懸浮的、不實在的矛盾了，這對不對呢？還是仔細分析壹下現象吧！

看！在工人階級隊伍中，不少動機不純的革命家、立場不堅定的馬列主義者、徒有虛名的理論家被蛻化變質了。在社會主義社會上還滋生了大量的投機分子、妄圖不勞而獲的陰謀家、企圖高據別人之上的野心家。這些人為了建立他們腐化墮落的天堂，總是在千方百計爭奪人民群眾手中的權力，總是在挖空心思地瓦解工人階級的組織形式，總是在竭盡全力地腐蝕、拉攏、蒙蔽管理國家的代表人物。可見，在社會主義社會裏，階級的定義已從社會存在的實體轉到社會意識的概念上來，階級鬥爭也從集團抗爭的形式轉到民主爭論的模式上來，階級鬥爭的最高形式也已從妳死我活的武裝暴力轉到克製惰性、批評改革上來，階級鬥爭的內容也已從資本主義社會的絕對東西——資本，轉移到爭奪社會主義社會的絕對東西——權勢上來。

對這些問題，當代的偉人毛澤東同誌有的就看得很清楚，有的卻作了錯誤的判斷。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鬥爭主要是權力之爭，鑒於蘇聯的現狀，他說的很對，可他把社會主義的階級劃分為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人民群眾的這兩個實體卻是導致黨發動錯誤的文化大革命的根源，他又把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鬥爭形式定為群眾運動的實踐，結果導致黨采取錯誤的運動群眾的方式，對這種歷史的教訓值得汲取，對那種不合理的事物應該拋棄。

同樣，從社會主義社會的現狀中也可以知道，社會主義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在思想戰線的鬥爭內容上也有了區別，資本主義社會裏，主要是力圖維持資本私有和努力打破資本私有的鬥爭，而社會主義社會則主要是爭奪權勢的鬥爭，當然這是由於資本私有和資本公有，這種社會存在的形式不同所決定的，由此也就可以理解為什麽在社會主義社會裏階級和階級鬥爭的含意會發生以上所述的轉變。

可見，現在的革命家對社會主義社會階級根源的解釋並不全面，應該在他們的解說後添加上「更因為在這種新的情況下，產生了權勢主義的影響，滋生了權勢壓迫的意識」。事實上，在社會主義社會阻止權勢主義的出現是比防止資本主義的復辟更重要、更迫切的任務。

剛剛曾經講述，在新形勢下由於社會意識對社會存在的反作用，社會鬥爭的形式已轉到民主爭論的範圍，那麽，當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有著絕對優勢的永久的力量時，民主的空氣能否充分、自由的氣氛是否活躍。具體點說，當共產黨這個組織形式處於國家的政治、經濟、軍事等各方面的絕對地位時，能否活潑地進行爭論呢？顯而易見，這是不可能的，反右運動的現實已證明了這點。

同理，由於在新的局面中，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矛盾鬥爭的內容已轉到權位、勢力的爭奪上，那麽，當在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中，有個相當長期的專職管理人員時，馬列的思想能否鞏固，人民的意念能否堅持。也就是說，當共產黨這個組織形式占有社會的精神、生產、武裝等各方面的永久的權力時，能否可靠地保持人民民主專政的穩定呢？事實給予的答案是否定的，文化大革命的實踐也說明了這點。

「哎育，這種說法是違背集中的原則，反對黨的領導」。衛道士們壹定會急切地跳出來指責，且慢，帽子不慌扣，請問，集中的原則是什麽？三個服從。也就是指，行動對按國法辦事的管理機構的服從，可有沒有指言論、思想都得盲信呢。再問，共產黨的領導作用、領導權限、領導地位指得是什麽？難道就是為長久地控製國家的各級管理機構嗎？可見，只有把這些問題搞清楚了，那麽正確的答案自然會出來。

列寧說得好，「戰勝自身（指工人階級）的保守、渙散和小資產階級的利己主義。」「戰勝萬惡的資本主義遺留給工農的習慣。」 「當這種勝利鞏固起來時，而且只有那時，新的社會紀律，社會主義紀律才會建立起來，只有那時，退回到資本主義才不可能，共產主義才真正是不可戰勝的。」 （列寧·《偉大的創舉》）是的，共產黨人應該始終站在鬥爭的最前線。那麽，在社會主義社會，共產黨是站在權勢的最高層去反對權勢主義的篡奪，還是退居壹位，去指導人民群眾更好地掌握自己的權利呢？是抓住國有製的資本去反對資本主義的復辟，還是退居壹位，去指導人民群眾更好地掌握公有製呢？

如此說來，社會主義產生權勢主義是由於現在的社會主義製度中，共產黨處於長期絕對的地位造成的了。這是不是荒謬絕倫的屁話？

下面，還可以從體製上探討這個問題。

當社會主義製度建立以後，將發生兩個最重大的變化：生產資料實現公有製，國家機器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列寧說過，「從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當然不能不產生多種多樣的政治形式，但本質必然是壹個，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也就是說，無產階級專政可以有各種形式。可是，事實上，中國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形式，同十月革命後在俄國建立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形式，基本上並沒有多大的區別，最多不過名稱不同而已，它們都是把國家的最高權力機構置於壹個、且是唯壹的壹個無產階級的代表形式——共產黨的控製之下。在社會主義製度剛建立起來的時候，這種形式確實沒有什麽壞處，因為共產黨，這個要把人類社會推向共產主義的組織形式，以及社會主義國家，這個無產階級專政的管理形式都是名副其實的，這兩者的形式和內容都是統壹的。可是隨著歷史的進展，舊製度遺留下來的社會狀況的改變，舊社會殘存下來的思想意識的變化，新的矛盾出現了。這種無產階級專政的形式的弱點暴露了。

由於這壹個共產黨，在國內沒有與之敵對的對抗的組織形式，也沒有可以匹配的對立的相等形式，因此它的戰鬥力減弱了不少，它的蓬勃向上的朝氣衰弱了不少，它在社會中的競技狀態也沒能充分的建立起來。這樣，它阻止壞分子的入侵就缺少奮爭環境的考驗，它抗禦不良思想的侵蝕就缺乏活躍思想的免疫，它抵抗資產階級的腐蝕就缺乏積極的鬥爭活力。總之，這種單數的組織形式雖然能使政黨主宰國家的地位穩定，可卻也帶來政黨的守舊和退化。如此，這種形式上的穩定將造成它所包含的具體內容的不穩定，結果，它使國家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性質具有極大的可變性。

現實也是，壹旦當共產黨的統治集團的性質發生改變的時候，共產黨也就產生了名存實亡的實質性的變化，國家的管理機構也就成了為它們壹小撮統治階級服務的機構，社會主義社會也就被篡改成權勢主義社會。

如此說來，現在的模仿蘇聯的無產階級專政形式是壹種不健全的社會主義製度，在這種不健全的社會主義製度的基礎上能產生壹種對社會主義經濟基礎起消極的反作用的權勢社會的社會形態。是麽？

最後，再從管理上探討這個問題。大家很清楚，中國社會主義國家管理人員的來源和蘇維埃初期壹樣，都是從經過歷次大革命風暴的考驗、有豐富鬥爭經驗的、能忠心為人民服務的黨的幹部中挑選的，這當然是最佳人選。因為他們是和人民群眾息息相關的，真正代表人民意願的國家管理人員。然而，由於自然法則的因素，需要提升壹批新的管理人員；由於思想意識的鬥爭，需要撤換壹批舊的管理人員。當然，在這過程中，是不能保證新的人員是好的或始終是好的，也不能保證撤換的是壞的或始終是壞的。但由於不健全的體製，還由於把階級的定義仍以壹種存在的實體來判斷，結果造成了壹種重形輕道、重人輕理的觀念。詳細地講，就是絕對服從共產黨的組織形式，淡薄輕視馬列主義的觀點；堅決看重壹貫行為的人，簡略忽視影響人的變化，其後果當然是被打倒的永世不得翻身或難以擡頭，已上臺的今世不會退出，起碼也是不易落選吧。這樣壹來，必然會造成壹個龐大的管理幹部隊伍。可以明白，這個幹部階層的形成，將給社會主義社會帶來很大的墮性，由於他們知道自己位置的穩固性，那種陳腐落後、墨守成規的官僚主義有了市場。由於他們知道自己地位的長久性，那種腐化安逸、貪虛喜誇的不良作風得以盛行。同時還因為他們了解自己工作的重要性，那種高人壹等、優越高明的思想占了上風。因為他們了解自己權勢的作用，那種大膽行惡、無恥盜竊的行為得以放手。並且更因此他們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會攀附靠攏更高權勢的人物，他們為了穩住自己的權力會只選拔提升自己親信的人物。簡言之，就是造成管理職務的私有，造成大大小心的獨立王國。啊！這真是壹種危險的傾向。那麽如此說，選拔管理人員應從沒有經過考驗的，共產黨還不能確信的不可靠人員中選拔嗎？同誌哥，請不要考慮自己，應該讓人民去取決，不要去用幾個人讓群眾像阿鬥壹樣去走過場。所謂集中也並不是指定人員讓人民去選舉，而是人民服從他們自己挑選的共產黨人的指揮及按排。

列寧說得好極了，「無論如何都要打破那種荒謬、粗野、卑鄙、齷齪的舊成見，似乎管理國家，管轄社會主義社會的組織建設工作，只有所謂『上層階級』，只有富人或受過富有階級教育的人才能勝任。」 列寧又說，「組織家的工作凡是能識字、善於識人、有實踐經驗的普通工人和農民都可以勝任的。這樣的才幹，在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所蔑視、所鄙稱的『老百姓』中，是多得很的。這樣的才幹，在無產階級和農民中乃是取之不竭的泉源，並且是壹個最豐富的泉源。」 （列寧·《怎樣組織比賽》）可見，國家管理的工作並不是什麽神秘的、高超的職責，國家管理的崗位也並不是什麽終身的、永久的職業，國家管理人員也並不是黨的首長，必須由所謂的歷經考驗（實際也不可能）、精通馬列（真假也難斷）的人去擔任。可是在社會主義中國，這種思想至今仍未消除，這種現象至今仍未打破，現在是到了該變革的時候了。不然，這些大大小小的獨立王國將使國家的權勢變成私占製，將使中國的社會滑向權勢社會的形態中去，這是多麽危險的觸目驚心的事實啊！

綜上所述，在中國，不僅是有可能會倒向權勢社會，也不僅是有偶然的因素會使之滑到權勢社會，而是由現在不健全的製度所決定，會使中國今後必然地走向權勢社會！這事實難道還不值得真正的馬列主義者出壹身冷汗，多多深思嗎？

前面已經講過，權勢社會的政治形態、經濟形態及它的危害性，並且研究了社會主義國家所以產生權勢主義的根源。那麽，是不是就要把共產黨從執政的地位上拉下來呢？不！決不是。看問題應該有個中肯的客觀的認識，而決不能從壹個極端走向另壹個極端。試看，如果共產黨不執政，那麽革命的過程就不是繼續，而是從頭來起了。

這不是在使歷史倒退嗎？這是絕對行不通的。更何況，在社會主義社會裏，依然還存在著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鬥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可能，存在著權勢主義篡奪的危險。而要領導人民進行這場鬥爭，沒有共產黨是不行的，要預防這兩種傾向的出現，取消黨的執政地位也是不明智的。那麽，對這種矛盾的現象該怎麽辦呢？

無須著急，列寧早就考慮過這個問題，他在《怎樣組織比賽》壹文中詳盡地改進了這個問題，「當社會主義政府執政時，的任務就是要組織比賽。」 「必須在工農出身的實際組織家們中間組織比賽」 「正是在這種工作中（指開展比賽），組織家的才幹應當實際顯現出來，並應提拔這種人才去參加全國範圍的管理事業。」

如此說來，就是要讓共產黨在管理國家的問題上開展競賽了，可現在中國的共產黨只有壹個，怎樣比賽呢？那麽，為什麽就不能壹分為二，組成二個黨進行比賽呢？這樣，黨的事業的接班人不也能在這種比賽中得到群眾的公認了嗎？可見，在中國應該實行這種改革！這是在新的形勢下階級鬥爭的需要，這是為了防止步蘇聯的後塵，產生權勢主義的需要。

此外，對體製問題，列寧在同壹文中也作了明確的指教，「巴黎公社作出了把問題的首創、主動精神，自由機動、宏偉毅力和那自願實行而與死板公式絕不相容的集中製互相配合起來的偉大模範。」 「應當反對知識分子所愛好的壹切死板公式以及想從上面規定統壹模型的企圖。死板公式和從上面規定統壹模型的辦法是與民主集中製和社會主義的集中製沒有任何共同之點的。」 列寧還具體地說，「若沒有有學識的人、知識分子、專門家的意見和指示是不行的。」 「若沒有從老百姓出身，即從工人和勞動農民出身的實際組織家的幫助，沒有這些人的領導作用，是無論如何也不行的。」 「但意見和指示是壹回事，組織切實的統計和監管是另壹回事。」 可見在社會主義製度中，共產黨是不能脫離它能提出高明的意見和能下達正確的指示的地位。然而管理（即組織切實的統計）責任則應由民主選舉所產生的負責人來承擔，監督的工作也應由群眾團體來參加。因此可以說，上述的改革就是為了更好地完善這種製度、健全這種製度，是為了保證民主集中製，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是為了防止資本主義復辟，阻止權勢主義的興起。

而且，事實上可以想象，當進行如此的改革以後，那種國家管理終身製的牢靠概念被打破了，那種當官就永遠是治政，做民就永遠聽使喚的局面被改變了，它可以為人民的直接參政創造條件，它可以使社會主義社會取消幹部階層變為事實。這樣可以調動廣大群眾建設社會主義的熱情，更可以消除在社會主義社會裏產生權勢私占的根源，並且還可以使生產資料的國有製變成真正的公有製，更可以使管理和生產、幹部和群眾的有機聯系變得更加緊密。當然，這種措施是和資本主義兩黨製相類似，不過，不要壹聽到資本主義的就害怕。列寧說，「社會主義實現的程度如何，正是要靠蘇維埃政權和蘇維埃管理組織與資本主義最新進步租結合這方面的成功來決定。」（列寧·《蘇維埃政權的當前任務》）可見，社會主義國家體製的形式與資本主義相似並不能使中國變成資本主義，正相反，由於國家的實質沒有變，社會主義事業只會更加興旺，無產階級專政將會更加鞏固。

概言之，把共產黨分為二個，把國家政權由兩黨來執政，將是防止權勢社會出現的比較好的措施。固然，這也是壹種「修正」的觀點，可沒有修正那來的共產主義呢，列寧不修正馬克思理論能有馬列主義嗎，毛澤東不修正馬列主義能有毛澤東思想嗎。問題在於「修正」的方法、邏輯合不合乎馬列的觀點，「修正」的內容是拉社會倒退，還是推社會前進，「修正」的目的是為了實現共產主義還是為了利已保守。同誌們，革命就是「在自己的發展過程中要最堅決地打破過去傳下來的各種觀念。」

鑒於蘇聯的教訓，鑒於林彪篡權的陰謀，鑒於四人幫奪權的野心，中國現在「如果不進行有系統的和頑強的鬥爭來改善國家機關，那我們壹定會在社會主義的基礎還沒有建成以前滅亡。」（列寧·《「論糧食稅」壹書綱要》）壹切真正的馬列主義者，壹切真正的革命黨人，壹切無產階級先進分子，所有堅信共產主義必勝的青年後輩，所有熱愛黨的事業的誌士仁人，所有關心國家前途的人民群眾，要深思啊！

粉碎四人幫時，有人認為這是黨內派系在爭權奪利。後來的大好形勢，他們認為，這是每個統治者都要采取的明智作法，對群眾許願，給人民壹點好處，這些即使換上林彪或者江青上臺，他們也會這樣做的。是嗎？不！歷史已經證明，他們給人民帶來的是酷虐和盲從，而真正的革命者給予人民的則是幸福和信任。理論也將證明，林、江集團妄圖建立的王朝決不是什麽公有製的社會主義，而是國有形式的權勢社會，現實還將證明，林、江集團留下的主要的大量的後遺癥，正是權勢主義、權勢思想和權勢意識。

那麽，什麽是權勢主義呢？它和社會主義的性質有何不同呢？

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用馬克思分析歷史解剖社會的方法來了解，權勢究竟是怎樣產生的？

資本主義之前的管理方式——職權和權勢

馬克思主義認為，人的出現是從能夠製造勞動工具開始的，人的產生同時也就是人類社會的產生。在原始社會裏，人的勞動是以簡單協作為基礎的，由此人的生活也是以簡單的組合為基礎的。隨著勞動分工的自然產生，氏族部落出現了，它是人類組合的組織形式，它是適應集體生活的需要而產生的。可見，在原始社會裏，人們的社會活動是以簡單的組合來完成的。正好像集體勞動產生了生產資料以及勞動產品公有製的必然性壹樣，這種社會的集體組合也產生了管理的必然性。也正如生產上的分工產生了職業壹樣，管理上的分工也產生了職務。職業的生產需要特定的生產資料和勞動技能，職務的管理也需要職責範圍內的權柄和威信。也就是說，管理形式的出現產生了職權和權威的需要，而它們的任免則來源於勞動中的態度和生產上的技能，以及所從事的職業在整個人類生活的地位。

這裏，根據唯物辯證法可以看出，正是由於在原始社會裏，勞動僅是人們謀求生存的壹種手段，故而管理也僅僅是社會為了圖求延續的壹種手段。事實上，如果原始人不是群體生活，那他們又要管理幹什麽呢。如果原始人在集體中生活，那他們沒有管理意識又怎能延續下去呢。可見自從有了人，就有了人的勞動和生產，同時也有了人的集體和社會，從而也就有了集團和社會的管理及其形式。當然，社會的產生也正是因為生存的需要。可見從根本上說，管理也是為了人類的生存和延續。同樣也正如在原始社會裏，勞動分工的自然性壹樣，因各種職業並無重要或不重要的差別，故也無貴賤之分。由此而來，職權的管理，對其對象也就並無強製或暴力的成份，因為它完全是適應管理的需要而產生的，它完全是隨著勞動生產的變化而遊移的。當然這裏所說的對象是指管理的壹個整體對象，至於整體屬下的個別單元，則職權乃是有製約、限定的作用，因為職權本身就是管理的壹種形式，而所謂管理，就是負責、料理、照看、約束、拘轄工作的形式。職權又是通過什麽來管理的呢？職權是種管理形式，而原始的管理是在原始社會裏產生的。它的成立和實現依賴威望和信任，這就是權威，可見職權是種有職責範圍的管理形式，而權威則是職權範圍內的使人信任而服從的壹種支配力量。當然，歷史的延續又使權威引申為某個方面的使人信服的威望，則此延展的概念又當別例。

然而，無論是職權還是權威，它們的作用都是有壹定範圍的，這是由職務本身所決定的，如若有超出範圍的管理形式，那將不稱為職權，而叫作霸權。如若有超脫範圍的支配力量，那也不成為權威，而是欺壓。可由於原始社會低下的生產水平所決定，這種狀況實際上是不可能出現的，更何況原始社會低級的思想意識也決定了職權的目的並非為了達到職務以外的有形或無形的東西。

在原始社會裏，簡單的生產方式，沒有剩余積累的經濟形式決定了職權的功能是為了管理，為了氏族公社的管理，也是為了社會各個方面的管理。它決定生產的組合，產品的分配，認可自然的分工，婚姻的親配等等。總之職權是應「社會管理的需要」之運而生，且反過來又為「更好地進行管理」的功能而存在。那麽職權的目的又是什麽呢？馬列主義指出，生產力決定了生產關系，而生產關系又會反過來影響生產力的發展。毛澤東同誌也指出，在壹定條件下，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會有反作用力。可見，職位作為原始社會簡單的上層建築主要是對經濟基礎產生作用，因為權威作為集體的某種支配力量將對群體的生產勞動產生影響，而這種影響主要是不斷調整的作用。結果，這種在生產能力基礎上不斷調整的生產關系，最終影響了生產力，促使了生產力在原有基礎上的發展。因此可以說，職權的目的則是提高生產力、壯大經濟基礎。由此可見，協作勞動的基礎產生了集體生活的必要，而社會生活的必然又萌發了管理的產生，可管理的形式在原始社會裏由生產狀況所決定，則出現了職權的產生，而職權的存在又對管理產生了作用，這種作用又將推動人類勞動的發展，促進生產力的提高。

但是後來，由於生產力的發展和私有製的出現，引起了氏族的瓦解，產生了奴隸社會。在這種社會裏，由於私有財產的出現，職權演變成強製的權力，權威轉化成暴虐的勢力。這種權和勢的集成，最終形成了奴隸國家。可見，隨著社會性質的變化，隨著公有製向私有製的過渡，職權也緊跟著逐漸轉變成權勢，由此，人類的歷史也就進入了階級鬥爭的歷史階段。

馬克思英明地指出，隨著奴隸私有製向土地私有製的轉化，人類進入封建社會。在封建社會裏，地主作為統治階級管理著國家。開始，他們是以貴族的身份和地位分散占據著各自的私地或國土的。可是，隨著封建社會的發展，封建割據的局面消失了，君主專製形式的巨大民族封建國家形成了。這時，社會的最大權力和勢力集中到封建國家機關的首領——國王，即君主的手中，他們同時又變成其所統治地區的最大、最高的土地所有者，就如古語所描述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這就是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由此可見，封建社會是土地私有製的社會，同時也是權勢私占發展到頂峰的社會（當然它並非權勢社會，因為在這樣的社會裏，它的經濟基礎還僅僅是生產資料的壹部分——土地，被逐漸轉變為以君主為代表的國有製而已）。這裏，從封建主義的定義來源也可以看到，所謂封建主義，即指國王把掠奪、並吞來的土地分封給自己的親信，作為建立藩邦的領地這樣壹種社會製度，或是在這樣的社會條件下滋生出來的壹種思想體系。可見，在封建主義時代，使社會得以延續的經濟基礎是土地私有製，而使這種社會得以存在的統治體系則是權勢私占製，因為「如果地主沒有直接支配農民個人的權力，他就不可能強迫那些得到份地而自行經營的人來為他們做工。」（列寧·《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這就是說，封建社會的經濟體系是必然以農民對地主的人身依附，這樣壹種超經濟的強製為前提的，這種超經濟的強製是什麽呢？就是權勢。

那麽權勢究竟是什麽呢？簡單地說，就是前面提到的，強製的權力和暴虐的勢力的集成。具體地講，權，這個由枰錘轉變而來的詞，是指有職責地位的命令和指揮的力量；而勢，這個喻無形、漂渺的詞，則指沒有職務稱謂的支配和控製的影響。此兩者的集合，則是指權柄範圍的有所影響的力量。為什麽這樣說呢？首先，看看權勢究竟是怎樣產生的。

權勢的產生是從奴隸社會開始的，而奴隸社會所以會產生，則是由於私有製的出現瓦解了原始社會。因此，奴隸占有製度成為社會存在的主要支柱，奴隸勞動成為社會存在的基礎。在這種社會條件下，職權是蕩然無存的，權威也已消失殆盡。因為如果這種職權存在的話，奴隸主又怎麽能超出職務範圍去占有奴隸呢，這怎麽能超越職權的範圍去管理奴隸呢。可見，隨著私有製的產生，職權也和社會的生產資料由公有製轉變為私有製壹樣，它也成為私有的權勢。

可見，權勢的第壹個性質就是私自侵占的自私性。這種性質是在壹定的歷史條件之下，伴隨著生產率的發展，共同的集體勞動逐漸被個體的分工勞動所取代，公有製逐漸由私有製所替換，原始的共產主義社會逐漸向對抗的階級剝削社會所演變，從而萌發出來的。這種性質更是在這種社會情況下滋生出來的自私自利、好逸惡勞的思想意識在上層建築領域的反映。這說明權勢這種管理形式同樣是在經濟體系的基礎上產生的，也就是說，私有性質的生產方式決定了管理方式的專製機能。這種專製機能說明了權勢的壹切管理都是集權式的統治，是打擊所有異己的力量，扶植各方利已的勢力，鞏固治者全面的主宰，這樣的壹種管理形式。自然，管理形式也並非消極的，它能夠在整個社會生產能力的範圍內對經濟基礎施加壹定的影響。

這種影響是通過奴隸國家和封建國家來體現的，它是依靠國家軍隊、統治機構、懲罰機關等來實行平民對統治者的人身依附，它就是依靠這種作用來維持其經濟上的剝削體系，不難看出，權勢要達到其私自占據的目的，就要改變職權式的管理，而代之於強暴的權勢式的管製，這就是壓迫，這就是權勢的作用，這就是為經濟體系提供前提的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所以說這種專製性質的管理形式是在階級對立的社會裏產生的，並且它也只有在生產資料被某集團社會性地占有，且管理職務已成為壓迫強製的手段時才能正式出現。而結果，這種作用的存在，又將與剝削的形式壹起共同促使了階級的劃分、對立和激化，造成了奴隸和農民的反抗、起義，最終推動了社會的前進。

當然，這種強製性質的壓迫力量並非是道法無邊的，它也是有壹定的局限範圍的。但它已不是職責的影響所及，它已是今非昔比，不可等量齊觀了，它已被大大地擴大了，這種被擴張以後的管轄作用範圍，稱為權限。所以說，權勢又是壹種只有權限製約的管製力量。由於權勢的性質所決定，擁有權勢的人和集團總是在千方百計擴展更多的權力，拼命地圖謀更多的勢力。可在各種自然的、人為的、經濟的、社會的歷史條件下，他們的手只能伸到壹定的權勢所局限的範圍，也許正因為此，使得他們的野心總是得不到滿足。

據此而知，權勢者的野心總是在努力增加自己的權力和勢力，以維護他們壓迫性質的統治，以維持他們剝削性質的霸占，以滿足他們精神上的腐化墮落，以保證他們物質上窮奢極欲。所以說，權勢的目的正是為了鞏固少數剝削者的專政機器，是為了保護少數壓迫者的經濟體系，是為了守護生產資料私有製的存在，是為了促進生產資料私有製的發展。當然，權勢本身並不能產生私有製，它只能在私有製的基礎上滋生出來，並反過來影響私有製。這也就是上層建築的性質對經濟基礎能起反作用而不是正作用的緣故。

總而言之，分工生產和剩余產品的出現導致了私有製的產生，而私有製又必然會造成管理性質的改變，形成權勢式的管治，可這種「天子獨尊」的形式，又對社會的管理及國家的治理產生作用，並最終影響了私有製，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這裏，對職權和權勢，這兩種管理方式進行比較就可以發現，它們之間的不同與公有製和私有製的區別該多麽的相似：

看，職權是壹種有職責範圍的使人信任而服從的，為了社會生產進行管轄的管理形式。權勢是壹種有權限製約的對人壓迫並強製服從的，為了私有經濟進行專製的管理形式。

見此，有人要驚異，其實用不著奇怪，因為它們本身就是在共同的土壤裏養育出的產物。如果，根據它們的來源再進行更為深入的分析，還會發現它們竟具有壹些有趣的屬性。

首先需明白，管理本身是有兩重性的。因為體現管理的各種職務是多種多樣的，有行政上的、有軍事上的、有生產上的、有分配上的、有中央級的、有地方級的、有公社級的、有部門級的，總之，各種職務都體現著某種管理，都表明在壹定的職務下進行的管理是種具體管理。同時，各種職務還可以相互比較，彼此均等，雖然它們的各種具體管理有著區域、內容等質的區別，但是在它們之間還是隱含著壹切管理所固有的東西，就是它們作用的力量有著某種相等的、同壹的標準。這種標準是從各類職務中進行互相比較而抽象出來的，因此這就稱為管理的抽象性。

從這種管理的具體性和抽象性可以了解到，既然抽象管理指出管理的職務是有著某種大小標準的，那麽也就意味著，各種內容性質不同的職務，有著某種在相互比較時的同等的基礎，某個管理者的管轄在某壹方面會產生相等的作用效果，這就是地位。可見，地位是說明抽象在職務中的，具體管理的作用（大小、高低、廣狹、博窄、深淺）程度，所以說，管理的兩重性，實質上是包涵管理的質和量的區別，而地位則是聯系兩者的紐帶。

由此而來，也就帶來了職權上的二重性。已經知道，職權是這樣壹種管理，第壹它是為了解決集體生產、社會生活的組織機構而產生的，因此它能滿足社會的某種需要。第二由於職務是在分工管理的基礎上產生的，所以定論，職權不是為了自身的職務而是為了整個社會的管理工作。

這樣，由於職權能滿足社會的某個方面的需要，就使得它具有某種權威的身份，又因為職權能完成社會各個方面的管理工作，這又使得它具有某種權柄的職責。這兩者是相輔相成的，沒有職責也就不存在身份，有了身份也就明確了職責；沒有權威也就不會有權柄，有了權柄也就影響了權威；沒有身份，權威沒有邊際；沒有權柄，職責無從論起。可見，它們是相互作用、相互製約、相互影響、協調壹致的兩個方面。

顯而易見，職權的這種權威和權限的兩重性，身份和職責的兩重性，是由管理上的兩重性所決定的。因為每種具體管理都體現出權威的職責，每種抽象的管理也都表明權柄的身份。而地位只不過是表明身份的、職責的等級和範圍。

同樣可見，由於權勢同樣是由職權演化而來的壹種管理形式，故而它也由此而派生出它自己的兩重性，這就是權力和勢力。權力是由具體管理導致成的壹種力量，起指揮、命令的作用。勢力是由抽象管理發展成的壹種影響，起控製、支配的作用。而地位則是決定兩者大小的標準。

綜觀以上分析，不難發現它們和馬克思論述的勞動的兩重性和商品的兩重性，有著如此奇妙的偶合。也許這正是辯證唯物主義的高明之處，過去人們往往註意了唯物的壹方面，而常常忽略了辯證的另壹個方面。結果現在時時陷入許多困惑、矛盾之中。自然界就是這樣，它以它固有的規律迫使人們去了解它、掌握它，而不可能去違背它、脫離它。並且，當剖析職權和權勢的運行過程也可以清楚它與馬克思所論述的商品和資本的運動公式也有著固有的巧合。

職權的壹般規律：管理——職務——管理

權勢的壹般規律：職務——管理——職務

職權的規律意味著，它是由管理的需要出發，而到管理的目的截止，為壹個過程。至於職務不過是完善這壹過程的中間環節，當然這是整個運行過程中的壹個很重要的關鍵，因為沒有它作為手段，那麽整個管理將是壹句空話。但是它本身畢竟不是起點和終點，這就決定了職務對職權的性質並不起決定性的作用。

同樣，權勢的規律表示，它是通過職務起家，經過管理，從而達到更高的職務。箇中的意義就在於管理由目的變成從屬於職務的工具，而職務的地位則成了權勢的基礎，職務的權力卻成了權勢的目的，這就是權勢在階級社會裏最基本、最平凡、最常見的運行過程。顯然，權勢者要滿足他的野心，開始必須在社會上找到壹種盡可能高的地位，這種地位在奴隸社會是依靠奴隸來獲得，在封建社會則是憑借封地來取得，到資本主義社會則將是使用金錢來達到。它就是作為上層建築的權勢對經濟基礎的依賴作用。

真是有偶無獨，事物的推理常常呈現出某些類似之處。或許有人認為，這種類同不過是在把復雜的社會現象進行簡單的、積極的、死板的、牽強附會而已，其實理論本身的意義不也就是把眾繁龐雜的各種現象進行結晶、濃縮和提煉嗎？！事情確實是很簡單，然而簡單的哲理卻常常需要很多、很廣、很深的知識才能清楚地明白。

下面分析權勢對資本主義所起的作用，及對其社會發展所起的影響，以便進壹步了解這些簡單的論點。

眾所皆知，封建社會是土地私有，同時又是權勢主義得到極端發展的社會，可是生產力的發展，造成資本主義生產結構的產生，結果最終使得封建製度瓦解，資本主義國家建立。在資本主義時代，它與由奴隸占有製及封建製的生產方式所決定的社會上層建築的初起的權勢類型不同，它不再是把社會構成各種復雜的不同等級的等級製社會結構，它主要是用貨幣的無個性的權力和資本的無限專製來代替各種各樣的世襲特權和人身依附，它在其獨特的生產方式下，使得階級矛盾簡單化，把社會分為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兩大敵對陣營。可見，在資本主義社會裏，權勢不會是以國家為形體的、集中的、專製類型，而是在機器生產社會化的基礎上以各個資本主義企業管理私有化為主要形式，以被資本所左右的國家為輔助形式的壹種低級類型。在資本主義企業中，指揮、調度、監督等管理的職能是由資本家執行的，這種職能的特點就是它同時又是資本剝削雇傭工人的職能。所以說資本家之所以是資本家，不僅因為他擁有資本，還在於他是管理工業企業的權勢者。盡管後來，隨著生產規模的擴大，他又擺脫了直接經常調度監督工人的職能，然這只能說明這種權勢方式的管理更加集中、更加專製罷了。

可後來，由於資本主義的不斷再生產，社會產品的不斷增多，與之相應的生產關系也在不斷更新。生產的社會性和生產資料私有製之間不可相容的基本矛盾也就不斷尖銳，從而資本主義的國家管理、社會生產、人民消費三者之間矛盾日益加劇，終於資本主義的自由競爭為帝國主義的壟斷統治所代替。列寧指出，「從自由競爭中生長起來的壟斷並不消滅競爭，而是駕淩於競爭之上，與之並存，因而產生許多特別尖銳、特別劇烈的矛盾、摩擦和沖突。」（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列寧全集》第八卷第258頁）可見，這種由生產集中而產生的壟斷組織，實質是表示權勢主義已從幼年階段進入了壯年行程，權勢者也從占有微薄產品的單個作用不大的資本家發展成積聚有大量財政資本的、能控製國家命運的財政寡頭，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也因此更進壹步的加深和增大，結果這種壟斷資本主義又轉變成國家壟斷資本主義。也即帝國主義社會向登峰造極的以國家為範疇的真正的權勢主義社會轉化。例如猖獗壹時的希特勒德國為首的法西斯社會。

明乎之，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就是權勢主義，當然，權勢主義並不壹定就是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因其產生的土壤並不是必定要由帝國主義而來提供。由此可以明白，過去論述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社會的特點實質也就是權勢社會的部分特點，這裏試列舉如下：

1、生產社會化到最高程度。

2、私人和壟斷國家的組織交織成壹體。

3、國家機構服從壟斷組織。

當然，它應該還有壹些，但僅從這幾點就可以看出，權勢社會是權勢集團（或壟斷組織）通過國有化來霸占國家財產，並使用專製的形式來利用國家財產以謀自己私利的壹種社會。不可否認，事物都是辯證的，生產資料國有化也是生產社會化的形式，社會集體的專製也使得管理的作用得到高效能的發揮，只不過它們都已被壟斷組織利用了而已。

同樣，權勢國家的日益發展加強了壟斷組織的權勢，使生產更加壟斷化、更加國有化，「加重了對勞動群眾的剝削和壓迫，增加了被剝削者反抗的困難，加強了反動和軍事專製。同時必然會使大資本家靠剝削其他階層而得來的利潤急劇增加，必然會使勞動群眾由於要向資本家繳付數十億借款利息而遭受幾十年的奴役。」（列寧·《關於目前形勢的決議》）它使得兩個對抗階級之間的矛盾更加尖銳，它迫使工人階級和所有勞動者在爭取解放和改造世界的鬥爭中更加堅決、勇猛，結果它最終促使自己走向死亡。

基於這種觀點，所謂的權勢社會，它是在社會生產資料由分散的私人所有製轉化為壟斷組織的國有製的基礎上，社會的管理組織轉變成私占化的權勢形式的情況下，從而產生的壹種專製社會。這時，它的基本矛盾也與資本主義社會有所不同，它變得更進壹步了，它不再僅僅是生產的社會性與生產成果的私人資本占有形式之間的矛盾了，而變化成生產的社會性和社會管理的壟斷占有形式之間的矛盾了。

前面講過，即使在資本主義社會，權勢依舊存在，不過是種低級類型罷了。如此，它又是怎樣逐漸進化到權勢社會的權勢，這種高級形式的呢？固然，生產力的發展，生產資料的更新，生產產品的增加，生產規模的擴大是允許產生這種過程的基本的必要條件，然而隨著社會生產各種形式的變化，權勢也在不斷發生波動和擴張，對此用馬克思分析資本積聚的方法，可以很容易地明白。

所謂權勢的擴張，意即依靠強化本地區、本單位、本部門的權勢，從而擴大自己的權勢範圍或範疇的過程。

和再生產同樣的道理，社會要生存和發展，就必須要管理，正如它不能停止消費和生產壹樣，隨著各個時代人類經濟活動的能力不同，其管理範圍也便有所局限，封建社會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決定其生產管理限製在壹家壹戶的基礎上，古代的牛馬及海船的簡陋決定其政治管理不能跨越超出大海。但是，和生產過程必須經常更新和不斷重復壹樣，管理過程也必須不停地往復和時常地改革。當然，不管其改革的變動多大，其管理的性質（總的形式）是不會脫離當時當地的社會條件而輕易變化的。可見，生產過程不僅在於人們能夠不斷製造大量的新產品，而且還在於社會中相應的生產關系和管理方式也在不斷更新，在階級社會裏管理過程也不僅在維持或維護權勢，還在於擴張權勢。

資本是通過積累和集中而聚集起來的，權勢則是經過強化和收買而擴張起來的。壹般來說，其擴張過程首先是要經過以下三個階段的循環運行。職務 —— 權力（包括「人力，物力，財力」 ） —— （通過「管理」得到） 權柄—— 權勢

第壹階段是由職務形式轉變成管理形式，即掌握控製人、財、物的權力。權勢，每個權勢均是以壹定地位的職務開始的，或是工作職務，或是管理職務，然後它才轉變成權勢。這種轉變保證了生產和管理得以順利結合，假使沒有這種結合，也就不會有後來的管理過程。當然，如若它不轉變的話，也就是說有職無權的話，那麽職務形式也就無意義了。

這樣，權勢在完成勢必的第壹階段後，還必須進入第二階段，就是權勢地位的管理過程的開始，即指揮、支配人力、財力、物力的過程，也即運用權力的過程，這是壹個重要的階段，因為此時權柄者已通過管理而得到更多更大的權力，創造出新的權限。譬如企業權勢者通過安排各個人力、財力、物力，從而得到更多的物品，獲得更多的財富，招收更多的人員。簡單地說，即擴大或增強了企業，也就意味著掌握了更多的權力，擁有了更大的權柄。當然，在這壹階段，權勢如果發生停滯的話，那就表示權力沒有運用，管理沒有進行。可見，權勢擴張運行的第二階段是管理形式改變為權力形式的過程。

第三階段則是權力形式變成具體的職務權勢，這是在整個擴張運行中具有決定意義的環節。在這壹階段，權勢是通過玩弄權柄的利惠、名聲、壓力、威力，而獲得大於原先地位職務權勢的。這結果有兩種情況，壹是職務名稱未動，活動擴大或影響加深。二是職務提升，接觸面隨之擴大，地位也跟著提高。自然也有畫虎不成而並未獲得大於原先職務的權勢的情景，那只能說明這個權勢者在擴張過程中遭遇了失敗。另外也會存在流動階段發生阻塞的情況，這時未使用的權柄就會被閑置，擴張過程也就要被中斷。然而不管如何，於正常發展的環境中，在這個階段，由於直接產生的權勢，那個自私性質的霸欲所要求的權勢，而並非是僅僅簡單地提升職務、擴大權限的表面事實，也並非是在這種事實中也許蘊涵著社會性質的、民眾所需要的職權。所以說，這壹階段確是根本決定循環的權勢命運的問題。

自然在這壹階段，它的功能還可在於通過利用權柄，第壹、把權勢者預付在管理上的權勢以職務形式歸還給權勢者。第二、把管理過程中創造出的新權限實現為權勢者的新地位。

這樣，權勢者順次經過這麽三個階段而完成了它的壹次循環，並進而利用其結果所得的職務權勢而重新開始它的第三次周轉。這就是權勢的循環式運動。因此，權勢也是可看作運動的、動態的東西，而不可理解為靜止的事物。實際上，每個權勢管理都同時存在著這三部曲，在任何壹個權勢者的事業中都會同時有著職務的權位，管理的權力，準備使用的額外的權限。當壹部分權勢正由權位轉化到管理的權力時，另壹部分權勢則已變為新的權限，而第三部分卻在形成擴張了的權勢地位。它們都是在順次拮取和放棄這三部曲中的壹種。不難明白，單個權勢是如此，整個權勢應當也是這樣。

當然，權勢在進行這樣的循環後，權勢者還將濫用其得到的新權限以利鞏固和加強其地位，這就是權勢的強化。權勢者就是依靠這種強化以保護自己、壓迫他人，同時在這種權勢強化的基礎上，再不斷地擴張其權勢，以滿足權勢者的霸權欲望、以攝取更多的財富、以壯大自己在官場角逐中的能力。

此外，權勢者也常通過收買來擴張自己的權勢，但它仍是依靠權勢強化為前提的。如前所言，管理是具有具體性的。但就整個社會的管理來說，可以大致分成政治管理和生產管理兩大類，由此又帶來經濟領域內和政治領域內的權勢兩大部分。顯而易見，雖然權勢管理的不斷擴張是以權勢強化為條件的，但擴張最快的是直接管理生產的經濟領域的權勢，其次是介於兩者之間的除政治以外的上層建築領域的權勢，最慢的方才是政治領域的權勢。因此，壹般而言，經濟領域的權勢應當大於政治領域的權勢，經濟實力應當大於政治指導，這就是權勢擴張得以實現的基本條件。

其次，在實際社會裏，即使對壹個權勢來講，它也可以分為兩個部分，在這兩部分中，政治實力即是經濟基礎，政治指導也即政治目的。可見，這兩部分並不是可以完全截然分開的。

可是，從以上分析能得出結論，要使社會管理得以實現，管理的各部分之間，必須保持壹定的比例，可在事實上，有的權勢者政治野心空前地膨脹，使得政治權勢超過了經濟權勢，結果造成管理進行不下去，權勢擴張不能實現。反之，政治權勢如果落後經濟權勢過多，也會拖延整個權勢擴張的速度。具體地說，當政治管理強於經濟生產時，它就會和消費利益發生沖突，使得權勢擴張不得不停頓；而當消費水準高於管理供求時，生產發展將會和政治領導發生矛盾，引起權勢擴張的延誤。由此可以清楚，管理、生產、消費，三者之間恰如壹個三角形，它們各處在其中的壹個頂點上。管理必須適應生產的要求，生產又必須供給消費的需求，而消費也應該滿足管理的職能。自然，在權勢社會裏，由於權勢者的本位和野心，這種比例經常遭到破壞，使得這種天合之作的均衡成為壹種偶然現象。在權勢社會裏，它們只有在遭受無數的波動破壞之後，才可能達到平衡的短暫實現。

資本家正是通過這種權勢的擴張從而過渡為權勢者的，他們生產的目的是為了大量地榨取利潤供給奢侈享樂的需要，他們管理的目的是為了盡量地獲得權勢，滿足權勢野心的欲望，故而他們采用擴大生產、擴張權勢的手段來達到這些目的。從這個意義上說，權勢主義的特征正是為權勢而管理，為權勢而擴張，他們正是在把霸權主義的貪欲建立在億萬群眾的壓迫、蹂躪之上，把窮兇極惡的歡樂樹立在廣大人民的痛苦悲哀之中，這難道不就是滋生在邪惡的社會細菌上的毒性膿腫嗎，這不就是原發病竈在惡化、在糜爛的險象嗎？這不就是可怕的腫瘤在浸潤、在轉移、在擴散，在把人類和社會驅向泯滅演毀的懸崖嗎？

有趣的是，在世界上有著眾多的資本主義國家，他們的歷史都很悠久，可是發展成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僅只在以往有過為數不多的幾個法西斯政權，這是為什麽呢？相反令人遺憾的是，在理應成為社會典型、國家楷模的社會主義國家卻出現了向權勢主義的變質，不是嗎？蘇聯已走在霸權主義的道路上，林彪、江青也險乎乎把中國也推向極權政治的深淵，這些又都是因為什麽呢？

問題只有通過研究才能獲得解決，企圖憑借直覺解決問題的人是會失敗的。當理論和現實發生矛盾時，只有三種解釋：現實是虛假的，理論是有謬誤的，或是現實條件發生了變化，理論內容需要改進。第壹點是不存在的，至於理論的是否，這裏也無庸討論，現在來看看資本主義社會發生了哪些變化，這些影響「表面」現象的改變是否會影響到事物原來的本質？

由於人的認識過程是由外部現象到內部本質的壹個運動過程，是揭露事物的愈益深刻的本質的過程，所以應該以理論來適應現實，而不可牽強附會地以事實來適應理論。列寧就是這樣做的，他全面分析了從自由競爭到壟斷統治的實質過程，因而揭示出資本主義的最高和最後的階段是帝國主義的科學論斷。可是辯證法還說，好與壞、美與醜、高與低都是同時存在的，只有善於全面地、運動地，而不是狹隘地、孤立地去觀察，才有可能從對比中發現事物的本質，才能牢牢地把握事物的規律，從而才有可能成為真正的自然和社會的主人。可以看出，壟斷僅管沒有消滅私人占有的形式，反使其競爭在更大規模和更劇烈的過程中進行，然而它卻使生產更加社會化了，使管理和權力更加集中化了。正如在機器基礎上達到勞動和生產的社會化是社會向前發展中的壹大進步壹樣，這個壟斷在社會化生產的基礎上能達到管理和權力的相對集中、初步統壹及比較有計劃壹些，從這個意義上說，它不也是比以前的自由競爭要前進壹大步了嗎。當然這種生產管理上的集中會帶來政治管理上的獨裁，並最終導致權勢社會的出現。也許這就是物極必反的道理。

然而事實上，現在的帝國主義不僅是在經濟生活上實現壟斷統治，還在政治管理中形成兩黨製，列寧說得好，這種兩黨製是麻醉人民、消磨無產階級鬥誌的工具。同樣它也是緩和與資本家之間的矛盾，強化資產階級國家的機器。然不管它是工具也好，機器也好，它本身並不是製造腐敗、墮落的根源，也不是產生剝削奴役的土壤，那麽它的本質作用究竟是什麽呢？許多人對它襟若寒蟬，因為類似的問題曾反復在歷史上出現過判決，他們斷定這個提法壓根兒錯了，他們認為討論這個問題是個大逆不道之舉，但辯證法卻頑固地訴說，形相似而實可察。兩黨製僅僅是種復數的政治領導形式。它和資本家手中的工廠機器壹樣，它本身能提高管理效率，可資產階級的應用卻使它鞏固資本主義社會，增強對工人階級的管製，降低了社會管理的水平；它本身能監督管理效果，可資產階級的應用卻使它維護私有製的天堂，保證對無產階級的剝削，削弱了社會管理的能力；它本身標誌著人類的自知之明，標誌著人類對社會管理的自由，可資產階級的應用卻使它把人類處於金錢管理的奴役之下；它本身促使了生產的迅速發展，增加了人類對社會財富的利用，可資產階級的應用卻使它把經濟置於資本的隨心所欲之上。可見，復數的形式只不過是提供了使科學用於管理過程的場所，使管理具有了有生氣的先進性罷了。

馬克思在評價工場手工藝的分工時指出：它「造成資本統治勞動的新條件。因此，壹方面它是社會經濟發展中的歷史進步和必要契機，另壹方面它是文明的和精巧的剝削工具。」那麽，對於資本主義社會在經濟領域和上層建築中出現的這兩個變化不也同樣如此嗎？它們壹方面都是社會發展的結果，壹方面又都是資產者的工具，壟斷是為了增加利潤，兩黨製是為了保證剝削。明乎此，資本壟斷是權勢專製的前奏，是壹切矛盾尖銳化的根源，是埋葬資本社會的棺柩。但資本主義兩黨製卻調和了壟斷集團間的矛盾，維護了各壟斷力量的平衡，發展了政治管理的權術，緩解了勞資間的沖突，拖延了資本社會的壽命，遲滯了權勢社會的出現。

同樣用辯證的方法分析壹下，最具有現實意義的壹個問題：社會主義社會的變質問題。斯大林曾經十分關切過這個課題，毛澤東更是註意到並力圖解決它，可憐的是，這種努力卻化為十年的災難。現在人們認識到，「繼續革命」的理論是錯誤的，那麽是否繼續進行革命也是謬誤的呢？文革運動是罪惡，如此凡涉及運動都是醜惡的嗎？不！正是由於這種理論，滋養了林、江之流，殘害了廣大人民，所以它是錯誤的，因而也反證了要進行真正的革命乃是當務之急。事實上，眼下陸續揭露出的個別的腐敗現狀也證明了這點。同樣，錯誤的文革也 不該株連到運動這個詞的褒貶上吧。自然是在運動中存在，學術是在運動中前進，人類也是在運動中進化，社會也是在運動中發展，即使在資本主義社會不也存在著許多自發的運動嗎？和平、反戰、限核、婦女、等等，不可設想社會主義社會這怎麽能沒有運動呢？問題的關鍵在於不可再搞那些摧殘人類、拖延歷史、敗壞社會的反進步的逆運動，但如若沒有推動社會前進的進步運動，不就是要倒退了嗎？不動即退，為了將來，為了明天，還是要有運動，理由很簡單，因為地球是在不斷運動著的。然而壹個符合歷史前進的運動，沒有正確理論的指導是無法實踐的，僅靠盲目的摸索，即使會有短暫的、虛假的、奇異的繁榮、興旺也決不可能帶給人類以利益和幸福，固然理論的來源又在於對現實的分析，妳要想知道以後的事理，那就要先對現在和以往的史事作番研究。

按照毛澤東的見解，蘇聯變質的原由是過分強調了建設，忽略了「群眾性的」「繼續革命」。然也，斯大林確實很重視電氣化之類，而蘇聯領導也大都是大專畢業、工程師或技師出身。如此，由壹個極端走向另壹個極端，「大老粗」者執政造反，搞得混亂沆瀣，十年不振。可見，革命和建設兩端都不可輕視，應該平衡發展，協調前進。不然，危險的懸崖就在路旁，左邊也是，右邊也是，朝下跌很方便，是沒有什麽神奇的浮力來拯救的，它們都可能將社會帶到權勢主義的深淵。事實上，這種極端性也等於是把革命和建設對立起來，或者反過來把知識和主義對立起來。人人皆知，主義並不等於知識，但它包含著知識的壹部分；知識也並不全是主義，但它也是主義的有機的組成部分。因此說，讓革命的有管理知識的人擔負領導責任是比較科學的，當然年輕化也是壹條，但它不是唯壹的且不是首要條件，因為它僅僅不過是壹個重要的生理上的原因罷了，否則就等於承認「代溝」學說。可老年人卻並非都守舊，年輕人也決非都創新，社會矛盾的實質還在更深更幽的境地，它肯定不是輩份或年齡所能左右的，就連革命和建設問題通過蘇聯和中國的教訓，也證明了變質的真正原因並不在這裏。那麽，它究竟在那裏呢？

要解決大的問題先從小的麻雀開始解剖。《人妖之間》（以下簡稱《人妖》），這部有很大影響的報告文學就揭示了壹個典型人物——王守信，他是如何在中國這塊貧窮落後的土壤上開放出「香艷誘人」的權力之花的，確實「王守信（貪汙案）的產生和發展是有壹定科學道理的，否則她（它）就不能存在。為此對她（它）進行解剖、分析，將對人類社會和社會科學的發展起到推動作用。」如此，就首先了解壹下它產生的原因吧。

王守信所以去貪汙，這與它的思想、經歷、品行等不無關系，但若撇開這些個人因素而探求這類貪汙犯的共性的話，就會發現，不管他（她）們是怎樣的人物，都有壹個共同點，就是窮極無盡的物質貪欲，而對於典型的、比較「成功」的王守信而言，還要加上壹條，那就是「強烈的物質貪欲和權勢欲攪和到壹起，便不顧壹切了。」並且從其犯罪的活動來看，後者還遠遠地勝過前者。請看：「她要的是順從，她需要顯示的是權力，疼愛和打罵壹點都不矛盾。」因為「沒有什麽東西比權力更易使人產生對自己的幻覺了。」這裏生動地描述了權勢帶給某些人的陶醉和快樂，難道這不就是王守信在那時從事壹切活動的動機和目的嗎？自然，產生這種欲望的基礎或土壤是比較復雜的。有人說是封建主義的殘余、小農生產的影響；有人說是不平等的資產階級權利；有人說是貧窮落後；……。然不管是什麽，在社會主義社會，會產生並不斷產生這些欲望，且由此將決定或影響人們的活動，對這壹點是不會有人存在什麽懷疑的。另外眾所周知，壹個活動僅有主觀願望是不壹定能達到實踐的客觀結果的，它還必須具備主體的本身的積極作用和壹定的必要且充分的條件。如此產生王守信犯罪活動的社會條件是什麽呢？無疑，文化大革命的歷史給她創造了興旺發達的溫床。可文革的內容很多，有破舊、四大、串連、武鬥、造反、奪權、下放、514、四五，等等。具體地說，是哪些東西給它們提供了最合適的時機和條件的呢？文革後又是哪些在繼續供給營養和水分的呢？《人妖》中談了三個因素：壹、奪權，「田鳳山倒下、楊政委掘起、張誌新出黨、王守信入黨，這對於中國共產黨的組織狀況能夠是無足輕重的偶然事件嗎？」當然不是，文革壹切活動的最終目的就是為此。固然，權總是要有人掌的，毛澤東的本意也不過是為了能讓更好的革命者執掌社會主義的大權，但結果卻沒想到，即使基層群眾中也有腐敗、墮落分子在力圖入黨、奪權，這是為什麽呢？因為執政的黨已不同於戰爭時期的黨了，它（在動亂年代又可縮指文革小組）可以指揮壹切、包辦壹切、管理壹切，且管理又成了有利可圖、有欲能填的特權，這就是問題的實質。在左的思潮和路線的掩蓋下，從事黨務工作的某些成員已不再滿足於領導的職能，他（她）們對引導、帶頭、建議、宣傳等困難而艱巨的工作已感到厭煩，他（她）們想親自實踐壹下管理的功能，不！他（她）們想親口嘗壹嘗權令的滋味，他們對舒舒服服地、無憂無慮的享樂發生了興趣。於是，他（她）們到處插手，出現了重叠管理的狀況。這種形式是不穩定的，結果，他（她）們的活動與黨的忠誠衛士從事的管理、治政工作發生了沖突。利用毛澤東的錯誤，他（她）不失時機地開始興風作浪。這股風浪則給社會渣滓的泛起創造了條件。並且這些渾濁的泡沫又助長了奪權的聲勢，可見雙重管理是問題的壹個方面，另壹面就是特權。其實，管理僅指壹種行為，而要保證和證明其正確與否，尚需計劃和監督與之配合。可後來黨的指示不需要了，因為它們已經兩位壹體了。民眾的檢查取消了，因為它已淪落為多余的「壹致通過」的虛設了，結果胡作非為、隨心所欲的特權應運而生了。總而言之，在這種特殊的處境下，二月奪權風暴給人民帶來了災難，給壞分子、野心家帶去了幸福。這就是製造王守信貪汙案的第壹個契機。

《人妖》中言及的第二點是「風氣」。「社會風氣的敗壞，非法活動的逐漸合法化，對於道德淪喪現象逐漸習以為常等等。這些現象本身首先掩護了王守信的犯罪活動。」 很清楚，這種狀況正是文革的直接後果之壹，也是極左的狂熱的思潮所導致的結果之壹 。自然，這種意識的產生和利已思想壹樣，是有著復雜的多方面的原因。但問題並不在此，而在於為什麽這種原本次要的、隱晦的卑劣意識竟會上升為普遍的、正當的社會意識呢？固然，動亂的社會給它們的擴散創造了條件，但為何粉碎四人幫後它還繼續存在呢？不錯，外界的影響、歷史的殘留是重要的因素，可那些積極的上進的力量又在那裏呢？換句話說，負領導職責的共產黨的戰鬥力為何下降了呢？難道這還不值得人們深思並進壹步探究嗎！

第三，「關系」。「我們必須全神貫註去觀察和研究的就是這個『關系』」，「在哥兒義氣、感恩戴德、親友情誼等等溫情的紗幕下，掩蓋著赤裸裸的利益關系。」「人和人之間錯綜復雜重重叠叠的關系，已經織成壹張又厚又密的網。」 「什麽馬列主義原則、什麽黨的方針政策，壹碰到這張網就象觸電，不靈了。」可見，「關系」的厲害。但當撕破這個隱語的外表，觸及它的實質就不會覺得奇怪。所謂「關系」，只不過是階層的稚形罷了。不是嗎？改造和被改造的、整人和被整人的、新貴和「老牛」不都是各有各的關系嗎？這種「關系」不是已經超出行業、職務、教養、信仰等等的界限了嗎？它不是已將各色人等在壹種新的境遇中都聯系起來了嗎？也許這壹派和那壹派是無法共患難的，也不存在互相庇護的關系，然它們的成員之間不也是由類似階級的關系而決定親疏的嗎？因此說，「關系」的存在也如階級的必然；「關系」的廣泛尤如階級的普遍；「關系」的事業尤如階級的利益。對此，不難明白，為何「關系」能使社會主義製度走樣；能使無產階級專政扭曲；能使「是非混淆、賞罰顛倒」；能使「真理屈從於謬誤，善良受製於邪惡」；這是因為「關系」本身都有著其固有的意識和行為。自然有人也會有疑問，所謂階級是指在生產體系中地位不同，對生產資料的關系不同，支配產品的方式和數量不同的，這樣的壹些集團。而這裏所論及的「關系」和這些又有什麽聯系呢？確實，在現實中，無論什麽「關系」都不象資本家壹樣直接占有生產資料，但他們都是通過在經濟結構中的管理地位，間接地占有國家所有的生產資料，從而以壹種互換有無的方式，來獲得更多的產品分配權。這狀況與階級的含意不是有著相通之處嗎？固然，他們尚沒有形成對立關系的社會性的集團，所以僅僅稱之謂階層的稚形。欣慰的是，在現在的社會條件下，這些政治關系已正在瀕於沒落、消亡的地步，他們已不可能進壹步形成階層以至階級了。可在十年動亂及其後的壹段時間內，這種「關系」曾發展、膨脹、泛濫到何等猖獗、可怕的地步。升官、貪汙、盜竊無不需要牽涉到「關系」，甚至營業員和生產工人也能在特定的境況下利用自己管理商品、材料、工具的權限，而加入「關系」的隊伍。可笑的是，許多正常人在做好事時也得利用「關系」，以至於連新聞也是由小道轉來的要可靠些。由此可以理解，正是這些「關系」在提供王守信犯罪活動的場所；在形成王守信貪汙活動的保護層；在不斷產生著王守信之類的人物。

概言之，這三個歷史和社會的條件正是王守信之流產生發展的環境，同時也是他們努力製造、竭力維持的環境，他們和環境就如遊魚和水壹般，和諧而協調地交融在壹起，共同敗壞著國家的前途、損害著人民的利益。

此外在《人妖》中，作者還將王守信犯罪活動如何發展的全過程揭示出來，為此進行解剖研究也許能得出饒有趣味的科學結論。

首先可以看到，他們的經濟犯罪活動是從奪權開始的，他們自竊取職務之日起就正式地行使職權，占據了國有資產的管理權，可是在管理的過程中，卻在不斷地進行「交換」，「這邊投以報桃是依靠手中之權給以物質實惠或是取得其物質實惠的條件，那邊報之以李又是以直接或間接的物質實惠給予償還」。「這實際上是通過權力功能的交換而實現的物的交換」。確實，這種「交換」比起資本主義交換有廣泛的好處，他們不僅可以實現權與權、權與物的交換，甚至可以實現權與人情的交換，以至某些人的身份本身就可以成為交換的資本。對此，《陳奐生轉業》就說得非常清楚，為了獲得某些人所需要的物資，可以把感情也加以利用，以至使樸素純真的階級感情也商品化、庸俗化了。在《人妖》裏則更加具體地分析道：「同是屬於無產階級的人民幣，經過壹番轉移就創造出壹種新的關系來，第壹、債權人從國家變成私人，第二、欠債人欠下的是人情加債務，償還這種債務的最好方式是債權人利用他手中的權力給王守信方便。」不難理解，這第壹點就是占有、侵占國有財產，變相地據為私有，第二點就是「交換」，不過它不是當場兌現的賄賂，而是以壹種賒欠的形式尋求報答。結果「事情非常明顯，每壹次這種交換都不能不突破政策界限，都不能不或者直接給社會主義公有財產造成損害，或者使黨紀國法失靈，……」。從此，他們就利用這種通過管理、交換、轉移而得到的增大了的權柄和權限，擴張了自己的權勢，擴散了剝削壓迫的意識，擴大了權勢者的「關系」，侵蝕了國家的財富，浸潤了社會的機體，損害了人民的利益。

可見，王守信之流的權力流動過程是從職權起始，經過管理，最後得到權勢的。這與前面論述的權勢運行公式是吻合的。事實上，由於他們是為了權勢而奪權以達到享樂 滿足的欲望的，所以這就決定他們決不會把職務作為管理過程的必要手段和權利，而是作為獲取更大、更多的權勢的出發點；作為謀求私利的階梯；作為管製人民的工具。因此可以說，社會主義社會變質問題的癥結並不在職務或職權本身，那麽是在那兒呢？

顯而易見，運用職權的管理過程是產生問題的環節，而它又是由意識根源和存在條件所決定的，即：有野心的權勢目的提供了動機，有弊端的管理製度提供了可能。前者是歷史的、社會的產物，是現階段無法消除的，後者是人為的機構的組合，則是完全可以進行改革的。如此，要改革就應先找出弊端，而弊端又在哪裏呢？任何壹個結果都可以從縱和橫兩個方面找到原因，縱向的即現在乃在沿用的歷史上遺留下來的管理形式和方式，橫面的即現在的生產資料已是以國有製為代表的公有製，故而事情也就由此而萌發。舊有的管理製度和現在的公有製產生了矛盾，結果它使得國有製不再能真正地代表公有製了，從此國有製就成為管理私占化的基礎，成為滋生權勢主義的土壤，社會主義社會也就會在生產資料國有化的基礎上發生權勢使管理逐漸私占化的自然過程：

第壹、由於國有化，管理日益集中在國家任免的官員手中，而公有製本身卻要求許多人共同監督管理。

第二、在生產資料國有化的管理製度下，管理工作有了明確的分工，它們各司其職、互不幹涉，缺乏協調和合作，以至有些工作相互重叠，官僚化隨之產生。

第三、分散的、獨立的、個體管理狀態消失了，代之以國家計劃管理下的本位管理狀態。在這種狀態下，管理只須對計劃負責，用不著關心社會的供求。

第四、擁有管理權限的幹部排斥了勞動者對工作的自由選擇，增強了各種人身依附的形式，防止了勞動力的任意流動，從而保證了管理的相對穩定性，並使之成為計劃管理的基礎。

第五、隨著國有製管理的發展，管理幹部的專職製和世襲製由此而產生了。

概而言之，社會主義變質成權勢主義，權勢意識是動力，生產資料國有製造就了基礎，目前的管理方式提供了條件。當然，這裏所指的方式包括前面所說的缺乏監督的黨和國家雙重管理的形式。事實上，社會主義國家的性質是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專政的形式則是社會主義國家，而無產階級執政則不過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壹個主要內容。共產黨盡管是先進階級的執政黨，然它也不過是社會上眾多政黨中占特殊地位的特別重要的政黨而已，可社會主義國家卻是無產階級組織賴以公開生存並活動的條件之壹，是無產階級得以實現其遠大目標的切實保證。可見，國家應該是高於政府、政黨之上的壹種政體機構，但作為社會主義國家，它又是共產黨掌舵的壹種政體機構。所以說，黨不可淩駕於國家之上，也不可替代政府的機能，當然也不應放棄自己的領導職責。

事情就是這樣，以往那些常識性的東西，在今天經過全面具體的分析，有的成了當時的偏見，有的獲得了理性的科學的認識。霸權主義、社會帝國主義、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法西斯主義，也是僅從表面現象得來的定義，它們的實質都是權勢主義。只不過它們壹個是由壟斷資本而導致，壹個是由國有製而產生，但究其本質都是將管理方式奠定在私占製或獨占製的基礎之上的壹種社會製度。所以說，權勢主義即是指的這樣壹種社會製度，以及與這種製度相應的思想意識。

當然，社會的發展是不以人的意誌，也不會以權勢的意圖為轉移的，隨著權勢主義的發展，將使得權勢的獨占成了和這種獨占在壹起並使這種獨占得以成長起來的專製管理下的生產方式的桎梏，將使得管理的私占化和生產資料的壟斷化、國有化達到不能與其社會製度相容的地步，將使得權勢化的管理和社會化的生產達到不能與其權勢的外殼並存的地步。這時權勢主義的軀殼就要破裂，管理地位私占製的喪鐘就要敲響了。歷史上權勢社會的發展趨勢都是如此，林江集團的下場也是如此。

回憶偉大的十月革命，距今已經六十六個年頭了，在這過去的漫長歲月裏，社會主義社會歷經曲折，前赴後繼終於進入了壹個嶄新的階段，它已經沒有共產國際作統壹指導，它也不再以某地的革命中心為發源地，現在它將實際作為基點，以探索的態度去開創人類的未來、去肩負起時代和歷史所給予的重托。不要擔心，它已不再是稚嫩、幼弱的孩子，它將要成熟，它就要沖破烏雲，相信吧，光明就在前面！

粉碎四人幫以來，人民解放了，思想活躍了，言論自由了，可在這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當中依然存在著左和右的兩種傾向。鑒於文化大革命的失敗了的實踐，有些人對社會主義出現了懷疑，對共產主義的最終實現產生了動搖，還有少部分人囿於封建歷史的現象，擔心中國經過這場浩劫和動亂之後會壹蹶不振、衰弱下去，他們沒有看到馬列主義強大的生命力，他們沒有認識到社會歷史前進的巨大動力，沒有了解到人類潛在著的追求進步、幸福的能量，這種思想上的偏見使他們形成了右的傾向。

另外還有壹些人，他們不是用馬列的方法、原理去分析問題，了解矛盾，而是用不可改變、不可動搖之類的說教去阻止社會的變革，用權威的地位、絕對正確的身份去「批評」對現實的反映，用駭人聽聞的頭銜、置人死地的定性來嚇唬群眾的議論。此外尚有部分人，他們認為社會總是在或左或右地搖擺著前進的，故而聽之任之、順風轉舵，他們把左和右的行為作為社會發展的規律，而不是看作尋找真理的探索。事實上，保守的思想、安於現狀的思想是壹種陳舊落後的東西，它對社會主義事業、馬列主義的發展都是極其有害的，繼續保持這種意識，遲早會受到現實的歷史的懲罰的。那麽，在左和右的傾向中間可以得到些什麽正確的東西呢？馬列主義指出，對於社會上出現的新的矛盾現象，要從社會現實產生的變化中去尋找原因。

壹、社會結構

人人明白，社會主義社會和其他社會的不同在於：壹、生產資料的公有製，二、人民掌握了國家政權。由此而見，社會應是完美無缺的了，可為什麽又出現了蘇聯的社會帝國主義和中國的陰謀野心集團呢？現在人們將其歸咎於為資本主義復辟和資本主義影響，然而馬列主義指出，資本主義是生產資料的私有製所造成的，資產階級是資本占有者的總體，那麽在實現了生產資料國有化的社會主義社會何以出現資產階級的呢？學者們分析，這是由於舊社會殘留下的以及外部世界傳來的，資產階級思想影響所致。如此說來，在消滅了階級存在的基礎之後，其思想意識難道還能長期決定原來階級的存在嗎？顯然這是違背馬列主義原理的，是不符合對事實本質的反映的。可理論家還講到，這是因為社會上的個體生產和小農經濟的產物，如此看來，資產階級不壹定是由資本直接產生的了。那問題又挺簡單，只要取消工資製，實行供給製，絕對禁止個體生產，無限擴大集體生產就行了。現實是這種左的做法已經被證明是無效的，可見，事物的發展變化不是簡單的重現，而是在新的層次上的重復。正像在奴隸社會是通過對奴隸的占有，而在封建社會則是通過對土地的占有，在資本社會就是通過對資本的占有來體現階級的剝削和壓迫壹樣，蘇聯的社會應是通過對權勢的私人占有來體現階級的剝削和壓迫的權勢社會。

現在，人們常將蘇聯稱作社會帝國主義和國家資本主義。確實，蘇聯在國外是打著社會主義漂亮旗號，執行著帝國主義的強盜行徑，在國內是抓住國有化的生產資料，推行著資本主義的路線。然而，它是通過什麽來達到這壹切偽裝和實施的呢？權勢，可見在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社會裏，資本家是通過資本來控製權勢，再通過權勢來壓迫工人，保障他們的私有製。這裏，權勢僅起間接的影響，而在權勢社會，權勢者是通過權勢來掌握生產資料，再通過國有化的生產資料來剝削工人，鞏固他們的權勢地位。這裏，權勢已起直接的作用。看看昔日對蘇聯是國家資本主義的論證中，每壹件事例都說明了資本主義復辟的行徑都和權勢密切相關。不可想象，沒有執政者的準許，大規模的普遍的投機倒把、貪汙盜竊怎能發生；同樣，沒有統治者的變質，資本主義復辟怎麽可能。因此說，在權勢社會裏，金錢也不再是決定性的東西，它已經讓位給權勢的力量，而自己僅是作為權勢的補充，起壹種輔助的作用罷了。

同樣，在社會主義社會由於個體生產和小農經濟的基礎，由於舊有的外來的思想影響，將會產生剝削、壓迫的思想傾向。這種思想傾向在生產資料國有化的社會裏，將會滋生出壹種權勢主義的思想意識。這，就是在中國革命的實踐中，會出現林彪、四人幫的陰謀野心集團的社會思想原因。

因此可以說，革命勝利以後，雖然無產階級已掌握了極大的權力，控製了幾乎占社會全部的生產資料，可事物的發展規律總是在戲劇性地捉弄人們，依靠權勢和物質並不能壓製甚或抵抗剝削、壓迫的思想意識，反卻變成其賴以發展的場所。可見，權力和物資在抗擊壓迫和剝削的思想意識中，只能起重要的作用，而不是決定性的作用。要抵禦、消滅這種人類邪惡的思念，只有用共產主義的意識去占領社會的思想領域，只有用馬列主義的不斷發展去開辟社會的思想戰線才有可能成功。

可是在人民、工人階級當政的國家裏，野心家的陰謀又是怎麽能夠得逞的呢？即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有可能變質的原因是什麽呢？為什麽在社會主義社會，權勢私占製的思想竟會發展到與社會主義思想相抗衡的地步呢？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社會主義之所以壹定會取代資本主義，在於無產階級的先進性，無產階級之所以壹定能戰勝資產階級，則在於無產階級的戰鬥性。那麽無產階級的戰鬥性又是從何而來的呢？因為他是處於社會的底層，處於被壓迫受剝削的地位。如此而言，當工人階級掌握政權以後，隨著其領導集團的無產身份的改變，由於仍采用原封不動的形式，其革命的堅決和徹底性，相對而言則必然也要逐漸減弱。可見，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確實是個偉大的轉折點，它使社會進入了壹個新的更高的層次，它使無產階級及廣大人民取得了自己的權利。可是，由於采取長期的單數形式，使得無產階級領導集團的優秀人物在這種環境中削弱或喪失了它的戰鬥力，以至對付剝削、壓迫的思想意識缺乏有力的堅決性，有的甚至因此而變質，變成了權勢的俘虜，這就是黨內不正之風得以漫延的原因之壹，也是林彪集團得以產生的社會原因之壹。

光榮的昨天不等於勝利的明天，偉大的蘇維埃政權不等於蘇聯社會帝國主義，平型關戰役中的林彪不同於三叉戟飛機中的林彪。現實在挑戰，歷史給工人階級提出了新的要求。社會主義社會的建立，使工人階級丟掉了被壓迫、被剝削的地位。僅管這個巨大的質變使矛盾的新的壹方具有承續性，可長期的單數又使社會中出現保守的因素，以至國家管理人員中會出現權勢主義的思想。

俗話說，芝麻不壓出不了油，只有逼才能出自覺性、出積極性。當然，在無產階級掌握政權以後並不是壹點壓力也沒有，有在建設中的問題、生產上的矛盾所帶來的壓力。然而這是那種自然對社會的壓力，它與社會內部的先進思想和落後思想在國家管理上的鬥爭是兩碼事，因此它只構成對社會生產的壓力而不可能給予社會關系中管理人員的壓力。另外，還有群眾批評、要求所帶來的壓力。然事實證明，在權勢社會形成之前，由於人民對管理人員的信任、由於管理人員的終生製，由於地位懸殊的批評、要求的分散性，由於互相牽連的管理上的組織性，這種下對上的壓力是微乎其微的。所以說，由於管理人員很少受到迫在眉睫的切身的壓力，故產生了因循守舊，又導致了對不良思想的抵抗能力的削弱。這種情況又促使了其本人及社會上產生了權勢私占的思想意識。當然，這種狀況又將促使工人階級重新產生戰鬥力。

對此有人問，為什麽要有壓力才會振作呢？為什麽作為壹個階級就不能產生自覺的革命行動呢？很明顯，芝麻所以要有壓力才會出油，是由於它本身的油和其他物質的內在結合力。同樣，人所以要有壓力，由於他本身受著環境影響，存在著新舊思想意識。這種緊密結合著的統壹體，在更先進思想的作用下，將會激發出新思想的活躍，從而保持對舊意識的戰鬥力。如若沒有這種壓力，那麽現實存在的、歷史遺留的落後思想的客觀實在的作用，將會誘發出對新意識的壓抑力。列寧指出，工人必須「戰勝自身的保守、渙散和小資產階級的利已主義」，「戰勝萬惡的資本主義遺留給工農的習慣」，「只有那時，退回到資本主義才不可能」。（列寧《偉大的創舉》，《列寧全集》29卷第373頁）可見，工人階級也是人，即使其中的優秀分子也不是神，他們有著進步的思想，可也會帶有舊社會的烙印。因此，在存在著對抗階級的社會裏，有壓迫就會有反壓迫，而在存在著對抗階級意識的社會裏，有剝削思想的反撲就會有革命思想的進攻，但若有新思想的壓力，就會出現對新思想的質疑、爭論，從而出現補充完善原來就現實的更新思想。這種主動向前的間接效果，就是壓抑了舊思想的擡頭。由此歸納，盡管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的階級意識可以萌發新的對抗階級的產生，然而當人為地製造壹種橫面的馬列主義壓力以後，可以使社會主義事業得到發展，使工人階級增強力量以獲得了持久的戰鬥力。可見，無產階級要徹底擺脫壓迫——壹種豎方的上對下的殘酷的壓力，就必須尋找壹種壓力——是種平行的等位的互助的作用。真是，辯證法也實在會玩弄人類，壹方面，人人都有獲得解放擺脫壓製的要求和希望，而另壹方面，每個人又都有不得不承受壓力增強功能的現實和活力。

另外，對此可能有人會認為，既然工人階級有先進性（這點即使在對抗階級消失的時候也並沒有失去），那麽他就必然會有戰鬥力。也就是說，戰鬥性不是由社會壓力所造成的，而是由先進性所帶來的。對此細想壹下就知，這種看法是錯誤的，是違背唯物主義的物質決定思想的常識。猴子的腦袋只能表明它比較聰明 ，只有人的大腦才能進行高級的思維活動。同樣，階級的存在方式決定了其性質，社會生產決定了無產階級的先進性，社會地位決定了無產階級的戰鬥性。如果說它們之間有什麽關系的話，那僅僅是壹種橫面的聯系，而不是縱向的承續。如果說先進性能影響戰鬥力的話，那也僅僅是指壹種間接的補充作用，而不是那種直接的決定的因果。

當然，話說回來，缺乏壓力並不是產生權勢占有意識的唯壹原因，國有製也並不是產生權勢占有思想的根本原因。在社會主義國家裏，管理職業的形成已是其主要原因之壹。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中就曾壹再指出，「在公社的組織裏，管理不再成為特權，不再成為壹個專業階層的秘密專製品。」由此可推知，在社會主義國家，管理工作也僅僅是壹種職務、崗位，而決不是壹種終生的職業，它和無產階級專政的不是等同的東西。可現在，人們卻將它看作壹項專門的職業，是社會上的壹種分工。這裏只要回過頭來看看，馬克思、恩格斯對手工製造業分工的論述，就可以想見到這種社會分工所帶來的利弊。「手工製造業分工的壹個產物，是物質生產過程的精神能力，當作別人的所有物，當作支配勞動者的權力，和勞動者相對立。」（《資本論「第壹卷，P435》「終身的職業使他壹生束縛於壹定的精細動作和壹定的勞動工具之上。」「不僅是工人，而且直接或間接剝削工人的階級，也都因分工而被自己的活動的工具所奴役，精神上空虛的資本家為自己的資本及自己的利潤欲所奴役。律師為自己的化石似的法律觀念所奴役，這種觀念作為獨立的力量支配著他。壹般的『有教養的階級』為各種地方限製性和片面性所奴役，為自身肉體上和精神上的近視性所奴役，為自己的殘缺的專門教育和終身束縛於這壹專門技能的事實所奴役——雖然他們的專門技能只是在於坐 視現成，無所事事。」（恩格斯《反杜林論》第31頁）

可見，造成這樣的社會分工——終身的國家管理職業和先天性的被管理，也將造成這種狀況：管理人員具有國家管理工作的專長，同時這種專長又將轉成為終身的為政權服務的專長，即被權力所奴役，從而為權勢主義的滋生創造溫床。當然，這裏所見的為政權服務與做政權工作是兩碼事。雖然為人民政權工作與為人民服務是壹致的，可這種壹致性來源於管理人員為人民服務是直接的義務，做政權工作是由為人民服務推導而來的間接的任務。

照此，社會分工就是很壞的事了，不！列寧說，「我們不是空想主義者，我們決不『夢想』。立刻取消任何管理製度和任何從屬關系，這種由於不了解無產階級專政的任務而產生的無政府主義夢想，是與馬克思主義根本不相溶（融）的」（列寧，《國家與革命》，《列寧全集》第25卷第412頁）可見，在對抗階級的意識依然存在的情況下，「專門家的意見和指示是必不可少的。

由此可知，即使在現在，社會分工也是必須的，但那種把國家管理作為終身職業的現象應該廢除。對此，我們的黨已經了解到這壹點，從而果斷地做出了決定，采取了英明的措施。

然而，事情並未到此為止，列寧在《俄共（布）黨綱草案》（《列寧全集》29卷第87頁）中說，「這方面的工作同實現蘇維埃政權的主要歷史任務，即過渡到完全消滅國家的任務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這個工作應當是：第壹、使每壹個蘇維埃委員必須執行壹定的國家管理工作；第二、使這些工作不斷變換，包括與國家管理有聯系的整個事務和壹切部門；第三、采取壹系列逐步的經過慎重選擇而又堅決實行的措施，以吸引全體勞動人民自動參加國家的管理工作。」從此看出，終身製的廢除使國家管理職業有了「破」，那麽「立」呢？即如何采取慎重選擇的措施來推選新的管理人員呢？可見，在現在的社會主義社會需要壹種改革。也即在社會主義社會裏，該怎樣才能形成以利這樣的工人階級的優秀人物參加管理的穩當而合適的狀態呢？又該怎樣造成壹個比較大的對管理集團的壓力呢？即怎樣才能從根本上防止權勢思想的漫延和猖獗呢？這裏可以根據辯證法中形式對內容的影響作用的規律：復數的形式能使內容發展，單數的形式能使內容穩定的原則來考慮。因此，為使政局安定，國家管理集團只應有壹個，為造成互相作用的壓力，社會管理集團則需要二個。即實際管理由壹個集團執行，另壹個可能管理的團體則收集意見、征求需要。誠然，這二個集團都需是無產階級的先進分子所組成，不然就不成為社會結構為馬列主義的復數形式，而是對抗社會的內容雙數所決定的形式了。可見，利用這種復數的形式，無產階級的戰鬥力將在對立面矛盾抗爭中迸發出來，優秀人物將在人民內部矛盾的競賽中湧現出來，鞏固社會主義的事業將在兩個集團的矛盾競爭中取得發展。

也許在這裏運用單數復數的概念使人很不理解，因為單數復數是指事物內的對立、同壹的矛盾內容所對應的形式，而這裏解釋的卻都是非對抗性的矛盾，這能混用嗎？首先，澄清統壹和同壹的概念。壹般來說，統壹是指事物內部的矛盾在同時同地的壹種關系，壹個情況。它是指事物內部對立面各方的互相依存、互相聯接的同時性概念，是相對於互相對抗、互相排斥、互相差異、互相殊別的對立的矛盾（面）而言。而同壹是指事物內部的矛盾在發展變化中的壹種狀態、壹個層次。它是指事物內部運動結果的互相否定、互相滲透、互相合作、互相貫通的變化性的概念，是相對於互相鬥爭、互相轉化的發展的矛盾而言。所以可以說，統壹是對立面平行方面的靜態概念，同壹是矛盾豎直方向的動態概念。

其次，看看兩類矛盾的區別，主要在於對抗和非對抗的性質。可既然是矛盾，就是指對立的雙方，那麽這非對抗性的對立雙方該如何解釋呢？其實，對抗性矛盾是指矛盾雙方本質上是對抗的，所以這種矛盾的對立雙方（不是指矛盾本身）從始至終都壹直是對抗的，而非對抗性矛盾是指矛盾的雙方本質上不是對抗的，所以這種矛盾的對立雙方是有壹定的條件或受到壹定的作用（絕不同於矛盾本身存在的條件和作用）才得以存在的。由此可見，事物在其內部可能存在著某二個部分，他們本不應發生沖突，可有時又會發生沖突，這時這種沖突所產生的矛盾即叫做非對抗性矛盾。

這裏又出現了另壹個問題，即為什麽事物內部竟會存在著這種能產生非對抗矛盾的兩個部分呢？很簡單，由於事物總是由矛盾所組成，那麽當某壹事物內部不存在對抗性矛盾的時候，就必然會出現非對抗性的矛盾。反之，事物內部若沒有非對抗性矛盾，也肯定會要有對抗性矛盾，否則就不能解釋矛盾的普遍法則。當然，有無對抗性矛盾並不是存在或出現非對抗性矛盾的唯壹的絕對的條件，同樣，事物除有上下、大小之分外，還可有內外、表裏之別；除有前後左右之分外，還可有涵、延、集、屬之別。即是說。事物除可在廣度範圍內進行對等的劃分，還可在深度範疇內進行隸屬、承續、斷裂、階段的區別。由此可以理解事物內部的對抗性矛盾，其對立面在本質上是對抗的，則必定是指占有各自深度的、在廣度範圍內進行劃分的兩個側面。反之，在深度範疇進行區別的兩者，因其間是內含、示表的關系，故它們本質上是壹致性的，則此兩者就應是非對抗性矛盾的兩個方面。至此也就清楚，所謂對抗性矛盾與非對抗性矛盾的轉化，是指矛盾的兩個對立面在事物內部的廣和深之間的變化。

另外還須註意，既然這兩種矛盾是完全不同性質的，那麽這二類事物所呈現出的形態也肯定是不相同的。對具有對抗因素的事物，其對立統壹是指相互對抗、相互關聯的製約關系，其矛盾同壹則是指相互鬥爭之後的相互否定、相互滲透的短暫狀態，這是由於矛盾雙方是根本對立的不可調和的緣故。那麽對不具有對抗因素的事物，其對立統壹應是指相互殊異、相互結合的整體關系，其矛盾同壹則是指相互轉化之後的相互合作、相互貫通的等同狀態，這也是因為矛盾雙方本質上不是對立的，是有共同之處的原故。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對抗性矛盾和非對抗性矛盾，實質上都是矛盾。不過由於其中壹個有對抗性性質，壹個沒有，因而它們又具備有自己特殊的、不同另壹者的情況和規律。這種對抗、非對抗的性質來源於事物的兩個對立面，對事物若用平行的觀點（眼光）去分析將會得到對抗性的兩個面，但如從豎直的角度去考察將會得到非對抗性的兩個面。

固然，這兩種矛盾可能發生轉化，即對抗性矛盾沒有向其同壹狀態發展，而是在特定的情況下轉化成非對抗性矛盾，或是非對抗矛盾在壹定的條件下逆轉為對抗性矛盾，而不是達到這種性質的矛盾的同壹。當然，各類不同的矛盾，其發生性質轉化的特定條件也不盡相同，研究這些條件將是馬列主義的壹個重要課題。當然，盡管這種轉化的條件並不壹致，然要防止出現這種轉化，除了阻止這些具體條件的完備外，根本的仍是要激勵事物在其原性質的矛盾上發展、同壹。也即是說，為防止矛盾性質的轉化，必須促進矛盾各個側面的轉化。同樣，要破壞已實現的轉化，除了創造產生逆轉的特定條件，還必須促使矛盾側面的各自性質的變化。可見，轉動的陀螺能保持自身的穩定，縱向發展的事物能保持其矛盾性質的牢穩，馬列主義的不斷發展、豐富，能避免社會在剝削、壓迫的歷史上進化，從而保持中國政治上的安定。

在社會主義社會，由於大量的矛盾都是人民內部矛盾，大都是屬於非對抗性的，因此在這裏試舉幾例，以解釋以上這些枯噪生澀的理論。

工人和農民。從他們的形成歷史、生活和生產來看，都是頂柱、基礎的關系，故兩者不是敵對的，然又是有差別的。他們都屬於人民的範疇，是個統壹體，可差異又會引起矛盾，這就是個體生產和社會生產，自足性和公共化等等。這種矛盾的解決依賴於工農之間的合作、團結，其結果是雙方的生產、生活趨向壹致。

民主和集中。兩者是從屬關系，故其本質不是敵對的，然既是壹個統壹體的兩個側面，就會有差異。這種差異在壹定條件下會產生矛盾，即擺脫約束的自由和集中的沖突，強製命令的紀律和民主的鬥爭。它們的同壹則是相互促進、相互補充的壹致性。黨和人民。壹個是領導團體，壹個是其得以產生的源泉。兩者是隸屬關系，它們本質上不是敵對的，然其間存在著矛盾。有人否認這壹點，那麽要問現在為什麽要強調黨和人民的團結呢？有人擴大這壹點，因此得出黨內存在壹個官僚階級的錯誤觀點。所以說，對此既不可抹煞也不應誇大，必須實事求是地給予正視，必須通過某種改革形成壹種局面，來造成壹種固有的發展趨勢，從而密切黨和人民之間的聯系。而不是光喊口號、僅提要求、表態許願、定律懲戒、……，用意識代替存在，以此來加強黨和人民的團結。當然，這裏並不是說，宣傳就不需要，而是說，宣傳必須在現實、可能的基礎上進行，不能超越這個範圍。可見，要防止再出現文革期間的錯誤，必須恢復黨和人民的血肉聯系，促使兩者的矛盾達到同壹。

當然，壹般來說，對抗性矛盾大都是主要的矛盾，非對抗性矛盾大都是次要性矛盾，可有時也不盡然，當事物內部不存在對抗性矛盾時，非對抗性矛盾將上升為事物的主要矛盾。當事物內部呈現兩個對抗性矛盾時，則必有壹個是主要的，是事物本身的。壹個是次要的，是事物屬下的某壹側面的。譬如，資本主義社會裏，資本家集團之間為了自身的利益不惜吞並另壹者的大魚吃小魚的矛盾，則是在資產階級範圍內的對抗性矛盾，然而這並不是社會本身的主要矛盾。

固然，由於對抗性矛盾和非對抗性矛盾的實質都是矛盾，都是由長久對立的、或略有差異的側面所組成，那麽每壹個側面也都會有在整個事物的內容和形式下面的各自不同的內容和形式。而且由於矛盾的法則適用於對抗性或非對抗性的任壹種矛盾，所以，由矛盾規律所推導出的單數、復數，橫面、縱向的規律也適用於這兩種性質的任壹矛盾。

同理，由於內容是決定性的，那麽在矛盾對立階段，當矛盾的各個側面在鬥爭或轉化時，引起矛盾各方的內容在程度上改變，也將會造成矛盾各方形式上的變化。也就是說，矛盾的層次不同，其復數的表現也不壹樣。

下面，將從黨的發展歷程來說明這個道理：

共產黨是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的無產階級先鋒隊的組織，也即是說，共產黨是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形式，無產階級的組織形式。

可以看到，任何壹國的共產黨的建立都是由於馬克思主義的傳播，社會現實的需要而形成的共產主義研究小組的最後組合，從此完成的。這時，雖然馬克思主義的正確性和無產階級的先進性賦予剛誕生的共產黨以強大的生命力，然而由於它的人數很少，而且很分散，所以它對社會主要是起啟蒙的作用，對革命主要是起宣傳的作用，對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主要起開導的作用。

隨著歷史的發展，社會的運動，革命的興旺，黨的組織逐步壯大了，同時也由於無產階級的興起，人民群眾的覺醒，社會上已出現了壹股有目的、有方向的反對剝削階級的思想潮流，這時黨使得這些思想發展到有組織、有策略的鬥爭上去，也就是說，起了引導的作用。它具體反映在，與資產階級結成同盟，積極參加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並且在這歷史關頭，教導人民認清資產階級的虛偽性，從而發展自己的組織，並保持自己的獨立性。

緊接著時代的前進，黨的組織已極大的強盛起來，反對資產階級、剝削階級的鬥爭已進展到武裝的革命戰爭中。這時，黨已有破壞舊社會的實際行動，有了對人民群眾的極大的號召力，有了對正義戰爭的控製效能，有了對革命運動的指導作用。它具體反映出，在革命戰爭中黨掌握調動了盡可能多的物資；在人民軍隊中黨占據了指揮命令的權力；在地方政權中黨處於首領的地位；在同盟軍中黨承擔領袖的職責；……總而言之，黨不但由於它是無產階級的組織形式，故從頭到尾都積極參加了人民解放的革命事業，而且還由於它是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形式，還自始至終都絕對領導了奪取勝利的革命行動。當然，革命的進程並不是平坦的，中間有曲折、反復和失敗，它是黨內不正確思想和左右傾路線所造成的，革命勝利的結果說明了這些不良思想和錯誤傾向並沒有占據黨的貫徹始終的主導地位。所以前面所說的黨的逐步發展是主流，其中的錯誤從整個黨史來看，則是支流。

由此綜合歸納，由於黨是先進的、有戰鬥力的工人階級的組織形式，所以它經歷了研究小組——誕生——壯大——執政地位的發展過程，同時由於黨是科學理論的思想形式，所以它還發揮了開導——引導——指導的作用效能。可見，黨的領導是指黨在思想上處在領先的狀況，在實踐中處於具體指導的地位，在行動上處在革命運動的前列。

由此可以說，由組織性質所決定，黨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會有不同的不斷發展的組織形式，同樣由思想實質所決定，黨在不同的歷史階段會有不同的不斷進步的領導形式，這就是由於事物發展的層次不同，故各個層次的形式也隨之不同的緣故。

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幫作了深刻的表演，他們利用人們對黨的信任和熱愛，以及對黨的領導實質的忽略，提出指揮壹切、調動壹切、命令壹切的口號，進行了控製壹切、掌握壹切、奪取壹切的行動。其實毛澤東曾英明地表示，在四個偉大的口號中，只願意接受壹個，即偉大的導師。現在對這種極左的思潮已明確是錯誤的了，可由於對領導實質的明確不夠，所以還常有反復。不是嗎？有些人將包括堅持黨的領導在內的四項原則作為武器，這裏，原則不再是堅持的限製詞，而成了鬥爭的大棒，起了帽子的效能。這樣，原則的堅持不再是衡量言論、行動的標準，而變成抽象的、壹成不變的、固定的、形而上學的東西，對這種左的思潮難道還不應該加以更正嗎？當然，對另壹部分人以錯誤觀點來否定四項原則或是超越四項原則也須加以糾正。

事實上，黨指揮槍而決不允許槍指揮黨，並不是黨的領導實質，而是由這種實質結合中國當時的社會條件，從而形成的黨的領導實質在那個歷史時期的具體體現。對此，毛澤東早期在《井崗山的鬥爭》中，關於戰爭時期的黨的權力是這樣論述：「黨在群眾中有極大的威權，政府的威權卻差得多。這是由於許多事情為圖省便，黨在那裏直接做了，把政權機關擱置壹邊。這種情況是很多的，政權機關裏的黨團組織有些地方沒有，有些地方有了也用得不完滿。以後，黨要執行領導政府的任務。黨的主張辦法，除宣傳外，執行的時候必須通過政府的組織。」

可見，黨的領導實質不是指它必須為爭奪權力地位而鬥爭，也不是指它應該放棄權威地位而去鬥爭，就好像無產階級的鬥爭既不是說為了自己占有生產資料，也不是說用不著去爭奪生產資料壹樣。而是說，對待權勢，共產黨人由於遠大的目標所決定，必須不被其所利用，不能為自己而占有它。同時，由於鬥爭的需要，必須利用它、掌握它。當然，以縱向的眼光看，這種領導權力將隨著各個時期的領導目的和作用的不同，也在發展變化。

另外，黨在革命鬥爭中模範帶頭的先鋒作用也是黨能夠起到領導作用、處於領導地位、執掌運動權力的壹個因素，這是由於無產階級的戰鬥性所決定的問題。雖然到社會主義時期，由於消除了壓力，使其作用相對革命戰爭時期有所減弱，可在社會諸集團中仍不失為最有戰鬥力的團體，這就是中國共產黨所以能戰勝林江反革命集團的原因之壹。

如此而來，在社會主義社會條件下，由黨的領導實質所決定的黨的領導作用、領導地位、領導權力是什麽呢？會不會有什麽形式上的變化呢？同樣，由黨的組織性質所決定，黨的組織在新的歷史時期又會有怎樣的發展？

在共產主義運動中，有壹種擴張主義的論點，認為當共產黨執政以後，應該向外擴展，朝外國輸送共產主義，以實現國際共產主義的大同世界。這種觀念已被實踐證明是反動的，可它為什麽錯呢？理論家說，社會主義應靠本國人民自己去爭取，外部的影響不起決定作用。確實共產主義是人民自己要走的必由之路，而不是、也不可能是，馬克思強行逼迫人民去走的。同樣，外國的社會主義也應是它自己的人民在社會實踐的摸索中必然會行的方向，任何外來的行為都是替代不了的。救世主是不存在的，任何打著共產主義旗幟去幹涉、侵略別國的人都會受到歷史的審判。當然，這並不否認給他國人民介紹馬列主義、宣傳共產主義的思想作用，因為這是事物在發展過程中的橫面作用。可見，那種擴張主義的觀點是把事物的橫面作用看作事物的縱向發展。常識告訴人們，事物的發展不能超脫它本身的範圍，事物的變化不能脫離它本身的基礎。化學反應離不開物質，元素衰變離不開能量，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離不開復雜多樣的世界。某共產黨的發展離不開它本國的社會環境。那種企圖從別國去尋找本國共產黨發展的理論決不是馬列主義的觀點，而是壹種赤裸裸的侵略邏輯。那麽，執政的共產黨發展的正確途徑是什麽？

事物的發展規律告訴人們：矛盾——同壹；在新的高度的矛盾——同壹，是世上萬事萬物的必然規律，由這種規律所決定，矛盾的形式也呈現：復數——單數——復數的狀況。

可以看到，舊社會是以剝削階級與被剝削階級的殊死搏鬥過程來呈現社會發展的規律。當新社會建立以後，隨著社會主義改造的勝利，剝削階級作為壹個階級的實體被消滅了，與之相依存的被剝削階級流的身份、地位也同時發生了變化。社會呈現出以工人階級為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壹體化的結構。這種同壹是不長久的，隨著時代的前進，社會主義社會又出現了新的矛盾，即生產資料國有化的條件下的人民內部矛盾。這時如若聽之任之，將會向消極的方面轉化，形成另壹種形式的壓迫導致剝削的對抗社會，即以工人階級為主體的人民大眾與以權勢主義為指導的權勢階級相對立的權勢社會。對此，當代的蘇聯和林彪四人幫的出現，就提供了證據。

如此說來，社會主義社會就必定會導致出權勢社會嗎？難道人類就永遠擺脫不了階級壓迫、階級剝削的對抗性社會嗎？不！持這種觀點是簡單、庸俗的進化論思想，它否認了人的能動因素。達爾文發現進化論並不是要人們無目的地進行自然競爭，而是讓人們了解壹個自然規律，並利用這個規律去創造許多符合人類需要的新品種。同樣，馬克思揭示事物的矛盾規律並不是讓人們聽任事物的發展，也不是讓人們無理想地服從社會演變，而是讓人民掌握事物的發展規律，並利用這個規律去改造世界，將人類推向共產主義社會。如此，應該怎樣才能準確而恰當地利用矛盾法則去指導實踐，為共產主義事業服務？

階級社會的發展既然呈現：兩個集團的矛盾 —— 兩者互相否定的同壹 —— 在新的階級社會中兩個集團的矛盾，……。那麽，對這種現象難道我們就不可以改動壹下，變成：剝削社會中兩個集團的對抗矛盾，通過革命戰爭和社會主義改造，達到馬列主義指導下的人民範疇內的兩個集團的矛盾。如若這樣，不就能使人類由剝削社會的歷史轉向社會主義社會的長久而穩定的發展中了嘛！可見，若把社會發展的結構形式變為：剝削社會的復數——人民大眾的單數——社會主義的復數，將能有效地防止另壹種對抗社會的出現。不難明白，所謂剝削社會的復數是指代表各自階級兩個集團，那麽社會主義社會的復數則應是指代表人民中兩種意識和思想的兩個馬列主義政黨。對此，許多人會說這是荒誕不經的結論，因為它反對了黨的統壹，取消了黨的領導。可是毛澤東說，民主是手段，那麽集中不也是為了實現共產主義、建設社會主義的手段麽。當在壹個新時期，那種曾對歷史做過貢獻的手段、工具不再起作用，反卻有所妨礙的時候，為什麽就不能改換壹下？當然，這種改動不應是渙散工人階級組織，破壞工人階級在馬列基礎上的團結，而應是有組織的整頓。這只不過是將工人階級內部的非對抗性矛盾爭執通過黨派的形式表現出來，通過對這種矛盾的揭露來維持、鞏固和發展工人階級的團結。

同樣，絕對的實際執行的權力，是黨的領導實質在戰爭時期、社會主義改造時期的表現，它是對階級敵人進行鎮壓的必然需要。那麽它在社會主義時期是否仍然需要呢？在社會主義時期，於生產關系範圍內，主要的問題是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是防止轉化為敵我矛盾的問題，解決這些問題依然需要工人階級的領導。因為工人階級是最有遠見的、是先進的生產力的代表，這種先進性是基於社會化的先進的工業生產的基礎上，因此，即使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這種先進性並沒有因生產資料所有製的改變而受影響。當然，無產階級也是有兩面性的，列寧指出，工人還有「在職業上和地區上的散漫性和分散性」「行會的狹隘性和局限性」(《俄共（布）黨綱草案》，《列寧全集》29卷 第9頁)。所以壹方面要阻止擴大、增長無產階級消極面的做法，另壹方面也要反對看不到無產階級是社會諸集團中、在改造世界、建設世界的重任中，是先進階級的錯誤。總之，由於這種先進的因素，工人階級有權利和義務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指導，而且由於馬列主義是最正確、最科學的革命理論，則它還有能力始終處在思想上的領先地位，即工人階級完全有能力進行社會主義的領導。

那麽，由這種領導實質所決定，黨在社會主義時期的領導形式是什麽呢？第壹、領導目的不再是奪取政權，而是四化建設。二、領導作用不再是指導武裝鬥爭，而是對建設中出現的問題進行指導、對防止和抵禦內部的外來的權勢思想資本思想等提出有效的建議。三、領導權力有製定正確國策的權限、有下達正確指示的力量。四、領導地位，兩個無產階級集團共同執政的地位。

這裏對最後壹點可能有人會疑惑，其實由其領導權力可知，共產黨必須執政。由領導作用可得，要保持正確有效的領導，共產黨的形式應是復數。可見，壹個共產黨調節整頓或分離重組為兩個，並不損害黨的領導，反卻堅持並改善了無產階級的領導。同樣可見，兩黨製也並不是資本主義所特有的東西，它也可以是社會主義的東西。就好像刀子能作兇器，也能當作生產的工具壹樣。至於資本主義兩黨製所以醜惡，那完全是由於資本主義的性質所決定，而兩黨製作為形式只起影響和維護的效能。

自然，還可能有人要問，為什麽黨的發展必須分裂為復數？為什麽社會矛盾的復數形式應用政黨的形式來表示呢？可以看到，所謂政黨壹直是作為社會中壹派政治力量的代表，是作為社會內壹些集團組合的機構團體。那麽作為整個社會的統治力量的標誌，決定社會性質的統治組織的機構是什麽呢？是國家。因為「國家是整個社會的正式代表，是社會集中為有形的集團。」（恩格斯《社會主義由空想發展為科學》）可以看到，革命鬥爭時期，共產黨內始終存在著有兩種意見分歧的互相共存的不同派別，甚至可能還有按行業劃分的宗朋團體。當然這些意見爭執是黨內矛盾的反映，當這種矛盾合理發展時將能導致黨的前進，可若矛盾不能穩妥解決時將會導致矛盾的轉化，引起對抗性的路線鬥爭。那麽當共產黨發展到社會的統治地位時，黨內矛盾各方的位置也將隨之上升。不難明白，由於內容決定形式，當無產階級奪取全國政權，馬列主義取得社會統治地位時，其整體的代表形式也將不再彌留在原先用來對抗的政黨組織的形式上，而是發展到政權的執掌形式、社會的集中形式上。具體地說，發生這種變化的結果應是馬列主義的統治形式，工人階級的專政形式——社會主義國家，代替了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鬥爭形式——原先的馬列主義政黨。而原來的黨內矛盾的各方面也應隨之發展為政黨的形式，即社會主義社會範圍內的復數政黨形式取代了革命戰爭時期政黨範疇內的意見爭執的形式。可見，在社會主義時期，復數共產黨形式對其代表的馬列主義和工人階級的領導實質並沒有影響，相反，它卻使領導的層次、高度有了發展。因此可以說，這種兩黨製並沒有反對或否定黨的領導，而是通過形式的變化來改善和加強工人階級的領導作用。當然，也許不發生這種變化，那時社會是將出現這麽兩種狀態。壹、執政黨和國家的壹體化形式，即由黨組織下達指示，通過政權機構去執行。這點在革命戰爭和社會主義初期並沒有壞處，可這種長期的單數帶來保守，即黨的戰鬥力被削弱，因而有可能產生權勢主義的思想。二、執政黨和國家處在平行的位置，即黨通過其成員控製社會，國家通過政權管理社會。結果將會發現，這種復數有變化性，是不穩定的。即不是黨失去其領導的作用，就是國家喪失其管理的效能。可見，當樹立國家作為工人階級掌握的人民大眾的社會主義形式的權威時，還必須把黨變成能通過互相爭執，向國家提供正確意見的形式。即決定管理權位的「人大」的單數中，添加上能發表意見或指示的黨的復數砝碼。結果能使社會在國家穩定的情況下安定地發展，能使人民的思想在生活穩定的基礎上健康地提高。

由此得出結論，馬列主義體系的思想形式和工人階級整體的代表形式，在發展的不同階段由其內容所決定會有不同的表現。即小組——政黨——國家——領導——專政的變化過程。

當然不可否認，事物的結果除了含有縱的內在因素外，還會有橫的外來原因。這裏就又回到社會上的問題，下面將進壹步深入探討這個問題。

中國現在正處在社會主義社會時期，這壹點是確定無疑的了。然則，社會主義社會是什麽性質的社會。是階級社會，還是無階級社會？

大家知道，隨著社會主義改造的勝利，剝削階級作為階級的實體已被消滅了，那麽被剝削階級的身份不也發生了變化嗎？可見，所謂的無產階級，在社會主義時期實質上是指工人階級。然而有的理論家說，社會主義社會依然是對抗階級社會，它存在著對反抗無產階級的資產階級殘余的鬥爭，這點在社會主義的初期是確實的，可若將其定義為整個社會主義社會的性質卻未免太武斷了。照此言來，舊社會與新社會並沒有本質的區別，都是壹批人壓迫另壹批人，最多不過是個多數與少數的問題罷了。我們知道，共產主義者的目的是消滅階級，而不是為了取代壓迫者的地位。可現在是從壹個階級對抗的社會換成另壹個階級對抗的社會，這不是很奇怪嗎？可見，這種說法是錯誤的。

人人皆知，無產階級要解放全人類必先解放自己，然在解放自己以後不可忘了，還得要解放其他階級，其中有別的被剝削階級，還有已往的剝削階級，這就是工人階級的偉大性。他們有最寬廣的胸懷，是全人類的救星。然而，要解放已往的敵人，靠壓迫就能解決問題了嗎？不！只有在縱的方面消除他們存在的基礎，在橫的方面以馬列主義的發展來抵禦經常不斷的影響，才能得到解決。同樣，對於可能出現的新生的對抗階級，必須在縱方消除依賴權力實現自私自利的野心，在橫面以馬列主義內新舊思想的爭執來抵禦剝削壓迫思想的萌芽。對於第壹點，可以廢除幹部職業，不把管理權力和幹部職位交給專門的壹批人永久掌握控製。對於第二點，可以用兩黨的爭議來解決。當然這裏並不是說，社會主義社會就沒有階級，在社會主義仍然存在著，在社會勞動組織中起了不同作用，在社會生產體系中處於不同地位的集團，然而它們不再是對抗性質的了。

是嗎？現實告訴人們，社會主義依然存在的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對此，難道可以取消階級鬥爭嗎？可以看出，這類分子的出現是由於在社會主義社會存在著剝削壓迫的思想而造成的，它們處於個別的零散的狀況，也即是說這些人物不能作為某壹個有共同利益的社會集團。可見，在社會主義社會裏不再存在對抗階級的實體，然卻保留著對抗階級的思想意識及其反映。具體而言，就是剝削壓迫的思想和反剝削反壓迫的意識，就是反革命分子的破壞活動和國家按照法律的打擊行為。因此可以說，社會主義社會存在著階級鬥爭是指這麽二個內容：壹、是思想範疇內的對抗階級意識的鬥爭。二、是橫向的外來的影響。由此帶來的個別分子的反抗及對其的鎮壓，這時它已不同於舊社會的階級鬥爭，已不再是指壹個社會集團與另壹個社會集團的殊死鬥爭了。這壹點是完全符合馬克思對共產主義運動發展的預言，證實了社會主義是由剝削社會邁向無對抗階級社會的中間階段。因此得出結論，社會主義既不是對抗階級的社會，也不是無對抗階級的社會，而是壹個過渡社會。

十年浩劫的歷史告訴人們，文化大革命是犯了把階級鬥爭絕對化、擴大化的錯誤，可即使現在壹提階級鬥爭，人們還誤認為是兩個對抗階級實體的妳死我活的搏鬥。事實證明，社會主義社會是不存在階級實體的鬥爭。如若有的話，指的是什麽？地、富、資本家？經過社會主義改造，消滅了他們的存在基礎，那又怎能幻想他們依然在具體地存在呢？如若否認這壹點，不就是否認中國人民幾十年的革命成果？不就是否認革命前輩數十年的流血鬥爭嗎？至於毛澤東晚期所說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也被證明是不存在的，如若有，中國就不是社會主義，那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又豈能安穩執掌政權呢？自然，社會主義社會可能會轉化成權勢社會，但防止可能出現的現象，卻用鬥爭真實存在（其實是幻化的、虛擬的存在）的手段，這難道不是絕對化、擴大化了嗎？

當然，社會主義還是存在著對抗階級的思想意識的鬥爭。對此有人會問，既然有階級意識怎會沒有階級存在呢？確實，存在和意識是個統壹體，然在這個統壹體中，存在是第壹性的、決定性的。因而有階級存在就必定有階級意識，然思想總是先以行動產生，意識總是先於存在出現。並且，思想也總是後於行動摒棄，意識也總是後以存在消逝。而且事實已證明，這種剝削、壓迫的階級意識在社會上殘留，正是產生權勢主義的內部原因，同時它也是作為壹個階級而不是壹群神仙，必須在壓力激發下才能煥發出戰鬥力的基本依據之壹。可見，社會主義社會就是消滅對抗階級實體，卻仍然保留對抗階級意識及其反映出的零星的散發的個別的對抗社會主義分子的過渡社會。馬列主義指出統治社會的政治組織是國家，而國家的效能有人說它是「維護壹個階級對另壹個階級統治的機器」（列寧）。當然，國家是起源於階級對抗，然而對社會主義國家，列寧、斯大林均有很多論述。他們指出，社會主義國家是新型的國家，它分二個階段。壹是社會主義經濟體系建立之前，它主要是鎮壓剝削階級的反抗和防禦外來的侵犯。二是經濟建設和文化教育時期，它主要起經濟組織和提高文明的職能。因此，即使在共產主義製度下，國家形式還是要保存的。

鑒於蘇聯的情況，毛澤東又提出，社會主義的第二階段仍然存在的出現社會性質轉化的可能。因此可以說，在此階段國家還應有防止把權力據為私有的基本任務。如此，既然已經明白了社會主義國家的職能，那麽又該如何提高它的效能呢？

現在的認識，所謂社會主義國家即指無產階級專政，也即人民民主專政，那種想把無產階級專政和人民民主專政割裂開來的想法是要不得的，那它們是否能劃等號呢？如此可能也太絕對了，其實，無產階級專政和人民民主專政是從兩個不同的角度來說明社會主義國家的本質，它們是社會主義社會上的民主和集中在國家政體上的反映，它們是社會主義國家這個統壹體的和諧而密切的兩個方面，它們是指工人階級對國家的領導和統治以及人民大眾參與國家管理和監督。列寧說，無產階級專政「那就是說，在推翻資本壓迫的鬥爭中，在實行這種推翻時，在保持和鞏固勝利的鬥爭中，在建設新的社會主義的社會製度這壹事業中，在爭取完全消滅階級的全部鬥爭中，只有壹個階級，即城市工人和壹般工廠工人——產業工人，可能領導全體被剝削的勞動群眾。」（列寧文選，兩卷集，二卷，第591頁）可是由於歷史的發展，結合特殊的社會條件，又產生了以工人階級為領導的，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它是對社會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擴充和發展，它進壹步鞏固了社會主義國家機構，更加完善了它的性能，改進並增強了國家的作用。誠然，體製中的這種基礎和提領之間是統壹的整體，然而如前所言，既然兩者是壹個事物的兩個方面，那麽就可能產生矛盾，盡管是非對抗性的。那麽，在什麽情況下，被什麽條件所作用，它們會產生什麽樣的矛盾呢？

在這裏特別要註意事物內部發生矛盾的條件，有的人看不到這些條件，因而得出錯誤的必然的結論，有的人無視這種條件的存在，因而持著保守的與現實脫節的認識。實際現實是，在社會主義國家體製中，造成矛盾的因素是管理上的復數，指導上的單數，不是嗎？在社會管理中，黨委可以包攬壹切，而行政人員也可指揮安排，然決定意見，提出主張的只能是黨的專門人才，由於復數可以帶來發展，但用在不當的形式上，卻帶來動亂，結果使得國家管理經常處在動蕩混亂的狀況，而單數則可以帶來穩定，但它放在意見主張上，只會造成沒有選擇余地的狀況，或者是壹片贊揚，絕對正確，或者是壹旦有謬，株連九族。結果，這種形式的穩定，使得其內容在正確的可靠性上打了很大的折扣，對此，下面試舉社會戒律標準問題來說明這個道理。

國家法律是公民必須遵循的準則，它由人大決定後就不輕易更改。而黨的政策則是黨用來治政的指示、意見，它是黨的機關根據理論按照實際製定出來的，它隨著情況的變動而經常修改，逐趨完善。可是在實際生活中，把政策當作意見的卻是根本沒有，實質上它已作為國家法律的補充和修刪，從而使社會管理的限製成了復數。在五七年之前，國家法律並無右派壹詞，可在黨發動的壹場運動中，右派分子成了國家的罪人、人民的敵人，受到管製、流放、刑事。在此，難道政策不是國家大法的補充嗎？在文化大革命中，憲法早成了壹文廢紙，而那些朝三暮四的講法、文件，竟成了人們行動的標準和指南，難道這些冠以領導頭銜的所謂政策不成了法律的修改和替換嗎？即使在現在，人們壹聽到「唯恐天下大亂分子」的出現，及對《苦戀》的批判，就感到心驚膽戰，為何？因為它意味著某種變幻不定的政策，不必通過人大就可能又要影響人們的日常生活了。確實不必多，只要在檔案中滴上那麽壹點就足以使妳永世不得翻身。當然，這種補充的意見和作用的對與不對，又當別論。可見，現在只有改革國家體製，造成管理的單數、指導的復數，才能確定法的地位，發揮策的作用，才能更好地改善社會主義國家的性能，改進黨的工作，可能從根本上杜絕慘痛的歷史不再重演。

自然，目前的體製所產生的非對抗性矛盾並不僅指這壹點，這裏再舉二例。管理層和被管理層。在社會主義社會人民成了主人，國家由人民中的先進階級內的優秀分子所管理。因為公民是社會的基礎，他們可以且願意有選擇和監督工人階級中的傑出人物管理自己的權利。而管理幹部是馬列主義武裝起來的先鋒隊中的壹員，他們必須並應該有為人民大眾管理國家的義務。所以，兩者是心心相通的，是從事共同事業的統壹體。然由於社會上仍舊存在著階級剝削和壓迫的思想意識，由於長期從事管理所帶來的保守和因循守舊，使得受委托承擔管理責任的管理者和願意接受管理任務的被管理者之間會產生無政府主義和幹部的矛盾、官僚主義和群眾的矛盾，這些矛盾的解決將呈現使共同事業得以前進的同壹。然而，要解決這些矛盾，依靠要求、自信或個別人的不懈奮鬥等主觀努力是不能根本上解決問題的，必須接受客觀規律，造成壹種狀態，使得人們的努力在這種狀態能得到最大的發揮，從而使這些矛盾能不斷地迅速地有力地得到發現和解決。而這種狀況就是工人階級內的兩個集團的非對抗性抗爭、爭議、競爭。可見，要提高社會主義國家的效能，要改善國家的管理工作，也需要采用社會主義兩黨製。

馬克思提出社會主義社會將生產資料實行公有製的觀點，以後列寧又發展了這壹觀念。他具體地實踐了「無產階級將取得國家政權，首先就把生產資料轉化為國有財產」（恩格斯）。可見，國有化是公有製具體形式，在社會主義這壹特定環境下，兩者是等同的、統壹的。然由於社會主義社會中仍然存在著在思想意識領域內的階級鬥爭，由於失去壓力的管理人員長期甚或終身占據著權勢地位，因而兩者可能產生矛盾。即生產資料的國有化變成為管理階層而不是全民所服務的了，此時若不采取積極的方法來解決這種非對抗矛盾，它將會發展轉化成對抗矛盾，即有些人把國有化的生產資料通過管理權勢的控製變相地據為私有，也即權勢社會內的生產資料的權勢占有製的內容取代了公有製的內容。

對這種事物矛盾性質的轉化，用堵、阻、強製的辦法是肯定不行的，因為馬克思的哲學思想告訴人們，用主觀的思想願望去改變客觀的事物發展，只能是螳臂當車，沒有成效的。如此就毫無辦法了嗎？不！否定人的主觀能動性也是錯誤的。問題是，人必須利用事物的發展規律，加以引導，造成壹種局勢，使事物的發展方向能順著共產主義的遠大目標發展。簡言之，就是主觀能動符合自然法則時，就能用到點子上，才可影響（即反作用）事務的進化方向。可見，人永遠是現實的奴隸，他不可能違背自然存在的事實。然而，人又永遠是自然的主人，他總是能夠適應自然、控製自然並改造自然。啊！人真是世上萬物中最高明、最偉大的生靈！

話說回來，防止或根本杜絕矛盾性質的轉化應用什麽辦法呢？可以看出，由於事物總是在矛盾中發展的，因此為阻止事物內的非對抗性矛盾轉化為對抗性矛盾，必須促進事物內原有的非對抗矛盾的發展、運動。同理，為防止社會上敵對矛盾的產生，必須促進人民內部矛盾的各個側面的不斷變化。當然，這並不是說不用解決人民內部矛盾，而是說要不斷地發現並解決經常產生的人民內部矛盾，不能指靠某個救世主的明智和仲裁，而應該製造社會主義範疇內的兩個集團，使他們在社會主義法律的控製之下，通過新和舊的鬥爭來保證生產資料的公有製，防止它通過國有製的形式轉化為權勢製的內容。

如此而言，要較好地解決國家體製中的缺陷問題必須采用兩黨製的形式。那麽它會不會帶來政局的不穩定呢？

這裏分析壹下十年動亂的根本因素就可以知道，這樣的改革不但不會使政局不穩，反而會使國家在政治上保持更加長期穩固的安定。

在審判四人幫時，江青在答辯中說，她當時的所作所為是為當時的形勢所要求，為此翻出54年的憲法來證明，審判她的反革命行徑是違反了國法。當然，反駁是無理的，狡辯是徒勞的。但此際要問，為什麽在文革中，從上至下的人都忽略了大法，拋棄了國家機構，反卻去相信什麽文革小組的絕對權威呢？因為人們相信黨，相信那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理論。也就是說，壹個錯誤的理論導致了文化大革命，造就了林彪、四人幫得以纂黨奪權的機會，引起了社會的混亂。如此，理論就沒有實施價值了嗎？不！極右的看法也是錯誤的，問題在於怎樣使國家的管理在正確的馬列理論的指導下進行，也即在實施之前怎樣才能找到比較正確的真理。馬克思說的好，「真理是由爭論確定的，歷史的事實是由矛盾的陳述中清理出來的，……」 可見，在國家體製中采用指導上的復數，管理上的單數，能使政局更加穩定。而過去那種管理上的復數，指導上的單數，只會使國家時時陷入動亂之中，使群眾經常處在惶恐之中。

事實的規律常常在懲罰人們的習慣看法，過去人們采取壹黨專政製，卻常常使社會出現反復，以至影響和延緩了社會的進步、國家的發展、馬列事業的前進。可以預料，在正確理論的指導下，人們將會扔掉世俗的觀點，擺脫習慣的束縛，在社會主義事業的大道上突飛猛進。

因此，要實現政治上的長久安定，必須實行結構上的調整、體製上的改革，組織上的整頓，思想上的提高。這種改革和整頓就是社會主義兩黨製。

雖然共產黨人堅信共產主義的必然勝利，但若不根據時代的變遷進行相應的改革，那只能是癡人說夢。正如列寧所說：「……馬克思主義者在分析時局時，不應當從可能出發，而應當從現實出發，……在今天這樣的現實面前，不顧事實只談『可能性』簡直是可笑的。」（列寧《論策略書》，《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P26——P27）這裏，將上面所述的進行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依據之壹。在社會上產生權勢主義，在管理上滋生權勢思想，在黨內出現權勢意識的基本因素（內因），和主要原因（外因）歸納成下圖：暫時無法上傳

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明確了檢驗真理的唯壹標準是實踐，然而實踐卻不是真理的唯壹來源。有些人認為共產主義根本不可能實現，因為共產主義並未被實踐所檢驗過，這種認識和推理的荒謬是無庸多言的。

確實，認識是實踐後的產物，是事實發生後人們的看法，而正確的認識就是真理。故認識和真理屬同壹個範疇，然真理又是認識論中的最高層次，它不僅區別於那些錯誤的經驗，而且還脫胎於那些浮淺的認識，它是對現實進行慎密、周全的概括，對實踐進行科學總結所得出的理論中的正確結論。固然，在理論和實踐的關系中，實踐是首要的、基本的東西，而理論則是來源於現實和實踐，並反過來高於現實影響實踐的東西。因此，沒有對現實和實踐的概括和總結只會有空洞的理論，可是假如沒有正確的理論也將只會有盲目的實踐。所以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壹標準，理論則是指導實踐的重要依據。由於新的歷史條件擴大了人們的實踐活動，使得舊的公式和新的材料發生了矛盾，可此時若不以新的實踐來重新審查某些舊的原理，從而發展理論，而僅僅絕對相信地停留在原有理論上，或是就事論事地觀察現有的事實上，是不可能對今後的革命和建設進行正確的指導的。

可以看到，在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中，雖則改變了時空的觀念，可它並沒有否定經典物理學，而是發展了原有的物理理論。同樣，這裏所敘說的改革理論雖則動搖了壹黨執政的原理公式、無產階級代表的常識，可它並沒有脫離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的東西，而不過是在新的歷史時期對發展馬列主義的探討而已。

列寧曾在黑格爾的壹段文字邊批註道，「常識 ＝ 當時的偏見」。可見，常識也總是相對的，它適合壹定的歷史條件。如果將在壹定條件下獲得的認識使用到他的適用範圍之外去，超出了它的應用界限，那將只會使認識凝固、理論僵化，並給實踐帶來謬誤。

沒有革命的理論是沒有革命的實踐，然則沒有正確的理論也不會有革命的勝利，經過撥亂反正的五年後，祖國的形勢呈現了欣欣向榮的大好局面，黨和國家的新的領導人也更能執行正確的政策帶領廣大群眾朝氣蓬勃地建設社會主義。可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訓告訴人們，相信壹個人或壹批人的聖潔和才能是不能改變整個社會面貌的。馬列主義同樣指出，指靠賢明的君主來恩賜幸福畢竟是難以持久實現的事，依賴個別人的願望和意誌也不能改變整個舊世界。當然，領袖的權威和作用並不是無效的，人的主觀努力並不是消極的。而是說，領袖的效能及人的奮鬥應以改變某種社會存在為目的，消滅舊的社會基礎、創立新的存在形式，才可能從根本上鏟除剝削壓迫的現象。除此，最多只會給人民做了許多好事，給歷史留下較長的盛世，而不能徹底解放人民，完全改變歷史。另外，對文化大革命的總結也提醒人們，沒有近憂必有遠慮，現在如果不在理論上進行激烈的爭辯，今後在實踐上將出現危險的變化。前車之鑒，後車之師，人們還不應有所警惕嗎？

共產主義的實現在於革命，共產主義的信念在於科學。並且，無產階級要解放全人類，首先要解放自己。因此，無產階級要研究世界，首先要解剖自己。共產黨人要分析社會，首先要正確地客觀地看待本身。為了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為了全人類的徹底解放，蕩去那世俗的迷霧，拋棄那感情的滯絆，相信科學，相信理智，馬列主義的信念才能堅定不移，才能被更多的人所崇仰、信服。

共產主義是千百萬的好幾代人為之奮鬥的事業，同時它又是不以個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社會歸宿，這是科學的結論，是歷史的必然。

論述，任何論述只有經過千百人的探討、剖析、爭議、評論才能成為理論。這本《光明在前——社會主義兩黨製專論》的文集當然也不例外，其中的論點、論據應該說是研討性的。例如對「單數、復數」概念是定名為「單體、雙元」更合適呢？還是其他什麽？……等等。當然，對本文集也可以絕對地斷然否定。只是，這同樣應該建立在有理有據的基礎上。至於，對「社會主義國家不能議論社會主義，因為它損害國家利益。」之類的混亂邏輯，自然不必予以理睬。

壹個人的見識畢竟是有限的，它使每個人都有著某種認識上的局限，以至對某些問題不能有相對明確的、清晰的答案，這使得本集所論述的理念具有極大的擴展性。譬如，對社會主義兩黨製的具體模式，它和西方的兩黨製或多黨製在根本性質以外有何不同？……之類。就個人對世界的了解而言，覺得兩者應該是有很多的區別。比方說，美國的政黨組織比較松散，西歐的多黨製使政權組織過於分散。那麽，共產黨分組成雙是否能使得它們保存或再生堅固的民眾基礎？是否會減少職業政客的產生而更多地出現優秀的民意代表？……等等。事實上，社會主義兩黨製並沒有先例，這使得它只有西方的兩黨製作參照體系。但正如本文集所述，西方的兩黨製肯定要比「社會主義」的類封建的獨黨專政要優越的多。

理論就是要用於現實，並反過來檢驗理論，再指導實踐。對文中導出的某些基本論點是可以推演，解釋許多現象的。舉個「崇拜」的例子。

中國的文革已然證明了，個人崇拜是造就這場錯誤的、災難性的運動原因之壹。那麽，為什麽個人崇拜會產生如此巨大的威力？是否崇拜本身就是導致險惡或孽源的壹宗罪過？在《論權勢主義提綱》中論述，對人、自然人、生活在社會中的人，所產生的原始管理的實現，依賴的就是權威。那麽，這權威的下面是什麽呢？是崇拜。可見，崇拜是社會的產兒。只要存在著社會，就會有崇拜。崇拜自身並不會直接導致盲從和無知。

如此，產生謬誤的崇拜又是什麽？同樣從《論權勢主義提綱》中對管理的職權與權勢的運行規律來分析，只有當崇拜停留在職務範疇內的「職務崇拜」才是科學的、合乎管理目標的，而當崇拜擴張到個人權勢的「個人崇拜」就可能引起動蕩和破壞。什麽是職務崇拜？它和個人崇拜有何區別？某位管理者擔任了某種職務，就會有和其職務相應的崇拜，這種崇拜是在和其職務有關的方面。譬如，布什擔當總統，他會有民眾對其總統的崇拜。克林頓不是總統了，那麽他就只能享受名人的崇拜。而個人崇拜則猶如「追星族」壹般。被崇拜者愛好釣魚，就崇拜其釣魚；被崇拜者喜歡遊泳，就崇拜其遊泳。崇拜的範圍成為和被崇拜者個人有關的方方面面，而不是僅限於其管理職務方面；崇拜的深度推及與被崇拜者歷史有關的角落旭旯，而不是僅限於其職務管理期間。可見，兩者最根本的差別就在於它們的目的不同，壹個在個人，壹個在職務。



自然而然，當某管理者終身擔任某職時，則其個人崇拜勢必會產生。可見，個人崇拜的直接原因並不是權勢，它不過只是權勢的工具之壹。造成個人崇拜的原因是終身製，是壹種對上層建築領域（比如政治）的「壟斷」。

好了，說了這麽多的題外話，更多的領悟在於各位讀者自己了。題外的最後壹句，是長籲壹口氣，謝謝妳們讀了這麽壹堆東西。

馬克思主義社會心理學對人類社會的心理分析

作者 埃裏希 弗羅姆 寫於 一九七三年

　　在過去的幾個世紀裏，人們壹直以自豪的態度和樂觀主義的精神看待西方文化，自豪的是，人類憑借理性，認識和征服了自然；樂觀的是，人類最美好的願望──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得到了實現。

　　人們的這種自豪是有道理的。依靠理性的力量，人建造了壹個物質世界，這個真實的物質世界甚至超過了夢幻、神話故事和烏托邦的世界。人運用了物質的力量，這種物質力量使人類能夠獲得維護尊嚴和生產性生存所必要的物質條件。盡管人的許多目的還沒有達到，但無可懷疑，人類正處在實現這些目標的進程中；生產的問題──生產在以往是個問題──原則上已得到了解決。現在，人能夠理解人類壹體性的思想，能夠領悟人之所以征服了自然，是因為人類不再處於早期的夢幻狀態中，而是身居現實的可能性中。人對自己和人類的未來感到自豪並充滿信心難道不正當嗎？

　　然而，現代人卻感到心神不安，並越來越困惑不解。他努力地工作、不停地奮鬥，但他朦朧地意識到，他所做的事情全是無用的。當他的處世能力增強時，他在個人生活和社會中卻是軟弱無用的。人創造了種種新的、更好的方法以征服自然，但他卻陷入在這些方法的網羅中，並最終失去了賦予這些方法以意義的人自己。人征服了自然，卻成了自己所創造的機器的奴隸。他具有關於物質的全部知識，但對於人的存在之最重要、最基本的問題──人是什麽、人應該怎樣生活、怎樣才能創造性地釋放和運用人所具有的巨大能量──卻茫無所知。

　　現代人的危機導致了曾促進過政治和經濟進步的啟蒙運動所懷有的希望和觀念的崩潰。進步的觀念本身被稱為孩提式的幻想，而「現實主義」──壹個用來表明人之缺乏信仰的新名詞──卻反而大行其道。在過去幾個世紀裏，人之尊嚴和人之力量的觀念曾賦予人類以取得巨大成就的能力和勇氣，如今，它卻面臨著這樣壹種挑戰：我們不得不回過頭來承認，人最終是軟弱無力、微不足道的。這種思想預示著我們的文化之真正根基的毀滅。

　　啟蒙運動的思想教導人們，人應該相信自己的理性，以引導自己建立正確的倫理規範；人應該信賴自己，他既不需要教會的啟示，也不需要權威的啟迪，以辨別善和惡。啟蒙運動的格言「勇於認識」，意味著「相信妳的知識」，這個思想成為現代人取得成就和業績的激勵力量。而對人的自主精神和人的理性與日劇增的懷疑，產生了道德上的混亂。人既失去了權威的領導，又失去了理性的指引，結果是接受了相對主義的立場。這種相對主義提出，價值判斷和倫理規範完全是體驗的問題或註意選擇的問題，在這個領域裏，不存在客觀的、正確的陳述。然而，由於沒有價值和規範，人就不能生存，因此，這種相對主義易使人追求非理性的價值體系。人回到了希臘文明、基督教時代、文藝復興和18世紀啟蒙運動早已超越了的舊位置上。今天，國家的需要、對具有魅力氣質的領導者、對強大的機器和物質成功的狂熱追求，成了人的倫理規範和價值判斷的源泉。

　　我們就到此為止了嗎？我們願意在宗教和相對主義之間進行選擇嗎？我們可以在倫理方面放棄理性嗎？我們能相信在自由與奴役、愛與恨、真理與謬誤、誠實與投機、生與死之間的選擇上，絕大多數都是主觀偏愛的結果嗎？

　　確實，存在著另外壹種選擇。正確的倫理規範是由理性、並且只能由理性所構成。人能夠依靠理性，正確地辨別和評價價值判斷，就像人能夠用理性評判所有其它事物壹樣。人道主義倫理思想的偉大傳統，已為以人的自主和理性為其根據的價值體系打下了基礎。這些體系是建立在這樣壹個前提之上的，即對人來說，為了識別何為善、何為惡，就必須懂得人性。因此，它們歸根到底也是心理學所探究的問題。

　　如果人道主義倫理學是以關於人性的知識為基礎的，那麽，現代心理學，尤其是心理學析學應該是人道主義倫理學發展的最強大推動力之壹。但是，心理分析學盡管使我們對人的了解有了極大的提高，卻不能使我們在了解人應該怎樣生活、應當如何行事方面有所長進。它的主要作用是「暴露」和用事實說明，價值判斷和倫理規範是非理性的──而且常常是無意識的──欲望和恐懼的合理化表達，因此，它們沒有自居客觀正確性的權利。這種暴露本身雖然具有非常的價值，但當它局限於批評而不能進壹步發展時，它就逐漸失卻了效果。

　　為把心理學建成壹門自然科學，心理分析學把心理學與哲學和倫理學問題相區分，這是壹個錯誤。它忽視了這樣壹個事實，即我們如果不從整體上觀察人（包括他尋求生存意義的答案之需要，以及發現他應該按此生活的倫理規範之需要），就不能理解人格。弗洛伊德的「心理的人」和古典經濟學的「經濟的人」壹樣，是不切實際的建構。不理解價值的本質和道德的沖突，就不可能理解人和人在情感及精神上的紊亂。心理學的進步並不在於把稱之為「自然」的領域和稱之為「精神」的領域相區分，並把註意力集中在後者，而是在於恢復人道主義倫理學的偉大傳統，這種傳統是從人的物質－精神之整體上把握人的，它相信人的目的就是造就人自己（to be himself），而且，達到這壹目的的條件就是：人壹定是為自己（for himself）的人。

　　我撰寫本書的目的在於重申人道主義倫理學的正確性，以說明我們對人性的認識並不會導致倫理相對主義，相反，它會使我們相信，倫理行為規範的源泉應當在人的本性中得以發現；道德規範是以人的內在品質為基礎的。違反人的本性，就會使人的精神和情感分裂。我試圖說明，成熟的性格結構（character structure）和完整的人格（personality）──生產性性格──乃是「善」的源泉和基礎，並在最後的分析中說明，「惡」與人的自我和自殘無關。人道主義倫理學的最高價值不是舍己，不是自私，而是自愛；不是否定個體，而是肯定真正的人自身。如果人要對人的價值持有信心的話，他必須了解他自己，他必須了解他的本性是否有向善和生產性的能力。

　　人道主義倫理學和權威主義倫理學

　　如果我們不像倫理相對主義那樣，放棄探求客觀的、正確的行為規範，那麽，我們能找到什麽樣的行為規範之標準呢？我們所能找到的標準要由我們所研究的規範屬於哪壹類倫理體系來決定。從本質上說，權威主義倫理學（authoritarian ethics）的標準與人道主義倫理學（humanistic ethics）的標準是根本不同的。

　　權威主義倫理學是由權威說明什麽對人是善的，並由權威規定行為的法則和規範；而人道主義倫理學是由人自己製定規範，並受製於這些規範，人自身既是這些規範的真正來源或管理者，又是這些規範的執行者。

　　由於使用於「權威主義」這壹名詞，因此，有必要澄清壹下權威這個概念。在這個概念的認識上，存在著很大的混亂。因為人們廣泛地認為，我們面臨著兩者必居其壹的局面：要麽接受獨裁的、非理性的權威，要麽完全不要權威。然而，這種抉擇是壹種謬誤。真正的問題是，我們必須具有什麽樣的權威。當我們說權威的時候，是指理性的權威還是非理性的權威？理性的權威產生了健全的能力之中。權威受到尊重的人，在完成授權於他的那些人所賦予的使命時，有能力行使職責。他既不需要威脅那些人，也不需要以自己的魅力來博取他們的贊賞。只要他在壹定程度上能有助於他人，而不是剝削他人，他的權威就是建立在理性的基礎上，並且就不需要非理性的畏懼了。理性的權威不僅允許、而且要求那些服從於這壹權威的人經常督促監視和批評。理性的權威總是暫時的，它是否被認可，要視它的行使情況而定。另壹方面，非理性的權威往往產生於對人的統治。這種權威既可以是物質的，也可以是精神的。對焦慮和軟弱無力的被統治者來說，它可以是現實的，也可以是相對的。壹方是權威，另壹方是懼怕，非理性的權威常常建立在這兩者的相互倚持〔恃〕上。這種權威不僅不需要批評，而且嚴禁批評。理性的權威是建立在權威的擁有者與受權威製約者雙方平等的基礎上的，兩者僅僅是在某個具體領域裏有知識和技術程度上的不同而已。非理性權威的真正本質是不平等，它含有價值上的不同。在使用「權威主義倫理學」這壹術語時，所涉及的是非理性的權威，它是作為所通行的極權主義和反民主主義製度的同義語使用的。讀者不久就會看到，人道主義倫理學與理性的權威是相融的。

　　區分權威主義倫理學與人道主義倫理學有兩點標準，壹個是形式上的，另壹個是內容上的。就形式而言，權威主義倫理學否定人有認識善惡的能力；價值規範的製定者總是壹個淩駕於人之上的權威。這種體系並不以理性和知識為基礎，而是以對權威的畏懼、被權威所統治者的軟弱及依賴感為基礎的；被統治者把壹切權力交給統治者，使後者擁有了神秘的力量；這種權威是不能也不必懷疑的。就內容而言，權威主義倫理學對何為善、惡之問題的回答，主要是根據權威的利益來定，而不是根據人的利益來定的；這是壹種剝削，盡管被統治者可以從中獲得壹定的精神或物質上的利益。

　　權威主義倫理學形式和內容的這二個方面，在兒童倫理判斷的產生和成年人缺乏考慮的價值判斷的形成中是顯而易見的。我們辨別善惡的能力是在幼年時期打下基礎的；最初是關於生理上的功能，然後是關於較復雜的行為問題。孩子在學會用理性辨別善惡之前，就具有區分好壞的感覺。他的價值判斷是作為他生活中重要人物的友好或不友好反應的結果而形成的。孩子完全依賴於成年人的照顧和愛護，因此，母親臉上出現的贊賞或不贊許的表情足以「教育」孩子區別好壞，這是不足為奇的。在學校裏、在社會上，同樣的因素也在起作用。「好」就是壹個人所做事受到贊譽；「壞」則是壹個人所做的事社會當局或絕大多數同胞都不贊許或要懲罰之。對倫理判斷來說，害怕不贊賞和需要贊譽似乎確實是最有力的、且幾乎是唯壹的動機。這種強烈的情緒壓製著孩子，以至孩子甚至成年人不敢發問：在壹個判斷中，「好」是對他而言還是對權力者而言。如果我們的價值判斷所涉及的是事物，那麽，在這方面的選擇是很明顯的。如果我說，這輛車比那輛更好，那麽顯而易見，這是因為稱之為「更好」的這輛車比那輛車更好用；好或壞是指那樣東西對我是有用的。如果壹條狗的主人認為這條狗是「好的」，那麽，他所指的是這條狗的某些特性對他是有用的。因為它實現了主人的某些需要，例如，壹只警犬、壹只獵犬、或壹只玩具狗。如果壹件東西對使用者有好處，這件東西就叫做好東西。對於人，也可以使用同樣的價值標準。如果壹個雇員對雇主有好處，這個雇主就認為他是好雇員。如果壹個學生聽話、不惹麻煩，並為老師增光，老師就稱他為好學生。同樣，壹個孩子溫順聽話，他就可以被稱為好孩子。「好」孩子可能感到恐懼和不安全，只是想順從父母的意誌而使他們高興，而「壞」孩子可能有自己的意誌和真正的興趣，但卻並不討好父母。

　　顯然，權威主義倫理學在形式和內容上是互不可分的。如果權威不想剝削被統治者的話，他就無需要依靠和壓抑情感來統治了；他應該鼓勵理性的判斷和批評──這樣，就冒暴露本身無能的危險了。但是，由於權威的利益是生死攸關的，因而他規定：服從是最大的善；不服從是最大的惡。在權威主義倫理學中，不可寬恕的罪行是反抗，因為反抗是對權威建立規範之權的懷疑，是對權威根據被統治者的最大利益建立規範之原則的懷疑。即使壹個人犯了罪，只要他接受懲罰並感到有罪，就會使他變善，因為這樣，他就是承認了權威的優越性。

　　在《舊約聖經》的創世紀中，有壹個權威主義倫理學的實例。亞當和夏娃的罪行並不是根據他們的行為本身加以解釋的；偷吃識別善惡知識之果本身並不是罪惡。事實上，猶太教和基督教都同意，區別善惡的能力是壹項基本德行。亞當和夏娃的罪行是不服從上帝，這是對上帝之權威的挑戰，因為上帝害怕人變為「我們之壹而懂得善惡」，就會「伸手摘下生命之樹而獲得永生」。

　　人道主義倫理學雖然和權威主義倫理學相反，但它也可以以形式和內容的標準區分之。形式上，它以這條原則為基礎，即只有人自己（而不是淩駕於人之上的權威）才能規定善惡的標準。內容上，它則基於這條原則，即對人有好處的謂之「善」，對人有害之處的謂之「惡」；倫理價值的唯壹標準是人的幸福。

　　人道主義倫理學和權威主義倫理學的區別可以從兩者對「德性」（virtue）壹詞的不同含義而得到說明。亞裏士多德使用「德性」壹詞，意指「美德」──就是人借以實現他潛在特征的能動性之美德。帕拉塞耳薩斯［註：Paracelsus，1493-1541：生於瑞士的德國醫生，主張神秘主義］的「德性」壹詞，是每個事物個性特征的同義語──德性就是事物的獨特性。每壹塊石頭或每壹朵花，都有它的德性，都有它具體的特性組合。同樣，人的德性也是特征的組合，這些特性就是人種的特征。如果他發揮出「德性」，（獨特性）他就是「善良的」。相反，「德性」在現代的意義上，是權威主義倫理學的壹個概念。「有道德」就意味著否定自我和服從，意味著壓抑個性而不是最大限度地實現個性。

　　人道主義倫理學是以人類為中心的；當然，這並不是說人是宇宙的中心，而是說人的價值判斷，就像人的其它所有判斷、甚至知覺壹樣，植根於人之存在的獨特性，而且它只有同人的存在相關才有意義。人就是「萬物的尺度」。人道主義的立場是，沒有任何事物比人的存在更高，沒有任何事情比人的存在更具尊嚴。反對這種立場的觀點認為，就倫理行為的真正本質來說，人的存在是與某些淩駕於人之上的東西相關聯的。因此，壹種只註重人和人的利益的體系，就不是真正道德的，它的目標僅僅是指向孤獨、利己主義的個人。

　　人們常提出這種論點，以否定人有能力（和權力）主張和判定人的生活之正當規範。這種論點是建立在謬誤的基礎上的，因為，對人有好處的就是善這壹原則，並不意味著人的本性就是利己主義或孤獨對人有益；也不意味著人能夠在與外界毫不相幹的情況下實現人的目的。事實上，正如許多人道主義倫理學倡導者所提出的那樣，人性的特征之壹就是，人只有和他的同胞休戚相關、團結壹致，才能求得滿足與幸福。然而，愛汝鄰人並不是壹種超越於人之上的現象，而是某些內在於人之中並且從人心中迸發出來的東西。愛既不是壹種飄落在人身上的較大力量，也不是壹種強加在人身上的責任；它是人自己的力量，憑借著這種力量，人使自己和世界聯系在壹起，並使世界真正成為他的世界。

　　主觀主義倫理學和客觀主義倫理學

　　如果我們接受人道主義倫理學的原則，那麽，我們如何回答那些對人有能力實現客觀正當之規範原則的否定呢？

　　確實，人道主義倫理學中有壹個派別接受這種主張，並同意價值判斷沒有客觀的正當性，除了個人的武斷、偏愛或憎惡外，價值判斷什麽也不是。在這種觀點看來，「自由勝於奴役」除了是感覺的不同外，當然什麽也沒有說明，它並不具有客觀的正當性。在這種意義上，價值被定義為「任何所期望的善」，而且，欲望是價值的檢驗標準，而非價值是欲望的試金石。這種極端主觀主義的真正本質與那種主張倫理規範應當普遍化、且適合於全體人的觀念是不相融合的。如果人道主義倫理學只是這樣壹種主觀主義，那麽，我們面臨著這樣壹種選擇：或是接受倫理權威主義，或是放棄普遍正確之規範的壹切主張。

　　倫理快樂主義最先對客觀性原則作出讓步，它認為：快樂對人有益，痛苦對人有害；它提供了壹種據以評價欲望的原則：只有滿足後能引起快樂的欲望才是有價值的；否則則是無價值的。然而，盡管H．斯賓塞認為，快樂是生物進化過程中的壹種客觀功能，但快樂並不能成為價值的標準。因為有些人喜歡服從而不喜歡自由，他們的快樂來源於憎恨而不是愛，來源於剝削而不是生產性的工作。這種客觀上極為有害的快樂現象是典型的神經病性格，而且，心理分析學已對它作了廣泛的研究。這個問題我們將在討論性格結構時加以論述，這壹章所涉及的是幸福。

　　在使價值標準更具有客觀性方面，重要的壹步是伊壁鳩魯所倡導的和緩的快樂主義原則，他試圖通過區分「高級」的快樂與「低級」的快樂來解決這壹難題。雖然，這壹努力使人們對快樂主義的內在困境有所認識，但這種解決辦法仍然是抽象武斷的。不過，快樂主義有壹大優點，即通過使人自身的快樂與幸福之體驗成為價值的唯壹標準，它關閉了所有這類企圖──由權力者決定「什麽對人最有益」，而不給人以機會去思考所謂對他最有益的感受──的大門。因此，那些真正熾熱地關心著人之幸福的進步思想家，提倡希臘、羅馬和現代歐洲及美國文化中的快樂主義就不足為怪了。

　　盡管快樂主義有它的優點，但它並不能為客觀正當的倫理判斷提供基礎。如果我們選擇人道主義，那麽是否必須放棄客觀性呢？或者，是否有可能建立行為規範和價值判斷的規範，而這些規範對所有人都具有客觀正當性，並且是由人自己而不是淩駕於人之上的權力者所決定的呢？我認為，這的確是可能的。現在，我們就來論證這種可能性。

　　首先，我們不該忽略，「客觀上的正當」並不等於「絕對」。例如，壹種可能性、近似性的說明、或任何假設都是正當的，但同時，如果事實或程序證明它的論證有限，並有待於將來加以修正的話，那麽，在這個意義上，它又是相對的。相對和絕對的整個概念都植根於神學思想中，而在神學思想中，神的領域作為「絕對」的領域是與不完美的人的領域相分離的。除了這種神學的內容外，絕對的概念毫無其它意義，而且在倫理學中，也如同在壹般的科學思想中壹樣，它是毫無地盤的。

　　但是，即使我們同意這種觀點，在倫理學中，客觀正當之陳述的可能性這壹主要異議仍然尚待解答。這種異議是，「事實」（facts）必須與「價值」（values）有明確的區分。自康德以來，這種觀點已為人們所普遍接受，即只有關於事實而不是關於價值的陳述，才是客觀正確的；科學的壹個尺度就是排除價值陳述。

　　在藝術方面，我們仍然習慣於製定客觀正當的規範，這些規範是從科學原則中推論出來的，而這些科學原則自身則是根據對事實的觀察或經廣泛的數學演繹程序而建立的。純科學或「理論」科學本身是發掘事實，發現原則。甚至在物理學和生物科學中，加入壹個規範因素，也並不破壞它們的客觀性。應用科學首先關心的是實踐規範，這種規範即是應當執行的事情，這裏，「應當」是由事實和原則的科學知識所決定的。藝術是需要專門知識和技能的活動。有的藝術只需要壹般的常識，但其它藝術，諸如工程技術或醫學則要求廣泛的理論知識。例如，如果我想鋪設壹條鐵路，我必須根據壹定的物理學原理方能完成。在壹切藝術中，壹套客觀正當的規範體系構成了以理論科學為基礎的實用理論（應用科學）。當然，在任何藝術中，可能有達到完美之效果的不同途徑，規範並不意味著武斷；違反這些規範，就會遭到不良後果的懲罰，甚至完全不能達到預期的目的。

　　不僅醫學、工程、繪畫是藝術，生活本身也是壹門藝術。［註：在這裏，藝術壹詞的用法與亞裏士多德的術語是不同的。亞裏士多德是在「創造」和「做」之間加以區分］事實上，這是人所實踐著的最主要、同時也是最困難、最復雜的藝術。它的對象不是這種或那種專門行為，而是生活的行為，是人具有參與可能的發展過程。在生活的藝術中，人既是藝術家，又是藝術品；既是雕塑家，又是大理石；既是醫生，又是病人。

　　人道主義倫理學主張，為了理解對人而言何為善，我們必須懂得人性。因為「善」是對人有益的同義語，而惡是對人有害的同義語。人道主義倫理學是以理論性的「人的科學」為基礎的「生活藝術」的應用科學。在生活的藝術中，就像在其它藝術中壹樣，人之優點的實現（美德）程序與他具有的人之科學的知識、以及對人的技能、實踐方面的知識成正比。但是，人只有在所選擇的某些行動以及所期待的某些目標的前提下，才能從理論中演繹出規範來。對於醫學科學來說，這個前提是期望能治愈疾病並延長生命；如果不是這樣，那麽，所有的醫學科學之法則都是離譜的。每壹門應用科學都建立在壹個公理上，即所期望達到的行動目的，而這個公理是行動選擇的結果。然而，倫理學的基本公理和其它藝術的基本公理是有區別的。在壹種假定的文化中，我們能想象，那裏的人們不喜歡繪畫或橋牌，但我們無法想象，那裏的人會放棄生活下去的願望。駕馭生命是生物體的內在本能，不管人願意怎樣思考這個問題，但他都不得不活下去。［註：自殺作為壹種病態現象，與這個原則並不矛盾。］生與死之間的選擇，比現實的選擇更明顯；人的現實選擇是在有益的生活與有害的生活之間的選擇。

　　解答為什麽我們的時代失落了作為壹門藝術的生活之概念這壹問題，是令人感興趣的。現代人似乎相信，閱讀和寫作是需要學習的藝術，成為壹名建築師、工程師、或有技術的工人是需要學習的，但生活則是很簡單的事，它並不需要特別的努力以學會怎樣生活。正因為每個人都在某種方式中「生活」，所以生活是這樣壹個問題，在這個問題裏，每個人都有資格成為壹名專家。但這並不是因為人成了生活藝術的主人就使他達到了沒有困難之感覺的程度。在生活過程中，普遍缺乏真正的快樂和幸福顯然排斥這樣壹種辯解。在現代社會中，盡管所有的重點都壓在幸福、個體、以及自身利益上，但它還是教導人們認識到，幸福（或者，我們用壹個神學術語：個人的拯救）不是生活的目的，而是盡他的責任去工作，去獲得成功。金錢、聲望和權力已經成了人的刺激劑和目的。人在他的行為有益於他自身利益的幻覺下行事，雖然他實際上服務於其它壹切事情而非他真實自我的利益。對他來說，每壹件事都是重要的，就是他的生命和生活藝術不重要。他可以為壹切，就是不為自己。

　　如果倫理學所構成的規範主體是在生活的藝術中實現美德的話，那麽，它必然是從通常的生活本質、尤其是從人類存在的本質得出它最普遍的原則的。用最壹般的話來說，所有生命的本質是維護和肯定它自身的存在。所有生物都有壹種維護它之存在的本能趨勢；正是從這壹事實中，心理學家假定了自我保護的本能。生物體的首要「責任」就是活著。

　　「活著」是壹個動態概念，而不是壹個靜態概念。存在和生物體特殊力量的展現是同壹回事。所有的生物體都具有壹種實現其特殊潛能的本能趨勢。因而，人生活的目的是根據人的本性法則展現他的力量。

　　然而，人並不「壹般地」存在著。人在與他的同胞共享人的特性之精髓的同時，他總是壹個個體、壹個唯壹的實體，他與其他人是不同的。他的性格、氣質、天資、性情正是他區別於其他人的地方。他能夠肯定他的人之潛能，只是因為他實現了他自己。活著的責任就是成為人自己的責任；就是發展人的潛能，使之成為獨立的人。

　　簡言之，對人道主義倫理學來說，善就是肯定生命，展現人的力量；美德就是人對自身的存在負責任。惡就是消弱人的力量；罪惡就是人對自己不負責任。

　　這些就是客觀的人道主義倫理學的首要原則。這裏，我們不能予以詳述，在第四章中，我們將闡述人道主義倫理學的原則。然而，在這裏，我們必須把壹門「人的科學」當作壹門應用性的倫理科學的理論基礎來處理。

　　人的科學

　　壹門人的科學之概念依賴於這樣壹個前提：它的對象即人是存在著的，因而具有壹種人種所特有的人的本性（human nature）。在這壹點上，思想史呈現出它特有的沖突與矛盾。

　　權威主義思想家通常認為，人性是存在的；但他們認為，人性是固定不變的。他們用這種假定來證明他們的倫理體系和社會製度是必要的、不可改變的，並是以這種固定不變的人性為基礎的。然而，他們所認為的人性是他們的規範──和利益──的反映，而不是客觀的探究結果。由此，我們可以理解，進步人士必然歡迎人類學和心理學所發現的事實。相比較而言，人類學和心理學似乎主張人性的無限可塑性。因為，可塑性意味著規範和製度──所設定的人性之因，而非人性之果──也是可塑的。他們反對壹定的歷史文化形態是固定不變之人性的表現這壹錯誤的假定。但是，人性的無限可塑性理論的信奉者所堅持的立場同樣是靠不住的。首先，人性無限可塑的概念易導致與人性固定不變之概念壹樣令人不滿意的結論。如果人具有無限可塑性，那麽，不利於人類幸福的規範和製度確實會有機會把人永遠塑造成適合於這些規範和製度的模型，而人不可能利用人性所固有的力量去改變這些模型。人將只是社會秩序的傀儡，而不是憑借他的內在特性，對不良的社會、文化形態之強大壓力，具有強烈的反抗精神的行動者，歷史證明了這壹點，事實上，如果人只是文化形態的復製品的話，那麽，沒有任何社會秩序能從人之幸福的角度給予批評和判斷，因為那裏沒有「人」的概念。

　　與可塑性理論所形成的政治、道德影響同樣重要的是它在理論上的含義。如果我們假定，不存在人性（除非根據心理學的基本需要所下的定義），那麽，心理學的唯壹可能將是壹種極端的行為主義，它所敘述的是壹種無限量的行為型式或壹種可衡量的人類行為型式。心理學和人類學所能敘述的只是，社會製度和文化形態以不同的方式影響人，因為人的特定表現只是社會形態在他身上所烙下的印跡；人的科學只能是這樣壹門科學──比較社會學。然而，如果心理學和人類學要對人類行為之法則形成正確的主張的話，那麽，它們必須從這樣壹個前提著手：某種東西，比如說Ｘ，依其特性，以明確的方式對環境的影響產生反應。人性不是固定的，這樣，文化就不能作為人的固定本能之結果而給予闡述；文化也不是人性能消極地、全面地適應的固定因素。誠然，人自身甚至能適應不令人滿意的環境，但在這種適應的過程中，人形成了壹定的精神和情感反應，這種反應是人本性特質的結果。

　　人可以使自己適應奴役，但他是靠降低他的智力素質和道德素質來適應的；人自身能適應充滿不信任和敵意的文化，但他對這種適應的反應是變得軟弱和缺乏獨創性；人自身能適應需要壓抑性要求的文化環境，但在實現這種反應中，正如弗洛伊德所指出的那樣，人發生了神經癥。人自身幾乎能適應任何文化形態，但同樣，這些文化形態與他的本性沖突，他產生了精神和情感上的紊亂，這些紊亂最終迫使他改變這些環境，因為他不能改變自己的本性。

　　人不是壹張能任憑文化塗寫的白紙；他是壹個富有活力和特殊結構的實體。當他自身在適應時，他是以特殊的、確定的方式反應外在環境的。如果人像動物壹樣，通過改變自己的本性，自動地適應外在的環境，並適合生活在他所唯壹能適合的特殊環境中，那麽，他就會進入專門化的死胡同，這種專門化乃是每壹種動物的命運，於是，人就阻礙了歷史的發展。另壹方面，如果人自身能在毫無沖突的情況下，適應違背他本性的所有環境，那麽，人類也就無歷史可言。人類的進化植根於人的適應性，植根於他本性中無可毀滅的某些特性，這些特性強迫他永無止境地尋求更適合於他內在需要的環境。

　　人的科學的主題是人性。但它並不以對人性是什麽進行完全充分的描述為起點；對這個主題有壹個令人滿意的定義，是它的目的，而不是它的前提。它的方法是，觀察人對各種個人、社會的環境之反應，並從對這些反應的觀察中推論出人性。歷史和人類學研究對不同於我們的文化和社會環境的反應；社會心理學研究人對自己文化範圍內的各種社會環境的反應。兒童心理學研究成長中的孩子對各種環境的反應；心理分析學則力圖通過研究人的病態環境下的扭曲，而得出關於人性的結論。以這樣的方式無法觀察人性，人性只有在特殊環境下的特定表現中才能加以觀察。這是壹個從對人的行為進行經驗研究而推論出來的理論解釋。人的科學在構造「人性之模式」方面，與其它那些基於或受製於從考察資料和不能直接觀察的情況中推斷出實體概念的科學並沒有什麽差別。

　　人道主義倫理學的傳統

　　在人道主義倫理學傳統中，所盛行的觀點是，對人的認識是建立規範和價值的基礎。因此，亞裏士多德、斯賓諾莎和杜威有關倫理學的論著，也同樣是他們關於心理學的論著。在本章中，我們將要概要地敘述這些思想大師們的觀點。我並不想重復人道主義倫理學的歷史，只是想通過敘述人道主義倫理學中最有代表性的思想，來說明這種倫理學的原則。

　　對亞裏士多德來說，倫理學是建築在人的科學之上的。心理學研究人的本性，因而，倫理學是應用心理學。學習倫理學的人，應該像學習政治的人那樣，「必須懂得壹些關於靈魂的事實，就像壹個人要醫好眼睛或身體的毛病，必須了解眼睛或身體壹樣。……但是，即使在醫生中間，受到最良好教育的人在獲得有關身體的知識方面所作的努力也更多。」從人性中，亞裏士多德推演出這樣壹個規範：「德性（美德）」就是「能動性」，能動性即意指運用其所特有的功能和能力。作為人之目的的幸福，是人的「能動性」和「運用能力」的結果；它不是靜態的占有或思想的狀況。為了說明能動性這壹概念，亞裏士多德把奧林匹克運動全作為壹個類比。他說：「就像奧林匹克運動會那樣，那些榮譽的獲得者並不是最健美最強壯的人，最健美最強壯的是那些競爭者（勝利者是其中的壹部分），所以，行動者就可獲勝，而且是正當的勝利，這是生命中崇高和美好的事情。」自由、理性、能動（如沈思）的人是善者，因而也是幸福者。於是，我們具有了客觀的價值命題，這種價值以人為中心、或是人道主義的，同時，這個命題也是從對人之本性和人之功能的理解中推演而來的。

　　和亞裏士多德壹樣，斯賓諾莎探究了人的特有功能。斯賓諾莎的探究是從思考萬物本質上所具有的特有功能和目的開始的，並解答道：「每壹個自在的事物莫不努力保持其存在。」人、人的功能及目的與任何其它事物並無不同：保護自身及維護生存。斯賓諾莎得出了德性的概念，這個概念只是把壹般規範應用於人的存在而已。「絕對遵循德性而行，在我們看來，不是別的，即是在尋求自己的利益的基礎上，以理性為指導，而行動、生活、保持自我的存在（此三者意義相同）。」

　　對斯賓諾莎來說，保持自我的存在，就是成為他所能夠成為的人。這是萬物的真諦。斯賓諾莎說：「如果壹匹馬變為壹個人，那麽就像壹匹馬變成壹只昆蟲壹樣的被毀滅了。」根據斯賓諾莎的觀點，我們可以補充說，如果壹個人變成壹個天使，那麽就像壹個人變為壹匹馬壹樣的被毀滅了。德行是每壹生物特殊可能性的展現；就人而言，是表現出最富有人性的狀態。因此，斯賓諾莎認為，「所謂善是指我們所確知的任何事物足以成為幫助我們愈益接近我們所建立的人性模型的工具而言。反之，所謂惡是指我們所確知的足以阻礙我們達到這個模型的壹切事物而言。」這樣，德行是與實現人的本性相壹致的；因而，人的科學是理論科學，是倫理學的基礎。

　　理性指導著人去從事他所應該從事的事，以使人成為真正的自我，並由此而對人進行什麽是善的教導；實現德行的途徑是人積極運用自己的力量。這樣，力量就是德性；軟弱無能就是罪惡。幸福本身不是結果，而是伴隨著力量增長的體驗，軟弱無能則伴隨著意誌消沈；力量和軟弱無能都涉及到人所特有的全部能力。價值判斷只能應用於人和人的利益。然而，這樣的價值判斷並不僅僅是個人愛憎的陳述，因為人的特性是人類所固有的，因而是所有人的共同特征。斯賓諾莎倫理學的客觀性是建立在人性模型的客觀性基礎上的，雖然他承認無數有差異的個體，但這種客觀性卻是所有人的共同本質。斯賓諾莎極其反對權威主義倫理學。對他來說，人是自己的目的，而不是淩駕於人之上的權威的手段。價值只能由人的真正利益來確定，這些利益就是：人是自由的，是能夠生產性的運用他的力量的。

　　科學倫理學最主要的現代倡導者是約翰·杜威。杜威既反對倫理權威主義，也反對倫理相對主義。對前者，他認為，凡訴諸於天啟、神命統治、國家控製、慣例、傳統等等的共同特征是，「到處是權力的聲音，以至阻止了探究的需要。」對後者，他認為，某些事物是供享樂的這壹事實本身，並不是說，「這些事物享有價值判斷。」這個享有是壹個基本的論據，但它必須得到「作為證據之事實的證明」。和斯賓諾莎壹樣，杜威認為，客觀正當的價值命題只有依靠理性的力量方可實現；對杜威來說，人生活的目的就是根據人的本性和性格而成長和發展。但他對任何固定目標的反對，導致他放棄了斯賓諾莎所提出的重要觀點：「人性模型」是壹個科學概念。杜威的觀點主要強調手段和目的（或結果）之間的關系，並把它當作規範之正當性的經驗基礎。根據杜威的觀點，「只有當存在某些問題、需要克服某些困難、改善某些不足或貧困、依靠改變現狀而解決某些沖突傾向時，評價才會產生。而這壹事實反過來說明，只要有評價，就會出現壹種智力因素──探究因素，因為目的是照此形成、並具體化的。如果把它付諸實踐，那麽，它就會提供現實的需要（或不足），並解決現實的沖突。」

　　對杜威來說，目的「只是壹連串長期的行動；手段則是壹連串近期的行動。在全面評價所提出的行動方式的過程時，手段和目的的區別，即時間順序上的區別就出現了。從時間上講，『目的』是所考慮的最後的行動，手段則是首先采取的行動。……手段和目的是同壹實體的兩個名稱。這兩個名詞並不意味著事實上的差異，而只是判斷上的差別。」勿用置疑，杜威強調手段和目的的相互聯系，是理性倫理學理論發展中的壹個重要觀點，它尤其提醒我們，要反對那種把手段和目的相分離，使其變得毫無用處的理論。但是，「在心裏還未想好行動的過程之前，我們並不知道我們真正要幹什麽，」這壹點未必正確。即使我們還不知道達到目的的手段是什麽，但我們卻能夠通過對人的整個現象加以經驗分析而確定目的。不妨說，許多目的雖然還缺乏手段和實踐，但對它卻能夠進行正當性的分析。人的科學能賦予我們壹幅「人性模型」的圖像，從這幅圖像上，我們能演繹出目的，然後找到實現目的的手段。

　　倫理學和心理分析學

　　我想，從前面的討論中顯然可見，作為壹種應用科學的人道主義客觀倫理學的發展，有賴於作為壹種理論科學的心理學的發展。倫理學從亞裏士多德到斯賓諾莎的進步，多半是由於後者的動力心理學超過了前者的靜態心理學。斯賓諾莎發現了無意識動機、聯想法則、持續壹生的童年體驗。他的欲望概念是壹個動力概念，這個概念勝過亞裏士多德的「習慣」說。但是，斯賓諾莎的心理學，如同至19世紀的所有心理學思想壹樣，趨向於維護抽象性，並且沒有根據有關人的經驗調查和探究的新資料所建立的方法，以檢驗理論。

　　經驗探究是杜威倫理學和心理學的關鍵。他承認無意識動機，他的「習慣」概念有別於傳統行為主義所描述的習慣概念。他認為，現代臨床心理學「展現了壹種真實感，這種真實感強調無意識動機不僅在決定明顯的行為、而且在決定欲望、判斷、信念、理想化時的極端重要性」，這說明了他所強調的無意識因素的重要性，但即使在他的倫理學理論中，杜威也沒有詳盡地說明這種新方法的全部可能性。

　　無論在哲學還是在心理學方面，都很少有這樣的努力，即把心理分析學的發現應用到倫理學理論的發展上，這是壹個令人非常驚訝的事實，因為心理分析理論有很多貢獻，這些貢獻尤其與倫理學理論有關。

　　最重要的貢獻也許是這樣壹個事實，即心理分析理論是第壹個主題不局限於人的孤立方面，而是他的整個人格的現代心理學體系。弗洛伊德發現了壹種新方法，這種方法取代了傳統心理字，傳統心理學不得不把自身局限於對壹些完全孤立、並可在實驗中加以觀察的現象的研究。這種方法──對自由聯想、夢、謬誤、移情的分析，是壹種探討，根據這種探討，迄今「不可公開的」材料在受治療者和分析者之間的交流中得到了「公開」，並成了可說明的東西，當然，公開的只是自我認識和反省。這樣，心理分析的方法獲得了進入現象的權利，要不然的話，它是不能借助現象進行觀察的。與此同時，它揭開了許多情感體驗之謎，這些情感體驗甚至不能靠反省來認識，因為它們是受抑製、並與意識分離的。

　　在壹開始的研究中，弗洛伊德的興趣主要是神經病癥狀。但心理分析越發展，就越明顯地看出，只有理解了包裹〔括〕在病狀中的性格結構，才能理解神經病癥狀。神經病的性格、而不是神經病的癥狀成了心理分析理論和治療的主要對象。在對神經病的性格進行追蹤研究中，弗洛伊德為性格科學（性格學characterology）奠定了新的基礎，而在近幾世紀中，心理學忽略了這壹問題，性格只是小說家和劇作家的題材。

　　心理分析性格學雖還處在幼年時期，但它對倫理學理論的發展卻是必不可少的。傳統倫理學所涉及的全部美德和罪惡，其意義必然是模糊的，因為它們經常以同壹名詞來表示人的不同和部分矛盾的態度，只有把對它們的理解與美德和罪惡從屬於人的性格結構聯系在壹起，才不會發生意義模糊的問題。壹種與性格相分離的美德也許實現不了任何價值（例如，謙卑是由恐懼或補償抑製自大所引起的）。而如果把壹種罪惡與整個性格聯系在壹起理解，那麽，就能夠從壹種不同的角度加以認識（例如，自大是不安全和自我蔑視的壹種表現）。這種考慮與倫理學極其相應；把孤立的美德和罪惡作為單獨的品質來處理，這是不夠的、並且是錯誤的。倫理學的主題是性格，而且只有參照作為壹個整體的性格結構，才能對單個的品質或行動給以價值上的說明。美德或罪惡的性格，而不是單個的美德或罪惡，是倫理學研究的真正主題。

　　對倫理學來說，心理分析的無意識動機之概念並非毫無意義。這個概念的壹般形式，要追溯到萊布尼茨和斯賓諾莎的年代，弗洛伊德首先對無意識反抗作了經驗性的詳細研究，於是，為人的動機理論奠定了基礎。倫理思想的發展是以這樣壹個事實為特征的，即有關人之行為的價值判斷是由行動背後的動機所組成，而不是由行動本身所組成的。因此，對無意識動機的理解為倫理學研究開辟了壹個新領域。正如弗洛伊德所指出的那樣：「不僅最低劣的自我，而且最高尚的自我，都能是無意識的」，它們都能成為行動的最強烈的動機，倫理學研究不能忽視這壹切。

　　盡管，心理分析為價值的科學研究提供了極大的可能性，但弗洛伊德和弗洛伊德學派並沒有把他們的方法積極運用於倫理學問題的研究。事實上，他們所從事的許多研究使倫理學問題陷於混亂。這種混亂是由弗洛伊德的相對論立場所引起的。這種立場認為，心理學能幫助我們理解價值判斷的動機，但不能幫助我們確立價值判斷本身的正當性。

　　弗洛伊德的相對論最直接地表現在他的超我（良心）理論中。根據這種理論，任何事情只要偶然成為包含在父親的超我和文化傳統的命令及戒律系統中的壹部分，那麽，它就能成為良心的內容。根據這個觀點，良心只是內在化的權力。弗洛伊德對超我的分析，只是對「權威良心」的分析而已。

　　斯洛德在題為「壹個非道德心理學家的態度」壹文中，為這種相對論觀點提供了壹個很好的例證。作者在結論中提出，「每壹項道德評價都是從過去的情感體驗中衍生而來的情感病態的產物──強烈的矛盾沖突」，而且，非道德精神病學者「將以道德學家在精神病學上和心理進化的分類上的沖動和理智方法，取代道德標準、價值和判斷」。然後，作者在敘述中陷入了觀點的混亂，「非道德進化心理學家不具有關於任何事物正確或錯誤的絕對或永恒準則」，於是，似乎只有科學才是「絕對和永恒」的問題。

　　斯洛德與弗洛伊德的超我理論略有不同，前者認為，道德本質上是壹種與人的生來即存的惡相對抗的反應形式。他提出，孩子的性追求傾向直接向著雙親的異性壹方；結果導致他對雙親同性壹方的憎恨，於是，在他的早期情境（奧狄浦斯情結）中，敵對、恐懼、犯罪感便必然產生了。這壹理論是「原罪」概念的世俗化。弗洛伊德推論道，因為這些亂倫和兇惡的沖動是人之本性的組成部分，人不得不發展倫理規範以使社會生活具有可能性。在原始的禁忌製度、及後來的非原始的倫理製度中，人建立了社會行為的規範，以便保護個人和群體免遭這些沖動的危害。

　　然而，弗洛伊德的立場並非始終是相對論的。他熱情地相信，真理是人必須追求的目的，並且相信人的這種追求能力，因為人天生具有理性。這種反相對論的態度在他關於「生活的哲學」之討論中，得到了明確的表述。他反對這樣的理論，即真理「只是我們自身需要和欲望的產物，因為它們是在改造外在條件時提出來的」；在弗洛伊德看來，這種「無政府主義的」理論「破壞了與實踐生活相聯系的要素」。他相信理性的力量，相信理性能夠統壹人類，並使人從迷信的枷鎖中解脫出來，這種信念具有啟蒙運動哲學的悲愴性。這種對真理的信念成為他心理分析療法的基礎。心理分析就是努力揭示有關自己的真理。弗洛伊德繼承了自佛陀和蘇格拉底以來的思想傳統，相信真理是使人從善和自由──或用弗洛伊德的術語，「健康」──的力量。分析療法的目的是以理性（自我）取代非理性（伊特）。分析的情境要由這種場合來確定，即那裏的兩個人──分析者和病人──都把自己獻身於對真理的追求。治療的目的是恢復健康，藥方是真理和理性。弗洛伊德的天才的最高表現或許是，假定在壹種文化中，有壹種基於極其忠實的情境，而在這種文化中，如此的真誠卻是很少的。

　　在性格學中，弗洛伊德也提出了非相對論的觀點，盡管這些觀點只是壹種隱含著的東西。他認為，裏比多從口唇階段經肛門階段，壹直到生殖器階段，它不停地發展，而在健康者那裏，生殖取向占居優勢地位。雖然弗洛伊德沒有明確地涉及到倫理價值問題，但這裏已經有了壹個暗含的聯系：前生殖取向、依賴的性格、貪婪的特征和吝嗇的態度，在倫理學上不及生殖取向，後者是生產性的、成熟的性格。這樣，弗洛伊德的性格學包含著美德是人之發展的自然目標。這種發展受到特殊的、且大部分是外界的環境之阻攔，結果它形成了神經病性格。然而，正常生長將產生成熟、獨立、生產性的性格，有愛和從事工作的能力。因此，對弗洛伊德來說，在最後的分析中，健康和美德是壹回事。

　　但是，性格和倫理學之間的這種聯系並不明確。它勢必會有某些混亂，這部分是因為弗洛伊德的相對論和未明確承認人道主義倫理價值之間產生的矛盾，而部分則是因為弗洛伊德主要關註的是神經病性格，卻很少註重對生殖和成熟性格的分析與敘述。

　　在下壹章中，我們將重新考察「人的情境」和它對性格發展的意義後，逐漸詳細地分析：生殖性格和「生產性取向」具有同等的意義。

　　人的情境

　　每壹個個人都代表著全人類。他是人種的壹個特例。他是「他」，且他是「全體」；他是具有他的獨特性的個體，在這壹點上，他是唯壹的，而與此同時，他又是人類全部特征的代表。他個人的人格是由對所有人都共同存在的人的獨特性所決定的。因此，在討論人格以前，必須先討論人的情境。

　　壹、人在生物學意義上的軟弱性

　　人和動物在存在上的首要區別是壹個消極的因素：人在適應周圍環境的過程中，相對來說，缺乏調節的本能。而動物適應環境的方式卻始終如壹；如果它的本能不再適應變化著的環境，那麽，這類動物就會絕種。動物能通過主動地改變自身而使自己適應變化著的環境；但動物全然不會改變它所生存的環境。它以這種方式和諧地生活，這不是說它不與環境抗爭，而是說它的遺傳特征使它成為環境中穩定不變的部分；它要麽適應環境，要麽絕種。

　　動物的本能越不完全、不穩定，頭腦就越發達，因而就越具有學習能力。可以說，人是在進化過程中，本能適應力達到最低點時出現的。但是，他的出現具有了壹種使他不同於動物的新特性：他意識到自己是壹個獨立的實體，他有回憶過去、展望未來的能力，有用符號表示客體和行動的能力；他用理性規劃並理解著世界；他的想象力遠遠超出他的感覺之範圍。人是所有動物中最無能的，但這種生物學意義上的軟弱性正是人之力量的基礎，也是人所獨有的特性之發展的基本原因。

　　二、人在存在和歷史上的二律背反

　　自我意識、理性和想象力破壞了「和諧」，而這種和諧是動物存在的特征。它們的出現使人成為宇宙的反常物、畸型物。人是自然的壹部分，他遵從自然法則，且無力改變這些法則；但他又超然於自然的其它部分。當他是自然的壹部分時，他卻被與自然分開了；他無家可歸，但又與所有動物壹樣，被囚禁在家中。他在偶然的時間和地點被拋入這個世界，卻又偶然地被迫離開這個世界。他意識到自己，他明白他是無能為力的，他的存在是有限的。他看到了自己的結局：死亡。他永遠無法擺脫這壹存在的二律背反而獲得自由。即使他想達到忘我的境界，他也不能做到這壹點；只要他活著，他就無法消除自己的肉體──他的肉體使他想要活下去。

　　理性，是人的福份，也是人的禍根；理性迫使人永無止境地設法克服那不可解決的二律背反。在這壹點上，人的存在不同於其它所有生物，人永遠處在不可回避的不平衡狀態中。人的生命不可能靠重復人種的模型而「活著」，他必須靠自己而活著。人是唯壹能感到厭煩、感到不滿、感到被驅逐出伊甸樂園的動物。人是唯壹會感到他自己的存在是個問題，他不得不解決這個回避不了的問題的動物。他不能返回到與自然的和諧的前人類狀態之中，他必須繼續發展他的理性，直至成為自然和他自己的主人。

　　理性的出現，產生了人的二律背反問題，這個問題迫使他不停地尋求新的解決之途。人類歷史的推動力內在於理性的存在中，理性的存在使人得到發展；通過理性，人創造了人自己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裏，他和他的同伴都感到安歸家中。人所達到的每壹階段，都給人留下了不滿和困惑，而這種困惑又促使他去尋求新的解決道路。「前進的動力」並非人生來就有，而是人的存在之矛盾促使人依其開始時的路線前進。人喪失了伊甸樂園，喪失了與自然的壹體性，人成了永恒的流浪者（奧德賽、奧狄浦斯、亞伯拉罕、浮士德）；他被迫繼續前進，並不斷努力，通過填寫知識白卷上的答案，變未知為已知。他必須了解自己，必須說明他存在的意義。他被促使著戰勝這種內在的分裂，因為他為渴望得到「絕對」所折磨，他為渴求另壹種和諧所折磨，而這種和諧能消除他與自然分離，與同伴分離、與他自己分離的禍根。

　　這種人性的分裂，導致了我稱之為存在的二律背反，因為，這種二律背反植根於人的真實存在中；它們是人所無法廢除的矛盾，但人能以不同的方式抵製這些矛盾，這與人的性格和文化修養有關。

　　最基本的存在之二律背反是生與死。對人來說，我們壹定會死，這是不可改變的事實。人意識到這壹事實，而且這種意識深深地影響著他的生活。但是，死是生的真正對立面，而且，它是與生的體驗無關的，並與生的體驗不相容的。所有關於死的知識都不會改變這個事實，即死亡並不是生命中有意義的部分，而且，除了接受死亡這個事實外，我們對此沒有任何事情可做；因此，就我們對生命的關切而言，我們失敗了。正如斯賓諾莎所言，「凡有意誌的人都會使生命充實」，而「聰明人所思考的是生而不是死」。人壹直試圖通過意識形態而否認這個二律背反，例如，基督教的永生概念，通過設立壹個永存的靈魂而否認人的生命以死亡所告終這壹悲劇事實。

　　對必有壹死的人來說，致命的打擊是另壹個二律背反：每個人都具有人類的全部潛能，然而生命的短暫卻不允許人全面實現他的潛能，甚至在最有利的環境下，也復如此。個人的生命只有和人類的生命壹樣長，他才能分享人在歷史進程中所呈現的發展。人的生命從開始到結束，都不過是人類進化過程中的壹剎那，這壹點與個人實現人的全部潛能之要求形成了悲劇性的沖突。人對他所能夠實現的與他事實上所實現的這二者之間的矛盾，至少有壹種模糊的感覺。而意識形態也傾向於通過假定人死後生命方完成、或假定壹個人自己的歷史時期就是人類最後的、圓滿的實現，來調和或否認這壹矛盾。還有的主張，生命的意義並不在於最充分的展現生命，而在於為社會服務和對社會盡職；個人的發展、自由和幸福，從屬於國家及社會的福利，或從屬於象征著超越於個人之上的外在權力，與後者相比，個人的發展，自由和幸福實為不足壹提。

　　人是孤獨的，但同時，他又與外人相聯系。他是孤獨的，因為他是壹個唯壹的實體，他與其他任何人不壹樣，他意識到自己是壹個獨立的實體。當他必須依靠理性的力量獨立作出判斷和決定時，他壹定是孤獨的。然而，他不能忍受孤獨，他不能與他的同伴毫不相幹。他的幸福有賴於他感到，他與他的同伴、與過去和未來之人團結壹致、休戚相關。

　　與存在的二律背反截然不同的是，在個人生活和社會生活中的許多歷史的二律背反，這種二律背反並不是人類存在所必不可免的，而是人為製造、並可解決的，這種二律背反既可在它們產生時解決，也可在人類歷史的隨後壹階段給予解決。當代的矛盾──有豐富的用於物質滿足的技術手段與無能為力將它們全部用於和平及人民福利之間的矛盾──是可以解決的；它並不是壹個不可避免的矛盾，而是由於人缺乏勇氣和智慧所產生的。古希臘奴隸製也許是壹個很難解決之矛盾的例子，這壹矛盾的解決只有到了歷史的後壹時期，人類平等的物質基礎建立之時才能實現。

　　存在和歷史上的二律背反之間的區別是重要的，因為它們之間的混淆產生了極大的影響。那些把興趣放在確認歷史之矛盾上的人，急切地想要證明，歷史矛盾是存在上的二律背反，因此，它們是不可改變的。這些人試圖使人相信，「不應該是的就不可能是」，人應該順從地接受他的悲劇性命運。但是，這種混淆兩類矛盾的企圖並不足以使人放棄解決這些矛盾的努力。人之精神的壹個獨特性就在於，當人面對矛盾時，他不會無動於衷，他會逐步樹立起解決這壹矛盾的目標。人類的所有進步就起源於這人個事實。如果阻止人以行動對他所意識到的矛盾作出反應，那麽，這些矛盾的真實存在就被否定了。調和矛盾、消除矛盾，是個人生活合理化及社會生活中意識形態（社會形態的合理化）的功能。然而，如果人的精神只有理性之答案和真理才能給以滿足的話，那麽，這些意識形態就毫無作用了。但是，人也有這樣壹個獨特性，即把他的文化中大多數人所具有的、或權威所要求的思想，當作真理。如果調和的意識形態是由輿論或權威所倡導的話，人的精神就有所撫慰，盡管他自己並沒有完全平靜下來。

　　人能夠憑借以自己的行動消除歷史的矛盾而對這些矛盾作出反應；但他不能消除存在的二律背反，雖然他能以不同的方式對此作出反應。人能通過緩減與調和意識形態而撫慰自己的精神；他能第憑借在享樂或事業上的不斷活動以設法逃避內心的不安寧；他能努力取消自由，並力圖使自己返歸為外在於他的權力之工具，使自己沈緬於這種工具的狀態中。但是，他還是感到不滿足，還是感到焦慮，不安。只有壹種辦法可以解決他的問題：面對真理；承認在毫不關心他命運的宇宙中，他的根本孤獨和寂寞；認清對他來說，超越於他並能解決他問題的力量是不存在的。人必須承認他對自己負有責任，而且，他必須接受這個事實，即只有運用他自己的力量，才能使他的生命富有意義。但是，意義並不包含確定性；的確，對於確定性的追求阻礙了對意義的探求。然而，不確定性才是使人發揮其力量的真正條件。如果人鎮靜地面對真理，他就會認識到，人除了通過發揮其力量、通過生產性的生活而賦予生命以意義外，生命並沒有意義。只有時刻警惕，不斷活動和努力，才能使我們實現這壹任務，即在我們的存在法則所限定的範圍內，充分發展我們的力量。人決不會停止困惑、停止好奇、停止提出問題。只有認識人的情境，認識內在於人的存在之二律背反，認識人展現自身力量的能力，人才能實現他的使命：成為自己、為著自己、並憑借充分實現其才能而達到幸福，這些才能是人所特有的能力──理性、愛、生產性的工作。

　　在討論了內在於人存在的存在之二律背反後，我們才能回到本章壹開始所提出的說明──在討論人格之前，先要討論人的情境。通過敘述心理學必須以人類學－哲學關於人的存在之概念為基礎，這種說明的意義更明確了。

　　人的行為最明顯的特征是，人表現了極其強烈的情感和追求。弗洛伊德比其他任何人都清楚地認識到這壹事實，而且，他試圖根據他那個時代的機械論思想和自然主義思想加以說明之。他認為，那些並不明顯地表達人的自我保護本能和性本能（或像弗洛伊德後來所提出的愛欲和死亡本能）的情感，只不過是那些本能的生物驅力之更直接、更復雜的表現。這種看法雖才華橫溢，但他否定了這個事實──人的大部分情感追求都不能用本能之力量加以解釋，這壹點卻不足以令人信服。即使人的饑渴和性追求完全得到了滿足，他還是不會滿足。和動物正相反，那時，人最迫切的需要不是解決了，而是剛開始。人追求權力、追求愛、或追求毀滅，他把生命的賭註押在宗教、政治、人道主義理想上，這些追求構成並表現了人之生命獨特性的特征。的確，「人並不僅僅為了面包而活著」。

　　與弗洛伊德機械論──自然主義的解釋相反，另壹種說明壹直被解釋為這樣的意思：人有壹種本能的宗教需要，這種需要是不能用人的自然存在加以解釋的，而必須用某種超越於人、起源於超自然力量的東西加以說明。然而，這後壹種看法是不必要的，因為這種現象能用對人之情境的充分理解加以解釋。

　　人之存在的不協調所產生的需要遠超過人類早期的動物需要。這些需要導致了壹種迫切的動力，在人自身和自然的其它事物之間恢復統壹和平衡。人首先在思想上進行了恢復統壹和平衡的努力。他建構了壹幅作為參照框架的包括精神在內的世界之圖像，根據這個參照框架，人能回答關於他處在何種境地、及他該幹什麽的問題。但是，這種思想體系並不充分。如果人只是壹個脫離肉體的智者，那麽，他的目標是可以通過綜合的思想體系而加以實現的。但是，由於人是壹個既有思想、又有肉體的實體，因此，他不僅要在思想中，而且還要在生活過程、情感和行動中反應他存在的二律背反。他必然追求他存在之所有方面的、統壹的、整體的體驗，以找到新的平衡。因此，任何壹種令人滿意的取向體系都不僅含有智力的因素，也包括著人在行動、行為的各方面都力求實現的情感和感覺的因素。人致力於壹個目標、壹種觀念、或壹種超越於人的力量（如上帝），是人在生活過程中，追求完整之需要的壹種表現。

　　回答人對取向和信仰的既定需要，在內容和形式上有很大的區別。在有些原始製度如萬物有靈和圖騰崇拜裏，以自然物體或祖先來代表人尋求意義之答案。有些是無神論體系如佛教，雖然它的原始形態並沒有上帝的概念，但人們通常仍稱其為宗教。有些是哲學體系，如斯多葛學派，還有的是壹神論體系，這種壹神論體系以關於上帝的概念來回答人對意義的追求。在討論這些不同的體系時，我們遇到了術語困難的阻礙。如果不是由於這樣壹個事實，即因歷史的原因，「宗教」壹詞意為壹種有神論體系、壹種以上帝為中心的體系，那麽，我們可以把這些體系統稱為宗教體系，只是我們在術語中還沒有壹個通用的詞，可以表示有神論和無神論這二種體系，也就是說，壹切試圖對人追求意義作出解答的思想體系和使人自己的存在變得有意義的努力，都可以用壹個共同的詞來表示。由於缺乏壹個較好的詞，因此，我把這些體系稱為「取向和信仰的框架」（frames of orienfaction and devotion）。

　　然而，我想強調的是，還有許多其它的追求完全被當作世俗的追求了，但它們卻植根於同樣的需要中，由此，宗教和哲學體系產生了。我們不妨考察壹下，在我們這個時代所觀察到的：我們看到，在我們的文化中，無數人傾全力達到成功，追求聲望。在其它文化中，我們已經並還在看到，對以征服和統治為特征的獨裁製的狂熱崇拜和追隨。我們頗感吃驚的是，這些情感的強烈程度，它甚至常常比自我保護的動力還強。我們很容易為這些目標的世俗內容所欺騙，並把它們解釋為性或其它類似生物性追求的結果。但是，追求這些世俗目標的強烈程度和狂熱，與我們在宗教中所看到的狂熱是否真的壹致？所有這些取向和信仰的世俗體系是在它們力圖提供答案的內容、而不是在基本需要上不同嗎？在我們的文化中，這幅圖象是如此的靠不住，因為，大多數人「相信」壹神教，而他的真正信仰卻屬於那些比基督教的任何形式都更接近圖騰崇拜和偶像崇拜的體系。

　　但是，我們必須作進壹步的考察。認識這些由文化所形成的世俗追求的「宗教」本質，是理解神經病和非理性追求的關鍵，我們必須把後者看作是對人追求取向和信仰的回答──個別的回答。如果壹個人的體驗是由「他對家庭的固定作用」所決定的，他沒有能力獨立行動，那麽，他事實上是壹個原始祖先的崇拜者，他與無數崇拜祖先者的不同只是在於，他的體系屬於個人、而不是文化上所形成的。弗洛伊德看到了宗教和神經病之間的聯系，並把宗教解釋為神經病的壹種形式。然而，我們所得出的結論是，神經病應被解釋為宗教的壹種特殊形式，二者的主要區別在於，前者是以個體、不定型為其特征。關於壹般的人之動機問題，我們所得出的結論是，雖然所有人都共同具有取向和信仰之體系的需要，但滿足這些需要之體系的特定內容則有所不同。這些不同是價值上的區別；成熟的、生產性的、有理性的人選擇壹種允許他成熟、具有生產性和理性的體系。而那些在發展上受到阻礙的人，必然回復到原始的、非理性的體系，進而延長並增加他的依賴性和非理性，他將停留在人類數千年前就已克服的、最典型的水平上。

　　由於對取向和信仰之體系的需要是人存在的固有部分，因此，我們能理解這種需要的強烈程度。對人來說，確實沒有比這更有力的其它能量源泉了。人在有或沒有「理想」之間，並沒有選擇的自由，但他在不同類型之理想的選擇上，是自由的，他可以自由地選擇盡力於崇拜權力和毀滅，還是獻身於理性和愛。所有人都是「理想主義者」，都追求某些超越於獲得物質滿足以外的東西。他們所相信的理想有種類的區別。人的思想中，最好也是最邪惡的現象，不是他的肉體，而是他精神上的這種「理想主義」（idealism）。因此，有種相對論觀點聲稱，某些理想或某些宗教情感是有價值的，這壹說法本身就是危險而錯誤的。我們必須了解每壹種理想，包括那些世俗意識形態中人之共同需要的表達；我們必須判斷，這些意識形態的真理性、增進人之力量發揮的程度、以及它們對生活在這個世界裏的人之平衡與和諧需要的真正回答的程度。然而，我們要重復道，要理解人的動機，必須了解人的情境。

　　人格

　　人都具有人的情境和內在的存在之二律背反，這壹點是共同的；但他們在以特殊的方法解決人的問題方面，卻是各具特色的。人格的無限差異，其本身就是人之存在的特征。

　　對於人格，我理解為先天和後天的全部心理特性，這些特性是個人的特征，也是使人成為獨壹無二之個體的地方。就整體而言，先天特性和後天特性之間的區別，與氣質、天賦、所有氣質上特定的心理特性和性格之間的區別是同義的。然而，氣質（temperament）的不同並不具有倫理意義，而性格（character）的差異卻構成了真正的倫理問題；性格差異體現了個體在生活藝術方面成功的程度。為了避免在「氣質」和「性格」這二個術語的習慣用法上的混亂，我們將首先從討論氣質入手。

　　壹、氣質

　　希波克拉底認為，有四種氣質：膽汁質、多血質、神經質和粘液質。多血質和膽汁質型氣質所具有的反應方式的特征是，好激動、興趣轉移快，前者的興趣弱而後者的興趣強。相反，粘液質和神經質型氣質的特征是，對興趣的興奮緩慢而持久，粘液質的興趣弱而神經質的興趣強。在希波克拉底看來，這些不同的反應方式與身體狀況有關（值得註意的是，在壹般用法上，只需記住這些氣質的否定方面：今天，膽汁質意味著易怒；神經質是抑郁；多血質是過份樂觀；粘液質是過於緩慢）。這些氣質範疇直到馮特為止，壹直為大多數的氣質研究者所使用。現代，最主要的氣質類型之概念是榮格、克雷奇默爾和謝爾登的概念。

　　在這壹領域，進壹步的探討、尤其是關於氣質和身體之變化過程的相互關系，其重要性是無可非議的。但這種探討必須明確區分性格和氣質，因為在性格學中和在氣質研究中壹樣，對這二個概念的混淆，都阻礙了研究的深入。

　　氣質就反應的方式而言，它是體質上的、不可改變的；性格本質上是由人的體驗、尤其是早期生活的體驗所構成的，而且，由於見識和壹些新的體驗，在某種程度上它是可改變的。例如，壹個人具有膽汁質氣候，他的反應方式是「快而強」。但關於他是怎樣的快而強，則要視與這方面相關的他的性格而定。如果他是壹個生產性的、公正、愛人者，那麽，當他愛時、當他被非正義所激怒時、當壹個新觀念給他留下深刻印象時，他都會作出迅速而強烈的反應。如果他具有破壞性或虐待狂性格，那麽，他在破壞或殘忍方面是迅速而強烈的。

　　氣質和性格的混淆，已給倫理學理論帶來了嚴重的後果。對氣質差異的偏愛，只是主觀愛好問題。但性格上的區別，在倫理學上卻具有最根本的重要性。有壹個例子能幫助我們澄清這個問題。戈林和希姆萊具有不同的氣質，前者是循環性神經質，後者是分裂性神經質。從主觀愛好的立場看，壹個偏愛循環性神經質的人應更「喜歡」戈林而不是希姆萊，反之也壹樣。然而，從性格的角度看，二個人有壹個共同的特性，他們都是野心勃勃的施虐狂。因此，從倫理學觀點來說，他們同樣都是惡的。相反，在生產性性格中，壹個人主觀上可以喜歡膽汁質而不是多血質氣質的人，但這種判斷並不能構成對這二個人各自的價值判斷。

　　在應用榮格關於「內傾」和「外傾」這些氣質概念時，我們常能看到同樣的混亂。喜歡外傾的人趨向於把內傾形容為抑製的神經過敏的；而偏好內傾的人則把外傾形容為浮淺、缺乏毅力和深度。這種謬誤在於把具有壹種氣質的「好」人與具有另壹種氣質的「壞」人相比較，並把價值上的區別歸因為氣質上的區別。

　　我認為，氣質和性格的混淆，很顯然地影響了倫理學。因為它導致了對那些主要氣質跟我們不同的人種的譴責，它還迎合了那種假定性格的區別在感受上與氣質的區別壹樣不同的相對主義。

　　為討論倫理學理論之目的，我們必須求助於性格的概念。這壹概念既是倫理判斷的主題，又是人類倫理發展的目標。這裏，我們必須首先澄清傳統上混淆這壹概念的原因，這種混淆主要是沒有區分動力性格概念和行為性格概念。

　　二、性格

　　（壹）動力性格概念

　　在過去和現在，註重行為取向的心理學家都把性格特性當作行為特性的同義語。從這種立場出發，性格被定義為「壹個體所特有的行為型式」，而其他作者如W．麥獨孤、R．G．高登和克雷奇默爾則強調性格特性的意動和動力因素。

　　弗洛伊德曾首創了最壹貫、最深刻的性格理論，即把性格作為壹種內驅力的系統，它構成行為的基礎，而不等同於行為。為了正確評價弗洛伊德動力性格的概念，對行為特性和性格特性進行壹番比較是有益處的。行為特性表示可以為第三者所觀察到的行動。如行為特性「勇敢」被定義為，不懼對安逸、自由、或生命的威脅，而直達其特定目標的行為。節約作為壹種行為特性被定義為，以節省金錢或其它財富為目的的行為。然而，如果我們研究這種行為特性的動機，尤其是無意識動機，那麽，我們就會發現，這種行為特性掩蓋著許多完全不同的性格特性。勇敢的行為可以由野心所激發，以至壹個人為了獲得贊譽而在特定情境下甘冒生命的危險；勇敢的行為也可以由自殺的沖動所激發，這種沖動促使壹個人有意或無意地尋求危險，因為他的生命沒有價值，他想毀滅自己；勇敢的行為又可以由完全缺乏想象力所激發，以至壹個人勇敢的行動，是因為他完全沒有意識到危險正等待著他；最後，勇敢的行為還可以由壹個人真正致力於思想或目標的行動所決定。動機統統被看作是勇敢的基礎。從表面上看，所有這些例子中的行為都是相同的，盡管它們有不同的動機。我說「從表面上看」，是因為，如果壹個人能詳細地觀察這些行為，他就會發現，動機的不同也導致行為上略有區別。例如，作戰中，如果壹位軍官的勇敢是由獻身於壹種思想而不是野心所激發，那他在不同情況下的行為就極其不壹樣。在第壹種情況下，如果所要冒的危險與戰術上所要達到的目的不相稱，那麽，他是不會發起攻擊的。另壹方面，如果他為虛榮心所驅使，那麽，他的激情會使他和他的戰士盲目地面對危險。在這種狀況下，他的行為特性「勇敢」顯然是意義極不明確的。另壹個特征是節約。壹個人也許是節儉的，因為他的經濟情況使他不得不如此；或者，他可能是過份節省的，因為他具有吝嗇的性格，這種性格使他為達到節約的目的而毫不顧忌現實的需要。這裏也可看出，動機本身又可以產生出不同的行為。在節約的第壹種狀況下，這個人能很清楚地分辨出這樣壹種情況，即何處他該節約，何處他應花錢。而在節約的後壹種狀況下，這個人是毫不考慮客觀需要的節約。被不同動機所決定的另壹事實是行為的預測。如果壹名「勇敢的」士兵為野心所激發，我們可以預言，他的勇敢行為只是由於他的勇敢能得到報答。如果這個戰士為獻身於他的事業而勇敢，那麽，我們能預測，他的勇敢能否得到賞識，這個問題並不影響他的行為。

　　與弗洛伊德無意識動機概念密切有關的是他關於性格特性的意動性理論。他承認偉大的小說家和戲劇家常熟知的見解：如巴爾紮克所說，性格研究所論述的是「激發人之動機的力量」；人的行動、情感和思想方式，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性格的特征，而不只是對現實情況之理性反應的結果：「人的命運就是他的性格。」弗洛伊德承認性格特性的動力性，承認人的性格結構代表壹種特殊的形式，在這種形式中，能量被引入了生命的過程。

　　弗洛伊德試圖把他的性格說和裏比多理論合並起來以說明性格特性的動力性。根據19世紀末流行於自然科學中的唯物主義思想的假定，自然和精神現象中的能量是壹種真實的實體，而不是壹種關系的實體，弗洛伊德認為，性驅力是性格能量的源泉。根據壹些復雜而卓越的假設，弗洛伊德把不同的性格理解為各種性驅力形式的「升華」或「反應形式」。他把性格特性的動力性解釋為源於裏比多的發現。

　　與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進步相壹致，心理分析理論的進步產生了壹個新概念，這個概念不是以孤立的個體之觀念為基礎，而是以人與他人、人與自然、人與自己的關系（the relationship）為基礎。它認為，這種真正的關系能控製和調節表現在人之情欲追求中的能量。這壹觀點的先驅者沙利文據此把心理分析定義為「人際關系的研究」。

　　以下所提出的理論，有幾個觀點本質上是追隨著弗洛伊德的性格學的：即假定，性格特性是行為的基礎，且行為必須是從性格特性推斷而來的；性格特性所構成的力量雖然強大，但人對它可能是毫無意識的。弗洛伊德還假定，性格的基本實體並不是單壹的性格特性，而是整個性格結構，單壹的性格特性都是由此而形成的。這些性格特性應理解為壹種產生於特殊結構──或我稱之為性格取向（orientation of character）的綜合物。我將限於涉略很有限的壹些性格特性，這些性格特性是由基本的取向所直接形成的。另壹些性格特性可能要作同樣的處理，它或許可表明，這些性格特性也是基本取向或這種主要的性格特性與主要的氣質特性之混合體的直接產物。然而，我們將會看到，通常所列的大量其它性格特性並不是我們之意義上的性格特性，而是純氣質特性或行為特性。

　　這裏所提出的性格理論與弗洛伊德理論的主要區別是，性格的根本基礎並不在各種類型的裏比多中，而是在特殊的人與世界的關系中。在生活過程中，人憑借a獲得並同化事物；b使自己與他人有關而使自己與世界發生著聯系。我把前者稱之為同化的過程（the process of assimilation），而把後者稱之為社會化的過程（the process of socialization）。這二種人與世界之關系的形式都是「開放的」，而並非像動物那樣，是由本能所決定的。人能夠通過取得或接受外在的來源、或依靠自身的努力生產而獲得事物。但人為了滿足自己的需要，必須以某種方式來獲得和同化它們。人也不能單獨地生活，而與他人毫無聯系。為了防衛、為了工作、為了性的滿足，為了玩、為了養育下壹代，為了知識的傳播和物質的占有，他必須與其他人發生聯系。除此以外，他也需要與其他人、與群體相聯系。完全孤立是無法忍受的，且是與健全之生活不相容的。人使自己與其他人相聯系的方式是多種多樣的：他能夠愛或恨；他能夠競爭或合作；他能夠在平等或權威、自由或壓迫的基礎上建立壹種社會製度；但他必須在某種方式中與他人聯系，而這種特定的聯系形式就表現出他的性格。

　　這些個人借以使自己與世界發生聯系的取向，構成了他性格的核心。性格可以被定義為：把人之能量引向同化和社會化過程的（相對固定的）形式。這種心理能量的流通具有十分重要的生物學功能。因為人的行動並不是由先天的本能模式所決定，所以如果人的每壹次行動、所采取的每壹個步驟都要慎重地下壹番決心，那麽，生活就太不穩定了。相反，許多行動都要極其迅速的加以完全，而不容意識的審察。此外，如果所有行為都要得到慎重決定的應允，那麽，就會產生許多不協調的行動，而不是與特有功能相容的行動。根據行為主義的思想，人認識到，要以半自動的方式作出反應，就要養成習慣的行動和思想，這些習慣就是條件反射。這種觀點在壹定程度上是正確的，但它忽略了這樣壹個事實，即人之特征及不可改變的、最深層的習慣和意見是性格結構的產物；習慣和意見是特殊的表達形式，在這種形式中，能量通過性格結構而得到誘發。性格體系可以視為人對動物本能器官的替代物。壹旦能量在壹特定的方式中得到誘發，行動就「符合性格」。就倫理學而言，也許並不希望有某種特殊的性格，但它至少許可人的行動相當壹致，並使人免除了次次都要作出壹個新的慎重之決定的負擔，人能夠安排與他性格壹致的生活方式，從而創造了內在情境與外在情境壹定程度上的相融合。而且，性格也有選擇人的觀念和價值的功能。因為就大多數人而言，他們的觀念似乎與他們的情感、願望、邏輯推論之結果無關，他們感到，他們對世界的態度是由他們的思想和判斷所確定的，而實際上，他們這時的思想和判斷是性格的產物，就像他們的行動是性格的產物壹樣。這種確定又反過來促使性格結構更穩定，因為它使性格結構顯示出其正確性和合理性。

　　性格不僅使人的行動前後壹致、並「合乎理性」，它也是人適應社會的基礎。兒童的性格模式是在其父母的影響下形成並發展的。父母和他們培養孩子的方式又是由他們所處的文化的社會結構決定的。壹般的家庭是社會的「精神培養處」，通過使自己適應家庭，兒童養成了性格，在日後的社會生活中，這種性格能使他適應他所必須完成的工作。他所養成的這種性格使他想做他必須去做的事，而且，他和同壹社會階層或同壹文化中的大多數人壹樣，都具有這種性格的核心。壹個社會階層或文化中的大多數人具有性格之某些重要因素的事實、壹個人能說壹種「社會性格」代表壹特定文化中的大多數人共同具有的性格結構之核心的事實，說明了社會和文化形態對性格形成的影響程度。但是，我們必須區分個人性格與社會性格、區分同壹文化中，這個人的性格與那個人的性格。這些差別部分地是由於撫育孩子成長的父母之間的人格不同，以及孩子成長之特定的社會環境──物質的和精神的──不同。但這也是由於每個人的體質不同，尤其是他們的氣質不同。從遺傳學角度來說，個人性格的形成取決於他在氣質和體質方面之生活體驗的影響，這些體驗包括個人體驗和文化體驗。對兩個人來說，環境絕不會是完全相同的，因為體質不同，使他們或多或少總會以不同的方式去體驗相同的環境。只是作為個人與文化形態相適應的結果所發展、而不是植根於人的性格中的行動習慣和思想習慣，在新的社會形態影響下，是很容易改變的。另壹方面，如果壹個人的行為植根於他的性格中，那麽，他就能充滿能量，且只有當這個人的性格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時，他才能改變。

　　下面所要分析的非生產性取向（nonproductive orientation），不同於生產性取向（the productive orientation）必須註意，這些概念是「理想類型」，而不是對某壹特定個體之性格的描述。由於要說明問題，因此在這裏，對它們給以了區別對待。任何人的性格通常都具有這些取向的部分或全部，其中，有壹個是占主導地位的。最後，我想申明，在描述非生產性取向時，我所提出的只是它們的否定方面，而它們的積極方面，將在本章的後壹部分作簡要的討論。

　　（二）性格類型：非生產性取向

　　（1）接受取向

　　具有接受取向（the receptive orientation）的人感到，「壹切好的都源於外界」，同時他相信，要獲得他所需要的東西──物質、慈愛、愛情、知識、快樂──唯壹的途徑是接受外界來源。在這種取向中，愛的問題主就只是「被愛」、而不是愛的問題。這種人在選擇他們所愛的對象時，常常不加區分，因為他們淹沒在這樣壹種被人所愛的體驗中，以至只要任何人給他們以愛、或似乎像愛他們，他們就會「迷戀」上這個人。這種對任何愛他們的人收回愛或對他們表示冷淡，都極其敏感。這種人在思想方面也壹樣：如就理性而言，他們是最好的聽眾，因為他們的取向是接受觀念、而不是生產觀念；讓他們自己表現意見，他們會感到束手無策。這些人的基本思想是，讓其他人提供他們所需要的知識，而他們自己則不願為此而費壹點力。就宗教而言，這些人具有這樣壹個上帝的概念，即他們無需動手，便可從上帝那裏得到壹切。如果他們不信宗教，那麽他們在與他人或公開機構的關系中，同樣信奉這樣壹個原則；他們總在尋求壹個「有魅力的幫助人」。這種人表現出壹種特別的忠誠，這種忠誠的根基就是感恩於幫助他們的人，同時又害怕這種幫助的失落。因為他們很需要幫助以獲得安全感，他們不得不忠誠於那些幫助他們的人。對他們來說，說壹個「不」字很困難，而且他們很容易陷入忠誠與允諾的沖突中。因為他們對每件事或每個人都愛說「是」，而不能說「不」，判別能力的萎縮導致他們更依賴他人。

　　他們不僅依賴權威以獲得知識和幫助，而且還依賴壹般人在任何方面的支持。當他們孤身壹人時，他們便感到茫無所措，因為沒有幫助，他們什麽也幹不了。當碰到壹些從本質上講只能由他們自己來履行的行為時，這種幫助──做出決定、履行責任──就尤為重要。例如，在人際關系中，他們向每壹個與他們必須做出決定有關的人尋討建議。

　　這種接受型的人極其愛好吃喝。他們傾向於通過吃喝來戰勝焦慮和意氣消沈。這些人的嘴巴經常有壹個明顯的特征：嘴唇張開著，似乎表現出壹種不斷需要餵養的樣子。在他們的夢幻中，被餵養象征著被愛，而挨餓則是受挫或失意的表現。

　　總的說來，具有接受取向的人在表面上是樂觀、友善的，對生活和他們的才能有壹定的信心；但當他們的「供應來源」受到威脅時，他們便會感到焦慮和心神不安。他們常有助人的誠意和願望，但他們把為他人服務當作獲取好感的活動。

　　（2）剝削取向

　　剝削取向（the exploitative orientation）具有和接受取向壹樣的基本前提：壹切好的都源於外界，人不管想要什麽，都得到外界去尋求，人自己是不能創造任何東西的。然而，二者的區別是，屬剝削取向的人並不期望從他人那裏接受禮物，而是通過強力或狡詐，從別人手裏拿走東西。這種取向的人，其活動範圍是很廣的。

　　在感情和慈愛的領域裏，這種人常常是強占或竊取。他們只為那些能從其他人手中搶走的人所吸引。被搶的人是否有吸引力，要以他們是否隸屬於其他人為條件；這種人不會去愛那些無人迷戀的人。

　　關於思想和智慧方面的追求，他們的態度也是這樣。這種人並不會去創造觀念，而是會竊取觀念。他們或是以直接剽竊的形式、或是以更狡猾的方式──用不同的術語重復別人的觀念，並堅持這是他們自己的新觀念──來達到這壹目的。令人驚訝的事實是，那些很聰明的人常常這麽做，雖然如果他們相信自己的才能，他們完全能創造出他們自己的新觀念。那些在其它方面富有才能、而在這方面缺乏獨到思想和獨立創造力的人，常常可以在這種性格取向中、而不是在先天缺乏創造力方面得到說明。這種人對物質方面的取向也是如此。他們認為，能從別人手裏拿走的東西似乎總要比他們自己所製造的好。他們利用和剝削他們能壓榨的任何人和任何東西。他們的座右銘是，「偷來的果子最甜」。由於他們想利用和剝削別人，因此他們或明或暗地「愛」那些有可能剝削的對象，並「餵養」那些為他們所榨取的人。極端的例子是，壹個有盜竊癖的人，雖然有錢買東西，但他還是樂於享受那些他能偷竊到的東西。

　　這種取向的人似乎常常以有壹張辛辣的嘴為其突出的特征。很難用詞句來形容這些人是怎樣花言巧語的。他們的態度是敵意和操縱的混合。每個人都是剝削的對象，而且都要根據他的可利用性加以判斷。這種人並不具有接受類型的人所具有的信念和樂觀，他們的特征是懷疑、挖苦、羨慕、妒忌。由於只有從別人手裏拿到東西，他們才能得到滿足，因此他們總是過高地估計別人的所有物，而過低地估計他們自己的所有物。

　　（3）囤積取向

　　接受型和剝削型在這壹點上是相同的，即二者都期望從外界獲得東西，而囤積取向（the hoarding orientation）與此有本質的區別。具有這種取向的人不相信他們有可能從外界獲得任何新東西；他們的安全感建立在囤積和節約的基礎上，而消費則是壹種威脅。他們似乎在壹堵保護墻的包圍中，他們的主要目標是在這個堅固的陣地中，盡可能多地把東西帶進來，而盡可能少地把東西帶出去。他們不僅吝嗇錢和物質的東西，而且吝嗇情感和思想。愛實際上是壹種占有；他們並不給予愛，而是試圖通過占有「被愛者」而獲得愛。囤積型的人對人、甚至對回憶都有壹種特殊的忠誠。他們的多愁善感使過去的壹切都顯得極其珍貴；他們抓住過去的壹切不放，並沈溺於對以往情感和體驗的回憶中。他們對壹切事都有所了解，但這毫無用處，他們沒有創造思想的能力。

　　通過他們的面部表情和手勢，我們也能識別這種人。他們的特征是，緊閉嘴唇，以手勢代表全部態度。接受型的態度似乎是誘人的、坦率的；剝削型的態度是敢做敢為的、尖銳的；囤積型的態度則是生硬的，他們似乎想強調他們自己與外部世界的這壹隔之墻。這種態度的另壹特征是學究式的有條理。囤積型的人對壹切事物、壹切思想或情感，就像對錢財壹樣，有條不紊，他的條理性是枯燥無味的、刻板的。他無法忍受東西的淩亂不堪，他會自覺地把些東西重新加以整理。對他來說，外部世界是壹個會沖破他那堅強陣地的威脅；有條理的意義在於控製外部世界，通過整理事物，把它們安置在壹個適當的位置上，以躲避它們侵犯的危險。強製性的清潔是他需要脫離與外部世界之聯系的另壹表現。超越他自身之墻的壹切事情，都被看作是危險的、「不幹凈的」；通過強製性的洗禮──與在和不幹凈的物或人接觸後，要進行宗教洗禮儀式壹樣──他清除了有威脅的接觸。壹切事物不僅在適當的位置、而且在適當的時間裏得到了安置；刻守時間是囤積型的特征，是他們控製外部世界的又壹方式。如果他感到，外部世界是對那堅固陣地的壹種威脅，那麽他就以固執而對此作出邏輯的反應。壹個經常性的「不」字幾乎成了他防禦侵犯的自動屏障；穩坐不動成了他對被逼迫之危險的回答。這些人常感到，他們具有的只是固定的力量、能力，及智力，這種貯存著的力量在運用中會減少或消耗，而且它們決不會得到補充。他們不明白，壹切有生命的實體都具有自我補充的能力，活動和運用人的力量會使它得到增長，這種力量不用，反而會削弱它；對這種人來說，死亡和毀滅比生命和生長更現實。創造性的行動是他們聽而不信的奇跡。他們的最高價值是秩序和安全；他們的座右銘是：「世上沒有新東西」。與他人關系的親密是壹種威脅；而對他人的疏遠或占有，則意味著安全。囤積性的人常愛猜疑，並具有壹種特殊的正義感，這種正義感實際上是說：「我的就是我的，妳的則是妳的。」

　　（4）市場取向

　　市場取向（the marketing orientation）發展成為壹種主要的性格特征，這只是現代的事。為了理解這種取向的本質，我們必須認識現代社會中市場的經濟功能，它不僅與這種性格取向相似，而且是現代人這種性格取向發展的基礎和主要條件。

　　物物交換是最古老的經濟途徑。然而，傳統的地方市場與現代資本主義所產生的市場有著本質的區別。在地方市場上，物物交換提供了壹個以交換商品為目的的機會。生產者和主顧們是互相熟悉的；相對來說，他們是壹個小集團；雙方或多或少都知道對方的要求，所以生產者能按主顧的特殊要求而生產。

　　現代的市場不再是壹個集會的場所，而是壹臺以抽象和無個人要求為特征的機器。生產者是為市場，而不是為他所熟悉的主顧們生產；他的決斷是以供求律為基礎的；這種供求律決定商品能否出售，及以什麽價格出售。例如，無論壹雙鞋是否有使用價值，但如果供應大於需求，那麽，某些鞋就要在經濟上被判死刑；這些鞋也許本來就完全不該生產。就商品的交換價值而言，市場日就是它的「裁決日」。

　　讀者也許會反對這種把市場過於簡單化的敘述。生產者確實力圖事先斷定需求，在壟斷的條件下，他甚至在壹定程度上獲得了對需求的控製。然而，市場的正規作用過去具有、現在仍然具有充分的支配力，以對城市中產階級的性格結構產生深遠的影響，並通過中產階級在社會和文化中的地位，而影響全體民眾。市場的價值概念所強調的是交換價值，而不是使用價值，這壹點又導致了人們，尤其是人自己的同樣的價值概念。我把那些植根於人把自己當作壹種商品、並把個人價值當作交換價值的取向性格，稱為市場取向。

　　在我們這個時代，市場取向有了迅速的發展，隨之壹種新的市場──「人格市場」發展了，這是幾十年來的現象。職員、售貨員、商業主、醫生、律師及藝術家等等，全都出現在這壹市場上。事實上，他們的合法身份和經濟地位是有區別的：有些人是獨立的，靠提供服務而獲取報酬；另壹些人則是被雇傭而領取薪金的。但他們全都依靠那些需要他們服務或雇傭他們的人的個人接受，才能取得物質上的成功。

　　在人格市場和商品市場上，估價的原則是壹樣的：在這壹方，出售的是人格；在另壹方，出售的是商品。兩者的價值都是交換價值，它們的使用價值只是壹個必要條件，而不是壹個充分條件。的確，如果人們只被賦有合意的人格，而不具有在他們必須完成的特殊工作中的熟練技能，那麽，我們的經濟體製就不能發揮效用。壹位紐約的醫生如果不具有最起碼的醫學知識和醫療技術，那麽，他即使有最好的醫療態度和最完美的醫療設備，也不會獲得成功。壹位秘書如果不能快速的打字，那麽，她即使有最可愛的性格，也難保其不丟工作。然而，當我們問，作為成功的壹個條件，技術和人格各自的比重應占多少時，我們就會發現，除了某些情況外，成功主要是技術和其他壹些人之特性──如誠實、正派、正直的結果。雖然，作為成功的必要條件，壹方面是技術和人之特性的比重，另壹方面是二者和「人格」的比重，但「人格因素」總是起決定作用的。成功主要依靠壹個人在市場上怎樣很好地出售自己，他的人格是否獲得通過，他是否是壹個漂亮的「包裹」，他是否「令人愉快」、「健康」、「可靠」、「雄心勃勃」；此外，他的家庭背景如何，他屬於哪個俱樂部，他是否認識有權之士。在某種程度上，人格類型要依靠壹個人所從事的特殊工作而定。股票經紀人、售貨員、秘書、鐵路主管、學院教授、或旅館經理，各人必然具有不同的人格，除了他們的區別外，他們還都需要實現壹個條件：有此需求。

　　事實上，要爭取成功，只具有完成壹項特定任務所需的技能和裝備是不夠的，人必須能「有效地表達」他的人格，以同他們競爭，於是便形成了人對自己的態度。假如壹個人完全憑借他所知道的東西和他所能幹的事情而生活的話，那麽，人的自尊和他的能力是成正比的，也就是說，人的自尊和他的使用價值成正比；但是，由於成功主要依靠人怎樣出售他的人格，因此，他體驗的自己是壹種商品，更確切地說，他既是壹個賣主，同時又是壹個待出售的商品。壹個人所關心的不是他的生命和幸福，而是他的銷路。如果壹種商品、或旅行包也有感覺和思想的話，那麽，這種感受倒可以和這些商品相比較。例如，櫃臺上的每壹只旅行包都盡可能地使自己富有「吸引力」，以吸引顧客，並盡可能地展現自己的「昂貴」，以獲得高於競爭對手的價格。以最高價格出售的旅行包會感到洋洋自得，因為這意味著它是最有「價值」的旅行包；而那些賣不出去的旅行包則會感到悲哀不已，認為自己毫無價值。但是，有的手提包盡管在外表和使用價值上是最佳的，但由於提包式樣的翻新而使它不幸運時，它也會落入同樣的命運。

　　像旅行包壹樣，人必須在人格市場上趕時髦，為了趕時髦，他必須知道何種人格是市場上最需要的。這種知識通過從幼兒園到大學的整個教育過程，壹般得以傳播，並在家庭中又得到了輔助教育。然而，人在早期所獲得的知識是不夠的，它只強調了壹些壹般的特性，如適應力、雄心勃勃、以及對他人不斷變化著的期望的敏感。在其他場合，人也獲得了壹些成功之典型的更特殊的例子。畫刊、報紙、新聞短片都展現了各種成功者的畫面和生活故事。圖片廣告具有同樣的功能。成衣廣告商就是壹個成功的例子，它表明，壹個想要在現代人格市場上「賺大錢」的人所應有的樣子。

　　向壹般人傳播所需要之人格模型的最重要的手段是電影。年輕女子竭力仿效著高價明星的面部表情、發型、手勢，並把此當作是有指望獲得成功的途徑。年輕男子則力圖使自己像在銀幕上所見的明星模式。然而，壹般人對最成功者的生活卻很少有所接觸，他同電影明星的關系也有區別。事實上，他們與電影明星並沒有什麽真正的聯系，但卻能在銀幕上壹遍又壹遍地看見他們，能和他們通信，並得到他們的照片。與我們的時代相反，過去演員是為社會所鄙視的，但他們卻向觀眾傳播著偉大的詩作。而今日的電影明星沒有偉大的作品或思想可向觀眾傳播，他們的作用是充當壹般人與「偉人」的中介。壹個人即使沒有指望獲得如偉人們那樣的成功，但他還是能努力仿效他們的；他把偉人當作聖人，並因為偉人有成就，而把他們當作生活的楷模。

　　由於現代人所體驗到的自我既是市場上的賣主，又是待出售的商品，因此，他的自尊只能由他所無法控製的條件來決定。如果他「成功」了，他就有價值；如果他不成功，他就沒有價值。作為這樣取向之結果的不安全感的程度，幾乎沒怎麽受到重視。如果壹個人感到，他自身的價值主要不是由他所具有的人之特性所構成，而是由壹個條件不斷變化的競爭市場所決定的話，那麽，他的自尊必然是靠不住的，而且經常需要他人的肯定。因此，壹個人被無情地驅使著為成功而努力，任何挫折對他的自尊都是壹種嚴重的威脅；結果就產生了孤立無援感、不安全感及自卑感。如果市場的變遷決定人的價值，那麽，人的尊嚴感、自豪感就被摧毀了。

　　然而，這不僅是自我評價和自尊的問題，而且也是人作為壹個獨立的實體，壹個與自我同壹之實體的體驗問題。在後面我們將看到，成熟的生產性的個體之感覺，是與他把自己作為壹個有力量的行動者加以體驗相壹致的；這種自我感覺可以簡潔地表達為，「我就是我所是」。市場取向型的人所面臨的是，把自己的力量當成商品讓渡給別人。他不是壹個力量的擁有者，而是壹個把力量遮掩起來的人，因為他的問題並不是在使用力量的過程中實現自我，而是在出售力量的過程中獲得成功。力量和力量所創造的東西相分離了，這些東西與他自己相區別，並要由別人來判定和運用；於是，人的自我同壹感和自尊壹樣動搖了；現在，這種同壹感是由人所扮演的壹切角色構成的：「我就是妳所需要的」。

　　易蔔生在《培爾·金特》壹劇中表述了這種人格狀況：培爾·金特力圖發現自我，但他覺得自己像壹只洋蔥──被人壹層接壹層地剝開，卻找不到核心。由於人無法在懷疑他的同壹感中生活，因此他必須在市場取向中找到同壹感的證明，這種同壹感與自我和人的力量毫無聯系，而是與他人有關他的意見相聯系。他的威望、他的地位、他的成功、以及他作為壹個特定的人而為眾人所知的事實，取代了真正的同壹感。這種情境使他完全依賴於其他人對他的看法，並迫使他保持他曾經獲得成功的那樣壹種角色。如果我和我的力量互相分離了，那麽，我的自我實際上就是由我所賣得的價錢購成的。

　　人體驗他人的方法與他體驗自己的方法並沒有什麽區別。其他人像他自己那樣，是作為商品而被體驗的；他們也不呈現為他們自己，而是呈現為可銷售的部分。人與人之間的區別僅僅簡化為取得成功、富有吸引力、及價值之間量的多少的區別。這個過程與市場上商品的情況沒有什麽區別。壹幅畫和壹雙鞋既可以表現為交換價值，也可以簡化為價格。所以好幾雙鞋與壹幅畫是「等值的」。用同樣的方法，人與人之間的區別被簡化為壹個共同的因素──市場價格。他們那獨特的、唯壹的個體性是毫無價值的，事實上是壹個壓艙物。獨特的這個詞很能表達這種態度。取代這個詞原來所意味著的人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發展他的個體，現在它幾乎成為無價值的同義語。平等壹詞也改變了它的原意。所有人生來平等這壹觀念意味著，所有人都具有同樣的基本權力──把人自身當作目的，而不是手段。今天，平等則已相當於可交換性，且是對個體的真正否定。平等是每個人發展獨特性之條件已為平等意味著消滅個體、樹立無私特征的市場取向所取代。平等原來是和差別聯系在壹起的，而現在，它已成了「無差別」的同義語，而無差別確實是現代人與自己、與他人之關系的特征。

　　這些狀況必然歪曲人的全部關系。當個體自我被否定時，人與人的關系必然是表面的，因為他們自身並沒有關系，有關系的只是可交換的商品，人沒有能力、且不能彼此提供唯壹的、「獨特的」個體。然而，市場創造了壹種它自己的同事關系。每個人都卷入在同樣的競爭中，都具有共同的追求──成功；所有人都在同樣的市場條件下相遇了（或至少相信他們能這麽做）。每個人都知道他人的感受，因為他們都在同壹條船上：孤獨、害怕失敗、渴望快樂；這場競爭沒有方向，也不要指望會有方向。

　　人之關系的這種表面化特征，使許多人都希望在個人的愛之方面，能找到深刻而強烈的情感。但愛壹個人和愛鄰居是不可分割的；在任何壹種特定的文化中，愛之關系都只是這種文化中，普遍流行的人之關系更強烈的表現。所以期望植根於市場取向中的孤獨的個人為個體之愛所拯救，這只是壹種幻想。

　　思想和情感壹樣，也是由市場取向所決定的。思想具有迅速把握事物的功能，以便能成功地處理它們。普遍和有效的教育促進了思想的功能，它使得智力而不是理性達到了更高的程度［註：智力和理性的區別，將在本節的下壹部分加以討論。］。為了處理之目的，所需要知道的壹切只是事物表面的、膚淺的特征。深入到現象的本質中以發現真理，這成了壹個過時的概念（真理不僅含有前科學的「絕對」真理──無數經驗數據的教條，也包括人憑借理性、通過觀察和隨時修正所獲得的真理）。大多數的智力測驗都依這種思想而定調；它們並不怎麽衡量人的理性之能力，也不能充分衡量人的理解力，以使心理迅速適應壹種既定的情境；把這種測驗稱為「心理適應測驗」才是恰當的。因為這類思想本質上適用於運用比較和定量衡量之方法，而不適用運用分析特定現象及實質的方法。所有問題同樣都「令人感興趣」，且它們在重要性上並沒有什麽差別。知識本身成為壹種商品，因此，人就被他的自身力量異化了。思想和知識都被當作生產成果的工具。西方思想的偉大傳統中，人關於自己的知識、心理被看作德性、正當生活及幸福的條件，而現在，它卻退化為在市場研究、政治宣傳、廣告等等中，用來為更好的操縱他人和自己服務。

　　顯然，這種思想對我們的教育製度產生了重大影響。從入小學到大學畢業，學習的目的都是盡可能多的收集資料，這些資料主要用於為市場需求服務。學生用於學習的時間太多了，以至他們幾乎沒有時間和精力去思考。激勵學生想要更多更好地學習的主要力量，並不是對所教課程、知識、及見解等等的興趣，而是為了得到提高交換價值的知識。我們發現，今天對知識和教育雖有極大的熱情，但同時，卻把那些「只與」真理有關、而在市場上無交換價值的思想，說成是不切實際的、無用的思想，並抱以懷疑或蔑視。

　　雖然我提出，市場取向是壹種非生產性取向，但它在許多方面與其它的非生產性取向有區別，因此，它是自成壹類的非生產性取向。接受、剝削、囤積取向有壹點是共同的：即每壹種取向都是壹種人之關系的形式，壹種取向如果支配了壹個人，便成了他的特性和特征（後面還將要說明，這四種取向並非如迄今為止我們所描述的那樣，必然都是否定的性質）。然而，市場取向並不能發展人的某些潛在性（除非我們荒謬的假定，「虛無」也是人的壹種特性）；市場取向的真正本質並不是發展壹種特殊的、永久的關系，而態度的確實可變性才是這類取向的永久特性。在市場取向中，得到發展的只是那些能最好地加以出售的特性。沒有哪壹種特定態度是占統治地位的，而這壹真空則能由需要之特性最快地加以填補。然而，需要這壹特性已失去了該詞的原有含義；它只是壹種角色，壹種特質的借口，如果另壹個更合乎需要，它就很快被替換了。例如，體面有時就很需要。某些商業部門的推銷員應該以那種可靠、樸實及負責的特性來影響公眾，這些特質是19世紀許多商人的真正特質。現在，人在尋求壹個逐漸灌輸了信任感的人，因為看來他過去好像有這些特性；他在人格市場上所出售的是他具有表現這種特質的能力；而在這角色的背後是哪壹類人這無關緊要，而且，也沒有人會關心這壹點。他本身的興趣並不在自己是否忠實，而是這種忠實在市場上使他能得到什麽。市場取向的前提是真空，任何特質的缺乏都不能改變這壹點，因為任何持久的性格特征總有壹天會與市場的需要相沖突。有些角色也並不適應人的獨特性；因此，人必須廢除它們──不是廢除這些角色，而是廢除人的獨特性。市場人格必須是自由的，它沒有個性。

　　我們至今所討論的這些性格取向，並不是彼此孤立的。例如，壹個人也許是接受取向占主導地位的，但通常也混合著任何或所有其它取向。在這壹章的後半部分，我將討論這些混合取向問題，而對這壹點，我所想強調的是，所有取向都是人的特征的壹部分，而什麽取向占主導地位，這在很大程序上有賴於個人生活於其中的那個文化的獨特性。雖然，對各種取向和社會形態之關系的更詳盡的分析是社會心理學所要研究的主要問題，但我還是願意在這裏提了壹個嘗試性的前提，以作為決定這四種非生產性（不管哪壹種占主導地位）的社會條件。值得註意的是，研究性格取向和社會結構之間相互關系的意義，不僅在於這樣壹個事實，即它有助於我們理解性格形成中某些最重要的因素，而且也在於特殊取向──它們是壹種文化或社會階層最大多數人所共有的──代表了強烈的情感力量，我們必須了解這種情感力量，以便理解社會的作用。流行的觀點強調文化對人格的影響，而我想說明，不應該把社會和個人的關系簡單地理解為文化形態和社會體製「影響」著個人。二者其實是越來越深刻地相互影響；壹般說來，個人的整個人格是以人與人的相關關系為模式的，而這種相互關系在很大程度上又是由社會經濟和社會政治結構所決定的，因此，我們原則上能夠從對個體的分析中推斷出他所生活於其中的整個社會結構。

　　從接受取向中，我們常可以發現這樣壹個社會，在這個社會裏，壹個有權力的集團完全可以剝削另壹個集團。因為被剝削的集團沒有力量改變它的情境，也沒有任何力量改變它的觀念，被剝削者敬仰他的統治者就象敬仰他的供養人壹樣，因為從這些供養人那裏，他能獲得生命的壹切。不管奴隸得到的東西是多麽的少，但他總感到從自己所作出的努力看，他理應得到的更少，因為他的社會結構給他留下了這樣壹個真實的印象，即他沒有組織起來的能力，也沒有依靠自己的行動和理性的能力。相應來說，在當代美國文化中，略壹看來，這種接受態度似乎已完全絕跡。我們的整個文化、我們的觀念及實踐都阻攔著接受取向，並強調每個人必須尋找自我，必須對自己負責，如果他想「無往而不勝」，就必須運用他自己的創造性。然而，接受取向受到阻攔，這並不意味著它不存在了。在前面的討論中，我們看到，適應的需要、享受的需要導致了無依無靠的感覺，這種感覺正是現代人微妙的接受性的根基。這壹點在對「專家」和「輿論」的態度上尤為明顯。在每個領域，人們都期望有壹個專家，他能告訴人們情況怎麽樣、他們該怎樣去完成工作，所有人都應該聽從他的教導，接受他的觀念。我們的社會裏，有科學方面的專家，幸福方面的專家，而作家由於是最好的賣主，因而事實上就成了生活藝術的專家。這種微妙的而不是壹般的接受性在現代「民俗學」中呈現出怪誕的形式，廣告則使它變本加厲。雖然，每個人都知道，「即刻致富」的命題實際上並不存在，但人們卻還是在做著這壹步登天的白日夢。這種情況部分地與使用新發明有關；無需調檔的汽車、不用摘除筆套的自來水筆，這只是隨手而來的二個奇妙的小例子。而有關幸福方面，情況就更突出了。壹個極有特點的引證是，作家法爾維說：「這本書告訴妳怎樣改變自己，使自己與過去判若二人──幸福、健康、精力充沛、自信、有能力、不用照顧。但這要求妳遵從不費力的心身安排表；實際上要比這簡單的多。……這裏所開列的有益之方案可能頗為奇特，因為很難設想不勞而獲。……然而，情況就是這樣，妳馬上就會看到。」［註：法爾維（Hal Faivey）：《將會改變妳生活的十個助手》，芝加哥，1944年版。］以「獲取我所需要的」為座右銘的剝削性格，是要返回到淫盜行為和祖先的封建製那裏，返回到19世紀榨取天然資源的強盜、巨商那裏。用馬克斯·韋伯的術語來說，為利潤而漫遊在地球上的「流浪的」、「冒險的」資本者，就是具有這種特征的人，他們以賤買貴賣為目的，而且無情地追求權力和財富。這種類型的性格是在18和19世紀自由競爭的市場條件下培育起來的。而我們這個時代，由於權威主義製度，赤裸裸的剝削又復活了，這種權威主義企圖剝削自然資源和人類資源，它們不僅剝削本國，而且用強力侵犯其它國家。他們公開宣揚強權，並通過強調強者生存的自然律而使強權合理化；愛和正派都是軟弱的象征；思想則是膽怯和墮落的表現。

　　囤積取向與剝削取向並存於18、19世紀。囤積型的人是保守的，他們對拼命的獲取很少有興趣，卻熱衷於在方法上以合理原則和保護既得利益為基礎的經濟追求。對這種人來說，財產是他的自我和保護最高價值的象征。這種取向給了他以壹種極大的安全感；他對財產和家庭的占有構成了壹個安全的、易於管理的世界，就像受到了19世紀相對穩定的環境所保護的那樣。強調工作和成功是善的例證的宗教倫理也支持這種安全感，同時傾向於賦予生命以意義和宗教上的滿足感。這種穩定的世紀、穩定的占有、穩定的倫理綜合起來，給中產階級的成員以壹種歸屬感、自信感和自豪感。

　　18和19世紀，並沒有出現市場取向；市場取向完全是現代的產物。只是到了最近，旅行包、標簽、商標名稱也變得重要起來，人和商品都壹樣。工作信條失去了份量，買賣主義是至高無上的。在封建時代，社會的變動性是極其有限的，而且，壹個人無法利用他的人格而為前進開路。在市場競爭的年代裏，社會變動頻繁。尤其在美國更是如此；如果壹個人「能把商品兜售出去」，他就能往上爬。今天完全靠個人自己而發財的機會比過去少多了。如果壹個人想往上爬，他必須適應各種大規模的組織，而他的主要資產是他有能力扮演所期望的角色。

　　失去個性、空虛、生命無意義、個體自動化，這壹切導致了不滿足的增長，導致了尋求更適當的生活方式的需要和尋求能引導人達到這個目標之規範的需要。接著所要討論的生產性取向表明，這種性格使人的全部潛能得到生長和發展，而其它所有活動都應從屬於這個目的。

　　（三）生產性取向

　　（1）壹般特征

　　從古典和中世紀文學的時代直到19世紀末，人們作了大量的努力，以說明好人和好社會應是什麽樣子。這些觀念部分是以哲學或神學的形式加以表述，部分則在烏托邦的形式中得到了表達。很顯然，20世紀缺乏這種視野。20世紀所強調的是，對人和社會進行批判的分析，而人應該成為什麽樣子這種積極的看法則是被蘊含在這種分析中的。當然，無可懷疑，這種批判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而且是任何社會進步的條件。但由於缺乏設計「更好的」人和「更好的」社會之眼光，卻使人在相信自己、相信他的未來面前無能為力了（而不相信自己和自己的未來又同時是無能為力的結果）。

　　現代心理學、尤其是心理分析學在這方面都無例外。弗洛伊德和他的追隨者對神經病人的性格作了傑出的分析。他們關於非生產性性格的臨床說明（用弗洛伊德的術語，謂之前生殖期性格）是詳盡無疑的、準確的──他們並不顧忌所使用的理論概念需要修正這壹事實；但他們很少考慮正常、成熟、健康之人格的性格。弗洛伊德把這種性格稱之為生殖性格，但生殖性格是壹個極其模糊和抽象的概念。弗洛伊德把生殖性格定義為壹個人的性格結構，在這種結構裏，口唇裏比多和肛門裏比多在最高的生殖欲面前，已失去了主導地位和作用，而生殖欲的目的是與壹個異性相結合。對生殖性格的這種描述，並沒有超越那種壹個有能力在性欲和社會方面發揮作用的個體的性格結構的說法。

　　在討論生產性性格時，我將大膽超越批判性的分析，而深入研究這種充分發展了的性格的本質。這種性格是人類發展的目標，同時也是人道主義倫理學的理想。這可作為研究生產性取向這壹概念的最初途徑，以說明這種生產性取向和弗洛伊德生殖性格的關系。當然，如果我們不在字面上、而是在象征的意義上使用弗洛伊德關於裏比多的理論，那麽，它就可以相當準確地說明生產性的意義。因為在性成熟的階段，人有正常的生產性能力；通過精子和卵子的結合，新的生命誕生了。然而，這種生產性是人和動物共同具有的，物質生產的能力卻是人所特有的。人不僅是理性的、社會的動物，他還是生產的動物，他能夠運用理性和想象力，去改變眼前的物質。他不僅能夠生產，而且他必須生產以維持生命。然而，物質生產只是生產性性格最通常的象征。人格的「生產性取向」是壹種基本態度，是人類在壹切領域中的體驗之關系的模式。它包括人對他人、對自己、對事物的精神、情感、及感覺反應。生產性是運用他之力量的能力，是實現內在於他之潛力的能力。如果我們說，他必須運用他的力量，那麽，這就意味著他必須是自由的，他不能依靠那些控製他力量的人。進壹步而論，我們指出，他必須由理性所引導，因為他只有了解了力量是什麽、怎樣運用力量、及為何而運用力量，他才能使用他的力量。生產性意味著他把自己當作壹個他之力量的化身、壹個「行動者」而加以體驗；他感到自己與他的力量溶為壹體，同時這種力量並沒有受到阻礙而與他相異化。

　　為了避免對「生產性」這壹術語的誤解，似乎有必要扼要地討論壹下什麽不屬於生產性的問題。

　　壹般來說，「生產性」這個詞與創造性、尤其是與藝術創造相聯系的。真正的藝術家確實是最令人信服的生產性的代表。但是，並非所有藝術家都具有生產性。例如，壹幅普通的繪畫，除了在畫布上以照片的方式復製了壹個人的人像外，也許並沒有其它的內容。但壹個人沒有創造某些可見物或可傳授物的天賦，卻能生產性地體驗、觀察、感覺和思考。生產性是每個人都能具有的壹種態度，除非他是精神上和情感上的殘廢人。

　　「生產性的」這壹術語容易與「能動的」壹詞相混淆，而「生產性」則易與「能動性」壹詞相混淆。雖然，這二個術語可以是同義語（例如，在亞裏士多德的能動性概念裏），但能動性在現代的習慣用法中，常表示與生產性全然相反的意思。能動性壹般被定義為，耗費力量以促使現存情境發生變化的行為。相反，如果壹個人沒有能力改變或明顯影響現存情境，而是為外在於他自身的力量所影響或所動搖，那麽，他就是壹個被動者。這種流行的能動性概念只註意到實際耗費的力量及由此而帶來的變化，卻沒有對統治這種能動性之潛在的心理狀況作出區分。

　　人在睡眠狀態下的能動性就是壹個非生產性能動的例子，盡管是壹個極端的例子。有的人在昏睡中，也許會睜著眼睛、也許會行走、說話、做事；他在「行動著」。那種能動性的壹般定義也許可用到他身上，因為他耗費了力量，並帶來了相應的變化。但如果我們考慮壹下特殊性格和這種能動性的性質，就會看到，行動者並不是真正的睡眠者，而是催眠者發出的指令，通過睡眠者加以行動。雖然，催眠狀態是人為製造的，但它卻是某種情境中極端且特有的例子。在這種情境中，壹個人能夠行動，但他卻不是真正的行動者，他的能動性是他所無法控製的壓力強迫的結果。

　　非生產性能動的壹種共同類型是焦慮的反應──不管是劇烈的或平緩的、還是意識的或無意識的，這種反應常常是當今之人瘋狂偏見的基礎。與由焦慮所引起的能動性不同的是，以屈從或依賴權威為基點的活動，盡管二者經常混和在壹起。這個權威也許令人畏懼、令人羨慕或為人所「愛」──這三者通常是混合的──但這種能動性的起因卻是權威的命令，這種命令可以是形式上的，也可以涉及內容。人之所以能動，是因為權威期望他能動，而他所做的正是權威所要求他做的。在權威主義性格中，我們可以看到這種能動性。對權威來說，能動意味著以某種高於他自己的名義而行動。他能以上帝的名義、過去的名義、或責任的名義行動，但他不會以自己的名義而行動。權威主義性格受到了源於最高力量的刺激而行動，這種力量既不易受攻擊，也不易改變，因而它是不會受到源於他自身本能沖動的影響的。

　　與服從之能動性相類似的是機械般的自動化能動性。在這種能動性中，我們看不到對權威的明顯依賴，而是有賴於以輿論、文化形態、常識、或「科學」為代表的匿名的權威。人所體會或從事的是他應該體會或從事的事。這種能動性並不起源於他自己的精神或情感體驗，而是起源於外在之因，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這種能動性缺乏自發性。

　　這些能動性最有力的來源是非理性情感。壹個為吝嗇、受虐狂、羨慕、妒忌及所有其它貪婪形式所驅使的人，是被迫而行動的；因而，他的行動既不是自由的，也不是理智的，而是反理性的，反人類利益的。壹個人不斷重復自己的行動，他就會變得越來越固執、越來越墨守成規。他是能動的，但不是生產性的。

　　盡管這些能動性的來源是非理性，且行動者既不是自由的，也不是有理性的，但它們所產生的重要的實踐結果，卻常常導致物質上的成功。在生產性概念裏，我們並不牽涉必然導致實踐結果的能動性，而是要涉及到壹種態度，壹種在生活過程中對世界和自己的反應模式和取向模式。我們所要論述的是人的性格，而不是他的成功。

　　生產性是人所特有的潛能的實現，是人運用他自身力量的實現。但「力量」是什麽？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力量這個詞意味著兩個矛盾的概念：擁有力量＝能力＋對力量的控製＝統治。然而，這是壹種特殊的矛盾。力量＝喪失力量之結果的統治＝能力。「對力量的控製」是「對力量的運用」的歪曲。人生產性的運用其力量的能力是他的潛能；無這種能力就是他沒有潛能。人運用理性的力量，就能透過事物的表面現象而理解其本質。人運用愛的力量，就能沖破與他人的分離之墻。人運用想象的力量，就能使還未存在的東西具體化；就能規劃並開始創造。缺乏潛能，人與外界的關系就會被歪曲成統治世界、控製他人的欲望，就像人們過去所做的那樣。統治與死亡聯系在壹起，潛能與生命聯系在壹起。統治產生於沒有潛能，又反過來加劇了沒有潛能的狀況，因為壹個人能強迫別人服待他，結果，他自己對生產性的需要就逐漸喪失了。

　　當人生產性的運用他的力量時，他與世界的關系是怎樣的呢？

　　人能夠以兩種方式體驗外在於他的世界：再生的方式（reproductive），即以膠卷的形式理解現實，對現實進行了照相式的刻板記錄（顯然，再生式的理解甚至也需要積極地運用頭腦）；及原生的方式（generative），即依靠想象及人自身精神和情感力量的自發活動，而使新的物質充滿生機，並重新創造這種新物質。在壹定程度上，任何人都以這兩種方式進行著創造，但這兩種體驗方式各自的份量卻有著很大的區別。有時，其中的壹種方式是發育不全的。而對這種幾乎不存在的極端的再生模式或原生模式的研究，是理解這些現象的最佳途徑。

　　在我們的文化中，原生能力相對萎縮的問題屢有發生。壹個人能夠按事物的現有面貌（或按他所在文化的要求）去認識它們，但這些事物不能使他產生富有生機的感覺。這樣，壹個人就完全成了「現實主義者」，他看到了現象的全部表面特征，但他沒有能力透過這些表面現象而深入事物的本質，也沒有能力想象這些還沒有出現的事物。他只見局部而不見整體，只見樹木而不見森林。對他來說，現實只是具體化了的事物的總和。這個人並不缺乏想象力，但他的想象力是計算的想象力，即他把所知道和所存在的壹切因素結合在壹起，由此而推論出它們未來的作用。

　　另壹方面，失去了領悟現實之能力的人是精神病患者。精神病患者建立了壹個內在的現實世界。在這個世界裏，他似乎是完全有信心的；他生活在他自己的世界裏。而為所有人都理解的現實的普遍因素，對他卻是不現實的。當壹個人所見的對象都不存在於現實中、而全然是他的想象力的產物時，他就是在幻覺；他以自己的情感來說明事件，而毫不關心、至少不完全承認這些事件在現實中的進展。壹個患狂想癥的人也許認為，他正受到迫害，壹次偶然的談話可以被當作那種羞辱他、傷害他的計劃。他相信，這種羞辱他、傷害他的意圖雖缺乏更明顯、更確切的表現，但這並不能證明任何事物；盡管在表面上，這種意圖並不表現出傷害性，但如果壹個人「更深刻地」觀察壹下，它的真正含義就很顯然了。因為對精神病患者來說，真正的現實徹底毀滅了，取而代之的是壹個內在的現實。

　　「現實主義者」看到的只是事物的表面特征；在看到了明了的世界時，他能以照相的方式在意識中再生這個世界，他也能通過操縱事情和眾人而行動，就像他們顯現在那幅圖像上的那樣。精神病患者卻不能看到現實的本來狀況；他把現實只當作他內在世界的壹個符號、壹種反應而加以理解。這兩種現象都是壹種病態。精神病患者失去了與現實的聯系，這樣，他就不能在社會上發揮作用。而「現實主義者」使自己那作為人的力量枯竭了。然而，他並不是在社會效用上無能為力，而是由於他的現實觀是那樣地被歪曲，以至當涉及到更多的即時現象、素質和短期目標時，他就很容易犯錯誤。「現實主義者」似乎和精神病患者全然相反，但實際上，他只是精神病的補充。

　　「現實主義者」和精神病患者的真正對立面是生產性。正常人是有能力使自己與世界相聯系的，這種聯系的方法是，按世界的本來面目理解世界；依靠自己的力量，使世界生氣勃勃、豐富多彩。如果其中的壹種能力衰退，人就得病了。而正常人則具有這二種能力，盡管這二種能力所占的比例各有不同。再生能力和原生能力的存在是生產性的先決條件；這兩種對立能力之間的相互作用，是生產性的動力源泉。最後，我想強調，生產性不是這兩種能力的總和或混合，而是從這兩種能力的相互作用中所產生的某些新東西。

　　我們已經討論了生產性是人與世界之關系的壹種特殊模式。那麽問題在於，有生產性的人是否能生產；如果能，他所生產的東西是什麽？實際上，人的生產性能創造出物質財富、藝術作品和思想體系，但生產性所創造的最重要的對象是人自己。

　　生命的誕生只是從懷胎而始、至死而終的生命統壹體的壹個特殊階段。由生到死這二極之間的壹切就是煥發人之潛能的過程，就是使潛在於二個細胞中的壹切富有生機的過程。只要給以適當的條件，身體自身就能生長；相反，精神的誕生過程卻不是自動的。它需要生產性的能動性，賦予人的情感和智力潛能以生機，並使人形成自我。但是，人之情境的悲劇性在於自我的發展永遠不會完成，即使在最好的條件下，人的潛能也只能得到部分的實現。人總是在他還未充分誕生前就死了。

　　盡管我並不想描述生產性概念的歷史，但對它進行某些必要的說明，也許有助於澄清這壹概念。在亞裏士多德的倫理體系中，生產性是壹個關鍵的概念。他認為，通過弄清人的功能，就能確定人的德行。在壹名長笛演員的演奏中、壹位雕塑家或任何藝術家的創作中，好在於他們具有使自己與他人相區別的特殊功能，具有使自己成為他們之所是的功能；同樣，好人也在於他具有使自己與他人相區別，使自己成為他所是的功能。這樣壹種功能就是「壹種靈魂的能動性，這種能動性遵循或包含著理性的原則」。亞裏士多德說：「但是，我們在精神或行動中，是具有還是運用這種主要的美德，這並沒有什麽區別。因為精神可以毫不產生任何好的結果而存在，就像人在沈睡或其它任何不活動的狀況下那樣；但能動性卻不能這樣，因為壹個具有能動性的人必然有所行動，且必然是適當的行動。」在亞裏士多德看來，好人就是在理性的指引下，依靠他的能動性，使人的特有潛能富有生機。

　　斯賓諾莎說：「德性與力量，我理解為同壹的東西。」自由和幸福在於人對自己的理解，在於人努力實現他的潛能，並「愈益接近人性模型」。斯賓諾莎認為，德性與運用人的力量相壹致，惡則是人不能運用他的力量；對斯賓諾莎來說，惡的這種本質是重要的。

　　歌德和易蔔生以詩歌的形式，美好地表達了生產能動性的概念。浮士德是人對生命之意義永恒追求的象征。對浮士德這壹問題的回答，既不是科學、快樂，也不是威力，甚至不是美。歌德提出，對人的追求只有壹個答案，即生產的能動性，這種生產的能動性是與善相壹致的。

　　歌德的浮士德表達了對人的信念，這種信念是18、19世紀進步思想家的特征；易蔔生筆下的培爾·金特──寫於19世紀下半葉──則是對現代人非生產性特征的批判分析。這壹劇本的標題也許稱為「尋求自我的現代人」更好。當培爾·金特用全付能力去賺錢、去獲取成功時，他相信，這是為他自己而行動。他根據奧絲所提出的這樣壹個原則而生活：「要使妳富有」，而不是根據人的原則「真實地對待自己」生活。當他的生命行將結束時，他發現他的剝削和利己主義阻止了他成為真正的他自己；他發現壹個人只有具備了生產性，並賦予自己的潛能以生命，那麽，自我的實現才有可能。培爾·金特未能實現他的潛能，這就是他的「罪過」，而且也是他失敗的真正原因──缺乏生產性。

　　以上，我們研究了生產性取向的壹般特征。現在，我們必須研究表現在各種特殊行動中的生產性，因為只有研究了它的具體性和特殊性，人才能充分理解它的壹般性。

　　（2）生產性的愛和思維

　　人的存在是以這樣壹個事實為特征的，即人是孤獨的，他與世界是分離的；人無法忍受這種分離，他被迫尋找與他人的關系，並與他人結為壹體。人實現這種需要的方法很多，但只有壹種方法才能使他保持其為壹個唯壹的實體而不變；只有壹種方法才能使人在與他人的相交的過程中展現自己的力量。人之存在的矛盾是，他既要求與他人的接近，又要尋求獨立；既要尋求與他人結為壹體，同時又要設法維護他的唯壹性和特殊性。正如我們已指出的那樣，只有生產性才能對這壹矛盾及人的道德問題作出回答。

　　通過行動和理解，人能生產性地與世界相聯系。人生產事物，而且在創造的過程中，他對物體施加著他的力量。人通過愛和理性，在精神上和情感上理解世界。理性的力量，使人能通過與對象的積極聯系而透過事物的表面把握其本質。愛的力量使人能沖破與他人的分離之墻並理解他人。盡管愛和理性只是人理解世界的兩種不同形式，盡管二者缺壹不可，但它們表現了情感和思想的不同力量，因此，必須對它們分別加以討論。

　　生產性愛的概念與通常所說的愛確實有著很大的不同。幾乎沒有什麽詞語會比「愛」更不明確、更易混淆了。除了恨和厭惡，幾乎每壹種感情都可用愛來表示。愛包含著壹切，從愛吃冰泣淋到愛好交響樂，從壹般的同情到最強烈的親近感。人們認為，如果他們「迷戀」上某個人，他們就是在愛。他們聲稱，他們不能沒有愛，他們也占有著愛。事實上，他們相信，沒有什麽事情比愛更容易了，困難的只是在於要找到合適的對象；他們尋找愛之幸福的失敗，是由於在發現合適的伴侶方面，他們的運氣不佳。然而，與這壹切混淆不清、壹廂情願的思想相反，愛是壹種極特殊的情感；而且，雖然每個人都有愛的能力，但是要實現愛，卻是最困難的成就之壹。真正的愛植根於生產性之中，因此，完全可以把它稱作「生產性的愛」。無論是母親對孩子的愛、我們對他人的愛、還是二個人之間的性愛，愛的本質都是壹樣的（愛他人與愛自己的本質也是壹樣的，這壹點我將在後面加以討論）。［註：見第四章，第壹節。］雖然，愛的對象不同，而且愛本身在強烈程度和性質上也常有區別，但仍可以說，某些基本要素是各種形式的生產性愛的特征。這些要素就是關心（care）、責任（responsibility）、尊重（respect）和認識（knowledge）。

　　關心和責任意味著，愛是壹種能動性，而不是壹種征服人的熱情，也不是壹種「感動」人的影響力。生產性愛所包含的關心和責任，在約拿書中，得到了極好的論述。上帝告訴約拿到尼尼微去警告那裏的居民，如果他們不改正他們的惡劣行徑，他們將受到懲罰。約拿沒有完成這個使命，因為他害怕尼尼微的居民將會悔改，因此上帝會寬恕他們。約拿是壹個具有很強秩序感和法治意識的人，但沒有愛。可是，當他企圖逃走的時候竟發現自己在鯨魚腹內，這象征著由於他缺乏愛和與人類休戚與共之心而給他帶來孤立和監禁的情形。上帝拯救了他，他到尼尼微去了，並按照上帝告訴他的話勸誡當地居民，然而他所害怕的事情到底發生了。尼尼微的百姓懺悔他們的罪過並改過自新，於是上帝便寬恕了他們，並決定不毀滅這個城市。約拿感到極度的憤怒和失望，他希望做到的是「正義」而不是仁慈。最後他在壹棵樹蔭下找到壹些安慰，這根樹是上帝為保護他免受日曬而造的。但當上帝使這根樹枯萎的時候，約拿便覺得沮喪並且憤怒地抱怨上帝。上帝回答說：「妳憐憫這根葫蘆樹，但妳對它既沒有出過力也沒使它長大，它在壹夜之間長大，又在壹夜之間死去。在尼尼微那個大城市裏有十二萬多分辨不清是非的百姓，何況還有那麽多牲口，難道我不該饒恕它？」上帝對約拿的這番話應該在其象征意義上加以理解。上帝向約拿闡明，愛的真諦是為某些東西「出力」，並「使某些東西成長」，愛和勞動是不可分的。人人都愛自己出過力的東西，同時也為他所愛的東西而出力。

　　約拿的故事說明，愛與責任是不可分的。約拿並不感到他對他同胞的生命負有責任。他會像該隱那樣問：「我是我同胞的監護人嗎？」責任並不是壹種由外部強加在人身上的義務，而是我需要對我所關心的事情作出反應。責任和反應具有同樣的根基，反應＝「回答」；負有責任意味著準備作出反應。

　　母愛是生產性愛的最通常、最易理解的例子；母愛的真正本質是關心和責任。在孩子誕生時，母親的身體為孩子的誕生而「出力」，孩子誕生後，母愛在於她努力使孩子成長。母愛並不依賴那些孩子為了被愛而必須履行的條件，母愛是無條件的，她只以孩子的要求及母親的反應為基礎。

　　關心和責任與個人之愛的關系並不明顯；人們認為，墮入情網已是愛的頂點，然而實際上，它卻是愛的開始，並且只是實現愛的壹個機會。人們認為，愛是壹種神秘性的結果，由於這種神秘性，兩個人便互相吸引，事情就這樣毫不費力地發生了。誠然，人的孤獨和性欲使他很容易墮入情網，這壹點並不是什麽神秘的東西；但是，這是壹種來得快去得也快的收獲。壹個人不會偶然被愛；依靠自己力量去愛的人才會產生愛──就像只有先感到有趣而後才會產生興趣壹樣。人們所關心的問題是，他們是否有吸引力，然而他們忘了，吸引力的本質就是他們自己那愛的能力。生產性的愛壹個人，意味著關心這個人，感到對這個人的生命──不僅對他的肉體之存在，而且對他全部人之能力的成長和發展負有責任。生產性的愛與被動的愛、與那種對所愛者的生命消極旁觀的愛是不相容的；生產性的愛意味著對所愛者的成長付出勞動、加以關心、負有責任。

　　盡管西方壹神教宗教具有博愛精神，進步的政治概念也表達了「所有人生來平等」的思想，但對人類的愛並沒有成為壹種普遍的體驗。對人類的愛被看作充其量是對個人的愛的結果，或是壹種在未來才能實現的抽象概念。但是，對人類的愛與對某個人的愛是不可分割的。生產性的愛壹個人意味著與這個人的精髓，與作為人類代表的這個人相聯系。愛某個人如果和愛人類相分離，那麽，這種愛只是表面的、偶然的，並且必然是膚淺的。然而，我們可以說，對人類的愛與母愛是不同的，因為孩子是無依無靠的，而我們的同伴則並非無依無靠；但我們也可以說，這種區別甚至只是在相對的意義上才存在。所有人都需要幫助，都要依賴別人。人類的團結壹致是任何個體呈現自身的必要條件。

　　關心和責任是愛的組成因素，但是沒有對所愛者的尊重和認識，愛就會墮落成統治和占有。尊重不是懼怕和敬畏，根據這個詞的詞根（respicere 即看），尊重意味著能夠按其本來面目看待壹個人，能夠意識到他的個性和唯壹性。沒有認識，就不可能有對壹個人的尊重；沒有對人之個性的認識作引導，關心和責任也將是盲從的。

　　通過研究理性（reason）和智力（intelligence）的區別，就可獲得對生產性思維的基本理解。

　　智力是人達到實踐目標的工具，其目的是發現處理事物所必須的各方面知識。對目標本身、同樣對「理智」思考所依賴的前提不應有懷疑，而應視之為理所當然的，且這些前提本身也許合乎理性，也許不合乎理性。智力的這種特殊性質在壹種極端的狀況下、在狂想癥患者的身上表現得很明顯。例如，他的前提──所有人都密謀反對他──是非理性的、荒謬的，但在他以這壹前提為基礎的思想過程中，卻可以表現出非凡的智力。在力圖證明他的狂想主題時，他把所觀察到的東西結合在壹起，並作出邏輯上的解釋，這種解釋常常是那樣的具有說服力，以致於很難證明他的前提是非理性的。當然，對問題只應用智力並非限於這種病理現象。我們的大部分思想必然與達到實踐效果有關，必然與事物的數量和表面現象有關，而沒有探究內涵的目的和前提的正確性，也不設法理解現象的本質和特性。

　　理性包含著第三維度──深度，深度達到了事物的本質和過程。雖然，理性與生命的實踐目標並沒有分離（現在我將說明，它在什麽意義上是正確的），但它又不僅僅是直接的行動工具。它的作用是通過對事物的了解而認識、理解、把握事物，並使自己和事物相聯系。理性能透過事物的表面以發現它的本質，發現事物那隱藏著的關系及更深刻的意義，發現事物的「道理」。因此，它似乎並不是二維的，用尼采的話來說，它是「透視的」，即它把握住了事物所有可想象的相互關系及範圍，而不僅僅是與實踐有關的方面。關心事物的本質，並不意味著關心事物「背後」的某些東西，而是關心必要的、壹般的、最通常和最普遍的現象特征，避免事物表現的、偶然（邏輯上不相關）的方面。

　　現在，我們可以著手考察生產性思維的某些更具體的特征了。在生產性思維中，主體和客體並非毫無關系，而是主體要受客體影響、並與客體相關聯。客體並不是作為某些死東西、某些與人本身和他的生命相分離的東西而得以體驗的，就象壹個人僅以壹種自我孤立的方式去思考某些事物那樣；相反，主體對客體有強烈的興趣，主體與客體的關系越密切，他的思想就越有成效。主體與客體之間，這種真正的關系才會促進他的思想。對他來說，壹個人或任何現象都是壹個思考對象。這壹觀點的最佳例證就是佛陀發現「四重真理」的故事。佛陀看見壹個死人、壹個病人和壹個老人。他當時是個年輕人，卻深深地為人的這種不可逃脫的命運所感動，他對所見之事的反應是激勵了他的思想，結果創造了生命本質和普渡眾生的理論。他的反應並非是唯壹可能的反應。在同樣的情境下，壹個現代醫生可能具有的反應是，思考如何與死亡、疾病和衰老作鬥爭，但他的思想也是由他對客體的整體反應所決定的。

　　在生產性思維的過程中，思考者為對對象的關切所激發；他受對象的影響，並對對象作出反應；他關心並反應著對象。但是，生產性思維又是以客觀性為特征的，是以思考者對客體的尊重、有能力按客體的本來面目認識客體，而不是以自己的願望去認識客體為特征的。客觀性和主觀性的統壹，就是生產性思維的特征，因為壹般來說，這種統壹是生產性的。

　　只要我們尊重我們所觀察的事物，達到客觀性是有可能的；這就是說，我們有能力認識事物的唯壹性和相互關聯性。這種尊重與我們所討論過的關於愛和尊重並沒有什麽本質的區別，因為我想理解某些事物，就必須按它自身的本質而認識它的存在。對壹切客體的認識均如此，而且它構成了壹個特殊的人性研究問題。

　　對有生命和無生命之客體的生產性思維，必須具備客觀性的另壹方面：觀察現象的整體。思考者如果孤立地看待客體的某壹方面而忽略了它的整體性，那麽，他甚至完全無法理解他所研究的這壹方面。韋施梅爾曾對生產性思維中這壹最重要的因素給予了強調，他說：「生產性的過程往往具有這種性質，希望得到真正的理解、探究和考察。在這壹方面的某個領域裏，這壹點雖變得至關重要，成為中心的關註點，但它並沒有孤立。這種情境下，壹個新的、更深刻的構造性觀點形成了，這個觀點包括對所觀察的事物的功能意義、分類等等的改變。壹個人如果在某壹領域獲得情境結構上所需要的引導，那麽，他就會做出合理的預測，這種預測需要直接或間接的證明，就象這壹結構的其它部分那樣。這種證明包括兩個方面：獲得整體壹致的圖象以及決定整體結構所需要的那些部分。」［註：韋施梅爾：《生產性思維》，紐約，1945年版。］客觀性不僅要求要按客體的本來面目認識客體，而且也要求要按人自己的本來面目認識人，例如，了解特殊環境，在這種環境中，他發現自己是與所觀察的客體相聯系的觀察者。另外，生產性思維是由客體的性質和主體的性質所決定的，這個主體在思維過程中，使自己和客體相聯系了。這種雙重的決定便構成了客觀性。相反，在錯誤的主觀性中，思想不受客體的製約，這樣，它就退化而為偏見、壹廂情願的思維、及想入非非。但是，客觀性並不是超然、沒有興趣和漠不關心的同義語，就像它經常含有「科學」客觀性的錯誤觀念那樣。對壹項費力的工作，壹個人如果沒有生氣勃勃的、充分的興趣所推動，那麽，他怎麽可能識破事物的表面的幕帳呢？客觀性並不意味著超然，而是意味著尊重；也即客觀性並不是歪曲和篡改事物、他人和自己的能力。但是，為了達到所期待的結果，思考者的主觀因素、他的興趣就不會歪曲他的思維了嗎？人的興趣就壹定是科學探究的條件嗎？作為認識真理之條件來說，沒有興趣的觀點是靠不住的。［註：曼海姆（K．Mannheim）在《意識形態和烏托邦》（紐約，1936年版）壹書中討論過這壹觀點。］幾乎任何有意義的發現或洞察都是由思考者的興趣所激發的。事實上，沒有興趣，思維就枯燥無味、不得要領。問題並不在於是否有興趣，而是在於有什麽樣的興趣、以及和這種興趣相關的真理是什麽。所有的生產性思維都是為思考者的興趣所激發的。決沒有對觀念進行本質歪曲的興趣，而只有與真理不相容、與所觀察的客觀本性之發現不相容的興趣。

　　生產性是人之固有本領的說法與人本性懶惰、必須有壓力方可行動的觀點相矛盾。這是壹個古老的假說。當摩西要求法老讓猶太人撤離，以便他們有可能「在沙漠上服務於上帝」時，摩西的結論是「妳們懶惰，除了懶惰外，妳們壹無所有」。對法老來說，苦役意味著幹活；崇拜上帝就是懶惰。那些指望從他人的能動性中獲得而自己無需費力的人，也都采用了同樣的觀念。然而，生產性是不能剝削的。

　　我們自己的文化似乎提供了壹個完全相反的例證。在近幾個世紀裏，西方人被工作的觀念、需要持續的能動性所困擾。他幾乎不能有任何稍長時間的懶惰。總之，這種懸殊差別產生了。然而，懶惰與被迫的能動性並不對立，它們是人的全面功能受到幹擾的兩種癥狀。在神經癥患者中，我們常看到他的主要癥狀是沒有工作能力，而在所謂需要調節者身上，我們看到其主要癥狀是缺乏輕松享樂和休息的能力。被迫的能動性並不是懶惰的對立面，而是它的補充，這二者的對立面是生產性。

　　生產性能動的喪失導致懶散或過份活躍。饑餓和壓力決不是生產性能動的條件。相反，自由、經濟安全、有組織的社會──在這個社會裏，工作是人的才能之有意義的表達──才是有助於表現人之本性趨向於生產性的運用他的力量的因素。生產性能動是以有節奏的轉換能動性和有規律的休息為特征的。人在必要時，只要能做到安靜和獨處，生產性的愛、生產性的工作、生產性的思維就是可能的。能夠傾聽自己的聲音是有能力傾聽他人之音的先決條件；能獨身自處是能與他人相處的必要條件。

　　（四）社會化過程中的取向

　　正像本章壹開始所指出的那樣，生命過程包含著兩種人與外部世界的關系：同化關系和社會化關系。

　　我們能區分下面幾種人際關系：共生關系、撤回－破壞性、愛。

　　在共生關系中，人與他人是相關聯的，但他失去了獨立性、或從未獲得過獨立性；通過使自己成為他人的壹部分、被他人「吞沒」或「吞沒」他人，他躲避了孤獨的危險。前者的根源就是臨床診斷上所謂的「受虐狂」。受虐狂試圖通過把自己與他人捆綁在壹起，而消除壹個人的自我，逃避自由，並尋求安全。這類依賴有多種形式。它可以被合理地解釋為犧牲、義務、或愛，尤其當文化形態證明其合理時更是如此。有時，受虐狂的追求與性沖動及享受（受虐狂的性反常行為）混雜在壹起；受虐狂的追求與對獨立和自由的人格追求常常發生極大的沖突，因此，對受虐狂來說，獨立和自由是痛苦的、折磨人的體驗。

　　共生關系的積極形式是虐待狂，吞沒他人的沖動以各種合理化的方式表現出來，例如，愛、過份保護、「正當的」統治、「正當的」報復等等；它也表現出與性沖動混雜在壹起的性虐待狂。虐待狂所驅使的所有形式都可追溯到這樣壹種沖動，即完全控製他人，「吞沒」他人、使他人成為壹個任我們意誌所擺布的無依無靠的對象。對壹個無力者實行完全的統治是積極的共生關系的本質。被統治者是作為壹件可以利用和剝削的東西、不是作為以自己為目的的人而得到理解和對待的。這種控製他人的渴望越和破壞性混雜在壹起，就越具有殘酷性；而經常被偽裝成「愛」的仁慈統治也是虐待狂的壹種表現。仁慈的虐待狂期望他的對象是富有的、有力量的、有成就的，他力圖以自己的全部力量防止壹件事的發生，即他的對象獲得了自由、獨立，因此就不再屬於他了。

　　巴爾紮克在《幻滅》壹書中，對仁慈的虐待狂給出了壹個明顯的例證。他描述了年輕的呂西安和擺出神父架勢的囚犯巴諾之間的關系。在認識了這個剛企圖過自殺的年輕人不久，神父說：「我從水裏撈妳起來，救了妳性命，妳變做我的附屬品了，妳跟我的關系正如萬物之於造物主，妖精之於神仙，鬼怪之於撒旦，肉體之於靈魂！有我的鐵腕支持，不怕妳坐不穩權勢的交椅；我給妳享盡快樂，榮譽，連續不斷的歡娛……永遠不會缺少錢用……妳在外邊得意，誇耀，我蹲在泥地上打根基，保證妳榮華富貴。我呀，我為權勢而愛權勢！我自己不能享受的東西，看到妳享受我感到高興。總而言之，我會變做妳！……我要創造壹個人，給他生命，按照我的方式把他琢磨，塑造，因為我要像父親愛兒子壹般的愛他。我的孩子，將來妳坐著雙輪馬車，就等於我自己坐著，妳討女人喜歡，我也跟著快活。我對自己說：這個美貌的青年就是我！」

　　然而，共生關系是壹種與對象接近、親密的關系，盡管這要以自由和完整為代價。第二種關系是疏遠的關系、撤回和破壞性的關系。個人無力之感覺，可以通過從作為壹種威脅的他人那裏的撤回而得到克服。在壹定程度上，撤回是任何人與世界之關系的正常行動部分，是計劃、研究、物質的再造、思想、態度等等所必須的。但在這裏所敘述的現象中，撤回是與他人關系的主要形式，並且，似乎是壹種消極的形式。與撤回在情感上相對應的是對他人的冷漠感，它常常伴以自我膨脹感為補償。撤回和冷漠可以是有意識的，但並不是必要的；在我們的文化中，它作為壹個事實問題，幾乎為壹種膚淺的關心和好交際所掩蓋。

　　破壞性是撤回的積極形式，毀壞他人的沖動是由於懼怕被他人毀壞而產生的。由於撤回和破壞性是同壹種關系的消極和積極形式，因而，這兩種關系常以不同的比例相混合。然而，它們的區別比共生關系之積極和消極形式間的區別更大。破壞性是由於生產性遭到比撤回更強烈、更全面的阻礙所產生的。它是求生內驅力的性反常行為，是喪失生命之能力轉變為破壞生命之能力。

　　愛是人與他人，及與自己之關系的生產性形式。它包含著責任、關心、尊重和認識，包含著對他人成長和發展的願望。它表現了兩個人在互相保護完整性條件下的親密關系。

　　綜上所述，在同化和社會化關系中，各種形式的取向之間壹定存在著密切的關系。下面這張圖表給出了所討論過的各種取向及它們之間的關系。［註：圖表裏圓括號中的概念的含義，將在下壹部分給以說明。］同化　　　　　　　社會化

　　A．非生產性取向

　　（a） 接受………………受虐狂

　　（領受）　　　　　　（忠誠）

　　（b） 剝削………………虐待狂

　　（獲取）　　　　　　（權威）

　　┓

　　┣共生

　　┃

　　┛

　　（c） 囤積………………破壞

　　（保存）　　　　　　（武斷）

　　（d） 市場………………冷漠

　　（交換）　　　　　　（公平）

　　┓

　　┣撤回

　　┃

　　┛

　　B．生產性取向

　　工作……………………愛、理性

　　對上面這張圖表，似乎只需稍加說明。接受和剝削的態度包含著壹種不同於囤積態度的人際關系。接受和剝削的態度導致了壹種與他人的親密和接近，因為持有這種態度的人期望從他人手裏平安或放肆地得到他們所需要的東西。在接受態度中，統治關系是壹種順從的、受虐狂的關系；如果我服從較強的人，他就會給我所需要的壹切。這個人成了壹切好處的來源，於是在共生關系中，人從他人那裏接受了所需要的壹切。另壹方面，剝削的態度通常包含著虐待狂的關系：如果我要依靠強力從他人手裏獲得我所需要的壹切，那麽我必須統治他，使他成為我所統治的無依無靠的對象。

　　與這兩種態度相反，囤積關系意味著對他人的疏遠。它不是以從壹個外在的源泉那裏期待或獲得壹切好處為基礎的，而是以期待通過不浪費和囤積而占有事物為基礎的，與外在世界的任何親密都是對這種自給自足的安全體系的威脅。對囤積性格的人來說，如果他感到外部世界的威脅太大時，他就力圖通過撤回或破壞來解決他人的關系問題。

　　市場取向也是以與他人的分離為基礎的，但與囤積取向相反，這種分離的內涵是友好而不是破壞。市場取向的整個原則是輕松的接觸、表面的聯系，只有在更深的情感意義上才與他人分離。

　　（五）各種取向的混合

　　在敘述各種不同的非生產性取向和生產性取向時，我所討論的取向似乎都是些獨立的實體，它們彼此有明確的區別。為了說明問題，這種區分似乎是必要的，因為在我們能夠對這些取向的混合加以理解之前，我們必須理解每壹取向的本質。然而實際上，我們總是要討論混合的傾向，因為壹種性格決不會只代表壹種非生產性取向或生產性取向。

　　在各種取向的組合中，我們必須區分各種非生產性取向的混合、及非生產性取向與生產性取向的混合。前者中，有壹些彼此有壹定的密切關系，例如，接受常常是與剝削而不是與囤積相混合。接受和剝削取向對對象都有壹種共同的接近，相反，囤積取向則使人與他人疏遠。然而，那些彼此關系較小的取向甚至也常常混合。如果要了解壹個人的特征，通常應了解他那占統治地位的取向。

　　非生產性取向與生產性取向的混合需要更透徹的討論。沒有壹個人的取向是完全生產性的，也沒有壹個人的取向是完全不具生產性的。但在每個人的性格結構中，生產性取向和非生產性取向各自的比重不同，改變並決定著非生產性取向的性質。在上面所討論到的非生產性取向中，曾假定，這些取向在壹個人的性格結構中是占統治地位的。現在，我們必須對前面的討論作壹補充，即考慮在生產性取向占統治地位的性格結構中，非生產性取向的性質。這裏，非生產性取向並不具有那種當它們占統治地位時的消極意義，而是具有了壹種不同的、建設性的性質。事實上，正像所敘述的那樣，非生產性取向可以看作是曲解的取向，而這些取向本身又是生活之正常和必要的部分。每壹個人為了生存，都必須能領受別人的東西，獲取東西，節省和交換東西。他也必須能聽從權威，引導他人，獨處及表現自己。只有當壹個人獲得東西和與他人相處的方式在本質上是非生產性時，這種領受、獲取、節省或交換的能力才會轉變成對接受、剝削、囤積或市場的需要，並成為占統治地位的獲得方式。在壹個生產性占統治地位的人身上表現出來的非生產性社會關系形式──忠誠、權威、武斷、公平，在壹個非生產性取向占統治地位的人身上，就會變成服從、統治、撤回、破壞。因此，根據生產性在整個性格結構中所占的程度，任何非生產性取向都具有積極和消極這兩個方面。下面這張不同取向之積極和消極方面的表例，可為這種原則提供壹個例證。

　　接受取向（領受）

　　積極方面　　　　　　消極方面

　　領受……………………被動、沒有主動性

　　敏感……………………無主見、無個性

　　忠實……………………順從

　　謙虛……………………無自尊心

　　可愛……………………寄生

　　適應性強………………無原則

　　社會性適應……………奴性、無自信

　　理想主義………………不切實際

　　靈敏……………………怯懦

　　有教養…………………無骨氣

　　樂觀主義………………壹廂情願

　　信任……………………輕敵

　　溫柔……………………多愁善感

　　剝削取向（獲取）

　　積極方面　　　　　　消極方面

　　積極……………………剝削

　　主動……………………好生事端

　　能提出要求……………自私自利

　　自豪……………………自負

　　有沖動…………………草率從事

　　自信……………………自大

　　有魅力…………………勾引

　　囤積取向（保存）

　　積極方面　　　　　　消極方面

　　重實踐…………………無想象力

　　節儉……………………吝嗇

　　小心……………………多疑

　　含蓄……………………冷淡

　　有耐心…………………無生氣

　　謹慎……………………焦慮

　　堅定、頑強……………頑固

　　沈著……………………懶惰

　　臨危不慌………………遲鈍

　　井然有序………………迂腐

　　有條不紊………………固執

　　忠實……………………占有

　　市場取向（交換）

　　積極方面　　　　　　消極方面

　　有目的…………………機會主義

　　能變化…………………反復無常

　　年輕……………………幼稚

　　目光遠大………………胸無大誌

　　襟懷坦白………………無原則、無價值

　　善交際…………………不能獨處

　　重實際…………………無目標

　　不獨斷…………………相對主義

　　有效率…………………過分積極

　　好奇……………………不機智

　　理智……………………唯理智論

　　能適應…………………無辨別力

　　容忍……………………冷漠

　　機智……………………愚蠢

　　慷慨……………………浪費

　　這些積極的和消極的方面，並不是同時存在的二類獨立的取向。這些特性中的每壹個都是連續中的壹點，它是由占主導地位的生產性取向的程度所決定的。例如，在生產性高漲時，就可看到理性、系統、井然有序的取向；而當生產性衰弱時，井然有序就越來越不合理性、迂腐、勉強，這實際上破壞了自身效果。從年輕變為幼稚、從自豪變為自負也都如此。由於下面的事實，我們看到，僅就基本取向而論，每個人都有巨大的變化性。

　　（1）非生產性取向的混合，由於各種取向的份量不同而不同；（2）每壹次質的變化，都由現有的生產性取向的份量所決定；（3）不同取向在物質、情感或理智活動方面的作用強度不同。

　　除對整個人格的了解外，如果再加上對不同氣質和天賦的認識，我們就很容易看到，這些基本因素的構造，可以在人格方面產生無窮的變化。

　　對人道主義倫理學原則──美德即尋求對自己盡義務，罪惡即自我殘害──最顯然的爭議是，當倫理的目標實際上應在戰勝利己主義和自私時，我們卻把利己主義和自私當作人類行為的規範。進而言之，我們忽略了人所固有的弊病，而這種弊病只有靠對製裁的懼怕和對權威的畏懼才能加以控製。如果人不是天生具有這種弊病，那麽，我們的爭論是可以消除的。但是，人不是經常在追求享樂嗎？享樂本身不是與倫理原則相悖，或至少是不在乎倫理原則的話？難道良心不是促使人們行善的唯壹有效力量嗎？在人道主義倫理學中，良心不是已失去了它的地位了嗎？人道主義倫理學中，似乎也沒有信仰的地盤，那麽，信仰難道不是倫理行為的必要基礎嗎？

　　這些問題包含著對人性的某些假設，同時，它也是對任何關心人之幸福和成長、因而也關心有益於這壹目標的倫理規範的心理學家的壹種挑戰。在這壹章裏，我將努力本著心理分析的資料來處理這些問題，而心理分析的理論基礎，已在人性和性格壹章中給予了論述。

　　自私與自愛以及自身利益

　　現代文化充滿著對自私的忌諱。我們所接受的教育是，自私是不道德的，愛人才是道德的。無疑，這種教義與現代社會的實踐是公然相矛盾的，現代社會所主張的是，對人來說，最有力、最合法的內驅力是自私，運用這壹不可缺少的內驅力，人就能對共同之善作出最大的貢獻。但是，斷言自私是最大的惡，愛人是最大的善的教義仍然具有強大的力量。這裏所說的自私，幾乎是愛己的同義語。人們必須在這兩者之間進行取舍：愛人或愛己，愛人是美德，愛己是罪惡。

　　這壹原則可以在加爾文理論中找到經典的表述，根據加爾文的理論，人本質上是邪惡、無力的。人以他自己的力量或長處絕不能實現任何善事。加爾文說：「我們並不屬於我們自己，因此我們既不會以理性、也不會以意誌來統治我們的思想和行動。我們並不屬於我們自己，因此我們不該以肉體的滿足作為我們追求的有利目標。我們並不屬於我們自己，因此我們要盡可能的忘掉自己、忘掉我們所有的壹切。正相反，我們屬於上帝，因此我們要為上帝而生、為上帝而死。因為肉體是最具有破壞性的瘟疫，如果人放任自己，他就會遭到毀滅。肉體只是壹個不具自我認識、不知自我所求、而全憑上帝指引的救世避難所。」人不僅應該確信自己壹無所有，而且應該竭盡全力使自己謙卑。「因為如果妳認為我們擁有任何身外之物，那我就不能把此稱作謙卑。……我們不能按照我們應該考慮的來思考我們自己，除非我們全然蔑視那些可假定為我們的優點的東西。這種謙卑是真誠地服從於壹種思想，即人的精神充滿著自身的苦難和貧乏，唯有如此，才能說明上帝的旨意始終如壹。」

　　強調個體的壹無所有和邪惡意味著，我們對自己不該有任何的期望和重視。這種教義植根於人的自我蔑視和自我憎恨。加爾文把這種觀點表達得十分清楚，他說，自愛是「壹種有害的東西」。

　　加爾文和馬丁·路德所持的人的觀點，對現代西方社會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他們確定了壹種基本的態度，即人自身的幸福並不是生活的目的，而在生活的過程中，人成了超越自身目標的壹種工具，他是全能的上帝或世俗的權威、規範、國家、事業、成功的附屬物。康德也許是啟蒙時期最有影響的倫理思想家，他認為，人應該是自己的目的，而決不僅僅是手段，但他同樣譴責自愛。根據康德的觀點，期望使他人幸福的美德與期望使自己幸福的美德在倫理學上是有區別的，因為人的本性是追求幸福，而這種本性的追求並不具有明確的倫理價值。康德承認，人不可能放棄對幸福的需求；在壹定的環境下，它甚至是壹種責任，這部分地是因為健康、財富和愛好可以是人實現其責任所必需的手段，部分地則是因為缺乏幸福──貧窮──會阻止人實現他的責任。但是，愛自己、追求自身的幸福決不是壹種美德，作為壹種倫理原則，追求自身幸福「是最要不得的事，因為它不僅是錯誤的，……而且因為它削弱了提供道德動機的基礎，並破壞了道德動機的崇高性。」

　　康德對利己主義、自愛、自大、自我享樂作了區分。但是，即使是「合理的自愛」，也必須受到倫理原則的限製，自我享樂必須加以摧毀，個人必須謙卑，並使自己符合神聖的道德律。人應該在實現他的責任中找到最大的幸福。道德原則的實現──因而，個人幸福的實現──只有在團體、民族、國家中才有可能。但是，「國家的福利」與市民的福利和幸福並不壹致。

　　盡管事實上，康德比加爾文或路德更尊重個體的尊嚴，但他否定個人有反抗的權力，即使在最殘暴的統治下也如此；如果反抗行為威脅到政府的統治，反抗者就必須受到不亞於死亡的懲罰。康德強調，人的本性先天傾向於邪惡。為抑製這種傾向，道德律在本質上是絕對必須的，否則人就會變成禽獸，人類社會就會以野蠻的無政府狀態而告終。

　　在啟蒙時期的哲學中，其他人比康德更有力地強調個體對幸福的需求，例如愛爾維修。現代哲學中，這種傾向在斯坦納和尼采那裏得到了最激進的表述。在自私的價值問題上，斯坦納和尼采雖然采取了與加爾文和康德截然相反的立場，但他們卻同意對方關於愛他人或愛自己二者必居其壹的假設。他們把愛他人斥責為軟弱、自我犧牲，而把利己主義、自私及自愛設定為美德。但他們也使問題變得混淆不清，因為他們並沒有對上述各點作出明確的區分。因此，斯坦納說：「這裏，必須以利己主義、自私來確定，而不是以愛的原則、愛的動機如憐憫、溫柔、善良、甚或正義、公平──它們也是愛的壹種表現、愛的壹種產物──來判定，因為愛所知道的只是犧牲，而且它要求自我犧牲。」

　　斯坦納所斥責的這種愛是受虐狂的依賴性。由於這種依賴性，個體使自己成為實現外在於他自身的他人或他物之目標的手段。斯坦納並不回避提出與這種愛的概念截然相反的觀點，這種觀點極具有攻擊性、誇大性。斯坦納所確定的原則與幾個世紀裏基督教神學所具有的態度完全相反，而這種態度在盛行於斯坦納那個時代的德國唯心主義裏是很鮮明的，即個人應該屈身以服從於壹種外在於自己的力量和原則，並使其成為自己的中心。斯坦納並不是具有康德或黑格爾那種高度的哲學家，但他有勇氣激烈地反對唯心主義哲學，這種唯心主義哲學否定具體的個人，因而有助於那種個人受製於他之外的壓迫力量的絕對觀點。

　　尼采和斯坦納之間，盡管存在著許多區別，但他們在這壹方面的思想卻又十分相似。尼采也把愛和利他主義斥責為軟弱和自我否定。對尼采來說，尋求愛乃是使人不能為他們的需求而奮鬥的典型的奴隸現象，因而人力圖通過愛來獲得他們所需求的東西。這種，利他主義和愛就成了人類墮落的象征。對尼采來說，為了自身的利益而毫無負罪之心地準備犧牲無數人，這就是有教養的興旺的貴族階層的本質。社會應當是「上層階級能夠借以提高自身責任並達到更高地位的基礎和腳手架。」還有許多引文能用來證明這種蔑視和利己主義的精神。這些思想常被尼采的哲學來理解。然而，它們並不能代表尼采哲學的真正核心。

　　尼采本身之所以具有上述這些思想，是有許多原因的。首先，與斯坦納壹樣，尼采的哲學是對傳統哲學的壹種反抗。這種哲學要求經驗的個人服從外在於他的權力的原則。在尼采誇大的理論傾向中，反映出這種反抗的性質。其次，在尼采的人格裏，含有不安全感和焦慮感，這使他把「強人」強調為壹種反應結構。最後，尼采深受進化論和進化論所強調的「適者生存」論的影響。這種解釋並不能改變這樣壹個事實，即尼采認為，在愛他人與愛自己之間，存在著壹種矛盾。然而，這種錯誤的二律背反本身就能推翻他這種主要觀點。他所非難的「愛」並不植根於人自己的力量中，而是植根於人的軟弱中。「妳對鄰居的愛是出於妳對自己不適當的愛。妳以愛鄰居來逃避愛自己，並願意由此樹立起壹種美德！但我看透了妳的『無私』！」尼采明確地說：「妳不能維護自己，妳也不能充分的愛自己。」對尼采來說，個人具有「壹種至關重大的意義」［註：見尼采：《權力意誌》壹書。］。「強大的」個人，才會具有「真正仁慈、高貴、偉大的靈魂，這種靈魂不為獲取而給予，也不需要通過仁慈而勝於他人──這是對真正仁慈的壹種『浪費』，它以人的富有為前提。」在《查拉圖士特拉如是說》壹書中，尼采也表述了同樣的思想：「壹個人之所以幫助鄰居，是因為他自己有所企求，或為了避免失去自己。」

　　這種觀點的本質是，愛是壹種豐富的現象，它的前提是愛者能夠給予愛的力量。愛是肯定和生產性，「它尋求創立壹個所愛的目標！」唯有發自人內在的力量，愛他人才是壹種美德；但如果愛他人是自身根本無能的表現，那麽它就是壹種罪惡。然而事實上，尼采仍然沒有解決自愛和愛他人之間的關系這壹不可解決的自相矛盾的問題。

　　自私是首要的罪惡、以及愛自己不排斥愛他人的學說決不局限於神學和哲學，它已成了家庭、學校、電影、書籍中廣泛傳播的壹般思想；當然也是所有社會教育的手段。「不要自私」是壹句世代相傳的教育千百萬兒童的常用語。它的意義卻仍然含糊不清。許多人會說，它的意義是，不以自我為中心，要考慮他人，要關心別人。事實上，它通常會意味著更多的東西。不要自私意味著不要按自己的願望行事，意味著為了權威而放棄自己的願望。就以上的分析而言，「不要自私」與加爾文主義的觀點壹樣模棱兩可。除了這種顯而易見的含義外，「不要自私」還意味著「不要愛妳自己」、「不要成為妳自己」，而使妳自己服從於某些比妳本身更重要的東西，服從於壹種外在權力或由它所內在化的「責任」。「不要自私」成了意識形態抑製自發性和人格自由發展的最有力的工具之壹。在這壹口號的壓力下，個人不得不犧牲壹切，不得不徹底地服從，只有那些不為個人，而為外在於他自己的某個人或某些事物服務的行為才是「無私的」。

　　必須再次說明，這種描述在某種意義上是片面的，因了除了人不該自私的學說外，在現代社會中，也盛行著相反的觀點，即記住妳自己的利益，根據對妳最有利的原則行事；如果妳這麽做了，那麽妳也就是為了他人的最佳利益而行事了。作為壹種事實，利己主義是普遍福利之基礎的思想是競爭社會所樹立起來的原則。令人奇怪的是，這兩個似乎矛盾的原則卻成了同壹文化中同時存在的教材；然而，這是無可懷疑的事實。這個矛盾所產生的壹個後果是引起了個人的混亂。面對這兩種意義，處於人格完善進程中的個人遇到了嚴重的阻礙。這種混亂是現代人感到困惑和無依無靠之最重要的根源。

　　愛己與「自私」是壹回事、愛己與愛人必居其壹，這些教義已廣泛的流傳在神學、哲學和大眾思想中。弗洛伊德在自戀理論中，用科學的語言把這壹教義合理化了。弗洛伊德的概念假定，人有壹定量的裏比多。在嬰兒時期，人的所有裏比多是以孩子本身為對象的，弗洛伊德把它稱之為「原發自戀」。在個體的發展中，裏比多便從人本身轉到其它對象上。如果壹個人在「對象關系」上遇到阻礙，那麽，裏比多就會由對象那裏退回到自己身上，這稱之為「繼發自戀」。在弗洛伊德看來，人對外在世界的愛愈多，他對自己的愛就愈少；反之也壹樣。於是他認為，愛是壹個人自愛枯竭的表現，因為這個人的全部裏比多都轉向了壹個外在於他的對象。

　　這樣，問題產生了：心理觀察是否證實了愛己與愛人是根本矛盾的、二者必居其壹的觀點？愛己與自私是壹回事，還是互相對立的？進而論之，現代人的自私是否把自己當作壹個個體而關心自己的智慧、情感、感官潛力？他沒有成為社會經濟角色的附屬品嗎？他的自私是與自愛相壹致，還是由缺乏真正的自愛所引起？

　　在我們對自私和自愛的心理方面進行討論之前，先應該強調，愛人與愛己決不相容的概念是壹種邏輯謬誤。如果把我的鄰居當作人來愛是壹種美德，那麽愛己就必然是壹種美德而不是壹種罪惡，因為我也是壹個人。沒有壹種人的概念是不包括我自己在內的。聲稱排除了自己的概念本身就說明，它是內在矛盾的。《聖經》所表述的「愛妳的鄰居如愛自己」的思想意味著尊重人本身的完整性和獨特性、愛自己、認識自己與尊重他人、愛他人、認識他人是不可分離的。愛我自己與愛任何他人不可分割地聯系在壹起。

　　現在，我們可以解決大家所爭論之問題的基本的心理前提了。壹般來說，這些前提是：不僅他人，而且我們自己都是我們情感和態度的「對象」；對他人的態度和對自己的態度不但不相矛盾，而且基本上是互相連接的。就下面所討論的問題而言，這意味著：愛人與愛己並非二者必居其壹；相反，在所有有能力愛人者身上，我們都可看到，他們也愛自己。就「對象」與人本身的關系而言，愛在原則上是不可分割的。真正的愛是生產性的表現，它包含著關心、尊重、責任和認識。它並不是壹種為他人所影響之意義上的「感情」，而是壹種努力使被愛者得以成長和幸福的行動，這種行動來源於他自身的愛的能力。

　　愛是壹個人有力量去愛的表現，愛某個人是人的這種力量的實現和集中。這種愛與羅曼蒂克的愛不壹樣，它只能愛世上的某壹個人，而發現這樣壹個人，是壹生中難得的機會。如果對某個人的愛導致了對他人之愛的轉移，那麽，這也不是真正的愛。只能為壹個人所體驗的愛表明了這樣壹個事實，即它不是真正的愛，而是壹種共生聯系。愛所包含的基本意義與使被愛者體現出人類本質特性直接相關。因此，愛壹個人就意味著愛人類。正如詹姆士所說，只愛家人而對「陌生人」毫無感情的這種「分工」，是根本無能力去愛的象征。愛人類並不像通常所設想的那樣，是隨著對某個特殊人物的愛而產生的抽象概念，相反，它是對某個特殊人物的愛的前提，盡管壹般來說，對人類的愛是在愛某個特殊個體中獲得的。

　　由此可見，原則上說，我自己必然是我之愛的壹個對象，就像其他人是我之愛的對象壹樣。對人自己的生命、幸福、成長、自由的肯定，植根於人的愛之能力，即關心、尊重、責任和認識。如果壹個人有生產性愛的能力，那麽，他也就會愛他自己，如果他只能愛他人，那麽，他就全然沒有能力愛。

　　假定了愛己與愛人原則上互相關聯後，我們如何解釋那種顯然排除了任何對他人之真正關心的自私呢？自私者只關心自己，他所爭取的壹切都是為了自己，在給予中他毫無快樂，只有在獲取中方覺享受。他只依自己能從中獲取什麽的立場來看待外部世界；對他人的需要他全無興趣，也不尊重他人的尊嚴與完整。除了自己，他壹無所見，他從對他是否有用的角度來判斷每壹個人和每壹件事。這不就證明了關心他人與關心自己勢必擇壹不可嗎？如果自私與自愛是壹回事，那麽，情況也許就是這樣。但自私與自愛是壹回事的假定是十分荒謬的，在這壹問題上，它導致了許多錯誤的結論。自私與自愛，實際上是對立而非壹致的。自私者並不十分愛己，或很少愛己；事實上，他憎恨自己。他缺乏對自己的喜愛與關心，這種缺乏只是他缺乏生產性的壹種表現而已，因此，他是空虛的、屢屢受挫的。他勢必不幸福，並焦慮地從生活中攝取滿足，但他又把自己與這種滿足相隔絕。他似乎極其關心自己，但實際上，這種關心只是壹種不成功的努力，以掩蓋和補償他未能關心真正的自我。弗洛伊德認為，自私者就是自戀，這種人似乎把對他人之愛轉向了對己之愛。其實，自私者沒有能力愛他人，但也沒有能力愛自己。

　　我們把自私與貪婪地關切他人相比較，就更容易認識自私了。例如，就像我們在壹位過份掛慮、具有統治感的母親身上所看見的那樣。當她自認為十分喜愛她的孩子時，實際上她對自己所關心的對象懷有深深抑製的敵意。她對孩子的過份關切，並不是因為她極其愛這個孩子，而是因為她不得不對自己全然無能力愛孩子而有所補償。

　　這壹有關自私之本質的理論，來源於對神經病患者的「無私」進行心理分析的經驗。在觀察中可發現，具有這種神經病癥狀的並不是少數人，這些人通常不僅為這壹病癥所困撓，而且也為其它的有關因素，如沮喪、疲勞、沒有工作能力、愛情關系破裂等等所困撓。無私不僅沒有被看作是壹種「病癥」，它還常常是這種人引以為自豪的拯救性格特性。「無私」者「為自己壹無所求」；他「只為他人而活著」；他以不自視其傲而自豪。他很驚訝地發現，盡管他那麽無私，但他並不幸福，他與那些最親密者的關系並不令人滿意。他想去掉他所認定的病癥，而不是去掉他的無私。分析表明，「無私者」的無私，並非與他的其它病癥毫無關系，而這是些病癥中的壹種；實際上，它還常常是最重要的壹種病癥。他在愛和享樂上無能為力；他對生活充滿敵意；在那無私的外觀背後，巧妙地隱藏著強烈的自我中心。只有把他的無私當作與其它癥狀壹樣，也是壹種病癥，這個人才能得到治愈，並由此而治愈他那缺乏生產性的病癥，這種生產性的缺乏是他的無私和其它苦惱的根源。

　　無私的本質在影響他人時表現得尤為明顯，在我們的文化中，最通常的是「無私的」母親對孩子的影響。她認為，由於她的無私，孩子將體會到被愛的意義，進而學會如何去愛。然而，她的無私之影響與她所期望的並不完全相符合。孩子並沒有表現出被愛者的幸福，他們焦慮、緊張，害怕母親對他們不滿意，並急於不辜負她的期望。他們常常為母親那暗藏著的對生活的敵意所影響。他們感覺到了母親的這種情緒，但並沒有認識它。最後，他們自己也完全受這種情緒感染了。總之，「無私」之母親的影響與無私之父親的影響並無多大的區別，實際上，前者常常更惡劣，因為母親的無私阻礙了孩子對她的批評。他們負有不使她失望的義務；在美德的偽裝下，他們所接受的教育是厭惡生活。我們如果有機會對壹位真正自愛的母親的影響進行研究，就會看到，自愛的母親更有助於給予孩子以愛、快樂、幸福的體驗，而不是讓孩子只體會到他被愛。

　　對自私和自愛進行分析後，現在，我們能討論自身利益（self interest）這壹概念了，在現代社會裏，自身利益已成了關鍵的象征之壹。這壹概念的含義比自私和自愛的含義更模棱兩可，但只要我們探討壹下自身利益這壹概念的歷史發展，對其含義的模棱兩可就能充分理解了。問題在於什麽構成了自身利益，以及如何確定自身利益。

　　對這壹問題的探討，有兩種基本不同的方法。壹種是由斯賓諾莎所極其清楚地闡述過的客觀探討方法。對斯賓諾莎來說，自身利益或「尋求自己的利益」與美德是壹致的。他說：「壹個人愈努力並且愈能夠尋求他自己的利益或保持他自己的存在，則他便愈具有德性，反之，只要壹個人忽略他自己的利益或忽略他自己存在的保持，則他便算是軟弱無能」。［註：斯賓諾莎：《倫理學》中譯本，第171頁。］根據這種觀點，人的利益是維護他的存在，這種存在與實現他的內在潛力相壹致。自身利益的概念是客觀的，因為「利益」不能根據人對利益的主觀情感來加以表達，而是要根據客觀的人性來加以表達。人只有壹種真正的利益，即充分發展他的潛能，充分發展作為人類壹員的他自己。正如壹個人為了愛他人而必須了解那個人和他的真正需要壹樣，人必須了解他自己，以便理解自己的利益是什麽，並認識怎樣才能符合自己的利益。壹個人如果忽略了自己、忽略了自己的真正需要，那麽他就會對自己的真正利益蒙混不清。對於確定什麽構成人的自身利益來說，人的科學是基礎。

　　近三百年來，自身利益這壹概念的含義越來越狹窄，以致它幾乎成了斯賓諾莎有關自身利益之思想的對立面。自身利益已等同於自私，等同於獲得物質利益，獲得權力和成功；自身利益已不是美德的同義語，戰勝自身利益已成了壹種倫理戒律。

　　這種退化可能是由於對自身利益從客觀的探討錯誤地轉向主觀探討所引起的。自身利益不再是由人性和他的需要所決定，相應地，人忽略了在這壹問題上可能會犯的錯誤，而主張人所感受到的他自己的利益必然是人真正的自身利益。

　　現代的自身利益概念，是兩個矛盾著的概念的奇特組合：壹方面是加爾文和路德所主張的概念，另壹方面是自斯賓諾莎以來進步思想家所持的概念。加爾文和路德教導人們，人必須壓抑他的自身利益，必須把自己僅僅當成服務於上帝意圖的工具。相反，進步的思想家教導人們，人應該以自己為唯壹目的，而不是服務於任何超越於人的意圖的工具。結果是，或者人接受了加爾文教義的要意，但摒棄了他的宗教闡述。或者人並沒有使自己成為上帝意誌的工具，但他成為經濟機器或國家的工具。他承擔了壹種工具的角色，但不是為了上帝，而是為了工業的進步；他工作並積攢金錢，但這本質上不是為了快樂地消費金錢和享受生活，而是為了節省、為了投資、為了成功。就像馬克斯·韋伯所指出的那樣，僧侶式的禁欲主義已為壹種內在的塵世禁欲主義所替代，在這種禁欲主義裏，人的幸福和快樂已不再是生活的真正目的。但是，這種態度逐漸脫離了加爾文概念所表述的內容，而與自身利益的進步概念所表述的內容結合起來，主張人有權力──也有義務──把追求自身利益當作他生活的最高規範。結果是，現代人根據自我克製的原則而生活，根據自身利益的原則而思考。他以為他的行動是為了他的利益，而實際上，他的最高關切點是金錢和成功。他被這樣壹個事實所蒙騙，即他最重要的人的潛能還沒有實現，他在尋求被認為是他的最佳利益時失去了自己。

　　自身利益概念含義上的這種退化與自我概念的轉變有密切關系。在中世紀，人認為自己是社會和宗教團體的壹個內在部分，在個人還沒有完全成長為壹個個體之前，他是在社會和宗教團體內表現自己的。自近代以來，當人作為壹個個體而面臨著自我獨立的考驗時，人自身的同壹性就成了壹個問題。在18和19世紀，自我的概念便日趨狹窄，人們認為，自我是由個人所具有的財產構成的。對這種自我概念的解釋，不再是「我是我所思」，而是「我是我所有」、「我占有什麽」。

　　過去的幾代人在日益發展的市場影響下，自我的概念已從「我是我所有」轉變為「我是妳所需」。生活在市場經濟中的人，感到自己是壹種商品。他與自己相分離，就像商品的賣主與他所想要出售的商品相分離壹樣。當然，他關心自己，並極其關心他在市場上的成功，但「他」是管理者、雇主、銷售員，又是商品。他的自身利益實際上是把「他」作為雇傭自己的主體，把自己當作商品，這種商品在人格市場上應當獲得最令人滿意的價格。

　　在生命行將結束時，他認識到，他欺騙了自己。雖然他追隨著「自身利益」的原則，但他並未能認識真正的自身利益，而且，他失去了他力求保護的真正的自我。他被告知，他從來沒有自我，因此，他作為未加工過的物質，不得不被送回到熔爐裏進行加工。他發現，他是根據奧絲的這樣壹個原則生活的：「滿足妳自己」，這個原則與人的原則「忠於妳自己」是對立的。他對自己的壹無所有感到恐懼，當他的支撐點──虛偽的自我、成功及占有被奪走或遇到嚴重麻煩時，這個沒有自我的人便不得不屈從了。他不得不承認，當他努力去獲得世界之所有財富時，當他不停地尋求那似乎是自己的利益時，他便失去了他的靈魂，或者，用我的話來說，他便丟失了自我。

　　彌漫於現代社會的退化了的自身利益概念，引起了各種權威主義思想對民主的攻擊。這些思想聲稱，資本主義犯有道德上的錯誤，因為它為自私原則所統治，而他們的製度具有道德上的優越性，因為這種製度的原則是，使個人無私地服從「更高的」目標──國家、「民族」。他們的這種批評影響了不少人，因為許多人認為，追尋自身利益並沒有幸福，他們受到了為人類的更大團結和共同責任而奮鬥的鼓舞。

　　我們勿需花很多時間來反對權威主義思想。首先，他們並無誠意，因為他們只是為了隱瞞壹夥「高貴者」的極端自私，這夥高貴者企圖征服並維護他們統治廣大民眾的權力。他們的無私論旨在欺騙那些受他們控製的國民，旨在推進他們對國民的剝削和操縱。其次，權威主義思想混淆了這樣壹個問題，即當他們把國家作為壹個整體原則而無情地追求自我利益時，卻又以無私之原則的代表而出現。每壹個公民應該獻身於公共利益，但國家卻可以追求它自身的利益而毫不顧忌其它民族的利益。除權威主義隱瞞了最極端的自私這壹事實外，他們是宗教觀念──以世俗的語言──的復活，即人在本質上是軟弱無能的，因此他必須服從，而現代精神和政治的進步實質上已戰勝了這種觀念。權威主義思想不僅威脅著西方文化的絕大部分珍貴成果，威脅到對個人獨特性和人之尊嚴的尊重，它們也勢必阻撓對現代社會進行建設性批評，並由此而阻撓必要的改革。現代文化的失敗，並不在於它的個人主義原則，也不在於它的道德觀念與追求自身利益壹致，而是在於自身利益之含義的退化；它的失敗不在於這樣壹個事實，即人們過份地關心他們的自身利益，而是在於他們並沒有充分地關心他們真正的自身利益；並不在於他們太自私，而在於他們不愛自己。

　　如果如上面所述，堅持追求虛假的自身利益的原因深深地植根於現代社會的結構中，那麽，改變自身利益之含義的機會似乎確實很遙遠，除非有人能指出改變其方向的特殊因素。

　　最重要的因素也許是現代人對他追求「自身利益」之結果的內在的不滿足。宗教要想成功，只有自行消失，變成空有形式的東西。社會的「開放空間」日益縮小，第壹次世界大戰後，人們對壹個更美好的世界的期望落空了。20年代末的蕭條、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短期內所形成的新的毀滅性戰爭的威脅、以及由這壹威脅所引起的極度不安全，動搖了人們對追求自身利益的信念。除了這些因素外，對成功本身的崇拜也不能滿足人那根深蒂固的對自我的追求。如同許多幻想和白日夢壹樣，這種崇拜只是在新奇和足以刺激人的時候，才給人以壹時的滿足。越來越多的人認為，他們所做的壹切似乎都是無用的。他們仍然在這樣壹個口號下生活，這個口號宣揚相信世俗成功的樂園和魅力。但令人疑惑不解的是，壹切進步所帶來的豐富條件已開始使他們感到煩惱，而且已使他們在尋問，作為人，他們真正的自身利益到底是什麽。

　　除非我們文化的經濟條件許可，否則，這種內在的幻想很難破滅，重新評價自身利益的願望也很難兌現。我已經指出，雖然把人的全部能量引入工作和追求成功，是現代資本主義獲得巨大成就所必不可少的條件之壹，但我們已到達了這樣壹個時代，在這個時代裏，生產的問題實際上已解決，社會生活的組織問題卻成了人類的首要任務。人創造了機械能等動力，使人自己不用投入全部力量便可生產出維持其生活的物質條件。他能夠把壹部分精力用於生活本身的使命。

　　只有具備了這兩個條件，即主觀上對文化所形成的目標不滿足、以及具有改革所需要的社會經濟基礎，才能使第三個必不可少的因素──理性直觀行之有效。這就是社會和心理改革的壹般原則，尤其是改變自身利益之含義的原則。但我們這個時代，使人對真正利益的追求麻木了。壹旦人認識到他的自身利益，他就在實現這壹利益的道路上，邁出了最困難的壹步。

　　良心是人對自我的呼喚

　　沒有什麽比人說「我將依我的良心行事」更值得誇耀了。有史以來，人們始終以正義、愛和真理的原則，反對迫使他們放棄所知與所信的各種壓力。先知們就是依良心而行事的，當他們的國家腐敗和不講正義時，他們就會譴責自己的國家，並預言它的沒落。蘇格拉底寧死也不願使真理遭到損害，並據此而違背良心的行事。如果沒有良心的存在，人類早就陷入危險的旅程了。

　　與這些人不同，另壹些人也宣稱他們是根據良心而行事的。中世紀的宗教法庭把有良心的人綁在火刑柱上燒死，聲稱這是依他們的良心而行事；當戰爭犯把他們的欲望權力置於他人生命之上時，他們也聲稱這是依他們的良心而行動。事實上，幾乎任何殘忍或冷酷的行為都被解釋為受良心的支使，因此，良心所發揮的力量，確有必要給以平息。

　　在各種經驗的表現形式裏，良心的確很易混淆。這些不同種類的良心，只是內容有所區別的同壹事物嗎？它們是同壹「良心」名稱的不同現象嗎？或者，當我們在經驗現象中探討人類動機問題時，就會發現良心存在的假定是靠不住的嗎？

　　對這些問題，有關良心的哲學文獻提供了豐富的思路。西塞羅［註：西塞羅，古羅馬哲學家、政治家。——譯註］和塞涅卡［註：塞涅卡，古羅馬哲學家。——譯註］把良心解釋為內心的聲音，這聲音會對我們倫理性質的行為加以褒貶。斯多葛哲學認為，良心是自我保存（自我照顧）。克呂西普斯［註：克呂西普斯，古希臘哲學家。——譯註］把良心形容為自我和諧的意識。經院哲學認為，良心是上帝在人心中所樹立的理性法則。它與良知有所區別，後者是判斷的能力、期望正直的習性；前者則是應用於具體行為的壹般原則。雖然，現代作者已不再使用良心壹詞，但「良心」壹詞卻常常被用來意指經院哲學所說的良知的含義，即內在的道德原則的意識。英國學者曾強調這種意識中的情感作用。例如，沙夫慈伯利［註：沙夫慈伯利（Shaftesbury，1671—1713年），英國情感主義（或直覺主義）倫理學家。——譯註］認為，人的身心本身是與宇宙秩序相和諧的，在此基礎上，他假定，人具有「道德感」，壹種對正確與錯誤的分辨感，壹種情感的反應。巴特勒［註：巴特勒（Batler，1692—1752年），英國情感主義（或直覺主義）倫理學家。——譯註］提出，道德原則是人的內在結構部分，而良心尤其是和人那天生的仁慈行為的願望相壹致。根據亞當·斯密的觀點，我們對他人的情感，我們對他人贊成或不贊成的反應是良心的核心。康德則從各種具體內容中抽象出良心，使它與責任感相壹致。尼采對宗教的「壞良心」進行了嚴厲的批評，他看到真正的良心植根於自我肯定，植根於「對自己的自我說『是』」的能力。舍勒認為，良心是理性判斷的表達，但這種判斷是源於情感，而不是出自思維的。

　　然而，重要的問題仍然沒有答案，且也沒有觸及，心理分析關於動機問題的研究資料卻可以使我們得到更多的啟發。在下面的討論中，我們將根據區分權威主義倫理學和人道主義倫理學的壹般界限，來區分「權威主義」良心和「人道主義」良心。

　　壹、權威主義良心

　　權威主義良心是外在權威──如父母、國家或任何文化中偶然出現的權威內在化了的聲音。只要人與權威的關系依然是外在的、不受倫理製約的，那麽，我們就很難談論什麽良心；這種情況下的行為，不過是權宜之計，它是根據對懲罰的懼怕及對獎賞的渴望而加以調整的，它總是依賴於權威的存在，依賴於權威對人該做什麽的認識，以及權威對懲罰或獎賞的斷言或能力。人們對有罪感的體驗，往往並非產生於他們的良心，而是產生於人們對這些權威的懼怕。恰當地說，這些人並不感到有罪，而是感到害怕。然而，在良心的形成中，這種權威，如父母、教會、國家、輿論等往往有意或無意地被當作倫理和道德的立法者而得到了認可，人們采納了權威的法律和製裁，這樣，它們就在人的身上內在化了。外在權威的法律和製裁成了自我的壹部分，這個人似乎感到，他不是對身外之物負有責任，而是對身內之事，對他的良心負有責任。良心比對外在權威的懼怕更有效地調節著行動，因為，人能夠躲避外在的權威，但他不能逃避自我，因而也無法逃避已經成為自我之壹部分的內在權威。弗洛伊德把權威主義良心稱為超我，但我將要說明，權威主義良心只是良心的壹種，或者說，它可能是良心發展的初級階段。

　　盡管權威主義良心不同於懼怕懲罰和渴望獎賞，因為它同權威的關系已經內在化，但它們在其它的本質方面，並沒有真正的區別。它們之間最主要的共同點是這樣壹個事實，即權威主義良心的規定並不是由人自己的價值判斷所決定的，而只是由權威的要求、權威所明確的戒律決定的。如果這些規範碰巧是善的，那麽，良心就會引導人的行為從善。然而，它們之所以成為良心的規範，並不是因為它們是善的，而是因為它們是由權威所給定的。如果這些規範是惡的，它們同樣也會成為良心的壹部分。例如，壹個希特勒的信徒，當他的所行之事違反人性時，他同樣認為他是根據他的良心而行事的。

　　即使良心與權威的關系已經內在化，也仍不能把這種內在化看作是如此之完整，以致良心可脫離外在的權威。這種完整的脫離只是壹種極其的例外，對於它，我們可在妄想神經病的病例中加以研究。壹般來說，權威主義良心型的人必然附和外在的權威、附和外在權威的內在化。事實上，這兩者之間常常相互作用。令人畏懼的外在權威的出現，是不斷滋育內在化權威良心的源泉。如果權威在實際上並不存在，即如果沒有理由害怕權威，那麽，權威主義良心就會衰落，同時它就會失去力量，良心就會影響人對外在權威的印象。因為這種良心常常帶有人需要贊美、需要某種理想、需要追求某種完善性的色彩，而這種完美性的偶像被投射到了外在權威的身上。結果是這些權威的圖象上，反過來又染上了「理想的」良心之色彩。這是十分重要的，因為人所具有的權威之特性的概念，不同於權威的真正特性；這壹概念越來越理想化，因此也就傾向於重新內在化。這種內在化和投射的相互作用，常常導致對權威理想性格不可動搖的信念，這壹信念完全不受經驗所發現的矛盾的影響。

　　權威主義良心的內容來源於權威的要求和戒律，它的力量植根於對權威的懼怕和羨慕的情感。善良之心是取悅於（外在和內在化的）權威的意識；罪惡之心是令這些權威不高興的意識。（權威主義的）善良之心產生幸福感和安全感，因為它意味著權威的贊許、與權威的關系更加密切；罪惡之心產生懼怕感和不安全感，因為反對權威意誌的行為意味著面臨被懲罰的危險，更糟糕的是，它將為權威所拋棄。

　　為了充分理解這後壹種情況的影響，我們必須回憶壹下權威主義者的性格結構。人通過成為比他自己更強大、更有力的權威的共生部分，從而找到了內在的安全。只要他是權威的壹部分──以犧牲他的完整性為代價──他就會感到他擁有權威的力量。他的確定感和認同感依賴於這種共生感。為權威所拒絕，則意味著陷入了壹種真空的狀況，而臨著壹無所有的恐怖。對權威性格的人來說，最壞的莫過於此。當然，權威的愛和贊許給他以最大的滿足，甚至懲罰也比拒絕強。懲罰意味著權威仍然和他在壹起，如果他有「罪」，懲罰至少說明權威依然關心著他。通過他對懲罰的接受，他的罪惡得到了洗刷，恢復了歸屬於權威的安全感。

　　《聖經》關於該隱犯罪和受到懲罰的記載，提供了這壹事實的範例，即人最害怕的不是懲罰，而是遭到拒絕。上帝接受了亞伯的奉獻，但拒絕了該隱的奉獻。上帝不說明任何原因，就給了該隱以人無法生活的最壞處境，即在不為權威所接受的環境下生活。上帝拒絕了該隱的奉獻，因而也就是拒絕了該隱。對該隱來說，這種拒絕是無法忍受的，所以他殺害了剝奪他那必不可少物的對手。該隱所遭到的懲罰是什麽呢？他並沒有被處死，甚至沒有受到傷害，事實上，上帝禁止任何人殺害他（該隱的標記意味著保護他免受傷害）。他所遭到的懲罰是成為壹個被遺棄者，在上帝拒絕了他以後，他就和他的同胞分離了。這種懲罰確如該隱所說：「我所受到的懲罰，遠過於我所能承受的。」

　　到目前為止，我已討論了權威主義良心的形式結構，指出權威主義的善良之心是取悅於（外在的和內在的）權威的意識；罪惡之心是令這些權威不高興的意識。現在，我們要回過來討論權威主義的善良心之和罪惡之心的內容是什麽的問題。顯然，對權威所要求的絕對規範的任何侵犯，都是壹種不服從，因此是有罪的（不管這些規範本身的好壞如何），這在本質上是對任何權威主義的冒犯。

　　在權威主義情況下的主要罪過，是反抗權威的統治。於是，不服從成了主要的罪行；而服從則是基本的美德。服從意味著承認權威具有超越於人的權力和智慧，有權根據自己的意願施加命令、給予獎懲。權威要求服從，這不僅要使他人懼怕他的權力，而且要使人格外相信他在道德上的優越性和權力。對權威的尊重伴隨著對此不可有所懷疑的禁忌。權威可以把對自己的指令、禁律、獎懲的解釋權賜予他人，權威也可以阻止別人具有這種權力，但權威決不會使個人具有懷疑和批評的權力。如果有批評權威的任何理由，那壹定是附屬於權威的那個個人出了毛病。實際上，如果有人敢於提出批評，根據這壹事實，就可證明這個人有罪。

　　承認權威具有優越於人的責任，導致了幾種禁令。其中最普遍的是反對個人自認權威、或有可能成了像權威那樣的人，因為這將與權威的絕對優越性和獨壹無二性發生沖突。正像前面所指出的那樣，亞當和夏娃的真正罪過是企圖成了像上帝那樣。作為對這種挑戰的懲罰，同時也為了防止這種挑戰的再次發生，他們被驅逐出伊甸樂園。在權威主義製度下，權威的產生與他的臣民有著根本的區別。他具有其他任何人所不能達到的權力，掌握著他的臣民所決不能得到的魔力、智慧及力量。無論權威的特權是什麽，也不管他是宇宙的主宰或命定為唯壹的領袖，他與他人在根本點上的不平等是權威主義良心的基本原則。這種不平等的壹個極為重要的方面是，只有權威具有不遵從他人意誌、而遵從自己意誌的特權；他自己不是手段，而是目的；他是創造者，而不是被創造者。在權威主義取向中，意誌和創造的權力是權威的特權。他的臣民常常是服務於他之目的的手段，是他的財產。權威面臨的最大問題是被創造者力圖不再作為壹樣東西，而要成為壹個創造者。

　　人決不會停止對生產和創造的努力，因為生產性是力量、自由及幸福的源泉。然而，壹個人對權力的依賴如超過了他努力的程度，他那真正的生產性、他對自己意誌的維護就會使他產生有罪感。巴比倫人因合力建造壹座通天之城而受到懲罰。普羅米修斯因把火種──象征著生產性──交給人類而遭鏈鎖巖石的懲罰。路德和加爾文把人對自身權力和力量的自豪斥責為罪惡的驕傲；政治獨裁者則把這壹點斥之為可恥的個人主義。人曾通過犧牲、奉獻最好的谷物或牛羊而試圖平息眾神對人之生產性罪行的怒火。割禮是這種企求的另壹種方式。向上帝奉獻出象征著男性創造力的男性生殖器部分，以保留住人對這種創造力的使用權。在這種奉獻──但願是象征意義──中，人認識到他在生產性方面的壟斷權，除此而外，人還通過有罪感來約束他自己的能力，這種有罪感植根於對權威主義的信念中，這種信念認為，人運用自己的意誌和創造力就違背了權威是唯壹的創造者的特權，而臣民的責任，只是作為權威的「東西」而存在。這種有罪感會使人變得軟弱，會減少人的力量，並更順從於統治，這贖他力圖成了「自己的創造者和建設者」之罪。

　　矛盾的是，權威主義的罪惡之心，是人具有力量感、獨立感、創造感及自豪感的結果；而權威主義的善良之心卻導源於人的順從感、依賴感、軟弱無力感及罪惡感。聖保羅、奧古斯丁、路德、加爾文都用準確無誤的術語，對這種善良之心作了說明。對自己軟弱無能的意識、藐視自我、有罪感及對邪惡的意識，是善的標誌。事實上，人自己具有罪惡之心恰恰是他具有美德的標誌，因為罪惡之心象征著在權威面前的「懼怕和發抖」。這壹矛盾所產生的結果是，（權威主義的）罪惡之心成了「善良」之心的基礎，而如果壹個人要具有善良之心的話，他則應該創造壹種有罪感。

　　權威的內在化有兩種含義：壹種含義是我們已討論過的人對權威的服從；另壹種含義是擔任權威的角色，以同樣的嚴厲和殘酷對待自己。因此，人不僅成了順從的奴隸，而且是嚴厲的工頭，他把自己當作他的奴隸來對待。對於理解權威主義良心的心理結構來說，這第二種含義是極其重要的。或多或少缺乏生產性的權威的性格，都會產生出壹定程度的虐待狂和破壞性。通過充當權威的角色和把自己當作奴隸加以統治，這種破壞力得到了渲泄。在對超我的分析中，弗洛伊德對這種破壞性成份作了說明，而其他觀察者則用所搜集的資料加以了證實。即使人像弗洛伊德在他的早期著作中所假定的那樣，其侵略的根源主要來自本能受挫，或像弗洛伊德在後來所假定的那樣，侵略的根源主要來自「死亡本能」，這都無關緊要。事實上，問題是權威主義的良心是反對人自己的破壞性所產生的，因此，破壞性必然要在美德的幌子下行動。心理分析的探索、尤其是對固執性格的考察，揭示了良心有時所具有的殘酷性和破壞性，以及它怎樣使人長期仇恨自己。弗洛伊德力要證明尼采理論的正確性，即封鎖自由會導致人「轉而反對自己。敵意、殘酷、愛好迫害與驚慌、變遷、破壞──以這些全部本能轉而反對它們自己的主人，這就是『壞良心』的根源。」

　　心理分析的會談是研究城市中產階級權威主義良心的有效方式之壹。這種方式揭示了父母的權威和孩子們應付這種權威的方法是神經病的決定因素。分析家發現，許多病人完全沒有能力批評他們的父母；另壹些病人在某些方面批評他們的父母時，卻忽然中止了對父母使他們遭受痛苦的那些性質的批評；還有些病人在貼切地批評父母或對父母大發脾氣時，感到有罪和焦慮。在分析工作中，甚至為了使壹個人能夠回憶起那些引起他生氣或批評的偶然事件，也要花費相當大的功夫。

　　更難以捉摸、且也更隱蔽的是那樣壹些有罪感，這些有罪感來自沒有取悅於父母的體驗。有時，孩子的有罪感與他沒有充分愛父母相聯系，尤其當父母期望成為孩子情感的中心時更是如此。有時，這種有罪感是因害怕使父母的期望落空而引起的。這後壹種情況特別重要，因為它涉及到權威主義家庭裏，父母的態度這壹決定性因素。盡管羅馬的壹家之父──家庭是他的財產──與現在的父親有著很大的區別，但孩子來到這個世上，仍被普遍地看作是滿足父母的情感、並補償父母自身生活中的失望。

　　即使在我們這種非權威主義文化中，也存在著這樣的情況，即父母期望孩子「成長」，以彌補他們在生活中所未能達到的。如果父母沒有成就，那麽孩子就應該獲得成功，以給父母壹種替代性的滿足；如果父母沒有獲得愛（尤其是如果父母之間不相愛），那麽孩子就應該對此加以補償；如果父母在社會生活中均感到軟弱無力，他們就會期望在控製孩子中獲得滿足。即使孩子符合這些期望，他們仍然具有有罪感，因為他們做的還不夠，而這會使他們的父母失望。

　　壹種令父母失望的、難以捉摸的形式，是由父母與孩子的差異感所引起的。統治型的父母期望他們的孩子在氣質和性格上像他們。例如，性情暴躁的父親不會同情壹個不動情感的兒子；興趣在現實成就上的父親會對壹個興趣在思想、理論探討上的兒子頗感失望，反之亦然。如果父親的態度是獨霸，他就會把兒子同他的差別理解為低劣，兒子感到有罪和低劣，是因為他與父親不同，而且他力圖使自己成為他父親所期望的那種人。但他的成功只在於削弱了自己的成長，而成為壹個很不完美的他父親的復製品。由於孩子認為，應該像他的父親，因此，這種失敗給了他壹種有罪的良心。這個孩子力圖從這些義務概念的束縛中解脫出來，並成為他「自己」。但這種努力常常造成成了壹種極為沈重的「有罪」感，以致他還沒有實現自由之目的，就在半途倒下了；這種負擔是這樣的沈重，因為孩子所要對付的不僅是他的父母、他們的失望、責備及要求，而且還有那些期望孩子們「愛」父母的整個文化。以上的說明，雖符合於權威主義的家庭，但它對當代美國卻似乎未必正確，尤其在城市，我們已很少見到公開的權威了。但我所描寫的這幅圖景在本質的意義上仍是真實的，雖然沒有明顯權威，但我們仍可看到匿名的權威，這種權威以充分的情感方式表達對孩子的期望，由此而取代了對孩子施以明顯要求的方式。此外，這些父母並不認為自己是權威，但他們卻是匿名權威的代表，他們期望孩子順從雙方──父母與孩子──都認可的標準。

　　有罪感不僅來源於人對非理性權威的依附性，而且來源於這樣壹種情感，即人的責任是取悅於權威，而有罪感則反過來增加了這種依附性。有罪感已證明，它是形成和增強依附性之最效的手段，而且在整個歷史中，有罪感是權威主義倫理學的社會作用之壹。權威像製定法典者壹樣，使他的臣民為他們那許多不可避免的違法問題感到有罪。在權威面前，不可避免的違法是有罪的，而且它需要權威的寬恕，於是，壹種無邊的罪過之鎖鏈、有罪感形成了，期待赦免的要求產生了，這種要求把臣民們禁錮了起來，並對能得到寬恕而感激備至，卻不去批評權威的要求了。正因為有罪感和依附性之間的這種相互作用，才形成了堅固有力的權威主義關系。對非理性之權威的依附性導致依附者意誌軟弱，同時，意誌軟弱又加強了依附性，於是就形成了壹個惡性循環。

　　動搖孩子意誌的最有效方法是喚起他的有罪意識。及早地采用這壹方法，就是要使孩子感到，他的性欲沖動及性欲沖動的早期表現都是「不好的」。由於孩子的性欲沖動是必然之事，故這種喚起有罪感的方法很少有失敗的。壹旦父母（社會是他們的代表）成功地使性欲和有罪永久地聯系在壹起時，有罪感就達到了同樣的程度，並像性欲沖動產生時壹樣堅定。此外，其它的生理功能也由於「道德」考慮而遭到了損害。如果孩子不按規定的方式上廁所，如果他不像大人所期望的那樣幹幹凈凈，如果他不吃應該吃的東西，那麽，他就是壞孩子。孩子在五、六歲時，已具有了廣泛的有罪意識，因為他本性的沖動與父母對此的道德評價之間沖突構成了壹個持續綿延的有罪感的淵源。

　　自由與「進步」的教育製度對此狀況的改變，並沒有達到人們所預想的程度。公開的權威由匿名的權威取而代之；公開的命令由「科學」所建構的方法取而代之；「不要做這件事」由「妳不會願意做這件事」取而代之。事實上，匿名的權威所使用的許多方法比公開的權威更難以忍受。孩子不再感到被差來遣去（父母也不再發號施令），孩子無法進行反抗，且也發展不了壹種獨立的意識。他受到了以科學、常識及合作為名義的誘導和說服，誰能反對這些客觀的原則呢？

　　壹旦孩子的意誌遭到破壞，他的有罪意識也就從另壹渠道得到了加強。他朦朧地意識到他的屈從與失敗，而且他必然想知道其中的原因。他無法不加辯解地接受壹種令人困惑和痛苦的體驗。原則上說，這種情況與印度最低層的社會階層或受苦的基督徒壹樣，他的失敗和軟弱被合理化地「解釋」為對他們之罪過的公正懲罰。他們失去自由，卻被合理化地解釋為有罪的證明。這種信念加強了由文化和家長製價值觀所帶來的有罪感。

　　孩子對家長權威之強製的自然反應是反抗，這種反抗正是弗洛伊德「奧狄浦斯情結」的本質所在。弗洛伊德認為，對男孩來說，由於對其母親的性渴望而變得敵視其父親，神經病的發展就在於不能以令人滿意的方法來克服由這種敵視所引起的焦慮。在談論孩子和父母權威之間的沖突，以及孩子不能圓滿地解決這種沖突的問題時，弗洛伊德涉及到了神經病的病根問題；然而依我之見，這種沖突主要不是由性敵視引起的，而是由孩子對父母權威之強製的反應所造成的，這種沖突本身就是家長製社會的內在組成部分。

　　由於社會和家長權威趨向於破壞孩子的意誌、自發性及獨立性，但孩子並非天生就該遭到破壞，因此，孩子就反抗以父親為代表的權威；他要爭取自由，不僅是要掙脫壓製，而且要使自己獲得自由，成為壹個獨立的人，而不是壹個機械般動作者。對某些孩子來說，爭取自由的鬥爭比其他壹些孩子更順利，盡管獲得全勝者並不多。我們可在每壹種神經病的根源中發現孩子在反對非理性權威之鬥爭中遭到挫敗而留下的創傷。這些創傷形成了壹種綜合癥，這種綜合癥最重要的特征是人的創造力和自發性的衰弱或癱瘓；自我衰退，並為虛假的自我取而代之。在這種虛假的自我中，「我是」這壹情感只是壹種空談，自我體驗被他人期望的總和所替代；自治被他治所替代；模糊性、或用沙利文的術語，所有人際關系的體驗都失去了連貫的特性。自我奮鬥的失敗之最重要的癥狀就是有罪的良心。如果壹個人沒有順利地打破權威主義之羅網，他那不成功的逃避意圖就是有罪的證明，於是，只有再度屈從，才能重新獲得善良之心。

　　人道主義良心

　　人道主義良心並不是我們期望其高興、懼怕其不高興的權威之聲的內在化；它是我們自己的聲音，它存在於每個人的心中，它不受外界製裁和獎賞的影響。這種聲音的本質是什麽？我們為什麽會聽到它？又為什麽會對此不加理睬？

　　人道主義良心是我們對整個人格是否完全發揮其功能的反應；它不是對這種或那種能力之作用的反應，而是對構成我們人類和個體存在的整體能力的反應。良心判定我們作為人而應盡的職責；它是對自己的認識，是對我們各自在生活藝術中成功或失敗的認識。良心雖是壹種認識，但其範圍卻並不僅僅涉及抽象思維領域中的認識。它具有壹種感情的性質，因為它是對我們整個人格的反應，而不僅僅是對我們精神的反應。事實上，我們並不需要意識到良心在說什麽，以便使它對我們產生影響。

　　那些有助於我們整個人格充分發揮和展現其作用的行為、思想及情感，都產生壹種內心贊成、「正直」的情感，這就是人道主義「善良」之心的特征。另壹方面，有害於我們整個人格的行為、思想及情感，產生壹種憂慮和不安，這就是人道主義的「罪惡」之心的特征。因此，良心是我們自己對自己的反應。它是真正的我們自己的聲音，這聲音召喚我們返回自身，返回生產性的生活，返回充分和諧地發展──即成為徹底發展潛能的人。良心是我們之完善性的衛士；它「有能力保護人自身應有的全部自豪，同時使人具有對自己作出肯定回答的能力。」如果愛被定義為肯定人的潛能、對被愛者之獨特性的關心和尊重，那麽，人道主義良心則能合理地稱為自愛、自我關心的聲音。

　　人道主義良心不僅代表著我們所表達的真正的自我，而且也包含著生活中我們之道德體驗的本質。人道主義良心中，保存著對人生之目的的認識，保存著實現這種生活目的的原則。我們認識到，我們自己所發現的這些原則與從別人那裏學來的原則是壹樣的，它們都是正確的。

　　人道主義良心表現了人的自身利益和人的完整性，而權威主義良心則與人的順從、自我犧牲、責任或他的「社會適應性」相聯系。人道主義良心具有生產性，因而它是幸福的，因為幸福是生產性生活的必然產物。把成為他人之工具當作自己的原則（無論它顯得多麽高貴），都會使人變得忘我、不幸、順從、失去勇氣，這是對人的良心之要求的違反。不管是在思想上還是在行動上、甚至在飲食或性行為上，對人格完整性和正確功能的任何違反，都是違背人之良心的行動。

　　但是，我們對良心的分析與這個事實並不矛盾，即許多人的良心之聲是這樣的微弱，以致無法讓人聽見並按此而行動。事實上，這確實是人類道德不穩定的原因。如果良心常常能發出很響亮、很明確的呼聲，那麽，就不會有多少人背離他們的道德目標而誤入歧途了。從良心本身的真正性質中，我們可推斷出這麽壹個答案：由於良心的作用是維護人的真正的自身利益，因此，只要壹個人尚未完全失去自我、尚未變得自我冷漠和自我摧殘，良心便還在發揮作用。良心和人的生產性是互相作用的。人的生活越具有生產性，良心的作用就愈大；而良心的作用又反過來增加了人的生產性。人的生活越缺乏生產性，良心的作用就愈微弱。人的矛盾──與悲劇──是，當人最需要良心的時候，良心卻最微弱。

　　造成良心近乎無用這壹問題的另壹原因是，我們拒絕聽從良心之聲，更為重要的是，我們忽略了對怎樣聽從良心之聲的認識。人們常常有這麽壹種幻覺，即他們的良心將會發出很響的聲音，而且它的啟示也將清楚明確；這些人等待著聽從這樣壹種良心之聲，然而他們什麽也聽不見。當良心之聲很微弱時，它的啟示並不明確，壹個人必須學會怎樣聽見和理解良心的呼喚，以便按良心而行動。

　　然而，要學會理解良心的呼喚是極其困難的，這主要有兩個原因。為了聽見良心之聲，我們必須能聽從我們自己，但在我們的文化中，大多數人都很難做到這壹點。我們會聽見良心的每壹次呼喚、聽到每個人良心之聲，但唯獨聽不到自己的聲音。在每壹場合，我們常常受到各種意見和觀念的幹擾、沖擊：電影、報紙、廣播、無稽之談。假如我們故意阻止我們聽從自己的良心之聲，那麽我們就不可能有所長進。

　　聽從自己是很困難的，因為這門藝術要求具有另壹種現代人很少具有的能力，即自身獨處的能力。事實上，我們已產生了壹種對孤獨的憎惡；我們寧可要最淺薄、甚至最令人討厭的夥伴，最無意義的活動，也不願自身獨處；我們似乎害怕看到面對自己的情景。這是因為我們會感到自己是壞夥伴嗎？我認為，對自身獨處的懼怕，是害怕壹旦見到自己是壹個既熟悉又陌生的人時，會感到窘迫，有時甚至會引起驚駭，於是，我們害怕了，並且逃跑了。這樣，我們丟失了聽從自己的機會，我們繼續忽略自己的良心。

　　聽從自己那微弱、模糊的良心之聲是困難的，這還因為良心向我們發出的呼聲不是直接的，而是間接的，同時也因為我們常常沒有意識到，我們所受的幹擾來自我們的良心。我們也許只為許多與良心沒有明顯關系的原因感到焦慮（甚或得病）。忽略良心最常引起的間接反應是壹種含糊不定的有罪感和憂慮感，或簡言為疲憊感、怠倦感。有時，這種有罪感被認為是由於自己沒做這事或那事所引起的。事實上，人們忽略真正的道德問題，並不是由這樣壹種有罪感所引起的。不過，如果有罪感雖在無意中產生，但由於它強烈以致使人無法保持平靜的話，那麽，它就會引起更深、更強烈的焦慮，甚至引起生理或精神上的疾病。

　　這種焦慮的壹種形式是懼怕死亡，它不是那種對世人必有壹死的正常擔心，而是壹種對人隨時會喪命的恐懼。這種對死亡的非理性恐懼來源於生活中的失意，它表現了由於人浪費生命、錯失了生產性的運用自己能力的機會所產生的罪惡之心。死亡是壹種強烈的痛苦，但沒有很好地生活便要死去則令人無法忍受。與對死亡的無理懼怕相關聯的是懼怕衰老。在我們的文化中，更多的人為這壹懼怕所縈繞。這裏，對老年人我們有壹種合理的、正常的理解，但我們的理解與對「太老」而要死亡的恐懼有著性質和程度上的根本區別。我們常能看到，尤其在我們所分析的案例中可發現這樣壹些人，當他們還很年輕時，便為對年老的懼怕所纏繞；他們確信，體力的衰弱與他們整個人格、情感和智力的衰弱有關。這種觀念決不亞於迷信，盡管有壓倒性的事實作為反證。這也是由於我們的文化強調所謂年輕性，如迅速、適應、身體的活力，這些都是壹個以成功為主要支點的競爭社會，而不是壹個以發展人的性格為主要目的之世界所需要的性質。但是，許多例子說明，壹個過著生產性生活的人在他衰老前是不會退化的。相反，在生產性生活的過程中，他所發展起來的精神與情感繼續成長，盡管體力已有所衰退。然而，非生產性生活的人當他的體力──他從事活動的主要源泉──衰退時，他的整個人格的確退化了。老年人的人格衰退是壹種象征，它說明過去未能過生產性的生活。懼怕衰老表現了非生產性生活這樣壹種感覺──常常是無意識的；它是我們的良心對我們自身殘缺不全的壹種反應。在有些文化中，更需要因而也更尊重老年，因為老年象征關智慧與經驗。

　　懼怕得不到他人的贊賞，雖不如無理地懼怕死亡和衰老那麽明顯，但這也是無意識有罪感的壹種重要表現。在這種有罪感中，我們同樣能看到對正常情況的無理歪曲。現代人期望自己為每壹個人所接受，因而他害怕在思想、情感、行為上與文化模式的常軌相背。這種無理地懼怕別人不贊賞的壹個原因是無意識的有罪感。如果人未能過生產性的生活，他就會對自己不滿意，他不得不借助別人的贊賞來取代對自己的不贊賞。只要我們把這個問題作為道德問題，作為雖屬無意識有罪感，卻是普遍流行的現象來加以認識，就會對這種需要他人贊賞的渴求充分理解了。

　　人似乎可以順利地自我排除，並對良心之聲的呼喚置之不理。但存在著這樣壹種情況，在這種情況下，置良心於不顧的意圖很難實現，這就是睡眠。此刻，人擺脫了白天喧鬧聲的幹擾，只接受他內心的體驗，這些體驗是由價值判斷與頓悟，以及許多非理性努力所構成的。睡眠中，良心往往不能平靜；但令人悲哀的是，我們在睡眠中能聽到良心的呼喚，卻不能有所行動；而當我們能行動時，卻又忘了睡夢中我們所聽到的良心的呼喚。

　　下面所描述的夢境是壹個這樣的例子。有壹位著名的作家曾遇到壹個機會，以出賣他作為作家的完整性來換取大筆的金錢和名望。在考慮是否要接受這筆買賣時，他做了壹個夢：在壹座山腳下，他遇見了兩個他很瞧不起的投機分子，但這兩個人獲得了很大的成功。他們告訴他，繞小道驅車開往頂峰。他采納了這兩個人的意見，但當快要到山頂時，他的車子翻了，他也因車禍而身亡。這壹夢境的含義幾乎無需多加解釋，在夢境中他知道，接受這壹機會是以毀滅為代價的。當然，這只是夢境所表達的象征性語言，實際上他不是肉體上的消亡，而是他作為壹個完整的人、生產性的人被毀滅了。

　　在我們對良心的討論中，我已分別考察了權威主義良心和人道主義良心，以說明它們各自的特征性質。當然在現實中，它們並不是互相分離的；在任何個人身上，這兩種良心也不是絕對排斥的。相反，每個人實際上都有兩種「良心」，問題是要區分它們各自的力量和相互關系。

　　有罪感常常是權威主義良心的有意識的體驗，但產生有罪感的動力卻植根於人道主義良心中，在這種情況下，權威主義的良心就像是人道主義良心的合理化。壹個人由於未取悅於權威而意識到有罪，然而在無意識中，他不會因人辜負了對自己的期望而感到有罪。例如，壹個人本來期望自己成為壹名音樂家，但為了滿足其父親的願望，他改作了商人。但是，他在經商上並沒有獲得成功，於是父親對兒子的失敗感到失望。這個兒子也感到頗為壓抑，自以為沒有能力做好這項工作。後來，他決定求助於心理分析學家的幫助。在分析交談中，他首先大談到他的不適應感和壓抑感，不久他就認識到，他的壓抑感是由令父親失望的有罪感所引起的。當分析家問他，這種有罪感的真正理由是什麽時，他很煩惱。但不久，他做了壹個夢，夢見自己成了極為成功的商人，受到了他父親的贊揚，這是現實生活中所從未有過的事；夢正做到這裏，他突然感到驚慌失措，極其沖動，他從夢中驚醒了。夢使他吃驚，他想是否自己完全誤解了他的有罪感的真正原因。於是他發現，他的有罪感的核心並不是沒有滿足他的父親，相反，是他順從了他的父親而沒有滿足自己。他完全意識到了他的有罪感，那是權威主義良心的表現；而這種權威主義良心卻使他完全沒有認識到他對自己所犯的如此大罪。要了解這種壓抑感的原因並不困難，這就是我們的文化模式助長了這種壓抑感。根據我們的文化模式的要求，由使父親感到失望而引起的有罪感是有意義的，而為忽略了自己所產生的有罪感則是無意義的。這種壓抑感的另壹原因是，擔心會認識自己的真正罪過，由此而必然要解放自己，使自己認真地生活，以取代在懼怕憤怒的父親和力圖使他滿意之間的搖擺不定。

　　權威主義的良心和人道主義的良心的關系還有另壹種形式，在這種形式裏，雖然二者所遵循的道德規範的內容是相同的，但接受這些規範的動機卻並不相同。例如，不殺人、不仇恨，不忌妒及愛鄰居，這些是權威主義倫理學的道德規範，也是人道主義倫理學的道德規範。也許可以說，良心演進的第壹階段，是由權威所控製的，而良心在隨後的發展中，並非順從於權威，而且服從於人對自己的責任。赫婿黎曾提出，在理性和自由的發展尚未達到可能產生人道主義良心之前，接受權威主義良心是人類進化過程中的必經階段；其他人對兒童的發展也持有同樣的思想。在歷史的分析中，赫婿黎是正確的，但我並不認為，對非權威主義社會中的兒童來說，權威主義良心的存在是人道主義良心發展的先決條件。當然，只有人類的未來發展才能證實或否定這種假設的正確性。

　　如果良心是以嚴厲的、不可否認的非理性權威為基礎的，那麽，人道主義良心的發展幾乎會遭到全面的阻礙。那樣，人就得完全依賴外在於他自己的力量，不再關心或感到對自己的存在負有責任。他的全部關註就是這些外在於他的力量對他贊賞與否，這種力量可以是國家、領袖或壹種頗有力量的輿論。甚至，在人道主義倫理意義上最不道德的行為，在權威主義倫理那裏，也是作為「責任」而加以體驗的。這兩種倫理都講「應該」，但卻各有含義，因為「應該」所涉及到的，可以是人類最好的事，也可以是人類最壞的事。

　　對權威主義良心和人道主義良心之復雜關系的極好說明，是卡夫卡的《審判》壹書。書中的男主人公Ｋ發現自己「在壹個早晨被捕了」，罪名是無知和活在世上。整部小說都描寫Ｋ在壹個神秘的法庭上力圖為自己辯護，但他並不了解該法庭的法律和程序。他瘋狂地求助於奸詐的律師，與法庭有關的婦女，以及他所能發現的任何人，但全然無濟於事。Ｋ終於被判處死刑並被殺害。

　　這部小說是以夢境方式和象征性語言寫成的，它的內容雖然實際上是通過外在事件以說明內心體驗，但卻達到了具體、幾乎逼真的境界。這個故事表明，人的有罪感的含義是，人感受到匿名之權威的指責，並由於未能取悅於這些權威而產生有罪感。然而，這些權威與他相距如此之遠，以致他甚至無法了解他們為什麽指責他，或者他怎樣才能為自己辯護。從這種角度看，這部小說表現了卡夫卡的理論觀點。人被定罪或得救，往往全然不知其因。他所能做的壹切就是擔憂和仰視上帝的慈悲。這壹解釋所蘊涵的理論觀點就是卡夫卡的有罪概念，它也是極端的權威主義良心的代表。然而要指出的壹點是，《審判》壹書中的權威與卡夫卡所指的上帝根本不同。那些權威並無光榮感與崇高感，他們只有腐敗與卑鄙。這方面的象征是Ｋ對這些權威的反抗。他感到被權威所壓服，並認為自己有罪，然而他仇恨這些權威，認為他們沒有任何道德原則。這種屈從和反抗的復雜情緒是許多人所具有的特征，這些人既屈從於權威，又反抗權威，尤其是反抗內在化的權威──他們的良心。

　　但是，Ｋ的有罪感同時也是他的人道主義良心的反應。他發現他「被捕了」，這意味著他被迫停止了成長和發展。他感到自己的空虛和缺乏獨創性。

　　Ｋ感到有罪，卻全然不知為何有罪。他害怕自己，渴求他人的幫助。然而，只有當理解了他的有罪感的真正原因時，他自身的生產性發展才能拯救他。在審判中，Ｋ向那個逮捕他的監察官打聽了有關法庭和他的機遇等各種問題。那個監察官回答說：「雖然我不能回答妳的問題，但至少可以給妳壹個忠告：少捉摸我們，少考慮妳會遇到什麽事，還是多想想妳自己吧。」

　　在另壹場合下，監獄神父說明了他的良心。那個教士指出，Ｋ必須考慮自己的問題，以賄賂和乞求憐憫並不能解決他的道德問題。Ｋ卻把那個教士看作可以為他說情的另壹個權威，他所關心的全部問題是，那個教士是否會對他生氣。當他試圖撫慰那個教士時，後者卻在講壇上厲聲嚷道：「『妳的目光難道不能放遠壹點嗎？』這是忿怒的喊聲，同時又像是壹個人看到別人摔倒，嚇得魂不附體時脫口而出的尖叫。」但是，即使這樣厲聲喊叫，也沒有喚醒Ｋ。他只是感到自己的罪孽更重了，因為他認為教士對他生氣了。教士在結束談話時說道：「既然這樣，我為什麽要向妳提各種要求呢？法院不向妳提要求。妳來，它就接待妳；妳去，它就讓妳走。」這句話表達了人道主義良心的本質，沒有什麽超越於人的權力能夠向他提出道德要求。人必須對自己生活中的得失負責。只要他了解了他的良心之聲，就能恢復自我。如果他做不到這壹點，就將滅亡；除了他自己，沒有人能幫助他。Ｋ未能了解自己的良心之聲，所以他必然要滅亡。而就是在處以死刑的壹瞬間，Ｋ才第壹次看到了他的真正問題。他意識到自己缺乏生產性，缺乏愛，缺乏信念。

　　Ｋ第壹次看到了人類的休戚與共、友誼的可能性以及人對自己的義務。他提出了什麽是高級法庭的問題，但他現在所提出的高級法庭，並不是他過去所相信的那種非理性權威，而是他的良心，這個良心是真正的起訴者，然而他過去卻沒有認識到這壹點。過去，Ｋ只意識到他的權威主義良心，以致完全忽略了他真正的道德問題。過去，由於權威對他的指責，他便自覺地意識到有罪。但他的真正罪過，是因為他浪費了生命，他無力改變自己，是因為他未能認識自己的罪過。悲劇在於當他意識倒他早該認識的這壹切時，卻為時太晚了。

　　需要強調的是，人道主義良心與權威主義的良心的區別並不在於後者是由文化傳統所形成的，而前才是獨立發展所形成的。相反，在我們的語言能力和思維能力這壹點上，兩者是相同的，雖然它們是人類不同的內在潛力，但都是在壹個社會文化環境下發展而成的。在過去五、六千年的文化發展中，人類通過宗教和哲學體系，系統地闡述了它的倫理規範，每壹個人如果不想從頭開始的話，他的良心就必須以此為依據。但是，由於每壹製度代表著不同的利益，因此這些製度的代表人就更多地強調了各種倫理規範的區別，而不是強調它們的共同核心。然而，對人所應持的立場來說，這些教義的共同因素比它們的區別更重要。如果我們把這些教義的限製因素與變遷理解為是它們所生長的特定歷史、社會經濟及文化情況下的產物，那麽，我們就會得到壹項驚人的發現，即所有思想家的目標都是促進人的成長和幸福。

　　快樂與幸福

　　壹、作為價值標準的快樂

　　權威主義倫理學的長處是單純；它的善惡標準是權威的裁決，遵從權威的裁決是人的美德。人道主義倫理學則必然會遇到我在前面已討論過的難題：要使人成為價值的唯壹製定者，那麽，快樂或痛苦似乎就該成為善惡的最終仲裁。如果答案只能是兩者必居其壹，那麽，人道主義原則確實不能成為倫理規範的基礎。因為我們看到，有人是在酗酒、積聚財富、名望及傷害他人中找到快樂的；而另外有些人則是在愛、與朋友同甘苦、思考及繪畫中得到快樂的。壹種為人與動物、好人與壞人、正常人與病態人所共同具有的動機怎麽能指導我們的生活呢？即使我們以不損害他人的合法利益來限定快樂原則，這壹原則仍難以成為指導我們行動的原則。

　　然而，要麽順從權威，要麽把快樂作為指導原則，這種選擇是荒謬的。我將努力說明，對快樂、滿足、幸福及歡樂的本質所進行的壹項經驗分析揭示出，它們是不同的、且部分矛盾的現象。這個分析指出，盡管在主觀體驗的意義上，幸福和歡樂是依靠客觀條件、並與客觀條件相互作用的結果，但它們決不該和只是主觀體驗的快樂相混淆。這些客觀條件是能夠廣泛概括為生產性的。

　　人道主義倫理思想從萌芽開始，就已認識到對快樂性質進行分析的重要性。然而，對這壹問題的解決卻並不令人滿意，因為那時對快樂體驗的無意識動力缺乏洞見。心理分析研究提供了新的資料，並對人道主義倫理學的這壹古老問題作出了新的解答。為了更好地理解這些新發現，以及它們在倫理學理論上的適用性，對有關快樂和幸福的某些最重要的倫理理論作壹簡要的概括，似乎是必要的。

　　快樂主義認為，無論在事實上還是在行為規範上，快樂都是人類行為的指導原則。快樂主義理論的開山祖阿裏斯提普斯認為，趨樂避苦既是人生的目的，又是美德的標準。對阿裏斯提普斯來說，快樂是即時的享樂。

　　這壹極端──且又天真──的快樂主義立場，具有壹個長處，即充分強調個人的意義和快樂的具體概念，從而使幸福等同於即刻的體驗。但是，它顯然遇到了我們已談論過的困難，即快樂主義者不能圓滿地解決他們原則的純主觀主義特性的問題。第壹個力圖糾正快樂主義立場，以把客觀標準引入快樂之概念的是伊壁鳩魯，盡管伊壁鳩魯堅持，快樂是人生的目的，但他認為，「雖然所有快樂本身都是好的，但並非壹切快樂都可選擇」。因為，某些快樂隨後會引起比快樂本身要大得多的煩惱。根據伊壁鳩魯的觀點，只有正當的快樂才有助於明智、完善、正義的生活。「真正的」快樂在於精神安寧、無所畏懼，而這樣的境界只有那些深謀遠慮者才能達到，因為他能為了獲得永久安寧的滿足而放棄壹時的喜悅。伊壁鳩魯力圖說明，他那作為人生之目的的快樂概念與節製、勇敢、正義及友誼的美德是壹致的。但他把「感受作為我們判斷善的標準」，這並沒有克服基本的理論困難，即把快樂的主觀體驗與快樂之「正確」和「錯誤」的客觀標準相混淆。他為調和快樂的主觀性客觀標準的努力，不外乎提出了這樣壹個主張，即和諧已存在於兩者之間。

　　反快樂主義的人道主義哲學家也面臨著同樣的問題，他們力圖維護標準的真實性和普遍性，然而我們卻不能忽略個人幸福是人生的最終目的。

　　柏拉圖是把真實與否的標準應用於欲望和快樂的第壹人。快樂就像思想壹樣，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假的。柏拉圖並不否認，快樂具有主觀感覺的成份，但他指出，快樂的感覺可能會產生「謬誤」，而且快樂像思想壹樣，具有認識的功能。柏拉圖是以這樣的理論來支持這壹觀點的，即快樂不僅產生於人體的某壹器官，而且來自於整個人格。因此，他的結論是，善者享有真正的快樂；惡者具有虛假的快樂。

　　和柏拉圖壹樣，亞裏士多德認為，快樂的主觀體驗並不能成為行為善良與否的標準，因此，它也不能成為判定其價值的標準。他說：「如果有些事情使道德敗壞者感到快樂，那麽，我們不可假定，這些事情也會使其主人快樂。就像我們沒有理由把病人視為健康、甜美或苦澀的東西當作論斷，或把患眼病者似乎視為白色的東西也認定為白色的東西壹樣。」不名譽的快樂不是真正的快樂，「而只是壹種墮落的感受」；客觀上名副其實的快樂，「對人來說，才是正當的快樂」。對亞裏士多德來說，有兩種快樂是合理的：壹種是在滿足需要與實現人之能力的過程中所產生的快樂，另壹種則是在獲得人之能力的體驗中所產生的快樂。這後壹種是更高尚的快樂。快樂是人之存在狀態中的壹種活動。最令人滿意且完美的快樂具有這樣壹種性質，即它是伴隨著對獲得的或實現了的人之能力的積極運用而產生的。它意味著歡樂、自發性或無阻礙的活動，而「無阻礙的」意味著「不受攔阻」或「不受挫折」。因此，快樂使行為完善，並使生活完美。快樂是和生活聯接在壹起的，它不允許自己和生活分離。最偉大、最持久的幸福來源於最高尚的、具有神聖性的人類行為，即人類的理性行為，人只有具有這種神聖因子，他才會去追求這樣的神聖行為。由此，亞裏士多德得出了這樣壹個真正的快樂的概念，即它是與健康成熟者的主觀的快樂體驗相壹致的。

　　斯賓諾莎的快樂理論在某些方面與柏拉圖和亞裏士多德的理論相類似，但他的理論遠比後二者深入。斯賓諾莎也認為，快樂是正當或道德之生活的結果，而不是如反快樂主義學派所堅持的那樣，是罪惡的象征。通過給快樂以壹個更經驗性的、具體的定義，斯賓諾莎推進了快樂理論，這壹定義是以他的全部人類學概念為基礎的。斯賓諾莎的快樂概念，是與潛能（能力）的概念相聯系的。「快樂是壹個人從較小的圓滿到較大的圓滿的過渡。痛苦是壹個人從較大的圓滿到較小的圓滿的過渡。」較大的或較小的圓滿與人所具有的實現其潛能的較大或較小的能力是相同的，因而也更接近「人性的模型」。快樂不是生活的目的，而是人的生產性行為的必然產物。「至福（或幸福）不是美德的報賞，而是美德本身。」斯賓諾莎幸福觀的意義在於能力的動力概念。哥德、尼采等這些重要人物，也把他們的倫理理論建立在同樣的思想基礎上，即快樂不是行為的主要動機，而是生產性行為的伴隨物。

　　在斯賓塞的倫理學中，我們看到了對快樂原則最全面、最系統的討論，這些討論可以作為我們深入研究的良好起點。

　　斯賓塞關於快樂－痛苦原則之觀點的關鍵是進化論。他提出，快樂和痛苦具有生物性功能，它激發人（或人類）根據對其個人（或對人類）有益的原則而行動，因此，它們是進化過程中必不可少的因素。「痛苦與損害有機體的行為相聯系，快樂則與促進有機體康樂的行為相聯系。」「個人或人類通過追求愉快或躲避不愉快而日復壹日地生活下去。」作為壹種主觀體驗的快樂，並不能僅僅根據主觀因素而加以判定；它也有客觀性的壹面，即人的身心幸福。斯賓塞承認，在我們今日的文化中，出現了許多「被歪曲的」快樂或痛苦之體驗的情況，他把這種現象解釋為社會的矛盾和缺陷。他認為，「如果完全改變人性以適應社會狀況，就要承認這樣的真理，即除了促進未來之幸福的行為外，只有即刻的快樂才是正當的；隨著錯誤行為而帶來的，不是最終的而是即刻的痛苦。」他說，那些相信痛苦是有益的，快樂是有害的人，犯了曲解的錯誤，即把例外的出現視作常規。

　　斯賓塞把他的快樂之生物性功能的理論與社會學理論作了壹番比較。他認為，「要重新塑造人性以適應社會生活的要求，最終必然使全部必要的活動都具有快樂的性質，而使那些不具快樂性質的活動與這些要求不符。」進壹步而論，「作為實現壹目的之手段的快樂，本身就成了壹種目的。」

　　柏拉圖、亞裏士多德、斯賓諾莎和斯賓塞的概念具有這樣壹些共同點：（1）快樂的主觀體驗本身不是價值的充分標準；（1）幸福是與善相聯系的；（3）評價快樂的客觀標準是能夠找到的。柏拉圖把「善者」作為正當之快樂的標準；亞裏士多德把「人的作用」作為標準；斯賓諾莎和亞裏士多德壹樣，把運用人的能力以實現人性作為標準；斯賓塞則把人的生物進化和社會進化作為標準。

　　以上所提的快樂理論和它在倫理學中的地位，事實上是不完善的，因為這些理論的形成，缺乏以精確的技術研究和觀察為基礎的充分的資料。心理分析學對無意識動機和動力性格所作的研究，為這種精確的技術研究和觀察奠定了基礎，因而能使我們超越傳統的範圍，把快樂作為生活規範而加以深入的討論。

　　心理分析學證實了反快樂主義倫理學所持的觀點，即滿足的主觀體驗本身是靠不住的，因而它不是價值的有效標準。心理分析學對受虐狂本性的探討證實了反快樂主義立場的正確性。壹切期待受虐的欲望都被定義為追求對整個人格的損害。在壹種更明顯的形式中，受虐狂追求肉體的痛苦，及由這種痛苦所帶來的快樂。性反常受虐狂是與性刺激和性滿足相聯系的，這種痛苦的欲望是有意識的。「道德受虐狂」則追求損害心理、羞辱及被統治；通常，這種欲望是無意識的，並被視為合理的忠誠、愛、自我否定或視為對自然法則、命運及其它超越於人的力量的反應。心理分析學說明了受虐狂是如何強烈地受壓抑及如何充分合理化的。

　　然而，受虐狂現象只是無意識欲望中最顯著的壹個例子，這些無意識欲望在客觀上是有害的；壹切神經病癥都是無意識行為的結果，這些結果損害並阻礙了人的成長。對有害的渴望是精神疾病的真正本質。因此，每壹種神經病都證實了這樣壹個事實，即快樂與人的真正利益是相矛盾的。

　　由滿足神經病之渴望所引起的快樂可能是無意識的，但並非必然如此。性反常受虐狂就是神經病之渴望所引起的壹個有意識的快樂的例子。虐待狂以羞辱他人而獲得滿足；守財奴則以囤積金錢而得到快樂；他們對滿足這些渴望所產生的這種快樂，也許是意識的，也許是無意識的。對這種快樂是否有所意識，或是否要進行壓抑，這取決於如下二個因素：壹個是個人對自己的非理性行為所具有的內心反抗能力；另壹個是社會對這種快樂的認可或反對程度。壓抑快樂有兩種不同的意義：壹種是廣泛而經常的壓抑形式，在這種形式裏，快樂是有意識的，它涉及的不是非理性行為，而是理性的表現。例如，守財奴也許認為，他所感受到的滿足是由於他對家庭的精心照看；虐待狂則可能感到，他的快樂來源於他的道德義憤感。另壹種壓抑形式更極端，在這種形式裏，對任何快樂均無所意識。許多虐待狂都真誠地否定，他見到別人受羞辱時所產生的任何快樂感。然而，對他夢境的分析和自由交談卻可發現那種無意識快樂的存在。

　　痛苦和不幸福也可能是無意識的，對痛苦和不幸福的壓抑也可能具有上面所描述的壓抑快樂的同樣形式。壹個人感到不幸福，可能是因為他沒有獲得他所期望的成功、或他的健康受到損害、或由於他生活中的任何外在因素；然而，他不幸福的根本原因可能是他缺乏生產性、他的生活空虛、他沒有愛的能力或有許多使他不幸福的內在不足。他似乎合理地說明了他的不幸福，但他並沒有認識到這種不幸福的真正原因。另外，對不幸福的更廣泛的壓抑引起了對不幸福的全然無意識。在這種情況下，壹個人相信，他是完全幸福的，但實際上，他並不滿意，也並不幸福。

　　對幸福、不幸福的無意識概念，遇到了壹種重要的反對意見。這種意見認為，幸福和不幸福與我們對幸福或不幸福的意識感受相壹致；而對快樂或痛苦毫無所知，則是與對快樂或痛苦的無所意識相聯系的。這壹爭論不僅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最重要的是它在社會和倫理方面的意義。如果奴隸對他們的悲痛命運毫無意識，那麽，怎能以人的幸福之名義來反對奴隸製呢？如果現代人真像他所偽裝的那樣幸福，那不就證明了我們已建立了壹個最好的世界嗎？難道幸福的幻想還不充分，或「幸福的幻想」不是壹個自相矛盾的概念？

　　這些反對意見忽略了這樣壹個事實，即幸福和不幸福表達了整個生物體的狀況、表達了整個人格的狀況。幸福和生命力、情感強度、思想及生產性的提高相關聯；不幸福則與這些能力和功能的衰退相關聯。由於幸福和不幸福都是我們整個人格的壹種狀況，因此我們的身體對它的反應統統比我們的意識對它的感受更明顯。不幸福常常表現為拉長的臉，無精打彩，疲憊，或像頭疼之類的病癥，甚至更加嚴重的疾病形式；而身體感覺良好等則可能是幸福的壹個「征兆」。的確，我們的身體比我們的心理更不易受蒙騙，人能夠接受這樣壹種思想，即將來有壹天，幸福和不幸福的存在及其程度，可以通過對人體進行化學觀察而得以推斷。同樣，我們的精神和情感能力也要受幸福或不幸福的影響；我們的理智及情感的強度也依賴於它。不幸福削弱我們的整個心理功能，甚或使它癱瘓；幸福則能提高心理功能。當個人實際上並無幸福時，他那幸福的主觀感受只是壹種有關情感的思想幻覺，而與真正的幸福則全然無關。

　　快樂或幸福只存在於人的頭腦中，而不是他的人格的壹種狀況，我把此稱為虛假的快樂或虛假的幸福。例如，壹個人作了壹次旅行，且感到很幸福，然而，他那種幸福感是由體驗了壹次快樂的旅行所產生的，而實際上，他也許對失望和不幸福無所覺察。壹個夢可以向他展現事情的真相，或者，他會在以後認識到這並不是真正的幸福。虛假的痛苦也可能在多種情況下得以觀察，在這種情況下，痛苦和不幸福是習慣上的推斷，因此它們被感受到了。虛假的快樂和虛假的痛苦實際上都只是壹種偽裝的感受，它們是關於情感的思想，而不是真正的情感體驗。

　　二、快樂的種類

　　正如我們已指出的那樣，要認識快樂和倫理價值之間的關系問題，關鍵是分析各種快樂的不同性質。

　　壹種快樂是解除痛苦的緊張所帶來的感受，弗洛伊德和其他壹些思想家認為，這是所有快樂的本質。饑餓、幹渴、滿足性欲、睡眠、鍛煉身體，這些都源於生物體的化學作用。滿足這些要求的客觀的生理需要被理解為主觀的欲望，如果它們在長時間裏得不到滿足，人就會感到痛苦和緊張。如果這種緊張得以消除，解脫的感受就是快樂，或我稱之為滿足。滿足等於足夠，這壹術語似乎最適合於這種快樂。所有這種生理狀況之需要的真正本質是，當生物體的要求得以滿足，便會消除由生理變化所引起的緊張。如果我們餓了，就吃東西，但生物體──我們──有壹定的限量，超限量的進食，實際上將是痛苦的。解除痛苦之緊張而帶來的滿足是最普遍的快樂，也最容易在生理上獲得；如果這種緊張持續了很長壹段時間，由此而成為極強的壓力，它的解除也就成了最強烈的快樂。這種快樂的意義是無可懷疑的，而且，它幾乎也是許多人在生活中所體驗到的快樂的唯壹形式。

　　這有壹種快樂是解除心理緊張，但這種快樂與上面那種快樂性質不同。人也許認為，壹種欲望是由他的身體需要引起的，但實際上，它卻是由不合理的心理需要所決定的。他可能感到極其饑餓，但這種饑餓感不是由生物體的正常的生理需要所引起，而是由減輕焦慮或緊張的心理需要所引起（盡管這些心理需要可能導源於生理反常）。眾所周知，飲酒的需要常常不是由於幹渴，而是由於心理的原因。

　　強烈的性欲，也可能不是由生理需要，而是由心理需要所引起的。壹個無安全感的人，有壹種強烈的需要，即向自己證明他的價值，向他人證明他的強大，或在性欲方面壓倒別人，而使自己處於統治地位。這種人很容易產生強烈的性欲，如果性欲得不到滿足，便會產生壹種痛苦的緊張。他很容易認為，他那強烈的性欲來自於他身體的需要，但實際上，這些欲望卻是由他的心理需要所決定的。欲望的另壹個例子是神經病性的想睡眠，壹般人認為，這種病癥是由正常的疲勞所引起的身體需要，而實際上，它卻是由諸如抑製焦慮、恐懼、或憤怒等心理需要所引起的。

　　這些欲望與正常的生理需要相類似，因為這兩者都植根於某種不足或貧乏中。但壹種是在生物體內正常的化學過程中所產生的貧乏；另壹種則是由心理機能障礙所引起的結果。在這兩種狀況中，貧乏都引起緊張，緊張的解除便是快樂。其它壹切非生理需要的不合理欲望，如渴望名譽、統治、順從、忌妒、羨慕等，都植根於人的性格結構，它們也是由人格不完美或人格變形所造成的。滿足這些情欲所感受到的快樂也是由解除心理張力所引起的，就像神經病的生理欲望那樣。

　　盡管對真正的生理需要的滿足和對不合理的心理需要的滿足所產生的快樂都在於解除緊張，但這兩種快樂的性質卻有不同的意義。生理條件的需要，如饑餓、幹渴等是通過排除生理條件的緊張而獲得滿足的，只有生理上再有需要時，這些欲望才會重新出現，因此，它們在本質上具有周期性。相反，不合理的心理欲望是貪得無厭的。具有忌妒、占有、虐待狂的人，其欲望不會隨欲望的片刻滿足而消失。不可能被「滿足」才是那些不合理欲望的真正本質。這些欲望是由個人自己的不知足所產生的。生產性的缺乏，及由此而來的軟弱無力、恐懼，就是這些追求、渴望、及不合理欲望的根源。即使能滿足這種人的全部權力欲和破壞欲，也依然改變不了他的恐懼和孤獨，因此，他的緊張仍然存在。幸福的幻想變成詛咒，因為人自己沒有找到解除恐懼的辦法，他幻想著以增加滿足來消除他的貪婪，並恢復內心的平衡。但是，貪婪是個無底洞，以滿足來解除貪婪的想法，只是壹種幻想。貪婪並非像人們常常認為的那樣，植根於人的獸性，實際上，它植根於人的心靈和幻想。

　　我們已看到，產生於滿足生理需要的快樂和滿足神經病態欲望的快樂都是排除痛苦和緊張的結果。但是，第壹類快樂是真正的滿足，是正常的，而且是幸福的壹個條件；而第二類快樂最終只是需要的暫時緩減，病態作用，及本質上不幸福的表現。我提議，把來源於滿足不合理欲望的快樂，稱之為「不合理的快樂」，以同正常生理欲望的「滿足」相區分。

　　對倫理學來說，不合理的快樂與幸福之間的區別，比不合理的快樂與滿足間的區別重要得多。為了理解這些區別，對心理學的缺乏（scarcity）與充足（abundance）概念進行壹番介紹，也許會有助益。

　　人體的需要沒有得到滿足，便產生緊張，而這種緊張的排除則給人滿足。真正的缺乏是滿足的基礎。在另壹不同的意義上，不合理的欲望也植根於缺乏，植根於人的不安全感和焦慮感，它們迫使人產生仇恨、忌妒或屈從，來源於滿足這些渴求的快樂植根於缺乏基本的生產性。生理需要與不合理的心理需要都是壹種缺乏。

　　在缺乏的領域外，還有壹個充足的領域。即使是動物，也有過剩的精力。在活動中，這種精力就會表現出來。但充足的領域本質上是人類所具有的壹種現象。它是生產性的領域，是內在能動性的領域。這個領域只能在這樣壹個程度上而存在，即人並不僅僅為生存而工作，因此他充分發揮著自己的精力。人類的進化，是以充足領域的擴展，有效的發揮剩余精力以獲得超越生存的成就為特征的。人所創造的人類的全部特殊成就，都來源於這壹充足領域。

　　在所有的活動中，甚至在如饑餓和性這類基本功能上，都存在著缺乏與充足的區別，因此也存在著滿足和幸福的區別。滿足強烈饑餓這壹生理需要是快樂的，因為它排除了由饑餓所帶來的緊張。滿足饑餓所帶來的快樂與滿足食欲所帶來的快樂，具有不同的性質。食欲是期望享受到美味的體驗，它與饑餓不同，因為它不會產生緊張感。在這種意義上，美味是文化發展的產物，就像音樂和藝術欣賞壹樣，只有在文化和心理充足的情況下，美味才能發展。饑餓是壹種缺乏的現象，它的滿足是壹種需要。食欲是壹種充足的現象，它的滿足不是壹種需要，而是自由和生產性的壹種表現。它所伴隨的快樂，可以稱之為歡樂。

　　在性欲方面，也有類似於饑餓和食欲之間的差別。弗洛伊德的性概念認為，性欲像饑餓壹樣，完全產生於生理上的緊張，通過滿足性欲，就可排除這種緊張。但他忽略了與食欲相應的性欲和快樂，這種性欲和快樂只存在於充足的領域，它是人類所特有的現象。性「饑餓」者既可通過生理，也可通過心理的方法排除這種緊張以獲得滿足，這種滿足構成了他的歡樂。但是，我們稱之為歡樂的性快樂植根於充足和自由，它是感覺和情感方面生產性的表現。

　　歡樂和幸福被普遍地看作與伴隨著愛的幸福相同。事實上，許多人認為，愛是幸福的唯壹源泉。然而，對於愛像對於人類所有其它活動壹樣，我們必須在它的生產性形式和非生產性形式之間作出區分。正如我在前面已指出的那樣，非生產性的愛或非理性的愛只能是任何壹種受虐狂或虐待狂的共生現象，這種愛的關系並不是以相互尊重和人格的完整為基礎的，而是以兩個人的互相依賴為基礎的，因為他們沒有依靠自己的能力。這種愛，像所有其它非理性行為壹樣，是以缺乏、缺乏生產性、缺乏內在安全感為基礎的。生產性的愛是兩個人之間最親密的關系形式，同時各自又有人格的完整，它是壹種充足的現象，具有這種愛的能力，象征著人的成熟。歡樂和幸福是生產性愛的伴隨物。

　　在所有的活動中，缺乏與充足之間的區別，決定了快樂之體驗的性質。每個人都體驗著滿足、不合理的快樂及歡樂。在生活中，可以通過分辨這些快樂來區別不同的人。滿足和不合理的快樂並不需要情感的努力；而只需要具有排除這種緊張的能力。歡樂是壹種成就，它是以內在的努力、生產性的活動為前提條件的。

　　幸福是壹種成就，它是人的內在生產性的產物，而不是上帝的恩賜。幸福和歡樂並不滿足由生理或心理的缺乏而引起的需要，它們也不是緊張的解除，而是在思想、情感及行為上全部生產性活動的產物。歡樂和幸福並沒有質的區別，它們的區別只是在於歡樂所涉及的是單個的行為，幸福則可稱作是歡樂的連續或完整的體驗。我可以說「多種歡樂」（復數），但只能說「幸福」（單數）。

　　幸福象征著人找到了人類存在問題的答案：生產性地實現他的潛能，因此，他既與世界同為壹體，但同時卻又保持著他自己的人格完整性。在生產性地運用他的精力時，他提高了自己的能力，他「燃燒自己，卻不化為灰燼。」

　　就生活的藝術而言，幸福是完美的標準；就人道主義倫理學而言，幸福是美德的標準。幸福常常被當作解除痛苦的邏輯對立面。肉體與精神的痛苦是人類存在的壹部分，對這些痛苦的體驗是必不免的。人如果不惜壹切代價要逃避痛苦，就只能靠完全超脫而加以實現，包括不體驗幸福。因此，幸福的對立面並不是悲傷或痛苦，而是意誌消沈，這種意誌消沈是內在貧乏和非生產性的結果。

　　到目前為止，我們已討論了與倫理學理論最有關系的各類快樂體驗：滿足、不合理的快樂、歡樂及幸福。但還有兩種不怎麽復雜的快樂類型需要給以簡潔的討論。壹種是當完成了某項自己打算去做的工作後所帶來的快樂。我建議把這種快樂稱為「喜悅」（gratification），人實現了自己想完成的工作就產生了喜悅，盡管這活動並不壹定是生產性的，但它表示人有力量、有能力成功地對付外在世界。喜悅並不真正依賴特殊的活動，壹個人可以在壹場美好的網球賽中得到喜悅，就像在事業上成功壹樣。關鍵在於完成所設定的任務中要有壹些困難，而且他要得到滿意的結果。

　　另壹種有待討論的快樂，並不以努力為基礎，而是以努力的反面──松弛（relaxation）為基礎，它是無需努力但卻快樂的活動的產物。松弛在生理上的重要功能是調節生物體的和諧，生物體不能老是處於活動中。「快樂」壹詞似乎最適合於意指那種由松弛所產生的舒適感，而不管這種感受的性質如何。

　　我們是從討論快樂主義倫理學的疑點開始的，這種觀點主張，生活的目的是快樂，所以快樂本身是善的。作為我們對各種快樂所作之分析的結果，現在，我們可以詳細論述與快樂有關的倫理問題了。為解除生理緊張而獲得滿足，既不是善，也不是惡，在倫理評價的範圍內，它是中立的，就像喜悅和快樂壹樣。不合理的快樂和幸福（歡樂）是倫理學意義上的體驗。不合理的快樂象征著貪婪，象征著人未能解決人類存在的問題。相反，幸福（歡樂）證明在「生活藝術」中的部分成功或完全成功。幸福是人最偉大的成就，它是人以整個人格對自己和外在世界作出生產性取向的反應。

　　快樂主義思想未能充分分析快樂的性質，因此認為，最容易的生活──有壹些快樂──似乎同時就是最有價值的生活。但是，沒有價值才是容易的。因此，快樂主義的謬誤使我們更容易看到快樂與自由和幸福的區別；也更容易堅持，否定快樂就是善的證明。人道主義倫理學才真正要求，幸福和歡樂是主要的美德，但實行這壹美德，並不是最容易的事，而是人最困難的任務，是人的生產性的充分發展。

　　三、手段與目標

　　以快樂為目的和以快樂為手段的問題，在現代社會具有重大意義。現代社會由於過份註重手段往往忽略了目的。

　　斯賓塞曾十分詳盡地論述了目的和手段的問題。他指出，以快樂為目的，必然會使達到這壹目的的手段也具有快樂的性質。他假設，在壹種為適應社會而完全改變人性的狀況下，「除了有益於未來的幸福和行為外，只有即時快樂的行為才是完全正確的行為；而那些不僅最終、且即時也帶來痛苦的行為是錯誤的行為。」

　　乍壹看來，斯賓塞的假設似乎是有道理的。假如，如果壹個人計劃作壹次快樂的旅行，那麽為這次旅行而作準備是令人快樂的。但顯然，實際情況並不總是這樣，許多為達某壹目的而作的準備工作並不使人快樂。壹個病人如果為了健康，就必須忍受痛苦的治療，而這種目的並不會使治療本身成為快樂；女子分娩也不會變成快樂。為了實現某壹預期的目的，我們會做許多無樂趣的事情，這只是因為我們的理智告訴我們必須這麽做。最多，我們可以這麽說，為了結果的快樂，無樂趣的事或多或少可以得到緩減；對快樂之目的的期望，甚至完全超過了不愉快之手段的份量。

　　但是，手段和目的問題的重要性並不在此。對這壹問題來說，更重要的是理解無意識動機的問題。

　　斯賓塞提出了手段和目的的關系問題，我們可以很好的運用這個實例。斯賓塞是這樣描述快樂的，壹個商人感到快樂，是因為他每次結賬，其結果總分毫不差。他說：「如果樂問，對這些與實際掙錢相距甚遠、且與生活快樂更無關系的工作，為何如此煞費苦心，那麽答案就是，保持帳目的正確是達到掙錢這壹目的的條件，而且，它自身又成為壹個直接的目的──履行壹項職責──可以是履行獲得收入的責任，也可以是履行供養自己、妻子和孩子的責任。」在斯賓塞看來，以快樂為手段，導源於以快樂為目的──享受生活，或盡「責任」。斯賓塞未能認清兩個問題。較明顯的壹個問題是，有意識地理解目的與無意識地看到目的具有某些區別。壹個人可以認為，他的目的（或他的動機）是享受生活或對家庭盡責任，但他的真正目的──盡管是無意識的──卻是通過金錢所得到的權力或來源於囤積金錢的快樂。

　　另壹個更重要的問題產生於壹種假設，即與手段相關的快樂必然來自於與目的相聯系的快樂。當然，可能發生這樣的情況，即以快樂為目的（將來有錢花）使實現這壹目的的手段也具有快樂的性質（記賬），就像斯賓塞所假設的那樣。但是，記賬的快樂可以出於完全不同的原因，而與目的相關的那種手段則可能是虛構的。例如，壹個對記賬極有興趣的商人，當他的帳目分毫不差時，他會感到極大的快樂。如果我們觀察壹下他的快樂，就會發現，他是壹個充滿焦慮和懷疑的人；他以記賬為樂趣，是因為他在「行動」，卻又不用作出抉擇或承擔風險。如果他對賬目平衡感到快樂，那是因為數字正確象征性地回答了他對自己和對生活的懷疑。對他來說，記賬與另壹個人玩單人紙牌或清點窗戶數字具有同樣的效用。手段已獨立於目的；手段篡奪了目的的地位，而所說的目的只存於幻想中。

　　手段自身獨立，手段成為快樂，這並不是因為目的快樂，而是因為與目的完全分離的其它因素。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是宗教改革後的幾個世紀，尤其是加爾文主義影響下的工作的意義問題。

　　所討論的這壹問題觸及到了現代社會的最大痛處之壹。現代生活最突出的壹個心理特征是，許多為實現目的而采取的手段及活動，已越來越篡奪了目的的地位，而目的本身卻成了模糊的、非真實的存在。人們為掙錢而工作；為享樂而掙錢。工作是手段，享樂是目的。但實際情況又如何呢？人們為掙更多的錢而工作，又把這些錢花在再掙更多的錢上，而目的──享受生活──卻被遺忘了。人們緊張地工作，努力地發明創造，以節省時間。然而他們運用節省下來的時間再抓緊工作，以再節省更多的時間，直至精疲力盡而不能運用他們所節省下來的時間為止。我們已陷落在手段之網中，卻忘記了我們的目的。我們用無線電向每個人傳播著最美妙的音樂和文藝節目。但在很大程度上，我們聽到卻是低級趣味的喧嘩或有損於智力和趣味的廣告。我們擁有人類歷史上最好的工具和手段，但我們卻不會停下來問壹下，它們的用途是什麽。

　　過份強調目的會在多方面導致對手段與目的之間和諧平衡關系的曲解。其壹是完全強調目的，而不充分考慮手段的作用，結果是目的成為絕對的、不真實的，它最終除了夢幻就什麽也不是。杜威先生對這種危險性進行了詳盡的討論。目的的孤立有可能產生相反的結果，即雖然目的在觀念中依然存在，但它只是對全部行為的重點轉移到實現目的之手段上去的壹種掩飾。「目的使手段合理化」這壹格言就說明了這種情況。為這壹原則辨護的人沒有看到，運用破壞性手段也有其自身的結果，即實際上改變了目的，盡管目的仍然在觀念中存在。

　　斯賓塞關於快樂行為之社會效用的概念，對手段和目的問題具有重大的社會學意義。與這壹觀念相聯系，他認為，快樂的體驗具有生物效用，使有益於人類福利的行為產生快樂，並因此而具有吸引力。他說：「如果要改變人性以適應社會生活的要求，那麽，這定會使全部必要的行為具有快樂性，並使壹切不合於這些要求的行為都具有不快樂性。」他繼續說道：「如果所提出的這壹觀點符合生活，那麽任何行為都會成為快樂的源泉；如果堅持這麽做下去，那麽，社會環境所要求的每壹行為或活動都帶來快樂。」

　　這時，斯賓塞涉及到了壹個最重要的社會現象，即任何既定的社會都力圖使該社會成員形成這樣的性格結構，也就是使他們渴望從事他們所必須從事的工作，以實現他們的社會職責。但他未能看到，在壹個不利於其成員真正的人之利益的社會中，有損於個人但有利於特定社會功能的行為也可能成為滿足的源泉。奴隸甚至學會了對他們的命運表示滿意；壓迫者則以殘酷為樂趣。每壹社會的凝聚力都依賴於這樣壹個確切的事實，即幾乎任何行為都能具有快樂性，而這壹事實說明，斯賓塞所描述的現象可能是阻礙社會進步的根源，也可能是促進社會進步的泉源。關鍵是要根據人性和人之生活的適當環境而理解任何特定行為的意義和作用，並認識由這種行為所帶來的滿足。正如上面所指出的那樣，由不合理行為所帶來的滿足不同於有益於人類福利的行為所帶來的快樂，因為前者是沒有價值標準的。斯賓塞提出，每壹有益社會的行為能夠成為快樂的源泉，這壹觀點是正確的，由此，他假定，與這種行為相聯系的快樂，能證明快樂的道德價值，這壹點則是錯誤的。只有分析人性，揭露個人的真正利益和特定社會所強加給他的利益之間的矛盾，才能發現客觀的正確規範，這種規範是斯賓塞所力圖發現的。由於斯賓塞對他所處的社會和該社會的未來，持有樂觀主義態度，且在處理不合理的追求與滿足現象上缺乏心理分析，這使他不知不覺地為流行於今日的倫理相對主義的問題鋪設了壹條道路。

　　作為性格特征的信仰

　　信仰（faith）是壹個與當今的理性風氣不相適合的概念。信仰這壹概念通常是與信仰上帝，相信宗教教義有關，而與理性和科學思維相對立。後者被假定為與事實的領域相關，並且與超越事實的領域不同。在超越事實的領域中，科學思想是沒有地位的，那裏，只有信仰的統治。這種觀點在許多方面都是站不住腳的。信仰如果不能與理性思維相壹致，那麽它勢必會被當作早期文化的遺跡而淘汰，並為處理事實的科學和易明的、能確定的理論所取代。

　　現代對信仰的態度，是人們與教會權威和它對壹切思想之控製進行長期鬥爭的結果。因此，對信仰的懷疑態度是和理性的真正發展密切相關的。然而，現代懷疑態度的這各建設性也有它被人們所忽略的相反方面。

　　洞察現代人的性格結構和現代社會，就會看到，現代缺乏信仰已不再具有歷史上缺乏信仰所曾有過的進步性了。過去反對信仰，是為了解脫精神枷鎖，是反對非理性的信仰；它表現了人對理性的信仰，表現了人根據自由、平等、博愛原則，建立壹種新社會秩序的能力。今日缺乏信仰則表現了人的極度混亂和絕望。懷疑論和理性主義曾是思想發展的推動力量，現在，它們都成了相對論和反復無常的合理化，那種不斷積累事實、最終必將發現真理的信念，已成了壹種迷信。在很大程度上，真理本身被看作是形而上學的概念，科學則被當作是對搜集資料的限製。在所謂的理性之確定性背後，隱藏著深深的易變性，這種易變性使人隨時準備接受任何強加給他們的哲學，或與這些哲學妥協。

　　沒有信仰，人能生活嗎？嬰兒不必「信任他母親的乳房」嗎？我們不必相信我們的夥伴，不必相信我們所愛的人及我們自己嗎？對生活規範的合法性毫無信念，我們能生活下去嗎？毫無信仰，人生確實索然無味、毫無希望，並不敢面對他之存在的真正核心。

　　那麽，過去反對信仰的鬥爭是否毫無意義？過去理性的成就是否毫無作用？我們必須返回到宗教中，或毫無信仰、自抱自棄地生活嗎？信仰是否壹定是信仰上帝或相信宗教教義的問題？信仰是否與宗教密切相關，以致它們必然具有共同的命運？信仰是否必然與理性思維相對立或相分離？我將努力說明，這些問題是能夠得到答復的，那就是要認清，信仰是壹個人的基本態度（attitude），是滲透在他全部體驗中的性格特性，信仰能使人毫無幻想地面對現實，並依靠信仰而生活。很難想象，信仰首先不是相信某些東西，但如果把信仰看作壹種內心的態度，那麽信仰的特定對象就是第二位重要的事了。論說「信仰」壹詞的含義是有助益的，在《舊約聖經》中，它被稱作「Emunah」，意為「堅定」，由此意指人之體驗的確定性、壹種性格特性，而不表示相信某些東西。

　　為了有助於理解這壹問題，首先要討論壹下懷疑（doubt）的問題。懷疑，通常也被理解為對這個或那個假設、觀念或人表示懷疑或迷惑，但懷疑也被看作是壹種態度，這種態度滲透在人的人格中，由此，壹個人把懷疑集中在特定對象上就成了第二位重要的事了。為了理解懷疑這壹現象，人必須區分理性的懷疑和非理性的懷疑。我將對信仰的現象作出同樣的區分。

　　非理性的懷疑，並非是對不適當，或顯然錯誤的假設的理智反應，而是具有個人生活情感和理智的懷疑色彩。對這個人來說，他沒有任何生活中的確定性體驗；任何事物都是可懷疑的，沒有什麽是可靠的。

　　非理性懷疑最極端的形式是神經病的強製性懷疑。壹個人為這種懷疑所驅使，他勢必懷疑他所考慮的壹切，或對他所從事的壹切都感到困惑。這種懷疑所涉及的常常是生活中最重要的問題和決定。它又往往侵入那些微小的細節，例如穿哪壹套衣服，或是否要參加壹次聚會。無論懷疑的對象是什麽，或它們是微小的還是重要的，非理性懷疑都是令人極其痛苦和耗費精力的。

　　對強製性懷疑所作的心理分析表明，它們是無意識情感沖突的合理化表現。這種沖突來源於整個人格缺乏完整，來源於強烈的軟弱無力、無依無靠感。只有認清了這種懷疑的根源，人才能戰勝意誌癱瘓，這種意誌癱瘓是由軟弱無力的內心體驗所造成的。如果沒有獲得這種認識，還有壹些別的辦法，這些辦法雖不太令人滿意，但至少可以去除壹些令人痛苦的顯著懷疑。壹種辦法是從事可暫時獲得解脫的強製性活動；另壹種辦法是接受某些似乎可以忘卻自己和他的懷疑的「信仰」。

　　然而，現代懷疑的典型形式，並不是上面所敘述過的那種積極的懷疑，而是壹種不在乎的態度。在這種態度看來，壹切事都具有可能性，沒有必然的事。越來越多的人對每壹件事、工作、政治、道德，都感到困惑，更糟糕的是，他們相信這種困惑是正常的精神狀態。他們感到孤獨、糊塗、軟弱無力；他們並不根據自己的思想、情感、感覺、意識而體驗生活，而是根據他們所想象的去體驗生活。盡管那種機械般的行動者的懷疑已消失，但取而代之的卻是不在乎的相對主義。

　　與非理性的懷疑相反，理性的懷疑是對那些把有效性建立在信仰權威而不是相信人自身體驗之基礎上的假設提出疑問。這種懷疑對人格的發展有重要的作用。孩子在壹開始，毫無疑慮地接受了來自父母之權威的全部思想。但在從父母之權威的解脫及自我發展的過程中，他會提出批評了。在孩子的成長過程中，他開始對自己先前毫無疑慮而接受的東西產生了懷疑，這種批評能力的增長與孩子獨立於父母之權威，成為壹個成年人的過程是成正比的。

　　在歷史上，理性懷疑是現代思想發展的主要動力之壹。現代哲學和科學從理性懷疑中，獲得了最豐富的推動力。個人發展的情形也壹樣，理性懷疑的產生，是與逐漸擺脫權威──教會和國家──的控製密切相關的。

　　對於信仰，我期望作出與懷疑向樣的區分，即區分非理性信仰與理性信仰。我把非理性信仰理解為對壹個人、壹種思想或壹種象征的信念，並非出於人自己的思想或情感的體驗，而是以人對非理性權威的情感屈從為基礎的。

　　在繼續討論之前，我們必須對屈從，理智及情感作用之間的關系作進壹步的探討。很多例子說明，壹個放棄了內在獨立性、並屈從於某個權威的人，就會習慣於把權威的體驗當作自己的體驗。最突出的例子是催眠狀況。壹個受催眠的人沈溺於對另壹權威的屈從，他的思想和感覺都是催眠師「指揮他」的思想和感覺。甚至當他從催眠中蘇醒過來後，他還是遵從著催眠師的示意，雖然他以為此時是他自己在判斷，他是壹個主動者。例如，如果催眠師曾示意，受催眠者在某壹時間裏會感到寒冷，他當穿上外衣。那麽，這個人在解除催眠後仍會有受催眠時的那種感覺，並按此感覺而行動。同時他相信，他的感覺和行為是以事實為基礎的，他是根據自己的信念和意誌而行動的。

　　催眠狀況是說明屈從權威與思想作用之相互關系的最明顯例子，但是日常的許多狀況也顯示了同樣的問題。人對具有強烈示意力的領導的反應就是半催眠狀況的壹個例子。無保留的接受領導的思想，這種接受不是以聽從者對所提供給他們的思想作出自己的思考或評價為基礎的，而是以他們對發言者的情感屈從為基礎的。在這種狀況下，人具有壹種幻覺，即他們所表示的同意，就是理性地贊成發言者所示意的思想。他們認為，他們之所以接受這個發言者，是因為他們贊同他的思想。事實上，關系恰恰相反：他們接受發言者的思想，是因為他們已在半催眠的方式中屈從於他的權威。希特勒在談到宣傳性會議適合於夜間舉行的問題時，曾對這種狀況作了很好的說明。他說：「壹個傑出的統治者的演說天才，將在現在（夜間）獲得成功，因為此刻那些意誌力薄弱者能以最自然的方式體驗新的意誌，他們比那些仍然把握著自身能力和意誌力的人更容易爭取。」

　　對於非理性信仰來說，「Credo quia absurdum est」（正因為荒謬、我才信仰）這句話在心理上完全具有正確性。如果有人提出壹個合理的說法，那麽，他所做的是每個人在原則上也都能做的事。然而，如果他敢於理智地提出壹個謬誤，那麽他說明了這樣壹個事實，即他超越了壹般的才能，因此他具有淩駕於常人之上的魔力。

　　在大量非理性信仰的歷史事件中，《聖經》所記載的猶太人脫離埃及統治的故事是最能說明信仰問題的。在《聖經》的全部記載中，猶太人是這樣的壹種民族，雖然他們深受奴役，卻不敢造反，並且不願失去他們作為奴隸的安全感。他們只認識他們所懼怕但又屈從的權力；反對上帝的意旨，並自稱是上帝之代表的摩西說，猶太人不會相信壹個他們甚至不知其名的神。上帝雖不希望有名稱，但為了滿足猶太人對確定性的要求，也就取了壹個名稱。摩西堅持認為，即使有了名稱，也不能充分保證使猶太人信仰上帝。於是，上帝又壹次作出讓步。他教摩西顯示奇跡，「以使猶太人相信上帝曾出現過，他們先祖的上帝，就是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這句話的嘲諷是很顯然的。如果猶太人具有上帝所期望他們具有的那種信仰，那麽，這種信仰壹定植根於他們自己的體驗或他們民族的歷史中。但他們已經成了奴隸，他們的信仰是奴隸的信仰，這種信仰植根於對權力的屈從，這種權力是倚仗著摩力而發揮作用的。如果猶太人還能為另壹種魔力所驅使的話，那麽，它只能是與埃及所使用的魔力無異但更強大的魔力。

　　現代非理性信仰的最極端現象是對獨裁領導的信仰。這種信仰的辯護者試圖以指出無數人準備為它而獻身的事實事證明它的真實性。如果信仰是根據盲目忠誠壹個人或壹種目標而加以定義的，並以有人準備為它獻身來衡量的，那麽，先知們對正義和愛的信仰、與他們的反對者對權力的信仰，在本質上就確實是相同的，差別只是信仰的對象而已。於是，自由之維護者的信仰和自由之反對者的信仰的區別，就只在於他們信仰不同的觀念。

　　非理性信仰是盲目的相信某個人或某些事，它植根於對壹個個人的或非個人的非理性權威的屈從。相反，理性信仰是基於在理智和情感的生產性活動中所產生的堅定信念。在被看作不含有信仰成份的理性思維中，理性信仰卻是壹個重要的組成部分。例如，科學家怎樣才能得到新的發現？他是否壹開始就是不斷地實驗、不斷地積累資料，而沒有壹個他所期待發現的想象呢？在任何壹個領域，幾乎沒有什麽重大發現是以這種方式實現的；也沒有人只憑對幻想的追求就能得到重大的結論。在人類努力的任何領域裏，創造性思維的過程常常是從那些可稱之為「合理的想象」開始的，這種想象本身就是先前研究、思考及觀察的結果。當科學家順利地收集到充分的資料，或形成了數學方程式，或兩者兼而有之，而使他原先的想象很可能實現時，我們可以說，他獲得了壹項假定。對這個假定作仔細的分析，以辨別它的含義，並收集證實這壹假定的資料，則可產生更確切的假設，最終也許會成為壹種意義廣泛的理論。

　　科學史上，充滿著對理性的信仰和對真理的想象之實例。哥白尼、開普勒、伽利略、牛頓等科學家，全都充滿著對理性的堅定信仰。為這種信仰，布魯諾遭愛火刑，斯賓諾莎被驅逐出教會。從理性想象的概念，到系統地闡述理論，每壹步信仰都是必需的：相信想象是所追求的合理的正確目標，相信假設是具有可能性的定理，相信最終的理論，信仰至少要堅持到基本實現了結論的正確性為止。這種信仰植根於人自己的體驗，植根於人對自己的思考力、觀察力及判斷力的信賴。非理性信仰把某事情當作真實的而加以接受，這只是因為壹個權威或大多數人這麽說；理性信仰則植根於對自己的生產性觀察和思考的獨立確信。

　　思考和判斷並不是顯示理性信仰的唯壹的體驗領域。在人類的各種關系方面，信任是任何真正的友誼和愛所必不可少的性質。「信任」某人，意味著確信他的基本態度、他的人格核心的可靠性與不變性。在這壹點上，我並不是指壹個人的觀點的不變性，而是指他的基本動機是相同的。例如，他的能力或他對人性尊嚴的尊重是他的自我的壹部分，這是不會輕易改變的。

　　我們信任自己，也具有同樣的意義。我們意識到，我們的人格中有壹個自我、壹個核心的存在，在我們的整個生命過程中，盡管環境會有變化，我們的意見和感覺也會有所改變，但這個自我、這個核心卻始終不變。這個核心就是「我」字背後的實體所在，它是我們確信自身壹致性的基礎。如果我們不相信自我的存在，我們的同壹感就會受到威脅，我們就會依賴他人，而使他人的贊同成為我們與自我的同壹感的基礎。只有信任自己的人，才有能力相信別人，因為只有他才能確定他在未來和現在是壹樣的，因此，他在將來的感覺和行為也將和現在他所期望的感覺和行為壹樣。信任自己是我們有能力允諾某些事的壹個條件，同時正象尼采所指出的那樣，由於人是由他的允諾力所規定的，因此，信任是人類存在的條件之壹。

　　信任壹個人的另壹含義是，我們相信他人、相信我們自己及人類所具有的潛能。這種信任的最初形式是母親對她的新生嬰兒的信任：她相信嬰兒將活著、成長、走路、說話。然而，孩子在這方面的發展已成了常規，以致對這壹切的期待似乎不需要信任了。對於那些可能不會發展的潛能，情況就不同了，如孩子愛人、幸福、運用他的理性以及諸如藝術天才等這類更特殊的潛能。它們是種子，如果給予適當的發展條件，這些種子就會生長、並有所展現；但如果缺乏條件，它們就會夭折。這些條件中，最重要的壹個條件是，對孩子生活有重大意義的人要信任孩子的這些潛能。這種信任使教育和操縱相區分。教育是與幫助孩子實現他的潛能相壹致的。教育的對立面是操縱，它出於對孩子之潛能的生長缺乏信心，並認為只有成年人讓孩子做所要求他們做的事、製止那些成年人感到似乎不合適的事，孩子才會獲得正常的發展。機器人才沒有信任的需要，因為它沒有生命。

　　信任他人的極點是信任人類。在西方世界，這種信任表現在猶太教和基督教的教義中；在世俗裏，這種信仰的最強烈表現則可從過去壹百五十年間進步的政治和社會思想中得以發現。像信任孩子壹樣，對人類的信任是基於這樣壹種思想，即人類的潛能如果有適當的條件，它們就能建造壹個由平等、正義及愛的原則所統治的社會秩序。人現在還沒有建立這樣壹個秩序，因此需要有這種信任。但是，像所有的理性信仰壹樣，這種信任不是空想，而是以人類過去的成就、個人的內心體驗以及個人對理性和愛的自身體驗為基礎的。

　　非理性信仰植根於對權力的屈從──這種權力被認為具有壓倒壹切的力量，它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植根於放棄自己的權力和力量。理性信仰則是以相反的驗為基礎的。我們具有這種信仰，因為它是我們自己的觀察和思考的結果。我們相任他人、信任我們自己以及人類的潛能，因為──而且只是在這個程度上因為──我們具有自身潛能生長的體驗、具有我們自己成長之現實的體驗、具有我們自己的理性和愛之力理的體驗。理性信仰的基礎是生產性。依照我們信仰而生活，意味著生產性地生活，意味著獲得唯壹確定的存在感，這種確定的存在感源於生產的能動性，源於我們每個人是這種能動性之主體、並支配著這種能動性的體驗。進而論之，相信權力（在統治的意義上）和運用權力與信仰是背道而馳的。相信權力的存在就是不信任尚未實現的潛能會生長。它僅僅根據展現出來的現在來推斷未來。這是壹種嚴重的錯誤估計，它忽略了人類的潛能和人類的成長，這實在是不合理的。對權力沒有理性信仰。對權力或權威所代表的意願，只有屈從的存在。盡管許多權力似乎是壹切事物中最現實的，但人類歷史已證明，它是人類全部成就中最不可靠的東西。由於信仰和權力的互相排斥，因而那些開始建立在理性信仰基礎上的宗教和政治製度如果倚仗權力，甚或使自己與權力結成同盟，那麽它就腐敗了，最終它們就會失卻它們原有的力量。

　　這裏，必須討論壹下在信仰方面的壹個錯誤概念。人們往往認為，信仰是人消極地等待實現其期望的壹種狀況。這是非理性信仰的特征，因為從我們的討論中可知，理性信仰絕非如此。理性信仰植根於人自己的生產性體驗，因此它不可能是消極的，它必然表現著人的真正的內在主動性。有壹個古老的猶太傳說生動地說明了這壹問題。當摩西把魔杖投入紅海後，出現了與預期完全相反的結果，紅海並沒有為猶太人辟開壹條幹燥的道路。直到第壹個人躍入紅海，所允諾的奇跡方始出現，海潮倒退了。

　　在開始討論時，我已對作為壹種態度、壹種性格特性的信仰和作為相信某些思想或某些人的信仰作了區分。以上，我們所討論的只是第壹種意義上的信仰。現在又提出了壹個問題，即作為性格特性的信仰和信仰的對象之間的關系如何。根據我們對理性信仰和非理性信仰所作的區分，這種關系是存在的。因為理性信仰是以我們自己的生產性體驗為基礎的，沒有任何東西能成為超越人類體驗之上的信仰的對象。而且，當壹個人信任愛、理性及正義的思想，並非出於他自己的體驗，而只是因為他被教導說要具有這種信念時，我們就不能說，他具有理性信仰。宗教信仰可能屬於這兩者間的壹種。大體來說，那些並不持有教會之權力和宗教之神秘思想，而強調人自己的愛之能力及與上帝的類似性的教派，維護和培養了人們對宗教象征意義的是理性信仰態度。在宗教上能夠成立的真正的信仰，也適合信仰的世俗形式，尤其是適合政治和社會思想。自由和民主的思想，如果不是以個人的生產性體驗為基礎，而是由強迫個人相信這些思想的黨派或國家所提出，那麽，它們除了墮落為非理性信仰外，就什麽也不是了。對上帝的神秘信仰和無神論者對人類的信仰之間的區別，遠小於前者的信仰和加爾文主義者的信仰之間的區別，加爾文主義者對上帝的信仰，植根於確信人的軟弱無力和懼怕上帝的權力。

　　人不能毫無信仰而生活。擺在我們這壹代和今後幾代人面前的嚴肅問題是，這種信仰究竟是對領導者、機器、成功的非理性信仰，還是基於對我們自身生產性活動之體驗的理性信仰。

　　人的道德力量

　　壹、人類性善或性惡

　　如果人性本惡的主張是正確的，那麽，人道主義倫理學的立場──人能夠根據自己的天生潛力和理性來識善行善──就是不可靠的。人道主義倫理學的反對者聲稱，人性使人傾向於敵視同伴、忌妒猜疑及懶惰，除非他受製於畏懼。人道主義倫理學的許多代表面對這種挑戰而堅持，人性本善，破壞性並不是人之本性的壹部分。

　　的確，這兩種沖突觀點間的論戰是西方思想中的基本主題之壹。對蘇格拉底來說，無知是邪惡的根源，但它並非人的天性；他認為，墮落是罪過。相反，《舊約聖經》告訴我們，人類歷史是壹個罪惡行為為其開端的，人「自幼年起，就有邪惡的行徑」。中世紀初期，這兩種對立觀點間的論戰是圍繞著如何解釋《聖經》中亞當墮落的神話問題而展開的。奧古斯丁認為，人的本性由於這壹墮落而腐敗，後代生來就受始祖違命的詛咒，唯有教會轉達上帝的恩惠和教會的聖禮，才能拯救人。奧古斯丁的勁敵佩拉吉阿斯則堅持，亞當的犯罪完全是他個人的問題，除了他自己以外，這不會影響其他任何人；因此，人生來就具有壹種亞當未墮落前的能力，而且，犯罪是誘惑和邪惡的結果。這場急論的勝利者是奧古斯丁，這壹勝利決定──也蒙蔽──了人心達數世紀之久。

　　中世紀後期，對人之尊嚴、人之能力及性本善的信念日益增強。文藝復興時期的思想家和13世紀的神學家如托馬斯·阿奎那等壹樣，都表達了這種信念，雖然他們對人的看法有許多本質上的區別，而且阿奎那從未回到佩拉吉阿斯的「異教」極端立場上。相反，人性本惡的觀念在路德和加爾文的教義中得到了表述，由此而使奧古斯丁的立場得以復活。路德和加爾文雖然堅持人的精神自由，堅持人有權力和義務直接面對上帝，而不以教會為中介，但他們卻譴責人性本惡和人的軟弱無能。根據他們的觀點，人得救的最大障礙是他的驕傲；要戰勝這種驕傲，只有依靠人的有罪感、懺悔、對上帝的無條件屈從及信仰上帝的寬恕。

　　這兩種觀點，依然交織在現代的思想中。人之尊嚴和人之權力的思想在18世紀的啟蒙哲學、19世紀的自由進步思想中得到了表現，而對此最極端的表述是尼采。這時，人毫無價值、空無壹有的觀念也找到了壹種新的、完全世俗化的表達，它體現在權威主義製度中。在這種製度裏，國家或「社會」成了至高無上的統治者，自來毫無意義的個人，被視為應該在忠順與屈從中獲得滿足。這兩種觀念，雖明顯地分屬於民主哲學和權威主義哲學，但它們卻以並不極端的形式在我們的文化、思想，尤其是在我們的感覺中混合在壹起。今天，我們既是奧古斯丁又是佩拉吉阿斯、即是路德又是米蘭多拉、即是霍布斯又是傑斐遜的信徒。我們有意識地相信人的權力和尊嚴，但也常常無意識地相信人的──尤其是我們自己的──軟弱無能與敗壞，並把這壹現象解釋為「人的本性。」

　　在弗洛伊德的著作中，我們可看到他是根據心理學理論來表述這兩種對立的觀點的。在許多方面，弗洛伊德是啟蒙運動之精神的典型代表，如相信理性、相信人有權維護他的本性需要以反對社會習俗和文化壓力。然而同時，他堅持這樣的觀點，即人的本性是懶惰、縱欲，必須強迫他從事有益於社會的活動。關於人的破壞天性在弗洛伊德「死亡本能」的理論中得到了最極端的表述。第壹次世紀大戰後，破壞欲的力量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於是他修訂了原有的理論。根據原來的理論，人有兩類本能：性和自我保護；後來的理論則讓非理性的破壞性占據了主導地位。弗洛伊德假定，人是兩種同等力量相沖突的戰場，他為生存所驅使，也為死亡所驅使。他認為，這是壹切生物體、包括人所具有的生物學力量。如果死亡驅力指向外在目標，它本身表現為破壞性驅力；如果死亡驅力存在於生物體內，它就以自我毀滅為目標。

　　弗洛伊德的理論是二元論。他沒有把人看成在本質上就是善的或在本質上就是惡的，而是把人看作受兩種同等且對立的力量所驅使。許多宗教和哲學體系也持有同樣的二元論觀點。生存和死亡、仁愛和競爭、白天和黑夜、白色和黑色，都只是這種傾向中眾多象征的壹部分。這種二元論的確很適合於人性的研究。它給人性本善的觀念留下了余地，但也說明了人之強大的破壞力，只有膚淺的幻想者才會忽視這種破壞力。然而，這種二元論的立場只是研究的起點，它並不能回答我們的心理學問題和倫理學問題。我們所理解的這種二元論，是否意味著人天生具有生存驅力和破壞驅力這兩種同樣強大的力量呢？人道主義倫理學所面對的問題是，怎樣才能無需製裁和權威主義命令而控製人性的破壞面。

　　或者，我們是否能獲得更符合人道主義倫理學的答案，同時，在壹種不同的意義上，理解追求生存與尋求破壞的傾向？我們回答這些問題的能力，有賴於我們對敵視和破壞性之本質的洞見。但是，在開始討論這壹問題之前，我們還是要認識到它是如何地依賴對倫理學問題的回答。

　　生存和死亡的選擇，確實是倫理學最基本的選擇，二者必居其壹。這是生產性和破壞性、潛能和無能、美德和罪惡之間，必居其壹的選擇。對人道主義倫理學來說，所有邪惡活動都與生命相違抗，而壹切善良行為則有助於保護和展現生命。

　　探討破壞性問題的第壹步是區分兩種憎恨：理性的、「反應性」的憎恨和非理性的、「基於性格的」憎恨。反應性的、理性的憎恨是人在自己或他人的自由、生命或思想受到威脅時的反應。它的前提是尊重生命。理性的憎恨有壹種重要的生物性功能：它與保護生命的行動具有同樣的影響力；當致命的威脅來臨時，它便作為壹種反應而存在，威脅消除，它也就消失了；它與有助於生命的活動並不互相對立，而是相關伴隨的。

　　基於性格的憎恨，具有不同的性質。它是壹種性格特性、壹種對憎恨的持續意願，它停留在充滿敵意的人心內，這種敵意並非是人對外來刺激的憎恨反應。非理性憎恨可能同樣是由現實威脅所引起的，就像反應性憎恨那樣；但它常常是壹種無緣無故的憎恨，它利用壹切機會而發泄，並使自己合理化為反應性憎恨。憎恨者似乎獲得了壹種解脫感，好像他有幸找到了壹個發泄內心敵意的機會。我們幾乎可以從他的面部表情上，就看到他那發泄憎恨後引起的快樂。

　　倫理學主要與非理性憎恨、破壞或削弱生命之問題有關。非理性憎恨植根於人的性格，憎恨的對象則是第二位的。憎恨者既把憎恨直接指向他人，也直接指向自己。雖然我們經常看到的是憎恨他人而不是憎恨自己。對自己的憎恨通常被合理地當作犧牲、忘我、禁欲主義或自責和自卑感。

　　反應性憎恨的出現，甚至比它所顯現出來的更頻繁，因為人經常會對反對其尊嚴和自由的威脅作出憎恨反應，這種威脅並不都是顯而易見的，它是微妙的、甚至是以愛和保護的形式出現的。即使如此，基於性格的憎恨仍然是這樣壹種重要的現象，即把愛和恨作為兩種基本力量的二元論似乎與事實相符。那麽，我們必須承認這種二元論的正確性嗎？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需對這種二元論的本質進行深入的探討。善惡是同樣強大的力量嗎？它們都是人的原有特征嗎？或者它們之間還存在著其它關系嗎？

　　根據弗洛伊德的觀點，破壞性是所有人類的天性；區別主要在於破壞的對象──他人或自己。從這種立場出發，結論必然是，毀壞自己與破壞他人成反比。然而，這個假設與事實是相矛盾的，即不管破壞的對象主要是指向自己還是指向他人，人的整個破壞程度是有區別的。我們並沒有發現對別人有強烈破壞欲、而對自己則少有敵意的人；相反我們看到，敵視自己和敵視他人是聯系在壹起的。進壹步，我們還看到，人所產生的對生命的破壞力與對生命的促進力成反比；破壞力越強，促進力越弱，反之也壹樣。這壹事實向我們提供了理解對生命之破壞力的線索。它似乎表明，對生命破壞性的程度與展現人之能力受到阻礙的程度成正比。這裏，我所涉及的並不是這種或那種欲望的偶然受挫，而是涉及人的感覺、情感、生理及智慧等能力的自然表現上所受到的挫折，以及生產性潛能所受到的阻撓。如果生命的成長趨勢受到阻撓，那麽，這壹受阻的能力便會改變進程，轉而成為對生命的破壞力。破壞性是喪失生命力的結果。那些阻礙生命促進力的個人和社會條件產生了破壞性，破壞性又成為各種邪惡表現的根源。

　　如果生產性能力受阻，真會導致破壞性的發展，那麽，破壞性似乎真可稱為人之本性的壹種潛能了。由此，我們是否可說，善惡是同樣強大的人之潛能呢？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還必須研究潛能的含義問題。說某些事物「潛伏地」存在，這不僅意味著它在未來會存在，而且意味著這種未來之存在已在現在有所準備。現在與未來的這種發展關系可以這樣給以描述，即未來實際上存在於現在。這是否意味著如果現階段存在，那麽未來勢必會出現？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如果我們說，種子中現在已潛伏著樹木的存在，那麽，這並不意味著每壹粒種子勢必會長成壹棵樹。潛能的實現有賴於壹定的條件，例如，在種子這種情況下，條件就是適當的土壤、水份、陽光等。事實上，除非潛能與實現潛能所需要的具體條件相聯系，否則，潛能這壹概念就毫無意義。敘述種子中現在已潛伏著樹木的存在，必須給以特定的說明，即從壹粒種子長成壹棵樹，也就是規定著如果種子處於生長所需要的特定條件下，它就會長成壹棵樹；如果缺乏這些適當的條件，例如，土壤過於潮濕而不適合種子生長，那麽，種子除了腐爛外，決不會長成壹棵樹。如果動物被剝奪了食物，那麽，它除了死亡外，決不會實現它的生長之潛能。然而，也許可以說，種子和動物都有兩種潛能，在後來的發展階段上，每種潛能都會產生壹定的結果：壹個為第壹潛能，即如果存在適當的條件，這壹潛能便會實現；另壹個為第二潛能，即如果條件與存在所需要的條件相反，這種潛能便會實現。第壹和第二潛能都是生物體的本質部分。第二潛能成為現實，與第壹潛能成為現實是同樣必然的。使用「第壹」和「第二」這壹術語，是為了說明，在正常的條件下，稱之為「第壹」潛能的發展就會出現，而只有在不正常的、病態的條件下，「第二」潛能才會成為現實的存在。

　　現在我們假定，破壞性是人的第二潛能，只有當人不能實現他的第壹潛能時，破壞性才會出現。如果這壹假定是正確的，那麽，我們所回答的只是與人道主義倫理學相對立的壹個觀點。我們已經說明，人並非壹定是邪惡的，只有當適合他成長與發展的條件缺乏時，他才會變得邪惡。邪惡本身並不是獨立存在的，它是缺乏善良，未能實現生命的結果。

　　我們還必須討論與人道主義倫理學相對立的另壹個觀點，這個觀點認為，善之發展的適當條件包括獎勵和懲罰，因為人本身並沒有任何發展自身力量的刺激力。在以下的篇幅中，我將努力說明，正常的個人本身具有發展、成長、生產性的傾向，這種傾向的停頓本身就是精神疾病的癥狀。精神健康像身體健康壹樣，並非是個人必須由外力強迫才會爭取的目標，而是個人自己的內在要求；壓製這種要求，則需要強大的反對它的環境力量。

　　人有壹種內在的成長和尊嚴之驅力，這壹假定並不意味著這是壹種追求完美的抽象的內驅力，就像人所具有的壹種特殊天才那樣。它來自於人的真正本性，來自於這樣壹個原則，即行動的力量創造了運用這種力量的需要，而不能運用這種力量則會造成機能失調和不幸福。這壹原則的正確性，我們在人的生理機能中很容易看清。人有行走和運動的能力，如果這種能力的運用受到阻礙，就會產生嚴重的生理不適和生理疾病。女子有生育和撫養孩子的能力；如果不運用這種能力，如果壹個女子不能成為壹位母親，如果她不能把這種能力運用到生育和撫養孩子上，那麽，她所體驗的是壹種挫折，這種挫折只能通過她在生活的其它領域加強發揮她的能力而得以補償。弗洛伊德曾要求人們註意另壹種精力不能發揮以致引起的痛苦，那就是性功能。他認為，性功能受阻，就是神經失調的原因。然而，弗洛伊德過份評價了性滿足的意義，他的理論是這壹事實的象征性表述，即人未能運用和發揮他的能力，正是人之疾病和不幸福的原因之所在。這壹原則在心理上的正確性就像在生理上的正確性壹樣顯而易見。人具有言說和思考的能力，如果這種能力受到阻礙，人就是遭到嚴重的傷害。人具有愛的能力，如果他不能運用他的這種能力，如果他不能去愛，他就要忍受由這種不幸所帶來的痛苦，盡管他可以假借壹切合理之由而無視這種痛苦，或運用壹切有教養的方式來逃避由這種失敗而造成的痛苦。

　　對不能運用人之能力而造成不幸這壹現象來說，其原因可以在人之存在的真正條件中得以發現。人的存在，是以存在之二律背反為其特征的，這壹點我們在前面的章節中曾進行為討論。人除了生產性地運用自己的能力外，他沒有與世界合而為壹、同時又感到自身獨立存在的其它途徑，也沒有與他人相關、又保持自己作為唯壹實體之完整性的其它方法。如果他不能生產性地運用自己的能力，他就不能實現內在的和諧與完整；他就會煩燥不安、支離破碎，被驅使著逃避自己、逃避無能、厭煩、軟弱感，這就是他失敗的必然結果。活著的人必須希望活下去，而他的唯壹生存之路就是運用他的能力，發揮他之所有。

　　也許，沒有什麽現象比神經病更能清楚地說明人不能生產性地、完整地生活的後果了。每壹種神經病都是人的內在能力和那些阻礙其能力發展的力量相沖突的結果。神經病癥狀就像生理疾病之癥狀壹樣，都表現了健康人格反對損害展現健康人格的影響的鬥爭。

　　然而，完整性和生產性的缺乏，並不總是導致神經病。如果它真的必然會導致神經病，那麽，我們就不得不把大多數人都當作神經病來看待了。產生神經病的特定條件是什麽呢？這裏，我只能提出壹些主要的狀況，例如，壹個兒童比其他孩子更衰弱，因此在他身上，焦慮與人的基本欲望之間的沖突更尖銳，也更難以忍受；或者，這個孩子可能已發展了壹種比同齡人更強烈的自由感和創造感，這樣，他也許更難承受挫折。

　　對神經病，我不想例舉更多的其它狀況，而是想把問題倒過來，並問道，是什麽情況使之麽多人盡管不能生產性地、完整地生活，卻並沒有變成神經病。要回答這個問題，區分兩個概念──缺陷的概念和神經病的概念──似乎是有用的。我們假定，自由和自發性是每個人所應該達到的客觀目標，那麽，壹個人如果未能達到成熟、沒有自發性、不能真正的體驗自我，他則可以被視為有嚴重的缺陷。如果壹特定社會中的大多數人都沒有達到這樣壹個目標，那麽，我們則把這壹現象視作社會形態的缺陷。個人與其他許多人都處在這壹現象中，他沒有意識到這是壹個缺陷，他的安全似乎並沒有因變遷或被遺棄而受到威脅。他可能失去了財富，並失去了真正的幸福感，但這壹切由於他感到適應了其他人──因為他認識他們──而得到了補償。事實上，他的真正缺陷已被他所處於的文化培養成了壹種美德。加爾文教所提出的人的有罪感和焦慮感就是壹個例證。可以說，如果壹個人深陷在自己軟弱無能、毫無價值感之中，不斷地懷疑自己是否得救或永遭懲罰，那麽，他幾乎不可能享有真正的快樂，他使自己成為機器上的壹個齒輪，他不得不為這臺機器服務，這樣的人就真是具有嚴重的缺陷了。然而，這壹真正的缺陷是文化的產物；但它卻被當作具有特殊的價值，並因此而保護個人不受神經病的傷害，而他如果在其它文化中，則會染上使他產生深深的不適感和孤獨感的神經病。

　　斯賓諾莎曾十分清晰地詳細論述了社會形態缺陷的問題。他說：「人們雖然受製於許多情感，但永遠為同壹情感所支配的人，還不多見，不過為同壹情感所牢固地糾纏著的人，也復不少。我們也常常看見，有時許多人為壹物所激動，甚至於即使那物不在面前，也確信其即在面前。假使壹個人並不是在夢寐之中，而發生這類的事，則我們便說他是發瘋了或癲狂了。……但那貪婪的人，除金錢或財貨外，不思其他，以及那虛榮心重的人，除榮譽外，不知其他，就其慣作於人有損之事，且足以引人怨恨而言，因不能認為瘋狂，但真正講來，貪婪、虛榮心、淫欲等雖沒有被認作病癥，事實上都是瘋狂之壹種。」這些話寫於數百年之前，至今卻仍然正確，盡管這種缺陷已成為今日文化的典型，但它並沒有遭到輕視，甚至也不令人煩惱。今天，我們能碰到壹些行為和感覺如同壹臺機器般的人；我們發現，他從未真正體驗過自己的任何事情，他所體驗的自己，完全是他認為他所應該是的人；譏笑取代了歡笑，無聊的閑談取代了相互溝通的交談，單調的絕望取代了真正的憂傷。對這類人，能給以兩種說明。其壹是，他遭受著由自發性和個體性方面的缺陷所帶來的痛苦，這種缺陷似乎無可救藥。其二是，他和眾多的其他人並無本質上的區別，後者處在同樣的位置上。對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來說，形成缺陷的文化形態使他們免受神經癥蔓延之苦。而對某些人來說，這種文化形態毫無作用，而且這種缺陷多少總表現了嚴重的神經病。在這種狀況下，這壹文化形態並不足以防止神經病的蔓延，這壹事實既是更劇烈的病理力量、也是更強大的健康力量互相沖突的結果，盡管這種文化形態允許它們保持沈默。

　　要觀察人尋求健康的力量和耐心，也許沒有比精神療法更好的機會了。當然，心理分析學家也面對著反對人的自我實現和幸福的力量。但是，如果心理分析學家能夠認識破壞生產性的環境力量──尤其是人的童年期──那麽，他必然會對這樣壹個事實留下深刻的印象，即他的大多數病人並沒有為壹種實現心理健康和幸福的沖動所推動，他們早就放棄了這種奮鬥。這種真正的沖動是治愈神經病的必要條件。雖然，心理分析的過程在於更深刻地洞察人的感覺和思想的分裂部分，但這壹理智上的洞察，並不是改變病情的充分條件。這種洞察能使人認識他所陷入的死胡同，並使人知曉他在努力解決自己問題時註定失敗的原因；但這只能為他尋求心理健康和幸福開辟壹條道咱，以便其依此從事並取得成效。無疑，只從理智上洞察是不夠的；在治療上，有效的洞察是體驗性的洞察，在這種洞察中，病人自己的認識不僅是理智性的，而且也是情感性的。這種體驗性的洞察本身是以人尋求健康和幸福的內在力量為基礎的。

　　心理健康和神經病的問題與倫理學問題密不可分的關系。可以說，每壹種神經病都代表著壹個道德問題。未能實現整個人格的成熟和完整是人道主義倫理學意義上的缺乏道德。更具體地說，許多神經病是道德問題的表現，神經病癥狀是未能解決道德沖突的結果。例如，壹個人受暈眩病的折磨，但這可能並不是生理上的原因。當他向心理分析學家敘述他的癥狀時，會偶然提及他在工作上遇到了壹些困難。他是壹個不得不表達與他自己信念相反之觀點的、有成就的教師。於是他認為，壹方面他解決了成就問題，另壹方面他也解決了維護道德完整的問題，同時，他用壹些復雜的合理化向自己「證明」，這種信念的正確性。心理分析學家指出，他的癥狀可能與他的道德問題有關，他為此而頗不高興。然而，分析的結果表明，他的信念出差錯了，他的暈眩病是他的良好自我感的反應，是他的基本道德人格對他的生活方式的反應，這種生活方式迫使他侵犯自己的完整性，並破壞自己的自發性。

　　即使壹個人似乎只破壞他人，他對自己生活原則的侵犯也如同對他人生活原則的侵犯壹樣。在宗教上，這種原則被表述為人是按上帝的意象創造的，於是，人的任何侵犯性都是反對上帝的罪行。在世俗裏，我們可以說，我們施於他人的每壹件事──無論善、惡──也是施於我們自己的事。「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是壹項最基本的倫理原則。但同樣合理的說法是，己所欲，施於人。侵犯任何人的生命力，自己必然要遭到報應。我們自己的成長、幸福、力量，就是以對這些生命力的尊重為基礎的，壹個人不可能侵犯他人的生命力、而同時又使自己的生命力完整無缺。尊重生命、尊重他人也尊重自己的生命，是生命過程本身的伴隨物，也是心理健康的壹個條件。在某種情況下，破壞他人是壹種類似於自殺沖動的病理現象。雖然，壹個人可以成功地無視破壞沖動、或使破壞沖動合理化，但他──他的生物體──對這種沖動不能不有所反應，也不能為此而不受影響，這種沖動與維持他的生命和所有生命的真正原則是相矛盾的。我們看到，破壞者並不幸福，即使他成功地達到了他的破壞目的，因為，這削弱了他自己的存在。相反，不健康者情不自禁地羨慕正派、愛及勇氣的表現，也不能不受這些表現的影響，因為他們自己的生命就是以這些力量為基礎的。

　　二、壓抑與生產性

　　認為人本質上具有破壞性和自私的見解導致了這樣壹種概念，即主張倫理行為在於抑製邪惡的沖動，在這種沖動下，人放縱而毫無自製。根據這個原則，人必須做自己的監督者；他必須首先認識自己的邪惡本性，其次運用自己的意誌力以反對他那天生的邪惡傾向。於是，抑製邪惡或放縱邪惡，他將二者必居其壹。

　　心理分析研究為有關抑製的本質、抑製的各種類型及抑製的後者，提供了大量的資料。我們可以作以下的區分：（1）抑製出於邪惡沖動的行為；（2）抑製邪惡沖動的意識；（3）建設性地反抗這種邪惡的沖動。

　　在抑製的第壹種情況下，這種沖動本身並沒有被抑製，所抑製的是產生於這壹沖動的行為。例如，壹個強烈的虐待狂，是在使他人遭受痛苦或統治他人時獲得滿足和快樂的。假如他對不贊成的懼怕或他所接受的道德律告訴他，他不該依自己的沖動而行事；由此，他抑製了這種行為，並不再按自己的願望行事了。雖然不可否認，這個人贏得了戰勝自己的勝利，但他並沒有真正的轉變；他的性格壹如以往，我們所贊嘆的只是他的「意誌力」。姑且不說對這種行為的道德評價，就它的效果來說，作為對人的破壞傾向的防範，它也是令人不滿的。它所需要的是極強的「意誌力」，或懼怕製裁，以保證壹個人不按他的沖動而行事。由於每壹決定都是與強大的反對力量內在鬥爭的結果，因此，善良之勝利的機會是不穩定的，從社會利益的立場來看，這種抑製是極不可靠的。

　　對付邪惡沖動之更有效的方法，似乎是阻止它們變得有意識，因而就沒有有意識的誘惑了。這種抑製，弗洛伊德稱之為「壓抑」。壓抑意味著，這種沖動雖然存在，但不允許它進入意識的領域，或迅速使它脫離意識領域。運用同樣的例證，虐待狂並不會意識到他的願望是破壞或統治，也不會有誘惑和掙紮。

　　對邪惡沖動的壓抑是這樣壹種抑製方式，即權威主義倫理學或明或暗地把它當作培養美德的最佳途徑。雖然，壓抑確實是對行為的壹種防範，但它的效果遠不如這種方法的倡導者所認為的那麽好。

　　壓抑壹種沖動，意味著使它不為人所覺察，但這並不意味著使它不存在。弗洛伊德已說明，受壓抑的沖動繼續發生作用，並對本人具有深刻的影響力，盡管這人並沒有意識到這壹點。受壓抑的沖動對這個人的影響甚至並不壹定小於有意識的沖動，其主要區別是，它不是公開的而是隱蔽的作為行為的基礎的，因此，行為者並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麽。例如，虐待狂並沒有意識到他的虐待，他覺得他對別人的統治是出於關心──他認為──他們的最佳利益，或出於他那強烈的責任感。

　　但是，正像弗洛伊德所指出的那樣，受壓抑的沖動並不僅僅產生於這種合理化的解釋。例如，壹個人可能發展壹種「反應結構」，和過分掛念、過分仁慈等，這與受壓抑的沖動正好相反。然而，受壓抑之沖動的力量卻間接地明顯起來，弗洛伊德把這種現象稱為「壓抑還原」。在這種情況下，當壹個人的過份掛念發展成壹種與他的虐待相反的反應結構時，他可能會運用這種與他原有的虐待具有同樣作用的「美德」，去統治並控製他人。雖然，他感到，這具有美德和優越性，但對他人的影響甚至更具破壞性，因為壹個人自己很難抗拒眾多的「美德」。

　　對破壞沖動的第三種反應，與抑製和壓抑完全不同。在抑製方式中，沖動本身依然存在，只是行為受到了阻止；在壓抑方式中，沖動被從意識中移開了，但它仍以隱蔽的方式（在某種程度上）影響著行為；而在第三種反應方式中，人的生命促進力反抗著人的破壞性和邪惡的沖動。人越意識到這種破壞性和邪惡沖動，他的反抗力就越強。人不僅在意誌和理性上進行反抗，而且在受到破壞性挑戰的情感上進行抵製。例如，壹個虐待狂反對虐待就會發展成真正的仁慈，這種仁慈會成為他性格的壹部分，使他解除對自己的監督，並經常運用意誌力以實現「自我控製」，這種反應強調的不是人的過失感和悔恨，而是人內在之生產性的存在和運用。因此，作為善與惡之間的生產性沖突的結果，惡本身變成了善的源泉。

　　人道主義倫理學認為，倫理的選擇並非是抑製還是放縱邪惡。壓抑和放縱這兩者都不過是奴役的兩方面，因而，真正的倫理選擇並非在這兩者之間，而是以壓抑－放縱為壹方與生產性為另壹方之間的選擇。人道主義倫理學的目標並非是壓抑人的邪惡（這種邪惡是權威主義精神摧殘的產物），而是生產性的運用人的內在潛力。美德與人所實現的生產性程度成正比。社會如果關心人之美德的培養，它必然關心人之生產性的培養，並因此而為人之生產性的發展創造條件。這些條件中首要的是，個人的發展和成長是壹切社會和政治活動的目標，人不僅是目的和結果，而且除了自己以外，他不是任何人或任何事的手段。

　　生產性取向是自由、美德及幸福的基礎。警惕性是培養美德的代價，但這種警惕性並非是看守對罪犯的警覺，而是理性的警惕，即人對他的生產性所需條件的認識和改造，並去除那些阻礙他的因素，壹旦他陷入邪惡，就只有憑借外在或內在之力量才能防止邪惡的顯現。

　　權威主義倫理學使人充滿這樣的觀念，即善要求作出壹種巨大的、無情的努力；善者必須經常反對自己，他的每壹過失都有可能造成重大的災難。這種觀點是以權威主義為前提的。如果人真的這般邪惡，如果美德只是人對自己的戰勝，那麽，培養美德似乎的確是壹種艱巨的工作。但是，如果美德和生產性壹樣，那麽，它的實現雖不簡單，但也不是如此費力和困難的事。正像我們已指出的那樣，生產性地運用人之能力的願望人的本性，人的努力主要在於排除人自己和他之環境的障礙，這壹障礙阻止了他對自己之愛好的順從。就像壹個變得缺乏創造性、而具有破壞性的人會不斷地陷入在壹個無能為力的惡循環中壹樣。壹個人越是意識到自己的能力，並生產性地運用這種能力以增進他的力量、信仰及幸福，他與自身異化的危險就越小；由此我們可以說，他創造了壹種「善循環」。正如我們已指出的那樣，歡樂和幸福的體驗，不僅是生產性生活的結果，而且也是生產性生活的激勵因素。對邪惡的壓抑也許來自壹種自我懲罰和懊悔的精神，然而在人道主義的意義上，沒有什麽比由生產的能動性所帶來的歡樂和幸福之體驗更有益於善了。對倫理教育來說，壹種文化所能提供的歡樂的每壹增長，都比懲罰之警告或美德之說教所能達到的更有效。

　　三、性格和道德判斷

　　道德判斷的問題往往和意誌自由及宿命論聯系在壹起。壹種觀點認為，人完全是由他所無法控製的環境決定的，而人有決擇之自由的觀念完全是壹種幻想。這種觀點所導致的結論是，人不可能對自己的行為作出判斷，因為他沒有決擇的自由。相反的觀點主張，人有自由意誌力，不管心理或外在的條件及環境如何，他都能運用這種意誌力；因此他對自己的行為是負有責任的，並能夠對自己的行為作出判斷。

　　心理學家似乎不得不同意宿命論。在對性格發展的研究中，他認識到，孩子在壹種道德中性的狀況下開始了他的生活，他的性格是由外在影響塑造而成的，這種外在影響在他的生活初期是最強有力的，那時，他既無知識也無能力去改變決定他性格的環境。當他長到力圖改變環境的那個歲月，他的性格早已形成，他缺乏研究並在必要時改變這些環境的動力。如果我們假定，人的道德特性植根於他的性格，那是否就是說，由於人在性格的形成上沒有自由，因而他不能對自己作出判斷？是否是說，我們越是洞察了那些對性格的形成和性格的動力負有責任的條件，就似乎越不可避免地持有這樣的觀點，即不能對任何人進行道德判斷嗎？

　　為了避免在心理認識和道德判斷之間作出選擇，我們也許可以借助有時為自由意誌論所擁護的折衷方法。這種方法主張，人生活的環境排除了自由意誌的存在，因此它也就排除了道德判斷。例如，現代刑法就采納了這種觀點，它主張壹個精神病患者不必對他的行為負責。和緩的自由意誌論的倡導者則進壹步主張，壹個神經病在他所不能控製的沖動的支配下，也可能對自己的行為失去判斷。然而他們認為，大多數人都具有從事正當行為的自由，只要他們願意如此，因此，對他們必須進行道德判斷。

　　但是，進壹步的考察說明，這種主張甚至也是不能成立的。我們習慣於認為，我們有行動的自由，因為我們意識到自己的願望，但是沒有意識到它的動機，就像斯賓諾莎所提出的那樣。我們的動機是我們性格中各種特殊力量之混合的結果。我們所作的每壹抉擇，都分別由統治動機的善或惡的力量所決定。對某些人來說，這種特殊力量具有壓倒壹切的強度，以致任何人只要知道他們的性格和當時的價值標準，便可預測他們抉擇的結果（盡管他們自己可以想象，他們在「自由地」作著決定）。對另外壹些人來說，由於他們的破壞力和建設力均等，因此他們的抉擇不可能在經驗上得以預測。當我們說，人可以有不同的行為時，我們所涉及的是後壹種情況。但當我們說，他本應該采取不同的做法時，我們的含義只是我們沒有預測到他的行為。然而，他的抉擇說明，他的某壹組力量強於其它的力量，因此即使在這種情況下，他的抉擇也是由他的性格所決定的。如果他的性格有所不同，那麽，他的行為也就會有所不同，不過，這種行為也是嚴格地以他的性格結構為依據的。意誌不是人性格以外所具有的抽象能力，相反，意誌只是性格的表現。具有生產性的人信任自己的理性，他有愛人和愛己的能力，所以他有依德性而行事的意誌。不具有生產性的人未能發展這種能力，他是非理性的缺乏意誌力之情感的奴隸。

　　我們的性格決定我們的抉擇，這壹觀點並非是宿命論的。人雖然與其他壹切生物壹樣，受製於決定他的力量，但人是唯壹賦有理性的生物，是唯壹有能力認識這種力量的生物，而且，依靠這種認識，他能積極參與對自身命運的安排，並加強尋求善的因素。人是唯壹賦有良心的生物。他的良心是召喚他返回自己之聲，它允許人知道自己該幹什麽，以便使人成為他自己；它幫助人經常意識到生活的目的以及達到這些目的所必需的規範。因此，我們並不是孤立無援的環境的犧牲品，我們確實有能力改變和影響那些內在及外在於我們的力量，並至少在某種程序上控製那些戲弄我們的環境；我們能夠培養和強化那些發展和實現善之追求的條件。雖然，我們有促使我們積極參與生活和理性和良心，但理性和良心本身與我們的性格具有不可分割的聯系。如果破壞力和非理性情感在我們的性格中居統治地位，我們的理性和良心就會受到影響，並不能正常地發揮作用。理性和良心是我們最珍貴的能力，我們的任務就是發展和運用這種能力。但理性和良心並不是無約束的、不確定的，也不是脫離我們的經驗的自我而存在的；它們是我們整個人格結構的內在力量，而且像某個結構中的任何壹部分壹樣，它們是由整個人格結構所決定，並影響著整個人格結構的。

　　如果我們把人之道德判斷的基礎建立在他的抉擇是否有意誌的變化上，那麽，我們就無道德判斷可言。例如，我們怎麽知道壹個人的童年和往後的內在活力？這種活力使他有可能抵製影響他的環境；而缺乏這種活力，會使另壹個人屈從於相同的環境力量。我們又如何能了解壹個人生活中的偶然事件？例如與壹個善良、仁慈者交往，並不影響人的性格發展，而缺乏這種體驗，則會影響他的性格往另壹方向發展。我們確實無法知道這壹切。即使我們把道德判斷的基礎建立在人可能改變行為這樣壹個前提下，但影響人性格之發展的體質因素和環境因素是如此繁雜眾多，以致對他在追尋實踐目標中是否會有不同發展這個問題，我們不可能得到結論性的判斷。我們所假定的只是，當性格開始發展時，就已受到了環境的影響。因此，如果我們要根據我們的知識來判斷壹個有可能改變行為的人，那麽，作為性格的研究，我們在倫理判斷上必然會失敗。

　　然而，這個結論並沒有根據，因為它是以錯誤的前提和對判斷之意義的混淆為基礎的。判斷包含著兩種不同的東西：判斷意味著適用主張或斷言的心理功能；但「判斷」也意味著對可寬恕和該譴責的活動具有「法官」的作用。

　　後壹種道德判斷是以超越於人，並判定人的權威觀念為基礎的。這種權威被賦有寬恕或譴責和懲罰的特權。它的裁決是絕對的，因為它高踞於人之上，並具有人所無法獲得的智慧和力量。即使是民主社會所選舉出來的，在理論上並不踞於他同胞之上的法官，也具有判斷之神這壹古老概念的色彩。雖然他個人並不具有任何高於人類的權力，但他的職務具有這種權力（對法官的尊重，就是尊重高於人類之權威所遺留下來的殘跡；不尊重法庭，與叛逆罪在心理上密切相關）。但許多並不具有法官職務的人也扮演了法官的角色，當他們進行道德判斷時，就準備著譴責或寬恕。他們的態度常包含著虐待狂和破壞性的成份。也許沒有任何現象像「道德義憤」那樣具有如此的破壞感，它在美德的偽裝下表現出忌妒或仇恨。義憤者的滿足來自於歧視他人和視他人為「劣等」生物，並伴隨著他自己的優越感和正直感。

　　人道主義倫理學的價值判斷，壹般說來也具有與理性判斷相同的邏輯特征。壹個人在作道德判斷時，所依據的是事實，而不是自認有如神明、優越、具有譴責或寬恕的特權。判斷壹個人的破壞性、貪婪、猜疑、忌妒，與醫生診斷心、肺之功能失常並無區別。例如，我們必須判定壹個殺人犯，而我們知道他處在病態狀況下。如果我們能了解他的全部遺傳特征、他早年和後來的所處環境，那麽，我們似乎可以作出這樣的結論，他完全處在他無力而為之的環境的控製下；事實上，殺人犯所處的這種狀況遠勝於小偷，因此前者比後者更容易得到「諒解」。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不該判定他的罪行。我們能理解他如何和為何會成為目前這種樣子，但我們也能就他現在的樣子來判決他。我們甚至能假定，如果我們生活在同樣的環境下，我們也會變得像他那樣。這種考慮盡管可以防止我們扮演如若神明的角色，但它們不會阻礙我們進行道德判斷。對性格的了解和判斷與對任何其他人類行為的了解和判斷並無區別。如果我要判定壹雙鞋或壹幅畫的價值，那麽，我是根據與對象本質相關的客觀標準加以判斷的。假定這雙鞋或這幅畫質量很次，而有人指出，鞋匠或畫家已盡了努力，但由於某些條件而使他未能產生出更好的產品，那麽，我也不會改變我的判斷。我可以對鞋匠和畫家報有同情或憐憫，我可以試圖幫助他，但我不能說，我不能判斷他的產品，因為我了解這壹產品為何質量這麽差。

　　人生的主要使命是使自我成長，是成為與他的潛能相符的人。人生奮鬥最重要的成果是他自己的人格。我們能客觀地判斷壹個人完成他之使命的程度、他實現其潛能的程度。如果他未能完成他的使命，我們可以認識他的失敗，並判斷他為何失敗──它的道德失敗。即使我們知道，他遇到了壓倒性的困境，其他任何人處於這種困境下也會失敗，但對他的判斷則並無兩樣。如果我們完全了解使他成為目前之狀況的壹切環境，我們會對他寄予同情；但這種同情並不會改變判斷的有效性。了解壹個人並不意味著寬恕他；而只意味著我們不會像高踞於他之上的上帝或法官那樣譴責他的。

　　絕對的倫理與相對的倫理以及普遍的倫理與社會潛在的倫理不加鑒別地使用「絕對」和「相對」這些術語，使絕對倫理與相對倫理的討論產生了很大的不必要的混亂。本節旨在辨別絕對倫理和相對倫理的含義，並分別討論它們的意義。

　　「絕對」倫理的含義是，倫理既是不可懷疑的、永遠正確的、也是不容修正的。這種絕對倫理的概念出自權威製度。它從上述這壹前提中邏輯地推斷出，正當性的標準就是權威所具有的不容懷疑的優越性和無所不知的能力。這種優越性的真正本質是主張，權威不會犯錯誤，它的命令和禁律是永遠正確的。對為使倫理規範有效而必須使它具有「絕對性」這樣的觀念，我們可以作簡潔的處理。這壹概念的基礎是有神論的前提──「絕對」的存在＝完美的權力，而與此相比較，人必然是「相對」的＝不完美，這種概念在科學思想的其它所有領域已被取代，人們普遍認識到，這些領域中，不存在絕對真理，然而卻有客觀正確的定律和原則。正像前面已指出的那樣，壹個科學或合理有效的陳述意味著，在可得到的全部資料中，都運用了理性的力量，並沒有為了所期望的結果而對這些資料進行隱瞞或偽造。科學的歷史就是有欠充分和完整之陳述的歷史，每壹新的洞見都對先前命題的不充分性有所認識，並為創立更完整的理論提供出發點。思想的歷史就是不斷接近真理的歷史。科學知識不是絕對的，而是「最適宜的」，它包含著壹個特定歷史時期所能獲得的最適度的真理。各種文化所強調的是真理的不同方面，人類在文化上越能合作，這些真理的不同方面就越能結合成壹幅完整的圖像。

　　「相對」倫理的含義是，倫理規範並不是絕對的，它不僅像所有科學陳述壹樣，是可以修正的，而且在某些情境下，它天生無法解答，並且不承認那些被視為「完全正確」的選擇。斯賓塞在討論相對倫理和絕對倫理時，曾這樣說明這兩者之間的沖突。他說，壹個佃農想參加壹次普選投票。他知道他的地主是壹個保守主義者，如果他根據自己的自由主義信念投票，就有被收回租地的危險。斯賓塞認為，這是壹場發生在損害國家和損害家庭之間的沖突，他由此而得出這樣的結論，即「有如其它的無數情況壹樣，沒有壹個人能確定，選擇哪壹種情況似乎錯誤最小。」斯賓塞並沒有確切地說明這種情況下該如何選擇。因為這裏存在著壹種倫理的沖突，即使不涉及到家庭，也要冒涉及自身幸福和安全的危險。另壹方面，不僅國家的利益在危險中，而且個人自身的完整也在危險中。他所真正面臨的是，他的肉體，因此（在某些方面）也是他的精神幸福和他的完整性之間的選擇。不管他作出何種選擇，結果總有正確與錯誤的兩個方面。他不可能作出壹種完全正確的選擇，因為他面臨著天生無法解答的問題。這種無法解答的倫理沖突與存在的二律背反有著必然的聯系。然而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所碰到的不是人類情境中所固有的存在的二律背反，而是可以改變的歷史的二律背反。這個佃農之所以面對著這麽壹個無可回答的沖突，只是因為社會製度提供給他的是壹個無法獲得令人滿意之結果的情境。如果社會有所改變，這個倫理沖突是可以消失的。但是，只要這些沖突存在，他所做的任何決定就都會有正確與錯誤這兩個方面，盡管有益於人之完整性的決定可以被認為在道德上高於有益於生活的決定。

　　使用「絕對」和「相對」這些術語之最後也是最重要的含義是，更確切地表現了普遍的倫理和社會內在的倫理之間的區別。我用「普遍的」倫理來意指以人的成長和發展為目標的行為規範；用「社會的」倫理來意指某特定社會及生活在該社會之人為發揮作用和得以生存所必需的規範。普遍倫理這壹概念的例子可在如「愛妳的鄰居如愛妳自己」或「不許殺人」這樣的規範中看到。確實，所有偉大文化的倫理體系，對於什麽是人的發展所必須的東西，什麽樣的規範是來自於人性並且對於人的成長是必不可少的條件方面，都表現出令人驚異的相似性。

　　我用「社會內在的」倫理學是指任何文化中的這樣壹些規範，這些規範所包含的禁律和要求只是某特定社會為發揮作用和維持生存所必需。社會成員服從這些準則是該社會生存所必需的，因為這些準則是該社會特定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所必不可少的。社會組織必須以這樣的方式致力於塑造其成員的性格結構，亦即使他們自願去做那些在現存環境下他們應當做的事。這樣，例如對壹個好戰的社會來說，勇氣和主動性就成了絕對必要的美德，而對於壹個農業合作居主導地位的社會來說，忍耐和助人是美德；在現代社會中，勤奮正上升到最高的美德之壹的地位，因為現代工業社會需要把工作當作它最重要的生產動力之壹。那些在某特定社會的活動中，具有崇高地位的品質已成了該社會倫理製度的壹部分。任何社會都以遵從該社會的準則、信守該社會「美德」為其重大利益，因為該社會的生存有賴於這種遵從和信守。

　　除了有利於社會整體的規範外，我們還發現壹些各階級不同的倫理規範，這方面的例子有，較低層的階級強調謙遜和順從，而較高層的階級則強調抱負和有進取心。階級結構越穩定不變，各階級之規範的差異就越明顯，例如，封建製文化中，自由民之規範和農奴之規範的差異，或美國南部白人之規範和黑人之規範的差異等等。在現代民主社會中，階級的差異雖不是社會製度結構的壹部分，但不同的倫理規範卻同時並存而起作用，例如《新約全書》的規範和經商有效成功的規範。每個人都根據他的社會地位和天賦而選擇那些能實用的倫理規範，雖然他口頭上繼續鼓吹要服務於相反的規範。家庭與學校（例如，英格蘭的公立學校與美國的某些私立學校）教育上的差別在於，前者雖沒有直接否定其它規範，卻致力於強調那些適合上層階級社會地位的價值規範。

　　任何特定社會的倫理製度，其作用都在維持該社會的生存。但是，這種社會內在的倫理也符合個人的利益；因為社會是以某種個人無法改變的方式構成的，因此個人的自身利益總是與社會利益結成壹體。然而與此同時，社會可以以這樣的方式組成：那些對社會生存所必需的規範與那些對其成員的最全面發展所必需的普遍規範是沖突的。在那些特權集團統治或剝削其他成員的社會裏，情況更是如此。特權集團的利益與大多數人的利益是沖突的，但是，由於該社會是以這樣壹種階級結構為基礎運轉的，因此，只要該社會的結構沒有根本的改變，那麽，特權集團就會把強加在全體社會成員身上的規範作為每個人生存所必需的規範。

　　流行於這樣壹種文化中的意識形態總是傾向於否認任何矛盾的存在。首先，它聲稱該社會的倫理規範對其所有成員都具有同等價值，並努力強調，這些致力於發展既定社會結構的規範是來源於人類存在之本質的普遍規範。例如，禁止偷盜常常表現了與禁止謀殺相同的起源──「人類的」需要。這樣，本來只是某壹特殊社會利益所需要的規範，就被賦予了人類存在所固有的普遍規範的尊嚴，從而，具有了普遍的適用性。只要某壹類社會組織是歷史上所必不可少的，個人除了接受束縛他的倫理規範外，就沒有選擇的自由。但是，當壹個社會所維護的只是壹種反對大多數人利益的結構，而改變這種情況的基礎已出現時，認識既定規範的社會特征是促進改變社會製度之趨勢的重要因素。那些力圖改變社會秩序的努力，通常被舊秩序的代表稱之為不道德。他們稱追求自我幸福的人為「自私」，妳力圖維護特權的人為「盡責」。另壹方面，服從被頌揚為「無私」、「忠誠」之美德。

　　在人類進化的過程中，社會倫理和普遍倫理的沖突盡管有所減少，但是，只要人類還沒有成功地建立起這樣壹個社會──在這個社會中，「社會」的利益就等同於全體成員的利益，──那麽這兩類倫理學之間的沖突就始終存在著。只要人類進化還沒有達到這壹步，歷史地製約著的社會需要和普遍的個人生存需要就必然是沖突的。如果個人活上五百或壹千年，這種沖突也許不復存在，或至少可以大大緩減。那時，他可以在痛苦的播種後享受到生活和豐收的快樂！在歷史上為下壹代而辛苦耕耘的人，也可享受到豐收的碩果累累。但是，人只能活六七十年，他不可能活著看到收獲。然而，作為唯壹的存在，在他身上具有著人的全部潛能，人類的使命就是去實現這些潛能。人之科學研究的責任不是尋求「和諧」的解答，以掩飾這種矛盾，而是尖銳地認識這壹矛盾。倫理思想家的使命是維護和增強人的良心之聲，去認識對人來說，何為善、何為惡，而不管它對特定進化階段的「社會」是善還是惡。他可能是壹個「只身在荒野中呼喚的人」，但是，只有這種呼喚始終存在、毫不中斷，荒野就會變成良田。社會內在的倫理和普遍的倫理之間的沖突將會減小，並趨於消失，這是與下列情況相同步的：社會將變成真正的人的社會，亦即使社會全體成員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人的發展。

　　當今的道德

　　當今有特殊的道德問題嗎？各個時代，所有人的道德問題都不壹樣嗎？情況的確如此，而且每壹文化都有其特殊的道德問題，這些道德問題是該文化之特殊結構的產物，盡管這些特殊問題只是人的道德問題的不同方面。只有與人的根本和普遍問題相聯系，才能理解道德問題的這些不同方面。在這結論性的壹章中，我想強調壹般道德問題的壹個特殊方面，這部分地是因為從心理學立場看，它是壹個決定性的問題，而部分地則是因為我們總力圖回避這個問題，並在幻想中認為這個問題已解決了，它就是人對壓力和權力的態度問題。

　　人對壓力的態度植根於他所生存的真正條件。作為物質的人，我們受製於權力──自然的權力和人的權力。物質壓力能剝奪我們的自由，並扼殺我們。我們能否抵抗或戰勝這種壓力，依賴於偶然的因素──我們自身的物質力量和我們手中之武器的力量。另壹方面，我們的精神並不直接受製於權力。我們所認識的真理，我們所信仰的思想，並沒有因壓力而失效。強權和理性存在於不同的領域，壓力決不能駁倒真理。

　　這是否意味著即使人生於鐵鏈中，他也是自由的？是否意味著奴隸的精神與他主人的精神壹樣自由，就像聖·保羅和馬丁·路德所主張的那樣？如果情況真是這樣，那麽，它確實極大地簡化了人類的存在問題。但這種觀點忽略了這樣壹個事實，即思想和真理並不是獨立於人的外部存在，人的肉體影響人的精神，人的生理和社會存在影響人的內心世界。人有能力認識真理，人有能力去愛，但是，如果他──不僅是肉體的他，而且是整體的他──受到較強的壓力，如果他孤立無援，並感到懼怕，那麽，他的精神會受到影響，精神的作用就會受到歪曲並導致癱瘓。權力所具有的這種令人癱瘓的影響，並不只是由對權力的懼怕所引起的，它同樣也是由壹種含蓄的允諾所引起的，即權力的擁有者能保護和照顧服從於他的「弱者」；他能使人擺脫不穩定的負擔，擺脫對自己負責的負擔，因為權力的擁有者能保證秩序，並能為個人在這壹秩序中安排壹個位置，這壹位置使他具有安全感。

　　人對這種威脅與允諾之結合的屈從，便是人的真正「墮落」。屈從權力＝在統治下喪失自己的權力，自己的權力＝潛能。人喪失了運用自己全部能力的權力，這種能力使他成為真正的人。他的理性失去了作用，他也許是富有智慧的，他也許有能力應付事情，把握自己，但他接受的真理是那些高踞於他之上的人所稱為的真理。他失去了愛的能力，因為他的情感受到了他所依賴之人的束縛。他失去了道德感，因為他沒有能力懷疑和批評那些使他對人和事的道德判斷失效的權力。他是偏見和迷信的犧牲品，因為他沒有能力探討那些錯誤信念所依據之前提的正確性。他自己的心聲不能召喚他返回自身，因為他聽不見這些聲音，卻專心致誌地傾聽著那些高踞於他之上者的聲音。的確，自由是幸福的必要條件，同時也是美德的必要條件，但自由並不意味著能任意選擇，也並非只是擺脫必然性，自由是根據人的存在法則去認識人的潛力，實現人的真正本質。

　　如果自由──反對權力以保護自身之完整性的能力──是道德的根本條件，那是否是說西方世界的人已解決了他的道德問題？是否是說只有生活在剝奪了個人和政治自由的權威主義獨裁製度下的人才會有道德問題呢？誠然，在現代民主製度下，獲得自由包含著個人發展的允諾，這是任何專製製度下所沒有的事，盡管這些製度宣稱，它們是根據個人利益而行事的。但這只是壹個允諾，它還不是壹個現實。如果我們把註意力集中在對我們的文化與那些否定人性之最佳實現的生活方式進行比較上，那麽，我們就會掩飾自身的道德問題，並由此而忽略這樣壹個事實，即我們也屈從於權力，不過那不是屈從於獨裁者和政治官僚的權力，而是屈從於市場、成功、輿論、「常識」──不如說是常有的廢話──的權力，屈從於使我們成為其奴隸的機器的權力。

　　我們的道德問題是人對自己的不關心。它產生於這樣壹個事實，即我們喪失了對個人重要性和獨特性的意識，我們使自己成為外在於我們的目標的工具，我們把自己當作商品來體驗，並把自己當作商品來對待，我們自己的權力和我們相異化。我們已成為物品，我們的鄰居也成了物品。結果是，我們感到自己軟弱無力，自己藐視自己。由於我們不相信我們自己的權力，因而我們也就不相信人，不相信我們自己，不相信我們有能力進行創造。在人道主義的意義上，我們沒有良心，因為我們不相信我們的判斷。我們是壹群民眾，盲目地相信，我們所走的路必然通向壹個目標，因為我們看見其他人也同樣行走在這條路上；我們之所以不失勇氣地身臨黑暗中，是因為我們聽到其他人也都吹著口哨在這片黑暗中。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說：「如果上帝死了，壹切事情就都可允許了」。誠然，這是大多數人所相信的；他們的區別只是在於，有些人認為，上帝和教會仍必須保持活力，以維護道德秩序；而另外壹些人則接受這樣的思想，即任何事都可允許，不存在什麽正確的道德原則，得利是生活的唯壹原則。

　　相反，人道主義倫理學認為，如果人活著，他便知道什麽是可允許的。而且，具有活力意味著具有生產性；意味著運用自己的權力，這並非為了超越於人的目的，而只是為了人自己；意味著認識人存在的意義，並成為真正的人。任何人只要相信他的理想和目的是外在於他的，那麽無論過去或將來，他都會越出自我，在不可能找到理想和目的的地方徒勞地追尋。他到處尋找解決之途和答案，卻就是不去尋找能使他找到答案的地方──他的自我。

　　「現實主義者」向我們保證，倫理學問題是歷史的遺跡。他們告訴我們，心理學或社會學分析表明，壹切價值僅僅與壹種既定的文化相關。他們提出，我們個人的未來、社會的未來都要靠物質效果以保證。但是，這些「現實主義者」忽略了某些確鑿的事實。他們沒有看到，如果個人生活空虛和貧乏，如果個人長期缺乏生產性，並由此而對自己和人類缺乏信心，那麽，結果便是情感和精神上的失調，這種失調甚至會使人失去達到物質目標的能力。

　　當今，聽信命運預言的現象正在逐漸增加。這種預言對危機的可能性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它們卻未能註意到人類在自然科學、心理學、醫學及藝術方面取得成就所包涵的希望。的確，這些成就顯示了生產性力量的強大，這種力量與正在衰落的文化前景是不相容的。我們的時代只是壹個過渡的時代。中世紀並未在15世紀結束，現代也沒有隨即就開始，結束和開始包涵著延續了四百年的壹個過程，如果我們以歷史而非我們的生命來衡量，這真是壹段很短的時間。我們的時代是壹個終結，也是壹個開端，它孕育著各種可能性。

　　現在，如果我重復壹下本書開頭所提出的問題──我們是否有理由感到自豪，並充滿希望，答案仍然是肯定的。但在整個討論之後，這種肯定伴隨著壹個限製性條件：善惡之後果，既非自動，也非命定。它完全是由人所決定的。它依賴於人認真地關心自己，關心自己的生活和幸福；依賴於人認真地關心自己，關心自己的生活和幸福；依賴於人願意面對自己和社會的道德問題；它依賴於人有成為自己，並為他自己而存在的勇氣跟積極性。

歷史社會條件概論

作者 王慶民 寫於 二零一九年

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人的本質是一切關係的總和，人本質上是歷史社會條件的產物，本文將從論述半無產階級的歷史社會條件與半無產階級的人生的角度論述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正確性。

我叫王慶民，1994年出生於河南省北部縣城--滑縣。我父母都是縣城事業單位的普通職工。壹場婚姻變故，改變了我未來近20年的命運。在我壹兩歲時候，因為各種原因（因為父母都不想向我客觀全面的講事情的前因後果，所以內情不是很清楚。據我後來打聽，以及對父母雙方的說法的分析和去偽存真，主要可能是因為他們二人感情不和、兩家人裏邊其他家庭成員之間的隔閡矛盾，以及對我的撫養教育方式等問題引發的沖突），我父母，最後走向離婚。當然，離婚本身並沒什麽，社會上離異家庭有很多，但是這次離婚事件之後引發的問題卻是非常嚴重，包括做出的壹些匪夷所思的決定，對我未來的學習、生活產生了決定性影響。

據我後來了解，因為這個矛盾我父親壹方的家庭為了避開我母親娘家人的追打（這個我後來問過我母親，她否認了這壹點，其他壹些當時的旁觀者也不太認同這個說法），或許還有其他原因，和我祖父母、父親、姑姑壹起搬遷去了另外的地方生活。當然我也被帶往外地。

在外地生活的大約七八年時間，期間我姑姑因為這件事（她和我母親娘家人壹直有激烈矛盾）刺激有了壹些精神問題（近兩年輕的多了，那些年很嚴重），經常性發瘋（不是比喻，是真正那種令人恐懼的精神異常情況下的行為。），例如摔碗筷、揮舞搟面杖、菜刀、大呼大叫等這些危險、令人害怕的行為。瓷碗摔爛了只能買鐵碗鋁盆。這些我都在場看著，這種事主要發生在我大約5-10歲時候。至於對我，她經常瞪大眼睛（那種瘋病下的恐怖眼神），或者出言恐嚇（把妳打死、妳個xx、妳xx等話），比較大的時候就挖苦諷刺，或者平常說話時候惡聲惡氣的說。還有過沖我臉上吐痰，味很大，很濃的痰。我有時候反擊，對著吐，但是只有壹點痰末，她吐的很多。至於打我的次數，倒不是很多（不多指不是天天打，但是十幾年累計至少也有壹百多次吧，而且嚇唬我的次數比這多得多了），主要是我父親和祖父母的阻攔，加上太小的時候對具體被打也記不太清，不過對於那種發狂或者嚇人的恐懼，現在還清楚記得。打人時候我很小，胳膊腿都沒她長，所以她打我時候還用另壹只手壓著我，摁著我，讓我打不著她，她卻能打的著我，讓我揮著胳膊踢著腿都夠不著她而受欺淩，而且此時她還很得意和猖狂，並且以此故意氣我。還發生過她發瘋時候把我頭摁在水盆裏「洗頭」的這種事。我父親很少直接打我，但是在我姑打我時候，有很多時候是拉偏架，拉住我讓她打，有時候我姑打我他還喊「好、好」之類，不過次數很少。這些事情對我童年時候的心理留下了很多陰影，尤其是形成恐懼感和極度缺乏安全感的心理，對後來的學生時代的思想、行為影響也很大。
相對於這些，家庭變故給我最大的影響是沒有接受小學教育。由於去了外地，而且這些時間裏又曾經多次變換過居住地，加上我父親、我姑以及祖父母的別的事情（這些不方便在文中說，想了解的人我可以當面講），而且根據我家人的說法（怕母親家人找到我把我抱走什麽的有些匪夷所思的理由。雖然感覺很奇怪，但是後來看到很多父母賣自己的孩子、母親吸毒把孩子留房間餓死之類，我這個其實也不算太奇怪、太匪夷所思），就沒有去當地小學，而是在家裏由我父親教我識字讀書，買了壹些課本之類，還有以前他的老課本，用半教半自學的形式學習。至於我的意見，那時候我才幾歲，既沒有獨立思想，又沒有能力抗拒，自然只能接受。

當然，在那種惡劣的家庭環境裏，基本道德、基本行為規範、人際交往能力，日常言行舉止這些當然都沒有系統全面合理的教，或者有些方面就是空白，連最基本的和人打招呼、還禮這些基本禮儀都不懂不會，清洗個人衛生這些也都不會，也意識不到。

不過，識字閱讀方面倒是還好，而且由於沒有布置作業之類，還有很多空余時間看了壹些父親年代的老的初中乃至高中課本，雖然當時大多數不完全懂，但是對後來中學學習還是很有幫助。尤其語文、歷史、地理看了很多。而且文科的東西影響往往是潛移默化的，不管是固定性知識，還有價值觀影響，都慢慢滲透進我的記憶，我的內心。雖然家庭經常吵架，甚至打起來（我祖父母當時60歲左右，和我父親、姑姑他們之間互相埋怨，爭吵，我姑不正常時候摔東西，他們三個去拉住，抱住，總之很恐怖），但是我有機會就去另壹個房間，也沒有電視電腦，當然那時候更沒有智能手機，所以看那些老課本，還有舊雜誌、舊報紙，甚至壹些小人書連環畫，下意識的逃避這些家庭矛盾和恐懼，反倒是在這個過程裏認了不少字，有了對閱讀的興趣，也成了我後來比較擅長文科的伏筆。至於數學，當然因為沒有系統學習，自然很糟糕。英語雖然有些老課本，但是同樣是因為沒辦法教，所以也是到了初中上學之後才正式學習。在這期間，鄰居、親戚曾經問過父親及其他家人，為什麽不讓我去學校，還有平常出門時候其他在墻根坐著的老人、各家媳婦這些人也都七嘴八舌議論，投來異樣眼光。至於同齡人，因為我沒有去學校，所以也沒多少機會接觸，偶爾和鄰居或者老家親戚的孩子壹起在他們家看看電視什麽的。

這樣過了壹些年份，後來終於回到了滑縣，然後又重新買了房子定居。這時候我差不多該上小學四五年級了，但是家裏仍然不想讓我去學校，而那時候我自己由於孤立時間長了，對外界其他同齡人也有隔閡，這時我已經11歲左右了，有了壹些自己的思想，就自己的想法而言，壹方面極為反感家庭裏天天的互相埋怨、爭吵（連吃飯時候都壹直吵，有時候連著壹整天抱怨、爭執，幾乎不停止。除了互相爭吵，家人還經常自言自語，神神叨叨的，這壹點後來也被我「繼承」了），還有我姑姑的打人、恐嚇，還有天天用不正常眼神在屋子裏來回走動，以及和以前壹樣的惡語相加（例如看電視時候，當時她壹直按換臺換了所有臺好幾輪上百次，電視壹晃壹閃的，我那時候小，很怯的說，別按了，按壞了怎麽辦？她就嗷嗷大叫，還玩命換臺，最後把遙控器摔了，這種嚇人的事很多）。很想離開家庭，但是又對陌生的學校很有恐懼感，所以也不想去上學。不過年齡越來越大，這時候出門，街坊鄰居，尤其是天天坐在墻根聊天的各家的老婆子、各家媳婦，看見我和父親出門，異樣的眼光（就是看壹個不正常人的那種眼神）、各種議論、流言蜚語（很多就當面說，這家孩子是傻子嗎？怎麽不上學，天天跟著他爸屁股後面傻楞楞的之類）就比小時候更多了，因為這時候自己也有了自尊心，也感受到了這種眼光和話語議論的歧視帶來的難過。

後來又持續了有兩年，因為早到了上初中的年齡，再自學肯定跟不上學習進度了，而且初中很多科目也沒辦法教，後來就決定要去學校報道。但是因為突然和很多學生在壹起，很難去適應，所以就又推遲了壹學年，在這期間，為了能夠適應和學生在壹起玩，結果我父親和我去了網吧，那裏有很多中學生（當時也沒有實名製，平常查的也不嚴格），就通過在壹起玩遊戲，接觸其他同齡人，慢慢能了解、融入學生群體。當然這個做法是很匪夷所思，但是確實是接觸很多同齡人的地方，我們那新華書店和圖書館也沒多少學生在看，更沒辦法和他們在那裏交友，所以網吧還真是選擇。而且因為我當時還沒接觸過外界，所以我父親當時帶著我去網吧，這自然在很多人眼裏也算奇事壹件（他陪我去網吧壹個原因是希望我適應和同齡人交往，而且也願意讓我離開糟糕的家庭環境，他慢慢感覺我壹直在家也不是辦法，待在家裏天天沖突）。不過後來證明，這樣做並沒有起到太多好作用，反倒讓自己有了網癮，而且這個事情還成了後來壹些混混學生找事的壹個噱頭和嘲笑我的談資。

而我在新華書店和圖書館的閱讀經歷對我後來的學習以及生活包括自己的思想影響巨大。當時開始接觸很多古今中外的名著，政治、歷史、軍事、科技、社會問題的書刊也經常看。後來對於軍事和科技的興趣消退，集中於看政治、歷史、社會問題和文學。這些知識以及社會書刊中的價值觀對我影響頗深。只是那時候看歷史和政治還是主要看科普性的反映具體事件的書，後來到高中才接觸更多理論層面的。而雜誌對我了解和看待現實社會的影響尤其巨大。雖然家庭環境惡劣，但是也沒有接觸多少同齡人的娛樂，也沒有課業負擔，加上為了逃避家庭現實而鉆入如癡如醉的閱讀中，從這些閱讀中有了巨大的收獲。

其實無論是去圖書館、新華書店，還是網吧，也是能夠有個離開這個天天互相埋怨，吵鬧的家庭的機會，而且可以更少看見我姑那種半瘋半陰險的臉色和話語。但是隨著年齡增長，越來越有反抗心理，矛盾越來越激烈，我從逆來順受變得有所反抗。這時候，我和我姑姑又發生了激烈沖突。這時候我已經13歲了，所以有了壹定的反抗能力，於是就發生了對打，面對拳打腳踢，還有拍頭（有壹個拍頭長不大的說法，因為她瘋癲，所以這樣做來故意氣我，那時候很小，也不知道這種俗話是不是有道理，但是感覺很受辱），我就反抗，雖然力氣不大，但是比起以前還是有了反抗能力（以前也挖撓著反抗，但是效果不大），打不過也打。然後壹連沖突了很多天，她還用洗澡水、洗腳水（當時我們家沒有淋浴，都是在澡盆裏搓洗，再用小盆子澆身子，從水臟的程度和潑到臉上鼻子上的味道感覺，應該是用小盆子舀大盆子裏的水）潑了我壹身，那種臟水特別惡心，我身上也有壹些抓傷擦傷。然後我就拿了門口的修房子漏下的碎磚塊，狠狠砸了她壹下，正好砸在頭上，據說後來去了壹個醫生朋友家裏包紮了壹下。

這個事情之後，我父親知道我繼續在家肯定有更嚴重的沖突，我自己也在這次豁出去的反抗之後徹底厭惡了家庭環境，因此我就不在家裏住宿了，而是住在外邊的小旅館，從這之後，到現在，大約9年時間，我就幾乎沒在家裏住過，除了因為壹些事曾經回去過三四次，其他時候我都在外面，見我父親也都是在他工作單位或者其他地方，並不在家裏。這樣住了壹段時間，到了8月份，決定要上學了。由於我沒有上小學，自然也沒有小升初的成績，但是又不想說自己沒有上小學而引起其他老師和同學註意，所以就找到當地中心學校，撒了謊說是在老家牛屯鎮上的學，當時也沒有學籍聯網系統，中心學校的壹個主任後來就根據劃片招生原則安排了學校，我就進入了縣城的道口鎮第壹初中就讀。然後，中學噩夢般的生活開始了。（其實家庭裏還發生過非常多的事，我還受過很多其他傷害，只是因為時間太久，壹些記憶的不準了所以暫時不寫入文章，此外還有壹些暫時不方便說。而且本文以寫我在學校中的經歷為主，所以對家庭的很多情況就只簡略的講壹下。而且經歷了這樣的童年後，抑郁癥的苗頭開始出現。我上初中時候是13歲）

開學之後就是軍訓。軍訓期間每天也夾雜著早讀以及幾節課，主要是預習初壹的課本。突如其來的集體生活，壹下子讓自己無所適從。尤其是各種打鬧、罵人，以及學校的各種明規則和「潛規則」。我以前認為課堂應該是紀律嚴明，同學之間理應很有禮貌和尊重。但是現實卻是吵鬧成壹片，而且老師在的時候和不在的時候很多同學表現差別很大（現在感覺當時的想法很幼稚，但是那時候根本不了解學校，所以對此很奇怪）。而軍訓時候，要求整齊劃壹出操，踢正步、站軍姿，還有跑步、做俯臥撐等。我由於小時候缺乏身體鍛煉，也不習慣這些要求整齊劃壹的動作，然後就開始鬧笑話，例如擺臂動作跟其他人不壹致，俯臥撐做的動作不標準之類，就有壹些同學圍著嘲笑，還有人動手動腳，踢人之類。當然更普遍的問題是，平常說話、聊天，還有行為和別人很不同，雖然在網吧那段之後倒是有些遊戲可以和同學談，但是絕大多數話語、行為還是與同學們格格不入。這就開始出現各種嘲諷或者風言風語了。因為以前沒有遇到過這些同齡人對自己這麽做，所以感覺很惱怒。

然後就發生了入學以來第壹次很嚴重的沖突事件。那是午飯之後，當時我和幾個同學坐在教室裏看書，然後有壹個混混式人物李飛（據說他曾經上過壹屆初壹，不知道什麽原因又重新上了，在軍訓時候就很不服從教官管理，教官怎麽吵他都不起作用，還嬉皮笑臉表現得滿不在乎），還有壹個小個子學生徐士強，幾個人壹開始在前面不知道幹什麽，後來他們就走過來，李飛就過來拿了個凳子緊貼著我坐著，然後開始說了壹些什麽話（時間長了忘了），我不想理他，後來就動手動腳，打啊踢（踢我的腿）啊之類，並不重，有半開玩笑半欺負人的意味，那個徐士強還拿掃把揮舞，然後我就很惱怒，然後就回打兩下，還沒他打我的重，然後還想奪下來那個掃把，然後他就壹下子由混子式嬉皮笑臉變成兇神惡煞壹樣，然後就惡狠狠的踢打，我也還手了，但是身體比較弱，打不過，就把扔了的那個掃把拿起來回擊，這時候那個李飛拿起來壹塊還沒安到窗上的玻璃塊朝我追過來，然後其他同學把他拉住了，這時候已經到了下午快軍訓時候了，班主任來了，事情暫時平息了。

過了壹會，班主任王（王國華）老師把我，還有李飛徐士強叫到辦公室，簡單問了壹下經過，他們當然以「本來是開個玩笑」之類搪塞敷衍，我很惱火，講他們顯然是故意欺負人，王老師說，妳氣還沒下去嗎？那就站在這再反省吧。不過也沒站多久，後來王老師說，妳們互相道個歉就好了，以後還是親近的同學呢。然後我就道歉（那時候真是認為出現矛盾如果老師要求道歉，自己就應該找自己的問題，誠懇認錯，現在些許太天真），他也道了歉，然後回到軍訓操場。我以為這個事情就這麽過去了。

結果到了下午軍訓結束，我正要出門，突然幾個女學生拉住我，說讓我過壹會再出去，我壹開始不知道怎麽回事，後來她們才吞吞吐吐說徐士強和李飛找了十幾個學生準備打我，在校門外等著，讓我等壹會再走。然後我就和她們去了實驗樓上呆了壹會，後來她們說李飛已經被帶到了班主任辦公室，我可以走了。然後我就出了校門，結果沒想到剛走到橋頭，就遇見徐士強帶了至少十幾個人（都不認識，後來據說有初壹外班的，還有些是初二年級的），他看見我就說，就是他（忘了具體原話了大概就是這個意思，指認我）有跑步的，有騎自行車的大多數人手裏都拿著磚頭朝我追過來，然後我沿著河堤跑，好像有人抓住了我，但是掙脫了，最後拐到壹個胡同裏跑到壹個陌生人家裏邊躲到屋裏（這家人是開私人診所的，現在還能找到，有必要時候可以讓他們家出面作證），把這家人嚇了壹跳，我說有人追我，幫我壹下，連謝謝也忘了說。然後這家主人就到大門口，然後那些人圍著門口還讓這家人把我交出來，然後這個主人回來大概說了要不妳跟他出去什麽的，我說他們都拿著磚頭塊，我出去會有什麽下場，然後他就出門對圍著的那些人說，妳們這些人要再不走就報警了，這時候班級裏的班長來了（後來聽說是她知道他們要打殘人怕出大事所以才趕來勸），後來也不知道還發生了什麽，反正又等了很長時間，這些人才走了，我也回了住處，我父親也來了，還往當地派出所報了案。

第二天去了學校，學校的厲主任負責處理這個事情，他讓我父親還有我大概看了下徐士強寫的「交待」，徐士強大約說的意思就是「對這個傻X東西，就是想弄個套子戴他頭上，拿磚打他壹頓」，可能是他那時還小，不知道搞當面壹套背後壹套吧，所以直言不諱的這樣說了他的做法和動機。另壹個主謀李飛，因為當時被班主任直接叫到辦公室，所以沒有直接參與打人。當時我還提到其他班學生也參與了，厲主任說那沒有證據，而且那麽多人也沒辦法處理，我說當時的班長還有幾個女同學都看見他們了，厲主任說那個班長說她昨天什麽也沒看見，也調查了其他學生，都說自己不知道這個事情。很顯然，她們不想惹禍上身，得罪那些混混，不過到現在還是感謝她們當時給我通風報信，還有阻止打人，無論出於什麽動機。最後結果是，徐士強被「勸退」，因為剛開學，其實想轉到其他學校也不難，而且沒有學籍問題障礙（那時候至少河南很多縣城的初中還沒有聯網學籍註冊這類東西，最多有個學生信息登記簿），李飛被「留校察看」，違紀卡記錄40分（45分就要勸退或者開除，當然後來他各種其他違紀加壹塊都有上百分了，也沒有開除，其實那種積分處理學生的規定實際上很虛，不會嚴格執行，意義不大），其他參與者就完全沒有處置，而且「法不責眾」，加上並沒有造成傷殘的後果，所以就壹律不究了。

因為這個事情學校「勸退」了學生，算是很嚴厲和比較實際的處理，而且我又去了派出所報案，所以暫時震懾住了那些混混學生，後來在這個學校的半年間未發生大的矛盾。但是其他沖突還是時有發生。例如壹個叫張士鵬的學生，平常就喜歡打架鬥毆，個子不高但是出手比較重，目光兇狠，軍訓時候就趁教官不註意故意踢過我，而且是很用力的踹。至於原因，也不外乎因為我新入學，各種舉止行為不合群，而且形單影只，所以鎖定我為欺負對象。雖然自從徐士強被開除，這種學生對我收斂了很多，但是還是時不時有沖突。我雖然個子高，但是那些年壹直缺乏鍛煉，所以打架上不占便宜。但是在這裏的半年間，耳聞目睹了很多打架、欺負人事件。因為我不合群，所以相對來說不是十分了解其他學生，尤其在校外的打架鬥毆（這些其實很普遍，但是我很難看到），即使如此，我在班裏以及校園裏還是目睹了數十次嚴重的打人事件（四個初中加到壹塊）。

當然後來我上的其他三個初中，也都有這種現象，並不是某個學校的獨特的「特點」，而是具有普遍性的。至於這四個學校哪個比較嚴重，哪個輕壹些，因為我也沒專門統計過，在各校呆的時間也不壹樣，而且不同班級班風還是有很大差距，所以只能說各校普遍都比較糟糕，不方便具體排序。比較嚴重的往往是都是壹群人打壹個，基本都在教室最後壹排後面那裏，壹群人上來拳打腳踢，想跑就被拽著衣服摁著打，尤其下腳亂踢時候，被踢的人很難看清誰參與踢的（慌亂加上得護著頭，敢擡頭看當然更狠狠打），也不清楚誰踢得最狠，這樣起來之後也沒辦法記具體哪個人的仇（雖然實際上被打的也知道誰是主要參與者，但是本來就不敢報告老師、家長，所以這樣模模糊糊被壹群人群毆，就更加難以具體找誰「算賬」了，因為這種責任分擔效應，而且法不責眾，告那麽多人等於得罪那麽多人，也不可能開除這些人）。還有更惡毒的壹點，就是往往挑著周末或者節假日放假之前那天，往往是上完最後壹節課之後，這樣打壹頓人，正好學校放假，即使想去告老師也找不到班主任或者政教處的了（而且那時候手機也沒那麽普及，我們那裏當時學生本人有手機的也就只有三分之壹左右吧），所以被打之後很委屈想告狀也壹時半會找不到人，只能等開學，結果開學了已經過了至少兩天（當然長假往往就有壹兩個月），被欺負的人氣就消了很多，再權衡利弊，老師又不會因為這開除人，很多家長也不管，反而告了之後還會被打擊報復，遭受更嚴重的毆打或者其他虐待，而且（至少在我們那裏）因為這些欺淩而找老師告狀是壹種令人很不齒、讓人看不起的事情，所以時間的消磨加上權衡利弊，加上受欺負的人在性格上原本就怯懦膽小，絕大多數人都不會再告了，哪怕在放假前被打的很慘。

除了群毆，當然還有單獨的欺負，往往就是壹個流氓式學生壹邊倒的方式打另壹個人。另壹方大多數時候不敢還手，即使還手也打不過，反而換來更嚴重的毆打。而且雖然有時候打人的是壹個人，但是他往往有好幾個甚至十幾個狐朋狗友，狼狽為奸。當欺負人的人沒遇到反抗，這些人往往袖手旁觀，甚至為霸淩者起哄叫好，但如果被欺負的敢還手，他們就會適時的圍上去，輕則對被欺負者辱罵恐嚇，圍成壹圈對被欺淩者形成巨大壓力，為欺負人的人幫腔，重的那就等著被群毆吧，或者出了校門遭受更嚴重的毆打或者羞辱。

很多時候打人的同時還有嚴重的人身侮辱，例如騎在對方身上（和開玩笑那種完全不同，有時候壹些霸淩者用屁股壓在對方頭上），還有在廁所裏打人，受欺負者在臟的、有尿漬的地上爬滾還是輕的，看看現在壹些新聞報道的國內外壹些在廁所或者寢室打人事件，還有讓被霸淩者喝尿或者在那種骯臟環境裏下跪之類的。當然我個人沒有親眼目睹這種行為（因為我和其他人沖突經常告老師那，他們做這些當然避開我，最多只在走廊上看見過把人拉扯到廁所裏面打，具體裏邊還有什麽行為沒有可能目睹），不過根據現在新聞媒體披露的壹些類似事件，很能給大家對可能發生的情況提供壹個參照。這些打架事件裏，徒手的占多數，但是有時候也會有板凳、笤帚、鞋子、書這些打人砸人，更嚴重的有用磚頭、水果刀的，還見過有的拿類似警棍（可能是某些保安用的吧）對著課桌狠拍來恐嚇被霸淩者的。當然，打架過程中發現有什麽東西，往往也會隨時抄起來用。

除了長期性霸淩，偶爾霸淩有些也很嚴重。像有壹次，壹個平常屬於「旁觀者」那波人裏的壹個同學在操場上值日區掃地時候，看見乒乓球臺上不知道誰放的壹本書，拿起來自言自語的說了壹句這誰的書，突然寢室那邊來了兩個人，上來就奪走了那本書，還拿書狠狠扇了他的臉（絕對比打耳光狠的多，聲音很響），然後揚長而去，他也不敢去找老師。本來他也沒想拿那個書，但是校霸上來就狠狠打了他，這就是「飛來橫禍」，平常小心也避不開這種霸淩。

當然，可能有人會說這些事情為什麽會發生，學校、家長又為什麽不管。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這些情況可能在沿海大城市以當地戶籍學生為主（尤其是在市區的重點中學）的學校比較罕見，在這種環境下生活的人對我所說的很多情況不能理解，不知道竟然有這麽恐怖的學校環境。但是在內地縣城或者鄉村中學，以及大城市郊區、城中村地帶以外來打工者和當地村民的子女為主的學校，這種校園暴力還是相當普遍的。

當然，說普遍，並不是說大多數學生都直接參與了，而是基本每個班級都有類似情況，當然程度輕重會有所不同。就以我們那裏為例，壹般來說，壹個大約60人的班級，那種流氓混子式的學生不超過10個（基本都是男生），特別喜歡打人、找別人麻煩的往往也就2-5個，而經常性被霸淩的人約有3-5人。其他的40多人，往往是扮演旁觀者角色，不過有時候這40多人裏邊，個別人偶爾可能欺負他人，壹些人偶爾又被別人霸淩。關於發生校園暴力的理論性研究，這個我就只鋪墊壹點，以便於結合來談現實，不去講太多了，可以參考壹些書籍、論文或者像維基百科這種工具，尤其是臺灣，韓國對校園暴力的研究，我主要就談壹些直觀的認識和感受。

首先，在內地尤其縣城和農村，由於經濟發展水平、居民（學生家長）受教育素質、職業結構與大城市差異很大，社會文明程度和對個人（尤其學生）權益的重視程度也非常不足，所以學生家長本人的素質、教育方式，看待校園暴力等事情的態度存在嚴重的問題。農村家族械鬥這些年雖然比以前少了很多，但是家族之間、家庭內部的暴力化的解決問題的方式還是經常發生，「壹言不合就動手」並不少見。毫無疑問對未成年人的影響很大。無論是成年人之間打架鬥毆解決恩怨或者爭議，還是長輩（父親、叔伯之類）「不打不成器」的教育方式，或者幹脆就是發泄式的直接對子女的家庭暴力（不僅包括直接打人，還有長時間暴力恐嚇，嚇唬孩子），或者對妻子等其他家庭弱勢成員的暴力對子女產生的耳濡目染，都讓未成年人（尤其是10-18歲的男孩）的思想埋入了暴力的土壤，他們的行為也因為上述這些「示範」而變得暴力化，而且因為心智嚴重不成熟，往往比成年人更加不註意尺度，不考慮後果，以比誰兇狠當成壹種榮耀，做出比成年人更加殘忍極端的暴力行為。

而且由於他們父輩受教育水平有限，接受的教育從內容到方式也都很糟，並不在意子女的施暴或者受虐待的校園暴力，認為這些就是「小孩子的嬉戲」，不覺得多麽重要。不認為校園暴力對於子女的身心健康、人格養成、個人尊嚴和權益有多少損害。他們很多人甚至還鼓勵以暴製暴，或者認為小孩的事小孩自己解決，當然也有家長直接找到霸淩者打壹頓的，但是顯然都不是好的解決辦法。

而且說句半個題外話，很多這種地方（前面提到的區域）環境裏的家長自己在工作生活中就缺乏對自己權益的維護意識，生活在麻木和混沌之中，或者習慣了強權、關系戶、地痞惡棍威壓，認可弱肉強食，對皮肉之苦和精神侮辱麻木不仁，或者既壓抑又暴怒，自然很難去應心解決子女在學校的那些問題。而且被霸淩者的家長往往因為外出打工，或者忙於幹農活等其他工作，平日很忙，或者父母就對他實行家庭暴力，親子關系糟糕，所以在學校受欺負時候並沒有家庭為他撐腰討公道，甚至家長可能還不分青紅皂白，不和孩子講理，認為在學校打架（不管妳是不是受欺負）就是惹事，在學校挨打，回家說了這些又挨打，那還不如不說（例如我知道的劉X凱、許X宙、曹X等人）。而施暴者家庭有些往往也是父母關系不和或者離異，或者教育方式粗暴，或者幹脆鼓勵兒子去欺負人，或者放任自流，不認為自己有約束兒子不去欺負其他家庭子女的責任，甚至出了事還為兒子狡辯。而且還有壹點，那就是那些混混頭目往往家境（主要指物質條件，他們家庭倒不壹定和睦，推測起來應該是不和睦，才養出這種兒子）還不錯，例如後來和我發生矛盾的李治、周震，還有前面提到的李飛，從其他人只言片語裏對他們以及他們家庭情況的描述，還有他們平常的消費等各方面看，他們的家庭在縣裏可以說是中上等條件了。可能恰恰由於這種物質條件相對充裕，才能籠絡壹幫狐朋狗友，吃喝玩樂，壹起打架鬧事。（當然農村中也有非常多的溫順、善良、淳樸的學生，我接觸過非常多出身於農村的善良守紀、德行良好的同學，而且農村也是好學生占多數，但是相對於城市居民家庭的學生，縣城和農村的學生違紀包括參與校園暴力的情況明顯較多）

至於霸淩的具體原因，往往並沒有什麽很合理的理由。「看不慣」、「好欺負」，基本就是這兩個籠統的理由，當然有時候會有壹些具體借口或者打人的導火索。覺得妳言行舉止比較特別，不合群，或者個人行為不合這些混混的心意，那就欺負妳。覺得老師不喜歡妳，不待見妳，家裏沒有人撐腰，在學校沒有「幫手」，大多數旁觀的同學也不待見，打了之後沒有後果，沒能力報復，所以就欺負妳。當然很多時候兩個理由往往同時集中在壹個人身上。因為如果妳「好欺負」，必然找個看不慣妳的行為或者做的事的理由來打妳，時間長了被霸淩的人行為更扭曲，更卑瑣，那就更看不慣，更加打妳。天天被打，畏畏縮縮，學習成績下降，老師更不喜歡他，其他多數同學更疏遠他，更看不起或者看不慣他，當然這個人也變得更加「好欺負」，所以如此循環往復。

至於具體「導火索」，往往就是故意找個茬，或者先挑釁壹下。例如壹個範xx，坐在壹個校霸旁邊，那個校霸因為壹些原因被老師批評不高興，就起身時候故意把範xx在桌子上立的書還有水杯、文具什麽的都壹股腦推在地上。結果他不敢吭聲，自己撿起來放桌子上，但是校霸後兩臺還是心情不好，又直接踢他發泄，他忍不住反抗，結果打了他。總結起來就是，校霸不爽就找好欺負的罵人或者挑事，被欺負的忍了小的可能暫時安全，但是校霸還會得寸進尺，如果反抗，就大打出手，如果告到老師那裏，廁所或者校外就有壹批混混在等著。當然也有壹些被欺負者自身行為、語言上也有做的不恰當的地方，但是往往和普通學生的這些方面的不足沒多少差異，而且也不應成為遭受比這些小過錯或者不足嚴重幾百倍的校園暴力對待的理由。而且壹旦欺淩壹個人沒什麽後果，而且此人很軟弱，就會變成長期持續性的欺淩，那些流氓惡棍學生欺淩此人就會成了習慣，壹直到分班或者畢業。所謂「人善被人欺」就是這樣，因為沒有合理的調解機製和保護措施，壹個人示弱的後果就是被變本加厲的欺負，變成壹種常態。
除了直接打人這種霸淩行為，罵人、騷擾、恐嚇當然也有。這些混混學生不爽了之後看見好欺負的隨口就罵，有普通罵人話，也有更難聽的或者根據名字或者平常壹些表現夾雜的侮辱性稱呼。例如叫某人XX狗（權字改稱）、或者名字前面加個傻x之類。拉長音、改語調用侮辱性口氣叫人也比較多。騷擾例如過路時候撥壹下其他人頭、上課竄位置坐在其他學習的同學中間交談。當然這些有些是有意騷擾，有些就是客觀上影響別人。還有我後面提到的投東西和跟蹤嚇唬。還有不給錢讓別人給他打飯、買飯時候強行威脅他人插隊的。此外還聽說過有學生在外面上網，被強行要錢（其實就是搶劫嘛），而且這種事也沒辦法告（因為妳在網吧被別人要錢，自己就得被老師批評處分，數落妳為什麽去那地方，而且妳舉報了，說不定還會被打擊報復，因為他們敢「要錢」，就有能力報復和對付）。

對女生有時候也會欺負壹下，把頭按桌上或者強行擠過去。不過有時候這些和開玩笑的不能完全分清，畢竟面對這些發生後，壹些女生最終只能笑壹下或者不吭聲來避免矛盾，否則以後更麻煩。這些究竟和那些很明顯是開玩笑的能不能算成壹回事，這個其實很爭議，不好評價，但是這些不是發生在相互嬉鬧時候，過程裏女生也沒表現出高興，反而看起來很反感、想躲避，和明顯是開玩笑的不壹樣。當然還有更嚴重的性騷擾，不過我只見過壹次。就是在課堂上有壹個學生（這個人和王若斌等人關系也很近，也是流氓勢力壹員，不過沒得罪我，此文讀者如果公開此文，最好刪去這壹段）xxx扯開壹個女生（她同桌）的衣服，還把裁紙刀塞到她胸部，然後還動手動腳，然後這個女生大哭。因為我當時被孤立，加上壹堆矛盾，精力很少註意其他人被霸淩，尤其這種騷擾。所以對這些事情了解的不很多，而且他們做這些盡量背著我，我只能看到課堂上的其中壹部分。我看到的可能只是冰山壹角吧。究竟這類情況是否普遍，應該結合其他上過內地縣城初中的人了解壹下。

至於威脅，很多都是成群結隊壹起威脅，例如為了不讓被打的人告狀，就十幾個人湧進寢室或者教室的位置，圍著被打的，這些人本身就形成壹種壓迫力，加上緊接著的惡語相加，例如威脅以後天天打妳、打殘廢妳、在學校外邊上哪個網吧我們也會找去等等。當然中間也有人唱紅臉，夾雜幾句「好言相勸」之類，如果被欺淩者想離開，他們就上去拉著扯著摁住，這樣軟硬兼施（主要是硬的）讓妳服服帖帖，弄得受威脅者某種程度好像還得感謝他們（尤其唱紅臉的）放過他壹樣。平常和班裏其他人包括外班人發生沖突，也是如果壹個人說話沒用，就壹群人上去威脅，或者壹言不發跟蹤或者圍著對方。

至於背後傳播別人壞話、散播謠言或者誇大其詞的攻擊別人缺點、詆毀中傷（當然也有以看笑話或者嘲諷的態度陳述、評論並不誇張的事實的），這些反正寢室包括餐廳還有教室都經常有講，這種事當然盡量背著我，不過有時候他們議論其他人還是挺多的，我在被窩裏也能聽見。後來在高中時候，我就看見過QQ和微博上有直接說我的（關於高二年級時候發生的事），還配有我的照片，內容就是「精神病患者」、「傻逼」、「趕快呼叫心理醫生啊」之類。而且這還只是看了兩三個人的QQ空間和微博，其他壹些人的QQ空間根本進不去，說的什麽反正他們自己很清楚，無非也是這些或者更難聽的。當然並不是壹個班全體學生都這樣，但是推算估計有至少十幾個人是類似會有這樣的內容和評價吧。包括我轉去了其他學校為什麽很快這個學校就知道了以前我的情況，毫無疑問就是有人在迅速散播壹些東西，唯恐其他人不知道。而且這還是在5-8年前互聯網不太發達的時候的事情。背後說這些，自然更沒什麽辦法阻止了，如果妳阻止，表現的特別在意，只可能讓對方認為這樣可以讓妳憤怒、痛苦，然後更來勁，更激烈，更肆無忌憚的攻擊。這些可以參考當今微博、論壇、貼吧裏的類似情況。當然，無論妳怎麽對待，是不理睬還是暴跳如雷，對妳名譽的損害已經形成而且不可挽回了，而且這種損害由背後的風言風語會影響到其他人當面對待妳的態度，虛擬世界的攻擊會讓妳在現實生活裏的人際交往受挫、對正常工作學習造成沖擊，至於影響程度輕重，那就看傳播的具體內容是什麽、初期和中期有多少人發起或者轉發、會產生多大輿論影響、最終有多少人接受這些東西的傳播。
至於學校、老師對於這些現象，其實很難處理的。首先，對學校霸淩這些需要證據確鑿。當時監控錄像還不普遍，打人當然往往都在學校陰暗角落，教室裏的已經是很「公開」的環境了，廁所、寢室、樓後這些地方打人、怎麽打沒人看見，校外的更不用說了。而且施暴者往往矢口否認，或者巧言令色，避重就輕，千方百計狡辯，如果被打壹方沒有明顯傷痕，很難辦。而且即使有旁觀者，也幾乎沒有人作證。其他旁觀學生都是抱著「多壹事不如少壹事」不想招惹那些混混流氓，不想因為作證惹是生非，所以即使看見了嚴重的情況也壹律說不知道，就像我被十幾個人拿磚追的那次，班長都矢口否認看見過誰參與追我。而且有些旁觀者還和那些混混流氓關系比較好，包括壹些女生，他（她）們不覺得有義務阻止或者舉報這些罪惡，也不認為有向老師說出真相、在處理校園暴力中作證的責任，甚至還看笑話，幸災樂禍，或者同情被欺淩者但是沒有達到去仗義執言的地步，或者也是看多了，對這些麻木了。

而且面對這些校園暴力，很多老師也已經司空見慣了，除非做了非常嚴重的事情（例如打老師、打傷打殘其他學生、多次領頭帶人打群架等等），而且這個學生家裏在縣裏沒什麽地位，也沒什麽錢和硬關系，學生本人也不是小型黑社會性質的那種混混組織頭目，才可能被「勸退」或者「開除」（而且往往更在乎後者--這些學生的背景，而不是違紀嚴重程度處理學生，還有老師對學生個人好惡對如何處理違紀學生影響也很大，這些情況我是聽說和估計，具體究竟是不是這樣有能力的媒體和機構可以調查）。否則可以通過關系擺平，而且按規定確實九年義務教育原則上不允許開除學生的，所謂「勸退」「開除」的學生往往會通過關系或者交錢去另壹個學校。如果被開除，他們更方便肆無忌憚的在校外報復，毆打舉報的（以前有沖突的）學生，這更不好管了。還聽說過學生去政教處反映被霸淩，結果老師有事出去了，把他暫時留在政教處，然後那幾個打人的知道他來告狀，還沖到辦公室裏打他的事，這種也沒有開除。

此外，老師、學校管理人員也害怕過於嚴厲處置學生，導致下班之後在路上被打壹頓，然後還找不到人。我上的第三個初中的校長據說就曾經在學校放長假時候被不明人員襲擊（這個事情只是聽說，應該是真的，也不排除傳言有誇張成份），而且也沒抓著人，但是可能是本校學生做的，此後（至少我在的那段時間看見過），每到放假，學校廣播裏要求所有男老師都集合起來維持放假秩序，他自己還找了兩個年輕人（不知道是社會青年還是學生會什麽，看著兇神惡煞的）在晚上他巡視寢室時候跟著他。總之，嚴重的打架事件和持續的霸淩行為很多，但是真正勸退或者開除人的極少，至於批評教育、記過這些方式基本沒有什麽用，最多被老師訓話之後老實幾天，然後該怎麽違反紀律還是我行我素。留校查看處分相對來說比較嚴厲，有壹定震懾作用，但是也就那麽回事而已，可能會讓他不敢去做太大的事，但是對於壹些學生油子，這種處罰意義也不大。有些經常違紀的學生油嘴滑舌，明壹套暗壹套，對老師陽奉陰違，看人下菜碟，找更弱的，或者對老師不待見的學生欺負，包括上課影響別人、逃課，還有其他違紀也都是看情況看老師是不是在，是哪個老師，是什麽性格的什麽科目的，這個老師發現自己違紀會什麽反應，和其他的老師發現有什麽不同（例如數學老師在講課時候，當她回頭對著黑板寫題時候，就有人在她背後拿後面的黑板擦砸到黑板上，當然這種很嚴重的情況不多，不過背著老師上課亂傳東西、竄位置、騷擾其他學生很普遍）；以後打架怎麽嚇唬對方不讓告訴老師、怎麽打人才不留證據、找逃課或者不交作業用什麽借口方便狡辯、對那些「不聽話」的弟兄怎麽懲罰……。

所以很多紀律處分和老師的批評教育因為教育方式不合理和教育內容的偏頗或者不足，並沒有通過它們讓他們真正去改惡從善，遵守紀律，而是讓這些違紀學生越來越狡猾、說謊、虛偽、陰險、表面壹套背後壹套、見風使舵、見人下菜碟，這些不僅影響學生們的學習階段，他們以後工作、生活也壹樣建立在這些思想基礎和實踐經驗的指導下做人做事，這些青春期形成的價值觀和引發的行為會對學生的終身發展產生影響。（關於校園暴力問題，我寫了壹篇文章《關於校園暴力成因、危害以及如何治理的壹些思考》，具體的詳細的講述了校園暴力問題）（而且這只是以在校學生為主的情況描述，而輟學的12-20歲青少年在校外的社會上的暴力比這些要嚴重很多，而農村地區尤為嚴重）
回過來再談我後面的經歷。由於自己親身經歷和耳聞目睹了其他的校園暴力，所以開始出現恐懼感和焦慮不安，不過這時候還不嚴重，但是很希望換壹所更好的學校。壹初中六個班級，我在普通班二班，1234都是普通班，由於我以前在家零零碎碎看了很多中學課本，尤其文科的歷史地理，所以雖然很不適應學校環境，但是學習成績壹直比較好，壹直在班裏居於前五名，到了期末竟然得到了四個普通班第壹名的成績（主要是政史地比較好，而且當時期末考試是按各科都是100分計算）。雖然由於學習成績提高，相對來說自己在學校還比較安全（老師會比較照顧成績優秀的學生），壹些老師也比較喜歡我，例如數學、英語、歷史老師。不過還是想換壹個更好的環境，於是通過考試考入了另壹個學校，也是第壹初中對面的學校--道口鎮抗大初中（以下簡稱抗北）（北校，和南校不是壹個學校系統），壹所公辦但是民營的，收高價學費（如果和大城市比也並不高，但是對於當時的縣城和農村居民，這個不算少了，尤其和免費的義務教育比起來。2008年時候學費的收費在每學期300-1200左右，按成績交費（大多數人交的是1200），其他書本費之類雜費另交），成績總體較好的中學。而且由於這所學校學習緊張，從早上6:00早讀，晚自習上到22:00左右，中午還有午自習寫作業，從12:45-2:00/2：30之間不允許在教室外或者寢室外走動，所以決定住校。但是沒有想到，這次轉學竟然導致了更加糟糕的後果。

抗北雖然在學習紀律要求方面要比壹初中嚴格許多，但是實際的學生紀律，並不比對門的好，尤其在學生之間的欺淩方面還要嚴重壹些，包括是歧視、排擠。來到了由郝老師為班主任的七「五」班之後，我就和好幾個學生有了壹些小的沖突。因為以前在家時候根本沒有註意過個人衛生和整理內務問題，所以很不註意洗臉、洗澡、換洗衣物這些雜事。當然此外最主要還是因為沒上小學，剛入學半年，仍然是和其他人言談舉止都不壹樣，自然不合群和招人攻擊，人際交往能力也差不多還是空白狀態。

在壹初中時候，由於那次打架事件處理了學生，我成績也比較好，加上學習不太緊張，因此壹方面自己平常會註意點洗漱，還有坐的位置旁邊的幾個學生也都不錯，相對來說比較友好，所以因此導致的歧視比較少，至少不很明顯。但是在抗北，就遇到幾個素質很低下的學生，有壹個叫王若斌的學生就公開在課堂上當面辱罵我，說「傻X」、「惡心」之類（當然不止針對我個人衛生方面，壹些人還談論其他行為舉止，以及以前和父親去網吧、在隔壁學校的過往等事情），他還有壹些其他學生還含沙射影的罵人、通過壹些誇張的言語或者行為表達歧視（例如提到名字拉長聲音怪腔怪調的、幾個人在我路過時候指指點點，在脊背後不提名字的說壹些臟話）。

不過這種歧視也並不是對我壹人，對其他他們不喜歡的男生女生也往往也公開或者背後表達歧視，說壹些侮辱性言辭。例如對壹個叫唐xx的女學生，壹些男生覺得她長得難看，五官有點像豬頭壹樣，就動輒取笑，很多時候還當面說歧視性言語或者當面說閑話、哄笑，甚至在老師提問她的時候起哄、嘲笑。平常聊天時候，例如講到小說裏醜女，也會說「長得估計像唐xx」等等，夾七夾八的罵人、諷刺。另壹個我後來去的八「壹」班的叫肖X的女生長得就我看來也沒什麽特殊，也沒聽說有什麽「劣跡」，但是可能人緣不好（被歧視對象基本都是孤立壹人，歧視又加劇了孤立，孤立無援則又更容易被歧視，如此循環），或者其他人眼光和我不壹樣，許多人看見她就像看見屎壹樣感覺惡心，進行歧視、排擠，被老師提問時候、在走廊走過壹群聚堆學生的時候，總是伴隨著異樣的眼光、喧嘩、嬉笑。當然還有壹些其他男女生也有被歧視的遭遇，不過她們是比較突出的被歧視者。這種歧視和平常同學之間開玩笑完全不同。善意起哄和惡意起哄還是很明顯可以區分的。她們並沒有侵害其他人的利益，但是就是因為長相、舉止、沒有朋友或者說「幫手」，而成為歧視、孤立的對象，成為其他人排解學習壓力、發泄在家庭、學校老師或者其他同學那裏受的氣而轉移來的惡意惡行的承受者。

對於這種女生基本就是言語和行為上的歧視，而對於男同學，除了歧視之外，如前面提到的，當然還有直接的拳打腳踢了。被霸淩的男生基本都是比較矮小、瘦弱（不過也有不少「小胖墩」被欺辱），就像壹個叫劉x凱（前面提到過）的學生就因為比較矮，又很胖，還有點「傻氣」，就經常被其他人吆喝（很不禮貌的像叫狗壹樣的叫他）、恐嚇，有時候還會被打。還有像齊xx、梁xx、張x、曹x等人也都是類似被欺侮的對象，當然具體情況會有所不同。不過由於前面提到的為什麽被霸淩學生不敢反抗的那些原因，他們很少去告老師（個別時候被打急了會，但是也沒處理誰，也沒避免再次被打，還多受壹次因為告老師而導致的報復性毆打）。

而我開始沒有搭理他，但是後來他又罵，然後這壹次我把那個王若斌的桌子上的書全都推到地上，抓住了他衣領差壹點打起來，但是後來被拉開了。不過各種報復很快到來。首先，各種挖苦諷刺更加肆無忌憚，持續到初二重新分班之後，而且越發嚴重。他在新班級和我又分在了壹塊，這個班裏正好又有幾個特別兇狠的混混，例如李治。他們有時候就故意課間時候在眼前晃悠，不提名的罵人，或者陰陽怪氣的提名但是什麽都不說，說話陰陽怪氣或者擺出壹副「我就這樣妳能把我怎麽樣」的表情。當然，我也很看不慣他們，尤其看不慣他們耀武揚威，欺負他人，所以也是導致關系僵化的原因之壹。這種環境讓孤立無援的我感到了比那次十幾人拿磚追我更大的恐懼。因為那次只是壹時有人找麻煩，而現在則是持續不斷的、低頭不見擡頭見無法躲避的矛盾。有時候我瞟壹眼他們聚在壹起說話，王若斌就沖我大喊壹句：「別斜楞眼（看）」，七八個兇神惡煞壹樣的校霸混混有事沒事都到處晃悠，而他們欺負他人時的兇惡，讓我精神處於高度緊張狀態。還有像平常很多人罵人說臟話，其實或許其他人不覺得嚴重，但是我在家裏雖然經常聽互相吵罵，但是因為都是直系家人，很少有用臟字罵的（當然我姑發瘋時候例外，例如罵什麽「X了個血X」，但是我小時候也知道罵人不好，不好意思這麽罵），自己也不會（到了高中才開始會罵），所以對此極為反感（現在不那麽激烈反感了，因為見多了。當時覺得這些很不好，但是其他人不以為然。就像我去縣教育局反映那些學生找麻煩，有個女職員就說「我們小時候誰沒罵過人」，但是我在上高中以前還真沒用帶生殖器官、父母家人那種話罵過超過三次）。

至於背後的詆毀中傷，那更多了，我聽見過他們議論很多其他人，自然也會議論我非常多壞話，究竟有沒有、說的多惡毒他們心裏最清楚，他們敢發毒誓否認嗎？這時候心理恐懼，加上喚醒了以前在家遭遇的恐嚇，估計就是這個時候，心理開始迅速扭曲，抑郁癥、焦慮癥這些心理疾病也是這壹段時期逐步形成。除了言語上的諷刺和恐嚇，更嚴重的是開始有人在後面投東西。例如壹截粉筆、壹個筆蓋、小碎石子、書或者作業本之類的東西。往往在課間寫作業或者午自習趴在桌上休息時候，突然扔過來這個東西砸在頭上，回頭壹看又看不到誰扔的，就非常的惱火（當然只是針對惡意的襲擊，對於不是有意的我不會反感。就像有其他男生女生在玩耍或者遞書過程中有粉筆砸我頭上身上，或者作業本落在身上，我不會發怒，有兩三次這樣的情況，我都不會在意，因為很明顯知道不是故意的。這壹點我還是能區分開的。當然也有部分時候沒區分開）。這種騷擾不勝其煩，有時候砸的還很疼，不過這是次要的，主要危害還是導致沒辦法集中精力學習，連休息壹會都不安寧，心裏壹秒鐘都靜不下來，總怕後面有人投什麽東西騷擾，就像睡前的人等著樓上的人在扔了壹只靴子之後扔第二只，第二只不落心裏壹直不能安生。而我則是被用這些小東西扔了壹次又有二次，又有三四五六……次，有無數的「第二只靴子」，這樣神經壹直高度緊張，心神不寧，思緒混亂，加上那些恐嚇，整個人精神有些不正常了，疑神疑鬼，個人衛生更不註意了，天天走量低著頭無精打采的，學習上也開始走下坡路。

當然，除了外界這些欺負，因為我個人不適應學校集體生活，被孤立，形單影只，沒有特別好的朋友保護、替我想辦法或者排解恐懼，加上心理承受能力差（如果上過小學，對罵人、投東西、推搡、起哄等各種挑釁習以為常，往往就不會有特別強烈的反應，不會那麽敏感和反感），所以也使得這些恐嚇、騷擾對我的影響比同樣加諸在其他人身上造成的負面影響嚴重的多。當然，這個過程裏我也激烈反抗，例如告到老師那，但是沒有監控，而且這些也夠不上開除，老師也沒辦法。我又反映他們抄作業、上課說話、吸煙這些問題，現在想想很幼稚，我那時候這樣做只是想打擊敵人，讓老師懲處找我麻煩的人，因為又打不過壹群人，又沒有各種壞手段，缺乏其他反製措施，只能用這種方式打擊對方，但是也沒什麽實際效果。結果這些行為反而讓我更加不合群，其他和我沒矛盾的人（但是可能也吸煙抄作業，雖然沒舉報他們，我只針對得罪我的人，而且壹共也沒舉報幾次）也對我很厭惡，自己越發孤立，行為也越發極端，即使有個別和我沒矛盾的混混學生平常表現壹點點善意，我也厭惡的走開或者壹臉鄙視，還惡聲惡氣的說話，有普通學生和我打招呼我都不回應，這樣樹敵更多了。

我父親也來過學校找老師處理這些問題，但是家長和老師都解決不了，也不可能天天在教室保護住我，所以自己在環境和心理的雙重影響下開始做壹些極端的事情。（現在想想根據有些事情比較後悔，例如其他人吸煙什麽的和我也沒有關系，其實那也是他人壹種自由。尤其我這樣容易在客觀上波及沒有得罪我的人，導致矛盾面擴大，很不好。但是話說回來，在這種惡劣環境中，又如何學會正常的充滿友善的人際交往能力呢？這種沖突不僅本身影響我的學習或生活，還讓我失去了正常的學習他人交際能力、正常為人處世的能力等人的基本生活能力。就像個人衛生問題，如果有良好的環境和勸導，我很快就能改了這些毛病，而充滿惡意的環境只會讓我逆反的拒絕壹切批評，包括合理的和善意的）（其實有壹些就是開玩笑性質的，但是自己因為分辨不清哪些是開玩笑哪些不是，加上前面遭遇過的壹些校園暴力，讓自己防備心太強，疑心太重，過於敏感易怒，導致自己有時候把並不是太惡意的事當成敵對行為，我也有很大責任）

因為打不過他們那麽多人，而且單挑也打不過（前面說過了我體弱多病），所以我就把帶尖的圓規和小裁紙刀當成防身工具。在這種恐懼和壓抑之下，我曾經有壹次在做操時候拿著它對著王若斌站的揮舞了很多下，當然並沒有真刺，還離了壹些距離。我想通過這樣震懾他不讓他再投東西或者罵人，但是並沒有效果。相反，寢室又出了問題。他為了報復（也可能是其他同黨學生做的），在放假那天中午，我回了寢室發現我的被子被扔在地上，還踩的帶水、泥土的腳印，上面估計有人潑水，特別濕。我就特別惱怒，問寢室裏是誰幹的，他們都不說話，我去教導處反映，結果那七八個混混竟然壹路跟著（而且是緊貼著，還互相遞眼色，有時候圍攏在我身後，有時候壹個跟壹個像跑操壹樣站成壹隊跟著）到了教導處門口，站在外面向屋裏看，什麽話也不說，我去了值班室打電話，他們又跟到值班室，我回教室，他們又跟到教室，還是壹語不發，顯然是在威嚇我，我回寢室，他們又這樣跟回去，不打妳但是讓妳心驚肉跳，又沒辦法對付（覺得這事不嚴重的，可以想想如果自己的兒子或者女兒在學校或者放學之後被這麽跟蹤嚇唬，就算沒有動妳兒子或女兒壹根汗毛，妳會不擔心不害怕嗎？他（她）還能安心學習嗎？）。這時候有學生說是曹x做的，那個學生平常也是經常受欺負，其實只要冷靜壹想就知道，但是那時候我正在惱怒，腦子短路了，就把那個曹x的被子從床上拽下來把水杯裏的水潑上去，然後氣沖沖走了，還去告訴了老師。結果下午回寢室，發現我的被子上也全是水，徹底濕了，估計是用盆子倒的特別多的水，而且寢室壹個人都沒有。我就去值班室打了班主任和校長的電話，他們都說已經放假了，過兩天開學再說吧。開學了之後也就不了了之了，我知道肯定不是曹x做的，而是七八個混混之壹，但是沒辦法，這種事也沒證據，其他同寢室的人也都沈默，所以就這樣過去了，沒有處置任何人。

然後後來又發生了壹次潑水事件（而且是在期中考試前壹夜，反正還是有人在寢室找事），反正床鋪濕了沒辦法住，當天晚上去了另壹個寢室和壹個關系比較好的同學睡在壹塊，不過關系也不是太近，我只貼著床沿，蜷縮著在壹角迷迷糊糊睡了壹晚上。後來我要求調整寢室，老師同意了，換的這個寢室除了壹個本班的，都是其他班的，基本還好。結果這次反抗失敗之後，更加精神異常，脾氣暴躁，和其他班壹個比較瘦弱的學生吵起來我還動了手打了對方兩下，這是我迄今唯壹壹次打壹個弱者，現在還壹直後悔。

然後我又找了政教處馬主任，還寫了壹個短的信塞在窗戶裏，給她說解決八「壹」班這群類似黑社會的混混集團問題。結果到了晚上，有壹個叫周暢的學生，拿著壹個手機給我拍照（那時候因為我習慣上沒有註意個人衛生，加上每天因為這些事急得更沒空、更沒心情註意個人洗臉洗漱，不過我知道自己臉上壹塊塊的泥汙，黑乎乎很難看），所以非常惱火，就大喝讓他放下手機，他也擺出來壹副兇神惡煞模樣嚇唬我，還故意按鍵拍下，結果我出了教室門看見馬主任和班主任蘇老師在，就說妳們解決不解決這些找麻煩的學生，然後從衣兜裏拿出來裁紙刀對著自己的手比劃了壹下，結果可能當時腦子壹片空白，或者被惱怒影響了判斷力，本來想嚇別人的動作真的削了自己的手，手指頭壹下子冒出血來，後來發現直接削下了指頭肚的壹點肉。當時是在班級門口這麽做的，所以很多同學都親眼看見了。兩個老師趕快帶我去了附近診所，他們說這個外傷需要縫合，他們幹不了。然後又坐出租車去了縣醫院，縫合了好幾針才止好血。

這次事件之後，我和大多數同學徹底疏遠了。雖然因為這個事件那些混混學生被震懾了壹段時間，而且老師和教導主任親自來對那些男生講以後千萬不要跟我發生沖突，暫時終止了投東西和罵人的行為，不過更多同學把我當成壹個對他人與極大危險性的精神病人來看待。尤其壹些女生，看見我就跑，在教室裏遠遠躲開，在樓梯、走廊裏遇見我，也是極為迅速的跑步躲開，面部表情有著誇張式的恐懼和嫌棄。包括很多外班學生也把我看成怪物，遠遠的躲避著，往往還互相竊竊私語，指指點點，這種歧視是極大的侮辱，讓我從那些恐嚇騷擾的悲慘境地裏又進入無處不在的異樣的眼光的包圍之中。抑郁癥等心理疾病也在這段時間更加惡化。我很多時候都是貼著墻根低頭走路，不敢去接觸他人，連和父親見面都不想站走廊裏被別人看見，而是在挨著廁所的角落。當時的每天極為逼仄、尷尬和畏縮的生活狀態顯而易見，自己精神不斷受到打擊，精神狀態極差，處於精神瀕臨崩潰的狀況。

那時候，感覺世界充滿了惡意，到處是不友好的目光和閑言碎語。而且誰知道那些流氓惡棍會不會展開新行動，例如群毆之類，我對他們的動向和背後密謀、詆毀壹無所知，而我卻是孤身壹人，壹舉壹動都在別人眼裏。其他同學自然也不會把這些人準備幹的壞事告訴我，而卻可能把我平常壹點壹滴的表現，各種話和表情都告訴其他人。而我又聽說和目睹了很多嚴重的校園暴力，看見和聽說過很多被群毆或者被長期毆打、追打、欺淩者使用木棍或者板凳砸的被欺淩同學的慘狀。這些事就像前車之鑒，就像預告，我隨時也可能被這樣欺淩，只是因為前面我的激烈行為暫時震懾了這些流氓惡棍，使其暫時不敢這樣，但是誰能知道以後呢？壹旦示弱對方會反復欺淩。所以我時時刻刻處於精神極度緊張、恐懼之中，就像壹個落單士兵走在敵國壹個有很多狙擊手控製的城市的街區，四周都是敵意，不知哪裏的壹顆子彈就能要命，防不勝防。這些很快把自己推向了更危險的舉動之中。
這期間我還曾經找到校長希望轉班，但是卻沒有成功，甚至被試圖轉去的班裏的學生寫聯名信「上書」反對班主任接納我（這個事聽過同學和校長說過，那個同學可能出於好意，或者是以此警告我不讓我轉去他的班。而且學生和校長都提過，說明是真的，而且從道理分析也完全可能。所以這個事肯定是真的）。這也可見我的「知名度」和那些和我有矛盾的流氓惡棍學生以及其盟友在背後詆毀我的能量之大。不僅這個班級，連學校其他班級乃至其他不同年級的學生都對我充滿敵意和戒備。

當然，在那壹段日子裏，由於這種惡劣環境帶來的緊張的精神狀態，加上對初中校園生活缺乏適應，自己在很多事情上做的也有不當之處，例如對無意的別人的影響也容易大發雷霆、用非常誇張和激烈的手段對付壹些並不是太嚴重的事情等，這些行為失當也讓自己樹敵太多，將壹些可以和睦相處的同學也推到自己對立面。不過在那種惡劣環境下，自己孤身壹人，又沒有人教我怎麽為人處世，最重要的是前面六年根本沒有經歷過學校集體生活，怎麽有能力去適應環境呢？面對很多故意的敵意和無意的冒犯，自己只可能不分青紅皂白的對付，把很多人都看穿惡人，忽略了人與人之間的差別，也無法及時改正自身的諸多缺點和毛病，尤其像個人衛生問題（當然我當時那種狀況也讓很多好心的同學不敢與我溝通，不敢提合理意見，以至於惡性循環）。

當這架勢過去壹段時間之後，那些被震懾和老師訓斥過的混混學生又開始不安分，又故意投東西試探壹下我（對他們來說，有時候妳越反抗他們越來勁，越想治妳，或者挑逗下想看看妳什麽想法），我忍了兩次，他們反而決定更進壹步，在期中考試時候的午自習期間（下午還要考試），李治隔著好幾排座位拿了壹本書狠狠砸了我頭上壹下（當然也不排除是他的同夥襲擊我，他出頭找事），這次他沒有在後面裝作什麽都不知道，反而故意到了我旁邊把掉地上的書撿起來拿回原位，這就是赤裸裸直接的挑釁了，這時候他也有準備，好幾個狐朋狗友在後面坐著，我直接去質問肯定被打，所以決定下午找老師。

我又給班主任蘇老師和教導處馬主任說，她們早就對我告狀司空見慣，本身也都煩了，所以只是說會去問的這些套話。後來我又去反映了好幾次，她們開始說李治不承認（發生後面說的那個潑水事件後校長親自問他，他承認了），後來我壹直要求處分他，讓他簽違紀卡，結果蘇老師竟然弄了壹張假的（只是卡片是違紀卡，她自己寫自己簽，按說應該是違紀學生本人簽字的，也沒公章的）來敷衍我，我又找馬主任，結果曾經經常和李治在壹塊的壹個外班學生（不知道名字，但是看見過幾次他和李治在壹起）還跟在我後面，在和馬主任說話時候（在大院裏），他壹直站在側面兇惡的盯著我，還聽我和馬主任說了什麽。平常耳聞目睹了很多嚴重的校園暴力事件，壹些同學被群毆，壹群人亂踢，有時候還拿板凳砸，每次看到聽到這些事內心就恐懼。越是恐懼越激動，越想解決問題但是無果。這種跟蹤就是可能要襲擊的前兆。

因此我就極為惱怒，也知道找老師是解決不了問題了，只能自己解決。加上這些天受的歧視，以及又重現的投東西騷擾，我準備了壹塊磚頭和壹杯開水（壹是為了壯膽，二是防身），在課間直接站到講臺上，當時大概說了要李治承認投東西砸我，還有王若斌投東西、罵人，還說妳們為什麽不敢承認這些話，然後李治就沖上講臺非常兇惡的看著我壹步步逼近，女班長段xx還喊了壹聲他的名字讓李治下去，但是他反而更猙獰著瞪我，步步緊逼，我拿開水潑了壹下，他躲開了，我拿起來那半塊磚，他還把頭伸過來說，來來來朝這砸，我當時壹膽怯，沒敢真砸下去，就說，我去找校長，很狼狽的要走，這時候才發現剛才那壹下潑的開水澆到了正在下面給其他同學講解的女英語老師頭上，而且燒傷的很嚴重，不過我當時腦子壹團亂麻，加上李治的恐嚇，所以直接去樓下校長辦公室了。這時候王若斌還在後面怪叫著大喊壹聲：「還不回班」，整個教學樓都能聽見，那聲音大的放在人民大會堂不用擴音器全會議室也能聽見（壹點不誇張，絕對能），即使我這樣做了他還如此囂張。

我頭也不回的去了辦公室，大概講了壹些前因後果，王校長讓我坐在屋裏等著，過了壹會，蘇老師和那個英語老師壹塊下樓來了辦公室，她們就都哭了，尤其那個英語老師看來燒傷不輕，我壹下子給她跪下來了，說不是故意的，我是想對付李治（如果燒了他我絕不會跪，道歉估計都不會），還要磕頭時候，她們趕快把我拉起來了。然後我父親也來了，在學校商討了這個事情，有壹個其他班的班主任說，妳這種應該送到拘留所關上十天半月，其實如果按法律規定是夠了輕微傷甚至輕傷了，但是他們並沒有追究刑事責任，那個老師和他們家人連經濟賠償都沒有要求給，我現在還壹直特別愧疚，很後悔這個行為給她帶來的傷害，也讓我壹直背著這個燒傷老師（而且還是女老師）的罪名，到現在還背負著這個汙點，壹直為此擔憂和痛苦。這個事情之後我在這個學校實在待不下去了，所以主動離開，又去了第三個學校。這時候是2009年初了。

我初中上的第三個學校是道口鎮第二初級中學。初去學校時候，好幾個老師都很熱情，尤其看見成績單知道我成績在抗大壹個年級600多人裏排到前50（還是因為以前看過中學課本，雖然有這些騷擾恐嚇，但是又沒有其他玩樂分心，甚至用拼命學習逃避其他，所以長期排在前100，最高考過前30名），所以也比較喜歡我。雖然對我為什麽轉校有些疑慮，但是還是比較輕松的入學了，班主任閆老師甚至還專門給我安排了壹個靠前的座位，把原來坐的那個人調到後面。壹開始我很註意個人衛生，還有言談舉止，想珍惜住這次機會，洗心革面，吸取前面的經驗教訓，避免再和他人發生沖突。
開始壹個星期基本沒啥事，但是壹個縣城，我在抗北已經出了名，「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裏」，很快這個班裏很多人都知道了我以前的事情，壹些人對我的態度也開始轉變，尤其是那種混子學生，他們很快就對我產生了戒備或者說敵視。壹些瑣碎事情又讓自己心煩意亂，例如那個為了我騰了位置的學生經常坐到我同桌的位置上，還在早讀或者自習時候吹吹唱唱，手舞足蹈的，我因為前面的那些經歷，就比較敏感，很反感這種不正經的行為，尤其影響學習環境很不好，所以就給老師反映了下，不過為了不得罪人，我當時特意叮囑老師千萬別批評他或者處罰他，只是旁敲側擊好生好氣說壹下別讓他再這麽做就好。但是後來老師還是把他叫到辦公室訓斥了壹頓。後來沒出什麽報復事件，但是這事加上那些傳言，自然和壹些同學有了隔閡，雖然歧視沒在抗大初中那麽嚴重，但是或多或少就有了壹點。

這時候，班裏又轉入壹個新學生，叫文海川。這個人非常兇惡，不僅說臟話是家常便飯，還喜歡打人，手的力氣非常大，壹捏其他人的肩膀或者胳膊，像鋼鉗壹樣，那人就痛得很還動不了（他上了兩個月左右就被學校開除了，原因是頂撞和威脅班主任。後來回教室收拾他的東西時候還順手打了壹個平常很溫順的同學壹巴掌還是擰了壹下），也這麽按過擰過我的肩膀，感覺非常的痛。結果調座位時候他坐在了我後面，動輒狠狠拍打我，還不給錢情況下讓我去給他到食堂買飯，不答應就抓住我胳膊怒目而視，所以我想換個位置坐。

這時候老師就比較反感了，壹方面她可能聽說了我在以前學校的事情，態度有了很大轉變，加上我第壹次來學校已經挑了個座位，又換位置也不合適。但是我特別恐懼反感文海川，很想調座位，結果就找了好多次閆老師，老師後來說，那我問問誰願意跟妳做同桌，結果因為我在以前學校發生的事情的那些傳言，加上自己比較敏感而告的那壹狀，其他人因此不願意和我做同桌，事情就暫時僵著了。結果這天晚上，班幹部張瓊突然來了我的寢室（他是住在另壹間寢室的），還命令其他人把寢室門關上，我看見他不懷好意的來，我想出去，他就說「坐著別動」，還伸出胳膊阻攔，讓我坐那。然後就跟訓犯人壹樣，板著臉問「妳幾歲了」，我說15了，他就瞪著眼大怒說，（大概意思，原話記不清了）妳15了不懂得規矩嗎？妳壹直去煩閆老師幹什麽？別看妳個子這麽高，我高個子低個子的都打過，像妳這樣的，我打妳幾個都沒問題。我說以前抗大學校是按成績排位，他說（大概意思）妳別提什麽xxxxxx,在這個班就得服從這個班級的規矩，然後還更靠緊我的位置坐了坐，還問，聽到了沒？以後不要再找閆老師，xxxxxx（忘了具體說什麽，反正類似威脅性質的話）。然後才大搖大擺的開門出去了。

被他這壹恐嚇，我壹下子想起來抗北的那幫混混，不過他這個是明目張膽當面威脅，而且壹看外表就知道是那種很兇狠而且說得出做的到的人。我拿著盆子假裝去接水池洗臉出了寢室，乘人不備趕快跑下樓，正好在樓下看見程校長，於是我大概就說了下這個情況。他要我去辦公室，又具體寫了壹下，然後把張瓊叫來，批評他不應該這樣管理班級、不應該這樣對待同學，不應該威脅人。我當場就講了我執意調座位的原因，主要是那個文海川壹直騷擾，找麻煩，張瓊也聽見了。後來班主任也知道了這個事情，說和了壹下，看起來是沒事了。不過很快就有報復。

因為什麽原因（具體忘了，反正不在這個宿舍樓了），我們寢室要調寢，換到其他鋪子裏，結果搬到了壹排通鋪屋裏（就是人挨人那種，壹溜7、8個人挨著躺而非壹人壹鋪），張瓊負責安排具體鋪位。前面提到了我當著他的面說過和那個文海川有矛盾，結果他就故意把我安排到文海川的旁邊。那種鋪子本來就擠，中間連隔擋的欄都沒有，要是住了那還不得天天被欺負，被打。我從這個事看到壹些人真是十分陰險的動物，妳在他面前講了自己怕的事，他卻故意製造這種事讓妳痛苦，為了整治妳，連底線都不講，妳怕什麽就故意給妳來什麽。

我想調換鋪位，但是前面剛調過座位，再說這個也不方便，然後我壹直磨磨蹭蹭畏畏縮縮的在辦公室還有院裏等著閆老師有空或者心情好，壹直沒敢說。閆老師看出來我找她可能是鋪位問題，對我愛答不理（後來她跟我還有我父親說了當時她看出來我是找她調鋪位，還說「我看著妳磨磨蹭蹭站在我旁邊那就是『又』有事想說」，「『又』不滿意什麽了」。這種麻煩事使得我和她都尷尬）。結果我幹脆不去學校上課了，還讓我父親去找閆老師商討壹下，最後結果是，挪了壹下，我和外班的壹個大寢室（好像是倉庫改造的，能住30多人）的壹些同學住在壹塊了，不過也有幾個本班的。
在學校，得罪壹個人，往往就等於得罪了他的壹群朋友，尤其是那種流氓混混式的學生，他們就靠這種遙相呼應、抱團欺負人、「有事」時「互助」得以在學校立足和強橫霸道。在抗北的李治、王若斌、付康等，還有壹些他們認識的外班的是這樣，二初中也壹樣有這種情況。學校裏有壹個叫周震的學生，和張瓊關系很近，而且他是本校壹個老師的兒子。壹開始入校時候，他和我沒有任何矛盾，還曾經聊過幾次天。但是自從我在抗北那些事情傳揚過來和張瓊沖突事件之後，他還有其他有些人對我就有了很大改變。平常走路遇見他和幾個人，眼神、動作跟以前在抗北時候遇到認識我的那些混子學生差不多。不過還沒演變成直接沖突。後來，我打開英語課本，發現上面被人用彩筆寫上「傻蛋」之類的侮辱性話語，書裏邊還有人用彩筆畫的類似侮辱人的圖。這種情況更沒辦法解決，我總不能壹天不離地方的看守著這些書吧。而且因為被孤立，其他看見誰塗畫的同學也不會告訴我是誰幹的。

然後又發生了兩次投粉筆事件，和以前壹樣，雖然壹共就那兩次，但是又不是定時扔，誰知道什麽時候腦袋或者背上挨壹下，所以精神又開始緊張、思緒混亂，心神不定，聽課、看書、寫作業時候總在想背後什麽時候扔過來個東西砸頭上。除了這些矛盾的攪擾，還有進入初三學習日益緊張，各種要求整理內務、例如掃地叠被子什麽的事情夾雜著，本來就不習慣處理壹些內務雜事，結果哪壹件都沒幹好，還因為這些事被刁難（例如自己吃了個方便面袋扔角落，值日的沒看見，結果檢查的看見後批評了，然後值日的好幾個外班的就壹大通難聽話，也是氣勢洶洶。還有叠被子非要多麽整齊，按規定的特殊格式叠，我並不是懶，而是本來就不會這個，不知道怎麽才能那麽整齊沒有壹點褶皺，也反感形式主義，稍微窩個角有點褶皺都被批評指摘，非要人重叠，叠不好就再繼續重叠，得折騰好幾遍，雖然這些是小事，但是也是焦頭爛額。）。然後更憂慮更幹不好，整天陷入痛苦當中。這時候更沒興趣關心自己衛生了，幾天不洗臉不洗手，衣服也沒空洗。

我因此產生強烈厭學情緒，後來發展到上壹段學休息壹段，斷斷續續的開始休學，想通過這樣逃避矛盾，減輕痛苦。但是即使這樣，總有去學校的時段，也必然要和那些有矛盾的人經常見面，和其他各種異樣眼光歧視和主觀客觀上孤立我的同學呆在壹塊，雖然也有個別同學比較友好，例如借給我書、卷子，或者聊個天，沖我笑壹下，但是也僅此而已，並不能在出現矛盾時候替我說公道話，或者告訴我誰寫在我書上那些臟話、誰投的粉筆。後來壹個和他關系很好的學生於xx還故意在遇見我時候朝我吐痰，吐在我身邊，嘴裏還鼓鼓囊囊說臟話，而且看我的表情就是很反感和敵視，完全擺出壹副故意吐痰惡心我的架勢。好像除了他是周震本人還是別的壹個人，也這樣在我面前吐過。周震還當著我的面和其他同學說我告狀和他被程校長叫去談話的事，雖然沒直接提我的名，不過還罵罵咧咧的，具體臟話時間太久就記不清了，好像有這貨、這玩意、2B什麽的。那幾個人和他關系比較好，我當時也不敢說什麽反駁。在這種環境下，我整個人都快要被逼瘋了。當時精神崩潰，煩躁不安，不想學習，有時候大半夜睡不著，幹脆從學校大門上扒出來，像幽靈壹樣在街上遊蕩，有時候真希望大半夜在路上的汽車撞死自己，但是又猶猶豫豫不敢這樣。初中二年級時候，無論是在抗大初中還是二初中，整個哪壹年是上學以來最痛苦的壹年，幾乎就在死亡的邊緣。

後來就發生了投剪刀事件。我坐在靠窗位置，周震本來就和我有矛盾，坐在中間四排裏邊，我開了窗戶，他就讓我前面那個人關上窗戶，我後來又開了半截，他出門從外面用力把窗戶關上了，我又拉開，他又關上，我後來拿了壹個裁紙刀在自己桌子上劃，和他怒目對視，被老師叫過去了批評了壹頓。後來班裏又調座位，周震坐到了我後面三排。結果沒過幾天，就又有壹個東西投到我背上，不是粉筆，而是剪刀，雖然不是尖端直接對著後背扔的，但是剪刀銳利的那半截還是砸在我背上，非常疼，然後旁邊壹個女生看見異常，趕快撿起來這個剪子，周震從後面過來從那個女生手裏拿走剪刀，又給了我側前方坐的張瓊。

我坐在靠窗的那邊，張瓊是在中間四豎排，離我很遠，如果是正常傳剪刀，即使扔的準頭再差，也不可能從張瓊那塊地方偏到我背上，怎麽可能扔到我這裏，而且這種比較大的利器怎麽能隨便扔呢？而且怎麽正好是他們兩個和我有矛盾的人傳剪刀砸著我？所以自然是故意刺傷我，身體倒沒有多大傷害，但是這顯然是直接又陰險的挑釁，當眾用剪刀砸妳，就是要「治治我」。我不反擊，那就受這麽大的氣，還當眾丟人，天天難受痛苦。反擊了肯定會被抓住手，而且他們兩個我誰都打不過，再像抗北那樣傷人更不合適，也比較怯懦，最後還是找了閆老師。這時候壹個是她已經很知道我在抗北發生的那些事，估計還有壹些誇張變形的傳言，以及為了座位、寢室鋪位、學生矛盾多次找她解決，她早就對我反感厭惡了，所以很敷衍的說去了解壹下。我後來又催她，她說妳還學習嗎？天天考慮這個事。我說誰知道他以後再投什麽東西，而且被紮壹下天天還得和他見面，不敢吭聲，天天這種環境怎麽學習。後來她當然還是把對方的解釋給我說，就是遞剪刀扔錯地方了，其他同學也都不願意出來作證，都說沒看見，包括那個撿剪刀的女生。而且還說我「就妳事多，就妳特殊」，我說這種事應該在學校通報批評（那時候比較幼稚），她說那妳以前做的事呢（指在抗大初中自殘、潑水燒了老師的事），應該全縣通報批評。

其實如果只是投剪刀這壹個事也就罷了，但是前面和張瓊、周震的沖突，還有因為這些矛盾造成的歧視、孤立，加上休學了壹段還不能安生，周震在和我在老師面前對質時候也是壹副滿不在乎的樣子，以後上學天天還要面對這些欺負人但是還趾高氣揚的臉，天天見面看見他們幾個還得躲開，又沒能力像其他拉幫結派的人那樣打群架報復，單挑都打不過，那時候感覺人生就毀在這些個（這三個學校）的不講理、喜歡找事、欺負人的流氓混混手裏了，學習也學不進去，天天擔心再找麻煩，背後投東西，又時不時看見他們在那議論，不提名字罵人，女生也是異樣眼光看著落魄如此的我，所以決定不管怎麽樣也要出這口氣。

既然打不過，老師校長又沒辦法處理，我當時覺得教育局比學校大，於是就去了中心學校（負責管理全縣初中的）和教育局，結果他們都說這個還是讓學校自己解決吧（其實在抗北上學時候就因為處理找事學生和調班找過縣教育局和中心學校，包括找過教育局副局長李xx和紀檢書記馬xx，但是沒什麽用，學校的事還是學校內部自己處理，涉及到的是學生不是教職工，教育局也沒辦法，但是當時就覺得誰官大就找誰，讓官大的壓他，現在想想很幼稚）。不僅沒能影響到他們，反而周震更囂張了，他讓另壹個學生（就是前面提到的那個沖我吐痰的於xx）給我說班主任在教學樓下面壹個拐角那有事等我，我當時就奇怪為什麽不在辦公室，結果去了之後看見周震和幾個可能是外班（反正這些人都不認識）站在那，他看見我立即沖著那幾個人說話，對我指指點點。很明顯其實意思就是恐嚇，就是說我找了壹些妳不認識的人認壹下妳的臉（以後打妳就方便），本來他可以把那些人拉到教室外面直接認我，但是卻把我叫去樓下，這顯然就是公開恐嚇了。後來我給閆老師說了，她找了周震，周震也承認了，不過他說他這樣做是想找我談談，但是當時我出現之後他也沒叫住我談什麽，壹個字都沒說。

面對各種不定時也不知道具體可能有什麽形式的找麻煩的情況下（主要是出於可能被攻擊的恐懼和被對方威脅卻無法反抗的憤怒），我那時候又犯了幼稚病，加上那時候可謂走投無路，不知道怎麽解決這個矛盾和發泄委屈，就坐車去了兩次安陽市教育局（滑縣屬於安陽市管轄），還寫了兩份反映問題的材料，要求很過分，很誇張，要求處理「不作為」的老師和校長，還要求召開學生大會處分周震等人，這是2010年初的事情，壹共也就去了兩次，後來也沒什麽下文了（因為我後來也離開了這個學校，原告都離開了當然後面就沒什麽處理），不過現在感覺不了了之倒是合理的，也是個好事，畢竟自己不會在當時就變得在全國知名，搞得像唐慧壹樣，而且我這個確實是小事，這樣做對自己名譽損害最大。此事之後，我壹下子變得更知名了，無論教育局領導、學校領導、很多老師和同學全知道了我的「大名」。

現在想想很後悔。其實那時候對這些學生，老師確實也沒什麽辦法，沒有直接打人，沒辦法開除誰，而且事實上前前後後他們也為我做了很多事，閆老師從入學時候給我排座位、後來考試又關心成績、開始出現矛盾時候也盡力幫我解決，在出現壹系列事情前也很和藹，以前我在其他學校時候的事情傳過來，他們也沒讓我退學，校長也很耐心的給我解釋為什麽沒辦法開除這些人，還和顏悅色做我的思想工作，希望我正常上課學習，包括還批評其他學生，不管有沒有用，但是至少他們都做了，已經盡其所能了，何況這個校長據說都挨過那種流氓惡棍學生襲擊過，等於比我的事還嚴重的多，他們也沒因為這些個事情生氣的不幹工作了。而且他們又不能24小時看著我，保護我，老師和學校領導都盡到應有義務了，我告的狀要求處理他們，這確實無理，還鬧得沸沸揚揚，地覆天翻，盡人皆知，從市教育局到縣教育局、學校領導和師生成百上千人都知道了（壹個15歲的學生拿著打印的自己寫的幾千字的告狀信去市教育局，確實比較驚世駭俗的，尤其在中部縣城）。除了讓別人更認為自己神經不正常，讓自己更被歧視和面對異樣眼光之外，還給老師、校長抹了黑，傷及無辜，也沒懲治住那些學生，做了壹件大錯特錯的事，給自己和其他人都造成了很不良的影響。這個事情壹直後悔到現在。

但是想想，那時候也沒有其他方式解決了，或許因為這壹告，加上前面的反抗，包括反映到縣裏教育局還有校長那裏，讓他們不敢群毆我，無論在校內還是校外，因為不知道我可能把事情鬧得有多大，不知道我還會有什麽激烈或者匪夷所思的反應，可能會想，真打傷了我，會不會去市公安局、省教育廳反映什麽的（要真被打了，那真有可能去）。可能起到了這種震懾作用吧。而且周震是學校教師子弟，他們確實庇護他不受處分，還把扔到我背上的大剪刀說成是「指甲剪」，避重就輕。還有後期老師很不耐煩說「就妳事多」，「就妳特殊」、「妳惡人先告狀」之類，還有壹些其他難聽話，態度變得強橫惡劣了些，所以那時候也是正在氣頭上，當局者迷，不打壓敵人的氣焰就過不下去，而且也沒其他解決辦法。而且很多學生都會見風使舵，看老師的眼色行事，如果老師不待見我，他們會更加變本加厲的欺負我，很多處於旁觀者行列的人也會加入其反動陣線，或直接當面或背後譏諷攻擊我，或以嘲笑的態度冷眼旁觀我的窘境。在這個時候我必須求助更高層級的教育部門人員來緩解這種危險的沖擊。而且看不慣周震張瓊等人那種壹副滿不在乎囂張跋扈的樣子，所以非得治治對方不可，就算處理不了對方，也得惡心壹下他們，給他們以及他們家長造成壹些麻煩，以反擊他們對我的各種攻擊。這樣做顯然惡化了和老師的關系，而且還是沒解決問題，也把和老師同學的關系徹底搞砸了，看來這樣也沒什麽用，我幹脆徹底休學了。

我上學這好幾年出現的這幾次激烈的反擊如潑水、告狀、紮人、站桌子上吐痰等（除了前面提到的，後面還有），除了因為對方特別可惡，打不過對方、對方人多勢眾壞心眼多，加上自己不適應學校生活不知道對各種具體沖突如何合理應對、長期處於受威脅和惡劣環境中精神緊張容易舉止極端之外，自己也缺乏與這些流氓惡棍長期慢慢鬥爭的心思和能力。如果天天想方設法對付別人，肯定影響學習（有些人或許能做到學習後對付他人兩不誤），而且很多學生根本不怕小打小鬧，妳和他對罵或者平常告小狀他們根本不在乎，而且妳這樣他們更來勁，根本遏製不住他們的攻擊和挑釁。只有用特別激烈、特別嚴重的行為才能壹定程度震懾這些流氓惡棍或者其他威脅、侵害自己的學生，讓自己有片刻的安寧與安全。

很多長期被欺淩的學生很多都是比較懦弱，欺淩者吃準了他們不敢真的激烈反抗，所以才肆無忌憚的謾罵、毆打。他們知道絕大多數人不敢徹底撕破臉對抗流氓惡棍，而且沒有殊死壹搏的勇氣和破罐破摔的魄力，哪怕自己是破罐，被欺負慘了也不敢反抗。這些流氓混混見多了偶爾回罵、還手或者告到班主任那的反抗，作用微乎其微，所以他們早就不怕這些了，對這些小打小鬧的反抗滿不在乎。而且只要被欺淩者做這些，最終壹定會被報復，只是在當天還是在放假前或者更長時間之後（多數都在過壹兩天或者放假時候）報復而已。這些隔靴搔癢的反擊不僅不能製止欺淩，他們會更加囂張跋扈，目中無人。尤其當他們看到被欺淩者投訴無門、反抗力量不值壹提，往往會手舞足蹈十分高興，嘲笑被欺淩者的弱小，更想辦法捉弄、謾罵和毆打弱者。就像壹些校園暴力視頻中壹群人踢打壹個人，看被打者無力反抗、抱頭躲閃卻無處可逃而興奮的爆發哄笑壹樣。

他們認為我勢單力孤，怎麽不了他們，製不住他們，不能把他們怎麽樣。無論是欺淩者還是旁觀者，看見被欺淩者的軟弱表現，不僅不會同情，反而會認為其「慫了」、「沒本事沒能耐」，加以各種嘲諷、調笑，被欺淩時的慘狀也只會成為他人茶余飯後的談資，而沒有人為此感到義憤和仗義執言。妳理性平和的去講道理，別人只會覺得妳是「傻蛋」，覺得妳好欺負、膽小畏縮，而不會因此尊重妳，更不會幫妳解決問題。所以我只能反其道而行之，用特別激烈特別強硬毫無回旋余地和完全不能退縮而且後果非常嚴重、這些人往往想不到的方式、極具震撼力的方式反擊，才能把這些不怕告小狀、不怕偶爾回罵和還手的敵人暫時的震懾住。我只有幹他們以為我幹不出來或者不敢幹的事，只有做出超出這些流氓惡棍預料的反抗方式和程度的事，才能對他們產生實際的反抗效果，否則他們不會有任何痛感和損失，也不會收斂。只有這樣才能讓對方真正受到損傷，讓老師和他們家長給他們施加壓力以使其有所收斂。

而且在那種壹個班七八個流氓惡棍，和他們劍拔弩張時候，只要自己放松和軟弱，對方必定得寸進尺、挑釁試探，所以只能壹直采取高壓態勢，在每壹件事情上都堅決反擊，錙銖必較，只有壹直保持強硬才有壹線生機。只要自己示弱，這些人以後就會天天欺負妳，有事沒事都來找妳麻煩。正是因為這樣，他們才不敢把用在其他被欺淩者身上的方式100%用在我身上，才以壹己之力打退數人乃至十多人的猖狂進攻。否則我跟其他的那些被欺負的人的狀況就差不多了，就變成這些人隨時可以欺負取樂的倒黴蛋。尤其看到那種流氓惡棍學生擺出壹副「我就這樣妳能把我怎麽樣」、「我就說妳了欺負妳了妳也不能把我怎麽著」的嘴臉，就格外憤怒，難以控製自己的情緒而作做激烈的事。當然這也會帶來巨大副作用，具體的惡劣影響前後都講了。不過既然妳示弱或者逃避也換不來同情與幫助，采用激烈手段反擊也是不得已的選擇了。此外各種孤立、歧視、當面或背後詆毀，也讓自己內心充滿憤怒，在這種冰冷的環境中，我有什麽選擇呢？那些認為忍忍就過去了的人可以經歷下被全班絕大多數人當神經病對待、女生看見之後就跑的遠遠的、滿臉誇張的厭惡表情、眼睛裏充滿嫌惡與鄙夷的這些情況，在這種環境下，不逼出事才是奇了怪了。在這種令人絕望的惡劣環境中，善意得不到回應，只能用暴力來維護自己的安全和尊嚴，才能把各種惡氣稍微出壹點。

後來就住在了外邊旅館，因為不希望其他人（包括家人）知道我在哪（當然也不希望被那些和我有矛盾的人找麻煩），還用了假名登記（那時候我們那小旅館還沒有互聯網登記那些規定，當時很多也不查身份證），然後就渾渾噩噩的看電視，或者到處遊蕩。自從上初中離開家庭，很少再回去。我住在外面也是壹種對長年拘禁在家的壹種逆反。我壹秒鐘都不想在那個拘禁我十多年的家庭呆了，哪怕後來家人做出了壹些彌補。只要不住在家裏而是外面，就有壹種解放的感覺，不再受各種管製和束縛。當時心裏滿腦子是仇恨和不安。

這時候因為壹些原因，我見到了我母親，並且在她家住了些日子。這差不多是我長大以後第壹次和她交談了很多天。不過因為長期不在壹起，生活習慣等問題的隔閡，關系並不融洽，她丈夫也比較排斥我，我暫時住在她另壹個兒子屋裏時候，晚上冷的時候連開個空調都不讓，奪過來遙控器立即關上。但是後來她兒子回來，立馬就打開了空調從早到晚天天開著（只要他在的時候）。之後讓我搬到了壹個雜物室，裏邊什麽取暖設備都沒有，弄了壹個小床（類似醫院陪護買的折叠床）和壹些其他人用過的老棉被子（那種老式的很重的棉被子，和他們蓋的完全不同）湊合著。我不計較物質本身好壞，再苦的日子都曾經有度過（例如小時候經濟拮據時期，壹些內容現在不方便說，以後采訪可以當面講），我對物質沒有多少要求，壹天吃壹頓飯兩個饅頭壹碗湯，穿破衣服、在沒空調暖氣的屋裏凍得腿疼，這些都沒關系（這些都經歷過），只是憤怒於這種差別對待。

他們四口（我媽和她丈夫還有兩個兒子）和我住在壹套房子裏，但是卻有這麽多顯而易見的區別，能夠如此厚此薄彼。而且生病了加上父親去外地有事壹時沒有錢，我找她借錢也很不願意。雖然挺難受，有時候比較憤恨，不過這些也能理解，畢竟突然來了壹個「外人」「入侵」這個家庭，影響了他們三口之家（大兒子上大學平常不在家，壹般就他們三個）的幸福生活，還多了壹份飯，每天進進出出各種不舒服，連提壹下我父親工作單位的名字，我母親就趕快說讓我小點聲，別讓她丈夫聽見，這種環境當然不可能呆太久（不過話說回來，除了我媽，其他陌生人也不會收留我啊。即使有不公但是總是給了我吃住）。

當然她也給了我壹些幫助，給我又找了壹個學校（抗大南校，和我初二時候上的學校是兩個系統的，雖然名字是南北校之分，但是實際上沒有什麽關系，只是地理上挨著），還送了些衣服，有新的，也有我表哥穿過的。有時候說話上也很關心，還托壹個有親戚關系的老師照顧我。在這個學校呆了兩個月時間，我比較謹慎，而且班主任和英語老師都和我母親很熟，部分學生也知道，所以沒有發生大的沖突，但是因為前面那些事，壹些知道前情的學生當然還是拿有色眼鏡看我，自己也因為前面的經歷比較敏感多疑，還是有了些沖突，後來感覺怕再鬧到以前學校的地步，幹脆不上了（例如和壹個學生有矛盾，而且又是結夥成派的，我害怕報復不敢回寢室，說肯定有人等著我來找我的麻煩，老師還不信，後來那個照顧我的英語老師帶我回寢室，果然發現那個我告的學生坐在我寢室裏，還有其他幾個和他關系近的人也在這個寢室坐在好幾個鋪位上（他們本來都不住在這個寢室，平常也沒見過這些人壹起來這個寢室），他們看見我旁邊還有老師所以才沒敢威脅或者其他進攻滋事）。

然後，我壹直休學到中招考試，等於中招前的三個月左右都沒有上學。這期間，還是住在外邊旅館裏邊，精神還是緊張敏感，噩夢連連，基本都是學校打架的事情，還有那些囂張的面孔。中招時領準考證都小心翼翼的，不敢見以前的同學，所以領證時候還壹直拖著不去，最後等其他同學都坐車去看考場時候我才找到老師偷偷拿準考證，老師還壹直埋怨怎麽這麽晚來，其實我早就來了，只是想等其他同學走了之後再領，省的別扭。在中招考試時候，我還帶了比較長的水果刀進考場大院防身，要是有人趁機騷擾我我就真的會用刀刺甚至殺了對方，結果竟然沒有人找麻煩，對我是壹種幸運，對那些有趁這種考試關鍵時刻騷擾襲擊我的想法但是沒付諸行動的人更是壹種幸運。最後中招考試，因為前面長期休學，物理化學沒怎麽學，當然考的很糟，不過還是通過了滑縣第六中學（僅次於壹中的縣級高中）的錄取分數線，雖然壹直想去外地學習，但是分數不太高，加上還是想在本地試試，看看高中是不是有好轉。

因為前面長期休學，物理化學沒怎麽學，當然考的很糟，不過還是通過了滑縣第六中學（僅次於壹中的縣級高中）的錄取分數線，雖然壹直想去外地學習，但是分數不太高，加上還是想在本地試試，看看高中是不是有好轉。

結果，高中還是那些人，每天都能看見很多以前認識的人，包括那些流氓惡棍，暫時還算平靜，畢竟剛剛開學，這些人還沒籌備好怎麽發起攻勢，還有壹些熟悉或者陌生的同學對我很有善意，各種偏見還沒形成，很多事還沒傳播，所以還湊合。其實在那大概壹個月裏，還是有很多人對我有善意的，畢竟剛開始，很多同學還不知道我以前的各種事情，加上自己註意了壹些外部形象，加上壹些其他原因，例如我母親正好在六中教學（雖然並沒有仗她勢力幹什麽，和她關系壹直冷淡），而且恰巧教的我所在的那個班，壹些同學知道這壹點，暫時沒想找麻煩。所以壹度在班級裏還比較和諧（不過隨著時間的推移就不壹定了，以前以及後面很多學校都是壹開始很好，慢慢就出了各種問題）。但是初中那些事在腦子裏的陰影壹直揮之不去，總想著當初得罪的那些人必然會報復，結果軍訓半截我又休息了，等到正式上課才回來。這時候就又看到學校裏有學生被威脅，我的同桌就因為發書時候給壹個人說了壹句（大概）「妳怎麽不早點拿」，說話語氣比較重，過了壹會就有個膀大腰圓，壹看就很兇惡的人，就給他說「妳說話不會註意點」「妳以後小心點」之類幾句話。

這時候又天天能夠看見那些以前有矛盾的人，心理陰影越來越強，總是想逃課，又想到中招考試因為這些人考砸了，休學了好幾個月，每天到處跟罪犯壹樣躲藏，我總不能壹直這樣吧。然後就又走了極端。這時候的心態已經是類似於半個加害者了，很想找機會出以前的惡氣。然後和壹個叫王xx的學生發生了口角，因為他倚著我的桌子壹直晃悠，我就讓他別晃了，他壹開始說過「不是故意的」，但是後來他還壹直這樣晃蕩，連續幾天，我就惱了，在背後晃桌子，還踢了他腳壹下，想讓他起來，他反而說「妳繼續晃，太舒服了」，還更加用力用背靠住桌子，故意晃蕩擠撞，我寫字時候桌子就因此壹直動。後來他書掉前面地上他不僅不拾還往後踢，還當著我的面給他同桌說「我以為是王慶民的書呢（所以故意不撿）」。然後我就急了，又想起來李治在班裏60多人面前那次把頭伸過來，讓我拿磚頭砸，我沒砸結果狼狽的跑了，感覺特別羞辱，非常丟人現眼。還有後來對付王若斌、張瓊文海川他們都是告到老師那也沒解決問題，而且告狀反而被看不起。看不起告狀，那我必須自己動手嗎？然後又打不過這些人，難道永遠這樣嗎？在前面的幾個學校壹直都是我退學逃避，嚴重影響學習和生活，而對方安然無恙，初三時候休學總長達到半年（前半年斷斷續續休學，後來又從二初中退學，在抗南學校又在中招前休學了兩個月），難道永遠這樣逃避、耽誤自己？這樣下去還怎麽學習呢？

當時心裏邊仇恨很大，而且由於初中那三年經歷的事，在學校壹直處於精神高度緊張之中，尤其遇到這種故意激我的時候，情緒就容易控製不住。上次竟然忍了李治的激，這次再忍更是受辱（雖然這個事情壹定程度是我先挑起來的），別人更為認為我慫包、滖逼（膽小畏縮）。有些人以為我即使自殘也不敢傷別人，非常懦弱，更會嘲笑我。我要讓那些料定我不敢動兇器的人知道我究竟敢不敢。自己壹旦被嚇住，會有更多人欺負。我見過那麽多因為示弱被別人欺淩的人。其實最主要是因為前面斷斷續續退學休學，耽誤自己學業，因此非常惱怒，壹直憋著很多氣。那天下午又想到這些，我就拿起桌上的裁紙刀，對著王xx背上刺了壹下，還擰了壹下，還說了壹句「殺了妳」，拿起水杯砸了對方。因為那是夏天，王xx只穿了壹件汗衫，結果壹下子就刺的很重，其他學生趕快把他送到醫院（據說後來縫了好幾針，還住了壹段醫院）。

當天晚上，對方家人就來了十幾個，把去商議的父親圍住，臟話連篇，差點打起來，還賠償了壹些錢。不過對方也沒罷休，據我母親說，王xx家人又追去學校，他母親還連續好幾天坐在我媽辦公室鬧，鬧得學校中我媽很多同事都知道，最後我媽只能暫時離開辦公室不上班（我並沒仗她勢力，後來我離校，未辦學籍，等於類似開除，並沒有讓我媽利用這個職務和與領導同事的關系包庇我）。

其實這個事明顯是我的責任、錯誤，乃至違法犯罪。和他只是因為壹些小事，但是看見對方激我，或者恐嚇，總是想發火，又想起李治這種人，就把以前的恐懼帶來的仇恨爆出來，想想我挺對不起他的，我做的顯然特別過分，而且很大程度是前面事情積壓的爆發，是壹種遷怒。如果是紮的李治這種猖狂兇惡的人，我肯定不會愧疚或者遺憾，顯然我搞錯了對付對象，這個事情也壹直後悔到現在。而且手段很不光彩，不是面對面刺傷對方，而是在背後捅了壹刀，也就是常說的「背後捅刀子」的非比喻情形。這壹點我也感覺非常沒臉面。其實我做這個事很大程度上是要讓那些輕視我、欺負我的人知道，讓那些料定我除了告狀之外沒有別的辦法，肯定不敢動兇器的人知道，我是敢這樣做的。只是很後悔沒有用在嚴重欺淩我的人身上，而錯用在了僅僅發生口角的人身上。如果有人狠狠打了我壹頓，然後我用小刀還擊，我不會愧疚。我所遇到的各種我痛恨的人中，有至少30個人遠比王xx可惡（而且只是口角，可惡其實也談不上），我如果在更合適的時候對更值得這樣刺的人紮，就不會像現在這樣痛苦（如果那樣，甚至可能完全不後悔，還很高興），沒想到自己受到那麽多欺淩，而自己最激烈的反擊竟然沒有用在這些極可惡的人身上。

此外，那時候班級內學生普遍對我還不錯，至少到我出事之前還沒有什麽歧視排斥，所以我這樣做就更有愧於他們（雖然按照初中那四個學校的情況，過不了多久可能就會傳揚各種關於我的醜聞，但是畢竟當時還沒發生，而且如果我做的非常好（雖然當時幾乎做不到），或許就沒有什麽歧視攻擊了，我就能正常學習生活了）。（而且後來我還去了壹所比較好的學校，雖然二者沒有直接因果關系，但是還是有壹些關聯。所以心裏更別扭，壹直別扭到現在。感覺好像是我因禍得福，利用他人痛苦成功壹樣）

這時候我也不想去學校了，反正這種歧視、恐慌、四面受敵的情況我再也不想過了。別人欺負了我，我擔憂害怕；我傷了別人，還是我內心惶恐，焦慮不安。這時候我（其實在中招之前）就已經全縣大多數學生（縣裏學生大多數都在縣城）皆知了。壞事傳千裏，尤其是有些人脈（特別是流氓混混這種學生）的沒有壹個不知道我的。以前那種女生看見我就露出歧視，表現的很恐懼、惡心然後壹溜煙動作非常誇張的跑了的情況自然還會再現。這時候我在六中上學還不到壹個月。

然後，我就陷入迷茫無措當中。後來想想去外地試試，我父親出於對我小學沒有上導致的這些事而愧疚，所以也願意拿擇校費讓我去外地市區比較好環境的學校試壹試。過了大概壹個月，經過托關系，加上壹些巧合，又交了很多擇校費，於2010年11月下旬左右去了位於新鄉市的河南師範大學附中高壹11班學習。這個學校至少就本部而言，校園暴力還是很少的。（我從初中壹年級開始，因為與家裏的激烈鬥爭（詳情不便在文中說），慢慢得到壹些尊重，而且我又是獨生子女，所以我父親慢慢開始給我更多自主，而且長期不住在家裏，和我姑也有所隔離。在上學上也給我很多幫助，與小時候有很大差別。）

換了新環境，壹開始感覺還行。畢竟在這個陌生環境，壹下子少了那麽多歧視和冷眼，我也想重新生活，所以盡可能註意個人形象，無論是個人衛生、穿著打扮還是言談舉止。學生大多數來自市區，而且又是名校師大附中的本部，成績普遍很好（基本都是全市成績前十分之壹那壹部分裏的），所以最初幾個月很不錯，自己在前面學校積累的經驗教訓也讓我註意謹言慎行，還有註意個人外在形象。

這段時間也是我成績重新恢復期，雖然文理還沒分科，但是我專攻文科，放棄理科學習，語數英加文綜的成績迅速提高到全班前五，最高排到第二，政史地單科成績也都穩定在前三名，有時還取得第壹名成績（當然物理化學中學那段就沒怎麽學，初二才開始學物理，化學初三才有，初三我休學時間比上學時間還長，上學期間也處於各種事情中。所以我考這兩科時候就幹脆不寫了，隨手寫或者亂蒙選擇題也沒什麽意義，雖然也有過蒙題，亂塗選擇題，不過多數時候選擇交白卷。生物會做壹部分）（如果只算語數英加文綜，分數要超過壹本線不少分。因為高壹高二離高考還有距離，所以這個只能參考，不能具體衡量）。和同學相處過程中也交了壹些朋友，還有個別的算得上很好很熟的朋友了。開始時候整體人際關系也搞得還可以。即使有些人說話或者行為不禮貌，我也盡量克製。

隨著新同學互相熟識，相互認識的更深入，人們之間對其他人開始形成深入而且比較固定的印象和態度。我雖然盡可能融入新環境，但是歸根到底，在初中只是學了人際關系的皮毛，而沒有長期、深入了解和參與同學之間人際交往的能力。當然，這不僅和沒有上小學這個根源性的原因有關，也和扭曲化了的初中學校生活的影響有關。在初中那種歧視、壓抑、恐懼的氣氛中，很難去學會正常的人際交往能力，即使看了些皮毛，知道些基本的學校生存規則，卻無法知道這些規則的細節和如何靈活運用它。例如討論遊戲、電影，自己往往插不上嘴；不會開玩笑，不會用互相開玩笑來融入壹個朋友圈；談八卦、同學之間的事情我更不擅長；平常舉止木訥呆板；不了解也不理解其他同學之間微妙的人際關系，以及自己如何在這些關系網裏相處；還有像以前的壹些觀點，就是作業或者卷子不要被別人抄，這個還是太糟，不懂得平衡同學關系。其實如果小學以來都在學校，就知道抄作業甚至參考卷子都是十分正常的事情。而我卻把這當成很重要的事，雖然比初中時候強了，連自己也抄作業，還看過別人的默寫，但是這壹些時候還是放不開。

而我與他人愛好和價值觀也不同。我因為不擅長討論遊戲、電影、八卦和其他同齡人喜歡的東西，反而喜歡看壹些政治、思想文化、社會方面的新聞，例如看《環球時報》、《南方周末》、《大河報》之類的報紙，看壹些這些方面書籍，最多在文學作品上和其他人有些交集，而且看相同書籍體會也不壹定類似，興趣愛好大不相同，所以和其他同學很難說到壹起。當然不同愛好並無優劣之別，但是確實容易讓人之間缺乏共同語言。壹些同學看我的眼神也是很異樣，從有的人看我的目光中就很明顯看出來很厭惡我。行為舉止雖然盡可能註意了，但是還是因為從沒上小學，所以可能儀容儀表、壹舉壹動還是有比較「奇葩」的地方吧。可能壹舉壹動、壹言壹行中都會透出與他人不同。這個我自己還真是很難知道究竟是哪些，因為自己習慣了，所以不知道有些舉動別人看見很嫌棄。可能有低頭沿著墻根走路、眼神飄忽不定或者其他不太好看的眼神、用手摸嘴唇、楞楞的盯著別人看（主要是當時近視，嫌戴鏡不方便，所以還沒配鏡，隔著好幾排看人看不清楚，所以瞪大眼看，還要幾秒鐘分辨壹下，所以可能有女生就誤會是故意盯著人家看。

其實還是因為孤立和隔閡導致誤會，假如我與他人溝通順暢、同學關系正常的話，這種誤會肯定不可能發生，別人也不會把這當成惡意）、還有有時候看起來傻乎乎的之類（這些也是聽別人說的，自己感覺不到）。而且對很多事情糾紛的嚴重程度，處理問題輕重把握的不好，當然同樣也是不適應學校的壹個特點。何況初中幾年造成的負面影響，各種歧視、孤立和校園暴力造成的恐懼，讓自己更敏感、多疑、易怒、小題大做，對與同學之間更深入的交往總有壹種心理隔閡，抑郁癥對精神的破壞力也讓自己情緒很難控製。而且自從紮了同學那壹刀和潑了老師那壹下，經常想自己背上會不會被刺，會不會被潑水，洗澡時候摸壹下後背，總會在腦子裏浮現那種被紮的痛苦，頭上澆了開水的恐懼。李治、王若斌這些人張牙舞爪，還有親身經歷或者看到過的校園暴力總是在噩夢裏重現。而且我對老師同學隱瞞了原來的經歷，還編造了是在另壹個城市市區上的初中，沒有提滑縣，總害怕以前認識、知道我的人突然出現，或者現在學校的同學通過其他途徑萬壹知道這些，並且將那些事公之於眾。加上與同學更深的相互了解之後開始出現裂痕、甚至矛盾，自己開始向以前的精神狀態和行為狀態靠攏。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最後孤立到連學校是不是上晚自習都不知道，因為沒有同學通知，不像其他同學互相告知，而且往往有共同群組，我對學校很多放假、開學、作業安排壹無所知，只能問老師，結果往往因為這種「周日晚上上不上晚自習（因為有時候上有時候不上，不固定）」、「小長假之後開學是幾點到，上午到還是下午到校」之類小事經常給老師打電話詢問，結果老師很反感，後來出了事之後老師還專門挑出這個問題在辦公室和我父親還有其他同事說，說我「經常打電話給他，有時候還半夜打（我給老師打電話基本都沒超過晚上9點，我印象裏半夜（大約淩晨時候）並沒有打過，絕大多數都是白天打的（倒是在復讀的那壹年曾經在半夜因為特殊情況給老師打過兩次電話，但是高壹高二從沒大半夜打過電話）。老師可能以為我故意沒事打電話，因為在他們的思維判斷中我肯定和其他同學壹樣收到班幹部或者其他同學的通知了）」，對此很厭煩，我則是有苦難言，要是和同學關系都很近，例如加入相關群組，或者和其他同學有聯系，就不會有這種麻煩了（當然，孤立情況主要是高二年級，高壹相對還好）。

這樣，因為父親拿了那麽多錢，又來了壹個新城市的名校，需要倍加珍惜，重新開始新生活，未來考個名校等這些信念組成的心理堤壩開始潰決，滑向日趨糟糕的境地。當時周末放假我往往都是坐車去附近城市旅遊，還住壹天，而不是靜靜的待在租住的房裏，這個特點從我初中三年級就開始了。只有去陌生的環境，或者在旅途當中才有安全感，在熟悉的環境，四周都是熟人的情況下反而很不安。居住在陌生旅館或者坐在長途汽車上才能感覺安心舒適，即使它是顛簸的、簡陋的。這些年我的開支壹半都用在外出旅行的車費和住宿費上。但是這種散心不是永久的，總是還會回到學校，面對各種問題。

這期間發生了壹個事情。壹個叫淩霄漢的學生，平常說話很難聽，說話聲調也陰陽怪氣的，臉看起來猥瑣又陰毒。說我的作文是「傻屌」寫的，上課喜歡起哄，還喜歡動手動腳，出言諷刺，例如說我認為的好的同學名字惡心之類，其他記不清了（當然他也說過別人，例如說女生吃的東西有精子味）。三個月裏罵我或者諷刺我至少有十幾次，語氣和表情都很明顯不是善意的開玩笑。反正看見這種人渾身上下極不舒服，然後他看出來我反感他，還故意往身邊蹭。然後有壹天晚上，他看見我吃紅薯，就又跑過來把惡心的臉貼過來，還拉拉扯扯，還故意在我吃的時候表現出惡心神情，我就把快吃完的紅薯連袋子塞給他，他壹下子惱了，上來就把我摁住打了壹頓，雖然他個子低，但是很有力氣，壹下子摁住我，讓我沒機會還手。這時候是課間，班裏還有七八個人，有個人上來把我拉開了。還有幾個女生在旁邊看著。然後自己感覺特別屈辱，哭了壹陣，就去找了學校的壹個值班領導反映了這個事情，想讓他去處理。結果他說太晚了明天再說吧。

第二天我和我父親找了班主任關仲卿老師和副校長閆新全說了這個事（然後還拍了個片子，沒有傷筋動骨，有些軟組織損傷）。閆校長對此很不以為然，他覺得告到老師這是小題大做，反而問了我是怎麽來的這個學校，還說「要打不還手，罵不還口」（另壹個校領導也說過「再打妳妳也得忍著」），勸告我回去好好學習，拒絕對打人學生紀律處分（後來某次在對全年級學生訓話時候，他又提到了壹個例子（下面內容是大致記憶的，過了五六年了記不特別準，大概意思是這樣），說壹個學生被打了，給他打電話，他問「妳怎麽知道我電話號碼」，那個學生說是查114查到的，說到這他還笑起來（下面有不少學生也跟著笑起來），然後繼續講（而且用壹種調侃、很不嚴肅的語氣講），他告訴那個學生，妳有打114查我電話這個空閑，應該平心靜氣去學習，學習時間多寶貴啊，被打了就多鍛煉身體，調整心態嘛，生氣有什麽用，要用好好學習來爭氣）。而且當我說調監控錄像時候，閆校長、關老師和另壹個年級領導都表現的莫名其妙，他們的話（例如壹個校領導和關老師在場，那個領導說「我勸他別生氣了，他說要看監控錄像呢」，說話語氣就是壹種對我不懂事較真的厭惡，文字不好表達，以後采訪我可以學著那種語氣說說、表演壹下那種神情和態度）和表情意思好像是說我這種要求很幼稚或者沒必要，或許認為我這樣做太較真，他們都訕笑著或者臉上表現壹種「王慶民不懂事」的樣子。

後來結果就是關仲卿老師批評教育了淩霄漢，還讓他家長來了壹次道了歉，並沒有任何正式的、記錄在案的處分。此後天天上課，天天見面，全班都知道我被他打了，平常還要低頭擡頭見的，過道、教室裏走動碰面也是每天好多次。就這樣壹直丟人，渾身上下不舒服，打架又打不過，本來很想像在六中那次那種方式給他來壹下，但是想想來這個學校多麽來之不易，花了那麽多錢，又進入了這樣壹個名校的本部（大多數擇校生、普通關系戶都是去的分校），再這樣做也沒學校可去，說不定壹輩子就毀了，所以就忍著吧。再加上這個班裏壹些同學對我很好，還讓我在自習時候給她們講課（歷史、政治科），我也不方便在這種情況下幹那種驚天動地的事。但是這樣遇見之後他壹點不慚愧，我還得躲著他走，怎麽想怎麽憋屈，後來跑操時候又推了我壹把還是什麽別的（時間長記不清了），然後當場就和他對罵起來，關老師勸解開了。此後他就開始各種小動作，例如我課間從外邊回來，他從教室裏看見我，故意從裏邊鎖著門讓我打不開，我上課回答問題還起哄，後來我休學後的期末考試時候他還在我的考場門口「嗷」、「啊」拉長音大叫或者用那雙死魚眼斜著帶著鄙視看我。後來發展到他和其他班級壹些他認識的學生站在班級門口指指點點，還罵「傻逼」之類，雖然不指名道姓，但是全都看著我，指點的方向也是我。面對這些小動作，從沒上過小學，缺乏應對小打小鬧的能力，我不知道怎麽應對比較好，畢竟孤立無援，也沒有其他同學幫我站臺，或者通風報信講淩霄漢背後都對我幹什麽，自己也沒精力壹個個去還回這些小動作，但是本來就被打了，現在又天天受這種腌臜氣，雖然知道解決不了什麽問題，還是去找了關老師，老師給他父母打了電話，但是他回來之後，又在課堂上明知道我和他這個關系情況下，在後面喊名字讓我關窗簾什麽的，反正故意湊過來氣壹下我，還讓我沒什麽理由去反駁。後來在外邊又遇到他的同學（其他班的）碰面之後，就罵起來（還是沒指名道姓）。

更嚴重的是，我的課本被人用剪子剪了個大口，從第壹頁到最後壹頁上都留下剪痕。這種事還是沒人告訴我誰做的，給老師說了之後，他也沒辦法。後來還有在校園裏走路時候遇見我不認識的學生沖我罵，我當時好像沒得罪其他人，或許就是淩霄漢的朋友吧。還有我過路時從樓頂扔下壹個飲料瓶正好砸頭上，也不知道是不是有人故意扔的，怎麽那麽巧。關老師批評他時，他還當著老師的面吱哇叫，說話還是壹如既往陰陽怪氣的，非常囂張。加上前壹段說的那些事，我就越來越不能適應學校了。後來關老師也和我談了談，他告訴我說，他也遇到過不愉快的事情，他也還得繼續教學。而且還說，妳也知道，學校打架的這麽多，有幾個被處分或者開除了（後來還聽說過附中有在考試期間打老師的）？他說的都是事實，也確實是老師無奈，但是我還是忍受不了這種每天處在被騷擾或者可能被騷擾的陰影裏，更缺乏應對的辦法，又忍耐不了，也沒心思學習。既然怎樣都解決不了，加上前面提到的那些各種不合群、不適應，只能就這麽天天拖著，既不能安心學習，也不能快樂輕松的生活，心事重重，壓力很大，取得的學習上的進步也慢慢停滯不前了。到了下學期臨近期末時候，就暫時休學了。

緊接著高二文理分班，我分到了由方世蘇老師擔任班主任的高二13班（前面還短暫的分過壹次，後來又拆分，不到半個月，可以忽略不計）。壹開始還好，但是後來就出現了壹些紛爭。因為這個班級是由本部成績中下遊和分校裏成績較好的學生組成（按9科總分分班，而非3（語數英）+3（文或理）的分數分班，我物理化學直接交白卷，總分可想而知），相對於以前高壹，學生素質就又有所變化，裏邊就夾雜了壹些在學習上不太用心，而且不太遵守紀律的學生。和同學相處時因為種種瑣碎原因有各種不愉快（例如我上課喜歡回答問題，參與議論，也有虛榮心作怪，許多同學對此非常不滿），無論自己還是其他同學都對對方感到不適。這時候就發生了有人從背後投東西的事情。雖然這個事情後來發現不是惡意（後來知道是誰了，是壹個叫張X的學生無意隨手玩的，而且壹看這個人就不是那種喜歡找別人麻煩的人），而且是用小紙卷，沒有什麽危害，只是隨意為之，但是由於初中階段遭受的那些事造成心理過度敏感，尤其對背後投東西特別厭惡，防備意識太強，疑心太重，加上前面那個事比較憋屈，結果就勃然大怒，還認錯了投東西的人，還拿鏡子照了疑似投東西的人，這樣就得罪了壹些人，也讓自己壹下子落了壹個很不好的形象。那個被我誤認的學生杜邦（或者他的朋友、支持者）此後還故意用瓶蓋還是什麽的砸我頭上壹下，這更是有苦難言了，然後內心非常惡心。然後就又陷入以前的那種有人稍稍影響壹下--大怒、當場大發雷霆--其他學生看見之後疏遠或者歧視我--更壓抑和惱怒--行為更不太正常--同學們誤解加深--出更大的矛盾的這種循環裏。

這時候班裏有壹個叫王奕的班長，喜歡四處管別人（有些人他不敢管，也是會看人下菜碟。這壹點我最反感，他就是看著我壹個人老老實實，以為好支使，可以隨便對待，可以不尊重。所以我才很惱怒），而且缺乏禮貌和尊重，拉壹下投影幕和起立唱歌時候腳放凳子腿上都要管。其實也算壹種認真負責吧，但是他意思就是所有東西都要聽老師的，管理班級方式據說也是在以前班裏比較「出名」的，事無巨細，很有管製欲。而且據說他還在壹個作風類似，很「知名」（因為個人風格在學生中很有知名度）的班主任教育下上了壹年（是高壹那壹年，他和我不在壹個班級），這個班主任對學生也是嚴厲、強硬，這種作風和其他各班教師比較非常突出，這個張姓班主任（張自發，壹些學生稱其為「發哥」有調侃也有別的意思）長期強烈灌輸和支持王奕的這種管理班級的方式和作風。而且全校很多學生都知道，對此也是議論紛紛。然後我覺得很多管製毫無必要，連在操場站在臺階上都說「妳下來」，讓別人替他幹壹些事也沒禮貌，像指使傭人壹樣，就和他發生了沖突，出現了壹些口角，不過這些事不是主因，主要是前面那些氣就在他又幹涉這那事情時候爆發了出來。此外還有壹些其他的事情。我總不能像上壹年被淩霄漢打了那次壹樣還休學、退讓和忍耐吧。那個事我忍了大半年，壹直退縮讓步，影響學習，心情也壹直糟糕，最後只能休學不上。如果還那樣，我要忍到什麽時候，壹輩子都這樣畏畏縮縮的逃避嗎？這樣其他人沒幾個同情自己的，反而會看不起，最多露出「關愛傻子的微笑」罷了。

其實還是前面擠壓的那些被孤立和不適應學校生活下精神崩潰的發作，加上這個沖突，以及壹些其他原因（這個涉及到其他人，很不方便說），我就站在了他的桌子上，還對他的書吐了兩口，然後像潑婦罵街壹樣（年級主任這麽比喻我做的事的，其實挺貼切的）的說了幾句（但是好像沒有說臟話之類（具體的反正很多人聽到了，也可能說臟話了），當時罵了王奕還有那個高二8班班主任張自發，我覺得那個班主任那麽多學生對他的管理班級方式有意見但是都怕他，我就特別想罵，別人不敢反抗這個老師，還言聽計從、對如此專權的老師放縱，我更加想罵他），壹些同學和老師以為我要跳樓（其實窗戶是關著的，我也完全沒這個想法），有些人就勸告，有些人還起哄叫好，大喊大叫（有幾個男女生都直接激我為啥不去和王奕決鬥，或者說妳們兩個矛盾影響我們學習幹什麽之類），有些人就冷眼旁觀，還有趁機拍照的。壹時間包括我自己在內的班級各位同學的性格、行為特點、說話方式等眾生相被展示的淋漓盡致。

後來在老師同學的勸說下，我從桌子上走下來，那時候腦子壹片空白，暈暈乎乎的就回了住的地方。這個事情我壹直很後悔，但是在那種歧視、孤立、被欺淩的環境下不發作才怪。後來我父親也來了學校，和年級主任以及班主任對話了很久，他們不同意我繼續上課，希望我轉學離校，而且說很多學生家長聯名要求不讓我繼續在附中學習（這個只是聽他們說，沒證實，不過很可能是真的）壹直斷斷續續商談了十幾天，最後老師答應在我簽了保證書情況下在繼續在學校待壹段時間。

回去之後，以前就已經有的那種孤立、歧視、排斥變得更強化、公開化了。例如我壹開始回去時候方老師還不讓進班級的門，我就站門口，有個老師在上課，我說站門口行不行，他說「妳自便吧」，然後壹個學生立馬砰壹聲把門狠狠關上。其他很多同學也是看見之後躲得遠遠的，或者在後排或者側面用有時聽得見但是聽不清的竊竊私語，各種「妳懂得」的眼神、動作，跟以前初中時候壹樣，像看待壹個怪物、恐怖分子壹樣。至於同情我，跟我關系不差的學生也只能旁觀，不方便出來發言站隊。後來我還通過壹些關系比較好的同學的QQ空間點入其他同學的空間，還有瀏覽壹些微博發言，看見我當時站在桌子上的照片，後面還有配的話以及評論「趕快找心理醫生啊」、「我早就想打他壹頓」、「這傻xx」、「這xx爆發了啊」「精神病患者也能上學啊」、「這麽威武（顯然是諷刺）」之類。反正到處傳揚，學校裏估計大多數人都知道了。

班主任方老師態度也改變了很多，以前還比較同情我，吃過壹頓飯（那頓飯很可疑，因為吃完之後馬上（壹個小時之後）就說讓我退學了，這是送行飯啊，表示壹種虛偽的仁至義盡。而且最後我悄悄在汽車上放了50塊錢，那頓飯三個人（還有壹個老師）壹共也就吃了不到50（2011年時候的羊肉湯、大餅早餐），所以我也不必要承這個情），勸導我好好學習，說話有時候也很動感情。但是經歷了這些事，就比較反感，壹直想催促我離校，我站在辦公室內外幾個小時求他讓我留下學習，他壹言不發，跟沒看見我壹樣，我說想見見王奕家長溝通提提意見（現在想這樣是不恰當而且沒必要），他說「神經病又犯了？」後來我回去上課，他還在課堂上拿此前發生的「布雷維克」的事例（挪威於特島屠殺事件）講「精神病人還不認自己是精神病」、「不殺不足以平民憤」之類，說話語氣充滿譏諷（當然他說這事也可能不是有意諷刺我的意思，誰知道呢。反正就恰巧在我回校上課到徹底離校那十幾天說的。而且方世蘇此人很善於諷刺，還譏諷過其他的學生。不僅譏諷，還喜歡打學生，我在不到半年內就親眼見過三次，下手很狠，有壹次還是用笤帚，還有壹次是用試卷還是手打了壹個學生的臉（時間太長記不準確），這幾次打人原因只是和他或者其他老師頂壹下嘴（有兩次班裏很多同學都看見了，還有壹次是在監考考場，本班好像除了我沒幾個人，不過壹些外班的在）。據他自己在課堂上說以前年輕時候作為老師，還打過不少學生，他還以此為榮，洋洋自得，說有些被打的後來和他見面還很親密（這事全班都聽見了）。他沒打過我，並不是出於好心（至少後期他對我相當厭惡了），估計怕打了之後我做什麽過激行為，例如猛烈報復他、自殺之類）。而且我在方老師面前提過王奕什麽都管，連腳蹬在板凳腿上都要讓人放下來，結果後來方老師在課間特意走到我的座位，讓我把腳從板凳腿架上放下來站好，這算是為王奕出氣還是故意氣我？那時候其實自己非常迷茫無措，孤立無援，別人背後說我什麽、做了什麽沒人給我通風報信，只能自己體會、靠直接的聽和看來體察。想想自從初壹入學，四五年學習生涯過成這樣，心裏很亂，加上如同冰窖壹般的環境（雖然也有幾個同學比較好，很關心我，接近我，和我說幾句話），所以也沒真正說珍惜最後的機會。

我又想起來以前那些初中流氓學生在我身後面故意站著搞小動作、比劃，還有我走路他們七八個人緊跟在背後壹言不發的威脅、去找教導處被跟蹤還兇狠的瞪著這些，還有其他目睹的壹群學生竄座位威脅被打的學生、上課跑去別人位置上欺負那人同桌之類，結果都沒被處分，我就想也在王奕這做壹下（現在想想確實不對，但是那時候的想法就是反正妳壞，而且老師不懲罰，製止不了，那我就更壞）。尤其想到前面閆校長和其他壹些老師說的「打不還手罵不還口」，「有人打妳也忍著」，我就想，憑什麽要這樣呢？越想越氣。而且在想：既然老師和校領導的意思就是誰挨欺負就得忍著就活該，那我也欺負下其他人，試試學校領導和老師是什麽反應。結果我就照本宣科也學著那樣，站在他後面（他正好坐在最後壹排）比劃壹陣（例如做劈、打的動作，但是並沒有真碰著他壹根指頭，連衣服都沒碰到），後來又拿凳子幹脆坐他後面，然後做了好幾次。

結果有壹次自習課時候我正坐在他背後，方老師推門進來了，然後就說，那妳走吧，不要回學校了。我當時心想反正也就這樣了，就學以前那種耍無賴的說「我站在他背後也沒招著他」，方老師問我這樣做多少次了，我說「壹萬次」，然後破罐破摔，繼續學以前見過的流氓學生的手段，說「妳開除了我反正王奕以後在學校外面安全不能保障」（其實我孤身壹人，又不是有壹大堆流氓朋友，也沒各種陰險惡毒招數，無法做到真的在校外威脅到他人安全，除非自己親自去找事，如果那樣，我肯定進監獄了。雖然當時很反感王奕此人，但是他不算特別壞的，和他沒什麽深仇大恨，不值得我付出那種代價去攻擊他），方老師聽到這威脅當然更惱火了，然後我就被停課了。後來還被王奕的朋友（也是其他班級的，是那種看起來正經但是內心充滿歧視的那種「好學生」，見過他們在壹塊）在走廊裏罵我「坑爹啊」之類的話。

這時候我又找了壹次閆校長，他卻不是以前那種對學生打架等矛盾沖突滿不在乎的樣子了（前面提到過），而是很嚴厲的指責我，說讓我退學，而且擺出壹副極難看的臉色，臉上每塊肉每個眼神都能透出對我的反感和厭惡。當然像正校長劉校長還是比較和藹，還說「妳現在這樣我很同情妳，但是妳還得找老師協調」。然後我當時想班裏同學都對我意見極大，能不能搞壹次民意調查，看看到底有多少人希望我離校，多少人希望我留下，這樣的話我走了也沒有遺憾。方老師開始不願意，最後我說只要有人投票願意讓我走，我那時候絕不強留，也不給學校添麻煩，也算了卻壹樁心願，也是我在學校最後壹個請求，最後他同意了。

結果大多數同學是願意讓我留下的（30多票贊同我留下，十幾票反對我留下），雖然並不能說明太多，投留下的也有各種可預測的心態，但至少說明很多同學還是善良的，不至於太絕情，而且在我搞了這麽大的事情之後，還不想完全公開撕破臉皮反對我。我當場對投票讓我留下還有讓我離開的學生都表示了感謝和歉意。這時候正好是放了寒假。

假期結束以後，我還是想去學校，結果這次方老師直接安排了壹個平常非常刺頭的壞學生坐到我的座位位置（這個行為我也沒辦法確定是有意還是無意的，畢竟沒辦法穿透到方老師的心裏看看他用意是什麽，是無心之舉還是故意的，不過這種事以後可以當主其他老師的面對質），而且直接在班級門口講讓我以後不要來了，學費可以退還壹部分（還壹直講「按說違紀是不能退學費的，這是照顧妳家庭情況才破例」，不過我了解的是附中違紀的學生退學，大多數人都退了學費，說這種話也是虛偽），後來我在樓下二樓樓梯間（當時他的辦公室臨時在三樓樓梯間，二樓樓梯間是空的，而且挨著玻璃那點是空的通的，上面說話下面能聽見）坐著，正好聽見（當然認為是有意偷聽也可以）他和同事在上面辦公室說話，用很興奮（或者算是對我反感的語氣，反正因為看不見面部表情，只能透過聲音感覺個大概）的語氣說：「王慶民xxx（沒聽清）又來了，還想上課呢，被我給趕走了」（大概意思是這樣，反正肯定說了「趕走了」或者「攆走了」）。這件事以後也可以對質，而且這個很明顯他同事都聽到了。之前當著我和家長以及其他學校領導、老師的面還說過：（大概意思）「介紹妳來學校的關系算個什麽」、「介紹妳來的那個關系戶xxx我也認識」之類的話，言下之意就是我上學時候找的人不夠硬，關系比較淺，所以我犯錯誤沒什麽依仗的勢力，也就是說處理我很容易（反過來也就可以理解為如果我是什麽高官顯貴介紹來上學的話，可能就能為所欲為了）。我以前也曾經說過他「處心積慮」趕我走（其實前期他並沒有這樣，雖然壹直也希望我「換個環境」，不過沒采取什麽措施，後來關系惡化了才這樣），或者這種話也讓老師惱怒，激化了我和他的矛盾。以前我還給他說過與我和淩霄漢和這個班壹些有矛盾的人等的矛盾，所以自己不想走學校正門而是從家屬院出去，避免和這些人沖突和被襲擊，結果他當著我的面對此表示同情，但是對我家長以及年級主任、教導主任等人卻用另壹種態度轉述和評價這件事，把我說的這個事作為我疑神疑鬼、精神狀況不正常、不適宜待在學校的借口，不僅不同情，還因為我說的心裏話而厭惡我，搞當面壹套背後壹套（其實他可以對我直說嘛，雖然我肯定也不舒服，但是總比欺騙強）。

既然師生關系已經這樣，以前的好感也沒了，那更沒必要上了，而且也上不成了，而且我確實算是嚴重違紀，所以決定離校。不過我臨走還提了個要求，讓老師在班裏公開宣讀壹下對我的處分決定，不能不明不白、不清不楚的走了，而且我應該受什麽處罰不能沒有文字結論（雖然我沒學籍沒辦法計入檔案），不能對我的是非對錯沒有定論和公開說明，不能像那些淩霄漢還有初中時候那些人做了錯事連個正式處分都沒。學校和老師開始也不同意，但是我壹再堅持，他們還是宣讀了處理決定，雖然方老師還覺得宣讀的內容措辭不當之類，但是終究還是讀了。

此後，我還寫了壹封感謝信，對幾乎所有教過我的老師都壹壹列舉名字表達感謝（和方世蘇已經鬧到這個地步，所以唯獨沒有感謝他。但為了避免其他老師接感謝信時感到尷尬，所以沒有在文中直接寫明排除他，只是未把他列入感謝的老師的名單中），復印了七八份，發到好幾個有教過我的老師的辦公室。此後又寫了壹封致高二13班同學的公開信（當時也把王奕排除了），寫了很多東西，有些內容現在想想比較幼稚，有些現在想想也不後悔，反正表達了我當時的真實思想（我這原稿沒了，估計有些收到的學生有留存），然後就結束了我在附中不到壹年半的學習生活。

平心而論，雖然在附中時候發生了壹系列沖突，但是相對於初中那三年，附中的那段時光簡直就像在天堂了。雖然仍然有各種不適應、歧視、矛盾，但是至少不像在初中時候時時刻刻處於危險之中，經常性面臨各種直接威脅（流氓學生投東西、追打、跟蹤、嚇唬）以及耳聞目睹各種校園欺淩和天天碰見各種「橫著走」的校霸，也不是像那時候幾乎處在死亡邊緣（隨時準備與欺負我的人同歸於盡）。其實反倒是初中三年積累的壞經驗以及在惡劣環境下扭曲、過度敏感多疑的心理狀態拖累了在附中的適應能力。以前那種把同學關系看成敵我矛盾壹樣的緊張心態被帶了過來，以前的屈辱、恐懼和壓力帶來的後遺癥讓自己在附中重蹈覆轍。這就導致壹些時候小事化大、把壹些沒有惡意的開玩笑看成挑釁，不能完全清晰的分清善意與敵意。不過前面幾年積累的經驗教訓也讓自己至少不是從0開始，從這個角度看，自己在附中的進步又建立在前面初中幾年雖然扭曲但是還是有用的學校生存經驗之上。面對壹些攻擊、孤立、歧視，包括傳播各種關於我的負面信息，我大多數時候都選擇相對克製，並沒有采取非常激烈的行為進行報復。

在附中期間，我還認識了很多關系還不錯的同學，而且因為自己在這種市區的區域名校，很多學生家境良好知識較豐富，學校老師素質和知識水平也較高（有幾位老師無論是技術性應試教育能力還是真正的學術素養都很高，而且道德品質、傳遞的價值觀也很進步、理性、客觀，例如語文科劉國東老師、還有壹個當時已年屆退休的歷史老教師，因為壹開始我沒在學校，所以沒註意他叫什麽名字，但是他教的卻極好），硬件也比較發達，所以也開闊了視野，提高了素養。而且在本部學習，身邊有很多在市裏排名靠前的學生成績的激勵和競爭，自己對未來的學習目標也更高了，強化了至少要考211、985院校的決心和信心。

而且平常生活在市區，也比在縣城要好很多，除了吃穿住條件更好些，經常買報看報的習慣也是在新鄉市生活期間形成，這裏的新華書店比縣城書店的書的種類和具體書籍都多很多，也有利於我增加閱讀量、拓展閱讀面。至於心理問題在這期間是變得更嚴重了，還是緩解了，這個挺難判斷的，反正抑郁癥主要是在初中二年級形成吧，後來壹直就有，平常行為和心理狀態有起伏波動，但是抑郁癥病理程度多深，沒有專門咨詢過心理醫生，很難自我客觀的判斷。如果說是心理問題是否在這期間加固成型了，倒可以算是吧。

說到這裏，順帶提壹下我對被歧視、孤立時的態度。可能大多數學生遇到這種情況就會隱忍，不在乎，麻木或者直說表面裝麻木。不過我容易喜怒形於色，容易發急。就像方老師說的我「隔壹段發作壹下」，確實如此。面帶外界的擠壓，我當然要反抗，要發泄，而不是聽憑歧視和白眼。而急得時候往往可能是因為不太大的事情。但是發急並不是因為這本身壹件事，而是點點滴滴積累的各種令人難過的、傷害到我的事。我既然沒辦法壹壹對付，又不像壹些學生能夠通過壹些巧妙的方式歧視、欺淩其他人轉移壓力，也不想像壹些學生或者社會上的人那樣通過扭曲自己的思想價值觀達到心理平衡，也鄙視阿Q式的自我安慰，總會積壓著爆發。當然我有時候也會通過退學方式逃避，但是不能壹直逃避吧。我壹直逃避只能被認為是懦弱，這樣逃避也沒人同情幫助我，就像好幾次休學、退學，並沒看見誰關心幫助我。而且有些流氓惡棍校霸學生發現妳遇事退縮，就會故意逼妳退學離開。與其如此，還不如大鬧壹場，給壹些欺負我、看不起我的人壹些難堪和損失，雖然自己損失更大，但是也比壹直忍耐、退縮要好。因為那樣別人更看不起我，更加沒人同情和關註。這種例子不勝枚舉，我在學校看到過很多這樣的，就像此文前面提到的那些被欺淩者的例子，至於社會上的更多了，只要在小城市、縣城、農村生活過（也包括在大城市底層社會生活過）的人，都應該見到聽到過這類人。他（她）們面對無道理、無充分合理理由的歧視、孤立、鄙夷、排擠，保持隱忍，但是社會同情他（她）們了嗎？因為這種隱忍而尊重他（她）們了嗎？並沒有。例如在豆瓣、知乎上看到壹些關於校園暴力受害者或者旁觀者的講述，壹些被欺淩者被孤立歧視，他（她）們壹直忍耐，越來越孤僻、自卑，甚至自殘，除了讓其他人更加鄙視、看不起之外，並沒有多少同情，至於安慰和聲援就更沒有了。既然如此，為什麽要忍呢？為什麽不應該拼壹把，向人群怒吼呢？哪怕對自己傷害更大，也比壹味忍耐強。只是不應該傷害無辜者，反擊程度也不應該超出欺淩者對受害者加諸傷害的程度，要註意有度和節製。當然我的很多行為缺乏節製，也沒有註意適可而止。

此後我學習就擱置了半年左右。這期間往往就是節衣縮食到處旅遊，壹個原因是心裏煩躁坐不住，前面也提到了，旅行可以讓自己心情平穩些，尤其在陌生環境休息閑逛和乘車奔波，陌生環境沒有歧視與鄙夷，不需要看那些異樣的眼光，能夠暫時逃脫充滿惡意的熟人環境。也不會讓壹些人認為自己礙眼，自己也清凈多了。只有在旅途的奔波中，在行進的汽車火車上，才有比固定居所和學校更為清凈安寧。遠離學校，遠離家庭，就感到比較輕松，雖然依然煩惱，但是相對來說好多了。而且住在外面旅館和旅行也是壹種對小時候長期在家裏被禁錮的反彈。相對於當年被類似於拘禁於家人天天吵架、互相指責，而且時不時就會發生類似我姑發瘋摔鍋碗瓢盆、大喊大叫甚至打架之類事，我也時常被她打這種環境，在外面旅館壹個人單獨住簡直太幸福了。而且越是陌生地方，越是多換地方住，越有逃脫家庭和學校禁錮的感覺，也越有安全感，所以壹直在到處在外住。

總之，我很想逃離壹切我熟悉也熟悉我的人和環境。當然這代價就是自己更為孤立，鮮有友情愛情（和個別同學偶爾有聯系）。有時候渾渾噩噩，有時候悲觀失望，心情焦躁，腦子裏也是沒有清晰目標，有時看看書或者報紙，有時候上網或者看電視，類似逃避吧，但又不想放棄理想（考中國人民大學，乃至改變不公平的社會，讓更多弱勢群體有權利自由之類），有時又憂慮不安，就像混日子壹樣往前走。如果沒有這些旅行，而是樣子待在家庭或者學校，估計早就發瘋了。

到了該上高三的時候，我父親托了關系找到了焦作市的親戚，去了焦作市第十壹中學。這個學校教育水平（主要指高考成績）是僅次於市壹中的學校，也是省重點中學。由於前面那些年積累的經驗教訓，尤其在附中那壹段還算比較正常（和初中比）的經歷，讓自己在為人處世、處理同學關系、註意自身形象等方面比以前要好了很多，加上因為這個機會來之不易，有了問題也盡可能忍耐或者避開，所以這壹年相對沒有太多大的沖突，尤其沒有了前些年由於不能適應環境和壓力導致的那些「驚天動地、全校皆知」的極端行為。還有就是這個學校校風很好，比較崇尚和諧，嚴禁打架鬥毆，如果出現，參與學生都被勸退或者開除。而且學生基本都是市區的，所在家庭基本都是市區的中產或者工薪階層，學生的家庭和所處環境比較好，所以那種兇悍、暴力、強橫的學生很少。

雖然中間也有壹些不愉快，例如和個別老師和同學有些矛盾，但是相對來說，是我上學以來情況最好的壹年。班主任劉連偉老師、歷史於娟老師等各科老師大都對我很好，許多同學也和我有比較良好的關系。學習成績也開始回升並且穩定在壹本線下十分到壹本線之間，在這個班裏多數時候排在前五名（我去的是普通班，壹共有七個普通班，此外還有兩個重點班），還考過壹次第壹名（而且這些是在我前面休學了半年、前面還有斷斷續續的糟糕環境過的幾個月的情況下達到的，否則成績會更好，從後來復讀時候的成績就能看出來）。

不過由於沒有辦理學籍（當時不想在附中辦理，不希望他們知道我以前是哪裏的學生，以前在哪上過，學籍上肯定會有各種個人信息，還有家庭情況住址什麽的，所以放棄了），所以高考成了壹個大難題。但是回原戶籍（滑縣）考試肯定會被那些以前有矛盾的學生騷擾和圍攻，各種陰招，加上各種必然的宣揚，即使圍觀、辱罵那也不可能考好了，況且說不定會有其他想不到的陰損手段不讓我考試好，他們肯定千方百計找我麻煩。監考老師也基本都知道我，初中時候壹個校長就說過：「現在全校老師全都認識恁」（意思就是自己因為做的那些事壞事傳千裏）。而又不方便在十壹中暴露自己的個人信息資料（要是暴露了肯定不會像後來那樣安然度過了高三那9個月，而且為此還在這個學校用了壹個化名），也不能在這考試。所以壹直為這個事情焦慮不安，後來把戶籍遷往另壹個地方，才解決了這個問題。但是前前後後花了很長時間，而且還來回奔波了很多路，為此也很憂慮，加上越來越近的高考，學習成績又開始波動。這時候以前那些事又不斷出現在腦海裏，噩夢連連。

有時候也很奇怪，就是處於四面受敵，和那些流氓學生對抗時候，因為心理上把每壹天當成最後壹天來過，有時候想破罐破摔拼了，硬挺著對抗，反而捱過去了，但是當相對脫離了那個環境，到了壹個相對平和的環境，但是又不能完全擺脫過去的時候，反而感覺恐懼、憂慮、抑郁，心裏壹直亂七八糟（就像在附中的那壹年半時間，因為壹直有各種沖突和不和，這種焦慮反而少，因為只顧著對抗眼前的問題，而且內心各種仇恨和怨憤，所以反而沒有各種其他擔憂和愧疚。甚至在初二至高二期間，想的往往是「妳們壞，我要比妳們更壞」「妳們不要臉，我更不要臉」，而且確實這樣做了，並且覺得只有這樣才能活下去。但安定之後，某種程度就是，自己過得越好，越容易回憶以前的不快，越自慚形穢和羞愧、內疚、自責）。加上高考越來越近，對未來前途命運的擔心，對不能適應社會的焦慮全都湧上心頭而且不可遏止。還有就是在生活在相對和諧、安穩、溫馨的同學環境中，心平氣和的過日子，越是冷靜下來理性的想想過去的經歷，越感覺自己以前自殘、潑熱水、紮人、站桌子上等這些行為太極端，自己都感覺以前的自己是神經病，回憶起來就無地自容，而且又不能穿越回去改變那些已經做了的事情。這就讓自己在負疚、憂慮、恐懼、急躁的情況下學習，而且這種情緒加劇了各種噩夢和緊張，如此惡性循環。

而且這三年在外地上學都是隱瞞了前面的經歷，甚至還謊稱是另壹個地方的人，為了避免前面的事被現在的學生知道，只能用這樣用謊言來掩蓋和逃避，為此更是感覺非常苦惱。壹方面為說這些謊話愧疚不安，感覺自己不誠實、虛偽，另壹方面還怕突然因為什麽偶然事情遇見老家的人或者以前認識的人，揭穿了當時的我，把我以前初中的事全都掀出來，大肆傳播，讓我丟人現眼、再次變得像以前壹樣被歧視、被當成怪物、神經病，那這樣我這幾年努力改變自身形象、盡力適應學校生活等這壹切努力也會付之東流。所以到了下半學期，成績很難提升上來，腦子裏壹片混亂，整天都在前面那些負面想法和想好好學習的思想裏拉鋸。然後光陰似箭，成績也有所下降，到了2013年的高考，只考了離壹本線差25分左右的分數（在壹本線與二本線之間）。不過這壹年還是補回了大量高二因為半年沒有上學而落下的課程，也為後來復讀第壹年前半程的優秀成績打下基礎，對後來的學習多有助益。尤其數學和英語，在高三這壹年有了有力的鞏固，不至於太拉總分的後腿。

對我來說，如果考的比較差，考的是二本及以下的學校，那毫無疑問是個災難。因為這樣的學校相對來說不如名校的那種寬容、多元、安寧、和諧。並不是說這些學校就不好，只是我缺乏適應能力。雖然對於其他很多學生是能夠適應的，但是對我來說，由於原本就不適應學校生活，在人際交往、為人處世各方面比不上普通學生，所以如果上這些類型的學校，出現矛盾沖突甚至讀不下去、退學都很可能（初高中的學校都是上了四個，最長的才壹年半），而且如果再遇到那種橫行霸道、尋釁滋事並且打傷我之類的，說不定我會用激烈方式報復，可能壹生都毀了。所以我只有上相對更好點的，尤其211、985院校才有機會避免這些問題（至少能減少這些問題的出現，或者即使碰見這種人或者矛盾，對方也不至於特別無恥、不講理、兇悍）。而且名校有更好的條件讓我在學術上取得進步，和在人文素質方面更優秀的教師、同學交流，進而提升自己的人文素養。

此外，我不僅不能適應學校，由於前面在家庭、學校的那些經歷，讓自己對整個社會的適應能力都比較弱。學校裏的暴力、威脅、不講理、拉幫結派在成人社會也會有，而人與人的復雜的關系、虛偽、陰險、勾心鬥角、恃強淩弱、功利主義、察言觀色、人分三六九等、看人下菜碟、弱肉強食這些，成人社會例如在工作單位，往往比學校還要嚴重。我很難適應，壹個是缺乏這方面的能耐，另壹方面自己還有些殘存的正義感，加上這些年通過閱讀看了那麽多中外書籍，對這些醜惡也很反感，並不願意參與進去、適應它們。而且自身的經歷也讓我痛恨不公和強權，同情弱者和中下階層。而如果考壹個差的學校，相對來說以後找個好工作就比較難，而且找工作或者工作之後免不了要拉關系、托人情、尋找靠山（我上學時候有些就用過幾次，但是不想再用了，這樣不僅欠人情，顯然從道理上也是不對的，最主要的是我家裏的關系也不多，也不高，托關系上學可以，但是想去沿海知名大學執教、當知名媒體記者或者研究員等，家庭的關系完全不可能有幫助），或者幹脆找個差的工作天天忍耐，看見不好的現象就冷眼旁觀，自己遇上麻煩攤上不公就認了等等。而我又不想忍，並且前面提到的那些混社會、適應職場的能力也缺乏，像通過做壞事活著都難。

所以我只有考名校，相對來說可以有更大的選擇空間，而且有更多機會去發達地區大城市的知名機構工作（例如名校（高中或者大學）、社科研究所、著名媒體、律師事務所或者外交機構），和思想更進步的人在壹起，不僅比較安全，也免了（或者減輕了）那些厚黑學、混社會需要做的不好的、違心的、痛苦的事情，也少了很多對不公的忍耐，少了和流氓混混打交道的幾率（當然，並不是說那種學校環境就出惡棍，無論哪種學校都有各色人物，無論哪種學校都是好學生占多數，但是就我來說，可能更容易適應壹些學校而不適應另壹些學校，這很大程度和自身情況有關，而非他人的責任）。對我來說，只有至少考上211、985學校，我未來的人生才有出路，才有可能活下去的機會。當然，在這種環境下，說不定可以做更多的有益於社會和人民的事情，幫助更多弱勢群體，尤其了解和幫助更多因為校園暴力、家庭暴力等社會痼疾而受到傷害的人。這樣我也能既實現理想，又能對不公的社會有些力所能及的的改變。
再說，如果我沒有考壹所好學校，我這些年受的苦難算怎麽回事？為了考學付出了這麽大代價和犧牲，不僅投入巨大精力、耗費極漫長的時間，還遭受這麽多恥辱與痛苦。如果只考個普通壹本甚至更低的學校，還有什麽必要忍受這麽多苦痛去各地上學，包括花那麽多錢、付出那麽多精力，尤其去外地奔波？還有壹點，就是憑借我的努力是完全可以考上這種學校的，是夠名校的錄取分數線的。但是考了名校，可能又有其他麻煩（後面再說）。

在這種情況下，我就打定復讀的主意。其實在高三時候就已經決定要復讀了，因為即使達到壹本線，也不夠211、985這種名校的錄取分數線。而高考復讀學校很多，我的成績足以免除交補習學費（只交書本費），並且進入補習學校重點班。最終，我進入了濟源市第壹中學復讀。我去的是重點班，也是文科復讀班裏唯壹的壹個重點班（集中了濟源、焦作以及附近壹些縣城的優秀復讀生，可以說是豫西北復讀學校的最精華部分），班裏只有四十人左右，老師也都是專門帶的這壹個班級，六個老師（語數英政史地）都是全校最優秀的那批教師，教學質量非常好（後來在學習過程中可以很明顯體會到），這個班級紀律也比較好。

從9月開始（開學是8月，不過我入學是9月），從早上5:40在操場壹邊讀書壹邊跑，6:10分正式早讀，晚上22:20結束，全天除了短暫休息，壹直馬不停蹄的學習，我的成績有了快速上升，經歷過七八次較大的考試（兩到三星期必有）和十幾次較小的內部考試（每周都有），從壹本線到壹本線上20分、壹本線40-60分，最高考過超過壹本線90分，後來就穩定在壹本線上50分左右，在班級內排名在15-20位（這個學校高考成績最優秀的復讀生集中班）。在河南省多年平均壹本率只有7%左右的情況下，這個成績可以排在全省前2%的範圍內。之所以取得這樣的成績，除了努力學習，還有就是以前平常課外閱讀的很多東西，看的各種報刊雜誌、關於政治、歷史、地理和社會民生的課外書籍作用很大。還有小時候看的老教材起了作用，所以語文和文綜即使用三分力氣也能得八分成績，歷史甚至完全不學不聽都能考好。所以我可以集中時間學習數學和英語，而文綜往往在220-270之間（滿分300）（考卷難度每次都不同，所以分數上有波動，不過基本文綜能排在這個復讀班前五，算上全校所有應屆班也在前20名。全校文科生大約有上千人）。（這些成績都能查證的，班主任、任課老師都知道，而且壹些成績表學校可能現在還有保存）（而且這是在我前面面對那麽多沖突、高壹高二年級累計休學近壹學年的情況下發生，而且進入復習班之後壹開始就有很多焦慮，否則是很有可能保持在壹本線上80分以上的層次的，而且可能有更大突破。如果沒了這麽多亂七八糟的事，考上中國人民大學很容易，清華北大甚至香港中文大學都能考上）

這時候在高三年級出現的那種心理又開始出現，對前途飄忽不定，心理開始緊張，以前初中時候的事又壹壹浮現在眼前。潑熱水、用刀紮人和被紮、自殘、站桌子上吐痰那幾次嚴重事件總是不由自主的蹦到腦子裏，想趕也趕不走。想起這些事自己就感覺自己神經不正常，感覺當年做的那些事太嚇人，為此充滿愧疚、懊惱和惡心。此外，在極度隔絕情況下過了12年（1-13歲），因為沒上小學，個人各方面都鬧過很多笑話或者與眾不同。以前小時候例如不講究衛生（例如初壹年級時候把鼻涕用手直接抹，然後又用手抹桌子上（被人告訴班主任了，赫老師還親自帶我去洗手），臉上全是汙垢不洗，而且不註意洗澡結果周圍同學都能聞見很大的味，這些不是壹兩次或者壹兩天，而是有很多次很長時間，到高中才沒這些，但是偶爾也會有別人反映衣服有味什麽的，我洗了好幾遍衣服還是這樣，我也不知道什麽原因）、舉止動作異樣甚至奇特或者言談內容特殊之類鬧了很多笑話，這些都成了很多人壹種談資和笑點，結果過了好幾年之後想想，感覺自己特別自慚形穢，對以前的形象非常厭惡，更為自己曾經這樣而懊惱，不僅別人，連自己都感覺惡心難堪。而因為平常不會打招呼（例如當時不會禮儀，別人見面跟我打招呼我都是不理睬，跟沒看見壹樣，到高中才會）、不會和其他同學正常說話（初壹年級基本交際用語完全不知道，和他人沒有最基本的日常對話，有時候說話很生硬很難聽，和他人言談舉止表現差異巨大，不是壹般的異常）等問題也讓那時候很多同學對我意見很大，還有平常走路還有軍訓什麽的，包括身體動作在內壹舉壹動都很與眾不同，現在想想也是很羞愧。

這些事比壹些違法犯罪還難聽，又不能穿越回去改變，非常畏縮、難看的形象被別人永遠看到和定格了。而且想著如果考了名校，而且又沒學籍，到大學必然要說出沒上小學以及初高中換了這麽多學校的事，必定會知名，順帶以前自己做的這些很嚴重、很極端、很暴力、很奇特的事也會被爆出來（哪怕是為了反抗），這些都會被當成壹種談資和歧視的話柄。大學不予錄取也有可能。尤其那些和我有矛盾的流氓混混學生肯定會添油加醋的攻擊誹謗，誇大、扭曲事實，反正他們以前我在和他們上學時候就已經在私下到處傳播，弄得學校裏大多數學生都知道了我的那些事，名聲盡毀，甚至縣裏很多成年人都知道，我在縣裏青少年人中的知名度比縣委書記和縣長都大。有些還發到網上（前面提到的）。而且很多圍觀者也很難有時間分析前因後果，只看妳做的這幾件事。加上自己壹張嘴抵不過那麽多仇敵攻擊，其他普通旁觀學生可能會為了不得罪這些人而保持沈默、甚至隨著這些帶節奏的人共同傳播、議論，到處傳揚那些事和進行人身攻擊。說不定自己就變成全國知名人物，到時候不僅大學可能會不予錄取（最開始的通知書沒什麽，主要是會有入學之後的復核和正式辦理手續。越是名校越會「知名」和產生社會影響。像我這樣情況考上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反響可想而知。而且我在中學就遇過至少兩次班級內同學和家長集體要求開除我或者拒絕接納我，分別在初二和高二，初二曾經嘗試轉班，結果另壹個班裏同學數十人（從數量看肯定不止那種流氓混混學生，還有普通學生，也都對我有敵意，此事我聽校長、其他同學都說過）集體「上書」反對班主任接納我。高二那次前面提到了，不僅有學生，還有學生家長，也是很多人。大學新同學聽說我這些事之後，說不定也會來這壹手，被壹群還沒怎麽結識的同學趕走和上書請願排擠。

我缺少那麽多證件（高中畢業證，學籍檔案都沒有），早晚將面臨錄取學校如同審犯人壹樣的盤問，得壹件件把這些難以啟齒、非常想忘記和抹除的事情說出，大學審核怎麽可能讓我通過，以前我上的八個學校中六個學校學校的老師或者校領導都曾經說過讓我退學、轉學，或者委婉的說「換個環境吧」，大學也不例外，肯定會把我看成壹個麻煩，而且我確實不能很好適應集體生活，說不定即使在名校也會面臨很多與同學甚至老師的矛盾，學校肯定擔心我再發生以前的事，而且越是名校這種問題越嚴重，因為審查越嚴格，也越容易成為社會熱點新聞。除了以前的「劣跡」（尤其兩次傷人事件），「精神狀況不穩定」、「思想存在問題」之類也肯定會成為拒絕錄取的壹個緣故。哪怕我完全改正了，學校和他人也會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而且那時候我撒謊也沒用，學校還要調查，又不會聽我壹面之詞。我和很多學校的老師同學包括校領導都鬧翻了，他們在回答大學詢問的時候肯定不會說什麽好話，至少也是負面多於正面。再說，我不想永遠生活在謊言之中，不想在大學弄虛作假。雖然我現在情緒糟糕很大原因恰恰是由於擔心這些，但是別人不理解，然後就惡性循環：我越怕這些，精神狀況越糟，別人越認為我精神狀況有問題然後循環往復，情況越來越惡劣），社會輿論也會讓我變得路人皆知，無地自容、寸步難行，正所謂「人言可畏」，「萬山不許壹溪奔」，「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裏」，比死都要慘，可能真的會生不如死。

我考的好又怎麽樣，以前至少直接得罪的人加上這些人的鐵桿狐朋狗友就有幾十人，他們對我恨之入骨，如同「殺父之仇奪妻之恨」壹樣的恨意。他們肯定會團結壹致致我於死地。這些人絕對不會希望我學業有成，而是會處心積慮、竭盡全力的將我摧毀，互相通氣，交流有關我的信息（就像初中時候壹樣，而且現在智能手機發達，串聯起來比以前更容易了），從名譽到前程，他們絕不會讓我過好。對他們來說，能夠把我擊垮是他們極為高興的事。如果我人生失敗了甚至死去，這些人會放鞭炮慶祝的。他們內部可以「不打不相識」，甚至成年後在壹起笑談年輕時候的事，但是因為我反抗的方式（例如找老師告狀）和對他們的態度不壹樣（性格、思想價值觀、行為各方面都很不同，包括對他們壹些行為反感），所以他們即使和別人打架，在他們眼裏也是「人民內部矛盾」，可以隨著時間推移而化解，而我和他們互相看不慣，激烈對抗，屬於不同性質的「敵我矛盾」，「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即使我想「壹笑泯恩仇」，他們也不可能願意，哪怕已經過去了很多年。而其他和我沒有矛盾但是不明真相的同學也可能被他們裹挾和蠱惑，共同來對我進行輿論攻擊。

在現在的信息時代，想打擊遠在千裏之外的人很容易，而且也不需要投入多少金錢和精力。現在連大學老師都有被學生舉報，中學生「五毛」還有舉報中學老師上課言論，結果老師被迫辭職的。他們這樣做不僅不累，還會把這種攻訐當成壹種生活的佐料，為平淡壓抑的生活增添激情，甚至覺得自己是「替天行道」。如今網絡上各種對個人的人肉搜索、語言攻擊甚至波及現實，這些人就是這種心態嘛。在這麽多學校看不慣我的人何止幾百，上千人是必然的。我作為壹個學生又有多少力量抵擋攻訐，而且我確實做了很多錯事，並不是別人完全造謠作假。例如我紮傷別人離開了學校，不就是典型的「畏罪潛逃」嗎？（現在沒發生這些事並不是我預料錯了，而是我壹直逃避學校，徹底隔絕，壹直不上大學才沒發生）（雖然或許在壹些人看來（聽過個別人評價這些事）我做的事不算太嚴重，但是我既然高標準要求別人，當然別人也會高標準要求我，我既然激烈指責別人，別人這樣指責我也無可厚非。而且我如果考入中國人民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這種學校，這些事就算小事也大了。社會公眾對名校學生的道德要求遠高於普通人，名校學生的道德哪怕有不很嚴重的問題，壹旦曝光，都會代表整個學校的形象被批判和審視。而且前面已經說了那麽多原因，例如「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的區別。而且我反抗的方式和其他壹些行為很特殊，很容易成為談資。何況我感覺這些事確實是很嚴重的，並不是小事。）（而且我當年就是用告狀方式告他們，他們自然也會這樣治我）（而且就算沒人告狀或者學校允許我就讀，這些流言也絕對會在我大學同學圈裏傳播。因為我初高中做的事太「知名」了，不可能傳不過來，沒有不透風的墻，尤其在這個互聯網時代，即使沒人刻意傳播，只有無意的流傳，最長不出壹年同壹個院系的同學和老師肯定都會知道我的這些事，對學習和生活造成巨大影響。）

還有壹件事也佐證了我對這種危險出現的猜測。我高壹下學期結束時候，曾經試過去新鄉壹中，當時他們學校正好招收插班生，有統壹考試，我當時在學校招生辦登了記，但是卻沒有接到考試通知，而其他壹些附中同學則接到了，我當時很奇怪。結果到了高三時候，因為找復讀學校又去了壹趟新鄉壹中看看招復讀生政策，發現招生處坐的人正好是初二年級滑縣道口抗大初中政教導處的馬主任（前面提到過），這下子知道那次為什麽沒通知了，是因為她當時在登記簿上看到我的名字還有手機號碼，只是我登記時候她正好不在屋子裏坐著，但是後來安排考試的時候她在報名名冊裏看到我了。我高二時候離初中二年級已經過了兩三年，結果她還能因此把我的登記名字劃掉，不讓我參加考試。如果不是後來去了壹次壹中，這事還壹直蒙在鼓裏，根本不知道還有人下過這個絆子，還以為是學校無意中忽略了呢。這件事充分說明了以前我做的事會影響到以後的工作生活，不僅影響名譽，還影響實際的考學、工作這種攸關人生命運的事。不信的人可以去調查，看看2011-2013年新鄉壹中招生辦有沒有壹名叫馬X珍的女性工作人員，她也在大約2008-2010年在滑縣道口鎮抗大初中工作過。這還是插班考試，如果是更重要的學業考試或者工作招聘、職稱考核呢？想想都很後怕。而且也印證了自己因為孤立無援，沒有朋友通風報信，所以別人坑了我都不知道這種情形。

在初中、高中已經領教了無數次很多人壹致的排擠、背後傳壞話讓其他人都知道我的過往，不僅搞得全校皆知，連外校學生和其他年級學生乃至成年人都知道我的黑歷史（目前對我的中學過往有很多了解（包括被歪曲的了解）的人至少有幾千人，知道我的「鼎鼎大名」的更多，估計有好幾萬人吧。不僅認識我，連我父親他們也都認識。以前在初中二年級，我父親去學校辦公室找老師（我正在老師辦公室，我父親單獨經過院子往教師辦公樓走過來，但是他們都認識我），正在上體育課的班裏的同學都轉臉看，和竊竊私語或者高聲叫喊「王慶民他爸來了、王慶民家長來了」之類的，我在辦公室裏邊看的聽的很清楚。而且所有教我的老師和很多從沒教過我而是教其他班的老師也全都知道我和父親，我父親來學校解決問題時候（只在抗大初中就至少跑過20次），他們也是議論紛紛，在同壹辦公室的都用異樣眼光看著我和父親，在遠處的老師校領導之類教職工，都能看見他們指指點點、嘴動著，聽不見說什麽也知道不會是好話。當時不知道在這些上丟人現眼多少次了。每天受到這種「註目」，有多少羞辱可想而知），再加上壹些添油加醋的評論和掐頭去尾的描述，讓其他剛開始認識我甚至還不認識我的人形成壹種先入為主的印象，導致絕大多數人和我並無矛盾但是對我已經充滿各種成見、厭惡，自己天天在眾人面前擡不起頭、丟人現眼。此外還有壹些學生拍的大量我當年例如站桌子上、表情難看、拿磚頭之類的照片（還有很多其他的，尤其不懷好意的那些惡棍學生拍的），他們想傳到更大範圍的網絡上並不費勁，當年已經在壹些圈子裏到處發了，前面對此已經講到了，以後發到全民都能看到的環境中，自己連在中國的壹塊落腳之地都將沒有，連吃飯住宿都是難題。

而且自己極為反對校園暴力，痛恨不公和歧視，但是自己卻也做過很多錯事，自身做過自己痛恨的事，哪怕有各種外界因素，而且大多數都是在反擊欺淩中做的。我既然對別人要求高，當然應該對自己要求更高，可是按這種標準我做的事情顯然應該被嚴懲，雖然我付出很多代價（例如不敢辦理學籍、恐懼害怕、不敢回去聯系認識的熟人同學老師，沒了正常的人際交往，東躲西藏甚至更換名字、不得不說謊隱瞞導致自己不誠實、尤其復讀時候心理上的自責內疚恐懼帶來的痛苦導致高考失敗等等），但是並沒有正式被懲治（那兩次傷人事件都至少是輕微傷甚至輕傷）。還有好多事雖然不壹定多惡劣，但是特別「奇葩」，名聲不好，所以壹直不敢面對以前的這些事，總想逃避。而且這些事傳揚起來，不僅影響以後，還讓我在外地上學這幾年的老師知道，他們很多人對我都很好，要是聽說了這些，我在這些老師中的形象又是怎麽樣呢？還有那些曾經幫我聯系學校上學的家裏邊親戚和其他朋友的關系人，如果知道這些肯定內心裏也後悔替我聯系學校。

「不能正己，何以正人」，想到這些，更是羞愧難當，痛苦至極，想起以前的壹些事就充滿罪惡感，完全無法面對過去，無法面對未來必然需要重提舊事的時候，精神狀況非常糟糕。而且如果我原諒了自己的錯誤言行，原諒了自己對他人的傷害，那麽豈不是也要原諒其他傷害我的人？但是我無法原諒那些故意傷害我的人。如果我不原諒他們而原諒自己，這樣我還怎麽達到對他人和自己壹致呢？這些擔憂和焦慮隨著學習成績提升而越來越強烈，成績越好這些想法越揮之不去，自己精神狀態也開始又向不好的方面發展。加上本來就有抑郁癥，這壹下又加重了，平日學習也是滿腦子這些事，成績開始下降，還出現惡心嘔吐、吃不下飯的情況。平日的言談表現各方面可能也有些異樣，給人的眼神或者面部表情可能也會變得無精打采或者呆滯之類。

到了12月底和1月份，就又出現了壹些問題。不知道為什麽，可能是因為我前面那些表現，加上本身還是不能完全適應校園生活的老問題，在互相熟識之後同學之間的看法成型之類原因，壹些同學看我的眼光有些異樣，平常我有詢問作業或者不會的題請教，剛入學時候同學們都比較熱情回答，但是現在突然變得很冷淡，愛答不理，甚至起身走開。結果連學習中問布置了什麽東西都不知道，班裏有什麽學習方面的事都沒人通知。我感覺有些莫名其妙。結果到了後來更嚴重，跑操時候我站的位置的前面、後面的人都擺出誇張的「逃跑」的動作，看見我趕快往旁邊跑或者往前或後擠，故意離我很遠，甚至互相推搡著不想跟我站在壹起。在班裏或者樓梯處、吃飯的食堂座位那裏也是這樣，很多同學都想辦法離我遠點，例如在食堂別人吃的好好的，我坐在那之後，有些人端起飯碗就跑了，而且動作很明顯和誇張，眼神和說話也壹樣。這在前幾個月是從來沒有過的，甚至壹開始入學還有人主動親近我。這壹下子讓我想到初中時候那些事，很多女生男生看見我趕快跑，例如上樓梯，看見我過來，七八個人全都跑開或者緊貼著墻，臉色表現的非常厭惡和恐懼。

沒想到我適應了好幾年學校，在思想和行為舉止、日常交際上改變了那麽多，結果努力都白費了，竟然換來了和幾年前壹樣的對待，壹樣的歧視和疏遠（雖然程度還是很不壹樣的，而且沒有以前的直接的攻擊和找麻煩，只是疏遠和孤立，但是在高四那種緊張環境下，加上自己原本就缺乏處理人際關系和應對矛盾的能力，判斷力也沒那麽敏銳，沒有區分開和以前的程度輕重）。最重要壹點還是自己不會拉幫結派，沒有那種關系很鐵的朋友通風報信，所以根本不知道這是因為什麽具體原因？究竟他們對我的歧視程度是多嚴重？看法具體有多惡劣？會不會有後續的動作來找我麻煩（如果僅僅只是歧視就算了，大不了忍壹段時間就行。關鍵是也可能像以前壹樣還有後續的攻勢）？這些都不知道，所以很恐懼、很憂慮、不知所措，想改變自己的缺點，去迎合其他同學都沒處去改。我以為是以前初高中的那些事情傳了過去（這個現在也沒確定是因為什麽，後來過了很久，高考結束後問過壹些同學，都只說了壹部分原因，主要是個人言行舉止的問題。還有，就是在新鄉市的那些事被壹些人（例如班裏就有兩個新鄉市的）知道了，而且看到了那些照片，然後傳揚開來。此外，也有其他的可能不方便說的原因吧，例如可能怕說了傷我自尊心吧。肯定不止那些（如果並不是有以前的事情傳過去，那說明即使不知道過往的人對我仍然有歧視，證明我即使盡力改變還是沒有效果，比是因為有以前的事傳過去更可怕）。

我當時感覺心裏壹下子像空了壹樣，加上前面那些擔憂，尤其會不會以前得罪的人趁機來這裏（離老家也就200多公裏，不算太遠，如果有人召集，肯定能來幾十個）發起進攻，搞各種破壞、騷擾，精神壹下子就垮了，基本就崩潰了。看到這種行為，渾身上下都有壹種被電擊的感覺，頭皮發麻，感覺天旋地轉，課程什麽就基本聽不進去了。我也讓班主任和壹個關系比較好的語文老師替我打聽，可是沒有打聽出什麽，而且老師也說了，妳（指我）也明白，學生之間的事普遍都不希望老師知道，也不喜歡老師介入。這確實是實話，以前初中和高中面對校園暴力或者其他矛盾去找妳找老師，也是班裏同學孤立我、看不慣我，那些流氓混混學生投東西砸我、背後傳播壞話的壹個重要原因。在這些問題上尋求老師幫助往往有反作用，那就是讓其他人更孤立妳，疏遠妳，因為很多學校（反正我了解的學校大多數情況是這樣，全國不壹定都是這）的「潛規則」或者說習慣就是學生之間的壹些事（包括各種糾紛、看法、沖突）不應該告訴老師，這是約定俗成，誰破壞了它那就等於「自絕於集體」，集體內的矛盾是「人民內部矛盾」，但是還是壹家人，但是妳讓老師知道或者參與，那這個集體就冷落妳，看不起妳，甚至排擠妳。

此外，那時候還有壹種詭異的心態。也就是離成功只有壹步之遙的時候，自己卻感到了壹種前所未有的恐懼和不安。這即使在以前和他人沖突最激烈最危險時候也未發生過。想起以前種種遭遇，如今卻能考上這麽好的學校，自己都感覺有些害怕不敢接受，雖然這恰恰是我壹直渴望的目標。而且作為壹個校園暴力的加害者、幸存者，已經有些幸運了，更多飽受欺淩的學生或者幹幹凈凈的同學遠比我有資格進入這種優秀學府。在這種即將成功的時候，越來越感覺自己「不配」取得這麽大的成功，和以前邋遢、骯臟、惡劣的個人形象差異極大，讓我總想毀滅這來之不易的成功。我內心無法接受這種巨大反差，越是過得好，越是光鮮，越是想起以前滿臉汙垢，躲在廁所旁邊避開那些欺淩者和沿著樓梯角落踽踽獨行時的落魄樣子。在這種撕裂與糾結中壹直痛苦著。

這種自卑感、羞恥感以前也有，但是因為現實沖突激烈，沒辦法顧忌這些。當自己可以自由學習的時候，能夠追求到理想的時候，過去這些事都開始難以遏製的從頭腦中不斷閃現。而且以前無暇顧及的各種擔心，現在都集中性的浮現在腦中無法排解。而且高壹高二對未來高考以及人生也沒有更細致的計劃，而到了高三及復讀時，也就是勝利就在眼前了，各種以前來不及處理的老賬或未來面臨的危機都直接攤在面前，而且很多無法解決。我無法面對過去，無法面對很多老師和同學。加上前面那些事，還有高考的巨大壓力，精神就崩潰了。整個人陷入了壹種絕望、混亂、焦慮的狀態，抑郁的癥狀前所未有的加深，持續到現在。

此後就休學，經常請假，又開始四處無目的的轉，乘車旅行，上網，看書，看報紙雜誌，反正就是不學習，逃避現實，在離高考已經只有兩個月的時候忍不住這些前面提到的各種壓力，幹脆就不去學校了，就在自己租住的屋子裏看各種書刊，去上網玩遊戲，不再去想學習成績，也不再想學校和學習內容，也不想考慮未來。成績開始呈斷崖式滑落，離校時候成績已經持續下降到壹本線附近，比以前正常成績下降了50分左右。2014年高考結束，不出意料的，沒有過壹本線，離壹本線差了14分，再次以悲劇收場。恐怕沒有幾個人能理解明明能夠取得非常好成績的學生卻不敢考好的心情的痛苦，更不能理解在無其他路可走的環境中又無法走唯壹的考學之路的痛苦。就像壹個快餓死的人，看見壹個蛋糕卻不能吃，因為有毒，不吃會慢慢痛苦的餓死但是死的慢，而吃了蛋糕壹時舒服，然後立馬就死了。我自己都為自己長期在這種心境下還沒有發瘋而感慨。

考完了，又要面對現實，可是我又不想湊合著上普通學校（前面詳細講了原因），然後就又得復讀。但是雖然找好了學校，但是卻再沒有勇氣去了。雖然交了相關費用，辦了手續，但是還是沒有去上。直到現在，都是在自學（或者迷惘痛苦）之中。這次復讀之後，精神差不多被擊垮了。自高三（即在焦作那大半年）以來已經逐步走上正軌的自己的生活、精神狀況都開始倒退，而且似乎比以前更糟糕、更危險。只是由於自己壹直獨自生活，不至於與他人發生激烈沖突。不過自己又壹次陷入封閉之中，與外界又基本隔絕了。

通過復讀的這幾個月的經歷，我感覺無論是初中還是高中乃至未來的大學，無論是普通班還是重點班，都有各種問題。例如普通班學生問題的外顯化（校園暴力，各種欺淩）和重點班學生問題的內隱化（素質還好，很少有直接肢體暴力沖突和罵人，但是由於學習壓力等原因也有歧視、排異等），我由於個人種種原因更是很難適應學校生活。有人的地方就有矛盾，就有不講理或者只講壹面理，就有歧視和冷漠。而我，由於小學教育缺失，又曾經可以說與世隔絕的生活了壹段時間，加上中學階段扭曲化的生活帶來的心理問題，客觀帶來的各種糟糕的極端行為留下的「劣跡」，讓自己繼續校園生活太難了，未來進入工作單位適應社會同樣也很難。雖然在這幾年學校生活裏也遇到了很多好人，很多關心幫助我的老師，對我很熱心、善良的同學，也給我帶來許多溫情，許多幫助，但是壹旦遇到那些喜歡尋釁滋事的流氓混混學生，各種「校霸」，哪怕只有壹兩個，都難以對付。因為自己不知道對方什麽時候找麻煩，具體哪些人和他們是壹夥，會用什麽方式。

如果有了矛盾，往往就是以壹敵多，以寡擊眾，壹個人要對付四面八方的問題，雙拳要敵四手甚至更多手。對方知道妳的性格和底細，但是妳因為沒有那麽多「鐵桿」朋友而不知道對方會采取什麽行動、找麻煩的程度會到哪壹層，也不了解壞人層出不窮、花樣翻新的找麻煩的手段。而且自己也沒有心力每天壹邊學習壹邊還能應對復雜的人際關系以及不確定數目的「敵人」。忍耐又學不會，看見他們耀武揚威的故意走過來蹭妳、拿眼神動作挑釁妳，說風涼話或者指桑罵槐的挑事之類，也缺乏同樣的能力回擊，或者妳回擊了就被對方當成理由更加找妳麻煩，逼妳生氣。往往忍的時間長總想爆發，然後搞出來更大的事情，更極端的行為。我不去學校也是害怕自己會再出事，再因為這些矛盾學不進去，然後「發作」，再搞以前的那種行為。雖然現在很後悔以前做的，但是真的到了現實裏那種被欺負、被孤立、被歧視的環境，還是忍不住想用這種方式回擊、發泄。說不定會因此發生違法犯罪的事（其實以前做的按說也夠得上了）。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隔離，就是不去學校，眼不見為凈，不在壹起就沒有沖突。而且如果再出事，還是會給幫助我的老師和友好的同學帶來連帶傷害，何必呢？

但是自學還是逃不脫以前事情的陰影，除了做噩夢、不由自主回憶以前的事，腦子裏往往有惱怒、愧疚、後悔、自責、煩躁，思想壹直在掙紮，既愧對那些我傷害過或者沒有好好珍惜的人，又想報復那些傷害過我卻沒有得到應有懲罰的人，但是這兩點都無解，又在心裏揮之不去。「不能正己，何以正人」，壹方面看不慣社會各種不公平現象，對別人傷害自己感到憤怒，對遭受的不公十分氣憤，但是自己卻也傷害過別人，也做過不正確不合理，不符合自己道德要求的事，雖然有很多是迫不得已，但是還是感覺自己的價值觀與自己的這些錯誤言行相悖，所以壹直陷入激烈的思想鬥爭之中無法自拔，為此往往精神抑郁、焦慮、失眠，內心懷有極大的痛苦。我不能把自己剝離出應被譴責者之外，如果那樣，我和其他那些只講壹面理、只指責別人而不照鏡子看看自己什麽貨色的人有什麽區別？和那些對自己和他人搞雙重標準的人有什麽區別？而且在每壹個新學校時候為了避免把前面的麻煩傳過來，還得編壹下謊言（故意說成是以前在另壹個沒去過的學校或者家鄉），每次撒謊都很難受，感覺侮辱了自己的道德操守，也辜負了信任的人，讓自己像做賊壹樣，而且又不得不這樣做，這些都讓我特別痛苦，羞愧至極。還有就是前面幾段提到的對以後考上大學因為檔案等問題帶出沒有上小學以及中學換了八個學校，又帶出以前發生的那些矛盾、自己當年做的各種激烈行為以及其他在很多人眼裏不是正常人做的事情。這種恐懼和憂慮下，學習積極性當然不高。雖然按前面各種模擬考試的經歷，我考普通的211或985學校沒有多大問題，但是因為這些事，加上因為這些重壓而排斥學習，學習時間和精力只是同樣情況學生的三分之壹不到，導致成績只能在壹本線與二本線之間徘徊，靠「吃老本」來讓分數不滑落的太厲害。如果沒有這些煩惱和根本無解的問題，根據前面很多次模擬考試的成績，我考入像華東師大、華南師大、中南財經這類學校還是比較容易的。

這時候，我父親又因為腦溢血暈倒並且住院。我不得不回去並且見到好幾年沒見到的曾經在小時候打我、嚇唬我、發瘋摔東西、潑洗澡水的姑姑。這時候她的病看起來好了些，不像以前那麽瘋，有時候說話還很和氣，但是有時候就會表現出以前的猙獰，例如說話低沈的陰森或者大喊的歇斯底裏（這倒是和我在學校的那幾次激烈沖突時候的說話狀態類似）。雖然她四十多歲了，但是還是能打得過我，手勁還是比我大，沖突時候抓住我的手我就掙不脫。縣城的醫院條件可是沒有大城市那麽好，醫護人員的護理遠沒有大城市全面，端屎端尿、換洗臟單子（自帶的墊著，否則醫院的臟了要付錢買下來）和屎尿布、餵飯都得家屬做。病房裏連空調也沒有（有些病房有，但是我父親那個沒有，在衛輝的醫學院三附院和滑縣中心醫院都沒有），陪護沒有床位（在衛輝的三附院），要睡地上或者自己買折叠床。壹天三頓飯，打飯都要排著隊，每頓買饃、菜、湯都要分開排隊，每排壹回前面就有十幾人，每次買飯就得累半個小時。送病人去做CT等也要家屬自己送去。平常輸液看護，防著滴完或者針被意識不清的病人掙紮而脫落，這些也是要家屬做，每天需要連續看護幾個小時。這些都能讓陪護累得精疲力盡、煩惱急躁，甚至想去死。無論是病房、陪護睡覺的走廊、餐廳都充滿了各種病人和家屬的味道，極其難聞，沒人想呆。

我這些年壹直體弱多病，動不動就感冒發燒，之所以打不過比自己個子低的多的人，也是因為這些。加上從沒有護理人的經驗，說難聽的就是「肩不能扛，手不能提」，加上前面提到的那些壓力和抑郁癥，導致精神不振，完全沒有護理能力。加上我和我姑仇人見面分外眼紅，也不可能壹直呆在壹塊，只有分開少說話少見面才能減少沖突。而我姑對我父親還是願意照顧的，然後她承擔了這個任務（其中也有壹些內情）。雖然她小時候打我嚇我給我帶來巨大心理陰影，但是護理我父親這壹點我確實要感謝她。在我父親昏迷不醒、醒了之後長達壹年時間臥床、生活不能自理期間，不管照顧質量如何，她還是盡力去照顧了。而且還要同時給已經七十多歲的我的祖父母（他們也都已經不能完全自理，我祖母後來已經完全不能自理，意識不清）餵飯、洗衣服，雖然中間也有些虐待行為（這個可能照顧老人時間長的都存在吧，不過我看祖父母其實真是生不如死，因為生活不能自理，家庭條件又不太好，受罪太大了，詳情不宜在文中說）。

這個過程中，因為我的生活費問題、上學問題又發生激烈沖突，雖然沒大打出手，但是我姑壹直威脅斷了我的生活費，她還大喊大叫歇斯底裏，我也壹樣大喊大叫歇斯底裏。我想拿走部分家裏的錢，避免她每個月給我錢時候都要挾、諷刺，但是我父親不同意（可能是被迫吧，他全靠我姑姑照顧，還有祖父母，所以經常聽她在床邊數落或者說風涼話（例如說我父親在醫生診療時候因為胳膊和癱著所以特別疼「喊饒了我吧」，完全是痛苦下下意識的話，醫生走後她就在旁邊惡狠狠說「『饒了我吧』那是男女之間xxx時候說的話，妳惡心不惡心啊」等，語言怪腔怪調，而且還是我在場時候說的，或許就是特意讓我聽的。還有我給其他人打電話過程中說過「請問」、「謝謝」這類話，她就在旁邊譏諷說：「哎喲，這不是還怪（很）會說話的嗎？」）也不敢頂嘴或者反對），於是壹直沖突了幾個月，不過生活費還是給了壹些。雖然我也反擊的諷刺（還有直接回罵，例如罵「操妳媽x」、「傻x」，雖然按邏輯等於是罵她還罵了我奶奶（她是我姑，所以罵操妳媽X就等於……），但是越是這樣罵越爽氣，越不要臉的罵她，不分輩分的罵，我才能泄憤，才能表達我的憤怒，雖然冷靜時候想想很無恥，但是需要罵的時候還會這樣罵，甚至罵的更難聽），但是顯然遠遠沒有她會拐著彎罵人、指桑罵槐的譏諷人。而且她40多了，久經這種沖突，罵街慣了，不在乎，而我倒是容易往心裏去。2017年10月，還因為她試圖打我，我去買了把水果刀，在縣醫院病房樓對峙，有幾十人圍觀）。

當然，因為她曾經有精神問題（現在好多了，但是偶爾還出現相關表現），以及家裏這種病人情況（祖父母長期臥病在床），還沒出嫁，所以這兩年恢復聯系後，對我有時候也比較好，表現出溫情壹面，可能希望我有出息以後能夠給她養老多個保障吧，而且她還是比較看重這個家庭血緣的，我還是獨生子女。不過矛盾和溫情都有，加上以前我小時候她做的那些事給我帶來的巨大心理陰影，現在也是態度飄忽不定，所以我沒有任何安全感。關於學校的事我說我的不同意見，她有時也是大喊大叫。對她，我是既怨恨小時候打我嚇我，給我帶來巨大心理陰影和不幸童年，但是又感謝她在我沒有護理能力情況下盡心照顧我父親，還有照顧祖父母，還有擔心她以後在家做出什麽事或者通過阻斷我經濟來源，以及不得不和她通話時候要忍受難聽話。當然，這件事也說明我不想親手照顧他人，比較自私，但是我如果有比較多收入的話，我並不會吝惜拿錢給父親找個好的護理人員，但是親手每天十幾個小時照看確實做不到，真想早點解脫。

按說，18歲以後家庭對我就沒有法律上的撫養義務，我就應該經濟獨立，自己掙錢。可是我因為早年長期與外界隔絕（不是不出門，而是交往圈只有家裏四個人，或者外面偶爾有的親戚、同齡人，屈指可數），只在家裏生活，不僅不適應學校生活，同樣不適應社會，沒有基本的交往能力和混社會的基礎知識。和學校裏有老師看管、學校紀律約束下的學生交往還有各種沖突，更不用說去和那些輟學、成年、社會底層的人打交道（沒文憑沒後門也沒有可能去什麽「高端」地方打工）。而且我這些年身體壹直不怎麽好，體弱多病，基本每年感冒發熱咳嗽拉肚子這些累計要有幾十次（壹點不誇張，我身體非常不好，因為缺乏鍛煉加上各種生氣、壓力，心力交瘁），壹年至少三四次輸液，「肩不能扛，手不能提」，拿重物都費勁，更難適應體力要求高的打工活動。

這些年學習，包括課外閱讀，雖然學了很多理論知識，了解了許多社會民情，也知道了社會的陰暗面，但是知道了不等於學會實踐和融入（就像大學教授可能通過研究知道礦工、富士康、城中村的生存狀態和運作方式，但是他本人真正幹這些，並不能適應的了。例如清華大學的教授朱湘，雖然有才學，但是因為抗爭而從學校辭職離開後，只能乞討度日，不僅自己食不果腹，最後貧困的給幾歲的兒子買吃的都不夠，最終自殺身亡。我當然比不上他的才學，更沒有他的風骨，只是說有某種相似性吧。），相反對此很厭惡與排斥，盡力逃避，非常不想去受這些罪。前面也提到了，我連普通白領或者工薪階層的工作都不壹定能適應，何況打工。即使能避開壹些矛盾，但面對各種看不慣的事，難免會表現的厭惡和排斥，最終還是不可能融入工作群體中。此外由於壹直沒有放棄高考，還要學習，很多事都壓著，也無法抽出很多時間打工。所以我就是那種「百無壹用書生」吧。加上在內地，社會最低工資保障和最低生活保障之類也很低，低保還不夠交房租，沒有經濟獨立的能力。在某種程度上，我也是壹個自私和無能的人。

有句老話「壹升米養個恩人，壹石米養個仇人」。我和家庭的關系似乎也是這樣？我也不知道怎麽評斷。家人讓我經歷了痛苦而且特殊的童年，也直接導致了我不能適應學校，後來出現了那麽多嚴重的問題。但是另壹方面，家裏還是養育了我，尤其初中之後，衣食住行和學費也都給了，壹直到現在。但是由於前面那些事，加上現實裏和家人由於種種事情不和，所以沖突不斷。而且我父親還有我姑壹直回避沒有讓我接受小學教育導致壹系列後果的責任。他們都不願意正面承認這個問題給我帶來的巨大傷害。我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應該如何對待家庭。雖然有仇恨，但是卻又養育了我，而且自從初中之後，總體上對我的幫助比很多普通家庭對子女的幫助還要多。但是又有很多不滿，反感，除了前面提到的經受的家庭暴力和其他惡劣的家庭環境的傷害，還有其他壹些暫時不方便說的傷害。

那麽究竟應該如何對待家人呢？我壹直都在迷茫。想要獨立，但是現在情況很糟糕，而且以後我父親和我姑老了，我是怎麽照顧？完全沒有能力親身照看，除非經濟條件好的可以請人。但是我姑給我那麽多傷害，我真想報復她。但是對父親還有其他家人還是有義務照顧的。雖然有那些傷害，但是還是家人。說以後斷絕關系，現實也不可能這樣。除非我死了，就不需要有責任了。只不過我暫時還不想那樣，雖然現在困境那麽多，考上好學校也是身敗名裂，考的差了壹輩子也沒什麽希望，以自己的言行、性格，還是會和壞人激烈對抗，想忍也忍不住，就算強製自己看的慣社會上不直接和自己有關的醜惡，也忍不住自己受欺淩，早晚還得在和流氓惡棍壹類的基層社會上的壞人的沖突中出事。但是我還是有很多想做的，還有壹些理想，不想現在就這樣結束了。

後來我父親病情漸漸好轉，但是並沒有完全康復，而且長時間沒有上班，在家休養，家裏又有祖父母這兩個老人要照顧，經濟負擔和日常照料的壓力都要大病初愈的父親承擔，當然我姑也參與了照料。這種情況下，家庭對我的經濟支持已經不可能持續太久了，隨時都可能走投無路，我的人生基本沒有什麽光明大道可以走了。只是，我還有很多話想要說，還有很多沒辦完的事情，還有很多未曾實現的理想要完成。
我想起了初中壹年級時候，我們那時是七年級（即初壹）才正式學英語，班上有很多來自農村的學生，其中有四五個女生英語學的特別好，那壹年我們那裏有個名校畢業生想實習壹下，正好來了我們班，教學能力強，而且教育手段多樣，把平日死氣沈沈的課堂搞得很有活力，還請過我們吃飯。她講的很好，壹些女生學的也很好，她們多數來自農村，但是英語天賦並不比大城市的同齡女生差，無論是口語還是書面做題和寫作。在只有錄音機算是「高科技產品」的簡陋課堂中，她們都表現了很強的學習英語的能力和學習欲望，課堂表現也可圈可點。但是後來這個老師也離開了，就如同偏遠山區壹個優秀的支教老師離開壹樣，孩子們失去了壹個好老師，往往就不再有那麽多的學習進展了。

多媒體設備和個人電子學習工具的缺少、個人視野受環境限製（與大城市尤其國際化大都市中的同齡人接觸各種外國文化、英語書刊、和外國人交流乃至出國的優越條件天壤之別）等原因，除了個別學生通過拼命努力、用死記硬背和題海戰術日夜學習能夠考個好學校，繼續攻讀英語之外，大多數和大城市女孩有壹樣天賦和求知欲及理想的農村女生不得不從這扇打開世界的窗欞前轉回身去，回到那死氣沈沈、破破爛爛的家園裏。像丁X、劉X婷、楊X的女生，英語都是很好的，但是在師資條件、學校基礎設施、生活的大環境以及家庭狀況等因素的製約下，她們只能把學英語當成例行公事壹樣，為了考試而學習壹些，閱讀量和閱讀面都不能和大城市學生比肩。
對她們這類學生來說，如果很有幸，就考個二本學校，在家鄉找個體面的工作或者在大城市從單位的最基層做起，往往也和英語或其他大學專業沒有多少關系。而更多的同樣情況的女生，可能只能考個三本或者大專，學的英語也早隨著大學放羊式教育和與家裏的父母或者其他親戚關於人生未來的各種抱怨和拌嘴中忘卻殆盡了。甚至有些女生早早輟學，打工掙錢，去大城市從事各種辛苦的工作，然後和同壹階層的人結婚，或者幹脆被家人包辦婚姻，成為和自己母親、祖母等祖祖輩輩的女性壹樣，在破舊而保守的村裏每天沒有理想和追求的麻木的活著，平日出門最遠走到村頭小河，眼睛最遠也只能看見離自己不到10裏的樹林。即便偶爾能去集鎮或者縣城購物和走親戚，也只能帶回大城市早就不流行的款式的衣帽，沈浸在精神生活貧瘠的大包小包之中。至於娛樂，對於很多農村的婦女（男人往往也是），麻將桌是最大的興趣。即便有了互聯網，因為知識與環境的局限，她們在互聯網上的關註點也壹樣非常有局限性，失去了想象力、創造力的她們，在思想的開闊度上，還不如許多進程打工的男性農民工。她們每天捋起褲腿揮汗如雨的在田裏幹活，回家又在油煙裏忙的要死，在與鄰裏罵街、和婆婆鬧別扭甚至丈夫的拳腳中度過余生。不知這時，她們是否還記得剛開始學英語時候的熱情和興趣，是否還記得自己筆尖劃出各種中外知識時心中或許有的壹些夢想--了解世界、走出農門、走向新的生活、追求更多生命的可能性；抑或是壹些樸素的想法--穿上電視劇裏女明星的那種衣服，也和她們壹樣有氣質，走在霓虹燈五顏六色的光映照的大街上，在電視裏演的高樓別墅的陽臺上穿著睡衣看清晨的陽光，和通過戀愛結合的高大英俊事業有成的男朋友雙宿雙飛……

真正能實現這些夢想的農村女生鳳毛麟角，因為，錄取率太低了，學校之間差異太大了，像河南全省壹本率7-8%，「三駕馬車」省實驗、鄭州壹中、鄭外本部壹本率達80-90％，很多地市裏最好的學校壹本率在30%左右，而普通縣城壹中壹本率往往只有不到5%（除了個別名校），其他普通中學往往不到1%。而農村家庭的子女往往都是在縣城中學甚至鄉鎮高中。而越是經濟條件好、居住於城市的學生家長越重視子女教育，也越能投入更多錢和精力去提高子女成績，在小學或者初中成績好，當然也越容易進入高中名校，這又有利於進名牌大學。壹方面，好的物質條件可以讓子女沒有後顧之憂，專心學習，又能在補課、學習工具、課外作業這些上有能力投入，自然成績較好。此外經濟條件好的家長可以交巨額擇校費讓子女進入名校學習，當然通過關系後門也可以去好學校（我就是這樣進的附中）。而農村家庭在這種競爭失敗後越發不贊同自己子女通過考學改變命運，因為經濟條件不足以支撐子女和城裏孩子壹樣的學習經費投入，家裏邊很多口人素質參差不齊同樣也無法給子女壹個安靜、平和的學習環境。而高考改革之後對學生課外閱讀量、優秀教師引導等要求更高更重要，城鄉教育差距更大。即使考上大學，基本也只能考上二本以下，絕大多數都是三本和專科，而有沒有這類學校的文憑對找工作、對工資多少影響也微乎其微。這也是現在農村流行「上學還不如打工」思潮的重要原因。

如此循環，階層日益固化，有些人上下兩代都是老板、公務員；有些人自己是白領藍領，培育的子女也要去從事這種工作；中產階級給子女選擇名校、體面工作，其實也是自己同樣人生的延續；底層農民工的下壹代比老壹輩除了手裏多了臺智能手機，衣服比老壹代新壹些鮮亮壹些，職業、社會地位還有個人追求和父母比較並沒有太大變化。教育原本是讓不同階層的子女盡可能站在同壹起跑線，讓每個未成年人都有較平等的機會走向未來，而如今的中國，教育卻成了凸顯社會分層、加劇當下社會各階層固化的推手，讓貴者恒貴，賤者恒賤，治人者恒治人，治於人者恒治於人，雖然也不乏通過應試教育從底層壹躍成為社會精英者，但是相對於整體，這種情況並不多。

而且更吊詭的是，據我直接和間接的觀察了解（主要通過互聯網上壹些交流以及各種閱讀，現實裏也算見過這類人），從底層尤其內地農村通過應試教育考入名校的學生在各種人文素質尤其愛心、同情心、多元包容、國際視野方面還不如沿海大城市畢業生，反而更加自私自利、崇尚強權、更強烈的追逐金錢和權力，傾向於忍耐服從、「聽話」，贊同盲目的忠孝節義，反對女權、反對同性戀、反對丁克、反對性解放和不婚主義等思潮，在社會議題上持保守主義觀點而非進步主義觀點。例如很突出的壹點，許多（不是全部）來自於農村保守思想濃厚的家庭出身的男性，在婚後往往不能給予生長在大城市的妻子足夠的尊重和理解，在家庭博弈中往往傾向於父母而非妻子，妻子只能更多的順從公婆的意誌，為了傳宗接代而不顧妻子個人自由要妻子盡早生育乃至生多胎、在家相夫教子而非鼓勵妻子在事業上有更多成就和給她更多自主生活空間。這樣就造就了百萬千萬嫁給農村出身男性的城市優秀女性毀掉了自己的理想和追求，不能按自己意願從事自己喜歡的工作（往往考慮家庭就要把工資收入、離家遠近、是否方便照顧公婆等放在主要位置）、隨心所欲的去旅行、參加社會活動，淪為生育機器和照顧公婆、子女的仆傭，端屎端尿、洗衣做飯，服侍公婆和丈夫，還得聽公婆乃至丈夫的各種責罵，尤其很多婆婆會毫無道理或者故意找茬的欺淩兒媳，各種無端責備、侮辱、謾罵和折磨（例如挑剔買的東西、讓兒媳把幹幹凈凈的衣服在重新去洗，說兒媳做的飯不好吃是故意氣婆婆等），甚至有壹些女性會遭受這種丈夫的家庭暴力。這些曾經對「質樸」的農民出身、刻苦學習、白手起家掙錢致富的丈夫充滿尊敬和愛憐而以身相許的妻子們，最終往往只能在家庭的桎梏中消磨壹生。

只能說，這是更深層的悲哀，在壹些不發達地區封建宗法殘余和保守主義大行其道的情況下，加上糟糕的教育和大環境不僅毀了很多人去追尋更美好生活的機會，還破壞了人性、扭曲了心靈，讓人變得更加冷漠與無情、虛偽與自私，當農村孩子出人頭地之後，反而露出野蠻資本主義時代暴發戶的青面獠牙。但無論如何，我還是希望中國的區域、城鄉、階層差異能夠得以縮小，尤其在關系到壹代代新人未來的教育領域，應該通過教育投入的均衡化（而非簡單的改變各省的錄取率）給予不同地域學生在師資、教育基礎設施、教育理念等方面相差較小的教育，培育自由、獨立、自尊自愛、有同情心和同理心、有正義感、價值觀正常、思想進步健康的新人。當然，這些我只能說說罷了，沒有權力，就無法改變，只希望以前那些來自較貧窮家庭的很好的同學，尤其那些女生，能夠有壹個好的人生歸宿，即使不富裕，也要有些尊嚴和自由，至少少受些委屈，少受些他人的擺布，有個還算不太差的壹生。
無論是在電視、報刊雜誌、互聯網上了解的社會百態，還是親身經歷的世事艱辛，都讓自己充滿憤懣、壓抑、痛苦和失望。雖然無論自身還是社會，當然也有很多好的東西，但是我總是看不慣各種不好的東西，對各種無恥的人非常厭惡（當然我自己也有無恥的地方，但是仍然極度反感那些社會上其他無恥的人，當然也對自己的壹些錯誤更反感痛恨），尤其是當醜惡的東西還有這麽多的情況下，總是想去改變，但是自身難保，力量又小，無力去打抱不平或者糾正他人錯誤的觀念，每天越看越氣，但是又放不下這壹切，也沒辦法放下，自己的人生不可能與社會大環境切割，沒辦法完全逃避現實。「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雖然這話說起來很矯情，但是心裏總有這麽壹些誌向，去改變不公和懲惡揚善。自己作為壹個經歷許多坎坷的人，很能體會到弱者的痛苦和無奈，對於強大且邪惡的東西有壹種強烈的仇恨，試圖去攻擊它們、推倒它們，把世界上壹切不平的事扳平，把顛倒了的黑白扭轉，只是往往力不能及。

至於我個人的前途，似乎已經是無路可走了。雖然這些年學校生活積累了各種經驗教訓，但是並不足以適應學校生活，也不能很好的融入社會。這些年由於抑郁癥帶來的各種問題，焦慮、壓抑，記憶力減退，思維方面也有些不如以前了，學習成績很難回到前兩年的巔峰狀態。失眠情況雖然不嚴重，但是還是存在，而且最重要是晚上經常做噩夢，即使不太「噩」的夢也往往都是和自己學習或者生活裏的經歷的痛苦有關的，讓自己經常半夜驚醒，睡眠質量很差。而且無論是睡覺還是做別的事，往往都在有意無意的拖延，感覺做什麽都提不起精力，不願意去做，總想逃避壹切。尤其在第壹年復讀時，發現自己經過了多年改變，還是處於孤立無援的狀態，無法清楚有效的判斷身邊其他人孤立、歧視自己的具體原因、程度輕重，因此也很難有辦法去應對，即使最後發現了壹些問題，往往也是反應過敏或者反應遲鈍。而且如果以後在大學或者工作單位再次和他人沖突，尤其是和那種拉幫結派、有權有勢的人沖突，仍然是沒有辦法擺平。自己孤身壹人，對方人數眾多；自己在明，他人在暗；對方做壞事手段隱蔽，我做壞事手段明顯；自己的陰險程度不及對方、陰招損招的多少和運用能力不如對方；自己喜怒形於色（例如看見那種欺負妳還不覺得自己錯，還擺出壹副「我就這樣妳能怎麽樣我」的流氓，我很可能忍不住壹刀殺了對方，反正永遠都不會忘，有機會就想治這種人。我在附中也曾經有樣學樣的擺出這壹招，最後也退學了，但是絕大多數惡人都沒有因為這種無賴流氓手段受懲罰），往往心裏藏不住事，對方則能口蜜腹劍，在背後慢慢找妳麻煩；自己說話做事往往不會繞彎，還容易得罪老師，對方則能在老師面前裝的很乖；自己不善於撒謊或者至少當面撒謊容易緊張露餡，而對方則能說謊話、不承認做事而且面不改色心不跳；別人解決沖突方式「多樣化」，我就只能找老師或者領導，要不就是做比較激烈的事猛烈反擊……

就像我在初中，七八個人從教室跟到寢室，又跟到政教處，跟在後面嚇唬妳，結果平安無事，我在教室坐在王奕後面卻被勸退學（當然還有前面的原因加上導致的勸退）。別人向我頭上背上投東西、把被子扔地下踩、拿刀剪課本或者在書上畫寫侮辱言語，結果沒人告訴我是誰幹的，但是自己反擊壹下，例如拿裁紙刀在桌子上劃，馬上有人告訴老師說是我挑釁，這就是孤立無援和拉幫結派者的力量對比導致的結果。如果是我幹了這些事，肯定馬上有人打報告，告訴老師或者那個同學，而且即使沒人看見，我想說謊也會緊張而被老師看出來，但其他學生就能臉不紅心不跳的否認，還壹副無辜模樣，或者假惺惺的說句對不起，以後還繼續找妳麻煩（像淩霄漢）。還有就是那些流氓「校霸」往往會看人下菜碟，並不去惹那些和老師關系好、家庭背景好的學生，打架找事也會看時間、地點、時機，這樣往往不影響壹些旁觀類學生的利益，而我往往是在課堂大鬧，反而影響了他人（就像前面提到的在抗大初中的那幾次，還有附中的那兩次，都是當場發作），引起更多人對自己反感。

很多老師和學生因為不能完全了解我，在我發作之後不知道還會不會有進壹步的什麽動作，無法判斷我後面還可能做什麽，面對各種不確定性，當然還是遠遠的走開比較好（但是恰恰是我做事的不確定性和不可預知才震懾住了那些流氓惡棍學生，因為他們摸不透我的脾氣，不知道我在被欺淩或者騷擾之後會如何反擊，所以我才沒被他們打殘打傷或者其他嚴重的欺淩。而像他們平常欺負的同學，正因為他們摸透了被欺淩者的脾氣，知道這些被欺負的人在被欺淩後會用什麽方式反擊（或者幹脆就不反擊），所以才能肆無忌憚的欺淩，而且不會有嚴重後果（就像他們知道壹些「受氣包」即使被欺負也不會反抗，或者在放假前打壹頓，然後過兩天開學這個人氣就消了，所以才挑準放假時候打人。如果是壹個很記仇的人，他們就不會采取這種方式。這就說明我的反應程度和反抗手段的不確定性給我帶來了很大保護，當然副作用就是導致了很多老師同學的誤解和歧視，不知道我還會幹出什麽「驚天動地」的事）。我特意采取激烈的和不確定的反抗方式才震懾住了窮兇極惡、人數眾多的流氓惡棍學生。他們尤其怕我受嚴重欺淩之後殺了他們（當然我潑水告狀這些也壹定程度震懾了對方不敢輕舉妄動），所以才只敢小打小鬧，不敢更瘋狂的進攻）。相反，那些喜歡尋釁滋事、橫行霸道的流氓惡棍學生的套路其實對很多普通學生來說還是壹定程度可以預知的，可以通過壹些方式去躲避他們，所以反而對這種人不像對我那樣恐懼。

還有就是因為學生矛盾而頻繁找老師解決，老師就會心生反感，從初中壹年級開始，大多數學校都在我離開前（有些根本沒出大事時候）就多次給我還有我父親說，最好「換個學校吧」，想送客了事，認為我是個大麻煩（例如壹個學校領導在我離校之後說過「恁終於走了」，聽我父親說的，忘了那人是什麽職位）。雖然其他很多學生也經常違紀，可是由於很多就是小騷擾、小沖突，而且並不告到老師那裏，所以老師並不反感這種學生。至於打架鬧事的，只要不打出輕傷以上，鬧到派出所之類，他們也不擔心，但是像我這種告到老師這裏，就等於老師要為之負責，還要去處理這些事，所以老師當然不太樂意讓我在學校繼續上學。當然，他們也確實沒能力沒辦法去解決這些事。

此外，前面提到了，很多人認為「存在即合理」，校園暴力中，很多人認為厲害的人欺負人並沒什麽，被欺負的弱者就「應該」被欺負，不激烈反抗，也不上告，欺人者站在欺人的「位置」，被欺負者也在自己「應該在」的「位置」，這樣就「和諧」了，就「沒事」了。我壹直反抗、告狀，與「校霸」之類對抗，然後爆發激烈沖突，壹些學校領導、壹些老師、還有壹些同學就會看不慣，認為這樣不正常，甚至可能感覺這是「擾亂了秩序」、「惹出事」。就像現在西方壹些女權運動組織的調查，壹些舉報同事、同學性騷擾自己的女性反而被老師、領導、其他旁觀的同事、朋友認為是「麻煩的人」、「容易招惹事」，而對她們進行歧視排擠，受二次傷害（可參考維基百科「性騷擾」條目中「抗議後的報復與迫害」部分）。當然，我有時候反抗過度，反應過激也是壹方面。

還有很重要壹點，就是如果告到老師那裏，往往更容易被同學孤立，因為學校潛規則就是大多數學生之間的矛盾是應該「自己解決」的，而不是去找老師或者家長，認為這樣「告狀」是無能或者「很壞」的表現，這種做法本身就會被很多同學孤立、疏遠、排擠。所以說，相對於那些流氓惡棍式人物，學校更不喜歡我這種人，因為前者做事會看人、看場合和時間（例如在校外、夜間、沒人角落），而且做的事可控或者說不會嚴重影響學校和老師利益（打人不見傷、適可而止，而且打人者和被打者都不會去找老師，往往連家長也不知道，對學校來說相當於什麽都沒發生），而我則容易通過學校正規渠道，等於讓老師和學校領導負責，還得讓他們付出時間和精力，鬧的事往往又是在學校甚至課堂上，而且有時候表現的過激，老師不知道我後續還會做什麽更過頭的事，比較害怕，所以我比那些流氓惡棍更被看做學校和班級的「麻煩」。就像前面提到的附中閆校長對其他打架事件的態度和對我違紀的態度截然不同的狀況就是非常典型的。別人做壞事手段比較隱蔽，而我則是在大庭廣眾之下做，非常明顯，所以更容易令老師和同學恐懼，畢竟眼見為實，直接見到的暴力就能對壹個人產生更清晰的印象，至於那些打過很多次人的流氓惡棍，只要沒人看見，就能在人前裝出壹副惡棍紳士的風度，並不招人厭煩。這種情況下，何必去學校給別人「添麻煩」，也給自己「找氣受」呢？（當然，在這些年中，因為長期處於對抗之中，有時候會把壹些不是太嚴重的事反應過度，反抗過激。因為害怕自己壹旦退縮導致對方變本加厲欺負，所以壹直只能以超強硬對強硬，豁出命來對抗，行為自然容易非常過頭。而且加上害怕被欺淩者中唱紅臉的騙了，痛恨那種打完之後假惺惺道歉，以後還繼續欺負的那種情況（在這篇文章和另壹篇文章都提到過）。所以往往拒絕任何和解，包括對普通同學的調解也抵觸，所以處理方式也確實不當。）

此外，壹旦和個別人發生沖突，不僅容易得罪和這個人關系較好的壹幫人，還容易因為自己情緒失控、判斷力不清晰、表現的反擊方式激烈等原因和其他普通同學關系也惡化。就像在初中，無論是在壹初中，還是抗大初中以及二初中，因為和個別人發生沖突，由於手段過激，壹方面別人對我的看法發生變化（例如劃手自殘事件讓其他人看見我就躲開跑），導致很多和我沒矛盾的人也疏遠我；另壹方面，由於和流氓學生沖突，導致自己對其他壹般同學也產生戒備心理，甚至厭惡所有和那些流氓混混關系較好的人，就導致自己也對沒有傷害自己的其他同學產生敵意（像其他人想參考下我的作業或者試卷，其實讓他人看看多好的交朋友機會，但是當時很固執，還捂著不讓看，堅決拒絕），還有因為發生矛盾後自己吃虧導致心情不佳，然後對待其他和自己關系好的同學也沒有好氣，甚至把因為和流氓校霸沖突中吃虧的氣轉到日常和其他同學交往上，表現的缺乏禮貌、把他人的善意拒之門外等等，例如在附中和淩霄漢發生沖突後，我對班裏其他同學也不像以前那麽熱情有禮貌了。加上自己交際能力差，不能準確了解其他每個人的心思和對我的真實態度，面對壹部分人（假如5個人）歧視、攻擊我，可能自己會誤會有10個人對我不友好，然後對這些人都充滿反感，這種情況下，和個別人的沖突就演變為和很多人都有了芥蒂，加上前面說的壹些被孤立的原因，互相作用，然後惡性循環，導致和班級內同學的關系越來越不正常，出現越來越多的矛盾。這些年雖然試著改善，但是並沒有多少成效。結果這樣不僅讓我自己受到很多額外的傷害，還給其他原本可以正常和平相處甚至成為好朋友的同學帶來了不安和反感、傷害，把原本正常的那部分人際關系也搞砸了。

在這種環境下，就會越發敏感多疑，判斷力出現偏差，把他人壹些正常的舉動也看成挑釁或者孤立，這樣讓自己更難受、對他人更厭煩，逐漸變得難以分清善意和惡意，在和他人普通的爭執中反應過激，激化矛盾，自己脾氣也變得更糟。而且沒有可以完全交心的朋友，也就意味著很少有人能教給我學校裏各種生存的技巧，這樣對於學校裏各種「潛規則」或者說別人司空見慣但是我還不知道如何處置的事缺乏了解的渠道。我也缺乏與其他同學深入交流的能力，我無法了解別人的意圖，別人也無法了解我的意圖，總是出現各種誤會，造成許多矛盾，而這種不良的關系又導致矛盾無法得到有效解決，把很多原本可以化解的非蓄意攻擊的小矛盾變成後果嚴重的沖突。每天都要費上很大的精力去費勁的分辨別人做事的意圖和對我的態度，每天對別人的有壹定褒貶意義的話都得壹句壹句分析究竟是善意還是惡意，就分析這些永遠分析不完的東西就精疲力盡（其他普通同學之間判斷他人壹舉壹動往往就像吃面條拿起筷子壹樣下意識和自然，就像算壹加壹等於二這種算數題壹樣從腦子裏不需思考的投射到手上寫出，不需要多考慮就知道別人在幹什麽，而我卻需要琢磨大半天），還怎麽好好學習和快樂生活呢？想到去了學校就總要面對這些，就沒有什麽勇氣再去，也不想受以前受過的這些罪，不想天天像被電擊壹樣因為別人的冷眼或者誇張的歧視動作而渾身發顫，然後又像行屍走肉壹樣呆滯的看書，身體像被抽空了壹樣，沒了魂，然後自己慢慢變得越發精神異常，自語自笑，變成壹個孤獨的怪物。在沒有外界傷害和敵意下的孤獨沒有什麽不好，關鍵是孤獨和孤立是不同的，孤立是被四周用不友好的方式對待，並且影響正常的學習、工作和生活。
還有就是自己缺乏各種與流氓式人物對抗的手段。壹旦出現沖突，只能還是找老師解決、小發作、大鬧之類，甚至做出更極端的事。因為自己沒有流氓惡棍的那麽多招數，而且也沒有精力去每天慢慢和對方鬥，加上自己容易生氣，長期壓抑肯定會爆發，找老師也不能處分他，更別說開除對方了，被欺負還要天天見面，即使想保持心平氣和也不可能。前兩年壹直特別後悔以前做的比較極端的事，例如潑開水、自殘、站桌子上、去市裏告狀，現在雖然還是後悔，但是想想其實那時候也沒別的辦法或者發泄渠道，投書砸自己、拿剪刀砸自己的人天天在眼前晃，背後各種風言風語、挖苦諷刺，用陰招（前面提到的破壞書、弄臟被子、跟蹤、把和我有矛盾的人安排在壹個通鋪鄰位之類）整我氣我，又打不過那麽多人（裏邊有些人即使只打壹個人也打不過），老師也不能製止，連個處分都沒有，只能通過這種方式反擊，雖然我自己在這種反擊裏傷害最大，對名譽產生永久的無可挽回的損害。而且對方人多勢眾，消息靈通，即使找妳的事也能讓妳抓不住對方（找個外班不認識的人打妳罵妳或者跟蹤妳，就像初壹時候徐士強帶了壹群外班學生打我，就像李治派人跟蹤去見馬主任的我壹樣），雙拳難敵四手。

明槍易躲，暗箭難防，因為自己和有矛盾的人力量不對等、信息不對稱，所以往往不知道對方會在何時何地、用什麽方式來找麻煩，精神容易過於緊張和焦慮，時間長了會陷入過敏或者麻木狀態，更加難以理性、有節的對付各種矛盾沖突。與人出現不和後，只能通過自己的猜測、分析來判斷事情，判斷對方可能傷害自己的各種手段，自然容易出差錯，甚至被誤解為「被迫害妄想」。雖然這些年吸收很多經驗教訓，但是並沒有多少新的對付流氓混混學生的手段，同樣也沒有適應各種亂七八糟的人都有的職場環境的能力，所以即使去了學校，說不定還是會走老路或者做出更激烈的事，給自己和他人都造成嚴重傷害。所以這也是我壹直沒有去復習學校，而且某種程度刻意逃避考大學的壹個原因。

現在通過互聯網又了解了各行各業各種人的思想，反正看到了更多社會黑暗面，感覺如果我遇到了這些可能會比以前更忍受不了，尤其遇到對方玩陰招暗中下絆子或者做了傷害自己而不承認、還繼續蠻橫無理的情況，容易極為憤怒，暴怒下頭暈腦脹，吃不下飯，如果在這種環境中不出事可能倒奇怪了。看到那種「反正妳也怎麽不了我」、「我就這樣找妳麻煩妳又能怎麽樣」的人，我肯定忍不住發作（我曾經也學過這麽做，算是壹種痛苦中的逆反），搞出大事。因為自己的特殊情況導致的個人思想、行為的與眾不同，現實裏很容易和這種人沖突，但是自己實力又不能戰勝對方，每天還要低頭不見擡頭見，不是自己天天被嚇唬、歧視、孤立甚至直接被毆打，就是壹直對抗，防備對方，更不可能集中精力學習了。像在初高中那種情況壹樣，像和李治王若斌等七八個人天天對抗壹樣，每個充滿惱怒、痛苦，生不如死。在這種情況下，不是天天痛苦的忍受，就是做很極端的事，而且到現今也不能完全控製自己在這種情況下不做，因為太痛苦和壓抑，也沒別的解決辦法，只能搞出大事。而且由於這些年的經歷，只要看見這類人就非常憤怒，普通人侵犯到我的利益到不見得會惱火，但是這種強勢的流氓惡棍，哪怕他們稍微影響壹下我，我都想把他們碎屍萬段。被欺負或者譏諷的時候反應遲鈍、逆來順受會被忍看不起和惹人嘲笑，雖然激烈反抗也會被嘲諷或者歧視，但是總比變成倒黴蛋和可憐蟲強。而且無論是罵人、說難聽話諷刺，或者下絆子找麻煩，因為我比較敏感，更容易受傷和生氣，難受很久。而對方聽見我罵或者攻擊可能往往滿不在乎，臉皮厚甚至不要臉，這些攻擊他們根本沒往心裏去，正所謂「無情者傷人，有情者自傷」，等於說即使表面上我和對方扯平，實際上還是我受的傷害大。如果這樣處於矛盾沖突之中，自然不必要去學校，不必要去找這種罪來受。

此外，別人傷害了我，我很難受，而我如果傷害了別的無辜的人，或者在反擊中做的超過應有的限度（如果沒有超過限度只是「以牙還牙」對等報復，我並不會過意不去），「防衛過當」，超出了對方對我的傷害，我心裏也非常不安，往往會有愧疚悔恨。也就是說無論是他人傷害我還是我傷害他人，都會非常難受和不安，而且壹直存留在內心裏揮之不去，記很久甚至記壹輩子。直到現在我還都清晰的記著那些傷害我的人和我傷害的人。我很希望扯平所有問題，報復傷害我而沒有得到應有懲罰的人（雖然這個想法惡毒，但是確實是我內心的想法，揮之不去，我沒想報復過頭，只想讓自己因為他們對我傷害的那個程度的等同的還回去），而讓我傷害的人通過類似方式傷害我以扯平。但是這些恐怕無法實現。我要是現在找去這些人求傷害我以扳平，別人還以為我神經病，造成更大損害。而且大多數我傷害他人的事情沒辦法通過暴力直接讓對方扳平，因為自己在這些事情中不是用暴力傷害的別人。而且如果自己沒有充分的條件去補償對方，只口頭上道歉賠罪的話，別人只會認為自己虛偽和矯情做作（如果我大學畢業有工作和較高收入，我當然願意用實際行動包括物質補償來表示歉意，但是現在關鍵是過不了大學錄取這壹關，何談工作和收入）。而且萬壹對方出惡意，用超過自己曾經傷害對方的程度報復呢？這樣我豈不是繼續和對方進行復仇循環了？而且如果我繼續上學，工作，接觸社會，毫無疑問還會重演過去很多事情，製造更多對不起我和我對不起的人，心裏會更難受，更抑郁。所以壹直逃避現實，逃避人，逃避生活。

總之，壹旦進入某個群體（學校，中學或大學或者其他工作單位），必然會給自己帶來傷害，而且也可能會對群體中無辜的人產生不良影響，還辜負了群體中對我友好且有很高期望的人（例如對我比較好的老師、同學還有介紹我入校的人，例如二初中的劉主任），讓他們感覺很尷尬和煩惱。我現在非常害怕再次讓支持幫助我的老師和同學失望，甚至讓他們大驚失色、非常無語。所以盡量少接觸人，接觸的越多就意味著出現這種情況可能性越高，而且導致對我本來非常支持和贊賞、充滿期待而在出事之後非常尷尬的人就越多。現在只要處在有很多熟人在的集體、多人的環境裏，就感到各種不自在，無論是周圍的人對我，還是我對周圍的人，都會有壹種排斥，我在場時候我不舒服別人也不舒服，感覺自己在群體裏很礙眼，很多余，全身上下都不舒服。每天我都得費極大的心力去分析別人壹舉壹動對我是善意是惡意、究竟想表達什麽（別人可能立馬就明白，但是我卻要想很久也不壹定能搞懂別人的行為究竟代表著什麽，別人對我的看法和行為究竟是想表達什麽），自然也無法及時的做出合理的反應。其他人得心應手的人際交往在我看來比登天還難。別人因為我在而感到麻煩，我也確實容易在與他人相處中產生麻煩。有人的地方就有矛盾，就有鬥爭，各種麻煩會接踵而至，各種煩惱也會不斷出現，這也就是我壹直以耽誤學習乃至毀掉前程為代價逃避學校、逃避社會的原因。

每當想起以前做的很多事，自己本身就覺得自己是神經病，荒唐、離奇，但是如果再次遭遇那些種情況，可能還是會重蹈覆轍，做那些冷靜下來的時候感覺非常愧疚、匪夷所思的事情。因為自己沒有別的辦法解決問題，而且又容易激動。而且自己壹旦退縮，對方會變本加厲攻擊，所以明知道做的壹些事對自己名譽有非常不好的負面影響，還是要去做。很多事情（例如紮人、潑開水、站桌子上往對方書上吐痰、站人家背後比劃嚇唬（包括說狠話威脅他人安全）之類）我明知道不對，但是面對惡劣環境，面對不友善、恐嚇甚至攻擊，我卻必須用這種極端手段保護自己、震懾對方，以此出氣，非常違背自己的本意，和內心價值觀完全沖突。這令我更為痛苦，也讓自己對未來非常絕望。人與人為什麽非要互相傷害呢？為什麽呢？為什麽呀？

我這些年雖然拼命想改變自己，卻還是處處碰壁。就像在復讀的第壹年時候，我自以為已經改變的能夠融入集體生活，但是結果卻非常悲慘，自己仍然無法適應。我感覺相對於初中時期，我高中幾年已經竭盡全力在行為舉止、言談內容、生活習慣各方面做出了巨大改變，例如在講究個人衛生方面，我現在天天洗臉洗手洗腳，有時候壹天還洗好幾遍。在與他人交往是也很註意措辭、語氣和內容，避免冒犯他人或者與人爭執。在看到看不慣的事情時也睜壹只眼閉壹只眼，盡量「事不關己高高掛起」，離容易發生矛盾的學生遠壹些，但是還是逃不脫孤立和歧視。可能我確實還有很多問題有待改進，但是很多人連我有哪些問題都不直接告訴我，我又怎麽改正呢？壹個人先得要知道自己錯在哪才能改變，連錯在哪都沒人告訴我，我怎麽改呢？很多毛病我自己確實感覺不到。

很多時候我為了改變不良習慣做出了巨大犧牲，調整自己的生活習性，例如養成衛生習慣費了巨大的精力，每天用很多時間去做。至於其他性格上思想上的不合群，我也想辦法避免了，但是仍然無用。想討好別人別人也不會領情，因為自己不知道怎麽樣才能順其自然不那麽磕巴的融入環境和交友，可能生搬硬套的套近乎讓別人更反感吧。壹方面自己放低身段甚至低三下四去適應環境，另壹方面還是沒有回報。我也不知道該怎麽繼續改正自己，才能適應集體生活環境，才能有更多的朋友（或者至少能夠少壹些對我充滿惡感的人）。壹直在反思自己的言行，但是到現在還是沒有搞清應該怎麽做才能避免各種問題的發生。有時候自己感覺完全正當的事別人也覺得不正常。

就像我在附中壹開始交了住宿費，但是並沒有去住壹天，結果後來我去找了幾次班主任開證明、找後勤科長和副校長簽字退費，本來是理所當然的事，但是後來卻成了關老師方老師在我出了站桌子事件後給我家長談話時說我「性格特殊」的壹個例子，說我「（大概意思）為了退幾百塊錢住宿費這麽有毅力，找了那麽多次老師和校領導」，關老師還說連他外甥女退住宿費都沒退成，他（指我）還非要去退。我覺得既然有流程為什麽不能做呢？為啥我合理的去辦事也被拎出來講呢？我確實不能明白這件事究竟怎麽體現出我品格或者性格的負面了？跑了很多次明明是因為妳們拖著不辦，來回開證明，所以才花了那麽長時間辦這個事，這怎麽壹下子變成我的問題了？妳們壹次性就能辦好我還來回跑這去那幹什麽？老師或同學對我的意見諸如此類還有壹些，他們覺得特殊，但是我確實感覺不到，我不知道怎麽好了，當然如果有人提醒或者提前告知，我會力所能及改變壹些（例如如果我知道退壹點住宿費錢還有這麽多負面評價，我肯定不去要了），但是也沒人說啊。就像方世蘇老師曾經在我出了那些事之後問我：「妳究竟想要怎麽樣？」，其實這也是我想問其他同學以及老師的，我很想知道妳們究竟是想怎麽樣，為什麽在我沒侵犯妳們利益的前提下這樣對待我？妳們究竟想幹什麽？怎麽樣才能讓妳們滿意？妳們這樣做究竟想達到什麽目的？怎麽樣才能罷休？

在這近10年中，我對不起很多人，也有壹些人對不起我。作為壹個看不慣他人為惡和反感社會各種不良現象的人，如果自己做了傷害無辜他人的事，或者反擊對方卻給對方的傷害遠超出其應受的損傷時，就會特別痛苦後悔，惱怒煩躁，腦子裏經常浮現那些事情，陷入強烈的自責當中。如果辜負了壹些人的期望和沒有珍惜好壹些機會，自己也會很內疚，雖然有時候可能還會重蹈覆轍。有很多老師對我很好，無論在學習方面還是其他方面，例如思想開導上，都給我很多幫助，例如王莉老師、赫秀壯老師、關仲卿老師、何華星老師、劉連偉老師、婁捷老師、王向明老師等（還有其他許多人，就不全部列舉了）。還有兩個校長（抗大初中（北校）即抗北的王校長和二初中的程校長）都是很耐心的給我講社會現實，勸導我應該適應學校環境，對問題有正確的看待，雖然他們並沒有解決問題，但是他們確實也消滅不了這種流氓學生，對我則是做到仁至義盡，還細心開導、教育我，而我則是鬧到他們的上級教育局，弄得學校名聲不好，也對他們不好，壹直感覺很對不起他們。

像王國華老師、閆紅薇老師、蘇連琴老師等人，也都曾經給了我非常大的幫助，但是由於我必須要用非常激烈的方式回擊那些找我麻煩的學生，所以只能告狀、鬧事，包括找她們解決問題、指責她們不處理違紀學生，給她們帶來非常不良的影響。這確實是沒什麽辦法的事，以後萬壹我還能活得好，願意給她們直接的經濟補償以致歉（不過如果放到現在，面對那些流氓學生，我可能還只能這樣做，因為實在沒有別的辦法）。

還有很多同學，有些也向我釋放善意，但是那時候在天天鬧矛盾、精神高度緊張情況下對周圍充滿敵意，壹些同學和自己說話、打招呼沒有積極回應，非常冷漠，甚至充滿敵意的看著對方。像初壹時候，有壹個叫靳X洲的學生，雖然平常也喜歡和那些流氓混混學生說話，但是對我壹直比較關心，還在我和他人出現沖突時候好心勸我。但是那個時候我就對他愛答不理，壹點禮貌都沒有，這也是我人際關系交往很差的壹個例子吧。此外還有壹個叫高X程的學生也曾經好心勸我要和同學相處上註意方式方法，也是很好心的，我也沒珍惜這種真心的關懷。還有例如李X森的同學，也曾經對我很好（當然還有許多人，在此不壹壹列舉了）。還有自己初中時候喜歡捂著（不是比喻，就是這種具體動作）卷子不讓旁邊的人看，還不讓別人參考作業，現在感覺非常後悔和幼稚，我這樣做別人自然會把自己看的特殊和孤傲，甚至認為有敵意。要是小學階段也上過，就絕不可能出現這種情況（我因為此前從沒上過學校，所以以為完成作業、考試這些都是很莊嚴的事情，不應該有不合規定的行為，後來才發現自己這些做法多麽幼稚和怪誕。其實到了高中我自己也抄過別人的作業，也在默寫沒完成時候看過別人的。但是初中時候完全意識不到這些其實稀松平常，而是當成多麽大的罪過壹樣）。在二初中時候也有女生主動給我壹些我沒有訂（因為來得晚）的卷子或者練習冊讓我看，但是自己也沒感謝對方，緊接著又和他人沖突，鬧得地覆天翻，自己在女生眼裏的形象可想而知了。

後來在高中，也同樣有很多對我比較好的同學，就不壹壹說明了，不過我都沒有來得及報答或者說同樣的友好態度相還，就因為那些矛盾沖突而讓自己在他人眼裏變得可怕、可憎了。平常對待壹些人也有某些地方的歧視。

還有那個被我用裁紙刀紮傷的學生王乾坤，我壹直也感覺很後悔，如果是紮的那種特別可惡、平日就欺壓良善的惡棍，我壹點都不會後悔（對那些極壞的惡棍雜種殺了都不會愧疚，還會很高興，如果能親手處決那些危害人民安全幸福的社會渣滓，我不勝榮幸。如果紮的是淩霄漢那種人，我肯定不會後悔和愧疚），但是對他這壹刀遠遠超過矛盾應有的沖突，他也並不是那種特別壞的人。此外我在這個事件之後休學了壹個多月就去了壹所比較好的學校（河師大附中）雖然二者之間沒有直接關系，而且我早就想去外地上學，不管出不出這個事都會去外地，只是時間問題，但是總感覺怪怪的，我傷害了他人，自己卻去了壹個更好的地方學習，這不是踩著別人肩膀上位嗎？我最痛恨這種人，雖然我並不是有意傷害，但是客觀上某種程度就是這種樣子，總感覺自己很慚愧（雖然因為刺人這件事自己心理和生活學習都已經受到巨大創傷（前後很多地方都提到了），但是這個別扭還是轉不出來）。

而且據我所知（高三時候和我媽又聯系上才知道，做那個事之前不知道），他父親很早就去世了，家境也不富裕，她母親把他還有他幾個姐姐拉扯大很不容易，而我因為這種沖動就刺傷對方，感覺很對不起他，後來也想道歉，還托以前的班主任捎了話（因為和縣裏幾乎所有人斷絕關系，害怕見面引起其他學生找事，或者借機慫恿，所以不方便當面見。如果以後方便，我還是願意見他，讓他用合適的方式報復回來）。要是讓他紮我壹下或者打壹頓還回來（讓他忍氣（壹直沒找到我報復，肯定算是忍氣啊）好幾年我已經很愧疚），我心裏才能安寧（當然如果我以後有機會也願意用自己勞動獲得的經濟收入再次適當補償，雖然家人已經賠償過壹次）。

而那次被我熱水不小心誤燙的女老師（她才在那個班教學不到壹個月，我連名字都沒記）則是我最感到對不起的人。她沒有要求追究我的責任，連經濟賠償都沒有要，而她頭部被嚴重燙傷，我心裏非常難過，壹直想去道歉，但是自己又沒有壹個好的文憑或者說成就，高考連續失敗，有什麽臉去看她呢？（如果我還能考上名校，對她我也會進行經濟補償，口頭道歉太虛偽，但是得我考上名校並且大學畢業有很多收入）現在經常摸自己的頭和背，總是不由自主的設想自己被開水澆頭的痛苦、被刀紮的疼痛。或許是過於的將心比心，這種想法經常冒出來，根本擋不住，千百次的想象自己遭受這種傷害會有多麽疼痛，連細節都要構思（例如如果我背上被紮疼的難受，上廁所會不會用力也疼呢。開水澆頭上把頭皮燒壞究竟是什麽滋味？頭皮留疤會多麽痛苦？這些想法讓我更能對我用開水潑和用刀紮的人的痛苦感同身受，因此更為自責）因此身心俱疲，極為痛苦不安。

此外，有時候我確實會因為壹些小事小題大做，加上在惡劣環境中防備心理太強，容易把壹些並不是故意找事的意外行為當成挑釁。例如有兩個學生在玩，把書扔到講臺上，我正好在那站著，結果以為又是有人找事，於是告到學校教導處。我這種做法就太過分了。雖然是因為那些流氓惡棍學生挑釁以致精神緊張導致的，但是我自己也有壹定責任。還有壹些口角、說話行為的雞毛蒜皮的小事也反應過度，用很激烈、很不好的方式對付對方，很明顯也是非常錯誤的行為。因為這點事告對方，確實會被很多人看成神經病。對於這些我對不起的人，每當想起就特別羞愧難受，想到那時候做的那些事就想找個地縫鉆進去，為此壹直懊惱和慚愧，希望這壹切都沒發生，但有時候又覺得壹些事不可避免。

同樣對於其他那些想感謝的老師也是因為高考失敗而沒有去看望，只有壹次給壹個老師打電話說考上（那次只是分夠但是並沒有報誌願）xx大學的名義才說了幾句話，但是後來也不去聯系了。現在高考是這個局面，我有什麽臉面去見這些老師呢？他（她）們對我的近況應該是不知情的（長期都沒有回老家，加上去外地學習之後，不希望以前的事傳播過去，所以刻意不想和老家初中那些人和事再扯上，也沒有電話或者QQ微信之類的聯系），我也壹直感覺羞愧。對我來說，除非考個211、985院校才能不太丟人，而考上中國人民大學、中國政法大學那種名校才能比較有臉去看望以前教過我的老師。但是現在這些離自己都越來越遠了。（這些事有些相當嚴重，還有壹些雖然有人告訴我不嚴重，但是我還是覺得嚴重。對於經常打架欺負他人的人可以不在乎比較輕的傷害，但是我不能。我既然譴責校園暴力，自然對自己應該要求更高，每壹件做錯的事都是汙點）（除了上面提到的這些人，還有在整個學習過程中因為防備心太強而在言語行為上傷害過很多無惡意的人，或者對別人的壹點小毛病小問題反應過度，也是很不好的。而且有時候在可能控製沖突時過於錙銖必較，不夠自重容易做過頭的事）（對於那些因為我大鬧客觀上影響了正常學習的人，我也非常抱歉）。

不過如果壹定要在受欺淩和防衛過當之中選擇，我還是選擇後者吧。我看到的很多被欺淩者，並沒有因為不反抗而被欺淩者放過，欺負人的反而更加毫無顧忌的欺負。而旁觀者無論男女也並沒有去阻止（反而往往是流氓惡棍欺淩者中的壹些人會「適時」的勸說不要再打再欺負了，避免打的太重出了大事），也沒有誰公開表達同情和幫助（或許私底下也有在內心裏同情的，但是也沒多少，大多數人都覺得這些人是倒黴蛋、活該，甚至很多旁觀者還對被欺淩者進行嘲笑、鄙視。從這些人看到校園暴力之後的表現，如語言、動作、神情就會知道）。既然這樣，那我還有什麽必要妥協退讓、保持理性平和呢？那樣別人只會更加把我看成倒黴蛋、傻逼、糊塗蟲，把我被欺淩當笑話看，更沒有人尊重我，我更加活不到現在這樣。那些在大城市裏不知道內地縣城和農村的社會生態的人對我寫的這段話可以無視，繼續妳們聖母心度小人之腹。

至於那些直接打我我、砸過我、騷擾、歧視過我的人，他們絕大多數也並沒有受到什麽懲罰，甚至還心安理得，不僅對我猖狂，對其他弱者也猖狂，不僅當時壹時耀武揚威橫行霸道，他們壹直都是耀武揚威橫行霸道，無論平常說話，還是走路和舉動，各種行為無不透著流氓惡棍橫行霸道的作風。尤其那些例如通過在背後投東西等在背後耍陰招的人，我從來沒忘記。雖然現在看不到這些人了，但是這些人現實裏還是這樣，我看不到不等於沒有發生。而且在其他地方又看到很多具體的人不壹樣但是言行舉止、在群體裏的地位各方面和以前見過的流氓惡棍沒什麽兩樣的人，只是看到了更多種類的陰招和惡行。

而其他沒有直接欺負我但是各種歧視和孤立我的人，例如看見我就趕快跑的人（不是比喻，前面說過很多了，就是直接跑，躲開），很多情有可原吧，如果我看見壹個可能威脅到自己的人或者看著別扭可能也會躲開，我在學習和生活中對壹些人也會有偏見或者類似歧視的情況，只是我壹個人的歧視起不了多少實際作用，而壹個集體幾十人的偏見或者排擠則能產生巨大直接影響。任何人都有權利與討厭的人保持距離，所以這些普通同學的行為無可厚非。不過有時候完全沒得罪對方卻被排擠也是很難受，對這些同學我確實不好評價。其實這些同學往往也受那些流氓惡棍或者喜歡翻嘴扯舌的人挑唆和影響，才對我有更深的反感。不過話又說回來，我自己也確實有言行不當的地方，不能指望別人都遷就自己、哄自己，這也是錯誤的想法。經過這些輕重不同、直接間接、有意無意的傷害，自己精神遭受了極大的創傷和扭曲。他們做的事情有些承認了，有些不承認。不過很多事眾目睽睽，就像投東西，我很多時候看不見具體是誰，但是其他同學看見了。至於像跟蹤嚇唬，這些也有人看見。或許也有完全沒人看見的事。對不承認做事的他們有種當著所有老同學的面發毒誓嗎（大多數他們找事時候都被人目擊了，他們敢當著看見這些事的發毒誓嗎？）？我就敢發這種誓言。

雖然因為在惡劣環境中精神緊張，有時候存在誤會、誤判，搞錯了壹些事，就像附中時候認錯了投東西的人，或者把壹些不是惡意的人和事當成壞人和惡意攻擊，但是絕大多數時候的事都判斷對的。我敢做就敢承認，這些人做了不敢承認嗎？睜著眼睛說瞎話的人敢拍著良心發毒誓嗎（如果有良心的話）？不敢在以前的老師和同學以及社會公眾面前發毒誓嗎（具體發什麽因為太難聽所以不在文中列，不過如果見面對質我可以說出來，例如包括發誓者自己在內全家慘死？這是最輕的誓，還有其他更毒的以自己、父母、妻子、兒女（即使他們有些人現在沒有，以後也可能有吧。）以及其他他們最親愛的人作為發誓的內容？）？做壞事即使騙得了老師、騙過所有人的眼睛，也騙不了自己的記憶、自己的內心。天公地道，人心為秤，那些借口沒有錄音錄像、沒有人看見（或者有人看見但是沒人敢作證）而否認自己罪惡的人要知道，天地之中自有公道和青天。只要做了，這些言行就永遠印在了世界上，不能抹掉。（我說的這些不僅只是針對欺淩我的人和欺淩我的事，還有這些人和他們的狐朋狗友欺淩其他弱者的事）（當然，對我自己也壹樣，我做的錯事我也會永遠記著，會懺悔，想辦法彌補，以及用以後對社會發展進步的貢獻、對不公正社會的改變來贖罪）（當然，有些時候的歧視我自己也有很多責任，這個在文章中提到過。有時候自己也沒把握好他人的善意，有時候自己把可以搞好的關系搞糟了，我個人也應該承擔起自己的那部分責任）（即便壹些人昧著良心發誓，其實還是有人看到的，例如投東西後面肯定有其他同學看到，還有跟蹤威脅我，像李治讓另壹個外班的人跟蹤我，至少那個跟蹤的人知道李治說的真假。真的發誓對質時候我會把他的誓錄下來，包括錄音和錄像（如果他敢發的話），然後發給所有同學以及公開在社會上，看看他在那些知情者面前能不能擡起頭來）（假如壹開始就進入了比較友善的環境而不是四面受敵，不是壹開始就遇到十幾個人拿磚追我，不是壹直遇到各種欺淩者的挑釁，如果都是善意玩笑和交流，或許我能在沒有上小學的前提下較好的融入初中，也就沒了後面的那麽多事情。）
至於說家庭，雖然我壹直對家裏決定沒有讓我上小學導致這壹系列問題而極為憤怒和怨恨，也對小時候遭受的家庭暴力例如各種恐嚇壹直存有恨意，但是自從上初中以來，尤其上高中之後，我父親還是盡心竭力支持我，找了好幾個學校，而且還是重點中學，在經濟上做到了有力支持。由於我大多數時候不住校，又加上經常通過旅遊散心調節心態，住宿和車費就占了生活費大部分，加上吃飯和學費，我的開支還是很大的。對於壹個家裏有兩三個病人（祖父母長期臥床，我父親現在腦溢血還沒好利索）、收入只是縣城中等水平的家庭來說，我的開銷已經是壹個沈重負擔了。此外，雖然我曾經受到家人的傷害，但是家人也強調「壹致對外」，在我受到外人例如學校學生流氓的傷害時還是比較積極的支持我並且去找學校老師和領導想方設法解決問題，對外人傷害到我也比較憤怒。由於家庭對我反抗學校惡霸的支持，我才能與這些學校的流氓惡棍進行長期的鬥爭。雖然這些也不能彌補前面錯誤決定（沒有上小學和適應家外的環境）和小時候家裏惡劣環境（前面提到過）給我造成的無法挽回的巨大傷害（這種傷害壹直影響到現在），但是畢竟我父親盡了自己的力來盡可能彌補，而不是讓我自生自滅、對我撒手不管，在經濟上做出了巨大投入（雖然現在由於種種原因在縮減）。

此外，在我上高中之後，我父親給了我很大的自由空間，不僅同意我住在離家幾十裏的學校外面，還不過多幹涉我的日常生活，也從沒有在學習成績上逼迫過我，對我個人興趣愛好也沒有過多的幹預，當然這也和我想方設法使用各種手段疏遠家庭有關，不過這個過程中我父親總體還是比較開明的，雖然個別時候也做過壹些暗中幹涉的事（這個也不方便在文中說太多。不過可以舉兩個例子：我和壹個縣城的壹個親戚（是我父親的幹媽）說了說關於以前我小時候父母離婚以及為什麽不讓上小學的事，結果我無意中告訴父親，父親就帶上我爺爺直接找到對方家裏質問為什麽給我說過去那些事，把這個老奶奶嚇得不輕。還有我在濟源和壹個語文老師關系很近，我父親還在我說起這的時候抓起其中壹個細節（那個老師在學校外面而不是家裏和我談話，說那個人對我有戒心，以此挑撥關系（雖然我也覺得這個老師應該是這樣也戒心，但是用不著家人告訴我，用不著父親或者其他家人警告我，因為他的目的是不讓我對外說家裏的事，破壞我在外的關系））。

從這件事可以看出，雖然我父親給我壹些自由，但是包括他在內的家人只要有壹點點機會，就還想控製我，從本質上想控製我。所以我只能通過對家裏撒謊保護我的自由、保護我的隱私，保衛我的生活）。我為了擺脫幹預有時候也會對家人撒謊，不說明學校的很多事情，甚至也不告訴家人我住在外面的哪裏來抵觸幹預。當然我撒謊也有報復家人對我特別小的時候的事撒謊的目的。我報復心比較強，而他們都不願意告訴我離婚和搬家還有不讓我上小學的具體實情，而且對造成我如今狀況的責任上壹直支支吾吾避而不談。而且現在我父親和我姑時常還在壹些事情上對我撒謊，而且次數很多（這個不方便在文中說，具體可以當面說）。所以我也用對他們撒謊反欺騙，家人相互撒謊，也是壹種奇景，雖然經常在我家庭裏發生。
我姑雖然小時候給我很大傷害，但是畢竟後來照顧了我父親，履行了我該履行但是沒能力做到的事，所以恩怨還是得分開的。不過她是否在她的工作單位或者和親戚朋友的聊天閑話中說我的壞話，傳播我在學校的事情，這個不得而知。雖然她比較傾向「家醜不可外揚」，但是因為我和她壹直有沖突，我也曾經很多次在外說過她的「壞話」，她在背後詆毀我也不奇怪，說不定以前學校傳揚的事也和她有關。而且因為她在家裏，我和我父親即使用電話通話，她也了解個大概，所以更有「料」來爆我的隱私給他人。而且我曾經對父親或者在她面前說過壹些話，她完全可以扭曲、誇張或者用其他方法添油加醋渲染傳播，把壹些存在的事誇大其詞，把沒有的事根據我的只言片語進行捏造，然後大肆傳播，也完全是可能的。因為我自從上高中就不在老家，對老家不接觸太多，不知道具體都有哪些人在背後詆毀我，具體說了什麽，只能根據以前在的時候的情況推測壹部分（例如前面提到多次的壹些流氓惡棍學生以及其他反感我的學生在學生圈中到處說我的壞話，我轉學之後新學校老師和同學馬上知道了以前的事之類。例如我去二初中，過了不到兩星期，全班大多數同學都知道我在抗大的那些事，老師也知道了，甚至其他班壹些人都知道。這些前面已經詳述了）。她也可能暫時不這樣做，因為希望她老了我能照顧她，然後留著這些了解我的隱私當底牌，作為壹把「撒手鐧」，以後我長大要是不給她養老，她就做前面說的那些詆毀我的行為。就像我現在的這篇文章如果公之於眾，而且被她知道，她就可能立即詆毀我以反擊（例如在她工作單位或者朋友圈把我的事扭曲、添油加醋甚至無中生有的誹謗）。除此之外還可能有更陰險歹毒的方式打擊我，不過現在還不知道。

至於我祖父母，他們當年也是做出離開家鄉並且讓我輟學的決定者之壹，小時候雖然對我也很好，但是也管不了我姑發瘋嚇人打人，他們現在都老的已經幾乎沒有自理能力，連意識也不清了，在家裏過著很痛苦（這個不方便在文中說，可以盡情想象）的日子，估計不會過太久他們就會終老了。自從初中壹年級之後，除了偶爾回去過，絕大多數時候都沒見面，我也沒照顧過他們，現在也沒什麽感情了，雖然還記得他們小時候對我的照顧。我姑以前特別兇惡，現在在壹些時候對我好無非就是希望她老了之後能夠有個為她養老的人，用壹些好收買我的心。而我現在為了錢（家裏就她身體還利索，我父親身體還弱得很），為了繼續活下去，也不敢在她面前過多表現反感，不能當面指責和追究她以前小時候各種暴力和恐嚇給我造成的傷害，還得小心翼翼跟她說話，雖不完全像狗壹樣「搖尾乞憐」，但是實質上也差不多。其實我和她都是在互相利用，為了自己的利益而變得虛偽和不敢表達真感情，我很虛偽和無恥，她也壹樣虛偽和無恥。為了有生活的費用，為了生活，人就會變成這樣。

我和我父親還有姑姑等家人的關系很類似二戰後的中國和日本，日本雖然在二戰後給中國很多非賠償名義的經濟援助、技術援助（自上世紀70年代至21世紀初，日本是中國第壹大援助國，中國是日本第壹大受援國），但是並沒有真正道歉認錯並以戰爭罪行及破壞為名義對中國賠償（只有個別時候會道歉，例如村山談話，但是日本絕大多數主流政治人物乃至社會都沒有這樣），始終不願意認罪，而且更重要壹點是造成的傷害無法挽回，即使各種經濟彌補也遠遠不夠造成的損害，而且很多東西無法用錢賠償。我家人雖然在初中之後在我激烈抗爭和其他原因情況下給了我很多幫助，例如找學校和生活費，但是前面我走的那些彎路已經無法挽回，我自己由於特殊童年（尤其沒有接受小學教育和與同齡人接觸導致無法適應學校和社會）導致後續那些事，各種丟人現眼，繼而使名聲惡化、名譽毀滅，做了那麽多錯事乃至罪行，直到如今無路可走，而且未來還是無法適應社會，都不是通過這些補償能解決的，很多東西永遠釘在了我身上，無法抹除，尤其因為這種特殊經歷導致自己犯的錯誤（程度嚴重、情節奇特（很容易被當成談資），或者二者兼有）而且對未來學習、工作（如果還能走到那步的話）以及婚姻（同上）導致毀滅性影響，人生已經近乎無路可走，只有等死。如果經歷了正常的家庭環境成長和小學教育，就不會出現那些不適應學校、做出那麽多激烈、奇特、扭曲的行為，就不會丟人現眼，成為成千上萬人的話柄和談資，也不會到現在還沒勇氣考學和工作。而且家人壹直不願意正面承認錯誤決策給我帶來的傷害的責任，反而以「保護小時候的我」（例如說要是上學就讓我媽給我賣了之類莫名其妙也不可能的理由）之類的理由搪塞和狡辯。而且我姑對我小時候打我嚇唬我並不承認，還說「妳記錯了」、「有錄音錄像嗎？」之類的惡心話狡辯否認。這種態度讓我極為惱怒，但是由於前面提到的原因，暫時還無法翻臉。

這些年的學校生活大多數時候都在各種矛盾沖突中度過，由於自己極為激烈的、扭曲化的反抗產生的震怖以及反抗的不確定性，使對方不敢輕易做大事（例如怕我在受到嚴重欺淩之後殺了他們，其實這個想法當時確實有）再加上在矛盾極度升級後往往選擇退學轉校，所以沒有受到其他很多校園暴力受害者那種被群毆、長期淩虐、用磚頭砸、還有各種校園暴力新聞裏提的壹些高強度暴力（有時候幾乎就發生了，但是躲過了），否則就我壹個人與他們沖突，他們肯定會恨不得把我撕碎，可能早就被他們打殘甚至打死了，至少也會像其他很多同學壹樣備受長期的高強度直接攻擊欺淩。但是避開這種情況附帶的巨大代價就是自己激烈反抗帶來的和其他很多同學關系的疏遠、嚴重歧視和孤立，和老師關系鬧僵，失去了青春年華裏正常的友情，也沒有了中學時代的種種歡樂和自由（有部分時間段和部分情況下有這些，但是相比起來，那些不幸更多更突出，影響也更大），數年間壹直在壓抑、恐懼、焦慮中生活，有時候為了避免同學知道以前經歷還要說壹些謊言（例如以前是在是A市的，結果說成以前在B市上的學，而且為此還要想辦法圓謊），在高強度對抗中患上嚴重抑郁癥，身心俱疲，學習成績總體起伏很大，喪失了和普通學生壹樣的學習知識、備戰高考的條件。

而且我壹直在敗退，在逃避，出現矛盾往往只能以自己離開為結局，而對方卻安然完成學業（除了初壹時候被開除的那個，而且實際上也沒影響），初中換了四個學校，高中又是四個，無論鬧騰的多激烈，最後受傷害最大的還是自己。自己越是反抗，受到的傷害尤其名譽毀損越嚴重，並且如此惡性循環，在泥地裏打滾，越嫌自己臟越打滾，然後自己更臟。尤其那些非常誇張、激烈的舉動和言辭，讓自己名聲掃地、身心受創，青春年華也被不斷的毀壞、耽誤，當然很多也是我自己的責任。往往我的反擊對我造成的名譽損害比不反擊要大的多得多。在傳媒尤其互聯網高度發達的時代，加上照片、錄像這些影像的普及，我的這些經歷更容易被很多人有意無意充滿惡意或者無意從眾的傳播，各種誇張、誤讀的宣揚同樣會在人前人後四處進行（前面提到了很多了，我在初中時候縣裏同期學生大多數都聽過我的「大名」，我的事早就是壹種談資，後來在其他學校也往往是「名人」，如在附中，尤其通過那壹些站桌子上的照片傳的很多班級的學生都知道我這個「精神病患者」，然後底下各種評論，難聽的，直接指罵的，或者諷刺的，而且我只是點看了個別人的qq空間和微博，其他更多的並沒看到），雖然暫時還沒在更廣泛的區域傳播，但是其實考取了壹些名校，因為需要開具壹些證明和講述自己過去（沒有學籍和長期復讀、多次轉學，自然也要提及那些「大事」等），自己做的壹些事的激烈、突出乃至離奇（就像壹個校領導說的「教了這麽多年學，從沒見過恁（指我）這樣的」），此外無論考到哪終究會傳回老家還有以前上過的那些學校（大學復核因為我沒學籍必然要詢問以前我就讀過的學校），本身我在那些學校或者同期學生中就是「知名人士」，相關老師同學也會知道，比較清楚了解我情況的就有好幾百人，壹傳十十傳百，加上壹些「有心人」（和我有矛盾的人，看不慣我的人）故意在誇張和扭曲的添油加醋的有意傳播，搞得滿世界都知道也不奇怪。現在之所以沒有出現這種情況，恰恰是我沒有去上大學和接觸那麽多人，通過逃避、自我封閉和與社會隔離而得到的茍安，但是也耽誤了自己。無論是在現實世界還是互聯網世界，自己永遠都是「雙拳難敵萬手」。這也是自己高考遲遲沒有取得完全可以取得的成績的原因。我之所以投書南方周末，也是希望南周在合適的時候能夠通過詳細完整、全面客觀的調查取證，理性真實的講述我的經歷，給我壹個客觀的評價。

如今互聯網、新聞媒體報道的各種校園暴力，以及我所耳聞目睹的身邊的校園暴力，我個人所遭受的直接暴力是屬於很輕的那種。不過受到的其他校園欺淩，例如恐嚇、騷擾、歧視、排擠、人身攻擊等（具體事例前面都有）卻是比大多數人要嚴重。原因就是上段以及前面其他相關段落所說的激烈反抗等各種因素，所以這些別人的歧視孤立，我自己也有很大的責任。而且從某種角度看，我也有加害者的壹面，除了前面提到的那幾件事，還有做壹些極端事情時候對普通旁觀學生造成的恐懼等，也是我的責任。至於說歧視，我那時候也不是沒有偏見，有時候也會說壹些現在感覺很不對的話。所以我屬於校園暴力中受害者、旁觀者、加害者三種情況都存在的人。通過互聯網和報刊電視等媒體看到很多人經歷比我更嚴重的校園暴力，我覺得自己有責任和義務把自己所了解到的校園暴力以及其他校園問題講述出來，用壹個親歷者的視角給他人、給社會提供壹個了解校園生活中不美好的那壹面的窗口，讓社會更加重視校園欺淩問題以及其衍生的各種其他負面問題，讓廣大中學生都能有壹個安全、寧靜的校園環境，也讓中學為大學和社會培育更多懂得遵紀守法、尊重他人、真誠正直、友愛寬和的人。
對於我的經歷的講述，由於時間跨度很大，有些離現在已經有差不多七八年，所以記憶可能略有偏差，但是主要內容應該是無誤的。當然還有壹些我在學校在家庭等地的事情沒有提到，有些是忘記了，有些是沒必要提，有些在文中不方便提及，如果要當面采訪，可以進行補充。對於校園暴力的基本要素、成因、後果以及解決手段，我單獨寫了壹篇文章，隨本文壹同發出，可與本文講述的壹些內容結合著閱讀。

作為壹個壹些經歷很特殊，但又經歷過很多中部縣城和中等城市中學生普遍經歷過的中學生活的人，寫下本文的目的主要有以下幾點：

第壹，作為壹個「弱者」（只是從壹些方面，我並不是典型的弱者）和「邊緣人」，壹個和集體比較疏離的人，我有責任替處境類似的人發聲，並且講出處於這種弱勢和邊緣中的人的成長歷程、現實處境、思想狀態、心理問題。我的壹些經歷和思想狀態（無論是正常的還是病態的部分）都能給社會壹些啟示吧。

從群體來說，我很能理解受家庭暴力侵害的婦女（尤其是農村婦女）和未成年人、老人、殘疾人，受校園暴力侵害的被欺淩的學生，以及受其他（例如戰爭中的平民尤其婦女被敵方乃至本方侵害，淩辱、殺戮）強者戕害的弱勢群體，理解她（他）們的痛苦、羞辱、掙紮、無助、絕望。從古至今都是強者掌握著話語權，雖然自啟蒙運動以來人文主義人道主義得以彰顯，弱勢群體得到很多保護，例如女權運動的發展和殘疾人、兒童權益的維護，但是並沒有根本改變強者主導社會的實質，弱勢群體利益仍然被嚴重侵害，尤其是在發展中國家，像印度農村的婦女被強奸、強迫婚姻、買賣、殉葬，中印乃至更多發展中國家尤其農村地區的婦女處境仍舊很糟，家庭暴力見怪不怪，校園暴力同樣在不發達地區也不被認為是什麽大事。婦女、老人自殺已經是中國農村壹大痼疾（南方周末《農村自殺檔案》）。

不僅這些弱勢者發出的聲音很微弱，即使發出了聲音，往往也被很多高高在上的既得利益階層認為是給國家（或xx地方）抹黑，影響了國家或者當地的形象，還特意挑出發聲者的「個人問題」（像印度黑公交輪奸案發生後很多印度上流人士指責女生不應該大晚上出門、和男性友人獨處之類，還有宗教學者說「即使再兇惡的黑社會分子也不會侵犯品德高尚的女性」，言下之意就是被輪奸的女子品德有問題），讓受害者二次受傷害。在各種直接間接有意無意的壓製下，弱勢群體無法與在經濟、政治、輿論等各方面資源占絕對優勢的強者分庭抗禮，加上受害後精神受到的創傷以及孤立下的求助無門導致的激烈扭曲行為（如蘭越峰、唐慧，我的那個不算，我有些事自己責任比較大），導致強者更有借口指摘弱勢群體「沒事找事」、有「受迫害妄想癥」（在多次受傷害後確實會敏感多疑，對正常的事也激烈反應，某種程度確實會出現「被迫害妄想癥」，但是壹開始並非如此，而且並不是每件事事情都是「妄想」出來的，相反，很多甚至多數是真實的，只是由於處於弱勢，了解信息渠道不暢，導致易出現判斷偏差。當然受傷害之後過於敏感導致反應過激、多疑也是壹個原因），讓弱勢群體更加受壓迫，發出聲音反而受到更大的羞辱。

還有的時候，強者會把很多人都會犯的毛病用放大鏡在弱勢發聲者身上挑出來。孤立無援的人的錯誤很容易被挑出來檢視，而人多勢眾的流氓惡棍或者位高權重的惡官或者其他領導則可以利用權力、人脈等避開批評，做壞事能夠比較間接和隱蔽，而且往往混入群體之中，不易被發現和公之於眾。如廈門大學女教授謝靈，當她舉報了校長在食堂「開小竈」並且此事公之於眾後，學校就立即報復式的調查她「涉嫌論文抄襲」。其實由於周圍大環境和體製，當今大學論文存在各種不規範乃至抄襲並不鮮見，只是平常沒事時候很多人都這樣，但是壹旦妳想仗義執言或者反抗強者，這些平日裏算不得什麽的事就被冠冕堂皇的拿出來當大棒敲打了。而且這讓妳有苦難言，壹方面證明妳有汙點，自然「沒資格」指責別人這這那那，另壹方面妳又沒辦法反駁（如果謝靈公開反駁「反正很多人都這樣，為什麽不調查其他人學術問題呢」，等於把很多同事乃至整個同行都得罪了，而且妳又怎麽證明呢？自己又沒有能力調查。所以這壹招的狠毒就是在於讓妳有苦說不出，有理不能辯）。

更糟的是，很多受欺淩者已經喪失了揭露、反抗欺淩的勇氣，或者根本就不知道還有什麽地方能夠替她（他）們伸張正義。而且由於她（他）們知識的不足和視野的局限讓其不知道完全可以不認命，完全可以不受折磨的活著，弱者完全可以有另壹種活法。在逼仄的環境和服從化的教育中，這些受欺淩的弱者麻木、逆來順受。就像在農村很多被欺侮的婦女或者受校園暴力侵害的未成年人，可能連像南方周末這種媒體的名字都沒聽說過，或者聽說了也不知道具體是做什麽的，也不知道現在大城市存在的壹些女權、保護未成年人、殘疾人、LGBT等組織和各種相關活動，不知道在大城市戶籍居民的弱勢群體雖然也受壓製，但是卻有遠比她（他）們更有尊嚴、更豐富多彩的生活，更不了解社會上其實是有很多有正義感、樂於幫助弱勢群體的人。在思想上，在大腦裏就沒有這種講出自己受欺淩的動機和傾訴目標。

此外，這些受欺淩者總體上相互隔離，即使有些近處的互相知道，但是由於信息所限、其他（例如強者的壓迫無法組織起來）也不能擰成壹股繩反抗，更無法從全省、全國角度看待自己遭受的問題的普遍性和特殊性。這樣她（他）們只能孤獨的面對欺淩，而不能聯合起來。這些是更深刻、更可怕的現實。賈樟柯曾經說過：「愚昧就是不知道在自己的經驗範圍之外，還有其他可能性」。但是這種愚昧並不是這些弱者自己的過錯，而是由於大環境尤其強勢者、特權階層的有意愚民，是壹種「被愚昧」的愚昧，導致這些社會中的弱勢群體不知道還有另壹種生活方式，還有壹種不需要必須以欺壓與被欺壓的人，人們都能相對較為平等的交往和學習、工作的生活。這是壹種更大的悲劇，不僅是這些弱者的悲哀，也是教育的悲哀，國家、社會的悲哀，是時代的汙點。作為壹個有些類似的經歷的人，我寫這兩篇文章就是想為在經濟條件、社會地位、身體素質、人際關系、話語權等方面處於弱勢的壹方講些公道話、大實話，講壹些她（他）們想說但是不方便說或者沒條件和不能這麽系統清晰的說的話。

某種程度我是幸運的。當我在壹個學校遇到無法解決的矛盾時，往往有可能逃避，可以換壹所學校，可是其他很多被欺淩的學生因為沒有家庭和老師的支持，只能忍耐，往往要忍三年甚至更久，不麻木就壹直痛苦著，如果在欺淩中變得麻木，往往會精神頹廢，得過且過，失去對美好事物的感知力，甚至為未來對妻子或者子女的家暴埋下伏筆，也為社會增添了更多戾氣和不安全感。

同樣，很多遭受家庭暴力的婦女和兒童、老人也無法躲避，例如南方周末《家暴陰影下婦女權益的保護--未能完全翻轉的李彥案》中被丈夫用各種殘忍手段施虐卻求助無門無處躲避，最終殺死丈夫被判無期徒刑的李彥。還有更多的被欺淩者連殺死欺淩者的勇氣都沒有，只能默默忍受，而我還有逃避的條件，可以獨自住在外邊的旅館，與家庭、學校和社會裏的各種矛盾沖突有所隔離，也有機會在比較安靜的環境中閱讀和思考，考慮自己的人生和分析社會現實，並且思考出壹些個人經過思考認為對的道理，想出壹些對社會問題尤其家庭暴力校園暴力的解決辦法。可是以千萬乃至以億計的那些天天遭受欺辱、處於恐懼之中的很多家庭暴力和校園暴力受害者絕大多數卻無處可逃，每天在恐懼與憂慮中被動的「等待」固定時間或不定時的施暴，這種確定要受欺淩卻又無處可逃而且還要時時「等待」，比睡覺前等待樓上的「第二只靴子」要可怕百倍千倍。痛苦、麻木、逆來順受和把不合理合理化，「認了」是受欺淩者的常態。

作為壹個有條件逃避部分問題而沒有被打擊的完全喪失追求正義的勇氣、沒有隨波逐流的人，我更有責任替這些痛苦而無助的人發出聲音，為這些可憐的人爭壹點話語權，讓社會知道她（他）們的境遇，進而改善弱勢群體的處境，推動社會的文明進步，保護每壹個人的權利、自由和尊嚴。我作為壹個自己也給他人帶來過嚴重傷害，也有罪惡的人，也應該用剖析自己的方式給他人壹個鏡鑒，用文字進行懺悔，而不是隱瞞自己的錯誤，過著和社會上那些做壞事良心沒有壹點不安、從容說謊和站在自己立場（而非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上為自己辯護的那些敗類渣滓（往往他們不是在底層而是衣冠楚楚、道貌岸然，在社會上還混的風生水起）壹樣的生活。在犬儒主義盛行的今日，理想破滅，公平正義被當成虛幻，人人都在厚黑，都在玩潛規則，相對主義大行其道，道德被選擇性使用。因此，更得有人堅持真理、正義，或者至少有最起碼的對錯之分，要有良心。

第二，希望通過寫這兩篇文章，能夠讓社會更加重視校園暴力問題，更加關註不太發達的地區教育存在的種種問題，為推動中國教育的整體發展和教育資源的均衡化做出壹點努力，對此在另壹文中已經有詳細闡述。
第三，我的個人經歷無論是從普遍性的經歷還是特殊性的，都有很多東西可以為他人和社會起到壹種啟示、告誡，至少某種程度上是壹種負面典型。當然我經歷的家庭問題（尤其家庭暴力、家庭內沖突）和校園暴力、教育問題等都能為社會提供壹點點借鑒和警示。此外我個人的心理狀態，無論是正常的心理狀態還是趨於病態壹面的心理狀況，都可以作為研究青少年心理狀況的素材，對研究和解決青少年心理問題提供壹些有價值的參考。雖然我有些個人經歷和心理狀況並不完全具備普遍性，但是還有很多是有普遍性的。

我以前極力隱瞞本文書寫的這壹切，但是隱瞞下去除了讓自己心理壓力加大最終走向崩潰、人生毀掉之外並無意義，而且未來極可能被壹壹抖落出來，前面已經提到了。與其那樣，還不如我通過自述將自己的經歷交給媒體和學者，起到壹些有積極意義的作用。尤其當網絡或者其他途徑爆出這些時，我希望新聞媒體能夠通過調查了解，給我壹個公正合理的評判。

我並不希望任何媒體和個人替我洗白，只求客觀公正的講述和評價。當然我並不是說立馬公開這些，但是相關媒體采編人員和相關學者（例如青少年問題學者、教育學者）可以先看看（我還寫了其他理論性分析校園暴力、教育問題、家庭問題的文章，可以作為重要參考），到合適的時候再公開，尤其當網絡上很多人傳播此事時，希望正規媒體能夠用客觀公正、有價值的報道，既為我個人伸張正義正確的那部分（我做錯的那部分當然要自負其責），又借此事件為社會提供壹些有意義的啟迪和有價值的思考。

如果我的幾篇文章能夠為社會發展起到積極作用，我的經歷包括各種作為大眾談資的東西給思考和解決例如家庭親子關系、家庭暴力、教育問題、校園暴力、青少年成長、抑郁癥患者心理狀況等各種社會問題提供有意義的參考，讓我及我的經歷、心理成為研究上述問題的壹個標本，使我遭受的這些痛苦和欺淩就能有些價值，也算是為我曾經做的錯事進行某種程度的贖罪，我會非常欣慰。說白了，就算身敗名裂，也讓自己的聲名敗得更有價值，對社會有些積極意義。如果我的聲名的毀滅能夠讓人們對於上述這些社會問題有更客觀的看法，哪怕只是對分析和解決上述問題多增添壹份素材，我也比現在什麽都不做更好些。（當然，希望在報道中不要影響到曾經幫過我的老師和同學，對那些涉及到和我有矛盾的人可以講，其他沒有影響到我甚至還幫助了我的人就盡量保護他（她）們的隱私）

第四，無論自己未來如何，總要給這個世界留下些什麽。我個人的命運現在無法由我自己決定，前途也壹片暗淡。我自出生以來20多年中多數時間都生活在痛苦之中，尤其在學校的幾年無論他人傷害我還是我傷害他人，都讓自己身心受創，名譽盡毀（雖然我並沒做過什麽嚴重的犯罪行為，且均有原因、情非得已，但是因為那些激烈舉動，以及正遇上互聯網興起導致的行為被記錄與傳播，我的這些事加壹起，在許多人看來比壹個許多犯罪者還惡心，更令人尷尬和鄙夷，壹部分過失殺人或者強奸的人還能在監獄服刑後改過自新，重新回到社會，人們還能原諒他們當年的沖動，願意接納他們的改變。但是對我這樣的人，人人都有戒備心理，不願意生活在同壹個屋檐下，連接觸都不願意，因為我這些事太特別，太惡心，太離奇，我太不可捉摸和不確定，相反那些罪犯倒是還能歸類在正常人的範疇，而我則是在這個範圍之外），失去了正常的生活，長年累月生活在扭曲與痛苦之中，沒有了很多人都擁有的快樂、幸福，人生近乎毀滅。我要臉就活不到現在，但是我也不想完全不要臉。

如果我能夠用我的肺腑之言為解決校園暴力問題、教育體製問題起到哪怕微小的作用，我就算是為社會進步發展和維護人民利益做出了壹點點有價值的貢獻。我的壹生不能沒有成就，哪怕這個成就需要犧牲我的名聲，需要我以名譽與生命為代價對他人和社會講述自己惡的壹面來實現。我不能在這個世界上活著卻沒有貢獻、不能對他人沒有壹點幫助、不能對社會發展沒有起到壹點點促進作用。即使不能「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至少也要留下壹些正義的聲音，在這個充滿汙穢和不公的世界發出自己的吶喊，不為強權和眾意所屈，堅持並表明自己的理想。

南方周末作為中國自由派媒體的中堅，理念雖然和我的價值觀並不完全重合，還有不少分歧之處（例如南周在經濟議題上持中右翼的自由主義立場，在部分社會議題上也持溫和傾向保守的自由主義立場，而我則在經濟問題上持中左翼（國際通用的左右分別而非「中國式」左右派分別）的社會民主主義立場，在社會議題上持較激進的社會民主左翼立場），但是它關註弱勢群體、既不被強權征服，也不壹味迎合民意，而是相對客觀公允、理性求實的報道社會百態，因此我把自己書寫的心聲交給它，希望能夠影響更多的人，讓更多的弱勢群體都能有機會發出自己的聲音（當然，其他我信任的媒體也壹樣，我希望這些進步媒體能夠在必要的時候通過客觀公允、理性求實的報道給我壹個公正的、不偏不倚的評價，既不誇大我的錯誤缺點，也不避諱我給他人造成的種種傷害）。

話語權被壟斷是可怕的，當年的德日法西斯就是在舉國壹致的輿論中走上戕害各國人民（包括德日的本國人民）的道路。古拉格不止存在於西伯利亞，它還在無形的萬維網中；《壹九八四》中的思想禁錮也不止存在於文學作品裏，往往也在看似寬松卻充滿各種軟性或硬性有目的性引導的當代現實世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共和國建立後不久就提出並至今提倡的文化方針，多元的輿論才能讓各階層不同群體都有表達自己思想、維護自己利益的機會。

對我來說，在當今充滿強者邏輯、贏者通吃的環境中，更有必要為弱勢群體呼喊。婦女、未成年人、老人、殘疾人，尤其是農村婦女、留守兒童，這些人並沒有能夠充分的維護自身的權益。農民工、城市產業工人、較不發達地區教師（尤其鄉村教師）、縣鄉和小城市個體戶、絕大多數普通農民等這些占人口大多數的中國公民並沒有充分和合理的分享改革開放近四十年的經濟成果，雖然從縱向上是比以前幸福多了，可仍然處於相對貧窮之中，享受著較差的教育、醫療、養老和其他社會服務。他（她）們在社會地位、權利分享、社會參與方面更是與其貢獻不相匹配，在公民社會的發展方面和同樣經濟狀況的許多發展中國家相比都相形見絀。

而且更糟的是，這些東西還在進行代際「傳承」，下壹代仍舊如此。種種社會不公、各種黑幕、舊式和新型的醜惡都在，校園暴力只是社會黑暗面的冰山壹角。北大馮軍旗的那篇極具震撼的《中縣幹部》調查論文足以令人感到中國中部基層社會黑暗的現實多麽讓人痛心而無奈，又多麽「稀松平常」和見怪不怪。作為耳聞目睹並且親身經歷過壹些殘酷現實的我，並不想沈默與順從。

我的兩個同省的文學家：劉震雲和閻連科，都以犀利的筆鋒描繪了自己的家鄉，用批判主義的文字表達著對故鄉深深的愛，愛之深，責之切。而《滄浪之水》的作者雖不是與我壹省，但是其實小說所描寫的很多東西都有中部社會的共性，其中的點點滴滴的描寫都震撼人心，看小說主人公，壹個充滿理想的青年被社會改變，生於黃河母親撫育的中原大地，卻不能造福家鄉百姓，變成壹個曾經厭惡的人。我沒有這些文學家生動描寫現實、把現實融入文學的能力，也沒有陳桂棣、馮軍旗、於建嶸等人走門串戶詳細調查、全面分析的能力，只能根據自己所見所感寫出自己所知道的東西，寫出自己的個人體會。我親身經受和看到聽到了很多校園暴力和家庭暴力，所以希望社會能夠關註，能夠改變，讓弱勢群體不再生活在恐懼之中。

我對自己的剖析，可能還不那麽詳盡，還不夠深刻，但是我盡可能會講自己不好的壹面，給他人和社會以有益的啟迪。盧梭的《懺悔錄》就以展示自身的醜惡壹面來為社會提供鏡鑒，我遠遜於盧梭，但是也希望用類似的方式通過文字表達自己的心聲。如以「才如江海命如絲」來評價我雖為過譽，我的知識水平並沒有江海之闊，但是經過這麽多年的閱讀書籍、報刊雜誌，以及通過電影電視以及互聯網了解的各種東西，加上這些閱讀形成的思考分析能力，我還是算小有才情吧（我可以不誇張的說，我的近現代歷史、國際關系方面的知識水平要好於普通壹本乃至部分重點高校的相關專業學生，我可能在知識系統性、學術性上略差，但是我在廣度深度上要好於這些學生）。不過「命如絲」倒是很貼切，心有沖天壯誌，命如腳下汙泥。原本可以成為例如華東師範大學、中山大學甚至中國人民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這類名校之星，實現遠大理想，通過學習和分析研究、實踐，幫助更多的弱勢群體走出困境，無論做社科研究員、記者或編輯、律師，還是大學教師，都能發揮壹技之長，成為推動社會發展和國家進步的優秀公民。

但是由於前面那些原因，自己卻自身難保，別人高考成功是金榜題名前途無量，而我高考考入名校後則面臨幾乎可稱為滅頂之災的危險，人生也可能已經走到盡頭。想堂堂正正做人，卻汙點壹大片，永遠洗不凈；想奮起高飛，卻被過去和現在的種種痛苦拉拽，不僅不能飛起，還搖搖欲墜。而且因為很多事是已經發生的，我又不能穿越回去改變壹切，連改的機會都沒有，如今只能在糾結與痛苦中慢慢走向毀滅。但是我求生欲望還是很強的，我不想自殺。某種程度上我很像契訶夫的《第六病室》中的格莫羅夫，由於自身個人生活的危機和對社會大環境的種種問題悲觀導致的雙重壓力，使自己處於極度憂慮、糾結、恐懼之中。雖然我活下去很難，雖然我有很多錯誤甚至罪惡，但是我還是想再努力壹下，用所有勇氣再向大學、向未來進行壹次沖刺。雖然由於各種原因，我的夙願--成為當代的魯迅和中國的盧梭--幾乎沒有可能，可是在內心總是堅守著，哪怕死了，哪怕因為其他的如上面提的事情「身敗名裂」，我心中也永不放棄這樣的追求。

還有壹點，雖然我擔憂很多事，不希望壹些信息傳播，但是我也不會接受任何人的要挾，不會被壹些人掌握的所謂「黑材料」嚇倒。想當年我孤身壹人力戰強敵，挫敗內外敵人的聯合絞殺，我都沒有被擊垮。如今我也寫出這些經歷，因此更不會被這種輿論圍攻和破壞而屈服，大不了與那些流氓惡棍黑惡勢力組成的反動陣線拼個魚死網破，即使死了破不了網，也讓他們在殺害（包括逼死）我的過程中遭遇各種麻煩障礙，消耗其金錢、精力和名聲，讓他們沾上我的血汙。

自從我有清晰意識起的十幾年來，由於以上所述特殊的情況，我受盡了各種欺淩，看到了無數的白眼、嫌惡、鄙視，經歷了各種恐嚇、排擠、謾罵，丟人現眼的時刻不勝枚舉，也遭遇過直接的暴力身體攻擊。雖然因為我經歷特別，所以我的遭遇自然會比很多壹般人復雜和痛苦，但是我所經歷的各種暴力與冷暴力，走過的曲折路程，很多其他人也在壹些事情上與我有類似之處。我的經歷是個人特殊因素的偶然性和壹些發生於很多普通人的不幸必然性結合的結果。我希望通過我寫的文章，讓社會關註壹般性的校園暴力問題、教育體製問題、家庭環境對未成年人成長問題等攸關社會發展進步的問題，並從各方面改善相關問題，讓他人不再重蹈我某些經歷的覆轍。

我作為壹個學生，對於很多教育問題、家庭中未成年人狀況等問題能夠以壹個親歷者、當事人角度進行分析。而且我作為壹個中途進入學校教育、並且與主流教育群體有壹定疏離的人，也有壹個較獨立的視角觀察學校教育和學生集體。我前途暗淡，寫這些東西，就是希望拼盡自己所能對社會提供壹點點有用的東西，做出微小的貢獻，也使內心有些許的安慰和救贖，也算我沒白活這壹遭。人之窮途，其言也善。幽暗的人生還要照亮社會最後壹秒。而且也正是幽暗，才更想照亮社會，讓自己不壹無是處，永遠湮沒於蕓蕓眾生和歷史長河，更不想卑瑣苦楚的終結。

我自己可能沒有什麽道路可走，無非是早些「身敗名裂」還是拖得晚些日益沈淪的區別。但是這個社會是有的，中國是有的，世界也是有的。事物的發展都是前進性與曲折性的統壹，當今社會的種種黑暗終究會被摧毀，會被掃進歷史的垃圾堆。當真正充滿自由、平等、公平、正義、友愛的社會建成時，婦女、兒童、老人、殘疾人不再受家庭暴力的折磨；身心殘障、性取向特殊不受家庭內外、學校、工作單位和社會上的各種歧視與排擠，性別歧視也不復存在；校園暴力能夠得到充分遏製，身體較弱和交際能力較差的學生不再被打罵欺淩，不再在各種校內外威脅、恐嚇中恐懼的生活；學校、班級中不再是有些人趾高氣揚、橫行霸道，而另壹些人卻要小心翼翼、看人下菜碟、明哲保身；師生關系能夠真正平等和友好，老師既有威嚴又不高高在上，師生之間、學生和學校領導之間不再是充滿隔膜和簡單冷漠的應試功利關系，而是能夠真誠溝通，平等交流，並且去共同建設（學生在學校事務中有真正發言權）全體教職工和全體學生共有的校園；各區域、城鄉、各階層的子女都有相近的教育條件，不同家庭出身的孩子被老師壹視同仁的對待……雖然，可能這要過數十年乃至上百年、數百年才可能實現，我不能看到了，但是，後人會看到的。

當嶄新的時代來臨，我們回憶歷史，對當今社會的觀感會是什麽？如同當今國人看清末愚昧落後、積貧積弱、臟汙遍地的中國？如同今日英國人看當年「羊吃人」圈地運動時的野蠻與殖民擴張的血腥？如同如今美國人看19世紀開拓西部的殘忍和20世紀初爵士時代的道德淪喪、腐敗猖獗、物欲橫流？希望真有「歷史的終結」：在某個時期後，人類社會充滿公平正義、友善博愛、平等團結，每個人都能獨立自主、自由自立、有理想有尊嚴的生活。當然，歷史可能不會「終結」於某種具體的狀態，但是至少要基於壹個讓人們有充分的自由、足夠的尊嚴、合理的物質滿足和有較高底線的公平正義、平等均富的社會狀態，廣大人民都能認同和遵守「共同的底線」，在這樣的基礎上再去追尋未來無限的各種更高境界的可能。但是，當今的社會，大多數人和這些基礎性的維護基本人權的要求還有很遠的距離，實現它們，任重而道遠。我肯定看不到了，但是未來會有人看到這樣的世界的。

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談中共官員是剝削者的原因

作者 楊增憲

權力類商品價值規律

  「權力」，是社會交互主體面對利益存在[2]而主張歸屬時產生的概念，是社會主體依據規範擁有的支配利益實體或機會的力量。由於權力都產生於社會、社會交互主體之間，所以，凡是權力都屬於社會權力。「權力」的外延很寬，如前文所述，任何商品都體現著權力，任何商品交換都表現為權力交換。從這個角度講，經濟學包括拙著都是研究經濟權力的學問。本章研究的「權力」，則是指經濟權力、財產權力之外的私權力或公權力，亦即通常未必具有商品屬性甚至不應成為商品的權力。由此，便相應生成了「私權商品」和「公權商品」。私權商品雖屬於非勞動產品商品，但其利益往往與勞動、勞動產品商品關聯，所以，其價格形成與變化同時受製於兩大價值規律；公權商品因其壟斷性，其價格形成與變化則主要依循簡單的市場供求價值規律。對此，本章將分別加以討論，並闡述應用這些規律的經濟、政治意義。鑒於在權力商品構成中，大多是「私權」而非「公權」，因此，通常在指稱「私權商品」時，壹般通用「權力商品」概念。本章預設前提仍是市場基本規範，雖有違法交易，但交易本身不存在欺詐現象。權力類商品價值規律權力商品的生成條件及其特殊性權力本身不是實物，不能滿足人們的任何需要；人們所以看中權力，是因為權力支配著權利，即權力人能依據規範處置相應的物或決定相關人的行為，支配並享用相應的利益實體或機會。本章討論的權力，主要是指支配相關利益機會的私權或公權力，由於這些機會能滿足商品主體的需要，具有使用價值，所以，相應權力便可能被交換並獲得商品屬性，具有商品交換價值。我們須研究的是：權力及權力商品是怎樣生成的、權力商品的分類以及權力商品與機會商品的區別。

  （壹）權力及權力商品生成的條件

  權力產生於社會交互主體之間。當社會主體獨自面對和處置利益客體，譬如甲處置自己種的蘿蔔時，並不存在「權力」概念。但當乙來到田頭要拔蘿蔔時，甲便要聲明這蘿蔔屬於自己，「權力」概念便出現了[3]。從發生學角度講，社會權力的生成與獲得主要有兩種方式[4]：壹種是靠暴力強取，壹種是靠契約獲取。不妨再援用過獨木橋的例子做簡要闡述。當甲乙分別過獨木橋時，並沒有權力概念，但當他們同時站在獨木橋兩端時，權力概念就產生了。假設兩人互不相讓，同時上橋搏鬥，甲憑力量將乙推下了橋，此後，每當甲過橋時，他都會叫乙讓開，自己先過橋。甲的這種權力所依據便是強權規範（叢林法則）。甲擁有這般強權，自然無須與乙交易，權力也是不會成為商品的。假設甲乙皆意識到，暴力奪橋可能兩敗俱傷，彼此達成按先後順序過橋的契約規範，此後，兩人便依據這壹規範行使過橋權。當甲先到橋頭時，便有權讓後到的乙給自己讓橋，甲乙的這種權力，便是所謂「法權」。顯然，可能被交易並成為商品的，只能是這種法權。譬如，當甲乙同時來到橋兩端時，便同時獲得了過橋權；當兩人皆不棄權時，唯有通過協商交易解決。如乙給甲1銀元，優先過橋，這樣甲的過橋權便成了商品。契約社會中，甲乙的法權看似「天然」具有，由此人們往往誤認為它是「天賦」的。其實不然，「人權」只能「人賦」，公民的契約權力來自社會交互主體所履行的契約責任。譬如，當甲早於醜到橋頭時，雖然擁有了優先過橋的契約權力，但甲的權力，必須靠醜自覺守約，承擔讓橋（甚至勸阻他人上橋）責任才能行使，否則，甲的權力就將落空，甲所應享用的利益機會就將喪失。假設醜屢屢破壞規範，強行上橋，甲乙的過橋權無法行使，他們便會出資雇傭丁來監管秩序。丁根據甲乙授權應履行的職責是：監督過橋者，讓其遵守規範，使甲、乙、醜等皆享用順序過橋的權利。丁的這種權力，並不屬於自己。如果說甲乙源自「法權」的過橋權，屬於「私權」的話，丁的這種源自甲乙「授權」的監管權，則屬於「公權」。問題是，丁也有私欲。假設他以權謀私，便很可能收了醜的紅包便讓其優先過橋，把公權拿來做交易，使公權同樣成了商品。甲乙用私權進行交易，壹般屬合法行使權力[5]，但丁動用公權進行交易，等於偷了主人的東西賣錢，則肯定是非法的。既然公權交易非法，何以仍承認其為商品呢？道理在於，偷竊違反的是普世法律和道德規範，並不是商品交換規範，只要竊賊按市場規範出售「贓物」，我們就不能否認其具有商品屬性。這裏體現的同樣是商品不管「出身」的原則。當然，不是所有權力都能成為商品的。權力要成為商品，它所支配的機會同樣必須能滿足對方的需要，且稀缺。如果河對面沒有利益，醜根本不需要過橋的機會，則無論是甲乙的私權還是丁的公權，都不可能與醜交易成為商品。如果獨木橋被拓寬，甲、乙、醜等可同時過橋，同樣也不存在過橋權或監管權被交易成為商品的可能了。此外，權力要成為商品，還須滿足如下兩個條件：其壹，權力的邊界明晰、相對獨立且能被交換。如果權力不能獨立授受，或權力與利益機會無法分離，便不可能成為商品。像全民共享的國家財產，無法分割，公民個人便無法把它作為商品進行交易。這好比獨木橋的兩端，甲乙背後皆有百人，且雙方只能按序集體過河，這時甲乙就只能享受各自權利，而無法將其拿來交換了。當然，甲乙可向同岸的後來者出售其權力，這種權力商品就是生活中常見的替人排隊者出售的排位權。

　　其二，權力支配的利益機會相對有保障。權力商品交易以獲得相應利益機會為目的，利益機會是否有保障，自然成為權力能否被交易的前提條件了。假如庚清楚地知道，某選舉本身無效，他就不會進行賄選。同理，如庚看到醜等可隨意插隊上橋，便不會花錢購買甲乙的過橋權了。當然，「相對」不是「絕對」，權力機會在享用過程中，難免有風險——風險性也是權力商品的重要特征。對於合法的私權商品交易而言，主要存在的是權力機會的風險。譬如，甲剛賣給了乙過橋權，獨木橋卻被突發山洪沖走，乙自然遭受損失。對於非法的公權商品交易而言，主要存在的是權力本身的風險。譬如，醜剛買通了丁，獲得優先過橋權，丁卻被逮捕，醜也被查處，兩人皆遭受重大損失。因此，風險評估也是權力商品交易者的重要「功課」，只有預期風險相對可控時，交易才可能進行，否則，權力是很難成為商品的。鑒於私權交易風險率低，所以，後面的討論我們會將這壹問題懸置；而提高公權交易風險，有利於遏製腐敗，後面我們將會重點討論。

  （二）權力商品與機會商品的區別

  權力作為商品交易，有時交易的只是機會，即「權力機會商品」；有時交易的則是支配機會的權力職位，即「權力職位商品」。假設丁作為過橋監管，他收醜1銀元讓其優先過橋，出售的便是過橋的「權力機會」；假設丁作為數座橋的總監管，他收醜100銀元讓其做某橋監管，出售的便是監管過橋的「權力職位」。用通俗的話講，前者屬「錢權交易」，後者叫「賣官鬻爵」。這兩類權力商品形態盡管有區別，但其價值規律基本相同，所以，後文討論時，我們不再強調這種區分。由於「權力商品」交易的也是利益機會，與「機會商品」壹樣，皆是非實體商品，因此，兩者是很容易被混淆的。但在本質上，這兩類商品卻是有差異的；搞清權力7權力類商品價值規律商品區別於機會商品的特殊之處，對準確把握權力商品價值規律有著重要意義。

　　先看「私權商品」與「機會商品」的區別。任何私權包含的機會，首先是權力人自己的機會。譬如，甲的過橋權，是甲自己享用的機會。而機會商品中的機會則不同了，它們大都是機會供應商為別人創造或提供的，並非他們自己要享用的機會。譬如房介、婚介，不是給自己提供租房、婚嫁機會；情報販子的情報，對自己也毫無價值；社交、廣告和展示平臺，也都是為客戶創造和提供的機會，而不是為了供自己社交、給自己打廣告或展示自身才華的。再看「公權商品」與「機會商品」的區別。公權商品不是給官員提供利益機會的。譬如，丁作為過橋監管，自己並不需要過橋，從這壹點講，它與「機會商品」相似：作為商品，它也只有出售，才能獲利；不出售，就沒有交換價值。但是，兩者間依然有兩大區別：其壹，公權商品不交易，官員嚴格履職，依然可獲得公職報酬；機會商品不出售，沒有收益，供求商就要虧損。其二，公權商品交易壹旦敗露，雙方都將受罰，非法收入也將被沒收，這是公權交易的高風險性；機會商品除個別情況（情報）外，交易本身無風險，機會商品交易完成，機會收益的風險便只由買家承擔了。私權商品價值規律「私權」的外延很寬，但把經濟權、財產權等排除之後的「純粹」私權卻未必很多，如我們反復援用的過橋權，也是虛擬的。當然，選舉權交易是真實存在的。但我們這裏研究私權商品價值規律，卻不是為闡述賄選的價值規律，而是為便於後文把握經濟權力商品的價值規律——與復雜的經濟權交易相比，我們以過橋權為例，闡述起來更直觀易懂。這裏，我們必須先厘清權力商品交易的「機會成本」「機會收益」等概念，這些通用於經濟學的概念，都存在於權力商品交易中。

  （壹）與私權商品交易相關的概念

  在討論機會商品時，我們曾刻意回避了「機會成本」概念，而采用「機會獲取成本」。這是因為，經濟學中的「機會成本」概念不是指「機會」的獲取成本，而是指主體舍「A」取「B」過程中，舍棄的「A」利益；與其對應，「機會收益」則指同壹主體獲取的「B」利益。權力商品交易中的「機會成本」與「機會收益」則有所不同，它是指同壹權力機會A分別對應於買賣主體甲、乙產生的概念。盡管有上述差異，只要能把握住具體語境，這兩種「機會收益」概念是可以分辨開來的。至於權力賣出者甲所獲收益，則不能用「機會收益」指稱，因為這壹收益並非來自機會，而來自「賣出」機會，所以，只能稱為「機會交換收益」或「權力賣出收益」。「機會成本」。權力商品交易的「機會成本」，是指權力人出售權力所舍棄的機會收益，換言之，也就是指其利益的損失。準確地講，「機會成本」應稱為「機會預期成本」，因為權力人舍棄的是尚未獲取的利益，期間包含著不確定性。譬如，甲出售過橋權，放棄了優先過橋機會，不能及時到對岸，其間，他的蘿蔔可能被野兔糟蹋減收，損失約10銀元。此例中，甲出售權力的「機會預期成本」就是10銀元。但實際上，甲的損失可能小於或大於10銀元，因為野兔可能來得少於或多於預期。譬如公民選舉權，對有鮮明黨派立場、公民素質的選民來說，其選票的分量非常重，是不可被收買的。而對缺少立場、覺悟的選民來說，選票毫無直接利益可言，其機會成本幾乎為零[6]。「機會收益」。權力商品交易的「機會收益」，是指權力購買者從權力機會中獲取的收益。準確地講，「機會收益」同樣應稱為「機會預期收益」，因為權力購買者獲得的是尚未獲取的利益，期間也包含著不確定性。譬如，乙購得過橋權，獲得了優先過橋機會，及早到對岸，可指揮工人多做椅子，收益約100銀元。在這壹例中，乙購買權力的「機會預期收益」就是100銀元。但實際上，乙的收益可能小於或大於100銀元，因為工人出勤率可能低於或高於預期。當然，預期收益不是即時收益，「機會」本身就存在風險，譬如獨木橋斷、利益喪失。從這個角度講，「機會收益」又是「機會風險收益」。但如前文設定的，因私權交易中的機會風險概率低，可將其忽略，所以，後文討論不涉及私權商品的風險問題。「獲取成本、交易成本、行使成本」。權力商品的獲取成本、交易成本、行使成本，嚴格講有區別，但現實中有時難以分開。譬如，不交契約稅，不能交換過橋權，甲就不能過橋，這時的契約稅，應屬獲取成本、交易成本；譬如，只存在過橋稅，不交稅就不能過橋，這時的過橋稅，便既是獲取成本，又是行使成本。從理論上講，社會權力的獲取、行使與交易，似乎可以無成本。譬如過橋權，契約社會中，任何人只要站到橋頭，就可得到並行使相應權力，只要雙方口頭交易並履約，也不需要交易成本。但實際上，大多數社會權力的獲取與行使都是有成本的。還如過橋權，甲為獲得這壹權力，就要耗時去占位，或耗時履行義務，等待對方過橋；同時，雙方就過橋費討價還價，也要耗費精力占用時間；最後，為防有人插隊，還須承擔聘用丁的費用等等，這些付出都是三項成本。再譬如選舉權。盡管公民都有這項權利，但前提是，他要履行公民義務、守法納稅等等；假設有人買票，也要搭橋聯絡，與選民討價還價；公民要行使投票權，同樣要花時間去投票站，這些付出同樣是三項成本[7]。至於這些成本是否真實發生、全部發生，是在交易前後還是權力行使前後發生，應由買方還是賣方承擔，需根據具體情況判斷，後文將會討論。

  （二）私權商品價格生成規律

  權力能成為商品，關鍵是它所支配的機會收益能滿足商品交換對方主體的需要，具有使用價值。權力通常並不是作為商品而存在的，而且可能沒有獲取成本，但權力作為商品進行交易時，就必然存在機會成本，這種機會成本，構成了權力商品價格的下限。同時，對壹般實物商品言，使用價值相同者，彼此是不會交換的，譬如，木匠不會以椅子換椅子。但是，對於擁有過橋權的甲乙而言，卻可能產生交換。這是因為，權力9權力類商品價值規律作為商品，其使用價值與機會商品相同：同壹「機會」發揮的使用價值量值，可能相差千萬倍！這種權力使用價值量值的巨大差異，是權力被交換成為商品的條件，因為它可使權力出售者獲得交換盈利，使權力購買者獲得更大的機會收益。這種機會收益，構成了權力商品價格的上限。顯然，權力商品交換，只有在權力商品機會成本與機會收益間存在雙贏空間時才能進行；權力商品的價格，便在這個區間內，按不同的商品價值規律生成。當然，如果權力商品偶然被交換，是沒規律可言的。假設甲乙同時到達獨木橋的兩端，且在對岸皆有利益：乙提前2小時過橋，預期獲利100銀元；甲提前2小時過橋，預期獲利10銀元。在這種情況下，甲乙必須交換、過橋權必然成為商品，否則，雙方都有損失。那麽，兩人將以怎樣的價格交換呢？毫無疑問，各自的打算都很精明，即都想在自己的機會成本之上高高賣出過橋權，或在自己的機會收益之下低低買入過橋權。盡管彼此都不知對方的底牌，但可肯定的是，他們壹定會在10-100銀元間的某個價位成交，具體成交價的高下則取決於兩人的價格談判技巧。若乙壹開始以賣家身份出價，最終可能20銀元就與甲成交[8]；反之，若乙壹開始就以買家身份與甲砍價，則可能90銀元成交。從這個角度講，權力商品同樣無定價。但是，任何同類商品只要重復交換，其價格形成便必然會呈現出規律來。我們先討論權力商品供求動態平衡狀態下的價值規律。設橋兩端過橋人數、各人不過橋的機會成本或過橋的機會收益大體相當，這時的過橋權便會處於供求動態平衡狀態。譬如，共有A、B、C三座橋，甲庚辛、乙丙丁分別在橋的左右岸。其中，甲、庚、辛過橋的機會收益為5、3、1銀元；乙、丙、丁過橋的機會收益為1、3、5銀元。初始，由於各人的機會收益都是秘密，大家都想以10銀元高價賣出過橋權，因沒人應價，只能漸次落價。幾輪交易下來，利己的權力主體不僅認清形勢，知道自己該做買家還是該做賣家，也知道該怎樣討價還價才能獲利最大化。譬如，甲、乙會作為買家讓庚、辛、丙、丁從2元開始減價競爭，減到1.4元時，庚、丙因感到吃虧退出，甲、乙與辛、丁成交。剩下的庚與丙以1.5銀元達成交易，庚支付丙1.5銀元，丙過河收益3銀元，最終獲利也是1.5銀元。以上討論省略了具體競價過程，但給出的結論卻經得起推敲：即在市場供求平衡狀態下，過橋權的合理價位，只能是各方平均機會成本或收益的二分之壹，交易雙方等值雙贏。這是因為，在被耽誤的時間（如2小時）內，只有壹半人在勞動並獲得收益，另壹半人在等待，其收益為零。這樣，另壹半人只有能分到大體壹半的收益，才會同意交換。而這個競價博弈的過程，與商品交換價值規律的機理基本壹樣，都是圍繞社會平均勞動收益、商品平均價位形成合理市場價格。如上例，甲庚辛與乙丙丁的平均機會成本或收益實際上都是3銀元，合理的過橋權價格便理應在1.5銀元左右。所以，在市場供求平衡狀態下，權力商品價格的形成與變化規律，基本上可套用[9]簡單的商品交換價值規律。再來討論權力商品供求失衡狀態下的價值規律。假設河上只有壹座獨木橋，壹次只能過壹人，歷時2小時；左岸甲在對面的利益很小、願出售過橋權；右岸乙、丙、丁三人早過河2小時的機會收益為100、60、20銀元；三人同意按與甲交易成功順序過河。在這種權力供不應求的情況下，其價格是怎樣形成的呢？顯然，壹般情況下它首先應由乙決定。由於乙的機會收益最大，他只要報出60銀元[10]，就可在競價中勝出，因為60銀元支出相對丙、丁預期60、20銀元收益為零或負值。乙預期可獲40銀元的收益。但是，預期收益不是現實收益，需要不等於能要。假設乙、丙、丁口袋中各有現金10、20、30銀元，那麽，只要丙報出20銀元的價格，就可穩獲過橋權，預期可獲40銀元的收益。因為在20銀元價位上，乙的購買力不足[11]，丁預期收益為零。又假設河上有三座橋，左岸的甲、庚、辛各占壹橋，三人先過橋2小時的機會預期收益為2、4、6銀元；右岸乙在對岸的利益很大，向三人購買過橋權。在這種過橋權供大於求的情況下，其價格是怎樣形成的呢？顯然，壹般情況下它首先由甲決定。由於甲的機會成本最小，他的出價只要等於庚的機會成本4銀元，就可在競價中勝出，因為4銀元收入相對庚、辛的預期4、6銀元收益為零或負值。甲比預期收益多獲2銀元。當然，理論上最低價不等於實際發生的最低價。假如乙是大富商不屑於砍價，他可能接受庚或辛的最先報價，以5、6銀元成交。綜上所述，可得出這樣的結論：在權力商品供不應求的情況下，決定權力商品價格上限的，是買方最大機會預期收益；在這壹限價之內，決定權力商品價格的，是買方的實際最高出價；在權力商品供大於求的情況下，決定權力商品價格下限的是賣方最小機會成本；在這壹價位之上，決定權力商品價格的是買方的實際最低出價。這就是說，權力商品供求失衡時，同樣依循簡單的市場供求價值規律。在以上討論中，我們省略了權力的獲取、行使與交易成本。若加上這些因素，權力商品的價格會發生怎樣的變化呢？我們分交易前、後、中發生的三種情況進行分析。先分析獲取成本在「交易前」發生的情況。當權力商品供求平衡時，這些已發生的獲取成本無疑會影響權力商品價格，賣方會提高報價，買方會相應妥協，權力商品價格會相應提高（通常為付出成本的壹半）。但在權力商品供不應求或供大於求時，這些獲取成本卻對權力價格失去了製約意義。我們在討論市場供求價值規律時已給出了理由：當商品供不應求時，其價格與賣方的成本無關，買方給出的價格越高越好；當商品嚴重過剩時，無論此前已發生的成本多大，商品能賣出便是賣方最大利益所在，如商品賣不出去，其損失將更大。再分析行使成本在「交易後」發生的情況。權力行使成本表面上隨權力轉移而轉移，譬如，誰過橋，誰交過橋稅，且在交易後發生，但它卻直接影響到權力價格的形成，雙方的機會成本、機會收益都要減去這壹成本。對權力商品買方而言，機會收益要減去行使成本，這好理解；權力商品賣方也要將機會成本減去行使成本，是因為機會成本指被放棄的預期收益，過橋成本影響了這塊收益，所以同樣只能是減法。正因如此，這壹成本不僅在權力商品供求動態平衡時雙方要考慮，而且，當權力商品供求失衡時，同樣要被其中的壹方考慮。譬如，當權力商品供不應求時，行使成本是買方要考慮的因素，如乙在報價時便要減去1銀元；當權力商品供大於求時，行使成本是賣方要考慮的因素，如甲在報價時也要減去1銀元。最後分析交易成本在「交易中」發生的情況。這壹成本對價格的影響非常單純，當權力商品供求平衡時雙方均攤；當權力商品供不應求時，交易成本可能由買方承擔[12]；當權力商品供大於求時，交易成本可能由賣方承擔。當權力商品獲取、行使或交易成本較小時，討論權力商品價值規律時，可將其忽略。但當這三項成本或其中某項成本很大，甚至大於權力機會成本、機會收益時，人們會選擇棄權，權力便根本不可能成為商品。

  （三）私權商品價值規律的實踐意義

  我們討論的過橋權交易雖是虛擬的，但它所揭示的私權商品價格形成規律卻可驗證於現實的權力商品交易中，並可延用到若幹經濟權力商品身上。現實中，最典型的權力商品交易就是農村選舉中儼然成風的買票了。買票屬於賄選，但在當下它卻具有某種合理性[13]。凡有買票的地方，選票的價格幾乎完全取決於機會收益的高下。在壹些經濟落後地區，因村裏沒有集體財產、村官的機會收益幾乎為零，所以，無人願意當官，選票的價格便為零。這和無人願意過橋，過橋權價格為零是壹樣的道理。由於參加選舉要付出勞動、付出行使成本，所以，這些地區往往還會給投票者以獎勵。在壹些經濟稍發達的地區，因缺少競爭者，村官候選人可能請大家吃頓飯或每人給幾十元錢，就辦妥了。但在沿海某些發達地區，情況則大不同了。因這些地區的村官選舉潛規則已形成，其機會收益風險很小甚至為零[14]，所以，競選人考慮的主要因素，壹是測算任職期間的機會收益；二是推斷對手的出價。前壹因素，與競選人各自能力條件相關，後壹因素，則與競爭對手財力相關。競選人開出的選票價碼，既要低於預期收益，又要高出競爭對手，同樣要依循權力商品供求價值規律[15]。在經濟權力交易中，我們會更清楚地看到權力商品價值規律的製約作用。譬如在城市商品房用地拍賣中，最高的出價者，肯定是機會預期收益最大者。同壹塊土地，同樣的規劃要求（容積率、建築密度、綠地率等），不同房地產商能力不同，可能獲得的機會收益也相差甚大[16]。通過拍賣，稀缺的土地資源不僅可使國家獲得最大化的經濟收益，而且可使有限土地發揮最大化的社會效益。這也是市場經濟優化資源配置功能的體現。公權商品價值規律公權屬於授權，授權不可交易，交易即屬違法，這是法理正義所在。但公權常作為商品交易卻是客觀事實，這裏從經濟學角度討論其規律，不是承認其合法性，而是像研究疾病的規律壹樣，目的是為了鏟除這壹社會毒瘤。須說明的是，所謂公權商品交易，亦即「錢權交易」，其外延要小於「貪汙腐敗」——「貪汙」沒有交易，它直接把公款貪為己有。「腐敗」有很多類型，像「尋租型腐敗」，官員利用權力明火執仗地敲詐，其間也沒有「交易」。公權商品交易，應歸屬「交易型腐敗」[17]，官員還是講市場原則的[18]。還須說明的是，這裏的「公權」，不僅指黨政官員的權力，而且是泛指各種社會組織中的委托授權；這裏的「貪官」，也包含各種從事錢權交易的授權經理人或專家，其外延要大於公職官員，而且可能是復數。譬如，私企經理人員，私下收賄，高買原料、低賣產品，便同樣屬錢權交易[19]。再如前壹章提及的，某些高校、政府部門、社會團體，以盈利為目的變相出售「真的」假名聲，即賣文憑、榮譽證書等等行為[20]，有些也是錢權交易，有關單位屬集體犯罪。最後需說明的是，社會領域中的壹些錢權交易現象，像給老師、醫生送紅包以求更多關照的腐敗行為，其交換利益無法量化，不適用本章討論的規律；但本章關於鏟除腐敗的措施卻適用於這類社會腐敗現象。公權交易，因見不得陽光，必然呈現出某些特點。我們的討論同樣要先從梳理相關的概念入手。

  （壹）公權商品交易特點及相關的幾個概念

  相對私權商品交易而言，公權商品交易具有「三高」特點：高收益、高風險、高隱秘。公權商品的高收益，存在於買賣雙方。對貪官而言，公權姓「公」，獲取無成本[21]，交易不交稅，而且，公權不為官員私有，官員不能從中獲利，不存在機會成本，所以，就公權商品本身而言，它幾乎屬於「零成本」。譬如，丁授權監管過橋秩序，他本身在橋對面沒利益，即便進行錢權交易，他也沒有損失。之所以這樣，就因為公權是貪官竊用的，它與倉庫保管監守自盜，盜來的贓物「零成本」是壹樣的道理。但貪官出售公權商品的獲利卻是巨大的。從理論上講，貪官掌握的公權力提供的機會收益有多大，他可獲取的賣權盈利就有多大，而這與其職位高低不相關：壹個「清水衙門」局長的權力可能無人問津，「兩袖清風」；壹些「油水單位」科長的權力可能炙手可熱，「肥得流油」。假設甲是縣土地局的科級局長，掌管著土地審批權，那麽，他出賣公權就可能獲利百萬、千萬。這便是官員難抵禦腐敗誘惑的原因——只須批幾個字，蓋壹個章，就日進鬥金，這錢來的實在太容易了！對於奸商而言，情況類似。他購買公權商品的對象是貪官個人，出手百萬便是大數，但其獲利卻來自公共利益，動輒千萬不算多。譬如乙花100萬買通甲，拿到壹塊黃金寶地，僅轉手倒賣可能就獲利上億！這也是奸商們願意行賄官員、在官員身上投資的原因——只需買通壹個官員，小錢就可變成大錢，這種經營實在太劃算了！之所以這樣，不僅因為公權支配的利益機會含金量高，更因為公權交易本身帶13權力類商品價值規律有壟斷性，市場上沒有競爭者。顯然，任何國家、企業及社會組織都不會聽任貪官違法亂紀，以權謀私，必然會出臺嚴厲的肅貪反腐法規及措施，這便使公權交易必然具有高風險性。而非法性和高風險性必然導致公權交易出現第三個特點：高隱秘性。公權交易的這些特征無須多論，但由此產生的「高風險成本」「高交易成本」「高風險收益」等概念卻須加以說明。「風險成本」「交易成本」「風險收益」等概念也是經濟學常用概念，這裏加上限定詞，以強調它們只使用於違法的公權交易[22]。「高風險成本」。這裏的高風險成本並非指壹般商品交易中因意外變故導致的有形或無形即期或預期損失，而特指錢權交易敗露導致的損失。譬如，醜剛向丁購買了過橋權，橋卻斷裂，這損失便不屬於高風險成本，只有丁被逮捕，醜的過橋權作廢，由此造成的損失才屬於高風險成本。壹般商品交易中，風險隨商品所有權轉移，但公權商品卻不同，交易完成、風險仍在，壹旦事發、雙方共損，這便使其存在於交易雙方。對貪官而言，壹旦被查，其高風險成本包括兩方面：壹方面包括貪官損失的既得經濟利益、預期經濟收益以及前期交易成本，如丁被撤職嚴查，便要被剝奪既有職務享用的壹切待遇，喪失從查處之日直到退休後若幹年的工資福利總和，損失他行賄上級的投入；另壹方面包括貪官受到處罰，如丁被「雙開」、被判刑甚至被判死刑等等。對奸商而言，其被查的成本也不僅表現為購買公權及「公關」行賄的投入，更表現在若自己被判刑、企業被處罰甚至被趕出相關市場等產生的預期利益損失。這塊預期損失可能非常巨大，它才構成真正的高風險成本。「高交易成本」。這裏的高交易成本，同樣特指發生於公權商品交易中的額外成本，它分為直接、間接交易成本兩塊。在私權商品交易中，雙方可直接討價還價，未必需額外的交易成本。但公權商品交易則不同了：行賄者害怕官員清廉，索賄者害怕事情敗露，買賣雙方通常都不敢輕舉妄動——鮮見有貪官與行賄者初次會面，就公開談交易，把幾十萬賄銀裝進口袋裏的。因此，現實中發生的公權交易，最初都是通過腐敗掮客，或通過雙方信得過的哥們、至親、死黨才實現的。因過程不透明，掮客中飽私囊[23]的情況很多，這使公權交易成本有時甚至超過貪官所得。這些花費構成了直接高交易成本。同時，為規避風險，雙方還要額外支出壹塊公關交際成本。貪官們要尋求保護傘，便要給上司們送禮進貢；奸商們要編織關系網，也要打點大小官員等等。這些支出構成了公權商品的間接高交易成本。「高風險收益」。貪官的高風險收益，是指其出賣公權所獲非法收益減去交易成本的高收益；奸商的高風險收益，指其獲得的公權利益機會的預期收益減去其行賄、交易成本的高收益。公權交易之所以能進行，就因為雙方都能獲得高收益。這高收益當然不是貪官送的，不是奸商掙的，而是交易雙方非法竊取的公共利益，或利用公權壟斷資源謀取的非法利益。譬如，司機向公路收費人員行賄，省下的過路費便屬於前者；礦主向貪官行賄，獲取的開礦權便屬於前者。但非法收益再高，壹旦被查處便會歸零，這種風險遠高於壹般「風險投資收益」的風險：風投失敗，只是預期收益落空，損失也止於前期投入且限於經濟範疇；錢權交易敗露，所損失的不僅是其預期收益、前期投入，而且會喪失其已有的或預期的其他合法收益，且危及政治利益，所以，只能稱為「高風險收益」。

  （二）公權商品價格生成規律

  公權商品高隱秘交易的特點，使其價格生成規律相對簡單得多。我們先設其高風險成本和高交易成本不存在。在這種情況下，公權商品與某些機會商品壹樣，在其「零成本」下限和「高收益」上限之間，可能在若幹價位上成交，彼此「雙贏」。與私權商品不同，公權商品交易因很難重復進行，更不能公開競價，所以，其價格出現巨大差異是正常的。譬如，批同樣的地塊，開發商賺取同樣的高利潤，A城的甲貪官，可能只敢收10萬元，B城的乙貪官，則可能要價1000萬。開發商絕不可能以甲的開價向乙公開施壓，讓其大幅降價。盡管這樣，我們還是可通過推理大體把握公權商品的價格形成規律的。當公權的機會收益較小、買賣雙方處於供求平衡狀態時，其價格應在機會收益的壹半上下。這壹規律可在現實中找到某些例證，典型例子是收費站逃票。假定過路費為20元，司機通常只有私下給收費員10元，才能通過。假如司機給錢太少，收費員便要照章收費，司機壹分錢省不下；假如收費員要錢太多，司機則寧可按章交費，收費員也壹分錢拿不到；彼此只有利益均占才容易達成交易。在某些風景區，送客司機與檢票員串通好幫遊客逃票時，他們的收費原則也是門票價格的壹半。但是，上述情況並不多見。絕大多數情況下，公權商品很難供求平衡、更不會供大於求，而只會處於供不應求狀態。這是因為公權力相對於它所控製的資源而言，必然是稀缺的，而企圖「以私謀權」盈利者卻大有人在。譬如，壹座城市，無論規模大小，都只能有相關局長、處長（科長）分管土地或規劃，再加上可插手的書記、市長、分管副市長等等，也總是有限的幾個人。而希望賄賂這些官員、進行錢權交易的開發商，則可能有幾十、幾百個。特別是在腐敗治理不力的情況下，公權交易的盈利示範效用會很快傳播開來，壹些原本正直、廉潔的個人和單位也會自願或被迫加入進來，更加劇了公權商品供不應求的局面。像壹般商品匱乏時價格上限取決於買方壹樣，公權商品的價格上限也取決於奸商報價。盡管某些公權腐敗信息往往出自掮客，未必真實，但對於怕錯失機會、鹿死他手的行賄者而言，往往寧肯信其真，不惜當「冤大頭」[24]，也要高報價。但無論這公權商品價格怎樣被擡高，它也不能高出買方的公權機會收益。比如，壹座金礦的審批權在甲手中，當乙、丙、丁都向甲行賄時，各自都要考慮自己預期的機會收益。假設乙、丙、丁預期純收益為1000萬、2000萬、3000萬，那麽，甲的審批權最高價顯然不能超出3000萬。如果甲或中間人開出的價格超過這壹上限，交易顯然是做不成的。如果乙、丙、丁所擁有的可行賄資金少於機會收益，如前所述，這審批權的價格上限還要低於可行賄資金。考慮到現代金融業的存在，這種情況可以忽略，唯壹起作用的還是公權的最大機會收益。這樣，從理論上講，當三人競價時，丁只須報價2000萬，便可穩拿審批權。當然，這僅是理論推導。公權商品的實際報價絕不可能如此之高。其壹，因為公權交易的高風險和高交易成本，是買方須臾不會忘記的；其二，因為公權商品交易的高隱秘性，使買方不能公開競價，賣方不敢公開擡價；其三，公權商品交易對象是官員，官員盜賣公權，好比竊賊銷贓壹樣，是絕不會按商品固有價值要價的。這就決定了公權商品不可能像壹般匱乏商品那樣，達到買方「能要」的最高價。至於具體的公權商品能賣到怎樣的價位，要看乙丙丁在測算其高風險收益、交易成本之後，根據既往行賄經驗或對其他對手出價的估測決定。但最終究竟有幾個人與甲交易，各自報價多少，除甲有數外，行賄者皆不知道。很可能行賄者只乙壹人，他的任何報價都是最高價。因此，當甲鐵定當貪官時，他所出賣公權的最高價，只能是乙丙丁等人中的最高報價。這個最高價顯然具有很大的隨機性。現在的問題，貪官是如何確定其公權商品的最低價的。盡管公權商品本身是「零成本」，但貪官承擔的高風險成本、高交易成本卻必然影響公權商品的價格底線。先說風險成本，盡管風險成本存在於交易雙方，但貪官會特別重視這壹成本。這是因為，對準備收買公權的奸商而言，他們都是在評估「交易安全」的情況下出手聯絡交易的；凡風聞出事的官員，他們是不會靠前的。而只要貪官敢交易、敢收錢，就意味著他自我感覺良好、風險可控，奸商這面就可放心了。但實際上，任何官員沒有不知其風險存在的，而且，大多會計算出壹旦出事，自己所損失的「高風險成本」有多大。高風險成本中包含官員既得政治權益損失。假如被查，輕則官帽被摘，重則變為階下囚。如此巨大地位反差帶來的肉體和心理痛苦，是無法估量的。不過，任何貪官，在出事之前，都是體驗不到這種痛苦的，否則，他也就不會生出貪心了。但是，對於預期經濟收益及前期交易成本，貪官卻肯定是算計過的。假如甲剛滿50歲，年薪6萬元，壹旦被革職，其經濟損失理論上最少應是年薪的30倍以上（即活到80歲），約為200萬。假設甲為避險，找官場靠山，投其所好，送禮送錢送娛樂，總金額折50萬元。又假設甲低價出讓地塊，國家利益損失達1億元，壹旦獲罪，僅此罪便應領刑10年。以上250萬加10年刑期的風險成本，都是實實在在存在著的，盡管甲未必計算得很清楚，它們卻肯定影響到甲的預期價位，這也就是公權商品的最低價。在這種情況下，假設只乙壹人行賄，而報出的價格只有5萬，甲肯定是不會幹的。這倒不是甲太貪婪，而是因為如此交易太不值，與其風險成本相比，收益率太低。換句話說，他不會為壹筆小錢，去冒損失百倍收益、坐10年大牢的風險。假如乙出手就是500萬，甲的風險收益率大大提高，他很可能就與乙成交了。那麽，貪官的風險收益率多高是底線呢？或者說，貪官的預期價位是怎樣確定的呢？這顯然是沒有確切答案的。假如甲是壹老貪，多次受賄後，其丟官損失的風險成本早已攤薄了，但他未必會降低要價，反而可能利令智昏，擡高自己的預期價位；反之，甲若是第壹次受賄，盡管其風險成本很高，他卻因心理承受能力差，預期要價很低，可能50萬就成交了。但無論貪官是新手老手，只要風險收益率過低，他都不會交易的。依據以上闡述，我們可將公權商品價值規律概括如下：公權商品的最低價，由公權出售者綜合考慮高風險成本、交易成本等因素後的預期要價決定；機會商品的最高價，由公權購買者判斷公權可實現的最大風險收益決定。在此區間，公權商品因其交易的隱蔽性特征，其價格生成有很大的隨機性，最終皆由買方的最高出價決定。但如果公權交易的風險成本高於風險收益，交易便無法進行，必然「流產」。這壹價值規律與前文已討論的非勞動型機會商品價值規律基本相似。

  （三）公權商品價值規律的實踐意義

  研究公權商品價值規律，目的是為了能徹底鏟除公權交易，清除社會腐敗。中國式腐敗多是交易型腐敗，而非鯨吞國庫式、公開敲詐式腐敗，所以，依循公權商品價值規律，從經濟角度反腐，便更為關鍵。應當說，中國政府反腐敗的決心及投入都是很大的，但是，盡管反腐力度不斷加大，反腐舉措不斷出臺，官員們似乎並未普遍感受到反腐震懾力，腐敗蔓延的勢頭亦未被遏製。為什麽會出現這種尷尬局面呢？我想，主要原因有兩個方面：壹是與中國式腐敗特點相關；二是與目前采取的「抓大放小」的反腐策略有關；三是基於權力鬥爭選則性的反貪腐。中國的官商之間，「交易」先「交情」，壹旦有了「交情」，彼此便要給「面子」、講「哥們義氣」。建立在群體價值和血緣關系基礎上的「面子」，並不屬於個人，而是依存並服務於相應的社會圈子；國人都有為群體掙面子的義務，也有分享群體面子的權利。所以，再大的官，也要給親友、同學、戰友、哥們「面子」。當然，得到「面子」者，則必須「答人情」「來而不往非禮也」。公權商品交易就這樣在「人情往來」中完成了。腐敗官員，只要不壞規矩，拿了錢真辦事，其腐敗行為便會在情緣或熟人社會中得到「夠哥們」的輿論肯定；而那些拒絕甚至揭發腐敗行徑的人，反倒會被斥為「六親不認」「不仗義」，遭到親朋哥們的排斥，甚至變成孤家寡人、「人民公敵」！依然被儒家倫理束縛的當代中國人，就這樣在不自覺地扮演兩種角色：壹面站在公德立場上痛斥腐敗行為，壹面卻站在私德立場上幫助親友哥們腐敗！這種傳統力量，看似無形，卻是中國反腐的最大阻力。對此，筆者已有專論，此處不贅[25]。如上所論，是中國式腐敗的特征，也是中國腐敗特別難查、難治的客觀原因。而多年來以「查處腐敗大案要案」為重點，實際上「抓大放小」的反腐策略，則是腐敗查處效率低、效果弱的主觀原因。盡管所謂「放小」的說法沒正式出處，但目前的5000元受賄立案標準[26]，及對個人1萬元、對單位10萬元的行賄立案標準，都在明示這壹點。由此產生的直接後果，就是「反腐高壓線」太高，不能對官員、對整個社會產生威懾力。目前，全國省、地、縣行政單位有3228個，獨立的部、廳、處、科級單位和大中型國企則幾乎百倍於此，而2010年全國被追刑責的縣處以上幹部僅804人。這就意味著，在大多數縣市、絕大多數單位中，官員們切身感受不到「腐敗風險」的存在。近年來，在大要案查處過程中，甚至出現過同壹地區、同壹崗位，高官「前腐後繼」的現象，壹連幾任皆成巨貪。有人對此深感困惑，不得其解。其實，答案非常簡單，壹則因為官員腐敗的風險率太低了：別人被抓，那是倒黴，只要自己不露破綻，該交易還交易，該當官還當官。這與馬路上天天出車禍，人們依然天天上街是壹樣的道理。二則因為官員腐敗的風險收益率太高了：伸手壹次，百萬到手，實在禁不住誘惑，甚至不惜賭壹把。這與慣偷看到乘客身上的大錢包就「技癢」，難免要伸手是壹樣的道理。中國傳統文化土壤要改造，確保官員清廉的約束製度要建設，這無疑都是解決腐敗問題的正確戰略目標。但是，必須清醒地認識到這壹點：即便這些目標實現了，高官腐敗現象依然難以根除，壹些法治健全的國家，也會曝出總統貪腐的醜聞便是例證。究其原因，還是高官禁不住腐敗的高風險收益的誘惑。因此，從經濟領域入手，大幅提高腐敗的風險率，讓腐敗行為不被查處成為小概率事件，大幅降低腐敗的風險收益率，讓人們不願冒險腐敗，才是根除腐敗的最有效策略。而這，就需要學習實施歷史上的香港廉政公署卓有成效的「零容忍」反腐策略，強調反腐「抓大不放小」。國內之所以形成「抓大」反腐策略，除腐敗查處成本高等原因外，關鍵還在於認識上有誤區，認為小腐敗危害小，大腐敗危害大，查處了大官的大腐敗，就能震懾小官的小腐敗，但事實證明，這種認識是錯誤的。對此，香港廉署認識很清醒，也很正確。「大貪小貪都是貪，放過小貪等於縱容大貪，繼而縱容貪得無厭，那時，調查的成本會增加幾十倍，上百倍」。而引起市民強烈憤慨的，恰恰不是大貪，正是小貪。在1974年廉署成立前，香港社會的腐敗也蔓延到了令人無法忍受的地步，連救護車送病人前，也要索取「茶錢」，消防隊員滅火前，也要收「開喉費」。申請住房、開店、入學及各種公共服務，必攜紅包過五關斬六將……今天，大陸蔓延的腐敗現象，同樣是這種小貪：去年少數家長給阿姨送紅包，今年就變成全體家長壹起送了；過去有錢人給醫生送紅包，現在窮人借錢也要給大夫意思意思；至於各種學術、藝術類的評獎、評職稱，更要想法禮敬評委了……問題是，這些送或拿紅包的行為，因數額所限，根本談不上違法。但香港廉署卻根據「貪壹塊錢也不行」的原則，就能對這些「小貪」動用「大法」。壹名郵政人員因春節期間索要了幾塊錢紅包，結果被控收受利益罪成立；電影《2046》拍攝時，壹名娛記為進現場塞給門衛三百元港幣，結果被判入獄三個月；內地壹學生，給老師塞了壹萬元希望得到照顧，被老師舉報，結果被判監禁六個月和壹萬元充公。當初，也有人質疑：「壹塊錢也要調查的話，廉署豈不忙死了。」但結果是，廉政公署零容忍、香港社會零容忍，查處了小貪，震懾了大貪，廉署沒有「忙死」，香港的腐敗現象卻被有效遏製住了，成為華人社會廉潔的標桿。為什麽香港廉署這壹反腐策略能近乎立竿見影呢？沒什麽秘訣，就在於它符合讓公權商品交易「流產」的規律：壹是提高腐敗風險率；二是降低腐敗風險收益率。大貪難查，小貪易查。大陸只要能借鑒香港經驗，果斷從嚴立法從嚴執法[27]，兌現相應獎懲政策，就不愁沒人舉報或自首；只要能把小貪關進大牢，案例不需多，就必然大大會提高腐敗風險率，大大降低腐敗風險收益率，使當事人痛感小腐敗導致大損失太不值，便會自覺抵禦各類受賄行賄行為。「高薪養廉」放到大貪身上不起作用，放到小貪身上卻絕對靈驗。我們的公職人員，即便收入再不高，也會算賬，若為區區幾百元便喪失公職外加服刑，丟掉最少百萬的預期收益，這種賠大本的買賣任誰都是絕對不會幹的，阿姨、教師、醫生以及學術名家、藝術名流們便會極端恐懼紅包了，腐敗掮客們也將失業了。如果說抓大貪、打死幾只老虎警示作用有限的話，那麽，抓小貪，則可殺雞嚇猴、懲壹警百、敲山震虎，真正威懾了潛在的大貪——十幾元的小貪都不容忍，何況妳圖謀的幾百萬元了！在這種人人看得見的反腐「高壓線」下，「銬子」會撕破「面子」，「法律」將驅逐「禮規」，肆意蔓延的社會腐敗現象便會被遏製，滋生腐敗的傳統文化土壤也將逐步被改造。這些議題超出了經濟學範疇，只能就此打住。

  貪汙在任何社會對財富生產都沒有正面意義，而只能使社會財富大量耗費。而交易型的腐敗，則只是增加企業的「非製度化」經營成本，並不壹定影響社會財富的生產。它的負面效用是損害法治尊嚴、加劇社會不公。

轉載者的結論

中國的社會建設本質上工程師完成的，中國的社會建設規劃本質上是社科院學者製定的，中共官員並不負責具體的社會建設，中共官員主要負責人事任命與行政審批，很多中共成員刻意模糊工程師與社科院學者以及中共官員三者之間的界限，把中共的貪腐美化成在潛規則層面的合理勞動報酬，事實上中共官員本質上是瓜分別人創造的剩餘價值的寄生蟲，根據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貪腐本質上就是剝削，中共如果信奉馬克思主義就應該反對貪腐，事實上中共的反貪腐是選擇性的，站錯隊就要被整肅，沒有站錯隊就可以繼續撈錢。貪腐有理論在中國很流行，可是鼓吹貪腐有理論的人忽略了民主國家搞薪養廉的基礎是民眾有選舉權，民意代表有立法權，人民根據政績決定官員的薪水，而且很多民主國家的官員本身並不是單純的行政官僚，很多民主國家的官員擁有工程師與社科院學者的社會角色，中共本質上是壹個剝奪人民選舉權罔顧民意而且不從事具體的社會建設的強盜集團，根本沒有資格享受各種特權。有人說不讓中共貪腐中共就不做事了，如果完成政府的本職工作就有資格謀取特殊利益，馬路上的清潔工人也可以在完成了本職工作之後謀取特殊利益，別人都必須在法律的壓迫下自我約束，只有中共可以在法外之地自由的掠奪，這不合理。貪腐會對社會福利造成掠奪，因為貪汙公款本質上就是把原本屬於社會福利的開銷變成了貪官的財產。

漫談勞動

作者 獨立工會

從哲學高度看，勞動是主體、 客體和意義的內涵集成體。

勞動，通常是指能夠對外輸出勞動量或 勞動價值的人類運動，勞動是人維持自我 生存和自我發展的唯一手段。按照傳統的勞動分類理論，勞動可分為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兩大類。

勞動是人類運動的一種 特殊形式。在商品生產體系中，勞動是 勞動力的支出和使用。 馬克思給我們下了這樣的定義：「勞動力的使用就是勞動本身。勞動力的買者消費勞動力，就是叫勞動力的賣者勞動。」 [1]

分類方法

1、勞動分為： 簡單勞動和 復雜勞動兩大類；

2、傳統的勞動分類方法置疑

照傳統的勞動分類理論，勞動可分為： 腦力勞動和 體力勞動兩大類。因為人的內在存在主要矛盾即人的意識主體與生命本體間的矛盾。人的任何行為都是這對矛盾的外在化，都是他們的綜合性結果。體力與腦力的勞動是指在人的實踐活動中的，沒有完全分割體力或者腦力勞動。這在表述上不等於兩者的分隔，恰恰是兩者的實踐上的統一，這源於概念與實踐本身的關系。

勞動是人類運動的一種特殊形式，為了確定勞動的分類方法，首先應對人類運動的形式進行分類。人類機體是由眾多生理系統、組織或細胞有機地組合而成的，其中每一個系統、每種組織和各類細胞相互聯系、相互作用、各司其職，井然有序地通過新代謝來完成各種生理、心理和精神功能，以維持和發展整個機體復雜的生命運動。可以把人類機體的各組成分完成規定功能的過程稱為人的主體運動。從不同的觀察角度來看，人的主體運動可分為若幹種不同形式。如，根據生理功能的不同，可分為消化運動、 呼吸運動、血液循環運動、生殖運動、分泌運動、神經運動等根據控製方式的不同，可分為自主運動與隨意運動，總的看人的行為過程都是意識與生命的總體運動。

人類運動
根據參與運動的人體主流系統的不同，人類運動可分為腦力運動、體力運動與生理力運動。

體力運動
體力運動是指以人體肌肉與骨骼的運動為主，以大腦和其他生理系統的運動為輔的主體運動，如步行、挑水。體力運動是所有動物具有的運動形式，生物進化到一定程度，就形成動物的運動系統。體力運動的形成使動物一方面能夠通過改變自己與外客觀事物的空間距離，以靈活地選擇客觀事物和外部環境；另一方面能通過肌肉和骨骼形成一定的機械作用力來改變事物的數學與物理性質，如空間位置、形狀尺寸。任何體力運動的形成、維持和發展必須依靠機體其他生理系統的參與，並為之提供物質、能量和信息，因此體力運動必然伴隨著其他生理系統的運動。

腦力運動
腦力運動是指以大腦神經系統的運動為主，以其他生理系統的運動為輔的主體運動，如思考、記憶等。 第二信號系統的形成與發展是腦力運動得以產生的前提條件，低等動物的大腦由於不具備第二信號系統，不能相對獨立地進行腦力運動，它只是為體力運動或其他運動提供必要的本能控製信號，從屬於其他形式的運動，因此腦力運動是只有人類才具有的運動形式。

生理力運動
生理力運動是指除了體力運動和腦力運動以外的其他形式的生物組織主體運動。廣義地講，生理力運動是一切生物都具有的運動形式：對於植物來說，有光合作用、蒸騰作用、呼吸作用等；對於動物來說，有消化運動、呼吸運動、血液循環運動、生殖運動、分泌運動、神經運動等。任何形式的生理力運動都可歸結於細胞的運動，而細胞的運動實際上就是一個物質和 能量代謝的過程。人的生理系統通過一定的生理力運動對所獲取的食物進行消化、吸收、傳輸和能量轉換，為整個生理系統的正常運行提供所需的物質和能量，以保證機體協調一致地運行。

簡單勞動

簡單勞動是指在一定的社會條件下一般勞動者都能勝任的勞動，無需特別的技術專長、知識和技能訓練，簡單勞動一般表現為體力勞動（跟『復雜勞動』相對）。

基本概念

「勞動復雜度」到底是一個什麽概念？這個問題一直困擾著價值理論界，許多學者對此作了大量的嘗試性研究，但沒有取得滿意的結果。雖然，人們意識到復雜勞動所創造的勞動價值量相當於加倍的簡單勞動，但並不清楚到底為什麽會這樣？也不知道復雜勞動應該以什麽原則折算成加倍的簡單勞動？然而，勞動復雜度、勞動熟練度和勞動強度這三個基本因素各自以何種獨特的方式來影響勞動價值密度呢一、勞動復雜度的傳統觀念　人們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來區分復雜勞動與簡單勞動。

純觀念上的差異
有人認為，復雜勞動與簡單勞動的差異主要根源於人們頭腦中某種觀念上的差異，持不同社會觀點的人會對勞動復雜程度提出不同的排列順序。觀念來自於人對客觀事物的主觀反映，人們既然能在某種觀念上區分復雜勞動與 簡單勞動，就必然存在某種客觀原則，使復雜勞動與簡單勞動得以區分。

培養費用上的差異
有人認為，復雜勞動與簡單勞動的差異完全是由於培養教育費用上的差異，即培養一個復雜的勞動力要比培養一個簡單的勞動力，需要付出更多的培養教育費用。然而，培養費用的提高是形成復雜勞動的前提條件，但不是復雜勞動的真實內涵。培養費用上的差異只是復雜勞動與簡單勞動的外部表現的差異，並不是兩者本質上的差異.

技能質量水平上的差異
有人認為，復雜勞動與簡單勞動是按勞動技能質量水平的高低劃分的。然而，到底什麽是「技能質量水平」？應該采用什麽樣的手段來度量或比較不同的「技能質量水平」？他們並沒有闡述清楚。實際上，技能質量水平上的差異，只能反映出勞動者在進行復雜勞動與簡單勞動時所表現出的技術方面等外部特征上的差異，而不能準確反映勞動者內部所付出的勞動量上的差異。

社會交往與交換或社會關系上的差異
有人認為，復雜勞動與簡單勞動之間的倍比關系，取決於復雜勞動力與簡單勞動力之間所存在的一般社會關系。然而，人類主體之間的社會關系都是其價值關系的表現形式，而不是價值關系本身。勞動力商品的交換所反映的復雜勞動力與簡單勞動力之間的倍比價格關系，只是它們的倍比經濟價值關系的市場表現形式，而不是它們的倍比價值關系本身。

勞動對象上的差異
有人提出用勞動對象在其組織功能上或邏輯結構上的復雜度來區分復雜勞動與簡單勞動，他們認為勞動的復雜性取決於勞動對象（包括勞動手段、勞動工具）的復雜性，應該采用那些能夠反映勞動對象在組織功能上或邏輯結構上復雜性的具體參數來描述。然而，這種方法存在三個問題：①各種不同性質的勞動對象在其組織功能上或邏輯結構上的復雜性通常不具有「可通約性」，因而難以相互比較和統一度量；②勞動對象的復雜性並不代表勞動行為的復雜性，前者代表勞動對象本身所固有的某種自然屬性，而後者則代表勞動者在對勞動對象發生作用時，其行為所表現出的技術特性；③勞動行為的復雜性又在本質上區別於勞動行為所引起的勞動者內部反應的復雜性，前者代表勞動行為復雜性的外部表現形式，後者則代表勞動行為復雜性的內部反應形式。持這類觀點的人還認為，腦力勞動的復雜度與它所處理的信息量密度成正比。事實上，信息量所反映的是腦力勞動對象的自然邏輯特性，而不能反映勞動者的內部反應特性。由此可見，勞動對象的復雜度與勞動的復雜度如同工作量與勞動量一樣，有著嚴格的區別。

熱量消耗上的差異
此外，還有人從勞動過程所消耗的熱量情況來區分復雜勞動與簡單勞動。　總之，復雜勞動與簡單勞動在其外部特征和內部反應上存在一系列的差異，這些差異存在如下的邏輯關系：引發復雜勞動的前提條件是提高勞動者的培養費用；由此產生的直接結果是提高勞動者的技能質量水平；從而使勞動者能夠改造那些在組織功能上或邏輯結構上日趨復雜的勞動對象；勞動對象的復雜性必然引起勞動者內部反應的復雜性和勞動量支出的復雜性，從而產生了與簡單勞動之間在勞動量上的倍比關系；這種倍比（價值）關系必然反映在它們所體現的交換關系之中，也必然反映在它們的勞動主體所體現的社會關系之中；這種交換關系或社會關系必然為人們所反映，並形成相應的觀念與意識。由此可見，只有透過復雜勞動所表現出的外部特征，才能準確發現復雜勞動的本質內涵。

勞動復雜度的客觀本質

據 卡爾·馬克思的《 資本論》所述，提高 勞動密度可通過三個基本途徑來實現：①提高 勞動強度；②提高 勞動熟練度；③提高 勞動復雜度。提高 勞動密度在資本主義社會會提高 剩余價值的 產生 量。由於勞動熟練度的提高只是改變不同勞動者之間勞動密度的相對差異，並不改變整個社會在勞動密度上的平均水平。提高勞動密度只能通過兩個途徑來實現：一是提高附加勞動密度；二是維持附加勞動密度相對不變，提高主勞動密度。顯然，第二個途徑實際上就是提高勞動強度，那麽第一個途徑無疑就是提高 勞動復雜度。　

事實上，附加勞動密度的提高，改善了機體的內環境，提高了勞動行為的技術質量水平，從而對主勞動密度產生了一定的功能放大效應，使勞動者能夠對較為復雜的勞動對象施加作用力，這本身就意味著提高了勞動復雜度。勞動復雜度的提高通常需要通過基礎知識的學習、專業技術的培訓和實踐經驗的總結來實現。

勞動復雜度的生理機能

人的勞動復雜度的提高在其外部特性上表現為勞動技術質量水平的提高，在其內部特征上表現為生理、心理和精神信息的積累。人類機體（特別是大腦）是一種特殊的信息載體，它通過某種生物化學形式來承載各種信息，其生理機製是某些機體組織、細胞（尤其是大腦神經細胞）之間建立了一種新的生物化學聯系，其中：①生理信息是指機體的組織、細胞之間建立了一種新的生物化學聯系，有利於提高機體內部組織的相互協調能力；②心理信息是指大腦的各神經組織之間，以及它們與感覺器官、運動器官之間建立了一種新的生物化學聯系，有利於提高機體對於外部環境的適應能力和對勞動對象的作用能力；③精神信息（包括智能、情感與意誌信息）是指大腦皮層各興奮竈之間建立了一種新的暫時神經聯系，有利於提高對外部或內部刺激信號（尤其是第二信號系統）進行處理和反應的能力。總之，機體每增加一條信息都標誌著機體的某些組織或細胞之間增加了一條新的生物化學聯系。　由此可見，勞動復雜度提高的生理機製是機體內部建立和發展了一些新的生物化學聯系。人的勞動復雜度越高，各種生物化學聯系就越多、越復雜。

勞動復雜度的精確定義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對勞動復雜度做如下的精確定義。

馬克思提出的 勞動復雜度：復雜勞動的附加勞動密度Mlb與簡單勞動的附加勞動密度Mlbo之比值稱為勞動復雜度，用G來表示，即　G=Mlb/Mlbo （3-28）

則 Mlb=G×Mlbo （3-29）

將此式代入（3-23）式，

可得　Ml=（I+1/Y）Mlb　=（I+1/Y）×G×Mlbo （3-30）

再代入（3-24）式，可得　Ql=Ml×Tt?　=（I+1/Y）×G×Mlbo×Tt （3-31）

這裏需要做幾點說明：（1）當提高勞動復雜度時，如果勞動強度保持不變，則主勞動密度與附加勞動密度等比例地提高。　（2）當提高勞動復雜度時，如果保持主勞動密度不變，那麽，就必然會引起勞動強度的下降。例如，工人在上崗之前進行適當的 技術 培訓，可以較大幅度地減輕上崗後的勞動強度。　（3）由於受到勞動者生理極限、行為極限和精神極限的製約，勞動強度的增長是非常有限的，而勞動復雜度的增長卻是無止境的。

相對勞動復雜度與絕對勞動復雜度

復雜勞動與簡單勞動是相對的關系。同樣的勞動，相對於某一勞動可能是復雜勞動，而相對於另一勞動可能屬於簡單勞動，關鍵在於它的比較對象是什麽，在於它所比較的附加勞動密度有多大。對應於不同的比較對象，勞動復雜度可分為相對勞動復雜度與絕對勞動復雜度。

相對勞動復雜度
勞動者的附加勞動密度與社會平均附加勞動密度之比，稱為相對勞動復雜度，用Gx（或G）來表示，即　Gx=Mlb/Mlbo （3-32）　則 Mlb=Gx×Mlbo （3-33）　其中，Mlbo為社會平均附加勞動密度，則　Mlbo=（∑Mlbi）/n （3-34）　顯然 ∑Gxi/n=1 （3-35）　由此得出一個結論：任何社會區域的社會平均的相對勞動復雜度為1。　由於勞動量來自於勞動潛能，而勞動潛能又來自於生活資料使用價值，因此平均附加勞動密度來自於平均基本生活水平，由（3-26）可得　Wlbo=（1+Rx）×Sbo （3-36）　將此式代入（3-30）式，可得　Ml=（I+1/Y）×G×Mlbo　=（I+1/Y）（1+Rx）×G×Sbo （3-37）　則 Ql=Ml×Tt　=（I+1/Y）（1+Rx）×G×Sbo×Tt （3-38）

絕對勞動復雜度
勞動者的附加勞動密度與社會平均的基礎能量代謝率之比值稱為絕對勞動復雜度，用Gj來表示，即　Gj=Mlb/EMRbo ?（3-39）　即 Mlb=Gj×EMRbo （3-40）　其中，EMRbo為社會成員平均的基礎能量代謝率，它是指勞動者在不參加任何勞動時的能量代謝率（這個定義不同於醫學和生理學方面的定義），則　EMRbo=（∑EMRbi）/n （3-41）　最低層次的簡單勞動是動物式本能勞動，不含有任何智能成分，它所消耗的勞動潛能是純食物能量形式的勞動潛能，因此可采用能量代謝率作為絕對勞動復雜度的比較對象。　隨著社會生產力的不斷發展，體力勞動在整個人類勞動中所占的比重越來越低，人的能量代謝率與基礎能量代謝率相差越來越小，因此可以用社會的平均能量代謝率來代替社會的平均基礎能量代謝率，即　EMRo≈EMRbo ?（3-42）　其中 EMRo=（∑EMRi）/n （3-43）　由（3-30）、（3-40）式可得　Ml≈（I+1/Y）×Gj×EMRo （3-44）　人們通常所講的勞動復雜度是指相對勞動復雜度，因而可用G來代替Gx。

復雜勞動

復雜勞動是指具有一定技術專長的勞動，而獲得這些技術專長和知識，需要經受專門的培養和訓練。 復雜勞動等於倍加或自乘的簡單勞動。

　復雜勞動是指具有一定技術專長的勞動，而獲得這些技術專長和知識，需要經受專門的培養和訓練。 　　復雜勞動等於倍加或自乘的簡單勞動。
　　簡單勞動和復雜勞動，在經濟發展的不同時期和在經濟發展程度不同的國家裏有不同的標準，因而這種區分是相對的。但是在同一國家的同一時期內，簡單勞動和復雜勞動的區別是客觀存在的。 　　商品價值量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是就同種商品而定的，生產各種不同的商品的勞動復雜程度是不同的，價值量如何確定呢？是通過「各種勞動化為當作它們的計量單位的簡單勞動的不同比例」（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8頁）來確定的，即通過把一定量的復雜勞動化為多倍的簡單勞動來實現的。少量的復雜勞動可以等於自乘或多倍的簡單勞動，少量的復雜勞動的產品可以和多量的簡單勞動的產品相交換。在商品經濟條件下，這種交換比例的折合，是在生產者背後，在無數次的競爭和交換活動過程中自發確定的[1]。

勞動復雜度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提出：復雜勞動比簡單勞動的勞動價值密度要大。熟練勞動同樣比非熟練勞動的勞動價值密度要大，高強度勞動同樣比低強度勞動的勞動價值密度要大。

基本概念

「勞動復雜度」到底是一個什麽概念？這個問題一直困擾著價值理論界，許多學者對此作了大量的嘗試性研究，但沒有取得滿意的結果。雖然，人們意識到復雜勞動所創造的勞動價值量相當於加倍的簡單勞動，但並不清楚到底為什麽會這樣？也不知道復雜勞動應該以什麽原則折算成加倍的簡單勞動？然而，勞動復雜度、勞動熟練度和勞動強度這三個基本因素各自以何種獨特的方式來影響勞動價值密度呢？在以下勞動復雜度的傳統觀念中人們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來區分復雜勞動與簡單勞動。

純觀念上的差異
有人認為，復雜勞動與簡單勞動的差異主要根源於人們頭腦中某種觀念上的差異，持不同社會觀點的人會對勞動復雜程度提出不同的排列順序。觀念來自於人對客觀事物的主觀反映，人們既然能在某種觀念上區分復雜勞動與簡單勞動，就必然存在某種客觀原則，使復雜勞動與簡單勞動得以區分。

培養費用上的差異
有人認為，復雜勞動與簡單勞動的差異完全是由於培養教育費用上的差異，即培養一個復雜的勞動力要比培養一個簡單的勞動力，需要付出更多的培養教育費用。然而，培養費用的提高是形成復雜勞動的前提條件，但不是復雜勞動的真實內涵。培養費用上的差異只是復雜勞動與簡單勞動的外部表現的差異，並不是兩者本質上的差異。

技能質量水平上的差異
有人認為，復雜勞動與簡單勞動是按勞動技能質量水平的高低劃分的。然而，到底什麽是「技能質量水平」？應該采用什麽樣的手段來度量或比較不同的「技能質量水平」？他們並沒有闡述清楚。實際上，技能質量水平上的差異，只能反映出勞動者在進行復雜勞動與簡單勞動時所表現出的技術方面等外部特征上的差異，而不能準確反映勞動者內部所付出的勞動量上的差異。

社會交往與交換或社會關系上的差異
有人認為，復雜勞動與簡單勞動之間的倍比關系，取決於復雜勞動力與簡單勞動力之間所存在的一般社會關系。然而，人類主體之間的社會關系都是其價值關系的表現形式，而不是價值關系本身。勞動力商品的交換所反映的復雜勞動力與簡單勞動力之間的倍比價格關系，只是它們的倍比經濟價值關系的市場表現形式，而不是它們的倍比價值關系本身。

勞動對象上的差異
有人提出用勞動對象在其組織功能上或邏輯結構上的復雜度來區分復雜勞動與簡單勞動，他們認為勞動的復雜性取決於勞動對象（包括勞動手段、勞動工具）的復雜性，應該采用那些能夠反映勞動對象在組織功能上或邏輯結構上復雜性的具體參數來描述。然而，這種方法存在三個問題：①各種不同性質的勞動對象在其組織功能上或邏輯結構上的復雜性通常不具有「可通約性」，因而難以相互比較和統一度量；②勞動對象的復雜性並不代表勞動行為的復雜性，前者代表勞動對象本身所固有的某種自然屬性，而後者則代表勞動者在對勞動對象發生作用時，其行為所表現出的技術特性；③勞動行為的復雜性又在本質上區別於勞動行為所引起的勞動者內部反應的復雜性，前者代表勞動行為復雜性的外部表現形式，後者則代表勞動行為復雜性的內部反應形式。持這類觀點的人還認為，腦力勞動的復雜度與它所處理的信息量密度成正比。事實上，信息量所反映的是腦力勞動對象的自然邏輯特性，而不能反映勞動者的內部反應特性。由此可見，勞動對象的復雜度與勞動的復雜度如同工作量與勞動量一樣，有著嚴格的區別。

熱量消耗上的差異
此外，還有人從勞動過程所消耗的熱量情況來區分復雜勞動與簡單勞動。

總之，復雜勞動與簡單勞動在其外部特征和內部反應上存在一系列的差異，這些差異存在如下的邏輯關系：引發復雜勞動的前提條件是提高勞動者的培養費用；由此產生的直接結果是提高勞動者的技能質量水平；從而使勞動者能夠改造那些在組織功能上或邏輯結構上日趨復雜的勞動對象；勞動對象的復雜性必然引起勞動者內部反應的復雜性和勞動量支出的復雜性，從而產生了與簡單勞動之間在勞動量上的倍比關系；這種倍比（價值）關系必然反映在它們所體現的交換關系之中，也必然反映在它們的勞動主體所體現的社會關系之中；這種交換關系或社會關系必然為人們所反映，並形成相應的觀念與意識。由此可見，只有透過復雜勞動所表現出的外部特征，才能準確發現復雜勞動的本質內涵。

客觀本質

實踐表明，提高勞動密度可通過三個基本途徑來實現：①提高勞動強度；②提高勞動熟練度；③提高勞動復雜度。由於勞動熟練度的提高只是改變不同勞動者之間勞動密度的相對差異，並不改變整個社會在勞動密度上的平均水平。提高勞動密度只能通過兩個途徑來實現：一是提高附加勞動密度；二是維持附加勞動密度相對不變，提高主勞動密度。顯然，第二個途徑實際上就是提高勞動強度，那麽第一個途徑無疑就是提高勞動復雜度。

事實上，附加勞動密度的提高，改善了機體的內環境，提高了勞動行為的技術質量水平，從而對主勞動密度產生了一定的功能放大效應，使勞動者能夠對較為復雜的勞動對象施加作用力，這本身就意味著提高了勞動復雜度。勞動復雜度的提高通常需要通過基礎知識的學習、專業技術的培訓和實踐經驗的總結來實現。

生理機製

人的勞動復雜度的提高在其外部特性上表現為勞動技術質量水平的提高，在其內部特征上表現為生理、心理和精神信息的積累。人類機體（特別是大腦）是一種特殊的信息載體，它通過某種生物化學形式來承載各種信息，其生理機製是某些機體組織、細胞（尤其是大腦神經細胞）之間建立了一種新的生物化學聯系，其中：①生理信息是指機體的組織、細胞之間建立了一種新的生物化學聯系，有利於提高機體內部組織的相互協調能力；②心理信息是指大腦的各神經組織之間，以及它們與感覺器官、運動器官之間建立了一種新的生物化學聯系，有利於提高機體對於外部環境的適應能力和對勞動對象的作用能力；③精神信息（包括智能、情感與意誌信息）是指大腦皮層各興奮竈之間建立了一種新的暫時神經聯系，有利於提高對外部或內部刺激信號（尤其是第二信號系統）進行處理和反應的能力。總之，機體每增加一條信息都標誌著機體的某些組織或細胞之間增加了一條新的生物化學聯系。

由此可見，勞動復雜度提高的生理機製是機體內部建立和發展了一些新的生物化學聯系。人的勞動復雜度越高，各種生物化學聯系就越多、越復雜。

精確定義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對勞動復雜度做如下的精確定義。

勞動復雜度：復雜勞動的附加勞動密度Mlb與簡單勞動的附加勞動密度Mlbo之比值稱為勞動復雜度，用G來表示，即

G=Mlb/Mlbo ?(3-28)

則 Mlb=G×Mlbo (3-29)

將此式代入(3-23)式，可得

Ml=(I+1/Y)Mlb

=(I+1/Y)×G×Mlbo (3-30)

再代入(3-24)式，可得

Ql=Ml×Tt?

=(I+1/Y)×G×Mlbo×Tt (3-31)

這裏需要做幾點說明：

(1)當提高勞動復雜度時，如果勞動強度保持不變，則主勞動密度與附加勞動密度等比例地提高。

(2)當提高勞動復雜度時，如果保持主勞動密度不變，那麽，就必然會引起勞動強度的下降。例如，工人在上崗之前進行適當的技術培訓，可以較大幅度地減輕上崗後的勞動強度。

(3)由於受到勞動者生理極限、行為極限和精神極限的製約，勞動強度的增長是非常有限的，而勞動復雜度的增長卻是無止境的。

相對勞動復雜度與絕對勞動復雜度

復雜勞動與簡單勞動是相對的關系。同樣的勞動，相對於某一勞動可能是復雜勞動，而相對於另一勞動可能屬於簡單勞動，關鍵在於它的比較對象是什麽，在於它所比較的附加勞動密度有多大。對應於不同的比較對象，勞動復雜度可分為相對勞動復雜度與絕對勞動復雜度。

相對勞動復雜度
勞動者的附加勞動密度與社會平均附加勞動密度之比，稱為相對勞動復雜度，用Gx（或G）來表示，即

Gx=Mlb/Mlbo (3-32)

則 Mlb=Gx×Mlbo (3-33)

其中，Mlbo為社會平均附加勞動密度，則

Mlbo=(∑Mlbi)/n (3-34)

顯然 ∑Gxi/n=1 (3-35)

由此得出一個結論：任何社會區域的社會平均的相對勞動復雜度為1。

由於勞動量來自於勞動潛能，而勞動潛能又來自於生活資料使用價值，因此平均附加勞動密度來自於平均基本生活水平，由(3-26)可得

Wlbo=(1+Rx)×Sbo (3-36)

將此式代入(3-30)式，可得

Ml=(I+1/Y)×G×Mlbo

=(I+1/Y)(1+Rx)×G×Sbo (3-37)

則 Ql=Ml×Tt

=(I+1/Y)(1+Rx)×G×Sbo×Tt (3-38)

絕對勞動復雜度
勞動者的附加勞動密度與社會平均的基礎能量代謝率之比值稱為絕對勞動復雜度，用Gj來表示，即

Gj=Mlb/EMRbo ?(3-39)

即 Mlb=Gj×EMRbo (3-40)

其中，EMRbo為社會成員平均的基礎能量代謝率，它是指勞動者在不參加任何勞動時的能量代謝率（這個定義不同於醫學和生理學方面的定義），則

EMRbo=(∑EMRbi)/n (3-41)

最低層次的簡單勞動是動物式本能勞動，不含有任何智能成分，它所消耗的勞動潛能是純食物能量形式的勞動潛能，因此可采用能量代謝率作為絕對勞動復雜度的比較對象。

隨著社會生產力的不斷發展，體力勞動在整個人類勞動中所占的比重越來越低，人的能量代謝率與基礎能量代謝率相差越來越小，因此可以用社會的平均能量代謝率來代替社會的平均基礎能量代謝率，即

EMRo≈EMRbo ?(3-42)

其中 EMRo=(∑EMRi)/n (3-43)

由(3-30)、(3-40)式可得

Ml≈(I+1/Y)×Gj×EMRo (3-44)

人們通常所講的勞動復雜度是指相對勞動復雜度，因而可用G來代替Gx。

相互關系

生理力運動、體力運動與腦力運動是相互依存、相互促進、互為補充的辯證統一關系。

生理力運動是體力運動與腦力運動的基礎。

生理力運動是體力運動與腦力運動存在的必要條件和基礎因素；體力運動是生理力運動不斷進化的產物，腦力運動又是生理力運動與體力運動不斷進化的產物；體力運動與腦力運動的強度要受生理力運動所能提供的物質和能量的限製。

體力運動又是腦力運動的基礎。

體力運動的直接性、多樣性、靈活性是神經系統不斷發展的客觀動力；腦力運動的基本設想最終必須由體力運動來實現。

腦力運動為體力運動確定了基本的發展方向。

腦力運動可以有效地引導和促進體力運動的發展，為體力運動提供了預見性和目的性，使體力運動有了明確的動機；為體力運動提供了主動性和創造性，使體力運動不僅用於適應環境，還可以用來改造環境；為體力運動在總體上確立了未來的發展趨勢，使得體力運動朝著提高靈活性和降低強度的方向發展；使得體力運動越來越多地與生產工具相結合，以產生越來越強的放大作用；使得體力運動越來越遠離直接的自然物而與人工物相結合，越來越遠離有形物質而與信息相結合；使體力運動的分工越來越細微，越來越專業化和復雜化。

體力運動為生理力運動確定了基本的發展方向。

體力運動可以有效地引導和促進生理力運動的發展：對於生產工具的使用，促進了人類的手腳分工，使人類機體的生理結構產生了一系列變化；體力運動的成果改造了機體的生存環境，也使人類機體某些組織或器官的功能特性發生了變化；體力運動的復雜性促進了生理力運動與生理器官的復雜化和精確化。

腦力運動是人類最高、最復雜的運動形式。

腦力運動使人類從根本上區別於一般低等生物，使人類具有極高的預見性、自覺性、主動性和創造性；腦力運動具有無限的發展潛力，而生理力運動和體力運動的發展極為有限，它受生物規律的限製；腦力運動可直接或間接地影響、製約和控製體力運動或生理力運動。

腦力運動、體力運動是生理力運動的特殊形式。

人的 運動系統可看作是一種特殊的生理系統，體力運動可看作是一種特殊的生理力運動；人的大腦神經系統也可以看作是一種特殊的生理系統，腦力運動也可看作是一種特殊的生理力運動。

兩大類型及關系
1．以簡單勞動為主的類型

2．以復雜勞動為主的類型

簡單勞動與復雜勞動的關系

商品的價值量同簡單勞動和復雜勞動有密切的關系。簡單勞動是指不需要經過專門訓練和培養的一般勞動者都能從事的勞動。復雜勞動是指需要經過專門訓練和培養，具有一定文化知識和技術專長的勞動者所從事的勞動。形成商品價值量的勞動，是以簡單勞動為尺度的。復雜勞動等於自乘或多倍的簡單勞動，也就是說，少量的復雜勞動等於多倍的簡單勞動。在相同的勞動時間裏，復雜勞動創造的價值大於簡單勞動的價值。在以私有製為基礎的商品經濟條件下，復雜勞動轉化為簡單勞動，不是商品生產者自覺計算出來的，而是商品交換過程中自發實現的。

簡單背景知識
能夠對外輸出勞動量或勞動價值的人類運動稱之為勞動。運動並不等於勞動，它還包括消費活動，勞動只是運動的一種特殊形式。人的消費活動與勞動往往是相互滲透、相互作用的：消費活動中通常有勞動的內容，勞動也伴隨著一定的消費活動。人類的消費活動從其客觀目的來說，並不是為了主觀的享受，而是為了勞動做必要的生理、心理和精神上事前之準備和事後之補償。消費活動是為勞動服務的，是勞動的前提和基礎。區分勞動與運動既不能用「是否帶來痛苦」或「是否犧牲安樂與幸福」作為判斷依據，消費過程往往也會產生痛苦的感覺；也不能用「是否有產品輸出」作為判斷運動與勞動的依據，因為許多勞動（如學習、鍛煉和培訓等）並沒有直接的產品輸出。

勞動三大基本類型
體力勞動：體力勞動是指以人體肌肉與骨骼的勞動為主，以大腦和其他生理系統的勞動為輔的人類勞動。

腦力勞動：腦力勞動是指以大腦神經系統的勞動為主，以其他生理系統的勞動為輔的人類勞動。

生理力勞動：生理力勞動是指除了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以外的其他形式的人類勞動。

一般的人類勞動由腦力勞動、體力勞動與生理力勞動按照不同的比例關系組合而成。通常意義上的腦力勞動是指那些腦力勞動占主要比例的復合勞動，體力勞動是指那些體力勞動占主要比例的復合勞動，生理力勞動是指那些生理力勞動占主要比例的復合勞動。例如，人口的生產過程雖然以生理力勞動為主，但也伴隨著一定的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

生理力勞動的具體形式
恢復性生理力勞動。

是指用以恢復和補償原有的生理性組織、器官和體液等功能特性的生理力勞動。例如，當人的大腦受到輕微損傷時，其機體通過吸收適當的 營養物質並進行良好的精神調養以後，會逐步恢復大腦的健康；當產婦出現體質虛弱時，其機體通過吸收營養物質並將其轉化為適當的化學物輸送到相應的組織、器官和體液之中，用以恢復和補償其功能特性；當皮膚擦破時，機體就自動地修補好皮膚；當機體的血液損失時（如獻血），機體將通過肝臟等器官來製造新的血液。

加強性生理力勞動。

是指用以改善和加強原有生理性組織、器官和體液等功能特性的生理力勞動。當人的某些生理組織、器官和體液的功能特性處於正常狀態時，其機體通過某種生理力勞動來不斷地積累生理信息，以改善和加強這些組織或器官的功能特性。例如，對人的某些組織或器官進行適當的、損傷性的物理或化學刺激後，這些組織或器官的功能特性不僅能很快地恢復，而且還能得到改善和加強。

生育性生理力勞動。

是指用以生產新生兒的生理力勞動。婦女在懷孕過程中，一方面通過生理力勞動將各種 營養物質和食物能量進行消化和吸收，並轉送到胎盤裏，又把胎盤所排泄的廢物排出體外；另一方面孕婦體內的生理、心理和精神狀態是胎兒生長發育的外環境，孕婦必須付出一定的生理力勞動來形成、維持和改善這種環境。

勞動和價值

勞動是人類適應自然的活動和改造的獨特方式
生產力就是人的 勞動能力、人的實踐活動的能力和生產的本質力量。

從本原看，生產力是具有 勞動能力的人，跟生產資料 相結合而構成的改造自然的能力。 古猿通過 勞動轉化為人，形成 勞動生產力，是生產力形成的標誌和歷史上的開始，—— 恩格斯的觀點。

恩格斯對生物進化、勞動進化的看法是建立在科學水平的基礎上的。從完全的意義看，所謂 生產力，乃是 人類征服 自然、改造 社會和塑造 自我的能力，歸根結底， 是 人類的 本質 力量在 歷史中的全部展開。 [2]

任何耗散結構都具有一定的自組織 能力，它們在自組織過程中，一方面通過基因變異的方式來形成信息（包括正價值信息和負價值信息），另一方面通過優勝劣汰的方式來選擇信息，並通過基因遺傳的方式來貯存和傳播信息。 生物信息的積累使 生物組織之間、及生物個體之間能夠產生越來強的相幹作用與協調作用，各組織的結構越來越精細，個體之間的 協作越來越和諧。

用信息標準衡量，人類無疑是 進化水平最高的生物，是生物進化藤蔓上最碩大的果實。但是，人類的進化與生物的進化並不完全相同。

人類進化過程在基因重組和機體結構創新基礎上增加了文化創造的內容，並且隨著進化水平的提高，文化創造的部分所占比例越來越高。 人類獨占的文化積累模式使人類形成了適應自然的獨特方式。在人類獨有的 文化積累中，勞動無疑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正因為如此， 恩格斯指出，勞動「是整個人類生活的第一個基本條件，而且達到這樣的程度，以致我們在某種意義上不得不說：勞動創造了人本身」。 [3] 恩格斯認為，手的使用和語言、思維的產生，都是在 生產勞動過程中形成和發展的。正是由於勞動，人才得以從動物界中分化出來，所以說勞動創造了人本身。 [4]

統一價值論認為：勞動的本質就是「消除不確定性」，而「消除不確定性」等同於「提高有序性，「提高有序性」就是「提高功能有序性」，「提高功能有序性」就是「增加 價值量」。

因此，勞動的根本作用和本質內涵在於改變系統的價值總量，即勞動是 價值的真正源泉。

人類勞動

人類在 勞動過程中，一方面通過行為方式的變換與思維方式的變換來形成信息，通過價值判斷與價值評價來選擇信息，並通過經驗和能力等方式來貯存和傳播信息。另一方面通過建立、發展和完善各種形式的擴展耗散結構（生活資料、 生產資料、社會關系、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等）來形成信息，通過價值判斷與價值評價來選擇信息，並通過科學與技術等方式來貯存和傳播信息。第三方面，勞動促進了手與腳的分工，使人學會了製造和使用工具；勞動促進了語言的產生，加速了信息的生產和傳播；勞動促進了大腦和機體的進化，加速了信息的積累與處理。

人類勞動分為體力勞動、腦力勞動與生理力勞動三種基本形式。體力勞動、腦力勞動和生理力勞動都可以凝聚一定的信息，因而都可以產生價值增值，其中生理力勞動凝聚的信息通常是以生理信息的形式凝聚於人的機體之中，主要表現為機體健康性、身體靈活性、感官靈敏性、環境適應性、思維創造性等方面的加強，有時也表現為缺陷器官的修復與強化、體液與組織的彌補和替代等。人類最早的信息也是全部來源於生物進化，它是人類生存與發展的前提。

由於生物進化過程非常緩慢，它所產生的信息可以忽略不計，因此人類勞動可以看作是信息的唯一來源。於是，「信息是價值的唯一源泉」就基本上等價於「勞動是價值的唯一源泉」了。總之，勞動之所以被確認為價值的唯一源泉，並不是因為抽象意義上的定義，而是因為勞動在信息（包括人類機體的 生物信息）的形成、傳播、處理和運行過程中起著決定性作用，因此可以說勞動創造了所有價值，勞動創造了人類本身。

勞動作用
人類的一切活動（ 經濟活動、政治活動與文化活動）在本質上都是價值的運動，都是各種不同形式的價值不斷轉化、不斷循環、不斷增值的過程。這種價值運動具體表現為：使用價值、 勞動潛能、勞動價值與新使用價值的循環回路，所有復雜形式的價值運動最終都可以分解為若幹個這樣的循環回路，所有復雜的社會現象都是由若幹個這樣的循環回路有機地組合而成。圖1給出了一個直觀的經濟領域的價值模型，稱為 價值循環流量圖。

↓←—————←——————←—————←—————←

↓ ∣→新的使用價值（生活資料）↑

使用價值→勞動潛能→勞動價值∣

（生活資料） ↑ ∣→新的使用價值（生產資料）↓

↑———————←———————←

圖1 價值循環流量圖

一般情況下，價值的循環運行可分為三個基本階段：消費階段（使用價值→勞動潛能）、勞動階段（勞動潛能→勞動價值）、生產階段（勞動潛能→勞動價值）。

消費階段：使用價值向勞動潛能轉化。人們消費各種各樣的生活資料，雖然在主觀動機上是為了滿足自己的主觀需要，但在客觀目的上是為了維持和發展自己的勞動能力，更直接的意義是為勞動過程積累必要的 勞動潛能。通常把生活資料使用價值轉化為勞動潛能的過程稱為消費。

消費效益：消費過程中產出的勞動潛能Qp與投入的生活資料使用價值Qu的比值，定義為該消費過程的消費效益，用E1來表示，即

E1=Qp/Qu (1)

勞動階段：勞動潛能向勞動價值轉化。勞動者在生產系統中通過具體的勞動方式，把勞動潛能釋放出來並轉化為勞動價值。通常把 勞動潛能轉化為勞動價值的過程稱為勞動。

勞動效益：勞動過程中產出的勞動價值Qv與投入的勞動潛能Qp的比值，定義為該勞動過程的勞動效益，用E2來表示，即

E2=Qv/Qp (2)

生產階段：勞動價值向新的使用價值轉化。勞動者所付出的勞動價值與生產系統中的生產資料相結合，並作用於 勞動對象，使勞動對象的品質特性發生變化，從而增大其使用價值，這個過程實際上就是一個勞動價值向新使用價值的轉化過程。通常把勞動價值向使用價值的轉化和增值過程，稱為生產。

生產效益：生產過程中新增的產品使用價值Q′u與投入的勞動價值Qv的比值，定義為該生產過程的生產效益，用E3來表示，即

E3=Q'u/Qv (2-33)

由價值循環流量圖可以看出，使用價值（生活資料使用價值與生產資料使用價值）、勞動潛能與勞動價值都是價值的具體形態，它們之間相互轉化、相互促進、互為前提，勞動價值不再是「抽象的」，它與使用價值一樣是具體的，屬於相同的範疇，它來源於使用價值，又服務於使用價值，它是一種特殊的使用價值，它是「勞動力」這種特殊生產資料的使用價值，它與使用價值具有完全相同的度量單位。由於「 勞動潛能」是（生活資料）使用價值向勞動價值轉化過程中的過渡形式，它必須通過轉化為勞動價值以後才能真實地體現出來，不能算作價值的基本形態，因此價值的基本形態就是使用價值與勞動價值兩種。

勞動認識
人的勞動分為市場交易型勞動和自理型勞動。有價勞動是指生產和創造 物質產品與精神產品；無價勞動是說將產品從這個地方運到那個地方。同樣是勞動，有時相對獲得的利益或報酬是不同的，價值不同，人的意義也就不一樣。

我們知道，投資是尋找東西和地方賺錢，這種勞動就是要獲得更多更大的利潤。沒有利潤的勞動在很大程度上是難以調動人的積極性的。但是，不是所有的勞動都能創造財富，也不是所有的勞動都能獲取利潤，更不是所有的勞動都能得到報酬。勞動是生存和生活的需要，也是生命的需要，更是人類發展、成長和存在的需要。我們通過勞動改變自己，改善生活，改造世界。因此，不同的勞動有著不同的收益，不同的人群有著不同的需要，不同的追求有著不同的勞動，不同的職業有著不同的奉獻。

無論是有價勞動還是無價勞動，都是可貴的和值得珍惜的。苦也好，累也罷，勞動不僅有關人的健康和智慧，也有關人的快樂和美好。勞動使我們生活豐富多彩，勞動鍛煉和造就了我們人類。人的偉大其實就在於會勞動、能勞動和愛勞動。沒有勞動的人生是毫無意義的，能體現勞動的生活是充滿幸福的。

勞動證明我們不懶惰，勞動說明我們不貧窮，勞動表明我們不落後。只要我們想進步、想擁有、想改變，勞動一定能夠為我們實現。——選自 葉千華《 千華隨筆》「對勞動的認識」第104頁。

勞動的量
統一價值論認為，人的勞動量與他所消耗的生活資料使用價值消費量之間存在一定的對應關系，經過理論論證，提出：

勞動量的度量方式：采用「社會必要補償性生活資料使用價值消費量」來度量勞動者的勞動量。

這裏要掌握四個方面的規定與條件限製：

生活資料使用價值

價值形態包括物質和精神兩個方面；價值層次包括溫飽類、安全與健康類、人尊與自尊類、自我發展與自我實現類四個方面；表現形式包括商品和非商品（如服務）兩個方面；享受範圍包括個體生活與居住條件、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三個方面；享受方式包括個體獨享（即工資、補貼、保險等）、集體共享（即 集體福利）和社會共享（即社會福利）三個方面；價值延伸範圍包括幼兒與少年成長、中年與青年發展和老年退休三個方面；價值使用途徑包括生活、教育（含義務教育費和職業培訓）和工作三個方面；價值用途包括贍養父母、養育子女和維持自己生活三個方面；價值體現方式包括工資、補貼和保險（含 勞動保險、 醫療保險和 養老保險）三個方面；等等。

補償性

生活資料的消費可分為三種基本情況：補償不足、補償平衡、補償有余。實踐表明，當勞動和補償不能和諧統一時，如果所消費小於一定值，則會出現「補償不足」，如果所消費的生活資料使用價值大於一定值，則會出現「補償有余」，勞動者的勞動能力將得到增強而逐漸發展。如果所消費的生活資料使用價值正好等於一定值，則會出現「補償平衡」，此時勞動的耗費量正好等於勞動的補償量，勞動者的勞動能力將會維持原狀。這就表明，只有在「補償平衡」狀態，勞動者所消費的生活資料使用價值量與勞動量才能有一定的對應關系。

社會必要的

同一社會時期，勞動者的 消費熟練度不同，相同的生活資料使用價值將會產生不同的勞動潛能，消費熟練度高的人，只需要消費較少的生活資料使用價值，就可以產生較多的勞動潛能，因此所謂「社會必要的」就是要求勞動者具有社會平均的消費熟練度；同一社會時期，勞動者的勞動熟練度不同，相同的勞動潛能將會產生不同的勞動量，勞動熟練度高的人，只需要消耗較少的勞動潛能，就可以產生較多的勞動量，因此所謂「社會必要的」就是要求勞動者具有社會平均的勞動熟練度。

勞動強度
單位時間內，提供滿足社會目標客戶質量、安全、數量標準的數量越多，表示勞動強度越大。

背景知識：

馬克思認為：「增進勞動的強度，意思就是說在同一時間內增加勞動的支出」，他還將 勞動強度定義為勞動的內含量或勞動的密度，並認為：「提高機器的速度，和擴大同一勞動者照管的機器的範圍」、「提高勞動的緊張程度，更加細密地填滿勞動時間的微孔」、「增進勞動的規律性、劃一性、秩序性、繼續性和能量」（《 資本論》第1卷第438頁）等都可提高勞動強度。然而，勞動的內含量或勞動的密度是什麽內涵呢？他並沒有闡述清楚。勞動強度是一個容易進行主觀感覺而不容易進行 理性抽象的概念。過去，人們往往從兩個方面來理解勞動強度。一是勞動者主觀感覺的 緊張性、疲勞性和痛苦性，二是勞動過程所完成的工作量密度。

統一價值論認為，勞動強度的提高，對於勞動對象來說，加大了勞動者作用於勞動對象的力度（對於腦力勞動者來說，就是加大了大腦對於第二信號系統的處理力度），表現為工作量密度在增大；對於勞動者來說，加大了內部生理、心理和精神的緊張性和痛苦性，表現為勞動者用於補償勞動耗費所需要的生活資料在增加。由此可見，提高勞動強度實際上就是提高主 勞動密度，並維持附加勞動密度的相對不變。因此，對勞動強度做出如下精確定義。

勞動強度：主勞動密度與附加勞動密度之比值，稱為勞動強度，用I來表示，即

I=Mlt/Mlb

勞動熟練度
勞動熟練度提高的基本特征

我們經常看到這種現象：新工人在機床上操作時，開始總是感到笨手笨腳的，心理很緊張，動作遲緩，廢品率高，不安全性大，每天下班回家感覺很疲勞，身體許多部位感到疼痛。隨著 工作時間的增長，以上現象逐漸減輕並消除。這種現象是由勞動熟練度的提高而產生的。以體力勞動為例，熟練勞動行為有兩方面的特征：(1)與熟練勞動行為無關的多余動作逐漸減少，精神 緊張性逐漸消失。例如，兒童初學寫字時，常常是手指緊握筆桿，面部肌肉緊張，並且嘴唇撅起，眼睛歪斜，表現出一些多余動作和精神的緊張。(2)熟練勞動行為中各個具體動作之間在時間和空間排列上越來越緊湊，在功能特性上越來越協調一致，並具有越來越高的精確性和靈巧性。如優秀運動員的精彩表演、雕刻家的精美作品往往使人贊嘆不已，這就是人們常說的「熟能生巧」。第一個特征標誌著勞動者在完成相同的工作量時所耗費的勞動量逐漸下降；第二個特征標誌著勞動者所耗費的勞動量不變時所完成的工作量逐漸增加。總之，勞動熟練度的提高可歸納為一個基本特征：工作量不變，勞動量下降。

勞動熟練度的生理機製

由心理學可知，大腦皮層的機能系統性最主要的表現是動力定型，簡稱為動型，它是大腦對一定的刺激物系統所產生的反應系統。動型：就是以幾個不同的條件刺激物（聲音、光線等）按一定時間間隔和順序組成為一個定型系統，對動物進行反復訓練，動物就會逐漸形成一個跟各個刺激物的強弱、性質以及相互關系相對應的穩定的反應系統。在這個反應系統中，機體對前一個條件刺激物的反應變成了後一個反應的條件刺激物，各個刺激物只具有始動作用，而各個反應的性質由整個定型系統來決定。在動型的情況下， 高級神經活動可免除一些不必要的或不重要的活動，用以保持神經系統的活動不受次要因素的幹擾，以減少能量的耗費。動型在人的身上表現為鞏固的、習慣了的行為動作、思維方式、情感取向等。體力勞動熟練度的生理機製是：人通過對某些具體動作按照固定的時間順序和 邏輯順序進行多次反復練習，使其產生某種程度上的動型，從而逐步實現這一行動的自動化，從而逐漸減少機體內部的物質與能量的耗費（即勞動量的耗費）。例如，工人在操作機器方面、運動員在體育項目方面的熟練都是長期勤學苦練的結果。腦力勞動熟練度的生理機製與體力勞動熟練度的生理機製大致相同，所不同的是引發動型的一系列刺激信號均為第二信號系統，即語言與文字信號，具體表現為大腦神經系統中暫時神經聯系產生某種程度上的動型，從而逐步實現腦力思維「動作」的自動化。生理力勞動的熟練度的生理機製與體力勞動的熟練度的生理機製也大致相同，所不同的是引發動型的一系列刺激信號為機體內部組織所發出的生物化學信號，而產生的反應是機體內部組織的生物化學變化。

勞動的熟練化傾向與非熟練化傾向

由於動力定型的存在，每一個人對於任何勞動量或工作量所付出的勞動潛能都是一個隨時間而不斷變化的量。不過，對於確定的 生產領域來說，同時存在著兩種變化傾向： 熟練化傾向：是指同一個人完成同一工作量所付出的勞動量，隨著勞動時間的增長而呈下降的趨勢。 非熟練化傾向：是指在確定的生產領域，由於勞動力的新老交替，勞動者平均完成相同的工作量所付出的勞動量，隨著勞動時間的增長而呈上升的趨勢。當生產領域的熟練化進程與非熟練化進程大體均衡時，對於確定的工作任務，整個生產領域每個勞動者所付出的社會平均勞動量是一個相對穩定的值。

統一價值論認為，勞動熟練度就是用來描述和反映勞動者勞動熟練化發展狀況的一種客觀尺度。顯然，它是一個相對概念。由於 勞動熟練度的基本特征是工作量不變而勞動量下降，它反映了勞動者個人相對於社會平均熟練者完成相同的工作所節省的勞動量，因而反映了勞動者相對於社會平均熟練者的熟練化狀況。為此可以對勞動熟練度做出如下精確定義：

勞動熟練度

設勞動者完成某工作所需的勞動量為Ql，該工作所需的社會平均勞動量為Qlo，則把

Rl=(Qlo-Ql)/Qlo

定義為勞動熟練度。

勞動復雜度
職業勞動、專業勞動、跨職業勞動、跨專業勞動，涵蓋不同職業、不同專業類型越多，復雜程度更高。

背景知識：

「勞動復雜度」到底是一個什麽概念？這個問題一直困擾著價值理論界，許多學者對此作了大量的嘗試性研究，但沒有取得滿意的結果。雖然，人們意識到復雜勞動所創造的勞動價值量相當於加倍的 簡單勞動，但並不清楚到底為什麽會這樣？也不知道復雜勞動應該以什麽原則折算成加倍的簡單勞動？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提出：復雜勞動比簡單勞動的勞動價值密度要大。但是，熟練勞動同樣比非熟練勞動的勞動價值密度要大，高強度勞動同樣比低強度勞動的勞動價值密度要大。然而， 勞動復雜度、 勞動熟練度和勞動強度這三個基本因素各自以何種獨特的方式來影響勞動價值密度呢？

統一價值論認為，復雜勞動與簡單勞動在其外部特征和內部反應上存在一系列的差異，這些差異存在如下的邏輯關系：引發復雜勞動的前提條件是提高勞動者的培養費用；由此產生的直接結果是提高勞動者的技能質量水平；從而使勞動者能夠改造那些在組織功能上或邏輯結構上日趨復雜的勞動對象；勞動對象的復雜性必然引起勞動者內部反應的復雜性和勞動量支出的復雜性，從而產生了與簡單勞動之間在勞動量上的倍比關系；這種倍比（價值）關系必然反映在它們所體現的交換關系之中，也必然反映在它們的勞動主體所體現的社會關系之中；這種交換關系或社會關系必然為人們所反映，並形成相應的觀念與意識。由此可見，只有透過復雜勞動所表現出的外部特征，才能準確發現復雜勞動的本質內涵。

實踐表明，提高勞動密度可通過三個基本途徑來實現：①提高勞動強度；②提高勞動熟練度；③提高勞動復雜度。由於 勞動熟練度的提高只是改變不同勞動者之間勞動密度的相對差異，並不改變整個社會在勞動密度上的平均水平。提高勞動密度只能通過兩個途徑來實現：一是提高附加勞動密度；二是維持附加勞動密度相對不變，提高主勞動密度。顯然，第二個途徑實際上就是提高勞動強度，那麽第一個途徑無疑就是提高 勞動復雜度。

事實上，附加勞動密度的提高，改善了機體的內環境，提高了勞動行為的 技術質量水平，從而對主勞動密度產生了一定的功能放大效應，使勞動者能夠對較為復雜的勞動對象施加作用力，這本身就意味著提高了勞動復雜度。勞動復雜度的提高通常需要通過基礎知識的學習、專業技術的培訓和實踐經驗的總結來實現。因此可以對勞動復雜度做如下的精確定義。

勞動復雜度：復雜勞動的附加勞動密度Mlb與簡單勞動的附加勞動密度Mlbo之比值稱為勞動復雜度，用G來表示，即

G=Mlb/Mlbo

勞動的兩面性

任何勞動都具有能動性和受動性。能動性是指人們按照自身對自然界的規律性認識改造自然的過程；受動性是指不論人們是否認識這些規律人們總是受這些規律支配、不得不按照這些規律進行活動的過程。在一定意義上，這兩個過程同時並存，是一個過程的兩個方面。唐震把人們在這個過程中能動的一面取得的成果叫做「自由自在的勞動」，並賦予其作為美的本質規定。換句話說，在勞動過程中，當「自由自在的勞動」占居對勞動的主導地位時，人的感受就是美的。他認為，勞動作為人與自然的關系狀態，是自然界給人類下的一個詛咒，人類永遠無法擺脫它，而只能在它的伴隨下實現自由。所以，人類勞動的目的不為別的，就是為了人在自然面前獲得自由，當他獲得這種自由時，他同時獲得了一種超越時空的感受——即美感。他據此提出了創造美的勞動具有二重性的觀點：1．所有創造美的勞動都是具體的勞動。個體在其與對象的對立與僵持中，需要勞動來解脫。只有勞動能把個體從對象關系中解放出來。由於個體所面臨的對象是多種多樣的，個體的勞動形式也就是多種多樣的。從表面上看，個體的勞動過程是滿足吃、穿、住、用的過程。它是那樣地實在，那樣地俗不可耐，不少人甚至詛咒是勞動使他變得辛苦起來。然而，勞動對於人，就象生命對於人一樣是不可或缺的。恩格斯說的好：「勞動改變了人本身」。如果沒有勞動，也許世界上至今沒有人類；如果沒有勞動，人們不可能有今天這樣豐富的生活。人們可以改變勞動的形式，但卻不能取締勞動本身。2．所有創造美的勞動的共性是自由自在性。雖然每一種創造美的勞動都是具體勞動，比如種植活動、建築活動、舞蹈活動、歌唱活動、繪畫活動等等，但是，這些具體形式的勞動活動都有一個共同特征：每一種具體形式的創造美的活動都是體現勞動的自由自在性的活動，那種凡是體現了人類勞動的自由自在性的勞動成果則被看成是美的東西。

人類需要勞動來幫助自己生存，需要勞動來解放自己。在這個問題上，勞動做到了；但勞動又使人被奴役，勞動讓人在形式上變得不自由。如果說，勞動的內容使人獲得了物質方面的目的物，但卻失去了精神方面的目的物。顯然，在勞動中，物質需求和精神需求被分裂了。

參見《接受與選擇》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8第一版

其他理解

1、勞動的特征

為自己或者他人，提供實物勞動產品，或者提供無形勞動服務過程產品。

背景知識：

1） 勞動的本質：

在一個 價值周期中，勞動的價值在於滿足價值主體「獲取並消耗價值客體」的需要。（換個角度，也可以這樣表述：在一個價值周期中，勞動的價值在於幫助價值客體實現自己的價值。）

勞動的價值，也只在於獲取和消耗。這是勞動存在的根本價值。除此以外，勞動不存在另外的價值。

2 ）勞動不創造任何價值。它只能在幫助價值客體實現價值的前提下，實現自己的價值。

3）在一個價值周期中，勞動只對價值主體有價值，而對價值客體沒有價值。這種情況的勞動價值， 我們稱之為「勞動的單向價值」。

4）在一個價值周期中，同一個勞動所涉及到的兩端的事物，互為價值的主體和客體。這樣的價值周期，我們稱之為「雙向的價值周期」。而這種價值周期中的勞動，它同時充當了分別為兩端的事物獲取並實現對方價值的角色，它的所具有的價值，我們稱之為「勞動的雙向價值」。雙向的價值周期向我們展示出她的許多溫柔和美好的特點：公正、平等、雙贏和可持續的建設性。

5 ）所謂剝削，是指單向的價值周期中的價值主體向價值客替施加的勞動。

我們也可以說，單向價值的勞動，我們就稱之為「剝削」。

2、對勞動的不正確定義. 有幾種情況

一， 定義範圍狹窄. 比如，"勞動是人 創造自我內、外存在的活動". 但是，勞動是生命現象，不只存在與人類. 再比如，"其包括各種生產過程",但是除了"生產過程"之外的其他勞動呢?定義不詳盡.

二， 定義矛盾. 比如，"人類 創造物質或精神財富的活動",人類的"財富"由兩點構成： 1,價值. 2,勞動. (詳見《資本論》第五卷說明）。用「財富」參與定義「勞動」，它就變成了：勞動，是「人類創造物質或精神 勞動的活動。」

三，「勞動是具有一定生產經驗和勞動技能的勞動者使用勞動工具所進行的有目的的生產活動，是生產的最基本內容。勞動是專屬於人和人類社會的範疇，是人類本身及自然界與社會關系的積極改造，其根本標誌在於製造工具」。以及「（勞動）是指人們在各種活動中勞動力的使用或消耗。」等

這些是無效的定義。因為它使用了需要被定義的概念「勞動」來定義自身。

另外，「勞動是專屬於人和人類社會的範疇」這一點是錯誤的。是對馬克思的思想的曲解。勞動是整個生命世界共有的現象。正如馬克思認為，勞動創造了人本身，如果在人產生之前沒有勞動，而人產生之後才有勞動，即，「勞動是專屬於人和人類社會的範疇」，那麽，勞動就不可能創造人，因為人已經存在。這與馬克思先生的結論是背道而馳的。

3．下面是各種不正確或不完全正確的勞動定義　 勞動

勞動是人創造自我內、外存在的活動，其包括各種生產過程（在汽車製造廠上班，在土地上耕作，在學校裏教學、學習，或製作比薩餅等！）。在各種技術水平上，千百萬種工作和任務都是由勞動完成的。對於一切 人類文明來說，勞動力都是最重要的 生產要素。

①人類 創造物質或精神財富的活動：腦力勞動，體力勞動

②專指體力勞動：勞動鍛煉

③進行體力勞動：他勞動去了

勞動是具有一定生產經驗和勞動技能的勞動者使用勞動工具所進行的有目的的生產活動。其根本標誌在於製造工具。勞動是整個人類生活的第一個基本條件，它既是人類社會從自然界獨立出來的基礎，又是人類社會區別於自然界的標誌。 馬克思主義還認為，勞動創造了人本身。

人類生產出的人和財富，都是勞動力、生產工具、勞動對象這三種基本要素共同作用的產物，勞動力是其中的決定因素。勞動創造文明，創造財富，促使人類發展，推動歷史前進。在一定的歷史下 生產力體現為勞動力與生產工具總體的對於自然及外在社會關系的矛盾。

勞動的核心矛盾就是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內在矛盾。其基本規律為勞動力的與生產工具的外在創造性發展規律。發現與創新的規律，積累與重復勞動的規律。其規律的表現為勞動力與生產工具的螺旋上升及不斷擴展的生產對象。

勞動應該是勞動人民的義務，按勞分配應該是勞動人民的權利。按生產要素分配的本質就是按資分配，擁有原料 廠房 設備的資本家會佔有大量的企業利潤，按生產要素分配會否定按勞分配。

工人階級談共同富裕

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 二零二一年

工人甲

最新的提法是「三次分配」，以富士康為例簡單說明一下：

第一次分配時普工拿著最低的底薪努力掙加班費，一個月幾千塊錢，而公司每年的利潤超百億，怎麽分配，老板說了算；

第二次分配時，政府覺得富士康老總等人收入相比普工來說有點高，便多收老板們一點稅，怎麽分配，政府說了算；

兩次分配下來，貧富之間還有一道鴻溝，那就需要第三次分配來平衡一下，主要靠有錢人自願捐獻。

社會經濟運行復雜，但基礎是生產，離開了勞動生產，再高明的資本家也得喝西北風。現在是社會化大生產，生產的基本單位以公司為主，我們就以世界級的大廠富士康為例，來看看其通過三次分配能否實現共同富裕。

據說富士康老板郭臺銘信佛，當年「富士康十三連跳」之後他還請了和尚來做法事，我們就假設他有善心參與第三次分配，願意把工人的血汗錢捐出來一部分實現共同富裕。

我們再假設，富士康老板的捐款只能「取之於民用之於民」，采取「精準共同富裕」的方式，把錢捐給富士康的員工。

都是捐款，沒必要馬雲的錢非得捐給富士康工人，郭臺銘的錢卻要捐給阿裏的碼農。如果能夠捐款，捐給誰並不重要，只要最後能保證共同富裕就好。或者說，資金由慈善機構分配，錢從哪裏來再到哪裏去。

資本家願意捐款，這筆捐款也能用到本企業的員工身上，我們就會神奇地發現，要想共同富裕，直接給工人漲工資不就行了。一步就能辦妥的事，為什麽要多費幾道手續呢？

如果企業家有善心，願意「放血」，那就在初次分配時提高工人待遇，何苦要用最低工資最低薪逼得工人苦苦加班，損害工人的身體健康乃至逼得工人跳樓自殺呢？

把肉從人身上剜下來，剜得越多效率越高，然後再大發善心給他補回去，這不是白白增加人的痛苦嗎，這還能叫作「慈善」嗎？要是割肉的時候剔得幹幹凈凈，做慈善的時候只是給他補上一層皮，又怎麽能填平貧富差距的鴻溝呢？

據說企業家參與第三次分配可以得到減稅的優惠，那也可以給那些願意在初次分配時搞慈善的企業減稅，表揚「共同富裕模範企業」，何苦要繞來繞去搞三次分配呢？

捐款是自願，但還要給予減稅的優惠，如果企業家權衡利弊之後，覺得減稅優惠比不上捐出去的錢，還有多少人會捐款呢？如果減稅優惠超過了捐款額，那不是「劫貧濟富」嗎，貧富差距反而越來越大。

先富起來的企業家轉移資產跑路的不在少數，「三次分配」的新聞一出，不少企業家的走狗們就已經吵開了，說這不利於營造良好的營商環境。企業家來投資就是看準了中國的廉價勞動力，要分享人口紅利，現在卻要他們把吃到嘴裏的肉吐出來，有多少人會願意呢？即便他們願意吐，又能吐出來多少呢？

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帶著血和骯臟的東西，難道說，現在資本要改變嗜利的本性而要給自己洗個澡做慈善了嗎？他們常說「大鍋飯養懶漢」，實現了共同富裕之後，企業家難道不擔心打工人失去了奮鬥的動力嗎？

二次分配時，不少企業家想法設法偷稅漏稅，例如各大影視公司的花式操作，什麽陰陽合同啦，什麽在霍爾果斯註冊公司啦等等。連法律這把利劍他們都不放在眼裏，靠「自願」又何異於緣木求魚呢？

但我們中國的企業家或許有所不同，我們期待「第三次分配」能促進共同富裕而不是淪為「雞肋」。如果富士康的老總和普工實現了共同富裕，那《資本論》必然得改寫，我們的發展將會邁上一個嶄新的臺階。

最近共同富裕成為了網上熱詞，三次分配也出現在了公眾視野，一些分析人士更關註共同富裕中的三次分配問題，似乎三次分配成了實現共同富裕的主要方向。這裏我們必須說，以道德為導向的三次分配確實可以為共同富裕提供一定的輔助手段，但三次分配並不等於共同富裕的全部和主體，在市場和資本為經濟發展主要推動力的社會，我們要想通過道德約束來實現共同富裕顯然是不現實的，我們必須回歸社會主義製度主體，在社會主義製度主體中去尋找能夠形成製度化的共同富裕。

　　通過道德約束和稅收引導讓高收入和超高收入群體自覺地將收入的一部分拿出來捐贈給社會，形成社會財富的三次分配，這顯然是在學習西方資本主義製度下如何解決超高收入群體收入過高增長過快的問題，但這顯然並不能解決共同富裕問題，否則資本主義早就解決了收入分配中的兩極分化、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的問題，而不致於出現富者愈富、窮者愈窮的問題。因此我們到資本主義製度中去尋找解決貧富差距問題的辦法，顯然是尋找不到根本的解決辦法的，它解決不了根本問題，因為資本主義就是製造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的根本因素。

　　我認為要實現共同富裕，必須解決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一、研究共同富裕的理論問題，弄清楚中央是怎麽說的

　　這次會議提出，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

　　這裏提出了幾個共同富裕的概念：一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二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三是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四是高質量發展促進共同富裕。這四條應該成為我們研究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理論的核心要義和基本遵循，在此基礎上形成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理論體系。

　　會議還強調了共同富裕的幾個關鍵點：

　　一是共同富裕是全體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眾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數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齊劃一的平均主義，要分階段促進共同富裕。

　　二是要鼓勵勤勞創新致富，堅持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為人民提高受教育程度、增強發展能力創造更加普惠公平的條件，暢通向上流動通道，給更多人創造致富機會，形成人人參與的發展環境。

　　三是要堅持基本經濟製度，立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兩個毫不動搖」，堅持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製經濟共同發展，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帶後富、幫後富，重點鼓勵辛勤勞動、合法經營、敢於創業的致富帶頭人。

　　四是要盡力而為量力而行，建立科學的公共政策體系，形成人人享有的合理分配格局，同時統籌需要和可能，把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在經濟發展和財力可持續的基礎之上，重點加強基礎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保障建設。

　　五是要堅持循序漸進，對共同富裕的長期性、艱巨性、復雜性有充分估計，鼓勵各地因地製宜探索有效路徑，總結經驗，逐步推開。

　　這次會議對實現共同富裕提出了基本思路：一是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二是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三是正確處理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四是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製度安排，五是加大稅收、社保、轉移支付等調節力度並提高精準性，六是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比重，增加低收入群體收入，合理調節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七是形成中間大、兩頭小的橄欖型分配結構，八是促進社會公平正義，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使全體人民朝著共同富裕目標紮實邁進。

　　二、實現共同富裕需要重點解決的幾個根本問題

　　一是解決資本在國民收入分配中比例過大的問題。這些年來，中國很大程度上實行的是自由市場經濟製度，在收入分配方面，更是將資本或者大資本放在了無以復加的高度，中國之所以人均收只有美國的六分之一，而中國的高收入群體卻幾乎跟美國相當，就因為中國的資本家或大資本家在國民收入分配中占有了支配性地位，獲取了超高收入。中國的資本市場是產生超高收入群體的溫床，中國的絕大多數大資本家群體都是從資本市場上獲得的收入。還有一些超高收入群體是通過市場或平臺壟斷獲得的收入，這些人的超高收入是以犧牲社會其他群體的利益而獲得的。

　　我認為要實現共同富裕，首先需要做的就是鏟除不是通過勞動、科技創新、實體經濟，而是通過資本市場、通過平臺壟斷獲得超高收入的群體，徹底封殺那些靠資本運作、搞上市公司獲得超高收入的路子，所有上市公司必須是實體經濟、必須是製造業的科技創新企業，那些虛擬經濟、平臺經濟、金融買辦公司一律不得上市。

　　二是推進區域均衡發展。區域發展不均衡是造成國民整體收入差距過大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改革開放初期，對國內市場沒有進行劃分、沒有對中西部地區進行保護，無論是資本還是人才都流向了東部沿海地區，使得中西部地區經濟出現坍塌，雖然後期中央通過轉移支付等方式支持了中西部地區，但由於產業落後、人才欠缺等因素，中西部仍然比東部沿海地區落後很多，東部地區和中西部地區的人均收入差距也相當大，現在要實現共同富裕，就必須實現東部和中西部經濟協調均衡發展，國家在產業布局、重大項目投資、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都應該考慮還中西部地區的欠賬，重點投向中西部地區，特別是在一些高端製造業、高科技產業、新能源汽車、綠色環保產業等全國布局方面應該主要向中西部地區布局和投資。將國家重要產業基地布局到中西部地區也有利於國防戰略安全，可以考慮第二次國家工業體系的三線建設，無論從國家戰略安全還是從地區經濟均衡發展考慮，新的三線建設都是十分重要也是必須的。

　　三是推進教育資源均衡發展。一個國家一個地區能不能發展、有沒有發展後勁主要看教育特別是基礎教育。中國的教育資源特別是高等教育資源的布局在全國非常不均衡，這也是造成中國一些省區始終難以追趕另一些省市的根本原因之一。中國城市的中小學條件跟農村地區相比要優越得多，這些條件包括師資條件和教學設施條件。而從大學來看，除少數985、211在中西部地區外，大部分都在北京、上海、南京等東部地區城市。我認為，全國中小學教師的收入應該統一，然後中西部地區特別是人口密度大、條件艱苦的西部地區農村應該給予專門的教師補貼。從教育撥款來說，中西部地區的教育經費應按人均不低於東部地區或高於東部地區撥款，以吸引更多優質教師到中西部地區特別是農村地區。應該將更多優質大學遷到人口密度大的中西部省份，或由中央撥款在中西部地區開辦新型大學，由國家和地方共辦，以國家撥款為主。有了高質量的教育資源，特別是有了高質量的大學，中西部經濟才能帶動起來，才能持續發展，才能有趕上東部地區的教育、科技和人才基礎。

　　四是實現優質醫療資源向基層、向農村、向中西部地區轉移。當前中國農村、基層和中西部地區的醫療資源遠比城市、大城市、沿海發達地區大城市的醫療資源落後，三甲醫院十分稀少。因此我認為，要實現東部與中西部地區、城市和農村醫療資源的均衡布局，就必須重點發展中西部地區中小城市的三甲醫院，使每個縣至少有一家條件可比大城市的三甲醫院，然後大力推進基層鎮村的醫療體系建設，使農村生病人員小病可以在村鎮治療、大病可在縣醫院治療的體系。要擴大大病醫保覆蓋範圍，將更多農村人口納入大病醫保範圍，切實解決因病致貧、因病返貧問題。

　　五是強化勞動和科技創新在收入分配中的比例。共同富裕需要關心的是勞動者和科技工作者在收入分配中的地位，強化勞動和科技創新在收入分配中的占比，讓勞動者和科技工作者成為增加收入的主體人群，只有這樣才能讓大多數人增加收入，才能使收入分配人群形成兩頭小中間大的格局，因此抑製資本在收分配中的過高占比，做好低收入人群的兜底，然後是大力培育中等收入群體，中等收入群體的主力應該就是普通勞動者和廣大科技工作者，如此，才能真正實現中央提出的共同富裕的目標。

　　共同富裕是一個系統工程，我認為造血比輸血重要，而造血就是要讓中低收入群體能夠有工作做，能夠受均等教育，就是要讓中西部地區的教育、產業在國家布局、調整中得到體現，使中西部地區能夠以教育和產業帶動就業和經濟發展。我認為，僅學習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靠富人發善心搞捐贈是無法真正解決共同富裕問題的，社會主義國家還得依靠我們體製優勢，通過產業布局、教育布局、資源配置、調整收入分配格局等引導實現共同富裕。發展是硬道理，不發展永遠無法實現共同富裕，僅靠富人的捐贈，那只能是施舍而不是政策普惠。

　　對於超高收入群體，我們要通過政策監管，禁止或限製其通過資本運作而不是實體經濟獲得超高收入，加大資本市場監管力度，加大外國資本通過市場壟斷、通過資本市場運作從中國獲得超高收入和利潤的監管。

　　大家應該都還記得2015年中國的股災，那次股災讓中國的中產階級慘遭屠戮。如果中國要大力培養擁有一定收入的中產階級，就必須為這些中產階級的財富尋找投資出路，在中國，只有股市和房產。自2015年股災之後，中產階級不再相信股市，而更相信房產，如果房產泡沫破裂，股市又不可靠，中產階級的資產向何處安放是一個大問題。因此通過整頓，維護中國股市投資的穩定性和安全性是一個需要解決的重大課題。

　　共同富裕，靠所謂的三次分配即資本家的捐贈是靠不住的，也是無法實現的，還得靠國家政策調整，靠國家區域發展、產業布局、教育支持、醫療配套等手段去實現，還得靠對資本市場亂象的打擊、對大資本通過平臺壟斷、資本運作獲得超高利潤的監管和限製。因此，三次分配只是一個補充，而不是根本出路。資本家是靠不住的，這一點我們一定要有清醒的認識。

　　共同富裕還是需要以人民利益、以多數人利益為本，以勞動和科技創新為本，以農村、城市底層、中西部地區為本，以社會主義體製為本，以勞動者和科技工作者作為增加收入的主要群體，在發展中穩步推進，高質量推進，如此才能真正實現共同富裕。

工人乙

我國當前貧富兩極分化現象及其根源

　　【摘 要】構建我國公平的財富分配方式，應以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即共同富裕為出發點和落腳點。為此，需要首先弄清為什麽要搞社會主義，什麽是社會主義和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實現共同富裕、讓勞動群眾"過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是社會主義的根本目的，而實現這一目的的物質條件是快速發展生產力。這是社會主義的兩大抓手，需要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社會主義的其他特點和規定都是從這裏引申出來的。我國產生了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的趨勢，這是否是貧富兩極分化？什麽是兩極分化？是絕對的還是相對的貧富分化？需要明確回答。造成兩極分化的原因是什麽？要分清淺層次原因和根本性原因。腐敗、壟斷、市場經濟發展不到位等是否是根本原因？不能簡單地把某些高收入富人群的出現看作是兩極分化的根源，還要看富人群體的產生是否同時導致了低收入的困難群體的產生。市場經濟發展不到位也不是根本原因。生產方式決定分配方式，生產條件的分配決定收入的分配。貧富分化的根源存在於所有製關系中。

　　一、為什麽要搞社會主義、什麽是社會主義和怎樣建設社會主義？

　　近些年來，我國在改革與發展中，高度強調並致力於保障和改善民生，將其作為經濟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為此，深化收入分配體製改革，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盡快扭轉收入差距過分擴大的趨勢，就顯得尤為重要。除改革和完善收入分配體製外，惠民生的一系列措施也配套出臺，如就業扶持、扶貧政策、全民醫保、社會保障、安居工程、興農富農、國家助學，等等。另外，轉變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擴大消費需求方面的政策措施，也與保障和改善民生密切相關。惠民生的方針政策和具體措施，都是體現了國家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的決心。十二五規劃綱要也指出：要「加大收入分配調節力度，堅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道路，使發展成果惠及全體人民」。怎樣認識和看待這一問題？有必要從兩個方面進行分析：從正面看，這是科學發展觀的理論與實踐的體現，也是社會主義本質的要求的體現，是完全正確的，會獲得廣大人民群眾的擁護與支持；從反面看，新中國建立已60多年了，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為什麽會積累了這麽多的民生問題，甚至出現了與社會主義本質要求相悖的兩極分化？為什麽直到近些年來才認識和認真著手解決這類問題？還有個問題：目前，一系列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政策措施是必要的，具有積極的正面效應。但是，能否由此真正消除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保證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與完善？還需要從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進行深層次的分析與研究。

　　理論與現實問題的產生、存在與解決，又涉及和回到一個老問題：什麽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

　　鄧小平針對改革開放前的「左」的理論與實踐，多次提出這個問題，事實上也回答了這個問題，那就是社會主義本質論和三個「是否有利於」的判斷標準論。

　　還可以補充提出一個問題：為什麽要搞社會主義？目的是什麽？弄清這個問題，才能弄清什麽是社會主義。而為什麽要搞社會主義、什麽是社會主義以及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既可以從宏觀層面的總的框架中回答，也可以從具體的實際層面來回答。馬恩列和鄧小平從兩個層面回答了這一問題。

　　首先，從直觀的具體層面來看，從廣大老百姓最關心也最容易接受的切身利益來看，搞社會主義，就是要讓廣大人民群眾擺脫在舊社會製度下遭受剝削、壓迫與窮困的處境，過上美好幸福的、人人平等的、日益富裕的生活。列寧指出：「只有社會主義才可能使所有勞動者過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只有社會主義才可能實現這一點。社會主義一定會實現這一點，而馬克思主義的全部困難和它的全部力量也就在於了解這一真理。」鄧小平批駁了「四人幫」宣傳的寧要貧窮的社會主義，不要富裕的資本主義的謬論，指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最本質的東西。我們知道，原始社會實行公有製，沒有剝削和兩極分化，但沒有共同富裕，沒有也不可能有「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因為生產力極端落後。在奴隸製、封建製和資本主義製度中，存在著剝削、奴役和兩極分化，沒有也不可能有共同富裕。「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與廣大勞動者無緣，只有少數富人——剝削者享受。需要深刻領會列寧的話：第一，「要使所有勞動者過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是指「所有勞動者」，不是部分勞動者，更不是少數剝削者和富人；第二，「只有社會主義才能實現這一點」，這是社會主義區別於以往一切社會的最本質的特點，是搞社會主義的最根本目的；第三，「社會主義一定會實現這一點」，實現全體勞動者的共同富裕，過「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是一個逐步實現的過程，特別是生產力落後的社會主義國家，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致力於這一目標的實現，而且要抱有信心，「一定會實現」；第四，搞社會主義必須「了解這個真理」，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全部力量所在」和「全部困難所在」，也可以說，這是社會主義的靈魂，離開社會主義的「這個真理」，就失去了社會主義的「全部力量所在」，就離開了馬克思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而弄懂和實現「這個真理」，又是搞社會主義的「全部困難所在」。

　　如果離開「這個真理」，即離開搞社會主義的根本目的是實現共同富裕，是使全體勞動者「過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轉而去講社會主義的其他方面，即使強調得再多，也會失去本質意義。比如，只強調公有製、按勞分配等，雖然也消滅了剝削和兩極分化，但只能是貧窮的公有製，貧窮的按勞分配，貧窮的社會主義。在「左」風盛行時期，不但將致力於發展生產力批之為修正主義的「唯生產力論」，還把致力於改善人民生活，提高人民物質文化水平，也批之為「經濟主義」、「福利主義」。生產的目的被模糊了，只能講為革命而生產，工人為革命而做工，農民為革命而種田。也不能言富，宣傳「窮則變，富則修(修正主義)」。粉碎「四人幫」以後，還需要理論界進行社會主義生產目的的討論，以明確是為滿足人民需要而生產。

　　怎樣實現共同富裕？首先要通過發展生產力作為其物質基礎。社會主義能夠也應當比舊社會製度更好更快地發展生產力。特別是像我國這樣在生產力落後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國家，快速發展生產力更是一個緊迫的任務。如果忽視生產力的發展，必然忽視共同富裕的目標。但如果發展生產力不是落腳於勞動人民的共同富裕，忽視勞動群眾的利益訴求，而是片面追求GDP，就會重資本，輕勞動。如果不問姓公姓私，不問姓社姓資，就會導致兩極分化，工農群眾淪為弱勢群體，幾十億、幾百億的富翁會日益增多。

　　必須明確，只強調和致力於發展生產力並不能保證實現共同富裕。西方資本主義生產力高度發展，但造成的結果是嚴重的財富占有的兩極分化。私有製是不可能真正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共同富裕的實現，要以宏觀層面的社會主義總體框架的存在與完善為條件。共同富裕要有製度安排作為其必要基礎，在私有製的基礎上必然會產生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意味著消滅剝削和兩極分化，這就要求應有的製度安排即所有製基礎只能是生產資料公有製。發展和完善社會主義公有製，是不會產生兩極分化的。鄧小平也明確指出了這一點。他說：「只要我國經濟中公有製占主體地位，就可以避免兩極分化」。【1】(P149)公有製經濟實行按勞分配，勞動貢獻有差別，收入分配也應有差別，但差別不會很大，公有製排除了憑借個人占有生產資料獲取高額收入的關系，特別是排除了資本剝削雇傭勞動的可能，為共同富裕提供了社會條件。

　　因此，快速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和兩極分化、實行社會主義公有製、按勞分配等，都是由讓全體人民「過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即由共同富裕的根本目的和本質要求引申出來的。

　　鄧小平提出社會主義本質，其出發點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落腳點是實現共同富裕。判斷社會主義事業的得失成敗，是三條「是否有利於」的標準，即：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社會主義綜合國力的提高，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所強調的還主要是發展生產力和走共同富裕的道路。這與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理論觀點是一致的。馬克思指出：在未來新社會製度中，「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將如此迅速，……生產將以所有人的富裕為目的。」【2】(P220)恩格斯也講：在社會主義製度下，「通過有計劃地組織全部生產，使社會生產力及其成果不斷增長，足以保證每個人的一切合理的需要在越來越大的程度上得到滿足」【3】(P336)他們都強調兩條：一是迅速發展生產力，二是以所有人的富裕為目的。

　　因此，只要弄清楚了為什麽要搞社會主義，搞社會主義的根本目的是什麽，那麽，什麽是社會主義的問題也就明確了。從本質規定上回答什麽是社會主義，可以講是快速發展生產力，逐步實現共同富裕。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就是緊抓發展生產力，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走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的道路，防止兩極分化。快速發展生產力和共同富裕，是建設和搞好社會主義的兩大抓手。判斷社會主義搞得好不好，首先主要看這兩手抓得如何。我國1957年以前，兩手都在抓，生產力發展得快，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也快。「左」風盛行時期，兩手都變軟，轉向抓階級鬥爭一手硬，結果是共同貧窮。改革開放以來的一個時期中，抓生產力一手硬，抓共同富裕一手軟，結果出現了收入差距過分擴大的趨勢。

　　什麽是共同富裕？需要弄清幾點：首先，共同富裕是個動態概念。沒有也不應有一個固定不變的標準。就我國的實際情況來說，全面小康水平實現了，就可以說初步走進了共同富裕。黨的十六大報告指出：「我們要在本世紀頭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人民生活更加殷實」。至2020年，我國人均GDP可達一萬美元左右，等於現在的兩倍。但不能停留在這個水平上。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財富的極大積累，共同富裕水平會不斷提高。

　　其次，我國是在生產力落後的基礎上建設社會主義的，盡管目前我國的經濟總量已占世界第二位，但人均GDP卻只有5000多美元，遠遠低於發達國家和一些高收入國家。根據美國《全球金融雜誌》2010年公布的全球182個國家和地區的收入排名，卡達爾人均90149美元，盧森堡為79411美元，挪威52964美元，新加坡52840美元，美國47702美元，瑞士43903美元，我國大陸處於世界後列。但由於我國經濟發展速度快於各國，人均GDP的增速也處於世界前列，共同富裕應當也能夠作為目標逐步實現。就是說，我國目前還沒有和不能實現共同富裕，但必須將共同富裕作為努力的目標，緩解和消除已出現的兩極分化，通過走共同富裕的道路，達到實現共同富裕的目的。

　　再次，我國實現較高水平的共同富裕，不需要等到趕上和超過發達國家人均GDP的水平。發達國家和其他高收入國家，都存在兩極分化，沒有共同富裕。人均GDP的高值，掩蓋了1%和99%財富占有上的對立。我國只要堅持公有製為主體的經濟製度，消除兩極分化，走共同富裕道路，人均GDP達到兩萬美元到三萬美元(等於目前的4倍到6倍)，就可以實現較高水平的共同富裕了。

　　因此，僅僅講快速發展生產力和共同富裕還不夠，需要有製度安排做保證。以國有經濟為核心的社會主義公有製經濟，就是必要的製度安排。社會主義公有製經濟既是消除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的必要條件和基礎，也是快速發展生產力的製度保證。在生產高度社會化的條件下，資本主義私有製已不能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要求。目前，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金融危機的漩渦中掙紮不出就是明證。社會主義公有製經濟消除了資本主義基本矛盾，有利於促進生產力的發展。

　　為了快速有效地發展生產力和實現共同富裕，我國就需要遵從科學發展的主題，使勞動者成為生產和社會的主人，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就要進行改革，搞好、搞活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就要實行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製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經濟製度。這就從宏觀層次的總體框架上回答了當前階段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

　　然而，正確的理論指導和方針政策，不能停留在文字上、口頭上，而重在落實。當前，廣大人民群眾強烈不滿的事實有兩個，一是貧富兩極分化，二是腐敗蔓延(腐敗的蔓延也與兩極分化、中外富商腐蝕某些官員和國企高官有關)。貧富分化的根本原因是什麽？如果不去追根溯源或回避根本原因，采取一些治標措施，固然也必要，但不能治本。所以，還有必要從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弄清下面的問題。

　　二、怎樣認識和看待我國目前出現的財富分配不公和貧富分化現象？

　　由國家發改委、國家統計局和中國社科院等編寫的《中國居民收入分配年度報告(2004)》披露：我國最高收入10%的富裕家庭所占有的財產總額占全部居民財產的45%，而最低收入的10%的家庭的相應比例為1.4%，貧富收入差距為32倍。這只是8年前的統計數據，而現在這個差距更是擴大了。

　　從基尼系數看，有關資料顯示，我國1984年基尼系數為0.24，以後不斷擴大：1994年為0.434，2000年為0.458，2004年為0.469，2006年為0.49。目前，估計已達0.5或0.5以上。

　　財富分配的不公，造就了我國日益增多的富豪。瑞信研究院2011年10月發布的《全球財富報告》表明，中國百萬美元以上的富翁已達百萬人以上，個人凈資產超過5000萬美元的，達5400名，僅次於美國，德國為4135名，日本為3400名，俄羅斯為1970名。《福布斯》2011年中國富豪榜顯示，中國個人或家族資產超過10億美元的富豪達到146人，胡潤富豪報告的創始人霍格韋在2012年的新聞發布會上說：中國擁有10億美元財富的人數其實可以翻倍，達260人。有大批富豪隱藏在人們視線之外。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中國的富豪數量，超過了除美國之外的一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這類統計數字未必準確，且互有差異，但依然可作為我們思考問題的參考。

　　不斷增多的富豪是怎樣產生的？從富豪排行榜來看，大富豪都是私營企業主，因而主要是靠發展私有製經濟起家的。此外，中國還有一批富人，如影星、歌星、體育明星和金融證券業界的高官等。《深圳特區報》2011年4月6日刊登一篇報道，指名道姓地講，海派清口相聲演員周立波，一年收入8000萬。據周自己講：「我兩年票房一億五千萬，我一個人頂得上幾個中型企業！」他除演出賺錢外，還有不少其他吸金活動，自曝活動出場費分三檔：「上海本地剪彩一次66萬元;外地剪彩一次88萬元；商業演出一次100萬-150萬元。」所以，一年收入總數不止8000萬。

　　電視劇的片酬幾年來暴漲，某些明星的片酬過去一集只兩三萬元，現今漲到20萬-30萬元，有的喊出一集50萬元甚至70萬元的高價。大陸的片酬高過臺灣和香港。一位明星出演一部30集的電視劇，兩三個月時間，可賺到600萬-900萬元甚至更多。許多歌星，一年收入數百萬元甚至千萬元以上。越是富人，越有機會賺錢。《深圳特區報》2009年10月23日按實名製報道了一批明星所住高級別墅的情況，所住豪宅都在億元以上。某明星10年前買一個1000平米的豪宅，1平米1萬元；到2009年該豪宅漲到8500萬元，凈賺7500萬元。從現在的價格看，可凈賺億元。

　　另一方面，我國還有不少需要救助的貧困人口。貧富差距不斷擴大。有些富人，在國內外大量購買高級奢侈品，高盛公司將中國列為超過美國，僅次於日本的第二大奢侈品市場，又報道「中國仍有大量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以下，每天的生活費不到1美元」。

　　怎樣分析和看待這種貧富差距呢？這是否肯定是貧富兩極分化呢？貧富差距擴大趨勢從上世紀九十年代後期就開始了。但直到本世紀初的前些年中，主要媒體一般只講我國出現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不提兩極分化。是否已出現兩極分化，學界還有不同的認識。這與怎樣認識「兩極分化」有關。有的學者否認出現了兩極分化，是根據我國不存在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事實做出的判斷。的確，我們應全面地、辯證地認識和看待我國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我國雖出現不斷增多的富者愈富的富翁階層，但不存在日益增多的貧者愈貧的窮人階層。應該肯定，隨著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生產力的快速發展，從總體上來看，全國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了，正在向全面小康階段邁進。應當看到，改革起步的1978年，還存在2.5億的溫飽問題沒有解決的農村貧困人口，現在已絕大部分脫貧。雖然還存在一部分需要解決溫飽問題的城鄉困難群體，但國家已將他們作為扶貧對象進行救助，且扶貧標準也逐漸提高。應肯定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獲得的巨大成就。這是問題的一方面。但另一方面，也應指出我國出現了貧富兩極分化的事實。從存量財富的占有來看，一方面是擁有幾億、幾十億、幾百億的富翁階層，另一方面存在著所占財富只能維持其最低生活水平甚至是「家徒四壁」的困難群體。從增量收入來看，大款大腕們一年收入數百萬數千萬甚至億元以上，而廣大弱勢群體年收入只有2萬元左右，甚至更低，相差百倍、千倍、萬倍。

　　考察貧富差距和兩極分化，不能只從絕對意義上著眼，還應從相對意義上著眼。馬克思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分析這一問題的方法。在《雇傭勞動與資本》一書中，他在分析資本主義關系時說：「工資的顯著增加是以生產資本的迅速增長為前提的。生產資本的迅速增長，會引起財富、奢侈、社會需要和社會享受同樣迅速的增長。所以，即使工人得到的享受增加了，但是與資本家的那些為工人所得不到的大為增加的享受相比，工人所得到的社會滿足程度反而降低了。……我們在衡量需要和享受時是以社會為尺度，而不是以滿足它們的物品為尺度的。因為我們的需要和享受具有社會性質，所以它們具有相對而言的性質。」【4】(P729)以這種分析方法來判斷，應當肯定我國的貧富分化是相對性質的而不是絕對性質的分化。下面可以用我國存在的具體事例形象地說明這種分化的相對性。《參考消息》2009年10月14日報道：一名中國年輕女子用400萬元買了一只藏獒，用飛機運回來的時候，派30輛奔馳車去機場迎接。讓狗住在恒溫的空調房間，每天吃雞肉和牛骨湯，喝礦泉水，1月花費約3000元。而一個普通清潔工的每月收入只有1000多元。報道說，「這個國家變成了世界上貧富差距最大的國家之一」。可以看出，即使清潔工的月收入增加一倍，也比不上那只藏獒的消費水平。與這位富姐的財富相比，更是天上地下。

三、造成貧富兩極分化的根源在哪裏？

　　社會主義要實現財富分配的公平，但公平不是平均，要反對平均主義。改革，就要改變傳統體製下職工吃企業的大鍋飯、企業吃國家的大鍋飯的不利於生產力發展的狀況，就要根據對社會貢獻的大小，拉開收入差距。對貢獻大的科學家、科技人員、管理人員和其他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者，給予較高的報酬是公平合理的。簡單地反對收入差距擴大並不科學。針對平均主義，拉開收入差距，使收入差距的擴大與各自勞動貢獻的差距相一致，是合理的，不應反對。需要緩解和消除的是收入差距過分擴大的趨勢，是貧富分化的出現。水稻專家袁隆平，為水稻高產做出重大貢獻，即使他收入再高，人民不會有意見。體育明星姚明曾年收入億元，也不會引來不滿，錢學森的收入與他的貢獻相比，恐怕是非常偏低的。講財富分配不公平、收入差距過大，不應也不會包括上述這種情況。事實上人們的不滿與批評指向並不在這裏，而是指向貢獻與收入脫節，或是低貢獻、無貢獻而高收入，或是依靠壓低職工收入進行剝削致富，或是靠投機鉆營致富，或是通過損害國家和人民利益致富等等，是指向這類富人階層。

　　造成我國貧富分化的原因，學界眾說紛紜，有多種不同的看法，都有各自的道理，但應分清淺層次的、枝節性原因和深層次的根本性原因。

　　腐敗是不是根本原因？需要具體分析。腐敗，是指為人民所痛恨的公職人員以權謀私的非法行為。如果把腐敗只理解為貪汙受賄，那就難以說明它是貧富分化的根本原因。這是因為，在貪官的行為暴露前，他一般作隱蔽狀，其所貪財富不會計入基尼系數。而當貪官敗露後，其所貪財富一律交公。再者，貪官畢竟是少數，占人口比重很小。即使將貪官納入暴富階層，他們至多是增加點富人數量，影響點基尼系數，而不會是造成兩極分化的根本原因。因為他們不是造成弱勢困難群體收入低下的根本原因。不過有一點應註意到：貪官接受開發商的賄賂後，會以損害國家和人民利益為代價，讓開發商獲得暴利，增加了非法致富者的數量。

　　分析造成貧富分化的根本原因即根源，要考察兩個方面：一是弄清為什麽會出現一個占有財富很大比重的富人階層；二是弄清為什麽會出現一個所占財富比重很小但所占人口比重很大的低收入群體，二者的統一才形成貧富分化。貪官與前者有聯系，但與後者無因果關系。

　　如果講腐敗，應看到腐敗的另一個層面。那就是在國企改製中導致國有資產大量流失的腐敗事實。我國國有資產大量流失，與企業主管和政府官員們的腐敗(包括經濟腐敗與政治腐敗)行為有關。這既造就了一批損公肥私、一夜暴富的私營企業主，迅速成為百萬、千萬、億萬富翁，又製造了大量失去生活保障的工人群體。這裏可引用「反腐作家」張平親身見聞的材料作為事例。由張平小說改編的電影《生死抉擇》，曾在國內產生過重大影響。張平2008年被選為山西省副省長。張平講過這樣一段話：「我原以為天下只有農民苦。後來發現完全不是那麽回事，工人一旦下崗失業，沒有土地，沒有糧食，比農民還苦。」他曾采訪過數十個國有大中型企業，他發現「一個個工廠迅速完蛋，全都與領導者大肆侵吞國有資產有關。而工人們很可憐，他們也知道腐敗在發生，但他們沒辦法。我沒想到工人這麽苦，原來的三線工廠X廠，工人大批下崗沒人管，集體自殺40多人，他們要用自己的死引起上面的重視，以期待拯救更多的兄弟姐妹，親人家屬」。張平還具體講述了企業蛀蟲們侵吞國有財產以自肥的千奇百怪的驚人事例(見《報刊文摘》2008年2月20日)。根據宗寒的《兩只眼看中國資產層》一書提供的統計資料，1982年至1992年，國有資產年均流失500億元，而在90年代，年均流失5000億元。全部流入私人腰包，造就了多少個千萬、億萬富翁。1998年至2002年的私營企業中，有25.7%的企業是由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改製而來。根據2005年的調查，私營企業中的35.2%原是國有企業。2007年的資料表明，私營企業的7萬億元的資本中，有至少1/3或以上是由國企和集體經濟轉移來的。這種轉移，除大量國有資產流失化公為私外，更多的是由大量國有中小型企業和集體企業改製為私營企業而來。而原公有製經濟中的職工則成為由私人資本支配的低收入的雇傭勞動者，還有大量國企工人下崗，成為生活困難群體。

　　可以看出，國有企業大量資產流向私人，又有大量工人下崗，是造成貧富分化的一個途徑。但需要將其與私有製經濟的大量發展和公私經濟主體地位逆向發展聯系起來統一考察，才能說明問題。

　　認為壟斷是造成貧富分化的根源也難成立。首先，國有企業並不都是壟斷企業，壟斷企業居少數。《人民日報》2012年5月17日發表的由三位記者撰寫的《競爭讓國企更優秀》一文明確指出：「提及國企特別是央企，很多人自然地就會想到『壟斷』。事實上從目前的行業分布看，90%以上國企處於高度競爭的行業。」即使是壟斷企業，利潤額高，但上繳稅收額一般高於利潤額，也高於私企外企稅收與利潤之比。國企利潤的主要部分用於積累，擴大生產，仍歸國家和人民所有，不像私營外資企業，利潤全歸私人占有。第二，有些國企高管的收入偏高，為世人所詬病，需要調整，但改革開放以來，國企在數量、產值和所占GDP的比重上日益降低，私營和外資企業占GDP的比重達到了70%-80%。根據《人民日報》2011年8月10日的報道，國家工商總局提供的統計資料顯示，私營企業達903.49萬戶，外商投資企業44.59萬戶，個體工商戶3601.13萬戶。而國有企業則不斷減少，根據國家統計局的資料，1998年，全國國有企業雖已減少很多，還有238000個。2007年下降到112000個，減少了一半多，現在更少了。2009年，國有工業企業只剩9105家。中央國企2003年有196戶，2011年減少為117戶。年收入幾十萬、百萬元或以上的國企高管數字未見到統計，但億萬富翁統計中未見國企高管，即使假定有幾千個或上萬個國企高管拿了高薪，也構不成全國貧富分化的原因。第三，更為重要的一點是，國有企業內部，無論屬於競爭性或壟斷性行業，都不會造成低收入的困難群體。有人指責國企職工的工資偏高，但國企普通職工的平均工資高於私企和外企職工，是好事而不是壞事。這正是社會主義企業優越於資本主義企業所在。正好說明認為壟斷是產生兩極分化的原因的觀點不能成立。還應看到一點：私營外資企業從銀行貸款還本付息後，其增殖的部分除繳稅後全部歸業主私有，而國有企業貸款還本付息後的稅後利潤，用於積累仍歸公有，而且還需要上交一部分利潤。由此看，國企普通職工收入高一點、相當於私企職工的近兩倍也並非不合理。當然，有的企業連抄表人員也年薪高達10萬元，是會引起非議的。

　　有人靠炒股致富，有人靠炒房獲得暴利，影星、歌星、體育明星、金融證券行業從業人員、國企高管、畫家以及科技教育界的某些人士獲得高收入，可以增加擴大收入差距的因素，擴大了高收入群體，會增大基尼系數，將其算入貧富分化的富方也可以。演藝界、金融證券界和國企高管的過高收入與低收入困難群體相比，存在分配的不公平不合理，過高收入應予以調節。但這不是造成兩極分化的根本原因。因為他們並沒有造成大量低收入困難群體。

　　有的學者認為，貧富差距擴大，是因為我國市場經濟發展不到位，不規範。似乎只要市場經濟發展好了，差距就會縮小。這種看法，既不符合市場經濟理論，也不符合歷史事實。西方學者認為，私有製的市場經濟承認分配不公平。例如，《現代日本經濟事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一書中，講到私有製市場經濟製度的三個基本原則時，指出：「私有財產當作生產資料使用時，就成為利潤活動的源泉，容易利用所有權的優越地位剝削工人」；市場機製的分配「是以不平等為前提」，「分配一般就是不平等的」；「在一夜之間既有可能變為大富翁，又有可能變成窮光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常識也告訴人們，在私有製商品經濟中，價值規律的作用，除自發配置資源和促進生產力發展外，還會促進兩極分化。從發達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國家的歷史事實來看，貧富差距呈擴大趨勢。2011年12月21日，《光明日報》轉載了德國學者舒爾茨的《美國貧富差距史無前例》一文，文中指出，「近100年來，美國的貧富差距從來未像現在這樣嚴重，一邊是占總人口1%的幸福的超級富翁，另一邊是占總人口99%的那些人。目前，400個最富美國人占有的財富超過1.5億底層美國人占有的財富總和。」我們看到，占領華爾街運動的口號就是99%對抗1%。文章又說：連美國中央情報局公布的報告中也說：「美國的貧富分化比突尼斯或埃及更為嚴重。」「從本世紀初開始，問題就不單單是社會出現兩極分化了，問題還在於分化在加速。2002年到2007年間，65%的收入落入了最上層的納稅者的腰包裏。雖然美國的生產率自新千年以來得到巨大提高，但大多數美國人沒有從中受益，民眾平均年收入減少了10%以上。」

　　尋找造成全社會兩極分化的根本原因，必須是既造成了一批財富日益增大、人數日益增多的富人群體，同時又造成了人數眾多的低收入群體。這就必然涉及所有製問題。應當註意到，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批評離開生產資料所有製抽象地談論「平等權利」、「公平分配」的錯誤。他指出：「消費資料的任何一種分配，都不過是生產條件本身分配的結果；而生產條件的分配則表現生產方式本身的性質」。這裏所講的「生產條件的分配」就是指生產資料條件分配在誰手中的問題。資本主義生產資料所有製，決定著資本主義分配方式；社會主義公有製，決定著社會主義分配方式。馬克思尖銳批評「庸俗的社會主義仿效資產階級學者(一部分民主派又仿效庸俗社會主義)把分配看成並解釋為一種不依賴於生產方式的東西，從而把社會主義描寫為主要是圍繞著分配兜圈子。既然真實的關系早已弄清楚了，為什麽又要開倒車呢？」所謂「真實的關系」，就是分配關系取決於所有製關系，生產方式決定分配方式。離開這種真實關系，不考慮所有製關系去圍繞著分配兜圈子，空談「公平分配」，是在開倒車，解決不了問題。根據馬克思的理論觀點和我國的實際情況，造成兩極分化的根本原因，只能是中外資本主義經濟即私營和外資企業的大量發展。私有製的小商品生產就會產生分化，我國有些私營企業就是從小商品生產起家的。而資本主義經濟則會擴大兩極分化的範圍和趨勢。私營經濟作為資本主義經濟存在兩方面的分化，一方面是企業間的競爭，優勝劣汰，會發生分化；另一方面是資方與勞方的貧富分化。資本利潤與勞動工資是天然矛盾的。資本處於強勢，追求利潤最大化；勞動處於劣勢，工資被盡量壓低。特別是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前20多年中，私企外企利用我國廉價勞動力，有的還嚴重侵犯工人權益，迅速發展，擴大資本積累，而工資一般低於勞動力價值。加之地方官員重引進，重維護外商利益；重內外資本，輕勞動；忽視維護工人權益，勞資利益分化就更加明顯。億萬富豪群由此產生，低收入的雇傭勞動者群體也由此形成。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貧富分化的趨勢已較明顯，基尼系數已超過警戒線，2000年已超過0.45。但多年以來，還宣傳處理收入分配的原則是「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初次分配重視效率，再分配重視公平」，表明初次分配可以不重視公平。事實上，收入差距嚴重擴大，正是初次分配不公的結果，靠再分配是不能有效縮小差距的，何況我國的社會保障製度還很不健全。這是重抓發展生產力而輕抓共同富裕的表現。

　　有關資料表明，目前，我國城鎮職工在私企和外企就業的比重已達80%以上。據《中國的人力資源狀況》白皮書顯示，2009年，國有單位就業人數占城鎮就業人數的比例下降到20.6%。另據《京華時報》2012年3月27日文章顯示，我國國有企業員工與就業總人口之比已不到8%。集體企業的數量和就業人口也已很少。這表明，我國絕大部分城鎮職工，成為受中外私人資本支配的廉價勞動力。他們的工資收入和勞動處境遠遠低於國有企業。從2009年起國家統計局，開始公布私營單位工資調查的主要數據。數據表明，2008年「我國城鎮私營單位從業人員數量大，但平均工資較低，約為17071元。」這個平均數中包括收入較高的工程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的收入，純工人的年收入比這個平均數會更低。有統計資料表明，國有企業職工的平均工資多年來幾近私企職工平均工資的2倍。國家統計局2010年發布的調查報告顯示，2009年全國國企在崗職工年均工資為35053元，而城鎮私營單位就業人員的年均工資僅18199元，只相當於國企的52%。

　　再看看外資企業的情況。美國蘋果公司是一家全球著名的電子科技產品生產企業。在美國，蘋果公司的員工待遇很高，年薪平均高於10萬美元，但它在中國搞「血汗工廠」。2010年1月至5月，蘋果公司在華最大供應商富士康公司的員工因不堪諸多壓力發生連續12起跳樓事件，震驚社會。為蘋果公司生產產品的在華三家富士康工廠，經國外維護勞工權益協會進行廣泛抽查，發現了很多問題。它「違反中國法律以及行規，要求員工每周工作60小時以上，有時還要求員工連續上班11天以上」，每天工作14小時也是常事。該維護勞工權益協會說：富士康公司的三家中國工廠存在「重大用工問題」，「有相當多的工人對自身健康和安全沒有把握」。經過對3.5萬名以上的員工進行調查，「發現了多處違反勞動法的現象」。美國多家環保組織和公平勞工協會的調查報告指出：蘋果公司在中國的供應商的產品是以「毒害環境、傷害社區、犧牲工人利益」為代價的。存在嚴重的健康與安全危險，以及勞動時間過長、拖欠工資等問題。工資低，60%以上的員工工資無法滿足其基本生活需求，有的員工拿不到加班工資。富士康擁有120萬中國員工，靠剝削大陸的廉價勞動力而獲得高利潤。據美國《紐約時報》2012年3月31日的報道說，「在擁有數十萬富士康員工的深圳市，最低工資標準已經從2005年的每月635元提高到現在的1500元」，「以美元計算的工資由於人民幣升值，增長更快。在2005年，按當時的匯率計算，最低工資為80美元，而現在已經達到240美元左右」。這個增加了的工資水平也遠遠低於我國國企的平均工資水平。

　　在維護勞工權益協會調查和富士康員工抗議的壓力下，在「西方消費者對工人工作條件的種種擔憂」下，富士康宣布要減少加班時間和大幅提高員工薪酬。決定加薪25%，達到月薪約400美元(合人民幣2600元)。大幅加薪後依然低於中國國有企業的平均工資。

　　總之，無論是私營企業還是外資企業，作為資本主義經濟，是不可能實現共同富裕的。目前，我國強調以人為本、公平正義、民生為重、共同富裕，強調改革與發展的成果要惠及廣大人民群眾，以扭轉抓發展生產力一手硬、抓共同富裕一手軟的格局。但是，中央的正確決策也遇到種種雜音的幹擾。有人反對公平分配，說什麽公平不能用秤稱，沒有衡量標準；有人仍主張效率優先，認為經濟發展了，蛋糕做大了，自然會趨向分配公平；有人提倡市場原教旨主義，認為目前的分配不公，種種矛盾，是市場經濟發展不夠和被扭曲的結果；有人主張私有化，認為國有企業壟斷、妨害了效率和公平。有人繼續宣揚「國退民進」，並謊稱這是中央確定的「改革方向」。其實，中央是一直不贊同這一提法的。這些主張和觀點都是不正確和不符合實際的。

　　我國要實現公平正義、共同富裕，必須堅持和完善以國有經濟為主導、公有製為基礎或為主體的基本製度。只有公有製才能消除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當然，國有經濟需要深化改革，完善其管理和運行體製與機製。但是，如果把已為數不多的國有企業也進行資本主義私有化，讓資本主義經濟占統治地位，則決不可能實現公平正義，讓人民群眾「過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看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和發達的市場經濟狀況，貧富差距不是縮小而是擴大。前面講過，100年來，美國的貧富差距不是隨著蛋糕的做大而趨於縮小，而是擴大了。另據統計，百分之一的最富裕美國人的稅後收入自1979年以來增加了兩倍，而處於金字塔底部的百分之八十的美國人同期收入只增長了1/3，美國企業主管的收入與普通工人收入的差距，由以前的30倍，增加到現在的300倍。目前，資本主義國家的金融和經濟危機以及又出現的債務危機，宣布了新自由主義在全世界的破產。西方民眾和學者在紛紛議論：「自由市場資本主義行不通」、「歐美資本主義製度陷入全面危機」、「應為資本主義看病」、「歐洲資本主義面臨最大考驗」、「資本主義體系行將瓦解」、「資本主義製度不再適合世界」、「美國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終結」，等等。從這些媒體的報道標題可以看出：主張私有化和自由市場經濟的新自由主義已日暮窮途，私人資本主義製度正處於危機，需要變革。而有人卻主張將新自由主義的一套搬到中國來實施，主張我國放棄國有企業，全盤私有化。如果這種主張在我國實現，還會有什麽以人為本、民生為上、共同富裕？社會主義將不復存在！

　　將我國貧富分化的根本原因，歸結為中外私有製經濟的發展所占比重遠遠高於公有製經濟的結果，並不意味著否定或輕視私營外資企業的重要作用，更不意味著主張「國進民退」壓減私有製經濟，也不意味著主張限製富人人數的增加和財產的擴大。只是主張應按鄧小平理論、我國憲法以及中央指導思想和社會主義經濟製度的規定，堅持和發展以國有經濟為核心的公有製經濟，堅持和完善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製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製度，不搞全面私有化。富人可以繼續富，但窮人不要繼續窮。富人應回報社會，盡些社會責任。除多交稅外，還應有善舉，關心和扶助困難群體，緩解社會矛盾和仇富情緒。私有製經濟可以繼續發展，但不應妖魔化國有經濟，搞「國退民進」，排斥國有經濟的發展。要把國有經濟搞好搞活，做大做優做強，有效發揮主導作用，控製國民經濟命脈，為全國人民創造更多的財富和增加全民的利益。



工人丙



關於」三次分配」的一點看法

當前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特色中國已經被」先富論」, 」不管白貓黑貓能抓老鼠就是好貓」,」造船不如買船,買船不如租船」,」摸石頭過河」,以及在各個企業, 科技界,教育界,衛生界等大搞自負盈虧,大批國營企業被賤賣促使私營企業大發展以及有的變成壟斷企業—富可敵國,少數人掌控全國大部分財富,不少企業被外資控製,造成了貧富懸殊。國外強敵窺視,國內各種矛盾突出。極右分子企圖配合外人搞」顏色革命」, 出現了各種帶路黨。 由於資產階級的殘酷壓榨,不少勞動者選擇」躺平」。。。。。。





而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官場本身由於汙泥濁水的沖擊而腐化墮落,腐敗官員盤根錯節,道德滑坡,人與人之間沒有了信任。 各類犯罪頻頻發生,當前根據現實拍的電視劇」掃黑風暴」掀起」熱」點,只不過反映的是中國黑社會的一個小角落而已。。。。。。 現在面臨重重困難,他們企圖利用」三次分配」來欺騙勞動人民。 這是國內一個朋友的看法,供大家參考!  



















  關於所謂的「三次分配」，一開始我沒怎麽關註，還以為又是哪一個經濟大家的發明創造，搜索了一下發現是厲以寧這個老匹夫提出來的，那就沒必要去細看他的理論了，也不值得花時間去聞他的那一大坨「理論」。不過可以猜測他應該會根據亞當.斯密的《道德情操論》來論述他所謂的「第三次分配」。另外也不用懷疑「三次分配」這個奇奇怪怪的玩意兒是誰在中央的財經會議上提出來的，厲大師的好學生李中堂正當其位，舍他其誰？當然，將這麽一個明顯有違憲法的「理論」當成寶貝疙瘩納入會議結論的人也相當奇葩。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製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製，即全民所有製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製。社會主義公有製消滅人剝削人的製度，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製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製度，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製度。」這一條裏面明確指出了「各盡所能、按勞分配」是主要的分配原則，這個所謂的「第三次分配」到底符合其中的哪一點了呢？阿姨您應該還記得《武訓傳》吧？武訓這個依靠「三次分配」辦學的「民間教育家」，當時感動了多少人啊！但就是對這樣的大善人，毛主席當年硬是親自撰文批《武訓傳》，一丁點情面都不留，大好的販賣同情、塑造個人慈善形象的機會主席不曉得用，非得把自己打扮成一個「惡人」，在大家都感動得稀裏嘩啦抹眼淚的時候去當頭棒喝，為什麽？就因為這個「第三次分配」與社會主義製度是相違背的，當時主席指出這是「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侵入了戰鬥的共產黨」，他還真是目光如炬、見微知著，我等後輩不得不服。這裏就不扯遠了，還是回到現實中來吧。







   現在特色中央想通過「三次分配」來平衡社會的貧富差距，我的評價可以用三個詞語來歸納：避重就輕、莫名其妙、癡心妄想。為啥這麽說呢，理由如下：







1、避重就輕，影響社會財富分配的關鍵環節是一次分配，就是勞資在新增社會財富中的分配比例才是決定性因素。以前數學網友曾經將「剝削」這個概念歸納為「老板，你的工資給少了」，社會貧富分化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剝削累積」導致了巨大的財富差異。最近中央采取一連串的手段遏製資本，起因有兩條，第一是第七次人口普查發現中國人口形勢嚴峻，第二是滴滴在美國上市囂張的出賣國家安全。為了促進人口增長，目前中央不計後果的打擊一切有礙年輕人生娃娃的資本集團，年輕人的「躺平」取得了初步勝利。無產階級不生娃這件事情，其實在任何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都很普遍，這其實是無產階級對「勞動力再生產」的消極怠工——既然你們狠狠的「996」，那麽我們就拒絕生娃供你們繼續剝削。所以，當剝削超過某個閾值之後，生育率就直線下降，這似乎有一定的規律。現在中央不敢直接幹預「一次分配」，一邊縱容資本的深度剝削，一邊又想緩和社會矛盾、縮小貧富差距，這當然是避重就輕。







2、莫名其妙，一個憲法裏明晃晃寫的「社會主義」四個字的國家，居然想要祈求資本家大發善心來體現社會公正，真是莫名其妙。







3、癡心妄想，我們記住馬克思關於「資本」的定義就行了。資本這玩意兒眼睛裏只有利潤，那裏會講道德，如果他們講了，那麽一定是有利可圖。資本家作為人格化的資本，最終會成為資本的奴隸，貪婪會不知不覺的附著資本家的身上。這一次騰訊反應迅速，很快宣布要拿出500億來搞共同富裕的項目，只能說騰訊公關團隊精明，只要他們在政治上和中央保持了一致，不對他們的核心產業（遊戲）下手，一個王者榮耀一年就會把他們的500億賺回來。阿姨您沒有看到關於遊戲是精神鴉片的文章被撤下來了嗎？這就是資本家的求生技能。不要指望「先富帶後富」，如果社會公平能夠得到體現，也就無所謂先富後富了。







  當然，局勢發展到目前這種狀態，我也能夠理解特色提出的這些政策，算是沒有辦法的辦法吧。





工人丁





一次分配是根本，是社會製度（公有or私有）決定分配，而不是相反；至於二次分配、三次分配，說好聽一點，就是對一次分配造成的貧富差距的調節。在真正的社會主義公有製下，是根本不需要二、三次分配的。

　　這幾天耳朵被磨出繭子的一個詞就是「共同富裕不是劫富濟貧」，然而，二次分配、三次分配不就是通過製度規範和道德動員的方式讓富人拿出一小部分錢接濟窮人？本質上難道不就是「劫富濟貧」？

　　無非是「劫富濟貧」這個詞太刺耳了。

　　在美國這樣的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對於作為一個階級的富人而言，「涸澤而漁」是不可持續的發展。長此以往，占人口絕大多數的窮人無力消費，生產過剩的危機不可避免；更進一步，窮人就要掀桌子了……因此，調節貧富差距是資產階級被迫而為的「治理理性」。

　　至於人民當家做主的社會主義，何時需要對富人點頭哈腰、用道德感化規勸富人「行善」了？

　　須知，「富人是有原罪的」！

　　首先，富人的「第一桶金」，或是來自血腥的「原始積累」，或是「化公為私」。雙匯「廢太子」控訴其父化公為私、肥美損中、偷稅漏稅、和秘書姘居的長文，看得吃瓜群眾一楞一楞的。一位老公知跑到胡舒立浸淫多年的某刊物新媒體發文《不要為雙匯「廢太子」的「大義滅親」叫好》，玩起了「親親相隱」的那套封建倫理。：　　

　　老公知說，「（監管部門）因為兒子的舉報而去執法，可能為投資人和國家能挽回一些損失，但與對基本人倫的傷害相比，是撿了芝麻，丟了西瓜」。——大清亡了這麽多年了，怎麽還冒出這種又臭又長的裹屍布，還好意思吹噓自己代表「普世價值」？

　　鉆著各種製度和法律漏洞，大把撈錢、榨取窮人血汗的時候，就宣稱自己是「民營企業」；這會兒蓋子被從裏面掀開了，醜惡暴露無遺，就改口說自己是「私人企業」、「家醜不可外揚」、「外人無權過問」……給資本充當乏走狗的大小公知們，做個堂堂正正的「人」不好嗎？

　　不僅僅雙匯是從漯河肉聯廠「化公為私」來的，幾千國企職工幾十年的辛苦努力最後富了一個萬家；號稱「北雙匯、南雨潤」的另一冷鮮肉巨頭「雨潤」，同樣是先改製一家國營肉聯廠，再蛇吞象般地先後廉價兼並十幾家不同城市的國營肉聯廠，才有了後來的規模；今天數得上號的巨頭，至少半數以上都有過類似的經歷，特別是某些房地產巨頭分明就是靠著將老國企私有化、白白拿到城市中心地帶的土地起家的。

　　至於現在已經發家的資本企業，本來通過「雇傭勞動製」榨取工人剩余價值已屬不義。然而，企業家們還不知足，連作為維系勞資關系最低準則的《勞動法》都從來不打算遵守，或是肆無忌憚的安排加班，任意突破最高工時限製還不支付加班工資，或是大量使用勞務派遣工，不給員工繳納社保，或是使用算法、AI等高科技手段，對員工實行慘無人道的壓榨……富人的每一分錢，無不浸染著勞動者的血淚！　　

　說「劫富濟貧」都算是客氣的了，窮人只不過是想要拿回他們該得的那一部分財富而已，何時變成「富人的施舍」？

　　不過，富人們終究是不打算「歸還」的。就以「二次分配」中的個人所得稅為例，2016年據官媒經濟之聲報道，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稅研究中心執行副主任閆坤在《關於個人所得稅若幹熱點問題的思考與建議》一文中引述有關統計稱，近年來工薪收入繳納的個人所得稅占比在65%左右。在目前的稅製下，占有社會財富近一半以上的富人上繳的個人所得稅卻不到個稅總收入的10%。

　　富豪們正在以各種各樣的方式避稅，例如「工作在大陸、工資在海外」，或者「錢在企業、不拿工資」。

　　在類似「開曼群島」這樣的避稅天堂註冊公司的好處非常多，除了逃避個人所得稅，企業家們還可以讓在內地的關聯企業把盈利做成虧損，把利潤做到離岸公司掌上，這樣連企業所得稅也能逃避。

　　劉強東和「奶茶」結婚的時候宣布，未來十年他在京東只拿1元年薪。八卦的網民以為他是防著「奶茶」，殊不知人家是防著稅務。阿裏創始人馬雲曾在央視一檔節目中透露，從1999年開始創建阿裏至今自己就沒有拿過1分錢工資；曾陷入天價年薪醜聞的平安董事長馬明哲，在2009年也決定將開始領取「零元年薪」。

　　這樣的做法是中國富豪從美國「取經」的結果。已故的蘋果創始人喬布斯、Facebook的紮克伯格、谷歌的布林和佩奇、甲骨文的拉裏、花旗的潘迪特、思科的錢伯斯、惠普的梅格……這些巨頭大佬早就加入了「一元俱樂部」。

　　某財經老幹部揭示了真相，「有的企業高管拿一元工資，這樣就可以避免繳納個人所得稅，然後把個人開銷算在了企業的費用上。」

　　參照2018年8月31日通過的《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的決定》，個人所得稅的構成是：

　　（一）綜合所得，適用百分之三至百分之四十五的超額累進稅率　　

    （二）經營所得，適用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三十五的超額累進稅率　

　（三）利息、股息、紅利所得，財產租賃所得，財產轉讓所得和偶然所得，適用比例稅率，稅率為百分之二十。

　　舉個例子，某企業高管原本年薪1200萬（月薪100萬），那麽他所繳納的個人所得稅就應該是1200×35%=420萬。

　　如果他將年薪調整到12萬（每月1萬），剩下的1188萬變成股息和紅利，他所繳納的稅就變成了12×5%+1188×20%=238.2萬。一下子少繳四成多、近200萬的稅。

　　如果他是企業股東或者老板，還可以選擇不分股息和紅利，將錢存在企業，進一步變成股份或企業資產，這樣可以少繳更多的稅，還不影響自己的身家。這一大筆錢將來怎麽變現？三次分配下成立「自主可控」的慈善基金會就是很好的解決方式了。（具體運作方式見筆者之前的文章《讓比爾·蓋茨在中國湧現，將是一場災難！》）

　　因此，在筆者看來，與其指望富人發善心捐款，不如先把該收的稅收了。既然明知富人們逃稅的套路，難道還不能反其道而行之，把這些路都堵死？

　　直接稅、資本利得稅、遺產稅、房產稅……這些一個都不能少，且要精準瞄向那些頂級富豪，但要防止地方官僚為了地方財政向根本不是富人的老百姓收稅，例如，農民辛辛苦苦進城打工在老家蓋了新房、在縣城月供了一套房，你還要以住房面積超標為由對著這樣的群體收「房產稅」，那就說不過去了。

工人階級談右派理論

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 二零二一年

這幾天許多人轉發過來張維迎的《市場經濟與共同富裕》一文給我看。我今天早上看了一下，作了一個如下的點評。



　　張文一開始就說：市場經濟需要經濟學家去捍衛，如果沒有市場經濟，就不需要經濟學家了。

　　這話就好像在回答我這些年在與人辯論時所提的一個問題似的。我的那個問題是： 如果自由市場經濟可以自發地安排好一切經濟活動，那麽還要經濟學家們幹什麽？ 經濟學家們早就會全部下崗了，為什麽他們至今還在為各種問題而絞盡腦汁，爭論不休呢？

　　現在張的意思就是說，市場經濟之所以需要經濟學家，不是因為市場經濟有問題，而是市場經濟需要經濟學家們來捍衛。

　　我的天，這也是太能說會道了吧！

　　首先，張維迎在這裏混淆了兩個概念：一般的市場經濟與私有化的自由市場經濟。

　　像張維迎等這些人口中所說的市場經濟，實際上是以私有製為基礎的，不受國家調控的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而不是一般的市場經濟而已。

　　所以，在下面的點評中，當我批評張維迎們所講的「市場經濟」時，我指的是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這也符合張維迎們的本意。

　　許多人會說：市場經濟就是以私有製為前提的，所以說市場經濟必然就是私有的和自由的市場經濟，否則就沒有市場了。因此根本不用提自由私有製的定語，直接說市場經濟就夠了

　　市場經濟與私有的自由市場經濟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不能混混為一談。

　　市場只是人們交易的平臺，它並不一定需要私有製為基礎的。我在多年前所寫的「 關於中國經濟的對話」 的有關章節中澄清過這個問題。實際上，市場經濟的基礎是分工，而不是私有製。

　　因為人的需要是多樣化的，而分工卻使大多數人從事一種產品的生產，許多產品還只是生產鏈上的中間產品，或者是生產者畢生都不曾用過的產品，那麽從事單一產品生產的生產者，是如何才能滿足其自己和家人的多樣化需要呢？

　　這就需要有市場的存在。在市場這個平臺上，從事單一產品生產的生產者以貨幣為媒介，買到自己所需的產品，從而滿足其生活的多樣化需要。這樣的市場是社會分工的產物，不管是國有製還是私有製，分工越發達的地方，市場就越發達。相反，在分工不發達的時代和地方，市場也就越不發達，比如在男耕女織的自給自足的地方和時代，盡管是私有製和自由經濟，沒有任何國家的計劃經濟，但是由於分工不發達，所以市場也就很不發達。

　　可見，市場是社會分工的產物，只要分工存在，不管什麽所有製，都需要市場做交易的平臺。誰反對過這樣的市場經濟呢？ 沒有的。

　　既然根本就沒有過人反對這種一般意義上的「市場經濟」，那麽張維迎所謂的「捍衛」 豈不是與風車作戰嗎 ？

　　張維迎們所捍衛的其實是私有的資本主義自由經濟。但是他沒有這樣說，要麽是他自己還不清楚，要麽是為了混淆視聽，包裝一下。

　　以公有製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經濟也需要市場經濟的平臺來交易產品，以滿足每一個社會成員不同的多樣化需要。但這並非張維迎所要的「市場經濟」，所以張維迎籠統地用「市場經濟」一詞，並不嚴謹規範。

　　張在該文中繼續說道：經濟學家們之所以要捍衛「市場經濟」、（註：他的本意其實是私人資本主義經濟）是因為他認為他所謂的「 市場經濟」 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平等的一種製度。

　　張維迎這個的話既不客觀也不中肯了。

　　難道中國那些的十億百億千億富翁們與千千萬萬個楊改蘭們是非常平等的嗎？ 這是睜眼說瞎話呢。

　　當然張維迎們會說，他們所說的「平等」 並不是結果的平等，而是起點的平等。就是說，他們認為，資本主義私有的市場經濟可以給每一個人提供平等的機會，按張維迎的話就是可以使出身貧寒的窮光蛋也能變成百萬富翁。

　　起點平等？ 難道中國楊改蘭們的孩子與王健林的兒子和柳傳誌的女兒都有起點的平等嗎？ 都有變成億萬富翁的平等機會？這是哄鬼的瞎話。

　　張維迎還說：正因為市場經濟是平等的, 所以招致了特權階層和既得利益集團的反對。

　　現在的資本主義社會中，既得利益集團是誰呢？ 不正是千千萬萬個資本家富豪們嗎？ 他們的熏天財勢讓他們擁有的特權不正是來自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嗎？這些利益集團怎麽能會反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呢？這不是胡說嗎？

　　在市場經濟中，特別是在張維迎們所主張的不受幹預的完全市場經濟中，連看病都成了有錢人的特權, 沒有錢的人只能等死。硬說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經濟是最平等的，這並不符合事實。

　　張維迎接著又說，反對市場經濟的人是出於無知。包括愛因斯坦，羅素那樣的人和一些經濟學家，他們反對市場經濟都是中了科學主義的毒，是無知。

　　我首先需要再次澄清一下：愛因斯坦也好，羅素也好，他們所反對的並不是一般的市場經濟，而是資本主義經濟。

　　至於誰更無知，說清這個問題需要的篇幅太長。因為張維迎的文章已經很長，我不能全部都作深入點評。

　　至於張所說的第三個原因，說反對市場經濟的人都是出於嫉妒，這純屬他個人的猜想而已。這樣的話題過於無聊, 略過。

下面就到了張維迎所講的：

　　「從歷史看市場經濟的奇跡」這一節了。

　　這大概是張維迎自己最得意的重點章節了。

　　這一段張維迎講的很長，但是可以一言以蔽之，即張維迎認為：人類目前的巨大物質財富和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都是近200年來的市場經濟所創造的成果。

　　在張維迎看來，今天的人類社會之所以能取得這樣大的物質文明成就，並不是現在的人們比古代人更聰明了，也不是現在的資源比古代更多了，甚至也不是由於科學技術進步了，而是市場經濟的功勞，完全應該歸功於市場經濟。所以張認為現在人類的物質文明成就完全是市場經濟帶來的奇跡。

　　我認為，張維迎說的不對，犯了歸因錯誤。

　　實際上，人類物質文明在近代的大幅度提高，是科技進步與工業革命帶來的。如果沒有科技進步和工業革命，人類現在還在用手搖紡車，也不會有汽車輪船，更不知道如何利用地下資源了，那麽，即使再有更多的陶朱公，沈萬三們的商業努力，也不會讓人類擁有現在的物質文明的進步，更不會提高全社會的生活水平。

　　就像如果沒有萬維網的發明者Tim Berners-Lee，那麽再有一千個馬雲，一萬個李彥宏，也不會有互聯網經濟一樣。

　　所以人類現代巨大的物質文明的進步，完全是科技的進步與工業革命的成果。而這種科技進步正是人類的認識革命帶來的。現在一個中學生所擁有的科學知識，遠遠超過了中國諸子百家的知識總和。從知識擁有量來衡量，完全可以說現代人比古代人更聰明了。張維迎說現代人並沒有孔子們聰明是錯誤的。

　　另外，以私有製為基礎的商品經濟，也並非是近200年的近代產物，而是古已有之，很長歷史了。比如在中國的商代，商品經濟已經很流行了，殷人就是因為善於貿易活動而崛起的，所以被稱為商人，建立了商王朝。實際上，不但中國的歷代歷朝不缺從商而富的百萬富翁億萬富豪 ， 比如陶朱公呂不韋沈萬三們，而其西方國家特別是中東阿拉伯國家和地中海沿岸國家的商業活動也有上千年了。然而，在科技進步帶來的工業革命以前，這上千年的商品經濟和私有製，並沒有給任何國家帶來什麽重大的物質文明的進步。以中國為例，中國的清朝人與2000年前的周朝人的生活水平沒有什麽大的區別。這說明了，私有製和商業活動在二千多年歷史中，並沒有創造什麽物質文明的巨大進步和奇跡。不論是中國的商人，還是地中海國家或者阿拉伯的商人，他們的商業活動並沒有帶來巨大的物質文明的奇跡。

　　顯而易見，如果沒有科技進步和工業革命，人類現在還在用手搖紡車織布。商品經濟和私有製也許可以使沈萬三們有穿不完的綾羅綢緞，卻無法讓天下人都可以免於貧寒。

　　實際上，中國到了清朝時期，盡管中國已經有了悠久的商業歷史，也有過許多商品經濟所創造的富豪們，但是由於沒有科技進步所帶來的工業革命，中國社會的物質文明並沒有什麽起眼的進步，特別是社會的整體生活水平與2000年前的周朝一樣，沒有什麽不同。

　　張維迎又繼續侃侃而談，說在市場經濟中，因為私有製，私人老板需要對利潤負責，所以就會對產品質量等等負責。文中雖然說了一大堆，大都是在復製亞當斯密們的陳詞濫調。

　　當然，在張維迎這樣的市場經濟的迷信者們看來，市場經濟可以自發地擺平一切，無論是數量還是質量，因為私人企業家需要對自己的利潤負責，即使出於私利也一定會對自己的產品的質量等等負責。

　　這個觀點與事實是不符的。實際上，自從中國實行了私有化自由市場經濟以來，假藥假酒假蜂蜜假奶粉等等層出不窮，無不是出於私人老板們對利潤的不懈追求而來的。為了利潤，不惜偷工減料，造出的豆腐渣工程觸目驚心，可謂罄竹難書。而且，為了在市場競爭中取勝，還導致了劣幣驅逐良幣，在許多行業普遍競相降低了產品的質量，比如自來水管，使得廉價的有毒的水管通往千家萬戶，很多假冒偽劣產品，比比皆是。這是所有中國人每天都看見的事實。

　　所以，作為一個人，起碼要事實求是，不能為了個人利益而信口雌黃。

　　如果硬說這些事的發生，不能怪罪私有製的自由市場經濟，而只能怪國家監管不到位，那就是強詞奪理了。實際上，當把這些問題歸因於國家監管不到位時，就等於承認了：自由市場經濟的自發機製或者「看不見的手」是無法解決這些問題的,是失敗的。

　　張維迎這裏的觀點來源來自亞當斯密們。亞當斯密的兩本書，我上大學以前就看了。亞當斯密其實只是在一個簡單的思考層次上說過：國家和教會不用教育商人們任何商業道德規範。因為，在亞當斯密看來，商人們出於自己的私利，也會盡量把事情做好，把產品質量搞好，不會弄虛作假，坑蒙拐騙的，因為那樣會砸了自己的牌子，所以，完全不用去管，市場經濟的看不見的手也會讓為自己打算的商人們出於自私自利的目的而做出有利於他人的商業活動。

　　不知道為什麽，亞當斯密如此簡單淺白的見解，為何在中國的知識分子中引起如此廣泛地共鳴？說實話， 亞當斯密這個觀點其實與中國農村的老年智者們的思考水平一樣，只包含了一部分相對合理的成分而已。可能正因為其膚淺明了，所以被中國人廣泛接受。 張維迎只是其中之一。

　　現實生活已經證明了亞當斯密的這個觀點太樂觀，太簡單，太天真了。實際中的商業世界充滿了欺詐；假冒偽劣，坑蒙拐騙，弄虛作假層出不窮。

　　但是，這都不是主要的，還不是亞當斯密們的理論的根本缺陷。

　　在我看來，還有另一個更基本的問題則是亞當斯密及其信徒們所沒有觸及到的。

　　這就是：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在其自我機製的作用下，必然失去平衡，導致了生產過剩和經濟下行。

　　這個機製完全是數理邏輯的問題，與商人們的道德水平如何，或者政府是否嚴管都沒有關系。 因為資本主義經濟本身就包含有一個基本悖論，導致了資本主義經濟在其自我機製的作用下，一定會發生相對過剩，這已經成了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瓶頸。

　　這個問題是我提出來的。解決這個問題需要理科思維，需要從系統論和動力學的觀點去分析觀察問題，讓經濟學從政治啦人性啦道德啦心理啦等等文科範疇內走出來，成為一門理科學。其實經濟學在西方的大學已經被歸到理科了。而中國的經濟學人，尤其張維迎那一代，當年考大學時都是文科生，善於言辭，但思維只能停在事物的表層，無法深入，也無法處理稍微復雜一點的邏輯關系，所以他們反對「科學主義」進入經濟學，就很容易理解了。他們只能拉來像亞當斯密那種粗淺的初級經濟學作為自己的虎皮唬人，靠販賣亞當斯密的牙慧混飯吃。

　　然而，他們的觀點雖然膚淺簡單，卻容易被一般大眾所接受。因為一般人只能接受憑直覺和經驗就能理解的東西。所以，越膚淺的東西越受眾廣泛。而理科理論則需要推理和思辨能力, 不容易為大眾所理解和接受。這是一個嚴重的問題。

　張維迎又羅列了改革前，中國經濟的種種現象，以證明改革後市場經濟的巨大成就。這其實反映了中國經濟學家們的思想狹小。因為，中國經濟的並非只有改革前與改革後的兩種選擇，還有其它選擇的。

　　至於改革前的中國經濟的種種問題有很多原因，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中國改革前的經濟性質，至少對於中國的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來說，依然是資本主義經濟的，是一種國家資本主義經濟。盡管它是計劃經濟，但這種計劃與富士康的計劃一樣，仍然是資本主義。所以，改革前的中國的貧窮等等，主要是為追求國家資本的積累而壓製勞動者的收入這樣的資本家的理念造成的。改革不過是從國家資本主義走向了私人資本主義。

　　然而，中國的改革智囊們，卻認為中國的經濟問題是由於缺少了資本主義殘酷剝削造成的，所以他們的改革就是要中國補上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課，開始了「補課論」指導下的改革。

　　深入討論這個問題有點大，這裏就不展開談了。還是讓我們回來看看在張維迎在這篇文章中還談了什麽。



　　張維迎在文章中說到：「政府和慈善組織在解決貧困問題上是可以有所作為的。但我們必須明白，扶貧的錢形式上是政府或慈善機構給的，本質上是企業家創造出來。政府和慈善機構能做的只是把財富從一部分人手裏轉到另一部分人手裏，不可能無中生有。正是企業家創造了財富」

　　對此我要簡單說幾點：

　　（1）如果承認政府可以通過二次分配解決社會貧困問題，那麽就等於承認了自由市場經濟會產生社會貧困問題的，而自由市場經濟卻不能解決這些問題，反而導致了貧富懸殊的加劇，導致了貨幣沈澱，商品過剩，市場蕭條，爆發經濟危機。

　　我認為正是自由市場經濟本身的這些問題，才催生了現代經濟學，而不是張維迎所辯稱的那樣：因為自由市場經濟太美好了，所以需要他們這些人來領薪捍衛之。



　　（2）政府二次分配所轉移支付的資金是來源企業，但是可以來源私有企業，也可以來源國有企業呀，並非離開了私有企業，國家就沒有了財政收入。相反，在中國，目前的私有企業的產值早已已經超過了國企，但是納稅卻少於國企。以中國製造業500強為例，在2013年製造業500強中，國有企業以66.65%的收入份額貢獻了85.07%的納稅份額。國有企業的百元收入納稅率為8.69元，是民營企業的百元收入納稅的3.05元的2.85倍。（數據來源杜建國）

　　這沒有什麽奇怪的。私企天性是不願意繳稅的，所以私企普遍偷稅漏稅成風。國企除了依法交稅，還應該繳納稅後的利潤。各國的國企的利潤都是國家的社會保障和公科教文衛等等開支的重要來源。如果聽從自由經濟派的主張，全面私有化，市場化，小政府，少收稅，那麽別說社會保障製度，而且全國的公教科文衛的開支都必將萎縮，包括張維迎所在的公立學校也要關閉了，只有到私立學校去就業。

　　問題是這樣的私有自由市場經濟的理想國，會產生嚴重的經濟問題，導致了宏觀經濟在整體上失去了平衡。國家的二次分配不僅是為了緩解私有化經濟所帶來的貧富懸殊社會問題，也是宏觀經濟整體保持自我平衡的主要手段，具有重大的經濟學意義。在我看來，高稅收~高福利不但提高了社會進步指數，而且對於維持貨幣循環，保持宏觀經濟的整體平衡也是至關重要的。二戰後，西方國家之所以能夠克服過去周期性發作的生產過剩危機，享受了多年的經濟繁榮，從而進入了富裕社會。正是因為西方國家放棄了過去的小政府大市場的政策，實行了大政府的國家幹預，從而克服了自由經濟周期性發生的經濟危機的破壞，才取得了這樣的進步。可以說，一個國家的二次分配在GDP中占比越高，經濟的自由程度就越小，社會貧富差距也越小。這是西方國家在財政上實行了社會主義的幹預政策帶來的。然而給西方國家帶來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宏觀經濟政策，卻是與西方國家的私有企業製度的經濟體製相矛盾的，所以在經濟上造成了西方國家的資本外逃，在政治上造成了的兩黨激烈鬥爭，引發了社會撕裂。

　　但是腦子被資本主義企業經濟的生活經驗所籠罩的井蛙們是看不到這一點的。他們誤以為西方國家的富裕是資本家們殘酷剝削積累的結果，所以主張補課論，即讓中國補上資本殘酷剝削的課，只是現在給這個資本主義補課論包裝一個市場經濟的名稱而已。

　　總而言之，通過政府的二次分配介入，進行經濟調節，就已經不再是自由經濟了，而是受調控的市場經濟。這是全世界的亞當斯密和哈耶克的信徒們所堅決反對的。



　　張維迎還以財富排行榜上的富翁排名會換人的「 垂直流動」 為由，來證明其私有製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只有階層，沒有階級，可以讓收入更公平，所以張維迎據此斷言：私有製的自由市場經濟是最公平的製度，是唯一能實現共同富裕的獨木橋。

　　我不知道中國首富從王建林換成馬雲，與中國月收入不到一千元的六億人有何關系。印度，印尼，墨西哥，海地，等等上百個國家，一直實行的是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很多年了，他們的首富也換過多次，他們因此實現了共同富裕了嗎？

　　即使在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時代，也不是皇帝永遠是一家的，地主也不會永遠是地主。貧民朱元璋也做了皇帝，難道那時中國就是只有階層，沒有階級的共同富裕社會嗎？

　　張維迎最後引用「賣拐」小品節目，說反對私有化的自由市場經濟的人都是「賣拐者」, 把健全的市場經濟說成是疾病纏身。實際上真正的賣拐者是在販賣私有製的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的拐，還把這個拐包裝成了通往共同富裕的獨木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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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3 天前 | 显示全部楼层
工人階級談中國社會 一

作者 中國勞工論壇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一年

二零一二年

河南：融資公司跑路，破產投資戶元旦示威

2012年元旦，數千向融資公司借錢的投資戶（也有報道稱3萬人）聚集在安陽火車站，要求政府解決非法融資問題。示威者高唱國歌，並試圖沖入火車站、堵截京廣鐵路幹線；火車站全面戒嚴，附近交通要道路口被特警封堵。當局調動上千警力到場驅散示威者。據稱當時警察持槍要求示威者「十分鐘內離開現場」時，有人高喊「向我開槍。」到了下午人群逐漸散去，沒有引發暴力沖突。

1月2日安陽官方稱將「最大限度為群眾挽回損失」，同時將「全力以赴做好穩控工作」。

事實上，早在11月中就已經發生過因非法集資公司超越集團破產，投資民眾封堵交通和集資公司的現象。而在12月26日，更有數百名民眾前往市政府請願，要求政府幹預，但都遭到當局的打壓和驅散。

相關報道稱，事情起因是安陽一些大型融資擔保公司突然失蹤，涉及資金越400億元；而當地兩成家庭牽涉其中，導致很多人傾家蕩產。

其實早在去年7月安陽市思麒汽車租賃有限責任公司通過汽車租賃進行變相融資的事情就暴露了出來，當時思麒已無力償還租車人的押金。7月到10月，全安陽市已有多名借貸老板「跑路」，知情人士稱，安陽當地政府將40多家本地和外地借貸企業被列入非法集資黑名單，其中超過10家借貸企業遭到刑事立案。

據《第一財經日報》報道「成立於2000年的思麒公司曾被視作該市最大的汽車租賃公司。公司僅在安陽就擁有汽車2000多輛，多為奇瑞、QQ、吉利熊貓以及長安奔奔等微型車。」看是一個正常的汽車租賃公司，然而其卻喊出「零元租車」的口號。宣稱：「租車人只需交納每年365元的會員費，就可免費使用汽車一年，車輛保險、上牌、保養等費用均由思麒公司負擔。」但根據租車協議，租車人必須向思麒公司預交相當於車輛市價1.8倍到2倍不等的「押金」後，方可獲得租車資格。實際上這就是一種非法集資的手段。

眾多融資公司通過諸如此類的虛設項目、房地產公司高息貸款、汽車租賃等方式集資。而且安陽高利貸幾乎處於公開的狀態，有房產公司在市區設立六七個接待處公開收錢。

而且幾乎是全民參與，據安陽銀行系統人士稱「基本上是全民集資、全民高利貸，就市區居民而言，參與程度達到3-5成是沒有問題的。市郊農民參與能達到8成以上。」（《時代周報》）

而由於資金鏈斷裂，到了11月已經有多名借貸老板「跑路」。40多家借貸公司由於涉及非法集資被列入黑名單，10多家借貸公司被刑事立案調查。這40家企業中「房地產企業有12家，煤炭企業僅1家，其余均為投資性質的企業和一些名目可疑的公司。」而在此不久前『安陽市政府發出的「防範和打擊非法集資有關事宜的緊急通知」中，就將擔保公司、典當行、房地產公司、投資公司、汽車租賃公司等作為重點監管對象。』（《時代周報》）

這一情況如同2009年的伯納德•麥道夫案的重演。當時其詐騙金額超過600億美元，其受害者包括匯豐銀行等大公司。而麥道夫公司操作其「龐氏騙局」已經數十年，但由於當時經濟危機導致其資金鏈斷裂，騙局最終暴露。

事實上，在2003年時安陽市也曾爆發過一起華通公司非法集資案，涉案金額2.8億余元。其執行董事2005年最終被判死刑，但仍給集資戶造成將近6千萬的損失。當時部分集資戶曾於2003年9月堵截京廣鐵路，迫使鐵路停運17分鐘，4輛火車停運。

在2008年末，中國政府推出4萬億經濟刺激方案以挽救經濟，然而卻導致了銀行業在內的金融業的瘋狂誇張。而從2010年下半年開始當局為了防止銀行危機、抑製通貨膨脹開始嚴格限製新增貸款，由此導致眾多項目資金不足。由此包括地下錢莊在內的影子銀行系統急劇膨脹。然而隨著經濟增長放緩，房地產泡沫的破滅。這些地下銀行和所謂的融資公司面臨資金鏈斷裂，由此出現了眾多無法還貸的情況。溫州資本家潛逃和現在安陽融資公司跑路都印證了這一情況。

而這只是中國地下融資借貸的冰山一角，隨著國內國際經濟情況的日益惡化，這些地下融資平臺或者影子銀行系統的問題也會越來越多的暴露出來，並影響到銀行業本身。事實上，大量影子銀行的資金也是通過第三方融資（如國有公司）而來自合法的銀行系統。

隨著資本主義危機形勢的逐步發展，中國階級矛盾和社會沖突將愈發尖銳，新的鬥爭浪潮將席卷入更多的工人、青年、農民和底層民眾，社會主義者需要為新到來鬥爭最好準備。

農村與青年：采訪大學生「村官」——青春沒有在基層綻放

青年人包括大學生的就業問題由於經濟危機而更加嚴峻。幾百萬大學生找不到工作。而找到的工作往往也是天天加班，工資每月一般也就兩千元左右但除去高額的房租和食品支出每月所剩無幾。

從2006開始，全國陸續推出大學生「村官」計劃。「村官」工資從低的一千多元到高的兩三千元不等。雖然相比從事IT、翻譯等工作工資較低，但是大多數地方「村官」（免費）包吃包住，得到的工資不需要用於房租，食品等生活開銷。另一方面比起城裏的白領天天「自願加班」，「村官」的每天工作也相對輕松很多。更重要的是當上「村官」後就有很大的可能性進入體製內，比如重慶市「村官」兩三年後就可以「自動」轉成公務員，而其他省雖然不會自動轉成公務員，但也有針對「村官」定向的公務員考試（例如今年中央機關招錄了大學生「村官」81名），「村官」也可以競選當地的村（社區）支書、主任。與此同時現在很多公務員考試要求參考者要有兩年以上工作經驗，而「村官」工作兩年後就滿足了這一條件。

相比幾千人選一的公務員考試，考「村官」還是容易很多的。因此當「村官」就被很多大學生視為進入仕途的捷徑。對於那些來自官商家庭的大學生（比如采訪中談到的有車有房的「村官」）來說，看中的顯然不是「村官」的工資而是想通過「村官」工作進入體製內。

而「村官」各自的家庭也會對其今後的升遷產生影響。對於本身來自官僚家庭的「村官」來說，通過父母在政府中的關系，今後的升遷機會就會很多，而來自資產階級家庭的「村官」通過家庭與政府官員的權錢交易等等也會得到很多機會升遷，而他未來在政府中的位置也會為他或者他的家庭的生意提供不少便利。例如近年來頻頻爆出的「最年輕市長」、「最年輕局長」等等。

另一方面，當局招收大量「村官」也是為了向中共官僚體系註入新鮮血液，增加政權的基層統治能力。就比如在采訪中提到的鎮政府裏大多數原來的公務員都是四五十歲的，其中很多都不會用電腦。

而對於在政府裏工作的大學生，官僚製度也對他們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他們學生時代的激進化的「青年病」蕩然無存。這並不只是因為他們靠國家預算生活，而主要是由於他們的工作具有「精神的」性質，必然會在他們和官僚體製和有產階級之間建立起精神上的聯系。就算平時私下言辭激進，工作中也只能是領導的「打字機」、「傳話筒」。他們不得不與工人、農民、窮人等處於經常的對抗中，「他們被迫反對工人，捍衛資本家的利益。這些職能最後使他們的觀念和觀點適應於自己，這是不言自明的。」「他應當在自己的心中以及在自己說話的聲音中找到與部長、銀行家和他們的高級娼妓的愛好和習慣相一致的調子。」「他們被迫出賣的可不是純粹的勞動力，不是自己緊張的體力勞動，而是自己的整個人」。（引自《知識分子與社會主義》，托洛茨基）

最終經過一段時間在政府裏工作的經歷，原來剛畢業的大學生也官僚化了，成為了「合格的中國特色資本主義的接班人」。

以下是中國勞工論壇對重慶某地的一名「村官」的采訪，在采訪中這名「村官」談到了「村官」被截留，黨政不分，中共基層黨組織渙散，三公消費等問題。

能解釋一下大學生「村官」究竟是什麽嗎？

在重慶就是指選派到建製村擔任村支書助理或者村主任助理的大學（畢業）生。如果是黨員就當村支書助理，非黨員擔任村主任助理。按照重慶的政策選派生服務兩年後（2011年新招的「村官」要服務3年），經過考核後就可以被錄用為公務員。據我所知這在全國是獨一無二的。

你當「村官」多久了？

一年多了。

「村官」待遇怎麽樣？

我每月有工資加補貼大概1800元。人身傷害和醫療保險每年200元（這個是商業保險不屬於社保，沒有五險一金）。我有個朋友原來在四川當「村官」工資就1200元，不過聽說今年四川的「村官」漲工資了。我們鎮上新來的幾個事業單位（編者註：這裏指一些參照公務員管理的單位，它們不是以盈利為目的，是一些國家機構的分支如社保所、畜牧站） 的大學生，他們的工資只有六七百塊。因此相比事業單位的大學生，我們的工資還可以。

除了工資以外，我們有免費宿舍，一人一間臥室。平時在食堂吃飯也不花錢，水電費也不用交。不過據我所知每個鎮的待遇都不一樣，很多經濟發達的鄉鎮「村官」年終能發很多錢，有的鄉鎮（街道）還有幾百元的夥食補貼，有的離縣城很近的鎮每天上下班還有專車接送。

能談一談你為什麽會當上「村官」？

其實主要是家裏的壓力。當時並不想報考，覺得「村官」和自己所學的東西一點關系也沒有，自己一點也不想做行政類的工作，但父母覺得這個工作穩定，公務員的待遇不錯，不像公司裏面天天加班。所以也就是考試前一天看了一下書，最後還是考過了。當時也找其他工作，不過到了鄰近畢業的時候還是沒有找到工作，由於家裏的壓力和害怕失業最後就去縣組織部報到了。

你們學校考「村官」的多嗎？

我們學校考的人很少。因為我們學校是211工程的，如果是黨員或者班幹部可以考選調生，不過考的人也很少。  我是理工科，在我專業近60個人中除了我就只有1個人考了選調生。

其實大多數人並不清楚相關信息。我也問過我們專業很多人想不想考這個，但他們覺得自己不適合在行政部門工作，更願意從事技術類工作。

你們鎮上「村官」的學歷怎麽樣？

我們鎮上本科和大專的都有，本科生中還有三個來自211、985工程的學校。我這一屆全縣還有幾個研究生。據說今年這個縣還來了一個博士當「村官」的。

其實鎮上大部分「村官」都是在外面工作（大多數在重慶市工作）了一年以後才來考「村官」的。他們覺得「村官」的工資待遇都還可以，雖然工資沒有外面高，但是不用交房租，吃飯的錢也省了，因此實際上能夠讓自己支配的錢並不比在外面工作少。另外鎮上的消費水平也比在主城低很多，平時自己想花錢都沒有地方花，能夠存上錢。另一方面覺得在外面打工沒有什麽前途，作為普通打工者沒有多少晉升的機會，而且工作也不穩定。而「村官」至少兩年後是公務員，之後可以通過各種途徑往上升，就算永遠只是辦事員（這種情況幾乎不可能）也是一個十分穩定的工作。

你們鎮上一共有多少「村官」？

到現在一共來了4屆，前兩屆的「村官」已經轉成公務員了。「村官」和「前村官」加在一起一共有十多個人。

你們鎮上「村官」的家庭情況？

據我了解其中有一個有親屬在縣裏當公務員的，有一個父親是本鎮一個村主任，有兩個家裏應該很有錢因為他們在縣裏都有一百多平米的房子而且在前幾個月都買了小車，還有個來自農村的家裏很窮還欠很多錢。其他的就不是很清楚了。

（鎮上）「村官」中大概接近一半是外地的，其中還有一個是外省的。本縣的人中有四個家裏就是本鎮的人，有兩個平時都住在鎮上自己（父母）家裏。

據你了解「村官」中來自公務員家庭的多嗎，對他們當「村官」和今後的發展有什麽影響？

應該占了相當一部分。其實如果你家裏有人是公務員，你得到信息就比別人多很多。比如，「村官」考試很多其他大學生連知都不知道，就算知道也不清楚「村官」的待遇，「村官」未來的發展等等。而據我了解到有的公務員家庭的子女一年前就開始準備（考試）了。而且家裏有人是公務員，自然也可以通過各種關系找人說情，而且考上後也可以（被）分到好的鄉鎮（街道）工作。

據我所知分到街道辦事處和鄰近縣城的鄉鎮的「村官」中很多都是在縣裏甚至市裏有背景的，而離縣城遠的鄉鎮（政府裏）家裏有人當官的「村官」相對就會少很多。因為「村官」到哪個鎮都是直接由（縣）組織部決定的，如果家裏有人在縣裏當官，或者認識組織部的人，當然就可以分到好的地方。

不光是「村官」，很多其他考試，比如事業單位招人也都這樣。我們縣今年就有一個文件說要在「村官」和選調生中招聘幾名鄉鎮領導，我們鎮上一些老的公務員說我們去了就是去當炮灰的，人早就定好了。

此外有很多招人的文件本身都是「量身定做」的。今年曾近有過一個遴選已經轉成公務員的前「村官」到縣裏部門工作的考試，其中很多要求很奇怪。比如檔案局的招人的要求是要有一年檔案處理的工作經驗，「村官」根本就不可能有這樣的經驗，除非他之前曾被借調到檔案局工作過。

你們「村官」都做些什麽工作？

我們鎮上「村官」會被分到不同的辦公室，比如信訪辦（又叫維穩辦）、計生辦、黨政辦等等，他們主要負責做具體的工作。此外一旦上面有大的任務下來，比如人口普查，農房頒證（編者註：給農民的房子頒發房產證，之前農民沒有宅基地上的房子的房產證），大部分「村官」都要把時間同時花在這些事情上，也有可能自己辦公室的事情暫時不做了，專門搞這些所謂的中心任務。

能談一談「村官」被截留的情況嗎？

我們鎮的「村官」都不住在村上，其他鎮也一樣。「村官」一般上都截留在鎮鄉（街道）。實際上全國的情況應該都差不多，我有個朋友在四川做「村官」，那裏「村官」同樣被截留在鎮上。

鎮裏除了前「村官」、選調生外，其他公務員年紀都比較大。其中三十多歲都很少，大多數是四五十歲的。

他們對電腦不熟悉，而現在辦公基本都要有電子檔。另一方面有了「村官」後，原來的公務員也有了依靠，大部分具體的事情都讓「村官」做了。鎮裏領導說如果真的把「村官」都弄到村上，政府就沒法運行了。

今年的幾項大的任務基本都是「村官」具體在做，比如人口普查，土地頒證等等。他們說沒有這麽多「村官」根本完成不了，而且有人說就是因為有了這麽多「村官」才會有這麽多任務。其實以前政府處理這些任務的時候人手不夠的時候會把任務包給外面的人比如打印店或者學校的老師等等，現在有了「村官」就不用花錢把任務包出去了。不過也聽說有的鎮上的「村官」做事情比較拖，最後任務完成不了，那個鎮也只好把任務包出去。

今年下過一個文件要求鄉鎮（街道）和縣級部門嚴禁截留「村官」， 被截留的大學生將不能轉正。鎮裏的領導最開始還想讓我們去村上住幾天再回來，但後來就不了了之了。我聽說有個鄉鎮讓「村官」下村住了一個月再回到鎮上去的。今年查的嚴的時候，一些村幹部、「村官」還受到過相關短信，上面還有投訴電話。甚至個別村幹部還讓「村官」打投訴電話（他們希望「村官」能下去幫忙做事）。但「村官」都不敢打。

其實縣裏、甚至市裏都知道這一情況。有一些「村官」就被長期借調到縣委縣府工作。另外我聽說重慶組織部的一個負責人有一次在黨校對一些「村官」講課的時候就說他知道「村官」平時都住在鎮上，說他自己也是做父母的，不會故意為難大家。

你們「村官」是想呆在鎮上還是村上呢？

「村官」基本上都想呆在鎮上，因為鎮上吃飯方便，住宿條件一般也比村上好，上網也方便，鎮上「村官」平時可以一起玩不會很孤獨，住在政府宿舍裏也相對安全。

不過我們鎮上也有一兩個「村官」說住到村上也沒什麽不好的，他們主要覺得呆在鎮上「村官」做很多鎮上的工作而對自己村上的情況很不熟悉，很多自己村的村民都不認識他們，怕對自己今後的考核不利。不過「村官」的最後的考核也需要鎮裏面領導的評價，所以「村官」都不敢得罪領導，對「村官」被截留也不敢說什麽。

「村官」會做些什麽村上的事情呢？

主要涉及村上和鎮裏工作交接，比如把村裏交上來的一些報表輸入電腦，有些大的任務比如人口普查也做本村那一部分工作。有時候也給村上打打文件。

也有一些經常下村的「村官」會參加村上的會議，也會有群眾向「村官」反應困難的。其中一個村的主任就說（比起村支兩委）村民反而相信「村官」一些，有些事情直接給「村官」說。不過就算下村也會當天回到鎮上而不會住在村上。

而下村下的少的「村官」可能只會在鎮裏要求「村官」下村的時候（比如參與如換屆選舉）或者在發生一些特殊情況如村裏遠程教育的電腦壞了的時候才會下村。

有些需要下村的大的任務比如農房頒證、土地復墾等等鎮上也會要求讓「村官」下村做，但是「村官」不一定會做本村的任務，往往是一部分「村官」繼續留在鎮上做鎮裏的日常工作，而一部分「村官」作為主力下村。不過每個鎮的情況不一樣，有的鎮比如在做農房頒證的時候會把所有「村官」派到村裏去完成房屋草圖的繪製。

這些任務比如農房頒證、土地復墾能具體解釋一下是什麽嗎？

農房確權頒證就是給農民的宅基地（編者註：分給農民的那一塊集體建設用地，農民只有使用權沒有所有權）上的房子頒發房產證，因為之前農民只有一個集體建設用地使用證。

土地頒證就是給農民的耕地發一個土地使用權證。開會的時候領導說有了房產證、土地證後，農民就可以把房屋和耕地抵押給銀行了。

土地復墾就是把農民不用的宅基地復墾成耕地，這樣就能增加城鎮建設用地指標。另外在我來的這一年鎮裏還進行了農村養老保險，家電下鄉等工作。

你們鎮上「村官」都有什麽業余活動嗎？

很多人去附近的學校打球。去年有段時間很多「村官」躲在一個辦公室裏打（紙）牌，後來被書記發現了，就沒人打（紙）牌了。不過其實很多領導自己晚上還打麻將，而且一般會賭錢。鎮上就是這樣，沒什麽玩的地方。

「村官」裏黨員多嗎，平時沒有什麽黨支部會議什麽的嗎？

我們這一屆黨員很少，不過前幾個月有個入黨積極分子培訓，所有沒入黨的「村官」都主動參加了，而且其中有的入黨申請書都交了很久了。

鎮政府裏有個鎮機關支部，在我來以後到現在從來沒有開過會。而且有些「村官」黨員的黨組織關系並沒有從學校轉到這個支部，而是轉到所在村的支部，因為村上的支部交的黨費要比在機關支部少很多（不過其實就算在機關支部黨費也很少，好像一年就才幾十元）。

農村裏面黨員多嗎？

一個村就幾十個黨員，而且大多數都是超過60歲以上的老人。據我了解到的情況，一個村青年黨員也就幾個到十幾個（而且其中還包括了村委會的成員）。

我覺得除了村委會的人，其他的農村青年入黨都不積極。因為我碰到過有幾個村有的「村官」和村幹部還幫村裏的預備黨員寫入黨誌願書，其實應該他們自己寫。

去年村上黨支部換屆選舉的時候，村上給那些來參會的黨員（每人）發了100塊錢，村幹部說要不是聽說要發錢很多人都不會來。

鎮政府是誰做決定的？

黨委成員有十幾個人，其中包括書記、鎮長、人大主席、（全部）五六個副鎮長、紀委書記、組織委員、政協委員、宣傳委員、武裝部長。書記統籌黨政事務，其他黨委成員分管不同的事情比如招商引資、政法、民政等等。書記、鎮長、人大主席是（鄉鎮一級）主要領導，被稱為「三個代表」（編者註：江澤民提出過「三個代表重要思想「）

黨委成員會經常開黨委會。討論事情。但我不知道具體他們是怎麽開的。平時「三個代表」遇到事情會進行討論。不過不管怎麽樣最後還是書記說了算，鎮長有一次開會就說他從來都認為自己是副職，配合書記完成上級交代的任務。

上面下來的所有文件（不管是縣委、縣府還是縣裏各個部門的）都要書記先看過了，然後書記再決定傳給那些人（根據文件的內容，一般會先傳給鎮長或人大主任看）。一些重要的文件（裏面有一些任務）三個代表和相關分管領導會進行討論。

因此黨委和政府其實根本不分的，書記就曾經說過一句話叫「黨委政府一家人」。

你們那裏上訪的多嗎？

幾乎每天都能看到來鎮信訪辦來上訪的人。其中大多數是老人。

這一年多來也遇到過失地農民和退伍軍人等到縣裏和重慶市上訪的。到這種時候鎮上的領導就會特別緊張，派任何能派的公務員和村社幹部到縣裏面去「接人」（其他工作都變成次要的了，就是說「穩定壓倒一切」），有時候也叫上一些「村官」去。如果有人到重慶市上訪了，縣裏也還會派人去「接人」 。

平時一個鎮黨委成員會「分管」幾個被穩控人員，而每個被穩控人員被幾個鎮幹部、村社幹部，派出所警察（穩控責任人）同時穩控。書記說穩控不僅是信訪辦的事情， 每個幹部都同時身兼穩控工作。

一到大的節假日比如五一、七一等等，去縣裏甚至市裏上訪的就會比平時多很多，甚至會有人到北京去上訪。而如果縣裏得到了有人「串聯」到重慶市或者進京上訪的消息（情報），鎮上就會讓穩控責任人聯系被穩控的人員，看那個人是不是還在村上。也會派鎮上的公務員，村社幹部到各個車站去盯有沒有（疑似）上訪的人乘車，如果經過勸阻（疑似）上訪人員還是乘車離開了，也必須向上報告，因為如果上訪人員到了重慶市（或者北京）上訪了而鎮上都不知道的話，鎮領導和相關的穩控責任人就會承擔更大的責任。有一次因為聽說有人進京上訪，鎮政府全體人員還在周末加了兩天班，專門處理這件事情。

能談一談你當「村官」一年多來的感受嗎？

剛到鎮上的時候感覺條件太差了，環境很艱苦。當時是重慶的夏天，平均溫度40多（攝氏）度，寢室裏也沒有空調，只有到辦公室去睡。

感覺在政府裏很壓抑，年輕人在政府裏面就是被「欺負的」。在政府裏不管對錯都要聽領導的安排，沒有什麽話語權，還怕不小心得罪領導。

比如土地頒證，去年快到年底的時候上面說到元旦節之前要把所有土地證辦好，交到農民手裏。結果鎮裏領導就讓「村官」加班加點（晚上要加到九十點鐘，有兩周周末也不休息）來趕進度，後來還從外面請了幾個人。結果最後還是沒完成，而且到現在都還沒完成。這種情況經常遇到，或者上面催任務了，或者領導突然想到了什麽事情，就要下面馬上做，不管可不可行，也不管做了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有意義。

現在發現政府裏很多工作都是虛假的。比如這次人口普查，說是要每家每戶上門調查，結果就是坐在辦公室裏抄派出所給的公安戶口數據，而公安數據上面沒有的情況就瞎編（比如某人外出打工去了什麽地方，職業是什麽，在哪家公司）。其他地方也應該差不多，因為根本不可能有那麽多人去上門調查，我們光抄數據就抄了幾周。後來人口普查數據報上去，縣裏又說外來人口少了（沒有在百分之多少到多少的之間）、出去的人多了，所以沒有達標要改。其實重慶很多區縣本來就是勞動力輸出很多的地區，所以出去的人多很正常，反而縣上的要求達到的指標反而不符合現實。當時很多「村官」就說「這樣調查出來的數據好假呀」。

我鎮上一個主任也說他當辦事員的時候，最開始往上面報的數據都是真的去調查了的，結果每次都不達標。然後就認識到問題出在那裏了，後來報上的數據就靠編，結果每次都能通過。

政府裏很多工作就是搞搞形式。比如有一個黨員信息管理系統，上面要求各個村（社區）裏每個黨員每個月都要登錄一次。一方面村裏沒有幾家人有電腦，另一方面多數黨員都是老人，根本不會用。只好讓我們「村官」每個月照著一張表上的用戶名和密碼「幫」每個黨員登錄一次。

另外一被領導叫到外面（飯店）吃飯就覺得很不自在，因為一到外面吃飯就要喝酒，領導給你敬酒你不可能不喝呀，很多時候只能裝作醉了躲到房間外面找地方坐著。下村的時候，村幹部每次吃飯都會喝很多酒，只能是一次故意喝醉了，下次他們就不會太勸酒了。

經常被叫出去吃嗎？能介紹一下包括這種公開吃喝在內的三公消費的情況嗎？

我一般很少會被叫出去。這主要看「村官」在那個辦公室、做什麽。有的「村官」可能一兩周就會被叫出去到外面吃一次，另外而有幾個特別能喝酒的「村官」有時候被叫出去陪酒。

到酒店吃飯的原因很多，很多時候是為了招待縣裏下來的人，有時候是慶祝某件事情，有時候是馬上要做某件事情所以出去吃，有的時候是事情做完了慶祝所以出去吃。另外鎮裏（一兩周）開一次比較大的會後，中午鎮裏機關幹部、村幹部和其他參會人員也會一起吃飯。有一次縣委書記來了而且住了一晚上，雖然是在食堂吃得，但吃的和平時完全不一樣，甚至連第二天早餐都非常豐盛。

這些費用都是用的鎮裏的財政。鎮長，書記，人大主席以及其他黨委成員都有簽字權，在一些定點的酒店吃完飯，簽字就行了。我碰到過一次一個愛喝酒的副鎮長中午在外面喝了很多酒，晚飯在村上吃飯的時候又喝醉了，晚上又拉人出去到外面喝酒。很多「村官」抱怨說他一天到晚就只知道喝酒。

另外我們每次下村中午也會吃得很好。有時候是在一家酒店，有時候在社長或者其他村民家裏吃。就算在社長家裏吃也會上很多菜，有時候一張桌子都堆不下。村幹部一般都很會喝酒，白酒啤酒都會喝很多。這些都是用的村上（村委會）的錢。

因此很多「村官」私下就抱怨說鎮裏錢和村上的錢很多都是被吃掉的。每次到外面吃飯，一桌就幾百元（主要是喝酒花的錢，其他食物一般也就一百左右。）

鎮裏面只有一輛（鎮安監辦的）安監車和一輛轎車。幾輛私家車也被安排周末接送鎮政府的人帶到縣裏，星期一再帶回來，這些私家車（的車主）會有燃油補貼。

據說前年單位集體出去旅遊過一次，不過後來由於財政狀況不好，就沒有類似活動了。不過今年領導出去廣東招商引資過。還和去廣東經商的老板開了同鄉會。

此外去年國慶發過錢，去年年底還多發了一千多元，據說是從計生罰款裏面來的。今年發過一張價值幾百元的購物劵，一盒包裝豪華的月餅。不過很多人都抱怨說比原來發的少，和其他鄉鎮比也發的少。

鎮裏領導有錢嗎？

很多領導在重慶都買了房子，有個領導的老婆還是一個民營企業的老板。

你感覺在這一年來你周圍的「村官」思想和行為上都有什麽變化？

感覺這一年多來，很多「村官」都變了很多。

很多「村官」剛來的都不是很適應，有的覺得生活條件差；有的因為剛來的時候沒有什麽事情做，在辦公室裏幹坐著很煩；有的不知道怎麽和領導和同事打交道；有的不會喝酒等等

有的「村官」剛來的時候也不喜歡說話，但現在就很會說話了。

有一個「村官」今年開始下班後就基本呆在辦公室裏打網絡遊戲，也不和別人交往，不知道他怎麽回事了。

也有兩三個「村官」挺反感當前的政策的。 比較反感當前的教育製度，覺得是愚民教育；覺得房價太高；物價太貴。希望有一次大的變革，改變當前的製度。說「官方誇耀中國用4%的土地養活了1/5的人口…….只是能滿足人民能吃飽飯。這樣的水平也能拿出來說。」

有個「村官」說：「我們這一代和我們父母那一代不一樣。父母年輕的時候還吃不飽飯，所以覺得吃飽飯就很滿足了……我們這些經歷過高考的人，不會像上一代那樣看待高考。現在那些高考沒考好，甚至沒讀大學的人賺得錢比我們還多些。」

有些「村官」比去年懶了很多，只是每天按部就班做自己的事情，上班的時候沒事就上上網，聊聊QQ。他們說：「在領導心目中沒什麽地位，幹的再多也沒有用……每一次領導都說任務完成後，會考慮給大家錢，結果都沒給……上次搞土地復墾說最後要給每個搞了土地復墾的人分幾百元，結果到現在都沒看到錢。」

另外鎮上已經轉成公務員的「村官」也比以前「底氣足了」很多，有時候一些不是分管他們的領導都叫不動他們的。

你今後有什麽打算？

我覺得現在很迷茫。還是想到外面去工作，但覺得到外面去從事技術性的工作沒有什麽基礎，專業也不好，（如果沒有工作經驗）很多公司更願意招應屆生。而且一旦出去了，就不能再回來當「村官」了。現在至少還可以獨立生活，不想再靠父母了。

其他「村官」呢？

外地來的有些想轉正後考回自己家所在的區縣，有的想轉正後考到縣裏去。

「村官」最後是怎麽考核的呢，「村官」轉正後的去向？

「村官」幾乎都能通過考核成為公務員，不同的只是考核的成績。根據以前的經驗，有一部分考核成績比較好的會留在本鄉鎮（街道辦）當公務員。而比較差的就會調到更偏遠的鄉鎮。

如果想到縣裏工作，就得參加考試了。去年就有一個考到縣裏面了。當然如果你有關系，即使分到更遠的鄉鎮，也可以被借調到縣裏某個部門工作。

其他省市據說有的可以續約，有的有面向「村官」的公務員考試，有的地方「村官」當選上了村支書、村主任等等。

中國：新年伊始，全國各地罷工連連

去年12月30日成都市青白江區的成都川化集團工人罷工示威要求提高工資和脫離母公司。該廠工人已經連續四年沒有加薪，很多工作了幾十年的工人每月還只有一千元的基本工資。工人稱控股母公司瀘天化工將川化有競爭力的資產轉移和出售導致川化連年虧損。董事長陳曉軍稱母公司不會向川化加大投資，並有可能裁員，激起工人更大的不滿。由於春節鄰近，工人擔心廠方無法支付工人工資，數千工人集體罷工。工人遊行到公司賓館，堵住川化控股總經理楊誠及黨委書記劉勇，要求控股公司正面回應。工人拉出橫幅，上面寫著「要工作 要吃飯 要為社會作貢獻」。工人當晚遊行到成綿高速（成都到綿陽）進行堵路，當局派出數百名防暴警察在收費站進行堵截，雙方對峙數小時，並發生了零星沖突，多人受傷。當晚國資委介入，要求川化派人到場進行處理。最後廠方答應每月加薪400元，發年終獎3000元。川化工人的罷工取得階段性成功。

受到川化罷工示威的鼓舞，成都市青白江區攀鋼集團成都鋼釩公司上萬名工人於1月4日上午發動罷工，要求漲工資。當天大約5千人效仿川化工人出廠遊行到成棉高速路口示威，而同樣遭到被上千警察的阻擋。當局派官員和工廠工會主席到現場和工人談判，但沒有達成協議。雙方對峙數小時後，警察強行驅散人群，並使用噴霧。據稱至少3名示威者被打傷，5名示威者被捕。工人被警察驅散後，退回到工廠。工人自發籌集鬥爭經費，並購買食品和帳篷，準備占領工廠，繼續罷工。

攀鋼集團是西部最大的鋼鐵生產基地，現為鞍鋼集團的全資子公司。罷工的工廠現有職工一萬四千人。工人平均工資才1200左右，工齡長達20年的也才1400。而且工資已經凍結數年未漲。管理層與工人收入差別巨大，按照工人說法是，「喝茶不幹一月上萬，累死累活不到一千。」

星期四（1月5日），工人籌集上萬元用來購買食品和帳篷，並堵住所有工廠大門，前往工廠的道路同樣被封鎖。廠內的鐵路被工人攔堵，導致生產癱瘓，幾座高爐被關停。工人冒雨在工廠內遊行，並在工廠大門拉其橫幅：「強烈要求放人」。據稱成都城北所有警力已經調到工廠所在的青白江區。而且攀成鋼公司還發布了《攀成鋼「1.4聚集事件」答復意見》要求工人復工。

第三天（1月6日），工人繼續占領工廠。中午廠方和工人代表進行談判。據傳廠方同意給工人加薪300元，但工人要求加薪500元。下午5點半，政府方面突然出動3000名防暴警察開始進行清場，並發射催淚彈，造成至少十多名工人受傷，至少數人被捕。

除此之外，全國各地罷工事件不斷。福建省福州冠海造船廠拖欠工人工資三個月，而工人多次討薪無果後，1月2日上午數百憤怒工人在船廠外封堵道路，引起交通堵塞長達數小時。地方政府出動武警驅散工人發生沖突。

而之後1月3日，廣東臺山市白沙鎮主要生產保健按摩器的港資添美電器製品廠拖欠工人三個月的工資，導致全廠約500工人趁工廠年前趕訂單時候罷工，並阻攔集裝箱卡車出貨。

1月4日，江蘇無錫小天鵝公司廠方無故降低工人工資和不發年終獎，因此引發約100到1000名工人罷工抗議。下午廠長和工人代表談判，但尚未達成協議。

1月4日下午，廣西梧州港資企業中擴永威旗下梧州永威玩具廠因為工人節假日加班沒有加班費而全廠工人罷工。據稱大批警察到場阻止工人上街。經過勞動局協調，罷工六小時後結束。

2012年1月5日大連大雪啤酒廠上千工人由於不滿工資過低和加班時間長但加班費低等原因發起罷工，工廠3個大門均被工人堵住，阻止運送啤酒的車輛進出。2011年3月大雪啤酒廠被國際啤酒業巨頭百威英博（Anheuser-Busch InBev）收購，工人無法和管理層一樣享受相應福利和待遇標準，引發工人不滿。

隨著經濟危機深化，加上鄰近年關，各地工人迫切希望增加工資而維持生活，但現實卻是收入減少乃至數月欠薪，而且未來的經濟形勢更不容樂觀。無論是所謂國有企業還是私營企業都殘酷盤剝底層工人轉嫁負擔，以滿足資本家和管理層的利益。面對這種困苦的局面，更多的工人們將不得不起而反抗，爭取自己的權利與利益。

中國勞工論壇呼籲聲援罷工工人，立即釋放被捕工人，停止警察鎮壓。同時呼籲各廠工人進行地區性聯合抗爭，共同爭取權利，建立獨立民主工會。在經濟危機下，亟需工人自我團結和建立自我組織。

中國：經濟趨冷、工人日苦、年關將近、工潮不斷

根據網絡消息，1月16日廣西南寧日資豐達(Foster)電機有限公司的八千工人集體罷工，抗議廠方以效益不好為由，今年只給管理層發年終獎，而一線工人不發年終獎。同時，對廠方安排的春節假期安排也頗有怨言，放假從21日（年二十八）到28日（年初六），眾多住在外省和偏遠縣村的工人根本無法回家過年，年節將在回家的路途上度過，而到家不到半日又要返程。在向管理層申訴無用的情況下，工人們在1月16日全天發動罷工。當地政府派遣約800多名警察和保安到廠區監管，封閉大門，嚴防工人上街遊行。目前罷工仍在持續中。

1月14日（星期六）位於深圳市三洋（SANYO）機電（蛇口）有限公司位於寶安區沙井鎮沙井分廠約四千員工發動罷工，抗議松下（Matsushita）集團秘密並購三洋機電，卻不通知員工，也拒絕給予任何補償。

為此，星期六上午10點半後工人們發動罷工要求與廠方談判補償；並一度堵住進出沙井鎮的主要道路，引起交通癱瘓數小時。當地政府出動武警和寶安區地方民兵（預備役軍人）到場維持，並與工人發生沖突。據悉多名工人被打傷，4人遭到警方暫時拘留。（據廠方事後表示，被捕的員工和已經在周日釋放）下午二時半後，廠方管理層允諾與工人進行談判，罷工才告結束。據工人反映，工人從未得知松下集團與三洋並購的消息，是在最近廠方要換工人工卡和廠區標誌才得知購並事宜。比照工業周邊其他企業，在企業並購時，員工都根據工齡得到補償，而他們沒有任何補償，所以深感不滿。

2010年松下集團完成對三洋電機公司的並購成為日本最大的電器商，但三洋集團下屬部分產品繼續保持其自有品牌。目前松下集團在中國有約70家工廠，三洋有約30家工廠。三洋機電（蛇口）公司成立於1983年，是在中國建立的第一家外商獨資企業。根據不完全統計，本次罷工已經是深圳2012新年以來第9起千人以上的大規模罷工。此次罷工的新聞在人民網和騰訊網等國內官方網站也得以報道。

1月10日，深圳羅湖區上千環衛工人發動罷工要求捍衛就業權，反對短期雇傭合同。當地政府出動300多警察到現場維持，並在與工人沖突中扣押數名工人。工人所屬公司為羅湖環衛公司，但2011年12月，羅湖環衛服務公司總經理深圳市清潔衛生協會原會長何建強和其他等人共同貪汙50多萬元人民幣被判刑。而今年3、4月份地方政府將就地方環衛工程重新發包競標，所以羅湖環衛公司的工人在去年年底合同到期後，只獲得了3個月的短期合同；而且工人們擔心由於管理層貪汙入獄，公司很可能解散，無人管理，所以發動罷工要捍衛就業權。

1月11日，位於東莞橫瀝鎮的港資上市公司創英玩具集團的工廠倒閉，老板欠薪潛逃。該廠上千員工被迫舉著橫幅集體遊行前往當地鎮政府申訴。工人們打出的橫幅有「無良老板 還我血汗錢，求求政府」和「年關已到 我要回家」等。當地政府軟硬兼施，先派出警察「維持秩序」，同時允諾先墊付工人被欠的2到3個月的工資。創英集團1986年成立，後成為香港上市公司，以生產金屬汽車模型玩具為主，極盛時期有員工超過萬人，目前員工約上千人。

自1月13日（星期五）起，位於江西景德鎮的昌河汽車集團發表示生二千工人持續3天的大罷工。工人抗議並購昌河汽車的長安公司將汽車整車生產資質轉給其他資本家，而這將導致昌河汽車的工廠停工與工人失業。因此，工人發動罷工並與昌河汽車的管理層發生沖突。隨後地方政府派遣5、600名警察到現場護衛公司管理層離開，並與工人發生沖突，數名工人被警方扣留。不過地方政府官員也到場安撫工人。有工人表示，如果無法得到滿意答復，他們將在春節前前往北京上訪，以捍衛自己的權利。

剛進入2012年， 全國連續爆發多起大規模群體事件，風起雲湧，引起海內外廣泛關註。在經濟危機的情況下，工人處境日漸艱苦。中國2011年的群體事件已超30萬起，而在危機條件下工人的抗爭變得更有組織與堅定。這足以說明，工人階級亟需建立一個真正代表底層民眾權益 的群眾性工人力量。

中國：廣西發生可能是幾十年來最嚴重的汙染排放事件

災難再次降臨。數百萬城市居民的供水面臨另一場發生在廣東省龍江汙染事件的威脅。1月15日當時數家工廠向江中排放鎘和其他工業廢水時，災難發生了。鎘是一種致癌物質，能嚴重危害腎、骨骼和呼吸系統。由於官僚主義的拙劣和可能試圖隱瞞真相，盡管嘗試進行清汙，100公裏長的有毒汙染帶沒有得到有效控製。

救災工人向水中傾倒化學藥劑以清理有害金屬，然而根據環保部派到該地區的專家組組長許振成說，這只成功中和了大概7噸的鎘。在災難被報道超過兩周後，河中仍然還有13噸的重金屬未被稀釋。（在寫此文之時）鎘在受影響地區的含量超過官方標準的25倍。

汙染帶正流向柳州市，350萬人的家。盡管政府保證自來水現在是安全的，該市還是出現了購買純凈水的恐慌潮，超市報道飲用水的銷量達到了通常水平的10倍。為了減少當地人包括漁民的日益增長的憤怒情緒，政府關閉了一些沿河的汙染工廠並逮捕了7名公司經理。但這對解決這場危機遠遠不夠。

一些專家說這可能是中國數十年以來最嚴重的一起河流汙染事件。北京的一位環境專家馬軍，稱這次汙染事件是嚴重的，因為鎘無法自然溶解導致汙染將持續相當長的時期。憤怒在當地居民中日益增長，他們懷疑政府對水供應是安全的保證。正如在之前的有毒汙水排放事件中，政府被指責不嚴格進行環境檢查和忽視安全。關於為什麽廣西當局還沒有確定汙染的確切來源這樣的問題被提出。

「讓這樣大規模的排汙發生是地方當局的重大失敗了，且不提令人尷尬的是兩周後他們都沒有能夠確定汙染源。」一位來自長沙的金屬汙染專家戴塔根教授表示。

不斷加劇的環境災難

龍江災難是對許多在中國的公司不計後果的方式的最近的預警。資本家和其政府代理人的共謀，利潤最大化而無視環境法律造成了災難性後果。據估計中國13億人中有9億8000萬人的日常飲用水被部分汙染。超過6億人的飲用水受到人畜排泄物的汙染，2000萬人飲用高放射性的井水。中國高水平的肝、胃和食道的癌癥發病率與水汙染有關聯。

根據一份最近的中央政府報告，被政府檢測的每10條河中超過4條被嚴重汙染以至於不適合人類接觸。而且官方數據的準確性被廣泛地懷疑。2010年2月中國環境保護總局（現在升成環保部）一份調查報告顯示水汙染水平是政府承認的水平的兩倍。這主要是由於農業廢水未被包括在政府數據裏（農田化肥是比工業廢水更大的水汙染源）。

普通人的擔心日益加劇，他們害怕食品是有毒的，空氣質量嚴重惡化，工業政策忽視環境或社會影響。洛伊國際政策研究所（和麥克阿瑟基金會的一項研究顯示，75%的中國人稱環境問題比如氣候變化是一個對中國安全的重大威脅，比認為美國（50%）以及日本（45%）是安全威脅的人的比例都高。

去年發生了一些針對汙染工廠或建設項目的大規模抗議活動，例如8月在大連發生的14000人遊行和12月在海門發生的持續3天的兩萬人的示威。中央政府由於擔心關於環境問題的抗議及其有可能轉變稱政治性的，包括提出民主的訴求，以至於當局不再公布與環境汙染相關的「群體性事件」的具體數據。然而中國媒體報告去年這樣的抗議增長了30%，而總共的抗議數量顯然達到數千。

社會主義者和中國勞工論壇網站（chinaworker.info）呼籲通過選舉產生的工人貧農委員會對工業、土地和自然資源實施全面的民主管理。而這需要結束一黨專製，政黨和政治團體活動擁有完全的自由。工人需要建立獨立工會以爭取對工作場所健康和安全的控製，並確保投資方式是安全和環境可持續生產的。只有一場社會主義群眾運動重建為多數人的利益服務的經濟體系，在民主生產計劃之下替代成清潔能源才能終結今天日益嚴重的環境災難。

湖北：葛洲壩萬余退休工人抗議側記

自2012年2月20日起，位於湖北省宜昌市國有上市企業中國葛洲壩集團（以下簡稱為「葛洲壩集團」）的近二萬退休工人持續五天抗議，要求增加退休工資、保障醫療保險、降低水電煤公共事業價格和解決職工家庭子女就業等。2月25日，參與抗議活動的退休工人達成部分訴求，抗議活動基本結束。

中國葛洲壩集團是國務院國資委直屬的中央企業。1970年因建設長江重要水利樞紐設施葛洲壩而組建「長江葛洲壩工程管理局」（三三〇工程指揮部）。1990年代初，原計劃經濟體系的「管理局」改組為公司企業，參與多項中國國內和海外工程項目。1997年，該公司部分優良資產分離，組建股份公司「葛洲壩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上市。2007年，葛洲壩集團公司整體上市更名為「中國葛洲壩集團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葛洲壩集團營業收入約200億元，利潤9.17億元。參與包括三峽大壩等100余座大型水電站和核電、機場、路橋、堤防等工程2000多項建設項目。並在東南亞、南亞、中東、非洲等60個國家和地區參與建設項目。2009年葛洲壩集團被列入全球國際承包商百強企業。葛洲壩集團公司基地所在的湖北省宜昌市葛洲壩區就是因葛洲壩建設和該集團得名，該區居民現約15萬人，其中大多數為葛洲壩集團員工或者員工家屬。目前，葛洲壩集團公司現有職工37000余人，離退休職工35000余人。

五天來參與抗議活動的主要是該企業2006年前離退休的職工。在2007年企業整體上市前，為減輕負擔和營造健康的賬目，葛洲壩集團以病退、提前退休、內部退休和轉崗等多種手法將眾多老員工安排退休，大多數退休工人的退休金只有1500元左右，部分原屬於集體合同的工人（非國有企業編製）只有800元左右。這些老員工在早期計劃經濟條件下服從相關建設任務，長期夫妻兩地分居，拋家離子在條件惡劣的邊遠山區連續工作十多年甚至數十年。如今往往年老體弱多病、住房緊張、生活困難。很多一家三代人五六口人仍然居住在1970、1980年代修建的簡易平房和筒子樓（1950-1970年代，中國模仿蘇聯集體宿舍式修建的3-6層樓房，缺乏衛生和廚房等設施）。這些住房最初是政府分配給員工，只用繳納低廉的租金。而企業改製和住房私有化後，這些住房也必須由住戶貸款買下。由於眾多老員工早年收入微薄，根本無積蓄可以支持還貸，帶來嚴重的經濟負擔。面對物價上漲和醫療費用昂貴，很多老人微薄的退休工資不得不在買藥還是買菜間作出選擇。

與此同時，改組為上市企業的公司高層卻領取高額薪金，集團公司總經理的每年基本工資為40萬元，加上各種業績獎勵和獎金，每年收入約為60萬元-100萬元人民幣。企業內部存在嚴重克扣工人加班工資、貪汙腐化和任人唯親現象。2012年1月春節前葛洲壩集團內部員工在網絡上爆料，某基層工程建設單位給葛洲壩集團五公司管理層（包括總經理在內的20人）春節拜年紅包金額總計達20萬元左右。而這僅僅是一個基層工程建設單位，葛洲壩五集團下屬類似級別的建設單位有數十個之多。可以想見，公司高管通過這些賄賂一年春節獲取的非法額外收入就達數萬到數十萬元。並且，員工中多傳言原公司董事長楊繼學為個人政績和獎金，克扣員工應發收入；其本人又是「裸官」，除自己外全家都已移民美國。

基層員工和退休職工對企業市場化和公司管理層的不滿日積月累。此前數年，不少葛洲壩集團老員工和內退人員多次上訪與在網絡上披露相關信息，要求增加退休工資，但往往毫無音信。而近日轉任中國能源建設集團董事長楊繼學在一次湖南省人大會議上宣稱葛洲壩集團人均工資標準己經達到了三千多元。這更激發眾多收入和退休金菲薄的老員工們的不滿。因此，員工們紛紛開始串聯並籌劃上訪和抗議活動。

從2月20日上午起，萬余退休員工開始聚集在靠近葛洲壩集團宜昌總部的葛洲壩城區立交橋轉盤處（330轉盤），在短時間即造成堵車長達數公裏，以此向公司管理層施壓。示威的退休工人們打出橫幅：「強烈要求楊繼學向全工區人民交待清楚」。宜昌市政府出動了上百名交通警察前往抗議地點疏通道路，並派出武警和特警待命。當天抗議活動持續到下午5、6時，仍然有數千人在現場。葛洲壩集團派出副總經理陳邦峰帶隊的數名幹部前往現場疏散堵路工人。據當時現場目擊人士說，在雙方爭執中，數名憤怒的退休工人毆打了副總經理陳邦峰。

2月21日上午8時左右，又有約萬余名退休工人開始陸續堵路抗議。數百名徒手警察和保安曾試圖組織人墻阻止抗議人群進入交通主道。但數千退休工人集體行動，迅速沖垮警方的徒手人墻。此時，宜昌當地電視臺反復發布通告，聲稱「集體上街堵路」是非法行為將遭到「法律製裁」，要求抗議的工人迅速解散。之後，警方又在抗議人群和圍觀者中安插大量便衣維穩人員。並密切監視前往現場聲援的維權人士和報導新聞的網民。一旦發現有人在現場拍照和錄音，即上前抓捕乃至毆打。不過派遣來的便衣人員被抗議的退休工人發現，也會迅速被老人們圍住。雖然老人們並不動手，但會紛紛指責打人和搶奪照相機的政府便衣。

葛洲壩集團則派工作人員沿街散發《致退休老同誌的一封信》，聲稱集團公司重視退休人員養老金統籌外補貼問題，確保該項政策2012年內正式實施，並從7月份開始計算執行。同時，葛洲壩集團還威脅目前在集團工作的員工，要勸說家人和長輩不要上訪、堵路和抗議；否則現在職工將面臨下崗和除名的處罰。多數葛洲壩集團的普通員工和市民都支持退休老員工和父輩們為爭取自己權益而上街抗爭，即使因此上下班和辦事不得不繞路也多沒有怨言，還有年輕人在中午和下班時給參與抗議的家人和其他老人送飯。

2月22日與23日，抗議活動仍然如常進行，局面也愈加緊張。當局調動更多特警和武警在周邊待命，並再三警告要采取強製措施疏通交通。2月23日晚上，葛洲壩集團召集了60多名離退休職工代表進行談判，並且通過內部有線電視臺播放了相關新聞和葛洲壩集團現任董事長、黨委書記丁焰章的講話。離退休職工代表要求3月發放養老統籌外補貼，但葛洲壩集團方面仍堅持21日所作出的7月底前發放的承諾。雙方未能達成一致。不過，集團管理層為了暫時安撫員工決定每位離退休職工（含集體工）先預付1000元退休金統籌外補貼，另外，水、電、氣從一月份開始實行同城同價，標準與宜昌市持平，同時還公布了職工醫療保險和獨生子女貼補等新政策。

由於未能與集團管理層達成滿意的協議，2月24日仍然有數千退休工人堅持上街抗議，但政府方面和葛洲壩集團明確威脅，將不再容忍抗議行為；派全副武裝的警察和維穩人員現場恫嚇抗議的老人，並對積極組織和演講的人進行錄像和錄像，表示「如果再有人鬧事，將嚴懲不貸」。當晚，政府組織街道和小區的工作人員與戶籍警一起挨家挨戶警告不許居民參與街頭活動，並且以子女就業和讀書相威脅「不要禍及子女」。

因此，到2月25日，連續持續5天的抗議活動基本結束。很多退休職工已經開始忙於填寫領取補貼的申請表和提供所需照片。雖然，三萬多退休職工並沒有通過此次大規模的團結抗議完全達成自己的訴求，但是畢竟為自己贏得部分應有的權利。正如一對退休的雙職工老夫妻說的，幸虧鬧了，他們才把截留的退休金和補貼給我們，恐怕每人可以多拿一萬元一年。不鬧不行啊。

隨著中國資本主義市場化的發展，中國舊的斯大林主義計劃經濟時代的社會保障體系蕩然無存；而新的社會保障體系則仍未建立起來；當前的福利體系僅覆蓋少數體製內人員，而且即使體製內資源也集中在少數官僚身上。據說有數據顯示，中國公費醫療保險中80%的費用投入在不到20%的受保官僚群體身上，普通基層員工則覆蓋極低。而貧富分化、計劃生育和兩元戶籍製度導致社會人口結構日趨老齡化，廣大基層老年人缺乏基本的老有所養和病有所醫的保障。據人力資源部的數據顯示，中國各省養老金嚴重收不抵支，缺口達700億元，而且覆蓋的老年人比例極其有限，特別是農村養老保險體系覆蓋的農村戶口老人不足20%。

同時，當局又積極推動養老金基金市場化，將養老基金投入風險巨大的金融市場，可能重蹈歐美金融危機帶來的風險。當局推行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逃避需要承擔的社會服務功能，使眾多老人陷入老無所養和病無所醫的地步。

社會主義者堅決反對任何私有化和市場化大規模國有企業的企圖，反對市場化養老金製度。支持葛洲壩數萬退休工人為爭取自己的權益而進行的鬥爭。而要真正實現捍衛工人和退休工人的權益，則必須依靠工人階級自己民主建立的組織——獨立工會，並將所有的大型企業和銀行實現全民所有，置於工人民主控製之下，組建工農民主政府，建立全國統一的普惠型養老金、免費醫療和教育的社會福利服務體系，並最終建立滿足大多數人的利益需求的民主社會主義製度。

中國高層政客們坐擁財富十倍於美國的同行們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簡稱全國人大）是中國名義上最高權力機關，昨天全國人大3000名代表在北京開始了其一年一度的會議。

《商業周刊》（2012年2月27日）發布的聳人聽聞的數字顯示最富有的70名人大代表的財產總和加起來達5658億元人民幣（約合850億美元）。這是美國政府三個權力核心——包含國會、整個美國內閣和九名最高法院法官——中所有660名高層官員的財產總和75億美元的11倍。

周刊報道：「人大中最富有的2%代表60人的平均財產為14.4億美元。而（美國）國會中最富有的2%的11位成員平均財產為3.23億美元。」

「兩會」，人大和它的孿生兄弟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簡稱政協）會議在中國專製當局進行關鍵的權力交接的今年年初召開。今年秋天將召開的「十八大」（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全國代表大會）將確定（現為國家副主席的）習進平為首的新的領導團隊正式繼任。有跡象顯示執政的「共產」黨內部派系之間的權力鬥爭變得更加激烈。

隨著中國從斯大林官僚運營的計劃經濟體製轉向一種「國家資本主義」的形式，執政黨成為了由既得利益者和商業宗族組成的控股集團。人大代表擁有驚人財富的一個原因是其中有越來越多的上層富有的實業資本家和私人企業家。正如官方的《中國日報》報道的，「中國最富有50人中，有三分之一或是全國人大代表，或是全國政協委員。」

訪問美國的資本家們

宗慶後是全國最大的飲料公司杭州娃哈哈集團的董事長和中國第二富有的億萬富翁，家庭財富達680億元，同樣也是一名全國人大代表。而另一名全國人大代表吳亞軍，是龍湖地產董事長。根據上海發布的胡潤富豪榜顯示，她的家庭財產達420億元。

全國人大代表的身份不僅使得大資本家可以接觸在北京的政府，而且同樣打開了通往世界的大門。正如《商業周刊》報告，「全國人大代表中排名第三富有的代表是汽車零部件巨頭魯冠球。2月國家副主席習進平對美國進行官方訪問的時候，他曾陪同前往美國，並參加了一個美國副總統約瑟夫•拜登和財政部長蒂莫西•F蓋特納出席的會議。」

正如下面新唐人的視頻中顯示，中國首富和三一重工集團的董事長梁穩根據估計擁有110億美元的個人財富，廣泛推測他將在即將召開的全國黨代會（十八大）上選入中共中央委員會。一些報道稱梁穩根甚至可能被授予了一個政府高層的職位以顯示當局一種親商的姿態。

「全國人大中頻頻出現的億萬富翁顯示了富豪和共產黨之間的親密關系，」澳大利亞墨爾本莫納什大學亞洲語言與研究專業的教授布魯斯•雅各布斯（Bruce Jacobs）說，「看起來，在建製內各級官員都和企業家勾結在一起，使自己變得富裕，這也導致了大量的示威。」

正如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一貫主張的，反對一黨專製的鬥爭和反對資本主義的鬥爭應當攜手並進。

海南：鶯歌海鎮萬余民眾抗議修建火力發電站

2012年3月10日（星期六），海南省樂東縣鶯歌鎮萬余民眾集會抗議樂東縣地方政府與中國國家電力集團（以下簡稱「國電集團」）修建燃煤火力發電站。3月10日是國電集團海南島西部電廠（鶯歌海電廠）工程正式動工的日子，而當地民眾反對修建發電廠的抗爭活動已經持續3個月之久。

樂東縣鶯歌海鎮位於海南島西南部，地處鶯歌海角，西、南面環海，面臨北部灣，與越南隔海相望，當地有中國南方最大的海鹽場——鶯歌海鹽場，也是海南地區久負盛名的漁場和海水養殖場。當地風景秀麗，碧海藍天，擁有全中國最藍的海水和最美的日落，被稱為「中國的夏威夷」。鶯歌海鎮根據國務院《海南國際旅遊島建設發展綱要》定位為「低碳環保、生態旅遊的現代化新農村」，也名列海南省政府「省22個特色旅遊風情小鎮」名單中。全鎮面積為24平方公裏，轄3個自然村，總人口約一萬八千人，當地居民主要收入來源於海鹽開采、海水養殖和旅遊業。

2007年，國電集團與海南省政府即計劃在鶯歌海鎮當地建設海南島西部電廠。根據公開數據顯示，國電集團目前鶯歌海電廠計劃工程仍然是2008年最初審定計劃，電廠規劃裝機容量為 1400MW，一期工程2×350MW超臨界燃煤發電機組，二期工程2×350MW超臨界或1×600MW級超超臨界燃煤火力發電機組，計劃2012年上半年開工，2013年實現「雙投」計劃，2014年投產。而其中的一期工程使用的「超臨界燃煤發電」技術事實上已經是落後技術，在二氧化碳排放、脫硫脫硝等環保處理上都有嚴重缺陷。

但是，直到2011年11月得到國務院能源總局批復的4年時間內，當地政府從未召開過聽證會，也未向當地居民咨詢任何意見，更未向當地民眾披露發電廠可能導致的潛在環境問題。2011年12月開始，電廠建設的前期籌備人員開始勘察和測量，鶯歌海鎮居民才得知修建電廠一事。此後，樂東縣地方政府特意將火力發電廠的修建與「特色旅遊風情小鎮」建設聯系在一起向當地居民推薦。

今年1月份，當地政府方才發布《國電海南西南部電廠工程環境影響評價第一次信息公開》，征集公眾對火電廠項目的意見和建議。目前鶯歌海鎮已經有約近萬名居民簽名反對在該鎮建設火電廠項目。但政府方面與國電集團仍然堅持推行該工程，群眾中反對政府恣意妄為，保護本地環境與民生的情緒也越來越強烈。從年初以來，民眾準備大量資料和報告向各家海南和廣東的諸多媒體反映，並在國內各大網站論壇和海南當地網站宣傳相關情況。但政府官員仍然無動於衷，強行推動建設工程上馬。由於鶯歌鎮當地中學生多數在鄰鎮樂東縣黃流鎮黃流中學就讀。縣政府強令校方逼迫在校的學生簽署同意修建發電廠的聲明，並以不簽署，高三學生取消高考權利，高二學生取消會考權利相威脅。同時，當地鎮政府所屬公職人員和教師等也必須「自覺」簽署支持修建發電廠的同意聲明。

今年2月中旬，部分民眾已經先後組織兩次村民集會和抗議，要求地方政府和國電集團傾聽民意，停止電廠籌建工作。但政府方面拒絕對話，一味用強勢壓製民眾意見，聲稱誰也不許破壞國家既定項目，對參與抗議的民眾以拘留相威脅。

3月10日國電集團的鶯歌海電廠項目正式動工日，民眾則不甘示弱，聚集上萬人，以各村組為單位，帶著橫幅和標語前往鎮政府抗議。將鎮中心地帶圍得水泄不通。而當局調動大量武警和特警到場進行戒備。根據當地民眾的說法，僅在鄰近的黃流鎮地區就有五百多全副防暴裝備的特警待命。

3月10日的抗議活動基本在和平狀態下結束，但民眾表示會在今後發動進一步抗爭行動。但是，海南本地沒有媒體報導相關事件，而民眾發在網絡的消息和報告也往往迅即被網管刪除。

中國勞工論壇積極聲援鶯歌鎮民眾的抗爭行動，反對專製當局肆意妄為，與民為敵。我們認為，對於自然資源（土地、礦產）和工業建設的規劃，應該由工人、小區民眾和消費民眾等相關利益方選舉產生的委員會實施民主管理與運作，並由所有民眾可以隨時公開檢查；反對一黨專製的官僚體系和以利潤為導向的新自由主義經濟發展模式。為此，需要允許所有民眾實現言論自由、表達自由和結社自由的基本權利，充分保證各種政黨和社會團體的行動自由。工人組建獨立工會管理和運作相關設施，當地小區民眾有權隨時進行監督，從而確保所有的基礎設施建設（諸如發電站、垃圾場、醫院等）符合安全和環境友善要求。在民主計劃經濟體製下，以可循環的清潔能源替代帶來嚴重環境災難的舊能源，從而確保可持續生產以滿足社會多數人的需求。



中國： 世行2030報告、杜建國抗議世行與反對私有化

2月28日，北京，「獨立學者」杜建國（註一）在世界銀行（註二：WORLD BANK – 簡稱「世行」）行長佐利克（Robert B. Zoellick）的記者招待會上舉行抗議，並在現場散發《世界銀行，帶上你的毒藥滾回美國去》（WB, Go Home with Your Poison！）公開信，並高喊「華爾街都是騙子，美國是要用私有化毒藥毀掉中國經濟，國企不能私有化」等口號，隨後被世界銀行的安保人員驅離會場。這場單人抗議事件引發中外媒體廣泛報道和網絡上的熱議。

杜建國所說的「世界銀行的毒藥」，也就是世行行長佐利克在記者會上高調發布的關於中國2030年經濟前景的報告。從嚴格的意義上來說，這份報告不能稱為「世界銀行的報告」，而是由世界銀行、中國財政部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聯合組織發布的《2030年的中國：建設現代、和諧、有創造力的高收入社會》報告（註三：英文名: China 2030：Building a Modern, Harmonious, and Creative High-Income Society – 以下簡稱為世行2030報告）。

根據相關報道，世行2030報告是由國務院研究中心和世界銀行的數十位中外專家花費1年多時間精心編寫而成的，是為了解決「中國未來二十年發展面臨的挑戰和戰略選擇，重點就中國經濟如何實現持續穩定的增長、如何提高經濟增長的包容性和環境可持續性、如何與世界實現共贏，以及處在中等收入階段的發展中國家如何應對面臨的共同挑戰、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等議題而精心準備的。

2010年9月，世行行長佐利克向中國政府提出聯合開展研究報告的建議，得到中方領導人支持，這也是世界銀行與中國政府首次以聯合課題組的形式合作進行研究。僅佐利克本人為此報告就三次來華，在報告編撰過程中，更是組織了包括中方的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張玉臺、財政部副部長李勇和世界銀行四位副行長在內的高規格內部指導委員會。報告其實早於2011年9月就編製完成，但因為需要中國政府的各相關部委審核才能發表。報告得到了包括教育部和衛生部等部委的贊揚，但是卻遭到國有企業實際控製方的國資委的批評，因此進行了大量修改。而拖延至今年才得以發布。

就在杜建國抗議的世行記者招待會的前一天（2月27日），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在中南海會見佐利克一行，財政部部長謝旭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李偉皆在旁就坐。同一天，圍繞該份報告財政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銀行在北京共同舉辦了「實現現代、和諧、有創造力的發展：中國的戰略選擇與國際經驗」高層研討會。按照財政部官方網站（註四）的說法，財政部部長謝旭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李偉、世界銀行行長羅伯特•佐利克出席了研討會開幕式並講話，開幕式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黨組書記劉鶴主持。中央有關部門、部分地方政府、其他發展中國家和有關國際組織的代表以及國內外著名學者約150人參加了研討會。

3月5日，政協委員前國資委主任李容融在就此報告回答記者提問時表示，世行2030報告選擇在今年「兩會」之前推出，出臺時間較有針對性。但對於報告中的觀點，他並不贊同。

同時，政協發言人前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主任趙啟正在回答記者關於報告的提問時聲稱：對這份400多頁報告，我用Word的檢索功能做了檢索，我沒有查到國有企業私有化的建議。

值得註意的是，雖然這份世行2030報告對於中國經濟和政策製定將具有重要影響，但迄今為止未有完整的中文版本發布，而且未在財政部的官方網站上發布。目前只能從世行網站上下載到英文的全文報告（英文報告全文達446頁）和中文PPT版本的概要介紹（僅4頁）與演示稿。

假如全文檢索該報告就會發現，並不同於趙啟正所說的「沒有查到國有企業私有化的建議」，該報告中共出現9次「私有化」（privatization）這一單詞。其中除討論拉脫維亞和阿根廷私有化案例的2處，及1處引用美洲開發銀行的報告（2003. 「Costs and Benefits of Privatization: Evidence from Brazil.」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Working Paper 164. Washington, D.C.）外，其余6處（報告中的第132、146（3處）、168和204頁）皆是竭力贊揚中國1990年代到21世紀初所推行的國有企業私有化，使行業充滿競爭力度，避免進一步產業集中化。而如以「私有」（private）為關鍵詞搜索，整篇報告共出現230處，其中絕大部分都是與中國正在進行和已經發生的私有化密切相關。報告更是明確無誤地強調國有金融機構（SFIs）私有化是實現商業化運作的最好的方式，但同時又退而求其次地解釋「如果政府不願意放棄對國有銀行的所有權，則可以通過金融機構完全上市（金融化）來確保國有持股。」

報告中的第110頁更明確「建議」，中國的國有企業在工業產出中的比重應從2010年的27%下降到2030年的10%。

而報告中提出的六大戰略方向「調整政府和民營部門的職能以強固市場經濟基礎、鼓勵各領域各部門的「開放型」創新、走向綠色、使所有人享有均等機會和基本社會保障、建立與政府職能轉變相適應的強有力的財政體系、與世界各國建立互利共贏關系」，更是具體強調了民營部門（私有經濟）應該加強發展，為其提供「公平的」空間，包括進入社會保障體系和金融體系等。

所以，報告是以比較隱晦比較「理性」的方式仍然在呼籲進一步推動中國經濟的私有化和市場化。

與該份報告相呼應的是，3月5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人大作政府工作報告時提出，將支持非公經濟發展列入今年改革的重點任務，要求「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製經濟，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製經濟發展。」 全面落實國務院2010年5月發布的「新36條」（《國務院關於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若幹意見》），明確民營資本可以進入能源、軍工、電信、航空等傳統壟斷行業，並製定相關細則。

雖然媒體一直宣傳中國經濟近年來出現「國進民退」和國有企業壟斷暴利的消息，但根據前國資委主任李榮融提供的數據，從1998-2010年間，中國國有企業的戶數占比從39%下降到4.5%；主營業務收入占比從52%下降到27%；利潤總額從36%降至27.8%；從業人數從60.5%下降到19.2%，貢獻的稅收從65.5%下降到37.2%。也就是說經過20世紀末到21世紀初10多年的發展，所謂的「國有經濟」成分已經從1990年代的半壁江山全面降到了次要地位。這甚至與中共當局現行憲法直接沖突。（憲法第六條「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製為主體…，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

由於全球性的經濟危機正在從深度和廣度上進一步發展，新自由主義政策的「神話」已經全面破產。三年多來，在資本主義發源地與大本營的美國和歐洲等發達國家，億萬底層勞動人民怒不可遏全力反擊當局削減支出和「嫁債於民」的企圖，風起雲湧的占領運動和總罷工1960、1970年代以來僅見。為擺脫危機，諸多西方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政府也不得不在本國，甚至跨國聯合，采取凱恩斯主義/半凱恩斯主義的國家幹預政策來穩定經濟，如歐美政府救援本國金融機構和穩定歐元區中的虛弱債務國希臘等。

在這種局面下，無論世行還是中國國內奉行「繼續改革「的新自由主義經濟精英與官僚們無法無恥地宣稱繼續推行「賣光一切、全面市場」的政策，但仍然竭力推行「私有化盛宴」以分食中國億萬工農胼手胝足辛苦積累的勞動成果。而且，對於新「崛起」的國家資本主義當局而言，這一私有化進程不僅僅是資本家和官僚獲取經濟上的實利，更是通過發展私有製經濟基礎占據統治地位，可以在政治上能確保資本主義製度復辟的穩固和資產階級作為整體階級力量的發展。

社會主義者與反對私有化的路徑

繼2月28日杜建國抗議世行之後；3月7日，山西太原11名毛派支持者計劃在當地鐵路樞紐進行反對鐵路私有化的宣傳，並準備「堅決反對鐵路私有化」和「強烈抗議瓜分人民財產」的兩條橫幅和若幹宣傳資料。但當天抗議活動尚未開始，11人就已被警方悉數拘捕，經審訊和搜查後，參與者被迫向警方寫下書面保證後，才在半夜得以釋放。而網絡上關於「反對私有化」和「深化市場改革」更是成為了億萬民眾熱議的話題。

社會主義者堅定反對私有化，全力捍衛全民所有財產，聲援與支持勞動人民與左翼力量反對私有化的努力，反對國家資本主義專製當局對民眾的反抗示威采取暴力鎮壓，捍衛民眾的基本權利。但很遺憾，我們需要強調，無論是杜建國的單人抗議還是11名毛派的集體抗議，都未能足夠強調勞動人民的群眾性抗爭，特別是有組織的工人階級鬥爭，對於反對私有化和捍衛勞動人民利益重要性。

同時，我們也註意到，現實中上不僅是少數經濟精英和資本家，而且相當數量的基層普通民眾中對於現有的國有企業有諸多不滿，其中不僅包括一般意義上的小資中產，也包括廣大工人和農民。他們對於目前國企的壟斷暴利、內部世襲化和等級化，以及壟斷企業與普通民眾間收入分配差異表現極端不滿。

而且，與相當部分的其他左翼理解不同，社會主義者深刻地認識到，在已經實現資本主義復辟的今日中國，仍然殘存的所謂「國有企業」絕不同於昔日的「國營企業」（畸形工人國家的全民所有製企業），更不可能將之錯誤地視為什麽殘留的「社會主義成分」。其在經濟基礎、內部利益分配和運作方式上，都是典型的國家資本主義壟斷企業。部分官僚與資本家為推行私有化而蓄意扭曲，熱衷於將之與舊的國營企業乃至社會主義企業混為一談。而同時，也正因為這些壟斷國企的國家資本主義屬性，所以在相當程度上導致民眾對現存國有企業的嚴重不滿。

首先，當前的中國一黨專製當局已經是地地道道的國家資本主義當局，而不再是什麽昔日的畸形官僚工人國家。那麽，在經濟屬性上，作為資本主義國家實體擁有的企業，就不可能是什麽「具有社會主義成分的企業」，或者「全民所有的國營企業」，而只能國家資本主義的壟斷性國企。現實中，這些企業運作與導向也是強調利潤化和市場化，與其他普通私人企業無多大區別。

其次，這些企業並沒有盡到「分利於民」的責任，其通過壟斷地位和龐大全民資源所獲取的利潤，最終只是為少數中外資本家、官僚與上層既得利益集團服務。相當數量的企業整體或部分已經在國內外的股票市場上市，外部的資本早已參與到了所得的分配。根據相關統計顯示，從2005年度到2008年度，中國石油、中國石化、中國移動、中國聯通四大公司海外分紅總額超過了1000億美元，約合人民幣7000億元；而中國A股的全部上市公司，在18年裏給全體股民的分紅總額，才2000億元人民幣。2007年中國全國最低生活保障基金支出僅275億元人民幣，僅相當於上述四家公司一年海外分紅的六分之一。而這四大公司的盈利完全是來自對企業內部員工剝削和對國內消費者壟斷高額收費服務所帶來的超額利潤，諸如業務外包化，業績利潤考核、石油資源漲價、銀行金融和通訊行業的高額收費。

再次，在企業的內部權益分配上，這些企業實際上並沒有起到「普惠工人」和「保障就業」的作用，反而進一步通過壟斷和剝削而壓榨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經過1990年代和21世紀前10年的的大規模私有化和工人「下崗」，5000-7000萬原屬國營企業的工人失去昔日就業的「鐵飯碗」。而現存的國有企業的基層勞動者與高管間收入差距極為懸殊，且缺乏基本的終身就業保障。根據相關統計報道顯示，央企在崗職工的平均工資為5.4萬元，而與此同時上市的央企高管收入平均為61萬元，兩者相距近12倍。譬如，2007年國有保險公司平安保險三名高管及董事的年薪酬（工資+獎金）超過4000萬元，其中董事長馬明哲收入達6616萬元，在一片民意反對的情況下，2010年馬明哲年收入大幅下降後仍然達到987萬元。這絕非是個別現象，招商銀行的高管馬蔚華年收入也同樣達近千萬元。即使其他從事非金融行業的利潤率相對較低的實體央企高管收入也是高得驚人，如本網站曾經報道過的葛洲壩退休職工抗議事件中，葛洲壩集團董事長的年收入達100萬元左右，而與此同時葛洲壩集團普通員工和退休職工的年收入只有2-3萬元年左右。

此外，一方面這些由官僚專製控製的國企，內部充滿管理低下、追逐利潤、任人唯親，貪汙腐化和官商勾結之風，並因此導致嚴重後果。例如近幾年鐵路行業跨越式發展導致的高鐵項目面臨的事故頻發與債臺高築（註五），鐵路行業眾多貪腐官員受到調查，而耗費民脂民膏修建的鐵路未能根本解決底層百姓出行之苦，只是進一步滿足少數上層精英的需求。

而另一方面，在眾多的國有壟斷企業內部已經形成了類似封建等級製度的世襲化和門閥化的特征。譬如，從央企的最高層到中層管理職位（編製內人員）大多為官僚權貴的禁臠或者是官商勾結利益交換的結果，尤其是央企的關鍵高層的位置如今往往直接由「太子黨」/「皇親國戚」壟斷，中國國際電力集團的董事長李小琳是前總理李鵬的女兒，中國國際金融公司的CEO朱雲來是前總理朱镕基之子，現任總理溫家寶之子溫雲松最近成為了中國衛通公司董事長，現任政治局常委李長春之子李慧鏑是中國移動的副總裁。為了追求利潤和轉嫁責任，國企的生產經營模式也大規模血汗工廠化和外包化以降低勞動成本和躲避社會責任，眾多在基層從事辛苦而危險工作的工人往往都不是國企本身的正式雇員。譬如中國鐵路工程公司一家在近年的鐵路項目建設中，每年雇傭農民工達180萬人到200萬人。在壟斷嚴重的電力行業中，員工中流傳的順口溜也充分反映了這一點，」十個民工爬電桿，一個學生（新畢業非編製內的大學畢業生）當監工，兩個主任在喝茶，一個經理拿回扣「。

因此，今天中國的國有企業是典型由官僚控製的國家資本主義企業，左手壟斷專權，右手貪婪逐利。資本為追逐利潤迎合專製權力，壟斷為確保特權擁抱無製約的資本。

而且，值得註意到的是，在國有企業進一步私有化的問題上，中共當局並非如同歷史上的被殖民地般只能被動接受，其所處的博弈立場甚至強於今天處於危機之中受製國際金融機構的希臘等國。今天中共當局早已經成為「富國俱樂部」的世界銀行中股權第三位持有者（4.42%），並且中共當局代表林毅夫也已成為了世界銀行的副行長和首席經濟學家。所以，反對國有企業的私有化，絕不能僅作秀式地將矛頭對準世界銀行，而是同時需要反對官僚對與國有經濟的控製壟斷。即使在過去的三十年間，資本主義復辟與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推行並不僅是外國資本一力強行幹預的結果，而是中共一黨專製官僚當局（其中部分已經轉化成為官僚/權貴資產階級）和中外資本家共謀的結果。

雖然，社會主義者明確認識到現存的國有企業有諸多弊病和其國家資本主義的屬性。但是，社會主義者仍然堅定捍衛國有企業，反對資本家與官僚進一步私有化的企圖。我們之所以要捍衛現有的國有企業，不是因為它是舊的所謂的「社會主義殘余成分」，而是因為，它是未來通向社會主義的工具。

正如列寧所說的「這是國家資本主義壟斷組織的樣式組成的一種經濟。……這裏壓在那些工作繁重、忍饑挨餓的「粗苯的」勞動者頭上的仍然是那個資產階級的官僚機構。但是管理社會事務的機構在這裏已經準備好了。」（《國家與革命》1918），「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是社會主義最完備的物質準備，是社會主義的入口，是歷史階梯上的一級，從這一級上升到叫做社會主義的那一級，沒有任何中間級。」（《論糧食稅》1921）

是的，我們明確地反對私有化，但不是為了維護「官有化」；我們堅定地捍衛國有企業，不是為了捍衛少數官僚與權貴的禁臠；我們反對官僚的壟斷暴利，不是為了將之奉獻於中外資本家手中，我們反對國有企業的世襲臃腫，不是為了支持將之全面血汗工廠化。國有企業不應成為官僚與資本合謀盤剝企業內外勞動人民的工具。

要真正反對和阻止資本主義當局進一步的私有化企圖，決不可能依靠少數人的單打獨鬥就能實現，更不可能通過向專製當局勸進改良方式實現。要真正反對私有化，捍衛全民所有的企業，反對國有企業成為官僚權貴的禁臠，只有依靠企業內的工人階級和最廣大的勞動人民的團結起來有組織的抗爭才能實現。事實上，2009年，河北保定一棉工人反對私有化的鬥爭與吉林通鋼工人反對私有化的抗爭，就是近年來國有企業工人自我組織集體抗爭的典型案例。（這兩個案例雖然不能說以競全功，但是至少很大程度上挫敗了資本家與官僚私有化國企，瓜分全民資產的企圖）

而要贏得工人階級和勞動群眾的支持，只有使國有企業內的工人階級（包括在編製內的廣大中下層工人和外包的農民工）和社會上廣大勞動人民深切感受到國有企業給他們的益處。為此，需要確保企業內所有工人同工同酬，有足以維持家庭生活的收入，充分的就業保障和安全的工作條件，團結周邊相關的私營企業工人階級。由企業內部的工人階級組建獨立的工廠委員會和工會取代官僚來管理和運作企業，並由企業內部工人、消費者和所在社區群眾選舉產生的委員會決定的企業的生產計劃和價格設定等以滿足多數民眾的需求。

總之，今天的國有企業需要的是由下而上的徹底改造，使之成為真正由工人階級民主管理，全民普遍收益的全民所有的企業。這才是社會主義者與左翼所應追求的目標。並且，在這些全民所有企業的基礎上至進一步推動工人階級對於社會經濟與政治的全面民主管理，向社會主義的民主計劃經濟邁進。

中國：薄熙來的下臺

在中共十年一屆的領導層更替之際，戲劇性的事件發生了。自從1989年反政府群眾運動以來，還從未發生過這樣的局面——中共高層黨內的嚴重分裂曝光於公眾面前。作為新毛派和「新左派」旗手的薄熙來被免去了重慶市委書記的職務。

雖然事態發展極具戲劇性，但並非完全出乎意料。正如我們去年在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的文章中所解釋的，「而且薄熙來的宣傳運動至少在公眾看來，意味著自1989年鎮壓以來統治集團內部相對穩固的團結變得開始疏離。 （《中國：鎮壓還是「改革」》，2011年7月11日）。

僅僅在薄熙來下臺的六個星期前，薄熙來昔日的得力助手，曾任重慶市副市長和公安局局長的王立軍因醜聞而被捕。王立軍2月6日進入美國駐成都領事館，可能企圖叛逃，因而被當局視為「叛徒」。而且，他被廣泛地視為涉及腐敗。政治評論人士陳子明表示：「王立軍的傳說變成了六十多年來最嚴重的一個政治醜聞。」 薄王兩人的下臺與其說是可能因反貪腐的「清洗」，不如說是黨內更為廣泛的權力鬥爭的一部分。

北京向右傾斜

《華盛頓郵報》將薄熙來被免職視為中國新毛派「痛楚的失敗」。雖然這將一場極其復雜的權力鬥爭做了簡單化的詮釋，但薄熙來的下臺無疑標誌著統治集團內部要求深化經濟「改革」（市場自由主義）的支持者反對民族主義和國家幹預的「左派」。

學者吳稼祥表示：「這是十八大前的地震」，他談及的十八大是今年秋季將要召開的中共黨代會，新的領導層將接替在任的胡溫領導團隊。溫家寶是中共當局內部「改革派」的主要支持者。本周三為期十天的全國人大會議閉幕時，在現場直播的記者招待會上，溫家寶雖然沒有直接點薄熙來的名字，但是他對「重慶市委」進行了嚴厲的指責，這預示了幾小時後薄熙來被正式解職。而「改革派」陣營中另一個重要人物是廣東省委書記汪洋，他被公開視為薄熙來的克星（雙方都曾投入大量精力就廣東模式和重慶模式進行爭論）。汪洋的口號是「小政府，大社會」。

由於薄熙來的突然失敗，加之汪洋在和平處置烏坎群體事件中的表現，令他在今秋進一步升遷（到政治局常委的位置）的機會明顯增加。烏坎村的村民通過有組織的群眾鬥爭而暫時取得政府的讓步，卻被汪洋的「改革派」劫持為其派系目的進行宣傳。盡管在本月早些時候，得到廣為宣傳的選舉使群眾抗議的領導人贏得烏坎村村民委員會的席位。但是，當局針對村民——尤其是青年積極分子——的鎮壓、監視和威脅正日益增加。

「文革」的警告

在對重慶王立軍事件進行抨擊的同一講話中，溫家寶警告說：「沒有政治體製改革的成功……像『文化大革命』的歷史悲劇可能再次發生。」這些意見反映了統治集團深刻的不安感，他們擔憂因為中國嚴重的貧富差距和普遍的不滿而導致發生革命性的劇變。與其說是20世紀60年代的混亂，不如說是今天在埃及、俄羅斯和美國發生的「占領」運動更令中國的精英們真正感到恐懼。由政府的喉舌英文的《環球時報》在人大會議期間在全國七個城市所做的民意調查顯示令人難以置信的數據，幾乎有半數受訪者（49.4%）相信中國「處於」或者「也許處於」革命的邊緣。

根據《南華早報》（2012年3月14日）的報道，「[溫家寶]在任9年，中國發電量增加三倍，鋼產量增加四倍，轎車和卡車的生產每年增加近六倍，」隨後該報繼續補充說，「但是被廣泛用來衡量收入不平等的基尼系數則從溫家寶接任時相當於美國的水平攀升到今天接近斯威士蘭的水平。」

溫家寶對「重慶模式」的公開攻擊，並決定清除薄熙來，反映了這是高層國家領導人內部的共識，不僅得到包括反對薄熙來的國家主席胡錦濤的首肯，而且也得到薄熙來的盟友中國政法安全的最高負責人周永康和候任的接班人習近平的同意。習近平和薄熙來都是「太子黨」——前中共高層領導的後代，他們在黨國體系內享受著繼承獲得的特權。

派系鬥爭

此前也發生過以這種方式解除省級高級領導人的事例。2006年，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被解除職務，之後由於腐敗被判18年監禁。這也是前國家主席江澤民的「上海幫」和胡錦濤的「團派」內部鬥爭的一部分。胡錦濤之所以要對付陳良宇，就是為了遏製前國家主席的勢力，為他自己贏得更多的行動自由。

總的來說，這同樣適用於薄熙來的案例，這些行動的實施都事先經過了派系間的談判和交易。陳良宇的中共上海市委書記的位置為派系盟友習近平所取代。為了防止派系間全面「戰爭」的爆發，一種微妙的平衡必須被維持。正因為如此，才讓與薄熙來同屬「江派」的副總理張德江接任重慶市委書記的置，張德江是前國家主席江澤民的門徒。如此就維持了「平衡」。

但是薄熙來的例子和2006年上海清洗不同的是，其涉及到了一名不僅在國家層面十分著名而且在政府體製外享有可觀的支持基礎的官員。他通過對重慶的控製，把重慶作為一個在集權國家的框架下最接近於「競選活動」的平臺。「重慶模式」（後面將做分析）被薄熙來大量炒作，以支持他在九人組成的中國國家最高權力機構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中尋得一席之地。

根據現在的力量對比，薄熙來的政治美夢幾乎已經確定結束了。但是，對薄熙來的免職可能引發嚴重而不可預見的反響。尤其是對與新毛派而言，當他們反對今天「新自由主義的資本家」的時候，他們中的許多人仍然對中共黨國抱有幻想和崇拜薄熙來。在本文寫作之時，毛派在網絡上的力量正在呼籲去重慶舉行抗議活動。相關報道顯示，各主要城市的安全力量都進入了戒備狀態，而武警部隊正從湖北向重慶調動——這標誌著當局也不排除有可能發生抗議活動。即使沒有發生這樣的抗議活動，解除薄熙來的職務也使領導層交接的過程變得更加動蕩不安。

很多情況現在仍不明朗，而且由於中共內部權力鬥爭的特點，很多事情不會向外透露。但是薄熙來被解職的時機還是值得評論。中共高級人物在全國人大會議結束的星期三晚上才被告知薄熙來被解職的消息。第二天上午，新華社對此發布了僅僅一句話的消息。

3月9日（星期五）薄熙來舉行了吸引大量記者的記者招待會，在會上他保證要繼續推進「重慶模式」，之後對他進行清洗的決定很有可能直到人大會議的最後階段才做出。薄熙來「我行我素」的風格—進一步顯現出他毫不謙順—無疑激怒了中央領導層。假如對王立軍進行進一步調查，不排除會出現包括犯罪指控在內的進一步對付薄熙來的做法，其中孕育著政治的「奇異之處」。但是這會基於權力鬥爭的邏輯，而不是取決於指控薄熙來的證據是否有力或者缺損。

全國人大會議顯示了薄熙來在國家機關中仍然享有不容忽視的支持，包括在軍隊中。這能阻礙中共中央采取進一步的行動。相反有可能是的薄熙來能夠保持他政治局委員（不是具有更高權力的政治局常委）的位置，並有可能在政府內部被授予一個有名無實的職位。正如一個評論家預測，看起來薄熙來有可能「軟著陸」。

對「左派」的打擊

與此同時，為了壓製對解除薄熙來職務的抗議，四大左傾（新毛派）網站在3月15日（星期四）被當局關閉。這就意味著中共中央領導層就對「民族主義左派」或者「新左」形成了廣泛的打擊，而不只是針對薄熙來一人。

受到打擊的網站包括有影響力的毛派網站「烏有之鄉」。雖然該網站有時會轉載來自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和工人國際委員會（CWI）的文章，但是其網站持有的立場與我們極其不同，且越來越傾向民族主義的政治觀點。但是，盡管有這些政治上的不同，我們毫無保留地抗議這種不民主的鎮壓，同時揭露溫家寶和中共自由派的「政治改革」和「開放」的空談。

圍繞在「烏有之鄉」等周圍的毛派團體扮演了薄熙來的「啦啦隊」的角色，盡管缺乏任何證據顯示他代表了對現有資本主義領導層的一種替代性選擇。一些新毛派把重慶稱為「資本主義中國的解放區」和「本世紀的延安」（中共在陜西的根據地）。

重慶模式—神話與真相

正如來自重慶的工國委（CWI）支持者張蜀傑指出：「所謂的『重慶模式』看起來對重慶之外的民眾比對居住在重慶的民眾更有吸引力，他們尋找並且希望一個不同於中共資本主義政策的替代選擇。薄熙來政府和其他地方的中共政府並沒有根本性的區別，但是他的民粹主義的統治方式驚動了許多中共領導。事實上，在薄熙來統治之下，重慶外資比其他城市增長更快，而且政府正在推進一項相對最激進的私有化農村土地的政策。」

盡管薄熙來發動了「紅色文化」運動，包括組織合唱團演唱毛時代歌曲（有意思的是不包括《國際歌》，正如在1989年，《國際歌》經常在反政府抗議中出現）以及傳播含有毛語錄的短信，他的政策更類似於「社會民主主義」而不是毛主義。據他的支持者上海風險資本家李世默（Eric Li）表示，薄熙來推崇「社會公平和市場經濟」以及「當代共產主義價值觀和中華文化的儒家根基相呼應」。

《金融時報》（「紅色警戒」，2011年6月3日）指出薄熙來在文革期間遭受過迫害（他的家人被關押了5年），因此他引入毛主義的主題「更多的是形式而不是內容—試圖利用希望回歸毛主義方式的懷舊情緒而不是重新采用與之聯系的災難性政策。」

在不對毛澤東的官僚政策背書的情況下，我們將指出該報觀點典型地扭曲了事實；對毛澤東時代的「懷舊」是基於可以想見與理解的情緒反彈，這是對今天中共當局在醫療、教育和住房方面的私有化政策和隨之出現的極端不平等的不滿。

重慶是中國西部最大的城市，去年的本地生產總值（GDP）增長達到16.5%，是全國各省、自治區與直轄市經濟增長最快的地區之一。自2007年，薄熙來掌權以來，重慶私營部門生產總值占經濟的比重從25%上升到60%。薄熙來的搭檔重慶市市長黃奇帆的昔日名言是，「我們目前追尋的正是20世紀80年代裏根與撒切爾模式。」 現在看來，黃奇帆至少目前暫時保住了他的職位。因此，很明顯，「重慶模式」並不代表著一種反資本主義的替代選擇。

民粹主義和專製獨裁

薄熙來的支持者所指的社會改良包括2010年開始推出的公共租賃房屋計劃，建立80萬套低成本住房提供給被普通住房市場排擠出來的低收入家庭，今天中國的住房市場幾乎是完全私有化了。然而，即使這項計劃也遠遠不是滿足貧困家庭的真正計劃安置。去年以來，中央政府也推出它自己的大規模公共租賃住房計劃，雖然未公開承認，但顯然是從重慶的做法中得到啟示。而全國性的計劃是在更大的規模上復製了重慶原型的所有缺陷。

批評者說，重慶的公屋項目中單位面積太小，而且離城市太遠。根據研究機構龍洲經訊(GaveKal Dragonomics)的一份報告《重慶市公共住房困境》（Chongqing』s public housing predicament）聲稱：「（這些住房）更像是為單身工人準備的宿舍，而不是為城市家庭準備的永久性住房。」 該報告的結論是，該項目的目的是在於吸引投資者到重慶附近建立工廠，而不是（為民眾）提供體面的住房。

薄熙來的政策可以概括為有限的「社會」民粹主義與威權主義的結合。《經濟學家》雜誌的評論是：「他的一些支持者將他看作是中國的普京。薄熙來是一個鐵腕的民粹主義者」，並曾經預測他可能會成為中央政府內負責政法安全的最高領導人。 （《中國的新領導人們》（China』s new leaders，2011年6月23日）。

在全國範圍內，也許比薄熙來「唱紅」更為引人註目的是引起爭議的「打黑」（打擊有組織犯罪）。「打黑」行動是由現在灰頭土臉的王立軍牽頭指揮，導致2,000人被逮捕，500人遭到起訴，13人被處決，其中包括重慶前司法局局長文強。由於今天黑社會力量對中國城市的控製程度，使得重慶當局進行的膽大而無情的「打黑」令人駭然。

據估計，僅重慶就有20萬人的有組織犯罪集團——在中國被稱為「黑社會」。在其他城市也大同小異，有組織犯罪已經滲透進入警察和政府部門，在重慶黑社會得到了文強的保護。薄熙來進行「打黑」運動的一個重要因素是使得他的派系對手，曾在重慶任職現為廣東省委書記的汪洋，感到難堪。以此來暗示汪洋在重慶任職期間放任「黑社會」的存在。毫不奇怪，重慶「打黑」的明顯成功激怒了許多中央領導。因此針對重慶當局酷刑、逼供和濫用「司法程序」的指控也已浮出水面，這也是導致王立軍和薄熙來垮臺的一個因素。

為什麽要清洗薄熙來？

對薄熙來清洗的最重要原因是由中共當局本質決定的，也是對於因資本主義復辟政策帶來的反彈的恐懼。由於領導層對薄熙來不可預知的行事方式的不信任，而不是所謂政治或經濟觀點不同，而導致他下臺的。

正如我們以前在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中所解釋的：「中國表現出「波拿巴主義」的一個特殊形式——通過委員會，而非一個「強人」決定一切。」。這也並非偶然。在毛澤東和鄧小平統治時代出現的不穩定與社會動蕩孕育出目前的「妥協」製度，統治集團內部通過不同派別、省份和商業集團間進行詳盡的談判與交易而實現「權力製衡」（ （《中國：鎮壓還是「改革」》，2011年7月11日）。

薄熙來為追求他自己的權力，而企圖繞過這種僵化的製度。如果他得以成功的話，這可能為他人樹立了先例。根據克林頓任總統期間的前助理國務卿蘇珊-謝客（Susan Shirk）對此評論：「薄熙來為爭取權力公開進行宣傳和使用媒體動員群眾支持的做法打破了黨的高層保持統一的門面，不是因為他在重慶做的任何具體的事情，而是應宣傳活動本身使得領導層們決定解除他的職務。自從天安門廣場鎮壓（1989抗議運動），他們就一直試圖將領導層保留在一個黑匣子中。」

太子黨

薄熙來是「太子黨」，是薄一波的兒子。薄一波是在毛澤東逝世後的數年內幫助鄧小平啟動中國的市場化轉變的「八老」之一。在今天階級分化嚴重的中國，「太子黨」就像是社會中的新貴族，他們掌握著大量繼承得來的權力和財富。正如《時代》雜誌評論說：「薄熙來幾乎算不上一個革命者：他喜歡豪華轎車和量身訂做的西裝，送他的兒子到哈羅公學（英國的精英私立學校）和牛津大學就讀。年輕的薄瓜瓜是第三代『太子黨』，而且加入了牛津大學的亞當．斯密研究所。」

在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經濟製度下，「太子黨」們獲取了巨大的權力。無論是在私營部門還是作為強大的國家壟斷企業的負責人都是如此，這些國家壟斷企業像是「家族」封地一樣被瓜分運作。根據維基解密的報告，2009年美國駐北京的大使館一份電報指出，這是「眾所周知的」，前總理李鵬和他的家庭控製中國的電力行業，而負責政法安全的政法委書記周永康市控製國家壟斷的石油產業。現任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的妻子控製著中國的「珠寶」行業。

「中共太子黨「在黨內享有巨大的影響力，但主要是依靠以家庭忠誠為基礎建立的網絡關系，而並非是作為一個政治派別。習近平和薄熙來同屬於「太子黨」，但習近平被視為一個「經濟自由派」，例如他曾經主政浙江，浙江被視為是私人資本在中國的重要據點。但中共黨內的「太子黨」和其他官員之間的緊張局勢正日趨激烈。同樣出自維基解密的報告聲稱，「太子黨」官員嘲弄草根基層出生的官員為「小店主」。

圍繞胡錦濤主席的「團派」（它的名字就起源於共青團，因為很多其中成員是來自共青團體系）希望限製「太子黨」的權力，因為以他們為核心的「既得利益集團」被看作是阻礙「改革」的障礙。因此，對薄熙來的行動部分也可看作是胡錦濤和「團派」企圖在秋季的領導人輪替前削弱「太子黨」的影響。作為「太子黨」的習近平將取代胡錦濤擔任黨的總書記，並在明年成為國家主席。這是2007年上一屆黨代會所決定的，這也反映了胡錦濤的派系當時受到的挫折，胡錦濤所中意的繼承人是其門生李克強，他將接替總理溫家寶的職務，成為（相對於習近平）第二號人物。

薄熙來本來有希望獲得的政治局常委席位，現在幾乎可以肯定會由另一位前主席江澤民（另一個太子黨）的支持者張德江所獲得，張德江目前暫時接任了薄熙來在重慶的職位。但是，薄熙來被免職也毫無疑問可以看作是間接地限製太子黨和阻止他們對新領導層的計劃，尤其是針對九名政治局常委的安排。這就是暗示這場沖突所包含的意義遠遠超出了「重慶模式」興衰本身。正當全球資本主義危機日益深化，而中國經濟步履蹣跚之時，黨國內部的深刻分歧也變得公開化。以薄熙來事件為例，這可能至多在一個臨時階段內，而非永久性地修復『黨內團結」的形象。

經濟「改革」

根據北京中央黨校的一位教授王貴秀的描述，近來召開的人大會議其實是「官商代表大會」。正如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上周所報道的，人大代表中最富有的70人的財富總計達到5658億元人民幣（約合850億美元），比美國政府、國會和最高法院總共535名成員的財富總和的十倍還要多。互聯網上的評論員們把人大會議稱為「炫富聚會」，並發布了人大代表們佩戴奢侈品的照片。例如，地產公司恒大集團的老總徐家印腰纏價值6000元的腰帶，這幾乎相當於一個農民的平均年收入（6977元人民幣）。前總理李鵬（1989年民主運動的北京屠夫）的女兒李小琳是中國國際電力集團的董事長，她被拍到身穿的璞琪(Emilio Pucci)時裝價值12000元。

在他兩個小時的公開工作報告中，溫家寶總理使用「改革」一詞達70次。但是，與其說溫家寶總理關註的是他十天後攻擊薄熙來時所提及的「政治改革」，不如說他更多關註是所謂經濟方面的「改革」，這其實是推行更為親資本主義的政策的一種說法。

在人大會議召開之前，一份由世界銀行和數個中國政府部門聯合編寫的報告得以發布，該報告呼籲進一步去規則化、私有化和解除國有壟斷。這份470頁長之所以引人註目，不僅是因為它提出的建議，這些建議不太可能完全實現；更是因為這份報告是世界銀行與北京當局間協調合作完成的。如今北京當局是世界銀行的第三大股東。報告的全名為《2030 年的中國：建設現代、和諧、有創造力的高收入社會》，而使其意圖暴露。「和諧」一詞是由胡錦濤首先提出的，而不太可能源於中共之外。值得註意的是在整篇報告裏無一處提到「民主」。

這份報告的結論正如左翼評論家們所指責的是一份「新自由主義的宣言」，並且得到了溫家寶總理在人大會議期間工作報告的響應。他承諾「打破壟斷」和鼓勵更多「民營資本進入鐵路、市政、金融、能源、電信、教育、醫療等領域」。溫家寶再次呼籲給予中小型企業更多的支持。而且，在人大會議期間，一個反覆提及的議題是給企業減稅和促進中產階級的消費。至於能在多大程度上重新進一步推動經濟「重構」和實現「改革」還有待觀察。但是，清晰無誤的是中共領導人們為隱藏在令人目眩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背後真實的經濟狀況而擔憂。自從2008年大規模經濟刺激計劃以來，尤其是地方政府導致的債務問題堆積如山（請見附圖 ——雖然這一債務的全面狀況可能比官方提供的數字更要嚴重的多）；而這暗示我們，他們必須嘗試與現行的經濟模式和它其中壓倒性的依賴債務金融投資的模式決裂，而這種模式同時也創造了如山般的生產過剩。目前地產市場的危機是更為廣泛問題發出的一個信號，目前由房地產發展商和投機商擁有的空置住房的當前市值超過中國年度國內生產總值的總和。

「改革派」陣營希望「解除對居民消費的束縛」從而降低經濟退與出口和投資的不平衡的依賴。但是中國現在軟弱無力的消費對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中國的消費比重遠遠低於巴西、印度和俄羅斯三國的消費比重）是由其現行的經濟模式所決定的，這一模式基於低工資、低技術含量和低利潤的製造與裝配生產。為了轉變這一經濟模式，他們希望使龐大的國有企業服從與私人資本進行競爭，開放此前完全壟斷的行業，但不是徹底放棄控製。政府考慮將地下銀行合法化，使利率自由浮動（允許銀行設置「市場」利率）從而使資本分配「更有效率」（例如，投放到利潤最高的地方）。這些經典的自由主義經濟秘訣是現在的中共領導層所能想到的最好的方案，盡管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這些思想的實踐都遭遇了明白無誤的失敗。

正如眾多的人大代表已經公開承認的，這些政策是導致大規模群體性事件的處方。為了給這危險的藥丸裹上糖衣，政府再次回應世界銀行的報告而加速醫療保險、養老金和其他基本的社會保障建設。而所有這些社會保障措施在理論上都應該能提升居民消費。但這樣的許諾此前也提出過，但對廣大貧苦的中國人民而言，幾乎沒有得到任何改善。這不是由中央政府，而是地方政府需要投入更多資金擴展社會保障和福利支出；中央政府只提供全國醫療成本的十分之一左右。但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這些地方政府正為史無前例的高額債務所困擾。

政治改革？

當溫家寶和其支持者們談論「政治改革」，並稱這「與經濟改革不可分割」時；他們不是在討論選舉、結社自由、罷工權或者其他民主自由。他們的觀點與薄熙來和中共黨內其他「新權威主義派」沒有什麽根本性的不同，改革派希望保留一黨專製製度，同時進行一些「改進」。一個漸進的可控製的路線反映了，中國精英們對於如果允許群眾參與政治活動，出現「混亂」的深刻恐懼。他們所主要關註的，與其說是民主製度，不如說是更獨立的司法體系(所謂的「法製」)，更多的出版自由和（被認可的）非政府組織起到更大的作用等。

這些政策的目的是旨在通過有選擇的團體，而非群眾對於政府和政府擁有的公司施加壓力從而消減腐敗和濫權。與其將這描述為民主，不如說這是給予私人經濟利益集團更大可能性以挑戰國有既得利益集團並與之競爭；通過這種方式迫使後者在實踐中變得更為有效率、市場化和減少腐敗。這又是一個幻想。世界各地的資產階級政權，無論是民主的或者是獨裁的；都反映了他們（領導層）自己無法在理性的方式上使用社會資源。如果「改革派」是正確的，那麽為什麽歐洲和美國的資本主義今天正陷入嚴重的危機中。

因此，北京當局企圖在領導人輪替前提振其「改革」的雄心也是與清洗薄熙來明確相關的。並可以此來打擊「新左派」。北京的中國人民大學的一位政治學教授張鳴告訴《華盛頓郵報》，「重慶模式已經終結了，（中國）左轉的機遇也結束了。」

群眾不可避免的大規模左轉會在不久的將來徹底否定本聲明上面所描述的觀點。新毛派們將薄熙來的政策看作是替代中央政府現行資本主義政策的選擇，與之相反，馬克思主義者和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則強調需要一個真正的左翼替代力量。為此，我們必須將目光投向腐敗的為商業資本所統治的中共體系和其各種派系的架構之外。我們既不對溫家寶和汪洋所代表的「改革派」抱有幻想，也不會對「專製左傾的」薄熙來抱有幻想。

必須自下而上地建立一個替代力量，這一力量應該基於群眾性的基層鬥爭，而不是仰賴對一個「新毛澤東」的崇拜。它必須從國際工人鬥爭中有所學習，並與之相互影響；竭力避免新毛派左翼的大中華民族主義。一個真正的替代性的力量要求建立一個戰鬥的工人階級政黨以實現社會主義和真正的基層民主。而這正是工國委（CWI）的支持者們所為之奮鬥的。

中國：反對剝奪言論自由 要求新聞信息公開

自「薄熙來與王立軍」事件發生以來，隨著中共當局內部日趨分化和權力鬥爭更加激烈，各種真假難辨的消息廣泛傳播與互聯網和媒體上。雖然統治集團一方面高喊「政治改革」，並因此得到了海內外眾多自由派和右派的喝彩；同時卻在進一步加大對於互聯網信息的管理和言論自由的打壓。

3月31日新華網的英文報道（發布未久即已從新華網上刪除），北京警方迄今已逮捕1065名互聯網相關犯罪嫌疑人，刪除208000條有害互聯網信息；超過3117個網站受到警告，70家互聯網公司受行政處分。

中國從三月底到八月初，將開展為期半年的「春風」專項行動，嚴厲打擊通過互聯網相關犯罪的運動，聯合9個政府部門包括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公安部和工業和信息化部等。雖然，官方消息聲稱，此次的互聯網整頓主要針對網上非法銷售武器、藥品、有毒化學品、人體器官、偽造文件、發票等，以及交易個人信息。但同時，也要求網民不要散布「有害虛假」信息，即政治類新聞。

目前被逮捕的1000余人中到底有多少是因發布政治時事新聞，多少是因刑事犯罪而遭逮捕的，無任何官方消息。

但是，北京警方此前特別發布過消息，針對傳播「軍車進京、北京出事」等謠言（也即謠傳中的「北京發生軍事政變」），迄今僅在北京已經逮捕6名網民。 同時，中國最大的兩個微博網站新浪和騰訊微博受到北京市和廣東省互聯網信息管理部門警告，也在全面實行發帖審查後，並在三天（3月31日上午8時至4月3日上午8時）內禁止微博發表評論，對微博上已經發布的消息進行全面核對和整理。

網絡上，各種謠言頻傳和真假消息難辨的一個主要原因恰恰就是政府當局對新聞和信息的專製控製，不願公開真實事件，甚至有組織地蓄意製造謠言和「引導」公眾輿論，而很多未經證實的「小道消息」事後，卻往往被證實為真實的。如此前王立軍和薄熙來事件中的諸多消息就是如此傳播開的，從而導致民眾對於所謂主流新聞和信息失去基本信任。

近日來，中國多個在海內外註冊的左翼網站也遭到大量「不明」黑客有組織的騷擾和攻擊，除較為著名的「烏有之鄉」、「毛澤東旗幟網」和「紅色中國網」等網站外，即使一些不知名的新興網站如「紅星網」(hx001.net)和「中國大民主促進會」(daminzhu.org)等網站也遭到黑客連續攻擊，域名遭劫持；導致大量損失流量和無法登陸。根據其大規模的操作手法和攻擊的頻率，明顯新一輪針對泛左翼網站的攻擊。

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網站自2008年以來，也屢屢遭到中國政府的屏蔽，使數以千計的中國內地讀者只能通過代理軟件和VPN等方式訪問本網站。從去年年底起，也曾連續遭到「不明黑客」的蓄意攻擊，包括劫持DNS和連續惡意註冊從而意圖「破解」網站操作後臺。

中國政府每年耗費數十億元用於互聯網的信息封鎖與屏蔽，2010年至少屏蔽140萬個海外網站和站點，其中包括諸多具有影響力新聞、政治和宗教類網站；關閉了300萬個國內網站。

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反對專製當局壓製新聞自由與言論自由，尤其是針對左翼網站公開和秘密地破壞，要求保障民眾包括表達、抗議和結社在內的基本權利。我們相信， 媒體與言論乃社會公器，信息的生產與傳播需要擺脫少數精英（政府與資本）的控製，應該由大多數人共同民主決定。政府或某一政黨無權壟斷媒體，國家應資助媒體，同時允許不同派別根據政治支持率使用全民所有的媒體。同時，媒體也不應成為資本家的私有財產，工人階級和人民對新聞和媒體進行總體的民主控製，允許和捍衛社會針對不同觀點存在充分的自由討論和決策。

中國：四面楚歌、左右開弓、清明不清明、一體被沈默

4月6日，全國近十家在左右兩翼群體中頗具影響力的網站與論壇，烏有之鄉、毛澤東旗幟網、紅色中國網、四月青年、紅星網、大民主促進會、中國選舉與管理網、共識網論壇和凱迪社區論壇等，被當局集中查封。宣傳主管部門要求它們在一個月內進行自查整頓。一個月後經當局主管部門審查後方可恢復運營。

根據官方新華社消息，從三月底到八月初，當局開展為其半年的打擊互聯網犯罪的「春風」專項行動，行動集中聯合9個政府部門包括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公安部和工業和信息化部等。北京警方迄今已逮捕1065名互聯網相關犯罪嫌疑人，刪除208000條有害互聯網信息；超過3117個網站受到警告，70家互聯網公司受行政處分。

4月1日，在廣州天河區十幾位青年舉牌集會要求胡錦濤帶頭公布其私人財產。其中湖南籍維權人士肖勇、廣東惠州人黃文勛、廣西桂林人區榮貴、江西九江人楊崇、老羅已確定因「非法集會」而被刑事拘留，網名小劉、老田、李總、四川籍女孩劉珊娟等10余人下落不明。而且，警方以」案件涉密為由」，而拒絕律師與被捕人士會面。

4月4日清明節當日，山西太原、河南鄭州與洛陽及廣東深圳等地的毛派支持者組織集會悼念毛澤東，受到當局和警方的告誡與監視。

同日，四川省成都理工大學學生校風糾察隊十幾名學生前往成都市人民公園緬懷祭奠100年前四川護路運動中捍衛路權而英勇不屈的先輩先驅。這是一場近年來較少的學生自發的集會。學生敬獻花圈、拉橫幅、誓頌詞、三鞠躬。十米長白底黑色大字的橫幅主題是「繼承先烈革命傳統，發言前輩愛國精神」

4月6日，上述近十家網站和論壇集體停止運作。烏有之鄉和毛澤東旗幟網站曾經均在網站上發布告示：「今天上午，國新辦九局、北京市網管辦、北京市公安局網絡安全總隊聯合約談，稱網站發布違反憲法、惡意攻擊國家領導人和妄議十八大的文章信息，要求從2012年4月6日12:00起，關閉一個月。在此期間進行整頓自查。

而由美國前總統卡特創立非營利機構卡特中心與中國人民大學比較國際政治經濟研究所聯合創建的中國選舉與治理網也在4月6日中午發布公告，稱因「本網站在一定時期內進行技術維護，請網友諒解。」而暫時停止運作。自2002年以來，中國選舉與治理網一直代表學術界和體製內自由憲政派。

此外，分別代表「民粹民族主義青年」的四月青年網和精英右派群體的共識網的網站雖然沒有被關停，但是網站論壇均已關閉。

當局以這些網站發布違反憲法、惡意攻擊國家領導人和妄議十八大的文章與信息為由，而集中整頓左右兩翼輿論與關閉有影響力網站與論壇的行動為近幾年之罕見，足見總理溫家寶等「黨內政改派」宣傳的政改與民主的虛偽，和深陷內部鬥爭與嚴重分裂中的中共統治集團的恐慌。

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堅決反對當局打壓言論自由，剝奪民眾基本權利。我們主張任何政治流派都有權自由地表達自己的意見和主張。而真正要捍衛民眾的基本權利，絕不能指望中外資產階級或者統治集團中任何一派，只有也必須依賴勞動人民民主的有組織的自下而上的團結抗爭。

中國：薄熙來的身敗名裂

根據新華社北京4月10日晚間報道，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薄熙來涉嫌嚴重違紀，依據《中國共產黨章程》和《中國共產黨紀律檢查機關案件檢查工作條例》的有關規定，停止其擔任的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職務，由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對其立案調查。

後續相關的新聞報道還指出，2月6日王立軍（前重慶市副市長重慶市公安局局長）私自進入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滯留事件發生後，對王立軍反映的2011年11月15日英國公民尼爾•伍德（Neil Heywood）在重慶被發現死亡一案，公安機關高度重視，專門成立了復查組。據調查薄谷開來（薄熙來同誌妻子）及其子同尼爾•伍德過去關系良好，後因經濟利益問題產生矛盾並不斷激化。經復查，現有證據證明尼爾•伍德死於他殺，薄谷開來和張曉軍（薄家勤務人員）有重大作案嫌疑。薄谷開來、張曉軍涉嫌故意殺人犯罪，已經移送司法機關。

英國方面也迅速做出反應，英國外交大臣黑格（William Hague）說，「海伍德的死亡原因需要在不考慮政治因素的情況下就事論事的進行調查」。黑格還說，「希望調查是采取這樣的方式，我對他們的宣布表示歡迎。」

自2月6日王立軍進入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後，薄熙來與王立軍的相關新聞就一直是媒體和網絡關註的熱點。3月14日，溫家寶在人大會議閉幕時曾高調宣布要求現任重慶市委（薄熙來擔任市委書記）反思，同時高調誓言竭力推動政治改革與經濟改革。當晚薄熙來被宣布解除重慶市委書記的職務接受調查。

此後，中共高層內部爭端、王立軍進入美領館真實原因，以及英國商人伍德的死亡之謎等傳言與揣測不斷，3月下旬一度還傳出北京發生軍事政變的謠言。中共黨內各個派別更是不斷通過媒體和網絡釋放各種信號，這邊剛講「總書記並非淩駕於黨的中央組織之上」《北京日報》3月31日報道），那廂又表態「牢記總書記的囑托」（《北京日報》4月3日報道）。而且，坊間民眾與新左派們中仍然有相當多薄熙來的民意支持，大量網上爭論為薄熙來與王立軍辯護，甚至有人在街頭散發揭帖、拉橫幅挺薄。

但直到4月10日晚，中共當局官方針對薄熙來事件發布上述決定，顯然是經過了一番內部曲折而秘密的較量。這些消息對於薄熙來家庭來說無疑是致命一擊，不僅僅是結束其政治生命，而是試圖使其整個家庭身敗名裂，不得翻身。

在4月11日淩晨發布的《人民日報》社論「堅決擁護黨中央的正確決定」 一文，定性為「王立軍事件是一起在國內外造成惡劣影響的嚴重政治事件，尼爾•伍德死亡案件是一起涉及黨和國家領導人親屬和身邊工作人員的嚴重刑事案件，薄熙來的行為嚴重違反了黨的紀律，給黨和國家的事業帶來了損失，對黨和國家的形象帶來很大損害。」該文明確將薄熙來與王立軍一起打倒，這也意味著薄熙來與王立軍均將遭到嚴厲處置。

但是，這並不是大局塵埃落定，而是新的紛爭開始；在「十八大」即將召開前夕，如此激烈的內部權力鬥爭，更是凸顯出統治集團內部的腐敗不堪與分裂對立。

薄熙來與王立軍所鼓吹的「唱紅、打黑、共富」的「重慶模式」風靡一時，曾經一度得到作為最高領導層的九人政治常委中六人的公開贊許，並且在眾多基層民眾和泛左翼得到廣泛的支持。

即使對照鄧小平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各種實踐和言論（如《鄧小平文集》），自始至終，所謂「重慶模式」沒有突破鄧小平當初設計的理論框架。也就是說「重慶模式」在某種程度上是對於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回歸，是一種統治集團內部的自我糾錯。但是，今天中共統治集團在資本主義復辟的道路上已經走得如此之遠，甚至統治集團內部力量也根本無法使上層倒退到「資本主義復辟」早期相對盤剝和內部對立不那麽嚴重的階段。

在改革開放三十年之際，「重慶模式」的出現，既不是所謂「毛澤東主義道路的回歸」，也不僅是「簡單的權力鬥爭」。它宣告了披著所謂「社會主義」外衣的「新自由主義的改革開放」的窮途無路，是統治集團內部利益糾葛已經無法用以往機製進行調解，是整個社會的階級矛盾日益激烈和貧富分化嚴重的反映。

隨著利益集團對於利益控製和爭奪越來越激烈，統治上層內部，也日益暴露出沖突與對立。這種內部鬥爭越黑暗越兇殘，也證明統治當局越反動越沒有前途。此次「薄熙來與王立軍事件」的爆發就是這種內部分裂與鬥爭的體現，但這只是統治集團大分裂的開始，而絕不是分裂的終結。

薄熙來和王立軍等人正是窺得群眾中廣泛不滿情緒，通過煽動民粹情緒得一展個人政治抱負。而且，這種借助民意，以體製外向體製內倒逼的做法，不僅是薄熙來的個人行為。他其實代表的是，在「進一步改革開放」（私有化與自由化）的條件下，與「繼續改革派」鬥爭失利的中共黨內的舊官僚和「太子黨」既得利益集團。

這正中在野的改良主義毛派的下懷。毛派們習慣於將自身定義為中共忠實的「謀臣參謀」，習慣於依賴、拉攏與寄望中共統治集團內部的某些力量。某些「毛派導師」，每有中共領導層輪換，必談「健康力量重新上臺」；每有重要會議召開，就說「中央政策左轉在即」。十多年來，毛派改良派，一邊如此「含情脈脈地」期待著早已變成「貪婪地吮吸中國工農熱血的吸血鬼」的中共當局的幡然悔悟與改頭換面，一邊繼續愚弄廣大支持左翼的基層群眾要安於現行秩序和耐心地等待轉變而接受中共官僚與權貴資本的壓榨。

「重慶模式」的橫空出世，使部分毛派的幻想與野心也日漸膨脹，更是吹捧，薄熙來是「紅二代的接班人」，重慶是「新時代的延安」。

但是根據目前披露的消息和傳言，薄熙來本非什麽艱苦樸素的「紅二代接班人」。薄熙來及家人生活一貫奢侈，其本人身穿價值數萬元人民幣的定製西裝，妻子薄谷開來與兒子薄瓜瓜長期在海外生活、經商與接受教育。（這一做法其實已經違反中共黨內對於幹部管理的紀律條例）。其子薄瓜瓜在英國和美國留學期間生活高調浮華，經濟來源不明，海外媒體《華爾街日報》甚至報道過他駕駛紅色法拉利跑車約會美國駐北京大使的女兒。

此次官方報道中用少見的「薄谷開來」稱呼薄熙來妻子谷開來，顯然也是某種暗示。中國內地自1949年革命後，為體現男女平等，很少出現將夫姓冠於已婚女性姓名之前的情況。聯系到薄谷開來和薄瓜瓜曾先後長期在香港、新加坡與英國生活，不排除薄谷開來已加入其他國籍而修改姓名，使之更符合海外華人的習慣。而且，就在薄熙來案件處理消息發布不久，4月11日《人民日報》發表的「推動反腐倡廉形勢繼續好轉」一文中明確提出，「腐敗案件涉外化。有的違紀違法人員把作案地選擇在國外、境外，或者將贓款贓物轉移到國外、境外，還有的甚至通過各種關系，秘密取得外籍身份或者雙重國籍。」 由此可知，薄熙來可能是目前中共官方主動披露的級別最高的「裸官」之一。

就在薄熙來被清洗出中央委員會消息發布的前幾日，中共當局對國內的泛左翼的網站展開了近年以來最嚴重的清理與打擊。其中既包括長期支持薄熙來和重慶模式的烏有之鄉和毛澤東旗幟網等出傳統的毛派改良主義網站；但也包括其他一些並不完全支持重慶模式，甚至與「重慶模式」保持距離的左派網站，諸如東方紅社科、紅色中國、紅石頭論壇和大民主促進會等網站。

以烏有之鄉為代表的相當多數毛派改良派希望通過推出中共體製內一、兩個強人作為共主而實現中共當局左轉幻想再告破滅。哪怕他們心知肚明這些的強人很多時候並非是真正的「左派」，但仍希望通過挾持民意迫使強人們左轉，但結果卻往往是白白出賣了工農利益而為他人做嫁衣。越來越多的左翼基層群眾將會通過薄熙來事件認識到這一點，與妥協主義、改良主義等任何不切實際和投機取巧的幻想進行徹底的決裂。

重慶：萬盛地區萬人抗議持續三天

4月10日，就在前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被免除中共黨內一切職務的同一天，重慶市萬盛地區數千市民和學生打著「還我萬盛區」、「我們要吃飯」等橫幅走上街頭遊行示威。萬盛當地民眾抗議原萬盛區和原綦江縣合並成綦江區，原萬盛區成為綦江區下轄的萬盛經濟開發區，由此導致當地資源受損和社會福利減少。

當天當局出動大批警察鎮壓，導致和示威者爆發沖突。據媒體報道，綦江區區長王越和多名示威者被打傷，也有傳聞稱有學生被打死。4月10日的沖突一直持續到深夜，當晚學生通過手機短信、網絡發帖和派發傳單號召第二天（4月11日）早上7點到萬盛高速路口集中。

4月11日清晨，大批武警和防暴警察己經被部署在高速路口。早上7時，據稱有數萬群眾舉著「萬盛人民團結起來」、「萬盛要發展要繁榮」等橫幅，陸續來到高速路口，和成千武警對峙。武警發射催淚瓦斯和結成方陣試圖驅散集會群眾，抗議人群用磚頭、石塊進行還擊。據稱當天約有十萬人卷入和警察的沖突，許多警車被掀翻、焚燒，全區猶如戰場，商店全部關門。當局則稱有一萬人，有12輛警車被砸，4輛警車被燒。

網友在網絡上描述當天的情形：「剛到城邊上，城區已經被封了，到處都是煙霧彈，辣椒水，有車被推倒，接著就有很大的煙，說是被燒了，大部分的地方信號被屏蔽。路人有的興致勃勃看熱鬧，有的面色心慌。」

4月11日的抗議活動持續到黃昏方告結束。據悉，為加強鎮壓警力，當局不僅動用了重慶當地的武警和防暴警察，還從四川成都調動2個防暴警察大隊和四川南充武警機動師38師的一部分力量，萬盛區進入全面戒嚴中。

有報道稱，這次事件是十分有組織的行動。4月10日的大遊行，組織者在群眾中心受到保護下，指揮和策劃11日的 行動；安排退休人員堵高速、其他人員堵政府大樓，和準備石塊磚頭。因預計會有激烈沖突，抗議者亦事先通知餐飲行業和商戶關門停業一天。

4月12日上午，雖然處於全城戒嚴中，但是在區中心的如子廣場到步行街一帶，仍有數千群眾聚集抗議。由於當天下雨，大多數群眾都撐著傘與在現場的武警對峙，仍有部分群眾高呼口號。現場負責清場的武警結成3到4排的陣型，用警棍不停敲打防暴盾牌推進；往往當警察的陣列還未靠近，群眾就自動散去，但之後就在武警方陣後方或兩側重新集結。有群眾向武警和警察投擲礦泉水瓶，被當場逮捕。據悉當天在如子廣場的武警並非是重慶本地的武警，而是由四川南充過來的武警機動師。

4月13日，目前當地尚無進一步的抗議活動的消息。

重慶萬盛區在行政區劃上原是由貴州桐梓縣、四川南川縣和重慶一部分劃分組建的南桐礦區，屬三省交際地帶的國有大煤礦，當地居民多為礦區員工或家屬；1993年，南桐礦區正式劃歸重慶市成為萬盛區。近年來，由於當地礦產資源枯竭，經濟發展遲緩。早在2005、2006年，就陸續有人提出萬盛區與鄰近綦江縣合並的舉措。2009年到2010年，薄熙來主政重慶期間做出了這一決策，2011年10月國務院批準將萬盛區與綦江縣合並為綦江區，萬盛區成為其下屬的經濟開發區。

在並區過程中，出現各種沖突和利益問題糾葛，當地官僚與綦江縣官僚之間也權利分配的鬥爭問題。特別是有傳聞，被兼並後的萬盛各行業職工（包括在職和退休人員）社保及醫保普遍下調20%用於對口扶持綦江的扶貧工作（註：綦江原為農業大縣，農村人口比重較大，貧困人口相對較多。）由於，當地民眾在行政區變更上毫無自主權利，而又涉及到實際利益受損，面對物價飛漲經濟增長乏力，這種福利損失對底層民眾而言顯然是沈重打擊。而當局罔顧民意，出現反彈和抗議又剝奪民眾基本權利進行蠻力鎮壓，引發此次大規模抗議和混亂。

為了平息民憤，中共重慶當局4月12日出臺了《關於促進萬盛經開區當前經濟社會平穩發展的政策意見》。當局稱：「一些人員之所以出現聚集，主要是因為萬盛區和綦江縣合並為綦江區後，部分群眾反映的一些擔心和具體問題尚未得到解決。主要是三個方面，一是擔心區縣合並後經濟會蕭條，尤其是第三產業滑坡；二是由於原萬盛區執行的醫保標準較高，現在按照市統一要求，必須納入全市統籌，執行同一政策，一 些原萬盛區群眾每月醫保費少了二三十元；三是在區縣合並後產生失落感，認為區縣合並是錯誤的，希望「復區。」 所以，當局在福利、當地經濟發展和拆遷賠償等方面作出讓步。

但文件同時強調，「對打砸搶者要嚴肅處理，追究法律責任。」 據悉，迄今至少已有十數名抗議者被警方拘捕。

萬盛的抗議事件對於北京中央政府和重慶地方當局無疑是一個巨大的考驗。特別是僅在不到1個月前，因違紀而受到處理的前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剛剛被國務院副總理張德江所替代，重慶當地官僚正在進行內部新的清理和整頓，這次群體性事件的爆發無疑是雪上加霜，對希望「和諧穩定」過渡的中共當局來說實在是個糟糕不過的時機。

雖然現在還不清楚抗議活動的組織者以及是否和薄熙來以及黨內權力鬥爭的關系。但重慶發生的抗議反映了當前民生日苦，階級矛盾激化的現狀，也反映出統治當局專製非民主的統治方式難以為繼。

從廣東的烏坎到重慶的萬盛，群眾的憤怒如地火般四處燃燒。政治上野蠻的一黨專製統治與經濟上貪婪的新自由主義市場迷信，製造出根深蒂固的製度性矛盾，使飽受壓迫的工人階級與勞動人民不堪忍受；而這些矛盾帶來的反抗將使統治集團無法再按原樣肆意統治。暴力的壓迫正在為反抗壓迫的暴力所顛覆。

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反對當局的專製統治，要求立即從萬盛地區撤出所有軍警力量，釋放所有被捕抗議者和治療受傷人士，嚴懲暴力鎮壓和貪腐墮落的官僚，取消所有網絡和新聞封鎖，允許媒體和民眾自由進出和披露事件真相。當地民眾絕不能寄望於中共當局中的任何派別和個人。

我們堅定支持群眾言論、遊行、示威、結社等基本民主權利。社會事務都應交由本地社區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民主選舉的委員會管理。當地民眾，尤其是工人階級、青年與學生，應該向廣東烏坎的民眾學習，在工作場所、學校、大學積極組建獨立民主的工會、農會、自衛委員會和社會事務管理委員會。

「十八大」前——改革開放的終結與中共集團的分裂

中國共產黨原定於2012年春天召開第十八屆全國代表大會（簡稱」十八大」），會議將決定中共新一任領導層和執政集團未來的發展方向，而引起世人廣泛關註。但根據路透社和不同渠道的消息，由於中共高層內部鬥爭激烈，「十八大」可能延至2012年底乃至明年春天召開。

今年伊始，中國政治局勢就出現了戲劇性變化。2月6日前重慶市副市長公安局長」打黑英雄」王立軍因出走成都美領館遭北京政府調查。3月15日，王立軍上司政治局委員薄熙來被免去重慶市委書記職務；4月10日，原有望在」十八大」晉升新一屆最高領導層的薄熙來因違紀被免去中央委員和中央政治局委員職務接受調查，其妻子薄谷開來涉嫌殺害英國商人(Neil Heywood)而被移送司法機關處理。標榜」唱紅、打黑、共富」而喧囂一時的」重慶模式」由此宣告終結。

與此同時，中國政府與世界銀行聯合發布《2030年的中國：建設現代、和諧、有創造力的高收入社會》報告，明確提出，」在經歷三十多年高速增長之後，中國已經到達另一個轉折點，需要再一次進行根本性戰略轉變。」報告提出到2030年，中國國有企業占國民經濟的比例要從當前的27%降至10%左右。中共當局進一步推動改革開放（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與私有化製度）的企圖昭然若揭，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更在其任期最後一年高調宣布」改革到了攻堅階段，沒有政治體製改革的成功，經濟體製改革不可能進行到底……為了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只要還有一口氣，我就奮鬥一天。」兩會過去不過月余，各地金融特區的改製如火如荼，民營化（私有化），外資引入，以大改小，管理收購，大連、天津、南京、上海、杭州、溫州、廈門、廣州、海南，乃至西安、重慶等地，地方省市紛紛推出所謂的金融體製改革。

三十余年前，曾經閃亮無比的改革開放，終於進入了最後「瓜分盛宴」的瘋狂期，也將走到了其歷史命運的盡頭。

全民共識的改革開放？

歷經」大躍進」、」反右」、」四清」和」文革十年」，中共建政27年，在一黨官僚專製統治下，僵化的計劃體系導致經濟發展極不均衡，政治動蕩混亂，內部鬥爭頻頻。官僚集團曾有的」革命理想」已化為烏有，而眾多普通民眾也仍處於貧困之中，整個社會的政治熱情已經耗盡。

1976年，周恩來逝世，數百萬群眾參與」四五天安門運動」，明確反對毛澤東和」四人幫」為代表的中共黨內」造反派」出身的新官僚的專製統治，遭到嚴苛鎮壓。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保守派」華國鋒與官僚集團代言人葉劍英和鄧小平等密謀政變，」造反派」新官僚遭到殘酷清洗。

為維持統治，走出」毛澤東時代」和」十年文革」進行變革成為了當時中共黨內官僚主流和相當多數底層民眾（至少是默許）的」共識」。但這一」共識」並非是如何進行經濟發展和政治改革的共識，更不是對於三十年後今天的」資本主義復辟現實」的共識。

當時中共官僚集團內部也對於如何進行」變革」和」變革」的方向沒有明確的認識，這也是為什麽鄧小平和陳雲（時為中共黨內二號人物）會提出」摸著石頭過河」而充滿實用主義的口號。

1978年，鄧小平等中共黨內資深官僚挫敗」保守派」的華國鋒等人執掌中共大權。同年12月，中共召開十一屆三中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否定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舊理論，提出」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的戰略決策。為此後34年中國進行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和市場經濟製度全面贏得統治地位奠定了理論基礎。

但是，即使中共統治集團內部對於如何走出」毛澤東時代」的具體路徑也頗多爭議。1980年代初期，鄧小平支持了趙紫陽和胡耀邦等黨內相對右傾的」開明派」的主張，希望積極推行與西方接觸、引進外資和更加市場化的」改革開放」，並同時推動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

而當時陳雲為代表的」保守派」主張在官僚計劃經濟控製下，逐步推行有控製的市場化，之後還提出」鳥籠經濟」的構想。」保守派」的這一路線也絕不意味著要徹底回到此前絕對的計劃經濟狀態，而是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混合體，也即國有經濟為主體的國家資本主義模式。這也成為兩種」改革開放觀」的肇始。

「改革開放」的第一次危機與1989民主運動

隨著市場化的」改革開放」逐步推行，官僚階層及其家屬利用權力中飽私囊，新興資本家群體通過原始資本積累逐步形成，外國資本大規模進入，通貨膨脹居高不下，社會中貧富分化和階層對立日益明顯，底層工農深感民生痛苦。民眾極為厭恨特權腐敗與官僚專製；學生要求民主權利的呼聲不斷，從1980年代中期開始各地屢現學潮和工潮。

知識精英和特權階層則日益受到資本主義和自由主義思潮影響，體製外資本家群體也開始主張自身的政治權利。黨內」開明派」與」保守派」鬥爭日趨激烈和公開化，趙紫陽為首的右傾力量也越來越不滿於」保守派」對其推行」改革開放」的限製與羈絆。

改革開放進入其第一個瓶頸階段，中共統治集團趨於分裂；各種利益糾葛和矛盾沖突堆積，只待合適時機的爆發。

1989年4月到6月，遭排擠的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逝世引發全國性學潮。在運動初期，仍是知識精英控製的學生運動，並且得到了趙紫陽為首的」開明派」的暗中支持。隨著運動的發展，工人階級日益組織化介入運動。這場全民性民主運動已逐步脫離中共」開明派」與知識精英階層的控製，正從黨內的路線鬥爭與權力鬥爭發展成為真正挑戰中共集團統治的政治危機，當局將運動與」文化大革命」相提並論。

「開明派」中鄧小平為首的力量和」保守派」唯恐局面失控，兩敗俱傷；因此重新整合達成共識，不惜調動數十萬野戰軍於6月3日深夜到6月4日對群眾運動進行鎮壓。數百人到數千人死亡，數萬人被捕；其中多數死者和被捕者為赤手空拳阻擋軍隊戒嚴的普通工人與群眾。

以趙紫陽為首黨內右傾」開明派」本企圖挾持民意挫敗黨內的」保守派」，進一步」深化改革」，反而殃及自身。趙紫陽被軟禁，大批體製內外的精英或遭監禁、或流亡海外、或離開體製。

「鄧小平南巡講話」與」堅持改革開放」

長安街的槍聲中，柏林墻的瓦礫下，百多年共產主義的理想化為烏有。前蘇聯和東歐等所謂」共產主義國家」（官僚專製的畸形工人國家）紛紛土崩瓦解、改旗易幟，而中國披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馬甲，走上了」專製國家資本主義」的道路。資產階級高高舉起」新自由主義的利劍」砍斷了」斯大林主義的繩結」，卻誌得意滿地宣告：」社會主義的死亡」與」歷史的終結」。

「六四」鎮壓後，雖然陷入危機中的」改革開放」殺出了一條血路；但是國內經濟停滯，國際上被孤立。1989年，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只有4.1%，1990年為3.1%，兩年內有超過100萬家無力經營的企業被強迫關閉，為文革結束以來經濟增長最慢的兩年。以陳雲為代表的中共黨內的」保守派」主張」反自由化，反和平演變」，再提」兩種改革開放觀」的爭論，意圖重新將經濟模式導向可控的官僚計劃經濟。

如果二十年前的1992年秋天召開的中共十四大上」保守派」的主張得到確立，那麽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也將中途而廢。1992年春，為擺脫僵局，已辭去所有黨政職務年屆88歲高齡的鄧小平乘坐軍艦南下了武昌、廣州、深圳、珠海與上海等地，花費月余時間推動」深化改革開放」，明確提出」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這也就是著名的」南巡講話」。同年10月，中共十四大召開，將」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寫入黨章，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但同時停止了更為右傾的」開明派」所推動的政治改革。

此後二十年，資本主義經濟製度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旗號庇護下，得以所向披靡，一展宏圖。一方面，中國經濟高速發展、政府財力雄厚、看似國力昌隆，甚至提出」和諧盛世」的口號，但另一方面，經濟發展以階級對立嚴重、官僚腐敗不堪、環境嚴重破壞為代價，也正遭遇民眾愈來愈激烈的抵抗。特別是在江澤民與朱镕基主政期間，2001年中國政府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2002年中共修改《黨章》後，在經濟上全面融入世界資本主義市場，在政治上公然篡改了馬克思主義最基本的原則。資本主義復辟之路已是覆水難收。

從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後半期起，全國各地開始出現大面積農民反抗強征土地賦稅和暴力計劃生育事件，數千萬城市國有企業工人反對國企私有化和下崗運動，以及數億農民工反抗血汗工廠殘酷剝削和爭取工人權利的鬥爭。近年來民眾不堪忍受的反抗日益激烈與頻繁，各種群體性抗爭與罷工已經達到每年20萬起左右。

配合經濟基礎的巨變，上層建築的「偷梁換柱」也早已悄然開始。自由主義者們高喊著「解放思想」的口號卻專製地壟斷了話語權；「非政治化」成為了全球普世新自由主義者們的口頭禪，而「不爭論」更成了中國右派精英們的「尚方寶劍」。一方面，中共統治集團為了維持統治的合法性，仍然身披「畸形工人國家的外衣」（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尚未褪去；而另一方面，為確保資本主義復辟的長驅直入，必須對曾經占據主流的意識形態進行顛覆，消解既往歷史性的結論（無論其正確與否）——也即是對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與革命思想進行徹底解構。新民國終於在中國大地得以復活。

距離產生美。借古諷今成了所有對現實不滿者——今天中國資產階級民主派和左傾民粹主義者——共同使用手法。差別不過是，一個將上世紀初的民國描繪成自由競爭，民主康樂的「失樂園」，另一個則將上世紀中期的毛時代中國打扮成正義平等、天下大同的「人間天堂」。

「改革開放」第二次危機與」重慶模式」的興衰

「一切現存的東西，都要死亡。」（《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馬克思）

2007年末到2008年，全球性資本主義危機首先在美國爆發，接著席卷全球，迄今危機仍在廣度和深度上繼續發展，並日益影響到經濟趨冷的中國。這場1930年代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也宣告了世界性新自由主義模式的徹底破產。

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國內社會矛盾激化，貧富分化嚴重，正從世界上收入最平等的國家之一迅速變成貧富分化最嚴重的國家之一。一黨專製統治下，中國民眾對於改革的發展路徑無絲毫發言權，越來越多的普通民眾成為了」改革詛咒」的犧牲者。改革開放成為官僚集團和權貴精英們單方面壟斷的話語權，成為加諸於民眾身上野蠻的新自由主義政策的代名詞，改革共識已死。

面對內外危機，既得利益集團和特權階層面對危機采取了不同的立場，並日益分裂。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為代表的黨內」改革派」，往往起源於基層官僚隊伍，依靠資歷而晉升到目前的位置。在與由」太子黨們」發展起來的國家資本為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團的競爭之時，以溫家寶為首的派系所依賴的支持基礎多來源於體製外的中小資產階級和自由派學者；所以，」繼續改革派」更希望繼續推行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而更傾向與利伯維爾場經濟的資本主義製度。如近日溫家寶大力抨擊國有銀行壟斷，要推動民營資本進入銀行產業，並首先允許溫州和深圳（前海）等地推動自由化金融改革，允許機構與個人進行外匯對外投資。

而中共黨內高層官僚子弟所組成的紅色權貴小圈子的」紅色太子黨」，由於歷史背景和關系，其家族在社會和上層中掌握諸多政治、經濟和社會的多種資源。但在」太子黨」內部，存在不同的代系、利益、派系和政治路線；一些」太子黨」則更傾向於」開明派」，而另外一部分」太子黨」代表著中共內部相對」保守」和」維持現狀的力量」。

在權力鬥爭中失利，」十七大」後出任中共政治局委員與重慶市委書記的」嫡傳太子黨」出身的薄熙來就是後者的代表，他們其實並不反對改革開放和資本主義復辟本身，而是希望能由舊統治集團控製的國家資本繼續主導政治與經濟發展。

薄熙來和王立軍等人正是窺得群眾中廣泛不滿情緒，」唱紅、打黑、共富」的」重慶模式」橫空出世，以煽動民粹情緒一展個人政治抱負。如果對照鄧小平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各種實踐和言論（如《鄧小平文集》）；自始至終，薄熙來和」重慶模式」從未突破鄧小平設計的理論框架。」唱紅」運動式的組織群眾演唱革命歌曲在1994年毛澤東誕辰100周年時也曾經」紅遍全中國」，而」打黑」（打擊有組織犯罪）是任何希望能」健康地」管理社會秩序的政府都會采取的治理手段，其打擊範圍和程度甚至遠不能與1980年代初鄧小平時代推行的」嚴打」相比；至於」共富」（共同富裕）的口號更是在鄧小平相關理論，甚至胡錦濤與溫家寶的言論中，也比比皆是。

在」改革開放」三十年之際」重慶模式」的出現，不僅是薄熙來的個人行為。這種借助民意，從體製外向體製內倒逼的做法，既不是所謂」毛澤東主義道路的回歸」，也不僅是」簡單的權力鬥爭」。它宣告了披著」社會主義」外衣的」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改革開放」的窮途末路。從某種意義上而言，」重慶模式」的出現是對於」改革開放」初期的1980年代的回歸。

「重慶模式」今年年初由於王立軍叛逃案發而破產，雖然具有偶然性，但也說明中共集團在資本主義復辟的道路上行走如此之遠，使得任何最起碼的改革原則下的」內部糾錯」機製已經無以為繼。雌伏在所謂的」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繭衣」（官僚專製的斯大林主義下）中的」資本主義之蛹」已化身為蝶，即將破繭而出。

改革即死，革命當立

但遍地燃燒的熊熊地火豈是影帝們的口水所能淹沒。這也是為什麽作為前黨內」開明派」趙紫陽繼承人的現總理溫家寶在危機重重的今時今日，會高調宣布堅持進一步推行」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並提防」文化大革命」的死灰復燃。中外統治集團對於那即將到來徹底改變秩序的大巨變大爆炸，懷有刻骨的恐懼與仇恨。

對於中國的億萬民眾而言，要實現真正的徹底性變變革。「社會革命不能從過去，而只能從未來汲取自己的詩情。它在破除一切對過去的迷信以前，是不能開始實現自己的任務。（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這種對於迷信的破除，既是對往昔已經失敗的一黨專製官僚工人國家的希冀的破除，也是對於日益破產的資產階級民主製度迷信的破除。

中國： 紅色光環下的資本重慶

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的下臺正成為一場令人瞠目結舌的大戲，而在中國關於薄熙來所推動的「重慶模式」有諸多爭論，這是否是對抗北京中央政府，尤其是「自由派」的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新自由主義親商政策的一種替代。本文作者張蜀傑是工國委（CWI）來自重慶的支持者，他遭到國家安全警察的迫害，去年被迫逃離中國。薄熙來事件起始於其助手重慶市公安局長王立軍逃亡美國駐成都領事館尋求庇護，這揭開了中共當局二十年來最嚴重的權力鬥爭的序幕。但在當局宣稱這只是一個「孤立的犯罪案件」同時，這同樣也是一場政治鬥爭，北京當局為薄熙來不願遵循北京所製定的政策而惱怒，這對北京當局對各省政府日益不穩定的控製是個重要危險。眾多的評論家將薄熙來事件與莎士比亞的悲劇《麥克白》相提並論，薄熙來的妻子谷開來成為一件謀殺案的主要犯罪嫌疑人，而其家族在國內外秘密聚斂的財富成為媒體關註的焦點。薄熙來和他的妻子都是「太子黨」——即前中共領導人的後代，他們在政府內部和經濟上都擁有重要的力量和影響。薄熙來成為一部分新毛派和新左派的英雄，而「重慶模式」被視為通過增加國有經濟控製而為窮苦百姓提供社會正義和幫助的重要手段，同時也出現一些所謂毛時代文化」唱紅歌」的復蘇。在一黨專製下，完全沒有獨立的工人組織和為之鼓勵的自由和開放的政治辯論的條件下，這毫不奇怪有相當一批人將薄熙來和重慶看作是替代當前政府政策的一個可行辦法。但如本文所示，薄熙來的政策並不能是對於資本主義的替代，事實上他不僅贏得了贊譽，而更重要的一點是從海外資本家那裏吸收了大量投資。關於薄熙來事件的進一步背景消息，可以閱讀《薄熙來的下臺》(點擊鏈接）一文。

王立軍2月6日到成都美領館」休假式治療」以及之後4月10日薄熙來被」雙規」，其妻谷開來涉嫌謀殺英國商人海伍德等一系列事件讓中共高層權力鬥爭在1989年民主運動之後首次暴露在公眾面前。自從王立軍進入美領館的消息傳出後，最高峰時，據稱有上億人」圍觀」。眾多網友稱此事件精彩程度勝過」懸疑大片」。

民眾對王立軍和薄熙來事件的積極關註，不僅是底層民眾對上層權力鬥爭的一種隔岸觀火的消遣心態，而且顯示出民眾對當前的社會現狀極其不滿而希望有所改變的願望。

王立軍事件之後，」重慶模式」、薄熙來和王立軍一起出現在主流媒體和網絡的激烈討論中。」重慶模式」並不是一些毛派宣傳的那樣是」社會主義的復興」，也不是像某些自由派宣稱的」文革復辟」。薄熙來在重慶的政策只是一種極其有限的改良，在加強政府權力的同時，並在政府的主導下發展資本主義。

公租房

比如以重慶市公租房項目為例。重慶當局稱3年建設4000萬平方米的公租屋，可以解決100到200萬人的居住問題。這被很多改良主義者津津樂道。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郎鹹平稱」只有重慶模式才能拯救中國房地產」。很多底層群眾和青年也希望通過公租房解決他們的住房問題。

然而，在一片贊歌的同時，也存在關於公租房面積太小，離城市中心太遠的批評。重慶一些地方的公租房甚至就是直接為資本家免費修建的職工宿舍。據《重慶晨報》報導，西永保稅區的公租房將被建設成為」板式結構的宿舍型」。」西永綜合保稅區公租房共分四期，一期約有10幢樓，可居住戶數3123戶，按每戶容納6-12名員工計算，計劃居住約18348人。配套有白領公寓、員工食堂、服務設施配套等，生活街、購物街等。」

黃奇帆在接受《中國改革》雜誌采訪時曾表示：」因為政企分開，政府和社會把員工生活攬下了，企業只造廠房，不要去造宿舍了，它的投資也節省了，這也有利於招商引資。」

重慶社科院區域經濟研究中心李勇研究員表示，富士康放棄生活區建設，與重慶公租房建設和戶籍製度改革兩大創新舉措相繼推行關系密切，後兩者將極大提高重慶的產業競爭力。

戶籍改革

（可參見《社會主義者》第13期雜誌的」地票、土地流轉與農民的消亡」）

所謂戶籍改革根據重慶政府的政策文件」民生10條」就是將農民的農村戶口轉成城市戶口，並」建立轉戶居民宅基地、承包地和林地彈性退出機製，以合理的過渡期保障合法權益。建立農村土地權益置換城鎮公共服務的有效機製，確保農民進城落戶後同等享有城鎮居民住房、就業、養老、醫療、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務。」

因為中國二元化的戶籍製度阻礙了勞動力的自由流動，資產階級民主派越來越呼籲要徹底取消戶口製度，實現勞動力自由流動和建立完全競爭的勞動力市場；官僚專製當局為維持現行的經濟發展模式，開始推行」逐步有計劃地」農轉非（農民的農村戶口轉換成非農村戶口）和土地使用權的流轉。 官僚們希望以此實現生產力兩大要素—勞動力與土地—」可控製的」的商品化和市場化，—也就是資本主義化。

因此，重慶當局在其」民生10條」中提到」解決在城鎮有穩定職業和住所的200多萬農民工及其家屬、40 萬失地農民和 70 萬農村籍大中專學生的戶口問題，形成科學有序的人口城鎮化機製」 。

共富 ——私有化的農村政策

（參見《社會主義者》第13期雜誌的」地票、土地流轉與農民的消亡」和」采訪大學生村官」）

而重慶的農村政策則完全和」社會主義」不沾邊，而是私有化的政策。例如，在重慶當局的」共富12條」中第三條」發展農村新型股份合作社2000 個，實現農村」三權」抵押融資 1000 億元以上。」 （」農村三權 抵押融資」中的」三權」分別指的是農民的林地、土地和宅基地的使用權。通過抵押融資，使農民獲得資金。）

所謂的農村新型股份合作社並不是一種作為生產組織，共同享有生產數據的農民合作社，而是基於資產階級產權之上的」農業公司」。入股的農民大多數是村委會或者村支部的成員，或者較為富裕的農民。而合作社用的耕地除了入股農民自己的土地，還另外租用其他農民的土地，有的」合作社」也雇傭其他農民。除了專業合作社，農村裏還有種糧大戶，同樣租用其他農民的土地和雇傭勞動力，以農業生產銷售並享受政府的補貼。
共富12條中第四條，」建成 2500 個農民新村，利用」地票」交易製度等辦法拓寬農民財產性收入管道。」農民新村」和」地票」是相聯系的。通過修建農民新村使農民集中居住，就能把大量原來農民的宅基地復墾產生」地票」，可以用於土地交易而轉讓。

自2008年12月4日，重慶農村土地交易所掛牌成立並在當日交易中國第一張」地票」以來，重慶農村土地交易所已累計組織成交地票價值一百多億元。
招商引資

與此同時，重慶當局仍然繼續推行大力引進外資的」招商引資」措施。據報導，今年1 – 2月，重慶市實際使用外資10.50億美元，同比增長52.01%；外貿進出口值53.6億美元，同比增長1.1倍，增幅位列全國第二。

而重慶市官方文件」民生10條」中」新增微型企業 6 萬戶。市財政每年出資 3 億元，按企業註冊資本的 30%-50%給予補助，並通過稅收返還、融資擔保、規費減免等措施扶持創業。」

打黑

重慶的」打黑」運動，客觀上確實改善了重慶的治安狀況，因而受到了群眾的歡迎。但同時左翼活動分子也遭到了警方的鎮壓。比如2009年，毛派分子的地下組織」中國毛澤東主義共產黨」在重慶市萬盛區召開全國黨代會時遭到重慶警方突襲，所有與會人員遭到逮捕，其中五人總計被判處35年有期徒刑。而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的支持者張蜀傑也在2011年遭到重慶國安警察迫害，被迫出國流亡。（請見《社會主義者》雜誌第14期」張蜀傑1月26日演講稿」）

唱紅

自由派將重慶模式，特別是」唱紅」稱為文革。而一些改良主義毛派也因此把重慶看作」新延安」。但是」唱紅」並不意味著重慶當局傾向社會主義，正如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何兵說：」鼓勵你唱革命歌曲，但是不鼓勵革命；鼓勵你看《建黨偉業》，但是不鼓勵建黨。」而且這些所謂的」紅歌」大多數都是諸如」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一類的歌頌中共的歌曲，而決不會演唱」國際歌」。

「新上山下鄉運動」

重慶市政府宣傳的」三進三同」， 要求中共政府官員」進基層、進村子、進農戶，與農民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同時被自由派和部分毛左視為新的」上山下鄉」運動。然而，根據中國勞工論壇采訪到重慶某村官，」實際上一方面絕大多數官員並不會真正地下村和農民一起吃住，甚至有時候就是公務員拍拍腦袋寫個報告了事。比如所謂」到農村和農民同吃」，其實就是村委會招待幹部吃喝。而所謂住到農民家裏，實際操作中就是住在鄉鎮上鄉鎮政府安排的房間裏。大學剛畢業的」村官們」都沒有幾個住在村上的，更何況是公務員呢。大多數農民的居住條件比城市落後了幾十年，比如沒有廁所或者廁所很簡陋。另一方面出於安全方面的考慮，基層政府實際上也不敢讓公務員特別是女性公務員住到農民家裏。而縣裏的領導就只是到某個村上走訪一下，而鄉鎮政府反而要花很多錢款待這些縣裏來的領導。這實際上是政府中普遍的搞形式主義的做法。」（參見《社會主義者》第13期雜誌的」采訪大學生『村官』」）

改良主義毛派

一部分改良主義毛派，諸如中央民族大學的教師張宏良等人把重慶模式視為」保黨救國」的唯一希望。甚至稱」重慶模式生則共和國生，重慶模式亡則共和國亡」。

這些改良主義毛派的領導者主要由中共退休幹部和大學教授組成。一方面，他們不相信工人階級的力量，把工人階級視為」弱勢群體」，因而改良只有依靠黨內高官自上而下進行。或者認為只有一個新的」毛澤東」才能領導工人、農民走向社會主義。張宏良甚至說：」…依靠人民群眾自發的革命，也必定是死路一條。只有依靠黨群一體化，才能使共產黨和人民大眾同樣成為強者，形成強大的統一力量。」

另一方面，由於他們自己本身和工人階級的所屬階層不同，其中一部分人甚至可以說是屬於當前官僚體製和資本主義經濟製度下的」既得利益集團」。因此，他們內心渴望秩序，而對任何有可能推翻當前製度的群眾運動心存恐懼。甚至惡毒地將革命左派（毛派和其他左翼力量中堅持革命推翻現政權的派別）稱為」左翼帶路黨」。張宏良稱」 如何解決左派帶路黨問題,將是對未來中國左翼運動的巨大考驗，也是對中華民族的巨大考驗。」

而王薄事件導致了部分毛派對」重慶模式」幻想的破滅，一些原來對改良懷有幻想的毛派分子和青年將轉向更激進的立場。

需要群眾鬥爭

《社會主義者》明確認知工人階級並非如同一些改良主義毛派所想的那樣是」弱勢群體」。工人階級的總罷工可以讓經濟停止運行，因為推動經濟運行的正是工人階級。

工人階級和群眾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才能改變當前不合理的製度。免費的公共醫療和教育等這樣的改良要求，既不是像資產階級自由派宣傳的，只要實現」資產階級民主」了，這一切就會自動得來；也不是像一些毛派認為的那樣需要依靠一個」偉大領袖」的施舍。即使只是經濟上的改良要求都需要激進的群眾性運動，尤其是工人階級有組織的大規模罷工抗爭，才能贏得。

而真正的社會主義者不會止步於此。在資本主義製度下，這些暫時的改良最終會失去，正如在北歐和整個歐洲所發生的新自由主義的」偽改革」。 只有真正由全體民眾掌握社會經濟和自然資源，通過民主選舉產生的工人和民眾組成的委員會進行民主的計劃、管理和生產，才能確保社會生產滿足絕大多數人的需求。

工國委（CWI）主張：立即完全實現民主權利，結束一黨專製，自由選舉革命憲政議會，建立工人貧農政府，大幅提升基本工資和實現最高8小時工作製，免費的公共醫療和教育，將所有大公司和銀行收歸民主的全民所有。

中國： 革命的幽靈

在中共領導層換屆之時發生的這場高層的權力鬥爭是二十年以來最嚴重的政治事件，將對中國和全球資本主義產生極其深遠的影響。三月中共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的戲劇性下臺揭開了統治精英的隱秘世界的帷幕。

最 高領導層，特別是國家主席胡錦濤和候任國家主席習近平希望控製權力鬥爭，以避免派系惡鬥擴散造成不可預料的後果。但是無論他們是否成功，薄熙來事件都是中 國政治的一個轉折點——新的領導層將接手一個弱化的和更分裂的權力架構，而其需要在國內和國際暴風驟雨般的政治環境中尋找前進的方向。日益惡化的經濟形勢 使該政權尋求「穩定」的努力變得更加困難。

列寧解釋過高層的分裂能夠打開革命的形勢：「統治階級已經不可能照舊不變地維持自己的統治；『上層』的這種或那種危機，統治階級在政治上的危機，給被壓迫階級不滿和憤慨的迸發造成突破口。」（《第二國際的破產》，1915）

1989 年的事件是一個分水嶺，之後中共政權努力保持一種「團結一致」的形象，他們有足夠的理由需要把任何內部派系鬥爭的跡象都隱藏在幕後。因為政權公開的分裂會 鼓勵群眾特別是工人階級進行鬥爭。薄熙來事件不僅僅只是終結了一個著名政客的仕途，而是進一步打擊和削弱了整個政權。空降到重慶填補薄熙來市委書記職務的 副總理張德江承認該事件「嚴重損害黨和國家形象」。

「不幸的事情總是接踵而來。」（When sorrows come, they come not single spies, but in battalions）莎士比亞戲劇《哈姆萊特》中的克勞迪斯（Claudius）如此說道。自從，薄熙來被免職以來，中共政權受到了李旺陽醜聞（所謂 「自殺」）的打擊，並被迫和華盛頓緊急達成協議讓人權活動分子陳光誠及其家人去國外。這些事件都凸顯了安全部門的野蠻，安全部門現在維穩的開支比軍費開支 更高——超過7000億元每年，約相當於越南全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這些醜聞，以及如四川省的什邡事件和重慶的萬盛事件等數以十萬工人和青年卷入 參與的「群體性事件」使反對政府情緒達到了一個新的水平。

薄熙來醜聞

中共中央領導集 體利用重慶醜聞（英國商人海伍德Heywood被毒死和之後試圖掩蓋真相的行為）扳倒薄熙來。在中共政權內腐敗的指控往往是為了達到某種政治目的而慣用手 法（中共集團中有哪個官員沒有腐敗呢？）。但是真正的原因在於薄熙來的「特立獨行」和他通過一系列公眾運動熟練運用媒體來提升自己形象。雖然其往往缺乏實 質內容，但這些運動利用了公眾對毛時代的懷舊情緒和對當今極端的貧富差距的不滿。在北京當局看來，這代表了一種潛在的鼓動「左翼思想」的危險。

雖 然「抓住了他們的人」，北京當局現在面臨兩難的境地。他們希望讓事情盡快平息下去而不對自身造成更大的傷害。但是，如一些自由派要求的舉行公開審判，很可 能會激起公眾的憤怒，因為會有更多關於統治精英掌握巨額財富和腐敗的事實浮出水面，特別是對於太子黨，即像薄熙來這樣的「紅色貴族」。但是，如果對薄熙來 的處理仍然像以前一樣在幕後進行，該政權的信譽就更加值得拷問。根據境外媒體報道，薄熙來家族聚斂的房產、股份和公司價值1.36億美元。這就解釋了為什 麽名義上拿著在政府每年26000美元（大約16.6萬人民幣）工資的薄熙來能夠花費60萬美元（大約383萬人民幣） 把他的兒子送到英國和美國讀書。薄瓜瓜是哈羅公學（英國一所精英私立學校）的第一名中國學生。該學校是為英國資本主義培養未來領導人的搖籃，薄瓜瓜的校友 包括溫斯頓·丘吉爾和另外六名英國首相。

薄熙來家庭的商業活動絕非一個例外。中共高層官員，尤其是臭名昭著的太子黨利用他們對國有公司的 影響和控製建立他們私人的商業帝國。「這是一個只會談論上億元金額的特權集團」一名中共內部人士對記者約翰·嘎爾納特（John Garnaut）說（《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2012年5月30日）

貧富差距不斷擴大

中共黨內權力鬥爭是如此錯綜復雜，其涉及到一系列的派別和聯盟的合縱連橫，而其深層次原因是在於對中國日趨激烈的爆炸性階級矛盾的根本性分析。

根 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報告，在過去的二十年間中國的貧富差距變化遠大於任何其他亞洲經濟體。中國用於衡量經濟不平等的基尼系數從1978年鄧小 平開始「市場改革」時的0.302增至2006年的0.49，而2006年後政府當局停止公布官方的基尼系數。許多評論家認為今天中國的基尼系數已經突破 0.5大關，這表明了經濟的極端不平等。

中共集團上層能感覺到群眾憤怒的火山即將噴發，但他們仍然猶豫不決，並在如何應對的問題發生了分 化。現階段的權力鬥爭就發生在支持自由主義的「改革派」與代表「既得利益集團」的太子黨之間，前者代表的是日益強大和喧囂的私營部門的資本家階層，並且得 到相當數量的知識分子階層的支持。資產階級自由派最重要的代言人是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他試圖遏製太子黨的力量，部分原因是為了進一步推動他們縮減國有經濟 成分的新自由主義計劃，但同時也是因為擔心太子黨的腐敗不堪會威脅到中共政權的生存。自由派中出現越來越多的絕望，擔心任何延遲政改，哪怕只是表面性的政 改，都可能導致出現社會性爆炸的局面，並將之與1989年中國發生的群眾運動和最近在埃及和突尼斯發生的革命相提並論。唐雲（音譯）警告說，「政改正在與 可能的革命進行賽跑。」

自由派希望利用薄熙來事件對新政府構成的派系進行調整，從而使之更有利於推動「激進」的改革，特別是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措施。他們將之看作是他們得以發展，而太子黨陣營被迫
退讓的天賜良機，溫家寶和自由派進一步提升了推動「政治改革」的呼籲，但其中並不包括推行選舉、普選，或其他真正涉及絕大多數民眾的民主權利。

不 過，盡管溫家寶的政治改革計劃極為有限，且主要集中在法製改革和為新聞媒體和非政府組織提供更多活動空間方面，但是部分中產階層，尤其是私營部門的資本家 和小商人，對此深具期待，希望醞釀之中的政改能遏製「裙帶資本主義」，並使與現政治集團無緊密聯系的資產階級能對政府政策產生更大的影響。

中 共黨內的自由派最近幾個月努力地增強自己的聲音，並提出通過所謂的「法治」，即更明確的法律保護和其他保障來限製特權部門的權限，但這並不意味著為群 眾提供真正的民主權利，諸如選舉自由、集會自由和建立政黨或工會的權利等。正如在薄熙來事件中所表現的，自由派全面封鎖和鎮壓左派網站，只要符合他們的利 益，自由派也會變得「極端不自由」。

中共政權之中並沒有任何一翼是站在群眾一邊或者是反對資本主義的。即使為了遏製權力鬥爭而在不同派別 間達成妥協，從而形成一個貌似「團結」的新領導班子，但是毫無疑問在權力交接的過渡期之後，內訌仍將繼續發展，因為沒有一個派系或領導人能夠提供真正的出 路。正如列寧所解釋的，由於政府的統治危機，群眾會變得更為勇敢，從而可能推動新的群眾鬥爭。社會主義者和中國勞工論壇 （chinaworker.info）支持者將堅持鬥爭，反對專製政府實現充分的民主權利，同時主張推進社會主義綱領將社會和經濟的運行民主地交付於工人 階級和貧苦農民手中。

北京暴雨，沖走和諧粉飾

正當中共高層在北戴河忙於權鬥之際，北京周六（7月21日）遭遇61年來最大的強暴雨。160.2萬人受災，經濟損失116.4億元，房屋倒塌10,660間。位於北京西南的房山區是受災最嚴重的地區，降雨量達到了460毫米。暴雨引發了山洪和泥石流，80萬人受災。

北京這個擁有鳥巢、水立方等現代化建築的國際大都市形象被一場暴雨沖的一幹二凈。正如中國其他城市一樣，中共官員只重視GDP這樣看得見的政績。北京市排水系統設計的是1到3年一遇，僅能夠適應每小時36到45毫米的降雨。

然而災後過後當局不僅沒有反思，反而大唱贊歌。北京防汛抗旱指揮部辦公室總工程師劉洪偉通過中央電視臺介紹當地應對暴雨采取的措施時，講了「三個非常到位」：預報非常到位、預警非常到位、預案非常到位！被稱為「到位哥」。

僅僅大雨後的第二天7月22日晚上，北京市委書記兼市長郭金龍就宣布：「廣大黨員幹部身先士卒，全市人民團結一致協同應對，取得了抗洪搶險的初步勝利。」

22日晚上中共九常委集體「消失」在央視「新聞聯播」中。甚至總理溫家寶也沒有進行「例行」的親民秀演出。人們紛紛質疑中共領導人在北戴河忙於權鬥，無人願意出來為北京暴雨災害承擔責任。

7月22日晚上郭金龍還要求「把工作重心轉到救災、善後和維穩上來。」而直到7天後星期五（7月27日），北京市委書記郭金龍和代市長王安順才到房山區為暴雨災害死難者默哀。可見當局災後不忘維穩；慰問也只是維穩的一種方式。

有網友稱：「一場暴雨可以看到中共及其政府是真正的『多余人員』，沒有中共和中共的政府百姓自救的很好，中共政府存在的唯一作用就是維穩，打壓民眾。」

雖然7月25日市委書記兼市長郭金龍辭去市長職務。北京市政法委書記兼副市長吉林也辭去北京市副市長職務，曾被網友傳為因大雨失職而受罰。然而這幾乎只是一次正常的職務變動。因為7月3日，在中共北京市委十一屆一次會議上，郭金龍當選北京市委書記。按程序應該辭去原來的市長職務。而且北京市委書記很有可能成為下一屆中共政治局委員，地位僅次於政治局常委。可見暴雨並沒有沖毀其升遷之路。

北京7.21特大暴雨災害後，官方22號晚間公布的遇難人數37人一直未見更新，便引發民眾強烈質疑。到26日晚，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揮部通報「7·21」特大自然災害遇難人員情況稱，截至目前，北京區域內共發現77具遇難者遺體，其中66名遇難者身份已經確認，11名遇難者身份仍在確認中。之後就沒有在更新遇難人數。但是據一些民間調查遇難人數可能達到數百人。

而7月23日，北京市政府號召為災區捐款也遭到攻擊，微博罵聲一片。自從「郭美美事件」爆發後，官方慈善機構信譽大跌。7月29日，官方《北京晚報》稱「對於捐贈的資金主要用於保證災民有衣穿，有水喝，有飯吃。」可見當局有錢保證「三公消費」卻不願出錢保證人民基本衣食。

北京暴雨並非個例，官僚盲目建設諸如高鐵這樣的形象工程，同時忽視建設質量，許多「豆腐渣」學校在地震中垮塌。而災後，不僅沒有實實在在的調查反省，反而高唱贊歌，同時打壓異議人士。例如譚作人就由於呼籲民間對汶川大地震遇難學生校舍工程質量進行調查而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處有期徒刑5年，剝奪政治權利3年。

中國勞工論壇呼籲對遇難人數進行獨立調查，追究相關官員的責任。對於城市基礎建設，需要社區委員會、工人委員會和專家一起進行民主規劃，民主管理。而這需要結束一黨專政，建立民主的社會主義。

中國：富士康工廠兩千工人暴動

工資只占Iphone售價的2-5%。而蘋果公司每銷售一臺Iphone就能獲得售價57%的利潤。在讀到最近富士康沖突新聞的時候請牢記這些數字。富士康是蘋果產品的主要製造商，包括新的Iphone 5.

保安被指責引發了這場周末的北方山西省富士康工廠的大規模暴動。事件成為了又一例證 – 監獄般的血汗工廠（如富士康）內中國工人受到超額剝削的中國工人，積累了爆炸性緊張局勢。

據報道暴動最高峰時涉及2000工人，其中40人送進醫院。星期天晚上的暴力沖突持續數小時一直延續到星期一早上。新聞報道五千名警察被派到工廠維持秩序。據新華社報道至少三名重傷者生命垂危。一些外國媒體報道有人死亡，但是被富士康否認。

醜聞纏身

富士康科技集團是一些著名電子產品如蘋果的Iphone的主要製造商。該公司同樣為戴爾、索尼、諾基亞和微軟代工。這家臺資公司是中國最大的剝削者，雇傭了全國110萬工人，並由於虐待勞工、違反安全規定和野蠻的軍事化管理方式而臭名昭著。

富士康長期醜聞纏身，特別是自從其巨大的深圳工廠發生數十名工人自殺。這在2010年成為世界新聞。從此之後該公司就將其大部分製造業轉移到工資更低的內陸省份如山西，四川和河南。當地政府對此也積極歡迎。但是新的醜聞接連爆發，包括以「實習」的名義強迫學生到富士康工作。此外6月在一家富士康工廠發生的罷工導致所有參與的工人被解雇。

山西太原的富士康工廠雇傭79000名工人。工人告訴新聞機構暴動首先是由於數名保安和工人之間的沖突引發。公司的保安和許多管理人員一樣是退役軍人，由於其對生產線工人嚴厲和傲慢的態度而臭名招著。憤怒最後於周末爆發，並不出人意料。許多評論者預測在富士康工廠和中國其他許多血汗工廠將會發生更多的暴動。

「這樣的暴亂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 在深圳倡導勞工權利的劉開明說，「不再僅僅是加薪的問題。」

去年10月由數家大陸和臺灣大學發表的報告顯示，接近28%的富士康工人受過管理人員和保安的辱罵，16%的工人受過身體上的虐待。報道稱：「在長時間的工作期間，不允許工人說話、微笑、坐下、走動和不必要的移動。工人每天要完成2萬件產品，」報道稱。

太原工人面對這種習以為常的虐待，壓抑已久的憤怒終於在周日晚上發生爆炸了。工人和保安之間在宿舍相對瑣碎的爭吵掀起了騷亂，並很快蔓延，攻擊警車、金屬門和工廠內的櫥窗。微博的帖子說：「工廠保安毆打工人引發了這場肉搏戰。」

針對保安

一名工人告訴《南華早報》稱「數千工人尋找和毆打每一名他們看到的保安。」

新華社報道稱，來自山東和河南的工人之間的地域矛盾可能在沖突中發揮了作用。蘋果Iphone5的發售讓許多來自其他富士康工廠的工人來到太原工廠。特別是由於沒有真正的工會（在中國是非法的），地域矛盾可能在工廠中成為嚴重的問題。但是新華社的報道同樣可能是不實的，或者反映了官方媒體試圖把對富士康及其強硬的管理方式的指責轉移視線。

許多在富士康以及其他製造業的工人是只有臨時合同的農民工。管理人員實施的隔離措施讓工人被迫和其他來自同一省份的工人聚集在一起，以傾訴委屈。工會的缺乏，工人自我組織受到打壓，意味著沒有組織力量在階級基礎上來團結工人。

高壓鍋社會

富士康的大規模暴動反映了在中國，特別是在製造業的更廣泛的緊張局勢。巨大的貧富分化和經濟急速放緩產生了一個「壓力鍋社會」。太原暴動僅僅發生在「共產黨」一黨專政當局更換其領導層的數周前。星期日在富士康發生的一切，未來完全有可能在中國各地發生。一黨專政當局發生二十年來任何時候最嚴重的分裂和派系鬥爭，而暴動事件突顯了當中的問題。

由官方中國智庫發布的研究經濟發展趨勢的褐皮書顯示，五分之一被調查的公司正在裁員，而之前一個季度的數字是13%。該調查同時顯示5%的公司報告發生罷工。今年許多罷工涉及經濟增長放緩，許多工人要求拿到被倒閉的公司拖欠的工資，或者由於工廠從沿海省份遷移到勞動力成本較低的內陸城市而要求賠償。

iPhone 5

「因為iPhone5的發售，（富士康）用工需求驟然增加，」大學師生監察無良企業行動（SACOM）在本月初的一份報告中稱。因此，在太原暴動和新iPhone5發售之間很可能存在聯系。 大學師生監察無良企業行動報道廣泛傳播在富士康工廠中普遍發生的虐待，盡管蘋果和其他公司客戶不斷聲稱這些問題得到了緩解。其中包括要工人超時加班（遠遠超過中國法律允許的範圍），沒有加班費以及暴露在有毒化學品中。富士康工廠的工作日通常每天有三個小時的加班。由於科技日新月異和工作的復雜特性，需要不斷生產新的產品和部件，令工作非常緊張。大學師生監察無良企業行動報告稱，在深圳富士康工廠接受采訪的一些員工稱他們工作30天而沒有1天休息！

征召勞工的問題也沒有被根除。英文的《上海日報》（Shanghai Daily）最近報道「新學期開始，一個中國東部城市的數千名學生被迫停課到富士康工廠工作。這些學生「被強迫到工廠……之前工廠無法召到足夠的工人生產蘋果備受期待的iPhone 5.」

不是血汗工廠?

富士康是全球化的資本主義的象征。國際品牌公司把產品生產外包給沒有工會的血汗工廠，然後對必然會發生的虐待行為推卸責任。這一模式和富士康軍事化生產方式使蘋果成為股市歷史上最值錢的公司，上個月其總市值超過6,200億美元。已經去世的蘋果前CEO喬布斯在富士康發生自殺醜聞之後說了一段著名的話「這不是一家血汗工廠。你走進到這個地方，會發現這確實是一家工廠，但是，我的天呀。他們有餐廳、電影院、醫院和遊泳池。對一家工廠來說，這非常好了。」

這一段富有生氣的評論被富士康召工者王誌前（音譯）的否定。「這絕對不是一個快樂的地方，」他告訴《華盛頓郵報》（2012年9月26日）。「這不是錢的問題……這是管理上的問題。[管理上]一團糟。保安經常對工人濫用權力。我們今年召到的工人比2010年少的多。人們寧願到飯店和其他地方工作。這不是一個缺乏工人的地區——問題在於精神空虛。」

富士康太原工廠的暴動，僅僅發生在iPhone 5推出數周之後，顯示了當代資本主義的野蠻，勞工被利潤豐厚的大公司剝削的狀態。
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長期以來為建立代表工人利益的獨立和民主的工會鬥爭。

我們反對任何警察行為，或者公司對工人參與太原暴動的犯罪指控。此事件必須由選舉產生的富士康工人代表和國際工會運動組織獨立調查。
富士康保安機關必須被取締。取而代之的是普通工人選舉及輪替執行安保任務。

社會主義者和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網站呼籲富士康和其所服務的全球科技巨頭（其事實上只是一個巨大的生產鏈條上的一環）應該被公有化並被置於工人階級的民主控製和管理之下。這要求將在中國大陸、臺灣和國際上結束今天不人道的生產方式、確保體面的工資和工作條件。這將是更廣泛的為工人權利和社會主義進行的鬥爭的一部分。

在iPhone5的背後，有著資本家對學生們的剝削與壓榨

近日，蘋果公司的新產品iPhone5成了世界矚目的焦點之一。可在iPhone5的背後，卻有著資本家對學生們的剝削與壓榨。

據《明報》報道，安徽省淮安市多間高校近日要求高年級學生赴富士康科技集團富譽電子科技（淮安）有限公司「實習」2個月。此次實習被納入了學分考核，不參加將得不到畢業證書，所以學生們不得不去「實習」。

據一位富士康老員工說，這一切的源頭的都是iPhone5。富士康接受了大量的iPhone5訂單，在暑期結束之後，大量的暑期工離開了工廠，公司的人力出現了緊張。於是便用十分廉價的學生工來補充人力空缺。

在這場交易的背後，地方政府起著巨大的作用。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法學院院長王軍就承認，此次事件中可能夾雜著地方政府與企業的經濟利益。只要地方政府為富士康提供生存的土壤，地方政府可以從富士康撈取巨大的錢財。正是由於這種共生關系，地方政府才要求當地高校為富士康提供廉價勞動力。

然而使用廉價的勞動力不是富士康的專利，在三星的工廠中也很普遍。據《中國勞工觀察》的報告，另一家電子巨頭三星的工廠也在使用學生工。在三星合作夥伴「海格國利」有限公司惠州的工廠中，在暑假和寒假期間學生工占總人數的 80%，不是暑假和寒假期間學生工占總人數的 60%。而且工人中至少還有十多名童工，他們做的是正式工的工作，但是工資只是正式工人的 70%，每天工作11個小時，每周工作六天，每個月要工作26-28天。如此繁重的工作，對於這些不滿16歲（中國法定務工年齡）的青少年來說完全是一種摧殘——這些童工的安全完全得不到保障。14 歲的童工吳小方，在從宿舍去車間上班途中，不慎在樓梯摔傷致使無法工作上班，公司拒絕帶其去醫院接受治療，也沒批準她的病假，還扣除了她 6 天的工資。

許多學生工無法及時得到工資，他們要等到工作期結束以後才能從他們的老師那裏得到工資，而且工資往往因為種種原因被扣除了一部分。更為重要的是，工人們沒法去申訴，申訴者往往會受到工廠的處罰。

這些決非是個別企業的行為，而是整個電子產業和中國經濟的根本。現今中國的經濟就是靠剝削廉價勞動力而發展下去的。中國一系列高增長率的背後，是資本家們對工人階級無情而殘酷的剝削。經過2010年員工14次跳樓之後，血汗工廠的代表——富士康並沒有改變對工人們的高壓政策，相反，在世界經濟危機的打擊下，富士康等代工企業只能通過加強壓榨工人來贏得國際企業的訂單。可以預見，血汗工廠不會有任何形式的改變，資本的本性就是追求利潤，它會不擇任何手段。

最近太原富士康廠發生的暴動就是工人在野蠻剝削之下的爆發。工人和學生都需要自我組織起來進行罷課、罷工等抗爭。而學生在罷工抗爭中需要聯合工人。

最終需要將富士康等大公司公有化並置於工人階級的民主管理和控製之下。這樣才能結束今天不人道的生產方式，保障體面的工資。這將是更廣泛的為工人權利和社會主義進行的鬥爭的一部分。

中共十八大召開前，王立軍判刑十五年

四川省成都中級法院於9月17-18日，開庭審理了王立軍涉嫌私徇私枉法、叛逃、濫用職權、受賄案，並在9月24日，判處王立軍有期徒刑十五年、剝奪政治權利一年。

雖然官方媒體《環球日報》稱：「這一次笑到最後的顯然是司法正義。」然而整個案件更像精心設計的表演，因為其審判牽涉對薄熙來的處理。王立軍案件並不是像官方此前所說的一個「孤立事件」。

由於打黑而聞名的重慶市副市長兼公安局局長王立軍於2月6日進入美國成都總領事館並滯留一天，成為了薄熙來事件的導火索。英國《經濟學人》雜誌說，「薄熙來事件造成了89年天安門事件以來中共領導層最嚴重的分裂。」

薄熙來之前一直被認為很有可能進入中共權力最高層，即成為中共政治局常委。薄熙來任重慶市委書記期間，掀起「唱紅打黑運動」，建設廉租房，試圖利用人們對毛時代的懷舊情緒和社會改良措施贏得民眾支持，同時利用媒體提升自己形象。

然而薄熙來這種特立獨行的做法卻被中共高層視為一種威脅。他們害怕地方官員挑戰中央的權威。

王立軍作為薄熙來「打黑」運動的主角，叛逃美領館為薄熙來的對手提供了絕佳的機會。其實在此之前王立軍原來任職的鐵嶺市公安局多人由於貪汙腐敗被判刑，可能正是胡錦濤為首的團派希望利用王立軍的腐敗問題，達到打擊其政敵薄熙來的目的。據說王立軍進入美領館之前曾向薄熙來尋求保護但是遭到拒絕，這加速了薄熙來自己的下臺。

但是王立軍受賄305萬元的消息一出。奇怪的事情發生了，他似乎沒有像其他人那樣成為過街老鼠，相反被很多網友稱為「清官」。「據說某人只受賄了305萬。靠，真是太清廉了。這個位置，收三個億不算什麽的。」

還有網友說他「會被很多鄉長縣長科長看不起的~」。果不其然。被稱為「表哥」的陜西安監局長楊達查最近被查出名表至少83塊，存款900萬元，現金至少700萬元。

網友的看法一方面顯示中共官員普遍腐敗的程度，另一方面顯示人們並不相信這場案件前前後後只是司法審判，而不牽涉到政治。

中共很可能在不久之後處理已經在3月15日解除重慶市委書記職務的薄熙來。而如何處理薄熙來已經成為中共目前權力鬥爭中最重要的籌碼之一。胡錦濤為首的團派希望利用薄熙來事件打壓江澤民為首的太子黨的勢力 。但是他們同時也擔心過多的暴露薄熙來的罪行會嚴重破壞整個政權的合法性。接任薄熙來的重慶市委書記職位的國務院副總理張德江曾說，這件事情已經「嚴重損害黨和國家的形象」。

和谷開來案件不同，在王立軍案件的官方新華社報道中出現了薄熙來的身影。雖然文章沒有直接提到薄熙來的名字，但是文中「重慶市委主要負責人」的一記耳光成為王立軍事件的導火索。文中還稱 「在建設社會主義法治社會的今天，無論是誰，只要觸犯了法律，都必須受到法律的製裁。」

這顯示雖然中共高層仍然在對如何處理薄熙來進行談判，但是重判薄熙來的一方已經占了上風。

最近在很多場反日遊行中出現了毛澤東畫像，甚至出現了「釣魚島是中國的，薄熙來是人民的 」的橫幅。這似乎是中共支持薄熙來的一派進行的「反撲」。中共領導層可能感到某種壓力，因此決定加重對薄熙來的處理。

然而即使薄熙來事件最後蓋棺定論，也不意味著中共內部權力鬥爭的結束。在經濟低迷，民怨沸騰的形勢下，中共內部在選擇怎樣延續政權的道路上發生分裂。然而我們不應對中共任何一派心存幻想，需要通過群眾鬥爭和建立獨立的工人組織為建立民主的社會主義而鬥爭。勞動人民民主控製和管理社會財富和生產，結束當前的一黨專政的資本主義製度。

薄熙來和中共內部危機

9月28日中共政治局會議決定將隕落的「太子黨」薄熙來開除出執政的「共產」黨。這標誌著中共高層權力鬥爭的一個新的階段，其至少是這二十年來最嚴重的。在如何處理薄熙來的問題上的分歧推遲了中共五年一屆的黨代會，直到現在才宣布將在11月8日召開，比之前的預期晚了一個月。

這一推遲顯示了在十八大揭曉的新領導層的組成上，中共內部存在嚴重分歧。前三次黨代會（在1997、2002和2007）的召開日期都早在八月底就宣布了，比這次早一個月。8月份，中共領導們和以前一樣在海濱勝地北戴河召開秘密會議，預期將達成關於競爭激烈的領導層人事組成的協議。但是推遲宣布十八大日期顯示任何協議都有可能在新的派系鬥爭中破裂。

命運突然改變

薄熙來的命運成為了在黨的領導層裏他的支持者和他的對手博弈的籌碼。薄熙來的對手——包括現任的國家主席胡錦濤和總理溫家寶領導集體——似乎在這一問題上掌握先機，但是問題是他們將付出怎樣的代價？胡錦濤的「團派」將被迫在黨的最高權力機關政治局常委席位分配上作出怎樣的讓步？

「看起來，在如何處理薄熙來的問題上，派系沖突和權力鬥爭在這一年達到了史無前例的水平，」身處北京的評論人陳子明說。他認為這一問題「迫使最高領導集體改變之前的共識」（8月在北戴河達成的）。

一黨專政當局嚴重的分裂反映了社會中爆炸性的緊張氣氛——亞洲最嚴重的貧富分化，腐敗滋生，每天數百起「群體性事件」。當前鬥爭主要集中在中共派系「太子黨」（中共元老其富有的第二代和第三代，比如薄熙來）和他們以「團派」為代表的對手之間。太子黨的對手想某種程度上控製太子黨的權力，打破他們的「既得利益」（包括強大的國有工業集團），其被視為加快經濟的自由化的阻礙。

一些評論者甚至把當前內部鬥爭的嚴重程度和1971年林彪企圖取代毛澤東的失敗的政變相提並論。當時企圖逃亡蘇聯的林彪在神秘的墜機中死亡。

薄熙來的開除是開始預先準備好審判表演的第一步，目的在於在政治上（即使不是事實上）「除掉」薄熙來。目前預計他面臨很長的刑期，甚至有可能是死刑。雖然這可能會引發中國各地的挺薄者的激烈抗議，但是他的一些「自由派」對手希望出現這種嚴厲的審判——以排除任何他重返政壇的可能性。薄熙來的審判不太可能是公開的，以避免任何公開反對或者公開指控其對手也有犯罪行為。因此，審判過程很可能沒有1981年對毛派的「四人幫」的審判那樣民主。電視中播放了江青對檢方進行長達兩個小時的說教。

薄熙來和「新左」派

在他被解除重慶市委書記職務之前，薄熙來是重新崛起的「新左派」的象征性的代表人物。「新左派」是由基層受毛主義影響的青年、民族主義者和中共老幹部構成的松散的廣泛聯盟，他們批評北京的新自由主義和親全球化的政策。盡管自己家產百萬，薄熙來由於他明目張膽的自我吹噓和（試圖利用資本主義復辟的後果而產生的反對情緒）新毛主義的「唱紅」運動而贏得全國聲望。

現在已經鋃鐺入獄的薄熙來前副手和公安局長王立軍，具體實施了對重慶臭名昭著的「黑社會」的無情鎮壓。這一行動受到了人權支持者的批評，而且運動還針對許多不是「黑社會」的人。如此高調的運動和它受到的歡迎並沒有讓薄熙來自己得到當前胡溫領導層的青睞。薄熙來被視為一個威脅，北京希望加強對日益自以為是的省市地方當局的控製。同時薄熙來成為「太子黨」的象征，他們傲慢、腐敗和濫用權力，這些如果不加以限製，將威脅中共的統治。

冒險的策略

在他被「雙開」之後，官方媒體及其嚴厲地攻擊薄熙來，列舉其犯有濫用職權、受賄，甚至是「不正當的性關系」等罪行，而且一直追述到幾乎二十年前他當大連副市長的時候。他在《光明日報》中被抨擊為習慣「一言堂」，用「鐵腕」統治重慶，是一個「齷齪至極」的人。而《光明日報》是中共中央控製之下的媒體。這個公開的自由派喉舌不能不攻擊薄熙來聲稱的左派立場，並將其稱為「給中國帶來空前災難的老套政治模式」。

對薄熙來的攻擊是中共領導集體高風險的策略。「他們全力打擊薄熙來，」清華大學的經濟學家程致宇（Patrick Chovanec）評論道。很明顯，目的不僅在於毀掉薄熙來，而且在於同時打擊日益公開的將薄熙來視為旗手的新毛主義左派。但是反薄的宣傳活動同樣可能助長公眾對整個政權的懷疑。

人們不禁會問，如果薄熙來「違反黨的紀律」超過20年的時間，為什麽當局直到現在才製止他？我們被告知薄熙來是「一言堂」（我們當然不會不同意），但是他的行為是否比其他中共官員不那麽或者更加專製呢？

正如自由派歷史學家袁偉時說：「為什麽他能夠作惡怎麽久，什麽樣的土壤產生了這些行為？」薄熙來被指責用人不當，導致他選擇的公安局長王立軍逃亡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其最終導致了薄熙來的下臺。但是維權律師劉曉原在微薄上評論道：「薄熙來對王立軍要承擔用人失察責任，那麽，誰來對薄熙來承擔用人失察之責？」

當局難以估計這些對薄熙來的攻擊將造成的後果。可能會引發薄熙來的反對者和支持者的抗議，因為他們都懷疑政權的清廉和政權處理腐敗和濫用權力的能力。有關薄熙來命運的死結以及黨代會的推遲顯示這一攻擊的嚴重性及其可能引發的風險。除了受到其他「太子黨」的保護，薄熙來還在中共黨外和軍隊中享有相當的支持，可以說沒有任何其他中共官員能夠達到。

「薄熙來事件是空前的。他明顯擁有比陳良宇[前上海市委書記，因腐敗而入獄]和陳希同[前北京市委書記，也因腐敗而入獄]大得多的勢力，」廣州中山大學教授偉時提到過去二十年以來最嚴重的兩起腐敗案件。

谷開來的謀殺案審判

這顯示在八月谷開來（薄熙來之妻）庭審（她供認謀殺英國商人尼爾·海伍德之後被判處死緩）之後事情完全發生了變化。谷開來的庭審演出沒有對薄熙來任何提及。而現在我們在新華社的報告中讀到薄熙來在王立軍事件和薄谷開來故意殺人案件中負有「重大責任」——這一點竟然在谷開來案件中沒有得到關註！同樣，在谷開來審判中淡化腐敗問題，雖然眾所周知，海伍德為薄熙來家族洗錢，並且由於和谷開來關於數百萬美元的交易破裂之後的糾紛而被殺。

通過不提薄熙來的名字，這一審判預示薄熙來將被免除犯罪指控，而通過中共內部的紀委渠道軟著陸。而這是有關十八大的協議的一部分。但是很明顯，事情發生了變化。變化始於9月中旬判處前重慶市公安局長王立軍十五年徒行的審判（雖然四大罪行之一是試圖叛逃美國，他仍然得到輕判）。官方對王立軍這一及其秘密的審判的報道中提到薄熙來試圖掩蓋海伍德的謀殺案。雖然沒有提到薄熙來的名字，但是報道提到了「當時的重慶市委主要負責人」。

我們現在被告知薄熙來「直接和通過家人收受他人巨額賄賂，」（新華社，9月28日）。然而在兩個月前谷開來受審之時，還沒有針對谷開來和薄瓜瓜（薄熙來之子，據說現在藏身美國）這樣嚴重的指控。盡管和海伍德謀殺案緊密聯系卻不提到這樣的指控，這顯示出中共領導集體為了達到他們的目的，扭曲谷開來案審判的程度，而且現在的說法也和以前不一樣了。即將到來的薄熙來審判也不大可能顯示更大的「公正性」。

甚至官方給出的海伍德的死因也受到了質疑。9月26日，中國最著名的法醫之一的王雪梅在她的博客上公開質疑谷開來的坦白，即她用氰化物毒死了海伍德。因為這會產生明顯的致命性中毒表現，諸如屍體的顏色改變，而這些表現不可能不被到現場的法醫註意到。王雪梅推測海伍德可能是窒息死亡的博文很快被封殺。為什麽檢方需要「修改」海伍德的死因？很可是出於需要支持據稱精神不穩定的谷開來自己動手殺人的解釋。因為更簡單的（更符合邏輯的）解釋是在薄熙來控製下的安全部門派出「專業人士」處理掉了海伍德。

類似的事實「修改」同樣很可能會發生在薄熙來的審判中。實際上這已經開始了，在打擊薄熙來的媒體戰中，官方公布的薄熙來腐敗的程度被合適地「減少」了，他只是被控受賄了2000萬元。這是一個相當低的數字，特別是這涵蓋了在他整個超過二十年的仕途裏的受賄。

「據我所知，遠遠超過兩千萬，」被薄熙來監禁過的律師李莊指出，「可以說，遠遠超過兩億」。

然而真實報道薄熙來家族的貪汙所得將給中共政權帶來嚴重的問題。壓低財富數額的決定，同時包括加入「和多名女性的不正當性關系」（在中國不構成犯罪），是當局及其宣傳機器轉移人們視線的做法。盡管如此，許多人也會認為與其說他是一個「壞蛋」；薄熙來在往自己口袋裏撈錢方面並不比其他中共高級官員更好或者更壞。

大多數評論者相信薄熙來及其家族腐敗的水平，盡管可能達到數十億元，但是在今天中國並不是一個例外。「他們（中共官員）除了錢什麽都不信，」中國政法大學的劉俊生評論道。他是分析新一代中共領導人的專家。

海外媒體，基於中共內部人士的消息，稱薄熙來在2007-2012年擔任重慶市委書記期間，僅僅在安排官員升遷上，就收受了十億元賄賂。如果這樣的（更加真實的）數額在他的審判中浮出水面，不可避免地會激起要求進行更廣泛調查的呼聲。許多向薄熙來賄賂才得以升遷的官員仍然戴著他們昂貴的官帽——只有極少數人在他們「恩人」下臺後遭到清算。

權力鬥爭繼續

圍繞著薄熙來的事件無法僅僅用腐敗或者犯罪的字眼就能夠解釋的。「薄熙來倒臺和謀殺醜聞的諸多問題沒有人能夠回答。因為他們本來就不是法律問題，」北京大學法學教授賀衛方說，「所有我們看到的都不過是政治密謀和權力鬥爭的結果。」

在中國，高層腐敗案件的動力往往是黨內派系關於影響力和權力進行的鬥爭。這些派系不是基於任何完備的政治目標或者意識形態，而是基於幫派忠誠或者權力政治。盡管由於缺乏清晰的政治分別而往往產生混淆，當前的權力鬥爭反映了在這些派別之間的顯著分歧。溫的「改革派」（據說也同時包括待任國家主席習近平）他們希望加速去經濟管製和私有化經濟，減少國有企業的主導作用。而像薄熙來這樣的官員則傾向更多的政府幹預和保衛民族資產階級抵禦外國資本。

薄熙來在黨內權力結構中，原則上受到86歲高齡的前國家主席江澤民派別支持，他們同樣被稱為「上海幫」和「太子黨」。他們之前之所以不希望薄熙來受到正式審判主要不是出於政治團結（大多數太子黨反對薄熙來的帶有毛主義色彩的民粹主義），而是感到需要一種集體自我保護。薄熙來罪行的公開揭露將威脅作為社會中一個特權階層的「太子黨」的根基，而且同時也將對一黨專製的黨國體系本身造成更大的體製性的威脅。

諾丁漢大學研究當代中國的教授曾銳生（Steve Tsang）認為最近事情的改變意味著江派「已經同意將他徹底拋棄，以換取領導層換屆上的協議。」

江澤民派系似乎通過犧牲薄熙來換取在新的政治局常委中更多的席位。有謠傳稱，早已正式退休的江澤民參加了9月28日開除薄熙來的政治局會議。這同樣顯示即將卸任的國家主席胡錦濤的團派，為了換取薄熙來的人頭，在政治局常委席位設置上作出了讓步。

但是並不像一些評論者宣稱的，這並不是胡溫的「改革派陣營」的一場勝利。這更可能是一場交易，包括向江澤民妥協，顯示出他仍然有廣泛的影響力。預計統治中國的政治局常委的席位將從9人減少到7人，以便將更多的權力集中到待任國家主席習近平手中，這同樣會加劇權力鬥爭——這就像一場野蠻的「搶椅子遊戲」。

反日遊行

同樣有可能的是受到習近平支持的胡錦濤派別最近改變了他們的立場，支持對薄熙來問題「做個了結」，即使這意味著讓江澤民的「太子黨」在新一輪的領導層中有更大的作用。

其中，破壞力量平衡的可能是最近在中國一百多座城市發生的反日遊行。這場多年來規模最大的抗議潮要求日本歸還釣魚島，回應高姿態的右翼日本民族主義者。這些遊行同樣顯示出中共內部分裂的更多跡象。

盡管北京試圖保持對抗議的有力控製和利用抗議來增加手中和日美政府談判的籌碼，然而在遊行中出現了一些讓北京大為震驚的現象。許多遊行中出現了毛澤東畫像，特別是支持薄熙來的口號，讓中央政府感到這些抗議被安全部門和地方政府中薄熙來的支持者和派系盟友「綁架」了。這「警告了黨內的許多人」，北京的人民大學政治學家張明說。

通過把槍口對準薄熙來，中共領導集體不僅想防止薄熙來未來在政治上東山再起，而且也同樣打擊了薄熙來在「新左派」中的支持者，防止他們在未來挑戰政權及其日益新自由主義的政策。

全球許多資產階級政府紛紛表示決定審判薄熙來意味著北京及其黨代會和領導層換屆「重回正軌」。在此之前，全球股票市場對中國政府癱瘓和「僵局」異常緊張，不亞於對美國和歐盟。這顯示了資產階級慌張地看著中國經濟可能陷入硬著陸，他們渴望北京重新「出臺」措施包括更大經濟刺激計劃。

但是無論薄熙來將面臨怎樣的命運，這都不意味著政權內權力鬥爭的結束，而權力鬥爭本身也只是中國社會中根本的社會矛盾的一個縮影（由結合一黨專政的腐敗叢生的資本主義帶來的僵局）。鬥爭將繼續，政權新的行為可能會帶來新的沖突的動力。

「將這些醜事徹底大白於天下對黨來說是非常冒險的。他們在玩火，」程致宇（Patrick Chovanec）警告說。現在真正需要的是一個為民主權利和社會主義而鬥爭的，並完全獨立於任何中共派別（不論是右派還是所謂的「左派」）的群眾性的工人階級政治力量。

Iphone 5 配件廠工人跳樓身亡 鄭州富士康爆發罷工

太原富士康暴動尚未平息。一名工人由於被開除在iPhone5 配件廠跳樓身亡。

這名叫賀城的工人，是江西人，32歲，在該工廠工作不足一個月。在9月底向主管請假三天，但工廠正趕工生產，拒絕其請假要求。賀當時稱若不讓他請假，他就辭職，若廠房不讓辭，他就去跳樓。他最終獲批準請一天假，但他三天後始返回工廠，廠方決定當他自動離職處理。而按工廠規定，自動離職將不獲發當月工資。

9月29日上午11時許，賀城在獲悉自己被當作自動離職後，與主管爭論，要求取回工資，但被拒絕，他一怒之下從工廠大樓五樓跳下，當場死亡。

10月7日上午7時許，死者20多名家屬到富港電子追討賠償，他們堵住廠門，並拉起寫有：「血汗富港廠逼我兒子跳樓不賠償」的橫額。家屬情緒激動，手持擴音器向該廠員工痛斥工廠管理者。

當時工廠門口聚集數千人，很多工人趁機抗議工廠加班、夥食差等問題。警方接報派出警察到場戒備，並試圖勸離鬧事家屬，雙方多次發生沖突。兩個小時後，家屬最終被警方帶走。

富港電子工廠是東莞東坑鎮龍頭產業，由郭臺銘的弟弟郭臺強創辦。該廠經常與富士康合作，主要生產各種世界品牌的手機配件，包括蘋果iPhone5的手機數據線，當前有1萬多名工人。

鄭州富士康罷工

10月5日下午1點，富士康鄭州工廠發生大規模停工，一直持續到晚上，罷工者來自iPhone 5質量檢測部門OQC(現場品檢)，停工直接導致「生產線癱瘓」。他們雖然屬於檢測部門，因而被稱為品管，但同樣是普通工人而非管理人員。

中國勞工觀察報道，在10月5日上午，超過300名品管拒絕刷卡上班。之後三個廠區的品管參與罷工。工人告訴中國勞工通訊，超過70個生產車間卷入罷工事件，而每個車間平均配有100名品管。在罷工高峰時，有大約3000-4000名工人參與罷工。

之後資方承諾會認真考慮他們的訴求，但是沒有提供任何細節措施。一些工人返回工作，另一些繼續罷工。第二天，廠方宣布任何曠工者立即開出。大多數工人復工。而一些工人選擇離開富士康。

富士康稱只有400名工人曠工，而且只持續了2小時。但是中國勞工通訊稱這400名工人只是直到第二天才復工的工人。

罷工的直接導火索是富士康除要求工人在節假日加班外，還向工人提出新的、異常嚴格的標準，但公司事前卻並未給予相應的技能培訓，這導致工人幾乎無法生產出滿足標準的產品。

工人在網上稱：「就是現在…，負責生產iphone5的多天產線的OQC(現場品檢)集體罷…工，幾個廠區的多條Iphone5產線癱瘓。領導及蘋果客戶在設計存在缺陷的 情況下對iphone5的品質提出苛刻要求，例如鋁合金邊框及後蓋的劃傷、凹陷標準是0.02mm。按此外觀要求，根本就產不出合格的iphone5!員 工每天心理壓力巨大，且假日無休！」

而據報道，「此前有不少iPhone 5的用戶抱怨黑色版外殼掉漆，雖然蘋果聲稱這是正常情況，但是他們已經有意改進該機的製造工藝了。」

隨後幾位品管與其他工人產生爭執，並最終升級為大規模肢體鬥毆事件（品管多次被打）。最終品管工人罷工，工廠停產。

工人在網上發帖稱「初步了解了一下今天品管同時罷工的原因；前段時間K區產線員工和品管發生沖突，導致鬥毆並砸了品管CA室，多名員工受傷和住院，此事未完，K區又有發生類 似事件，同是品管挨打，昨天L區又有品管遭到人身威脅。反映到高層領導，領導無視矛盾的嚴重性。於是今天白晚班所有課長一致商議停工，產線癱瘓…」

據富士康員工告訴《證券日報》記者，近來iphone5的外觀問題使每個人壓力巨大，不斷收到世界各地的客訴，每天不挨頓罵就沒法下班。

在蘋果公司推出iPhone 5的前前後後，出現過學生被強迫到iPhone 5工廠工作，保安毆打女工造成工人暴動，工人因被開除憤然跳樓，而現在又出現蘋果公司由於設計缺陷苛刻要求生產質量。這一系列的事件絕不僅僅是由於管理問題造成的，而是國內國際資產階級聯合剝削中國工人的必然產生的惡果。資本家為了利潤可以不顧工人死活，而蘋果公司每銷售一臺Iphone就能獲得售價57%的利潤。正如中國勞工論壇此前呼籲，需要將富士康和其所服務的蘋果̣等全球科技巨頭公有化並被置於工人階級的民主控製和管理之下。只有這樣才能不僅解決工廠管理問題，而且結束今天不人道的生產方式、確保體面的工資和工作條件。為了實現這一要求更廣泛的為工人權利和社會主義進行的鬥爭。

後記：

就在鄭州富士康罷工後不久，另外兩家工廠也發生了罷工。

10月8日，深圳市寶安區福永鎮福佳電器廠，近千工人罷工，抗議薪資低、產量高、法定節假日調休、加班晚等問題。10月9日，罷工繼續。
工人在網上抱怨：「深圳福佳電器有限公司老板太摳了，加班九點半以後一個鐘才八塊錢，星期六星期天補回來上正班，現在還搞成這樣，勞動法何在啊，還有沒有人管了……」

10月9日河南新鄉市新飛電器總部近千工人罷工，並在總部大門聚集。原因是十幾年來工資沒漲，而公司管理層腐敗，高管高薪。工人要求將月薪從一千元漲到新鄉職工平均月薪2160元，整頓公司管理層。

中共十八大結束，5名男孩「凍死」街頭

11月15日晚上，毛毛雨下貴州畢節市七星關區氣溫只有6℃，5個10歲左右的男童躲在垃圾箱中躲避寒冷。垃圾箱近一人高，長約1.5米，寬約1.3米，他們只有蜷曲起來點燃木炭。由於垃圾箱封閉，木炭無法充分燃燒，產生一氧化碳，幾個孩子逐漸窒息。

第二天11月16日早晨，一名撿拾街頭垃圾老婦發現有5名男性少年死於街頭一個鐵質可封閉垃圾箱內。事發路段距離流倉橋街道辦事處步行只需1分鐘。

事發垃圾箱旁邊是一個拆遷工地。附近的居民介紹，出事前若幹天，已見到5個孩子在此出現，「穿得不好，鞋子是水膠鞋，衣服和褲子都很臟」。有目擊者稱事發前 曾見他們在工地上用棄用木材生火取暖，並在一百米距離外的畢節學院臨近菜場找吃的。更有目擊者稱，在拆遷工地看到孩子們搭起來的簡單窩棚已倒下，地上留有 塑料布、三合板、一副羽毛球拍。

這5名兒童的父親分別是三個陶姓的兄弟。其中一名父親說5個孩子三周前相約出去玩後就沒有回來。另一名父親說5個孩子中有4個處於輟學狀態，盡管老師屢次動員，但他們都以「成績不好，不想讀書」為由拒絕上學。

留守兒童

七百萬人口的畢節市坐落於貴州山區。許多當地農民到更大的城市工作，而把子女交給祖父母和其他親戚照看。

死亡的五名兒童中的四名兒童的兩名兄弟父親外出打工，把孩子交給他們的母親照顧。這名奶奶年老失明，連照顧自己都很困難。

而整個中國農村約有5800萬留守兒童。這些兒童同父母長期分離，很容易被家庭和學校忽視，得不到相應的家庭和學校教育，同時造成很多心理問題。

官方數據顯示，中國有超過15萬流浪街頭的兒童，其中的半數由於家庭糾紛離家出走。

留守兒童的問題看似是由於家長外出工作，被迫和兒童分離。然而根本的原因是父母無法為子女在城市中獲得相應的教育和看護服務。

然而當局並沒有因為高速的城市化而相應地加大對教育的投入，相反近十年農村平均每一天就要消失63所小學、30個教學點……

學校是社會的縮影，在教育方面存在著巨大的等級差別。即使在同一個學校中，不同背景的學生受到老師的關註度也不盡相同。而由於教育方面投入不足，一個班有六七十名學生屬於正常現象。即使教師希望平等對待每一名學生也不可能做到，因此所謂的差學生不但得不到更多的幫助，反而往往被教師忽視。結果是他們不但得不到足夠的教育，而且心理也很容易出現問題。

因此需要加大教育方面的投入，使每一名學生都能得到充分的教育。同時建立民主的學生會，由老師、學生和家長組成的委員會民主管理學校。

需要在城市中新建學校和幼兒看護機構，免費提供給所有需要的人。為此需要培養大量教師和專業幼兒看護人員。只有這樣，才能從根本上解決留守兒童的問題。

政府需要加大在社會救助的投入，並由民主的委員會管理救助機構，以防止出現虐待和拒絕救助的情況。

而要實現這一切，必須首先爭取全面的民主權利。還需要在學校和工廠中進行罷課和罷工的鬥爭爭取教育權利。

然而教育權利不平等和兒童貧窮的狀況是整個資本主義製度造成的，即使統治階級迫於工人階級的壓力進行改善，也會不斷重新產生這方面新的問題。只有最終通過社會革命實現真正的社會主義，在新的物質和道德基礎上真正實現人的全面發展。

中國位列世界最不平等的國家之一

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中國學術機構新發布的一份調查顯示，中國的貧富差距迅速擴大，成為最不平等的國家之一。這一份在12月9日發布的調查報告，增加了中國新一屆獨裁領導人的壓力。他們焦慮地希望化解不斷增長的群眾不滿。上個月在北京關鍵的十八大會議上，他們曾誓言縮小貧富差距，盡管他們已經年復一年的許下類似承諾。
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和央行金融研究所聯合製作的一份報告中指出，中國的基尼系數（被廣泛作為測量貧富懸殊的指標）在2010年達到0.61。基尼系數被世界銀行等機構使用，數字越大，說明該國收入差距越大。報告稱：「當前中國的家庭收入差距巨大，基尼系數高達0.61為世所少見。」

調查結果驗證了已知的事實：中國在最近幾十年裏，出現了急劇上升的貧富分化，「大量的」窮人被拋棄在所謂的經濟奇跡後面。十年前，胡錦濤和溫家寶上臺的時候，中國還沒有十億美元的億萬富翁。而他們即將退休的現在，中國有251名擁有十億美元的億萬富翁，只有美國能比之更高。

該報告基於對8,438戶家庭的調查，估計今年7月的城市失業率為8.05％，幾乎是官方數據的兩倍。發表這份報告的甘犁呼籲中國政府重組開支架構，將焦點放在增加社會福利保障上，而不是在基礎設施建設上。

釋放瓶中的基尼「妖精」

「共產黨」專製當局超過10年沒有公布基尼系數，反映其在這一問題上的敏感和尷尬。最後一次的官方數據是在2000年發布，顯示基尼系數為0.412。在2005年，官方研究機構中國社科院估計基尼系數為0.47。任何超過0.4的數據都表示社會不穩定已經達到危險水平。中國現在是世行第三大股東，世界銀行多年來沒有發布中國的基尼系數，無疑是為了避免北京感到不快。

官方喉舌《環球日報》評論這一報告說，中國的貧富差距已經達到「拉響警笛」的地步。人民大學教授鄭新業對《環球日報》說真正的基尼系數甚至可能高於0.61，因為調查很難接觸到超級富豪。

很少國家能夠在短短十年裏讓貧富差距增加幾乎50%. 0.61的基尼系數讓中國位列世界極端不平等的國家之列，這些國家大部分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南非被廣泛的認為是世界上貧富分化最大的社會，在2009年其基尼系數達到創紀錄的0.63。下面2007年《經濟學人》的圖顯示中國貧富差距的嚴重程度。

然而在目前政策組合上看來，中國新的領導人可能不但不能縮小貧富差距，可能反而使其進一步擴大。最近在中國資本主義搖籃的廣東，新的領導人習近平無恥地重復了鄧小平在20年前的「南巡」。習近平承諾加快資本主義「改革」，以重新構建經濟並給於私人投資者更大的份額。然而甚至極端自由主義的《財新》雜誌也指出：「報告稱，地區上來看，市場經濟越發達的地區，基尼系數越高。東部省份家庭的基尼系數高於中西部。」

該報告驚人的數據進一步顯示了一黨專政的親資本主義政策的災難性後果。必須建立獨立工人組織來領導抗爭，反對不斷加劇的貧富不均，以及全國的資源被一極少數的超級富豪竊取。即將到來的時期，群眾會對在中國用社會主義替代資本主義和獨裁統治越來越感興趣。

震驚世界的烏坎抗爭一年之後

一年前，中國廣東烏坎村發生了震驚世界的群眾抗爭。村民卷入長達四月的勇敢而令人印象深刻的鬥爭。他們趕走基層「中國共產黨」的政府，建立他們自己選舉產生的委員會來管理社區。面對鎮壓、逮捕、被數千名武警包圍和抗議領袖死在看守所，最終12月21日達成的一個戲劇性的協議在當時看來似乎滿足了村民的大多數訴求。

當時，中國勞工論壇曾經警告不能信任和中共廣東省委工作組達成的協議；需要維持群眾壓力，建立民主的草根組織，並和其他群眾運動相聯系。

我們的警告不幸被驗證了。烏坎村民直到現在也還沒有要回大部分土地，甚至出現上百村民對此不滿，在（新的）村委辦公室外示威抗議的事件。理事會被要求自我解散。被捕的抗爭領袖只是以「取保候審」的方式得到釋放，而沒有取消對他們的指控。抗爭領袖薛錦波的遺體是在家屬陳諾不再追究其死因的條件下才被歸還的，而沒有進行獨立的屍檢。

即使這樣，烏坎抗爭也造成了巨大沖擊，不僅超出其村子傳播到全國，而且對群眾的意識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一些評論者稱，這是1949年以來第一次，中共對（中國）一個行政區完全失去了控製。在短短幾周內，烏坎的抗爭就粉碎了長久以來的「金科玉律」，——中國人需要一黨專製政府，而沒有能力民主地管理他們自己。

之後的2012年，群眾抗爭變得更加頻繁，大規模的抗議示威不斷發生。今年初海南樂東縣發生了持續數月的反對修建燃煤電廠的抗爭，迫使當局數次改變電廠修建的地址。之後7月份什邡和啟東也發生了抗議環境汙染的示威，數萬人參加，其中90後中學生在其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烏坎事件發生一年後，正處於中共召開十八大的前後，群體性事件也沒有因此而停止。10月底，在浙江寧波爆發了反PX化工項目的群眾抗議運動，當地居民連續數天上街抗議，最終寧波市政府承諾不再建設PX項目，並停止推進整個煉化一體化項目。

之前2011在大連，2007年在廈門發生反PX項目的群眾示威之後（中國勞工論壇 [chinaworker.info] 當時也進行了相關報道），當局都做出了部分讓步。寧波反PX遊行顯然也受到了這些之前類似示威的鼓舞。

就在本文寫作幾天前，12月7日17時貴州遵義仁懷市城建局強拆民房造成兩死三傷，23時許死者家屬擡屍遊行到市政府，萬人「圍觀」。政府出動武警鎮壓，發生暴力沖突，多人被打傷和被捕。

群眾抗爭的發展

今年「群體性事件」在規模和數量上出現了明顯的變化。大規模的群眾抗議和示威在各地持續發生，已經成為中國的一種常態。群眾對此也越來越熟悉。甚至連中國官方《環球日報》都承認：群眾抗議已經成為「公眾已經很熟悉的方式」。（「重化工項目上街頭裁決非長久之計」，2012年10月29日《環球時報》）

由於微博、手機的普及，群眾抗議和罷工的消息能夠迅速傳播。這也迫使當局無法再掩耳盜鈴，而不得不報道一些重大的群體性事件。這使得群眾，特別是無法看到被當局屏蔽信息的民眾，獲得更多這方面的信息。群眾抗爭變得公開化。例如今年一些大規模的抗議，發生示威數天前有公開的通知。在什邡和啟東事件中，90後中學生自發地派發傳單和進行宣傳。

青年在群眾抗爭中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90後成為群眾抗爭的新力量。加快了群眾運動的激進化。

中共當局的鎮壓手法也出現了變化，手法上更加靈活，很多時候不得不作出讓步。但仍然是「胡蘿蔔加大棒」的策略。

例如今年上半年在海南省三亞市樂東縣鶯歌海鎮爆發數萬人反對燃煤電廠示威（中國勞工論壇當時也進行了相關報道），迫使當局作出讓步，將電廠修建地址改到鄰近的其他鄉鎮，然而這也使得抗爭也擴展到新確定的電廠修建地區，使得當局數次變更電廠修建地址。然而10月份，村民卻得知燃煤電廠即將在鶯歌海鎮動工修建，於10月18日再次爆發示威，發生萬人警民沖突。之後數百人被逮捕，數十人被通緝，而燃煤電廠已悄然動工。而在12月，對此問題在網絡及出書發表意見的劉福堂被控「非法經營罪」，被判刑三年，緩刑三年，並處罰金。

烏坎抗爭的教訓

一黨專政的條件下，當前的群眾抗爭也存在很多的問題。大多數抗爭沒有一個民主的架構組織抗爭。使得很多群眾抗爭處於無政府主義的狀態，不僅造成很多不必要的暴力和傷亡發生，更重要的是使得抗爭無法根據形勢隨機應變和發展。當然中共對任何的暴力都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其封堵任何民主討論和反抗的渠道。

即使烏坎村的理事會也是以宗族形式選舉產生的，而且在和地方當局達成協議後不久就被新的村委會取代。新的村委會雖然是選舉產生的，但並不是一個真正民主的群眾組織。村委會委員任期三年一屆且無法被選民召回。中共當局首先在村委會的選舉過程中通過威脅、經濟壓力和媒體控製進行幕後操縱和打壓激進的抗爭領袖。如薛健婉（薛錦波的女兒）就由於遭到當局打壓而被迫放棄參與村委會選舉。在新的村委會選舉產生之後，當局能夠很容易地使用胡蘿蔔加大棒的策略——威脅和財政激勵——讓這個弱小的村委會屈服於當局的意誌，這樣就能在這三年裏控製新的村委會。這造成烏坎目前的抗爭沒有真正的民主的領導層，自然也就無法推動抗爭的繼續發展。

而且烏坎的大多數抗爭領袖之前在外經商。其中林祖戀也是中共黨員，曾經是中共基層官員。他說「如果沒有經濟基礎，談起其他的包括民主都毫無意義。」（《南華早報》，2012年10月6日）

這些抗爭領導者大多來自中小資產階級，真正希望的是有利於資本主義發展的環境，並不希望中共政權垮臺，雖然希望獲得更自由的經商環境。因此他們容易被中共所左右。

而在中共當局作出讓步後，一些抗爭領袖不希望通過繼續推動抗爭來實現全部要求。而希望請盡快的回到適合投資的環境。「我們需要拿回我們的土地，然後吸引外資」林祖戀說，「如果烏坎持續政治動蕩的話，我們怎麽會實現這一點？」（《南華早報》，2012年10月6日）

現階段大多數群眾抗爭沒有明確的綱領，往往集中於單一的訴求。如什邡、寧波的抗爭是單一的環境訴求。即使烏坎抗爭中最主要訴求也是要回被腐敗官員賣掉的土地，而沒有提出其他更廣泛的涉及民生的訴求。這使得抗爭在高潮過後，難以繼續發動群眾和推動運動向前發展。

而且各個地方的群眾抗爭之間沒有直接的聯系。例如在寧波發生反PX抗爭的同時，海南鶯歌海鎮也發生了反對修建燃煤電廠的抗爭。兩地的群眾鬥爭訴求都在於環境問題，但是卻沒有互聯聯系和聲援，而處於孤立的狀態。

林祖戀說烏坎的事只是一個小鄉村的事，不能代表整個中國。然而正如像其他群眾抗爭一樣，烏坎村民反對官員剝奪村民的土地要求，在全國各地普遍存在。於建嶸稱，「土地問題已占全部農村群體性事件的65%。」（《新京報》2010年11月05日）而烏坎抗爭中突顯出來的民主權利的問題，更不僅僅是一個村子的事情，也不是在一個村子的範圍裏能夠解決的。

實際上烏坎抗爭之所以能夠取得一些成果，和12月烏坎抗爭高峰時，附近的一些地區發生的大規模的示威抗議有密切的關系。

2011年12月20日，廣東省汕頭市海門鎮數萬群眾前往鎮政府集會抗議，並封堵汕頭前往深圳的高速公路，反對政府在當地修建第二座高汙染的燃煤發電廠。

2012年12月18日，千余名汕頭地區的上岱美村村民上街示威抗議貪官賣地。烏坎村附近的鄉村如龍頭村等村莊也由於土地問題發生了大規模的村民示威和警民沖突。

這些同時發生的大規模群眾抗爭，給廣東當局施加了巨大的壓力，當地甚至沒有足夠的警察進行鎮壓。這些抗爭毫無疑問在很大程度上幫助了當時還被武警包圍的烏坎村民。

這顯示群眾抗爭不能孤立於一地，需要互相聲援和團結抗爭。要充分實現這一目的，則需要建立全國性的組織，而不僅僅是基於當地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臨陣磨槍」的組織。在目前階段，這只能通過建立工人和青年的地下組織得以實現。

罷工

除了這些問題之外，大多數群眾運動沒有聯系到工人的罷工，沒有爭取工人支持進行聲援罷工。然而和工廠之外的群眾運動一樣，今年中國爆發的了不計其數的罷工。

在中國最大的工廠富士康，其在太原、鄭州、深圳等地的工廠都發生了罷工、暴動等事件。（對此前幾期的《社會主義者》作了大量的報道）

2010年深圳富士康工廠發生十多名工人連環跳樓，他們由於血汗工廠環境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然而到了2012年，富士康工廠中雖然仍然出現了工人跳樓，但是更多的出現了工人罷工和暴動反抗所受到的血汗剝削。

2012年10月蘋果公司由於iPhone 5設計缺陷提出苛刻的生產質量要求，造成鄭州富士康數千工人罷工。2012年9月，太原富士康發生由於保安毆打一名女工，而導致兩千工人暴動。而之前太原富士康工廠已經於2012年上半年發生過數次工人罷工和工人以「集體跳樓」方式抗議。

這顯示了工人意識的改變。從選擇消極的跳樓到選擇進行罷工抗爭，以實際行動爭取自身的權利。

而最近12月10日，江蘇泰州靖江市東方重工船廠，數千工人罷工，抗議被拖欠5、6個月工資。上千工人沖上京滬高速，把江陰長江大橋堵住，致使交通完全癱瘓。

2012年12月7日，深圳市寶安區公明鎮，港資華彩印刷廠，三千多名工人舉行罷工，抗議公司對員工太過嚴苛，請假太難。

面臨很多群眾抗爭的中共當局，對於罷工也無法像以前一樣一味的鎮壓。很多時候政府以勸說和威脅的方式迫使工人停止罷工和組織工人上街，很多時候資本家不得不作出讓步。

同時中共官僚和資產階級也在嘗試通過收買部分工人和利用官方工會等方式防止工人抗爭激進化。

在罷工中也存在一些和工廠外的群眾抗爭類似的問題。大多數時候，工人們只是孤立在自己工廠中進行罷工，而不是走出工廠進行抗議。這當然有當局鎮壓的原因，但是這使得工人罷工處於孤立的狀態，無法聯系到其他群眾。另外不同工廠工人直接也缺乏互相聲援和聯合行動。

總結

即將到來的2013年中國群眾運動也將發生巨大的發展和變化。社會主義者需要對此作出提前準備，總結教訓和經驗，因為工人階級在階級鬥爭中需要正確的鬥爭理論。目的在於建立一個群眾性的工人政黨，工人代表只領取普通人的工資，並受到其他成員的民主監督，最終推翻現有的不民主的資本主義製度。

中國：習近平能帶來改變嗎？

中共新的總書記習近平，毫不遲疑地建立起一個熱心於所謂的經濟改革的領導者形象。經濟改革在中國是資本主義經濟政策的代名詞。這受到了海內外商界領袖和評論家的一致好評，這新上任的獨裁者享受暫時的「蜜月期」。直率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吳敬璉贊揚新的領導人，「重啟改革議程，啟動我們改革的再出發」。盡管在習近平統治之下，有支持深化經濟改革的言論，但是沒有任何即將放松政治管製的跡象來印證這些言論。相反，盡管作出了一些反腐姿態的廣泛宣傳，新政權同樣采取了新措施控製社交媒體和互聯網。《人民日報》（2012年12月21日）以典型的奧威爾的風格評論「『管一管網絡亂象』是許多老百姓的願望」。
習在12月對廣東省進行了五天訪問，作為中共總書記第一次離京視察，最明確地表達了他的訊息。習的旅程有意地模仿1992年鄧小平著名的「南巡」。當時，鄧小平在深圳證券交易所舉行了記者招待會，宣布「不會回到計劃經濟，全中國應該向』南方學習』」。2012年習的「南巡」賦予了鄧小平式的象征意義，其中包括和在當年「南巡」中陪同鄧小平的四名退休官員見面，向深圳的鄧小平雕像敬獻花圈的儀式。作為對之前胡溫領導層言論的回響，習呼籲「深化改革，完善市場經濟製度，改變政府職能和加強法製」新華社引用習的講話，「 對大家提出的問題，中央有關部門要進行認真研究，通過深化改革、完善市場經濟體製機製、……加強法治等措施來解決。」

陪同習南巡的是廣東省委書記汪洋（不久被晉升，而由被稱為「小胡」的胡春華接任其廣東省委書記職務）。由於總理溫家寶將於2013年3月退休，汪洋被視為中共黨內主要的自由主義旗手。雖然汪洋沒有進入政治局常委——黨國的權力核心，但毫無疑問，南巡額外向汪洋本人及其支持者確認了其地位。香港中文大學的自由派評論員林和立指：「 [習近平] 向外界表達的訊息是『我是鄧小平的繼承者，我不是保守派的。』」

習強調他自己和廣東——中國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搖籃——的聯系。習的父親習仲勛在1978-1981期間任廣東省長和省委書記，而習的母親現仍居住在廣東。在改革開放初期，習仲勛是鄧小平的關鍵盟友，幫助鄧對抗政府官僚中的毛主義的一派。習仲勛參與創建了深圳「經濟特區」，這是中國的第一個「經濟特區」，之後復製到中國其他地方，後來還「輸出」到亞洲等地區的低工資經濟體。經濟特區被用來吸引跨國公司的投資，逐步削弱工人權利、社會保障和就業保障，用「有效率的」血汗工廠替代「低效的」國有企業（特別是在出口領域）。

重新排列「泰坦尼克號」甲板上的椅子？

在11月舉行的中共十八大上，習近平晉升，新領導層組成揭曉。在此之前的數月，就常委人員組成（從9人減少到7人以「提高決策效率」）上，發生了數十年來最激烈的內部派系鬥爭。高層的分裂預示了未來革命的激變。美國評論家裴敏欣對十八大新產生的領導集體充滿疑問，「這一整場精心編排的演出是否類似於重新排列泰坦尼克甲板上的椅子。」

有趣的是，裴敏欣在《南華早報》（2012年12月22日）的文章稱：「但是那些相信中國可以無視專製體製內部退化和歷史上一黨政權垮臺的記錄的人，可能從閱讀（了解革命的）托洛茨基的著作中獲益。獨裁者在他們倒臺前看起來堅不可摧。但是托洛茨基提醒我們，一旦他們被推翻他們的倒臺將被視為不可避免的。」裴敏欣，並不是托洛茨基主義者，並不是唯一一個警告中國革命的聲音。在中共統治圈內部，由越來越多的危機感。據報道，黨內領導人對《舊製度與大革命》（L』Ancien Régime et la Révolution）的需求激增，這1856年的本書是亞歷西斯·德·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對於法國大革命的研究。根據《金融時報》的加米爾·安德爾裏尼（Jamil Anderlini）稱，候任總理李克強將這本書視為一個警告：「 德·托克維爾指責引發1789年法國大革命的部分事實是，資本階級在群眾中激起嫉妒，而貴族受到蔑視」。

胡溫時代

2012年對中共政權來說是「可怕的一年」。經濟急劇減速，債務危機惡化和反政府情緒上升，在中共「團結」的外表上出現了二十年來最嚴重的裂縫。乍一看來，在刻意宣傳的中國經濟「奇跡」下，這一轉折是不相稱的。表面看來，即將離任的國家主席胡錦濤和總理溫家寶的領導層至今最卓越的高速經濟增長。以美元計算，中國GDP在胡溫時期（2003-2012年）為之前的四倍，年均增長為10.6%.

十年前，英國、法國、德國以及日本的經濟產值都大於中國。而中國今天遠遠超越了這些經濟體。在2012年，據總部設在巴黎的經合組織，中國將超越十七國組成的歐元區，擁有更大的全球GDP份額，並有望在未來十年的某個時候超過美國。在胡溫時期，中國電力消耗為之前的四倍，高速公路網超過之前的三倍，私家車擁有量為之前的八倍。財富500強（以收入為標準的世界領先的公司的名單）中的中國公司從11家上升到79家，僅次於位於第一位的美國。

然而經濟增長的蛋糕，並沒有被廣泛的民眾分享。群體抗議增加，估計在2010年有18萬起，這是群眾不滿達到沸點的跡象之一。胡溫政府的親資本主義政策擴大了貧富差距，現在以成為亞洲最嚴重的貧富差距。當胡錦濤上臺時，中國還沒有十億美元的億萬富翁。而今年有251人，僅次於美國，其中7人作為代表參加中共十八大。同時，幾乎5億的中國人靠每天不高於兩美元的收入生活；據世界銀行報告，半數中國人口很難獲得基本的安全飲用水。

太子黨的崛起

中共政治局常委有史以來第一次被太子黨（中國的「紅色貴族」）主導。和習一樣，他們是毛時代前中共領導人的後代，在今天的中國，他們的家族關系賦予了他們難以想象的權力和財富。七人組成的政治局黨委中有四人是太子黨：習近平、張德江、俞正生和王岐山。這代表了中共高層一次顯著的變化，這將對政權未來走向發揮重要的作用。在（2007-2012年）上一屆9人組成的政治局常委中，太子黨只占據三分之一的席位。

「許多國家都有權勢家族，但是在中國，這些大家族正在變成政商兩界的主導力量，」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呂曉波說。

國家主席胡錦濤（2013年3月將國家主席的職位移交習近平）的派別，看起來是政府權利鬥爭主要的失敗者。胡的「團派」是非太子黨官員的主要派別，他們在官僚機器中爬升到現在的位置。團派在新的常委中只有李克強一人，他是領導層中的二號人物。

習近平不僅僅被確認總書記的職務，而且胡錦濤同樣向他移交了控製軍隊的中央軍委主席的職務。軍委主席一職提供了關於2012年內部權力鬥爭更多的線索。胡的前任江澤民在2002年卸下總書記的職務時，拒絕放棄其中央軍委主席的職務，以平衡胡錦濤和團派的影響，直到兩年後才卸任。江是「上海幫」的老大，「上海幫」有時也被稱為「太子黨」派別。

中共黨內主要有兩大派別，但是也有一些其他更模糊的派別界定。甚至「專家」也對一些關鍵人物的派別歸屬有不同的意見。不是所有在常委的太子黨是江派的成員，但是張德江和俞正生屬於江派，而張高麗雖然不是太子黨也屬於江派。中共內部派別並不是以清晰的政治界線（關於理念和政策）劃分的，而更多地反映了更加陰暗的密謀，相互保護，劃分對不同領域的控製。十八大後展現出的對習和他團隊的團結，並不意味著中共派別鬥爭的終結，而不過是不同勢力之間評估狀況而暫時休戰，以謀劃下一步的行動和等待新領導層的第一個動作。

習近平曾經接近江派，但是走出了一條獨立的道路，特別是在2007年十七大他被指定為胡的繼任者之後。習是競逐候選人中唯一同時受到主要派系接受的人選，如果一派試圖強行任命自己的人選，將有可能爆發一場全面的「內戰」。習顯然利用這一形勢，在新任班子中獲得更大的影響力。這大概解釋了，關於胡錦濤卸任中央軍委主席的協議，以及將常委人數從九人減為七人的決定。這兩個決定很可能將更多權力集中在習近平的手中，但習究竟有多大的影響力還有待觀察。

現在仍然不清楚其他權謀的幕後交易。特別是關於經濟政策（將強「改革」）的輪廓，和新政府中最高職務的派系分布。盡管胡的團派在常委席位中失利，其以至少9席成為25人的政治局中最大的派別。團派成員總體更加年輕，因此被預計將在2017年的領導層換屆中被提升。

權力鬥爭

由於中共內部危機不斷加深，在最高席位上通常的討價還價幾乎一直持續到十八大前夕。這是殘酷的高層權力鬥爭的一部分，而且還將繼續。派系之間的角力甚至進入公眾視線中，其中一方的信息被泄露造成一系列的政治醜聞。而在之前這是各方試圖避免的，以避免觸發群眾的反抗。其中的例子包括，「法拉利事件」埋葬了胡錦濤的關鍵親信令計劃的晉升，「平安保險事件」——《紐約時報》發布了一項極具破壞力的調查（有可能是基於中共內部人士的泄密），估計總理溫家寶的近親積累了27億美元的財富。

最轟動的事件是高層太子黨薄熙來的倒臺，他被開除中共黨籍，並面臨嚴重的犯罪指控，等待可能將在2013年處進行的審判。薄熙來的派別對手花了很長的時間挖掘犯罪證據以打擊他，然而卻是他自己動手埋葬了他自己——他做出決定解除他前心腹王立軍的公安局長職務，由此揭露了薄熙來妻子谷開來的謀殺醜聞。盡管薄熙來事件打擊了作為一個社會集團的太子黨，激起對於他們的財富、腐敗和傲慢的大量憤怒，但是仍然是他們在今年的中共換屆中提升了地位。這一事實突顯了中共領導人與社會是多麽遙遠和脫節。太子黨現時的強大是得益於政治上「死而復生」的前領導人86歲的江澤民和84歲的李鵬，他們強行介入幕後談判。尤其是江澤民作為其派別的黨鞭，動員對太子黨和他的「上海幫」的支持。

胡派沒有能成功利用薄熙來事件，在十八大的勢力劃分中提升他們的地位。他們處理這一事件格外的小心，反映他們害怕升級內部鬥爭——例如通過打擊薄熙來的親密盟友——可能引發全面的派系戰爭，而可能會毀掉整個一黨政權的「房子」。通過拋棄薄熙來，太子黨家族在十八大時鞏固其隊伍，加強他們對中共的掌控。盡管這是復雜的權力鬥爭的結果，實際上這結果反映了中國精英恐懼不斷加深的潛在革命危機。用本傑明·康林（Benjamin Kang Lim）的話說：「太子黨總的目的在於保持其對國家的操控，將這麽多太子黨提升到最高職務類似於提供一種政治保險。」（「路透社」，2012年11月25日）

北京的政治評論家章立凡也提出了這一觀點：「從根本上來說，太子黨主張維持一黨專政……這是他們的底線。」

太子黨，在中國其作為一個特殊的擁有財富的新興精英階層，其社會地位的前提是一黨專政。因此他們被視為一塊城墻，抵禦將有可能威脅其統治的民主「實驗」。太子黨占據和埃及或突尼斯的獨裁者家族類似的位置——即使直到最後，他們除了打擊群眾別無選擇，因為他們會在一個自下而上的革命中失去一切。

十八大的結果，即之前權力鬥爭的結果，顯示中國繼續拒絕所謂的政改。同時在經濟改革的問題上似乎達成了共識。自從1989年中共擊敗不成熟的政治革命之後，資本主義經濟和專製統治的混合體成為中共政權的特色。其在湖錦濤的十八大演講（據報道被習近平審核過）中被重申：「我們堅定不移地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 [斯大林主義指令經濟] ，也不走改旗易幟 [結束一黨專政] 的邪路……」

腐敗「蛀蟲」

另一個廣泛引用的，來自胡錦濤在十八大上演講中的一句話是，他警告 「這個問題解決不好，就會對黨造成致命傷害，甚至亡黨亡國，」

在中國，腐敗滲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從政府官員的巨額貪汙，到給醫生和教師要求送「紅包」，使病人和學生得到優先權，中國的腐敗滲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國對外關系委員會的易明（Elizabeth C. Economy）稱，據估計在過去十年裏，23.2萬億元的資金，以各種形勢的腐敗、犯罪和逃稅，流失海外。中國互聯網上廣泛流傳佩戴奢侈手表和帶有價碼的昂貴時裝的中共官員的照片，暴出大量醜聞，以這些官員的工資不可能負擔得起這些東西。

正如十八上的胡錦濤，當局發言人也公開承認，不斷增長的腐敗醜聞和公眾憤怒可能最終導致政權的崩潰。習在上任後也有類似的表示，將腐敗比作」物必先腐，而後蟲生」！但是現實是，最高領導層將能對這一問題做些什麽呢？美國駐華大使李潔明（James Lilley）評論，「據說有三種選擇。槍斃腐敗，放任腐敗和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他們只能選擇第三種。」

習近平和新領導層希望在他們統治早期顯示一些反腐成效。但是正如他們的現任一樣，他們受製於整個體製都是腐敗的這一現實。實際上，反腐運動將局限在一些被廣泛宣傳的姿態或者檢出一些「臭雞蛋」用來以儆效尤。這已經發生在四川省副書記李春城的案例中，他在十一月晉升為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現在，李春城涉及賣官和非法房地產交易而被調查。將常委王岐山任命為中國新的「反腐沙皇」同樣是為了釋放出強硬的信號。值得註意的是，王岐山沒有子女，這至少減少了一個潛在「利益沖突」。

除此之外，習近平為首的政治局通過了一項禁止官方宴會和豪華紅地毯接待到訪中共官員和軍官的決定。盡管這一措施無疑將會為新的領導層贏得短期的支持，但是這主要是作為一種粉飾，因為從商業交易中獲得的回扣遠遠大於公開的排場的開銷。事實上，這一新的禁令是為了加強官員自我監督，避免在公眾面前大擺排場。換句話說，這不過是一個煙霧彈。

為了保衛他們的製度，中共領導人會試圖達到一種平衡，一方面緩和公眾對於腐敗的憤怒，另一方面小心地控製反腐鬥爭的範圍，避免波及其他方面。充分揭露官員的腐敗有可能引發群眾抗議而且同時可能觸發黨國體製的「內戰」。真正揭開中共領導人及其家族幕後的商業聯系的神秘面紗，將對政權的存在構成威脅。借用習近平的隱喻，這將打開歷史上最大的「蠕蟲窩」！

要求「陽光法製」的呼聲日益高漲，包括一部分官方媒體呼籲高級官員公布他們的商業利益。十八年，政府曾通過一項法律要求所有官員向中央政府報告他們的金融交易。這是另一項毫無意義的措施，因為結果當然不會接受公共監督，而且中共官員也可以使用各種各樣的方法隱藏他們的資產，例如將資產處於他們的親屬或者商業夥伴名下，甚至使用空殼公司或者其他明目。盡管公眾呼聲增加，就公開官員商業交易立法對當局來說無異於自殺。「如果他們宣布他們的資產，他們統統都會進監獄——這是不可能的，」中國退休官員姚建福評論。現在有一項試點項目被提出，廣州省中三個相對較小的區域，珠海橫琴，廣州南沙和韶關始興從明年起開始官員財產公示。這這些試點地區，地方官員被要求對其投資和個人資產進行公示。甚至這一最小的改革也遭到懷疑。「有了製度不執行，危害會更大，會讓人民群眾失去對製度的信任，」廣東黨校唐曉陽教授稱。

自由派的有限綱領

呼籲自由主義政治改革的林和立（Willy Lam）稱「沒有獨立機構，就沒有可能解決體製內的腐敗」。和我們社會主義者不同，中國自由派不提出基於群眾爭取真正的民主權利的鬥爭的徹底改變，因為他們明白這可能造成革命性的改變，對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立即構成威脅。自由派的替代方案是使用漸近和受到控製的方式，建立獨立的「製衡」機構，即於中共控製下的機構平行的精英機構，如獨立法院、更自由的媒體、不受約束的非政府組織（NGO）等等。

但是他們並沒有建議這些結構由選舉產生，或者受到某種形式的公共控製。這是由於（根據自由派改革家的方案）他們的角色在於代表沒有政黨的資產階級利益，以及受到他們政治影響的社會團體。這也許包括當前大部分所謂的知識分子，給這些階層影響國家事務的渠道。自由派將之視為一種途徑，通過限製和中共有聯系的企業的角色，來減少政府中的腐敗和讓經濟「更具競爭力」。另一個似乎被習近平采納的概念是「協商民主」——在一黨專政的製度下，更多的候選人競爭同一職位；舉辦地方論壇對政府的政策聽取意見和進行討論，但是不做實際的決定。

這是總理溫家寶和前廣東書記汪洋的支持者主張的政改綱領的一部分。這些派別並不尋求結束一黨專政；他們希望小修小補，給這一製度設立「安全閥」以延長其壽命和阻止革命的爆發。和中共內部強硬的反改革派一樣，他們同樣害怕群眾，不希望群眾尤其是工人階級建立獨立組織參與政治，以及挑戰政府權力的出版物。

社會主義者和自由派改革家一個最重要的區別在於，我們支持立即實現全面的民主權利和結束一黨專政。汪洋一類的自由派青睞的、在當前製度下進行的政治改革的其局限性正好在廣東烏坎村今天的現實中展現出來——在其發生史詩般的群眾抗爭一年後。2011年12月和汪洋的廣東省政府達成談判協議之後，抗爭運動中最激進的成員面臨打壓和威脅，而（在之後的村委會選舉中獲得主導地位的）抗爭運動中的親中共的溫和派，沒有實現運動的任何主要訴求。

盡管政改派及其有限的野心，習近平也不大可能把他的人馬和政改陣營弄到一起，而更願意試圖達成一種平衡。中共等級製度下這一小小的一步也受到巨大的抵抗。改革派的對手害怕者這會打開要求改變的群眾壓力的閥門，最後導致中共倒臺和現政權（其不是一個獨立的實體，而類似於中共的附屬）的解體。政權高層希望不計代價，將派系權力鬥爭、日益激化的地區、經濟部門和「既得利益集團」之間的競爭維持在黨內。他們理解，即使是部分改革，例如更大的出版自由或者獨立司法，都可能將政權內部的權力鬥爭公開化，使得政權試圖將其掩蓋在幕後的努力失效。正如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告訴《南華早報》（2012年10月31日），「他們害怕如果他們開始行動，可能會如同搬走一塊能夠引起雪崩的石頭。」

「商業帝國的密謀集團」

今天中共的政權形式是在資本主義復辟的過程中逐漸形成的。保留了許多斯大林主義政黨的特征和形式，但同時結合了這個國家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利益。政治局是一個「商業帝國的密謀集團」，這是在2007年「維基泄密」發布的被泄露的一份美國政府電報中的用詞。在中共首腦會議中，我們發現聯合了前國家副主席曾慶紅和前主管安全的周永康的「石油政黨」。前總理李鵬和他的後代的電力集團。溫家寶的妻子張蓓莉由於她掌控寶石行業而被成為中國的「鉆石女王」。正如《紐約時報》（2012年10月25日）報道，「《紐約時報》發現，通過經營國有鉆石公司（後來被私有化），她幫助她的親屬將他們持有的少數股權運作為一個十億美元的龐大股權，涉及保險、技術和房地產投機。」

新常委劉雲山的兒子，劉樂飛，是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CITIC）私募股權投資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CEO。劉樂飛在2011年《財富》雜誌的亞洲前25名商業領袖名單中排名第22位。根據今年初彭博社的一項調查，習近平的家庭也不例外，尤其他的姐姐在房產、科技和稀土礦業中累積了3.76億美元的財富。「沒有跡象顯示習近平參與推進其親屬的商業交易，習及其家族也沒有任何不當行為，」該報告緊急補充道。這只是凸顯了一個事實，在當今一黨專政條件下，中共高層家庭能夠利用他們的權勢非常「合法地」建立龐大的商業帝國。

資產階級們非常興奮地期待習和他的團隊會啟動親商改革議程。彭博社在11月末對投資者進行的一次問卷調查現實，53%的被調查者對習的政策保持「樂觀」，而兩個月之前只有42%對胡錦濤的政策保持「樂觀」。「這是非常積極的。神秘難懂的胡錦濤離開了，這[習近平] 是一位能和商業和人民建立關系的人。」一位澳大利亞礦業發言人說。

資產階級媒體稱贊習的自信作風和「隨和的」無套話的演講，而不是像胡錦濤那樣僵硬的表現。但是習的自信源於他的太子黨身份和成長經歷——這是一個相信他們的出生決定了他們的統治的集團。資產階級評論家贊許地提到，在習的仕途中，他曾經管理廈門經濟特區。在擔任浙江省委書記期間，他因促進私人企業發展而知名。據報道從那時起，習和許多中國頂級私人部門的億萬富豪建立緊密關系，包括浙江吉利控股集團有限公司的李書福和中國第二富有的人，杭州娃哈哈集團的宗慶後。宗慶後談到習近平：「因為在他在浙江待了一段時間，他相信私人企業是經濟發展的主要方向。」

難以逾越的障礙

對重啟資本主義經濟改革在新領導層中得到跨越派系的支持。李克強，將在不久後接替製訂經濟方針的溫家寶，是新領導層中地位最高的非太子黨，對這些問題一直最直言不諱。李克強和新自由主義的報告《2030年的中國》有密切的關系，該報告是由世界銀行和（李克強控製的）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聯合完成的。在這460多頁的報告中，「民主」一詞沒有出現過一次，但是其主要的結論是需要「體製改革以加強市場經濟基礎」，包括人們所熟悉的組合——私有化、放松管製和打破國家壟斷。

在十八大後，李抱怨，「當前改革進入了「攻堅區」和「深水區」，……必須迎難而上、攻堅克難，堅決破除一切妨礙科學發展的體製機製弊端。」在資產階級耳中，這猶如美妙的音樂。

盡管新領導層的政治組成和預期的方向是明確的，然而這並不意味著言論會自動變為行動。類似的言論我們已經聽過很多次了。為習李和新的領導人所青睞的新自由主義改革，會在某一階段遭遇群眾性的抵抗，因為這一政策會加重勞動人民的負擔，而遏製腐敗和讓政府更加「開放」的陳諾無法兌現。這也是為什麽習會使用更加民族主義的言論，例如關於中國在南海的領土爭端。正如其他政府，特別是如同日本新領導人，習近平會試圖利用民族主義迷惑群眾和減弱對其親資本主義方針的抵抗。

太子黨會同意在保證他們自己的經濟利益不受觸動的條件下的經濟改革。來自這些「既得利益集團」的抵製，能夠阻礙即使相對較小的措施和導致派系沖突加劇。同時經濟增長放緩，特別是產能過剩和債務堆積（見方框）意味著計劃中的金融改革如逐步開放資本賬戶，利率自由化和合法化影子銀行，可能加劇現有對金融系統的威脅。

為兩億農民工建立社會保障體系的言論，現在被吹捧為刺激國內消費的一個途徑。但這很可能將依靠糟糕的地方政府財政（地方而不是中央政府需要負擔這一額外開支）。同樣，現在北京正在推動的，增加對農民的征地補償也會面臨同樣的障礙。由於近年來的過度投資，地方政府深陷債務泥潭，他們會試圖增加土地交易的收益，而不是增加用於窮人的支出。這些事實意味著習近平未來的道路不會一帆風順。

社會主義者對中共內的任何一派不抱信心，他們都不代表群眾的利益。我們警告不要對現政權將改革其自身或者允許基本的民主權利（如結社自由，建立獨立工會和政黨的權利，等等）有幻想。這些權利只有通過群眾鬥爭才能贏得，這些群眾鬥爭必須獨立於中共政權和親資本主義的自由派團體，這些團體害怕普通工人獲得民主權利，將之視為對他們支持的資本主義經濟政策的威脅。我們社會主義者強調需要工人政黨，在目前階段這只能以地下的方式存在，其綱領是用全面的民主權利、民主公有製和民主計劃經濟取代一黨專政。

失去的十年

大多數中國國內的評論家將胡溫時代描述為「失去的十年」。這一短語的含義根據使用者不同而不同。對於中共黨內和黨外的所謂的「政改派」來說，指出的是胡溫時期鎮壓和審查的力度增加的事實。特別是自從2008年全球資本主義危機發生之後，溫家寶總理發表的很多政改論調的演講和這一事實相違背。用於國內安全的預算的大量增長顯示了這一事實，在2012年其增加到7018億元，超過了過去兩年中每年用在軍事上的費用。胡錦濤的口頭禪「和諧」現在已經成了鎮壓的代名詞：抗議者時常被防暴員警「和諧」。

對於政改派之外更多的資產階級評論家群體來說，「失去的十年」用來表達他們對停滯的經濟「改革」（自由化，去規則化和國企改製以便為私人資本創造更多獲取利潤的機會）的不滿。中國媒體中的經濟自由派往往將胡溫時期的兩位數增長歸功於之前的領導集體國家主席江澤民和他的「經濟沙皇」朱鎔基。他們由於「大膽改革」而受到讚揚。其中包括在國企中的私有化和下崗潮，以及加入世貿組織（WTO）。這些改革極大地加快了出口和外來直接投資（FDI）的增加（以工人的血汗作為回報）。這些措施產生了爆炸性的社會緊張局勢，在1997-2002年摧毀了6000萬個國企工作崗位。這迫使江的繼任者不得不使用「以人為本」的論調，但是這並沒有帶來實質性的政策改變，只是使「改革」的步伐更加小心，簡而言之就是「不折騰」。 當前正在進行的討論，無論是在十八大之前還是之後，反映了來自中共黨內外和境外資產階級要求當局進行「改革」壓力不斷增加，他們希望回到江朱時期的改革步伐，這意味著更大的階級分化和工人階級和窮人經濟負擔的增加。

事實上如果實施習近平團隊追捧的新自由主義的「解決方案」，會使經濟問題惡化，正如當前歐洲災難所顯現的。但是新領導層對這樣的經濟政策明顯的共識，突顯了當局意識到自身面臨的僵局。統治集團內部認識到當前投資驅動的增長模式不可能持續。這一模式導致了史無前例的產能過剩。2011年中國工業平均產能利用率為60%，而2000年是90%。2012年鋼鐵行業產能過剩2億噸，比12年前中國總的鋼產量（1.28億噸）還要多。即使鋼鐵需求和價格隨著房地產市場的低迷而繼續下滑，新的煉鋼廠仍然在大量修建。。正如路透社（2012年9月2日）報導，「去年底，中國鋼鐵行業總負債4000億美元——相當於南非的經濟總量。」

通過增加家庭消費來平衡經濟的嘗試，不斷與中國作為世界資本主義廉價勞動力平臺的角色相抵觸。在胡溫時期家庭消費占GDP的平均比重為37%，比江澤民任期的46%還要低。

其後果是中國面臨潛在的災難性的債務危機，公司債務從2011年占GDP的108%上升到今年的122%。這遠遠超過了經合組織（OECD）認為「危險」的90%。瑞士信貸銀行認為，在瘋狂的基礎建設中積累了巨額債務地方政府是「中國經濟中最脆弱的一環」。這些過度投資和房地產泡沫在銀行系統中埋下了一枚定時炸彈。惠譽國際評級機構（Fitch Ratings）估計估計中國國有銀行在過去五年的新增貸款總額達到14萬億美元。「這相當於在短短五年裡複製了美國整個商業銀行業」。惠譽的中國銀行評級主管的朱夏蓮 (Charlene Chu) 評論稱。

即爆發的債務危機（我們馬克思主義者預測的）讓中共領導集體不敢採取「割肉補瘡」的做法——新的大規模經濟刺激計畫（儘管他們可能會由於革命危機的全面爆發而改變態度）和為了經濟「轉型」而需要私有化一些國有經濟部門。由於嚴重的危機，改革「不能再延後」和「必須冒必要的風險」，有意地納入官方討論中，包括在十八大上。「北京的氣氛正如同華盛頓對財政懸崖的害怕」，《亞洲時報》網路版（Asia Times Online）的威廉•H•歐威爾霍爾特（William H Overholt）評論。

二零一三年

中共新領導層鎮壓自由派改革的要求

隨著習近平及其新領導班子掌舵，中國革命的警號來得更迅速、更強烈。在2012年步入尾聲之際， 70多名中國學者和律師簽署一份要求政治改革的公開信，在互聯網上流傳。公開信的主要策劃人-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張千帆提出，如果北京「再次浪費和平改變的機會，那麽國家即將受到暴力革命的威脅，陷入動蕩和混亂中。」簽署人包括1981年毛澤東的夫人江青的辯方律師 – 張思之。

這是最近一次中共政權內的資產階級自由派發出的公開突襲。他們主張，資本主義政策應該伴隨著局部和受管製的政治開放；而主導中共的其他派系則樂見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而拒絕真正放寬專製的箝製。

簽署行動發起人坦白承認，倡議書是「相當溫和」。倡議書沒有要求結束一黨專政，但提倡由上而下的循序漸進式的「改革」，包括新聞自由、司法獨立、對私營企業更多支持，等等耳熟能詳的要求。正如較早前我們在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網頁上解釋過，這類倡議只是反映自由派寄望在中國獨裁體製上建設一些政治「安全閥」，與真正的民主議程有大大的距離。同時它鼓勵經濟更多的自由競爭，希望能預防社會動蕩的爆發。自由派明白到，社會爆發的前景將至來臨。

簽署人章立凡表明：「我們寧願要改革也不要一場革命，因為改革付出的代價最低」。及後他跟先前提出的「低代價」論點自相矛盾，向美聯社表示：「我們是在把（政治改革的）死馬當活馬醫」。

聯署發起人明確表示他們對於革命存有恐懼，要避免中國爆發一場革命。盡管聯署的立場「溫和」，政府的監控系統很快就將倡議書從網絡刪去。

嚴厲打擊媒體

知名的自由派雜誌《炎黃春秋》在1月4日被北京宣傳部關閉，敲響政治改革的喪鐘。在《炎黃春秋》刊登一篇社論對章立凡的聯署行動作出呼應，並要求「保護」中國的憲法。數天後，中國就對雜誌發出封殺令。

廣東的《南方周末》最近發表一篇新年獻辭，因為原稿要求實現「中國憲政夢」，被省級宣傳部部長庹震撤換及刪改。廣東媒體向來被視為沒有那麽官方喉舌，南周的新聞從業員在廣東省對官方審查抗議。

官方新聞署控製南方周末的微博，並偏袒官方版本的的聲明張貼在微博之上，因此有記者正在進行罷工。這次南周媒體員工的罷工行動，是自從1989年以來的第一次，激發起全國很多網民發起團結聲援，所有支持民主權利的人理應全力支持。

「無國界記者」 指出，在2011-2012年間，中國新聞自由的世界排名在179個國家之中排行174。一名長駐北京的《金融時報》記者席佳琳形容，最近的事態發展是中共新領導層「預料之外強硬的政治態度」。不過事實上，這卻是與黨領導習近平提出的「穩中改革」是完全一致的。負責輿論審查的政治局常委劉雲山表明，媒體一定要「把黨和政府的聲音傳播好」。

雖然目前官方審查的對象是自由派的媒體，但這只是冰山一角。去年，中共打擊多個左翼及毛澤東主義網站，這些媒體有些是支持已被清洗的太子黨薄熙來的。此外，主張真正社會主義，反對中共獨裁的所有派系的「中國勞工論壇」，今年已經是連續第五年被封殺。我們的網頁只可以透過虛擬專用網（VPNs）去瀏覽，而VPNs最近成為網管的對象。在去年12月28日，另一項收緊網絡管製的法例通過，限製網絡用戶必須使用真姓名登記。新一屆領導層承諾「深化經濟改革」，但目前為止沒有跡象顯示會落實政治改革，即使是聯署人士所倡議的非常有限的改革也沒有。

「暴力革命」

70名聯署人士以「改革共識倡議書」為標題，警告不改革將造成危險：「中國社會亟需的體製改革一再受挫、停滯不前，公權腐敗、社會不滿將積聚到危險的臨界點，中國將再次錯失和平改良的機會，陷入暴力革命的動蕩和混亂之中。」

發起人的恐懼是有根有據的，即使他們的「解決方案」是有不足甚至是錯誤。上月中國學術機構發表一份報告，指中國2010用以量度貧富差距的堅尼系數達至0.61，可以與南非相提並論。在中共的資本主義政策之下，中國億萬富豪（身家達十億美元）的數量在全球只僅次美國，但同時卻仍有5億人過著每天收入少過2美元的生活。最近一個調查指出，中國最高收入的10%人口擁有全國85%家庭財富，而美國的數字是75%。

我們12月28日在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發表的文章「習近平能帶來改變嗎？」，解釋了在中共黨內的嚴重分裂預兆中國未來會發生革命動亂。在新領導層上任兩個月後，似乎意識到體製的危機逐步迫近，但同時采取措施去支撐一黨專政的體製，而非進行民主化。

11月的十八大會議期間，官方喉舌《環球時報》刊登一項調查，顯示81%受訪者支持政治改革，同時70%的受訪查支持加大反貪腐的力度。

《環球時報》最近再發表一篇文章，總結中共政權拒絕所謂政治改革的因由：「在未來20-30年，中國的發展和改革是同步和共生的。沒有改革，中國將不能發展。而我們需要這麽多時間進行改革，是因為社會轉變是需要很長時間的。中國的改革應該是循序漸進的過程。」

「循序漸進」只是借口，越來越少人相信這謊言。這論點沒有任何歷史例證去支持為何一段「長時間」 是必需的。最近幾年，中共的鎮壓的手段變本加厲。中共上層，特別是主導的太子黨家族，累積了巨大的金融王國，並在一黨專政的體製下隱藏著、受著保護，這解釋了為何他們抵製任何改變。同時，中共政權也懼怕，盡管是將少部分的公民權利和自由歸還給大眾，也會令 「潘多拉之盒」打開，最終激起大規模的群眾運動，要求真正的民主變革。

中共的強硬派和自由派批判者都恐懼群眾的「暴力革命」和「混亂」，又同時支持資本主義經濟政策，因而在這兩個條件下團結起來。他們明白到，當受超額剝削的工人階級獲得政治自由，並能夠建立強大的獨立組織時，中國的資本主義發展將受威脅。中共強硬派和自由派批判者的分歧，只在於如何避免革命發生的方法之上。

反貪腐的「過場戲」

這種恐懼亦解釋了，中共政權大肆宣傳反貪腐行實，實際效果卻是很有限的。新的領導人就如十年前他們的前任一樣，只是選擇性打擊小部分的貪汙官員，希望藉此平息群眾的憤怒。但中共的領導層害怕在反腐上做得更盡，縱使這樣做能帶來巨大的政經利益。全面揭露中國的貪汙醜聞會對中共政權的存在構成威脅，並可能會觸發中共各個同樣腐敗的派系之間的內戰。

1月3日金融時報的頭條為「中國的反貪腐運動只是一場過場戲」，並表達了類似的觀點。這篇文章還指出，國際金融投機者跟中國的反腐作對賭：「喜歡奢侈品的投機基金經理作為中國貪汙增長的代理人，將會繼續持有歷峯集團（Richemont）和普拉達（Prada）等公司的股份。在中國大陸，本地的鐘表和珠寶的銷售額可能會減少，但是海外的銷售額會持續，因為那些謹慎的中國人會在海外繼續奢侈消費。」

學者的聯署表示，民主、法治和尊重人權都是「不可阻擋的世界潮流」。這是一個極其天真的想法，而不幸地為中國的自由派所持有。他們亦忽略了一個事實，就是爭取民主是要透過群眾抗爭，對舊製度施加政治壓力，並以工人階級的組織作為關鍵力量。例如，在上世紀50-70年代美國黑人爭取民權和投票權的抗爭，也有南非群眾的革命性鬥爭，結束少數白人的統治。而婦女的投票權是在女權運動者、社會主義政黨和工會的巨大壓力下，在一戰後贏得的。在1917年俄國革命前，大部分歐洲國家都沒有民選政府，直至1917俄國革命令各地工人階級勇敢起來，迫使各地的資本家妥協，並使歐洲各國的政府以選舉產生。

在近期的埃及和突尼斯未完成的革命中，我們可以見到工會和罷工在推翻獨裁政權擁有決定性的力量。沒有一個國家曾經試過通過向舊統治者請願，期望他們良心發現，而能以基本民主權利取代獨裁製度。

對「民主」的虛偽

國際上的資產階級政府，尤其是美帝國主義，由於在亞洲與中國爭奪霸權，可能會發表一些表面的民主言論，但它們害怕中國真正的民主運動，並明白到其革命性和反資本主義的潛能。美國官方對中國小心翼翼的自由派的理念表示聲援，又要求釋放個別的異見分子（雖然近年已經見少）。但對美國資本家來說，相對於其自身的經濟利益，這些都是他們次要考慮的事情。比起美國，通用汽車公司在中國賣出更多汽車，而蘋果公司在科技界的卓越地位，是建基於中國的血汗工廠的。此外，可口可樂的主席穆塔爾．肯特近來指出，中國準備超越美國和墨西哥，成為其公司的最大市場。

在北京與華盛頓政府之間的地區角力中，美國政客向中國的獨裁政權發動苛刻的攻擊，並提出他們「金錢民主」的反建議。即是向將其所謂軟實力伸延至亞洲人民，以此抗衡中國快速增長的經濟影響力。細看美國的外交政策，我們可以發現它在世界各地建立和鞏固兇殘的獨裁政權，並時至今日仍在實行侵犯人權的暴行，例如對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空中轟炸。美國政府選擇盟友的條件，並不在於該國是否擁有資產階級民主製度，而建基於該國能否有利於華盛頓政府的戰略和經濟目的。在過去的30年，這種取態塑造了美國的對華政策。這亦解釋了為何在89年的六四事件後，前美國總統老布殊對事件僅僅作象征式的譴責，卻很快就恢復了與中國的外交和經濟聯系。一切以資本家的生意為先！

1989年的教訓

我們社會主義者開宗明義贊同 – 在中共的獨裁政權的災難性政策下，中國現時正邁向革命。但是我們並不同意自由派歷史定律式的的假設，認為都是「混亂」和「暴力」的。革命是否混亂和暴力，很視乎群眾（尤其是工人階級）能否成功建立自己的組織，即獨立工會和社會主義政黨，作為受壓迫的群眾清晰的領導。

在1989年，青年群眾對中共獨裁進行抗議，及後有大量普通工人加入和支持，這正是自我紀律和組織的典範。而暴力是來自反動的勢力，由「改革開放建築師」鄧小平和政權的命令下，以武力鎮壓運動。

很多時事評論員均否認這一事實 – 1989年天安門事件是一個革命性的抗爭，但可惜的是這次抗爭沒有明確的領導和綱領，以至無法推翻獨裁政權。在中國勞工論壇在2009年出版的一書《震撼世界的七周》，我們分析了這些事件，並解釋了若果有一個革命工人政黨，如何可以推翻舊有政權，贏得軍隊的支持，使其站在民主社會主義變革的一邊。

在近期，我們可以看見類似的鬥爭出現在阿拉伯世界，當中的埃及和突尼斯的群眾起義，推翻獨裁政權。同時在巴林，獨裁政權仍然以國家恐怖行動和外國軍隊，打擊反抗的民眾，對政權緊握不放。在埃及，警察試圖鎮壓反獨裁者穆巴拉克的群眾運動，殺害了超過800百名民眾，但鎮壓仍不成功。埃及革命尚未完成，舊有的特權菁英保留其控製權。這些錯綜復雜的障礙之所以出現，是由於現階段沒有一個社會主義的革命政黨在埃及存在，而群眾要為此付出代價。為了要結束在中國內地的一黨專政，我們必須要從這些國際性的鬥爭汲取重要教訓並應用出來，關於怎樣組織鬥爭，甚麽政治綱領是必要的問題上。

社會主義者的立場

社會主義者和中國勞工論壇主張中國立即實現全面民主權利，這是我們與自由派改革者的關鍵分歧。我們明白贏得民主權利，必須由工人階級去領導，建立屬於工人階級並獨立於中共和國內外資本家的組織，因為這些工人階級的敵人在延續現存的獨裁製度下有著共同利益。

社會主義者支持結束一黨專政，並且支持政治結社的自由、組黨權利和立即釋放所有政治犯。我們要求立即有自由選舉，產生革命性的立憲會議，以代替現時由百萬富翁主導的花瓶 –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所以十六歲或以上的人均有普選權，選舉的舉行要比現時西方的「民主製」更頻密，至少每兩年一次。被選出的代表可以被選民召回，並只能領取相當於技術工人的薪金。這個革命議會應該引進每星期40小時工作製，不扣減現時的薪金，推行每月人民幣3,500元的全國性最低工資，大幅增加教育和醫療開支，並提供低租金的優質房屋，而一孩政策和戶籍製度必須被撤銷。

我們要求撤銷對傳媒的審查製度，要求新聞自由 – 但不是由香港或外國式那種，由私營財團壟斷的偽新聞自由。我們支持國家根據出版社在社會上的支持度，相應地並大量地資助所有團體和有意出版刊物人士。我們要求停止國家機器鎮壓，實時解散現時的人民解放軍，並以選舉產生的委員會對警察組織進行民主控製。

我們支持建立獨立工會和罷工權利，以及在全國和跨業界組織的權利。這些獨立工人組織必須連系至工人民主委員會，而工人民主委員會將成為真正民主的新政府的核心。我們支持主要行業和公司的民主公有和計劃製度，以人民需要為依歸，而非以往中共在所謂「社會主義」時期由上而下的官僚方式，這官僚的方式的目的是為了延長獨裁統治。

我們認為，只要資本家黨派擁有和控製經濟，就會用其自身的經濟權力，去指導政府的政策並中飽私囊，這情況下就沒有真正的民主。在現今資產階級的「民主」國家中，實際上大企業和銀行正實施獨裁統治，將不民主的削減開支政策強加在歐洲南部的群眾上，這是清楚明確的教訓。我們提出的替代方案就是以民主選出的工人和貧農政府，以真正的社會主義去重組經濟和社會，去滿足多數人民的需要。

支持《南方周末》記者罷工！捍衛新聞自由！

社民連約十名成員發起抗議，聲援《南方周末》記者爭取新聞自由的抗爭。早上十一時，社民連立法會議員長毛梁國雄與其成員在西區警署外集合，遊行至中聯辦抗議並要求接信。社會主義行動成員亦有到場支持，遊行其間高呼「聲援南方周末」、「打倒真理部」、「捍衛新聞自由」等口號，到達中聯辦後宣讀聲明，指出眾多內地記者因報導新聞而被監禁甚至喪命；去年中國在囚記者人數全球第三，因為采訪新聞而被控「顛覆國家政權」及「泄露國家機密」，河南電視臺記者李翔便因揭露地溝油事件於去年九月被亂刀砍死。

《南方周末》記者的抗爭引起內地廣大群眾的關註及聲援，昨天約百人到廣州的《南方周末》總部大樓外聲援《南方周末》記者，抗議當局審查和刪改《南方周末》文章，群眾手持標語及菊花，標語包括「取消新聞審查製度　中國人要自由！」「新聞解禁　聲援南周」等。內地群眾也於網上表示聲援記者。

《南方周末》事件

《南方周末》於1月3日發表的新年特刊獻詞被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長庹震刪改，引起員工不滿，並聯署公開信要求廣東省委宣傳部長庹震辭職。1月6日，該報高層領導層利用編輯部的官方微博公開聲稱，獻詞由該報一名編輯撰寫，否認宣傳部官員修改，將錯誤歸咎於該員工，並向讀者致歉。《南方周末》全體編輯記者及員工因此決定發起罷工抗議。這是二十多年來，首次有主要報章的編輯人員公開罷工，抗議政府的審查製度。

中國：《南方周末》罷工之後——爭取言論自由和民主權利的鬥爭現在應走向何方？

廣 州《南方周末》記者上周的罷工是一場反對媒體審查製度的勇敢抗爭。這一抗爭在中國網絡上引發了廣大同情。周三在廣東新省委書記胡春華介入之後，雙方達成了 協議，保證周四新一期的報紙會出現在報攤上。所謂「共產主義」的獨裁當局極力避免該報紙的印刷周程中斷，否則反審查抗爭將會升級。

聲援《南方周末》罷工職員的的抗議

中 國最受歡迎之一的報紙停刊，將把審查機關的手段曝露在公眾面前，無疑將是嚴重政治沖突的信號。審查機關如同秘密警察，需要躲在陰暗中才能有效工作，因此極 度害怕暴露在公眾的目光面前。當一名外交部官員被問及事件時，向BBC說：「中國不存在所謂新聞審查製度」，但對社交媒體的控製卻隨即加強，諸如「南方」 和「周末」等關鍵字在搜索引擎上被封鎖。這突顯中共統治者是如何脫離群眾，與現實隔絕。

自1989年群眾民主運動後，中國首次有媒體雇員 罷工。雖然中共「改革派」發表無數次講話呼籲讓媒體有更大自由，現實是近幾年媒體控製反而加強了。去年「無國界記者」組織在179個國家的新聞自由排名 中，將中國的列為倒數第五名，只比朝鮮和敘利亞好一點。但同時中國又是世界上互聯網用戶最多的國家，數字在本月達到5.64億人。一方面，很多媒體大量發 動僵化的官方宣傳，另一方面在博客上出現熱烈的爭論，所有有良知的記者和媒體工作者都感受到兩者之間的鴻溝。

南方周末沖突的導火索是，強 硬的庹震封殺了一篇支持改革的社評。庹震一年前被委任為廣東省宣傳部長，就是為了在11月中共領導層換屆前後，監管廣東媒體。 《南方周末》的記者抱怨庹震到任後，宣傳部修改和砍掉了超過一千篇文章，並於1月6日開始罷工，獲得了廣大的支持。報刊辦公室外發生抗議，大量名人在社交 媒體上發帖表示支持，引發極多人跟帖。數千人網上聯署要求庹震下臺。當下一期報紙將近截稿之時，記者的反抗演變成全國危機，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共新領導層面 臨其首個重大的挑戰。

許多支持《南方周末》的人持有更激進的立場，甚至呼籲結束一黨專政。由於這種公開的政治色彩，是次糾紛標誌著中國不 斷深化的政治危機進入了新階段。正如《經濟學人》雜誌所指：「中國每年發生成千上萬的類似示威，但是他們的口號很少涉及國家層面的政治。廣州《南方周末》 的支持者的語言異常大膽，這一點無疑會令一些中共領導人擔憂，即使是一點點的政治開放，也會打開要求深遠變革的洪水閘門。」

雖然眾所周知 中共政權在處理腐敗、殘暴和無能的地方官員時，擅於革除或者懲罰「替罪羔羊」，但是今次在處理審查部門時就不那麽簡單了。雖然在政府、罷工記者和《南方周 末》管理層可能達成的協議中，包括庹震很可能在未來被調職，但如果在危機期間他下臺，將會付出極其高昂的政治代價。對於這一黨獨裁政府來說，這成為牽涉政 府有否「正當權利」控製媒體的根本性問題。香港《南華早報》社論稱：「挑戰審查製度無異於挑戰黨本身。」

重要的教訓

從 這次記者罷工中，社會主義者和民運分子能得到許多重要教訓，對未來反對中共獨裁極有價值。 《南方周末》是一份領頭的自由派報紙，以其調查性新聞報道而著名，但也由於其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觀點而出名。這導致一部分左翼，包括一些毛派以《南周》親 西方和「資產階級」為由反對這場罷工。在預料之中的是，一小群中共支持者在《南周》的廣州辦公室外舉行抗議，嘲笑聚集起來支持罷工的民運分子，並拿著寫有 「支持中國共產黨，關閉叛徒報紙」的標語牌。這些當局的走狗作為工賊和當局鎮壓的啦啦隊，不用說，這樣的立場和社會主義毫無關系。

中共之所以和《南方周末》發生沖突，並不是就後者的新自由主義立場，而是為了維護其鎮壓機器（這次事件中是省宣傳部），反對極其有限的民主訴求。中共試圖 兜售沖突幕後存在「境外勢力」的陳腔濫調，《環球時報》以此為社論的中心主題，而其他媒體被要求轉載這一社論。這進而引發了更多的分歧，有國營媒體發生了 零星的反抗，甚至有《環球時報》記者史無前例地在網上抗議自己報紙所提出的「外國勢力入侵」論調，受此論調愚弄的人越來越少。博客寫手李承鵬譏諷地評論： 「這些境外勢力太可惡，他們住在美國富人區，卻粗暴幹涉中國內政問題，他們偷走中國人很多錢，卻存在瑞士銀行裏。他們子女開著法拉利卻從不關心中國校車的 慘劇。」

真正的社會主義者支持所有推進民主的鬥爭，即使是有限的進步。我們理解鬥爭中每一部分的勝利都能豐富群眾的經驗，加強爭取全面民 主權利的鬥爭，反對現行的體製。這包括一部分中產階級專業人士和知識分子進行的鬥爭，特別是當他們訴諸罷工這無產階級的傳統鬥爭方法時，這一武器可以提高 鬥爭的意識和自信。但是，這並不等同我們支持《南方周末》報社及其編輯持有的政治立場。正如無論我們是否同意左翼博客和網站的政治觀點，我們都抗議中共對 其鎮壓。許多左翼網站在去年被關閉，但這很少在國際上的資產階級媒體中被提到，與《南方周末》事件受到廣泛報道截然不同。

我們反對被囚的 諾貝爾獎得主劉曉波的親資本主義意識形態，但是這並不妨礙我們要求中共立即釋放劉曉波，也不影響我們反對中共殘酷迫害劉曉波和其他異議分子（包括許多社會 主義者）。中共政權內的自由派資產階級一翼發現自己夾在兩者之間- 不斷高漲的群眾憤怒（這代表未來反獨裁群眾運動的略圖），以及統治菁英旨在搶先製服運動的詭計。 《南方周末》的編輯一直小心避免公開挑戰中共獨裁，甚至避免挑戰其進行審查的權利，而只是要求當局采取更加「現代的」方法。在該報罷工後的社論中寫道： 「黨管媒體是原則，但黨管媒體的方式要與時俱進。」這篇社論亦提出，為了讓中共進行改革（即維持其統治），需要「溫和、理性、建設性媒體」。

和 資產階級自由派（即《南周》獻辭的觀點）不同的是，我們支持立即實現全面的民主權利。社會主義者不會試圖改良獨裁統治，而是要結束它。我們亦理解，在中國 爭取民主權利的鬥爭和階級鬥爭密不可分，需要反對資本主義和由社會主義取而代之。雖然在工人鬥爭和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上有很多重要的相關例子，但是一些的宗 派主義的左翼團體沒有抓住這一根本的事實。他們是在愚弄自己，誤以為可以在忽視和排除所謂「資產階級」民主鬥爭的條件下打敗資本主義。這不是列寧和托洛茨 基的立場，列寧和托洛茨基結合了民主訴求的鬥爭（推翻沙皇統治）和需要工人階級領導民主革命，並以社會主義綱領和革命政黨來武裝工人。

「烏坎式」的協議結束抗議

許 多評論員將解決《南方周末》爭端和2011年烏坎抗爭的方式作比較。烏坎是一個規模大得多和時間持續得多的群眾運動，但這兩次抗爭都在省級中共領導人介入 下，達成交易而結束。許多評論員，特別是「政改派」陣營的，將之視為當局更采取改革路線和「尋求共識」的信號。但是我們社會主義者不敢茍同。

這兩次事件中，協議的內容都很模糊，而且大多數都是「口頭承諾」。在烏坎的案例中，大多數承諾沒有實現。在兩個案例中，當局都受到巨大的壓力，要避免抗議蔓延，但同時也避免被看作全面妥協，惟恐會激發效仿性的抗爭和增加群眾的自信。

廣東省委書記「小胡」剛剛上任，就要竭力結束這場吸引全國乃至國際關註的罷工，而且還最好避免訴諸大規模裁員和鎮壓。中共顯示有考慮過裁員和鎮壓的手段，特別是根據《南華早報》（2012年1月9日）報導，北京的一名宣傳部高層官員曾威脅「解散報社和關閉報紙」。

無 疑胡春華曾經和中央領導層進行協調，他害怕大規模裁員和鎮壓會事與願違，激起更大規模的、至少是網上的聲援（在中國威力相當大），並就習近平政權的政治方 向傳達災難性的信號。對習近平及其團隊來說最重要的是「穩定」。習並不支持政治改革，但是他試圖平衡政改的支持者和反對者，以鞏固自己的地位，並為了準備 推行不受歡迎的經濟政策，要緩和反對聲音。如果中共專製當局鎮壓《南方周末》罷工，會發出「政改」無門的信號，阻礙習平衡不同勢力的技倆。

結 束南周事件的協議似乎結合了慣常的（鎮壓的）威脅和些許讓步，當中可能包括承諾不進行任何紀律處罰為條件，立即結束罷工。媒體報道稱，《南周》及其員工得 到胡春華的保證，未來審查員不會在出版前修改文章。責任將落在編輯工作人員身上，要負責進行自我審查，反正這就是今天最主要的審查方式。

而 同時，《南方周末》職員拒絕接受記者的采訪，尤其是外國和香港媒體，稱自己被要求封口（在烏坎事件中，當時與廣東省委書記及其代表達成協議後，我們也看過 這一現象）。盡管有傳聞中的保證，香港媒體報道《南方周末》記者害怕遭受報復，有些已經開始另覓工作。正如在烏坎事件中，中共采取更「敏感」的方式處理危 機，並不意味著沒有鎮壓，而是推遲鎮壓，然後選擇性地打擊「麻煩製造者」。

正如斯裏拉姆．喬利亞（Screeram Chaulia）《亞洲時報在線》指出：「2011年9月，當一個叫烏坎的村莊的貧苦農民起來保護他們自己，反對中共縱容的土地掠奪和腐敗。當局象征 性地革除犯錯誤的中共官員、政府恐嚇和招安，使危機在地方層面上被扼殺於萌牙之中。中國國家發展出一套精密的危機應對機製，無論是在地理上還是在思想領域 中，運用胡蘿蔔和大棒控製動蕩。」

在當前中國爆炸性的社會矛盾之下，不論國家的反應如何巧妙，群眾抗爭不可能永遠地被「控製起來」。烏坎 抗爭運動被叫停，以換取村委會重新選舉，並罷免與發展商共謀竊地的腐敗中共領導。在那之前幾個月的抗爭顯示出了村民極大的勇氣、決心和組織能力，其中許多 人可能認為，在獨裁國家的條件下，這是在當時能夠取得的最好的交易。

我們當時警告鬥爭還沒有獲得勝利，不能信任中共代表會履行任何交易。 這並不是關於這個或那個官員的「個人誠信」，而是專製製度的特征- 特有的貪汙，依賴以犧牲大多數人而富裕極少數人的資本主義經濟製度。我們的警告在烏坎得到了驗證。村委會選舉中的主要獲勝者是親中共候選人（在壓力下，相 對激進的抗爭領袖被迫退出選舉）。警察的監視和騷擾，特別是針對青年活動分子，明顯增加。抗議原先的觸發點- 強征土地的問題- 大部分未被解決，但新的村領袖呼籲，為了「吸引投資者」，村民「冷靜」並結束抗議。

盡管這樣，烏坎抗爭在中國政局留下了自己的印記，可以 說《南方周末》罷工也會如此。這些事件顯示，中共政權是可以挑戰的，並可以被迫讓步的，並顯示有組織的集體抗爭能夠帶來成果，強迫專製當局進行讓步。隨著 新的戰鬥臨近，所有為真正改變而抗爭的人必須從中吸取教訓，並在此基礎上建立抗爭。

在本文撰稿之時，廣州的問題協商解決之後，黨國當局逮捕和威脅那些支持記者反抗的人。至少有十名當時在《南方周末》辦公室外抗議的示威者被逮捕，一些在微博上發帖表示支持的名人被安全警察傳喚去「喝茶」——這是標準的恐嚇方式。

法新社（AFP）在罷工後稱「中國領導人對罕見的反審查抗議的掩蓋方式，顯示出對於迅速變革沒有共識」。但是這只是以中共高層的視角看問題，以及現時中共政權內部的力量對比。基層民眾的情緒是完全不同的。

上 周胡春華和中共廣東省委促成的交易本身並沒有多少價值，但是記者的罷工還是造成了改變。這是目前為止少數公開的政治抗爭之一，其引發的支持震動了政權。審 查官員面臨更大壓力，害怕引發新的沖突。這一抗爭證明，聲援抗議能夠在中國當今的形勢下迅速蔓延。宣傳部官僚這條「瘋狗」被狠狠提了一腳，下次它想咬人的 時候必要三思而行！

我們的立場
中國勞工論壇主張結束出版審查，解散宣傳部，作為反對專製政權的更廣泛的鬥爭的一部分。我們支持一個公有的、但 不由政府控製的自由媒體。我們反對媒體的私有製，這在各地導致印刷品和廣播媒體集中到不民主的強大壟斷集團手中。在香港、臺灣和西方「民主國家」中所謂的 「媒體自由」名不副實，媒體反而往往被少數媒體大亨壟斷控製。社會主義者主張人人可用的大眾媒體，讓整個社會將之用作一種溝通、表達藝術和文化的方式，需 要極大的開放性和容納不同的思想。要實現這一點，只有通過一個民主管理的政府基金來支持自主的出版和媒體組織，讓其充分反映不同的意見。

中國的空氣汙染「打破所有紀錄」

「我愛我們的城市，但我拒絕當人體吸塵機！」這是當中國北部的空氣汙染打破所有從前的紀錄，數以千計的北京人透過社交網絡發表的意見之一。不只是首都，還有其他30個中國城市遭受前所未有的有毒煙霧。空氣汙染大幅超越世界衛生組織(WHO)認為有害的水平。濃煙厚霧引致航班取消，高速公路關閉，並令有關當局被迫暫停大量工廠和建築工地的工作。世界衛生組織上限的40倍

1月12日（星期六），北京當局表示PM2.5（細微得可以直接進入肺部，從而引致疾病及死亡的塵粒和碎片）數字錄得每立方米993微克，差不多是世界衛生組織安全上限的40倍。一位環境專家指出，美國曾經於森林大火時達到這水平，而在北京錄得的水平甚至超越這水平。

中國政府自己錄得的數字顯示，中國北部和東部33個城市的汙染為「嚴重汙染級別」，影響著超過100萬人。但這數字被環保團體批評不夠全面。

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的趙章元表示：「空氣汙染的程度是前所未有的，中國歷史上第一次見到這麽差。」

新華社報導，空氣質素差劣的情況下，在1月14日位於浙江省的家俱廠發生的一場火災，燃燒了三個小時才有人通知消防部門。居民很難從汙染空氣的毒霧中辨認出火災的濃煙。

煤的燃燒

這年冬季是28年來最寒冷的。據稱因為驅動中央暖氣系統而使煤的燃燒量增加，是引致今 次災難的原因之一。但即使政府亦承認主要因素是汽車數字上升，以及工廠和建造業的汙染增加。政府喉舌的《環球時報》則指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建築工地」。 很多官方媒體進行了批判性的報導，以顯示他們的「獨立性」。《環球時報》呼籲政府「向公眾公布可信的環境數據」。

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表示：「汙染的問題並不是一兩天造成的— 這是一個長期的過程，解決這個問題也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但我們必須有所作為，包括改變工業生產和消費模式。」這是典型的官方評論，缺乏真正的方案或行動。

為 了產生電力，中國的煤燃燒量比美國、歐洲和日本三國的總和更多。現在有急切需要發展對環境安全的替代能源，例如風力發電和太陽能發電。現時，中國太陽能電 池和風力渦輪機的生產在世界處於領先地位，但大約三分之一的風車的發電量被浪費，這是因為電力網沒有足夠的技術吸取這些能源。而太陽能發電的行業主要是用 於出口的，並因為資本市場的波動，面臨價格急跌和生產過量的危機。

而從本星期專做口罩的公司的股價暴漲中，可以看到資本主義的投機性 質。領頭的口罩製造商「上海紐倫」的股價連續兩日激增10%。類似的情況亦發生在一間專做汙染控製儀器的公司「褔建龍凈」中，其股價亦在一星期內上升 9.64%。可見在金融市場只會利用危機嘗試去獲取盈利，而不是輸送資源去解決危機。

汽車使用量激增

在北京等城市，汽車使用量已成為另一個的空氣汙染源頭。例如在北京，汽車的數目已由在2005年的260萬輛，上升至一倍至今天的520萬輛。在全中國，汽車的數量由2001年的500萬輛上升至2011年的1億輛，而預計在2020年中國將會有2億輛汽車。

中 國政權有意識地促進汽車的銷售和增加製造量，使之成為中國的「中流砥柱行業」，以吸引外國的汽車公司來投資。以生態學的角度來說，這個策略是一個災難。工 業的投資和城市的規劃應該要專註於公共交通運輸、城市鐵路、地下鐵網絡和其他更環保的方案。雖然市政府現正擴展地下鐵的建設（在北京，近期有4條鐵路開始 投入服務），這仍遠落後於汽車使用量的急升和擁擠的道路交通。

甚至連官方控製的《中國日報》也指出：「如果我們更留神的話，是可以改善大城市的空氣質素的，，在居住地方中種植更多的樹，和對車輛的數量實施嚴格控製。」

空氣汙染是危害生命的重要源頭

空氣汙染首次成為十大致命疾病之一。在2010年，在亞洲有超過210萬人因為空氣汙染而早死，而當中一半的個案是在中國和東亞地區。根據2012年12月在《刺絡針》發表的研究指出，空氣汙染的源頭主要是柴油煤煙，以及汽車和貨車所排放氣體中的微粒。

中 國的高速城市化的計劃很少考慮到人類和環境的成本，但房地產發展商和貪汙的各級官員卻能得到龐大的利潤。我們需要民主的控製和計劃去解決汙染的惡夢，而這 必須連系到建造業、公共交通和其他主要公司的公共擁有權，並急速將經濟的能源依賴由石化燃料轉至可再生能源。在最近汙染事件的震蕩證明，真正的社會主義和 民主控製是生死攸關的問題。

廣東村民抗爭重燃烏坎精神

廣 東村莊再次發生反對非法賣地的起義。對官員腐敗失去耐心的抗議者和地方中共領導派來的大量安保人員之間再次發生對峙。上浦村的抗議（令人回想起2011年 烏坎村的反抗）在對中國獨裁當局來說最壞的時候爆發。星期二，橡皮圖章全國人大召開年度會議，將權力移交給習近平和太子黨主導的新領導層。上浦村抗爭強烈 地顯示出大眾面臨的嚴峻的經濟現實狀況，與聚首北京的中共菁英的奢華光鮮的生活方式天差地別。

中國每年經歷超過18萬起「群眾性事件」- 街頭抗議、罷工以至暴力騷亂，當中三分之二的事件與為經濟開發而征收農地有關。2011年一份美國農村發展研究所、北京人民大學及密西根州立大學的聯合研究報告指出，平均每年有400萬人因政府征收而失去土地。

2011 年秋天，烏坎村這個15,000人的社區爆發反抗運動，反對非民選的村官與地產發展商互相勾結，多年來非法賣地。群眾動員起來、踢走受人憎惡的烏坎村村委 會、鎮壓以及抗爭領袖在拘留所死亡，將省政府逼到墻角，結果令時任廣東省委書記的汪洋及其代表向烏坎村民承諾重大的妥協。

中國內外都 對當前上浦事件深感興趣。烏坎抗爭是否將重演？胡春華領導的新省領導層會否像前任的汪洋一樣，促成協議達成？上浦村的抗爭是否能在一黨政權下贏得讓步？像 上浦這樣的抗爭要贏得勝利並確保其主要的訴求，有必要對2011年政府表面讓步後烏坎村所發生的一切作出總結。

今天，很多烏坎村村民感到沮喪和被欺騙，縱然他們贏得權利在去年這個時間的選舉中，以民選的村委會取代了腐敗的舊村委，但他們大部分的抗爭訴求沒有得到滿足。顯然，事件當中有著重要的教訓需要學習。

「占領上浦村」

在 距離烏坎約100公裏並有3,000人口的上浦，村民從2月22日（星期五）開始占領村廣場，盡管暴徒（據報道是中共地方官員雇來的）惡意攻擊，但村民拒 絕離開。這類型的對公共區域、十字路口等引人註目的地點的占領，成為中國最近抗議運動中熟悉的策略，無疑是借鑒了美國「占領」運動等國際例子和國內近年來 的抗議活動，包括罷工。

上浦示威者要求腐敗的地方官員停止買地，並要求民主權利。在村廣場的一張橫幅上寫著「強烈要求合法民主選舉」。示威者向法新社表示，他們想有權利投票決定村領導人以及將稻田轉成工業區的計劃（讓官員及其商業夥伴撈錢的事情）。

現 任村長李寶玉（同時亦為中共村書記），是由更高級別的政府直接任命的，連法律要求的村級「選舉」都沒有。村民指控李寶玉虛假收集簽名，以授權將500畝農 地轉讓給吳桂存的萬豐投資有限公司，以修建電氣配線工廠。村民同樣感到憤怒的是，從任何這種交易所得的賠償水平沒有反映土地的真實價值。

抗爭在2月24日（星期日）升級，數十名用鐵鏟等武器武裝起來的暴徒試圖驅趕示威者，並破壞村廣場的占 領行動。上浦居民用建築工地的竹桿和磚頭向戴著橙色安全帽和紅色臂章的襲擊者反擊，這是他們合理的集體自衛權利。在激烈的打鬥中，最少八名村民受傷，一些 傷勢嚴重，六人被逮捕。約30架暴徒用來施行襲擊的車輛全部被上浦示威者砸爛。橫跨大路上的汽車殘駭應該可以提供證據證明誰是襲擊者，以及誰派他們來。

管轄上浦村的揭西縣地方政府發表聲明，稱被砸爛的車輛的車主目前正受調查，亦同時命令示威者離開廣場。但占領行動繼續。政府的聲明是典型的，希望給予公正無私的表象，但事實上是維持中共獨裁政權所說的「穩定」，其基於鎮壓合理的對不公平的事情進行抗議的權利。

根 據法新社報導，警察現在封鎖了上浦村，禁止外人進入，同時居民拒絕讓官員進入。這一對峙發生在全國人大會議的僅僅數天前，而這可以為抗議運動爭取一定的時 間。很多人恐懼一但人大會議結束，當局會動用暴力。「為了維持維穩，[當局]不想在會議前動用強力手段。」一名當地居民向法新社記者表示：「我們害怕他們 會回來。」

烏坎的教訓

據報道，上浦的抗爭代表與地方當局正進行談判。在任 何這類型的衡突中，談判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要贏得到主要訴求，抗議運動不能放松一刻，不能對政府代表有任何信任，而只信任自己組織的力量和鬥爭的準備。占 領行動需要以定期的動員、群眾大會和民主架構持續下去。任何談判應該公開，而不能在運動背後有秘密交易。上浦的示威者應該接觸和聯系在其他地區同樣正在進 行鬥爭反對腐敗體製的團體，防止被包圍和孤立。

根據當局控製的《南方日報》報道，約300名官員和政府雇員從揭西縣和周圍的村委會 動員過來，到上浦村入戶走訪。這種「進村入戶」的目的是向居民施加壓力，要他們停止抗議。但是，南方的報導很有值得懷疑。一些更可信的報導（包括外國傳 媒），例如法新社記者指出，示威者正將政府的團隊阻擋在村外。這是這一抗爭仿效烏坎抗爭的一些方法的最明顯的標誌之一。

而同時，據報道至少有另一個農村抗爭在廣東省進行。廣東汕尾市東湧鎮，數千村民抗議反對中共村官私賣土地。根據村民所指，過去二十年最少有13公頃土地被非法賣出。

東湧示威者已經數次面對當局警察的暴力鎮壓，數百名準軍事警察派到這一地區，很多人受傷，數十人被捕。這抗爭從去年開始，村民八次上街遊行示威。由於受到烏坎抗爭表面成功的鼓舞，他們向縣政府要求懲治當地官員，並交還被竊取的土地，但政府無動於衷。

「會跳的支票」

在 2011年烏坎反抗事件後，中共政權在媒體散播自己的版本，以試圖利用該事件。其談論汪洋及廣東省政府的新「烏坎辦法」，通過討論來和平解決不滿。現實 上，這卻是將實際上發生的事情大大扭曲。我們必須記住，烏坎村民面對過殘酷的鎮壓，而一名抗爭領袖，薜錦波，在警察囚室受到可怕的傷害後死去。正如在廣東 及其他省份發生的新的村莊抗爭中表現的事實，現實政權並沒有在烏坎事件結束後改變方向。

省領導層作出妥協，是因為他們害怕烏坎運動會 升級，蔓延並啟發其他群眾挑戰地方中共當局。同時，汪洋及其團隊所作出的讓步實際上是很小的，所有重大的議題都被推遲到烏坎村舉行選舉之後。隨後發生的就 是警察的繼續選擇性的鎮壓和騷擾，一方面打擊烏坎抗爭運動中最激進的階層，另一方面更高級別的政府不支付烏坎費用，阻撓新選舉領袖有任何可能去推行運動的 主要訴求。

今天很多人抱怨「沒有什何改變」。因為征地的關鍵問題尚未解決，抗爭運動中反對進一步抗議並強調與中共妥協的一派，與合理 地憤怒並尋求重啟鬥爭的另一派發生了分裂。選舉產生的村委主任林祖鑾公開說他後悔參與2011年的抗爭運動。一名烏坎的活動者總結他們被騙的感覺，對路透 社表示：「就像給你一張200萬元的支票，但當你去銀行時就跳票了。」

對於社會主義者和中國勞工論壇 （chinaworker.info）網站來說，烏坎抗爭在如何組織群眾運動上給予很多重要的教訓。我們認為是鬥爭，而非2011年12月的協議或者中共 偽裝改變的「辦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不幸的是，令人印象深刻的烏坎運動欠缺一個清楚了解中共政權所扮演的角色的領導層。該運動也沒有意識到要實現運動的 訴求（交還被竊取的土地、調查前村官的秘密交易、獨立調查薜錦波之死），需要繼續抗爭，建立獨立於政權以外的民主的人民組織，挑戰中共的親資本主義政策 （大規模征收土地是這一政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為了換取中共監督底下的村選舉，烏坎村民解散了他們自己的獨立村委員會和取消抗議，這是一個錯誤。民主 的群眾大會決定鬥爭的每一步是至關重要的。

正如我們去年評價烏坎運動時寫道：「事實上，官方地承諾將流於紙面。這是一場還沒有結束的抗爭，為了奪取最終的勝利需要對策略、綱領和組織 方式進行進一步的討論。這場鬥爭所缺乏的非常關鍵的因素是一個新的、活動的、民主的抗爭政黨。這一政黨必須基於工人階級和青年，以一個明確反對資本主義和 反對專製統治的社會主義綱領贏得貧農的支持。這樣的黨目前只能在地下發展，但它會在即將到來的更多甚至更大的鬥爭中發揮作用。」 [烏坎抗爭及其教訓, 文森特·科洛與張蜀傑, 2012年2月26日]

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主張：
團結上浦及東湧的群眾抗爭！支持重啟烏坎群眾抗爭！
停止鎮壓，釋放示威者。要求集會自由、組織自由和罷工自由！
踢走腐敗官員
選舉官員和村委會－通過以抗議運動為基礎的當地人民委員會組織選舉而不是通過中共進行組織，確保政黨和團體進行競選活動的全面的自由。
立即在中國實現立面民主權利，而且不只限於村層面。結束一黨專政！
自由選舉產生革命立憲會議，打倒資本主義富豪，支持社會主義政策！
公共民主控製及擁有土地、自然資源、城市發展政策和房屋修建。人民的需要高於利潤！

中國人大：世界上最富有的「議會」在北京召開

三月五日，全球最富人雲集的政治會議（兩會）將在北京舉行。華爾街日報最近一份調查宣稱：「中國立法機關全國人大的富豪代表數量可能比其它任何一個國家的類似機構都要多。」《中國富豪走上從政之路, 2012年12月29日》

在 3,000名人大代表中，有75名億萬富翁，平均財富超過10億美元（62億元人民幣）。全國人大所有代表的總財富超過7,020億港元。該報導又稱： 「相比之下，2010年美國國會535位議員的財富總和在18億美元（112億元人民幣）至65億美元（400億元人民幣）之間。」

中 國政商精英的巨額財富成為全球媒體焦點。《金融時報》將2012年命名為「太子黨之年」，並和其他商業雜誌都廣泛報導了中國太子黨（毛澤東時代領導人的子 孫）。過去十年，中國的經濟和社會以驚人的速度在變化，連領頭的資本主義評論員都要拼命追趕才能與時並進。對中國新寡頭統治者所積累的財富，許多報告都反 映的一定的震驚和畏怯。

在去年十一月的中共十八大會議後，中共最高領導層歷史上第一次由太子黨主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獨裁的權力核心）的七名成員當中，有四名太子黨，以中共新一任總書記習近平為首。習的父親習仲勛曾官拜副總理，後來在文革中曾被毛澤東清洗和監禁。

太 子黨之能如此露骨地鞏固權力，是中共高層權力鬥爭的結果。雖然習近平似乎比胡錦濤更為掌握大權，但習的政權尚未鞏固，並面臨來自內外的挑戰。雖然身為太子 黨，但習近平嘗試在中共內部派系之間取得平衡。他愈來愈疏遠扶植自己的江澤民，轉而依賴江的對手共青團派的支持。太子黨不是一個凝聚性的政治派別，而是中 國富豪精英內一個獨有有社會群體。彭博通訊將其形容為「新資本主義貴族」。中國金權崛起，現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二大債權國和最大的貿易國，精英們 通過家族關系，從中攫取大量的利益。

貧富差距

中國親資「改革開放」30多年來，社會 換血和改造表現在太子黨的興起。在中國的貧富差距已經達到了，甚至超過了危機的水平。經過12年的沈寂，中國當局公布今年的基尼系數數字，系數從2008 年的0.491下降到去年的0.474。這個數據之低引起了普遍的懷疑。但即使從這數字去看，中國比美國（0.378）更為不平等。

但在 包括中央銀行在內的國家機構公布的另一項研究中，2010年中國的系數為0.61，屬全世界最不平等的十個國家之一。有感於這座社會火山的震顫，中共新領 導人已經承諾會縮小貧富差距。但前任的胡溫也曾有類似承諾。十年前，他們還在「以人為本」的迷人旗號下承諾改變政治方向，但在現實中，卻變成了「以一些人 為本」！

胡溫上任時，在中國沒有一個億萬富翁（超過10億美元），而今天有251個，全球第二多，僅次於美國。另外還有270萬名百萬富 翁（以美元計），根據上海的《胡潤百富》指，他們當中有85%會送子女到海外留學。所以，盡管在本國為了「維穩」和牟利而維護專製製度，中國富豪都將自己 的個人生活國際化，讓自己獲得國外「民主」製度帶來的好處。

作為中共獨裁主要的（而非獨有的）副產物，一個資產階級已經冒起。一份2010年4月的官方報告顯示，131萬名縣級以上行政級別的官員及其家庭掌握了中國80%的財富。

中國美國商會前主席麥健陸（James McGregor）說「為了避免俄羅斯式寡頭的崛起，中國選擇了一個黨領導的寡頭政治」。十八大的結果表明，與其說是黨領導太子黨，還不如說它愈來愈像太子黨領導著共產黨。

世界上最富有的「議會」

正如以上所指，中國富豪精英的崛起反映在獨裁機關（包括中共黨內）的組成。麥格雷戈說：「中國全國人大的成員如此富有，他們的會議最好在銀行金庫裏進行。」

根據《華爾街日報》最近的一個調查指，「中國的立法機構，被稱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比地球上任何一個國家的立法機構有更多的超級富翁成員。」報導指中國最富有的1024人，有160人為中共黨大會的代表、全國人大或政協成員。

「全國政協越來越像是英國的上院（House of Lords），實權不及上院，但比上院有錢。」報導指，全國政協在其2,200名成員中，有74名億萬富翁，平均資產凈值為113億港元。

在 英國，有媒體去年報導，英政府（或內閣）的29名成員中有18名都是百萬富翁，引起了社會轟動，並激發對政府野蠻的緊縮政策的憤怒。《每日鏡報》 （2012年5月29日）指出，聯合內閣的財富超過7000萬鎊（8億港元）。然而，與他們的中國同行相比，這些財產簡直是小巫見大巫。根據彭博社的分 析，習近平的家庭財產合計共價值30億港元，比整個英國政府全體閣員的財產多3倍以上！

《華爾街日報》的調查評論道：「在中國有政治背景的家庭進入商界之際，私營企業鉅頭也在進入政界，雖然外界對推動他們進入政界的確切原因並不清楚。」

該報告繼續說（回答了其自己的問題）：

「但 《華爾街日報》的分析顯示，那些出現在胡潤百富榜上的人大代表，其個人財富的增長速度要比胡潤百富榜上其他人的平均速度快。進入2007年到2012年胡 潤百富榜的人士當中，有75人在這一時期在中國的立法機構任職。胡潤報告顯示，在此期間他們的財富平均增長81%。根據胡潤公司為《華爾街日報》所做的分 析，榜單上沒有擔任全國性政治職務的324人，同一時期的財富平均增長47%。」

這形象地說明了資本家如何利用與中共之間的關系－作為中 共黨員和非黨員顧問－令公司獲得好處，攫取國家合同和廉價資源，與國家經濟的其他部門「合適人選」勾結。在《華爾街日報》的報告提到紡織業商賈張海景，他 擁有不少於10個政府的職位！張價值101億港元的業務巧合（！）是的第一家私人公司獲得銀行金融助理業務的批準，也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將其血汗工廠擴展至 柬埔寨。今天，甚至有顧問公司推銷「五年計劃」，以幫助商人獲得晉升為政府機構人員，如全國人大會和政協。

反革命的過程

正如托洛茨基解釋說，「先進的工人必須學會區分共產主義的標簽外衣和實際的社會進程」。正當資本主義在中國發展，專政及其附屬物已經發生了決定性的變化。中共把資本家融入到其結構，同時通過中共的後代和家庭，將自己植入至新興的資產階級。

我 們應該記得，即使在毛澤東的政權，建基一個與目前國家主導的資本主義完全不同的經濟體製，中國共產黨以普遍的意義來說，與其說是一個政黨（更遑論是工人政 黨），還不如說是獨裁國家不可缺少的部分。黨的組織起到傳送帶和控製室的作用，維護當時寄讬於一個官僚國有經濟體系下毛派－斯大林主義獨裁的統治利益。國 家沒有工人民主控製的元素，與真正的社會主義差天共地。但是，在人民群眾的強大壓力和國有製為基礎的初步生產計劃下，盡管有著官僚主義的沈重阻力，毛派政 權完成了中國的工業化，並建立了一個復蓋大量人口的基本福利網（其中大部分現已被摧毀）。

沒有一個工人階級政黨和領導，沒有民主的權力機 構和國際社會主義的綱領，中國的革命浪潮不可避免地達到了它的極限並回落，前毛主義的國家領導內的資本主義反革命力量糾結。鄧小平及其盟友在沒有一個完整 的計劃下，根據經驗設定了這個任務。他們羨慕「國家資本主義」的鄰國韓國、新加坡和臺灣等明顯的活力，但也是由於害怕官僚強化破壞計劃經濟將引發社會爆 炸。今天的太子黨顯然就是鄧小平及其反革命的繼承人。

「八大元老」

外國報章的報導，有些是依靠中共派系內部人士泄露的信息，能夠進一步深入了解中國的「紅色貴族」世界。

一 位資深外交官向《金融時報》指：「你留在中國的時間越長，你越認識到，這個國家的一切由數百個家庭控製。」近廿年湧向中國的資本企業沒有忽略此現實，反而 將令其業務戰略適應這事情。那位外交官指出：「你也會意識到，大多數主要的外國公司都試圖雇用中國官員的兒女，使他們能夠獲利和做生意。」

彭 博社在十二月一份名為《毛澤東的同誌的後代成為資本主義的新貴》的廣泛報導中，提到所謂「八老」的103名兒孫的財富。這是指鄧小平和支持鄧小平的走資政 策的其他七名頂級領導人（彭真、楊尚昆、李先念、陳雲、薄一波、王稹、宋任窮），並隨後在八九年六月四日還與他一道實施反革命的鎮壓。這八大太子黨氏族在 新中國是主導政治和金權的家庭。

在八老的行列內，有26個後代正在運行國有企業，而43人則經營自己的商業或成為私人公司的高管。其中三人控製的國有公司，管理總資產價值約12.5萬億港元，相當於該行業2011年全國總產量的五分之一。

興業銀行經濟學家興業告訴彭博：「證據是明確無誤地指出：那些『八老』的後代和直系親屬在90年代到2000年的國有企業市場化改革中攫取了巨大的財富、巨大的力量和巨大的特權。」

彭博社的報告繼續說：「至少有18個元老後代擁有或運行的實體與境外註冊公司有關，包括在英屬維爾京群島，開曼群島，以及利比裏亞和其他保密的司法管轄區。」

彭 博追蹤的103名後裔幾乎有一半「曾在國外工作、生活或留學」，包括23人在美國，其中3人在哈佛大學，4人在斯坦福大學學習。報告提到花旗集團 （Citigroup）和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等華爾街銀行有聘請中國太子黨。「至少[103人中的]6名為私募基金和風險投資公司工作，公司的目的是利用他們的人際網路在商場製 勝。」

薄熙來事件

政治局25名委員之一、浮躁的太子黨薄熙來下臺，成為2012年一 件重大的國際新聞。薄的案件，與對薄妻谷開來精心設計的謀殺案審判，令鎂光燈聚焦在太子黨的權力和財富上。對薄熙來本人的審判可能將至，其現時被指控的腐 敗行為跨越二十年，從東北的遼寧省到西部的重慶的生涯。

薄的倒臺令他家庭的國外財富受嚴格審查，其價值估計至少有10.6億港元。同樣， 紐約時報、彭博及其他媒體順藤摸瓜發現了薄氏在中國境內外隱蔽的股份、房地產投資及公司董事職務，涉及博的兄弟，谷的姐妹，甚至他和前妻所生的兒子也在美 國花旗集團（Citigroup）擔任一職。薄熙來家族的財產雖然如此驚人，但是比起習近平等著名領導人則相形見絀，包括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根據《紐約時 報》的研究，他親屬建立了一個211億港元的金融帝國。

溫家寶是中共黨內一個突出的非太子黨代表，他強調自己出身卑微，以塑造親民形象。 他家庭的律師事務所威脅向《紐約時報》采取法律行動，反擊這些極具破壞力的真相披露，但幾乎可以肯定，這是只是虛張聲勢，因為法院訴訟將涉及更嚴格的財產 審查。許多人認為消息是由溫家寶的敵對派系泄露的，是中共內部權鬥的一部分。

與 其說是因為腐敗（無論是否太子黨的中共官員都一樣），還不如說薄熙來下臺是因為他被視為一個雄心勃勃而又輕蔑中央領導的「神經刀」，並希望宣傳自己夾雜懷 舊毛時代之情的獨裁民粹主義。盡管在他的「左派」措辭中缺乏實質內容，中共領導看到了當中的威脅而決心清洗它。這是中共權鬥的一面，植根於中國走資數十年 後爆炸性的社會矛盾。這些矛盾炸開了中共頂層「團結」的外殼。

寄生資本主義

盡管中國國家幹預的力度更大，政府保持對金融業的控製，資本主義在中國越來越多地模仿西方國家的寄生式金融資本主義。在過去的2-3年影子銀行部門以異常的速度在增長。根據中銀董事長肖鋼所指，資產負債表外貸款的激增（因為需要刺激國內生產總值）類似於「龐氏騙局」。

中 國富豪資本家和中共官員在掠奪經濟，將現金存放在境外。根據華盛頓特區的全球金融誠信的一份報告指，在2000年至2011年期間，總值3.97萬億美元 （31萬億港元）非法資金離開中國，相當於每年流失10%左右的GDP。約6,000億美元（46.8萬億港元）進入英屬維爾京群島和開曼群島等避稅天 堂。

美國對外關系委員會的易明（Elizabeth C Economy）聲稱：「中國出現新的寡頭政治－或更糟的盜賊統治，應該足以消除美國向中國政治模式學習的念頭。」

易 明的說法顯示，由於對華盛頓的運作不順感到沮喪，欣賞中國的專製模式的美國精英日增。她暗示美國或者西方資本主義某程上更健康、更廉潔和更少被寡頭利益所 驅使。但是這傳說在五年前全球金融危機時已被打破。同樣，彭博新聞社在社論評論自己的調查宣稱：「中國太子黨在建立一個模式錯誤的資本主義。」

他 們希望我們相信有一種「正確的」資本主義，事實卻愈益證明相反。彭博新聞社的擁有者為紐約市長邁克爾・彭博，全世界排名第15富有。彭博是一個具爭議性的 人物，不僅僅是由於在他任職市長期間，個人財富從約234億港元增長到1,950億港元。我們能夠寄望美國的「自由媒體」，能對富豪老板的財富聚積與官商 之間的勾結關系，進行同樣深入的解構嗎？

同樣，本文大幅引用的《華爾街日報》由億萬富翁魯珀特・默多克擁有，他及其「太子黨」兒子們領導媒體鉅頭新聞集團（News Corp）。英國的「默多克門」醜聞暴露了默多克公司為犯法、貪汙、裙帶關系和政府任人唯親的溫床，連薄熙來可能都對此汗顏。

中 國的太子黨和新資本精英並無發明裙帶政治的概念，他們僅僅是快速的學習者。國際工人階級沒有興趣在這種或那種模式的資本主義之間進行選擇，整個全球的製度 都基於對人和自然資源的野蠻剝削。我們的任務是建立一個群眾運動和革命黨，為社會主義和全面民主權利戰鬥，永遠終結資本主義製度。

中國：女性抗爭與社會主義

新的女性抗爭運動開始在中國出現，在過去幾年中國女性活動家非常活躍，例如街頭活動「占領男廁」，以及抗議地鐵中的性騷擾和招聘中的性別歧視。他們同樣為在大學中的平等權利和反抗家庭暴力，而同時女性的抗爭也面臨中國「共產主義」當局的鎮壓。

2010年1月西蒙德波伏娃女性自由獎頒給兩名中國女權活動家：律師郭建梅和教授艾曉明。而只有前者得以到巴黎現場領獎，而艾曉明教授沒有被當局允許出境。

在中國女性在很多方面處境更加糟糕，因而女性有很多理由進行鬥爭改變當前的體製。根據國際衛生組織，中國是世界上唯一個女性自殺率高於男性的國家， 為男性的三倍。每年 150 萬婦女試圖結束生命，其中 15 萬因此死亡。特別是面臨赤貧，高失學率和照顧家裏老人的農村婦女。

即使在城市中，女性也面臨生活中大量的歧視。上海地鐵第二運營有限公司的認證微博「上海地鐵二運」將一名女乘客照片發上微博，圖片顯示：雪紡外衣下 可以看到她的內衣和襪子。該微博發出這樣的「忠告」：「乘坐地鐵，穿成這樣，不被騷擾，才怪。地鐵狼較多，打不勝打，人狼大戰，姑娘，請自重啊。」

雖然女性占中國勞動力的46%。工作中仍然受到歧視。招聘中，女性受到很多歧視，或者根據其相貌選擇而被物化。找工作或者面試時，女性往往被問到是 否結婚，是否有孩子之類的問題，將女性生育權利及所需的保障視為負擔，作為選擇是否招聘該求職者的標準。 在工作場所，女性也經常受到歧視和性騷擾。《城市信報》報導富士康經常出現女員工被性騷擾的現象，而面對這樣的言語性騷擾，而很多女員工只能默默地流淚， 而不敢離開，因為一旦離開會被記過，影響微薄的工資。

由於大規模的私有化，女性的工資從2000年相當於男性的 64.8% 還下降到 63.5%。而同時女性的產假在私人公司往往得不到保證，甚至不允許生孩子否則將被辭退。這使得很多女性傾向於選擇工資較低但是福利更有保障的國有部門， 如教師、護士等。但是即使國有部門，女性工資仍然低於男性，而且大多數管理職業主要是男性。

這造成中國女性比二十年前更加依賴於男性。這集中的反映在婚姻關系，而「剩女」一詞的衍生就表現了性別歧視的問題。

前年的一項調查顯示， 70% 的大陸女性只會和擁有至少一套住房的男人結婚。甚至上海一家開發商把這一點放到廣告中「結婚不買房就是耍流氓」。七成受訪女性認為男性要有房、有穩定收入 和一定積蓄才能結婚。其中，65%左右的女性希望男性的收入比自己多１倍以上，而逾63%的男性對女性收入的要求不高。38.3%的受訪男性希望理想伴侶 的職業為教師，以下依次是公務員、醫務工作者、金融財會人員等。

經濟「改革」對女性權利和地位的影響

毛時代初期農村經濟的集體化，很多曾經家庭內的任務同樣被集體化，並建立進行這些任務的服務中心。諸如食堂、幼兒園和托兒所如雨後春筍般被建立，並 主要由婦女參與。據估計，在 1959 年農村地區共建立了 498 萬個托兒所和幼兒園，和超過 360 萬個食堂。而 80 年代隨著農村集體經濟的瓦解，讓大量婦女重新回到她們的家庭勞動，而重新加強了傳統的性別分工和秩序。

城市中由於私有化，女性面臨更加不穩定的工作、住房和低工資問題，對男方或者父母的依賴性更強。《 2010 中國人婚戀狀況調查報告》顯示「80後」在擇偶中更遵從父母的意見，更多因父母反對而與戀人分手。全國婦聯婦女研究所教授蔣永萍分析說，這說明一方面由於 「80後」獨生子女居多，經濟上尚未獨立，對父母的依賴性更強，直接導致他們在擇偶中不得不接受父母的意見。

另一方面由於資本主義發展需要大量的勞動力，大量年青女性到製造業工廠打工。電子、服裝、玩具、五金等勞動密集型加工行業偏向招女工，認為女工更細心，聽話吃苦而且便於管理。

根據廣州統計局，2000年人口調查估計，在廣州有超過1,000 萬移民勞工，其中 60% 為女性。另一項調查顯示 2003 年深圳經濟特區，5,500 萬移民工人中 70% 為女性。而有 40 萬工人的深圳南山工業區中80% 為女性，平均年齡為 23 歲。

雖然女工在工廠受著極端剝削，但大量青年女性進入勞動市場，脫離了家庭，在經濟上獨立，亦更相信自己的政治力量。因此，近年來出現了大量女工罷工，如前年年末的深圳海量存儲設備工廠和上海赫比科技工廠的罷工。   女性運動和社會主義

當前中國女性權利得不到保障的根源在於當前中共一黨專政的資本主義製度是維護父權製度的經濟基礎，如果不推翻當前的體製，女性就不可能真正得到解 放。歷史上，雖然1949年革命並沒有實現真正的民主的社會主義，但通過廢除資本主義和封建地主製度，這場革命的勝利曾經在女性地位、男女平等以及廣大婦 女的的基本權利等諸多方面帶來了巨大的社會進步。而在毛時代官僚計劃經濟愈走到盡頭之際，女性的地位再次被貶低。

實際上為民主社會主義進行的鬥爭亦包括爭取女性權利的鬥爭。通過公有化管理大公司和銀行並置於民主計劃之下，改變父權製度的經濟基礎，保障婦女的平 等就業的權利。公有化並大量建設公共服務，如托兒所、養老院、公共洗衣機房和物美價廉的公共餐廳等等，減少主要有婦女承擔的家庭勞動同時提供大量就業。提 供廉價的公共住房，使得女性可以脫離不幸的戀愛關系，或者逃離家庭暴力而不用擔心無家可歸。在工廠委員會和社區委員會的基礎上建立民主的工人貧農政府，代 表民主選舉產生，並可以通過民主程序隨時召回，保障女性政治權利。

上浦：要求民主選舉的村民遭到上千武警的鎮壓

上浦村民趕走原村官派來的暴徒，並占領村廣場18天之後，再一次受到暴力打壓。不同的是這次村民面對的是逾千武警、上百輛警車及強力吊車。

3月10日淩晨2點當局切斷全村照明，幹擾手機訊號，派出逾千武警趁村民熟睡進行突襲，企圖拖走上月被村民砸爛的二十幾輛車，清理現場。

據報道「武警發射閃光彈，令現場恍如白晝，繼而不斷地施放催淚彈、爆震彈和煙霧彈。村民拿起木棒、鐵鍬、石頭，與揮舞電棍的武警拚命搏鬥」

「他們二話不說就開始施放催淚彈和用警棍毆打村民，」一位年輕的目擊者告訴路透社說：「他們帶著像礦工一樣的有頭燈的頭盔，用警棍毆打一些在帳篷中熟睡的老人。他們沒有發出任何的警告。」

沖突持續三小時，約淩晨五時，警方開始撤退。事件造成約十輛車被燒毀，數十名村民受傷住院，其中多人重傷。

一名當地婦女在微博上說：「難道他們不知道我們三千多村民中有多少是老人和小孩嗎？ 」正如中國大多數農村，年輕人大多外出打工，村子裏主要是老人、小孩和中年婦女。

第 二天當局為了平息民憤和掩蓋暴力鎮壓的事實，發表聲明稱「原村委簽訂的大洋片土地承包合同已被揭西法院裁定撤銷；棉湖鎮委書記和鎮長被免職。已刑拘原村委 負責人李寶玉等10人，正追捕涉嫌惡勢力頭目吳桂存(外號「阿包」)等21人。」聲明否認暴力打壓的事實，反而稱「一些人在網絡上發布不實消息」。同時 「上浦村」和「揭西縣」已成網路敏感詞不得搜索，所有討論都被封殺。

這是典型的胡籮蔔加大棒的手法，一方面聲明懲罰當地官員、逮捕暴徒和取消土地合同，另一方面暴力鎮壓村民抗爭。正如廣東當局在烏坎事件中作出讓步後，當局打壓激進抗爭者而大部分的抗爭訴求都沒有實現。

對於上浦村民來說，之前當務之急是要立即民主選舉出抗爭委員會，組織抗爭和管理村子。抗爭必須通過民主架構和定期群眾大會進行。聯系附近村莊和鄰近地區的民眾就官員強征土地進行聯合抗爭。

絕不能信任中共官員和當局的談判代表，即使當局作出承諾也必須維持民主的抗爭組織進行日常的抗爭，這樣才有可能確抗爭保訴求得以實現。



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主張：

停止鎮壓，釋放所有示威者。安全部隊撤出上浦。要求集會和組織的自由！
選舉官員和村委會－通過以抗議運動為基礎的當地人民委員會組織選舉而不是通過中共進行組織，確保政黨和團體進行競選活動的全面的自由。
立即在中國實現真正的民主權利，而且不只限於村層面。結束一黨專政！
公共民主控製及擁有土地、自然資源、城市發展政策和房屋修建。人民的需要高於利潤！

中國新領導層拒絕民主化

3 月初中國的兩個「紅地毯演出」——人大和政協，為一黨專政當局十年一度的領導層移交加冕。總共五千名「代表」到北京，參加一年一度很大程度上是儀式性的全 國人民代表大會（名義上的中國立法機構）和更加沒有實權的「顧問」機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這些會議很大程度上不過是宣布已經被中共頂層已經決定好了的 政策。幕後統治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和增長最快的經濟體所帶來的利益被有權勢的家庭、地區和「既得利益集團」所瓜分。

兩會被稱為「億萬富翁 俱樂部」，今年達到破紀錄的83名億萬富翁代表，其中31人在人大，52人在政協。根據上海胡潤富豪榜，這83名代表的平均凈資產為33.5億美元，而城 市工人平均工資低於7000美元每年。最富有的人大代表宗慶後，是中國最大飲料公司娃哈哈的董事長和CEO，擁有130億美元家產。而最富有的美國國會議 員，加利弗裏亞共和黨議員達雷爾·伊薩，擁有7億美元財富，其財富在中國人大中只能排名第40位。

人大會議正式任命（只有一張神秘的「否 決」票）中共領導人習近平為國家主席。李克強作為總理取代溫家寶掌管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些政府頭銜的作用低於在中共政治體製中他們所對應的黨內職 務。十一月18日中共黨代會通過的七人政治局常委中，習李分別排名第一和第二，成為獨裁政權中權力的頂點。

有史以來首次中共被太子黨（毛 時代領導人的子孫）所領導。7名常委中有4人是太子黨，包括黨首習近平（其他三人分別是紀委書記王岐山，人大新主席張德江和政協新主席俞正生）。去年彭博 社報道習近平家族的家產（從房產到礦產投資）價值3.76億美元（約24億人民幣），是整個英國內閣18名百萬富翁總財富的三倍。

太子黨 對中國黨國機器的控製力的鞏固，反映了這些精英家庭（被很多人稱為「紅色貴族」）對政府、經濟和金融部門巨大的影響力。 但是這同時也反映出該政權感到越來越不安全，希望通過在領導班子中增加太子黨來抵抗要求削弱中共政治控製的壓力。太子黨的財富及權勢和持續的專製統治緊密 相連，因此即使他們不代表一個一致或者統一的政治路線，他們被視為現政府最堅定的捍衛者。

「中國夢」

中國媒體和宣傳機器充斥著習近平在其人大講話中突出的標誌性的口號「中國夢」。這替代了胡 錦濤老套和滑稽的「和諧發展」的口號。習近平刻意選擇一個模糊的口號，玩弄民族主義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人們經濟安全的期望——特別是對於在城市中 那些取得不穩定的中產階級地位的人（擁有房產、汽車和消費習慣）。城市中產階級，據估計占人口的十分之一（大概1.4億人），成為了中共政權當前主要的社 會基礎。

媒體營造的環繞在新領導人周圍的「政治蜜月」氛圍，等於承認離任的胡溫團隊令人失望。和他們在2003年接手的時候相比，他們移 交一個大大削弱了的政權，其支持基礎被嚴重侵蝕。溫家寶作為總理的最後講話只贏得了不冷不熱的掌聲。許多評論家將他描述為一個「悲劇人物」，「甚至連他自 己的孩子都管不了」——去年新聞報道顯示其家屬積累了27億美元的財富。盡管過去十年GDP的高速增長（去年出現了標誌性的減速），習立領導層繼承了幾個 潛在的重大危機，包括史上最大的房產泡沫、地下銀行危機的爆發、社會不滿的激增、帝國主義大國之間沖突的加劇，以及喜馬拉雅般規模的政府腐敗。

最 後一點是習近平新政策的一個要點：嚴厲打擊腐敗——「老虎[高級官員]、蒼蠅 一起打」——這個新國家主席承認腐敗事關黨國的「生死存亡」。但是正如許多其他問題，政策變化很大程度上只是塗脂抹粉——新的法律規定政府官員炫耀財富， 禁止國營電視臺播出奢侈品廣告（中國超越日本成為第一大奢侈品消費市場）。

然而中共改革倡導者的主要要求是所謂的陽光法案——強製官員公示他們的財產和投資，目前這還沒有列入日程。執行這一法律的決定在八年前就作出了，但是其立即遭遇現實的打擊——中共政權如此腐敗以至於系統性地執行這樣的法律很可能會讓整個房子垮掉。

「一 方面反腐的確是提高黨的權威的很好的方式，但是其同時也是一把雙刃劍，因為這樣的法律可能會損害執政黨的權力，」位於北京的中央黨校黨建教研部主任王長江 告訴《南華早報》（2013年3月10日）。「官員必須確保反腐法律在執行後不會損害執政黨的威信。這是一個十分復雜的議題。」

隨著中國財富和全球地位的上升，中國獨裁當局越來越老練地運用媒體。習的「中國夢」遠景明顯山寨了來自美國的最空洞的政治文化，但是這是一個權威主義的版本——忠實地跟隨中共。

由於公示法律如此敏感，以至於中共宣傳部命令記者不得在兩會上提出關於這方面的問題。「這顯示高層領導人並不願意真正打擊腐敗，而只是像往常一樣用言辭和零星的行動糊弄我們，」人民大學教授張鳴評論。

但 是除了改變風格，習李領導層在政治方向上沒有重大改變。中共政府的特征是其隱秘性和不斷討價還價以「達成共識」，這限製了政府改變方向的能力。所謂的「穩 定」主宰了官員的思想。對於「政治改革」（放松權威控製）這一議題，盡管中國自由主義改革派倡導非常謹慎和漸進的方法，從人大政協會議放出的消息是這完全 沒有可能。

維持「穩定」

俞正生，在中共權力等級中排名第六，說政權會推動「協商民主」（即今天的製度）但是完全拒絕照搬西方政治模式的「極端主張」。

「這 些 [俞正生的] 言辭有對內部或外部不切實際幻想再三告誡的意味。……歐債危機的持續，中國經濟的蓬勃發展，也讓西方更多人看到『中國模式』[政治製度] 的價值，」《人民日報海外版》編輯張紅稱。文中提到一些西方評論家的贊揚，他們看到一個專製政府實施危機「解決方案」的優勢

不僅僅只有被 視為強硬派俞正生排除民主化。所有高層領導人都沒有在北京的會議上提及「政治改革」，其中包括前總理溫家寶，他之前這一問題上作出過一些承諾（盡管他的言 論從來沒有轉變為政策）。溫家寶在人大上的100分鐘的謝幕講話中，「政改」明顯地缺失了。這反映了新的習李領導層達成的共識：推進經濟改革（新自由主義 經濟改製）但維持「穩定」（堅持一黨專政）。

習近平12月在廣東重歷鄧小平精神的南巡中的一次私下講話顯露了新領導層的基本面貌。在這份 被泄露到海內外大量媒體的講話中，他提到90年代初的蘇聯解體，習近平告訴他的聽眾說這是由於「竟無一人是男兒，沒什麽人出來抗爭」。在這一講話中，習近 平拒絕「西方普世價值」，將將蘇聯的解體歸罪於其統治集團中「精神上的缺鈣」。

習近平對這些事件的看法很明顯是非常主觀和有缺陷的。在經濟上殘疾的前蘇聯斯大林主義獨裁當局面臨要求民主變革的群眾運動。但是悲劇的是，由於工人階級和反資本主義替代選擇的缺席，這一運動被舊政權官僚內部的資本主義因素所劫持。

新 中共領導人試圖加強一黨專政註定失敗。對於房價、腐敗和極端度的不平等以及其他經濟問題的不滿不斷累積，要求民主權利的呼聲高漲。中共心神不安，而極端溫 和的自由派正確的警告說如果不通過放松審查和鎮壓的方式來給現政權設置一些「民主」的安全閥，中國將面臨革命。但是另一方面占主導地位的反改革派緊緊把握 了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放松專製控製，有可能會像蘇聯最後幾年那樣打開起義的閘門。無論如何，中國都面臨革命的沖擊。

上浦鎮壓

行動總是比語言更響亮。連續第三年人大批準的國內安全預算（用於警察、特務、法院和監獄，達 7691億元）大於軍事預算（7406億元）。比較來看，中國約124億美元的國內安全預算占GDP的比重超過了130多個國家包括孟加拉、伊拉克和越 南。盡管和日本沖突的加劇、以及和越南、菲律賓的領土爭端，中共似乎將發生在家門口的社會動蕩視為主要敵人。「一個不害怕其民眾的自信的政府不需要一個比 國防預算更大的軍事預算，」美國組織「人權觀察」的尼古拉斯·貝奎琳（Nicholas Bequelin）評論。

一個重要的發展出現在 距人大會議數千公裏之外的起義的廣東上浦村。正如我們在中國勞工論壇上報道（https://www.chinaworker.info/zh /content/news/1953/），關於土地被非法賣給富商而引發的糾紛導致當地人卷入和中共村官、警察的對峙當中。在3月10日星期天，人大召 開的第六天，上浦村被使用催淚和震爆彈的2000名準軍事警察沖擊，抗爭運動被野蠻打壓。超過40民當地居民包括許多老人和婦女受傷住院，引發不信任和震 驚。一個警察將他在上浦進行鎮壓的照片上到網上，炫耀說「凱旋而歸，真他媽的刺激。打震爆彈，催淚彈。」

野蠻的攻擊在這個時候發生是為了 發出一個信號。不僅針對上浦，也同樣針對其他農村抗爭包括烏坎，在那裏一年前發生的一場類似的鬥爭讓政府承諾了一些讓步（大部分沒有落實）。在烏坎，抗爭 運動的領袖中發生了分裂，一派呼籲發起新一輪的抗議而另一派對此反對並警告會遭到鎮壓。《金融時報》（2013年3月13日）正確地總結，「在上浦野蠻鎮 壓後，烏坎事件看起來只是一個特例」

這些事件引發了大量的網絡討論。現在許多人將基層選舉的「烏坎模式」看作一次失敗，而另一些人認為， 正如我們社會主義在當時警告，任何政府級別的中共官員都不能信任。仍人印象深刻的烏坎抗爭不應該解散其獨立的民眾組織，而應該將其加強和全面民主化，參與 有局限的村級選舉並將之作為一個平臺繼續鬥爭和要求真正的民主權利、歸還被盜土地和結束中共親資本主義政策。這應當是這場鬥爭以及其他必將發生的鬥爭的前 進方向。

打擊香港的「顛覆活動」

而同時在北京，兩名香港記者被國保特務毆打。當時他們試圖拍攝一些人權活動家嘗試和劉霞（被囚諾貝爾得主劉曉波的妻子）見面的過程。劉霞被囚禁在家中，盡管她從來沒有被起訴或者判刑。一名香港記者的手臂在事件中受傷，激起了香港記者和泛民團體的抗議。

俞 正生在和政協代表的閉門會議中說香港絕不能「成為顛覆中國的橋頭堡」，進一步地嚴厲警告這個名義上自治的城市的民眾。這些被中共領導人放大的言論，表明了 該政權將重新推動反民主的基本法23條的立法。他們同樣警告，還沒有宣布的2017和2020年（官方長期陳諾但含糊不清的首次普選）的選舉規則可能遠遠 低於群眾的預期。中共官員堅持排除「不愛國的」候選人或者團體贏得政府職務的機製。「在 [中共] 高層看來，西藏、香港和臺灣沒有區別，高層中沒有自由派」香港作家林和立說。

對中共新領導層的正確描述並不排除其會推出裝飾性的改變來贏得公眾認可。很明顯新政府希望通過一些吸引眼球的舉措來獲得支持，或許包括（有限）放松臭名昭著的計劃生育政策。

另 一個例子是可能逐步取消「勞改」（勞動改造）製度，這是一個獨立於中國司法之外的平行刑罰製度。盡管沒有具體建議提交人大，盡管媒體在這方面的矛盾和誤導 性的報道，政府很可能正式宣布終結該製度。可能在今年末就會發生。社會主義者當然歡迎這一小小的一步，但是我們警告這不會從根本上改變政府的鎮壓行動。今 天中國各地使用龐大的法外黑監獄網絡來處理各類「麻煩製造者」，即使中央政府試圖限製這種方式。因此盡管「勞改」改革可能幫助習李領導集體鑄造其尊重「法 製」的形象，但這不會導致在基層發生重大改變。

「限製政府權力」

盡管排除政治「自由化」，新領導層清楚地發出新一輪經濟自由化的信號。這是 一個刻意討好資產階級的舉動，特別是在海外中國面臨越來越大的貿易保護主義的壓力，為私人資本打開之前「禁止入內」的利潤豐厚的行業的大門。《紐約時報》 （2013年3月17日）稱李克強的講話提供了一個「誘人的調色板」，這反映了國際資本對其的積極反饋。

新的迫切的講話也同樣反映出中共政權高層元老達成一個盡管不穩定的共識：現有的債務驅動、依賴出口的增長模式到達了其極限。經濟改革（即新自由主義親市場政策的官方說法）是新領導人所能考慮的唯一的選擇。

僅 僅就職幾天，李克強就已經被中國媒體賦予了「有改革頭腦的總理」的頭銜，被廣泛比喻為其前輩朱镕基。朱镕基在90年代削減一半的國有部門的就業人數。去年 李克強的部門參與撰寫了世界銀行的一份重要報告《2030年的中國》，該報告主張徹底的私有化，國有部門去管製和裁員。李克強的新經濟團隊包括之前和朱镕 基關系密切的人，其中包括馬凱（副總理），樓繼偉（財政部長）和周小川（央行行長）。盡管已經達到退休的年齡 ，周小川被留用，來監督已經開始的金融改革，包括以市場為基礎的利率，「深化」金融市場和貨幣國際化——讓中國減少對昂貴的美元依賴。正如我們在中國勞工 論壇上之前的文章中解釋的，所有這些「改革」都錯的不能再錯。

人大最後一天的記者發布會上，李克強對1000名中外記者闡述了一個咄咄逼人的議程：「改革就是要限製政府的權力。這是削權，是自我革命，會很痛，甚至有割腕的感覺。」

「深水區」

李克強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說：「至於你剛才說到改革進入了深水區，也可以說是攻堅期，的確是因為它要觸動固有的利益格局，……但是，再深的水我們也得趟，因為別無選擇。」

李 克強總理趟水的比喻，構建於鄧小平的著名格言「摸著石頭過河」，並且表示一步一步的改革方式是遠遠不夠的。盡管李克強沒有給多少細節，但是很明顯新領導人 正在準備一輪對工人階級和部分國有部門的攻擊。因為在他們看來這是唯一拯救他們製度的方法，防止持續深化的全球資本主義危機將中國拖入危機的洪流中。為了 讓人接受他希望的「很痛的」措施，李克強參雜了一些民粹主義的風格——口頭承諾的反腐戰爭和「廉潔」政府。李克強承諾削減政府開支（除了一些「關鍵服 務」），削減公共部門就業人數。措施包括打壓公費旅遊和公車，五年內停止修建政府建築。

解散鐵道部，將其分隔成一個新的國有鐵路公司和在運輸部下的一個新的監管機構，這是在人大宣布的少數具體措施之一。前鐵道部已經成為了腐敗和債務的代名詞，近年來十幾名高層官員被捕。前部長劉誌軍面臨可能因腐敗而判處死緩。

習 李領導層將解散前鐵道部作為其新改革計劃的象征。然而在實際中，這一改變並不是很大而且已經醞釀了幾年。在中國，許多人有很好的理由擔心面臨火車票漲價和 裁員，因為會引入更加市場化的實踐。總理李克強宣布鼓勵私人資本進入之前國有壟斷的鐵路 、能源和金融行業。需要中央政府批準的申請項目將會至少削減三分之一。

中國「再平衡」？

中共政權面臨的困境是它不能繼續在舊的道路上前進，但是其選擇的新的道路並不比原來的平坦多少。很不幸地是，兩條道路都通向革命。意大利記者弗拉西斯科·西西（Francesco Sisci）報道的一件有趣的事，揭示了中國新領導人的政治面貌。事件中涉及習近平：

「2010 年，未來國家主席習近平和意大利當時經濟部長朱利奧·特雷蒙蒂（Giulio Tremonti）的閉門會議中。這個意大利人或許是出於好客，贊揚中國政府幹預經濟的角色，稱其阻止了美國金融危機擴散到中國。然而習近平並沒有保持沈 默，事實上似乎並不欣賞這一贊揚。他指出一旦危機結束，政府將從市場中撤出，而讓市場按照市場規律自由運行。」

中共黨內的共識是，必須減 少對（進入房地產、工廠、道路和基礎建設的）固定資產投資的嚴重依賴——現在前所未有地達到GDP的50%. 過度投資導致危險的債務水平、過度建設和產能過剩。增加消費支出的「再平衡」被政府看作是必須的，正如前一屆政府（其在這一任務上完全失敗）的看法。

影子銀行業的爆炸性增長（驚人地類似於金融崩潰之前的美國）顯示政府正在和時間賽跑。中國經濟試圖通過將越來越多的信貸放到政府監管的金融系統之外（去年達到整個借貸的45%）的方式「解決」其自身的問題，這包括高風險產品、不受控製而且經常是欺詐性的投資產品。

但 是政府的「再平衡」的理論在根本上和中國目前廉價勞動力的出口導向型經濟模式不相稱。正如馬克思教導我們，血汗工廠的工資不能支持大規模消費支出。這幫助 解釋了為什麽盡管中國經濟快速增長，家庭消費反而下降到GDP的34%。而印度是57%, 南非是59%（世界銀行2011年的數據）。勞動價值理論解釋了為什麽「中國消費的巨龍」還僅僅只是一只壁虎，除了十分之一能夠實踐消費主義的被定義為中 產階級的人。

為了解決這個難題，政府接受國際資產階級機構如世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建議——在社會福利上支出更多。中國只有38%的政 府支出用於教育、醫療和社會保障，而其他類似收入水平的國家在這方面的平均支出占總支出的54%. 世行和世界貨幣基金組織並不是好心，而只是因為他們認為建立一個基本的福利網（特別是針對在今天沒有任何保障的兩億農民工）能夠刺激消費支出。

但 是試圖增加社會保障不斷和中國體製內的另外的結構性障礙相抵觸。福利支出主要是地方政府而不是中央政府的責任。而地方政府在2009-2010刺激方案中 積累了大量的債務。他們的財政困難由於土地銷售下降（去年下降四分之一）而雪上加霜，這等於奪走了他們關鍵的收入之一。財政困難甚至發生在房產泡沫破裂之 前。而泡沫破裂或許很快就會發生。

戶籍改革

人大會議上一次事件凸顯了實施促進消費的 政策面臨的巨大挑戰。人大關於對長達半個世紀的陳舊的戶籍製度的報告沒有撰寫完成，延遲的原因是這一問題的「復雜性」。中國社科院副院長李揚說，「對這一 問題的深入研究暴露了許多問題」。中央政府並不希望完全取消這個把公民分為有更多特權的少數城市居民和受到歧視的大多數農村居民（超過八億人口）的製度。 他們更願意部分改革，加快讓一部分農村移民進入城市人口，向他們提供福利保障傘和永久的城市居留權。例如農民工的子女必須付錢上學，往往教學質量很差。因 為很多情況下，他們被排除在公共的學校系統之外。

戶籍改革由於受到來自地方和省級政府的阻力而延遲，他們不願意負擔額外的財政支出——據 一項估計，約8萬人民幣每人。然而如果沒有這項改革，中共領導人將城市化比作「經濟發展的脊梁」將不過是自欺欺人。這些顯示讓政府的顧問告誡兩會說「城市 化並不想許多人想象的那樣容易」《南華早報》報道（2013年3月8日）。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現為政協常委成員，謹慎地警告「過度城市化」會 讓數百萬人陷入失業和貧窮的陷阱。

美夢變噩夢

戶籍改革的另一動力是取得更大的勞動力 市場和工資競爭。據安永會計師事務所（Ernst & Young）的數據，資本家抱怨勞動生產率從2001-2007年的4.7%下降到2008-2010年的2.8%. 而同時，由於人口變化和更多青年進入高等教育，適齡的工廠工人（20-24歲）的勞動力短缺不斷加劇。這推高了製造業工資，而同時其他低工資經濟體——孟 加拉、越南和印尼——成為外國和中國投資的目的地。

新領導人的解決方案是對工人階級薪酬、退休年齡和工作條件以及一些國有部門雇員的「既 得利益」發起新一輪的攻擊，而同時鼓勵私人資本。正如我們所解釋的，中共內部對發起經濟「改革」的共識並不意味著這會自動發生。由於當前經濟結構內部矛盾 以及黨國關系的派系化 ，胡溫領導人很大程度上沒有實現這一方案。

十一月的黨代會產生了當前太子黨主導的領導層，但中共內部權力鬥爭並沒 有就此停歇。被遺棄而且目前「失蹤」的太子黨薄熙來仍然是一個讓習近平政府頭痛的問題。對於薄熙來審判的延遲，傳言說他進行了絕食鬥爭並拒絕保持沈默，顯 示了政府的極度緊張。也有傳言說對薄熙來的主要指控有可能從之前報道宣稱的腐敗和濫用職權變成「圖謀政變」。

習近平被譽為「超級平衡 師」，通過許多有利於和不利於兩大主要派別的協議（分別為前領導人江澤民和胡錦濤的派別）以鞏固他對新政府的控製力。盡管李克強是七人政治局常委中唯一的 胡錦濤的「團派」的代表，習近平試圖通過提升團派到其他重要職位來抑製江澤民的太子黨主導的「上海幫」的影響力。例如被江派擠出常委的李源潮現在成為習近 平的國家副主席。這一任命「代表團派勢力卷土重來，顯示權力鬥爭還遠沒有結束，」日本《朝日新聞》評論（2013年3月15日）。

習近平 的似乎良好的平衡技巧還遠遠沒有在未來爆炸性的挑戰中得到驗證。通過再次拒絕政治開放以及甚至是極為有限的民主改革，新領導層面臨更大的壓力確保經濟增長 以響應習近平的「中國夢」口號。但是這看起來越來越不可能，當前經濟增長模式被不斷增長的債務水平和產能過剩窒息，而總理李克強的新自由主義的痛苦、犧牲 和「割腕」的替代方案很可能激起群眾性的抵抗。新政府的美夢將變成一場噩夢——問題只是在於這會多快發生。

中國發生重大礦難——礦工需要社會主義的鬥爭

3 月29日中國境內連發兩起重大礦難。29日晚10時36分左右，地處吉林省白山市江源區的八寶煤礦發生一起瓦斯爆炸事故。目前已確定造成28人死亡，13 人獲救。29日6時左右，位於中國西藏的一座礦山附近發生山體自然塌方，塌方長3公裏，塌方量約200余萬方。據初步統計，83名工人被埋。83人的生還 幾率幾乎為零。

據中國官方稱，發生於西藏的塌方事故是由於自然原因導致。中國官方已習慣於用所謂「自然原因」來掩蓋許多重大事故的人為原因,如安全設施不到位、過度開發導致自然環境被破壞等。

實 際情況是在中國的許多煤礦中，資本家往往為追求利益，而盡可能地減少礦井中的安全設施。據《中國勞工通訊》報道，一些地方領導甚至為了穩稅源、求政績，包 庇一些連安全運營資質都沒有的小煤窯運營。一些監管機構對這種行為也采取了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的態度。事實上，監管機構、經營煤礦的資本家、地方領導已經形 成了一個牢固的鏈條。

在2011年，中國黑龍江省連發了3起礦難的瞞報事故。由於煤礦生產前期投入巨大，有些礦主不得不舉債開煤礦，甚至 借用「高利貸」，因此資金非常緊張。而一些煤礦主為了進一步降低成本，屢次違規生產。在這三次煤礦事故中，為了不讓自己利益受損，礦主與地方官員互相勾 結，隱瞞了事故的真相，並用50萬或100萬元和礦工家屬私了。這正是這一鏈條的體現。

更糟的是，不僅礦工們的生命在井下受到威脅，在地 上，他們健康同樣也受著疾病的威脅。 2010年一份官方的報告顯示，中國煤礦每年有5.7萬人患上塵肺病，因塵肺病死亡的則有6000余人，死於肺病的 人幾乎是死於礦難的人數的兩倍。一名礦工說：「如果在井下斷胳膊斷腿，礦上還會管，如果患上塵肺病，像我們這種流動著當礦工的人，根本沒處去維權，就只能 認命。 」
隨 著中國資本主義復辟，礦工成為了社會最底層的代名詞之一。他們沒有任何保障，而作為廉價勞動力，被資本家殘酷地剝削。在煤產量占世界35%的中國，每開采 100萬噸煤，就有0.49個人死亡。一個工作30年的礦工，其死於礦難的機率為7%！毫無疑問的是，隨著中國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他們的地位並不會提高， 也無法擺脫貧窮。

近日，中國新任領導人習近平大談其所謂的「中國夢」。實質上，「中國夢」僅僅是中國資本家的美夢，對於礦工等受資本家剝削的無產者來說，則會是不折不扣的噩夢。

為了擺脫雇傭勞動的桎梏以及資本家的剝削，為了改變艱苦的工作生活環境，中國礦工需要組織起來進行鬥爭。社會主義者主張國有化煤礦，但不是交給腐敗的官僚，而應該有礦工民主控製和管理。

中國債務危機究竟有多糟糕？

最近彭博社報告稱中國經濟成了一個「債務廢貨商」。影子銀行業的發展標誌著急劇深化的金融危機。中國的總債務，包括影子銀行正在增長的所占份額，從 2008年占GDP的124%爬升到2012的190%。這無論比美國次按危機前，還是1990日本房產泡沫破裂前的信貸擴張還要更快和更大規模。很多新 增債務集中到地方政府部門，其承擔了2009-2010年巨大刺激方案的主要金融負擔。但是極端過度建設和高度負債的房地產業是另一個高風險地帶。中國房 產泡沫是世界歷史上最大的，房價大跌早晚要發生，並將引發造成大量企業倒閉和貸款違約的海嘯。

由於國有製占的比重高，中國的銀行製度頗為 獨特。但是其趨勢是越來越多的銀行業務通過進入眾多影子金融機構、信貸公司等等，進行「資產負債表以外融資」。傳統銀行業貸款從2002年占整個融資的 95%下降到去年的58%。因此，今天超過所有信貸的40%是通過復雜和不被管製的影子金融系統的非銀行貸款。

一些高層人物，如前中國銀 行董事長，不久前被提拔為（主要監管機構）中國證監會主席的肖鋼警告這些形勢變化中潛在的「龐氏騙局」。他特別特到所謂財富管理產品（WMPs）的增長， 自從刺激方案之後在過去三四年裏泛濫成災。未償還的財富管理產品的價值達到13萬億人民幣（2.1萬億美元），占2012年銀行存款總額的16%，比 2011年上漲50%。這是具風險的金融工具，幾乎沒有人能夠真正理解。因此你會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記得這是直到2008年前的十年間，銀行業崩潰 前橫行美國的金融把戲。

為什麽財富管理產品如此傾巢推出？

這是由諸多原因造成的，但跟美國一樣，其中一個關鍵因素是銀行本身 推動，當然在中國我們談論的是國有銀行。這不僅僅限於財富管理產品，同時也包括企業債券、委讬貸款和各種泛濫的新發明金融工具，各產品都正在激增。近幾年 銀行希望維持高利潤率，同時也想掩蓋壞帳，特別是向地方政府的貸款。財富管理產品是避開政府貸款限製的一種手段，並向搖搖欲墜的地方政府機構擴大新信貸， 以防他們無法還貸。通過這種方式將2009-2010年的債務再投資，以防止引爆銀行業危機的違約潮。

我們很多次聽過影子銀行業，這究竟指什麽？

影 子銀行這一術語包括了一系列不同的機構，包括對沖基金，債券保險公司、信讬及財富管理公司。他們的共通之處在於他們處於主流銀行體系之外。一些是非法的， 但這是少數；在中國是大型國有銀行，甚至是非金融國有企業掌控著影子銀行業。這樣，它們能夠進行政府和監管機構所禁止的活動，從而隱藏高風險貸款，並增加 利潤。在其他國家銀行大危機發生前，都見過到這種把戲。影子銀行的增長，如中國其他事物一樣，極為迅速。根據央行指出，這一行業的總資產（換句話說是貸 款）已經達到30萬億人民幣（4.8萬億美元），相當於GDP的58%。

很多情況下，國有銀行通過信讬公司作交易，信讬公司實際上只是銀 行的簾幕。同樣，這讓銀行逃避帳本上的貸款。國有企**業設立未經批準的銀行分支，從國有銀行獲得低息貸款，然後以更高的利率貸款給其他公司。因為它們不 是銀行，所以這種活動不受管製。國有企業以此補償利潤，因為工業龐大的產能過剩，令其在核心業務上虧損。

所以，份額龐大的貸款通過這種不受管製的影子銀行，將金融風險擴散到整個經濟體。銀行左手卸下高風險貸款，右手接收又更多。銀行是企業債務的最大買家，現在許多這些債務是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發放的。中央政府金融緊縮措施下，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無資格獲得新信貸。

另外，影子銀行業的利率當然比普通銀行更高，有時達到100%。所以，這就是利率自由化的後門。央行設立官方利率來約束銀行，然而銀行卻通過「表外融資」繞過管製獲得更高的利率。

你說地方政府積累了大量債務，這是如何形成的？

回 望2008年，由於害怕全球資本主義危機的沖擊，中央政府推出龐大的刺激方案，給銀行放貸大開綠燈。法律上不允許借貸的地方政府，可以通過設立自己的融資 平臺（中國有數千個），實現信貸擴張，建設基建設施。銀行監管缺乏甚至不存在；許多地方政府已經陷入財政混亂、大量投資被浪費，被盜竊，或者進入如「鬼 城」、「鬼店」等等的房產投機。當然，對地方政府的民主問責並不存在，甚至連在資本主義西方的非常粗略的公共監察也沒有。

政府審計人員計 算2010年地方政府債務總和為10.7萬億人民幣，相當於當年GDP的25%。北京銀行監管機構聲稱問題已經「受到控製」，沒有深化。但是，這是因為大 量債務沒有被審查到，即進入影子銀行體系，而不可能被有效統計。我最近看到的，社科院劉煜輝的數據是，地方政府債務的真實水平是13萬億到14萬億人民 幣。我見過更高的估計。地方政府債務每年的利息還款是7000億元到8000億人民幣。

2009-2010年刺激方案中的貸款去年已到 期，但是許多基礎建設項目不是還未完成，就是還沒有足夠的收益來償還貸款。土地銷售所得，在刺激方案高峰期曾提供40%的地方政府收入，同樣急劇下降。去 年，由於房地產市場供大於求，土地銷售下滑14%。一些地方政府現已極度負債。例如河北省，債務對財政收入的比例達到181%。而吉林是171%.

銀 行將大多數地方政府債務再翻新，其中40%本應於去年到期。舊債通過發新債得以償還，但是不會來自銀行自己的資產負債表。信讬公司幫助地方政府機構將舊債 以財富管理產品打包成「投資」。其中許多「投資」是短期的，因此這大抵是換取時間的做法。這就是肖剛說的「龐氏騙局」的意思——用新加入者的錢來支付舊投 資者的把戲。它必須持續膨脹，吸引新投資者，否則不避早晚崩潰。

中央政府就此發出警告，並努力進行控製局面。因為一些地方政府的金融平臺將醫院、學校和其他公共資產打包成這些金融「產品」，以更加吸引投資者。因為投資者會問「我究竟投資的是什麽東西呢？」——他們希望看到資產的實物。這是一種偷梁換柱式的私有化。

有 幾個因素可以觸發金融危機。在十二月，陜西省華夏銀行（德國銀行入股的一家中型銀行）在其售賣的一項財富管理產品違約，令存款人損失2,200萬美元，因 而遭到街頭抗議。一些金融業鉅頭，如中國國際資本公司，說政府應該坐視不理，以顯示政府不會介入拯救財富管理產品，因為這些主要是私人業務，不由銀行擔 保。但是政府仍然在幕後介入了，為的是防止華夏事件觸發整個財富管理產品業的逃亡潮。因為正如我們所提到，此行業現在約占銀行存款的16%。

不僅僅是財富管理產品可以觸發更大範圍的銀行業危機，即使只是新財富產品的銷售不振，投資者變得憂慮，都可以令需要翻新舊債的地方政府和房產公司造成「流動性緊縮」。政府處於兩難選擇。影子銀行和正規銀行不再互相獨立，他們互相滲透，而不能受到真正的控製。

中國經濟成功避免硬著陸了嗎？

這 是政府和全球「市場」的主要部門——即銀行和投機家——所告訴我們的。我認為我們必須區分短期和長期因素。去年，為了防止嚴重的經濟危機或者硬著陸，威脅 極為復雜的權力交接，中國政府重新回到以信貸驅動增長的政策，特別是在基礎建設和房地產行業。這的確給經濟註入了一些新的「血液」，使得GDP增長在連續 七個季度下跌之後，在第四季度上升到7.9%。但去年仍是1999年以來增長最慢的一年。

此外，就官方GDP數據是否可信，存在大量的爭 論。有一個「幽靈省」的故事——因為所有地方政府GDP數據總和比中央政府的數據大了整整一個「廣東省」。去年電力消耗僅僅增長了5.5%，這可能是更準 確的經濟表現指數。使用類似的方法，渣打銀行的王誌浩（Stephen Green）最近發表了一份報告，挑戰近兩年官方GDP數據。王誌浩估計，2011和2012年的GDP增長率比官方的少兩個百分點。

但 是去年夏天推出的迷你刺激方案顯然只會在短期內有效。其主要涉及之前已經達成的如高鐵新路線、地鐵和社會住房計劃等基建項目，成本約為9,400億人民幣 （1,500億美元）。但是正如2009-2010年更大的刺激方案，這些新的支出，由於其使用方式，會加劇經濟的長期問題。

2011年 投資占GDP的比重達到50%，去年亦繼續增長，比起危機前已經很高的41%的水平更高，是前所未見的高水平。正如前總理溫家寶曾經說這是「不可持續 的」。盡管這樣，中共面臨危機，與世界其他政府所作的一樣，還是決定割肉補瘡。然而，每一次它這樣做，都不免限製未來更大的刺激措施，因為債務和產能過剩 達到極端的水平。

什麽是產能過剩？

據估計，平均三分之一的中國工業處於閑置狀態，而 有些行業則接近一半。2012年產能利用率甚至比發生危機的2008年更低。受到最大打擊的工業有鋼鐵、電信、造船、鋁業和施工機械，這些行業在過去十年 獲得難以置信的擴張。電信業正準備大規模投資4G技術，然而僅僅三分之一的3G網絡被使用。

在中國，省市地區之間存在競爭，而脫離任何國 家計劃，這加劇了產能過剩和過度投資的問題。省經常違抗北京阻止修建新煉鋁廠或煉鋼廠的命令。當要求工業整合的時候，最小的工廠最先被砍掉，因此在「大者 生存」為準則下，地方政府鼓勵大型項目而無視實際需求。這解釋為什麽連續九個月工業品價格通縮 – 出廠價下跌。產能遠遠高出需求，使得企業被迫降價清貨。而同時，矛盾的是，消費物價再次通脹，特別是食品和燃料價格。

但是基礎建設出不應是正面的嗎？我們社會主義者不該支持嗎？

如果在一個生產資料被工人階級民主擁有和控製的社會，通過一個平衡和協調的經濟計劃，就會投資有利社會和環境可持續的基礎建設：低碳交通系統、新學校、醫院和可負擔的公共住房等等。這當然是正面的。但是這並不是現在中國的情況。

相當部分的基建支出進入金融投機，主要是在房地產業，同時也流入原材料投機。根據法國興業銀行指出，超過80萬噸銅囤積在保稅倉庫，因為銅和其他原材料被用來作為銀行貸款的抵押品。

房 產業過度投資和建設相當明顯。房地產投資占到去年GDP的13.8%，而美國在2006年房產泡沫高峰期時也只有6%。中國去年，修建中房屋是房屋銷售水 平的4.2倍。這當然不是因為對住房沒有需求，而是因為普通人無法承擔當今極高的房價。北京今年一月份，平均住房價格達到25,075人民幣/每平方米。 而2012年中國年均收入僅為24,564人民幣。房價是被投機者推高的，即銀行、地方政府和各類私人投機者，他們都從房價增長中獲益。這情況將持續，直 至泡沫的必然破裂。

每周我們都會讀到涉及地方官員，甚至公安局長的醜聞，利用假戶口購買數十套房產用來投機。最近的案例是廣東省官員趙海 濱被發現擁有192套房產。被揭發的官員被免職，但是這不過是冰山一角。房產的狀態是一個政治定時炸彈，這就是為什麽政府試圖在2010年打壓房價。但 是，去年夏天政策有所變化，為了避免硬著陸，政府再次傾註信貸，向房產泡沫註入更多空氣。

新領導團隊掌權。他們打算如何處理這些經濟問題？

我 認為他們被綁住手腳。有很多言論指要通過消費增長令經濟得以平衡。同樣也有很多人討論自由化，即親資本主義經濟改革（不是他們不願進行的政治改革）。新的 領導人，特別是習近平和李克強，支持去年世界銀行文件《2030年的中國：建設現代、和諧、有創造力的高收入社會》中的措施。該文件李克強的部門有份撰 寫，其中要求徹底的私有化和市場化。我們需要記住，世銀和其姐妹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全球金融危機都負有嚴重的罪行。

他們感受到巨大壓 力，因為如果事情這樣繼續下去，銀行業危機將會爆發，他們會被迫設計新的大型救市方案。1990年代末朱镕基政府就曾遇過這問題，當時實施了前所未有的大 型挽救銀行方案，其代價至今尚未償還。十五年後的今天，他們又從頭開始，但今次救市的代價將會更大。銀行是可以得救的，但付出代價的方法不是削減政府開始 和設立新稅項(即緊縮政策)，就是印鈔票、將債券湧進市場，後者將造成通漲。為了避免這局面發生，他們相信金融自由化是出路，似乎他們根本不能全球危機汲 取半點教訓！
愈來愈多報導指新領導人想展開經濟改革，可能性有多大？

不管新領導人想走什麽路，中國政權結構內部機製和當前低工資經濟模式阻礙變革。這表示任何新的「改革」只會被拖延，不斷反反復復。獨裁政權在頂層出現分裂，未來會在這些問題上爆發新的派別內鬥。

他們計劃「自由化」金融業、利率等等，表面上是為了「優化」資產配置，減少投資浪費。這意味著正規化影子銀行業，讓主流銀行「自由」合法進行這些活動。

中 共政權希望人民幣國際化，實施了重大措施，通過與外國銀行（最近包括英國銀行）進行「貨幣互換」去增加人民幣離岸交易。政府希望打破對美元的依賴。由於依 賴美元，奧巴馬和美聯儲的政策，特別是量化寬松政策，迫使持有大量美元的中國補貼美國。這從幾個方面打擊中國經濟，包括令中國吸收了「美國製造」的通脹， 以及增加人民幣的上升壓力。央行被迫加大幹預防止匯率進一步上升，否則將打擊本已很緊張的出口行業。過去十年，中國政府在這些幹預上花費了超過2700億 美元。這就是正在展開的全球「貨幣戰爭」的戰線，各列強都試圖犧牲對方利益，讓自己逃避危機。

但是，讓人民幣成為主要國際通貨，意味著取 消外匯管製，在目前情況下極有可能觸發金融崩潰。因此，除了政權內的分裂，實施領導層的自由主義（實際上是新自由主義）的方案亦存在重大風險。但同時，當 前過度投資和債務上升的形勢，正如溫家寶所說是不可持續的。因此，他們無法作出行動，但是同時他們也沒有時間一動不動。

幸好，我們並非向 中共獨裁獻計的參謀，而是爭取社會主義的群眾革命鬥爭使其下臺。這是解決中國和世界經濟危機的唯一辦法：從製造全球災難的現存製度手中，奪取龐大的經濟資 源，通過民主的社會主義計劃，由工人階級建立其自己的政府，把這些資源用來結束失業、不平等和壓迫，而不是向少數人輸血。

烏坎抗議再次爆發，下一步該如何走？

在中國廣東陸豐的烏坎村抗爭曾經揚名國際。這個一萬五千人口的漁村在2011年9月 發起了歷時四個月的群眾抗爭，反抗中共基層官員與地產發展商勾結，偷取村民的土地賺取利潤。一年多過去，烏坎村今天又再次爆發大規模的維權活動。四月廿六 日，大批村民圍堵公路，抗議港商陳文清違反合約，其投資的農場在合約期滿後交回烏坎村委會，但土地上的建築物等設施全部被破壞。400 多名村民與約500 名 到場戒備的警察對峙，未有發生沖突。村民要求市政府、村委會介入。他們揚言，將持續抗爭。村民代表張建興說，村民現在對村委會極度不滿，答應村民在指定日 期收回土地的承諾沒有實現，「在很多事件上只按照政府的意思，就是維穩，沒有開村民大會諮詢」。村委會主任林祖鑾曾在警民對峙期間到場，但「去了一下，可 是沒人聽，他就離開了」

2011 年 烏坎村事件中的群眾組織及動員能力，以及建立由民選產生的委員會管理社區，使這次抗爭極具象征意義，成為中國抗爭的裏程碑。這場運動一度踢走中共地方政府 官員，並令當時的廣東省委書記汪洋作出妥協，將中共支部委員會和村委會的薜昌和陳順義解除職務，並舉行了新的村委選舉。

村委會陷入分歧保守與激進派的角力

可惜的是，現在這場抗爭好像達到了瓶頸位，不知下一步該如何前進，而且在去年成立的新村委會還一度傳出可能面臨解散的消息。2012年10月，村委會委員莊烈宏辭職，他向記者表示，提出的建議「受到太多阻撓」，得不到村委會主任林祖鑾的支持。1月29日，烏坎村委會負責土地資產、資源和治安等事務的村委會委員張建城也曾提出辭職。雖然張期後復職，但顯示出新村委領導對於目前的情況感到無力。



有 村民對於目前的情況感到沮喪。村民林先生表示，抗爭過去一年多仍拿不回土地，令他對村委會不再信任。村內有一種鼓噪的聲音，村民對新的村委會逐漸變得懷 疑，認為他們與當局關系過於密切，過於集中於維持穩定，而不是為各村民的權利而鬥爭，亦沒有達成當初的目標－拿回被竊取的土地。



村委會主任林祖鑾表示，被上屆村委會違法盜賣的有一萬兩千畝左右，其中已經辦理國土證的有七千畝，無法討回，剩下的五千畝土地，去年收回了三千多畝，還有一千多畝，今年可以全部收回。村民認為收回來的土地太少，以及收回土地的辦理手續進度緩慢，他們認為可以有第二次抗爭。



不 止村民與新的村委會之間出現了不信任，即使在新的村委會內部，也出現了分歧，年輕幹部與保守（以村委主任林祖鑾為首）派別之間的分歧日益嚴重，強調與中共 妥協的保守派，與尋求再次鬥爭的另一派發生了分裂。一名村幹部接受訪問時表示，一年召開一次村民大會是規定的，但新村委會已經成立一年，村民大會一直沒有 召開。「我認為有需要開，可是林祖鑾認為有人會藉機鬧事，不利於烏坎的穩定，一個人就決定不開了。這個太武斷了，也傷害了村民的信任。村委會內部對這事是 有看法的。盡管村委會裏的年輕人承認，林祖鑾更善於處理與政府的關系，但他過分講究大局的一些做法，還是令年輕人充滿沮喪。比如，他不希望年輕人把村裏的 事情拿到網絡上去說。」



在 被問到村民對仍未能拿回被非法征去的土地的不滿時，林祖鑾說道：「這一年是來具體解決問題的，就是雙方都得妥協。這一年我學會了妥協，可村民們的思維仍然 是鬥爭哲學，受害者思維。」反映他不認同抗爭能帶來改變，認為需要透過妥協才能逐步拿到目標。但直到目前為止，與中共上級政府妥協的道路並沒有得到任何實 質的成果。2011年的烏坎群眾抗爭反映，不是抗議沒有作用，而運動被提早解散才是致命錯誤，這是至關重要的教訓。



運動中不同的階級利益



烏 坎抗爭一年過去，這場運動在十二月的時候被凍結了。政府當時嘗試停止運動，以協議的名義要求反抗領導們承諾停止進一步行動，並允許進行新的村委選舉。為了 換取中共監督底下的村選舉，烏坎村民解散了他們自己的獨立村委員會和取消抗議，這是一個錯誤。民主的群眾大會決定鬥爭的每一步是非常重要的。即使局限的地 區選舉村委會沒有任何實質權力，群眾仍能透過參與選舉作為一種戰術，利用這個平臺去深化鬥爭，以及建立圍繞著運動的主要訴求。當時得到廣大支持的獨立委員 會為了這種選舉而決定解散，是一個重大錯誤。



新 的村委會雖然是由選舉產生，卻是一個受控於獨裁當局底下、沒有真正權力的平臺。在村委會中爭取代表性，是抗爭運動的正確策略，能揭露其局限性，更重要的是 建立群眾性的組織，這是實現真正改變的關鍵。現時村委會委員任期三年一屆，無法被選民召回。我們曾經警告，不能相信任何中共政府的協定，應該透過建立由下 而上的組織，去監督新的村委會，並以定期的大會保持運動的民主及公開性。



如 眾多其他的群眾抗爭一樣，烏坎的抗爭沒有明確的綱領，集中於單一的訴求，這使抗爭在高潮過後難以繼續動員群眾和推進運動的發展。烏村抗爭的運動沒有一個統 一的立場，包括保守及激進的派別。因為這個不是工人階級的運動，運動中所代表著的是不同階級的利益。一部份村委領導本身是小商人，所代表的是小資產階級的 利益，希望有穩定及適合商業經營的環境，所以不希望挑戰中共政權。其中土地私有化是烏坎運動中廣泛存在的概念。盡管當前（每個村莊）土地的「集體所有」製 被中共官員濫用，但是，正式的土地私有化只會更加加劇農村地區的貧富懸殊。



社會主義者主張土地的公有製，由民選的草根委員會管理，委員會的綱領是在農民自願的基礎上，發展大規模集體化生產，國家為其提供低息貸款、農機和技術支持。這無法在當前親商的一黨專政下所實現。

烏坎對中國群眾抗爭的影響



在中國，非法征收農地的事件非常普遍。非法征地引發各地不同程度的反抗運動，由2010年起，每年包括示威抗議、罷工等的「群眾性事件」超過十八萬，其中65%便與為經濟發展而非法征收農地有關，每天有四百萬人因政府征地而失去土地。



烏坎村的抗爭令許多其他地區的群眾仿效。從2012年開始，成都鋼鐵工人的罷工、廣州的反征地抗議，聲言要「向烏坎學習」。海南反對修建燃煤電廠的抗爭持續數月，迫使當局數次改變電廠修建的地址。什邡和啟東也有數萬人參加反對環境汙染的示威，90後的中學生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這聯系到青年在群眾抗爭中所發揮的角色占越來越重要的位置。90後成為群眾抗爭的新力量，加快了群眾運動的激進化。而且由於互聯網及手機的普及，使當局更難控製消息的傳播，讓抗議和罷工的消息能夠迅速傳播。



可是，近一年眾多群眾運動的缺點，是各個地方的群眾抗爭之間沒有直接的聯系。如在寧波發生反PX抗爭的同時，海南鶯歌海鎮也發生了反對修建燃煤電廠的抗爭。兩地的群眾鬥爭訴求都在於環境問題，但是卻沒有互相聯系和聲援，而處於孤立的狀態。

而 事實上，在烏坎運動發展之際，這些同時發生的大規模群眾抗爭（在廣東汕頭海門鎮，及汕頭地區的上岱美村），給廣東當局施加了巨大的壓力，當地甚至沒有足夠 的警察進行鎮壓。這些抗爭毫無疑問在很大程度上幫助了當時還被武警包圍的烏坎村民。這反映群眾抗爭不能孤立於一地，而需要互相聲援和團結抗爭。要充分實現 這目的，地區與地區之間的抗爭需要建立連系，以建立全國性的組織為目標，而不僅僅是基於一個地區和臨時組成的組織。在目前階段，只能透過建立工人和青年的 地下組織作為第一步的行動。



占領上浦



在距離烏坎約一百公裏，擁有三千人口的上浦，在今年2月22日，村民占領村廣場，抗議政府賣掉500畝田地，要求合法的民主選舉，民主地計劃把稻田轉成工業區的問題。



2 月24日，抗議群眾受到由當地官員雇傭的暴徒暴力驅逐，但遭到抗議村民的反抗，有大約30輛車被砸，至少八個村民受傷。在全國人大會議舉行（3月5日至17日）前，中共領導不想有任何社會不穩定的情況，不想利用暴力，於是警察先封鎖了村子。



3 月10日，據法新社報道，中國當局向廣東揭西縣上浦村派出警察清理路障，再次引發與村 民的暴力沖突。廣東揭西縣當局逮捕上浦村村委負責人和其他8人。村民表示，30至40人在最新沖突中受傷。英國《金融時報》引述一名村民說，地方政府比暴徒更加粗暴。三千名警察包圍上浦，並阻止附近6、7個村莊的居民進入上浦聲援，警方動用了催淚彈。

中共策略－「胡蘿蔔加大棒」



中 共當局面對群眾運動有著不同策略的應對，可以用「胡蘿蔔加大棒」來形容，表面上看似作出讓步，如在烏坎事件中承諾新的村委選舉，實際上是為了解散運動而欺 騙群眾的圈套，待抗爭運動冷卻，再針對個別「搞事分子」進行打壓。當局在新村委的選舉中打壓較激進的派別便是一個例子。中共在村委會的選舉過程中通過威 脅、經濟壓力和媒體控製，進行幕後操縱和打壓激進的抗爭領袖。如薛健婉（薛錦波的女兒）就由於遭到當局打壓而被迫放棄參與村委會選舉。在新的村委會選舉產 生之後，當局能夠很容易地使用胡蘿蔔加大棒的策略，利用威脅和財政手段，讓村委會屈服於當局，在這三年控製新的村委會。這也造成目前在新領袖之間產生的分 歧，演變成更復雜和兩極化的局面，一派認為需要新一輪的群眾抗爭，而另一派恐懼這會帶來像上浦那樣的鎮壓。當下之急是一個強調重建群眾運動架構的清晰綱 領，恢復抗爭。



2012 年海南省鶯歌海鎮爆發數萬人反對燃煤電廠的示威，曾迫使當局作出讓步，將電廠修建地點改到鄰近的其他鄉鎮，這使抗爭也擴展到新確定的修建地區，使當局數次變更電廠地點。然而10月份，村民卻得知燃煤電廠即將在鶯歌海鎮動工修建，於10月18日再次爆發示威，發生萬人警民沖突。之後數百人被逮捕，數十人被通緝，而燃煤電廠已悄然動工。在12月，對此問題在網絡及出書發表意見的劉福堂被控「非法經營罪」，被判刑三年，緩刑三年。這是中共在作出假讓步之後再實行打壓的例子之一。



省領導層作出妥協，因為他們害怕運動會蔓延，並啟發其他群眾挑戰地方中共當局。以烏坎為例子，作出「讓步」隨後發生的就是警察選擇性的鎮壓和騷擾，一方面打擊烏坎抗爭運動中最激進的階層，另一方面更高級別的政府不支付烏坎費用，阻撓新選舉領袖有任何可能去推行運動的主要訴求。



烏坎的教訓



烏 坎抗爭在如何組織群眾運動上給予很多重要的教訓。在任何談判中，不能對政府代表有任何信任，要贏得主要訴求，只能信任自己組織的力量和準備鬥爭。現時中國 內地的群眾抗爭大多數是自發性的，亦因為鎮壓的關系令抗爭的持續時間較短。但群眾運動的發展趨向有更大、更成熟的組織能力，也能夠持續更長的時間。要在這 些運動中取得勝利，需要群眾的大會和民主架構，特別是工人階級的組織。談判應該公開，而不能在運動背後有秘密交易。群眾應該聯系在其他地區同樣正在進行的 鬥爭。



不幸的是，部分烏坎運動的領導對於中共政權的角色抱有幻想。這間接導致 烏坎運動沒有實現村民的訴求（包括交還被竊取的土地、調查前村官的秘密交易、獨立調查薜錦波之死等）。



烏坎抗爭還沒有結束，它的命運不但和其他地區的抗爭相連，而且和全中國的工人運動聯系在一起。烏坎的群眾已在過去一年的鬥爭中了解到，中共只是利用妥協作為圈套，實際上並不能帶來改變或爭取權利。中國勞工論壇主張：

• 重新建立烏坎群眾抗爭！重建2011年群眾抗爭委員會，並獨立於官方，由村民民主控製！
• 地方政府公開帳簿，由將全數土地歸還村民，由村民自行組織的委員會，獨立調查薜錦波之死
• 公共民主控製及擁有土地、自然資源、城市發展政策和房屋修建。人民的需要高於利潤！
• 立即在中國實現立面民主權利，而且不只限於村層面。結束一黨專政！自由選舉產生革命立憲會議，打倒資本主義富豪，支持社會主義政策！

四川雅安地震受災人數230萬 二百人喪生 災民痛失家園

4月21日上午8時，四川省雅安市蘆山縣發生七級大地震，在沒有預先警報的情況下，雅安及附近的災區造成了災難性的破壞，至26日，共錄得4700次余震，一共造成196多人喪生，逾萬人受傷，21失蹤，受災人數達230萬。

四 川雅安市是中國其中一個最貧窮的地方，這場可怕的地震令大量房屋倒塌，災民失去家園，現時只能留在臨時帳篷，以即食面和樽裝水充饑。重災區之一的太平鎮醫 療物資及水源短缺，人口一萬人的小鎮有1,500名民眾出現腹瀉癥狀。蘆山縣房屋及道路受損狀況嚴重。另外，在雅安市附近的宜賓市，於25日早上又發生地 震，接連三次地震，最高一次4.8級，超過 4000間房屋損毀倒塌，47人受傷。

災民抗議當局救災不力

根據新京報報導，災區物資嚴重缺乏，但同時中國政府對外宣稱救災物資充足，拒絕外國和民間的救援隊、醫療隊和救災物資，但不拒絕捐款。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秦剛21日向外界表示救援物資充足，可是一度有民眾抗議得不到物資救助，有災民集體在路邊豎紙牌請願，呼籲當局救命。

23日上午8時，寶興縣靈關鎮2000受災民眾，舉著「我冷餓」的橫額抗議，將橫幅圍住寶興縣委書記韓冰，抗議當局扣押救災物資，不發放給災民。災民高喊口號，並讓傳媒拍照，希望引起外界關註。民眾也不滿有媒體報道該鎮「大魚大肉、非重災區」而憤怒。

22日昨天下午2時，龍門鄉隆興村小坎卡村組，有20多名村民在紙板寫上「缺糧、缺水、缺帳篷」的字樣，站在路中央舉起紙板抗議。另一邊廂，蘆山縣清仁鄉有民眾抗議副鄉長楊成毅救災工作不力，這導致楊成毅立即被免職。有村民表示，對中共當局和官媒已經完全失去了信任。

滎 經縣是四川雅安地震的災區之一，一些餐館在地震後趁機漲價。4月23日，一間「楊胖子」面店將原價每碗5元（人民幣・下同）的「撻撻面」加價4倍至20元 賣給救援人員。另一間食店亦將原價8角的包子，加價6倍至5元出售。這引發當地民眾強烈不滿，有人將消息發至網上微博，期後大批民眾湧至店鋪外聚集，要求 店主交代及道歉。當局派出大批武警，其後有吊臂車把招牌拆除。抗議迫使當局暫扣這些店鋪的營業執照。滎經縣政府表示，工商等相關部門已經對不法商家進行停 業調查。

要防止食物或其他短缺產品的價格暴漲及投機炒賣，便需要在所有災區建立災民的民主委員會對此進行監督，並且真正以不追求利潤的方 式接收和分配救援物資。救援物資不能被有效地分配，是由於整個救災工作沒有在民主的架構底下進行。地震後，不同災區需要的物資和人手程度會有所出入，而當 指揮的工作被當局的官僚架構控製的話，救援隊伍、軍隊和武警部隊、自發組織或誌願團體並不能有效及有系統地協調，按各災區需要的程度進行救援工作。此外， 當局真正的擔心其實是豆腐渣工程被再次揭發，於是竭力阻止自發義工或外國的救援隊進入災區。這也阻礙了救援工作。救災工作若不能在民主的架構下進行的話， 不但救援進度受阻，而且當局官僚更能從中私吞救災捐款。只有建基於災民、由民主選舉產生的救災委員會監督底下，才能確保救災工作的透明和有效性。

中共政治災難　人民極度不信任當局

雅 安地震發生地點距離08年汶川大地震約80公裏。這次地震無疑令人勾起零八年汶川地震災難的回憶，以及當時被揭發的豆腐渣工程。《泰晤士報》指出，雅安地 震發生僅幾個小時後，北京當局就表示沒有學校倒塌。雅安市防震減災局副局長陳勇於4月22日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現在我們的校舍是最安全，也是最堅固的 建築物。」四川省住建廳總規劃師邱建指出，汶川災後重建項目沒有一個全部塌下來。08年汶川地震讓很多豆腐渣建築倒塌導致嚴重傷亡，中共希望首先證實學校 沒倒塌從而避免指責。

但事實上，不少在零八年地震後興建的樓宇，聲稱可以抵禦八級地震，經歷今次雅安地震後，內部損毀嚴重，包括由澳門政 府援建的蘆江中學出現裂紋、墻壁剝落、露出空心磚。一名中學生指，回校收拾東西時，發現校舍搖搖欲墜，擔心有倒塌危險。同樣是澳門政府援建的蘆山縣人民醫 院五層高的住院大樓和舊門診樓在震後也都成了危樓。樓宇外層，密密麻麻的分布著多道裂縫，有的有手指般闊。更有勞碌一生的房奴，在地震後房屋倒塌，一生積 蓄就沒有了。

對於中共當局，最關心的不是人命的安全，而是想盡辦法防止被指責存在大量像零八年汶川地震發生時被揭發的豆腐渣工程。汶川地 震發生時，大量房屋及校舍倒塌，但當地的政府大樓及辦公室卻安然無恙，人民對其生命不受重視感到極之不滿，因此有了上一次的經驗，在這次災難發生時，人民 對當局表現了極度的不信任。雅安強震發生後，大批災民怕被樓房瓦礫砸到，紛紛湧至雅安市政府大樓門外搭帳篷過夜，稱「比較安心」。

時事評 論員梁京也表示：「比起2008年汶川地震發生時，中共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已大不如前。」有人稱，從汶川地震到雅安地震，都只是見學校、民房倒塌，從未聽 說過政府大樓或局方大樓倒塌，政府根本不尊重普通人民的生命∶「學生和老百姓的就不是生命嗎？」（太陽報，22-4-2013）

蘆山縣委書記被揭戴二十萬名表

地 震發生當日，中共派遣李克強到災情最嚴重的雙石鎮和龍門鄉，顯示政府對災情的關心，當時由蘆山縣委書記範繼躍陪同，卻被記者拍到照片，顯示範的手腕沒有戴 表，手腕卻有一個白白的手表印。隨後網民在新聞網頁翻出範戴表的圖片，發現他平時戴的表非常名貴，品牌是瑞士名表江詩丹頓（Constantin），價值 高達21萬多元。中共當局拙劣的親民演技又一次演變為政治危機。

民眾拒絕捐款　不相信政府及紅十字會

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後，有報導指中共當局對當地的捐款項目曾出現問題，去向不明，賑災物資也被嚴重克扣。在2008年地震發生後不久，從中國和世界各地收到數以百億計的捐款。清華大學的調查顯示，其中八、九成最終進入了政府財政，至今人民都不知道金錢的最終去向！

這 次四川雅安地震發生後，中國紅十字會在網上發布賑災信息，收到民眾14萬個「滾」的留言回復。香港政府向大陸撥款一億港幣，遭到7成港民強烈反對。在汶川 地震後的重建過程，更傳出了不少貪汙的醜聞，包括北川縣使用救災專款購買價格達百萬元的豪華越野汽車。受汶川大地震影響的貧困重災區甘肅宕昌縣，便發生縣 委書記王先民等官員貪汙達數千萬元的事件，令群眾不再相信捐款能真正幫助災民，只會讓貪官中飽私囊。

中國紅十字會醜聞眾多，其會長郭長江 戴價值百多萬名表、其子郭子豪名下擁價值千多萬的名車。自稱中國紅十字會商業總經理的郭美美在網上炫耀自己的財富也引起公憤。上海紅十字會就曾被揭發，下 屬官員與工作人員十多人，在上海一家豪華餐廳的一頓晚餐便耗費近萬元，人均消費700元以上。當新聞引起嘩然的時候，這些非政府的官員們稱為只是「普通的 工作餐」而已。中國紅十字會醜聞頻發導致信任危機，大量捐款轉而投向壹基金。在地震首日（4月20日）中國紅十字會籌到只有14萬元的捐款，而由李連傑成 立的壹基金同一時間已經籌得善款超過千萬元。

在中港兩地，輿論也集中在討論應否捐款，兩地都有網民宣傳「一分錢不捐」，呼籲香港市民拒絕 捐錢來幫助雅安地震的災民，擔心捐款落入貪官手中。多名內地采訪的香港記者表示不會捐款。前電視臺中國組記者呂秉權說：「真系唔會捐畀內地官方紅十字會， 入面嘅領導全部系退休民政部門官員」；有線電視中國組記者林建誠寫道，「雅安地震，不要指望我捐一毛錢；所有涉及大陸政府部門的，絕不會！」香港拒絕捐款 到雅安地震的消息，也得到內地民眾在網上支持。

香港政府4月22日宣布，特首梁振英將向立法會申請撥款1億港元賑災。但香港市民與立法會 議員對港府動用公帑捐款有所保留，甚至呼籲抵製捐款。5年前汶川大地震後，捐款被濫用，沒有受到監督。群眾對捐款反感的情緒，一方面由於中國政權的貪汙腐 敗早已昭然若揭，另一方面是對小圈子特首梁振英的不滿。這是由於整個政權沒有任何民主基礎，捐款去向從不透明，人民無法由下而上進行監督。

2008年，香港政府向汶川地震災區捐款90億港元（合12億美元），很多香港市民走上街頭募捐。可是，去年有消息指一所由香港捐款資助興建的學校被拆除而改建為豪宅，消息一傳出即引發了強烈不滿。

群 眾對貪汙政權的不信任而拒絕捐款，是可以理解的，正如下文所示，民眾更需要的是自我組織的救災委員會，民主監察救災工作，要求言論及新聞自由確保訊息流 通。然而「香港自治運動」的右翼民粹之流藉此煽動對內地人的仇恨，指「中國人很多錢不用香港人捐」，甚至幸災樂禍指愈多中國人死傷愈好。事實上，中共貪官 仍然可以通過重建投機和炒賣救災物資發災難財，純粹消極地「不捐錢」並不能對抗貪汙的中共政權。

民間自發組織被打壓　維權人士被禁止進入災區

汶 川地震中有近9萬人遇難或失蹤。當局至今仍沒有公開一份完整的遇難者名單。受到群眾一直的壓力，四川省地方政府在地震一年後被迫公布了地震中遇難公民的部 分數據，公布的學生遇難人數卻與民間調查統計的遇難人數差距很大，除真實性令人懷疑外，報告又刻意回避了地震中倒塌學校的建築質量問題。

一 些誌願者在震後自發地通過網絡搜索及新聞報道，整理地震中遇難的學生名單。著名藝術家艾未未曾在地震後發起調查行動，找到了5196個遇難學生名字，並製 作《念念不忘》音頻公開名字，期後遭到一連串的政治打壓。曾在汶川地震中大力救援災民的六四天網負責人黃琪等人，在欲進入雅安援助時，被國安攔截，強行遣 返。

汶川地震後，異見人士黃琦幫助四川大地震死難者家長調查，於2009年以「非法持有國家機密文件罪」判有期徒刑3年；南京師範大學副 教授郭泉撰文批評四川災區學校「豆腐渣工程」，亦被控「顛復國家政權罪」被判有期徒刑10年；四川作家譚作人亦在汶川地震後致力於調查災區學校豆腐渣工 程，並搜集川震遇難學生名單。之後譚被控以「煽動顛復國家政權罪」，並於2010年被判有期徒刑5年，剝奪政治權利3年。

中共當局禁絕一 切民間自發的和有組織的活動與結社，即使這些社團與政治無關。在中國，所有社會組織都要納入到政府的範圍內。所有中國的非政府組織（NGO）必須有最少 10萬元人民幣的註冊金，並且註冊在一個官方政府機構下面，諸如民政局、紅十字會、婦女聯合會（婦聯）和共青團組織等，從而杜絕所有民眾自發性的組織。

需要民主架構進行救災工作　反對資本主義

我 們支持四川人民組織自己的救災重建委員會，負責救災和重建工作。所有委員應該由受災地區群眾民主選舉產生，絕對不相信中共政府。此外，我們要求言論及新聞 自由，除了確保救災的訊息得以流通，更防止官員封鎖消息或發假消息以逃避責任。中共的獨裁政權沒有任何民主基礎，要確保零八年的局面不再出現，必須實現真 正的民主權利和結束一黨專政，如組織及結社的自由，以工人階級和底層勞動大眾在工人民主的基礎上，實現自下而上的全民對於經濟、社會和政治的控製與運作。

中 央政府在08年推出的經濟刺激方案，使地方政府進行大量的基建項目及房地產投機，寧可花錢在無意義的投資，也不願改善人民的生活（例如浪費大量資金興建高 爾夫球場及七星級酒店）。事實上，豆腐渣工程和貪腐問題的背後，是以利潤為本的資本主義政策。地產建築商為了賺取最大利潤，不惜犧牲人民的生命及安全，在 興建房屋時偷工減料造成豆腐渣工程。這是資本主義製度下必然導致的悲劇。

只有通過在所有災區建立民眾民主委員會，才能阻止貪腐官員將捐款中飽私囊，並且真正以不追求利潤的方式，接受和分配救援物資，而且同時需要建立類似的民主控製機製以防止食品價格暴漲和投機的情況發生。這需要一個社會主義的綱領才能實現。

我們離流感大爆發還有多遠？

2013年下旬，一種新型的禽流感病毒在中國上海被發現。迄今已感染123人，其中 23 位死亡。該病毒被稱為甲型流感病毒H7N9亞型。據專家稱，這一新病毒來源於感染不同物種的病毒之間的基因交換。

此 前研究顯示，H7N9病毒會在禽類中傳播，但不會使禽類出現癥狀，因此追蹤 H7N9在禽類中的傳播要更加困難。國家衛計委有關專家表示，不排除H7N9 病毒存在有限「人傳人」的能力。而中國疾病預防控製中心流行病學科學家曾光在4 月16日受訪時提到，現在有近四成患者沒有明確的禽類接觸史，這些人到底是怎麽感染的仍然不清楚。雖然病毒尚未發生大規模的「人傳人」，但由於死亡率極 高，如果突破「人傳人」的限製，後果不堪設想。

1918 年流感大流行曾經造成全世界約 10 億人感染，2千5百萬到 4 千萬人死亡 ( 當時世界人口約 17 億人 ) ；其全球平均致死率約為 2.5%-5% 。

而 四年前（2009 年）亦爆發 H1N1 甲型流感（起初被稱為豬流感）全球大流行，僅確診病例就達到1,632,258人，然而幸運的是病毒毒性很低，只有0.012% 的死亡率，即使這樣也導致接近2萬人死亡。而據研究估計全球人口的感染率在11%到 21%之間。

而這一次禽流感目前死亡率接近20%。如果病毒進一步變異，能夠人際傳播，爆發新的流感大流行，將有潛力導致全球數百萬人死亡。即使這次能夠病毒沒有發生變異。新的流感大爆發也只是時間問題。

現在農場工業中，所謂的現代養雞場將成千上萬之雞集中到一起。即使根據美國的標準，雞只需要提供16英寸的空間生存。即使在中國大量的家禽、牲畜早已不是一家一戶的農民自己養殖，而很多是集中養殖。極端的家禽飼養環境是促使禽流感病毒發生變異的重要因素。

家禽長期生活在自己的排泄物之上，打激素增長增長速度，以及濫用抗生素。此外，它們長期擠滿在一起，使得任何疾病都容易傳播整個養雞場，並有助於創造更耐藥的病毒和細菌。

而一但疫情爆發，大量家禽死亡或者被撲殺。大量農戶面臨破產威脅。在人感染 H7N9 禽流感病例最多的上海，截至4月7日晚，已經撲殺11萬多只家禽。新近出現病例的北京、河南等省市，也大量撲殺家禽，停止市場內現場屠宰以及活禽交易。

據農業部日前估算，H7N9禽流感致使全國家禽業每天直接損失不少於10億元。據中國畜牧業協會禽業分會初步估算，截至4月15日，肉雞雞苗直接損失超過37億元，活雞及雞肉產品銷售損失超過130億元，波及企業和農戶4,400余萬戶。

面對流感疫情，中共當局首先考慮的是穩定。據人民網報導，對於流感疫情，李克強說：「要瞄準一條：堅決降低死亡率。這不僅是拯救群眾生命，也是安定民心。」所謂「安定民心」其實就是維持社會穩定的委婉說法。

據中國媒體報導，全國很多地方逮捕了至少數十人由於利用網絡散布H7N9禽流感病毒謠言而被逮捕。然而逮捕造謠者的報告讓很多人擔心實際疫情被隱瞞。十年前SARS就是由於最初被瞞報，導致疫情擴散的。中國當局這次為了穩定，同樣有可能隱瞞真實的疫情。

如果發生流感大流行，貧窮國家將受到對沈重的打擊。例如在 2009 年流感大流行中，發展中國家的死亡率普遍高於發達國家，在墨西哥死亡率達 2%。即使流感疫苗及時生產出來，由於大製藥公司的壟斷，貧窮國家民眾無法獲得必要的疫苗和抗病毒藥物。

《社會主義者》雜誌和工國委的中國支持者對對抗禽流感的看法：

1. 免費醫療，將醫療系統至於醫護人員和社區居民的民主控製和管理之下。取代現有的以追逐利潤、輕視生命的市場化醫療系統。

2. 取消醫療和製藥業的專利限製，大規模研發和生產有效的抗流感藥物，並免費分發。工會和病人組織民主控製下的全球醫療發展計劃。

3. 補償中小農戶的損失，對農業大公司和大農場實現民主公營化。為小農戶提供低息貸款，鼓勵以合作社的形式集體生產，用有利於環境和人類健康的農業取代現在以利潤為導向的農業生產方式。

4. 需要立即實現全面的民主權利，才能保障信息真正公開。建立由前患者和活動分子組成的民主委員會監督疫情，確保病人權利。結束一黨專政！

南海本田再次罷工

2013年3月18日晚上， 曾經在2010年發生罷工的南海本田工人再次罷工。今年這次罷工的原因是工人對公司提出的工資漲幅不滿。公司提出的調薪方案，一到五級員工工資漲幅分別為 10.2%（220元）、12.3%（330元）、19.8%（760元）、19.8%（1030元）、18%（1550元）。

在南海本田目前的 2,000 多名工人中，一線工人 ( 一級員工和二級員工 ) 占比 80% 以上，資方的方案無疑讓大多數工人不滿。工人認為此方案只對級別高的員工有利，但對於低級員工就十分不公平。於是，組裝科的員工就開始停止工作，結果全廠都開始停產了，

在停工的壓力下，第二天工會與資方的談判重啟，有30多名工人代表在場旁聽。最後結果是一級員工漲幅提升至14.4%（310 元），二級員工亦提升至16%（430元），再每級加50元房屋補貼，其他級別不變。漲薪後，一級工人的到手工資有2,600元。

2010 年著名的本田罷工被視為「中國新工人運動的轉折點」，工人提出重組工會的口號。工人罷工堅持了長達半個月直到6 月4日前夕，期間面臨鎮壓的威脅，甚至是來自官方工會的被稱為「小黃帽」的暴徒。作後資方作出讓步，本田正式工的實質加薪每月500元，增幅約 33.1% 。

本田工會之後被重組，之後每年工會都和資方協商工資漲幅。這被一些勞工維權人士視為推行集體協商的機會。

然而這並不是官方工會良心發現，而是由於統治階級面臨越來越多的罷工，害怕工人鬥爭進一步激進化，不得不試圖通過一些改良措施來壓製工人鬥爭。

資 產階級媒體《金融時報》對富士康宣稱建立「真正工會」的計劃毫無遮掩地表示：「富士康的提議與其說揭示了中國勞工權利的發展，不如說反映了中共領導人在面 對城市化、勞動力短缺和經濟放緩等社會壓力時的務實態度。當局意識到，要使工人們不走上街頭，就要讓他們對工廠事務擁有更有效力的話語權。沒有黨的批準， 富士康不可能考慮自由選舉的想法——中國沒有自由選舉，即便在工作場所也是如此。事實上，仍會有一些重要的約束因素來限製工會代表的自由。選舉產生出的富 士康工會領導人仍需得到官方組織『中華全國總工會』的批準方可任職。」

而據全球化監察報導，在南海本田工廠，工會選舉受到多重操控，前線 工人的提名權被剝削。本田工會除了最下層的工會分會小組長不指定候選人外，其余兩級都是上一級工會指定候選人才讓工人投票。這樣由上一級控製下一級，實際 上就是為了防止（代表政府和資方利益的）官方工會不喜歡的人進入工會委員會。

對於工會在這次工資協商的態度，受訪的南海本田工人認為工會的態度是管理者，它根本和公司站在同一陣線的。當有工人罷工，工會向基層工會小組長下的命令是「維持穩定」，而不是向公司反映工人的要求。

這樣工會當然不會對工資漲幅提出工人希望的要求。正如下表顯示，南海本田工資協商達成的增加幅度一年比一年低。這無疑讓工人極度不滿，而要繞過官方工會自己起來罷工。

2010年6月罷工後，本田正式工的實質加薪每月500元，增幅約33.1%
2011年3月，工會協商工資提升611元，增加約30.4%
2012年4月，工會協商工資提升430元，增加16.4%
2013年3月18日，工會協商工資提升220元，增加10.6%
2013年3月18日罷工後，工人的漲薪方案，I級工人提升360元(包括50元住房津貼)，增加14.4%。
另一方面，正如中國勞工論壇之前所說（富士康工會選舉背後隱藏了甚麽？），當前中國和世界資本主義處於嚴重危機之中。資產階級並不希望也不能提供任何實質性的改良，相反希望加大對工人、窮人和婦女的生活水平和權利的打壓。中共當局將感受到很難通過工會改良來限製工人的鬥爭。

比如同樣位於佛山市的一家富士康工廠，數千工人因為不滿公司搬遷「分流資遣」方案不透明，於2013年3月28日下午發起罷工。由於經濟危機，該工廠訂單持續減少，規模逐年萎縮，而將逐步搬遷至煙臺，首批搬遷約 5000 工人將被分流遣散。

而 據媒體報導，4月10日，天津摩托羅拉天津廠7,000工人大罷工。去年年底摩托羅拉天津工廠出售給偉創力後，工廠就賠償問題一直未能和工人達成協議，部 分工人4月10日下午開始堵塞工廠大門，迫使子房要求合理賠償方案，迫使第二天資方與工人代表會面談判，但未有達成任何方案。

中國工人逐漸意識到官方工會的真面貌，下一步工人需要組織起來（即使在目前只能是地下的），建立真正屬於工人自己的工會。

六四：對今天民主鬥爭的重要教訓

香港：六四燭光晚會將會有十多萬人參加。在八九年後出生的新一代來說，每次的悼念晚會成為抗議行動，反對不改革、不悔改的中共獨裁，為了政權續命而殘酷屠 城。迄今，中共政權不僅沒有容許寸進的民主改革，反而加大鎮壓力度，將維穩機器。過去三年維穩費增加2,000億人民幣，超越軍費開支。

新中國領導層承諾「經濟改革」去討好銀行家、資本家和右翼國際機構（如世界銀行），但斷然拒絕民主化，並將之定性為「西方製度」。

香 港燭光晚會的搞手再次高叫「平反八九民運」的口號。但口號的意思是什麽呢？顯然，要求獨裁政權道歉並招認屠殺，如同叫魔鬼不再吸血，是徒勞無功的。要真正 的「平反」，唯有重建運動！即為未來中港的新群眾鬥爭，在組織和政治上作出準備，並汲取八九年的教訓 – 中共如何鎮壓運動。

「占領中環」有從歷史學習嗎？

「占 領中環」的討論展開，運動旨在未來香港的普選議題上，向中共獨裁施壓，吸引不少有誌引領鬥爭向前的人的興趣。因此，今年分析六四運動特別切題。可是，「占 中」的主要發言人顯然沒有從1989年的鬥爭汲取教訓，甚至也無視最近的「占領華爾街」以至阿拉伯世界反獨裁的革命群眾運動。他們強調要限製未來的運動， 拒絕「激進」手法，以免激起北京強硬的反彈。這聽起來更像是廢棄八九鬥爭而不是任何的平反！

例如，戴耀庭向《南華早報》指（2013年 5月21日），占領中環是「有限製和有條件的公民抗命」。限製鬥爭規模，可見完全低估我們面臨的挑戰：要打擊中共獨裁。連能量巨大的八九運動都未能贏得中 共的退讓，戴耀庭「有限度」的占中如何能達至這目標？泛民主派領袖跳上「占中」的政治救生艇，目的有兩個：一、要在未來運動挽回自己日漸消失的影響力。 二、要抵製不可避免會推動真民主改革更激進的群眾抗爭。

六四燭光晚會的主辦單位首次揚棄「結束一黨專政」的口號，並以「愛國愛民，香港 精神」的口號取而代之，反映泛民領袖趨向以逢迎中共獨裁，誤以為可以在普選上取得有意義的退讓。事與願違的是，泛民開始軟化自己的立場，反而令北京更容易 以小修小補蒙混過關。（更深入分析個中原因，請閱讀《社會主義者》雜誌21期的社論《激辯「占領中環」》）

戴耀庭坦然主張「中產階級運 動」，並要限製年青人的參與，徹底違背1989年的經驗。同樣，這些想法反映「溫和泛民」恐懼未來鬥爭會演化成激進的運動。香港近年反政府示威者都是手無 寸鐵，因此占中發言人就「非暴力」的說法，是非常誤導和不平衡的。2003年反廿三條的鬥爭，會因為「有限製」而勝利嗎？1萬人的集會會比50萬人更有力 嗎？我們應該緊記，2003年時溫和泛民自封運動領袖，想與政府妥協，避免攤牌，在2010年時又投票支持中共認可的政改方案。

八九年 的學生領袖沒有清楚呼籲挑戰和替代獨裁政府形式的另一選擇的綱領。學生反專製、反官倒的訴求得到群眾響應，鼓動了人民起來行動。這些訴求的確燃起了鬥爭， 但要令運動持續並帶向勝利，是需要更多的。須要一個清晰的綱領，包括立法選舉產生革命立憲會議，全國各市組織群眾委員會、由工人和貧農政府結束一黨專政、 保證全面民主權利，同時實現緊急措施去提升工資、退休金和群眾普遍生活水平。這包括團結底層士兵，呼籲他們加入鬥爭，拒絕接受北京屠城的命令。

違反法律？

雖 然北京的學生領袖有著政治上的弱點，但也準備違反中共鄧小平不民主的法律。人民日報惡名昭著的四二六社論（據聞是鄧小平親筆撰寫）命令示威者結束占領天安 門，並回校上課。政府禁製學校與學校之間的溝通，並禁製學生與工人連系一起，並全面禁製學生和工人的獨立組織。八九的示威者拒絕服從鄧小平的命令，他們知 道如果受製於中共的「法律」限製，運動必敗無疑。

同樣，在中國的法律下，天安門廣場學生當時要求反專製、爭民主，是「煽動叛亂」的政治訴求。這與香港「溫和」泛民政黨近年揚棄「結束一黨專政」的訴求，形成對比。這種自我閹割的邏輯在今天已經體現，在鬥爭開始之前，泛民已經降低對2017普選訴求的叫價。

在普選提名委員會上的議題最為清楚，沒有一個真正的民主派會接受的。任何提名委員會，不管是如何構成，都是設計用來削弱群眾的影響力，造成「妥協」的結果而有利統治菁英。因為比起控製群眾自由的投票，政府和統治階級更容易控製封閉的提名委員會，即使是「選舉」產生的。

占 中發言人將「守法」奉為至高無上，與八九天安門學生形成強烈對比。再者，他們刻意將「守法」與「非暴力」扣在一起。八九年的與其他群眾鬥爭可見，兩者並非 完全一致的。六四屠城以及隨後中共的白色恐怖是法律認可的。相反，人民日報發表《四二六社論》，命令解散天安門集會後，數以十萬計的示威者回到天安門，這 是公開違法的行為。同樣，警察在過去兩年動用胡椒噴霧上升兩倍，是合符法律的，卻與「非暴力」相違。

八九屠城並不是因為群眾「違法」，而是因為運動有潛力推倒中共獨裁。任何嚴肅有力、自下而上的群眾運動，皆會面對獨裁政權的鎮壓。這不是指鬥爭是無希望的，或者應該限製它，而是需要策略和領導，將鬥爭升級並確保勝利。

法 律製度是建基於捍衛統治菁英的利益和特權的，無論是資本家還是「共產」官僚。即使在西方所謂「民主製度下」，司法獨裁不過是一個迷思 – 統治階級的政治決定和壓力在各層面都反映出來。香港連西方水平的「民主」也不是，而我們近月見到的審判 – 禁製碼頭罷工、推翻外傭居港權、打擊激進示威者 – 反映統治階級加強鎮壓，以抵製工人階級和挑戰現存製度的人。

工人階級是勝利的關鍵

占中的領袖們決定在未來的民主抗爭中扮演中產階級的角色，這不但沒有跟隨 1989年的強大傳統，更重復當年一些最嚴重的錯誤。89時的學生領袖認為不應該鼓勵工人參與運動，甚至認為不應讓工人進入廣場。不過這主要是在抗爭的早 期階段的錯誤。期後因為基於群眾運動的經驗，以及學生中最醒覺的一群了解到與工人階級團結抗爭的重要性，於是改變了立場。占中的領袖們實在沒有任何藉口忽 視當年六四的教訓。

如Maurice Meisner描述，「學生有一些〔知識分子對於工人階級的〕階級偏見，很多反對工人參與民主運動的學生認為工人沒有紀律和容易引起暴力。有人提出，工人的參與會讓政府有藉口使用武力．．．」（《毛澤東時代和之後的中國》，1999）

在 早期的天安門示威中，學生糾察隊被指示要圍成人鏈，阻止工人加入。這個錯誤的立場被隨後的事件所顛復。特別是在五月份，在數百名學生開始發起了絕食後，成 千上萬的工人從工廠、辦公室、包括政府部門、甚至警察也參與了示威。正如《社會主義者》雜誌解釋，因為工人階級掌握著決定性的經濟力量，所以其參與對任何 要求社會變革的群眾運動都是關鍵的。這發生在1989年，同時也在今天的埃及、突尼斯和其他經歷革命性動蕩的國家中發生。

無論是不是自 覺的，那些嘗試限製或分化運動的領袖或政治組織，實際上也是在為獨裁政權服務。學者陳雲也是一樣，提出香港的民主抗爭與內地的群眾運動毫無關系，其擁護的 香港沙文主義，裝扮成激進的自治概念，並主張香港民鬥爭與內地無關。陳雲收割了群眾對泛民妥協的不滿，但他自己的邏輯是一樣的 – 中共在內地的罪行與「我們」無關，陳雲甚至號召杯葛六四晚會，指這議題與香港無關，可謂誤人子弟。任何真正反專政的鬥爭都是跨越邊境的，正如我們見到埃 及、突尼斯和阿拉伯各國。再者，中港兩地我們面對共同的壓迫者中共獨裁，試圖以地域、某種地方語言或者族眾來限製或分裂群眾鬥爭，都是註定失敗的。

號召總罷工

1989 年五月中，工人階級在群眾鬥爭的影響力激增。中共政權意識到，工人正在激增化，會令政權在工廠失去支持根基。一件事件總，中央美術學院的學生豎起「民主女 神像」（具有爭議性的，有被視為親美表現），中共官員想派北京最大工廠的煉綱工人去拆除民主女神像。在晚上時分集會人士數目下降時，這在物理上是有可能 的。但最後中共高官和公安間諜放棄這樣做，恐懼「這樣會激起反彈，令更多工人支持運動。」（Quelling the People, Timothy Brook, 1992）

工人當時尋求帶領鬥爭前進的方法，明白到純粹抗議去「引起政府關註」是不夠的。運動已經超越這個水平。中共政 權支離破碎，正在掙紮求存，而鄧小平已經準備血腥鎮壓。不幸的是，因為沒有有意識的工人革命組織，可以集中和加速認清政治任務，讓工人階級奪取運動的領導 權。只有這樣才可以獲得勝利。

工人階級最戰鬥的部分，開始提出總罷工的訴求，以支持學生的民主綱領。悲劇的是，學生領袖反對，認為罷工 過於激進。這是與今天中港兩地狀況最切題的教訓。但我們社會主義者提出罷課行動，例如在2012年反洗腦鬥爭要求全港大罷課，我們認為這方法（尤其如果由 工人領導）可以達到反專製政權所需的鬥爭水平。這與提倡暴力，或與民粹政客（例如陳雲）所提出的勇武社運沒有任何關系。

當然親政府陣營 和資本權貴，無論如何都會這樣攻擊我們。2003年他們用這樣的理由攻擊七一遊行，今天他們用同樣的理由攻擊占領中環，指社會會墮入無政府狀態，經濟被破 壞。資本家和中共政權一樣抵製民主變革。對香港的資本權貴來說，鄧小平是一名英雄，而六四屠城只是「枝節」。 這就是為什麽必須通過社會主義的政策打破資本家對香港經濟的不民主的控製。

在四月至五月的碼頭罷工期間，李嘉誠的法律代表誣告工人「不 守秩序」，又指工人示威牽涉安全問題，以贏得禁製令打擊罷工。統治階級動用殘酷的手段，但媒體和宣傳機器卻將爭取民主、捍衛工人權益的人為「搞事」和「暴 力」。有組織和民主運行的群眾行動可以削弱這些輿論攻擊，並同時贏得群眾對激進手段的支持 – 罷課、總罷工、堵路、組織民主群眾委員會。運動要贏得勝利，這些都是需要的。

1989年的鬥爭在去到這個水平前，已經被鎮壓。雖然群眾 果敢站出來，但欠缺不可或缺的以工人階級為基礎、以推翻獨裁政權為任務的革命黨，而中共鄧小平一翼較堅決和有組織。桑塔亞那講過：「那些未能汲取歷史教訓 的人，就註定重復它。」不幸的是，占中領袖無視1989年的教訓，但是我們社會主義者以這些血腥教訓為依歸。因此，我們主張通過激進的群眾鬥爭，立即全面 實現民主權利，而非小修小補，或者為獨裁政權續命的交易。

吉林屠宰場大火 – 工會事關生死

「屠宰場」一詞在6月3日一場吞噬吉林寶源豐禽業公司的大火之後，獲得了一個新的可怕涵義。大火在短短數分鐘內就吞噬了工廠，造成駭人聽聞的傷亡 （即使以中國驚人的工業安全事故記錄為標準）。至少121名工人死亡、77人受傷。悲痛欲絕的親屬完全有理由向工廠老板、政府官員和後來抵達現場的防暴警 察發泄憤怒。

「我們看到一天內動員數百名警察來對付像我們這樣的人。但是如果他們之前能夠把請警察的錢中很小一部分花到工廠安全上面，結果會如何呢？」一名當地居民告訴《南華早報》。

距離吉林省會長春100公裏遠的德惠的這家工廠的安全生產管理，被政府監察員稱為「極其混亂」。重要的問題是為什麽這樣的判斷總是來的太遲——在生命已經被奪走之後？兩名公司高管已經被警察拘留。但是即使他們受到嚴厲的懲罰也無助於避免此類災難再次發生。

在大火中失去侄女的姚春雪（音譯）說這是一場「人禍」。火災的原因似乎是用於工廠製冷系統的氨罐發生一個或多個爆炸。幸存者稱火焰迅速蔓延而電燈熄滅。遇難人數如此之高的主要原因是工人被關在燃燒的大樓內，大多數出口被管理人員從外面鎖上。

「我永遠都不會忘記工人從裏面撞擊鐵門和呼救，後來撞擊聲逐漸消失，」一名生還者說。

災難的起因不難找到。其中包括不人道和非法的勞工實踐，完全缺乏安全設備和訓練，政府官員在合適的價碼下會閉上眼睛。而缺乏真正的工會來爭取基本安全生產管理和保護工人權利是使許多中國工廠成為潛在的死亡陷阱的最大的一個因素。

犯罪目錄

德惠工廠的大概300名工人中只有三分之一逃離了火災。下面的事實說明了原因：

加工車間的六個門中的五個被從外面鎖上，這明顯違反安全規定。這卻是寶源豐工廠防止工人「在未經同意下休息」的慣例。
寶源豐工廠沒有消防通道。
工人從未接受任何消防安全的指導，根據在工廠工作三年的一名馮姓工人說。
當地消防安全官員在火災三天前剛剛監察過這家屠宰場——然而卻沒有采取任何措施來處理明顯的安全隱患。
中國工人面臨超額剝削、低工資和長工時，而老板們卻受到只重視GDP的獨裁政權的保護。90%的受害者是女性，她們來自附近村莊，在這家屠宰場作兼職工作。當地人說「工資差勁」。

德惠火災成為了一個政治議題，當地黨國機關鎮壓任何遇難者親屬和其他居民的聚集。燒焦的工廠外面拉起了警戒線，警察阻止親屬在該地區聚集。當局擔心未經許可的集會會威脅「穩定」。

根據《南華早報》報道，憤怒的當地人在6月4日（星期二）堵塞了交通並和警察發生短暫沖突。該報稱一千人在6月3日包圍政府車隊。一些家屬抗議警察暴力。一名到現場尋找其妻子下落的36歲的人說，他被防暴警察毆打並被監禁數小時。

一場憤怒的網上討論在悲劇發生後進行。網民批評國家主席習近平沒有像「其他國家的領導人」那樣取消對美國和拉美的訪問，返回國內。

廣泛問題的信號

吉 林火災凸顯了中國令人震驚的工作安全事故記錄。每年有7萬人在這個「世界血汗工廠」工作時喪生。官方數據顯示工業事故率在過去5年下降了33%，然而這仍 然是高得讓人無法接受。而同時農產品工廠中火災事故較去年同期增加8%. 甚至親商媒體《南華早報》也承認，「在競爭激烈的行業，為了搶奪合同和利潤，規則普遍被蔑視。」

這裏工作條件類似於其他低工資經濟體如孟加拉的血汗工廠。位於孟加拉首都達卡的拉納廣場的工廠大樓在4月26日垮塌，造成超過1100名紡織工人喪生。

在工作場所普遍違反安全法規和中國一連串食品安全醜聞（從皮革奶、三聚氰胺奶到鎘大米）之間存在聯系。這些都是一個只為了賺錢而不顧其他問題的瘋狂製度的癥狀。

這樣的貪婪和魯莽並非如一些人說稱的來自「人性」，也不代表了一種合理的經濟運行方式。在寶源豐火災當天，省會長春的醫院報告有10倍於通常鮮血人數的當地人自願為災難鮮血。這樣的自發團結行為顯示人性的真面孔，有別於資本家和他們集權保護者的貪婪天性。

爭取獨立工會的鬥爭

為 了讓中國工廠和工作場所更加安全，獨立和民主控製的工會是必要的。一個真正的工會有別於獨裁當局的偽工會，就如同安全的食品和飲用水有別於中國大量的有毒 假冒產品。在其中工人能夠選舉他們自己的代表、推出獨立的安全監察，加強工廠規章和反抗管理人員虐待，這將改變工作場所中的權力平衡。

相 比禁止獨立工會的中國礦業，在更貧窮的南非，礦業工人能夠建立他們自己的工會。數據顯示出工會組織是事關生死的問題。在南非礦業中的死亡人數從1984年 的774人下降到2010年的128人。而在中國每兩周遇難礦工的人數（大約每周50人遇難）就幾乎相當於南非全年的礦難人數。

社會主義者和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網站向德惠災難的遇難者家屬和幸存者表達我們的哀悼和慰問。我們警告不能信任任何官方進行 的對災難真正起因的調查，因為其根植於官商勾結的關系網下資本家貪婪和對工人生命的枉顧。只有爭取民主權利和獨立工人組織的群眾鬥爭能夠帶來真正改變。這 場鬥爭將不可避免地挑戰中共獨裁統治和富豪精英。

中國：劉誌軍的高速審判

啟動中國龐大高鐵項目的前鐵道部長劉誌軍，因貪汙於6月9日在北京受審。超過477份法庭文件詳細列舉了他二十多年來的貪汙罪行，其中11人涉及賄賂劉誌軍而獲得職務升遷或者商業合同。用貪汙來形容劉誌軍是遠遠不夠的。

然而，庭審竟然連半天都不到就結束了，證明這場庭審完全是作秀。「高速審判」在這類案件中司空見慣，法庭在中共的其他機關達成的決定上蓋上橡皮圖章，然後在被告有機會答辯前，將之迅速帶走。

根據官方媒體《京華時報》，劉誌軍被沒收的資產包括374套房產（價值8億人民幣）、16輛汽車，612件藝術品以及大量股票。該報亦報道，在涉及劉誌軍濫用職權的案件上，扣押凍結人民幣79,553萬元、8,525萬港元、23.5萬美元、2,232萬歐元。以當前利率兌換，涉案的金額總值8.82億人民幣。在劉誌軍被捕的時候，央視曾報道他收受的賄款高達10億元人民幣。

法院輕判

然而，檢察官沒有就全數款項起訴劉誌軍，只是指控他在1986年到2011年期間，接受賄賂6,460萬元人民幣，劉自己亦含淚承認。這不過是劉誌軍非法所得的零頭，案件的關鍵事實是被法庭掩蓋的部分，而非法庭揭露的部分，這在中國並非沒有先例。正如，最近其他高調的案件亦如是，例如在谷開來、王立軍的審判，以及薄熙來未來某個時候可能接受的審判，檢察機關刻意減小被告的罪行。官員劫掠的嚴重程度被淡化，來減輕對中共黨國（中國貪汙滋生的源頭）的打擊。

鐵道部長期以來一直是貪汙的巢穴。2010年以來超過15名高級官員由於貪汙被免職。劉誌軍的手下張曙光，原鐵道部副總工程師，在同一時間被捕，並被指控將28億美元鉅額資金轉移到海外銀行賬戶上。如此鉅額的資金被盜，可見2008年的刺激方案令鐵道部等政府部門預算臌脹，貪官從中發財。根據國家審計局在2011年的調查，通過假發票、非法招標和馬虎的財務管理，京滬高鐵這個旗艦項目的預算被盜50億人民幣。

劉誌軍出了名從鐵道部授予的每份商業合同上收取個人回扣，養成「裙帶資本主義」的風氣，和私人承包商建立關系，例如幫助陜西商人丁書苗獲得30億元人民幣的鐵路合同。據報道，丁書苗安排年輕女性與劉誌軍發生性關系，其中包括（丁的公司出資的）新版電視劇《紅樓夢》的多名演員。香港《明報》報道，劉誌軍有18名情婦。

「假審判」

「這如常是一場假審判 」維權律師浦誌強說，他預計法庭判決會「遵照領導人的意願而不是法律」。對高級官員的審判是按照劇本寫好的表演，盡可能避免為執政的中共帶來政治風險。在中國拜占庭式的政製下，調查貪汙往往是中共內部權鬥的計謀。有報道稱，劉誌軍企圖通過賄賂進入中共領導層，甚至政治局。根據新加坡媒體，他曾打算花20億元人民幣「買」副總理的位置。

2011年2月劉誌軍被前領導人胡溫拉下馬。這是胡錦濤派別（團派）對其前任江澤民派別（上海幫，劉誌軍所屬的派別）先發製人發動「打擊」的一部分。由於去年中共十八大前，爆發最高領導人人選爭奪戰，中國政府內部鬥爭（有時被稱作「一黨兩派」）升級。前重慶黨委書記薄熙來（也是江澤民的手下）在2012年3月免職和被捕，可見鬥爭導致兩派出現罕見的公開分裂。

胡溫不僅將劉誌軍搶奪權力的企圖消滅在萌芽中，以此來削弱江派，更把目光投向解散鐵道部。由於鐵道部在全國經濟中占有重要位置，常被稱為「計劃經濟的最後堡壘」。胡溫解散舊鐵道部的政治議程已經其繼任者習李完成。中共領導層利用鐵道部的貪汙醜聞和危機汙名，通過媒體來消除對新自由主義改造的抵抗。無論是來自政府內部還是公眾，對票價上漲和低利潤服務的削減，都感到擔憂。

多米諾骨牌中的一張

因此劉誌軍僅僅是眾多多米諾骨牌中的一張。新的最高領導人習近平試圖平衡兩派利益，左右逢源，以此鞏固他自己的位置，同時限製黨內派別鬥爭，防止其升級成公開的「內戰」。劉誌軍案件還沒有被宣判，不過看起來劉會獲得法庭「寬容處理」，連檢察官都在法庭上為其求請。這種「違規」幹涉，甚至連中國演出式的審判標準都不符合，因而激怒了網民。新浪微博上，刊登了一個嘲笑檢察官請求寬大處理的帖子，在一天內被轉載12萬次。

「寬大處理」意味著劉誌軍將逃過死刑，類似於谷開來和王立軍的審判模式。這結果可以是習近平向江派擺出和解的姿態，而江派將要對此作出某種交易。一些人揣測這聯系到薄熙來的命運。薄熙來的下落已經是國家機密，他似乎已經消失在「雙規」的黑洞當中。

有傳言稱，尚未被正式起訴的薄熙來拒絕與檢察機關合作。薄熙來作為高級別的太子黨，在中共黨國內部仍然有權勢的保護人，親薄的太子黨勢力正在幕後向習近平施壓，要求減輕刑罰，而且在政府外也受到民族主義者的支持。目前階段還不清楚習近平及其新領導層，僅僅是為了小心翼翼避免重新觸發派系戰爭，或者對薄熙來的策略是有可能對江派中另一高層人物發起新的攻擊。

這有可能聯系上前安全沙皇和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的命運。周永康在去年平安退休，但是據信他和薄熙來的陰謀有幹系，如竊聽其他中共領導人的電話，包括胡錦濤。最近宣布的對前四川副省長郭永祥的調查，可能是開始對周永康動手的信號。郭永祥，周永康的親密盟友，被懷疑未指明的「嚴重違紀」 —— 對腐敗較委婉的說法。「這很有可能與報復周永康有關，」資深中國觀察家林和立（Willy Lam）說。對周永康的攻擊很可能和更廣泛的經濟「改革」議程有關，類似於解散鐵道部的步驟。周永康，也是一名太子黨，對石油部門擁有實際控製權。

由於薄熙來完全不服從，而不像劉誌軍、谷開來和王立軍那樣按照劇本認罪，當局無法將薄帶到法院開庭。長期批評薄熙來的法學教授賀衛方說：「即使只有一絲一毫的不配合，他們都不敢開庭。」

但是，如果進行秘密審判，會被公眾質疑掩蓋真相，而損失公開詆毀薄熙來聲譽的宣傳價值。因此，劉誌軍可能被用來作為「誘餌」，「哄」薄熙來或至少是其背後的強大勢力的，讓他們接受一項協議，為繼續處理薄熙來案鋪平道路。

前鐵道部作為第二大的政府機構，僅次於軍隊，坐擁鉅額預算，是舊經濟模式的象征。談到解散鐵道部，在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前國家計劃機構）下的智庫任職的王一鳴稱，這「表示國家將產業領域由計劃經濟改革為市場經濟的道路上，清除了最後一個『堡壘』。」

鐵道部的龐大資源使得中國能夠在5年內創建世界最長的高鐵網絡。但是和自由派經濟學家言論相反，這並不是「計劃經濟」，甚至連毛澤東下的官僚計劃經濟都算不上。相反，這是規模龐大的國家資本主義的一例，鐵路的擴張偏向資本主義發展，推高房價和讓有裙帶關系的人發財，而不是滿足社會的需要。不僅如此，民主監督和控製完全缺乏。最初有報導指，對劉誌軍指控包括他請風水師製定新鐵路項目開動的日子，雖然這一指控在最終的法院起訴書中沒有提到。

在當前經濟發展階段，中國需要的是大規模升級常規鐵道線路，並將電力網絡現代化，減少對大量運煤車隊的需求（現時占全部鐵道交通的三分之一）。相對當局大張旗鼓地片面強調服務極少數人的「白領線路」，這要合理得多。自然，當前數十億元的項目被貪汙的承包商、濫收物資費用、嚴重超支所劫掠。京津高鐵的總費用超出預算67%。

瘋狂的擴張步伐同樣提出了安全的問題，「豆腐渣」工程和「設計缺陷」，特別是後者在2011溫州事故中被提到。這場事故中，兩輛子彈頭列車相撞，40人遇難，200人受傷。報告稱劉誌軍「對事件負有主要的領導責任」，但是這一事實也在法庭的起訴書被忽略了。調查高速鐵路項目中不合格材料的記者受到威脅，而官方審查機關下令媒體封殺相關報導。

安全問題進一步推高了高鐵網絡的成本，在溫州事故後其運行最高時速降低50公裏/小時。《財新》雜誌報道：「[京滬]線路在每晚列車停止服務後需要花4小時進行維護。每天清晨兩輛列車（分別從北京和上海出發）在線路上進行空車試行。每10天，子彈頭火車和鐵軌會接受安全大檢修。」

*更難掩蓋的問題是鐵道路累積的債務，在2008年到2012年間上升一倍。在2012年第三季度，鐵道部負債2.7萬億人民幣（4,340億美元），這接近希臘的國債（4,900億美元）。

自由派用債臺高築作為主要論點，推動解散鐵道部。盡管就百分比來看，鐵道部債務低於中國國企平均負債率，可見中國經濟中債務危機的嚴重性。

習近平的反貪運動

將鐵道部解散，分拆為行政和商業兩個機構，並將劉誌軍投進監獄，代表了習近平宣傳自己為「經濟改革者」和「腐敗克星」的小勝利。就任最高領導人之後，習近平發動民粹的反貪運動，承諾「老虎、蒼蠅一起打」，即高級官員也不會幸免。習近平並不願意將民主問責引入政體中，而說「把權力關進製度的籠子」 – 一個更加高水準的、相對少貪汙的獨裁統治藍圖。

自由派往往過於沈醉表面而非實質，最初因而燃起了希望的曙光，認為習近平會啟動「政改」（局部民主化）。隨著現實水落石出後，用列寧的話來說，對政府「不切實際的信任」則石沈大海。事實上，習近平最近向毛澤東取經「整風」，模仿薄熙來的偽毛派民粹主義（但避免任何反資經濟議程），令自由派愈來愈恐慌。習近平的「毛澤東主義」是中共形左實右的又一例子 － 一方面利用毛澤東遏止呼籲政改的聲音，一方面推行右翼親資經濟議程。

如同他的前任，習近平打算小心和選擇性地動用反貪的雙面刃，不同的是動用更精細和民粹的媒體宣傳，來提升自己的反貪形象，即使反貪措施多為表面。其中包括禁止官員公開揮霍，並更嚴格審計政府部門和軍隊的支出。與龐大的政權腐敗比起來，這些措施不過是塗脂抹粉。「我覺得這不過是一場政治秀，這應該被看成節儉或打擊腐敗」奢侈品愛好者 –丹尼爾．吳說。

根據「全球金融誠信」在2012年10月份的報道，中國經濟從2000到2011年的非法資本外流總金額達到3.79萬億美元。美國對外關系委員會的易明（Elizabeth Economy）說：「僅僅在過去五年裏，超過60萬 [中共] 官員由於涉及貪汙活動而被調查。」她補充說：「其實應該被調查人數可能接近600萬，甚至6000萬。」（對外關系委員會，2012年12月10日）

遭到調查的貪官不過是冰山一角，而其中遭到刑事起訴的更是寥寥無幾。正如香港《南華早報》評論：「貪官被判監禁的機率不過3%，使官員貪汙成為低風險高回報的行為。」在二十多年的高速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以及近五年來對經濟瘋狂刺激後，今天中共黨國從頭到腳沒有一處是幹凈的。這和疾病纏身的前國民黨政權荒誕地相似，美國前總統杜魯門曾對國民黨驚呼：「他們都是強盜，每一個人都是。」而當前領導人如此渴求限製貪汙的方法，竟然深入鉆研中國歷史。正如《新華社》報道，政治局甚至邀請兩名歷史學家參加「第五次集體學習」，概述封建王朝如何處理貪汙和促進廉潔從政。這一新聞遭到網民的嘲笑。自由派評論者張力帆說，由此可見習近平當局旨在建立「黨的君主製」

因此，盡管習近平能夠從之前的反貪「戰利品」（如劉誌軍和可能受審的薄熙來，盡管他們都是被習近平的前任拉下馬的）中獲取政治資本，他同時避免更大範圍的打擊，因為這可能引發派系沖突，過度揭露中共政權的混帳。

而同時，當局轉而壓製呼籲更嚴格、更具體的反貪措施的活動分子。在5、6月份，十多名活動分子由於在北京和江西拉起橫額抗議，要求官員公布財產而被逮捕。習近平當局也加強了對社交媒體的控製，防止貪汙在網絡上過度曝光。許多中共官員對「微博反腐」的現象不安，尋求保護。對於習近平打壓奢侈品，《新華社》報道官場內流行的新口號：「悄悄地吃、輕輕地拿、偷偷地玩。」

這就是為什麽許多人譏諷說，劉誌軍是第一個「公示財產」的中共高官。

中國環境汙染前所未有

中國的環境汙染前所未有地嚴重。在城市居住的人生活在充滿煙霧的環境下。中國從2001年開始監測空氣質量，而今年1月是北京和其他北部主要城市空氣質量最差的一個月份。一月中，美國駐中國大使館監測的北京空氣汙染指數「爆燈」，小於2.5微米的顆粒物水準是世界衛生組織（WHO）安全標準的40倍。北京當時的醫院住院人數激增了20%。

霧霾天氣（即空氣因充斥煙霧、塵埃及直徑少於2.5微米的微粒，而變得混濁不堪）使能見度減低，在連接北京、香港和澳門的高速公路便曾試過在9小時內發生40宗車禍。中國空氣質素惡化，主要是由於中國的能源需求（主要是燒煤）、汽車，以及工業迅速擴張。中國的媒炭使用量有爆發性增長，去年是40億噸。中國現時燒煤的數量大概是其余全球的總和。在09年哥本哈根世界氣候大會的無疾而終後，中國的碳排放量差不多翻倍。

口罩成為了城市人的出門必需品。空氣凈化器的產品熱賣，但只有買得起的人才能負擔。瑞士企業IQAir製造的空氣凈化器，在這裏的售價高達3000美元。該公司中國區CEO邁克墨菲（Mike Murphy）透露，在2013年頭三個月，產品銷量是去年同期的三倍。

父母大大地改變小孩的生活模式。學校取消了戶外活動和郊遊，父母把他們的兒子和女兒關在家中。中產或以上的家庭會選擇有空氣過濾系統的學校，一些國際學校更在運動場上建起了體積巨大的穹頂。研究也指出，孕婦吸入汙濁空氣會導致她們下一代患上自閉癥、抑郁癥和出現註意力集中問題的風險上升。

過去幾年，空氣問題極度嚴重且不斷惡化，令人民越來越憂慮。政府曾作出承諾，但從沒具體實行過。亞洲開發銀行和清華大學今年發布的報告指出，世界上汙染pansfly最嚴重的10個城市有7個在中國，中國500個大型城市中，只有不到1%達到世界衛生組織空氣質量標準。一份有關全球主要致死原因的科研指出，2010年，中國有120萬人因戶外空氣汙染而過早死亡，幾乎占全球總數的40%。

家長擔心子女的健康。企業高管稱，一些有小孩的中產和上層階級，以及外籍人士已經開始離開中國，這一趨勢可能導致人才大量流失。但中國的大多數人口，農民、民工、貧窮的家庭、老人和小孩，只有繼續留在這個環境日益惡化的地方。

六月份，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公布10項措施改善空氣汙染，嘗試減低大眾對煙霧的焦慮。包括強製公開重汙染行業企業環境信息，中央政府誓言重點行業主要大氣汙染物排放強度到2017年底下降30％以上。但類似的承諾實際上已在過去食言，而李克強的新措施與政府努力維系的力保7-8%經濟增長有所矛盾。中共政府在這些議題上並沒有一個統一的立場。地方政府與國有企業為了達到自身利益，往往無視中央的命令。它們操控統計數據，嘗試壓製不利的數據，包括反對汙染工業的環境抗議數量。

今年三月, 超過一萬只死豬漂流在上海附近的黃浦江，其提供上海居民五分一的飲用水。死豬來自上遊浙江嘉興的一個大型養豬場集中區，它們的屍體被養豬場老板丟入河道。中央政府於2011年開始要求各鄉鎮政府，對每頭病死豬的豬農給80元無害化處理補助，但結果各鄉鎮村政府不但無給豬農補助金，反以排汙費等名義強行征收豬農每頭死豬約80元。死豬事件後，嘉興市豬農才得知補助金事宜，豬農向《蘋果日報》記者表示「從來沒收過一分錢死豬補助」。嘉興市政府為平息事件，采取上繳一頭死豬可獲5至10元「獎金」措施，豬農均指這是貪官搪塞上級的對策。在孔家堰村登記收繳死豬的許伯向記者稱，曹橋鄉街道辦自3月22日起派他到該村口登記，每天上繳約70多頭死豬，但「從登記到現在，上級沒有發過一分錢。」（《蘋果日報》，28-04-2013）

幾星期後，同一地區爆發新型禽流感H7N9，導致37人死亡。世衛警告，H7N9是「最致命」的流感病毒之一。

死豬和流感事件反映資本主義下，農業唯利是圖的危險性，過度擁擠的飼養環境、濫用抗生素和化學藥物等。研究人員曾揭發大型豬場裏大量濫用抗生素的情況，更將幾種抗生素混在一起大劑量使用，其結果是導致豬極易患病。為了讓豬賣得高價錢，豬農還會餵豬食用砒霜（有機砷）使其長得皮紅毛亮，即使砷是公認的人類致癌物！

官方首次承認「癌癥村」的存在

中國政府環保部在2013年2月官方文件首度承認中國存在「癌癥村」。從1998年開始就有媒體報導了「癌癥村」現象，但當局一直極力否認。這份文件指出：「有毒、有害化學物造成多宗急性水、大氣突發環境事件，…個別地區甚至出現『癌癥村』。」

但這份文件在三月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被環保部高層指控為「不適當的」，內地的媒體收到指示，避免使用「癌癥村」一詞。

工業汙染排放造成的水汙染是癌癥村的形成主因。位於上遊工廠排出未經處理的工業廢水含有重金等毒素，住在下遊的村民飲用後造成村莊大規模的癌癥病發。目前中國有459座癌癥村，而全國癌癥致死率在過去三十年上升80%，每年270萬人死於癌癥。

大陸受重金屬汙染的耕地面積已達2000萬公頃，占全國總耕地面積的1/6，並且還呈現不斷加劇的趨勢。其中鉛中毒在中國農村爆發，這是因為化工廠和冶煉廠的工業廢料沒有經過任何排汙處理，直接排到河流和棄置堆填區。鉛破壞腦和神經系統、肝、腎等身體器官，兒童尤其易受到影響。過去兩年半，中國31個省級行政區中，至少9個發生成千上萬名工人、村民及兒童因暴露在鉛環境中中毒，主要是因為電池工廠及金屬精煉廠的汙染。2011年一份人權觀察組織（Human Right Watch）的調查報告披露，中共當局為了隱瞞病情，並沒有積極救治，而是禁止父母帶孩小檢測血鉛，而且繼續讓鉛中毒的孩子們住在高汙染的工廠附近，當部分家長去上訪時，卻被中共地方當局打壓。該報告指出，中國目前每3名孩子中就有1名血鉛偏高，就是說中國上億的孩子將可能面對終生的身體殘廢和智力障礙。

中國環境災難有多嚴重？

中國三十年來的經濟迅速發展，使中國環境災難嚴重惡化。人民因為嚴重的空氣、水、土地、食物的汙染而憂心忡忡。2013年由海內外環保專家的報告指出，全球十大汙染城市中，中國占七個，包括首都北京。連中共官方喉舌「人民日報」也報導，中國的空氣，水和土地質素在近年顯著惡化。

中國大陸毒食品泛濫。毒米、毒奶粉、毒蔬菜、毒水果、地溝油、瘦肉精等，令住在中國的人無一幸免。最近五月新聞報道，中國最富有的省份廣東約有一半賣出的大米含有致癌物－鎘。廣東政府檢查大批超鎘含量的大米來自湖南等地。這令許多消費者和商鋪抵製在湖南省購入大米。重金屬鎘來自土地水源汙染，會積累人體，傷害腎臟及骨骼。

政府有數以百計的特別農莊，為菁英供應安全的農作物。這令情況更陷入惡性循環，政府對汙染行為無動於衷，並壓製受害者。中國的父母因為恐懼毒奶粉會殘害自己的孩子，於是紛紛搶購國外奶粉。2008年，一場毒奶粉醜聞導致了六名嬰兒死亡，造成數十萬名兒童患病。受害兒童的父母組織起來嘗試尋找事件真相，卻被政府極力打壓。其中一位受害兒童的父親趙連海，就因此被監禁兩年半。

近日大陸公布的《2012中國環境狀況公報》顯示，去年全國發生的環境抗議，水汙染抗議占達9成之多。報告指出198個城市有近6成（57.3%）的地下水水質被評為「差」或「極差」，超過三成的主要河流為「汙染」或「嚴重汙染」。

環境抗議

過去兩年，中國的環境抗議有上升趨勢，包括城市如大連，天津，廈門，昆明，數以千計群眾上街示威反對興建化工廠。關於環境的抗議和暴動自1996年以來平均每年上升29%。

中國的資本主義復辟，結合了新自由主義與一黨專政最壞的特質。這代表著混亂不堪及缺乏任何民主控製。中國現在太陽能光伏電池和風力渦輪機的產量世界第一，但其風電場產量的約三分之二被白白浪費，因為其電網缺乏需要的投術來對此進行充分吸收。中國的太陽能產業主要用於出口，已經製造了嚴重的產能過剩，同時也造成龐大的煤電使用量。要拯救數以百萬人的生命，改變混亂無序浪費資源的製度，只有社會主義能夠解決，推倒資本主義，將經濟置於民主的控製之下。

中國：債務困局加劇危機

最近，世界金融市場再次發生動蕩。六月十九日（星期三），美國聯邦儲備局宣布，今年年底會收縮廉價信貸的「量化寬松」政策。翌日，由於中國國有銀行體製陷入流動性危機，造成各大金融市場的恐慌，各大銀行拒絕互相借貸。這個信貸短缺的局面，反映對中國債臺高築、不可持續的經濟局面產生恐懼，以及愈來愈依賴既不透明、又無監管的影子銀行。

由於中國貨幣市場凍結，一夜間銀行與銀行之間的借貸利率飆升至突破紀錄，《華盛頓郵報》看到「與最初美國金融市場崩潰時可怕地相似」。《金融時報》上海記者歐陽德（Simon Rabinovitch）評論（2013年6月21日）：「直至幾天前，中國面臨即時的經濟危機只是一個大膽預測，只有最大膽的淡友才敢下此判斷。但在星期四當短期的貨幣市場利率升至28%時，預測有危機存在似乎不再稀奇了。」

雖然在央行介入後，銀行之間的借貸成本從高峰處滑落，但在6月24日（星期一）仍處於苛刻的水平，令全球股市再度滑落。上海股市在6月24日下滑5.3%，令過去四星期裏市場衰落20%。全球的交易所亦急劇下滑。中國經濟過去五年是全球增長的主要驅動器，支撐著全球能源和商品的高價格，並彌補舊工業化國家的衰退。

降低GDP增長預測

五年前全球危機開始後，全球資本主義變得依賴前所未有的低廉信貸去支撐生命。各國央行將會收緊貨幣刺激政策，造成金融市場的鎮痛。幾星期來經濟數字顯得暗淡無光，然後中國金融市場最近發生動蕩，證實了這個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增長放緩正在加速。各大預測行，包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最近降低本年中國GDP增長的預測。去年，GDP增長為7.8%，是13年來最低，但數據顯示本周將公布的2013年上半年的GDP增長很可能進一步降低。很多分析師都懷疑，中國今年能否達到政府目標的7.5%GDP增長。銀行業不穩定令局面增加不肯定性，可能會重創全球資本主義經濟。

多個因素造成流動性危機，令各銀行之間的利率上升。中國各銀行爭相在季度決算前造好資產負債表。再者，價值約1.5萬億人民幣的理財產品將會在六月底到期。這些復雜且很多是「次按」的金融產品近年激增，是由於銀行開發新手段去避開政府限製信貸。今次央行拒絕增加銀行體系的流動性去挽救銀行。

雖然今次情況似乎是政府和央行（PBOC）驅使的，正如BBC稱之為「國家贊助的信貸短缺」，但問題是為何要實施如此嚴厲的措施？「中國領導人似乎要避面泡沫爆破造成的災難，通過一定控製下的小崩漬來避免大崩潰。」《華盛頓郵報》的馬科斯．菲舍爾（Max Fischer）2013年6月20日指出。特別政府最近采取各項手段控製理財產品的增長。理財產品是影子金融業的主要範疇，現時估計總值13萬億人民幣。

如果是這樣的話，中國人民銀行采取了高危的對策。雖然這不能完全與2008年雷曼兄弟崩潰的情況比擬，後者觸發了全球信貸危機和金融危機，但今次情況也是政客和央行銀行家為了將紀律加諸金融市場上而拒絕挽救市場。《華爾街日報》記者格力．史提芬就北京立場作出評論：「至少，這似乎是以不顧後果的手段向市場加諸紀律：有風險造成一次違約，或者無意中製造謠言，造成更大的體製問題。」《經濟學人》將之形容為「非常笨拙的手段去控製信貸增長」。

中共統治者是「掌握著局面」的，這想法受到嚴竣挑戰。《金融時報》的歐陽德亦表示：「過去一星期的吵吵鬧鬧中得出的第三個結論是，北京根本不能全權管理中國經濟的。」

過去十天，中國國家媒體充斥各種流言，有指中型銀行破產，也有指在山東和內蒙古等省牽涉「鬼城」投資項目的地方政府機關連串違約。流言滿天飛，令中國銀行被迫發布聲明否認有貸款違約。更不祥的是，6月20日彭博新聞報導，央行動用82億美元介入，以助全球最大銀行 – 工商銀行舒困。

中國銀行體系陰雲密布、流言紛飛，明確的畫面永遠不會浮現。中央當局與名義上受其控製的銀行卷入邊緣政策的遊戲。中央當局上星期關閉流動性的閥門，作出警告以力求節製失控的信貸膨脹，約束銀行對影子銀行領域的依賴。

債務危機

無論即時後果是什麽，近日的戲劇性事件是對中國不可持續又大規模的金融體系不平衡響起了清晰警號。

「我想人們不真正明白的，是（危機）程度已經不止於流動性危機，而是債務危機，因此這不是可以消失的。」北京經濟學者楊思安（Anne Stevenson-Yang）指出：「他們的現況是，他們整個經濟體是以債務運行的。」

即使中國銀行體系及經濟很大部分是國有的，而且國家由獨裁者運作，令其有自己的獨特性質，但這不會容許中國違反經濟的地心吸力原則。正如《社會主義者》雜誌曾經警告，在目前累積的債務規模下，特別是自從2008年中央政府的4萬億人民幣刺激方案後，中國金融危機只是時間問題。惠譽國際評級公司最近的報告指，相比起隨著刺激方案而來的「現代世界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信貸臌脹，4萬億本身只是冰山一角。

惠譽的報告指，直至2012年末，中國各銀行及影子金融機構的未償還債務由2008年GDP的125%，上升至GDP的200%。《中國證券報》發布了更高的數字，指金融體系的總信貸高達GDP的221%。從2008-12年，整體信貸從$9萬億美元上升至$23萬億美元。「他們用五年復製了整個美國商業銀行體系。」惠譽的北京高級董事朱夏蓮（Charlene Chu）指。

從政府較早前試圖猛烈煞車而起不到作用，可見中央當局失去對信貸膨脹的控製。單單2013年的第一季，中國放發了7.5萬億人民幣的新貸款。正如湯姆．荷蘭（Tom Holland）在2013年6月25日《南華早報》指出：「這比起中國奧運投資暴漲的2007年整年創造的信貸更多。」

註入龐大信貸變得必須，是為了避免舊債變壞，觸發公司破產浪潮及負責累累的地方政府違約。根據法國興業銀行的研究所指，中國公司今年的總利息償還將會達至1萬億美元，多過任何其他國家。

工業領域由於大規模產能過剩而減低了利潤，導致很多新信貸都被用來投機在房產、商品或其他新形的影子金融產品，谷起了金融泡沫。中國的房屋市場有著歷史上最大的房產泡沫，有大批房屋空置，也有「鬼城」破壞風景。

影子銀行擴大

根據摩根大通集團所指，2010-12年期間，影子銀行業的規模上升了一倍，貸款總值36萬億人民幣（GDP的69%）。影子金融體主要由「不上資產負債表」的貸款和投資產品組成，由國有銀行製造出來，逃避政府的控製並隱藏不良貸款。惠譽的朱夏蓮估許，影子銀行大約四分之三的交易都直接或間接與主流銀行有關。

引用《博彭通訊》的一份報告，從影子銀行的擴大，可見中國經濟體成為了「信貸廢品舊貸商」，每當政府政策限製從正規銀行獲得信貸時，銀行就「走後門」。最近幾個月，影子金融體的擴大加速，是大部分的新借貸造成的。

2013年首五個月，社會融資總值（經濟體總信貸的量度指標）從2012年增長52%，當中有三分之二來自影子金融業。這肯定是危機將至的信號，亦解釋了過去一星期央行的激烈行動。

經濟的陣痛將至

信貸收縮發生在一連串暗淡的經濟數據公布後。上周有統計指，6月中國製造業活動跌至9個月新低。匯豐銀行的采購經理人指數的預覽指數從5月的49.2跌至6月的48.3（低於50即負增長）。不只製造業進入蕭條，本周發怖的《中國褐皮書》報告指：「早前強勁的零售及服務業現在收入開始下降，經濟正在全面衰弱。」

去年夏天，中共十八大前為了帶起經濟增長而推出迷你刺激方案（總值約$1,600億美元），效果明顯已逐漸消逝。這預告了一個未來的嚴重問題 － 新信貸產生的經濟回報是遞減的。「過去四年，每一元人民幣所產生的額外GDP增長由0.85跌至0.15，是枯竭的信訊。」安布羅．伊萬斯普裏查德在2013年6月16日《每日電訊報》指出。

《金融時報》將央行的強硬措施詮釋為「是好新聞也是壞新聞」，寄望這會阻止未來階段更嚴重的信貸崩潰。但這報章又說：「製止信貸暴漲往往是危險，特別在中國，很多信貸都潛伏在資產負債表外，常常在龐氏騙局式的交易，並受不穩定的流動性環境影響。在這些市場同時進行調控和限製流動性，增加誤算的危機或意外，可以激發當局想避免的不穩定。」

即使中國的央行在目前僵局「打贏」了各銀行，並成成灌輸更嚴格的信貸紀律，這仍會推高借貸成本，讓整個經濟體吃了痛楚的藥劑，並進一步令GDP增長減緩。公司債券市場已經受到打擊，增加了公司的借貸成本。正如日本野村銀行警告：「我們期望未來幾個月一個痛苦的去杠桿化過程。製造業和非銀行金融機構會發生一些違約。」

雖然現在可能避免了全面的金融危機，目前空前的債務水平對整個經濟體仍然將會負擔沈重。正如惠譽的朱夏蓮警告：「如過去一樣，他們沒有辦法丟棄資產問題。我們想這個銀行危機會與1990年代末非常不同。」

中國大部分的經濟體都是國有的，當銀行崩潰時，政權都不會袖手旁觀，而會與1990年代一樣介入從而挽救危機中的機構。但即使政府拯救銀行，今天要付出的代價比15年前更沈重，而且嚴重拖累未來的經濟增長。同時，透過通漲、征重稅以及公共領域重組架構，巨大的成本將會落在中國人民身上（特別是工農和窮人）。BBC的財經編輯佩斯頓（Robert Peston）警告，中國「愈來愈危險地與日本1980年代相似 － 大規模投資泡沫緊縮，妨礙了一整代的增長。」

央行現時的賭博適切於習李的公關形象，兩人都想在執政早期表現自己是「當真的」。正如媒體報導，他們計劃在今年秋天的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中推出重點的親資經濟改革方案（可能今天對銀行的有意破壞是「市場力量」扮演更大角色的例子）。但中共最害怕的是政局不穩、群眾上街，即類似「金磚四國」其他國家例如巴西大規模反抗的前景，中國領導人無疑在緊盯著巴西局面。從目前金融業的不穩定可以論證到，中國的「奇跡」年代已經過去，中共獨裁者面臨動蕩無常的未來。

中國：李克強準備經濟「休克療法」

高盛的中國發言人哈繼銘最近宣稱：「中國基本上告別了8%的GDP增長」。該銀行在6月的研究報告進一步預測，「從現在至2020年的7年間，年均增長率可能會下降到接近6%」。盡管，與大多數發達資本主義經濟體疲弱的表現比起來，（如果官方數據可靠的話）這一經濟增長率仍然很高，但中國經濟已經離開了快車道。就算未來幾年的增長率保持在7%以上（許多人現在都很質疑），中國經濟也已經陷入嚴重危機之中。債務水平激增，失控的「影子銀行」信貸急增，讓中央政府掌控經濟政策的努力失效。工業產能過剩和過度建設前所未有，表明了未來會面對痛苦的經濟「改正」和可能的「硬著陸」，形成總理李克強展望的「痛苦的經濟轉型」的背景。

除此之外，中共政權本身也到達了一個轉折點。由於習近平拼命解決激烈的內部矛盾，並想化解日趨嚴重的合法性危機，試圖鞏固自己的權力，重要的轉變因此發生，當中一點是告別以前的「集體領導」模式，嘗試強加一種「波拿巴主義」的個人獨裁。

「怪物經濟」

許多評論者說，中國經濟已經變成了一個弗蘭肯斯坦式的怪物。《彭博社》稱：「這是非正統實驗產生出來的一只強大的怪物，並越來越脫離其製造者的控製。」當然人們也可以對歐美經濟作出相同的評價，而且新領導人的親資政策無法解決問題。但是全球資本主義危機爆發後，中國推出2008年的刺激方案，自此中國的債務爆炸性的擴張，是任何大經濟體沒有發生過的。整體信貸在2008-12年間，從9萬億美元躍升到23萬億美元。惠譽的北京高級主管朱夏蓮說：「他們在5年間復製了整個美國商業銀行系統。」

越來越多的評論者將當前中國緊張的金融局勢和美國在銀行崩潰之前的形勢比較起來。渾水研究公司曾經揭露過數宗中國公司帳目醜聞，該公司的卡森．布洛克警告：「我們認為中國國內銀行系統是一個爛攤子，巨額的不良貸款，或者貸款等著走壞。中國放貸人的問題比金融危機前夜的西方銀行業問題更大。」

中國影子銀行業占去年新增信貸的50%，其增長尤其令人關註。不僅是信貸的龐大規模展現了（僅僅上任7個月的）習近平和中共新領導層目前的嚴峻問題，而且大多數影子銀行實際上是主流銀行的分身，顯示中共獨裁失去了對銀行系統的控製力。這反映該經濟體走向「金融化」，新增信貸註入到投機或者回收舊貸款，而不是進入生產性的投資。

一間國有鋼廠的副總經理解釋這現象的基本理由，他以匿名對《路透社》說：「我們能把資金用於擴大生產嗎？絕對不行。如果我們生產更多，只會損失更多。我們只能依靠其他渠道。」他解釋，鋼廠每賣出一噸鋼，就會損失一兩百元人民幣，因此轉而通過「委讬信貸」（影子銀行業的類型之一）放貸。這只是許多非金融國企從事影子銀行活動的一個例子。

23年來最慢的增長

去年7.7%的GDP增長是13年來最低的。如今許多人估計，政府不會達到GDP增長7.5%的目標，如果真的如此，2013年的增長將會是23年來最慢的。在最近省級官員參加的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習近平說：「再也不能簡單以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來論英雄了。」這顯示，他的團隊強調遏製失控的信貸，約束大量愈來愈浪費性的投資。然而，改變經濟道路決不是簡單的任務，存在著各種風險，包括金融泡沫爆破、銀行危機或者信貸擠壓而引發硬著陸。
6月份的信貸短缺震驚全球金融市場，是一個警告。央行和總理李克強試圖加以控製國有銀行系統和影子銀行金融新工具 － 類似於拖垮美國銀行體系的金融衍生產品。然而，原本這是為了拆除債務炸彈，卻帶來了相反的效果：由於主流銀行紛紛籌集新基金，造成影子銀行的新放貸在6月份同比上漲67%。這迫使李克強和央行從最初的強硬立場退讓，向貨幣市場註入更多的流動性。

中國出現有史以來最大的房產泡沫，當中很大一部分的房屋空置。目前世界城市建設的60%都在中國，然而每建成一套面向中低收入人士的房屋，同時就有十套豪華房屋建成（如上圖）。不用說，這顯然不反映該國的經濟人口分怖。根據官方數據，2011年的房價是2007年的四倍。最近一項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報告稱，現在世界上10個最難負擔的房屋市場中有7個在中國（北京、上海、深圳、香港、天津、廣州和重慶）。建房熱潮令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背負上沈重的債務。官方《新華社》在7月5日報道，內蒙古煤城鄂爾多斯的區政府被迫借貸來支付職員工資，而當地地方政府積累了2,400億元人民幣債務，但該市去年的財政收入只有375億元。鄂爾多斯並非只是特例，而是更廣泛的問題的一個征兆。

財政部副部長朱光耀承認，中央政府並不了解地方政府積累了多少債務，警告說之前公布的估計值過低。2010年的一項政府報告稱，地方政府債務為10.7萬億人民幣，相當於當時GDP的25%。然而，根據前財政部長項懷誠的說法，這一債務現在很可能超過20萬億元。但是，2010年之後就沒有完整的數據公布，政府顯然害怕真實的畫面會毀掉中國銀行業（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建立的華麗外表 － 似乎健康的資產負債表和極低的不良貸款率。

從「漸進式改革」到「休克療法」？

總理李克強的經濟議程，綽號為「李氏經濟學」，即通過「痛苦的」重組銀行和國有行業，以實現可持續（即更慢的）GDP增長，讓經濟遠離史無前例的債務水平，而依靠更多消費和私人投資。他在三月底首次以總理身份露面時，告訴世界媒體：「這是自我革命，會很痛，甚至有割腕的感覺，」。國家媒體反復提及這一主題。在6月份信貸緊縮時，《新華社》評論：「為了建設更可持續的經濟，銀行業第一個承受這種痛苦， 但肯定不是最後一個。」

李克強的經濟團隊被國際資產階級譽為最具「改革頭腦」，由朱镕基的前助手主導，包括副總理馬凱、財政部長樓繼偉和央行行長周小川，其中馬凱和周小川都是太子黨。朱镕基班子的「業績」包括毀掉六千萬個國企工作崗位。

李的政策，如果全面實施，相當於用通縮的「休克療法」震動（以資本主義「市場」實踐運行的）經濟，因為除此之外幾乎已經無路可走。「休克療法」並不來源於意識形態（新的中共領導人們是「現實主義者」，其目標在於關鍵的國家主導的部門，特別是金融部門，而不是在整個經濟實施。其目的在於打破當前國有部門對信貸的依賴，以及隨之而來的閑置產能。所采取的方式是通過私人投資將這些部門置於更大的「市場力量」之下。但是這是一個高風險的做法，而且已經面臨一些重大的問題。「李氏經濟學」的一個即時效果是，實際貸款成本（高於官方利率）上升可能導致進一步的信貸荒，而這可能讓政府希望的「受控製的」減速變成全面的衰退。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可能面臨會否拒絕註入新的刺激措施的一場提早試驗。

資產階級評論家（從全球危機中甚麽也沒學到） 贊揚中共新領導層的「強勢」開端，將之視為把中國轉向可持續增長軌道的唯一途徑。但是俗話說，事與願違。李克強計劃的改革給全球GDP帶來的影響很可能是負面的。中國是過去十年創紀錄的燃料和礦物價格（尤其推動了非洲和拉美的經濟增長）的「大宗商品超級周期」的主要引擎。中國也是124個國家的最大貿易夥伴，把美國擠到世界第二位（76個國家）。中國經濟增長變得緩慢的步伐，將波及曾個全球經濟，將資本主義的問題擴大到世界範圍。「世界對中國經濟的新常態做好準備了嗎？」「李氏經濟」的堅定支持者斯蒂芬·羅奇（Roach）提出了這個問題。

太子黨和中共

十八大（去年11月），一黨專政頂層進行所謂的「權力交接」。中共有時被稱作「一黨兩派」——指的是精英太子黨派別和平民出身的團派。來自「紅色權貴」家庭的太子黨，首次占據獨裁製度中大多數頂層席位。這顯示了他們對未來的擔憂和拒絕政治改革。通過新式的王朝繼承，統治精英希望確保一黨專政的延續，來保護他們紙醉金迷的財富（通過掠奪大量國家資源得來的）。習近平家族財富估計為3.76億美元；是（包括17名百萬富翁的）英國內閣成員總財富的三倍。其他頂層太子黨積累的財富甚至更多。正如被推翻的中東獨裁者的腐敗集團，太子黨明白如果一黨專政垮臺，他們就完了。他們的任務是不惜一切代價保護這一製度。

習近平是太子黨的頭目，然而他不想只作為太子黨派別的工具，而是想建立他自己的權力基礎。他在兩派中找平衡，左右逢源。這一平衡手法同樣是為了控製激烈的派系競爭，防止出現公開的分裂。表現出的是，習近平的陰謀活動加強了該政權精神分裂的特征，政策之間互相沖突。當局越來越民族主義，強行幹預有爭議的海域，而這表面上否定了北京向美國和東南亞國家（但還不包括日本）尋求「共同」解決方案的和解姿態。一方面快速升級其軍隊，擴大其在拉美和非洲的影響力（派遣戰鬥部隊到馬裏，而這已經是其第四次參與聯合國幹預非洲的行動），而另一方面中共希望避免和美國直接沖突，這顯示在其對前美國國家安全局人員愛德華・斯諾登的立場上。

習近平的「毛轉」是這些互相矛盾的政策中最突出的：在講話中引用毛語錄和在一定程度上借用身陷囹圄的薄熙來的風格。但是這絲毫沒有任何激進和反資本主義的東西。毛的幽靈被用來打壓異議聲音（包括在該政權機構內部），尤其壓製呼籲民主化（所謂的政改）的聲音。像鄧小平一樣，習近平明白「打左燈向右轉」。他和總理李克強計劃在今年秋天的中全會上提出大規模的親資本主義經濟「轉型」計劃，其中和可能包括金融業去管製，開放一些國有壟斷行業以及私有化。當然可能包括一些受歡迎的民粹主義的措施，如改革類似種族隔離的戶籍製度（即使如此，也會是有限和漸進的）和可能部分放松獨生子女政策。

拒絕「民主化」

習李領導層尋求鞏固專製統治的同時，通過一些經過選擇的和很大程度上是形象工程的政策來贏得回公共支持。如打擊腐敗和「享樂主義」以及越來越民族主義的論調。但是其拒絕政治改革，害怕哪怕是有限的民主化都有風險引發政治危機，加劇群眾反抗和瓦解中共黨國維持內部沖突派別的「自我紀律」。土耳其、巴西和埃及的事件加強了習近平反對政改的決心。莫爾西在埃及被趕下臺後，國營媒體出現一系列的文章回應，例如《人民日報》和《環球日報》都強調社會穩定和警告「西方模式的『一人一票』民主製度」。

「中國領導層從埃及得來的教訓是他們必須得緊緊把握權力，」政治評論人章立凡說。「經濟現在面臨走低，身處北京的領導人需要更迫切地維持穩定。任何權力的損失都有可能讓他們崩潰。」然而這並不是什麽新的評論，而不過是再次加強了習李領導層的這一面貌。中國觀察家羅德裏克·麥克法誇爾（Roderick MacFarquhar）說，習近平「癡迷於戈爾巴喬夫現象，他不想成為歷史中的中國的戈爾巴喬夫。」

群眾鬥爭：一個學習曲線

當前有持續大量的群眾鬥爭，然而仍然相當分散。2012年發生了18萬起和土地有關的抗議，以及不計其數的罷工。在2011年爆發重大抗爭的烏坎村，前抗爭領袖之間發生分裂，並被指責沒有實現要求取回被盜土地的訴求。烏坎無疑是一場非常重要的鬥爭，因為村民在他們的鬥爭中民主地自我組織取得的程度。不幸的是他們 在2011年12月 把同意解散這一民主組織作為條件和中共省級領導人達成協議。認為獨裁製度中沖突的一派會放出「改革」立場信號的想法被證明是錯誤的，正如在烏坎村，空頭許諾往往「像會跳票的假支票」伴隨著更多的打壓。這些悲慘的經驗無疑教育了一些土地活動分子和其它人對中共的任何層面都不抱信任。

北京一家藥用品工廠的一百名工人由於未被支付遣散費把美國資本家劫持為人質，成為了世界新聞。這一策略越來越被廣泛使用，五名中國經理（上海中技樁業）由於工資拖延而被劫持五天。

由於經濟轉壞，引發一波外包，企業倒閉和搬遷潮（包括般到工資更低的經濟體，如孟加拉和柬埔寨），大多數罷工是抵抗性質的——要求未支付的工資、獎金或者企業倒閉或企業搬遷的賠償。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數據顯示，2012年有6.20萬工人由於工資拖欠向當局投訴，總共涉及200億元的工資。而這或許只是冰山一角。

隨著經濟減速，工人面臨重大的新挑戰。新政府毫不避諱其推動「痛苦的」政策的計劃。盡管習近平和李克強希望在這一藥片上裹上一些民粹主義承諾，如擴大福利復蓋（我們早已聽過了）和改革戶籍製度（我們也聽膩了）。該政權從其階級立場出發毫無選擇，只能發起對工人階級和窮人新一輪的攻擊，讓他們來支付中共獨裁者們和他們的資產家同夥的投機盛宴。高度負債的地方政府（債務超過全部政府支出的80%）難以提供資金用於擴大福利網絡或者（通過戶籍改革）吸納進移民工人。正如在許多其他例子中，地方政府將竭盡全力來規避和忽視中央政府施加的社會支出新承諾。

這些矛盾為即將到來的時期的群眾抵抗的爆發準備燃料。新的內部危機和經濟沖擊可能讓政權內部癱瘓，並打開可以讓工人階級用來贏得讓步和自我組織的開口。建立工人組織（最初是地下的）和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政黨，對於組織反抗資本主義危機和獨裁統治的鬥爭十分重要。

深圳：和黃旗下鹽田港碼頭工人再起工潮

綜合網絡與社交媒體消息，9月1日（星期日）起深圳鹽田港數百名吊機和作業工人因不滿工資過低和公司不履行發放子女獎學金的要求而發動持續2日的罷工。

深圳鹽田國際碼頭是由香港首富李嘉誠的和記黃埔集團與深圳國資委等

合資經營的國際集裝箱碼頭，分成一、二、三和東港區碼頭。和記黃埔間接控製股份約占三分之二左右。今年四、五月間香港持續四十天的碼頭工人大罷工也是發生在和黃集團下屬的香港國際貨運碼頭。當時和黃集團為破壞香港碼頭工人的罷工，和黃集團曾將大量作業貨物與船舶轉至一河之隔的深圳鹽田港。（可參見中國勞工論壇5月14日發布的《碼頭工人罷工四十日後結束》一文。

與香港國際貨運碼頭的工人一樣，目前在鹽田國際碼頭一線作業的工人多為外包的承包商雇傭，隸屬於近20家不同的承包商，工人多以外省工人為主。工人平時工作需要日夜24小時三班輪休排班，有些工人因此甚至三、四年春節不能回家。事實上早在2007年時鹽田港近千碼頭工人就因為十年間沒有漲過工資，而進行為期4天的大罷工。當時深圳市政府直接介入勞資糾紛，迫使工人復工。此後工資雖然得到部分調整，但工人要求建立工會等訴求並未得到實現。

但即使在2007年罷工後進行的工資調整仍是杯水車薪，根本沒有解決工人的生計問題。2009年鹽田港還曾發生過小規模的工人罷工。根據網絡披露的2011年鹽田港外包碼頭工人收入標準，一線理貨工人時薪水為每小時10.5元，吊機司機的時薪為每小時11.5元，迄今未有新的調整，遠低於2013年深圳當地規定的14.5元的最低時薪。（詳情請見《深圳鹽田港碼頭工人加薪「黑幕」》一文。

公司為安撫員工曾經承諾的給予子女就學提供獎學金的許諾也從未兌現。加之最近，由於經濟不景氣，據說碼頭計劃將工人的每周工作時間從原本每周至少五個工作日調整為每周四個工作日，這就意味著工人的收入將進一步減少。

因此從8月起，不少工人就開始向直接雇傭的承包商和鹽田港碼頭公司申訴要求調整工資，但是未獲得任何積極回音。故從9月1日（周日）起發動正式罷工，要求管理層對經濟訴求盡快答復。據參與罷工的工人表示，此次罷工幾乎是多個部門多個組別的全員參與，而非少數人的局部罷工。

根據目擊者和部分貨物運輸從業人員的網絡描述，由於罷工，待裝貨和裝箱船只無法離港，而送貨的船舶停在外港遲遲無法靠港。並有大量待作業的集裝箱滯留港口或無法進入堆場停留在路面，造成鹽田路明珠道路段往鹽田港碼頭的道路嚴重堵塞。

罷工發生後，保安已經封鎖碼頭與港區，深圳當地媒體試圖進入現場采訪也被阻攔。而網絡上除了在微博、個人博客、推特和部分海外中文上有對罷工的零星披露外，沒有任何主流網站進行報道。事實上2007年鹽田港碼頭工人罷工曾經得到包括網易和新浪等主流網站的報道。

根據鹽田區政府官方微博9月2日中午消息（@鹽田發布），鹽田國際集裝箱碼頭公司約250名岸吊及龍門吊司機集體停工聚集在鹽田國際大廈食堂內，反映加薪等系列訴求，導致國際碼頭內船舶靠岸後部分生產操作受到影響。我區人力局等相關部門第一時間趕往現場進行調解，經過協商，目前雙方初步達成一致意見，現員工已陸續離開聚集地，返回各自工作崗位。

但是，據一些貨運從業人員晚上九、十點在微博上發布的消息，當天下午鹽田港碼頭仍然處於半停工狀態，無人進行裝箱、吊運和查驗等作業，外港待泊船舶仍未正常進港。所以，罷工是否如官方所說的已告結束，還是勞資雙方仍在博弈之中，有待進一步觀察。

中國勞工論壇和社會主義行動全力支持深圳鹽田港碼頭工人的罷工抗爭，正如當初支持香港國際貨運碼頭工人的罷工一樣。無論是2007年鹽田港罷工和今年香港碼頭工人罷工的結果都說明，工人階級需要一個由工人自己民主選舉產生的具有鬥爭意誌的獨立工會，需要不同工人間的階級團結和互相支持，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反對資本家和當局的分化瓦解與殘酷剝削，團結工人的階級力量並實現自身的經濟與政治訴求。而不到半年，在一河之隔的深圳鹽田港碼頭工人和香港國際貨運碼頭工人的發生的兩場罷工更是說明團結抗爭的現實意義。

中國：一黨專政的十字路口

中國已進入了一個尖銳危機的時代。領導人顯然也了解到了，新任國家主席習近平承認現在的危機可以在十年內威脅到中共政權的存亡。而新任總理李克強則不斷警告著改革的必要與「痛苦」。

既然新的領導們都認識到改變的必要，那他們會進行哪些改變？而這些改變又會走到多遠呢？

過去的幾年我們不斷警告著中國的經濟將面臨崩潰。現時的經濟已經對信貸上了癮，在某些方面中國的信貸危機比2008年美國的金融爆破前還要嚴重。房屋投資現占中國GDP的14%，而2008年時只占美國GDP的6%。而不受控的影子銀行已經達到3.6兆美金，相當於德國的GDP的總和。

地方政府的欠債亦是危機所在。一份2010年的政府報告指出地方政府的債務是1.6兆美金，占當時GDP的25%。但一名前財政部部長指現在的地方政府欠債已達到3.3兆美金。

產能過剩是這一危機的表現，新的信貸成為了不顧社會經濟需求和實際需要的盲目投資。估計中國40%的工業產能是在長期待機，而在部分行業這數字更達到一半。中國在風力發動機及太陽能電板領先世界，但大約三分二的風力產能被浪費掉。而太陽能產業同樣擁有大量的過剩產能，中國的太陽能電板的生產是全球需求的兩倍！江蘇榮升製船廠是中國第三大製船廠，而今年還沒收到一張訂單！製船業的老板們警告中國一千六百間製船廠將可能在2015前有近半會倒閉。這最終可能不會發生，畢竟地方政府或銀行會不理北京的意願插手拯救倒閉企業，而這只會加大產能過剩的問題。

惡化的經濟數據更證明了這一點。各大預測機構，包括國際貨幣基金會，都降低了對中國今年GDP增長的預測。 2013年的經濟增長很可能只有7.5%，是23年來最低的。而這仍然低估了危機的嚴重性，因為官方的數據本身也有很多的水份。大多的經濟學者們都相信真正的增長只有6%左右。

其中一個經濟惡化的原因是所謂「計劃經濟」背後，實際上經濟的無政府狀態。官方的計劃往往只是紙上談兵，而中央政府對銀行和地方政府實質上已經失控。地方政府互相為了政治上的權威而盲目競爭GDP表現，同時亦是為了利用官方資金養肥各自的資本家精英。因此，各省經常違反中央的意願進行過度的投資生產。

「李氏經濟」

在現今的經濟背景下，李克強總理的經濟改革「李氏經濟」，強調著要「痛苦」地重整國有銀行及企業。這代表引入更多的市場力量來主導企業，並讓失敗的企業倒閉。其希望可以減低現時巨大的債務，並轉向一個私人投資及消費型的經濟。

但這是個具龐大風險的舉動。 「李氏經濟」的其中一個即時效果將會導致信貸緊縮（借貸的成本上升），並可能導致全面的衰退。 GDP的增長也會降低，而中國經濟的進一步放緩可引發新一輪的全球經濟衰退。同時，國民也會受到巨大的經濟打擊，尤其是工人、農民和貧民會受到更大的通漲、稅務和私有化的壓力。

中央政府將難以在一次進行四年前那個四萬億人民幣的經濟刺激方案。雖然可能會有「隱藏」的刺激政策，例如在經濟放緩時提供緊急的貸款，李克強堅稱其不會放棄「痛苦」的轉型。但是新的信貸對經濟的影響已經不斷降低。每一元人民幣所能增加的GDP增長從四年前的0.85元，下降到現時的0.15。

中央政府實際上已經沒有能力控製經濟的發展了，銀行和地方政府不斷違反中央所訂下的信貸限額。影子銀行的占今年新借貸的75%，而影子銀行的金額比去年增長了60%。影子銀行的增長來自於國有銀行為了繞過中央的限製和掩蓋壞帳而另立的帳目。這個部分作為突破官方障礙而獲得新信貸的「後門」。這個情況其實跟歐美其他資本主義經濟在全球危機爆發前夕並沒有什麽分別。

因此可以預見的是，中國可能在未來三年內被迫要拯救銀行業。這表示銀行的債務就會變成國家的債務。大量的資本需要用來投入拯救銀行，並將會為中低產民眾帶來通漲與福利緊縮。中國的經濟也可能會變成日本式的長期放緩，並導致數以十年計的衰退。

中共權鬥

但李克強的改革在自己的黨高層內都不會一帆風順，這連系到伴隨著經濟危機而惡化的中共內部權力鬥爭。中共有時會被稱為「一黨兩派」，這是指中共黨內所謂的「太子黨」和「共青團派（團派）」兩個主要派別。

在去年中共十八大中，中共首次性地由太子黨奪得領導權。七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有四名是太子黨成員。新任國家主席習近平自己就是太子黨，家族的財產估計有3.76 億美金。

中共各派別間的權鬥並不是意識形態性的，政治上亦不那麽清晰（各派都支持資本主義復辟）。太子黨是指過去毛澤東時期黨領導的家族後代，他們作為高幹子弟利用權位和關系在各個國有企業中建立的自己的利益王國，並累積了巨額的財富。他們主要希望保護自己的龐大財富，並鞏固自身在國有企業和經濟的壟斷地位。他們就好像裙帶資本主義裏的保守派。

團派則大多來自於「基層黨員」出身，並尋求挑戰和打破太子黨的壟斷，因為他們認為太子黨的獨大與自大會為政權帶來不穩。李克強總理就是屬於團派的。實際上，雙方都在保護自己的利益「領地」的基礎上支持經濟自由主義。

習近平作為最高領導人，其希望能夠在兩個派別間取得平衡，並將中共權鬥的規模限製，使其能夠控製整個國家機器。最近的中石油貪案、薄熙來案、劉誌軍案（詳參考其他相關文章）實際上是各派為了瓦解對方的權力基礎的手段，這都顯示中共權力鬥爭已變得越來越失控。

沒有民主

一條經常會被提問的問題是：經濟改革會導致政治改革嗎？

習李的新領導層希望透過反貪運動來鞏固自己的民意，並聲稱官無大小都會被打下來。所謂高官貪腐的審判實際上不過是場戲，實質是用來進行黨內權力鬥爭的手段。習近平的政策只是很皮毛地限製官員的一些奢侈的外表，而習近平跟本不可能實行更廣泛的反貪腐運動，因為這會揭露出中共更多的醜聞，甚至可能會導致整個政權的崩潰。

因此，反貪運動本身就是個高風險的政策。事實上，此運動已經向政權反彈，讓民眾感到更有自信去自己進行反貪官的鬥爭。七月，陜西省神木縣上萬人包圍政府大樓，抗議該地貪官的升遷，指控官員挪用公款，並廢除了免費教育和醫療等福利。

這是為什麽習李政權不會進行政治改革。他們懼怕連最低限度的民主化都會導致政權的崩潰。習李政權可能會作出一些民粹的政策，譬如改革戶籍製度，但是政權的真正民主化幾乎不可能。相反地，政權正在加大鎮壓。

中央政府甚至向學校老師發出了一份「七不講」，其中包括了新聞自由、民主以及貴族資產階級。而土耳其、巴西、埃及的群眾運動更堅定了中共反民主的決心。埃及穆爾西的下臺引發了中共喉舌的口誅筆伐，指西方「一人一票」的民主不可取，並強調社會的和諧穩定。

就連香港作為北京承諾能夠於2017年落實普選的地區，親北京的政客與發言人最近都不斷強調特首需要「愛國愛港」，並堅持要對參選人進行篩選，以防反中共的人士能夠參選。北京恐怕香港的「民主」會失控，這會導致中國大陸境內會發生連鎖反應。

在此狀況下，中共會在中國各地實行基本民主改革的機會就更渺茫了。 「改革不過是革命的副產品」，當中共面對強大的民主革命運動時，才有可能為求自保而作出民主讓步，但中共依然是不可信的！

中國的社會矛盾發展已經比埃及和突尼西亞等國都更嚴重。國家基本上對經濟危機束手無策，中國很可能會是全球資本主義危機繼歐美下一個的爆發地。面對不斷上升的民怨，中共的對策只會是更多的打壓，最終必會為自己帶來反效果。一個政治清晰的馬克思主義組織，就算現階段規模較小並且需要地下進行組織，都可以在未來的危機與革命浪潮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正如南非的狀況一樣。

薄熙來審判結束　揭示中共危機加劇

前中共高官薄熙來在八月份經歷五天審判，結果卻出乎中共領導的意料之外。這更進一步曝露了中共的獨裁本質與其警察鎮壓機器。這審判被廣泛視為中國三十年來最重要的一場，並讓人一睹國家與獨裁者內部如何深陷危機。

薄熙來是一名太子黨領導人物，也是前中共十七屆中央政治局委員。他在二零一二年被拉倒，並被起訴受賄、貪汙及濫用職權。習近平和李克強的領導層旨在透過這場審判來加強其「反貪」運動，鞏固自己的威信。

他們一方面想抹黑和消滅這棘手的政敵，但同時容許審判有一定程度的開放性，希望營造中國正在通向「法治」的「進程」的表象。因此，某種協議似乎達成，去容許薄熙來挑戰其中一些指控，並容許他對證人進行反復盤問。但是從北京的立場來看，效果卻適得其反，薄熙來與他的法律團隊否認所有指控，並主導了整場審訊。

最揭露性的一刻是，薄在庭上表示，他被強迫作出虛假的供詞，說「我違心的承認過這個事情」。中國刑審大量使用迫供已是眾所周知，薄僅僅是證實了這點，但盡管如此，但由一名前中共高層口中道出這個事實，帶來了爆炸性的效果。薄本人也曾經使用類似手段，如在重慶打擊犯罪集團的「打黑」中，數以千計的人被逮捕並面對即決裁判。

政權失去控製

毫無疑問，薄將被判有罪，並被判長期的監禁（判決將於之後公布），但薄的這場審判並沒有像之前高官貪腐案件一樣，跟隨相同嚴密的劇本。他否認所有對於他的指控（幾乎肯定這超越了審判前達成的協議），他的自辯被媒體描述為「霸氣猶在」和「非凡」。他的抗辯成功打擊了數名控方證人的可信程度，包括被他判謀殺罪的妻子谷開來，薄熙來形容谷開來「已經瘋了、經常說假話」。相比起前中央政治局委員陳良宇（2008）和陳希同（1998），其兩人的審判在一天之內結束，薄的五天審判則長得多。可見，這場法院案件明顯走出了當局的控製。

庭審結束後，公眾普遍地認為，薄熙來是政治迫害的受害者。大多數人看到整個中共國家的腐敗，在這方面薄熙來與其他高官沒有兩樣。新左毛派一向視薄為現時新自由主義的替代領袖，因而就薄的反抗感到鼓舞。但即使是政治上反對薄熙來的自由主義者和民主倡議者，也紛紛抗議這場審訊距離公平還差一大截。

微博一項調查指出，在那些過往不支持薄熙來的人之中，四分之三的人在薄的庭審後對他有更正面的想法。控方案情也顯得非常薄弱，除了證人的證詞和薄自己的供詞外，幾乎沒有任何具體的證據。控方在薄收回所有的供詞後亂了陣腳。

由中共控製的司法系統嚴重地依賴口供，而往往是用強迫的口供來定罪。一位在香港的法律教授在2011年的一份報告發現，95%的刑事案件都有招供情況。隨著審判的發展，國家媒體加大了對薄的攻擊，去掩蓋檢察官的糟糕表現。

控方的任務也由於當局減少對薄的指控而變得更為復雜，指控只復蓋他涉嫌的輕罪中的一小部分。這已是了高官貪腐案件中的常規。當局不希望揭露真正涉貪程度，因為這將牽連到其他官員下馬，破壞整個政權。

當局對薄熙來的指控只涉及貪汙和受賄約2,500萬人民幣，而且只牽涉他在掌管大連市的時期，完全不涉及更近期的重慶時期（2007-2012），避免涉及更龐大的金額，並且牽連其他高層人物。

如時事評論家們所指，2500萬人民幣對於今天的貪汙來說並不是一個大數目，甚至比一些村官所貪的還少！在九月份，當薄被中共開除出黨時，中紀委曾公布薄的六宗罪，包括妨礙司法公正，及涉嫌有份參與在英國商人尼爾•海伍德(Neil Heywood)被殺一案等（此案是谷開來被判死緩的原因）。作為協議的其中一部份，對薄的指控由六宗罪減至三宗。

薄在國家層面中仍然有相當強大的後盾和人脈（江澤民派系），很有可能是這些勢力對中共的領導層施加壓力，要求謹慎處理（限製指控），並給予薄在庭上抗辯的空間。這正是薄在庭審利用的一點。也有可能是由於這些後盾目睹中共權鬥似乎正在擴散，如針對薄的盟友，例如有「國安沙皇」之稱的前國安部部長周永康以及其同僚，於是慫恿薄去進行違抗性的自辯。

然而，盡管薄熙來否認所有指控，他的抗辯沒有超出一定的限度。他沒有揭發其他高官的貪腐，也無直接攻擊政府或司法製度。他聲稱自己是「被陷害」的，但只針對控方證人如商人唐肖林。明顯地，若果這場審判是事先安排的，操縱者必然是中共的領導層。這種自我審查很大可能是審訊前協定好的一部份；但這也同時反映薄熙來作為一個頂級太子黨，不論現在的領導是誰，都有意識保護整個獨裁政權。

從另一方面看，也可見薄並沒有偏離官方劇本：案中沒有提及任何他在管治重慶時期的政治紀錄。但重慶管治卻是他真正被清洗的原因。大多數中共的頂層反對他的偽毛派民粹主義－所謂的「重慶模式」，恐懼這會演變為反抗政權的運動。薄間中拒絕跟隨北京的路線，並為爭奪國家地位而沈迷於自我宣傳；這些在中央政府的眼中都是不可饒恕的。

審判為「透明」、「公開」？

庭審結束後，官方媒體描述薄熙來的審判為「公開、透明，被輿論認為史無前例」。然而，若對比1981年的「四人幫」（毛澤東遺孀和三名「左派」共同被告）審判，薄熙來的審判實際上反映司法製度的公開程度有所倒退。在1981年，900人出席庭審，包括330名記者。但《新華社》報導，薄熙來的審判中只有110人出席，19名被挑選過的記者，一切國外記者不容許進場。今天的領導政權非常不穩，對比鄧小平的政權和其親資本主義政策，在1981年初期得到強大的支持，因而自信十足。*「四人幫」的審判為現場直播，但在薄熙來的案件中，只有網上微博的「現場」文字報導，當局操控一切發布的消息。隨著審判的發展和起訴案的破裂，對「即時發布」的操控變得嚴密。法庭內傳出數個真相在官方微博被刪掉，例如薄熙來聲稱他開除王立軍的決定是得到上級官員的批準，被估計為國公安部部長的周永康。

當局恐怕情況會失去控製（已發生），因而想去限製訊息發布的內容。薄在庭上有效的表現是對當局的一場痛苦的教訓，在將來對即使是有限度的民主開放也會更加警惕。

判決將會在稍後公布，這也將為政權帶來問題。如果薄的判刑過於嚴厲（例如死刑，這不太可能發生），可能會激發抗議，因為案件太過薄弱。與此同時，若果薄違背協議，或挑戰案件針對他的某項控訴，當局將會希望懲罰他的反抗，至少對其他人能有威懾作用。

值得註意的是，當致閉幕詞時，檢察官要求對薄作出「嚴厲的懲罰」，對比六月份鐵道部部長劉誌軍的審判，檢察官要求「仁慈」的判決，因為劉有「合作」和承認了罪名。

判刑可能是15-20年的監禁或死緩，像劉誌軍和谷開來的例子（盡管這些涉及更嚴重的罪行）。官方媒體也提出了對谷開來貪汙而可能進行新審判，明顯地這在去年審判其謀殺案時從未被提到。這可能是國家對於薄熙來缺乏「合作」所作出的報復。

習近平反貪

中共領導人習近平正嘗試平衡黨內的不同派別，為求推動一個自由經濟的「改革」方案，同時嚴厲打擊要求放松政治管製的訴求。薄熙來是一名太子黨並代表著傾向國家資本主義，在經濟上有更大操控的一派，而北京則主張更多的市場自由化。

傳統上反貪腐的運動從來是項莊舞劍，誌在權力鬥爭。習近平想削弱阻礙其經濟政策一派的利益，並從強硬的反貪表現來贏取公眾的支持。但一旦反貪運動發展過火，將是危險的；可以觸發無法控製的權力鬥爭，並吞噬整個政權。群眾也將更勇敢地對抗腐敗的官員，如7月份發生在陜西省的抗爭，10,000人包圍政府，抗議涉嫌貪汙的縣委書記 。

權鬥繼續

薄的審判結束，但中共權鬥尚未完結，甚至有跡象會蔓延。與薄有連系的重要人物不是被調查，就是被拉下臺。比薄更高級的前政法委書記及前國安部部長周永康可能是下一個被拉倒的高官。周永康也控製國家壟斷的石油業，似乎是習要打擊他的另一原因，作為松綁國家壟斷的一步，並帶來更多私人投資。

在周永康管治下，國安機器以龐大的比例增長，令維穩費用比軍費更高。習可以利用打擊周永康達到民粹目的，予人打擊「濫權」的印象。作為前政治局常委的周永康如果被立案調查，將會打破中共「入常無罪，入局免死」的潛規則 ，即作為政治局常委有不會被判有罪，而政治局委員則可以免受死刑。

自去年12月以來，與周永康有關系的數名商人在四川（周曾為當地的省委書記）被逮捕。前四川副省長郭永祥在去年6月受到調查，此外中石油（中國最大原油生產國企）四名高層最近亦被罷免，正在接受調查。這些高層被稱為「石油幫」，以周永康為頭目，控製著國家石油公司。

另一名高層，國務院國資委主任蔣潔敏，亦在9月1日被罷免，涉嫌「嚴重違反紀律」－這通常是指貪汙。莊潔敏是中石油集團公司前董事長，與周永康關系密切。

內部權鬥連系至習李想推行的經濟政策，以打擊坐擁各業界的「既得利益」。習李想要更多的私人投資和解除管製，希望從而刺激經濟，避免債務危機爆發。他們似乎針對石油業這個拒絕改革的「既得利益」重陣，以推行經濟重組，就如現時被廢除的鐵路部的一樣。

重要行業被中共某些領導和幫派控製（如2010年「維基解密」的報告所描述）。李鵬家族控製電力行業，溫家寶家族控製寶石貿易，而周永康及其同僚則控製石油壟斷。

顯然，習近平拒絕政治改革（局部民主化），並發動新一輪的政治鎮壓。他與李克強竭力推進經濟改革，但若這威脅到其他派別的既得利益時，將會挑起更多黨內沖突。習李的經濟改革旨在開放國有壟斷部門，讓更多「市場力量」和私人資本進入。習將在11月的三中全會公布「架構調整」的新措施，越來越龐大的反貪行動也是用來鞏固習對政權的控製，用來限製不同派別對新措施的抵抗。

連有蔣潔敏在內下臺，過去10個月有三名政治局委員被拉下馬。官方媒體將之描述為習反貪行動的重大成果，但實際上不過是權鬥日趨尖銳，而且這可能會在未來爆發。高層的權鬥反映社會的階級矛盾日趨緊張，而經濟危機正在深化。

社會主義者不支持中共任何一派，因為任何一派都是支持親資政策和專製統治。現時急切需要建立獨立工人階級的真正社會主義替代，迎接未來重大的政治戰役。

中國：習近平大搞白色恐怖

內地政治打壓不斷加大，以消除來自左、右兩派的反對之聲。習李領導層打破了自由派團體希冀新政府會發起政治改革的幻想和希望。相反，政府采取嚴格的措施進一步限製異議和打壓社交媒體，尤其是博客名人「大V」被作為靶子，來警告其他人要低調。

2013年9月9日，中國最高法院和最高檢察院出臺新的法律解釋，當局繼續加大對網路言論的打壓。新的法律解釋中，誹謗資訊被轉發達500次或被流覽5,000次，可判刑三年。網路誹謗「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可公訴，而網上散布謠言起哄鬧事可追究尋釁滋事罪。

這一輪針對互聯網言論的打壓，已經進行了幾個月。8月份開始秦火火案，薛蠻子案發生。2013年8月19日，秦火火被捕罪名是造謠傳謠3000余件、蓄意製造傳播謠言、惡意侵害他人名譽及非法攫取經濟利益。8月23日美籍華裔微博名人薛蠻子以嫖娼名義被捕。

這些之前被大量粉絲關註的「大V」紛紛落馬。當局用此警告其他人，任何人都不能發表危害當局利益的言論。新華社稱這是「向所有網路大V們敲響了法律的警鐘」。

除了「大V」，更多的普通線民被以「傳播謠言」或者製造「不愛國言論」的名義被抓，據網路報導最近數周有上千人被捕。雖然沒有完整準確的數據，但是根據《財新網》引述的一名官員稱，僅僅在河南省，自6月中旬以來警方就逮捕了131人。

最近幾個月當局還查封大量非官方的新聞網站，甚至一些舉報官員貪腐的國營媒體記者也被逮捕。《新快報》記者劉虎在新浪微博實名舉報中國工商總局副局長馬正其嫌瀆職犯罪，於8月23日中午被逮捕。

天安門母親發起人丁子霖，六四當時其十九歲的兒子被士兵殺害。她發表了一封123人連署的致習近平的公開信，譴責他拒絕民主化。這封信主題為「希望已漸消失，絕望正漸逼近」，指責習近平上臺後「大踏步地退回毛式正統」，變得更為獨裁。然而，「毛式正統」只是指政治上的打壓，習近平絕不希望回到毛時期的計劃經濟。相反，習李當局致力於新一輪的經濟自由化，他們希望通過去管製、私有化等政策，來減輕危險的債務負擔。

然而這使即將處於經濟危機之下的民眾生活雪上加霜，很可能觸發更多失業和物價上漲。近年來隨著互聯網社交媒體的發展，同時人們也通過微博、QQ等工具得以更自由地傳播資訊。在罷工和群眾抗爭中，人們越來越多地通過網路號召遊行，傳播抗議和警方打壓的資訊，使運動得以傳播、爭取外界聲援。如最近在江門的抗議中網民起初透過網路號召在當地東湖廣場聚集，促成大規模示威。去年七月，江蘇啟東近萬名中學生，最初就通過QQ和社交網站發起集會，號召上街抗議啟東市政府核準鋪設汙水管，促成至少5萬人示威。而中共政權也看到2012年在中東和北非以及最近在土耳其和巴西的群眾運動中，facebook等互聯網社交媒體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因此中共當局感到必須進一步限製網路言論空間，防止不利於當局的資訊擴散。

而另一方面，中共的內部鬥爭並沒有停止，反而由於習李希望進行的新自由主義改革而觸發新的鬥爭。在中共權力鬥爭中，社交媒體和境外網站成為鬥爭雙方放消息的管道，而這影響到中央政府的權威。在薄熙來事件的發展中，網路媒體發揮了重要影響。如王立軍逃到美領館和海伍德事件，都是首先在網上被曝光，幾天之後才被官方媒體確認。政府為了令對薄的審判表現得「公開公正」，以微博發布庭審消息，同時控製話語權，以免公眾輿論失控。因為習近平當局在經濟改革的同時，試圖在黨國內部「收緊紀律」和「把權力置於牢籠中」，防止權力鬥爭失控，激發反政府的群眾鬥爭。

今年5月份當局推出「七不講」（包括禁止在課堂上講普世價值、新聞自由、公民社會、公民權利、中共的歷史錯誤、權貴資產階級、司法獨立），首先由華東政法大學副教授張雪忠在新浪微博上曝光，他的微博隨即被封，今年9月份他被取消對本科生的授課資格。

為了贏得支持，習李新領導層出臺許多民粹主義的措施，如打擊腐敗。習近平稱「蒼蠅」、「老虎」一起打。而由於「網路反腐」，許多貪腐官員在微博等社交媒體上曝光，導致陜北房姐、河南房妹、廣東房叔等貪腐案件不斷爆出，甚至一些較高級別的官員也由於「網路反腐」下馬。

據網路報導僅在中共十八大後到2013年初期間，廣州官員拋售豪華住宅4880套，杭州官員緊急賣出412棟別墅，上海官員拋售豪華住宅4755套。然而習李領導層並不希望這種民眾自發的「網路反腐」，而希望將「反腐」完全處於中央的掌控下作為民粹主義和打擊黨內對手的工具，害怕大量腐敗案件曝光會威脅到中共政權的存亡。

而這些都讓面對大量群眾不滿的中共當局感到必須加大控製言論，害怕一絲一毫的放松都會危及黨國的存亡，因此拒絕任何民主化。政權響起新輿論戰的訊號，以主導網路和消除異議聲音。《北京日報》首頁的評論警告「西方反華勢力一直妄圖利用互聯網『扳倒中國』。我們必須正視這個事實」。9月3日習近平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說：「能不能保持黨的思想宣傳優勢，能不能守住意識形態領域陣地，能不能鞏固壯大主流思想輿論，事關黨的前途命運，事關國家長治久安，事關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確實是亟須高度關註的重大課題。」

而與此同時，這一輪的打壓不僅僅局限於社交媒體和「網路謠言」。政府正加緊對付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的政治對手。這很可能會一直持續到三中全會。在會上，習李希望表現「團結」提出一籃子「激進的」經濟改革。但這輪打壓持續的時間愛長和深度廣超出了很多人的預計。近來的抓捕顯示當局最高領導層希望給予社會各個階層一個明確的警告。

被逮捕的人中包括北京的許誌永，他是「憲政派」新公民運動的一名領導成員。他在8月份被當局正式起訴前已經被警方軟禁了數個月，因為此前他組織了數場要求官員公開財產的集會。另一個值得關註的大發展是，億萬富翁和投資人王功權被警方以擾亂社會秩序的罪名刑事拘留。王功權是許誌永的主要盟友，同時也是一名知名的超級富翁，針對他的拘捕一定是得到最高當局的首肯。

同時「左派」同樣受到打擊，記者宋陽標由於鼓動挺薄熙來的抗議而被捕。四川富有的食用油企業家楊秀瓊由於在「天網」上發布薄熙來審判時法庭外抗議人群的照片而被捕，被指控泄露「國家機密」。

這次受到打壓的也包括《社會主義者》雜誌，雜誌在內地的一名撰稿人被警方指控為敵對組織工人國際委員會（CWI）的成員，這一指控可能導致被監禁數年的風險。最終，在工人國際委員會（CWI）的支持下，他得意逃離中國。這是筆者兩年前被捕之後，本刊撰稿人再次遭遇同類事件。

《社會主義者》雜誌的目標不僅僅是批判中共政權、揭露資本主義的腐朽，而且從群眾鬥爭中吸取教訓和經驗。更重要的是，我們圍繞這本刊物組織起來，通過民主討論製訂政治路線，打造一個社會主義的力量。因此，工國委的香港支持者組成的「社會主義行動」，建基於本刊的立場介入諸多群眾鬥爭，例如香港碼頭罷工、反國教運動、占領中環等。中共政權感到由此帶來的威脅，因此長期打壓本刊的內地撰稿人。

中國大陸的群眾示威具有強大的潛力，但由於工人群眾沒有組織權利，目前大部分抗爭仍然是分散和短暫的。但通過網路的幫助，群眾示威有進一步組織化、持續化、激進化的趨勢。網路亦成為地下政治組織重要的溝通平臺，下一步就是將網路轉化成群眾組織，挑戰中共一黨專政。

夏俊峰案：一個小販與兩個城管之死

試從階級鬥爭角度看夏俊峰案與左翼對維權鬥爭的態度

來自讀者的觀點

「管，小商小販的飯碗就沒有了；不管，我們的飯碗就沒有了。」被刺的城管執法者申凱的一名同事這樣說。《新京報》2010年1月20日）

9月25日淩晨，沈陽中院發表聲明，最高人民法院經復核認為，夏俊峰違規經營炸串，與執法人員發生沖突，即持刀行兇，致二人死亡。夏俊峰罪行特別嚴重，不足以從輕處罰。一審、二審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定罪準確，量刑適當。審判程序合法。故依法作出核準死刑的裁定。

根據夏俊峰遺孀張晶的微博消息，9月25日淩晨法院工作人員通知夏俊峰家屬在早晨6點見最後一面，見面時間限定在半小時內，並且拒絕家屬和夏俊峰最後拍一次照的要求。當天上午夏俊峰被執行死刑，下午火化遺體，晚上通知家屬第二天上午9點去領取骨灰。

夏俊峰案引爆網絡熱潮

夏俊峰案經過五年的風風雨雨終於以沈陽小販夏俊峰被執行死刑而告終。2009年5月16日，夏俊峰與妻子在街頭販賣烤串，被城管沒收經營工具，並遭毆打。夏 俊峰在城管辦公室內憤而用製作烤串的水果刀殺死兩名城管，重傷一名。其後，夏俊峰分別於2009年11月和2011年5月一審與二審判處死刑。

當局早已知道夏俊峰執行死刑會引發軒然大波。根據媒體人泄露的消息，宣傳部門事先發布禁令：「遼寧夏俊峰故意殺人案死刑復核已審結，將於9月25日執行，各媒體如作報道一律依據法院發布的權威消息刊播，不評論不鏈接，不渲染炒作。

但 即使如此也難敵民意濤濤，夏俊峰被執行死刑的消息迅速成為新浪微博等社交媒體和網絡上的最熱門消息之一，新浪微博總計有412萬條相關信息，還不包括眾多 已被刪除的激越之言。在各大門戶網站的相關新聞下，網易網有超過10萬網民回復，新浪網有5萬回復，騰訊新聞網也有3萬多回復，多數網民要求刀下留人，免 於夏俊峰死刑。

事實上多數網友也認同夏俊峰暴力殺人，理應受到懲罰。但對於當局為其統治需要利用國家機器冷血殺死夏俊峰而感到不滿。更有 不少網友憤怒於「司法不公」與「刑不上大夫」，質問道，劉誌軍可以不死，谷開來可以不死，為什麽夏俊峰就要死？貪幾億、幾十億的不死，而販夫走卒，升鬥小 民就要死？

五年多來，夏俊峰案已經成為民主自由派知識精英群體挑戰當局司法和管治體系的一個標 誌性事件，其妻張晶也成為公眾人物，在新浪微博上有近十萬粉絲，甚至其他眾多訪民和民眾為引起外界註意，向她求告和要求幫助。著名網絡維權者「屠夫」首先 介入該案宣傳，著名維權律師滕彪擔任二審辯護律師，知名大律師陳有西擔任司法復核階段的辯護律師，中國人民大學政治系教授張鳴在微博上一年來以每日一帖的 形式呼籲「刀下留人」，童話作家鄭淵潔和臺灣藝人伊能靜等也紛紛聲援。國內上百家親自由派紙媒和網站數年來一直介入跟蹤。《南方都市報》記者在網絡上發布 的辨訪手記也承認說，該案就「炒作」而言已至極致，公眾、精英、名人與法律專業人士廣泛關註，就差直接申訴總理了。事實上，執行死刑前也確實有網友在網上 發起聯名呼籲，要求國家主席習近平給予夏俊峰特赦。死刑執行當天下午，以李方平、滕彪、陳有西等為首的25名自由派維權律師發表聯合聲明質疑最高法院的死 刑復核，要求高院公開復核意見書。

當局為何選擇在當前這個敏感時期發布高院復核決定，並立即對夏俊峰執行死刑，自有出於其統治需要而做出 的一番考量。夏俊峰二審終結是2011年，迄今已有2年多。按照網上某個律師的說法，要殺早就可以批復殺，要不殺怎麽也能找到理由拖下去。這不僅是高院無 視自己公開作出的「可殺可不殺的，慎殺」的司法承諾，而且是悍然置輿論與民意不顧，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是刻意與網絡民意相逆。如有網友在微博上直白地對人民 大學教授張鳴說，「夏俊峰就是讓你們給喊死的。」

城管與小販間的矛盾

城管與小販間的暴力沖突今天早已不是什麽新聞，而 且往往引起網絡上鋪天蓋地的討論。既有「民粹派」為飽受官府爪牙欺壓和蹂躪的街頭小販打抱不平，並對流氓和黑社會般的城管群體深惡痛覺，也有「秩序派」宣 稱城管是維持城市和市場正常手續的必須手段，並對貪利狡詐弄虛作假的刁民小販恨之入骨。由於網絡活躍群體的本身構成，「民粹派」多是受「自由民主」感召的 青年知識工人和青年學生群體，而支持城管維持秩序的多數是社會中保守的中產階級。從某種意義上而言，這場爭論本身成為了「小資及其無產階級後備軍」與「中 產階級」間的口水戰。

這種對城管與小販的關系非此即彼的分析陷阱是左派要竭力避免的，也是資本主義實質經濟秩序與虛偽政治民主間自相矛盾 的體現。事實上無論「城管」還是「小販」都是這三十年改革開放以來的新產物，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必然的產物。一方面市場經濟需要維持失業大軍，同時推動 「無規則無計劃」私有的小生產方式，另一方面為維護大資本和統治秩序，又需要利用暴力壓製無序的邊緣競爭。而這種現象絕不是什麽加強管理或者「人性化關 註」就可以消弭的。

今天各地城鎮出現的職業街頭小販多數來自於城市底層貧民、國有企業下崗工人、遷移進城市或求職的農村人口、暫時失業或 失學的農民工與青年人。他們中的絕大多數是不可能在目前的市場經濟條件下通過街頭小販而暴富成為資產階級， 這不同於80年代初資本主義市場尚未成熟之時 的個體戶。假如有其他相對穩定和豐裕的收入，其中多數人是不會從事街頭小販的。他們本質上就是無法得到充分就業的無產階級和準無產階級。

如沈陽小販夏俊峰本身就是一名1990年國企破產潮中被迫下崗的技校工，母親是回城知青，每月只有800元退休金，父親是農村戶口，做環衛臨時工每月700元收入。而他本人與作為進城農民工的妻子兩人起早貪黑以烤串為生，勉強維持一家人的生活。

另 一起更早2006年發生在北京的崔英傑殺城管案中的崔英傑是來自河北農村的農民工，父母都是身體患病的農民。崔本身曾是「優秀士兵」的退伍軍人，當時擔任 娛樂場所保安，因公司欠薪而從事街頭燒烤的兼職補貼收入。崔英傑因在與收繳的城管們爭奪自己擺攤用的三輪車而刺死城管副隊長李誌強，被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 行。

隨著階級矛盾和社會沖突的發展，城市失業、無業民眾大幅增加，特別是 1990年代後，下崗工人、農村失地、失業人員大量進城，而社會保障機製缺失。資本主義統治當局要維持城市統治秩序，又無法高成本和大規模地動用與擴充警 察，也不利於宣傳，應運而生創造了城管——這種低烈度的維持城市秩序的暴力管治工具——來強製解決矛盾。其主要管理對象就包括街頭小販和強製拆遷等。簡單 地說就是將其他正式執法部門管不好和不想管的弱勢群體和相關事務統一交給臨時委托執法的機構，無論是在編製序列和執法權上都缺乏法理依據。

原本當局是為降低與民眾暴力沖突程 度而使用城管執法，在很多時候反而發展成為甚至不得不依靠公安防暴隊來彈壓民眾與城管的沖突。例如在2011年夏天，雲南昆明當地的城管與民眾在兩月中連 續發生四起卷入上千人參與的暴力沖突，最後都必須依靠特警進行強力鎮壓。而各地在與城管沖突中被打死的小販和圍觀群眾的案例就有十數起。今天隨著資本主義 內在矛盾和階級矛盾激化，這種低烈度的暴力工具也不得不開始裝備裝甲車和武裝到牙齒的防暴械具。

當我們認識到城管機構是國家暴力機關的同 時，我們也應該關註到城管隊伍的構成本身也是各類底層民眾為主，其中包括在90年代大規模下崗的國企工人、無業的街頭流氓無產者，求學完成後就業有困難的 青年學生等。例如，被夏俊峰殺死的城管都是來自並不寬裕的普通家庭，城管中隊長申凱是退伍軍人，一家四代單傳，與妻子離異，無後代。另一個城管張旭東，與 老婆孩子、年邁的父母和因病未婚的哥哥六個人擠在一間單元房裏，他是家中主要的經濟支柱。事實上也只有這些無其他更好經濟出路的社會底層才會成為城管。城 管機構的主要領導都是從公安、工商和衛生部門借調來的不得意中下層官僚（仕途順利的很少會借調去城管這個勞力又不討好的部門）。即使作為編製內的領導合法 收入不過數千元，而下層多是臨時雇傭的合同工，更只有千余元的收入。罰沒小販貨物和接受賄賂是他們提高收入改善生活的主要手段。

夏俊峰案的製度根源

資本主義製度下，這種官民沖突從未停止過。突尼斯的革命起因就是小販抗議政府官員自焚而引發的。即使美國和香港也有類似城管的街頭管理工具，而在美國街頭少數族群遭到警察槍殺而引發騷亂也並非個案。

因此，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左派應該積極參與與關註這些現實的維權鬥爭，身體力行地站在捍衛最廣大勞動人民基本利益與民主權利的第一線，並同時揭破自由維權派期盼的資產階級民主的虛偽性與司法獨立神聖的幻影。

中國礦工受肺病困擾

今年，中國西藏、吉林先後發生了重大的礦難，共有近百名的礦工死於非命。礦工在井下工作的安全問題一直是中國社會所關註的焦點。可是在工作之余，還有另一個問題威脅著礦工的生命——肺病。

近年來，隨著中國資本主義的復辟，大量農民被迫到礦山工作。由於工作環境的惡劣，相當數量的礦工患上了職業疾病——塵肺病。

據《中國勞工通訊》報道，光2010年一年，全中國就有新增的塵肺病病例23812 例，整個中國有將近53萬塵肺病人。甚至有專家指出，如果算上中小煤礦的病患，中國全國估計有 100 多萬礦工患有塵肺病。就連中國官方也不得不承認，塵肺病已經成了中國第一大職業病。

在《中國勞工通訊》的報道中指出，超過半數的病例分布在中、小型企業裏。這些企業由於高額利潤的驅使，往往缺少安全運營的機製，甚至沒有保護礦工生命安全的設施。所以這些沒有安全保護的礦工往往易患上肺病。

但是對中國礦工來說可怕的並不是肺病本身。

一名工作多年的礦工白學堂說：「如果在井下斷胳膊斷腿，礦上還會管，如果患上塵肺病，像我們這種流動著當礦工的人，根本沒處去維權，就只能認命。 」

白的這句話道出了中國大多數中礦工的現狀。許多患塵肺病的礦工根本無力支付治療的費用（甚至有的礦工為此傾家蕩產），也無法維護自身的權益。2010 年 12 月廣東佛山，一群患有塵肺病的礦工上街向政府請願，結果遭到警察的攔截與逮捕。2009年7月，有 103 名患有塵肺病的礦工集體到深圳上訪，冒雨向政府請願，直到後來一名礦工因病情突然惡化不治身亡，深圳政府才勉強同意了他們的請求。

在正常情況下，能得到政府補貼的只是極少部分的礦工。由於塵肺病根本無法根治，死亡率高，其他的礦工一些在維權過程中發病死去，另一些無法得到治療、無法維權的患病礦工只能在家裏等死。

社會保障的缺失，對礦工造成的威脅遠大於肺病本身。資本家為了追求利潤，縮減了礦場中的安全保護設施，讓礦工在高危環境下工作，再加上工作量極大，礦工一天可以吸入大量的有害粉塵。無論是在小型私有的礦場，還是大型的礦場，都缺少必要的安全保障。這樣，礦主的利潤就達到了最大化。

「向錢看」的資本家們，將中國的礦場變成了名副其實的「血汗礦場」：每個在井下工作30年的礦工，死於礦難的幾率為7 %；每開采百萬噸礦，就有0.49個人死去（還沒有算上瞞報的以及死於塵肺病的）；每年患塵肺病的人數增長近2萬人。

在中國，礦工已經成了社會最底層的代名詞。毫無疑問的是，隨著中國經濟進一步發展，礦工的社會地位不會有任何本質上的改變，他們依然是中國最窮苦的被剝削階層。

只有礦工自己和其他工人團結起來進行抗爭，並聯系上更廣泛的反對資本主義和中共一黨專政的群眾鬥爭，才能改變礦工被奴役的命運。

中國：恐怖主義侵襲天安門廣場

在中國媒體最初低調和隱晦的報道之後，周一在中國最具象征意義和警備森嚴的北京天安門廣場發生的致命事件目前已經被確定為「恐怖襲擊事件」。10月28日（星期一）中午12時左右，一輛白色的多用途旅遊汽車沖上龐大廣場上的行人便道，在起火爆炸前，碾壓與沖撞遊客人群達400米。

包括駕車的烏斯曼·艾山、其母庫完汗·熱依木及其妻古力克孜·艾尼3人在內造成5人死亡與40名路人受傷。當局已確定襲擊者為維吾爾族。這是一個來自與中亞接壤的廣袤的新疆地區的以穆斯林人口為主的少數民族。可以想見，這一悲劇性的事件將觸發對維吾爾族鎮壓升級的擔憂和加劇維族與多數人口的漢族之間的民族對立情緒。

社會主義者和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網站一貫明確地反對個人恐怖主義，這不能增強對中國專製當局的群眾反抗，而只會分化被壓迫者，並使群眾鬥爭變得更為困難。雖然事件其中仍有諸多因素尚不清楚，而我們的反應也因此只是暫時的，但一個無可爭議的事實是周一恐怖襲擊的受害者都是普通平民和遊客，其中包括死亡的菲律賓女醫生和來自廣東省的普通平民遊客。他們都是在車輛爆炸起火前被撞身亡的。而且，從更長遠的來看，在這個事件中受害最嚴重的將是維吾爾族群眾，因為這一事件可以成為中共專製當局加緊其在新疆執行鐵腕政策的借口，並也可將其用於針對其他非漢族的少數民族群眾，如藏族和蒙古族人民。由此可見該事件將起到相反的結果。當局用來鎮壓少數民族實現地區「穩定」的措施也可以成為當局用來打壓漢族工農爭取自身權益利鬥爭的類似鎮壓措施的試驗場。

打壓

北京警方已證實針對周一的襲擊事件逮捕了五人，全部來自少數民族維吾爾族。可以理解維吾爾族一些維權組織與團體為這事件深深震撼，並可以預期當局可能會進行一場新的「嚴打」。新疆地區的的人口中維吾爾族占46%，並在貧窮的農村地區占絕對多數。自2009年以來，當地暴力事件頻發，種族間暴力沖突已導致近200人死亡。基於該地區並不可靠的新聞報道，即使按照新疆的標準，過去數月發生的事件尤為血腥。

根據自由亞洲電臺報道，10月份內七名維吾爾族人被警方在不同的事件中射殺。當局解釋射殺是反恐行動的一部分，但死者中包括哈尼庫魯格村（莎車縣）的一個家庭，包括父親和分別只有18歲、15歲和12歲的三個兒子， 根據官方安全部隊的解釋射殺該家庭是由於「拒捕」造成的。在6月間，35人在官方界定的「恐怖襲擊」中被打死。北京周一的撞車事件中有一名犯罪嫌疑人來自於上述「恐怖襲擊案」的同一地區。在8月，20多名維吾爾族和至少1名警察在另一起警方的突襲中被打死。

在面臨經濟歧視、令人窒息的宗教和語言自由限製的同時，在過去幾年裏，安全部隊大規模增加的進屋搜查行為進一步刺激維吾爾族中絕望和憤怒的情緒。近來新疆有139人因為在網上傳播「聖戰」思想被查處，有256人因為傳播涉穩謠言而被查處，這成為中國全國性取締網上「謠言」打擊活動的一部分。

十八屆三中全會

中國專製當局顯然因為這一發生在其「後院」的攻擊而感到尷尬。恐怖事件的爆發動搖了政府關於中國正在建設一個「和諧社會」的說法。而且當前也是一個敏感時期，距離中共領導層召開關鍵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只有兩個星期的時間，據說這次會議將推出「史無前例」的經濟改革。媒體關於周一襲擊事件的宣傳和警方的調查將不可避免地用於反映統治精英宣傳的需要（這同樣也發生在所謂的「民主政體」中） 。

不幸的是，恐怖主義行動對於中國而言並不新鮮，而且並不如同某些媒體宣稱的，這也不是全國首例「自殺式襲擊」。同樣，這會誤導我們聯想這樣的襲擊只與宗教因素或少數民族相關。日益嚴重的社會問題和不斷收緊的政治控製的相互作用可以預見會驅動一些絕望的個人采取盲目和適得其反的個人恐怖主義。諸如今年早些時候已經成為國際新聞的冀中星案，冀中星在北京首都國際機場引爆炸彈，抗議保安毒打導致他被迫終身坐在輪椅上。他雖然活了下來，但被判處6年徒刑。另一起案件中，山東傷殘的建築工人曲華強在當地鎮政府引爆炸藥自殺身亡。他抗議工傷賠償不足，而地方官員拒絕接受他的上訪。

2008年，湖南一居民因為抗議拆遷而開著他裝有煤氣罐的汽車沖向當地的政府大樓引發爆炸，除他本人死亡外，還導致12人受傷。同一年， 28歲的北京男子楊佳為報復被警方毆打，在上海刺死六名警察。當楊佳被執行死刑時，他的遭遇曾經引起廣泛的同情。這些都只是近年來發生的少數幾個案例，但是毫無疑問的是，很遺憾這正成為一種趨勢。

這些行為的日益增加表明，作為當前中國政治局勢的一個特點，既非是「有組織的陰謀」，也不是簡約的政治綱領推動這些絕望的恐怖主義行為的發生。這來源於當下局勢的兩個特點：當局越來越多地依靠各種警察措施進行統治，但同時工人階級仍然處於束縛和無組織的情況下導致缺乏取而代之的群眾措施。

被壓迫者進行團結鬥爭

社會主義者強調，只有群眾鬥爭才能挫敗專製統治和和解決諸多社會問題。正如馬克思主義解釋的需要非常明確地反對個人恐怖主義，偉大的革命者列昂·托洛茨基曾經寫道：「恐怖主義肇始於革命階級的缺席，隨後又因革命群眾缺乏信心而再生，故恐怖主義僅能利用群眾的脆弱與無組織來維持自己，於是就有必要貶低群眾的鬥爭成果，又誇大群眾的失敗。 [《個人恐怖主義的破產》，托洛茨基，1909年]

今天中國的迫切任務是，通過反對種族主義和其他一切無論宗教、政治或族群形式的迫害，爭取全面和直接的民主權利，包括承認少數民族實現真正自治乃至最終自決的權利，如果這是他們的民主選擇，從而為團結工人階級反對壓迫的鬥爭奠定基礎。這需要與反對中共專製當局促使少數億萬富翁暴富的資本主義綱領齊頭並進，這一資本主義綱領碾壓了各族人民的生活，使他們面臨難以承受的生活成本和日益增加的剝削。團結奮鬥爭取社會主義的未來是唯一的出路。

如需要了解更多關於維吾爾族人民遭受壓迫和爭取自由平等鬥爭的情況，請點擊鏈接閱讀文章《新疆的民族問題》。

浙江：醫務工作者罷工呼籲變革

10月28日數百名浙江省的醫務工作者身穿白大褂遊行離開醫院舉行罷工。這是溫嶺市第一人民醫院的醫務工作者在哀悼他們的同事主治醫師王雲傑。三天前王雲傑被該院一名前病人刺死。根據一些報道，參加罷工集會的人數可能達到1000。可怕的持刀行兇導致王雲傑死亡，另有兩名醫生受傷。這是近來醫生和醫務工作者遭受暴力侵害的最新事件。按照政府的喉舌《環球時報》的說法，中國的醫院已成為「戰區」。

許多參與罷工的醫務工作者都戴著口罩以掩蓋自己的臉，他們舉著橫幅呼籲政府和醫院管理層「保證醫務工作者人身安全」。周邊醫院的醫務工作者也舉行了表示團結聲援的抗議，甚至一些江蘇省的醫務工作者也趕來參加了溫嶺市的遊行。根據網上的照片顯示，溫嶺的罷工催生了眾多類似的『山寨』行動，身著製服的醫務工作者呼籲結束暴力和恢復對醫務專業人員的尊重。

溫嶺的罷工和集會是通過微博和短信組織起來的，看起來對中國各地醫務工作者的意識產生了激動人心的效果。一名廣州的醫生告訴《環球時報》 ，「全國各地的醫生從來沒有像溫嶺事件發生以來表現出那種團結。」然而，地方當局和公安官員則以習慣的方式做出反應，派遣數百名防暴警察進行「維穩」。

中國當局在全國範圍內都明顯感知到這些不滿。當前正是敏感時機，中共18屆3中全會將於11月9日召開，本次會議對於領導層習近平與李克強而言意義非凡。為了證明當局的憂慮，北京市衛生局特地發布通知指示北京各醫院管理層不允許醫務工作者進行任何形式的抗議和罷工。該通知指出當局知道溫嶺抗議之後網絡上傳播「動員遊行和罷工的信息」，並說這一不尋常的現象不僅應該報告給衛生當局，而且也應報告給維穩辦。

王雲傑遭殺害是這一日益惡化趨勢的一部分。新華社上周報道，在10天內至少有6起嚴重攻擊醫務工作者的事件。其中包括在遼寧省一名男子至少六次捅刺傷醫生然後從樓頂跳下。在溫嶺罷工前的周日，在江西省南昌市一家醫院一名護士被一持刀男子劫為人質。更早幾天，在廣州一名醫生遭患者的親屬毆打，導致脾臟破裂及眼部受傷。地方政府為王雲傑醫生申報「烈士」，但並沒有提議任何實際措施以改善局面。攻擊醫生的連恩青患有妄想癥精神障礙，並可能面臨死刑。但對當局而言，所做的無非是暫時平息醫務工作者的怒氣，並不能真正根治問題。

根據中國醫院協會在今年8月公布的一項調查顯示，醫生遭襲案件從2008年每所醫院20.6起上升到2012年平均每所醫院27.3起。醫院正在變成高度安全戒備的場所，布置了更多的保安和增加在監控攝像方面的開支。就在溫嶺案件發生前，政府頒布新的規定，醫院應該根據每20張病床安排一名保安配備保安人數。但越來越多的醫務工作者和更大範圍的社會認識到，加強安全措施並不是真正的解決方案。廣東省傾向自由派的《南方都市報》稱，新的安全措施「簡單粗暴」 ，並警告說可能由於對立情緒日益緊張而造成相反的效果。但這份報紙的替代措施也只是提議設立調解製度，以化解患者和醫院之間的沖突。這也不過是避免解決沖突根源的技術手段，而真正的問題根源是目前商業化的醫療模式。正如北京大學公共衛生專家劉繼同解釋的， 「一旦醫療製度決定其目的是為了『賺錢』，那麽患者就不會再信任醫生了。」

正如一名醫生告訴英國廣播公司（BBC）的馬丁•佩辛斯（Martin Patience)，「我是一個共產黨員。我也許不應該說這一點，但整個製度已經是爛到無可救藥。這是難以治愈的頑疾。」

醫學界和公眾之間的緊張關系是由於極端的新自由主義的醫療改革導致的，政府削減了原本資助醫療體系的大部分資金，迫使醫院通過提高藥品價格，進行大量不必要而昂貴的治療，從患者身上榨取金錢。今天醫療製度出現的天價醫療費用、不達標的醫療服務及猖獗的腐敗現象，正是因中共政權從一個官僚化的但國家資助和控製的「計劃經濟」轉變成一個殘酷的國家控製的資本主義的結果。

即使全球新自由主義的旗手《經濟學人》雜誌也承認這一基本事實： 「當中國於1978年開始市場化改革時，醫療費用開始飆升。衛生總費用由患者承擔的份額從1978年的20%上升到2001年的近60%。曾經承擔了大多數負擔的國有企業崩潰了。世界衛生組織（WHO)在2000年對191個國家的衛生系統的財政貢獻公正性進行排名，中國排名倒數第四。[《經濟學人》，2012年6月12日]

今天，根據《經濟學人》的報告，中國醫院收入的40%來自藥品銷售，只有不到10%來自政府資助。醫生腐敗是普遍的民怨，但正如一位知情人士披露的，它們僅僅是「整個鏈條的末端」。大多數的回扣發生在製藥公司高層、醫院管理層和更高級的官員之間。作為總理李克強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的一部分，政府計劃進一步向奸商們開放醫療保健部門，允許私人公司競標政府醫院和老人護理合同。這將為腐敗滋生提供新途徑。

中央政府由於擔心社會動亂，在2006年推出一個涵蓋大部分但並非全部的6億5千萬農村貧困人口的基本健康保險計劃。但根據北京當局的方案，這個醫療保健計劃是作為提高「內需消費」的一部分。不過根據英國醫學雜誌《柳葉刀》（Lancet）2012年起j進行的一個研究發現，該計劃仍然是遠遠不夠的，門診病人仍然需要個人承擔60-70%的費用，而住院病人也要承擔治療費用的一半以上。《柳葉刀》雜誌發現，盡管政府推行了該計劃，但2003年和2011年之間家庭承擔「災難性的」醫療費用的百分比幾乎沒有什麽變化。

當醫療費用成為導致數百萬民眾苦難和貧窮的原因的時候，醫學界人士的士氣則一落千丈。中國醫師協會2011年對6000名醫生調查顯示， 95%的受訪者認為他們收入低於勞動付出，78%受訪者表示他們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學醫。

趕走奸商！

溫嶺的這次罷工是一個可喜的跡象，醫務工作者已經找到了他們集體的聲音，這是改變今天不可忍受的情況的必要的第一步。為了推動這一發展，醫務工作者必須成立自己的獨立和民主的工會組織。

他們必須要求大幅增加醫院的公共資金，包括提高醫生和其他醫務人員的薪金。患者應建立自己的協會以捍衛他們的權利，與醫務工作者的組織協同工作。將奸商們趕出醫療保健系統，整個醫療保健體系應實現全民所有和充分的公共資助。如果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這一體系是可以實現的，那麽今天當中國已經富裕得多的情況下，那麽它一定也可以實現的。必須終結醫藥行業的經濟訛詐，將這些暴利的醫藥企業和醫院全部收歸全民所有，置於工人和患者/消費者的民主控製之下。藥品價格應由選舉產生的衛生部門工作人員和消費者代表組成的委員會決定，以確保價格反映真正的研發開支，而不是如同今天一般包含大量的超額利潤、浪費的品牌營銷和給予官員的賄賂。

8歲女孩成為中國最年輕的肺癌受害者

一位匿名的江蘇8歲女孩被診斷患有肺癌，成為中國目前已知的最年輕的肺癌患者。負責治療她疾病的醫院醫生認為是生活在空氣汙染中導致女孩的病情。

這一新聞引發了對全國範圍內日益惡化的汙染危機的大辯論。在前往華沙參與周末開始的氣候變化大會的路上，中國首席談判代表解振華承認，濃霧「現在已經成為一種常態，而這嚴重影響了中國人的心理和生理健康。」。據中國國家氣象中心（CMA）的說法 ， 2013年是自1961年以來霧霾天最多的一年。

癌癥現在是中國導致死亡最多的疾病，每四名死亡者中有一人死於癌癥，其中肺癌是最常見的。北京肺癌病例在過去十年中上升了60%。這與世衛組織最近發布的第一次研究時間相近，呼吸受汙染的空氣可以比被動吸煙更危害身體。「我們認為（空氣）汙染是最重要的環境致癌物質，而不是被動的吸煙。」世界衛生組織(WHO)的癌癥研究機構（IARC）的庫爾特•斯塔裏夫熱（Kurt Straif)解釋說。國際癌癥研究機構(IARC)研究發現全球有22萬起肺癌導致的死亡與空氣汙染有聯系。

10月份，在中國東北黑龍江省省會哈爾濱，1100萬居民長期被困在濃霧中。哈爾濱的PM2.5水平經測量達到了驚人的1000微克每立方米——是世衛組織安全上限的45倍。 PM2.5是指大氣顆粒物尺寸小於2.5微米，以致於這些微粒可以滲透到肺部深處甚至血液中，導致嚴重的疾病和死亡。由於當地霧霾如此嚴重，哈爾濱市幾乎實際停止運作，全市關閉了機場、主要道路、工廠、學校和幼兒園。

據美國-中國-以色列進行的一項聯合研究，由於空氣汙染導致中國北方地區的人口預期壽命相較南方人口縮短5年半。北方空氣中PM2.5顆粒的濃度在北方比南方高出55%。中央政府的數字顯示在2012年，113個重點城市中只有27個達到了中國政府自己製定的空氣質量標準，而這一中國標準還明顯低於世界衛生組織的標準。

「對國家安全的威脅」

嚴重的汙染危機甚至給中國的專製統治帶來壓力。官員們也意識到有毒空氣帶來的另一個新的負面效應-「威脅國家安全」。當局已經建立了一整套昂貴的電子監控系統，使警方可以監控約600座城市的主要街道。但嚴重的霧霾使得該設備失去效用。雖然表面上該監控系統用於防範恐怖主義，但監視網絡的主要目的是用於識別和防止「群體性事件」與抗議事件。日益嚴重的霧霾導致

安全專家討論采用雷達等替代方案，但雷達帶來的輻射可能引起新的健康風險。

今天中國公眾對中國環境危機的嚴重性有了一個全新認識。由中國以及海外眾多研究機構進行的民意調查證實了這一點。皮尤研究2013年初進行的一項民意測驗顯示，47%受訪者認為空氣汙染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而去年同期持該觀點的受訪者是36%。上海交通大學進行的一項調查發現，80%的受訪者希望將環境保護置於經濟發展之前，而對中國領導人而言更為不祥的征兆是，78%的受訪者表示，如果在他們家附近建設汙染工廠，他們將參與抗議活動。根據生活在美國的作家朱迪思•夏皮羅（Judith Shapiro）的說法，汙染本身可能成為「共產黨在未來幾年能否保持其合法性的一個最重要的決定因素」。而這一觀點得到了許多身處中國的人們的認識。

盡管當局在綠色技術和可再生能源方面進行了大規模投資（很不幸地許多被浪費了），但中國當局的能源政策仍然導致社會走向環境崩潰。煤炭仍然占中國總能源使用量中的70%，超過300座新的燃煤發電廠已被批準建設。盡管獲取了高額補貼，但風能和太陽能仍然僅占國家能源結構中的2%。而由於泡沫經濟混亂的擴張和全國電網協調不力，這些行業目前身處危機之中。

溫家寶家族再陷經濟醜聞

中國前總理溫家寶的家族再一次成為經濟醜聞的焦點——此次涉及到一家華爾街銀行支付巨額賄款以換取在中國的生意。

《紐約時報》（11月14日）揭露，投資銀行「摩根大通」——正受到證券交易委員會（美國的金融監督機構）和司法部的調查——向一家咨詢公司支付了180萬美元。經營這家公司的正是溫家寶的女兒溫如春。行賄發生在2006年至2008年間，當時溫家寶還是國家總理，掌控著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據《紐約時報》報道，Fullmark consultants這家鮮為人知的北京公司的主管名叫「張莉莉」（溫家寶女兒的化名）。除她之外，這家公司只有一名雇員，多年以來一直是溫家寶家族的友人。

「張」是溫家寶妻子的姓，她叫張培莉。憑借著對寶石的奢侈品味和前任中國珠寶協會副主席這一肥差，張培莉獲得了了「鉆石女王」這個綽號。記者理查德•馬利德（Richard McGergor）在《黨：中共統治者的神秘世界》（The Party – The Secret World of China』s Communist Rulers）這本書中對張培莉有所描述，他說：「但是在宣傳部的嚴密監控之下，張女士的生意隱藏了起來。溫家寶自己小心翼翼，從不和她一起在公共場合露面。中國的媒體也不準報道她的生意。」

美國對摩根大通的調查一部分集中在這一點上：Fullmark利用溫如春和中國政府的私人關系，幫助這家華爾街銀行成為國有鐵路建設巨頭「中國中鐵」在2006年股票上市（IPO）的包銷商。

過度審查

中國審查機構迅速采取行動，平息任何關於此事的討論。這一事件對習近平政權的正在開展的反腐行動而言高度敏感。習近平說既要瞄準重量級的政治「老虎」，又要打擊眾多的蒼蠅。作為此次新聞管製的一部分，路透社和《華爾街日報》的中文網站都被中國封鎖。《紐約時報》網站——英文和中文的——被屏蔽已一年多，因為其發布的調查報告表明，溫家寶的家族成員——尤其是張培莉——通過一系列的合夥關系和在保險業、寶石貿易和房地產的投資，已經積累了價值27億美元的資產。溫氏家族的律師威脅要起訴《紐約時報》，但這當然沒有發生。

去年彭博社發布報告稱習近平家族從投資礦業和房地產中積累了3.76億美元的財富，隨後其網站就被屏蔽。上個星期，彭博社決定不發表另一篇詳細敘述中國首富、地產和媒體大亨王建林和中共高級官員間的關系的報告。為紐約億萬富翁市長邁克爾·彭博（Michael Bloomberg）所有的彭博社，被指責進行自我審查以修復同中國獨裁者的關系。這個例子反映了西方媒體的發展趨勢。根據《金融時報》報道，彭博社主編馬修•溫克勒（Matthew Winkler）對同事說，如果他們公布王建林的事，政府會「把彭博社踢出中國」。

外國媒體公司在揭露中國領導人和太子黨——共產黨官員的子女——的官商勾結聯系時，遇到了越來越多的利益沖突。尤其是在此類調查曝光了海外公司和銀行的幕後交易時。長期以來這些公司和銀行一直都在培養與太子黨的關系，以求在中國簽訂利益豐厚的合同。以摩根大通為例，這家公司甚至把雇傭中國太子黨的計劃稱作「兒女計劃」。但是這一行動並不只限於中國，因為美國聯邦當局已將他們對摩根大通的調查擴展至印度、韓國和新加坡。

溫如春是中國高官子女的典型：她在美國接受教育（哈佛），然後在幾家華爾街銀行拿到了高薪工作，其中包括現已倒閉的雷曼兄弟。習近平的女兒現在哈佛讀書，而身處囹圄的前政治局委員薄熙來的兒子在離開英國牛津後也去了哈佛。溫如春的丈夫名叫劉春航，他是中國銀監會（中國的銀行業監管機構）統計部主任兼研究局局長。之前，她的兄弟溫如松也引起過爭議，那時他正主管「新天域資本」（中國第三大對沖基金）。最近溫如松進入了中國迅速擴張的科技行業，出任中國衛星通信集團公司主席和電訊設備製造商「優創全球網絡（Unihub Global Networks）」的CEO。

摩根大通和溫如春的故事在中國社交媒體上引起了巨大爭論。「『張莉莉擁有中國最貪婪的家族』，」一條帖子這麽說。許多批評溫家寶家族的帖子很快就被網絡監察員刪除了。這很諷刺。因為溫家寶作為自由主義政治改革的主要代言人，不時地呼籲更多的「民主」和「言論自由」，盡管在他結束於今年3月的10年總理任期中，這兩者的前景都更加惡化了。他也因「無力控製他的家族」而廣受批評。

摩根大通賄賂溫如春的公司的時間正好和「中國中鐵」2007年發行IPO （價值50億美元）的時間相吻合，這筆生意也是摩根大通做的。Fullmark公司的一份內部文件說，它「向摩根大通介紹國有公司的生意並保證其運作」。

老虎，蒼蠅，太子黨

摩根大通也雇傭了現已因貪汙而被逮捕的中國鐵路官員張曙光的女兒。張曙光是鐵道部前副總設計師，於2011年2月被捕。他被控向美國和瑞士的銀行賬戶中存入28億美元。曾號稱「中國高鐵第一人」的張曙光，官方年薪不到5000美元，卻在洛杉磯郊外為正在斯坦佛上學的女兒購置了一套豪宅。摩根大通讓張西西為其擔當與中國嚴重腐敗的鐵路部門簽訂合約的「牽線人」，證券交易委員會也會對此進行調查。

華爾街和中國太子黨有著廣泛的聯系。「每個人都參與到類似的事情裏。無孔不入。」經濟學家謝國忠這樣說道。為眾人所知的例子：曾為高盛（Goldman Sachs）工作的前國家主席江澤民的孫子和在美銀美林（Bank of America Merrill Lynch）工作的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的兒媳。前財政部長項懷誠的女兒受雇於普華永道（PricewaterhouseCoopers）。《紐約時報》報道，在2006年，政治局常委吳邦國的女婿幫助美銀美林簽訂了價值220億美元的中國工商銀行（中國最大的銀行）的上市合同。

摩根大通之前曾雇傭了唐小寧，國有控股金融企業「光大集團」主席唐雙寧的兒子。據《紐約時報》所說，「在唐小寧加入摩根大通之後，這家銀行從光大集團那裏取得了幾份重要的生意，其中包括建議其設立一家用來發行股票子公司。」

越來越多的高官子女建立起他們自己的私人股份公司和對沖基金，從而在更有利的地位上同外國資本家進行利潤豐厚的交易。其中一個例子就是副總理汪洋的女婿張棟梁，他今年在香港開了一家對沖基金。他過去曾為全球投機商和「慈善家」喬治·索羅斯工作。另一個例子是江誌成，前國家主席江澤民的孫子，他是「博宇資本」的聯合創立者。這是一家與大亨李嘉誠有聯系的香港私人股份公司。

虛假的反腐運動

圍繞著溫家寶女兒的騷動引起了幾個重要問題。它突顯了太子黨在中國的日益重要的作用以及他們與世界金融資本的廣泛聯系。它也突出了華爾街銀行在臭名昭著的中國鐵路行業和充滿腐敗的經濟部門中的角色。同時也表明備受關註的習近平反腐運動只觸及了中共家庭腐敗網絡的表層。正如我們在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上所解釋的，這場反腐運動並不真是要打擊腐敗，而是為了加強政府對國家和社會的控製。為了這個目的，它寧願犧牲一些過於貪婪的——或者不聽話的——官員以平息公眾的憤怒並威懾其它貪官。同時，官方運動希望把這一過程控製在「安全線」內，為此則需要將流入公眾領域的信息量減到最小並打擊獨立的反腐舉報人。處於「摩根大通事件」核心的鐵路部門腐敗到如此程度，以至於老鐵道部在3月份解散，至少十五名高管因貪汙而被免職或逮捕。其中包括在7月份被判死緩的前部長劉誌軍。

西方資本家偽善地譴責中國經濟中的貪腐現狀，而事實上他們正是貪腐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他們的經濟體製是聯系在一起的。現在全球資本主義經濟越來越依賴於中國，所以外國資本主義同中國政府間的經濟紐帶也越來越緊密。盡管世界資本家假裝「不喜歡」獨裁政府，實際上他們卻希望讓中共獨裁者繼續掌權，他們知道從資本家的立場來看這是中國最好的政府。這表明當經濟自由主義者宣稱「更自由的市場」是解決中國貪腐現狀和裙帶關系的辦法時，他們犯了多大的錯誤。事實上，唯一的答案是結束資本主義和獨裁統治——要為大眾民主控製和社會主義而鬥爭。

三中全會：推進市場，加強獨裁

「更多市場、更少自由和習近平掌握越來越多的權力」是駐北京記者王瑞來（Ola Wong）對最近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議的觀點。三中全會在中國權威體製下地位特殊，因為1978年的關鍵會議（11屆三中全會）不僅確保鄧小平對毛澤東欽點繼承人華國鋒的勝利，而且開創了中國共產黨的親資本主義「改革開放」的道路。因此中國和全球資產階級對今年的會議期待頗高。

自從習近平和現中國領導班就任一年以來，他們將擁有巨大的政治威信押註在承諾施行「痛苦」和「迫切」的經濟改革（中共對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政策的說法）上。他們的目標在於通過提高國內消費來重新平衡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迫使他們作出這一轉變的綜合原因是當前高投資增長模式已顯露出強弩之末的信號——其中最嚴重的是此增長模式下潛伏著的災難性的債務危機。（監督銀行業的）中國證監會主席肖剛最近透露：中共統治下64年中,中國銀行業放貸70萬億元，而過去四年的放貸額占到其中的40萬億元。肖剛還指出此外非官方影子銀行機構放貸20萬億元。換句話說中國信貸機製失控了，同時導致越來越低的回報。根據摩根士丹利的統計，五年前一元人民幣的信貸能產生1元國內生產總值（GDP），而現在花4元錢才能創造1元GDP。

盡管推動市場自由化，新領導班子特別是習近平打消關於他們會放松國家政治管製的任何想法。不僅如此，習近平首任一年中還加強了媒體審查製度，政府對批評政權、直言不諱的博客和諸如藏、維等少數民族的打壓也加強了。習近平的目標在於改革和完善中共獨裁的「國家資本主義」模式，使之更好地服務新的超級富豪精英而不是廢除這一模式。因此，他排除「西方式」民主改革和采取措施加強獨裁當局的權力。不過這並不能排除習近平在將來可能放松打壓，有可能作一些表面的讓步，譬如釋放一些異議人士，而在維持一黨專政的核心問題上他立場堅定。「顯然習近平不會成為中國的戈爾巴喬夫，」中國問題專家羅伯特·勞倫斯·庫恩提到前蘇聯最後的領導人。正如社會主義者反復強調，這不同於自由主義政改派的諸多幻想，只有自下而上的群眾鬥爭能夠帶來民主變革，而不是徒勞無益地請求中共改變其本性。

市場雀躍

最初，自由派和資本主義評論者們對會議結果不滿意，稱其「缺乏具體措施」，不過在當局發布更為具體的改革計劃之後他們的心情驟然變好。一些評論者揣測發布的文件（11月15日星期五，三中閉幕三天後）中大約60項具體建議是刻意為了扭轉金融市場的負面反映。這一份兩萬字的文件被媒體稱為「改革2.0方案」，其中包括「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關系」和「積極發展混合所有製經濟」等關鍵內容。根據網上社會主義者、毛派和其他反資本主義人士的大量評論顯示，中國左翼圈子對此的反應自然是十分負面的。值得註意的是對該文件的關鍵字搜索：「共產主義者」出現0次，「工人/工人階級」出現0次，「市場」出現80次。信用評級機構穆迪表示，中共語言的改變「象征中國政府的執政理念的深度轉變。」

全球資本主義體製對此是滿意的。這反映到上海、香港和整個亞洲股市的巨幅上漲上。世界銀行行長金鏞稱全會決議「非常正面」，而彭博社稱會議「超出眾人的預期。」《經濟學人》雜誌稱全會文件是「二十年以來最激動人心的改革計劃。」美國智庫布魯金斯學會的寫手阿瑟·克羅伯認為「改革計劃顯示出習近平是一個比他前任胡錦濤強大得多和更有遠見的領導人。」

在關註會議出臺的具體政策提議和討論是否會具體實施之前，我們必須首先意識到它們並不是全會最重要的結果。更重要的是全會標誌的政權內部權力機製的轉變，習近平掌握越來越多的權力（至少在表面上），對地方政府權力的限製。具體來說，兩個新機構的設立能標誌了這一轉變。

首先「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的任務在於監督國營媒體《中國日報》所稱的「改革就是偉大的革命」。其次是以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為藍本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建立，理由是中日日益緊張的局勢（日本政府最近才開始討論建立類似委員會）和恐怖主義襲擊威脅增多（針對十月天安門自殺襲擊）。盡管這些新機構的架構和領導組成還沒有公布，他們最終會在習近平的控製下，讓他能夠超越現有的政府架構。這些新的委員會集中處理習政府的兩個關鍵議程：針對所謂「反華勢力」的威脅上大打民族主義牌，另一方面盡管存在國家各個層面，特別是地方政府的抵製，他希望推動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

隨著這些發展，習近平開始脫離過去二三十年的做法，試圖重新集中化。具體措施是把關鍵領域的控製權從地方（事實上製定大多數經濟政策）收回中共中央。在重新集中化措施中，一個關鍵在於讓習近平自己掌握更大的權力。「所有跡象顯示，習近平現在控製著軍隊、警察、公安、紀檢、外交和經濟部門，」《福布斯》雜誌奧利弗·巴倫稱，「這意味著習近平現在已經鞏固了中國所有相關權力基礎，使他類似於中國前領導人鄧小平和毛澤東，以及俄羅斯的掌權者普京」[Forbes Asia, 2013年11月13日]

波拿巴主義

這標誌著中國政權內部的一個重大權力轉移。這一過程開始於去年中共十八大前的權力鬥爭，我們中國勞工論壇之前的文章對此也作出了分析（參見習近平能帶來怎樣的轉變？）十八大讓更多權力集中到習近平手中，產生更小的政治局常委，同時讓太子黨包括習近平本人占據關鍵職位。習近平通過平衡中共黨內派系利益而鞏固自身地位。他得以充分利用的一個關鍵因素是，其他人害怕如果內部權力鬥爭不受限製將導致「相互確保摧毀」和政權的瓦解。

這一權力平衡的移動現在被三中全會進一步確認。習近平打破其前任們的「集體領導模式」而試圖加強更個人化的波拿巴式的統治。「習先生試圖迅速轉變這個充滿不正當物質刺激和腐敗猖獗的製度。」英國《金融時報》北京分社社長吉密歐（Jamil Anderlini）評論。這一道路充滿政治風險，而顯示出中國政權內部危機的嚴重程度。正如2011年我們在中國勞工論壇的文章中描述了之前的內部形勢：

「中國表現出「波拿巴主義」的一個特殊形式——通過委員會，而非一個「強人」決定一切。這也並非偶然。毛澤東和鄧小平的統治極端不穩定，和由此帶來的社會動蕩，導致產生目前「相互妥協的」集體領導體製，在統治集團內各種勢力受製與互相的「限製和平衡」而實現，這就意味著在整個進程中不同的政治派別、地方大員和政商集團間充滿了交易與勾兌。」[中國：鎮壓還是「改革」，2011年7月11日]

這一集體領導模式在胡錦濤在任時期（2002到2012年）發展到頂點，被胡錦濤的謹慎風格所刻畫。但是胡錦濤現在被視為一個軟弱、優柔寡斷的領導人，而他的任期被輕蔑地稱為「失去的十年」。在這期間中共政權處於一個政治「僵局」——類似於華盛頓政府機構癱瘓不過帶有「中國特色」。經濟改革派，包括習和新領導層都認為在胡錦濤統治時期裏親資本主義「結構調整」計劃放慢，甚至出現倒退。習近平希望通過把更多權力集中到中央，教訓被視為改革障礙的拒不服從中央的地方政府，自我行事的經濟部門和「既得利益」集團，來打破僵局。這一點是否可以實現還有待觀察。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預計中國經濟改革方案會帶來「震蕩」。但這只是集中在經濟風向上（諸如增長放緩、違約上升和工廠倒閉），但是地方政府之間以及地方和中央的沖突和緊張也同樣增多了。

正如我們所解釋的，習近平的反腐運動，目標在於打掉幾個「老虎」而不只是低級別的「蒼蠅」是他對日益不受管製的政府機構加強紀律的政治措施的一部分。類似的是他的偽毛主義的要求地方領導層進行「群眾路線」和「自我批評會議」（被一些機敏的博客寫手諷刺為「自我表揚會議」）目的在於加強中央的控製。習近平的口號是「把權力關在籠子裏。」一些毛時代的形式被重新采用，但是其中避免了毛澤東依靠群眾繞過政權機關達到自身目的的癖好。習近平的目的在於加強黨國對政治的壟斷。為此他壓製所有可能的挑戰，比如逮捕獨立反腐人士和「發布謠言者」。

北京與地方諸侯

一位中國頂級銀行家宣稱「中國主要是由市長們在治理。」他所指的主要是省級、市級和地方上的中共負責人。絕大部分產業發展和基礎設施建設的決策都是由地方當局決定的。這是過去幾十年國內生產總值（GDP）得以快速增長的一個關鍵因素，但也因此助長了嚴重的腐敗和債務危機，其可能最終導致銀行崩潰並威脅到中共當局的統治。

前所未有的工業產能過剩也與地方當局拒絕服從中央要求關閉不必要的或低效的工廠的命令直接相關。在各省市和地區都廣泛存在經濟保護主義，他們優先考慮和保護本地產業，而不是服從國家層面的決策。當薄熙來主政重慶期間，國家權力的所有地方機關，如警察、法院和宣傳部門等，都聽命於他，甚至被用於竊聽國家領導人的電話。正是這種半自治性的權力基礎和他拒不服從中央路線才導致薄熙來被判處無期徒刑，中央希望以此警示其他省的領導不要挑戰中央政府。這與普京統治早期對俄羅斯寡頭們的打擊如出一轍。

習近平的新政中並無什麽獨創性。他在任第一年是對此前領導人政策和方法的襲用（他甚至借用了一些薄熙來的治理手法）。例如他對毛澤東的悼念，這其中不包含一點「左翼」的因素。這一偽裝的毛主義宣傳旨在捍衛一黨專政製度而反對任何要求轉變的呼籲。在今年早些時候的一次演講中，習近平宣布，「徹底否定毛澤東會導致中國共產黨的滅亡，並給中國帶來巨大的混亂。」不僅僅是毛澤東，習近平也從鄧小平那裏借用了向資本主義製度決定性轉變與維護專製統治的「兩手抓」的政策。《南華早報》對此的評論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繼承了鄧小平的衣缽，鄧當初既推行了巨大的經濟轉變，也對天安門事件進行了鎮壓。」

習近平近來甚至被與另一名太子黨蔣介石的兒子和繼任者蔣經國做比較。但是，小蔣推動解除了國民黨在臺灣的專製統治，而這並非是習近平的計劃。蔣經國在國民黨在中國大陸統治的最後幾年裏也發動了一場打「老虎」的反腐敗運動。但這場運動最終因為他父親的命令而流產了，而結果眾所周知，國民黨當局因此徹底失去了中國大陸的江山。

中央政府與地方諸侯之間的拉鋸戰是設置「深化經濟改革領導小組」背後的一個關鍵因素。這顯然是為了鉗製甚至取代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簡稱：發改委，NDRC），發改委是中國目前主要的經濟規劃機構，但它一直被看作過於照顧地方政府的利益。多年來，自由派一直批評發改委是阻礙經濟改革的一個障礙。

看起來習近平希望通過領導小組來主導主要的經濟改革措施，並有效地降格了總理李克強的權威，李克強本應該是正式負責經濟政策的官員。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結構中，李克強是正式的二號人物，據說也是胡錦濤非太子黨「團派」的主要代表。值得註意的是新華社官方報道三中全會文件起草小組時提到習近平21次，由其擔任組長領導起草小組（劉雲山和張高麗輔助其工作），但相關報道中根本沒有提到總理李克強。這引發了人們對李克強的命運和當局兩位高層之間可能在經濟政策方面發生權力鬥爭的猜測。具體情況是否如此還有待觀察。但過去二十年，中共歷屆領導班子都包含一名具有相當影響力的主管經濟的總理——胡錦濤時代有溫家寶，江澤民時代有朱镕基，甚至鄧小平的20世紀80年代大部分經濟管理職責都由趙紫陽負責。

未知領域

同樣，習近平設立國家安全委員的計劃也實現了前領導人江澤民嘗試但失敗的目標，當時江澤民特別遭到了軍方的抵製。新委員會的目的是統一和更好地協調今天支離破碎的安全體系，將國防、情報、外交和內部維穩等機構功能置於一個架構下。這也顯示了中共領導層正準備兩線面對戰爭與革命的態勢。該委員會將包括專門掌控西藏和新疆的次級委員會，在這些地區過去4、5年裏，事實上一直維持著戒嚴的狀態，此外也會有專門針對臺灣和香港的次級委員會，在港臺地區中共正準備應對主要對抗。除此以外，工農抗爭正從地區性的局部抗議活動發展成為全國性的挑戰當局統治威脅的鬥爭，而這是他們面臨的最大恐懼。

許多評論家現在將習近平看作是鄧小平以來「最重要的領導者」。香港的英文報紙《虎報》（The Standard）甚至聲稱，「習近平是中國歷史上權力最大的領導者之一。」 但習近平的力量還沒有經受過中共精英權力結構之外力量的考驗。正如我們所解釋的，這個過程表明中國的政經局勢已經進入未知的領域。胡錦濤時代謹慎小心的做法將讓位給習近平的「大膽措施」，但這些措施本身具有高風險，並有更大的可能性撼動政權和其領導層的權威。

正如我們所解釋的，經濟改革的「治療方案」可能被證明比「經濟病況」本身更能雪上加霜。正如六月流動性危機表明的，加快金融改革提升了當局竭力希望避免的銀行倒閉帶來的風險。改革計劃其他方面的內容也可能帶來適得其反的效果。如果新自由主義的拯救措施是正確答案的話，那麽為什麽美國和歐洲的經濟會陷入如此深刻的危機中？而中央集權也增加了社會爆炸（性沖突）的危險——這是在所有波拿巴政權統治下的規律——工人階級、農村貧困人口和被壓迫的少數民族運動的新動向與統治精英和當局間的對抗正變得日益緊張。中共專製當局將權力日益集中到個人手中也是出現深刻危機的征兆，這也反映在日益積聚的社會局勢的爆炸性沖突中。當局領導層因為政權崩潰的幽靈作祟，並受到步履蹣跚的經濟帶來的壓力，而希望出現一位強人能將他們從這場危機中拯救出來。就像這次三中全會提出的其他政策轉變，他們的這一決定最後可能會成為自抽耳光。

下面我們來看看這次三中全會提出的一些具體的改革建議。

銀行業改革

這是特別讓全球資本主義歡心喜悅的一個領域。三中全會同意加快利率市場化，而不是由政府的法令來決定利率。而這可能導致銀行業風險增加，尤其是一些小規模的地區銀行可能會破產，所以當局提出建立一個類似於西方經濟體現有的新的存款保險計劃。新的規定將允許私人銀行和外資銀行在中國發揮更大的作用。其目的是利用市場壓力使資本的定價體系更有效，結束廉價信貸時代和削減當前危險的債務負擔。

但是，這意味著更少的投資、更低的經濟增長率、企業利潤下滑，包括那些大型國有企業，並需要支付更高的利息。新的存款保險製度將以一種更嚴格的形式取代今天事實上的全覆蓋存款保險方案，因為今天事實上無論個人還是企業都相信國有銀行將確保他們的儲蓄是「安全的」。雖然這尚未影響到廣大市民，但新方案是一個預備步驟，以免當局開始進行不可避免的銀行業清理時，只註資維持那些「大到不能破產的」大型金融機構，而放任一些嚴重負債的小規模銀行和影子金融實體破產可能導致出現銀行擠兌現象。開放外資是為了讓外國投資者能在這次銀行洗牌後從中精選出可投資的對象。

一胎化政策？

正如我們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預測的 ，這次三中全會宣布在相對放寬中國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這次政策變化如此有限以致於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還在爭執是否使用「放寬」一詞。政策規定如果夫婦雙方中有一方是獨生子女將被允許生第二胎。這一政策僅適用於城市地區，因為農村戶籍的夫婦的第一胎如果是女孩的話，政策早已允許他們可以有第二個孩子。這一政策變化可能影響到約1500萬-2000萬中國女性，預計其中約一半女性可能想要第二個孩子。在中國城鎮地區撫養一個孩子的成本是天文數字，特別是學費和住房成本更是如此。新的規定將分階段進行，並可能首先在出生率最低的東部富裕地區開始推行。

這一政策變動背後的動力存在兩個方面的因素：刺激消費和糾正人口趨勢，中國適齡勞動人口比例已經開始下降，從2011年的75.5%降至2012年的74.4%。萎縮的勞動力人口提高了勞動者的議價能力，使改革者「計劃推出的更大規模競爭工資體系和加劇剝削程度」變得更為復雜。但政策的變化在許多年內不會帶來明顯的影響。盡管這樣，當消息一經公布，投機者馬上開始大規模搶購生產嬰兒配方奶粉和紙尿褲的中國上市公司的股票。

周永康：習近平打到「老虎」了嗎？

根據《路透社》和《紐約時報》等國際媒體的報道，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其家屬和家庭勤務人員，涉及貪汙等罪行，正面臨正式調查。最高級別決定將周永康及其妻軟禁。早幾個月就有流傳，周突然受到反貪調查。周永康在2007到2012年間是中共的頭三號人物，掌管政法委這個令人畏懼的國安機關。在他的管治下，中國國安預算（法院、監獄、檢查和警察）從2008年的4,060億元躍升到2012年的7,020億元，與越南的GDP相約。

海外媒體報道稱，根據「內部人士」透露，在12月初，習近平領導的政治局決定對周永康發起正式刑事調查。此前，幾名與周永康關系密切的國企石油的主管和前主管，以及四川省黨委的前任領導人，已經被逮捕和受調查了。調查人員的策略被形容為「打虎之前先拔牙」。這批人似乎希望獲得輕判，因此坦白從寬，令當局搜到周永康的罪證。當中包括據聞被調查員關押數月的周永康之子周濱。

海外媒體報道，對周永康及其家屬的指控，不止於龐大貪汙，而且還涉及謀殺前妻、涉及有組織犯罪和圖謀推翻現任中共領導習近平等罪行。這些報道展現出一幅謀反的畫面，轟動性甚至蓋過震驚一時的薄熙來案。今年較早，與周永康關系密切的薄熙來，在一場受到操控的半公開審判騷後被判無期徒刑。而周永康家族的貪汙據信可能高達數百億元，罪行驚人得令中共高層面對兩難局面。因為在對周永康的調查審判中，可能把整個政權拉入政治醜聞的泥潭。

貪汙滲入中國每個角落，但高官貪汙案件在中國並非真的針對貪汙，而是內部政治鬥爭的工具。習近平通過高調的反貪運動，表示要「老虎、蒼蠅一起打」，來重塑嚴重受損的公眾支持，而且同時打擊統治精英內部的潛在反對力量。政權為了私人資本的利益計劃重組國企，反貪為此提供了重要的掩護。許多評論家解讀，從習近平打擊周永康，可見他已經成功鞏固了個人對一黨專政政權的控製。周永康被比作為斯大林手下邪惡的秘密警察頭子拉烏潤提．貝利亞。打壓周永康這樣醜惡的人物，無疑會在中國廣泛階層的群眾中大受歡迎。

「正式逮捕」

盡管沒有官方聲明，《紐約時報》（12月15日）引用接近中國領導人的消息人士，報道了周永康的軟禁。「這不是像在之前幾個月的時候，之前[周永康]受到的是秘密調查，受到的限製較寬松。」該報引述一名和黨內精英有親屬關系的律師：「現在是正式的[調查]」。

本事件突顯出中共內部危機，加上正在上演的戲劇性換血，會對黨國的走向產生深遠的影響。文革以來還沒有一個像這樣重要的中共領導人或退休領導人被清洗。如果案件進入審判，將成為現政權自1949年建立以來，首位政治局常委受到謀殺和貪汙的指控。

盡管無法知道內部鬥爭的全部畫面，習近平拉倒周永康，似乎是他集中權力到個人手中的新一步，並給其他潛在的對手發出警告。反過來，這反映出中共政權的僵局。中共拼命推行新自由主義的經濟重組計劃，從而避免迫在眉睫的債務危機，以及滑向日本式的停滯。這一過程在本刊文章《三中全會：推進市場，加強獨裁》中有詳細討論。周永康案曝露出，在社會矛盾一觸即發下，中共所面臨的政權合法性危機。習近平面臨巨大壓力時，他要通過抓捕像周這樣的「老虎」，表現出他是認真的致力於「改革」的。對習近平來說，無論幹還是不幹，都是個高風險的策略。

習近平打擊周永康，似乎準備挑戰「入常無罪，入局免死」的潛規則。這些領導人或前領導人中很多都是中國最有權、最貪腐的商業集團主管。無論這些精英人物如何看待周永康，他們也會擔心自己利益受威脅，因而極度不安。這提出問題，關於權力鬥爭未來走向，以及保守派可能作出的反應。「前常委擔心中國現任領導人會瞄上他們…」芝加哥大學教授楊大利告訴BBC。

「石油幫」

周永康通過國有石油行業扶搖直上，成為90年代末中國最大石油天然氣生產商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的總經理。他被視為「石油幫」的領導人物，掌控國有壟斷石油行業這塊封地，並利用這控製權來積累巨額個人財富。今年早些時候，清洗石油幫等於在周永康頸上套繩圈。根據《紐約時報》引用一名匿名前反貪調查人員，「周家族在石油行業的活動可以提供很多潛在的非法財富來源，包括油田經營權、服務合同、設備銷售和石油配送。」

香港媒體《蘋果日報》報道，周永康之子周濱僅從重慶市的一些公共項目中就撈到了100億元。一些海外媒體報道，周濱去年逃到新加坡或者加拿大。據報道，他在2013年9月被帶回中國，據《每日野獸》稱，他同意配合對其父的調查以換取寬恕。

據信與中共反貪沙皇王岐山有關的《財新》雜誌，連續報道一系列從石油行業獲利的家庭關系。這些文章提到周永康的兒子、兒媳及其親家。正如在2011年以來對前鐵道部的反貪清洗，政權打擊中石油領導層有兩個目的，不只是針對周永康，更是為了加速市場化改革，可能讓私人資本掌握更大份額，甚至將中石油分解為幾個更小、更「靈活」的公司，來馴服這個最顯著的「既得利益集團」之一，讓其不再繼續阻礙領導層更廣泛的新自由主義重組議程。

在薄熙來的審判中，當局局部失去控製，但公審周永康比公審薄熙來更具風險。盡管周永康不像薄熙來那樣享有相當程度的公眾支持，但政治風險仍然很大。周永康作為管治警隊和法院的前政法委，若被揭露為頭號罪犯，哪怕審判和公布是周涉嫌的罪行的一小部分，都會曝露政權核心的腐敗程度，有可能增加群眾對整個政權的厭惡。

從最近其他一些腐敗案件可見（例如薄熙來和劉誌軍的審判），指控很可能會「縮減」具體的腐敗金額，來掩蓋官員掠奪的程度，並保護其他中共官商。如果周永康被正式起訴，案件很可能集中關註經濟犯罪，而不是指控陰謀暗殺，或者推翻習近平等領導人。這些指控過於敏感而可能危害政權，曝露其內部混亂的程度。但是控製這個過程極其困難。因此，還有待觀察習近平和中共領導層如何處理這一案件，以及會否嘗試把事件隱藏在幕後。不過，很明顯周永康事件開啟中共內部危機進一步深化的新階段。

工人階級談中國社會 二

作者 中國勞工論壇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一年

二零一四年

中國：武漢12位訪民在北京集體自殺

2013年12月11日，武漢江岸區12位拆遷戶10日在北京集體喝農藥自殺，抗議當局暴力拆遷。事後，他們在被緊急轉移到北京解放軍307醫院進行急救後，都脫離了生命危險。

他們原是武漢江岸區塔子湖街新春村的外來居民。2010年10月，當地政府以所謂城中村改造為由，拆遷江岸區新春村村民住房，他們認為拆遷的補償標準過低——他們買的房子的市價在每平方米一萬元左右，但政府提出的拆遷賠償只有每平米450元，他們沒有和村委會達成協議，但房屋卻遭到了政府的強拆。四年以來，他們不停地去北京上訪。在上訪的四年中，他們耗光了他們的積蓄。參與這次集體自殺行動的梅翠英說：「把我的房子拆之後，我住的也沒有，生活來源也沒有！只有覺得死掉，心裏才舒服一點。」參與這次行動的成員都有同樣的遭遇。在政府違法強拆之後，他們的生活變得更加艱難。在這樣走投無路的情況下，他們被迫地選擇了自殺。

在事後，中國政府迅速封鎖了一切有關此事的報導。南都網在事後刊登了題為《12名訪民北京喝農藥集體自殺》的報導，但很快，該報導就遭到了刪除。其他有關此事的報導，也同樣遭到了被封殺的命運。與此同時，政府也加強了對參與此次自殺行動的人員的控製。他們被送醫急救後，有10人在13日被送往派出所拘押。據悉，他們隨時有被警方指控的可能性。與自殺訪民同村的村民曾希望進入醫院看望參與這次事件的人，但在醫院的門口遭到了警察與保安的阻攔。

政府的強拆一直以來為許多中國民眾所詬病。這次集體自殺行動，是近幾年以來最極端的抗議強拆的方式之一。此次事件的發生，正是中國社會矛盾激化的結果。在未來的時間中，中國勞工論壇將會進一步關註這次事件的進展。

中國：「社會保障性住房計劃」令群眾得益嗎？

如今房價日益超出底層群眾的承受能力。隨著市場自由化改革進一步加深，「市場規律」所造成的社會問題將會日趨嚴重。日益惡化的貧富差距和階級沖突會在住房問題中表現得尤為明顯。因此，中共可以在社會保障性住房（經濟適用房、公租房、廉租房、安置房）方面作出退讓，平息群眾的憤怒從而維穩。但是，政府的保障房計劃真正保障了群眾的利益嗎？

腐敗官員私吞公產

2013年鄭州市首批經適房均價2700元，但還是超出了申請者的購買能力。當地相關規定要求，申請者的家庭人均月收入要低於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標準的四倍（目前為1360元），可以說是「越夠格者越買不起」。相比於中產階層，低收入者也更難從銀行獲得貸款。結果相當數量的經適房不僅沒能進入低收入者的手中，反而成了腐敗官員的私產。同年1月，鄭州市某區房管局原局長翟振峰因涉嫌職務犯罪被捕。他一家四口擁有29套房產，其中至少11套是經濟適用房。此外翟振峰在任內曾幫助親屬的公司先後獲得3個經適房項目，藉機倒賣數百套經適房，獲利數千萬。

相比於房子，官員和開發商們有更快捷的發財門路。2009年，鄭州市規劃局副局長逯軍對記者說出：「你是準備替黨說話，還是替老百姓說話。」起因正是，鄭州市某村原本劃撥建設經濟適用房的土地，被開發商蓋上了別墅和樓中樓。2013年審計署發布的調查報告顯示，360個項目或單位挪用保障房專項資金，高達57.99億元，這些錢被用來歸還貸款、對外投資、征地拆遷以及單位資金周轉等非保障房項目支出。同樣是在2009年，國家撥付1,800萬元建設陜西省商洛市的「柳家溝棚戶區改造配建廉租住房項目」，其中包括3萬平方米的600套廉租房。但在政府的回購合同中卻縮水為1萬平方米200套，最終實際建成的只有72套（事件曝光後開發商臨時將24套商品房改為72套廉租房充數）。在這個神奇的「魔術」中，1,600萬元廉租房專項資金不翼而飛。

百姓不獲公平分配

經適房往往滋生權錢交易，廉價的租賃房較能滿足底層群眾的需要。但在目前的體製下，公租房和廉租房同樣受官僚操控。2011年初，廉租房住戶郭春平告訴胡錦濤，每月租金只要77元，因而被人們稱為「77嫂」。不久後，她卻被告知要退還廉租房。因為在她女兒工作後，其家庭人均月收入超過了960元的廉租房申請標準。官僚們玩弄煩瑣的條文拖垮群眾，而自己卻享受著灰色收入和權力優待，因此才會出現4歲寶寶領取廉租房補貼的鬧劇。

保障房分配製度不透明，導致10.84萬戶不符合保障條件的家庭，違規享受保障性住房實物分配3.89萬套、領取租賃補貼1.53億元。依附於官僚的知識分子當然也得到了不少好處。以中科院為例，中科院的工資分為基本工資和項目工資，工資條上一般只顯示每月2000元的基本工資。但中科院大部分員工的實際收入在8.8萬元以上。這為他們違規獲取保障房創造了便利條件。

住房承諾　一紙空文

「十二五」規劃（2011-2015）要求建設3,600萬套（戶）城鎮保障性住房和棚戶區改造住房，到2015年全國保障性住房覆蓋面達到20%左右。政府希望借此拉動內需，但由於地方政府債務負擔沈重，確實達到這目標的機會十分少。再者，建造後的房屋能否。住建部副部長公開表示，2013年保障房資金需求超過2萬億，融資缺口至少1萬億；今年的資金需求更勝於去年。由於地價便宜，許多保障房建在十分偏遠的位置。再加上質量和配套設施問題，很少人會去申請這些房子。

去年8月，《財經》雜誌報道，保障房普遍空置率在20%左右，個別地區空置率一度超過50%。過高的保障房空置率進一步加重了政府和企業的資金困難。缺乏足夠的資金支持，使各地政府難以完成如此巨大的目標。官方媒體報道說，已經完成十二五目標近七成，但這只是開工數量，實際建成量不到目標的一半。

如何確保住房保障？

與此同時，絕大部分農民工仍被排除在保障房計劃之外，盡管一些地區已經逐漸放寬對農民工的限製。可以預見，中共為了維護自身統治，有可能會采取更多的措施來調整保障房製度（包括取消經濟適用房），甚至會犧牲一部分不聽話的官員和開發商。但是如果不從根本上推翻官僚與資本家相勾結的體製，就不可能真正實現社會公義。

地方政府債臺高築，加上愈來愈違反中央政府的指令，住房保障計劃的指標裏必然充斥假大空的數字。此外，高官在這些房屋項目中貪汙腐敗，「羊毛出至羊身上」，遭殃的始終是勞苦大眾。即使真的建設了這些房屋，與中共官僚有裙帶關系者必然優先獲得質素較高的單位，相反平民百姓則只能拿到「次貨」。銀行和開發公司要交由群眾民主管理，清除官僚特權的控製；規劃和建設要在群眾的有效監督（不只是名義的）下進行，建成的保障房完全公有，拒絕官僚和開發商從中牟利。只有這樣才能使保障房真正保障底層群眾。

昆明大屠殺引起新一輪鎮壓與暴力的風險

3月1日，昆明火車站外發生了被稱為「31事件」的大屠殺，必然是最令人震驚的恐怖行動之一。八名身穿黑衣、手持長刀和短刀的男女進行了半小時的瘋狂屠殺。一名16歲的目擊者表示：「他們邊跑邊砍人，見人就砍。」另一名目擊表示，空氣中都是血腥味。總共29人被殺，另外143人受傷。媒體稱之為「中國911」，而顯然事件會引起巨大的政治後果。

社會主義者與中國勞工論壇對昆明人民乃至全中國勞動者的恐懼和悲傷深表同感。我們反對中共獨裁者的政策和鎮壓手法，這在打壓西藏和維吾爾族人等少數民族的國家恐怖行動中尤其顯著。我們亦反對宗教和政治恐怖主義的災難性手段。這些手段不但無法加速暴虐的政權倒臺，反而讓政權伺機分化受壓迫者，令建立統一而有組織的群眾反抗的任務更為復雜，最後鞏固了獨裁統治。

官方聲明指，「新疆分離分子」背後策動屠殺，將矛頭指向聚居於新疆西北部「自治區」的維吾爾少數民族的穆斯林。雲南省有25個族群和語言群體聚居，是族群多元的省份，而昆明則是其首府，與新疆距離萬丈。昆明是旅遊熱點，也是少數民族的大熔爐，不同民族之間整體上關系良好。因此，昆明成為屠殺目標，作為表面上是反對中共政策與做法的手段，令人感到憤怒與不信。一名傷者的妻子趙德秀向《華爾街日報》說：「幹嘛襲擊老百姓？我們做什麽了？」

「政治強人」習近平

昆明屠殺正好發生於本周開幕的人大政協兩會。這類似於去年10月北京天安門發生的自殺式襲擊，當時正值中共三中全會舉行的前夕。

這次血腥事件可以對中國意味深遠，特別是受壓迫的維吾爾少數族裔可能會面對暴力的反彈。習近平在掌權的首年，加大國家鎮壓，並將權力集中化。面對如此大膽兇殘的襲擊，中共政府受到的震撼顯然比起5個月前的天安門襲擊更大。習近平為了支撐其「強人」形象，受到壓力要去強硬表態，就如他聲言要「依法從嚴懲處暴恐分子，堅決將其囂張氣焰打下去」。但「31事件」因此會被利用來將權力集中於習近平一身，以及在三中全會時新成立、為戰爭和革命作準備的國家安全委員會。

可預計未來新疆、西藏以及其他少數族裔地區會進一步軍事化。昆明鄰近的大樹營作為大量維吾爾族人口的定居地，已經見到大量公安和特警隊，由此可見這一情況。正如「911」襲擊後，穆斯林世界的窮人受到美國及西方支持的多次軍事入侵、戰爭和內戰，淪為最大的輸家；「31」屠殺的最大輸家很可能是受苦的維吾爾族人。從社交媒體上大量的留言可見，是次屠殺會激起反維吾爾族的種族主義反彈，至少在短期來說，這會令政權更容易在新疆加強其鐵腕政策。

「這起事件會對中國民眾的心理造成很大沖擊。」新加坡政治學家單偉指出：「這會讓中國政府有很強理由升高對新疆或維吾爾族議題的強硬政策。」

正如中國勞工論壇在天安門襲擊時警告，當局假汝「維穩」之名在少數民族地區加強鎮壓，造成反彈的效果。在2009年，漢族人與維吾爾族人的種族沖突，造成新疆首府烏魯木齊約200人身亡。此後，中共政權大力加強在當地的軍事布防。過去兩年，當局的策略聚焦在逐家逐戶突擊搜查，甚至在偏遠地區也是如此，令維吾爾族的人口進一步異化。自去年4月以來，該省有100人在沖突中被殺。

昆明屠殺響起了不祥的驚號，是持續的暴力可以走向何方。事件代表如此大規模的暴力首次蔓延至中國的另一地區。瑞典反恐專家Magnus Ranstorp向《衛報》表示：「無疑這是升級了。」

市場經濟，更為獨裁

中共獨裁對少數民族的政策製造了火藥桶。對於1991年時蘇聯崩解時，民族沖突在過程中扮演的角色，中共政權感憂心。而在俄國和烏克蘭在克裏米亞軍事攤牌之際，這種恐懼將會再次復燃。習近平尤其毫不掩飾地表示，前蘇聯領袖哥爾巴橋夫進行局部的民主改革，是犯下了災難性的錯誤，造成蘇聯倒臺。

中共政權的「解決方案」是加強獨裁統治，從最近政治審判「新公民運動」的反貪腐領袖，以至實行「GDP主義」的政策去安撫少數民族，都可見一斑。新疆是中國經濟增長最快的地區之一，2013年的GDP增長達到11.1%，超出全國7.7%增長的數字。問題是，所有種族的窮人都不能在現存的資本主義模式的GDP增長下獲益，少數民族便尤其如此。在新疆，維吾爾族占人口46%，但只占高收入職位的13%。在勞動市場、房屋和教育受到歧視，加上喪失語言權利和收緊宗教控製，令不滿加劇。

被逮捕並面臨審判的北京維吾爾族經濟學教授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thi），反映出政府矛盾的立場。土赫提是一個溫和派，不反對中共統治新疆，但曾就語言文化的政策作出批評。他被指控「煽動分裂罪」，將面臨嚴厲審判。當所有異見者被標簽為「叛國」時，這向年青人（尤其是少數民族）傳遞了什麽信號？

隨著中共政權的立場愈加強硬，當局將會面臨社會的抽搐。社會主義者主張工人階級團結鬥爭，反對國家鎮壓、種族主義，以至任何形式針對宗教、政治或族群的檢控。我們主張立即實現全面民主權利，包括少數民族真正的自治權或獨立權，如果這是他們民主的選擇。這場鬥爭必須連系至反對獨裁政權的資本主義議程 － 這造成了世界最大的貧富差距之一，還有重大經濟震蕩將至的威脅。

廣東茂名爆發反PX項目示威

3月30日（星期日），廣東茂名民眾抗議市政府興建PX化工廠，爆發大規模示威運動，群眾高舉「PX項目滾出茂名」、「反對PX　還我健康家園」等口號。警方多次暴力鎮壓示威者，有報導稱造成十多人死亡，約300人受傷。盡在示威爆前的一天，習近平在巴黎中法建交五十周年紀念大會上侃侃而談，指中國是和平、可親、文明的獅子。

示威的導火線是，茂名政府與茂名石化合資興建「二甲苯化工」PX項目，群眾不滿化工廠會帶來食水與泥土汙染，甚至危害生命安全。一名茂名人董先生向中國勞工論壇表示：「這些化工廠一早就有，在公館站（火車站）外可聞到異味，有傳言之前有5名學生喝了化學毒水身亡。」

PX項目固然是示威的爆發點，但茂名人對於政府腐敗的不滿積怨多時，才會爆出今次抗爭。董先生說：「茂名政府是全國最腐敗的，早年已有書記貪腐落馬。」

警察暴力鎮壓

3月30日，示威者起初的抗爭行動大致和平，但示威者被千多名警察攔阻，並毆打及逮捕，導致2人死亡。此後，民眾開始焚燒並掀翻警車，並向警亭擲石且縱火。政府的唯一回應是出動大批全副武裝的武警、特警戒備，加強鎮壓。董先生表示：「現在在茂名市區出街十分危險，好像戒嚴狀態。」當局連日來封鎖茂名，曾經勒令廣州東站至茂名雙向列車停運一天，禁止出售由茂名前往廣州的巴士車票，嚴禁民眾出城。

警察走進人群用長棍追打示威者，或者十多名警察圍毆一名示威者，引起旁觀群眾哄動。不但是成年人，有學生亦被打至頭破血流。此外，網上亦有片段見到警察投擲催激彈、煙霧彈，並且向天開槍驅散人群。

荿名公安局副局長周沛洲說，截至星期三（2日）晚，茂名警方查處了44名涉及這次抗議活動的人員，其中刑事拘留18人，行政處罰26人，主要涉嫌「聚眾擾亂社會秩序」、「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和「尋釁滋事」等罪名。

政府箝製輿論

有企業迫使員工簽署「支持PX項目」的承諾書，否則不能發放工資，甚至會被解除合約。而學生亦被迫簽署「支持推進石化芳烴煉化專案，不參與任何反對活動」承諾書，否則不能獲發畢業證書。有校方禁止學生離開校園，這激發很多學生不滿，有學生焚燒承諾書，也有學生告病假曠課。根據香港《蘋果日報》報導，茂名高級技工學校在示威爆發後，全體3千多名學生不準離開校園。學生於是校園聚集起來，自製標語反對PX，更重要的是有學生號召罷課行動，將抗爭升級。

而當地網絡更被封鎖，除了手機外其他設備都不能上網，而且民眾被當街截查手機，並強行刪除相關反PX抗議的資訊。各大網上論壇不斷刪貼，加強刪除有關PX項目的文字、圖片、短片等相關資訊，微博前日更一度禁搜「茂名」二字。

此外，有香港媒體《蘋果日報》及《明報》記者分別在茂名采訪時與在酒店裏被驅逐帶走，並被迫簽悔過書。

因此，茂名示威者都十分渴望境外媒體到來采訪。董先生說：「我覺得生活在中國就像在豬圈一樣，外界的事什麽也不知道。香港人也要守住香港權利…」

市政府一方面強硬鎮壓，另一方面裝出軟性姿態拖延時間，表示：「絕大部份群眾反對建化工廠，會重新論證，決不違背民意做決策。」但是，茂名政府昨日卻舉行新聞發布會，堅稱執法中沒有任何人身亡，進一步激起群眾的怨憤。數千市民再包圍市委，要求立刻撤回PX項目，又抗議政府發放假消息，更有高喊「市長落臺！」的口號。

廣東省聲援行動

政府封城並不能阻止抗爭蔓延開去，在廣東省各地都有聲援行動。廣東省政府極度害怕聲援行動會演變成連鎖反應，令反抗浪潮。

4月4日（星期五）早上十時，一批深圳民眾響應網上的號召，在羅湖口岸聚集「散步」，抗議茂名PX項目。此外，有傳網民醞釀周末在深圳發起更大規模示威。

4月1日，在廣洲工作的茂名民眾，不滿政府封鎖茂名，手持「PX項目滾出茂名」等橫額，沿著中山紀念堂，遊行到廣東省政府門外。大批警察在場驅趕遊行民眾，搶走他們手中標語，有遊行人士被警察以沒有帶身份證為由強行帶走。此外，在深圳亦有20多名茂名青年聲援行動，在鄧小平像前集合，將抗議聲音蔓延開去。大批公安戒備，示威者準備拉橫額時，即時被公安送上警車帶走。

全國反PX運動四起

茂名的PX項目由當地政府和中石化合資。芳烴是可以用來生產化學纖維和塑料瓶的產品，在全國已傳有很多引發癌癥村和毒死的個案。受訪的茂名人董先生說：「根本大家寧願信謠言，也不會聽官方的話。」

在2007年廈門反PX運動後，近年全國掀起反PX的浪潮，在大連、什邡、南通、寧波及昆明都曾有抗爭的往績，當中有不少成功例子。

4月1日，官方喉舌《環球時報》發表評論，表示○七年廈門透過示威踢走PX項目，開了公眾「非理性拒絕重化工項目的壞頭」，籲要停止這惡性循環。明顯的是，今次政府強硬對付示威者，就是要防止反抗會作為示範效應，在全國繼續發展下去。

但是，政府多次在答應停止項目後，又違背承諾暗地裏復產，令群眾更不信任官方。2011年8月大連市有過萬人示威反對福佳大化PX項目，雖然群眾一度迫使政府承諾停產，但後來該公司的PX項目又再復產。因此，在廣東江門反核抗爭時，群眾要求市政府簽署紅頭文件，承諾不興建核電廠後，才願意停止抗爭。可見群眾在鬥爭中學習到重要的經驗。

上海石化董事長王治卿在記者會上，反指「群眾認可度不高，因認識不足」，而他所關心的是PX「是否有市場占有能力」，即能撈到多少盈利。上海石化2013年有20.55億人民幣盈利，這就是資本家與政府所關心的。

茂名市這場抗爭，不單單是反對PX項目，也是對抗資本主義瘋狂發展，以及一黨專製獨裁政府的抗爭。

中國勞工論壇會密切關註事件，並盡量開發一手資料的來源。我們支持：

立即停止茂名PX項目
全茂名市罷課一天，並以全市總罷工一天作為開始，將罷工行動蔓延至廣東省
停止限製茂名市的自由出入，停止封鎖資訊
停止暴力鎮壓，嚴懲茂名公安局高級官員
打倒中共一黨專政！打倒瘋狂發展的資本主義！

八九天安門民主運動25周年

1989年4月15日，前中國共產黨總書記胡耀邦因心臟病發去世，事件觸發了天安門運動，是為現代史上最大規模的群眾運動之一。這場運動的發展很快就超越了最初發起者的期望，並幾乎推翻了中共專製政權。

4月17日，第一批示威者為約700名學生和教師，從15公裏外的大學校園，步行到位於北京市中心的天安門廣場，高喊著「胡耀邦萬歲！民主萬歲！打倒腐敗！打倒獨裁！」的口號。幾星期後，這些口號獲得了世界各地的的回響。

在四分之一世紀前，學生占領北京天安門，很大程度上是「占領運動」的先行者，與今天「阿拉伯之春」以及「占領華爾街」與臺灣「太陽花運動」有很多共通之處。八九年的血腥屠殺裏，重要教訓是需要建基於工人階級與階級鬥爭綱領的戰略。同時，運動也提出很多關於由學生領導運動的問題。除非學運以有意識的戰略武裝起來，與工人階級連結，超越中產階級，否則學運即使有其可能性，但也有其政治局限。

無數群眾前赴後繼，加入北京的示威裏，反政府的示威蔓延至全國110個城市。當局誣陷運動為一場「資產階級反革命暴亂」，但運動由開始至被鎮壓之前，示威者一直高唱的是「國際歌」。在第一次小規模遊行的5天後，在胡耀邦出殯當天，20萬人違反政府禁令，占據天安門廣場。在北京20多所大專院校號召罷課，並成立了「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高自聯），以協調運動。至5月中旬，產業工人也開始組織起來，並為獨立工運奠下基礎。上述事件的發展就如一場「波蘭恐懼」（大規模的獨立工運發展起來），使當時的中共領導人感到恐懼。

托洛茨基的一句話可以概括中國當時的形勢：「一場革命就是當群眾開始直接對事件發展產生影響，並充分感知到他們進行這種影響的力量。」鄧小平因為將資本主義帶回中國，受到西方政府贊賞，但統治集團和軍方深陷分裂，正如歷史學家（Maurice Meisner）所描述的一樣，鄧小平政權「似乎陷入混亂而無能」。正如當時工人國際委員會（CWI）英國支部的報紙《戰鬥派》所說：「… 和平推翻官僚體系的所有條件都已存在…唯一缺少的確實至關重要的部分：清晰的綱領、戰略和戰術。」[1]

在 1989年6月3日到4日的晚上，鄧小平及其執政集團內的「強硬派」終於趟著成千工人和青年的鮮血，重新收復了統治權力。鄧小平動用了20萬解放軍部隊，對中國的首都進行全面清洗。而相比之下，美國2003年入侵伊拉克也不過使用了24.8萬軍隊。根據國際特赦的數據，在北京的風暴點至少1,000人被殺害。在此之後幾周至幾個月內，有超過4萬人被警察搜捕，面臨最嚴峻後果的工人，而不是學生。在運動尾聲曾經組織或者試圖組織罷工的工人，都被判處長期監禁，乃至被以「反革命分子」的名義處決。短命的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工自聯）曾經號召總罷工，以迫使當局停止軍事屠殺，最後被指控策劃武裝起義對抗政府，所有人員都遭到通緝與追捕。

讀者應該知道，這些資料都被中共當局視為「煽動性的宣傳」。25年來，當局全面禁止「六四」的相關報道。同時，政府不停撒謊，指「天安門廣場沒有人死亡」，鄧小平是被迫采取行動，以避免「社會動亂」和「安全繁榮」。四分之一世紀以來，經濟迅速增長，仿佛為當年的屠殺提供的歷史的辯護理由。

但事實與中共領導所宣稱的相反，鎮壓1989年運動並未能防止資本主義重返中國。相反，中共領導人執行愈加的新自由資本主義政策，同時強化專製統治。那些聲稱市場經濟（資本主義）和民主製度是形影不離的人士，很難解釋中國發生的一切 — 而為什麽「中國模式」如此受跨國資本財團歡迎。資產階級評論員以專製手段作為解決方案，從《紐約時報》專欄作家Thomas Friedman的文章裏公開表達出來：「一黨專製當然有其短處。但當它是由一撮合理開明的人領導時，例如今天的中國，也有很多好處。」

今天， 80年代的中國被視為相對開放和言論自由的「黃金時代」。胡錦濤與習近平的警察機關無比的擴大，維穩費高於軍費。中共習近平被迫高調大搞反腐運動，以平息民憤，同時亦加強鎮壓，連「新公民運動」領袖許誌永等「溫和派」的獨立分子也不放過。許誌永被判囚4年，很多其他活躍分子也被投獄。中共政權的警察統治變得更為強硬，又拒絕「政治改革」，是香港六四燭光晚會規模增大的關鍵原因。近年，每年晚會有約20萬人參加，當中數千人是來自中國大陸的旅客。

當然在內地，中國當局根本不可能容忍類似的抗議活動。習近平鞏固一黨專製、全力打壓獨立政治活動的戰略，反映出深陷的社會及政治危機。這種危機會產生爆炸性的後果，即一次程度更高的新八九運動。

綜合以上原因，如今至關重要的是要充分吸取「六四」運動的真正的教訓， 將其從迷霧重重的歪曲、謊言和誤解中挽救出來，並通過新一代人的討論和研究，尋找到能真正改變社會政經製度的道路。

1989年群眾運動的起源

在1919年的「五四」運動70周年之際，北京的學運分子計劃走上街頭抗議，目標是令抗議一直持續到5月15日，即當時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對中國的歷史性訪問。當時戈爾巴喬夫被普遍視為蘇共內（斯大林主義）各國中的「民主改革派」。學生有大量的不滿，但核心問題是擔憂，認為本應該跟隨著「市場改革」而向前的「民主化」進程，在中國發生倒退，而在當時戈爾巴喬夫統治下的東歐與蘇聯，民主化進程似似乎在向前邁進。胡耀邦逝世的新聞，令學運分子根據把握「悼念死者，譴責活人」的機會，推進他們的民主化的示威行動。

胡耀邦為中共黨領導人，於1987年被迫下臺，起因在於他處理1986年12月在北京和上海所發生的學生民運時過於「軟弱」。官僚集團內部的「強硬派」擔心政局不穩，更擔心群眾會挑戰執政當局，故「最高領導人」鄧小平受壓下，只好犧牲其盟友。胡耀邦與鄧小平一樣，是自1978年開始推進「改革開放」親資政策的先鋒。但是，他下臺後並不代表政策發生決定性的變化。胡耀邦的繼任者趙紫陽是更為公開親資的「改革派」。但是，自由派陣營和激進學生更為擔憂，害怕胡耀邦的失勢會令「政製改革」被擱置。從此，他們得出一個結論，「必須采取行動」挑亂反正。

胡耀邦在許多方面都類似於前斯洛乏克領導人杜布切克，後者主張「具人道主義面貌的社會主義」，而他於1968年蘇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時被推翻。胡曾經認為，中國應從西藏撤出軍隊。他曾在1984年聲稱「馬克思和列寧無法解決我們今天面臨的問題」，而引起了「強硬派」的眾怒。

同時，政府激進的市場政策徹底改變了社會，在諸多領域中亮起警號。西藏爆發了30年來最嚴重的暴亂和示威。這場運動被當時的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胡錦濤無情鎮壓，其方法與鎮壓北京民運一樣。然而，胡錦濤後來升官至黨領導與國家主席作為回報。1988年通貨膨脹率達到31%，是1949年革命以來的最高水平。由於當局實行經濟緊縮措施，1989年全年超過100萬家工廠被迫關閉。 就在4月22日胡耀邦的葬禮日，在西安和長沙的失業青年和工人與警察發生沖突。

整整一年裏，政府高層內部就價格改革的辯論而互懷敵意。最初為鄧小平所支持的趙紫陽推動價格全面自由化。當時有一套「價格雙軌製」，即同一商品同時存在國家規定的價格和自由市場的價格。這讓一部分官僚將國家體系內的貨物通過各種手段拿到市場上銷售，以趁機漁利，造成了絕佳的致富機會。正如作為北京學者與「新左派」代表汪暉所指：「僅1988年一年裏，在價格雙軌製下，兩種價格間的差額達到3,570億人民幣，相當於當時一年國民收入的30%。」 [2]

趙紫陽提倡價格改革，理由是消滅利用「雙軌製」下的價格差投機，但在現實中，這會導致物價進一步上升，加劇工人和底層群眾的生活負擔。上層的政治僵局反映了群眾的壓力，令價格改革的撤回了。但僅僅在6月4日大屠殺3個月之後，由於群眾示威的威脅被「解除」，價格改革計劃就徹底推行。諷刺的是，趙紫陽從當時被軟禁至2005年過世，而其繼任人推行了他提倡的經濟政策。

斯大林主義製度的危機

澳洲托洛茨基主義者，當時年僅27歲的斯蒂芬．喬利當時正身處北京，他的第一手資料引人入勝，當中描述道：「我當時覺得我處在整個世界的中心」。很明顯，這場鬥爭會在國際上產生巨大的影響，就如同今天在我們身邊所發生的資本主義工業危機和金融危機一樣。汪暉認為：「當年在北京所發生的事件引發了蘇聯和東歐的解體，並促使新自由主義在政治和經濟構架上得以全面主宰世界。」

汪暉的論斷有些誇大，但中國工人與青年所表現出的英雄氣概，以及隨之而來的殘酷鎮壓，無疑加速並加劇蘇聯等東歐一黨專政斯大林主義國家的統治危機。同時，在資本主義的西方世界，新自由主義本已開始猛攻工人，但由於斯大林主義政權的危機與崩潰，使這一進程大大加速。自1970年代後期以來，斯大林主義的各國政權已經在很多方面處於困難重重之中。

基於中央計劃和國有經濟所帶來的巨大優勢，在建國初期迅速實現了工業化，但此後由於官僚統治令其窒息，經濟處於全面停滯之中。假如不實現真正的社會主義，也即是由工人階級積極地民主參與到社會經濟的整體運行中，那麽這一後果是不可避免的。

隨著斯大林政權經濟危機日益加劇、殘酷鎮壓的本性，加上民眾渴望民主，而且官僚體製逐步破壞工人權利和社會保障，由於斯大林主義國家都在「社會主義」的名義下統治，因此部分群眾對於「社會主義」日漸反感。而這一取態尤其表現在知識分子和官僚本身的身上。在中國，由於1966-67 年的「文化大革命」帶來的混亂後果，特別是「知識分子」被毛派打為「壞分子」，令不少知識分子特別敵視「共產主義」。

在整個斯大林主義世界中，以中國、波蘭、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為首，部分斯大林政權的官僚開始寄希望於資本主義，作為維護其自身權力和特權的生命線。在毛派「四人幫」被逮捕並打倒之後，鄧小平於1978年掌握政權，並在中國開始了一個決定性的轉折；當時並沒有復辟資本主義的完整計劃，最初是試圖在官僚計劃經濟中「務實地」結合一些資本主義經濟的特征 — 如給予管理層「獎勵」、減少對工人的保護、對私人財富和投資更為開放等。但是在20世紀80年代，更為有明確意識的親資政治勢力在中共內部逐步浮現，而鄧小平和趙紫陽就是其中的關鍵人物。

上層的變化造成重大的經濟轉變。首先，所有的農業生產在1979-83年全部私有化，不但沒有馬克思主義者所主張的民主化改造人民公社，反而徹底地取消人民公社。農村地區的醫療教育資金過去一直依賴人民公社的支持，私有化製造了一個巨大的「黑洞」。同時，政府還推行「沿海地區開放戰略」，將更大的權力移讓給東部沿海省份，並鼓勵這些省份融入世界市場，特別是通過海外華人的投資。而且以資本主義方式運行的「特區」，也分別在幾個地區建立，並隨後擴展至更大範圍。習近平父親習仲Ｘ就任廣東省委書記時成立了經濟特區，因而被認定為經濟特區的先驅。其他的「改革」還破壞了國企工人的職安與福利，同時國家以「刺激經濟」的輿論宣傳去合理化社會的不平等，並指責國企工人過於「嬌慣」。同時，在1986年通過了一項新的勞動合同，從而廢除國企的終身雇傭製度。這些變化本身還並不等於復辟資本主義，但無疑是對計劃經濟的大量侵蝕，並損害工人階級的地位。

毛派寫手李民琪，其本人曾經參與了1989年運動（盡管他承認他當時還是傾向於「新自由主義民主派」）描述了從1985年之後所發生的一切：

「官方的電視節目、報紙和雜誌積極描繪西方資本主義的高度繁榮和東亞『四小龍』所表現出來的活力。似乎只有中國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落在後面…資本主義從超額剝削的血汗工廠，變為民主、高工資、高福利以及工會保護工人的權利的同義詞。而事實上直到20世紀90年代，中國工人階級才能根據自身的經驗，感受到資本主義對於現實生活到底意味什麽？」[3]

該如何定性1989年運動？

今天，由於當局封鎖訊息與討論自由，外界對於天安門事件本身有很大的誤解和混淆。一些中共的辯護士仍然將八九六四視作「顏色革命」，並將之歸類於與2003年格魯吉亞和2004年烏克蘭政變。直到今天，他們仍然將運動描繪為親西方資本主義的，而示威者不過是外國帝國主義的「傀儡」。這一想法也為中國部分新毛派運動者所接納，矛頭直指八九運動中很多領袖今天的親資立場，但這並不一定代表這些人當時的所作所為。但是，重要的是，愈來愈多受毛派影響的青年已經開始重新審視這一思想，並開始將八九看做真正的「人民運動」。這是值得歡迎的一步。

與眾多的群眾運動一樣，天安門運動是極其復雜和多樣的。尤其在一黨專政下，且缺乏獨立的工人階級等受壓迫層的政治組織，這情況不可避免的。由於長期處於專製的黑暗之下，這場運動的內部的政治光譜，就如彩虹一樣百花齊放。最初，八九運動中的一些勢力對於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抱有幻想，甚至傾心於「臺灣模式」，這思潮雖然在整場運動中具一定影響力，但絕非是決定性的。其他一些人則給予希望於「恢復社會主義」，並在思想上靠攏戈爾巴喬夫。但主要是在工人中，已經明顯出現了反對「改革開放」，並有捍衛國有資產（1949年革命的最重要成果）的想法。各種思潮的共同點是，渴望民主，日益不滿現政權，但至於以何種方式取而代之，卻絲毫沒有清晰的概念。

無疑，運動最初發起於知識分子和其學生支持者，也就是今天所稱呼的「新自由主義者」（當時詞匯還未被使用）。他們接近黨內趙紫陽一派勢力，政治面貌不僅是「民主」，而且在不同程度上，支持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製度。但是，這些人當時並沒有像後來那麽直接表達支持資本主義。不少學運領袖並不想推翻政府，而寧願希望能幫助以趙紫陽為首的親資一翼控製局面。而這一路線也為他們的一個中心訴求所證實：支持（毫無實際權力的）全國人大召開臨時會議，對官僚進行質詢乃至改選，並使「強硬派」勢力從政府中消失。正如當時的學生領袖吾爾開希所回憶的：「我們當時的目的，就是要政府聽見我們的聲音並與我們對話，這是唯一的真正目的。」

但是，一旦打破了心理障礙，人們就自然會走上街道，勇於公開沖擊獨裁製度。學生的抗議就像是一塊巨大磁鐵，吸引了社會中所有積累的不滿情緒。這樣打開了運動的閘門，一些的社會力量雖然與學生領袖的利益與目標並非完全共同，但也湧上街頭。即使在學生中，也存在著較年長、較享有特權的親趙紫陽階層，以及較年輕、較激進的多數派，視趙與其他中央官僚沒有根本性的不同。從群眾以「太子黨」為稱呼就可見這點。而就連鄧小平和趙紫陽的後代，都是惡名昭彰的「太子黨」，遭到無數示威者的譴責。如當時的一個順口溜：「毛澤東的兒子上前線，林彪的兒子搞政變，鄧小平的兒子搞捐獻，趙紫陽的兒子倒彩電。」

毛澤東主義對於這場運動也有重要而矛盾的影響。不少在北京以外的地區，尤其是在一些工業城市，群眾舉著毛的畫像或佩戴他的徽章走上街頭，以所謂毛時代官僚領導「極為清貧」的生活方式，與當時鄧小平當局官僚的奢侈生活作為對比。而在北京這種現象並不多見，多數學生都厭惡毛澤東，認為他原比其鄧小平更為獨裁。但即使在北京，學生於5月12日所發起的絕食裏，所采用的口號及運動手段也可見到「文化大革命」的影子。有一個具爭議性的場面，就是當時一些學運領袖指「絕食」過於激進。然而，「絕食抗議」卻成為運動的轉折點，其他階層，尤其是工人階級，開始「跨過藩籬」，毅然加入運動。

廣泛群眾階層的介入改變了運動性質，並使之推向另一個方向：從支持和尋求獲得某一派官僚支持，日益轉變成為一個公開挑戰整個官僚體系的運動。就當時而言，天安門運動發展得愈來愈反資本主義，反「市場經濟改革」，是整個斯大林政權陣營中一個較奇特的現象。汪暉作為六四最後離開廣場的學生之一，在2006年接受《紐約時報》訪問時提到，這是一場「廣泛的社會運動」，而且來源於「對於市場改革沖擊所帶來的痛苦」。

政治革命在八九時是幾乎可以實現的，即是保留國有經濟下無價的社會成果，但同時將新政權完全置於工人的民主管控下。但問題是，在於當時缺乏實現這一目標的至關重要的因素，也就是缺乏一個真正的、深深紮根於工人與學生中的、能在每一個關鍵的轉折點從下而上地以清晰的綱領、戰術和口號，去引導群眾運動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只有這樣的力量，才能夠有意識地引導不自覺的群眾運動，實現真正的社會主義以取代資本主義和斯大林主義。

東莞裕元鞋廠大規模罷工

過去三日，臺資企業裕元在東莞有10間鞋廠中，有6間爆發罷工，事由工人揭發資方沒有按法例繳足社保以及住房公積金。

「資方欺騙了我們10年。」一名女工告訴《路透社》說：「高埗（地方）政府、勞動部、社保機構和公司都在欺騙我們。」

「我們很多人都發現，資方為我們的社保供款每個月少了至少200元，已將近20年了。」另一名工人向香港《南華早報》說道。

罷工數字飆升

這場罷工象征著新一波的工人鬥爭浪潮，尤其在廣東以至中國其他已發展地區。最近，三星、聯想、諾基亞和沃爾瑪等企業都受到波及。根據《中國勞工通訊》的研究顯示，在2014年首季，罷工次數對比去年同期上升了三分一。該組織的報告也指出，警察介入和拘捕次數是去年同期的四倍，可見「地方當局更強硬回應」。最近，不少工運分子受到法院審訊，也證實了這個趨勢。

東莞名為「世界工廠」，擁有約1,000萬勞動人口，由於全球經濟危機以及中國傳統出口市場放緩，近年經濟受到重創。過去該市發生了幾次大規模罷工，抗議拖欠遣散費、工資或周邊保障。當中包括，裕元鞋廠上次於2011年爆發罷工，當時有7,000工人抗議裁員和削減工資。

引用中共喉舌《環球時報》所指，今次裕元罷工「規模巨大」，有數以萬計的工人參與。由於官方審查造成資訊不流通，不出所料，各媒體所報導的參與人數均不同，從1萬人到更多不等。罷工在中國當然是非法的。有與罷工工人聯絡的NGO分子張誌如（譯音）稱，4月14日（星期一）有超過3萬人罷工，然後在星期二有更多人加入。理應掌握國安機關情報的《環球時報》報導，罷工工人高達4萬人。

「違法行為」

臺資企業寶成國際集團旗下的裕元鞋廠為鞋具代工，就好比富士康為電子產品代工一樣。裕元網站宣稱公司是「全球最大鞋具品牌的製造商」，每年為Nike、Adidas、Reebok、ASICS、New Balance、Puma、Converse、Salomon、Timberland等品牌，生產三億對鞋。沒錯，上述品牌都是由同一班人製造的！

近年，裕元開始縮小在中國的業務，將生產線轉而到印尼和越南等工資更低的地區。由於企業紛紛撤離，搬到工資更低的內陸省分，因此工人的抗議次數急升，以反對拖欠遣散費或削減成本。

根據中國的法律，所有公司都需要為工人全數繳交強製性的社保 ─ 包括退休金、醫療保險、住房津貼和意外保險。最近的法律改革令農民工在遷出城市時，可以連帶這些保險轉移，令到工人們更能留意到公司有否履行責任。設於美國的「中國勞工觀察」最近調查了400所企業，當中竟然沒有一所是有全數繳交應付的社保費用。因此，裕元鞋廠工人面對的問題，實際上是整個製造業的問題。

「我有同事估計，裕元幾年來拖欠工資高達10億元。」一名中層管理職員告訴「中國勞工觀察」。

4月5日，裕元鞋廠開始罷工，數百工人抗議，堵塞了附近的天橋。公司回應會保證解決事件，但後來沒有滿足工人要求，引發工人於4月14日再次罷工。數以千計的工人參與抗議遊行，帶同橫額，寫上「還我社保，還我住房公積金！東莞寶成（裕元）違法可恥！」

政府從廣州和珠海動員了大約2,000名警員，根據目擊者透露，有20名罷工工人被捕，甚至有手持橫額的工人被毆打。一名工人向「自由電臺亞洲」表示，有罷工工人在與防暴警察發生沖突後被送往醫院。重要的是，警察鎮壓反而強化了工人的意誌，令更多人加入罷工，與其他地方的現象相似。未來數天將會是關鍵，裕元已經發出最後通牒，威脅若果員工在三天內不肯返回工作，就會將其解職。

工人們利用社交媒體作為建立罷工的重要工具，這趨勢在中國罷工和群眾抗爭中經常發生。根據一名裕元工人所說，過千名工人在4月5日第一次抗議的前幾天加入了一個網上QQ群組。這個群組已經被當局查禁，但工人們也建立了新的群組並吸引了更多人加入。

鎮壓加劇

正當裕元罷工在爆發之際，廣州法院判決11名保安去年在廣州中醫大學醫院進行長期罷工為「糾眾滋事」。《金融時報》正確地將判決描述為「反映出當局對最近冒起的工運的不容忍取態。」

案件中，六名被告被判八個月的徒刑，因此會在這個星期獲釋。而另外三人則判處九個月徒刑。「糾眾滋事」罪名最高可判以五年監禁，廣州法院的判決出奇地相對輕微。此罪名也於1月用以判決反貪腐運動份子許誌永監禁4年，另外十名許誌永帶領的「新公民運動」成員也受到同樣指控。

另一重要判決，吳貴軍的案件，也快將有結果。吳貴軍為41歲的工人領袖，因為在深圳的港資企業迪威信家庭用品廠組織了一場罷工，而遭受「聚眾擾亂秩序」的類似指控。這次代表政府更強硬判決工運為非法，因而引發了全球的示威行動。去年，工人國際委員會（CWI）的成員與中國勞工論壇組織了全球同步聲援吳貴軍的行動，在印度、柏林、聖保羅、悉尼等九個城市的到中國領事館裏抗議。

「如果還有一絲正義尚存的話，吳貴軍的罪名將不會成立。」他的律師在4月4日的審訊日中說道。吳貴軍已經被關押了超過300天，被指控在去年5月帶領堵塞馬路的行動，但有出庭作證的工人指出，吳貴軍本人其實是反對這個行動。要求釋放吳貴軍的運動將會繼續。《中國勞工通訊》報導，吳貴軍的兒子和支持者發起網上連署，得到了超過12,000次轉載。

建立真正的工會

即使政權試圖加劇鎮壓，罷工浪潮叠起不僅展示出中國工人的鬥爭意誌，也反映出越來越精密的組織與策略。工人的期望也在提高，裕元罷工工人的網上帖子批評了公司的官方工會的角色，並要求有權選舉自己的工會代表。工人們為建立自己的獨立組織而鬥爭，以對抗資本剝削和專製警察國家 － 這進程欲罷不能。對於「世界工廠」裏面的鬥爭，全世界的工人和工會分子都應給予最大支持！

中國：運動鞋具廠五萬工人大罷工

這是中國數十年來最大規模的罷工，並吸引了國際關註。裕元工業集團在東莞高埗廠房的罷工，已經寫入歷史。廣東省東莞的生產占全中國出口的五分之一。可以理解的是，中共對如此大規模的示威及其所引發的漣漪效應都相當憂慮。罷工人數一度高達5萬人，工人要求取回公司未繳付的鉅額社保及退休金。

裕元稱，罷工造成的直接損失達到6千萬美元，這足以證明工人的經濟力量。全體工人所需要增加的社保及津貼合共為3,100萬美元，只占裕元2013年盈利（4.35億美元）的一小部分。

中國的福利製度混淆不透明，令全國企業可以合法逃避付款，從而欺騙工人。一個月前，工人發現裕元繳付的社保是基於他們的基本工資，而不是總工資，即少算了加班的工資在內，違反了法例。工人發現裕元的工作合約並不符合法律，於是要求撥亂反正，同時重要的是，他們也要求有權組織自己的工會，並且不要追究罷工工人。

裕元為Adidas、Nike、Timberland等國際品牌製造全球五分之一數量的運動鞋。在現今中國的政治製度下，罷工是違法而往往被鎮壓的，如此規模的罷工可以維持超過兩星期之久，是罕見非凡的。

軟硬兼施

根據工人報告，裕元老板運用了強硬的策略，在數百名特警與防暴警察的協助下阻止罷工。過去數十年來，中共政府煉成了「軟硬兼施」的手段去平息群眾示威。在今次事件中，公司在當局的促使下，一方面向工人作出了些微的退讓，同時結合了威嚇暴力的戰略。

《法新社》在4月29日報導：「在當局下令裕元『整頓局面』而公司作出些微退讓後，工人指大量罷工者被警方拘留，而關鍵訴求仍然未達到，而他們只是在脅迫下復工。」

一名工人向「自由亞洲電臺」表示：「我們不會再信任政府及管理層，因此我們要等到錢匯到我們帳戶後，才會復工。」工人控訴他們的社保帳戶不透明，這正是過往讓裕元欺詐他們的原因。

雖然面臨鎮壓，目前還有一些未經確認的報告，指仍有數以千計的小部分工人仍可能在罷工。4月28日（星期一），裕元管理層宣布廠房正在「全面正常運作」，但是《法新社》報導，據數名工人的報告，指「大約八成」工人已經復工。有報告指，有罷工者提出至少在五一勞動節前繼續罷工。

雖然工人沿用負責任而和平的抗爭策略，但從一開始就面臨鎮壓，因此工人極為憤怒。在4月5日罷工開始，在首幾日警察已經逮捕了數名工人，而估計有數十名工人在沖突中受傷。因為管理層給予的復工條件遠遠低於工人的要求，因此4月14日更大規模的罷工再度爆發。

在整場鬥爭裏，特警與防暴警察都嚴陣戒備。

「廠房被警察控製了」

「喊口號的被擡走。」上星期，一名姓羅的工人向《BBC》表示：「我們甚至不敢製作橫額。」在4月15日的遊行裏，有工人因為持有橫額而被警察毆打及逮捕。

在這場遊行後，警察在廠房設置了警戒線，防止罷工者將鬥爭帶上街頭。上星期，當公司將破壞罷工的手段升級時，工人報導被困在廠房裏（在其他國家，雇主通常鎖上廠房不讓工人進入）。打卡器被拆除，令公司在未來威脅解雇罷工工人時可以逃避支付退休金的法律責任。公司發出三日的最後通牒，若果工人不復工就會被解雇。

警察部署在廠房內，逮捕繼續罷工的工人。一名罷工者向《中國勞工通訊》（4月25日）表示：「我們沒有選擇，只能回去工作。一個拿著盾牌警棍、戴著頭盔的人站在你身旁，你可以怎樣？」

「警察逮捕在廠房內不肯工作的工人，有超過60人被拘留。這時工廠是被警察控製的。」一名怕被報復而不願透露姓名的工人向《法新社》表示。

國安機關拘留亦拘留了至少有兩名為罷工提供意見的民間組織者，從而增加復工的壓力。來自深圳民間勞工組織的張誌儒及其同事林東，在上星期被拘留了幾日。張誌儒在4月25日被釋放後，指警察告訴他：「只要工人回到鞋廠復工」，他就會重獲自由。

兩面的回應

獨裁中共面對挑戰，尤其是群眾運動時，總會展現出「兩張臉孔」。在北京，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上星期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裕元「確實存在未如實申報社保繳費的問題」。

但正如工人指出，地方政府機關長年與公司勾結，因此對公司的壓榨視而不見，從而換取稅收及賄款，是中國的常態。裕元執行董事劉鴻誌表示，在整場紛爭裏，地方政府「全力支持」公司給予勞方的條件。警察作為國家權力的「核心」，在這場紛爭裏站在哪一方是無傭置疑的。雖然裕元被發現違反法律，但領導層沒有一人被逮捕。

在盡快結束罷工以達「維穩」的目的，以及恐懼更多工廠會因工資提升而遷出中國（至孟加拉、柬埔寨及其他低工資經濟國）之間，當局政權要作出一定的平衡。

要求組織獨立工會

裕元罷工成為中國近代勞工鬥爭史的標誌。4月5日，罷工以約1,000名工人開始，然後在下一個星期蔓延至50,000人，包括前線工人及部分管理層人員。在4月18日，罷工蔓延至裕元在江西省的工廠。

裕元工人與2010年浪潮橫掃汽車製造業的罷工有一點共通處，就是拒絕中共傀儡工會「中華全國總工會」最後一分鐘的介入，並要求組織自己的工會。《經濟學人》有相關報道，指在廠房閘口的工人撕毀官方工會的信件，該信件要求工人結束罷工，並理解公司釋出的「誠意」。

「工會應該有自己的工會。」一名姓雷的罷工者表示：「因為（官方）工會沒有站在工人一方。」

「工人發動罷工，沒有計劃」

在一黨專政的條件下，加上習近平上任後加大鎮壓，意味著罷工不會如在資產階級民主國家（這些國家的工人已爭取到工會權與民主權利）這樣發展。沒有真正的工會，沒有工會會議，沒有投票通過決議，沒有有架構地討論去訴求，就如今次東莞的工人鬥爭，大體上是自發式的即興行動。

因為中共政權或公司會派出間諜，很容易會阻撓或粉碎有組織的行動，工人鬥爭傾向於自發爆發。但是，在開始後，罷工會開始有組織的，但在非法與不停的鎮壓下，很難維持組織的模式。

「罷工是自發而沒有好好組織的。甚至可以說工人沒有計劃過（罷工），但只是發動了罷工。」北京大學繼續教育部的教師兼勞工議題評論員紫曉明解釋：「但工人仍然保持高度信心…所以是挺有戰鬥性的。」他向《TRNN新聞》表示。

正如我們在中國其他的罷工與群眾鬥爭所見，例如反汙染和反征地的抗爭裏，裕元工人使用即使社交網路群祖去討論罷工及其下一步的行動。有些群組的人數高達400名工人。這些網上平臺經常被國安勢力入侵並關閉，但新一個群眾又再展開。在獨裁製度下，手機和社交媒體為工人和活動分子的會議討論提供了一個「保護罩」。

選舉代表

工人要求有權選舉自己的代表。在紙面上，在國家控製的工會的框架下，有保障這一權力，但實際上很少被認可。廣東常常被「改革」倡議者炫耀為進步的例子，甚至省政府開始實行集體談判合法化。但在獨裁製度下，這一「法例」在現實上是不可能實行的。在今次數十年來最大的罷工裏，可清楚見到只有警棍下實行的「集體談判」。

因此，牽涉在罷工行動的工人對於選舉派出代表會見管理層，愈來愈謹慎小心。在「開明」的廣東，最近有大批工人代表被逮捕。最著名的有深圳家具廠工人代表吳貴軍，他被控在去年一場抗議「造成交通阻塞」而判監五年。裕元工人也不願意公開揀出領袖，害怕公司和國家會對這些人恐懼。

目前，裕元鬥爭的前景是不確定的，罷工對工人意識與未來的鬥爭有巨大影響。「不論我們是不是成功，也會紀錄在歷史裏。」一名姓羅的工人向《BBC》表示。很明顯，即使現在仍不能相信公司和政府會完全履行他們對工人的法律責任，沒有這場罷工，工人什麽也贏不到。在面對鎮壓下，工人成功組織強大的罷工，癱瘓跨國企業的生產線，為中國工人鬥爭立下了新一個裏程碑，並給予其他工人信心。在未來的日子裏，對獨立民主工人的訴求會如河水般湧現，勢不可擋。

習近平的反腐運動背後是由什麽驅動的？

隨著習近平反腐運動勢頭增強，中共統治精英內部的權力鬥爭明顯進入了危險區。在中國，政權交替時都必然有反腐運動。因為腐敗無窮無盡，正在侵蝕政權的社會基礎，習近平及中共現任領導受到巨大壓力，要表現的像是「來真格的」，但這其實都是政治為先的，以作為權鬥的手段，而非刑事案件。

政府面臨著一連串威脅，習近平在新成立的國安委首次會議上發表演講，將目前形勢描述為中共政權「最復雜的歷史時期」。中共獨裁面臨多方面的威脅，從大規模經濟放緩、痛苦的信貸緊縮（去杠桿化），到罷工等群眾抗議興起。這背景解釋了為何習近平反腐運動的規模比前任江澤民和胡錦濤的更大，且可能會進一步升級。但這會有可能激起政權內部的重大危機。正如已故的中共元老陳雲曾說：「反腐不力會損害國家，反腐太過會損害黨」。

外國媒體普遍預計，官方很快會發表聲明，宣布如何處置前政法沙皇周永康。他從去年年底以來一直被軟禁著。周永康是前任的政治局常委，如果他被帶往審訊，會是中共首次如此高級的卸任領導被審。《路透社》（3月30日）引述不透露身份的中國官員說：「在過去4個月中，周永康的親屬、政治盟友、手下和下屬總共超過300人，也已經被拘捕和審問。」

這些只是周永康從前建立起的關系網的一部分，包括在四川省政府、石油業和國安機構。自從1990年代中共擁護資本主義以來，這些圍繞在高官及其家屬周圍的關系網，就在中共內部大量擴散。被捕者包括，中石油前董事長蔣潔敏（在福布斯全球500大企業中排行第5），以及公安部副部長李東生。周永康有超過10名親屬已經被拘留，包括他的妻子、兄弟、兒子和媳婦。在此次打貪過程中，調查人員追查到了900億元的駭人巨款。

據《金融時報》所說，周永康「可能是中國最有權勢的人」。報章又將周比作迪克．切尼（前美國副總統）以及J．埃德加．胡佛（前聯邦調查局局長）的中國混合版，因為周事實上掌控著石油業和國安部隊。2012年11月，當周永康從中共政治局常委卸任後，緊接著其所謂「石油幫」的黨羽就開始被清洗，當時也是習近平剛接管了黨和國家的領導權。在2008至2012年周永康在任其間，國內維穩費用（法院、監獄、調查人員和警察）上升了一倍，超過了軍費開支，等同於越南全國的國內生產總值。這一情況表明了中共政權內憂甚於外患。今年開始，維穩費用成了敏感話題，中共不再對外公布。

周永康是前太子黨領袖薄熙來的主要支持者，現在薄已因貪汙而被判處無期徒刑。裴敏欣教授認為，和周永康相比，薄熙來「看起來只是小偷小摸」。裴敏欣作出預言，周永康一案將是「涉及共產黨高級領導人的最醜陋的和最聳動的醜聞。」問題在於，習近平和中共領導層擔負得起揭露家醜的風險嗎？還是會控製事情以減輕破壞？正如我們在「中國勞工論壇」所解釋過：「罪行驚人得令中共高層面對兩難局面。因為在對周永康的調查審判中，可能把整個政權拉入政治醜聞的泥潭。」

周永康不僅涉嫌貪汙，而且還被懷疑參與其他一連串犯罪活動，包括謀殺和勾結犯罪團夥。據推測，他和薄熙來密謀反對習近平，有人認為這是習近平追查周永康的主因。習的舉動打破了黨內「刑不上常委」的不成文規定。然而，從周永康正式立案被拖延多久，可見習近平權衡事件的潛在危險，因為上層鬥爭激化可能引發一場廣泛的政治危機。

《華爾街日報》（2014年4月22日）說：「如果習近平真的以清理黨內腐敗的名義向國家上層宣戰，可為政局穩定帶來墳墓。」

三分之一官員是腐敗的

大規模貪腐遍布中共黨國。官員及其後代利用自身職位，聚斂財富，且攫取關鍵經濟資產的所有權。2013年一次未公布的黨內調查發現，超過30%黨政軍官員涉入貪腐。

盡管許多中國人會覺得這數字太低，但該報告仍讓我們了解到官員腐敗的規模。習近平的清洗行動僅僅觸及了問題的表面。這並不是偶然的，因為他的目標一直是局限的、有針對性的運動。一位接近中共領導層的不具名消息人士告訴《路透社》：「如果習近平逮捕所有貪腐官員，那政府就會癱瘓。」

習近平在多次場合警告說，腐敗威脅到中共政權的存亡。到目前為止，「老虎蒼蠅一起打」的運動已經調查了20名部長級官員，其中有一半與周永康及「石油幫」相關。

此外，習近平的禁止奢華鋪張的儀式，成功抑製了一些浪費，縮窄了名牌與名酒的市場。這些奢侈品往往被用作賄賂，根據一項國際調查，禁止奢華令中國GDP消失了1.5%（8,450億元）。在二月，在中國「性都」東莞的掃黃行動中，有數百名人被捕，包括貪腐的警官。黃色事業占當地GDP的10-12%。這次掃黃令公眾意見兩極化，有很多人反對檢控及羞辱性工作者，而有錢的嫖客通常沒無脫身。另外一些人將東莞掃黃貶為鬧劇，指很多酒店和夜總會在掃黃前預先收到警察警告。

為什麽是周永康？

習近平希望反腐運動可以同時實現幾個目標：鞏固自己的地位，同時透過加強控製愈來愈自把自為的地方政府以及國有企業，令政權重新集中權力。清洗延續至解放軍，是因為習近平要鞏固對這個中共統治利器的控製。鄧小平曾經利用1979年對越南的戰爭（解放軍在這戰爭中慘敗）去清洗毛澤東的死忠，從而清除抵抗鄧小平與走資「改革」的勢力。習近平下令逮捕將領徐才厚與谷俊山被逮捕，後者被指受賄而出賣軍隊中的晉升機會。谷俊山被指控售賣了上百個官位，並從出售軍地中獲利。「如果一個上校想成為少將，要掏大約3千萬元人民幣。」一個軍隊中的消息來源告訴《路透社》。調查員從谷家中搜到四車財物，當中包括一尊純金毛澤東。

周永康從前是一位碰不得的人物，習近平將他扳倒，可以自己樹立成一個「強勢領導人」，並向其他潛在的反對者發出警告，包括地方政府，以及黨內的許多關系網。習近平通過這種方式，使中下層政府擺脫今天這種以債務驅動而不能持續的增長模式。這模式不僅是貪汙的溫床，更重要的是會令中國走向經濟崩潰。

有報道稱，浙江省作為習近平從前的權力基地，以及私人資本主義的據點，他計劃從浙江省提拔200名「具改革思想的」官員，安排到黨、政、軍內的關鍵崗位上，借此推行他的經濟改革方案。一名中共內部人士對《路透社》說：「反腐行動只是達到目的的手段。」這目的是把他自己的人和想法一致的官員提拔到重要崗位上去，從而推進改革。

「紅色貴族」的財富

周永康家族及黨羽被圍捕的事件中，讓我們看到中國「紅色精英」所聚斂的巨額財富。檢察官和反腐人員所凍結的銀行賬戶中有存款370億元，所查獲的債券、股票、珠寶和金條總價值達510億元。

《紐約客》評論說：「關於這批資產，有很多事我們還不清楚。比如，有多少是為企業所持有的，又有哪些與周氏家族有直接關系。但是我們應該仔細想想這一點：一群中國公務員及其助手所積累的財富比阿爾巴尼亞的國民生產總值還要多一些。」

《紐約時報》有一份深入報告（2014年4月19日），提供了周永康直系親屬的財富細節。周永康41歲的兒子通過出售設備予國有油田和全國數千個加油站，賺到了數百萬美元。這正是中共高官子女借助官職盈利的典型。《紐約時報》報告發現，周永康的三個親屬在至少37家公司持有或控製股份。這些公司涉及能源行業、房地產和其他領域。周氏家族已記錄在案的財富至少有10億元。《紐約時報》評論道：「這些資產也使周永康 － 2007至2012年的政治局常委中的第三人物 － 的家族的財富超過1.5億美元（約合9.3億元人民幣）」

換句話說，根據「記錄在案的財富」，在上一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至少有三分之一是人民幣億萬富翁。除了周永康，另外兩個分別是溫家寶和習近平自己。這就留下了一個問題，在中共領導高層及其家族手中還有多少「未記錄在案的財富」。

中共最高領導人所有的私人財富令英國的「百萬富翁內閣」相形見絀。英國議會中最富有的上院領袖斯特拉斯克萊德勛爵有1,600萬美元的財富，但周氏家族超過其10倍。據報導，習近平家族的財富是3.7億美元，是萊德的23倍。

失去控製？

中共精英的驚人財富也就告訴了我們，為什麽習近平面對越來越大的壓力，迫使他「緩和」反腐運動。在中共上層中，就誰是下一個目標，以及大規模內部沖突的風險，響起了愈來愈大的警號。上個月，87歲的前國家主席江澤民力勸習近平放慢行動。《金融時報》引述江澤民的話說：「反腐的步子不能太大。」這篇報道說，前國家主席胡錦濤也表示了類似的顧慮。在這兩個例子中，從江澤民和胡錦濤的恐懼可見，他們擔心反腐行動會使政權發生動蕩。在政權裏，一個保證互相破壞的體製要抑製各派別與財閥的權鬥。

「中國的反腐運動可能會失控。在習近平感到完全鞏固權力之後，就必須喚走他的狗。」華盛頓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埃德．周如此說到。

但是，對習近平來說，講比做容易得多。反腐運動可以有自己的邏輯發展，第一，面對公眾反腐的輿論壓力，中共需要緩和憤怒，第二，為了在權鬥中取得優勢，這兩點也會迫使中共領導拉開新的反腐戰線。最近，華潤集團董事長宋林被捕，就是另一條戰線，而有傳另一名前政治局委員賀國強被懷疑包庇宋林。華潤集團控製2,400間公司，雇用50萬人，被指控以過高價格收購山西的煤礦業，損失了數十億人民幣。宋林的女友為一名香港的投資銀行家，她被指控為宋洗黑錢，聚斂超過10億人民幣的財富。

由於周永康被審判的話在政治上相當敏感，因此一直被拖延正式立案，令人懷疑因此他可以避免檢控，或者被無限期軟禁，就如前黨總書記趙紫陽一樣。習近平打破了周的權力根基，但會因此而滿足而放手嗎？更有可能的是，案件之所以被拖延，是因為需要炮製一個純粹關於經濟腐敗的案件，並讓當局政權掩蓋爆炸性的議題，包括企圖發動政變和謀殺。如果周永康現在被免罪的話，會削弱反腐運動及習近平領導層的誠信。

《學習時報》前副總編輯鄧聿文提出這一意見：「如果你不能處理周永康，如果說你反腐？你在全世界面前吹捧反腐，但你現在突然停下來？這不是證明你做不到嗎？這意味著你沒有權力。如果你沒有權力，又如何改革？這是徒勞無功的。」

鞏固一黨專政

在四月，「新公民運動」再有四名成員上庭受審，被指控「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當中最高被判監三年半。加上許誌永在一月被判監四年，該團體共有十人因為要求公開官員財產而坐監。這些活動分子主張體製內改革，連他們都被檢控，可見習近平一方面在放松國家對經濟的控製，但卻加強中共的政治壟斷。

美國人權監察在2014年的全球報告裏指出：「當習近平大談對付腐敗，並且有很多高調的逮捕，政府卻苛刻地打壓那些揭露政府及黨高層腐敗的人。」

在習近平統治下，政府加強媒體審查、網路控製，並鎮壓工人代表、維權人士和博客。去年，向學校要求「七不講」，禁止教師談論民主、人權，以及意味深遠的「權貴資產階級」。

中共領導深知道社會和經濟危機正在深化。習近平相信，透過加強國家的鎮壓，重新集中權力，可以挽救中共政權及自己的地位。在托洛茨基這位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對1930年代斯大林獨裁的批評裏，講述了習近平想法的錯誤：

「但歷史會破壞對警察的幻想，今次也一樣。當政權與國家發展面臨不可調和的社會或政治矛盾時，鎮壓肯定可以為延長一定籌命，但長期來說，鎮壓機器自己會開始崩壞、趨向暗淡、粉踤。斯大林的警察機關正進入這階段。雅果達和葉若夫（斯大林秘密警察首腦）的命運不僅預言著貝利亞（內務人民委員部首腦），但也預言到三人的共同首領的命運。」（大清洗的結算表，托洛茨基，1939年6月10日）

這幫助我們了解到，對前政法沙皇的清洗意味之深遠。

習近平的訪歐之旅－和平的、可親的、文明的獅子？

從索契到歐洲，習近平上演了一出近乎完美的「外交秀」。此時已是2008年金融危機後的第6個年頭。歐洲仍在經歷著削支政策和對工人生活水平的打擊，不僅沒有走出經濟低谷，反而陷入常態性的低迷。此起彼伏的群眾鬥爭雖然沒有推翻資本主義製度，但無疑在動搖資產階級的統治基礎。 另一方面，自由化改革使中國不可避免地掉入資本主義困境。加上來自西方的震蕩和沖擊，中共統治者被迫在狹小的資本主義圈子裏尋找出路：對外「合作」、對內「改革」。

經濟之旅

《BBC》報道稱，習近平來到歐洲時帶著一個200人的商業代表團，出訪的核心目的顯而易見。 2008年經濟危機後，中國難以維持原來的發展速度。而且在資源和市場的雙重擠壓之下，中國加工出口企業大量倒閉。沿海地區工廠老板跑路潮引發了激烈的工人鬥爭，使人聯想起臺灣的「全國關廠工人連線」抗爭事件。罷工代表吳貴軍被捕就是因資本家跑路賴帳而起。

面對困局，中共政府不得不采取對策。歐盟是中國第一大貿易夥伴，中國是歐盟第二大貿易夥伴。而習近平訪歐期間一直沒有離開的話題就是「開放市場」。 11天內，中國和歐洲四國簽署了120多項合作協議，價值700多億美元，並且提出了建設自由貿易區的可能。資本和商品將在亞歐大陸上更順暢地流通，而工人卻被套上更沈重的枷鎖。根據資本主義經濟的運作規律，中歐貿易和資本自由化將會加速寡頭壟斷的形成。在國內外資本家的聯合進攻下，工人群眾不得不承受更加露骨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也就意味著更加嚴重的剝削。

中歐戰略

2012年，奧巴馬提出了重返亞太戰略，令中美在亞太區局勢大為緊張，直接間接引發日本、菲律賓、越南等國與中國發生一系列領土沖突。內外交困的中共政府必須借助歐洲大陸的力量，才能製衡來自東方海上的壓力。 《BBC》發表文章稱，「利用（歐洲）這張地緣政治的王牌，北京可製衡美國，牽製俄國，還可敲打日本。中共建政以來，歐洲還沒有像今天這樣在中國的全球地緣戰略博弈中占有如此之重的份量。」習近平說中國是一只「和平的、可親的、文明的獅子」，宣揚「中華民族是兼容並蓄、海納百川的民族」，保證「中國不走國強必霸的老路」。這一切無不是要打消歐洲統治者的顧慮。

為了拉攏歐洲，習近平需要「在亞歐大陸架起一座友誼和合作之橋」。但資本家的友誼也是有價格的。各國資產階級都想占據資源、擴張市場、牟取利潤。聯盟只會是暫時的，反目成仇不可避免。目前削支政策使經濟冷淡成為常態，局限在資本主義框架內的「合作」無法扭轉這個局面。最終在有限的資源和市場面前，中歐資產階級將會扯下面紗，拋開虛情假意的承諾。甚至在必要關頭時，以赤裸裸的經濟乃至軍事沖突作為最後手段。

外交是內政的延續

習近平在歐洲學院演講時，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帝製、君主立憲製、議會製、多黨製、總統製相並列，希望證明它只不過是一種適合於中國國情的「普通的」政治製度，可以與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和平共處」。這決不是偶然的。習近平在歐洲的每次會談都要提到「改革」這個詞，以此向歐洲資產階級表示「誠意」。 1978年後，中國由官僚計劃經濟走向資本主義自由市場。去年年底的十八屆三中全會，被看作中國新一輪改革開放的起點。換句話說，就是新一輪經濟自由化的啟動。建設亞歐開放市場，正是中國資本主義化的外部表現。資本主義的內在規律推動中共統治者加入世界市場，尋求資本「更有效率的」運作和更多的利潤。

習近平說：「改革沒有完成時，只有進行時」，意味著希望從現時的國家資本主義體製松縛，走向全面的新自由主義化。但在經濟與政治上，這都是難以實現的。習近平訪歐以及隨後的中歐合作，預示著中國階級鬥爭在深度和廣度上的激化。

在資本主義和「民族主義」框架內裏不可能解決中國工人階級所承受的壓迫與剝削。相反，中共的資本家與西方資產階級會更加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共同打擊世界工人群眾鬥爭。就好像中共在柬埔寨成衣工人罷工事件中所做的那樣。但同時，中西方資本家的聯合壓迫，會讓中國工人階級看清民族主義宣傳乃至整個中共政府的惡劣本質。工人群眾要解放自己，就必須堅持國際主義原則，共同對抗世界資本主義。

中國草根左翼的復蘇

是什麽使毛澤東主義等左翼思想得到越來越多青年人的支持？

近年，盡管政府周期性地打壓左翼網站和左翼活動者，但中國還是出現了左翼思想的回潮。有評論員稱，是習近平自己令毛澤東主義復興了。 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訪問了一直緊跟最新動態的紅馬（筆名）。

今天的中國青年越來越認同毛澤東主義，為什麽會出現這一趨勢？

大體上說，中國從1990年代開始出現各種左翼思想的回潮，其中毛派是最廣泛的並占據著主導地位。但也有其他一些左翼派別，如托洛茨基主義、無政府主義和所謂的新馬克思主義（社會民主主義）等。

1980年代之後，由於資本主義復辟，新自由主義政策興起，當今的中國社會出現了尖銳的貧富分化、社會不公、對工人和社會弱勢群體的壓迫，所謂的「社會主義國家」與殘酷現實間的出現巨大差距。 所有這些問題都促使熱血青年們去質疑當代社會，並尋找一個左翼替代方案。

近些年來，這一趨勢開始加速發展。馬克思說：「一切已死的先輩們的傳統，像夢魘一樣糾纏著活人的頭腦。」1949年革命和及後的毛澤東紅色中國，在早期取得了巨大進步， 所以盡管後來造成了不可思議的災難，並成為資本主義復辟的溫床，但一些激進群體還是選擇了毛澤東主義作為武器，以質疑、挑戰和反抗現政權及其資本主義模式。這是可理解的。

同時，為了維護其統治與合法地位，政府和中共仍把毛澤東的形象和「社會主義」一詞用作「紅色遮羞布」，為其資本主義統治地位與合法性護航。

習近平也在其統治之中註入了一些毛派「風格」—這是向左轉嗎？ 左傾青年和毛派如何看待習近平的「毛澤東主義」？

盡管習近平在演講時，用到一些毛派措辭，甚至「馬克思主義」言論，但人們從中看不到任何向左轉的具體措施，反而恰好相反。 實際上，習近平和政府正在進一步實施所謂的「改革」政策，包括國有財產私有化，例如鐵路和石油業、金融領域的自由化、土地和土地使用權的自由市場，等等。

有人相信，習近平正在復製所謂的重慶模式，只是拋開了身陷囹圄的薄熙來。 這是因為習近平發動了一場全國運動，打擊腐敗高級官員、非法黑幫和色情行業。這些運動可以贏得一些公眾支持，在一段時間內也包括一些左翼人士，但這和左翼政治沒有任何共通之處。正如許多媒體所觀察到，習近平在樹立自己的個人權威，以此取代之前「集體寡頭」的黨內體系。

在演講中，習近平多次強調毛澤東時代和鄧小平改革時代的聯系，也強調了民族主義的中國夢與美國夢之間的關系。 他似乎想采取一種實用的國家資本主義來進行統治。

薄熙來被定性為新毛派最突出的中共領導人，正在監獄中服無期徒刑。薄有沒有社會的支持？ 他和年輕的新毛派有著怎樣的關系？

薄熙來及其「重慶模式」在左翼中仍有一些支持。 重慶模式從來都不是一個「社會主義模式」，而是國家資本主義再加上一些民粹宣傳。即便在挺薄的毛派中，也有很多人認同這一點。

由於政府在薄熙來貪汙案中沒有向公眾出示足夠令人信服的證據，薄熙來的魅力，加上中共其他高官的醜聞，反倒幫助他贏得了一些左翼群體（毛派），甚至群眾的支持和同情。 所以，在被判處無期徒刑之後，他的支持度實際上相對更大。 所謂的「中國至憲黨」在2013年11月由挺薄人士成立，就是一個例子。在薄熙來被捕（2012年5月）一周年時，網上出現了一些受歡迎文章和視頻，對他表示贊頌。

現在社交媒體上出現了關於1960-70年代文化大革命的激烈討論，背後是什麽？

現在，中共官僚與資本家互相勾結，剝削勞動者，並享受著巨大的財富和特權。 這一局面似乎證實了毛澤東和造反派關於「資本主義復辟」的警告，因而合理化了由其所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所以一般來說，中國的左翼青年贊同文革。 即便是那些不支持毛澤東和毛主義的左派，也會支持文革的一些要素，作為一場從下發起的左翼民粹運動。

同時，政府和（中共黨內外的）自由派都害怕群眾運動會造成混亂。 對他們來說，文革就是這樣一個例子，尤其在其初階段。 這就是為什麽在薄熙來被捕時，前國家總理溫家寶在新聞發布會上警告說，文革可能重演。 許多自由派和主流媒體認為，一個壞秩序，例如中共獨裁，總比沒秩序好得多，所以他們竭力警告和抹黑文革。

事實上，中國政府從來都沒真正公開過文革的真相。在文革期間，局勢接近半內戰狀態。中共官僚的敵對派系明爭暗鬥，但也有官僚鎮壓一些平民的反抗。在文革和1976年政變之後，數百萬平民造反派遭到嚴厲的清洗、鎮壓和監禁，結果鄧小平和保守官僚集團奪取政治權力，為復辟資本主義鋪平了道路。

中共政權不分左右，打壓兩派的異見人士。在批評中共政權方面，想要民主和更多「自由市場」政策的自由派，有可能和新毛派找到共通點嗎？

在大多數問題上，自由派和新毛派似乎沒有什麽共同點。一方面，即便經歷過2008年金融危機，中國自由派仍對西方資本主義存有極大的幻想。 自由派的核心群體強烈反對任何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 那些反對「放任資本主義」的左翼自由派在中國只是少數。

另一方面，許多中國毛派盲目地、無條件地保衛毛澤東及其在1949-1976年間的統治。 他們深深地懷疑著「資產階級民主權利」。而且，溫和自由派（改革派）和軟毛派（所謂的「救黨派」）有著不同的立場，但有相同的基本路線，就是把所有希望放在改良中共上。當然，毛派和自由派所設想的改良是相互對立的。

之前我們曾聽說，有一群規模小的青年認同托洛茨基主義，而不是毛澤東主義。在今天，對托洛茨基主義的興趣有多大，這興趣是否在增長？

托洛茨基和托派思想還並不為中國公眾所熟知，但是它在一群左翼青年中越來越受歡迎。這一傾向可以追溯到21世紀的頭10年。一群由數百人至上千人的年輕人，通過百度（baidu.com）討論群、豆瓣（douban.com）、QQ聊天群和微博（weibo.com）等途徑，在網絡上下定期討論和學習托洛茨基主義。

他們大多數在轉向托洛茨基主義之前，都對毛澤東主義、所謂的「官方社會主義」或自由主義等政治主張感興趣。 他們支持施行公有製、工人民主和國際主義的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其中一些人為各種國際托派網站撰稿、翻譯文章和雜誌，如工人國際委員會（socialistworld.net）與馬克思主義文庫（ marxists.org）。 一些人至少部分參與到工人鬥爭之中（加入非政府組織、為工人製作小冊子/雜誌）。除此之外，更廣泛的左翼青年，甚至是一些毛派，開始對托洛茨基主義感興趣並表示友好。例如，一些青年毛派說，在現階段的中國，毛派和托派在各種政治問題上有「80%的共同點」。托派希望和毛派合作反對資本主義，當然同時仍堅持一些關鍵性的原則。

杭州反焚化爐示威沖擊中共政權

今年三月，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大張旗鼓，承諾要「向霧霾宣戰」。但看到這周末杭州市余杭區的血腥鎮壓場面，中央更似是「向反霧霾的示威者宣戰」。於5月10日，大批民眾發起抗爭運動，反對當地政府興建垃圾焚化爐，但遭受到數百名防暴公安強行鎮壓，釀成流血沖突。期間民眾堵塞高速大道，人數有近5千，有傳更達至3萬人。

近幾星期，在距離省會杭州市中心約20公裏的余杭區，群眾每天都有發起和平的示威遊行。由於焚化爐釋出致癌物質，增加當地居民患癌率，因此各個城市的民眾對興建垃圾焚化爐的反對聲音不斷。根據一個官方來源的數字，自九十年代中起，針對環境問題的「群體性事件」次數，平均每年上升29%。正於一個月前，廣東省茂名市亦爆發千人示威，反對政府在當地興建化工廠，最終迫使政府「重新檢視」計劃。

上星期六，在余杭爆發了暴力事件，發展的模式似曾相識。事由於原本當地官員在群眾壓力下，擱置興建焚化爐，但浙江省省長李強到訪余杭，推翻了這個決定。於是，數千名示威者聚集並堵塞高速公路中心，要求暫停計劃。

一如既往，警方嚴厲鎮壓，成為了問題的禍根。警察與防暴公安封鎖道路，並部署警力。官方消息指出，至少39人受傷，包括29名公安。但網上流傳多張相片，發現受傷示威人數更高，很多都頭破血流，而相片其後即被網絡審查迅速刪除。而根據官方媒體報導，大約30輛汽車，包括6部警車，被翻倒或摧毀。這次警民的激烈暴力沖突顯示了，在中國鎮壓式的獨裁製度下，人民對於中共加速實行的新自由主義親商政策，聚積著爆炸性的極大不滿。

《每日電訊報》的駐上海記者，湯姆．菲利普斯報導：「在星期六，發生沖突的初期，據報導一名示威者受傷及被送往醫院。這引發更多的暴力沖突，一直至星期六晚上。但中央電視播放的卻只有數名男子用拳頭襲擊一名公安，以及安全部隊逃離一群用玻璃瓶擲向他們的暴民。」沖突之後，余杭進入變相戒嚴狀態，警方已封鎖示威地區中心中泰鄉，並通緝照片被公開的疑犯。官方媒體表示，已有53人被警方逮捕。

鎮壓與威脅

余杭的居民表示，政府從沒有知會他們關於的興建焚化爐的計劃，亦沒有進行環境評估。一群獨立的環保人士自己進行了一項調查，並公布了結果，令當地居民警覺起來。《鄭州晚報》報導，今年四月，民眾收集了約二萬個聯署，反對興建焚燒爐。

由四月底起，數百名群眾每天聚集於余杭政府的辦公室外示威。於5月10日的騷亂之前，已有中泰鄉當地居民投訴被公安威脅、恐嚇及毆打。而前中泰鄉的村長亦因反對焚化爐工程計劃，而被高層官員迫使他辭職。隨著抗議行動的開始，所有被發現的參與者都被當地政府恐嚇。教師和學生都收到由當局發送的短信，警告不要簽署請願書。當地居民向自由亞洲電臺表示：「如果你參加的話，他們會打電話恐嚇你。如果你是父母，他們會發短信給你，威嚇你和孩子不要參與。」

正如在其他大規模的抗議運動裏，包工人罷工，線上聊天室在協調行動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這些線上工具也被網絡審查。即使星期六警方大規模鎮壓群眾，一群中學生仍然勇於星期日5月11日的晚上繼續遊行。

環境荒廢

近年，反汙染抗爭運動的力量不斷壯大，余杭的抗爭就是其中一例。由於中共獨裁面臨環境的崩潰，嚴重的空氣、水質和土壤汙染。有「空氣末日」之稱的巨大煙霧雲現象，癱瘓了主要城市人民的正常生活，尤其於中國北方。科學家警告，如此極端的空氣汙染問題，就像一個核冬天，減慢了植物光合作用的過程，會對中國的糧食供應造成威脅。上個月的一份報告顯示，近五分之一的中國耕地被重金屬及其他工業廢渣汙染，證實了人民對於食品安全的擔憂。

若然余杭的焚化爐建成，將會是全亞洲最大的垃圾焚化爐，每年可處理超過100萬噸的廢物。中央政府亦正策劃「垃圾焚燒大躍進」，未來數年內將會有大約300個焚化爐，興建於全國各個地方，處理城市的大量垃圾。民眾擔心若然沒有加置合適的過瀘器，以過瀘焚化爐釋放出有毒物質，如汞和二惡英，會引致癌癥。但政府貪腐情況嚴重，加上安全和環保標準一向疏忽得惡名昭彰，只會令公眾更為焦慮。

一名余杭居民向香港的《南華早報》表示：「我們根本不相信政府的話。他們說會按歐洲環境標準來興建焚燒爐，但我沒有辦法信任他們。」

由於政府以往只會於示威行動的壓力下「假撤回」，其後秘密重新推行，民眾對於中共政權已變得不再信任。這解釋了為什麽在余杭抗爭中，即管地方地府已表示撤回，但運動依然升溫。在上星期，政府宣布不能在沒有人民支持下進行項目。可是很明顯地，一個獨裁國家只會強硬打壓人民表達反對的意見，因此這句話根本沒有意思。

余杭示威運動亦是對於中國社會爆發將至的另一個警示。雖然暫時還沒有官方的數據，但相信每年約有十萬宗「群體性事件」爆發，包括環保抗議、農村抗爭，以及工人罷工。在三月底，茂名市爆發反對興建化工廠的示威，之前寧波、昆明、大連等地出現類似的抗爭行動。幾星期前，東莞的大型鞋廠工人亦爆發了數十年來最大規模的罷工，大大沖擊了中共政權。這次罷工可能正正預示著中國勞動力市場的動蕩，工人對於工廠倒閉、拖欠工資，及扣繳社保等不公情況的不滿已達到沸點。

社會主義者與中國勞工論壇強調，需要將工人鬥爭以及更廣泛的民主運動，與正在覺醒的環保運動連系起來。有需要發起運動，要求政府釋放所有被逮捕的反汙染示威者，亦需要獨立調查余杭的鎮壓情況。這與要求釋放被判監的工人代表和反腐維權人士的情況一樣。這些運動都需要與爭取一個民主社會主義社會，以取代漠視環境破壞的資本主義「市場」。

中國：「三高」企業帶來巨大的環境代價

今年4月，國際低碳經濟研究所在其報告《中國已經成為汙染大國》中說，中國各類汙染物排放量均居世界首位，並遠遠超過自身的環境容量極限。近三十年來，中國依靠「三高」企業（高汙染、高能耗、高排放）取得了經濟總量的迅速增長，但其代價是環境狀況不斷惡化，空氣、水源、土壤遭受著空前的破壞。日益嚴重的環境問題引發了群眾的擔憂。中國自1996年來以來，環境群體性事件一直保持年均29%的增速，2012年甚至激增120%。當前中共專製統治和階級壓迫導致國內矛盾愈演愈烈，群眾的每次團結行動，都可能成為爆發全面反抗的導火索。為了平息群眾的怒火，中共開始采取措施應對突出的環境問題。根據《大氣汙染防治行動計劃》，中國將在2013-2017年間投入1.7萬億元治理大氣汙染。但是由於缺乏社會監督，這些資金具體怎樣使用很難為公眾所了解。

汙染西進

為改善空氣質量，北京今年將清除300家高汙染企業，其中一部分將前往河北、天津和內蒙古。盡管政府聲稱不會轉嫁汙染，但企業的改造缺乏充足資金，政府給出的承諾也沒有任何現實保證。首鋼集團將鋼鐵產業搬遷到河北唐山，就是一個轉嫁汙染的典型案例，也反映出中國東部地區「治理」環境的普遍手法。京津冀和長三角地區停止燃煤發電項目後，為保證充足的電力供應，煤電只能向西部地區轉移。這樣東部一線城市就可以使用「清潔」的電力，而將廢氣和灰塵留在電力輸出地。

2012年，被稱作「中國蓄電池產業基地」的江西省宜豐縣爆發血鉛風波。起因是當地多家蓄電池廠排放的鉛塵導致大量兒童血鉛超標。宜豐政府提供優惠政策，鼓勵那些受到整治的汙染企業到當地建廠。在國內外經濟低迷的情況下，中共政府不能也不願徹底清理高汙染行業。因為大部分社會財富操控在官僚和資本家手中，改造生產模式會進一步加重政府債務負擔，要想滿足東部城市需求、帶動西部地區經濟增長就離不開「三高」企業。如果出重拳治汙拖住了經濟的腳步，隱藏在光鮮表面下的爛瘡就會曝露出來，對於中共政權來說其後果遠比環境問題嚴重的多。

世界工廠的汙染

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表面上擔憂中國的環境汙染，例如試圖向進口商品征收碳關稅，卻難掩其偽善面目。1960年代開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開始向外轉移高汙染企業，中國就是一個重要接收地。據統計，中國引進的投資中至少有20%屬於高汙染行業。《華爾街日報》報道稱，2006年中國排放二氧化硫的三分之一以上、氮氧化物和一氧化碳的四分之一左右來自與產品出口相關的經濟活動。如果將中美貿易中相關的汙染排放物計算在內，2006年美國對這四種汙染物的排放量將要比當前數據高出6-19%。

在去年的達沃斯論壇上，美國鋁業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克勞斯．柯菲德表示，有一些行業在中國進行生產，增加的產能是不合理的，因為汙染非常嚴重。可以將這些行業放在國外進行，而且效率更高，汙染也不會發生在中國，這是一個很好的合作夥伴發展方向。換句話說，就是要把這些汙染企業搬到更落後、更缺乏環保措施的地方去。可見，與中國國內的汙染轉移相似，掌握著金融霸權的歐美資本主義自己享受著清潔的環境，卻將落後地區的人民投入廢水與廢氣之中。隨著中國國內環保措施的加強，高汙染企業為了尋求寬松的環境，很可能將生產搬到東南亞等工業化水平更低的地區。

治理環境汙染亟需社會主義方案

在資本主義製度之下，生產是為了追求利潤。無序的、過度的生產往往浪費大量資源，同時排放有害物質。等到當地群眾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他們又會將汙染轉移到落後地區。資產階級仍舊大肆斂財，受愚弄的卻是人民。另外資產階級政府會將環境治理外包給私人企業。也就是說資產階級為了清除他們自己所製造的汙染而向人民伸手要錢。環保行業的資本家借此裝滿了自己的錢包，而該行業的工人和其他勞動者一樣受到剝削。可見資產階級並非關心人類的共同家園，而是視之為另一個可以增值其資本的行業。

為了解決環境汙染，我們必須提出並堅持一個社會主義方案：各地組織居民委員會審查當地企業生產狀況，關停高汙染企業，只有各地居民都組織起來才能阻止汙染向其他地區轉移。只有將行業和銀行國有化，並將之交由工人民主管理，按照群眾的需求而非資本家的貪欲進行生產，才能避免資源浪費，減少有害物質的排放，並且打破石油業的既得利益，方能推行潔凈能源。只有國際上實行民主監督的計劃經濟，才能避免將落後國家變成發達資本主義的「環境避難所」。

如履薄冰的中國經濟

中國內地的經濟走向一直是世界各國所關註的焦點，房地產價格下跌、大量工業產能過盛，以及銀行危機的存在風險。中國在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的角色相當重要，因此這狀況已令各地政府和資本家感到恐懼和戒備。

經濟危機有多遠？

零八年世界經濟危機之時，中共推出四萬億救市方案以圖刺激經濟。這政策在短期內讓中國經濟在全球危機中脫逃。但是，這不免只是飲鴆止渴式的「解決方案」，而這為經濟所帶來的缺陷惡化，特別是刺激方案鼓勵金融投機的浪潮，造成了龐大債務。

最為明顯的，就是由於這種依靠投資而拉動經濟增長的方法，導致了今天中國內地的經濟嚴重過熱，亦即是產能過盛。比如興建了過多不必要的基建，如公路、鐵路、機場等，這些基建建成後使用率低下，也就是意味著這些基建都變成了「過盛」產能的一部份。不僅如此，在興建時所需的各種跟進工程和配套設備，鋼鐵、水泥、機械等亦會隨之而過盛。綜合各方數據，具體來說，全中國各產業的產能過盛超過50%。而引發日本長時間經濟蕭條的產能過產程度亦不過30%。

另一個引人關註的問題就是地方債務，關於這個問題，內地不少經濟學家如郎鹹平等，都作出過分析和估算，指中國可能有330個地級市負債的嚴重程度如同美國底特律（已宣告破產）。根據中國自行公布的官方資料，13年6月審計處針對36個地級市進行審查後，指出其總負債3.85萬億，其中16個市(包括9個省會)負債率超過100%，即已處於技術性破產階段。

根據內地的經濟學者計算，地方政府總負債高達68萬億，而相比之下，2012年全國GDP總額為52萬億，亦即是說中國的地方負債占GDP的比例為130%。反觀即便是深陷債務危機的「歐豬五國」（葡萄牙、意大利、愛爾蘭、希臘、西班牙）的平均負債比例亦不過為122%！

因此，自2012年起，中國各地地方政府紛紛發行地方債券和理財產品等，借以籌措資金償還債務。連前中國銀行董事長肖鋼亦將之稱為「龐氏騙局」（簡單而言就是指以新債抵舊債，而每一次舉債的數額和利息成本都愈來愈大，直至失去償付能力）。

綜上所述，中國經濟存在巨大危機，而危機的爆發將可能會由兩種不同的臉貌所呈現。

滯漲還是崩潰

既然中共選擇了走上資本主義復辟的道路，言則意味著其亦只能屈服於資本主義體育的內在邏輯，中國即使以市場經濟為主導，輔以宏觀調控的所謂「中國模式」，過去曾被一些西方經濟學者所稱頌，但時至今日最終也擺脫不了馬克思的「詛咒」－資本主義是一個自我矛盾的體系，必然會出現周期性經濟衰退。

零八年為應對經濟危機而闊綽出手的方案更似是病急亂投醫之舉，使得熱錢在國內市場全面泛濫，淹沒了幾乎每一個有利可圖的經濟板塊。如太陽能產業就因其利潤高，投產所需準備時間短等因素在短時間內吸引了大量資本，使得現時全國太陽能產能過盛高達92%。

即使指假如全國太陽產業從此停止增長，而同時市場對太陽能設備的需求每年增加3%，那麽就要整整24年才能完全消化現時過盛的產能，亦即是說整個產業將可能面臨24年甚至更長時間的蕭條！而產能過盛絕不僅僅出現在太陽能產業，數據指出，中國造船業現時過盛91%、風能70%、不銹鋼60%、煤化工50%、機械和汽車卡車約50%、鋼鐵水泥超過30 %，幾乎函蓋了整個國家的重工業領域。

而在地產市場上，中國房地產市場現時已出現危機的端倪。很多二三線城市甚至一些一線省會城市的地產市場已開始走到下坡路。這是由於過去十多年來近乎瘋狂的地產建設，造成大量房屋空置，變成一個又一個的鬼城。如內蒙烏蘭包托的情況甚至達到了即使全市所有家庭分配一套房屋，仍不足以填滿空置量的情況。

正如習近平提及增長減速會成為「新常態」，高經濟增長的時代已經結束。中國經濟會面臨兩個選擇－ 軟著陸或硬著陸。

但事實上所謂的軟著陸也不見得有多「軟」。因為在消化產能的同時意味著全國重工業的大蕭條，意味著更多工人失業，同時地產房價的下跌亦令城市的中產階級各下流動，加上嚴重的通漲以及不可避免的人口老化問題。這些問題也會隨著經濟蕭條而集中爆發，因此所謂的「軟著陸」對中共政權而言就如同走進地雷陣一樣。雖然現在習李不想動用重大的刺激方案，但如果面臨嚴重的放緩或崩潰，他們不免會使用更多「國家資本主義」的調控手段，特別是要求銀行投放更多信貸。這些手段只能換取時間，但未來要付出更大代價。經濟危機只會進一步重挫中共獨裁政權，令其命懸一線。

中共自其資本主義復辟以來，一直企圖以經濟的「高增長」緩和和掩蓋在其專製下底層人民的巨大不滿。中國的廉價勞動力和商品輸出，在很大程度上支撐著現時如履薄冰的世界資本主義體製，故此，中國的經濟危機會進一步重挫全球資本主義體製。讓我們組織起工人的力量，才能從廿一世紀資本主義下的大規模失業與一潭經濟死水中逃出生天。

中國：龐大監控的維穩工程

中國政府為了維持集權統治，一直牢牢地控製著傳統三大媒體 － 電視、廣播、報刊。互聯網和新興手機技術在中國極速普及，令當局必須嚴陣以待，加強監控。中國的監控工程龐大，從每年的「維穩」費上已能反映出來。中共的「維穩」經費已經高得不再公布，但過去4年都超越軍費，可見中共最懼怕的不是其他帝國勢力的來犯，反而是中國國內每年超過25萬宗的群眾運動。中共每每動用媒體的監控、網上言論的封殺，將群眾運動推到中共可以控製的範圍以內，但這只會令社會的積怨矛盾不斷累積，為專製獨裁政權爭取多一天茍延殘存的機會而已。

習近平上臺後的監控

去年中共第十八屆「三中全會」前夕，就曾傳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打壓言論自由的談話內容，其中的「互聯網已成為輿論鬥爭的主戰場，搞不好會成為我們的心頭之患。」、「對那些惡意攻擊黨的言論，都不能為之提供空間，一切數位報刊、移動電視、手機媒體、手機短訊、微信、博客、論壇等新興媒體，都不能為之提供方便。」都揭示出中共對網絡監控的重視，鉗製言論、新聞自由、阻截訊息流通正是中共的當前首要任務。最近，多位網絡名人如董如彬、王立銘等被以「網路造謠」的罪名被捕，顯示習近平上臺後對網絡言論禁製從未有一刻松綁。

如今的世界局勢，除了網絡監控外，網絡戰爭也是令國際局勢不斷升溫的一個戰線，當中周邊國家如印度、北韓、南韓、日本都已在建構網絡戰部隊的同時，美國則在2009年宣布成立網路戰司令部，擁有屬於自己的 「網軍」，但現時為止中國官方仍對中國是否擁有 「網絡軍隊」 矢口否認，聲稱中國網絡空間基本不設防狀態，是很難令人信服的。

網絡的監控

在中國，曾經被廣泛報導的「金盾工程」，又稱為「全國公安工作信息化工程」，是為極權暴政下產生出的一個龐大網絡監控項目。這項目名義上是打擊犯罪、增加信息共享，實際上用於幹擾、監控、審查和封鎖中國大陸境內的公民電話、互聯網等信息傳送活動，更重要的是為了當局拘捕維權異見人士提供更有效的平臺，包括上訪戶、迫遷戶、獨立作家等。

中國無國界記者形容中國網絡監控為「目前是世界上最嚴厲的網絡控製製度」。在3月中旬，這個「世界上最大的網民監獄」就至少有70人因為網路活動而被中共當局收押，而且被監禁的30名記者中至少有3人是因為他們在網上發表的文章而被判刑。上月，中共國家網際網路信息辦公室（國信辦）副主任王秀軍稱現時中共的網際網路管理上升到最高層面，當中政治安全是根本。中共的網絡監控時有遇到反對聲音，可是當局卻又是不斷將監控力度提高。

在2007年在全國爆發的反對PX化工廠的鬥爭裏，主流媒體普遍失聲之下，廈門巿民就是利用手機短信傳播訊息，顯示科技的進步為言論窒息的民眾打出一絲的缺口，可是中國政府部門也推出 「手機實名製」以加強控製，強迫手機用戶以真名登記，配合與中國三大網絡營運商的協助，以關鍵字、限製點對點的流量等作手段控製資訊流通。

2011年，上海一小段路段被揭發安裝了75個監控鏡頭，因而引起大量民眾反對，最後中共不得不拆除一些監控鏡頭。而據《新唐人電視》報導，上海公共安全產品國際展覽會（上海安博展）的一份報告顯示，中共花費1,000億人民幣購買2萬個監控攝像系統用於所謂維穩。

《華爾街日報》亦指出，在中國的公共場所總共約有近一億個監控攝像頭，而當中只有1千萬個為民間所用，其余的都用於監控公共場所，這些攝像鏡頭不只是安裝在街道，更有些是安裝在計程車和餐館等。中國的監控市場在未來5年內，仍將以每年15%的速度增長。而中國無國界記者更揭露，中國是世界上唯一擁有數萬 「網絡檢察員」 和 「網路警察」的國家。中國各省、巿公安系統都建立了網絡監控特殊部隊。 「網路警察」在過去十年更已逮捕了幾百名網上作家和網絡上的異見者。

哈佛大學政治學的一名教授－ 金加裏（Gary King）就嘗試研究中國網絡審查製度，他赫然發現中國的互聯網審查是針對集體性行動而非批評性言論的，這表示中國政府更懼怕人們組織行動起來，就像中東阿拉伯之春的時候一樣，當人們走上街頭反抗暴政，就是推倒政權的最大力量。中共了解到互聯網可以快速動員群眾走上街頭，所以網絡的監控就是維護政權的重要一環。

廢除秘密監控系統

資本主義就是代表國與國之間必須維系資本家利益而不斷軍事化擴張，故此，網絡戰爭、網絡監控、加強鎮壓機器是理所當然地會發生，損害的就只有平民百姓的私穩、言論自由和被拉扯入無情的戰爭之內。從斯諾登事件中，可見資產階級民主的美國的網路監控只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中國以反對「煽動顛覆國家勢力」甚至是「反恐」為名，不斷侵害平民的言論自由及私隱權。一個真正言論自由的社會主義組織，應該以廢除國安監控，全面保衛言論自由和私穩權。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

停止政治審治，捍衛言論自由

停止政治檢控及迫害異見分子

廢除秘密監控系統，停止一切反民主的監視行動

打倒私營媒體和科技企業的壟斷，由公共民主控製，要真正的媒體自由

中國：學費高、質素低、難找工，全國學生苦不堪言

2012年，中國高等教育在校生達3,325萬人，從規模來看位居世界第一。但由於龐大的人口基數，其毛入學率僅有30%（世界平均水平為36.06%）。 在不斷增加的高校學生人數下，隱藏著學費負擔加重、高校教育質量下滑、高校畢業生就業困難等問題。學生對教育體製的不滿直接指向中共政府，使其越來越難掌控期待變革的青年人。

高昂的學費

在走向資本主義後，中國政府將高等教育也交給了市場。 1989年高等學校開始收取學費，原來的「免費上大學」政策逐漸取消。從最初的200元（人民幣，下同）到現在的5,000-10,000元，二十年間大學學費總共上漲了25-50倍。再加上生活費和住宿費，一名大學生4年要花掉大約6萬元。但去年全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僅為2.7萬元（平均數背後還隱藏著巨大的貧富差距），也就是說學費已經超過了一個雙職工家庭收入的四分之一。更不用說農村居民的人均年收入還不到一萬元。結果就是全國有25.5%的家庭供不起子女上大學。根據2004年的一項調查，甘肅省因教返貧的人口高達返貧總數的50%，學費高昂已成為甘肅農民返貧的首要因素。在中國，教育一直被看作底層群眾改變生活境況的重要手段。但是現在考上大學不僅沒能使貧困學生「躍過龍門」，反而給他們的家庭套上枷鎖。富裕學生更容易接受高等教育，甚至可以出國留學；而貧困生如果不願承擔高昂的學費，大多就只能像父輩一樣從事低薪、勞苦的體力工作。政府雖然設立了貧困生補助體系，但存在極大弊病。許多時候申請補助金實際上是一場「比慘大賽」。只要申請書寫得夠慘，即便是身穿名牌服裝的富裕學生也可以領到助學金，真正的貧困生反而得不到名額。目前，多個省份正在醞釀或已經開始了新一輪的學費漲價，漲幅最高的院校可達50%。連普通家庭的學生家長都叫苦不叠，勢必將更多的貧困學生排除在大學教育之外。

教育質量堪憂

盡管學費一路上漲，但中國高校的教育質量卻難以與之匹配。 90年代末的「教育大躍進」更多是為市場提供了高學歷的剩余勞動力，在提高人民文化素質方面遠不如預期。擴招增加了學校和國家的收入，暫時緩解了就業壓力，但是師資力量的提升卻沒能跟得上學生人數的增加。在大學裏，職稱和獎勵的評定主要依靠研究或論文數量，所以不少教師忙於課題、經費、會議、評審，對於教學反倒不用心。更有什者幹脆讓自己的研究生或博士生來代課。同時，科研成果關系到高校的排名、聲譽和競爭力，因此單純通過命令來增加教學投入根本不切實際。在僵化的教育體製之下，教師和學生都是為了完成任務，雙方都缺乏自主性和創新性。一方面是老師照本宣科，講課內容枯燥乏味，無法激發學生的聽課興趣；另一方面，學生讀書更多是為了拿到一張文憑，因此看重分數甚於知識。這就不難理解為什麽學生上課時總是自顧自地玩手機，最後在考試前突擊復習。不愧於「世界工廠」的稱號，中國也在流水線上生產著它的大學生。

緊張的就業狀況

2013年有699萬人從大學畢業，因為龐大的畢業人數和冷淡的經濟環境，在網絡上被戲稱為「史上最難就業年」。但是官方發布的大學生畢業半年後的就業率高達91.4%，甚至比2012年還略有上升。這就像連續12個季度保持在4.1%的失業率一樣受到廣泛質疑。事實上，就業率關系到大學的招生計劃、專業設置、高校評估、經費核撥、新增學位點審核。為了提高就業率，許多學校不惜造假。 2009年網絡上有人發帖稱，學校在他不知情的情況下替他與某公司簽署了就業協議（證明學生已經找到了工作）。此後曝光越來越多，人們才知道不少學校為了讓學生簽署就業協議，甚至以畢業證書相要挾。在政府的遮掩下，大學畢業生的實際就業率不為人知。但2008年經濟危機之後，中國經濟增速放緩，而畢業生人數卻有增無減（今年畢業生人數將增加到727萬）。據估計，中國的真實失業率可能接近20%，就業壓力可想而知。政府一味粉飾太平，在群眾中毫無威信可言，最終只會激化人民的猜疑和怒火。

教育開支占中國生產總值約4%，與大部分國家相比都極低。只有將教育重新全面公營化，並以學生及教職員民主決策教育課程及方針，並大大增加教育開支，以今天中國的經濟生產力，是足以讓全民免費接受妥善的教育。

中國：經濟急速放緩

7月16日，中國政府宣布第二季度GDP同比增長7.5%，令全球金融市場集體松了一口氣。然而，這一數字（北京經常偽造GDP數據，令其聲名狼藉）並不表明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已經「穩定下來」。 《紐約時報》駐北京記者基思‧布拉德舍（Keith Bradsher）說，這是「紙面上的復蘇」（2014年7月16日）。正如布拉德舍的報道所指出的，「獨立的全國企業調查表明，各行業的銷售量和信心仍在惡化。」

統計數字由第一季度同比增長的7.4%有所提升，主要是借助另一輪「微刺激」來實現的。就像去年類似的措施一樣，本輪刺激也是由總理李克強及其經濟團隊暗中完成的，雖然他們在官方上走「不再刺激！」的路線。李克強的最新舉措包括，在公共住房和鐵路建設上的額外支出，六月份較上年同期增加了32%，以及用一系列減稅和放寬信貸政策（降低小型銀行的存款準備金率）來催谷小企業的發展。

債務水平激升

但是急速累積的債務限製了政府刺激的規模。根據《彭博社》的報道，2011年底，中國債務總額是GDP的166.6%，今年第一季度上升至202.1%，第二季度達到206.3%。過去五年內，中國債務增加的速度超過了1980年代的日本、1990年代的東南亞和2000年代的美國——所有這些都曾導致了嚴重的金融危機。在日本，債務占GDP比重從1984年到1989年上升了大約45%。而中國只用不到三年就完成了差不多的「壯舉」。

越來越明顯的是，中國經濟已經進入了危機期，可能引起社會和政治的大爆發。國家主席習近平用於加強國家安全、進一步壓製任何有組織表達異見的措施，等同於在進入驚濤駭浪前「封上艙門」。中共獨裁者面對著一個「三難抉擇」：解除債務炸彈（去杠桿化）會帶來扼殺投資和增長的危險；任由房地產泡沫爆炸會引發銀行危機；約束開支過多的地方政府，但它們又是大部分投資的來源。中央政府向地方施壓，要求就最近的「微刺激」加快基建支出，但這與它去杠桿化的努力相矛盾，也加劇了地方政府的債務問題。

這令資產階級評論員投訴，政府拖延在去年三中全會所承諾的新自由主義市場改革。同樣，他們慨嘆承諾過的增加消費支出、降低投資占GDP比率（去年創下54%的新紀錄）的「經濟再平衡」沒有發生。與過去一樣，對北京來說達到再平衡是說易難行的。即使是最輕微的投資減慢都可以轉化為更痛苦的經濟放緩，而這會激起與房產相關的經濟危機。因此，一些經濟學家形容中國為「單車經濟」，即如果減速太多就會倒下。

樓市低迷

今年7月，《CNN》財經頻道進行了一項調查，10位經濟學家中有8個說房地產市場是中國經濟的最大威脅。來自日本野村銀行（Nomura）的另一篇報道警告說：「這不再是個『會不會』的問題，而是房地產市場調整會有『多劇烈』的問題。」

今年第一季度，最大的四個城市（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的新住房銷售量與上年同期相比減少了40%。在全國範圍內，本季度新住房開供工量下降了25%，銷售量下降7.7%。在中國最大的27個城市中，21個城市的住房庫存無法在12個月內消化掉。 9個城市的積壓住房要兩年多才能賣完。

因為價格高昂而無法買房的大多數人樂於看到市場的不景氣。以上海為例，房價在過去7年內已經猛漲了273%。這解釋了為什麽在《人民日報》最近的一項民意調查中，83%的人認為政府不應該通過放松2011年實施的冷卻措施來「拯救房地產市場」。 《金融時報》（2014年5月12日）報道，最富有的1%的家庭擁有中國三分之一的住宅房產。香港金融集團裏昂證券（CLSA）的另一篇報道指，中國53%的住房交易是為了投資，而不是為了有一個住的地方。這些房產大多都空置著，等著賣出最高價。

腐敗的中共官員在住房市場中非常活躍。在相當多的案例中，他們坐擁百余套住房，以此處理自己的非法財產。所以一點也不奇怪，習近平的反腐行動也因抑製了官員對房地產的胃口，而對市場低迷起了作用。習近平的行動超過了以往的反腐規模，反映出國內的嚴重危機與激烈權鬥。

在2008年中國政府希望抵擋全球危機的龐大經濟刺激計劃中，一場世上前所未見的建築狂潮是最重要的一個元素。一如既往的，中國的經濟數據中包含著一些令人驚愕的數字。 「從2011年到2012年，在短短兩年內，中國生產的水泥比美國在整個20世紀中生產的還要多。」《金融時報》的賈米爾‧安德裏尼（Jamil Anderlini）如此報道（2014年5月13日）。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所說，去年全世界新建造的住宅樓有一半在中國。據估計，過去5到6年全國共建造了2億間住房，比美國總住房量（1.3億間）的1.5倍還多。

此等規模的建設遠超過市場「需求」，它並不是由近14億中國人的需要決定的，而是由伴隨著過去30年資本主義「改革開放」的嚴重不平等的財富分配所決定的。低工資和福利保障不存在仍是大多數人所面對的現實。即便是中產階級也越來越難承擔今天的房價。

資產階級評論員和中國的多頭投資者（投資者對股市看好，預計股價將會看漲，於是趁低價時買進股票，待股票上漲至某一價位時再賣出，以獲取差額收益）不去理會大規模住房供應過剩的證據，包括不計其數的「鬼城」，聲稱「這不是泡沫」。他們說因為數千萬人正在湧入城市，很快就會填滿那些空蕩蕩的住宅區。這一論調是1850年代英國資產階級同等低劣的口號的現代版。他們夢想著：「如果每一個中國人都把他的襯衣下擺加長4英吋，那麽蘭開夏郡（Lancashire）紡織廠的好生意就會延續幾代人。」

事實上，中國人口向城市的流動已經達到頂峰。據野村銀行所說，中國每年從農村來的新移民數量已經從2010年的1250萬減到630萬。野村銀行預計，到2016年會出現城市人口的凈外流。更重要的一點是，買房的農民工所占比例每年不到百分之一。

中國的建設熱潮，尤其是在2008年之後的大規模刺激時代，是由極端的金融投機驅動的。地方政府、房地產開發商、貪腐官員、國有銀行及其影子金融分支密謀擡高土地價格、大規模增加信貸，並為GDP數據「塗脂抹粉」。這為少數精英帶來巨額財富，同時讓大多數人承受著經濟困境。 《南華早報》（2014年2月26日）報道，在全世界10大房地產億萬富翁中有7個是中國人。

就像1980年代的日本，膨脹的房地產價值激起前所未有的銀行貸款浪潮。但現在這股浪潮卻可能令金融體系癱瘓。旅居中國的經濟學教授程致宇（Patrick Chovanec）指出，「在中國經濟中，房地產本質上是承保所有信貸的資產」。

全球信貸在過去5年中增加了30萬億美元，中國占了一半。據摩根大通（JPMorgan）所說，自2010年以來，光是影子銀行就從2.4萬億美元激增至7.7萬億美元，相當於GDP的84%。這些數字遠超過美國「次貸」危機的規模。

日本化？

這些現象與差不多25年前的日本驚人地相似，它阻礙了日本經濟的輝煌崛起，並使之經受了20年的停滯。在日本，正如在今天的中國，大約80%的貸款直接或間接地捆綁在房地產行業。 1989年，房地產價格開始暴跌，拖累了日本銀行系統，不良貸款的海嘯席卷而來（債務人無力償還貸款）。在中國，相當大一部分債務集中於這樣一種集合體：地方政府及其投資工具、開支過大的房地產開發商以及旨在繞過政府控製的影子銀行，甚至是非金融國有企業。

將中國與1980年代的日本作比較，在今天的經濟討論中很常見，這並不奇怪。萬科集團（中國最大的房地產開發商）副總裁毛大慶的一份發言稿泄漏出來，它清楚地說明了政府發言人想要隱瞞的慘淡現實：

他說：「1990年，東京的土地總價值相當於美國GDP的63.3%，而香港在1997年達到66.3%。現在，北京的土地總價值是美國GDP的61.6%，這是一個危險的水平。 」（《電訊報》，2014年5月2日）

「總的來說，我相信中國已經到達了建設新住宅項目的容量上限……我沒有看到任何房價上漲的可能性，尤其在擁有大量房屋庫存的城市，除非政府再推出幾萬億（的刺激）。就中等中心城市的房地產價格而言，北京和上海已經被列為世界最昂貴的城市。」

這位業內高層人士的坦白無疑說明了，中國存在著一個巨大的房地產泡沫，並且正在走向極限。盡管不能肯定地預測爆發時間，但很明顯這一情況不可能長久，而不長久的東西終將在某一時刻結束。正如在日本和較近期的美國，資產泡沫破裂引發價格下跌的連鎖反應，即通貨緊縮，這會嚴重惡化今天的債務問題。

至少在形式上控製著國有銀行系統的中國獨裁者，已經開始采取措施竭力避免金融危機。銀行系統內的不良貸款正被瞞報或少報。在一個幾乎完全控製媒體的專製體製內，為避免壞消息引發市場恐慌，被隱瞞的事件會越來越多。

政府正準備，在銀行體系內的不良貸款最終爆發時，再一次救助瀕臨破產的金融機構，並像15年前那樣建立所謂的「壞帳銀行」。那些無法償還的債務會像有毒廢物一樣被埋進壞帳銀行。於是，這像魔術似的給人這樣一種印象—— 銀行資產負債表又恢復了健康。然後，銀行在政府註錢之下重新集資。然而，這一次操作的規模會大得多，而且中央政府希望各省市自己建立「壞帳銀行」，而不是進行國家援助，這樣就可以由地方進行紓困工作，從而避免系統性危機的出現。

上一輪銀行救助（1999-2000年）花費了中國40%的GDP。這些錢被用來「清理」四大銀行，準備讓它們在中國和海外上市。但是被轉入四家「壞帳銀行」（資產管理公司）的壞帳至今仍然存在。以更大的規模重復這一花招不會那麽容易。

從今年年初開始，政府試圖選擇性地處理首次的違約，包括企業違約，以及經由影子銀行賣出的高度投機性「證券」的違約。這是試圖約束更加魯莽的投機行為，但在大多數情況下，中央政府選擇允許救助和避免違約，因為他們多麽害怕，即便某些隱蔽的影子金融產品的破產，也會引發更廣泛的系統性危機。李克強將中國銀行業改革比作「拆地雷」不是沒有原因的。

樓市低迷已經開始令投資減少（GDP的主要驅動力），拖累經濟增長。它也加劇了債臺高築的地方政府的經濟困境，因為它們依靠賣地獲得很大一部分收入——2013年平均為39%。在某些省份，尤其是樓市泡沫極其嚴重的省份，形勢更為嚴峻。在浙江省，土地出讓收入差不多是地方政府直接債務的70%。天津也不會比它少很多。

全球附帶影響

瑞銀集團（UBS）前首席經濟學家喬治‧馬格努斯（George Magnus）對《金融時報》說：「中國房地產業是全球經濟最重要的部門」。這說明了高風險對於全球資本主義的重要意義。根據官方數據，去年房地產為中國的GDP貢獻了16%，而美國在其樓市泡沫頂峰時為8.9%（2006年）。穆迪分析公司（Moody』s Analytics）的研究認為，2013年房地產市場占中國GDP的23%。

中國的建設熱潮從全世界吸收資源，製造了全球商品價格的「超循環」——從化石燃料到鐵礦石和木材——提升了非洲、拉丁美洲和亞洲的GDP增長率。因此這場熱潮的終結對於全球資本主義來說將是個壞消息。

中國：習近平反腐風暴

自十八大後，習近平掀起了一場前所未有的反腐風暴，打算借助此次清洗行動，瓦解多年來阻礙新自由主義改革的利益集團，並獲得民眾對一黨專政和改革的支持。在黨政軍商各界擁有強大勢力的江澤民集團一直是阻撓胡溫自由化政策的幕後力量，自然成為反腐行動的打擊對象，激烈的黨內鬥爭不可避免。但今年北戴河會議的悄然結束似乎宣告了雙方抗衡已接近定局，習近平將在「太子黨」的支持下加速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可見在中共獨裁下，反貪腐無法超越資本主義的框架。中國一部分的勞動者可能暫時對政府產生不切實際的希望，但中共與資本家的聯手鎮壓將會打破一切幻想。

打虎拍蠅

7月29日，官方媒體宣布前政法沙皇周永康被立案審查。此前，中央軍委前副主席徐才厚已經被移送軍法機關，前國家副主席曾慶紅據傳也被逮捕。 2013年初，習近平剛上任不久便提出「老虎蒼蠅一起打」。如今副國級「老虎」的落馬標誌著反腐行動進入高潮。除政府官員外，企業高管也是被調查的目標。據《金融時報》所說，國有企業受到的反腐沖擊最為嚴重，而跨國企業也受到影響。 《華爾街日報》於8月6日報道稱，當前的反腐行動「並不是中國共產黨內部周期性發生的普通的權力爭奪，而是一場清洗」，而且是「數十年來最徹底的一次黨內清洗」。僅今年上半年，就有8.4萬人受到紀委監察部門的處分。 8月14日更是一天之內就公布了10名廳級官員被查的消息。但是相比於貪腐官員的總量（根據2013年一次未公布的黨內調查，超過30%黨政軍官員涉及貪腐），8.4萬人連其四十分之一也不到。國內某經濟學家指出，中國的權力租金（利用公共權力所獲得的非法收益）總額占GDP的20%-30%，說明腐敗已經滲透到社會的方方面面。習近平不可能也不準備打掉所有的貪官。

新自由主義的跳板

反腐本身不是目的，因為習近平自己就是一只「大老虎」。今年1月，國際調查記者同盟（ICIJ）公布的調查報告顯示，習近平、胡錦濤、溫家寶以及鄧小平等十多位中共領導人的親屬在海外設立離岸公司，借此隱藏巨額財富。自由派批評說，由於既得利益集團的阻撓，從本世紀初開始，改革就出現了停滯甚至倒退。在當前體製下，地方政府利用投資和行政管理控製著絕大部分的產業發展和基礎設施建設，成為經濟建設的實際操縱者。坐大的地方政府對債務危機和工業產能過剩負有直接責任，同時又抗拒下放審批權等自由化政策，因為這會使他們失去發財的機會，結果造成「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局面。另一個反對改革的勢力就是國有企業。 4月22日，參考消息網引述外媒報道稱：「國有企業，這一精英權力基地一直以來是進步改革的主要障礙。」伴隨著一眾國企高官的落馬，混合所有製改革、規範國企高管薪酬、提高上繳紅利比例以及向私有資本開放市場均得到媒體的大肆宣揚。通過反腐瓦解地方和企業的反抗力量，在關鍵崗位上安插自己的親信，習近平為執行新自由主義政策提供了跳板。但同時中央政府也不得不開展「大督察」行動，以應對廣泛的官員怠工。

權力洗牌

20多年來，江澤民在黨政軍商各界培養起巨大的勢力網，構成所謂的「既得利益集團」。這一點從周永康等人被抄沒的家產中可見一斑。習李新政旨在「放開市場」，必然觸及「江派」的壟斷利益，並迫使感到威脅的權貴向江澤民靠攏。因此黨內鬥爭不可避免。幾年前在「江派」的阻撓下，胡溫所推出的眾多「改革」政策實際上成了一紙空文。但是在今年的北戴河會議（每年夏季7月下旬到8月中旬，中共高層領導與退休「元老」會聚於秦皇島北戴河畔，就黨內重大問題進行「協商」，實際是各派之間的秘密交鋒）結束後，習近平迅速確定「7年路線圖」，國務院也連續推出多項重大改革方案，所涉及的領域原來都被視為「難啃的硬骨頭」。這表明習江鬥爭可能已接近定局。有分析人士指出，在整個反腐行動中，沒有一個「太子黨」落馬，他們可能已經達成基本共識：犧牲江澤民來成全習近平。但是在8月21日，也就是鄧小平誕辰110周年紀念日的前一天，《環球時報》發表文章，批評當今黨政幹部的主體「受西化思想觀念的影響比較深，容易迷失社會主義方向」，並警告「資產階級自由化、私有化思潮泛濫的狀況」。這是執掌中宣部的「江派」劉雲山在與習近平唱對臺戲。此前央視20多人被調查可能就是對他的一次「懲戒」。中共正在經歷一次權力大洗牌，黨內鬥爭還並未結束。

中共黨內的激烈鬥爭與黨外的社會矛盾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執政黨的分裂造成統治的不穩定，群眾的反抗力度將會更大。

伊春西鋼集團工人發起罷工

6月30日淩晨3點開始，三千多名西鋼集團（西林鋼鐵集團）的工人集體罷工，要求公司補發所拖欠的五個月工資，並退還集資款（西鋼改製時壓住未發的工資）。部分工人頂著35度高溫，阻塞了哈爾濱至伊春鐵路與鋼城大橋交叉口，禁止火車通行。當局出動大批警察在現場戒備，據悉有數名罷工的工人曾一度被帶走。據一名網友表示，示威的人數超過三千多人，政府出動大批武警、特警到現場戒備，大量交警、武警、防爆警察、消防車等在維持秩序。期間武警試圖用盾牌警棍驅逐群眾，被工人擲水瓶擊退。至晚上8點，仍有大批工人在現場與警方對峙。受事件的影響，伊春市境內的火車全部停運。

據悉，西鋼集團是黑龍江省最大鋼鐵生產企業，原為國有企業，2005年後轉為民營企業，共有一萬多名員工。在過去幾年中，西鋼集團一直在擴大生產。據報道，「2013年西鋼的產量預計達到黑龍江省總產量的60%，2013年的計劃產量是517萬噸，爭取實現530萬噸，2013年計劃的銷售收入是262億元，爭取實現270億元。」但漂亮數據的背後是國內鋼鐵行業產能過剩的事實。由於銷路不暢，到今年第一季度，公司負債總額已達190億，負債率將近80%（最高時為99.78%）。去年，銀行進一步收緊對鋼鐵企業的信貸政策，部分銀行「甚至在貸款未到期的情況下，強製劃轉西鋼資金」。從今年二月份開始，公司開始停發工資，引起該企業員工嚴重不滿，部分工人甚至因為公司欠繳養老保險而辦不了退休手續。一工人表示：「大部分的工人用盡積蓄及貸款購買回遷房，現在近半年不給工資，有房貸、有老人、有孩子的員工不知如何生活下去。」而另外一名網友表示：「半年沒開工資，不是沒錢，錢都被領導拿走了，工人沒錢生活……工人索要工資，領導不但不出面，還用武警來威脅老百姓和工人。」另外一名網友諷刺地說道：「這是工人在用罷工來慶祝黨的生日。」因為罷工事件造成重大影響，受到政府壓力的西鋼集團承諾在7月10日前補發一個半月的工資，並分期償還剩余工資和集資款，罷工行動隨之平息。

由於西鋼集團實際上已經大部分停產，部分工人打算討要工資後便離職。在這場「自衛性」的罷工行動中，工人缺少直接威脅西鋼資本家的手段，也缺乏進一步擴大罷工的動力，是此次罷工事件迅速平息的部分原因。罷工結束後，工人受到多重打擊：司法部門開始審判所謂的「觸犯法律人員」，而公眾對審判過程一無所知；公司在各基層單位建立維穩小組，試圖壓製任何可能的反彈行動；主流媒體也抹黑罷工運動，聲稱其受到「社會人員的推波助瀾」。

這次的工人罷工絕非偶然現象，進來中國類似罷工事件日益增多，這正是中國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矛盾日益尖銳的表現。資本對工人壓榨已經使工人難以忍受，不得不進行反抗。這次事件中中共參與了對工人的鎮壓，這再一次表明了中共是赤裸裸地在為資本家服務。西鋼集團是中國經濟虛假增長的一個縮影。在世界市場持續低迷的情況下，中共政府竭力維持「良好局面」，並不能阻止危機的爆發，只會使炸藥桶越積越高（因為今年6月東北開始啟動大型項目，西鋼集團計劃8月實現滿負荷生產）。隨著「壞疽」的逐漸暴露，越來越多的罷工會發生在在重工業和國有企業之中，這將意味著整體經濟局勢的惡化和中國工人運動的質性發展。

中國勞工論壇的訴求：

支持西鋼工人以及全國罷工工人工人的經濟訴求
反對中共專製政府對罷工行動的鎮壓，要求釋放被捕的西林集團罷工工人
支持工人爭取獨立民主工會權力、集體交涉權力和集體行動權力的鬥爭。

訪問病人A：腐敗醫療製度下的受害人

「我對醫院、醫學會、法院的處理手法感到非常憤怒！」病人A（化名）對中國大陸的醫療體製感到憤憤不平。

幾年前，病人A 於上海某一國家醫院進行了一個微創手術，以治療痛癥。可是自始以後，惡夢便一直纏擾在他的生命。他的四肢曾經癱瘓長達幾年，每天躺在床上註射大量的抗生素保命。這宗醫療事故，幾乎令病人A 完全失去活動能力和工作能力。手術後身體的痛楚沒有減少反而變得更嚴重，發現身體更出現嚴重的細菌感染，病人A說:「我差點連命也保不了！」

後來他找區級醫學會進行醫學鑒定報告，發現手術出現不同程度的違規操作，如一次性的手術器具被多次使用、手術前的判斷不足等。而這份由區級醫學會亦只判斷他的傷勢等同在傷殘等級中最低等的第10級。

病人A感到，這完全不能反映出他身體所受的傷害程度，所以他向巿級醫學會投訴。但是意想不到的是，巿級醫學會和醫院夥同一起拒絕跟據法律程序以法醫陪同鑒定，及後更聯同法院一起互推責任。病人A被拖了幾個月後，最後終於批準作多一次醫學鑒定，可是在這幾個月的苦等期間，卻原來是讓醫學會把握充足時間與鑒定專家「打好關系」。

在 鑒定過程中，那些專家們明顯在互相包庇，更捏造是當事人沒有回去醫院就診所以引發細菌感染。病人A意氣闌珊地說：「我親身感受到當中的黑暗。」心有不甘的病人A 在其後幾年裏不斷寫信至不同部門投訴都不得要領。也曾嘗試以法律手段反對巿級醫學會的鑒定報告，可是法庭仍然視受害者的訴求為無物。

病人A的遭遇，揭露出中國醫療體製的千瘡百孔，司法、醫院、醫學會等互相包庇勾結的腐敗。醫療質數參差、守則缺乏監管、濫收費用、意外事故頻繁、而醫療官司費用昂貴往往令窮人卻步。窮鄉僻壤的村落醫療落後，病人為了求醫都走入大城巿，可是病人權益卻乏善足陳。根據中國官方數字，保守估計中國每年死於醫療事故的人高達20萬人。中國的戶藉製更是牢牢地縛綁著農民對醫療的需求。

醫療病例與暴力

今年4月，徐州一名男子不滿治療效果和收費，持刀捅死了醫生。在中國，醫院裏出現病人襲擊醫生的事件時有聽聞。根據中國醫院協會的數據，內地醫院平均每年發生27宗患者攻擊醫護人員的事件。在2012年，就有七名醫生因醫患糾紛被殺，28名醫生受傷。協會更指有78%的會員不願意讓自己的孩子學醫。醫生與病人產生出敵意和不信任，這是製度造成的惡果。即使醫生願意懸壺濟世，也逃不過醫院管理層的壓力，被迫榨取病人的金錢。去年11月，在浙江省溫嶺市，因為主治醫師王雲傑被病人持刀刺身，激起1,000名醫務人員罷工，要求改革醫療製度。

公共資源的削減

這一趨勢源自公共資源被削減，令醫院工作量提升，導致醫院醫生出現錯誤變得頻繁，城鄉的巨大差距令農村病人走向城巿求醫，但債臺高築的地方政府卻無法承受更高的醫療開支。醫護人員的工資偏低導致他們向外尋找兼職幫補家計。所以醫院的待處理病例堆積如山，服務質素下降。加上醫院收費過高及收取藥物處方回扣等有違職業操守的腐敗行為，令情況雪上加霜。隨著中國大陸更多的巿場化，越來越多的醫院、藥廠走入巿場，令醫療變成謀利的工具和商品，拉高醫療的費用，成為有錢人才能享用到的「基本需要」服務。

中國政府沒有解決方案

最近在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上，中共表明鼓勵允許民辦（私營）醫療機構納入醫保，並竭力打擊醫院暴力事件。

但是，民辦醫療機構納入醫保，這是鼓勵民間自己興辦醫療機構，免去作為政府應付擔起的醫療責任，並且可以大量節省公帑，而最後更是優惠醫保企業，作為榨取勞 動人民金錢的手法。而打擊醫院的暴力，造成醫院十步一崗、五步一哨的情景。顯然，這並不是針對整個醫療體製的腐敗和巿場化造成的嚴重供需分野，反而是針對 絕望的醫療受害者作出嚴厲的打壓，只會激起更大矛盾。

如何改革？

今天中國富裕得多，但大眾醫療體製卻比上世紀60-70年代更為倒退。病人A的慘案只是冰山一角，若製度不改變，更多受害人會出現。

患者應建立自己的協會以捍衛他們的權利，與醫務工作者組織協同工作；而醫務人員大規模鬥爭已變成趨勢，運動需要迫使政府大幅增加醫療開支，包括提高醫生和其他醫務人員的薪金。

藥品價格應由選舉產生的醫務者和消費者代表組成的委員會決定，以確保價格反映真正的研發開支，而不是如同今天一般充斥著超額利潤、浪費的品牌營銷，以及給予官員的賄賂。唯有將醫院和藥劑廠全部收歸全民所有，置於醫務人員與病患者的民主控製之下，才能終結醫藥行業的經濟訛詐。

四中全會底下的「依法治國」

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再一次提出了「依法治國」的口號，借此鞏固反腐與「改革」的成果，並為今後的新自由主義政策鋪平道路。盡管官方聲稱要用法律保障人民權利，但是對「黨的領導」的著重強調意味著中共獨裁體製不會改變。法治改革可能會限製地方政府的胡作非為，在一定程度上緩和社會矛盾，但只要資本主義製度繼續存在，「法」就會成為壓製工人反抗的枷鎖。

黨領導下的依法治國

貪腐與濫權的中央與地方官員對中共來說是一種內部威脅。今年2月中國社科院發布的《中國法治發展報告（2014）》說道：「公權力運行的不規範是激化矛盾、誘發群體性事件的重要因素。」在該報告所調查的涉及220多萬人的871起群體性事件中，44%是針對政府或官員的抗議活動。另外，一篇名為《謠傳活躍度與北京居民認知》的報告指出，在其所調查的謠言中，63.6%的內容涉及仇官。廣泛的謠言反映出群眾對政府的普遍不信任。面對此起彼伏的群眾反抗運動，習近平無力再為那些自行其是的官僚負責。在去年昆明反對PX項目事件期間，《人民日報》微博曾發文批評「口罩實名製」等高壓政策。光明網（5月27日）則指出，用這種方式維穩是黔驢技窮的表現。十八大以來的反腐行動更是幾乎對全黨進行了清洗。現在習近平需要用法律來鞏固成果，通過行政和司法改革來限製中央部門及地方政府的行動。因此政府今後可能會向群眾做出讓步，從而緩和官民沖突。但這個讓步是有限的。正如四中全會《決定》所說，「堅持黨的領導，是社會主義法治的根本要求，是黨和國家的根本所在、命脈所在」，中共將繼續用自己專製地位保護「紅色貴族」與資本家對勞動群眾的剝削。

「為改革護航」

《金融時報》（10月29日）在評論四中全會時引用了新自由主義鼓吹者哈耶克的話：「欲使自由經濟得到令人滿意的運行，遵循法治乃是一個必要的條件」。因此「依法治國」也反映出政府希望拉攏資本家，以此應對持續低迷的經濟環境。習近平在關於四中全會《決定》的說明中提到：「一些地方利用法規實行地方保護主義，對全國形成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秩序造成障礙」。另外據《華爾街日報》（10月19日）報道，美國克萊蒙特·麥肯納學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的裴敏欣說，中國經濟每年因詐騙、回扣和其他腐敗行為而付出的直接代價比他五年前預計的860億美元高出數倍。不難想像，中央部門與地方政府的抵製以及貪腐行為將成為新自由主義政策的重要障礙。通過立法約束那些不順從的官員，其幹涉市場的權力受到極大限製，將給予自由化政策以更多的便利。而修訂關於產權的法律法規將為混合所有製改革和土地流轉製度改革鋪平道路，這能令資本家更願意參與到「改革」中來。可見資本家以及想與之合作的「紅色貴族」才是這場法治改革的最大贏家，勞動群眾則要承擔「自由化」帶來的沈重剝削與壓迫。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在反對賦予工人集體協商權時曾說，這「與十八屆三中全會所提倡的精神背道而馳」（應註意該聯合會同樣反對香港立法規管工時）。這種「精神」會在「依法治國」中得到保障。

合法壓迫

相比於西方國家通過繁雜的司法程序壓製工人運動，中國政府利用法律鎮壓工人的手段可能會更加露骨。將於明年1月1日開始施行的《廣東省企業集體合同條例》在名義上賦予了工人集體協商權，實際卻通過延長協商期、提高協商門檻、禁止協商期罷工等手段來限製勞工權利、將罷工變相刑事化。資本家甚至可以通過集體協商提出工資不增長或減少（條例把這叫做「負增長」）的要求。這也許就是未來「合法」鎮壓罷工的先聲。今年10月廣州市宣布製定《取締非法社會組織工作細則》。盡管官方聲稱這個工作細則主要是針對內部工作，但仍不免讓人懷疑政府是否準備打壓活躍在這裏的眾多維權、勞工組織（廣東省是中國群體性事件最多的省份，社會組織在其中發揮著主導作用）。中新網11月3日則發布報道稱，深圳社會組織將面臨史上最嚴監管。「依法鎮壓」的情況同樣可能出現在香港。在此次「雨傘革命」中，中共對占領者大加誹謗，聲稱他們受到境外勢力的操縱並得到資助。「反占中大聯盟」的發起人周融直接將「占中」稱作「侵略」。因此在抗爭結束後，港府可能會趁民主勢力疲憊之時通過廿三條法案，打擊香港的民主權利與民主運動。而這一切都將在「依法治國」的旗號下進行。

總體上來說，社會主義者支持保障工人法例的改革，但四中全會的依法治國只是中央政府鞏固權力的手段，實質上司法及執法機關繼續由黨控製，腐敗情況不絕。這與「社會主義」毫無關系，連資產階級民主的法治改革也談不上，而代表以法治面貌去包裝專製資本主義，從而令政權進一步集中化。若果是實質的法治改革對於工人運動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工人可以從中獲得更多的抗爭空間，其法律意識也會轉化為更有力的鬥爭精神，但絕不能將社會變革的希望寄托於政府的自我改良。工人應利用政府的讓步進行抗爭，爭取組織和參加工會權、集體協商權、集體行動權以及更多的民主權利，最終推翻「紅色貴族」與資本家的剝削統治。這些只有在工人階級團結行動的基礎上才有可能，否則就會落入統治階級所編織的圈套。

中國：2015年年經濟硬著陸？

「在過去三十年和未來五年，世上最重要的數字是中國的經濟增長率。」BBC經濟版編輯羅伯特‧派斯頓宣佈。連串數據證實中國經濟明顯放緩，社會愈來愈擔憂，中國不再作為全球資本主義的驅動器，反而將會拖累其發展。過去十年，中國的房地產市場一直是增長的火車頭，但現在搖搖欲墜，商業投資和工廠產能也是如。中國政府不僅陷入25年來最緩慢的GDP增長，同時努力加快新自由主義重組，從而刺激私人投資和國內消費。這是其戰略的一部分，以戒絕經濟對債務的依賴。現在，中國債務已經超過GDP的250%，對發展中經濟體來說，是一個非常高的水平。

許多評論家現在預計，今年GDP增長將低於政府7.5%的目標，這在16年來還沒有發生過。即使7.5%也是中國24年來的最低增長數字。十二月中，中共領導人舉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結束，宣稱「對中國經濟的下行壓力比較大」，現在普遍預計2015年GDP目標將下調至7%。

中共採用了「新常態」一詞，在官媒上也大肆宣傳，強調GDP增速降低。習近平聲稱已將「新常態」發展成一門理論，但事實上這一詞是從西方媒體抄襲過來的，本來用來形容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的時期。《環球時報》大肆宣揚，習近平申述的「新常態」理論將會是歷史上其中一個標記。中共試圖蒙蔽群眾，讓人以為經濟放緩是正面，是政府有意的、預料之內的政策。的確，有些新自由主義改革派主張較慢的「優質」增長（這意味著更少的國家控製，減少借貸投資）。但是，今天有無數的經濟因素是北京控製不了的，在接下來的時間可以引發對經濟動盪。

中國第一？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最近一份備受激烈爭論的報告表示，中國現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如果是正確的，這代表美國由尤利塞斯‧辛普森‧格蘭特當任總統的142年以來的第一地位結束了。通過衡量購買力平價（利用當地而非全球價格的方法），中國經濟體目前價值176,000億美元，而美國國內生產總值174,000億美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表示，在2020年前，中國經濟體還會比美國大20%。各界因不同的計算方法，對此是否已經實際發生未有定論。一些學者推測，這將在未來幾年發生。中國經濟面臨的困難，比單單GDP增長率放緩深遠得多，因此愈來愈受到關註。

當前全球大宗商品市場發生動盪，當中最觸目的是原油價格的暴跌，這是全球供大於求的結果。從世界第一市場 － 中國 － 也可明顯看到這現象。其中一個重要因素，是美國「頁巖革命」大大增加了該國的燃油產量。中國正處於史無前例的產能過剩，由鋼鐵至太陽能電板皆是如此，最觸目的就是房產市場。據房產專家艾經緯所言，2014年全國房屋銷售下降了10%，現在未售出的房地產大約有七年的庫存。一份北京商業報刊刊登了「鬼城指數」，說明至少在50個城市中，一半以上的住房是空置的。

中國的建築業消耗了全世界約一半的鋼鐵和水泥，僱用3,700萬工人，這比英國整個的勞動人口多23%。因此，過去十年的建設熱潮中是全球能源價格的驅動力，中國建築業的活動佔了全球超過一半，而建築業佔全球能源消耗的三分之一。

大宗商品市場陷入震盪

在12月，大宗商品的低迷是全球股市大幅下跌的主要誘因。上海市場也經歷2009年以來最大的單日跌幅（5%）。大宗商品市場的低迷，令許多經濟評論員再次質疑，中國官方的GDP數字是否能反映實況。正如《彭博》專欄寫手William Pesek評論道：「對於任何人認為中國正處於近乎這數字（即7.5%增長），我有兩個字要說 － 『鐵礦』。關鍵的礦石價格下跌了一半，同時油價下跌44%，煤價等大宗商品也急跌，可見中國（經濟增長）可能將會急速煞停。」

大宗商品市場不景氣，令許多出口商陷於蕭條及收支平衡危機。依賴石油的委內瑞拉已經陷入衰退，其國際債務（主要來自是中國的國家銀行）更可能違約。有傳言講，委國的馬杜羅政府希望北京會延長信用額度，也就是說緊急財政援助。「中國人是精明的，他們可能希望以援助方案換取奧裡諾科地區的油田作為回報。」一名《中國日報》的評論員說。即使是俄羅斯，在貨幣危機（2014年盧布的價值下跌一半）、石油收入崩潰以及西方製裁情況下，也可能被迫向中國求援。

贊比亞政府被迫請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這吸血鬼來「拯救」國家財政，意味著贊比亞人民將再面臨緊縮措施。它的銅礦大多是歸中國人所控製。「幸運國家」澳洲由於得益於蓬勃的中國貿易，迄今很大程度上逃過了全球危機。但即使如此，據報道，澳洲的貿易遭遇自1960年以來的最大降幅（出口收入下降，進口成本上升）。澳洲乘著中國的建築熱潮，採礦公司大大獲益，但代價是國內製造業進一步下滑。但是，根據嘉能可的報告，今天澳洲煤礦產業中，一年裡有一季是無利可圖的。中國經濟放緩令大宗商品市場急跌，意味著這些國家將面臨艱難時期。因此，中國將以更公開的帝國主義模式，對依賴其經濟力的市場和政府加強控製。

產能過剩

由於地產和基建的投機，中國鋼鐵產能瘋狂膨漲。即產能過剩已達到荒謬的高水平，還是持續膨脹。中國當局已承諾加以控製，但這絕非易事。自2008年全球資本土義危機以來，信貸前所未有的膨漲19萬億美元。因此，同樣的過度投資也已經在水泥業、玻璃業、採礦業、鋁業和造船業等其他眾多行業發生。

兩個政府的經濟學家在11月發表一份報告，報告指過去五年的投資中多達一半（總值42萬億人民幣）是浪費的（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的徐策，以及宏觀經濟研究的王元）。他們指，過去兩年習近平上臺以來，問題持續惡化。

現時中國鋼鐵的產量大於日本的7倍，世界排名第二。僅閒置的鋼鐵產能就已經超過美國鋼鐵業的兩倍。過度生產導致一些地區的鋼材價格跌至白菜價格。在2012年，中國的水泥產能達29億噸，但實際需求僅為21億噸。中國最大的200個機場有三季度都是虧損的，但還在計劃建造多100個。

類似現象在其他行業重複，各城市和地區之間彼此競爭，鮮少考慮國家整體的經濟情況。市場商品泛濫，利潤受到擠壓，信貸成本則會飆升，其結果是地方政府和企業的債務會極為迅速的積累，有可能會爆發一波波的企業倒閉和銀行危機。

影子銀行業增長至世界第三大，這突顯了北京的困難，現在是世界上第三大。影子銀行是非正式的渠道，讓國有銀行規避政府監管，從而保持信貸流動到陷入困境的企業借貸人手中。

過去一段時期，很多投資項目都規劃差劣，甚至純粹是投機炒炸，但工人階級不免此付出代價。其中一個指標是，建築業工人罷工上升，從7月至9月有55次。這行業有著多層的外判製度，依靠無保障、不受保、低工資的農民工，因而惡名昭著。總部位於香港的《中國勞工通訊》的一份報告指出，許多項目暫緩和變相違約，個案數字上升，「中國工人是最後拿到錢的一群。」2014年的下半年裡，有一半的罷工是由於拖欠薪金引起的。

煤炭業方面情況更糟，中國煤礦業有70%處於虧損狀態，是由於全球煤炭的價格下跌（2014年下降了25%），加上產能過剩，還有政府治理汙染的措施。據中國煤炭工業協會主席王顯正講，超過一半以上的煤礦企業難以支付員工工資。因此，山西省等一線產煤區的財政壓力最讓人擔憂，有報道指當地的影子銀行即將違約。

通貨緊縮

在12月21日，中國央行出乎意料地下調基準利率。可見，經濟基礎遠差於政府想我們相信的情況。現在最令人擔憂的是會發生通縮。中國政府來年想進一步放寬貨幣政策。十一月官方的通漲數字是1.4%，為五年來最低的水平。但是出廠的價格下降了2.7%（同比十一月）您是不是要找:rely on skin，是連續33個月價格下降。正如《經濟學人》雜誌指出，中國經濟的諸多領域正瀕臨價格全面下跌的邊緣。

當金融泡沫破滅時，就如1990年代日本房產泡沫爆破，造成了通貨緊縮，而今天的中國也會因產能過剩和過度建設造成同一惡果。當通縮波及整個經濟體時，由於人人都期望市場價格繼續降低，消費者購買意欲減低，企業推遲投資，價格下跌會抑製經濟增長。最糟糕的是，通縮會令債務實際成本上升，令企業和政府債務負擔惡化。

根據《金融時報》報道，償債費已經達到了中國GDP的17%，而2011年時只有7.5%。央行的降息舉動，以及之後可能會增加銀行的資本金（通過降低法定準備金率），主要是因為違約將至，所以要舒緩解中國企業和地方政府的償債成本。違約實際上已經發生了，但透過將壞帳從銀行系統中的一個實體轉移到另一個，掩飾了這一事實。由於通漲回落，借貸的實際成本已經從2011年的零飆升至5%。

但是，11月降息的即時效果，是再次製造股市泡沫。上証綜合指數在四星期內急升超過25%。大量資金透過「孖展」湧入（2012年才在中國合法化），這是高風險的手法，因為投機者用借貸而非自己的資本在作股票交易。過去幾星期，名副其實的淘金熱正在發生，有數千萬計的新交易戶口開設，銀行急速推出新的借貸平臺去滿足「孖展熱」。北京面對嚴峻的兩難局面，其反通縮的措施有可能激起新一輪的金融泡沫，惡化債務危機。

現時歐洲和日本央行實行類似的政策，就是不擇手段來製造通漲。無論對習近平及其經濟團隊，以至對全球資產階級，通縮危機的失控現象是最大的擔憂。

在下一段時期，中國經濟是否硬著陸（被普遍定義為增長5%以下）是尚未有定論。一些經濟學家警告說，「長期著陸」是最有可能的情況。這與我們的預言相似，中國正在進入日本式的低迷：通貨緊宿、債務危機和經濟停滯。階級鬥爭和政治不穩正在到來。

二零一五年

上海人踩人慘劇　報道被嚴重審查

2014年12月31日深夜，約30萬人聚集在上海外灘等待觀看元旦燈光秀，其中不少是無力承擔高消費娛樂活動的學生。他們不知道今年燈光秀場地已經轉移到了幾百米外的「外灘源」。23時35分左右，在連接外灘觀景臺和陳毅廣場的樓梯上，向上和向下的人流對沖，引發踩踏事件，官方數字指，今次慘劇釀成36人死亡、49人受傷。死傷者大部分是女性。

大規模的廣告宣傳為燈光秀吸引了比往年更多的遊客，但由於地點由「外灘」更改為「外灘源」，許多人因不知道這一字之差而產生誤會，結果造成擠擁。盡管如此，公安部門仍然自以為是地削減了警力，先後僅派出1,200人到現場維持秩序（其中500人是事件發生後臨時調集的），同時取消了外灘以及附近的地鐵站的管控措施。1,200名警察與30萬遊客形成了滑稽的對比。更荒謬的是，就在今年9月份，僅僅為了鎮壓京東青浦倉庫200多名工人的罷工，上海當局就派出了特警、武警、協警及治安人員共400多人。據媒體報道，能夠支付巨額維穩費的中共政府居然沒有為警察配備擴音器，結果他們的聲音完全被人群的嘈雜聲掩蓋。可見在中共官員的眼中，資本家和他們自己的利益遠比群眾的生命更加重要。

事後上海當局對媒體進行了嚴苛的審查，以遏製公眾的不滿情緒。上海市委宣傳部在翌日向傳媒發出緊急通知，禁止報章網站以這事件作頭條，禁止任何對黨和政府的批評性報道，媒體只可用中央和上海市主要新聞單位的權威稿源。《南華早報》1月4日報導，當局審訊了幾十名在網上留言批評當局的市民。

政府為了封鎖消息，阻止媒體接觸死者家屬。有死者家屬向媒體表示，他們「基本上已經被軟禁起來」，從上周五被困在一政府機構駐地，並禁止記者入內。《南華早報》在上海第一人民醫院訪問死者家屬期間，被幾名自稱「誌願者」的陪同人員打斷。對於中共獨裁者來說，維持製度穩定比公布消息真相更為重要，難怪百姓現今都不相信官方消息，在意外事起時往往謠言滿天。

我們在為遇難者哀悼的同時，也應記住廣大勞動者的生命往往被資本家視為草芥。就在12月31日當天，廣東佛山一家工廠發生爆炸，導致18人死亡、32人受傷。《新京報》報道稱，該工廠設施簡陋，缺少消防器材，也很少給工人進行消防培訓。30日，安監總局公布了昆山中榮金屬公司爆炸事故調查報告。這起發生於今年8月2日的特大爆炸事故導致146人死亡、95人受傷。爆炸原因是公司長期未按規定清理除塵系統，引發鋁粉塵爆炸。而且該公司的廠房設計和生產布局都違反了相關規定，生產管理混亂，缺乏安全措施。另外根據官方數字，2013年全年中國僅死於煤礦事故的就有1,067人，相當於每個月都會發生兩起上海慘劇。

為了平息民憤，上海當局會抓出幾個官員來承擔責任，但這無助於避免今後再次發生慘劇。中國勞工論壇反對中共政府的媒體審查，必須由群眾由下而上組成獨立委員會，捍衛受害者家人及市民的權利，抵抗警員的審訊和威嚇，徹查並公開事件真相。此委員會有權徹查公安高層和政府人員。群眾須要自下而上地組織社區委員會，幫助居民學習必需的安全技能和組織技能，管理大型群眾活動、維持現場秩序。只有這樣才能避免慘劇再次發生。工人要通過與資本家和中共政府的鬥爭獲取工會權、參與企業管理，組織安全生產委員會，為工人提供足夠的安全教育、要求資本家改善工作環境和安全防護設施、進行安全生產監督。

中國經濟增長跌至1990年來最低

本周公布的國內生產毛額（GDP）證實，中國經濟創下了二十四年來最低的增長。大部分的預測指出，中國的經濟在通貨緊縮、產能過剩、債臺高築，加上過度投資的經濟領域（例如房地產業──過去十年經濟成長的主要引擎）所造成的「僵屍經濟」正在擴大，將使未來幾年成長再創新低。

預料未來幾個月內，中國會推行放寬貨幣政策的措施，透過對正在掙紮的地方政府及公司放寬信貸流動，從而刺激經濟及對抗緊縮的壓力（與歐洲和日本中央銀行的手法相似）。但這樣的話，政府債務現已達到不可持續的水平，如果他們不想令債務水平再度急升，就需要非常困難的平衡手段。

中國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14年度GDP成長率為7.4%，低於預期的7.5%目標。雖然差距很小，但這是自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以來，中國首次沒有達標。

以上數字表示，「經濟奇跡」在過去五年裏已經減緩了30%。自2010年最後一次雙位數（10.4%）增長，到2011的9.3%，到2012年和 2013年的百分之 7.7。《華爾街日報》對最新數據得到了總結：高速增長的全盛期已經結束。中國的國家新聞機構《新華社》也同意這個觀點，說到「高速奇跡增長的時代已經過去，讓我們熬過他吧。」

壞消息是好消息？

中國的GDP成長率仍然是世界最快的國家之一。但沒有任何真正了解中國經濟情況的人，會對現況感到放心。中國政府長久以來被質疑操控了GDP統計數字。甚至連總理李克強幾年前就說過一廣為人知的話：中國的GPD資料是「人造」的。其它經濟指標顯示，中國經濟正遭遇比官方數字更劇烈的減緩。中國的總發電量普遍被視為更精確的經濟成長指標，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的資料，2014年這數字只成長了3.2%，16年來最低。鋼鐵是另一個重要的經濟表現指標。雖然鋼鐵消耗量的最終統計數據尚未公布，不過很可能也會是自1995年來首次下跌。

中國政府發出的訊息是，經濟放緩是正面訊息，是經過周全考量後的政策走向。在媒體上，「新常態」這一詞不斷被提起。在國家統計局的新聞發表會議上，「新常態」被使用了八次。但正如《金融時報》的Jamil Anderlini指出：「在中國專製的政治鄅度下，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永遠是絕對正確的，所以壞消息，如近四分之一世紀以來最低的經濟增長，要不是外力介入的話，就是其實是好消息。」

在揭露後，資本主義經濟學家現在對中國經濟更趨悲觀，最新的GDP數字被視為長期放緩的先兆，這對深陷危機的全球經濟有著嚴重的影響。

惠譽國際的一份研究中談到：「我們預期2015年的成長率會從6%作為起點，2015預期增長6.8%， 2016減緩到 6.5%。」過往看好中國經濟的國際貨幣基金（IMF）也調降了對中國增長的預測到2015年的6.8%，以及2016年的6.3%。國際貨幣基金的首席經濟學家奧立佛布蘭查坦承：「房地產熱潮消退比我們之前預期的嚴重。」他們預期印度在2016年GDP成長率會比中國高。

通貨緊縮陰影

中國像世界經濟中的許多其他區域一樣，現正遭遇到通貨緊縮。就中國的狀況來看，主要原因是史上前所未有的超高產能過剩。「在很多行業裏，生產與產能的比例都急速下降，比如鋼材、平面玻璃、建築材料、化學品、化學肥料、鋁、造船，以及太陽能板和風力渦輪。去年大約70-72%，而看來未來還會進一步探底。」（金融時報，2014/12/24）

建設的急進腳步，尤其是在2008年引入了巨量的刺激方案後，造就了多處的「鬼城」和大量債務。中國的消費物價指數從五年前的6%掉到了1.5%。生產者物價指數則連續34個月不斷下跌，自2011年來已下跌了10%。通貨緊縮使得債務還款的實際價值更高昂，現被視為是全球資本主義經濟最大的風險。因此，歐洲中央銀行在1月22日宣布「量化寬松」。歐洲中央銀行模仿美國中央銀行的政策，將在未來兩年，每個月電子印製600億歐元。這政策的目的是令經濟體擺脫通貨緊縮的陰影，這現時困擾著歐元區19個成員國之中的9個。

北京在去年十一月的減息也是依從著類似的邏輯，但卻帶來了反效果。減息不單未能夠為掙紮求存的企業放松信貸條件，更引發了股票市場的泡沫，令股價在減息後八個星期內急升了36%。房屋市場過去嚴重地受著投機炒賣影響，1%的人口就控製了中國的三分之一的市區房屋。如今，隨著樓市變得低迷，部分投幾資本則轉進了股市。

正如總理李克強在去年人大會議所承諾的，政府正試圖「拆除債務風險的炸彈」。一開始的時候，政府嘗試勒住影子銀行中最高風險的項目，尤其是增長迅速的信托業。縱使政府在2014年再度調控，影子銀行業的資產價值繼續飆升了14%，達到了九萬億美元（來源：Nomura Securities）。影子銀行過去一般被認為是超去管製化的英美資本主義的現象。在中國經濟中，影子銀行的增長與最具投機性的項目（如房地產業）緊密相連，而這些項目現正受到產能過剩和破產風險提高的困擾。

根據摩根大通的資料，地方政府的債務自2008年的5.6萬億人民幣，飆升到了2004年的21萬億元，差不多是原來的四倍。地方政府為了追求華麗的GDP數字，並且超越毗鄰地區，與私人開發商和投資者聯手投資了大量以債務驅動的建築項目。這個基建狂潮也加劇了貪汙腐敗，「最高領導人」習近平亦曾公開承認，貪腐問題可以令中共「亡黨」。去年樓市放緩，住宅建造量下跌10%，令全年的賣地成績也下滑了10%，這都增加了地方政府的壓力。土地售賣是地方政府最重要的收入來源。

北京的兩難是，進一步的刺激方案可能會激發新的信貸泡沫，增加未來爆發金融危機的風險；而減少信貸的流量可能會引發更嚴重的放緩，甚至是全面的衰退，因此減低地方政府和企業的還款能力。

資產階級經濟學者楊思安（Anne Stevenson-Yang）長期以來警告中國的潛在銀行危機，並稱：「中國通縮風險正在加速累積，很可能會引發衰退，並會需要一段時間才會順其自然。投資者對房地產市場失去信心，當我們將整個房地產市場供給鏈算進去，就包括鐵礦、建築、相關金融服務和用品銷售等，就占了GDP大約20%。假如銀行系統貸款破產湧現，並超出政府調控機構控製信貸危機、恢復市場信心的能力的話，甚至有可能使中國的經濟奇跡最後會變成災難性的硬著陸。」

拆除債務炸彈

政府至今仍極度小心地嘗試拆除債務的計時炸彈。去年經歷了幾度有關企業破產的「有驚無險」，最後都能僅僅地避免掉。市場恐慌會擦槍走火，引發整個金融系統的危機。預料北京將會在未來數月內宣布一項銀行存款保障計劃，與其他國家一樣，為了提供一道「防火墻」，以在個別破產或債務違約的事件發生時，避免出現更大的金融恐慌。

同時間，中央勒令地方政府「重新定義」自己的債務責任，來解除一直以來政府對於國企、投資機構的默認擔保，與它們相關的影子金融工具的默認承保也變相解除。一旦落實了這些措施，相信北京會選擇性地允許破產事件發生，來「整頓」信貸市場，並保護核心的銀行系統，以免受到影子銀行業的過分行為影響。政府顯然預料會出現一些「地方性」的銀行危機，但會希望能夠控製住它，並不讓其擴散。不過，這會冒上巨大的風險，接續的發展隨時會脫離政府及其調控機構的控製。

因此，中國的經濟在2015年將會進入一個未知領域。中共專製混合了新自由的資本主義改革（市場主導），以及增加國家打壓和政治控製。這正在使社會陷入更嚴重的經濟危機與政治動蕩。工人階級因此需要尋找自己的替代，以民主的自我組織和國際社會主義取代這個破產政權。

山西建築女工討薪被殺

2014年底，建築女工周秀雲因為討薪在工地門口被警察打死，事後她的家人受到警察的跟蹤監視。由於30年來的自由化政策和2008年危機後經濟增速下降，中國的階級矛盾逐漸激化，國家機器不可避免地采取暴力手段鎮壓工人鬥爭。層層分包的建築業為中共官僚和資本家積累了巨額財富，與此同時建築工人卻遭遇著討薪和工傷維權的困境。

山西慘案

2014年12月13日，在山西太原的「龍瑞苑」工地，周秀雲的兒子和工友因為討要勞務公司拖欠的8萬元工資，與保安發生沖突。周秀雲夫婦聞訊趕到，此時沖突已經平息。警察來到現場後，未做調查就將討薪工人稱作「犯罪分子」，打算強行把他們帶回派出所。周秀雲在阻攔時被警察扭斷脖子而死，她的丈夫則在派出所裏被打斷了六根肋骨。隨後警方為封鎖消息而對周秀雲的家人進行了跟蹤監視，試圖和他們私下達成賠償協議。事件曝光後，太原當局匆匆發布道歉聲明，聲稱會調查真相。但調查結果卻否認此事因討薪而起，為警察非法逮捕工人辯白，結果引起當事人和輿論的譴責。目前4名涉案警察已經被逮捕，其中三人可能會被判處故意傷害罪，罪名明顯過輕。官僚政府的「自查自糾」無法讓群眾了解事件真相，只有由討薪工人及其家屬和事件目擊者組織獨立的調查委員會，才能讓兇手得到應有的懲罰。

《中央電視臺》歪曲事件的程度令人發指，報道將事件渲染為「警民沖突糾紛」，鼓勵民眾「奉公守法避免悲劇發生」，合理化警察的暴行。由於新聞自由被全面打壓，事實真相只能透過網路短片及文章傳播。

建築業的資本霸權

太原當局的表面工作無助於防止類似事件的再次發生。盡管四年前政府將惡意欠薪罪寫入刑法，但根據官方數據，2013年勞動保障監察機構查處的欠薪案件比2012年多出11.7%。「中國勞工通訊」的統計結果顯示，2015年1月，建築業工人群體性事件的數量已經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資本霸權正在引發越來越多的討薪行動。2014年《當代建築業欠薪機製與勞資沖突調研報告》指出，住房市場化「造就了中國億萬房奴、億萬富翁和億萬欠薪三大奇跡」，令6,000萬（亦有報道稱4,000萬）建築工人經受著勞務分包製度的壓迫。為了逃避用工責任，總包建築公司向不具備建築資質的公司提供資質掛靠，收取掛靠費，並不參與實際的建築工作；或者通過內部人員成立勞務公司，玩起「左手換右手」的把戲。這些勞務公司也沒有直接雇傭工人，而是向包工頭提供資質掛靠。在資質掛靠和層層分包的霸權體製之下，95%的建築工人沒有勞動合同，很多時候被迫簽假合同。再加上勞動監察部門和工會袒護資本家，工人很難通過法律途徑維護自己的權益。建築工地危機四伏，工作受傷乃家常便飯，但工人要從合法途徑追討賠償，起碼要等3年9個月。如果資方和政府有心阻撓，甚至要等6年9個月才能有賠償，而金額往往少得可憐。

值得註意的是，地產開發商往往不提供足夠的建設資金，只能由總包公司墊付部分工程款。這種墊付關系經過勞務公司和包工頭，將負擔最終轉嫁到工人頭上——工人不僅無法按時拿到工資，甚至要向包工頭借取生活費，當然更不可能得到社會保障。實際上，周秀雲所在的「龍瑞苑」總投資17.8億元，但負責該項目的國有開發公司的自有資金僅有2,000萬元；國有總包公司也將工程非法發包給個體或私企大包工頭。可見，要想改善建築工人的生活和工作條件，就必須取消勞務分包製度，禁止資質掛靠，讓工人和建築公司直接簽訂勞動合同；由建築公司提供全面的社會保障和職業培訓；實行八小時工作製 ；工人監督開發公司和建築公司的日常運作和各項收支，降低房屋價格，阻止資本家利用住房謀取暴利。為此工人須要自下而上組建獨立民主工會，與建築業和金融業的資本霸權進行鬥爭。但是社會改良不可能徹底改變工人作為受剝削者的地位，而且統治者會想盡辦法奪回工人的鬥爭成果。只有將銀行資本和地產資本國有化，通過計劃經濟合理分配勞動力和生產資料，才能使住房建設滿足勞動者的需要，而不是滿足資本家的貪欲。

勞工鬥爭四起　警察鎮壓加劇

在山西慘案中，周秀雲的兒子曾相信警察會幫助他們討要工資。但實際上，警察往往勾結資本家和黑惡勢力，一同打壓工人的維權行動。在山西慘案前不久，深圳慶盛服飾皮具廠的900多名工人發動罷工，阻攔廠方出貨，要求企業主補繳社保和住房公積金。罷工第九天，在工人未出廠進行任何示威遊行或堵路行動的情況下，數百名警察包圍了工廠，毆打、逮捕罷工工人，強迫復工，乃至進入車間監視工人工作。2014年12月18日，在慶盛工人遭到鎮壓的當天，安徽省銅陵縣的300多名教師在市政府廣場上靜坐示威，要求政府提高教師待遇，補發被克扣的獎金。隨後政府派出特警鎮壓，3人被捕，另有數人被打傷，引發全縣教師罷課。今年2月5日，西鐵城精密（廣州）有限公司突然宣布與該廠1,000多名工人解除勞動合同。談判未果後，工人前往當地政府請願，卻遭到警察的暴力鎮壓，被迫接受廠方的賠償方案。警察作為國家機器的一部分，本質是資產階級維護剝削製度的暴力工具。勞動者在反抗資產階級統治的鬥爭中，須要組織自衛委員會抵抗警察鎮壓，並由工人及居民選舉產生的獨立委員會民主控製警隊，令其不再成為鎮壓群眾的機器。

奉行新自由主義政策的中共資產階級政府不可能從根本上改變建築工人的處境，甚至連改良性的讓步也值得懷疑。組織起來，集體鬥爭是改變的唯一出路。

中國勞工論壇的訴求：

由討薪工人及相關人事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徹查周秀雲死因，嚴懲殺人警察
反對官媒歪曲事件，打倒媒體控製，公布事實真相
工人有權組織獨立民主工會
取消勞務分包製度，禁止資質掛靠，讓工人和建築公司直接簽訂勞動合同；
由建築公司提供全面的社會保障和職業培訓，落實八小時工作製
國有化所有銀行及地產資本，由工人民主管控

中國新年凸顯極端階級分化

中國2.7億農民工離鄉別井到城市打工，當中大部分人於農曆新年回鄉探親，造成了世界上一年一度最大的人口遷徙。恰逢中國慶賀新年，迎接羊年的到來，根據官方數據，春運期間內預估有28億乘車人次。但在家庭團聚和普天同慶的節日裡，卻又折射出當代中國社會矛盾和貧富懸殊的問題。

對於富人而言，儘管去年經濟動盪，今天卻是最好的時候。過去六週，中國排名前25位富豪的個人財富增長了213億美元，令人震驚。而據《彭博社》報道，這只是他們1月1日以來儲蓄金額增長的部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聯合國預估每年只要額外投入300億美元就能保證全球飲水安全。每天全球大約有6千人因飲水不安全致病而死亡。中國農村地區也廣泛受嚴重水汙染之苦。

中國鉅富擁有的財富飆升，是源於中共專製者放寬了貨幣政策和監管條例，為金融投機提供了土壤，策劃了牛市。農曆馬年期間，上證指數增長了60%。春節期間，證券市場收市一週，然而，由於「熱錢」的湧入，證券市場的泡沫必定會進一步膨脹，然後不免出現市場修正。

據《彭博新聞社》報道，自2015開年以來，證券市場起飛，加上一連串的首次公開發行（IPO），造就了24名新的億萬富豪，平均每週4名。在這些金融新貴中，有航空公司持有人、電子遊戲開發商以及連鎖藥店的持有人。

罷工潮叠起

由於拖欠工資引起的沖突加劇，中國廣大的工人過去幾周過得尤為艱難。由於經濟放緩，此前的繁榮行業如礦產和建築如今不景氣。據獨立機構的估算，相較去年同期，示威和罷工的工人數量增長了三倍。拖欠工資是觸發沖突的最常見因素之一。

龐大的建築部門有4千萬勞動力中，大部分為農民工，員工受雇於一層層的外包公司。外包公司一般一年才支付一次工資，發薪日剛好在農曆新年前。建築部門尤其成了導火索，佔目前中國罷工數字的近三分之一。據社交媒體報道，二月初，昆明的建築工人堵斷了主幹道，拉起橫幅，要求房地產開發商支付血汗錢。類似的示威近幾周內發生了數十起。據報道，近期在廣西省和山西省，拖欠工資引起的沖突引致了死亡事故，後者在社交媒體上引起了全國關註。去年十二月討薪行動中，一名建築女工人的母親周秀雲被警方殺害。

中國社會科學院2014年的一則研究發現，8%的農民工抱怨在前一年被拖欠工資。該研究發現，受訪的一半工人，或全體農民工的4.3%，稱曾為了追討欠薪而參與過「群體性事件」（即罷工和集會的官方統稱）。將這些數字放到全中國的話，那就分別涉及到2,160萬和1,160萬名工人。

建築股成為市場上的新星，去年最後一個月躍升了63%，但建築工人卻有時被迫採用絕望的手法來討薪，可見中國窮人與富人之間隔著一道萬裏長城。

「留守兒童」

中國7千萬「留守兒童」在農曆新年的處境令人揪心。由於貧窮和歧視性的法律，一年大部分時間，他們被迫與外來工的父母分離。《金融時報》評論道，節日開始了，意味著「無數的民工子女準備與父母相聚一週，然後又要告別一年。中國夢就是一個嚴厲的包工頭。」

戶口體系把人口劃分為享有特權的「城市」居民和沒有特權的「農村」居民，而農村兒童無法就讀大部分的城區學校。他們很多和祖父母或其他家庭成員一同生活，有些則寄宿學校。寄宿學校最近受到廣泛媒體的批評。「學生常常被長期鎖在教室裡自習。」《財新網》報道一所學校的狀況。

2014年黑龍江省政府贊助的一項研究表明，幾乎50%的留守兒童都患有憂鬱癥和焦慮癥，而在城市中，只有30%的同齡人有這種問題。「留守兒童通常有著自卑情結，自尊心更容易受傷，自信心更低。」該項研究的主要研究人員表示。

中國經濟急速放緩，官方數只揭示了局部狀況。因此，在羊年工人階級將面臨新的困難和挑戰。集體鬥爭、創建獨立的工人組織才是出路。

中國：資本主義令女權倒退

據報道，2月18日中央電視臺的春節聯歡晚會是世上最多人觀看的電視節目，演出四個半小時，由189個國家電視頻道現場直播。觀眾人數近年來有所下降，但今年仍超過6億。不過，演出內容帶著無恥的性別歧視色彩。在中國社交媒體上，女權活動家等人對今年春晚的評價再創新低。

「春晚無恥地歧視女性，拿她們取樂。導演要把我們帶回封建纏足時代嗎？」今年春晚結束後，大量網民在微博上表達憤怒，這只是其中一之。女權主義者發起一份倡議書，抨擊春晚「有毒」，指出節目中有44幕嘲弄女性：稱單身女性為「剩女」；描寫女性公務員是依靠美色上位，為了受提拔而和男上司發生性關係。從此可見，新一代女性活動家正在中國冒起，反對家庭暴力和就業歧視。她們在多個城市佔領男廁抗議，令公眾關註女廁缺乏，被迫在門前排起長隊。要知道，她們是在強硬的獨裁統治之下行動，在這裡任何抗議都會迅速遭到打壓。

春晚引發的怒火揭露了一個更大的問題：女性的社會地位正在倒退。這是中國整個社會反革命的其中一部分，資本主義取代了國家計劃，並再次猖獗的製造貧富之間、城鄉之間和東西部地區之間的不平等現象。

工資差距擴大

「自1990年代以來，市場經濟加劇了性別不平等」，女權主義作家張麗佳說道（中參館，2014年6月11日）。男女收入差距正在擴大反映出這一現象。國際上，工資差別儘管仍不利於女性，但已經縮小，但中國逆國際潮流而走。根據官方數據，2010年中國城市女性平均工資為男性的67.3%，低於1990年的78%。在農村地區，女性收入只有男性的56%。

女性白領工作者面臨著性別主義觀念和公開歧視所築起的高牆。就連《紐約時報》（2015年2月20日）也承認，「在辦公室裡，社會主義時代的平等主義已為公開的性別主義所代替，在某些情況下還得到法律的支持。」該報援引了中國女權主義者馮媛的話：「女性的地位並未提高，在某方面還倒退了。」

以下事實說明了這種負面趨勢：

一份2010年的調查表明，69%的僱主在招聘員工時設定了性別條件，儘管這樣做是違法的。招聘廣告經常指定「申請者僅限男性」或者僅限「有吸引力的女性」。
儘管與世界水平相比，中國女性就業率較高，但城市女性就業率已經從20年前的77%強下降到現在的61%。
農村土地使用證書主要在男性手裡，僅有不到五分之一的土地承包合同寫上了妻子的名字。如果離婚的話，女性只能淨身出戶。
在中國每年有數百萬人次接受整容手術。現有5萬多家整容機構，另外每年還有一百萬人前往韓國接受整容手術。在北京，高中和大學女生佔全體整容者的80%多，這無疑與就業市場的巨大壓力有關，因為招聘廣告普遍對應聘者的外貌提出要求。
就業市場對女性的歧視現在很普遍，並且十分公開，儘管這樣是違法的。僱主對發佈公然含有性別歧視信息的招聘廣告習以為常，因為社會已經接受了這種反動觀念。人民大學去年做了一個實驗式調查，向求職網站遞交兩份同樣的履歷，但一份性別填男而另一份填女。結果男本科生比女本科生得到面試機會高 39.2% ，研究生的差距更大，男性比女性得到面試的機會高 53% ，在每個社會中，這些「規則」都來自上層的統治階層，就像《中央電視臺》的春晚那樣。

《人民網》甚至特別發佈了一個名為「十八大上的風景線」的圖集，其中出現了2012年中共十八大的女服務員。這無疑發放一種信息：女人提供裝飾，男人做出決策。社會主義博客寫手王林宇指出，資本主義製度利用「剩女」觀念向單身女性的散播恐懼，施加家庭壓力，從中榨取利潤。在中國有超過一百個婚姻交友網站，根據《彭博通訊社》的資料，交友網站的市場在2014年首季就總值4億9千萬人民幣。李先生說：「他們嘗試汙名化及邊緣化所謂『剩女』去賺錢。」此外，女德學堂在全國湧現，散播封建道德觀去為今天的資本主義社會服務。

革命與反革命

在計劃經濟的毛時代，這種公然的歧視會受到國家的製衡。儘管龐大的官僚機構有其弊端，但國家在分配所有工作，因而也縮小了男女之間在工作、工資和社會地位上的差距。除了公有製和國家管理，當時社會有一股巨大的壓力，來自女性以及激進化群眾的，要求廢除舊式的男權封建製度。這反映當時中國左翼中重要的女權主義潮流。1950年毛政府禁止了包辦婚姻和納妾製度，並讓男女雙方都能更容易地離婚。這是有史以來在婚姻關係中最引人註目的政府改革之一。

這些變革並不意味女性得到了完全的公平，也不像中共所宣稱的那麽「社會主義」。但是，儘管毛澤東實施獨裁統治——對真正的社會主義的詛咒——國有計劃經濟仍然打開了通向婦女解放的大門。隨後的資本主義反革命一直在設法把門關上。

相比於辦公室，工廠裡的性別歧視更加嚴重。一個涉及一百多萬份網絡招聘廣告的調查發現，儘管從整體上看超過10%的招聘廣告表現出性別偏好，但對於不要求大學學歷的工作，這數字更增加到了23%。

女性工人

在辦公室和工廠工作的女性都會迫於無形的壓力簽署「不懷孕」條款，接受妊娠試驗，甚至要保證不結婚。如果一個女工懷孕了，老闆就會把她分配到不便、費力的工作崗位，迫使她辭職。這不是什麽罕見的事。相比於白領員工，工廠女工所受的性騷擾更加嚴重。向陽花女工中心於2013年發佈調查結果稱，70%的廣州女工說她們曾經遭到性騷擾，32%報告了不受歡迎的身體接觸，25%收到過猥褻電話或短信。

但是過去幾年的罷工運動表明，工廠女工絕不是僱主所認為的那麽軟弱。2014年的罷工數量比2013年翻了一番，女工在許多鬥爭中走上前臺，尤其是一年前的裕元大罷工。這是中國30年來最大的罷工，製鞋女工佔罷工人數的70%，消除了「女工友不如男工友堅決」的想法。這些事態發展是我們樂觀的基礎，缺乏經驗的中國女性運動能夠與正在開展的工人階級鬥爭聯合起來，並建立一股力量，推翻現有製度，徹底摧毀壓迫女性及所有人的根源。

超級富豪成為人大會議的焦點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於周四在北京召開了一年一度的會議。在越來越多的負債問題和產業過剩下，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增長放緩，因此全球媒體都將深度報道今次會議對未來經濟政策的預示。全國人大及政協只是橡皮圖章，中共獨裁者事先拍板的決策將會一一通過。

盡管如此，如之前幾年一樣，大量註意力將會投向中國金融菁英的出席。上海的胡潤百富榜報道，在中國1,271名最有錢的富豪中，有203名（七分之一）是今年的全國人大及政協委員。中國首十名億萬富豪中有五名就是兩會代表。《日本時報》指出，他們在兩會中亮相，突出了「超級富豪在這個國家的影響力」。

使美國政府「看起來像是乞丐」

五大傳奇財富鉅頭分別是排名第三的娃哈哈集團董事長宗慶後、排名第五的騰訊主席馬化騰，以及排名第十的小米科技董事長雷軍。上述人士均為人大代表。太陽能廠商漢能控股的主席李河君也是政協委員，今年他是胡潤百富榜上的中國首富。排名第六的李彥宏則是互聯網公司百度的首席執行官。

將這情況套到美國，就如比爾．蓋茨、拉裏．埃裏森、沃爾頓家族和邁克爾．彭博都在美國國會中擁有席位。在老派資本主義「民主」國家中，資產階級傾向躲在被收編和「遊說」的民選代表背後，以較謹慎的手法統治，但中國的人大代表不用害怕流失選票，《彭博社》2012年的一份報告指出，令他們的美國同行 「看起來像是乞丐」。2012年，70位最富裕的人大政協代表總資產約為5,658億元。相比之下，美國政府三大權力機構中全體660名高官的總資產額只有75億美元，實在相形見絀。

財富增長一倍多

今年兩會前夕，吉林省《新文化報》報道中國排名前100的富豪中，有15名是人大代表，21名是政協委員。這36位人士的總資產約有1.2萬億人民幣（下同），超過了越南的生產總值。比較一下這些數據，我們可以看到他們的資產在短短四年中翻了一番，也就看到中國的億萬富豪是如何從習近平的親資政策中獲益的。

2012：最富裕的前70位人大政協委員總資產達5,658億元。
2015：最富裕的前36位人大政協委員總資產達1.2萬億元。
「資本家和地主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遭到迫害，在江澤民領導下的90年代，企業家才被允許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日本時報評論道。

今天，中共由億萬富豪統領，其統治下的社會是全球最不公平之一。極端的貧富差距成為了人民不滿的主因，在今後將造成政治動蕩。

出租車罷運反剝削

今年1月份，中國多個省會城市相繼爆發了出租車罷運事件，出租車司機所受的嚴重剝削再一次受到人們的關註。政府和媒體紛紛指責高昂的「份子錢」及其背後的經營權壟斷是造成這一狀況的原因，進而把市場化改革看做解決手段。但追求利潤最大化的資本主義市場只會加重對底層群眾的剝削與壓迫，讓出租車司機成為該行業新一輪資本擴張的犧牲品。

有史以來最大規模

1月4日，遼寧瀋陽的數千臺出租車罷運，遊行隊伍遭到警察攔截。但事件並未就此結束。在短短兩周內，罷運行動蔓延到南京、南昌、長春、濟南、成都等多個省會城市。媒體將之稱為「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出租車罷運。罷運司機將矛頭一致指向了份子錢和「專車」。所謂份子錢就是出租車司機上繳給出租車公司的承包費用。中國政府對出租車行業實行特許經營製度，國有出租車公司在全國大多數城市具有壟斷地位（《中國產經新聞報》，2月4日）。公司通過競標取得營運證（出租車牌照），然後轉租給司機並收取份子錢。由於政府管控著出租車的數量，牌照價格一路高漲。最後，高昂的牌照價格通過份子錢被轉嫁給了處在行業最底端的出租車司機。目前北京單班車每月的淨承包金將近4000元，但司機的平均收入不到6000元。這意味著他們每天工作十多個小時，基本沒有休假日，卻要將一大部分收入上繳給出租車公司。上漲的物價和油價更是加重了司機們的負擔。因此就產生了」上午給公司幹，下午給中石油幹，到半夜才是給自己幹「的說法。巨大的生活壓力導致拒載、繞道、拼客等現象的屢禁不絕，引發了乘客的嚴重不滿。

自由化改革的下一個目標

面對出租車行業矛盾的不斷激化，官方媒體甚至開始使用「剝削」這樣的字眼來形容出租車公司與司機的關係（中新社，1月13日）。1月6日，《人民日報》發表評論稱：「是取消暴利模式的時候了」。當然，它們絕不是真心站在受剝削的出租車司機這一邊，也未打算推翻資本主義製度。在同一篇評論中，《人民日報》明確說道：「市場的事，應該由市場說了算」。1月27日《金融時報》發表文章，提出要「約束住基層政府之手，把權利還給市場」。可見，各個資產階級媒體實際上是借這個機會鼓吹進一步的新自由主義改革，要求減少政府的幹預。這將是出租車行業內一場資本擴張的盛宴。今年2月初，上海「強生控股」發佈消息稱，要抓住政府對出租車擴容的機會，搶佔市場份額，保持車輛的規模的領先優勢。因此中共黨刊《南方日報》提出讓社會參與監督出租車公司成本，只不過是利用群眾的怒火來為市場化鋪路。在它眼中，真正的工人監督將是對市場秩序的破壞。

將在「自由市場」上參與資本競爭的另一支勢力是專車公司。1月8日，交通部明確表示支持專車公司利用租賃汽車和勞務派遣司機提供叫車服務。在過去兩年間，專車公司利用私家車便捷優質的服務以及各種優惠補貼，吸引了大量乘客，使出租車司機的處境更加艱難。據中國新聞網報道，截至去年5月17日，「滴滴」和「快的」對乘客和司機的補貼已經達到24億元。但數據顯示，兩大公司停止現金補貼之後，僅有28.5%的調查對像願意繼續使用。專車公司將不得不降低價格以留住顧客。因此僱傭低工資、無保障的勞務派遣司機更符合它的利益。儘管媒體試圖把專車公司描繪成挑戰「邪惡壟斷」的英雄，讓群眾相信市場化改革能夠使乘客和司機獲利，但實際上在這場資本競爭中，逃不過大魚吃小魚的邏輯，最後專車公司也會發展成壟斷產業。勞動者永遠是受到剝削和壓迫的一方。

爭取獨立的出租車司機工會

政府未來可能會取消份子錢，全面推行公車公司化經營（所謂「公車公營」），並在一定程度上放開個人出租車牌照。這短暫內會得到一部分出租車司機的支持，但無助於真正提高他們的生活水平。在公車公營製度之下，出租車公司僱員的司機要向公司上繳營運承包費，如其他行業的工人一樣受到資本的剝削，更不用說那些可能會大量出現勞務派遣司機。個體出租車司機的收入受限於勞動者的一般工資水平，並承受著高油價以及來自大型出租車公司的競爭。出租車牌照將會成為另一個投機工具，在以個體出租車為主的臺灣，司機平均月薪僅有20,048元新臺幣，而且許多司機每天工作12小時以上，每月只能休息兩三天（環球網，1月22日）。因此，要想提高出租車司機的生活水平，必須組織獨立的出租車司機工會，反抗剝削，提高工資水平，反對勞務派遣製度；出租車公司應該全面國營化，由司機和居民民主管理，確定出租車收費標準和牌照發放數量。保障司機的優良待遇。同時，有規劃地大規模建設廉價舒適的公共交通，以服務全體人民為目的，而不是興建票價高昂的大白象鐵路。這只有在民主計劃經濟下才可徹底實現，也指出了推翻資本主義的必要性。

虛假數字下的中國法院

2014年12月31日香港《南華早報》報道，一名安徽男子前往當地的法院申請行政訴訟立案被拒絕。該男子的律師對記者講每逢年底法院為了當年案件的結案率會停止接受當事人的立案申請。於此同時，中國大陸的自由主義傾向媒體《南方都市報》在2014年12月29日報道，深圳市兩級法院系統為了保證該年案件結案率在當年十一月份停止了案件受理工作。該年十二月下旬法院恢復受理案件後，在法院門前排隊申請立案的人群「宛如春運」。

官僚主義管理體製的中國法院

按照中共的憲法和法院組織法規定中國的法院屬於司法機關。各級法院由同級人民代表大會產生，向同級人民代表大會負責和匯報工作。中國法院的審判員由同級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任命。不僅如此，中國的法院具有司法獨立的地位，「人民法院依照法律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其他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幹涉」（中共憲法第126條）。

可事實絕非如此。我們知道在中國大陸有無處不在的共產黨黨組織，共產黨通過這些組織控製了全國所有的國家機關、武裝力量、「民主黨派」和「人民團體」，甚至大型企業。大陸的法院自然也在中共的絕對控製之下，成為專製集權統治的工具。各級黨委產生法院及其審判人員，法院通過上級法院對上級黨委負責、匯報工作；與此同時，法院還要向同級黨委匯報工作。但在形式上，法院對同級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負責。這就意味著中共的法院系統僅僅在口頭上宣稱向人民負責，接受人民監督而實際上淪為中共官僚體製的一部分。

新的麻煩製造者

我們知道不顧實際情況取悅上級，製造虛假的數據突出政績是官僚主義的特征之一。不斷的製造虛假的政績成了為中共法院系統的日常工作。案件結案率，正確率，信訪平息率成了各級法院主要的業務考核指標。為了追求更高的結案率，中共的法院系統在年底停止受理案件成為了降低積壓案件，提高結案率的主要手段。於是我們就看到這樣的新聞報道：2014年2月21日《海南網》報道的2013年海南法院在該年度內受理案件92,015件，結案88,569件，結案率為百分之九十六點二五。2014年11月六日人民網報道自2010年至2014年安徽省高級人民法院信訪結案超過百分九十七。

在中共法院系統不斷製造司法大躍進欺騙上級和人民的同時，我們看到中共法院司法黑幕重重，冤案不斷，普通人民很少能夠通過司法的途徑解決糾紛，反而被司法腐敗所累。中共法院系統從社會矛盾的解決者身份毫不猶豫轉變成社會麻煩製造者的角色。這將更加激化中國大陸的社會矛盾，使大陸人民更加清醒的認識中共政權由商賈鉅富統治的獨裁本質，促進人民不斷反抗中共政權的統治。

無論是中共官僚操控的，還是西方資產階級法治，都將勞苦大眾的基本權利排除在外。我們需要真正由下而上選舉各級法官，由人民直接監督，並確保法官只領取普通工人薪金，不享有經濟特權。結束資本主義和獨裁統治，才能有真正的司法公正和獨立。

要求釋放被捕女權活動人士

三月六日及七日，正值三八婦女節前夕，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於北京召開年度會議，當局公安逮捕了至少十名反對性別壓迫的女權活動人士。

事件引起國際強烈憤怒。逮捕行動令人見到中國在習近平統治下鎮壓愈趨猛烈，也突顯了現時中國女權受到高度壓製。

中國警方的逮捕行動跨越不同省分，幾位女權活動者分別於北京、杭州、廣州等地被捕，部分人士被釋放，但尚有五位知名女權活動人士被扣押，其中包括武嶸嶸（30歲）、鄭楚然（化名大兔，26歲）、李婷婷（化名李麥子，26歲）、王曼（32歲）和韋婷婷（26歲）。李婷婷及鄭楚然分別在北京及廣洲的住所被帶走，武嶸嶸則於杭州被捕。

這幾位女權活動人士準備於三八國際婦女節當天，在不同城市組織抗議活動，包括在北京一個公園內遊行，並在公交車上張貼文宣，表達反對車廂裏的性騷擾行為。

近年來，這些女權活動者是婦女平權組織的成員，因其「行為藝術」而聞名，引起了公眾關註中國的女權問題。她們曾發起「占領男廁」，要求改變男女公廁比例不公平的狀況，又身著染有血色的白婚紗以抗議家庭暴力。

「尋釁滋事」

《時代雜誌》於三月十九日報道，這五名女權活動者「並沒有發動推翻中共政權，亦非組織政治集會，而是透過行為藝術挑戰社會觀念。」就如對待揭發貪汙及捍衛小數族裔的維權人士般，習近平以極之強硬的手段打擊體製內溫和的批判聲音。

三月十二日，當局以「尋釁滋事罪」拘控她們。中共經常以此罪名打壓和監禁異見人士，包括工人代表和主張「政製改革」的活動者，一經裁決，最高可判五年監禁。在當局決定是否正式檢控五人之前，當局有權拘留她們三十七天。

內地聲援行動被阻　尋求國際聲援

自從這五位女權活動者被捕後，在中國各地都有聯署活動，要求釋放她們。但在中學及大學被製止，校方更威脅會對有關學生秋後算帳。相關的網站及社交網絡平臺亦被當局封鎖。

當務之急是組織國際聲援行動。工人國際委員會（CWI）過往一直反對性別歧視及政治打壓。我們將連系全球超過四十個國家的支部，共同發起聲援行動。中國勞工論壇及社會主義行動在此呼籲各位去信中國當局並組織示威行動，要求釋放這五位女權活動者。

私有化之手就能打破穹頂嗎？

毫無疑問，前中國中央電視臺（CCTV）記者柴靜最近所發表的《穹頂之下》對中國空氣汙染問題最為深入和客觀的一套紀錄片。

這套紀錄片在發佈當日立即受到內地多家大型媒體網站，甚至官方平臺熱捧而迅速散播開去。一時間內地微博網站放眼望去盡是關於《穹頂之下》的消息與討論。在不到幾天後，中共官方又下令「落閘」下架，「不得再借此進行炒作」。從中似乎能看出中共內部派系之間的鬥爭傾軋之端倪，一方試圖利用群眾關註的霧霾問題引導輿論，為打擊國企石油幫、推動市場經濟改革提供「理論基礎」；另一方則只求穩定現況，提出的環保方案都符合體製內的框架。亦有評論指這是中共試探群眾水溫的手法，當發現水溫比想像中要熱的時間就馬上把手縮回。

然而，不論中共官方在背後打甚麽算盤，都不影響這紀錄片本身的價值和意義。作為一名前中共官方媒體的記者，柴靜在片中她駁斥了環保工作不利於經濟發展一說，指出了過去一直作為經濟增長動力之一高汙染高排放產業，當中現在不少是依賴政府補貼輸血渡日，根本談不上帶動經濟增長。另一方面亦指出了中國的環保部門只是紙老虎，毫無監管權力，甚至連燃油標準都只能根據石油企業而非政府部門來製定。總括而言，她點出了霧霾背後很多不為群眾所知的政策因由。

解決方案？

在中共一黨專製的資本主義下，霧霾和汙染等環保議題牽扯到太多既得利益者的禁地領域，加上近年內地因汙染問題而爆發的群眾反抗此起彼伏，大有燎原之勢，談論環保問題一不小心就會觸及中共的敏感神經。

但柴靜提出的解決方案，除了寄望於個人的自發運動外（少駕車，舉報汙染問題等），就是要求打破石油行業的國家壟斷，通過「市場化」引入私人資本競爭，從而提升使用天然氣的比率，降低煤炭所造成的嚴重空氣汙染問題，並寄望私人的「環保產業」開發環保技術改善環境之餘拉動經濟增長。

基本上，這是內地典型的自由派思路和藥方。但客觀的經驗和嚴謹的分析都告訴我們，這些看似頭頭是道方案只會得出一個截然不同的結果。

首先，中國本身是一個石油輸入國，國內的石油和天然氣的蘊藏量只佔全世界的1.8%，這意味著即便100%開採，亦遠遠未能支撐全國的能源需求，甚至連過渡方案都無法勝任。那麽要填補剩下的缺口只有兩條路可走：要麽走回頭路用煤炭填補，那麽霧霾的問題依然沒有得到解決；要麽向前走，加強可再生能源的投入以填補缺口。但既然如此何不直接以可再生能源主導能源系統，非要繞個大圈跑到油氣工業上去呢？

此外，柴靜在片中以英國煤礦業為例子，輕描淡寫地將產業轉型的過程一筆帶過，仿佛那是件自然的事。實際上英國撒切爾夫人主導下對英國煤礦業的動作觸發了英國近半個世紀以來最龐大的工人罷工鬥爭和最嚴重的政治危機。英國資本家當時有意識打煤礦工業，削弱礦工工運的力量。

資本主義才是汙染源

正如我們在去年一篇關於中國汙染問題的文章《「三高」企業帶來巨大的環境代價》中指出：「大部分社會財富操控在官僚和資本家手中，改造生產模式會進一步加重政府債務負擔，要想滿足東部城市需求、帶動西部地區經濟增長就離不開『三高』（高汙染、高能耗、高排放）企業。」改革開放令中共失去了大部分的經濟規劃能力，在資本主義的條件下，所謂的「環保工作」往往意味著的只不過是產業轉移。特別是當中國的私人資本掌握著愈來愈多的政治權力的時候，環保法規只會如今天一樣不過是件擺設。

中國貧窮的內陸區和少數族裔地區生態環境脆弱，又有嚴重的缺水問題。但中共現時的環保戰略是把汙染物排放至這些地區，例如將煤電站遷移到這些地區，而向富裕地區及政治敏感的東部城市承諾減少汙染。這與西方帝國主義經濟體一樣，將汙染工業移到亞洲及中國，讓自己國家可以實行「綠色政策」。

真正要治理環境，離不開全盤的民主規劃，合理地按照自然條件分配產業分佈，善用地理條件提供的可再生能源等，而這些卻恰恰是資本主義社會所絕對無法提供，只有民主的社會主義，工人民主管理銀行和大型企業，以民眾的需求而非利潤去製定生產計劃，才能徹底地抹清穹頂下的霧霾。從這個角度而言，霧霾的源頭，正是資本主義本身。

女權主義不是罪！

五名婦運人士在今年三八婦女節前夕被捕，分別是武嶸嶸（30歲）、鄭楚然（化名大兔，26歲）、李婷婷（化名李麥子，26歲）、王曼（32歲）和韋婷婷（26歲）。她們向來以「行為藝術」見稱，旨在令公眾關註女權問題，現在有可能會被控「尋釁滋事罪」。這條罪行定義模糊，向來用於政治打壓，最高可判監五年。

習近平最近瘋狂打壓工運人士、人權律師、反貪汙人士，而這五位婦運人士是鎮壓中的受害人。去年，中國有超過一千名異見者被捕，是1990年代初以來最嚴重的鎮壓。習近平擺出強硬姿態，就算是不會挑戰一黨專政的溫和異見者也不會容忍。

這五名中國婦運人士被打壓，等同全球的女權被打壓。在中國以至全世界，女性都面對著受歧視、低薪、接受教育機會較低。

全球貧窮人口中有70%是女性
今天中國女性的平均工資是男性的67%，比1990年的78%更低。在香港，女性平均工資僅是男性的78%。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資料，全球超過三分之一的女性受過性暴力或家暴。在香港，近年性暴力個案增加了1.8倍。
中共政權禁製了各式各樣的政治活動，現在似乎連女性運動也不放過。我們不能依賴世上各國的政府和政治領導人，因為他們將商業利益放在第一位，不敢向中共獨裁者施壓。只有由底層群眾組織起來的國際聲援行動，為言論自由及女權發聲，才能施加真正的壓力。這場鬥爭是屬於全世界的，以反對壓迫婦女的父權製度和剝削製度。

聲援中國女權分子行動在全球遍地開花

四月十一日，「聲援中國女權運動者」與一眾民間團體在銅鑼灣時代廣場發起集會行動，聲援一個多月前被中國政府拘捕的五名女權分子。集會參與者高呼「女權主義不是罪」、「釋放女權五人組」等口號。該五名女權分子以不同的快閃行為藝術來推動公眾意識，卻遭中國政府嚴厲打壓。

這次的集會是全球聲援行動的一部分，從美國到澳洲都會在周末期間舉行聲援行動。而香港的集會亦同樣帶有濃厚的國際特色，有著不同國籍的婦女來到參與示威行動。

五名女權分子至今已經被拘留超過一個月，有報導稱至少兩人在羈留期間健康惡化（武嶸嶸患有乙型肝炎，而王曼則患有心臟疾病）。事件使人關註中國當局以嚴刑拷問異見人士和社運分子來套取認罪口供。鄭楚然患有視力障礙，卻據報被沒收眼鏡。中國的法院很依賴口供，因此執法部門正設法打破該幾名女生的意誌，迫使她們屈服。

經過一個月的拘留，警方一改策略，以「聚眾擾亂公共秩序」取代原本「尋釁滋事」的控罪。兩個控罪的最高刑罰為五年徒刑。習近平為一展強人本色，指使了中國近二十年來最嚴重的打壓，去年有超過一千名異見分子被當局抓捕。當局對媒體以及互聯網的監控亦大幅上升。在一些高調的審判中，異見分子被控以尋釁滋事罪並判以長久的監禁刑期。新公民運動的許誌永在去年被判以四年徒刑。

該批女生的代表律師的報告暗示她們被嚴刑拷問，而審問的焦點從原本的「罪行」（三八婦女節當天派傳單宣傳反抗性暴力）轉移到更以前的事情。協助她們的律師梁小軍表示武嶸嶸被審問關於2012年的「占領男廁」運動（抗議商場與公共場所男女設施分配不公的運動）。其他的女生則被問及在2013到2014年抗議家暴的「血新娘」運動。

顯然，國家的維穩機器正試圖以這個案件來殺一儆百，以高調的審判和嚴重的判刑來展示其對任何示威活動的零容忍。尤其是現在經濟正步向政府認為的「安全底線」，未來更有惡化的風險，專製政府恐懼數以百萬計的血汗工人的反抗，更害怕在中國發生類似香港的雨傘占領運動。因此，這五名女權分子雖然嘗試在體製內進行活動，並未提出結束一黨專政等的口號，她們依然被當局嚴刑打壓。這些女權分子所帶出來的訊息──反對性暴力與性騷擾──也挑戰著習近平所提出的儒家思想，他的新年發言中充斥著所謂的「家庭價值、家庭教育和家庭傳統」。

女性平權的鬥爭是一個需要耐力與以致的道路，並加大對中國政府的施壓。本周末的行動只是未來更多行動的前奏。

在時代廣場的集會中，來自菲律賓、代表難民聯會的Vanessa指出了全世界共同充斥著的性暴問題。婦女和兒童就占了全球難民人口的八成。

社民連主席「長毛」梁國雄亦要求當局釋放該五名女權分子，並聲援中國的言論自由。社會主義行動代表鄧美晶斥中國政府在將女權鬥爭非法化，並指出中國男女之間的收入差距正在增加。

中國女權人士被釋放　全球聲援獲得勝利

中國五名女權人士被拘禁，激起了全球的聲援運動，超過一個月後，她們終於在4月13日（一）被釋放。這代表了中國當局在全球的抗議聲音下，稀有地作出退讓。《華盛頓郵報》形容這是「令人驚訝的舉行」，而很多人的確作出過最壞打算，預計這幾位女權人士會受到嚴厲鎮壓。習近平上任以來，打壓言論及示威自 由已經變成標誌。《中國勞工論壇》的編輯Vincent Kolo表示：「習近平發動大規模的國家鎮壓，這次退讓可說是高墻上的第一道裂痕。」

這幾名女權人士分別是，武嶸嶸丶鄭楚然丶李婷婷丶王曼和韋婷婷，原本計劃派發傳單反對性騷擾，在三八國際婦女節前夕被捕。她們起初被以涉嫌「尋釁滋事罪」被拘留，此罪行最高可判監五年。在4月11日，當局將罪名改為「非法集會」，可見當局在受到壓力下要炮製一個更有說服力的論據去打壓五名女權人士。

中國各地的學生發起聯署行動，聲援五名婦權人士，但受到校方嚴厲的打壓。在全球多個國家，女權組織和同誌平權組織都有發起運動。在香港也有幾場抗議，例如在4月11日當局正式檢控五名女權人士前，「聲援中國女權運動者」丶社會主義行動（CWI）以及其他團體舉行抗議。

「前所未有的壓力」

很多人提及到中共政權今次明顯讓步的重要性。國際特赦組織形容這是「令人鼓舞的突破」，而人權監察的王松蓮說道：「（五名女權人士）被釋放是因為前所未有的國際壓力。」五名女權人士的辯護律師也表達了相似的意見。《剩女：性別不平等在中國的回潮》的作者洪理達對這些抗議行動以及群眾的義憤表示贊揚， 說道：「中國市民無論男女所施加的壓力，也是極為重要。」

同時，有憂慮指這五名人士的控罪並未被撤回。她們只是取保候審，因此有可能會再被捕，特別是如果聲援的情緒消散後。中共政權向來經常運用軟硬兼施的 手段去打擊示威，包括罷工。它會先作出承諾，然後將之撤回，或者承諾根本毫無價值。五名女權人士將會被緊密監視，並被禁止出境。

「這次釋放還未是勝利，她們被取保候審，而不是被無罪釋放。」武嶸嶸的代理律師梁小軍向英國《衛報》表示：「即使被釋放，她們的活動仍受到限製，她們仍未完全重獲自由。」

五名女權人士被拘留，令中國的國家鎮壓受到全球觸目。外國政府向來為了與中國營商，淡化中共政府的鎮壓惡行。這股義憤的情緒由下而上來，由活動人士丶年輕人及工人運動，而那些知名的政客沒有發起運動，只是乘勢支持。

連美國資本主義的代言人也為五名女權人士發聲，包括下屆總統候選人希拉裏指她們被拘留是「不可寬恕的」，可見事件觸發了巨大憤怒。希拉裏於2009 年作為國務卿首次到訪中國，但對人權問題采取了低調路線，令一眾非政府組織和人權活動分子失望。而當時中共喉舌《環球時報》贊揚了希拉裏：「這種務實的態度可以讓其他西方領導人跟隨。」

中共政權每次都表示外國政府不應幹預中國事務，但今次批評聲音來自草根基層，令這說法更難服眾。相對來說，美國政府自己多次打壓民主權利（斯諾登事件丶警察射殺美國黑人），其批評是更容易貶低的。

習近平到訪美國

很多人在猜測中共釋放五名女權人士的背後原因。由於習近平計劃九月到訪美國，這事件很可能會一觸即發。習近平準備到紐約於聯合國全球婦女峰會發表演講。如果到時引發了抗議浪潮，對於希望加強全球影響力丶宣傳自己是「法治國家」的中國來說，將是在政治上有破壞效果。

另一個因素，也可能是最重要的因素，是這事件對中國國內正在政治化的年輕女性的影響。幾名女權人士只是溫和的批評者，甚至有部分人曾參與幫助當局起 草反性侵的法案，但她們卻被嚴厲對待，因此在中國社交媒體上製造了震驚。「這一代人在過去二三十年成長，大部分都不熱衷於政治，但卻被今次事件政治化。」於美國任教的WangZheng教授向自由派網站ChinaChange.org表示。

《中國勞工論壇》對五位女權人士被釋放感到鼓舞，並向全球所有聲援者深表謝意。今次的局部勝利可以對未來中國的鬥爭造成重要影響。這些鬥爭反對獨 裁丶反對壓迫女性丶反對令女權倒退的資本主義。這不單單是中國事務，也依靠全球聲援和國際主義，作為全球鬥爭的重要一部分，以推翻父權而不民主的資本主義製度。

中國經濟正在硬著陸！

對於中共獨裁政權來說，2015年是一個危險的一年。經過了數年的高速增長，加上依靠債務推動的全球最大建築潮，今天中國經濟面對多方面的嚴重問題。產能過剩、通縮、房價下滑以及地方政府債臺高築等因素都拖累著經濟增長，而有幾種算法都顯示，增長已經減到龜速。

對任何政府來說，經濟都是非常重要的，但對中共政權尤甚。中國政府依靠恐怖的國家鎮壓，混合持續而急速的經濟增長來維持統治。從1980年到2012年，每年平均的GDP增長達10%。去年，官方的GDP增長率為7.4%，而今年的目標更下調至「7%左右」，李克強甚至說要達到「並不容易」。更大的問題是，這些GDP數據幾乎都是假的，而真實的增長率要更低很多。硬著陸的定義一般指「增長由雙位數跌至低下的單位數」，而經濟學者們也警告，中國正處於或瀕臨硬著陸。

這就是為何最近有一連串貨幣鬆綁政策、減稅和其他刺激方案。政府早前推行收緊貨幣政策來「去槓桿化」，即減輕經濟對債務的依賴，現在似乎逆轉了。四月末，從政治局召開的會議可見，雖然中共大力宣傳經濟重組和改革，但現在短期內會180度退卻，而會實行刺激措施，即使會令現已嚴重的債務水平進一步惡化。《人民日報》報道了這場會議，指政府似乎會重施固技，意指依靠債務出資投資，並進一步刺激正在下滑的房產市場。

自11月以來，政府兩度調低息率，並兩度減少所謂銀行存款儲備金比率（即銀行必需持有的現金數量），這是為了在銀行系統內註入新的資金。未來還預計會有更多的鬆綁政策，而政府圈子裡愈來愈緊張。「北京可能沒有按下緊急掣，但他們似乎想確保它能正常運作。」金融網站《尋找阿爾法》的Christopher Balding表示。去年這段時間，中共統治者令經濟放緩相對樂觀，並告訴我們這是刻意設計而並不可控製的局面，而且這局面可以幫助經濟由嚴重依賴投資的情況，轉至依賴消費的可持續增長。但是，現在經濟的「控製內的放緩」和「再平沖」似乎脫軌了。

在2月和4月的兩次降低儲備金比率，代表相當於1.8萬億人民幣的資金被投入了銀行系統，希望能夠流進並帶動投資和房屋銷售。但政策至今未能成效，而這顯然也是四月政治局召開會議的因由。建屋量及工業產能已經飽和，利潤下滑，即使信貸變得更廉價，主要公司也不願意投資。早前股市頒布新規則，激起了在美國及海外市場的中國股票期貨急速下跌，剛好在及後48小時後，即4月19日（日），人民銀行決定降低銀行存款儲備金比率，似乎要在中國及深圳在星期一開市前支撐市場。「北京可能沒有按下緊急掣，但他們似乎想確保它能正常運作。」金融網站《尋找阿爾法》的Christopher Balding表示。這是已知範圍內政府和央行首次如此直接介入去拯救股市。

股市瘋狂

中國主要的商業銀行，雖然牢牢地控製在中共手中，卻拒絕將新的資金投放到政府屬意的地方。取而代之，新的資本都流入了股票市場，令股市市值在過去六個月上升了80%。

小股民湧入市場，僅在四月最後一星期就有超過400萬個新帳戶開啟。約40%的股票現在是通過信貸購買的，人們賣出房屋加入股市「挖金」戰。根據經濟學家謝國忠表示，過去六個月有超過2.5萬億貸款進入股市。中國政府早年推行大規模刺激方案，大量大白象基建及房屋興建起來，造成了今天的債務危機，但今天的刺激政策完全沒有帶來生產，只在股市製造數字上的財富。

政府利用新的調控政策（例如最近一次放寬的政策就在4月13日，政府取消每人只可申請一個股市戶口的限製），加上強大的媒體宣傳來鼓勵炒風。但現在「孖展」交易數字急升，顯然令其十分恐懼，但又害怕禁止炒賣會造成市場崩潰，因為這會令現時脆弱的經濟走向全面蕭條。

對中共來說，股市上漲雖然有其風險，但也是利好消息，因為可以緩沖房地產泡沫爆包的沖擊，而且可以將股市發展為渴求信貸的公司提供另一個信貸來源，尤其是私人企業。這些公司現時依賴影子銀行業，而北京希望勒住影子銀行業，遏止其對整個金融系統造成的風險。但政府政策境況愈來愈糟，由於股民從銀行儲蓄提款加入股市賭局，因此股市吸納了銀行的流動資金，迫使央行進一步放寬政策而催谷信貸，避免流動性危機。

根據《福布斯》的中國富豪榜的最新估算，在中國擁有超過十億美元身家的富豪或家族從去年10月的242個急升到今年4月的400個。平均來說，過去半年每個月中國就有25個人加入其行列中，這是由於過不斷飆升的股票價格。於此同時，今年的預測工資上升幅度是十年來最低的，而罷工事件亦越加頻繁。

習近平與李克強的所謂改革，其階級本質如同世上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一樣，都是保護企業的利益，而將危機的重擔強行加諸工人階級身上。

財政部部長樓繼偉是最公開的自由主義者高官之一，他於4月24日公開發表了一段不尋常的演說，指中國「在未來五至十年有一半機會落入中等收入的陷阱」，並呼籲更徹底打破勞工法例，令老闆更易解雇工人。所謂中等收入陷阱是一個於世界銀行流行的概念，指一些國家發展至一定水平然後停滯，例如南非及巴西。樓繼偉的演說於網上被廣泛討論，因這可見政府打擊工農收入和法律保障的企圖。

股市價格的飆升顯然脫離經濟「實體」的狀況，到某個點就一定會爆破。譬如，中共喉舌《人民日報》集團的股票在過去六個月就上升了67%。現時中國創業板上的股票交易水平是15年前美國dotcom崩潰前納斯達克的兩倍。一些評論指出股市泡沫的出現，對由信貸驅動的經濟來說，往往是景氣不再的最後階段，正如1989年的日本，甚至是1929年的美國。

法國巴黎銀行最近的一份報告指出：「中國股市上漲與宏觀經濟沒什麽關係，差不多所有都是自給自足式、槓桿刺激式、零售購買式的狂熱。」該報告又警告：「但股市攀升愈久，調整的規模似乎會愈大。由孖展債務催谷起來的股市泡沫不能持續膨漲，但中國當局愈來愈難以承擔讓其爆破的後果。」

真的有7%嗎？

政府採用「新常態」來形容如今的經濟放緩。這個詞的關鍵是「常態」──用來突顯一切正常，經濟沒有脫離北京的控製。當然，這個控製的程度是可以爭論，但更準確的說，政府只是在一系列的沖擊面對作出反應，因而被迫著推行左行右轉的政策。而經濟卻不斷深陷通縮危機，這是由於非常嚴重的產能過剩和債務水平，使得刺激無效果。

對中共政權來說，每年的GDP目標是其權威來說，因此最重要的數字。但官方GDP數字常被視為造假。「有懷疑缺陷是因為偽造數字而不是數據搜集的問題。」《華爾街日報》報道。有個傳言愈來愈廣泛流傳，政府有兩本數本，一本是公開的，用來瞞上欺下；另一本是純粹內部使用的，後者是真實的紀錄，讓政府可以更準確決策。

大和證券（Daiwa Securities）駐港辦公室經濟學家賴誌文向《路透社》評論：「如果你看看第一季的數據，出口不景、工業生產疲弱、固定資產投資大大減緩、零售軟弱，那麽實際GDP又怎能仍會是7%呢？」

克強指數是李克強依靠鐵路貨運量、用電量及銀行借貸作為經濟指標的依據，他認為這比官方GDP數字更準確。如果採用「克強指數」，中國的實際增長遠遠低於7%。例如首季用電量只是比上年增加0.03%，是自2008年末中國受全球經濟危機沖擊以來最弱的增長。即使政府推出措施改善能源效能和減低工業汙染，但也不能解釋用電量停滯，可見經濟急速放緩。更誇長的是，鐵路貨運量在首季減少了9%。

位於倫敦的顧問公司Fathom利用克強指數分析中國第一季的經濟，指中國經濟現時較接近3%多於官方的7%。Fathom的Erik Britton向《英國衛報》表示：「中國正處於硬著陸。」（2015年4月13日）

房價下滑

過去七至八年，中國房屋市場及物業投資曾經是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器，比出口更重要。去年房產投資開始急速放緩，不只令鋼領、水泥及建築設備的需求下跌，也令過度槓桿化的房產開發商及與之關連的影子銀行「投資產品」面臨違約風險。 中國有一半的債務連繫至房產業。即使樓價在跌價後穩定下來（這已是政府最近減息及刺激方案下最樂觀的結果），但仍會令工業產能過剩惡化，造成金融系統的壓力。

中國房價下滑，已經為全球經濟製造了巨大的副作用，特別是對澳洲、巴西、智利及非洲國家等礦產輸出國。在2000年，中國消耗全球金屬產量的12%，過去幾年升至50%。房產投資自1998年以來平均每年上升20.2%，是中國平均GDP升幅的2倍，但在2015首季升幅只有8.5%。

自1998年大量房屋私有化打開市場以來，現時中國房產下滑的程度是最嚴重的。去年平均房價下跌6%，此前都是雙位數增長。房屋銷售量跌幅更大，首季跌幅是9.1%。地方政府的土地銷售跌幅更厲害，首季比去年同期下跌32%。房產開發商卻步，有些開發商承擔的存貨量可以是未來幾年也賣不完。根據陳誌武在《外交政策》雜誌（2015年4月30日）寫到：「在2014年末，中國正在建築或有人居住的新建房屋總面積達到約750億平方英呎。即使需求是處於平穩，也要五年才可賣出這些面積的房屋。」

土地銷售一直是保持地方政府償還能力的重要支撐，佔去年地方政府收入的46%。因此，房價下滑會帶來連串公司違約風險，地方政府債務問題現已嚴重，但這會帶來新一輸危機。根據最近一次（2013年6月）官方的核算，地方政府的總債務達到17.9萬億人民幣。因此新一次的核算要延遲完成，因為北京感到有些報告造假，命令地方政府重新計算。報告的信譽較高的《財新》雜誌指，地方政府現時真正的債務水平達到40萬億人民幣。

《金融時報》（2015年1月12日）報道，地方政府通過他們控製的投資工具，從中自己買自己的地，從而拿取更多債務去彌補預算下降。這些假交易是地方政府維持地價的危急手段，因為地價下跌會產生連鎖效應，地方政府會更難還債，而且更難再次借貸。

這令北京政策面對兩難，因為它一方面去槓桿化，另一方面想維持足夠的經濟增長去避免債務違約不可控製的浪潮，防止觸發金融危機。國企銀行現在愈來愈按自己本子辦事，不理政府。根據《路透社》（2015年4月20日）的報告顯示，主要銀行中沒有一間通過北京最近支撐樓市的政策，包括降低按揭利率，放寬購買第二間房屋的限製。各大銀行顯然沒有信心樓市短期內會復甦。「銀行尋找高回報的投資，因此寧願在股市投資。」一名深圳房產開發商向《路透社》表示。

債務陷阱

《社會主義者》雜誌及工國委（CWI）中國支持者長期警告，現時經濟危機不只是經濟放緩或者週期性調整，而是一連串難以解決的危機，而中國與日本在90年代初房產及金融泡沫崩潰有很多相同的特徵。日本的危機令其陷入數十年的低迷、通縮（令債務償還問題惡化）及「僵屍企業」（因為其債務成本很高，令經濟總值減低）。這情況在中國經濟的一些地區及一些行業現已存在。

中國最初表面上避開了2008年全球的蕭條，通過以債務支付龐大的刺激方案，令經濟雙位數增長，從而希望避免1930年式的大蕭條。但是，從2009-12年積累起來的債務，其後果成為中國經濟今天的夢魘。

根據麥肯錫公司於2015年2月的報告，中國債務在過去七年上升4倍，由2007年的7萬億美元上升至2014年的28萬億美元。這令中國的債務佔GDP比率上升處於282%的高位，比美國及德國更嚴重。中共政策的辯護者說，中國開發了新城市、新鐵路和子彈火車，增長的數字「物有所值」，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08年後的刺激政策只是走向金融投機。雖然社會主義者明確支持必須的基建、房屋及城市發展，但中國的實況遠遠不同於中共所美化的畫面。一項由中國政府研究員去年發表的研究指出，中國有總值6.8萬億美元的投資是浪費的，佔2009年以來中國所有投資的37%。

為了美化中共及其地方代表的形象，一連串好大喜功的建設項目出現賂賄和侵吞公款、擡高價格或計劃差劣，令其遠遠超出預算。長江三峽大壩超支100%，而北京上海鐵路超支139%。從2005年-10年，中國的鐵路網絡的長度擴建了21%，而乘客數量上升了45%，但同期的投資上升了518%。私人承包商包攬大多數建築項目，當中擡高價格的行為猖獗。《財新》網上版報道，高鐵從供應商以每張3萬人民幣購買椅子，向中國子彈火車供應椅子的上海企業「收取其他製造商3倍的價格」。可見為何前鐵路部累積了2.2萬億人民幣的債務，比希臘的債務總量更多。

產能過剩

今天經濟正面對刺激方案遺留下來的債務問題。產能過剩充斥於每個領域。中國製造全球一半的鋼鐵（2014年為8.22億噸），但閒置產能超過2億噸，相當於美國每年產量的兩倍。中國的汽車業全球最大，也面對類似狀況。今年，中國汽車廠的製造量將超出其銷售量1,080萬架。閒置產能相當於兩個日本（日本於2014年賣出550萬架汽車）。

產能過剩導致通縮，出廠價格過去三年不斷下跌，而今年下跌速度更快。中國官方的生產者物價指數（PPI）於三月下跌4.6%。通縮及「低通脹」令全球經濟飽受折磨，特別是歐洲和日本。如果中國決定將人民幣貶值，加入貨幣戰爭（即將國內的通縮輸出至其他國家），全球的通縮壓力將會加強。

貨幣貶值增加商品進口的成本，製造國內通脹，但由於中國貨品價格在全球市場下跌，這將通縮壓力輸移至其他國家。至今中共政府一直抗拒這做法，因為中國希望將人民幣國際化，從而挑戰美元在全球金融市場的地位。因此，北京需要維持穩定的貨幣。但是，危機正在惡化，這可迫使中國無視這些因素而推行貶值。這會令歐美等國走向保護主義。但即使這政策也會充滿困難。

如果讓人民幣對美元貶值，會加快中國的資金外流（過去兩季已達到紀錄新）。根據巴克萊銀行顯示，中國去年資金外流是俄羅斯的兩倍，而俄羅斯受到美國為首的製裁。巴克萊銀行估計，過去12個月中國有3千億美元的資金外流（超過官方數字的三倍），主要是因為美元價格攀升，且預期美元加息。人民幣貶值會加大資金外流，這會迫使政府實施更嚴格的資本控製，也就是與現時有計劃的自由化政策走相反方向。這會引起財政恐慌及銀行失控，令中國及全球資本家在恐懼中退縮。

歷史性的危機

從中國的兩難局面可見現時經濟製度的瘋狂之處，因為生產和投資並非為滿足社會需要，而是為求利潤。中國市場不能吸收自己的生產及建築，因為大多數人根本不能負擔高昂的價格。260萬的外勞只是迫在臨時房屋，而他們差不多有一半住在地盤或工廠棚屋。同時，中國估計有4,900萬間空置房屋。

中共相信可以靠國家幹預、貸款和合約去控製資本主義，為小收黨官產生鉅額利潤，同時避免過度生產所造成的危機。2009年的刺激方案曾被全球視為「奇蹟」，但這令經濟陷入今天的僵局，令中共領導總結──舊的國家資本主義模式走到盡頭了。由於他們拒絕社會主義，因為這是支配中共的富豪家族的公敵，所以中共沒有選擇餘地，只能推動西方新自由主義的變種市場政策，同時對專製統治不會鬆手。

北京準備推動的新自由主義改革中，以金融業最為徹底。這也是為何中共鼓勵炒風，同時準備計劃擴大債券市場，讓銀行業向私人資本開大門。以騰信及阿裏巴巴為首的網上銀行興起，加上李克強最近宣佈在近來成立的四大自由貿易區（廣東、福建、天津、上海）取消通過銀行從國外借款的限製，也是這過程的另一現象。金融體系的自由化，同時將人民幣帳戶自由化，是為了增加國企銀行的競爭壓力，令資本分配更依循市場並能產生更大利潤。這也為很多太子黨家族提供機會，他們很多已在高級金融世界中穩固下來，現在可以進一步暴發，並將其不義之財合理化。

在5月1日，中共令人等待已久的存款保險計劃生效。這會復蓋50萬人民幣，與很多其他國家的安排差不多。但在中國，這代表政府不再一定會拯救違約的金融機構（因為這始終會由國家的某一單位擁有，或與其有連繫）。計劃生效後，預計北京會更大規模地讓一些金融違約發生，只要是處於經濟週邊範圍的違約是可接受的，同時繼續拯救一些「大得不能倒」的銀行和企業。但顯然，這涉及巨大風險，尤其是不見得光的影子銀行的貸款佔整體經濟三分之一，未來有可能會出現計算錯誤，更多出乎意料的壞事可以發生。

同時間，習近平正推行著一系列野心勃勃的地區與全球計畫，來展現中國的金融力量，並不斷挑戰著後退中的美國資本主義，但更重要的是要為中國過剩的水泥、鋁鋼和其他重工業產品提供新的市場。這就是為甚麽有所謂的「一帶一路」計畫──絲綢之路經濟帶與海上絲綢之路，就是為了建設貫通亞非歐的大型基建項目。這計畫包括建造高速公路、高速鐵路、輸油管和港口，甚至在珠穆朗瑪峰下興建隧道，並將主要由中國企業建造，由中國的資金和貨款出資。「一帶一路」以及中國成立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亞投行）的另一個重要目標，就是要將人民幣國際化，也就是解除中國資本主義對美元叩頭的束縛。因為美元是主要儲備貨幣，佔全球政府儲備的65%，美國有獨有的能力去決定自己的經濟政策，並將政策強加在其他政府。

因此，如果中國經濟進入長期停滯，其內部矛盾、走向「日本路」的惡夢，以及經濟若再衰退所引發的嚴重社會動盪，都迫使中國政府採取｢大躍進」。這必然地會導致國際和地區間的競爭與沖突。過去全球資本主義促進了中國的急速經濟增長，是由於斯大林主義在俄國和東歐崩潰後的特別的因素，以及亞洲資本主義急速（雖然自身不穩）的發展。但到了今天，資本主義的世界大餅不再擴大，反而正逐漸萎縮，而對於不同統治集團之間爭奪大餅的戰況只會越演越烈。資本主義正準備面臨新一輪危機及國際災難，只有中國及國際的工人階級組織起來，提出社會主義的替代方案，才可以結束資本主義的經濟破壞。

中國正走向一場新的天安門運動？

中共面對經濟獨裁體製正面對經濟放緩，黨高層權鬥尖銳化，陷入最困難的時期之一。八九民運裡，中共於六月四日橫蠻屠殺和平示威者。六四週年是中共心緒不寧的一天，而今年比過往更甚如此。中共政權陷入前所未有的問題：經濟債臺高築，房產泡沫爆破，工人及貧農愈來愈心神不安。

八九民運經歷了七星期，數百萬學生和及後的工人投入政治鬥爭，示威遍及400個城市，把中共獨裁者推向倒臺的邊緣。六月三日晚上，軍事鎮壓開始，根據官方數字241人死亡，但可靠的非官方數字估計死亡人數數以千計。隨後一波又一波的鎮壓開始，當中工人比學生受到更苛刻的懲罰。大部分的「罪名」是組織罷工和企圖成立獨立工會──當時這些行動令原本的學生運動提升到另一層次，開始對政府的存亡造成嚴重威脅。

今年的中共領導應該會特別留意到一點：八九民運是在經濟急促惡化，通漲率升到三成，大量工廠關閉，激起全國工人的不滿。加上中共最狂熱的市場派（特別是中共時任總書記趙紫陽，當時他受到鄧小平支持）推動強硬的經濟改革，令經濟動盪進一步惡化。趙紫陽比他自己主張走資政策活得短命，在八九血腥屠城後，新的領導人繼續並深化這樣政策。

八九會重臨嗎？

每年六四都有悼念活動，特別在香港有大規模集會（去年就有18萬人參加），愈來愈多人問另一場類似的群眾運動會在今天的中國爆發嗎？

過去廿六年來，中共獨裁者琢磨了自己的鎮壓工具，利用軟硬兼施的手段驅散示威者。當大規模示威爆發時，當局立即關閉當地的互聯網，實施嚴謹的媒體管製，有效隔離「被感染地區」。過去幾星期裡，在四川鄰水縣有群眾抗議將鐵路改道（5月16-17日），在廣東淺水鎮，有群眾示威反對興建垃圾焚化爐（5月20日）。這些運動都聚合了數萬人，並受到嚴厲鎮壓。最近幾月，在中國其他地區也有些一定規模的抗議。大部分個案裡，當局都作出了一些退讓，但都不是重要的讓步，很多時候都是空口承諾令示威者散去，然後再違反承諾。

GDP快速增長（軟的方面，但只有少數人實際上受惠）加上愈來愈高科技的鎮壓手段，是自天安門屠殺後阻止全國或跨地區示威運動爆發的主因。當局政權的維穩手法成功將示威維持在地區性並短暫性的，很多時候運動都沒有領導層，或者沒有可持續的組織方式。但隨著經濟快速增長這個軟的因素消失，就提出了一個問題──中共將不能解散或鎮壓群眾運動？

去年我們看到中國週邊地區爆發了群眾示威浪潮。有香港的雨傘運動，這場運動比八九天安門運動持續更久，還有本來作為「穩定」模範的澳門，都出現了歷來最大規模的反政府示威。當然，我們也不能忘記臺灣太陽花運動的政治震盪，當中發生過臺灣史上最大規模的遊行，共50萬人參加。太陽花運動改寫了臺灣的政治版圖，親中共的馬英九政府在11月大選受到重挫。這些運動都預兆著中國正等著發生的事，在中國社會和政治怨氣的潛在爆發性會更大。

危機的訊號

中國最少有三個主要的訊號表示危機正在加深，這危機最終可以招致一黨專政倒臺。第一是經濟表現是三十年來最差，令全球很多評論員指出中國經濟將會「硬著陸」，是對全球經濟的主要威脅。礦產業有七成的礦產企業報告虧本，正面對嚴重的蕭條，已經感受到經濟正在放緩。製造業也是如此，這行業的就業數字連續19個月下跌。

政府公布的7%經濟增長被廣泛視為造假，真正的數字跌至大概一半左右。根據Wigram Capital的Rodney Jones表示，在2015年第一季，中國的省份裡有三分之一的經濟在萎縮。他向《金融時報》表示：「經濟下滑在貧困省分的感受最嚴重──出現最大的財政赤字，並最依賴投資推動增長。」政府連番減息，並多次放寬貨幣措施，企圖刺激經濟增長，但今年這做法主要刺激了股市增長，增加了資本外流去其他國家。

危機的第二訊號是黨高層之間的權鬥。上星期宣布，前政法委書記周永康的審訊被延遲，可見事情並不如習近平及統治集團計劃般發展。可能周永康推翻了之前的證供，而周永康作為黨高層，手上一定有很多打擊其他中共領導人的資料，因此他可能威脅如果他要被判死刑（目前似乎可能會如此），就會上庭公佈這些資料。

目前並不可能肯定幕後發生的事，但明顯的是，周永康被審判和鏟除是習近平鞏固權力的重要一環，對習近平鞏固獨裁體製，令其更集中化和個人化，脫離鄧小平時期以來的集體專製模式。如果周永康違背早前的協議（在黨高層貪腐案中這種協議很普遍），那麽就要問這是他個人的舉動，還是背後有其他未背習近平清洗的高官和退休領導的阻力。經濟危機出現，加上有一種愈來愈普遍的觀念認為北京失去以前「點石成金」的決策，令政權內部分裂更尖銳。正如《金融時報》的Gideon Rachman（2015年2月9日），「可能習先生很完美地控製著政製，令他可以針對一些強大的利益集團。但北京一些與高官有來往的人現在估計，有可能有人企圖踢走國家主席。有人留意到之前發生群眾動盪（例如1989年）都剛巧遇到中共黨高層的分裂。

第三點很受首兩個因素影響，是愈來愈多的群眾反抗。鄰水縣的運動是極為重要，因為這發生在依賴耕種和礦業的貧困區。這是一個警告，如果經濟下滑至蕭條狀態，會有更多同類的抗議。在當局決定高鐵由經過鄰水縣改道至廣安（鄧小平的出生地）後，大批群眾出來示威，（有些報道指達10萬人），喊著「還我城際鐵路」的口號。廣安已經有一條鐵路及機場，鄰水縣的當地人認為鐵路繞道會對當地經濟帶來嚴重挫敗。中共統治者不會不留意到，1911年夏季四川的保路運動在推翻清朝中扮演重要角色，在同年稍後清朝出現士兵譁變。

根據目擊者表示，鄰水縣的激烈沖突是由警察暴行挑起的，令人聯想到天安門事件的小規模版本。有些未經確認的報告指有四人死亡，包括一個年輕女孩。社交媒體的圖片顯示很多示威者流血，不論男女，也有目擊者指被徵召到當地的鎮暴警察坐車裝甲車，並一度使用催淚彈。可見武裝齊備的警察不僅用於非漢族區（新疆和西藏的很多地方現在正處於變相的軍事統治）。今年首季的罷工數字是去年同期的三倍，同樣也面對愈來愈大的鎮壓。同時，政府正加強對非政府勞工組織的打壓，這些組織很多時候幫助工人組織工業行動。

雖然硬的鎮壓會在短期內幫助政府驅散示威，但代價是大大累積憤怒和不安，將無數鎮壓的受害人（傷者、被解雇的工人代依、被逮捕的女權人士）推向尋求替代現存製度的新方向。就如北京的刺激政策製造了經濟高舉債務的計時炸彈，鎮壓手段會製造一個政治計時炸彈。引爆只是時間問題，當爆炸的時候，中國會出現比八九民運有過之而無不及的群眾鬥爭浪潮。

周永康會否成為習近平最後的「老虎」？

習近平雖然終於拿下他要的人周永康，但卻不是以他所期望的方式。周永康現年七十二歲，身為中共前政法委書記。一反早前將會公開審訊的官方消息，他不但被閉門審訊，而且審判後三星期官方才公佈他的判決和罪名。

周永康最後於五月二十二日於天津受審，裁定受賄、濫用職權及洩露國家機密三罪，判處無期徒刑，並於六月十一日公開報道。從新聞片段可見，曾為最權傾中共且為人所畏的高官之一的周永康，現在滿頭白髮且顯得憔悴。他於片段中承認自己的罪名，並表示不會上訴。

這做法跟對付同為太子黨的薄熙來的差距甚大：薄熙來在2013年的審訊是半公開的，而且廣受傳媒關註。儘管周永康是習近平打貪運動中最大的「老虎」，當局卻選擇低調行事。這些打貪行動實為中共內部權鬥及改組的舉動，而非真正為抑製猖獗的貪汙風氣。就成效來看，這個運動並沒有成功，亦無法成功。根據柏林的國際透明組織資料顯示，中國於去年在國際貪汙狀況列表的175個國家中，從排名80下降至100。然而，中共的內部報告卻顯示，從2014年起，每三個官員就有一個涉貪，當然這數字也是低估的。換句話說，要真正打擊貪汙問題，就需要拘捕上萬無數官員，而習近平顯然沒有這種意圖。

周永康案被以低調手法處理，甚至沒有成為官媒的頭條新聞。這處理手法引起許多對習近平下一步的揣測。他打擊傳統勢力集團的行動是否遭到了愈來愈大的阻礙呢？而這樣是否代表習近平將減緩甚至暫停「打老虎」行動？伴隨著外貿下跌和近月的財政壓力，經濟衰退的警號是否逼使習近平需要首先將焦點放在維護黨國機器的穩定？這些狀況都不可排除。

Ｂ計劃

英國諾汀罕大學的中國政治學者曾銳生先生表示，是次裁判顯示許多人高估了習近平的控製能力，「習仍然強勢和自信，但並不如我們所認為的程度。」他指是次的閉門審訊是習近平的「Ｂ計劃」，否則他應傾向於更為公開的製裁，以提高自己的聲望，並對黨內潛在異己發揮殺一儆百的作用。

官方解釋，是次閉門審訊是因為周永康案因牽涉國家機密，所以不能公開受審，有別於許多評論者原本推則，審訊將分為半公開（只限指定國內媒體）及閉門兩部分。有鑑於上次薄熙來審判過程中不跟原定安排，中共政權似乎另作考量。前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雖權力比周永康小，卻比較受民眾歡迎。在審判期間，他曾撤回自己的口供，作出了強硬的辯護。此舉動獲得了公眾的支持，但當然如其他國內的審判一般，最後裁決早已內定。

根據媒體報導，周永康所犯的是嚴重貪汙，但這不是他下臺的主因。真正原因是他在2012年第十八次中共全國代表大會上與薄熙來等人，例如胡錦濤的心腹令計劃和中央軍委前副主席徐才厚（已在三月份逝世）合謀反對習近平出任總書記一職。他們四人被稱為「新四人幫」。而且，周永康作為前政治局委員，這頭「大老虎」一旦被打下，即代表一個警告：沒有人可以越過習近平鎮壓的範圍。

這次反貪腐運動是中共史上牽涉範圍最廣的，將最少100名副部長級或以上人員，以及超過40萬名低級「蒼蠅」拉下馬。這運動被習近平視之為在黨國機關內的利器，藉以消滅現時或潛在的政敵，並宣示自己為「強人」。情況仿如十年前俄羅斯普京總統發動「反寡頭財閥的戰爭」去鞏固自己的控製權，並將權力重新集中到俄國國家手中。湊巧的是，習近平仰慕普京一事是人所共知的。

然而，基於種種原因，習近平至少在現時似乎後退了一步。周永康案經過了兩年時間，很多評論員都很驚訝為什麽他不用接受公開「拷問」，而他只被判無期徒刑而不是外間預計的死刑或死緩。明顯的是，當局與周永康達成交易，以換取他認罪。在這種高調的反貪案裏，這非常普遍。問題是對於中共政權來說，她付出了什麽代價？

今年較早前，官媒指控周永康為「叛徒」，而中國高級人民法院亦提到周「搞非組織政治活動」。一份政治局文件更是第一次正式指出中共黨內派系的名稱，與以往截然不同的是，習近平「政治化」其反腐運動，公開承認在這個「團結」的中共內部存在派系權鬥。不過以上這些指控（派系主義──薄熙來打擊習近平的陰謀）也沒有被放到判詞之上。這些指控是用來向周永康施壓，令他接受交易去換取自己的性命和減輕家人的刑罰（仍有很多被收押中）。

與之前的案件一樣，周永康的經濟犯罪在審判中被低估。這是刻意誤導公眾，令人低估官員貪汙的規模。另一方面，輕判亦反映出中共一方面以反腐運動作為重整黨內權力平衡的工具，卻又恐懼運動會曝露黨內領導的犯罪記錄。根據最近《新華社》報導，周永康的黨羽前中石油董事蔣潔敏和前中共四川省委副書紀李春城被裁定貪汙，揭露出他們裙帶下累積的貪汙總額高達21億4,200萬人民幣，然而周永康的貪汙金額卻只有73萬1千人民幣。

另一方面，一個關鍵的證人──億萬富翁曹永正（又名「新疆三大仙」），這名氣功師深得周永康的信任。曹永正向法院講述周永康曾給予他六份文件，當中的五份是絕密文件。曹永正這電影航的角色顯示了更深遠的現象──正當腐敗激增，富有的菁英與多數的窮人的鴻溝愈來愈大，中共高官愈來愈靠占蔔通靈「指點迷津」。正如北京大學的經濟學教授胡星鬥所說：「通常職務越高，官員越迷信。」2013年被裁定貪汙入獄的前鐵路部部長劉誌軍，曾為了工程施工日期而諮詢風水師，這事是廣為人知的。儘管曹永正如此迷信，但去年他在逃往臺灣的途中被拘捕──似乎這是他始料不及吧！

習近平被迫後退？

圍繞著周永康案的因素提出了一個問題──習近平下一步如何走。有可能是，在經濟危機加劇和黨高層內部緊張的局勢下，迫使習近平將減慢清洗的步伐，縮窄清洗的規模。統治精英之間的鬥爭，可從上星期陳雲長女陳偉力的公開講話中看出。陳雲是中共元老，曾任中央紀委監察部主任，長女陳偉力最近高調力挺習近平的反腐運動。根據《南華早報》引述，她說：「習近平是在保住江山，不反腐江山就完了。」習近平感到有需要用陳偉力這些太子黨人物去反腐運動護航，可見反腐運動正面對強大的阻力。

最近亦有猜測，幾名前領導將會成為被清洗對象，當中包括前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溫家的總資產令周永康看起來不值一屑）、前總理李鵬（六四屠殺的懀子手）及其後裔，甚至前中央總書記江澤民。江是周永康和薄熙來的嫡系人馬，而他們亦是中共內最大派系—上海幫。清洗他們如同在黨內發動「內戰」一樣。只有時間驗證一切，唯一可以清楚的是周永康案後，反腐運動在短期內會降溫。短期內的清洗對象有可能是胡錦濤的心腹令計劃和前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郭伯雄。雖然現時有報導說令計劃在獄中患了精神病，而郭伯雄亦有傳他癌癥病情嚴重。因此，兩人都可能不能受審。這因素增加了習近平的壓力，令他本人及盟友要在這適當時機終結周永康案，然後開始讓反腐運動冷卻下來。

一名美國教授Andrew Wedeman 專研究中國貪腐。在6月21日，他向《紐約時報》說：「你必須尋找方法去維持平衡。」「當黨達到某一程度，是有需要調整它的規模，不可以不斷地指控更多的老虎，同時不影響整個黨的團結性。」

中共步向末日？

反貪腐運動的最終目的，就是要削弱中共黨內「老臣子」的勢力。這勢力一直困擾著前總書紀胡錦濤，各派系老大（通常有其地區勢力）如同以前的軍伐割據一樣，令中央施政陷於癱瘓。習近平通過反腐運動，加上在外交政策上打著民族主義的旗號（例如是在中南海的沖突和其他糾紛），嘗試製造個人化的獨裁體製。這樣做他摒棄了鄧小平時代互相製衡的集體獨裁模式。鄧小平當時的做法是為了防止如毛澤東後期執政時紛亂的局面。因此，顯然習近平獨攬大權的做法，一方面是因為需要極端措施去防止政權倒臺，避免革命爆發，但另一方面這也可能造成強烈反彈，傷及他自己。

一名中國的長期觀察者，美國人David Shambaugh指出這些危機。他在《華爾街日報》的專欄版上執筆，激起熱烈討論。他推翻自己一直對於中國獨裁製的樂觀前景，並表明現時習近平的「專政是嚴重威脅中國的製度和社會，並將會走近爆發點。」Shambaugh 曾是一名傾向北京的人士，但他最近因為有以下預測而被中國官媒攻擊：「中共已開始步向末日，而且這過程走得比很多人想像般更遠」。

現時中共發現自已站於一個長期不安的領域。經濟放緩，地區性和全球性的沖突日增，加上社會底層的動盪所引發起的罷工和大型抗議，對政權構成壓力。過去兩三年中共黨內高層「有反腐特色的權鬥」是源於自這些壓力。資產階級評論家除了提出中共要從上而下實行「政治改革」外，並沒有其他的解決方案，但實際情況是中共領導層懼怕一絲的變革也會如洪水塊堤一樣，引致革命爆發。Shambaugh 所勾劃出的末日預警並非空想出來的。我們現時正在親歷中國嚴重的危機，但只有工人階級以民主和社會主義作為政治綱領行動，才可以帶來真正出路。

中國股巿泡沫正在爆破嗎？

「離開這個世界之前我只是想說，願賭服輸，本金170萬加融資四倍，全倉中車〔中國鐵路機車車輛集團〕，沒有埋怨誰。」六月上旬，湖南長沙一名32歲股民在兩天內輸掉畢生資產後跳樓身亡，他自殺前在網上發放了以上訊息。他深信政府的「絲綢之路經濟帶」定能成功，所以從「黑巿」用四倍的融資杠桿去作賭註，並將一切押註在這所中央國家企業鐵路公司。

所謂的杠桿融資是在上年開始爆發，中國主要銀行推出一大堆「投資產品」去養肥這只巨獸。就是這個原因令股巿在過去12個月內前所未有地暴漲起來，當然在更早前股市也有一定比例的泡沫。最近，中央政府對杠桿債務的程度顯得非常不安，也擔憂有潛在可能會造成更廣層面的巿場崩潰。政府最近的打擊措施是自六月中股票巿場大跌的主因（月底前差不多下跌了19%）。中國的股票巿場在最近幾星期都十分波動，動蕩程度僅此於希臘。根據《華爾街日報》報道，中國股巿「蒸發了1.25兆美元的巿場總額，等於整個墨西哥經濟體的規模。」

準備爆破的泡沫

在六月初，中國股巿的上海證劵交易所綜合股價指（簡稱上證綜指）曾經沖上7年來最高價位，是自2008年1月以來第一次超越5000點。外間對這歷來最大的「牛市」熱烈歡迎，上海股巿一年內升了150%，深圳股市則差不多升了兩倍。上海與深圳的上市公司總值暴升至超過10兆美元，僅次於華爾街。《華盛頓郵報》報道：「沒有任何股巿曾經在12個月內如此巨額增長。」

很多評論者（包括《社會主義者》雜誌）都預計泡沫將面臨爆破。股巿與實體經濟（如生產、投資和消耗）的情況對比來說是不相乎的，後者正在急速放緩。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政府的智囊團）認為第二季的GDP增長將會是6.9%，比政府的目標為低。而更多的獨立評論員相信實際增長是更低的。

根據最近幾月數據顯示，通縮（即價格下跌）持續地束縛著中國的經濟，這會對未來願景帶來負面影響，包括公司盈利下降、消費下降和加重債務負擔。雖然中央銀行在七個月內連續三次減息（正當本文刊登時第四度減息），又推動不同紓緩措施去為負債公司減壓，但由於通縮借貸成本繼續上升。中國非金融公司債務的還利息成本已經相等於GDP 的15%比率。而國家債務是GDP的280%，這數字是希臘是兩倍。

這龐大的債務負擔令北京放任股市暴漲，去為過渡杠桿的公司提供資金，也減少銀行承受更龐大債務的壓力。過去一年，中國透過學習其他國家政府的經驗，大規模操控股巿。

去年，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為了刺激股巿，從政府的養老基金調動1兆美元到東京股巿。在1998年，當時數月內下跌了50%的股市，幾乎引發了一場貨幣危機，香港金融管理局大規模托市。北京就曾經為了製造股巿暴漲，改變金融規管措施（例如2012讓杠桿融資合化法），又動用官方媒體大肆唱好托巿。這些措施的效果是大規模刺激投機。

絕望中的政策

北京希望利用暴漲的股巿提供資金，從而為負債累累的國企融資，可見政府越來越陷入絕望中尋找拯救中國經濟的方案。國有銀行自身也需要註入資本，不能再承受這些負擔。為了這個原因，股巿必須繼續吸引新的「投資」來源，尤其是從私人資本上。這也是為何北京加快對外資開放股票和債劵巿場，進行具野心而「可控」的自由化。一個對外國投機者開放泡沫股市的會增加人民幣及人民幣資產在全球金融體系的使用率，藉以幫助北京保障在全球外幣儲備上的優勢，更可以減低對美元的依賴。

可是，政府打擊杠桿貸款，反映它恐懼狂熱的股巿投機正為經濟帶來負面影響。多次降低利率以增加流動資產，卻不能刺激投資或房屋銷售，反而是令股巿泡沫增加起來。國企海通國際證劵集團最近發表報告，指出「資金從實體（經濟）流入而進入虛假（的金融資產）。」

北京正處於兩面的危險，一方面是不可控製的泡沫，另一方面是市場崩潰（市場崩潰會蔓延至更廣泛的經濟層面），因此政府的行動就如一個反復踩油又煞掣的司機。這就是為何人民銀行在6月27日（星期六）再度減息0.25%，令利率降至歷來最低水平，並將銀行存款準備金比率降低50點子，明顯是為了避免股市爆破。瑞穗證券(Mizuho Securities)經濟學家沈建光向《金融時報》表示：「如果他們不作出行動，星期一股市會出現恐慌。」

影子銀行－又是它！

股市泡沫為影子銀行業開拓了可圖利的領域、北京一直竭力抑製影子銀行，避免它促發更廣泛的銀行體系崩潰。正如在湖南男子自殺的案例裏，影子銀行提供的杠桿債務水平超過了政府的限製（不能高於借貸人資本的100%），滿足了高風險股市賭博的需求。據官方數字，杠桿債務由今天初的4,030億人民幣，上升至6月份的2.2兆人民幣。雖然即使這翻了五倍的情況是值得關註，但據《金融時報》指出，這數字只是冰山一角。今天在股市的高杠桿賭博是源於新一系列的「理財產品」，由銀行及信托公司以「結構存款」的形式售出。即使以華爾街「財務巫醫」的標準來說，這做法是相當驚險的。過往中國的債務危機是由不可靠的理財產品來驅動，這些產品連系到基建等建築項目，往往是不理智且建基於高估的地價，但新一系列的理財產品是完全是建基於即將爆破的股市的賭註。

北京股市賭場會引起嚴重的社會反彈。官媒報道，2015年1月初至5月底，全國新開設了3,300萬個新帳戶。在媒體大肆宣傳下，無數中國平民投入市場。有些業主售賣自己的房屋，兌現投入股市，甚至農民及移民工都加入炒股行列。瑞穗證券亞洲有限公司的調查指出，十個大學生中有三個有炒股票。這是傳銷的典型現象，市場會逐漸虛耗並內爆，新加入股市的人淪為最大輸家。大企業玩家已經從股市泡沫中存起大量金錢，他們有能力玩得更謹慎。他們也能獲得政府的內幕消息，普通股民而不知的。

中國股市狂熱是經濟災難的先兆。這場災難是由鉅富雲集的一黨專製政權造成的。只有群眾鬥爭和社會主義政策才能以公眾利益為依歸來重組經濟。

「中國股巿暴跌可引發政治危機」

問：股巿暴跌的情況有多嚴重，政府如何反應？

Vincent Kolo：積累了多年龐大的（經濟）泡沫正在爆破，爆破的規模和速度都是前所未有的。所有人都目睹爆破即將降臨，但中國政府之前未沒有預計過，現在方寸大亂。外國媒體經常使用「恐慌性」這三個字來形容政府的救巿措施。這描述是準確的。

在六月份時，股巿價值攀升至10萬億美元（總巿場額），一年內升幅達6.7萬億美元。對於全球任何的股票巿場來說，這升幅也是是空前的。這升幅等同整個日本東京股票巿場總額。東京股巿是全球三大之一，僅次於紐約和滬深。在今年初數月，在股票暴漲下，每星期產生出4名億萬富翁（以美元計）。但在過去三星期內，股巿下跌了3萬億美元，是自6月15日以來第三大跌幅。這次下跌的總和已經相等於希臘國債的六倍，或希臘11年的經濟產量。深圳的《證劵時報》報導760家公司已經在上周停牌，超過上海和深圳總公司量的1/4。這猶如在不知不覺下股票巿場「停業」一樣，但這實際上卻並不是壞事。

投資小戶數量達到9千萬，是首次超越中共黨員人數。自今年初開始，大約4千萬人湧入股票巿場，而大部分人都是損失慘重。他們投訴不能斬倉，因為很多股票下瀉超過每日最大限額的百分之十而停牌。更甚的是，那些利用杠桿交易而債務纏身的人士，大致上都會破產。這批人在社會層面上來說，主要是城巿的中產階級，是中共政權賴以穩定生存的基石。這些中產階級曾經歷房地產巿場崩潰，中共為了拯救他們，所以刺激股巿暴漲以增加他們的財富、維持消費和避免社會不穩。這就是習近平的「中國夢」，但過去三星期卻化成了習近平的「夢魘」。

問：你認為政府的措施可以成功救巿嗎？

Vincent Kolo：這還需要時間觀察。但至今政府的措施明顯完全失效，他們已經被沽貨潮踩在腳下。 在每日都有新的政策發布底下，我們可估計每日都會有更多措施推出。自從6月27日開始，北京政府已經降低利率、向銀行註資、中止招股上巿活動、指令經紀業、社保基金和國企購買股票，更開展「市場平準基金」。北京已經鑄造了幹預市場的機器，就如他們利用射火箭造雨一樣。北京已經動用國有金融系統去作大規模註資，在今個星期（7月5日）達到最高點，更宣布中央銀行會「包底」，以防股巿繼續下跌。一些金融評論員將之形容為「中國式量化寬松措施」。過去五年，中國銀行體系積累龐大的債務，對於現時這境況，已經不是在談論用銀行挽救股市，而是政府需要同時拯救這兩個體系了。

當政府發現這些政策沒有效果時，當然會變得驚惶失措的。如果較早前實施這些政策會有更大效果。不過這正反映出整體的經濟不景，包括25年來最慢的經濟增長。實際GDP增長最高只有3-4%，三分之一的中國省份處於經濟蕭條，工廠正在裁減崗位。人們都知道股巿暴漲是脫離常軌的，但亦同時相信只要北京想它上漲就會上漲。因為過去幾星期的救巿徹底失敗，這個信念開始被撼動了。這將會造成巨大的心理影響，沖擊了過往政府全能而且可以指令隨意「指令」經濟的迷思。

這不單是一個經濟問題，還震動「強人」政府的形象。《紐約時報》報導，政府救巿失效，削弱了習近平的 「不可戰勝的味道」。曾有一名歐洲分析員警告這將會引致「對國家機器的信心危機」。《經濟學人》形容這次事件為「習李團隊的第一次重大傷痕」。這就是國際資產階級害怕的地方──中國政局的潛在危機，因為即使各國政府如何塑造自己的「民主」形象，實際上他們一直支持一當專政的中國，為的是帶來資本主義的經濟得益。

最近的救巿措施就連《新華社》都形容為前所未見的，不過無疑它是占滿了絕望的惡臭。它的確是有可能阻止跌勢的，但就算這樣，股巿將會維持相當的不穩。雖然一個獨裁政府可以做到很多「民主」政府不能做到的事情，如將大量註資入金融體系，更重要的是可以禁止傳媒報導壞消息。媒體被命令不可以用「股災」和「救市」等字眼，也不可以報導因股災而自殺的事件。警察也已經開始拘捕「散布謠言」的人士。同一時間，《人民日報》大力唱好股巿，叫人相信「風雨之後見彩虹」。這些保證沒有一項能兌現，尤其是當經濟已超出政府所能控製的範圍之外。

即使政府大力介入可以穩住股市，泡沫只會再次膨脹，而且將會是更巨大的，因為在政府承諾支持之下，投機者將會更放肆購買高風險產品，這就會造成自由派評論員所說的「道德災難」。上漲的股巿完全與中國實質經濟情況脫勾，這不免會造成更大的動蕩。

問：為何中共會如此著急地去挽救股市呢？

在現階段，這關乎到政權的面子──假若他們未能救市的話，會被視作一次公開的嚴重失敗。而這也會帶來政治後果。憤怒的投資者發起抗議的事件，已經在各媒體上廣泛流傳，中共當然不想看到。如果救市措施不見效的話，中共的政治權威就會受到質疑，而其來說是致命的。同時，本來受到重創的經濟亦再次深陷危機。中共決定人為製造「牛市」的原因，可以追溯到2012年年底換屆的時候，當時習近平的改革策略的關鍵就是要讓市場擔當「決定性的角色」──這在今天聽起來非常諷刺。

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以及債務帶動增長的模式，已經疲憊不堪，並進入一輪通縮危機，當局希望利用一個強勢的股票市場作為經濟的續命丹，來減輕受壞帳困擾的銀行體系的壓力。這特別是要救援嚴重負債的企業，讓他們招股，利用集得的資金還債。中國的債務對GDP的比率是大約280%，幾乎是希臘的兩倍，而中國的債務主要集中在國營企業和地方政府身上。

如今，這個策略卻出現反效果──銀行與國企們應該在股市的崩潰中虧大本。最近一輪的救市措施可能旨在短期的目標：讓這些公司在市場再重創前有空間卸下他們的「不健康投資」。這是一個可能性，當局所看到的是另一幅景象，一個更真實的景象、比公眾所能認知的更醜陋的景象。

《華爾街日報》將北京的緊急措施與前美國財長保爾森在2008年拯救華爾街的「巨型火箭炮」措施相提並論。有一點重要的是，中國並不是唯一一個這樣做的政府。日本今天也在做同樣的事情──幹預股票市場。另一樣需要了解的是，中國政府一直以來都有進行幹預，而且規模更大，正如他們製造了股市的熾熱，但最終股市依然失控，並令政府自食其果，無論是在經濟或者政治方面，尤其是若果這個程度的混亂持續下去的話。

根據花旗集團的資料，在過去三個星期中只解決了三分之一的杠桿貸款，也就是說仍然有三分之二的貸款仍然困在股市中等待撤離。這代表這次的波動還很可能會持續一段時間。

一個「正常」的股票市場就好像一個繁華的賭場，但中國股市中的巨額的杠桿債務（孖展）使得其更像是一場「俄羅斯輪盤」遊戲，正如楊思安所形容的。經過了三個星期的打擊，政府面對市場崩潰的威脅下全面投降。當局放棄了此前的收緊政策，並更加放寬了孖展貸款的交易限製。他們更允許孖展股民抵押自己的房產來獲得貸款，這明顯不會有好結果。

問：這會對整個經濟帶來什麽影響呢？

中共淪落推出力挽狂瀾的措施，等同被迫告訴我們事情的實際發展比其表象還要差（比股市下跌三成還要糟糕）。企業的股份一般會用作銀行借貸的抵押，因此企業們面對信用緊縮會引發連鎖反應。其中一個問題就是，各銀行都曝露在股市中，這會使金融危機蔓延，尤其是透過影子銀行的部分。中國的影子銀行是僅次於美國的全球第二大，但它實際上是國有銀行的附屬部分。他們都積極參與進了股市和孖展交易之中，並製造了一系列新的理財產品來滿足熾熱的市場。所以，過去數天的救亡措施很可能是因為中國政府察覺到體系性的隱憂，一個對整個體系的隱憂，並因此才會拼上老命般地避免更嚴重的市場內爆。

許多國際評論員都在說希臘的狀況令人擔憂，但中國的問題更深，並且會對全球經濟帶來更大影響。如今全球的商品市場正在萎縮──現在一度穩定下來，但最近銅礦、石油和金屬的價格再一次下滑──這是由於對中國經濟的恐慌以及需求的減少。中國是大部分商品的最大進口國，中國國內的危機會通過不同的渠道影響著世界經濟。因此不單單是我們社會主義者，許多人都警告著中國的股災只是危機的一個表象，而一旦危機繼續加劇，這會繼2008年華爾街危機和現今的歐元區危機後，引發全球資本主義新一輪的動蕩。

股市崩盤成中國的轉折點

「這裏的大新聞並非關於中國經濟，而是關於中國的領導人。忘記你聽到的所有關於他們的智慧與遠見的話。從目前的慌亂舉措來看，他們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麽。」

這就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對中國股災和中國政府的救市舉措所做的直率評論。自6月中旬以來，滬深股市下跌30%，股市市值已經蒸發了4萬億美元之多。這個數字超過了德國的年度國內生產總值（GDP），也超過了中國的外匯儲備（3.7萬億美元）——這個全球最大規模的外匯儲備經常被視為應對金融危機的準備金。

這場股災驚醒了全球資本主義，七年來中國經濟一直是它主要的增長機器。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占全球GDP總量的16%——美國為19%（按實際購買力計算）。中國消耗著全球一半左右的礦產資源，所以它一打噴嚏，從澳大利亞到巴西的出口商都會感染上經濟流感。

動搖對政府的信心

如克魯格曼所指出的，許多資產階級評論員都認為中共獨裁政權是「傑出的」經濟管理者。它通過巧妙利用國家幹涉和看似無限的金融資源，總能為經濟問題找到解決辦法。但是過去幾周的事件徹底動搖了人們對中共的信心。當股市繼續背離「黨的命令」時，中共領導人就成了吃力不討好的卡紐特國王（King Canute）——這個北歐國王曾命令潮水後退，結果濺了一身水。

據路透社報道，政府目前已經投入8000億美元進行股票收購等救市措施，但仍未能挽救崩潰的股市。這就像炸彈一樣震撼著許多中國人，尤其是去年被哄進股市的6000多萬小股民。

「我父親損失了90%的積蓄」，工國委中國成員於先生如此說道。「他在一家汽車零件廠工作，今年3月決定和同事一起炒股。大家都在討論股市。官方操控的媒體都在鼓勵人們投資於股票，並預言股市（上海證券綜合指數）會升到10000點。結果我父親和他的同事損失慘重，為自己相信政府而感到愚蠢。」

「國家牛市」

滬指從去年7月的2000點飆升至今年6月12日的5200點，上漲了150%。但是現在它已經跌到3500點。這場由國家操縱的「牛市」或者說金融繁榮，其動力不僅來自狂熱的媒體宣傳，還來自借債。它被稱作「國家牛市」，或者「習近平的牛市」。

近幾年，政府放任「保證金交易」等金融活動——這些活動在紐約和倫敦等「成熟」市場上都受到更加嚴格的控製。保證金交易被看做令1929年華爾街股災惡化的因素之一。根據官方數據，10%的中國股票都是賒購的（只交付保證金）。但這個數字低於實際水平，因為它沒有考慮中國龐大的影子銀行——也就是處在受監管的銀行系統之外的金融公司。算上民間借貸，經濟學家相信「保證金借款」的實際規模已達到市值的25%——而1929年大崩盤前的美國也才12%。

盡管受到許多警告，中國的統治者卻似乎看不到這項政策所隱含的風險。今年上半年，金融業以17%的增長率飛速前進。《金融時報》報道說，在1月至5月間，中國新成立的對沖基金多達4000家。

當製造業、建築業乃至服務業（除了金融部門）都已經減速或者萎縮的時候，中國經濟卻能保持增長，主要原因就在於此。我們必須對官方宣布的7%的GDP增長率有所懷疑。

六月股災成了轉折點，經濟現實重新夢醒於金融投機的紙碎金迷。遭遇重大挫折的中共獨裁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搖擺反復的政策，連國家壟斷的媒體也無法完全掩蓋它的失策。三周的前所未有的穩市措施使停牌股票一度達到97%的股市回升了16%，勉強彌補了一些損失。但是等到7月27日——黑色星期一——滬指又下挫8.5%，創歷史第二大單日跌幅。在接下來的幾周時間內，政府以巨額投入換來的暫時成果都消失殆盡。7月份滬指共下跌14%，是6年來最糟糕的月度結果。許多人都在問政府承諾的「穩定」為什麽沒有實現——而另一些人則質疑當初政府為什麽做出這麽不現實的承諾。於的父親的例子說明了這一事件的政治影響。

政府催漲股市泡沫一部分是為了在城市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的富余階層中激發「財富效應」，吸引這些階層支持獨裁政府，並促進受經濟急速放緩拖累的消費支出。另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則是利用股市的繁榮幫助經濟減少對借債的依賴——經濟增長正因此而受到威脅。然而，股價大跌意味著股市不僅未能解決政府的債務問題，反而加重了債務負擔。

日本病

2008年11月，中共政府實施了一個巨大的經濟刺激方案來緩解全球資本主義危機的影響，中國因此在建築、投資、影子銀行以及股票等領域經歷了一系列由債務驅動的資產泡沫。現在這些泡沫都開始破裂。政府沒像正統新自由主義者所鼓吹的那樣，放任泡沫破裂帶來的後果，而是采取大型金融援助措施以防止問題惡化，其中最新的一招就是為救市而打出的「愛國牌」。政府最近的舉動令國際評論員出現分歧：克魯格曼等人預言中共政府會遭遇慘敗；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主席克裏斯汀•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等人則為北京當局的舉措辯護，稱它和美國等政府的大型救市措施——例如「量化寬松」——沒什麽不同。

但是中國的基本經濟狀況正給政府帶來難題，因為堆積如山的債務限製了財政刺激的規模。現在中國債務規模已是七年前的4倍，總額達到28萬億美元，這個增長速度對於一個大型經濟體來說是史無前例的。中國的債務占GDP比例為282%，超過了希臘的160%。

隨著經濟增長率降到25年來的最低水平，債務的「定時炸彈」為政府擺下諸多難題。首先，債務在以兩倍於經濟的速度增加——GDP每增加1元，債務就要增加2元。其次，價格下跌（通貨緊縮）擠壓著企業利潤，使還債更加困難。政府在8個月內四次下調銀行利率，還有人要求政府進一步降低利率以穩定股市。但是即便采取了這些措施，通貨緊縮仍令實際貸款成本繼續上升，逐漸加重企業和地方政府的債務負擔。

中國發現自己和1990年代早期的日本處在相似的困境之中。當時日本的金融和房地產泡沫破裂，經濟的相當一部分陷入「僵屍化」——也就是說這些公司和銀行靠著政府的大規模援助才得以存活。直到現在日本也未能逃出停滯危機，而中國——一個從人均角度來看貧窮得多的國家——可能要遭遇相似的曠日持久的危機。

中國的普京

中共政權有許多理由為事件動態擔心。它憑借經濟高速增長和國家鎮壓才得以保持權力。自習近平於2012年末上臺以來，逮捕、審查和高科技監控顯著增加，隨之而來的還有逐漸激化的民族主義和習近平在國際舞臺上的「強人」形象。習近平一部分是模仿俄羅斯總統普京（Vladimir Putin），把更多的權力集中在自己手中，並控製了軍隊、警察以及黨國機器，乃至一般不在他職權範圍內經濟政策。

習近平一方面強化了中共的獨裁機器，另一方面用更多的新自由主義資產階級政策來使太子黨的經濟權力「正常化」並加以鞏固。但是偏離以往的「集體專製」模式可能帶來嚴重的負面作用，因為習近平必須為每一次失敗承擔個人責任——正如現在這場股市危機所顯示的。

中國經濟危機引起全球市場鎮痛

8月24日中國股市大瀉8.5%，連官媒《新華社》也感嘆當日是「黑色星期一」。由於全球恐慌中國經濟引致全球衰退，全球股市來了一次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最急速的下滑。

從前美國銀行在2008年崩潰時，華爾街是全球金融危機的中心點，但今次中國經濟出現危機，加上國家領導人明顯失去控製能力，輪到中國成為全球危機的促發點。全球資本主義社會過去一直都居危思安，盲目相信北京「會有辦法」去應對經濟放緩的問題，但8月11日人民幣「輕微貶值」令他們如夢初醒。人民幣貶值後，超過5萬億美元從全球股市蒸發。在短短數天內財富被大量銷毀，這足以證明資本主義是一個瘋狂垂死的經濟製度。金融危機蔓延到歐洲，《路透社》於黑色星期一報道：「今天歐洲三百間最大企業的市值減低了4,000億歐羅。」

前美國財政部長薩默斯（Larry Summer）在Twitter發言：「就像1997年、1998年、2007年及2008年的八月那般，我們現在可能處於嚴重危機的初階段。」即使是美國總統候選人川普（Donald Trump）也警告，全球可能正邁向蕭條。白高敦時期的前英國經濟顧問麥克布萊德（Damian McBride）也警告，現在的危機可以「比2008年的嚴重20倍」。

香港恒生指數經歷了1987年以來最大的跌幅，港股自四月的高峰以來大瀉超過20%，正式進入熊市。印尼及臺灣的股市也處於熊市區。同樣，已發展經濟體的股市經過了過去兩周的鎮痛後，於星期一再度急挫。英國富時100指數的市值自四月以來下跌了18%，德國Dax指數也自4月以來損失了20%。在星期一，澳洲股市下滑了8%，是歷來最大跌幅之一，反映了澳洲經濟與中國經濟的緊密相連。

全球經濟崩潰蔓延至石油、銅礦、鋁礦及鎳礦，這些大宗商品的價格跌至2008年全球危機以來最低的水平。在全球經濟扮演重要角色的油價，自2014年夏季的每桶115美元一度下跌，最近更進一步下跌至低於每桶43美元，為由俄羅斯到委內瑞拉等燃油生產國造成壓力，這些國家本已處於衰退狀態。彭博大宗商品指數是22種原材料的價格指標，這指數跌至本世紀以來最低水平，今年下跌了17%，過去三年下跌了40%。

過去幾年中國曾經是全球經濟增長的驅動器，帶動了全球經濟增長的三分之一，而美國也只帶動了17%。中國消耗全球一半的金屬，也主導了其他大宗商品市場（包括農業產品）。這類大宗商品的價格大幅下跌，阻礙了大宗商品出口國的經濟增長，也令全球經濟陷入通貨緊縮。雖然價格下跌可以短暫刺激各國經濟去輸入大宗商品，但如果這演變成長期的通縮，將會嚴重壓垮經濟增長，也會惡化債務問題。這些問題在中國以至全球都愈來愈嚴重。1990年進入通縮危機的日本就是如此，經濟停滯不前而且債臺高築，到現在日本也未能走出困局。中國以至全球經濟今天都表現了很多與1990年代日本類似的特質。

人民幣貶值的震動

過去中國一直都不想將人民幣貶值，並視之為「秘密武器」，但兩星期前政府突然作出這決定， 震驚了全球資本主義製度。一方面這證實了外間一直的揣測：中國經濟問題的實情比北京所承認的更為嚴重，而官方數據往往是被做過手腳、誤導公眾的。人民幣貶值至今已促發各國貨幣相繼貶值（所謂「貨幣戰爭」），這倒過來會引起全球經濟的「通縮浪潮」，正如法國興業銀行的Albert Edwards所指。

中國政府實行人民幣貶值的方式相當混亂，令資產階級評論員摸不著頭腦。正如克魯曼於《紐約時報》（8月14日）寫道：「他們（北京）對於市場可預期的反應似乎十分驚訝…投資者開始逃離中國，決策者突然由推動人民幣貶值變成全力推高人民幣。」

人民幣對美元至今只貶值了3%，這麽小的幅度對刺激中國出口根本沒有任何真正的影響。此外，中共政權與央行已經加強介入以支持人民幣，否則會出現更大的資本外逃危機。過去五季中國已經有8,000億美元外逃，規模之大前所未有，不論中國還是外國的公司及投機者都將人民幣轉變為美元或其他「安全天堂」的貨幣。

人民幣貶值似乎一度受到央行抗拒，直到在最後一刻才被接受，但貶值後卻得到預想中最壞的後果。貶值的決定引起了全球市場的慌亂，引發各國貨幣貶值的連鎖效應，但對中國刺激出口並無真正幫助。事實上，過去兩星期亞洲及其他新興市場的貨幣大幅貶值，完全消除了、甚至逆轉了人民幣貶值刺激出口的效果。亞洲貨幣整體都向下滑（除了日元被視為「安全天堂」的貨幣），馬來西亞的令吉和印尼貨幣都跌至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以來最低的水平。俄羅斯的盧布、南非蘭特幣和土耳其裏拉都跌至歷來最低的水平。貨幣貶值帶來另一個主要的影響，是令本來打算九月加息的美國聯儲局很可能將計劃延遲。這令美國政府的狀況更為復雜，也令中美的局勢更為緊張。

難以置信的失誤

中共政權在處理股災中作出了難以置信的失誤，在過去十個星期裏花費了超過一萬億美元來試圖救市，但最終卻什麽都救不到。「黑色星期一」的拋售是八年來最惡劣的狀況，導致股價比政府出手幹預的7月8日還要低。無疑，今天的損失抵銷了這個全球第二大股市在今年以來的升幅。

這些事件成為了政權的轉捩點。工國委及其中國支部一直都批判所謂中共獨裁政權的「不敗」神話，也否認其控製經濟的能力。一直到最近，中國的領導人都被全球資本主義的代表們視作「模範技術官僚」。

過去數月的誤政──首先是引發了一個不可能維持的股市泡沫，然後在泡沫爆破後試圖去繼續支撐，最後猶豫不決並含著淚實行貨幣貶值，將北京的經濟權威名譽掃地。政府沒有公開宣布最近將貨幣貶值的背後原因，其實是由於政府未能在黑色星期一的股災中以新一輪的救市措施來穩定市場。北京顯然意識到自己不能同時間支撐著股市及貨幣，於是決定集中處理後者。這些措施代表著世上少有的無能，也反映了北京根本無能力控製經濟發展，而全球的資產階級也高估了他們的能力。

「夏季所發生之事件的真正受挫的是政府的信用。當你看到入市幹預、幾個星期前拙劣的人民幣貶值失誤、天津爆炸等，你所看到的根本就是個無能力控製局勢的政府。當你看到這一切的時候，所帶出的訊息是中國領導層的無能。究竟誰應該為此負責？習近平好像消失了似的。」

以上評論來自《紅色資本主義》（Red Capitalism）一書的作者之一霍伊（Fraser Howie），這是今天典型的資產階級分析。很多這些評論員此前還是中國領導人的粉絲，現在卻像孩童長大時驚覺到耶誕老人原來是不存在的。

中國的股市崩盤是完全意料之內，股票價格早就與實體經濟沒有任何關聯了。最新的經濟數據再一次確定中國經濟危機的嚴重。工廠的產出量已經是連續第五個月下滑，並處於六年來的新低。過去一直在增長的行業，例如手機和汽車──中國是兩者的最大市場──也都在萎縮。雖然近期樓價「穩定」下來，但是新的建築項目的數量在今年頭七個月下跌了16.8%。在過去數年，中國就占了全球建築項目的一半，因此這樣的年度跌幅就等於全球的建築項目就減少了8%。這解釋了為什麽商品市場──從石油到黃豆──都在過去幾個禮拜受到打擊。同時，一些最大型的美國公司也因為他們對中國市場的依賴，而導致他們的股份市值蒸發了數以十億計美元。這些公司包括蘋果、通用汽車等，他們在中國所賣的東西比在美國還要多。

資本主義的全球危機

今天的金融動蕩突顯了資本主義的盲目，只會從一個危機跌進另一個危機。工人國際委員會（CWI）及其中國支部過去一直警告，下一波的全球資本主義危機將會是「中國製造」──這展望似乎愈來愈會成真。但今天中國經濟的問題，以及其嚴重的債務負擔（這是政府過去數月實施政策時左搖右擺的根源）都是來自全球資本主義歷史性的僵局。

在2008年當全球危機險些陷入1930年代式的大蕭條時，中共政府通過前所未有的信貸推出超巨型的刺激方案。起初這帶來了令人震驚的效果，中國GDP增長加速，似乎抵擋了全球蕭條的地心吸力。上海匯豐銀行的首席經濟師Stephen King當時指中國是「全球經濟的避震器」，但是今天中國反而變成全球資本主義的震央。這是因為2008年後由刺激方案帶來的增長是建基於不可持續的債務累積，令全國債務由2007年的7萬億美元上升至今天的28萬億美元。如我們今天所見，這令中共政權更難進一步刺激經濟以走出危機。在2008年以前，每一元人民幣的信貸可以帶來0.8元人民幣的GDP增長，但今天只有0.2元人民幣。

中國的問題是全球債臺高築的一面境子。根據麥肯錫全球研究所指出，全球債務自2007年底以來增加了57萬億美元，達到199萬億美元的水平。全球經濟會進入另一次衰退，而其結構會比上次危機更壞。在過去幾年整個資本主義經濟經歷了不穩定的「復蘇」，但都是依賴政府和央行在財政上的贖命湯──尤其是通過量化寬松政策，至今整個經濟體都未能擺脫這一政策。如果利率繼續維持今天這個歷史性的低水平（接近零，有些國家甚至是負利率），這意味著資本家會有更少武器去應對新一輪的衰退。同時，工人階級自2008年的危機以來面對不斷的緊縮政策，在多個國家的生活水準都大幅下降，意味著新一輪的衰退會引爆前所未有的政治運動，並挑戰資本菁英。正是這種恐慌驅使了全球市場的動蕩。

江蘇船廠工人罷工抗議欠薪

江蘇揚洲市的太平洋造船集團旗下的大洋造船有限公司的罷工進入第三天，該公司5,000名的工人中有五分之一參加這次行動。在9月16日（星期三），這間私營造船廠的工人停工，要求支付拖欠的三個月工資。工人們在工廠的大門外聚集，受到公司保安監視。一位姓唐的工人接受了《自由亞洲電臺》的采訪：「保安有10幾個保安吧，保安…保安不會動手的，期間沒發生過任何暴力行為，我本人也肯定不會參與任何武力行動。我們只是想要回工資。」

唐先生告訴《自由亞洲電臺》這個工廠已經陷入了財政危機。江蘇作為重要的造船大省，造船業及一些重工業都是經濟急速放緩的重災區，今次罷工是這些行業的罷工浪潮的一部分。在本月初附近的浙江省正和縣造船廠也爆發了罷工，這間公司由於財務問題從9月1日開始停產，引發這場抗議。

造船廠是面臨經濟寒冬的幾個行業之一。在今年的一季度，中國造船廠的訂單下降了77%。中國最大的民營造船企業揚子江船業集團老板任元林警告說，目前在全國100多家造船廠中，三年後只有30家可以運營良好。在太平洋造船集團稱自己的訂單情況良好，主要的問題來自中國銀行的「信貸緊縮」，迫使他們尋求其他替代融資來源。

根據《中國勞工通訊》的資料，根據社交媒體報道的罷工和抗議的紀錄，今年以來在中國至少有1,622起罷工事件，其中的75%（1,211次）都是因拖欠工資引發的。隨著經濟放緩和信貸問題成倍增加後，廠房關閉數字激增，引發這些基本上都是防禦的鬥爭，以獲得工資或補償。

當公司宣布倒閉或者搬遷時，許多產業工人（大多是移民工）會繼續尋找工作。在過去經濟還是繁榮的時候，總會有招工的需求。但這情況改變了，因為中國的工業產量放緩，中國政府選擇了更為市場化的道路，在有「系統性」風險的地方之外都允許破產和違約。

工人鬥爭可能會變得更長，更復雜，而且需要轉向更有組織的形式。因此，創建獨立工會和地下工人組織的鬥爭將進入一個新階段。

中國：極受壓迫的中國同誌

10月31日，將近兩千名中國「同誌」參加了臺灣同誌大遊行——在中國，類似的活動會被政府冠以非法集會或擾亂社會治安的罪名。1997年《刑法》修訂之前，官方通常用「流氓罪」的罪名來迫害同性戀人士。在2001年之前，同性戀一直視為一種精神疾病。儘管近年來社會態度趨向緩和，但是眾多性小眾人士的生存狀況仍不容樂觀。據估計，中國的同性戀人口在1300萬至6500萬之間，其中僅有30%選擇「出櫃」，而大部分同性戀會和異性結婚從而隱藏真實的性取向，因為同性戀的身份會讓他們在生活和工作中受到歧視和不公正的待遇（例如被僱主辭退），但是這種「形式婚姻」會給他們自己以及他們的伴侶帶來巨大傷害。2013年，四川大學的一名女教師因為知道了自己的丈夫是同性戀而跳樓自殺。許多同性戀人士迫於社會和家庭的壓力，尋求所謂的「矯正治療」，但是這些治療不僅無法改變性取向，而且會給他們的心理和身體帶來嚴重傷害。

今年年初，社會學家李銀河第四次試圖向人大遞交同性婚姻合法化提案，但仍未獲得足夠的聯名人數。幾乎在同一時間，官方媒體發表文章，將「家庭建設」稱為「社會和諧發展的穩定器」。包括中共在內的各國資產階級政府將「家庭」視為重要的統治工具。男權資本主義利用家庭中的等級和威權來壓迫女性、規訓下一代，同時借此在社會中樹立資產階級對於勞動者——當然也包括男性勞動者——的權威，而對脫離傳統家庭的性小眾無疑是一種威脅。李麥子是今年婦女節前被捕的五名女權主義者中的一員，同時她也是一個公開的「同誌」。在被捕期間，李麥子的性取向受到警察的攻擊，儘管這與她的被捕毫無關係。

性小眾與女性以及整個無產階級所受的壓迫有著相同的根源，這也就意味著，我們必須將性小眾平權運動聯繫至反抗資本主義製度的社會主義鬥爭。同時性小眾運動所體現的群眾力量也讓專製政府感到恐懼——特別是在當下經濟低迷的時期。一名性小眾平權運動者在接受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採訪時說：「當局的目標不只是同性戀團體。他們越來越擔心各種人權團體的組織能力，特別是當我們聯合起來的時候，因為這會挑戰他們的政治權力。」

作為社會主義者，我們支持同性婚姻權，支持性小眾獲得與異性戀平權。但是局限在單一議題上的社會運動是不足以動搖龐大的資本主義體系。只有和同樣受到資本主義製度壓迫的婦女以及整個無產階級團結起來，性小眾才能取得真正的解放。因此，同誌運動需要有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綱領，讓底層性小眾群眾將為平權運動註入巨大的力量。

中國氣候惡夢

正值12月聯合國巴黎氣候峰會正步入尾聲，中國受到新一輪的霧霾來襲，多個城市首次啟動「紅色警告」，令中國資本處於癱瘓狀態。北京有一半的私家車沒有開動，學校被下令停課，建築工地和一些工廠被下令停工。地方居民及汙染專家批評政府反應緩慢──汙染水平比上周「橙色警告」時更高，但當局的相應措施卻更少。

中國傳媒報道，毒霧侵襲超過3億人，東北部另外27個城市也提高了汙染警報。二氧化碳排放是全球暖化的主因，也是巴黎峰會的焦點。雖然不時侵襲北京等城市的霧霾雖然並不同於二氧化碳排放，但也是來自同一源頭：煤炭和石化燃料。雖然中國經濟衰退，煤占中國能源輸出超過六成，而中國嚴重依賴煤的趨勢將會在未來幾十年繼續，除非發生基進──革命性──的方向改變。

北京的空氣質量（AQI）指數發出紅色警報，是基於有毒的空氣微粒（PM2.5）超過600，毒性接近機場的吸煙室。世界衛生組織的安全水平是25，但幾乎沒有一個中國城市接近這個水平。去年，74個主要城市中只有3個達到較寬松的官方AQI目標，但全部都超過世衛的安全標準。在2008-15年期間，北京平均每日的AQI達到100，是世衛標準的4倍。北京市長早前說道，目前北京不是宜居之都。但這城市卻不入全中國十大汙染城市（去年北京排行13）。

電動車

三周以來霧霾侵襲三次，交通和經濟被中斷，中國媒體報道北京居民對電動車的興趣大增。過去五年，中國在綠色及可再生能源的投資比任何國家更多，包括為深圳比亞迪汽車製造商提供寬減稅碩和政府資助等優惠措施。但這些投資對環境帶來的好處卻被經濟製度和「市場方案」的現實所抵消。即使充電設施和電池容量不足等問題得以解決，電動車的電力還是主要由燒煤等石化燃料提供的。

幾十年來爆炸性的經濟增長造成大量浪費和破壞環境，意味著自2000年以來世界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長中有三分之二來自中國。最近政府修正中國千禧年代的耗煤量數字，結果發現二氧化碳排放量比之前紀錄的數字多出10億噸。

氣候威脅

由於依賴石化燃料來驅動經濟，中國成為停止全球走向氣候災難的一大阻礙。所謂氣候災難是指在本世紀末全球平均溫度上升兩度。以下一些事實突顯了問題的嚴重性：

中國的煤炭（最汙染的石化燃油）產量和耗量幾乎是全球其他國家加起來的一半。
在2006年，中國超越美國成為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國──去年中國的排放量比歐盟和美國加起上更多。
但中國也是最受氣候變化威脅的國家。在巴黎峰會開始前，官方專家發表了一份900頁的報告，突顯了這一點。報告指出環繞中國的海水位的上升速度比全球平均速度更快，對作為經濟重鎮的主要沿岸城市（上海和香港）造成威脅。長江三峽水利樞紐工程、世上海拔最高的青藏高鐵等大型基建項目都因為降雨量增加凍土溶解而受到威脅。

中國已經面臨缺水危機，全國人口占世界人口21%，但卻只獲得全球7%的淡水供應。報告也警告，氣候變化會令中國的水源可以在本世紀中前萎縮5%。在旱季幹旱的日子會延長，在雨季臺風會更猛烈。

中國的一黨專政政府正面臨巨大的群眾壓力，因為要求停止空氣汙染的呼聲愈來愈大，超過500條村落確認為「癌癥村」和食水供應有毒。根據環保部的資料顯示，中國有六成的地下水和三分之一的地表水是不適合人類接觸的。

環保抗議正在急升，令中共政權的戰略家響起警號，擔憂這些抗議會演化成更廣泛的反政府運動。過去三年，與汙染有關的抗議數字上升超過一倍。

今年六月，超過五萬人在上海工業區金山遊行，迫使地方政府停止停建PX化工廠，撼動了當區。在在五月，天津市葛沽鎮也有類似的抗議，總共有約四千名居民參加，一名發言人說道：「現在上空也汙染、地下也汙染，怎麽辦這個事情？鋼廠離我們居民區太近……」在四月，內蒙古也有另一場反對化工廠的抗議，主要是由蒙古族農民參與，被二千名防暴警察以橡膠子彈、催淚彈和水炮暴力鎮壓。在內蒙古和西藏及新疆等少數族裔地區，環保抗議正在顯著上升，同時民族主義情緒也因此而升溫，對北京來說這兩者是爆炸性的混合物。

中國對氣候問題的立場

中共政權也面對嚴重的經濟問題，因此被迫嘗試加快轉型至高科技工業以及擴大服務業規模。因此，經過了近年的慘敗之後，中國在巴黎峰會的代表正急於達成一份全球協議，而《經濟學人》指一份國際協議（像中國在2001年加入的世貿那樣的）可以「幫助政府打擊本國的既得利益」。

北京的根本立場並無改變，但愈來愈感覺到全球和本國的壓力，因此在談「環保」時要振振有辭。中美在經貿和軍事問題上的沖突愈來愈激烈，這也影響到中共的氣候外交政策。北京想提高自己在這種氣候會談上的外交姿態，其他國家當然也想這樣，但北京會更想。

一如既往，中國只同意減低每元經濟增長的碳排放量，即只願意降低排放速度而不願意減排。中國也承諾碳排放在2030年會到頂。這承諾太小、太遲也太空泛，沒有如很多中國及國際氣候專家所要求的將排放量絕對封頂。北京也拒絕任何獨立的監察和製衡機製。雖然如此，為了幫助資本建製在氣候問題上粉飾太平，予人氣候問題正得以解決的假象，全球很多傳媒還是稱頌中國的「新氣候政策」。

綠色投資

雖然中共宣布了幾個似乎很大膽的環保措施，但卻是說一套、做一套。國家大規模投資風力發電、水力發電和太陽能發電設施，令中國的可再生能源發力功率領先全球（433千兆瓦），比第二的美國（182千兆瓦）超出一倍以上。（2014年的數據）

但由於停電和浪費等問題，大部分的發電量都沒有被運用。原因包括地方的電網寧願連接煤電站，也不連接至太陽能電場或風電場。因為能源業內部的裙帶關系，也因為地區煤電站的保護主義，也因為中國中國電力供應網的技術落後，使其不能發揮風力和太陽能供電的潛力。2015年的電力浪費率增加，以風力發電來說的浪費率由8%上升至15%，而全球煤炭價格大幅下滑（自2011年以來下跌60%）也是另一原因。

根據《財富》世界500強排行榜顯示，中國國家電網公司是全國最大的能源供應商，在全球則是第七大，在澳洲、巴西、菲律賓和葡萄牙都有主要投資，在中國也是最大煤電站的擁有者之一，當然會親疏有別了。

煤電泡沫

與其他問題一樣，不同的機關表面上都由黨國控製，但實際上各走各路。北京宣布推動可再生能源的政策時，省政府卻下令提高煤電量。根據中國多間大學及綠色和平的一份報告對「煤電泡沫」作出警告，指單單今天已有155個新建的煤電站。

如果這些煤電站以正常的水平發電（中國的煤電站現時以低於總電量的水平發電），將會排放5.6億噸二氧化碳。根據《紐約時報》報道：「這相當於巴西的總能源排放量」。這些投資總值740億美元，代表著對氣候以至中國金融體系的威脅。

中國水力發電工程學會副會長張博庭表示：「今後數年，我們將看到這些工廠造成的浪費。鋼鐵和水泥等行業已經出現了這種情況。」

中共政權固執於「國家資本主義」的發展模型，也被億萬富豪的裙帶利益所製肘，並不能根本性地擺脫破壞環境與債務問題。現在需要社會主義替代方案：將能源業及主要企業置於民主公有下，全面實現民主權利，結束鎮壓與政治審查，並組成工人階級占多數的政府。

中共政權鎮壓工運分子

最近廣東省多名勞工及非政府組織者被逮捕。事件是一個不祥的警號。面對著顯著上升的罷工和關廠數字，中共政權為了令工人噤若寒蟬而作出今次行動。事件該會引發起響亮的抗議聲音和聯署行動，在中國駐各國的辦事處外展示國際工人運動的團結聲援。

最近的事件代表習近平對異見的鎮壓進入了新階段。這是最近超過二十年來最嚴重的鎮壓，被打壓人士包括維權律師丶女權人士和反貪腐的告密者，以至正在萌芽的獨立工運。

警察突擊搜查

12月3日及4日，最少21名工運份子在家中或辦公室被逮捕，4個非政府組織似乎都被鎖定為搜查目標。警方的做法與以往近似，搜查辦公室和住宅丶取走文件和電子器材以進行拘查。廣東省當局顯然有部署進行搜查，針對非政府勞工組織人士。由於中共禁製獨立工會，這些組織在工人鬥爭中提供意見和參照，扮演著愈來愈重要的角色。

雖然很多被捕者已被釋放，但仍有五名維權人士被關押，另外有兩名下落不明。廣州番禺打工族服務部的負責人曾飛洋與勞工維權人士朱小梅仍被拘留。朱小梅在多場成功的勞工鬥爭中表現突出，曾活躍於廣州大學環衛工人反外判的鬥爭，最近又參與了臺資立德鞋廠的罷工鬥爭，成功迫使該公司繳納社會保險和住房公積金，並繳付被克扣的加班費及其他款項。她的一歲幼兒有健康問題，但現時仍被拒絕保釋。

被關押的還有佛山南飛雁社工服務中心的負責人何曉波丶番禺勞動者互助小組的彭家勇，以及社會活躍分子鄧小明。

「擾亂社會秩序」

何曉波被指控「挪用公款」，而曾丶朱和鄧則被指控觸犯「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在內地這些都是針對工運分子和工人代表時極為常見的指控。律師在12月7日至9日期間試圖與被拘留者會面，但當局以相當官僚的理由拒絕。

「擾亂社會秩序」的指控常被政權濫用，以對付工運人士及其他鎮壓對象。2014年4月，4萬名裕元鞋廠工人發起了中國過去幾十年來最大規模的罷工，事後林東和深圳的非政府組織活躍分子也被指控同一罪項。林東最後獲釋，並在30天後撤訴。另一個著名的例子是家俱廠職工代表吳貴軍，同樣被指控「擾亂社會秩序」而被拘留了九個月，最後在2014年6月於庭審期間撤訴。

時代變化

從這些案例可見，新生的工人運動信心不斷增強，特別在罷工人數最多的廣東。這些工運突顯了當局對於罷工的態度反覆不一，在采取懷柔還是強硬態度之間搖擺不定。而最近的鎮壓事件有安排有部署，似乎預示著當局將采取更強硬的手段。這也符合習近平加強鎮壓的整體格局。維權律師聲援被捕工運分子的公開信中指，「這次如此規模的來自政府的重拳打擊，在廣東省乃至全國尚屬第一次。」

「經濟寒冬」

由於工人急於進入備戰狀態，當局今次的逮捕行動明顯是為了阻嚇工人。今年首十一個月已經發生超過2,350宗罷工，幾乎是2014年全年的兩倍。經濟急遽放緩的情況預計將持續到明年，在這情況下各地已出現了一波工廠倒閉以及資本家欠薪潛逃潮。即使是跨國公司搬廠到中國落後地區或周邊國家時，試圖以開出低於法定水平的賠償來欺騙工人。

去年廣東GDP官方數據增長了7.8%，高於全國水平，但這些數字被大多數人認為是誇大的。但無可置疑的是，廣東正經歷快速的去工業化，各種製造業正經歷「經濟寒冬」。據廣州臺資企業協會會長吳振昌指，過去幾年有至少30%臺資企業離開廣東，當中不少轉移至越南或其他低工資的經濟體。大品牌如微軟丶諾基亞和星辰手表已關閉了工廠，並在過去幾個月解雇了數千人。

《華爾街日報》12月14日報導：「在中國經濟放緩早期，經濟體能吸納大量勞動力。但是隨著經濟徘徊於低迷，裁員也變得越來越普遍，絕望的工人正在尋找爆發的機會──官方與勞工專家都指這趨勢正在凝聚動力。」該報導引述自一名曾在東莞任公司董事的人士，「假如經濟持續低迷，我們在未來一兩年將要面對嚴重的社會動蕩。」

當前工人鬥爭升溫的背後是日趨艱難的環境。中國在11月爆發了301宗罷工，屬今年以來的最高峰，其中廣東所占的宗數最多。香港《中國勞工通訊》指，全省在11月爆發了56宗罷工和抗議活動，相當於7月期間的兩倍。大多數工人罷工的原因是工廠倒閉拖欠工資和補償。

當局最近鎮壓勞工組織，明顯是為了嘗試將新興的工運扼殺於萌芽之中。從當局的觀點來看，他們合埋地擔心經濟低迷和殘酷的所謂「結構調整」會令新興的工運取得強勁的勢頭。這會使罷工和抗議可以跨越個別工廠，連系全區甚至全城發起運動。

習近平的鎮壓

考慮到中國一般的非政府組織活動者過去都非常謹慎，力圖避免公開批評政權，並將工人的鬥爭限製在經濟主張上，當下事態的發展可謂相當諷刺。但廣東的大規模搜捕與習近平近來的做法是如出一轍的。習近平更大範圍地鎮壓溫和的異見者以及體製內的批評聲音。過去這些對異見都可以有局限地發聲，作為對獨裁政權不滿的一個渲泄出口和安全閥，但現在習近平似乎下定決心要把這個出口堵死。

廣東勞工活動者被鎮壓之後，隨之而來的是更嚴格控製非政府組織，而更嚴厲的法規已在草擬之中。這很可能也會伴隨著政權的「外國勢力的顏色革命」等國族主義宣傳浪潮，渲染勞工組織受外國影響。

這就是為什麽世界各地的工人和社會主義者應該站出來聲援，並團結一致支持廣東的被拘留者。各位可以通過簽署網上請願書，並發出抗議信（見chinaworker.info），以及到你所在的國家中的中國駐外使館組織抗議行動。

立即釋放曾飛陽丶朱小梅丶何曉波丶彭家勇和鄧小明！
停止迫害中國勞動維權人士！停止鎮壓罷工工人！
支持組織獨立民主工會的權利，以爭取就業丶工資丶社保和改善工作條件！
國際工人階級團結反對緊縮與鎮壓！

浦誌強遭受迫害

北京法庭外的群眾喊著「浦誌強無罪」。公安戴著虛偽的笑臉，對著聚集在浦誌強受審處幾百公尺外的示威者丶外籍記者，甚至11名外國外交官的其中幾人動手動腳。

這場12月14日喧囂場面受到海外媒體廣泛報導。浦誌強是中國維權律師中最為人知的代表，他因為在微博上發布7條帖子而激怒了中共政權，面臨高達8年的監禁。盡管浦誌強的帳戶多次被網管封鎖，他在推特（Twitter）上有13萬8千名追蹤者，在中國的社交網站上也有差不多的高人氣。

他現年50歲，至今已被拘留接近19個月，因而病痛纏身。審判只持續了3小時——在中國法院這類案件普遍被快速審理——而浦誌強免於入獄的機會可說非常渺茫。

「煽動民族仇恨」

「尋釁滋事」與「煽動民族仇恨」的罪控是十分可笑的。許多評論者以為，當局在浦誌強漫長的拘留期間會想方設法挖掘更重要的材料——涉及財經方面甚至性方面的輕罪——去合理化對他的壓迫更可信。結果他們用的是全案最薄弱的罪證。原本法院舉證了27條浦誌強2011至2014年間在微博上的帖子，但幾個月前被裁減到只剩7條可用，這就是檢方判決的全部素材。

「煽動民族仇恨」的指控是針對一條關於2014年維吾爾恐怖份子發動昆明屠殺案的帖子。浦誌強敢言的寫道：「但這是結果，不是原因。」他指國家對新疆穆斯林地區進行鎮壓，引發部份維吾爾青年誤入歧途，采取嚇人的恐怖主義手段報復，造成惡性循環。

其他構成浦誌強非法的，還包括一條揶揄毛澤東之孫丶太子將軍毛新宇的帖子；盡管中共政權已盡了力挽救，但毛新宇在中國的社交媒體中仍是一個笑柄。另外還有一條則是針對2011年溫州動車命案批判政府官員的帖子。

浦誌強在八九民運時也是示威學生之一，他後來成為律師，並處理過數個備受矚目丶足以驚動當局的案件。2011年，他在普遍被視為政治迫害的艾未未逃稅案裏出庭辯護。2004年，浦誌強則為地下熱門文學《中國農民調查》的作者們擔任辯護律師，負責他們在安徽省的誹謗罪審判。

去年在北京參加了一場紀念六四屠殺的私人聚會後不久，浦誌強便被逮捕。在稍早一篇關於天安門事件的文章中，浦誌強提出了一個令許多評論家甚至參與者們都沒有察覺的區別：八九屠殺的受難的所謂「暴徒」（根據中共的說法）大多是由一般工人與青年所組成——而不是在史料占主導的那些「學生」。

政治審判

這場毋庸置疑是政治審判，同樣顯而易見的是，審判的影響力遠超過浦誌強個人的命運。當局決定用理據最薄弱的「罪證」追殺他，是習近平政權更廣泛丶更高級的鎮壓行動之一環。習近平政權把維權律師的運動視若芒刺在背，無論這場運動的目的為何，它也可能成為在未來集結群眾示威的焦點。因此，中共全力打擊該運動，並按同樣的道理打壓部落客丶反腐示威者及其他人士。這種「焦土政策」意味著對任何潛在反抗流派須加以抹滅，不管其批評的力道多麽溫和。

浦誌強的審判被人權監察組織形容為「煤礦坑裏的金絲雀」。不只是因為今年稍早有近300名維權律師與示威者遭到逮捕，其中有至少40人仍在拘留中；更是因為浦誌強案標舉著中共竭力將網路批評罪名化的新階段：「如果浦誌強被判很長的刑期，這對中國網路的寒蟬效應將會很恐怖。」美國學者暨浦誌強友人林培瑞如是說。

北京的審判也呼應了當局對廣東省勞權人士的進一步鎮壓。正在工廠倒閉潮令工人一無所有，兩者之間正持續醞釀一場工業風暴，因此中共對此深恐，因此試圖將示威扼殺於萌牙之中。但歷史證明，壓迫不會永遠成功；相反中共日益升級的殘暴手腕，正在增加大規模社會爆發的可能性。

工人階級談中國社會 三

作者 中國勞工論壇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一年

二零一六年

解放軍改革的背後代表什麽？

自習近平上任以來，中共內部改革解放軍的呼聲不絕。經過了反腐運動作為權鬥手段以鞏固權力後，習近平開始大張旗鼓推動解放軍改革及現代化。去年十一月底，習近平在中共中央軍委改革工作會議上，下達了要在2020年前「取得突破性進展」的軍令狀。自1985年解放軍裁軍100萬、將十一大軍區改編為七大軍區以來，這次是最大規模的變革。習近平上任以來一直高調倡議軍事改革，但改革受到軍隊內巨大的阻力，拖延至最近才開始有行動。經過一輪打老虎的反腐運動後，習近平在鞏固權力的鬥爭中暫時得以佔上風，反腐運動似乎暫時偃旗息鼓，因此開始將焦點投放於軍隊之中。

中國擠身為世界列強之一，隨著資本擴張全球而來的自然是軍備擴充，以保護在海外的利益。中共倡議的「一帶一路」概念，需要發展遠洋海軍保護在海上航線及擴充海外利益，尤其在巴基斯坦、阿富汗和中亞等政局不穩及出現戰亂的各國，更要保護其交通、軍事及能源設備。正如在香港軍情觀察員梁國樑說：「目前解放軍以大陸軍為主的指揮系統，絕對達不到這個要求。」

習近平在軍改過程中動用大量毛澤東時代的演說措辭，又強調解放軍的「革命傳統」，而他利用宣傳民族主義的工程之一，以強化統治意識形態，向國內人民展示強人作風以鞏固權威。

解散總部　黨指揮槍

解放軍改革的主要目標，是將以大陸軍為中心的解放軍改為西方聯合指揮模式，讓海陸空三軍平起平坐。

過往解放軍體製主要以陸軍為主，應對別國侵略邊境，保護領土、領空和領海，在1980年代之前主要針對目標是蘇聯。 到了今天，中美在亞太區的沖突日趨激烈，中共要增強在南海的海軍實力，因此近年中國在這地區加強軍事、交通和能源設施，大規模填人工島等。現時解放軍擁有眾多新型武器，例如正在開始建設第二首航空母艦，但卻因為過時的指令和控製系統，而無法有效運用這些設備。此外，中共還計劃在非洲吉布地建立第一個海外軍事基地，這些都須有新的管理和指揮系統匹配。

從中國國防部發佈的國防白皮書中的資料中，在230萬的軍隊總人數中，海軍23.5萬人、空軍39.8萬，但陸軍僅是機動作戰部隊就有85萬人。可見中國陸軍與海軍空軍人數相差懸殊，而且地位一直無法對等，七大軍區司令員至今仍是清一色的陸軍將領。這應付不了現代化軍事任務的需要。因此，習近平在去年九月三日抗戰七十週年閱兵大典上，宣佈裁軍三十萬人，陸軍自然首當其沖。改革方案還規定了三軍的兵員人數，其中陸軍縮減，空軍和海軍將會擴編。

軍委機關由原來的總部製改為多部門製。總參謀部、總政治部、總後勤部、總裝備部等四個總部，改為7個部（廳）、3個委員會、5個直屬機構共15個職能部門。多部門製是為了在中央軍委之下分散軍權，突顯各部門與中央軍委的從屬地位，避免任何一方勢力割劇而挑戰中央。更重要的是，四大戰區在平時無權管理部隊，所有軍隊平時都由海、陸、空三個總部指揮。這才確保黨指揮槍，將軍權集於習近平一手之中，更直接高效指揮軍隊。中共軍改方案中提及「更好地使軍隊最高領導權和指揮權集中於黨中央」。

軍改遇到的阻力

單從習近平宣佈的計劃來看，軍改的確是大刀闊斧，幾乎是將現有軍隊體製推倒重建。但他有沒有能力做到，且可完成多少程度的改革，則是另外一回事。首先，在中國今天政局紛亂和《漢和防務評論》的主編平可夫表示：「中國要在五年內達到改革的突破性進展，實在太急速了，因為俄羅斯和美國要用上三十年來執行相應的軍事改革，而且至今還未完成。」

更重要的是，軍改首先引起黨內軍內的巨大阻力。機關改組必然帶來人事調動和部門人落馬，牽涉眾多將領的實際利益，他們除了害怕飯碗被打破，更害怕落馬後自己在位時的貪腐會被追究。習近平上任三年多以來，他為了鋪平軍改的道路，以反腐作為武器打「軍老虎」，清除阻礙軍事改革的「既得利益者」，把兩位軍中最具實權的人物──前軍委副主席郭伯雄和徐才厚都掀下馬；截至去年年底，副軍級以上軍官也有48人落馬。此舉也要清洗江派和胡溫在軍中的親信。這反映軍改的殘酷激烈的權鬥，會為中共黨本身帶來不穩。

《南華早報》引述消息指，三十萬被裁人員中高達一七萬人是軍官，部分更在政委中身居要職。在會議之前，《解放軍報》發表了一篇由兩名國防大學軍官撰寫的評論文章。文章指，如果軍方不解決好薪酬和養老金的問題，改革可能會引發軍隊乃至社會的不穩定。許多官媒都轉載了這篇文章，但之後又撤稿了。

習近平及整個黨一直以蘇共改革歷史引以為鑑，上任時就公開表示要避免步其後塵路。前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領導的軍改，最重大的措施是撤銷陸軍司令部，結果成為他失去蘇軍支持的重要原因。而1985年前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推動的軍隊國家化，卻加速了蘇共倒臺的進程。因此，習近平汲取這些教訓，不能讓軍改過程出現任何不穩定局面而危及政權，故此改革是極為困難而緩慢的。

解放軍軍改的政治意味

中國面對嚴峻的經濟和政治危機，習近平在中共岌岌可危的綱線上扮演著波拿巴主義的仲裁者角色，需要一個居住不同階級之上的強有力國家機關，為了維護獨裁政黨的統治和資產階級的利益。習近平掌握了國家安全委員會和改革領導小組，還是外交事務領導小組的主席，也掌控「政法」機製－監控公安、監察與司法系統。

中國年度軍費居於全球第二位，但與第一位的美軍實力相比仍然極大距離。然而，比起十多年前喬治布殊統治的年代，美國作為世界警察的地位已經大大被削弱，同時沒有任何一個列強填補這個真空。因此，帝國主義的沖突會走向多方向和不穩定的局面。因此，中共軍改是亞太區軍事競賽的標誌，而亞太區軍事競賽則是帝國主義沖突激烈化的標誌。社會主義反對任何資本主義國家的軍事化和帝國主義沖突，只有反戰運動和社會主義綱領才能停止這個局面。

中國：人為災難的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深圳發生山泥傾瀉，導致最少七人死亡，為這充斥致命意外的一年作結。在前年的元旦夜，上海外灘發生人踩人事故，三十六人死亡，起因是節慶活動中未能維持秩序不力及安排差劣。在剛過去的元旦，上海人在陰霾之下慶祝新年來臨。

在六月，「東方之星」客輪受突如其來的風暴所襲，在長江沈沒，造成454人死亡。在八月，天津有貨倉發生一連串的化學品爆炸，造成173人死亡及17,000人無家可歸。這些災難都有著相似的特點：重度媒體審查，確保官方報導的版本不受質疑，生還者及災民家屬受到當局壓力，被阻止向媒體喊話或獨立調查。這些公眾安全被忽視的個案都有相同的特點：企業追求利潤而犯反法律，腐化的官員縱容違法行為。

深圳最近發生的災難使人更關註公共安全的問題，很多網民在社交媒體上表示擔憂自己的城市是下一個災場。《英文虎報》在深圳山泥傾斜事件之後報道：「這樣的情況如果持續下去，必然會對公眾安全及國民對現行體製的信心造成嚴重的後果。」

在邁向二零一六年之際，中國的空氣汙染危機亦越發嚴重。在十二月二十四日，在東部有十個城市，過億居民在紅色汙染警示下生活，居民被警告盡可能留在室內，學校和不少工作場所關門。燒煤和其他化石燃料製造出來的有毒霧霾，每日約造成四千人死亡。在冬季，政府在十二月首次發出紅色警示，北京政府迅速把警示由黃色提升至橙色，然後提升至紅色，被一些網路評論員諷刺為「顏色革命」。

深圳塌泥災難

在十二月二十日，大規模的山泥倒塌，淹埋了深圳光明新區工業園的樓房。深圳，這人口超過一千二百萬人的城市，被稱頌為中國經濟奇跡的起點。換言之，塌泥事件象征著中國高速崛起成經濟大國的根基是如此不穩的。盡管煤礦災難死亡人數有所減少（這只是由於煤礦業的大幅負增長，危險的小型礦場被關閉），中國在二零一四年依然發生了68,061宗致命工業事故，平均每日有186宗。同時，於美國每日只發生13宗同類事件（美國人口為中國四分之一左右）。

山上的一個大型廢置石礦場被非法用作廢物處理場所，於十個月前因安全考慮而被斥令關閉。在事故發生前的四天，政府再次發出警告，但石礦場依然無視警告，繼續運作，廢物堆積如山，高度相當於一座建在百米以外的工業園區的二十層高大樓。結果這「人造垃圾山」倒下來，工程廢料及泥土吞噬了三十三座樓房，包括住宅、工廠、飯堂和三個工人宿舍。

「跑！快跑！」

事件造成七人死亡，超過七十人依然失蹤。山泥傾瀉事故被附近居民用手機拍下來，影片見證民眾為求保命逃離住所，並大叫「跑！快跑！」通知其他人逃離。市政府指事故影響38萬平方米地區，相當於兩個香港維多利亞公園的面積。

山泥傾瀉在礦業國和發展中國家經常發生。十一月至十二月間，緬甸的兩個玉石礦場意外中，超過一百個工人被活堆。《英國衛報》一個報道指出，每年中國有近4,617 人因山泥傾瀉而死亡，但在大城市中發生致命事故，且由建築廢料而非挖掘引起的事故，則非常少見。「這起事故最令人想不通的地方就是，事故發生地竟是一線城市的深圳。」《新京報》評論道：「……深圳按理說不在此列，其現代化水平在中國城市中位居前列……」

實際情況是，死難者親屬及其他居民投訴被拒進入災區。部分人指他們了解當地，可幫助搜救行動，但依然被拒諸門外。官方媒體指五千個工人參與搜救和善後工作，但當中有多少人是被派以管製媒體和災民家屬的國安人員和警察，則不得而知了。一名丈夫被埋的生還者周素琴（音譯）向香港《南華早報》指：「沒有人關顧我們，更沒有人通知我們救援狀況。（政府人員）只希望把我們隔離，阻止我們在媒體上出現。」

有報道指，中共安排了七十六隊負責「照顧」失蹤者家屬的救援隊，每隊有五名中共官員，實際上是阻止媒體接觸他們。這情況與去年年初上海人踩人事故相同，事件受害者家屬後來投訴指，他們被官方「綁架」，強逼他們接受賠款，並必須終止追究官方。正如一名網上評論員指：「哀悼也是犯罪。」

無視公眾安全

深圳的災難和四個月前天津化學品爆炸案有相同的特征。兩城都是現代化城市，也是政府親資本主義改革的指標城市。兩個案都涉及民居和工業區附近放置危險品的犯罪行為。政府監管不力，地方政府縱容兩個企業（天津的瑞海物流，深圳的益相龍投資發展有限公司）在牌照過期後繼續儲存危險品。

還有其他因素令這些災難惡化，都是植根於無所不用其極地追求經濟利益的新自由主義。在深圳，不少被破壞的樓房都是「豆腐渣」工程，沒有良好的地基。在天津，私人公司聘請的消防隊缺乏訓練，加上指示混亂，他們和後來到場的政府消防隊並無有效的合作，在爆炸初期多次犯下致命錯誤。

深圳的災難無疑是人為的。中央的研究團隊指這是一場「工業安全事故」，而不是地質災難。深圳益相龍——災區的管理公司更在四天之前接獲由地區政府聘請的監督機構的停工指示。擔心「垃圾山」有倒塌危機的說法早在居民間傳播。他們指直到事故當天，大量的貨車依照如常運送垃圾到場。

《新華社》報道指益相龍在其牌照於年初過期後，繼續運作廢置場長達十個月，並賺取七百五十萬元人民幣。公司的十二名董事現已被捕，一名負責管理該區的官員在事故發生後不久自殺身亡。不幸的是，被捕董事和涉事官員的刑罰按照中共極權政府的常規劇本進行——更多工作在於重建「秩序」，以給予民眾果斷行動的印象，處理問題根本的措施則欠奉。長久以來，他們重覆使用這些手段來卸除社會對政權的批評，這縱容了更多為求短期利益的地區性犯罪行為。災難後根本沒有真正改變，而下一場災難只是時間的問題。

民主控製企業和工業區

我們不能奢望一個極權政府會保護公共安全，它靠媒體審查、政治打壓和懲罰勇敢說真相的人，躲在高場之後。《社會主義者》要求一個開放獨立查深圳的災難、八月十二日在天津發生的爆炸，以及其他人為災難。我們要求停止媒體審查和網絡管製，容許真正討論事故原因和必要的救援措施。

立即全面實現民主權利，包括選舉所有政府官員的權利，以及完全透明的公眾監管製度，是保障性命的必要條件。同樣地，需要獨立的工會為工人充權，讓他們在工作場所和社區就公布和處理職安健問題。深圳的災難展示了公有製和民主控製所有企業和工業區的需要，抵抗殺人奸商，保障工人和居民的安全。

中國經濟恐慌蔓延全球

2016年在全球金融市場的一聲巨響中開始！自去年夏天的第一次後，中國股市混亂和暴跌重演，再次觸發世界各地恐慌性拋售股票、商品和貨幣。上海和深圳的交易市場在首六個交易日下跌了15%，相當於蒸發了一萬億美元的市場總值。全球擔憂中國經濟，令美國市場蒸發了四萬億美元的市值。全球最大的股票市場紐約，在今年的第一個星期下降6.2%，是有史以來最差的年初開局。

這是否就已為2016年的世界經濟定調？資本家索羅斯是預測另一場2008年金融危機將會出現的其中一人。

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最大的貿易國。兩年前中國經濟增長大幅減速，已使那些依賴中國商品貿易的幾個國家深陷危機。最明顯的就是巴西，它正面臨自1930年以來最深遠的衰退。資本家們越來越關註人民幣貶值會否觸發貨幣戰爭，以及其龐大且不斷增加的中國債務。

去年夏天，中國股市下跌了創紀錄的45%。在股市暴跌幾個月前，中共政權還在吹噓股市上漲，並宣佈股市受到控製。但到股市暴跌時，中共卻被外界視為無能為力。他們為了製度跌市的措施，包括禁止拋售的禁令，現在反過來傷到他們了。當禁令限期將屆時，憂心的公司高層不惜一切代價拋售股份，造成了年初開市的跌市浪潮。現時當局已經延長了拋售禁令。如果中國股市再下跌3%，它就會觸及去年八月的最低點。

雖然股市只能有限地呈現實體經濟進程的畫面，且中國的股票市場被廣泛地貶稱為「賭場」（當然所有股市都可冠以這一稱號），但金融恐慌爆發，背後的確是有著真實的問題。世界經濟自2008年深刻的危機以來，只取得的脆弱的「復甦」，但隨之而來的是更極端的失衡。中國經濟現在是全球最不穩定的中心，正經歷一個比其領導人公開承認的更複雜而急速的經濟衰退。

貨幣戰爭？

中國經濟面臨最直接的風險，是資本加速外流和人民幣匯率下跌。隨著經濟的放緩，為了通過不同的外匯機製維持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中國經濟付出了沈重的代價。這抵消了北京試圖通過降息降準對市場註入更多流動性以刺激經濟增長的努力－資金的流失與央行的註入速度幾乎一樣快。當局現時進退維谷：貨幣匯率愈下跌愈加速資本外流；然而央行為了勉力支撐人民幣匯價卻不得不以驚人的速度燃燒外匯儲備。

去年八月以來，人民幣兌美元的匯價已經下跌了6%，其中2%是今年初十幾天內下跌的。許多評論員都相信人民幣將進一步貶值，因為美元匯價持續上升，人民幣現時的水平對美元仍不能持續。中共想要實現逐步貶值，但市場的力量正在破壞這一計劃。全球金融市場越來越擔心中國當局可能會被迫進一步將人民幣貶值，甚至失去對貨幣的控製。

諷刺的是，去年十一月第一次貶值後不久，人民幣獲得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官方儲備貨幣的地位，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煞有介事地宣告了貨幣價值將保持穩定。

北京為了防止人民幣急速下跌，已經花費了大量外匯儲備。十二月出現了最大月度外匯流出紀錄，是過往最高紀錄的兩倍，相當於1300-1400億美元。原因大多是由於央行維護其貨幣，小部分則是由於央行持有的非美元資產貶值。自2014年中期以來，中國的外匯儲備已經從4萬億美元縮水至3.3萬億美元，接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6萬億美元的最低要求。

人民幣的貶值將不免使其他國家跟隨，尤其是亞洲大多數將中國作為其頭號貿易夥伴的經濟體。其貨幣將跟隨貶值以免與中國相比失去競爭力，但是貨幣貶值也將增加還債成本。

債臺高築

中共政權通過大規模公共投資，緩解了2008-09年世界經濟危機，被西方經濟學家稱贊，但這些政策的成本是至今巨大的產能過剩和債務的快速積累。官方估計去年中國的總債務從08年GDP的160%上升至250%。

大多數「新興市場」的負債都相應增加。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是美國聯儲局和其他央行──日本、英國、歐盟──實施量化寬鬆政策。這筆數萬億美元的資金的一部分中，有些變成南韓、印尼和印度等國的債務。據估計，中國、巴西、墨西哥和其他國家的企業、城市和省份，通過發行債券而承擔了相當國債水平的債務。

當美聯儲於十二月九年來首次上調美國基準利率，意味著全球資本流動會回流美國。這對中美貨幣和債務都有巨大的影響，因此聯儲局沒有一早實施這政策。今次美國的小幅度加息已經造成負面影響。

大宗商品價格暴跌

中國經濟的緩慢增長是大宗商品交易價格大幅降低的主要因素。世界銀行監測的46項商品中42項的價格是1980年代初以來的最低水平。即使中東地區的緊張局勢加劇，石油價格仍持續走低，而上週開始跌至每桶$32美元。多數人預測油價將在2016年持續下跌，摩根士丹利預期會跌至每桶$20美元。下跌的油價已經令很多石油輸出國陷入衰退，從沙特阿拉伯到委內瑞拉都出現政治不穩。

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預測中國目前的增長速度為4%左右，而不是習近平說直到2020年前每年所需的6.5%。中國政府具影響力的「發展研究中心」主席李偉，在上週末一次演講中表示他認為6.5%難以實現。官方《新華社》的一篇社論警告，2016年將會是「非常困難的一年」，將面對「不可避免的痛苦」。

《新華社》援引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權威人物警告說，經濟衰退後，「更有可能出現的是L形增長期」，而非「V形」，即沒有真正的復甦。低迷將一直持續且沒有結束的跡象。

習近平的經濟議程

現在中國的債務負擔──尤其是在企業部門和地方政府──幾乎消耗所有在經濟中的新增信貸，只為延續債務。因此，中國正成為一個更大、更不穩定的日本。在這個意義上，現在中國經濟的一大部分已經「殭屍化」，只能產生更多的債務，而不是提供有利可圖的投資機會。這也解釋了為何權貴菁英們何以急急抽走他們的資金。信用評級機構惠譽公佈，中國自2014年第二季度流走的資本達到1萬億美元的驚人水平。

習近平正在嘗試通過關閉「殭屍」公司，並進一步削減工人階級所得佔GDP的比重，以新自由主義的經濟轉型來恢復利潤和「信心」。官方媒體報道，350萬個就業崗位將分別於今年重工業工廠中被裁減。與此同時，中共政權談到建立一個以消費驅動的經濟新增長動力，但主要是基於中產階級上層，而不是讓低工資的群眾維持「消費」。

但是，習近平的轉型議程一直被卡住，因為這些新自由主義的補救措施必然會加劇短期內的經濟衰退，甚至可能令經濟陷入全面衰退。雖然中國官媒中的自由派敦促政府要硬著頭皮接受經濟「陣痛」，但中共很有理由猶豫不決：不僅因為這條路會導致大規模社會動盪，而且這一過程可能會使政權失去控製。

目前已經有失控的明顯跡象，這是全球市場另外一個嚴重的因素。我們在去年夏季看到了這個仿如鬧劇的錯誤：粗暴的貶值和啞火的貶值政策。而現在我們又看到相同的事情：為了減輕股市波動幅度的「熔斷」機製在實施後短短四天即被放棄。

對於索羅斯關於金融危機在短期內爆發的預言會否實現？雖然目前言之尚早，但2016年首週過後這風險無疑是增加了。政客和資本家──包括北京獨裁政權──對於資本主義危機都沒有答案。

中國：工人下崗 罷工數字暴升

中國去年工人鬥爭事件的數字急劇上升，尤其是在年末的數月間。

全年總共有2,774次罷工或工人抗議事件，比起2014的1379宗，足足增加了一倍。這些數字是由香港非政府組織「中國勞工通訊」透過綜合網絡社交媒體上的報道所計算出來的。

抗爭發生最多的行業乃建築業，占了全數的36%。這是有好多計劃被放棄，全國新建造項目下跌了25%。至於製造業則占全體罷工和抗議事件的32%。

明顯地，經濟下滑與工人鬥爭增加的關系無疑非常緊密。「中國勞工通訊」指出：「罷工和抗議事件的暴增主要在八月十一日人民幣貶值後所觸發的股災後發生，並延續到了去年的最後一季。」

欠薪問題

大部分的罷工（超過75%）乃關於拖欠工資或社保。只有168宗（6%）是關於要求提升工資。正如「中國勞工通訊」報道：「許多這些事件都是由突然減薪而引發的。」在2012年當經濟還在興旺的時候，幾乎三分之一的罷工是為了要求更高的工資。這反映了工人抗爭從過去的「進攻性」變得更「防禦性」。

同樣地，大部分的罷工事件發生在眾省中最大經濟體的廣東。在去年886次製造業抗爭事件中，有267件就是發生在廣東省，占了該行業的30%。

廣東也在打壓工人抗議方面手屈全國，四分之一因參與工運被捕的人就是在廣東。總共，中國在去年有831次警察介入工運事件。在十二月四日，政府以「維穩」之名再一次進行鎮壓，廣東警方扣留了七名主要的勞工維權組織的活躍分子。

鋼煤業工作崗位大減

一月份，國務院宣布了一項計劃減少中國的鋼材產能，減幅達1到1.5億噸。政府並沒有公布任何時間表，以防導致社會的嚴重不穩。

研究機構中國冶金工業規劃研究院稱，產能的縮減將會減少40萬個工作崗位。另一方面，中國國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警告政府縮減鋼鐵、煤礦、鋁和玻璃生產的計劃將會在未來兩到三年間減少300萬個工作職位。

鋼鐵和其他重工業的工人們已經受到工資下滑、被迫放假和保障不足的打擊。產能過剩令市場充斥商品，導致去年鋼鐵價格下跌了37%。盲目而無計劃的誇張與投機就是罪魁禍首，老板們撈取所有財富而丟下工人去承受負擔。

報章《今日印度》警告中國會出現一段「不滿之寒冬」，在一段有關河北的一件工人抗議報導中寫道：「在十二月一個寒冬早上，大約一千名興隆鋼鐵有限公司的員工遊行到了唐山市政府辦公室。數天前，該公司突然宣布將其中一個煤礦關閉。那些工人事前並沒有接到任何通知，並已經七個月沒有支薪了。」

踏入猴年，經濟步入深遠危機

正當猴年將至，中國正面對數十年來最嚴重的經濟問題。

刊登自《社會主義者》雜誌第36期社論，電子版可向cwi.china@gmail.com訂購

政府的官方數字顯示2015年的經濟增長為6.9%，與現實有很大距離。即使這數字也代表著25年來最疲弱的增長，但有幾間獨立機構將經濟增長定為3-4%。

經濟陣痛在中國不同地區裏程度有所不同，在東北部的工業重鎮接近全面蕭條（負經濟增長），但在最富有的一線城市和一些二線城市，情況則會較好。

北京咨詢機構龍洲經訊（Gavekal龍洲經訊）的分析師Ernan Cui表示，煤礦業在過去兩年削減了89萬個崗位。這代表全體煤礦業勞動人口的15%。同時，在鋼鐵業有55萬工人下崗。一月，國務院決定進一步關閉4,600個煤礦場。雖然現在有緊急需要轉用潔凈能源，但這些政策完全沒有保證工人的就業，也沒有創造綠色行業的新崗位。需要社會主義計劃──而不是市場混亂──解決這些矛盾。

製造業也處於停滯，這行業的就業人口連續24個月下跌。世界巨型工廠東莞的情況映出製造業移民工的困境。在一月底，東莞市長袁寶成說50家外資企業在2015年從中國撤資。根據《新京報》資料，去年東莞關廠的數目超過4千家，主要是電子製造業。去行業化令相應的店鋪和餐廳也關店，造成數以百萬計人離開城市。據手機供應商的資料顯示，東莞手機用戶人數從2007年的1,200萬下跌至去年的800萬。

罷工浪潮

工人被迫發起抗議和罷工。由於當局愈來愈專製和鎮壓性，工人面對愈加嚴重的懲罰（被毆打、被解雇、被判坐牢）。製造業去年12月的罷工數字創下了紀錄，但這情況不僅發生在這一行業。

最近數月，護士和醫護人員也發起了罷工浪潮，主要是關於不平等的短期合約。在一月，安徽省重慶市和淮北市的護士發起罷工，要求提高工資及平等的雇傭合約。

即使《新華社》也警告，2016年「將會是困難的一年」。在年初中國及全球股災讓我們對這點毫無懸念。繼去年夏季下跌43%後，在2016年的首星期中國股市再次下跌22%。全球股市亦出現急瀉，可見這不單純是中國現像。油價和商品價格下跌、中國經濟引發恐慌、貨幣騷動，以及全球債務上升──這些都是引致金融動蕩的因素。以上皆是2008年開始的全球資本主義危機遺留下來的影響，而危機並未有得到舒解。

中國債臺高築是引起全球資本主義緊張的因素之一。這是一月份舉行的達佛斯世界經濟論壇中，全球菁英討論的焦點。

中國經濟急速放緩，但債務仍在增長──速度比經GDP快三倍！據荷蘭合作銀行的亞太區金融市場研究主管邁克爾．艾弗利（Michael每一個），中國總體債務在2014年年占國內生產總值的282％，在2015年年可能上升至346％。

這可把金融體系推到爆破點，迫使政府付出沈重代價來挽救。救市的成本可以是極為高昂的，分薄了原本可用於投資的資金，以及舒緩工人及中產階級經濟陣痛的資金。

政府為了避免金融崩盤，推出了「隱性救市計劃」，由銀行推出借貸來覆蓋負債企業的舊債務。這是降低了信貸的效率──經濟體需要愈來愈多的信貸來達到同樣、甚至更低的增速。而這是中國債務持續上升的原因。

來年中共政權可以是數十年來最喧囂的一年。鎮壓加劇，包括愈來愈頻繁地出現被逮捕、被失蹤、被綁架以及被「認罪」，同時當局用愈來愈嚴重的罪名，例如可判終身監禁的「顛覆國家政權」，這些都是政權準備面對社會和政治緊急狀態的先兆。

短期內這種「震懾效果」可能會成功嚇怕工人階級，而誤以為經濟陣痛只是「暫時」的想法也可能防礙工人投入鬥爭。但隨著經濟問題愈來愈嚴重，我們社會主義者相信，一場波瀾壯闊的群眾鬥爭將會來臨，這是不可以避免的。

經濟危機引發廣東關廠潮

自去年年初起中國經濟放緩引發一系列工業資本利潤下滑甚至出現虧損，令眾多沿海省市出現關廠潮，當中以廣東尤甚。根據不完全統計，去年上半年全省每月平均關閉逾五十間廠房，當中不少屬「惡性關廠」，即資方拖欠工人工資並關閉廠房卷款潛逃，造成工人失業之餘還即時面對嚴峻的生活經濟困難。

工廠倒閉 工人維權

去年日本鐘表企業西鐵城（Citizen）在廣州關閉生產基地，解雇千多位員工，而美國微軟計畫關停諾基亞東莞工廠，準備遷往越南。此外包括松下丶日本大金丶夏普丶TDK均計畫把工廠遷回日本。優衣庫丶Nike丶富士康丶三星等集團也在東南亞和印度開設新廠，準備陸續撤離中國。而最近2016年1月11日，東莞經營多年，全球十大鞋業製造商之一的臺資鞋廠興昂鞋業宣布結業關廠，被解雇的工人多達數萬人。東莞臺商協會會長翟所領承認，目前東莞仍在正常營運中的臺商企業只餘下4000多家，相比起高峰時期的6000多家減少了20%-30%。

緊隨外資撤走而來的，是大量代加工廠失去訂單出現資金鏈斷裂而關廠。中國國家統計局資料顯示，去年1-11月工業出口交貨值累計下跌1.6%，其中化學纖維製造業更下跌近10%，2015年中國采購經理指數（PMI）處於50以下的萎縮水平， 9月PMI終值更是降到47.2，這就是意味著訂單減少，工業產量和價格下降以及加速裁減工人。當中不少中小型代加工廠關廠後拖欠工人薪金及遣散費。過去車水馬龍的工業園區一片哀鴻，地方政府還故作鎮定輕描淡寫地將之稱為「產業轉型和升級的陣痛」。珠三角地區單單在去年第三季因關廠欠薪而引發工人維權抗爭就多達49宗。惠州丶東莞丶中山丶深圳等地多次有不同工廠的工人因惡性關廠欠薪問題而遊行或堵路抗爭，甚至有工人頓失經濟來源而集體跳樓，而在清遠更發生武警武力鎮壓遊行工人的情況，數十名工人被逮捕。消息指出，去年的工人抗爭運動中有超過160宗遭到暴力鎮壓。

維權誌願組織成眼中釘

中共政權一時之間無法挽回製造業頹勢，更惶論起死回生。面對山雨欲來的經濟危機進而引發的工人維權運動，只能拿起鎮壓大棒。除了用暴力機器直接到工廠或街頭鎮壓工人外，政權當局還針對協助工人維權的非政府組織(NGO)和維權律師進行大規模的逮捕行動。廣東當局在去年十二月初大舉搜捕四個當地工人NGO的主要負責人和職員甚至誌願者，指控其聚眾擾亂社會秩序和收受境外資金等罪名。一直以來中國內地幾無任何獨立工會組織，只有對政權俯首聽命的全國總工會，但於工人抗爭維權的運動中全國總工會一直站在工人利益的對立面，協助資方和政權分化瓦解工人運動。相對而言，這些NGO在一定程度上充當起了組織工人力量和協助維權的角色，幫助工人追討欠薪或在工運中支持工人的訴求等等。但同時，NGO只聚焦在目前的經濟訴求（當然經濟訴求也很重要），但沒有把鬥爭連結到挑戰作為一個剝削製度的資本主義，也不會有意識將各工作場所的鬥爭連結起來。雖然如此，政權還是視NGO為「社會不穩定因素」，在經濟危機的陰霾下欲除之而後快。

但正如我們過去的文章指出，這些機構對政權而言同樣是某種疏導工人不滿的安全閥，現時習近平用國安系統對NGO和維權律師痛下殺手實際上是病急亂投醫，堵上安全閥或許能換來一時三刻的清靜，但長遠而言卻是為自己埋下他日大爆發的地雷。中共官媒年初煞有介事地聲稱要準備面對「最困難的2016年」，或許他們自己也已經嗅出空氣中的火藥味，或許他們已經隱約聽到了喪鐘，無論如何，過去數十年鎮壓勞動群眾的總帳也差不多該清算了。中國工人隨著從鬥爭中累積的經驗，獨立工會組織的意識開始萌芽，也愈來愈有組織力，鬥爭手段愈見高明。工人需要聯結整個城市乃至全國的獨立工會，由下而上民主織起來，將民主權利與經濟訴求連結為一。中共的鎮壓愈暴烈，連倡議「勞資相融」的自由派NGO也容不下時，愈來愈多工人會認清敵人的全部不在於個別的老板和政府官員，而是整個獨裁資本主義製度，而革命鬥爭是唯一出路。

反對延遲退休和降低社會保險費率 建立全民養老保障

2015年11月，《十三五規劃建議》提出推遲退休年齡並降低社會保險費率。這是習近平和中國資產階級對普通勞動者展開的另一輪新自由主義攻勢，其目的在於減輕官僚政府和私有企業的負擔，以降低勞動者的生活水平為代價，來挽救已經陷入泥沼的經濟。要想打敗資產階級的進攻，工人們必須組織戰鬥性的獨立工會，要求政府建立全民養老保障，保證每個工人在退休後都能過著體面的生活。為此必須向擁有數十萬億資產的中國富豪們徵收重稅，乃至將大銀行和大公司公有化，交給工人民主公營。

對工人的再次掠奪

「改革開放」後，中共官僚與新興資產階級合謀瓜分計劃經濟時期積累起來的巨大社會財富，但卻不再承擔工人的養老開支，轉而建立養老保險製度——這意味著上一代工人的養老保障只能由新一代工人來承擔。隨著老年人口比例增加、勞動年齡人口增速下降，養老基金也就越來越難以維持下去。根據社科院發佈的《中國養老金發展報告2015》，目前養老保險個人賬戶的空賬額已高達3.5萬億元人民幣。中共政府推出延遲退休政策，只不過是通過掠奪新一代工人來解決他們自己製造的問題。早在習近平上臺之初，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就提出「研究製定漸進式延遲退休年齡政策」——可見習近平政府自始就扮演著新自由主義代言人的角色。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已表示，具體執行方案將於2017年推出，而且養老金最低繳費年限也會延長。

中共官僚聲稱延遲退休符合「世界潮流」，但是他們沒有說也不敢說的是，各國工人已經為此進行了多次鬥爭。2010年10月12日，以工人和學生為主的350萬法國人舉行了罷工罷課遊行，反對薩科奇政府的延遲退休方案。2011年11月30日，英國200萬公營部門工作人員舉行24小時總罷工，反對包括延遲退休在內的養老金改革計劃。此後英國消防員和醫生又分別為此進行了罷工。2013年9月，波蘭團結工會、工會聯盟和工會論壇組織了超過10萬人的抗議遊行，反對勞動法改革和推遲退休年齡。2014年11月，11萬比利時工人和學生走上布魯塞爾街頭，抗議政府提高退休年齡。延遲退休政策同樣激起了中國工人的強烈不滿，只有團結抗爭才能抵擋新自由主義的攻勢。

資本家榨取工人的未來

今年1月9日，《中國經營報》報道稱，在基礎養老保險基金實現全國統籌之後，人社部將下調養老保險費率。中共政府不斷鼓吹「為企業減負」，實際是將這些負擔轉嫁給普通工人。他們和資本家不僅要搾取工人的現在，還要搾取他們的未來。同時我們應註意到中國仍有大量工人無法獲得養老保障——許多企業為降低成本，沒有依法為工人繳納社保。根據《2014年全國農民工監測報告》，到2014年時農民工養老保險參保率只有16.7%。同一份報告也指出，中國超過50歲的「高齡農民工」多達4658萬人。這些人因為沒有養老保險，年老後無人贍養，因此不得不繼續工作。在2008年經濟危機後的「關廠潮」中，工人的處境日益艱難。因此在2013-2015年間，中國爆發了以廣東工人為主的追討社保和其他歷史欠賬的鬥爭潮，其中包括2014年東莞裕元鞋廠的四萬人大罷工。

向富人征重稅 建立全民養老保障

社科院發佈的2016年《社會藍皮書》指出，中國收入最高的1%家庭擁有全國三分之一的財富。去年胡潤研究院發佈的一份報告則顯示，資產在20億元人民幣以上的中國富豪們的總資產高達31萬億元人民幣。2014年，中國奢侈品消費總額達到3800億元，相當於當年全國基本養老金支出的五分之一。工人創造了巨額財富供資本家享受，自己卻要忍受貧困的退休生活！解決養老金問題所應採取的方法不是強迫工人延遲退休，而是向富人徵收重稅，乃至將大銀行和大企業公有化，交給工人民主管理，從而使每個退休者都能過著體面的生活。此外，戶籍製度應該取消，以免因為不同省份令領取的退休金額不平等。要想實現這一目標，工人們必須組織起獨立的、戰鬥性的工會，同中共和資產階級的反動同盟展開鬥爭。

樓繼偉公開打壓工人的綱領

在3月7日的答記者會上，財政部長樓繼偉公開了中共官僚的施政綱領：對企業減負、減負再減負；對工人加壓、加壓再加壓；公眾應該對政府信任、信任再信任。前兩點已經實施或者準備實施，最後一點更多是官方套話，無法讓人們了解中國經濟的真實現狀。中共政府一方面大力反對「西方價值」，但現在打壓工人的政策都是從西方新自由主義政府抄襲過來的，包括德國默克爾、英國卡梅倫以及法國奧朗德，還有歐盟/ 國際貨幣基金會對希臘強加的政策，足見其虛偽。

「改革開放」後，工人待遇大幅削減，同時大量農民進入私人企業，形成新一代工人階級的重要部分。他們所出賣的廉價勞動力是近四十年來中國經濟騰飛的支柱。2003-2009年間，僅中國私人企業利用低工資和超時勞動攫取的額外利潤就高達4.1萬億元人民幣。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全國公有和私有企業工人的工資收入不足GDP的20%。上億貧窮的底層工人與上千萬下崗工人對專製政府與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構成了巨大威脅，僭取了工人國家遺產並轉向資本主義方面的中共官僚當然明白這一點。1994年頒布的《勞動法》和2007年頒布的《勞動合同法》只是中共不得不做出的少許讓步，更何況這些法律在大部分地區並未得到完全實施。所謂保護工人的法律，如馬克思所說，只不過是為了「節製資本無限度地榨取勞動力的渴望。即使撇開一天比一天更帶威脅性地高漲著的工人運動不說，也有必要對工廠勞動強製地進行限製……同樣是盲目的掠奪欲，在後一種情況下使地力枯竭，而在前一種情況下使國家的生命力遭到根本的摧殘」。一些資產階級學者聲稱《勞動合同法》實施過早，那是因為他們不明白長期高強度剝削帶來的危險沒有給中共留下多少猶豫時間。

低工資與它所造成的國內消費能力不足的另一面是對海外市場的高度依賴。2008年經濟危機後，出口萎縮造成中國經濟低迷，政府盲目地在缺乏消費能力的國內市場上投入大量資金進一步加重了問題的嚴重性，而樓繼偉及其背後的資本家集團卻將其歸咎於「工資增長過快」——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房地產市場帶動物價上漲造成的——盡管上漲的工資根本不足以彌補工人此前被奪去的勞動成果，也不足以實現擴大內需的目標。

樓繼偉還將中國缺乏技術工人歸咎於「工人流動性過高」。在工人缺乏法律保護而獨立的工人組織難以形成的情況下，「換工作」是工人逃避資本剝削的一種消極方式。而缺乏技術工人則是因為官僚和資本家此前能夠依靠廉價勞動力（官方稱為人口紅利）賺取巨額利潤，也就無心投入資金和時間培養技術工人。2015年的一份研究報告指出，「我國職業教育投入占GDP的比重、生均經費、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投入占比等都遠低於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的平均水平」。同時社會輿論將職業教育與低收入工作聯系起來——中國的職業教育在事實上也淪為低收入工人的輸送渠道——從而為資本剝削提供借口，導致工人汙名化。當中國製造業越來越缺乏競爭力時，政府一開始幻想自己喊出一聲口號，一支成熟的技術工人隊伍就會迅速出現；當他們發現自己完全是空想時，就反過來責怪工人流動性過高導致企業不願進行職業培訓。

2015年，中共政府又向11類重大工程項目投入5萬億資金，對於經濟的拉動作用小之又小，卻進一步推升總體負債率（2015年初時已超過300%）。在廣大底層勞動群眾工資收入低、消費能力不足的情況，依靠供給側改革來解決產能過剩問題也難以成功。所謂「供給側改革」也不過是另一個從新自由主義「英雄」裏根和柴契爾戴卓爾借用過來的概念。政府通過增加債務和打壓工人來避免經濟徹底崩潰，只會讓經濟如日本一樣陷入長期停滯。今天中共高層提供的選擇沒有一個是出路，這說明在資本主義製度之內無法解決中國經濟所面臨的問題，只有民主公營的社會主義才能將中國帶出困境。

中共政權加劇性別歧視

就在去年的三八婦女節，「谷歌」（Google）將其網站標誌轉成一不同女性在其職業上的成就；而中國的「百度」將其標誌改為一個在音樂首飾箱裏的公主，身旁放著珠寶丶鮮花；「優酷」的一群女性設計師設計了一幅名為「女性可以選擇自己想成為的她」的插畫，但被公司高層拿下，最後出臺的是一名坐在家中喝茶的女性。這激起了網上非常多的爭議，指百度和優酷反映了中國這樣父權的社會將女性標簽。

就在去年三八婦女節前夕，五名女權分子被捕及羈留一個月。其中數名女性由於其行為藝術而為人知曉，她們一向以行為藝術引起公眾對男女不平等丶家庭暴力丶性騷擾等議題，計劃在婦女節當日發起行動。她們起初被起訴「尋釁滋事罪」，最高可被判入獄五年監禁。雖然她們最後被釋放，但仍受到當局監視。這是習近平統治下的大規模國家鎮壓行動。

全球男女同工不同酬比過往嚴重，亞洲區尤其如是。中國女性平均工資是男性的67%，比起1990年的78%下跌；在香港，女性平均工資只是男性的78%；在南韓，女性工資更只有男性的51%。

即使大量女性投入勞動市場，但高級職位依然由男性擔任。女性在企業擔任管理層比例的全球平均率只有21%，在南韓，這個數字是1.9%，而在日本只有0.9%！

職場歧視

對比二十年前，性別不平等在中國變得更嚴重。一份調查指出，超過七成中國女性表示因為她的性別而受到歧視。

去年的另一份調查指出，男性畢業生比女性有39.2%更多機會得到工作面試機會。在眾多工作招聘會中，女性應試者經常會被問到「你會不會申請產假」丶「你結婚了沒」丶「有沒有打算結婚」丶「若果已婚，你有沒有計劃生小孩？（現在有了二孩政策，女性更會被問到會不會計劃生第二胎）

中國法定產假為十四周，但很多公司不想向員工提供這項保障，於是索性不聘用女性。女性被迫從工作和家庭之間二選一。如果女性想將更多時間花在她的事業上，就必須得放棄婚姻和生育。若果女性希望生小孩，很多企業不會讓她有晉升的機會。

2009年一項調查發現，每四位女性便有一位在簽署工作合約時規定在工作期間不能結婚或懷孕；超過兩成女員工在懷孕期間被扣減薪金；超過一成因為生育而被辭退。

很多公司，甚至政府機構都在入職條件加上女性的外型作為入職條件之一，這導致很多女大學畢業生花錢做整容手術，而這給美容產業的大企業帶來數以百億的利潤。在北京，超過八成的整容手術顧容是中學生。

資本主義令女性權利倒退

在中國革命期間，即使革命被官僚階層所扭曲，但女性的權利仍然大幅改善，例如男女工資差距縮小丶在1950年，毛政府禁止了「盲婚」和妾侍製度丶將離婚程序變得更容易。資本主義復僻引致女性經濟和社會地位受到打擊。而現在，中共的獨裁政權已再無法隱藏於「社會主義」和「人人平等」的口號底下，只好重新推行父權的傳統「儒家」意識形態，來鞏固自己的專製統治。

中國女性被傳統的教育去告訴她們需要文靜丶服從丶有禮丶友善，找個好男人然後結婚丶生子，擁有一個美好家庭，她們被告知這樣才是一個女人的幸福。女性被教育成不要太「進取」丶不要太有主見。

2010年的一項調查顯示，五成五的女性及六成二的男性認同傳統概念「男主外丶女主內」，這對比2000年分別上升了七點七及四點四個百分比。顯然，其中一大原因是政府有意識的宣傳。

日益加強的貧富差距

中國的極端貧窮丶微薄工資令農村的父母都要外出到城市打工，導致很多「留守兒童」的出現。超過六千萬兒童被遺留在農村地區，他們幾乎沒有和父母會面的機會。

在階級社會，嚴重的貧富差距加上性別不平等意味著女性在教育丶就業丶遺產權等都沒有平等的機會。因此呈現了一個現象，女性和其家人很普遍地會寧可嫁給一個有錢的男人丶或被包養，這樣生活就更有保障。富有的男人可以「擁有」很多女人，但貧困的男性則無法找到伴侶，同時面對著巨大的社會壓力去成家立室。

2015年，浙江一所商業學院的教授提出，若果一個男性在金錢上無法負擔與一名女性成家立室，可以與幾位男性朋友「夾錢」，「分享」一名女性——這再度惹起激烈的批評，認為反映了社會視女性純粹為滿足男性的生育工具。

維穩

婚姻也被中國政府用作為維持社會穩定及阻止群眾上街威脅政權的工具：年輕人在很早的時候已被催婚，政府也創造「沒有女人願意嫁沒房的男人」的思想，鼓勵年輕人在畢業後便努力工作，賺錢買房，然後娶一個女人回家組織家庭。女性被醫生建議她們若果不在三十歲前生育，她們就無法生出健康的小孩。

資本主義核心家庭概念將男性定義為家庭的主要經濟支柱，女性即是依賴丈夫的妻子，這種想法被政權用作為社會控製的手段，以防止罷工或社會反抗，因為男性需要考慮家庭的負擔。

2014年，每100名女性便有116名男性。即使相比起過往經已回落，但這是由於中共以往的一孩政策，加上社會上重男輕女所導致的選擇性流產或墮胎。這悲劇深深反映了中國社會中的性別不平等，因為大家都意識到作為女性很難生存。最近中共推出二孩政策，但規定只有已婚家庭才有權利有第二名小孩，單身的女性並不能有第二名小孩的權利！換言之，「改革」不會認可單身女性，只會認可有夫之婦。

中國大部分新婚的房子合約持有人的名字都是丈夫。這加上公共庇護所的缺乏，導致女性在面對家暴時的無能為力，因為她們害怕失去房子。即使是官方數字也指出，每四名女性就有一名曾被伴侶暴力對待，而這是被遠遠低估的數字。中國也沒有婚內強奸的法律。一些由中國政府資助的機構以「儒家」思想推出不同課程，向婦女灌輸「如何做一個好女人」的概念。表面上向女性提供如何處理家庭問題的咨詢，但實際上教導女性當她們遇到家暴時，不需舉報或報警，而是需要學習如何接受丈夫的暴力行為，因為「他打你是他愛妳的表現」。這種洗腦令很多家暴受害者面對暴力只能默默忍受。

約一年前，女權五姊妹被捕，激起了全球抗議，令政府少有地讓步。這表明女性不願意接受專製資本主義的珈鎖，準備起來反抗。多不論是近年的群眾抗爭丶大型罷工中，我們都見到女性的身影，並站在最前線。女性的權利與男性工人階級的權利共同一致，要真正達致女性的解放，未來的女性運動需要與整體工人階級的鬥爭聯合起來，推翻現有的資本主義私有製度。

礦工上街抗爭　撼動中共政權

在中國東北黑龍江省，數千名礦工的罷工持續至第六日，要求「共產黨還我們錢」。

正值中共在北京舉行人大會議之際，礦工的抗爭行動撼動了政權。在人大會議的其中一個討論重點，就是國營企業將會大幅裁員500-600萬個多余職位，相當於全部國企職位的1/6。黑龍江省工人深受關廠與裁員問題所苦，當地的礦工罷工對裁員計劃作出了勇敢且鏗鏘有力的回應。

自3月9日禮拜三，雙鴨山市的礦工開始上街。龍煤集團是黑龍江暨整個東北地區最大的國營礦業公司，旗下有40多個礦區，其中10個位於雙鴨山市。去年9月，龍煤集團宣布裁員10萬人，占總員工的40%。該公司自2014年以降總共積欠了8億人民幣的工資。在黑龍江的不同城市，龍煤的員工先前已發動過數次討工資的抗爭行動。換言之，雙鴨山市的罷工不是無中生有，而是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雙鴨山事件只是冰山一角，（積欠工資）問題已經非常普遍了。」黑龍江的一位維權人士向《美國之音》表示。

在中國，工人並沒有自己的工會。唯一合法的工會組織是官方的中華全國總工會，往往總是站在管理層那邊對抗工人。在今次龍煤事件中，中華全國總工會消失無蹤，完全沒有支援抗議的工人。

省長發言激怒工人

陸昊在人大的發言成為罷工的導火線。在3月6日一場電視轉播的會議上，黑龍江省長陸昊聲稱，龍煤沒有欠薪，並稱贊該公司為國有企業重組的成功案例。他還提到龍煤每年的人事費用是100億人民幣，相當於省政府總預算的三分之一，暗指龍煤工人是省政府的負擔。「（井下職工）沒有減一分收入。」陸昊如此表示，令工人的怒火更加升騰。

在龍煤經營三個礦場的雙鴨市東榮區，示威首先爆發，後來快速擴展至全雙鴨山市。根據當地消息，雙鴨山市10個礦井裏的8個都只有間竭運作，礦工被拖欠數個月的薪資。井下職工以前能賺到6000人民幣月薪，但現在大多只能賺到一半——如果有發薪的話。地面工人的月薪則被刪減到僅僅800人民幣。

礦工及其家屬遊行到雙鴨山礦務局，手持寫著「我們要活著，我們要吃飯」的橫幅，並且斥責陸昊省長是個騙子。到了禮拜五，多達一萬人參與雙鴨山市的示威，封鎖了該市的聯外鐵路幹線：「數以千計的人都在抗議……警察開始把人帶走。」一名目擊者向《路透社》表示。

「我們在討回自己的錢，卻有人因此被捕。」一名工人告訴《紐約時報》：「難道要討回自己的工資是違法的嗎？」《法新社》報導，抗議現場一名老婦向政府官員求情：「我給你跪了，我的家人沒東西吃了。」

微博流傳的一張橫幅標語寫著「共產黨還我們錢！」這印證了這個一黨專政政權最深的恐懼：工人的怒火可能很快會將矛頭指向政權，而不只是地方老板。

國家鎮壓

工人堅決的行動迫使陸昊省長發布聲明，承認他先前的資訊有誤。陸昊表示會對龍煤的企業重組提供「支持」，但之前又說政府不能永遠扶持該公司，言論前後矛盾。至於對欠薪問題，他並沒有提供具體承諾。陸昊未提及他讓步是因為工人上街。由於當局害怕雙鴨山市的工人會啟發更多人上街，中國的媒體當然沒有報導抗議事件。盡管媒體封鎖消息，事件在中國的社交媒體仍登上熱門話題之首。

與此同時，從網上流傳的影片可見，省當局派出大批武警強硬驅趕示威者。雙鴨市政府在官方網站的聲明警告，雙鴨山政府會堅決打擊「堵塞鐵路、破壞生產、串聯、挑事」。可見，中共政權是多麽害怕工人的罷工和「串聯行動」。

如同《法新社》在報導中：「黑龍江的情況反映了中國官方所面對的兩難，他們說他們既希望改革世上第二大的經濟體，同時又試圖避免政治動蕩。」香港《南華早報》形容雙鴨市罷工為「在國家進行經濟重組底下將會再次發生的場景」。

政府計劃要在未來2至3年讓煤礦減產5億噸、鋼材減產1.5億噸，伴隨著的是這兩個產業180萬個職位的消失。媒體大幅報道「僵屍企業」以及需要處理中國產能過剩問題。然而，產能過剩的問題畢竟不能歸咎於工人階級：他們薪水太低了，無法負擔更多消費。

習近平：「面向市場」

在2006至2012年的煤鋼業榮景中，大批資本家與貪官透過這些部門投機發財，但無計劃與投機性的產業擴張，留下了產能過剩的問題，2012年至今，煤價已經下跌超過50%。據報導，去年中國有90%的煤礦都有虧損，導致龍煤等公司債臺高築。但為此付出代價的卻是工人，而不是投機客。

中國經濟迫切需要升級，改用對氣候友善的可再生能源，擺脫石化燃料，因此需要立即擴大對綠色替代能源的投資。

中共專製政權所服務的，是在過去30年的資本主義復僻中令自己致富的億萬富翁們的利益，如今它卻要我們相信，大規模關廠與消滅「僵屍企業」是唯一的出路。在3月7日禮拜一的人大會議上，習近平談到龍煤必須「面向市場」時表明了他的態度。該公司的網站也引用了這番言論。

社會主義的立場是，工人不應為此危機付出代價。就在去年11月，龍煤在雞西市的一個礦坑發生地底火災，奪走21名礦工的性命。這只是其中一個例子，中國煤礦工為了造就「經濟神話」而作出了千千萬萬的犧牲。中國煤礦業的安全紀錄是全球最差的。

社會主義者主張，轉型至替代能源的過程不能依靠官僚指令，而必須透過由雇員及工人社區民主計劃與管理大企業、銀行及天然資源。只要在新領域創造大量工作職位，就可確保轉型過程中保障工作職位與薪酬水平。新領域包括太陽能、風力與波浪發電，以及綠能科技、大眾運輸系統的發展，還有（以兼顧環境與社會考量為原則的）都市規劃與建設的嶄新路線等等。城市發展和建設的路線要徹底改變，應該以環境和社會需要為基礎。

救市不救人

過去一年，中共政權持續出手救市。政府基金向股市挹註超過1兆人民幣，以避免金融投機客與銀行遭逢更巨大的損失。但是在面對黑龍江的礦工時，中共官方卻說政府「沒有錢」。

雙鴨山市的罷工對中國的現況而言是一個重大征兆。工人抗爭數字正在急升，其中有90%的勞資沖突都跟欠薪或者欠繳民生必要開支（例如住房、退休金等）有關。

根據《中國勞工通訊》所述，中國去年有2,774次罷工，乃2014年之兩倍。然而，《中國勞工通訊》的罷工數據只列入有被社群媒體報導以及極少數有被官媒報導的罷工——據信中國罷工事件的實際數字可能較此高出8倍。

包括黑龍江在內，整個東北已成為不久以前的大規模工運重新上演的舞臺。在2002年，成千上萬來自煤礦業、石油業與金屬產業的工人上街抗議裁員，甚至暫時成立了一個獨立的工會。那場運動遭到中共殘暴地鎮壓，工人領袖則被監禁。當時，中共政權在前總理朱镕基領導下，對國企進行大規模瘦身與私有化。1997至2002年間，一場受到全球資本家歡迎、並被中國現任的領導者們視為典範的改革，造成了大約4,000萬名國企員工失業。

現在，習近平政府正在準備新一波對「僵屍企業」的瘦身與裁員，他們說這場改革會很「漸進」，並且強調不會造成朱镕基當時那麽大規模的失業。在人大會議中，政府開出1,000億人民幣的「專項獎補基金」支票，用以補償予被裁減的工人。然而，所宣布的裁員規模、以及裁員對黑龍江與東北等區域造成的毀滅性沖擊相比，這些基金形同杯水車薪。

東北地區已經成了一座火藥庫。失業率與犯罪率都在飆升。有些城市因為年輕人外移尋找工作的關系而面臨人口衰竭。對聚首人大的中共領導人而言，雙鴨山市的罷工無疑是一記警鐘。那些怒吼聲警告著：不只是在國企改革災情嚴重的東北地區，各地的工人階級都會奮起對抗嚴峻的撙節。由於貧富差距跟90年代後半期相比已經進一步擴張，而全球經濟也不再為經濟提供新市場與成長來源，反抗的情緒可望比90年代當時更加堅定。2002年群眾抗爭時，在中國粗略實現過的獨立工會運動，將會在未來一段時間復蘇，並發展成為一股不可阻擋的力量。

中國兩會：大規模裁員與失敗的經濟改革

從北京兩會中得到什麽的結論？

文森：兩會只是一個傳聲筒，所有決定都是中共高層預先鋪排好的。最近幾年，兩會因為成為全球富豪的俱樂部已引起註意。今年就有超過100名億萬富豪的代表出席。有報導指，在人大會議上，10位最富有代表的總資產是1,840億美元，是美國最富有的10位國會議員的財產的100倍。

習近平和中共政權利用今年的兩會，向全世界發出一個訊息——中國經濟並不如外界所想像的一樣差。可是現實上，中國經濟氣氛可謂極度糟透，各界菁英和全球資本家都非常擔憂。很多中國的地區都是面對嚴重的壓力，經濟陷入困境，而對於如何執行北京製訂的政策，大家都一籌莫展。中共最近進一步收緊媒體的控製，封鎖經濟的壞消息。這是另一個嚴重的警號。

仁：從兩會可見，中國政府面對目前的經濟危機，完全不能提供任何真正出路，而下一波對工人階級的打擊將會到來。政府在宣布裁減500萬至600萬國企職位。在全國人大上，政府承諾會為下崗工人發放1,000億人民幣的「安置基金」。但當地政府頻臨破產邊緣時，這筆基金對於緩沖受影響的工人和地區來說，也只是杯水車薪。在受影響工業裏，工人連薪金也被拖欠，誰能保證這筆「安置基金」能到他們手中？

王林宇∶政府想在全國會議上表現團結，不要想爭議曝露於公眾面前。但自財政部部長樓繼偉的發言在坊間廣坊流傳，他大力打擊《勞動合同法》，指這法律對工人「過度保護」，令資本家身負重擔。樓繼偉是資本家的代言人，統治菁英中最新自由主義的一翼。這堆人將中國經濟危機歸咎於「工資上漲太急速」。事實上，房屋和生活必需品價格不斷上升，工資上升的速度只是僅僅能追上。樓繼偉的言論與整體趨勢符合：中國將會發生大幅裁員、工作崗位被削減、工資被降低，工人權利被打擊。

在全國人大會議上，我們聽到李克強等高官指出，中國並沒有 「硬著陸」的出現，你們有什麽看法？

文森：中共已進入損害控製模式。習近平、李克強、中央銀行行長周小川等人，都一面倒唱好中國經濟，以挽回社會信心。在上海G20財政部長會議裏，中共官員很明顯這樣做，所以在兩會裏這些言論得以延續。

中共在年初時面對歷來最惡劣的股災後，現在嘗試收復失地。中國政府於兩會註資支撐股巿，以免新一輪的波動會令事情不可收拾。但即使如此，在2016年中國股巿仍是自希臘之後第二表現差的。還有其他幾個更嚴重的問題。資本空前快速地外逃，令北京更為擔憂。根據《彭博行業研究》的報告指，2015年已經有1兆美元從中國逃去，可見資本家對中國經濟信心崩潰，企圖在其他地方尋找價值。

王林宇：中共政權正在嘗試隱瞞經濟問題的整個畫面，他們利用堂皇的計劃去抑製著危機的氛圍。舉例來說，兩會上他們確認住房去庫存（全中國數千萬間）為2016年優先的任務。第三四線城巿是房產爆破最嚴重的地方，占全部建房工程的67%。政府主要的解決方法是，將移民工遷入這些城巿，以去庫存及刺激房屋的需求。但人所共知這方法是徒勞無功，因為隨著經濟放緩，移民工的工資也會不斷下降。今天，很多地方的移民工已經遷出城巿，因為當地已經沒有工作機會了。

資本家和前房地產大亨任誌強可能反而更為「理性」，他指出，唯一方法是拆毀賣不出的房屋。事實上在部分城巿這情況已在發生。可見政府的改革計劃充滿內在矛盾。大部分工人薪水很低，欠缺購買力，因此產能過剩問題不能解決，也不能將中國推向內銷經濟。相反，政府維持增加債務以防止經濟爆破，但這只會令經濟陷入長期停滯，就像日本一樣。

左仁：從上年六月和今年一月的股災，已可見政府全無能力駕馭經濟。他們嘗試利用刺激措施──註入信貸和貨幣寬松措施──以避免硬著陸。這令中國更可能步入日本經濟危機的後塵：高債務、增長緩慢、沒有利潤的僵屍企、民眾因不想花費而令購買力下降。但在中國的政治製度下，這種經濟危機會帶來比日本1990-2000年代更嚴重的社會後果，可以造成革命動蕩的局勢。

政府正計劃在鋼鐵和煤礦業等重工業進行大規模裁員。短期內會有何影響？工人又會作出什麽反應？

左仁：近兩年，工人抗爭的數字正在上升。在2015年，罷工的數字是2,774宗，是2014年的兩倍。差不多九成的抗爭都是與欠薪、欠交社保有關。如果中共真的如之前所宣布裁減500-600萬工人的話，失業率攀升會引發社會動蕩，因為中共並沒有資源為大量失業人士創造新職位。

然而，就在全國人大期間，黑龍江省有超過一萬名礦工及其家屬上街抗議。超過8萬名工人半年沒有支薪，被警方大力鎮壓。有工人手持「共產黨還我們錢」的橫額上街，可見工人意識正在提高，並不像以往純痙炊願霰鵠習寤虻胤焦僭保怯從閬蛘攵緣澈橢醒胝Ｕ餘蠊だ醋願們畬蟮墓釁笠盜嚎笠滌邢薰盡Ｕ夤駒諫夏晷疾眉�10萬個礦工職位，礦工們過去數月一直持續抗爭。

文森： 現時全國國有企業雇員總數為3,700萬。中共宣布未來兩三年內，國企將會裁減5-6百萬人，占整體的15%。大斧已經率先向著鋼鐵業和煤礦業揮下去，社會保障部長尹蔚民直指這兩個行業準備削減180萬個職位，此外裁員的行業包括玻璃製造業、水泥和造船業。

為了防止社會動蕩不穩，政府想間斷地裁員和關廠，「循序漸進」地將產能過剩的企業合並。但這場在雙鴨山市發生的礦工抗爭，顯示出礦產和鋼鐵業等重工業的工人都已大量面對欠薪。

黑龍江省長陸昊在兩會上公然撒謊，指工人「沒有減一分收入」，招致礦工抗議，迫使他承認欠薪的事實。這場抗爭罕有打破中共高官在人大會議悉心營造出的夢幻世界。

資本家們現在越來越擔心習近平所承諾的改革會暫緩甚至倒退。這個擔心合理嗎？如果是的話，又為什麽會這樣的呢？

左仁： 是的，所謂的改革已經暫緩了，其實這結果幾乎是必然的。中共現在根本承受不了進一步的經濟放緩，因為這會帶來社會與政治動蕩。他們在人大宣布的6.5-7%增長目標，應該會不大可能達到。但他們被迫走回舊路，註入信貸來刺激經濟，讓企業可以新貸抵舊債。這做法會使債務繼續增加，尤其是那些已經債臺高築的國企。因此，中共正面臨兩難局面，經濟改革的加速會增加硬著陸的風險。所以他們現在很害怕，任何一小步的改革都需要步步為營，以防觸發連鎖效應，導致企業和金融的崩潰。

王林宇：簡單來說，政府繼續試圖推動改革來克服現在的困局，但是他們的實際行動會隨著狀況（包括生產過度和經濟疲弱的問題）而改變。他們仍舊使用「穩定增長、深化改革」的口號，但兩者卻越來越矛盾。中共政權內出現了分歧，有些人認為改革能夠跨過這些困難，但也有人認為現在的困局其實是源自於改革本身。

文森： 那些資本家們根本不知道他們想要什麽，在中國經濟如是，在世界經濟也如是。從他們的資本主義製度之立場來看，他們需要習近平推行結構性改革，以解決中國的金融和債務危機，而這個危機一旦爆發亦會對全球資本主義帶來災難。但有時候這「藥方」可能比原本的「病」還令人難受。將大量「僵屍企業」關閉，隨時會觸發中國的經濟的衰退或硬著陸。

我們經已看到了中國放緩對國際所帶來的震蕩，大家可以想像下假如中國出現衰退的話，那影響會怎麽樣。官方宣稱中國經濟增長為近7%，但已經將其經濟危機輸出到了巴西、智利、加拿大和那些出現過「經濟奇跡」的非洲國家。

我不認為中共政權有什麽大計劃，他們只是見步行步，幾乎隔一個星期都可以一百八十度的改變，來試圖應對各個相互矛盾的壓力。中共正在借來列根和戴卓爾夫人的政策，推動「供給側改革」──增加企業稅務優惠、為國有產業引入私人資本等。都不是新的玩意，不過是將舊有的改革承諾從新包裝。北京想藉此來說服資本家們一切都在政府控製之下，改革將會貫徹始終。

中國的媒體審查與打壓正在加劇嗎？

左仁： 沒錯，去年七月的時候，政府進行了一次有計劃的全國打壓，將超過300名維權律師拘捕。另外，中共將鎮壓「全球化」，將身處海外的異見人士拘捕。他們在香港和泰國綁架了銅鑼灣書店的店員，並迫使他們在電視上認罪。中共亦將被捕的異見人士控以「顛覆國家政權罪」，這比起他們過去使用的「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更為嚴重，最高可能會判處無期徒刑。

文森： 在習近平領導下，中國進入了空前的專製控製。在兩會之前，習近平巡視了國營媒體的辦公室，並向他們訓示要「愛黨姓黨」。現在連經濟新聞和資料都需要經過北京的嚴密審查，而結果只會令更少人會相信官方數據。因此，過去一直受到官方容忍的商業雜誌《財新周刊》，上星期都意外地抗議官方審查，表達對政府限製經濟報導的不滿。經濟新聞過去算是個「安全區」，相對能夠容納較開放的辯論和異見，因為如果連這個都封鎖的話，中共將會犯下更嚴重的錯誤。

習近平的政策不但不代表他的強大和自信，而是完全相反。他所進行的高級別清黨，對律師與NGO的打壓，顯示對政局不穩的畏懼。來年將會舉行中共十九大，而各個派別經已為政治分贓作出準備，習近平當然希望鞏固自己的支持來避免敵對派別的反撲。

中共為什麽要加大鎮壓？

王：      因為中正面對著急速的經濟下滑，而工人罷工和抗議事件的數字則不斷攀升。今天中國社會有很強烈的仇富情緒。中共需要增加打壓來防止工人和群眾組織起獨立勢力。政治上來說，這個政權十分不穩，內部嚴重分裂。當統治菁英公開分裂的話，群眾就會更有信心反抗了。

左仁： 習近平也透過鎮壓來將軍權、警權和監控部門權力集於一身。他要加強對這些黨國機器的控製。另外，中共在煽動民族主義來轉移民眾的不滿，他們指控那些維權律師和NGO為「西方勢力」，企圖在對抗西方國家的名義下讓人民「團結」起來。

文森： 打壓加劇的主因是國家內出現潛在的分裂，再者就是對群眾抗爭爆發的畏懼。政權害怕一旦一塊細小的磚石掉下來，整座高墻就會倒塌。整個社會的各階層都充滿了壓力，甚至包括菁英階層之中，這些壓力隨時會失控爆炸。當然，這自身也是矛盾的：中共越加大鎮壓，未來的社會爆炸的威力則越大。與中共的經濟政策一樣，其政治路線只會使到及後的問題更嚴重。但對於他們來說，危機晚來要比早來好。

訪問山東工人：經濟危機中的中國

2007年美國金融危機引發世界性的資本主義危機，作為全球資本主義鏈條中的中國亦不能幸免，各類社會矛盾空前激化，中共統集團使出渾身解數試圖化解危機，但仍不能實現目的。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工人階級生活水平進一步下降，階級鬥爭水平逐步提高。在這此背景下中國勞工論壇采訪了居住在山東省中部城市的一個工人P先生。

訪問員：余夏（中國勞工論壇）
受訪者：P先生（山東省中部城市工人）

P先生是一名在石化系統工作的工人，他用親身體驗講述了他所經歷的經濟危機以及當地工人階級的鬥爭情況。

余夏：在你所居住的城市裏，您感覺到經濟強勁還是衰退，普通人的生活怎麽樣？

P先生：我們這裏是內陸，經濟整體水平比不上膠東沿海地區，而且早就開始衰敗。第一，給我感覺最明顯的是爛尾樓開始多了，很多住宅項目停工，形成爛尾；第二，失業率上升，下崗失業的人越來越多，工作不好找； 第三，工資水平在不斷地下降，月收入普遍低於三千元；第四，通貨膨脹嚴重，價格飛漲。我們這裏芹菜，小油菜的價格大約八元每公斤，西紅柿的價格大約九元每公斤，很一般的豬肉價格超過三十元每公斤，牛肉大約六十元每公斤。

余夏：政府發布消息要削減鋼鐵煤炭等產業的產能，這意味著在未來的幾年內將有數以百萬計的的工人失業，你和你的工友是否擔心失業，或者未來工作不穩定？

P先生：目前很多企業在裁員，大家都很害怕，害怕失去工作而生活沒有著落。
余夏：年輕人就業情況怎麽樣？在傳統製造業衰退的情況下，服務業是否給年輕人提供了更多的就業機會？

P先生：沒有社會背景家庭的孩子就業非常困難，而且即使就業工資水平也很低。我有一個工友，他的兒子07年大學畢業，找到了一份化工廠的工作，月薪一千三百元。一千三百元怎麽生活？住房、結婚都沒有著落，普通人孩子大學畢業大多這樣。

服務業為年輕人提供就業機會？年輕人只能去一些飯店打工，月薪一兩千元，一天工作超過十個小時，一周只能休息一天，不僅如此，拖欠工資的情況經常發生。

余夏：中國的整體工資水平在過去十年內增長很快，但通貨膨脹率也高居不下，生活成本特別是住房價格不斷上漲，對於你和你的工友而言工資是否可以維持一個相對良好的生活嗎？

P先生：不能。剛才我講過工資是增長了，但趕不上物價上漲的速度。對於我而言，我和妻子都有工作，工資尚能維持溫飽。這不是因為我在經濟效益相對好的企業工作，而是我趕上了福利分房的末班車——1995年我分到了一套住房。正是這個原因，我才避免成為房奴，生活才相對好一些，其他買房還貸款的工友就沒有這麽幸運了，只能勉強維持生活。

余夏：中國工人不斷抗爭，2015年在建築業和製造業的工人有很多罷工行動。你身邊的工友是否有人討論這些事件？你認為未來是否會有更多的更多的罷工嗎？

P先生：我去我們這邊的煤礦，也下過礦井。礦井裏的工作條件非常惡劣，在很多巷道只能容下一個人，就這樣井下作業工人月薪也僅僅四千元。如果煤礦被關閉，工人失去飯碗，罷工是肯定的。不僅如此，前些年我們這邊的牽引電機廠、水泵廠等企業裁員，下崗工人就上街抗議遊行，很多工友議論這些事情。我想隨著工業企業不斷倒閉，工人逐漸失去工作，罷工、抗議等抗爭會越來越多。

中國：記者賈葭被捕　傳媒氣候暗無天日

三月十五日，三十五歲的自由撰稿人賈葭登上北京飛往香港的航班時被警方逮捕。他的朋友們相信他的失蹤和被拘留同一份流傳在社交媒體上呼籲習近平辭職的公開信有關。一封署名為「一個忠誠的共產黨員」的公開信，最初在今年三月五日於《參與網》發表。發表日期同中共召開「兩會」的敏感時期相吻合。

中共政權正正經歷空前的經濟困境，準備裁減數百萬國有企業工人，同時繼續對異見進行打擊──無論是現實存在的，還是他們想像出來的。習近平向官媒發出「姓黨丶愛黨丶護黨丶為黨」的指示，連中共內部的菁英也掀起了不滿。由於經濟正在脫離正確軌道，中共黨國機器內部的緊張氣氛日益增長。比起經濟事務，當前的最高領導層似乎更加擅長將鎮壓不斷升級。

菁英階層抗議審查

地產大亨任誌強的微博擁有三千七百萬粉絲，在他發帖批評習近平打壓媒體後其微博被封鎖。任誌強是中共黨員和北京市政協委員，他因暗示需要一點點媒體獨立，而被當局指控「鼓吹推墻」和「主張推翻黨領導」。

作為中共新自由主義派別代言人的《財新網》，在采訪廣東全國政協委員蔣洪時也陷入了新聞審查的麻煩。蔣洪委員抱怨道，即使在政權內部，言論空間都已被掐死。蔣洪向《財新網》記者說道，「某些事件」給兩會頭上陰影，令與會者「有些迷茫」，「希望少講些話」。但是采訪稿件被打為「非法」，被審查人員移除，引發了《財新網》編輯人員罕見的抗議。

「伴隨著明年中共十九大倒數，中共高層的鬥爭正在加劇。習近平要在十九大提拔他的支持者進入領導位置，以鞏固他的控製。中國勞工論壇的文森特·科洛解釋道：「我們正在看到統治菁英分裂的跡象，而且在下一階段分裂會加劇。無論習近平采取什麽樣的措施都於事無補。」

習近平發動了近幾十年來最風雷厲行的反腐運動，借此成功的鞏固了他的權力。但經濟不斷惡化，無疑會鼓勵他的敵對派系給他製造阻力。當局計劃將「僵屍企業」關閉，將涉及六百萬人失業，令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矛盾也變得更為尖銳。

一系列的失蹤事件

在官媒《無界傳媒》重新刊登一封呼籲習近平辭職的公開信後，賈葭試圖提醒該報擔任編輯的前同事。及後賈就被捕。這封匿名的公開信批評習近平處理經濟的能力和方式，並指出越來越多的黨內派系反對他收緊黨內言論，並指責習近平縱容「個人崇拜」和搞「一言黨」。

賈葭的律師燕薪告訴《路透社》記者：「賈葭已經告訴我他同那封信沒有任何聯系」。最初的報道稱《無界傳媒》的網站遭到黑客入侵，盡管後來又否認。

據賈的朋友表示，賈葭的妻子稱周二晚間（三月十五日）賈葭在北京機場打電話說他要飛往香港。但是他登上飛機之前被警方抓捕。三月二十日，賈葭的律師發表一份聲明，確認三月十五日賈葭在北京國際機場被北京市公安局帶走。

賈葭有可能同那封公開信沒有直接的關系，但是當局試圖從他身上獲得更多的資料，例如誰涉及那封信件。這樣的話，當局很可能會進一步抓捕更多人。

事件是中國國安機關再次鎮壓異見者的新案例。在過去的六個月裏，習近平的鎮壓範圍超出了中國的管轄權而波及到國外，甚至波及到外國公民。較早前，五名出版揭露中共領導人私生活書籍的出版商神秘失蹤。他們居於香港，其中兩人擁有外國國籍。不久，他們在電視畫面前「認罪」。強迫受害者認罪是當局日趨普遍使用的政治工具。

中國法律規定警方在執行刑事拘留二十四小時內通知犯罪嫌疑人的家屬，除非案件涉及國家安全。但是，在上述案件中警方並沒有按照法律規定執行，國家公權力濫用每天都發生在中國。

賈葭被拘留事件是習近平專製統治陰霾下的新篇章。這些反民主的舉措，是為了讓習近平消除一切阻礙他推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力量，讓工人階級失業和降薪，承擔經濟危機及中共盲目親資政策的後果。但是，習近平政權的所作所為，來自其忐忑不安而不是自身力量。他走的道路只會引發大規模的社會和政治動蕩。

河北省唐山國豐鋼鐵公司工人抗爭

今年3月16日，河北省唐山國豐鋼鐵公司通知其客戶自3月29日起該公司北生產區全面停產。與此同時，該公司單方面宣布解除與四千名工人的勞動合同，一年工齡補償一個月工資。

資方突然宣布解除勞動合同激起了廣大工人的憤怒，自4月5日起數千工人聚集連續三天在該公司辦公樓前抗議裁員計劃，當地警方拉起了警戒線禁止工人進入公司的辦公區域，工人數度堵塞交通表達對資方和警方的憤怒。至今為止工人們的訴求仍然沒有結果。

自2015年下半年起，河北省唐山地區開始實施一項消減1,500萬噸鋼鐵產能的計劃，這將導致數萬鋼鐵工人失業。隨著大規模的工人失業，原有的企業拖欠工人工資、欠交養老保險等矛盾隨之爆發，該地區的階級鬥爭水平將進一步提高。

中國經濟渡過了最壞時期了嗎？

諾丁漢大學教授曾銳生認為，中共當局「正在進入危險區」。他向《南華早報》表示，三月份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顯示出（中共）軟弱與焦慮的跡象」。我們認為這觀點是正確的。黑龍江煤礦工人罷工像一道閃電劃破全國人大的上空，警告危機正在來臨，這成為習近平上臺後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習近平並不像媒體所講一般是穩如泰山的「強人」，相反其地位受到了挑戰。經濟危機進一步加劇了中共高層的緊張局勢， 並削弱了習近平政策的公信力。在一家有官方背景的網站上， 曾短暫地出現一封要求習近平下臺的公開信，署名為「忠實的中國共產黨員」；隨後中共展開瘋狂的逮捕和鎮壓。信件可能出自中共反習派系之手。明年中共十九大將會替換政治局七個現任常委中的五個，屆時黨內權鬥很可能會浮現出來。

無可避免的衰退

盡管四月份的經濟數據沒有那麽糟糕，而且政府合力發放好消息，宣揚首季6.7%的經濟增長是「好開始」，但是中國的房地產市場依然低迷，而北京的經濟數據是歷來最不可信賴的。這不完全是中國的問題，而反映出全球資本主義已經進入了死胡同，經受著其歷史上最嚴重的潛在危機。只是因為有政府大力介入，各國央行前所未有的大量印鈔，才得以避免全球金融危機引發1930年代那樣的大蕭條。但是，大蕭條的噩夢還是可能成真的。在2007-2015年間，全球債務增加了57萬億美元，相當於中國經濟總量的五倍。這是一個中國自身問題的一個倒映。而隨著全球增長速度降低到零，債務水平會繼續上升。

信貸膨脹創下紀錄

中共當局無法擺脫它自己製造的經濟困境。在資本主義的框架內，中國必須進行痛苦的、像政治炸彈一樣的產業重組，否則龐大的債務不可避免會引爆金融危機。正如我們在本期雜誌中解釋道，人們還有其他出路，也就是民主社會主義經濟計劃的出路。但是，這個替代方案是無法為中共當局所理解的。相反，政府求助於增加債務，從而避免GDP驟跌。這不過是為未來製造更大的問題。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李維森將政府的政策比喻為「抽吸鴉片以看起來健康」。今年首季銀行擴張了4.61萬億人民幣信貸， 超過了2009年首季時政府刺激方案的4.58萬億。

「北京當局正在以出賣靈魂的方式爭取時間，令危險與月具增。」英國《每日郵報》的國際商業版編輯安布羅斯·埃文斯·普裏查德（Ambrose Evans-Pritchard）寫道：「連中國也不能在金融危機中免疫，即便銀行系統是共產黨政府的一支臂膀。我一直認為，中國最終會陷入經濟停滯，像日本一樣感染慢性病毒。就算這樣想也還是太樂觀了。」

香港：北京的計時炸彈

中國的經濟動蕩會對香港產生決定性的影響，令政治意識改變的速度進一步加快。香港的政治版圖正在加速破裂。可惜目前沒有工人階級的政治聲音將反抗力量團結起來。

梁振英時代對於統治階級來說是一場大災難，北京當局可能決定讓他在2017年下臺。雨傘運動由於欠缺領導和革命策略而未能實現變革。這場鬥爭的經驗令人沮喪，但同時群眾還是對政府懷有強烈敵意。

梁振英「勝利」後，動搖了從前相對穩固的泛民建製兩派局面，第三力量的冒起令非民選的親中共集團更難統治香港。港獨思想（不只是「本土主義」）不再被邊緣化，而變成北京的定時炸彈。

為了應對新的挑戰，並滿足建立強而有力的社會主義替代的迫切需求，我們改變了《社會主義者》雜誌的格式，為增加投稿人和擴大議題提供空間，也反映了我們組織在過去一年中的發展——支持者和同情者人數增加。不要袖手旁觀了！

減薪裁員不會擴大需求，經濟陷於兩難

3月10日，武漢鋼鐵集團公司董事長在人民網的一檔訪談節目中表示，這家成立於1958年的國有控股企業將裁員4-5萬人，相當於現有人數的一半。此前有媒體報道稱，武鋼集團已經辭退了大量勞務派遣工。武鋼工人的悲劇只是中國目前所處的困境的一個縮影。據路透社報道，中共政府準備在未來兩三年內裁減約600萬國企員工，這些人集中於煤炭、鋼鐵、水泥等產能過剩行業。不得不放棄一部分一向被視為「重中之重」的維穩需要，說明中共官僚對於目前的經濟狀況遠不如他們公開表示的那麽樂觀。

經濟困局

「改革開放」之後，中共政府越來越依賴投資和出口拉動經濟增長。2013年的一篇研究報告指出，在1981-1989年間，固定資本形成對GDP增長的作用為11.7%，而在接下來的10年裏，這個數字增加到了40.3%。另一方面，勞動報酬占在GDP比重則從1983年的56.5%下降到2005年的36.7%。《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在2007年10月一篇文章中指出，「許多國家都經歷勞動力收入份額的減少，但沒有那個地方像中國下降的幅度那麽大。」消費不足的問題在2008年經濟危機後更加嚴重了。出口衰退迫使中共政府在國內市場上推出大規模刺激方案，以避免經濟的立即崩潰——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占了GDP的比例也從2005年的47.75%上升到2015年的83.05%。這的確取得了顯著的效果，但是因為世界經濟遲遲無法復蘇，由此產生的債務和產能過剩問題也越來越沈重地壓在中國——尤其是中國工人——身上。中國鋼鐵工業協會的數據顯示，其會員企業在去年虧損了645.35億元人民幣，虧損企業占總數的一半。而煤炭行業的虧損面則高達95%，90家大型煤炭企業的利潤較2014年下降了91%。為了應付日漸臨界點的經濟緊張局勢，中共官僚試圖將危機轉嫁給基層工人。盡管他們宣布會撥款1000億用來安置煤炭和鋼鐵行業的下崗工人，但是在腐敗的政治環境下，工人所能獲得的實際補償只會少之又少。

供給側改革

通過刺激傳統行業——也就是官方所說的「擴大總需求」——來挽救經濟已經不可能了，中共官僚又提出了供給側改革的方案，意即將經濟增長動力轉向高科技產業和服務業。為了給這個方案提供依據，他們甚至無視資本主義已經復辟的事實，自欺欺人地聲稱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觀察者網，2016年3月）。與官方宣傳相反，凱度（Kantar）消費者指數表明，今年年初中國50大零售商的銷售額下降了6%；路透社（3月16日）則指出，「富裕的中產家庭從高檔產品轉向更平價的品牌，普通收入家庭甚至減少基本必需品的支出」。這些都說明問題不在於「落後的社會生產」，而在於被持續惡化的經濟狀況進一步削弱了的底層群眾乃至中產階級的消費能力。很明顯，疲軟的國內市場無法支撐起大到足夠挽救中國經濟和中共政府的新興產業，更何況樓繼偉在3月7日的講話表明工資的增長速度將會受到限製——此前廣東省已經率先宣布將最低工資標準凍結兩年。在這種情況下，所謂的供給側改革只會使新興產業淪為房地產和股票那樣的金融投機場所，加劇經濟泡沫化，而無助於解決工人群眾越來越困難的處境。

金融資本

盡管受到壞賬的拖累，2015年中國金融業經濟增加值仍然上升了15.9%，居各行業之首。根據美國《財富》雜誌於同年年7月公布的世界500強企業名單，全球利潤最高的10家企業中有4家來自中國，分別是工商銀行、農業銀行、建設銀行和中國銀行，同時工商銀行的利潤也是這500家企業之中最高的；在前50的名單中有12家來自中國，其中又有一半是大型商業銀行。另外，入圍中國服務業企業500強名單的41家銀行的利潤占500家企業總利潤的67.62%——從中人們可以看出中國服務業發展的真相。隨著負債率的飆升，全國利息支出占GDP的比重從2008年的9%上升到2015年的17%。金融機構不斷從本就虛弱的實體經濟中抽取大量資金，並通過正規和非正規（例如影子銀行）渠道進行瘋狂投機。據估計，在2015年股災前，各銀行投入股市的資金總量高達4萬億；銀行將巨額超發貨幣通過貸款投入房地產市場，引發一線城市房價繼續上漲；在政府支持下興起的P2P金融工具淪為龐式騙局，僅e租寶非法集資案就涉及500億元人民幣。泛濫的金融投機在幫助中共政府營造了經濟依然繁榮的假象，但這種情況在不斷增大的經濟壓力下無法持續很久——無論從其自身來說，還是從對實體經濟利潤的榨取來說，它都在加速自身和整體經濟的崩潰時刻的到來。

什麽是「供給側經濟學」？

政府用「供給經濟學」的口號將經濟改革重新包裝。此一口號的靈感來自於1980年代英國的撒切爾夫人，與她在美國的識形態盟友裏根。

私有化、減少政府管製、增加失業、替大企業減稅，都是西方供給側經濟學的特色。中國的領導班子可能不會照抄所有政策細節。撒切爾與裏根打擊並箝製工會，但這項工作在中國早已完成了，獨立的民主工會在中國早已被禁止。

撒切爾與裏根受到中共精英的祟拜，被視為不妥協、不退縮的「改革者」。財政部經濟學家賈康在《紐約時報》發表的評論（2016年3月3日）表露了此一觀點：「撒切爾和裏根獲得好很高的評價，因為事實證明，他們在極大的壓力下做出了正確的選擇。」

中共政權以「傳播西方價值」為由大量逮捕異議者，這在去年特別嚴重。然而，北京財政部那些撒切爾主義、裏根主義的經濟學家，才是「西方價值」的最大粉絲。在撒切爾與裏根的故鄉，他們反而因為造成貧者益貧、富者益富而招致憎惡。

各地滿目瘡痍

在1980、90年代期間，西方國家諸多地區受到供給側經濟所摧殘，重工業大規模倒閉，至今仍深受其後續效應所影響。「甚至連已開發國家，也很難在20、30年前因礦業與製造業倒閉而大量失業的地方，增加服務業的就業機會。」倫敦國王學院的東亞經濟專家拉蒙．帕多(Ramon Pacheco Pardo)說道。

如同工國委（CWI）支持者與《社會主義者》雜誌所警告過，習近平與中共領導層的走資改革政策是一條通往災難之路。如果完全實施這些政策，帶來的可能是一場經濟蕭條與硬著陸。

「毒學校」災難遍怖全國

據央視報道，自2015年底常州外國語學校搬入新址後，該校大量學生出現不良反應。經過體檢，641名學生中有493人被發現患有皮炎丶濕疹丶支氣管炎等疾病，其中更有人罹患淋巴癌和白血病。檢驗發現該校土壤中有毒致癌物嚴重超標，而且建設學校時也使用了受到嚴重汙染的地下水。曾在附近化工廠工作的工人稱，這些有毒物質很可能是來自化工廠搬遷時掩埋的廢物。隨後不久江蘇海安也曝出類似的「毒學校」事件。家長的抗議和公眾的關註迫使中共政府展開新一輪全國土壤汙染調查，而上次的調查已是在5年前——調查報告直到2014才得以公布。有評論人士認為此次調查報告永遠不會公布，因為它很可能引發大範圍恐慌。根據《金融時報》的報道，清理這樣的有毒土地要耗費7萬億元人民幣。2008年危機以來，中共政府實施了規模數萬億的刺激方案，造成嚴重的產能過剩問題，但是「向錢看」的官僚們並不願意將這些資金用來保護人民的健康。

由於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汙染問題的加重，公眾日益關註環境問題。自2012年以來，環保抗議數量激增。政府一直聲稱環境治理已經取得進步，但重大汙染事件層出不窮，同時要求改善環境的群眾抗議大多受到嚴厲鎮壓。去年6月，上海市金山區數千名居民在區政府外抗議，反對在本區建設PX化工廠。有報道稱，當時警察逮捕了至少三巴士的抗議者。社會主義者支持反汙染的群眾運動，但是我們也認為目前要求轉移汙染企業的鄰避運動不足以真正解決環境問題。這一點在常州「毒學校」事件中已經很明顯。《金融時報》亦指出，盡管北京丶上海等地的空氣質量有所改善，但汙染正在中西部轉移。社會主義者支持災區居民丶化工廠工人以及相關人士組成獨立調查委員會，徹查事件真相丶懲罰相關企業及地方政府，賠償予受災居民及其家屬。我們支持實行由工人民主控製和管理的綠色生產，才能消滅為追逐利潤而帶來的瘋狂汙染。這必須以民主計劃經濟的製度來實現。

悼念六四天安門屠殺二十七周年

今年是六四屠殺二十七周年，我們在此悼念當年在北京被殘殺的工人及學生。1989年是中國瀕臨革命的一年，與今天中國的局勢仍有重大關聯。

習近平正嚴厲打壓國內反對派，不容有任何的生存空間（無論是真實的或者是幻想的），包括一系列的海外非法綁架。打壓加劇與習近平的「供給側改革」政策有著密切關系，政府將會嚴重打擊工人的工資和崗位，並使高達六百萬國企工人下崗，因此搜捕工運分子和罷工組織者。

從八九運動得到的一個重要教訓，就是只有革命鬥爭才能推翻中共暴政。可惜許多今天的民運領袖卻無視這個結論，寧願寄望能從中共手中得到「循序漸進的改革」。在香港，這條「改革」路線在過去三十年中屢試屢敗。而若果這個策略在「特別」歷史背景下的香港都不能夠成功，那又如何在全中國實現呢？

面對學生和工人空前規模的示威，鄧小平及中共在八九選擇了血腥屠城。在6月3日晚上，解放軍嗜血成性，殘殺了過千民眾，實際死傷數字至今仍然不明。政府宣稱有241人死亡，而當中只有36個是學生。這個數字明顯被當局嚴重低估以掩蓋真相。中國紅十字會曾表示有2600人死亡，但後來撤回了有關消息。而在六四後，全國各地有數以萬計的民眾被逮捕、數以百計的人被處死。時任美國駐華大使洛德稱，鄧小平利用大規模的國家恐怖來向全世界「表明立場」。

在屠城前夕，首都的群眾民主集會已經過了高潮，並且開始消退。發起運動的學生們身心疲累，而且也不知道如何讓運動再往前走。新的群體，尤其是青年工人、中學生和城市青年越來越成為了運動的主要參與者。在5月學生發起絕食抗議之後，運動變得更無產階級。尤其是在政權於5月20日宣布戒嚴之後，新成立的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則成為了一股重要力量。

當時全國的群眾運動仍在凝聚動力，鄧小平及中共強硬派決定強硬鎮壓，以向各省群眾製造震懾效應。當時中國有過百城市發生群眾抗議。甚至在六四之後，運動依然在許多城市持續，並發起遊行示威、堵塞鐵路、號召總罷工。有一點非常重要：當時的運動是一場發展中的革命，而並非像香港泛民領袖形容的「希望政府聆聽人民聲音」。

在這場革命運動期間，民眾擺脫了對專製政府的恐懼，並感到自己有能力透過集體行動帶來改變。另一方面，政權內部亦嚴重分裂，瀕臨崩潰。鄧小平後來決定采取最激烈的鎮壓，目的之一是向黨內的敵對派別發出警告。

群眾想要一個新政權，結束獨裁製度、結束腐敗，並取替那些「只讓一小撮人富起來」的親資本主義改革政策。但是八九革命運動卻缺乏一個關鍵因素：一套清晰的革命綱領，以及一個由工人社會主義政黨形成的領導層來引領鬥爭前進。

群眾運動的命運可以說是總圍繞著一條重要問題：下一步該如何走？革命不等人，只是純粹地占領廣場並不足夠。這個問題將會決定舊勢力會否被推翻，並被新力量所取代，抑或是舊勢力能夠卷土重來，並摧毀運動所代表的一切力量。

在中國勞工論壇2009年出版的《天安門1989──震撼世界的七周》一書中，我們解釋道：

「當時的狀況，是需要召開一個真正的人民革命會議，由全民自由選舉代表，並開放讓所有政黨參與。」

這項工作應該連結到去號召發動總罷工、動員已經開始自我組織的工人階級，並組織人民自衛委員會來爭取基層軍警倒戈，以及保衛民眾和新生的獨立組織。當時的軍隊已經嚴重分裂，因此這完全有可能成功。

另外，實現工人對工廠的民主管控也是必要的，並需要真正民主的社會計劃來解決官僚製度管理不當所帶來的社會危機，並防止像鄧小平改革那樣的資本主義復辟。

八九悲劇發生的原因，是民眾未了解當時必然是一場殊死鬥爭，只有中共卻知道這一點。若要民眾完全觸摸到鬥爭的局勢，則必須要有一個具組織性的力量──革命政黨。無論民眾的自發性如何重要，單靠自發還是不足夠的。

鄧小平政權正正得益於學生領袖的猶疑──學生要避免運動「過火」，並認為運動的目的不是要推翻中共，而是向中共的開明派官僚施壓。

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在2004年的一次訪問中表示對鄧小平的支持：「如果要我開槍殺死20萬學生來換取中國免於一百年的亂世，那就去做吧。」國家恐怖可以維穩，中共官方輿論現今重覆著這一荒謬理論，以阻嚇欲求改變製度的群眾。

李光耀的言論可能有點過於率直，但當1989後的中國走資本主義的局面明朗後，世界大部分的資本主義政府都收斂了對屠城的「震怒」。在屠城之後，歐美一度向中國實施製裁，但都很快地取消了，取而代之的是各個跨國企業紛紛進入中國，以享受其親商政策以及無工會保障的低廉勞動力。

今天的中國與1989年時一樣，都在面對嚴峻的經濟危機。習近平政權內部亦出現分裂。《人民日報》5月9日的社論更突顯了政權內部就經濟政策的分歧，當中的「權威人士」（可能是習近平自己）警告中國未來的經濟趨勢很可能會是「L」形的。這個神秘人物指出，若果政府政策繼續依賴借貸來推動增長，將會「引發系統性的金融危機」。在外界對於中共經濟政策的信心低下之際，此篇社論猶如重磅炸彈。

北京當局現在陷入惡性循環，一方面要製造新的泡沫（主要在房產和商品市場）來減輕因舊泡沫爆破（如股市）造成的壓力。但同時間，現在又有越來越多的工人、青年甚至中產上街抗議政府政策。工人罷工的數字在過去十二個月間大幅增加了超過一倍。

中國群眾鬥爭正再萌芽，我們必須學習歷史上的重要教訓，尤其是功虧一簣的八九革命。為了重建鬥爭，我們必須汲取教訓，並確保工人階級下次能夠得到正確的綱領與組織。

限製境外NGO　中共收緊社會控製

今年4月，《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獲得通過，將於2017年1月1日正式實施。該法禁止外國NGO在華從事或者資助政治活動，旨在打擊人權及宗教等組織——此前已有瑞典人權活動人士彼得·達林因被控「危害中國國家安全」而遭到逮捕和驅逐。根據該法，警察有權搜查外國NGO的住所和活動場所；詢問相關單位和個人；查閱和沒收文件；查封或扣押場所丶設施及財物。根據以往經驗可知，中共政府一貫對包括勞工維權人士和民主人士在內的反對力量冠以「危害國家安全」或「顛覆國家政權」等罪名。因此該法聲稱是為了「保護境外非政府組織的合法權益」，實則是為了更加便利地打擊反對力量，無異於中共政府試圖在香港通過的廿三條法案。有報道稱，該部法律將迫使大量境外NGO撤離中國。

目前已有國際人權組織呼籲中共政府撤銷該部法律，但顯然是徒勞。隨著經濟增速放緩，統治基礎被削弱，習近平政府擔心活躍的民間力量將鼓勵群眾采取更多的反抗行動，因而竭力收緊社會控製。在效仿俄羅斯立法限製外國NGO之前，中共政府已經開始鎮壓包括勞工維權組織在內的國內NGO。去年12月，包括曾飛洋丶朱小梅丶何曉波在內的多名勞工維權人士被捕，並遭到官方媒體的惡意誹謗。盡管NGO的鬥爭手法並不能帶來重大的改變，而僅僅資產階級民主權利也不能夠使勞動群眾獲得真正的公平正義。但我們支持一切的結社權，才能讓勞動者有更大的組織空間。我們主張群眾組織的活動資金應由工人會議民主分配。要想實現這一點，必須依靠工人群眾的團結鬥爭，挑戰中共獨裁政權以及資本主義製度。

一帶一路——中華帝國主義的崛起

根據《環球時報》於5月12日的的消息，發改委可能將於本月13日後從《境外投資項目核準和備案管理辦法》中刪除「投資額20億美元以上敏感項目需國務院核準」這一條規定。根據同一篇報道，中國公司今年已經在全球達成了1108億美元的收購協議，超過去年全年的規模。在經濟危機中上臺習近平竭力推動過剩產能和過剩資本的外輸。盡管官方一直聲稱此舉將促進全球經濟的繁榮，但從中得利的不過是中共政府以及順從它的各國資產階級。面對中華帝國主義的擴張企圖，全世界工人階級只有團結反抗資本主義製度，才能擺脫貧窮和戰爭的威脅。

從「韜光養晦」到「海外擴張」

2008年經濟危機後，中國的出口市場被削弱，而被長久壓抑的國內消費能力無力滿足龐大資本的逐利需要。習近平政府曾試圖通過提高工人收入來擴大內需，但這已經遭到資產階級及其在政府中的代理人的反對。此時經濟增長放緩並非因為投資不足，而是資產階級找不到可以獲利的投資領域——當然，資產階級及其代理人不會願意用這些資金提高工農群眾的生活水平。但是急於自救的中共政府向市場註入大量流動性，以避免經濟增速暴跌和由此可能產生的政治動蕩。這無異於抱薪救火，令資本過剩問題更加嚴重，並使之轉化為過剩產能丶巨額債務以及房地產和股票市場的泡沫。「宏觀調控神話」已經逐漸破滅。更重要的是，隨著政府應對手段的枯竭，任何一場小規模震蕩都可能引發經濟全面崩潰，進而威脅中共政府的統治。習近平接手中共政權後立即提出以「一帶一路」為核心的大規模海外投資方案，其目的就是開拓海外市場以輸出過剩的產能和資本。正如19世紀英國帝國主義狂熱分子塞西爾·羅德斯所說：「帝國主義就是吃飯問題。要是你不希望發生內戰，你就應當成為帝國主義者。」這也是轉向資本主義的中共政府不得不遵從的歷史規律，無論它用怎樣巧妙的語言來掩飾真實目的。

鐵路外交

早在2014年，《澎湃新聞網》刊登的一篇文章就指出：「如今只要在非洲投資丶經營，就不可能避開中國修的公路丶電站和會展中心」。這番論述如實反映了中國政府的海外基建規模及其影響，其中鐵路建設值得特別關註。2014年7月，習近平在訪問拉美時表示，中國丶巴西和秘魯將修建連接太平洋與大西洋的「兩洋鐵路」，從而將「一帶一路」延伸至拉美地區。該鐵路總長約5000公裏，其中3000公裏屬於新建線路，項目預算高達600億美元。目前正在由中國公司修建的東非鐵路全長2700公裏，造價250億美元。建成後，該鐵路將連接沿海和內陸地區，成為非洲的「經濟大動脈」。這些項目大多從中國（政策銀行丶部分商業銀行和私募基金）獲取貸款，修建鐵路並出口相關的設備和技術也為中國公司提供了大筆利潤，但中國政府努力推動鐵路外交的目的顯然不止於此。列寧在20世紀初時曾指出，資本主義將修建鐵路同整個生產資料私有製聯系起來，並把這種建築事業變成對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和帝國主義國家的雇傭工人進行壓迫的工具。盡管現代高速公路的發展已經使鐵路在國內和國際貿易中不那麽重要，但在中亞丶東南亞丶非洲和拉美等相對落後地區，中國資本仍在沿著新建鐵路擴展自己的「新領土」。《亞洲財經》於去年的一篇報道中指出：「中國在承建鐵路的同時，將獲取鐵路沿線周邊的土地開發丶資源勘探丶港口建設等高附加值的業務。」更重要的是，包括鐵路在內的基礎設施建設將便利中國資本家在這裏開辦工廠丶采掘礦石丶運送大宗貨物，而且他們將憑借中國政府的影響力而獲得當地政府的優惠政策。同時建設本身也帶動了中國金融資本的全球運作，進而推動人民幣的國際化。

全球金融網絡

據《財新網》報道，2015年深圳全市新發房地產貸款高達2200億元人民幣，推動房價飆升。大量資金短期內在房地產和股市之間遊走，一次次導致市場泡沫的產生和破滅，說明受過剩產能拖累的中國已經缺乏現實的投資領域。標普分析師預計，隨著經濟增速放緩，2016年中國大型銀行的平均資產回報率將下跌至0.6%-0.8%。與此同時，商業銀行的壞賬率已經上升到11年來的最高水平，令部分銀行的不良撥備覆蓋率（衡量銀行財務風險的指標）逼近警戒線——此前標普和穆迪已經下調了四家銀行的評級展望。隨著更多的不良貸款浮出水面，銀行業的違約風險將會更加明顯。對於重病纏身的中國經濟來說，債務違約很可能是引發全面崩潰的導火索。因此金融資本與中共政府迫切需要找到新的投資場所以抵消不良貸款的風險。包括「一帶一路」在內的大規模海外投資計劃就是他們抓住的救命稻草。2015年，中國商業銀行平均凈利潤增長率不足3%——世界第一大銀行中國工商銀行僅增長了0.5%——但是它們的境外機構卻保持著10%以上的增長速度。截至2015年底，工商銀行已經在「一帶一路」沿線的18個國家設立了123個分支機構——此前它已經通過控股非洲最大的銀行南非標準銀行滲透入20個非洲國家。憑借不斷增加的海外分支機構，工商銀行已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2208億美元，超過了亞投行的初始資金。此外有報道稱，該行在拉美發放的貸款規模已經超過了世界銀行和美洲開發銀行的總和。工商銀行的擴張行動只是中國過剩資本湧向全球市場的一個縮影。金融資本積極向外發放貸款並涉足當地資本市場，不僅幫助中國企業從海外攫取利潤和股權，而且利用湧向世界的資本洪流建立起全球人民幣網絡。相比於基礎建設，金融集團以及國際化的人民幣更能保證中共以隱蔽的方式對當地資產階級政府施加長期的影響和控製。

中國秩序

在危機中啟航的中華帝國主義正在向美日歐等老牌帝國主義國家索取與自己經濟規模相當的海外勢力範圍。盡管英國等歐洲國家表示願意同中國合作——由於它們相對較弱的經濟實力和對美國的失望與敵意——但逐漸激化的南海問題說明中共政府的擴張計劃必然會加劇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沖突。但是比起美日的阻撓，中共政府未來所面臨的更大的問題可能是「新領地」的社會局勢。2008年經濟危機後，各國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和生活水平下降引發了此起彼伏的反資本主義群眾鬥爭和政壇動蕩。這些都威脅到中國企業在當地的運作。2015年希臘激進左翼聯盟上臺後，比雷埃夫斯港私有化計劃曾一度被擱置;本月巴西親華總統羅塞夫遭到彈劾，據估計中國的投資計劃很可能會受到影響。更重要的是，隨著經濟日益受到中國控製，群眾怒火不可避免地會直接指向與本國政府相勾結的中國資產階級——正如將大規模投資的經濟模式帶向世界，中共政府也會試圖在勢力範圍內削弱他所厭惡的福利製度和資產階級民主，以建立起本國那樣反工人的專製統治。2015年發表的《中國的軍事戰略》白皮書首次向軍隊提出了「維護海外利益」的任務，表明習近平正在試圖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保證擴張計劃的順利實施。盡管至少目前中共政府不太可能派遣軍隊，但是它會采取間接的方式壓製反資本主義群眾運動，例如操縱當地政府或者進行經濟威脅。中國的擴張並非如一些民族主義者所說，能夠使世界人民擺脫美國帝國主義的掌控。相反，這只不過是一個偽善的後進帝國主義國家的崛起。

烏坎2.0：抗議再在農村爆發

廣東省烏坎又一次成為世界焦點。將近五年前，這個村子掀起一場歷史性的鬥爭，反抗腐敗的土地交易和當地官員的專製統治，並似乎從中國當局那裏贏得了些許讓步。在本文撰稿之時，烏坎已經再次爆發抗議。雖然結局如何還是言之尚早，但我們仍能從本次和上次的鬥爭中學到重要的經驗教訓——為了在中國組織成功的群眾鬥爭，我們需要加以討論和運用這些經驗。

6月17日當局展開鎮壓，烏坎村村民為了抵抗而再次上街。陸豐市當局派出400名警察，在17日夜間逮捕了72歲的民選村委主任林祖戀。在逮捕過程中，他68歲的妻子楊珍被警察推到在地。現在林祖戀面臨受賄罪指控，但當地村民斥之為謊言。一名微博用戶質疑，為什麽官方派出強大警力去逮捕一個「70多歲的老人」？

林祖戀被捕後，三千多名村民舉行了示威抗議。當局加緊鎮壓，在村內形成國家緊急狀態，使用無人機監視村內局勢，逮捕其他被懷疑為「團夥頭目」的人，林祖戀的孫子林立義亦被補，烏坎隨之而來爆發了更多的遊行。中共官員指責《蘋果日報》等境外媒體煽動抗議。國家宣傳機關一貫用「境外幹涉」的說辭來搪塞「群體性事件」，而不願承認抗議者有合理訴求——反對鎮壓構陷、非法侵占土地以及政府官員和地產開發商之間的權錢交易。

據媒體揭露，有學生被迫簽字指證林祖戀貪汙受賄。學校甚至延長上課時間來阻止學生參加示威。在上周中期，所有記者被命令離開烏坎村「以保安全」，而林祖戀家人聘用的兩名律師則被阻止代表他，也不能與他聯絡。其中一名律師玉品健表示受到恐嚇電話。

電視認罪

被捕兩天後，林祖戀在電視上「承認」自己收取賄賂。他這樣做可能是為了換取釋放孫子。習近平當局強迫「電視認罪」的，誣陷批評政權的人，包括人權律師和被綁架的香港書商。但這作為一種宣傳工具正在迅速失去效力。一名烏坎村民告訴《悉尼先驅晨報》：「我們一點也不相信，電視上的東西都是假的。」在影片視頻中，林祖戀語速緩慢，似乎是在背誦臺詞，而且他說的是普通話而不是當地方言。在林祖戀「認罪」後，又有一千多名村民舉著為他喊冤的橫額幅街頭。

被非法侵占土地的村莊數不勝數，烏坎只是其中之一。據估計，中國每年新增失地農民多達400萬名。從1990年代以來被賣給開發商的耕地總面積相當於英國大小，這讓大量官員暴發成百萬富翁。為了阻止不正當的土地交易，烏坎居民在2011年時趕走了當地的腐敗官員，並通過村理事會實施了持續幾周的「自治」。直到當年12月，政府與村民達成協議，雙方的對峙才宣告結束。當時中共省級領導越過當地官員，親自介入事件，而且似乎向村民作出了重大讓步。

這個協議被譽為突破，並作為「烏坎模式」廣為人知——它表明沖突能夠通過和平方式解決。當時社會主義行動警告說，盡管烏坎運動有許多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但是這樣的結果不應被過度解讀。《金融時報》就是後者的典型。作為一份全球資本主義的報紙，它在頭條中宣稱：「烏坎為中國提供了民主典範」。

2011年協議達成後不久，我們就在分析中警告：「事實上，官方的承諾將流於紙面。這是一場還沒有結束的抗爭，為了奪取最終的勝利需要對策略、綱領和組織方式進行進一步的討論。」[《烏坎抗爭及其教訓》，中國勞工論壇，2012年2月26日]

假讓步

作為2011年協議的一個註腳，我們應當註意到，當時參與談判的高級官員朱明國已經因為收取1.4億元賄賂而身陷囹圄。他的前任領導、廣東前省長汪洋——與烏坎事件的解決有著最密切關系的人——後來升任政治局委員和國務院副總理。但是汪洋「溫和」的親改革路線沒有成為整個中共政權的前進方向，相反，它已經在中國的政壇中消失了。

2012年3月，烏坎獲準進行選舉，但是這些選舉並非像媒體報道的那樣「自由」。村民普遍抱怨，當局為了阻止更加「激進」的人競選職務，遂派出警察威脅恐嚇核心活動者。同時腐敗土地交易的實際問題未能解決，而且現在已經引發了新一輪示威。

在林祖戀和其他抗議領導人被選入村委會之後，上級政府更是雙管齊下，一邊迫害烏坎運動中最激進的鬥爭者，另一邊在財政和行政上封殺民選領導人，使他們沒有可能解決土地問題。

中共地方官僚的目的是保護他們自己的利益（很可能隱藏從非法土地交易中獲得的好處），同時還要抹黑烏坎村的「民主」實驗。最終結果就是，在抗議結束將近五年後，烏坎鬥爭的訴求沒有得到一點滿足。在描述2011年汪洋等人為瓦解群眾抗議而作出的承諾時，一名村民說：「就像給你一張200萬元的支票，但當你去銀行時就跳票了。」

林祖戀是一名退休中共官員，卻因為支持抗議而正在遭受地方當局的嚴厲迫害，可謂相當諷刺。自2011年同當局達成協議以來，林祖戀一直是中共最忠實的辯護者。他勸說村民保持「耐心」，不要再進行抗議。他也強調，烏坎是一個個案，不是其他地區所能效仿的典範。烏坎運動中想要重啟群眾鬥爭的人對他做出批評，導致原來的抗議領導層發生數次分裂。這也被陸豐當局利用，迫使烏坎就範。

看來林祖戀的耐心最終還是耗盡了。就在被捕前幾天，他在社交媒體上呼籲召開群眾大會，討論重啟抗議的事情。這才是他被捕的真實原因。有傳聞說，在林祖戀和其他村領導人的鼻子底下，再有腐敗的土地交易發生，可能就此促使林祖戀及其支持者采取行動。

「共產黨萬歲？」

烏坎和整個中國能從這段經驗中吸取很多教訓。很明顯，許多勇敢的抗議者，尤其是老一輩，希望中共國家領導人介入事件，調查並懲罰陸豐官員的強盜行為。有些人將此作為示威的訴求。不管是2011年還是現在，都有人喊出「共產黨萬歲」的口號。這口號有很多含義，有些抗議者以為向黨表示忠心可以減少鎮壓的危險，但這沒能起作用。從一些報道中我們看到，即便只是把它當成一種策略，也不是所有參加鬥爭的烏坎村民都同意這種做法。一些村民的見解更有眼光，正如《經濟學人》引述一名居民：「我們有一個黑政府，全都是腐敗。他們不能再用『烏坎模式』來欺騙我們。我們要拿回土地。」

沒有跡象表明國家領導人會出手解救烏坎。習近平的反腐運動主要是利用民粹主義，用作黨內權鬥，而非真正根除貪腐，而且在這個官僚權力不受製約、資本投機猖獗的製度下，貪腐是不可能被消滅的。習近平決不想讓人們覺得像烏坎那樣的有組織的群眾行動可以迫使政府改變政策。

根據美國網站「中國數字時代」的披露，國家宣傳機關已經發動了全面封鎖，要求新聞媒體「刪除關於抗議的報道、照片和視頻」。與此同時在海外宣傳方面，狂熱的《環球時報》英文版警告說：「如果全國各地的矛盾都用烏坎村民的激進方式表達的話，中國基層看到的將是一片混亂和騷動。」

自從習近平上臺以來，中國的國家政策向著更具壓迫性的方向偏轉。習近平治下的一個特征就是，連體製內的「溫和」聲音——包括NGO活動者和律師——也在被逮捕並被迫承認不存在的罪行。林祖戀就是其中之一。在擔心嚴重危機和群眾騷亂將臨的情況下，加緊鎮壓是獨裁政權本能的防禦反應。

建立獨立基層組織

烏坎以及其他農村鬥爭的出路是建立民主的群眾組織、在各個鬥爭社區間建立聯系（有些只相隔幾公裏）並聯系至正在形成的工人運動。盡管在任何鬥爭中，談判乃至暫定的協議都是不可避免的，但2011年的錯誤在於解散了獨立的村理事會，而沒有把它當作群眾的發聲平臺加以保持和壯大。

根據協議參加選舉沒有問題，只要村民明白這些選舉對於變革的作用是有限的。不幸的是，現實情況並非如此。即便只是爭取些許改革也必須依靠獨立的基層組織和持續的群眾動員。在官方村委會爭取議席，本可以作為外加的「合法」平臺在鬥爭中發揮作用。

人們需要明白中共政府的反動性，以及它同腐敗的資產階級之間的勾結，也需要建立有組織的社會主義替代方案。烏坎所遭受的鎮壓和中共想要扼殺「民主實驗明」的企圖會讓越來越多的人看清現實。

烏坎抗爭與農民運動

2012年烏坎村爆發抗爭時，村民一度果敢驅逐了當地政府。但當局為了避免選舉和民選村委會失控，事先將烏坎的最高權力交給了更容易操縱的黨總支部，並任命林祖戀為總支部書記。隨後，林祖戀和其他6名經過當局挑選的溫和派領袖被選入村委會。可惜，由於鬥爭沒有走得更徹底，土地遲遲未能收回。發覺自己被欺騙的村民開始向村委會施壓——這是導致林祖戀最後轉變方向的重要原因。

據《新京報》報道，民選領導人在當選一年後已經不敢召集村民大會，擔心村民在大會上提出激進訴求。有些村民甚至開始懷念被推翻的前任村委會。在這種情況下，依靠群眾支持而獲得權力的領袖們不可避免地發生了分裂。為了保證相比之下更加溫和的林祖戀能夠順利連任，從而阻止民選村委會從「防火墻」變成「縱火者」，當局在2014年選舉前夕以受賄罪為由逮捕了試圖爭奪村主任職位的楊色茂和洪銳潮。林祖戀被捕後不久，《環球時報》——更多像是譏諷當初主張和平路線的烏坎領袖——說道：「財產權的糾紛僅靠選舉顯然解決不了」。當然，想要奪回被盜賣的土地就必須將「未完成的革命」進行到底，利用爭取到的民主權利向中共獨裁政權發起不妥協的鬥爭！

被奪走的土地

與其他爆發鬥爭的村莊相同，烏坎事件也起因於被政府官員和資本家聯手侵占的土地。從1980年代後期開始，經過短暫繁榮的小農經濟走向衰落。在這10年裏，農業收入從每年增加15%下降到2%。到了1990年代中期，一度興盛的小規模鄉鎮企業也逐漸萎縮。這意味著越來越多的年輕農民不得不進入城市謀求生路。2014年的統計數字顯示，中國農民工數量約為農村戶籍人口的30%。同時據估計，到今年農業勞動力中50歲以上所占比例將超過50%。生產方式倒退和青年勞動力外流瓦解了農村的集體經濟組織——在烏坎的例子中，村集體幾乎淪為薛昌和陳舜意的私有財產；戲劇性地，返鄉青年成了鬥爭的發起者和重要部分。值得註意的是，在毛澤東時期，底層農民正是通過建立在公有製之上的集體組織——盡管是官僚化的——改變了自己的政治地位和生活狀況。而現在，這些去組織化的農民，面對急於從土地中攫取財富的中共官僚、城市資產階級（例如金融機構、地產商和工廠主）和新興農村權貴組成的聯盟，很難形成有效的反抗力量。中國人民大學的一名學者指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崩潰已經使土地從「農民集體所有」在事實上轉變為「縣級以上地方政府（以及和它相勾結的勢力）所有」。這解釋了為什麽農地和宅基地會不斷受到強征、強拆、侵占和盜賣的威脅。數據顯示，截至2014年，中國共有失地農民1.12億人，其中有五分之一的失地家庭沒有得到任何補償。世界銀行官員英卓華指出，在1990-2010年間，中國農村土地的征用價格比市場價格低2萬億元人民幣。更嚴重的是，有中共官員估計，官僚與資產階級的剝削聯盟自「改革」以來利用征地從農村榨取資金多達15萬億元人民幣，但是給農民的補償不到5%。

在如果說征地和非法的土地交易還只是蠶食土地的話，正在進行的土地私有化將把整個農村社會置於統治集團的刀俎之下——大地產的形成會大規模壓縮農業勞動人口並導致大量小農破產。那些找不到工作而又沒有社會保障的無產化農民最終將淪為城市貧民。正是憚於由此產生的社會危機，習近平政府不敢貿然推進私有化。但是只有學習烏坎的經驗，建立獨立的、民主的農村群眾組織，並且聯系各地農民鬥爭，反抗中共政府的新自由主義政策，才能徹底扭轉土地私有化的趨勢。

徹底完成革命

時至今日，第一次烏坎事件後選出的村主任和兩名副主任（楊色茂和洪銳潮）已經全遭鎮壓，委員莊烈宏於2014年逃往美國尋求政治庇護，說明妥協立場無法對抗根深蒂固的非法土地交易和愈發猛烈的高壓政策。烏坎內外都有人提出私有化作為土地問題的解決方案，習近平政府也在小心翼翼地朝這個方向前進，其結果只會是底層農民遭受更殘酷的剝削。

農民中間有著復雜的利益階層。這種分化在毛澤東集體化時期曾得到遏製（但沒有完全消除），但隨著小農經濟的回潮又迅速恢復。同時，作為整體的社會力量，農民又總是帶有小資產階級傾向，不能在政治鬥爭中扮演獨立的角色，而只會跟隨在主要的社會階級──工人階級或者資產階級──的背後。值得註意的是，烏坎村民並不打算將收回的土地用於小農生產，而是希望在滿足住房需求之後通過與城市或本地資產階級合作獲得收益——被推翻的前任村領導集團就是這樣做的，但是村民要求公平分配收益。可以理解很多農民會對土地私有化抱有幻想，誤以為法律會保護私人財產而免於被中共官員掠奪。但這等同跳出油鍋又落火坑──同一批中共官員及其富豪黨羽會在私有化過程中搶走一切財富，而小農只會淪為輸家。歷史經驗證明，這種「公平分配」的願望不可能實現，因為農民中的富裕階層總是試圖剝削下層的貧窮成員，特別是在他們得到封建宗法勢力的幫助之後——前任村領導集團的所作所為再明白不過地說明了這一點。事實上，中國許多村莊已經發生了與之類似資本主義的再集體化或者對未被分割的集體資產進行資本主義化運作。華西村就是後者的一個例子。盡管許多毛派稱贊華西村擋住了改革開放的「分田風」，但實際上這和社會主義並沒有什麽關系——在本村村民享受富裕生活的同時，更多的外來勞動者被迫承受著不平等待遇（剝削）。「紅色的」華西村甚至像中共官僚一樣用欺騙的手段侵占別村土地。小資產階級的狹隘性導致農民在反抗大資產階級壓迫時往往不能「將革命進行到底」，終究陷入妥協、退卻與失敗。

因此農民要想實現自身的真正解放，必須加入城市工人階級，推翻中共政權和它所維護的資本主義製度，然後依靠土地公有製和獨立的、民主的群眾組織，加上政府充分資助農業機械及發展新耕種技術，在自願的前題下開展大規模集體化生產。

社會主義者表達對烏坎人民的聲援，反對土地侵占。但我們認為，無論是烏坎村還是其他社會鬥爭，都需要一個清晰的政治替代方案，以取代中共專製資本主義的舊製度。在烏坎的經驗裏，再次證明無論再些微或地方性的改革，都會被獨裁者阻撓。因為他們害怕任何獨立運動都會威脅其控製力。在這前題之下，革命爆發是遲早的事。

中國經濟回光返照？

中國經濟已經轉危為安了嗎？總理李克強和中國政府當然希望我們這麽想。但事實是，盡管北京當局在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後實施了一系列大規模刺激方案，經濟增長依然疲軟。此種政策不可避免造成債務膨脹，增加金融崩潰的危險。即使不會全面崩潰，最好的結果也不過是像日本那樣的經濟停滯。對此連中國的高官也做出了公開警告。

《人民日報》發表的一篇頭版社論（2016年5月9日），顯示出前所未有的高層分裂跡象。在這篇社論中，一名匿名「權威人士」猛烈抨擊了政府的政策。他說經濟並沒有復蘇，而是沿著L型軌跡運行。

他警告說：「我要強調的是，這個L型是一個階段，不是一兩年能過去的。」

這位神秘人士明顯是政府要員，否則中共黨報不會如此突出的報道。人們普遍認為這個人是習近平的首席經濟顧問、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劉鶴。他說「樹不能長到天上」，通過增加債務來刺激經濟可能會「引發系統性金融危機」。

政府試圖打消人們對危機的預期，但《人民日報》社論卻揭穿了它所營造的經濟增長的假象。

駐北京經濟學家楊思安認為中國經濟只是「回光返照」，而非真正恢復。她評論道：「在看似復蘇的中國經濟背後，是新註入的巨額流動性，以及高層對經濟態勢的賣力宣傳。」

美聯儲大轉向

今年年初，中國股市和人民幣匯率雙雙跳水，造成繼去年夏天股市大崩盤之後的第二場金融震蕩。但是到了二月底，中國和全球市場又趨於平穩。這主要是因為美國聯邦儲備銀行的政策變化；在去年十二月，提高基準貸款利率被證明不合時宜之後，美聯儲擱置了再次加息的計劃。

美國九年來首次加息，表現出美聯儲結束了量化寬松政策，結果隨著美元對其他貨幣升值，大量投機資本撤離以中國為首的所謂新興市場，導致房地產、股票和其他金融資產的泡沫破裂。「新興市場危機」的爆發可能會扼殺了全球經濟僅余的疲軟復蘇。

通過推遲加息，美聯儲暫時穩定了局勢，並給四面楚歌的中國金融主管部門以喘息之機。美元對其他貨幣展現弱勢，緩解了中國央行的壓力。央行此前花費大筆資金支撐人民幣匯率，以遏製大規模資本外逃。據《彭博社》估計，中國去年凈流出資金多達1萬億美元，幾乎是GDP的10%。這意味著多年來資本凈輸入的時代歷史性地逆轉。不過，英國退歐之後，美元又驟然升值，再一次向中國央行施加壓力。

中國政府為此付出了巨大代價。其外匯儲備從兩年前的4萬億美元減少到今年五月的3.19萬億美元。為了遏製「資金外流」，北京當局開始收緊漏洞百出的資本管製。但這只是權宜之計，因為嚴格的資本管製不利於中國大公司在全球的狂熱擴張。

走向債務危機

資本外逃可能會引爆銀行業危機或者——更即時的是——迫使人民幣大幅貶值。這幾乎一定會導致競爭性貶值（所謂的「貨幣戰爭」），特別是在亞洲和其他新興市場國家。許多評論人士將之比作1997年亞洲危機，因為後者的起因同樣是大規模資本外逃擊垮該地區貨幣，並造成從首爾到雅加達的經濟嚴重衰退。

國有銀行體系確實賦予中國更強大的防禦能力，但是這種作用是有限的。中國國有部門實際上是一群在相互競爭、盤踞一方的經濟山頭，各自會向不同方向走。目前中國當局的危機應對方案的最大問題在於它一味增加債務，妄圖借此蒙混過關。這種政策一方面逐漸失去效力（新增債務越來越多，但是對經濟的刺激作用越來越小），另一方面為未來積累起更大的麻煩。`

北京當局在三月份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重申了官方目標：從今年到2021年，平均每年增長6.5%。「這可能要求到2021年時總債務增加到GDP的360%-540%，」駐北京經濟學家邁克爾·佩蒂斯（Michael Pettis）說道：「委婉地說，這是難以置信的。」[《金融時報》阿爾法城專欄，2016年6月2日]

金融大鱷喬治．索羅斯（George Soros）最近警告說，中國對債務的依賴與2008年金融危機的肇因有著「驚人的相似性」。特別是影子銀行的爆炸性增長與當時的美國有許多相似之處。按照定義，這一經濟領域根本不存在國家管控。

相關專家朱夏蓮（Charlene Chu）認為，中國銀行業很快就會需要「積極救助」。她估計，不良貸款實際約為銀行總資產的22%，遠高於官方估計的1.75%。這與香港經紀公司裏昂證券（CLSA）在五月的一份報告中所做的推測相差不遠。該報告認為中國不良貸款處於19%的「危機水平」。中國銀行業總資產（亦即貸款）為28萬億美元，意味著不良貸款多達5-6萬億美元。這是一個驚人的數字。

隨著中國經濟增速滑落到25年來的最低點，可能遠低於北京當局去年宣布的6.9%，債務大山也在繼續增長。高盛公司的一份報告（2016年7月2日）指出，中國的債務與GDP之比從2008年的154%上升到2015年的249%——令中國債務水平「擠身為世界現代史上最高的2%」。根據這份報告，只有處於戰爭狀態的國家經歷過類似的情況。

佩蒂斯說：「我個人認為，在兩到三年之後——最多四年，如果國際形勢十分有利的話——中國債務就會升高到足以使經濟停止增長的水平。」

影子銀行：價值8萬億美元的產業

糟糕的數字不止於此。在擔任總理的第一年裏，李克強的政策似乎確實在一定程度上減緩了影子銀行的增長。影子銀行涉及更加嚴重的金融風險，因為它不受政府監管，而且以連業內人士也不理解的方式向外伸展它的金融觸手。

但是，影子銀行又再恢復了爆炸性的擴張。這在一定程度上是下調利率的結果，也因為資金從不景氣的股市流走了影子銀行業。影子金融特別受到地方政府的歡迎。事實上，正是在國有銀行支配著影子銀行的增長。按朱夏蓮的話說，國有銀行把影子銀行當作「隱藏的第二張資產負債表」，隱瞞真實的資產和負債狀況。如果把中國現在不可持續的信貸增長比喻為一種金融「興奮劑」，那麽影子銀行和它們如龐式騙局一般的「投資產品」，就是能夠致死的危險「興奮劑」。除此之外，中國還面臨另一個危險，那就是在將來的危機中，影子銀行可能會成為資本外逃的通道。

據穆迪公司披露，2015年中國影子銀行規模增加了30%，達到8萬億美元（約為GDP的80%）。其中增長最快的部分是理財產品。被作為「投資品」出售的理財產品，通常只是被打包出售的「垃圾債」，並許以高於平均水平的紅利。不可思議的是，匯豐銀行（2016年6月30日）報告稱，中國理財產品市場規模現在比全球第二大的中國股票市場還要大24%。從根本上說，中國的理財產品與2008年美國金融崩潰前泛濫的擔保債務憑證（CDOs）沒什麽區別。

中國版「擔保債務憑證」

為了追求更高的利潤，銀行愈來愈是理財產品大買家，去年由銀行購買的理財產品占了三分之一。而且越來越多的理財產品被其他理財產品收購，意味著同一標的「資產」被多次打包出售，與摧毀美國銀行業的做法如出一轍。用電影《大空頭》（The Big Short）中一名銀行家的話說，這不過是「包在貓屎裏的狗屎」。

朱夏蓮把理財產品叫做「滴答作響的定時炸彈」。她指出，即便今年理財產品規模只增加25-30%（去年增加了57%），「它也會達到在全球金融危機期間摧毀西方銀行業的結構性投資工具（渠道）的兩倍規模。」[《巴倫周刊》，2016年4月15日]

與此同時，許多因2008年大規模經濟刺激而積累起來的公司債務正在變成壞賬。我們已經看到，很少有經濟學家相信關於不良貸款（亦即違約或近於違約的貸款）的官方數據。目前官方稱不良貸款僅占總貸款的1.75%，但最近的幾份報告認為實際水平比這高出10到20倍。

在習近平的老巢浙江省，不良貸款率的官方數字是2.39%，但《金融時報》（2016年5月30日）發現：「據當地銀行業人士估計，浙江省真實的不良貸款率很可能在20%到30%之間。」

第一季度的信貸膨脹

北京當局試圖去杠桿（降低債務水平），但是失敗了，或者說被銀行和地方政府的相反政策和規避措施抵消了。這主要是因為它們擔心經濟增速大幅下跌的話，可能在金融和政治方面引發失控的連鎖反應，分別是銀行危機和群眾騷亂。

這解釋了為什麽今年第一季度新增貸款暴漲並刷新歷史記錄。社會融資總額（TSF）——廣義新增信貸——比去年同期增長41%，達到6.59萬億元人民幣（1萬億美元）。

今年第一季度的信貸擴張規模甚至超過了2009年同期，當時中國開始實施大規模刺激方案。這似乎是政府因年初經濟急劇惡化而做出的恐慌反應。這也解釋了中共高層為什麽在經濟政策上出現尖銳且反常的公開分裂。

最近這場放貸熱潮吹脹了新的泡沫——特別是在房地產市場（但局限於第一、二線城市）——以及商品市場虛幻的繁榮。這些泡沫不可避免地會像去年股市一樣破裂。

這些情況告訴我們一個事實：中央政府及其金融機構無法完全掌控經濟政策。事實上，中國的經濟權力極其分散。地方政府及其所控製的公司和銀行一味追求自身利益，而無視北京當局的意願。這是債務膨脹、以及政府沒能有效去杠桿的重要原因。

銀行業的做法：展期和掩飾

國有銀行采取「展期和掩飾」的政策──一面掩蓋堆積如山的壞賬，另一面向大客戶和有地方政府背景的公司提供新貸款，從而保證它們照常運轉。同時經濟增速仍在放緩。最新數據表明製造業仍在萎縮，其就業人數在過去兩年中逐月下降。今年前五個月，作為對經濟增長貢獻率達65%的私有部門，投資增速銳減至3.9%，遠低於去年的10%。

「中國不可能已經見底。應該從中國的詞典裏刪掉見底這個詞，因為中國經濟正處於長期放緩的過程。現在的問題在於他們是能夠掌控這一過程，還是只能被迫接受。」致力於調查中國私有企業狀況的中國褐皮書國際（CBB international）總裁利蘭．米勒（Leland Miller）做出如此評論。

大多數國際銀行都下調今年中國GDP的增長預期至6.2%到6.6%之間。不管第二季度官方GDP數據如何，盡管政府在年初實施了史無前例的信貸擴張，下行壓力明顯仍然存在。當然，當局可以編造任何他們想要的數據，而且作為一個令人畏懼的獨裁政權，沒人敢於公開指責它造假。

暢銷書《紅色資本主義》的作者之一弗雷澤·豪伊（Fraser Howie），轉述了一位歐洲大型保險公司老板的見聞。這位老板說，中國人民銀行官員在今年早些時候同他會談時，嘲笑了官方所報道的6%增長率。

這對中國工人階級來說是不幸的。他們不得不面臨大規模裁員、減薪和經濟不穩定。這可不是什麽好笑的事。

中國沃爾瑪員工示範抗爭

中國沃爾瑪超市員工在至少四個城市發起野貓式罷工。在中國警察國家裏，罷工往往局限於一個工作場所或一個城市，而今次罷工透過社交媒體跨省市串連組織，成為了一個歷史性的先例。

由於沃爾瑪強製推行新的工時製度，類似在美國一些沒有工會的超市裏，以每小時計算工資的製度。新的工時製度使管理方可以隨意更改員工的工作時間，並且超時工作沒有加班費，有些工人超時工作達到每月174小時也是如此。而沃爾瑪員工為通常要輪班連續工作11、12個小時，才能拿到生活工資。有工人抱怨道，他們從2009年開始工資從沒增長過。七月初，沃爾瑪公司快速推出了新工時製度，取代現時全日製員工的8小時工作天，並強迫工人重新簽訂合同。

沃爾瑪從1996年進入中國，如今全國擁有433間店鋪，相當於美國總數的十分之一。該企業一直都欺壓並解雇工人，過往幾年有過百名受害者，而他們都有站出來發聲，力求組織起來對抗高壓政策。在今次鬥爭中，工人指控企業用違法和欺騙手段強迫他們簽署新合同。幾份報告表明，在與管理層的會面中，工人若果不簽署就不被允許離開。

沃爾瑪曾在2006年被迫接受官方的中華全國總工會（ACFTU）為法定工會。由於是首個外資跨國企業的合法工會，因此備受矚目。但工人對全總工會的信任度幾乎是零，因為它與管理層的關系比員工更靠近。中華全國總工會（ACFTU）不是一個真正維護工人權益的工會，而是中共獨裁政權的左膀右臂，其內部運作也完全不民主。 自2006年，沃爾瑪地方工會代表都是由資方委派的，工人民選工會代表的合法權利被無視。

網路串連

沃爾瑪發起跨省串連罷工，其意義在於沃爾瑪的員工從去年開始，通過網絡社交媒體，創建一個潛力強大的基層網絡「沃爾瑪中國員工聯誼會」，作為官僚全總工會的替代。自5月份該公司推出了新的工時製度以來，加入這一網絡的員工人數從去年的幾百人發展到超過2萬人，相當於全國員工總數的五分之一。聯誼會采用微信建立了超過40個微信群，給工人們提供了一個交換意見和協調行動的平臺。

七月一日，江西省南昌市有2間沃爾瑪商店的員工舉行了罷工和遊行。據報道，南昌市至少超過半數的工人加入了這次罷工。緊跟著，成都市和哈爾濱市也分別在7月3日和4日舉行了罷工。其中，成都罷工的照片被社交媒體廣泛引用。聯誼會的發言人說，除非公司方放棄新的工時製度，否則將持續舉行更多的罷工。

中共政權的恐懼

沃爾瑪罷工令中共政府非常頭疼。楊緣在《金融時報》這樣寫道：「正當中國為應對工業增長放緩，而準備裁員數百萬人，中共政府恐懼工人跨省抗爭，而今次罷工實現了這點。 」

經濟放緩令工資被削減、工廠被關閉，在此情況下罷工在過去的一年半以來不斷湧動。今年，在國有重工業強製去產能、並將裁減五至六百萬工人的情況下，中共當局尤其擔心工人動蕩事件會發生。今年三月，在黑龍江省拖欠煤炭工人工資，引發大型抗議活動，而領頭人物被大規模逮捕。

不利的是，中共的國家安全局啟動了對沃爾瑪中國員工聯誼會（WCWA）的調查，看他們是否受到「境外勢力」的指使。這是中共抹黑工人和其他異見組織的一貫技倆。可見在中國當前體製下，沒有安全和合法的途徑開展有組織的活動。

使用社交媒體聯絡和溝通的方式對中國的工人團體益處頗多，這裏有距離原因，還因為政府對工人獨立運動采取零容忍態度，開展組織活動非常危險等原因。但是，「虛擬」的組織不能替代建立真正的組織，工人們別無選擇，只能將「合法」使用的渠道與「非法」的真正組織結合起來。

由於中國地大，加上當局不會容許任何獨立運動，組織起來會極為危險，社交媒體令中國很多工人團體獲益。但是，虛擬雖然有其價值，但不能取代建立真正的組織──工人一定要將「合法」與「非法」的實地組織手段結合起來。

國際聲援

出於以上原因，現在迫切需要工人和社會主義者在國際上展示對中國沃爾瑪工人的團結。國際壓力和曝光對美國總公司和中國政府會產生一定影響。

盡管面對政府右翼民族主義的宣傳，中國沃爾瑪員工仍展示出自身優良的國際主義工人傳統。他們表達了對美國沃爾瑪員工的支持，在成都的罷工中有標語牌這樣寫道：「We support Walmart Workers in the US for Fight for 15 and against unfair scheduling! 」（支持美國沃爾瑪員工為每小時最低15美元工資及反對不公平工時製度而鬥爭）

聯誼會博客發布了一封支持美國沃爾瑪員工的公開信，上面寫道，有理由相信，你們的今天將會是我們的明天。顯然，中國工人從美國員工學到了為每小時最低15美元工資鬥爭的範例，並為之受到鼓舞。工人國際委員會（CWI）和其美國支部「社會主義替代」（Socialist Alternative）在美國15元工資的鬥爭發揮了重要作用。

重奪中華全國總工會 ？

面對全國各地工人抗爭的壓力，市級全總工會至少表面上要站在工人一方。聯誼會提出重選工會代表的訴求是正確的，但被沃爾瑪拒絕了。深圳的員工為了這項要求今年發起了一場重要的鬥爭，迫使市級工會不得不支持（這訴求實際上是法律明文規定的，但幾從來未被實行）。

但是，這些事例並不意味著那些NGO人士所說，工人可以「重奪」官方工會機器。中華全國總工會（WCWA）就是政府的一翼，當出現社會大動蕩時，有時會出面施壓資方，令其做出讓步以緩和局勢。幾個星期前，南昌沃爾瑪工人準備罷工時，市級官方工會正正發揮了這樣的作用。市級工會出面幹預，且似乎與沃爾瑪達成了交易，以換取員工取消罷工。但罷工現在還是進行了，並且繞開了全總工會，因為這項交易告吹了。

工人需要建立獨立於政府和雇主的自己的組織，工人也要利用資方和政府（全總工會）之間出現的裂痕，以爭取機會推進他們的訴求，同時不要有一刻忘記這兩者都不是工人階級的朋友。

中國勞工論壇主張：

支持沃爾瑪中國工人的罷工，譴責沃爾瑪的強製手段！
廢除沃爾瑪的綜合工時製度，采用每周40小時工作製、大幅漲薪、落實工人集體談判權！
禁止對罷工工人和代表采取報復手段，維護工人建立網絡和獨立組織的權利。
建立獨立民主的工會

取消新聞封鎖 徹查洪災真相

7月19-20日，洪水襲擊了中國河北省，共造成130人死亡，110人失蹤，受災人口多達904萬。除了造成巨大的人員和經濟損失，這場洪災還讓該省邢臺市一個名叫大賢的村子成為社會輿論的焦點。7月20日下午，邢臺經濟開發區官員在大賢村接受媒體采訪時聲稱，當地沒有人員傷亡。赤裸裸的謊言激怒了村民。在新聞和言論封鎖的情況下，村民被迫於7月22日圍堵107國道和326省道，引發全社會關註。政府不得不於當晚公布死亡和失蹤人數。根據官方數字，大賢村在洪災中死亡8人，失蹤1人。盡管官方數字可能含有水分，但是如果沒有大賢村民的抗爭，一定會有更多的真相被隱瞞。邢臺官員的謊言讓我們想起不久前黑龍江省長謊稱龍煤集團沒有發生欠薪，導致上萬憤怒工人上街抗議。

加緊輿論箝製

嗅到危機氣息的習近平正在瘋狂地加緊社會控製，試圖以此避免中共和他自己的垮臺。根據《金融時報》7月25日的報道，中共政府以禁止非官方機構采編新聞為由關停了一些大型門戶網站的新聞欄目，只允許它們轉發官方媒體的報道。這場繼習近平視察黨媒後進一步限製新聞自由的舉措就發生在河北洪災之後不久，因此主要可能是為了阻撓群眾了解洪災真相，另一方面也是配合最新一輪的鎮壓行動。即便發生了重大災難，官方媒體也一向遮遮掩掩，只會為政府的救援行為歌功頌德，讓應當為災難負責的失職官員逍遙法外。在習近平加緊控製的局面，恢復新聞和言論自由意味著挑戰中共的統治。

占用河道的村幹部

根據媒體報道，七裏河大賢村段河道被違建建築占用，是流通不暢的河水在此處漫出並淹沒周圍村莊的重要原因。這些占用河道的工廠和房屋很少為底層村民所有，它們大多屬於村幹部或者和村幹部有關系的人。甚至有消息稱，在洪災之後，大賢村村幹部帶人攔截丶私吞救援物資，導致其他村民陷於困境。

被忽視的農村

七裏河河道在大賢村迅速收窄，除了村幹部一夥人為禍底層群眾，失職官員也難逃其咎！洪災後，邢臺市水務局官員表示事前知道大賢村河段存在隱患，但是沒錢治理。在過去十年裏，七裏河新區為整治河道投入幾十億資金，使市區河段能夠抵擋「百年一遇」的洪水，但是位於新區邊緣之外的大賢村河段只能抵擋「二十年一遇」的洪水。之所以存在這麽大的差別，是因為按照政府規劃，市區河段將被改造成景觀河，成為官員的「生態建設」政績並帶動周圍地價上升；沿岸整理出來的土地將被用於商業經營，吸引地產商到此投資，增加政府收入（當然也會增加貪腐官員的個人財富）。大賢村無法為當地官員帶來這樣的政治和經濟收益，上級政府包庇與之勾結的村幹部或者至少不願和他們發生沖突，大賢村的防洪建設也就很自然地被忽視了。有官員說洪災前發布了群眾撤離通知，可是按照《財經網》7月24日的報道，這個通知可能根本不存在——中共官僚為了推卸責任而編造的另一個謊言！中共官僚只考慮自己的地位和財富，不顧群眾的生命安全，簡直是草菅人命！我們呼籲立即建立民主的丶獨立的工農和居民委員會，檢查全國防洪設施，消除可能再次造成群眾傷亡的隱患，而且所有防洪工程建設都要在群眾監督下進行。

社會主義者呼籲：

由災民丶底層農民及勞動者建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將所有責任人繩之以法；
建立民主丶獨立的工農和居民委員會，徹查全國防洪狀況，消除隱患；
取消新聞封鎖和言論箝製，讓群眾得以了解真相，只有這樣才能消除謠言；
在城市工人階級的領導下，按照自願的原則建立社會主義集體農業，實行有計劃的農村建設和生產。

連雲港過萬人上街阻擋核廢料廠

江蘇省連雲港市爆發過萬人的抗議，反對政府興建核廢料處理廠。遊行隊伍高呼「反對核廢料」丶「為了下一代，拒絕核廢料廠建設」等口號。《金融時報》中文網引述一名居民盛先生：「政府一直對這個項目進行保密。老百姓直到最近才聽說該項目。這就是為什麽大多數人都感到擔心。」近年發生，福建的PX項目爆炸以及天津港倉庫爆炸，加上政府往往淡化事件粉掩飾太平，導致人心徨徨。

連雲港群眾殊死鬥爭！

自8月6日民眾開始抗議。連雲港警方當日發出通告，要求民眾不要參與反核廢示威，當局也要求中共黨員與公職人員不可參與丶圍觀示威活動，甚至不得在網路上討論，否則將予以嚴懲。8月7日晚與10日晚，當局調動大批武警分別兩次進入城市暴力鎮壓示威者，警察用盾牌丶警棍毆打手無寸鐵的民眾，抓捕帶頭打橫幅丶喊口號的民眾，曾傳有一名民眾被警方打死。媒體也全面噤聲，網路上的討論也遭刪除與封鎖。連雲港民眾曾號召8月15日發動罷工罷市，據媒體報道，原本得到很多人的響應，但市政府通過警告和恐嚇手段將其壓了下來。連日的示威迫使政府在8月10日宣布暫停項目。然而，中共一向慣於向群眾開空頭支票，等待群眾運動消散後迅即打破承諾。

今次的項目是內地首座大型核循環工廠，由法國的核電集團阿海琺和中國大陸的核工業集團在去年達成協議，價值100至150億歐元。中共擴展能源帝國的計劃得到了西方資本主義政府及資本家的支持。在2011年日本福島核災後，西方政府在群眾壓力下暫緩核電廠計劃，但獨裁統治下的中國卻成為了阿海琺這家瀕臨破產的企業的重要市場。只要有機會牟利的話，他們是不會介意對人命造成的威脅的。

「核電大躍進」的危機

石化燃料發電行業連年虧損，核電被政府和資本家視為取代石化燃料業的「高增值行業」。中共為了開辟新的能源市場，在「經濟轉型」的名義下大力推動核電計劃，其瘋狂程度被謔稱為「核電大躍進」。根據十三五規劃，2020年中國核電機組數量將增至90餘臺，成為僅次於美國的第二核電大國。當今全球逾四成新建核反應堆都在中國，當中猶以廣東省最密集。據香港《明報》於三月的報道：「繼大亞灣核電廠，嶺澳一丶二期核電廠及陽江核電廠後，廣東省境內第4座核電廠，加上正做前期工程的陸豐核電廠，香港勢被5座核電廠包圍。」連中國最早提倡發展核能的中國科學院院士何祚庥也說道：「那個要求在二○五○年建四百座的規劃，更是太危險太瘋狂了，那是吃子孫飯啊！」

而且由於經濟進入衰退，各地方政府為了維持經濟數字的增長，不惜一切爭奪基建工程落戶。中核瑞能科技有限公司已經在山東丶福建丶江蘇丶浙江等沿海省份對10多個站點進行選址。因為核廢料廠剩下的選址是廣東湛江，意味全國各地核電站乏燃料都要運往廣東，到2020年每年會產生1450噸。湛江群眾在網路上已經開始發出反對聲音，即使湛江官方稱不會發展這個核項目，但由於中共過去經常背棄承諾，民眾對政府抱有強烈的不信任。

「核電大躍進」將會比50年代大躍進造成的災難規模及深遠程度有過之而無不及。只有真正民主計劃經濟才能阻止這種瘋狂發展！

社會主義者主張：

立即停止所有核電計劃
反對鎮壓及逮捕示威者
向財團課，由國家投資大力發展再生能源
能源企業全面民主公營，通過民主的經濟計劃創造就業

綠色中國拯救世界？

自2015年以來，中國的煤炭消耗量連續兩年下降。作為製造全球暖化之最大元兇的二氧化碳，排放也相應減少。據報道，中國的可再生能源產能在2015年有所增長，風能和太陽能分別上升34%和74%。

這些報告的數據令人觸目，掀起了中國走向綠化的輿論。作為全球第二大溫室氣體排放國的中國，如果真的正在走向綠化，全球變暖問題理應得到了改善。但真實的情況到底是怎樣？

中國表面已經走上了正軌，到2030年超過四分之一的電力供應來自風能，同時中國現在也成為了這個世界上風力發電的領導者，擁有供電量145GW的裝機，超過了歐洲和美國。

我們要審慎看待來國的統計數據，因為政府官僚們為了私利經常人為地操縱數據。然而，現在可再生能源裝機的供電量似乎快速增長，二氧化碳排放量可能略微下降。在妄斷中國變成綠色能源國之前，這些數據要從長遠的時期去看待，並放在國內和國際的背景下考察。

上述證據公布不久後，綠色和平發布了一份中國煤炭工業報告。這份報告稱，在2015年中國批出了210張煤炭發電電廠的許可證，平均每星期四張。單單這批電廠的裝機供電量就超過了現時全部可再生能源裝機的供電量。

這210個新落成的煤炭發電設施，以其超過24年的預期壽命來計算，將會排放的溫室氣體將是現時中國總排放量的1.9倍，有毒微粒的排放將造成22萬人死亡。

綠色和平指出，煤電領域早就產能過剩，因此新煤電項目根本毫無必要。該報告預測，因為中央政府要在2030年前遵守國際減排承諾，新的火力發電廠將被封存，可再生能源將會承擔更多電力需求。

但事實不一定如此。地方的資本家和中共官僚們把這些項目視為自己的利益，他們可以對中央政府的指令視而不見，特別是那些長期盤踞在商業領域的家族，諸如與煤炭工業有關系的家族。

當經濟持續景氣時，中國政府由於面對能源緊缺，加上為了令中國的風能和太陽能工業主導國際市場，奉行一個非常危險能源領域全面快速增長的政策。事實表明，中國迅速進入世界風能市場，在占據可再生能源領域方面做得很成功。這才是可再生能源領域的增長的主因，關註環保只是次要。

國家未來的政策仍然向官僚和資本家的利益傾斜，而不是以解決全球變暖為優先。在這種情況下，沒有理由相信由統治精英和資本家的所謂市場選擇，會在有利改善環境。

煤炭仍然占國家能源消耗量的75%，盡管在一個時期，由於可再生能源的增長，令煤炭發電量有所降低，但論其規模及速度，也不足夠解決全球氣候變暖的危險。

過去三年全球統計數據表明，氣溫可能已經上升1.5°C，比起五年前上升少於1°C加速了。北極冰川和永久凍土地帶融化的速度遠遠超出了氣候科學家的擔憂。我們可能正在目睹氣候升至預測的臨界點，永久性凍土地帶釋放出大量的甲烷，其溫室效應和對環境的危害遠遠大於二氧化碳。

現在應該采取果斷行動應對這個緊急情況，但是沒有跡象表明中國或者其他國家的統治者打算采取有效措施。從來沒有現在這樣重要和緊急把資本主義世界從逐利的統治者之手中解放出來，以一個受民主控製而理性的社會主義體製取而代之。

中國當局把烏坎村推向「戰爭地帶」

本周上千名全副武裝的警察突然闖入位於廣東省的烏坎村，在夜裏進入民宅搜捕了十幾個村民。他們用催淚瓦斯和橡膠子彈對付抗議者，中國所謂的「民主村」儼然成了一個「戰爭地帶」。

這次鎮壓的命令盡管來自較低級別的政府當局，但也是習近平統治下的中國進入全面鎮壓「冰河時期」的最新信號。習近平在忙於高層政治鬥爭的同時，仍然指揮對政治異議人士的逮捕和加強對網絡和媒體的審查。

「大部分人都被嚇壞了」，一名村民向《路透社》的記者James Pomfret表示，「這段時間發生了野蠻的鎮壓，他們追逐每一個人，追到家裏毆打村民」。

烏坎村在五年前爆發了大規模的抗議，要求政府當局停止強製征用土地丶懲治腐敗的政府官員。此後烏坎村被世界稱作中國「民主村」。這些事件捕捉了全世界人民的想象力。2011年12月，廣東省地方當局在和烏坎村民對峙中作出了罕見的讓步，很多媒體評論員在此刻推斷烏坎將成為中國民主改革的一個模範。

面對一場堅定而良好組織的群眾運動，加上運動有跡象會蔓延至其他面對不公義的村莊，中共當局在壓力下作出的策略性的政治妥協，釋放了抗議群眾領袖，承諾讓本地村民舉行選舉。選舉在2011年3月進行了。林祖戀，一名中共資深的村委會官員，成為了首為民選村領導。烏坎前任村幹部被村民指責利用職權丶同開發商勾結出賣村民土地謀私，因此被撤職和被安置到其他位置。

然而，在具標誌性的2011年協議達成後，土地問題依然沒有得到解決，村民的挫敗感增加起來。隨著兩名民選的村委會成員逃亡海外尋求政治庇護，鎮壓力度也加強。民選的村委會發現，他們在當局的資金封鎖和破壞面前無能為力，不能實現其對村民的承諾。

到了今年，村民早前的希望殘酷地幻滅了。七十二歲高齡的林祖戀在六月份被逮捕，被指控土地交易中收受了大約八萬八千美元的回扣和賄賂，九月八日當局以貪腐為由判處他三年一個月的有期徒刑。這些指控都是中共的典型的誣陷詭計，幾乎沒有烏坎村民相信。林祖戀在庭審之前的「電視認罪」是一個當前被反覆使用的招數，被人稱為「央視審判」。林祖戀實際做了什麽對抗中共高層？他愈來愈反映出烏坎村民的挫敗情緒，並有意圖重啟五年前的抗議運動。在被捕的前一天，林本來打算在當地村民組織的集會上發表演說，討論該問題。

在林受審之後，烏坎村民的抗議行動升級。上周漁民發動罷工，人民組織「總罷市」，商店全面關閉。村民每天上街要求釋放林祖戀。

六四回聲

全世界都在見證著野蠻的公安鎮壓，烏坎鎮壓是六四屠城的縮小版。從村民內部發出的報告說，受傷的村民害怕被當局逮捕，不敢外出治療。現在有未經證實的村民死亡報告。多數媒體都被封鎖消息。當局威脅要對「散布虛假消息」的網民處以嚴厲處罰。警方公布了五位抗議領袖的照片，並且懸賞十萬元，呼籲村民舉報，其中一人是林祖戀妻子的侄兒楊紹基。

防暴警察在九月十三日（周三）淩晨進入烏坎村阻止抗議，他們破門而入抓捕了十三位抗議者。這激起了當地人民組織起來對抗警方。激戰在黎明後爆發，警方向人群發射催淚瓦斯和橡膠子彈。當地村民報告說，警方占據了屋頂向人群投擲催淚瓦斯罐，驅散在街頭抗議的村民。

中國國外流傳的照片顯示，村民們看似被警方發射的橡膠子彈打傷。烏坎村的上級行政單位陸豐市發表了一個聲明，把社會動蕩的責任嫁禍給所謂的「不合法因素」。現在通往村莊的所有路口都被警方設置了路障，用水和電力供應已經被切斷，因此村內存在一種恐懼，就是烏坎會出現大規模全面鎮壓。

所有的見證者都描述這是他們見過最糟糕的情況－－比2011年那次失敗的鎮壓還要糟糕。有報道指警察毆打被捕人士，似乎已進入復仇狀態。當地村民告訴《南華早報》的記者，警方目前的行動像「收獲時間」。這種警察暴行類似廣東省上浦村2013年的野蠻鎮壓。

「烏坎模式的村民主已經死亡」，《英國廣播公司》（BBC）駐南中國的記者Stephen McDonell表示。香港有人進行抗議，呼籲世界各地的人民聲援烏坎鬥爭。我們要深刻吸取這些事件的教訓，建立起遍布中國的運動，挑戰和打倒高壓的一黨專製政權。中國勞工論壇一直跟進烏坎事件，我們的文章為重建運動的方法提供了一些有用的答案。

聲援烏坎民主抗爭，立即釋放林祖戀！

九月九日，社會主義行動聯同社會民主連線和立法會議員梁國雄（長毛）到中聯辦抗議，聲援烏坎村村民。

廣東陸豐市烏坎村前村委書記林祖戀，早前在電視上「被認罪」後，昨日在佛山市禪城區人民法院被判入獄三年一個月。他被控受賄、串通投標和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三項罪名。林祖戀被禁止聘用辯護律師，只準由當局委派律師。他在庭上認罪不上訴，明顯是被迫認罪。

五年前曾經轟動國際的烏坎村事件，曾掀起一場歷史性的鬥爭。村民在2011年反抗腐敗的土地交易和當地官員的專製統治，趕走了當地的腐敗官員，並實施了持續幾周的「自治」。後來，政府與村民達成協議，作出了表面的讓步，由村民以一人一票民選產生村委書記林祖戀。但五年後，至今年，腐敗土地交易問題未能解決，林祖戀在6月17日召開村民大會，討論上訪追討被盜賣土地。當局隨即展開鎮壓，在會議前逮捕了72歲的林祖戀，其後林在電視上認罪。自此，烏坎村村民再次上街聲援林祖戀。村民連日在村內遊行聲援林祖戀，公安警告會追究村民刑事責任，但村民堅持不會妥協，並將抗爭行動升級，自九月八日起連續四日罷工罷市。

對抗白色恐怖

烏坎村村民原本打算到佛山聲援林祖戀，但遭到當局大批軍警阻止而無法前往。中共最恐懼的就是抗爭將蔓延至其他地區，威脅其鐵腕管治。

習近平的統治下，鎮壓越趨嚴重，越來越多政治犯在電視上被認罪，香港銅鑼灣書店的李波和林榮基便是一例。要結束這種白色恐怖，香港的民主運動唯有透過中港兩地的群眾團結抗爭，打倒中共的一黨專政。

我們在此聲援烏坎村村民的民主抗爭，若果抗爭蔓延至更多地區，將更有力迫使當局妥協。

立即釋放林祖戀，撤銷所有控罪
停止鎮壓烏坎村民
釋放所有政治犯，停止對維權律師、工運人士和非政府組織的假審訊
中港群眾團結抗爭，推翻中共一黨專政

中國經濟沒有讓工人看到一絲希望

八月底，中國甘肅省發生了一宗人間悲劇。一名年僅二十八歲的婦女在殺死她的四個孩子後自殺。一周後，她的丈夫（一名移民工）也被發現中毒身亡。這個家庭被當地政府取消困難補助，因為年收入為5,226元人民幣（下同），超過了當地政府規定的2,300元。

這事件令社會震撼，使人關註到中國的貧富差距。一家大小六口的年均收入為5,226元，也就是每個月435元！世界銀行製訂的「絕對貧困線」為每人每天收入1.25美元。根據一名政府發展官鄭文凱的研究，中國有超過兩億人低於這個標準。

GDP數字背後

過去兩個季度中國官方公布經濟以6.7%的速度快速增長。官方數據廣受懷疑，且數字背後隱藏了地區與地區之間的巨大差異──例如遼寧省與重慶及貴州地區之間，前者是被經濟危機重創的重工業基地，上半年GDP縮減1%，後者尚處於「繁榮」階段。

在2014年高峰的時候，中國巨大的煤炭和鋼鐵部門分別占世界產能的40%和50%。無數工人失業，還被拖欠工資數個月，並且失去了社會保險。滴滴出行公司尚拖欠53萬名前鋼鐵和煤炭工人雇員的薪水。

這是從製造業轉型至服務業、被稱頌為「可持續發展」經濟模式的真實面。

但是，所謂的「服務業」隱藏了高技術部門和低技術部門一概而論，後者的工作職位是低工資、低技術，以及沒有保障。即使在服務業領域，工作崗位也被大幅削減。銀行業已經裁員超過3萬人。白領工作崗位的競爭變得異常激烈，2016年第二季度平均45.1人競爭一個工作崗位，而第一季度的數字是26人。（消息來源，招聘網）

與此同時，製造業部門繼續下挫。與很多報告相反，製造業仍然占有中國經濟中最大的份額。《財新》雜誌在今年八月二十四日指出，服務業被誤指取代製造業成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是基於沒有考慮通貨膨脹的影響。世界銀行的數字表明，在考慮通貨膨脹的因素後，2015年中國製造業對GDP的貢獻是49.8%，高於服務業的43.4%。

中國的製造業仍然面臨前所未有的壓力。製造業經歷了兩年下滑後，在八月份情況出人意料的有所好轉，但就業崗位仍減少了14,000個。這是持續34個月的工廠勞動人口萎縮。中國的主要出口市場衰退，來自東南亞低工資國家的競爭加劇，諸如在製鞋業、服裝業和電子產品業。中國的很多工廠已經遷移或關閉。與此同時，中國的資本家開始迅速轉向自動化生產。從2013年起，中國購買的工業機器人數目超過了任何其他國家。2016年年底中國將超過日本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工業機器人使用國家。

資本主義的本性是為了追求利潤而不惜犧牲人類的發展，「機器人革命」標誌著工作崗位消失，藍領工人將面臨著巨大的挑戰。與此同時，用機器取代無產階級的話，長遠而言利潤不可避免地進入資產階級的口袋。當然機器人不會消費，不會實現政府「消費驅動型經濟」改革的夢想。

失業率上升

城市的失業率長期維持在4%（數字的真確性值得懷疑）。倫敦發藤咨詢公司對此數字深表懷疑，並估計2016年中國的失業和不充分就業率將達到12.9%，達到2012年水平的三倍。

在《社會主義者》雜誌的其他文章裏，我們已經指出了中國巨大面對巨大的債務問題、影子銀行的迅速膨脹的風險以及產能過剩的危機。在我們的網站中國勞工論壇（需要翻墻瀏覽），載有大量以左派觀點分析中國經濟的文章。

馬克思主義者的任務是剖析經濟現象中的復雜趨勢，撥開官方數據的迷霧，揭穿新自由主義改革派（當中包括中共領導人）的面具，預先向工人打警號，為工人起來進行更有效地鬥爭作出準備，以維護他們自身的權利。

十九大前習近平加緊集權

近幾個月，中共權鬥正在加劇。原因有很多，但尤其是因為明年的十九大是習近平鞏固權鬥成果的關鍵時刻。經濟問題持續嚴重、僵屍企業負債累累、產能過剩未有解決，而政府又無能力有效處理這堆問題，這些因素都是習近平最近向不同中共派別發動攻擊的因素。今年頻繁的高層人事變動和對共青團的打壓既是為此做準備，也說明習近平並未如他希望人們相信的那樣已經取得對黨政軍的全面控製。中共黨爭或者以習近平順利集權告一段落，令他可以更輕松地鎮壓群眾鬥爭；或者躍出黨的界線，引發社會和黨的危機。政權上層的震動是危機和社會動亂的先兆，而統治集團失去對未來的信心。

人事大調整

據媒體報道，今年上半年共有230個省部級職位發生人事變動，接近去年全年水平。截至8月31日，19個省級主要黨政負責人被調整，比2013年全年僅少5個。在武裝力量方面，8月前全國已有三分之一省級武警總隊主官被調整；僅7月份就有30多名解放軍將領的職務發生變化。另外有消息稱，國家副主席李源潮和江澤民的軍中代表賈廷安不久將被清理。這場將持續到明年下半年的大規模高層人事變動堪比「反腐」高峰期。這是習近平為十九大——中共領導層的換屆會議——提前做的人事布局，以便下一屆政治局乃至常委會中有盡可能多的聽命於自己的官員。

現任政治局常委中的五位（張德江、俞正聲、劉雲山、王岐山和張高麗）很可能因為黨內關於領導人年齡的不成文規定而被新人替代。但按照慣例，胡錦濤為習近平指定的接班人將成為下一屆政治局常委，在上臺之前逐漸擴大自己的政治光環。因此，十九大的結果關乎習近平前五年的集權努力是再進一步，還是前功盡棄。有評論人士認為，他為達目的，可能會在事實上廢除鄧小平定下的「一任兩屆」和尋求連任。盡管薄令周徐「新四人幫」以及其他高官的垮臺極大減少了習近平的危險，但這遠不意味著他已經獲得了全面控製權。不僅敵對派系仍在發出聲音，而且多年來已經成為中共官僚「升官快車道」的共青團妨礙著習近平安插自己的手下。

打壓團派

去年習近平已經表示出對共青團的不滿。南海仲裁案後，團派不顧習近平低調處理的想法，大肆鼓動民族主義情緒，被視為黨團的公開對抗。不久之後，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了《共青團中央改革方案》，旨在將作為一個派系的共青團逐出權力中心。現任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被判無期徒刑的令計劃、一直被視為習近平接班人的廣東省委書記胡春華與重慶市委書記孫政才，以及相當多的高級官員均出身於團派。不斷惡化的經濟狀況使習近平與已被邊緣化的李克強發生公開分裂。而且，為自己樹立起「強人」形像的習近平當然不會願意接受前任為自己指定的接班人。這不是因為所謂的「獨夫性格」，而是由於現實風險。今年年初，有新疆官方背景的無界新聞網發表了反習公開信。信中說：「這種加劇黨內權力鬥爭的做法，也可能給你和你的家人帶來人身安全上的隱患」。這是反對派對習近平的人身威脅。因此如果說上任之初的集權是為了推行自己的政治經濟方案，那下一個五年則直接關系到習近平的個人安全。如果卸任後失去了黨內主導權，他很可能遭到政敵的反撲。這意味著，即便不能打破黨內規則成功連任，他也至少會試圖安排一個傀儡接任自己的職位，就如俄羅斯總理普京曾經安排傀儡梅德韋傑夫擔任總統，同時把權力保留在自己手上。

難以掌控的下層官僚

另一方面，習近平身邊的高級官僚可能還不是他最難對付的敵人。如果回顧一下文革，我們可以發現，盡管當時毛澤東在中央壓製了對手，但是下層反對派官僚卻始終（除了極短的時期）把控著基層社會，並在他死後成為資本主義復辟的執行者。在放權政策下，地方官僚們獲得了更大的實際權力。反腐運動使他們中的很多人感到不滿。這些人雖然不敢同黨中央發生正面沖突，但也一直在消極抵抗習近平的意誌，令習近平不得不宣布禁止「妄議中央」和強化黨內紀律。可是，他又必須依靠這些真正的政策執行者。「政令不出中南海」是中共一直面臨的問題。自2014年起，習李就放言要消滅官員對「改革」的消極怠工，並已開展三次「大督查」行動，但其效果尚不可見。實際上，只要專製製度和龐大的官僚系統繼續存在——當然它們的毀滅也意味著習近平自己的垮臺——習近平就很難駕馭這些遠離中央、自行其是的下層官僚。經濟危機發展至一個階段，很可能會摧毀習近平的「威信」，此後這些人會給高層反對派以積極或消極的支持，在被工人革命推翻之前給習近平致命一擊。諷刺的是，經濟危機威脅著中共統治，但也促成了這場激烈黨爭和習近平的「權威」，同時它又將借上下反對派官僚的手再把「權威」奪走。

馬克思和列寧都解釋過，革命往往由上層的統治集團嚴重分裂開始。中國正走向此一關頭。但無論是「集體領導製」還是「個人獨裁製」都不能挽救這個腐敗病態的製度。唯有為真正社會主義和工人民主而鬥爭，才能為社會開拓前路。

退役軍人包圍軍委大樓 鼓舞勞動群眾發起抗爭

今年10月11日，數千名退役軍人包圍了中央軍委「八一大樓」，要求中共當局改善他們的生活境況。來自九個省分的退役軍人舉行了大型而很有組織的抗議行動。中央政府面對北京街道示威者人頭湧湧的畫面，明顯受到動搖，於是派了各省領導訪京，裝作要處理示威者的憤怒情緒。

在和當局達成（不可靠的）協議之後，抗議者於第二日上午被帶離現場。根據媒體報道，類似的抗議事件從2014年以來愈演愈烈，僅今年就已經發生了超過50起。事實上，退役軍人因為「更愛鬧事」，而且「更愛串聯」，經常成為中共政府的重點維穩對象。這顯然和官方媒體為宣揚愛國主義而塑造的軍人形象——（等級製和嚴格控製下的）服從與「忠誠」——大相徑庭。

中國軍人大多出身於社會下層，特別是農村家庭。他們盡管曾是國家機器的一部分——許多人參加過1979年中越邊境戰爭或1989年北京屠殺——並帶有更強烈的「國家主義」情緒，但在離開軍隊之後仍難免被犧牲於中共的新自由主義「改革」。很多在2000年代前退役的軍人遭遇了下崗潮，像當時的失業工人一樣陷於窘困境地。部分非正規就業的退役軍人毫無社會保障，其中有人因晚年生活貧困而自殺。去年12月，江蘇省一名65歲的退役軍人因打死兩名闖入家中施暴的強拆人員而被捕（因為相當多的軍人來自農村，類似的強拆事件時有發生，亦有現役軍人家中被強拆的報道）。今年7月，就職於河南省聯通公司的大批轉業軍人發起抗議，譴責該公司單方面解除勞動合同並將他們從「派遣工」轉為待遇更差的「外包工」，而且不給予任何補償。事實證明，新自由主義化的種種後果毫無例外地發生在退役軍人身上。令問題更加嚴重的是，由於中央撥款不足和地方政府貪汙腐敗，政府承諾的退役待遇往往被大打折扣，甚至完全沒有兌現。據估計，目前未得到合理安置的退役軍人可能超過104萬。

為了避免引發現役部隊的不滿——當時在場維持治安的武警和公安人員大多對此次事件表示同情——和影響未來一年的30萬人裁軍計劃，中共政府沒有對10月11日的抗議者進行公開鎮壓。但這並不意味著人們可以對事件的解決抱以樂觀態度。像之前歷次抗議一樣，所有抗議者都會被遣回原籍，交由當地政府處理，但也正是這些地方官員在過去幾年、乃至十幾年中一直對他們加以打壓和迫害。所以等待他們的不只是又一張空頭支票，還有嚴厲的報復。但是不管結果如何，這場近年來最大規模的退役軍人抗議行動都將鼓舞更多的勞動群眾——特別是在「去產能」計劃中失去工作的工人——發起抗爭。只有和這些勞動群眾團結在一起，退役軍人以及不滿於現狀的現役武裝力量才能實現他們的訴求。

「全面二孩」政策一廂情願

為了緩解老齡化和勞動人口減少、提振消費，一年前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後，中共當局宣布一對夫妻可以生育兩個孩子。與此同時計劃生育沒有被取消，生育超過兩個孩子的家庭仍將受到各種處罰。社會主義者支持普遍的生育自由，但是就像資產階級承諾的其他自由一樣，生育自由只有在社會主義下才能得以真正實現。

醫療資源不足

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的一次會議披露，中國孕婦死亡率在經過連續11年下降之後，於今年上半年同比反增30.6%。這和政府的新政策不無關系。今年上半年的新生兒超過40%是二孩；超過60%的二孩產婦年齡在35歲以上，而且有著廣泛的剖宮產史（一孩時期，醫院為了提高收費，經常鼓動產婦進行不必要的剖宮產）。收入不足、工作時間過長和醫療資源短缺使這些「高危」產婦很難得到充分的醫療護理。

處在醫療困境中的不僅是孕婦。新華社旗下的《暸望》雜誌在一個多月前發表文章稱，中國每年約有10萬名5至14歲的兒童因為缺少適合他們的藥物而死於可預防或可治療的疾病。另外，由於兒科利潤較低，兒科醫生盡管工作量大而且要面對更加緊張的醫患關系，但工資一般比其他醫生少30%，導致大量人員離職。目前中國兒科醫生缺口達20萬人。去年年底以來，北京、上海和廣州等大城市的一些兒科診室因醫護人員不足而癱瘓。南京一家三級醫院的兒科診室甚至因為唯一一名醫生生病而停診數月。新生兒的增加勢必惡化醫療人員和患者的處境。中共官員貪腐成風，政府逐年增加軍費，資產階級一年之內新增80位億萬富豪，孕婦和兒童的醫療需要卻被忽視。

新三座大山

醫療、教育和住房被稱作中國的新三座大山，沈重地壓在勞動者的肩頭。即便中產家庭也已為撫養一個孩子傾盡全力，但中產階級及以上的成年人只不過占10%左右。相比之下，底層家庭更像是被排斥在「現代社會」之外。大多數勞動家庭的子女被送往質量較差但十分廉價的私立幼兒園——如果他們能夠接受學前教育的話——，也正是這些幼兒園被接連曝出虐童事件。對於移民工來說，他們的孩子經常因為戶籍製度無法在工作地入學。城市住房更是移民工難以企及的。盡管房地產市場嚴重過剩，資本投機依然推動房價節節高升。一些省份和城市為了消化庫存，甚至開始停建為低收入者提供的經濟適用房或公租房。低收入、缺少休息時間和不平等製度造成了6000多萬被稱作「製度性孤兒」的留守兒童，相當於全國兒童總數的三分之一。去年6月，貴州畢節的4名留守兄妹在家中喝農藥自殺，引發社會關註。2012年在同一地區，5名留守兒童在垃圾箱中生火取暖時被悶死。實際上，為了不讓家庭的生存境況更加糟糕，大部分勞動者不願生育第二個孩子（即便如此，醫療資源也已捉襟見肘）。這種情況下，只有極少數上層家庭才享有特權般的生育自由。

婦女權利

再次生育意味著女性離開工作崗位的時間更長。在就業市場性別歧視和缺乏公共育兒服務的情況下，更多的女性會選擇留在家中成為全職主婦。《社會主義者》雜誌和中國勞工論壇網站此前曾刊登文章說明，資本主義復辟令中國女性的社會地位倒退，「全面二孩」政策則會使問題更加嚴重。更多女性不僅在丈夫和長輩的壓力下被迫生育，而且在失去工作後更加依賴等級製的男權家庭。同時，女性承擔了大部分家務勞動。她們不僅要照顧雙方長輩，而且還要照顧兩個孩子——大多數底層女性仍要工作，因為一個人的工資無法滿足日常開支。為了爭取生育自由、體面生活和平等的社會地位，婦女群眾需要團結起來，建立戰鬥性的組織，反擊性別歧視和要求政府建設充裕而免費的公立日托機構、免費公共醫療、真正人人享有的免費教育、將家務勞動社會化（這可以創造不計其數的工作崗位）。這在中共專製統治和資本主義製度之下不可能真正實現，必須依靠工人民主控製和管理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

習近平成「習核心」

中共中央委員會於十月召開六中全會，並在會議中宣布習近平成為黨的「核心領導」，同時通過了兩份文件加強對黨內高層的限製。 「習核心」的加冕，揭示了統治菁英權力鬥爭的發展，尤其是有關來年領導層換屆的安排。

「核心領導」

「核心領導」的概念源自於鄧小平，他在1990年代初用這一詞匯來形容江澤民，來強化江的權威，當時正值1989天安門屠殺後政權極度不穩和前景不確定的時期。

《人民日報》在有關習近平加冕的報導中宣布：「黨中央丶全黨必須要有個核心。」另一個中共喉舌，極度民族主義的《環球時報》在頭條中引用一名廉政建設研究中心的「專家」，稱現在「非常需要強大的領導」。

自從於2012年掌權以來，習近平已經對多名黨內高層進行清洗，並利用反貪運動來攻擊其他派別，以鞏固自己的權力。黨內如此大規模的洗牌使得習近平成為了自毛澤東以來「最強大」的領袖。

今天的中共專政與毛時代有著天壤之別，習近平領導的獨裁製度代替著中國富豪菁英們統治。近年來，這些富豪的財富暴增，而權力欲亦變得越來越大。直至2016年10月，中國有594個身家超過10億美元的富豪，比美國的535人還要多。中國大多數的新生寡頭都是來自或依附著共產黨的。

習近平比起他的前任們集中了更多的權力於自己手中，並將過往的「集體領導」模式掃之一旁──中共及其媒體將訛稱為「民主集中製」。這個模式是為了在後毛時代的黨國專製中，加入「互相製衡」的機製來防止一人獨大。黨內高層，尤其是最高的政治局常委，就成為了各派別分享權力的地方，他們都代表著不同的經濟和地方「王國」。

政權自身深陷危機

習近平決定取消這個模式，反映了政權自身已經深陷危機，他認為必須要「大動手術」來解決政策決而不行，以及「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問題（即地方及下層政府無視中央的指令，或者只是口惠而實不至那樣）。

「黨的很多政策貫徹不下去。有些省市在自己的單位丶部門及地區搞『獨立王國』。」中央辦公廳調研室巡視員鄧茂生周一表示：「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這個強支弱幹的問題纏繞著中國每一項的政策，從債務的迅速累積丶產能嚴重過剩到軍事政策。這亦解釋了習近平為什麽要如此嚴酷地鎮壓異見分子，無論是律師丶記者還是罷工工人。總部設於美國的NGO人權觀察指「這是自1989天安門屠殺以來最嚴重的人權打壓」。

正如《社會主義者》雜誌過往解釋過那樣，習近平所推動的中央集權和加大個人權力並不是首要基於他的個性（當然這可能是個額外因素），而是客觀的危機──如果不將權力集中，中共體製可能會土崩瓦解。

掌管至少12個部門

在六中全會召開之前，習近平已經滿身的官方職銜。他是「全能主席」，掌管了至少12個部門的工作，包括經濟丶軍事丶網絡安全和資訊科技等。那麽加冕「核心領導」又所為何事？

實際上，這揭示了在接任的四年後，習近平還沒有在這場自1989年最嚴重的黨內鬥爭中獲得關鍵勝利。親中的美國商人庫納（Robert Lawrence Kuhn）在《南華早報》發表文章稱：「習近平遇到了阻礙，否則的話就不會需要核心領導了。」

人民大學社會學教授周孝正表示：「顯然在黨中央試圖高呼團結的同時，內部的團結正是他們最迫切想要解決的問題。」

因此，「習核心」的確立並不代表習近平的勝利，反而是揭示了習派正於明年中共黨大會之前，為黨內的權力鬥爭加劇而做準備。

中共十九大將會在2017年末召開，現時25名政治局成員中的13人將會因年齡原因退下來，包括7名常委中的5人。

根據以往慣例，這就代表只有習近平和總理李克強會留任最高權力機關政治局常委。現有傳習近平有意廢除「七上八下」（滿68歲的官員需要退下來，而67歲以下的則可以連任）的慣例。

有關「七上八下」的傳言主要是聯系到王岐山的位置，他跟習近平一樣是個太子黨，並且也是習在政治局常委中的重要盟友。

王岐山幕後主使了習的「反腐運動」，用來增加中央控製及打擊敵對派別，並在黨國機關中散播一定程度的恐怖以駕馭地方政府。

王岐山把持的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中紀委）在過去四年間不斷擴張，並染指政府的所有部門來「執行」習近平的統治。最近，中紀委抨擊中宣部在媒體中執行領導者路線時不夠堅定。

看來習近平希望盡一切可能地讓王岐山留任，不過這會打破「七上八下」的慣例（王岐山將會於明年滿68歲）。鄧茂生甚至表示：「七上八下只是民間說法，黨內沒有嚴格規定。」這更讓人們猜疑改例已在進行中。

有傳言甚至認為王岐山將會在黨大會後取代李克強成為總理，並主導經濟政策。李克強基本上已經在領導層中失勢，之後可能會接任一些像征性的職位，譬如是全國人大主席。

王岐山過去被外界視為經濟「改革派」，現在更成為了顯赫的「反腐沙皇」，假若當上總理後他將會更強硬地迫使別扭的地方政府就範。王岐山是朱镕基的徒弟，後者於1990年代末出任總理時，曾大力改組中國的經濟，削減了4千萬個國企工作崗位及將房地產私有化，來讓中國加入世貿。

六中全會所製訂的措施，包括確立「習核心」，都是為了加強習近平挑選自己領導班底的籌碼，讓習派人馬有利，打擊敵對派系。習近平已經開始整頓省政府，並委任了數個跟習丶王關系密切的人物成為地方領導。

清洗江派「大老虎」

習近平掌權不久他就清洗了江派的「大老虎」，然後去年共青團派則成為了他權鬥的打擊目標。

共青團被官媒指「低效而精英主義」，預算被削減了一半，因而被迫大幅裁員。總理李克強是團派的最大代表，而他和團派似乎是來年領導層換屆中最大的輸家。

另外，外界亦盛傳習近平打算用不同方式延長自己的統治，打破只能連任一次五年任期的規定。他可能會仿效其「榜樣」俄羅斯總統普京，在2022年後解除一些官方職銜，但繼續掌握實權在幕後垂簾聽政，就像普京於再度擔任總統之前曾欽點梅德韋傑夫作為「他的總統」那樣。

中國國家主席一職明文規定只能連任一屆，但中共黨總書記的位置則沒有此限製，況且後者顯然更為重要。在這個背景下，讓王岐山留任可以說是為打破舊規矩試試水溫，並為習近平尋求第三任期或更多而鋪路。

分別在2002年及2012年退休的江澤民和胡錦濤的繼任人都是來自另一派別的。中共內部本來就有這種「監督製衡」的機製來避免個人權力獨大。習近平拆除這些保護機製，有可能將他所想挽救的體製引爆。

中國國家機器內部　出現史無前例的危機

正如我們之前所說那樣，習近平時代標誌著中國國家機器內部出現史無前例的危機。習近平的手段緊迫而焦急，顯然是由於政權受到嚴重威脅。

全球資本主義喉舌《金融時報》的萊切曼（Gideon Rachman）指習「正帶領國家走向極端而高風險的新方向」。習近平不斷將權力集中到他手上，並加強鎮壓機器來防止出現社會爆炸──群眾鬥爭或系統性經濟危機，但他的「解決方案」卻可能反而會成為觸發革命的因素。

中國毒氣籠罩的冬天

自從冬季開始以來，中國廣泛地區受到霧霾的強烈侵襲。隨著冬季煤用量急劇增加，對中國人民的健康造成了嚴重威脅，尤其是北部地區。霧霾波及到超過60個城市，4.6億人受害，被西方媒體稱為「空氣末日」。

在過去一周，北京和其他23個中國城市宣布「紅色警報」，是2014年首次出現的4級警報系統中的最高警戒狀態。在「紅色警報」下，市政當局關閉學校、交通和工廠，並命令公眾盡可能避免多的到戶外。這些地區的霧霾水平高達世界衛生組織（WHO）安全指標的20倍。

在過去一周裏，北京某些地區的PM2.5（可宜接吸入肺部的微塵粒數值）超過每立方米500微克。世界衛生組織說的公眾安全標準是每立方米25微克以下。

極端的汙染對社會和經濟造成巨大影響。大量民眾因呼吸困難入院，高速公路已經關閉，數百個航班被取消。北京機場三分之一的航班取消。據報道，大量人「空汙難民」逃離至一些空氣較好的南方省分，例如海南及雲南。口罩、空氣凈化過濾器和其他防煙霧小工具的銷售在過去一周激增 ，在一些城市已售空。

嚴重霧霾與科學家所發出的健康警告相吻合。據南京大學的研究人員說，空氣汙染可能是中國三分之一死亡人口的原因。《時代雜誌》（2016年12月23日）說：「在該國的一些地區，日常呼吸與抽煙一樣程度致命。在74個中國城市進行的研究發現，2013年31.8%的死亡可能與霧霾有關。」

「戰爭汙染」

對於中國的獨裁統治，霧霾危機是一個潛在的政治危機。在這個大多數家庭只有一個孩子的國家，當數千萬人（特別是兒童）受到相當於吸煙程度的毒氣汙染，當局解決問題的能力備受很大的懷疑。北京市政府最近在官網上將霧霾問題歸類為「自然災害」，被認為是當局另一個逃避災難責任的企圖令很多人感到憤怒。

自2014年以來，中央政府已經宣布了「向汙染宣戰」的方案，但幾乎沒有明顯的效果。從那時起，汙染紀錄多次被打破，就像本周是歷來最多的城市宣布「紅色警報」。政府最新的解決方案是在霧霾城市部署水霧炮，但效果非常有限。與此同時，媒體也控製和壓製對那些在線發表關於政府處理霧霾危機的批評或笑話。

2014年，北京市長王安順說，如果2017年空氣汙染危機沒有解決，他會「提頭來見領導」。無數中國人已經不相信官方承諾，他們只想安撫公眾，但只會越來越糟糕。

自我失敗

中國對可再生能源的投資比任何其他國家都多，在2020年前五年計劃將耗資2.5萬億人民幣（3,600億美元），比2011-15年期間增長了39%。 目標是在2020年27%的發電來自可再生能源。

但是，對這些投資缺乏任何協調和民主監督──資源和投資決策被與官商勾結共同體所劫持──意味著中國的綠色投資往往是自我毀滅的。霧霾打擊了許多中國龐大的太陽能發電場的產能。科學家們警告說，在一些北部地區，巨大的風電場減少空氣流通，令霧霾問題更為嚴重。

最近的研究還表明，在2008年北京奧運會或今年的杭州G20峰會等活動之前，政府提前清理空氣汙染的臨時措施，實際上對空氣造成了更大的長期破壞。這是由於幾個因素，包括製造汙染的工廠只是暫時關閉，但之後產量會急劇反彈。

「我們的研究結果表明，雖然『政治藍天』很容易實現短期修復，但它帶來了嚴重的汙染代價，並不能真正解決霧霾問題。」該研究主要負責人北京大學郭鋒向《南華早報》表示（2016年12月9日）。

重回煤炭

霧霾爆發背後的最大因素似乎是今年的煤碳用量急劇增加：在發電站、重工業工場及家庭冬季供暖的主要能源來源。這是政府刺激措施的結果，大城市形成瘋狂的房地產泡沫而令市場回暖。

「但不幸的是，在過去九個月中，政府的經濟政策刺激了一些重工業部門，造成北京的嚴重汙染。」綠色和平的全球煤炭運營高級副總裁Lauri Myllyvirta說。

在高盛的一份報告中指出，今年前十個月，煤炭產量從2015年的水平下降了10.7％，但煤炭價格上漲了80%。煤價反彈促使政府取消生產限製，從而導致11月比10月煤炭產量增長9%。

與其關心對抗汙染問題，中共獨裁政府倒不如更關心打壓反汙染抗議。在成都整個城市被霧霾籠罩，12月8當局對青年人抗議進行了大規模的鎮壓。當地人將汙染惡化歸咎於彭州市的化工廠產生過量的二甲（PX）。2013年民眾就是針對PX而進行大規模抗議，但當時未能阻止彭州化工廠發展。

有八名藝術家在成都被捕，他們在當地舉行了一場非常簡短的街頭表演，表達反對汙染。還有些活躍分子在市中心的雕像上放置面罩。在社交媒體上有人號召抗議，成都市的大廣場因此被警方封鎖了三天。「成都的空氣汙染真的很嚴重，我一直感覺不舒服。我一直咳嗽…我們想采取一些行動，我們應該站起來。」被捕的藝術家之一向《英國廣播公司》表示（2016年12月13日）。

類似的抗議活動也在西安市同時爆發。《英國廣播公司》記者表示，這標誌著一個「異常巧合的小規模抗議」。在中國各城市爆發過規模大得多的抗議活動，有些是數以萬計人參加，反對建設高汙染化工廠。在6月份，湖北省錢江市的一家俄羅斯農藥製造廠，就發生過萬人抗議。社交媒體上流傳當中的抗議照片，顯示大量人群舉起雨傘──香港民主鬥爭的象征。根據一些官方調查，高達三分之一的中國「群眾性事件」與汙染問題有關。

在最近幾個星期，一個網上貼圖將中共「為人民服務」的口號改為「為人民服霧」，受到網民廣傳！愈來愈多人面對「呼吸權」受到侵犯，透過政治反諷和幽默對「呼吸權」表達不滿。

社會主義者的立場

社會主義者強調要將反汙染鬥爭與建立中國獨立工運聯合起來。這兩者都是對獨裁統治的挑戰，也挑戰到資本家追逐短利的經濟模式。汙染危機只能通過一個真正民主的政治製度結束。這製度不是由企業支配的「民主體製」那樣。這場危機是全球性的，只能通過全球團結和打倒資本主義的行動來解決。

中國勞工論壇爭取組織自由及全面民主權利，也為民主公有大公司和金融機構奮鬥，創建社會主義計劃體製來保護地球。

二零一七年

經濟危機下工人前景黯淡

2017年習近平就要開始他的第二個任期。在這5年內經濟狀況不僅沒有好轉，反而陷入更危機，令中共當局如履薄冰。雖然今年下半年煤炭和鋼鐵價格迅速上漲，只是房產泡沫造成的短期效果，但沒有人認為這會對整體形勢造成積極影響。在這種情況下，資本家和中共官僚必然會繼續向勞動者發動攻擊。

降低社保繳費

今年4月，國務院決定為期兩年下調部分地區的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和失業保險繳費比例，以期降低企業成本，其中養老保險部分涉及20個省級行政區。10月末，國務院又宣布準備降低社會保險和住房公積金繳費基數。有學者估計社保繳費基數降幅約為10%。對於中國勞動者來說，社會保險是一個矛盾的話題。面對低工資和高生活成本，繳納社保無疑是另一筆支出，這就是為什麽青年工人較少參加追討社保的鬥爭。的確，少部分勞動者在雇主的欺哄下「自願」放棄社保；也有雇主威脅員工說，如果他們要求繳納社保，工資就會減少。但更普遍的是，與地方官員勾結的資本家在工人不知情的情況下欠繳社保。《2014年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83.3%的農民工沒有參加養老保險，約2.3億人；參加工傷保險的人最多，但也只是剛剛超過四分之一。2013-2015年沿海地區發生追討社保的工潮，裕元鞋廠萬人大罷工和被警察嚴酷打壓的慶盛服裝廠罷工就是其中的例子。

雖然中共宣稱退休職工的待遇不會受到影響，但這個承諾很可能只對特權階層有效。根據財政部的決算報告，從2013年開始，在扣除財政補貼後，社保基金已經虧損。2015年虧損2913億，其中養老金虧損1731億。這是因為官僚和資本家攫取了計劃經濟時期積累的國家財富，造成前一代勞動者只能依靠後一代勞動者的社保費，也是因為享受較高退休待遇的公務員只是從2014年才開始繳納社保費。老齡化將加速社保基金的虧損，履行「不降待遇」的承諾會讓這個正在增加赤字的政府感到更大的壓力。所以中共很可能會像漸進延遲退休那樣用「溫水煮青蛙」的方式削減勞動者福利。社會主義者支持向所有勞動者提供充分的社會保障，同時保證他們擁有體面的收入，但歐洲福利國家的崩潰證明這在資本主義下是不可能實現的。資本主義和它的民族壁壘限製了生產力的發展。資產階級竊取勞動者創造的社會財富，卻讓他們自己為社保系統的破產買單。

工資增速下降

相比於社會保險，工資問題對勞動者有更直接的影響。目前已公布工資指導線的20個地區全部降低了預期漲薪幅度，其他12個地區可能對此持悲觀態度，例如黑龍江、遼寧、廣東和江蘇。另外人社部決定放緩最低工資調整頻率。2015年全國有28個地區提高了最低工資，但2016年只有9個，平均漲幅從14%降到10.7%，只有習近平上臺時的一半。與此同時，勞動者工資增速也在逐漸下降。根據國家統計局關於前三個季度的數據，人均工資同比只增長6%，而2013年以來的年均增長率是9.4%，采礦、製造、建築、批發零售和住宿餐飲等底層工人集中的行業工資增長緩慢、甚至下降。人力資源咨詢公司ECA International 估計2017年中國實際工資增長率會降到4.7%。雖然這個數字仍然高於亞洲其他國家，但應當註意中國青年的負債率也是亞洲同齡人中最高的。《路透社》的一篇文章指出，中國年輕人的債務（包括房貸）平均是他們月收入的18.5倍，信用卡和消費貸款占家庭債務的比例從去年的4.6%上升到15%。資本家、經濟學家和一部分政府官員不斷抱怨勞動者工資增長太快，但馬薩諸塞大學的一項調查表明，私有企業在2003-2008年間通過低工資、克扣工資和超時勞動少支付給勞動者4.6萬億元人民幣，這還沒有算上拖欠的工資和社會保險。2015年，被拖欠工資的農民工從219.16萬人增加到277.47萬人，被拖欠工資總額增加到271.59億。換句話說，不是工人收入增加得太快，而是資本家太貪婪！

「中國勞工通訊」統計的今年上半年全國罷工和抗議事件同比增加了19%，而且仍在向內陸地區蔓延。同時政府的暴力打壓也變本加厲。工人群眾保衛自身利益的力量取決於他們能在多大程度上組織起來，反抗統治階級轉嫁危機的企圖。社會主義者支持工人的組織權和罷工權，建設獨立民主工運，挑戰極權中共的資本剝削。

中國：烏坎抗議者遭嚴厲判決

九名抗議者被判，最高十年監禁

烏坎模式，曾經的集權主義國家地方民主燈塔已經被中共獨裁者謀殺。2016年12月26日，中國南方海豐法院對九名被告宣判，懲罰非常嚴厲。這無疑是向試圖挑戰中共統治發放政治訊號。相反，烏坎抗議者的命運將激起國內外人士的更大同情。

抗議者自九月份發起抗爭就被當局逮捕，被判從兩年到十年不等的刑期。他們是魏永漢丶洪永忠丶楊錦貞丶吳芳丶蔡加磷丶莊松坤丶李楚盧丶陳素轉和張炳釵。根據海豐法院網站的公布的消息，他們被指控舉行「嚴重擾亂社會秩序」和散布謠言的非法集會。但是判決的細節沒有公布。這個案例讓我們窺探到「習核心」對中國正進行廿五年來最悪劣的鎮壓。

2011年在烏坎爆發了大規模抗議，反對村委會的土地掠奪和腐敗，自此這條村被推到了全球媒體的頭條，被視為中國民主發展的試金石。2011年12月，在殘酷壓製了村民要求丶抗爭領袖在警方看守所內死亡之後，抗爭代表和廣東省當局達成了一個重要協議，使村委會被允許選出七個席位。林祖戀，一個當時支持抗議的中共官員，是整個進程的關鍵人物。

鎮壓

此後，林祖戀被選為村委會領導超過五個年頭。實際上民選的烏坎村委會毫無權力，村委會試圖收回被攫取的土地，解決2011以來的問題，但被上級政府當局阻擾而失敗。這激起了2016年夏天再次爆發抗議，隨後村民被逮，七十二歲的林組戀被法庭以「腐敗」的罪名迫害。

九月份，林祖戀被判處入獄三十七個月，激起了新一輪的抗議，當局實施更殘酷的鎮壓。林真正的所謂罪行在於支持再發起群眾示威。他提出了上訴，並收回他對「收取賄賂」的承認。但上訴法院不出所料維持原判。

就像近期大多數被政治犯一樣，林也做了一次「電視認罪」。這顯然是在脅迫的情況下發生的，當局脅持著他的孫子，並威脅要向他孫子提告。他的家屬指出，當局開了一個條件，如果林祖戀認罪他將換得緩刑。但這交易被揭發只是當局另一招伎倆而已。

當局為了打擊烏坎運動，以及消滅烏坎作為抗爭象徵，因而政治審判烏坎九名被告。中共廣東省委書記胡春華下命令殘酷鎮壓，以便在2017年年底中共領導層改組時占據有利位置。2011年政治條件與今天非常不同，當時胡的前任與村民達成協議，現時胡的強硬態度也與習近平對反對派「零容忍」的教條一脈相承。非政府組織丶人權律師和勞權人士被廣泛打壓，甚至中共當局派人越境綁架政治異議人士，遍及了以前未遍及的範疇。

社會主義者和中國勞工論壇一直密切關註烏坎的鬥爭，因為當中有很多重要的教訓：激動人心的基層組織和抵抗，但也要對任何與中共妥協的意圖作出警告。烏坎事例表明，林祖戀主張在中共體製內有限改革的實務派，也落得悲慘下場，證明獨裁政權不會「改良」到民主的體製，而必然會被工人階級領導的大規模群眾行動所推翻。

大慶市民舉行反汙染抗議

2月14日，約一千名大慶市民聚集在市政府外，反對在上風口和居民區與水庫附近建設可能造成汙染的鋁工廠。第二天，市政府迫於壓力宣布暫停施工，但有媒體稱工程仍在繼續。根據官方審批通過的環境評價報告，該工廠預計每天將排放二氧化硫19-20噸丶氟化物0.65噸，這些都是可能對人體造成嚴重危害的汙染物，而且如果工廠發生爆炸，後果不堪設想。事實上，由於集中了大量高汙染重工業，東北三省本身就是肺癌高發地區。從去年年底，大慶市民就開始懷疑工廠選址是為了接近高速公路丶節省成本而無視環境和群眾健康。隨後市政府同市民三次會談，但不僅沒有解決市民的疑問，反而被發現環評報告的民意調查作假（大慶市環保局已經從網站上刪除了這份報告），同時市民代表和抗議活動也受到打壓，導致反對情緒激化，最終發生2月14日事件。

與此前各地的鄰避運動一樣，政府和企業的支持者將大慶抗議者描繪成「無知愚民」。特別是對於大慶這樣正在衰落的重工業城市，「要麽毒死，要麽餓死」最清楚地說明了抗議者的兩難處境，但社會主義者支持通過群眾抗爭迫使企業增加環保措施，迫使政府投資發展低汙染的工業技術，否則這些所謂經濟發展「成果」只會毒害工人。但問題在於，官商勾結作假成風丶汙染醜聞層出不窮丶群眾對於公共事務缺乏最起碼的知情權和決策權，大慶市民完全有理由懷疑環評結果是否真實丶「不會出問題」的保證是否可靠丶企業能否一直遵守環保要求丶追求GDP的官員能否嚴格監管，其實大慶乃至全國都不乏「環評合格」的非法排汙企業。建設鋁工廠的最大受益者是那些賺得盆滿缽滿的官僚和資本家，可是如果真的出現環境危機，卻要普通群眾買單，而且往往投訴無門反遭打壓。所以我們支持大慶市民要求更改工廠選址或者完全取消項目的訴求，同時也呼籲全國在反汙染運動的基礎上自下而上建立民主的工人和居民委員會，審核丶監督和改造一切可能造成汙染的企業，沒收所有非法排汙企業，交由工人民主運營；通過抗議和罷工要求中共政府投入更多資金改善醫療服務丶發展綠色技術和設備，而不是把財政支出浪費在維穩和軍備競賽上。

中國婦女地位持續下降

性別差距仍在擴大

從2006年開始，世界經濟論壇每年發布《全球性別差距報告》，從經濟、教育、醫療和政治四個方面評估世界各國的性別差距狀況。根據《報告》提供的數據，經濟危機之後，中國的性別差距指數從0.691下降到0.676（越接近1就越平等），排名從第60位跌到了第99位。必須說明的是，婦女參政度的上升緩沖了下降勢頭，但是很顯然，女性官員和人大政協代表的象征意義遠大於實際意義。別忘了在國際媒體面前為逮捕「女權五姐妹」辯護的就是一位女外交官。

高等教育在讀生和專業技術工作者中女性所占的比例已經反超男性。考慮到中國女性人口比男性少3000萬，這也就意味著女性從事專業技術工作的比例更高。可是性別收入差距並未因此縮小，相反，在勞動參與率沒有明顯變化的情況下，女男平均工資比率從2009年的65%降到了現在的62%，盡管經濟危機前曾有所改善。這一方面是因為雖然專業技術領域的差距小於整體水平，但是女性晉升難度較大而且同工不同酬的問題也在惡化，另一方面平均數會掩蓋底層勞動婦女更惡劣的處境。

《報告》也指出，中國女性的家務勞動時間是男性的2.6倍（總勞動時間每周平均多5個小時），而家務勞動是不會被算在資本家的工資表裏的。推動婦女地位下降的第二大因素是出生性別比。中國目前的數字（女/男）是0.87，比2006年還要低2個百分點，而正常應該是0.93-0.97，所以中國在這一項上穩居榜末。2016年全國出生人口1786萬，粗略地說也就是一年之內選擇性流產殺害了超過58萬名女嬰。

夫權與厭女潮

在當局打壓女權主義者時，中國也興起一股厭女癥熱潮。媒體和輿論愈發將女性描繪成追求物質享受的形象，性別主義者借此否定女權運動的合理性，但其實不過是從側面證明了男權製度對女性的可恥奴役。資本主義迫使絕大部分勞動群眾除非出賣自己的勞動力否則就無法生存，而受到經濟和性別雙重壓迫的女性更不得不依靠出賣身體（婚姻或是賣淫）來改善自己的經濟狀況。中共政府和資產階級或明或暗地宣傳說，女性的價值在於美貌、生育能力和「婦德」，她們的理想生活應該是及早委身於一個優秀的丈夫——這反過來又和性別壁壘一起削弱了她們在工作上和男同事競爭的動力。去年的女大學生「裸貸」事件曾引發廣泛關註。性別主義者表面上指責當事學生「虛榮揮霍」，但其實無非是批評她們因為失去了「貞潔」而「貶值」，也就是對夫權的不忠。資本主義已經把女性物化成可以估值出售而且必須出售的商品，可又通過媒體和輿論譴責她們「過於功利或者過於自由地」出賣自己。這是何等的虛偽！性別主義者經常把女性貶低成依靠丈夫養活的寵物，但是大多數男性在擇偶時不希望未來妻子的收入超過自己，因為這會傷害他們「作為男性的自尊心」！所以「女強人」經常被解釋成借美色上位，或者被諷刺說過於強勢會嫁不出去。要打破性別主義者的抹黑以及整個男權和夫權統治，婦女群眾必須奮起反抗。

勞動群眾團結抗爭

上個月底，「女權之聲」微博因為翻譯和發布了一篇號召三八婦女節全球婦女大罷工的文章而被禁言。這篇文章呼籲女權運動和勞工訴求相結合，因為後者是所有婦女所面臨的問題。社會主義者支持這種立場。指望資本主義社會自我改良只是空想，即便按照上述《報告》的說法，亞太地區消除兩性經濟差距還需要100年，而中國從2009年以來就一直在倒退！只有工人階級和所有被壓迫群眾團結抗爭，特別是勞動婦女的鬥爭，通過實施男女同工同酬，廉價且優質的幼托、養老、餐廳和家政等公共服務投資幫助婦女從繁重的家務勞動中解脫出來。不論在中國還是世界各地都要挑戰資本主義對女權的壓迫，通過工人民主管理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才能有效實施上述政策，徹底消除性別經濟差距，實現真正的性別平等。這不僅能夠解放女性，也能夠讓男性勞動者擺脫支撐整個家庭的重擔。

「靈活就業」與「慢就業」的虛偽：大學畢業生的就業困境

大陸的大學大規模擴招已經過去了十多年，一批又一批的大學生從大學校園中步入社會。但是面對就業形式，他們恐怕不會再有在大學中的好心情。雖然根據共青團喉舌《中國青年報》所報道的就業率來看，目前大學生總體──90%以上的大學生在官方統計中可以找到工作。但是這個數字可信嗎？

我們當然有理由對這個數字提出質疑，高校偽造就業率的新聞早已不止一次被媒體報道過。更何況，單單就業率也不能說明問題。而實際的就業情況，我們也可以從一些大學所發布的就業報告中一探究竟。

「靈活就業」就是沒有保障

天津師範大學所發布的2015年畢業生就業報告中，本科生的就業率高達88%以上。這算得上一個相當高的數字。然而看就業方式的話，我們可以發現本科生有半數選擇了所謂的「靈活就業」而非簽約就業亦或者升學。對應的，選擇「靈活就業」的專科生高達68%。而所謂的「靈活就業」，其實根本就是兼職性質的工作，甚至沒有勞動合同。在這種情況下，不但工作的穩定性沒有任何保證，身為勞動者的權益更是極易受到侵害。

此外，即使是穩定的就業，其工作性質也頗值得懷疑。在天津工業大學2015年度的畢業生就業報告中，僅有62%的畢業生所從事的工作與他們大學中所學的專業相關。而該校理學院的專業相關度居然僅29%——這也就是說，有超過三分之二的該院學生從事著與他們大學四年中所學習的知識毫不相關的工作。經濟放緩令很多行業的就職機會大減，很多畢業生都不能選擇自己合適的工種。

而即使僥幸獲得了穩定且相關的工作，其薪資待遇又如何呢？根據天津城建大學2015年度的畢業生就業報告反映，其畢業生的平均薪酬僅3407元。雖然在未來他們的收入肯定會有所增加，但是生活成本也肯定不會一成不變。而根據媒體估算，天津市的生活成本每月大約在兩千多元——請註意，這是在工作者的住宿問題可以自行解決的情況下。如果打算買房亦或者租房，三千多元的工資如果不靠父母接濟，恐怕根本無法生活。

「慢就業」就是找不到工作啃老

如果我們把目光投向天津以外的地方，其處境只會更加艱難。根據河北工程大學的就業報告來看，有超過三分之二的畢業生薪資低於3000元。而如果把目光投向低收入畢業生的話，有十分之一的畢業生月薪居然低於兩千元，這種薪資水平甚至低於工廠工人的水平。而如此之低的工資，他們如何做到自食其力——而不是啃老為生呢？

再看看河南省，位於河南省省會鄭州的黃河科技學院就業報告顯示，有接近80%的畢業生月薪低於三千元——而如果也把目光投向低收入的話，有超過16%的畢業生月薪居然低於1500元。鑒於該校超過90%的學生都來自河南本省，絕大多數畢業生也應該是在河南就業。然而應該註意的是，河南省的最低工資也達到了1600元每月，這些月收入低於1500元的畢業生，難道正常合理麽？答案當然是否定的！

當局當然已經意識到了就業形勢已經變得相當嚴峻，中共機關報《光明日報》在2016年頭版刊文《「慢就業」不失為一種選擇》。隨後，人民網、新華網等官方喉舌開始爭相鼓吹所謂的「慢就業」。然而一部分媒體與相當多的網友並不買賬，其中一部分更是揭開所謂「慢就業」的畫皮——這無非只是找不到工作啃老的變種說法。

大學生就業問題已經十分嚴峻，然而當局不但不敢於直面並且加以解決，反而是開始鼓吹年輕人選擇所謂的「慢就業」。另一方面，如此之多的大學生已經成為事實上的廉價的勞動力。想要改變這一切，中國勞工要有組織獨立工會的權利，反對資本主義底下的低薪水及欠缺勞動合同保障。

中國：騰訊對用戶 通訊進行審查

騰訊旗下的QQ和微信已經成為中國抗議者的重要組織工具。但多倫多大學「公民實驗室」近日發布報告稱，不管是私人通訊、微信群還是朋友圈都會受到騰訊的審查。

今年兩會前後，至少有幾十個微信群、QQ群和上千個私人帳號被強行關閉。公民實驗室發現，微信不僅仍在屏蔽那些觸怒當局的敏感關鍵詞，例如「709鎮壓」，而且開始將包含敏感內容的圖片列為屏蔽對像——由於技術原因，圖片曾是躲避封鎖的一個途徑。

亦有證據證明騰訊會將敏感信息發布者的個人資料報告給政府。責任經常被歸咎於當局的高壓政策，這種看法過於簡單。在滴滴（騰訊旗下的網約車公司）並購優步（中國）之前，優步CEO曾抱怨微信封鎖了他們的帳號和關於優步的正面新聞。

最近，騰訊以2781億美元的市值超過工商銀行成為中國第一，並進入全球前十。指望資本和市場能成為推動中國民主改革的力量完全是幻想。只有在公有基礎下由工人和所有被壓迫群眾掌控媒體企業才能確保言論及新聞自由。

中國的黑心私營醫院

早前，中國醫療私有化問題因網絡上爆出「魏則西事件」而備受關註，隨後進一步的消息更揭發被稱為「莆田系」的全國性龐大私人醫療資本滲入公營醫療系統內以及其他種種惡行，一時間，「莆田系」在中國被視為黑心私人醫院的代名詞。

中國自八十年代「改革開放」以來逐步開放了私人資本滲入醫療領域。最初，這種所謂「承包責任製」是指將公立醫療部門中一些長期虧蝕的科室承包出去。

私人資本蠶蝕公立醫院

此後二十年間，私人資本逐步蠶蝕公立醫療領域，當中包括利用地方衛計委無權管理軍隊醫院的漏洞，在軍隊醫院體系內大肆擴張。軍隊醫院中對外承包所得的利潤又歸入軍隊自身，因此可謂完全放任，聽之任之。

由此，造成了中國的私人醫療機構水準極其參差，當中有大量駭人聽聞的醫療事故和儉財手段，以致於一時間民眾對整個醫療系體信心盡失，人心惶惶，醫患對立的情況極其嚴重。在2006-16年間，中國醫療糾紛發生率年均上升22.9%，每所醫院年均暴力傷醫事件高達27 次。

魏則西本為一名西安的大學生，2014年被發現不幸患上末期滑膜肉癗。在接受各種正規療法後，他們通過百度搜尋引擎版推薦到武警北京市總隊第二醫院腫瘤生物中心，其機構推銷所謂斯丹福大學研發的「腫瘤生物免疫療法」。魏則西及其家人考慮到這是由中國官方許可的國內最大網絡搜尋器所推薦，而且是一家軍隊的最高一級醫院，因而對此有一定信心。可惜經過了幾個月的「治療」，花費了二十多萬後，腫瘤不但沒有被治愈更轉移到肺部。

其後魏則西多番調查後得知「腫瘤生物免疫療法」，在臨床實驗階段已被淘汰，在國外根本就沒有醫院會采用這種技術，純粹是醫院用作招遙撞騙。他在2016年2月於網上發表了自身遭遇後立即引起廣泛關註，可惜由於延誤了治療時機，魏則西於2016年4月病故。

然而令普遍人驚訝的是，這家打著「武警總隊醫院」招牌的背後，竟是一家由私人資本所承包的「醫院」。而該資本就是掌握中國80%私人醫療份額，被人稱為「莆田系」的私人醫療體系。

「莆田系」自80年代開始以福建莆田縣市為起點，最初以遊醫的形式，到處張貼街頭廣告宣傳，後來乘「改開」之潮承包醫院科室，從不合法的灰色地帶走向合法，之後大舉擴張，包括行賄公營醫院領導人私下合作，或直接兼並虧損的公營醫院等，逐步掌握了巨大的醫療資源。

其「行醫」的方式卻與街頭騙局一脈相承，包括誇大求診者的病情、拖延病情。據調查所指，相當一部份的「莆田系醫生」根本未受過任何正式的醫學教育！

此外莆田系還會生產劣質的藥品和醫療儀器等，在其醫院內以遠高於平均水準的價格售予病患以儉財。在魏則西事件前，早已有不計其數的病人因上當被騙延誤治療而死。

公院病人數是私院的七倍

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去年全國接近2千間新私營醫院落成。公私營總數字達29,000間，其中16,000間為私營醫院。自2010年至2016年10月，公營醫院數目減少一千間，大部分是被私有化了。然而，公營醫院負擔的病人人數去年是私營醫院的七倍，多達25億人次。

從2012年開始，一級醫院中的私立機構占比首次超過了公立機構。同時由於公立醫療資源投放嚴重不足，中國的醫生與護理人員比例只有1:0.8，遠低於國際上1:4的平均水準。

在行業與中共政府的腐敗及其無所作為官僚作風下，醫療與教育及房屋稱為現時壓在中國民眾頭上的「新三座大山」。社會主義者反對醫療私有化，主張在民主監督之下全體公營化醫院及藥劑企業，從而在民主計劃底下推行人人免費享用的優質醫療。

中國：消費金融突顯壞賬風險

4月5日上海陸家嘴的一份報告顯示，中銀消費金融公司2016年凈利潤同比增長了168.5%，為該行業第一。中銀消費金融是中國第一批消費金融公司之一。

目前除了22家持牌公司外，中國還有上千家機構正在從事消費貸款或分期業務，例如涉入校園貸事件的那些。截至去年年底，中國個人消費信貸余額（不包括住房貸款）約有5萬億元人民幣，超過同年全國居民消費支出的四分之一。消費金融不僅成為中國金融機構的重要盈利點，也支撐著習近平的「消費救國」計劃。不過群眾收入增速（6.3%）不及消費（6.8%）給尚未解決的債務問題增加了新風險。

根據《財新網》近日發布的文章，截至去年9月，消費金融公司平均壞賬率為4.11%，是2015年同期的1.44倍；同時廣發證券告訴財新，小額貸款公司和網絡貸款平臺的壞賬率可能分別達到5%和10%。中共當局鼓勵經濟和金融泡沫化以掩蓋真實的經濟狀況，最後只會帶來更嚴重的爆炸。所有銀行需要立即被國有化及民主控製才能避免未來的災難。

中國：山東辱母殺人案

3月底，中國《南方周末》一則被稱為「辱母殺人案」的報導在內地網絡成為輿論關註熱點。案件發生於去年四月中，山東聊城蘇銀霞與於歡母子於其經營的公司內被高利貸上門追債，其間被追債者羞辱及禁錮。警方到場後只扔下一句「討債可以，但別動手」就離開案發地點，最後雙方沖突，於歡護母心切持刀刺死一人，傷三人。本年二月，法院一審判於歡故意傷害罪名成立、處以無期徒刑。判決引發輿論嘩然與強烈不滿，而貌似並不復雜的案情背後卻折射出眾多內地的社會問題，有內地網民指：

「山東辱母殺人案，難得有這樣一個案子，囊括了當下中國幾乎全部問題：經濟下行壓力大，民營企業融資難，縣市非法集資多，高利貸猖獗，土生土長的房產商多涉黑，基層治理失序……更重要的是，這樣的情景，不獨存在於山東冠縣，而是很多地方的縣鄉皆如此。」

這一評論直擊了問題的本質與核心所在：撥開表層的法律技術迷霧，案件要深究的並非「於歡是否構成故意殺人／傷害／防衛過當」，而是背後深層的社會現象。

官匪一家

案情中最引人關註的，除了當地警察到場後不予控製場面，反而聽之任之，最後釀成命案。進一步的消息更指出，被刺死的追債者為當地土皇帝吳學占黑社會成員，於2015年駕車撞死一名14歲少女後不顧而去，事後當地警方只說無法抓獲肇事者而不了了之，而「殺人案」案發時這一通緝犯就大搖大擺的在警察面前上竄下跳，於歡母子請求警察帶她們出去也竟不得要領。

這次「辱母殺人案」則坐實了當地「官黑勾結」的事實，在過去出了事，往往是當地黑幫頭目交錢行賄，政府官僚則出手和稀泥或武力維穩。最後法院更是直接對於歡處以無期徒刑，絲毫不去考慮背後的案情，更似與黑幫有所默契。基層民眾沒有任何監督製約的權力和渠道，多年來地方政治腐敗不堪。

民眾都相信，於歡並非是身陷此種困境的第一人，只不過是次正好被全國性媒體曝光而受到關註，而過去有此遭遇而受牢獄之災的更不知凡幾。

同時正如民眾所擔心的那樣，「官黑勾結」這種情況並非一城一地的特例，而幾乎是全國性的現象！無論是征地、拆遷這些涉及巨大潛在利益的範疇，還是那怕僅僅住宅物業的車位管理，全國上下的基層吏治的腐敗無能，乃至有意放縱黑勢力坐大從中分一杯羹，都是這次事件激起全國民憤的根本原因：自身的權利受不法侵害敢怒不敢言、官僚縱容資本與黑幫魚肉民眾、公檢法包庇侵害者逍遙法外、民眾走投無路奮起反抗卻被政權以法律之命倒打一耙……由此可見，習近平所謂的「反腐運動」政治表演是何等的貽笑大方。

民眾現在除了表達憤怒，更重要的是厘清重點，我們要求的不僅僅是要求還於歡一個公正的判決，而且認識到案件發生背後的社會土壤，並在政治上奪回自身的民主權力。社會主義者主張成立群眾的獨立調查委員會徹查事件，嚴懲涉事黑幫及警員。警隊必須受到民選的群眾委員會由下而上民主控製，才能防止警隊腐敗，打破財團與黑道的勾結。

中國：河南濮陽一小學發生踩踏事件

早在2014年7月，新華社旗下的《半月談》就曾報道過，河北順平縣的一所小學由於人數過多，課間禁止學生到教室外玩耍，以免發生事故。但近日的一次事件似乎說明連如此嚴格的管理方法都「不夠用」了。3月22日，河南濮陽縣第三實驗小學的學生在上廁所時發生踩踏事故，造成1死21傷，其中有5人重傷。這些學生一般不超過12歲，死者只有7歲。

該校有1704名學生和67名教職工，但只有男廁兩間、女廁三間總共39個蹲位；通向二樓廁所的只有一條狹窄的樓梯，慘劇就發生在這裏。在當天考試前，學校只留下10分鐘活動時間，大量學生急忙上廁所，不發生事故才是偶然。政府要求小學平均每個班級不超過45人，一所學校最多只能有1350名學生，事發學校遠遠超過了標準，蹲位數量更是不到標準的一半。

學校超負苛

當地官員告訴媒體，城區學校像這樣超負荷運行是普遍現象。另外也有媒體指出，該小學連操場都沒有，只有教學樓前一片狹小空地供學生課間活動。可以想見，這次事件之後，該校學生可能也要面臨課間禁止到教室外玩耍的命令。根據目前的數據，全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為57.35%，但小學教育城鎮化率達到了69.4%，初中則高達83.71%。學生向中小城市、縣城和鄉鎮中心集中造成公共教育資源捉襟見肘，在中西部尤為嚴重。

在去年7月的國務院新聞發布會上，教育部官員說，全國超過56人的中小學班級有四分之三位於中西部城鎮。根據《澎湃新聞網》報道，去年夏天開學時，海南儋州市的一所小學因新生過多，不得不臨時修建簡易教室。

城鄉教育差距是這一現象的最主要原因。全國超過一半的農村小學教師要教授兩門及以上科目，不到60%的農村小學能夠開設英語、科學和體育等科目。農村學校的低收入導致優秀教師流失。中國教育學會副會長曾抱怨說：「農村沒有好教師，好教師都到北京、上海、深圳去了」。家長為了讓子女得到更好的教育，不得不把他們送出農村。同時，地方政府盲目關停、合並農村學校的政策正在加劇這一過程。2013-2015年間，雖然義務教育在校生人數增加了200萬，但學校卻減少了2.3萬所。被關閉的大多是鄉村學校，學生如果不轉到城區或者較為發達的鄉鎮讀書就只能輟學。另一方面，城鎮化和農村勞動力外出打工也將許多學生帶入城市。

擁擠的校園潛伏著隱患，同時也在日常造成教育不公。發生踩踏事件的小學師生比為1：26，而上海的平均數字是1：12。學生過多、教師不足勢必影響教育質量。有些學校應顧不暇，只能求助於家長，例如讓他們在孩子的每份作業上簽字以達到監督的目的。對於占義務教育在校生總數六分之一的農村寄宿生來說，生活指導的缺失更加嚴重，或者說根本沒有。不管是在學習還是生活上，僵硬死板的規訓體製只會導致和加劇學生的厭學情緒與不當行為。

如何避免悲劇再生？

社會主義者支持家長和教師以抗議和罷課的方式要求政府增加落後地區的中小學教育投資，而不是把資金和土地投入只會增加泡沫的盲目建設、普通勞動者買不起的昂貴商品房以及軍備競賽和維穩。學校應通過獨立、民主的教師和家長民主機製下決策與監督下，根據需要增加教職工和教室、宿舍、操場、圖書館等設施，為教師提供定期培訓，讓學生可以在住所或者父母工作地附近接受優質、全面的學業教育和生活指導。為了向擴充教育事業提供足夠的資金，我們支持向富人加重征稅，乃至將銀行和大企業收歸公有，交由工人民主管理。

輝山乳業崩盤 債務恐慌加劇

中國的公司債務目前是GDP的165%。遼寧輝山乳業股價的暴跌震撼了中國金融業。

3月24日，輝山的港股市值在90分鐘內驟降85%——蒸發了約280億元人民幣。這家過去的國有公司——中國最大的奶牛牧場經營者——已經被曝出是一個靠巨額債務撐起來的空殼。輝山還成了不斷借債的中國企業的代名詞。

輝山董事長楊凱在2017福布斯中國富豪榜上名列第57位。他利用自己的政治人脈和國有銀行的寬松信貸條件，借取了數十億元貸款。

至少有23家銀行借款給輝山，包括一些最大的銀行。據報道，該公司對匯豐銀行違約了一筆100億元的貸款。

在楊凱的控製下，輝山涉入金融操作，大量購買本公司的股票（據《南華早報》所指，花費了30億港幣）來推升股價。這筆資金來自金額更大的貸款，而股票則被用作擔保。

該公司也涉入影子銀行式的活動，把自己的債務當作「投資產品」出售給散戶。為了籌措資金，它想出了一個點子，把5萬頭奶牛出售給廣東的一家租賃公司，然後再把它們租回來。

在中國的泡沫經濟裏，輝山這樣的公司變得「大而不倒」，因為它破產的話，可能會通過那些借錢給輝山的銀行和公司造成連鎖反應。省政府正在想盡辦法實施救助，該公司總部已經被警方封鎖。

習近平空前的網路控製

習近平執政已經到了第五個年頭，網絡的控製在這幾年中也在一步步的升級。無論是控製還是控製範圍，都有了前所未有的提升，特別體現在近兩年。

中國經濟近年急速下滑，產生極多的社會及經濟問題，因此網路除了是平民諷刺時弊、渲泄不滿的平臺，也愈來愈成為群眾運動及工人鬥爭的組織工具。中共必須嚴加操控每一吋的新聞自由。中共連一些與體製和政府無關的暗諷和嘲笑也不容許，這明顯是中共在十九大前要加強習近平的個人權威，可見政權的。習近平在2016年10月的中共十八屆六中全會中正式升級為所謂的「習核心」，而在這前後，圍繞他本人的網絡控製已經明顯出現。2016年9月，習近平在G20會議上公然將「通商寬農」念為「通商寬衣」。在其犯下如此錯誤之後展開了大規模的網絡管控。任何出言質疑此事的人都會招來封禁帳號的懲罰。而更為可笑的是，封禁帳戶的理由多半是所謂的「政治敏感」。在新華網所放送的習近平演講全文中，含有該詞的整句話都被刪去。

網絡控製開始進一步收緊獲取外界信息的渠道，甚至開始封鎖通過網絡獲得實體出版物的途徑。2017年3月，大陸最大的購物網站淘寶網推出一項規定，規定任何商家都不得出售海外出版物，也不得提供代購海外出版物的服務。這個出版物並不僅局限於書籍，也包括了光盤等介質。通過網絡獲取外部信息，已經愈發艱難。

在這二十年來當局始終在堅持對網絡上涉及六四事件的任何消息進行刪除，但是這並不能阻止網民通過各種手段了解並且擴散關於六四事件的消息。因為這種徹底封鎖的效果並不好，在如今，當局的舉措已經不限於此。以雙鴨山事件為例，大陸並沒有徹底封鎖該事件，而是承認了礦工抗爭的事實。但是在官方的公文中，宣稱該起事件中「沒有發生過激行為」，這根本斯大林真理部篡改歷史的做法。

廢除國安監控

一個真正言論自由的社會主義組織，應該以廢除國安監控，全面保衛言論自由和私穩權。中國勞工論壇主張停止政治審治，捍衛言論自由、停止政治檢控及迫害異見分子、廢除秘密監控系統、國營媒體由公共民主控製，要真正的媒體自由。

中國：習近平將利潤淩駕於環保因素

截至5月15日，環保部的大氣汙染督查組檢查了京津冀及周邊地區的一萬多家企業，發現其中近7成存在汙染問題。在接受檢查的省份，即便按照很低的官方標準，空氣質量良好的天數也不到60%。此次行動的起因是當局擔心因為無法實現三年前做出的一個承諾而成為笑柄。環境汙染的問題已令人民對當局失去信心，愈來愈多人反思到這是經濟和政治製度的問題，中共的統治權威因而受到破壞。

根據2013年國務院的命令，今年北京的年平均PM2.5應該降到60微克/立方米——仍然遠高於世衛組織的最低標準。當時的數字是89.5微克/立方米。但三年過後只減少了一半。上月底環保部的一份工作報告顯示，全國生態環境優良的地區只占44.9%。在重點監督的地區之外，空氣與水質的改善乏善可陳，甚至有所惡化。土壤汙染仍在加劇。

無視環境的新區

下面的事實最清楚地說明了當局對於環境問題的真實態度：據《南華早報》披露，上月1日宣布成立的雄安新區事先沒有經過環境評估，而且環保部門幾乎是最後一個得知新區即將成立的。雄安新區境內有著被稱為「華北明珠」的白洋澱，面積超過新區的十分之一。白洋澱附近有上百座汙水處理廠，但絕大多數早已停止運轉。湖泊沿岸遍布生活垃圾，工業廢水直接排入湖中，唯一一條流入白洋澱的河流竟然是排汙河。白洋澱的水質屬於劣V類，亦即毫無用處的臟水。中科院的一位學者告訴媒體，雄安新區的建設會令水質進一步惡化，可這並未阻止習近平的決定。對於這位政治強人來說，保持經濟增長是他繼續掌控權力的首要條件，而群眾對汙染的不滿尚可通過鎮壓來解決。

抗議與鎮壓

4月29日，「霾都」邢臺的東汪鎮——正是在環保部的督查範圍之內——一家化工廠因火災泄漏了大量有毒氣體，導致附近村民出現咳嗽、嘔吐和昏迷等癥狀，二十多人入院。直到幾天之後，化工廠附近仍彌漫著刺激性氣味。這次事件引爆了村民長久以來的不滿與擔憂。十年來當地化工園區一直在違法排放廢水和廢氣，5公裏內的居民均受其害。不僅農作物中毒死亡，癌癥患者也日漸增多。更加驚人的是，《財新網》報道稱接觸廢水足以讓皮膚在幾分鐘內開始潰爛。村民投訴多年毫無結果。他們向記者抱怨說，相比於群眾的健康，政府更關心經濟利益。泄漏當天，幾百名村民走上街頭，要求遷走所有化工廠。隨後通向化工園區的道路被占領，車輛無法出入，迫使園內的10多家工廠停工。由於政府遲遲沒有給出解決方案，憤怒的抗議者增加到數千人。經過多日對峙，當局於5月10派出上千名防暴警察，使用胡椒噴霧、警棍和盾牌驅逐、毆打和逮捕占領者和抗議者。諷刺的是，三天後滄州市再次發生毒氣泄漏，造成2人死亡，18人入院接受治療。

就在東汪鎮抗議者被鎮壓的當天，廣東飛來峽鎮的反汙染抗議——經過與警察的多次沖突——終於取得勝利。當地居民得知政府準備修建一座垃圾焚燒發電廠，但該項目既未征求公眾意見，也沒有通過環保評估。此前該項目已因群眾反對而三次改址。官方公告聲稱反對者是在散布謠言、擾亂社會秩序，結果激起5月7日數千人抗議遊行。警察封鎖了市政府外的道路，並切斷互聯網以防消息擴散。由於政府始終不願出面對話而且暴力打壓，5月9日全鎮商店和出租車幾乎全部停業，約2萬人聚集在街頭和政府門前示威，當局也從廣州、深圳等地調來警力支援。當晚再次有上萬抗議者遊行，與警察的沖突持續到深夜。由於擔心局勢進一步升級，市政府於次日宣布取消項目，但抗議者懷疑政府不會徹底放棄。因為中國民眾已經見慣政府軟硬兼施，結合鎮壓與欺騙的手段平息運動。長久下去人民對政府的信心只會不斷減低。

社會主義綠色經濟

由於在獨裁體製底下群眾極難組織，加上消息被封鎖，目前中國各地的環保抗議都未能跨區連結起來，很多時抗議很快結束。然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共絕對知道這些為了基本生存權利而鬥爭的群眾不會害怕鎮壓，若果蔓延為多區運動將會威脅中共統治。

在資本主義之下，特別是在貧窮地區，保護環境與經濟發展相互矛盾，這也被當作反對和鎮壓反汙染運動的借口。這種困境是因為資本家追求利潤最大化，無視一切的環保規範和措施。所以有效的反汙染鬥爭需要全國乃至世界工人階級的支持，終結官僚與資產階級的統治。只有將所有企業和銀行公有化，交由工人民主管理，並由公帑提供資金擴大綠色經濟的投資，讓勞動者既能提高生活水平，也不會因此而損失健康和生命。

中國：一汽大眾車廠工人鬥爭持續

吉林長春的一汽大眾汽車合資企業發生工人抗爭。三名工人代表被警察拘捕，被控以「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最高刑罰為監禁五年。這是中國當局再一次在全國加強打壓工人的集體抗爭。

在3,000名外判工的鬥爭中，被捕三人過去一年一直站在前線。該公司的外判工的工資只是正式員工的一半。中國現時有6,000萬名外判工人面對類似的待遇。很多時候這些企業都違反中國的勞動法，似乎大眾汽車也不例外。中國近來這類的抗爭很類似於南韓等亞洲國家的鬥爭浪潮，都是反對資本家利用工作「零散化」來壓低工資和削減保障。

五年徒刑

三名工人代表為符天博、王帥及艾振宇，皆於5月26日被捕。根據香港NGO「中國勞工通訊」的消息，王帥及艾振宇早前已獲釋，但符天博仍被扣留，不過王、艾二人仍可能會遭刑事起訴。中共專製對於任何試圖組織起來的工人瘋狂打壓。

長春工廠是大眾汽車與國企中國第一汽車集團合資的四間廠房之一。中國是這間世界最大的德國汽車公司一個重要的市場與生產基地。中國占大眾汽車去年全球銷量的40%（398萬輛），幾乎相當於其歐洲的總銷量。

去年，長春工廠的外判工人發起行動要求同工同酬，包括遊行、網上組織以及透過法律途徑挑戰資方，而資方采取拖延策略，一方面故作談判，另一方面警察對工人的恫嚇正在增加。為避免工人抗爭對公司造成負面形象，大眾汽車今年年初發表聲明指，中國業務部會認真處理員工的要求。不過公司沒有兌現承諾。

同工同酬

2月，超過500名工人果敢地在長春勞動仲裁委員會門外發起示威，並打出「同工同酬」的口號。此前，該委員會拒絕受理他們的要求。去年，工人曾經尋求全國唯一合法的「工會」中華全國總工會協助，但同樣被拒諸門外。

根據中國2012年修訂的勞動法，一名雇主只能聘請外判工人不多於六個月，之後就需要以全職合約聘請。根據法規，短期合約（外判工）只能是「持續不多於六個月」的職位。一汽大眾的工人指許多工人在公司工作超過十年都依然是短期合約工。他們稱一汽大眾欠每人高達20萬歐元的未支工資。

「拒絕支付同等工資是違反了中國法規與（大眾汽車的）短期工作宣言。」居於漢堡的律師Rolf Geffken對德國報章《德國之聲》說。

工人運動的榜樣

一汽－大眾的工人明顯手握法律理據，他們組織了幾次示威，試圖接觸政府不同的有關部門。但他們換來的只是空洞的承諾，還有資方和警察不斷升級的恫嚇。縱使如此，工人還是繼續抗爭，令這場運動成為工運的模範。

警察加強對工人的監視，而工人代表亦被資方針對，被調到其他工作崗位或增加工作量。5月21日，工人即趁長春舉行馬拉松再次發起遊行，而這很可能是警察決定拘捕三人的導火線。當局顯然希望這樣就可以迫使工人屈服，取消示威行動。

這次抗爭是席卷全中國的眾多鬥爭之一。去年全國有2萬宗罷工，大部分沒有被紀錄下來。企業在不斷無視僅有的勞動保護法規。資本家肆無忌憚地違法，尤其是在工人權利、公共安全、環境汙染等方面。現在經濟陷入困境，國家將更難以容忍工人抗爭，就算法理站在工人一方時都依舊會對其打壓。社會主義者和工運分子將不會被嚇倒。我們將會更大力揭露並反抗任何的不義，並會以任何手段支持鬥爭中的工人。

廣東珠海二千公交司機罷工

廣東省珠海市5,000名公交司機發起罷工，抗議長期被剝削工資，要求當局清查公司帳目。工人一連兩天集體罷工，並到市政府抗議。資方於20日終於作出讓步，同意司機月收入增加人民幣1200元，罷工行動宣告結束。

前線司機基本工資每小時僅4.6元人民幣，在人工沒有增加的情況下，工資還被扣減，因此激起司機的憤怒。罷工後司機每月月薪調整為5300元，接近他們要求的5600元，總體上罷工是獲得勝利。

據《自由亞洲電臺》報道，其中一名參與罷工的胡姓司機說，幾乎95%公交司機都參加了罷工。他媒體向表示：「自己在公交公司任職多年，於5、6年來一直沒有加薪，自己的人工只有數千元，根本不足以應付生活開支。」另一名司機表示：「一個司機除了社保、醫保和公積金，得到的工資只有3千多元。像我這些後勤人員，每月只有2千7百元。你說怎樣生活？」

公交司機的《告員工書》指出，珠海公交巴士公司2009年與私人企業合作改組，大量國有資產遭賤賣，大肆聘用腐敗無能的管理人員，公司資產被「貪光」，領導及管理人員巧立名目，私吞公款，與前線員工收入相差數十倍。

近年交通系統受到私有化影響，2015年出租車司機爆發罷工浪潮，波及最少六個城市，包括北京市、成都市、山東省濟、吉林省長春市等，共計數萬出租車罷工。運輸業罷工數字這兩年不斷上升，2016年半年的數字為205起，前年同期數字為127起。由於公共交通系統罷工比起製造業罷工對社會運作造成更即時的影響，更為受到廣大公眾關註。

今次珠海司機罷工導致當地逾20條公交車路線大受影響，且正好碰上學校考試日子，影響不少學生和家長，但網上輿論整體上支持罷工。據媒體引述，網民表示「都是被公司一群吸血鬼逼的」、「雖然影響出行，但還是支持，希望能給公交司機一個公道」。今次珠海公交司機罷工也毋須用到堵路的策略，避免了警察有暴力鎮壓的藉口，但威力已足以影響全市並迫使市政府立即介入事件。運輸業工人受盡剝削，這場抗爭將為工人抗爭造成示範效應。

中國千萬富翁坐擁165萬億

招商銀行和貝恩公司聯合發怖的2017年《中國私人財富報告》指出，去年內地有158 萬名「千萬富翁」，資產總值有165 萬億人民幣，是去年全年國民總收入的兩倍。 過去兩年，千萬富翁的資產總值每年增長21%，遠高於經濟增速，可見財富急速地湧向一小撮人手中。

此外，去年中國資產總值1千萬元的人士從2006年的18萬人躍升至2016年的158萬人，在十年間上升9倍。而近6年每天有490個新人躋身千萬級以上財富人群。雖然中國並沒有官方的貧富差距數字，但北京大學發布《中國民生發展報告2015》指出，頂端1%的家庭占有全國三分之一以上的財產，底端25%的家庭擁有的財產總量僅在1%左右。

這些富人既然都不是你和我，而從何方而來的呢？他們的致富方式不外乎依靠裙帶資本主義關系。中國官方的一份研究報告承認，500萬擁有千萬元以上財富的人，90%以上是黨、政、軍高幹子女親屬。

但是中國正處於政治風暴的前夕，群眾抗議和罷工浪潮四起，富豪們一定是感受到的，並且正在為自己尋找逃生門。胡潤研究院2014年1月公布，中國大陸64%的富人（財富超過160萬美元）要麽移民到其它國家，要麽正在打算這樣做。他們知道一場革命正在迎頭而來！

中國經濟危機持續　勞資沖突激烈化

最近中國勞工通訊引述《中國勞動統計年鑒》，指自2011年開始，中國勞資糾紛個案的數字不斷攀升，2015年的數字已經超越了爆發全球金融危機的2008年時的數字。 從地方政府的數據可見，工人對自己權利的意識正在上升。勞方對資方的不滿愈來愈多方面，過去欠交社會保險占勞資糾紛的40%。女工抗爭占整體案件的比例愈來愈高，她們行動起來反對不平等待遇、因懷孕或放產假而被減薪或不公平解雇，還有性別歧視的聘用製度等。

此外，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統計，2016年政府處理的勞資糾紛個案達到177萬宗。近年來，中國實際經濟增長停滯不前，企業利潤下滑，造成老板拖欠工資現象嚴重。一些工廠倒閉和老板跑路後，工人社會保險等沒有著落。

雖然製造業抗爭事件有所減少，但工人抗爭開始擴散到其它行業。比如零售業抗爭事件，比過去增長一倍，交通物流業增長四分之一，服務業則增長五分之一。他們加在一起，總數首次超過製造業。這也解釋了政府經常強調的所謂新興行業創造就業，根本就是低薪、高工時而不穩定的就業崗位。

中國經濟雖然最近在數字上有些微的回升，但整個大趨勢見到經濟問題相當嚴重。中共已經視工人反抗為一個威脅政府的重大危機，因此連那些要求溫和改革、往往在工人鬥爭中主張妥協的勞權分子也大力打壓和逮捕。但這只會激起更大規模和更高意識的工人階級鬥爭，發展至挑戰中共政權和整個資本主義體製。

江蘇幼兒園恐襲案背後的精神病危機

中國江蘇徐洲豐縣創新幼兒園發生恐怖襲擊案。網上視頻顯示，在幼兒園門前有數十人被炸死、炸傷，血肉模糊的人躺倒一片，驚叫、呻吟、啼哭聲混雜在一起，周圍的民眾驚慌失措。官方報道8死65傷，但很多網民相信當場死亡至少10人。

經過警方調查後，發現兇手為一名22歲的男子，他自製爆炸裝置，並在家中墻上多處留有「死、亡、滅、絕」等字跡。他因植物神經功能失調從學校休學。警方宣稱兇徒當場被炸身亡，不過大量的網民對警方的說辭表示懷疑。

江蘇慘劇是愈來愈猖獗的校園血案的一例，近年這個數字已在不斷上升，揭露了中國精神病患和社會壓力的嚴重問題。根據調查機構Frost & Sullivan的報告，中國現時有超過1.8億人患有精神疾病，也就是說幾乎每8人之中就有一名精神疾病患者。然而，精神衛生服務資源嚴重短缺且分布不均，《柳葉刀》周刊的一項研究指出，中國平均每8.3萬人才有一名精神疾病醫生，大約是美國的1/20。

在醫療資源匱乏下，只有小部分中上階層才能享用私營精神科服務。在北京只有10%的精神疾病患者可以住院治療，一是費用太高、二是醫院沒有足夠的床位。瘋狂社會製度所造成的生活壓力和極端不平等，對底層人民的無視和排擠，造成了精神病患的問題。 「上帝要你滅亡，必先令你瘋狂」，資本主義獨裁體製度的未來是如何？也許這句話給了我們一點提示。

娛樂新聞成為禁忌

中共近日大力封鎖娛樂帳號，「全民星探」、「中國第一狗仔卓偉」等娛樂八卦媒體平臺帳號被關閉，至少25個平臺被封鎖。中共不但害怕政治及經濟的負面消息被傳播，連花邊新聞也要壓製，只會令更多民眾感受到言論空間的窒息而惹起憤怒。

對中共來說，低質素的娛樂八卦新聞本來是轉移視線、麻醉群眾的好工具，但中共政權極為害怕任何失去官方控製的消息傳播。尤其近年這些娛樂新聞平臺發展所謂「調查式報道」，鼓勵讀者及網民自行追蹤名人的八卦消息。中共官員可能害怕這些調查會燒到自己的頭上，例如很多官員都涉及在娛樂圈內的情色醜聞。

此外，中國一個專為女同性戀者約會而設的應用程式「熱拉」（Rela）亦被封鎖。 「熱拉」公司市值現時估計達數億人民幣。五月於上海舉行相親活動期間派發「教育傳單」，令人懷疑中國政府因此強製關閉程式。較早前，中國男同性戀專用約會應用程式贊克（Zank）亦被當局強製關閉，指用戶直播中含有色情及政治內容。

中共以反對色情和不良資訊為名打壓新聞自由，但這不但不會提高新聞質素和文化水平，反而令更多話題變成禁忌，例如變相打壓同誌權利和性知識的討論。言論自由和學術自由將受到更大打壓。

北京收緊外來學生入學機會

為了減緩北京的人口增長速度，習近平政府出臺一系列歧視性政策，包括提高非北京戶籍學生的入學條件和拆除打工子弟學校，旨在將大量外來人口趕出北京。這加劇了戶籍製度下的不平等待遇，中產階層抱怨紛紛，底層家庭的困難更是深重。習近平上臺時提出的改革之一就是部分地取消戶籍壁壘，但在經濟危機和政府財政緊絀的情況下，此一改革反而在開倒車了。在目前的經濟及社會背景下，中共政府極難自願取消戶籍製度，反而會將現在的做法應用到其他城市。例如河北省在接納了大量被迫離開北京的學生之後，也開始增加限製條件。在要想打破戶籍壁壘，必須依靠強有力的群眾鬥爭。

嚴苛的入學條件

2014年，北京市政府出臺了被稱為「史上最嚴」的義務教育入學政策，並允許下級政府自行製定更加嚴苛的規定，意圖通過減少外地學生的入學機會來迫使他們的父母離開北京。在最惡劣的情況下，家長須要提供28種證件才能讓子女得到學習機會。同時，除了極少數特殊身份的學生（例如來自臺灣或者軍人家庭），外地戶籍的初中畢業生只能報考職業學校，而不是普通高中。曾有9名非京籍學生因為無法參加中考而起訴北京教育考試院，但受政府操縱的法院顯然不可能支持他們的要求。今年，當局進一步收緊限製，例如增加繳稅、繳納社會保險和房屋租約的時長要求。7月10日，60多名學生家長在市政府外請願，要求政府保證他們子女的學習權利，但並未有官員出面回應，只是派出警察加緊戒嚴。在辦理入學手續的5、6月份，類似抗議時有發生。一年前更是有家長在昌平區政府外自焚抗議。他連日奔波於各個部門，並繳納了5000元的租房稅，最終卻仍被告知他的孩子不符合入學條件。歧視性政策使一些學生不得不離開父母，回到家鄉。北京大學的調查顯示，回流兒童甚至比一般的留守兒童更容易出現學習和心理問題。

打工子弟學校被拆除

相比於中產階層，底層家庭更難達到政府的要求，因為他們中的很多人從事不穩定的非正規工作，甚至沒有勞動合同和社會保險，而這些又恰恰是子女入學的必要條件。這些家庭的子女只能去質量較差的「打工子弟學校」讀書。但是政府連這一渠道也在壓縮。據《金融時報》報道，在北京的「城市整治」行動中，一些大型打工子弟學校即將被拆除，這可能會導致今年秋天數千人失學。其中一所學校雖然有政府頒發的辦學許可證，也未能幸免。拆除行動從多年前就已開始。到2016年時，北京尚有112所打工子弟學校和6.5萬名學生，比2014年減少2.8萬人。拆除學校會令許多學生過早地結束學業。一份關於此類初中生的報告指出，在學校被關閉後他們中的絕大多數都選擇留在北京尋找工作或者失業。有評論譴責稱，北京可以容得下60多家每年用水4000萬噸的高爾夫球場，卻容不下這些打工子弟學校。家長們也同樣面臨越來越大的壓力。在同一場整治行動中，經常雇傭外地勞動者的小商戶被大量關閉，底層勞動者聚居的許多住宅區也被拆除。北京南部的一個村莊為了完成趕走外地人的命令，甚至向每個外來居住者收取每月兩千元的費用（相當於他們的大半工資）。

全面公立教育

中國政府每年向國防和公共安全（也就是所謂的維穩支出）投入超過兩萬億元人民幣，它實行的「營改增」一年就為資本家減稅6,993億元（聯合國計算實現全球基礎教育每年也不過花費2424億人民幣）。政府完全有能力讓所有學生在居住地得到優質且廉價的公立教育。而且最新的《中國私人財富報告》指出，內地的158萬名「千萬富豪」坐擁165萬億元人民幣的資產，40倍於全國每年的教育經費。在官僚和資產階級的聯合統治下，這些資金不會用來滿足勞動群眾的需要。只有勞動群眾的團結抗爭，特別是工人運動，才能打破這種不公的局面。

人口向大城市集中，是資本主義不平衡發展和官僚政府偏向政策的結果。解決所謂的「城市病」需要在群眾的監督和管理下投入更多的資金，提供發達而免費的公共交通、增建公共住房、增加公共服務設施、發展綠色生產和促進內陸經濟發展，而不是依靠戶籍製度和驅逐政策。但由於財富被資本家和中共官僚掌握，只有把銀行和其他經濟部門全面公共化，置於工人民主控製，才可以有計劃地將財富投資於社會建設。

中國：國家鎮壓以及工人鬥爭的前景

中港臺支部代表在工國委2017年暑期學校中國部分的開場報告

我們有許多問題需要討論。中國的經濟危機有多嚴重？習近平是否真如許多人所說是毛澤東之後最強大的領導人？獨裁政府的外交政策（例如標誌性的「一帶一路」經濟計畫）會走向何處？它會勢頭更猛，還是會遭遇挫折？

國家鎮壓正變得越來越嚴峻。這種情況是會繼續下去，還是會在未來發生變化？最後，中國的工人運動有了怎樣的發展？馬克思主義組織在中國的任務是什麽？

罷工增加

2016年，中國發生了2663次罷工。這是香港NGO「中國勞工通訊」匯總社交媒體上的相關報導得出的資料，但是它認為實際數位還要高出8倍。這個數位是2014年的兩倍，而且交通丶服務和零售業的罷工總數首次超過了製造業。

中國政府說中國經濟正在從製造業轉向服務業，而且服務業的增長創造了許多新的工作崗位。但是相比於製造業，服務業的工作工資更低丶更不穩定，而且通常都沒有勞動合同，所以這其實是非正規部門的增長。

相比於製造業，交通業和服務業的罷工能吸引到更多的關註，因為它們更直接地影響到其他工人的日常生活。比如，今年6月廣東珠海有5000名公交司機罷工，爭取到漲薪40%。他們的勝利得益於罷工對整個城市交通的影響和公眾的大量支援。

而且，越來越多的服務業公司以智慧手機作為營業平臺，例如用手機叫出租或者外賣。這些公司的工人沒有勞動合同，或者合同只顯示在手機軟體裏，公司可以隨時修改。與此同時，這種技術也越來越多地被工人用來聯合罷工。

去年，中國東部的外賣配送員因為被拖欠工資而發起罷工，隨後行動蔓延至一個西北城市。2016年快遞業罷工數量是前一年的3倍。我們看到現在服務業的罷工和跨地區的罷工正在增加。

貧富鴻溝

在製造業，拖欠工資和社會保險是工人抗議的主要原因。2015年，被拖欠工資的移民工有277萬人（占移民工總人數的1%），被拖欠的工資總額達272億元人民幣（約40億美元）。移民工是建築業和製造業工作力的主要來源。

按美元計算，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多的億萬富翁（594人）。中國的偽議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有100名億萬富翁，是全球最富有的議會。

但同時，工人平均每月工資只有3275元人民幣。大約有2.8億名移民工離開家鄉，去往中國的其他城市工作。然而在經濟危機之下，工廠倒閉潮造成失業率上升和實際工資增長停滯。特別是在生活成本非常高的沿海城市，許多移民工因為負擔不起生活開支而放棄那裏的工作。去年，去往外地城市工作的移民工人數連續第五年下降。

這一趨勢會讓工人更有信心去進行鬥爭，因為他們在自己的家鄉能得到更多支援。由於沒有文化和語言障礙，再加上更堅固的社區基礎，工人更容易團結和組織起來。

債務危機

《外交政策》雜誌稱，中國的債務危機是「對全球經濟最大的系統性威脅」。

國際金融協會（一個全球性金融組織）認為，2017年中國的債務占GDP的304%。這是一個極高的數位，而且從全球資本主義危機開始到現在的10年裏增長非常快。去年，所有新興市場的總債務增加了3萬億美元，其中中國占了2萬億。

2008年，中國推出一項龐大的刺激方案，為經濟註入巨額廉價信貸。許多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借了大量廉價貸款來擴大投資。但是這也導致了今天的債務積累。

一些資產階級評論員認為即便債務增加到如此規模，中國還是不會發生金融危機，因為這些主要是內部債務。中國的債務主要是地方政府欠國有銀行的，不像希臘的債主是德國和其他外國銀行。但是各個歐洲國家關於金融和經濟政策的矛盾也可能發生在中國的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間。

中國當局可以命令國有銀行執行自己的政策。這有點像1990年代的日本經濟危機，當時日本政府利用銀行來援助快要破產的企業從而避免了經濟暴跌。這讓中國得以積累起遠超其他國家的債務，而沒有發生金融崩潰。但是這種情況不可能一直持續下去。

習近平想要進行經濟改革，從而吸引更多的私有資本進入國有企業。他的經濟方案是允許更多的市場競爭丶讓負債累累的小型甚至中型國企違約。這是為了緩解產能過剩丶提高資本效率（減少低效投資）並且清理不可持續的債務負擔。但是如果真的這麽做，經濟增速就會進一步放緩。所以習近平實際上已經停止了經濟改革，繼續向經濟註入更多信貸。2015年時，當局擔心經濟正在陷入衰退（由於中國經濟的特殊矛盾，這會引發比其他國家更嚴重的金融危機），結果過去兩年的新增信貸規模甚至超過了2008-09年的刺激方案。

這導致今天的中國需要6美元的債務才能創造1美元的經濟產出（GDP），而在2008年時只要1美元債務就能創造1美元GDP。這也意味著，如果中國政府繼續使用相同的刺激手段來應對下一次經濟危機，效果會弱得多。所以政府發現自己越來越難以緩和危機的影響。

房地產泡沫

在過去7年裏，一線城市的房價翻了一翻，二線城市增加了50%。普通群眾買不起這麽貴的房子。比如在北京和上海這樣的一線城市，一平方米的均價相當於一年的平均收入，而在紐約和東京等城市也只不過需要一個月的收入。

在中國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深圳，房價與收入的平均比值是70。也就是說，要花70年的平均工資才能買得起一間平均價格的公寓。

因為沒有其他有利可圖的行業，而且股市的風險太大，所以投機客把越來越多的資金投入房地產。中國的一位獨立經濟學家說：「中國貸款總額的一半流向了房地產，甚至比1989年的日本還多。1990年代初日本的資產價格泡沫就破裂了。」

這意味著，中國的房地產泡沫如果爆炸，給銀行系統造成的影響甚至會比1990年代的日本還要大。前總理朱熔基的兒子朱雲來承認中國存在嚴重的住房空置問題。他說中國空置的住房多達30%，足夠3億人居住。

中國政府聲稱自己已經製定了清理住房庫存的計畫。但是即便沒有新增住房，如果銷售速度能維持在2016年的水準，也需要5年才能清理掉所有庫存。可是自2016年初以來，房地產企業舉借更多的債務，在建住房面積止跌回升，所以過剩也越來越嚴重。

由於較低的家庭消費水準（受到低工資丶不完善的社會保障丶高儲蓄率和高房價的拖累）丶巨額債務和通貨緊縮，從長遠來看未來的中國很可能像日本那樣陷入低增長或者停滯。這會造成比日本更加嚴重的政治危機，因為相比於日本，中國的貧富差距更大丶社會保障體系更不完善。

習近平的外交政策

中國當局的外交政策與國內局勢和爆發政治經濟危機的可能性緊密相關。習近平需要把自己裝扮成一個「強人」，利用民族主義來轉移群眾對他自己的政策的不滿。

但是中國經濟已經超出了國內市場的容納能力。現在的國際局勢（全球化逆轉丶保護主義崛起）讓這個問題變得更加尖銳。我們可以從中美政府的關系丶地緣政治和中國急切推進「一帶一路」中看出這一進程。

在南海沖突上，中國現在已經占了美國的上風。美國戰略家私下承認，他們無法阻止中國在為了控製爭議海域而修建的人造島礁上部署武器系統（只有戰爭才能做到）。過去幾年裏，越來越多的國家（包括馬來西亞丶泰國丶甚至美國重要的傳統盟友例如菲律賓和澳大利亞）為了貿易和投資而脫離美國陣營，轉而靠攏中國。特朗普上臺後，這一進程發展得比以前更快。

特朗普面臨著巨大的危機，而且國內和華爾街都要求他不要與中國發生嚴重對抗。至少目前，他看上去已經不再考慮發動公開的貨幣戰和貿易戰。但是這可能只是暫時的，因為現在這兩個大國之間存在著許多摩擦。中國則利用這種局面，在國內丶亞洲和全球炫耀習近平是能夠製約特朗普的「強人」。

一帶一路

習近平的一帶一路計畫打算連結65個國家，構成以中國為首的經濟帶。這些國家占全球55%的GDP丶70%的人口和75%的能源供給。

二戰後美帝國主義為了重建歐洲和對抗蘇聯而實施了「馬歇爾計畫」。從財政上來說，一帶一路的規模至少是前者的8倍。這種「中國特色帝國主義」復製了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投資模式，在沿線國家興建基礎設施，同時也讓這些政府陷入對中國的債務依賴。中國通過新成立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它自己建立的其他金融機構（它們獨立於美國控製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向這些國家提供貸款，從而將自己的債務負擔輸出給其他國家。

習近平聲稱一帶一路是「合作共贏」，但這是謊言。中國只是為了擴張自己的經濟和政治控製力。在一帶一路覆蓋的國家丶社會階級和少數民族中將出現新的贏家和輸家。另外還會出現其他問題：無用的投資丶貪腐的增長丶國家鎮壓和環境破壞。

一帶一路國家中有許多正面臨著軍事和安全危機丶恐怖主義和內戰，例如巴基斯坦丶阿富汗丶緬甸和中亞國家。這些因素當然會阻礙中國的計畫。這就是為什麽一帶一路計畫帶有軍事內容：中國當局正在考慮在這些國家部署軍事力量以保護自己的資產。

有一些國家已經因為土地掠奪丶汙染丶貪腐和民族壓迫而發生了群眾抵抗，這也可能導致排斥中國和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情緒有所增強。而且未來當地統治精英的親華派和反華派之間的沖突可能會引發政治變局，例如政變丶選舉鬥爭和群眾運動。再加上如此龐大的專案帶來的經濟風險（不可控的債務），一帶一路可能會造成「過度擴張」的問題，不僅無法挽救中國當局，反而會在中國國內引發經濟和政治危機。

債務輸出

中國當局之所以需要一帶一路，是因為國內的產能過剩已到了非常危險的程度（太多的鋼鐵丶水泥丶玻璃等等）。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大的建築工程公司。由於國內經濟增長放緩，這些公司需要海外合同。

斯裏蘭卡是第一個加入一帶一路的國家。這個島國背負著總額640億美元的債務，政府收入的95%都用於還債。中國在那裏建造了無用的國際機場，每周只有5架班機起飛；新建的海港也是幾乎用不上的大白象工程。在未來99年裏，這個港口和周邊土地將完全由中國控製。

在老撾，中國正在建設一條造價60億美元的高鐵，可這個國家一年的GDP只有120億美元。作為亞洲最貧窮的國家之一，老撾只是中國計畫的從本國西部到新加坡的高鐵項目的中間一環。有10萬名中國工人正在修建這條鐵路，所有建設材料都來自中國，而且技術也歸中國所有。對於老撾群眾來說，這條鐵路意味著掠奪土地丶壓迫貧農丶強拆迫遷和巨額債務。

國家鎮壓

中國政治打壓的一個標誌是劉曉波之死。劉曉波是一個右翼自由主義者，因為參與撰寫一份有限的改革綱領丶試圖勸說中國獨裁者進行政治改革而於2009年被捕。自那以後他一直沒有獲釋，最終於今年7月死於癌癥。當局不允許他在最後的日子裏出國接受治療。習近平當局不介意負面的公眾形像，它希望自己看上去強硬且不可動搖。

現在有更多的人正被指控「顛覆國家政權罪」，包括在最近幾場打壓中被捕的NGO工作人員和人權律師。性小眾的公開活動也被禁止。

中國的自由主義者並不支援推翻專製政權。他們沒有提出激進的倡議（例如自由選舉丶解除黨禁和允許組建獨立工會），而只是局限於非常溫和的訴求（例如減少媒體和網路管製丶減少對司法系統的控製）。正面臨越來越多打壓的勞工NGO活動者也只是著眼於法律建議和勞資談判。

權力鬥爭

將於今年秋季召開的十九大意味著五年一度的中共領導層改組。統治精英正在幕後進行激烈的權力鬥爭。

習近平打破了過去的集體獨裁模式（高層領導人共同分享權力），將權力集中在自己手裏，變成一人獨裁。習近平還有五年任期，他希望擴張自己的權力，提拔自己的支援者，削弱其他所有派系。有猜測認為，他會竭力改變黨內規則，將剩下的任期延長到10年。他的學習榜樣就是俄國總統普京。

政權內部的派系鬥爭與政治理念或者政治綱領沒有一點關系。各個派系只是為了保護自己在本地區或者本經濟部門內的權力和利益。盡管習近平在這場內部權鬥中占了上風，但這不意味著他已經完全鞏固了自己的地位或者像許多評論員說的那麽強大。有跡像表明，習近平正面臨各個敵對派系不同程度的抵抗。最近對金融行業的打壓有一部分就是因為一些私人資本家已經獲得了太多權力丶變得過於獨立於政權，所以當局需要把他們重新置於自己的控製之下。

過去五年，習近平把反腐運動當作權鬥的工具，用它來清除異己丶警告敵對派系不要與自己作對。反腐運動從來都不是真的與貪腐有關，因為所有派系都腐敗，但是媒體對它大肆吹捧，從而利用公眾對貪腐的憤怒並改善政府形像。而且運動也不像當局自己說的那麽嚴厲。在習近平上臺之後受到反腐部門調查的多達120萬名官員中，只有4.8%被起訴。

鎮壓的新特徵

面對工人罷工和群眾抗議的增加，國家鎮壓達到了1989年天安門運動之後最嚴厲的程度。例如在媒體管製方面，現在所有報紙（大概2000家）都必須服從中央宣傳部門關於報導政治新聞的規定。用詞必須完全一致。當局甚至還打壓文化和娛樂新聞，以封鎖關於明星的流言蜚語。他們擔心政府官員可能會卷入其中。涉及黑幫丶吸煙丶性丶性小眾和巫術的電視劇以及面向性小眾人群的手機交友軟體也被禁止。

國家鎮壓也在向海外擴展。越來越多的東南亞國家支援中國打壓香港和臺灣的民主權利。在2016年香港書商被綁架之後，今年有一名臺灣勞工活動者在中國被捕並被指控顛覆國家政權罪。當局想通過力量展示來增加對香港和臺灣的控製並遏製港獨和臺獨思想。

在香港，北京通過只有1200名精英選民的小圈子選舉欽點了新政府。新特首林鄭月娥曾是上屆政府的二號人物。自2014年雨傘運動失敗之後，梁振英對民主權利的打壓已大大升級。現在林鄭政府正在繼續前任的做法。例如，共有六名議員（包括激進左翼議員「長毛」）被法庭取消資格。這是一場議會政變，是自1997年主權移交以來對民主權利最嚴重的攻擊。這意味著香港的資產階級半民主機關（例如偽議會和法庭）現在幾乎完全受中國獨裁政府的掌控。

政治改革？

習近平不得不想方設法集中國家權力，因為它對地方政府的控製力正在減弱，地方政府越來越不願意服從北京的經濟政策。中國的自由資產階級極度脆弱，因為資產階級的絕大部分都與當局緊密相連（超過90%的超級富豪是政府或者軍隊官員的親屬）。自由主義者的綱領極度有限，而且遠不民主。

除非爆發群眾革命運動，習近平當局非常不可能做出重大的民主讓步，就連緬甸那樣的偽議會民主也不會有。但是我們也不能排除習近平當局在面臨被推翻的威脅時會做出一定的讓步。

但是當前局勢的主要特徵是，中國當局擔心任何微小的改革都有可能激發群眾革命浪潮，進而令自己更快被推翻。由於中國發展的特殊性，他們比其他國家的統治精英更擔心如果允許有限的民主自由，國家就會開始分成相互對立的派系。他們擔心中國會隨之分裂，而且這也不是完全不可能。

在今天的中國，在反抗獨特的國家資本主義獨裁政權的鬥爭中，不斷革命論變得更為切實，因為資產階級極度依賴現在的政府；遺留的資產階級民主任務（民主選舉丶解決民族問題）只能由工人階級來完成。但工人階級不會停留於資產階級民主變革，而會進一步實現社會主義革命。

退伍士兵抗議愈發頻繁 中共政府加緊鎮壓

7月30日，習近平在內蒙古進行了「史無前例」的建軍節閱兵，再次宣示自己的強人形象與核心地位。同時中國和印度軍隊已在洞朗地區（印度稱為都克蘭地區）對峙近兩個月，雙方都不斷發出激烈聲明和戰爭威脅。而且中國也已經開始向它在東非的首個海外軍事基地派兵。當習近平政府在帝國主義和專製主義的道路上越走越遠時，它需要軍隊的高調亮相來配合民族主義煽動，但在愈發嚴格的新聞審查背後是抗議的退伍士兵遭到監視丶監禁和毆打。這是當局不斷加強鎮壓力度的一部分，特別是在十九大即將召開的時候，士兵抗議會削弱習近平的強人形象。退伍士兵的艱難處境是底層勞動群眾的縮影，所以只有所有被壓迫者的聯合抗爭才能帶來真正的改變。

鎮壓與反抗並增

就在「八一」前夕，各地政府為避免突發抗議事件，連紀念性的聚會也要禁止。這說明中共當局越來越擔心群眾的不滿與行動會動搖自己的統治。去年10月，在北京軍委大樓外發生了近年來最大規模的退伍士兵抗議示威，要求政府滿足他們關於就業和社會保障的訴求，震撼了中共高層。為了平息事件，當局許下種種承諾，但不僅至今仍未兌現，而且對許多抗議者采取了報復行動。在那之後，當局加強了「維穩」措施，但各地類似的抗議活動仍然越來越頻繁。今年2月，再次有數百人前往中紀委和民政部，要求政府履行承諾並懲處之前毆打抗議者的警察。隨後國防部發言人無恥地回應說，等到「改革的深入推進和經濟進一步發展，各種社會保障機製不斷健全，相關政策逐步完善和落實」，退伍士兵生活困難的問題就會逐漸解決。這不僅將解決時間推遲到無限期的未來，也是另一個無法兌現的空頭支票！

底層群眾的縮影

退伍士兵的鬥爭並不是孤立的。在臺灣，反工人丶親資本的蔡英文政府試圖推行年金改革（多繳丶少領丶延遲退休，中共政府也在推行類似的政策），令原本相對保守的軍公教階層也開始激進化。這說明退伍士兵與普通勞動群眾都是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受害者。許多退伍士兵在上一次下崗潮中失去工作，甚至沒有任何社會保障。這種情況很可能再次發生。去年人社部發布消息說，打算在未來幾年內從鋼鐵和煤炭等產能過剩行業裁減約500萬名國企雇員。在工人鬥爭的威脅下（例如雙鴨山上萬名煤礦工人示威），這個計劃似乎被暫時推遲。但是中共政府非常明白，龐大的債務炸彈如果繼續增長最終一定會摧毀經濟和自己的統治，所以幾個月前習近平再次要求處理「僵屍企業」。這不僅將造成包括退伍士兵在內的大批勞動者失業，也會令最新裁撤的30萬軍人的就業機會受到威脅。另外戶籍製度造成的不平等待遇也是引發抗議的一個原因。例如今年5月，山東的200多名農村戶籍退伍士兵要求政府為他們提供與城市相同的就業機會和社會保障。

團結抗爭

中共政府將抗議的退伍士兵視為最敏感的團體之一，因為它會影響現役武裝力量的忠誠度，與習近平大力宣傳的民族主義產生沖突，甚至令公眾看到愛國士兵的下場而感到當局的荒謬與虛偽，而軍隊是中共權力鬥爭的重要戰場。但這並不代表政府會輕易滿足抗議者的訴求，既是因為負債累累的地方政府缺少足夠的資金，也是因為追求政績的官員寧可把資金用於華而不實的基礎設施，也不願意滿足退伍士兵的迫切需要。中國勞工論壇支持退伍士兵的抗爭，支持成立獨立的退休士兵組織，並讓現役士兵共同參與捍衛他們的工資和生活條件，而這場鬥爭必須依靠工人階級和所有被壓迫者的團結鬥爭擊退官僚政府和資產階級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將銀行和大企業公有化交由工人民主控製和管理，讓所有人都能得到就業機會丶體面的收入以及完善的社會服務與社會保障。

《戰狼2》影評：一支民族主義興奮劑

這部動作電影講述的故事，是一名中國退役士兵從一個內戰中的非洲國家拯救了數十名中國工人和他們的非洲同事。它不僅成為中國大陸票房最高的電影，而且也是目前唯一一部非好萊塢製作而進入全球總票房前100的電影。

這部電影受到如此之大的歡迎，在一定程度上得益於中國政府的保護政策，因為它上映時正值每年電影院被禁止放映進口影片的時期。

大量的炫目特效當然也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更重要的是，它迎合了或者說利用了近年來習近平當局的民族主義煽動，在瘋狂的愛國宣傳攻勢中吶喊助威。主演兼導演吳京在接受采訪時說：「我不過是拿了一根火柴，用一個小火星把大家的愛國情緒點燃了」。

民族主義

吳京扮演的主角冷鋒可以說是一個「全能戰士」，他幾乎僅憑一人之力對戰整支雇傭軍，但最後卻是一面中國國旗拯救了他：他舉起的中國國旗令交戰雙方停火，他才得以帶著工人順利穿過戰區前往聯合國難民營，而且守衛難民營的是中國軍隊。鼓動民族主義自豪感的意圖顯而易見。同樣，在電影結尾，在一本中國護照的封底上出現這樣一段文字：「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當你在海外遭遇危險，不要放棄！請記住，在你身後，有一個強大的祖國。」

這樣簡單的一個片段之所以成為吳京最滿意的鏡頭，是因為它最露骨地宣示了 這部影片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主題。官方媒體對這部電影大加贊賞，因為當社會抗爭日漸加劇時，在十九大前激烈權鬥時，習近平當局需要這樣的愛國宣傳來麻痹群眾、鞏固自己的統治。

新殖民者

選擇非洲作為舞臺，顯然與中國正努力擴大在當地的經濟和政治活動有關，包括大量投資和新的軍事基地。同時電影也影射「阿拉伯之春」後的一些國家，比如利比亞，試圖抹黑革命為混亂和無政府狀態的元兇、為專製製度辯護。中共一向把阿拉伯世界的革命和本國群眾抗爭說成西方資產階級政府的陰謀。

《環球時報》在評論這部電影時說到：「西方只會帶來破壞與戰爭，中國則帶來建設與貿易」。但是在西非的納米比亞，群眾抱怨說中國的投資無助於緩解該國30%的失業率，反而帶來了大筆債務。中國在非洲大肆開采礦產，會鞏固非洲作為資源出口地的角色，令它像拉美國家那樣在新一輪全球經濟危機下崩潰。所以很可能正是來自中國的新殖民者自己正在準備下一次革命浪潮。

社會矛盾的浮現

但是就算在這樣一部被《人民日報》高度稱贊的電影裏，我們也看到了一些「不和諧因素」：冷鋒已故戰友的家面臨強拆，冷鋒因為打傷拆遷隊長而被開除軍籍並被判入獄。近年來，強拆成為了中國的熱點話題。

不乏有走投無路的居民（特別是在農村）使用磚頭、木棍或燃燒瓶與拆遷隊和警察對峙，甚至自殺。這個片段的出現並不意味著專製政府正在放松媒體管製。不久前廣電總局剛剛發出命令，禁止省級電視臺在十九大前播放娛樂性的電視劇。

但是這說明即便像中共這樣專製的政權同樣會受到群眾和社會的壓力，不得不 容許媒體透露一些社會現實以釋放一部分不滿，也證明民族主義的鼓動宣傳不可能真正幫助獨裁政府擺脫群眾革命的威脅。

十九大：中共權鬥的關鍵時刻即將到來

中共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將於10月18日召開。除了不久前被開除黨籍的孫政才之外，中央政治局的另外24名成員中有11人已到達退休年齡，包括5名常委。由誰來填補這些空缺既是對習近平第一段任期集權成果的檢驗，也將影響未來五年中共權鬥的力量對比。

盡管官僚專製下的中國與西方「民主」國家有許多不同之處，但是習近平的集權與鎮壓同樣是2008年經濟危機之後全球統治階級反動攻勢的一部分。習近平上臺時正值中國經濟急劇減速丶債務危機和產能過剩惡化。為了對經濟施加更多控製丶降低債務刺激政策造成的巨大風險並且更嚴厲地鎮壓愈發高漲的群眾反抗行動，中共獨裁政府需要高度集中的權力。

持續不斷的清洗

經歷了五年來的反腐運動以及最近對金融業巨頭的打擊，習近平表面上在過去五年的權鬥中占了上風。但種種跡象顯示，他的權力不是表面上那麽穩固。9月29日，《新華社》發出通告稱，政治局委員孫政才已被開除黨籍和公職。兩個月前，他被免去重慶市黨委書記的職務並接受調查。孫政才曾被視為胡錦濤為習近平指定的接班人之一。隨著他的落馬，重慶已經選出的十九大代表中有超過四分之一被取消資格，其中包括5名副部級高官，而且預計會有更多官員將被逮捕或者至少喪失政治前途。孫政才的繼任者陳敏爾習──近平的親信，有望在十九大上「連跳兩級」進入政治局常委，並超越另一個預定接班人胡春華的地位。這是自鄧小平去世之後，中共領導人首次在第一任期結束時沒有明確的接班人，令人更加懷疑習近平會打破過去幾十年的慣例，連任超過兩屆總書記。軍隊的清洗也在繼續。經過年初以來的人事變動，現在除了習近平之外的9名中央軍委成員中只有兩人仍擔任實際的軍隊職務。兩名沒有出現在十九大代表名單中的軍委委員，據信正在接受調查。媒體報道稱，習近平正打算改組軍委，將軍隊的最高指揮中樞置於自己的完全控製之下。這將在十九大上得到確認。群眾革命經常以統治階級的內部分裂為開始，因為經濟和社會危機令統治階級不同派別在維護自己階級利益的政策上出現分歧，而這正是習近平清洗黨派別丶作為一個「強人」崛起的根本原因。現在習近平只有繼續集權和鎮壓，否則不僅之前的努力前功盡棄，甚至會遭受反沖。這意味著習近平和中共獨裁政府還遠未到達安全地帶。

模糊的前景

習近平想在十九大上展示盡可能大的權威，以便更容易擺布會議進程，但他也並非沒有遇到抵抗。《南華早報》文章指出，就算考慮到中國政治的不透明性，最近關於高層變動的政治流言仍然十分不同尋常。其中最受關註的人物是已到達退休年齡的王岐山。流亡富豪郭文貴的攻擊和與特朗普的前任顧問史蒂芬·班農的秘密會議等一系列事件令媒體對於王岐山的去留眾說紛紜。

海外媒體沒有像過去那樣事先得到可靠的領導層新名單，可能是因為這份名單並不存在。BBC報道稱，其他派系不滿習近平過度集權，導致下一屆政治局常委名單遲遲未能確定。以往各派系經過激烈爭奪和交易，會提前談妥領導層的人事安排，從而維持團結的假象。但這次的結果可能要等會議召開之後才能確定。郭文貴事件就是正在進行的激烈權鬥的產物。無論他所說的那些官員醜聞是否真實，郭文貴顯然是利用中共派系鬥爭的夾縫爭取安全空間。而他現在所做的會令習近平丶乃至整個中共當局更加失去信譽。

「穩定也是硬道理」

在每次重要會議之前，中共政府都會嚴密監控和打壓維權者和異見人士，特別是在習近平將鎮壓力度提升到自1989年以來前所未有的程度之後，以免他們在國際媒體前戳穿「和諧」的假象。中國已經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視頻監控網（天網工程），監控鏡頭多達2000萬個，而且精確到可以識別行人的年齡。但是在被質疑為何擁有如此龐大且先進的監控系統卻仍未能消滅拐賣兒童丶搶劫盜竊等犯罪活動時，就連官方媒體也不得不承認，天網工程的首要任務並不是打擊犯罪，而是預防「群體性事件」。

長期受壓迫的少數民族現在處境更加惡劣。秋收時西藏各地慣常會舉行慶祝活動但今年卻被取消，而且藏族群眾也被禁止離開所居住的地區。西藏政府已經停止向外國人發放「入藏許可證」，當地的旅行社與酒店也不得接待外國人。新疆當局在規定清真寺只在「主麻日」（周五）開放之後，最近又開始強製沒收個人持有的《古蘭經》和其他宗教物品。在新疆最貧窮且最敵視中共統治的和田地區，學校從9月開始全面禁止維吾爾語教學，禁止教師信仰宗教，甚至禁止對漢族教師進行維吾爾語培訓。

消滅貧困

「消除貧困」將是中共官僚們在十九大上要討論的內容之一。兩年前習近平曾承諾，會在2020前消滅絕對貧困。按照家庭人均年收入2300元的官方標準（相當於每月僅192元），中國現在有超過4300萬的絕對貧困人口。但這其實是一個數字遊戲。7年前當政府將貧困線從1274元提高到現在的標準時，貧困人口增加到原來的5倍多。為了完成減貧指標，地方官員製定嚴苛的審核標準或者偽造數據，務求在紙面上減少貧困人口，被諷刺為「數字脫貧」。習近平集權的目的之一是有效地推行更多親資產階級政策，包括減稅丶延遲退休年齡丶放寬對私有資本的管製。雖然他現在以穩定而非「改革」為首要目標，甚至重新強調黨對於國企的控製權，但這只是為了避免整個資本主義經濟崩潰。在經濟放緩和進展緩慢但並未停止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之下，受到打擊的是底層勞動群眾。今年上半年中國人均收入增速有所回升，但收入中位數增速仍在下降，而且近兩年的減速幅度明顯大於平均數，這意味著貧富差距繼續擴大。自習近平上臺之後，中國全國人大和政協中最富有的100名代表的個人財富增加了64%，是同期GDP增速的兩倍。除非通過工人階級和其他受壓迫群眾的集體抗爭消滅由官僚和富豪掌控的資本主義製度，建立由工人民主管理丶服務於群眾需要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否則就不可能消滅貧困。就算在發達的歐美國家，全球資本主義危機和隨之而來的緊縮政策也將大量群眾重新投入貧困之中。習近平極力營造自己權力已經鞏固的表象，但派系權鬥明顯仍在進行且具很多變數。他向敵對派別和群眾發動猛烈的攻勢，加劇了派系鬥爭和群眾憤怒，令高壓政策陷入不斷升級的惡性循環。但是這不會幫助中共當局走出危機，反而會在某個時刻令危機加速。

中共政府在與印度對峙中失利

6月中，由於中國開始在與不丹的爭議地區修築公路，印度以不丹保護國的名義派遣軍隊與中國發生對峙。如果建成，這條公路將使連接印度東部與西部的狹長地帶處於中國軍隊的威脅之下。印度東部活躍著多個分離主義組織，而且中印爭議領土也在這裏。在之後的兩個月裏，雙方口水戰不斷升級，甚至以開戰相威脅。印度在邊境附近駐軍18萬，中國也部署了1.2萬人。但是就在戰爭看似一觸即發時，8月28日，也就是金磚國家峰會前不到一周，雙方突然宣布達成撤軍協議。

中共政府將這一結果描述成自己的勝利。但實際上，以中國停止在爭議地區修築公路作為印度撤軍的條件，顯然是中國的失敗。印度執政黨官員說這是莫迪政府在金磚國家峰會前的巨大外交勝利。印度《經濟時報》則評論說：「這次較小的國家都知道了，中國會發出威脅，但不一定會付諸行動」。

習近平擔心中印沖突會影響金磚峰會（印度是成員國之一）以及更重要的十九大。習近平現在最關心的在十九大和之前進一步鞏固自己的權力。中共自己煽動起來的民族主義情緒是另一個危險。在最近的朝鮮核試驗之後，有東北群眾發起抗議，要求政府向朝鮮施加更大的壓力。習近平政府將民族主義煽動作為挽救統治的工具之一，所以它如果嚴厲鎮壓民族主義抗議，無異於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但是其他與中國存在沖突的國家可能借此機會迫使習近平做出一些讓步。而且這可能已經發生了，例如中國同意製裁朝鮮並向特朗普的知識產權調查妥協。這無疑會削弱他的強人形象，給他未來的高壓統治帶來更多不確定性。

中共政權試圖控製一切輿論

9月初，中國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出臺新規定，如果即時通訊群組中有用戶討論政治敏感話題、傳播關於抗議或警察暴力的視頻以及非官方媒體發布的港澳臺新聞，群組的建立者和管理者將會收到處罰。這項規定被網民憤怒地稱為「連坐製」。由於擔心受到處罰，大量群組自行解散，也有群組將管理權交給海外人士。當局出臺這項規定，是因為以騰訊旗下的微信和QQ為主的即時通訊軟件越來越成為群眾表達不滿、甚至組織抗議或罷工的聯絡工具。市值近4000億美元的互聯網巨頭騰訊此前就已被曝光協助當局進行通訊審查，在新疆甚至有官員因在微信上向家人抱怨維穩政策而被撤職拘留。

電視節目也同樣面臨越來越嚴厲的管控。 9月12日，親中共的鳳凰衛視一檔談話節目被停播，重播節目也從各大視頻網站下架，雖然這檔節目一直在避免直接批評中共當局。媒體報道稱，停播的命令來自廣電總局，而且未來會有更多節目被整肅。此前廣電總局曾批評鳳凰衛視「大量播放不符合國家規定的時政視聽類節目和宣揚負面言論的社會評論性節目」，盡管它過去被視為中共的宣傳喉舌。這再一次說明，中共就連建製內部較溫和的勢力也無法容忍，它所希望的是全面的控製與打壓。

另外，8月18日，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社的《中國季刊》從其中國網站上刪除了300多篇涉及六四、文革等問題的文章，以免中國政府關閉整個網站，雖然學術期刊在普通群眾中的影響力比社交平臺和新聞媒體小得多。不過幾天之後，在國際學術界的壓力之下，出版社收回了撤稿決定。幾乎與此同時，在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上，多家外國出版商向媒體承認自己為了進入中國市場而進行自我審查。

中共不顧一切地收緊言論管控，說明專製政權愈發感受到危機和群眾革命的前景，但是鎮壓只會加劇群眾的憤怒，反而削弱它自己的統治基礎，加速革命的到來。

高墻之內的網路世界

筆者是一名學生，在記憶中，以前還可以使用谷歌搜索，瀏覽外國網站。但想瀏覽境外網站，大陸網民把瀏覽境外網站生動地稱為「翻墻」。而今年中國政府全面禁止個人VPN服務， 「翻墻」也更不容易了。

目前政府只是禁止個人的VPN服務，而用於商業與學術的VPN則可以照常使用。對於這種禁止，則是以「非法」的名義，因為現在的個人VPN服務供應商都沒有拿到工信部的經營許可。但截止目前沒有一個供應商得到批準。國外的服務也不能用。自蘋果商店下架所有VPN應用後，所有可從明面上獲取「翻墻」工具的渠道都被鎖死了。現在只能依靠一些通過私密渠道流通的「翻墻」工具以及較小的或基於海外服務器的服務供應商進行「翻墻」活動了。

在中國大陸的所有網站，只要使用了國內供應商的主機等服務，都需要到工信部備案，備案完成後，就標誌著你正式進入了中國大陸政府的監管範圍。如果違反了敏感詞製度，發表了敏感言論，輕則刪帖封號，重則封鎖網站，接受起訴。所有這些限製，實際上都是為中共的獨裁政權服務的。他們在各大自媒體派駐各種官方帳號，可笑的是這些帳號大多數時候都禁止評論；為了限製消息渠道，他們一次又一次更新防火墻，把人們的視線擋住。

這堵墻又成為許多國內網絡公司的避風港，使他們獨占中國這個大市場。官僚們培育出的網絡公司卻砸了他們自己的腳：各種醜聞層出不窮。最臭名昭著的恐怕就是百度一手炒作起來的對人民造成巨大危害的「莆田系」醫院了。這些網絡公司的所作所為可以說顯示了資本的愈加增長的力量與骯臟。大陸網民只能忍受著視頻網站無休止的廣告，看著閹割過的新聞，還要擔驚受怕自己的文件哪一天會被刪除；使用搜索引擎搜索那被過濾的新聞。

社會主義者要求網絡訪問與網絡言論的自由；我們不要獨裁製度審查，也必須要破除私營網絡服務的壟斷與資訊控製。只有這樣才能為我們真正的自由奠基。

酒店業工人抗爭

8月18日，陜西西安一家酒店的數十名員工圍堵酒店入口並拉起橫幅，抗議酒店克扣工資。據香港NGO「中國勞工通訊」 的信息，酒店住宿業（中國工資最低的行業之一）的工人正在反抗他們所面對的惡劣處境。截至八月底，酒店業工人的集體行動（包括罷工和抗議）占了今年服務業工人抗爭的15%。相比於其他服務業部門，酒店業在同一工作場所有更多的工人，這讓他們擁有更大的鬥爭力量。

另一個NGO在深圳調查發現，不管酒店星級如何不同，工人都面臨著類似的境況。在中國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之一深圳，酒店工人一般每月工資一般只有2000-3000元，而且存在拖欠工資的問題。其中受剝削最嚴重的是占近一半人數的學生工和派遣工，他們的實際工資甚至可能低於最低工資標準（2130 元/月，或者19.5元/小時），而且通常沒有社會保險。

酒店工人的人身安全也受到不合理規定的威脅。例如一些酒店要求女性員工在受到騷擾或者暴力時必須忍耐，否則可能會被開除。

以巨額債務驅動的經濟增長不可能持續下去，所以中共當局試圖轉向以服務業和消費為支持的「新經濟」。但是服務業工人的一般工資明顯低於製造業，而且工作條件也經常十分惡劣。這意味著會有越來越多的服務業工人奮起反抗，爭取更好的工作待遇和社會保障，其中酒店工人就是一個例子。中國勞工論壇支持工人組織獨立民主工會，對抗資本剝削。

營養餐出現腐肉 引發家長抗議

9月5日，貴州省安龍縣上千名家長上街抗議一家食品商向當地學校供應腐肉作為營養餐食材。今年開學後不久，安龍縣多家學校大量學生陸續出現嘔吐和腹瀉等食物中毒癥狀。學生家長在檢查食材之後，發現有一些肉類已經腐爛、甚至生蟲。於是9月5日一些家長攔截了送餐車，並帶著腐肉遊行至縣政府外抗議。隨後多名抗議者被警察打傷或者逮捕。

根據政府的安排，這家食品商為當地三十多家中小學、兩萬多名學生供應營養餐。在抗議爆發前，曾有學生家長投訴營養餐肉類發臭、飯菜中經常有異物。學校推諉說這是政府的安排，自己無權幹預，但政府也沒有做出回應。因此家長們認為其中很可能存在利益輸送。在去年9月，該食品商就被家長指責「營養餐沒有營養學生，而是營養了黑心商人和腐敗官員」。雖然與父母生活在一起的學生已經選擇回家吃飯，但仍有許多留守兒童不得不在學校用餐。

將學生營養餐（即由國務院製定的農村義務教育學生營養改善計劃）外包給私人企業，無異於用公共財政補貼私人資本，讓他們得到穩賺不賠的盈利機會。

中國勞工論壇支持受害者及家長組成獨立委員會調查事件，委員會有權懲治相關財團及官員。為了讓所有學生都可以吃到真正的營養餐，我們需要的是由工人和家長民主控製和管理的食品生產， 而不是為了賺取更多利潤而以次充好、並得到貪腐官員庇護的私人承包商。

中國央行就金融危機發出警告

中國經濟中有非常多「龐氏騙局」的特征，而且中共的全球野心和習近平的一帶一路計劃也是如此。打算將60多個國家丶45億人口納入中國經濟霸權之下的一帶一路計劃，與習近平思想一起被寫入黨章。這是第一次有如此具體的外交政策被寫入黨章。在「大膽」的背後是冒險和浮誇。其目的一方面是維持資產階級對中國經濟的信心，但最重要的是欺騙群眾。

僅11月就有兩個國家，巴基斯坦和尼泊爾，取消了部分一帶一路基建項目。它們說北京要求建成的設施完全由中方所有和控製，這個條件對它們來說太苛刻了。現已被取消的巴基斯坦迪阿莫—巴沙大壩項目造價140億美元，相當於一帶一路在這個旗艦國家總投資計劃的三分之一。這證實了我們的判斷；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一帶一路計劃野心太大，是不可能實現的。

在長篇大論的開幕報告中，習近平26次說到中國是「大國」或「強國」，86次提到「軍隊」（是胡錦濤在上一次大會時的兩倍），但是只有一次提到「工人階級」。

連任15年央行行長的周小川在十九大期間出人意料地提到中國不斷增長的金融風險，以及「明斯基時刻」的逼近（就是像1997年東南亞和2007年美國那樣的資產價格暴跌）。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資產階級機構已經發出了許多警告，但是一個地位如此之高的中國官員說出這樣的話卻很不尋常。周小川的評論與習近平政府「強而穩」的說法相矛盾。《金融時報》專欄作家約翰·奧瑟茲寫道，像周小川這種地位的人說出這樣的話就相當於在滿是觀眾的劇院裏高喊「起火了」。

周小川的言論顯然得到了習近平的批準。這意味著一年來對影子銀行的打擊以及對過度擴張的金融系統去杠桿將會繼續，而且可能會升級。這會令北京與舉債成癮的地方政府發生沖突。銀行業總額在習近平2012年上任時是中國GDP的240%，現在已310%，是新興經濟體平均水平的三倍。只有英德等少數幾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能超過這個數字。周小川指責地方政府向中央政府施壓，迫使中央政府堅持過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結果加重了金融風險。

過去10年裏，中國的經濟增長越來越成為全球GDP增長的主要動力，但這由前所未有且不可持續的信貸擴張驅動的。影子銀行貸款不受監管，現在已達到貸款總額的三分之一。大量的信貸註入帶來了巨大的資產泡沫，使住房價格暴升，通過房產渠道給勞動群眾和窮人加上沈重負擔。

這些因素令當局難以通過刺激消費來讓經濟擺脫現在對債務和投資的過度依賴。工人和中產階級的收入有越來越多被住房市場吸走。前所未有的瘋狂投機令中國的平均房價在過去10年裏增加了8倍。現在中國房地產市場的總價與世界其他地區的總和相當。就連習近平也在大會報告裏說：「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

習近平：中國強人有多強？

今年十月舉行的中共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是本世紀最重要的中共代表大會。它證明，習近平統治下的中國正在變成一人獨裁。無論是對於中國還是對於全世界，它都會為未來帶來重大影響。習近平利用這場大會向全世界宣示，他像毛澤東一樣主宰黨國機器，並讓中共政權重新全面掌控「黨政軍民學丶東西南北中」（引自大會一致通過的中共黨章修訂案）。

還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是，這場大會也是為了告訴全世界，中國正勢不可當地成為全球超級大國。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也就是考慮到各國物價的差異），中國的GDP已經比美國多15%；按照現在的增長速度，到2023年時將比美國多50%。全世界對中國的看法已經發生了重大轉變。皮尤研究中心調查發現，46%的英國人和41%的德國人認為中國是世界第一經濟強國，分別只有31%和24%的人仍然認為美國是第一。津巴布韋軍隊推翻總統穆加貝和沙烏地·阿拉伯王儲穆罕默德·本·沙爾曼發動政變丶逮捕與他競爭的王子，都體現出中國日益增長的國際影響力。因為這兩件事明顯是受到習近平清洗運動的啟發和鼓舞。

就在大會結束兩周後，川普這個幾十年最無能的美國總統對中國的訪問，更是突顯了中國的強大形象。緩和下來的特朗普不斷提到他和習近平之間的「默契關系」，一點也看不出他在競選時強硬的反中立場。中國評論員把川普的訪問形容為「朝覲」。戴維·羅特科普夫也在《洛杉磯時報》上說道，這是「美國總統第一次一路走到北京，去見這個世界上權力最大的人」。

習近平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偽論與他的名字一起被寫入黨章，與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並列。這一「理論」捍衛的是中國民族主義丶威權主義統治和國家資本主義。它對於中華帝國主義（當然它並沒有用這個詞）的預言和辯護背後是不斷膨脹的自信心。按照習近平所說，隨著美國領導的舊全球秩序陷入不可逆轉的衰退，中華帝國主義正「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

就其鞏固了習近平的權力而言，大會的結果完全是意料之內的。但是這個政權是否真像表面上那樣，在四十多年來「最強大的領導人」的帶領下讓這個獨裁國家日益強大，無情地橫掃國內外所有反對者？社會主義者認為，中國和全球的現實情況要復雜得多，前所未有的挑戰正在來臨：日趨尖銳的國際緊張局勢丶中國危險的不平等現象和經濟大動蕩。

盡管表面上有代表和投票，但這並不是真正的代表大會，而是一場精心編排的習近平加冕儀式。據香港的中國問題專家林和立（Willy Lam）的說法，他現在可能成為「終身皇帝」。這次會議純粹是個裝飾，而且對於中共和其他擁有斯大林主義歷史的政權來說，這當然也不是甚麽新現象，但十九大或許創下了新記錄。

所謂的代表，只不過是一場大型演出中的臨時演員而已。那些接受媒體采訪的人毫無例外地對習近平給予了稱贊和肯定，全國的小學生則被迫在電視上觀看習近平三小時二十分鐘的演講。會議開幕當天，社交媒體上的「十九大」標簽被瀏覽了11.9億次。我們應該對此感到驚訝嗎？對於中共這樣一個嚴密操控媒體和網絡的政權來說，這是輕而易舉就可以做到的。

江澤民和胡錦濤曾推行「黨內民主」（盡管很不充分），以圖在中共內部建立一定程度的製衡。現在這已被習近平拋棄了。就算在黨國高層內部，他也在實行越來越嚴厲的壓迫和控製。習近平也沒有像前兩次大會那樣進行諮詢性的第一輪投票，以了解代表們對於最高領導層人選的意見。這次的代表大會比以往都還要像是一個橡皮圖章，真正重要的交易已經在前幾個月通過非正式的管道與退休元老和高級將領等重要人物一同解決了。根據新華社的報導，習近平在「當選前」與57個高層人物協商過。

沒有繼任人

帶有習近平名字的「理論」寫入了黨章，而且他也打破了既定的繼任規則，令自己的權力更不受約束。這些都說明他的地位得到鞏固。在新領導層中沒有指定的接班人，這是幾十年來一直沒有過的情況。所以等到2022年任期屆滿之後，習近平有可能繼續連任或者垂簾聽政。盡管新一屆政治局常委的人選在「黨團結」的名義下一定程度在各派之間取得平衡，但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習近平已經削弱了常委會的權力。

在過去的領導層安排中，指定繼承人來自與現任領導人不同的派系。比如江澤民屬於上海幫，而他的繼承人胡錦濤則屬於團派。這也是鄧小平為了控製派系鬥爭丶同時避免權力過於集中在某個領導人或者某個集團手裏而植入一種「共識架構」。在這種製度下，繼任人可以抵銷上任的權力。這是「一黨」專政，而不是「一派」專政。但是習近平廢棄了這和其他大多數內部製約。與上海幫關系密切的前重慶黨委書記孫政才和團派廣東省委書記胡春華曾被認為將在2022年繼任總書記和總理，但現在他們已經失勢。孫政才於今年七月被反腐運動趕下臺，現在被指控嚴重罪名。2012年前他擔任吉林省黨委書記時的同僚們現在告訴媒體，他「不顧吉林事業發展，一心只為升高上位」，但是很明顯這並沒有妨礙他在5年前被這些人一致「選」為第18屆政治局委員。

拯救黨

習近平將權力集中在自己一個人手裏，便把中國獨裁統治帶上了一個危險的方向。中共統治集團容忍習近平打破過去三十年的集體領導模式，暴露出他們在表面的必勝信心之下有著怎樣的絕望與危機感。呈現給我們的景象是，一群統治精英將希望寄於強人，期望他帶領他們度過重大的經濟丶社會和地緣政治挑戰。《經濟學人》在10月14日寫道：「習近平受命拯救黨。共產黨需要拯救，這聽上去很奇怪。」對於社會主義者和密切關註中國的人來說，這聽上去並沒什麽奇怪。

過去那種「常委獨裁製」是鄧小平在1980年代提出的，為的是在沒有資產階級民主（政黨競爭和選舉）這種「安全閥」的情況下，維持政權最高領導層的內部穩定和平衡。盡管階級壓力的高漲令資產階級民主也陷入了危機和功能失調，但它同中國獨裁資本主義的一個區別是（除了民主有利於工人階級發展自己的組織和政治理念並擴大影響力），民主製度下各方相互製衡為資產階級的統治提供了一定的靈活性，而這是僵硬的獨裁製度所沒有的。

資產階級「民主國家」能夠替換執政黨，並通過選舉來釋放一部份階級壓力。所以盡管它們經歷了嚴重的政治經濟危機，但除非工人運動提出一個清晰的政治替代，否則舊秩序並不一定就此坍塌。但是中國的統治精英非常害怕發生嚴重的經濟危機，因為他們明白，這會像1989年那樣向整個製度發起直接挑戰。

為了將國家權利從地方集中到北京丶從其他領導人集中到他自己手上，習近平很大程度上已經取消了鄧小平設下的內部安全機製。但是在削減其他政治局常委的權力之後，所有壓力都會集中到習近平這個「核心」身上。投資銀行家蔔若柏說：「如果黨是圍繞著一個人建立起來的，那麽等他垮臺時，任何事都有可能發生」。

值得註意的是，中國龐大的宣傳機器樹立起的習近平強人形象也得到資產階級「自由媒體」的廣泛吹捧。美國的《新聞周刊》報導：「習近平再度當選，展開第二個五年任期」。這只是資產階級主流媒體主動迎合中共政權的一個例子。在Google上搜索「Xi Jinping election」（習近平選舉）的結果有860萬條，是搜索「Xi Jinping dictator」（習近平獨裁者）的20倍（395,000條）。

自習近平上臺後，中共政權踐踏人權和鎮壓反抗者的行為有增無減，但資產階級「民主」政府一直沒有發聲譴責，正反映了這種政治諂媚。劉曉波是納粹時代過後第一個死在監獄裏的諾貝爾獎獲得者，但西方領導人對於劉曉波之死及其遺孀劉霞持續受到殘酷迫害保持沈默，就是一個例子。過去美國總統訪問中國的時候，在處理簽訂經濟協議這種正事之前，經常會向中國領導人提起某位異見人士或者政治犯，尚且對民主問題作最低程度的關註。在慣例上是雙方事先談判好的。但特朗普在最近到訪中國時，連這種象徵性的表示也完全拋棄了。他的立場體現出國際資產階級在當今這個嚴重危機的時代對於專製統治的廣泛認同。

長期受到迫害而且現已失蹤的中國律師高智晟曾尖銳譴責西方政客的雙重標準。他寫道：「全世界都學會了在它的冷酷暴虐國內人民基本人權現實面前的裝聾作啞，以換得中共給予的帶血的利益回報……利益牽引了他們的選擇方向，屠伯們得到所願得的」。

我們建議讀者抱著懷疑的態度看待「自毛澤東以來最強大的領導人」這種說法。習近平只是在上層派系鬥爭和政軍官僚機構中獲得勝利，而且他也會繼續受到約束和挑戰。習近平的權力是通過媒體管控和強力部門自上而下建立起來的。

十九大剛剛結束之後，習近平當局像西方國家大選過後那樣，享受著「蜜月期」。但是這不可能持續很長時間。習近平的勝利不是基於真正的群眾支持，所以他的地位比大多數評論家所想的要不穩定得多。過去五年裏通過前所未有的鎮壓丶媒體煽動的個人崇拜和用來威嚇中共官員的反腐運動，習近平的統治比前任胡錦濤和江澤民更加鞏固，但是仍比不上毛澤東和鄧小平所獲得群眾支持，盡管毛鄧的群眾支持都是建立在矛盾的基礎上的。

毛澤東所得到的支持是基於深遠的社會和經濟變革。帶來這些變革的社會革命是極度扭曲和官僚化的，但其規模無與倫比。鄧小平的社會基礎在於1960-70年代毛主義政權令群眾疲憊丶失望，而且農村市場化改革（去集體化和私有化）早期的經濟成果受到廣大農民的歡迎。

習近平統治集團的權力尚未經歷群眾鬥爭和重大國際沖突的真正考驗。習近平上升到主導地位，反映了中共政權陷入了困境。在很早之前統治精英就察覺到，如果不徹底改變這種情況和過去的路線，那麽危機將不可避免。特別是要打破經濟對於債務的依賴。

過去中央政府一直無力讓自行其是的地方政府執行它的命令。這是問題的癥結，也是習近平通過強力再集權想要解決的問題。從許多方面來說，中國仍然是一群相互沖突的省級經濟體。有些省份的經濟規模非常龐大。廣東丶江蘇和山東如果是獨立的國家，甚至可以排入世界前20大經濟體。就GDP來說，它們當中任何一個都遠超過G20成員印度尼西亞丶土耳其和沙烏地·阿拉伯。

習近平以強硬立場對待香港和臺灣，而且執著於打壓港獨團體，也是為了壓製根深柢固的地方精英。當他在十九大開幕報告中說道：「我們絕不允許任何人丶任何組織丶任何政黨丶在任何時候丶以任何形式丶把任何一塊中國領土從中國分裂出去」，此時會場上的掌聲是最熱烈的。北京加重對香港的政治打壓部分是為了控製各省及其經濟而殺雞儆猴。

習近平得以鞏固他的專製統治，得益於國際局勢近來的順境，但國際局勢未來可能會發生劇烈變化。盡管特朗普的亞洲之行采取了一種低調丶非對抗性的路線，但他底下的美帝國主義正在重新嘗試與澳大利亞丶印度和日本建立四方聯盟，以圖對抗中國在亞洲的主導權。在出訪亞洲五國期間，特朗普和他手下官員反覆提到「印太地區」，而非一般所說的「亞太地區」。新的術語體現了美國政治戰略的改變。

10年前資本主義危機爆發，眾多資本主義「民主國家」隨之陷入政治混亂。最突出的就是美國，但英國脫歐之後的歐洲也是如此。這自然有利於習近平的計劃。特朗普的笨拙與反覆無常讓習近平得以將自己裝扮成全球資本主義的「穩定支柱」，至今極大有利於了中國當局全球擴張的計劃。尤其是在亞洲，但對於更廣泛的地區來說也是如此。所以CNN稱2017年中國在地緣政治方面獲勝。習近平當局利用國際地位的提升幫助國內的民族主義宣傳。

中共當然不是「共產主義」政黨。它奉行的是右翼丶民族主義和親資本主義政策。而且它也不是一個真正的「政黨」，盡管它自誇有8800萬黨員（印度的右翼民族主義執政黨「人民黨」號稱有1.1億黨員）。在中國，黨和國家融合成了一個龐大的獨裁組織。「黨」控製著政府丶軍隊丶法院丶安全部門丶媒體和網絡，並通過國有企業控製著關鍵的經濟領域。如果將黨政分離，那麽它們幾乎一定會崩潰。這就解釋了，為甚麽中國和國際資產階級擁護現在的中共政權。除了少數狂熱分子之外，全球資產階級不希望看到中國崩潰，因為中國對於它們在全球的利潤和經濟前景都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按美元計算，中國現在有647個億萬富豪，超過其他任何國家（美國有563個）。根據《胡潤富豪榜》，中國的億萬富豪人數占全世界的36%。2012年習近平上臺之後，億萬富豪人數上升了超過原來（251人）的兩倍，其中三名富豪──李登海丶吳少勛，以及潘剛──是十九大的代表。去年北京大學的一項研究顯示，中國最貧窮的25%家庭（約有3.42億人）只擁有全國1%的財富，而最富有的1%家庭（約1300萬人，大部分都與中共有聯系）擁有三分之一的財富。

這真實反映了中共政策殘酷的階級性，雖然中國與西方那種完全自由化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有很大不同。中國資本主義沒有丶而且也不可能效仿西方模式。過去10年的全球經濟危機以及西方資本主義的衰退讓中國統治者更加確信他們的資本主義模式比西方好。這就是「習近平思想」的真實含義。

與中共獨裁者關系密切的中國精英，想要繼續獨占政治控製權，拒絕像「西方民主製度」那樣分享權力。這是他們最重要的特徵。因此中共堅持要對關鍵的經濟杠桿保持控製。習近平的統治強化了中共政權的這些特徵，而且大大加強了反對「西方價值觀」的意識形態鬥爭。王滬寧升任政治局常委正體現了這一點。作為中共的資深「理論家」，王滬寧相當於美國的新保守主義者，他們都鼓吹民族主義丶威權主義和帝國主義。王滬寧和其他新常委人選體現出，習近平將中共領導層人選從技術官僚轉向更具意識形態色彩的人物。美籍華人學者裴敏欣表示，「沒錯，習近平是世上幾十年來最大一黨國體下的最強大的領袖，但他影響中國的能力可能比他自己丶他的盟友以及外部觀察者所期望的低得要多。」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增強，鎮壓與專製措施加劇，是一種全球趨勢。

市場改革計劃

海外媒體都揣測，習近平現在牢牢控製大局，所以他在第二任期會努力推動市場改革。但這不是最有可能發生的情況。在2013年，當全球資產階級為習近平的一長串經濟改革計劃鼓掌時，我們就警告道，無論中共領導層的主觀願望是什麽也好，在中國的經濟和政治架構內存在強大的固有因素，令很多這些改革都可能不會實現。歸根究底，這是因為黨國體製中地方與中央的內鬥。部分中國經濟學者甚至將之與歐盟內布魯塞爾與成員國之間的鬥爭作比較。

習近平經濟政策的主調似乎會保持現狀，以優化和強化國家資本主義，其中包括在政府管控下利用私人和外國資本。但隨著外資越來越對中國市場開放和自由化的緩慢速度感到失望，北京會試圖在經濟政策上軟硬兼施以取平衡。因此，下一段時期習近平可能會加速推行一部份改革措施，作為對外資壓力的退讓。一部分是因為中共政權需要吸引更多外資，尤其是債券和股票市場，以紓緩國內銀行的債務負擔。另一部分是因為中共政權害怕世界各地去全球化和保護主義擡頭會對中國經濟造成破壞。

反腐

就像我們所解釋的那樣，反腐運動主要是習近平用來鞏固權力的政治工具，而不是真的要清理泛濫的貪腐問題。這場運動是習近平第一個任期裏最受吹捧的「成就」。據報導，有140萬大小官員（也就是所謂的老虎和蒼蠅）被調查，約170名高級政府官員和60名將領落馬。但是大部分官員只是受到輕微處罰，例如撤職或降級，只有不到10%受到刑事指控。值得註意的是，除了薄熙來之外，反腐運動沒有波及其他的太子黨。而且薄熙來是在胡錦濤在位時被捕的。這當然說明習近平與太子黨達成了幕後協議，否則可能會引發一場血戰到底的派系鬥爭。

習近平最親密的盟友丶反腐沙皇王岐山離開領導層，在風平浪靜的十九大上激起唯一一道漣漪。他因為已經到了69歲而不得不退休。長期以來有猜測認為，習近平可能會打破七上八下的不成文規定，讓王岐山留任。如果習近平真的做到的話，那就創下了一個先例，讓他更容易在2022年之後開始史無前例的第三個任期。

由於中共的政治是黑箱作業，我們難以確定王岐山到底遭遇了甚麽。可能是習近平為了「黨內團結」和其他更重要的目標而犧牲了他。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王岐山是郭文貴反中共運動的重要攻擊目標。郭文貴稱他是一個巨貪，指控他把大筆資金轉移到了海外。現在有人猜測，郭文貴說的可能是事實。或許最有可能的是，王岐山的無情反腐遭到了精英們的反攻。《日經亞洲評論》的一份報告說，甚至在中紀委內部也有人反對王岐山留任。其他報道提到，在十九大召開前數星期，習近平與黨元老舉行了一場會議，決定要王歧山卸任。

或許，由於習近平試圖彌合精英間的一部份裂隙，反腐運動也會降溫。中紀委將會被改革成一個正式的國家機關。但是它仍然是習近平用來在黨國機器內施加控製丶鎮壓反抗的重要政治武器。

高風險的賭註

習近平地位的上升並沒有消除中國政權和精英集團內部的緊張關系（反映了社會基層的巨大矛盾），而是開啟了一個對於中國資本主義和專製政府來說充滿風險的新時代。其統治基礎是一連串即將爆發的危機：前所未有的巨額債務和金融投機丶日益惡化的警察社會和白色恐怖丶逐漸升溫的民族主義。

下一時期我們會看到中國8億工人的龐大隊伍崛起，並「走近世界舞臺中央」。我們的任務是為真正的社會主義綱領和工人階級國際主義爭取群眾支持，並以此改變中國和全世界。

中國輸出國家鎮壓

發達的網絡技術幫助了習近平，而且這些技術經常是西方「民主國家」開發和出售給中國的。中國正在投入大筆資金開發先進技術，這一部分是為了經濟，另一部分是出於加強鎮壓能力等政治目的。全球2.45億個監控攝像頭有超過一半在中國（1.76億），而且中國在人臉和聲音識別技術方面處於領先地位。Google的前CEO和董事長史密特（Eric Schmidt）最近也警告說，未來10年中國在人工智能領域可能會超過美國。《時代》雜誌將人工智能稱為「21世紀的太空競賽」。中共當局計劃將人工智能融入「維穩」工程，這並不是甚麽秘密。

中國因此成了「數字威權主義」的榜樣，受到全世界不計其數的專製政權的效仿，例如俄羅斯丶伊朗和埃塞俄比亞。越來越多的政府像中國那樣為了政治目的而操控互聯網和社交媒體。涉及65個國家的「網路自由報告」最近警告說：「迅速廣傳的技術可能會摧毀民主和公民運動」。有報導稱，菲律賓政府招募了超過一萬名網軍，旨在淹沒反對總統杜特蒂的聲音。但這根本比不上中國超過1000萬的「五毛」。他們在社交媒體上散播大量有利於中共當局的「新聞」和評論，以此作為收入來源。

小熊維尼

而且在網絡上屏蔽與習近平體型相似的小熊維尼也反映出中共政權的高度敏感。年輕人將習近平稱為「習特勒」也是反抗獨裁的萌芽。在習近平的統治下，中共政權對異見人士的打壓上升到自1989年民主運動遭到血腥鎮壓之後最嚴重的程度。

近幾年來，隨著經濟實力的增強，中國也打算將鎮壓行動擴展到海外，例如在境外綁架批評中共政權的人，或者通過施加經濟壓力壓製對自己不利的宣傳和政治辯論。在最近的此類事件中，澳洲一家出版公司迫於北京的壓力取消出版一本名為《無聲的入侵》（Silent Invasion）的書藉。作者為大學教授漢密爾頓（Clive Hamilton），據稱在著作中講述了中國政府如何滲透澳洲政局。

但是盡管資產階級建製會放任中國當局的專製行動，全球群眾的反對卻會愈發激烈。我們反對中國和香港政治打壓的國際運動就是以此為方向。我們完全不信任政府和精英，而是將希望寄予工人階級。

以穆斯林占多數的新疆遭到中共政權最嚴酷的打壓。按照《衛報》所說，那裏幾乎已經變成「100%的警察國家」。首府烏魯木齊（人口350萬）有949個警察局，而倫敦（人口870萬）也不過180個，紐約（人口850萬）只有76個。最近，新疆當局逮捕了約500名哈薩克族人。現在哈薩克族也開始像維吾爾族那樣成為鎮壓的目標。殘酷鎮壓終將激起爆炸性的反彈，並給北京在中亞和其他穆斯林國家的經濟擴張計劃製造新的障礙。

最近有兩個例子，突顯出中共當局的極端敏感，以及其無限高的高科技國安預算。今年早些時候，山東網民王江峰因為將習近平稱為「習包子」被判入獄兩年。除了判決的嚴重程度之外，讓人驚訝的是王江峰只是在微信群組中對朋友說過這樣的話，而不是在公開的網絡上。

郭文貴事件

更近些時候，有人因為穿著印有「一切都是剛剛開始」的T恤而被拘留。這句話是流亡富豪郭文貴的口頭禪。他指控中共高層領導人貪汙，其內容引起轟動但撲朔迷離，而讓他得到了巨大的名聲和數千萬人的關註。

郭文貴可能是十九大前敵對派系用來打擊習近平的代理人。或者，他在twitter上對中共作出攻擊，只是為了獲取知名度以免被美國政府遷返。但是無論是哪一種情況，他在社交媒體上的大批關註者都體現出了人們對於中共越來越強烈的不滿。北京的猛烈反擊，例如向美國法庭起訴丶監禁郭文貴的親人和助手丶尋求國際刑警和Facebook的幫助（後者關閉了郭文貴的帳號），已經讓數百萬人產生疑問，為甚麽習近平當局如此急切地想讓郭文貴噤聲？

盡管還不能確定郭文貴的動機和他所說的那些醜聞的真實性，但他最重要的指控（中共是掠奪巨額財富的強盜集團）並不會令人吃驚。過去幾天有報導揭露，中共高官的家人（包括習近平的外甥女）大筆投資香港房地產。這當然並不是甚麽新聞。

湖南一中學隱瞞肺結核疫情

今年8月，湖南桃江一所中學多名學生被確診患有肺結核，但直到不久前媒體介入調查之後，政府才開始公布患病人數。隨後有媒體發現，早在去年7月就有學生患病，校方和當局長期隱瞞疫情，導致越來越多的學生受到傳染。直到家長們發現許多學生都有類似癥狀，紛紛向學校提出疑慮，校方和醫院才開始對所有學生進行體檢。

校方和當局為了盡快平息事件，要求尚未痊愈的學生復學，醫院甚至故意將一些學生的病情診斷得較輕。學生、家長和教師要求放假，避免疾病繼續蔓延，卻遭到拒絕。有報導稱，校長為了不影響學生高考，曾放言「不死人就不放假」。校方甚至不允許學生戴口罩，以免引起恐慌。到10月時，疫情已蔓延到另一所學校。有家長前往省政府和北京上訪，抗議這些荒唐舉措並要求政府支付醫療費用，卻被警方逮捕或恐嚇、監視。

即便事件曝光後，當局仍試圖掩蓋真相。官方最初通報稱確診病例有29人，但隨著媒體質疑數字造假，不到10天之後官方給出的確診人數迅速增加到89人。有報導披露，現在已有第三所學校的學生患病，但當局沒收了病歷，稱這名學生只是患有肺炎。這些官員不顧學生生命安危，只顧遮掩事實，以求少受懲罰。社會主義者要求成立獨立的群眾調查組徹查真相，公開所有調查結果，阻止疾病繼續擴散，並懲處所有有罪官員和校方人員，為所有受害學生提供免費醫治。

北京驅逐「低端人口」

11月18日，北京西紅門鎮一座移民工居住的公寓發生火災，造成19人死亡，8人受傷。北京市政府將這場悲劇作為藉口，大規模驅逐生活在郊區廉價出租房屋的移民工，也就是政府所說的「低端人口」。實際上清查違章建築和安全隱患只是名義，迫遷計劃是早已製定好的。有報導稱，被驅逐者多達十萬，其中許多人已經在北京工作和生活超過10年。政府沒有為他們提供臨時住宿，直接將他們趕到寒冬的街頭上。

這當然並不是像政府所說，是為了解決安全隱患。北京政府為了控製人口，從幾年前就開始通過各種手段驅離非京籍人口。但這次行動最為嚴厲和野蠻，而且公然將移民工蔑稱為「低端人口」，引發廣泛譴責。有批評者諷刺這是發生在中國的「排華事件」。一名移民工告訴媒體，警察在沒有提前通知的情況下在夜晚要求他和家人離開住處，而且只有10分鐘收拾行李。不願離開的人則被斷水斷電。200多名學者丶律師和藝術家聯署抗議，指責當局踐踏人權，結果一些聯署者受到警方騷擾。一些NGO想要為被驅逐者提供住宿，則被警方叫停甚至解散。

社會主義者譴責中共政府驅逐移民工和打壓反對者的專製政策。我們主張廢除戶籍壁壘，同時為所有勞動者提供體面的工作和收入，以及平等丶優質且廉價的住房丶教育丶醫療等公共服務。北京和全國各個城市有不計其數的空置房屋。習近平也承認了這個事實，他在十九大上說「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一個社會主義的政府會沒收這些閑置房屋，把它們變成公共房屋。要想實現這些訴求，需要勞動者積極的團結抗爭，將整個經濟體歸於民主公有，才能反抗這個打壓低層群眾的獨裁貪腐政權。

工人階級談中國社會 四

作者 中國勞工論壇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一年

二零一八年

「冰花男孩」揭露農村貧窮問題

來自雲南一個貧窮山村的小學生王福滿在網絡上引起轟動。王福滿每天往返學校要走九公裡，網上幾張照片拍到他到達學校時臉頰通紅、頭發上結滿了冰，因此他被人們稱為「冰花男孩」。在老師拍下這幾張照片的當天，室外氣溫是零下九度。

王福滿的貧苦並不是個案。他的照片立即引發了關於中國貧窮問題（尤其是農村貧困）的激烈討論。中國的政權及其龐大的媒體控製機製竭力扭曲這個故事，甚至說從王福滿身上看到了「中華民族的努力與堅強」。 政府說他們正在盡最大努力克服遺留下來的社會問題，事實上，正是中國政府的親資產階級政策製造了極度嚴重的貧富差距，令廣大的農村地區陷於貧窮與落後。

在2000-2015年間，政府關閉了四分之三的（也就是超過30萬所）農村小學。地方政府負擔著60%的教育開支，但他們更願意把資金投入地產交易和基建計劃，因為這能夠推漲當地的GDP，同時也填滿當地資產階級精英和貪腐官員的錢包。讓富人變得更加富有是資本主義的邏輯，不能僅僅歸咎給地方政府的腐敗（盡管這無疑是真實的）。

大規模關閉學校

由於村莊裡的學校被關閉，許多學生每天上學不得不走很遠的距離，或者要上寄宿學校。這就產生了一些新的問題，比如校車超載，高昂的費用導致輟學率上升，以及農村寄宿學校成為一個新興產業。根據彭博社(2015年4月6日)的一份報告，這些寄宿學校經常是骯髒、擁擠的，有如貧民窟一般。報告稱:「飢餓和孤獨很常見。」農村寄宿製學校的學生平均比非寄宿學校的學生矮3釐米。

盡管中國法律規定了九年免費義務教育，但實際上許多農村兒童在義務教育結束前就輟學了。完成高中教育的農村學生更是不到一半，而城市裡則達到90%。

在過去4-5年裡，中國各地的教師發起了數百次抗議，要求政府提高他們的工資並支付被拖欠的工資和社會保障金。低到令人震驚的工資和退休金以及導致大批教師離開農村學校。香港的非政府組織中國勞工通訊(China Labour Bulletin)的一份報告指出:「近年來，中國一些規模最大、組織最好、最堅定的工人抗議活動都是由教師發起的。」當然，就像中國的其他群體一樣，法律不允許教師組織真正的工會。

令人震驚的微薄工資和養老金導致大批教師離開農村學校。這也是推動過去15年大規模學校關閉計劃的另一個因素。很多情況下，一個學校或者一個班級有太多學生，卻沒有足夠的老師和資源。

因此，以利潤為導向的緊縮政策和資金不足使得農村教育陷入了危機。自1990年代以來，中國中央政府一直提出要將教育支出增加到GDP的4%（全球平均水平是4.8%），但許多省份和地方政府仍沒有達到這個目標。

留守兒童

「冰花男孩」王福滿是中國6000萬農村留守兒童之一。他們的父母去往更富裕的城市工作，有時甚至是數千公裡以外的地方，每年只能回家一兩次。這些孩子是由親戚、鄰居或寄宿學校撫養長大的。在某些情況下，沒有成年人來照顧他們。對於這些兒童來說，習近平的「中國夢」在哪裡呢？

2014年黑龍江省政府的一項研究發現，幾乎一半的「留守兒童」患有抑郁癥和焦慮癥，而在城市中，這一比例為30%。一些非政府組織在陝西省調查發現，當地農村兒童普遍患有營養不良、腸寄生蟲和貧血等疾病。它們認為許多農村兒童的身體狀況不適宜學習。這些疾病是貧窮的結果，而且會對兒童的大腦和認知能力造成不可逆的傷害。

許多農村地區幾乎沒有工作年齡的成年人留下;他們都移居到城市裡去了。這樣就只剩下老人和孩子來承擔農業的負擔。王福滿的老師貼出的其它照片顯示，王福滿因為幫助祖母種地，手上佈滿了老繭。

留守兒童的艱難處境與中國巨富精英和「共產黨」高官的子女形成鮮明對比。盡管政府尖銳地攻擊「西方價值觀」 ，但這些享有特權的年輕人很可能會被送到國外去接受「最好的」教育。

例如中國億萬富豪王健林的兒子王思聰，從小學到大學都是在國外。美國《外交政策》雜誌的報道說（2017年2月6日），中國處級或以上的官員有超過80%將他們的子女送到外國上學。

2.8億農民工

王福滿等農村兒童的不幸遭遇是中國所謂經濟奇跡的殘酷一面。中國所謂「經濟奇跡」是靠瘋狂壓榨超過2.8億農民工才實現的。農民工占中國勞動力的三分之一。同時，政府利用戶籍製度分化勞動群眾，並令農民工受到最野蠻的剝削。

移民在他們工作的城市裡即使在那裡生活了幾十年，也幾乎沒有普通居民的地位。他們沒有權利把他們的孩子送到城市學校，沒有資格買房，而且他們的低工資也負擔不起高昂的房價。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14年擁有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的農民工分別只占16.4%和18.2%。

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創造了世界上最嚴重的貧富差距。今天，中國的億萬富豪（按美元計）占全球36%，甚至比美國還多。與此同時，北京大學的一項研究發現，中國最貧窮的25%的家庭(超過3.4億人)僅擁有全國1%的財富。

貧困在農村尤為普遍，但在城市中也存在，尤其是在政府新建設的城鎮之中。政府計劃到2020年將1億人口轉移出農村地區，因為他們認為這樣能夠提高居民收入。

但在許多情況下，城市化進程讓貧窮的農民失去了收入來源。新城市的物價要比農村高得多，但卻沒有足夠的工作崗位。等待這些搬遷家庭的往往是失業或不穩定的就業。政府只不過改變了貧窮的形式。

政府推動城市化，主要不是改善窮人生活，而是為了把居民吸引到過去十年瘋狂建設的數十座鬼城，從而避免房地產市場的崩潰。

在去年10月中共十九大上，習近平稱「減貧」是他未來五年任期和「中國夢」的關鍵工作。他承諾要在2021年，也就是中共建黨100周年時，消滅貧困。根據官方數據，現在只有4300萬中國人生活在官方貧困線之下。但是這個貧困線非常低，只有每年家庭人均收入低於2300元時才會被視為「貧困」。

所以一些批評者嘲諷這是「數字扶貧」。設置很低的貧困線當然可以獲得令人驚嘆的宣傳效果，但卻無法改變數千萬貧困家庭的經濟狀況。

驅逐「低端人口」

去年11月，北京的一個農民工聚居的地區發生火災，造成多人死傷，北京市政府以「消防安全」為名，開始大規模驅逐和拆除農民工居住區。成千上萬的人被要求離開北京，在寒冷的天氣裡，他們沒有住宿、補償或其他援助。許多人在這次驅逐行動中失去了他們的財產。警察甚至禁止非政府組織和誌願者組織為被驅逐者提供食物和住所。這場聲勢浩大的「社會清洗」運動以殘忍的方式進行，在社交媒體上引起了激烈批評。政府和媒體聲稱這些措施針對的是「低端人口」，令批評更加猛烈。

北京的大規模驅逐行動，與其他城市的規模較小的行動類似，是為了清理舊平民區，然後重新建設高檔住宅，從而讓房地產公司和政府得到更多的收入。

在像北京這樣房價高昂的城市中，農民工不得不居住在擁擠、不安全、狹小的房屋裡。北京現在是世界上房價最高的城市之一。驅逐「低端人口」的行動揭露了當局真正的面目:傲慢，貪婪，對窮人充滿了階級蔑視。

中國政府承諾將改革戶籍製度，但他們並沒有廢除戶籍製度，而是引入了「戶口2.0」 。雖然有一些小修小補，但仍然限製窮人遷移。較不發達和吸引力較低的「三線」和「四線」城市將放寬戶籍限製，以吸收來自農村的部分人口，但最富有的「一線」和「二線」城市將會收緊政策，從而限製「低端人口」。

王福滿的照片在社交媒體上引發了激烈的爭論。中共當局竭力控製輿論，官方媒體將註意力集中在王福滿一家以及他的學校和同學所得到的慈善捐助上。一個商人甚至給了王福滿的父親（一個建築農民工）提供了一份離家更近的工作，這樣他就可以和孩子住在一起。

國有企業和共青團捐贈了資金、冬季服裝和供暖設備，並得到媒體的廣泛宣傳。王福滿的故事感動了全中國成千上萬的人，他們捐出了超過220萬元。

「慈善」捐款

這些慈善捐助或許體現了中國人民的善良，但是慈善並不能消滅貧窮。貧窮時現在這個社會製度的一部分，而這個社會製度只能通過群眾性的政治行動才能改變。而且也沒有人知道，這些捐助究竟有多少真的到了王福滿一家手裡或者被用來減輕貧困。

政府部門和企業迅速搭上這股慈善潮，為自己樹立良好形像。對於像共青團這樣富裕的官方組織來說，這點捐贈是微不足道的，但卻可以起到很好的宣傳效果。這些資金是公共資金，應該被投入到教育和其他服務中，而不是用展現政府的「慷慨」。政府是希望掩蓋自己製定反工人階級政策的責任，這些政策使得窮人更窮、富人更富。這些措施包括將大筆公共資金浪費在華而不實的基建項目上，而且這些項目往往有利於裙帶資本家。

政府及其各個政府部門都在提供「慈善」，但與中國的大規模貧困相比，這根本起不到實際作用。勞動群眾需要的不是「慈善」，而是充分的教育開支、提高教師工資、停止關閉學校、以及在群眾的民主控製下大幅改善農村基礎設施。

農民工所遭受的殘酷剝削和留守兒童的苦難必須終止。這需要立即取消戶籍製度，大幅增加醫療、教育、養老金等方面的財政開支，從而為所有人提供平等的、現代化的福利保障和公共服務。同時也需要向富豪們征收重稅，並沒收中國數百萬間空置住房以供大眾使用。

青年毛左受到警察打壓

自習近平上臺之後，中共獨裁政府大肆打壓異見人士和各種政治討論。雖然大多數國際媒體關註的主要是中國的自由派異見人士，但實際上左翼人士同樣是政府的打擊目標。

2017年11月15日，正在廣東工業大學舉行的一場左翼讀書會突然被警方搜捕，兩名參加讀書會的年輕人（張雲帆和葉建科）被刑事拘留。警方一開始指控他們「非法經營」，隨後又改稱「聚眾擾亂社會秩序」。這些罪名只不過政治迫害的借口。半個月之後，警方又以相同的罪名拘留了讀書會的兩名組織者（鄭永明和孫婷婷），而且還有其他四名參加者正在被追捕（徐忠良丶黃理平丶韓鵬和顧佳悅）。除了孫婷婷之外，其他七人都公開承認自己是毛派。在那場讀書會上，參加者譴責中共獨裁政府進行輿論審查丶打壓言論自由，而且還談到了1989年的中國民主運動，根本這才是他們被針對的原因。

廣州的這場政治打壓並不是一件令人吃驚的事，因為習近平和中共政府早已開始自六四以來前所未有的大規模鎮壓。但此次的事件更為復雜。習近平比他的幾個前任更熱衷於引用毛澤東的講話。而且剛上臺不久，他就在一場黨內高層會議上提出「不能否定前三十年（也就是毛澤東時代）的歷史」。他推崇毛澤東的做法令包括毛派在內的一些人以為中國正在「向左轉」。習近平之所以要這麽做，部分是為了利用毛澤東在一部分群眾中仍有的威信，鞏固中共和他自己的統治。

「反華勢力」

在打壓親西方自由派異見人士的時候，中共可以謊稱這些人「勾結西方反華勢力」，以圖「顛覆國家政權和社會主義製度」。這種偽造的罪名的確能使當局的政治迫害得到一些民族主義者的支持。但是現在警方聲稱這些毛派青年的讀書會是「反黨反社會」，無疑是令習近平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中共今天的政策是親資本主義的，與社會主義甚至是毛澤東時期的計劃經濟也完全沒有關系。

在中國的年輕草根左翼當中，毛派可能占了大多數。他們雖然反對中國的資本主義復辟，但是由於民族主義立場的束縛，在許多問題上經常站在中共政府那邊，例如反對民主和民族自決權。

警方打壓廣州讀書會的另一個更深層的原因，在於工人鬥爭的發展令中共獨裁政府感到恐懼。而且當局尚未擺脫經濟危機的陰影，經濟狀況如果進一步惡化，可能會引爆群眾長久以來的憤怒，掀起大規模群眾運動，甚至可能威脅中共專製乃至資本主義製度。

青年左翼的增多代表著中國群眾正在激進化。他們嘗試在工人當中宣傳馬克思主義（盡管帶有許多毛主義思想），被中共統治者和鎮壓機器視為一個危險因素，因為中共的統治就是建立在「中國特色資本主義」之上。2014年，廣東工業大學所在的廣州大學城有200多名清潔工人罷工，要求政府在更換外判物業公司的時候給他們合理安置。當時幾所大學的學生曾向罷工工人提供聲援和幫助。

網絡抗議潮

在廣州讀書會事件發生之後，全國各地數百名左翼支持者（包括工人丶學生和少數警察）和自由派學者簽署了聯名倡議書，譴責這場對民主權利和工人鬥爭的打壓。這也鼓舞了其他曾經受到類似打壓的左翼青年站出來，說出他們自己被當局迫害的經歷。這股反對聲浪迫使警方允許張雲帆等四人取保候審。但是他們仍然受到警方監視和騷擾，而且另外四人仍在被追捕。與此同時，許多發出抗議和聲援的左翼團體被當局禁聲，在不久的將來它們很可能也會遭到迫害。

CWI和全世界的社會主義者譴責中共獨裁政府的殘酷鎮壓。我們支持中國和全世界的群眾爭取全面丶真正的民主權利。爭取真正民主的鬥爭同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密不可分。在中國，政府禁止工人成立獨立工會；罷工工人會被逮捕並定罪；近三億農民工受到殘酷壓榨，而且還被當作「低端人口」趕出大城市，為地產開發商讓路。這一系列事實都說明，中共的獨裁統治其實是在保護資產階級的利潤。

一帶一路：有中國特色的帝國主義

對於中國的習近平「強人」政權來說，龐大的一帶一路計劃越來越重要。據《衛報》所說，一帶一路是「全世界最大的建設計劃」。這個計劃想要將超過65個國家連入中國經濟圈。這些國家遍布除了南北美洲之外的所有大陸，總人口45億，是中國的三倍。實現這一目的的方法，是建設一系列由燃料管道丶公路丶港口丶鐵路丶跨國電網乃至光纜系統構成的大型「經濟合作走廊」。

「冰上絲綢之路」

中共獨裁政府將一帶一路宣傳為連接東西方的絲綢之路的現代版。實際上，一帶一路的地理跨度還要大得多。中共提出所謂的「冰上絲綢之路」的覆蓋範蓋，包括冰島丶格陵蘭丶斯堪的納維亞和北極地區。北極是所剩不多的尚未進行大規模油氣開采的地區之一，而且全球變暖造成的北極冰蓋融化也帶來了新的海上航線。

超過130個國家派出代表，參加了2017年5月於北京舉行的一帶一路峰會。在這次峰會上，習近平承諾要「建設和諧共存的大家庭」。他說一帶一路將帶來全球化的新「黃金時代」。但實際上一帶一路所展現的是，中國迅速成為一個新的全球帝國主義力量，與以美國為首的老牌帝國主義爭奪經濟勢力範圍。

民族國家已經不足以容納中國經濟。當全球資本主義經濟仍未擺脫危機，各資產階級政府竭力保護自己的經濟利益，令「去全球化」趨勢逐漸壯大時，中國當局擔心自己被關在主要市場之外。

仍處在較低水平的工資，和飆升的住房丶醫療丶教育價格，壓製了國內需求。盡管政府聲稱經濟動力正在順利地從投資轉向消費，但在2016年消費支出仍然只占中國GDP的39.2%。比重與國際水平相比仍然非常低，而且低於中國在1960年代的水平。

「硬著陸」

產能過剩危機是中國當局提出一帶一路計劃的一個重要原因。大量企業沒有銷售市場，通過不斷大肆舉債茍延殘喘，因而變成了所謂的「僵屍企業」。近幾年來，中國當局利用大規模的基建投資避免了經濟增速的驟降，也就是「硬著陸」。它擔心硬著陸會引發群眾騷動。但是這種做法越來越成問題，因為越來越多的基建項目使用率不足（例如鬼城和大白象工程），給本就不穩的金融系統帶來了更大的壓力。

因此中共當局將一帶一路視為救星，用它來為本國的大型基建公司開辟新市場，而這些新市場又通過債務連結到中國經濟。所以中共才會在十九大上，異乎尋常地將「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寫入黨章。習近平之所以這麽做，是為了表明一帶一路是不可撤銷的。除此之外唯一一個被寫入黨章的具體外交政策，是鄧小平在1978年啟動的親資本主義「改革開放」。

帝國主義

一個世紀前，列寧在其深刻分析中提到，帝國主義「爭奪原料產地丶爭奪資本輸出丶爭奪勢力範圍（即進行有利的交易丶取得租讓丶取得壟斷利潤等等的範圍）直到爭奪一般經濟領土。」（《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

在亞洲，印度與中國是兩個互相競爭的帝國主義國家。代表著印度帝國主義利益的《經濟時報》，簡潔地描述了由國家資助的中國帝國主義是如何運作的：「中國從較小丶較落後的國家攫取土地和資產的方法很簡單：它向這些國家提供高息的基建貸款，得到這些工程的股權，然後當債務國無法償還貸款時，中國就得到了工程的所有權。」

印度政府顧問Brahma Chellaney準確地稱中國是「債權帝國主義」。不久前中國租借斯裏蘭卡漢班托塔港99年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這個用中國貸款建設的港口位於南亞次大陸的南部頂點，具有重要的地緣政治意義。中國的公司通過借貸在斯裏蘭卡建造了太多有問題的基礎設施，例如「全世界最空的」漢班托塔機場，以至於旅遊公司有專門的路線是去觀賞當地的大白象工程。

目前巴基斯坦是得到中國一帶一路投資最多的國家，在這裏中國的類似行為成了軍方和政府之間政治權力鬥爭的一個焦點。不久前巴基斯坦參議院的一份報告揭露，在未來40年裏，位於俾路支地區的瓜達爾深水港91%的收入將歸中國所有。這座位於阿拉伯海的港口也是依靠中國的公司和國家貸款修建的。

就像南方2700公裏外的漢班托塔港一樣，瓜達爾不僅是一個貿易樞紐，未來一旦發生地區沖突，它也會成為中國的軍事戰略資源。從巴基斯坦當局殘暴統治的俾路支地區到緬甸到印尼，一帶一路工程正在加劇民族和種族沖突，導致當地環境被破壞，居民被迫遷走。

中國在南亞的投資和基建合約大幅增加，激起印度和中國的激烈競爭，使印度成為一帶一路以及中國勢力擴張的主要障礙。而且美國政府也想要同印度合作。最近特朗普重啟了美國丶印度丶日本和澳大利亞的四方安全對話，旨在抵擋中國的擴張。

這些資產階級政府虛偽地相互譴責對方的帝國主義陰謀。工人組織和左翼不應該支持它們當中的任何一方，而需要有獨立的政治立場和綱領。只有國際主義和反對所有國家的資本主義剝削的鬥爭，才能為群眾提供前進的道路。

沖突愈發尖銳

從一帶一路中可以看出，中國帝國主義有一些明顯的特點。首先是它的規模。一帶一路如果真的可以實現，那麽它會是一個龐然大物。其次，它將中國國內的獨特發展模式，也就是國有銀行的信貸支持，復製到其他國家。這種模式令中國得以迅速工業化並升級基礎設施，但也造成了龐大的債務問題。北京希望通過一帶一路的相關貸款將自己的債務問題轉移給其他國家。中國的金融精英認為這可以減輕負債累累的國內僵屍企業對銀行業的拖累。

中共政府在2016年建立了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作為一帶一路的輔助工具，以吸引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參與一帶一路計劃。包括英國丶德國和法國在內，目前已有61個國家加入了亞投行。中共政府希望利用西方國家的金融「專長」，使亞投行和一帶一路的貸款業務更符合西方資產階級的傳統做法（就像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由美國主導的國際金融機構所做的那樣）。它認為這樣可以減少債務違約的風險。

他們希望借助一帶一路，用政府擔保的外國主權債務替換掉國內的不良債務。但更有可能的情況是，他們最終只會將中國的「僵屍病」傳染到其他大陸上，同時也加劇民族沖突和帝國主義沖突。

習近平能否拆除中國的債務炸彈？

已被阿裏巴巴收購的《南華早報》在最近一篇社論中列出了2018年習近平政府所面臨的三大挑戰：債臺高築丶住房危機和越來越敵對的美國。

長期以來，全球媒體已經就中國債務問題的嚴重程度做了許多評論和爭論。債務占中國GDP的比重已經從2008年141%上升到去年的256%。如果按所謂的社會融資總量來計算（其中包括了影子銀行借貸量），那麽這個數字會達到304%。盡管政府一直在說「去杠桿」（也就是減少債務），但中國債務的增長速度仍然比GDP還要快。

「嚴重扭曲」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國際清算銀行等國際資產階級機構已經警告說，中國可能很快就要爆發嚴重的金融危機。去年12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指出，中國的債務增長「與高可能性的財政困難一致」。

中共高官最近的一連串講話改變了以往的鎮定口氣，更突顯出局勢的嚴重性。前財政部長樓繼偉在今年1月於北京舉行一場經濟論壇上說，中國金融系統目前的風險水平可能比2008年全球危機爆發前的美國還要高。他說中國的金融系統「嚴重扭曲」，而且「產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概率是相當大的」。

銀監會主席郭樹清和央行行長周小川也做過類似的警告。今年1月郭樹清在接受《人民日報》采訪時說，必須要「拆解」影子銀行（據估計相當於GDP的125%）。周小川在去年中共十九大上說中國可能會遭遇「明斯基時刻」，亦即投機性金融泡沫的爆炸。

中共政府將防控金融風險稱為未來三年三大「攻堅戰」中的「首要戰役」，可見它對這個問題的重視。這場戰役早在一年前就已開始，然後在十九大習近平鞏固了自己的地位和統治之後進一步升級。一系列事件表明，北京這次「要來真格的」。

土撥鼠之日

但是它究竟能取得怎樣的成果還未可知。過去10年裏，中共政府經常發布虛張聲勢的聲明，宣稱自己要加快推進新自由主義「改革」並收緊貨幣政策，從而讓經濟「更有效率」，但最後還是不得不註入大規模的信貸「刺激」，以防經濟衰退。

這一方面是由於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權力鬥爭，但另一方面也是由於統治精英對經濟衰退存在根深蒂固的恐懼，因為經濟衰退將會點燃群眾普遍的憤怒情緒。所以北京的經濟政策不斷在市場化「改革」和政府主導的信貸刺激之間搖擺。一位評論人士曾將這種反覆的循環比作美國電影《土撥鼠之日》（Groundhog Day，一部講述了主角的人生在2月2日土撥鼠日不斷重復的科幻電影）。

隨著2018年的到來，中央政府降低金融風險的計劃給地方政府丶國有企業以及那些收購了大筆海外資產的公司帶來了壓力，因為它們都背負著巨額債務。全國各地的報道都證明，信貸緊縮政策正在導致各地的地鐵丶工業園區等基建項目被取消。海南航空丶大連萬達和最近剛被政府接管的安邦保險等海外並購巨頭，現在正在出售資產以償還債務。

但是中共政府現在處於一個兩難的局面。它想要控製金融投機和債務風險，但稍有不慎則反而會引爆違約潮和金融崩盤。首先崩潰的會是處在邊緣的小型地區銀行丶公司和影子金融機構，然後會像滾雪球一樣引發整個金融系統的連鎖反應。

中國和全世界的影子銀行的問題在於，沒有人知道哪些交易和「產品」是相互關聯的，所以也沒有人知道這些交易和「產品」會如何影響更廣泛的經濟運作。影子銀行以驚人的速度發展成復雜的系統，大批復製西方金融業者創造的各種「衍生品」。只有等到泡沫爆炸時，人們才知道危險在哪裏。

中藥處方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習近平的防控政策可能反而會觸發「系統性的金融風險」。所以一些經濟評論人士很正確地提出這樣一個問題：政府削減債務的決心有多大？

英國最大的獨立研究機構之一「自主研究」（Autonomous Research）的亞洲研究部主任朱夏蓮告訴《彭博新聞社》：「北京政府表面上對於打擊金融風險措詞嚴厲，實際上處理方式卻溫和，因為當局害怕，若采取更強硬行動可能會危及經濟。」她將這種政策叫做「中藥處方」。

她指出，盡管在2017年上半年政府的強硬措施減緩了理財產品的增長速度（理財產品是影子銀行的重要元素），但隨後又出現反彈。總的來說，截至2017年年底，尚未嘗付的理財產品創下了30萬億元人民幣的歷史記錄。

朱夏蓮說：「實際上並沒有任何去杠桿。盡管市場普遍認為2016年的信貸流量打破了歷史記錄，但就新增信貸流量來說，2017年其實與2016年相差無幾。政府在某些領域收緊信貸，但在其他領域放寬政策，最後兩者相互抵消了。多年來我們不斷看到這樣的事情發生。」[彭博新聞社，2018年2月12日]

復蘇？

表面上看來，去年中國經濟有所復蘇，GDP增速達到6.9%，是6年來首次上升。但這只是暫時的穩定，而且它所依靠的是更大規模的信貸刺激（2016年新增銀行貸款創下歷史記錄）和比較有利的國際局勢（例如美國總統特朗普並沒有直接同中國發生沖突）。而且自特朗普上臺之後，美元貶值10%，也減輕了中國經濟的壓力。

美元走弱，為中共政府遏製資本外流提供了喘息空間。在2015-16年間，中國資本外流曾達到非常嚴重的程度，導致中國的巨額外匯儲備在18個月內減少了超過四分之一。特朗普政府指責其他政府「操縱匯率」，而它自己卻故意讓美元回軟，不過這也令中國央行不必每月花費數百億元資金去支撐人民幣匯率。

同時這也幫助北京當局自1990年代以來最嚴厲的資本管控政策取得更顯著的效果。這些重要的外部因素，再加去年上全球經濟和商品市場的些許回暖，幫助習近平當局暫時穩定了中國經濟。但是全球局勢，特別是美國目前的政策走向，仍然非常不穩定。最近全球股市的震蕩已經顯示了這一點。

中國表面上的復蘇並沒有穩固的基礎。中共政府不斷說要拉動內需，但並沒有取得實際成果。去年，中國的智能手機銷量首次下跌，跌幅4.9%，而且拖累全球銷量下跌，因為中國是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機市場。市場分析人士稱，中國的智能手機市場已經「飽和」。

去年的一手汽車銷量只增加了3%，是6年來的最低增速。12家最大的汽車公司中，有8家銷量下降。價格虛高的房地產市場令新購房者背上高昂債務，嚴重限製了消費支出。

貿易戰是否正在逼近？

經濟和地緣政局可能會導致今年中美貿易沖突升級。華盛頓政府已經決定對從中國和韓國進口的太陽能電池板和洗衣機征收懲罰性關稅，而且現在它正在對從中國進口的鋼鐵和鋁進行反傾銷調查。在特朗普擔任總統的第一年裏，美國對華貿易逆差繼續升高，創下3,750億美元的歷史記錄（2016年為3470億美元），令特朗普受到一部分美國資產階級的攻擊。

而中國也采取了報復行動，對來自美國的進口高粱進行反傾銷和反補貼調查。中國是美國高粱和許多其他農作物的最大買家，所以美國農作物成為中國報復行動的關鍵目標。中國也已經開始減少從美國進口大豆而轉向巴西。但是貿易保護主義往往是一把雙刃劍。中國進口的大豆和高粱主要用於生產豬飼料，所以從美國之外的地區進口價格更高的農作物會導致中國豬肉價格上漲，進而加重群眾的不滿情緒。

保護主義

與此同時，特朗普指責中國的高科技產業侵犯了美國企業的知識產權，未來他可能也會對此采取行動。製裁中國的高科技產業可能會激起中共政府更猛烈的反擊。

大規模貿易戰的陰影籠罩著依賴出口的東亞地區，可能會加速更廣泛的地區性貿易陣營的形成。但是特朗普政府也面臨著嚴峻的阻礙，特別是因為中國丶日本和其他國家正在與它競爭。中國在反擊特朗普的貿易措施時，也會提升自己對其他亞洲政府的影響力。

雖然資產階級政府在口頭上一貫反對「去全球化」，但其實它們自己也在采取保護主義政策。據世貿組織所說，G20集團在2008至2016間實施了1,583項新的貿易限製措施，而取消的只有387項。

美國資產階級在危機面前驚慌失措，令右翼民族主義者特朗普當選總統，而且全世界其他國家還有許多「小特朗普」湧現出來。這讓人們擔心可能會爆發1930年代那樣貿易戰。去年，特朗普選擇改善同習近平的關系，中國似乎躲過一劫。

但今年的局勢大大不同。不久前，特朗普在國情咨文中將中國和俄羅斯稱為美國在經濟和軍事上的競爭對手，而且他提出要繼續增加美國的國防開支。中國外交部回應稱特朗普的演講反映出「冷戰」思維，但其實中美緊張關系的惡化正是資本主義危機的必然結果。

低薪工作崗位增加

去年看似強勁的經濟增長並沒有改善工人階級的生活水平和前景，而是如香港NGO「中國勞工通訊」所指出的，「只是創造了更多不穩定的低薪工作，特別是在服務業。工廠仍在裁員，被辭退的工人經常得不到任何補償。」

勞動力市場正在發生整體的轉變，越來越多的工人從事不穩定的非正式工作。大批正式工被轉為派遣工，導致工作條件惡化，許多福利被取消，就連國有部門也是如此。

盡管中國早在10年前就實行了《勞動合同法》，而且政府聲稱製定這部法律的目的之一就是提高工作穩定性，但現在「新興」服務業部門的數百萬雇員在名義上被視為「個人承包商」，使雇主可以不用支付養老金和其他福利。我們在《勞動合同法》出臺時就曾警告過，這部法律不可能使工作更加穩定，原因很明顯：政府禁止工人成立真正的工會，工人自由組織的權利也一直受到打壓。

國家統計局的一項調查顯示，2009年擁有勞動合同的農民工占42.8%，但到了2016年則下降到35.1%。盡管獨裁政府嚴厲打壓群眾抗議，但是嚴峻的現實迫使越來越多的工人發起抗爭。中共政府急切地采取一系列措施維護自己的統治，正是因為意識到危機正在逼近。

「冰花男孩」和中國極度嚴重的貧富差距

據《彭博新聞社》報導，由於股市猛漲，中國女首富楊惠妍（同時也是中國第四大富豪）的財富在2018年的頭4天裏增加了21億美元。35歲的楊惠妍是中國銷售額第一的地產巨頭碧桂園集團的董事局副主席。她的父親是碧桂園的大股東和董事局主席。幾乎與此同時，雲南一個8歲小男孩王福滿的照片在網絡上引起了激烈的討論。王福滿要在零下的嚴寒中走過4.5公裏的山路去上學，當他到達學校時，頭發上滿是冰霜。這個鮮明的對比讓我們看到了習近平統治下的中國存在著何等殘酷的階級差距。

盡管政府嚴厲地控製著媒體，但「冰花男孩」王福滿還是成為了全國的討論熱點。王福滿是中國6000萬留守兒童之一，他們的父母前往更富裕的地區工作，但是由於腐朽的戶籍製度，不得不將孩子留在家鄉，交給親戚或者鄰居照顧。現在中國農民工（包括王福滿的父親）一年的工資只有大約35,000元，而楊惠妍憑藉飛速上升的股價每秒鐘賺的錢都要比這多。這就是所謂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習近平口中的「中國夢」。

中國#MeToo運動為政府敲響警鐘

今年元旦，在美國矽谷工作的一名中國女學者羅茜茜在網絡上揭發，12年前她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學讀博士時一名導師曾企圖強奸她。她的文章立即得到大量關註和討論。不久之後校方調查證實了羅茜茜的指控，並將這名大學教授停職，而且中國教育部也剝奪了他的榮譽頭銜。

中國的#MeToo運動

2017年的一份調查報告指出，近70%的中國大學生曾遭遇過性騷擾，在女大學生中這個數字是75%。但是由於存在「責備受害者」的文化，只有不到4%的受害者會向警方或學校報案。羅茜茜顯然是受到席卷全球的#MeToo運動的鼓舞，而且她的勇敢舉動也促使更多的中國學生站出來披露自己的遭遇。在羅茜茜站出來之後，更多的年輕女性在中國社交媒體上表示聲援，或者說出自己遭受性暴力的經歷。許多大學也收到了大量關於性暴力的舉報。數十所大學的學生和教師簽署網絡請願書，要求學校和政府采取反性侵的措施。

#MeToo運動蔓延至中國，令中共獨裁政府感到恐慌。盡管教育部和《人民日報》等官方媒體表示對性暴力「必須零容忍」，並且鼓勵其他受害者站出來發聲，但與此同時，反對性暴力的街頭抗議被禁止，社交媒體上的許多請願書和評論文章乃至「#MeToo」和「#我也是」等話題標簽被刪除。雖然中國的#Metoo參與者還很少，而且她們的活動主要局限在網絡上，但政府擔心中國女權主義者會學習國際婦女運動的鬥爭經驗，甚至同她們建立直接的聯系。警方警告一些活動者，他們如果繼續試圖發起公開行動，會被指控「勾結境外勢力」。而且更重要的是，包括#Metoo在內的群眾自發行動會推動中國的女性和青年更加激進化。

性別差距不斷擴大

在中國性侵害變得越來越普遍，性別歧視則變得更公開而露骨，都與過去三十年的資本主義反革命有關。在走資過程中，經濟剝削變得越來越殘酷，令女性從嬰孩出世到勞動市場中的地位都出現倒退。

根據最新的《全球性別差距報告》，中國的總體性別平等指數排名已經連續9年下降，現在在144個國家中排第100名，而且實際的性別差距也已經倒退回2008年前的水平。其中最突出的問題之一是男女同工不同酬在持續惡化，女性工資只有從事類似工作的男性的63.4%。而且中國的出生性別比始終是全球最高，也就是說大量女嬰被選擇性流產或者在出生後不久就被殺死。盡管在高等教育入學率方面中國是性別最平等的國家之一，但是大學校園和職場中的性別歧視依然嚴重。去年11月，北京大學中文系前主任溫儒敏在一場寫作比賽開幕式上稱，高考改革後更復雜的語文試題會讓女性學生處於劣勢，因為她們的「思辨能力」不如男性學生。他的言論立即引起廣泛的批評。這也並不是一個個案。此前不久，浙江大學的一名教授被曝光2013時曾在微博上寫道「歷史證明學術界不是女性的地盤」，而且面對激烈的譴責，他聲稱自己沒有做錯，所以絕對不會道歉。

這些貶低女性的言論反映了整個社會中的性別歧視和性別壓迫。今年1月，雲南曲靖市第一人民醫院在多個崗位的招聘啟事中明確提出在同等條件下優先招聘男性，或者只招聘男性。在被曝光之後，院方同樣聲稱自己並沒有做錯，而且找出多個借口為自己辯解。共青團旗下的《中國青年報》公開為這家醫院的性別歧視做法站臺，盡管它也承認「有法律界人士認為，該醫院此舉確實涉嫌性別歧視」。

顯然，要改變這些狀況，就要男女團結起來，為社會主義而鬥爭。#Metoo運動已經表明，所謂的「民主」國家同樣存在泛濫的工作場所性侵事件，這是因為父權壓迫和資本主義緊密地交織在一起。只有當勞動者自己由下而上重組社會時，才能夠消滅性別以及其他各種壓迫。

珠海偉創力罷工遭官方工會破壞

中華全國總工會（中國的官方偽工會，也是唯一合法的工會）再次扮演資本家「第二警察」的角色，背叛工人抗爭。這一次受害的，是珠海偉創力（Flex）工人長達三個星期的大規模罷工。偉創力五間工廠的6000名工人進行罷工，而且組織化程度引人矚目。這可能是兩年以來中國最大規模的罷工。

從3月29日開始，偉創力旗下的跨國印刷電路板製造商Multek發生罷工。總部位於新加坡的偉創力是僅次於富士康的全球第二大電子代工企業。工人得知Multek將被出售給一家中資公司。他們擔心新雇主會降低他們的工資和福利丶或者通過逼迫工人「自願辭職」的方式進行裁員。

在中國許多類似的企業並購之後，工齡較長丶工資較高的工人往往首先成為裁員的目標。Multek雖然宣稱未來工人的工資丶福利和工齡等各方面的待遇不會改變，但卻拒絕簽署任何書面協議作為保證，更加深了工人們的懷疑。因此工人要求Multek與他們解除勞動合同並支付相應的補償，然後由工人自己決定是否為新雇主工作。但工人的要求再次被拒絕。

在一份聲明中，罷工工人指責偉創力將工人像廠房和機器一樣隨意出售。而資方則以強硬手段回應罷工。資方恐嚇說，如果4月4日前不復工就會受到嚴厲處罰，並給予復工的工人一千元作為「獎勵」。

警察的角色

從4月8日開始，資方雇用保安人員毆打工人，這顯然得到了警方的默許。有工人抱怨說，警察只保護有錢人。有些工人被管理人員沒收了員工證，並被禁止進入工廠。

近年來因企業並購而發生的類似罷工事件時有發生，而今次這場鬥爭持續的時間尤其體現出工人的鬥誌，同時也說明習近平的專製統治和中共統治下的資本主義並非像表面上那麽穩固。它仍然面臨著群眾抗議，而且在2018年的頭三個月，工人罷工次數比去年同期更多。

中國資本正在強大起來，並收購愈來愈多的外資，但很多例子證明由中資接管後企業的勞動條件更加倒退，證明所謂「民族強大」會令人民幸福是多麽荒謬的理論。實際上正因為中國資本更受中共國家機關直接保護，其剝削可以更為惡劣。

當地政府和作為中共統治工具的官方工會無疑不願得罪這個「對珠海經濟發展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的公司。在罷工的頭兩個星期，官方工會一直沒有露面。而當他們開始介入事件時，他們所支持的不是工人，而是偉創力公司。最終工人被迫結束了罷工，但他們的訴求沒有得到滿足。這令他們感到憤怒和失望。

「煽動者」

當地工會官員為自己破壞罷工的作法辯護說：「地方黨委要求我們維護社會穩定」。被中共及其偽工會視為「不穩定因素」的，不是像偉創力這樣使用威脅和暴力的公司，而是通過罷工反抗公司剝削的工人。偉創力的工會官員一方面贊揚公司，另一面將罷工怪在」煽動者」的頭上——中共一貫用這個詞語來稱呼任何敢於挑戰它的人。

珠海罷工的慘痛經驗再一次證明，工人需要由自己民主控製的獨立工會。只有這樣工人才能有效地組織起來，反抗資本家和專製官僚政府。

中共加緊網絡管控   引發廣泛抗議

不久前，當局進一步收緊網絡言論空間，包括新浪微博清除有關同性戀的內容，以及「內涵段子」等娛樂性的手機軟件被關停。但是這些措施激起了當局意想不到的反沖。廣泛的抗議迫使當局不得不做出一些讓步。

#我是同性戀#

4月13日，新浪微博發出公告稱，將根據《網絡安全法》清理涉及色情丶暴力和同性戀的內容。隨後不久，一個旨在促進性小眾權益的微博帳號「同誌之聲」在新浪的要求下停止更新。公然的歧視立即激起了性小眾和支持性小眾平權者的強烈的抗議。僅僅一天時間，17萬微博用戶使用了#我是同性戀#等話題標簽表達憤怒，相關文章瀏覽量高達2.4億次。盡管新浪微博很快刪除了這些話題標簽以及15萬條相關評論，但是抗議的聲音依然不斷出現。同誌之聲的負責人說：「大家很憤怒，很多人選擇不再依靠同誌之聲去發聲，而是自己發聲」。中共全面壓製言論空間，只會令更多原本沒有「顛覆思想」的性小眾和女權運動也會被政治化，走向反對專製獨裁的道路。這也是習近平加強獨裁會自招危險的原因。

中共當局對性小眾一直存在著公開的歧視。2017年6月，廣電總局下屬機構禁止節目中出現有關同性戀的內容，稱同性戀屬於「非正常的性關系丶性行為」。今年4月上映的一部根據同誌小說改編的電影，被刪減到幾乎看不出同性愛情的程度。另外有兩部同誌電影突然被北京國際電影節撤下，人們普遍認為這是剛剛接管電影審查權力的中宣部的命令。

根據聯合國在2016年的一項調查，中國只有15%的性小眾人群向父母說明了自己的性取向，而公開出櫃的只有5%。在歧視之下，許多性小眾人士被迫和異性結婚，甚至被強迫接受殘酷的「性傾向扭轉治療」。新浪微博此次公然歧視性小眾並試圖將他們滅聲，無疑是在煽動公眾對性小眾的歧視和恐懼，將使他們的處境更加惡劣。

強烈的抗議迫使當局和新浪微博做出讓步。禁令公布僅三天後，《人民日報》發表文章批評新浪微博的做法，這顯然只是安撫抗議者。隨後新浪微博宣布，清理行動將不再針對同性戀。大規模的網絡抗議在短短幾天內就迫使當局撤銷命令，說明中共和習近平政權並不如表面上那樣不可戰勝。而且這只是近期一連串令當局意想不到的大型網絡抗議中最新的一起。在去年11月北京市政府驅逐「低端人口」時，以及不久前習近平宣布取消任期限製之後，網絡上均出現普遍的反對聲浪。這表明，群眾的團結抗爭有潛力去挑戰這個獨裁政權和它所維護的種種歧視與不公。

內涵段子

新浪微博的清理行動是中共當局新一輪網絡管控的一部分。今年2月，新浪微博以及其他五個網站因為對網站內容審查不力而被當局要求整改，成為這次清理行動的先聲。在去年八月，微信丶新浪微博和百度貼吧等三個社交平臺也曾因為相同的原因被當局指控違反《網絡安全法》，並被立案調查。全球政治風險諮詢公司歐亞集團的一名分析師指出，這部法律寫得十分模糊，以至於政府可以肆意妄為。

就在微博發布公告前三天，廣電總局以內容低俗為由關閉了一個名為「內涵段子」的娛樂性手機軟件。一方面當局希望更加強力地控製社會輿論，從而鞏固統治秩序，所以即便對政權沒有直接威脅的娛樂新聞也頻頻受到整治。更重要的是，當局擔心這個用戶多達2億人的手機軟件會成為傳播異見訊息和組織集體行動的平臺。引發了全國各地的抗議，有大批汽車司機在十字路口集體鳴笛，亦有抗議者指責中共當局是「流氓政府」，已經證明了這種可能性。

面對正在逼近的經濟和社會危機，中共當局不斷加強對網絡和輿論的管控，並且嚴厲打壓異見人士丶尋求變革的受壓迫群體以及任何敢於挑戰中共權威的力量。但是一系列專製高壓措施反而激起越來越激烈的反抗，推動青年和受壓迫群體逐漸政治化和激進化，挑戰中共政權的專製統治。

上海長寧區環衛工人的鬥爭

似乎習近平最近加強的集權和獨裁並未給中國社會帶來多少和諧與穩定。3月26日，上海市長寧區的環衛工人們發動了近年來最大規模的罷工，控訴他們遭遇的剝削與不公。

讓工人們奮起反抗的直接原因是高潔環衛公司的《調整清道作業的通知》。按照這個通知和工人們透露的消息，環衛工人早晚上下班的時間調整為5點30分到12點30分和12點30分到21點30分（含早晚飯時間和加班一個小時）。而因為「晚於5：00上班，早於22：00下班」，每天6元的早丶晚班津貼被取消，同時工資待遇也要減少，每人每月要扣除560元工資。考慮到上海的生活成本，原本只有3000多的月收入的環衛工人們每月只能拿2000多，更是雪上加霜。環衛工人的勞動時間之長，工作環境之差，生活條件之窘迫是有目共睹的，而政府和被外包的環衛公司卻不考慮如何改善環衛工人的工作與生活，反而還想著能否加大壓榨的程度，這毫無疑問將環衛工人們逼上了絕路。

參與罷工的不止高潔公司的工人，工潮隨後蔓延至整個長寧區的環衛公司，參與人數多達兩三千人。與此同時，勇敢的網民們通過微博丶知乎等多種渠道，將環衛工人們的鬥爭和維權情況傳播開來，得到許多人的關註和聲援，這也使得這場鬥爭成為了近年來中國環衛工人規模最大丶關註度最高的罷工。3月26日，工人們試圖到區政府申訴，但遭到暴力機關的阻攔，4名工人被逮捕。27日，又有上百名工人前往市容管理局，但沒有任何人理睬。但工人們並沒有被這些所嚇倒，罷工鬥爭一直在繼續。

在當局對網絡上的消息進行大規模刪帖後，4月2日，長寧區綠化和市容管理局發出公告，聲稱要「依法維護環衛工人合法權益」。通過一系列掩人耳目的信息封鎖，似乎當局又成功地息事寧人，將其不了了之了，但是這只不過是現在中國社會工人階級此起彼伏的反抗的一個縮影而已。14年前後，廣州番禺大學城丶長沙嶽麓區的環衛工人罷工維權；而近日西安也傳來了環衛工人罷工維權的零星消息……如此種種，難以窮舉。

只要經濟問題繼續惡化，無論習近平如何實行專製，中國的工人階級都必然為了捍衛自己的生活而起來鬥爭。社會主義者支持工人獨立組織工會的權利，團結抵抗外包製度和資本剝削。

中國：塔吊司機發動大規模罷工

中國數十個城市的塔吊司機發起罷工，其協調一致的行動令人嘆為觀止。經過一個星期全國各地此起彼伏的罷工之後，工人們在五一勞動節號召全國罷工。盡管在中國勞動節是法定假日，但許多工人仍要工作，而且往往沒有加班費。

在中國罷工是違法的，而且群眾自發的組織和抗議也是違法的。現在還不清楚五一罷工取得了怎樣的成果。工人們遭到警察大力鎮壓，被官方輿論攻擊，部分地方政府指控工人「勾結外國勢力」。盡管如此，這場波及大約20個省份的罷工浪潮無疑令人吃驚。工人們面對著世界上最強大的獨裁政權，主要只能通過網絡組織起來。

據媒體報導稱，自4月25日以來，重慶丶福建丶甘肅丶廣西丶貴州丶河南丶湖北丶湖南丶江蘇丶江西丶山東丶山西和四川等省份均發生了罷工。在本文撰稿之時，也有媒體報導多個地區的工人遭到警察鎮壓，包括毆打和逮捕。《大紀元時報》報導指，在重慶有10名抗議工人被捕。自由亞洲電臺也提到鄭州有20人被捕。

農民工

就像絕大多數建築工人一樣，中國的塔吊司機主要也是來自貧窮的農村地區。而且就像大多數農民工一樣，這些塔吊司機也不是正式雇員，他們沒有勞動合同，也沒有養老金和醫療保險。而且塔吊司機的工作壓力極大，工時很長，甚至沒有休息和上廁所的時間。

很多人都知道，中國的建築工地經常日夜不停地工作。河南的一個塔吊司機告訴自由亞洲電臺：「比如我們那個規定八個小時至九個小時嘛，然後晚上加班的話沒有補助費。你晚上加班到兩點鐘，老板根本不管你，你明天繼續上班。」

根據中國左翼網站「時代先鋒」的報導，另外一名塔吊司機說：「每天最少12個小時……沒有五險一金，沒有勞動合同，沒有主管機構。」

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16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在中國2.8億農民工中，只有三分之一的人有勞動合同，而且工人實際的工資和工作條件經常和合同有很大差別。

盡管2008年出臺的《勞動合同法》規定，所有企業都必須和它們的工人簽訂書面的勞動合同，但實際上在過去10年裏擁有勞動合同的農民工比例卻在下降。2006的另一項調查顯示，超過一半的建築工人曾被拖欠工資。拖欠工資（幾個月，有時甚至是幾年）是中國勞資糾紛最主要的原因。

出現這些問題，是因為中國的建築業處在野蠻丶混亂的狀態（其他一些行業也是如此）。盡管許多工程是國有企業主持的，但實際的建設工作卻被分包給了私人公司，而這些私人公司雇用的都是非正式的農民工。層層分包是中國建築業的常態，以至於有時甚至不清楚是哪間公司負責發工資。

塔吊司機要求將工資從現在的每月大約5500元人民幣（有些地區甚至只有4000元）增加到至少7000元。近10年來，塔吊司機的工資一直停滯不前。以狂熱的民族主義著稱的官方報紙《環球時報》稱：「勞動節期間，全國各地的塔吊司機舉行罷工，要求加薪和八小時工作製」。成都的一位罷工工人對《環球時報》說：「成都至少有一萬名塔吊司機要求加薪。」

工人正組織起來

就像中國的其他許多工人那樣，塔吊司機也是通過網絡組織起來的，他們在QQ等即時通訊工具上建立聊天群組。在這些群組遭到網絡警察的攻擊和屏蔽之後，工人們又建立起新的群組保持聯絡。

盡管罷工工人只提出了經濟訴求，並未直接從政治上挑戰當局的權力，但對於習近平和中共獨裁政權來說，塔吊司機的罷工仍然是一個大問題。

中國龐大的工人階級正在覺醒。建築業是中國GDP的主要來源。全球半數建築工地都在中國，中國建築工人更是多達約6000萬人（其中絕大多數都是農民工）。

盡管有報導說一些地方政府正在強力鎮壓罷工，當局的審查機器也在封鎖抗議的消息，但是今後塔吊司機的行動將會成為其他工人長期的榜樣。

今次塔吊司機的抗爭是多年來中國工人最引人矚目丶最有組織和最勇敢的行動。盡管近年來不同城市的出租車司機丶沃爾瑪工人和快遞/外賣工人也在利用社交媒體組織起來發起抗爭，但今次塔吊司機抗爭的規模是前所未見的。

讀書會事件引發的抗議浪潮

事件在國內激起了廣泛的抗議浪潮，不僅僅是一直以來就長期關註言論自由的自由派和各類左翼社團，一直被認為政府支持者的很多毛派組織也參與到了抗議活動之中。1月20日，在當地毛派組織下，在西安大量群眾走向街頭抗議番禺警方針對讀書會成員的政治迫害和打壓。

而在鄭州，當地的毛派人士盡管面對當地警方「不準掛標語，不準演講，不準錄像上網」的威脅和問話阻撓下，仍在2月5日丶 12日丶19日丶24日丶3月14日成功舉行了五次集會公開聲援了讀書會成員。

而在各個網上媒體，盡管面臨著習政府的網上封鎖，大量的微信公眾號和微博仍堅持著對這件事的報道和關註，甚至通過這些媒體來組織起「關註團」來集體向政府簽署聯名信以及為讀書會成員提供幫助，而小谷圍警方微博下，也受到了網民的聲討。

抗議運動的局部勝利

在經歷了長達數月的非法追捕後，終於於3月13日，警方在壓力下放棄了對讀書會成員的網上追捕，這可以說是廣大群眾和各左翼人士的堅定的抗議取得局部勝利。習政府對於言論的打擊愈發愈嚴，從近日對於女權之聲的打擊以及對於微博異議的打擊就很明顯的表明了這一點。然而，在這次抗議運動中，面對著保衛言論自由的需求，群眾鬥爭凝成了一股強大的力量，這是對將來國內工人運動有著重要啟發意義，證明習近平的政權也不完全是為所欲為的。而習政權對於毛派的打壓，也證明他根本不是親工人階級，也不只是反對擁抱所謂「西方價值」的自由派，而是要鎮壓一切獨立於政權以外的反對聲音。只有打倒中共專政才能確保所有人的言論自由。

世門手袋廠大罷工   抗議資本家壓榨工人

這場罷工是為了追討被拖欠的社會保險丶並要求改善工作待遇。消息指資方從未依法為員工繳納養老保險丶住房公積金，從未給予工人有薪病假，而且克扣了一系列法定福利待遇。

罷工自二月起已開始醞釀。受經濟不景氣影響，該廠在去年起已開始收縮，原來五千名工人現在已被裁減剩一千多人，更一度面臨停產，但被裁員的工人始終沒有得到應有的補償。起初工人選舉出代表，要求與資方談判，但資方態度惡劣，稱工人受「境外敵對勢力操縱」並開除工人代表，更恐嚇說公安部門會抓捕工人。工人最終在三月四日正式發起罷工行動，要求資方改善工人待遇及依法補納各種社會保障費用。此前一直對工人訴求毫無回應的官方工會迫於維穩的需要，亦不得不派遣工會律師進入工廠，試圖平息罷工。但可想而知，官方工會一心只為維穩，不會真正為工人發聲，因此罷工仍在繼續。

鬥爭傳統

事實上該廠工人一直富有鬥爭傳統，二零一一年六月曾因新任董事長辱罵工人，不許工人工作期間喝水，甚至男性董事長還闖入女廁稱檢查是否有人偷懶，最終激起數千人大罷工，隨後被當地警察和武警鎮壓。但之後仍不時爆發罷工，次年的又一次罷工更讓一家跨國品牌終止了代工合同。是次當局沒有向過去那樣出動警力打壓罷工，可能是忌憚該廠工人的鬥爭傳統，擔心一旦強硬鎮壓會讓他們與周邊工廠串聯令工潮爆發性地擴大。

罷工進入第九天時，資方最終答應了工人兩項主要訴求，即補納一直拖欠的住房公積金和社保，工人隨即結束罷工。但其余十條訴求仍在談判，資方可能想使緩兵之計先作出些許讓步哄工人復工，因此工人除了必須警剔資方今後會采取打擊報復行動外，更應進一步組織民主的丶戰鬥性的工會，以集體的行動和壓力要求資方在限期內答應要求，並隨時準備好再次發起行動，對抗資方可能采取的分化打擊行動。

婦女節「女權之聲」被封號   中共當局繼續打壓女權運動

2018年3月8日國際勞動婦女節當晚，中國最有影響力的女權主義宣傳平臺丶擁有18萬關註量的「女權之聲」微博帳號被永久關閉。新浪微博回應稱，這是因為女權之聲發布了「違規敏感信息」。但這顯然只是當局和社交媒體公司為了打壓女權主義和言論自由而編造的罪名。兩天後，女權之聲的微信公眾號和臨時開設的新微博帳號也被關閉。除此之外，一大批其他的女權主義社交媒體帳號也因公開聲援女權之聲而遭到封殺。但仍有不滿言論審查與打壓的女權之聲支持者在網絡上進行名為「#我是女權之聲本人#」的聲援抗議。

女權主義遭遇打壓

女權之聲幾乎同時在不同的社交媒體上被封殺，表明這是一場由當局指揮的行動。中共當局對女權主義者的打壓早已成為公開的秘密了。同樣是在今年婦女節，女權活動人士在社交媒體上創建的話題標簽#三八反騷擾#也被刪除，其他許多與女權主義和反對性騷擾有關的文章受到嚴厲審查。早在2015年兩會召開時，就有五名女權主義者因為計劃抗議公共交通工具上的性騷擾而被當局以「尋釁滋事」的罪名拘留。女權之聲的微博賬號也在2016年被封禁過，文章也多次被刪除。女權之聲，乃至中國的女權運動，始終是在帶著鐐銬跳舞。這是因為中共獨裁政權害怕任何的群眾集體抗爭。

當局對女權主義的打壓鼓舞了厭女主義和反女權主義者。在女權之聲帳號被關閉後不久，網絡上出現兩篇文章，誣蔑女權主義者組織賣淫，並憑空指控女權之聲受西方勢力操控丶試圖「分裂國家」。這種煽動民族主義情緒丶分化群眾的做法也一定會被中共用來鎮壓更廣泛的群眾抗爭。

工人與左翼的聲援

廣州讀書會事件中的8名毛派青年第一時間對女權之聲表示支持。此外，富士康女工駱冰蘭丶曾參加罷工反對綜合工時製的沃爾瑪女工遊天玉丶以及因爭取工人權益而被沃爾瑪違法解雇的女工王亞芳也進行了公開聲援。這說明中共的專製打壓正促使各方面的抗爭者，特別是底層工人，團結起來。而女權運動要想取得勝利，尤其是面對當局愈發嚴厲的監控與打壓，也必須聯系到工人抗爭，反對獨裁的父權資本主義。

粵港澳大灣區計劃　財團為本的發展

2018年剛過去的中國兩會，李克強再次提出粵港澳大灣區計劃，推進廣東大珠三角地區共十一個城市的融合。計劃涵蓋的面積達5.6萬平方公裏，人口6700萬人，GDP超過15000億美元，相當於一個歐洲的中型國家。

北京更宣布會在五月中公布政策。雖然政策詳情仍未出臺，但根據現時各地政府簽署的框架協議，主要是建設一個資本經濟融合的平臺，促使當區發展基礎建設和金融等等。估計政府會推出措施減少貿易壁壘，並提供稅務優惠，讓中港資本可以更容易往來。

大灣區概念下有多少新政策丶新經濟項目還是未知之數，中港政府需要創造一些品牌名字來提高資本家的信心，也想在民眾面前顯示中國經濟如何強大。就像中共不斷向全世界吹噓一帶一路如何偉大一樣。這種融合必定模糊區內的邊界劃分，並包含增加人口流動。對於兩地的企業來說，這代表放寬更多大陸的廉價勞動力，以剝削換取利潤。與此同時，中國的紅色資本則更易進入香港，通往世界市場。整個計劃說穿了就是新自由主義的計劃。

反對資本融合

社會主義者反對資本融合，因為只會帶來更多剝削。我們支持在公有經濟底下由工人階級民主規劃的地區聯盟。一個非以資本利潤為依歸的製度下，這樣的融合自然能夠提升邊界雙方民眾的生活水平。不過，當下的大灣區融合是中央政府由上而下地強行推行，並是以資本利益為本的。

香港的民眾從來就沒有民主參與的空間，更遑說大陸的工人階級。可以預見，未來中港兩地的公帑必會投放在更多的大白象基建項目上。港珠澳大橋已是一個典型例子。該工程花費了超過1,200億公帑興建，不斷延期丶超支丶最近人工島更出現工程危機。而更多醫療和教育商品化以牟取利潤，進一步削減公共服務資源。

而且中共政權一向專製蠻橫，近年來更大幅收窄中港兩地的自由空間，可以理解計劃會讓大多數香港人擔憂邊界融合後，中央會更公然直接介入香港事務，令自身僅余的民主和自由權利會被侵蝕。

隨著更多運輸機建落成，當局宣傳港珠澳「一小時生活圈」，民建聯李慧瓊更提出在珠海建設「香港村」，讓香港人入住當地的公屋。究竟有沒有公屋還是未知之數，但這肯定是地產商炒賣房產的機會。再者，香港人搬遷到更為腐敗專製的中國大陸居住，變相剝奪市民的民主及言論自由，豈不是大開倒車？

大灣區計劃只會是為了財團及資本的利益，改善工人民眾生活根本無從談起。打倒中國政府需中港兩地的工人階級唇齒相依，我們應當團結一致鬥爭反對這種財團為本的經濟計劃，取而代之的是社會主義下各地勞動者的民主自願聯合。

多地司機罷工抗議　反對啦啦快送降低運費

自四月底以來，在中國內地叫做「貨拉拉」的啦啦快送違反合同丶單方面降低司機的運費，導致至少內地五個城市的司機舉行抗議和罷工。此次降低運費事前沒有任何通知，司機直到早上開始接貨時才突然發現運費下降。5月6日，深圳有至少50輛貨車懸掛著「反對霸王條款」的橫幅，在公路上慢駛抗議。長沙則有大批司機罷工近一個星期，亦有司機打出「油價上漲，運費下跌，我們要生存，要吃飯」的橫幅。

以運費最低的小型面包車為例，每一單五公裏起步價最初為38元，後來減至30元，今次又繼續下降到28元，超過五公裏後每公裏的附加費則從3元減至2.8元。今次降低運費將令司機每月收入減少約1000元。司機們不僅需要自己支付不斷上漲的油費和維修費，還要向啦啦快送支付700元的押金和每月數百元的所謂「會員費」，而且亦有司機提到啦啦快送不會清楚告知他們客戶的要求，導致他們經常和客戶發生沖突，進而受到投訴和處罰。罷工司機要求根據車型將起步價提高到45-120元，每公裏附加費提高到4-6元，但是啦啦快送強硬回應稱，就算是恢復到原來的運費也沒有可能。

今次並非司機第一次發起抗議。今年年初時，啦啦快送武漢分公司疑似因資金問題關閉大量司機的帳號，借此沒收司機的押金和會員費。

5月15日下午，社會主義行動前往啦啦快送香港荔枝角辦公室抗議，反對啦啦快送壓榨內地司機，聲援司機罷工。社會主義者譴責啦啦快送壓低運費丶壓榨司機，以及利用Uber式的「合作商模式」逃避為司機支付社會保險和提供其他的工人法定待遇。我們也譴責中共政府的審查機關刪除網絡上的抗爭訊息丶打壓言論自由。我們支持啦啦快送司機的抗爭行動，支持司機組織民主的獨立工會，爭取體面的收入丶八小時工作製和完善的社會保障。

中共打擊金融風險有可能阻止銀行業崩潰嗎？

習近平上任以來，一直強調中國經濟「去杠桿化」。由於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中共為免經濟增長減慢而造成危機，因此通過國有銀行向經濟註入大量信貨。據IMF的數據顯示，自2007年至2017年，中國流動的信貸上升四倍至超過GDP的200%。現在已遠遠超越一眾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更加是所謂「新興市場國」所無法比擬。中共自己也認知到金融危機最終會為政權存亡帶來威脅。

整頓金融業

習近平力圖整頓金融業，動用國家機器，刑事清查高風險的企業丶逮捕「違規」 的資本巨頭。一來習近平要控製這些企業的債務和金融風險，二來避免私人資本家在海外建立起雄厚的基礎丶從而擁有巨大的權力去挑戰中共政府的經濟政策。去年七月，中共開始清查萬達集團丶海航集團丶安邦保險集團和復星國際通過高舉債務而進行的大量海外並購。這次是習近平打擊金融大鱷的開始。最近中共當局接管安邦。安邦前老總吳小暉被控集資詐騙和職務侵占，最近被判入獄18年，沒收財產105億（人民幣， 下同）。

但整頓行動反而曝露了這些企業的內部問題。這也是習近平在整頓金融業時面對的兩難，因為如果打擊過於嚴厲的話，會因為全面的信貸緊縮而令經濟增長進一步減速。而且當局的整頓行動本身也可能會觸發大規模的金融危機。中國的債務炸彈不僅龐大，而且極其復雜。各處的巨額壞帳通過不受監管、而且外界對其知之甚少的影子銀行和「表外」 活動交織在一起。

近日，浙江省百強企業盾安控股集團爆450億債務危機，要求政府介入，其旗下上市公司發債失敗成為這次債務危機的導火索。今次事件正是整頓金融業引發的危機。2017年下半年以來，由於金融領域防風險去杠桿，市場資金迅速抽緊，導致盾安集團出現嚴重的流動性困難。這種危機一旦失去控製可以引發全面危機的爆發。

債務炸彈

中國的債務炸彈愈來愈嚴重。中共正竭力想控製迅速增加的債務。國際貨幣基金最近指出，全球債務占GDP比重自2009年以來增加了12%。而自金融危機以來，單單中國私人債務（主要是企業債務）的增長已經占全球私人債務增長的四分之三。

中共打擊金融風險的一個關鍵目標是地方政府，因為它們是債務增長的重要推手。最近全國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尹中卿表示，中國地方政府債務額的官方數字16.5萬億（人民幣，下同）被遠遠低估，因為很多地方政府將債務包裝為公司債務。

現在債務問題開始轉移至家庭債務上。這是一個歷史性的轉變，因為幾十年來中國的家庭儲蓄率一直很高。銀行增加向普通家庭發債，也是因為其他方面的放貸渠道受到政府堵塞。因為這個債務炸彈是普通民眾直接背起的，對社會穩定有更直接和深遠的影響。除了因為低工資和社會保障製度破落之外，最重要的還是房價高企。一線城市的房價繼續上升，上海和北京的房價過去兩年上升了25%，令中國的房貸不斷增加。房貸負擔令家庭消費力下降，令中國經濟難以減少依賴貿易丶增加內需。

權力鬥爭

在習近平上任的首五年，當局推行「反腐敗」運動中，被拿下的人大部分是石油業界的前大佬和軍方高層，但構成習近平的權力基礎的所謂「紅二代」很少成為所謂的反腐敗的目標。因為他害怕一旦打擊紅二代的話會撼動整個經濟和黨的基礎，權力鬥爭將會不可收拾。習近平因此將權力集中於一身，希望可以淩駕在中共黨內的各派系之上進行統治。然而這樣也代表著整頓金融業會沖著紅二代的整個利益，長遠來說中共的權鬥會更猛烈丶更公開化。

到目前為止，還沒有證據顯示中共打擊金融風險的行動已經降低了債務水平丶或者正在「修復」影子銀行和龐氏騙局的空前擴張所造成的嚴重問題。中美貿易沖突逐漸升級，加上經濟增速重新放緩等問題，可能會迫使中共政府放松或者完全放棄「去風險」的政策，重新使用刺激政策（也就是繼續增加債務）。在資本主義底下，即便能夠更有效地控製金融業也不會徹底避免經濟危機，因為危機根植在全球經濟和私人生產以及民族國家的矛盾之中。這危機已經為中共統治響起嚴重的警號。只有依靠工人階級的鬥爭和社會主義經濟改造才能帶來出路。

習近平新的「改革」計劃能走多遠？

4月10日，習近平在於中國海南舉行的博鰲亞洲論壇上宣布，中共政府將推出一系列新的新自由主義「改革」政策，包括提高外國資本在中國金融業和汽車丶飛機和船舶製造業的持股上限，以及降低汽車進口關稅，而且他強調這些政策會「盡快」落實。習近平演講後不久，新上任的中國央行行長易綱立即表示，將在「未來幾個月內」 落實新政策，允許外資持有銀行和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的全部股份，以及證券丶基金丶期貨和人身保險公司最多51%的股份（三年後將徹底取消限製）。

開放金融市場

習近平當局如此急切地向國際資產階級做出改革的承諾，一部分顯然是為了安撫特朗普政府，緩和同美國的貿易緊張局勢。根據英國《金融時報》的報導， 降低汽車進口關稅和開放金融市場是特朗普政府對中共的兩個主要要求。

另一方面，習近平也希望借助外國資本提高某些行業的競爭程度，發揮「市場紀律」的作用，指望這樣能夠減少無用的投資和國企的龐大債務。

國內與國外的需求疲弱，再加上房地產市場冷卻，導致中國的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已連續5個月下降，達到2017年以來的最低點，這意味著中國經濟增速可能會再次放緩。

彭博社的評論文章指出，開放汽車行業將吸引國際電動汽車廠商到中國投資， 讓中國更有希望在全球新興電動交通領域的競爭中獲勝；而且面對金融業的大筆壞帳和其他更嚴重的問題，中共也樂於吸收來自國外的新資本。同樣是在博鰲論壇上，易綱提到中共政府將爭取在今年年內開通「滬倫通」，讓上海和倫敦證券交易所的投資者可以購買對方的股票。而且從5月1日開始，連接香港和滬深股市的滬港通與深港通的每日交易限額提高到原來的4倍（南下香港的資金限額從105億元人民幣增加到420億，北上限額從130億增加到520億）。

同時，中國的11個自由貿易區，正在打算進一步建設像香港和新加坡那樣更加「 自由」的自由貿易港。按照當局的計劃， 自貿港內的跨境資本和商品流動會被免除關稅和許多政府管製措施，而且港內企業所要繳納的所得稅比港外更低。這無疑是國際資產階級所樂見的。

「改革」空間有限

但是許多資產階級評論人士對於習近平當局是否會真的執行這些政策表示懷疑。習近平此次承諾的種種政策在過去就已提出過，但並未履行。現在貿易戰和新的全球經濟危機向習近平施加了更大的壓力，迫使他做出一些「真正的改革」 來滿足外國資產階級。但是自今次博鰲論壇以來中共所宣布的改革方案也受到外國資產階級的懷疑，因為他們想要的比這更多。習近平當局必須小心翼翼地一面表現出改革的意願，另一面將只做出有限的改變。中共不願向私人資本做出更深遠的讓步，主要是因為它擔心會失去對經濟的控製，在未來某個時刻威脅到自己的生存。

所以中共政府能夠進行改革的空間十分有限。在3月的全國人大上，中國商務部長曾提到，為了加快中國經濟的開放速度，需要賦予地方政府更大的權力去管理自貿區和未來的自貿港，但這也意味著地方官僚和資產階級精英會取得更大的經濟和政治實力去抗衡習近平和中央政府。這當然與「習皇帝」的整體計劃相矛盾，因為他認為更強力地極權是維護中共統治的關鍵。

社會主義者反對資產階級鼓吹的「自由經濟」，因為它只會帶來逐底競爭和工人生活狀況的惡化。但中共政權對於經濟的掌控也並不會有利於工人群眾。西方的「 自由市場」和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不過是資本主義製度的不同變種，不管哪一個都通過剝削工人來填滿資產階級的荷包。

不久前，中共再次向國內資本家們提出7000億元人民幣的減稅計劃，超過中國官方認定的3000萬農村貧困人口一年總收入的7倍。自習近平上臺以來，中共已經為資本家們免去了3萬億的稅金，但與此同時爭取改善生活狀況和反抗資本家剝削的工人鬥爭卻遭到嚴厲打壓。習近平當局的親資本質表露無遺。

女性專用車廂真的有助於性別平等嗎？

今年3月6日——國際婦女節的前兩天，《紐約時報》對廣州地鐵的「女性車廂」進行了報導。報導中提到的這個概念，目的在於防範針對女性的性騷擾問題，提升女性乘車安全，但也引發不少的爭議。

在官媒《中國青年報》2015年的調查中，接受調查的女性中有一半以上表示，她們在中國的公共交通工具內遭到過「不當觸摸」。女性專用車廂受到許多人支持完全可以理解。

然而，女性專用車廂的實際作用非常有限。以深圳和廣州為例，大量男乘客走進女性專用車廂，而且鐵路職員也沒有權力阻止此一情況。一來是因為社會上的性別意識低落，男乘客走進女性車廂也完全沒有受到壓力。二來是因為公共交通資源匱乏，女性專用車廂往往只占所有車廂的少數，大部分女性根本不能使用。臺灣臺鐵也曾於2006年也試辦類似計劃，結果情況也類似，最後計劃取消。此外，不少女權分子都擔憂，專用車廂可以變成限製女性的人身自由，甚至強化責備受害者的觀念──如果一個女性沒有走進專用車廂而被性騷擾，那就是她自己的問題。

性騷擾和性侵犯在校園丶職場丶家庭等場合都無處不在。廣州性別教育中心發表了《中國女記者職場性騷擾狀況調查報告》，調查顯示超過八成（83.7%）的女記者遭受過程度不一丶形式不同的性騷擾。而近月亦有很多女大學生舉報在校園受到教師性侵。廣州性別教育中心在2017年4月公布了調查結果6,592名回答者中，有將近七成受訪者受過性別騷擾。

政府一方面打壓宣揚性別平等的女權分子，包括逮捕她們及關閉她們的微博，一方面卻虛偽地表示會促進男女平等。正是政府多年來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令女權不斷倒退，女性在經濟和權力相對男性更為弱勢，因而強化男性可以控製女性身體的觀念。

我們需要治本的方案。社會主義者主張男女工人階級團結鬥爭，反對性騷擾和性暴力，以及庇護性侵受害者的公共設施，更需要建立自下而上的工人鬥爭，爭取同工同酬丶增加托兒丶安老服務，讓女性減輕家務勞動負擔並提高經濟獨立地位。真正的男女平等需要通過挑戰父權資本主義，由社會主義替代方案來實現。

微信公眾號取消評論功能　當局害怕網路輿論壓力

中國大陸社群平臺微信在本年3月11日宣布，新註冊的公眾賬號將會沒有評論功能。許多網友對此感到疑惑或者不滿，而這其實是中共當局對網絡平臺的再次收緊，是為了控製不利於當局的言論，從而維護其占領的輿論陣地製高點所采取的進一步措施。

在此之前，事實上騰訊官方就已經對微信作出了一系列的限製措施，其中在微信公眾號的評論方面，其采取的是一種「精選評論」的製度，這種製度會使所有發布在微信公眾號的言論被審核，只有通過審核的「精選評論」才會被公開。而這種製度其實也一直受人詬病，因為它不僅會加大政府對言論自由的打壓，還會被一些商家的公關利用，創造「好評如潮」的幻象。當然，不僅是微信公眾號的評論功能，微信的通訊功能也會遭到當局的打壓，一些包含了敏感詞的文字甚至圖片，無論內容如何，在發出去之前就「胎死腹中」。大陸網友將這些稱之為當代版的「蘇聯笑話」。

在中國網路幾乎是唯一的「合法途徑」讓民眾討論政治。而社會事件觸發民眾在微信上評論時事，可以構成一股輿論壓力。在2016年的山東辱母殺人案中，法院本來判決於歡無期徒刑，但由於全國各大網站丶微博及微信等出現估計上億條評論，形成強大的輿論壓力。最後法院在二審時改判於歡五年。山東省委書記在兩會上談到於歡案，自曝二審時當局很緊張，「上面給予了指導」。

國際非政府組織「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去年年底發表網路自由報告，指稱全球網路自由已連續七年下跌，中國更是連續三年被評為操縱網路最嚴重的國家。由於全球資本主義危機造成局勢不穩及群眾反抗浪潮，各國資本主義政府都更大力控製網路。可見中國不是唯一一個加強網路審查的國家。而事實上，這樣的封鎖不僅無法壓製住日益上升的社會矛盾，反而會激化民眾的不滿情緒。從長遠來看，中共的封鎖政策只會起到反效果。社會主義者反對政治審查，也反對財團通過資本去操控輿論。我們支持獨立於政府以外民主公營的網路。

山雨欲來：中國卡車司機全國罷工

中國卡車司機發起抗議及罷工，反對油價及路費上漲，並反對一個新的手機程式迫使司機通過壓低運費的方式互相競逐訂單。這場前所未有的罷工分別於6月8日及9日在江西省和重慶市開始，然後蔓延至其他地區。網上有匿名人士號召「全國三千萬卡車司機」加入罷工。不同地方采取了不同抗議方式，有些地區的司機發起堵路。社交媒體流傳的影片顯示，有卡車車隊在路上慢駛，部分卡車上掛著橫幅，也有司機按喇叭及喊口號。

雖然今次罷工並非直接由國際事件所啟發，但剛巧最近幾星期在伊朗及巴西都有全國卡車司機罷工。抗議原因都大致相近，油價大幅上漲都是主要原因之一。

「為了活下去而鬥爭」

中國八成以上的貨物都是由卡車運送的，六月罷工可能只是龐大的司機隊伍的第一次行動。多名評論員都警告，如果油價繼續上升，罷工可能再次爆發。

一位山東司機向《南華早報》說道：「我們只是為了活下去而鬥爭」，並表示今年年底可能會有新一輪的抗議。除了油價上漲，罷工司機對於高昂路費丶被警察和黑社會滋擾也感憤怒。警員向運貨量超重的司機征收罰款中牟利，而黑社會也會向司機苛索費用。

一名姓沈的司機向《自由亞洲電臺》表示：「我們到哪裏都要付路費，例如高速公路和國家公路。現在連一些小地方也征費。」

《華爾街日報》的頭條形容罷工十分「零散」，但在中國極高壓的警察機關統治下這根本不足為奇。單單從十多個地區的司機發起抗議，從西部的重慶至東部的上海，抗議的規模已經極為令人印象深刻。當然，由於中國媒體受到全面封鎖，難以清楚了解實際的罷工人數。

因此盡管司機刻意避免提出直接的政治訴求，這場罷工仍然非常重要的政治意義。在2018一波跨省罷工的浪潮之下，政府還是會感到震驚。

就在此前不久，塔吊司機和餐飲送遞員也發起罷工。這些罷工不免是來得快丶去得快，但也展開了中國工人鬥爭的新趨勢。最事態映了工人意識的重要轉變，而在警察國家的嚴密監控下工人能夠組織跨地區行動，可見工人組織力也愈來愈高。「中國數字時代」(China Digital Times)網站刊登了一份發布於6月11日的網絡審查命令，說明了政府的驚慌：

「各地各網站，有關多省貨運卡車司機的信息發現立即刪除，不留死角。加強監管，嚴格防範境外媒體相關報道和煽動性評論。」

有海外媒體誤報有罷工司機呼喊「打倒共產黨」的口號，但經驗證後發現司機喊的口號是「打倒貨車幫。」貨車幫是一個像Uber那樣連結司機和顧客的網上程式。

「零工經濟」

貨車幫app的所有人滿幫集團是一間最近合並而成的公司，實際上壟斷了卡車運輸行業。中國九成貨車司機都是車主，他們投訴這個程式迫使他們為了搶訂單而壓低價格。運費不斷被削減，而成本卻在上升。

這是西方所謂的「零工經濟」在中國紥根的另一例子。「零工經濟」的意思是暫時和不穩定的工作崗位，而公司傾向聘用所謂的「獨立承包商」而非全職雇員。

的士司機和餐飲送遞員的罷工也是出自同一原因。可見在逐利的資本主義製度之下，新科技被利用作加重剝削和壓迫工人的工具，而不是用來減輕勞動負擔。

雖然中國大部分卡車司機名義上都是「自雇人士」，但只是工資奴隸的新變種。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在四月發表一份調查報告，指出2016年中國卡車司機每天工時超過12小時，平均月入大約8千元人民幣。《南華早報》報道，司機「經常睡在泊在路邊上的貨車裏，有時幾個月不能與家人見面。」

由於司機需要借貸購買卡車，所以因為還債壓力而不得不承受極大的工作量。

擔憂民族主義反沖 中共封禁烏有之鄉公眾號

5月20日，中國左翼宣傳媒體「烏有之鄉」的公眾號發布了一篇關於中國資產階級媒體打壓左翼言論的文章，隨後這個公眾號被永久封禁。烏有之鄉是中國最大的民族主義左翼團體之一，有十數萬人訂閱它的公眾號。

烏有之鄉一直認為中國仍然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而中共亦有改良的可能。特別是2012年薄熙來事件之後，被封後重新開始運作的烏有之鄉進一步轉向支持中共獨裁統治的政治立場。對於中國基層群眾所受的剝削和政治打壓，通常歸咎於資本階級聯合「黨內腐化分子」的陰謀暴行，而這次公眾號的被封禁，他們認為，這是「賣國買辦資本家」越過政府操縱媒體的專斷決定。在烏有之鄉活躍的獨立左翼作者老田主張以民族主義的角度去解讀這場公眾號封禁風波。

事實上，從習近平上臺以來，對左翼言論的壓製從未停止，並日趨增強（包括廣州毛派讀書會事件，以及近期因參與大規模工人罷工而受到打壓的左翼力量），而這次對於烏有之鄉公眾號的封禁，同樣是其中一環。而另一個重要因素是中美貿易戰。在特朗普的態度重新變得強硬之前，習近平已經準備好向美國做出讓步。但是中共長期以來通過煽動民族主義來鞏固獨裁統治，所以它擔心向美國示弱會令國內的民族主義者感到失望，使自己的權威受損。而烏有之鄉在貿易戰期間，強烈鼓吹極端民族主義，包括主張「與美帝國主義開戰」。所以習近平擔心烏有之鄉會成為民族主義者發泄不滿的渠道。

習近平盡管表面上向毛澤東時代回歸，但實際上是在強化個人獨裁的權力和他統治下的威權國家資本主義。對於可能對其不利的言論，無論是來自於政府自己所宣稱的毛主義還是民族主義，都會毫不猶豫的給予打壓。面對這樣的政治打壓，通過民族主義來轉移註意力，提出「買辦資本—官僚資本」以博取政府的寬恕，都是不可取的。左翼和工人階級需要的是一個清晰的、反對中共獨裁政權和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替代方案。

工人跨地區抗爭   2018年最重要的標誌

中國正在興起的新一輪工人鬥爭浪潮，為將來的工人運動乃至整個中國提供許多經驗和教訓。由於中國在世界經濟中占著舉足輕重的地位，所以甚至可以說這些抗爭可能具有全球性的重要意義。

根據香港NGO「中國勞工通訊」的統計，今年1-6月中國的工人罷工、抗議數量是去年同期的近兩倍，同時這也是自2011年「中國勞工通訊」開始統計這項數據以來（除了2015-16兩年）最高的數字。河南、江蘇以及其他一些內陸省份的罷工數量，也在逐漸趕上傳統上工人抗爭最激烈的廣東。越來越多地區的工人逐漸激進化，服務業和新經濟帶來的不穩定工作和低薪，是促成今年多場工人跨地區抗爭的重要原因。與2016年沃爾瑪工人反對綜合工時製的全國抗爭不同，這些抗爭的工人往往來自不同的公司，反映出工人更高水平的組織能力和意識。

外賣員罷工

除了塔吊司機和卡車司機的空前行動之外，從五月一日至今，雲南、江蘇、山東等十多個省份的外賣工人也舉行了約20場罷工和抗議。而且一些地區的抗爭仍在進行，例如6月19日，深圳多達一百名外賣工人因降薪而發動罷工。5月16-17日在重慶進行罷工的美團外賣員說到，美團公司最近除了降低運費之外，還開始向他們強製派發訂單，哪怕價格太低或者外賣員不熟悉路線。如果外賣員一天內拒絕超過三次，就會受到處罰。另外美團不僅減少了每單的遞送時間上限，而且故意在地圖上少報路程或者提示距離較短但不符合交通規則的路線。美團的這些做法導致外賣員不得不經常超速、闖紅燈、逆行，令他們經常發生交通事故。根據官方公布的數據，從今年農歷新年到三月中旬，深圳警方發現了一萬多宗外賣電動車違反交通法規的事件。由於外賣員在名義上是「承包商」，所以在發生事故時他們無法得到工傷保險的補償。雖然美團每天會從外賣員的帳戶中扣除三元錢作為保險費，但是保險公司拒絕賠償那些因自己違反交通規則而受傷或者沒有合法駕駛證件的外賣員。雖然沒有跡象顯示各地罷工的外賣員像塔吊司機和貨車司機那樣有事先的聯絡和協調，但這些抗爭無疑是在相互鼓舞。

這些事實駁斥了政府的宣傳。政府聲稱服務業的發展代表著經濟升級，會創造新的、收入較高的工作崗位。但是我們社會主義者知道，世界上的所有過往經驗都與此相反。服務業工人經常受到更嚴重的剝削，工作不穩定，工時更長，而實際收入卻更低。現在數百萬中國工人被迫從事著這樣的工作。工作條件變得難以忍受，所以最近的一些罷工也是必然的結果。而且未來必然還會爆發更多的鬥爭。

教師抗議

另外，近年來中國教師的鬥爭也驟然高漲，而且往往直接向政府發起挑戰。今年1月29日，來自黑龍江、河北、江蘇等11個省份的一千多名下崗的農村「民辦教師」一同前往教育部上訪，要求政府補償他們的養老金和社會保險。這是自2015年以來，各地教師最大規模的聯合行動。5月27日，安徽省六安市200多名「公辦教師」遊行至市政府，追討被拖欠的三萬六千元績效工資，結果遭到警方的暴力鎮壓。十多名教師被捕，亦有教師被打傷住院，引發了廣泛的不滿和批評。隨後不久，六安市其他學校的100多名退休教師前往市政府上訪以示聲援。而6月16日，同省宿松縣300名教師也同樣發起追討該績效工資的抗議，顯然是受到其他地區教師鬥爭的鼓舞。

此外，今年以來，內地多個省市相繼發生退伍軍人抗議事件，主要是追討退休金，而且引發不同地區互相聲援。最近一次是中國各地老兵雲集江蘇省鎮江市，聲援一位6月19日在市府大樓前維權過程中被毆打受傷的老兵。當局調動武警全力平息示威，但全國各地到來聲援的退伍軍人越來越多，許多當地民眾不顧政府和警察的阻撓，設法將食物和水送到現場。

社會主義者支持工人的跨地區聯合抗爭。盡管面臨著恐嚇與鎮壓，各地、各行業的工人仍不斷發起大規模行動，一次次震撼著習近平當局，證明工人階級如果能組織起來，是有能力打敗這個全世界最強大的獨裁政權。

許多工人鬥爭刻意避免提出直接針對政府的政治性訴求，而且有一些工人還打出支持中共和習近平的口號。不過這更多是為了保護自己，希望借此避免受到警察鎮壓，不一定是真的擁護中共政權。但即便目前工人的口號和訴求局限於經濟或者說「勞資」問題，工人鬥爭及其組織水平的大幅前進還是帶有深刻的政治影響。抗爭工人遭到警察的毆打、逮捕、以及媒體審查；而官方工會則扮演著「第二警察」的角色，幫助雇主打壓工人。中共政權的系統性鎮壓會影響新興工人運動對未來的展望，工人運動的崛起必然會挑戰威權統治。與中國勞工通訊等許多NGO不同（或者說與它們恰恰相反），我們社會主義者毫不認為獨裁政府打算進行政治改革、給予工人更多的自由去組織起來。我們不相信官方工會是像中國勞工通訊所說的那樣，是因為「誤解」了自己的任務才去破壞罷工。官方工會明白自己的任務就是破壞罷工。中國工人階級也會在已經開始的罷工鬥爭中明白這些道理。

國際不再恐同日前夕 中共繼續打壓性小眾

5月13日在北京的「798藝術區」，兩名配戴彩虹徽章的女性被保安禁止進入園區。兩人的徽章來自一個聲援「國際不再恐同日」的活動。該活動原本計劃在園區內舉行，但也受到保安驅趕。即便在兩人取下徽章之後，保安仍不放行，因此和保安發生沖突，並遭到毆打。據《環球時報》的報導，「798藝術區」保安部門的負責人說，他認為配戴彩虹徽章是違法行為，而且「同性戀性取向扭曲，很可怕」。

保安可能是得到警方指令，才阻止配戴彩虹徽章的人。有目擊者稱，事發前已有警察附近，但警方沒有先抓捕打人的保安，而是先將被打者帶回警察局。之後不久，網絡上關於這一事件的視頻、評論和抗議信也被刪除。雖然涉案保安已經被開除，而且也已經做出賠償，但這一事件反映出中國性小眾的處境在中共當局的打壓下越來越惡劣。

無獨有偶，在5月17日國際不再恐同日前夕，廣州和上海的紀念與聲援活動在當局的壓力下被取消，亦有性小眾權益團體成員被警方拘禁。武漢大學校方更是將此類活動稱為「非法集會」，除了說同性性行為會傳播愛滋病，還警告學生參加這些活動「具有和校外乃至國外勢力串連之可能」。除此之外，湖南電視臺旗下的芒果TV視頻網站在轉播今年的「歐洲歌唱大賽」時，刪除了一位歌手的演唱，因為他的伴舞是在講述一個同性愛情故事。此外賽場上觀眾手舉的彩虹旗也被打上馬賽克。芒果TV因此被取消了之後的轉播權。

這一系列事件再次說明，習近平當局對性小眾的打壓越來越猛烈，因為他擔心性小眾平權會動搖家庭作為社會統治工具的作用，而且更擔心受壓迫群體的集體行動會挑戰中共獨裁統治。當局的打壓乃至暴力行動不僅會直接使性小眾的反歧視和平權活動更加困難，也可能會造成社會對性小眾的接受程度倒退。但是這一系列打壓也會使越來越多的性小眾和其他受壓迫群體拋棄對於中共的幻想，讓他們看到，要想擺脫所受的歧視和壓迫，必須要打倒中共獨裁政權。

《英烈保護法》打壓言論自由

自今年五月一日，中共當局開始施行《英雄烈士保護法》，為當局打壓言論自由提供了更大的權力。

就在這部法律生效後不久，網絡脫口秀節目《暴走大事件》因為改編英雄故事，諷刺植入廣告泛濫的現象，被當局指控是「侮辱英烈」並全網下架。這顯然只是一個借口。《暴走大事件》經常以調侃的形式譴責一些社會醜聞，例如毒奶粉、莆田系醫院、校園暴力等等。對於嚴厲管控新聞和輿論的習近平當局來說，它當然會成為一個打擊目標。去年十一月，《暴走大事件》就曾因批評「豫章書院」網癮治療中心的體罰、囚禁和暴力訓練而被停播。這次不過是利用《英烈保護法》再次打壓。可見這部法律的真正目的是進一步收緊言論空間。

中共政府經常通過掩蓋和扭曲歷史來證明其獨裁統治的「合法性」。這一法律的公布表明，一切與「官方歷史」不符的言論，都可能會面臨法律的迫害。據《華盛頓郵報》報導，有歷史學家收到警方的警告，不要對1949年以來中共的的執政歷史做任何批評，否則他們及其家人可能會失去工作或者養老金。

中共所指的英烈大部分是軍人。但盡管《英雄烈士保護法》看似保障了軍人的「榮譽」，在現實裏中國退伍軍人的利益卻遲遲得不到有效保障。在今年三月十七日，中共成立退役軍人事務部，然而這個機構並不可以真正的保護到退役軍人的利益。

從四月底開始，大量的退伍軍人陸續前往事務部進行進行靜坐抗議，要求改善他們的生活待遇。五月八號，數百名曾在國有銀行工作、因為被買斷工齡而失去社保的退伍軍人集體組織前往事務部前抗議，但事務部卻報警抓捕抗議者。一名組織者被警方帶走，其余的人都被帶往久敬莊訪民收容中心（一個早已臭名昭著的訪民看守所）。

近年來有一些中國年輕人身穿二戰時的日軍軍服，在中國的戰爭紀念遺址拍照，引發了廣泛的憤怒，也使《英雄烈士保護法》的頒布得到更多支持。作為社會主義者，我們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也反對種族主義的行動和言論，但我們同時也反對中共此為借口來加強言論管控、進而打壓群眾反抗。

中國再爆疫苗醜聞　腐敗製度危害群眾健康！

近期又一起假疫苗事件在中國乃至全世界引起了廣泛關註和譴責。這是2007年以來至少第四次出現大規模疫苗醜聞，而且讓人回憶起10年前的毒奶粉事件（當時受到處罰的國家食藥監局官員孫鹹澤不久便升任副局長，直到今年2月剛剛退休），因而嚴重撼動了群眾對中國食藥安全和中共政府的信心。政府打壓維權家長，嚴控媒體報導和社交媒體討論，亦引起普遍不滿。

假疫苗

早在去年11月，國家食藥監局發現長春長生和武漢生物這兩家公司銷往山東丶河北丶重慶的65萬支百白破（百日咳丶白喉丶破傷風）疫苗「效價」不合格，即免疫效果低或者根本無效。這種疫苗用於保護新生兒，因此劣質疫苗會造成嚴重的健康和生命風險。雖然政府聲稱劣質疫苗不會直接損害健康，但有學者對此表示懷疑，而且政府也未公布相關生產數據。

盡管當時政府已發出召回通知，但種種跡象表明至少絕大部分已經使用。今年7月15日，食藥監局發出通告稱，根據公司員工舉報發現長生偽造狂犬病疫苗的生產數據。通告稱涉事疫苗尚未出廠，但兩天後長生宣布召回所有仍在有效期內的狂犬病疫苗。直到7月19日，食藥監局才對2017年的案件做出處罰決定，僅沒收了長生186支庫存疫苗，罰款344萬元人民幣。該公司2017年凈利潤高達5.7億，除此之外還得到了4830萬政府補貼，因此罰款不過是九牛一毛。而被查出更多劣質疫苗的武漢生物的處罰決定至今尚未公開，令人懷疑這是因為它是國有企業所以處罰甚至比長生更輕，因此政府不敢公布。

緊接著，一篇介紹此次假疫苗事件和長生發家史的文章在社交媒體上瘋狂傳播，讓眾多家長陷入擔憂和憤怒，也令事件急劇升級。直到此時李克強和出訪非洲的習近平才宣布徹查，不久之後包括董事長高俊芳在內長生15人被刑拘，但同時中共宣傳部門也禁止媒體擅自報導相關事件，上述文章以及其他相關評論也被從網絡上刪除。諷刺的是，在兩年前發生另一起疫苗事件時李克強曾做過幾乎相同的「指示」，今次官方報導所用的照片也是當時的舊照片。中共政府一再宣稱要徹底改善食藥安全，但這更多只是應付民憤的一貫伎倆，政府既不打算也沒有能力履行諾言。

私有化與貪腐

2003年，身為長生高管的高俊芳和杜偉民夥同長生第三大股東韓剛君以低價將這家前國有企業徹底私有化。之後幾年裏，杜偉民和韓剛君又收購了其他幾家疫苗企業。包括長生在內，這幾家公司過去也曾涉入劣質疫苗事件。2017年底湖北一名新生兒接種長生的水痘疫苗後死亡，當時其父母要求檢驗疫苗，但吊詭的是醫院卻宣稱該批次疫苗已經銷毀。今次醜聞爆出之後，警方和政府官員也警告他們不要上訪。

這些公司通過大肆行賄迅速控製了中國疫苗市場的「半壁江山」，包括最大的流感疫苗生產商（江蘇延申）丶最大的乙肝疫苗生產商（深圳康泰）及第二大狂犬病和水痘疫苗生產商（長春長生）。2017長生的「銷售費用」高達5.8億元，將近其研發費用的5倍。《南華早報》一篇文章指出，整個疫苗行業從審批到銷售均存在貪腐，可見今次曝光的劣質疫苗以及長生和武漢生物可能都只是冰山一角。有家長表示對於中國藥物安全已經完全失去信心。

相關省份的家長前往當地政府或者防疫部門抗議，亦有過去子女接種疫苗之後遭致傷殘但一直未得到真相和補償的家長參加。重慶約60名受害者家長集體維權，不久後組織者被警方帶走。警方警告他不得進行抗議，而且維權只可以針對企業，不可以針對政府。但家長們很清楚，政府缺乏監管和官商勾結是造成假疫苗事件的重要原因。中國食藥檢定研究院的一名前雇員承認，監管部門無力確保藥物質量，很大程度依靠企業「自律」！

全世界眾多慘劇已經證明，讓貪得無厭的資本主義企業「約束自己」根本是個神話。美國銀行業的「自我約束」最後導致了2008年金融危機，而化石燃料行業則帶來了氣候惡化。

假疫苗事件顯然是醫藥私有化和資本主義戕害群眾生命健康的又一例證。沒有真正的工會和新聞自由令情況更加嚴重。武漢生物雖然是「國有企業」，但在中共官僚的控製和包庇下，它更關心的是利潤而非群眾健康。社會主義者要求成立獨立的群眾調查組，徹查疫苗質量，並且有權懲處所有所有有罪資本家和官員；將所有製藥企業和醫療單位公有化，交給工人和患者民主控製和管理，董事會由選舉產生而且工資不超過熟練工人，從而為所有人提供優質且廉價的醫藥服務。今次的假疫苗事件再次表明，必須終結追求利潤最大化的資本主義製度和包庇黑心藥企丶保護資本主義的中共獨裁統治。

聲援深圳佳士工人鬥爭 組織獨立工會無罪

從7月中開始，深圳佳士科技公司的工人嘗試組建獨立工會，以反抗惡劣的工作條件以及違法且苛刻的罰款製度，因此受到資方和當地政府的嚴厲打壓，至今仍有約30名工人被拘留。同時這場鬥爭也在得到全國各地青年丶工人和左翼的聲援。佳士工人無懼打壓，堅持組織自己的獨立工會，而且更直接地向反工人的中共政府發起挑戰，成為中國工人鬥爭的裏程碑事件。佳士工人的鬥爭是一個開始，未來將有更多工人發起組織獨立工會的抗爭，這是近幾個月來跨省罷工抗議和中國工人鬥爭發展的必然結果。

主要生產焊割設備的深圳佳士在2009年被評為「國家級高新技術企業」，而且不久前剛被美國《福布斯》雜誌列為中國最具潛力的企業之一。但同時它通過「綜合工時製」每月變相克扣工人數百元工資；每年少為工人繳納上千元的住房公積金；以「建設企業文化」為由強製工人在休息時間集體「郊遊」，實際上是將工人當作免費的宣傳工具（有工人因為公開表達不滿而被毆打）；另外還非法設置諸多苛刻的罰款規定。工人們說自己所受的待遇簡直像奴隸一樣。佳士董事長潘磊及人事經理郭麗群均為深圳市人大代表，而且有報導稱郭麗群的丈夫是當地政府官員。中共貪腐政權勾結和保護資本家的行徑可見一斑。

今年5月有工人向當地坪山區官方工會投訴，工會官員稱工人可以組織工會，但佳士資方搶先建立了完全受其操控的傀儡工會。7月12日，工人開始收集簽名，準備另行組建自己的工會，獲得約90人聯署，可資方和當地工會官員卻指控這是違法行為。幾天之後幾名活躍工人被調職丶開除甚至毆打。被開除的工人試圖進入工廠繼續工作，卻被警方攻擊和拘留，引起更多工人的憤怒。上百名工人前往派出所抗議，要求懲處打人的黑警並賠償醫藥費。7月19日的一份工人公開信表示：「任何人都不能阻止我們工人建立工會，不能破壞我們的團結！任何蠻橫無理的行為都不會把我們嚇倒！反而只會讓我們更加團結！」

7月27日，20多名在工廠外抗議丶要求復工和組建工會的工人及家屬再次受到警方的攻擊和拘捕，其中至少6人被以「尋釁滋事罪」刑事拘留。而且當地政府亦派遣大批警察入駐工廠，以恐嚇其他工人。政府和警方嚴酷打壓抗爭工人的行動激起了全國各地青年丶工人和左翼的憤怒。29日開始，有外地學生和左翼人士前往當地派出所和政府抗議，高喊「組建工會無罪」丶「工友無罪」丶「嚴懲黑警丶黑社會」等口號，要求立即釋放30多名仍被拘押的工人。同時北京丶南京丶西安丶哈爾濱丶寧夏等地一些大學生發出聲明聲援佳士工人，這令當局大為擔憂，因為害怕各地學生的聲援運動會演變為政治運動，造成連鎖效應激起各地工人都起來罷工。8月1日，香港職工盟在中聯辦外舉行聲援佳士工人的抗議，中國勞工論壇在香港的姊妹組織社會主義行動亦有參加。

社會主義者支持佳士工人組織獨立工會和反抗官商打壓的抗爭，要求中共政府立即釋放所有被捕工人和抗議者。我們支持罷工丶示威丶結社等所有民主權利。習近平在2015年提出所謂的「工會改革」，而坪山區工會正是「改革試點」之一，可見官方工會根本不可能自我改革為真正維護工人的工具，而只不過是另一個「維穩」工具，是資本家的「第二支警察力量」。工人需要自己的獨立工會，組織更大的力量對抗資本家和中共政府的反工人政策。雖然中共當局會使用暴力鎮壓，但這也無法阻止越來越多的工人提出組建獨立工會的訴求。同時習近平在國內外正面臨著重重危機，使他難以采取最大程度的鎮壓，以免引發更嚴重的憤怒和反抗，導致局勢進一步惡化。

與以往主要集中於經濟訴求的工人鬥爭相比，佳士工人要求建立獨立工會和懲處黑警與打手，更直接地向中共獨裁發起挑戰，又一次證明中國工人鬥爭進入了更高水平的新階段。而且專製打壓也在推動不同的受壓迫和反抗群體團結起來。中共極為害怕這些運動會政治化並串聯起來，成為一場大規模甚至是全國性的鬥爭運動。北京大學聲援發起人嶽昕在今年年初因為要求公開一起教授性侵事件的真相而受到校方的打壓與威脅。工人鬥爭需要一個反資本主義丶反專製的綱領將所有受壓迫群眾團結起來，一同對抗中共的獨裁資本主義製度和它所滋生的貧窮丶歧視丶劣質食藥以及其他種種不公。

中國#MeToo運動再度興起

自7月底以來，眾多教師、NGO人士、記者、作家、僧人以及央視主持人在社交媒體上被指控性侵或者性騷擾。雖然在年初的網絡舉報和請願浪潮之後，中共政府大力打壓敢於發聲的學生和女權人士，並采取了嚴厲的媒體管控，但仍無法阻擋中國#MeToo運動的再次興起。這既是因為中國男權統治和性暴力的嚴重程度，也是因為今年群眾的激進化和公開抗爭的增長。中共的打壓令越來越多本沒有「顛覆意識」的年輕人政治化。反對性暴力和更廣泛的女權鬥爭會是反抗中共獨裁統治的重要部分。為了徹底消滅性別壓迫和保護它的專製製度，#MeToo等女權運動需要集體行動，並同中國以及全世界正在迅速發展的工人鬥爭聯系起來，支持一個反對男權統治和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綱領。

最近的一系列事件表明，原本局限於大學的中國#MeToo運動正開始向更大範圍蔓延。7月23日有人在社交媒體上揭露，她在參加乙肝患者維權NGO「億友公益」舉行的公益活動時被該組織創辦人雷闖性侵。雷闖一開始回應說舉報屬實，他正考慮向警方自首，但隨後又改口稱兩人當時是戀愛關系（在中國男權體製下，戀人或者婚內強奸往往不被視為犯罪）。與此同時，其他一些「公益人士」對雷闖表示支持，例如不久之後也被揭發性侵醜聞的貧困學童「免費午餐」計劃發起人鄧飛，並大肆指責受害者，試圖將這次事件描繪成一場騙局和陰謀。類似的指責受害者或者「蕩婦羞辱」的言論屢見不鮮，這也是許多性暴力受害者不願報警和公開自身經歷的原因之一。專欄作家章文聲稱，舉報他的性侵受害者曾給他「發過不少令人想入非非的藝術寫真」，並說在「媒體圈、公知圈」聚會時做出「摟、親、抱」等親密動作是正常現象。

無論在校園還是職場這些性暴力事件都不是孤立的，它們都來自於性別壓迫和男性霸權。而在中共獨裁政權內部，性暴力和性剝削最為嚴重，而且隱藏得最深。一名曾被央視主持人朱軍猥褻的女性披露，在她報警之後警方要求她不要將事件曝光，以免破壞朱軍和央視（當然還有中共政權）的正面形象，並以她擔任公職的父母相要脅。之後此事便不了了之。而且她在新浪微博上發出的這篇帖文以及許多相關評論也已被刪除。為了阻止目前主要存在於網絡上的#MeToo運動發展成實際的抗議行動，中共政權打壓受害者和女權人士，封鎖相關的社交媒體文章和新聞報導，這實際上正是在保護犯罪者和整個男權體製。7月27日央視調查記者王誌安在微博上說到，政府已經發出管控相關新聞的命令，令狼狽不堪的被指控者們「紛紛松了一口氣」。

許多年輕人和女權主義者已經開始明白，盡管中共政權一再宣稱對性暴力「零容忍」，但實際上它並不願做出真正改變。今年年初羅茜茜披露自己曾被北航教授陳小武強奸，掀起了中國第一次#MeToo浪潮，全國70多所大學8000多名在讀或畢業學生向母校致信，要求建立校園反性騷擾機製，但直到現在仍沒有任何實際進展。政府和受其控製的校方不願看到公開、集體的抗議或請願，擔心這會發展成挑戰獨裁統治的行動並鼓舞其他受壓迫群體的抗爭，同時正如中國女權主義者張累累所說，「如果缺少外在的推動力，有關部門就會敷衍了事」。

要想消滅性暴力和性別壓迫，需要集體的行動挑戰當今的權力結構，而在中國也需要挑戰拒絕做出任何實際該變的獨裁統治，並終結與男權和等級製緊緊交織在一起的資本主義製度。#MeToo運動是一場反抗浪潮，但它需要組織成受其參加者民主控製的群眾運動。工人階級女性經受著最惡劣的壓迫（包括性暴力），和那些社會地位更高的女性一樣，她們也需要反擊的渠道和工具。因此女權運動必須與工人鬥爭聯系起來。今年年初，深圳富士康女工要求資方和官方工會建立工廠反性騷擾製度，這一部分也是受到#MeToo運動的鼓舞。工作場所是性騷擾最嚴重的地方之一。根據2013年的一項調查，超過70%的女工曾遭受性騷擾，而且近一半的案件沒有得到公正處理。工人的集體抗爭擁有更大的力量去徹底改變社會。

立即釋放沈夢雨 反對國家鎮壓

8月11日晚，左翼青年沈夢雨在深圳被三名不明人士綁架，至今沒有音訊。這應該與她近期積極支持佳士工人組織獨立工會、反抗警察和資方打壓的鬥爭有關。據一同聲援佳士工人的抗議者所說，沈夢雨近日來已經受到跟蹤和騷擾，而且綁架發生後警方顯然有意拖延調查。

中國勞工論壇支持佳士工人鬥爭。組織真正的工會是所有工人的基本權利。我們強烈譴責中共政權暴力打壓抗爭工人和左翼活動者。我們要求當局立即釋放沈夢雨和所有被捕的佳士工人，撤銷對他們的所有指控。

支持佳士工人和左翼青年 反對國家鎮壓

工人爭取獨立工會是一個重要轉折點

中國勞工論壇 報導

「繼續戰鬥！」

沈夢雨從位於深圳被軟禁的地點秘密送出一封信，號召支持佳士工人鬥爭的左翼青年繼續鬥爭。各位讀者，言猶在耳，務必行動！

在3個月來，佳士工人和左翼聲援者爭取獨立工會的鬥爭，沈夢雨是當中的一個核心人物。最近幾周，他們鬥爭的焦點是要求釋放被捕的工人和聲援者。這些被捕者可能會遭受嚴厲處罰。

8月11日，沈夢雨被不明人士暴力綁架。當地警方在微博上聲稱，這只是一起「家庭糾紛」，因而拒絕調查。而且警方說綁架地點的4個監控鏡頭全部故障，所以沒有調查線索和證據。

近日佳士工人聲援團得知，沈夢雨被軟禁在深圳銀湖會議中心。中共政府經常使用這種方法無限期非法拘押反對者，禁止他們聯系律師、家人或媒體。8名國保全天24小時監視沈夢雨，就連她洗澡或上廁所時也不例外。

深圳的聲援團收到消息，警方很快就會到他們的聚集點清場。最近幾天政府加強打壓，派出警察騷擾聲援者，加強網絡審查，封鎖了他們的社交媒體帳號和聊天群組。「佳士」、「沈夢雨」、「坪山」（佳士所在的深圳一個區）全都成了敏感詞。

工人鬥爭的裏程碑

佳士工人鬥爭是中國新興工人運動的裏程碑。中共政府禁止真正的工會，組織獨立工會會受到嚴厲懲罰。但盡管存在這些威脅和阻礙，今年中國工人鬥爭還是驟然發展起來。最引人註目的是爆發了數場「跨省罷工」，10多個省份的工人同步舉行罷工和抗議。

首先是4月份的塔吊司機罷工。隨後幾個月裏，鬥爭蔓延到其他行業，爆發了卡車司機和外賣工人罷工。所有這些鬥爭隱含著建立獨立於官方工會、由工人民主控製的工會的訴求。實際上，許多中國工人把全國總工會叫做「黑色工會」，也就是說它是政府和資本家的鎮壓工具，比黃色工會還要惡劣。最近這些大規模罷工正是由正在形成中的獨立工會在網絡上組織的。

雖然工人的待遇十分惡劣（苛刻的罰款規定、工時過長、少繳社保等等），但這場鬥爭不只是為了改善工作條件。從5月份開始，佳士工人將建立獨立工會作為核心訴求，所以這場鬥爭十分重要，將會成為未來中國工人鬥爭的重要參照點。

法律程序

一開始佳士工人想按照法定程序建立工會，亦即全國總工會在廠內的下屬分會。由政府控製的全國總工會是中國唯一的合法「工會」。盡管資方搶先建立了一個完全受其控製的所謂「職工代表大會」，試圖以此壓製工人，但工人還是開始收集簽名，準備另行組建自己的工會，並在短短幾天內獲得約90人聯署。

佳士管理層指控組建工會是非法行為，而官方工會幹部也完全站在資方那一邊。佳士資方與當地政府關系密切，有兩名高層人員是深圳市人大代表。

工人領袖米久平和劉鵬華先是被不明人士毆打（可能是資方雇用的打手），然後於7月20日被開除。官方工會絲毫沒有保護兩人，反而於7月23日與佳士資方一同發表聲明稱，雙方正「合作」組建工會。組建這種受資方操控的假工會，正符合官方工會的一貫做法。

國家暴力

工人抗議資方解雇米久平等人，誓言繼續爭取真工會。7月27日，警察襲擊了在工廠外抗議的工人和左翼青年，逮捕了包括米久平和劉鵬華在內的約30人。國際特赦組織等多個團體要求釋放被捕人士，研究員潘嘉偉表示：「當局羈押工人及其聲援者的做法應當受到譴責，工人要求組建工會以保護自己的權益是完全正當的行為。」在本文寫作時，米久平和劉鵬華等14人仍未被釋放。同時亦有沈夢雨等聲援青年被捕。

佳士工人和沈夢雨等左翼青年無懼這個世界上最強大的獨裁政權和最龐大的鎮壓機器，英勇捍衛工人權利，建設中國工人運動。警方對被捕者施以酷刑，並以他們的家人朋友相威脅，以圖讓他們「認罪」並「指證」其他人。據《路透社》記者黃淑琳在推特上所說，佳士工人告訴她，警方為強迫工人簽署認罪書使用了多種手段，包括性騷擾。被關押的人士很可能被控「尋釁滋事罪」，最多可入獄5年。

佳士抗爭是一個重要轉折點的另一個原因，在於被視為「毛派」的左翼青年所扮演的角色。這些年輕人的介入受到了一些人的批評，比如一些「傳統」的勞工NGO和一部分海外自由派媒體。

工運「政治化」令這些人感到忐忑不安。諷刺的是，中共獨裁政權和資本家的感受也是同樣如此。許多勞工NGO嚴格遵循「非政治」的「法律途徑」，並因此有意識地限製工人階級鬥爭（哪怕只是爭取局部的經濟訴求的鬥爭），但還是受到了國家的殘酷鎮壓。

《社會主義者》雜誌和中國勞工論壇網站不認為工運「太政治化」令佳士鬥爭添加困難，或者令它受到更嚴重的鎮壓。工人和聲援者的勇氣值得我們學習，而且他們主動尋求國際聲援的做法對於中國工運來說也是有益的、甚至必要的。盡管中國利用民族主義輿論宣傳，指控聲援者是受「外國勢力操控」，但跨國的工人聲援還是應該成為「新常態」。

全球聲援佳士工人鬥爭

深圳佳士工人爭取獨立工會和反對鎮壓的抗爭正在進入關鍵時期，所以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需要國際工人階級聲援。《社會主義者》雜誌和中國勞工論壇網站已從世界各地的社會主義者和工會成員那裏受到了大量聲援報告和照片。而且特別要感謝工人國際委員會（CWI）的成員果斷、迅速地在在南非、印度、墨西哥等國組織了抗議行動。

因為未來幾日國家鎮壓可能大幅升級，我們緊急呼籲讀者加快、加大行動，前往當地的中國大使館、領事館抗議！聯絡工會聯署下面這份聲援聲明。佳士科技公司在英國、法國、美國、馬來西亞等多個國家設立了工廠。我們希望海外的佳士工會聲援他們的中國工友。

以下為愛爾蘭國會議員的聲明：

「我們—愛爾蘭國會議員和社會主義黨成員完全支持中國深圳佳士科技公司工人的歷史性抗爭，支持他們建立民主工會。我們要求釋放所有被捕的佳士工人和支持他們的年輕抗議者，撤銷對他們的所有指控。他們挺身捍衛工人的權利，完全是正義的。讓我們尤為震驚的是，抗議者沈夢雨在八月十一日被綁架，而深圳警察拒絕調查。這些年青人和工人英勇地面對警察和黑幫的毆打、虐待和性威脅，我們向他們致敬。全世界勞動者團結起來！」

中國：釋放所有佳士聲援團成員和被捕工人 撤銷所有檢控

8月24日清晨5時，大批防暴警察攻入佳士科技聲援團在惠州的聚合點。與此同時，亦有工人和聲援團成員在北京被捕，表明這是一場全國行動，而不只是廣東地方政府的行動。在深圳，約10名工友和50名聲援者全部被捕。被捕工人包括曾在7月27日被捕、近期取保候審的工人蘭誌偉、余凱龍和虞煒燁。被捕學生包括北京大學嶽昕、北京大學後勤工友調研報告發起人展振振、北大反貧困協會前會長馮歌、以及多位發起人民大學和南京大學聲援聯名信的同學。同時，曾會見全國總工會及全國婦聯的兩位聲援團在京代表及廣州讀書會事件被追逃的學生顧佳悅也失去聯系。

目前總共有超過70名佳士工人和聲援者被捕，包括8月11日被綁架的沈夢雨。沈夢雨被軟禁在深圳銀湖會議中心，人身自由和私隱受到嚴重侵犯，不僅不能走出房門，上廁所、洗澡都被人肆意緊盯。

深圳佳士在2009年被評為「國家級高新技術企業」，佳士董事長潘磊及人事經理郭麗群均為深圳市人大代表。深圳佳士科技公司的工人嘗試組建獨立工會，以反抗惡劣的工作條件以及苛刻的罰款製度，因此受到資方和當地政府的嚴厲打壓，至今仍有約30名工人被拘留。有工人及聲援者曾被被警察及黑社會毆打，也有工人被拘留期間受警察以酷刑對待。

我們要求立即釋放所有被捕的聲援者和工人，撤銷對他們的所有指控。我們支持佳士工人抗爭的訴求，支持組建民主工會的權利，支持示威和結社等所有民主權利。

反對封鎖毛派網站　立即釋放編輯員、佳士工人和聲援者

8月24日清晨，就在深圳佳士工人聲援團被捕的同時，警方查抄了位於北京的毛派「時代先鋒網」、「毛澤東旗幟網」和《紅色參考》雜誌編輯部，至少8人被刑事拘留，至今尚未有消息。其中包括《紅色參考》的尚愷，以及「時代先鋒網」核心成員之一顧佳悅。這顯然是因為他們報導和參與佳士工人鬥爭。這是多年來中國最重要的工人鬥爭之一。在北京警方的協助下，廣東國保對《紅色參考》編輯部及人員，采取搜查及拘捕行動。同時也再次證明逮捕聲援團是中共政權有組織的全國鎮壓行動，而不是個別地方政府的暴行。中共想阻止左翼青年和中國工人串聯起來，特別是要遏製建立真正的工會的想法。

今次左翼和毛派媒體被捕，證明了中國勞工論壇過去所說的，中共獨裁政權不僅鎮壓自由派律師和少數民族，而且愈發將矛頭指向工人階級和左翼分子，甚至是他們的支持者。特別是中共政權現在奉行親富人政策，保護著中國的富豪階級，而工人收入則已經停滯，所以它不能容許任何獨立於政府路線以外的聲音。中國勞工論壇譴責習近平當局暴力鎮壓抗爭工人和左翼聲援者，譴責獨裁政府打壓言論、示威和結社自由。我們要求立即解除所有網路封鎖，釋放所有被捕者，撤銷所有控罪。組織獨立工會無罪！抗議無罪！

中共封鎖毛派工運網站

8月24日，中共獨裁政權采取全國行動，鎮壓爭取工會權的深圳佳士工人和左翼的青年聲援者。警察破門闖入聲援團在惠州的住宅單位，逮捕了數十人。據報導，一些仍被關押在的聲援者正在絕食抗議。《社會主義者》雜誌完全支持他們。現在全世界工人分子都在知道佳士科技公司是一個可恥的、反工會的血汗工廠。

這場鎮壓行動不是出自廣東地方政府的手筆，而是一場全國搜捕。除了廣東之外，北京以及其他地區亦有人被捕。毛派「時代先鋒網」、「毛澤東思想旗幟網」和《紅色參考》雜誌編輯部被警方查抄，共有8人被捕，網站一度停止運作。政府采取如此行動，目的是消滅支持佳士工人的聲音，同時也是要讓鎮壓行動激起的怒火沒有表達的平臺。

佳士工人的歷史性鬥爭將可以對中國未來的政局造成重大影響。爭取真正工會的鬥爭現在已明確地擺上了議程。中國資本主義陷入危機，因而比以往更加依賴中共的鐵腕鎮壓保護自己的利潤和權力。只有通過真正的工會，中國工人才能組織起來，捍衛自己的利益、收入和工作。

政治激進化

同時佳士工人鬥爭也表明，中國工人和年輕人正在愈發政治激進化。近兩年來這種趨勢越來越明顯。許多來到廣東支持佳士工人鬥爭的英勇青年對政府如此猛烈的打壓深感震驚。一部分聲援者原本認為打壓工人的只是地方政府，中央政府最終會出面保護工人和聲援者，但8月24日的鎮壓行動深深打擊了這種錯誤的想法。

中共政權采取嚴酷手段，並且重點打壓幾個左翼網站和團體，說明這場鎮壓行動是由中央政府策劃的。佳士工人鬥爭表明，工人鬥爭正在和激進的反資本主義政治思想結合起來。中共想要將這種趨勢扼殺在萌芽狀態，但它不會得逞。年輕人和工人會重新振作起來、組織起來，發起新的抗爭。

那些沒有被捕的聲援者，甚至還有一些名義上已經「釋放」、但仍受到警方監視的聲援者，正在以極大的勇氣努力揭露鎮壓行動的殘酷真相，駁斥官媒抹黑他們是「受境外勢力操控」的說法。現在必須繼續不懈地進行聲援行動，支持那些被誣陷、而且可能遭受嚴厲刑罰的被捕者。最重要的是，新一代左翼分子必須從這場重要的鬥爭中得出一個必要的結論：為了徹底改變中國和全世界的現有製度，工人和左翼需要組織，也需要革命的社會主義政策。

習近平：內外受敵的「強人」

美國華裔學者裴敏欣說：「事情發生了很大變化」。中國「強人」習近平現在面臨諸多難題，突然之間他已不像過去那麽強大。包括裴敏欣在內，海外的一眾中國觀察家都註意到，一系列挑戰和危機已經削弱了習近平看似不可動搖的權力。

有跡象表明中共高層內部出現了政策分歧，而且其中部分已經公開顯露出來。自6年前習近平上臺之後這是很罕見的。最重要的分歧是關於，以多大的力度刺激中國正在放緩的經濟，以及如何應對特朗普的關稅政策。如預想的一樣，習近平在3月份取消任期限製的做法越來越可能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當全國人大全票同意取消任期限製時，習近平看似無懈可擊。但是現在，盡管習近平已經貶黜了大部分競爭對手，瓦解了所有敵對派系，他卻面臨著上臺6年以來最嚴重的挑戰。雖然在政權內部沒有人敢公開反對他，但是他也變得更加孤立。現在已沒有過去那麽多地方勢力為他唱贊歌。統治精英們小心翼翼地和這位「核心領導人」保持著距離。

群眾抗議

從數萬P2P網絡信貸受害者抗議，到寧夏回族穆斯林反對拆除清真寺的三天靜坐抗議，再到波及90萬名兒童的假疫苗事件，各地群眾抗議彼伏此起，這也與習近平剛上臺時相對平靜的局面大不相同。中國的公共醫療醜聞層出不窮，假疫苗事件只不過是其中最新的一例。它讓人們看到，所謂「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上最大規模的」反腐運動實際上幾乎沒有改善普通群眾的生活。

最重要的是工人罷工的興起。跨省聯合罷工的出現表明工人的組織水平上了一個新臺階。過去4個深圳佳士工人爭取獨立工會的鬥爭盡管規模不是很大，但是它和新一輪左翼學生行動結合起來，踏出中國新興工人運動的關鍵一步。

這些事件開始動搖習近平政權的統治基礎。自由派專欄作家鄧聿文在《南華早報》上說：「大眾對當局的信任降到了冰點」。他還說道：「整個社會已經開始躁動，大眾正急切要求改變現在的製度。」（《南華早報》，2018年8月15日）

而該報的前主編王向偉則像是為了安撫中共領導層，說道：「說中國不穩定是言過其實，但不滿是普遍存在的。」

貿易戰

清華大學的自由派學者許章潤對中國局勢的估計也是同樣黯淡。他在一封大膽批評習近平的公開信中寫道：「特別是此次中美貿易戰爭，將國力的虛弱與製度軟肋暴露無遺」，「包括整個官僚集團在內，當下全體國民對於國家發展方向和個人身家性命安危，再度深感迷惘，擔憂日甚，已然引發全民範圍一定程度的恐慌」。許章潤還在公開信裏要求恢復國家主席任期限製以及平反六四。

7月，中美貿易戰正式爆發。這場貿易戰實際上不僅僅關乎貿易，而且標誌著世界上最大的兩個帝國主義國家開始爆發地緣政治沖突。它可能造成災難性的後果，而且已經開始改變中國的政治局勢。

習近平政權顯然沒有準備好應對特朗普的攻勢。這令中國的政商精英感到懷疑和不安並互相指責。政權的威信和自信形象受到打擊，在當前其後果遠超過美國關稅在短期內有限的經濟影響。不過貿易沖突升級的可能性越來越高，如果爆發更大的沖突，可能會嚴重打擊中國經濟，而且這場沖突不太可能在短期內結束。它可能會長期以不同形式持續下去，間中或有一些暫時的協議緩和局勢，接著又爆發新的對抗。

這些事件已經開始動搖習近平「永遠正確」的形象。過去個人崇拜的形象工程已經降低了調門，似乎證實了公眾情緒的深刻轉變。許多城市撤下了習近平的畫像，歌頌習近平的文章也不像過去那麽多了。中共宣傳部門察覺到群眾的不滿正在增長，所以想要降低人們對「核心領導人」的關註度。

自去年年底以來群眾的不滿就在增長，現在貿易戰爆發，加上國內經濟低迷（例如下跌的股市和匯率）更是火上澆油。習近平取消任期限製的做法成了群眾發泄不滿的焦點。我們當時就解釋過，取消任期限製對習近平來說是一場豪賭。它未能達到習近平預期的效果，反而加劇了政治不穩定。

領導人「好像被嚇倒了」

盡管在貿易戰爆發前中共的困境就已經在加深，但貿易戰進一步嚴重打擊了習近平的權威。習近平政權沒有像過去那樣展現出力量和決心，反而顯得遲鈍、猶豫不決。《經濟學人》雜誌說：「在特朗普的貿易攻勢面前，中國領導人好像被嚇倒了。」

可靠消息稱，習近平及其手下被特朗普打了個措手不及。他們估錯了特朗普的意圖，以為這次也只要多進口一些美國商品就能平息沖突。中國社科院的頂尖經濟學家余永定承認，7月6日美國開征第一批關稅之前，沒有多人認為真會爆發貿易戰。

可見中共嚴重低估了華府的意圖。不過在資本主義之下，中共幾乎也沒什麽辦法避開這場沖突，因為這場沖突根植於飽受危機的全球資本主義的內部矛盾，以及美國資本主義的危機。在危機時代，帝國主義沖突是不可避免的。

現在中共政權內部有許多人責怪習近平當局太過自大，結果作繭自縛，招致貿易戰和其他國際沖突。就像特朗普的「讓美國再次偉大」一樣，習近平用所謂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來維持國內的支持。他大肆煽動民族主義，采取「一帶一路」等強硬的外交政策，並在南海建設軍事設施。

中國人民大學「習近平思想研究院」副院長王義桅說：「我們應該保持低調……貿易戰已使中國變得更謙遜。」王義桅告訴彭博社，他認為政府應該「重新考慮」一帶一路計劃。官方媒體現在重新開始廣泛宣傳「韜光養晦」。不久前中共的第一喉舌《人民日報》警告媒體不要「浮誇自大」，不要誇大中國崛起和技術進步，不要大肆鼓吹中國已超越美國。

中美貿易戰是習近平上臺以來第一場重大國際危機。《彭博社》評論說，這場貿易戰最清晰地揭露了習近平的失誤和困局。

刺激，還是緊縮？

但是貿易戰不會是習近平的最後一個難題。首先，中國當然不能幸免。中國將會在全球經濟中遭遇更大的阻力，這不單單是指與特朗普的貿易爭端。10年前爆發全球資本主義危機尚未過去，仍繼續著動搖著各國政治製度，加劇資本主義民族國家間的緊張局勢。現在「一帶一路」全面受挫。不僅美國、日本、澳大利亞、印度和歐盟各國政府因擔心失去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政治經濟影響力而大力阻撓，而且馬來西亞、巴基斯坦、緬甸等「一帶一路」國家的群眾和反對派也表示反對。

其次，在貿易戰正式啟動前，中國經濟就已開始急劇放緩。自2017年開始，習近平為了打擊「金融風險」、打擊失控的影子銀行而收緊信貸，而拉低了經濟增長。這暴露了中國經濟對債務的嚴重依賴。

政府現在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重新采取經濟刺激策略，向銀行註入更多資金，推動地方政府發行更多債券為新的基建項目融資。不過其規模遠不如過去的刺激方案。《南華早報》的湯姆·霍倫德（Tom Holland）評論說：「政府沒有踩油門，它只是稍微松開了煞車器」。

同時采取這兩種相互矛盾的政策（經濟刺激和金融緊縮）有多種原因。原因之一還是關乎習近平的權威。霍倫德說到，如果現在采取180度的轉彎，會讓中國領導人在政治上顏面無存。部分官員支持更堅決的刺激措施，而其他一些人則擔心完全放棄去杠桿（金融緊縮）政策會加劇未來幾年爆發金融危機的風險。這兩派正為實行何種政策展開政治鬥爭。

不過法國興業銀行的經濟學家姚偉指出，自2008年以來中國的經濟回升無不是依靠基建刺激。所以姚偉等經濟學家不認為中共政府現在的政策能避免未來一年GDP增速更嚴重地放緩，特別在貿易戰升級的情況下。

習近平政權現在在經濟政策方面也表現出內部分歧和猶豫不決。中國今年的確是進入了「新時代」，不過並不是習近平在中共十九大上所指的那樣。習近平稱帝和他的「宏偉計劃」都是為了解決中共政權和中國社會的危機，但越來越明顯的是，這些「解決方案」反而令危機更加深重。

佳士工人鬥爭與中國左翼

深圳佳士工人爭取工會權的鬥爭開啟了中國工運的新篇章。這場鬥爭吸引了中國相當一部分的激進青年以及試圖組織起來維權的工人，而且也得到了全世界工人和左翼分子的欽佩。

佳士抗爭工人和青年聲援者勇敢抵抗警察和資方的殘酷打壓、官方工會的欺詐、政權的全力鎮壓、偽造的罪名和官方媒體（新華社）的抹黑。有一些聲援佳士鬥爭的學生還受到校方和父母的打壓，突顯出國家將父權資本主義家庭單位作為控製社會的工具。

抗爭工人和「毛派」青年聲援者均受到全面鎮壓。這是中共政權對待群眾鬥爭的一貫方式。盡管一些青年聲援者曾認為鎮壓他們的只是地方政府，但8月24日的大抓捕顯然是由中央政府策劃的。

北京和其他一些城市亦有人被捕。同時有幾個左翼網站被警方查抄，一度停止運作。算上7月27日被捕後尚未被釋放的工人和聲援者，總共有70多人被捕。目前有15人仍被監禁。據報導，4名抗爭工人被控「尋釁滋事」，最高可被判入獄5年。其中3名佳士工人因試圖組織工會而被解雇。目前還沒有學生被控罪，不過網上有傳言稱，聲援團的一名重要成員嶽昕可能被控「支持臺獨」。盡管這項指控非常荒唐，但可能會讓她遭受嚴厲處罰。

顯然政府對待這些青年聲援者很小心。一部分原因是這些年輕人自稱「毛派」，給政權的打壓製造了困難，因為習近平當局自己正利用一些「毛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說辭謀取一部份民眾的支持，並以此抵擋群眾對於社會不公的日益增長的怒火。但主要原因還是政府擔心如果過於嚴厲地懲處這些聲援者，會在年輕人當中造成政治反沖。但被捕工人則會遭受更嚴重的刑罰。所以下一步的聲援行動應該以要求撤銷對余浚聰、米久平、劉鵬華、李展等工人的所有控罪為重點。

我們的立場

中國勞工論壇網站積極支持佳士工人鬥爭，並呼籲和發起了全球聲援行動。我們並不完全認同一些「毛派」青年聲援者的政治觀點。不過在中國「毛派」這個詞語的涵義很廣泛，涵蓋許多不同的左翼觀點。

我們和一部分青年聲援者存在分歧，例如我們不認為1950-70年代中國的毛澤東政權可以成為未來社會主義社會的榜樣。我們認為現在的中共黨國是不可能「改良」的；而且我們認為中共政權已經資產階級化，是一種由國家控製的特殊資本主義體製，它只是在嘴上空談「毛澤東主義」和「社會主義」，就像其他國家早已投身資本主義政策的社會民主主義或「共產黨」政客那樣。我們一直都主張建設獨立工會，不久前我們剛和一些毛派辯論過獨立工會的問題（參見我們和《紅色中國網》辯論的文章）。

我們也一直都願意和其他左翼討論這些問題。但我們不會預先帶著有色眼鏡去看待佳士工人和青年，對所有鬥爭也是如此。我們認為佳士鬥爭是整個工人階級的傑出榜樣。社會主義革命者的首要任務是支持和介入工人階級的實際鬥爭，努力幫助工人在實務和政治上建設自己的組織，明確表達出工人的訴求，提出下一步具體的鬥爭行動，並爭取更廣泛的工人階級的支持。所有這些都是勝利所必須的。在中國，在國家鎮壓工人階級、並將真正的工會和工人自我組織視為非法的情況下，鬥爭會是長期的、艱巨的。

我們不同意中國一些與NGO相關的人和一些所謂左翼對佳士鬥爭的批評。他們批評毛派「騎劫」了工人鬥爭，令鬥爭「太政治化」，還說學生「尋求對抗」，破壞了工人純粹的維權行動。幾乎在所有鬥爭中都會有人提出類似的批評，因為這些人拒絕直視實際情況，害怕鬥爭，也害怕鬥爭令群眾激進化。這些「大師」毫無根據地宣稱佳士聲援團的做法起到了反作用，說他們忽視了工廠裏的鬥爭，而且更容易招致嚴厲鎮壓。

我們強烈反對這些批評。傾向自由派的NGO主張使用低調的、「非政治」的策略去從事工運，但他們還是受到嚴厲鎮壓。一些勞工NGO已經被關閉，還有一些在當局的逮捕和恐嚇之下已經停止運作了。顯然，這種「非政治」的策略也無法抵擋國家鎮壓，反而因限製工人的訴求和掩蓋實際問題而削弱了工人鬥爭的力量。

8月24日得知最新消息，警察清除了聲援團在惠州的聚集點，逮捕了在場的所有工友和學生，共50多人，我決定去事件的源頭看看。

我和朋友走去佳士公司的正門時，遇到附近另一家廠的一個職工。他聽說過佳士發生了點事，但說到具體，他就一點也不清楚了。這時，一批佳士工人騎著單車或電動車出現在旁邊的大道上，我們離開了他，想找他們中的一兩位說話。

一個沒穿廠服的年輕小夥走出大門，往我們這邊來。沒錯，他是佳士員工，但他不知道前陣子廠裏出了什麽事。

我們悻悻地被甩開，意外看到一個佳士男職工坐在一個花圃那裏看手機。他剛進廠，什麽也沒聽說。運氣不佳，我們只好離開。

多少是出於彌補的心理，我恢復了由於時間太晚原已打消的後續計劃，去燕子嶺派出所。

派出所比我們想像的大。一溜防爆盾倚靠在外墻上，門口空地泊著一輛裝甲車一樣結實而陰森的囚車，紅藍光閃爍不止。

我們商量要不要直接進派出所找警察了解一下情況。然而，快到值班室門口時，我卻先止步了。

我知道進去問了就算沒被當作到場支持者抓起來，也得不到就事論事的答復，或根本得不到答復。我已從這次事件以及從前的更多事件中得出結論，深信這個系統將威懾丶打壓丶施暴等非人道手段當作常規。

我們所面對的是全世界最強大的一個威權集團。也正是這一點，甚至可以說，僅這一點，便足以體現那些工人和學生的無畏丶勇敢丶值得敬佩。

對於正身陷牢獄親嘗磨難的工人和學生，我沒資格說我感同身受。但我知道我與他們休戚與共，我是工人和農民的兒子，我相信他們不會無端地站出來，相信正義自在人心，那些任何時候都可以為一己私利出賣良心的官方喉舌無法抹黑他們分毫。我或許不能像他們那樣抗爭，但我站在他們這邊，為他們發聲。

新一輪P2P倒閉潮引發群眾抗議

8月6日，數千名P2P（個人對個人）網貸平臺倒閉潮受害者計劃前往央行和金融監管機構所在的北京金融街舉行抗議。由於警方事先得知消息，毫無意外地大批警力包圍了金融街和附近街區，火車丶地鐵丶公交站點和旅館亦有警察檢查身份證，截查抗議者。據稱有數百人被帶往久敬莊訪民關押中心。除此之外，全國各地許多其他受害者被警方采集了指紋和血液，並被警告不得去北京。在習近平統治下，此類鎮壓已成為「正常現象」。這次倒閉潮涉及的P2P網貸平臺，背後多有社會名流與政府官員支持，令許多人認為這其實就是權貴階層與高官的聯手詐騙。

8月20日上海300名P2P受害者抗議同樣遭到警方暴力驅逐。其中一人於兩周後被發現在公園裏自殺身亡。她在遺書中寫道：「這個國家太令人失望……驅趕金融難民的警察比維權的人都多，果然權勢都是為資本主義服務……股東甩鍋的理直氣壯，辦案人員拖拖拉拉，維權上訪百受阻撓」。警方扣押了該名受害者的遺體，並於次日迅速火化。她的家人被禁止接受媒體采訪，甚至不得外出。

今次P2P倒閉潮涉及數千億元人民幣，造成幾百萬「金融難民」，其嚴重程度可能超過2014-15年。中國是全球最大的P2P市場，現有貸款總額達1.49萬億元人民幣。但同時它也是中國影子銀行體系中最危險丶受監管最少的部分。官方從2016年起收緊監管，要求各P2P公司最晚在今年6月按規定完成整改，但最後期限變成了關門跑路的信號。截止2018上半年，中國P2P網貸平臺已有4,334家崩盤。例如因背負巨額債務和涉入中共權鬥而聞名的海航集團推出自己的P2P平臺和產品，作為信貸緊縮下新的融資渠道。今年7月底，海航關閉了旗下的P2P平臺「前海航交所」，目前還未公開違約金額。與此同時海航的另一個P2P平臺也已開始出現違約。

網貸平臺承諾的投資回報率經常是銀行存款利率的數倍，因而吸引了許多投資者。但從網貸平臺借款的個人或公司往往是因為還款能力弱或者沒有抵押資產而難以從銀行貸款，所以這也就意味著相比於銀行，網貸平臺面臨著更高的違約率，最後甚至可能變成龐氏騙局。當中共政府試圖收緊流動性和去杠桿，並導致經濟重新開始放緩時，P2P便成了中國債務問題中首先破裂的一環。P2P實際上正是中國整體經濟困境的縮影和預示。

八月中，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命令四大「壞帳銀行」（資產管理公司）幫助處理網貸平臺留下的債務。同時一些地區也已停止註冊新的P2P公司。盡管P2P倒閉潮本身不太可能會引發連鎖反應，危及整個金融系統，但它反映出中國經濟存在的嚴重問題。不過政府現在首先擔心的是會有更多受害者參加抗議。

中共政府很可能會出臺更嚴厲的監管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P2P金融的風險。但政府難以真正減輕整個金融系統和債務問題的危險。自2017年以來習近平的去杠桿運動並未有效改善中國金融狀況，但已經成為經濟再次放緩的重要原因，迫使他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重拾經濟刺激策略。政權內部似乎正就在多大程度上減輕去杠桿力度進行著權力鬥爭。習近平一派似乎既想采取刺激政策，又想繼續減少債務，因此猶豫不決丶難以取舍。他註定會失敗。這可能也意味著未來P2P或者類似金融工具的復興，以及下一輪或者更加嚴重的金融災難。比起2015年「習近平牛市」，群眾在今次P2P危機裏更清楚見到中央政府有責任為金融災難負責，因此工人階級以至中產階級會激進化起來，更有意識地聚合在中央政府機關的地點來行動。經過其他一系列政治挫敗之後，P2P危機再次打擊了習近平和中共政府的威信，而赴京上訪這趨勢令各種維權運動有可能聚合成更大的力量。

潑墨事件後各地撤下習近平畫像

7月4日清晨，董瓊瑤在推特直播她在上海海航大廈前控訴習近平和中共一黨獨裁，然後對街頭的習近平肖像潑墨。董瓊瑤隨即被失蹤，及後被當局以攻擊領袖罪名抓捕，直播這一事態的華湧和董建彪也已被當局半夜抓走。其後等到7月22日傳出被送至湖南的精神病院。但當媒體打電話到該精神病院詢問時，院方稱董瓊瑤是政治犯，並說她是受「境外勢力」指使。

董瓊瑤父親董建彪和異見藝術家華湧也因要求當局釋放董瓊瑤而被捕。而且警方命令董建彪所工作的煤礦將他解雇，並拖欠了他三個月的工資。警方也曾建議董建彪製作假病歷，來「證明」董瓊瑤患有精神疾病，從而為董瓊瑤換取較輕的處罰。有消息稱，三人均被指控「攻擊國家領導人」。

盡管宣傳部門大肆歌頌習近平，豎立個人崇拜，但社會上存在廣泛不滿，習近平政權的群眾支持並不是表面上那麽穩固。董瓊瑤在街頭公開譴責中共專製暴政，表達對龐大鎮壓機器的蔑視，也表達了群眾憤怒情緒，得到了網民的廣泛回響，令當局害怕會因很多人效仿。董瓊瑤的行動已引起一些零星的效仿。在當前中國工人和年輕人愈發激進化丶而獨裁政權加強鎮壓反抗行動的情況下，遍布街頭的習近平海報可能會成為群眾公開發泄怒火的渠道。

中共政府非常擔心這成為一種潮流。獨裁政權害怕任何公開的反對行動，哪怕只是向領導人的畫像上潑墨水。因為一旦這種公開挑釁獨裁政權的行動蔓延起來，很可能開啟群眾運動的閘門。特別是在習近平建立起個人獨裁之後，加強民族主義和個人崇拜宣傳，但這是一場賭博，因為他個人權威的削弱將對整個中共政權造成更大的威脅。所以潑墨事件發生後，中國100多個城市迅速撤下習近平海報。

潑墨事件以及近幾個月的大規模罷工丶抗議表明中國社會局勢正越來越具有爆炸性。新自由主義政策和專製鎮壓正在將越來越多的工人和年輕人推向政權的對立面。實際上，十多年前董建彪就曾為了給女兒繳學費而盜取銅線，雖然僅賣了三千元，但被判入獄9年。要想終結政治迫害和爭取言論自由，需要群眾集體鬥爭，打倒中共專製政權及其後的資本主義統治。

谷歌向中共妥協 試圖重返中國市場

據報道，谷歌正在開發一個自我審查的搜索引擎以配合中國的網絡審查體系，進而重回中國市場。這個「清潔版」搜索引擎可能於6-9個月內完成。它可以屏蔽政府黑名單上的網站，以及六四屠殺和其他政治異議內容。而且回到中國後，谷歌隨時可能將中國用戶的個人資料交給政府。在被曝光之前，在這個有近9萬名員工的互聯網公司中只有幾百人知道該項目。谷歌和其他資本主義企業本身就在工作場所施行專製！事件曝光後，約1400名谷歌員工聯署，反對幫助中共政府進行網絡審查，並要求公司提高決策透明度。

2010年，谷歌公司以無法接受中國政府的互聯網審查為由退出中國，並以此在中國大陸贏得了「不作惡」的美名。但這更像是一場政治作秀而已。從2006年直到退出中國，谷歌中國（google.cn）其實一直在幫助中共封鎖政治敏感資訊。當時中國異見人士郭泉批評說：「Google從此為了錢，成了中共腳邊的一條搖尾乞憐的哈巴狗了。」因此在當時的中美沖突中，谷歌成了美國資產階級建製的攻擊目標。最後由於中共試圖進一步收緊對谷歌的控製，並指使黑客盜取谷歌郵箱用戶的資料，才導致谷歌不情願地退出中國。

但谷歌一直沒有放棄與中國企業的合作（包括開發被中共用於社會監控的人工智能）。現在中國從許多方面來說已經成為全球最大的互聯網市場，對於谷歌的誘惑愈發變大。如其他資本主義企業和跨國公司一樣，谷歌對於利益的追求遠大於其所謂的自由民主的價值觀追求。如果谷歌最終以服從審查製度為條件重返中國，中共政府會是另一個受益者。這會被宣傳為中國網絡審查製度的「重大勝利」，而其他跨國公司也可以以此為藉口，為自己順從中共政權或者其他政府的專製措施辯護。

我們堅決反對中國政府對於政治異議的打壓，支持言論自由和其他所有民主權利。要實現這些，依靠的不是跨國資本集團及其政治代表的虛偽言辭，因為它們將利潤看得比民主更加重要，而是依靠群眾性運動。只有終結專製的資本主義製度，將互聯網公司民主公營，才能實現真正的丶徹底的網絡和言論自由。

湖南家長抗議 反對教育私有化

湖南耒陽市政府強迫全市8000餘名五丶六年級學生轉讀私立學校，激起家長抗議以及與警方的嚴重沖突。該私立學校遠離市區，學生必須住校。盡管政府曾承諾費用會和公立學校一樣，但等到開學時家長們發現私立學校的收費超過公立學校的10倍（公立每學期200元，私立每學期2800元）。而當地平均月收入僅有2085元。除了教學質量比公立學校差之外，更令家長們更為憤怒的是，該學校的教室和宿舍剛剛經過翻修，充滿甲醛氣味，可能嚴重危害學生健康。

9月1日家長先在學校丶政府大樓和公路上抗議。抗議橫幅上寫著：「抵製民辦學校，還我九年義務教育，堅決不住有毒宿舍，不進有毒教室」，以及「孩子不是你們的斂財工具」。5名抗議者被捕。隨後其他抗議者前往當地公安局，要求警方立即釋放被捕者。在警方又逮捕10人之後，沖突劇烈升級，約600人包圍了公安局和警方對峙並發生嚴重沖突，演變為一場騷亂。憤怒的抗議者向警察投擲礦泉水瓶丶磚頭丶鞭炮和啤酒瓶。最終警方暴力鎮壓，逮捕了46人。有未經證實的消息稱，警方曾向抗議者開槍。

盡管政府再次做出相同的承諾，稱轉讀私立學校的費用不會超過公立學校。但在沒有一個民主丶獨立的群眾委員會監督的情況下，政府可能會再次食言。政府或許想拖延時間，待打壓了反對聲音之後再伺機調漲費用。事實上就在抗議之後幾天裏，一些家長受到警方警告如果再次舉行抗議就去坐牢。

耒陽政府的「分流」政策實際上就是教育私有化。今年年初，教育部表示要在年底前消除66人以上的「超大班額」。超大班額在中國受詬病已久，不僅導致教學質量下降，而且亦有學校曾因學生人數過多發生踩踏事件造成多人傷亡。根據政府文件指出，義務教育階段耒陽有20%的班級超過66人，38%超過56人，而正常班額上限為45人。「撤點並校」政策和學生向城市集中是出現超大班額的一部分原因，但最重要的是政府投資嚴重不足。今年7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報告稱，從占GDP的比重來看，中國的教育投資低於新興經濟體，盡管中國政府仍在花費大筆資金去修建大白象工程和推進帝國主義「一帶一路」計劃。

巨額債務令地方政府不想拿出資金興建更多的校舍，因此選擇將學生送去私立學校。亦有網民揭露稱，當地官員已暗中入股該私立學校。如果算上融資平臺（即地方政府專門為貸款而設立的公司），耒陽政府負債占年度財政收入的比例超過560%。今年5月，耒陽發生了中國首例地方政府欠薪事件。不能排除耒陽政府可能想藉助「分流」的名義推行教育私有化，從而減少政府的公共教育開支，緩解債務問題。不過就在家長抗議爆發前一周，耒陽剛剛為湖南省運動會落成一座耗資5億的體育館。當地居民譴責說，政府用百姓的血汗錢修建形象工程，卻對最基本的教育問題視而不見。

耒陽只是中國地方政府債務和公共服務短缺的一個縮影。有消息稱，在耒陽抗議被鎮壓之後，湖南其他一些地區也因為類似原因發生小規模抗議。面對沈重債務和重新開始放緩的經濟，各地政府可能試圖更廣泛地采取緊縮和私有化政策作為「解決辦法」，不惜以基層群眾的生活水平為代價。而耒陽事件表明，這會激起群眾的強烈反抗，反而加劇中共獨裁政權所面臨的挑戰。

社會主義者要求為所有人提供優質且免費的教育丶醫療丶幼托丶長照等公共服務。這需要終結現在這個無視群眾需要的獨裁資本主義，將銀行和大企業民主公營，由民主的群眾委員會決定資金分配，而不是任由官員將資金浪費在對群眾無益的大白象工程上。在2008年全球資本主義危機之後，緊縮丶私有化以及其他反工人政策已經成為世界現象。作為真正的國際主義者，我們呼籲全世界工人階級聯合鬥爭，一同反抗這個帶來混亂和災難的全球資本主義製度。

劉霞離開中國 但政治迫害仍在繼續

7月10日劉霞離開北京前往德國，結束了長達8年的軟禁生活。所有反對國家鎮壓的人都歡迎這個可喜的結果，但這只是個案。劉霞並不是異見活動者，沒有被指控任何罪名，她受到迫害是因為不願與丈夫劉曉波「劃清界線」。同時中共對於異見人士的迫害仍在繼續。就在劉霞離開的次日，「中國人權觀察」組織創辦人秦永敏因「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入獄13年，這是近年來被判處該項罪名的政治犯中刑期最長的，同時這也是中共發出的一個清晰的政治信號。

德國政府的安排和劉霞抵德之後的活動非常秘密丶低調，這是中共釋放她的條件。劉霞的兩個兄弟仍作為人質留在中國。她的弟弟劉暉5年前因「詐騙罪」被判入獄11年，現處在保釋之中。這被普遍視為政治迫害。如果劉霞在德國批評中共或者做出其他令其不滿的言行，劉暉可能隨時被關進監獄。也因如此，劉霞沒有參加當地紀念劉曉波一周年忌日的活動。所以就算在德國，她仍像受到政治軟禁。

不過中共釋放劉霞說明它現在面臨更大的壓力。德國前駐華大使說，一年前劉曉波去世時中國政府正春風得意，不理會國內外要求釋放劉霞的聲音，但現在它處於逆境。中共將劉霞當作禮物拉攏德國和歐盟聯手對抗特朗普貿易攻勢。默克爾政府在國內面臨著政治危機，聯合政府嚴重不穩，因此它可能也希望用「人權議題」提高自己在國際上的權威。

不過中共未能如願與德國結盟一同對抗特朗普的貿易戰。德國和歐洲資產階級希望避免貿易戰進一步升級，而歐盟的虛弱與分裂令他們害怕和特朗普發生沖突。同時，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和海外影響了歐洲的商業利益也令他們不滿。

社會主義者反對中共的政治迫害，要求釋放所有政治犯和全面民主。在中美沖突升溫的形勢下，歐美國家會利用各種「人權民主」議題向中共施壓以換取更大的經濟利益。雖然中共在國際壓力下可能會作出小讓步，例如西方自由派關註的個別議題上，但不會改變整體猛烈鎮壓的路線。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也不想終結中共獨裁統治。要在中國和全世界結束政治迫害和實現真正的全面民主，只能依靠群眾抗爭，以及反對富豪專政的社會主義綱領。

黑龍江養老金問題引發擔憂

7月底，黑龍江社保廳發布文件稱要推遲發放養老金。人們懷疑這可能是因為政府出現養老金危機，因而引發眾多關註和擔憂。政府公告否認推遲，說這是「工作失誤、錯發信息」，但顯然沒有人會相信。同時又有社保部門工作人員稱因為養老金上漲導致延遲，不過當地居民表示過去從未出現過這種的情況。政府含糊和自相矛盾的「解釋」顯然無法打消群眾對黑龍江乃至全國養老金虧空問題的擔憂。

去年底公布的一份政府報告顯示，黑龍江企業養老保險基金赤字高達232億元。此外其他多個省份情況也不容樂觀。根據同一報告，全國10個省份以及新疆兵團的養老金可支付月數不足10個月。更有清華大學及人社部的報告分別指出，全國養老金個人帳戶的「空帳」總計已達4.7萬億元（即只有帳面數字，實際並沒有資金），空帳率超九成。據估計，中國的養老基金將在30年後耗盡。

中國「改革開放」後，官僚權貴掠奪了計劃經濟累積的公共財富，所以現在實際上是以年輕人交的錢支付老人的養老金（類似於龐氏騙局）。由於計劃生育政策、生育率下降和高齡化，能夠支持養老金體系的勞動年齡人口越來越少，成為虧空問題的重要原因。

貪腐和挪用導致問題更加嚴重，特別是在2008年政府開始大規模經濟刺激和狂熱的基建投資之後。養老金挪用金額從2003年的84億元暴增到2014年的800億元。同時巨額債務也導致地方政府難以拿出資金填補養老金缺口。

如其他實行緊縮政策的資本主義國家一樣，中共政府也打算推出延遲退休政策，通過進一步壓榨勞動者來讓這個千瘡百孔的養老金體系茍延殘喘。由於普遍不滿和譴責，中共已經推遲了出臺具體計劃的時間。在資本主義之下，從未有哪個國家的「改革」可以實現養老金永續。

資本主義無法給與勞動群眾體面的晚年生活，因為工人創造的大部分財富被資本家奪走。解決養老金危機需要社會主義綱領：向富人征收重稅，將銀行和大公司民主公營。這樣才能有充足且持久的資金建立真正可持續的養老和社會保障製度，同時保證勞動者獲得體面的收入。而這一目標又要和戰鬥性、反對中共獨裁資本主義的獨立工人運動聯系起來。

遼寧爆發大規模反汙染抗議

8月初，遼寧省朝陽市、蓋州市等地大批市民上街抗議，反對政府在當地興建氧化鋁工廠。群眾擔心工廠會造成汙染，危害健康。在群眾的反對行動下，朝陽、蓋州兩地及遼寧其他3個城市在短短幾天內取消了各自的氧化鋁項目。以往的種種事件表明，由於官商勾結，興建項目前的「環境影響評估」經常只是「走形式」，環保要求形同虛設。而且2016年山西氧化鋁工廠汙染事件仍讓群眾心有餘悸。今次投資遼寧氧化鋁項目的國家電力投資集團和中國鋁業也曾涉入那次事件。因此今次以及以往的諸多反汙染抗議體現出群眾對親資的中共獨裁政府嚴重不信任。

朝陽的工廠計劃年產量1000萬噸。財新網采訪的一名鋁業資深人士說，建設這麽龐大的項目本身就是一個瘋狂的想法，因為它既無法處理排出的大量赤泥，也難以找到足夠的銷售市場。赤泥是生產氧化鋁時產生的汙染性廢渣，可能造成嚴重的地下水汙染。朝陽工廠選址靠近水源地，因而更加危險。支持興建工廠者稱，這些項目能夠幫助拉動東北地區衰頹的經濟，並創造數千個就業崗位。但實際上群眾難以從這些項目中獲益。2017年中國全國氧化鋁產量約6500萬噸，而今次遼寧因抗議取消的幾個工廠計劃總年產量高達2450萬噸，顯然將嚴重惡化產能過剩問題。這意味著，工人不僅會被壓低收入，同時還要承受汙染和疾病。

今次群眾抗議取得了勝利，甚至對未發生抗議的地區造成壓力，因為其他地方政府擔心抗議行動會蔓延到本地，變成更大規模的聯合抗爭。但按照以往經驗可以想到，中共政府和這些大企業會試圖將項目轉移到其他地區。因此反汙染抗爭不能局限於鄰避運動，必須要有跨區域乃至全球性的聯合行動，並聯系到反對資本主義及其種種惡果的工人運動，這在空氣汙染、水汙染和氣候變化等區域性乃至全球尺度的環境保護中尤為重要。因此，想要徹底終結環境汙染，使人類的生存環境真正宜居，必須需要一個社會主義的替代綱領，終結追求利潤最大化、由資本驅動的資本主義經濟製度。

退伍軍人抗爭挑戰中共政權

全國各地的退伍軍人抗議沒有停止的跡象。據報導，僅9月初就有至少7個城市發生老兵抗議。抗議者要求政府解決他們的工作和生活保障問題。盡管江蘇老兵抗議被鎮壓，但抗爭仍然不斷發生，因而習近平當局加強對老兵的維穩，試圖避免重演大規模退伍軍人抗議的事件。

7月24日，山東煙臺三百名老兵計畫進北京上訪，當局派遣大批警力在火車站圍堵。三天後，徐州兩名上訪老兵在從北京返回的途中發生車禍身亡。人們懷疑這其實是謀殺，在上訪期間始終有車輛跟蹤他們。

退伍士兵擁有廣泛且緊密的網絡，具有更大的動員能力。而且他們的抗爭可能會影響到現役士兵丶警察對官方的信任，同時挑戰民族主義的宣傳，給予已經面臨內憂外患的習近平政府更大的壓力。一百多名退伍士兵在一份聯署信上表示，他們不會讓自己的孩子去當兵。

就像中國裔學者楊海英所說，退伍軍人最後可能將槍口指向習近平。在鎮壓了鎮江抗議之後，中共高官舉行緊急會議，試圖平息抗議浪潮。「八一」前夕，退役軍人事務部宣布提高老兵的補助資金。但是許多人只能多得數百元甚至只有幾十元，無異於杯水車薪。

而且地方政府的貪汙與債務問題使得新政策不被信任。濟南抗議老兵說：「各省市還在弄虛作假，愚弄老兵。是地方政府虧欠我們的，需要他們拿出部分資金來，他們肯定不會往外掏的。」

自從2008年金融危機後，大規模的經濟刺激政策令地方政府背上龐大的債務，並造成各地的地產泡沫，令與政府勾結的一小群精英發了大財。債務問題是地方政府不按規定支付退伍軍人待遇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新的退撫方案只不過是用來欺騙抗議者的空話而已。

許多退伍士兵沒有穩定就業和社會保障，他們爭取更好的生活水平和權利的抗爭經常受到獨裁政權的暴力鎮壓，這也是整個中國工人階級所面臨的惡劣處境。我們主張退伍軍人和正在迅速激進化的工人階級聯合抗爭，透過群眾鬥爭國有化銀行和大企業，並施行工人民主的管理，打碎資本家對社會財富的壟斷，才能讓所有人獲得體面的工作丶收入丶社會服務和保障。

中共正加強打壓左翼學生社團

自佳士工人鬥爭以來，特別是8月24日全國抓捕行動之後，中國多所大學的左翼學生社團受到打壓，包括北京大學、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科技大學、北京語言大學、西安理工大學、山西中北大學等等。此外，再有十多名佳士聲援團青年被警方綁架，其中五人是北大學生！佳士工人聲援團在聲明中揭露，「北大校方默許警方綁架，這是高校打壓進步學生和左翼社團的又一罪狀。」

這是一場極為重要的事件。在中國青年和工人廣泛的激進化下，部份毛左學生和年輕人在工人待遇、性騷擾和國家鎮壓等議題上，與中共當局變得比以前對立。因此，年輕人過去未被政權視為威脅，但現在受到猛烈打壓。

鎮壓大學左翼社團顯然是針對佳士工人鬥爭，受打壓的社團往往有成員曾前往深圳聲援。中共政權試圖全面打擊中國的左翼青年力量和反抗思想。如一名只是轉發了佳士鬥爭消息便受到校方處分的學生所說：「校方真正的企圖絕不是針對我一個人，而是要通過整人的方式向所有關註和支持佳士工人鬥爭的同學們以震懾！」校方暗中禁止老師擔任社團「指導老師」，試圖以此取締這些社團（強製學生社團必須有「指導老師」也是監控學生活動的措施）。在網絡和社交媒體上揭露這些事件的學生也受到威脅警告。西安理工大學稱該校的一個左翼社團「思湧學社」是「非法社團」，要求它交出成員名單、活動資料和資金來源，並在學生的討論群組中抹黑它是一個詐騙組織。

更惡劣的是，有社團成員受到校方、警察和黑社會的暴力襲擊。9月27日，北科大「齊民學社」社長張德旺因在網絡上抗議校方打壓該社團，被勒令休學並被跟蹤。張德旺和聞訊而來的10多名聲援學生遭到保安的圍堵、辱罵和毆打。張德旺報警後反被警方擄走，並被沒收了手機。該社團有成員被警告，如果不退出就無法拿到獎學金。自10月底開始，南大「馬克思主義閱讀研究會」成員接連數日在學校行政樓外抗議，要求與校黨委書記見面。

11月1日，6名抗議學生在數名校方領導的面前被學校保安和黑社會圍攻，抗議橫幅和傳單被撕毀，而且一名學生在被拖入行政樓會議室後仍然繼續受到毆打。這一切都說明這是校方高層或者政府的命令。各地大學一致采取類似的打壓措施，說明這是繼8月24日之後中央政府的又一次全國鎮壓。正如社會主義者過去一再強調的，習近平政府不僅鎮壓自由派，也會鎮壓左翼力量，因為現在的中共政權是建立在資本主義主義製度之上，而且它本身就是一個富豪集團。自由派對現行製度的攻擊非常「溫和」、非常有限，而左翼力量則有可能鼓動工人階級發起嚴重得多的挑戰，徹底改變中國。

顯然是在政府直接或間接的授意之下，學校官僚甚至采取了一些更加荒謬的措施。人民大學一名學生在8月前往廣東打工時被克扣工資。他向工廠資方索要欠薪，而得知此事的班主任竟然稱「與老板對抗」是「犯罪」，要求他放棄工資立即離開，並要求他每日匯報所在位置。後來他又因轉發佳士鬥爭的資訊被校方列入重點監控的「黑名單」。僅該學生所在學院的黑名單就有12人。在黑名單上不僅有曾聲援佳士工人的學生，亦有年初公開反對性騷擾的學生。南京大學則曾突然暫停全校所有社團的運作（即便是普通的興趣團體也未能幸免），要求它們在3日內提交詳細的成員名單、主要成員履歷和活動報告，否則可能會被取締，結果造成更廣泛的不滿。可見佳士鬥爭和年輕人的激進化令獨裁政權和聽命於它的學校官僚成了驚弓之鳥，瘋狂地擴大打擊範圍。中共害怕未來會爆發大規模的學生和青年運動，因此想先發製人。但如社會主義者過去所說，這只會推動更多年輕人政治化和激進化。

學生在網絡上和校園裏的抗議已經取得了一些成果，例如北大和北科大至少已經暫停了取締左翼社團的行動。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打壓和鬥爭的結束，南大就是一個例子。從去年年底的廣東毛派讀書會事件以來，可以看出習近平打壓左翼青年已經成為一個趨勢。即便現在獲準繼續運作的社團也很可能受到更加嚴厲的控製和監視。要想抵擋習近平的專製鎮壓攻勢，爭取全面的民主權利和社會主義替代方案，左翼需要圍繞一系列能夠指明當前鬥爭出路的清晰訴求，采取團結協調的行動。

反對打壓毛派和左翼社團，要求言論自由、研究自由和政治結社自由！
釋放佳士鬥爭所有被捕！強烈譴責暴力鎮壓！
爭取組織民主工會和學生團體的權利！組織國際聲援，反對獨裁統治和資本主義！

中國：左翼學生遭受新一輪打壓

新一輪政治打壓正橫掃中國的大學校園。自11月初以來，當局已經拘捕了10多名學生，他們均曾聲援過爭取獨立工會的深圳佳士工人鬥爭。工人國際委員會（CWI）在世界各地成員也曾發起聲援抗議。現在中共政府繼續鎮壓佳士工人抗爭，並將聲援團定性為非法組織。

佳士工人鬥爭於7月份遭到殘酷鎮壓，工人領袖被解雇、毆打、逮捕。余浚聰、米久平、劉鵬華、李展等工人領袖被捕已超過百日。他們被控「尋釁滋事罪」，最高可被判囚5年。由於中國的法院完全處在獨裁政權的控製之下，審判結果往往早就擬定好了。

佳士聲援團

在7月的鎮壓之後，一些自稱為「毛派」或者「馬克思主義者」的學生組建了佳士工人聲援團。他們動員了許多學生和年輕人前往深圳抗議警察鎮壓、支持佳士工人鬥爭。中國勞工論壇和CWI的中國支持者歡迎他們的做法，而這也表明正在興起的中國獨立工人運動進入了一個重要的新階段。

8月24日，警方突擊搜查了佳士聲援團的聚集點。部分聲援團成員被押送回家。但是還有一些人被拘留至今仍未釋放，下落不明，其中包括兩名女性成員沈夢雨和嶽昕。她們分別畢業於中山大學和北京大學這兩個精英學府。嶽昕也是中國#MeToo運動中的主要人物，這說明中國的各種抗爭運動正在相互聯系起來，也說明「毛派」這個標簽並不能準確描述中國新一代左翼活動分子。這些左翼青年普遍具有國際主義視角。他們一方面反對中國工人所受的殘酷剝削，另一方面也受到國際女權運動、民主運動和社會主義鬥爭的鼓舞。

在受到鎮壓之後，這些學生並未停止鬥爭，而是對國家鎮壓發起反擊，發起進一步的聲援運動、發放傳單、在校園裏舉行抗議，並在網絡上廣泛呼籲，吸引人們關註失蹤的聲援者。例如，他們發起「尋月行動」，呼籲人們一同要求當局釋放嶽昕和其他聲援者。在中國20多年來最嚴酷的政治鎮壓之下，這些無畏的年輕人樹立起了一個鼓舞人心的榜樣。

打壓進入新階段

不過最近大學左翼學生社團被打壓的事件表明，習近平政權的鎮壓行動已經猛烈升級。這些事件明顯是由中央政府指揮的全國行動，目的是壓製中國年輕人和工人當中正在增長的左翼思想。

旅居美國的CWI成員胡旭方說：「這不是中共和習近平政權第一次打壓中國的新興工人運動，但是這表明打壓進入了新階段。」胡旭方參與組織了聲援被捕學生和工人的行動。

他告訴中國勞工論壇：「當局已經宣布佳士聲援團為『非法組織』。這意味著參加聲援的年輕人可能會遭到嚴厲打壓。」

當局在中國地位最高的大學裏公然綁架、毆打左翼學生，製造白色恐怖，宛如黑幫一般。

例如在11月9日，不久前剛從北大畢業的聲援團成員張聖業在北大校園內被10多名黑衣人綁架。一名目擊者告訴法新社：「張聖業遭到暴打，然後被他們帶走了」。一些想要用手機拍下事件的學生也遭到毆打，並被警告不要繼續拍照。當時一名過路學生也無緣無故遭到毆打，而且他在網絡上披露自己的經歷以示抗議之後便「被失蹤」，足見當局何其殘暴和瘋狂。

「非法活動」

北大校方指控張聖業和佳士聲援團從事「非法活動」（北大新任校黨委書記邱水平曾任中共國安高層），並警告北大學生如果不退出聲援運動就會被警察找上門。

一名學生告訴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現在整個北大校園都籠罩在白色恐怖底下，就算你只是剛好在維權人士曾經發傳單的地方，保安也會來找你問話。」

北大的事件不是個別事件。在張聖業被綁架之後，上海、廣州、深圳和武漢的也有左翼人士被綁架。

一名北大學生對路透社說：「政府想把佳士工人聲援團一網打盡，否則為什麽突然發動如此大規模的行動，一下逮捕這麽多人？」

中國許多大學開始試圖取締「毛派」和「馬克思主義」學生社團。過去政府容許這些社團的存在，只要它們只是在學術上研究毛澤東或者馬克思的著作，不過即便如此它們也還是受到政府監控。11月初，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閱讀研究會」的學生發起抗議，反對校方取締該社團，數名抗議學生被毆打和逮捕。

廣西桂林電子科技大學則強製檢查學生和教師的手機、電腦和外部存儲裝置裏是否有「違法」影音內容。在中國人民大學，校方將那些參加佳士聲援團的學生列入黑名單，導致美國康乃爾大學取消了與人大的兩個交流項目。

工人和學生的聲援運動

國際特赦組織和其他一些國際組織要求中國政府釋放被捕的左翼人士。這是值得歡迎的，但是以往的經驗表明，能給獨裁政權施加最大壓力的是基層年輕人和工人的國際聲援運動。外國的學生會以及社會主義/左翼學生若在自己的大學裏發動聲援抗議，要求審視與中國大學的官方來往，會取得很好的效果。

胡旭方解釋說：「最近的鎮壓也表明，習近平政權正面臨嚴重危機。中國經濟正出現越來越大的問題。鎮壓行動正將許多自稱『毛派』的左翼學生推到獨裁政權的對立面上，這是過去沒有發生過的。」

中國勞工論壇緊急呼籲我們在國際上的所有同誌繼續擴大聲援行動，到當地的中國大使館/領事館和大學裏舉行抗議，聲援受到迫害的中國工人、學生和左翼人士。

停止打壓中國左翼學生！
停止大學校園的政治打壓！
立即釋放所有被捕工人和佳士聲援團成員！
全世界工人支持中國工人組建獨立工會！

中國經濟：習近平的180度改變

正當中美關系陷入四十年來最嚴重的危機之際，中國經濟也在繼續放緩。不過，特朗普掀起的中美貿易戰並不是中國經濟困境的主要原因。

縱使面對特朗普自七月開始對中國商品加征關稅並在九月擴大加征關稅的範圍，中國的對外出口（包括對美國）實際上仍然在增長。由於許多訂單趕在關稅實行之前運送到埠以及美元強勢等各種原因，中國的出口在2018年頭9個月增長了12%。據報，美國第三季的對華貿易逆差達到了1060億美元（去年同期是920億）。

其實中國的主要問題乃是出在國內方面，尤其是習近平在過去18個月來的去杠桿運動和整頓影子銀行，導致了嚴重的信貸緊縮，進而拖累了消費、投資以及許多高負債企業的財務狀況。今年10月部分主要經濟行業（包括汽車業、房產業和電子業）銷售額下降。根據中國汽車工業協會的資料，10月份汽車的銷量比去年同期下跌了11.7%。目前中國是世界第一大汽車市場。

雖然經濟放緩在春季已經開始，但習近平政府直到最近才決定放棄去杠桿政策。他們明了當下嚴重的債務水平是個計時炸彈，未來將會威脅到整個銀行系統，乃至中共政權本身。

10年來的最低增速

不過，信貸緊縮主要是打擊了私人企業，導致私企債務違約事件大幅上升，越來越多公司需要中央或地方政府出手拯救。

中國第三季度總體經濟增長率為6.5%（這是自10年前全球金融危機以來最差的），而私營部門的情況更是糟糕，近乎衰退。

而且許多經濟學者懷疑官方數據，認為真正的增長率只有3-4%。也就是說受惠於特朗普2萬億美元刺激方案的美國經濟，實際增長速度可能已超過中國。

「現在是非常時期」，《南華早報》的王向偉稱，「中國私營部門提供了60%的GDP和80%的工作職位，而其商業信心正處於歷史低位。」

中國招商銀行首席經濟師丁安華說：「有證據顯示中國的私營部門陷入了資本主義經濟改革40年以來未曾出現過的困境。」

質押股票危機

這也是中國股市大瀉的重要原因。滬深300指數自1月以來已下跌了三成。到目前為止今年股市蒸發了21萬億人民幣，這相當於中國「一帶一路」投資金額的10倍。

今年全球「新興市場」的股市都大跌，而且自10月開始拋售潮亦蔓延到美國和其他發達經濟體的股市。其原因有很多，不過主要是資本家對於中美貿易戰以及全球經濟前景感到害怕。

但在中國股災會帶來更多的危險，因為許多私人企業質押其股份以獲得貸款。由於政府打擊金融風險，收緊融資渠道，押股借貸變得更加廣泛。滬深3,491間上市企業當中，只有13間沒有這麽做。

10月股災繼續惡化，。政府資料顯示，至10月12日中國35%的質押股票（市值達8.9億人民幣）已跌穿止損線，將會被銀行拋售，而另外61%亦接近「警戒水平」。

「質押股票危機」正觸發一個惡性循環。上海的一名投資經理告訴《南華早報》：「股票下跌導致平倉，而平倉則令股票進一步下跌。」為了打破這個循環，政府推出一系列新措施試圖托底股市。

政府透過國有證券公司，向股市註入更多資金，支撐最危險的企業。政府亦修改規則，讓企業更容易買回自己的股份（這是華爾街常見的伎倆，能夠暫時擡高股票價格）。短期內，這些措施能夠防止中國股市繼續下滑。但問題是這能夠維持多久？尤其是如果實體經濟與全球經濟繼續惡化的話。

「國進民退」

就在政府急忙幹預股市並推出新政策支持私企的同時，習近平亦正推動大型政治宣傳來安撫資本家。同時這也是為了安撫美國和其他外資，因為如果貿易戰持續下去，會有越來越多的外資將生產線從中國搬到其他低薪、無工會的國家。

11月，中國銀保監會主席郭樹清宣布將至少三分之一的新貸款劃定給私人企業，而且這個比例會在未來３年內增加到五成。11月16日央行發出聲明，要求金融部門「提高政治站位」，將更多資金註入到實體經濟之中。在此之前，中國官方數據顯示今年1-8月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速是自2003年以來最低的。

習近平承諾「毫不動搖」地支持私營部門，更將其形容為「我們自己人」。習近平在11月的私營企業座談會當中，「前所未見」地對著百度李彥宏、騰訊馬化騰等約50名大資本家再次重申這個立場。根據新華社報導，習近平在會上稱：「社會上有的人發表了一些否定、懷疑民營經濟的言論……這些說法是完全錯誤的。」

他之所以這麽說顯然是為了平息資本家對於「國進民退」的普遍擔憂。

「國進民退」並非是出於「意識形態」的目的，也不是為了回到舊時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而是因為資本主義危機和私有經濟需要政府援助。

根據《日經亞洲》報導，中國上市公司的總債務在過去5年間翻了一倍，達到近33萬億人民幣。如果沒有新的信貸，許多負債的上市企業將無法償還債務。

擱置去杠桿計劃

地方政府已經宣布推出新的「援助資金」。一系列紓困方案實際上已將至少30家上市企業「國有化」。但是，政府官員大力強調這些都只是暫時性的措施，他們也不會「幹預」這些公司的日常運作，而且「當市場狀況改善」的時候政府就會出售其股權（《南華早報》11月17日）。

習近平的首席經濟顧問、副總理劉鶴在接受《人民日報》訪問時說政府的紓困方案展現了公共部門與私營部門之間的相互依存和合作：「民營企業經營狀況好了，國有資本可以退出。」

最新一輪的國家幹預自然意味著停止去杠桿計劃。本來已經負債累累的地方政府現在被要求扛起更多的債務去拯救出問題的私企。在資本主義經濟下，由於沒有工人階級的民主計劃，這只會加劇產能過剩和「僵屍企業」的問題。

所有這些措施反映了習近平政權自10月開始出現了重大的政策改變。正如我們所預料的一樣，至少在可見的將來，去杠桿計劃已經被擱置。在過去一個月，國家發改委批準了總值至少1300億人民幣的基建項目。

花旗銀行中國首席經濟師劉利剛指出：「這些政策說明中國基本上已經叫停了去杠桿計劃。」

隱藏債務

這裏有兩點需要註意。首先，劉鶴和習近平都把自己的個人權威押在去杠桿計劃上。因此現在的政策大逆轉顯示了中國經濟的嚴峻處境，而且習近平的「強人」形象必定受到打擊。這也證明了我們的說法，當局能夠操控經濟的空間已經大大萎縮。

第二，中國未來的債務危機將會更加嚴重。「我對於2019年能否大幅去杠桿不感樂觀，債務水平很可能會維持現狀，甚至可能會上升，而這可能會帶來災難」，香港智庫東方資本的Andrew Collier指出，「遲早會出現廣泛的債務違約。」

2004-08年間，中國的總債務維持在GDP的170%到180%，但根據國際金融協會的資料，自2008年底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到今年第一季度，中國的總債務從GDP的171%暴增到299%。

而且現在的數據可能也低估了真實狀況。標普全球評級在10月16日的一份報告中警告說，中國地方政府通過影子銀行隱瞞了部分債務，總額可能達到40萬億人民幣。這個金額是地方政府債務官方數字（2018年1月數字為16.6萬億人民幣）的三倍。

標準普爾的報告警告：「這是一座債務冰山，存在巨大的信貸風險。」

國際沖突、全球經濟再次進入經濟危機的陰霾以及中國工人階級越加有組織、有協調的鬥爭，都對習近平政權造成壓力。當局一貫以鎮壓作為回應，但現在這已經不能確保政權的「穩定」。我們在未來數月乃至數年的任務，是建設一個清晰的、社會主義的工人階級替代方案，以取代習近平的獨裁製度與中國債臺高築的國家資本主義。

習近平推動的「國進民退」代表什麽？

9月初，財經作家吳小平發表一篇文章，稱中國私有經濟應「逐漸離場」，引發熱議。政府很快從網絡上刪除這篇文章。官方媒體更是表示，這種「蠱惑人心」的觀點可能是「別有用心」。不久之後，習近平視察遼陽和深圳時也再次說到，政府會毫不動搖地保護私有經濟。但政府的解釋沒有減輕資本家和自由派經濟學家的擔憂和不滿。

一位資深基金經理訪問了40多家上市私企高管，絕大多數人都表示對當前的經濟狀況感到「恐慌」，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習近平進一步加強國家資本主義（即擴大國有企業的角色）的趨勢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一家新能源工程和諮詢公司的董事長說：「我們現在無力和國企競爭。現在更多的工程都給了他們」。但是必須明確的是，習近平的做法和社會主義沒有任何關系，他的目的仍然是保護這個服務於少數統治精英和資產階級的獨裁資本主義製度。

到10月為止，國有資本已經收購了至少30多家上市私企的控股權。這盡管只占中國上市公司的一小部份，但被廣泛視為「國進民退」的新信號。如上海的一位投資公司經理所說，中共這麽做並非出於意識形態的目的，而是迫不得已。我們同意這一觀點。這些被收購的公司背負著非常高的債務，面臨破產，令投資者丶銀行丶國內政治乃至國際關系都處在危險之中。中國私有企業總共將價值4.5萬億元人民幣的股票（相當於滬深股市總市值的10%）抵押給銀行以獲取貸款，現在其中35%已經跌破止損線，可能隨時會被銀行拋售，進而導致股市進一步下跌，形成惡性循環。

資本家一直抱怨國有企業更容易從銀行獲得廉價貸款和紓困措施。近兩年來的去杠桿丶去產能以及反汙染運動，以及現在的貿易戰，令大量私有企業破產或停業，或者收緊它們的融資渠道。今年前7個月，中國私企利潤同比暴跌27.9%，而國企則增加了28.5%。

自去年以來，中共政府強製萬達丶海航等大型私企出售資產以減少負債。安邦保險和華信能源更是分別被保監會和上海市政府接管（即「國有化」）。相比之下，今年10月一汽集團宣布它將獲得一萬億元人民幣的天價貸款。海通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姜超寫到：「導致中國經濟當前問題的並不是去杠桿，而是因為政府主導的經濟力量大幅上升，導致了資金大量流入國企和政府部門，而民企獲得資金較少」。社會主義者反對這些自由派經濟學家的主張（即通過私有化等方式削減國有經濟），我們認為只有由工人階級控製的真正的公有製和民主計劃經濟才能解決國有部門和私有部門兩方面的問題，但這些自由派評論家正確地指明了中共政府的政策方向。

面對嚴重的經濟風險和國際沖突，習近平政權試圖加強對經濟的控製（也包括要求私企和外企設立黨支部），從而讓自己的經濟政策得到更忠實的執行。關鍵問題在於政權的控製力，而非意識形態。習近平政權支持發展資本主義，不過它不想資本家太過獨立以至於像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那樣能夠通過「市場的力量」左右政府的政策。同時貿易沖突和保護主義政策令中共政權收購美歐高科技企業的計劃受到重挫。這可能使「中國製造2025」計劃不可能以現在的方式實現。所以中共打算向本國企業註入更多資源，開發本土技術，以避免再次發生像中興公司以及最近的福建晉華集成電路公司那樣足以打擊中國科技發展和削弱政權權威的事件。得到最多資金的當然會是在紅色貴族掌控下的國有企業。

習近平當局的做法激起了親自由派學者乃至政府官員的批評。在9月一場經濟論壇上，前財經部門高官楊偉民指責政府的經濟改革是「假改革」。前財政部長樓繼偉則要求政府落實「供給側改革」（亦即私有化丶去管製丶減稅和削減工人待遇）。有消息稱，出席這場論壇的習近平首席經濟顧問劉鶴也認同這些自由派主張，但是他不敢公開表示支持。不能排除如果中國經濟再次出現嚴重震蕩，習近平的國家資本主義政策和個人獨裁已經開始成為黨內權鬥的焦點和導火索。最近幾周，習近平被迫轉變口風，發表了一些關於「保護私有經濟」的演講，並出臺了一些安撫私人資本家的新政策。這是因為私有部門的經濟危機正在惡化，投資銳減。所以這只不過是政權平衡各方面經濟壓力的措施，而非真的改變了政治方向。

習近平強化國家資本主義的政策絕不是所謂的回歸「社會主義」和「計劃經濟」（中國從來都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家）。實際上，在2008年經濟危機之後，加強國家資本主義是一個全球趨勢，例如美國政府收購重組通用汽車丶保險業巨頭AIG和其他公司。當時德國和英國政府也被迫將一些銀行國有化。現在特朗普的關稅政策也是在削弱「自由市場」，加強政府管製。這些措施只不過是試圖保護資本主義製度，以免它毀於自己的毀滅性力量。同時中國的國有企業早已按照資本主義的方式運作，如資本家一樣通過外包丶大量使用低薪派遣工和新自由主義伎倆剝削著基層工人，將工人創造的財富送入中共統治精英丶貪腐官員和股東（包括外國資本家）的口袋。

但是社會主義者和工人運動反對將國企私有化，因為私有化和隨之而來的一系列政策將進一步打擊工人權益，令富豪們聚斂更多財富。要求改革的樓繼偉曾荒謬地批評中國工人工資增長「過快」！唯一能夠解決現在的經濟困境和惡劣生活水平的方法，是將大公司和銀行（無論國企還是私企）收歸民主公營，使之受到民選產生的委員會監督，而不是為獨裁者擁有和挪用的黨產，真正服務於創造了這些財富的工人群眾。

中共將新疆拘留營「合法化」

10月初，新疆當局修改了《去極端化條例》，將用於種族主義迫害的拘留營「合法化」。據估計有100萬人被關押在拘留營中，其中絕大部分是維吾爾族，另外有小部分哈薩克族和回族。近年來中共瘋狂加強對新疆的監控和鎮壓，要求地方官員「盡最大努力拘留所有應該拘留的人」。

留大胡子丶戒煙或者收看外國宗教電視節目都有可能被直接送入拘留營。被拘留人數暴增，有時甚至超過地方政府的預想。2017年新疆司法部門支出30億元人民幣，將近預算的6倍，其中大多數資金都是用於興建拘留營。有曾經被關入拘留營的受害者告訴媒體，他們當時被要求放棄伊斯蘭教信仰，宣示效忠中共政權，否則會受到處罰，例如關禁閉丶毆打丶禁食等等。

在當前的貿易戰和帝國主義沖突下，原本不關心中國人權狀況的美歐政府試圖利用新疆等人權和民主議題向中共政權施加更大壓力，迫使它在貿易和開放市場等方面作出讓步。特朗普政府和一些共和黨議員曾提出應就新疆問題對中國采取製裁。在11月6日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審議中國人權問題時，西方政府代表一同對中國做出譴責。在過去幾個月裏，中國官方媒體和新疆當局大肆美化宣傳所謂的「培訓中心」，並突然將它變成「合法」部門，主要原因之一可能正是為了應對西方政府的壓力。

不過中共不會因此停止對於新疆的鎮壓，因為這不但會點燃新疆少數民族的獨立運動，而且很可能會在西藏丶內蒙甚至漢族地區引起連鎖的群眾運動，威脅到整個獨裁政權甚至資本主義製度。而西方政府也不會支持終結中共獨裁統治，因為它們和中國仍有著巨大的商業往來。它們想要的是將獨裁政權「改良」，使之更順從西方的要求。一個明顯的例子就是，人權理事會在中國的壓力下最終沒有公布新疆丶西藏丶內蒙丶香港的6個異見團體的意見書，而中國官方的人權報道則獲得通過。各個寄望於借助西方向中共施壓的自由派政黨或人權組織，包括香港眾誌，又再次換來一次失望。

有分析人士認為，中共可能打算在新疆建設一個全面的洗腦系統。將來這些手段很可能會被用於打壓漢族和其他少數民族的群眾。實際上，中共已經將打壓打壓伊斯蘭教的行動擴大至寧夏等較為溫順的回族地區，引起回族群眾的擔憂和恐懼，並在今年8月引發一場保護清真寺的抗議。社會主義者反對種族丶宗教和文化迫害，支持宗教信仰自由和全面的民主權利，這需要以一個社會主義的綱領團結所有民族的工人群眾，終結專製統治。

退伍士兵武力對抗當局鎮壓

10月初，山東平度約40名退伍士兵準備前往北京上訪，要求政府改善他們的生活待遇，但遭到平度政府的攔截和毆打。很快全國各地上千名退伍士兵趕赴平度聲援。近年來類似的場景在中國越來越多。退伍士兵的策略變得更為有效，使他們能夠迅速動員大批人前去聲援被當局暴力打壓的同僚。但與以往極為不同的是，今次的抗議者攜帶了木棍和滅火器以對抗警察鎮壓。這種情況是中國近年來未曾出現過的，再一次表明中國群眾鬥爭正在激進化，對中共獨裁政權做出愈發嚴重的挑戰。

平度抗議者做此準備，很可能與4個月前江蘇鎮江退伍士兵抗議有關。當時數千名抗議者遭到約萬名警力的暴力鎮壓，500多人被打傷，而且有消息稱可能有3人被打死。鎮江事件可能是近年來中國政府在漢族地區最大丶最嚴重的一次鎮壓行動。但今次平度抗議表明，鎮壓未能嚇倒抗爭群眾，反而激起更激烈的反抗。雖然平度抗議最終仍被鎮壓，但可以想見，未來很可能會出現更猛烈的抵抗。

退伍士兵抗議一方面涉及到地方政府債務問題。各地政府大肆舉債投資無用基建，不僅缺少資金提高退伍士兵的生活待遇，甚至克扣他們應有的補助挪作他用。但另一方面，退伍士兵惡劣的生活狀況也反映出中國整體的貧窮問題，養老丶醫療等社會保障匱乏，以及越多來多人從事低收入的不穩定工作。這也是退伍士兵抗議獲得大量群眾支持的重要原因。

雖然中共政府承諾改善退伍士兵的生活狀況，並為此建立了退役軍人事務部，但是接連發生的抗議表明這並沒有實際效果，抗議者已對這些承諾表示不信任。退伍士兵抗議可以鼓舞其他群眾鬥爭，但是沒有哪個群體能夠孤軍奮戰。退伍士兵須要和工人鬥爭以及其他群眾抗議聯合起來，一同對抗這個不顧群眾福祉的貪腐獨裁政權。

範冰冰逃稅被查 揭露中國稅收黑洞

今年5月，央視前主持人崔永元揭露著名演員範冰冰逃稅。範冰冰已連續4年成為中國收入最高的演員。去年她的收入為3億元人民幣。不久之後，範冰冰便被秘密關押和調查。直到10月初她才再次現身，在微博上發布了一封道歉信，承認逃稅，並表示完全接受政府的處罰決定。隨後新華社報導稱，由於範冰冰屬於「初犯」，只要她繳納近9億元欠稅及罰款，就不會追究刑事責任。這顯然是一場交易。同時稅務部門表示，其他演藝公司如果在今年年內繳清欠稅，可以免於罰款和起訴。

逃稅成為公開的秘密

逃稅在中國資本家和上層精英中非常普遍，已經是公開的秘密。各地政府和稅務部門為了吸引投資和收取賄賂，經常視而不見。有匿名電影人告訴媒體，在範冰冰事件爆發之後，明星們趕忙補稅，稅務部門在「四個月內把一年的稅收任務都完成了」。中國經濟一再發出警號，中美貿易戰不斷升溫，中共當局可能希望通過徵收欠稅來強化政府的財政收入和經濟實力，同時減少資本外逃至美國等國家，以便應對未來的危機。範冰冰顯然是一個很好的「典型」。許多人對範冰冰抱著「愉快的蔑視」，因為僅僅是她欠的稅就已經超過任何普通勞動者乃至中產階級一生的收入。也有人憤怒地說，「普通人只賺很少錢，但還是需要誠實繳稅」。不過政府並不會把這些稅收用於建設完善的公共服務，為所有人提供免費的公共住房、教育和醫療，而是繼續興建無用的大白象工程，令這些錢流入中共統治精英和貪腐官員的口袋。

另一方面，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Chatham House）中國問題專家魏伊（Roderic Wye）認為，中共調查和處罰範冰冰是為了告訴所有人：「沒有人可以淩駕於政府之上，沒有人可以逃出政府的監管」。近年來，中共一直在打壓娛樂節目和娛樂新聞，禁製任何黨路線之外的訊息。除了在政治及經濟新聞作出嚴格審查外，獨裁政權也在文化生活上進行家長式管製，越來越限製甚至禁製神鬼、性愛甚至是娛樂八卦的話題。

在過去江澤民時期中共喜歡利用這些花邊話題和消費主義來麻醉群眾，但今天習近平政權對這些訊息也感到不安。這也與政權越來越宣傳傳統家庭觀念、儒家偽道德。另外，娛樂圈是富豪權貴的後花園，明星的八卦話題自然牽涉不少官員，中共對這些訊息傳播自然感到不悅。中共通過懲罰範冰冰強化對娛樂圈的控製。

「習近平思想」入電視節目

今年10月，中共推出電視節目《新時代學習大會》（意即學習習近平），於湖南衛視等電視臺和人民網等網站播出。該節目以問答競賽的方式進行，參賽者均是大學生，並邀請所謂「馬克思主義學院」的專家學者擔任嘉賓，試圖吸引中國青年學習「習近平思想」，並繼續煽動對習皇帝的個人崇拜。佳士工人鬥爭和此前的一系列大規模網絡抗議表明中國年輕人正在明顯激進化。中共試圖通過此類電視節目加強思想箝製，但勢必難以取得實際效果。

《新時代學習大會》明顯在為習近平及其「思想」做宣傳：該節目每一集的標題均以於十九大被加入中共黨章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開頭；節目內容幾乎都與習思想和習近平的個人經歷相關，包括背誦「習語錄」；最後的演講環節即使聲稱是參賽者闡述自己的觀點，但當然不會真的讓選手自由言論的空間，他們只會為習近平和中共政權唱贊歌。

像在背誦課本一樣

習近平采取空前的鎮壓和社會/媒體管製、建立一人獨裁、樹立個人崇拜的許多做法令民間已有很大不滿，即使用一些虛偽的「愛民」言論也壓不住。畫像遭潑墨、P2P爆雷及受害者維權、佳士工人鬥爭等事件也迫使習近平勢力考慮用新的方式進行意識形態的灌輸，而電視問答秀的形式則被認為「年輕有趣」，因而被用於這次對習近平的個人宣傳。

但現實情況卻不如策劃者所想。盡管光明網稱「收視率一路飄紅」、「關註度仍在持續升溫」，該節目實際上並未在中國引爆明顯的關註和支持，年輕人的評論也大多是在嘲諷。節目內容和參賽者顯然是排練好了的，被形容「都像在背誦課本一樣」。當惡劣的生活處境、貧富差距和鎮壓推動越來越多年輕人轉向政權的對立面、甚至參加抗爭時，中共企圖控製思想的把戲只會引來更多不滿。

社會主義者反對中共獨裁統治和它的個人崇拜及民族主義宣傳，反對它通過這些手段所維護的資本主義。我們要求終結獨裁資本主義製度，主張在民主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下將媒體民主公營，成為基層群眾的發聲渠道，而不是獨裁者和資產階級精英的愚民工具。

中國：釋放女權工運分子嶽昕

去年剛從北京大學畢業的嶽昕，在8月24日與佳士聲援團的另外約50位學生和青年一起被逮捕，一直被秘密拘留到現在。現在網路上發起了「尋月行動」，要求釋放嶽昕。在佳士工人抗爭以前，嶽昕已經因#Metoo運動而出名。去年4月，她和其他7名北京大學學生要求校方公開22年前一起性侵案件的文件。

此前，一名女網民在社交媒體指出，北京大學一位教授在1996年強奸了她的同學，還汙蔑她的同學是瘋子，最後她的同學自殺了。這起事件成為中國#Metoo運動的重要案例。北京大學公布了1998年的一份處分文件，遭到大眾的廣泛質疑。該文件指事主曾要求和疑犯建立「戀愛關系」，卻沒有提到任何有關性侵和性關系的事情。該教授只是受到「不當行為」的處分。

脅迫和施壓

這份文件公布之後的幾天，嶽昕和其他同學向校方申請公布與該案相關的所有文件。從那之後校方不斷騷擾和威脅這些學生，指控她們「與境外勢力勾結」，還威脅不讓她們畢業，企圖迫使她們撤回申請書。4月20日校方發布了一則沒有具體內容的回應。在兩天之後的午夜，輔導員帶嶽昕的媽媽到她的宿舍，要求嶽昕刪除所有申請資料，並保證不再行動。之後嶽昕就被帶回家裏。

嶽昕在網絡上發出抗議，說校方扭曲事實並且使她的媽媽精神崩潰，引發北大內外許多人表示聲援。有人在北大校園裏張貼聲援海報，但是很快就被移除。在中國社交媒體上，嶽昕的名字也變成了被禁止的「敏感詞」。

後來嶽昕參加了佳士工人鬥爭，並成為佳士聲援團的領頭人物。這表明，在中國青年與工人階級顯著激進化的背景下，不同界別的群眾運動正在融合。

另一位聲援團女成員沈夢雨在深圳綁架之後，至今下落不明。在沈被綁架後，嶽昕發揮了突出作用。她發表公開演講，撰寫文章，接受媒體采訪，聲援試圖建立獨立工會而受到警察打壓的佳士工人。

8月24日，警察於清晨突襲聲援團的聚集點，逮捕了大批聲援團成員。此後不久，在被集體關押的地方，嶽昕努力鼓舞被捕者。雖然嶽昕給習近平的公開信留表現出對於中共政權的「忠誠」或者幻想（也有可能是想借此保護聲援團免被國家鎮壓），但是她在鬥爭中的勇氣和努力是值得敬佩的。

社會主義者和中國勞工論壇主張左翼采取有協調、有組織的抗議，反對政府不斷鎮壓左翼青年和群眾鬥爭。像是最近對於中國各地大學左翼學生社團受到鎮壓，超過10位和佳士抗爭有關的學生和工人被捕。在團結對抗國家鎮壓的同時，我們可以以民主的方式辯論左翼內部關於綱領、分析和策略的政治分歧。

獨立工會

嶽昕和沈孟雨、顧佳悅，以及其他許多佳士聲援團成員，仍然被秘密拘留，可能之後還會有更嚴重的迫害。顧佳悅在8月24日於北京被廣東警方逮捕。她涉入2017年底到2018年初的廣東毛派讀書會事件。當時有許多毛派青年因被指控「聚眾擾亂社會秩序」而受到逮捕或通緝。顧佳悅此次被捕，部分是廣東當局為了先前讀書會事件而進行的「報復」。同時，四位佳士鬥爭工人正在等待審判：余浚聰、劉鵬華、米久平、李展。政府將他們的罪名從「尋釁滋事」變成「聚眾擾亂社會秩序」，最高刑期從5年增加到7年。

我們社會主義者要求立即釋放所有佳士鬥爭的被捕者，立即在中國實現完全的民主權利，包含言論自由、新聞自由、集會與示威的自由。至關重要的是，我們要求建立獨立民主工會與政治組織的權利。我們主張中國的左翼圍繞著這些訴求建設一個協調的、有組織的運動，反對獨裁政權，並反對中共所保護和賴以統治的資本主義。

二零一九年

廣東萬人遊行 反高危廢物處理中心

2018年10月23日和24日，廣東順德杏壇鎮爆發萬人遊行，反對於當地興建高危化學廢品處理廠。甚至有部分警員也加入遊行。該處理廠選址200米範圍內便有密集居民區而且接近水源地，一旦建成可能威脅周邊多個城市百萬人的飲用水安全。因此除了杏壇鎮居民，亦有周邊地區的居民表示堅決反對。在逾萬名群眾的反對聲浪及抗議行動下，當局於25日表示停止此次工程。

政府和工程承建方曾宣稱將采取必要安全措施，不會對周邊造成汙染。然而以往多次類似事件已經讓很多群眾無法相信官方說辭。抗議爆發後，政府公告稱該項目尚未審批，亦未開始建設，但當地居民見到已有許多機器進駐準備動工。因此該項目很可能是「未批先建」，那麽所謂的環境影響評估也只不過會是走過場。

「死亡通知」

據當地居民透露，杏壇鎮已經飽受多家工廠汙染。因此居民對於這個新的廢品處理廠的擔憂顯然是合理的。有居民說，在聽到建設這個廢品處理廠的消息之後有如接到了「死亡通知」。杏壇鎮居民收集6萬人聯名要求政府取消該項目，但被政府無視，因此自發上街抗議。

盡管官方依舊試圖封鎖消息，但此次抗議並為遭到暴力鎮壓。這可能是因為當時正值習近平考察廣東的敏感時間點，當地政府害怕暴力鎮壓可能會促使抗議者嘗試圍堵習近平，令習近平和中共大失顏面。

當地居民指出，當局只是說停止項目，並非終止或取消，這意味著地方官員為了政績，還是會找機會重啟此工程，或者將項目轉移到其它地區。

今次杏壇鎮的反汙染抗爭再次表明，習近平政府的反汙染運動並未解決汙染問題。波及範圍甚廣的空氣和水汙染也說明「鄰避運動」是不夠的，需要各地的反汙染鬥爭——全省、全國甚至全球——串聯起來，建設一場有組織的、協調的基層環保運動。大企業、大財團汙染環境的種種做法，也要歸咎於將追逐利潤放在首位的資本主義製度，因此想要真正解決環境問題，必須提出社會主義替代方案。

孟宏偉被捕 中共權鬥未息

2018年9月25日，中國公安部副部長、國際刑警組織首位中國籍主席孟宏偉在從法國裏昂（國際刑警組織總部所在地）返回中國之後失蹤。一周後，他在法國的妻子Grace Meng向法國警方報案，引起軒然大波，得到國際媒體廣泛關註。國際刑警組織要求中國政府解釋孟宏偉的處境。迫於國際壓力，中國政府宣布孟宏偉涉嫌違法，正在接受調查。幾小時後，公安部的一場緊急會議提到孟宏偉涉嫌貪汙。

權力鬥爭

Grace Meng否認孟宏偉涉入貪腐，並說他是受到「政治迫害」。這很可能只有一部分是真實的。有消息稱，Grace Meng通過孟宏偉擔任多家公司的「掛名高管」，年收入超過500萬元人民幣。但同時一系列跡象表明孟宏偉被捕的真實原因很可能是因為權力鬥爭而非貪腐。

習近平的反腐運動主要目的便是清洗政敵。在公安部的緊急會議上，部長趙克誌提到要「徹底肅清周永康遺毒」，並要求公安部門「絕對忠誠」於習近平。而去年中紀委已承認周永康等高官落馬是因為「搞陰謀活動」。而且中國政府向國際刑警組織提供大筆資金以換取孟宏偉擔任主席，從而便於發布「紅色通緝令」追捕流亡海外的政敵、異見人士和逃犯，也難以讓人相信今次抓捕孟宏偉只是因為貪腐問題。

Grace Meng在這場事件中角色也尤為突出。以往落馬高官的家屬通常會保持沈默，以免遭到當局更嚴厲的報復，但今次Grace Meng卻主動踢爆事件，並積極尋求國際關註。她已雇用了兩家歐洲法律公司追尋孟宏偉的下落並遊說外國政府向中共施加外交壓力。美歐政府可能也樂於以此作為向中共施壓、謀取經濟和地緣政治利益的借口。無論Grace Meng目的如何，她的做法都對中共造成更大壓力，亦可能反過來被反習官僚用作武器，加劇權鬥。

中美沖突已經開始動搖習近平的個人權威和一人獨裁，曾暫時減弱的權力鬥爭正在重新點燃。獨裁政權內無論哪個派系都無法給貧窮、受到打壓的工人和年輕人提供出路，但是統治集團的分裂會曝露出政權內的更多醜聞，同時也會打破「穩定」的假象，鼓舞群眾鬥爭的信心。

高校同誌社團受到打壓

中國公眾對同誌的越來越包容。2015年年末聯合國調查顯示，85%的異性戀受訪者贊成同性婚姻合法化。這尤其反映出年輕人對待同誌平權的態度。美國《外交》雜誌報導說，今年中國國際不再恐同日（5月17日）的慶祝活動規模空前巨大。許多大學生走上街頭派發支持同誌團體的傳單、彩虹勛章等物品。但與此同時政府和高校校方對同誌社團嚴防死堵，習近平上臺之後更是變本加厲，越來越多地使用國家機器參與打壓，甚至扣上「勾結境外勢力的帽子」，實際上正是在鞏固對性小眾的歧視與壓迫。

禁止同誌社團活動

2017年國際不再恐同日，廣州一些高校的同誌團體原本計劃在這一天舉辦揚旗、彩虹擁抱等活動。然而就在兩天前，社團負責人紛紛受到了輔導員的「喝茶」邀請。這些被校方禁止的學生同誌團體多年來一直處在地下狀態，沒人知道他們是如何獲知社團成員名單的，也沒人知道他們是如何怎麽洞悉到尚未公布實施的活動計劃的。據猜測，這是因為警方竊聽了社團成員的通訊。

有了解內情的學生告訴社團成員，他們的手機號已經出現在了國保的名單裏，證實了他們的猜測。因此活動被迫暫停。然而即使這樣，校方還不罷休，下達命令要求各位同學在當日不允許轉發任何與這些社團有關的內容，更不允許參與他們的活動，甚至是不允許更改社交媒體的頭像（以防學生通過頭像圖片聲援同誌活動）。

像這樣的「恐怖措施」已經不是第一次出現在內地高校以及社會網絡之中了。但在習近平加強控製和打壓學生和年輕人的情況下，這已經逐漸成為了常態。校方打壓同誌社團的方式經常包括向其成員的家長公開他們的性取向，有學生因此被父母強製送去接受「矯正治療」。這再一次說明傳統的家庭結構是獨裁政權的統治工具，而性小眾權利和團體受到打壓的重要原因就是他們挑戰了這種一男一女的父權家庭模式。

中共獨裁政權是爭取性小眾權益和對抗恐同歧視的嚴重阻礙。它害怕同誌運動的抗爭行動和成果將鼓舞更廣泛的群眾鬥爭，甚至發展成直接挑戰獨裁統治的力量。因此中國的同誌運動不僅需要通過「慶祝」和「教育」活動去改變公眾對於性小眾的態度，更需要明確反對獨裁、父權和它們所依賴的資本主義。

釋放被捕學生及工人　停止打壓馬克思主義學會?

去年七至八月的深圳佳士工人抗爭期間，得到全國各地的學生和青年聲援，及後8月24日廣東警方逮捕50多名聲援青年及工人，在11月9日更跨省搜捕十多人。部分人至今仍被囚禁甚至下落不明。

聲援的學生很多來自各大院校的左翼學生社團，因為認知中共與資本家一同剝削工人、貪汙腐敗的的惡行，而對受壓迫的工人階級表達同情，繼而挺身行動聲援佳士工人。中共為了作出報復，大力禁製各間大學的馬思主義學會，包括北京大學、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科技大學、北京語言大學，逮捕組織成員，甚至動用保安和黑社會暴力攻擊學生。南京有另外8名左翼大學畢業生被逮捕，而南京大學則曾突然暫停全校所有社團的運作，要求學生提交成員名單，否則可能會被取締。北大馬克思主義學會會長展振振被捕及遭退學，學會亦被校方接管。中國人民大學支持工人的團體「新光平民發展協會」本月2日也遭暫停活動並限期整改。

習近平越來越多利用馬克思主義的詞語，但現實上卻完全為資本家利益服務，現在更要禁止學生組織討論官方的意識形態，實在是對自己黨史的一大嘲諷。我們反對中共鎮壓學生，反對打壓毛派和左翼社團，要求言論自由、研究自由和政治結社自由！強烈譴責暴力鎮壓，要求立即釋放所有被捕青年及工人，爭取組織民主工會和學生團體的權利！支持工人階級的國際團結，反對獨裁統治和資本剝削！

反對政治迫害！反對強迫佳士青年「認罪」！

自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會被校方接管之後，北大等學校的一些佳士聲援團成員在被國安部門「約談」時看到了嶽昕、顧佳悅、鄭永明和沈夢雨等四名抗爭青年的「認罪視頻」。這四人自去年8月被捕之後一直下落不明。所謂認罪顯然是在中共當局的虐待甚至酷刑下做出的。曾看過該視頻的學生回憶說，顧佳悅和沈夢雨「臉色蒼白、眼上帶著一道道黑圈，眼光呆滯、口齒不清，在自述說出自己的認罪聲明時如同背稿子一般，還經常停頓，頻繁地眨眼，似乎記不起自己接下來要說什麽，好像需要努力地回憶。」

彼得?達林（Peter Dahlin，2016年曾被迫在中國電視上認罪的瑞典籍人權活動者）接受外媒訪問時說：「被關押者會受到非常多的惡劣對待，直到他們被迫認罪。幾乎一定會有酷刑。」

「認罪視頻」的出現代表著中共對佳士聲援團的鎮壓進一步升級。視頻借四名青年之口為中共唱贊歌（中國社會存在一些矛盾和負面因素，但總體上是積極的；在中共統治下，社會狀況已有很大改善），並誣蔑佳士工人鬥爭是「純粹是激進工人運動團體自編自導自演的一場戲」。如一名學生對《路透社》所說，這種指控純粹是顛倒黑白：是佳士工人爭取獨立工會的抗爭和所受的警察鎮壓吸引了左翼青年的聲援，而非左翼青年製造了這場鬥爭。另外，四人稱自己是受「激進組織」操控，企圖顛覆政權。視頻沒有說明具體是什麽「激進組織」，更像是指稱廣泛的左翼青年團體。這除了意味著四人很可能遭受嚴厲刑罰，也表明政府可能會對中國左翼青年展開更猛烈的鎮壓。

「認罪視頻」的出現代表著中共對佳士聲援團的鎮壓進一步升級。視頻借四名青年之口為中共唱贊歌（中國社會存在一些矛盾和負面因素，但總體上是積極的；在中共統治下，社會狀況已有很大改善），並誣蔑佳士工人鬥爭是「純粹是激進工人運動團體自編自導自演的一場戲」。如一名學生對《路透社》所說，這種指控純粹是顛倒黑白：是佳士工人爭取獨立工會的抗爭和所受的警察鎮壓吸引了左翼青年的聲援，而非左翼青年製造了這場鬥爭。另外，四人稱自己是受「激進組織」操控，企圖顛覆政權。視頻沒有說明具體是什麽「激進組織」，更像是指稱廣泛的左翼青年團體。這除了意味著四人很可能遭受嚴厲刑罰，也表明政府可能會對中國左翼青年展開更猛烈的鎮壓。

「認罪視頻」是中共鎮壓的一貫伎倆，它想用這種方法恐嚇仍在堅持抗爭的左翼青年。但是該視頻並未像過去鎮壓自由派律師和人權活動者時那樣在媒體上公開播放。有學生說，國安曾表示該視頻是國家機密。中共可能擔心，至少是現在佳士聲援團仍在鬥爭的時候，如果公開播放該視頻，可能引發廣泛的學生和工人對運動的同情。中共的擔憂也從另一方面體現出，在嚴重的貧富差距、社會不公、政府腐敗等問題下，左翼思想對年輕人很大的潛在吸引力。

在去年8月大規模逮捕之後，中共曾試圖誣蔑佳士工人鬥爭是受境外勢力操控，並為此逮捕了深圳兩個勞工NGO的成員作為替罪羊（但這兩個NGO其實並未參加佳士鬥爭）。現在政府的指控從「境外勢力」變為「激進組織」，很可能正是因為看出前者無法得到普遍相信，所以不得不采取更露骨的恐嚇。

面對未來更猛烈的國家鎮壓，所有支持工運的人士迫切需要圍繞著一系列能夠指引鬥爭方向的訴求采取協調的、有組織的行動。中國勞工論壇要求：

停止政治迫害！立即釋放所有被捕的佳士鬥爭工人和青年；
立即實現全面的民主權利，包括言論、出版、集會、示威的自由；
要求建立獨立工會和政治團體的權利；
打倒中共專政！打倒極權資本主義。

一帶一路接連受挫

在1月22-25日的世界經濟論壇年會上有一場關於一帶一路的會議，奇怪的是參加年會的中國高級官員（包括副總理王岐山）竟然沒有出席這場會議。而且自去年夏天以來，中國高官已很少談到一帶一路，盡管一年前一帶一路才剛剛被寫入憲法，成為除了「改革開放」之外唯一一個被寫入中國憲法的外交和經濟政策。中美沖突和一帶一路國家愈發強烈的反對聲音及債務問題令一帶一路停滯不前，甚至倒退，勢必打擊習近平的個人權威，因為它是習近平的標誌性政策。

計劃受挫

一帶一路帝國主義擴張計劃威脅到美歐帝國主義的市場和影響力，成為當前中美沖突的戰場之一。去年7月底，特朗普政府推出印度-太平洋投資戰略，以抗衡一帶一路，盡管目前只計劃投資1.13億美元，遠少於一帶一路；出於同樣的目的，美國於12月又推出新非洲戰略。中國政府試圖通過降低民族主義和對外擴張的宣傳調門，來緩和美國資產階級建製的敵意。另一方面，一帶一路本身也進展緩慢，而且在沿線國家遭遇越來越多的阻力。根據中國商務部公布的數據，2018年前11個月一帶一路新簽合同的價值比2017年同期減少了20.4%。一帶一路起初計劃的6個經濟走廊中，有3個至今尚無大型工程。部分原因在於，在經濟放緩的情況下，中國政府限製資本外流，導致一帶一路可以得到的資金減少（一帶一路絕大多數工程資金都來自中國貸款）；另一方面，沿線各國的反對聲音也越來越高漲。

中國政府通過一帶一路項目為其他腐敗的專製政府提供資金，暫時延續他們的生命，以此換取商業和貸款合約。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的一份報告說：「中國的援助、貸款和合作強化了哈薩克斯坦領導層保住自己權力的能力。」納紮爾巴耶夫自1991年哈薩克斯坦獨立開始擔任總統一直到現在，殘酷鎮壓和屠殺抗議者。但一帶一路對威權政府的支持效果只是短暫的。由於群眾對於一帶一路、中國新殖民主義和本國經濟狀況的惡化，攻擊一帶一路成為巴基斯坦、馬來西亞和斯裏蘭卡等國反對派贏得大選的工具之一。

今年1月，巴基斯坦政府決定擱置拉興雅汗（Rahim Yar Khan）大型發電廠的興建計劃，同時也取消了400個被認為是有政治目的的基建項目。一帶一路的旗艦項目「中巴經濟走廊」再度受挫。在對於「中巴經濟走廊」十分重要的俾路支地區，俾路支民族主義武裝力量將一帶一路工程作為攻擊目標，他們譴責中國和巴基斯坦政府殘酷鎮壓反抗力量和掠奪俾路支的資源，該地居民無法得益。同樣在今年1月，馬來西亞正式取消了東海岸鐵路項目。去年馬哈蒂爾打敗親中的納吉布成為馬來西亞新總理後，宣布暫停該項目和另外3項工程，希望和中國談判，達成對馬來西亞更有利的新合約。巴基斯坦和馬來西亞是一帶一路最重要的兩個國家。

債務陷阱

一帶一路早已被廣泛視為「債務陷阱」。早在2018年初，美國全球發展中心（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預計巴基斯坦等8國家將因一帶一路工程貸款而出現財政危機。不久前，巴基斯坦被國際評級機構列為債務負擔不可持續的國家。繼斯裏蘭卡因無力償還對華貸款而將中資興建的漢班托塔港口租給中國99年之後，去年12月底有消息傳出，肯尼亞政府可能因為無法償還一帶一路貸款而將蒙巴薩港的控製權交給中國，引起國內強烈抗議。蒙巴薩港是肯尼亞最大且最發達的港口，而且具有戰略重要性。中國在肯尼亞建造的蒙巴薩－內羅畢鐵路實際運量只有預期的一半。自2017年開通以來，該鐵路一年之內就虧損了100億肯尼亞先令（約9900萬美元）。按照合約，如果肯尼亞政府無法償還債務，該國任何資產都不受主權保護。

最近美國《華爾街日報》調查馬來西亞國有一馬公司（1MDB）貪腐弊案的發現勢必引發一帶一路國家群眾更猛烈的擔憂乃至怒火。一馬公司於2013-2015年被爆出負債421億令吉（約102億美元），引發了貪汙醜聞和爭議。《華爾街日報》揭露了納吉布政府和中國的一系列會議紀錄。紀錄顯示，中國官員承諾：設法阻止美國和其他國家調查一馬公司弊案；竊聽《華爾街日報》在香港的記者，查出泄密者並告訴馬來西亞政府。作為回報，馬來西亞政府將批準一系列一帶一路工程。在會議之後幾個月裏，納吉布批準了總價34億美元的鐵路、油氣管道等工程。同時按照會議紀錄，馬來西亞官員建議中國提出的工程造價應該高出市價，多出來的資金會被用於其他用途（很可能包括填補一馬公司的虧空）。根據馬來西亞一家咨詢公司早前的估計，剛剛被取消的東海岸鐵路實際只需73億美元，但中國報價為128億美元。這些資金絕大部分來自中國貸款，最終將由馬來西亞國家財政償還。

由於接連受挫，加上美歐政府的攻擊，中國政府不得不降低一帶一路的宣傳調門。但是習近平無法放棄這個計劃，重要原因之一是他的個人權威將受到更加嚴重的打擊。同時由於國內經濟出現嚴重問題，而且美國加強了保護主義政策，中國的大企業和銀行需要開拓國外市場。亦有許多中國群眾指責政府將大量資金用於海外，而不是用來改善本國人民惡劣的生活水平。中國群眾和年輕人明顯激進化，已爆發多場大規模網路抗議、跨省罷工抗議以及歷史性的佳士工人鬥爭，中國政府正準備進一步升級鎮壓。在此情況下，習近平和中共權威受損，可能給其統治帶來災難性的後果。

一帶一路將造成氣候災難

盡管習近平和中共宣稱一帶一路會是「綠色發展」，但實際上這個龐大的全球基建計劃將嚴重惡化氣候危機。中國是目前全世界最大的煤電投資者。美國能源經濟和金融分析研究所（IEEFA）於今年1月公布的一份研究報告指出，目前在中國以外全世界所有在建煤電廠中有超過四分之一是中國出資的，而且其中大多使用的是汙染和二氧化碳排放較高的過時技術。這些工程主要集中在南亞和東南亞，特別是巴基斯坦丶孟加拉丶印尼等一帶一路國家。「中巴經濟走廊」半數能源生產項目是煤電廠。部分由於「中巴經濟走廊」，煤電占巴基斯坦能源供應的比例將從現在的3.1%上升到2025年的20%。

根據世界資源研究所（WRI）於去年10月發布的調查報告，在2014-2017年間，中國的6大銀行（國家開發銀行丶進出口銀行及最大的4家國有商業銀行）向一帶一路國家能源業提供了1430億美元貸款，將近三分之一是投入石油丶石化和天然氣行業；他們其中超過一半（140億）用於建造化石燃料發電廠，而且有100億是用於建造煤電廠。化石燃料行業占「絲路基金」能源業貸款的比例更是高達93%。

英國氣候變化經濟學與政策中心（The Centre for Change Economics and Policy）主席尼古拉斯·斯特恩（Nicholas Stern）說，如果一帶一路國家采取中國式的高碳排放發展模式，那麽2015年巴黎氣候協定的減排目標就不可能實現。巴黎氣候協定的目標是控製全球平均氣溫升幅不超過2℃（相比於工業革命前的水平）。若要實現這個目標，全世界需要在2040年時完全停止使用煤炭發電，也就相當於每天要關閉一座煤電廠。一帶一路的大規模煤電和化石燃料投資與此顯然是背道而馳。而且巴黎協定製定的是一個很低的標準。各資產階級政府受到巨大的公眾壓力下製定這樣一個無力的協定。即便全球氣溫只上升2℃，也會導致嚴重的氣候災難。科學家說必須將全球氣溫升幅控製在1.5℃以內才能避免災難，而且即便如此北冰洋的冰在夏季也會完全融化，全世界半數陸地生物會遭受負面影響；嚴重熱浪會更加頻繁──而且這還算是好的情況！

中國政府通過一帶一路建設大量煤電廠，為國內發電丶煤炭丶建築業公司開拓新的市場，同時也試圖將國內汙染轉移到其他國家，以緩和嚴重的空氣汙染和日漸增多的環保抗議。煤電廠不僅排放大量二氧化碳和其他汙染物，而且也在逐漸失去「經濟優勢」。根據英國氣候研究組織「碳追蹤計劃」（Carbon Tracker Initiative）預測，到2021年時，建造新的風電廠會比繼續使用現有的煤電廠更加便宜；到2025年時，太陽能發電也會比煤電更加便宜。但是煤電廠通常可以使用約40年，而且耗費巨額建設投資，這意味著一帶一路建設的大批煤電廠會將這些國家「鎖入」高排放的發展模式長達幾十年，進而加劇全球氣候變化和災難。

向較落後國家轉嫁汙染是帝國主義（包括美歐國家）長久以來使用的伎倆，因此為了對抗氣候破壞與汙染丶以大規模的綠色科技取代破壞氣候的產業，需要一個全球性的社會主義解決方案，需要全世界工人階級團結對抗盲目逐利的資本主義。

再現毒跑道 貪腐官僚戕害學生健康

從2018年9月開始，浙江三門實驗小學學生及家長多次反應校園內彌漫著刺鼻異味，先後有多名學生出現流鼻血、咳嗽、腹痛、頭暈等癥狀，甚至出現脫發和抽搐。最多的一個班，45人有42人產生不良反應，並被送往醫院就診，且有部分學生在之後出現復發的現像。全校1000多名學生有近600人體檢異常。

由於近幾年來中國多所中小學校曝出毒跑道事件，三門實驗小學學生家長懷疑該校存在相同問題。2018年9月底當家長帶著檢測人員去學校檢測時，校方卻稱家長們是「無理取鬧」，並出示了一家省級質檢機構的合格證明。當地教育局以及跑道施工方、監工方也信誓旦旦說跑道不存在安全問題。

有毒物質嚴重超標

10月，在家長抗議之下，校方被迫允許家長們聘請的另一家質檢機構重新檢測。新的檢測結果顯示，該校跑道散發的兩種有毒物質（甲醛和鄰苯二甲酸酯）分別安全限度的2倍和5倍。11月的又一次檢測發現另外一種有毒物質（總揮發性有機化合物）為安全標準的3倍。這幾種有毒物質會傷害人體的內分泌、生殖、神經系統，甚至會造成癌癥，對兒童的傷害當然尤為嚴重。

但是校方卻不承認新的檢測結果。當家長在校外抗議或者不讓孩子上學時，當地教育局官員竟荒唐地警告家長不要試圖製造「轟動效應」、不要「幹擾學校正常的教學秩序」。直到今年1月4日，校方才徹底拆除跑道，但並沒有兌現拆除跑道後往下深挖50公分的承諾。目前5名學校和教育局官員及工程人員，以及涉事的建築公司和監理公司，正在接受調查。

校方、教育部門和官方質檢機構一同包庇毒跑道和相關公司，顯然涉及貪腐。近年來中國毒跑道層出不窮，10多個省份曝出此類事件。同樣在去年9月，武漢和濟南的兩所小學也出現毒跑道，百余名學生身體不適，校方同樣聲稱跑道質量合格。毒跑道橫行是製度性腐敗、教育商品化和資本主義逐利的惡果。

民主管理

學生及家長對於學校運作並沒有足夠的知情權和控製權，直到抗議和輿論壓力不斷增大，才迫使政府介入，經常是曝出一起才查處一起。在中共的獨裁統治下，群眾往往也難以了解肇事者是否受到應有的處罰，或者是否真的受到了處罰。習近平當局正在繼續加大網絡和媒體管控，不能排除有更多的毒跑道事件被隱瞞。

只有采取教育資源的民主監督，民主分配，才能實質性阻止毒跑道以及種種類似案例，保證學生的安全。我們要求由學生、家長、教師和工人組成獨立、民主的學校委員會，調查所有毒跑道和其他安全問題；學校委員會應有權懲處有罪的官員和資本家，並有權民主監督和控製學校運作（包括校舍建設和課程安排）。同時我們要求全面的教育公有化，大幅增加教育資源，讓所有人都能得到優質、安全的免費教育。

頁巖氣開采引發地震 四川數千人抗議

2月24-25日，四川榮縣數千人抗議，要求政府停止開采頁巖氣，並沖擊了當地政府大樓。在24-25日，榮縣接連發生三場4.3-4.9級地震，官方通告稱地震造成2死13傷，超過2萬間房屋損毀，共損失8000余萬元人民幣。亦有媒體報導死亡至少4人。當地群眾認為是附近的頁巖氣開采工程造成地震，因此上街抗議。政府已禁止媒體報導地震或抗議情況。

警方在24日逮捕了10多名抗議者，而且有多名參加抗議的10多歲學生遭到警察毆打。但之後抗議者仍在繼續增加，迫使政府宣布暫停開采。

開采頁巖氣主要采用「水力壓裂法」，即將水、砂和化學物的混合液體通過高壓註入地下，將巖石層壓裂，從而釋放出巖層中的天然氣。但是水力壓裂法容易汙染水源，而且已有研究發現，頁巖氣開采確實造成近幾年四川地震增多。

開采頁巖氣導致地震增加

榮縣居民說，通常在每次壓裂開始後的兩三個小時裏就會發生地震，盡管過去的地震沒有今次這麽嚴重。自從去年9月開始開采頁巖氣以來，榮縣發生了9次3級以上地震，200多次三級以下地震。而且當地的地震在今年農歷假期期間曾短暫停止，假期結束後重新出現，更說明2月24-25日的地震與開采頁巖氣有關。有居民說：「現在白天也搖、晚上也搖……大家都有恐懼感，隨時都有威脅，人心惶惶。」

此前當地居民已多次要求政府停止開采頁巖氣，但政府無動於衷。在2月的地震和抗議之後，政府被迫宣布停止開采。但群眾懷疑這只是緩兵之計。香港《星島日報》也報導說，其實頁巖氣公司只關閉了一個礦井和減慢了開采速度。

2017年四川頁巖氣開采量是全中國的三分之一，榮縣的頁巖氣儲量是全國的六分之一。但四川屬於地震多發區，11年汶川大地震官方死亡數字將近9萬人（亦有估計為30萬）。

中共政府試圖通過開發頁巖氣來減少對進口燃料的依賴，但卻對群眾的生命安全於不顧，嚴重的汙染事件和工業災難亦屢見不鮮。中國勞工論壇要求永久停止開采頁巖氣，並由居民民主組成的委員會獨立調查環境損害以及對居民的影響，懲治有罪的官員和老板，並向受害者作出賠償。要想真正保障群眾的生命健康和良好生活，必須真正發展及應用綠色能源，但只有由工人群眾公有及民主地控製能源和社會生產才能實現這點。

火燒「女生節」橫幅　女權鬥爭新行動

有著婦女爭取政治與經濟平權的激進起源的國際婦女節，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早已淪為各大商家極力促銷的商機。在資本主義復辟數十年的中國，3月7日還被另外冠上「女生節」丶 「女神節」丶 「女王節」這些父權視角的名稱，許多「慶祝」活動亦不乏將女性視為男性玩物的標語，諸如「春風十裏，不如睡你」等。這些充滿性別歧視甚至性騷擾的橫幅得到校方容許。為對抗這種庸俗化趨勢，中國政法大學有女學生於3月8日當天放火燒掉校園內的「女生節」橫幅。她在社交媒體上說道：「這一行為的目的是希望引起大家的追問與反思，婦女節是為了紀念芝加哥紡織女工爭取同工同酬丶離婚權丶墮胎權的鬥爭……」盡管該女生事後稱感覺做法欠缺安全考慮，該行動仍然受到網民廣泛稱贊。去年3月7日，山東大學也有學生抗議「女生節」橫幅，批評這是性騷擾。

普遍的性別歧視

中國女性受到多種形式的歧視與壓迫。女性經常在個人發展方面更多遭受指摘，被認為不需要讀到很高學歷丶追求太好的工作，而應該早點結婚生子丶相夫教子。在大學裏，除了被曝出的多起教師對女學生的性騷擾和性侵外，女性還經常被說成「不適合從事學術研究」。而父權製度和譴責受害人的文化也令宣揚「穿得時尚暴露，等於教人強奸」等觀念的「女德班」有了市場。在社會輿論中，以近期埃塞俄比亞航空302號班機空難為例，一名遇難中國籍女大學生被認為年輕貌美，於是被集中炒作，且被多名網友以「千裏送炮」等評論羞辱。

各種歧視與壓迫的根源在於性別間的經濟不平等，而造成經濟不平等的正是資本主義製度。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為規範財產繼承丶維護私有製和等級製，一男一女結合的核心家庭為經濟基本單位，而女性被強加生理上的「再生產者」丶家務勞動的主要承擔者的屬性，在職場上處處收到歧視。根據世界銀行數據，中國女性的勞動力參與率從1990年的73%跌至2018年的61%；即使能夠就業，無論公共還是私營部門，許多單位將年齡丶外貌等作為招聘女性的條件。女性工人更多地集中在清潔丶收銀等不穩定且低薪的工作。根據世界經濟論壇的報告，中國女性平均收入與男性的比例從2010的68%下降到了2018年的62%；而且在類似工作上的收入差距（即同工不同酬程度）從2008年的26%增加到2018年的36%。

表面讓步

近年影響到中國的#MeToo運動丶P2P受害者上訪丶佳士工人鬥爭等一系列行動，著實給中共政權造成不小壓力。因此，為了緩和群眾憤怒，同時也是為了應對已經開始的人口危機，中共及其操控的偽議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不得不在女性問題上作出表面讓步。2月21日，一份關於落實現有禁止就業性別歧視法律的官方通知在網上公布。今年兩會期間，有提案建議結束對非婚生子女的經濟處罰，亦有提案要令父親也陪產假。而李克強也聲稱政府將「加快」發展托兒服務和早期教育。

我們很難相信聲稱的這些措施能夠真正實現並消除性別歧視。習近平上臺之後顯著加強國家鎮壓，女權運動成為攻擊目標之一。習近平政權以及受其鼓舞的保守力量宣揚回歸「中國傳統」和儒家文化，呼籲女性從職場「回歸」家庭，令女性從事更多無償家務勞動，以便削減公共服務，同時進一步強化職場性別歧視，將使資本家和中共貪腐官員攫取更多財富。中國政府大學的事件證明，中共政權無法真正消滅中國的女權鬥爭，將會有更多的學生和青年采取行動挑戰性別壓迫。

相比以往的國際婦女節，在2019年的這一天，許多人開始學習國際婦女節的起源，了解它的真實含義，不再滿足於資本主義下商業化且去政治化的印象。占人口約一半的女性對工人階級鬥爭有著不可或缺的作用，而且事實表明女性工人經常率先發起抗爭丶並站在鬥爭的第一線。我們需要一個社會主義替代，訴求將生產資料民主公有化，將民眾的需要置於經濟利益之上，因而能夠實現同工同酬丶永續的公共托育丶教育及其他公共服務，從而令性平鬥爭與工人階級鬥爭聯合，合力擊敗親資父權的中共政權，令性別平等不只在法律上丶而更在經濟方面實現，最終打造一個真正性別平權的社會。

響水爆炸　揭露官商勾結

2019年3月21日，江蘇省鹽城市響水縣生態化工園區一家名為「天嘉宜」農藥廠發生爆炸。據中國地震臺網測定，此次爆炸相當於2.2級左右的地震，發生爆炸的化工廠被炸出一個大坑，整個園區成了一片廢墟，周邊房屋嚴重損壞，居民區和學校的玻璃窗被震碎。事故造成78人死亡丶617人受傷。爆炸還造成了嚴重的環境汙染：事件發生後，當地空氣中的二氧化硫丶氮氧化物濃度，曾一度超標57倍和248倍；園區內河流不同程度的檢出揮發性有機物。

事發園區為江蘇化工企業主要集聚地之一，當地此前已發生多起化工企業安全事故：2007年11月27日，園區內另一家農藥廠發生爆炸，致8人死亡丶數十人受傷；2010年11月23日，園區內一家氯堿廠發生氯氣泄漏，導致下風向的另一家化工廠30多名員工中毒。2011年5月18日下午，再次有農藥廠發生重大火災；7月26號該廠又發生爆炸。

嚴重隱患

據今次爆炸的調查人員所說，這個園區從2007年開始運營，當時為了承接從其他地區遷來的重汙染工廠匆匆上馬，沒有做好充分的計畫。各個工廠自行鋪設管道向河流排汙。更嚴重的是，該園區沒有處理廢棄物的設施，各工廠自行建設焚化爐，有些焚化爐甚至緊鄰天然氣罐，天嘉宜就是如此。這可能就是爆炸的原因。該園區使用卡車而非管道運輸天然氣，但沒有做到必要的安全措施，亦有可能引發爆炸。工人和當地居民已多次向政府據報園區的安全隱患和汙染問題，但政府一面向工廠收取罰款，一面縱容工廠照常運作。

天嘉宜在2018年2月被國家安全監管總局指出存在多項安全問題，包括主要負責人及特殊作業人員未經考核合格丶生產裝置操作規程不完善丶動火作業管理不規範等等。爆炸的發生說明，這些問題很可能仍沒有糾正。該廠在2017年和2018年，該公司共受到了7次行政處罰和環保處罰，其違法行為包括：違反大氣汙染防治管理製度丶違反固體廢物管理製度丶違反環境影響評價製度。該廠老板此前亦曾因汙染環境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天嘉宜周邊10公裏內有80多家化工廠有環境違法紀錄，而且很可能仍在繼續汙染。

響水經驗

當地政府過去也曾阻撓記者調查發生事故的工廠。2007年11月27日爆炸後，眾多媒體記者趕赴響水采訪。當地宣傳部門立即啟動了一套禁止記者采訪的應急預案，采用武力威脅丶軟禁記者，重金收買丶色相利誘等方式收買記者丶阻撓采訪，並且總結發布了《沈著應對突發事件，全力做好輿論引導──響水「11·27」事故新聞協調工作的主要做法》一文，又稱「響水經驗」。12年過去了，「響水經驗」並沒有被拋棄；在此次事件中，當地政府依然部署了無人機幹擾設備幹擾丶擊落媒體的航拍無人機。3月25日，在響水調查環境汙染問題的民間環保誌願者張文斌因「尋釁滋事」被警方帶走。

「天嘉宜」爆炸之後不到兩個星期，雲南大理丶山東煙臺丶山東青州丶江蘇昆山丶雲南昭通丶安徽馬鞍山又接連發生6起爆炸，總共造成18死丶16傷丶5人失蹤。同樣是在江蘇昆山，5年前一場爆炸造成146人死亡丶114人受傷。在資本主義製度下，資本家和政府官僚為了利潤與政績，置無數工人和居民的生命安全於不顧，在明知存在安全隱患丶甚至多次發生事故的情況下，依然「我行我素」，最終釀成了本來可以避免的慘禍。資本主義製度是一個完全只為少數統治者服務的製度，而工人的生命就是驅動這個製度運轉的燃料。只有通過工人階級的集體行動推翻資產階級專製，建立社會主義製度，確保工人在真正的公有製下對生產的民主控製，才能防範此類事故的發生。

國家鎮壓繼續 6 名北大學生被捕

五四100周年前夕，北京大學6名左翼學生被捕，下落不明。目前因參與佳士工人鬥爭而處在監禁下的工人、學生、青年有約50人。而協助打壓左翼學生的學生幹部則被北大評為「共青團標兵」。中共政權害怕左翼青年和工人在五四和六四紀念日發起新的抗議，更害怕在經濟低迷的情況下群眾抗爭愈演愈烈，因此采取新一波鎮壓。

警察暴力

今年五一勞動節前，邱占萱、焦柏榕、孫嘉言、李子怡、王瀚樞等5名北大學生前往北京郊區工廠打工，但於4月29日被捕。同日，另外一名北大學生沈雨軒在校內被捕。沒有消息表明他們正在進行抗議活動。隨後佳士聲援團公布了他們在被捕前錄製的視頻和通訊紀錄，揭露出令人發指的警察暴力。

北大馬會前會長邱占萱在視頻中說，他曾連續5天受到警方虐待，包括長時間審問、打耳光、脫衣服搜身、以高音量收聽習近平長達三個小時的十九大報告、以及性騷擾。北大馬會於去年12月底被校方接管。

沈雨軒及另外一名學生在28日晚受到警察審問。當時沈雨軒正在上廁所，警方踹開廁所門，將她按倒在地強行帶走。兩人在審問期間受到毆打辱罵。沈雨軒於次日再次被捕。

佳士聲援團也公布了北大校方和警察更多的惡劣行徑。例如一個學院團委書記借調查原馬會女性成員的機會進行言語的性騷擾。甚至有警察「坦率」地對學生說：「不愚民維穩成本太高」。北大左翼學生將自己受到的監視、騷擾、恐嚇、辱罵、毆打稱為現實版的1984。中共政權對於反對力量的活動變得越來越敏感，是因為統治精英清楚地知道群眾在獨裁統治和資本主義下積壓起來的各種怒火、工人階級的潛力、以及當前具有潛在爆炸性的政經局勢。英國《金融時報》評論說：「盡管學生們現在面臨著巨大困難，但政府仍然害怕他們的運動會壯大起來。」由於擔心反過來鼓舞青年抗議，特別是因為佳士工人和青年鬥爭，今年政府的五四紀念活動遠比預期低調。

從去年8月的全國大抓捕以來可以看出，接連的打壓令原本對中共還抱有一些幻想左翼學生開始看清，中共並不是一個社會主義政權，而且向習近平表忠也無法避免打壓。一名學生在談到最近的抓捕事件時說：「習近平的五四演講充滿了關於國家榮耀的口號，但實際上我們這個社會正在經歷猛烈打壓、更嚴厲的管控和全面審查。」

而且，國家鎮壓已經從激進左翼青年蔓延到溫和NGO。5月8日，北京、廣州、深圳的3個勞工NGO被警方查抄，4人被帶走（李大君、周麗娟、梁自存、李長
江）。目前尚不知查抄原因。

相比於過去被打壓的NGO和自由派勞工活動者，這3家NGO更加「溫和」，主要為
底層工人提供生活和職業援助，沒有參與工人抗議。李大君和周麗娟所在的北京冷泉「希望社區」更是由共青團中央下屬青少年發展基金會發起的。這3個NGO都曾與當地政府有過合作。

鎮壓蔓延

它們被警方查抄，說明習近平政權對於基層工人活動越來越緊張，哪怕他們並不打算挑戰中共政權。一名去年曾前往深圳參加佳士抗議的學生對《金融時報》說：「今年所有事情都非常敏感。」面對驟然惡化的中美貿易沖突、進一步黯淡的國內經濟、以及從去年以來左翼青年和工人發起的挑戰，中共統治精英非常擔憂。它將會采取更多的鎮壓行動。

面對國家鎮壓，中國左翼青年表現出令人敬佩的勇氣。社會主義者譴責中共獨裁政權的暴行，要求立即釋放所有政治犯。我們支持爭取建立獨立工會的權利、政治結社自由、以及全面的民主權利，終結獨裁資本主義的剝削壓迫，實現真正的、民主的社會主義工人階級替代方案。

中國：南應鎮壓牽涉中共貪腐

4月26日，南京應用技術學校學生和家長因校方虛假招生舉行抗議，竟然被校方非法囚禁。當晚抗議者又遭到特勤（中共政府用於維穩的非正式警力）暴力鎮壓。有消息稱警方使用了麻醉彈。多名學生被警方帶走，其中一人被控「煽動鬧事」。該事件揭露出私立職業學校泛濫、混亂的虛假招生問題，並因警方的殘酷鎮壓、官商勾結以及學校的軍方背景受到大量關註和譴責。

南京應用技術學校有6000名在讀學生。它自稱是大專職校，但實際只是中職，。該校的護理系更是完全造假，每年學費高達1.6萬元，但實際卻是「家政服務系」，無法為學生提供護理專業資格證和醫院實習。已就讀多年的學生發現自己根本沒有學籍。4月22日，校方公告稱，學生要想拿到大專文憑，必須轉考另外一間學校，但不保證錄取，而且新的學校也沒有護理系。

學生家長前來學校理論，校方不但沒有解決問題，反而毆打家長和學生。為了封鎖消息，學校使用強製手段，將學生們鎖在宿舍中，鎖校，並要求沒收手機。學生們通過網絡向外求助的方式也被封鎖，相關微博貼文都被立即刪除。在當晚午夜至淩晨，有的學生砸破了門窗逃生，有的宿管老師為了學生打開了大門，學生們終於沖出來了。

但這卻只是開始，蜂擁而至的特勤進入學校，開始毆打鎮壓學生，也毆打幫助學生的老師。這樣對學生的殘暴的鎮壓，一直持續到了第二天。而且27日一早，南京警方通報稱事件是因「社會閑散人員和被開除學生煽動」，而對該校和警方罪大惡極的行為只字未提。

軍方背景

事後媒體調查發現，這場騙局牽涉到江蘇一家可能擁有軍方背景的大型教育業公司──中寧教育集團。該集團董事長王中平為解放軍預備役中校，而且南京應用技術學校的「軍事化管理辦公室主任」是解放軍一個訓練基地的前政委。中寧集團旗下的南京東方文理專修學院院長曾是江蘇省政府官員。這正解釋了抗議學生何以遭到如此令人發指的鎮壓。

東方文理專修學院借用南應的名義招生，逃避監管。南應被曝出以每個學生6000-7000元的價格委托他人替學校招生，這在中國是違法行為。兩校地址相同。早在2017年，南應就已被揭出虛假招生問題。當時南京政府曾說要「查個水落石出」，最後卻沒有下文。南應甚至厚顏無恥地指責媒體「收受賄賂對我校進行不實報導」。

東方文理專修學院也曾卷入學生賣淫案件。兩年前，該校保衛科勾結校內KTV逼迫學生賣淫。中寧集團屢次被曝出醜聞，但最後都不了了之，說明它一直受到政府甚至軍方庇護，甚至幹脆就是中共官僚的產業。

民主調查

南應抗議和鎮壓直接中共政權的貪腐行徑，也揭露出教育私有化的亂局。政府不可能真正調查和揭露所有真相。我們要求成立由學生、家長和獨立工人組織組成的獨立調查委員會，徹底查清、公開南應和中寧集團背後的官方聯系和所有違法行徑。這個委員會應該有權懲處所有有罪者，包括政府官員。

同時需要將教育完全公有化，由學生、教師、家長以及民主工會民主管理學校和課程，並為所有人提供免費且優質的教育。要想實現這些目標，必須要建設一個強大的工人運動和獨立工會運動，挑戰中共獨裁統治和資本主義。

中國：996 點燃大規模網絡抗議

程序員發起的反996網絡抗議打破了資本家和中共政府塑造的「只要努力，就有回報」的奮鬥神話。程序員作為現代白領工人，相比於底層勞動群眾，享受著較為優渥的待遇，因此也曾被認為是最不可能發起鬥爭的群體之一，所以反996抗議更突出地表明中國勞動群眾的激進化進程。當局宣傳或暗示：那些在罷工與示威中為自己權利而鬥爭的工人都是不願工作的懶漢或者是「受境外勢力操控」，而勤勞的中國人民的需求只有埋頭苦幹。越來越多工人和青年明白，這不過是中共政權用來抹黑工人鬥爭和維護資本主義剝削的謊言。

3月26日，世界最大的社交編程及代碼托管網站github上出現了一個叫996.icu的項目。「996」工作製，即每天早 9 點到崗，一直工作到晚上 9 點，每周工作 6天。996.icu意思是如果按照 996 的模式工作，那以後就得進 ICU 了。

996在科技業是普遍狀況，而且許多程序員和其他行業的勞動者工時甚至比996更長。據估計中國每年有60萬人過勞死，IT業是重災區之一。有程序員說自己的工作就是在「拿命換錢」。

996.icu在極短的時間內得到了大量的關註，被翻譯成多種語言。在這個項目中，有一份還在不斷增加采用996製度的企業名單，和用於阻止這些公司使用許可證下的軟件或代碼的「反996許可證」等等。抗議的程序員表示：「從閉源到開源是一次偉大的進步，從開源到同時強調保護勞工權益也將是一次偉大的進步，我們想要創造一個主張保護勞動者權益的開源軟件許可證。」

這場網絡維權運動以星火燎原之勢蔓延開來，而且得到美國微軟員工的聲援。許多加入網絡抗議的程序員不僅譴責996的超長工時和政府的口惠而實不至，而且直接譴責資本主義。也有程序員說到，佳士鬥爭已經說明，即便刻意表示反996不是政治運動也無法避免政府打壓。這些討論在過去的其他網絡抗議中是罕見的。工人的網絡抗議擁有更大的潛力。當勞動群眾的怒火從網絡抗議升級為現實的罷工抗議和工人運動時，擁有強大的力量，能夠終結中共獨裁統治和整個資本主義製度。

在這樣聲勢浩大的網絡運動下，資本家的反應更令抗議的程序員和廣大群眾感到憤怒。4月11日，馬雲公開聲稱，996是「福報」 ，更戲劇性的是馬雲在作為中國最有權勢的壟斷資本家的同時，還是個中共黨員。這揭露出中共獨裁統治正是在保護資本家的剝削和利潤。中國新興資產階級為自己塑造的偶像崇拜和江湖俠氣式的形象被他們自己的「誠實」打得粉碎，各大視頻網站上惡搞和諷刺諸位大資產階級和996等的剝削方式的視頻成功爆火。「那我用勞動法起訴公司996，能不能站著把錢掙了？——那你大概是在監獄裏跪著。」戲謔中處處都是勞動者對獨裁政權和資本主義剝削積壓已久的不滿。

政府不得不對沸騰的民怨有所表態。人民日報說「崇尚奮鬥，不等於強製996」，但也只是通篇和稀泥而已。至今沒有任何一間公司因為工時過長而受到處罰。杭州一家公司因在年會上高調宣布施行996受到廣泛關註，正在接受調查，但當地政府很可能是拖延時間，想要等到抗議聲浪過去之後讓案件不了了之。因為如果真的做出處罰，一定會有大批程序員和群眾要求處罰其他公司，而親資的中共政府不可能這麽做。

8小時工作製

996不過只是中國勞動群眾惡劣處境的冰山一角而已。996.icu表達出中國工人群眾積壓的怒火，也部分展現了工人運動的巨大潛力。網絡抗議可以鼓舞更多工人發起現實的鬥爭，而工人運動最能夠挑戰中共獨裁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者要求立即全面施行8小時工作製，同時大幅提高工人收入，完善醫療、教育、養老、住房等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我們支持工人建立民主的獨立工會，這是挑戰中共獨裁資本主義的關鍵武器。同時也必須建立一個群眾性的社會主義工人政黨，徹底終結獨裁資本主義，建立由工人民主控製和管理的真正的公有製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

中國：塵肺工人聲援被捕工運人士

4月15日，上百名湖南塵肺病工人發起網絡聲援和請願行動，要求政府釋放3名工運人士並向塵肺工人提供足夠的補償。

2019年3月20日，關註工人權益的「新生代」網站的編輯危立誌被警察抓捕，並遭到警察入室搜索，電腦手機等被沒收。而在這之前數個小時另一位編輯柯成兵也已被抓捕，同年1月8日編輯楊鄭君也遭受到同樣對待。

該3人被控「尋釁滋事」，於今年年初被捕。逮捕的直接原因是新生代網站曾幫助塵肺工人維權，但深層原因在於佳士工人鬥爭之後習近平政權對左翼學生和工運人士的大肆鎮壓。

特別是在當前繼續升級的國家鎮壓之下，工人的聲援行動更具重要意義。在網絡聲援前幾天，湖南塵肺工人曾打算再次前往深圳抗議，但遭到本地政府的攔截和恐嚇。

深圳既是新生代3名編輯現在被關押的地方，也是這些工人過去工作並染上塵肺病的地方。

工人對於當局的鎮壓感到憤怒。工人的一封聯署信寫道：「幫助我們這些絕望的工人，為什麽是有罪的呢？」

關押3名編輯的看守所的警察曾對工人說，這3人是「被工人利用了」。中共抓捕工運人士和支持工人鬥爭的年輕人、查封勞工NGO和左翼學生社團，是害怕工人鬥爭挑戰自己的獨裁統治。

塵肺是職業病，而且被稱為「窮人病」，因為只有窮人才會從事容易患上塵肺病的職業。塵肺患者會逐漸喪失勞動能力，而且到晚期時甚至連感冒都可能致命。現在中國塵肺工人僅官方認可數據就有70萬之多。

抗議不斷

由於大批底層工人（尤其是農民工）沒有勞動合同，再加上政府包庇資本家，有不計其數的塵肺工人無法得到官方確診，因此才出現2009年「開胸驗肺」事件。十幾年來，全國各地的塵肺工人維權抗議接連不斷，政府卻采取拖延戰術，和他們「鬥長命」。

去年11月，300名塵肺工人聚集在深圳社保局，希望進行談判，官方原本答應派出市委秘書長協商，但最後卻毀諾，出動警察強製驅離，甚至進行毆打並使用辣椒水。塵肺工人明白到需要更大規模的力量才能維護自己的權益，因此發起今次的聲援行動。這是工人意識的重要進步。

社會主義者要求政府立即滿足塵肺工人的訴求並立即無罪釋放所有被捕的工運人士和政治犯。塵肺工人和整個工人階級需要獨立的民主工會和真正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替代方案，才能徹底擺脫現在的貧窮和悲慘處境。

中國：建立獨立工會和工人政黨 終結中共獨裁資本主義

在今年五一勞動節，因要求建立獨立工會而被捕的4名佳士抗爭工人仍在監獄裏等待審判。自去年7月政府開始鎮壓佳士工人抗議來，大批工人、支持工人鬥爭的學生、以及勞工NGO人士被捕，目前超過50人仍處在監禁之中。從去年8月24日針對佳士工人鬥爭的全國大抓捕到今年4月，「中國勞工通訊」網站共紀錄了1000起工人抗議、罷工，比5年前習近平剛剛上臺時（2013年9月-2014年4月）增加了超過一倍。

「中國勞工通訊」紀錄的工人鬥爭主要來自社交媒體，只占實際工人鬥爭的一小部分，而且考慮到5年來國家鎮壓和媒體審查大幅升級，中國工人鬥爭的發展比這些數字顯示出來的更加重大。隨著貿易戰升級和經濟急速放緩，中國工人鬥爭將會繼續增加。

工人生活惡化

近幾年來，中國勞動者收入增速持續放緩。2018年，占勞動人口三分之一的農民工平均月收入不到4000元。特別是是在建築業，拖欠工資的嚴重問題一直沒有解決，甚至可能在惡化，政府則幹脆不再公布欠薪數據。為了拉動消費（特別是房地產市場），中共開始放寬對農民工落戶城市的限製，但是在低收入和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整體匱乏的情況下，農民工的生活狀況無法得到真正改善。

不過就連白領工人也開始面臨困境。求職網站智聯招聘報告指出，相比去年年底，今年第一季度白領工人的平均工資不增反降，揭示出中國經濟的真實狀況。
在整體低迷的經濟狀況下，中共一直鼓吹的「互聯網+」新經濟不可避免地走向危機。騰訊、京東、滴滴、美團等大型互聯網科技公司紛紛傳出大批裁員的消息。今年前4個月，全國至少有30起快遞/外賣工人罷工抗議，原因大多為降薪。4月初，中國最大的快遞公司之一京東物流被曝出將取消快遞員底薪、增加收件任務、並減少為快遞員繳納的住房公積金。

工作條件惡劣

與此同時，中國工人的工作條件依然十分惡劣。不久前，許多程序員發起大規模網絡抗議，反對996工作製，得到廣泛關註。不久前公布的一份報告顯示，北京勞動者平均每周工作約60個小時，可能已經超過香港，成為全球工時最長的城市。
中國很多工人不得不在危險的環境下工作。4月11日，一名竇姓建築工人在網絡上發布一段影片，備受關註。竇姓工人將工人用的安全帽和管理人員用的安全帽相撞，管理人員的安全帽很結實，而工人用安全帽一碰就裂。影片廣傳後激起強烈譴責。竇師傅因可能失去工作而被迫刪除影片。

中國建築與化工行業事故數量持續增加。僅在今年3月底，全國各地就發生多起爆炸與火災事故，造成85人死亡。低薪的工人也經常被迫租用不安全的房屋，這也釀成許多傷亡，例如2017年底被北京政府用作驅逐「低端人口」的借口的西紅門鎮大火。

這些事故多是人禍， 造成7 8 人死亡、617人受傷的江蘇響水爆炸案便是政府包庇資本家、縱容危險運作的結果。響水的工業園區過去已發生多起工業事故，當地政府則只顧阻撓媒體報導，隱瞞真相，甚至總結出一套用於封鎖媒體報導的「響水經驗」。響水慘劇只不過是中共獨裁資本主義之下，官商勾結、為了利潤無視工人生命安全的縮影而已。

為了挑戰資本家越來越嚴酷的剝削，中國工人需要獨立於中共政權的民主工會，這是建設強大工人運動不可或缺的武器。社會主義者要求釋放所有被捕工運人士，撤銷所有控罪。我們要求在大幅提高工人工資的同時，立即全面施行8小時工作製；廢除戶籍限製，並通過工人民主管控的公有製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為所有人提供充分、優質的公共服務與社會保障。為了實現這些目標，必須建設一個有力的工人運動和群眾性工人政黨，終結中共獨裁資本主義，實現真正的社會主義替代方案。

中國「專項整治」對準女同性戀

國際不再恐同日前夕，中國政府對性小眾展開新一波的打壓，今次主要攻擊目標是網絡上有關女同性戀的內容。4月中，新浪微博封殺了擁有近5億閱讀量的話題群組#les#。這是繼去年4月新浪微博「清查」同性戀內容之後的又一輪攻擊。

有25萬組員的豆瓣小組「les sky」公共入口被封，僅原組員及組員邀請才能進組。微信用戶無法在個性簽名中加入彩虹旗符號。4年前慶祝美國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淘寶也大範圍下架同誌相關產品。

清除女同性戀內容的做法極可能與中國網信辦啟動不久的「網上低俗信息專項整治」有關。從列舉的清除內容看，女同性戀顯然被視為違背所謂「正確婚戀觀和家庭倫理道德」。

對抗不公正製度

政府的打壓正在激起對整個網絡審查和壓迫製度的憤怒。有抗議者在微博上寫道：「我們發聲不單單是為了這一個群體，也是為了被堵住嘴被消失在視線裏的無數個群體」。同誌平等權益促進會在一篇抗議文章中也談到，基於不公正環境受難的人還有很多。

面對這一波打壓，很多性小眾權利支持者並未屈服，不分性別與性向參與聲援。可見許多民眾也逐漸認知到各受壓迫群體需要團結鬥爭對抗不公正製度。

今次政府特別針對女同性戀，而且新浪微博沒有公開宣布清理行動，想要分化削弱反對聲音，但反對打壓的#我是les#的話題閱讀量仍然達到至少有3.6億。豆瓣、微信和淘寶在壓力下取消禁令，但新浪微博沒有重新開放被封的話題社區，政府也未如去年一樣讓步。習近平政權對性小眾的打壓正愈發強硬。

另一方面，今次打壓行動相信與中國出現的人口危機相關。由於女同性戀同時沖擊一男一女結合的核心家庭製度和女性生理上「再生產者」的角色，她們於今天成為網信辦的特別「關切」對象。這揭露出女同性戀在父權資本主義所受的性別和性向雙重壓迫。而工人階級的女同更是還要遭受資本家的剝削。

社會主義者反對封鎖網路和言論自由，支持性小眾的表達權利。我們支持同性婚姻的自由，反對在任何地方的歧視。尤其是在學校和職場裏，底層同誌需要組織起來抵抗壓迫。

為了實現性向平權，需要一個民主的社會主義的願景，將性小眾、女性等所有受壓迫者的鬥爭聯系到工人運動，以打倒父權資本主義和中共獨裁政權。

在民主的公有製和計劃經濟下，大幅提高群眾的生活水平，實現真正的婚姻自由。

中國：革命性劇變的巨大潛力

貿易戰驟然升級，國內經濟急遽放緩，工人群眾鬥爭的彼伏此起，讓中共統治精英擔憂不已。盡管習近平政權繼續升級鎮壓，但中國存在著革命性劇變的巨大潛力。

普遍「焦慮」

英國《金融時報》近期采訪了杭州的一個中產階級家庭，生動揭示出中國群眾在經濟放緩、巨大貧富差距、生活水平停滯、公共服務短缺下的不安情緒。這篇采訪多次用到「焦慮」這個詞。受訪女士工作於網易公司，中國最大的互聯網公司之一。公司曾打算解雇她，只不過因為她正在哺乳期而撤銷了決定。她的哺乳期將在3個月後結束，到時她很可能仍然會被解雇，而且她很可能會因剛剛生育而受到更加嚴重的職場歧視，令她難以找到新的工作。

中國政府曾宣稱新興互聯網經濟將代替傳統製造業推動中經濟增長，但是現在互聯網行業同樣受到經濟放緩的沖擊，多間大型互聯網公司傳出大規模裁員消息。京東可能裁員12,000人，占其雇員總數近一成。阿裏巴巴則已經凍結了招聘人數，有分析指出凍結招聘人數往往是裁員的前奏。對於被解雇的員工來說，馬雲所說的「996是福報」帶有更加殘酷的意味。

令受訪女士特別不安的是食品安全問題、孩子入學困難和購房困難。從去年開始，中共政府開始嘗試大力遏製房價高漲。這主要是因為房地產市場泡沫的爆炸很可能引發全面的金融危機，另一方面也是因為遙不可及的房價長期以來是群眾怒火的焦點之一。但是遏製房價上漲的措施包括增加首付比例，意味著擁有足夠存款支付首付的人更少，購房更加困難。可見在資本主義之下，中共不可能讓勞動群眾的住房需要得到保障。

相比於這個年收入50萬元人民幣（屬於前10%）的受訪家庭，基層勞動群眾的生活處境更加惡劣。底層工人早已經歷了中國接連的工廠倒閉潮，普通女工會因為生育而被迅速解雇，更不用說他們沒有錢為子女購買相對安全的進口食品和優質教育。當中產階級擔憂階層/階級固化正在來臨時，廣大工人階級早已陷入世代貧窮。

扣除通貨膨脹之後，2018中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僅5.6%，連續第6年低於官方的GDP增速。近3億農民工的人均收入增速更是低得可憐。收入增長放緩轉變為家庭債務激增。從去年開始，家庭債務突然成為中國新增債務的最大貢獻者，占比將近一半。家庭債務占GDP比例也已超過50%。生活水平的停滯令中共難以用「經濟發展」來維穩，令群眾愈發難以忍受社會保障與公共服務的匱乏和獨裁統治，推動更多工人和失望的中產階級發起鬥爭。

貿易戰升級

這種情況將因中美貿易戰和廣泛沖突的升級而進一步加深。中國政府宣布將從6月1日開始，對從美國進口的商品加征新的關稅，並加強對外資的「國家安全審查」，以報復特朗普的新關稅。中國沒有立即加征關稅，是為繼續談判留下空間，但是談判前景已經變得更加不確定。

特朗普政府從5月10日加征的關稅已經開始對中國經濟造成打擊，預計降使中國今年的GDP增速降低0.2-0.3個百分點。但比起對GDP的直接影響，更嚴重的是由於新關稅導致成本驟增而令中國廠商遷移至臺灣或東南亞國家，再加上未來的不確定性，中國的許多工廠已經不再接受新的美國訂單。

湖南一家國有水果罐頭公司負責人說，25%的關稅對於對美水果出口而言幾乎是滅頂之災。上海一家港口倉儲公司總經理則說，同業競爭將變得非常激烈，甚至「骯臟」。如果特朗普兌現他的威脅，對其余的3000億美元中國商品加征關稅，中共政府可能無法保住6%的GDP增長目標，這從不同方面來說，對中共都會是一個災難。

如果無法「保6」，不僅中共的統治威信和國內外資本家對中國經濟的信心將大大受損，更重要的是可能造成失業潮，進而點燃激烈的群眾鬥爭。今年中共對於就業問題格外擔憂。

在5月13日的一場全國會議上，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要求各級官員將創造就業崗位作為首要任務，特別是要保證大學畢業生、退伍士兵和農民工就業近年來。退伍士兵因為就業和生活保障等問題發起多場大規模抗議。如果大學畢業生和農民工大規模失業，將強力加速中國工人與青年的激進化進程，類似於佳士事件的鬥爭將陸續發生。

經濟再次放緩

中國G D P 增速上一次跌到6 % 以下是1989-90年。當時中國爆發了大規模群眾民主運動，幾乎要推翻中共政權。經歷過資本主義復辟、觸目驚心的貧富差距和令人發指的國家鎮壓，今天的中國群眾已經積累起更加強烈的怒火。

失業潮和群眾鬥爭的升級將反過來削弱中共在貿易戰中的力量。對於中共來說，這會是一個惡性循環。如果在貿易戰中做出太多讓步，中共會反過來成為它自己煽動的民族主義情緒的攻擊目標。英國《經濟學人》雜誌引述匿名中國政府顧問的話說，中國的左翼[實際是指民族主義]學者正打算把中美之間「任何」協議都說成是「民族恥辱」。

為了維護面臨多重危機的獨裁統治，中共官方媒體接連發出強硬的民族主義言論。5月13日，中央電視臺新聞聯播發出罕見的尖銳評論：「必要時不得不打……美國發起的對華貿易戰，不過是中國發展進程中的一道坎兒，沒什麽大不了」。但政府的民族主義煽動受到許多嘲諷。例如當官方媒體宣稱將「不惜一切代價打貿易戰」時，許多網民說自己就是被犧牲的「代價」。

貿易戰並非中國經濟面臨的唯一難題。在特朗普加征新關稅之前，中國經濟已經開始急速放緩，然後由於貿易戰升級而進一步惡化。4月，中國多項經濟指標低於預期。消費品零售額增速僅7.2%，為16年來同期最低。汽車銷量繼續下跌，同比減少15%。這說明「以消費為新的經濟增長支柱」並沒有取得實際效果。在嚴重的貧富差距和收入增速放緩的情況下，中共指望用消費拉動經濟增長本就是天方夜譚。同時，製造業投資增速也將到15年來最低。

在今年1-2月慘淡的經濟狀況之後，中共在3月份向市場註入大筆新增貸款，數額是10年來同期最高，將今年第一季度GDP增速拉升到6.4%，和去年年底持平。但隨後政府再次減弱刺激政策。習近平政權擔心債務大山崩塌，摧毀整個經濟，因此始終不敢恢復過去的大規模經濟刺激政策。但最新的統計數字證明中國經濟已經何其依賴信貸刺激。

由於貿易戰重新升級，中共政府接下來很可能會大幅強化刺激政策，向市場註入大筆的資金/債務。習進平的走鋼絲遊戲變得越來越危險。

中共失去了「高速經濟增長」這一統治支柱。雖然習進平不斷升級鎮壓，但新的群眾抗爭仍在繼續爆發。互聯網行業反對「996」工作製的大規模網絡抗議吸引了許多關註。這場罕見的白領工人抗議公開挑戰超長的工作時間和資本家用來壓榨工人的所謂「加班文化」，並得到美國微軟員工的聲援。政府在工時問題上的口惠而實不至讓更多青年工人看到，中共獨裁政權正是保護著資本主義的剝削和壓迫。

面對正在沸騰的群眾怒火和接連而至的國家鎮壓，需要建設一支群眾性的社會主義工人階級力量和工人政黨，以階級團結和國際主義對抗中共政權的民族主義分化，以民主的社會主義公有製和計劃經濟取代全球資本主義及其所滋生的專製統治。

中國：天安門大屠殺30年

今天是北京六四屠殺30周年。 1989年4月爆發的大規模示威活動使全國陷於群眾革命運動，北京癱瘓了七個星期，運動蔓延到300多個城市，成都和西安等城市的主要廣場也像天安門那樣被成千上萬的人群占領。

6月4日北京的鎮壓行動中，普遍認為大約有1,000人被殺，另外還有更多人在中國其他城市的鎮壓中死亡、受傷和被捕。

6月3日晚至4日，解放軍坦克和裝甲車隊從四個方向進攻北京，他們遭到北京工人和普通市民，特別是青年人的英勇抵抗。

「該殺的殺」

5月底，20萬清場部隊（這個數量足以入侵一個國家）被北京的工人階級和普通民眾不可思議地攔截了15個晝夜，被迫紮營在郊區。當局最高領導人本以為，僅通過展示軍事力量就足以震懾群眾並恢復「秩序」（即他們破碎的專製權力）。

但是，群眾的聰明才智和勇氣挫敗了最初的軍事部署。士兵們不想攻擊人民，軍官們也意見不一，不清楚哪股勢力在控製政權，以及領導人想達到怎樣的目的。軍方將領的遲疑給政權造成了危機——這是最終暴力鎮壓如此極端的一個關鍵原因。

陳墨在《震撼世界的七周》（由中國勞工論壇網站chinaworker.info出版，可從我們的網上商店訂購）一書中描述，15天裏裏，超過一百萬人參加組成了阻攔「人墻」，並拉攏與解放軍。我們不是要輕視學生，但遠不只是一場「學生運動」，而是一場遍及社會各階層的革命鬥爭。美國駐北京的外交官抱怨說，他們不得不派車去中國共產黨的外交大院接他們的中國同行，因為中國外交官的司機正在街頭參與示威。

親鄧小平的解放軍軍頭王震說：「該殺的殺，該判刑的判刑」。血腥鎮壓的總設計師鄧小平還曾揚言「殺二十萬，保二十年穩定。」

這些血腥事件塑造了今天的中國。這個表面打著「共產黨」旗號的世界第二大資本主義經濟體，拒絕哪怕是最小的民主改革，尤其是過去五年反而將國家鎮壓和政治控製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有觀點認為六四屠殺來自邪惡的毛派「共產主義」，而實際上，中國變得越資本主義，就越具有鎮壓性。一位支持佳士工人和左翼青年鬥爭、反對國家鎮壓的20歲馬克思主義活動者對《華盛頓郵報》(2019年5月25日)說，「通過學習馬克思主義，你會發現，真正的社會主義和所謂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兩回事。他們把法西斯主義當作社會主義，就像掛羊頭賣狗肉。」

中共的超級警察機器的規模龐大，眷養了1000萬個網絡間諜。2017年中國維穩費（1.24萬億元人民幣）相當於埃及的國內生產總值。這個警察機器的主要就是為了阻止工人階級組織起來。

勞工維權人士韓東方表示：「中國在過去的40年裏一直將市場為信條。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它揮舞著共產主義的旗幟，但實際上中共就是資本主義、市場和叢林法則的最大信徒。」[金融時報，2019年5月24日]

獨立工會

韓東方在六四屠殺後被監禁，因為他是八九運動中出現的獨立工會的先鋒。後來獨立工會成為政權鎮壓的主要目標。為扼殺工人階級的力量、新成立的獨立工會、以及八九運動最後一段時間的廣泛罷工，中共政權對工人階級進行了最可怕的鎮壓。當年設在天安門廣場的獨立工人工會總部就正是六四當晚鎮壓最血腥的地區。。

即便是1989年北京「頭號通緝犯」名單上的少數學運分子，最多也只被判了2至3年監禁，當然，這已經夠糟糕的了。但在之後的幾個月裏，據估計有兩萬人被捕，當中有15,000名工人被控組織罷工（「搞破壞」）和秘密工會（「勾結外國勢力」）等罪名。沒有學生被判處死刑，但這一厄運發生在幾十名工人身上，還有其他工人被判無期徒刑或多年勞改。

大多數報道都把八九運動描述為「學生運動」，但這只是以偏概全而已。學生們湧入並占領了天安門廣場，點燃了這場鬥爭，展示出英雄主義和勇氣，但他們更多是對以時任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為代表的那些「改革派」抱有幻想，去反對那些想要加強專製統治的強硬派。改革派支持漸進的、受控的民主化，包括趙主張非常有限地放松媒體管製和廢除政府部門的「黨支部」（實際上是確保對政權忠誠度的監控部門），而強硬派認為趙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改革走得太遠了。

大多數天安門事件報道中遺漏了工人階級的關鍵作用。到運動後期，學生們已經極度疲憊。學生抗議已過了高潮，許多學運分子在5月開始大規模絕食抗議中耗盡了能量。最初的學生領袖大多來自北京的精英學校，並與中共官方機構的聯系緊密得多。而後來取而代之的學生則是來自北京以外的新鮮力量，而且他們具有更多工人階級背景。學生在運動中的比重上也減少了，北京的工人階級青年開始發揮更加主要的作用。5月20日當政府宣布戒嚴、軍隊進入北京後，這一轉變更為明顯。

八九運動一開始作為學生抗議運動旨在支持中共的「改革派」，反對更專製強硬的「元老」，但後來發展成為一場以工人階級為主的鬥爭，更堅定地想要推翻中共政權，盡管他們的想法並不完全清晰。工人對於趙紫陽和他的改革派盟友沒有任何特殊情感。

不幸的是，工人沒有明確的想法或策略，沒有推進運動的訴求和方案。發起這場鬥爭的學生領袖害怕「走得太遠」，在開始時甚至想阻止工人加入示威（因為害怕激怒政府）。而隨後加入鬥爭的更無產階級的群眾和學生則沒有這樣的保守思想。

他們看到這場運動正在迅速成為生死攸關的鬥爭，政權毫無做出讓步的準備。但當時缺乏明確的計劃和個革命的社會主義政黨去準確把握形勢並及時重新定位群眾運動。

權力鬥爭

當局在應該讓步還是武力鎮壓的問題上發生權力鬥爭。權力鬥爭在1989年5月達到頂峰，趙紫陽遭遇決定性的失敗。這是一場殘酷的權力鬥爭（趙紫陽被軟禁直到2005年去世），這也解釋了為什麽鄧小平和他的同夥在6月3日至4日發動了這種無端和過度的暴力。

1989年5月23日，《紐約時報》的A. M. Rosenthal寫道：「1989年5月，中國政府一度失去控製權。」這是個準確的描述。 30年前，這位評論員提出了另一個非常重要的觀點：「由於沒有任何能夠介入局面的權威力量，中國政府可能將能夠重整旗鼓，恢復國家權力。」

1989年的中國正位處在革命（群眾運動）和反革命（鄧小平的親資政權）之間的殊死搏鬥之中。群眾運動沒有發展出替代形式的政府，沒能呼籲群眾運動更進一步、建立人民政權的機關（如全國各地相互聯結的民主委員會），沒有讓正在組織獨立工會的工人帶頭建立工人和窮人的民主政府，因此錯失了時機。

鄧小平政權得以重整旗鼓，大肆鎮壓。他希望可以一石二鳥。 首先，工人組織是主要目標。政府以如此殘暴的方式清洗街上的抗議者，對整個國家造成長達數十年的威嚇。血腥鎮壓的另一個目標是以趙紫陽為代表的改革派，因為改革派曾向學生抗議者提供支持或讓步。鎮壓要發出的一個訊息是，雖然中共所有派系都同意需要更多的資本主義措施，但「政治改革」和西方式「民主」卻是禁忌。

六四屠殺並非如一些評論家所聲稱的那樣導致了非資本主義的斯大林主義政權的重新鞏固。中國的斯大林主義體製在此前十年的改革中已開始瓦解。六四屠殺名義上是捍衛「社會主義」，實際上是推動中國政權徹底變成資本主義的決定性時刻。1989年是一場失敗的政治革命，盡管它沒有完全表明自己的目標和任務。

殘暴的資本主義復辟

特別是在1992年歷史性的「南巡」後，鄧小平統治下的中國繼續走向資本主義，但這個過程受到中共威權政府的控製，以確保黨內精英（尤其是「太子黨」） 可以掌握資本主義經濟中最肥美的部分，同時保持鐵腕政治控製，以保持對工人階級的壓迫，消除任何對殘暴資本主義復辟的抵製。在1990年代末達到高潮的國企私有化中，有多達6000萬名工人下崗。永久性工作被不穩定的臨時工、合同工和派遣工所取代。如今，中國的國企雇用了6,000萬名派遣工，他們的工資和社會福利都低於正式工。

1998年中共效仿英國撒切爾將住房私有化。今天，95％的中國住房是私人的，公共住房微乎其微。相比之下，德國的私人房屋占51％，美國占65％。房價已成為中國工人階級和中產階級的巨大負擔。北京、上海以及中國的其它幾個城市名列世界上平均房價相與平均收入之比最高的城市（比東京貴一倍，比倫敦貴三倍）。

一些旁觀者誤以為工業的高度國有化表示中國不是「真正的」資本主義國家或者仍是不同社會製度的混合體。 國家經濟占中國GDP的30％左右（包括銀行、能源、電信等關鍵部門和相當一部分製造業）。在1990年代，國有經濟被用來創造出新的資產階級，中共官員的親戚和朋友獲得了利益最豐厚的位置。

這正符合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1936年）中對斯大林主義的預測：假若工人未能夠成功透過政治革命實現國有經濟的民主控製（例如1989年的中國），就會有如此的結局。

中國的專製資本主義植根於對群眾抗爭的恐懼以及資產階級精英的不安全感。資產階級精英在前所未有的媒體控製和國家宣傳的幫助下，很大程度上將其財富隱藏起來。中國的資本主義模式不是美國式的「民主」和「自由市場」，而是東亞的威權資本主義，就像是蔣介石的臺灣，李光耀的新加坡和樸正熙的韓國。這些是國家控製或國家資本主義經濟的「完全」資本主義政權。

近期可靠的媒體報導表明，中共高層「太子黨」之一習近平的家族擁有1萬億美元的海外資產。中中共大部分政治局委員也極為富有。以美元計，中國億萬富翁人數很久之前就已超過了美國，去年為819對571人。

香港紀念晚會

香港是中國唯一一個能夠公開紀念六四屠殺的城市。今年的三十周年紀念晚會創下破紀錄的人數。今年的紀念會具有更重大的意義，因為香港傀儡政府正在迅速修訂逃犯條例，激起了大規模群眾反抗。這項法律將讓香港異議份子和政治活動家可以被遣送到中國受審。在專製的司法體系下，他們會完全喪失基本人權，受到酷刑，被迫在電視上認罪。

在中國其他地區，中共的鎮壓繼續打破紀錄。在穆斯林聚居的新疆，全體居民都面臨官方恐怖手段，超過一百萬人被關押在名為「職業培訓中心」的集中營。新疆的面積相當於半個印度。它已經成為警察國家電子監控的巨大試驗場，配有臉部識別監控系統、DNA采樣和強製安裝手機間諜軟體等尖端監控技術。

去年佳士工人鬥爭之後，左翼活躍青年、學生和工人遭到鎮壓。雖然鎮壓規模比新疆小，但卻是習近平鎮壓加劇的重要事證。盡管中共偽裝在「共產主義」旗幟下，但這不妨礙習近平政權將馬克思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列為頭號罪犯。六四屠殺三十周年讓政府更加緊張，因此習近平在今年年初警告說中國正面臨「難以想像的危險」。

中美「冷戰」

伴隨著六四30周年的另一個政治焦點是中美帝國主義沖突的急劇升級，這波沖突始於特朗普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並迅速擴展到投資、技術、學術交流、地緣政治和軍事競賽。這相當於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新「冷戰。，這是兩大帝國主義爭奪世界霸權的鬥爭，而不是像上個世紀兩個不相容的社會經濟製度（即謊稱「共產主義」的斯大林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競爭。

在如此背景下，基於各自的利益，中國和美國也開始互相攻擊對方的「人權」記錄──兩國今天突然開始大談人權，這是20多年來從未見過的情形。

私底下，美國的主要資產階級代表都贊同1989年的鎮壓是「必要之惡」。特朗普過去曾稱八九運動為「暴動」，並表示欽佩中共獨裁政權的鐵腕鎮壓。 1989年6月，美國老布什政府迅速采取秘密行動，派遣國安顧問布倫特．斯諾克羅夫特到北京，以向中共領導層保證美國對中國的製裁和對大屠殺的官方譴責只是暫時的，華盛頓希望保持「接觸」。英國撒切爾政府也采取了相似的立場。

中國政府也同樣向西方政府發出私下保證，請他們無視中國對「西方幹涉」和「境外勢力」的公開譴責，因為這些譴責不過是是中共對國內的宣傳策略。中共也保證繼續推行過去十年的親資本主義政策。

對於西方資本主義的領導者來說，決定因素是經濟利益和本國公司的市場，而不是人權和民主的崇高理想。現在西方資產階級政客一百八十度轉變，只是政治宣傳的一部分。中國和美國的統治階級希望提升自己的形象，並把對方描繪成惡人。

記取教訓

要在中國和全球建設群眾性的社會主義替代方案以取代資本主義，1989年運動的教訓至關重要。1949年畸形的革命中建立起的中國斯大林主義/毛澤東主義政權到1970年代已經耗盡自身發展經濟的能力。隨著俄國和東歐其它斯大林主義官僚獨裁政權陷入深刻危機，中共高層把倒退回資本主義視為拯救自己的唯一希望。

當時中國新一代的工人運動也受到西方工運領袖及其右翼親資思潮的阻礙，無法及時組織起來，阻止「共產主義」官僚摧毀計劃經濟並搖身一變成為資本家。

雖然資本主義似乎給中國帶來了驚人的GDP，卻同時產生前所未有的問題：嚴重的不平等、慘不忍睹的汙染、超長工時和實質收入停滯不前。今天中國的社會緊張局勢比1989年更加嚴重。從習近平和中共其他高官的警告中可以看出，中國正醞釀著新一波大規模群眾運動。

正如現在被習近平政權關進監獄的左翼青年那樣，我們需要一個新的社會主義工人運動，而且這場運動正在中國逐步建立起來。盡管現在當局不斷製造苦難，但多強的國家鎮壓也不能避免未來這個局面。我們要厘清1989年究竟出了什麽問題、為什麽下令屠殺的中共高層沒有受到懲罰，才能最佳地建設新一波以工人政黨為核心的群眾運動，以反對專製、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

武漢：反汙染抗議遭警察鎮壓

在香港舉行規模空前的反送中遊行之時，武漢陽邏接連一周發生大規模抗議，反對當地政府興建一座垃圾焚燒爐（「陳家沖循環經濟產業園」）。

當地居民普遍擔心焚燒爐的廢氣汙染危害健康（陽邏人口超過30萬），因此6月28日約1萬人上街遊行。

遊行者高喊「還我青山綠水，垃圾焚燒廠滾出陽邏」。就像今年全球反氣候變化抗議一樣，陽邏抗議也以年輕人為主。有抗議現場的照片和視頻顯示，一個男青年用擴音器帶領抗議群眾喊口號。

有毒廢氣

這座焚燒爐選址於人口密集區，距離最近的居民區僅800米。按照中國的安全標準，此類項目離居民區不得少於1.5公裏，但在中國安全標準經常只是一紙空文。在焚燒爐方圓幾公裏內有30萬居民和兩所大學。焚燒爐的有毒廢氣可以導致肺病、白血病和癌癥。中國的焚燒爐運作經常不符合環境法規的要求，危害更加嚴重。

武漢原本就有5座垃圾焚燒爐。2015年《國際環境研究與公共健康期刊》刊登的一份研究指出，武漢現有的焚燒爐存在諸多問題，包括和居民區的距離低於法定要求、缺少公眾咨詢、武漢市政府坐視廢氣排放違反相關規定。根據上述研究，武漢現有的這些焚燒爐無一通過環境影響評估。

中國：北師珠學生遊行 抗議違法停校

北京師範大學珠海分校已持續兩個月的維權事件演變成大規模抗議。6月10日丶11日，數千名家長與學生在學校操場上繞圈遊行，抗議學校停辦和校方的虛假宣傳。學生和家長打開手機燈光，高呼「保衞學校 反對停辦」，遊行一直持續到深夜。學校附近的旅社給從外地趕來的學生家長提供免費住宿，可見抗議得到群眾同情。盡管遭到鎮壓，最後校方承諾做出讓步，抗議基本取得勝利。

北師珠海分校是2001年北師大和珠海市政府合辦的獨立學校，在讀學生2.3萬人，雖然有北師大的名字，但其實是一所公立獨立院校。兩年前，廣東省政府丶珠海市政府和北京師範大學簽署協議，決定對珠海分校的進行「升級」，建造北京師範大學珠海校區。校方也發出了「北師大學珠海分校正式更名為北師大珠海校區」的公告，以吸引生源。

虛假宣傳

但今年4月教育部的一份批復文件卻說，珠海分校將於2024年終止辦學。這意味著，新的「校區」和舊的「分校」事實上將毫無關系，「分校」將被廢除，而之前的「升級」消息則是虛假宣傳。有消息稱，分校招生人員甚至至今仍在欺瞞新生。

另外，分校學生認為北師大的目的是「圈地」，因為北師大校園面積相對較小，北京新校區的建設因為徵地和地價問題遲遲未能完成。分校的學費遠高於北師大，每年2萬多元，學生認為以自己的學費建設起來的學校不應該被無理侵占。實際上，在後來校方與學生和家長的協商會議上，副校長承認學校停辦沒有得到審核，實際是違法行為。

而且在抗議發生前，分校已經開始向北師大移交部分教學樓和宿舍，而且由於學校停辦牽涉到教師的職位，已經有一部分教師離職，導致教學質量已經無法保證。同時，在一些學校信息查詢網站已經沒有辦法查到北師大珠海分校，所以學生擔心，在學校停辦後，自己的學歷將不被認可。學生家長接連兩個月四處維權，要求教育部撤銷停校的決定或者北師大給出合理的安排，但始終沒有得到可靠回應。

據報道，6月10日晚上，有超過2000名家長與學生從各地趕到學校，雖然校方試圖半路攔截，但是沒有成功。由於校方沒有出面回應，11日數千家長與學生們在雨中繼續抗議，但被校方調來的保安和警察包圍丶攻擊，並有校方或警方人員混入抗議人群中煽動抗議者和警察發生沖突，從而給警方鎮壓的藉口。亦有學生家長被國安警告。有學生譴責說：「我們交的學費，學校拿來鎮壓我們自己！」

12日校方與學生丶家長代表開會，但會議前校方告知學生代表必須減半；會議中還發現在現場的記者「沒有帶」記者證，疑似校方找人假扮；學生們自發的網絡直播也遭到封禁，最後校方沒有做出任何正面回應就離開了。但當日，顯然是由於學生抗議的壓力，北師大發表聲明，承諾負責原分校學生升學丶出國丶報考公務員所需的文件材料以及其他相關事宜，並承諾和分校分享資源，確保教育質量不會降低。抗議基本取得勝利。

北師珠抗議反映出中國高等教育產業化的無序發展和混亂。北師大學校官員為了擴大校區，無視學生和家長反對違法侵占分校。分校校方為了吸引生源，故意蒙騙學生。這些惡行都得到中共獨裁政府的庇護。社會主義者譴責政府和校方暴力打壓學生抗議，主張成立由學生丶家長丶教師和獨立法律人士組成的獨立調查委員會，徹查停校事件，懲處所有涉入虛假宣傳的學校官員以及其它違法官員。為了讓所有人都能夠得到免費優質的教育，需要在社會主義民主公有製和計畫下，由學生丶家長丶教師丶以及獨立工人組織民主規劃和管理教育事業和學校運作。

中國高考與教育真的公平嗎？

2019年高考於6月7-9日進行，報名人數達1031萬。高考被視為大多數學子與家庭改變命運的最可行途徑。為激勵高三學生拼命，高考前夕的中學校園也不乏「提高一分，幹掉千人」丶「吃苦受累，視死如歸」等極端標語。

高考這一基本只考察學校課業知識丶以分數為唯一評價標準的篩選機製，被很多人視為最公平丶最利於普通人家向上流動的通道。但正如2017年北京高考文科「狀元」熊軒昂所說：「高考是階層性的考試，農村地區越來越很難考出來，我是中產家庭孩子，生在北京，在北京這種大城市能享受到的教育資源，決定了我在學習時能走很多捷徑」。熊軒昂的父母都是外交官。

家庭背景影響教育資源

家庭背景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學生能夠得到的教育資源，包括家庭內的日常教育和補習班，進而影響他們的成績和升學機會。根據「首都大學生成長追蹤調查」，就讀北大丶清華和人大的學生中，有30%自我評價來自中上或上層經濟地位的家庭，而在北京的其他大學該比例不到18%。在建基於不平等的資本主義之下，不可能有真正公平的教育和考試製度。教育緊縮（特別是農村過去的撤點並校）丶戶籍製度和各地區經濟不平衡令問題更加復雜丶嚴重。

富豪家庭的子女乾脆可以避過高考。中國目前有逾800所國際學校，入讀這些學校的學生可以躲避高考丶進入國際頂尖名校，而高中畢業後直接出國讀大學的學生亦有數十萬，但是入讀國際學校與出國讀大學的費用僅少數富裕家庭可承受。不久前，西安步長製藥集團董事長趙濤被揭發花了650萬美元進美國斯坦福大學讀書，更是引發熱議。

由於公共教育資源不足，填鴨教育這種低成本的教育模式成為絕大多數普通家庭學生的唯一選擇（其實甚至不能說是選擇）。他們必須投入大量時間與精力死記硬背語文丶數學丶外語等「主要科目」的知識，犧牲了批判性思維與創新能力。在高考「指揮棒」下，人文教育非常薄弱，體育丶音樂丶美術等課程也常被「主要科目」占用。為了學校的升學率，大部分中學生還須在校晚自習，在周末與寒暑假還被迫到校補課。如此處境下的學生，難有足夠的時間與精力發展興趣愛好或關心時政，而完全淪為考試機器。越來越多年輕人批評中國畸形的教育製度甚至不能滿足就業需要！中共政權哀嘆中國「人才匱乏」，這其實是它自己的資本主義緊縮政策造成的結果。

高考帶來的巨大壓力，也催生了「祈福」產品市場，這些商品本質上只是普通的筆丶蠟燭等物件，僅因為和高考扯上關系而價格漲上數倍，而算命等迷信服務也在高考期間受到部分考生家長追捧。更有部分家長給孩子服用「聰明藥」，期望提升學習能力。然而這類「聰明藥」屬於中樞神經興奮劑，並不會真的提高服用者記憶力或智力；服用者需要每日不斷增加劑量以保持原有效果，迅速停藥後會出現顯著副作用。訴諸迷信或「聰明藥」是學生與家長面對「一考定終身」極度焦慮的表現。

前景黯淡

盡管工人和農民家庭的花費如此巨大的努力考上大學，但大學畢業生的就業前景卻越來越黯淡，特別是那些不是畢業於「精英大學」的學生。麥可思研究院發布的《2019年中國大學生就業報告（就業藍皮書）》顯示，2018屆大學畢業生平均月收入為4624元，面對持續上漲的衣食住行成本顯得捉襟見肘。該報告還指出，部分專業畢業生連續三年存在失業率高丶薪資和就業滿意度低落的問題。

此外，隨著職場對學歷的要求持續提高，越來越多的中國大學畢業生選擇深造，希望獲得更高的起薪，但是讀碩士丶博士需要投入時間和金錢以及推遲就業丶較晚開始得到收入所帶來的壓力。

從「改革開放」恢復高考一開始，基層家庭的學生就處於不利地位，而現在高考已成為篩選出「中間階層打工者」的機器。沒有上過大學或者只是受過職業教育的年輕人更是淪為「廉價勞動力」。社會主義者主張，所有公共教育機構全面公有化，由教職工丶學生與家長民主製訂課程與政策，讓每一名學生不論出身如何都有享受免費丶優質丶全面教育的機會。更重要的是，需要民主的公有製和計畫經濟，讓工人管理經濟和社會，從而使每個人得到平等丶優質的生活條件，才能消除教育以及整個社會的不平等。

中國：十一國慶揭示政權進入恐慌狀態

十月一日，習近平在北京舉行閱兵。這場慶典看似是在炫耀中共政權的強大軍事力量和中國的「繁榮穩定」，但其實反映出中共統治精英的深刻恐慌。

十一之前，全中國進入「臨戰狀態」，多省當局發出文件要求防範群眾抗議。北京更是遭遇空前嚴格的安保措施。除了一貫的多重交通安檢和搜捕訪民之外，天安門周邊地區從9月30日開始停止供應煤氣，禁止居民在家中做飯。周邊居民被要求在十一上午出門集合，直到慶典結束後才可以回家。

大型醫院被禁止接收新的住院病人，而且除非緊急情況不得進行手術。大批商鋪、飯店和娛樂場所也被關閉。甚至連上公廁也需要出示身分證、如廁種類、預計時間，如果沒有在預計時間內結束，則要寫兩百字的說明。

《紐約時報》駐北京記者赫海威被要求離開他在天安門附近的住所，武警在他家中駐守了四天。赫海威說：「過去4年來，作為一名駐京美國記者，我習慣了繁瑣的簽證規定、機場的麻煩以及在農村的隨意扣留，但我還從未遇到過警察霸佔我家的情況」。

即便在習近平已大大強化國家鎮壓的情況下，這些安保措施仍然顯得十分瘋狂。法國國際廣播電臺說：「不像在準備一個盛大的節日，倒像是要預防一場大難」。這顯示出中共政權的真實心態。經濟嚴重放緩、香港空前的反威權群眾運動以及不會在短期內解決的中美帝國主義沖突，令習近平政權面臨重重危機。

中共權鬥繼續

習近平曾經不可一世的「強人形象」已經開始動搖。就在十一慶典次日，中共黨刊《求是》雜誌刊登了習近平在2018年的一篇演講，談到要防止「禍起蕭牆」。在多重危機的壓力下，曾經一度偃旗息鼓的中共權鬥已經再次浮出水面。

八月底習近平視察甘肅時，央視播出一段「路邊群眾」高呼「總書記萬歲」的視頻，隨後《新華社》之後的報導將其改為「祖國萬歲」和「共產黨萬歲」。隨著中國經濟和外交局勢的惡化，中共的權力鬥爭也將繼續升溫。

中國經濟已經步入危機。按照官方數據，到今年九月份，中國製造業已連續五個月萎縮，而三、四月份的短暫增長也只不過是因為政府大規模的經濟刺激。而且至少約三年以來，製造業和其他行業的就業崗位幾乎一直在減少。今年由於中美沖突和中國內部的經濟問題，失業問題可能在加速惡化。

豬肉危機

與此同時，豬肉價格的飆升也令中共政權備感擔憂。由於非洲豬瘟從去年以來持續擴散，大批病豬和生豬被屠宰，豬肉供應短缺，價格一路上漲。今年八月，中國豬肉價格比一年前高出一半。而且據估計，豬肉價格上漲將持續到農曆新年，即明年一月。

豬肉是中國最主要的肉食品，因此豬肉價格的瘋狂上漲不僅會直接加重基層群眾的生活負擔，也會拉升其他商品的價格。《紐約時報》的一篇報導說，八月下半月「漲價」這個詞在百度上搜索量增加了四倍，而更為學術性的術語 「通貨膨脹」的使用量幾乎沒有變，這可能表明大多數關於漲價的抱怨來自基層群眾，因為豬肉和蔬菜等價格上漲對他們的影響更大。

為了緩和群眾對豬肉價格上漲的不滿以及可能隨之而來的社會危機，各地政府採用豬肉補貼、使用冷凍豬肉庫存等措施，但都不過是杯水車薪。經濟增速低迷和物價上漲使中國正在走向「滯脹」，這將意味著群眾生活水平的降低，更難繼續容忍中共獨裁統治。

「重大的」貿易協議？

幾乎肯定中美貿易沖突將繼續升級。這樣中國經濟將面臨更大壓力。雖然中美在10月11日於華府達成了暫時性的貿易協議，但這不代表這兩大帝國主義之間的沖突就此平息。美國願意暫緩將關稅提升至30%，以換取中國向美國購買更多農產品。這遠遠不是特朗普所聲稱的「重大的協議」。

這些協議的內容在一年前就可達成，雙方根本毋須蒙受懲罰性的經濟損失。現時雙方的關稅維持在25%，但特朗普威脅在12月15日增加在休戰協議中沒有提及的關稅。

諷刺的是，在美國的政治體製下，特朗普現在變成了對華的「溫和派」。10月1日，特朗普在推特上發帖向習近平道賀，但沒有提及香港警察當天首次向抗議的青年開槍，因而受到民主、共和兩黨的反華鷹派大力攻擊。

在華府達成的極為有限的停火協議，可能會舒緩股市的緊張神經，但中美沖突的主要方向還是繼續走向升溫。我們也要明白，中美政權之前在達成暫時性休戰協定的幾天後就將其打破，而在6月大阪G20峰會的協議也是如此。沖突降溫的機會越來越很小。

特朗普在9月曾威脅將中國企業從美國股市中剔除。雖然還未實施，但這只是華府考慮抵製中國抵資及限製其進入美國市場的做法之一。而長遠來說對全球經濟影響更為深遠的科技戰也繼續升級。美國方面正在擴大製裁中國科技企業的「黑名單」。

雙方都渴望降溫

10月7日，即華府會談的前幾天，美國商務部將28家中國公安部門及企業列入貿易黑名單，理由是北京在新疆殘暴對待穆斯林維吾爾族人及其他穆斯斯少數民族。這做法對習近平政權來說極具挑釁性，但卻沒有破壞華府的會議。從這點可見，雙方都極為渴望沖突得到至少暫時性和局部的降溫，以免造成更大經濟破壞。

即使美方威脅進一步在貿易和金融方面作出懲罰措施，中共政權還是如此希望達成有限的協議，可見當局在國內面對極大的壓力。習近平一方的談判員提出在農產品方面的讓步本身並不顯著。但中方當同意了這一讓步，代表著他們放棄了一直用來向美方施壓的武器（針對農產品是北京想用的武器，就如在與臺灣的沖突中針對水果，在與菲律賓的沖突中針對香蕉，在與挪威的沖突中針對三文魚）。

特朗普曾吹噓自己進取的政策可以全面調整中美貿易，但現在被迫大幅降低期望。即使是最低程度的貿易協議他也表示歡迎，以免空手而來地參與2020的總統選舉。

推翻資本主義及帝國主義

但特朗普已不再完全控製這一事情發展。他的反華立場打開了潘多拉之盒，內裡充斥著強大而互相矛盾的勢力。這就是帝國資本主義的發展邏輯。在這製度裡，一場爭奪成為世界霸主的中美競賽是不可避免的，除非由工人階級通過推翻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並在奪權後在多個國家建立真正的社會主義政府，為國際社會主義及民主規劃全球資源鋪路。

世界進程發展得如此快速和多變，以至連特朗普也可能會被民主、共和兩黨批擊為「對華軟弱」。就將華為列入黑名單的問題上，特朗普願意作出讓步，但卻受到國會及軍工業的聯合勢力製肘。這股勢力也向他施壓，要求他對香港的問題採取更強硬的路線，不是因為他們關心民主權利，而是因為他們視香港為對抗中國有用的棋子。

《社會主義者》雜誌及工人國際委員會解釋及作出警告，工人運動及所有受壓迫者的運動，例如香港民主運動，應該維持完全的獨立性，獨立於現時權鬥中的全球資本主義精英。

貿易戰只是一幫資本家強盜對抗另一幫資本家強盜以保護自己私利的方法。同時資本家繼續令工人階級的權利和民生倒退，並且將環境破壞至幾近被毀滅的程度。工人階級迫切需要建立自己的政治替代方案，以立即全實現民主、並且將大企業民主公有化，以國際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與民主主義。不論是美國反對特朗普及億萬富豪的工人和青年的鬥爭，還是中國受壓迫群眾反對中共富豪獨裁政權的鬥爭，社會主義綱領都是唯一出路。

中國：非洲豬瘟肆虐中國 嚴重影響群眾生活

由於非洲豬瘟，農歷豬年的中國可謂「豬事不順」。自2018年8月1日於沈陽爆發起，非洲豬瘟疫情在中國持續蔓延，並於今年4月19日遍布中國31個省市。受疫情影響的豬只死亡與大規模撲殺，以及很多養殖戶退出養豬業，造成中國豬 肉價格飆升，其中五花肉在北京部分超市價格更達每半公斤55.8元人民幣。對此，中國老百姓紛紛感嘆吃不起豬肉，網路上亦有人製作以大塊生豬肉掛頸的「炫富新方式」圖片進行嘲諷。許多民眾和部分餐飲業商家轉向尋求替代品，也帶動其他肉類等食品的價格上漲。

豬肉價格大幅上漲

很多養豬戶和攤販亦遭受巨額損失。江西省吉安縣的一位養豬戶聲稱，自6月他的農場內10000頭豬感染非洲豬瘟後，除了埋葬死豬以外，他還不得不賤賣上萬頭活豬。再加上疫情被認為是不可抗力，因此他也無法從保險公司或當地政府得到賠償。總共算起來，他的經濟損失已超過500萬元人民幣。而市場上的豬肉價格大幅上漲，令許多豬肉攤位的銷量受到直接影響。有攤販已經不再指望賺錢，而只期盼保本，而另有攤販則決定自行吸收部分成本甚至虧錢賣。與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大型生豬養殖企業為主不同，中國的養豬業由散戶和小型養豬場主導。相對大型養豬場，小型生產者資金缺乏，因此技術落後，應對極端天氣、防治疫病和處理汙染的能力較差。養豬業產業集中度低也令中國生豬市場價格波動更加劇烈。因此，此次疫情蔓延如此嚴重、疫情開始後豬肉價格飆升，與中國的普遍養豬模式也有一定關系。

除了本國遭遇的豬瘟疫情，國際情勢 或多或少影響中國的豬肉供應情況。中國在貿易戰中對美國豬肉征收的關稅已高達72％，而中國早早已在8月購買了超過1萬噸美國產豬肉，不免令對美國展示強硬姿態的中共政權處於尷尬境地，同時令越來越多的中國群眾意識到自己絕不會是貿易戰中的贏家。這意味著中國需要尋求阿根廷和葡萄牙等新興市場的養豬戶來填補供應缺口，然而並沒有足夠的豬肉來滿足中國的需求，因為中國的豬肉消耗量占全球一半。美國農業部估計，今年前10個月全球豬肉總出口將為880萬噸。如果中國要進口世界上所有可交易的豬肉並用盡其所有冷凍儲藏量，那麽供應仍然會短缺約600萬噸。

對於中國，2019可謂極度敏感的一年：這一年是中共建政70周年，習近平政權正想借由慶祝的機會彰顯自身威力，為了製造和諧盛世景象，不惜升級監控程度、壓抑娛樂生活； 這一年也是六四事件30周年，而該事件的誘因之一正是嚴重通貨膨脹。考慮到豬肉在中國民間飲食的重要地位（ 中國是世界唯一擁有生豬儲備的國家），豬肉價格問題對習近平政權的嚴重程度甚至已經超過香港反送中和中美貿易戰。中國國務院副總理胡春華更表示：「保障豬肉供應是黨中央的軍令狀。」 福建、貴州、廣西等省份已推出限購廉價豬肉的措施，由政府進行補貼。有資產階級自由派媒體人把這種做法比做毛澤東時代計劃經濟時期的糧票、肉票，或稱其為習近平治下政治左轉的體現，然而在哪怕是國有企業也早已按照資本主義邏輯運作的當今中國，這一點補貼也不過是習近平政權試圖維持社會穩定，從而保護中國資本主義的手段而已，與社會主義扯不上任何關系。

「豬肉不能吃」

在2018年12月非洲豬瘟已蔓延到中國多個省市時，有網民便因為在微信朋友圈聲稱「豬肉不能吃」而遭警方拘留。直到疫情嚴重到再也瞞不住的情況下，中共政權及其喉舌才終於承認問題存在。與面對近年眾多的食安問題一樣，中共在今次豬肉問題上再次顯得無能，無辦法避免食安和公眾健康的危機。政權在每次危機中的首要任務是維穩，將民眾的批評聲音消滅。中國此次遭遇的非洲豬瘟疫情源頭來自海外，且在中國爆發後也波及越南、菲律賓等周邊多國，影響當地群眾生活，所以應對疫情需要國際方案。然而資產階級的發展基於民族國家，也將追逐利潤淩駕於人民需要之上，因此尋求解方必須跳出資本主義框架。

中國：村醫集體辭職揭醫療製度腐敗

貴州22名村醫因待遇問題集體辭職一事引發熱議。一名村醫稱，他們待遇低，每天只有10元基本工資，實在是無法生活。

此類村醫集體辭職一事已不是第一次發生，6月28日，河南省先後有36名和28名村醫集體提出辭職。理由稱：但由於我們工作壓力越來越大，工資發放不到位，上級層層克扣，現在我們村醫已經生活不能自理，對此我們村醫深感遺憾。

另外根據媒體的曝光，7月14日黑龍江省依蘭縣的個鄉鎮的63名村醫又聯名提供辭呈。村民稱，2018年村醫給村民墊付的醫保資金至今未撥付到位，「多則幾十萬，少則十幾萬。」全縣村醫多次到縣醫保局、縣政府討要無果，導致村醫資金嚴重短缺，無錢購藥，甚至有的村醫債臺高築，沒辦法給村民服務，家庭生計難以維持。據國家衛健委的統計數據顯示，鄉村醫生數從2017年年底的90.1萬減少至2018年年底的84.5萬，一年減少了5.6萬人。

待遇極低

總體來看，村醫集體辭職的大部分原因大部分在於村醫工資低，工作繁重，國家補貼遲遲發放不到位等等。

7月23日，湄潭縣衛健局通報稱，對定額補助、績效考核等進行了整改，從原每月發300元、考核517元糾正為每月發717元、考核100元。7月9日，河南兩鄉2018年和2019年拖欠村醫的基本公共衛生經費都已發放到位。然而，工資發放不到位是製度腐敗所造成，縣政府至今只承認工資有拖延、但否認有克扣，其承諾是否能落實還是很大疑問。

另外，針對黑龍江4鄉村醫反應問的問題，縣裏成立的專項工作組及紀委監委將對做進一步的調查。同樣，黨和政府部門的腐敗且欠缺獨立工會的監督，很可能變成自己查自己，或者得出治標不治本的結論。

村醫集體辭職事件並不是偶然的，其背後的根源是村醫製度問題。因為中共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下，公共醫療資源被不斷削減。村醫群體一直遊走在國家編製之外，而是否有明確的勞動關系，令村醫的待遇和退休金受到打擊，再加上藥物被變成牟利工具，價格成倍上升，加重醫師的負擔。廣大鄉村醫生們必須團結起來，組織起獨立的民主工會，並且要求增加公共醫療資源，要求將國家醫療歸於民主監督，才能捍衛自己的權益。

中國：中共利用打擊「精日」分子維穩

精神日本人，簡稱精日，又稱精日分子，中國內地政治和社會議題中的一個負面指涉用語，本意指極端崇拜日本軍國主義仇恨自身民族，在精神上將自己視同軍國主義日本人的非日籍人群。

但在近年來，隨著中共不斷強化的民族主義宣傳，在中國國內的持有官方立場的傳媒機構（如環球時報、共青團中央等），會以揭發「精日」為名義，對反對中共甚至僅僅只是持有不同意見的國內人士實施汙名化，並對其實施以官方帶頭施行的網絡暴力行為。例如田佳良事件便是一例典型。

文字獄擴大

而這種情況在2018年以後，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英烈保護法》的出臺，這種文字獄行徑的範圍和影響都開始不斷擴大和深化，甚至演變成了中國警方對異見者的迫害和濫捕。在2018年7月28日，更是有過一日拘捕9名「精日」分子的案例，並以警方微博掛出，頗有「殺雞儆猴」的意味。雖說中共一直在為國內言論環境施以高壓，且調動民族主義來轉移矛盾與迫害異見者也是中共屢見不鮮的操作，但在互聯網時代以來是第一次如此目的明確且大規模地利用民族主義情緒對異見者進行輿論審判，並以刑事拘捕落實這種「莫須有」的罪名。

這種行為的目的一方面是演變為仇恨狂熱，在煽動所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狂
熱情緒的同時，也將對於異見人士的迫害進行合理化，甚至偽造成一種「民意」。
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國內持有反對或異見思想者不敢在網絡和現實中輕易發聲，從而鞏固了中共實施白色恐怖統治的政權。不僅是「精日」這一項罪名，諸如中共也會汙名化香港反送中示威者為「港獨」，以中國人的大一統情結來轉移國內輿論矛盾，分隔港中兩地群眾鬥爭。

今天中國民族主義只是統治階級分化工人階級的工具。中共越利用民主義反而証明其統治的不穩定。社會主義者反對中共越來越利用民族主義來維穩，逮捕異見人士和進行言論審查。

中國：對抗公共交通性騷擾 需要戰鬥性行動

在中國，發生於公共交通的性騷擾一直普遍存在，女性尤其身受其害，並受到公眾關註。對此，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做過兩份民調：2015年對1899人的調查顯示，53.4%的人曾在公共汽車或地鐵上遭遇性騷擾。2012年近萬人參與的民調更顯示，81.9%的人認為地鐵上存在性騷擾，其中21.6%感到地鐵性騷擾多發。

性騷擾的深層原因在於權力不對等，父權社會結構影響社會的各層面，包括家庭內、勞動市場以及政治體系，因此女性遠比男性易於遭受性騷擾。2017年12月，在深圳進行、對433人的一項調查顯示，女性遭遇性騷擾比例高達42%，而男性僅為6%。受此狀況影響，深圳地鐵於全網陸續開設女性優先車廂。然而該設置並非法律層面的強製措施，地鐵工作人員無權強製驅離進入該車廂的男性；並且深圳地鐵客流量極高，大部分乘客首要考慮的是自己能否擠上列車。久而久之，不少男性也會無視相關標誌，進入女性優先車廂，令該車廂的設置流於形式。

指責受害人

女性乘客時常面臨指責受害人言論。2012年，上海地鐵第二運營公司於微博發布一張穿「透視裝」的女性乘客照片，附「穿成這樣，不被騷擾，才怪」等文字評論，引發輿論譁然。盡管上千名網民對此抨擊，支持檢討女性衣著而非色狼的留言亦存在不少，甚至為地鐵公司所轉發。為反擊上海地鐵的父權態度，有兩名女性攜帶具有反抗意識的標語乘車，引發媒體爭相報導。

女權運動的發展令中共統治集團感到壓力，不得不作出表面上的改變，例如人民日報山東分社社長、人大代表徐錦庚提出對抗性騷擾的一系列方案。但由於父權製依賴於資本主義製度繼續存在，親資官方的宣傳與立法的效果極為有限。戰勝公共交通性騷擾，需要對抗親資政府對公共服務的私有化和商業化。需要組織獨立民主工會，讓公共交通員工組織起來，實施改善職場和公眾安全的措施，包括女乘客的安全。而工人的自我組織不免要挑戰中共獨裁政權，並尋求經濟上解放女性的社會主義替代。

中國：新疆民族清洗和鎮壓的擴大化

中共獨裁政權以所謂的「打擊極端主義」的名義，通過所謂「再教育營」使得上百萬新疆各族勞動者僅僅因為自己的民族和宗教背景就要失去自由、不得不面臨監禁和虐待，已有數年之久；在新疆，對於所謂「極端主義」的定義十分廣泛，如果你外表上似乎比較特別（例如留較長的胡子），或者與海外的親友一直保持聯系，那就會成為中共所說的「極端主義者」。中共獨裁政權對少數民族的高壓政策將各族人民當作囚犯一般監視和虐待，中國已經成為了名副其實的各族人民的監獄。

「宣揚極端主義罪」

新疆再教育營的條件十分惡劣，時有醜聞曝出，去年逃亡到哈薩克斯坦的一名中國伊犁鞏留縣哈薩克族商人喀依夏.阿汗在躲藏一年零四個月後披露，甚至有少女在「再教育營」內遭到強暴並懷孕生子。喀依夏是一位從事進出口貿易的商人，經常往返於伊犁和哈薩克斯坦，去年5月4日因病住院期間，由於手機沒電關機，當地警察通知其母親讓她去公安局接受問話，結果她到公安局後就被拘留。似乎中共非常喜歡使用這種哄騙的手段將少數民族群眾騙入再教育營。自今年五月以後，為在國際輿論壓力下掩人耳目，被關押在再教育營的許多穆斯林被判刑後移送監獄羈押，他們以「宣揚極端主義罪」等多被判刑十年以上，而少數被釋放者由於酷刑或藥物、食物迫害，不是內臟損傷就是精神失常，甚至失去了生育能力。

如今中共獨裁政權對少數民族的鎮壓和摧殘已經不再僅僅限於新疆而在往其他省份擴散。從北京到寧夏，政府已經禁止公眾使用阿拉伯文字，數個省不再向食品生產商和飯店發放清真證書，有圓頂、宣禮塔和其他中亞或阿拉伯世界特征的清真寺建築被拆除。中國各地的回民聚居區和清真飯店都發生了政府同伊斯蘭教徒的沖突。河北邯鄲黃粱夢鎮的官方微信曾主動宣稱對該鎮的蘭州牛肉拉面館等清真飯店的檢查和對阿拉伯語及廣告牌上的宗教元素的清除，但之後該內容又被刪除；海南省三亞市委宣稱其自去年11月以來在回新和回輝等回族社區不斷推進所謂檢查行動，檢查「違規個案」。這兩個社區為海南穆斯林回族的主要社區，有1萬多名回族人。中共獨裁政權對外宣稱這些只不過是要遏製「泛伊斯蘭化趨勢」而已，包括沙特在內已經有三十多個伊斯蘭國家表態支持中共的所謂「去極端化」行動，哈薩克斯坦外長於最近表示「大部分新疆哈薩克人已經獲釋」，而美帝國主義則只是關心能否利用這一
輿論在中美沖突中獲得某種道德優勢，根本不考慮也不關心中國少數民族所受的悲慘壓迫，各個資本主義國家在新疆問題上表現得十分虛偽，要麽由於和中共獨裁政權的利益關聯而無視，要麽就只關系如何借此機會投機。

國家恐怖主義

中共獨裁政權的所謂「去極端化」根本不可能向有伊斯蘭教傳統的民族推廣無神論（中共扭曲「無神論」的政治觀點），也不可能消除「分離主義」，這只是對少數民族
勞動者及窮人的自由、生命和文化的摧殘，只會使中國各民族間的關系愈發緊張。中共獨裁政權對少數民族自由和文化的摧殘和上世紀國民黨統治時期推行的大漢族主義的「大小宗族論」如出一轍：將各少數民族貶低為「宗族」，在文化上則采取民族歧視政策，貶抑新疆少數民族的地位，認為各少數民族是中華民族的「小宗」，未來應當「同化」到作為「大宗」的漢族中去，試圖以此推行民族同化政策而維護對新疆的統治。中共這種種族歧視的意識形態源於中國作為帝國主義崛起的階級立場。新疆作為一帶一路及其歐亞心臟地帶的跳板，在地緣政治上相當重要。這點驅使中共要通過國家恐怖主義來「解決」新疆問題，並利用「同化」理論及反伊斯蘭宣傳來合理化其殘暴的政策。中共獨裁政權以監獄般殘酷的手段迫害各個少數民族，必然遭受到各族勞動者的奮起抗爭，中共的民族壓迫越是嚴厲，就會暴露其統治基礎越不穩固，必然被各族勞動者的革命所推翻。

社會主義革命傳統

包括新疆維吾爾族在內的各個被壓迫民族並不缺少社會主義革命的傳統，早在1917年十月革命席卷中亞後不久，秕鄰中亞的伊犁和塔城兩地就有俄僑教師、學生等參加的示威遊行，以祝賀新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成立，並且提出八小時工作日和星期天休息的要求。

1918年新疆伊寧女子學校的師生員工在校長阿裏普.哈比托夫的組織下，在「三八」國際婦女節進行示威遊行，他們用俄文和塔塔爾文打出「蘇維埃共和國萬歲」、「工人萬歲」的標語、紅旗，並且散發傳單；1918年4月在新疆伊犁舉行了由教師、學生、工人兩千多人參加的示威遊行，高呼反對壓迫、反對楊增新政府。

楊增新在致大總統的電報中不安地說：「查此項過激派以平等自由為宗旨，以不分官民階級為政策，以不分國界不分種族為標說。當此民窮財盡、人心思亂之際，最易被煽惑。吾恐過激主義始則浸淫於邊地，繼則蔓延於內省，終且普及於全國。」

這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傳播史上來說要比中國內地的省份要早；而之後三區武裝起義推翻了倒行逆施的盛世才軍閥政府，新疆共產主義者同盟和三區政權相信當時的中共，懷著「建立沒有國民黨、沒有帝國主義統治，以各民族的真正自由平等為基礎的，事實上的新民主主義政權」，「誰希望自己的民族獲得解放，誰就必須為其他民族的解放鬥爭」的希望加入了中共，與今天的現實截然相反。新疆和中國其他地區的少數民族反而要面對中共統治下各民族的監獄般的中國的事實。

民族自決

我們對此的回應仍然是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者與中國勞工論壇堅持民族自決原則，堅決同中共統治下的各個被壓迫民族一起與中共獨裁統治作鬥爭，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國家不可能為被壓迫民族取得真正的自由與獨立，為了實現真正的民族解放，各民族勞動者必須為實現工人民主同包括中共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在內的壓迫者作堅決的鬥爭。

這需要一個清晰的社會主義綱領來創造一場團結的工人運動。這場運動的訴求包括所有人享有優質住房和工作崗位、立即在不扣減工資的前題下實現每周工時40小時、組織和建立獨立工會的自由、在就學製度和就業製度方面結束歧視，所有語言享有平權。唯有通過群眾鬥爭，才能打倒種族主義和各種宗教及民族沙文主義，同時捍衛文化及宗教自由、結束鎮壓和國家恐怖主義，通過民選的委員會對警隊實施民主控製，要求軍隊及武警撤離，由多元民族的工人階級維安隊取而代之。

我們相信歷史和現實中為爭取自由而鬥爭的新疆各族勞動者必將取得勝利！

茂名抗爭贏得重大讓步

11月底，數千人在廣東省茂名化州市文樓鎮示威，反對興建火葬場。一千名防暴警察派至當地鎮壓示威。示威者包括很多青年及學生。因為地方政府本來宣布興建生態公園，後來被發現向居民隱瞞興建火葬場的計劃。居民害怕火場的汙染物會令水源和土地有毒，阻礙該地區的發展。

警察鎮壓造成暴力沖突，過百人被捕，有示威者用架設圍欄及砸磚頭的手法對抗催淚氣體和水炮車。維權人士範一平向《自由亞洲電臺》表示，「茂名抗爭者從一開始就對抗的很激烈。」居民感到（當局）就好像挖了他們的祖墳那樣。而香港運動對茂名示威很明顯造成政治影響，有媒體報道有茂名抗爭者喊出「時代革命」的口號。

地方當局起初強硬回應，然後迅即改變立場，在四天內宣布永不興建火葬場。有報道指所有被捕者會被釋放，而傷者會得到醫療賠償。中共政權明顯害怕香港運動會像「病毒」般傳播到內地。《南華早報》總編輯譚衛兒指：「他們（廣東當局）一定很明白，如果事態失控，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山西煤礦爆炸 15工人死亡

山西省晉中市平遙縣一處煤礦於11月18日發生瓦斯爆炸。官方證實，共有15人死亡，9人受傷。目前該事件被定性為一宗企業違法違規生產的引起安全事故，據報導，初步分析，該礦違規布置炮采（爆破采煤）工作面開采區段煤柱，采用局部通風機通風，放炮導通采空區，導致采空區瓦斯大量溢出，遇火花發生瓦斯爆炸。官方強調了煤礦所屬企業平遙峰巖煤焦集團二畝溝煤業有限公司的「利欲熏心「，」逾越紅線「和種種具體安全問題。根據該企業網站信息，現有員工5000多人，資產50多億元，是當地的龍頭企業。

近年來，中國煤礦事故數量雖然有了不小的減少，但是總量依然不容忽視。而且還有許多沒有上報，不列入統計的事故，例如今年6月，陜西渭南白水縣的煤礦發生安全事故，有5人死亡，而該事故沒有上報，所以很久之後才被發現。有評論稱，中國每年礦難的死亡人數占全世界的7 0 % ， 所以煤礦安全依然是中國的大問題。

無視生產安全

雖然中央一再強調煤礦的生產安全，但是一方面各地的大型煤礦企業經營日久，有深厚的政商關系，可以輕易的鉆空子。另一方面，對於許多內陸省份政府，煤礦也是極其重要的地方財政收入來源，對保住GDP增長率有重要作用。事實上，山西省的重要大企業幾乎全都與煤炭直接或間接有關。因此，地方政府很難下定決心徹底整改。

單單靠政令法規來敦促安全，最終都會流於官僚形式，在資本主義邏輯下工人始終只是工具，資本家只會從成本的角度來考慮安全問題。沒有獨立的工人組織，單個工人在礦主面前沒有任何談判能力，甚至不得不幫忙掩蓋會危害自己的安全問題。而沒有民主參與的安全政策，始終只是為了官僚資本的利益，需要並購小礦私礦時強調安全措施，需要加大產能時這些就睜一只眼閉一只眼。

所以無論是為了工人的安全，還是為了大規模轉用再生能源，我們呼籲首先建立獨立的工人團體，並擴大鬥爭至對煤礦企業全面實施民主的公有化管理，在人民的控管下製定切實可靠的安全和能源政策。爭取職業安全和綠色能源的鬥爭是連系著爭取言論自由和結社自由的鬥爭。我們需要一個強有力的左翼工人政黨，來團結人民，組織工人鬥爭。

從網路輿論看中共愛國宣傳逐漸失效

六個月以來，香港人為了自由和民主的抗爭，引起了世界各地的關註，其就好似煽動一場風暴的蝴蝶，讓整個世界都受到了深遠持久的影響。然而，當香港的抗爭正進行得如火如荼的時候，與香港僅一河之隔的中國內地年輕人們，又是如何看待這一場運動的呢？

驚醒

事實上，在「反送中」運動的初期，也就是2019年六月時香港示威者進行的一系列和平示威活動的時候。內地的社交媒體中對這場運動的報導非常之少，就算是極個別報導或談論了香港示威的內地媒體和個人網絡言論，因為內地普遍實施的網絡言論管製，大多也都是被刪除和限流。就算是少數通過外媒渠道知道了香港反送中運動的爆發，大多也都認為這只是一場小波浪。

可隨著運動的發展，直到六月的後期到七月份的時間，中共政府終於意識到香港的抗爭將會長期且猛烈地持續下去，直到此時，中國內地的媒體，才陸續開始對香港的示威情況開始進行報導。而在這時，內地的大部分民眾這才如夢初醒，意識到了香港人正與政府做著抗爭。

就和往常一樣，他們以民族主義的狂熱思想裹挾著內地的言論氛圍。他們將香港民眾的抗議汙蔑為「港獨」，而那些參與示威的年輕民眾，則被中共的喉舌汙蔑為無所事事的「廢青」和唯恐天下不亂的「暴徒」，並製作一些斷章取義的視頻片段以作為香港示威者們「惡行」的證據，宣揚香港警察「嚴正執法」的正當性。

幾乎所有的「95後」和「00後」的年輕人們，都被官方引導的民族主義思潮所影響。例如在2019年7月21日，被視作是中國的「民族主義先鋒隊」的李毅吧「出征」聲援香港特區政府和香港警察（雖最後因為「惡俗系」人員的阻擊而鎩羽而歸），又比如因為「懟港獨」而得到了官方贊許的「飯圈女孩」群體和洗版推特中文圈的「孫笑川258」群體等。這些都是受到中共民族主義宣傳而出現，並對香港抗爭者采取敵對行動的中國年輕人群體。

但與此同時，由於中國自身內部政治經濟矛盾、美中貿易戰以及非洲豬瘟、鼠疫等天災人禍的影響下，中國內地的物價快速增長，民眾的經濟壓力日漸增加。而對此，中共政府一方面懼怕美國製裁，頻頻向美總統特朗普眉來眼去，另一方面卻需要加強民族主義宣傳，來掩蓋國家內部的矛盾，以維持自己的獨裁統治。

這樣做的後果，必然會造成的是社會矛盾的堆積，並在某些時候爆發出來。而中共本身，也遭到來自己所一直宣揚的民族主義的反噬。

從中共政府試圖收買香港居民而推出的一系列港澳居民限定的優惠性政策開始，中共喉舌媒體微博下的評論區就開始不斷「翻車」。不少內地民眾對中共的惠港政策表示不解和不滿，以至於到了管理員刪不過來的地步。這讓許多內地群眾意識到，自己那狂熱的民族主義情緒不過是中共的工具。不少年輕人被「鐵拳」砸醒，不再跟隨中共的輿論引導。

另一方面，華為「251」事件，也讓很多的內地年輕人認清了自己是被資本家和中共剝削的「韭菜」這一事實。諷刺的是，華為這一企業一直都在販賣民族主義情緒，也被中共當局作為「愛國企業」的標桿宣傳。

暗流

不過，仍有一些年輕人敢於去了解、關註和支持香港的抗爭。他們雖然在目前的條件下不敢和體製進行正面對抗，但他們依然會去保持自己的思想，並運用網絡技術建設起自己的團體。他們或許將會成為與香港民眾及所有受壓迫者聯合抗爭的重要力量，並連系擁有改變社會的力量的內地工人階級，結束中共暴政。

華為李洪元事件

2018年1月31日，在華為公司工作了13年的工程師李洪元從華為離職。在離職前公司與他商談同意發放30萬元的離職補償。隨後華為以敲詐為由，讓深圳公安於2018年12月16日拘捕了李洪元。隨後經過偵查、補充偵查等階段，深圳市龍崗區人民檢察院認定事實不清、證據不足，不予起訴，於2019年8月23日將李洪元釋放，並且發放了10萬元的補償金。李洪元被無辜羈押的時間251天。根據當事人的供述，他被釋放的決定性證據是一段他用錄音筆錄下的當時與公司商談離職補償的錄音，這段錄音被他復製到多個設備中保管，在他的電子設備都被沒收的情況下，由他的妻子在他朋友的電腦中找到提交，才使他免於被判刑。

11月28日，檢察院的裁決書在網絡上曝光，引起了輿論的極大討論。網民批評華為誣告離職員工的行為，要求華為對李洪元公開道歉。但是對事件的相關討論和對華為的批評隨後遭到大量刪除，許多網民的帳號被封禁，這反而引起了網民更大的不滿和抗議。12月2日，華為遲遲做出回應，不但沒有進行道歉，反而說：「如果李洪元認為他的權益收到了損害，網民支持他運用法律武器維護自己的權益，包括起訴華為。」這種目中無人的態度將網民的憤怒推向極點。

民族主義「洗地」

華為作為中國的招牌高科技企業，在中美貿易戰中十分引人註目。美國對華為的打壓常常被中國官媒用來煽動國內民族主義。尤其是此前在加拿大被拘捕的華為首席財務官孟晚舟，幾乎被宣傳成為了民族利益受外國迫害的民族英雄。12月2日，孟晚舟發表一份公開信，「感謝大家在者被拘押的一年裏對她的支持和鼓勵」。但是相關新聞下很快便充斥著網民對華為誣告員工的聲討。網民表示，孟晚舟能夠成為華為的首席財政官只是因為她是華為創辦人任正非的女兒，她可以獲得保釋住在加拿大的豪華別墅中，還能頻繁獲得媒體曝光和國內民眾的支持鼓勵；而李洪元這樣的工程師，華為一切成就的真正創造者，不僅在案件缺乏證據的情況下無法獲得保
釋，在條件惡劣的看守所裏度過251天，他的遭遇還得不到任何媒體的報道，支持他的言論也要遭到刪除封禁。人們意識到：資本家不會因為勞動者同是中國人就不去剝削勞動者。中共編織的民族主義幻夢在現實面前一觸即潰。

華為李洪元事件表明了中國群眾的階級意識的繼續覺醒。IT行業一直都是高薪行業，其從業者往往更喜歡資本主義秩序，階級意識薄弱。但是隨著中國經濟愈發困難，他們也無法獨善其身。先是各大互聯網公司實行996工作製引起程序員的大規模網絡抗議，隨後又是網易、華為等公司對待離職員工的殘酷做法，越來越多的高薪人士開始認識到自己也是無產階級的一部分，認識到自己與資產階級的對立關系。而馬克思主義作為中國過去意識形態的遺存和中國當前官方意識形態的外衣，也重新開始引起人們的興趣。在網絡上對李洪元事件的討論中不乏見到對馬恩列斯毛等官方推崇人物的著作、言論的引用，也有越來越多的人開始使用大學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課程中學到的知識來分析社會。

隨著資本主義危機加劇，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最復雜的資本主義國家，其群眾階級意識的覺醒必然還會繼續下去。由於中國官方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保留，階級意識的覺醒將比其他資本主義國家更加容易發生。群眾階級意識的覺醒將會帶來怎樣的力量，讓我們拭目以待。

工人階級談中國社會 五

作者 中國勞工論壇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零年

區塊鏈：對數字極權的強化還是抵抗？

區塊鏈是一種基於密碼學構建的分布式共識系統。強大的現代密碼學中的數字簽名技術，再加上分布式系統去中心化的特點，使得區塊鏈擁有難以篡改的特性。

區塊鏈誕生之初，因為其去中心化、難以篡改、不受管製的特性，被人們認為是對抗日益增長的數字極權的利器。區塊鏈最著名的應用即是比特幣(Bitcoin)。比特幣並不是實際儲存在某一臺機器裏的某一個數值，而是以無可篡改的交易記錄（賬本）的形式儲存在所有比特幣區塊鏈的節點中。比特幣沒有國界分別，跨國轉賬不會受到任何管製，難以追查，因此成為一個不受控製的資金跨境流動甚至洗錢、低下交易的渠道。區塊鏈難以篡改的特性也使其成為了一種對抗網絡審查的工具。在北京大學學生嶽昕反對性騷擾的事件中，她寫的文章在中國互聯網上被屏蔽，有人就把文章記錄在以太坊(Ethereum)的主鏈中，成為了無法被刪除的存在。

區塊鏈的這些不利於國家控製的特性，都中共不想看到的。中國政府一方面禁止發行新的虛擬幣，禁止在中國開設虛擬貨幣交易所，下發文件要求逐步淘汰虛擬幣挖礦產業；但是另一方面又不斷出現政府站臺支持區塊鏈產業的事情，直到現在習近平本人親自提出要發展區塊鏈；看似自相矛盾，其實背後有其自己的考量。

區塊鏈在中國的火熱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虛擬幣。由於虛擬幣去中心化的轉賬原理與波動強烈的價格，成為了一個在中國少見的不受管製的投資領域，這本身就是一個非常大的金融隱患。而中國官方想要的也並非區塊鏈無法管理的特性，他們想要的是以區塊鏈透明、難以篡改的特性來加強自己的管製。

「不可追蹤」與全面追蹤

人們常說區塊鏈「不可追蹤」，但這是建立在區塊鏈可以自由加入的基礎上的，這樣的區塊鏈被稱為「公有鏈」。以比特幣為例，用戶可以隨意生成多個隨機的比特幣地址，以區塊鏈節點的匿名性保證了不可追蹤性。而比特幣的交易記錄是保存在所有節點中，不可篡改的。而在另一種區塊鏈「私有鏈」中，加入區塊鏈成為節點的資格是可以被一個集中化的機構控製的。區塊鏈失去了匿名性，自然也就失去了不可追蹤性，反而會因其透明性成為一個人人都會被追蹤監視的系統。Facebook試圖推行的虛擬貨幣Libra就是這樣一個系統，只不過Libra並不是被政府控製，而是被幾家加盟的大企業聯合控製。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中國央行不斷示意要發行的那種數字貨幣是比Libra更加集中、且掌握在政府手中的一種區塊鏈。每個中國人都會被分配一個獨一無二的地址，錢的動向將是完全透明，直接被央行掌握的。屆時所有中國人使用這種數字貨幣進行的一切活動都會完全處於政府的監控和管製之下。

貨幣並非區塊鏈唯一的應用。習近平提到了數字金融、物聯網、智能製造、供應鏈管理、數字資產交易等多個領域，要求「加快區塊鏈和人工智能、大數據、物聯網等前沿信息技術的深度融合……積極推動區塊鏈技術在教育、就業、養老、精準脫貧、醫療健康、商品防偽、食品安全、公益、社會救助等領域的應用」，「要推動區塊鏈底層技術服務和新型智慧城市建設相結合……提升城市管理的智能化、精準化水平」。在區塊鏈的幫助下，數據在被收集時就可以被記錄上鏈，無法在之後被修改、刪除，繞開復雜低效的官僚系統，直接可供高級決策者查閱。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應了習近平雖然不斷強調共產黨幹部要「不忘初心」，但又始終無法真正信任他們，只能借由區塊鏈來保證信息的準確性。但是這種想法恐怕很難達到理想的效果——原始數據的收集和錄入、區塊鏈的集中控製都是要人去做的，而這些工作又還是只能依賴官僚系統來完成。

區塊鏈作為一種技術，和任何其他的科技一樣，可以用來對抗極權，也可以用來強化極權。社會主義者反對將區塊鏈用於侵犯個人隱私、加強數字極權的做法。只有在一個工人民主控製的社會主義社會中，區塊鏈技術才能在政治透明、言論自由領域發揮出最正面的作用。

約 1/4 女性曾遭遇家暴——實情恐將更嚴重

近期多起社會新聞令中國家暴問題又一次引起公眾關註。在中國，2 0 1 0年，24.7%的24~60歲已婚婦女遭遇過配偶家暴；2013年11月聯合國人口基金一項針對2000余名男性的調查顯示，約52%男性承認曾向女性伴侶施以肢體暴力或性暴力；最高人民法院2015年監測到的277件被報導的家暴個案中，女性受害者占82%，其中未成年受害者亦有54%為女性。中國在此方面的統計數據嚴重殘缺不全、經常未有更新或可信度欠佳，因此實際情況相信還要嚴重得多。

反家暴法

中國的反家暴法案已於2016年生效，但執行度一直很弱：受害人平均要遭受35次侵害後才會報警，家暴認定率不足4%，保護令申請率不足20%。由於經濟因素，大部分受暴女性仍選擇向家人、親戚或朋友尋求效果有限的援助，而報警或上法院的少部分則常面臨不管三七二十一「勸和不勸分」的狀況。與此同時，不堪長期遭受家暴因而反抗殺死配偶的女性卻有1/5的可能面臨死刑（含死緩）。這也令反家暴法案更多成為中共改善自身形象，同時促進家庭與社會穩定的一個工具。

盡管中國有逾2000間家暴庇護所設置，它們在 2016 年一年也僅提供了149 人次庇護服務，且服務水準低落，令尋求庇護的女性更為恐懼。對受暴女性保護的薄弱也釀成一系列家暴致死案。從2016年3月到2017年10月，被披露的家暴致死案件有533起，635名成人和兒童死亡，其中絕大多數是女性。除此之外，中國女性還要面對遭陌生人搶劫、毆打、侵害、殺害的風險。這些只有在中共政權需要時才會被大量報導，而在其他情況下的中國媒體，我們能看到的中國社會只是淩晨兩三點走在大街小巷很安全的景象。由此可見，為資本主義服務的法律、警察和媒體對受暴女性並不友善，而相關公共服務對受暴者也難有充分保護。

2018年11月，中國演員蔣勁夫被爆出家暴時任女友中浦悠花。盡管許多中國網民嚴厲譴責蔣勁夫，也有不少人憑某些報導指中浦悠花自作自受，或因為中浦是日本人，借民族主義情緒為暴力辯護。而其他家暴案中，受暴女性也常被責問為何不早點脫離關系。這表明社會輿論中不乏譴責受害者的言論，而這類言論的產生也與資本主義製度崇尚個人責任而忽略結構性壓迫等環境影響有關。

在資本主義社會，一男一女結合的核心家庭不只是一種社會關系，它更是經濟單元，與私有製和父權製一同產生。而新一波的全球女權鬥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特征是強調工人的集體鬥爭，這在#MeToo運動中美國亞馬遜和麥當勞反對性騷擾的工作場所行動以及反對性暴力的大規模罷工有所體現，而這些運動也影響到了中國。

1949年中國革命後，在生產資料公有製的基礎上，婦女能夠廣泛參與公共服務工作，社會地位一度顯著提高，更有「婦女能頂半邊天」的說法。唯隨著改革開放進行，女性逐漸回到家庭的無償勞動中，而以限製女性自主發展為目的的「女德班」也應運而生。即使步入職場，女性也比男性更易面臨低薪、不穩定工作和因生育而遭遇歧視等問題。中國對女性墮胎的限製並不嚴厲，但這只是因為政府長期實施計劃生育政策。在適齡勞動力減少、高齡人口激增的狀況下，政府轉向鼓勵生育，部分地區甚至變相限製墮胎。女性的這種被貶低了的地位，致使她們在透過剝削勞工滋生暴力的資本主義社會下更易成為暴力的受害者。

女權運動被打壓

2015年，「女權五姐妹」計劃在三八婦女節前舉行反對公共汽車上性騷擾的活動，但遭拘留超過30天並不斷受到警方審訊和虐待。在國際輿論壓力下，政府最終退讓，但這已說明在中國的一黨獨裁體製下，女權運動會被認為對政權帶來更大潛在威脅，因此難以像大部分國家那樣大規模公開化進行。一定程度的地下化工作將十分必要。在這種情況下，女權運動需要一個反威權主義取向，並與女工在其中發揮重要作用的新生工人運動相聯系。除了反對中共獨裁統治，訴求言論及新聞自由，令公眾有機會了解女性真實受暴情況外，由於資本主義本身正是與父權製交織在一起、以剝削為原動力的體製，對於廣大女性也是威權主義的，我們還需反對支撐中共獨裁統治和性別歧視的資本主義，並提出一個團結所有受壓迫者、令全體女性能夠在經濟上獲得解放的社會主義願景。

新冠肺炎肆虐　疫癥危機惡化！

源於武漢的「新型冠狀病毒」現正以驚人的速度蔓延。中港兩地的民眾都近幾陷入恐慌。隨著疫癥加速蔓延，加上醫療專家警告病毒的傳染性正在增加，使其他地區更為擔憂。由於政府封鎖資訊，使中國大陸的疫情更加惡化。由於過去在沙士、毒奶粉、假疫苗處理危機的手法惡劣，政府普遍不受民眾信任。

就連習近平政權都承認疫情「嚴峻」。在中國之外，約20個國家出現確診個案。而國內的確診及死亡個案不斷攀升 。直至現時為止有80人死亡，2,700確診個案，兩天內增加一倍。與過去一樣，政府最初對疫癥的反應是封鎖新聞、屏蔽網路資訊，根本是徹頭徹尾的罪行。當局嚴重低估了疫情的嚴重性，因為政府關心的只是「維穩大過天」。許多網民在社交媒體要求撤換並懲處武漢的領導官員，因為自12月第一宗案例確診以來，他們呆等消息、按兵不動，為的就是不打擾1月初舉行的湖北省人大政協會議！控製疫情的寶貴時機被白白錯過了。根據香港大學病毒學研究專家管軼所言，控製疫情的黃金機會已過，現在連封城防疫的手段的作用也很有限。

事態發展的速度驚人。1月20日首次確認人傳人的感染個案，而三日後當局決定將武漢封城，禁止出城的交通。再三日後，當局進一步封鎖超過20個城市，受影響的民眾超過6,000萬人。火車、飛機、渡輪、巴士全部停駛，車站由武警駐守。

習近平及黨政高層被迫要親自坐鎮指揮抗疫工作。由於專製政府的下層癱瘓，完全未能作出即時回應（這個狀況比起2003年沙士危機更嚴重），這是因為地方官員皆抱著「不做不錯」的心態，生怕會讓獨裁政權丟臉。「習皇帝」集大權於他一人手上，使地方政府沒有北京的命令皆不敢輕舉妄動。

香港政府也依循了同一個規律做事，完全作為一只被擺佈的扯線公仔，沒有任何獨立決策的能力。林鄭政府的反應比其他中國城市更為遲鈍，在更遲的時間才落實禁止中國高危地區的旅客入境等緊急措施。在中國大陸、日本、南韓政府皆呼籲國民穿戴口罩的時候，香港政府卻拒絕呼籲市民穿戴口罩。衞生署署長陳漢儀更說，市民參與普通社交活動時並不需要戴口罩。港府去年10月訂立的《禁蒙面法》，但被高等法院判決違憲，現在為保面子，在疫癥蔓延的狀況下仍堅決進行上訴。

醫療系統長期資源不足，現在急需大量額外資源來應對危機。現在有工會號召2月3日進行罷工。社會主義行動全力支持這場罷工，並呼籲各行業的工人、工會以及正式成立工會的籌委動員工人。我們反對警隊加薪，並將公帑投入到抗疫的緊急措施，包括為醫療人員提供充足的保護裝備（據報衛生署有超過1,000萬口罩庫存，但公立醫院的前線員工卻沒有足夠的N95口罩）以及有足夠的隔離病房。我們要求政府采取措施禁止任何囤積炒賣，包括口罩或食物，並要求政府撤回對於《禁蒙面法》的上訴。

現在應該全面封關，禁止任何人經中國入境香港（不論是中國內地居民還是旅經中國的旅客），立即停駛高鐵，防止疫癥蔓延。同時，社會主義拒絕本土派利用今次癥疫，製造針對大陸人的族群主義排外情。任何種族的人都可以感染新冠肺炎，成為受害者。

香港工人及工會需要互相支援，在每一個職場成立抗疫委員會，選舉員工代表與管理層談判，確保企業采取具體措施，將員工及公眾健康放在第一位。

員工亦應有權拒絕在疫癥期間到中國公幹，並有在家工作的權利，或是彈性工作時數來避免繁忙時段的人群聚集。我們不能夠相信政府或老闆會顧及我們的利益。我們需要抗爭來爭取這些權利，透過組織和發展工會及職場委員會。企業應該要為所有員工提供口罩、消毒設備、改善清潔、以及在受薪時段進行資訊會議。

香港工人和工會也應該支持中國大陸工人相應的行動，去改善他們的權益，並組織工會去爭取充足的保障及資源來渡過危機。在武漢等疫癥城市裏，醫護員工在缺乏資源下的艱難狀況下付出的努力與犧牲，都讓我們悲憤。香港表達的工人聲援，並且示範在職場建立委員會，都能夠啟發中國大陸工人為自己的權利去抗爭。當政府明顯已經不可依靠時，由下而上組織的集體行動就是對抗這場疫癥危機的最強力量。

香港的工會應該立即動員並就以下訴求抗爭：

在所有公司成立抗疫委員會
員工有權在上班時間內參與抗疫委員會工作
員工有權拒絕到中國公幹
員工有權彈性上班或在家工作
要求政府撤回《禁蒙面法》上訴
停止警隊加薪，為醫療人員增加大量緊急資源

再瞞疫情　引火自焚

新冠肺炎疫情對中港的影響

顯然，這次新冠肺炎疫情徹頭徹尾的證明了，中共獨裁政權根本完全沒有汲取十七年前非典型肺炎疫病的經驗教訓，再一次在眾目睽睽之下重蹈覆轍。而這次所造成的危機和影響，更遠比沙士嚴重得多。

首先在疫情本身，新冠肺炎的新型冠狀病毒的傳染能力遠遠強於沙士，整場沙士疫情全球共約八千宗感染病例，而現時（二月九日）中國國內確診病例已達37251宗，過去數天確診病例每天新增三千宗新癥，意味著僅三天所出現的新感染病患就多於沙士半年的全球感染數字。加上這種新型病毒有著極強的隱匿能力，如有感染者無任何病征，以及在十四天的潛伏期間已有著傳染能力，而造成大面積的社區傳染。

對香港而言，林鄭倔強而偏執地拒絕全面封關，雖現時未開始大規模社區傳染，但已見端倪。已有近期無出入境紀錄的港人染病個案出現，基於病毒極強的隱匿傳染力考慮，袁國勇表示一旦香港大規模社區爆發可能高達140萬人感染，以現時中國官方公布的2.1%死亡率計算將有近三萬人死亡，這表示將會是香港史上死亡人數最高的災難！

另一方面，可以預期新冠肺炎疫情將造成比沙士更嚴重的經濟損失。中國早在去年已面對經濟下行壓力，加上下半年貿易戰所造成的打擊，2020年的經濟環境早已不被看好。在沙士期間，中國GDP年增長速度達12%，當時仍然強勁的增長勢頭迅速吸收及克服了疫情所造成的1-2%GDP跌幅。 但現時情況早已今非昔比，多家國際評級機構將對中國2020年的增長預測下調至4-5%，甚至有人警告可能降至2%。而新年伊始，中共政權就再一次搬起石頭狠狠地砸自己的腳。03年的沙士疫情尚且未有全面封城的舉動，而現時已有數十座城市被全面封鎖或半封鎖，工廠停工、店舖停業。而且疫情橫跨整個農歷新年假期這個傳統重要消費旺季，但現時全國重要城市人心惶惶，街頭行人疏落蕭條。

工業生產亦受損嚴重，各大型工業園區及工業企業叫苦連天。鴻海富士康設於深圳及鄭州工廠原計劃於2月10日復工，後來遭當地政府否決，復工無期。這表示不僅影響富士康工業園區數十萬工人生計，更波及上下遊產業數以百萬計的從業員。而這並不僅限於富士康一家，亦不僅限於中國國內，韓國現代汽車生產線宣告暫停，原因是中國生產的零件供應中斷。全球旅遊業也受到影響，40家航空公司已停飛往中國的所有航班，包括美國三大航空公司，英國航空公司和漢莎航空，香港航空已宣布裁員400人及要求地勤放2星期無薪假；國泰亦要求所有員工放3星期無薪假。可以預見，香港經濟衰退的情況最遲不過八九月將會見到市面受嚴重影響。

而令人憂慮的是，中共會否為保經濟而挺而走險第二次隱瞞疫情，以求盡快恢復全國經濟活動，避免經濟衰退？尤其是眾所周知中共的所謂「執政合法性」過去二三十年大體建基於其「經濟迅速增長」之上，經濟衰退意味著「執政合法性」的動搖。因此，中共現時可謂進退惟谷：繼續停工，疫情未知何時得以控製，但必然得全面承受經濟停擺損失；強行復工，尚未得到控製的疫情將更猛烈地擴散，勢必招至全面民怨，同樣危及自身政權。習帝除了望天打卦期望疫情盡快受控讓自己得以脫身以外，無計可施。

與此同時，率先披露疫情消息的李文亮醫生之死亦觸發了中國網民要求落實言論自由的訴求運動，甚至提出了仿傚香港反威權運動的「五大訴求」，網上輿情一時失控。疫情的黑暗將會是中共專製垮臺的歷史性轉折點。這場危機所造成的損害永遠無法恢復，因此我們必須竭盡全力建立一個新的工人階級運動，以一個民主工人階級綱領——一個社會主義替代方案——來挑戰中共的獨裁資本主義製度。

新冠病毒燃起對中共獨裁的群情反彈

「他們在說謊，我們知道他們在說謊，他們也知道我們知道他們在說謊，但是他們依然在說謊。」

溫州是在前所未有的封城中被封鎖的數個大城市之一。在網上發表該評論的溫州居民強調，隨著新型冠狀病毒以驚人的速度蔓延，整個中國都感受到了爆炸性的憤怒。

截止2月11日，已確診的感染病例超過43,000，死亡人數達到1,018，每天增加逾100。中國政府聲稱，疫情將在2月的第一個星期達到高峰，而現在看來這說法完全脫離現實。海外和香港專家警告說，高峰期可能要到4月或5月才能來臨。許多科學家對中國官方報導存疑，表示被感染的人數可能比官方數據高出10倍。

該病毒攻擊呼吸系統，5周內的死亡人數比2003年沙士（SARS）疫情中6個月的死亡人數還要多。現時的危機表明，中共獨裁政權完全沒有從17年前的疫情中吸取教訓。更糟糕的是，習近平8年執政的兩大特征是專製統治的強化和「一人獨裁」為表現的極端權力集中，導致中國政府對疫情的反應更加遲鈍。

在習近平的領導下，北京自己製造了一場新的歷史性危機，並且深陷其中。即使這不是去年情況的重演——在香港造成百年不遇的危機，之後在臺灣造成類似影響——都已經夠糟糕了。

這場疫情註定成為中美沖突的又一個戰場。在情況急遽惡化、進一步加劇了與美帝國主義的史無前例的大國鬥爭之時，危機已經開始削弱中國執政精英們的信心，也打擊了其先前對中共的專製資本主義製度的堅定信任。負責挽救中共統治的「強人」習近平，現在似乎更像是觸發其衰落的人。美國評論員利明璋（Bill Bishop）說，該政權對疫情拙劣的處理手法使「習近平和中共已接近1989年以來我們所見到的生存危機。」

新型冠狀病毒爆發的短暫進程是暴露地方官員的官僚主義癱瘓和處理不當的表現之一，而掩蓋疫情的根源在於裴敏欣所言的中共的「病態的保密工作」。隨後，北京下令進行嚴厲鎮壓，以展示權威，但發覺為時已晚——如果其巨大的安全機關沒有圍捕並恐嚇那些試圖警告社會危險即將來臨的人，中共本來可以很快作出反應。

人道危機、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

結果是人道危機、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化為一體。自1月23日春節前夕，中共政權實施世界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封關，有6000多萬人——相當於整個意大利的人口——居住在被封鎖的城市中。全國各地居於城市的數千萬居民被關在家中，受到嚴格限製，每天只允許一名家庭成員外出購買必需品。

被隔離的城市，如武漢（疫情發源地），已經猶如戰時狀態，居民遭受嚴重的苦難，醫療用品嚴重短缺，在資金不足且不堪重負的醫院外大排長隊。北京理工大學經濟學教授胡星鬥將這種情況描述為「世界末日」，並將檢疫條件與60年前的大饑荒作比較。

隨著工廠和辦公室陷入停擺，數以千萬計的工人被迫放無薪假。新年假期在全國大部分地區延長了10天，在某些地區甚至更長。由於學校被迫停課直至另行通知，因此教師也將領不到薪水。

全新檢疫規則和旅行限製遍及全國，來自內陸省份的數百萬移工的行情受到阻撓。一段在網上瘋傳的影片顯示，一對分別是貴州人及重慶人的夫婦，在車中被困在連接貴州省和重慶市的一座橋上，因為兩地政府中斷兩地交通，使他們不能去對方的城市。

有千萬人在其他省份生活和工作的湖北工人，面臨歧視甚至迫害。正如《紐約時報》袁莉報導指出：「在努力控製疫情蔓延的時候，地方政府顯示出他們更善於裝得忙忙碌碌，而不是去尋找解決方案。許多政府想方設法追蹤甚至驅逐湖北省的居民，以阻止冠狀病毒的傳播。」懲罰或迫害他們可能會迫使這些工人躲藏起來，使抗擊疫情變得更加困難。

人權觀察稱，習近平和政治局常委采取的強硬措施「過於激烈」。中國大部分地區已停止運轉。這給中國的國家體製帶來了新的壓力，不同地區實施自己的隔離措施並相互爭吵，而沒有協調緊急資源。

雲南省大理市截獲了一批運往重慶的口罩，引發了兩地政府之間的爭端。官方媒體還報導說，青島海關人員扣押了從韓國前往沈陽市途中的醫療用品。青島當局聲稱這是對沈陽官員的報復，因為他們沒收了一批運往青島的物資。這些事件在社交媒體上引起了厭恨和憤怒。

「人禍」

「這就是一場人禍」，社交媒體上的一篇帖子很好地總結了疫情。盡管網路審查員在全力刪除這些內容，但這種對政府的批判如一份泄漏的內部政府報告所述，如今已是「洪水般襲來」。

2月6日，「散播謠言者」、武漢市中心醫院的醫生李文亮去世，令反政府情緒再上達到新高度。1月3日，李文亮被警方強迫簽署訓誡書，說他警告同事有類似SARS的新型病毒，發布「不實言論」，使其他武漢醫務人員噤聲。

遭訓誡的武漢「散播謠言者」都是試圖發出警告的醫療專業人員。消息傳出後，事件在社交媒體上激起怒火。李文亮此時已感染了冠狀病毒的，中共不得不以溫和的態度對待他，並允許他接受媒體采訪。最高人民法院甚至聲稱李文亮不應受處罰。他去世後，北京從國家監察委員會派出了一個小組，對負責處罰李文亮和其他醫生的武漢官員進行調查。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對他的離世表示「深切哀悼」。

中央政府的這些舉動是試圖遏製和平息群眾不滿，將責任向下推向武漢官員，為將來進一步審查和迫害「散播謠言者」做準備。去年習近平政權在香港的任何戰術上的讓步，並不表明路線改變，而只是試圖爭取時間以繼續強硬的威權統治。

在接受《財新網》的最後一次采訪中，李文亮作出非常溫和的批評：「我覺得一個健康的社會不該只有一種聲音，不同意利用公權力過份幹預。」這句話現在從墳墓中回響，纏擾著習近平政權。

至於由國家控製的媒體首先在2月6日宣布李文亮去世，然後再否認，再在2月7日再次宣布他去世的做法，也是另一個不太聰明的掩蓋真相的手法。想必，中共龐大的宣傳和審查機器需要更多的時間來準備編造不實消息。

這則新聞在網上引發了前所未有的反政府憤怒情緒。數以百萬計的人分享了有關李文亮的帖子，還有數以千萬計「我要言論自由」的標簽，在遭審查之前就獲得數千萬閱讀量。對於中共而言的不祥之兆還有，有網民影射香港示威，就大陸的「五大訴求」在微博上廣為傳播。

這些事件對中國乃至全球經濟的打擊可能遠遠超過SARS疫情的影響。2003年，中國GDP僅占世界GDP的4%，而如今已占16%。去年中國GDP成長便占全球GDP成長逾30%，對全球增長起決定性作用。在特別考慮到全球經濟的脆弱之時，並不難設想疫情成為全球陷入衰退的轉捩點。

至於本來已陷入衰退的汽車業更遭遇重創。由於缺乏中國供應商的零部件，現代汽車在韓國的所有汽車廠都關閉了。如果中國的問題持續下去，歐洲汽車製造商將面臨類似的壓力。中國的汽車廠和其他主要行業目前長期停工，尚不清楚何時恢復正常生產。

但是問題更加嚴重。疫情如果持續的話，恐將刺破中國房地產市場的巨大泡沫，並可能引發銀行業崩潰。作為中國第五大城市武漢，在過去的兩年中，這座城市的房價翻了兩番，是不可持續的泡沫的典型案例。

「有錢人被嚇得要死，不敢在外面亂跑。」一位駐北京的房地產經紀人對英國《金融時報》說：「沒人上班。建築工地都封閉了??影響肯定不小。」

武漢：災難時間線

在危機的最初幾個關鍵周，武漢政府的所作所為完全錯誤。他們逮捕舉報人並令他們噤聲，包括試圖警告潛在疫情的醫護人員李文亮，甚至向前線醫護人員隱瞞風險。現在大量醫務人員已被感染，單單武漢其中一家醫院就有40名受感染員工，也成為公眾憤怒的另一個原因。

據估計，在1月1日至20日期間，有500萬人離開武漢前往中國其他地區，卻不知道自己可能帶菌者，也沒有被提醒要采基本預防措施，包括戴口罩、定期洗手和避免公眾聚會等。

1月18日，就在該市被完全封鎖並禁止所有外出旅遊的前幾天，武漢官員在百步亭社區舉辦了40,000戶家庭的宴會。如今，百步亭擁有13萬居民的數十棟樓上貼有「發熱門棟」的紅色官方告示。《財新網》引述當地居民的抱怨，即使他們的房屋被認定為「發熱門棟」，政府官員仍未告知他們應采取什麽預防措施。

聯合國機構世界衛生組織（WHO）於12月31日從中國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的官員獲悉，武漢爆發了「不明原因肺炎」。一周後，該病毒被命名為2019-nCov。這個時間線暗示，在武漢政府錯誤背後是中央政府行動的遲緩。面對大量對中共獨裁政權犯錯的証據，世衛還是贊揚其處理疫情的表現，甚至稱贊「中國的體製」和習近平「卓越的領導力」。在中共在國內遭遇巨大反對聲音之時，日內瓦的少數官僚的討好式支持是一個小小的安慰。

革命性的震蕩

北京現在正處於嚴峻的止損階段，試圖保護「習帝」的形象，並將所有責任歸咎於武漢政府和警方。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承認當前形勢是「對中國製度和執政能力的重大考驗」。

中共利用鋪天蓋地的宣傳和公關措施，采取了所有的「維穩」措施，以創紀錄的速度建造醫院，並宣布了與新冠病毒展開「人民戰爭」。盡管武漢市新建了兩家醫院，政府表示相當於增加13,000張床位，但這仍然不夠。據獨立機構估計，武漢市擁有多達190,000感染者。

北京最近安排了718.5億元人民幣的緊急資金抗擊疫情。但在同一周，它為銀行業和股票市場註入了1.2萬億元人民幣，避免市場崩潰。兩者之差反映出中國統治者真正效忠於哪個階級。

情況會如何演變？安德利尼（Jamil Anderlini）在《金融時報》認為：「如果新冠病毒無法在未來數周內迅速獲得控製，整個事件可能成為中國的切爾諾貝利（香港：切爾諾貝爾，臺灣：車諾比）時刻：獨裁者的謊言和荒謬暴露無遺。」

許多中國網民也提出了相同的觀點，將其與1986年切爾諾貝利核災難進行比較。這場核事故是破壞了蘇聯斯大林主義政權的基礎的一個重要事件。安德利尼也將李文亮與自焚的水果販子布阿齊茲（Mohamed Bouazizi）進行了比較，認為現今中國與2010年突尼斯有相似之處，而後者是突尼斯革命以至阿拉伯革命的觸發因素。

顯然，中共政權已進入1980年代後期以來最嚴重的危機。 3月兩會現在可能因疫情而取消，其真正原因更像是避免異見者在自編自導的會議上發聲。

由於對習近平的領導的分歧不斷加劇，幾乎肯定會重新燃起中共和執政精英的內部權鬥。這最終來說也是社會基層中的憤怒情緒的反映。如果疫情在短期內未得到遏製，並造成了巨大經濟損失，則可能引發新的危機，並可以帶來新一場更大的危機，甚至有可能造成革命的後果。

馬克思主義者與國際社會主義道路（ISA）在中國支持者的任務，是幫助工人階級和青年中最先進的階層做好政治準備。中國的人道危機、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喚起建設一種替代中共獨裁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真正民主的工人階級出路的迫切需要。

新冠肺炎：對抗疫癥大流行是階級問題

全球資本主義正眼看著股市崩盤，數以兆計的美元在過去5天蒸發，許多交易眼睜睜看著2020年來所有收益付之一炬。實體經濟的情況可能更加嚴重，旅遊業在全球GDP扮演重要因素──世界各地航空公司今年估計將損失300億美元，但這只是冰山一角，這是全球化時代的第一場重大的疫癥大流行，將加強當前的去全球化趨勢。

習近平說，這是自1949年以來中國最嚴重的公共衛生危機。他的政權對這整件事處理得一團糟，卻還被資本主義世界擁護獨裁製的評論員稱贊為「強而有力」的領導。中共將無法從這次打擊恢復威信，但中國革命危機的進程卻可能由此展開迂回復雜的道路。

目前，中國有3,000名醫院員工感染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而且基礎設備依然短缺。數以千計的平民被困在自己的家裏至今已有一個多月，如果他們未經許可外出將遭到逮捕。但是截至本周，如果暫且相信可疑的中國官方數據，那新冠病毒已經在中國以外傳播得比中國裏面還快。韓國和義大利這兩個名列前茅的世界經濟體，再加上伊朗，現在已淪陷成最新被列為高風險的國家。

中國是全球GDP增長的最大貢獻者、石油和商品的主要價格設定者，以及全球供應鏈的經濟樞紐，中國的這些經濟角色意味著經歷長達一個月幾乎完全工業停擺之後，這場危機對世界資本主義的經濟破壞將比官方公開承認或意識到的還要嚴重得多。有些中國經濟學家甚至敢站出來承認， 2020第一季甚至上半年的經濟將會呈現零增長或甚至負增長。

工人組織必須趕緊采取積極姿態，要求國家緊急防疫政策（如果還真有這種東西）完全透明公開並受到民主控製。與疫癥大流行的鬥爭到底是個階級問題！現在急需在受到民主控製公有製下製定出緊急計劃，才能有效生產醫療設備、防護衣、病毒測試工具、人道檢疫設施，並加速研究與量產疫苗。世界上多數國家都正遭受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對於公共醫療體系的屠宰掠奪，找不到有任何地方能滿足大規模流行病層級所需的資源。我們應該扭轉這般局面，建設工會落實工人職場防疫措施、保障在家工作的權利、對抗裁員和無薪休假。這次的疫癥危機就像所有資本主義危機一樣，我們都拒絕將成本轉嫁到工人和窮人身上，來保護資本家和股市寄生蟲的利益。

中國：超過1700名醫護人員染上新冠肺炎

新型冠狀病毒爆發以來，中國的醫療系統也遭遇超負荷的挑戰，以疫情發源地的湖北武漢最為突出。多所醫院出現人手、資源不足及醫護人員工作量過大的情況：一些醫護人員沒有時間去廁所而必須使用尿布；一些醫院醫療物資短缺；有影片顯示，一名武漢人在當地醫院能夠見到醫生之前需要排隊10小時。實際上，早在1月下旬，一名醫生接受《三聯生活週刊》采訪時已經指出，各個醫院的承載能力到了極限。有些醫院沒有足夠的檢測新型冠狀病毒的試劑盒，有些醫院則沒有檢驗的條件。隨著疫情惡化，口罩、防護服、消毒液等物資的短缺造成的醫護人員防護不足，導致全中國逾1700名醫護遭感染（其中湖北武漢就有1102名），更有6人死亡。

為了應付疫情造成的床位短缺，中國於武漢迅速興建了「火神山醫院」和「雷神山醫院」，於2月初啟用，聲稱均可提供上千張床位，用來救治確診患者。另外武漢市也借用武漢體育中心等13處公共場所設立「方艙醫院」收容輕癥患者。然而被官媒極力吹捧的「火神山醫院」，卻沒有氧氣插口、心肺監測插口等必要設施，內部構造也被形容猶如集中營；「雷神山醫院」則存在天花板漏水等施工品質問題；「方艙醫院」更只是將被收留者集中隔離，且允許被收留人員集中跳「廣場舞」，妄想以此令輕癥患者迅速康復，卻不知很可能加劇病毒人傳人、造成疫癥進一步惡化。

在疫情爆發的最初幾週，當局堅持認為人傳人的可能很低，很大程度上令醫護人員得不到充分防護，而在初期揭發疫情的醫護被警方以「造謠」處罰、醫護人員不得公布病例數字等輿論管控也使社會大眾沒有足夠的警惕。一線醫護人員付出了相當高的代價，而醫護人員遭感染也增加了醫院內交叉感染的風險。

短短幾天內，成千上萬的建築工人簽訂建設新醫院的合同，然而這些工人嚴重缺乏防護，經常不得不簡單清洗後就重複使用口罩，且工地衛生條件惡劣。環衛工人的工作壓力也急遽增加，且承受不起不上崗的懲罰——一天沒有上崗將被罰款150元，而這比兩天工資還要多。此外，公共交通停擺意味著包括醫護人員在內的許多工人上下班會遇到麻煩，也大幅增加了本就分配不到足夠防護物資的出租車司機、送餐員和社區工作人員的壓力與風險。

保證政權穩定

面對群眾問責怒火，中共政權設法將責任向下推給武漢地方政府，免除湖北省委書記蔣超良、武漢市委書記馬國強等人的職務。2月8日，中央政法委秘書長陳一新抵達武漢，親自坐鎮防疫指揮部。2月12日湖北單日激增14840宗新冠肺炎案例的同時，上海市委書記應勇調任湖北省委書記，濟南市委書記王忠林就任武漢市委書記。然而陳一新乃政法系統出身，被部分分析人士認為將采取有力措施嚴控媒體和網民言論；應勇與王忠林也均非先前傳言的醫學或技術背景官員，而是具有公安背景。這三人均被視為習近平的子弟兵。習近平在政權內憂外患、自身面對黨內權力鬥爭壓力之時平息民怨、保證政權穩定而已。

如同2003年SARS，中共政權對癥情爆發的反應充分說明了中共只有在問題瞞不住的情況下才承認問題存在，並在群眾憤怒威脅中央政府時裝模作樣地撤換幾個地方官員，並在媒體宣傳「成績」以安撫群眾。然而面對疫情的持續惡化，越來越多的群眾不會再受矇騙，而是意識到必須推翻中共一黨獨裁政權。在職場組織獨立工會捍衛勞權的訴求將會得到群眾支持，對曝露於病毒之中的醫護工人和垃圾收集工人來說更是生死問題。在世界各地的工人運動，包括香港和臺灣的，應該支持這一想法，並支持中國工人贏得此一重要的民主權利。資本主義無法提供重要的公共服務和抗疫物資，所以將藥劑及醫療設備行業民主公有化也在這場危機中變得更迫切。抗擊疫癥也要抗擊極權統治和資本主義製度。

中國：新冠肺炎疫情期間中共對輿論的操縱

2020年開年以來，中國群眾就持續飽受新冠肺炎疫情之苦。不僅出行受限，日常生活所需物資在多個省市也陷入短缺，群眾不滿因此與日俱增。在疫情最初的關鍵周，中共試圖對此隱瞞，為此處罰眼科醫生李文亮等疫情吹哨人，給他們扣上「造謠者」的帽子。而隨著疫情擴大到掩蓋不住，為了平息民怨、轉移群眾視線，除了撤換幾名地方官員外，中共政權也試圖在社交媒體將輿論導向對自身有利的方向。

中共國信辦頒布「網路信息內容生態治理規定」在三月生效，封鎖大量公眾號，企圖鎮壓網路的言論「革命」。強大的網警系統也無法審查所有訊息。《東營網》「網警郭琪琪：睡4小時，刷微信20小時」的報導不但沒有收到宣傳效用，反而引起網路一片反感的聲音。抗疫至今已有17名警員死亡，其中包括時任泰安市公安局的網警李弦。據媒體報道，李弦倒在辦公桌旁，雙手仍在鍵盤上，而電腦屏幕上顯示著未完成的最後一份工作日誌。

1月22日，《環球時報》發表社論，批評武漢政府反應遲鈍，提及一些地方政府優先考量「避免形成社會恐慌」，因而防疫措施不充分。疫情發酵到武漢封城後，最高人民法院在官方微博發表文章稱，聽信李文亮等人發布的「謠言」對防控可能是好事。李文亮去世後，官媒也紛紛表示哀悼、致以敬意並訴求全面調查事件。防疫中的簡單粗暴做法導致多起沖突後，多家官媒轉載公安部消息，發表社論反對地方防疫人員的暴力行為。

亦有報導或社論呼籲拒吃野味、譴責囤積口罩、責成地方官員不得瞞報疫情，但這些文章無一例外將問題推給地方政府或個體民眾，而從不質疑中央政府。即使在中共不得不作出微小讓步的情況下，於新浪微博的「我要言論自由」標簽與效法香港反威權運動的「五大訴求」仍舊被刪。官媒發表具有批判或認錯意味的文章仍只是為習政權減壓，民眾哪怕質疑中共專製都仍然不被容許。

胡蘿蔔加大棒

2月7日至16日，公民記者陳秋實與方斌因披露武漢疫情而分別被「強製醫學隔離」與「被消失」，法學家許章潤批評習政權而被軟禁，社會活動人士許誌永和李翹楚亦因發表直指中共專製的言論被捕。結合自己的宣傳機器以及對異議的打壓，我們可以說中共再度向世人展現了「胡蘿蔔加大棒」的手法，重演了2008年四川地震和毒奶粉事件後發生的情況。在這兩個事件中，中共懲處數名下級官員，並囚禁試圖揭露真相的異議者。

傳遞「正能量」同樣不可少。2月初習近平發表「加強輿論引導工作」講話後，正面報導逐漸占多數。火神山醫院興建後，《新華網》聲稱其詮釋了「中國速度」。18日，中共中央政法委下達文件，要求各地充分利用微博、微信、抖音等新媒體平臺，加大「激發社會正能量」的宣傳工作。自此，歌頌中央政府、強化愛國主義的宣傳源源不斷。習政權為了保證經濟成長而欺騙群眾，爭取各地盡快復工，也可能說明中共高層內部鬥爭因疫情變得更為劇烈。

有關新冠病毒的各種陰謀論與假新聞一個接一個冒起。中共政權一直利用社交媒體帶風向，聲稱病毒源於野生動物、人類感染新冠病毒始於有人食用野生動物，但是病毒從武漢P4病毒研究所流出的說法一直在網路流傳，並且無法確定真實性。《南華早報》報導，中國科學院的一個研究小組指出該病毒並非起源於武漢華南海鮮市場，而是「從其他地方傳入」。新冠病毒為人工合成等傳聞也在中文社群造成一定影響。陰謀論與假新聞幾乎無助於群眾了解真相、抗擊疫情，反而使政權更有理由升級對媒體報導與網路言論的管製，但它們的存在也反映出對資訊不透明的中國政府的極度不信任。

如果沒有群眾自下而上的壓力，中共控製的媒體報導的真相、發布的批判文章會比現在很有限的數量還要少得多。社會主義者認為唯有工人群眾親自終結中共獨裁統治，並將大眾媒體收歸公有、透過民主機製管理，媒體才能真正幫助公眾發聲、了解真相，社會輿論也不再輕易被操縱。這一訴求需要連結到終結億萬富翁和資本家對經濟的統治，因為他們對利潤的追逐與人民的需求嚴重相抵觸——中國政府如此，對疫情應對不善、掩蓋並低估疫情威脅的全球各地「民主」資本主義政府亦如是。

中國：工人階級是真正的英雄

自第一例冠狀病毒肺炎患者以來，在各個省市之間交通封鎖、基礎設施停擺、地方和中央政府一片混亂之下，中國的工人階級們艱難維持著城市最基本的運轉，在最前線同包括病毒在內的一切醜惡作鬥爭，也承受著最為沈重的傷害。

無私的抗疫支援

和中共獨裁政權想盡辦法封鎖消息抓捕所謂「造謠者」、地方政府排斥外地人並向民眾鼓動地域歧視、而在防治工作上束手無策相比，中國工人階級則是無私地全力支持疫區人民。在上海美迪康醫用材料公司的口罩廠，來自各行各業的誌願者自發地組織起來生產口罩支援湖北疫區，工人們平均每日工作12個小時，一晚生產的口罩超過三萬，無償向疫區輸送。在「快手」上來自全國各地的勞動者們發布的視頻裏，從農民到流水線工人和卡車司機，無私的勞動者們用最樸素的情感向武漢和各個疫情嚴重的地區表示支持，無償捐贈和運送水果、蔬菜等食物和防護服等醫療物資。

在火神山和雷神山的醫院工地，弱電，焊工，暖通，裝飾工等不同工種的來自全國各地的工人，每天工作12小時兩班倒，卻有很多被欠薪，「不知道給多少工錢，不給錢就當是誌願者了。」中國的工人階級是樸素而無私的自發而無私地團結起來。而中共獨裁政權的宣傳則企圖將工人階級的血汗成果騎劫為民族主義宣傳，在火神山和雷神山醫院建造直播上塑造拜物教式的偶像宣傳，鼓動人給叉車、吊車、挖掘機等機器打榜，展示忽視其背後日夜辛勞的千萬工人們。中共獨裁政權永遠不要妄想可以借此轉移視線，避免工人階級和他們的勞動付出匹配的待遇。

惡劣的衛生條件

中國的工人階級為同疫情作鬥爭作出了巨大的犧牲，而他們無私奉獻之時自己的生活環境和衛生條件則是惡劣至極，這恰恰是病毒迅速傳播的重要原因之一。按中國誌願者的調查報告，作為中國最發達城市之一的廣州，僅有1/3的環衛工人口罩完全由單位派發，不但數量嚴重不足，而且規格也不符合防疫要求，近70%的環衛工人每天只能用不到一個口罩，近10%的環衛工沒有佩戴口罩上班，同時防護手套、消毒液等其它防疫設備也嚴重短缺，許多工友表示對此聞所未聞，這毫無疑問使得長期戶外作業的環衛工人曝露於一個極易感染的環境之中。

由於各類商店在疫情下紛紛關門，奔波於一線的快遞員、外賣員們運送醫療物資、餐飯和商品的負擔變得更重，也提高了他們染病的風險。但絕大多數快遞員上崗前沒有經過任何防疫培訓，公司發放的口罩防疫不達標，沒有手套、護目鏡，甚至只給快遞員每天一個一次性的防塵口罩。中國最主要的快遞公司「四通一達」（申通、圓通、中通、百世匯通、韻達）多為承包製。一些承包站點的老板不但拒絕為快遞員提供防護，甚至任意克扣工資，韻達快遞的深圳龍華某站點還出現了開出「負工資條」的情況。

2月8日，有網友在微博上反映全家被村幹部拖往湖北天門銳風服裝廠隔離的信息，除了中共官僚的粗暴和草菅人命外，服裝廠的狀況則另一面反映了中國工人究竟工作、生活在一種怎樣的衛生狀態：「……臟亂差，床板發黴，空氣中彌漫著一股臭味，沒有消毒和打掃過…」

對中國工人階級而言，目前的肺炎只是他們所要面對的死亡威脅的其中一環。中國每年非正常死亡人數超過320萬：其中自殺死亡者高達28.7萬，約二十萬人死於藥物不良反應，約5,000人死於塵肺病，13萬人死於結核病，每年因裝修汙染引起的死亡人數已達11.1萬人，每年工傷事故死亡約13萬多人……這場瘟疫放大了這些統計數據下工人階級一直在面對的極度惡劣和衛生環境和生存狀態。對工人階級而言，令官僚、資本家和小市民驚懼的疫情正是他們一直在經歷的日常生活。

持續的階級鬥爭

即使面對如此大敵，中共官僚和資產階級仍然「恪守」著剝削者的本色，盤剝勞動者。中共官僚恐於經濟停滯對自身統治秩序的沖擊，默許部分資本家違反早已如廢紙一般的勞動法，提前復工、強迫加班，甚至變本加厲地從工人身上搾取油水。

農歷新年尹始，華為就要求各員工按時2月3日返崗，甚至要求湖北疫區員工提前返回工作地自我隔離，在家辦公，根本不考慮病毒擴散風險。1月28日，由於疫情期間沒有顧客而出租車司機仍然要向公司上交承包費，出租車司機們集體罷工，在客運站門口聚集示威，據一名司機向媒體反映，太原市已有出租車充電站都暫停營業、停止充電（太原市出租車全部都是新能源電動汽車），希望能夠同時為包車司機減免包車費用、停運車輛，不希望為掙回包車的租賃費出車上路，增添得病隱患。

階級鬥爭從來不會因為出現了某種「勞資一致的敵人」而停止，在有限的條件下工人階級仍然能夠聯合起來，並沒有因為中共渲染的「特殊時期」而放棄為自身權利的鬥爭。只要工人階級組織起來鬥爭，中共獨裁政權妄圖借機進一步擴大資產階級專政的陰謀一定不會得逞。

工人階級是抗擊疫情的主體，也將是推翻中共獨裁政權最主要的力量。武漢有著輝煌的工人階級革命史，早在滿清王朝統治時期的1895年3月，漢陽鐵政局工人就為反對翻譯曾海鞭打工人而爆發罷工，是中國最早的工人運動之一。1923年2月7日，京漢鐵路工人為反抗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發動了震驚中外的二七大罷工，使京漢鐵路癱瘓，如今武漢市中心的二七廣場上仍然矗立著紀念這場大罷工的27米高的紀念碑，俯視著這座英雄的工人階級上百年來持續鬥爭過的城市。

中國的工人階級絕不甘心為中共獨裁政權做牛做馬，在這場瘟疫中工人階級的無私、聯合與鬥爭完全令中共無顏，中共獨裁政權除了鎮壓和封鎖之外似乎一切政權職能都喪失得一幹二凈，曾經吹捧著引以為傲的群眾動員和基層治理也只不過是個笑話而已。

社會主義革命

社會主義者向抗疫中的工人階級致敬！我們要求工人組織獨立民主工會權利，反對強迫復工，要求政府提供充足抗疫。我們反對無薪假和裁員，要求在家工作的和彈性上班時間的權利。我們要求給予工人（尤其是醫護人員）充足的防護裝備，需要建立全面公共的防疫用品生產線，由工人民主監督，大量增產口罩、手套和消毒液等防疫用品，同時禁止任何抗疫用品的囤積和炒賣。由於中共禁止工人組織獨立工會，工人階級的鬥爭在最初階段已經要挑戰獨裁政權。

只有建立真正由工人階級民主控製和管理的公有製計劃經濟，才能克服這類事件中的層層瞞報和官僚主義。只有社會主義革命才能保衛工人階級的生命健康權，才能防止此類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擴大成人為的災難。

中國：夾縫中的醫患關系——北京民航總醫院殺醫事件

2019年12月24日，北京市朝陽區民航總醫院發生一起殺害醫生事件。患者家屬孫文斌持刀將醫生楊文割喉殺死。我們對遇害的楊文醫生表示哀悼。

進入2010年代後，中國的襲醫事件頻發，並且屢次成為社會討論的熱點。此次事件發生後，多個醫院開始實施安檢，甚至得到佩槍保衛，但是這些真的能夠阻止襲醫事件繼續發生嗎？

現代中國的醫療體系起源自計劃經濟時代。計劃體製下，醫療衛生體系定位明確，在醫療服務、預防保健等各個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中國的醫療體製改革始於90年代。作為市場化改革的一部分，醫院從一個單純提供服務的公共機構，變成了一種既要提供社會服務，又要追求利潤的「事業單位」。

撥款不足

醫院無法得到國家全額的撥款，並且在一定程度上自負盈虧。這讓醫院不得不設法搜刮病人的錢包。藥品行業更是被完全市場化，造成藥價大幅上漲。政府曾經試圖限製一些藥物的價格，但是製藥企業因為利潤太低而不願生產，反而造成一些藥品的稀缺。為了利潤，製藥企業紛紛派出「醫藥代表」賄賂醫生：如果醫生開出自己企業生產的藥品，就可以從中獲得回扣。一些腐敗醫生為了獲得回扣，也樂於給病人開一些昂貴的藥品。這讓病人對開藥給自己的醫生產生不信任。

在上述情況下，雖然病人可能需要花很多錢，但至少能夠享受到真實有效的醫療服務。但是在開放私立醫院後，中國出現一批「莆田系」醫院（因其老板主要來自福建莆田而得名。莆田系掌握著中國大陸80%的民營醫療份額）。這些醫院完全以盈利為目的，利用普通人醫學知識的缺乏，依靠虛假廣告招攬顧客，聲稱自己擁有先進醫療技術，收取高昂的費用，但是不會提供任何真正有效的治療，反而耽誤了患者的病情。2016年，大學生魏則西因相信莆田系醫院的虛假廣告而耽誤治療，在付出超過20萬元的醫藥費後最終病亡。

近年來，隨著中國大力支持中醫藥，一批療效可疑且不良反應尚不明確的藥品出現在市場上。中藥的審核非常寬松，不需要嚴格的驗證即可進入市場。中藥作為一種傳統經驗醫藥，一些經過歷史長期檢驗的藥方確實有效，但是許多現代中藥企業「發明」的中藥常常是無效甚至有害的。這些醫院和藥商與政府相勾結，逃避監管和處罰。2017年，醫生譚秦東發文質疑中藥鴻茅藥酒，被該藥商直接指揮警察跨省抓捕。這些都讓病人對於自己所接受醫療的真實性產生懷疑。

在本次殺醫事件中，兇手指責醫生給其母親註射的「醒腦靜」導致其母親的健康惡化。「醒腦靜」是一種中藥註射液：一種現代發明的中藥形式，即將原本口服外敷的中藥註射入人體血管。中藥註射液存在大量不良反應報告。在2017年中藥嚴重不良反應事件報告中，中藥註射液占了84.1%。

「醒腦靜」

2019年7月，「醒腦靜」被國家衛健委列為重點監控對象。「醒腦靜」的銷售同樣存在賄賂和回扣。在中國裁判文書網上以「醒腦靜」和「回扣」為關鍵詞搜索，可以找到17件醫藥代表以回扣賄賂醫生開「醒腦靜」的案件。

在中國，不同於普通學科的四年，醫學類專業的本科教育是五年製，之後還要再進行三年的住院醫師規範化培訓，從2020年開始，還要再加上2-4年的專科醫師規範化培訓。考慮到許多醫生職務還有博士學位的要求，這就使得培養一個醫生的時間長達11-14年之久。而在這十數年的時間裏，這些準醫生們不僅沒有薪水或只有很少的薪水，還要交大筆的學費和培訓費，然後才能成為一個基層普通醫生。

中國的醫患比例極不平衡，2007-2013中國年每萬人只有14.9名醫生，僅略好於世界平均的13.9名，在世界上排名第83名。醫生每天需要診療大量的病患，導致醫生過勞的情況非常普遍。2017年的每個月都有醫生猝死，2019年有報道的醫生猝死事件有16起。

這還是在醫生已經縮短了診治時間的情況下。59.7% 的醫生每半日需要看超過30例患者，平均每位患者就診時間不足8分鐘。這導致了診療質量差、醫患溝通不暢、病人滿意度低，尤其是在病人經常需要花數小時甚至數十小時排隊的情況下。

由於市場化的醫療是被作為一種商品出售的，因此在部分病人和家屬的意識裏，他們花大價錢購買的不僅是治療，而且是治愈，而如果遇到醫生無法治愈病患的情況，就如同買到了假貨或是遇到了騙子。再加上上述的對醫生的不信任、對治療真實性的懷疑、對診療時間短的不滿，還有醫治無效的絕望，匯集起來就轉化成了對醫生的憤怒，其極端者就以襲醫事件的形式爆發出來了。

醫院安檢和佩槍保衛不能從根本上讓襲醫事件不再發生。中國政府想要以市場化解決醫療問題，公共醫療開支非常低。2016年財政公共醫療開支約1.3萬億元，占GDP的1.6%，遠低於世界平均水平。

醫患矛盾的背後

中國個人醫療支出占總醫療負擔的比例約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而政府公共醫療支出占總負擔的比例約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從2011到2014年的增長趨勢來看，政府支出占醫療總支出不但沒有增加，反而降低了。如今中國政府準備繼續推進醫療體製市場化改革，這只會增加患者的經濟負擔、加劇醫生的過勞，讓醫患關系變得更為惡劣。

要想讓襲醫事件不再發生，就必須廢除這個謀財害命的市場化醫療體製，關閉莆田系假醫院，重建非盈利的公共醫療系統，由醫護人員和病人代表民主監督，大幅增加醫療資源和人手，實現全民免費醫療。全面公有化製藥企業，停止生產無效和有害藥品，恢復生產廉價有效的藥品。實行全民免費教育，培育足夠的醫生，讓每個病人都能得到優質充分的醫療服務。而這些只有在一個民主的社會主義製度下才可以實現。

中國：當局12月大舉搜捕律師和異見人士

去年12月26日開始，全國各地陸續有多名維權公民和維權律師被捕。 包括律師丁家喜，黃誌強等，公民戴振亞，李英等。其中有的人是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被逮捕，有的人沒有被給出具體罪名。

多名被捕律師曾經處理過「政治敏感」案件，有些人還是一些「公民團體」的成員。 人們也猜測這次拘捕和所謂的「廈門會議」有關，這是一次非公開的私人聚會，據稱，這些被捕人士都曾經在廈門市一起吃飯聚會，並議論時政。 但當局隨後把這次聚會定性為「煽動和顛覆國家政權」的行為。 許多即使沒有參與這次聚會的有關人士也被傳喚。 有人認為這是2015年「709維權律師大抓捕事件」的重演，當時當局共抓捕了200多名律師和其他維權人士。

捍衛民主權利

這次事件中有一些人已經不是第一次被捕了，例如丁家喜，曾因為主張官員財產公示和進城農民工子女教育平權，而被定罪「擾亂公共秩序」，判刑三年半。 而審訊程序往往不透明，刑訊逼供時有發生。當局在進行公民教育時經常提到「拿起法律的武器捍衛自己」。事實上，法律從來不是人民和勞動者的武器，而是獨裁政權和資本家的統治工具。

我們社會主義者在此要求，釋放所有被關押的律師和政治犯，並停止對他們的監視。我們並同時要求落實全面的民主權利，包括言論自由、結社自由、獨立工會權利等，因為這些權利對工人階級組織起來捍衛自身權利（包括民主權利）極其重要。

社會主義者捍衛被迫害的律師的言論自由，即使我們不認同他們爭取民主變革的路線。只靠自由派分子，與中共談判推動所謂的製度內改革，永遠沒有辦法獲得實質性的進展，特別是在現在的中國。要真正落實民主權利，則需要通過工人階級獨立組織的群眾鬥爭，建立一個由工人階級民主監督的社會主義政府。

中國：吳花燕之死——精準扶貧能消滅貧困嗎？

2019年11月1日，貴州大學生吳花燕因極度貧困和饑餓導致的營養不良而住院，引發社會關註。2020年1月13日，吳花燕因病情加重，搶救無效而不幸逝世，年僅24歲，身高僅1.35米，體重21.5公斤。

「精準扶貧」是習近平在2013年提出的一個概念，隨後成為一項重要國家政策。無疑，吳花燕並不是被扶貧的對象。相反，她是扶貧工作的誌願者：盡管家中貧困且身體欠佳，吳花燕在大學期間仍積極參加各種公益活動，為山區孩子支教。去年8月，吳花燕成為松桃縣的「春暉使者」。這一稱號由貴州省專門被授予在扶貧行動中表現突出的個人。

中國對於貧困人口最重要的認定就是貨幣收入。中國官方的貧困標準是年收入低於2300元，也就是月收入不到200元。現代人很難想像如此低的收入如何生存，乃是因為這些貧困人口並非「現代人」。

中國的貧困人口往往是偏遠山村的農民，過著自給自足的小農生活。他們的生活方式在經濟層面上與2000年前的農民並無本質上的不同——靠種植糧食自己養活自己。他們獲取貨幣收入的唯一方式就是到市場上出售糧食，但是在農藥、化肥、機械加持下的現代農業生產出的糧食價格極為低廉，這使得他們靠出售糧食只能賺到很少的錢，成為貧困人口，是接受扶貧的對象。

精準扶貧之所以「精準」，是與以往的「粗放」相對應，不再單純發錢。精準扶貧的主要措施有兩條：不再種植糧食作物，改種經濟作物。擴大職業教育，培養產業工人。

這些措施的核心是要讓貧困人口脫離小農經濟，參與到現代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去，以提高貨幣收入。一部分農民繼續作為小生產者，只不過其生產更為市場化；而另一部分則成為了無產的勞動者，這也是絕大部分農民的命運。伴隨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和工業化，已經有無數小農進城打工成為無產者；如今，隨著「脫貧攻堅戰」進入尾聲，在中國有兩千多歷史的小農階層終於迎來了他們的終結，加入了無產階級勞動大軍。

貧困人口脫貧了，貧困就真的被消滅了嗎？吳花燕告訴我們，沒有。她從貧困農民家庭考入職業學院，正在「自我扶貧」的路上，在大學裏還有兩份兼職，每個月能賺600元，是國家貧困標準的三倍。她為了省錢，在高中期間忍饑挨餓，埋下病根；她為了省錢，拒絕去醫院看病，最終耽誤病情導致她的死亡。吳花燕準備接受的手術費用高達20萬元，醫療賬單就是她的死刑判決書。

假如吳花燕沒有生病，她會順利畢業成為一名會計。她會每天工作到晚上十二點才下班，周末工作也是常態。她可能每天要經手數百萬的錢款，她永遠也無法擁有這麽多財富，盡管這財富的一部分也是由她創造；她的收入會遠小於此，而且大部分都會被用來支付一間狹小的合租屋的租金。或許某一天，她還會為了買一部新手機，點下分期付款的按鈕。

是的，脫離貧困的人離開了農田，走進了工廠和店舖；搬出了農村土坯房，進入了城市水泥房；脫下了手工織衣，換上了化纖服裝。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他們不再貧困。進入了資本主義社會成為工人的他們，工作時間是以前的千倍，獲得的財富卻只有以前的十幾倍，多出來的部分都進入了資本家的口袋。在一年的工作之後，他們只能積累一點點微薄的積蓄，甚至還可能有負債，然後他們會乘坐全世界最先進的高速鐵路系統返回家鄉，過完年再回到城市。城市的工廠裏、商店裏、寫字樓裏，無處不是這樣的貧困人口。他們享受著現代科技的一切便利，但是只需一場大病，一次生產事故，一場經濟危機，他們就會立刻被拋棄，無人問津，死去。

精準扶貧沒有消滅貧困，它只是把古老的、臟亂無序的貧困變成了現代的、光鮮亮麗的貧困。統治階級不會幫助工人脫離貧困，他們的統治帶來更多的貧困。資本主義不是貧困的解決方案，資本主義是貧困的成因。

真正實現脫離貧困不需指望統治階級來「扶」，也不能相信「努力工作就能成功」的資本主義成功學雞湯，工人們要做的只是拿回本應屬於自己的東西。只有沒收資產階級的生產資料，將其納入公有製民主管理，終止剝削，才可以真正消滅貧困。

中國：「煤改氣」使窮人當災 治理空汙要對抗資本獨裁

大氣汙染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尤其是在當今的「世界工廠」中國，大氣汙染的問題尤為突出。不少中國居民深受霧霾及許多因空氣汙染而導致的問題困擾。

為減少空氣汙染，中國政府采取了措施，例如中國華北地區近年強推煤改氣、煤改電，禁止冬季燃煤取暖。但因為天然氣、電費過高，一些民眾仍偷偷燒煤。當地居民稱，以往整個供暖季燒煤大概花費人民幣2000多元，但改用天然氣需要花費4000多元，燒天然氣的價格是燒煤的兩倍。這筆費用對於貧困的農村地方，是筆不小的開支。

許多微博網民批評當局，在天然氣供應未穩定下就強推「煤改氣」，受害的是百姓，又認為寒冬無暖氣的影響，比「強拆強遷低端人口」影響更大。因為中國政府強製推廣煤改氣的行為，使得華北部分地區的人民，在冬天只有零下18度時仍然無法取暖，對其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影響。

而中國政府不顧現實情況，強行推行令群眾無法接受的命令，也使得中國的官民沖突升高。據《新京報》報道，在中國的產煤大省山西省，被官方劃定為禁煤區的臨汾市洪洞縣大槐樹鎮的南營村，早在3年前，當局已強迫村民使用天然氣取代煤炭。但由於天然氣成本高，村民燒煤炭的情況一直存在。今年12月中旬，南營村村委會對村民家中的爐臺強製統一封禁，用水泥堵住爐膛、將村民家中的煤炭沒收。這一舉措導致了當地的民怨沸騰。

不僅如此，強推「煤改氣」還產生了極大的安全隱患，並造成了一些安全事故。據河北長城網消息，2020年1月2日早7點45分左右，河北石家莊新樂市彭家莊回族鄉小宅村一民居發生爆炸，造成兩人死亡。不少網民將矛頭對準了華北地區的「煤改氣」工程，認為事故可能是天然氣爆炸。各地政府為追求政績，強推「煤改氣」留下許多安全隱患。有網民說，其家鄉去年被政府要求全部由燒煤換成天然氣，卻沒有對村民進行相關安全知識培訓，隱患巨大；有地方天然氣管道均為外置，布滿村屋墻壁，十分危險。

虛偽的戲碼

中共當局強推各種不合理的所謂治理空氣汙染的擾民政策，事實上不僅沒有真正對治理空氣汙染有太大的作用，反而是擾亂民眾的正常生活，生出對當局政策的不滿。而空氣汙染真正的排放源：大型企業和國有企業開設的高汙染工廠，中共當局卻不願也不敢大刀闊斧地進行整改及關停，可見中共所謂的治理汙染不過是一場虛偽的戲碼，也不可能得到很好的效果（甚至會有反效果）。

而中共不願對大型企業進行整改的原因，是因為中共的利益決定了它的立場，由於中共本身需要依賴這些大型企業的依托來鞏固其官僚資本主義性質的獨裁政權，它無法對這些企業下手。而出於外部輿論的壓力及維護統治穩定的需求，它也必須作出一些行動來表明它「正在對汙染進行治理」，於是便出現了這樣不痛不癢的「治理」以及用行政命令強推而造成的鬧劇。

社會主義者支持改用潔凈能源發電，但必須由大幅公共投資真正能人人使用的潔凈能源網絡，並將能源企業交給工人和居民民主監督。應該向資本家征收累進電費和抽重稅，承擔綠能的開發成本。這樣才能確保人人可負擔的電價。面對資本家對綠能的抵製時，需要將這些汙染的企業民主公有化。燃煤電廠工作的工人應得到充足的培訓，在改善待遇和職安健的前題下轉到綠能發電企業工作。由於燃煤發電的企業與中共獨裁政權的利益關系緊密，在中共統治下幾乎不可能大幅轉用綠能。因此，真正的環保鬥爭是向獨裁資本主義作出鬥爭。

中國：放寬外國人居留下的種族、性別和階級歧視

2月27日，中國公布了新的《外國人永久居留管理條例》草案，放寬了對外國人永久居留中國的限製。根據新的條例，在中國長期工作的外國人也可以申請永久居留，且下調了以前對「傑出」人才和投資發放永久居留資格的標準。新條例草案一經公布，就在中國社交媒體上引起極大的反對聲浪。

外國人（主要是白人）在中國常常能享受超國民待遇。中國政府及官僚體製是階級歧視的，外國人往往因為財富、學歷、工作崗位等等上的優勢，使得他們能夠在中國獲得比普通中國人更優質的政府服務。「外國人丟失財物，警察連夜追回」之類的新聞經常見諸報道，而相比之下，警察卻經常對普通中國人丟失財物的案件敷衍了事，甚至因此催生了「外國人代報案」行業。隨著中國近年來積極擴展其國際影響力，大量招收留學生的計劃也隨之推行。外國留學生可以很輕易地進入絕大多數中國人都無法進入的重點大學，而且還能享受到高額補助金、獨立宿舍等等優待。

中華民族主義的反彈

外國人享有的這些特權不僅引起民眾不滿，而且與中國長期的民族主義宣傳產生矛盾。這可以見到中共的民族主義是多麽虛偽的，它想欺騙群眾所服務的是全中華民族，實際上它所服務的是中國和外國的資產階級。同時也可以見到，中共的民族主義宣傳自製麻煩 ，反而引起民眾對自己政策的反彈。

在中國的對內宣傳中，中國被塑造成「中華民族」的民族國家。近年來，在宣傳中國革命的成果時，「趕走了外國人」成為宣傳的重點，目的是將本國政府製造的社會矛盾轉移視線。部分群眾受到民族主義的煽動，他們想把社會問題歸咎在種族問題上，認為對抗外國和外國人是解決社問題的良方。事實上壓迫中國工人階級的群眾，除了是外國的有錢人外，還有本國的富豪和獨裁政權。社會主義者反對民族主義，因為這只會分化工人階級團結鬥爭的力量。

甚至白人男性因為掌握世界的文化話語權，使得白人男性比起亞洲男性對於亞洲女性擁有性魅力上的優勢，都成為了網上的重要話題。而中國官方也在把中國女性作為吸引外國人的性資源，籍以吸納外來資金。2019年，山東大學給每個外國留學生配三個女大學生作為「學伴」的製度引起爭議。本次又有發改委發展研究所所長楊宜勇被發現發表過「鼓勵女大學生和留學生聯姻」的言論，被民眾斥為賣國賊。

社會主義者反對政府對外國人給予特權，我們亦反對一切的階級歧視。但由於欠缺一個具清晰階級團結綱領的群眾鬥爭，部分反對該條例的人卻用中華民族主義和父權主義來反對該條例，往往是仇視白人以及針對中國女性。在山東大學學伴製度爭議事件中，批評者比起批評大學官僚，更喜歡對山東大學的女生進行蕩婦羞辱。與白人男性交往的中國女性也常常被冠上「Easy Girl」的汙名，她們與黑人交往的話則受到更大壓力。黑人在中國並沒有特權性優勢。但是與白人交往在民族主義者眼中只是「崇洋媚外」，而與更「低等」的黑人交往就讓人無法接受了。民族主義者往往同時都是父權主義者，反之亦然，因為這兩種反動的思想都是源於資本主義製度裏。

條例草案公布幾天之後，在網絡上發起了一場「中國男孩保護中國女孩」的運動，在網絡上發布視頻，聲稱要保護中國女孩免受外國人（尤其是黑人）的侵犯，實則是要求中國女性表態只和中國男性交往。他們將女性視為一種民族財產，只能供給本民族的男性，絕對不容外人染指。許多與外國人（尤其是黑人）交往的女性的社交媒體帳號遭到騷擾，留言中充斥種族歧視與仇恨言論。

社會主義者支持遷移自由，不僅包括符合條件的外國人可以在中國永久居留的自由，也包括中國人和世界上所有人能夠遷移到世界的任何地方居住的自由。但我們反對政府部門和社會體製對任何種族的歧視或特權，包使用公共服務、入學和就職機會等。只有由工人階級組織及監督的民主政府，才有可能消滅階級和種族上的不平等。

社會主義者反對父權體製，反對將女性視作男性的附屬物，不僅包括民族主義者將女性視為民族財產，也包括當權者把女性當作吸引外國人才的性資源。只有消滅男女之間經濟地位的差異，包括同工同酬、男女平等就學就業、以公共服務解除女性的家務負擔，才有可能消滅對女性的歧視。

要做到這些，需要國際主義的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的女權運動。各國的勞動者應當團結鬥爭，廢除用來分裂我們的國界和資本主義的全球剝削體製，建立人人平等的、民主的社會主義製度。

湖北多起抗議 顯現「大國戰疫」陰暗面

在3月，作為疫情爆發點的湖北發生多起抗議，說明現實與中共官方「正能量」宣傳有著極大落差。5日，於武漢開元公館小區，在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孫春蘭視察時，被困在家中40多天的居民隔窗吶喊「假的！假的！全部都是假的！」。居民如此高呼，緣於電視播報中「供應充足，物價穩定」的情景只是形式主義下的作假，現實中該社區訂回來的肉是50元1斤，相當於電視報導的價格的5倍。另有社區出現垃圾車、救護車、環衛車運送食品的狀況，盡管聲稱車輛已消毒，此舉仍遭廣大網民聲討。
12日，於距離武漢約100公裏的孝感，一名程姓居民自行聯系了一些平價新鮮菜，卻遭大潤發超市和物業公司舉報。隨後警方逮捕該居民，引發當地民眾怒火。超過100名住戶聚集在球場抗議，圍住警車要求放人，也要求並不住在事發小區的社區區委書記、業委會主任呂德山下臺。之後孝感市對此事的官樣回復中輕描淡寫菜價過高問題，也未交代被捕程姓居民的情況。從網民評論看，食品價格高企、品質惡劣的問題在當地封城期間一直存在。在物資遭遇壟斷的情況下，當地官員每人每天可賺到1000元以上，而程姓居民自行聯絡愛心菜觸及當地超市與官員利益。

壟斷物資　牟取暴利

由1月23日開始並計劃於4月8日取消的封城期間，食品價格暴漲、品質無法保證，反映中共政權利用災難，壟斷物資、提高生活必需品價格，將官員和商人的暴利置於滿足人民需求之上。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絕不會容許這種事情發生，因為工人階級會通過民主委員會控製每個社區、學校和職場，而不是由今天為專製官僚和資本財團服務的黨機器統治。

因應官方數據顯示湖北省「0新增病例」，湖北武漢以外其他城市於25日解封，但持綠色健康碼的湖北居民到外省市仍然受阻。27日，江西九江交警在鄂贛兩省交界處設卡阻攔湖北車輛進入江西，與湖北黃岡市黃梅縣警察首先發生沖突，並率先派出特警增援本省力量。隨著湖北民眾的不斷加入，大規模騷亂爆發。不滿仍遭歧視的湖北人在長江大橋與江西警方激烈對峙，把多輛特警車和警車推翻在地，並沖破警方封鎖線，走到九江大橋派出所前，要求江西警方道歉。影片在新浪微博上迅速被刪除。

為了獲得每人10萬元獎金、響應中央政府復工復產號召，各地官員一直瞞報疫情。而地方政府對真實情況心裏有數，生怕自己所管轄的地區出現無法隱瞞的大爆發。因此，即使湖北疫情風險等級降低，各地仍然如《人民日報》評論所言「處處提防和限製湖北人員」——首都北京管控收緊、禁止目前在湖北出差和探親的人員返京亦表明這一點。顯然，這種「地域主義」表現與中央政府和官媒的宣傳相抵觸，同時也讓更多群眾懷疑官方報導的真實性。

無論訴求管製生活必需品價格，還是疫情信息公開透明，都將挑戰權力不斷集中於中央的中國國家資本主義體製。中國各地工人群眾需要建立共同的組織，尤其是民主的獨立工會，以克服「地域主義」，聯合起來推翻中共獨裁政權，建立生產資料公有製、勞動者民主控製經濟的民主社會主義社會。

武漢：為期76天的封城結束

4月8日，在1100萬人口的武漢，為期76天的封城結束。在湖北省其他地方，封城也於兩周前結束。在新冠病毒於中國爆發的高峰期，約7.6億人（約一半中國人口）處於某種形式的封鎖之下。

中國官媒和宣傳機器贊揚了武漢人民，尤其贊揚了一線醫護人員的英雄主義精神，但這是為了民族主義宣傳而描繪「全體中國人民」抗擊疫情的「團結」努力。

這種宣傳旨在強化習近平獨裁統治和中共政權的權威，並轉移人們的視線，避免關註習近平在1月的多次失誤——無視並積極打壓來自醫生的通報，並審查對在武漢傳播的新型「類似SARS」的疾病的討論。官方對疫情的掩蓋舉動包括1月18日允許在武漢的百步亭社區舉行、4萬余家庭參加、以民族主義親中共為主題的宴會。這場宴會距中國官方宣布全國緊急狀態只有2天，距對湖北實施封城則只有5天。百步亭社區後來成為武漢市感染率最高的地區之一，因此被劃為「發熱門棟」。

發生在武漢和湖北的真實情況並沒有出現在中共的正能量宣傳中。這些情況包括民眾的巨大苦難、基本醫療用品的嚴重短缺、操弄過的的統計數字（以低估感染和死亡人數）以及私營企業與地方政府機構利用食品和醫療物資牟取暴利。官方數據顯示，武漢有2535人死於新冠肺炎，但香港和海外的獨立專家認為實際數字可能會比官方數字高出十倍。

絕望

「這次武漢人受到的傷害當然很大。不談死者，在求醫階段呼天天不應、喊地地不靈時的慘狀，那時的絕望感我相信是非常深的。死者已逝，但其親人尚在，他們都共同經歷過那種慘烈的時刻。」在武漢封城期間待了76天的作家方方如是寫道。

官方也不實宣傳，描述其封城為一種基於臨床需要、極為有效的作法。1月23日時的最初措施僅涉及進出武漢，存在嚴重混淆，缺乏來自官方的明確信息。直到2月2日宣布更加集中的檢疫措施後，武漢市政府才對包括疑似病例在內的市內流動人員加以限製。這些措施在2月8日得到進一步加強。在隨後極其嚴格的封城期間，粗暴的做法時有出現，例如在某些情況下，將住宅大樓的入口和門用障礙物堵上，甚至焊接封死，或在一些道路挖洞，使道路不通。

財新網是一個財經網站，由於不為群眾所閱覽，中共的對該網站的審查也比較寬松。該網站形容武漢封城是「殘酷的自然選擇」。財新在武漢的記者采訪了衛生服務中心的工作人員，這些工作人員的任務是篩檢和區分需要住院或回家的患者。 1月27日，在寶豐社區一家衛生服務中心的采訪中，他們發現：「有60名工作人員的診所只有一套防護服和少量的一次性口罩。該診所的醫生楊慶紅說，他看了100名病人，其中30多位發燒患者，2例重癥患者。」

3000多名醫護人員感染

中國其他地區的數千名醫療專業人員被調進武漢。中國宣傳機器再次盡其所能利用這些醫護的英勇工作，以贊頌專製政府的「優勢」。在醫護人員加入支援的浪潮中，來自廣東的兩名護士於2月24日投書英國《柳葉刀（香港：刺針，臺灣：刺胳針）》期刊，籲國際援助。

他們寫道：「武漢這兒的條件和環境，比我們原本能想像的更為艱難嚴重。」幾天後，在政府壓力下，他們撤回了這篇投書。

物資嚴重短缺、醫護長時間工作且精疲力盡、僅在武漢就有超過3000名醫護人員感染新冠肺炎的情況，之前在武漢和湖北的醫院發生，之後在意大利（臺灣：義大利）、西班牙、英國和美國重演。預警的時間更長，而這些政府沒有為之做好準備，因此簡直是在犯罪。但是，中國的網路審查員已經加班加點，清除所有關於中國的負面消息，並以其「勝利」作為典範。

包括2月7日死於新冠肺炎的李文亮在內的多名醫生，試圖在2019年12月下旬發出警告，但遭逮捕並被噤聲。武漢中心醫院急診科主任艾芬於4月1日失蹤，據信在接受澳洲媒體采訪後，國家安全部門將她「被消失」。艾芬是最早在去年12月試圖向她的同事警告新冠病毒的吹哨人之一。如果這些警告得到重視，有關措施得以進行，武漢、中國乃至整個世界就可以避免當今大流行病的災難性蔓延。

新冠肺炎：中共抗疫的兩本帳簿

中國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整整一季後開始平伏，然而，由於中共政權的誠信經過03年SARS與今次的新冠肺炎後已完全破產。疫情的實際情況廣受質疑。

按照中共官方的數據，自三月十八日起，全國基本已無大規模感染的情況，每日一般僅有數十宗外部輸入病例和寥寥數宗零星個案。但令國內外民眾起疑的，在於中國的防疫政策根本不似如此輕微。中國病例的數字是自三月十日習近平到武漢「巡視」後隨即直線下降，而到了三月十八日，《人民日報》轉發《湖北日報》報道稱，除離開湖北和武漢的防疫關卡外，湖北省內的防疫關卡可全部撤除，但不久之後《人民日報》與《湖北日報》網站的鏈接均失效，相關防疫關卡仍未撤除。

此外，中國解除防疫禁令的政策多次左搖右擺亦加深了對疫情實況的懷疑，三月二十日開始，中國國內少部分的電影院本被允許開始陸續恢復營業，但僅一星期後，二十七日晚間國家電影局突然又下達通知勒令立即停業，復業日子再作通知，當中並無解釋原因。而在四川，早前被勒令停業的卡拉OK和網吧等於三月二十五日起可以復工，而在三日後，又再一次被下令停業。如此不透明地推行突兀粗暴的政策反復不禁令人質疑背後的原因，是否疫情根本不如官方所言般樂觀。

而即便是中共官方三月早前也曖昧地表示，「無癥狀感染者」並不會列入確診人數的統計中，同時亦無公布相關數字，這同樣又是一個令人費解的政策反復。一月二十八日衛健委的防疫方案中表明，無癥狀感染者會被視為確診病例並納入管理，但在二月七日的防疫方案中卻把無癥狀感染者從確診案例中剔除。三月二十三日《南華早報》獲得的中國內部檔，當中表明中國在二月底前至少發現四萬三千多人屬無癥狀感染者，而根據中國官方數字，當時全國十二萬三千多名確診病例，換言之所占的比例約為1/3。由於外國政府和媒體質疑中國數字造假，衛健委在壓力下四月一日起再次公布無癥狀感染者的數字，但稱僅為1541人。

政治性清零

同時，國內亦有消息流出指，某些地區的醫院早已不為病人做病毒核酸檢測，亦不上報有呼吸系統病征的病例，所有呼吸系統病人一律當作新冠肺炎病人治療，但不納入為新確診數字，以此達到所謂病例「政治性清零」。對比近期香港每日近百宗新增病例，十多宗本地感染個案，中國官方公布的數字比香港還要少簡直令人匪夷所思。

更諷刺的是，似乎中國自己的官僚系統都對衛健委的數字投下了不信任票。湖北省作為重災區和爆發點，當地的民眾在國內遭到了最嚴重的歧視和不公待遇。三月底，上海的工廠企業派大巴到湖北接員工回廠區復工，卻被拒進入上海，被原車驅逐回湖北。而北京作為「天子腳下」的城市，更是幾乎被封鎖得滴水不漏，雖然對外交通「理論上」仍然存在，但對入城的民眾盤查極為緊張，嚴格隔離，且禁止明明早已「多日零感染」的湖北省民眾進入。

北京嚴加保安可能與當局希望當城市復恢「安全」就可以讓統治者再次召開拖延多時的兩會。兩會對習近平宣傳抗疫「勝利」的輿論相當重要，以洗掉政權當初如何處理失當，讓疫癥成為全國乃至全球的災難。

可見，種種跡象表明，中共在現時的疫情數字上存在著「兩本帳簿」。雖然現階段對新冠病毒的科研尚算不足，但其傳播度顯然極高，對公共醫療系統造成嚴峻的挑戰。加上世衛警告病毒可以「長期潛藏在人類之中」以及中共數字造假的傳統，已經足以告訴我們中共正在掩蓋疫情真相。甚至中共政權的信用破產使得自身的基層官僚機器都不信任中共的數字。我們不相信其他各國抗疫失敗的資本主義政府，也不可以相信中共會成功抗疫，更不會戰勝疫癥帶來的經濟危機。這場危機教育了世界各地的工人階級資本主義製度的腐敗和不民主之處，而為了保護人類並為爭取未來改善經濟，新工人組織是必需要建立起來。

肺炎與資本主義：雙重陰影下的中國醫療

「在武漢……只是一旦家裏出現病人，就會一片糟亂。到底是傳染病！而且醫院資源只有那麽多。市民其實也知道，就是醫生自己的家屬生病，如若不是重癥，也住不進醫院。……要去面對一些殘酷：掙紮、死亡以及各種不準的指令。我也覺得非常無奈。」這是武漢作家方方寫的武漢封城日記的片段，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今年較早時疫情下的武漢醫療的狀況。日記發表後方方卻因為「較為負面，不傳達正能量」，被中國網絡民族主義「粉紅」群體所大肆攻擊。（方方的日記裏寫到的狀況與很多獨立的報道類似，而與官方宣傳則截然相反。雖然中國勞工論壇不認同她的政治立場，但不認為她的描述是虛構的。）

在1月底武漢宣布封城之後，武漢乃至湖北的醫療資源瞬間告急，隨著新冠患者人數增加，湖北醫護人員超負荷工作，並嚴重缺乏個人防護設備，包括口罩、護目鏡和防護服。

由於防護設備嚴重短缺，武漢醫護人員們甚至重復使用一次性口罩，用垃圾袋自製防護服，這讓醫務人員面臨著被感染的巨大風險和心裏的巨大壓力。福建醫科大學、長安大學等的團隊在《新英格蘭醫學雜誌》發表的研究論文顯示，據不完全統計，截至2020年4月3日，中國共有23名衛生保健專業人員死於新冠肺炎。由於人們的恐慌所導致物資大量囤積，中國其他地方的醫療物資也處於短缺狀態。網購平臺上的廉價醫用外科口罩基本告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製下的一些人卻趁此大發國難財，兩個N95口罩就賣到了上百元，這更讓疫情期間停工而失去收入的工人階級雪上加霜。

官僚控製下的醫療體系

武漢醫療困境以及今日世界性的災難的起因就要追溯到今年年初中共對於疫情消息的封鎖。認為「穩定壓倒一切」的中共政府害怕任何的「不穩定」因素。

疫情最初，李文亮醫生於2019年12月30日在自己微信與同行交流，首先向外界披露疫情，後來被稱為疫情的「吹哨人」。他1月3日卻轄區派出所因其「在互聯網上發布不實言論」提出警示和訓誡。

疫情早期，在已經有明顯人傳人的證據的情況之下，第一批來武漢專家組中的王廣發卻告訴公眾：「人不傳人，可防可控」。結果在1月16日自己被確診肺炎的信息給了做出輕率結論的他一記耳光。

2月1號出現在武漢紅十字會的一輛為領導提取口罩的公務車輛再度引發網民憤怒，接著又爆出了紅十字會的更多醜聞。處於抗議第一線的協和醫院只領到3000只口罩，而武漢一家莆田系醫院卻領到了1.5萬個n95口罩。募捐款項和物質的使用效率也引發質疑。據『新京報』報道，一方面醫院口罩緊缺，另一方面大量物資堆放在武漢紅十字會的倉庫裏，導致大量捐贈款物不能及時得到使用，而各個醫院又不得不各自求援。

有些人認為這只是武漢的個例，其實武漢的亂像是中國官僚體系的一面鏡子。官僚控製下的醫療體系缺乏透明度，對這場全球性的災難難辭其咎。醫療體系的市場化改革更是模糊了醫院治病救人的初衷。

截止4月28日，全球新冠肺炎感染人數接近300萬，在中國疫情得到初步控製的同時，在西方發達國家開始大規模流行。但我們不能因此得出中國醫療體製優越這種結論。中國始於上世紀90年代的醫療體製市場化改革是仿效西方的，中西方醫療體系實為大同小異。而這次蔓延全球的災難更是給市場化醫療體製敲響了喪鐘。

為了度過這場危機和迎接更好的未來，社會主義者認為醫療部門需要廢除官僚資本控製，實現民主公有化；寄生在醫療系統上牟取暴利的藥劑行業也應民主公有化。防疫工作需要在工人民主的監督下實現公開透明；。並提高完善高風險下的勞動者的待遇和勞動保障。新冠肺炎疫癥將會說服更多人要為社會主義新社會而戰鬥。

中國：新冠肺炎讓習近平變強還是變弱了？

6月15日，國家統計局取消了在北京舉行的新聞發布會。這是由於5月份的經濟數據表明，在第一季度的驚人衰退之後，中國經濟繼續保持「恢復勢頭」。

北京新一波的新冠肺炎感染導致此次新聞發布會取消，以及當局大幅更改全面重新解封這座城市的計劃。在上周才重新開放的學校再次關閉，從北京的兩個機場起飛的航班中有40％被取消。爆發中心附近的9萬多居民被嚴密封鎖，由武警把守這些地區。

過去一周的新一波感染，確診病例達200，並且與北京最大的食品批發市場新發地有關。這是個晴天霹靂，畢竟北京之前已經連續55天沒有新增病例。對於習近平來說，作了數個月的中國取得抗擊疫情的「勝利」的宣傳之後，在中共政權的心臟卻發生這種情況，真是既受到驚嚇又感到難堪。

這一疫情反彈凸顯了一個更大的全球性問題：在新冠肺炎疫癥大流行中，很多事情仍是未知的和不可預測的；而各國政府急於重新啟動盈利的經濟活動，卻在公共衛生方面走捷徑。世界衛生組織警告說，第二波大流行是「一個非常現實的風險」。

前所未有的危機

疫癥大流行和由此引發的全球經濟危機正在給整個世界帶來根本和歷史性的變化。包括中國的國家引導威權資本主義在內的整個全球資本主義都未能通過這一考驗，現在人類正面臨一段經濟蕭條、創紀錄的失業率和國際關系急劇惡化的時期。

習近平政權試圖使自己免受大規模的全球性打擊，因為敵對的資本主義政府（尤其是美國的特朗普）試圖將全部責任歸咎於中國的公衛和經濟危機，當然同時他們也避開了自己的罪行。最重要的是，中共關心的是國內輿論，程度更甚於關心其國際聲譽。國際媒體的有利報導，或外國政府稱贊自己的消息，對中共的主要意義只是在於向中國人民表明自己贏得尊敬。在中國的失業率飆升、經濟形勢與過去40年來的任何時候相比都更加糟糕之時，習近平政權迫切希望有「正能量消息」，同時加強對來自任何一方的異見的打壓。

三月，中共為了改善國際形象，進行了「口罩外交」，在全球出售或捐贈超過40億個口罩。美國政府的反應令人震驚的糟糕，並成為全球感染和死於新冠肺炎最多的國家，而這也是幫到中共進行宣傳的一個巨大因素。

但是，中共政權正面臨著自1989年的群眾反威權主義鬥爭以來前所未有的風暴。

實際上，隸屬於國家安全部的研究機構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的一份泄出的內部報告警告說，在新冠肺炎之後，全球反華情緒的上升將達到自1989年6月天安門大屠殺以來最嚴重。《路透社》5月份報導這一泄密，本身就可能與中共政權內部日益激烈的權力鬥爭有關。

顯然，激進的「戰狼」外交對中共政權內越來越多的人日益感到不安。「戰狼」外交已成為2020年中國外交官的新常態，這源於習近平（在新冠肺炎、南海、中美沖突、香港和臺灣）越來越多地對民族主義政策的依賴，以爭取更多的國內支持，並將群眾視線從經濟不景氣移開。

喜馬拉雅山（拉達克地區）發生的中印邊界沖突，凸顯了這是個危險的發展，自5月初以來，中國和印度軍隊在該地反復發生沖突。6月，這場沖突升級，有20名印度士兵死亡，而中方則拒絕透露傷亡數字。即使雙方之前也發生沖突，這次是45年以來的第一次有人喪生。

兩國政府就像倒影一樣，都嚴重依賴民族主義來鞏固自己的統治，尤其是在疫情期間。雙方最近在有爭議的邊界各自加強了防禦和基礎設施。最近的沖突是雙方在最終談判前（就像2018年在武漢那樣）都在試圖在彼此之間施加更大的壓力。新德裏或北京都沒有發動戰爭，但雙方的行動都是在揭開舊傷口。

這是中共內部日益激烈的權力鬥爭的一個方面，有人認為習近平的強硬外交政策越來越適得其反，疏遠了外國政府，在冷戰迅速發展的時期裏，將各國推入的美國陣營。他們希望回到中共傳統的實用主義和更有技巧的作法。駐美評論員裴敏欣說，中國的外交官曾以「訓練有素、中規中矩和謹慎」而著稱。他感嘆中國外交部新聞司副司長趙立堅等人的湧現——趙立堅是「戰狼」群體的傑出代表。

疫情加劇了新的尖銳攻擊。在澳洲、東南亞、幾個非洲國家和歐盟出現了越來越大的反沖，使這些國家的政府在軍事圍困和中國經濟脫鉤方面的地位更接近美國。當然，這不僅因為中國外交中的「語氣」和笨拙表現；也因為其他國家的資本家擔憂，這場危機使全球力量對比變得對中國更加有利。習近平單方面毀滅香港有限的政治自主權，旨在強化其在國內的強人形象，而此舉只會加劇前述擔憂。就連在杜特爾特領導下更接近中國的菲律賓，最近也暫緩廢止與美國的軍事協議。

危急的經濟形勢

外交是內政的延續。習近平政權正在從印度邊境到南海來展示自己的力量，這反映出在日益嚴重的全球與國內危機之下之不安全感。

最近的經濟數據相當矛盾。國家統計局原定在被取消的北京新聞發布會上公布的5月份月度數據顯示，工業生產進一步反彈，比去年增長4.4％，其中，製造業產出增長5.2％。但是，盡管中國的產業正在「復蘇」，但更大的問題是它將在哪裏賣掉商品？

澳洲麥格理集團（Macquarie Group）的首席中國經濟專家胡偉俊表示：「供給遠超需求。」 5月份的零售銷售數據突顯了這一問題——下降2.8%，而4月份該指標下降了7.5％，3月份下降了15.8%。如果資本家由於國內和海外出口市場需求低迷而無法出售商品，那麽無論提供何種稅收優惠和信貸放松措施，他們都不會投資於增加生產。2020年前五個月，製造業投資下降了14.8％。很難想像「世界工廠」的表現會比這更差。

在5月的全國人大會議上，北京將工作重點從追求GDP目標轉移到了就業上，以防止就業市場崩潰。中共的一些經濟學家仍然認為，到2020年經濟可以實現2～3％的增長，而IMF在4月的預測僅為1.2％。

中國官方的失業率是6％，但很少有人會相信。即使根據僅涵蓋城市（較富裕，占總人口約一半）的低估數，目前仍有2600萬人失業。根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3月的數據，只有不到十分之一（230萬）的人正獲得失業救濟，人均每月可獲得約1350元。

然而，縱使這已經很糟，但實際情況卻還要更差。中國2.9億農民工（戶口仍然在農村）沒有被算入官方的失業人數，而這些工人占勞動力的36％。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在3月，封城和旅行禁令被取消後，這些工人中也只有1.29億（不到一半）重返工作崗位。

根據國家統計局，到4月返回其就業城市的農民工人數是前幾年的90％，這表明仍有近3000萬人尚未返回。有獨立研究顯示，實際復工率比官方宣稱的低很多。

美國全國公共廣播電臺的馮哲蕓（Emily Feng）和Amy Cheng於6月8日的報導提及，經濟學家羅斯高（Scott Rozelle）說：「去年有工作的農民工中，只有大約一半在今年4月下旬還有工作。」羅斯高帶領史丹福大學和中國人民大學的研究人員，在今年初以中國七個省的近70萬村民作為樣本進行研究。該研究表明，這場危機「令農民工的收入劇跌，以致大多數人不得不少買食品。」

在許多情況下，外地工人發現新工作的工資低於疫情之前，珠三角的情況是減少了約50%，工廠只能提供標準的工作周，而不能加班。沒有長時間的加班時間，外地工人就無法靠基本的工資生存。

一些非官方但可信的估計表明，中國的實際失業率現在可能為20％，多達8000萬外地工人無法找到工作，或被迫返回自己的村落，因為拿到的工資不能支撐高成本的城市生活。

貧困依舊

今年5月，在每年人大常會之後的新聞發布會上，李克強總理丟出了顆重磅炸彈。他說，中國有6億人口（占人口的43％）月收入不到1000元。

李克強說：「在一個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難。」令許多聽眾震驚的是，他們一直以來的印象是，這種極端的苦難在中國已經不復存在，或規模不會如此之龐大。中共原本對於中國將在明年之前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人均GDP達到2010年水平的2倍）的宣傳，被李克強的坦承徹底破壞。

在接下來的幾天裏，李克強還個人贊同恢復「地攤經濟」，以此作為在當前危機中創造就業機會的手段。一夜之間，「地攤經濟」成為社交媒體上的主要熱話，與此想法相關的公司甚至出現了「概念股」購買熱潮。李克強稱贊道，成都市政府通過設立設施支持街頭小販，創造了10萬個工作崗位。據報，其他27個城市也有支持類似的政策。

然而，情況突然180度大轉彎，與習近平密切聯系的北京市政府批評地攤經濟的概念是「不衛生不文明」。這標誌著政策上的突然轉向，幾天之內，「地攤經濟」在很大程度上已不被官媒再提及。

無論是李克強對「地攤經濟」的提倡，還是來自習近平陣營的表面反彈，都不是與工人階級利益站在一起。通過在大街上兜售來謀生，絕不是實際就業和工廠倒閉的替代選擇。但是，狙擊李克強的政策的行動並非基於為窮人和失業者提供替代性支持。它反映了中共抱著精英主義的鄙視目光，特別是在北京等大城市對「低端人口」的蔑視。在過去幾年的迫遷政策下，「低端人口」很多已被連根拔起，並被趕出了這些城市。中共的城市發展政策越來越類似於隔離政策，或是說中國特色種族隔離，為的是將大城市留給「文明」的人口。

權鬥

同時，這場政策上的爭端反映了一個更重要的進程：很多人認為中共內部激烈的權力鬥爭是過去產物，但它現已重新開始。據稱，隨著習近平在2018年修憲中廢除國家主席任期限製，他似乎已完全鞏固了對政權的控製，並正朝第三任期無人可擋地前進。現在看起來事情不再那麽篤定了。

李克強最近的角色，以及由於他較為「民粹主義」、謙遜的親民形象而獲得部分群眾同情，表明原本在內部派系鬥爭中使用的臨時和解辦法已經無用。自從習近平上臺以來，中共政權內從未爆發過如此公開和個人化的沖突，並且這一沖突圍繞中共政權兩個最重要的人物。

中宣部由習近平派系掌控之時，國有媒體的反應是即時且一面倒的，遠不只是為「地攤經濟」降溫。現在，李克強的講話和文章被刪除或更改。上一次出現這種情形還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當時是反對時任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國務院總理是國家機構等級第二高的官員。

李克強代表的當然是中共黨內的「團派」，在習近平統治的8年，該派遭受打擊，並失去許多職位。但是習近平強硬而粗暴的鬥爭手段，以及國內外日益嚴峻的政策上的碰壁，可能會促成新的派系形成——無論李克強是否擔任他們的領袖，以在下一時期挑戰習近平的位置。

對於社會主義者，中國政權內部政治板塊的移動（即派系鬥爭）是即將發生的社會和政治動蕩的重要標誌。常言道，革命始於上層。我們對資產階級專政、徹頭徹尾獨裁的中共的任何一派都不抱有任何希望。我們主張以社會主義綱領和一個真正的工人階級政府，在中國乃至全球開展獨立的工人階級鬥爭。

中國：同地域歧視作鬥爭！

在今天，地域歧視不能再被視為一種不重要的網絡口嗨了，這根本不是不同地區的人之間的玩笑與調侃，而是和種族主義和排外思想一樣，是統治者對群眾分而治之的工具。它首先將壓迫指向中國的不發達地區，如東北、河南；而現在又隨著疫情的擴散指向了湖北人。三月末湖北黃梅和江西九江邊界上的沖突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中央政府所謂「善待湖北人」的號召根本沒有在地方政府之間起到任何作用。

籍貫成見

哪個地方政府不是像防賊一樣防著湖北人呢？我們可以看看被中共官媒和小市民誇贊的「硬核河南」是一種什麽行徑。河南省政府采取堆積土塊、石塊的形式堵塞道路，把經過湖北的歸鄉人員勸返，禁止任何鄂牌車，在已經從湖北返鄉的人家門前拉橫幅——這不得不讓人想起納粹上臺後法西斯匪徒在猶太人的家門口畫六芒星的情形，這一回則是湖北人成了中國的「不可接觸者」。難道對中共而言，重要的工作不是保衛人民免受病毒之害，而是保衛自己免受湖北人之害嗎？

而工人階級在地域歧視中受到的傷害則是最大的。許多湖北農民工要經過九江和黃梅的邊界大橋南下廣東務工，這樣一來他們的收入來源徹底被斷絕。對湖北人的用工歧視也變得常見起來。據《湖北日報》報道，湖北人返工、求職時碰壁，有的企業規定不得錄用身份證號碼以「42」開頭的員工，有的一見到湖北人就打出「招工已滿」的幌子，甚至還出現了湖北籍勞動者無故被辭退的情況。即使是勞動法也不能保衛他們的正當權利：這本來就是廢紙一張。

地域歧視在計劃經濟的時代被部分地克服，但是伴隨著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而再復蘇及加強，是中國資本主義地域發展、城鄉發展不平衡的產物。早在疫情之前，東北和河南等地就一直承受著地域歧視的攻擊，辱罵他們的口音、方言、文化，北上廣深等發達城市在這一歧視鏈中是高人一等的。

但不要被這層繡花枕頭給欺騙了。這些「國際化」的、體面的大都市究竟是建立在什麽之上的呢？北京有700多萬的外來人口，占北京市總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其中河北、河南、東北、山東的外來打工者最多。中國的資產階級壓榨著這些來自全國各地的勞動者的剩余價值，打造了一座又一座的樣板城市，而廣大的內地鄉鎮和農村仍然處於極端貧困的狀態。在北京市的管理者眼中北京的外來務工者不是「北京人」，不應擠占北京市的公共資源，沒有資格擁有北京市的戶籍，2017年11月18日北京大興區火災後北京市的「整治」使大量外地務工者流離失所。中共媒體也一直在煽動地域歧視。在各種負面新聞和案件中，中共總是要強調人的東北和河南人身份。這些外省人喜歡「偷井蓋」，喜歡酗酒，口音是粗俗的，文化是下賤的，品格是卑劣的，在「大下崗」中失業的東北國企員工純屬「好吃懶做」、「自作自受」。

地域歧視的本質

但值得慶幸的是，中國的工人階級，遭受這一反動思潮影響不大。雖然沒有良好的待遇，但是全國各地的工人仍然赴往武漢建設方艙醫院；各地的勞動者們誌願無償捐贈物資、加班加點製造防疫用品……這一過程中他們是怎樣忍受中共官僚的吃拿卡要、資產階級的壓榨和利用的，我們對此倍感痛心，不能把他們的無私和光榮歸到官僚與資本家上去。

地域歧視的實質是什麽呢？是中國的官僚大資產階級煽動小市民仇恨來自全國各地的勞動者，在社會問題上轉移矛盾，並著手對這些進入中國資本主義中心地帶的邊緣地區勞動者進行鎮壓。基於工人鬥爭的考量，加上建立獨立工運的需要，地域歧視是不能被忽略的，從中我們可以窺見中國資產階級想怎樣培育排外思想，怎樣分裂中國各地的勞動者。為了保衛中國勞動者，消滅地域發展不平衡，社會主義者堅決反對地域歧視，堅持工人階級的團結鬥爭。

中國：中共利用兩會通過反動法案戕害女權

今年兩會代表打著「人民的名義」在會議中提出和通過了不利於女性利益的法案，自導自演了一場可笑的鬧劇，無疑是對中共獨裁體製罔顧百姓權益尊嚴的最形象見證。

在此番會議上，一個極具焦點與爭議聲的問題就是關於「離婚冷靜期」的法案。離婚冷靜期是指夫妻離婚時，政府強製要求雙方暫時分開考慮清楚後再行決定是否繼續離婚。僅僅在政府機關實施。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自婚姻登記機關收到離婚登記申請之日起三十日內，任何一方不願意離婚的，可以向婚姻登記機關撤回離婚登記申請。面對輿論的一片嘩然，中共的喉舌——各大官媒先後發布所謂專家的解釋，強調僅適用於協議離婚。

面對關乎自己切身利益的法律條文，婦女們深知如果通過必將進一步侵害自己所剩無幾的權益，她們通過國內各大社交平臺——微博、微信、QQ以及知乎，通過發布文章，發起網絡投票，轉發評論點贊的方式，鮮明地指出法案只會助長不公平不正義之風，呼籲抵製。最終被禁評被刪文被無視，法案通過。

不平等猶在

至今在中國廣大的城市和農村地區，重男輕女的落後思維依然濃厚。一方面，這種思維導致了男多女少的人口現狀（很多女性生命在被檢查出來後即被墮胎），另一方面，又導致了很多男性結婚的焦慮（競爭壓力加大，沒有足夠資本的話很難擁有妻子）。重男輕女歧視女性的氛圍下，家暴頻發又導致不少女性恐婚。

然而離婚冷靜期並不能保障婚姻的穩定和家庭的和睦，因為目前所謂的婚姻與家庭本身就是建立在剝削與壓迫的基礎上的！這必然只能引發另一種結果，那就是越來越多人恐懼結婚，拒絕結婚。當下有一句名言，男生努力賺錢是為了結婚，有一個舒坦的家庭享受，女生努力賺錢是為了避免結婚，不淪為家庭的奴隸。

在中共的體製下，如今社會主流輿論與法律實踐，將女性同胞視為低等公民，把女人的命不當命，將她們從工作競爭中逼回家庭，在家庭中做牛做馬。

在中國復辟資本主義以來，女權不斷倒退，女工的工作趨於低薪和不穩定，而核心家庭的觀念不斷加強，牢牢鞏固了女性的性別定型。核心家庭本來就是統治階級的維穩工具，習近平統治下的中國變得更為專製，自然也更加需要用父權主義和家長製來壓製婦女的自由，以削弱工人階級團結鬥爭的力量。只有在工人階級群眾政黨的領導下，為女性的經濟平等地位而鬥爭，爭取男女同工同酬、平等就業權利、建立公共服務以消滅婦女的家務負擔，才可以從根本上消滅歧視女性的觀念。而這需要徹底反對極權與資本主義。沒有婦女解放，就沒有真正的社會主義！

湖南: 另一場毒奶粉醜聞

5月上旬，中國湖南省爆發「大頭娃娃」事件，有多名嬰孩因飲用「倍氨敏」的假奶粉而導致頭骨畸形並患上佝僂病，而涉事的廠商湖南唯樂可健康產業有限公司是所謂「合法商家」。事實上這是在郴州市半年內爆發第二起的假奶粉事件，而上一次則是2019年12月的「舒兒呔」事件，當時涉事廠商勾結著郴州市唯一的「三甲醫院」向家長推銷假奶粉。這揭露出從製造商到醫院到銷售通路構成了一個官僚腐敗政權與資本利益荼毒嬰孩的一條黑心結構。

奶粉的廠商一方面勾結地方的醫院，以一罐60元的回扣，讓醫生推銷；另一方面則掩蓋事實要求店鋪販賣。依網絡上曾在母嬰店工作的網友指出，廠商的銷售員就指出該產品是專售於嬰孩食用，但是事實上沒有任何營養的固體飲料，食用過多會導致營養不良。事件爆發後，地方的建委會、工商局一度的消極對待，直到社會上出現了巨大憤怒才開始介入，但仍施以非常輕的懲處，僅罰銷售商200萬元，並撤職一名醫生一年，但生產廠家沒有被罰，事後的賠償也還未徹底地落實，這也再次反映了中共官僚的腐敗處事態度。

以兒童利益為幌子

湖南大頭娃娃爆發以後，甚至有江西的家長透露自己曾依醫生建議買過名為佳瑞寶的假奶粉，而該產品不僅出現在母嬰房，江西、北京等地方上的超商都有出現。在中國不論是毒奶粉還是假奶粉的事件層出不窮。從2003年的安徽劣質奶粉到三鹿毒奶粉等等，每起事件都反應了資方如何為了利潤不顧並且和官僚甚至是私人的醫療機構勾結，罔顧工人階級的兒童的健康。

中共政權散布的民族主義意識，好比「孩子是祖國的花兒，少年強則國強」等等，不過是用來掩蓋自身的腐敗及親資的真面目。我們必須要將嬰兒健康食品的生產收歸於國有，由工人階級成立的獨立工會來民主的控製，並且擴大醫療資源，讓醫療機構真正可以照顧工人階級的健康。只有建立真正的民主計劃經濟，我們才能夠真正地捍衛兒童的健康。

中國：「醫護英雄」被暴政欺騙、盜竊及濫用

據報道在五月一號於鹹陽市婦幼保健院四十余名在一線奮戰的醫護由於所謂人才優化被「自願辭職」且「保證不以任何理由主張權利」（其中有26名為護士）。事件被曝光後引發了群眾的憤怒，而在圍攻之下院方卻宣稱此事為「不實報道，或被國外敵對勢力利用」。

諷刺的是，在上個月初，這批被資遣的醫護中大部分人剛剛從支援湖北抗疫歸來，院方甚至舉辦了儀式並稱他們是英雄。但這些支援的醫護人員不僅沒有獲得到應得的補貼，甚至也因為疫情期間醫院虧損而被資遣。支援湖北抗疫的醫護人員仍有高達五成未獲得補貼，同樣全國有高達8成的醫護人員在防疫其皆沒有獲得到任何的補助。甚至在封城的期間有36.4%的醫護人員收入減少了三到五成。

被犧牲的醫護英雄

今天中國的地方債務高達了8萬億美元，甚至在去年底還出現醫院為了補貼債務要求醫護人員自掏腰報認購債務。這次的事件就是為了在經濟危機下降低地方債務的壓力而削減醫護人員的勞動力成本，將貪汙腐敗的成本轉嫁在基層的勞動者身上。

之後透過了醫護的鬥爭和社會上群眾的憤怒所帶來的巨大壓力下院長已被撤職，而醫護們也已接到返崗通知並進行勞動仲裁。這證明了群眾鬥爭是對抗院方、資本家和中共政權最有力的方式。中國的基層勞動者需要組織起獨立工會，在疫癥期間我們更看清獨裁的政權與資本主義體製對基層所帶來的嚴重打擊。獨立工會是不可或缺的武器，同時要將醫療資源收歸於工人階級民主的管理，並且近一步地擴大公共醫療開支，取消中共貪汙腐敗所造成的醫院的巨大不良債務。

中共的獨裁政權想利用將醫護人員「英雄化」煽動民族主義情緒來掩蓋獨裁政權在防疫上的無能以及轉移群眾的視線。並利用所謂的「境外勢力」來合理化對工人階級的打壓。這反映了中共政權是變得越來越脆弱，僅剩下民族主義的手段來維持其威信。我們全力聲援中國醫護工人為權利而鬥爭！

中國：迪士尼《花木蘭》電影廣遭負評與抵製

2020年9月4日，華特迪士尼影片公司出資製作的電影《花木蘭》上映。該片內容改編自同名中國民間傳說，主要描述一名代父從軍的傳奇女性人物花木蘭。長期以來，好萊塢被指責存在被白人壟斷、白人飾演非白人角色的問題，華人自然難以在其中施展拳腳。直到好萊塢、迪士尼日趨看重中國市場、與中國電影界合作越來越多，好萊塢大片中才更多地出現中國元素。今次該片雲集劉亦菲、甄子丹、鞏俐和李連傑等多名華人影星。然而，從2019年8月開始，影片就惹來相當多的爭議。

2019年8月14日，就香港反送中運動，《花木蘭》主演劉亦菲於新浪微博表態支持港警；另一主演甄子丹在今年6月30日於臉書慶祝香港國安法實施。該片在片尾感謝了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委員會宣傳部、吐魯番公共安全局等多個中共及中國政府機關，而吐魯番公共安全局負責關押上百萬維吾爾族人的「再教育營」。考慮到電影於2018年8月開拍，劇組應是在中共於2017年升級對新疆鎮壓後前往當地的，因此也被質疑是否剝削少數民族勞工，或與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合作。以上政治因素令港臺、泰國民主人士發起抵製行動，隨後該抵製行動擴大到韓國、美國等地。

除上述政治問題，《花木蘭》的劇情也存在諸多瑕疵，即使在中國也招致很多負評。原作《木蘭辭》並未記載木蘭所處之年代、年齡、籍貫、居住地，但是可以確定故事發生地對應今天的中國北方，年代應該在北魏；而電影中出現了中國南方、宋朝才開始有的土樓，以及其他不符合年代的物件。故事本應是木蘭女扮男裝、代父從軍、建立功勛的令人振奮的故事，但電影卻把原意改編成了生硬的「孝」。可見，考證不嚴謹、對中國元素錯誤應用，讓這部電影呈現出的仍是西方人對東方的臆想（即「東方主義」）。本來是一套向中共獻媚的電影，卻被《環球時報》批評為「藝術水平低下」，實在可笑。

早在1996年，迪士尼就因支持電影《達賴的一生》（被視為對達賴喇嘛的同情之作）而激怒中共政權，還造成1998年迪士尼出品的原創動畫片《花木蘭》被迫推遲一年在中國上映，且票房成績很差。今天，隨著中國資本進軍，為了保住中國市場，維持自身收入，好萊塢會對自己的電影先進行自我審查，刪改之後再推出。例如，2016年迪士尼子公司漫威推出的《奇異博士》刪除了一個藏人主角，以避免電影因為西藏議題在中國遭封殺。

對於電影在新疆取景的問題，美國19名跨黨派國會議員詢問迪士尼相關細節，然而其中包括盧比奧、克魯茲在內，有不少都是公開的親資右翼政客，代表美帝國主義利益。至於民主運動人士發起的抵製行動，有進步的一面，因為中國確實存在民主權利被打壓、少數民族受到特別壓迫等問題，而有一定組織、串連多國的抵製行動有可能引發更多普通民眾對於中國人權問題的關註。然而，抵製行動的發起人大多對美國政府少有批判，因此行動也會被美帝國主義操弄，從而疏遠中國大陸甚至海外工人群眾。況且，抵製行動成效不佳，《花木蘭》在臺灣和泰國上映兩周後，票房分別達到196萬和230萬美元，在臺灣更登上全臺新片票房冠軍。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電影業必然被資本控製，拍攝出的作品通常也必須符合統治階級的需要，而大部分電影公司則為了追逐流量、票房、獎項等因素而製作電影，將利潤置於觀眾愛好之上。只有擺脫獨裁政權的控製，並且消除商業市場的因素，電影藝術才能有真正的自由發展。

中國：親習與反習派內鬥升溫

中共政權正面臨著國內外加深的沖突及矛盾。感受到危機重重的統治階級，都為求自保派系的利益而采取不同的統治策略及方針。這種分歧使中共黨陷入劇烈的權鬥風暴。這不僅只是關乎到個人的統治權力，而是關乎到整個統治集團，因為資本主義的危機使不同派系的統治階級的利益越來越難以平衡並協調一致。中共權鬥往往為了表面團結而極力掩蓋分歧，他們害怕分歧曝露於公眾面前而使權威受損。因此，現今權鬥公開化表現了政權一定程度的失控，深陷危機。中美合作及全球化時代正式終結的處境中也讓中共內鬥越來越公開化。

過去習近平集權一身，在2018年修憲稱帝，都是建立在全球資本主義危機所導致的統治危機之上。中共政權意識到過去的派系分權的統治模式使「政令不出中南海」，面對國內民怨和國際衡突需要更強硬的民族主義，而中共不能再用舊有統治方式，唯有寄望由個人統治來有力推動資本主義市場化、帝國主義擴張政策及鎮壓群眾鬥爭來挽救統治。但過度僵化的個人統治不斷製造的新沖突中陷入更大的泥淖。中共內部對於習近平統治的絕望感越來越強烈。

當前公開權鬥以習近平和李克強為首的是自八九以來最高級別的官員之間的。李克強所代表的團派，過去在習近平統治時期遭受打擊，權力受到大大削弱。習近平將軍隊、政治、國安和外交權力都集於一身，而貴為國務院總理僅有的經濟決策權也越來越縮窄，使李克強多年來都相當低調。

正當習統治出現危機之時，李的伺機反擊不會是他的個人決定，背後是由中共更廣泛的統治階級中的不滿情緒所推動的。而反習勢力並不限於團派，還有過去同樣被清洗的江派、退休官員，甚至部分是習近平所屬的太子黨。「反習派系」並沒有共同的政綱，其內部利益也有互相矛盾，所以並不是一個堅實的集團。

總的來說，他們都認為習近平的個人獨裁在港臺疆蒙地區都造成反彈，而戰狼外交政策更使中國陷入孤立。他們恐懼自己的企業因經濟脫鉤而利潤受損，也慌張與外資利益斷裂，更害怕強硬統治最終使中國面臨一場革命，因此企圖削弱習的權力，妄圖恢復那一去不返的「正常」局面——寡頭分權獨裁、與西方國家友好、高經濟增長換來穩定。

早在一月底，當習近平因疫癥危機而消失一星期，而李克強則率先高調訪問武漢，就已表現出了權鬥的新發展。在一定程度上，中國似乎出現了兩個領導，兩種政綱。習近平在五月提出的內循環，意思是刺激國內消費來推動增長，就地受到黨內敵對勢力的質疑。李克強之後提出消費是「經濟恢復的薄弱環節」，並反其道的提出「六穩」政策，主張恢復外貿與吸引外資來降低失業率。習李在巡視水災期間互相競爭，兩方提出截然不同的發展地區以及經濟方針。

雙循環

所謂的「雙循環」實質上也不過是將溫家寶在2007年提出的刺激內需的政策重新包裝，這政策從未成功。不論是習近平還是李克強的經濟政策，都沒有絲毫的反資或是「改良」的內容，並不能為工人階級帶來任何的幫助，也不會防範下一個時期的經濟惡化。因為整個中共及各派系都不可能逃脫資本主義經濟製造出的周期性災難。

整肅貪腐實質上也是內鬥的手段之一。首先是針對公安部，據報導這兩個月以來已經有高達了35名周永康派系（也就是所謂的上海幫）的政法高官遭到清算，公安部進行的授旗大典由國務院改成中央直接掌控。

黨內公開批評習近平的異己者也接續遭受到清算，包括太子黨任誌強，前中共黨校教授蔡霞到耿瀟男夫妻。這些人發表對習的批評，其措辭比港臺「民主派」更尖銳。例如蔡霞指中共是「政治殭屍」，指「習近平不下臺中共將全面瓦解」。他們所代表的勢力，是那些過往通過中共賦予的特權獲得了在西方的政圈人脈或資本利益，又或者在中國的企業與西方有密切關系，現在擔心中美沖突會危害自己。這些所謂的「自由派」主張對獨裁進行有限的改革，滿足私人資本家要求——市場自由化、減少國家幹預權力、讓更多統治派系瓜分利益。他們不會支持真正的民主權利，例如結社自由、獨立工會，選舉自由等。習近平為了捍衛統治地位而殺雞儆猴，權力鬥爭很可能會擴大至其他的派系。

在疫情爆發以後，全球資本主義危機更加的深化，中美兩大帝國的沖突更加尖銳。習近平為了在新的危機當中鞏固權力，只能進一步推動戰狼外交和強硬鎮壓。這不僅是為了向外國宣示實力，也要震攝黨內敵對派系，樹立統治威信。港版國安法之所以迅速推行，這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不論是一帶一路還是中國製造2025的結果都適得其反，大量的經濟資源耗費，並與全球資本主義產生劇烈的沖突。在美帝國主義驅使下，歐美日以至其他小國的右翼政客都推動中國經濟脫鉤，藉此向施加壓力。中共不斷激化地緣軍事沖突，使外交關系緊張，只是顯露出習對自身旳統治沒有安全感，唯有透過粗暴手段來彰顯他的力量。但這只是去製造出更大的矛盾和新的危機，從香港，內蒙古到印度，激起了全球大規模的反中情緒。反習派別在這種壓力驅使下，越來越感到要製衡習的權力，阻止他的路線。若果形勢更為嚴峻，他們甚至得出結論，認為有推翻他的必要。

預計在十月舉行的五中全會可為我們對中共權鬥實況提供更多線索。距離2022年只有兩年，中共內容相信已開始討論二十大的黨領導人選問題，在商討繼任人的同時迫使習作出讓步。現在只能判斷習近平的連任並不是十拿九穩，預計他會把清洗行動升級，確保自己連任。反習派系的聲勢雖然有增長，但距離在2022年徹底拉倒習近平還有相當大的實力差距。根據報導，現在習近平有計劃恢復黨主席的身分，為延續第三期任作準備。因為中共的潛規則並不容許黨總書記連任兩屆，而國家主席實則上只是無實權的虛銜，所以需要新設黨主席一職來確保黨的實權在握。

未來發展

五中全會可以揭示的幾個未來發展：

習近平大獲全勝，並且透過黨主席的身分近一步地鞏固他的地位，這會在短暫的時間暫緩黨內的惡鬥，但習近平的地位受到進一步地鞏固，也意味著他的強硬作風會變本加厲，並製造更大而更尖銳的社會矛盾，就像是對內蒙古的漢語教育的推動。即便是在短期內可以透過高度的鎮壓來換來穩定，但只會讓政權埋下更巨大的炸彈，中共內鬥未來可再次激化，並將會比這幾個月來更加的劇烈。

另一種可能，習近平的統治被削弱，要和不同的派別作出妥協。國家機器集權後要分權是極為困難的，而且帝國主義衡突的戰線已開，西方會借機迫使中共作出更大的讓步，使中共統治菁英進退兩難。而即便中共的統治不再行個人獨裁，重返回鄧小平所提倡的「集體領導」的模式也無法保證避免危機惡化，充其量的是緩和習近平的強硬鎮壓和外交政策，為中共爭取短暫的蜜月期。權鬥反映著深刻的社會矛盾，因此將會以新的形式繼續。在資本主義底下威權或是民主都無法解決這些危機。

不論最終在五中全會上面，中共內部達成了甚麽樣的協議或是權衡，這些平衡都是非常脆弱和不穩定的，就像是中美在疫情爆發以前的貿易協議一樣，在一個危機持續深化的局面當中，任何的協議在新的矛盾面前都是不堪一擊的。習近平所舉辦的防疫表彰大會因為沒有李文亮，在中國遭受到許多網絡的撻伐。同樣的李克強提出的地攤經濟雖然受到習派的封鎖，但根據報導在8月之後也有各個城市，包括廈門及深圳恢復起地攤經濟。這些都顯露出政權對於治理的方式陷入分歧以及混亂。對於群眾來說，早晚都會感受到政權混亂，揭穿政權的外強中幹，因此加強危機意識並想尋求出路。群眾會開始尋找工人階級的出路，變得更有信心挑戰獨裁。

我們徹頭徹尾的反對整個中共，不會寄望於任何一個派系。中共所有的派系只是用各種的小修小補來設法延續專政，並且主張犧牲工人階級來強化中國資本主義。我們是需要建立國際工人階級的團結，建設一個國際的馬克思主義革命政黨，進行社會主義的鬥爭，才能在新的鬥爭局勢到來時終結資本剝削。

中國：出現糧食危機嗎？

最近，在中國已經沈寂多年的「節約糧食」口號又出現了。在中美對抗，新冠肺炎肆虐，洪災余波未平的背景下，習近平做出「製止餐飲浪費行為」的指示，各級機關也隨之跟進各種形式主義運動，比如所謂「光盤行動」，比如多個地方政府的「n-1」,「n-2」模式（提倡點菜數量為用餐人數減去1或者2），官媒更是點名批評在網絡上表演吃東西的「吃播」是在「浪費食物」。諷刺的是僅僅在兩個月前，官媒猶在吹捧「吃播」能打造完整的商業鏈「刺激經濟」。

糧食危機？

這不禁讓人聯想到中國的糧食危機，截至8月5日，中國主產區夏糧小麥收購同比減少938.3萬噸，約20%。同時上半年小麥進口量幾乎翻倍。根據國家統計局的資料，7月和8月食品價格分別同比上漲13.2%和11.2%。南方最大的大米交易市場的稻谷收購商表示，今年的早稻不允許直接賣給米廠了，只能賣給國家糧庫，這是過去二十年來首次實行這一統購政策。

有不少中國媒體聲稱這只是正常現象，中國並不存在糧食危機，但是民間的還是出現了恐慌情緒。糧食危機的客觀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疫情影響農產品加工、運輸和消費，上半年洪災使得很多農田欠收甚至絕收，中美對抗的貿易戰以及之前多國對於農產品出口的限製。但是糧食危機的深層原因還是在於資本主義本身。

首先，城市化是資本的城市化，而非人的城市化，中國城市，特別是一線城市幾乎占據所有的資源。2019年中國城市人口平均收入是農村人口的2.66倍，其中資本性收入更是達到了10倍以上，2000年以來，中國農村勞動人口每年流失600萬，當小農經濟受到城市化的沖擊，貧困的農民進城打工，土地拋荒幾乎是必然的現象。

另外資本家為了追逐利潤，中國耕地也正受到各種汙染的威脅，從工業非法排放，到除草劑，化肥和塑料薄膜的殘留，目前全球有20%的耕地退化，而在中國這一比例是40%。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也使得瘟疫肆虐，從去年的豬瘟到今年的肺炎，都是糧食危機的重要因素，資本破壞森林和各種棲息地，野生動物被迫地離人類更近，並帶了來病毒。大規模的集約化的養殖為病毒快速爆發提供了環境，中國東南沿海從福建到廣東幾乎每一個海灣都被密密麻麻的水產養殖場擠滿，五月時三省曾爆發大規模「漁瘟」（魚類傳染病和寄生蟲病），在極高密度養殖的環境下迅速席卷各養殖場，造成魚類水產大批死亡。而抗生素的濫用讓病毒的毒性不斷累積，直到可以威脅人類的生命。事實上，這次的官方的說法會令民眾恐慌，也有宣傳口徑變化太快的原因。上世紀八十年代「改革開放」以來，官方關於節約糧食的宣傳就越來越少，乃至最後成為了只在食堂出現的例行標語。

官僚腐敗

中國的糧食政策的問題有另一大源頭，官僚腐敗。2015年的中儲糧貪汙案就了引爆輿論，糧倉官員和糧商互為表裏，用舊糧充新糧，甚至在庫糧食都不用動一下——只要賬本上的改動就等於獲利無數。無獨有偶，近年來黑龍江、吉林、江西等地，面對中央巡視組，儲備糧倉接連失火，民眾普遍懷疑這些又是為了掩蓋官員貪汙的「被失火」，戲稱「巡視組一來，糧倉就起火」。

2018年爆出新聞，江蘇一所小學8.5元的午餐費中就有5元被各級領導克扣，用參雜澱粉的火腿腸代替純肉——這還是在中國富裕沿海省份的情況，經過巡查，該地市委巡查稱「90%的學校在食材采購中弄虛作假，80%的學校食堂沒有監管」。2019年，中國糧食產量6.64億噸，進口1.06億噸，進口主要原因不是產量不足，而是進口更便宜。但為免谷賤傷農，又不得不作出鉅額農業補貼。這又給了官僚上下其手的腐敗空間，將大量無人耕作的農地拋荒，長滿雜草以騙取補貼。

官僚主義的弊病無法用另一個官僚機構來消除，無論有多少巡視組和監察機關，都只是用來平息人民憤怒的表面手段。在這個關頭當局強調節約糧食，怕的是在中美對抗，局勢緊張時發生糧食危機會動搖他們的統治。當糧食政策不再是為了人民福祉而設，任何官方發起的「運動」、「宣傳」，都只是各級官僚的任務和政績甚至錢袋，並且任何儲備、產量、面積數據都很難再反映真實情況。

糧食綱領

工人階級需要有獨立的糧食委員會，監督糧食生產的安全和存庫，把糧食的從生產到消費的各個環節都放在人民可以看到的地方，減少不必要的運輸和保存期間的浪費。此外，只有在公有製的基礎上，即將糧食生產企業全面公有化，並投資在安全和環保的耕作技術和設備之上，避免更多的環境災害，也可以給農民合理平等的收入和生活條件。

公有糧食企業應由工人階級民主管理，管理層人員只能領取工人薪金，並且可以隨時被罷免，以阻止官僚從中腐敗和榨取資源。工人階級可以民主規劃糧食的產量和庫存量，以免利潤製度造成的短缺和漲價。

社會主義者主張停止中美貿易戰，全國以至世界各國的貿易應由工人階級的民主管控，才能促進國際合作的糧食生產和分配，防止一時一地的災害造成嚴重的後果，也防止資本主義各國為競逐市場而爆發沖突。只有打倒資本主義，才能打倒「浪費」有理的邏輯，只有打倒官僚主義，才能打倒糧食上的「蛀蟲」。只有社會主義的民主計劃經濟才能建立可持續的、環境友好的生產體系和能切實滿足人民健康生活需求的分配體系。

中國：奶業問題

7月9日，微信公眾號寫手王小七發布文章《深扒蒙牛伊利6大罪狀，媒體不敢說，那就我來說》，痛斥中國壟斷奶業犯下的「六宗罪」，包括串通政府部門和官僚引發惡性競爭排擠對手、為擴大產量稀釋牛奶而添加各種化學品等。此文在中國互聯網迅速傳播並引起了社會各界廣泛關註。很快，中國乳製品工業協會稱文章內容不實，並強烈要求國家有關部門立即刪除該文章，取消微信號，責懲作者公開承認錯誤並向伊利、蒙牛及中國乳製品行業道歉以消除影響。據透露，寫手本人於7月18日被上海警方帶走，並拘留於閔行區華漕派出所。

在中國，奶業市場由壟斷資本控製與支配。從2005年2月2日多家企業聯合左右國家標準、2008年中國奶製品汙染事件、2018年串謀官僚跨省抓捕作家劉成昆與山西奶農郭玉珍，截止到今年5月湖南毒奶粉醜聞，奶業資本作的惡已經影響了整整一代中國人。

民眾受害

中國工人階級正在「享受」壟斷奶業資本帶來的「福潤」：全世界最高的嬰幼兒奶粉價格、平價奶頻繁的質量問題與被譽為全球最低標準的《中國乳品安全國家標準》。以蒙牛、伊利為代表的壟斷奶業資本已經與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相捆綁，洗白者也多利用此進行辯護，稱購買其產品是為保護所謂本國民族企業不被外國資本吞並，以此來掩蓋奶業資本擴張中的種種罪行。

從2008年嬰幼兒奶粉被爆出含有致癌的三聚氰胺開始，中國奶業便徹底毀掉了自身的信譽，「毒奶粉」也成為了一代人的噩夢。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當時的維權者郭利遭到雅士利乳業公司誘導式談判，被雅士利以敲詐勒索的名義舉報。郭利本人被判處五年有期徒刑。山西人郭玉珍，一位為伊利提供奶源的奶農，於2018年因發布揭露伊利罪行的文章而被跨省抓捕。其案件一度被兩次退偵、三次延長起訴期限，並被判處一年的監禁。政府部門與資本已經緊緊勾結在了一起，共同欺壓毒害工人階級。

蒙牛和伊利卻借機三聚氰胺事件以「不得向奶製品投放工業原料」為由反過來要求政府降低檢驗標準，推動2010年《中國乳品安全國家標準》的實施，此標準遠低於歐盟或是美國標準——工人階級因為毒奶粉的犧牲並沒有（也不可能）換來奶業的改良，相反，卻換來了更多的細菌和更少的蛋白質。中國奶業市場變為更深層次的韭菜收割廠。

三聚氰胺事件距今已十年已久，但同克拉瑪依大火案中「讓領導先走」和河北大學交通肇事案「我爸是李剛」等事件一樣，已經深深影響了一代民眾。即使是到了今日，中國網民談論到國產奶粉時，仍喜歡提及三鹿以抒發自己的不滿。

事實上，此事件揭發出胡、溫時代官僚系統的極度腐朽——從2008年2月25日第一例問題奶粉回廠送驗，當事人所發帖被封殺，到9月8日新西蘭總理海倫·克拉克指令，新西蘭官員向中國政府報告，中國政府方才開始嚴肅對待。當中整整半年的過程中，毒奶粉問題被各級官僚打壓、封殺、草草了事！據中國衛生部通報，截至2008年12月底，累計報告患病兒童29.6萬人，住院治療52,898人。

9月，溫家寶多次巡查地方，稱其心裏感到非常不安及內疚，對不起大家。他批評部分企業沒良心，欠缺社會道德，但實際上，中國中宣部早已下令禁止中國內地媒體擅自報道三鹿事件，一律要以官方公布或新華社報道為準。工人階級及其他受害民眾渴求法律援助的路子被完全堵死。2010年11月，在毒奶粉工廠前發動民眾抗議的趙連海以「尋釁滋事」的罪名被判處兩年半的有期徒刑。

民眾的呼聲喚不醒一臺裝睡的機器——整整半年全國民眾兒童慘遭毒害，最後引起政權認真對待的還只能靠外國政府的一紙聲明！說明中共根本不在乎自己有多人國民受害，也不在乎無組織的民眾零星的抗爭，其宣傳的一切或是對民眾的承諾只是為了維護資產階級的利益並為其服務，而不會變為真正落實到工人手裏。

毫無寸進

三聚氰胺事件後，中國奶業環境得到了改善嗎？答案是否定的。2012年某西安實習生發布了其在蒙牛冰激淩代加工點的實習記錄——臟亂差的環境、回收不合衛生標準的廢品重用、擁擠的宿舍、12小時工作製、一人一崗的流水線、罰款製度及流水線上監控的監視……臭名昭著的19世紀血汗工廠像是回光返照般在中國狠狠紮根，並由獨裁政府庇護。

獨裁政府與壟斷資本狼狽為奸坑害普羅大眾，妄圖中共上層改良也只能是魔怔的幻想。我們應當認清獨裁政府與資本主義體製的本質，認清僅憑個人的力量不可能爭取到鬥爭的勝利，並意識到群眾鬥爭的重要性。我們應當認識到：群眾需要全面的言論及新聞自由，反對任何消息封鎖；組建基層勞動者獨立自主的工會，實施八小工作製及優良的工作環境；消費者需要獨立的委員會，調查食品安全問題，並有權嚴懲製造有害食品的企業高層；國有化大型奶製品企業、工人民主管理企業監督生產；企業管理層只能領取工人階級的薪金，不能享有經濟特權，並且可以隨時被罷，避免權力獨大和官商勾結；社會主義生產方式才是徹底擺脫中國奶業的陰霾及破除對工人壓迫的出路。

中國：中共政權外交屢遭碰壁

在國際上，中共政權越發遭到孤立。自從中國外長王毅出訪歐洲，中共的處境更是糟糕。8月25日至9月1日，王毅訪問了歐盟五國，期間遭遇一路冷遇、譴責和抗議。訪問意大利、法國等國時，王毅也被當地官員問及華為、新疆人權問題和香港民主運動等話題。七大工業國集團（G7）之一的意大利在去年融入了中國「一帶一路」、成為該計劃在歐洲的「橋頭堡」，而意大利外長迪馬約（Luigi Di Maio）不給王毅面子，見面時直截了當提及香港局勢。

新冠疫癥爆發以來，由於美國施加的壓力越來越大，也因為全球格局改變迫使歐盟也是跟隨步伐，歐盟大大轉變了立場，反中立場越來越強硬。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在首次歐盟國情咨文演講中便強調，中國是「一個系統性對手」。

美國施壓的舉動在華為問題最突出——歐盟多國受到美國壓力，在8月紛紛宣布抵製華為5G通信設備。現時比英國、法國、意大利、荷蘭、比利時、瑞典都正式排除華為。德國的科技業由於極為依賴中國，總理默克爾一直拒絕正式排除華為，但在國防部及美國的壓力下，現時也加強對其的通訊審查。

隨著全球產業鏈變動，中美經濟步向脫鉤，德國近期正推動「印太政策指導方針」，呼籲從中國分散投資，加強對韓國、日本、澳大利亞、印度等其他印太國家的合作。與此同時，習近平提出的雙循環戰略意味著減少對德國商品的進口，並加強與東盟國家的經濟合作。這一方面意味著中德合作減少、競爭更多。

但更重要的是，歐盟對抗新冠肺炎不力、經濟大幅下滑，各國政府的統治都陷入嚴重危機，需要像美國那樣用中國問題來轉移國內群眾不滿的視線，展現自身「大國」形象。

歐盟是近期才轉變立場，變得更強硬對抗中國。因著自身的地緣政治利益考慮，過去兩年歐盟並沒有像美國那樣強硬反中，而是在中美間采采取溫和曖昩的立場。

2018年7月中歐峰會以來，中國設法拉攏歐盟抗美，但完全沒有成功使歐盟加入中方陣營。即使歐盟拒絕與中國聯合對美國采取行動，中國也一直避免與歐盟有更大沖突。今年3月底、4月初，中共利用「口罩外交」試圖提升自身國際（包括在歐盟的）地位，但因為出口的口罩和檢測試劑合格率太低而失敗。8月中旬，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訪問中東歐國家，相信是希望拉攏歐盟國家遏製中國。自然，中共也會派出王毅訪問歐洲，但從此行可能處處碰壁。

然而，這不代表歐美會組成堅實的反中聯盟。歐盟企圖保持戰略獨立性，加強自己在世界地緣政治的實力。在特朗普執政以來，美國和歐盟的關系也步入繃緊。全球的保護主義擡頭，歐美之間的貿易戰也在加劇。例如，10月初，針對美國政府對於波音公司的巨額補貼問題，世界貿易組織（WTO）裁定歐盟可對美國的價值近40億美元商品和服務貿易采取反措施。同時，歐盟也試圖對美國大型科技公司征收數字稅以及進行更嚴格的監管。在氣候協議、個人資料保護等問題上，歐盟與美國之間也有不少沖突。

在中共正陷入四面楚歌境地之時，很多反對中共獨裁的人會寄望於西方資產階級政客的支持，不少「加速主義」信奉者也會寄望外國政府製裁中共，讓爆炸性社會動蕩在中國來得更快些。但社會主義者不只反對中共獨裁，對於外國資產階級政府也不抱任何期望，因為他們也只是在無力處理本國危機、無法從中國恢復生產享受經濟成長紅利，才采取對中共強硬的姿態，並縱容、煽動民族主義來分化工人群眾，並反過來助長中共在國內煽動民族主義、愛國意識。真正令中國乃至全球工人階級獲得解放的方式，仍然是工人階級不分國籍團結鬥爭對抗世界資本主義。

中國蘇州文明碼遭遇滑鐵盧—「文明」或是「野蠻」？

自從習近平上臺以來，面對國內外的一系列經濟與外交事務的困境，中國政府不斷加強對社會的控製力度，特別是利用現代科技建立起一張覆蓋全中國的「天網」。2020年9月3日，蘇州碼的升級版「蘇州文明碼」上線。據悉這一文明碼以1000分滿分，若市民有任何「不文明」行為——包括違法違規或部分合法行為——都會被扣除相應分數。如果分數不過關，則可能在日常生活和使用公共服務中處處受阻。「文明碼」一出，輿論嘩然。有人諷刺「文明碼」乃現代「良民證」，「文明碼」在人為劃分公民中的等級，有人質疑政府是否會把文明碼變成濫用公權力的工具。沒到四天時間，9月6日相關負責人即宣布「測試」結束。可以說蘇州地方政府變相承認了「文明碼」試驗的失敗，但是我們仍要警惕更多的「文明碼」出現。

蘇州文明碼作為強化控製的產物，其出現不是第一個，在中共獨裁政權被打倒之前，也絕不會是最後一個。中共獨裁政權正利用智能手機、互聯網以及大數據等新時代的生產工具建立更加嚴密的監控網絡，自動將那些不願意服從他們管製的人——譬如將罷工、遊行示威參與者、甚至發表不滿言論者定為「不文明」行為——排除在社會與公共生活之外。

民主權利意識覺醒

「文明碼」看似在提倡文明、懲罰不文明，實質上不過是被國家權力異化的一種規訓，其目的是赤裸裸的野蠻，也就是不斷強化中共獨裁統治的能力，確保威權統治能夠繼續進行下去。威權主義者如此青睞於新技術正在於這些技術可以減少他們實施階級統治、鎮壓群眾運動的成本，在過程中減少他們想像中的人為幹擾因素。然而此次文明碼及2019-2020年的一系列網絡輿論風波都在展示事情積極的一面：一部分中國網民開始意識到，中國的發展奇跡建立在毫無顧忌地壓榨公民權利之上，他們的公民意識開始覺醒，認為有必要向中共獨裁政權發出集體的反對聲音。

社會主義者反對以任何形式進行的數字控製及「文明碼」一類的社會控製手段，我們認為這種被國家權力扭曲的技術只能不斷鞏固和強化國家機器，為資產階級統治作倀。提升民眾的「文明素質」靠的是完善而全面的公共教育和相應的物質條件，而非通過「老大哥」式無孔不入的監控。只有通過廣泛的集體行動為民眾爭取對抗獨裁政權，廢除國安和政治警察部門，並將科技企業民主公有化，才能真正避免下一個「蘇州文明碼」的出現。

中國：人口普查背後的社會監控與維穩

根據中國媒體報導，2020年11月1日將正式開始第七次人口普查登記。不過在正式開始之前，各項準備工作既已開始，不少小區裏拉起橫幅宣傳積極參與人口普查的好處。根據國務院的說法，「電子化采集」也會成為此次人口普查的重要工具，在日常生活中最直接的體現，便是各處的二維碼張貼齊全，等著居民提前登記自己的個人信息。這一舉動暗示了中國政府正在試圖利用新時代的互聯網和大數據，構建一個更加嚴密的社會控製網絡。

在此次人口普查中，不僅調查所使用的片區劃分變得更加精細，對於個人信息的掌握也更加精確，譬如人口流動的情況。筆者在參與由政府主導的類似社會調查時候，也敏銳地註意到小區中的外來居民對此類調查的不信任，因為中國政府在控製居民的上心程度高於他們關心邊緣群體和少數群體的程度。某個小區中的橫幅寫著「都是國家的寶，一個都不能少」，可以說是對人口普查赤裸裸的諷刺，並道出了政府要將普查計劃精確到個人的野心。

維穩手段

自古以來，各國統治者及其仆從都知道，充分掌握精確的人口資料是增加國家政權汲取社會資源能力的重要手段，在中國這樣一個實施威權統治的國家更是如此，更加精確的人口數據有助於充分地了解和控製它的國民。早在2004年，中國學者劉能便指出「少數群體」如下崗工人聚集的小區最有可能孕育出製造社會不穩定的集體行動。顯然中國政府試圖用人口普查的方式捕捉和追蹤這些流動的人口，以免他們破壞「維穩」的大好局面。政府根據人口資料所作出的城市規劃，永遠伴隨著階級壓迫——將被邊緣化的「低端人口」隔離起來，避免他們「破壞市容」和「製造混亂」，而富人則占據著社會大部分資源。

有人質疑這些個人信息是否會泄露，是否會成為「有關」部門進行行政處罰的依據，國務院信心滿滿地承諾：人口普查的數據受到「嚴密的數據加密和脫敏技術」保護。然而我們相信正在閱讀這篇文章的大陸讀者對此只會付之一笑——推銷廣告、垃圾短信無時不刻不在提醒他們——中國的公民個人信息保護機製根本可以說是千瘡百孔、漏洞百出，只需要一點權力和一些賄賂就能把它捅出個大窟窿，各方證據表明各地政府都有參與出售民眾個人訊息予商業機構，以至於堆成山的個人信息待價而沽。

數據私隱

也許有人會說社會主義者沒有看到人口普查「利國利民」的一面，然而我們要的是將普查數據用在社會公共服務的能力，而不是為了監控社會群體和鎮壓反對派，也不是為了實行階級壓迫的政策。在中國，人口普查與身份證、監控網絡一並成為社會控製網絡的一部分。我們應該去反思：人口普查究竟「利」誰的國？一直以來，政府都禁止公布無對國家的社會數據，像顯示貧富差距程度的堅尼系數，多年來都是不可公開的秘密。而GDP數字多年來都充滿水分，如果政府願意的話，堂堂「泱泱大國」都怎會沒有能力調查真實的資料？

不僅僅是中國的社會控製網絡，西方資產階級國家也竭力收集民眾隱私，一如斯諾登所揭發的美國「棱鏡計劃」。

社會主義者認為任何資本主義政府是不可能真正保護公民的個人信息與個人隱私的，而獨裁的中共更為如此。社會主義者認為應該通過民主委員會監督政府有效保護公民個人信息不被泄露。我們要求廢除國家安全部門以及控製網絡信息的部門，停止一切監控和控製社會輿論的行為。只有全面民主公營的經濟才能避免政府及企業為利潤出賣公民個人隱私，同時利用人口數據更好地提供社會服務和資源分配。這一切只有打倒極權資本主義才有可能實現。

中國：娛樂文藝自由被禁——見證文化審查強化的八年

廣電局在今年七月頒布了二十類題材審查及規避命令，嚴格限製影視拍攝的內容，打壓藝文創作自由。近期中共不僅提高對於新影視作品的打壓，也紛紛的將過去審查核可的作品下架，包含了描繪宮廷內鬥的《延禧攻略》、《如懿傳》，也將一部描繪反獨裁政權的《V字仇殺隊》給封鎖查禁。《V字仇殺隊》電影影響深遠，從香港的民主運動到世界各地的群眾抗爭，總能看到帶著V面具的抗爭者，這是因為該電影雖然推崇無政府派的個人英雄主義，但在當代觀眾的詮釋中象征著反對獨裁的抗爭精神。當然，這種精神也為施行資本主義獨裁的中共政府所恐懼。這反映出中共獨裁的膽怯，害怕藝術的自由創作會群眾的政治意識，因此必須嚴密控製輿論。

8月15日，評分排在豆瓣68名的電影《V字仇殺隊》（港譯《V煞》；臺譯《V怪客》）的頁面突然消失，各大視頻網站和社交媒體有關該電影鏈接和評論也一並被刪除。大量疑惑而憤怒的網友來到漫畫版《V字仇殺隊》的豆瓣頁面下討論，但不久評論區也被和諧。成千上萬的聲音瞬間被刪除，就好像它們從來不存在一樣。

但是僅僅在8年前的2012年，該電影一刀未剪地在央視六套播出，當時的共青團喉舌中青報表示央視播出該電影「讓人大感驚喜」、「為開明喝彩」和「沒有寬松氛圍就沒有文化繁榮」。今日再看官媒的這些言論，令人不難發現政權的危機感與不自信更為強烈。

多部作品被禁

實質上中共對於藝文自由的打壓一直都存在，在2012年、一部愛情電影《頤和園》因為涉及隱涉六四革命，該片導演婁燁被下令長達五年不能拍電影。又例如2017年的韓國電影《出租車司機》講的1980年的韓國光州事件，這本與中共無直接聯系，卻因為能讓人聯系起六四鎮壓而遭到全網封禁。

今年較早，禁止未成年人每天玩網上遊戲的時間。後來因為遊戲動物之森的玩家在遊戲內繪製武漢華南海鮮市場、譚德塞與中習近平嘲諷中共，不但下令遊戲下架，甚至禁止遊戲出現殭屍和疫瘟的題材，並且指遊戲的地圖編輯功能是用來宣揚分裂祖國。

這必然觸動年輕人的神經，即使尚未被政治化的一群也強烈感受到自由被剝奪。在江澤民統治時代，中共放任媒體的娛樂八卦和色情暴力，利用拜金及縱欲主義來轉移群眾對政權的視線；而習近平則走向另一極端，對文藝和媒體采取家長式管製，企圖利用民族主義和儒家道德來鉗製群眾反抗思想。

在中共獨裁底下藝文創作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自由，因為政權恐懼藝文創作的自由將讓部分藝文創作者與知識分子借此激起工人階級與基層人民對當局的批評與厭惡。然而，在資本主義民主國家之中，影視產業資本同樣會為了利潤與市場，迫使影視創作者放棄創作自由，根據美國筆會及一些知名的電影創作者指出，好萊塢影視產業資本為了要瓜分中國的電影市場，也配合著中共獨裁進行創作自由的審查，甚至是向中共獨裁獻媚。單單在2019年中國電影市場中，好萊塢影視產業資本便取得26億美元票房進帳。

馬克思主義者反對一切對文藝的審查，要實現真正的藝文創作自由，為著言論與創作自由而鬥爭！使藝文創作者不再做獨裁政府的化妝師、不再仰賴資本家的臉色與市場的營利導向而過活。

中國：不僅僅是天災——中共獨裁的無能加劇災情！

這一場1998年以來最嚴重的洪災，進一步重創了早已因疫情與經濟危機而岌岌可危的人民生計——獨裁資本主義體製與病毒、洪災，荼毒著中國基層人民與工人階級的現在與未來。

每年長江在這個時候都會出現水位擡升；又恰逢東南地區的梅雨季節又起到了助推作用；而作為貪腐工程的代表——三峽大壩，從不曾讓它的質疑者失望，對遏製洪水的泛濫、調節汛流沒有發揮到令人滿意的作用。

根據官方公布數字（根據過往劣跡，我們可以合理懷疑實情更為嚴重），超過七千萬人淪為受災戶、271人死亡或失蹤、經濟損失高達人民幣2143億元以上、數百萬人流離失所。災區遍及全國28省，緊急安置人次達469萬人，對比近五年平均值高出47%。國務院扶貧小組副主任洪天雲則表示，截至8月21日、恐有1.3萬家戶重新淪為貧困家戶。而在這樣的悲劇面前，中共中央現在僅落實25億元的救災經費——而這些錢又將流向何處呢？

根據受災區網民的回復，他們在歷年水災泄洪後並沒有得到國家的任何補助，只有部分地區象征性的發放了方便面和礦泉水作為慰勞物資，此前黃山災民更是傳來了「一百萬人共得250萬受災補貼，平均一人兩塊五安家費」的笑話。

要切實救災 不要作秀宣傳

即便根據政府當局於8月26日所宣稱的，中央與地方將合計撥款一千億元人民幣用於災後重建。姑且不論當中將有多少公帑進入官員與資本家的口袋中，這筆預算平均於七千萬名受災戶之中，每人僅得1500元的預算援助。對照之下，本年度軍備預算高達1兆2680億元。中共當局維持獨裁製度的企圖、擴張中國帝國主義的野心、以及官僚腐敗，吞噬了基層人民應得的防洪預算與建設！

面對98年後的最大洪災，習近平神隱了將近三個月才首次公開視察災情，而這場「視察秀」中的「災民」，也被網民踢爆是「臨時演員」。而在此之前，網路上充斥著對習的批評與不滿。面對社會輿論中對習近平的批評，中共宣傳部門也在7月底、8月初起加強網路管控、以杜絕各種對當局的批評與質疑，並大力渲染各種民族主義「正能量」宣傳。

在當局施壓之下，媒體起初有意的減少了關於洪災的相關報道。可笑的是，國內最早的報道是一則大水淹過之後某城市出現彩虹的新聞。等到洪水來到家門口，紙包不住火的時候，才開始呼籲民眾註意安全齊心抗洪。這導致了相關援助的滯後，比如合肥在洪水沖擊的時候才開始請求物資捐贈，可是時間太趕，有心無力。

另一方面，大量訊息不發達的農民工在這時候才知道事情，想回去幫助家裏人轉移物資，也是為時已晚了，人員的安危，財產的損失，又找誰算呢？在感覺人力不足的情況下，政府更是開始軟硬兼施的把城市的大學生和鄉下的農民慫恿到到一線抗洪，美其名曰：為國效力。

當局雖然能暫時以國家暴力來壓製輿論中對於防洪無能、救災不力的批評聲浪，卻始終不能辦好防洪工程，擋下未來再有的大洪災。

最嚴重時，緊鄰三峽的宜昌市幾乎高度與水位持平險些自身難保，差點上演「水淹金山寺」；另一方面，今年的新冠疫情也沈重打擊了政府的財政，人力物力非常有限，往年喜歡借著水災旱災走選秀出來扮演親民形象的官員這次都不肯出來扭幾下了。

進入七月下旬，洪水的總量達到一定的高峰，一向以科學大國自詡的中國政府的先進技術貌似在洪水目前和疫情目前一樣沒什麽效果，於是再次號召人民「舍小家保大家」。那麽這次作出犧牲覺悟的重擔就落到了安徽的頭上。原因也很簡單，上遊的河南是人口大省，提供了大量勞動力，下遊的江蘇是經濟大省，承擔著財政重任。於是中央貼心地給出了兩個選擇；要麽你自願犧牲，要麽主動做出犧牲。

7月20號，安徽阜陽市阜南縣王家壩決定開閘爆破泄洪，將來自淮河流域的洪水留住，以完成指標，2000居民在臨時緊急通知的情況下匆忙轉移，大量財產被迫拋棄，開閘後，整個蒙窪蓄洪區成為一片水鄉澤國，田地工廠以及來不及帶走的家畜都被淹沒。在過去的60年裏，該地已經成為了國家禦用的泄洪區，先後開閘16次。農民們的辛勤勞作就這麽一次又一次的在官僚們「舍小家保大家」的口號下化為烏有。而在整個安徽，更是遍布多個泄洪地點，自入訊以來，受災人口到達399.2萬人，被迫遷移人口66.4萬。

今年因為疫情原因，每年全國統一的高考不得不推遲到7月7號至8號舉行。然而面對七月以來愈發嚴重的長江洪水，有關部門卻絲毫不考慮沿岸省份學生可能無法同時參加，結果是高考當天黃山河水倒灌積水嚴重，歙縣兩千名考生只有五百名到達考場。考試連續延遲兩次，不得不替換備用卷臨時更改時間，給考生的心理帶來了嚴重的壓力，但這一切只能讓學生們和家長們去承擔。在把高考視作改變階級命運的國家，這是何等殘忍的一件事。

在氣候危機愈發劇烈、惡化的今天，未來勢必將有危害更大的洪災。社會主義者認為，群眾不能信任政府的救災工作，需要由下而上自我組織救災委員會，安排物資和醫療資源的分配，給予受災戶全面且充裕的援助、保障其一切所需，才能阻止貪腐官員將捐款中飽私囊。而且同時需要建立民主機製以防止食品價格暴漲和投機的情況發生。需要進行符合公眾集體安全的疏洪建設，就要將基建項目收歸工人階級民主管理。

對抗未來洪災 出路在哪？

社會主義者反對一切的新聞封鎖，要求公開透明災情消息。為了調查災情真相，需要由災民和工人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追討合理賠償，並嚴懲失職和腐敗的官員。

要實現這樣迫切且必要的措施，需要建設工人階級的革命鬥爭、推翻這個由無能權貴鉅富所執掌的獨裁資本主義製度，並以工人階級民主管理社會運作，如此才能將社會的巨大財富與科研技術充分用於保障基層人民之安全，並投資對抗氣候危機所需的一切科研項目與各類建設，才能使未來的人們真正告別洪災、告別人類史中至今不絕的水患。

中國：國家機器對左翼人士的鎮壓升級

8月14日，南京中級法院對左翼人士柴曉明在進行秘密審判，他被當局控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法院判決和刑期尚未公布，但南京檢察院公訴人建議量刑3到5年。據了解，柴曉明的律師與當局簽了保密協議，以確保有關其案件的消息不會被泄露。

針對柴曉明的這一案件是極大的不公義，是中共獨裁對毛派和托派青年進行更廣泛鎮壓的征兆。10月，毛派退休工人孟憲達（網站「人民之聲」編輯）被當局拘留，隨後被釋放。兩個案件沒有直接聯系，但和柴曉明一樣的是，孟憲達也是2018年深圳佳士工人鬥爭的堅定支持者。

柴曉明自稱托洛茨基主義者。在大約十年前的一段時間裏，他經常與工人國際委員會（2020年更名為ISA國際社會主義道路）和中國勞工論壇進行討論，但隨後他以政治分歧為由中斷了所有聯系。柴曉明於2019年被捕時，是「毛派」左翼網站「紅色參考」的編輯。

最昂貴的警察國家

中國的秘密審判意味著被告的家人、朋友和媒體都被拒之門外。在許多情況下，被告的律師是由官方所委派的，而非自己選擇的。如果當局認定犯的罪涉及「國家機密」，就會下令進行秘密審判。

中國的司法系統和法院均由中共所嚴密控製，定罪率超過99%。從2006年到2016年的法院統計數據顯示，無罪釋放的被告不到0.2%。換句話說，出庭幾乎等於有罪判決。此外，大多數審判嚴重依賴供詞，而供詞又往往是在酷刑脅迫下獲得的（尤其是涉及政治的案件）。如果被告不「配合」，當局就會以懲罰家人、朋友或聯系人士作威脅。上述內容都是在中共控製的司法系統中司空見慣。

隨著中國發展成為世界第二大的資本主義經濟體，國家機器變得更加高壓獨裁，遂成為世界上最昂貴的警察國家。政府用於「維穩」的預算大於其軍事預算。最新「維穩」經費數據為2019年的人民幣1.39萬億元（2100億美元），差不多相當於公共醫療預算的人民幣1.64萬億元（2480億美元）。

柴曉明的案件的細節尚未對外公布，但他被南京市國安局拘留的時間始於2019年3月，在該案提起訴訟之前17個月。2019年9月，他被正式逮捕，表明從拘留到對他的案子正式審理經歷了6個月的時間。這也符合中共對政治異議人士的迫害模式，在審判前將其長期拘留，從中提取供詞，在許多情況下，遭遇如此迫害的異議人士被迫「配合」以免加重刑罰。

佳士工人鬥爭

柴曉明的案件與之前的佳士工人鬥爭有關，當時來自中國各地的左翼青年和活躍份子為深圳一家機械廠的一群工人爭取組織工會權利。這場鬥爭被中共獨裁政權嚴厲鎮壓，揭露出中共完全反工人階級的一面。

佳士資方拒絕批準在工廠成立工會（在中國，獨立工會是非法的）。他們開除並雇用流氓暴徒毆打主要的工人代表。工人和資本家的待遇形成鮮明對比，清楚地表明了中國乃威權資本主義製度的政治現實。佳士董事長潘磊和人事經理郭麗群均為深圳市人大代表，而人大這個偽議會中的「人民代表」皆由中共所欽選。

隨工人鬥爭而來的警方鎮壓中，80多名青年和工人被捕或失蹤。「紅色參考」是少數幾個協助傳播此案消息的網站，而這正正觸怒了中共政權。

到2018年底，中共當局在全國上下的大學校園內展開了鎮壓，並終止了許多大學的「馬克思主義學會」的運作，這些社團被認為支持佳士工人鬥爭。在被警察拘留數月之後，多名抗爭學生領袖被迫拍下「認罪視頻」。柴曉明也在大約這個時候被捕。

柴曉明的唯一罪行是捍衛工人的權利，抗議工人和社會主義者在中國遭遇的殘酷鎮壓。習近平政權對左翼青年和年長的運動人士采取日益嚴厲的鎮壓表明，當局盡管試圖展現力量和穩定，但卻對社會主義思想越來越受支持感到恐懼。對於新一代的中國左翼和社會主義青年來說，柴曉明的迫害只是提供了更多組織起來反對資本主義和獨裁統治的理由。

中國：習近平政權向馬雲與螞蟻集團宣戰

螞蟻集團的龐大上市計劃，在最後一刻被混亂地取消。這顯示了中共專製與中國科技業的新興寡頭資本家之間，爆發了一次重大沖突。這甚至相當於「宣戰」行為，而中共當局同時也陷入不同的「戰事」，包括與美國政府的沖突。據報，習近平親自下令阻止螞蟻上市，縱使這會對中共的市場信用帶來嚴重打擊，而同時間美國也在指控中國科技企業充當中國政府的工具和附庸。

中國的主要面向微型信貸業務的科技金融集團「螞蟻集團」A股與H股原定於十一月五日於上海創科板與香港聯交所同步上市，這一上市計劃涉及融資額達2300億元人民幣，上市後的估值可能高達3100億美元，遠超包括花旗與高盛集團等全球主要銀行，直逼摩根大通的市值。新股首發的消息在中國和香港的股票交易市場都引發了一波認購投機潮，A股與H股分別超額認購近900和400倍。其龐大的體量和熱切的認購額使之成為人類資本史上最大的集資計劃。

戛然而止

然而，這一「壯舉」卻在上市前兩天（十一月三日）宣布流產，戛然而止。此前一日的十一月二日，中國人民銀行、銀保監會、證監會、國家外匯管理局約談馬雲、螞蟻集團董事長以及執行長。同日，銀保監會會同央行發布《網絡小額貸款業務管理暫行辦法》規管小額貸款公司的出資比例，這一規定被廣泛解讀為直接針對螞蟻集團而來。

在此前的日子中，螞蟻集團的上市計劃可謂一帆風順。叫停上市的晴天霹靂決定，揭露了中共機器經常的矛盾而不協調的運轉方式。這問題直到被送往習近平之前，也是在馬雲10月份的「不尊重」言論之前，似乎沒有人在「掌控」事情。我們在2015年股災和貨幣危機，看到了類似的缺乏協調。這些都是了解未來中國經濟危機和動蕩會如何失控的重要教訓。

八月底，中國證監會從受理螞蟻的IPO（公開新股發行）申請到完成審批只花了史無前例的二十五天。從路路暢通到突然煞停，眾多猜測認為是由於馬雲本人在十月底於第二屆外灘金融峰會發表的演講中，公開且尖酸地批評挖苦中國政府對金融業的監管「過時落伍」，觸怒了當局因而叫停其上市計劃。

事實上，對中國金融監管的官僚體系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約談」同日所出臺的 《網絡小額貸款業務管理暫行辦法》從立案起草到公開頒布，起碼要花上一兩年的準備時間，決非臨時起意煞停螞蟻上市。因此，更有可能的時間順序是馬雲早知山雨欲來而在公開演講中放手一搏，意圖製造輿論聲勢倒迫中國的金融監管機構。但這件事造成反彈並惹怒了當局，也為習近平敲響了警鐘。當局的擔憂，不單是馬雲等個別的資本家會過於「獨立」和傲慢，而且他們的經濟力量在未來會變得過大，能夠公開迫使當局屈服於「市場力量」，連政府也控製不住他們。從政權的角度來看，這是一個很危險的邏輯，因為中共必須要不斷展示自己為社會中最強大的力量。

馬雲本人對外一直宣稱，螞蟻集團是一家「科技型企業」。簡單而言螞蟻集團是憑借著馬雲旗下的阿裏巴巴集團在中國電子商貿領域中的壟斷性地位，承接了電子商貿交易過程中的支付、交易中介擔保、以及小額金融貸款的業務。據螞蟻上市招股書，螞蟻集團按業務可拆分為三大板塊：以支付寶起家的電子支付平臺、以微貸、理財、保險業務構成的電子金融科技平臺和以大數據征信、區塊鏈、海外支付等構成的創新與其他板塊。可見其核心經營的是金融服務，本質上毫無疑問是一家金融機構，而且更是一家巨型機構，甚至足以向國有銀行施壓，使其可能走向與中共政權核心需要相違背的方向。馬雲以「科技型企業」包裝上市，實際上是為了回避金融業對杠桿率、資本金和準備金的監管。

危險的杠桿率

螞蟻集團直至2020年6月，在中國促成信貸余額已高達21536億元。翻查螞蟻小微小額貸款有限公司的財報，至2019年底，公司凈資產177億元，註冊資本120億元，即螞蟻集團用不到200億的本金就發放了超過2萬億貸款，杠桿率超過100倍！而這意味核心資本充足率僅0.8%，遠遠低於巴塞爾協議（即資本充足協定，巴塞爾銀行監理委員會成員所推出的資本充足比率要求）對銀行4%的要求。固然螞蟻集團本身不是銀行，因此不受巴塞爾協議規管，但顯然這個被馬雲稱為「老人具樂部」的協定對他而言芒刺在背，時刻提醒著他作為一家金融機構，有著上千億元的資本金缺口。

中國的金融系統自08年的全球金融海嘯後一直存在著債務陰霾，為了降低風險，監管當局近年一直推行「去杠桿」政策以冀降低金融市場的杠桿率，以防一旦爆發危機，也可控製損失。然而，全國的居民杠桿率卻依然快速增長，特別是由於新冠疫情影響，過去數年稍稍降下杠桿率再次反彈，甚至創出新高。2020年三季中國宏觀杠桿率達到270%，其中居民部門杠桿率為61.4%，雖然尚不及美國次貸危機時的98.6%，但回溯到2008年，中國居民杠桿率僅為17.9%，到2018年已暴漲至60%。相對而言美國居民杠桿率從20%到60%的過程經過了40年，而中國只用了10年，迅速暴漲的居民杠桿率亦間接地反映了貧富差距的急速擴大。

螞蟻集團現在被指控是中國家庭債務不斷增加的元兇。與此同時，這也反映了資本主義的無盡矛盾，這也包含「中國特色」的製度，因為中共透過「雙循環」戰略來提高個人消費的計劃，只能建築於更多的消費者債務之上。民眾的收入水平根本不足以大幅擴張消費開支。中共可以對螞蟻等企業實施更嚴謹的限製，但卻會為自己帶來反效果。

同樣跟美國08年次貸危機相似的，是螞蟻集團與銀行的合作形式。現時螞蟻集團與100多家銀行合作，而螞蟻的聯合貸款出資比例僅為1%－5%，意味著那100多家銀行相對而言承擔了95%－99%的債權和壞帳風險。換句話說，螞蟻的商業模式是寄生性的，作為中介人賺取利潤，而又讓國有銀行承擔所有風險。

同時也由於疫情的影響，螞蟻業務的消費信貸逾期率已由去年年底的1.56%翻倍上升至3%。以2萬億放貸額計算，壞帳數額已達600億，這對於那100多家合作銀行而言他們的壞帳準備金可能不足以抵扣，這相當於一個危險的定時炸彈。

由於中國的信用卡業務相對較小，螞蟻所提供的小額消費信貸迅速填補了這一空間，掌握了8億居民的消費信貸業務，實際上已變得「大到不能倒」(Too big to fall)。馬雲稱「中國金融沒有系統性風險，因為中國金融還沒形成系統」這番話相當諷刺，因為他正是其中一個給中國金融系統埋下了隱患的人。

股票投機

另方面，螞蟻在國內發行股份的手法亦引人懷疑。九月開始，馬雲通過支付寶向大眾銷售螞蟻戰略配售基金，集資600億元人民幣，但這主要面向一般群眾的銷售條款卻包括了鎖定18個月不得轉讓。但同時，螞蟻集團內地的招股書中條款卻標明「持股5%內的股東，在上市後12個月可以轉讓」。

而在十一月七日，中國財新網公開了螞蟻顯名股東名單。股東名單中包括了國內資本以及中共國有企業，以及新加坡淡馬錫和政府投資公司、馬來西亞國庫、加拿大退休金計劃投資委員會，甚至包括了香港親政府富豪李嘉誠0.54%以及董建華0.05%。

條款間的差異，意味著各大資本以及李嘉誠和董建華等個人完全可以先於普通股民提前離場，盡情在招股熱潮中飆升的股值投機。

但同時，全球疫情尚未得到控製，全球經濟在未來幾年將深陷危機，加上中美沖突，中國經濟亦不會樂觀。而同時中共去杠桿化政策失敗，居民杠桿率和宏觀杠桿率創新高，債務逾期與違約率增加，進一步加劇了中國發生債務危機的風險。

在11月10日當局宣布新草案來規管科技業的壟斷行為後，中國科技企業的股票遭到拋售。這些事件顯示中共政權及其所為「更優勝」的資本主義模式（國家資本主義專製）也正朝向暴風雨，其政治及經濟矛盾正不斷增加。當局與寡頭資本家之間的沖突，直接或間接聯系到政權內部的派別權鬥，而這也是自1980年代末以來最為嚴重。習近平介入去阻止螞蟻上市，也是政治因素的反映。事實上，政治因素更可能是主要原因──為了發出信號，警告沒有任何個人，包括中國的前首富，能夠破壞習近平中共的「規矩」。但習近平的每一個新「解決方案」──無論是香港的國安法，或者是對美的強硬立場──都在製造新的危機。

馬雲並不代表為意識形態挑戰中共的「資產階級民主」，他關心的只是為了最大化自己的經濟力量和位置。馬雲最惡名昭彰的是主張「996」工作，而他過去也曾贊揚鄧小平在1989年的六四鎮壓。

對於社會主義者來說，計劃經濟才是解決方案，而非調控資本主義，不論是民主或專製政府。因為資本主義永遠都會為了最多的利潤而抵消和抗逆規管。我們需要將大企業公有化，這當然包括馬雲的商業王國，並將整個經濟置於多數人利益的民主管理。不要鐵腕極權政權，而是透過民主選舉產生的工人政府來實行公有製，由人民、基層工人階級掌控及管理企業。如果這些擁有社會巨大力量的企業，交由貪婪的資本家、投機者或短視的腐敗官僚所控製的話，未來這只會導致經濟危機與災難。

中國各地學生抗議監獄般封校措施

自從4月份以來，由於新冠肺炎疫情，中國政府對大學和院校實施了嚴格的校園封鎖。對於9月1日開始的新學期，盡管教育部在8月宣布部分放寬限製，但許多學校仍繼續實行嚴厲的封鎖措施，包括嚴格的出入管製、保安封鎖學校出口。截至本文付梓的10月，這些措施已經引發了多個地區的學生抗議。

中國各地的大學仍處於封鎖狀態。全國有3700萬的學生被禁止離開校園，根據官方說法，這是為了「防止疫情擴散」。全國多處校園內發爆了抗爭。在如此政治高壓的條件下，中國學生面對的是極權統治，卻表現出令人欽佩的勇氣。

中共獨裁設法壓製批評聲音，高調宣揚說政府「戰勝」了疫情和經濟危機，但這些自吹自擂的假象卻被學生的訴求戳破——反對宿舍惡劣不堪的衛生條件、反對學校食堂使用「地溝油」、反對不斷上漲的水費、反對減少學生本已很短的洗澡時間。資金極其匱乏的教育體製，讓學生生活的方方面面無一不受影響，與此同時，中央政府卻給了企業和地方政府一共3萬億元人民幣的紓困援助，然而這些企業和地方政府，正是讓數百萬工人放無薪假和被解雇的罪魁禍首。

「五大訴求」

從東莞到合肥，學生們組織了一場場抗議，反對校方嚴苛的限製，他們針對水電費暴漲、禁止外賣食品、縮短上網時間等，提出了「五大訴求」。這一現象意義重大：「五大訴求」這個用語現在成為中國某些抗議活動的特征，即使訴求內容各有不同，但這是直接借用了去年以來香港群眾鬥爭的用語。

學生們的最後一項訴求幾乎可以說是香港民主抗爭的迷你版，他們要求民主推選學生代表與校方直接對話，並爭取學生訴求。可以預期，當局會指控好學生領袖受「國外勢力挑唆」。在微博上和這些抗爭有關的一個標簽被瀏覽超過1.5億次，隨即又被審查刪除。隨著各地短暫發生這些反抗，學生抗爭如野火般蔓延全國。

對學生的最大攻擊，是把原本有7天的國定假日縮短為1天。山東省滕州市第一中學有2,000名學生發起遊行示威，反對縮短假期。面對政權日益強化的鎮壓，這場示威仍將抵抗精神向前推進，甚至有望贏得勝利。

這些示威不容小覷。他們代表著青年對獨裁資本主義製度深感不滿，也對自己未來成為工人後將面對的高壓感到憤怒。即使是高中生，也都勇敢地提出「誓死力爭，還我假期」的口號，並在《告全體同學書》中寫道「我們已經沈默了太久」，並且「壓迫是不會隨著我們的退讓而收斂的」。像是「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這類毛語錄名句，也開始受到學生歡迎。

這些校園抗爭與2018年的佳士鬥爭有關聯，當時有大約60名的左翼學生支持工人罷工，並呼籲在深圳建立獨立工會。更多的學生由於極其高壓的條件而沒能直接參與，但他們利用秘密的網絡論壇和聊天群密切關註了這場鬥爭，並激進化起來對抗富人和強權。

削減預算

對學生權利的限製，通常是種種打壓的開端，因為資本主義下的學校製度試圖培育聽話的工人，以謀取未來的資本利益。對大學之超高壓控製，反映了中共的真實恐懼，因為國家資本主義中的矛盾，已變得徹底不能管控。

民生也正遭受最新一波的打擊，包括削減2020年教育預算 9.8％（137億元），這無疑導致更多家庭依靠昂貴的私人補習——家長在這方面每年平均就要花費12萬元，但在中國年收入低於1.2萬元的就超過6億人。這種嚴重的不平等現象，加上許多學校資源不足，造成大量低收入工人被迫在血汗條件下工作——不僅是中國惡名昭彰的血汗工廠，服務業甚至科技業亦如此。

但是，只靠反對削減預算、反對上漲費用，學生們是不能贏得勝利的。由中共主導的整個資本主義製度才是禍根。預計今年將畢業的870萬大學生中，許多人將找不到工作，因此學生要把同樣的抵抗精神，運用於反對資本主義社會無處不在的不平等現象。

學生抗議活動的英勇行為，應當激勵起工人采取行動並捍衛自身利益，對抗官資聯手推動的大規模裁員和工資削減。只有資本主義下處於生產核心地位的工人階級，才能擊敗整個壓迫製度。

中國政府已經開始反攻倒算，有著警察在背後支持的學校當局，開始圍捕所謂的學生領袖並鎮壓抗議活動。中共當局十分熟悉一個伎倆，一開始會做出部分讓步以分化運動，隨後打壓「煽動者」。但是，這並不能終結運動。中國的學生抗爭有著悠久的歷史，並多次引發了群眾性的工人鬥爭，甚至是革命運動，就像1919年和1989年兩次。正因如此，中共獨裁政權尤其擔心學生的抗議活動。最近的抗爭得到全國各地的同情和關註，就像一場大地震來臨前的一場較小震動，標誌著一場大規模的群眾鬥爭正在來臨。

中國：鎮壓或「改良」

盡管專製當局忘乎所以地宣傳其經濟成就，但現實是階級差距日益拉大，在底層窮苦百姓中對自己不斷惡化的局勢日益表現出沮喪和絕望。在內蒙古為例，當地生產了中國四分之一的煤炭和擁有中國最大份額的風力發電資源，但仍然有7萬農戶沒有用上電。甚至在各省內部貧富差距也非常極端——如在廣東省最富的地區深圳市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是最窮的地區河源市的10倍。

當局的傀儡工會中華全國總工會（全總）在2010年的一份調查顯示，勞動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份額整整下降20個基點——從1983年的56.5%下跌到2005年的36.7%。同一份報告顯示，「資本收益率與此同時在國內生產總值中占的份額增加了20%。（《財經》雜誌，2010年5月12日）。這些數字證實了社會主義者一直認為的，政府大規模下崗和解雇國有企業工人（70%以上），粉碎工人的抗議活動，並鼓勵血汗工廠的生產方式和惡劣的工作條件，使國家的財富從勞動力大規模地轉向資本。據中華全國總工會的報告，23.4%的工人在過去5年未有加過薪，而75.2%的工人抱怨收入的極端不平等。

可追溯至過去十年的初期，數年來中國領導人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等全球性資本主義經濟組織的支持下，致力刺激國內消費以「平衡」大規模依賴投資和出口的經濟模式。但這種情況並未發生，實際上經濟仍在向相反的方向發展，隨著經濟刺激施和大規模信貸增長，投資占國內生產總值的份額達到了前所未有的50%，而整體經濟的消費的份額從2000年的，從46.4%下降到2010年的34%，而今天這一趨勢仍在繼續發展：難以負擔的購買新住房的價格迫使更多的家庭增加越來越多的積蓄而非消費，而通貨膨脹則使較高的零售收入掩蓋了實際銷售數量的變相下降。而消費者支出的主要擴張集中在相對富裕的城市新中產階級，這一少數人口中，而並不是實際工資水平仍然很低，而且缺乏福利體系支持的大多數人口身上，這迫使人們不得不積攢他們很大一部分的收入。

當局在最近二十多年執行的政策培育出一個超富的資產階級和房產業主。中國現在有96萬個千萬富翁，個人財富在1000萬元以上。根據英文的《中國日報》（China Daily ，2011年4月15日），「55%的中國百萬富翁的財富來自私人企業，20%是依靠快速上漲的房價炒樓而得的。」千萬富翁毫無疑問是政府政策的主要受益者，並已取得相當的經濟話語權。正如內蒙古的煤炭大王和全國人大代表王春城和春城集團的案例表明，越來越多的情況下那些主要的資本家們正被納入政府和準政府的體製中。事實上，在起初這一方向正好相反，那些主要的大資本家往往早年本身就是黨的官員出身，利用他們的政治影響力以建立商業帝國。根據中國官方的英文報紙《中國日報》的網上調查顯示，超過90%的受調查者相信新富階層獲得財富的方式與他們其「政治背景」有直接聯系。

而這一進程在很大程度上早已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革命家托洛茨基所預見到，他曾經警告說，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國際工人階級的失敗，使得俄羅斯的斯大林官僚攫取了計劃經濟的權力，並在此後越來越多地威脅到社會革命和國有經濟的進步，除非是工人階級的政治革命推翻官僚統治才能阻止這一局面出現。正如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一書中對斯大林主義極為精彩的分析，解釋了一個基於國有計劃經濟基礎上的官僚集團如果能成功挫敗工人階級的抵抗，將有可能發展出一個資本主義經濟的基礎。「（對官僚們來說），僅僅做一個信托基金的代管人是遠遠不夠的，必須要成為真正的股東才行。官僚集團在這一個決定性的概念上的勝利意味著它也就轉化成為了一個新的有產階級。」

黨國體系的轉變

在中國，這一（官僚轉化的）進程發生在中共這一毛主義/斯大林主義的執政黨內部。這是資本家群體爆炸性增長的結果，而且由於與舊的計劃經濟體系的徹底決裂和新的產權關系的建立，也這是（中共）成為了這個國家新的經濟統治集團的工具。由於缺乏真正的社會主義群眾性政黨，（中共的蛻化）在國際範圍內給工人階級運動也帶來了一系列嚴重的後果。盡管從1990年代初期蘇聯和斯大林主義政權的崩潰，到最近的全球經濟危機以來，資本主義經濟充滿矛盾，（中共的蛻化）使得資本主義製度在世界範圍內得到暫時的穩固。中國的這一進程在當前階段的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加速進程中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今天正如維基解密所報導的，它引用自一份美國泄密的電報，「中共的政治局其實是一個商業帝國組成的小集團，他們將自己的既得利益置於普通窮苦百姓的利益之上。他們限製媒體自由以避免將黑暗的私下交易暴露給新聞界。」這份報告還註意到，在中國內部，對於前總理李鵬和其家族控製國家電力行業，負責政法的周永康石油產業，和總理溫家寶的妻子張培莉控製珠寶行業幾乎是「人盡皆知的」。這與此前毛澤東時代相比代表著質的變化。此前，在毛主義-斯大林主義製度下，雖然官員們也涉及腐敗，並根據在政府內部不同的等級和職位而享受大量特權。

但是，在計劃經濟和全面國有經濟的條件下，即使是在如毛澤東時代所謂的「社會主義」這樣一個官僚化扭曲和極權主義統治下的計劃經濟體製下，這一腐化仍然存有其限製，但是隨著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這種限製也被打破了。這是因為國家擁有的資產無論一個人能盜取多少，但是他們無法使之合法化，也不能公然將之轉化為私人財產，如房產、公司所有權、股票和其他金融資產。而如今在新的形勢下，限製已經被徹底解除了，「共產黨」和其領導層個人領導了這一蛻化的進程，他們使自己的家族變得暴富，並積累了大量的商業利益。黨則成為他們在新經濟製度下用來保護自己資產和經濟地位的重要工具，並在很大程度上向社會隱瞞了這一事實。同樣地，黨也作為一個秘密和等級化的組織正好合適作為調整和調節不同經濟部門，不同競爭省份和不同經濟集團間利益沖突的一個討價還價的平臺。

由於物質和歷史的原因，對中國而言具體的資本主義的形式是嚴重不同於舊的工業化國家的資本主義製度，但與其他東亞國家存在相應的類似之處。它傾向於一黨專製統治以維持對一個龐大、復雜和不穩定的社會的控製，——尤其是對壓製工人階級和農村群眾更是如此。

不可避免地，這引起了猖獗的腐敗現象，去年有146,500名官員因腐敗被懲處，但其中只有不到3.5%的案件涉及縣級以上官員。許多「大魚」因此得以放過，而這絕非偶然現象。正是因為爆炸性的經濟發展與黨國體製的存在，使之成為不同的政商集團、省級團體和不同政治派別的混合的「中心」。被暴露的高級官員腐敗案是很罕見的事件。通常黨內部會進行準備詳盡的派別談判，以避免引發執政「不穩定」和公開的敵對。被抓住的官員都受到派系關系保護，而各派別則保護他們不那麽合法的活動。

地方國家機關與私人資本沆瀣一氣，使腐敗日益嚴重。只有很少數的違紀案件真正進入司法程序，而許多案件則通過「雙規」等黨內的紀檢系統方式偷偷地解決，以確保幕後交易和派別關系勾兌。避免腐敗官員就如司法體系，以避免他們共處更多腐敗現象，也以此掩蓋腐敗的真實情況和不暴露於公眾眼中。據說大約有五分之四設涉及「雙規」從來沒有最終進入司法體系。這導致了政府反腐敗的行動變得極端無效——「光打雷而不下雨」——而進一步腐蝕了黨政府與群眾的關系。曾經有民間傳言表明這一困境，「不反腐，則亡國；反腐，則亡黨。」

這一現實為近來央行人民銀行的報告所揭露，據說自1990年代起有高達18,000名官員和國企高管逃往國外或失蹤，帶走了近8000億元人民幣（1230億美元）。數字本身是聳人聽聞的，但或許更說明問題的是這篇67頁的報告在幾天之內從銀行的網站上被刪除了。政府官員和媒體稱這一數字是「不準確的」，但是卻沒有提出任何其他數字。這不是主要國家機構朝令夕改自相矛盾的唯一實例。中國的「國家實體」並不是一個整體，而是越來越多出現的「不和諧」互相競爭的實體的共存。在關於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間的關系上尤其是如此。

謝國忠預測大約10%的國內生產總值（GDP）被灰色收入或腐敗所吞噬。他認為這導致嚴重地影響「經濟效率」，並帶來社會不穩定和革命的種子。（《南華早報》（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011年7月8日）

政權有多穩定？

在從計劃經濟轉變為「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所謂的共產黨試圖建立新支持基礎——資產階級、城市中產階級、國家公務員和在一定程度上還剩餘（精簡後的）國有企事業單位的編製內員工。這些技術工人和高薪雇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出「工人貴族」的特征。統治集團通過各種政策以贏得他們的「忠誠」，譬如鼓勵市民擁有私房產權（主要是儲蓄作為投資保值），並賦予一定農村人口所享受不到的「特權」。當然這種忠誠度還有待經濟危機的考驗，並需要基於經濟（國內生產總值）仍然得以高速發展的情況。

當局的宣傳還包括對於「不穩定」的恐懼——這一假設在於假如發生政權變化的話，情況會變得非常嚴重的惡化——以及民族主義和中國正在世界範圍內崛起的形象。但這些政權維持統治的社會化階層在經濟危機的情況下，可能面臨嚴重的侵蝕，特別是考慮到今天在住房和商品上出現大規模的投機泡沫。

在現階段仍然作為。許多中產階級業主當然也對通貨膨脹、痼疾般的腐敗、專製壓迫和對外來人口不公正感到不滿和深感擔憂。但他們也在當局的宣傳下擔心出現「不穩定」——而這真正是當局不斷重復宣傳的內容——這一主要想法即是——如果發生政權更替的「無政府現象」，那麽情況會變得更為惡化而無法控製。

中共黨國體製所反映出這種內在矛盾導致其調整的空間遠遠小於許多評論家的想象。而這在政治和經濟方面都是如此。

戶籍改革？

一個當局缺乏這種調整空間的極佳例證就是戶籍改革問題。外來人口即使在新的居住地居住多年以後，仍然不能享有所在城市包括公共廉租屋、醫療保健和教育等福利體系。作為歧視外來人口的基礎，戶籍製度也成為近來引發廣東省騷亂的一個重要因素，如同廣東增城新塘騷亂所反映出來的。一些地方政府已經引進了一些改革措施，例如類似於美國綠卡的「積分製度」，從而允許相對少數的收入高的、有技術的和教育背景的和當地公司需要的外來人口能入籍，從而躲過如終身詛咒般的「二等公民」的外地農村戶口。

但同樣地方政府並不想因為徹底廢除戶口製度，而承擔需要大規模擴展的醫療保健、交通、教育和社會服務支出等成本。這將意味著增加地方稅收，這反過來會令工資上升和吞噬掉雇主們的利潤。當局就戶籍改革問題已經爭論了近二十年而總是沒有任何結果。

政府的智庫近來所做的一份調查得出的結論是，如果想要全面「城市化」外來人口，使他們能充分享受今天城市人口所享有包括教育在內的各種福利待遇，地方政府需要為每個外來人口花費8萬元人民幣。根據政府方面宣布的每年有1500萬農村人口流動進入城市，這就意味著廢除戶籍製度的成本每年將高達難以置信的1.2萬億元人民幣（1850億美元-或者說相當於6.1%的中國外匯儲備）。而地方政府必須承擔這筆費用，中央政府僅會在教育和健康醫療方面提供極少一部分的預算支持，所以對於地方政府們而言，幾乎不可能有多少積極性推動這一全面改革。

就此問題當局已經進行了近20年的爭論而迄今仍然沒有任何結論。2010年3月在兩會前夕，當13報紙冒險就戶籍改革問題發布聯合社論時，各報社的編輯立即遭到了中宣部嚴厲的紀律處罰和威脅。而他們的「罪行」就是因為沒有在小範圍的範圍內以政府智囊的形式反映這個問題，而是直接將之公諸於眾。

2008年後推動的經濟刺激政策的效果之一就是在較貧窮的內陸省份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基礎設施建設熱潮。這很大程度上是由地方政府和它們用來掩蓋資產負債表的各種媒介通過債務驅動融資熱潮所推動的。而且這也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農村人口向城市遷移的格局，因為更多的外來工開始選擇留在本地省份，因為相對更容易就業。

而由此帶來的結果是一些沿海省份正在經歷勞動力短缺，這是迫使它們提高最低工資標準的一個主要因素。相應地，也出現技術含量低和勞動密集型工廠向內陸省份的方向流動，因為當地勞動力仍然豐富而便宜。地方政府為在這一產業轉移中爭奪份額，競相提供廉價或免費土地、廠房、稅收減免，以及眾多的優惠政策。

雖然外來工人的工資（在增加工資後）仍然很低，但企業紛紛加大工作量和推行計件工資等，以抵消最低工資上升的影響。勞動力的短缺給與工人更大的博弈能力，而這也為工人更為激進的情緒所反映。內陸省份工業化的蔓延將很快帶來其政治以及經濟影響。這些地區的罷工將可能表現出非常不同的特征，因為工人不再是孤立地限製在工廠區內，面對講不同的方言的當地人——他們將更多地根植於本地小區。隨著這一情況的發展，聲援行動和罷工蔓延到其他地區的情況將無疑得到進一步加強。

紅色文化

《經濟學家》（The Economist）雜誌再一次正確地評論到中國的現狀，「外界以為中國的統治者是全能的，統治者自己在每一個關鍵轉變的時刻都發現了威脅」

中央政府必須始終保持微妙的平衡，而這不僅針對整個社會的各種競爭勢力之間，而且也在執政的政黨和國家機器內部。中國表現出「波拿巴主義」的一個特殊形式——通過委員會，而非一個「強人」決定一切。這也並非偶然。毛澤東和鄧小平極端不穩定的，和由此帶來的社會動蕩，導致產生目前「相互妥協的」集體領導體製，在其中統治集團內各種勢力受製與互相的「限製和平衡」而實現，這就意味著在整個進程中不同的政治派別、地方大員和政商集團間充滿了交易與勾兌。

而政府所遵循的這一方式的問題在於，當嚴重的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正在日益積累時，政府真正的自由行動——而非僅僅是空口許諾——實際上有限的很。這也解釋了，為什麽眾多的「中央政府的政策」，例如降低能源消耗和汙染、提高家庭消費、製止違法違規的土地銷售、增加教育支出和遏製腐敗等，都已被證明是不可實現的。

但是，大規模的經濟刺激計劃——這是否代表了政府政策的大膽轉變嗎？是的，但是當一方面這顯示了中央政府的力量，但在很大程度上這體現了中央政府消除控製——在中央政府的認可下，允許銀行、國有企業、尤其是地方政府獲取大量貸款——而不是試圖控製發展。而且事實在於這一進程是不受控製的，甚至是無法控製，而這也已經被當前信貸寬松和過渡投資所決定。這種無節製的信貸擴張仍然全面影響整個經濟工作，並正在帶來潛在的災難性後果。盡管如此，更多的經濟刺激方案很可能帶來新的經濟下滑，雖然這為當局贏得了時間，但是卻沒有考慮到長期效應。

在「全黨團結」的外衣之下，正出現越來越多的政權內部的分裂。這並不意味著出現反資本主義與支持資本主義的派別。即使是在中共黨內仍然存在的極少數的毛派力量也並不主張立即恢復計劃經濟。更重要的鬥爭是「新權威主義者」和「改革派」之間的鬥爭，前者希望進一步「完善」當下的鎮壓體系，而後者則是今天處於少數派，傾向西方民主化。馬克思主義者必須仔細地分析這些國家體製的內部沖突，以推導出合適的展望。

而2009年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發起的「紅色文化」運動就是其中一例。薄熙來宣傳的首要目的是推動其個人作為勇敢而廣受群眾歡迎的領導人的形象，同時也是為了維持黨早已支離破碎的支持和改變無處不在的腐敗形象。

這項活動恢復了一些毛澤東主義的禮儀和服飾，但並沒有毛澤東依靠群眾，鼓吹「階級鬥爭」的傾向。它包括唱「革命歌曲」、其他舞臺活動、會議和講座。受薄熙來活動鼓舞的一些基層毛派嘗試組織他們自己的紅歌會和集會，但是卻遭到了當地政府的鎮壓。毛主義共產黨（地下組織）2009年在重慶組織一次會議，本以為在紅色文化宣傳的背景下會得以容忍，但所有的參與者均被逮捕，其中八人迄今仍在監獄中煎熬。

「唱紅歌」運動本身沒有明顯的反資本主義或激進的特征，而主要是薄熙來用來爭取明年領導層更替時進入政治局常委的一個手段。然而，這其中包含非常強烈的專製因素，而且薄的支持者則恰恰強烈反對總理溫家寶代表的一派，他們希望逐步和部分放松對鎮壓的力度。。而且薄熙來的宣傳運動至少在公眾看來，意味著自1989年鎮壓以來統治集團內部相對穩固的團結變得開始疏離。

而且，在國家領導人中對此活動的態度和積極性也表現不一。它強調民族主義和中國需要依賴共產黨作為唯一的政治力量發展社會。運動的另一個特征是強調革命時代的「純潔」，以阻止黨內官員失控的腐敗。作為自大的「太子黨」，薄熙來本身也是中國新一代統治者的典型代表。無論是在重慶，還是此前任大連市市長，薄熙來都大量吸引外國投資，並鼓勵私人資本。2002年，薄熙來在遼寧省主政期間，曾經鎮壓了大規模工人抗議，並扼殺了曾經短暫出現的獨立工會。工人的這一抗爭運動曾經非常著名，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曾長期呼籲釋放該運動的兩名工人領袖肖雲良和姚福信，他們是薄熙來所推動的這一鎮壓的犧牲品。

薄熙來在重慶推行的政策也有涉及「社會層面」，但仍然是有限的。建設「經濟適用房」的政策與其說是為了低收入家庭，不如說是為了控製房地產市場價格。而且這些住房項目大部分都是用來出售的，而不是用來出租的，而公租房事實上上是人口中最貧困階層的最迫切需要。該計劃的資金是通過出售國有土地所獲得的。重慶市政府發起的另一項計劃是允許農民獲得城市戶口，但以此為代價是要推行土地使用權的轉讓。這些政策確實廣受歡迎，但同時給政府和地產商帶來明顯的商業利益。

作為薄熙來的搭檔，重慶市市長黃奇帆談到這些政策時說：「我們正在尋求20世紀80年代裏根——撒切爾似的模式。在經濟危機的時候，我們認為應該給人民發錢，這樣他們就能消費。如果經濟形勢足夠好，失業率將會低，那麽人民的日子就會更好。」

一些毛派分子，至少在最初階段，他們將薄熙來的政策看作是與中央政府的資本主義政策的可能決裂。但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和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支持者已經解釋過情況並非如此。薄熙來和此後北京當局采用一些毛時代的方式希望以此一定程度上消除當局所面臨的缺乏支持的局面，並從一部分工人和青年中獲取支持。為實現一個真正的替代資本主義的政治選擇的出現，我們必須從中共已經固化的政商勾結為主導的結構外去尋找道路。

針對紅色文化的宣傳和政府支持的對過去歷史的回顧，正如中國政法大學的法學院副院長何兵在2007屆本科生今年的畢業典禮上所說的，「他們鼓勵你唱革命歌曲，但不鼓勵你革命，他們鼓勵你看《建黨偉業》，但不鼓勵你建黨」。而這部為了慶祝中國共產黨建黨90周年的電影卻是由美國通用集團贊助拍攝的。（註：本文原采納諸多媒體的說法「何兵講話是在研究生畢業典禮）上，但根據讀者反映，何兵的這段講話應該發生在2007屆本科生畢業典禮上，特此修正）

政治改革？

這就是中國當局特有的性質和與眾不同的內部復雜性。盡管當局發出警告，但是不穩定仍然稱上升趨勢，而且當局也沒有放松專製和控製；反而是在向與之相反的方向轉變。這並不意味著當局不可能在環境影響下采取新的方針——但是這一需要有一場大規模的威脅到當局統治的群眾抗爭爆發才可能發生。但是，在這種狀況下的向所謂的民主讓步和放松專製控製等轉變也許太晚了，以致於無法挽救當局。

中央黨校的資深學者黨建部主任王長江曾將這描述為，政府內部存在嚴重的「政改恐懼癥」。

到目前為止，領導層中統治集團或者說統治集團聯盟仍然堅持原有立場主張進行持續的但「機敏的」鎮壓。他們反對任何放松政治控製的舉動，擔心將可能導致更大規模的社會動亂、抗議、地區沖突和國家機器的分裂（自1989年以來，特別是派系鬥爭一直隱藏在背後而不為群眾所知） 。而且，尤其是執政黨內部強大的工業和金融利益集團擔心，如果黨一旦放松權力控製，將使他們的經濟特權和壟斷控製受損。

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一再以非常模糊的口吻呼籲政治改革，而最近一次在倫敦的會議上他又做瞭如此表態，但是並沒有提出一個具體的政策。事實是，溫家寶的思想並不能構成任何影響深遠地動搖政治製度。他抨擊「權力過分集中，缺乏權力製衡等。」但他的補救措施就是更加明確和獨立的法律製度（「法治」和更大程度上開放媒體，而不是賦予群眾投票或組織的權利。 溫家寶的想法反映了中小資本家和外國資本投資者的要求，他們希望更多的法律保護以反對侵犯知識產權和更為透明的政府合同，但同時並不希望出現獨立工會和不受束縛的工人階級。

溫家寶和黨內改革派希望通過借助小心地增加一些「安全閥」來加強一黨專製的體系，而並不是取代它。他們希望部分通過司法改革和建立更加自由的媒體從而加強私人企業的地位，並以此作為手段提升競爭壓力迫使國有企業更有效使用資本。社會主義者明確反對這種論調，並明確指出，根據國際上「反壟斷法」和去規則化的政策只會有利於新興資本家而不是廣大普通民眾。我們指出只有工人對工業的民主管理和控製是實現真正的效率和滿足公眾利益的唯一途徑。

雖然這些政改派在統治集團內部很大程度上屬於寡不敵眾。溫家寶被允許一定程度上自由表達他的思想，特別是在其出訪外國的時候（但是他的講話也並不總是能在國內得以報導）。這部分是為了安撫改革派的焦慮，使他們對政治改革存有希望，盡管所有的證據都顯示相反的情況，部分也是為了給外國的政府和聽眾提供相同誤導的印象。媒體和司法改革是外國中產階級自由派和資產階級投資者所樂意支持的內容。

社會主義者要對任何將希望寄托在當局主導的政治改革上的想法提出警告。正如我們同樣反對作為中國資本主義逐步發展的結果，民主也會自發地出現的想法。民主權利只有通過群眾鬥爭才能實現。而通過社會主義綱領組織起來的工人階級則是實現這一目標的主要力量，同時它需要將其他被壓迫階級吸引到自己的陣營中。

不可避免的，動蕩會更為經常化和更激烈，新的工人和貧困農民的組織將會出現，並會學會如何保護他們自己和面對當局鎮壓時保持獨立性。具有政治覺悟的工人和青年也將日益認識到在專製製度之下沒有出路。

受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20國峰會組織（G20）等資本主義經濟組織所贊揚的經濟刺激政策雖然避免了2008-2009年出現立即的經濟低迷，但未能解決任何經濟方面的根本問題。相反地??，它們增加了經濟對於債務驅動型投資的依賴，並製造出日益不穩定的通脹泡沫，而廣大的工人和窮人正在為此承擔代價。

因此，在某個階段，中國最可能出現的前景將是一場巨大的社會爆炸，其規模甚至可能會把最近在中東發生的事件甩到後面。在政治判斷上無法未蔔先知地預測具體的時間表，但這是當前中國局勢總的發展方向。

中國：貧困縣「政治性清零」

中共的滅貧指標是帶有政治意義的。對習近平來說，中國在今年年底前達到「小康社會」是必要的，否則會對習近平的權威造成損害。所以，官方經濟數字往往與現實不符。

2020年11月23日，貴州省政府宣布，該省僅剩下的9個貧困縣正式「摘帽」。自此，中國國務院認定的832個國家級貧困縣全部去除「貧困縣」稱號——這就是中共自2015年展開的「脫貧攻堅戰」的結果。

政治性目標

12月3日，在中共政治局常委會會議中，習近平自吹自擂道，中國實現了「令全世界刮目相看的重大勝利」，並聲稱全中國人民都不愁吃穿，義務教育、基本醫療、住房安全亦均有保障。但會議也承認，中國發展仍然很不平衡，仍須擔憂脫貧人口就業和可能返貧的問題，仍須支持為了「脫貧攻堅戰」被迫搬離家鄉的人口，要確保人民基本生活品質等等。這也正呼應了李克強在今年5月底提及的中國有6億人（約43%人口）月收入不足人民幣1000元、不夠在一個中等城市租到房子的情況；而在北京等大城市，最低月工資（2200元）也不足以支付起碼的生活成本。

中國國內的媒體大張旗鼓宣傳脫貧「成就」，聲稱這是人類減貧史上的奇跡、體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製度優勢。部分報道並將美國拿來比爛，表示生在中國很幸福：報道美國有4000萬貧困人口、同期中國貧困人口少於2000萬，卻不談兩國貧困標準（中國：每人年收入低於人民幣2300元、折合352美元，美國：單身家庭年收入低於12760美元，家庭每多1人則增加4480美元）；報道指因為新冠肺炎，美國數百萬租戶付不出房租而被驅趕；但對於中國國內蛋殼公寓爆雷、年輕上班族為主的租客被驅趕，卻機會主義地批判「資本」設法安撫群眾，而絕口不提中國資本主義製度的問題。

不只貧困線過低，中共脫貧作假也是前科累累。早在2019年，就有河南的扶貧人員爆料，他們收到上級政府下發的「標準答案」，要求貧困戶在接受領導視察時，依照這些「答案」熟練回答脫貧相關問題；也有地方政府要求貧困戶掛好衣服、擺好食物，將「脫貧」大戲演得更逼真；如果有人不願配合演戲，就可能被地方政府強製搬出縣外。為此，已經有貧困戶不堪住家被拆而自殺。即使是中共高層，自己恐怕也不相信脫貧真的成功。11月20日，李克強才告誡多個省份政府首長要講真話，而這恰好也是習李內鬥的又一個表現。

從前述中國貧困線、最低工資和生活成本看，即使按官方標準不貧困的人，日子也不一定好過。現在的中國，仍未真正擺脫新冠疫情，南方又遭遇持續4個月的水災，還有潛在的糧食危機，而疫情對經濟的沖擊也不會迅速退去。中國總負債占GDP比例已攀升至335%，存在企業陸續爆雷風險。11月，中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現11年來首次下降，降幅為0.5%，而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PPI）亦下降1.5%，恐怕預示中國經濟增長乏力，家庭消費疲弱。中國官方公布的失業率即使略有下降，也仍有5.3%；面對減少的職缺，今明兩年約1800萬大學畢業生面對的完全不是五四宣傳片《後浪》中前程似錦的模樣，而是黯淡的就業前景。

真正的解決貧窮問題

面對政權內部權鬥、國內經濟下行和社會動蕩、國際戰線受挫，習近平趕著在2020年實現「脫貧大計」，作為美化自身執政的「政績」，全然不顧貧苦大眾的真實生活水平。「脫貧」之後自然不必再發扶貧補助，各地及中央政府可以省下一筆錢，而基層人民的日子依舊苦哈哈，並充斥著危機。

2020年底層60%的家庭收入都有下降，因此貧富差距擴張得比之前更快速。社會主義者指出，問題不只在於地方政府，更在於整個中共政權，及其維護的官僚專製資本主義製度。中共的脫貧宣傳是不可信的。只有實現生產資料公有製、自下而上的計劃經濟、工人民主控製和監督各產業，真正的脫貧才會實現。

二零二一年

中國：「內卷」與「入關」——利潤飽和與帝國主義戰爭的新瓶舊酒

近期，國內網民交流討論社會性議題的話題中，常常提及到一個概念——「內卷」。廣義而言，這一概念往往會被用於解釋國內各行各業以及各領域出現了過度內部競爭而造成生活水平下降的問題。

然而，網絡上對「內卷」的討論非常廣泛，套用這一概念的情境亦非常多元——從日常生活瑣事、到就業和職場競爭、乃至國內「決定人生」的高考，都能套用到這一概念上。但吊詭的是，每個人對「內卷」這一概念卻有著不同的定義。

「內卷」

首先應當厘清「內卷」的定義。普遍都知道「內卷」（involution）作為一個生物學概念被引入社會學當中，源自於美國人類學家吉爾茨（Clifford Geertz）《農業內卷化——印度尼西亞的生態變化過程》， 所指的是當社會到達某一階段後卻無法進一步向更高階段演化，而是只能在當前水平下復雜化的重復再生產，缺乏創造性。換言之就是量變不斷累積，卻無法達成質變的一種狀態。

而這一種概念套用在中國國內，最容易引發廣泛共鳴的就是高考製度。中國高考被視為典型的內卷，原因而是在於為了在龐大的考生人數中進行淘汰和考核，受製於全國課程大綱又不允許試題和考生跳出大綱這一框架，因而只能將考試題目和內容趨於無意義的復雜化，使得考生被考核的層面往往不是學術水平或創造性，而是對各種出題手法熟悉與否和考生的答題技巧。

然而造成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在於中國國內地區經濟發展的極度不平衡而引伸到地區教育資源的不平衡，使得教育當局必須以一個全國統一的高考課程大綱所為統一的考核準則，否則落後省分和地區的考生根本無法競爭，高等教育名額必然進一步向發達省分和地區傾斜。

在就業和職場上，這種情況則最常體現為「向下競爭」的加班文化。在資本家鼓吹「奉獻」「奮鬥」等等的措辭下，工人通過更多的無償加班等途徑以「證明自己對公司的價值」，996這種公然違法的工作條件更成為了互聯網科技行業的常態。這種工作強度和時數的不斷叠加亦是內卷的典型形式。事實上這種情況並非新鮮事物，日本在上世紀八十至九十年代早已進入了這一階段，有著大量工人在工作崗位上「過勞死」的案例。

在中國，其實這一狀態的因素在於當中國的資本主義市場體製復辟，市場的利潤率趨向飽和後，資本本身亦同樣開始進入「內卷」狀態。在中國，一個有利可圖的新行業可能往往只需一年半載就會吸引大量尋求增殖的資本迅速一湧而上，擠滿甚至「壓壞」行業的生存空間。如幾年前的共享單車行業，可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可見，這依然是典型的資本主義體製下市場利潤飽和而資本加強對內剝削的老問題。

網民試圖用「內卷化」一詞綜合各種社會衰敗的現象，反映民眾對社會停滯不前、無發展機會的不滿，為自己的生活困境及暗淡前途提供一個客觀解說。可見中共的官方宣傳權威受挫，使社會意識的出現真空，各社會階層正在尋找答案。社會開始有集體的獨立思考，認知到社會製度出現問題，而不再盲目接受統治階級的洗腦宣傳，已經足夠令中共有所恐懼。然而，這可讓革命思想有更大醞釀的空間，但也可以形成右翼民族主義的思想。

「入關」

突破這一困局的想法同時亦被大量爭論，其中包括所謂的「入關論」。這一充滿國族主義的念頭將現時中國比喻為十七世紀中期努爾哈赤與皇太極所統治的女真政權「後金」，而把美國比喻為擠壓女真族生存空間的「明朝」。認為中國應當像當時的後金一樣「入關」，「征服大明」。而這其實也不過是二十世紀初帝國主義戰爭說辭的「中國式」翻版，以戰爭手段為資本掠奪和打開國外市場，占據世界資本市場更高更有利的位置。希特勒亦曾叫囂「用德國的劍為德國的犁取得土地」，最終劍沒能為犁取得寸土，倒是丟失了更多的領土，並給世界帶來了死亡、破壞、衰退。

因此，現時的情況是中國資本主義復辟後，同樣陷入了資本主義發展的瓶頸。 而歷史早已證明，帝國主義戰爭根本不是解決方案，只會為工人群眾帶來最恐怖的苦難。因此，跳出這一困局的方法，就是組織起工人階級的力量，並團結國際上的工人階級，實現世界革命，徹底推翻資本主義體系。

中國：由政權護航的血汗科企合法殺人

中國網購行業競爭極其激烈，且隨著更多的資本無序地湧入各類型網購市場，市場空間迅飽和的狀態下，資本開始更喪心病狂地壓榨員工。去年12月29日，社交電商企業拼多多一名年僅23歲的女員工加班至淩晨一點半，不幸在下班回家的途中猝死。

而在本文行文之時，拼多多公司又一名任職技術開發工程師的員工在1月9日於長沙家中跳樓輕生離世。

事實上，中國工人群眾早已進入了被資本超額剝削的「新常態」，這種工人疑似過勞猝死的消息甚至司空見慣得令人麻木。而這次引發關註的一點，在於事件發生後，有網民在網站「知乎」提問：「如何看待網傳拼多多員工加班後猝死一事？」後，拼多多官方帳號回答稱基層勞動群眾都是「用命換錢」，「不認為是資本的問題……這是一個用命拼的時代」，「選擇安逸的日子……就要選擇安逸帶來的後果」。

這類型的說辭可謂是中國資本家卸責開脫的標準答案，包括馬雲的「996是福報」再到劉強東稱「996只是小意思」。只是這一次，跳出來為資本保駕護航的還包括了中共中央政法委的官方號「長安劍」，其發文指：「年輕人以奮鬥向上的姿態，在一往無前追求幸福的路上倒下了，這無疑是一個悲劇」。這種塗脂抹粉的言論可謂極其令人反胃！政法委這樣的一個官方機構將一個涉嫌違反《勞動法》導致員工過勞死的慘案，輕描淡寫乃至舞文弄墨地描寫為「在一往無前追求幸福的路上倒下了」，似乎與其遭受到的過勞剝削毫無關系似的。

勞動法如無物

根據 2019 年 3 月國家統計局數據，中國人每周的平均工作時間達到 46 小時，意味著中國資方充斥違反《勞動法》的企業。世衛組織和國際勞工組織的全球研究認為，工作超過一周 55 小時，是導致中風和缺血性心臟病的「足夠有害證據」，但這還比996工作製少17個小時。

根據《中國經濟生活大調查》，2020 年，除去工作和睡覺， 中國人每天的休閑時間僅為 2.42 小時，比 2018 年還要少了 25 分鐘。可見，疫癥帶來的經濟危機使長工時問題進一步惡化。

更甚者，「長安劍」又稱「別有用心者一嗅到『味道』，便趕緊跑過來吃人血饅頭……，以『用命換錢』『資本的問題』等一系列說辭，借機在網絡平臺上，大肆表達自己對社會的不滿，散播個人情緒化的言論……，不管有沒有『帶節奏』的原始意圖，這都無疑是陷入道德的泥淖」言下之意，中共的「政法」機關根本不在乎這個案件中企業有否違法、員工是否過勞死、乃至不在乎全國有多少勞動者正面臨同類型的困境，因為它認為這僅僅是一個「道德的泥淖」。它所在乎的，是對社會不滿，對現狀不滿，對資本剝削不滿的人是抱著什麽樣的用心。

而在「長安劍」文章中，對拼多多唯一的批評點僅僅是在於「面對公眾質疑，拼多多……應當主動承擔誠信的社會責任，積極鍛造誠信的社會形象……祥和社會，溫暖人間」，仿佛在中共中央政法委眼中，這血汗企業不過是一個偶然撒了個無傷大雅小謊的孩子，字裏行間盡是對「孩子」的循循善誘。實情是，這「孩子」正在殘酷地奴役並迫死了為他打工的工人，而這「孩子」黃崢，正是透過這些工人的血汗和生命，累積起全國富豪榜第13位的財富！

中共是對基層民眾所遭受的資本壓迫的幫兇，甚至因為脫離民情而反過來質疑不滿者居心何在。相對地，它卻對資本溫情脈脈噓寒問暖，對血汗剝削視若無睹。對中共尚存幻想的人可以休矣，專製政權與資本家本來就是共為一體，工人階級只能依靠自己，爭取建設獨立工會的權利，由下而上組織起來，對抗那些由政權背書的吸血鬼。

地產公司蛋殼破產　揭示中國資本主義賭場危機

近日，中國的蛋殼公寓公司「暴雷」（資金鏈斷裂），引起了軒然大波。蛋殼公寓是一家長租公寓運營商，於2015年成立，最多在十多個城市同時管理40多萬間公寓，號稱累積服務100萬人以上。今年2月就有傳聞說公司沒有正常付給房東房租，但公司方回應說一切正常，11月，再次出現房租沒有到賬，租客被斷水斷電、客服聯系不上等情況。

其後，司方已經處於癱瘓狀態，北京總部外聚集數百人維權。而房客和房東的沖突更是加劇，一方已經繳納房租，一方沒有收到房租，已經退房的也無法收回押金。導致多起惡性事件，房客有被強行趕出租房的、有持刀與房東對峙的，而廣州更有一名年輕租戶近來因遭房東強製清房，從18層高的高樓一躍而下。

如何盈利？

導致這一現象的直接原因是蛋殼公寓乃至整個租房行業的盈利模式。為了搶占市場，包括蛋殼在內的各個公司都采用「高收低付」 的模式，也就是以高價租賃房源，以「優惠」方式租給房客的「虧損」式發展，而同時為了保證現金流，公司「引導」租客選擇「租金貸」，通過合作銀行貸款，一次性給公司一年房租，而租客之後實際上繳納的是還款而不是房租，金融杠桿讓公司在短時間內有大量的資金去搶占房源。

蛋殼公寓曾是共青團中央、《環球時報》等極力推薦的企業品牌，今次的破產猶如另一場P2P借貸風波一樣，對中共的權威將造成大打擊。所謂「國家包底」再不是穩健投資的保證。

而這種模式也得到了資本市場的認可，雖然2017年到2020年初，蛋殼已累積虧損63億元，負債率達97%，但2020年1月17日，蛋殼公寓在紐交所上市，當日估值27.4億美元。但是這種不穩定的模式在疫情的沖擊下很快就迎來危機。

事實上，從2017年至今，已經有70多家長租公寓公司相繼「暴雷」。除了畸形的模式外，最根本的癥結還是在於在中國被忽視的住房正義，乃至整個資本主義邏輯。中國地域發展不平衡，少數大城市占據了絕大多數資源，大量年輕人為了生計湧入這些城市，而他們也是公寓公司的主要「獵物」，據2019年的數據，北上深等大城市一居室房租收入比已經達到90%以上，而受薪者要平均工作2~5年才能購買一平方米房屋。

2020年的調查報告顯示，中國的36個重點城市中，有超過1000萬，約13%的人正在承受超過1個小時的通勤之苦。一線城市卻出現許多靠房價上漲暴富，以收租為生的「新地主」。這種現象，乃至整個中國飲鴆止渴的房地產政策，都是資本主義引起的，資本需要集中的勞動力，所以有了人口極端密集的大城市，同時要製造房屋短缺，因此催生了隔斷房、「睡城」；資本需要增值，就利用房屋作為商品炒賣。無產階級勞動者被資方、被房東壓榨，剩下的一點點資源甚至都無法完成勞動力再生產。

房屋全面公有

我們社會主義者認為，人人都應有合理的居住空間。多年前就有調查評估在中國今天有超過6千萬間空置房屋，如果將其全部公有化，讓勞動者進入居住，已可立即解決迫切的房屋問題。只有在根本上改變資本主義製度對人的異化，把住房看成滿足人生活需求的工具，而不是資本的遊樂場，從而建立健全的全民公共住宅計劃。將所有住屋及金融企業公有化，收歸工人民主控製，取消畸形的金融投機。為了實現這些目標，我們就必需有一個有明確社會主義綱領的工人階級政黨。

中國：女性受暴激起公憤

數起家暴致死案的媒體報道，重燃了中國網民對於女性受暴問題的廣泛討論。山東德州女子方洋洋因不能懷孕，自2016年經媒人介紹結婚以來，長期遭夫家虐待。其夫家的虐待手段可總結為「打、凍、餓、禁閉、罰站」，終致方女在2019年1月31日死亡。當時方洋洋只有22歲，身高1.76米的她，死時體重因極度營養不良只有30多公斤。2020年11月媒體報道中提及，法院一審判決中，三名施虐者中，公婆分別被判三年和二年二個月有期徒刑，而丈夫則被判刑二年緩刑三年，引發判決過輕的爭議。

慘案頻發

家庭暴力魔爪也伸向了離婚的女性。藏族網絡紅人拉姆，在2020年5月因其前夫唐路對其長期家暴而協議離婚，但又被唐路威脅殺害小兒子因而復婚，之後拉姆再遭受多次家暴，在6月終於起訴離婚成功，但受暴的威脅根本沒有消退。9月14日，拉姆在直播過程中被唐路潑汽油燒成重傷，最終在30日不治。很多網友對於事件表達憤慨，亦有網友發現唐路在離婚前已經因為拉姆在抖音直播中人氣比自己高而心理不平衡，也對部分網友喊拉姆為「老婆」相當不滿，留言諷刺道「你是不是很高興」，可見事件中的兇手控製欲之強。

如果情況變成妻子無法忍受丈夫虐待，因而殺死丈夫，情況又如何呢？2015年8月，一名長期遭受家暴、在遭遇砍殺威脅之際反擊殺死丈夫的女性，被判有期徒刑7年，而這還是事件中女方自首、男方親屬諒解後，「從輕發落」的結果，也比丈夫家暴妻子致死的董珊珊案的6年半刑期來得重。若無男方家屬諒解，刑期恐將達到11至12年，更有1/5的女性在這種情況下被判死刑或死緩。我們對比兩種情況就可發現，中國的司法對於廣大女性非常不利，警方會說「清官難斷家務事」，法院還可能指責反擊的女方「不能正確處理婚姻家庭矛盾」。

中國對於女性受暴問題處理機製漏洞百出。中國的法律沒有婚內強暴概念，在這方面和伊朗、沙特阿拉伯、烏幹達等國處於同一水平線；法院在實務上也很少認定婚內強暴。中國法律實踐中，對於家庭暴力的界定範圍過窄；性暴力和經濟控製經常不算家暴。2020年兩會通過的「離婚冷靜期」在今年1月1日生效，而這會讓本就不易的離婚更難進行；不堪家暴而跳樓摔成重傷的女性，會被派出所認定自殺行為，事發1年後仍不能離婚。即使官方聲稱各地的家暴救助服務在改善，只要表面的「家庭和諧」仍然被認定為頭等大事，女性受暴者仍然難以公開發聲、擺脫家暴。

由於「傳宗接代」觀念，胎兒一旦被發現是女孩就有不小的機率被墮胎；或是一些孕婦服用「轉胎丸」（一種雄性激素），造成孩子是雙性人、被家長送去「矯正」中心淩虐。即使女孩順利降生，也要在一生中遭遇諸多障礙。中國女歌手譚維維在2020年12月發表新歌《小娟》，列舉的女性遭受家暴、謀殺的情節都在中國近三年真實發生過。女性離開人世後，也可能被配冥婚，只為免得出現「孤墳」，影響家宅「繁榮」！在資本主義的當今中國，這一陋習也催生了女性遺體買賣市場，及為斂取此種不義之財的謀殺女性案件。

舊思想殺害女性

根據《2020年全球性別差異報告》，中國性別平等在全球153國僅排第106名，在「健康與生存」一項位居倒數第一，涉及政治和受教育權的指標亦有倒退。中國女性受暴和其他受歧視的問題，在貧困、落後地區尤甚，但無論中國官方宣傳，還是國際上對於中國的認識，大多聚焦在中國經濟較發達的省市，令中國女性受暴等社會問題通常被社會大眾（包括外國人）嚴重低估。所以，有效對抗女性受暴問題，除了通過教育和宣傳扭轉落後觀念外，還需爭取就業性別平等、體面工資、可負擔住宅、性暴力庇護所、家務勞動社會化（托兒、護老等）、免費優質公共網絡（促進信息流通）等，而落實這些不免侵犯到資本家利潤和中共獨裁的訴求就需要工人團結鬥爭。

中國：從「打工人」流行語的爆火看工人階級意識的回歸

最近一段時間，在中國的網絡上，突然席卷起了一陣關於「打工人」的狂風。在人們通常使用的聊天社交平臺上，各種段子、表情包再附上打工人三個字眼充斥其間，甚至於人們互相問好的時候也會喊句「你好，打工人！」、「加油，打工人」。關於如何理解這一熱門網絡流行語，解讀其背後的含義，也就成了當下討論的重點。

「打工人」

一般來說，「打工人」帶有兩層含義在裏面。一是對所有從事體力勞動或者技術勞動的人的統稱，無論是在工地搬磚的工人還是坐在辦公室「996」的白領，或者早出晚歸的職員，都屬於這個範圍。打工人的火熱反映了廣大勞動者內心深處的階級認同的回歸。自改革開放以來，階級敘事淡化，開始轉向以牟利為主導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在改開政策下誕生的資產階級憑借其雄厚的經濟基礎，不僅在政治上，還包括在文化、娛樂、輿論上也占據了主導位置，掌握了話語權。比如用「企業家」代替「資本家」，提出「人民富豪」稱呼，宣傳「穩定壓倒一切」。在這之前，流行的同類詞匯還有「打工仔」 、「社畜」。

但是相比較而言，「打工仔」常隱含著一絲卑微和低人一等。社畜又似乎太安於現狀，沒有鬥誌和理想。「打工人」一詞在字面表達上相對中性，更容易被統治者接受。可以說，用這個詞匯是不得已而為之，是「沒有辦法的辦法」。

在10月26號，作為中共喉舌的央視公眾號在一文章中公然使用了「早安，打工人」，更是將這一網絡流行語推向了風口浪尖。因為官方面對該詞匯背後所反映底層群眾的勞累心酸、被壓迫現實的視而不見，很多人因而感到不滿，更對官方有意將這個詞匯去政治化、變中性化、變娛樂化來愚弄大眾的手段感到憤怒。縱然中國政府向來不乏一幫「五毛」、「小粉紅」等網絡水軍來為自己裝腔作勢，然而他們卻在評論區宣泄生活艱難的群眾面前潰不成軍，最終央視公眾號在群眾的壓力下刪除了那篇文章，避免更多討論。由此可見，中國政府是有多麽的害怕工人群眾政治意識上的轉變與覺醒，害怕群眾會團結起來，會將網絡上的抗爭進一步發展為現實中具體的反抗與鬥爭，威脅到自己的統治。二來，「打工人」，也有打壓工人的意思隱含在其中，是工人階級對自己現實生活中被資本剝削打壓的自我嘲諷。

低廉薪資與高強勞動，是當下中國底層群眾無法擺脫的命運。中國適度勞動協會課題組，對北京的白領進行分析後則發現有61.6%的人已經進入了過勞死的「紅燈預警期」，即具備過勞死的征兆。而處於過勞死「紅燈」危險區、即隨時可能過勞死的狀態的人，占據26.7%，形勢十分嚴峻。2013年時，有一篇新聞報道過：「中國每年過勞死的人數到達60萬人，這意味著每天大概有超過1600人，因為勞累過度而死亡。」

資本家強製下的高度勞動所對應的則是，工人薪水低、被欠薪、討薪難。資方愈加頻繁地采取強硬而暴力的手段對待絕望的討薪工人，有超過20%的抗議工人被公司毆打或被警察拘捕。由於沒有代表自己利益為自己發聲的工會，工人群眾的權益被白白踐踏，遭到打壓也無法維權。面對在中共操控下淪為黨國機器的所謂工會，我們主張工人要組織獨立工會的權利，以維護自己的權利。這工會要屬於全體工人民主控製的。所以這個詞匯爆火的背後，更深層的是對現實生活中糟糕境遇的反映。

勞無所獲

所以越來越多的勞動者意識到了一個現實：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製下，一切成果，不過是給老板做嫁衣裳。格子間的白領和流水線的廠工並沒有什麽區別，都是被資本雇傭所剝削的奴隸。於是等級分明、曾經互相鄙視的勞動者開始和解，在「打工人」的大旗下有了一致的自我認同。

如今，中國的工人階級政治意識也在快速覺醒，但工人階級的不滿和抗爭絕不能屈就於網絡的宣泄，應當團結一致起來，轉變為現實中具體的有步驟的鬥爭與行動，這正是中共富豪專政所恐懼的。

中國：直播生態––資本主義下沒人能「成為自己生活的導演」

疫情肆虐的2020年，是整個資本主義體系醜態百出的一年，悲劇和荒誕之事每天都在上演。荒誕之一，就是在今年年初，一些公司提出的「居家線上辦公」的漂亮口號。宣傳托辭是「自由自在，隨時隨地辦公」——仿佛這樣真的「自由」了似的。其實，在中國大陸，一部分人早就（2015年左右）實現了完全的居家線上工作，但他們所受到的壓迫與剝削甚至更重，他們的工作壓力甚至更大——他們是「主播」。

主播從業者

日前，大陸相關數據顯示主播（包括兼職）從業者已經接近千萬。千萬主播，來自縣、鄉、村不發達地區的主播占比55.0%，農村地區的主播就占了24.5%。由此，大陸政府官方口徑會提到，網絡直播在某種程度上起到了「草根青年群體」上升通道的作用。但事實與此相去甚遠。一般人印象裏，主播們會唱歌、跳舞、才藝表演（包括遊戲）等等，總之會有一技之長。但鏡頭前的光鮮僅僅是表面，這千萬人裏，近八成人收入不足5000，5000——相當於一個大陸中部地級市的平均工資，或者這麽說：僅僅相當於一個東南沿海地區流水線工人的工資，甚至更少。

於此同時，相比體力或一般的白領勞動者，他們要受多一層的剝削：所在的公司（稱MCN機構）和直播平臺會對主播進行雙重的抽成。以大陸靠近頭部的直播平臺鬥魚為例，一個主播每個月掙得的禮物（靠觀眾打賞而來），鬥魚會抽走7成甚至8成；主播帶貨（打廣告賣商品）所得收入，公司一般僅僅會給到2.5到3.5成——這已經是較好的情況。在多數MCN機構中，主播的薪資結構會更不合理：底薪極低，提成則想方設法克扣。而且，多數主播是被MCN機構極不合理的KPI考核限製著，如果沒有達標，基本底薪也會難保。接著便是一系列我們看到的：女性主播被迫做色情（軟色情）、男性則是瘋狂的吃播（活吃蛇、蜈蚣；生吃小麥面粉、吃土等等）、獵奇直播（肉體自殘自虐、辱罵貶低自己、虐貓）等等，不一而足。主播們的處境，是資本主義體系中無產者現在（或將來）生活的生動寫照。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提到，一無所有的人會以各種各樣的形式賣淫——這種事在大陸已經具體發生了，上海的一位奶茶店女老板為開色情直播賺錢還房租。

這種情況的發生，固然和大陸的直播受眾（約5.5億人）文化水平較低有關，但更深層的原因，還是因為網路平臺必須提高點擊率，同時要保持低製作成本，因而要在最短時間內刺激觀眾官感，才能賺取利潤。更有深度和創作水平的製作，需要時間消化和吸取，與這類網路平臺的生態相違背。這是資本主義的頑疾。相關數據表明，主播群體以藝術學專業畢業的學生為主，占比38.7%——這不是對資本主義體系下「藝術創作自由」的最佳諷刺嗎？另外，中國共產黨對文藝的審查（包括直播）雖然向來嚴厲，當局以反「三俗（低俗、惡俗、媚俗）」為名對文化行業數次整頓——在欠缺製作資源和創作自由的環境下，文藝水平根本難以提高。一切「三俗」，換個地方，換個包裝，照常發生——從當初的「YY直播」到「陌陌直播」，再到快手、抖音……同樣的事情在重復。我們不如說，共產黨當局的「反三俗」，只不過徒有其名，其真正的目的是扼殺異議、鉗製創作自由。社會主義者固然支持民眾網上表達的自由，但今天直播行業泛濫起來，無疑是整體工資低下和就業困境下誕生的畸形生態。我們主張勞動者建立獨立工會的權利，為直播行業的待遇提升而鬥爭。

審查扼殺創作力

此外，我們反對一切政治審查，只有全面的創作自由才可以使創作文化水平提高。社會主義者主張將所有網絡平臺和MCN機構公有化，交由網絡創作者和資訊科技員工民主管理。它們的作用只是為直播使用者提供技術，並把信息有效傳播給所需要的觀眾，而不是為了推銷商品。網絡科技的進步帶來的，不僅僅應該是文娛資本和威權政府無孔不入的壓榨和監視，它應該讓大多數人受益——通過直播，真正記錄自己的生活；讓大多數人真正「成為自己生活的導演」。

中國：不要再有下一個豫章書院

在2017年網路出現了一些關於南昌豫章書院修身教育專修學校的討論，有學生出來指控校方的暴行，引發了輿論關註。輿論一連串發酵後，豫章書院申請停辦，南昌青山湖區委宣傳部相關負責人也表示，公安部門已介入此事，然而幾個月後「因為證據不足」，並沒有對校長吳軍豹作出逮捕決定。

學生出面的指控包含著體罰、囚禁、暴力訓練等，學生若不服從校方的高壓統治，就會被體罰、被用鋼筋毆打，甚至是會被「關小黑屋」。校方還會阻擾學生與家長的接觸，對家長進行洗腦，讓家長認為孩子的求救只是不服從學校的管教。許多學生在如此孤立無援的情況下，出現自殘、自殺的行為。

此事件的相關舉報人、出面指控的學生皆收到死亡威脅，甚至是被校方的人登門造訪，威脅讓他們閉嘴。舉報人之一不堪其擾，自殺未遂後，再度引發社會關註。2019年底吳軍豹等人接受公安機關調查，2020年1月審查起訴，在7月最終判決結果出爐。法院僅針對學生被關小黑屋一事，判決了輕微的「非法拘禁罪」，吳軍豹被判處兩年十個月的有期徒刑，其他學校相關負責人的刑期更短。學生、舉辦人所提出的「冒充國家公職人員招搖撞騙罪」、「虐待被看護人罪」等罪名，證據充足，卻沒有被公訴。

「戒網癮」

其實在中國充斥著無數打著「戒網癮」、「治逃學」、「教育德性」、「心理輔導」旗幟的特訓學校，這些學校並沒有正規的教育系統，也沒有專業的心理輔導人員，皆是軍事化管理教育學生。這些學校的手段通常是家長報名後，校方冒充國家公職人員、冒充警察，拐騙、強擄學生到校，之後會隔斷學生與外界的聯系，每天會進行禮儀訓練、講述道德課程，也會對學生進行考德點評，不符合規範者皆以體罰處理。無數案例顯示，即便是事情曝光，官商勾結、校方背後的勢力使得事情即使呈報到公安機關，最終也都不了了之，學校改個名字、換了校址，依舊維持營利，舉報人甚至會受到人身安全的威脅。且這些學校利潤空間大，一學期學費高達2萬多、3萬元以上人民幣，缺乏行業標準，人人都可以借由開辦特訓學校大撈一筆。在需求龐大而公辦學校不足的情況下，這樣的特訓學校有增無減。

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和共青團中央國際聯絡部曾發布的《中國青年發展報告》顯示，中國17歲以下的兒童青少年中，約3000萬人受到各種情緒障礙和行為問題困擾。中學在讀學生7.7%存在高抑郁風險，高等教育在讀學生則是6.6%，中學生以及高等教育學生的壓力來源最大宗皆是學業壓力，各占了8成、7成的壓力來源比例，其他的壓力來源包括人際關系、知識危機、經濟壓力以及對未來職業的迷茫等。在中國如此高度競爭的教育環境下，患有情緒障礙的青少年年齡層不斷下降，近日四川也傳出有小學生留下「活著太累了」的遺書，隨後跳樓身亡。

增加公共教育資源

各項數據、社會案件皆顯示出需要擴大公共教育資源的迫切性，同時必須增加針對青少年學生的心輔資源，而不是讓民間更多無良、缺乏專業性的特訓學校去填補公辦學校的空缺。學生受到暴行、孤立無援的消息不斷被打壓，在網上揭露發言被刪帖，呈報至公安不了了之，這些都並不只是地方官商勾結的問題，而是再再顯示出中央政權的腐敗！

社會主義者要求取締所有私營的特訓學校，並結束任何學校的高壓統治。我們支持學生組織獨立學生會的權利，為自己爭取校內的自由和權利，對抗校方的高壓統治。我們要求全面加強對青年學生的心理輔導服務，讓所有需要者免費使用。我們要求全面擴大教育資源，讓人人可以免費就讀大學，從而廢除考試製度，讓所有學生能在根據自己的興趣選擇學科。競爭式升學製度只是反映著社會的就業困境以及貧富差距，這些問題愈嚴重的社會，統治階級就越需要把作為準勞動者的大部分學生劃分為不同等級（當然將大部分劃為低賤的「失敗者」），方便他們進行壓榨和分化統治。而學校的高壓統治則是維穩工具之一，壓製學生的反抗。所以歸根究底，學生鬥爭一定要扣連至整個社會的鬥爭，即整個工人階級對抗資本主義和極權統治的鬥爭。

中國：延續退休年齡及人口老化

在去年11月14日，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苗圩罕見地承認中國面臨了人口老化的危機，而在十四五規劃中共也提出了「漸進式延遲法定退休年齡」，與西方資本主義政府打擊退休金的政策相同。

中國現行法定退休年齡，男為60歲，女工人及幹部分別為50及55歲。政府未有提出明確延遲退休年齡的時間表，因為根本沒有可行方案，任何做法都會激起民憤。中央在2013年表示過研究製定延遲退休年齡政策，及後提出過於2017年推出具體方案，但後來因為爭議過大，相關方案至今未見。

減免企業社保費

中國在2015年就開始實施調降企業負擔社保費費率，在去年五月更進行了最大幅度的調降來削減企業成本。而疫情期間，對於企業減免的社保費負擔更是高達了1.2萬億人民幣，這是將退休問題轉嫁在工人階級身上。

延遲退休會對工人階級造成嚴重負擔。首先，意味著勞動者要多繳少領社保，工作負擔增加。更多年老工人占著工作崗位，年青工人向上流動的機會再減少。另一方面，失業的年老工人在中國極難找工作，長期以來官方都將「女性40歲、男性50歲」的人群列為就業困難群體。大部分企業事業單位在招聘時會將最高應聘年齡設置在35歲，一到40歲就很難找到工作。再者，延遲退休意味著托兒會受影響。內地不同地區約有50%至70%的第三代由祖父母輩幫助看護，更多父母（尤其是婦女）要照顧孩童而更難外出打工。

另一方面中共官員及企業欠繳，挪用養老金的腐敗事件也是不斷上演，過去網上就曾傳出一名中共高官的月退休明細表，高達4萬人民幣，而這僅是冰山一角，過去更有媒體揭露，2012年中共61萬名官員的退休俸高達7000億人民幣，占了當年GDP1.3%，可見基層的工人階級拼命為權貴養老，但自己的退休生活卻被剝奪。

中國早已在15年時面臨到人口老化的危機，這也是當時中共在十三五取消一胎化政策，並且推動全面實施夫妻可生育二孩的政策主因。但四年過去，二孩政策並沒有有效刺激生育率。中國人口老化問題是變得更加嚴峻，依照目前速度，會在2022年步入深度老齡化社會。

依照官方的最新數據顯示，60歲以上的人口已高達18%，出生率更是創下1949年以來最低，僅有10.48%，預計在2035年中國老人扶養比會從當前的17%上升到33%，而未來5到10年內，養老金缺口會高達10萬億人民幣，並且可能會在2035年破產。政府的養老金出現赤字已經不再是新聞，一方面在於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參保率僅有3到4成，農民工的情況更是嚴峻，甚至有高達3800萬人因為薪資過低而棄繳社保費。

中國迅速陷人口老化的危機之中，其中一個因素是改開時，中共為了避免人口快速增長所帶來的社會保障負擔，施行的殘暴的一胎化政策。而到了今天，中國資本主義的高物價、低工資以及嚴重缺乏的社會保障成了最有效的「避孕藥」。在11月23日，北京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宣布13個行業的最低薪資每個月僅有2200人民幣，有高達5.6億人沒有存款，90後的人均負債更是高達12.7萬元。

正是資本主義體製——剝削體製對於工人階級的殘酷壓榨，同時勞動力使用的無序及浪費——造就人口老化問題。中國在未來十年，勞動力人口每年都會以1%速度遞減。經濟學人智庫去年發表數據，預計到了2030年，中國的勞動人口（15至64歲）將較2018年減少7,000萬，下跌至9.23億人。

延後退休

延續退休年齡揭露了中共獨裁政權親資的真面目，其新自由主義方針與西方資本主義政府無異。法國政府在去年一月取消延長退休年限就是因為有數十萬的工人階級組織起來發起大規模的罷工抗爭才阻擋下來。中國的工人階級及青年也需要起來鬥爭，爭取全面而且充足的退休保障，需要向富豪課以重稅，並且要終結官僚的特權及貪腐，取消城鄉戶籍製。但只有將整個經濟民主公有化，收歸於工人階級民主管理的手上，才能夠在不扣減工時的情況下實行八小時工作製，把工作攤分給更多工人，讓更多的工人可以獲得更多的工作機會。為此工人階級需要組織起戰鬥性的獨立工會並進行抗爭才能實現。

中國：反對996合法化！不要改開2.0

習近平在深圳經濟特區成立40周年進行了一場南巡，並且在此行前天中央公布深圳經濟自由化的改革方案，被喻為改革開放2.0。其中一項「探索特殊工時管理製度」意味著允許企業進一步地彈性使用工時，降低企業的勞動力成本。這等同廢除勞動合同法，將996（朝九晚九六天工作製）合化法。中國《勞動法》規定，各行業勞動者每周工作時間不超過44小時。這法例本來形同虛設，996的員工往往實際工作72小時，現在企業更可以明正言順強製加班了。此外，企業也可以透過彈性配置工作時間降低所需的雇用人數，甚至是提供更多非典型的派遣工作。中共將由深圳開始逐步擴展此一政策至全國。此一政策出臺後立即受到網民的撻伐。

臭名昭著996

幾年來科技業的996已令勞動者深痛絕惡。最近電商巨頭拼多多的一名年僅22歲員工，在淩晨1點多下班後，回家途中突然猝死。這一悲劇換來資方的冷血回應：「你們看看底層的人民，哪一個不是用命換錢……這是一個用命拼的時代」，因而激起了廣大群眾的憤怒。深圳的平均月薪僅有5000人民幣，根據報導和相關研究有高達36.9%的上班族需要加班至晚上8點，甚至在深圳每年猝死急救人數自2014年起，每年以16.5%的速度增長，最主要的因素就是過勞。

外送員這樣的非典型雇傭關系的職缺也將可更泛濫的使用在不同的產業部門，這將會帶來更廣泛的失業危機，並且給予工人階級帶來更多的惡性競爭，帶來工資及工時的雙重打擊。勞動合同法本來已形同虛設，城鄉二元戶籍製及企業軍事式管理手段，對工人階級是進行著殘酷的剝削，好比企業強迫員工簽屬奮鬥者協議，甚至對於員工未達業績的非人道懲處也不是新聞。

IMF預測去年中國全年GDP可達2%，甚至預測今年會有7-8%的增加，許多的經濟學者借此宣稱中國已脫離疫情的打擊，也有許多的官媒指出深圳自改開以來達成了萬倍的增長。但事實上如果對照去年2%GDP增加，今年所預測的8%就意味著這兩年的平均復合增長率僅有4.9%，將成為中國30年來最低增速。同樣的深圳官方在2019年罕見的未公布GDP數據，依相關的學者推估增長僅有5.15%，是深圳走向經濟特區40年以來最低。

除為了刺激經濟，也要應付美國對中國科技業的攻擊，習近平想用將深圳金融市場進一步自由化，吸引外國金融資本進駐，從而促進融資以為科技業提供資金。但深圳金融業的極高投機性使這大計恐怕難以有效實現，到最後還是要靠「國家隊」的扶助，使中國累積更多債務。

當前中國也面臨著缺工問題，不僅是來自人口快速老化，長期對於農民工的壓榨及經濟趨緩下，也讓農民工移動到一線城市工作的比例逐年降低。盡管中共為了補救，推動公營房屋留住勞動力，甚至明年深圳也將正式施行「深圳特區健康條例」，希望借此鼓勵企業給予員工休假以提振民間消費。但事實上中國推動年假落實也僅有50%，很難相信一個內容模糊的條例可以帶來什麽實質作用。而中國的房地產更是居高不下。這些都顯示了習近平的雙循環政策是窒礙難行。

團結抗爭

工人階級要靠自己的力量來抗爭。近年深圳是不斷地爆發勞權抗爭，由2018年佳士運動的開始，2019年的996程序員在網絡上發起的抗議。這都顯示了工人階級的激進化，甚至2019年996程序員抗議事件更有美國的網絡工程師發起聲援運動，展示了工人階級的跨國團結。今年黑色星期五，全球15國的亞馬遜員工發起共同罷工，成功的要求貝索斯支付防疫工作津貼，這顯示了工人階級國際團結的力量。在中共獨裁體製下，要發動這樣的抗爭固然是艱難的。中國工人階級要有建設獨立工會的權利，團結起來鬥爭，挑戰中共及金權的專製才能夠終結長期的血汗過勞及低薪。

中國：《紅色參考》陳洪濤被打壓　全面脫貧假大空

2021年2月，習近平於北京召開「全國脫貧攻堅表彰大會」，宣稱中國已全面脫貧，並授予全國1981人「全國脫貧攻堅先進個人」稱號。這場浩大的宣傳背後是對異見聲音的大力壓製。

毛派網站《紅色參考》主編陳洪濤於微信公眾號「方城故事」發表文章《南陽！以市委書記為首7名領導被評上全國扶貧攻堅先進個人》 ，指出河南省南陽市受到該表彰的7人全部為當地官員，而不是真正的農民、婦女和工人。7人當中，為首的南陽市委書記張文深，於2019年曾帶幾十官員和記者進行明作秀、假「暗訪」，並怒斥基層扶貧幹部辦事不力，引發大量網民嘲諷和批評。

2月26日，陳洪濤在微信朋友圈發文「自稱方城縣公安局治安大隊的來，說是口頭傳喚，要去公安局」。此時，他在微信公眾號的文章已被刪除。

翌日陳洪濤被警察釋放。他表示，因在公安局辦案中心一夜沒睡，所以需要好好休息。

這並不是《紅色參考》主編陳洪濤和編輯部成員第一次遭警方鎮壓。2017年「兩會」的第一天，陳洪濤在公眾號上報道，方城縣進京上訪者高保遭地方政府截訪綁架毆打後，在昏迷中被丟棄高速公路，引起了社會關註。其後，方城縣出動國保、網警等幾十人圍堵守候陳在方城的家，扣押了其家中一臺電腦主機，恐嚇騷擾其家人。

2018年夏，《紅色參考》編輯部因參與佳士工潮和涉嫌呼籲北京等地大學生前往深圳聲援，被廣東國保跨省查抄了北京的辦公室，編輯尚愷被捕；2019年3月21日，《紅色參考》前編輯柴曉明因涉嫌「顛覆國家政權」，被南京市國家安全局「指定居所監視居住」。

陳洪濤的文章只是針對個別的地方官員，而沒有批評習近平整個「全面脫貧」的假政績，其實是很不足夠的。習近平想利用宣傳全面脫貧來鞏固自己的權力，並合理化取消勞動合同法和將退休年齡延後等打壓工人的措施。

中國在疫癥以來的貧富差距嚴重擴大。根據最新公布的胡潤富豪榜公布，去年中國新增259名資產達十億美元的富豪，達到1058人。連最近的官方報告《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也表示，中國有七成網民月入低於5000元人民幣。

階級意識加強　中國左翼聲勢提升

中共各級獨裁政府對包括左翼毛派在內的政治異見者又一次的鎮壓和限製言論自由。中國左翼在網路為陳洪濤發起團結聲援，製造了相當的輿論壓力。恰逢兩會即將舉行，南陽市委書記張文深為免多生事端而將他釋放。

今次抗爭的成功再次振奮了左翼運動的信心！近日，外送江湖騎士聯盟熊焰及其多名好友被捕，使左翼聲援浪潮再次爆發。中國勞工論壇歡迎此一發展，我們支持中國工運的組織權和言論自由，反對一切以言入罪，要求釋放所有政治犯及工運分子。

在疫癥的經濟危機下，中國網民去年多次發出怒吼，從狠批科技業的996工時製，到對「人民富豪」馬雲的鞭撻，以至對青年生活粉飾太平的影片《後浪》的反彈，都看到階級意識和反壓迫情緒正在急劇升溫。而九月學生更出現反抗封校政策的喊樓運動，及後以毛派為主的左翼的聲勢和自信大大提升。 中共當然有打壓這些左翼活動，但至今尚未對作出全國性的鎮壓。相信今次逮捕陳洪濤只是市政府的決定，而並非中央指揮的全面搜捕，使左翼可以獲得一定的勝利。然而，中共並不能容忍這些左翼活動長足發展，早晚會將鎮壓升級，甚至發起針對左翼和工運分子的全國性鎮壓。工人階級必須要組織起來鬥爭，捍衛組織權利和言論自由，為更艱苦的鬥爭作準備。

中國：支持外賣騎手抗爭　跨省罷工正在醞釀

3月1日，由中國各地外賣騎手組建的「外送江湖騎士聯盟」組織者熊焰（陳國江）及其多名好友，被北京警方抓捕。爾後，有被抓捕的兩人獲釋，但熊焰卻仍然沒有消息。抓捕消息在中國網絡平臺被大量刪除，但仍然引發許多外賣騎手抗議。

受到熊焰被捕一事影響，熊焰原所屬的外送平臺「餓了麽」旗下騎手消極怠工，大量騎手拒絕接單，以致大量訂單因為超時而作廢。有「餓了麽」騎手更號召在3月8日發起全國大罷工。毫不意外，有關工運消息遭中共官方封殺，而兩家外賣平臺也否認怠工罷工情形。但是，仍有一些網民在新浪微博反映自己的外賣沒人接單的情況，並成功發出「騎手是罷工了嗎」等字句。

「外送江湖騎士聯盟」成立不到一年，集結近萬名外賣騎手，而熊焰則為盟主，在網上發送幫助傳達業界聲音的內容，還會幫同業維權。被捕的原因是熊焰在網上平臺公開批評外賣平臺「餓了麽」欺壓騎手，因而觸犯了利益集團使官方出手「維穩」。盟主早前發布視頻批評「餓了麽」平臺設置的獎勵規則先用欺騙手段留住騎手，後隨意更改規則侵害騎手經濟利益。此視頻播放量達到900萬（在中國國內網站已被河蟹），相關話題在微博閱讀量超過2億次，迫使公司向騎手假惺惺地公開致歉。

外賣騎手成為中國最受壓迫的藍領工人之一，近年抗爭時常發生。在3月1日，廣州和深圳部分「美團」騎手也聚集罷工，抗議公司在未通知的情況下變相調降配送費。按照新的配送費標價標準，每名外賣騎手每周將少賺上百元，每月將損失上千元。

在中國，隨著人們生活節奏的加快，便捷人們日常飲食的外送平臺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相應地，外賣騎手也成為社會不可或缺的一員。由於準入門檻較低，當外賣騎手通常是中國基層民眾謀生手段之一，目前超過600萬人從事此行業。但該職業危險性高，卻幾乎沒有任何職業保障，騎手往往要為了避免超時而被平臺罰款，被迫采取闖紅燈、逆向行駛等交通違規行為，而這也冒著被交警罰款、扣車，或是發生交通意外而傷亡等風險。此外，從業者的工資被平臺不斷壓低，包括將餐點送到地點後，若沒有按規定拍照片，也會被扣錢；現實中騎手們是「獨立的約聘人員」，沒有與平臺簽勞動合同，法理上並無雇傭關系，一旦遭遇傷害，維權也很難成功。

現如今的外賣騎手行業，屬於「零工經濟」（gig economy）的一種。外送平臺可以在用人上更具彈性，這就意味著可以節省員工福利、辦公空間和員工培訓等方面的支出。表面上看，企業往往聲稱零工經濟所具有的彈性，可以幫助外賣騎手們實現工作與生活平衡，但現實遠非如此——要維持基本收入，基本上每天就要跑10小時以上、每周無休能才有希望每月賺到6000元以上。外送平臺用人上的彈性，也讓騎手隨時可能失去這份工作，或者從一個平臺跳到另一個平臺，而這些也反映出這種零工經濟的不穩定性。「獨立的約聘人員」身份造成的騎手們處於相對原子化的狀態，也讓組織起來罷工存在一定困難。

在資本主義先進國家，外送人員一樣遭受平臺剝削。2016年夏天，因為從時薪製改為計件製（將造成實質工資下降），Deliveroo在倫敦的外送人員開始罷工，之後罷工浪潮傳遍全英，並影響到其他平臺的外送人員，更在接下來一年影響到歐陸多國，並且各國之間工人也彼此串連。各地鬥爭有成果有挫折，但都彰顯出外送人員身為工人團結對抗資方的精神，中國外賣騎手可以從中學習。而對於近來中國外賣騎手維權遭打壓一事，英國應用程序和外送員工會（ADCU）在推特發出正式聲明聲援熊焰。這些抗爭和聲援行動，無不顯現出國際工人階級團結。

目前，中國外賣騎手們與關心事件的人士仍活躍在微信、QQ、Telegram等群組討論行動方案，準備將行動升級。中共獨裁嚴厲打壓組織自由，「槍打出頭鳥」地針對工運領袖，迫使近幾年工人要「化整為零」，轉用手機網絡並以「無領袖」的方式組織起來。今次外送員工同樣巧妙地運用網絡組織，但同時在鬥爭中也出現了勇敢帶頭的工運領袖。鬥爭若要取得更顯著的成果，工人更需把手機網絡的組織化為實體組織的力量，建立獨立工會。

中國勞工論壇熱切支持外賣騎手跨平臺的怠工、罷工行動，要求釋放所有被捕工運分子，停止打壓工人組織及言論自由。我們支持爭取提高獎金和每單（或每小時）收入，要求公司為所有工人提供正式勞動保障。

中共「兩會」召開　習近平進一步鞏固權力

3月4日，中共的人大政協「兩會」會議在北京召開。

這兩個機構其實都沒有實權，它們只是中共獨裁統治的花瓶，而且中共統治越來越來變成習近平的一人獨裁。不過，兩會依然受到註目，因為這是新政策出臺的地方，當然這些都是習近平和他的黨羽背後早就鋪排好的決定，只不過是讓超過5000名代表走個熱烈鼓掌通過的過場。

過去二十年，中國資產階級所累積的巨額財富受到許多關註，他們當中許多人也成為了兩會代表。今年這一群人的財富總額又刷新了紀錄。根據《胡潤百富榜》，參與兩會最富有的資本家，他們的財富在過去12個月暴增了68%。這些代表的總財富高達3910億美元，比香港2020年的GDP（3490億美元）還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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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縱使有年初的疫情和嚴厲封城政策，中國每個星期就有5名新億萬富翁（身家超過10億美元）誕生。根據胡潤的報告，中國「拋離了美國」，中國有1058名億萬富翁，對比美國只有696名。今年7月23日，中共將迎來其建黨100周年紀念，我們到時候會看到習近平政權掩蓋其階級性質的政治把戲——當今中共實際上的政治意識形態，與1920年代南轅北轍。

經濟反彈？

人大會議定下了2021年的GDP增長目標，不過許多評論員原以為今年會跟去年那樣不這麽做。今年的目標將會是「6%以上」，許多評論員認為這個目標比較保守和容易達成。《彭博》就此向不同經濟學者進行調查，他們對於中國2021年的增長預期平均為8.4%。

雖然增幅為1976年以來最疲弱，但是中國在2020年仍是唯獨出現經濟增長的主要經濟體。當然一如以往，這個數據是有水分的。不過，根據官方數字，去年中國經濟增長了2.3%，同期德國經濟萎縮5%、美國經濟萎縮3.5%。雖然8%的經濟增長很吸眼球，但這要考慮到2020年的低基數效應。如果我們求取2020和2021兩年平均年增長的話，比起十年前每年增幅達雙位數，這個反彈實際上是延續了過去增長速度下滑的趨勢。

工人們也沒有從這個「復蘇」得到好處。自2009年以來，去年中國首次出現全部省份凍漲最低工資。各項指標顯示當局打算2021年繼續凍漲。同時政府也在準備大幅削減退休保障，首先從婦女入手，把女性的退休年齡從55歲調升到60歲，來達到「男女平等」。這聯系到中國正在面對的人口老齡化、少子化、勞動人口減少的計時炸彈。

政府的社保資金已經開始見底。根據中國社科院的報告，中國32個省級地區當中，近半的社保預計會在2022年出現赤字，而2015年只有6個省份。這個議題有可能會觸發重大的社會動蕩。2013年一項民調，顯示95%的民眾反對提高退休年齡。

2027年，印度預計會超過中國，成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中國勞動力的下滑，預計2017到2037年勞動人口將從7.59億減少到6.61億，將會對經濟以及中共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經濟及軍事大國的計劃受到打擊。

另一個形成中的危機就是急速膨脹的債務水平。根據中國人民銀行的資料，中國的公共、企業與家庭總債務從2019年GDP的255%增加到2020年的280%。加上外債，這個數字更加增加到GDP的295%（人行估算外債為GDP的14.5%）。2020年中國的經濟僅僅增長2.3%，債務卻大幅上升。這是不可持續的狀況。

權力鬥爭

今年兩會最重要的特點，並非上頭條的政策「決定」，而是習近平派系進一步鞏固他的權力。中共黨國內正掀起了一場權鬥。為了在明年黨大會中連任第三任期而鋪路，好讓他能夠成為終身領袖，習近平大力強化自己的控製。

習近平不斷集中權力到自己手中，放棄了1980年代鄧小平政權所建立內部製衡和監督的「集體」威權統治，這是嚴重危機的警號。隨著習近平對於社會的鎮壓不斷加劇，其政策也激起越來越大的反抗（如同過去在香港及內蒙）。實質工資的下跌也引起了工人階級的不滿，尤其是那些占中國藍領工人2/3比例的農民工。

美團外賣的騎手在3月8日發起了罷工行動，要求提高工資及改善待遇。另一家外賣平臺「餓了麽」的騎手熊焰在上月被捕，他被指控組織外送員的獨立工會。中共獨裁對於獨立工會是零容忍的。

香港

兩會也為香港訂立一套新的政治製度，意味著香港的有限度「半民主」議會製度壽終正寢。中共打算對於香港施加更強硬的威權統治。上周，當局動用國安法逮捕、起訴了超過40名泛民政治人物，並將他們收押。他們將會在5月再次上庭，面對「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的控罪。這顯然是為在北京的人大政協會議造勢。上周的香港審判異常混亂而殘酷，法院開庭至淩晨，數名被告體力不支暈倒，這是故意為了展示習近平政權的力量，發出堅拒歐美西方勢力「幹預」的信息，警告所有試圖挑戰當局的人。這同樣劍指那些試圖組織起來維權的中國工人，以及中共黨內越來越不滿習近平政策方向的反習派系。

中國：習近平的虛幻世界

中共獨裁政權描繪的中國現況和中國實情之間存在巨大且愈來愈大的落差。隨著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紀念日臨近，中國的獨裁者習近平需要不斷的「勝利」，以確保明年政治局換屆之前的地位。中共的宣傳機器已經陷入瘋狂。

同樣，對於習近平令人作嘔的個人崇拜也達到了新高度（或深度）。 2月，《人民日報》在一篇慶祝中國脫貧「全面勝利」的文章中，提到習近平的名字達139次。正如我們將要說明的那樣，習近平的脫貧攻堅戰是脫離現實的又一次宣傳上的成就。最近被網絡審查屏蔽的一個字眼，揭示了習近平政權對於批評聲音多麽敏感：「翠」字作為一種抗議的方式，在中國網絡傳播起來，因為這個字也可以解讀為「習習卒」，即「習近平死兩次」。

習近平在國內外面臨多重挑戰。對於他的政權和中共來說，這是前所未有的危機，甚至可能是生死存亡的危機。許多新政策和聲明表明了這一點，包括有關「防範金融風險」（中國的債務水平現在已經超過日本的最高水平）、在2027年之前加快「國防和軍隊現代化」（以應對拜登執政時期肯定會延續的美國壓力）、以及習近平旨在提高中國的消費支出，以此來抵消全球化和反華保護主義政策影響的過於復雜的「雙循環」戰略。

中共二十大

習近平還面臨著黨國內部挑戰。關鍵問題是明年的中共二十大，習近平的目標是打破傳統的任期限製，打算再任第三屆中共中央總書記和中國國家主席。他計劃成為「終身主席」。在2012年至2017年的第一個任期中，習近平發動了中國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反腐運動，成功地平息了高層派系的權力鬥爭。實際上，這掩飾著針對派系的清洗行動，目的是清除他的敵人並鞏固習近平手中前所未有的力量。正如我們所解釋的那樣，中國政權的特征從「一黨專政」演變為「一人專政」。

但是，由於在社會和國際關系方面的危機，中共內鬥再次加劇。如今，這場權力鬥爭是自1989年天安門大屠殺前後最嚴峻的一次。盡管習近平目前較可能成功地繼續他的統治，但在黨國上層日益成長的不滿情緒和派系操縱可能會迫使他做出妥協。2022年二十大之後的時期可能會看到不同的勢力組合，和中共內部更大的不穩定性。最終，統治階級內部的沖突反映了社會進程和工人階級不滿情緒的上升趨勢。

黨國內部的分裂並沒有明確或清晰的分野，這些分裂根本上無關政治分歧，而事關權力：中共的高層是控製著龐大商業帝國的資本主義寡頭的集合。在這些人當中，越來越多的人感到悲觀，認為幾乎所有事情都出了問題。

因此一些反習派人士不滿習近平在與澳大利亞、加拿大、印度和臺灣之間的爭端之中，他的極端民族主義和帝國主義強硬的戰狼外交。這一部分的統治階級寧願回到鄧小平更為謹慎和務實的「韜光養晦」外交政策，以此作為降低全球緊張局勢（尤其是與美國的緊張關系）的手段。

反而，習近平的政權像一只豎起脖子的傘蜥一樣，誇大其經濟實力和全球能力，一定程度上為了外交，但更重要的是，它仍然增強了習近平繼續統治所需的大漢民族主義「強人」光環。中國的侵略性外交政策——在與印度的爭議邊界上、在臺灣海峽和南海進行的軍演升級、為報復華為創辦人之女孟晚舟在溫哥華被逮捕而拘留了兩名加拿大公民，都具有雙重目的：向外國政府施壓、也要養活國內的宣傳機器。

加倍鎮壓

不安的另一個原因是鎮壓的持續增加。這一直是習近平統治最顯著的特征。反習派基本上沒有真正的自由主義者。他們都不會拒絕命令警察鎮壓街頭抗議或工人罷工。但是習近平在香港、內蒙古、（以及更明顯的）新疆的殘酷鎮壓顯現他的「默認做法」，而只要他的強硬政策遇到阻力，他的「默認做法」就會加倍，這反而會適得其反。

蔡霞說，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進入了一個「精致的新極權時代」，已經超越了毛澤東甚至希特勒的極權主義。

這至少有四個原因。首先在新疆，險惡鎮壓已經達到了奧威爾式的水平，並沒有實現「穩定」這一既定目標。它終究再推動中國走向革命性的爆炸，中共的某些階層對此感到恐懼。香港2019年一地的群眾性民主運動預示了中國的前進方向。其次，這為拜登和其他西方元首提供了可以重大影響全球輿論的武器，並在「人權」和「民主」的敘述背後隱藏他們對中國的冷戰策略。

第三，習近平政權的暴政甚至與過去相比也呈現出不同的特征，因為它也直接在內部監視和管控中共精英。中共久負盛名的、培養未來高官的中央黨校的前教授蔡霞說，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進入了一個「精致的新極權時代」，已經超越了毛澤東甚至希特勒的極權主義。「不同在高科技，就是我們講的信息化大數據的監控。他可以做到精準監控每一個人，他可以二十四小時全方位立體全天候地來監控。」她在2020年9月19日接受自由亞洲電臺訪問時說道。

蔡霞於2020年逃到美國，與中共部分太子黨（中國的「紅色貴族」）關系密切。太子黨是中國資產階級的核心，這一派最初支持習近平（習近平本人也是太子黨），但現在對於習近平愈加不滿。蔡霞說，習近平的統治派系被稱為「之江新軍」（或「浙江幫」），得名於這些許多人最初起家的省份，他們僅得到約10%中共黨政中高層的堅定支持。現階段，大多數人不願公開反對習近平。他們的「支持」是被動的。盡管出於派別目的，蔡霞可能誇大了對內部力量對比的解釋，但其他重要的事態發展證實了在黨國各個層面上普遍存在但沈默（甚至可以說是「消極對抗」）的不滿現象。

最明顯的體現是習近平與總理李克強之間日益公開的權力鬥爭。由習近平派系控製的國有媒體甚至審查了總理的講話，這是自1960年代文化大革命以來從未有過的事情。自2012年與習近平就任以來，李克強一直保持低調。但是在過去的一年中，他成為中共內部異見者的代言人，通過媒體采訪丟出了許多「重磅炸彈」，間接批評習近平的政策。去年5月底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結束時，情況就是這樣。李克強向媒體宣稱，中國有6億人（總人口的43％）每月收入不超過人民幣1000元。這是對現實的檢驗，是對於習近平通過官方表彰大會自誇的脫貧攻堅戰的嘲諷。

蔡霞的說法揭示了很多東西。她告訴自由亞洲電臺：「除了『習家軍』以外，大家都知道這樣子下去不行。」盡管習近平越來越招人不滿，但蔡霞承認，習近平不能通過「正常」程序換掉。她的結論是：「或許在一個偶然的突發事件或者偶然的導火線， 一下子就把局面給炸開了。」

醞釀反抗的第四個原因是，習近平的極端警察國家措施導致中共政權喪失預測和應對新危機的能力。當新冠病毒在武漢開始爆發時，這在全世界範圍內造成了毀滅性的後果。盡管當局後來有意識地掩蓋疫情，但事實是，在2020年1月20日之前的關鍵幾周裏，習近平政權自身也被黨國對掩蓋真相的熱衷和國安機關的行動遮蔽了雙眼，國安部門在每次有人試圖警告疫情時往往會迅速鎮壓。

中國製度的「優越性」

直到西方政府在大企業的壓力下對於疫情悲劇性地應對不力，習近平才得以轉移公眾註意力，並從武漢疫情防控不力中部分恢復過來。面對突然的危機，武漢並不是政府癱瘓獨有一例。從2019年6月開始在香港爆發的上百萬人示威遊行，以及一年前特朗普政府的首次貿易戰攻勢，是習近平政權無法預料的兩個事態發展，最初受到驚嚇而無所作為。

中共宣傳的一個關鍵主題是中國（極權主義）政治製度相對於「西方民主」的「優越性」。中共喉舌聲稱，防控疫情的「勝利」、2020年中國的經濟反彈以及脫貧都表明了中國製度的「優越性」。同樣，中國的「疫苗外交」將大量中國製造的疫苗運往較貧窮的國家，被用來進一步羞辱西方帝國主義的冷酷。顯然，資產階級民主於全球（但特別在美國）的深刻危機，隨著像特朗普這樣的不穩定而專製的人物的出現，對中共的宣傳非常有利。

但是，歷史上的資本主義偏愛議會或「民主」政府而不是軍警獨裁製度，還是有原因的。在資產階級民主製中，資本家的弊處在於工人階級贏得了某些有限但至關重要的政治權利：組建工會、政黨、自己的媒體，並利用這一民主空間來辯論和澄清所需的思想和鬥爭方法對抗資本主義。在像中國這樣的極權資本主義社會中，上述所有這些權利都被殘酷地壓製了。

但總體而言，資本家更喜歡「民主」製度，因為它提供了更穩定的統治形式。 「多黨製」（幾乎所有黨派都是資本主義政黨）可以充當釋放群眾壓力的安全閥。議會民主機關、媒體、司法機構包含「製衡」機製，以監督統治集團來防止其偏離資本利益太遠。

相反，極權主義政權，特別是在經濟危機和階級緊張局勢加劇的時代，往往會陷入重大危機並崩潰。中共和中國的資產階級中沒有任何一人贊成轉向資產階級民主模式。天安門廣場群眾民主運動（在300多個城市進行群眾運動和罷工）遭到鎮壓後，資本主義在中國得以復辟，但是鄧小平政權有意識地選擇了保留了重要的國家控製並拒絕資產階級民主的資本主義復辟道路。

中共的自由派分子主張的「政治改革」，只是提出改良的、更少鎮壓的、更少的政治和社會控製的專製統治。但是，在正在進行的中共權力鬥爭中，肯定有些人很羨慕美國統治階級，因為美國統治階級可以通過選舉他們能夠解決他們的「特朗普問題」，而「中國的特朗普」卻無法用選舉解決問題。

中共成立一百周年

中共成立百周年紀念活動將伴隨海量的民族主義宣傳，傳達這樣的信息：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但是紀念活動還有另一面：活動將被習近平派系把持，作為內部權力鬥爭的武器。個人崇拜將達到一個新高度，以鞏固習近平作為「毛澤東以來最偉大的領導人」的地位。這樣做的目的是確保明年二十大和習近平做第三屆之前不會出現任何失誤。

一個世紀前鼓舞中共先驅的思想——階級鬥爭、反資本主義、民主、國際主義和俄國革命——對於當今統治者則是「顛覆國家政權」的話題。它們將被掩蓋在民族主義主題下，如打擊「臺獨分裂分子」、抵抗「反華勢力」和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考慮到二十大，習近平在未來一年內將經受不起任何重大挫敗——不能有新的香港抗爭般的社會爆炸。拜登在任期的頭幾周，就臺灣、南海和中共對香港的政治壓迫施加壓力，而北京可能試圖通過至少在某些特定領域（例如氣候變化）提供合作來緩和緊張局勢。不能排除可能會出現有限的緩和過程，但它是脆弱且短暫的。在國內，我們可以期待一系列「勝利」的到來，這些當然都是由習近平精心設計的。

這一系列「勝利」包括經濟方面。盡管是1976年以來的最低增速，但中國仍是2020年唯一實現經濟增長的主要經濟體。與以往一樣，中共一直在耍一些統計手段。盡管如此，依官方數據，中國去年的經濟增長了2.3％，而德國萎縮了5％，美國萎縮了3.5％。

今年，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預計將增長8％，有些甚至預計將增長10％。雖然這很引人註目，但今年的GDP增長表現將因2020年以來的低基數效應而被誇大。即使2021年的增長率為8％，2020、2021兩年的復合增長率也將低於6％，換句話說，延續了自2019年（6.1％）以來增長放緩的趨勢。

K形復蘇

此外，中國經歷了K型復蘇。根據《中國家庭金融調查》，年收入超過30萬元人民幣（約合48,400美元）的人（僅占人口的5％）的財富有所增加。但是至少2/3的人口實際收入下降。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20年的前三個季度的實際可支配收入僅比前一年增長了0.6％。相比之下，2019年的這一數字為6％。

家庭債務水平在過去五年內增加了三倍，到2020年增加到GDP的62.2％，而美國的這一數字為76％。在這方面趕超的速度令人震驚：2008年，中國的家庭債務占GDP比例為18％，而美國為99％。最重要的是，這源於中國房地產市場泡沫，而中國房地產市場價格是世界最高之一。據《中國日報》報導，上海、深圳和北京的住房價格在全球排名第四、第五和第六，而香港是第一。

在去年，沒有一個省份提高最低工資——2009年來首次出現這種情況。所有跡象表明，2021年將繼續凍漲最低工資。這解釋了為什麽在扣除通貨膨脹因素後，人均消費在2020年下降4％——自1969年以來的首次下降。去年奢侈品市場增長了近50％。因此，2020年實現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不是基於強勁的消費（消費是習近平「雙循環戰略」的核心目標），而是基於這種所謂的戰略要避免的因素：更高的債務水平、對於出口更大的依賴性和房地產泡沫。

由於疫情和其他國家的連續封城造成的意外收獲效應，2020年出口增長了3.6%。中國成為「萬不得已的出口國」。上半年，中國用於抗擊新冠肺炎的關鍵醫療產品的出口增長了兩倍多，從180億美元增至550億美元。電子產品出口也出現了類似的增長，尤其是在家工作的產品。這些意外收獲無法重現。

據中國人民銀行（央行）稱，已經嚴峻的債務水平進一步攀升，到2020年，中國的公共部門、企業和家庭債務加在一起達到GDP的280％，高於2019年的255％。如果計入外債（中國人民銀行估計為國內生產總值的14.5％），則這一數字將達到國內生產總值的約295％。隨之而來的是，中國有2.3％的溫和增長是通過其有史以來最大的債務增長而實現的。這是不可持續的。中國債券市場的壓力，加上一些大型國有企業的一系列違約，表明金融體系出現了首次嚴重的裂痕。

左翼思想的增長

然而，根據上海胡潤百富榜，對於其中大多數是中共成員並融入中共國家權力結構的超級富豪來說，2020年是「有史以來財富增長最快」的一年。在這一年中，中國新增了257位億萬富翁，每周新增5名億萬富翁。他們的財富總和增長了60％，達到4萬億美元。

胡潤研究院指出，中國擁有1058名億萬富翁，「拋離」美國的696名。在中共成立百周年紀念日，我們將看到習近平政權歪曲政治現況、掩蓋1920年代共產黨人的階級性和政治與當今專製資本主義寡頭統治截然相反的現實。

中國一名托洛茨基主義者評論道：「十年前，中國互聯網上聲音最大的意識形態是自由主義。現在左翼占主導地位。幾年前，阿裏巴巴董事長馬雲被尊稱為『馬爸爸』，現在他被稱為『吸血鬼』和『邪惡的資本家』。」

中國青年與日具增的政治激進化，尤其是「泛左翼」（其中以「毛派」為最多）的迅猛增長，對中共來說是一個麻煩，以及潛在的破壞性發展。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中國，我們看到的不是傳統毛主義。相反，這已成為多個左翼思想的通稱。

中國許多年輕的毛派支持國際主義、女權主義、LGBTQ和少數民族權利。這些青年深刻批判甚至反對親資本主義的中共政權；當然了，出於眾所周知的原因，他們需要小心翼翼進行批判。換句話說，他們與國際上一些毛派有著截然相反的立場，國際上的毛派往往熱切支持習近平政權及其在新疆、香港的高壓政策，並反對工人罷工。

ISA在中國的一名支持者說：「在2020年疫情期間，我註意到中國年輕人正在向左轉。」他說，反建製意識的增長現在在社會中很普遍，其中包括但不僅限於毛主義的增長。「十年前，中國互聯網上聲音最大的意識形態是自由主義。現在左翼占主導地位。幾年前，阿裏巴巴董事長馬雲被尊稱為『馬爸爸』，現在他被稱為『吸血鬼』和『邪惡的資本家』。」對貧富差距日益拉大（尤其是對來自中國內陸貧困省份的2.9億農民工的卑微待遇）的憤怒，是當今政治激進化的主要推動力。

脫貧

習近平脫貧「全面勝利」的慶祝活動是為了轉移人們對這些現實的關註。中共政權不僅宣稱這是「人間奇跡」，甚至還將「貧困」一詞從脫貧機構的正式名稱中拿掉，這讓將來禁止所有提及「貧困」更為可能。

毛派網站「紅色中國」的編輯之一陳洪濤因在2月份發布一篇文章揭露了脫貧運動假象而被捕。在這個話題上，與許多其他話題一樣，人們普遍不相信中共政權所聲稱的，中國的左翼人士尤其不會去相信，而國際上的新斯大林主義「左翼」似乎很樂於相信這些荒謬絕倫的宣傳。

習近平的「脫貧攻堅戰」於2013年發起，其明確目標是到2020年底使剩余的1億人口擺脫「極端貧困」。鑒於他在這場「戰爭」押上了自己的個人聲望，因此他不可能錯過這個期限。現實再次為了這個獨裁政權的存續而被竄改。

政府投入了1.6萬億元人民幣用來扶貧，用於一些極端貧困地區的道路和基礎設施投資以及1000萬人的搬遷。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為實現其脫貧目標而普遍偽造數據、強製執行和偽造成就。這場脫貧運動采用了非常低的「極端貧困」標準，即每人每天2.30美元。這低於世界銀行提出，適用於印度的每天3.20美元的貧困線，並且低於為中國這樣的中高等收入國家所建議的貧困線的一半。

國產疫苗觸礁

中共當局宣傳掩蓋現實的另一方面，在於中國抗擊疫情的實況。習近平在去年9月8日北京舉行的表彰大會上宣布了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勝利」。這時慶祝還為時過早，因為之後又爆發了新的疫情。雖然按國際標準，新一波感染數很低，但這卻帶來了數次大規模的封城措施。

在與北京相鄰的河北省，1月有超過2200萬人被迫關在家中一周以上。這實際上是2020年武漢封城規模的兩倍。在新疆（2020年7月至2020年8月）、吉林和黑龍江（2021年1月）也發生了類似的封城，波及數千萬人。北京與地方政府之間存在摩擦，據信部分政府太過急於實施封城。這也是中共內部權力鬥爭的一個特征。

目前，中共政權推出的疫苗遭遇碰壁。盡管中國的全球「疫苗外交」取得了一些進展，向以中、低收入為主的80個國家（西方國家及他們的疫苗公司冷落這些國家）出口疫苗，但其國內施打疫苗計劃進展不順。根據2月15日《南華早報》的一項分析，中國向國外運送的疫苗數量（4600萬支）超過了用於本國的數量（4050萬支）。

中國不僅面臨著給相當於美國四倍的人口接種疫苗的挑戰，而且還面臨著公眾的廣泛不信任。這是因為在過去幾十年中發生了許多涉及不安全、過期和受汙染的假疫苗、藥品和食品醜聞。缺乏透明度以及中國疫苗生產商拒絕透露一些試驗數據，加劇了公眾的疑慮。在上海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一半人口不打算接種疫苗。根據另一項調查，在浙江醫務工作者中，只有28%願意施打國產疫苗。

迄今為止，中國疫苗僅被批準用於60歲以下的人群，與西方產疫苗相比效果不佳。科興疫苗在巴西的試驗中僅達到50.4％的有效率，而在印度尼西亞則達到65.3％。相比之下，輝瑞疫苗的有效率為95％，而莫德納的有效率為94.1％（兩家都是美國公司）。英國《金融時報》報導，科興在中國的工廠出現了生產延遲，以及存儲疫苗所需的進口玻璃小瓶發生短缺。

對中國疫苗的質疑也削弱了其全球外交攻勢。去年12月，柬埔寨獨裁者洪森（過往非常親中共）拒絕接受中國疫苗，除非其獲得世衛組織的批準。他說：「柬埔寨不是垃圾桶。」

盡管世衛組織仍在評估中國的疫苗，但柬埔寨政府已於1月份接收了第一批疫苗。但是現年68歲的洪森還是在中國官員的建議下放棄為自己接種。他說：「該疫苗對60歲以上人群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仍在研究中。」在菲律賓，另一位獨裁統治者杜特爾特（Rodrigo Duterte）正在推廣中國的疫苗，在民調中被問及的受訪者中，只有不到20％的人對中國疫苗有信心。

匈牙利是唯一使用中國疫苗的歐盟國家，這當然與右翼奧爾班（Orbán Viktor）政府突出的反歐盟立場有關。但是2月份的一項調查顯示，只有27%的匈牙利人願意接種中國疫苗，在執政黨的支持者中這一比例則上升到了45%。

盡管習近平虛張聲勢，而且擔心在中共慶祝成立百周年之際不能讓任何事來「破壞黨」，但習近平政權仍將面臨許多現實考驗。債務危機、與美國的持續冷戰，以及擔心西方國家加快接種疫苗後可能改變與中國的力量平衡，這些挑戰都預示著未來的動蕩。工人和青年之間日益增長的不滿情緒意味著新的鬥爭爆發是不可避免的，而真正的社會主義思想將迎來更廣泛支持。

捍衛中國女權主義抗爭者！

中國女權運動人士再次遭受打壓。中共專製懼於女性日益的激進化，而這一激進化正是社會上及青年人中更廣泛的激進化趨勢的一部分。

這些打壓都有著相似的模式。首先，女權主義者遭到親中共的民族主義網軍有計劃地惡毒圍捕。政府在網絡上煽動著歇斯底裏的反女權攻勢。之後，女權運動知名代表的社交媒體和群組被關閉。她們被扣上「漢奸」的帽子，並被噤聲！

3月底，四川成都的一間餐廳裏發生了一起攻擊事件。兩位女性因勸阻一位男性吸煙者而被攻擊。這名吸煙者一氣之下向這兩位女性潑灑灼熱的液體，這個事件被這兩位女性用手機拍了下來並發上微博。這名男子說：「不抽煙的男人不是男人」——講出這句話對他沒有任何好處。

這兩位女性分別是知名女權運動人士肖美麗與鄭楚然。鄭楚然是2015年的三八國際婦女節前夕被捕並被拘留一個月的「女權五姐妹」之一。 作為全球聲援行動的一部分，當時ISA在香港組織了聲援抗議，要求釋放五人。

右翼網軍

肖美麗關於成都餐廳遭攻擊事件的內容在網絡上瘋轉，起初得到了絕大部分人的支持，有支持言論來自一些與政府部門相關的帳號。次日，有民族主義大V在微博上對這些女性發起了攻擊，他們貼出肖美麗在2014年聲援香港雨傘運動的「歷史」照片。網軍們遂違背事實，給她貼上支持「港獨」的標簽（港獨並非雨傘運動的目標，但是中國民族主義者用這個標簽來攻擊所有支持或同情香港民主運動的人）。隨之而來的是數以百萬計的海量網絡攻擊。

另一張照片顯示，鄭楚然戴上了一條黃絲帶（代表支持香港民主運動）。她被指控為「臺獨」分子（另一項中共治下的禁忌話題）。這兩位女性和其他女權主義者遭到暴力威脅和指控，包括「崇洋媚外」、「反華」、「CIA間諜」。 不久之後，肖美麗的微博帳號被微博關停，而這些網軍則彈冠相慶。

這一波攻擊正采取了我們熟悉的將厭女思想與民族主義相結合的模式。這些攻擊背後的右翼民族主義勢力，實際上是中共政府的側翼力量，並受到中共的庇護。他們的核心主張是民族主義，但也包括社會保守主義——因此討厭女權主義。他們指責女權人士被外來價值觀「腐化」了、一切都是西方「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的陰謀。這些民族主義者支持獨裁同誌、（中國帝國主義）強國夢和大漢族主義。他們煽動針對穆斯林等少數民族的種族主義。其中一部分人正在朝向法西斯主義發展。 除了這個「非官方」的網絡水軍，中共國家機器還直接雇傭了200萬名全職網警和2000萬名兼職網警。

超過20個女權主義者和女權組織的帳戶被微博關停。微博方面聲稱她們的言論是「有害」、「非法」、「煽動群體對立」。其中一名女子告訴CNN：「我們遭到了全互聯網海嘯般的打擊，被集體噤聲。」很明顯，中共是此次打壓的幕後主使。但問題是，當局為什麽要這麽做？

「6B4T」運動

另一獨立但與前述打壓關聯的發展，是超過10個女權小組在另一個社群網站「豆瓣」上被封殺。豆瓣是提供給年輕人的一個書評和影評的平臺。在此次打壓被封殺的女權小組，一共有超過4萬成員。

這次打壓的目標主要是激進的「6B4T」支持者，她們在不斷高漲的中國女權浪潮中仍是屬於邊緣的少數，她們主張不與男性戀愛、婚姻、生育等等。「6B4T」運動始於和中國一樣是儒家社會的韓國——韓國資本主義非常父權、對女性的壓迫十分嚴重。

「6B4T」能夠獲得一群以中國年輕女性為主的追隨者，實際上不難理解；由於強硬的極權資本主義政權不允許任何形式的集體抗議、組織、政治活動，因此社會上許多群體都有著極度的無力感。在資本主義復辟後，中共恢復了很多在20世紀50—70年代革命時期被消滅或沖擊的父權控製架構。

在今天，中共認為更多的婦女權利阻礙其統治和「大國崛起」使命的完成，而實現這些的動力，隨著中美帝國主義冷戰沖突的加劇而強化。習近平政權沒有變得更開放、更民主、更容忍各種抗議，反而變得越來越高壓。當局對新興女權運動和女權意識的態度有著矛盾心理。盡管當局極力壓製，中國的#MeToo運動所引起的關註已反映了這一主要趨勢。最近一個案例是，4月15日武漢大學一名副教授被開除，該副教授至少性侵了18名女學生。因受害女性挺身而出揭露施暴者，拒絕掩蓋這件事，這起案件得到了全國社交媒體上的廣泛關註。

中共當局不敢直接大規模鎮壓、逮捕或迫害女權人士，否則當局將與一大部分社會輿論產生沖突，而社會上很多人對婦女的現時狀況感到不滿。與此同時，中共擔心女權主義會得到越來越多的支持，而他們最害怕的是所有不受其控製的社會發展。即使這些運動未有組織（2019年的香港也沒有），但是思想一旦進入群眾意識就會對統治精英（包括中共獨裁）造成威脅。

人口危機

中國女權人士遭攻擊的另一個關鍵性因素，是中國出生率的災難性下跌、達到了1949年以來的最低水平，而去年又下降15%。廣東省人口發展研究院院長董玉整表示，未來五年，每年的出生人數可能會下降到1000萬以下。對比一下1987年（計劃生育實施7年後）：當年的出生人數為2500萬。

中國人口正進入下滑時期，在中美沖突的歷史性背景下，這對習近平來說更加棘手。「世界工廠」的勞動力規模已連續8年下降。中國人口問題的原因很復雜，部分是由於計劃生育的遺留問題所致。雖說限製只生一胎的政策於2016年取消，但這並未能扭轉人口出生率下降的趨勢。這更是因為在中國生育的高昂成本：教育、住房和醫療都花費甚鉅。

在重新推廣落後的儒家思想宣傳後，習近平政權推崇異性婚姻和「家庭和諧」，視這些為確保政治和社會「穩定」的重要控製元素。 因此，女性就像少數民族和渴望民主的香港人一樣，必須受到鉗製。中共過去還是股革命力量時，他們曾激烈地反對儒家思想，儒家強調服從權威：臣對君、婦對夫。資本主義在中國的野蠻復辟摧毀了婦女在工作和學校中的地位，甚至讓前資本主義的反動思想和社會結構得以復活。

中國青年人生活壓力大，經濟狀況不穩定，家庭債務水平飆升，這尤其與住房開支有關。這些對結婚生子的抑製作用愈發顯著。據官方統計，2019年結婚人數從2013年的2380萬下降到1390萬，降幅達41%。計劃生育的遺留問題，以及非法但普遍存在的性別選擇性墮胎，導致男性人口比女性多3000萬。目前每年從緬甸、柬埔寨甚至烏克蘭等較貧窮國家向中國販賣的進口「新娘」數以千計。 近年來，政府更積極地推出政策鼓勵婦女多多生育。

在最新的五年規劃（2021-2025年）中，政府正在計劃「改革」養老金，以「平等」之名打算將婦女的退休年齡延遲五年（也就沒收了應得的養老金）。 當局去年通過了新的《離婚法》，強製規定了30天的「冷靜期」——這一政策受到女權主義者和左翼人士的廣泛批評。 這項政策使離婚變得更加困難，因為如果一方在30天內反悔，離婚過程必須重新提出新的申請。

「女性們團結吧」

在撰寫本文時，女權平臺仍被繼續封殺。 民族主義的反女權政治獵巫未曾收斂。一些人甚至猜測，這場打壓可能還有另一個動機：習近平政權希望在其試圖緩和與美國的緊張關系（這在中國民族主義者中並非受歡迎的做法）時轉移民眾的註意。

對女權社交媒體帳號的攻擊引起了大量關註。2018年對電視節目主持人朱軍提起性侵訴訟的知名女權人士弦子，聲援豆瓣遭打壓的姐妹們。「#女性們團結吧#」標簽在微博上紛紛出現來抗議封殺，閱讀量接近5000萬次。

針對女權團體的打壓也是一個警號——習近平政權正準備加劇對所有其他反對聲音的鎮壓。這可能包括工人鬥爭、左翼青年、少數民族、調查記者和其他人。 對習近平來說，明年的中共二十大和他第三個任期的歷史性加冕（他盼望終身統治）是壓倒一切的優先事務，他對社會和政治動蕩的恐懼變得更大。改變這局面的關鍵，婦女鬥爭、維護少數民族權利與組織獨立工人運動需要相互聯系起來。這些不應是彼此獨立的「單一議題」，而是聯合起來形成被壓迫者反對資本主義、父權製和極權主義的運動。

中國人口危機　罪魁禍首是資本主義

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的數據，去年全國新生兒的數字比2019年大幅下降15%。此前，出生率已經連續3年下跌，這對中共獨裁政權的現代化及大國野心造成嚴重了挑戰。雖然世界上許多工業化國家都面對人口老化的問題，但中國的獨特之處在於其大部分工業仍然依賴勞動力密集的生產模式。

中國現時每名女性的平均生育率，遠遠未達到維持現有人口的水平。在資本主義極為不平等的時代，人口老化會導致一系列社會經濟問題。今天中國的城市裏很常見的「4-2-1」家庭結構（１名有全職工作的成年人要供養2名父母和4名祖父母），對勞動者來說造成災難性的壓力。

「解決方案」

中共為此實施了幾項「解決方案」，但由於資本主義的短視及矛盾的本質，所有這些政策都必然失敗。首先，他們試圖將計劃生育中一孩政策松綁，變成「二孩政策」。這在2015年10月修法的時候曾一度刺激了出生率，但出生率很快又回到下行趨勢。這是因為出生率下降的背後成因都沒有改變——生活成本高、工時長以及養育子女的開支甚巨。最新的報告估算要養育一名孩子，從出生到17歲的費用為19.1萬元人民幣，其中城市的孩子需要27.3萬元，而在農村則要14.3萬元。而這個國家正如總理李克強指出：「有6億人每個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人民幣）」。

再者，當局的資本主義工業化的模式，是透過大量引入上億農民工到城市裏打工，而這些「無根二代」被實質上剝奪了生育權。這些農村戶口的工人沒法獲得只有城市戶口才能享受到的社會服務。因此，對這些農民工來說，養育孩子基本上不可負擔，就連公立學校對於外地戶口的兒童也會收取私立學校的學費。

事實上，中共政權為了應對人口老化與勞動力下降的問題，當局正推動多項政策，但長遠看這些政策實際上會導致出生率進一步減少。其中最主要的政策，「十四五」規劃會調升退休年齡，從男性60歲和女性55歲變成男女同樣65歲。中共政權希望從不斷減少的勞動力中榨取更多利潤，準備要在帝國主義沖突中與美國一較高下。

而采取這種政策來「適應」人口老化是十分短視的，強迫工人工作更長時間更會諷刺地導致出生率進一步下降。第一，能夠幫助雙職父母帶小孩的退休祖父母將減少。第二，勞動市場的競爭也會加大，進一步打擊工資水平，也就更難以負擔養小孩。在疫情之前，畢業生已經很難找到工資好的工作，根據外賣送餐公司美團在2018年的調查，15%的外賣騎手持有至少學士學位。

資產階級評論員只看到當中的諷刺，但馬克思主義者不同——我們看到工人的超額剝削與大量失業之間的緊密聯系。沒有維持社會上的一部分人失業，就不能夠壓低工資，也沒有心理恐懼使得被超剝削的工人不敢反抗以爭取更好的條件。當然，低工資和惡劣工作條件的得益者就是中國的資本家，他們在2020年全國的美元億萬富翁的人數就增加了257人。

人口控製

對於社會主義者而言，「人口控製」的問題只存在於資本主義製度，這個製度無法完全地運用社會的生產勞動力，導致超額剝削和就業不足。不過，現代生產技術其實能夠實現社會的富足，不論個人選擇生育與否。

在社會主義下，人口老化將不會是個問題，在現代科技的幫助下，加上充分實踐民主計劃生產的潛能，就算是勞動力減少也能維持全體人口的高水平生活。我們主張全面的生育自由，不論是控製生育的權利，抑或是生育子女的權利。歸根究底，廢除資本主義就代表廢除父權製度，並實現全面的社會醫療、托兒服務，還有社區洗衣、清潔、食堂服務。只有在這個基礎上，我們才能從不斷打擊生活的循環解放所有工人，而婦女也能夠從家務勞動和強迫養育兒女中得到解放。

中國：女權小組遭打壓 鬥爭已成重要趨勢

4月17日，WHU性別性向平等研究會在武漢大學組織了一場遊行，目的是聲援遭攻擊的女權博主肖美麗和最近豆瓣上被大批封禁的女權小組，同時還有「武大狼事件」的受害者們。毋庸置疑的是，當局對任何性質的群體性事件的反應極其迅速，該行動很快被平息。4月20日，因「網絡上出現了惡意曲解此次活動目的以及社團性質的言論，並被大肆發酵傳播，對學校、社團以及社團成員均產生了預料之外的負面影響」，WHU性別性向平等研究會小組發布聲明，宣布停止活動。

這次的活動反響激烈，「武大狼事件」是其中的一個直接原因。

「武大狼事件」

「武大狼」，顧名思義，武漢大學的一匹狼，一匹色狼。4月12日該事件在武漢大學的一個匿名平臺上曝光，熱度不斷升高，一名楊姓副教授曾在2017年和2019年兩次因為性騷擾事件收到學校的約談和警告，但沒有實質性的懲罰。而直到這一次該校黨委在下午就對此事作出了通報，暫停了該副教授的教學任務。4月15日學校官方發布聲明解聘該副教授。此事沖上微博熱搜。

在此之後，微博女權遊行在16日進行。次日，WHU性別性平研究會在武漢大學內遊行。兩次遊行雖然在網絡上激起了一絲水花，但最終還是石沈大海，連一點存在的痕跡都難以尋找。現在在「中國局域網」內搜索這兩起事件，看到的都是網民（包括很多網軍）紛紛指責這類群體性事件的始作俑者背後一定站著一群手眼通天的「境外勢力」、這些事情一定是經過精心謀劃和長期準備的「反動勢力」的陰謀。女性的自發反抗行動被指 「讓人生疑」、與境外勢力勾結與陰謀煽動顛覆國家的帽子，則反映這些民族主義網絡水軍汙名化女權的企圖。在中美對抗的大背景下，親中共分子抹黑女權主義為西方削弱分化攻擊中國的一種戰術手段。此前幾位被打壓的女權主義者和團隊，均有「通敵和給西方遞刀子」的罪名。

同時我們不得不提及國內左翼對待女權主義者的錯誤立場。雖然近年不少左翼分子都受全球女權運動啟蒙，例如佳士運動中的嶽昕。但不少國內左翼在特殊的輿論環境下對女權主義采取了疑慮甚至戒備的姿態。雖然很多左翼人士以個人參與到了運動之中，在較大一點的官方媒體團隊裏卻罕見對女權運動公開發表積極的聲明。很多國內的左翼認為「女權主義是一種西方的政治正確，是西方的舶來品」，或者「女權主義會造成性別對立，掩蓋階級鬥爭」都是一個重大的錯誤理由。女性面對性暴力和物化的問題也加劇了職場上的壓迫，致使女工的待遇受打壓。階級和性別壓迫都是資本主義製度造成，兩者密不可分。還有一部分人認為所有問題的源頭都是階級問題，階級鬥爭一旦勝利，性別壓迫也會隨之解決。他們認為，如果現在舍本逐末去支持女權運動，就會削弱階級鬥爭的力量，反倒是女權主義者如果真的想要解放就應該加入到社會主義者鬥爭的道路中來，接受自己的領導，才能取得真正的勝利。

反對宗派主義

如果這一宗派思想受到廣泛左翼和工運的接納，將會大大阻礙團結鬥爭，使運動脫離新一波中國青年激進化的浪潮，甚至變成為中共父權和民族主義宣傳的幫兇。可見這些國內「左派」的政治觀點非常狹隘和片面，完全忽視或拒絕承認對女性的系統性壓迫和歧視正是資本主義秩序的一部分。而我們知道：女性主義在中國被汙名化同時有著中共出於維持專製的考量。中共亦極為恐懼對權貴性侵的指控會蔓延至黨高層，會大大打擊黨的面子，更害怕女權運動會形成一個威脅，所以要竭力壓製。

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應全力投入在當下的女權鬥爭，並將之聯系至反中共和反資本主義的工人運動。今日的中國女權運動沒有 「合法的」發聲渠道，但隨著經濟下行、普通群眾生活水平下降、鎮壓升級帶來的不穩定因素越來越多，女權運動有望獲得更廣泛的受眾。我們既為面包戰鬥，也為玫瑰鬥爭。團結起來進行鬥爭，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社會，讓性別歧視和針對女性的暴力成為歷史。

中國：當局推崇「陽剛之氣」 強化性別刻板印象

1月28日，中國教育部公布了一份文件聲稱，將要求體育教學「更多註重學生『陽剛之氣』培養」等。該文件表面上是在談強化學生的體質健康教育，但實際上是在回應全國政協委員、國企董事長斯澤夫在2020年5月作出的「防止男性青少年女性化」提案。斯澤夫說，中國許多年輕男性當中出現「女性氣質化」的趨勢，若不「有效治理」，「必將危害中華民族的生存發展」。教育部這番說法一經報導，在新浪微博便引發熱議。該話題一度登上微博熱搜榜第二名，閱讀次數超過170萬次。

性別定型

很多網友批評當局加深性別刻板印象與性別歧視。有人質疑「男孩子溫柔體貼有涵養，女孩子勇敢堅毅有擔當怎麽不可以？」也有人諷刺為何不禁止女性男性化；還有人憂心，當局此舉會造成更多性格溫和靦腆的男生被校園暴力和歧視辱罵。有不少批評者抨擊，這種說法相當於將「女性化」視為貶義詞、是不尊重女性的體現，應放下性別刻板印象。對官方說法持支持態度的人也不甘示弱。很多反女權人士埋怨「女拳都瘋了嗎，這樣都能打拳？」（「女拳」是對於女權人士的蔑稱，「打拳」則是貶義指代進行女權主義批判）

中共政權已經不是第一次如此鼓吹傳統的性別角色及刻板印象。事實上，當局近年持續收窄性別議題的討論空間，有意打壓多元性別。2018年9月中國中央電視臺《開學第一課》邀請了一些「小鮮肉」明星做嘉賓，不久，中共官媒《人民日報》、新華社、《解放軍報》便在同一天發表文章，指責受邀的韓系「小鮮肉」歌手都是「娘炮」、是「不良」文化。2019年開始，中國媒體開始認定男生戴耳環是「娘娘腔」，因此給戴耳環的男明星進行模糊處理；與嘻哈文化相關的元素、紋身和LGBT符號在節目中也受到審查。

除了媒體報導，公共教育也對於LGBT存在歧視，並且這種歧視受到法庭背書。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的教科書中，有聲稱「同性戀是心理障礙」的歧視性描述且不願修正。有LGBT權利支持者將這家出版社告上法院，但經過3年纏訟後仍然敗訴。這並不是單一案例——根據2016與2017年的一項調查，中國大學使用的91本心理學教科書中，近半仍認定同性戀是一種病。而中共政府對此表示對LGBT運動「不主動提倡」，實際上是在放任錯誤的觀點在社會廣泛流傳。由此可見，即使中國在1997年將同性戀除罪化、2001年起不再將同性戀視為精神疾病，LGBT在中國社會仍然遭受各種歧視與挑戰。

性別規範、刻板印象、對於LGBT的歧視等性別壓迫，都源自必然存在階級壓迫的資本主義製度；而在新冠疫情當下，遭遇這些壓迫的人也更容易遭受暴力、出現身心健康問題。資本主義依靠對於婦女的壓迫、傳統性別分工以及核心家庭結構、婦女的無償家務勞動來維持運作、減低公共服務開支，自然也會貶低「女性化」特質；在當今中國成為不斷崛起的帝國主義勢力、需要使用民族主義「戰狼」外交、鼓吹軍國主義滿足中共當局野心時，更需要鼓吹所謂的「陽剛之氣」。LGBT的存在也對於核心家庭製度構成挑戰，因此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也受到壓迫。同時，這些性別壓迫和其他特定壓迫一樣，都可以被統治階級利用來分化工人階級、妨礙共同鬥爭。

解除刻板印象

就像在世界其他國家那樣，在中國，統治階級用時尚、廣告、媒體或法律法規等為所有人樹立對於男女兩性的性別規範。社會主義者不會接受這種束縛——所有人都應當有按照自身性別認同與性取向生活的自由。當然我們應當嘗試每一個渠道，但爭取這種自由是沒有辦法只（或者主要）通過修法或是去政治化的方式來實現的。就像美國「黑命攸關」運動以及殺害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的警察三項謀殺罪成顯示的那樣，法律上的鬥爭也需成為群眾性政治鬥爭的一部分。即使是局限於嘉年華會活動的上海驕傲節，也被迫在2020年8月13日宣布終止所有活動，並且未給出任何原因，相信也與當局打壓有關。為了根除各種性別壓迫，我們需要尋求工人階級最大團結，建設社會主義社會，讓所有人不分性別認同與性取向都得到真正的解放——不只是法律和文化上免受歧視，也需要物質上的豐足。

中國：「惡意討薪」誰之惡？

試想這樣一個場景：一位農民工在外辛苦一年，工資遲遲未結無處討要，走投無路，只好舉起標語，站在寒冬裏的廣場上、樓頂、塔吊上，希望能討回自己的血汗錢，然後就遭到了相關部門「零容忍」的強力打擊——為的是要「保護企業」。

而這，就是發生在今天中國的真實故事。在公檢法官僚們的眼裏，工人如果選擇了合法途徑去參與仲裁，就是企圖借法律敲詐企業，該進黑名單；如果選擇了「非法手段」去討要自己的薪水，那更是罪不容赦的「惡意討薪」，要抓起來通報以警眾人的。

如此巧立名目造出的罪行是如此可笑，以至於群眾不禁吐槽：工人惡意討薪，難不成企業是善意欠薪麽？

而對於資本家呢？最高檢為他們釋放了最大的善意。「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訴的不訴」，於是各地紛紛以不起訴犯罪的資本家為榮，把釋放涉罪資本家作為證明本地政績。「審慎辦理民營企業涉罪案件」、「民營企業家改裝槍支 檢察官不起訴」，如此種種新聞充斥報章，證明了今天中國由資本家當家作主；甘肅省前副省長更是語出驚人，「誰跟企業過不去，我們就跟誰過不去」。

於情於理，討回屬於自己的工資都不可能是惡意的行為；如果說在討薪的過程中有誰是惡意的，那只能是官員與資本家在打壓工人時結成的同盟——他們是秩序的受益者與維護者，而且顯然他們都認為企業的發展比工人的生存更重要。因此中國廣大的工人階級必須團結起來，對抗專製政權的「惡意維穩」！

中國：質疑中印邊境沖突死亡人數變成「詆毀烈士」

中共當局再次以「保護英烈」為借口打壓言論自由。2021年2月19日，新浪微博用戶「辣筆小球」發表評論，質疑《解放軍報》公布的2020年中印邊境沖突中方死傷信息，認為中方陣亡的不只4人；並暗諷解放軍團長以犧牲下屬性命為代價活下來。之後，「辣筆小球」帳號被禁言一年，其本人在當天晚上被刑拘，在3月1日以涉嫌侵害英雄烈士名譽、榮譽罪被批準逮捕，並在央視新聞鏡頭前「被認罪」。他的質疑則被南京警方、部分網民、中共與官方媒體打成「惡意歪曲事實真相」「損害英雄形象、傷害民族情感、毒害愛國之心」。

跨國追捕

即使質疑者人在海外，亦可能被跨境追捕。就在「辣筆小球」被刑拘後不久，人在歐洲的王靖渝也因質疑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數，以及中共當局為何拖延8個月才公布相關信息，被指「詆毀貶損衛國戍邊英雄」，因而被中國公安網上追逃、勒令3天內回國自首，其父母也被停職、被迫每天12小時待在派出所、在家也有警方監視。在綿陽警方針對王靖渝言論發表警情通報後，王靖渝則在評論區大罵解放軍死得好、印度軍隊幹得好。這場沖突只是為了爭奪面積不大、無人居住的荒野地帶。社會主義者不贊同支持中印邊境沖突中任何一方（無論印方還是中方）的言論，但王靖渝被指詆毀英雄官兵完全是因為其質疑官方報道。

3月15日，中國知名地產商潘石屹之子潘瑞，也被北京警方發布通報要求回國接受調查處理。事件可追溯到潘瑞在2020年6月23日的一則微博留言「聽說（中共軍方）至少一個營地被印度活埋」。8個月後，潘瑞的這則評論被翻出來，其微博很快被封鎖，而北京市海澱公安分局也聲稱「已依法對潘某刑事拘留，並對其開展追逃」。值得一提的是，潘瑞曾在新浪微博分享《路透社》「中方可能至少有40名官兵死亡」的報道，並質問這些官兵身份，而中國外交部則否認這則報道。

毫不意外，中共官媒轟炸式批評這些所謂「詆毀烈士」言論，裝模作樣地強調「詆毀英雄，就是與祖國對立、與人民為敵」。很多網民對於這些事件的反應，也是怒罵這些「詆毀烈士」者、希望他們被判刑，並紛紛分享人民日報製作的致敬邊防軍人圖片——但我們評估民間反應時，也需考慮到中國網絡審查之嚴格、質疑聲音極易被消失，以及中共有著龐大的網絡水軍引導輿論，很多網民也未曾知道這些「詆毀烈士」言論的原話。

扼殺自論自由為實

這一波打擊所謂「詆毀烈士」的行動，法律依據為2018年5月1日開始施行的《英雄烈士保護法》。中共當局認為，「學術自由」「還原歷史」「探究細節」已經成為歪曲中國近現代歷史，並醜化、詆毀、貶損、質疑英雄烈士的借口，而「精日」人士美化日本帝國主義、種族主義的言行也激發了民間對於立法保護英烈的支持。但現實中，這部法律一直被當局用以打壓言論自由、封殺一切與「官方歷史」或是「正確的人類集體記憶」不符的言論。這部法律聲稱保護的烈士大多是軍人，但現實中退伍軍人的權益一直沒有有效保障，並在維權時屢遭鎮壓。

所謂「詆毀烈士」的說法，只是中共民族主義宣傳罷了。當局對於改善退伍士兵的生活狀況的承諾一直只是空談，現有的退役軍人事務部也無法真正保護到退役軍人的利益。真正侮辱英烈的，當屬為了地緣政治和經濟利益要基層士兵送命、對於沖突和傷亡實情閃爍其詞、對於仍活著的退伍士兵則召之即來揮之即去的中共資產階級政府。

中國：自媒體管控再度收緊——全面噤聲時代來臨？

中共網信辦1月29日召開會議，宣布將「重點整治」自媒體、短視頻網站等內地網上平臺。緊接著2月初搜狐、微信等各大自媒體和公眾號平臺要求取得《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等相關媒體資質，才能向社會公眾提供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如果不具備有關資質，則不能采編發布、評論解讀政治、經濟、軍事、外交領域及重大突發事件等相關信息內容，否則將違反相關法律法規和平臺運營規範。

只有官方認可的新聞單位或新聞宣傳部門主管的單位才有資格拿到如此嚴苛的許可證。這意味著從今往後非官方的自媒體無法自由發布和評論時政新聞，而只能轉發評論中共喉舌所發布過的新聞，不然就會遭到輕則禁言封號，重則拘留判刑的處罰。

2月19日，微博大V「辣筆小球」就因為在微博上質疑官方對於去年中印沖突中，中共軍隊傷亡細節的報道而被以定義模糊的「尋釁滋事罪」為名逮捕。即使社會主義者不贊同該博主的政治立場，我們支持公民言論自由的權利，要求立即撤銷對其控罪。

禁區處處

近兩年裏中國群眾運動和重大危機此起彼伏，從香港2019運動、新冠肺炎到內蒙罷課罷工、蛋殼公寓事件。在這些事件中，自媒體往往是群眾發聲的重要途徑。面對群眾激進化的壓力背景下，政權擔心自媒體會成為「不穩定因素」並在民主鬥爭燃起之時會危及獨裁統治，因而不得不發布加強管控自媒體的命令。

表面上看，該政策出臺好像讓中共政權更穩固了，但恰恰相反。就好比長城防火墻政策正好揭穿了政權自我標榜的「文化自信」一樣，該政策背後表現的，不是政權的自信，而是政權的自卑與脆弱——政權害怕網民通過自媒體評論時政攻擊政府、害怕新冷戰背景下的任何中國的失利，會打擊政權的威信，造成國內的反政府意識。

一方面收緊自媒體管控無疑標誌著大陸新聞自由、言論自由將會大幅受限，公民輿論監督政府為數不多的渠道也將會變為粉飾太平的工具，中共政權自認為短暫地穩定了統治秩序。

但另一方面，就像一年前打壓李文亮言論的事件卻引起了群眾要求言論自由的憤怒呼聲一樣，現在政權想要通過限製媒體的言論自由來壓製反政權的憤怒，想要製造全面噤聲時代，但最終必然會適得其反。網絡發聲和遊行示威、議會鬥爭等手段一樣都猶如社會的泄壓閥，而堵上泄壓閥的獨裁高壓鍋裏面壓力只會越來越大，並在有朝一日以大規模社會運動的形式爆發出來。

支持完全言論自由

社會主義者支持完全的政治自由、言論自由，反對中共政權對於各種媒體自由的管控。但是這個目標無法通過仰賴中共黨內任何一派來實現，也無法依靠資本家來達到。因為中共獨裁製度是和資本主義製度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平時資本家依仗政權的鎮壓來肆無忌憚剝削工人牟利，在政權需要時各自媒體資本平臺便成為打壓言論、新聞自由的急先鋒。只有通過我們工人勞動者的民主鬥爭來打倒親資獨裁政權，並建立工人民主管理媒體的製度才能達到真正意義上的政治、言論自由。

中共延後退休年限　工人階級需要反抗

在人口日益老齡化的背景下，面對巨大的養老金缺口和疫情帶來的財政壓力再次升級，中共在實施漸進式延遲法定退休年齡。該決策將惡化中國就業狀況和勞動者生存條件，並推動階級矛盾走向激烈。以犧牲勞動者利益換取的舉措遭致強烈的輿論反對。中國工人將進一步認清中共政權的本質。無產階級是時候組織起來、行動起來了。

資本主義社會固有矛盾

老齡化：在工人階級處境不斷惡化、物價房價高漲的情況下，人們生育意願低迷，勞動力不足以及人口老化問題極為嚴重。在2018年，中國有將近2.5億人的年齡在60歲以上，占了全部人口的17.8%。一間知名智庫表示，在2053年前，這個比例可能超過33%。而中國勞動年齡人口數從2012年開始出現下降，年均減少300萬以上，而且減少幅度逐漸加大，預計「十四五」期間還將減少3500萬人。2013年開啟的「二孩」政策下，中國人口出生率不升反降，進一步了惡化養老金收支情況。

養老金缺口：根據中國保險協會11月的報告，至2025年底，中國的長者人口可達到3億，到時退休儲蓄缺的口就會達到10萬億元人民幣。中國養老金收入由財政補貼與征繳收入兩部分組成。若不計財政補貼，據人社部的《統計公報》顯示，中國養老金從2013年就出現了虧空，2016年更虧空達6504億元。

該缺口主要是由於資本家拒交社保金造成的，這體現了深刻的階級矛盾。以《2014年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為例，2014年農民工未繳納養老比率高達83.3%，當時月均工資2,864元，按當前繳納比例計算，資本家少繳納了15,686億元養老金，這是該年度養老金征繳與支出差額2,226億元的7倍多。而這還僅僅是農民工一個群體的情況。

由於2008年資本主義世界危機，中國從2009年開始實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依靠地方政府大幅舉債來刺激經濟，致使債臺高築。現在中央政府為免杠桿過高，減少對地方政府的財政支持。去年全國財政赤字達到6.27萬億人民幣，比前年上升了近3成，可見在現行製度下難以大增公共開支用以養老。據《標普全球》指出，中央政府今年不再像去年疫癥爆發時那樣安排特別國債發行，意味著其對地方政府的轉移支付資金將減少10%，而這筆轉移支付幾乎占地方政府收入的三分之一。

養老金缺口的根源在於生產資料私有製造成的產品分配不公，而中共應對該問題的方法，則是延長資本家剝削勞動者的年限、減輕資本家的付出，這體現了「退休延後」劫貧濟富的本質。

就業危機： 中國不少企業實行「 35歲，45歲」淘汰製度，在退休時間延後，還無法領取退休金的中老人的就業前景將十分灰暗。同時由於新的求職者的湧入入，這將加大工人階級就業壓力。在就業危機的情況下，工人階級由於處於就業的不利地位，資本家將會對其進行更為嚴厲的剝削，這將造成工人階級的普遍苦難。

生命消逝： 隨著「996」工作製的普及與就業壓力的不斷爬升，勞動者的工作強度達到了難以忍受的地步。在這種情況下，延後退休時間就是縮短勞動者的生命時間。部分未達到退休年限的中老年人將湧入低端產業，例如清潔、保安和更辛苦的外送員，這些產業往往對健康損害更為嚴重。剛從「996」中出離的中老年人，將面對更慘烈的壓迫。

據《壽命精算學與退休年齡》的研究，一個人55歲後每工作一年，就將平均減少兩年壽命。據此計算，中國2018年男性的平均壽命為77.0歲，若退休時間從60歲延長到65歲，勞動者的平均壽命將為67歲。即是說，一個工人在退休兩年後，就將面臨死亡。可見，「退休延遲」政策成為了收割工人生命的鐮刀，而手持鐮刀的死神正是中國共產黨與中外資本家。

工人們團結起來奮勇抗爭

綜上所述，「延遲退休」政策是中共為了維系統治進行的階級壓迫政策，其根源是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工人階級需要有組織獨立工會的權利，向資本家發動鬥爭追回欠交的社保。社會主義者要求取消戶籍製度，落實真正的全民退休保障。至於錢從哪來，我們則要向富人征收重稅。這樣的話黨國及民營資本家都會大力抵抗，因此要將整個金融製度應該民主公有化，交給工人階級民主控製。

中國：人口紅利的消失──為什麽我們要社會主義的替代出路

四月底，有報道指中國人口正在下降。《金融時報》（2021年4月27日）指2019年中國人口下降到14億以下。這是50年來首次出現負增長。當局隨即否認了《金融時報》的報道。國家統計局沒有給出原因下，延遲公布了去年進行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報告。報告原本定於4月初公布的。這令人懷疑中共專製正面對尷尬的消息，並試圖「修訂」數據。「據了解，2020年，我國人口繼續保持增長」這是國家統計局在4月29日發布的簡單聲明，並指具體數據將在人口普查公報中發布。中國正面對人口問題炸彈早已是不爭的事實，印度很可能會在2027年取代中國成為世界上人口第一的國家。自2012年起，中國的勞動力每年萎縮。這對中共來說是個大麻煩，特別是現在他們正與美國帝國主義進行經濟與地緣政治的生死之鬥，經濟力量、生產力及適齡工作人口都是決定性的因素。

有時，為統治者粉飾太平的學者們的行為看起來很讓人迷惑。在推動延遲退休時，他們疾呼「我國有社會主義的優越性，集體主義精神更強有利於避免發達國家延遲退休中的社會動蕩」，「老一輩的人更能忍讓、更能吃苦」，仿佛這個國家仍舊是社會主義國家，仿佛中國人民都如同羔羊一般溫順，任人宰割；仿佛一放開政策，無論多窮的人都會敞開肚皮生出大群孩子——以供中國和世界資本主義剝削。

殺雞取卵

但細想起來，他們的行為又都是有邏輯可言的——為了從普羅大眾身上榨出最後一滴油水的邏輯。中共的行為本質上與任何其他的資產階級政府無異──許多在過去20年也在提高退休年齡、打擊退休金。對於依靠廉價勞動力維持經濟發展的政權來說，人口紅利的消失是令人恐慌的。如果人口結構發生了他們所預期的變化，那麽通過高人口存量與低生育率所帶來的快速發展就難以為繼。

針對老齡化和少子化，央行在工作論文中寫道，「人口紅利當時用得舒服，事後是需要償還的負債」，還宣稱「應全面放開和鼓勵生育」，免得人口結構崩盤。如此種種「政策建議」看起來仗義執言，但是，無論做多少看起來理性客觀的評述，他們都無法掩蓋這樣一個問題：難道老百姓是平白無故地不喜歡生孩子嗎？

當然不是。

如果學區房、補習班、備考不會榨幹一家人的時間、金錢和精力，如果寒門難出貴子沒有發生在現實世界中，如果父母在工作之余還能留出陪孩子的空余——那生孩子都不會是如此令人避之不及的選項。在資本主義的暴力壓榨之下，生育只是套在父母和孩子身上的沈重枷鎖，是通過代際更替補充工作力的手段；各路媒體為「後浪」所應許的未來從來都沒有屬於過普羅大眾。在階級固化的社會裏，怎麽可能有人容許「每個人的自由發展」呢？ 資產階級只會進一步收窄階級流動的通道，讓無產者好好地當一枚社會的螺絲釘。

歸根結底，只要資本主義製度還在壓榨中國人民，那麽所謂放開和鼓勵生育就只能是為資本提供剝削材料的政策。要解決人口危機，需要的是社會主義綱領。這是一場要透過打倒資本主義與專製統治才能勝利的鬥爭：

全面實行免費教育，取消大學和高等學校學費！免費、民主公有與管理的托兒服務。
法定12個月的全薪女性產假，雇主不能對其降職或懲罰。對於職場中的女性歧視零容忍，例如「不能懷孕」規定。
建設優質的廉價房屋來解決住房危機。取締發展商資本家，將建築和房地產企業收歸民主公營。
在職場及學校裏改善女性的權利，杜絕性別主義與歧視。支持組織獨立工會及學生會的權利，來捍衛自己的權利。
大幅擴大老年人者照顧服務，在非牟利的民主公營下提供專門的住宿和家務支援。
反對提高退休年齡！要求大幅增加退休金，實行全民退休保障，以開征富人稅來負擔。
廢除戶籍製度。大幅增加公共福利、教育和醫療，同樣以開征富人稅來負擔。
資本主義與獨裁都是死胡同──我們為社會主義而戰！

中國公布官方人口普查結果 卻有「做假帳」之嫌

原定於四月上旬公布的中國全國第七次人口普查結果，五月十二日終於在一片質疑聲音之中姍姍來遲。根據中國官方公布的結果，2020年中國全國總人口為14億1178萬人，對比2019年官方統計的全國總人口14億05萬人，人口凈增長為1173萬。

在結果公布前，英國《金融時報》引述內部消息報道，中國人口將跌穿14億，是60年來首次人口下降，對此中國政府予以否認。

但在今天官方普查結果公布後，內地網民立即發現數據不合理。網民推算，假如2020年的死亡人口（官方對此未有公布）與2019年相等（998萬人），即意味著2020年的出生人口高達2171萬！這誇張的數目甚至跟國統局同日公布的2020年1200萬出生人口互相矛盾。

那怕僅僅查看人口增長數字本身也不合常理：過去十多年，人口增長穩定下降，2010年的新增人口為641萬人，到2019年的新增人口下跌至467萬人，但這次人口增長數字突然上升超過一倍，這本身數字簡直是荒謬絕倫。

另外亦有網民根據2007-2020各年公布的年齡結構比例推算，按此方程計算2020年的出生人口竟高達4234萬人！

可見，這份所謂的「人口普查結果」在數字上根本都無法自洽，難以自圓其說。各項方程數據甚至自相矛盾，漏洞百出。

事實上，我們早在十年前已預視到了中國的人口壓力問題。粗暴的一孩政策使問題大大惡化，令中國陷入了「未富先老」的慘痛局面。連帶而來的就是勞動力衰退，退休養老的壓力急增。過去依靠著龐大的勞動人口基數，將勞動成本，亦即是工人的工資壓到最低水平，就是所謂的「人口紅利」，現在似乎也已走到盡頭。這對於本來就疲弱的國內消費市場可謂雪上加霜，勞動力衰退亦將連帶引發國內經濟漸漸喪失動力，習近平「雙循環」的構想有著胎死腹中的危險，進一步破壞了他「定於一尊」的地位。更甚者，中國正處於國際關系和地緣戰略博奕中被動和不利的地位，這個時間點上國內的根本性經濟失去動能，對中共戰略布局的打擊非常嚴重。

同時，「14億人口」是一個重要的心理關口，一如中共的所謂「保八」「保六」政策口號，因為假如中國人口跌破14億人口大關，意味著中國人口第一大國的地位很快將被印度取代，而印度的人口結構要比中國年輕得多。而且代表著中國的退休壓力突破了警戒線，令人憂慮中國政府寅吃卯糧的養老政策是否無以為繼，甚至進一步觸發全國性的社會動蕩——一如多次延長退休年齡而爆發大規模社會抗爭的歐美國家。事實上，這危機已初見端倪，根據中共社科院發表的《中國養老金精算報告（2018-2022）》，即使中央持續對養老基金提供財政補貼，養老基金依然有機會有2035年完全耗盡分文不剩！這意味著現時50歲以下的勞動者都有可能在退休年齡時身處一個沒有任何公共退休服務的社會，甚至辛苦供款數十載的養老金血本無歸。因此，為挽救社會的信心，中國政府不得不做假帳以「穩定民心」。

然而，中國政府這種數據造假手段不過是自欺欺人。就像新冠疫情爆發早期不承認大禍臨頭反而指「吹哨人」造謠一樣。數字上的幽靈人口既不能為中國提供勞動力，亦不能進行任何消費活動。中國社會少子化的根源在於資本主義社會下民眾受到的超額剝削，絕大多數基層民眾僅僅只能維持生活的水平，社會公共服務的嚴重缺失，戶籍製度更讓占中國人口大部分的農村戶借人口被排除在城市公共服務和為數不多的福利之外，令育兒對中國的民眾而言往往意味著生活條件的大幅倒退。而中共所謂的「鼓勵生育」亦僅限於一紙空文，政府無意亦無力提供實切的財政支援和補貼予育兒家庭。因此，人口老齡化與萎縮就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死結，中國走進了這一死結當中，只有推翻資本主義，實現真正的民主社會主義製度，全面推動優質免費的公共服務，解除為人父母的後顧之憂，才能確保生有所養老有所依，讓社會的人口結構健康發展。

成都49中學事件：五毛維穩反倒激化群眾意識

2021年5月9日母親節，在四川成都卻發生了一宗白頭人送黑頭人的慘劇，成都市四十九中學一名17歲學生在校期間高空墜亡。次日早上，死者母親魯女士在微博中發帖質疑校方撥打急救電話不及時、從學生墜樓到聯系家長足足140分鐘、拒絕讓家屬觀看監控視頻，並發出質問「學校想一直耗著我們，最後拿出一壇骨灰將我們應付了事嗎，信息社會難道一條活生生的生命就是這樣被輕易想抹殺就抹殺了嗎？」

當天晚間，有留意到消息並不滿當局草菅人命官僚作風的民眾陸續聚集在成都49中門口，手持白花，要求校方向公眾交代真相。當示威人群開始齊呼「真相！真相！」時，大量警察沖入人群，搶奪相機、毆打群眾、將多人拖入警戒線逮捕。

不久之後，中國網軍就開始出動帶風向，指49中門口聚集的示威者是「廢青」（廢物青年，中共對香港反送中運動示威者的蔑稱），是受「境外勢力」影響的「破壞分子」，認為他們學習了香港示威模式。而他們所謂證據竟是「中國人悼念死人不會拿康乃馨」「現場的人不講四川方言而是在說普通話甚至『粵語』」等等。這種說法很快遭到了廣大網民的嘲諷，指出將愈演愈烈社會矛盾轉移為「境外勢力幹涉」的手段老套而拙劣。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有部分「小粉紅」「愛國網民」自發地參與到悼念活動中，卻不料被這些「友軍炮火」所誤傷，無論這些網民是否承認自己接受了所謂「境外勢力」的影響，事實上他們已經逐漸理解香港民眾的示威方式，並接受了部分香港運動輸出的影響。小粉紅這種歇斯底裏地攻擊根本是失控，將任何抗爭行動攻擊為「反華叛國」，只會使更多群眾看穿政權宣傳之荒謬。中共的輿論機器本來目的是用來維穩護黨，但卻製造了一只開始失控的巨獸，反過來使輿論形勢更不穩定，激化群眾的意識。

另一方面，網民將成都官方一開始的遮掩打壓態度與香港2019年11月示威者周梓樂墜樓後，法庭作出了詳盡的死因研訊進行對比，指出香港司法比大陸司法公開透明，也更重視調查真相，還家屬一個公道和撫慰。雖然香港的法律在中共粗暴幹預後已淪為廢紙，但網民作出這種對比，也表明了香港運動即使在消息封鎖下也被內地關註，並影響著內地群眾的意識。

2019年的香港反威權運動是香港的群眾運動，具有反對警察暴力、要求民權和自由的先進意識。在中國政府有意引導抹黑下，香港運動成為了大陸網絡中不可觸及的言論，在公開平臺討論的後果包括但不限於封號、拘留、被單位開除等。成都49中事件發生後，官方竭力把事件去政治化，定性為過火和失控，阻止網絡進一步對香港示威運動的討論擴大。

成都49中事件不僅僅是公眾與特定單位機構的矛盾，還是中國青年群眾運動的又一具體表現。此次事件中，中國網民將反獨裁意識濃縮在反對官方粗暴回應和網軍抹黑的指責中。中國勞工論壇支持一切抵抗獨裁政權的群眾運動，對中共這一資產階級專政的獨裁政權壓製成都49中群眾運動行徑表示嚴厲譴責，對遭打壓的死者家屬表示哀悼和深切的慰問。同時我們也指出，這次事件並非是個別案例，而是專製官僚作風的積習。內地群眾亦將逐漸明白這是內地與香港民眾所共同面對的壓迫和困境，因此內地與香港民眾必需團結鬥爭，共同對抗資本主義專製政權。

「躺平」——反抗高壓現狀的抗議

關於「躺平」的一場辯論在中國廣泛展開。對這個概念的普遍興趣顯現出，無論習近平政權如何堅稱各種「勝利」，中國社會當今的發展出了大的問題。

在4月，百度貼吧出現一則題目為《躺平即是正義》的貼文，其作者本是一介普通網民，但文中「人不應該如此勞累」、「我有時會躲在某處看著那些忙碌的人發笑」等文字引發以年輕人為主的諸多網民的共鳴。「躺平」這一概念遂引發熱議，並在中國網絡上廣傳。概括來說，「躺平」或「躺平主義」具體內涵包括「不買房、不買車、不結婚、不生娃、不消費」及「維持最低生存標準，拒絕成為他人賺錢的機器和被剝削的奴隸」，類似源自日本的「低欲望生活」、「佛系」等強調無欲無求、看淡一切的生活態度，也與中國青年中頹廢、悲觀、絕望情緒生成的「喪文化」有一定關聯，但在當下中國，「躺平」這種抗議形式比起前述案例有更深遠的影響。

當然，「躺平」流行之後，很快遭遇中共官媒批判。5月，新浪微博「共青團中央」發表微博指稱「當代年輕人從未選擇躺平」，中共廣東省委機關報《南方日報》則發表評論指責「躺平」可恥、是毒雞湯，湖北廣播電視臺評論說「認命可以，躺平不行」。豆瓣、百度也對這一熱詞進行審查，豆瓣上的幾個「躺平小組」在建立不久後旋即被站方強製解散，而百度貼吧「躺平吧」和數個相關貼吧均被禁止普通用戶發帖。然而，網民對於官方宣傳和網絡審查並不買帳，多數網民群起反彈，令「共青團中央」被迫關閉前述微博評論，而親中共的鳳凰網一份網絡民調指出，60%網民理解並同情年輕人「躺平」。

「躺平」的興起、成為一股流行趨勢是一個很重要的發展。這體現很多年輕人對今天資本主義高壓快節奏生活的抵觸。因此，這對於習近平政權造成巨大挑戰。

當前，中國經濟面臨下行壓力，社會問題不斷激化；受到生育率（2020年只剩1.3，而維持穩定人口結構需要2.1）、結婚率（2020年只有813.1萬對，17年新低）皆下滑等影響，勞動力自2012年以來連年衰退至今；縮減的勞動力和老化的人口結構不利於中國「大國崛起」、超越美國成為全球第一超級大國；中國人口實際上跌破了「14億」這一心理關口，而這也會讓中國人口第一大國位置很快被印度取代，中共當局顏面會因此受損。

雖說歐美日等國也在面臨生育率低迷、人口老化等問題，但中國目前仍然是發展中國家，「未富先老」會帶來更嚴重的後果。如果年輕人紛紛選擇「躺平」、拒絕加班996或者高額消費，中國的生產力和本就疲弱的國內消費必將受到負面影響，進而沖擊習近平強調擴大內需的「雙循環」戰略，在當今中美帝國主義沖突的脈絡下也讓習近平更難連任。因此，中共當局當然要大力批判「躺平」思潮、丟出鼓吹個人奮鬥的陳詞濫調。

中共官方的這些論調，越來越不被廣大中國年輕人接受。《南方日報》那篇社論聲稱的「（中國）勞動力資源充沛，具有超大規模市場優勢，中國經濟發展前景廣闊……只要足夠勤奮依然能自我實現、自我成就」，根本離現況相差十萬八千裏。現今大部分年輕人（同時也是工人）面對的，是堅持奮鬥、接受「內卷」卻換不來相應回報，面對高昂的住房、教育、醫療成本，連自己都養活不起、甚至還要靠家裏補貼，怎敢結婚、生孩子？中共政府如今已經蛻變為一個親資、保守、右翼的獨裁政權，它當然不可能推出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社會主義政策，而只可能是瘋狂打個人奮鬥雞血、並設法扼製對「躺平」支持的增長。

總體而言，「躺平」是對抗中國社會「內卷」的一種表現，包含了對於996加班製度的反抗、不合作運動的成分，甚至可以說有反資本主義的傾向。這一思潮本質還是消極反抗、個人行動，而非集體行動。但由於中共極權高壓統治下群眾很難自我組織、並且極易遭遇迅速鎮壓，開始激進化的工人與青年尋求這樣的方式表達對於社會現狀憤怒實屬正常。這也是現行體製不可持續、走向崩潰的另一個跡象。中國資本主義正製造不可持續的債務水平、不可持續的房價、不人道的剝削和過勞，而中共黨國的「控製」和政治鎮壓從長遠來看無法使這個體製擺脫自身的矛盾。隨著社會矛盾越來越嚴重，工人階級也會明白，組織起來推翻威權資本主義、打造讓所有人都有體面生活的民主社會主義社會，才是對於現狀真正進取的解方。

走向反動的中國革命

今天中國的國會（全國人大）是全球最有錢的議會。根據外媒的估計，習近平一家在海外的至少藏匿的高達一兆美元的資產。同時，李克強宣布今天中國仍有6億的人生活在貧窮線底下，每月平均收入僅有1000人民幣。在中國內，每兩個人就受到一支監視器的監控。中共在今天面臨到了89年以來最嚴峻的社會危機，深陷在全球資本主義的災難之中，正是因為資本主義的製度讓整個中國陷入在水深火熱之中。

1949中共建政了什麽？

中共以毛澤東為首的軍閥，領導著革命推翻了國民黨政府。但在缺少了工人階級的直接民主，中共政權打從一開始就仿照蘇聯建立了一個斯大林主義的官僚獨裁政權。與中國革命不同，俄國革命是由工人階級所領導的，並且以民主工人國家取代了資本主義，這讓工人階級一度擁有全面權力控製政府及經濟。不過由於其他國家在共產黨及工人政黨的領導缺乏準備或犯錯下，導致革命失敗，使俄國革命在1920年代被孤立。在極端政治孤立的情況下，俄國革命遭到了官僚的反革命。雖然革命所形成的國有經濟存活了下來，但工人民主控製卻被以斯大林為首的官僚特權階層所篡奪。斯大林主義的官僚口頭上仍然奉行「社會主義」，但他們只是純粹出於保住權力與特權而保衛國有經濟。國有經濟在1930-40年代比起深陷危機的資本主義發展得更為迅速。毛澤東與中共領導層，學習的是俄國的官僚專製，而非1917年最初的俄國革命。中共在1950年代所建立的國家是一個極度畸形的斯大林主義國家。資本主義被國有經濟所取代，而這也成就中國急速的工業發展，但權力是集中在一群不受監督的官僚菁英手上，而不是工人階級。

建政初期，毛澤東認為在中國要先發展資本主義，並把社會主義任務推到無限遠的未來，這是世界各地被斯大林主義化的共產黨皆主張的「兩階段論」。毛澤東並不主張世界革命，而是一個民族主義者，他認為最重要先建立強大國家和經濟體製，休養生息和穩定政權才根本。中共只是沒收了民營企業，卻沒有建立民主公有製。但巨大的革命壓力，即農村自發的土地革命，沖破了國家的秩序。加上冷戰期間韓戰的爆發使地主和資產階級對國民黨復僻抱有希望，令共產黨加速土地改革，消滅地主階級的威脅。中共政權在官僚控製的計劃經濟下實現了至今所謂的民主資產階級國家都無法實現的改變。

改革開放

在毛澤東逝世之後，中共政權面臨了巨大的危機，獨裁官僚壓抑了計劃經濟的生產力，經過文革的破壞後更是枯萎至盡頭。1976年，中國的GDP出現萎縮，社會陷入混亂。計劃經濟與官僚的關系就如身體與癌細胞的關系一樣，當身體被寄生癌細胞破壞到盡頭時，癌細胞也會死去。

這讓整個中共政權陷入在分裂與被群眾推翻的恐懼之中，盡管要解決這樣的危機所需要的是一場補充性的工人階級革命，將計劃經濟奪回於工人階級民主管理。事實上整個中共的官僚集團在毛時期的政策就不斷改變。對於官僚集團而言並沒有建設社會主義的願景，而只是為了自身利益而實用主義地在不同階級與階層以間作出平衡，維護國家權力的控製的同時發展經濟。過去所仿效的俄國及東歐的經濟模式陷入停滯甚至失敗，這並非如資產階級代言人所宣稱社會主義「失敗」或資本主義的「優勝」那樣，而是官僚越來越沒能力發展計劃經濟。他們很成功地復製原有的工業技術，尤其是重工業，但在在精細的生產方面則很落後。從原本只是計劃經濟的相對障礙，到了1970-80年代，斯大林主義官僚變成了絕對障礙，實際上是把社會推向倒退。當時只有新的工人的政治革命，打破官僚的枷鎖，並由工人階級重奪計劃經濟的控製才能避免這個倒退。與此同時，以列根和戴卓爾為首向全球推動了新自由主義，加上亞州四小龍的成功。中共官僚迫切地為求打破經濟上的孤立，振興貿易與投資，開始尋找新的經濟模式來取代計劃經濟。 鄧小平雖然被稱為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但他只是領導著一群獨裁的官僚集團為保權力而執行實用主義的政策，摸著石頭過河。

中共透過並逐步的引入市場經濟，同時保留國家對經濟的控製權。在城市裏面，鄧小平政權逐步開放私有企業進入市場，同時將國企轉型為以獲利為導向的體製。官僚透過特權進行尋租並透過價格雙軌製套利、還有不平的稅來竊取財富。官僚開始了初期的資本積累，準備成為未來的一批資產階級。農村則實施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即國有名義的土地下容許農民部分地自由出售商品，生產資料的私人佔有與僱傭勞動製度的建立衍生出大量的私營企業，製造出大量的農民工。官僚借由特權迅速的將較好的土地與耕作機器據為己有，地方政府在農地變為建地的過程中竊取差價，積累私有財產。

盡管在鄧小平的改開10年間並非徹底地走向私有化，但部份的市場經濟已經為整個社會帶來巨大的沖擊。在價格雙軌製推動以後帶來了通貨膨脹與周期性的蕭條，工人階級的生活不斷地失去保障，卻眼睜睜的看著這些特權利用改開的各種政策貪汙圖利發大財，在1989天安門運動爆發前，中國的通貨膨脹甚至高達了31%，是中共建政以來最嚴重的一次。天安門的革命幾乎推翻了鄧小平政權，而這更加讓中共政權意識到他們沒有了回頭路。群眾運動在300多個城鎮被血腥鎮壓，就如1927年國民黨在上海、武漢、廣州屠殺工人一樣。1989年的極端鎮壓就是為了扼殺新生的工人運動，因為中共明了工運是他們復辟資本主義的最大威脅。維持政權的統治只有高度的獨裁與走向資本主義道路，在經歷的數年對於工人階級殘酷的鎮壓以及黨內的清洗以後，（光是在天安門革命結束至1990年底，就有4萬多名工人被捕，甚至活躍的工人被處以死刑）。

資本主義復辟

在90年代，鄧小平推動著沿海經濟特區，將國有企業逐步的推向私有化，大量的國企工人下崗。股票交易所成立了，越來越多的國企被部分上市，這讓中共官員加速私有化的進程，好讓他們從國家官僚搖身一變成為擁有房屋及金融資產的資本家。而中共也透過大量廉價的勞動力（一方面是農民工，一方面是因為農民工而被壓低勞動條件的城市工人），對於工人階級的民主權利的鎮壓，（包含取消組織工會及罷工權）和外資的稅收優惠為今天的世界血汗工廠打下了基礎。

今天的中共有著世界最嚴重的貧富懸殊，10%的有錢人掌握了社會上67%的資源，這些農民工占了中國1/4的勞動力，這些大量被剝削的勞動力成了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重要驅動力。今天中國的私立幼兒院占了總體的90%，中國的公共醫療開支占GDP的經費僅有世界水平的1/4。

毛時期的革命政權是建立在歷史性的群眾動員才得以確保革命的成果，今天中共政權已經徹底地將革命所帶來的一切成果轉變為他們私人的財產，社會上一切的保守與反動的意識死灰復燃，隨著全球資本主義危機的深化，中共政權再次的面臨到1980年代的巨大危機。盡管毛澤東建立的是一個畸形的工人國家，即使獨裁政權下創造了無數的災難，但計劃經濟成就了中國重要的工業化，沒有這個工業基礎，則1980年代以來的親資本主義改革也會變得不可能。中共政權代表了一個未完成、被官僚扭曲的革命，因而未能發揮出計劃經濟的巨大潛能，而最終復辟資本主義，並製造了可怕的新危機和大量苦難。今天工人階級需要的是真正的社會主義綱領，組織起來推翻中共獨裁，當下次革命到來時，中國工人階級將會獲得到真正的解放。

民主計劃經濟

關於計劃經濟如何運作的討論，對於工人運動和受壓迫者至關重要。自1990年代威權主義的斯大林主義政權垮臺以來，資本家從一個危機跌進另一個更深的危機。但是資產階級有一個很大的優勢。近年圍繞著美國的桑德斯（Bernie Sanders）、英國的科爾賓（Jeremy Corbyn）和法國的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的左翼浪潮，保衛著左翼的許多重要社會訴求，但很可惜，這些左翼人物當中，沒有人為民主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概念加以推廣宣傳。在斯大林主義的官僚計劃經濟垮臺之後，右翼經濟學家對於計劃經濟「信息不透明」和「缺乏創新性」的指責，這種說法已經影響了許多工人和青年的政治認識。現在是時候澄清這些問題了，用能夠徹底改變當前製度的綱領，來重新武裝工人與青年的思想。

科學社會主義的創始人馬克思和恩格斯並不想鉅細靡遺地描繪資本主義被推翻後的社會細節，他們不願在沒有現實基礎的情況下空談，從而與「空想社會主義者」劃清界線。但工人階級為何鬥爭？這仍需要我們提出新社會中具體政治經濟製度的模樣，因此馬克思在1848年著名的《共產黨宣言》和其他著作中，有意識地把重點擺在社會主義的大致輪廓。為了徹底擺脫老板們利潤至上的製度、為了擺脫貧窮和不平等，社會主義者得出結論，必須實現對生產資料，包含工廠、職場和技術的共同所有權，以此建立的社會主義社會，必須立基於有計劃的生產活動，由工人討論和設定生產的方式和目標，以決定整個社會的經濟活動如何運作、為何運作。

1871年的巴黎公社的壯舉，讓馬克思有了活生生的機會向世人展示何謂工人階級民主，包括公社的自由選舉、選舉產生且可即時罷免的工人委員、收入不超過平均工資的公職，以及資本主義國家的徹底解體。馬克思稱「總算發現一個政體，致力於工人階級的經濟解放」。不過巴黎公社僅在一個城市掌權，因此它只能為社會主義的經濟組織提供有限的學習經驗。盡管經歷了數十年來主流學說對計劃經濟這一概念的持續攻訐，以及斯大林主義自上而下計劃的經歷，為社會主義世界而鬥爭的人需要更為努力。

近年對抗這個剝削、種族主義、性別歧視的製度的鬥爭持續爆發，也啟發了無數群眾。多數運動反對的對象明確，但對於能夠取代資本主義的經濟模式缺乏認識，使得運動或多或少被削弱。我們必須提供更清晰的圖景，來展示民主的計劃經濟在實務上如何運作，以及它與斯大林主義獨裁的計劃經濟有何不同。

擺脫資本主義的浪費和低效

試想那些在避稅天堂上萬億美元的閑置資本和蓄積的財富，由工人政府征收，而這個政府將用這些錢消除饑餓、建設體面的社會住宅，並提供每個人體面的薪資；試想那些在廣告和非實質生產性的金融服務的投資，能夠改挹註於公共服務，例如公共教育、公共醫療、公共托育，並創造更多的工作機會；試想資本主義下商品無秩序的重復生產和計劃性汰舊的現象能夠結束，如此將能大幅解放許多資源，並用於社會所需的產品和服務。

如果將各大產業國有化並以計劃經濟的型態協調起來，工人階級就能掌控社會的剩余價值，許多金錢就不會再被那些有錢股東和資本家所浪費掉，他們由於普遍消費力不足而拒絕投資。在社會主義的計劃下，已開發國家占GDP 5%的奢侈品市場，能夠被廢除並重新導向有用的社會生產。那些右翼經濟學者所謂的「效率」，導致的不過是他們口口聲聲捍衛的資本主義日益惡化的大規模失業。在民主的社會主義計劃中，原本無業的工人能夠投入生產貢獻社會，並在公共機構、新興環保產業，或大型的基礎建設計劃中，得到待遇良好的工作機會。

新冠肺炎疫情而產生的醫療危機、災難性的氣候變遷以及新一輪經濟危機等事件，都使得社會上更廣泛的族群更加明確渴望民主計劃製度。資本主義政府為了不損及市場利益而讓新冠肺炎的疫情雪上加霜。政府本應即時接管生產口罩和呼吸器等所需用品的產線。那些有代表性的醫療衛生科學家已經在幾年前說過，感染力時高時低的病毒不會給製藥業帶來穩健的「商業模式」。而對於利潤驅動的資本主義來說，生態破壞不足以刺激它進行大刀闊斧的生產轉型。

但是，對馬克思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的挑戰卻更加多。我們需要展現在一個生產數以百萬計的產品並有數千家公司的社會中，計劃經濟能夠奏效；但大型跨國公司已經在內部作出生產計劃，其資金密集化和集中化的程度，令全球經濟由更少數幾間企業把持。現在跨國公司幾乎占全球GDP的1/3，以及世界總就業人口的1/4。

「經濟計算」辯論的後續

1930年代以來，資本主義經濟學家與經濟計劃的捍衛者之間，就展開了激烈的辯論。面對右翼從原則上對計劃的反對，左翼人物和運動人士的回應形形色色。有論點提出集中化或者完全分散化的所謂「市場社會主義」。另一方面，有些人試圖提出一些想像，幻想著我們能立即跳入一個沒有貨幣和市場的世界，直接以現代技術和工人委員會為基礎，生產能滿足人類需求的產品。

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看，這兩種方法都有嚴重的局限性。第一個方法沒有考慮到在產品或服務充裕的情況下可以開始免費分配，而貨幣無需再存在。第二個方法忽略了一點，也就是若要實現為人類需求直接進行生產的願景，會需要一個過渡時期，讓世界範圍內生產力得到進一步增長並彼此協調起來。將這些方法付諸實行的先決條件不會立即出現。而且在許多情況下，在生產活動開始以前就使用現代技術來滿足一些需求，恐怕並非最有效率的「計劃」，像是易壞消費品，這個情形其實可采用其他已存在的「實時計劃」來解決，下文會對此做更多說明。

出於反對斯大林主義政權過度地官僚集中化的計劃體製，部分人僅僅主張工人擁有個別企業並「自治」。許多無政府主義理論者都秉持這一傳統。還有一位頗具影響力的美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沃爾夫（Richard Wolff），他製作許多有關當前議題的有趣視頻，這是許多青年在網絡上認識馬克思主義思想的開始。沃爾夫寫了《工作場所的民主》一書，捍衛「工人自主型企業」的概念，但他也希望保留市場。工人委員會實行企業自治，並決定賦予更高層級政治機關權力和生產資料的程度。

這種市場環境下自治的問題是，各個工人擁有的企業將被迫相互競爭。他們將爭奪市場份額和利潤、被迫針鋒相對，這種「市場社會主義」很快會趨向模仿市場資本主義。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這種「市場社會主義」的體系就曾經在鐵托領導下的前南斯拉夫試行過，而它摧毀了工人階級之間的團結基礎，並導致了各個工人自治企業之間以及貧富地區之間的惡行競爭，同時也造成大規模失業。

當然，前南斯拉夫仍然是一黨製國家和斯大林主義的變種。所謂的自治管理仍是由非民選且不可罷免的黨官僚所指導，這些官僚也操縱著工人的意見，當時工人階級沒有自由、民主進行組織的權利。但就算在市場條件和「市場社會主義」下的結果也往往相同。在南斯拉夫，市場競爭導致產業的管理者以追求效率之名、以利潤最大化的名義，將社會拉回等級製度和官僚的主宰。

此外，如果真能夠讓越來越多的公司被工人自下而上接管，那麽由最富的1%所控製的國家機器，將不會袖手旁觀什麽也不做。需以工人階級為核心的群眾運動來迎擊資本主義國家的攻擊，用民主但政治上集中的工人國家來取代舊製度。地方自治的捍衛者低估了國際勞動分工，以及進行國際革命和在民主計劃經濟中進行全球合作的需要。

馬克思：社會主義的兩個經濟階段

馬克思認為，社會主義在經濟上會經過兩個不同的發展階段。在第一階段，只要社會財富還沒有達到普遍的豐裕，資本主義分配方法的某些元素就會以一種改良的形式保留下來。人們獲得報酬的標準仍然會依據努力的程度：工作時數。當然，每個人都可以享受一系列免費或幾乎免費的服務，這就是間接工資或社會工資。工人政府第一件要采取的措施之一，就是縮短工時，允許工人階級有時間參與經濟和政治的決策，同時也是讓工作、家庭和自由時間達到更好的平衡。通過民主的計劃經濟來解決群眾的失業問題，將能更有效地在不減少工資的情況下重新分配工作，從而為降低每周工時奠定基礎。一旦經濟生活中占據關鍵地位的產業部門收歸公有，大公司將無法把巨額財富運往避稅天堂，而社會將得到許多實現上述目標的有利條件。

馬克思主義者把社會主義的第一階段稱為「過渡經濟」，在這一階段裏，市場、貨幣、按時計酬等元素仍然存在。托洛茨基是俄國革命的領袖，他反對斯大林主義時談到這一階段：「只有依據國家的計劃化、市場和蘇維埃民主這三要素關聯之點，才能實現過渡期之正確的經濟指導。」

在第二個階段裏，隨著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當某些產品達到豐裕的程度，那麽采取免費分配形式的商品和服務就會增加。隨著人們逐漸習慣了一個沒有匱乏的世界，金錢可以變得不重要或者消失。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將這一點總結為「各盡所能，各取所需」。要達到這樣的第二階段，當然需要先在第一階段的初步階段就為生態環境進行徹底的轉型，必須不斷監測開發中的綠色生產力的生態足跡。與短視近利並以利潤為導向的資本主義完全不同的是，工人民主製意識到環境保護符合我們的物質和社會利益，從而持續確保我們的自然環境不因經濟發展而遭到破壞。

各種計劃模式：沒有單一方法適用於所有生產

如果我們既反對過度集中、官僚主義的計劃體製，又反對孤立的自治方案，那麽我們主張什麽？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首先可以看看資本主義下已經存在哪些計劃型態，去除專製成分之後，或將能夠為社會主義所受用。我們還可以看看另一種被認為特別適合社會主義計劃的計劃形式：投入產出分析（input-output analysis）。

美國零售業巨頭沃爾瑪（Walmart）是一家卑劣的公司，它打壓工會且低薪血汗。若從營業收入來看可以說是全球最大的公司，並在2019年就有220萬名員工。根據幾年前的收入計算，如果它自成一國那會是世界第38大國家。沃爾瑪被視為將供應鏈規劃的先驅，它的方法已被許多資本主義公司所效仿。沃爾瑪遍及20多個國家，設有1.1萬多家門市，其內部運作就像是某種計劃經濟——當然，是以專製的計劃為基礎的。

沃爾瑪通過高科技與供應鏈的實時信息共享，大幅提高了運營效率。沃爾瑪本身不會自己補充庫存，反而是讓其合作的供應商來幫它補貨。沃爾瑪只是與供應商及其整個供應鏈中的其他供應商實時共享收銀交易中的信息。它向供應商提供低價但大量的貨品貿易，這是個令競爭暫停的優待關系。形式上，這些供應商是與沃爾瑪交易的不同公司，但在市場上交易的數量已經因此減少，以在彼此配合和縝密計劃下提高效率。沃爾瑪和它的供應商雖然是不同的公司，但在實踐中，卻仿佛是一間完全按照計劃整合在一起的公司。產品不是盲目地湧入沃爾瑪的庫存，而是隨著實時反應的消費需求信息來進行調動。用實時信息演進技術，沃爾瑪針對消費品設置的計劃模型有效地預期需求的動態。

另一種是基於訂單的計劃（order-based planning），也就是收到訂單後才開始生產。像思科（Cisco）這樣的信息技術IT公司，在為大公司生產路由器和其他技術的時候，采用的就是這種模式。在社會主義製度下，更大、更昂貴的工業或科技產品，也可以用這種根據訂單進行有生產計劃的做法。

另外還有一種方式則是根據實際生產目標，來決定投入多少原料的「投入產出分析」計劃型態，尤其適合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這種方式對於工人國家中的新興產業來說，將會非常受用。我們會問，為了拯救氣候和環境，那麽我們的急迫的計劃中，會需要建造多少風力發電機和太陽能板呢？我們需要多少投入？需要多少成本？能源、原料、教育和公共運輸，都是能夠采行這種「投入產出分析」的產業。以所有人都能獲得充分教育資源的師生比和班級規模，來決定我們需要多少學校和教師、又需要哪些資源。

透過長期監測需求或使用者數量的動態變化，就能製定投入產出的計劃，像是運輸網的乘客數量、接受不同教育形式青年數量的演變，或者它也可以用於工人國家希望優先發展的產業，來因應氣候災難的生態產業，或是將家務勞動變成公共的社會服務等。

民主的討論可用來決定在教育、醫療、文化、公共運輸、體育、基礎設施等方面分別投入多少比例的社會盈余。當然也要決定公共服務的預算，把常常落在女性肩上的無償家務勞動，轉變為社會化的免費托兒、公共社區餐廳、公共洗衣店等。從職場到區域性和全國性的民選會議中，工人國家由下至上的層面都將為此展開討論。對產業綱領和生產計劃的主要內容的反對聲音，能夠反映在工人的報刊和媒體。

各種經濟計劃方式和整合程度：「信息問題」的解決方案

根據產品或服務的性質，工人國家可以選擇不同形式的計劃。在某種程度上，這些計劃都可以繼承自資本主義，但需要移除資本主義專製的元素，並由民主工人的控製和管理來取代。職場、社區、學校的工人和青年組成的委員會以及區域性、產業性和全國性的民選代表，將管理經濟的關鍵產業。

原理上，「投入產出分析」可以廣泛應用於今天很多產品和服務。電腦在這個任務上能幫很多忙。但在現實中，這仍需要民主的討論，來決定計劃的類型以及如何實施工人的控製和管理。無論計劃是更加集中還是分散，工人的民主對於任何層面的經濟計劃都是至關重要的。集中起來製定的計劃，也需要產業部門工人、消費者，或原料工人之間的民主討論、修改和糾正。

產品種類繁多、高投入也高產出的產業，或許適合把計劃放到國有企業及其產業勞工委員會的層面上進行決策。但這樣的話，也需要采取製度措施來避免國有企業間的惡性競爭。有個具體的合理做法，是以產業為基礎來組織工人委員會、或地區產業委員會，討論在這種情況下的生產變化、將成功的產品的擴大到其他國有企業中進行生產、重新安排就業或工作時間等，並以工人的利益為核心。全國工人的代表應出席並參加這場民主辯論。當需要在公司或公司集團中通過投票做出決定時，馬克思主義者提出：公司本身的工人有1/3的投票權，工會或選舉產生的產業代表有1/3的投票權，工人政府有1/3的投票權，從而反映所有方面的利益。

這不僅是一個利用當今更先進的技術來實現計劃工作可能性的問題。如果沒有工人和使用者的不斷反饋，任何擁有大數據的電腦演算法都不可能變得有效。正如托洛斯基在《被背叛的革命》中所說的：「在國有化的經濟之下，要提高品質，就要有生產者和消費者的民主製度，要有批評和創意之自由──而這些條件卻與充滿畏懼、扯謊和諂諛的極權政製不能相容。」

一旦計劃經濟被劃分為幾個經濟產業，並且承包商與主要公司整合在一起，我們那麽在各產業要采用計劃生產的就不會是數千家，而更可能只是數百家。這些產業可以由產業代表進行集中計劃，也可以由國有企業的工人委員會進行計劃。在後一種情況下，這一過程需要由產業級的委員會來引導和管理，以維持成功的社會主義革命團結，避免陷入孤立的「自治」死胡同。

這樣子的角度改變了所謂「信息問題」的性質，這個問題往往被資產階級意識形態（以及一些「市場社會主義者」）用令人混淆的方式呈現出來。用「成千上萬的公司生產成千上萬的產品」的概念，來製造「集中計劃」不可行的假象。我們說的不是單一巨大集中的「超級大腦」（或計劃機構）來處理每日數百萬過載的經濟決策信息。必須指出的是，大多數產品與其他產品之間不會相互影響。雖然某些產業之間可能有重叠，但我們可以將經濟劃分為相對獨立的不同部分。從而我們說的就是幾十個專門的規劃機構。此外，這些產業會因不同特性而有所不同地集中化。某些可以高度集中，比如公共交通計劃或鋼鐵生產。而另外的可以像消費品那樣比較零散化。

很明顯，不只是一個而是有數十個「計劃中心」，而且總體來說還有成千上萬個工人的大腦、眼睛和雙手，都參與在民主的計劃經濟中。在適當的水平上組織每個產業的生產，並采用最適合的計劃類型，將使計劃順利進行。現代技術將對這項任務提供巨大幫助。但民主工人的控製和管理對於一個健康的計劃經濟同樣至關重要。

公有製與工人政權的決定性作用

當然，那些僅有少數工人的小商家並不會被國有化，他們將在工人國家的社會規範下繼續維持經營。而用來判定什麽樣規模的公司或銀行應被國有化的標準則是取決於這些營運單位的公開帳本，不過國有化產業仍應當在全部經濟生產當中擁有絕大部分的占比。在近年來的委內瑞拉和1980年代的尼加拉瓜當中，僅有少數產業有被國有化，而且這樣的國有化之運行基礎並不是建立在群眾所組織的民主委員會之上，這種狀況便為政治反革命的行動與經濟上的破壞性災害製造了一個有機可乘的突破點。

全國性的工人政府將借由討論來製定全國資源有多少用於消費，又有多少用於積累和投資，而且還可以決定要一間國有的公司或一個產業部門中可以累積多少的「創新基金」。勞動者的一部分工資將是社會或間接薪資，用於支付養老金、醫療保健基金或是轉職期間的臨時失業補助金等等支出。工人政府的另一個角色是要進行價格管製，價格可以透過中央及產業部門或是公司等等的等級單位依據社會主義的會計準則來決定。如果價格無法借由集中決定的話，則也仍可以通過電腦程式和信息技術來輕松管理。

實際價格可能會與原先計劃的或是一般正常的水平有所出入，這種狀況或許是應該提高或降低產量，並轉用另一個級別的計劃來重新分配資源的信號。然而工人國家的運作模式並不同於私人的獲利工具。由於考量到重新分配資源時所可能出現的社會變因，價格管製（還有其所伴隨的盈余降低情形）便有可能會被認為是一項必要的措施。

如果工人國家被世界資本主義聯合抵製時該怎麽辦？

有人可能會爭辯道：若全世界的資產階級，對革命、對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工人政府發起抵製時，會發生什麽事情？尤其如果抵製是發生在近幾十年來規模持續增長的全球供應鏈中？新左翼的比利時工人黨（PVDA / PTB） 在其理論周刊中指出，徹底的經濟轉型以及與歐元製度的決裂，需要等到數個歐洲國家共同發起的一次群眾運動才會成功，以便與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決裂。他們的論述說，比利時的電力需求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法國大企業的供應，而我們必須使外國資本家無法抵製這場群眾運動。ISA比利時支部呼籲在選舉期間時對比利時工人黨進行批判性的投票支持，因為它是在議會中與新自由主義的緊縮政策和意識形態作鬥爭的主要力量。然而，我們認為，這種與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決裂的觀點，是過於簡化的。

工人國家確實會遭受抵製的威脅，但是這種看法低估了一場真正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本質，其並不會僅僅只是以左翼多數派在國會內將大型經濟部門國有化的政策表現出來，工人還會握有實權，讓產業還會轉由工人階級的民主委員會來進行管理。這樣的職場民主委員會將選舉推派的工人和青年代表，來參加區域或全國性的工人大會，而這些新機構將會動員起來，以掌握政權，並推翻資本主義製度。當人們見證到這種工人階級的民主力量之時，便將立即改變群眾意識，使其對社會主義在世界範圍的可行性及現實性抱有信心。我們相信有著戰鬥傳統的法國工人階級，會因看到法國統治階級對鄰國革命采取野蠻行徑，而起身反製。

像是民主社會主義革命這樣震撼世界的事件，一旦建立了工人與受壓迫者的政府，將對其他國家發出與資本主義決裂的階級號召，呼籲采取罷工一同對抗世界上各個資本主義國家對工人政府發動經濟製裁和扼殺革命的企圖。這將使世界上所有革命的工人國家在經濟上聯系起來，並向資產階級任何顛覆和破壞社會主義社會變革的企圖進行鬥爭。

從斯大林主義的計劃政策中吸取的教訓

斯大林主義由上自下的計劃經濟出了什麽問題，從中我們能學到什麽教訓？1917年俄國革命促使了工人議會與兵士議會（工兵蘇維埃）的建立，並威脅了世界各地的統治階級，因為他們為一個全新的、社會主義式的民主，提供了一個具體的示範。不幸地，俄國的革命卻被孤立在一個僅有少許工業部門的農業國家。

到了1920年代中期，圍繞在斯大林身邊的專製菁英開始掌控計劃經濟。在這個時期，戰爭與經濟摧殘使工人議會遭到破壞而大量消失。斯大林主義官僚的經濟政策的特性在於缺乏遠見、朝令夕改，並嘗試在不同的階級力量之間找到平衡，妄圖建立一個幾乎完全自給自足的經濟體，並由上而下施行獨裁統治。

用能否達到產量目標作為獎勵工廠經理的標準，這變相鼓勵了資源屯積，和刻意在帳面上低估實際更高的生產力。在這樣的氛圍中，斯大林和官僚們變得很大程度地依賴國家的秘密警察，才能更精確地了解群眾的情緒和實際的經濟狀況。對於真正的工人民主製來說，這種情況當然非常荒誕。對於斯大林與新的菁英來說，重工業及軍工業是最優先發展的項目。但公開的檔案中也表明了，政治局時常需要舉行緊急會議，來討論民生消費問題。他們擔心若消費遠低於其他經濟指標時，會導致社會反彈。

盡管有著斯大林主義的恐怖，計劃經濟依然使俄國躍升世界強國。從1928年到1970年，人均GDP增長了4.1倍，與類似條件的殖民地或前殖民地國家相比，增長強勁得多。但到了1970年代，增長開始放緩。錯誤的投資破壞了生產力。到了1980年代初期，軍事開支占了GDP的16%。對軍工業的高度重視奪走了民生產業中的許多技術專家，經濟中非軍事部分的新發明率步入下坡。

到了1980年代，誤導性的統計數據和對真實的經濟情況的缺乏了解，是促使戈爾巴喬夫周圍的高級官僚倒向資本主義的主因。需要特別強調的是，拖垮斯大林主義計劃經濟的因素並不一定會存在於一個民主管理的計劃經濟之中。正因為工人們並沒有被民主地組織起來，也無法發聲，官僚過分強調重工業和軍工，不能理解現實情況。官僚們出於自身的物質利益而歪曲了局勢的實際情況。官僚們過度集中的計劃反映在他們緊抓著對社會盈余的嚴格控製。這些官僚主義的元素是能夠借由一個政治革命來掃除的，從而建立工人民主來幫助計劃經濟往健康的方向發展。

「但誘因在哪裏？」

資本主義捍衛者批評說，社會主義告訴我們人們會因享有免費健保、更高的薪資與更多閑暇時間而變得懶散。我們當然不支持這種觀點。相反地，對於政治教育以及文化上的自我發展的急迫需要，將在社會主義下倍數增長。工人階級將會如同現在的資產階級一樣，產生階級意識並警惕任何威脅其地位與生活水平的階級敵人。一個革命的、具有階級意識的工人階級將是生產力、質量、效率、創新與民主的最佳保證。

當然，對生產力最大的「誘因」在於，在社會主義下，社會透過在職場、學校、社區等地建立民主的委員會，人們將獲得工作的保障、更好的生活品質、更多休閑時間、發達的社會福利系統和塑造自己未來的能力。

如果采用激勵措施，那就要以產業或者以全國為範圍，集體而共同地施行。在大舉國有化後的企業尺度上，如果這些措施的比重太高，反而會破壞創新的動機和勞動者的團結。相對於成功的社會主義所需的革命精神，也就是拒絕在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中分化工人的精神，激勵措施反而是個倒退。更廣泛的集體激勵措施將會確保成功的國有化企業，能派遣他們的專家到該領域的其他企業分享經驗，讓大家共同進步——這點與資本主義完全不同。

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經濟活動最終將成為生活的較小部分。同時，它將是讓個人和社會全面發展的不可或缺的基礎。直接生產者，即勞動者，將不再像資本主義那樣被生產力操控和異化。隨著資本主義的危機加深，數百萬人將走向鬥爭。如果我們希望能把工人階級與青年組織起來，並圍繞著夠帶來根本改變的綱領，采取團結行動，那麽將關鍵的產業轉入民主計劃經濟的訴求，將發揮重要作用並武裝和強化這些抗爭。

全民基本收入

近年來，用「全民基本收入」（亦稱無條件基本收入）來代替其他各種福利，重新成為人們討論的一個話題。我們高興參與這個討論，因為得到可以滿足基本需要的收入是每個人的基本人權。具體的主張有很多種，但是它們都認為應該讓每個社會成員都可以無條件地定期得到一筆免稅收入，無論他們有沒有工作，也無論他們的家庭構成（詳見下文）。

早在幾個世紀之前，人們就開始討論全民基本收入了，但就像現在呼籲實行全民基本收入的人所指出的，這一問題在今天尤為緊迫，因為現在就業愈發不穩定，越來越多的工人從事散工或者「按任務計薪」，就連許多全職工人的工資也不足以滿足基本需要，而且就業崗位也可能因自動化而減少。

2017年2月，盧森堡的一名歐洲議會議員向歐洲議會提交了一份報告，呼籲施行全民基本收如製度，原因之一正是「機械自動化可能對勞動力市場造成的影響」。因為反對同屬法國社會黨的現任總統奧朗德的反工人政策，而在上一次大選中被推舉為該黨總統候選人的貝諾瓦·哈蒙（Benoit Hamon），呼籲為每個法國成年人提供每月750歐元的基本收入。他提出應該向使用機器人的企業征收特別稅，作為一部分資金來源。

世界各地的許多國家和城市，像是芬蘭丶荷蘭與肯尼亞，正在或者準備進行局部的全民基本收入實驗。在英國，蘇格蘭民族黨與綠黨支持施行全民基本收入，柯爾賓也說工黨會考慮這一問題。

其中亦有右翼的動機

但須要警惕的是，支持全民基本收入的不只是左翼。在芬蘭，在失業者當中實驗基本收入政策的，是右翼聯合政府。美國的米爾頓·弗裏德曼和查爾斯·默裏等右翼資產階級經濟學者與評論家，支持某些形式的基本收入製度（像是「負所得稅」這種不是富人多繳而是窮人多拿，但最終有利於資產階級的累進稅率）。他們宣稱，砍掉公共福利項目可以減少政府的官僚弊病，同時也可以為私營服務提供商開創更大的「自由市場」。

不只如此，就像學者喬納森·薩多斯基（Jathan Sadowski）在英國《衛報》所寫的：「在某些方面，我們可以將全民基本收入看作提供給資產階級的福利。因為全民基本收入彌補了共享經濟的微薄工資，現在Uber和TaskRabbit等公司可以招募到更多人，而且工資可能比過去還低。這些科技公司一面賺得盆滿缽滿，另一面卻可以更肆無忌憚地只支付最低生活工資給「名義上不是雇員」的雇員。」

一些右翼所提出的全民基本收入方案其實是倒退而不是進步，因為這些方案更有利於富人而非窮人。然而，盡管巨富們有可能從中得益，但大部分資產階級代表還是反對全民基本收入。

原因包括巨大的潛在成本；會減少資產階級能藉以壓低工資與勞動條件的失業大軍；會讓工人的生活更有保障，因而讓他們更敢於罷工。

在2016年6月瑞士就是否實行全民基本收入舉行公投的時候，沒有任何一個國會政黨表示支持。鋪天蓋地的宣傳攻擊全民基本收入是「不勞而獲」，而且右翼的瑞士人民黨恐嚇群眾說，UBI會引來一群撈錢的移民，導致反對派贏得了公投。

資金從何而來？

2016年7月一個名為「指南針」（Compass）的非政府組織在約瑟夫•朗特利基金會（Joseph Rowntree Foundation）的資助下研究了幾種可能全民基本收入方案，然後得出一個結論：「在現行的稅收與福利製度下，在不改變財政收入的情況下，取消有條件的福利補助而代之以足夠體面生活的基本收入，一定會讓大批人的利益受損。」

這個發現沒什麽令人驚訝的地方。我們已經看到，多年來為社會上最貧窮和最脆弱的階層所設置的福利遭到殘酷的削減，富人與大財團得到大幅的減稅優惠，而全民基本收入卻是面向所有人的。

歷屆政府所做的，遠不是為福利製度提供更充裕的資金，而是將越來越多人推入窮困。他們最近使用的一種手法，是借助新實施的通用福利金（Universal Credit），暗中削減福利。兒童津貼曾有一些全民基本收入的影子，因為所有有孩子的家庭都可以得到津貼，但現在它也變成了有條件的補助，而且實際津貼額正在縮水。

不只在英國，世界各地的資產階級撙節政策，正在削弱各種福利和補貼為群眾所提供的保護。數十年來阿拉斯加的政府利用石油收入，每年為包括兒童在內的所有居民提供一筆無條件的收入，金額在2015年達到2072美元的高峰。但是在2016年，州長藉口州政府財政赤字過高，將金額減少到1022美元。

混和方案

為了得到大財團的同意，有些左傾的智庫和政黨提出了折衷的混合方案。社會中最貧困者與絕大多數人的生活水平的任何改善，我們都會歡迎，所以我們對各個方案的評價取決於它能帶來什麽。

但是所有這些混合方案為了盡量保證財政收入不變（也就是說，避免向超級富豪們加征重稅），都將群眾所能得到的好處大打折扣。所以他們最好的方案也不過是讓一部分社會成員得到微薄的基本收入，同時留著部分舊有的福利製度來補償「利益受損者」。

綠黨的「公民收入」方案提出要將兒童津貼提高超過兩倍，但現在完全依靠福利救濟維生的人的生活狀況只會有「些微改善」，雖然至少他們不會因為沒有達到某項標準而被停止或取消救濟金。

「指南針」和許多其他組織不願意提出透過對富人與大企業課以重稅，又或者透過將大企業國有化，來為全民基本收入或現有的福利製度提供充分的財源，而只是提出應該創立一個特別的「社會財富基金」。

「指南針」的報告中寫道：「許多國家已經采用這樣的基金，確保多的國家財富被用於公眾利益，而不是少部分人的利益。這個方法至少能確保一些經濟活動的部分收益，在所有公民和世代之間匯集和共享。」

為什麽只是爭取「一些」經濟活動的「部分」收益呢？為什麽不是將國內各大重要企業收歸公有，進而民主地決定如何分配它們所創造的所有財富呢？

否則基金的收入與支出將受製於慈善家不穩定的捐款，或像各國已經存在的社會基金和主權財富基金那樣，臣服於資產階級及其政府的需要（阿拉斯加就是一個例子）。

「指南針」也提到，有一種比社會財富基金「更激進」的籌款方式，也就是「對股份所有者每年收取少量費用」。

許多左翼改良主義者早在幾十年前就提出了這種想法。他們所遭遇的問題是，「少量」費用不足以支撐能維持生活的基本收入，可是收取較高的費用又不會得到統治階級的許可，而議會中親資政黨也不打算違抗統治階級的利益。

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

目前各國福利製度正在遭受的沖擊，以及給社會上最富有者的減稅優惠，不只是為了意識形態層面上的理由。它們也反映了全球資產階級所面臨的嚴重經濟危機，包括他們缺乏可充分獲利的投資管道。

既然提供足夠的全民基本收入意味著要對大企業和富人課重稅，那資產階級政府同意施行全民基本收入顯然不是自願的。

任何這種「慷慨」行為，都是依靠工人階級的鬥爭浪潮才實現的，而且這股浪潮大到工人很可能不只是要爭取「最低生存水平」的基本收入，還要挑戰資產階級對創造社會財富的工具的控製。

根本來說，工人階級和中間階級的人們想要的和需要的，絕對不是資產階級的自動化機械越來越多地取代他們的工作，也不是大老板變得越來越富有，而勞工卻淪落到只能依靠福利救濟或者基本收入維生。

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則完全不同。在大企業被收歸公有之後，自動化將被用於減少工時而不會減損薪資。所有工作將被分攤，讓所有能工作的人都可以參與到社會財富的創造中來，而這些財富會為所有人（包含無法工作的人）提供良好的生活條件。

在社會主義之下，人們可以民主地辯論和決定：是要提高工人工資，並將最低工資定在足以體面生活的水平，同時也讓無法工作的人享有良好的福利；還是要以全民基本收入為基礎，讓所有人都能得到高質量的生活水平；或是要將兩者結合起來。

而且，社會主義社會將大幅改善公共服務，包括為老年人與身障者提供的服務丶廉價的住房和交通丶以及免費教育，這些將有助於實現普遍的良好生活條件。

資本主義的生產力已經足以使所有人擺脫貧困。

然而，資產階級不僅不會用這些社會財富消除貧困，而且還推動社會向相反的方向發展：少數富豪犧牲多數人的利益令自己更加富有，導致社會愈發不平等，大量的社會財富屬於少數人。

而且資產階級也遠不能充分利用現有的生產力。

通過將主要產業收歸公有而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製度和計劃經濟，不僅能運用目前的閑置生產力，而且還能以環保的方式大幅增產群眾所需要的產品。自動化會用於淘汰苦勞的工作丶用於減少工時，而非像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那樣威脅到工人的生計。

「進步的」全民基本收入是這樣：

保障每個人擁有基本生活水準
大量無償的照護工作和誌工可以得到應有的報酬。
取消申請和領取福利時的審查機製
讓女性以個人而非家庭成員的身分領取福利，使女性獲得更大的獨立性
不會像資產階級所說的那樣抑製人們的工作動力
比現有的福利製度更簡單
保障失業工人的生活生平，讓工人能夠更輕松地換工作
讓工人在罷工時也能輕松地維持生計
可以減少工作時間，也為他人創造更多工作機會，並讓工人有更多時間能用於創新丶休閑丶政治活動

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

作為世界工廠的中國驅動了過去幾十年的資本主義全球化。跨國公司——尤其是美國的跨國公司，從中榨取了巨額利潤；而他們對於中國的獨裁政權和中國工人的狀況並不關心。對於中美兩國的統治階級來說，這是一個雙贏的過程；與此同時，經濟增長和低通脹緩解了矛盾，並掩蓋了中美之間矛盾的積累。

這個過程不可能永遠持續下去，而情況也開始發生變化。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英德帝國主義之間的對抗相似，今天的美帝國主義在經濟、技術、金融、軍事和國際關系等各個領域都受到了中國的挑戰。列寧解釋說，帝國主義引起了「許多特別尖銳特別劇烈的矛盾、摩擦和沖突」；在1914年，這種沖突最終導向了一戰；而在今天，這種沖突表現為中美冷戰。

長期的帝國主義對抗

歷史清晰地證明，華盛頓從不憚於用戰爭和武力來維持其權力，為此美國建立了人類有史以來最強大的軍事力量。而作為美國的挑戰者，中國對勞動人民和一切反對派實施了殘酷專政。中美兩國現在已經準備好進行長期的全球帝國主義對抗。冷戰的沖突程度可能時強時弱、有新的轉折或結盟，但沖突不會消失，兩國的軍備競賽將繼續不斷升級，軍費開支和武器出口將繼續創紀錄增長。

社會主義者和工人階級必須抱有獨立的革命社會主義立場，組織鬥爭反對一切帝國主義勢力。雖然美國資本主義政客現在突然開始譴責中國的獨裁統治，但他們在過去的幾十年裏一直對其視而不見——他們至今也沒有對沙特阿拉伯等獨裁政權表示任何異議。沒有任何帝國主義力量或其軍事力量會「解放」被壓迫者。同理，反對美帝國主義無論如何也不能成為支持北京政權的理由；但一些「左派」團體支持美國2011年轟炸利比亞，還有其他一些認為批評中國獨裁統治是在支持美帝國主義。

毫無疑問，受益於今天的中國政權是些什麽人。中國是一個極度不平等的社會，全國有878名億萬富翁，遠遠超過美國的649名，而且其中有257名是在2020年疫情期間躋身億萬富翁行列的。同時，教育、醫療和住房也被廣泛私有化，工人沒有任何權利。當局強拆迫遷、環境醜聞等問題屢見不鮮。

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必須支持所有地方的工人鬥爭。在中國爭取權利的工人遭到政權的嚴厲鎮壓，包括綁架、酷刑和監禁。在中國，數百萬人受雇於警察、軍隊、情報機構和龐大的監視機構。這個龐大的鎮壓系統既與中國公司合作，也與美國和西方公司合作。所有資本家和政府都害怕任何可能的革命運動——他們有時虛偽地支持運動，但目的只是為了破壞這些鬥爭。

國際社會主義道路（ISA）支持工人階級的團結，並支持中國、香港和國際工人的鬥爭。任何在工作條件、就業、工資、環境、教育等重要領域的鬥爭都必然會立即成為反對中共專政的鬥爭，就算是地區性的上訪和抗議最終也會遭到殘酷的國家鎮壓。因此，民主訴求——抗議權、組織工會權、互聯網和新聞自由——是中國和香港鬥爭的核心，它與改善生活條件和環境的鬥爭密切相關。民主訴求也成為了革命性的訴求，因為這會威脅中共政權，所以只能通過工人階級的革命群眾鬥爭來實現。

社會主義者必須為中美帝國主義之間的沖突做好準備。真正的工人階級國際主義意味著團結對抗全球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體系，意味著工人和被壓迫者奪取政權。

什麽是帝國主義？

對於帝國主義的經典馬克思主義分析範例是列寧1916年所著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為了解釋這個新階段，他從較長時間在世界範圍內分析了全球資本主義，並形成了今天馬克思主義者所持有的觀點：帝國主義隨著資本集中而發展；日益壯大的大公司成為壟斷企業，這是「現階段資本主義發展的普遍規律」；大企業與銀行緊密連接並受其控製，這意味著金融資本取得了主導權；帝國主義是腐朽和寄生的資本主義：「大部分利潤都流向了操縱金融的『天才』」，投機資本和產業資本之間不再有任何邊界。

列寧所描述的帝國主義的一切特征都已經在中國存在了幾十年。中國經濟正在為全球市場生產商品，但利潤的分配對各國資本家來說都是私人的。在中國，具有國家資本主義特征的少數壟斷企業在金融、能源、互聯網等所有經濟領域占據主導地位。列寧在書中也強調了德國等國的大企業如何與銀行和政府建立「個人聯系」；而土地征收和投機問題也在中國引發了許多抗議。

中國的私營企業和大資本家正在與中共專政攜手合作。中國的頂級億萬富翁被吸納入黨，中國的部長、將領和黨的領導人比全球任何其他政府官員都富有。列寧的「富豪和官僚」概念以國家資本主義的形式在中國得到了完美展現。但是，與所有資本主義社會一樣，這絕不會帶來穩定，只會積累矛盾，並帶來新的危機。

不存在的超帝國主義

考茨基認為帝國主義將聯合成為「超帝國主義」的聯盟，戰爭和沖突將不再發生，而金融剝削將繼續。這是一個與馬克思主義相左的論點，列寧強烈反對卡爾·考茨基的理論。馬克思主義將資產階級定義為民族的資本家階級，他們無法超越自己的民族利益。此外，超帝國主義理論助長了帝國主義和平發展的幻想，它將資產階級設想成了鐵板一塊，忽視了其在全球範圍內的沖突和分裂。

列寧認為「帝國主義的重要特點，是幾個列強爭奪霸權，即爭奪領土，其目的與其說是直接為了自己，不如說是為了削弱對方，破壞對方的霸權」；現代帝國主義意味著幾個帝國主義之間的競爭。

美帝國主義是二戰後資本主義陣營的領導者，在冷戰中主要對抗蘇聯，但也對抗中國。中蘇兩國的經濟是非資本主義的官僚計劃經濟，並由「共產黨」獨裁統治；中蘇兩國的共產黨不是真正的政黨，而是國家機器。當斯大林主義在蘇聯解體、資本主義在中國復辟時，美國似乎成為了唯一的超級大國。

但是，列強之間的力量關系——主要是經濟力量的關系，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發生變化。相對於美國，中國經濟迅速增長，而亞洲成為了經濟增長的主場，世界格局發生轉變，美國遇到了挑戰。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就像是19世紀70年代以後德國資本主義對英國的挑戰。在鋼鐵等關鍵產品的產量上，德國的產量從英國的一半提高到了英國的兩倍。根據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經驗，列寧問道：「在資本主義製度下，除了用實力來解決矛盾，還有什麽別的辦法呢？」但今天，中美之間爆發了冷戰，之所以沒有爆發熱戰，是由於能摧毀整個地球的核武器的存在，以及絕大多數民眾的反戰立場。

中美發動類似於敘利亞的代理人戰爭是可能的，而目前中美之間還不太可能爆發全面戰爭。冷戰將維持；但與許多預測相反，雙方的統治階級很可能因此受到挫敗。最初的民族主義支持將被沖突所帶來的國內、陣營內的嚴重政治、經濟、環境和社會危機所抵消。

瓜分世界

在列寧對帝國主義的定義中，壟斷的發展和金融資本的角色與全球化有關：全球化決定了資本的輸出、跨國公司的發展以及資本主義強國的領土劃分。在十九世紀的後幾十年裏，主要的帝國主義列強瓜分了世界。列寧指出，「瓜分這種贓物的是兩三個世界上最強大的全身武裝的強盜」。這是「發達國家大量『資本過剩』的結果」。由於資本的集中和壟斷，資本家不得不面對地價相對低、工資低、原材料便宜的欠發達國家對資源、市場、利潤和權力的爭奪。這也是一場「勢力範圍之爭」。

在19世紀，英國是全球市場的最大生產國。它在生產紡織品、機械等方面的技術優勢摧毀了其他國家（例如拉丁美洲）的本地小規模生產。盡管列寧將這一過程描述為「最終的瓜分世界」，但他也強調「重新瓜分是可能的，並且是不可避免的」。這個論斷從那以後一再得到證明，不僅是在兩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中。美國在20世紀成為占主導地位的帝國主義強國，將其他帝國主義列強推到了後座。

由於中國過去看起來甘於充當分包商，所以美帝國主義在很長時間內容忍了中國的經濟增長。然而，習近平上臺後，中國有望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兩個大國之間的平衡發生了變化。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模式在2008-2009年的全球危機中受到的損害似乎較小，中共政權並采取了一些大膽的措施。 2015年發布的「中國製造2025」規劃劍指技術領域的領導地位，並試圖減少對西方和美國的依賴。

「一帶一路」倡議是中國與各大洲100多個國家政府之間的巨大協議網絡，它的推出標誌著中國正在遵循資本超越國界的一般規律行事。通過貿易、貸款和債務，「一帶一路」的公路、鐵路、港口、機場、管道等基礎設施網絡將參與國與中國的經濟聯系了起來，增加了參與國對中國技術的使用，讓中國能夠從參與國的基礎設施、能源和土地中受益。從2009年到2016年，中國每年的外國直接投資翻了兩倍，達到了接近2000億美元。 2005-2020年，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流出總額接近2.1萬億美元，其中三分之一是對能源的投資。

鐵路

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中，列寧寫道：

「建築鐵路似乎是一種普通的、自然的、民主的、文化的、傳播文明的事業。在那些由於粉飾資本主義奴隸製而得到報酬的資產階級教授看來，還有在小資產階級庸人看來，建築鐵路就是這麽一回事。實際上，資本主義千絲萬縷的密網，把這種事業同整個生產資料私有製連結在一起，把這種建築事業變成對10億人（殖民地加半殖民地），即占世界人口半數以上的附屬國人民，以及對『文明』國家資本的雇傭奴隸進行壓迫的工具。 」

「在殖民地及亞美兩洲其它國家建築20萬公裏的新鐵路，這意味著在特別有利的條件下，在收入有特別的保證、鑄鋼廠可以獲得厚利定貨等等的條件下，新投入400多億馬克的資本。」

十年來，已有34個國家與中國公司簽訂了新鐵路建設合同。其中包括中國-老撾、亞的斯亞貝巴-吉布提、蒙巴薩-內羅畢、拉各斯-伊巴丹以及許多其他大型鐵路工程。它們由中鐵負責建造，由中國貸款提供資金，並使用了大量中國工人和技術人員。 2013-2019年，各國政府與中國企業共簽署了總值616億美元的鐵路項目。基礎設施項目不是慈善機構，而是旨在更有效地運輸進出口，為中國提供石油、礦產和其他自然資源，並在中國政權與世界各國政府之間建立政治聯系的項目。

債務

早在1916年，列寧就指出金融資本對需要它的國家有很強的控製力。 「國外的很多國家，從西班牙到巴爾幹，從俄國到阿根廷、巴西和中國，都在公開或秘密地向巨大的貨幣市場要求貸款，有時還要求得十分急迫。」此外，他還展示了貸款如何與貿易需求掛鉤：「最常見的是，規定拿一部分貸款來購買債權國的產品，尤其是軍用品、輪船等等」。

21世紀的中國已經成為了債權國和主要資本輸出國。經濟學家霍恩、萊因哈特和特雷貝施在《哈佛商業評論》2020年2月號上發表的一項研究表明，「中國政府及其附屬機構已向全球150多個國家提供了約1.5萬億美元的直接貸款和貿易信貸。這使中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官方債權人——超過了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或所有經合組織等傳統官方貸款機構的總和。」

大多數貸款與中國的基建和自然資源投資有關，並造成了債務國極度依賴中國的結果。同時，大多數貸款都是按照市場利率收取利息的，只有不到百分之五免息。

「據估算，50個接受中國援助的主要發展中國家欠中國的平均債務存量已從2005年占債務國GDP的不到1%增加到2017年的15%以上。其中十幾個國家（吉布提、湯加、馬爾代夫、剛果共和國、吉爾吉斯斯坦、柬埔寨、尼日爾、老撾、贊比亞、薩摩亞、瓦努阿圖和蒙古）欠中國的債務占其名義GDP至少20%。」（霍恩、萊因哈特和特雷貝施）

這項截至2017年的中國貸款調查，凸顯了其在全球金融資本中的重要角色。「加上投資組合債務（包括中國央行購買的1萬億美元美國國債）和貿易信貸，中國政府對世界其他地區的債權總額超過5萬億美元。換句話說，截至2017年，世界各國欠中國的債務占世界GDP的6%以上。」（霍恩、萊因哈特和特雷貝施）

2020年11月，贊比亞成為疫情期間第一個出現債務違約的國家。其112億美元的債務中，有30億是欠中國的，但實際上對中國的欠款遠超這個數字。中國對這個非洲第二大銅生產國特別感興趣。在疫情期間，北京還承諾提供貸款用於購買中國疫苗，例如北京最近向斯裏蘭卡提供的5億美元就是用來購買新冠疫苗的。

中國向外國提供貸款的目的不是改善其窮人的生活。相反，就像贊比亞一樣，債務國的財政逐漸被還款蠶食，工作條件隨著剝削的增加和貧困的加劇而惡化。 「一帶一路」倡議中的許多參與國都是專製政權，不斷破壞民主；而中國的政權和製度是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組成部分。

中國帝國主義與左翼

近年來，隨著中美帝國主義沖突的加劇，一批國際左翼對中共政權（所謂的共產政權）采取愈發無批判的態度，否認其對內壓迫及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對外壓迫。

本文上半部分的經濟事實大多不會受到中共政權的「左翼」支持者的質疑。他們對中國政權事實上的帝國主義行徑進行辯護，或是強行粉飾，或是宣稱這些行徑使那些國家的人民受益。這些評論者，通常有斯大林主義或毛主義的政治背景，由於他們支持派坦克對1956年的匈牙利工人、1989年的北京等進行鎮壓，因此他們也被謔稱為「坦克派（tankies）」。盡管資本主義早已在俄國與中國復辟，這些人仍相信這些政權至今仍有「進步」的成分。

當中國領導人們看起來與美國總統和跨國公司們相處甚佳時，中共的辯護士們就顯得頗為狼狽。2014年習近平在澳大利亞國會的演講贏得了全場起立鼓掌。一年後，時任英國首相卡梅倫談到了中英關系的「黃金時代」。在2015年，習近平與伊麗莎白女皇共乘馬車，並將保守黨治下的英國形容為中國「在西方最好的朋友」。英國財政大臣奧斯本（George Osborne）率領貿易代表團訪問新疆並獲得中國官方媒體的贊揚，他們只談生意，閉口不談維吾爾人及其他少數民族的受虐待問題。而近到2020年初，特朗普還稱贊習近平為一位親密的朋友。以上所述，沒有一條是那些現在宣稱北京系反抗美帝國主義的先鋒的「坦克派」可以解釋的。

與資本主義政治家與經濟學家在中國受到歡迎的同時，社會主義者或任何試圖聯系抗爭工人與及青年的人卻都被逮捕或驅逐出境。這是因為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與社會主義者，在馬克思、盧森堡和列寧的傳統下，是反對一切資本主義政府與帝國主義勢力的。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中，列寧強調並指出：盡管英、法、美、德更加發達，沙皇俄國也是發展中的帝國主義勢力。在1920版的序言中，列寧強調了俄羅斯對芬蘭、波蘭、庫爾蘭、烏克蘭、希瓦、布哈拉、愛沙尼亞及其他非大俄羅斯人地區的壓迫，同時也說明了在1916年寫作時，他用日本帝國主義的案例來代替俄國，是為了規避沙俄的審查。

今日，坦克派們與中共辯護士們宣稱那些被捕者與流亡者及他們的支援者並不知曉事實。這本身就是對獨裁政權及其鎮壓手段的認可。他們也宣稱，社會主義者不能利用自由派、資產階級或公共服務媒體作消息來源。事實上，那種指責所有主流資產階級媒體的報導都是美國中情局宣傳的論調，往往是中共支持者的唯一論點。那馬克思主義傳統又是怎樣的呢？ 馬克思從未在引用資產階級報紙的問題上猶豫過，例如引用英國保守主義媒體報導巴黎公社失敗後的反革命鎮壓。馬克思本人曾長達十年擔任過與共和黨有聯系的紐約第一大報《紐約論壇報》記者。 馬克思主義者並不對資本主義媒體與中共官媒的公正性抱有幻想，這純粹是一個批判性地研究事實與消息來源的問題。

今天坦克派們的批評，根本比不上20世紀30年代斯大林領導的反托洛茨基運動。托洛茨基對斯大林獨裁政權做出的科學批判，被指與右翼分子甚至納粹勢力無異。他們對於之間的階級差異三緘其口，資產階級評論員渴望資本主義的反革命行動，但托洛茨基則主張通過新的工人革命來建立工人民主的社會主義工人國家。而這根本性的階級區別，卻並不意味著古拉格集中營只是右翼所想象出來的。坦克派就那些引言出處進行批評，但真實的爭論點卻是關於他們對斯大林主義、毛主義以及今天的國家資本主義政權的支持。

中國在新疆的種族隔離政策

新疆集中營、失蹤、強奸、酷刑等的巨大網絡，指明了在新疆的反維吾爾人及絕大多數穆斯林群眾的行徑並非臆造，而是殘酷的事實。對維吾爾人的壓迫升級與中國的資本主義復辟及帝國主義化同時展開。新疆的自然資源及戰略位置，是習近平一帶一路的關鍵部分，加之對少數民族反抗的恐懼，都促進了北京對新疆和東突厥斯坦鎮壓力度的升級。

直至1950年代，新疆的漢族人口還不足5%。但這一現象隨90年代資本主義復辟剝削興起時大量漢族移民的湧入而改變。今日，維吾爾族大約有一千兩百萬人口，不及新疆人口總量的半數，而漢族人卻占了超過40%。

中共對新疆的統治，就是「實行通行證檢查製度、興建集中營、打造網格化的警察控製體系，復製了南非種族隔離時代和以色列的少數族裔控製體系」，在烏魯木齊居住兩年、持續研究新疆的學者拜勒（Darren Byler）如是寫道。另一個轉捩點是911後小布什所發動反恐戰爭。中共迅速地應用西方的論調，並將所有維吾爾人打上疑似恐怖分子的烙印。

美國左翼雜誌《每月評論》上的一篇文章宣稱，有關新疆鎮壓及集中營的報導都是在支持美帝國主義，這受到了拜勒及其他35位國際學者的強烈反對。他們的答復認為中國的政策是對西方反恐政策的蓄意挪用，美國和中國雙方仇視伊斯蘭的行為都應受到譴責。

這些回答也清楚地指出了北京政策植根於資本主義：「資本主義擴張與壓迫原住民的聯系是左翼所熟悉的，拒絕認識和批評這些變化是故意視而不見。」拜勒在一次采訪中表明他「強烈譴責美國的軍事行動」。他將中國描述為國家資本主義，而將新疆的體製描述為「恐怖資本主義」。新疆政府將拜勒指控為「中情局特工」。這是習近平政權及其外國支持者、中國民族主義者慣常對包括中國女權主義者、工運分子在內的批評習政權的人提出的指控。

新疆現代史上的關鍵轉捩點是2009年7月的騷亂。起於種族主義動機，兩位維吾爾族的民工在一家廣東的工廠內被打死。幾天後，烏魯木齊的維吾爾族青年舉著中國國旗進行了和平遊行，呼籲當局調查廣東的鬥毆致死案，但卻遭到武警開槍射擊。騷亂的根源是愈發嚴重的歧視與壓迫，如漢語取代維吾爾語成為了學校中的唯一語言，維吾爾人的土地被搶走，及針對宗教服裝及習俗的限製。

「人民反恐戰爭」

為應對一些絕望的恐怖襲擊，中國政府於2014年5月宣布發動「人民反恐戰爭」，來針對維吾爾人群體。社會主義者一直反對個人恐怖主義，認為這是一種失敗的方法，總會導致更強烈的鎮壓，而並不會像這個例子所示那樣推進反壓迫的鬥爭。內部通行證系統迫使30萬維吾爾人離開烏魯木齊，並通過檢查站限製旅行，集中營體系也被引入。2017年，新疆已成為一個完備的警察統治社會。

拜勒的報告顯示，至2017年初，政府已經招募了「近9萬名新警員」，將新疆的公安預算增加了356%以上，達到約92億美元。且「由於就業普遍不足，維吾爾人被大量招募到部隊中」。

除了先進的監控外，還實施了面向維吾爾族的個人電話、電腦檢查系統。「僅杭州的兩家科技公司大華和海康威視就獲得了超過12億美元的合同，用於在維吾爾族地區建設安全基礎設施」。這些安全技術已成為中國面向專製政權的出口產品。

同時，石油和天然氣拉動新疆GDP的一半以上。以棉花和番茄為主的大規模工業化農業也得到了發展。這不是一場「民族沖突」，而是來自政府層面的單邊攻擊。這樣，新疆既有實行針對維吾爾人的種族隔離種族主義製度的性質，又有遭到殖民經濟剝削的性質。與漢族居民相比，維吾爾人在住房、工作和工資方面遭到歧視。而建造龐大的基礎設施專案則是為了確保將來利潤，並加強北京的控製。

有無數人親眼看見強奸和酷刑，還有兒童被從家人身邊帶走。大約有100萬維吾爾人被送往集中營，每個人都知道有人被拘留。這種所作所為目的是在精神上打擊維吾爾人，通過極其屈辱的流程來建立對中共和最高領導人習近平的忠誠。此外，北京還挑選維吾爾族「領導人」來代表新疆政府。

中共政策的種族主義和反維吾爾特征在他們的強製計劃生育政策中表現得最為明顯，包括剝奪經濟和法律權利，強迫維吾爾族婦女接受植入避孕環，還有更惡劣的行徑。盡管中國否認了這些行為，但即使是官方的《中國統計年鑒》和《新疆統計年鑒》也顯示了新疆的出生率是如何在兩年內減半的——這還是包括漢族人口後的數據。2015年至2018年，最大的兩個維吾爾族地區的出生率下降了84%。

這些事實首先由研究員Adrian Zenz在國際上發表，他是基督教原教旨主義者和右翼分子。但包括中國官媒在內那些利用Zenz的政治立場來詆毀他的人，忽略了他的論據就是來自中國官方的統計數據。他是親中共宣傳勢力的炮轟焦點，但這些事實也得到了在集中營中的婦女所述故事的證實。

集中營系統按不同級別的監獄標準建造，實行從反維吾爾語和文化宣傳的「教育」及工廠強迫勞動到強製安裝避孕環、婦女絕育和酷刑。

後來中共不再否認集中營的存在，而是改口稱它們是為了「再教育」、「職業培訓」和促進婦女的「健康生育」。他們把對集中營的所有批評都描繪成美帝國主義的宣傳，但從不向任何有信譽的調查員提供進入集中營的機會。然而美帝國主義現在對維吾爾人境遇的批評也是純粹的強權政治和虛偽。維吾爾人的待遇問題遠非新鮮事。2002年，美國與中國合作，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抓獲了22名維吾爾族人，將他們關在臭名昭著的美國關塔那摩灣酷刑營。他們中沒有人被裁定為聖戰分子或與基地組織有關聯，但最後三人直到2013年才被釋放。特朗普2017年針對穆斯林的旅行禁令也受到中共領導人的贊賞。

當美國48家最大的在華企業被要求就針對維吾爾人的政策發表評論時，只有6家做出了回應，其中只有1家表達了有限的批評。很明顯，美帝國主義利用維吾爾人集中營和和待遇問題與中國搞冷戰，但絕不是被壓迫者鬥爭中的盟友。

臺灣、中國與美國

臺灣是中美帝國主義冷戰的焦點。它也是一個事實上的國家，擁有超過2300萬居民。1949年中國革命勝利後，蔣介石和他的國民黨逃往臺灣，國民黨繼續在該島使用「中華民國」這個國號，目的是希望最終重返大陸。此後，北京的中共政權和國民黨中蔣介石的繼任者都堅持「一國」的立場。在臺灣，由於中國經濟的強大拉動，資本家和國民黨幾十年來一直對大陸的中共政權妥協。即使是現在執政的民進黨的臺灣民族主義政客，也沒有過火地挑戰北京。

這也是自1970年代以來美國政府的立場，當時尼克松和後繼總統正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不是中華「民國」，讓貿易與利潤成為了優先的事情。然而，在軍事上，由於其戰略位置以及作為向北京施壓的著力點，美帝國主義與臺灣保持緊密聯盟。

實際上，臺灣已經發展成為一個獨自的政府與國家。舊的「統一」主張在島上失去了大部分支持。這是國民黨在選舉大敗的原因之一，國民黨現在被迫與之前緊密聯系的中共保持距離。香港出臺國安法，廢除民主權利，終於打消了臺灣人對「統一」的「一國兩製」安排的幻想。 今天，臺灣只有12.5%的人支持統一，54%的人支持正式獨立，23.4%的人支持現狀，即事實上的獨立。

由於中國強硬的鎮壓政策，特別是在香港，中共獨裁政權現在保證其國家地位的唯一途徑是通過軍事行動或其威脅來追求「臺灣是中國一部分」。去年，中國空軍和海軍陸戰隊在臺灣周邊進行了越來越多的演習，並配上了軍事色彩的聲明。這些一部分是習近平試圖展示實力的體現，一部分是對美帝國主義在東亞更加尖銳的形象的回應，這種形象在奧巴馬時期開始，然後在特朗普時期加強。這包括新的武器出口協定、更頻繁的軍事行動以及去年美國和臺灣之間公布的先前秘密防禦協定。中共通過恐嚇使臺灣人支持統一的企圖是註定要失敗的，結果只會是增加對獨立的支持。

馬克思主義者主張工人階級和被壓迫群眾的團結。而只有堅持在民族問題上的正確立場才能實現這種統一。這意味著了解工人的情緒和意識。列寧和布爾什維克再次指明了道路，宣稱反對「自決權或分離權在實踐中不可避免地意味著支持統治民族的特權。」而被視為壓迫國家的支持者將阻礙建立工人階級團結。

1917年的俄國革命解放了被壓迫民族，但絕不支持外國帝國主義。相反，帝國主義列強對俄國進行反革命幹預，包括反對芬蘭、烏克蘭和其他國家的解放。

同樣，支持獨立不等於支持美帝國主義，臺灣獨立也無法依靠美國的幫助而實現。在帝國主義時代，成功的民族解放運動從來不是由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領導的，當然更不是由帝國主義領導的。就臺灣而言，獨立只能通過反對資本主義和老牌政黨的群眾鬥爭來實現——尤其是與中國大陸工人階級反對中共獨裁和中國資本主義的鬥爭相結合。在任何國家沖突中，社會主義者都不會支援任何一方的統治階級。在臺灣，這意味著不支持美國、中國或臺灣資本主義政黨，如民進黨和國民黨。

香港——並非顏色革命

中共獨裁政權的應聲蟲們——相信的是一些紅色旗幟和「共產黨」的名字，而不是真正殘酷的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專政。他們將香港的群眾運動（尤其是2019年），貼上美國支持的顏色革命的標簽。

事實恰恰相反。2019年10月4日，香港的群眾運動已經持續了四個月，《衛報》報導稱：

「據報導，在特朗普承諾美國將在貿易談判期間保持沈默之後，美國官員被禁止參與支援香港的民主抗議活動。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報導，特朗普在6月的電話中向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作出承諾（……）。由於禁言令，美國駐香港總領事唐偉康被告知取消在美國智庫的露面和計劃的演講，這些演講已經動搖了該地區的抗議活動……」

特朗普本人表明了美國的立場：「有人說某天他們會禁止示威。但那是在香港和中國之間的問題，因為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他們必須自己處理，他們不需要建議。」同一篇文章還指出，特朗普不想評論新疆和維吾爾人的待遇問題。在他的回憶錄中，特朗普的前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聲稱川普告訴習近平，新疆集中營「完全是正確的做法」。

美帝國主義一般不鼓勵支持群眾運動。每當積極地提到提到自下而上的運動時，華盛頓的關註點僅是他們培養可靠領導的可能性及如何平息抗議。

2019年當運動在香港爆發時，有一、二百萬人參與示威，它傳達了憤怒、沮喪和恐懼，即民主改革的承諾被對民主權利的新限製所取代。 在一個極度不平等且幾乎沒有福利製度的社會中，民主權利恰恰被視為改善普通人生活所需的手段。這場巨大的運動是由一項不受歡迎的《送中條例》引發的，但很快就變成了要求忠於北京的香港政府下臺和一人一票普選。後來《送中條例》撤銷也無法平息。

這是一場讓所有建製派勢力和政黨都措手不及的運動。被群眾視為民主權利鬥爭中失敗領導者的泛民主派幾乎沒有發揮任何作用，真正的領導權落在了無組織的青年手中。

習近平政權將這場運動視為一種威脅，擔心它會蔓延到大陸。然而，當香港運動達到頂峰時，北京卻沒有用自己的國家力量進行幹預。但很明顯，運動沒有勝利，中共就會組織報復。這對習近平來說也很重要，來向世界展示在各派系之中，誰才是香港真正的統治者。

這場強大的運動只有在輸出到中國，並且通過工人階級總罷工運動來指明道路的情況下才有可能取得勝利。否則，疲憊和混亂終會出現， 這種情況又因疫情期間的限製而更甚，遲早會造成運動失敗。正是在運動的後期階段，運動開始更廣泛地出現美國國旗和要求特朗普介入的口號。隨著冷戰的加劇，美帝國主義也對中國的香港政策愈加批評。這也與保持香港作為該地區主要商業和金融中心的期望有關。但對個別香港和中共主要官員進行象征性製裁，與真正支持香港群眾的訴求並不是一回事。

中共獨裁現在正在香港強加大陸化條件，禁止民主權利，加強監視和鎮壓力量，監禁反對派政客和工會領導人，並以此來散播恐怖。北京知道它在香港沒有任何社會基礎。在2019年11月的地方選舉中，親中共的建製派遭受了歷史性的失敗。近來措施也包括徹底改造香港的政治製度，旨在防止類似的事情再次發生。

中共在香港的行動沒有任何進步或反資本主義的成分。他們得到擁有土地的大多數億萬富翁大亨以及主要銀行的支持。匯豐銀行，表面上是歐洲最大的銀行，但現在正在將其總部從倫敦遷回香港，他們公開宣布支持國家安全法。另一家英國銀行渣打銀行也是如此，「我們相信國家安全法有助於維持香港的長期經濟和社會穩定。」

反抗帝國主義與法西斯式手段

不僅是坦克派們，還有其他一些左翼也害怕對美中帝國主義進行比較，或害怕將中共的手段與法西斯或軍事獨裁作比較。社會主義者沒有理由要給不同帝國主義列強進行殘暴程度的排名。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列寧和布爾什維克強調反對一切帝國主義列強，而歐洲大多數社會民主黨領導人則支持他們的「自己」國家，認為它更「民主」，或者說對方是「侵略者」。

然而，反對一切帝國主義並不意味著所有帝國主義都是一模一樣。在工人和窮人的鬥爭推動了民主改革的地方，組織進一步鬥爭顯然要更可能得多。資本主義民主具有嚴重的局限性，真正的權力掌握在資本家手中，但它提供了組織工會和政黨、發表言論和印刷（以及在互聯網上發帖）、罷工和組織示威的可能性。在資本主義製度下，這些權利會受到限製，必須要不斷爭取，要反對反動派篡奪先前勝利成果，反對破壞工會、反動宣傳和壓迫性法律。

1930年代，托洛茨基將斯大林的手段與希特勒的手段進行了比較，寫道斯大林是後者的學生。在評論二戰初期的協定時，托洛茨基提醒他的讀者，他曾經警告過「斯大林正在尋求與希特勒的諒解」。

盡管社會性質不同，蘇聯是墮落工人國家，德國是法西斯獨裁資本主義國家，但托洛茨基指出了他們的相似之處。法西斯主義當然是作為一種群眾運動發展起來的，它被用來粉碎意大利和德國的所有工人階級和民主組織。但法西斯黨上臺後不久，法西斯主義的群眾運動特性就被暴力的國家機器所取代。

智利的皮諾切特和印尼的蘇哈托等野蠻的軍事獨裁者用法西斯式手段粉碎工人階級組織——共產黨和社會黨、工會等。而今天在中國，中共對鬥爭中的工人和其他反對派施行同樣殘酷的鎮壓方法。而在新疆，針對維吾爾人的國家運動將滅絕他們的文化、語言和宗教的野蠻措施與殖民主義結合在一起。這就是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帝國主義。

中國民族主義勢力已成脫韁野馬

近來，中國民族主義發展已經「失控」。就連之前的民族主義一號護旗手、《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似乎也對目前的民族主義之歇斯底裏感到不安。總的來說，中共（尤其是習近平的獨裁統治）嚴重依賴在社會上製造民族主義情緒來為政權提供支持基礎。從歷史上看，情況一直如此。但近年來，隨著中國經濟增長顯著放緩，以及當局全方位強力壓製對其潛在挑戰，支持政府的民族主義變得更加重要。我們現在是否已經看到這樣的跡象：即使是習近平政權也控製不住它製造的民族主義浪潮？

胡錫進「偽裝成愛國者」

今年5月1日，中國政法委新浪微博官方帳號「中國長安網」發布微博，用一張圖比較所謂「中國點火」和「印度點火」——中國發射長征八號運載火箭和印度焚燒死於新冠肺炎的民眾遺體的畫面，以諷刺印度抗疫不力卻還想和中國作對。這條微博雖然隨後被主動刪除，但已經引起爭論。復旦大學教授、中共喉舌《環球時報》的長期供稿人沈逸發微博聲稱「這圖挺好的」，並把批判「中國長安網」那條微博的人稱作「聖母婊」。而胡錫進作為《環球時報》總編輯，這次明確反對做前述的比較。

印度從4月開始的疫情反彈令每日死亡人數突破紀錄，就官方數據而言，成為全球新冠肺炎死亡案例第三多的國家（僅次於美國和巴西），死亡人數超過30萬。醫療系統已經崩潰。

胡錫進發微博稱，官方機構帳號應當「高舉人道主義大旗」，還說應當「冷靜、深入」探討官方機構帳號如何把持涉外輿論的言論尺度。然而，胡錫進這番言論一出，沈逸及其他一些年輕民族主義網軍便紛紛炮轟胡錫進是「露出尾巴的公知」「騎墻派」「偽裝成愛國者」。實際上，胡錫進從來都是忠心辯護中共當局所作所為，不過是害怕「中國長安網」那條微博有損中國的國際形象和外宣才采取「溫和」的姿態。如今連胡錫進這個一貫的民族主義者都被貼上「公知」甚至「賣國賊」標簽，可見中共自己培養的民族主義者已經發展到了多麽激進、連官媒都覺得要降溫的地步了。

今年6月初，中國青年作家蔣方舟在2016年前去日本參加交流活動、在去年7月接受NHK采訪的片段被部分網民發現。這兩個事件分別被歪曲為「收取日方資助在中國替日本做文宣」和「想方設法證明中共的體製有問題」，因此蔣方舟被很多愛國「憤青」批判、用「蔣大佐」「皇軍認證」等字眼諷刺。胡錫進也卷入了相關討論，指參與他國出資的交流活動可以促進信息交流、同時捍衛中國的立場，結果被極端民族主義分子打成「皇協軍洗地」，搞到胡錫進被迫在8日發微博呼籲「愛國網友保持克製」。中國民族主義發展「失控」再度得以體現。

「可信、可愛、可敬」

這些擔憂似乎已經達到了最高水平。習近平在5月31日中共政治局的一次講話，亦顯現中共不想民族主義發展太過火。當天，習近平表示，中國要努力塑造「可信、可愛、可敬」的形象，對外宣傳中要「謙遜謙和」，與近年來的戰狼外交風格做對比，這一轉變猶如精神分裂。復旦大學教授、《這就是中國》節目常駐嘉賓張維為則被請去中共政治局「講課」。從張維為近期受訪強調西方要了解中國模式、「遏製中國根本行不通」來看，習近平政權的民族主義總路線其實沒有變，變的只是嘗試讓外交更有技巧（盡管大概也是徒勞）。

「戰狼」與帝國主義

自從2018年中美貿易戰以來，中國外交作風趨於強硬，被稱作「戰狼外交」。而由於中美兩大帝國主義強國之間的冷戰，中共政權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壓力。這場沖突不是由哪個政府的政策或外交「基調」引起的，而是這些政策更深層次的表達。這場沖突是由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引起的，正如列寧所解釋的那樣，資本主義不可避免地發展成為帝國主義這個「最高階段」。1980年代以來，各帝國主義列強之間的競爭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遏製，但自2007-2008年在美國開始的經濟危機以來，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爆炸式增長破壞了這種不易的「和平」。2011年以來，美國政府越來越公開表達對於中國崛起、在經濟和軍事上挑戰美國的「關切」。習近平政權以更具攻擊性的外交政策進行反擊（「一帶一路」和南海戰略便是兩例）。因此，爭奪全球主導權的鬥爭進入了沖突升級的新階段，「國家安全」（各國統治階級的權力）現在比短期經濟問題更重要。

2020年，利用中國初期防堵新冠肺炎不力，美歐等國家紛紛強化反中立場，新冠病毒成為帝國主義鬥爭重要的新戰線。除了他們提出要在中國進行新冠肺炎溯源外，我們也看到已經啟動的反華措施的加劇，包括歐洲多國抵製華為5G通信設備、中美經濟走向脫鉤、澳洲維多利亞州退出一帶一路、中歐貿易協定遭暫緩批準。習近平的「雙循環」戰略中，強調擴大內需的「內循環」已經由於普通家庭緊張的財務狀況而不是很有力，如果「外循環」再做不好，整個經濟的下行壓力便會加劇、進一步威脅到習近平在中共黨內的地位和執政穩定性。因此，習政權及其喉舌開始考慮轉向更「有技巧」的民族主義外交，但卻遭遇自己培養的民族主義網軍反沖。就像《科學怪人》裏的弗蘭肯斯坦博士一樣，自己創造了怪物，卻失去了對它的控製！

中共鼓吹的民族主義是反動、右翼的民族主義，並且是種族主義、大漢沙文主義、威權主義的。對印度新冠疫情的無情嘲弄，即使是胡錫進都認為太過分，表明當今中國右翼民族主義沒有任何進步的元素。中國過去作為被壓迫民族的民族主義表達了群眾對推翻外國壓迫者的進步渴望，而今天的民族主義與過往不同，它包含了帝國主義的民族霸權議程。

四面樹敵

目前，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共政權可謂騎虎難下，在國際上遭遇越來越多敵對，在中共內部也面臨其他派系對於「戰狼外交」過火的批評——「戰狼外交」限製了中共在與西方沖突中的戰術選擇。民族主義壓力現在正在影響中共政權在需要時對不同策略的選擇範圍。如果淡化民族主義色彩，會引發自己養起來的「民間」極端民族主義者強烈不滿。社會主義者反對包括胡錫進、沈逸在內所有右翼民族主義勢力。民族主義被統治階級用以分化工人階級，轉移人們對當今危機的真正原因（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和專製統治）的註意力；但正如中共現在正認識到的那樣，這可能是一把雙刃劍，統治階級曾經利用的民族主義如今也給自己帶來麻煩。工人群眾也會通過自身體驗了解到，唯一的出路不是更多的民族主義，而是自己組織起來為在中國和全球實現社會主義而戰。

中國：女權之聲冒起　中共獨裁恐懼

在今天的中國，女權主義者被潑上了滿身的汙水。打算起訴朱軍性侵的人被扣上了「反華分子利用公眾的善良，躲在女權背後破壞社會穩定危害國家安全」的帽子，發帖呼籲女性平權的人被稱為為受西方思潮影響的和平演變急先鋒——而潑臟水的人認為，既然官方聲明中國早就是一個堅決維護婦女合法權益的國家，那麽凡是壓迫女性的行為都必已被我們偉大光明正確的國家所掃清，還要試圖爭取女性平權的行為都一定是「女拳廢物」、「港獨」（他們認為所有不支持香港鎮壓的人都是港獨！）、「反華勢力」 。

在這樣一個汙名化女權運動的過程中， 以「優秀傳統文化」之名崛起的右翼民族主義格外引人註目。他們自認是道德的、正義的，認為中國女性已經得到了足夠的權益和夠高的地位，而女權運動是來自外國、受境外勢力支持、以搞亂中國為目的的。這樣一股右翼勢力的誕生顯然迎合了官方「穩定壓倒一切」的需求；他們口無遮攔地攻擊任何可能對現存秩序有威脅的人，以此來保衛既得利益者的「歲月靜好」。他們辱罵女權主義者是「母狗」，是「收了拜登的狗糧的」，仿佛他們通過汙言穢語、通過異想天開，就站在了保衛國家安全免受所謂「境外勢力」侵犯的前線！

值得欣慰的是，對於通過汙蔑、造謠、辱罵、舉報、封號封組維持壓迫秩序的行為，女權主義者進行了堅決的回擊。在校園裏，他們為了將性侵學生的教師清除出教學隊伍進行了堅決的鬥爭；在職場上，他們迎著層層「規矩」的壓製，爭取女性作為女性而應當享有的權益——即使這會為他們帶來無窮無盡的抹黑。無論是「網暴博物館」還是訴朱軍案的當事人，在被人汙蔑為「反華勢力」的同時，也依舊得到了廣大群眾的自發支持；而且很多男性並沒有因性別而置身事外——他們也積極參與到了與女性一起鬥爭的行列中去。

女權鬥爭的歷史地位

馬克思主義者不會認為性別問題是「次要」問題，而是明白只要女性沒有得到徹底解放，就沒有社會主義。女性在社會鬥爭中經常處於前沿。歷史上，俄國1917年二月革命正好發生在3月8日（國際婦女節），女工從淩晨開始就出來罷工，提出停止戰爭、結束專政和要求「面包」等訴求，並有效宣傳令許多士兵轉向革命一方。在當代，中國2018年的佳士鬥爭中，很多核心人物也是女性，其中嶽昕同時是一名公開的女權主義者；今年2月開始的緬甸反政變抗爭中，女性往往是工人罷工和領導運動的主力。喚起性別平等意識，為的不是分化，而是工人階級的最大團結。

自從資本主義復辟以來，中國性別不平等不斷加劇。經濟方面，1990年城鎮女性平均收入相當於男性的77.5%，而20年後這一指標下滑到67.3%。智聯招聘發布的《2021年中國女性職場現狀調查報告》顯示，女性也比男性更常在應聘時被問到婚姻生育狀況、職場性騷擾、婚育階段被調崗或降薪。#MeToo傳到中國，也讓中國校園性騷擾和性別歧視問題得以向公眾攤開檢視——75%女學生遭遇過性騷擾，很多來自更有權勢的教授或其他上級。在結婚率和生育率急劇下降之時，習近平政權越來越多使用儒家價值觀、鼓吹女性「回歸家庭」，通過「離婚冷靜期」，鼓勵生育三胎而沒有配套福利措施，並加劇審查女權主義帳號和網絡群組、借助右翼民族主義網軍發動攻擊。

2021年恰逢中共建黨百周年慶典，也是習近平爭取第三任的前一年，因此是重要一年。但七一前夕中國社會抗議此即彼伏，令當局對於包括社會抗爭很是害怕、要嚴防死守——這意味著女權鬥爭也會遭到中共有意限製。為了爭取女性權益，除了通過教育和宣傳反對性別歧視（包括工運和左翼內的性別歧視），工人階級也要團結爭取同工同酬、提高工資、獨立工會，而我們也需要反對中共獨裁、爭取社會主義，而中國的女性註定處於這一鬥爭的最前線。

蘋果向中共出賣隱私　資本為利助長鎮壓

蘋果為了保住中國市場，任由中國的服務器密鑰完全受蘋果公司中國企業的掌握，中國政府要對其作出監控實在易如反掌。位於中國西南的貴州省貴陽市郊區，蘋果公司的新合作夥伴——中國國有企業「雲上貴州」數據中心，就是存放蘋果公司中國用戶數據的服務器所在地。

政府監控的內容包括但不限於用戶儲存的視頻、照片、文檔，通話記錄，位置信息和已安裝的應用程式。目前，蘋果公司已要求所有中國用戶簽署使用icloud等服務時，不得不接受「雲上貴州」監管的條款。

帝國主義沖突也是中共要加強監控的重要因素，因為資訊科技戰將是中美沖突重要的一環。除了監控在中國境內的外國使用者的活動和行蹤，也要確保掌握科技的控製權以便受到美國的杯葛或製裁。

蘋果公司等西方企業偽善地聲稱捍衛「隱私」和「言論自由」，卻一次次向中國政府靠攏而出賣這些原則，證明蘋果公司和其他跨國企業一樣——它們在追求利益和保障客戶權益之間永遠選擇資本利益。在中國市場每年500億美元收入的引誘下，蘋果公司必然選擇與獨裁政府合作。而多年來，蘋果公司在中國的代工廠就是利用中共鎮壓工會的力量，讓它們肆無忌憚剝削工人。

資本不在乎民主權利

為了幫助中共政權打造出大規模監控的警察國家，許多資本主義「民主國家」公司在利潤面前絲毫不吝嗇提供援助。他們會向中國政府提供治安監控系統（甲骨文、微軟等）、屏蔽敏感詞/圖片（shutterstock等）、以及來自美國、以色列、日本、歐盟的其他外國公司提供的用以大規模監控國民的技術。西方資本主義政府也利用這些技術來監控自己國家的人民，但礙於政治壓力而要做得比較隱晦。中國政府甚至要求各大汽車商交出行車數據，它們為了保住中國市場自然也樂意於「遵守中國法規」而侵犯用戶隱私。

僅2019年，中共維穩費支出1.4萬億元。這些由勞動人民身上榨出的錢被浪費在安裝監控、升級各種安全科技、雇傭警員上以對付勞動人民自己。這些錢完全可以被省下來，投進教育、醫療和其他公共福利設施中以提高數億貧困國民的生活水平。

只有所有資訊與科技公司徹底民主公有化，並且打倒獨裁政權，才能不受資本的操控、接受透明的公眾監督，確保用戶的數據隱私安全。

袁隆平逝世：中共造神的真相

5月22日，中國工程院院士、農學家袁隆平在湖南長沙逝世。隨後，中國官方對於袁隆平進行鋪天蓋地的宣傳。新華社發表題為《建議為袁隆平院士逝世降半旗誌哀》的評論，稱袁隆平作出了「世界性的貢獻」，習近平則號召中共黨員和中國科技工作者「向袁隆平同誌學習」——官方罕見稱不是中共黨員的人士為「同誌」，顯見中國想利用袁隆平給自己臉上貼金。同時，為了避免袁隆平具有爭議的一面和批評中共政策的歷史被大肆宣傳，當局也鉗製言論自由、打壓民間的不同聲音。

雜交水稻之父

袁隆平是中國研究與發展雜交水稻的開創者，也是世界上第一個成功利用水稻雜種優勢的科學家，因為解決糧食問題的突出貢獻被譽為「雜交水稻之父」。水稻是世界上一半人口的主要糧食，所以袁隆平的研究與理論可謂是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他在小麥育種上取得的突破性進展，帶來了一場使糧食產量大幅增長、結束了世界大部分地區饑荒的綠色革命。但是改良雜交水稻這樣的重大科學成果，絕非僅靠袁隆平一個人的「天才智慧」就能實現，而是同時依靠一個分工協調的科研團隊、後勤保障、前人的經驗和充足的財政支持。古往今來的一切顯赫功績和成就，其本質都是廣大群眾集體智慧和勞動的偉大結晶。

這次中共在「造神式」緬懷中以「誹謗攻擊汙蔑國家英雄人物」為理由加強言論監管，各大網絡平臺也配合當局進行有關審查。新浪微博對發布此類信息的64個賬號做出永久關閉處罰。在兩天內，至少七名網民因發表所謂「侮辱性言論」（實際都只是質疑官方論述而已）被刑拘。中共一邊瘋狂神化袁隆平，一邊又不準國民「唱反調」，不惜大加懲罰，這是為了什麽呢？袁隆平生前對於毛時期的中共的許多政策有過批判，而這些批判的內容至今都還能在一些中國媒體網站上搜到。在2009年接受《廣州日報》的一次專訪時，袁隆平表示：「三年困難時期（大饑荒），餓死了幾千萬人啊。大躍進把樹都砍了去煉鋼鐵，把生態破壞了，1959年大幹旱，一年基本上沒有收成，餓死了四五千萬人啊。我看到路上有5個餓殍。」 在文革期間，袁隆平也因為批評當時毛澤東提出的農業「八字憲法」而被批鬥，所幸因為其從事的科學研究而免於更嚴重的迫害。

然而，新華網英文版近日一則報導，卻說袁隆平是因在1949年中共建政前看見餓殍，才投身雜交研究水稻研究，與新華網中文版在2007年的說法（在大躍進期間於湖南看到餓殍）自相矛盾。顯然，中共不惜篡改歷史，是害怕放任網民討論袁隆平的一生，會讓討論超出自己可控範圍，從而讓自己反而因為高調紀念袁隆平而遇上更多麻煩。

今年，中共建黨100周年之際，中共推出了新版黨史，淡化了對於文革的批判， 甚至在部分地區放任舉行文革活動。在文革期間，袁隆平因只想搞農業科學一度而遭受批鬥，被列為「牛鬼蛇神」的候選人。就像中共一邊要利用「文革復興」來造勢，一邊高唱由文革被迫害至死的聶耳填詞的《義勇軍進行曲》，實在自打嘴角、虛偽至極。

現在，習近平面對著中共國內經濟的下行、社會矛盾的激化、黨內派系鬥爭的加劇，為了打響終身統治的算盤、迎接自己的「新時代」，除了破壞了鄧小平時代的「集體領導」製度，他還要進一步破壞鄧小平的權威、將自己拔高到與毛澤東同一水平線上。而中國當今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已經與毛澤東時代的計劃經濟完全不同，習近平也沒有毛澤東那樣的堅實群眾支持基礎，因此認定習近平能夠重返毛澤東路線、搞「二次文革」， 是過於膚淺的認識。他最多只是借助毛的措辭和宣傳伎倆來維護權威而已。

宣傳工具

中共當局高調宣稱中國已經全面脫貧，而雜交水稻技術對於解決貧困問題也起著重大的作用，因此可以說中共對於袁隆平的大規模紀念，也是將袁隆平用作宣傳中國不只讓國內脫貧、也大力協助亞非國家解決貧困問題的工具，強化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宣傳。然而，以袁隆平的地位，一生沒有加入中共這一事實，以及其批判官方政策的歷史，不是永遠能夠回避下去的，廣大群眾在紀念袁隆平的貢獻之時，也會逐漸發覺到中共高調宣傳背後的真實目的。

中國：賽格大廈晃動——瘋狂資本建設的後患

2021年5月18日下午，深圳天朗氣清、風力五級，當地華強北廣場的賽格大廈突發明顯晃動，引發周邊群眾恐慌。而之後的兩日大廈接連於中午時分發生晃動。大樓晃動事件引起輿論對於資方與監管官僚的質疑，而中共表態一切安好的虛偽做法更是使輿情升溫。

連續三日的晃動，已然印證了此次事故並非偶然因素的聚合，而是存在結構性問題。深圳應急管理局表示大廈結構安全完好，這顯然無法服眾。一篇華科大的碩士生論文已顯示大廈存在邊設計邊施工的問題，而事發之後的網上瘋傳的大量工程車輛進入廣場的影片也印證了大樓需要結構性加固的事實。

賽格大廈建於1997年——中國資本主義復辟狂飆猛進的年代，當時投資方賽格集團出於節省用地與裝點門面的考慮， 將其定位為深圳第一高樓。在利益驅動下，2.7層每天的深圳速度背後就呈現出「先施工後設計」「邊施工邊設計」「鋸掉頂部天線一半再添上」的一地雞毛。

施工亂象

而當時的中共官僚體系已徹底擁抱資本主義，兼具了波拿巴政權與自由資本家之惡，同時沒有資本主義民主，也沒有西方國家的資本社會化和工人福利。資本主義野蠻生長時代也結出了生產極端無政府狀態的苦果。這些都導致了工程過程缺少監管，出現種種亂象而資方卻仍然堅持一意孤行拆了東墻補西墻的現象。而最終受害的是生命安全被嚴重威脅的中國工人階級。

而今日，中共政權虛偽的掩蓋事實、黑箱作業的方式，不僅折射官僚體系對民主表達權利的瘋狂壓製，也反映出了當局的脆弱性，使每件事故都可危及其統治。

在這次事件中，中國的工人階級進一步激進化與覺醒。要克服官僚與資本之惡對人民生命安全的威脅，只有依靠組織和鬥爭。關鍵的訴求是組織工會的權利。真正的工會不僅為提高工資、每周工時40小時、職安條件、結束外包製度而鬥爭，也要求民主監督職場。建築企業、房產發展商、銀行和城市規劃部門，都一定要公共擁有，並且受到工人、租戶、小商戶和公眾的民主監督，其有權選舉公司管理層。而管理層不會領取高薪厚祿和享有特權，並受到工人民主監督。如此方能實現對生產品質的真正監管，以及對人民生命安全的有力保障。

甘肅馬拉松悲劇：政府的默許與資本的狂歡

在5月22日的黃河石林山地馬拉松百公裏越野賽中，由於大風、降水、降溫，21 名參賽選手死亡，8人受傷。這場悲劇表面上源於天氣變化，但人禍也恐怕不可忽視。沿途安全保障遠遠不夠，物資準備、賽事熔斷、應急救援等等幾乎所有可能挽救回選手生命的機製都存在嚴重不足。

根據省委省政府的調查組結論，這次馬拉松中重大傷亡的原因是「賽事組織管理不規範、運營執行不專業」；這一結論固然道出了組織運營上的問題，但也回避了問題的本質：資本主義對體育賽事的剝削牟利、體育賽事完全缺乏民主控製。2014年，國務院發布的《國務院關於加快發展體育產業 促進體育消費的若幹意見》表示「我國體育產業……還存在一些體製機製問題」。所以，他們對於這種體製問題選擇了什麽解決方法呢？

答案是市場化。中共為體育發展所設定的目標是完善市場機製、發揮市場作用、努力扶持企業發展，力爭在2025年讓體育產業總規模超過5萬億元。根據國務院在文件中的觀點，市場化顯然是有利於「進一步促進公平競爭，降低賽事和活動成本」的。通過商品化、市場化，健身成為了新自由主義進軍的一片藍海， 地方主辦的體育賽事井噴式增長；據新京報統計，如今全國80%以上的馬拉松比賽是在最近五年才出現，而在6.63余萬家體育賽事活動策劃相關企業中，成立時間在5年內的就有5.7萬家。這種不受監管的瘋狂擴張是由利潤驅動的，而不是為滿足社會需求而發展起來的多樣化、廉價的大眾體育運動。

體育產業市場化

這些蜂擁進入賽事策劃的企業總體水平相當可疑。以本次越野賽的舉辦方晟景公司為例，全公司上下只有12個人，且基本上沒有從事體育賽事的專業背景； 但這樣一個公司就已經可以輕松地與本地官員達成交易，進而組織賽事——如果沒有事故的發生，那麽在同時收到報名費、贊助、政府補貼的情況下，體育賽事的主辦方將能夠取得高額收益；通過越野賽來宣傳景區、促進消費，地方政府也受益良多。所以，對於地方政府與體育公司而言，一般情況下，舉辦賽事都是一種「雙贏」，哪怕舉辦方並不具備相關資格，哪怕政府作為「承辦單位」只是掛名的。

但這種雙贏只存在於市場意義與聲望意義。據中國新聞周刊的采訪，「政府不一定會評估運營方到底靠不靠譜」；政府渴望獲得政績，體育賽事活動策劃相關企業渴望撈金，在這樣一種不負責任的氛圍下，賽事風險被視為商業風險，主辦方對於安全保障、賽程設計等的考慮也都服從於企業盈虧，而非選手的生命安全。

於是，5月22日，選手們走上了一場由一心謀利的主辦公司和掛名的政府主辦的越野賽的賽道。而此時，那場致命的風雨已經在空中醞釀了； 「無聲的跑者消失在狂暴的風雨中」。

我們主張：

沒有社會主義變革，體育愛好者永遠都會受欺騙。

資本主義正在侵蝕體育界。全球各地皆如是。盡管少數頂級的職業運動員的薪水非常高（是過高了！），但體育事業（尤其是職業水平的）是極其不民主和剝削性的。在 2021 年歐洲足球錦標賽上，丹麥球員埃裏克森（Christian Eriksen）在對陣芬蘭的比賽中突發心臟病倒地，需要在球場上進行緊急救生治療，使無數觀眾感到不安。比賽暫停了，但在大型贊助商和電視公司的壓力下，只暫停了兩個小時。丹麥球員當然因此事遭受嚴重打擊，最終輸給了芬蘭。

扭曲的體育

社交媒體上引發了一場關於主辦方不將比賽推遲到另一天進行的作法不人道的辯論。此事件發生於今年早些時候足球界「歐洲超級聯賽」的大醜聞之後。球迷起義（曼聯球迷之前以入侵老特拉福德球場的方式，非常有效地進行抗議）迫使曼聯和尤文圖斯等大型俱樂部放棄了他們的搶錢計劃。體育產業不僅被被億萬富翁所有者的欲望所扭曲，而且完全缺乏民主控製，也沒有社會所有權（因而可以向大眾而非少數精英開放）。社會主義體育政策涵蓋設施、俱樂部和協會的公有製，以及俱樂部和協會成員、工作人員、愛好者和更廣泛的工人階級社區的民主控製。

中國：新的冷戰，新的太空競賽

過去半年可謂是中國航天工程項目密集式連環啟動的日子。自去年年底起，總計有完成月球探測器「嫦娥五號」航天任務、火星探測器「天問一號」成功著陸並運行、成功發射「神舟十二號」載人航天火箭，並首次讓三名宇航員長時間駐留其空間站「天和」號核心艙等等。再加上其他衛星系統的陸續構建和升級，如中國版的GPS「北鬥衛星導航系統」，令人關註中國的航天技術的發展水平。

民族主義宣傳

中共政府亦非常積極地將這一系列的科技成就為自己的民族主義宣傳添油加醋，以鞏固自身的執政威信。這些宣傳甚至顯得過火，比如在5月初，印度新冠疫情猛烈爆發之時，正值中國空間站「天和」號發射升空及順利入軌。中共政法委的官方微博帳號「中國長安網」發了一則微博，配圖竟將中國的運載火箭點火發射的照片與印度防疫人員火化染疫死者的照片並列，並配以文字「中國點火vs印度點火」，對印度的疫情慘劇加以冷嘲熱諷，這視人命如草芥的輕佻冷血態度反令大量民眾感到心寒和反感。甚至連右翼民族主義報刊《環球時報》的總篇胡錫進都公開表示此舉不妥，因而被網軍攻擊不夠愛國。可見當初煽動民族主義的人也開始遭到反噬。

面對中國航天計劃競爭，在五月美國國會的聽證會上，美國太空總署署長比爾·納爾遜表達擔憂。特別針對中國2030年的登月計劃，他提出了加大對發展載人地外登陸系統的投資。

中美新冷戰的背景下，這一舉動令人聯想到中美之間是否也會像半個世紀前的美蘇冷戰一般展開新一輪的太空競賽。當然中美沖突是為了市場和經濟力量而非意識形態的。

雖然客觀上中國的航天技術近年發展的確相當迅速──這也給予了中共自我吹噓的底氣，但技術水平上與美國相比依然存在相當的差距。特別是在重型運載火箭的有效酬載量乃至產量上，兩者甚至有著三十至五十年的技術距離。

現時，中國最新銳的現役「長征五號」火箭只有25噸的低軌道酬載量，假如要進入月球軌道的話，酬載量最多只有9.4噸。相比之下，美國60多年前的「土星五號」火箭有著45噸的月球軌道酬載量以滿足登月任務所需。

另一方面，在生產技術上，中國的火箭建造依然處於人手組裝的水平上，生產技術離產品化量產化相距甚遠。對工作人員的個人的技術水平和穩定性有著極高的依賴性，這對於排除系統隱患，優化系統結構非常不利。對比SpaceX的成熟量產航天器和發動機，馬斯克甚至聲稱目標是每天生產一臺「猛禽」火箭發動機，測試「星艦」原型機的發射頻率達到一到兩個月內就發射一次，兩者之間存在著明顯的代差。

放肆的資本

半個世紀前的太空競賽，客觀上推動了技術的進步，但本質上更多是國家的面子工程。因此當年技術的發展亦隨著蘇聯登月競賽中失敗大幅放緩。而現在，不論是中國還是美國的航天技術，到底都是在為帝國主義沖突與資本服務。而SpaceX作為一家私人資本所擁有的公司有時甚至讓人感覺這是馬斯克的私人玩具。2018年馬斯克用獵鷹重型運載火箭將一臺特斯拉Roadster跑車和假人送入日心軌道，此舉除了用作吸引眼球的廣告宣傳外沒有多大的科研價值，徒增一具太空垃圾。這亦生動了展示了太空技術假如不為公共擁有、人民民主管理的話，統治階級和資本家能鬧出多麽荒唐的舉動。

社會主義者認為科技的發展必須以全人類的福祉和全世界的未來為基礎，現時太空航天技術已日漸成熟。中美主導下的資本主義製度正在製造氣候危機，破壞地球，而新冷戰的競爭使這情況進一步惡化。但首先的目的卻只是為帝國和資本的利益所服務，技術的進步為我們所提供的生活便捷不過是利潤的「副作用」。而當太空技術被帝國和資本所壟斷時，往往反而會阻礙技術的發展和限製民眾的應用（如我們日常生活所應用的GPS系統，其定位精度實際上是被美國政府故意降低的）。因此我們必須終結資本主義的統治與帝國主義的沖突，鑄劍為犁，以解放更先進的生產力和技術發展。

漫談河南水災

2021年7月20日，中國河南省暴雨成災，降雨量驚人，造成了極其嚴重的經濟損失與人命傷亡。這次災難活生生地向我們展示了中共專製的官僚體製如何一步步將災難升級，令本可避免的人命傷亡一再發生。

當然這次雨災在這星球上並非個別事件，幾乎在同一時段，德國西部——比利時亦發生洪災，美國西部及加拿大出現極端高溫和山火。這些消息都一再明白無誤地告訴我們：氣候災難已經降臨。

然而相對地，中共官方固然樂於將這場災難「甩鍋」給極端天氣，但相比之下，官方的宣傳口徑卻絕少談及這場災難與氣候危機之間的關系。中國是世上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國，占了全球排放總量的27%。在過去的一年間，由於全球疫癥關系，重工業產能增加，中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更增加了15%，創下新高。而到了22號，中國國家氣象中心的首席專家任國玉更直接了當地否定了鄭州暴雨與氣候危機之間的關系，而稱原因是雙臺風所造成的「異常的行星大氣環流」。但眾所周知，臺風頻發正是氣候危機的一個重要標誌。中國政府並非像特朗普般睜眼說瞎話的否認氣候危機，而是希望將氣候危機僅僅局限於作為一個外交談判的話題，以避免引發國內針對環保問題與氣候危機的群眾運動。但這場水災，已經令不少中國的民眾驚醒過來：原來氣候危機離我並不遙遠！

中共宣傳部門不遺余力地強調這是一次「千年一遇」（某些部門甚至稱「五千年一遇」）的暴雨，試圖以此淡化官僚的責任。固然這次災難警醒著我們氣候危機的急切性，但官僚所造的破壞不下於災難本身。鄭州氣象局在19日到20日上午接連發布了五道「暴雨紅色預警」，按照中央氣象局的官方指示，發布紅色預警後，政府及相關部門應做好應變準備，停課停工等等。但鄭州市政府卻對此毫無準備，沒有宣布停工停課，在整日的暴雨中要求城市如常運作。鄭州市防汛抗旱指揮部一名幹部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表示「預警不是法律，主要還是建議。總有些（單位）不太自覺，還是會讓員工正常上班」。氣象局人員指，他們只負責提供天氣預警，無權決定停工停課，要由應急管理部下命令。至於應急管理局就回應指停工停學決策「要經過指揮部層層批準後才可以做到」。這些回應充分暴露了不民主的官僚體系的僵化。直到20日下午，整座城市已泡在水中，街道上多處急流沖走行人甚至汽車，災難已不可挽回，官僚部門卻仍然沒有提醒民眾應留在安全的室內躲避，造成傍晚下班時段民眾意圖趕回家中時（假如政府及時下令停工停課，他們當天早上根本就不必離家上班）正面遭遇惡劣天氣。

因此，當天的天災與災難性的官僚舉動叠加起來，造成了雙重災難。其中一處傷亡最嚴重的地點京廣北路隧道，當天下午到傍晚時段正好是下班交通高峰時段，超過200輛汽車堵塞在隧道中間動彈不得。同時隧道開始積水，水流漸漸增大。有消息指，淹沒的速度非常迅速，整個過程僅僅只花了數分鐘時間。該段隧道於2011年落成，而早在動工建造之初，就有工程師指出在這地段位處低窪，過去曾經是一片沼澤地，在此興建隧道並不合適，很有可能會被水淹浸，但政府與工程當局卻無視了這一警告。在過去的十多年間，中國各地所謂的「基建狂魔」熱潮令各地紛紛大筆投資基建，但有不少都僅僅只是為了滿足官僚政績的大白象工程，安全與質量堪憂，甚至在關鍵時刻毫無作用。

例如在災難發生的僅僅一個多月前，鄭州市城市管理局官方網站稱2020年啟動的鄭州智慧隧道一期（京廣路隧道試點）建設工作已經步入尾聲。如果有突發事故發生，將能實現精準快速搜救。而《南方都市報》亦指京廣隧道半年前才剛經過大修，維修項目包含排水設施、消防與電設備。兩個月前也曾進行防汛演練，同時搭配兩座排水站，當積水池內積水達到一定深度，排水站可自動啟動，及時排水。然而這些措施在面臨這一次的考驗時卻通通失效。

另一個重災區就是鄭州地鐵。20日當天傍晚，網絡上已流傳被困在地鐵內的民眾所拍攝的大量影片畫面。從影片中可見，地鐵車廂內已充滿泥水，部分水深更已到達乘客頸部。而車廂外的水位更高，而且水流洶湧。因此民眾質疑地鐵為何仍然堅持繼續營運，從而變成死亡陷阱。鄭州地鐵公司安全部門主任聲稱停運需要「通過運營公司上報交委和應急管理局」。再次，我們看到了官僚體系的猶豫遲頓。更可怕的是，這種「等待上級發落」的官僚心態影響著整個社會——簡直就如新冠疫情爆發初期的武漢。從鄭州地鐵慘劇中死裏逃生的民眾和工作人員都表示，從列車隧道開始出現輕微積水，到積水淹浸路軌令列車停駛，然後車廂開始滲水，直到最後車廂外水流湍急無法逃生，中間整整經歷了三四個小時的時間。但在這三四個小時的過程中，從列車駕駛員，到站臺站長，再到地鐵管理部門竟沒有任何應變措施，都在機械地等待「上級指令」。救災人員張先生向德國之聲表示，他有一個朋友與其他乘客受困於當時淹水深及肩膀的地鐵車廂內，「他所在的車廂沒有死人，但是是靠自救才跑出去的。」相比之下，對於自身也身處險境的基層列車駕駛員而言，居然眼白白看著車內外積水漸漸高漲，都不敢自行組織乘客及時疏散逃生，只知原地等候指令。可見，嚴重的官僚作風甚至消磨了一個人最基本的求生本能，令人們即使面對「迫在眉睫」的生命危險都不敢自救。這只能說明官僚比水災更可怕。

官方媒體在地鐵的災難中亦表現得非常惡劣。當晚約九點左右，在有大量民眾依然被困，仍在等待救援的情況下，官方媒體（包括央視、「環球網」、以及鄭州市政府官方微博等）就急不及待地發出消息指所有被困乘客已經獲救，無生命危險。這一消息令被困在車廂內，仍能通過手機收到外界訊息的乘客陷入絕望。認為搜救隊已放棄搜救，他們只能待在車廂內等死。官僚為了自己的面子，絲毫不顧及現實情況和被困民眾及其家人的感受，引發了民眾的猛烈批評。隨後官方媒體才裝模作樣地承認仍有人未獲救，救援工作仍在進行。對於死亡數字，官方媒體聲稱地鐵水浸事件造成14人死亡。但這一數字亦被質疑，有民眾認為從網上片段所見，在車廂外水流洶湧且水位高漲的情況下，即使車廂內仍未完全淹浸但乘客亦會很快面臨失溫和缺氧等，救援整列列車數以百計的乘客是極其困難的工作。而據《河南商報》報道一名被困乘客的丈夫表示，當他到達妻子被困地點附近的地鐵站向工作人員求救時，「工作人員根本不知道車廂的情況有多危急」。

但官僚災難仍不止於此。20號晚上十點半，《人民日報》發文稱鄭州常莊水庫將於當晚泄洪。但鄭州的官方通告卻指，水庫在20號上午十點半已經泄洪。有鄭州民眾在20日中午時分拍攝到市中心的情況，顯示在市中心，馬路在不到30分鐘的時間內突然被洪水和急流所淹沒，有民眾和汽車被急流所沖走。這景象不似暴雨所造成的積水逐漸上漲，反而更像山洪暴發。因此民眾懷疑是否政府官僚在未通知民眾和未安排疏散的情況下就急急泄洪，導致市區在猝不及防的情況下就被淹浸。

隨後不久，官方媒體突然更改口風否認泄洪的消息，令事件的真相變得更加撲朔迷離。但可以肯定的是，在鄭州以北約80公裏的衛輝市附近一條鄉村，21號淩晨4時，的確有人想趁村民在睡夢中偷偷挖開當地堤壩。所幸及時被村民發現並趕走，隨後村民連夜冒著暴雨守在堤壩之上，以防再度有人破壞堤壩。但耐人尋味的是在25日，亦即停雨兩天後，衛輝市內的城市積水不減反增，城市水位猛漲，由局部積水變成全城被淹。衛輝民眾懷疑政府在沒有通知和安排撤離的情況下泄洪。官僚災難在停雨後卻依然繼續，28日消息稱，當衛輝市的洪水尚未退去，誌願救援人員仍在城中涉水搜救災民時，衛州市政府卻突然通電，至少8名誌願者觸電受傷，目前生死不明。

這次雨災與官僚災難引發了民眾的普遍不滿和憤怒。暴雨過後，民眾聚集在被淹沒的京廣九路隧道外圍觀，遭到現場的警察驅趕。特別是當隧道完成排水，開始將隧道內的車輛拖走時，警察用更為粗暴的手段驅趕甚至毆打在場群眾。令人懷疑官僚是否為了掩蓋隧道內死傷慘重的實際情況。

在27號，大批鄭州市的民眾到地鐵沙口路站外獻花吊念死者。政府隨即在站外圍封起擋板，阻止民眾繼續獻花和吊念。然而在當晚，有民眾自發拆除搬走擋板，得到在場其他民眾的歡呼和鼓勵。在28號，前往吊念的民眾更多，鮮花更一直延伸擺放到街尾。而在強大的民意壓力下，政府默認了民眾這一抗爭舉動，沒有再次重新圍封車站。

但在另一邊廂，中共在面對強烈的民眾不滿情況下，繼續采取煽動民族主義情緒的方式以轉移民憤。特別是共青團鼓吹民眾針對BBC、CNN、以及德國之聲等境外媒體記者。而這些記者亦表示在中國進行采訪工作其間感到明顯敵意，以及遭到部分民族主義者的阻撓和圍堵。有人指部分身穿黑色便衣參與圍堵外國記者的人實際上是國安秘密警察，他們當中甚至攜帶了專門用來幹擾擊落無人機的武器。央視在當天的新聞報道中，對於全國關註的河南水災僅僅數字帶過，卻大篇幅地報道歐洲的洪災消息。

民眾在這次水災中同樣覺醒的，是開始意識到這次災難不僅是天災，更是人禍。民眾網絡上開始疾呼「請不要用天災掩蓋人禍」！官僚體系的無能和腐敗放大了這場災難，只有全面落實民主權利，消除對利潤的貪婪，才能徹底掃除官僚腐敗。政府面對天災危機時總是優先考慮自己的政績或經濟效益而非民眾的生命安全。交通、建築和城市規劃部門應由工人階級民主控製和管理，不容私人資本染指，絕不能心存僥幸拿民眾的性命冒險。這次的災難亦再一次凸顯了中國的工人為何需要獨立工會。對於危害民眾安全的大白象工程，除了要民主控製建築部門，工人通過新成立的獨立民主工會民主地選出工人安全代表，讓他們有權在緊急的情況下宣布停工停課，以及否決危險的工程方案。民眾亦要自下而上的組織抗爭，與各地的工人群眾團結一致，反對資本主義和專製官僚為牟利罔顧環境成本，用社會主義的政策對抗氣候危機，終結資本主義的破壞性統治。

中國：習近平的多重危機

習近平計劃在黨大會中完成他成為中國終身統治者的加冕儀式。中共的黨大會只是個橡皮圖章，並不是一個進行辯論和民主投票的政治會議。這次大會和中共內部正在進行的權力鬥爭或將迫使習近平做出一些妥協，這會是他首要的任務。習近平政權的每一個政策和行動，都在某種程度上與他鞏固從「一黨專政」過渡到「一人專政」的過程有關。

這個過程的結果並非個人心理或野心所致（至少不是主要因素），而是隨著全球和中國資本主義危機的加深、國內不斷緊張的社會情勢，以及以新冷戰為表現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有協調的經濟和外交攻勢爆發，中共極權國家機器內部不斷積累的極端矛盾。一般來說，歷史上的一人獨裁政權都代表著深重危機的出現。

這也就是中國今天的處境。習近平的統治已經進入了一個多重危機叠加的階段。事實上，他的政權在采取行動「解決」現有危機的同時也引發了新的危機——從香港和臺灣，到人口危機，再到債務危機。債務危機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盡管進行了近6年的經濟「去杠桿化」，但債務仍然像病毒一樣在經濟中蔓延。當監管機構對債務問題的註意力從一個經濟部門轉移到另一個部門時，任何原本暫時下降的債務水平都會反彈。

日本病？

中國人口危機對從消費到債務水平再到養老金和養老的方方面面，都造成極其嚴重的負面影響。中國人口恐怕已經達到頂峰並開始下降，來得比大部分預測提早10年。中國在躋身高收入國家行列之前，就出現「未富先老」噩夢，似乎越來越有可能。

十年一度人口普查在5月份公布，但當中各數字之間根本自相矛盾。人口普查結果也被推遲了一個月才公布，令人懷疑數據遭到篡改。和談到其他所有政策時一樣，政府機關和媒體只能報導各種「勝利」。「中國與全球化智庫」（一個親中共的智庫）的黃文政認為，中國人口危機、出生率的急劇下降、勞動力萎縮和人口結構迅速老齡化「可能會給這個國家帶來災難性的影響」。

中國迫在眉睫的潛在危機已經充斥著「日本病」特征：經濟放緩和「人口增長停滯」相結合，恐將延後中國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經濟體的時間，甚至讓中國超過美國成為永遠不可能實現的事。以美元計算，中國的GDP目前約為美國的75%。日本在1990年達到了類似水平，但隨後陷入經濟危機、長期停滯和「失去的數十年」。今天的美國經濟規模已經比日本大四倍。

中國人口危機顯示，盡管社會普遍誤以為中共有能力提前計劃，中共其實沒有這個能力。為什麽沒有更早地實施新政策？這可謂習近平的另一大挫敗，更加劇中共內部權力鬥爭，部分反映出對習近平統治下的「政策轉向」甚至政策癱瘓的焦慮。4月，作為國家央行，中國人民銀行極反常地介入此事，發布了一份有關人口轉型的報告，敦促徹底改變人口政策。這種公開批評標誌著中共內部權力鬥爭——人行因其經濟作用而享有稍大一點的自由度，而其他國家機關只能保持沈默。人行該篇報告指責政府的「觀望態度」，並警告說「如果沒人想要更多的孩子，放寬政策就沒什麽用了。」許多評論員認為人行這個特殊的部門已經成為脫韁之馬，現在采取措施加緊對它的控製也沒有任何用。

人口普查報告，以及可能存在的未公開、甚至更令人震驚的調查結果，顯然已促使政府采取行動。但中共政權最近的一系列人口政策帶來恐慌。5月政府頒布了新的三胎政策，隨後在7月出臺了一項更明確的措施，取消了自1980年以來實施的對計劃外生育（「超生」）的所有罰款。但是，政府宣布三胎政策時，公眾壓倒性地懷疑這個政策，甚至是對此很憤怒——規定的改變並沒有解決真正的問題。《新華社》的一項民調顯示，93%的受訪者完全不考慮生育第三胎。該民調在數個小時內被移除。網上的一條評論總結了當時的流行情緒：「政府覺得我不買勞斯萊斯，是因為限購嗎？ 」

帶有負面影響的「勝利」

在中國走向資本主義的40年裏，中共獨裁政權被普遍（尤其是外國資本家及其機構）認定是可靠的經濟與政治管理者。是的，獨裁政府牢牢掌控所有媒體、銀行、關鍵經濟部門和世界上最大的官僚警察機器，不受被中共操弄的法律體系約束，可以做許多其他較「輕度」資本主義國家無法做的事情。但他們也會失敗，有時是遭遇災難性的失敗。一方面，這是因為中共政權經常被自己的審查製度、來自地方政府的虛假和誇大的統計數據，以及下級官員害怕說真話會招致習帝不滿等因素所蒙蔽。中央政府的政策往往被在保護自身利益方面非常老道的地方政府沖淡或阻撓。

這就是新冠肺炎如何在武漢開始並嚴重爆發，然後在中央政府作決定之前蔓延到海外的原因。所有這些因素似乎也讓人口危機演變到現在政府補救恐為時已晚的地步。這將需要國家進行大規模幹預，以降低房價、提高工資和工人的福利保障、結束在職場和社會上對女性的歧視、將醫療支出至少提高到全球平均水平（目前僅全球平均的一半水平）並取消所有中等、高等教育階段的教育費用。若要實現這些政策，我們需要革命性的反資本主義變革，而這只有有組織的工人階級運動可發揮這樣的作用、完成這一任務。中共政權若要實施這些政策，第一步就會丟掉權力，所以它沒有能力采取這樣的政策。

中共在香港沒有退路

習近平通過強硬的民族主義鎮壓將越來越多的權力集中在自己手中，而其統治越來越在自身宣傳製造的假象中深陷迷朧。其的政策往往使現有危機加倍嚴重並製造新的危機，將社會緊張情勢推到極端。習近平政權在新冷戰中的失誤，例如對現已崩潰的中歐全面投資協定的過度自信（這促進了拜登對歐洲的拉攏），令中共的反習派抱怨鄧小平的「韜光養晦」外交路線被拋棄。

香港是另一明顯的案例。習近平的鎮壓、在2014年突然取消允許實行一人一票真普選的早前「承諾」，以及當年雨傘革命結束後的白色恐怖，極大地觸發社會緊張局勢，隨後因最終導致了2019年的社會爆發——逃犯條例修訂不過為次要問題。習近平的政策掀起了一陣風暴。

從此，由於習近平的字典裏沒有「退路」二字，他唯一的出路就是全面直接控製香港，消除香港與大陸的區別。習近平還利用對於香港的全面控製，虛張聲勢表現其政權擁有無上權力，不像冷戰中美國領導的陣營「虛張聲勢」那樣陷入癱瘓。

當然，在香港的戰鬥雙方力量差異懸殊，北京幾乎掌握著所有的底牌。在中美資本主義之間日益激烈的全球競爭中，這並不是衡量力量對比的可靠指標——如果習近平政權相信自己處於絕對優勢，他只會犯更多的戰略錯誤。在臺灣和南海，美國的反擊將更加猛烈，並將建立一個更強大的軍事和外交聯盟網絡，以保護其在亞太地區的帝國主義利益。

就內宣而言，香港作為宣傳習近平這個強人的「勝利」，就算不是典型案例，但也具有重要意義。但這需要付出代價。對香港的鎮壓極大地令北京對臺灣問題的立場更為棘手。兩岸沖突通過談判解決的可能性從來就不高，現在則更是幾乎不存在。

香港的出逃移民潮

此外，即使在香港，負面影響也可能會在一定時間後顯現。中國古代軍事家孫子勸告說：「夫用兵之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大凡用兵的原則，使敵人舉國屈服，不戰而降是上策，擊破敵國就次一等）。」但習近平和他在香港新上任的頑固手下們已經開始大肆逮捕、頒布禁令、清洗反對派與進行恐嚇。他們現在甚至查禁兒童讀物。中共這樣做是在「毀掉」這座城市，並導致成千上萬的人移民海外或正計劃移民。在撰寫本文時，每天約有千名港人出逃——這還是在許多疫情旅行相關限製取消之前。

跨國公司不再指望香港作為其亞洲總部的基地，尤其是因為香港在華盛頓的命令下遭踢出「經濟自由度指數」排名。隨著外資陸續撤出香港，中國大陸的資本和企業將填補這一真空。習近平最近打壓中資企業（特別是科技企業）、阻礙他們在美國上市的計劃的副作用之一，也使得他們需要依賴香港。

但作為中國金融中心的未來顯然不同於作為全球金融中心。香港未來將更多與上海和深圳競爭，而非與紐約、倫敦甚至新加坡作競爭。這個過程不會在一夜之間發生，但過去一年的事件使香港即使在金融意義上的長期「大陸化」也成為必然。因此，「亞洲國際都會」的命運將成為新冷戰時代去全球化的縮影。

毛澤東時代的教訓

香港的全球金融地位本可作為服務於中共政權的有用工具，以規避並在一定程度上削弱西方的反華保護主義和遏製政策。這是香港在過去擔當的傳統角色。即使是毛澤東的非資本主義政權也允許英國人繼續控製香港，因為讓英國殖民者留在那裏是「有用的」——如果他們願意奪取香港，中共本可以在24小時內占領香港。這就是為什麽香港毛派在1967年反英抗暴，最後卻被北京出賣。這段歷史顯示了習近平政權與之前歷屆中央政府在外交靈活性和「務實」方面的鮮明差別。

在新冷戰爆發前，中共所謂的超級經濟大國形象給貪婪的外國政府和資本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們湧向中國，抓住一切機會與中共高層官員打交道。中國對新冠疫情的迅速抑製（相對於西方資本主義政府的災難性反應）暫時突出了中共製度的「優越性」，這當然也是習近平宣傳的主題。但是，中國現在激增的多重危機的數量，令人懷疑中共政權是否真的有作出過計劃。

人口危機：獨生子女政策和資本主義復辟的遺產

從2010年到2020年的十年間，中國勞動力減少了4500萬，未來五年將再減少3500萬勞動力。
中國政府的一個研究小組預計，到2050年，中國老年人將占總人口的1/3。
根據2019年的政府報告，中國的養老金將在2035年結余耗盡。在幾乎半數省份，這個金融危機已經來臨。
日本和美國等其他經濟體也面臨人口老齡化，但與這些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相比，中國的福利和養老金水平根本微不足道。
1979年至2015年中共政權的一孩政策極大地加劇了中國的人口危機。值得強調的是，這一政策持續了1/3個世紀，恰逢中國資本主義復辟的時期，大部分時間已經沒有了「計劃經濟」。長期執行如此苛刻的政策導致社會態度和家庭結構發生深遠變化，但主要還是經濟因素驅使這一變化：在資本主義的中國，養育孩子成本極其高昂。
此外，一孩政策造成女性明顯比男性少——中國的男性比女性多出4000萬。由於重男輕女和性別歧視的思想（但主要還是由於經濟壓力），社會上普遍更想要生兒子而非女兒。在一孩政策下，選擇性別的墮胎變得普遍。育齡婦女的減少是導致生育率下降的另一個因素。
政府正在逐步將男女退休年齡提高到65歲。由於退休的祖父母是絕大多數家庭照護兒童的主力，這可能會抵消其刺激生育的努力。中國缺乏可負擔的公共服務，包括托兒服務。根據復旦大學的一項研究，父母退休後夫婦生孩子的可能性會增加44%-61%。
去年（2020年）全國的出生人口為1200萬，低於2019年的1460萬。這遠低於過去20年每年1630萬的平均水平，僅是1980-1990年代實施一胎政策時平均水平的一半左右。

2021東京奧運期間的中國與民族主義

中國日益極端的民族主義情緒席卷了2021年東京奧運會。奧運會有著不光彩的歷史，億萬富豪贊助商與傳媒公司劫持了其耀眼的體育成就。奧運會由腐敗、反動的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控製，而國際奧委會在歷史上與種族主義、性別歧視和專製政權有著密切的聯系。布倫戴奇（Avery Brundage）和薩馬蘭奇 （Juan Antonio Samaranch）這兩位長期擔任國際奧委會主席的人都是法西斯主義的同情者。近幾十年來，奧運會也成為房地產開發商的奴隸，使他們能夠通過大白象基建來獲得利潤豐厚的合同並炒高房價，而大多數情況下這些基礎設施在奧運會結束後就很少使用了。受新冠疫情影響，本次東京奧運在無觀眾的場館舉行，這可能是有史以來最瘋狂、當然也是最昂貴的奧運會。其花費至少154億美元，而這筆錢可拿來建造300家醫院。

對於中共當局而言，這場國際賽事與其說是一個體育競技場，倒不如說是一個重要的政治舞臺。中共借由運動員的奮力拼搏展現所謂「大國自信」。這並非中共獨有現象——其他資本主義政府（尤其那些世界強國）也出於這個目的利用奧運會。但也許在中共統治下，這種民族主義野心比任何其他政權都更強。在通過政府經辦的體育學校全日製訓練的「舉國體製」下，運動員的首要任務是確保中國拿最多的金牌，而自己如果沒得冠軍就要挨罵。也有不少時候，當中國選手沒得冠軍時，中國的社交媒體上充滿針對奪金的他國選手的叫罵聲。中共在1971年提出的「友誼第一，比賽第二」體育工作政策，在民族主義熱潮下淪為徹底的空話。這阻礙了公眾將體育運動視為身心技能競賽並享受其中。

在羽毛球男子雙打決賽中，中國選手李俊慧、劉雨辰因不敵臺灣選手而「屈居」銀牌，遭遇大批中國網民的指責，說他們沒有拼盡全力、缺乏鬥誌，更有甚者要求兩人立即退役。如果沒有收獲金牌，運動員本人會遭到指責、一切都是他們自己的錯；但如果運動員收獲了金牌，就不能只把功勞歸於自己，而必須感謝國家感謝黨。在4×200米自由泳接力奪得金牌的張雨霏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中國力量不服輸，拼了就可以激發潛能」，仿佛自己是靠「中國力量」支撐才拿到的金牌。舉重運動員石智勇則表示，要將他獲得的金牌作為中共建黨一百周年的獻禮。

中共官媒央視在在羽毛球男子雙打決賽後，沒有轉播頒獎儀式，一方面迎合中國國內不斷高漲的、政府操弄民族主義情緒（包括這次對於輸給臺灣隊的憤怒），另一方面也是為了明確「臺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種只反映富豪精英階層為了資本主義擴張而想要有更多權力、而非臺灣與大陸工人階級利益的論調——畢竟，臺灣藝人小S徐熙娣只是講了「國手」二字就被打成「臺獨」「辱華」，如果轉播臺灣的奧林匹克國旗歌，那豈不是央視帶頭「辱華」？而乒乓球混合雙打決賽後，有網友沒有跟著那些極端民族主義者罵擊敗中國隊摘金的日本選手，而是就事論事理性分析，結果被扣上「漢奸」等帽子。尊重對手的體育精神在此時蕩然無存。

奧運期間的這種民族主義發展走向極端乃至失控，也體現在對於本國運動員言行的態度上。在羽毛球女雙預賽中，中國選手陳清晨在比賽期間數次大聲喊出中文臟話引發爭議。為此辯護的中國網民在一開始盛贊這是「優美中國話」、中國媒體則稱其為「C語言」，也有部分網友硬掰陳清晨當時喊的是音近的「watch out（小心）」；但到韓國方面決定根據世界羽毛球聯盟規定投訴的時候，這些網民基本上都說是「watch out」、不再承認是中國話了。無論是否覺得韓國人輸不起、想在此時此刻嘲諷一番，講法出現這樣子的改變，肯定有害怕韓方投訴真的會給中國選手造成嚴重後果、會破壞中國形象的成分在。

民族主義過火不只是對外造成麻煩，甚至也演變成針對中國本國的運動員的網絡暴力（網暴）。射擊運動員王璐瑤因為沒拿到獎牌發自拍表示遺憾，而被噴「就是想紅」；而奪得在這次奧運首枚金牌的楊倩則因為被人挖出1年前曬Nike鞋的微博圖文，被罵「崇洋媚外」「跪族少女」，甚至有極端網民要她「滾出中國」。對此，中共官媒陸續出來為民族主義煞車：環球網發文反對網暴，鼓勵王璐瑤不要灰心；《人民日報》海外版旗下自媒體「俠客島」除了譴責網暴以外，亦批評認為喜歡外國品牌就是賣國賊的觀念狹隘偏執。

在這次奧運最後一天，中國被美國反超，丟掉了維持多天的奧運金牌榜第一名，勢必會讓那些民族主義勢力再次暴怒、四處出征。但這樣子的出征行為引發了海內外太多的反彈，不免影響到中國的國際形象，對於2022年北京冬奧有不利影響，因此中共當局想辦法對此降溫。當然，這種民族主義情緒並非中國獨有，新加坡也有過網暴本國表現失利選手的案例，韓國、俄羅斯等國選手則有過為本國「爭光」而犯規或使用禁藥的記錄。國際體育賽事在資本主義底下必然充斥民族主義，而只有經過社會主義變革，完全的公平競爭與真正的體育精神才能實現。

1971年基辛格對中國的秘密訪問

「Eureka!（成功了） 」這是1971年7月9日至11日，與中國領導人進行絕密會談後，國家安全顧問基辛格返回美國時，發給尼克松總統的一封只有一個詞的電報。從基辛格的角度來看，他的訪問進行得很順利。他的老板是個一個右翼的反共產主義戰爭販子，私底下接觸毛澤東的斯大林主義政權是他高風險的政治賭註。

這些會談導致了美帝國主義外交政策突破性轉變。這最終改變了歷史進程，為過去30年最重要的全球關系（即中美關系）奠定了基礎，然而中國成為資本主義強國的迅速崛起和發展，遠遠超出了尼克松、毛澤東和他們同時代人的設想。

基辛格的秘密任務，甚至是美國國務院和尼克松內閣的大多數成員都在此前並不知情。基辛格對巴基斯坦進行了一次不起眼的訪問，在一次官方晚宴上假裝生病。巴基斯坦的軍事獨裁者葉海亞·汗是少數知道這個秘密的人。根據官方的說法，他沒有帶基辛格去一個曾屬於英國的度假山莊休養，而是由汗的私人司機帶他去了一個軍用機場，而基辛格從那裏飛往北京。之所以保密，是因為接觸中國這個提議的敏感性，這將不可避免地面臨美國主流政治人物（尤其是尼克松領導的共和黨中的親臺遊說勢力 ）的反對。尼克松和基辛格也不確定他們對中國的策略是否會成功。7月15日，尼克松發表電視講話，透露基辛格剛從中國回來，次年這位美國總統受邀訪問北京。

甚至在基辛格出訪之前，雙方就已經進行了廣泛的非官方接觸，探討達成協議的可能性——根據現已公開的總統文件，彼此有著「100多次秘密會晤」。這些討論為美國男子乒乓球隊在1971年4月驚喜地訪問中國開辟了道路，從而產生了「乒乓外交」這個術語。

中蘇交惡

1972年2月尼克松與毛澤東的會面，將是一次公關上的大成功，並提高了他的總統支持率。民意調查顯示，百分之七十的美國人，支持他的中國之行。盡管如此，這一進程仍以龜速推進，距離中美關系完全正常化還需要7年時間，部分原因在於美國政治的不穩定——尼克松在1974年因水門事件而下臺。

尼克松的訪問為中美之間的歷史性協議鋪平了道路，為所有美國總統提供了示範，直到奧巴馬開始放棄了與中國的接觸 （以及這方面表現很突出的特朗普），轉而采取遏製和對抗的方式。 在20世紀70年代，尼克松的政策是一個大膽的地緣政治策略，旨在分裂世界範圍內的斯大林主義陣營。美國充分意識到中蘇交惡日益嚴重，甚至在1969年兩國爆發了邊境沖突。美國統治階級知道自己正在輸掉越南戰爭，而尼克松-毛澤東的修好政策是其在對抗斯大林主義蘇聯的鬥爭中重新占據上風的策略。

因此，毛澤東和他的繼任者在蘇聯和全球斯大林主義的最終崩潰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盡管這個崩解過程要在20多年後才完成。在毛澤東的繼任者鄧小平的領導下，中國開始了資本主義復辟，毛澤東與美帝國主義修好的經濟和外交政策也極大地促進了這一轉變。這是今天的「坦克派」和親中共的左翼分子不想被提醒的事實——中共幫助推動了蘇聯的解體。

臺灣: 談判的關鍵

1971年，美國與蔣介石在臺灣的獨裁政權結盟，一度有三萬軍隊駐紮在臺灣。臺灣也有派遣一小隊軍事人員，到越南協助美軍作戰。在與尼克松和基辛格的談判中，毛澤東和周恩來提出了強硬的要求。他們想要美國的技術，特別是軍事技術，和貿易特許權——他們也成功得到了。

毛澤東政權正值危機當中，面對著文化大革命帶來的經濟和政治影響，這本身就證實了中國斯大林主義的官僚體製已經走到了死胡同。但是中方感覺到美方更渴望達成交易。歷史學家芬比（Jonathan Fenby）說，為了達成最好的協議，基辛格，有時候還有尼克松，都在拍馬屁。在他們的會議上，尼克松稱贊毛澤東的著作，而毛澤東也回敬說，尼克松的《第六次危機》「不錯」。

雙方都直率地分開處理自己的實際權力利益與公開姿態。毛澤東在1973年2月告訴基辛格，兩國政府還需要互相批評一段時間。「『共產主義去你的吧！』我們就說，『帝國主義去你的吧！』有時我們也要講點呢，不講不行呢。」

談到他們對莫斯科的共同利益，毛澤東說，「只要目標相同，我們也不損害你們，你們也不損害我們，共同對付一個王八蛋！」(出自尼克松的總統文件)。

談判的主要癥結在於臺灣。在這裏，美國方面也給了毛政權它想要的東西。尼克松準備犧牲臺灣與中國達成協議，這將更加決定性地促進美國在全球的利益。早在1971年4月，基辛格就告訴尼克松，「這是一個不得不發生在蔣介石的晚年的悲劇，但我們必須冷靜對待。」總統同意這個說法，說「我們必須做對我們最有利的事」。這意味著接受臺灣被驅逐出聯合國，當時「中華民國」仍被認為是中國的合法代表。美軍還將撤離臺灣，「一個中國」外交政策將使毛澤東政權取得重大外交勝利，而美國則轉而與臺灣建立「非正式」關系，這此後成了美國的一貫立場。

聯合國投票發生在1971年10月，以76票贊成對35票反對同意把臺灣趕出聯合國。臺灣代表團最後一次慢慢走出聯合國大會。美國投票反對驅逐臺灣，尼克松假裝對此感到憤怒，但這只是許多外交把戲中的一個。實際上，中國領導人已經得到了秘密保證，美國在聯合國的投票只是作秀——部分是為了安撫裏根（Ronald Reagan）等親臺灣的共和黨人。美國盟友英國、法國和加拿大都跟隨大多數國家投票，贊成將臺灣踢出聯合國，並將聯合國席位給毛的中國。

中國政權與美帝國主義簽訂的協議，盡管是最引人關註的案例，但它並不是將狹隘的國家和官僚利益置於國際工人運動利益之上的單獨一例。多年來，中國政府一直譴責「蘇聯社會帝國主義」對西方的綏靖政策，隨後與西班牙的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獨裁政權、希臘軍政府和在1973年領導粉碎左翼的血腥政變的皮諾切特（Augusto Pinochet）建立了外交關系。1976年，毛澤東去世前，中國與美國和種族隔離的南非站在同一戰線，介入了安哥拉內戰。

上世紀80年代，中國曾與美國一起，在阿富汗對蘇聯軍隊發動秘密戰爭，甚至允許中情局在新疆的奇臺和庫爾勒，建立了兩個電子間諜站。鄧小平政權幫助培訓了數千名聖戰恐怖分子，其中包括許多維吾爾人——這是段有損其目前在新疆反恐強硬立場的黑歷史。當然，今天的世界和中美關系已經完全顛倒過來了。一場新的冷戰——資本主義巨頭為「贏得21世紀」而進行的鬥爭——已經拉開序幕。

斯大林主義和冷戰

1945年至1991年的第一次冷戰，是兩種截然不同的社會製度——資本主義和斯大林主義之間的地緣政治對峙。1945年以後，中國和其他一系列「共產主義」國家，都建立在非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之上。馬克思主義者用「斯大林主義」來形容這些官僚主義的獨裁政權，它們使用社會主義的措辭，但並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斯大林的獨裁統治著1917年俄國革命後，工人國家墮落之後剩下的殘余。資本主義已經被廢除，但是早期在列寧、托洛茨基和布爾什維克黨領導下的工人民主的機構，在徒有其名的「共產主義」的特權官僚機構的崛起下，被其侵蝕和粉碎。

這些國家都實行國有經濟，但它們是以自上而下、充斥浪費、官僚的方式進行規劃的。通過在政治上壓製工人階級並將其排除在經濟和政治決策之外，斯大林主義（和毛澤東主義）沒有可能朝向真正的社會主義發展。只有工人階級進行新一場政治革命，才能實現真正的社會主義，掌控計劃經濟，通過廢除官僚專製徹底民主化社會。

中國資本主義與氣候危機

在河南省省會鄭州，自2021年7月20日以來，至少有302人因水災死亡，中共獨裁政權則稱其為「千年一遇」的洪水。但事實是殘酷而明確的：氣候危機已經到來，並將持續存在。

伴隨著氣溫和海平面的上升，中國人口稠密的東部沿海地區會面臨被淹沒的嚴重威脅。據估計，如果全球平均氣溫上升2攝氏度，中國4300萬人生活的沿海陸地就可能被淹沒。更糟糕的是，像三峽大壩這樣的大型基礎設施項目可能會因降雨量增加和永久凍土融化而受到威脅。

煤電狂熱

中國是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國，排放量占全球的27%。習近平吹噓中國計劃在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官方媒體不斷強調，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可再生能源生產國。但是，中共政權所計劃的一切都不足以達到這些目標，更不用說要實現2025年達到碳排放的峰值才能避免重大的「氣候臨界點」，這可能會為地球上的人類生活留下加速和不可逆的影響。事實上，由中國能源基金會和馬裏蘭大學在2020年協調的一項研究得出結論，中國必須在2050年前實現碳中和。

盡管中共大聲疾呼要重視氣候問題，但十四五規劃沒有提到具體的可再生能源目標，也沒有計劃怎麽限製碳排放。2020年，中國新建造的煤電產能是世界上其他國家總和的三倍多。數以百計的新煤電廠將被國家能源局開「綠燈」批準。中國66%以上的電力來自於煤炭。在某種程度上，這是因為以營利為目的的國家電網和中國電力企業聯合會通過宣傳「清潔和高效」煤炭的神話，成功地遊說在十四五規劃中建造數百座新的煤電廠。

這直接揭示了中共的資本主義「商會」式的管治方式，強大的營利性國有能源公司利用國家積累了數十億美元的利潤。但這也與習近平在世界舞臺上和黨國內部的地位有關，他的地位在新冷戰和新冠大流行病後經濟停滯下備受嚴重威脅。懷揣著在2020年確保終身執政的計劃，習近平試圖振興國內經濟，這導致他依賴煤電，煤電能讓數百萬人就業，而且煤礦在國內供應充足，不像天然氣、石油或鋰（用作再生能源）發電，必須從其他地方進口。

此外，《彭博新能源財經》駐北京的分析師欒棟（Jonathan Luan Dong）表示，可再生能源支出的數字是「根本不可能的」。雖然政府報告說在2020年已經安裝了1.2億千瓦的風能和太陽能，但幾乎沒有證據看到這對供應鏈的後續影響。國家能源局也選擇不提供2020年的風力安裝數據的數字。在新的帝國主義冷戰沖突中，為了向投資者和潛在盟友進行宣傳繼而對數據造假將導致相互傾軋的資本主義國家在地球生態系統的奔潰中走向共同毀滅。

市場就是問題所在

中國對可再生能源的推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市場驅動的，它現在擁有第二大「綠色金融」市場，中國的資產階級可以在這裏獲得巨大的利潤。然而，隨著可再生能源規模的擴大，太陽能和風能的價格將開始下降，直到建造新的可再生能源發電廠不再有利可圖為止。這種追逐利潤的邏輯最終使資本主義無法完全過渡到碳中和經濟，這就是為什麽民主計劃經濟是應對氣候變化的唯一途徑。

中共引入的第二個機製是全國碳市場，它將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碳市場。所謂的碳市場給工廠設定了碳排放上限，並要求企業在市場上購買「碳汙染許可證」才能排放更多汙染。但這一政策有嚴重的局限性，目前對所有汙染者實行的「汙染特赦」，基本上使市場完全是投機性的。其他地方也存在著的類似的、更嚴厲的模式，如歐盟已經實施了15年，但並沒有降低排放量的跡象。

碳市場不起作用的原因是，它們本質上是一種轉移註意力的策略，允許大型汙染企業從消費者那裏獲得更多的利潤。這將使像中石化（中國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氣公司）這樣的公司能夠合理化基本商品的價格增加，在化石燃料繼續被開采出來的同時，掠奪超過數十億美元的更大利潤。

就在本周，中石化進行了10萬噸碳排放配額的批量購買，同時宣布到2025年將天然氣產量增長60%。雖然他們認為這是煤炭和石油的凈減排，但由於開采過程中的泄漏，天然氣的汙染往往比其他化石燃料更大。更糟糕的是，中石化增加天然氣的原因與去年在新疆發現巨大的新天然氣資源直接有關，這為在西部地區進行更多的殖民和剝奪鋪平了道路。

習近平的碳捕集之夢

到目前為止，當局還沒有宣布或啟動真正的計劃來實現2060年中國碳中和的目標。清華大學的能源結構模型預測，即使到2060年，在最理想的能源結構下仍然有16%的電力來自於化石燃料。在預測能源消耗總體翻番的情況下，中共正計劃通過碳捕集技術「抵消」大量的碳排放。

與世界上汙染者階級中的很多人一樣，碳捕集被視為資本主義和地球生態系統的「救星」，據稱其可以「抵消」化石燃料開采的成本，並允許這個萬億美元產業持續經濟增長。然而，現有的碳捕集系統目前只捕集了全球排放量的0.1%，擴大該技術的規模看起來是非常困難的。采用率極低的部分原因是回收碳缺乏市場，因為它必須與自然碳競爭。

同樣，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資本主義的邏輯導致幾乎所有主要的碳捕集投資都是由大型石油公司進行的，從埃克森美孚到中國自己的中石化，後者剛剛啟動了一個「百萬噸級的碳捕集項目」。這是因為81%的碳捕集系統實際上是用在原油提煉的，揭示了碳捕集只是汙染者用來洗綠自己並合理化開采更多化石燃料的一種方式。無論是在億萬富翁的獨裁國家還是在資本主義的「民主國家」，化石燃料公司的萬億美元利益都與他們的政治和經濟體系緊密相連，這使得應對氣候無常變化的「政治意誌」難以出現。

即使資本主義政府要建立大規模的碳捕集系統，據估計這將需要相當於目前世界上所有耕地的土地。這將為大規模的土地掠奪和世界各地的窮人和原住民的流離失所開啟道路，降低勞動人民的生活水平，而資產階級則繼續「照常過活」。

資本主義與環境破壞

迄今為止，中共政權為大規模破壞環境所提供的理由是經濟需要快速增長。雖然我們知道，勞動人民的實際受益很少，大部分紅利都被中國越來越多的億萬富翁（根據2021年的胡潤榜，中國億萬富翁人數超過1000）拿走了。算進環境清理成本的話，這個狀況就更加糟糕。

根據中共自己的環境保護部在2015年的數據，空氣、水和土壤汙染的清理費用將花費6萬億人民幣（9600億美元）。在聯合國2018年的一份報告中，中國從1990年到2015年的人均GDP增長率為58.4%。然而，如果考慮到自然資源的損失和生態系統的不穩定，聯合國的「包容性財富」指數報告顯示，中國的人均GDP只增長了10.2%。中共的國家資本主義雖然能夠調動相對巨大的經濟資源，但仍然存在著對短期利潤的盲目追逐，這對我們的環境造成了不可逆轉的破壞。

中共對日益嚴重的氣候危機的應對是采取一系列氣候緊縮措施，包括上海在2019年實施的垃圾分類的新規則。雖然家庭垃圾是一個問題，但與「汙染特赦」下繼續從工廠和發電廠噴出的不受管製的工業汙染相比，它真的不算什麽。

然而，上海市政府已經決定迫使勞動人民為氣候危機買單，只要他們不遵循迷宮般難懂的垃圾分類系統，就會被罰款200元（相當於上海市1.5小時的平均工資）。雞骨是濕垃圾，但豬骨是幹垃圾，還有一長串無意義的官僚化規則。受影響最嚴重的是上海的環衛工人，他們不得不加班加點對垃圾進行分類，因為市政府拒絕收集未經分類的垃圾。在沒有利潤激勵的情況下，統治中國的資產階級對確保大眾的宜居環境毫無興趣，只是在垃圾管理成本過高時強加殘酷的生態緊縮政策。

氣候帝國主義

中美新冷戰將在未來幾十年內將進一步明確世界資本主義的陣線。在這裏，雙方都變得越來越虛偽。中國已經資助了從埃及到菲律賓的300多個外國煤廠，而習近平則聲稱「一帶一路」必然是「清潔和可持續的」。由於超過60%的BRI投資用於不可再生能源，拜登政府指責中國將汙染外包。但美國也好不到哪裏去，繼續花費數十億美元用於海外化石燃料補貼。雖然拜登已經簽署了一份行政命令，停止對煤廠的補貼，但美國繼續資助比煤更高碳排放的天然氣廠，進一步依賴這種美國現在大量出口的燃料。

為爭奪鋰和鈷等可再生能源資源的競爭也可能會加劇。中國已經獲得了剛果民主共和國一個主要鈷礦的開采權，那裏普遍存在童工和奴隸勞動，采礦汙染物往往對當地社區造成永久性損害。

同樣，在過去兩年中，中國在南美的鋰礦交易中投資了42億美元。這激化了安第斯山脈關於工作條件和原住民土地權利的階級鬥爭，而龐大的中國國有企業則堅定地站在當地資產階級一邊。雙方對鋰這一製造電池的重要原材料的需求，對製造電池至關重要，是造成2019年玻利維亞總統莫拉萊斯（Evo Morales）被政變的因素之一，億萬富翁馬斯克（Elon Musk）在推特上說：「我們想政變誰就政變誰。」 中共對當地右翼勢力推翻莫拉萊斯政府一事卻基本上保持沈默。

拯救地球的階級鬥爭

擺脫全球氣候災難的唯一途徑是發揮工人階級的力量。這意味著要推翻中共腐朽的億萬富翁獨裁政權，它把超級利潤和其不容置疑的權力置於人民和地球之上。沒有一個民主的計劃經濟，就不可能過渡到一個生態社會，因為資本主義是建立在對於化石燃料的利用上的，並且它會繼續依賴化石燃料作為其增長的核心。

習近平的政權越來越害怕環保抗議活動，因為他明白這些活動對促進工人階級鬥爭和意識的爆炸性影響。過去針對焚化爐和汙染性化工廠的抗議活動使數以萬計的工人階級居民參加了充滿憤怒的街頭抗議，最近一次是2019年武漢反對興建焚化爐的抗議。

群眾運動的國際化也開始影響到中國，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因為全球變暖的危險而變得激進。受到通貝裏（Greta Thunberg）的氣候罷課激發，一名有著令人難以置信的勇氣的16歲中國學生歐泓奕也嘗試進行類似的學校罷課。歐泓奕代表了青年中日益增長的工人階級對環保鬥爭的意識，她說：「大多數環保組織都是對城市裏受過教育的中產階級說話。但我想關註那些被氣候變化直接影響而無法發聲的人。」

當局對歐泓奕的鎮壓接踵而至，中共將她逮捕、審訊，並禁止她回到學校。習近平的「環保主義」已徹底表現為一個騙局，中共害怕有一天龐大的中國工人階級會起來反抗他們對自然的獨裁掠奪。中國的工人和學生必須組織起來，建立獨立的工會和學生組織，並且為民主地大規模控製所有化石燃料行業和其他主導經濟部門而鬥爭，以過渡到一個真正且環保的社會主義世界。

中共接連鎮壓與「共同富裕」修辭的背後

中共獨裁者習近平今年已經發起了至少14次不同的鎮壓。最近，當局針對性小眾（LGBTQ）進行了打壓，並禁止娛樂媒體中出現「娘炮」男明星。 網上的LGBTQ 群組和網站被封鎖，而部分大學開始排查同性戀學生。這變相把同性戀再次入罪化。

私人補習班、網絡遊戲、學校的英語課也都遭受打壓。當局亦在打擊科技巨頭，如阿裏巴巴、騰訊和抖音母公司字節跳動。這導致中國股市今年就蒸發了３萬億美元的市值。習近平也批評所謂的「過高收入」並要求富豪們要「回報」社會。

習近平的民粹主義新轉向讓部分資產階級評論員擔憂。《金融時報》質疑，中國是否變得「不可投資」呢？索羅斯指習近平要回到毛時代。一些偽左翼也對習近平的新政策感到雀躍，這些人也支持中共在新疆和香港的極權政策，他們認為這些新政策證明習近平政權代表了「社會主義」。

但這既非社會主義，也不是反資本主義的。這不是左翼民粹主義，而是右翼民粹主義。習近平想要挽救中國的資本主義以及他本人的獨裁統治。其他資本主義政府，特別是美國的拜登，也在對大企業實施更嚴的監管及更高的稅收。他們放棄過去僵化的新自由主義政策，而這是由於資本主義製度出現了嚴重的危機。習近平則是用鎮壓和加強政府控製的手段來試圖達到相同的目的。

什麽是「共同富裕」？

習近平的「共同富裕」口號並非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的。這是一個儒家的概念，「均富」也是一百年前孫中山國民黨的綱領之一。社會主義者強調需要推翻資本的力量，並且建立工人階級對於整個經濟的民主控製。

習近平則強調其政策並非要「殺富濟貧」。習近平的忠誠副手，副總理劉鶴近日發言，保證中共政權對私營企業「堅定不移支持」，並且「政策不會動搖」。

習近平政權正在走鋼絲，嘗試要保衛其國家主導的資本主義製度。當局采取措施針對部分影響力過大的資產階級，譬如科技巨頭阿裏巴巴的馬雲、騰訊的馬化騰，同時使用民粹主義措辭來應對因生活水平下降、成本上升與嚴重不均而日益巨大的群眾不滿。

中國的億萬富翁（以美元計）的人數遠遠超過美國：中國億萬富翁有1058人，而美國有696人。中國最富有的1%人口（1400萬人）所擁有的財富比人口中最貧窮的50%（7億人）還要多。這就是中共治下極端資本主義政策的惡果。

民粹主義與民族主義

習近平的運動混合了一些針對大型私人企業、富豪明星與如私人補習行業等寄生部門的民粹主義攻擊，並加上右翼恐同、反女權以及極端民族主義宣傳。按政府的說法，同性戀和男生「女性化」都是荼毒中國的西方思想。

反西方的民族主義是當局所有宣傳的關鍵，這是為了動員社會準備好在中美雙方爭奪世界第一霸權地位的新冷戰中作長期的消耗戰。

同樣，香港的民主鬥爭也被說成是西方陰謀。北京誓言要利用殘酷鎮壓來粉碎香港的「不愛國者」。香港的工會被打壓，其領導人物正在坐牢。跟在中國大陸一樣，工人權利遭遇殘酷鎮壓，從而實現資本主義的「穩定」。

多重危機

為什麽習近平要這樣做呢？答案就是因為中國資本主義跟全球資本主義一樣，都在面對嚴重危機，且不是單一，而是多方面的。中國正面對人口危機，且實際情況比政府數據要嚴重許多。出生率正斷崖式下跌。去年，印度出生的嬰兒（2400萬）比中國多一倍（1200萬），而兩國的人口相若。

另外還有債務危機，這跟中國的房地產泡沫緊密相連。全國最大地產商之一的恒大集團正面臨破產，其負債超過3000億美元。這比大部分國家的負債還要高。至於政府會否出手拯救恒大，是金融市場非常關切的問題。恒大並不是例外，還有許多潛在倒閉的大企業接踵而來。

中國的房價即使對於許多中產來說都是難以負擔的。一線城市深圳的平均房價是該城市平均年工資的44倍。相對地，洛杉磯的比例為9.6倍，而紐約則是5.4倍。

高昂的房價和教育費用都是中國民眾負擔不起生育小孩的主要原因。這些都是資本主義及房地產投機炒賣所導致，也包括公共服務的萎縮。一項政府調查顯示很大一部分（超過六成）的中國家庭要花費三分之一的收入來滿足子女的教育。

對於私人補習公司的打壓，還有限製未成年人士玩網絡遊戲，這些都很受家長們的歡迎，政府以此來顯示自己有所作為。但是這些措施，雖然打擊了部分的資產階級，仍然未能解教育製度當中深層次的結構性問題，普通家庭的經濟負擔依然沈重。

政策不受歡迎

為應對人口危機，習近平在5月公布了三胎政策，允許每個家庭生三個小孩，而5年前實施的還仍然是一孩政策。但公眾對於三胎政策的反應非常冷淡，對於很多人來說，這反映了政府完全與社會脫節，並不了解普通家庭所承受的沈重壓力。

但習近平政權卻把生育率下降的問題歸咎給「同性戀的西方思想」和「傳統家庭價值」的減弱。最近法院判決，準許學校教科書將同性戀定性為「精神疾病」，而這種病理化敘述是2001年之前的官方立場。

經濟困境

中國經濟也處在危機之中。七月，中國的經濟出現萎縮，顯示後疫情的復蘇只是曇花一現。債務及人口問題有可能把中國推向「日本病」。日本今天的經濟規模仍處於1995年水平。

帝國主義意味著鎮壓

習近平政權要面對的另一個危機就是中美冷戰。中國的統治階級內部越來越擔心自己正處於下風。美國的反中政策，特別是針對數十家中國科技企業的禁令，正帶來切實的傷害。

而習近平最大的危機，是工人、青年以及越來越多中國中產的日益不滿。這些因素解釋了民粹主義的新轉向。習近平希望確保在2022年11月的二十大中能夠順利終身連任。他迫切地要在這次黨大會前鞏固其政權的支持。

這可能意味著對於工人罷工、香港抗爭者、新疆維吾爾族、中國的性小眾與女權分子進行更多的打壓。

這正是中國的社會主義者歡迎世界各地工運分子的團結聲援及支持的原因。

「團結聲援，反對中港鎮壓」是一場旨在組織這樣的團結聲援的運動。

恒大危機──中國版的雷曼兄弟？

中國最大的房地產企業之一恒大陷入破產邊緣，旗下的金融機構恒大財富無法兌付其金融產品而出現大規模擠兌。全中國各大城市都有購買了恒大理財產品的小投資者圍堵恒大辦公大樓，如深圳大樓下擠滿了積蓄隨時化為烏有的受害者倒地嚎哭，並群起責難在場的恒大金融財富管理有限公司總經理兼法人代表杜亮，部分地區更有數百民眾遊行聲討恒大，這對政權來說往往帶會來緊張局面。

早在去年，恒大已接連傳出不利消息，而到今年9月更被標普評級機構下調評級至「負面」。到今年6-7月，恒大商業票據延期，被各商業夥伴及供應商停止供貨並要求兌付，網上開始流傳恒大資金鏈斷裂的消息。8月開始陸續拋售旗下資產套現。直至9月，恒大財富停止金融產品的兌付，標誌著危機的正式爆發。

「債臺高築」

據悉，現時恒大帳面拖欠供應商、債權人和投資者總計1.9665萬億元人民幣，相當於中國全國GDP的2%。其中，有息負債（債劵、銀行貸款等）共5718億，當中涉及了超過128家銀行和121家非銀行機構。當中銀行債務對中共政權而言是最為關鍵的。去年年底，螞蟻集團的上市計劃在最後一刻被剎停，當中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在於螞蟻的小額借貸業務涉及了與超過一百家銀行的合作計劃，帶來巨大的潛在系統性風險（可參看過往文章《習近平政權向馬雲與螞蟻集團宣戰》）。而這次，恒大卻實實在在的闖下了比螞蟻金服更大的禍。

至於另一部分超過一萬億元的債務亦絕非無足輕重。這筆巨債來自於恒大利用影子銀行進行融資，包括信托、理財產品和商業票據。就商業票據而言，大多屬於恒大開給供應商、合作方的商業憑證，約定到期付款，並無任何擔保。一旦這些商業票據最終無法兌付，數以千億元計的壞帳將傾刻沖擊整個行業。

恒大在6月30日公布的年中財報顯示，恒大凈負債率（企業負債與凈資產的比重）已高達99.8%。然而這僅僅是帳面上的數字。實際上，恒大先利用將子公司大部分股權質押予債權人，再以該子公司名義舉債。這些債務被視為「表外債務」未被納入計算，而這筆債務實際數額仍是未知之數，但據估計不會少於四千億元甚至更多。

恒大駭人的債務來源於其高毛利率、高周轉率、高杠桿的模式。在過去，中國絕大多數房地產企業都熱衷於利用這一套營運模式，以求以最快的速度擴大自身的資本盤和市場份額。這亦同時帶動了中國的房地產市場和房價迅速升溫，同時亦令銀行體系承受了越來越多的風險，因此中共過去十年的房地產市場政策一直強調「去杠桿」「軟著陸」「降溫」等等。而對恒大的最致命打擊在於去年8月，中共對房地產企業推出「三條紅線」政策──即房企剔除預收款後的資產負債率不得大於70%；凈負債率不得大於100%；及現金短債比不小於1。而恒大的情況則是三條皆犯，按規定不得新增任何有息債務。這直接導致了恒大無法再舉新債蓋舊債，令其外強中幹的空架子本質原形畢露。

而觸發群眾性事件的爆發點則是恒大財富的停止兌付金融產品，恒大在港交所的公告稱，「本集團的兩家子公司未能按期履行為第三方發行理財產品提供的擔保義務，相關金額約為人民幣9.34億元」。但另一方面，恒大財富執行董事兼總經理杜亮在與維權者交涉時稱，稱恒大無法拿出400億元來兌付理財，這對於小投資者而言意味著其持有的恒大金融產品變成一堆廢紙。甚至連恒大員工也深受其害。恒大 內部強製員工購買恒大金服的理財產品，強製認購的金額動軏十萬元甚至上百萬，這迫使不少員工甚至要舉債購買，同時強製任務攤派，要求員工向親朋戚友推銷，活脫脫一個龐氏騙局。

騙局

而最令中國民眾反感的，是恒大高層不負責任的行徑和態度。在今年7月，當危機已經迫在眉睫時，集團主席許家印不是尋找「水源」以救火，反而是準備進行「特別分紅」，搶先瓜分企業資產。而杜亮在被維權者追問下，亦承認自己早於五月已套現其購買的恒大財富產品。據查，基本上所有恒大的高層與中層管理人員早已提早套現離場，而蒙在鼓裏的散戶民眾在最後一刻才驚覺店家原來早已夾帶私逃卷款走人。現時，恒大財富所提出的解決方案基本都不被投資者所接受，雙方仍在僵持。

現時，恒大危機的消息已經波及到國際市場，全球股市應聲下跌。港股恒指創下了10個月的新低，而歐洲最大的資產管理公司東方匯理則是恒大國際債券的最大整體持有者，有機會因此而損失慘重。因此全球資本市場都在觀望中共如何應對這一危機。路透社認為，恒大的下場可能性有三：災難性地倒閉、有秩序地倒閉、或被政府所拯救。

政府對恒大危機的立場因政治因素而變得極其復雜：習近平統治下特殊的危機特征、他對各個資本主義經濟部門的持續打壓，以及在習近平盤算的2022年第三任期前夕加劇的中共權力鬥爭。情況充滿矛盾。有明顯跡象表明，地方政府、銀行和其他政府部門為聯合進行政府幹預在幕後進行準備。但與此同時， 中央政府並沒有官方表態， 發出了政府不為所動、恒大的命運將由「市場力量」決定的信號。與極權政府一樣，我們不可能確切知道恒大內部發生了什麽。對習近平而言，出於數個原因，出手拯救恒大會帶來負面影響。這將標誌著政府打擊「金融風險」的行動和「三道紅線」政策的挫敗。這會加劇資本主義的「道德風險」——金融投機者將樂於投機，因為他們知道如果他們投資失利，他們會得到出手拯救。習近平的形象也會受損：出手拯救將被解讀為他放棄控製資本家中最不受控的部分的強硬作法。但讓恒大倒閉這一替代選項可能引發一場嚴重的金融危機，甚至可能威脅到中共對權力的控製。這解釋了中央政府表面上漠不關心和背地裏瘋狂行動的矛盾現象。這也可能導致失誤，以及政府失去對局勢的控製。

不過，我們可以確信恒大危機不會是直線發展的，其影響會有可能會擴大成更廣泛的金融及經濟危機。

如前文所述，中共首先必須維持其銀行體系的穩定，以免整個金融體系的第一塊骨牌倒下。因此，自然最大的可能是如海航模式般，政府出面，派駐工作組進駐，進行資產處置，並嘗試實行有序倒閉，然後再追究許家印和一眾高層的法律責任。現時，中國網絡上流傳恒大高層的接待備忘文件，內容顯示他們極其奢侈乃至荒唐生活方式。這很可能是中共所做的輿論準備，為日後清算追究這批人打下輿論基礎。嚴厲刑罰無疑很受人歡迎，但相對於處理導致危機的真正問題，這些都只不過是作秀而已。

「雷曼兄弟」

現時，國內外都在討論恒大會否成為中國版的「雷曼兄弟」。臺灣央行評論認為這將會成為雷曼翻版。高盛預期在沖擊最小的情況下，恒大危機可能使中國GDP減少1.4%，而在最壞的情況下，則多達4.1%。但其實，雖然恒大與雷曼兄弟有其相似之處，都是行內數一數二的領軍企業，以及與商業夥伴連結共生。但現時判斷恒大危機會否成為雷曼翻版言之尚早。這個辯論欠缺的最重要的問題是：無論是雷曼還是恒大都不是危機的根源，他們都是背後更大問題的征兆。在中國，恒大反映了過去20年房產空前泡沫的終結──這是資本主義歷史上最大的泡沫。正如我們在2019年對於中國的展望文件中警告道：

「中國經濟中最大的『灰犀牛』是房地產市場，其市場價值已膨脹至65萬億美元，是七大工業國經濟總量的兩倍（美國、日本、德國、法國、英國、意大利和加拿大）。這幾乎是中國GDP的五倍，代表著投機泡沫甚至超過了1980年代日本房地產泡沫的水平。」

文件中我們還預測：

「政權在寬松與緊縮的貨幣政策之間走鋼絲，這將造成風險——要麽觸發房價再度上漲，要麽可能導致市場崩潰。這只是在現在還是日後泡沫破裂之間作出選擇。駐上海的經濟學家謝國忠說：『只有債務繼續比GDP更快速成長，（房地產泡沫）才能維持下去。中國幾年前嘗試過的任何去杠桿化措施都會使泡沫破裂。』」

就如我們上述所指出，是中共自己的打壓、「三道紅線」觸發了當下的危機。但是在資本主義的邏輯下，他們又有什麽可做呢？巨大的房產泡沫終於開始跌了，就算是政府重回到大規模信貸擴張的政策下這個過程可能會被延長，但當局極力想避免這個情況。但無論事態的發展如何，過去房地產行業的高速增長已經是一去不復返了。房地產行業占中國GDP的25%，有些經濟學家甚至認為這數字更高，這會對中國未來數年的經濟有深遠影響。

因此，我們能夠提出結論，恒大危機是中國經濟的轉折點。

中共最終可能被迫要以某一種方式接管恒大，來限製對房地產和金融系統所造成的沖擊。但這可能是當局未來更多地被迫幹預和接管的開端，來防止市場崩塌。這可能是房屋需求減緩、企業信心受到動搖、房價下降，並由於銀行與房地產的高度相連，有可能蔓延到銀行系統。同樣，出於政治及經濟原因，中共絕不會再允許房地產企業繼續過往那種高杠桿高風險的市場模式繼續維持下去。

但政府幹預並非長遠之計，「國家資本主義」政策只能夠嘗試保護整個資本主義經濟免受其自我毀滅的力量所沖擊，在億萬富豪們多年來掠奪大量私人利潤後將損失「國有化」。沒有群眾的民主控製及計劃下，基層大眾所面對的房屋噩夢並不會得到根本解決。

中共鎮壓勞工議題　港大勞工研究博士方然被捕

8月26日，研究勞工議題的香港大學社會學博士生方然在廣西南寧市被國安人員帶走並被秘密關押，至今未有任何消息。根據方然父親提供的信息，方然被指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並「指定居所監視居住」。這意味住他可能會被拘押六個月，期間與家人和律師隔絕。

多次被打壓

26歲的方然曾多次被當局邀請「喝茶」。他自稱為馬克思主義者，似因為研究中國勞工問題而被打壓。向來政府視勞權為禁忌。香港《南華早報》評論道：「他被拘押使香港勞權團體感到心寒。很少人願意評論為什麽一個學生可以被指控顛覆國家」。讓報引述多名方然的同事，形容他是「熱心的社運人士」。方然曾於清華大學成立左翼讀書會，而他父親為中共黨員。他的一位同學指方然在少年時期加入過中共，因為他當時以為中共是為一個無階級的社會奮鬥。該同學向《南早》表示說：「他可能以為中共代表平權和解放的事業」。

一直以來，中共對勞工議題持敵視的態度，任何研究、討論，甚至僅僅是報道勞工狀況的信息都可被視為「危害國家安全」，進而遭到中國國家機關的警告甚至被拘捕定罪。

早在2010，深圳——這個當年帶領中國復辟資本主義的城市——就開始打壓幫助勞工的非政府組織，直到這些機構全部在政府的壓力下解散，眾多工運分子和NGO人士被判監。從2018年開始，政府口徑更是直接把非政府組織和「境外勢力」聯系起來，號召愛國主義分子積極舉報。最重要的事件是2018年佳士鬥爭的鎮壓，當時眾多左翼青年前往深圳參與運動，提出獨立工會這項重要訴求，結果超過80名佳士工人和學生被拘押。

幾個月以來，雖然中國政府陸續出臺了一系列看起來是「維護勞工權益」的政策，例如最高法院和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在八月末宣布「996」工時製度違法，但對輿論的控製也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頂峰。2014年，中共成立中央網信辦，開始加大對網絡的控製力度。時至今日，中國已經建立起了全球最大規模的網絡警察系統，並且采用最先進的網絡技術來對關鍵字進行審查，監視網l絡訊息，操控網路輿論。被網絡警察判定為「違法」或者「有害」的用戶將被約談、拘留甚至逮捕。方然不是第一位因為研究、討論勞工問題被帶走的人，更不是最後一位。

萬馬齊喑

除了勞工議題以外，幾乎任何涉及到批評時事、討論政治的言論都有被中共「約談」的風險。有人戲稱：「在中國，你只能贊美和感恩」。根據相關報道，僅僅在2020年的頭幾周（也就是疫情最嚴重的那一段時間），廣西警方調查了385名「散布謠言」的人，青海警方約談了72人，寧夏警方約談了66人。這個數字是通過零星的政府消息統計出來的。實際的數字不為人知，但一定比這多。

在網絡上，由於信息封鎖，方然被捕的事件僅僅在小範圍內被人了解和討論，但越來越多的鎮壓行動已經不再是秘密抓捕可以掩蓋的。盡管中國政府一再訛稱自己是社會主義國家，但日益高壓的政策（尤其是對工人運動的鎮壓）暴露了他們的真正面目。

工人階級必須作為一個獨立的政治階級爭取自己的權利。馬克思主義者支持民主鬥爭和工人鬥爭，主張建立屬於工人階級的工會和工人階級的群眾性政黨，而且還要把這些鬥爭和爭取真正的社會主義聯系起來。

中國教育改革究竟利誰？

今年以來，中國下發了多份關於教育改革的文件，包括控製初中生升學比例和取締課外補習機構。3月，中國教育部發布了一份文件，要求各省保持高中生和職業高中入學比例控製在1：1。7月，中國教育部再次下發文件，開始打擊校外培訓機構。廣東、湖北等地更是出動了「掃黃打非」辦公室，使用行政力量開始「整治」。

一系列教育改革政策在輿論中掀起激烈地討論。例如，有人認為，這些政策是為了保障教育公平，避免補課的內卷競爭，因為有錢人過去可以通過補課來接受更好的教育；另有一些人認為，尤其是家長，這剝奪了他們的子女通過教育實現晉升的權利。有一名家長在采訪中表示，即使去一所稍微差點的高中，也不願意自己的兒子進入職業中學——因為那樣的話就會在就業上遭到歧視。

補習班被禁的影響

中國的教育改革真的是為了保障教育公平嗎？實際上，在取締了公開的補習班之後，官僚和富人的子女仍然可以通過其他手段來獲取更多更優質的教育資源。一種方法是通過「地下補習班」或者家教等渠道來補習，鑒於政策影響，這樣的補習班將會更隱蔽和昂貴。例如在黃山，一名教師被爆料在自家的別墅開補習班，一節課收費數百。另一種方法是直接跳過高考，通過高中「國際部」（實際上就是留學預科班）去國外讀書，或者參加分數要求更低的「國際學院」。這種情況更是官僚集團和富人的專利，因為出國或在國際學院接受高等教育需要支付的費用高達一年十幾萬甚至數十萬。

窮人失去了公開補習機構之後，也就更難獲取額外的教育資源，從而失去實現階層晉升的唯一選擇（雖然這根本不是選擇）。他們將很難在高考的「獨木橋」上與官僚和富人的子女競爭。不僅如此，初中畢業生還面臨「分流」的問題。在現行製度下，由於政府要求對畢業生升學比例進行控製，大量的初中為了完成「指標」和提高升學率，連同職業高中一起，勸說班級上成績不好的學生放棄中考，直接和職高簽約。而另一邊，家教、私立高中、留學中介等機構將會獲得更大的市場。工人階級中稍微積累了一點財富的家庭也不得不把他們的血汗錢投入其中。即使在今天，大學生的就業前景不容樂觀，但在中國資本主義製度下，他們只能盡可能獲得更高的學歷才能取得高收入的職位，否則只能淪為「廉價勞動力」。

中國教育問題的根源是不健康的製度。由於教育資源不足（這種資源不足本身是中國僵化的系統造成的，很多地方教職工拖欠工資，或是設施老化；像在四川、河北、河南這樣的勞動力輸出省份，政府更傾向於讓學生「落榜」來維持勞動力輸出），學生學習周期極短，每名學生都不得不在極短的時間內生吞活剝教學內容，進而發展為畸形的「填鴨教育」。在這種教育體系下，學生幾乎完全沒有自由發展的空間，只能淪為「考試機器」。

教育到底為了誰？

另一方面，中國正在面對人口老齡化和勞動力「短缺」的危機。根據第七次人口普查報告，一些機構的預估中國的勞動力缺口可能在未來達到1100萬。屆時，中國將無法繼續保持「廉價勞動力」的優勢——這是改開以來中國資本主義得以快速增長的原因之一。中國的勞動力短缺不僅僅是人口問題，而且是青年在愈來愈重的剝削（高房價、過度加班等）下，不願意繼續扮演「廉價勞動力」的角色，但是資本家不願意提高工人工資——他們已經習慣了壓迫工人階級。因此政府選擇用中考分流政策來逼迫他們回到工廠去，美其名曰「強化職業教育」，但實際上是限製學生接受教育的權利。

我們需要一個保障青年人受教育權利和工人階級利益的健康製度，而非一個由精英所控製的以及通過犧牲年輕人的未來以維持自己統治的畸形教育製度。隨著中國發布新的教育改革，基層家庭的學生、甚至無產階級中較為富裕的家庭，也將被官僚和富人的子女「甩在身後」。我們主張一個民主的公有製計劃經濟，大力增加公共教育支出，取消學費及一切學校雜費，適當地延長學製，來保證每一名學生無論家庭條件如何都能享受免費公平的教育。只有這樣才能消滅畸形的教育系統和社會不平等。

「電子海洛因」與「精神鴉片」？ 　中共汙名化打壓電子遊戲的背後

中共政權針對電子遊戲業再度出手，對電子遊戲大肆汙名化及予以嚴厲打壓。更以行政手段「規定」未成年學生每周只能遊戲3小時，且只能在周末和假日進行。根據規定，中國所有網絡遊戲企業僅可在周五、周六、周日和法定假期的每天晚8點至9點對未成年人提供一小時服務。

不合時宜的思維

這一政策立即引起國外內的嘩然，當然，更深層的原因離不開作為習近平政權出手打擊科技與互聯網企業。對於受這政策影響的青少年學生而言，這不倫不類且「雞肋」的「周末一小時」政策所顯示的則完全是官僚的無知和與實際生活的脫軌。

中共這已經並不是首次針對電子遊戲，在這背後有著深遠的社會主流意識和傳統文化的輿論根源。習近平突然推出這一政策是為了爭取家長支持，通過以「萬惡」 的電玩作為戰靶，營造政府政策大刀闊斧、力圖解決人口危機以及兒童教育負擔的的形象。2000年官媒《光明日報》就刊載了《別讓遊戲機害了一代人》的文章，同年又再發表《電腦遊戲：瞄準孩子的「電子海洛因」》，這是隨後電子遊戲在中國被汙名為「電子海洛因」、「精神鴉片」的濫觴。

2007年，開始正式付諸實行一套針對網絡遊戲的「防沈迷系統」。這系統日益嚴密，至今，配合手機實名製和AI人臉識別技術，雖不說能完全滴水不漏，但已不是十多年前隨便下載一個「身分證號碼生成器」就能繞過的關卡。

但事實上，中國的遊戲廠商卻因此而受到了即時且嚴重的打擊，這不僅僅體現於受政策影響而造成的股價和市值下跌這些帳面上的損失，更造成了營運成本的大增。據悉，AI人臉識別技術的調用成本約為每次0.68~1元，如果玩家每次登錄都識別一次的話，所增加的成本簡直難以想象。長期下來，即便騰訊也難以負擔附加成本，更遑論那些小本經營，旗下只有一兩款遊戲的小廠商了。

這對中國經濟可造成深遠的影響。大西洋理事會（Atlantic Council）發表研究報告，直到2030年時，中國因鎮壓科技公司將造成45萬億美元的經濟損失。習近平政權願意受這巨額的帳面損失，動機在於他們認為，不論作為金融企業還是收集大量資訊的企業，都不能放任這些科技巨企發展至「大到不能倒」，對他而言，騰訊已相當龐大，在香港港交所市值達6560億美元，旗下的微信用戶達12億，並從中搜集了巨量的用戶數據甚至通訊內容，對於中共而言這些都事關「國家安全」，絕不能失去對這一切關鍵點的控製。

古板的家教教條

社會上大部分傳統家長仍沒有擺脫「勤有功、戲無益」的古老家教教條，視各種消遣娛樂為洪水猛獸。不論是五六十年代興起的新派武俠小說，七八十年代的搖滾樂，到八九十年代的電視劇都有過被視為「精神毒品」、「教壞下一代」的汙名化日子。這不僅為習近平打擊娛樂產業的民粹政策提供了土壤，也誕生了諸如「豫章書院」和「楊永信電擊療法」這種通過折磨虐打青少年，摧殘其心智以「戒除網癮」的恐怖畸胎。

歸根究底，每一代人都有其趨之若鶩的娛樂形式。而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激烈競爭壓力下亦難免令人更熱衷於尋求「高濃度」而激烈的娛樂形式。這些娛樂手段反過來同時又為資本所控製，它們不會在乎娛樂的「質量」或「健康」與否，只求最大限度地吸引用戶投入消費，迅速大量地獲取利潤，無可避免會令部分人迷失其中。對於廣大的中國青少年而言，過大的課業壓力、缺乏公共娛樂空間和多元的娛樂方式、家長對娛樂的錯誤理解和刻板印象等因素，都很容易造成青少年學生沈迷電子遊戲。

因此，這實際上是一個資本主義社會的整體性問題，「青少年沈迷電子遊戲」只不過是其中的一個非常次要的表現。馬克思主義者認為應由家長、學生、教師共同民主地製定教學的課業與作息安排；擴大公共教育的投入，減輕學生的壓力和家長的教育成本；社區建立充足多元的公共休憩娛樂設施並免費開放；設立全面的托兒服務。並最終建立一個開放、多元、而活潑的社會主義社會。為此，資本家對經濟發展的控製以及高壓獨裁體製都要被廢除。

由阿裏巴巴到女權主義受到鎮壓

近日發生的阿裏巴巴性侵案、吳亦凡事件等，反映出資本權力無限擴張對中國女性壓迫的同時，也促進著中國女權意識、工人意識的進一步激進化。

8月7日一位勇敢的阿裏女員工在網上發帖，聲明自己被惡意灌酒並猥褻，又被其上司偷辦房卡多次侵犯。屢次向公司反饋遭冷遇後，這位女士只能通過發帖與在食堂發傳單維權。阿裏公司包庇罪犯的做法，引起國內輿論的強烈憤怒，許多人將矛頭指向根源性的資本主義性壓迫。

輿情洶洶，阿裏被迫炮製一份6000人聯署文章進行公關，中共官媒大張旗鼓進行報道，試圖在阿裏內部消化這次事件以平民憤。卻遭到上千阿裏員工及網民發帖斥責「你代表不了我們！」，並且質疑「工會和婦聯去哪裏了？」。可見，所工會與婦女組織只是政府打手，不會代表我們的利益。

職場性騷擾與惡意包庇早已不新鮮，此事只是繼米兔運動後中國女權意識的又一個引爆點。早在2000年，《深圳周刊》的調查就顯示，有62%的受調者表示受到過性騷擾，其中有八成為女性。而近日「激流網」的調查則顯示，有70.3%的受害者由於懼怕失去工作等會保持沈默。而向單位求助的受害者中，有超過一半的受訪者表示用人單位對施害者沒有作出任何處罰。

然而，性騷擾只是資本對女性壓迫的冰山一角。勞動力市場對女性的就業歧視則加深了女性工人的生存壓力。有研究表明，中國男性員工的平均實際工資水平顯著高於女性員工，在控製變量的前提下超過60%的實際工資差異源自性別歧視。這不僅降低了在家庭中女性的經濟地位，也使得資本對女性進行更重的剝削。

對女權運動的恐懼

在當今女權浪潮洶湧待發、與中國資本主義對女性壓迫日益暴露猖獗的情況下，反革命勢力感到恐懼並進行猛烈反撲。中共政府害怕洪流一觸即發，與工人、青年和少數種族的不滿交匯在一起，便逮捕迫害女權活動家，封停女權主義網頁與公眾號，並一方面象征性地製裁首惡平息民憤，一方面卻命令民族主義網軍對女權主義者進行網絡暴力。對於涉及資本主義製度的結構性改革，如提高女勞工經濟地位、出臺反職場性騷擾規章製度等，中共政權卻無所作為，並讓倡議者噤聲。

另一方面，資本家集團也不斷學習歐美國家的財團公關話術與分化方法。譬如阿裏性侵事件中的阿裏官方，就炮製出一個不存在的員工行動小組，來自導自演一場針對職場性騷擾的「改革」，從而轉移矛盾，在企業內部消化此次事件。但是隨著工人意識的不斷提高，這種拙劣的鬧劇將被一次次識破。

而我們也必須意識到，新一輪激進化的女權主義浪潮與工人意識覺醒，將讓統治階級處於極大的困局。從五年前女權五女的英勇抗爭，到近年反抗職場、官場性騷擾的米兔運動，到近來吳亦凡事件、阿裏事件引來的公眾輿論對資本勢力總集火，都讓中共與資產階級感到群眾運動的巨大壓力。並且女權意識也越來越與無產階級意識聯動起來，社會公眾對父權文化的批判逐漸開始上升到對權貴與製度的根本性批判。越來越多的左派青年（包括部分毛左）也開始認識到女權運動的重要性，這都將對習近平的終身獨裁統治造成麻煩。

面對資產階級對罪犯的包庇縱容，與中共象征性執法的偽善，加之習近平為了個人歷史性連任企圖用殘酷暴力鎮壓應對動蕩的危機局面。在當前革命與反革命交織的情況下，也只有將婦女解放、維護少數民族權益、LGBT運動、建立獨立的工人運動這些鬥爭聯合起來，使鬥爭矛頭指向資本主義、極權主義、父權製，推翻獨裁政權與資本主義體系，才能完成婦女解放、工人階級當家作主的任務。

當局禁「娘炮」上電視——性別刻板印象背後的父權構建

9月2日，中國廣電總局發布了有關加強對於文藝節目管控的通知，要求在影視產業禁止不合官方價值觀的人物、節目與外形，其中還特別提到要堅決杜絕「娘炮」等畸形審美。

刻板印象

當局已經不是第一次借打擊所謂「娘炮」來強化性別刻板印象了。2018年、2019年官媒都有對「娘炮」上節目、帶耳環的批評，抨擊這些是「不良文化」。今年1月，教育部更是公布了文件，要求在教育中加強對學生「陽剛之氣」的培養，這也是對去年政協中「防止男性女性化」提案的回復。

在階級社會中，陽剛、勇敢、果斷、自信往往被認為是男性氣質，而溫柔、細心、依賴會被歸為女性氣質。這種對於男女性氣質的認識似乎是理所當然、與生俱來的，但並非如此。其實這種性別刻板印象是後天社會所產生的，其背後是赤裸裸的具有利益關系的權力構建。

俄國革命家柯倫泰在《新婦女論》中提到，在原始共產主義社會中，男女性的職務和經濟地位無甚差別；女性的身體同男性的身體，在力量和敏捷度上也沒有多大差別。在這種情況下，男女性的性別氣質的差異自然也不明顯。而隨著生產力發展導致的三次社會大分工後，父權製得以建立——恩格斯稱之為女性的具有世界意義的失敗，從此女性在社會生活上得以從屬並受控於男性。而為了鞏固父權統治，社會構建了一套性別歧視的文化體系，這也便是所謂的性別刻板印象。

當局利用教育、輿論、傳媒機器、法律法規所構建的兩性規範，無論粉飾以多麽動聽的語句，其主要目的早已昭然若揭——鞏固和維護資本主義父權製度。鼓勵陽剛之氣常常伴隨著滋生控製欲甚至暴力，觀察最近發生的阿裏性侵案、西安地鐵事件（一名女乘客被保安強行拖拽以至撕破衣服，引發公憤）等可以看出從性別刻板印象到性別歧視、性別騷擾甚至性別霸淩，有其內在關聯性；這些是所有資本主義社會用來作為社會控製的工具，包括宗教、文化傳統、警察與法庭，以父權架構來維護統治階級的權力及特權。在專製資本主義的中國裏，這種控製就更為重要。性別刻板印象通過給男女性打上群體標簽來扼殺了個體的個性，不符合這種性別規範體系的個體都會被規訓，性小眾群體更加會被歧視和打壓；性別刻板印象束縛了兩性的自由發展和自由選擇，女性參政率低、學科專業的性別隔離背後都有性別刻板印象的影子。性別刻板印象使得政權強化了所需要的具有壓迫性質的核心家庭結構和傳統性別分工，而工人階級卻要付出人的全面發展被妨害的代價。

實現真正的解放

馬克思主義者要求打破性別刻板印象的束縛以及背後的整個資本主義父權製度，實現每一個人的性別認同與性取向的自由以及人的全面發展。我們會為爭取包括性別平權等的立即使工人階級受益的改良而奮鬥，而只有推翻一切不平等的根源——資本主義才能真正解放。

中共加強民族與父權主義　LGBT群體困境加劇

中國本就很有限的LGBT權益仍持續遭侵犯。這些打壓是習近平政權更廣泛運動的一部分，包括煽動反動偏見、將LGBT作為出生率下降和社會不滿加劇的代罪羔羊。7月6日晚間，中國多所大學的LGBT組織的微信帳號在一夜之間遭到屏蔽，變成「未命名公眾號」。很多抗議此次打壓的網民在新浪微博用「#未命名公眾號#」來聲援這些組織；亦有聲援者發文《今晚，我們都是「未命名公眾號」》來整理遭停用的LGBT組織微信帳號、對於LGBT群體再次遭遇歧視和迫害進行控訴，但該文在獲得廣泛傳播之後，在微信也遭刪除。

網絡與現實的打壓

對於LGBT的打壓不只是在網絡上，也包括現實生活中對於LGBT個體的大排查。上海大學在8月底被爆出一份內部公告，要求各學院上報LGBT學生名單，用在所謂的「校園調研」當中。此事首先在新浪微博被爆出，獲得數萬用戶分享或按贊，之後此事傳出海外，但現在原貼文現已被撤下。雖然校方沒有明說如何處理相關信息、目的為何，但是中國年輕人和維權人士都警告，這是對於LGBT的進一步打壓。值得註意的是，表格中問到「思想狀況」和「心理狀況」，仿佛是在說LGBT群體更容易在這兩方面出現問題、所以可以藉由這兩點來「關切」（打壓）這些學生。

中共對於LGBT的官方態度「不支持、不鼓勵、不反對」之下，潛藏著各種侵蝕LGBT權利的行徑。中共當局在2016-2017年頒布的電視劇和網絡視聽節目審查規定，將同性戀列為「非正常的性關系」，然而中國早在20多年前就將同性戀合法化和非病理化。2018年，在北京798藝術區進行的彩虹聚會遭園區保安暴力破壞，事後譴責打壓的公開信也被屏蔽。2020年，由13個LGBT組織協助下完成的《中國性少數群體（LGBT）的職場體驗報告》指出，中國只有10%的企業有性少數包容政策，LGBT雇員在晉升、社交方面也遭遇更多阻礙；雇員在國企、政府部門出櫃更易遭受歧視，一定程度上也顯示中共這個體製歧視LGBT的本質。

中美沖突將是長期的，且國家要付出巨大代價，習近平為了讓社會適應其中，需要煽動中國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情緒。這些右翼民族主義份子，在社會文化議題上采取保守主義立場，包括反對LGBT權利——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反對所謂「境外勢力」。中國部分LGBT組織與駐華外國大使館合作的現實，也成為民族主義者用來攻擊平權運動「與境外勢力勾結」的借口。今天將LGBT權利運動打成西方的政治工具、「政治正確」的說法，與歷史、文化並無關系。同性戀在中國歷史上早有記錄，「斷袖分桃」、「龍陽之好」說的都是中國古代皇帝的同性戀故事。

根本目的

煽動民族主義、反對LGBT權利，最終是為了捍衛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當下，中國面臨著生育率的持續下降和勞動力的不斷縮減，即使開放二胎也扭轉不了大趨勢。在中美帝國主義沖突的背景下，這將意味著中國或將永遠無法超越美國，因此習近平政權備感壓力，又提出三胎政策。LGBT的存在挑戰了階級社會下家庭的一男一女結合模式，以及生育下一代、為國家提供勞動力的作用。然而，生育率下跌主要是因為工資增長追不上生活成本的增長，令越來越多的年輕人不敢生育，從來不是因為LGBT變多或者是影響力變大。

社會主義者強烈譴責近來中國對於LGBT的新一波打壓。這顯示平權運動要依靠的不能是中共，但也不是大企業或者外國使館，而是廣大工人群眾與其他受壓迫者——國際團結的尋求對象也應該是國際基層群眾。真正能解放LGBT群體的不是彩虹資本主義，而是國際民主社會主義——這將包括通過群眾鬥爭實現民主公有經濟，在職場、校園、社區內提供充足的資源實施LGBT平權政策，讓書面的平權規章製度真的落到實處，從而全體人類能夠真正自由地做自己。

資本主義、中國與氣候危機

氣候臨界點

溫度的持續小幅上升預計會引發「逐漸嚴重、長達數百年、在某些情況下不可逆轉」的氣候臨界點的巨大質變。墨西哥灣暖流的速度正值1600年來最慢，並正處於臨界點——這是一股由墨西哥灣到大西洋的強勁海洋暖流。墨西哥灣暖流停止的話，可能會導致歐洲、西非地區出現熱浪與旱災，並加速美國東岸的海平面上升。這會進一步增加兩極冰川的融化速度，導致嚴重破壞地球和人類生態的惡性循環。

海平面上升與冰川融化

2021的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報告，指出「幾乎所有」冰川與內陸冰原正越來越快地融化。北極有可能最晚在2050年前的「某個時間」完全無冰。海水上升的速度在過去10年翻了三倍。最近一份刊登於《自然》期刊的研究顯示，假若海水上升2米，這將會淹沒4.1億人口居住的土地。世界帝國主義列強並沒有采取行動阻止兩極的冰川融化，反而卻互相在爭奪北極大陸架內潛在價值達17.2萬億美元的石油及天然氣資源。美國和北約在北極地區內正進行實彈軍演。俄羅斯在北極海岸建造了一系列的海軍基地。中國則宣布「冰上絲綢之路」，目的是要透過縮短船只航時來製造巨額貿易利潤。

碳交易的騙局

碳交易市場成為了資產階級受歡迎的「解決」氣候危機的工具。最近，中國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國內碳市場。理論上，碳市場鼓勵「綠色創新」，企業可以通過降低其碳足跡來賺取利潤。但現實卻是相反的：推行15年的歐盟碳市場完全未能降低排放。反而，其允許企業將汙染成本轉嫁到工人階級身上，因為他們別無選擇地要購買這些必需品。中國的碳交易市場甚至加入了一個未確定的「汙染特赦」，因此這個市場純粹只是為了投機而已。

氣候大會的失敗

COP26是指「第26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沒錯，這已經是第26屆了！隨著越來越多商業公司跟氣候大會有聯系，這將不可能帶來製度變革。於此同時，一份最近流出的IPCC報告指出：「資本主義社會本質所製造的經濟發展性質⋯⋯歸根究柢是不可持續的」。很多人議論拜登重返特朗普所退出的2015年巴黎協定，但該協定完全只是象征性的。所有的政府都可以設立自己的目標，且在資本主義國家的無序生產下不受任何監督。雖然重返了協定，拜登卻繼續建造新的輸油管。

中國在太陽能與風能領先世界

中共獨裁吹噓自己製造可再生能源方面的成就。當局害怕因為使用化石燃料而引起的空氣汙染會引起民怨，並試圖在全球氣候談判中擺出一副最重視環保的模樣。紙面上，中國在太陽能與風能方面領先世界。但據《彭博新能源財經北京》，2020年新建120吉瓦風能及太陽能的數字「根本不可能」，且也沒有證據看到這對供應鏈的後續影響。在強製維吾爾人進行奴隸勞動下，太陽能及風能變得更加便宜。縱使如此，中國仍為興建數百座新的煤電廠「開綠燈」。中共黨國資本主義的官僚在煤礦及天然氣行業有著根深蒂固的利益，而不願意轉向使用綠能。在十四五規劃中，中國的牟利國家電網通過宣傳「清潔和高效」煤炭的神話，成功地遊說建造數百座新的煤電廠。

中國的化石燃料資本主義

中共獨裁在新建煤電廠方面領先世界，在2020年建造了全世界其他國家新造煤電產能總和的超過三倍。這對中國後疫情的經濟復蘇至關重要。在與美國新冷戰的壓力不斷加劇，加上經濟增長放緩，習近平很有可能需要依賴化石燃料作為最穩定及戰略性的能源材料。八月，中石油報告在新疆發現了1億噸的油田，這是潛在的巨額利潤，並且也是當局要繼續在當地的殖民壓迫與暴力的原因。

西藏正在融化

青藏高原被稱為世界的「第三極」，並如南北極那樣，能穩定世界的氣候。然而這些地區的氣溫上升速度比其他任何地方還要快。自1970年代以來，西藏已經失去了四分之一的冰蓋，並導致更嚴重的水災、火災、山泥傾瀉和雪崩。中國科學院警告1990到2010年冰川的融化數度比1956到1990年還要快50%。

中共在當地的資本主義發展也導致食水資源被有毒金屬汙染。與印度的帝國主義沖突中，雙方爭奪著135萬人口賴以為生的重要水資源，而中共獨裁在西藏的水壩增加了3倍，這破壞了自然生態並加速了氣候危機。

中共試圖變相限製墮胎 將製造悲劇也自找麻煩

中共為了維持生育率、保持廉價勞動力優勢，想要限製墮胎，而這將是對於女性權利的進一步侵害，並且更加重底層負擔，很可能招致工人與青年激進情緒的進一步反彈。9月底，中共國務院印發《中國婦女發展綱要》中提到：「將減少非醫學需要人工流產，規範人類輔助生殖技術應用。」實際上就是限製墮胎。但中共真的能借此脫困嗎？

中共政權執政長期執行的計劃生育政策（包括在全國範圍內粗暴地強製墮胎、強製安裝人體避孕裝置等）伴隨經濟因素，加劇了勞動力下滑的趨勢，造成勞動力在過去10年縮減逾4000萬。在資本主義復辟後，無產階級遭到越來越嚴重的剝削，原有很大一部分依托公有部門執行的社會保障職能被嚴重破壞，使工人無力負擔醫療、教育、住房等生活必需，更遑論養育小孩。這導致無論是當前的中國育齡人口比重還是普遍生育意願，都積重難返。

父權製度與文化帶來的重男輕女也是重要因素，不僅是傳統使然，資本主義製度下女性也被貶低為生育機器、在家相夫教子即可。許多農村地區的女嬰在出生時就被殺死，婦女因為無法生育男孩就被迫離婚，這也造成了畸形的性別結構來阻礙健康的生育環境形成——特別是育齡婦女規模的劇減：在未來10年，中國23-30歲的女性人數將減少40%以上。並且，在盛行的職場歧視中，女性更容易喪失經濟獨立性，從而導致生育意願的降低。再者，由於近年受教育水平提高與持久的核心家庭保守性的矛盾，許多城市女性為求經濟獨立和擺脫家庭束縛，婚姻和生育意願降低。歸根究底都是社會經濟和製度落後於民眾的發展需要，造成當今的社會矛盾。

中共政權不僅受到自己造成的歷史性因素困擾，也更無力讓當今的工人階級擺脫貧困，它提出這些政策完全不會有任何實質幫助。

中國本身有很高的墮胎率。據世界衛生組織估計，2017年中國有統計的人工流產數量為962萬，約占全世界5500萬人工流產總數的17.4%。這是長期以來政府在青春期性教育上的低投入、父權製下針對女性的性壓抑使得性教育變成禁忌、發展不平衡造成的地區性低避孕用具普及率導致的。

盡管打著「自願」「性生活清潔」的旗號，工人與青年仍對「指導意見」作出強烈質疑，並正確指出其很可能招致的惡果。

一位武大學生就發帖談到：「減少非醫學需要人流」在實際中會變成所有公立醫院嚴格控製「人工流產指標」，迫使意外懷孕的婦女轉向醫療衛生條件更差、安全系數更低的「莆田系」醫院轉移。也有網友表示，意外懷孕帶來的生育壓力對於低收入者是無法承受的。在資本主義的當下，中共官僚提出硬性政策，受害最大的是缺乏經濟保障的工人階級。

工人婦女在上述政策的壓迫下受害尤為深重。在中國當前的性文化下，婦女未婚意外懷孕生下孩子後，往往要承擔獨自養育孩子的風險，或者被強迫嫁給孩子的「父親」。尤其在強奸案件中，由於未來非醫學需要墮胎權利的削減，婦女更可能被迫生下強奸犯的孩子，甚至因此被迫嫁給強奸犯。

同樣，由於中國盛行的職場性別歧視風氣，以及傳統的「男外女內」家庭結構問題，缺少經濟獨立性的女性，更可能因為無法支付意外產下孩子的養育費用，而被迫進行更強的超負荷勞動來供給生活開支，甚至走上犯罪或殺嬰的道路。

另一方面，中共也在大力打擊女權運動，害怕它們反對父權壓迫對現行製度帶來的威脅，因此試圖抑製一切群眾自我組織。

從這一點上來看，普遍貧困下的刺激生育政策，很可能導致女權運動與工人政治運動進一步相互同情、更可能形成團結鬥爭，促進工人階級意識的激進化。

馬克思主義者認為：人工流產是婦女生育權的體現，它必須是自由的。我們不僅反對父權製的保守性道德，也反對中共為了應對資本主義危機而采取的強製生育措施。我們要求建立一個生產資料公有製、擁有工人民主的社會主義社會，大幅增加醫療開支、提供免費安全墮胎條件、讓婦女生育自由得到真正保障，國家妥善撫養兒童、並建立充足資源、以人為本的性教育體系。

在當今中國形勢下，也需要女權運動、LGBTQ運動、工人運動等聯合起來終結獨裁製度，這樣才能落實革命社會主義替代方案，從而消除不平等、性別主義與歧視。

中共前副總理張高麗受性侵指控

十一月二日，中國著名女性網球選手彭帥在深夜於微博以實名發布文章，披露自己曾於大約三年前遭到前中國國務院第一副總理張高麗性侵。這一消息迅速引起震驚。這是#MeToo運動在中國首次觸及權力最核心部分的要員──一名正國級國家領導人。

同時，這也是中國國家級領導人首次被公開曝光性醜聞，這表明了女權運動在中國正在蔓延開去。從阿裏巴巴高層性侵指指控，到弦子指控著名主持人朱軍性侵，到現在直指政治權力核心，愈來愈多的女性敢於挺身公開指控自己受到過的性侵害，且敢於挑戰過往被視為「位高權重」者。

在極為父權主義、權力不平衡的獨裁體製內，若果說沒有發生過權貴性侵是難以置信的。然而，而這一次，彭帥作為一位著名的女性網球運動員，是第一個以自己的實名身份公開揭露中共最高層劣行的受害人，提高了消息的可信性。這也更能激勵廣大的婦女團結聲援，比如朱軍性侵案中的發害女性弦子在得悉彭帥失蹤後就發帖聲援，祝願她本人平安。

文章在微博僅僅存在了二十分鐘就被刪除，一系列的相關詞被視為「敏感詞」被屏閉，甚至連「網球」都不被允許搜尋和討論。受害人彭帥現時也下落不明，據稱已被軟禁。對於一名前國家級領導人陷入驚人的性醜聞一事，中國外交部在例行記者會上，發言人也僅以一句「沒聽說過」而拒絕回應相關醜聞的問題。盡管墻外已沸沸揚揚，墻內卻諱莫如深，仿佛事件沒有發生過一樣。這對於受害人是又一次嚴重的傷害，不僅是心理上，連人身自由和安全也得不到保障。也正因如此，彭帥站出來#MeToo，揭露中共權力核心最高層的齷齪醜聞，其勇氣值得敬佩。

仿佛就是被彭帥的勇氣所激勵，在十一月七日，上海國安局局長被下屬實名公開舉報，指他性侵下屬女兒。公開信中更指性侵發生後，警察拒絕立案，向上海紀委與監察委舉報均石沈大海。一時間，對中共權貴性侵的指控一浪接一浪。而民眾的對這一次事件也抱有普遍的同情和支持被害人，即使墻內網絡監控過濾嚴密，群眾仍嘗試用各種方法繞過監控發出聲援。而且輿論在經過了一次又一次的性侵案洗禮後，也愈發堅定的反對一切性侵惡行。

中共高層性侵幾乎肯定不是孤例，因此他們特別是懼怕這種運動進一步燃燒，激發更多被害女性出來指控掌握權力者，或者甚至像這次一樣，直指最高權力的核心，而動搖政權的威信。在獨裁體製下中共不能像資產階級民主國家那樣，在面對群眾壓力下可以審判個別權貴性侵者、或者辭退官員以一定程度地緩解民憤。相反，中共只能強硬打壓me2運動，並讓積累各性侵指控積累的民憤，這可以大大削弱黨的權威，甚至對統治構成威脅。早前阿裏巴巴性侵案中，性侵被告那怕只是一名權位不高的組長，但因為這是一家知名的大企業，中共不能使其聲名受損，而命令法院判其無罪。

因此，中共往往將#MeToo稱之為「境外勢力」的運動，以民族主義說辭將之汙名化，並用國家機器予以打壓。一旦開動了狂熱的民族主義宣傳機器，中共就更加沒有讓步和妥協的空間，不能對metoo運動的案例有任何讓步了，必須無視甚至打壓每個案例的受害人。這再次證明中共的強硬鎮壓和民族主義為自己統治帶來了反效果。

這次中共核心的性醜聞事件恰逢在中共六中全會前夕，為了「維穩」，中共立即全面打壓封鎖消息。另一方面來看，彭帥的帖文可以在極度嚴密的審查機器內流傳20分鐘，很可能不是漏網之魚，而是因為中共派系正在利用事件作為權鬥工具。中共內部權鬥越激烈，就要訴諸更危險和更公開的方式來互相攻擊，致使群眾更能感受到上層發生了危機。

當然無論案件是否牽涉中共權鬥，性侵受害人站出來舉報是完全正義的。女權和反專製鬥爭要將矛頭指向造成這一切問題的核心：中共的專製與父權資本主義，以實現社會變革，建立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

中國經濟：恒大崩潰——中共政權的困境

中國房地產公司恒大集團陷入了償債困境。如果恒大崩潰，那麽中國經濟、中共獨裁和全球資本主義都將受到巨大沖擊。ISA與中國勞工論壇的Vincent Kolo討論了可能發生的情況。

ISA報導

ISA：恒大最近廣受關註。它是怎樣的一家公司？這怎麽變成了大新聞？

VK：恒大是中國第二大房地產開發商，而它如今正面臨著破產。恒大建造了超過1200萬套房屋，相當於英國住房總量的一半。

當前危機的一部分影響，在於它目前有160萬套未完工的住房。中國的許多房地產開發商偏好於預售房屋，讓人們在房子開工前就為自己的新家付款。現在很多人陷入了恐慌之中，因為如果公司倒閉，他們就無法拿不到自己的新房子。

恒大擁有價值3000億美元的債務，規模相當於愛爾蘭全國的國債。9月底，國際債券市場上的恒大美元債務陷入違約。而在中國境內，自今年3月以來，恒大就已經在拖欠債務了。它向債權人、供應商和與其簽訂合同的建築公司打了1000億美元的欠條——其中許多也許永遠得不到償還。

令人擔憂的是，恒大正在崩潰。如果恒大崩潰且沒有得到政府救助，中國房地產行業就可能崩盤。這場危機可能會蔓延到與房地產市場密切相關的銀行體系，然後中國將發生一場金融危機，帶來嚴重的經濟和政治後果。

ISA：有人將恒大比作雷曼兄弟——如何評價這種比較？

VK：這種比較對也不對。顯然，恒大不是一家雷曼兄弟那樣的投資銀行。中國的金融體系與歐美不同，它基本上由國有銀行主導。銀行體系受外匯管製和資本管製的保護，貨幣不能自由兌換，所以中國更能抵禦金融動蕩——但做不到完全抵禦，所以中國會發生危機，但不太可能發生西方資本主義那樣的經濟危機。

從某種意義上說，「恒大不是新的雷曼兄弟」是對的。但中國銀行業危機的風險確實存在，習近平政權為此實施了前所未有的嚴格資本管製。對加密貨幣的禁令和去年對螞蟻集團（馬雲的阿裏巴巴旗下的金融科技公司）的打擊就是這方面的例子；如今甚至連省際交易現在也更加困難了。

其次，雖然雷曼兄弟的崩潰沒有導致2008-2009年的金融危機，但它急劇地加速了危機進程。資本主義的危機早已顯現，即使布什政府介入拯救了雷曼兄弟，危機也不會被阻止，它只會以不同的形式爆發。

恒大是一場更大風暴的征兆。

ISA：直到2008年，美國和中國的房地產泡沫似乎都在同步膨脹——但2008年後，美國泡沫破滅，而中國房地產泡沫繼續增長。這意味著什麽？

VK：2008年是一個轉折點，但此後導致全球危機的根本問題並沒有得到解決。其後債務在世界範圍內爆炸式增長，中美都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債務泡沫。

在美國，廉價信貸和零利率使股票市場的市值從2008年之前GDP的140%增長到今天的200%。

但在所有主要經濟體中增長最快的中國，股市的影響是次要因素。房地產市場在中國起決定性作用。現在中國城市所有房產的市值之和相當於其GDP的5倍，這個比例完全脫離了實體經濟。相比之下，2020年美國所有房地產的市值約為GDP的兩倍。

中國人口大約是美國四倍，每年建造的房屋數量是美國的十倍。雖然這聽起來不錯，但很多普通人買不起房。世界上房價最貴的五個城市中有四個在中國。中國住房市場自1998年開始私有化，社會化的住房很少。中國有足足93%的住房被拋進了房地產市場，這個比例遠高於美國和歐洲。雖然很多人買不起新房，但富人、政府官員和富裕中產階級卻用房地產來投機，於是大量房屋閑置。 2017年，有20%的城鎮住房是空置的。資本遭到了極度浪費和非生產性的使用，於是中共認為必須進行幹預。

戶口簿

中國的另一個問題在於人民被戶口製度所區隔。戶口將人口分為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盡管中國現在已基本城市化，但大多數人口仍被登記為農村人口。城市也分等級，農村居民幾乎永遠不能獲得一線城市——例如上海和北京——的永久居留權。

而恒大更註重三四線城市。三四線城市是更多普通工人階級居住的地方，最能感受到財產危機的地方，也是《金融時報》或《華盛頓郵報》的記者不會去看的地方。在中國大多數城市（約四分之三）增長陷入停滯的情況下，資本投入房地產開發部分原因是人口危機。人口萎縮是中國獨裁統治的一大危機。所以哪裏有建造越來越多大型住宅項目的必要呢？

ISA：您如何看待房地產市場的危機？

VK：中國的房地產泡沫已經到了極限。它正在破裂。我們無法肯定泡沫將如何破裂，但我們可以肯定恒大危機標誌著一個轉折點。

房地產市場占中國GDP的29%，對中國經濟增長至關重要；而現在整個行業都很可能陷入危機。恒大是危機中最引人註目的公司，但危機的波及範圍遠不止恒大一家，其他房地產行業公司也在拖欠債務、過度擴張、瀕臨倒閉。這意味著房地產市場不再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了。

中美帝國主義之間的冷戰正在加劇習近平政權經濟現代化的壓力。但隨著去全球化的影響，現在的國際環境已經完全不同了。中國正在越來越多的領域受到美國資本主義的製衡和阻撓。因此，中國政府決定咬緊牙關，打擊房地產行業的過度杠桿，遏製資源的巨大消耗。

習近平采取了「嚴厲的愛」方式，讓經濟擺脫浪費、投機、過度投資和過度負債，並在去年對房地產行業實施了所謂的三條紅線。只有滿足一定負債資產比率、凈債務權益比率以及現金短期借款比率標準的公司才能進入信貸市場。恒大一直缺乏正常來源的資金，因此違反了全部三條紅線，轉向舉債。越來越多的房地產開發商現在正在做與恒大相同的事情——預售住房，並用預售款還清債務。

面對這個災難性的循環，我們不知道政府會保持強硬，還是選擇讓步，以免房地產泡沫失控並拖垮整個經濟。

ISA：金融專家擔心恒大倒閉對銀行家、投資者等的影響。但是普通人呢？崩潰會影響沒有房子的人嗎？那些直接和間接為恒大工作的人呢？

VK：除了少數所謂的工人貴族，中國的大多數工人都被排除在這個過程之外，他們無力購買這些房子。所以恒大倒閉對工人階級的影響將是復雜的。如果房地產市場崩潰，房價暴跌，甚至可能還會受到一些人的歡迎。

但一些城市白領不僅投資了自己的畢生積蓄，還投資了父母和親戚的錢來買房。對於他們來說，房價暴跌將是一場災難。他們將面臨2008年後美國、愛爾蘭、西班牙和其他地方發生的事情。這對中國政權來說是一個危險信號，因為如果這種情況開始在全國範圍內發生，就會滋生大規模的社會不滿。

恒大員工人數約為160,000人。恒大的職員主要是銷售人員、經理、規劃師和會計師，他們非常擔心會失去工作。而實際的建築工作外包給臨時雇傭農民工的公司，民工在非常嚴酷的條件下以低工資工作。工作完成後，他們就被解雇，然後去其他地方工作。如果恒大倒閉，建築業和公司供應鏈中的三到四百萬個工作崗位將受到威脅。如果再有十個左右的規模較小的「恒大」受到威脅，就業和更廣泛的經濟就會受到嚴重影響。

ISA：有報導稱，中國已經發生了抗議。它們分布廣泛嗎？

VK：幾個月來一直有抗議活動，各種各樣的人要討回他們的錢；有時是工人，有時是包工頭。超過80,000名恒大員工向公司「借出」資金——據一位恒大經理稱，總額約為155億美元。領導們誘使員工購買所謂的理財產品，承諾提供非常有吸引力的利率，以幫助公司擺脫困境。這些員工不是投機者，在你說他們「該死」之前，但他們投資往往是為了保住工作，或者為以後的生活賺取一點利息；比如一名患有癌癥的婦女試圖藉此籌集治療資金。

在幾個城市，以恒大員工為主體的人們憤怒地聚集在公司辦公室外，要求退款。現階段的憤怒不是針對習近平，也不是針對中共，而是針對恒大。但如果政府不介入，怒火就將蔓延。

ISA：您認為習近平將如何應對這場危機？

VK：在公開場合，政府幾乎什麽也沒說。太不可思議了，全球媒體都在報導恒大，除了中國。然而，政府正試圖利用這場危機向其他房地產公司施壓，迫使其減少債務負擔。這就像一場膽小鬼博弈——政府采取強硬態度，整個房地產行業存在崩潰的危險，雙方都在等對方先退縮。

我認為他們將使用多種措施。中共的做法將是正式否認他們正在拯救恒大，但在地方將進行各種幹預和救助，以防止事情鬧得太大。首先，對於已經購買了160萬套未完工房產卻拿不到的人，國企和地方政府將會接管廣州足球場、恒大擁有的球隊等資產，然後出手完成建設。所以預售的房屋可能不會成為社會不滿的根源。部分理財產品的境內持有人可能會得到部分補償，但國際上的投機者可能不會得到任何補償。

我認為恒大不會得救。習近平政權計劃用它來教訓其他人，建立對房地產行業的紀律和控製。但問題是他們能成功嗎？這是一項非常、非常復雜且危險的工作。沒人能控製泡沫。因此，中共政權的計劃存在很多風險。

ISA：一直有人批評恒大遵循中國資本主義的「走出去戰略」，由債務推動快速增長。這個模型現在失敗了嗎？

VK：「走出去戰略」更多地指的是像華為這樣的國家領先品牌，這種模式推動其在全球市場上取得成功——直到被特朗普和拜登遏止。如今的華為是一家陷入困境的公司。

恒大在國際市場上並不是特別活躍。它在很大程度上遵循債務驅動的模式。多年來，中國一直在重走日本的路。如同常常被提及的一樣，1989年東京皇宮周圍的房產價值超過了整個美國加州。日本資本主義從未在隨後房地產泡沫的破滅後真正復蘇。它經歷了二十多年的停滯，去年的經濟規模才達到1995年的水平。這可能就是中國經濟的未來前景。

當然，如果同樣的事發生在中國，後果就更為災難性了，日本的社會福利要比中國要堅實得多。

由於「戶口」，農村人口被排除在失業救濟金製度之外，而城市人口只有一部分會得到一些救濟。絕大多數人口完全沒有保險。所以，2008年發生在日本或西方資本主義的那種危機不會在中國發生。在中國，低福利與低生活水平下的危機將更持久，並為中國帶來革命性影響。

ISA：國際上有些左翼認為中共政權能依靠強大的國家體系控製住危機。你同意這一說法嗎？

VK：中國經濟的運作方式確實有所不同，但它仍然受製於資本主義經濟規律。中國政權正是通過鼓勵像恒大這樣的公司發展來避免了2008年席卷世界其他地區的危機。大量信貸流入房地產市場，通過建築熱潮增加對原材料的需求，並以債務為基礎推動經濟發展。通過這種方式，中國似乎渡過了危機，還帶動了澳大利亞等經濟體的增長。

但今天，付出代價的時候到了。習近平不得不直面風險，形勢很絕望。那些對中共政權抱有幻想並認為它可以避免危機的左翼犯了根本性錯誤。中共唯一的機會是再次打開信貸龍頭，進一步擴大泡沫，延緩其破裂。即使這樣引導資本主義發展，他們也無法無限期地避免危機，最終矛盾依舊會爆發。

ISA：中共對恒大采取的行動將如何影響其「共同富裕」的承諾？

VK：中國共產黨的「共同富裕」是一個空洞的口號，與社會主義沒有任何關系。100年前，孫中山國民黨就已經提出「均富」。它也是一個模糊的口號。政府可以感受到貧富差距帶來的巨大壓力，而中共要為此負責。在禁止工會的獨裁統治下，無論它如何攻擊私人資本主義部門，工人的工資和生活條件都不會改善。

令人驚訝的是，國際上一些左翼認為中共政權是社會主義的，他們認為即使中國有一個占GDP29%的龐大的、私有的、投機的、資本主義的房地產市場，中共也不需對此負責。

恒大老板兼董事長許家印在共產黨內已經有了35年的黨齡，他是政協的一員，政協是全國人大的雙雙胞胎。在習近平成為最高領導人的2012年，許家印戴著超貴的愛馬仕金腰帶出席政協會議，還成為了社交媒體上的熱門話題。他曾兩次成為中國首富。他的整個商業生涯都與中共精英交織在一起。

許家印的腰帶

恒大的許多項目都是由地方政府融資的，當前中國地方政府的一半收入來自土地出售。出售最賺錢的土地為全國的中共精英們提供了腐敗收入，但他們已經感受到土地銷售急劇下降的壓力。所以，如果泡沫真的破滅了，浪潮將波及整個地方政府。

房地產老板們一直在建立龐大的龐氏騙局，靠欺騙人們來不斷詐取巨額財富。許家印本人幾乎肯定會從億萬富翁的位子上掉下來，他很可能會因為恒大危機而入獄。像習近平政權這樣的專製資本主義政權有時起訴甚至判一些商人死刑，但這並沒有改變經濟的資本主義基礎。

ISA：可能是因為有報導稱中國政府將優先考慮國內利益而不是外國債券持有人的利益，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呼籲北京在處理恒大問題時「采取負責任的行動」。這將如何影響中美之間不斷發展的緊張局勢？

VK：恒大的問題不僅僅是中國的問題。如果恒大確實標誌中國房地產行業普遍危機的開始，全球都會受到影響。

布林肯正試圖向中國政權施加壓力，以保護一直在購買這些垃圾債券的對沖基金和華爾街投機者的利益。順便說一句，英國匯豐銀行和瑞士瑞銀等西方銀行計算出恒大債券仍有可能獲得回報，所以即使它們一文不值，也仍在購買它們。我認為中國政權會對他們不屑一顧。其首要任務是防止國內動亂。

但這對美國來說是個問題。有趣的是，一些國際上資本主義立場的分析家的語氣發生了變化。自冷戰開始以來，他們一直在說「中國是一個威脅，因為它太強大了」。但現在，有越來越多的文章認為「中國可能比我們想像的要弱」。中國的威脅不在於「它正在超越美國」，而是因為它的經濟危機正在將全球資本主義拖下水。

自2008年大衰退以來，中國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約為28%。大家都知道，正是因為恒大這樣的公司在建房子，所以澳洲的煤炭、巴西的鐵、非洲拉美的原材料都是高價進入中國市場的。中國在全球進行中的基建中占額目前為32%。

2020年，哈佛大學學者羅格夫（Kenneth Rogoff）和清華大學楊元辰認為，「即使沒有銀行對危機的放大且考慮到正在抵押中的住房，房地產市場下滑20%也可能導致GDP下降5%至10%。」他們描繪的場景並不令人意外。今年8月，房屋銷售同比下降20%。9月份，這一比例增加到30%。如果該市場繼續以這種方式崩潰，不僅對中國，而且對整個全球經濟而言，都是一個嚴重問題。相比之下，金屬價格急劇下跌已經不足慮了。

美國已經做好了面對與中國長期冷戰的準備，但深陷危機的中國也能使美國遭受嚴重損失。

ISA：社會主義者將如何處理這種問題？

VK：中共不是社會主義政黨，而是由許家印這樣的億萬富翁組成的資本主義專製政黨，習近平及其家族也非常富有。對於他們而言，實行社會主義政策就等於推翻自己。

真正的社會主義政策是什麽？社會主義政策意味著將房地產公司國有化——中國的房地產公司有些是國有的，有些像恒大這樣的則是私有的。但是真正的國有化需要勞動者、公民代表和工會的民主計劃，而這在中國是不存在的。公有製和民主規劃才是國有化的關鍵。

如果一個城市的公寓五分之一是空置的，工人政府就應該沒收它們，只在極少數所有者遭遇財務困境時才支付沒收房屋的賠償金。這樣，數以百萬計的住房單位就可立即用於社會住房。政府將以低租金出租而不是出售房屋，全面改造住房市場，使其不再是昂貴的預售公寓市場。

房地產行業是中國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我們不可能孤立地規劃房地產行業。規範房地產行業需要更廣泛的經濟上的，包括金融體系的社會主義轉型。這樣，房貸就可以被取消，資源就可以用來滿足普通人的需要。

生活在大城市的農村戶口工人無法擁有自己的房屋，通常兩三個家庭擠在一套骯臟、狹窄的住宅裏。政府沒有資源來提供所需的醫療保健、失業津貼和養老金。實現房地產改革的關鍵之一是取消戶口製度，但僅僅取消戶口製度並不會憑空帶來充足的社會基礎設施。因此，要廢除戶口，就需要對整個政府和金融體系進行徹底的、革命性的改革。

這些問題是環環相扣的。中國沒有工會，也就沒有發展計劃機製的基礎，也就不可能避免恒大危機等問題。唯一的辦法是將所有經濟決策置於工人階級的民主控製之下，這意味著工人在民主的黨派、工人組織，尤其是工會中的自我組織。所有這一切都需要一場革命鬥爭——我們要有一個革命綱領，我們要爭取充分和直接的民主權利，推翻中共獨裁。

彭帥遭性侵事件危機蔓延

11月初，自網球明星彭帥發文控訴前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張高麗性侵後，彭帥本人隨即下落不明。她的人身安全與自由引起世界廣泛關註，聲援她的群眾在網絡上發起#WhereIsPengShuai的話題標記。群眾的團結聲援運動給予了相關國際體育組織巨大壓力，在14號，國際女子網球協會（WTA）發表聲明，清晰地表示不能「讓商業、政治、金錢來決定對錯」，並稱如果彭帥的指控得不到適當的調查，就「會放棄在中國的業務」。WTA突然反常地為原則而犧牲利潤，是因為來自運動員、女權團體和公眾輿論自下而上的巨大壓力。像威廉姆斯（Serena Williams）、大阪直美、德約科維奇（Novak Djokovic）和比莉·簡·金（Billie Jean King）等網球巨星都發表言論聲援彭帥。

一時間，彭帥的性侵事件迅速上升為嚴重的國際外交危機（諷刺的是早前中共外交發言人曾先後兩次以事件並非「外交問題」而拒絕回應記者的提問）。更令北京憂慮的是，現時距離北京冬季奧運會僅剩兩個月的時間，此時爆出如此嚴重的危機，使北京承受著全球的壓力，抵製冬奧的聲勢越來越大，使中共感到擔憂。

為此，中共當局在過去兩星期一而再地間接發放彭帥的消息。首先發放了所謂彭帥的電郵，稱自己現時安全並稱自己早前對張高麗的性侵指控「不實」。由於電郵的內容與行文生硬古怪，反而引發更多人的疑心。隨即又發布了「彭帥的自拍近照」，但其衣著又令人懷疑其拍攝的時間。當這些粗劣的編導無法平息全球抗議聲浪之時，21號，中共再次通過中間人間接地發布彭帥的短片視頻，包括她身處飯局中與「朋友」聊天，片段中的對話亦生硬突兀地故意提及「明天是十一月二十一號」，令人非常懷疑這些片段都是在中共官僚指示導演下拍攝的。這些片段幾乎與2015年香港銅鑼灣書店人員（李波、林榮基）被綁架後於中共安排下在鏡頭前承認自己自願「偷渡」回中國「自首」一樣。因此，這些所謂的「證明」只能更令人擔心彭帥的安全與自由的情況，並引發更多人的關註和聲援。

相比之下，國際奧委會卻作為中共的遮醜布，全力配合中共所擬定的劇本演出。在中共的安排下，奧委會主席巴赫（Thomas Bach）與彭帥在中共官僚的陪同下進行了為時三十分鐘的視像對話，能掌握流利英語的彭帥竟只能通過同場的「朋友」「協助」下發言。奧委會隨後發出「聲明」指她現在在北京的家中平安無事，希望外界尊重她的隱私。這「聲明」的內容根本與中共官方的口徑如出一轍，對於她被性侵一事只字不提。

事實上，就像在2019年香港、2020年新冠肺炎，以及習近平對新冷戰應對不當、因而使拜登獲得了數次公關勝利那樣，這是中共政權又一次將危機搞得更嚴重的例子。彭帥性侵的指控令中共極為尷尬──它們固然不可能當真去調查張高麗、而不讓整個政權和獨裁體製蒙羞，同時又要將彭帥控製起來以防事態進一步惡化。但軟禁彭帥是太明目張膽的粗暴行徑，且群眾她的同情和聲援令全球受#MeToo運動激勵的民眾更為關心她的處境，迫使中共以一份拙劣的「彭帥電郵」內一句「It』s not true」（不實）試圖一筆帶過。

現在，中共陷入了兩難：假如彭帥對張高麗的指控真的像「她的電郵」中所稱是「不實」的，那麽完全可以理直氣壯地將她公開逮捕（相比之下，早前有江西南昌網民僅僅因為一句「蛋炒飯」嘲諷韓戰中陣亡的毛澤東長子毛岸英而被迅速逮捕）；既然她現在的「安全與自由」是得到中共官方所背書的，那是否代表她的指控是有事實基礎的？既然如此為何不展開對張高麗調查？因此，現時中共只敢間接地對外發布彭帥「安全」的消息，而對她性侵的指控諱莫如深。胡錫進在一篇英文推文中（當然，推特在中國是被屏蔽的）將彭帥的性侵指控稱為「人們談論的那事」，甚至不敢提及這個話題。

此事也再一次揭露了國際奧委會令人作嘔的腐敗，所謂的「現代奧運會」幾乎從誕生之日起就是各政權的玩物和化妝品。從1936年為納粹德國塗脂抹粉，到1968年與屠殺抗議貧困問題的學生的墨西哥古斯塔沃（Gustavo Díaz Ordaz）政權合作。所謂的國際奧委會基本上就是一個腐敗官僚、獨裁者、甚至是法西斯分子的化糞池。它在歷史上不但沒有對民主權利有過一分一毫的貢獻，反而一次又一次地與專製政權同流合汙，為虎作倀。而這一次，為了平息對於北京冬季奧運會的反製，維護自己的商業利益，更是在我們臉前公然地跟隨中共的節奏起舞，無視一個女性運動員遭受權貴性侵的指控，用她的人身安全作為北京冬奧的墊腳石。

同時，事件的發展也進一步推動中國國內意識的改變。在中共對於女性遭到性侵的案件一次次不公正的處理後，民眾對中共愈發不信任。而時至今日，「網球」這一話題在中國的網絡上依然遭到審查和屏蔽，更令民眾相信中共在這一事件上隱瞞了醜陋的真相。但要指出的是，彭帥的遭遇並不僅僅是中國的問題，而是多國女性已經開始組織並抗議性別歧視和性虐待之時，一個世界女權意識覺醒的一部分。

中國勞工論壇要求立即停止軟禁彭帥，保障她的人身自由與安全。我們不信任中國獨裁資本主義下的司法體製，主張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對於性侵案進行透明且公正的調查。我們反對西方資產階級政府的虛偽，他們假裝關心彭帥，利用這個問題來推進新冷戰的地緣政治議程，同時又為壓迫婦女、窮人和少數民族的資本主義和父權製度護航。彭帥和中國#MeToo運動的聲援絕大多數來自普通民眾，他們沒有這種背後的議程，而是有著真正捍衛平等權利、民主權利，以及反對性暴力和婦女壓迫的鬥爭意識。

中國煤炭短缺威脅氣候談判成果

煤炭短缺導致中國面臨二十年來最嚴重的停電，這種狀況指向更深層次的經濟和政治問題。中國是迄今為止世界上最大的煤炭生產國，2020年的煤炭產量為38.4億噸，是世界第二大產煤國印度的五倍。但為什麽中國的煤炭會出現短缺呢？雖然多年來中國大量投資於取代煤炭的綠色能源，但中國70%的電力依舊依靠燃煤發電。這不僅帶來了氣候災難，也使得中國的煤礦似乎無法滿足經濟對煤炭的依賴。煤炭仍然受到中共黨國既得利益的青睞。體製內有一股強大的內在力量反對去煤炭化進程。所以，今天的煤炭危機是一場由追逐暴利和官僚主義結合引起的人為危機——這是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經濟模式的雙重特征。

自9月中旬以來，中國31個省份中有18個省份實施了限電，對產業和家庭造成了沈重打擊。在一些省份，工廠每周工作三天甚至更少。特別是在經濟相對蕭條的東北，經常無預警就停電，家庭遭受停電、電梯卡住，甚至信號燈和路燈熄滅。蠟燭在一些城市已經售罄。中央電視臺報導稱，遼寧省有20名工人因工廠通風系統停機而一氧化碳中毒住院。

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危機應對措施。中國所有的煤礦都被告知即使在假期也要滿負荷運轉，許多廢棄的煤礦正在重新開啟。在格拉斯哥COP26峰會前突然轉回煤炭發電使習近平政權顯得頗為尷尬。

政治危機

但對於習近平政權來說，電力危機更是後院起火，它進一步打擊了公眾對中共的信心。停電、失業率上升和房地產市場動蕩，再加上因近期新冠肺炎多點爆發而導致各個城市持續封鎖，現實與習近平政權「共同富裕」的官方宣傳形成了鮮明對比，人們的耐性開始受到考驗。

到10月下旬，由於批發價格上漲了20%，汽油和柴油也開始實行配給，煉油廠和加油站因無法盈利而限製銷售。這是煤炭短缺的重演。這一現象主要是由於政府的定價體系造成的，批發價格根據市場自由變動，而對消費者的零售價格由政府固定。

由於限產以及行業從疫情中恢復所帶來的需求激增，今年煤炭價格上漲了一倍多。這是一個全球現象，但中國受到的影響更為嚴重，因為中國的大部分發電都依賴煤炭。由於煤炭價格上漲和固定電價（電力公司無法將成本上漲轉嫁給消費者）的共同作用，中國發電廠（大部分都是國有的）在利潤蒸發時故意減少了煤炭庫存以「怠工」抗議。

另一個問題是去年生效的澳大利亞煤炭禁令。在中美帝國主義冷戰深化期間，澳大利亞站在美國的立場一方，莫裏森政府要求調查新冠起源的呼籲更是引起了北京的強烈反應。但中國非常依賴澳大利亞的優質煤炭，在煉鋼方面尤其如此。在當前的危機中，盡管官方禁令仍在生效，但一些中國港口還是接收了澳大利亞煤炭。

中共的氣候政策以及施加在氣候政策上的壓力：在中美冷戰催化下，雙方爭相想在COP26會談中展現最好一面，也加劇了煤炭危機。北京在年初為省級政府製定了嚴格的碳減排目標，但許多地方政府直在到8月受到中央批評後才采取行動。

《南華早報》的王向偉評論說：「官僚們常常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時間裏放任排放，直到第四季度才去趕著實現減排目標。」

這是一場馬拉松，而不是短跑

這些因素結合起來產生了一場官僚主義的完美風暴，並重創了經濟。習近平政權被迫放棄了對電力價格的控製，緊急允許發電廠將電價提高基準水平的20%。《路透社》的一篇報導稱之為中國電力行業改革中「最大膽」的一步。這與一些人認為中共正朝著「反資本主義」方向發展的觀點形成了鮮明反差。

迄今為止，北京采取的所有措施都是短期的權宜之計，根本不能解決源於資本主義無政府狀態和僵硬的官僚主義的問題。作為社會主義和民主計劃經濟轉型的一部分，我們需要工人和消費者自下而上行使控製權，完實現電力和能源市場的國營化，這只能通過組建獨立工會來挑戰自上而下的極權統治來實現。

中國的電力危機可能會持續到2022年的頭幾個月。 「這是一場馬拉松，而不是短跑，」中歐商會會長Joerg Wuttke說。盡管采取了最新的緊急措施，但國家發改委在10月26日警告稱，煤炭價格「完全脫離供求基本面」，仍處於「非理性」上漲趨勢。

習近平政權在這場危機中的錯誤是對包括許多資本主義評論家在內的許多人的當頭棒喝；哪怕是在持續的房地產市場危機之後，這些人依舊認為中共政權在經濟管理領域是無懈可擊的。

中國的煤炭問題不是聯合國氣候大會上可以隨便掩蓋起來，也不是談判面對的唯一難題。這說明了為什麽今天的統治者——所有資本主義政府——都在威脅著我們星球的生存。中國在十月底對COP26的「莊嚴承諾」被廣泛視為毫無新意、令人失望。習近平對到2030年實現「碳達峰」的承諾太保守，也太遲。當前的煤炭危機清楚地表明我們需要社會製度變革，而只有工人階級能夠帶來這樣的變革。

倫敦唐人街沖突：對抗種族主義和國家鎮壓的反面教材

海外華裔社群間的政治關系更加緊張

「團結聲援、反對中港鎮壓」

在十一月底，兩批示威者——其中一批牽涉到中國內地的組織，另一批是年輕香港移民——在倫敦唐人街沖突。這事件是一個警告：在中美帝國主義新冷戰和習近平殘酷鎮壓香港的情下，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惡化。倫敦事件顯示，中美地緣政治鬥爭正與族裔和政治沖突結合，並且將其放大起來。

於世界的另一端，同一過程近來以另一個例子發生。所羅門群島首都霍尼亞拉的唐人街被放火和掠奪。在這貧窮的前英國殖民地，因中國國家及其資本家作為一方與美國及臺灣作為另一方之間的權力鬥爭，多年來的族裔沖突變得更復雜。

「向新冷戰說不」

在十一月二十七日，倫敦爵祿街舉行了一場打著「停止針對亞洲人的仇恨」和「對新冷戰說不」的集會，表面上反對種族主義。雖然標語聽起來值得嘉許，但集會政治構成和性質卻是另一個世界。不幸地這場集會牽涉到很多和中國獨裁政府有聯系的傀儡組織，它們和應中國獨裁政府的政治宣傳，支持鎮壓香港和新疆。一些英國非政府組織和「左翼」議題組織也合辦了這場集會。講者包括停戰聯盟（StWC）的Fiona Edwards和核裁軍運動（CND）的Kate Hudson，還有是保守黨的成員。按報導，工黨的John McDonnell之前也安排了演講，但因為受支持香港的組織的遊說（指出主辦方的組織與中共有連結）而取消。

這些親中共組織主導著當天倫敦的示威。集會的中文訊息和英文訊息非常不同。英國組織代表們似乎認為他們的和平主義和「非政治的反種族主義」是集會主調。但中共政權透過其傀儡組織和支持者騎劫了集會，將其變成贊頌中共在香港和新疆的政策，並將任何對它獨裁的批評和「針對亞洲人的仇恨」混為一談。與中共采用的做法相似，以色列政府也是將所有對以色列國家的行動之批評和「反猶主義」等同。同樣地，所有對中國政權的批評也被說成「反華」和「傷害14億中國人民感情」。

一班大多來自本土派（右翼香港民族主義）的香港示威者舉行了反示威。幸運地集會和反集會的規模都很小，大約100人參加親中共的示威，而親香港的反集會人數則少於50人。但其後雙方以種族主義言論侮辱對方展開沖突，造成暴力打鬥和數人受傷，成為在社交媒體和中文媒體的大事。

現正流亡英國的前香港立法會議員羅冠聰，呼籲英國警方調查這個「反種族主義」集會的組織者。親中共陣營則在微博匿名懸賞一萬英鎊，鼓勵網民提供羅冠聰或及另一位流亡的香港社運人士鄭文傑在倫敦的住址。微博的還有帖文討論建立「小隊」攻擊在英國的「港獨人士」。英國警方隨後宣布會調查針對羅冠聰和鄭文傑的威脅。特此強調，羅冠聰和鄭文傑以英美資本為盟的自由派政客，並無提倡港獨，只是中共將所有香港民運人士打成「港獨」。

針對亞洲人的仇恨正加劇

和在其他西方國家相同，英國內反亞洲人的種族主義正在加劇，特別從疫情爆發開始。右翼政客和媒體想用亞洲人和中國人作代罪羔羊來掩飾資本主義災難式應對疫情的無能，因此為種族主義加溫。來自像英國約翰遜等各國政府的反中冷戰措辭，無疑在加強反華和反亞洲人情緒。要反擊這情況，就需要真正的反種族主義抗爭，但這需要完全獨立於政府操控，不但要揭穿西方資本建製的、也要揭穿中共的種族主義和帝國主義。

英國媒體ITV（獨立電視網）十月所做的民調顯示，過去兩年居於英國的東亞和東南亞人受攻擊的次數升近50％。60%英國警員表示，去年針對東亞和東南亞人的種族仇恨案件有所上升。所以中國、香港和東亞及東南亞人正經歷更有威脅的種族主義。

在此背景下，有必要發起真誠的倡議行動，以將跨族裔社群組織起來，對種族主義說不，並將這議題連結至對醫療、教育和其他公共服務擴大資源。但是那些發起或支持爵祿街集會的英國組織，不管是天真得荒謬也好，抑或有意地背書也好，讓自己被中共用作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的反動宣傳平臺，實在需要檢視自己的做法。

中共的伊斯蘭恐懼癥和種族主義

爵祿街集會無其他東亞或東南亞裔社群代表的事實，也顯露出這個示威的不對勁。另一個不對勁的跡象，是組織者無視新疆議題——當地正發生中國政府恐怖迫害穆斯林少數族裔，包括公開的種族主義和伊斯蘭恐懼癥政策——亦說明這示威的真正目的不是「反種族主義」。

參與集會的英國組織者的聲明否認這場活動是「親北京」，而這說法並不誠實。一系列的參加組織包括英國福建華僑華人聯合總會、全英華人社團聯合總會、全英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倫敦華埠商會，全部和中國政府有連結。全英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直接受中國駐倫敦大使館控製，作為非正式「警察網絡」監視十四萬中國內地留學生，防止他們參加「顛覆政治」。

這堆親中共傀儡組織曾經在英國華人社群間以中文媒體發動一個高調的運動來支持香港國安法和嚴厲的政治鎮壓。例如今年，倫敦華埠商會和其他幾個組織在親中共報紙賣廣告，支持香港「只限愛國者」選舉鬧劇。這場選舉將於十二月十九日舉行，只有中共允許的候選人能參加。

民調顯示44％，香港人如果可以的話會選擇離港，而約九萬人今年已抵達英國。中共擔心香港移民的高度集中會變成一個反政權活動的基地，所以將威脅和恐嚇升級，如同對羅冠聰和鄭文傑的騷擾顯示。透過在海外內地人社群間煽動民族主義，北京正將社群關系兩極化，並為發展族群仇恨的「華人部落群主義」創造條件。

香港的獨裁鎮壓自2020年國安法立法以來，導致過去十二個月內三十個工會解散，包括最大的、有二十萬成員的職工盟。所有示威和罷工已被禁止。在倫敦示威後，其中一個主辦團體「監察組」在示威發表聲明表示「我們相信每個社會應有示威權利和廣泛的人權」。即使慷慨地說，我們只能形容這講法天真得荒謬絕倫。

香港移民的反示威也好不了多少。這些示威者的目標可能是揭穿中共的政治宣傳和「反對針對亞洲人的仇恨」標語的偽善，同時隱藏了它打壓維吾爾族人、西藏人，香港人等罪行，但他們可笑的舉動和帶出的訊息卻製造了反效果。

香港示威者的所作所為，並不能贏得那些未被洗腦的中共的支持者（尤其是透過媒體和社媒留意今次事件的大眾），而是落入中共圈套，讓中共黨媒「證明」香港民運示威者是「反中」的。無政府主義式沖突沒有帶出明確政治信息，只會讓當地民眾感到困惑，從而使反威權鬥爭建立基層的國際支持變得更加困難。

不幸的是，這次反示威放大了2019年香港運動的弱點、甚至是放大了運動的一些反動性質。在2019年鬥爭失敗後，在認知到青年抗爭者的犧牲和勇氣之同時，我們需要從運動的的政治和組織弱點和錯誤汲取教訓。別忘了，在2019年7月運動高潮時，運動某份參與者嘗試展示對中國大陸的反政府抗議表示聲援，力圖建立共同的鬥爭，也有一些香港種族主義示威者企圖攻擊內地人時被其他抗爭者阻止。這些做法都應該被學習和強化，但今次倫敦的行動卻朝著相反的方向發展。

或許也有真誠的反種族主義者參與了這次活動，但他們難以否認自己被兩個對罵的種族主義陣營騎劫。一些中國大陸示威者大罵香港人是「曱甴」（蟑螂）——該詞正是中共黨媒和香港警察在2019年鬥爭期間對香港抗爭者使用的字眼。部分香港反示威者則高喊「返大陸」和「支那」——「支那」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軍用來指代中國人的種族主義字匯。

走入死巷的民主鬥爭

對於認真想重建反獨裁民主鬥爭的香港青年來說，2019年最重要的教訓是——這場運動因孤立於香港一地、沒有認真努力地與中國大陸工人和青年——這股唯一足以挑戰中共國家機器的力量——建立團結的群眾鬥爭而失敗。

倫敦反示威鬧劇，以及一些香港示威者對中國大陸人或華人長相抗爭者針鋒相對的辱罵，只會進一步加劇族群分化，強化中共的民族主義和反民主宣傳——將香港群眾抗爭描繪成美國的反中陰謀。

香港的部分資產階級民主派政客，如羅冠聰和鄭文傑，在以西方政府推崇民主這個大錯特錯的前提下，心甘情願地支持親西方的冷戰陣營，而這是重建真正民主運動的進一步障礙。為了令民主運動取得成功，我們必須團結中國、香港和整個亞太地區的勞動人民，反對各國一切形式的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

社會主義者譴責雙方的種族主義言語和政治。雙方的抗議行動都是與種族主義、帝國主義冷戰和中國國家鎮壓作鬥爭的反面教材。倫敦的抗議也警示著國際左翼，在處理反亞裔種族主義和帝國主義沖突等問題時，如果沒有完全獨立於插手運動的資產階級及其政府（包括中國資本家和極端民族主義的中共），就會掉入錯誤立場。

我們需要與在新冷戰中源自各方的種族主義、沙文民族主義進行真正的鬥爭。「團結聲援、反對中港鎮壓」運動和國際社會主義道路也在中國大陸、香港和臺灣組織，我們主張建立這種基於團結各族基層勞動人民的的反種族主義鬥爭，去反對資本主義製度下猖獗的種族主義和民族主義。

習近平的玻璃王座

六中全會難掩中國深陷危機

十一月八日至十一日，中共召開第十九屆六中全會。當中最受矚目的是會議中通過的所謂《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習近平麾下的中共遠非「強大」的政權，而是深陷多重危機，而這正是為何六中全會的公開聲明如此行禮如儀。

歷史決議

這份文件又被稱為「第三個歷史決議」，是繼1945年與1981年後中共所作出的第三份所謂的「歷史決議」。對習近平來說，他一直渴望將自己的形象塑造為強大的「歷史性」統治者，以維持對政權內部和整個社會的絕對控製，所以要持續地試圖將自己打造成「黨內歷史地位」堪比毛澤東的人物。而在決議的全文中，談及習近平自身，歌功頌德的部分，甚至遠多於鄧小平，更遑論胡錦濤及江澤民等人。無論一個人是怎樣看待中共及其歷史，沒有人會認真看待這份歌功頌德、山頭宗派的文件，它不過是，只為一個目的服務：讓習近平維持絕對控製、成功第三次以至往後連任。

縱觀現時在中國國內乃至國際間，資本主義體製步履蹣跚地走向一個個危機。全球新冠疫情、氣候危機、新冷戰以及經濟脫鉤，靠舉債茍延殘喘的經濟，都顯示著全球資本主義和中國資本主義，其實就是恒大企業的擴大版。在面對不斷加深的國內外危機，習近平急需加強自身的國內地位以及權威，加強對於中共黨國的個人獨裁，並通過對自己的吹噓和拍馬屁以將這一切行為合理化。

然而在這份「決議文」中，習近平似乎並未完全達至其政治目的。「決議文」 仍然對毛澤東的如文革、三面紅旗、大躍進等政策保持否定的立場。習近平一直被廣泛認為傾向刪除這些對毛澤東的批評，但不是為了毛澤東，而是為了自己。無法讓習近平稱心如意的決議內容，可以理解為習近平正被牽製和檢視盡管可能只是象征性地。

習近平在明年「連任」其第三任執政地位已成定局。這不是因為他有壓倒性的支持，而是由於統治階級內部的反對勢力對任何替代方案都缺乏信心，並擔心太過公開挑戰習近平也可能引發由下而上的群眾運動。習近平意圖將自己塑造為毛澤東2.0，完全是膚淺的做法。與有些自由派評論員的講法相反，習近平和毛澤東的政策事實上相差很遠。「復興」毛澤東只是要強化習近平政策中民族主義和集權主義的性質（尤其是前者），並且以此威嚇那些推崇鄧小平（反毛）、而想走更多自由市場路線的中共派系。

兩個不同的國家

從根本上來看，習近平與毛澤東所統治的是兩個完全截然不同的國家。毛澤東所統治的是一個斯大林主義體製、而非資本主義的國家。計劃經濟得以實行，雖然被官僚由上而下控製。相比之下，習近平卻是作為一個資產階級的領導人，統治著一個資本主義國家，沒有毛時代的群眾基礎。毛時期的計劃經濟體製即使被官僚控製而窒礙了發展，但仍使毛澤東擁有——建基在革命浪潮和一系列的社會進步措施的——的群眾基礎。毛政權具有相對進步的社會政策，但習政權的則毫無進步性可言。

中國城市人口成倍地增長。習近平過去一直幻想發展中國城市的中產階級，以之作為自己的統治基礎。然而隨著中國經濟放緩，直到現時初現頹勢，城市中產階級的經濟基礎亦趨於衰弱，同時心態上也對未來的前景趨向悲觀。政權回應上述改變的唯一方法，是加強民族主義、鎮壓和「共同富裕」。後者假裝成反資本主義，但至今卻還未產出什麽具體政策。他還加強反動的民粹主義，打壓LGBTQ、香港抗爭者、工運人士，並把他們栽贓為「受境外勢力操控」的。

同時，國內群眾特別是青年工人的意識都日益激進化，這不管是在對於彭帥被性侵的#MeToo運動上、在各行各業的工人如外賣騎手的鬥爭上、還是在控訴各地政府處理雨災災情的無能上都愈來愈活躍。

習近平打擊房地產市場的政策以及加大對資本的控製，在資產階級內加劇沖突張力，產生了一股對前景悲觀及不確定的情緒。這引起了作為資產階級關鍵部分的「紅二代」之不滿。「紅二代」們所不滿的，還包括了習近平僵硬的民族主義外交政策，如此外交路線成了美國帝國主義拿到了籌碼，並極大地惡化了與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關系。2021年的一大諷刺，是出口產業成了中國手上最強的卡牌，而這完全是因為疫情相關的因素（全球有許多出口市場處於封鎖狀態）。

商務部亦預計第四季度出口增速將放緩，更明言「明年的外貿形勢可能很嚴峻」。「紅二代」們渴望回到鄧小平「韜光養晦」，與國際資本和平交易的黃金年代。然而，這在現實中只是幻想，因為就算沒有習近平挑起沖突的民族主義，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也不會改變他們對中國的立場。原因是，正如列寧所解釋，帝國主義的本質導致了尖銳的、甚至是軍事的競爭，為的是控製全球市場和影響力的範圍。比習近平更靈巧的政策，或許可以減緩和軟化這場爭鬥，但不會消除沖突本身。

實際上，中共內部的鬥爭正是在世界資本主義危機下的一個縮影，世界上所有資本主義國家在此刻都面對著兩條路線的選擇：是要通過加強國家對資本的控製以緩和危機？抑或是通過放松管製釋放更多的投機空間以走出危機？社會主義者則解釋為何兩條路都不管用。資本主義註定迎來災難。

習近平並非如主流媒體所臆想的要「重返社會主義」，相反是要通過進一步強化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體製，尤其是強化他的獨裁。相對地，中共獨裁統治集團內支持自由市場的派系傾向於加強市場所占的地位，吸引更多私人資本和外資。

外貿環境惡化

11月16日，正當拜登剛剛結束與習近平的視象會議，次日轉個頭立即宣布將與歐盟及日本重新簽署特朗普時期倡議的三方夥伴關系盟約，共同應對「第三國的非市場貿易行為」，這項莊舞劍的盟約無疑意在對付中國。這不僅顯示了習近平與拜登的會面不僅無助於緩和新冷戰（事實上在會議開場公開致辭部分，習近平不斷稱兩國要在一些國際議題上加強「合作」，相反拜登卻反復強調兩國之間的競爭關系，予人習近平熱臉貼上了拜登冷屁股的印象），反而令國際外交與外貿環境不可挽回地惡化。因此「紅二代」們以及習近平的反對勢力可能在一時三刻沒有能力公開地反對習近平，但在過程中他們會想方設法的幹擾習近平的施政，嘗試拖其後腿。比如在10月底，《華爾街日報》報道，習近平嘗試在30個試點城市推動房地產稅的政策，在內部討論時遭到廣泛的反對，習近平不得不作出讓步將試點城市縮減為10個。即便如此，這一政策到底何時落實似乎仍遙遙無期。可見，即便對黨內高層的意見與方向，習近平亦並非如臂使指般得心應手。

現時，中共黨內傾向自由市場經濟的一派仍保留著一定的影響力，在政策上左右著中共的走向，同時也讓現時中共黨內的鬥爭愈趨公開化。這一現象在近期的電荒危機中的表現得尤其明顯。

在過去，習近平一直希望通過政府對能源領域特別是國營發電部門的控製去解決電荒。但面對本年度國際煤價和航運價格的成本急漲的情況，再加上「運動式」減排的「環保」指標，因此造成了在本年電荒期間出現電廠發電愈多虧損愈嚴重的困境。相對而言，以李克強為代表的親市場一派的官僚更傾向於用所謂市場手段去解決問題。在10月中，發改委表示，燃煤電價可在基準價上浮幅度上限從10%大幅調升至20%。

盡管六中全會借一篇內容空洞的馬屁文章授予了習近平一頂看似耀眼的玻璃王座，但這王座並沒有看上去的那麽牢固。在面對現時內外環境日益緊張惡化的形勢下，中共高層內的路線與利益分歧並沒有因此而消失，反而更進一步地擴大。固然，不管是中共黨內的哪一派，他們的出發點歸根究底仍不過是如何維持中國的專製資本主義，並為自己撈取更大的經濟利益而已。工人階級、青年學生、被壓迫的婦女等需要開始共同組織起來，在中國和國際進行真正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改造，徹底埋葬危及整個人類發展的資本主義製度。

中國新冠「清零」政策成效令公眾懷疑

中國長期堅持「清零」政策來應對新冠肺炎，與全球大部分國家形成鮮明對比。根據中共官方數據，中國累計確診數字約10萬，死亡4636人，確診和死亡率放在全球都算很低的，且自從去年3月初，確診增幅都很小；但從各地反復陷入極嚴格封鎖、無盡大規模核酸檢測（哪怕只有1例新增確診）來看，中國的防疫實情遠不如官方數據顯示得那麽好。

嚴厲而粗暴的政策

在最近一年半多的時間，各地疫情多次死灰復燃。即使「嚴防死守」，今年10月開始仍然出現一波本土疫情，而當局為了證明國內「清零」政策無比正確，設法把責任甩鍋給境外移入。而現實執行的限製措施也很粗暴、與公開的數字不成比例。江西鉛山縣在今年10月30日發現1例本地確診後，在當晚把當地所有紅綠燈調整為紅燈，試圖禁止市民出行。但在廣大民眾吐槽之後，當地次日便撤回這一奇葩措施。江蘇南通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則在當地出現疫情後，要求學生經批準才得離校，否則開除，事件在微博流傳後，高贊評論也都是對於政策的批評，例如大學生自比「監獄裏的狗」。

其他一系列極端措施也引發了不少的民意反彈。11月12日，江西上饒一名市民傅女士在新浪微博爆出，當地防疫人員將她留在家中的寵物狗活活打死（即使防疫人員曾承諾不會「處理」它）。此事引發社會憤慨，話題獲得超過1.9億次瀏覽，逾11萬人參與討論。

中共官媒頻繁借由官方疫情數據與其他國家比較、以及全國上百名地方官員因防疫不力被問責等等，自誇「製度優勢」、自標榜「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趁機批判西方「民主」製度，在中美沖突的背景下鞏固自己的「勝利敘事」，試圖延續中國民眾對當局的信心。但去年疫情開始的時候，中國也是浪費了三周時間才采取行動，疫情得到初步控製之後，亦急忙恢復生產、又因為工作場所防疫措施不足而造成新一波感染（例如今年福建莆田的疫情）。限製措施反復恢復讓民眾不斷陷入疲勞；中國許多勞動者因封城被迫停工、失去收入，而政府也不提供任何經濟援助。隨著嚴厲封城的持續，「清零」的有效性遭遇越來越多質疑。除了張文宏提出「與病毒共存」外，連一貫強硬堅持清零的鐘南山也開始說會留意與病毒共存國家的防疫經驗了。

中共內部也出現了更多的分歧：位於中緬邊境的雲南瑞麗長期封城，其前副市長戴榮裏在10月底發文控訴瑞麗慘狀，包括全市經濟近乎停擺，市民積蓄已難以維生，不少人精神狀態都出了問題等等。瑞麗現任市長尚臘邊則極力否認瑞麗需要援助，而戴對此反擊、痛批尚「胡扯」。近期本土疫情再升溫，多地政府再次推行「就地過年」，但《環球時報》主編胡錫進卻「唱反調」說不應輕易要求民眾就地過年，引起很多長期不能與家人團聚的網民共鳴。

危及冬奧

2022北京冬奧已進入倒數百日階段，對於中共是個大挑戰：中共擔心一旦邊境放開，境外輸入一增多後（現在還有奧密克戎變種病毒），國內疫情急劇爆開。中國疾控中心研究指出，在「與病毒共存」模式下，中國每日新增病例數恐將超過63萬——變相說明中國防疫很大程度上僅是表面上厲害，而實際上，從性質上看，中國防疫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一樣漏洞百出，而且中國疫苗的實際效用也不明確（第三期試驗數據都未公開）。目前，中國80%以上的人口已全面接種新冠病毒疫苗。但試驗結果顯示表明，中國國產疫苗不如mRNA技術的西方疫苗有效。但當世界上許多較貧窮的地區仍然無法獲得疫苗時，即使在疫苗接種率高的西方國家，疫苗的效果也很有限。「在每個人都安全之前，沒有人是安全的」是顯而易見的真理，但這是與資本主義階級製度相沖突的原則。

當下製度下，群眾必然要花很長時間、付出很多代價才能等到疫情災難終結。唯有工人群眾組織起來，通過民選委員會民主控製醫療部門和其他攸關民生的經濟部門，才能真正讓大眾自己來製定、實施對自身負責的可持續、切實防疫措施，在抗擊疫情之時盡力保障正常生活。但在中共獨裁體製下，群眾自我組織意味著要挑戰極權專製，還有其國家機器保護著的資本主義製度。

「Worker Lives Matter！」中國打工人最新一波反過勞行動

青年勞動者對於過勞猝死問題的憤慨，已轉化為新一波網絡抗議。今年10月中旬起，一份開放填寫的「公司作息表」在中國網絡流傳。這份表格包含了許多互聯網公司在不同地區、不同崗位上的作息時間，細化到上下班時間、午晚飯時間、一周工作天數、新人是否寫日報/周報等等。其名稱「Worker Lives Matter！打工人也需要生活！」明顯從國際黑人維權運動「Black Lives Matter（黑人的命也是命）」獲取靈感，亦結合當下中國勞動者表達對自身高強度、低工資現狀無奈的「打工人」一詞，在中國極權高壓、不能直接組織反抗的環境下，表達對於超長工時現狀的不滿。

或許是想避免被打壓，創建者公開申明「維護國家安全與利益」、要求大家填寫時不得「違反國家相關法律法規」，但是該試算表仍然在兩周內被封禁。封禁前夕，該表格已經獲得逾10萬瀏覽，並且有約7000名網民自發填寫所在公司崗位的資料。其中大企業如美團、字節跳動、騰訊、華為、阿裏巴巴、京東等都被公布每天實際工時為11-12小時。近來這幫大企業都在群眾輿論壓力下宣傳自己推行新工時製，例如字節跳動的10-7-5，都不過是宣傳伎倆。

該表格的創建者都是介於20至25歲的年輕人，都在「996」（每天早上9點到晚上9點、每周工作6天）重災區的互聯網大公司實習過，明確表示希望能夠為抵製「996」、普及「955」（每周工作40小時）做出貢獻。很多網民認為該表格「一定程度上體現打工人的意誌、倒逼資本家的讓步」，顯示中國工人階級整體的激進化。

「程序員的命也是命」

這並非中國第一次有關勞工維權的網絡抗議。在2019年，「996」工作製引起群眾憤怒的時候，就已經有程序員發起了「996.ICU」行動，高呼「程序員的命也是命」，不想因過勞而住進重癥監護室（ICU）。受此啟發，很多網絡互助行動湧現，內容牽涉普及勞動仲裁、索要補償金等知識，以及幫助勞動者取證等等。這些行動的發起人或許本來只是想分享信息，但由於中國越來越多人想要一個發聲表達不滿的渠道、政府又持續打壓實體勞工運動，這些網絡行動都演變為對於高工時、低薪、幾乎沒有福利保障的工作條件的大規模抗議。

中國生活成本不斷攀升、競爭愈發激烈，令不少年輕上班族被迫加班或者忍受公司的超長工時。各種加班模式應運而生，「996」是其中最出名的工作製度，此外還有更誇張的「007」（一周七天無休24小時待命）。馬雲、劉強東等中國知名企業家對於「996」模式大力推崇；而在國家宣傳配合資本家的洗腦下，社會鼓吹片面的「個人奮鬥」思想，學校也對作為下一代勞動者的學生洗腦——只要努力就能獲得相應回報。即使違反《勞動法》，各種加班模式在中國仍舊大行其道，「996」則從科技業工作者開始，蔓延其他各個產業。

然而，長期超時工作也造成很多人還很年輕就突發重病甚至猝死，而資方卻冷眼對待，例如拼多多22歲員工在去年底過勞猝死後，公司官方帳號僅以「哪一個不是用命換錢」來回應。

中國《勞動法》規定，勞動者工作時間每天不超過8小時、平均每周不超過44小時。但法律在現實猶如廢紙：今年10月中國勞動者平均每周工作時間為48.6小時，假設一周5個工作日，則每日平均工作9.72小時，距離「955」還很遠。顯見，過勞者絕非少數。官方雖然在8月底重申「996」工作製非法，但是主要還是在警告科技巨頭、無任何實際行動。內卷嚴重的現況下，中國勞動者普遍害怕被公司炒魷魚而不敢要加班費，中國現存所謂工會也都是中共的傀儡，因此過勞、薪資停滯問題也不會實質得到解決。

更關鍵的是，中共政權的政策完全是利於資本家、巨富而非普通工人的，而且害怕群眾反抗威脅甚至推翻自身統治，因此也必然出重手封殺網絡抗議，包括這次「Worker Lives Matter！」。但是，反抗的火種不會這樣被澆滅，工人的憤怒無可避免會在未來群眾鬥爭爆發——而當局害怕這一局面。在新的獨立工運中、全國範圍內建立獨立工會，開展戰鬥性、有協調的反對資本主義剝削的鬥爭，將成為一個勢不可擋的想法。

中國電力危機——體製崩裂的警號

今年九月開始，中國出現了大規模限電、停電的狀況，使得民生受到巨大影響，還有很多工廠被迫減產或者停工。其中東北地區受到的影響最大。根據當地居民在網絡上發布的消息，東北地區政府未通知居民就進行限電、停電。這樣的後果包括電梯、紅綠燈等設施無法運轉，居民面臨入冬卻無法使用暖氣，手機、網絡等通訊受到影響，甚至連醫療用電都無法保障，重癥患者只能依靠發電機維持生命。

限電的影響

在遼寧，一家企業因為限電，排風系統停止運作，導致煤氣泄漏，23人中毒。在其他省份，情況相較東北地區雖然稍好，但生活用電和工業用電也受到了或多或少的限製。例如在江蘇、浙江等地，政府要求工廠停工限產。野村的研究人員在一份報告中表示，本季度中國經濟增長預測將減少0.4%，年度增長預測減少0.5%。還有分析稱中國限電可能擾亂全球供應鏈，導致其他國家的物價上漲。

中國停電限電的直接原因是煤炭供應的短缺，但背後是中共的政策失敗，以至無法更快地由燃煤發電轉為再生能源，而問題因資本主義能源部門的逐利而惡化。目前，中國電力生產的主要能源仍然是煤炭，並且煤炭所生產的電力超過了其他能源的總和。根據官媒的說法，一方面，隨著各城市在疫癥中解封以來，對電力的需求增加；另一方面，煤炭緊缺導致煤價飆升。近幾年，中國政府對尤其是發電行業的碳排放加強了監管，各地各單位都有相應的碳排放配額。

綠色和平的專家李碩表示，中國一些省份在上半年就用完了大部分的能源消費配額。由於缺乏宏觀全面的用電計劃，到了下半年，碳排放多地超標，地方政府矯枉過正，就選擇了「一刀切」的限電停電。另一方面，煤炭的價格升高使煤電廠無法產生利潤，花旗銀行的分析師說，由於煤炭成本高，中國超過70%的煤電廠處於虧損狀態。而煤炭價格增高的原因有幾個，包括內蒙古、山西等地的反貪工作，還有生產安全和環保的檢查。由於各個受疫癥打擊的經濟體之需求復蘇，全球煤價自2020年9月以來翻了四倍。資本主義無法對經濟作出計劃，當市場疲弱時，礦場和油田的產量減少，導致經濟復蘇時出現短缺和價格上升。因此中國煤炭產量下降，不得不消耗庫存，直到缺電的問題暴露出來。

加強環保、淘汰煤炭開采是生死攸關的問題，避免地球受破壞，但現時清潔能源的研究和生產遠遠追不上綠能轉型所需要的速度和幅度。另一缺煤的原因是澳大利亞的煤炭被禁止在中國港口卸貨。中美冷戰下雙方都使用貿易保護主義和經濟製裁，受打擊最大者不免是工人階級，而富人則避免承受這些惡果。

這次大規模限電也揭露了了中共內部的分歧。有分析稱，在限電問題上，各省的表態和處理辦法都不一樣，在東北地區竟然出現了不加通知的「暴力限電」。

利益角力

這可標誌著地方和中央的矛盾，通過能源危機或電力危機表現出來。反對派不滿習近平過度集權，希望通過這樣來削弱習近平的政治威信。缺電問題上，就如房產稅、住房政策、「零容忍」抗疫政策、對科技業和金融業的鎮壓那樣，變成了中共各派系試圖保衛自己利益的戰場。十月，中國國務院常務會上宣布放寬對煤價的國家管製，讓市場去決定價格。可見，在資本主義經濟下，習近平企圖加強國家對部分行業的控製之做法往往會受到局限。這就是資本主義的本質，哪怕它是專製資本主義。

只有社會主義的替代方案才可以解決能源業的問題：1.優先使用可再生能源，快速將燃煤發電有計劃地逐漸轉化為可再生能源，例如風力發電、水電、和太陽能發電；2.將電力行業和電力行業公有化，使其以工人階級的需求來發展，而不是掌握在能源業資本家和中共各派系手中，為少數人謀福利；3.為無產階級民主的社會主義製度而戰，而不是官僚集團的獨裁；4.以民主的，符合工人階級利益的，社會主義生產計劃來規劃電力的生產和使用，采取緊急的行動來拯救地球。

深圳旱災：氣候災難又一警號

氣候危機的影響正進一步在中國浮現，今年出現了北澇南旱的災情，華南入冬後正遭受旱情困擾。深圳市水務局表示，今年的旱情遠比1963年的旱災嚴重。即使已經動用了水庫的應急儲備水，每日仍有50萬噸的缺口無法補足。按照深圳市去年人均每日用水量423.3升計算，這相當於整整118萬人無水可用。當地政府作出一系列節約用水的呼籲，奈何杯水車薪，也無助於解決本質的問題。

氣候災難在中國

氣候危機令全球極端天氣事件發生更頻繁，讓中共的統治面臨新的、無情的挑戰。自然現象是沒法用警察手法壓下去或消失的！正如今年夏季河南300人喪生後，公眾的強烈反彈所顯現，與其他資本主義政府一樣，中共政權的作為太少太遲，將嚴重削弱其統治合法性。

本年夏秋兩季，河南與山西均暴雨成災，造成廣泛的破壞。然而相對地，華南尤其是廣東卻出現了嚴重且漫長的旱情。廣東自今年1月1日起平均降水量較近十年同期減少26.4%。自入秋之後情況更為惡化，珠江流域出現大範圍幹旱，深圳主要水源東江水流量較正常偏少50%-60%，市內三大水庫的蓄水量也較往年減少了55%。而同時由於河流水量偏少，導致海水上溯倒灌形成鹹潮，進一步限製了河流的取水範圍和取水量。廣州部分地區的自來水已經出現略帶鹹味的現象，市東部地區水壓不穩甚至停水，部分民眾稱家中已停水數日。

此次廣東大旱與河南山西暴雨同屬與氣候危機相關的現象。這兩年太平洋出現了拉尼娜氣候周期。拉尼娜（降溫）和厄爾尼諾（升溫）現象都是自然產生的太平洋天氣變化，但也正受到氣候危機影響。一般而言在厄爾尼諾氣候的第二年，都會出現拉尼娜氣候，有時更持續兩三年。同時，北極冰川融化（化石燃料燃燒推動的氣候變化的結果之一），部分融化後的淡水流入太平洋打亂了洋流與水溫系統，都會影響拉尼娜、厄爾尼諾的嚴重程度。這對於中國來說不僅會造成全國層面的旱澇並發更為頻繁，也令入冬後更容易出現猛烈的暴風雪。早前，中國國家中央氣象局就已經預測，今年冬季可能會非常寒冷，更有機會出現大範圍暴雪天氣。

中國已經成為了全球氣候危機的關鍵起因。中國碳排放占全球總量的31%，對全世界而言，假如中國按其計劃在2030年才開始減排，將不可能達成控製全球平均氣溫上升1.5度的目標。而按照中國的自主減排承諾，將連控製止升2度都不可能。這對於全世界而言是一個滅絕性的災難。

中共資本主義政權官僚與石化燃料尤其是煤礦產業的利益盤根錯節，在2020年煤碳的發電總量仍在增長，而今年的缺電問題又令很多過去因質量差、高汙染、低效率而被關閉的小型舊式煤礦在過去幾個月重新開采。同時，中國眾多巨型國企由於低下的能源使用效率而帶來駭人的碳排放。2019年，中國建材一家企業的碳排放量就超過了法國全國！而中石油的碳排放量則超過了加拿大全國！

各懷鬼胎

在中美新冷戰的背景下，各統治精英都有著自己身為列強的小算盤。在這種情況下，氣候問題放在它們手裏只會變成互相攻訐、推卸責任、削弱對方的武器，把民眾自救的意願當槍使用。因此我們不能相信美、中、歐盟任意一方資本主義政府的所謂環保減排政策。在格拉斯哥進行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COP26）完全失敗。全球碳排放需要從現在起削減45%，才能讓氣溫升溫控製在1.5度以內，而COP26協議達成的協議會讓碳排放繼續上升13.7%。

而今年，隨著河南與山西的雨災，令國內愈來愈多民眾開始意識到氣候危機正實實在在的影響自己的生活。這次廣東旱災也令人意識到氣候災難迫在眉睫。中國政府與世界所有資本主義政權一樣都不可能根本性的解決危機，而中共運動式的短期減排指令往往只會顧此失彼。面對全球性的氣候危機，工人民眾和青年都必需組織起來推翻資本主義，在民主的社會主義基礎上執行一個基於科學的向綠色經濟轉型政策。

習近平的全國性房地產稅計劃胎死腹中？

習近平開征全國性房地產稅的計劃遭遇重大挫敗。據華爾街日報10月20日報道指，政權高層（包括地方政府）的態度是「壓倒性負面」。對此，習近平不得不作出妥協，將原定試行房地產稅的30個城市大幅削減至10個。但對於這10個城市的房地產稅試行的具體細節，如稅率，以及免稅範圍該如何劃定，官僚仍然爭論不休討價還價。以致於相關的全國性征稅法律可能要拖延至2025年才能敲定落實。

房地產風險

習近平推動房地產稅的動機，是希望避免房地產崩潰和債務危機，並展示政權堅定打擊房產投機失控的形象。然而，恒大危機表明，中國的房地產市場雖然看似龐大，但內部結構卻極不穩固。房地產開發商有著極高的結構性金融風險，抵禦風險的能力弱不禁風。恒大只不過是危機的冰山一角，據各項市場評估，至少有十幾家大型房地產開發商面臨類似的情況而搖搖欲墜。12月6日，恒大和另一家房地產商佳兆業的海外債務首次正式違約。

同時，中國經濟的持續下行，過去作為購房主力城市新興行業的中產階級紛紛面對大規模裁員潮，加上對房地產開發商前景的不樂觀與不信任，已令銷售成交宗數以及本地平均房價雙雙出現下跌。12月6日一份調查40多個城市的報告指出，11月的新房成交面積屬10年來表現最差，成交量較前一個月下降4.3%，與2020年同期相比更是暴跌39.4%。二三線城市的平均公寓價格從10月起開始下跌0.1%，廣州與深圳的房價也在9月也停止上漲，並開始出現頹勢。由於房地產及其相關產業占全國總產值的近三分之一，這對於明年中國的GDP數字將會是一個重要的負面因素。中國社會科學院最近警告說，房地產低迷或將持續，並拖累明年的GDP增長，並特別沖擊到地方政府支出。中國社科院預計2022年經濟增長約5.3%，低於政府此前設定的「6%以上」的目標。

即便如此，房價對大多數民眾而言依然是難以承受的。中部省份的省會城市，市中心平均房價相當於當地一般民眾30年以上的平均總收入，而在北上廣深更以數以百年計。

事實上，中國的房地產稅政策已討論了超過二十年，2003年十六屆三中全會就明確提出要征收「物業稅」（即日後的房地產稅）。2011年1月開始在重慶和上海實施房地產稅試點，而這兩個「試驗」工作至今已進行到第十年。習近平嘗試擴展試點遭遇重重阻力，中共內部憂慮的地方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首先房地產市場泡沫固然嚴重，但貿然刺破恐將觸發一系列房企倒閉，並將倒閉潮蔓延到銀行業。超過90%的中國城市家庭擁有自己的房屋，高達80%的中國家庭財富都與房地產有關，房價下降將會直接使房主消費意欲下降。這不僅危及中共管治下所要求的「社會穩定」環境，也打擊了國內消費。要知道，習近平在中美沖突背景下為發展經濟，提出了以國內消費為支柱的「雙循環」。其次，由於涉及大筆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以及官僚的個人腐敗），地方政府亦很受房地產市況影響。中央政府多年強調所謂的「軟著陸」基本是一紙空文。九月份，由於中共要求房企減輕負債，各房企紛紛急於套現回流資金而降價拋售商品房促成房價下跌，部分三四線城市已經開始發布「限跌令」，聲稱要「打擊惡意降價」。可見，習近平所謂「房住不炒」的口號與地方政府存在著金融利益矛盾。

真正的解決方案

習近平正瘋狂地通過「防範金融風險」行動，力圖避免中國陷入債務災難。但從地方政府的角度，習近平「三道紅線」等一系列政策本身就是在觸發房企的債務風險。根據wind數據，今年房企到期債務規模達到1.2萬億，月均超過1000億。可見債務規模已經非常龐大，稍有任何風吹草動都可能令成為壓垮大批房企的最後一根稻草。因此，不僅地方政府，即便是中共高層當中亦有大批官僚擔心市場動蕩會危及獨裁統治對於權力的把持。

中國的住房危機只能通過公有化和工人階級的民主計劃來解決。私人房地產開發商應與現有國有企業一起收歸公有，置於工人民主控製的管理之下。只有通過勞動人民為社會主義的出路而鬥爭，才能終結今天無計劃的資本主義混亂和投機。

湖北麻城：工人絕望情緒爆發 搗毀工廠

10月20日，湖北麻城一位石材廠的工友，由於老板欠薪1500元，開叉車撞斷廠內大部石材，搗毀了工廠，隨後被捕入獄。

此事在網絡上得到了曝光，這位工友得到了廣泛同情。新浪微博上的幾則評論這樣說：「這樣的老板沒有良心，工人們做得好。工人們也是迫不得已，沒有辦法了才做這個。」，「應該揍老板的，有點心疼石材！」，也有網友將此事的根源直指統治階級：「資本主義社會就這樣，工人賤如狗」。

可見，隨著積累的民怨得不到伸張反被打壓，群眾愈發體會且認識到，司法系統受政權控製，服務資產階級的利益，根本無法緩解工人階級的苦難。所謂「法律」與公義無關，而只是鎮壓工人的工具。當中共政權把反抗者扣上「暴力活動」、「尋釁滋事」的帽子時，愈來愈多的群眾也對此嗤之以鼻。這反映了群眾的憤怒日增，以及中共正不斷失去民心。

反抗

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近年來國內工農出於義憤類似反抗不斷增多，譬如最近的歐金中案：這位被村霸和警察聯手欺淩的農民，不堪受辱，在刺死村霸後逃亡。事情一發，歐成為許多人眼中反抗壓迫的英雄，認為被殺者罪有應得，亦有許多人表示主動表示要為其提供避難處、助其逃亡。這種情況，同樣也出現在幾年前山東的「辱母殺人案」中。

面對種種激烈的反抗，中共政權往往加強鎮壓，特別針對其中的「組織分子」。在歐金中案中，除了對歐進行重金懸賞追捕，歐亦被描述為「拒捕且畏罪自殺」，中共官媒也虛偽地高談闊論「法治」和「反對暴力」。這些論調，被網民們對歐金中持續的紀念活動所淹沒，這種「何不肉糜」的回應亦引發了群眾的強烈反感。

面對愈來愈多走投無路的反抗，中共政權越來越多的露骨打壓，譬如攔截上訪、將工人維權抹黑為「惡意討薪」加以鎮壓等等。群眾不僅表達著對反抗者的深切同情，形成一種從直覺出發、但未完全清晰的階級立場，將問題的關鍵指向政權與資產階級的殘暴統治，這種激進化趨勢還在中國不斷地蓬勃發展著。

同時，在群眾意識不斷發展的今天，馬克思主義者也呼籲應當有獨立的工人階級組織。我們看到，工人階級的激進化歷程，正如一股強大的蒸汽正在積蓄著壓力，必須有一個管道（工人階級的鬥爭綱領和群眾組織）來引導這股力量來推進運動，要不然，這股蒸汽就會爆開四散。

麻城工人和其他案例的受害者采取了盲目和孤立的破壞行動，部分案例中包括自殺行為。雖然我們明白他們出於絕望情緒，但這做法並非鬥爭的出路，也不值得其他人效法。

無數次慘痛而英勇的流血告訴我們，如果用一個一個的個人或分散的小團體的行動來反抗工廠主、權貴、強大的國家機器，得到的結果往往是勇敢的反抗者被消滅了，而殘暴國家機器卻愈發警惕愈發強大了，無助改變壓迫的製度。這種行動甚至會在鬥爭中製造混亂意識，令工人誤以為靠個人的英雄行為就能取代有組織的鬥爭和行動，降低了群眾政治覺悟和組織意識，甚至在更兩極化的局面下有會發展成恐怖主義的危險。

運動的真正出路

我們認為，工人階級運動的真正出路，在於形成工人階級獨立的綱領與組織。雖然，在目前中共的鎮壓下工人階級難以組建穩固的工會，但我們也看到工人以及在外賣員、網約車平臺的罷工中利用網絡進行了初始的組織。工人階級對組建工會的意識已經大大提高，已使中共響起了警鐘。

堅持工人鬥爭的出路是組建戰鬥性工會、通過民主討論集體決策並團結行動、舉行罷工對抗資本家，以罷工癱瘓工廠運作、占領生產據點控製營運、甚至組織起來奪回本來屬於工人的工廠和企業。這過程使工人發揮其真正掌握經濟的社會力量展示自己才是社會的主人。再進一步，工人階級要建立一個社會主義政黨來賦予自己一個推翻資本主義製度的政綱，使整個階級不但可以自己運作生產，更可以運作整個社會。

雙十一熱潮冷卻——當代年輕人真的「躺平」了嗎？

眾所周知，每年的「雙十一」網購節，都會在中國掀起一陣規模巨大的消費浪潮。但是今年的「雙十一」卻突然降溫，截至11月12日零點，天貓雙十一總交易額為5,403億人民幣；京東累計下單金額超3,491億元。較去年同比，阿裏巴巴雙十一交易額增速下滑。雙十一全網交易額為9651.2億元，同比增長12.22%，未突破萬億大關，雖然總交易額有所提高，但是相比以往增幅已達到歷史最低。而究其原因，則是生活環境的種種問題抑製了年輕人的消費願望，迫使他們躺平。

沒錢消費

自新冠疫情爆發以來，因為采取了嚴格的封鎖與控措施，大量店鋪倒閉工廠關門，中國的經濟也深受沖擊下滑，失業率明顯高於往年，工薪階層的工資不升反降，群眾生活水平愈發困難，收入僅僅能滿足基本需要，在「沒錢消費」的大前提下，也就不難想象能有多少人願意在「雙十一」大量購物了。同樣的，在各大平臺鼓勵貸款和疫情帶來的收入下滑的共同影響下，很多年輕人甚至中年人出現了信用卡違約與欠債問題，卡債從2019年的7.59萬億元增至2020年的17.6萬億元。這對於人們在雙十一中的消費水平更是「雪上加霜」。

我們還應該註意到，雙十一消費不景氣的背後，也能夠看到中共的身影。出於維護政權統治、試圖抑製資本主義的不穩定影響的目的，中共加大了對電商平臺與私人企業的監管。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也采取措施限製大型科技企業的力量、強製它們繳稅，但習近平的措施比其他國家的更嚴厲。就比如說，從去年開始，中共當局以「國安」及「反壟斷」為由，對中國互聯網企業實施強力管控，大陸不少科技企業被當局約談或罰款。

阿裏巴巴集團被當局重罰182億元之後，騰訊、美團、小米、字節跳動等公司多次接到罰單。金融監管機構已責令阿裏巴巴的互聯網金融姐妹公司螞蟻金服重組其業務，並接受更嚴格的監管。對阿裏巴巴的罰單是中國反壟斷機構有史以來開出的最大罰單。

事實上，雙十一活動以及相關的不良風氣（虛構原價、兩大平臺二選一、刷單炒作信用、虛假評價等亂象），本身也是資本主義追逐增加消費、最大化利潤而帶起來的，中共的打壓管控治標不治本，只是維護統治的權宜之計。只要利潤製度繼續存在，而中共也需要提高國內消費水平（雖然沒能力辦到），消費主義宣傳還是會繼續橫流。

躺平？

資本主義陷入了僵局，它壓抑我們的欲望，扭曲我們的意誌，只能為我們提供野蠻的糟粕。雙十一熱潮冷卻的背後，不是年輕人的所謂躺平，而是剝削社會裏無法實現「人盡其能，物盡其用」的真相。只有實現生產資料公有製、生產者和消費者民主計劃的經濟，根據需求生產、控製企業運營模式，並且大幅提高工資，確保大家都能根據需要來生產、消費，這樣才能真的實現普遍的理性消費。


二零二二年

中國經濟會否步向日本的泡沫爆破？

自2008年危機以來，中國勞工論壇（ISA中國）指出中國在2008年危機的四萬億救市方案，讓中國經濟、某程度上乃至全球經濟都避免了美國華爾街式的全面爆破，但這不過將危機的炸彈延後爆破。中國自此陷入債務嚴重、充斥高風險投機、大量無利可圖的僵屍企業。中國很可能會陷入日本式的經濟危機——債務嚴重、通貨緊縮壓力巨大、消費水平低下，使經濟長期處於低迷而難以反彈。

中共比日本當年更長期、更嚴重依賴房地產行業作為經濟驅動力，製造了全球最嚴重的房市泡沫。恒大危機發起了警號，使越來越多評論員提出一個問題：中國經濟會否步向日本的泡沫爆破。《社會主義者》雜誌在此回顧日本房產泡沫爆破的歷史，協助我們在經濟、政治和帝國主義衡突方面分析中國危機的願景。

自二戰結束後，美國為了使日本成為其亞洲區抵禦蘇聯和中共的盟友，扶助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加上斯大林主義的中蘇陣營就在鄰國，美國在政治上要通過經濟力量壓製日本的工人鬥爭。美國從1945年－1969年間向日貸款和贈款總數超過40多億美元。日本經濟大力發展，在1968年躍居世界第二經濟大國。同時，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帝國主義國家開始陷入經濟危機。這狀況使美帝國主義感到老大哥的地位受威脅，並開始要改變對日本的政策，壓製日本的經濟發展。

美國70年代經濟危機

美國陷入了通貨膨脹，整個70年代美國通漲率，是此前20年平均的三倍，但通脹並無帶來經濟增長，企業無利可圖而殆於擴大投資使失業率持續高企。這就是所謂「滯脹」。

通脹原因之一是1973及1979年的兩次石油危機。即使後來解除了石油禁運，全球油價至1980年代中期才回落至危機前水平。通脹使國內消費水平降低，而由於美元價格高企以至進口商品價格便宜，至1970年代的中後期，美國對日本以及西歐國家的貿易逆差不斷加大，在1983-84年間差額達到GDP的3%。

美國統治階級開始發起貿易戰，並以裏根1981年上臺後成為轉折點。到了1987年，華府對價值3億美元的日本進口貨品加入了100%關稅，幾乎等同封鎖了日貨進口美國。美國亦迫使日本開放市場讓美國投資，包括電視機和汽車等關鍵市場，並打擊在美的日資企業（如東芝），就如今天對抗華為那樣。

日本雖然成為經濟強國，但在政治和軍事上極為依賴美國，尤其面對中國和蘇聯這兩個官僚計劃經濟的國家更需要美國保護。雖然當時中蘇交惡，但資本主義的日本與計劃經濟的中國與蘇聯是社會製度上根基性的敵對。加上當時東南亞經濟步入極迅速經濟增長的階段，即使減少對美國的出口，還有其他新殖民的國家可以剝弱和掠奪，因而接受對美國的讓步期望買來和平。

然而，日本的讓步並沒有緩和美國的貿易逆差問題。美國貿易赤字占GDP從1980年的1.3%增長到1989年的3.7%。可見即使當年美日兩大國願意作出協定，也不能解決資本主義民族國家之間的經濟失衡問題，後來決定性的廣場協議更引起大災難。今天中美之間強硬的態度以至全球國與國合作的撕裂，各國在經濟政策上互相協調去走出經濟困局，更是不切實際的幻想了。

到了1985年9月，在美國的壓力下，美國、西德、法國、英國和日本簽署了廣場協定，同意將美元對日元和德國馬克貶值。作為出口導向經濟的日本，以為可以緩和與美國的貿易戰、日元升值可以推進日元國際化、吸納外資到日本投資、幫助日資在世界市場上擴充。與其像資產階級評論員那樣說日本「高估了自己的實力」，倒不如這是帝國主義沖突不可避免造成的災難。

日元升值陷入了失控境地，在兩年間日元對美元升值超過50%，日本出口總額下滑了20%。日本政府以量化寬松政策企圖刺激經濟，一度推出過6萬億日元的財政刺激計劃，使大量信貸湧向房產和股市。地價暴漲，1989年底，日本土地資產總額約為美國的4倍，僅東京都的地價就相當於美國全國的土地價格，而美國的面積則是東京的1.5萬倍。從1980年到1990年這十年時間裏面，日本的房價翻了5、6倍。

泡沫爆破

當時無疑日本的中產階級以至勞動者都陷入瘋狂炒賣。但與大部分資產階級歷史學者所描述的不同，當時並非真正「全民致富」。資產泡沫帶來了貧富懸殊嚴重化的現象。一方面越來越多中產階級以至工人上層都為了避免資產貶值而紛紛買房。基層年輕人買不起房，於是日本政府甚至推出了50年甚至100年的貸款。最為陷入瘋狂投機的是各大企業，例如豐田汽車、富士重工、日立電機等公司也將資金投入股市及房產。豐田甚至炒賣收入曾超過主要的營業的汽車製造業收入。日本企業的市值總額，在最高點時甚至膨脹為美國企業的1.5倍，占整個世界的45%。

1989年開始，日本政府害怕通貨膨漲以至國內消費水平低下，更重要的是經濟泡沫過大失控，因而在一年之內三次加息以收緊信貸，期望作出調控。1987年日本政府提高房地產稅收，限製土地和房產的頻繁交易。1992年，日本政府又出臺「地價稅」政策，規定凡持有土地者每年必須交納一定比例的稅收。

大災難來臨了，房產泡沫迅速爆破，危機蔓延至銀行系統。1991年日本全國房價暴跌70%、東京房價暴跌90%。當時房產與銀行資本緊密扣連起來。銀行貸款向投機房地產的日本公司和個人放貸，從而提高了土地資產的賬面價值。這就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土地被用作抵押品獲得更多的貸款（甚至可以獲得地價120%的貸款），然後這些貸款又被用來炒股或購買更多的土地。

日本的經濟增長近乎停滯，GDP增長僅有年均0.75%，遠低於之前十年的年均4.6%，這一時段被稱為「失去的十年」。到了2002年，日本與美國之間的人均GDP差距，甚至比1980年代30%還要大。日本的國家債務占GDP由1991年不到40%，持續上升到2012年超過200%。債務利率償還長年拖累經濟復蘇，而巨大的通縮壓力又使實際債務負擔增加，經濟更加一沈不起。2012年政府推動所謂「安倍經濟學」，以貶值日元和刺激信貸方式想刺激經濟，但湧進股市的資本只令資本家更富有，沒有解決任何真正問題。

工人階級當然受到最大的打擊，30年來年實際工資沒有上升。在戰後普及的終身雇用製，到經濟爆破後，約聘和派遣工等非典型勞動大大普及化，到今天非正式勞動比例高達40%。非正規員工跟正規員工就算做一樣的工作，不僅薪水只有正規員工的五到六成，大部分都沒有社會保險，也少了福利！工人階級沒有穩定的工作和收入，消費能力低下，使經濟更加長期疲弱。中產階級也因為房產泡沫破滅而陷入負資產，即房產市價低於貸款總額。自殺率和離婚率急升。91年到98年，日本的每年自殺人數一直在兩萬到兩萬五之間。

今天中國與當時日本比較

如果單單以房產泡沫的規模和杠桿比例來看，中國今天的房產泡沫在各方面的收據都遠超於日本當年。上文提到當年日本資本家吹噓東京的土地總額可以買下整個美國。但中國房地產總市值65萬億美金，相當於美國、歐盟、日本的總和，也是中國2018年GDP的5倍。即使是1990年的東京，房價收入比也只有18倍，而日經中文網引述如是金融研究院的統計，今年廣東省深圳市的住宅價格平均為年收入的57倍，北京市也達到55倍。

中國房地產業20年增加值接近北京2019年GDP的2倍。「廣場協議」後近5年時間裏，日本地價每年的增長率是GDP增長率的3倍。家庭債務占可支配所得比率高達120%，正是80年代的日本泡沫爆破前的高峰。從整體貸款余額中房地產貸款所占的比例來看，目前中國接近3成，高於日本泡沫期的22%。這證明住房負擔在中國更嚴重。

當然，不能單憑這種數據就能僵硬地論斷中國的泡沫會在短期內爆破，因為預測一個國家的經濟不能脫離國內政治和全球經濟因素。無疑，今天中國國家對經濟的控製比當時日本牢固得多，無疑中共對國有銀行的政策有相對較強的控製。這是因為中共由毛澤東官僚計劃經濟復辟資本主義以來，必須維持強大的國家控製來指導經濟發展，才能確保政權可以製衡私人資本家的力量。加上中國資本主義的冒起比二戰後的日本更遲來，意味著過程更不平衡，且中共確保國家權力淩駕於私人資本家之上。

人口危機

但更牢固的控製不代表可以克服資本主義固有的矛盾。首先，中共不同派系已經就處理經濟危機的方針出現分歧，造成統治階級內部的分裂。兩派的政策長期都無法有效推行。例如，在中國的房產業與地方政府的利益緊密掛勾。土地出讓為政府帶來超過1/4的財政收入，因此打擊房產業等同削減地方政府預算，並且傷害官員利益。加上一黨專政的體製，中共各資本派系一定程度以地方為割劇，因此形成巨大的阻力使習近平的打房政策難以有效執行，最近房產稅也胎死腹中。萬一危機爆發，各省市的地方財政一定程度上根據中共派系鬥爭而各自為政，更難互相協調去解決危機。

有種說法是，日本當年已是資本主義先進國家，而中國今天的人均收入還是發展中國家，因此還有很大增長空間。這種說法實屬異想天開。今天中國經濟增長已大大放緩，加上全球經濟衰退以及新冠病毒，難以發展為「高端」經濟，也面對西方帝國主義的壓製。中國正陷入「中低收入陷阱」而難以轉型為先進經濟體的模式。

日本青年可謂「躺平主義」的始祖。由於經濟長期低迷以及高壓勞動條件，這使日本陷入了長期的人口危機，自2005年就開始人口負增長，而今天每34秒才有一個人出生，但每23秒就有一個人死亡。主因是年輕人越來越趨向不婚，2019年的結婚數字創下二戰以來最低。由雙親育兒女的家庭之比例已經從泡沫時代的 40% 降到了今天的 27.9%，意味著離婚率和不生育率大大提高。

問題明顯與就業息息相關。根據厚生勞動省調查，2018年以30歲到40歲的男性來說，正規員工未婚率約三成，非正規員工則高達75.6%；非正規員工就算到了40多歲，未婚率仍有45.7%。

中國人口危機的嚴重程度已在追上日本。但中國人口危機除了有類似的經濟原因（實際上中國對待產假、公共教育和托兒服務等生育保障比日本更不堪），還加上更復雜的社會製度因素——戶籍製度限製人口自由流動，並剝奪了外省人的社會及勞動保障，加上比日本更巨大的城鄉差距，造成變相的族群/地域隔離製度。作為更後起的資本主義國家，中國比日本有著更多未完成的資產階級民主任務。

今天與30年前的全球資本主義局勢卻不一樣，中國受到西方帝國主義更強硬的攻擊和圍堵，而且國內政治和社會危機嚴重程度比日本當時嚴重得多。日本80-90年代初處於東亞資本主義繁榮時期，而今天卻是全球自二戰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

比起美日帝國主義80年代的沖突，今天中美帝國主義更加難以作出有意義的互相讓步，因為帝國主義爭奪地緣政治利益、占據市場和掠奪資源上更加競烈。同時，中美統治階級都面對國內的群眾反抗和不滿的壓力，他們必須展示自己的以煽動民族主義。中美統治階級內部形成更強硬的民族主義勢力，爭相以反中、反美議題來奪取聲勢和權力，驅使兩國政府必須在國際權鬥中強硬起來避免失去權力。

今天中美帝國主義牽涉的除了是美日當年也有的貿易戰和市場開放問題外，還有更全面和更難讓步的鬥爭：在軍事（南海、臺灣、中印度邊境）、科技戰和政治議題（美國用民主人權的旗號向中國施壓，借以奪取政治鬥爭優勢，而中共作為獨裁政權在此問題上不能讓步）。這使中共面臨經濟危機時面臨更巨大的壓力，甚至會威脅到其統治。

總結

中國經濟危機，然而國內政局和全球危機的情況如此多變，沒有人可以完全論斷未來會如何發展。無疑比起日本資本主義，中共的國家機器幹預的力度將會更強大，加上汲取了日本當時刺破泡沫的慘痛教訓，害怕經濟連鎖效應崩潰，使中國統治階級今天面對房產泡沫時更加步步為營。這使中共面對恒大以至整個房產危機時陷於癱瘓狀態。即使恒大和房產業泡沫不會全面爆破，其對經濟造成的債務負擔和通縮壓力也可以使中國經濟走入緩慢和長期的低迷甚至停滯。

另一方面，沒有人可以排除美國華爾街式的爆破在中國發生的可能性。中國整個金融製度也埋伏著高風險的產品，隨著債務水平越來越高，中共拯救違約債務的能力也在削弱，因此習近平才要發動對資本家的攻擊企圖限製投機。但這同樣有危險會招致日本政府那樣自己將泡沫刺破。走鋼線一次失手足以致命。

當然，今天中國與日本最重要的不同，是中國群眾的憤怒情緒遠超於當年的日本。當年日本泡沫爆破適逢蘇聯倒臺，資本主義市場製度因而獲得了歷史的勝利，使全球工人階級意識大大倒退。在日本更加因為左翼運動的歷史性失敗而使工人組織力量薄弱，長年都欠缺大規模的工人鬥爭。

今天中國工人階級擁有全球第二大的經濟力量，社會矛盾的極端程度已使青年大大激進化，階級意識正在形成和發展。即使在獨裁鎮壓和疫癥壓製下，工人鬥爭的力量還是正在醞釀。中共若果要工人階級為危機埋單，將可以面對群眾革命鬥爭的局面。慘痛的歷史經驗會向工人階級表明，必須打倒資本主義，才可以有計劃重組經濟，擺脫將至的危機。

外送平臺——中國新型血汗工廠

高壓、低薪、交通事故、幾乎沒有社會保障——這就是中國1000萬外賣騎手的生活。這一產業成為疫情下資本的新寵，發展迅猛，而線下餐飲業利潤的一大來源正是對外送工人的剝削。

中國勞工通訊工人集體行動地圖收錄的騎手罷工抗議事件不斷上升，由2017年10起事件增至2019年的45起。到2021年北京「外送江湖騎士聯盟」的發起人陳國江被捕，並發起了廣州、深圳外送工人聯合罷工。但是這些運動中外送工人從指望中共官方工會幫忙到為建立獨立工會而鬥爭，階級意識正在增長，令政權十分忌憚，使之不得不出手幹預。廣州市區總工會2021年9月成立外賣騎手官方工會，明顯是想用來壓製獨立工會的意識。中共控製的官方工會專門用來與資方達成假協議，甚至破壞工人的鬥爭，例如將罷工名單交給資方和警察。

隨著新冠疫情的延續，外送工人的運輸勞動已成為維持社會生活不可或缺的一環。然而他們辛苦付出卻沒有得到應有的回報，反而被壟斷資本變本加厲地加碼剝削。中國各地域外送工人的工資水平普遍在平均工資水平以下，即便在北京這樣的一線城市，2018年，外送工人月平均工資也只有約6500元，遠低於該市10712元的平均工資水平。

疫情當下，外賣市場在中國顯著增長。2020年，中國線下餐飲業毛利潤僅達3.93萬億，較2019年銳減15.3%；相比之下，線上餐飲業市場規模達到6626.2億元，同比增長15%，線上餐飲業註冊用戶達4.56億，同比增長7.6%，均出現大幅度增長。由此可見在疫情背景下，線下餐飲業因為封城、隔離措施等因素而條件惡化，餐飲業資本故而被迫急劇轉向線上餐飲行業。

線上餐飲業成為了中國工人當下僅有的幾個選擇，使外送工人鬥爭中處於弱勢。而中共政權對2019年來鎮壓一系列外送工人運動的，也完全證明了這個資本主義獨裁政權並不維護外送工人的根本利益。

餓了麽旗下的1000余萬名註冊外送工人中絕大多數都被資方強製/誘導註冊為自負盈虧，自擔風險的「個體工商戶」而非與之有勞動合約關系的雇工，由此被排除在《勞動法》保護外，不能享受任何工傷賠償和職工福利。

此外，外送平臺普遍引入計件工資製度，以低額底薪、高抽成計件工資與嚴苛的處罰機製來最大限度地壓榨外送工人。美團的工資製度中包含多達數十項違規扣款項目，扣款金額10到500元上不封頂，部分項目甚至按收入百分比幾何遞增進行扣除。平臺極為苛刻的扣款時限迫使外送工人不顧生命安全，屢屢危險駕駛追趕時限以避免扣款。

2020年1月，僅在杭州一地，外送工人交通違法就達到5萬次，引發事故千余件，2人死亡、389人受傷。平臺扣款均通過軟件後臺完成，外送工人只有在被扣款後才能在軟件前臺獲悉原因，且申訴時限與可申訴項目均極其有限，剝削製度在精密算法程序的加持下威力倍增；根據美團的財務報表，2019年在訂單密度劇增的情況下，單均工本只有4.71元，同比下跌8%。2020年，美團凈利潤高達47.1億元，同比增長210.36%。

外送平臺如此有恃無恐地壓榨外送工人，可以說是大趁時利。疫情下中國經濟蕭條，工人階級大量失業，生存狀況惡化，據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的調查顯示，2020年上半年，中國總就業人口7億人中有超過15%完全失業，5%處於半失業狀態，勞動後備軍的空前增加使勞動力市場結構發生劇變，這對資本大為有利，其得以更加肆無忌憚地壓榨工人。

外送工人鬥爭使中共響起警號。獨立而不依附於現行體製的工人運動的威力是不可小覷的，他們的階級鬥爭的未來與全中國工人階級一樣不能囿於現時的高壓條件。外送工人已在鬥爭中顯示了他們不斷增長的階級力量，他們需要在更高的維度上繼續為他們的權力而鬥爭，並連結其他部門的工人階級，開始建立真正和獨立的工運。

新冷戰：抵製北京冬奧呼聲與日俱增

為什麽國際奧委會與中共獨裁政權的關系如此緊密？特別是網球員彭帥在11月2日在網上微博發文，指控中共高層張高麗性侵犯後被消失，越來越多的人提出這個問題。

相關微博不到30分鐘內被刪除。彭帥無法與朋友聯系，也無法接聽來自國際女子網球協會（WTA）等相關團體的電話。11月21日，國際奧委會主席巴赫（Thomas Bach）表示，他與彭帥進行了一次視頻訪談，聲稱她「平安無事」。國際奧委會既沒有公布視頻也沒有公布文字記錄。巴赫的采訪引起了廣泛的譴責，他被指與中共政權合作做假，目的是要化解2月4日開幕的北京冬奧會越來越嚴重的國際合法性危機。

國際奧委會有著與右翼、種族主義專製政權合作的歷史，包括從1930年代希特勒的德國到1980年代的韓國軍事獨裁。今天的中國也是如此，工會和罷工被禁止，工人階級在極嚴厲鎮壓沒有獨立組織的權利。全球關註中共政權在新疆和香港的警察鎮壓，但這些地區在中國並非特例。正如ISA的中國網站所警告，新疆是鎮壓手段的試驗場，這些手段越來越廣泛地應用在全國各地。

在「讓政治遠離體育」口號的背後，國際奧委會以秘密的、不民主的、腐敗臭名昭著的方式運作，其一直明確遵循的政治路線，就是為其資產階級贊助商提供超級利潤，並無視對民主和人權的關切。

這就是目前全球關於抵製2月北京冬奧的爭論背景。抵製運動是由各自不同、相互矛盾的勢力所提出的。部分呼籲是來自抗議鎮壓新疆維吾爾人、打壓香港民主權利的社運人士和人權團體。另外則有像拜登政府這樣的資產階級政府，他們抵製的動機與維護民主權利完全沒有關系，而是為服務了其帝國主義利益，建立圍堵中國資本主義的全球聯盟，阻止中國挑戰或取代美國霸權。

「外交抵製」

拜登和其部分盟友現在提出了要「外交抵製」北京冬奧。大多數觀察員對此都感到摸不著頭腦。這種「非抵製」的抵製有什麽意義？正如甚至中國駐美國大使館發言人劉鵬宇所評論的那樣：「沒人關心他們（西方國家的外交官）來不來」。這樣一個空洞的姿態，那為什麽不采取音樂抵製（不許唱歌）或笑話抵製（不許講笑話）？

在撰寫本文時，「五眼」聯盟成員國美國、英國、澳大利亞、加拿大和新西蘭已經宣布他們將加入「外交抵製」行動。這種極其有限的姿態，旨在讓有關政府扮成堅持立場的樣子，同時又不破壞賽事為他們的跨國公司和媒體機構所帶來的龐大利潤。他們選擇這種策略也是為了避免公關災難，以及避免真正抵製運動因無法贏取足夠的國家政府支持而失敗的風險。

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新疆當地的穆斯林人口受到可怕的鎮壓，香港的工會、反對黨和集會自由遭受打擊，許多人會同情抵製的呼籲——不是那種扭扭捏捏的「外交」抵製呼籲，而是全面撤回對奧運的支持。

根據《多倫多星報》的民意調查，56%的加拿大人支持全面抵製。這顯然受到中國政府為報復加拿大方面將華為公主孟晚舟軟禁於她在溫哥華的豪宅，而監禁加拿大公民康明凱和斯帕弗近三年的影響。二人在2021年9月被釋放。加拿大的民調顯示，人們對拜登主導的「外交抵製」普遍不滿，認為這是一種空洞而不充分的姿態。晨間咨詢公司（Morning Consult）的一項美國民調顯示，24%的人贊成全面抵製，31%的人贊成外交抵製，只有12%的人反對抵製。

這個問題反映了相互矛盾的思潮。西方資本主義政府正在利用這個議題，但同時擔心真正的抵製會對經濟帶來損失，他們只想以「民主」外衣美化自己，用來推進向北京施壓的冷戰議程。但也有許多普通民眾，特別是中共鎮壓的受害者，出於真誠的原因支持抵製，認為這可以對中共政權施加壓力，使其改變鎮壓的狀況。不幸的是，這種觀點低估了需要什麽樣的壓力和鬥爭——是與中國工人建立團結，協助他們組織起來為自己的權利而戰。

第一批承諾進行外交抵製的政府來自「五眼聯盟」，這毫不巧合。當中三個國家，美國、英國和澳大利亞最近組成了英美澳聯盟（AUKUS），為 「五眼」情報聯盟提供軍事能力。不過日本政府目前仍正在考慮是否支持外交抵製，而其他政府，特別是法國政府，則表示反對。這反映了西方大國之間的緊張關系和各異的考量——法國政府仍在念念不忘AUKUS所帶來的損失，因為AUKUS導致巴黎失去了660億美元的潛艇合同。如果我們仔細觀察，就會發現對所有這些政府來說，「民主」和「新疆問題」只是赤裸裸的金融和大國利益的遮掩布罷了。

所有主張抵製的政府沒有一個是無辜的，他們自己也有鎮壓少數民族和對他國進行軍事幹預——加拿大和澳大利亞對原住民的歷史罪行、英國和澳大利亞對難民的壓迫、美國的種族主義警暴，以及西方帝國主義在伊拉克、敘利亞和其他地方發動的戰爭，意味著這些政府長期以來也是人權侵犯者。任何真正反對中共壓迫的運動，都需要與這些虛偽的政府及其行為完全割席。

國際奧委會反對抵製

毫不意外，國際奧委會主席巴赫反對任何抵製行為。在國際奧委會執行委員會的一次會議上，他爭辯說：「如果我們開始采取任何的政治立場，我們將永遠無法集結全部206個國家奧委會參加奧運會⋯⋯這將是奧運的政治化，而我認為這可能進一步會導致奧運的終結，就像古代的奧林匹克一樣。」

先不談巴赫關於古代奧林匹克政治化的說法（最近的研究表明，古代奧林匹克的結束或是因為舉辦成本太高），現代奧運會的整個歷史就是充滿著政治化，而且還是以犧牲勞動人民的利益來支持右翼獨裁政權和大企業的利益。

這一點在眾國際奧委會主席的政治立場中凸顯出來，其中包括顧拜旦男爵（1896-1925），他反對女子運動，認為 「不切實際、不有趣且不美觀，而且我們也不諱言：不正確」；德·巴耶-拉圖爾伯爵（1925-1942）在1936年運動會開幕時站在納粹領導人希特勒和赫斯之間；反猶的瑞典實業家埃德斯特隆（1942-52）寫道：「在美國，有一天你將不得不阻止猶太人」。布倫戴奇（Avery Brundage，1952-72）也是個欣賞希特勒的反猶主義者，他雖然曾表示「共產主義是一種罪惡，在它面前所有其他罪惡都是微不足道的」，但他卻欣賞斯大林的威權主義；當然，還有西班牙長槍黨（法西斯）成員薩馬蘭奇（1980-2001），他在佛朗哥的政府中擔任許多要職。巴赫的前任也是一位貴族——雅克·羅格伯爵（2001-2013），他主導了與中國政府的秘密交易，並對新聞報道進行審查。

延續諸任主席的右翼、厭女的傳統，現任國際奧委會主席巴赫也毫不意外地與中共沆瀣一氣，幫助中共掩蓋彭帥對張高麗的性侵指控。在他參加了臭名昭著的「平安證明」視頻之後，運動員權益組織「全球運動員」（Global Athlete）指責國際奧委會「對性暴力和女性運動員福祉漠不關心，令人發指」。

當國際奧委會指奧運會不應被「政治化」之時，他們卻不反對右翼和獨裁政權利用奧運會來鞏固自己的權威。

從臭名遠播的1936年柏林奧運伊始，還有1968年的墨西哥奧運亦如是——當年的奧運在墨西哥軍隊屠殺左翼學生的幾天後開幕。學生們的口號之一是「我們不要奧運，我們要革命！」。另外，兩名美國運動員、黑人權利運動的支持者托米·史密斯和約翰·卡洛斯在行「黑人權力」禮後被逐出了奧運。

韓國軍政府在1980年光州民主運動中屠殺了2000多名民主抗爭者，一年後的1981年，韓國就獲得了1988年奧運的主辦權，作為在全球改善形象的平臺。

當然，蘇聯入侵阿富汗後的1980年莫斯科奧運，盡管遭到了抵製，但斯大林主義的官僚機構還是利用其來加強國內的支持度。而1980年美國主導的抵製運動並不是真正為了保護阿富汗人民的權利，而是為了展示美國的力量，這一點在美國此後四十年於當地的行為中表現得很清楚，包括2021年混亂的撤軍，並導致了塔利班的卷土重來。

2014年的索契冬奧會幫助加強了日益專製的俄羅斯反動政權的地位。當年史上最昂貴的運動會，協助政權提升威望，在閉幕式前兩天，普京秘密下令開始奪取克裏米亞。

奧運會代表現代體育最惡劣一面

國際奧委會將奧林匹克描述為人人平等的機會。但一切都是被金錢所腐蝕。大多數運動員來自精英學校——例如，2012年、2016年和2021年英國隊中約有三分之一的運動員來自私立學校，然而93%的英國兒童在公立學校上學。公共體育設施遭到削減開支打擊、體育越來越多地依賴商業贊助，使這種情況變得更加糟糕。

主辦國實際上是取決於誰的賄賂最多。在鹽湖城被選為2002年冬奧的舉辦地後，針對國際奧委會高層腐敗的指控成為了公開醜聞。盡管製定了新的規則，但在倫敦贏得2012年的比賽主辦權後又出現了進一步的指控。做出決定的標準無關予體育發展的利害，而是贏家提供了什麽商業、贊助和轉播設施。

主辦地被選中後，往往會被揭發為了建設場館而使用童工、出現奴隸勞動的超級剝削，相關報道包括了俄羅斯、英國、巴西、日本和中國的場館建設。

各國政府聲稱，運動會本身將對本國經濟會帶來好處。但經驗表明，情況恰恰相反——為建設體育場館，大量人民被迫遷—據估計，2008年北京奧運有125萬人被迫遷，1988年漢城奧運有72萬人。雅典奧運和裏約奧運留下的後遺癥包括巨額債務、大白象工程體育場，以及社會不平等惡化。正如一位評論員在裏約奧運後評論的那樣：「在這個已經因不平等而惡名遠播的城市，不平等現象變得更加嚴重」。

體育贊助

企業也聲稱他們不受政治影響！可口可樂公司正是用這個借口，不顧美國的抵製，贊助了莫斯科奧運。今天，我們看到北京冬奧的官方贊助商也一樣。

贊助商包括阿裏巴巴，據《紐約時報》報道，阿裏巴巴開發並售賣面部識別和監控軟件，用於偵測維吾爾族和中國其他少數民族的臉孔。AirBnB被指控與中國武警部隊合作。

贊助商還包括三星集團，該公司的有著使用童工、破壞工會、腐敗、賣淫和支持極右團體的記錄。還有法國源訊公司（ATOS），他們是「戰鬥管理」系統和監控系統的製造商。ATOS對殘奧會的贊助尤其讓身心障礙運動員感到憤怒，因為他們提供給英國政府的「工作能力」項目的管理系統剝奪了成千上萬身心障礙人士的福利。毫不奇怪，贊助北京冬奧的企業沒有一家支持抵製。因為他們將會失去太多的利潤。

過往的抵製運動奏效嗎？

在2008年北京奧運之前，西藏發生了殘酷的鎮壓事件。然而，盡管普遍人表示同情抵製呼籲，但所謂的國際社會卻沒有響應抵製號召。美國總統小布什與澳大利亞、法國和日本的國家領導人，也是出席北京奧運的世界領導人之一。這顯示出全球關系近年發生的重大變化。當時，中共獨裁政權在西方世界受到紅地毯式的歡迎，而「人權」則是一個禁忌話題，當時西方資本主義只想與北京簽署更多的協議。

在俄國革命後的幾十年裏，布爾什維克沒有參加奧運會——他們更喜歡合作性的運動文化，而不是參加資本主義和精英主義形式的體育。蘇聯斯大林主義官僚體系完全鞏固後，直到1952年才開始參加——奧運會成為了冷戰的舞臺。1936年，為了抗議納粹的柏林奧運，有人提出另外在巴塞羅那舉辦「人民奧運會」。但由於西班牙內戰爆發，「人民奧運會」未能成為現實。

抵製1980年莫斯科奧運卻完全無助於迫使蘇聯撤離阿富汗，反而使蘇聯官僚成功地在國內將奧運會宣傳為重大勝利，正因為西方的抵製，蘇聯運動員贏得了破紀錄的獎牌數量。

隨著1980年代新自由主義時期的到來，奧運會也被新自由主義化——變得更加商業化和精英化。

今天，當討論抵製北京冬奧運的問題時，社會主義者對這個主張持同情態度，因為抵製是由世界各地的工人和青年提出的，他們真誠地正在尋找方法來反抗中共的鎮壓。但我們也警告說，不要對國際奧委會抱有任何幻想，國際奧委會應是任何抵製運動的首要針對目標，我們特別警告不要對任何資本主義政府抱有幻想，因為他們只會利用這個爭議來服務自己的大國利益。同樣，當不同的社運團體提出這個問題時，我們要區分那些是真正獨立的民眾自發運動，和那些是在新冷戰中受某國政府利益資助或贊助的組織。

抵製能起作用嗎？

1959年國際發起了針對南非種族主義種族隔離政權的抵製。抵製運動涵蓋了體育賽事和學術方面，並得到聯合國和各國政府的支持。但大企業依然繼續與南非進行貿易。改變了事態發展的，是當南非工人階級英勇地組織起來、150萬人參加了1986年的五一罷工、新工會興起並聯合成一股強大的力量，並贏得了其他國家工人的聲援行動。這標誌著種族隔離政權崩潰的開端。

而在最近，當足球界的巨頭們試圖另立「歐洲超級聯賽」時，球迷們的團結抗議就在幾天內粉碎了這個提案。

社會主義者主張什麽？

社會主義者譴責中共政權的大規模鎮壓，並支持立即全面實現民主權利，這些權利只能由工人階級和貧苦群眾的鬥爭來贏得。
我們警告不要相信資本主義政府和其機構所組織的抵製行動，這些行動是用來欺騙公眾，或只是虛偽且空洞的「外交抵製」姿態，又或是其背後真正的意圖緊密相連於中美冷戰。
我們反對體育的商業化，反對利用體育來為右翼專製政權塗脂抹粉——​​​​​​​正如今年的卡塔爾世界杯那樣。大企業應該被踢出體育界，取而代之的是在運動員和球迷的民主控製下，大幅擴張提供給所有人的公有體育設施和項目。
工人階級團結、國際聲援、革命的民主和社會主義政策，是推翻獨裁政權的關鍵。資本主義作為一個世界性的製度，威脅著我們全部的民主權利，而只有獨立於所有資本主義政府和其機構的工人運動才能成功地與之鬥爭。

中國經濟骨牌已開始倒下

甫踏入2022年，中國的經濟情況接二連三地發出警號，國內輿論普遍已經相信經濟衰退的日子已經到來，更甚者已對前景失去信心。即便官方統計指去年GDP增長8.1%，但即便是這不可靠的數據也顯示出，「增長」主要集中在上半年，下半年的「增長」已急劇放緩，第四季度更只得4%，屬2020年疫情大爆發以來增長率最低的季度。

自去年年底開始，最先引人註意的是十二月中，中國沿海發達省份相繼傳出消息指當地的公務員及事業單位人員將面臨減薪，且減薪幅度相當大，平均被削減了15-20%。據悉被扣減的主要部分不是基本工資，而是「績效獎金」以及其他各種津貼，普遍而言，這部分的收入占中國公務員總收入的70-80%。有消息指廣東部分地區甚至已停止發放公務員津貼，只發放基本工資。與此同時，中共紀委發出公布稱，公務員在下班後開網約車、送外賣等行為「原則上不算違紀」。這被視為是在默許或者變相鼓勵公務員賺外快，自謀生路。

事實上，中國公務員及事業單位人員被拖欠工資的問題，過去在中西部欠發達省份一直普遍存在。自2018年開始，東北三省陷入財政危機後，這一情況開始蔓延到該處。東北三省的一些任職於事業單位的公共服務人員，如公交車司機之類的工人，已被拖欠了數月工資。但在去年年底，減薪欠薪的現象首次蔓延至沿海發達省份，令民眾對經濟情況的預期更為暗淡。

民眾對經濟前景失去信心，直接導致了消費疲弱，使得中共一再口講的「拉動內需」又一次成為空洞的口號。據中共國家統計局官方數據，去年12月消費品零售總額僅比2020年同期增長1.7%，遠低於外界預期的3.8%。顯示了普遍民眾在對前景不樂觀的情況下，正在收緊自己與家庭的消費額。在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下，這正是傳統經濟危機所倒下的第一塊骨牌。

承接著以恒大危機為標誌的房地產市場動蕩，根據中央財經大學金融學院韓復齡教授在微博稱，在2022年開始僅僅兩星期內，中國最大的四家銀行已經起訴了超過二十萬名斷供房貸的業主。他的這則微博隨後不久就被刪除，然而中國官方媒體如《新華日報》等仍在文章引用轉載這一消息。同時網上亦有大量民眾在這一話題下紛紛訴苦，分享自己遭遇因房價暴跌、無法如期還款所遭受的損失，不少更表示自己房子被拍賣後仍不足以抵償銀行欠款。作為佐證，查閱歷年中國司法拍賣住宅房產的宗數，過去四年整整暴增186倍！由2017年的9000宗上升至去年至少168萬宗。可見情況房地產市場的危機，已令不少城市中產階級轉眼間變得一貧如洗。

對地產市場的政策收緊同時亦打擊了地方政府的收入。去年年底至今年年初，黑龍江鶴崗市地方政府傳出「財政重組」，被視為第一個陷入破產的地方政府。根中共官方報告，鶴崗市政府的主要收入除了上層政府所調撥的資金外，主要就是依賴於土地出售，但房地產市場的危機已使得市內土地變得一文不值。相比其他城市平均每平方米1萬至2萬元人民幣的售價，鶴崗市內的房價每平方米甚至下跌至不到1000元，甚至有報導指不少出租屋的租金為零，只要求租客自行繳交管理費和暖氣費等即可入住。而在2020年，鶴崗市的本地財政收入更進一步的下跌了7.8％至23億元人民幣。但同時，市政府的開支卻高達鶴崗市136.8億元，處於極其嚴重的入不敷支狀態，更無法償還到期債務。

這一情況敲響了警號。習近平政權提出所謂「住房不炒」的口號，以至早前以各種政策如「三道紅線」、房地產稅等以圖控製過熱的地產市場並壓低房地產企業的杠桿率，以致引發了恒大危機，隨後大批根基不穩的房地產企業亦搖搖欲墜，整個房地產市場現時哀鴻遍野。不僅大量住宅地產項目爛尾，不少城市連一些籌備多年的巨型產業園區計劃也由於開發商資金鏈出現問題而被迫擱置甚至下馬。盡管中共想方設法試圖加強對資本企業的控製，但中國資本主義的投機市場並非中共招之則來揮之則去的忠仆。中共的寡頭資本家與官僚擔心地產市場這一頭駱駝已無法再承受多一根稻草，習近平早前嘗試推動房地產稅的計劃在政權內部遭到猛烈反對並被擱置就變得毫不意外了。

因此，中共對房地產市場的政策似乎又開始了新一輪的搖擺，種種跡像顯示出政權正準備重新對房地產市場進行輸血。在1月19日，新聞消息指中國的主要新冠疫苗生產企業科興成立了房地產公司，以7.7億元人民幣的註冊資本進軍房地產市場。雖然科興表示，成立房地產公司是「為了面向員工的租賃房屋」。但龐大的註冊資本令外界認為其目的並不僅限於此。在市場整體看淡房地產市場的環境下，科興一家生物製藥企業逆流而上，豪擲大筆資金插足房地產市場，亦令人懷疑其是否在中共的授意下所做出的姿態以嘗試挽回資本的信心？

根據中國《證劵日報》整理公開資料，在2021年12月1日至26日，多個地方重大基建項目密集提前動工，這不到一個月內的總投資金額已高達2.28萬億元人民幣。

與此同時，中國發改委16日發布通知，要求地方「穩定和擴大消費，促進住房消費發展……促進房地產業健康發展」等。國務院、財政部等一系列措施同時出現，包括放松房貸、加速放貸，被稱為「史上促進購房政策最密集的春節」。

在次日，中國央行亦隨之配合降息，1月17日調降中期借貸便利（MLF）和逆回購利率，幅度達此前預期的上限10個基點。以冀促進銀行對市場加大借貸。在此前，中國企業2021年12月新增的中長期貸款為3400億元人民幣，對比2020年同期的5500億元暴跌了2100億。企業大舉收縮借貸意味著資本家減少投資，這亦是經濟危機倒下的第二塊骨牌。

因此，央行副行長劉國強表示要「把貨幣政策工具箱開得再大一些」，「及時回應市場的普遍關切，不能拖」。直白地表明了現時正遭遇到信心危機，因此必須立即將貨幣政策重新轉向寬松。

這表示，過去習近平所提倡的「內循環」「提振消費」「內需拉動經濟增長」等等這些口號已成黃粱一夢。在瘟疫的持續性負面影響以及新冷戰的壓力下，習近平政權試圖通過加強中央政府對資本的控製，以在內憂外患的險境中維護中國的資本主義製度。但事實卻是資本家不願承受也無法承受這一時間的陣痛，更將這些經濟陣痛放大並轉移到民眾身上。當中共官僚意識到這一進程可能觸發無可挽回的危機時，只能低調地放棄這一路線。現在最大的問題是，政府的轉向是否為時已晚，無法避免一場嚴重的危機。

正如我們在2019年對於中國的展望文件所指出：「政權在寬松與緊縮的貨幣政策之間走鋼絲，這將造成風險——要麽觸發房價再度上漲，要麽可能導致市場崩潰。這只是在現在還是日後泡沫破裂之間作出選擇。」現在的情況正是中共站在鋼絲之上，卻被新冠疫情與新冷戰兩股強風吹得左搖右擺。

歸根究底，中共施政的出發點就是為了維持政權的執政地位，而非「為人民服務」，民眾的利益是一個隨時可以為維穩而拋棄的幌子。中共在過去一年連續多次的政策搖擺正表明了這一點，同時也表明了中共對當下的危機根本沒有一個具體而長遠的解決方案，這是因為中共本身也正是危機的一部分。對民眾而言，只有建立真正民主的社會主義製度，推翻資本主義，民主地管理經濟才是徹底解決危機唯一途徑。

中國：被鐵鏈鎖住的母親

春節前夕，中國網絡流傳關於「徐州八孩母親」的視頻引發了輿論的高度關註。片段中顯示，被稱為「小花梅」（曾被官方通告稱其名字為「楊某俠」）的女性身處江蘇省徐州市豐縣，蓬首垢面，寒冬之下身衫單薄，更令人震驚的是脖子上被拴上一條觸目驚心的鐵鏈，被困在一間環境惡劣的小房子中，神智似乎已不太清醒，牙齒掉光，無法正常應答對話。

諷刺的是，過去的時候，其「丈夫」董誌民是被媒體以一名含辛茹苦養育了八名孩子的父親的正面形象而宣傳。隨後一名微博主打算采訪董某時意外發現並曝光了這八名孩子的母親所遭受到的虐待。

在事件曝光後，豐縣宣傳部發報官方通報稱真名為「小花梅」（這名字聽上去並不像真實姓名）為當地本土人口，後又改稱她在98年8月與董誌民「結婚」，不存在拐賣行為。「小花梅」被鐵鏈所拴的原因是因為她患有「精神疾病」，在反抗時會暴力攻擊他人。其後於2月10日，在群眾洶湧的怒火與壓力下三度改口，稱一名「桑某」涉嫌拐賣婦女已被捕。

政府的信用在這次事件中早已蕩然無存。眾多網民在微博紛紛表示拒絕接受，尤其是對官方刻意隱瞞「小花梅」的年齡而感到憤怒。因為「小花梅」的真實年齡可能會曝露更醜惡的故事：她在「被結婚」時極有可能未成年——若是這樣，這根本就是誘拐、強暴幼童的惡行！這意味著當地整個民政系統官僚的嚴重瀆職，甚至是明知故犯參與到拐賣兒童、強迫其當性奴的惡行中。

最令人關註的是，地方政府對這一惡劣的事件竟然是一副全力掩飾的姿態。官方第一時間發布的通告辯解一口咬定不存在拐賣婦女的問題，並為涉嫌參與人口拐賣以及性別暴力者編織各種借口以搪塞。甚至根據《端傳媒》在豐縣的記者證實，當地以防疫為借口禁止外人特別是記者入村，記者亦收到報道禁令。

這個話題涉及到非常廣泛的問題，包括婦女拐賣、官僚腐敗包庇、「計劃生育」政策、乃至人口結構與男女比例失衡等。這些問題都聯系到，中共極端資本主義父權專政下，婦女處於從屬地位、其身體遭到商品化的現實，也關乎到中國年輕女性的女權意識提升，不想只能當二等公民的女性。

人口拐賣，特別是針對婦女與兒童的拐賣問題是中國存在已久的毒瘤。其中這次事件所在地徐州市更是人口販賣的重災區之一。該市轄下的部分村落，被拐賣而來的婦女甚至佔全村已婚婦女的三分之二。而中國官媒《法製日報》的報導則指，單單在2014年，僅僅是獲救的被拐賣婦女在全國就有30,000多名。

而這些惡毒恐怖的罪行之所以如此猖獗，全因受到當地政府的包庇。2017年重慶市巫山縣童養媳案件中的受害人馬泮艷在推特表示：「……我12歲被大伯和村裏人賣掉後，也經歷過被拴鐵鏈鎖屋裡，我把親身經歷告訴大家，不是沒人報警，當地政府派出所都是知道的，他們就是不管！我當年那麽求政府，派出所管我了嗎？沒有！」

實際上，這些人口販賣背後涉及到了各級官僚的既得利益與地位。對官僚而言，在男女比例嚴重失衡（1979-2015年一胎政策的惡果）的地區，尤其是農村，如果不默許村民「買新娘」的話，村子將在十到二十年間迅速消失。這種結果輕則影響官僚仕途，重則烏紗不保。對執法和司法機關而言，這類型的群體犯罪一旦追究勢必席卷整個官僚系統，因此對此視若無睹，得過且過。

因此，從村警到市委，各級官僚對自己所在的地方發生的婦女拐賣罪行包庇縱容。而這一次事件所發生的地點更是相對發達的沿海省份，難以想像在中西部甚至更偏遠的落後地區鄉村間還存在著多少更黑暗的婦女拐賣暴行。

這些被拐賣的婦女處境往往相當駭人聽聞。不少被解救的婦女紛紛表示，被毒打、強奸、囚禁、得不到食水、生病得不到治療、被鐵鏈所栓是非常普遍。更甚者會被當眾裸體遊街羞辱，甚至被全家族的男性成員輪奸。而這些婦女只被視為是一件生育工具，相當一部分在未成年時就被拐賣，而被「買」後不久就會因奸成孕。而她們所生下的孩子往往會成為她們的牽絆，使她們即使不再被囚禁依然不願離開「家庭」。

不僅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對這一問題也是采取了默認的態度。事件發生至本文行文間超過十天時間，從縣政府一直到省政府那醜態百出的嘴面以及引發全國憤怒的一份份「案情調查通告」，中共的中央政府對此不置可否。因為根據中共的統計，全國男女比例失衡的情況高達105：100，意味全國男性比女性多出3490萬。對於中共而言，他們自己也沒有任何方案去解決近3500萬男性組織家庭的問題。農村適婚女性更傾向於與發達地區戶口的男性組織家庭，長此下去必然導致一個又一個農村自然雕閉，農業人口萎縮。

而中國的法律刑法對於收買婦女一方的量刑非常輕，最高只會判處三年監禁。相比之下收買一只大熊貓最低量刑起點為十年，故常被批評為「中國婦女還比不上一只大熊貓」。

中國國內的販賣婦女罪行也變得愈來愈「國際化」。所謂的「越南新娘」也愈來愈多地流入中國，實際上就是販賣婦女的勾當。根據中共新華網2015年的報道指，中國國內「越南新娘」的人數超過十萬人。被拐賣到中國充當「新娘」出售的婦女並非僅僅來自越南，而是包括了越南、柬埔寨、老撾、緬甸、泰國及印尼在內的整個東南亞地區。在過去十年中，向中國販賣女性的國家數量快速增長。2019年，巴基斯坦的一起法庭案件顯示，有600多名巴基斯坦婦女被拐賣給中國男性。

官方在群眾的猛烈聲討和追究下才勉強承認當中涉及拐賣婦女的行為。 現在，事件亦遠遠未完結。相關的關鍵訊息依然被掩蓋，政府信用徹底破產。這也同時反映了群眾對政府的態度和意識的轉變。即使政府雇用了大批「水軍」，試圖在網上引導輿論走向，但這些「水軍」言論立即就被群眾的嘲諷和聲討所淹沒。這種態度和意識的轉變亦令這些底層悲劇更容易引發社會關註。這也說明了在資本主義危機和經濟停滯的大背景下，民眾對前途愈來愈失去信心，擔心自己也會成為這些不幸者中的一員，並因為階級團結的情緒而對社會不公事件產生更廣泛的共鳴。種種因素的集合令中共的專製統治面臨日益嚴峻的挑戰。據網上消息流傳，近百名娘子軍深夜駕車試圖營救受害人，但被警方攔截。警方還威脅要把帶頭人「抓去坐牢」。

而這也透露出中國在對女性的壓迫、父權意識無孔不入的社會下所受到的壓迫和苦難是何等深重；性別歧視的國家政策和強烈的意識形態宣傳（「陽剛之氣」、「傳統家庭觀」，並將女權主義貼上「反華」標簽）則鼓勵和強化這些壓迫和意識。這案件與彭帥性侵案一樣，正在以一個血淋淋的姿態證明——在政府政策的推動下，作為資本主義威權統治一部分的父權結構得以強化。「三胎政策」正是最新一個例子，殘酷的資本剝削只會進一步削弱婦女在勞動力市場中的地位。因此，中共政權要進一步打擊和否定女權，就要動用意識社會普遍存在的性別歧視觀念。勞動人民不信任任何所謂的官方調查報告，更不信任中國獨裁資本主義下的司法體製，我們主張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進行透明且公正的調查，在民主監督下對「小花梅」進行全面的親屬鑒定。

我們必須要求有罪的官員和人口販子受到懲罰。但懲罰幾個「爛蘋果」作為樣板戲、以轉移群眾的憤怒並非解決問題之道。警方的措施，即使認真執行而非只為了轉移媒體註意力，也不會動搖開辟女性身體「市場」的經濟和階級基礎。真正的解決方案只能是推翻資本主義，要終結國家對女權主義、LGBTQ權利團體的迫害以及對工人自我組織的惡毒禁製。真正的改變只能通過建立獨立的工人階級組織來實現，而反資本主義和專製統治的鬥爭需要與為婦女和所有被壓迫群體贏得真正平等的鬥爭聯系起來。

中國與烏克蘭：習近平玩俄羅斯輪盤

《孫子兵法》有雲：「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如果不清楚鄰國在想什麽，那麽就不應與之結盟。習近平在北京冬奧會開幕式上宣布與普京的友好「沒有止境」時，顯然沒有聽取孫子的訓誡。僅僅20天過後，普京的軍隊就入侵烏克蘭。

眾人都在猜測，習近平及「習核心」對普京開戰的盤算實際了解多少。他們是被蒙在鼓裏的嗎？似乎不太可能。習近平是否像普京一樣，押註俄軍會迅速取得壓倒性的勝利？似乎是合理推測。習近平是否知道更多，但沒有告訴中共高層其他領導人？有可能。無論如何，兩名獨裁者都嚴重誤判形勢。而這樣的錯誤最終可以會威脅到他們對權位。

中共政權內部有一道難以掩蓋的裂痕，對習近平的親普京路線有相當的反對聲音，在北京彼此矛盾的訊息上一定程度反映出來。正如中國事務資深評論家中澤克二所言，作為中共統治機關的政治局七常委內部，對於與俄結盟存在分歧：「7人存在不同的意見」。對烏克蘭戰爭立場的分歧，加上習近平推動的經濟政策被局部撤回，都可能會加劇中共內部權鬥。

習近平在二十大前夕要「穩定壓倒一切」，並期望像普京那樣加冕為終身獨裁者，現在卻是他最糟糕的時候。以總理李克強為首、由部分紅色資本家和退休官員作後盾的反習派，目前仍然太弱，推翻不了習近平，但他們越來越公開反對習近平的政策。要在如此危機嚴峻的階段落實政策，習近平政權就必須更加獨裁和集權，使局勢的不穩定進入惡性循環。

「極大的分歧」

中國國務院參事室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理事長胡偉撰文指：「中國不能與普京捆綁在一起，需要盡快切割。」該文在3月初中共召開兩會期間被廣傳，然後被網絡審查移除。文章的重要性在於，罕有地公然批評習近平的路線（當然沒有指名道姓），並且在黨高層中獲得相當支持。胡偉表示戰爭「在國內引發極大的分歧」，「支持者和反對者勢不兩立」。他警告：「目前估計還有一、兩周的視窗期（與俄羅斯切割），再遲中國就可能喪失回旋餘地，必須當機立斷。」

胡偉的評論是中國統治階級迄今最尖銳地表達了對習近平的「戰狼外交」的分歧，而中俄聯盟是這個問題中最新和最具爭議性的一點。相當部分的中共官員及其資本群帶關系者認為，習近平的民族主義路線越來越帶來反效果——破壞經濟，並且為美帝國主義的反中措辭撥火。但因為與俄結盟是由習近平親自督定的，使中共政權騎虎難下。現在頂多可能語調會有所修改，而非有實質改變。胡偉主張與普京「切割」，這也代表會嚴重打擊習近平過去十年努力塑造的「強人」形象。

北京會遇到的困難程度，也視乎於戰爭的發展。如果是歷時數月的長期戰爭，俄軍對包圍的城市加強恐怖轟炸，中共將更難維持「假中立」，對其來說都是一場惡夢。對習近平來說，更惡劣的情況是普京倒臺，無論是由於群眾運動抑或是「宮廷政變」，這都會對中國產生震蕩。因此，在試圖模棱兩可回旋的同時，習近平政權會盡力協助普京保住權位。

習近平試圖展現出一副民族主義強人、敢於挺身對抗美國的形象，而中共政權在烏克蘭戰爭中自相矛盾的「中立」態度已經損害了他的權威。對外，中共對拜登的措辭含糊而客氣，與俄羅斯保持距離，而其國內宣傳則宣揚民族主義，並高度親俄。部分群眾已然註意到這種強烈反差，這一方面削弱了習近平的民族主義宣傳，同時也暴露了他全球「和平締造者」形象的虛偽。以海外華人為主的群體發起了「大翻譯運動」，將國家控製的媒體和社交媒體上狂妄的民族主義、種族主義與性別歧視言論翻譯成英文。這一運動反映了部分中國人對中共虛假宣傳的厭惡。

「杜魯門主義」

對於普京與俄羅斯資本主義來說，烏克蘭戰爭或堪比2003年美帝入侵伊拉克的災難性決定。時任美國總統小布什全然低估了他們當時跳入的民族政治泥潭之深度。普京誤判了所有方面的形勢——從俄軍實力、烏克蘭抵抗的程度（普京就民族問題猛烈攻擊列寧的思想，他也正為這種無知付出代價），到世界局勢和西方帝國主義的反應之大。習近平如此公然將自己的政權與普京政權結盟，無論中國是否因為挺俄而正式成為製裁目標，都可以面臨外交孤立的風險，並加速與西方脫鉤，付出潛在毀滅性的經濟代價。

國際社會主義道路（ISA）解釋道，烏克蘭戰爭改變了一切。為西方資本主義出謀的《金融時報》將這一時刻描述為「地緣政治支點」，並敦促華府采納翻版的1947年杜魯門主義，將各國劃分為親美與反美兩個陣營。短期來看，俄羅斯侵烏強化了西方資本主義政府的力量，讓他們震撼式的加強軍備、在對俄製裁中前所未有地動用國家幹預金融市場，並且更為成功地將其政策披上捍衛「民主」反對「專製」的外衣。

數年來的中美新冷戰經過俄羅斯侵烏以來經歷了「大躍進」。經濟去全球化加速將不可避免。俄羅斯的入侵行動至少在短期讓歐盟與美國為首的陣營陣營彌合了內部分歧。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呼籲美國在日本部署核武，而德國則躍升為世界第三大軍費開支國。烏克蘭戰爭清除了1945年後世界秩序的參與。

「災難資本主義」

如此程度的西方團結，是自奧巴馬、特朗普任美國總統以來，中國外交政策就一直在竭力阻止的事情。因此，普京發動的戰爭極大地促進了拜登建立「民主」帝國主義聯盟，從而遏製中俄的戰略。習近平對俄羅斯入侵的實質支持，使美帝國主義更易借對俄沖突作為掩飾，實質上是針對中國這個長期主要目標發動代理人戰爭。西方對俄羅斯的製裁的實質和規模，是這場代理人戰爭至關重要的部分。

西方與俄羅斯沖突急劇升級，與中美沖突密不可分。拜登一直在推動與歐洲建立更強大的聯盟，特別是利用北約，扭轉特朗普孤立主義的「美國優先」政策。其目的是在國際政治中孤立中國，並在南海和臺灣等印太區爭議中加大對中國施壓。從長遠看，對美帝國主義來說，亞洲在戰略上比烏克蘭和東歐更重要。這一切都意味著，烏克蘭戰爭是未來全球沖突的預演。

社會主義者一方面反對俄羅斯的入侵與普京帝國主義的企圖，另一方面也反對北約和美帝國主義。烏克蘭人民正面對的煉獄般處境是一個警號，讓我們看到人類在「災難資本主義」下將面臨的苦難——除了氣候災難和致命疫情外，核大國之間軍事沖突的幽靈也在世界遊蕩。我們指望俄羅斯國內英勇的反戰抗議，也指出需要工人階級國際主義——首先是團結聲援烏克蘭群眾，也要把聲援力量聯系到反對一切資產階級政府的軍國主義與反工人政策。我們推薦讀者在internationalsocialist.net網站上，閱讀ISA發表的詳細的社會主義分析。

所有帝國主義勢力的言行都是假仁假義的。普京公然否定烏克蘭作為一個民族國家的權利。王毅告訴世界中國「堅定主張尊重和保障各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但同時國內的媒體只報導親俄的戰爭消息，並拒絕使用「入侵」一詞。拜登、約翰遜和朔爾茨的決定並非基於烏克蘭人民的利益，而是為了在普京的問題中獲取最大的地緣政治利益。美國與北約多年來利用烏克蘭資產階級右翼政府作為棋子所進行的政治周旋，也有份散播戰爭的種子。如今，北約打算「戰鬥至烏克蘭最後一兵一卒」，一方面頌揚烏克蘭英勇反抗，但同時試圖將沖突局限在區內——如同在「被回絕」的波蘭戰機事件那樣。

身為超級大國的中國

這是自30年前蘇聯解體、東歐斯大林主義獨裁政府垮臺以來，中共政權面臨的最嚴重的國際危機。這是中國作為第二超級大國面臨的首次嚴重危機——作為擁有全球利益範圍、超大型企業和巨額投資需要保衛的一個帝國主義大國，中國展開了與美國的激烈競爭。1992年，中國甚至還未躋身世界前十大經濟體。中國當時還是一個專註於處理國內問題（1989年政治動蕩後完成資本主義復辟）的無名小卒。如今，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與全球金融和貿易體系的融合程度遠遠超過全球第11大經濟體俄羅斯。對於中國資本主義，因製裁而被西方市場拒之門外的威脅，比俄羅斯遭遇的同等威脅還要大。

社會主義者反對製裁。製裁是資本主義最強國的金融資本工具，之後可用來對付工人與社會主義鬥爭。在香港和新疆，ISA反對西方製裁，警示說製裁不會讓中共停止國家鎮壓，反而會削弱和瓦解群眾鬥爭。對俄製裁力度不可估量，但我們反對製裁，並非基於製裁的力度，而是基於哪個階級在製裁、出於何種目的。

5.5%的GDP增長？

在烏克蘭戰火紛飛之時，即使中共的外交雜耍（口頭上支持和平、實際上維護普京）試圖使其免受美國與西方製裁，中國仍將蒙受巨大的經濟損失。中國是全球最大石油進口國，70%的石油和40%的天然氣是進口的。2021年國際原油價格已上漲60%，而自俄軍進入烏克蘭以來，油價又已上漲11%。最終將是煤炭使用量增加，乃至氣候破壞更快惡化。

中國農業農村部部長在3月警示，由於去年的大雨，今年的小麥收成「可能是史上最糟」。中國將需要將小麥進口量提高約50%，而自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來，小麥價格飆升50%、至歷史新高。全球1/4的小麥出口自俄、烏兩國，但製裁與戰爭已經中斷了世界市場的小麥供應。全球食品價格飆升令許多發展中國家面臨大規模饑餓與「面包騷亂」的威脅。

但是，在中國經濟增長嚴重放緩之際，或將嚴重打擊中國經濟的是二次製裁的威脅——中國被拖入以美國帶頭行動、以俄羅斯為主要目標的製裁網絡。在3月5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中國政府宣布2022年GDP增長目標為5.5%，這是近30年來的最低目標。大部分經濟學家懷疑這一目標能否實現。這個數字似乎更像是為了「提振信心」，而非切合實際的目標——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其他機構預測，今年中國經濟的增長率為4.8%，但如果政府提出任何低於5%的經濟增長目標，那就等同於認輸、並給自身帶來負面影響。

即使沒有烏克蘭戰爭帶來的危險的經濟後果，中國經濟也面臨著嚴重的問題：房地產行業緩慢的崩潰、失業率的上升、消費低迷，以及因為防止奧密克戎變種病毒擴散而實施的封城造成的供應鏈中斷。習近平政權堅持延續其「動態清零」政策，然而該政策在香港遭遇完全的大失敗——目前香港有累計超過100萬例新冠確診案例，新冠死亡率成為全球最高。摩根士丹利預測，由於奧密克戎變種病毒的影響，中國第一季經濟會是零增長。盡管政府政策大轉彎、放松了信貸控製與貨幣政策，並放棄了習近平提出的房地產稅計劃，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房地產市場，價格與銷量仍均已經收縮6個月。

中共沒有預料到普京的戰爭，也沒為此而作準備。在這個中美冷戰當中如此關鍵的轉折點上，習近平政權卻完全手足無措的確切因素，很大程度上暴露其政權的脆弱與內部矛盾。武漢第一波疫情、2019年香港群眾運動、2018年特朗普發動的貿易戰——習近平一次又一次翻車！現在事後諸葛亮地看到，中、俄在2月4日發表的5000字聯合聲明宣布了雙方「無限的」的戰略夥伴關系——習近平更用「更勝聯盟」來形容，而如今這已向他反噬。是中國國家領導人，而非普京，主動提出新的協議。習近平主要希望能夠增進他本人在北京冬奧舞臺上的權威，因為冬奧會很大程度被各國領導人所抵製（相比2008年北京奧運有68人出席，今年冬奧只有21人出席）。對於習近平來說，他的精力集中在二十大上連任，奧運會不過相當於資產階級民主中的選舉造勢大會——只有煙火和愛國主義。

「如同兩兄弟」

「雙方最高領導人把兩國的戰略夥伴關系比喻為『背靠背』是很重要的——意思就是兩國如同兩兄弟，互相保護對方的後方⋯⋯」中共《環球時報》（2月13日英文版）如是評論。這個描述恐怕已禁不起歷史考驗。現在中方的外交官不斷嘗試躲避問題，避免中國被西方視為普京的「共犯」而遭受製裁。2月4日的聲明以來，雙方並沒有太多實質進展——不過是將現有兩國之間的能源和科技合作擴大或在包裝。其目的只是為發出共同陣線抵抗美國的信號。但如今，普京挑起了歐洲80年以來最大的戰爭，習近平可謂嚴重失算。

習近平賭註自己的政權能夠從歐洲的軍事緊張局勢中坐收漁人之利，因為這會迫使拜登政府將焦點從印太地區及中國移開。跟普京一樣，習近平可能也誤以為美歐帝國主義之間（特別是德國）的分歧將會擴大。再者，現況顯示兩位獨裁者之間並非「兄弟」，且雙方的聯盟其實不過是策略之便。習近平看中俄國越來越依靠中國、視中國為「老大哥」，這跟1950年代冷戰相反——當時兩國皆是斯大林主義獨裁、蘇聯是中國的「老大哥」。假如普京對烏克蘭的侵略外交和威脅成功，西方資本主義只有表面抗議（就如對習近平鎮壓香港時那樣），這就能夠強化習近平對臺灣的盤算。

因此，無論習近平事前是否完全了解侵略烏克蘭的計劃，他或許也津津樂道於普京給西方製造麻煩、中國隔岸觀火的局面。不過，在2月24日，所有這些有利因素都變成了不利因素。

習近平有可能會成為「失去歐洲」的中國領導人。用貿易外交及吹捧歐洲「主權」，來企圖分化歐盟（特別是非常依賴中國經濟的德國）與美國拜登的反中政策，一直是中國外交的重要特征。這條路線在去年遭受了嚴重打擊（中歐貿易協議告吹、新疆製裁、默克爾退休、「立陶宛事件」），但烏克蘭戰爭和中國與普京的關系恐怕會成為棺材的最後一根釘子。美帝國主義當然也會有意識地反製，而在戰爭的陰霾下他們會更為成功。

帝國主義之間的分化

3月18日，拜登與習近平的通話，部分也是講給歐洲聽——兩國領導人的發言也是故意放話給布魯塞爾、也特別給柏林聽。拜登警告如果中國向俄羅斯提供軍事援助，又或者協助其規避西方製裁（他們宣稱掌握有關證據），將會有嚴重「後果」。美國實際上在向中國畫下「紅線」，也向歐洲施壓支持這個立場。俄羅斯製裁的嚴重影響，使得這種威脅對北京來說是很真實存在的。

歐盟就是否加緊對俄製裁問題上已經陷入分歧。一名歐盟外交官告訴《泰晤士報》，表示現在出現了三個陣營。第一個是所謂的強硬「製裁派」，包括波蘭和波羅的海三國，他們在地理上最接近戰區，因此最受到軍事升級影響。他們主張更強硬的製裁，例如完全禁止輸入俄羅斯能源。另一方則是「反對派」，以德國為首，並得到意大利、匈牙利、希臘和保加利亞支持，他們都反對加緊製裁。然後是其餘的國家。

這些內部分化情況跟早前就中國問題的分化相吻合——歐爾班的匈牙利是親中的，還有傳統上親中的德國（2021年中國占了德國汽車企業銷售額的38%），而在另一端則有去年與中國陷入「大衛與歌利亞」般沖突的立陶宛，這後來也演變成更大的歐盟貿易危機。烏克蘭戰爭已經重創習近平的標誌性政策「一帶一路」。這個傷害與戰爭帶來的製裁和其他影響一樣，或將是永久性的，就算在戰爭結束後也會持續很長時間。烏克蘭是「一帶一路」的一個重要的戰略夥伴，當然俄羅斯也是。波蘭、匈牙利、羅馬尼亞和斯洛伐克都是支持烏克蘭的「一帶一路」參與國，而另一成員國白羅斯則支持俄羅斯。中共試圖用「一帶一路」打造「和平與合作」，而現在這是多麽諷刺！

現在的局勢發展將迫使北京對整個「一帶一路」進行重大的重新評估。由於許多參與國的債務危機日益嚴重，「一帶一路」已經遇到重大問題、爛尾項目以及各種爭端。在東歐，由於普京的戰爭，價值數十億美元的中國投資項目現在岌岌可危，其中僅在烏克蘭就有近30億美元的中國建設項目。中國的「17+1」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一個與「一帶一路」重疊的中國投資論壇）也或將分崩離析。立陶宛去年退出了該經貿合作，而主導歐盟的西方大國一直將「17+1」集團視為中國侵占歐盟「後院」的行為。這一立場可能促成西方中國的更強有力的反擊，並迫使成為「棋子」的小國退出「17+1」。

臺灣與烏克蘭

烏克蘭沖突也關系到臺灣的未來，但這種關系並非習近平起初所設想那樣。中國外交部一直堅稱「臺灣不是烏克蘭」，重點關註合法性和「主權」問題，而普京已經證明，對於貪得無厭的資本主義政權，「主權」終歸阻撓不了其入侵。中共聲稱臺灣不是一個「國家」，但在烏克蘭的主權是否應受到尊重上，中共與普京存在分歧。

對於社會主義者而言，我們的立場基於更根本的考量：（烏克蘭人和臺灣人都有的）民族意識、民主期望、對獨裁統治和軍事入侵的恐懼。在資本主義、帝國主義製度下，臺、烏兩國的群眾都不幸地被夾在更大的強權之間，而這些強權壓根沒打算實現真正的和平或民主。

習近平或許認為，烏克蘭沖突將促使美國把軍事資源轉移到歐洲，並通過中、俄結盟來對日本施加更大壓力，從而強化習近平對臺海的控製。或許他盼望，俄羅斯以迅速而壓倒性的勝利打贏戰爭，能夠暴露西方的紙老虎形象。這些都沒發生，反而相反的情況出現了。習近平「統一」臺灣的戰略似乎比以前出了更大問題。然而，這並不意味著如某些人所錯誤認為，兩岸長遠一定不會爆發戰爭或中國入侵。包括去年離開ISA的臺灣小團體，這些人將中國的武力威脅視為「虛張聲勢」——立足於這樣天真的結論下，他們認為不需要再將獨立鬥爭與社會主義以及與中國工人共同鬥爭聯系起來。

迄今為止，普京入侵的慘烈進展，以及俄方蒙受的重大損失（未經證實），應給中共解放軍內強硬派敲響了警鐘——入侵臺灣恐將鑄成大錯。俄羅斯軍隊的作戰經驗遠勝於中國軍隊，對烏克蘭的陸路進攻比對登陸臺灣更直接容易；而軍事專家估計，對臺登陸攻擊的難度起碼是與1944年諾曼底登陸一樣。除非很有信心打勝仗，否則習近平不會冒險開戰，因為軍事挫敗恐將意味著他的政權的終結。但普京也有信心。因此，如果說烏克蘭戰爭對中國有什麽影響，那麽它將讓中國軍方對於自身的戰略產生懷疑，並將進行大幅的重新評估。

如果普京的計劃是占領烏克蘭，而這個目標在今天看來愈發不切實際，美國和北約也肯定會資助烏克蘭右翼叛軍來回應。這可能會成功地削弱莫斯科的決心，但需歷時數年並犧牲大量生命，但這也往往會阻礙、破壞真正的群眾鬥爭。這種情形對於中共對臺鷹派，也是個令人不安的問題。即使假設解放軍能夠成功入侵臺灣，統治一個擁有2300萬人口、絕大多數人不想被北京統治的島嶼，隨著時間的推移，也會導致中共占領軍的疲憊和瓦解。

民族主義升溫

兩岸民族主義情緒高漲，使局勢更加動蕩。擔憂普京入侵可能激發他「最好的朋友」習近平攻打臺灣，臺灣蔡英文/民進黨政府及其親美軍事化政策的支持度增加。

臺灣國際戰略學會3月的一項民調顯示，70.2%的臺灣人「願意為保衛臺灣而戰」，而去年12月同樣的民調顯示僅40.3%的受訪者采取這一態度。與其他國家政府一樣，民進黨正在利用這場危機來製造「國民團結」從而扼製階級鬥爭，並推動與美、日簽訂更多親資本貿易協定，以換取他們的「保護」。蔡英文也在推動增加軍備開支、延長義務兵役年限。

在中國，中共多年來一直在鼓吹的網絡「戰狼」民族主義，如今也與對普京的崇拜、對俄羅斯的支持彼此交織，但現在有走向失控的風險。「小粉紅」和其他社交媒體上的民族主義者（當中一些思想接近法西斯主義）變得如此猖狂自信，他們的惡毒言論不再僅針對同性戀者、女權人士、「臺獨分子」與香港人，甚至還會針對曾經的中共民族主義旗手（例如去年卸任《環球時報》總編輯的胡錫進）。對北京來說，這些民族主義壓力正越來越難控製住，中共政策上的「回旋空間」恐將更少，在必要之時也更難采取更「務實」的外交政策。

對於亞、歐、全球工人階級而言，烏克蘭戰爭是更加危險、動蕩的資本主義無序時期的開始。為了結束這場戰爭以及避免未來的戰爭，工人階級必須與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算帳。組織反戰行動、發起反戰抗議是一個好的開始，但光靠這些是不夠的。現時情況下，需要的遠不只是施壓或呼籲政府改變政策。工人階級還需克服沒有組織、缺乏聲音、缺乏權力的問題。重建強大的社會主義工人運動、反對資本主義與軍國主義，在現在比起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迫切。

冬奧：戰販交流會與民族狂熱反彈

2022的冬季奧運會在2月4日舉行並在20日已經閉幕。這場冬奧會在新冠疫情、彭帥被性侵、外交杯葛、徐州鐵鍊母親所引發的民憤、乃至烏克蘭戰爭的重重陰霾下進行。在冬奧開幕前，歐美國家以中共壓迫新疆和西藏人，以及彭帥事件為由，實行象徵性的「外交杯葛」（即官員不出席冬奧,但運動員照常出席），結果開幕式上只有俄羅斯總統普京一個大國領袖。毫無疑問，西方國家並不真正捍衛女權和民主權利，這些都不過是用來掩飾帝國主義沖突和推動新冷戰進程的藉口。但對於習近平而言，這令他一心想要借用冬奧營造「萬邦來朝」「盛世」印象的企圖被大打折扣。

戰爭販子與人口販子

冬奧成為戰爭販子的交流會。現在事後來看,習近平和普京當時正在為烏克蘭戰爭進行商討。普京為了爭取中共支持,在冬奧表示支持「一個中國」政策,又與中國簽訂金融、糧食和天然氣等協定。當時他們還決定以歐元代替美元結算，長遠減少對美元的依賴，但一個月後俄羅斯央行的美元、歐元和日元外匯儲備都被凍結了！

習原本以為普京可以速戰速決，不但可以向西方的外交杯葛報復，又可以牽製美國使其焦點由亞洲回到歐洲，並在加強與俄羅斯的經濟合作中獲利，坐收漁人之利。現在戰爭引發歐美強烈反應，習因為被拖上戰車而受到牽連。《紐約時報》引述「西方情報」指出，習一度勸說普京在冬奧後才開戰。這報道被西方用來把習近平和普京綁在一起，一石二鳥攻擊二人都是戰販,為圍堵中國增添輿論籌碼。冬奧時他怎會料到此一惡夢？

中共試圖再次利用奧運會的獎牌成績和體育明星刺激民族主義情緒，然而對比其極其龐大的耗資（據報估計超過100億美元），民眾對此的關心與熱情並不高漲。整場冬奧的焦點完全被徐州鐵鍊母親的新聞所掩蓋。相比起富豪明星運動員，中國的民眾顯然更關心遭受拐賣虐待的「小花梅」。根據新浪微博自己的統計數據，在2月20日冬奧閉幕當天，微博上對於徐州鐵鍊母親相關話題的討論高達20.4億次，相比之下，對於冬奧會的討論只有區區1.9億次，兩者相差超過十倍！而且這更是在中共的網絡審查機器全面開動，清洗相關帖子的情況下所發生的。

中共動員了龐大的力量試圖操縱互聯網輿論。《紐約時報》和獨立調查新聞機構ProPublica指，在冬奧期間，至少有超過3,000個機器人和虛假帳戶由中共宣傳部門所操縱，用以影響國內外對冬奧描述和報導,並扼製所有批評的聲音。

中共的宣傳部門追捧跳臺滑雪冠軍運動員谷愛淩，使她成為了民族主義宣傳的核心。她出身美國後來加入中國國籍，長於富裕家庭，加上「文武雙全」和跨文化的形象，正符合了中共對「東升西降」的輿論宣傳。的確這起初引發了一股民族狂熱和對上層階級的崇拜，幫助了中共轉移了一下視線。

然而，這些看似高不可攀的資本主義「上流社會」，與中國廣大的基層勞動者存在巨大的鴻溝。比起光鮮亮麗的體育明星，民眾為何更關註徐州鐵鍊母親的消息。中國的民眾把備受中共追捧的所謂「雪公主」谷愛淩和「小花梅」比較起來，當中廣為流傳的一句話是「我離谷愛淩還差十萬次投胎，但離豐縣母親只差一記悶棍」。而她對徐州鐵鍊母親事件一直精明而勢利地保持沈默，更讓不少人對此感到相當不齒。

為民族主義降溫

谷愛淩本人擁有中美雙重國籍，而中國在法例上並不承認雙重國籍。她不願意放棄自己的美國國籍，因而觸怒了部分群眾，認為她假愛國、又享有特權。甚至連她為什麽懂中文卻沒在領獎時唱國歌，都受到了愛國網民的質疑。中共害怕小粉紅因為民族主義過熱，將愛國準則變得太高，由歌頌演變成批鬥，以致連胡錫進都稱對谷愛淩的宣傳「要適度」、「不要往愛國主義方向靠」。中共的愛國宣傳再次東歪西倒。

中共政權在新冷戰和經濟危機下，意圖通過「大內宣」推動民族主義，但小粉紅的狂熱往往失控，輕則造成輿論反彈有時甚至要動用審查機器來鉗製它。習近平一方面利用民族狂熱勢力來鞏固權力，但又因為這股力量使他的外交和鎮壓手段都要強硬起來，沒有調整空間，往往造成更嚴重的危機。尤其是當勞動群眾看著宣傳機器所描繪的歌舞昇平，再想想自己囊中羞澀的困境，將會有愈來愈多人看清民族主義的虛幻謊言，轉而尋求挑戰獨裁政權和資本主義的出路。

中國：科技業過勞死又一宗　「996」再度成為焦點

中國最大影音平臺之一的Bilibili（簡稱「B站」）審核員「暮色木心」連續上5天夜班後，因過勞去世。他的同事稱，他在許多人離職後被公司要求加班，從晚9點做到早9點。B站拒絕為假期輪班給加班費，並不準員工在春節期間請假。

這是又一次資本主義製度下的「社會謀殺」（恩格斯所提出的概念），「996」工作製度尤其會導向這個結果——工人只得處於他們不可避免面臨非正常死亡的工作條件。據報，僅在2月，就有另外2名年輕打工人死於過勞，一人是建築設計師，另一人是字節跳動（抖音）算法工程師。科技業資本家享受超額利潤、基本勞動權利缺失（特別是沒有工會）的環境，打造了中國科技業工作者的血汗工廠般工作條件。「996」工作製是指每天工作12小時（朝九晚九），每週工作6天。但這也非中國獨有——Facebook和其他美國大型企業員工也面臨著類似處境。全球工人都必須抵製這種惡劣工作條件。

中國科技巨頭的內容審核工作條件就像工廠流水線一樣，緊張且嚴重損害工作者的身心健康。整個辦公室都安裝了攝像頭，每週7天全天監控員工，無休止地要員工加班、對員工進行績效評估。一位前B站審核員透露，要想通過月度考核，員工需要在24秒內審查每條視頻、每天處理不少於1500條視頻，做不到的員工將被解僱。這就是迫使工人「自願」加班的動機。中共對網絡「低俗」內容（包括個人身份認同的自由表達）的禁製，以及中國越來越嚴苛的政治審查，使得網絡審核員隊伍越來越大，並且必須承受過勞。

到2021年第三季，B站利潤達到8億美元，預計2022年總利潤將達到10億美元。隨著嚴厲封城措施在中國持續，B站的利潤同比增長了61%。同時，B站內容審核員每月到手工資也不過約4000元。近10年來，審核員們哪怕一次加薪都還沒經歷過。

在對於「暮色木心」的社會謀殺中，B站的與資本主義「996」共謀角色昭然若揭。B站很快從員工數據庫中刪除其個人資料，並隱瞞他的猝死消息，來壓製這一事件。他們甚至試圖封口最先發布「暮色木心」猝死消息的微博用戶，並出具律師函來威脅。B站厚顏無恥地謊稱，「暮色木心」在去世前幾天，從早上9點半工作到晚上6點半，而B站在武漢的招聘廣告卻是說，員工要上12小時晚班或夜班。

一年前，電商「拼多多」才發生一起過勞死。中國最高法院受此事影響，判決「996」工作製「違法」。正如我們預計，這是一項空洞的判決，特別是在中國《勞動法》規定每週工時不得超過44小時的情況下，「996」已經在條文上違法了。即使是習近平模糊的「共同富裕」口號，在樓市崩盤、經濟停滯之下也顯得蒼白無力。中國《勞動法》仍要求員工提供證據，來證明自己遭受過勞。

為回應「暮色木心」的猝死，B站表示計劃今年擴招1000名審核員，以「降低人均工作壓力」，但這或將變成減薪的藉口。在中國，科技企業能夠多大程度滿足中共審查要求，關係到它推出新服務與在市場上競爭的能力。為了審查「敏感詞」，科技企業需要招募大量低薪、血汗工廠般條件的審核員。字節跳動就有一名程序員，談到他們收到請求，要他們開發一種算法，來自動檢測那些說維吾爾語的用戶、並自動切掉他們的直播。當中國科技企業仍處於全球供應鏈的勞動密集型末端時，「996」的普及便反映中國統治階級的過度自信。

但在西方資本主義製度下，審核員也遭受相當的精神壓力。例如Facebook審核員也不得不在類似條件下審查暴力圖像，這造成他們罹患創傷後應激障礙（PTSD）。最近，Facebook被迫向在職和離職審核員支付共5200萬美元賠償金，這筆錢相比數十億美元利潤只是九牛一毛，但這清楚地表現出這些工作者遭受的血汗工廠般剝削。數字時代的資本主義需要大量低薪勞動者審核會造成人們不安的內容，而令人不安的內容本身就是資本主義異化的副產品。當然，中國的審查製度給科技工作者帶來額外壓力，他們當中許多人並不擁護當局，從事這個行業只是為了應付大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美、中兩國科技業工作者必須聯合起來，反對科技業資本家對他們的苛刻要求與對工資的壓製！

中國科技業從業人員已帶領數次大規模網上行動，抗議他們在「996」製度下遭遇的極端剝削。去年就有從美國與全球「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運動獲取靈感，而發起的#WorkersLivesMatter行動，科技業從業者分享了一個開放網民填寫的表格，在該表格中，美團、字節跳動、騰訊、華為、阿裏巴巴、京東等大企業員工都透露，他們的實際工時長達每天11-12小時。社會對「996」的強烈抗議，成功迫使馬雲等科技業資本家收回支持「996」的言論，但「996」本身仍是一個公開的秘密。要真正讓「996」走入歷史，中國需要一場擁有獨立民主工會的工人運動，以跨地區、跨行業協調的罷工來反擊現況。

中國：雙減無效內卷惡化　支持學生抗校暴政

習政權提出的一系列「教育減負」政策在實踐中完全破產，教育改革毫無進步。中國學生面對應試教育的重壓，掀起多次反抗行動，這是當前社會經濟危機傳導到中學校園的明顯征兆，青年意識日益激進化。

「內卷」的加劇，意味著教育資源的緊張，學生便愈被手持教育資源的校方當作搖錢樹。盡管教育部門宣布對違規上課、補習大力懲戒，地方學校依舊用隱蔽甚至公開的方式剝奪學生假期，延長上課時間，賺取一筆不薄的費用，當地教育局亦默許縱容。同時，學生的食品安全、衛生環境、防疫安全等亦被作為犧牲品。

學生民主權利的覺醒

此同時，在目睹貧富分化的加劇與工人生存條件的惡化。資本主義下的考試製度本來就是統治階級劃分階級的手段之一。內卷遊戲在此情況下愈發殘酷，而部分青年學生開始激進化，並且覺醒反抗。

譬如，2月衡水桃城中學就被爆出普遍性的體罰侮辱、非人道的作息安排、亂收費、違規上課考試等亂象，引起青年學生的廣泛共鳴。同時，多地學生申訴學校違反政策、有償開課的帖子亦在互聯網上屢見不鮮。這都表明減負教育改革事實上的破產。在官方的輿論封鎖，與桃城中學對發聲學生威脅迫害下，青年學生在互聯網上將「少年戰勝資本」作為主要口號，進行廣泛的網絡聲援抗議，最終逼迫官方下場進行調查澄清。

類似的例子是，2020年9月28日，山東省滕州一中將國慶中秋假期縮短至一天半，引起學生和教師的普遍不滿，上百學生以跑操時喊口號、張貼大字報與請願書、高舉標語遊行等方式抗議。「誓死力爭，還我假期」、「打倒校委會修正主義集團」、「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等成為抗議中流行的口號。

從「少年戰勝資本」的口號，讓人欣喜地看到，部分激進青年學生愈來愈將鬥爭矛頭鮮明地指向資本主義壓迫這一根本問題。中國青年激進化的趨勢已是單純的言論管控與政治洗腦所不能阻擋，而大力的鎮壓即使目前還能阻止大規模的學生組織，但也阻止不到自發的反抗行動。我們社會主義者支持勇敢青年的抗爭訴求。

當然學運的發展並不是那麽一帆風順，而是面對校方和政府的分化與打壓。譬如，「滕州一中」抗議裏，校方一宣布延長假期，運動學生就交出了運動骨幹供校方處置。這種假妥協是中共分化和打壓群眾運動的伎倆，在2011年的烏坎抗爭中共承諾村民解散抗爭組織後會進行民主選舉，結果當村民讓步後換來是白色恐怖的鎮壓。這次很可能是經驗尚淺的學生也同樣誤信了校方的假慈悲。

因此，學生的獨立組織十分重要，即使面對校方或政府的讓步，也需要維持抗爭的組織來監督校方有否實踐承諾。固然，在獨裁專製下學生的獨立組織面臨嚴厲的鎮壓。因此，學運與反專製是密不可分的。

空洞的民粹口號

習近平的雙減政策可以說是與共同富裕並行的，通過民粹的措辭來營造「改革」的假象，好像政府已致力減輕家庭的住房和教育負擔，企圖爭取家長的支持。但習近平並不會動搖資本主義製度這個問題的根源，因此解決不了任何社會問題，而結果只是加強國家對教育和經濟生活的控製。因為當就業職位以及教育資源嚴重不足時，教育製度自然需要更嚴苛的考試製度，以便將更絕大多數的學生「淘汰」為失敗者，剝奪他們的教育權利和階級流動的機會。

反對校方專製的鬥爭，自然要聯系至大力增加公共教育支出，將所有私人教育全面公共化，取消學費及一切學雜費，並取消考試製度。在有充足的教育資源下，讓學生根據自己才能和興趣選擇科目而教育課程應該由學生和教師民選的委員會控製，教育才能滿足所有學生和培育社會人才的需要，而不是淪為壓迫底層青年的工具。

中國：「奧密克戎」重挫清零政策 疫情歷來最壞

中國的防疫大門最終在奧密克戎（Omicron）變種病毒株侵襲下被攻破，吉林、深圳、上海相繼失守並進入封城狀態。這次奧密克戎的疫情爆發是自新冠疫情在2年前爆發以來，中國面臨最嚴重的一次危機。本輪疫情單在上海累計感染者人數超過7萬例，規模就超越了湖北省由2020年至今的感染人數。截至4月4日，中國約有十多個省市因上海疫情外溢出現確診病例，其中蘇州更發現Omicron全新變異株。

習近平為了維護自己的政治權威要堅持清零。上海起初實施分區封城，但實際上浦東和浦南等區域未能完全解封時，浦西已經開始封城。因此，根本是全市封城。二千名解放軍進駐上海，一個小區門口派駐一個持槍特警，大約38000名醫務人員被派往上海協助防疫，比2020年武漢的防疫規模更大。

殘暴的封城政策已經激起民憤。網傳影片指有上海居民阻止武警進入屋苑，也有居民因為買不到平價蔬菜而示威。在深圳封城三月底期間，憤怒的民眾大聲吶喊，「人家餓死了」、「我們要吃飯」，「都快餓死了」，並砸毀了官方的防疫卡點。

過往中國的防疫手段應對奧密克戎病毒株已力不從心。中國政府強迫民眾不斷地進行全民核酸檢測，以目前檢測點數目來計算，同時給上海2800萬居民做核酸檢測，等同每個小時每個檢測點須完成252人的采樣，根本無法應付。此外，政府不斷興建臨時性的方艙醫院，這又導致醫療人手嚴重不足，以致於有上海護士公開質問政府新聞發言人時指出，一家方艙醫院實際上就只有一個醫生兩個護士值班。醫護人員身心俱疲，他們往往要連續上班36-48小時。上海周浦醫院的護士不滿院方貪功冒進，不考慮實際情況企圖將醫院改為集中收治確診者，因而發動罷工抗爭。

像深圳一樣在封城同時仍能勉強維持民生物資配給供應是需要極高的成本，這相當於全市甚至全省突然進入了戰時狀態。而對於財政本就入不敷出的省市而言，這同時就完全是一場財政災難與生活災難，吉林就是一個這樣的反面例子。吉林在3月12日開始全省封鎖，一直到3月24日確診病例都在上升。當地民眾稱事實上地方動員能力和財力早已無已為繼，社區亦已無力監督民眾進行核酸檢測了，檢測服務時間也漸漸縮短，不少人已經幹脆不再去檢測，這進一步加強了病毒的隱性傳播。

更致命的是，由於奧密克戎的隱蔽傳播特性，使得爆發疫情的地方不能像以往那樣通過一次封城就能一勞永逸地解決疫情。以深圳為例，年初1月8號爆發第一波疫情，到二月中再度爆發至今，中間只有數天時間真正實現「清零」，而由於病毒的高傳染力使防疫措施只要稍有放松，確診病例就立即反彈回升。因此，很多公共衛生專家估家，假如一味強硬地執行封城清零，意味著各省市在未來一年可能每隔兩三個星期就要進行一次封城，這在現實上根本無法執行。

「共存」從開始時被視為「西方抗疫失敗」的例子，到如今被越來越多人提起，但習近平必然會壓下這股聲音。「上海市新冠肺炎醫療救治專家組組長」張文宏在三月底提出在上海「無疏漏篩查的同時能夠最小化影響生活」，並指上海啟動抗原檢測，並非為了實現清零。在上海疫情災難後，一度傳出張文宏被免職。

為了在新冷戰下打疫苗戰，加上維護國內的民族主義權威， 中共一直拒絕批準使用外國疫苗，而國產疫苗無力對付奧密克戎。和香港一樣，中國老年人疫苗接種率尤其低。英國《金融時報》根據中國官方疫苗接種數據推估，全中國1.3億60歲以上人口沒有完全接種疫苗。倫敦醫學分析公司Airfinity表示，根據目前的疫苗接種水平和品質，如果政府放棄清零政策，這波奧密克戎疫情或使中國大陸逾100萬人死亡。在現在製度和局勢的種種限製下，無論堅持還是放棄清零都會是大災難！

公共衛生危機外還有經濟危機。深圳與上海兩座經濟重鎮城市同時爆發，對中國經濟將造成嚴重損害。房地產崩潰仍未看到盡頭。財新網報導稱，按建築面積計算，3月中國17個重點城市的房屋銷售量下降了49.1%，比2月23.4%的跌幅要再大。15年來一直是中國經濟增長一大引擎的房地產市場已經見頂、進入長期低迷。政府推出各種寬松政策、放棄習近平計劃的房地產稅，也未扭轉這一趨勢。失業率正在上升，小企業在中國占最多就業職位，但其倒閉數再創新高。同時，烏克蘭戰爭加劇了中國經濟在國際上面臨的壓力，加速脫鉤的擔憂加劇。

所有資本主義政府的抗疫政策都是大失敗。西方國家的抗疫措施造成了高死亡率；而在中國，大規模封城來「清零」的做法恐將無法持續下去。但習近平不能抹殺自己兩年來的抗疫功績，否則會大大打擊他的威信，並在二十年連任前會助長反習派系對他的挑戰。因此，他必須將清零堅持到底。

在官僚威權體製和逐利製度下，防疫體系已經癱瘓，抗疫不可能成功、也不可能人道。成功的防疫需要自下而上的民主方式，要有基層工人與居民的民主委員會、及獨立工會管控職場與學校，並通過群眾性民主行動來組織疫情防控，讓衛生工作者結合這種更廣泛的基層和自下而上的方式民主控製及管理醫院。需要將整個經濟和醫藥部門公有化，並實現民主控製，我們才能製定合理和可持續的防疫政策。

中國：江蘇八孩母親事件揭露系統性拐賣問題

1月28日在抖音上發布的短視頻中，一個被媒體稱為「小花梅」的中年婦女，在江蘇豐縣某村子裏被鐵煉鎖在冰冷的棚子裏。雖然視頻很快就被審查掉，但「小花梅」的事件發展比香港的警匪片還要曲折離奇。當地政府官員多次掩蓋事實、撇清責任，但紙包不住火，「小花梅」所遭受的駭人聽聞的暴行還是引發了眾怒。

對於事件的無數評論當中，很多人都說道「如果今天，我們不為她們奔走疾呼，明天……我們每一個人，都可能是下一個被鐵鏈鎖著的瘋女人」。徐州八孩母案件揭示了中國的一個公開秘密：拐賣婦女和兒童在農村腹地仍然很普遍，男多女少的嚴重問題創造了拐賣婦女的市場。

性別選擇流產

由於嚴格的獨生子女政策，中國1980年以後出生的男性比女性多300萬。這一政策最終在2016年被廢除。傳統上重男輕女，是因為他們能夠「傳宗接代」。新加坡國立大學2019年對全球人口數據進行的一項研究得出結論，在過去50年中，性別選擇導致至少2300萬女孩被墮胎，其中超過一半在中國（達51%）。

全國各地貧困農村的年輕婦女（通常年齡介於14-30歲）被綁架、轉運、販賣、強奸、毆打，被迫生育和「被結婚」的困境，也凸顯了中國婦女的弱勢地位。總體而言，父權製、性別歧視和偏見非但沒有消失，反而被威權統治和資本主義政策所強化。

而小花梅視頻的原意似乎不是為了揭發罪行；視頻重點是通過描述小花梅的丈夫在貧困鄉村獨自撫養八個孩子的艱難經歷，來籌集慈善捐款。鏡頭只是偶然掃到了這名被鎖的女子，順帶介紹了她患有精神障礙，並且有暴力傾向。然而，僅僅幾個小時之內，這段視頻「順帶」提到的內容就成為了中國社交媒體上迄今為止最大的話題，民憤洶湧，完全蓋過了北京冬奧會。網民要求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麽，並質疑政府、警察和社會服務部門究竟做了什麽。

豐縣及其上級行政區徐州市的地方政府在隨後的三周內發表了四次通告，試圖平息公眾的強烈不滿，但每一次通告都包含有意誤導大眾的信息。前三次通告否認存在拐賣，還將丈夫描述為「模範樣板」。第四次通告則終於承認了大家都已心知肚明的事情，即「小花梅」是人口販賣的受害者，並聲稱丈夫和其他幾人因「非法拘禁」被捕。

八個孩子

網民質疑一個女人怎麽可能生八個孩子，因為即使在今天已經松綁了的三胎政策下，這也是違法的。最終浮出水面的事實毫無疑問地證明，地方當局、公安機關、計生機構、頒發結婚證的鎮民政部門在迫害「精神病患者」小花梅時，都是同謀。

「小花梅」是人口販賣的受害者，罪犯為她購買了新的身份，使她的親屬或反拐人士難以追查到她。這在人口販運案件中實屬普遍，且當中不可能沒有官方勾結。在群眾大規模的「盤問」之下，當地政府掩蓋事實的企圖被一波又一波的網絡質疑摧毀了，一個又一個謊言被揭開。獨立調查記者冒著遭遇嚴重後果的風險，深入挖掘，找到了與政府版本不符的原始結婚證等文件。兩名女權分子從外 地 前往徐州，試圖解救已被轉移到醫院、並被診斷出患有精神分裂癥的「小花梅」。兩人說道：「世界沒有拋棄你。妹妹們來了！」隨後她們被逮捕，並驅逐出豐縣。

媒體現在報道說，「小花梅」出生在雲南。官方聲明中公布了她來到2000多公裏外的豐縣的時間線，但隨即也遭到了網民的質疑。最終，到2月下旬，江蘇省政府介入了此案。

當局發表了一份「最終」聲明，稱「小花梅」於1998年在家鄉被綁架，至少3次被拐賣、逼婚，宣布豐縣的17名地方官員因瀆職和失職受到了處罰，縣委書記婁海與縣長鄭春偉被免職。

「穩定」壓倒一切

然而，DNA測試並不能證實「小花梅」是一名從雲南被綁架來的官方說法。對小花梅身世的其他說法在互聯網上浮出水面，群眾依舊不信任官方聲明。一如既往，中共政權會盡力消滅對「穩定」的威脅，而不是盡力從根本上解決問題。3月4日，全國兩會開始，江蘇省領導下令撲滅輿論。

為了化解民憤，政府會挑一些犯錯的中共官員和地方部門進行懲罰；但最嚴厲的懲罰將是用來針對吹哨人、社運人士、記者，因為他們的調查會揭露真正的醜聞。2月21日，豐縣該村被路障和武警封鎖了起來。

正如許多網友所發現，豐縣的這個案件「只是冰山一角」。「買賣老婆」不是孤例，而是有著一個全國性的市場，這種行為是非法的，但官方對此掙只眼閉只眼。徐州歷來是一個主要的人口拐賣樞紐。據財新報道，「從1985年到1988年，近6000名婦女被拐賣到該市轄區」。如今，盡管警方定期進行打擊，但每年仍有20,000起拐賣案件報告。

根據浙江省社會科學院2005年的一項研究，中國拐賣案件的受害者通常從貧窮的西南省份被賣到性別失衡較嚴重的較富裕省份，例如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和安徽。

像小花梅丈夫一家那樣，為兒子買「老婆」的父母可以依靠地方當局，以及在農村仍然強大的傳統氏族的保護和支持。一名上海律師接受《南華早報》采訪時表示：「就連執法人員的一些親友也有買老婆。」

該報還援引一位前檢察官的話稱，「村民沒有法律意識，普遍認為買老婆很正常。」他說，試圖逃跑的女性通常會遭到毆打。

自1997年以來，買妻一直是刑事犯罪，但人們普遍批評法律過於寬松，許多地方當局顯然也參與了這些犯罪活動。這種可怕的婦女交易不能簡單地歸咎於農村的「落後」。資本主義復辟首當其沖影響到了中國的農村，包括大多數年輕女性在內的大量年輕人到城市打工，導致他們的家庭長期分離。據估計，現在有足足六千萬留守兒童幾乎從未見過父母。

戶口製度

僵化的戶口製度在法律上將城鄉隔離為「兩個中國」，則是這個問題的另一個根源。一般來說，年輕的農村婦女會尋找擁有城市戶口的丈夫來逃離鄉村。結果在一些村莊，年輕男女的性別比例達到了十比一。

除了通過迫害女權主義、打壓一切爭取權利的婦女組織，當局還推行加劇人口危機和強化性別歧視態度的資本主義惡劣政策，但中共仍然毫無對策。中國的拐賣生意之所以在事實上合法化，不僅因為它產生了巨額利潤，還因為它被政府視為緩解嚴重的性別失衡和低出生率的一種方式。如果不從根本上改變製度，消除階級和性別壓迫，克服巨大的城鄉貧富差距，習近平政權所提出的臨時民粹打拐措施並不能解決問題。

「販賣熊貓判十年，拐賣女人判三年……」

來自ISA臺灣的Andrea，於3月6日在ISA組織的社會主義女權主義國際集會上發表講話，她是這樣說的：

中共獨裁政權正試圖根除女權主義，他們嚴厲打擊女權主義思想，封殺女權網頁。所謂的「共產黨」政府卻在使用極端的民族主義和強力鎮壓，說女權主義是「反華的」，是美國在中國製造問題的一項陰謀。

LGBTQ也受到打壓。中共官員說，同性戀是西方產物。在中國廣為流行的美國電視情景喜劇《老友記》也慘遭閹割。例如，其中一個主角的孩子的母親是女同性戀，但是在中文版裏沒有提到，因為中國不能在電視上播放LGBTQ的內容。

今年2月，中國遭遇了自2020年疫情以來最大的政治醜聞。這是一個令人震驚的案件，一名婦女脖子上套著鎖鏈，被關在豐縣一個冰冷骯臟的棚屋裏。她生了八個孩子，並因為「精神病」被鎖起來。

在2月1日，在被審查屏蔽之前，這段戴鎖鏈女子的抖音視頻被觀看了超過30億次。數周以來，這個案件的熱度完全蓋過了北京冬奧，網上關於本案的帖子數量是奧運會的十倍。有女性試圖前去營救受害者，但被警察攔住，一些人被捕。這起案件激起了民眾對政府掩蓋真相的憤怒。

販賣「妻子」

更可怕的是中國拐賣婦女問題。女子被綁架，被賣給男人來做 「妻子」，被強奸並生下孩子。這個被鎖起來的女人就有八個孩子，而這在中國是違法的。這證明了警察和地方政府的勾結。在許多地方，中共、警察、法院都參與了這種非法的婦女交易。根據中國法律，販賣熊貓可判十年，拐賣女人則只判三年。

在中國，男性比女性多3000萬。由於女性人數較少，拐賣案便增加了。36年來，中共通過獨生子女政策，極高度限製了婦女的生育權。在此期間，性別歧視的父權結構和觀念的壓力造成了重男輕女。

這也關系到中國殘酷的資本主義復辟。中國的社會福利因私有化和缺乏資金支持而遭到破壞，而資本主義經濟賦予男嬰更高的地位：男性能獲得更好的工作和財產權利。在中國，700萬次性別選擇性墮胎，使對應數量的女性胎兒被消失。這種生男孩的經濟和性別歧視壓力導致了人口危機。

今天的中國共產黨是一個資本主義右翼獨裁，並想控製女性的身體，迫使她們生更多的孩子、通過創建更多條條框框來限製「非醫療」理由的墮胎，從而破壞墮胎權，還試圖強化由「陽剛」男性領導的「傳統家庭」；以上種種，都是社會和政治控製的手段。

離婚更難

習近平在2021年推出了旨在提高出生率的三胎政策。但三胎政策削弱了女性在勞動力市場的地位。老板們更不願意雇傭女性，因為他們不想支付產假和育兒費用。

2020年對離婚的新規定導致更多不予離婚的法院判決，中國離婚率下降了一半以上。20世紀50年代的中國比今天貧窮得多，但當時中國在法律上賦予了革命性的離婚自由，增進了男女之間的平等。

今天中共獨裁為資本主義服務，強化了許多最惡劣的婦女壓迫形式。豐縣拐賣事件引發的群眾憤怒，反映了中國社會反對奴役、反對壓迫婦女的真實情緒。習近平想摧毀女權主義，但他是在螳臂當車，必然會失敗。我是臺灣人，臺灣的ISA組織表達了我們對中國女權主義者反對鎮壓的全力聲援。我們為社會主義女權主義與工人鬥爭聯合起來而奮鬥，終結邪惡的、性別歧視的資本主義製度。

如坐火坑：虛幻的「共同富裕」

在巨大的經濟內爆風險下，如坐火坑的習近平政權屢提「共同富裕」承諾，渴望用一層薄薄的土將要爆發的火山縫合，來維持其下一屆任期的穩定。

中共的「共同富裕」承諾提高人民福祉，縮小收入差距，但卻內容空洞，沒有任何具體方案改善工人階級的處境。同時亦用不「殺富濟貧」向資本家保證政府不會太過火。這種矛盾的措辭，體現了習政權渴望緩和日益激化的階級矛盾，同時要保住資本主義製度，因而對製度本身造成的危機束手無策。

疫情急劇擴大了中國財富分配的不平等，2020年胡潤年度排行榜顯示，中國億萬富豪數量增加了253人，為世界第一。而在2021年，中國億萬富翁有1058人，而美國有696人。這只是資本家之間的共同富裕罷了！

改善民生？

「共同富裕」承諾要「先富帶後富」、「精準扶貧」，期望資本家富起來後，會把財富進行「第三次分配」，即資本家會將財富由上而下滴溜給民眾，實現「第三次分配」。這分明是新自由主義的「滴溜效應」，但他們才沒有那麽疏財仗義呢！

中共政權作為國家資本主義的政權，只能通過國家幹預，在危機上走鋼絲，但畢竟無法解決資本主義危機，原有的宏觀調控手段正不斷失去效力。

政府面對房地產泡沫危機，進退維谷、拖延時間。恒大爆雷敲響了「三道紅線」「房產稅改革」的警鐘，習政權與紅色資本家都害怕過度控製資本，會導致連鎖效應性的經濟崩潰。只得在放松房貸、加速放貸上走的更遠，央行亦配合新一輪放水。泡沫與債務繼續累積，在畸形的經濟結構下，新一輪放水的資金或流向金融、地產市場或由於儲戶信心不足淤積於銀行。這表明習政權無力提振消費、亦無力改善工人階級住房、負債現狀。所謂民生改善，在積重難返下成為一句空談。

在深重的財政危機下，中共政府亦無法負擔起未來社保支出。人口壓力的增長、地方政府債臺高築、政府無力監督資本家繳納社保金，都造成了估計在2025年底退休儲蓄缺口或達到十萬億人民幣的現狀。而中共采取的對策竟是延遲法定退休年齡！更遑論去年十二月爆出的發達省份公務員減薪，東三省部分地區事業單位公共人員工資被拖欠的消息。這都體現了，財政、人口雙重危機下中共自我吹噓的所謂「再分配」的虛偽。

中共將高質量發展，通過實現產業升級、科技進步來做大經濟蛋糕，作為實現共同富裕的前提。這一提法體現了在人口紅利喪失時，中共渴望通過經濟轉型來提高中國產業在國際產業鏈的地位，借以提高民族資本所分得到利潤。但自相矛盾的是，習近平一方面要靠科技走經濟轉型，但又害怕科技企業帶來過高的金融風險。因而在前年開始喊出反壟斷口號， 並希望通過打擊個別高科技企業的民粹主義舉措，挽回部分民心。當然，中共絕不會打擊996這種剝削工人的製度。

再者，新冷戰背景下中國面臨的技術和資源封鎖，使中國科技業陷入了嚴峻危機。即使科技戰爆發前，科技業的利潤來源往往是金融投機，實體科技業發展占其份額根本少得可憐，因此中共才要壓製阿裏巴巴和騰訊等大企業的壟斷。

反壟斷的過程進退兩難，因為如果過於大力打擊金融科技業，只會令經濟更加難以轉型，甚至造成金融業的崩潰。所以，去年「反壟斷法」修法只是雷聲大、雨點小，即使對企業罰款上限提升至人民幣五千萬元，不過還只是九牛一毛。中共最多能用政治恫嚇來確保科企老板聽話，但不能改變行業壟斷的局面。

幻想及呼籲

我們必須指出，自身難保的官僚階層的虛假承諾和面對危機作出的經濟努力，毫無反資本主義性質，反而是資本主義危機中統治階級挽救自己製度的掙紮之舉。內地部分左翼（一些毛派）對官僚與資本家抱有所謂「共同富裕」的幻想，誤以為習近平在對抗資本主義，實在是徹底的錯誤。

改善工人階級生存狀態、不能依賴所謂「參與第三次分配」的資本家施舍，也不能依賴官僚開出的空頭支票。只能通過工人階級組織起來，將私人企業公有化，並將所有企業收歸民主控製，對經濟系統實行民主計劃管理的方式來達到。這就要推翻現行的資本主義製度，實現真正的社會主義。

鄧小平南巡30周年　中國資本主義復辟過程的另一轉折點

1992年1月17日，鄧小平在北京踏上開往深圳的火車，展開了為期一個月的「家庭旅行」。這個當時看來平平無奇的旅程，成為了中國走上高速資本主義發展的轉折點。要全面了解中國資本主義復辟的過程，就必須要認識鄧小平南巡的歷史。

1978年12月，中共三中全會召開，掀起了改革開放的序幕。中國1949年後所建設的斯大林主義（官僚專製）計劃經濟體製當時面臨深層次問題。中共領導層面對後毛時期的混亂與危機，試圖通過引入一些資本主義的元素，為中國經濟找出現代化之路。最初，鄧小平與一眾後毛時代的中共領導人也沒有一套預定的藍圖，而是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試驗。在1978年開始的市場改革的規模與之後相比十分有限，起初參考的是東歐斯大林主義獨裁國家，特別是南斯拉夫。後來隨著東亞的自親西方資本主義獨裁政權的經濟成功，目光也轉向了所謂的「亞洲四小龍」（韓國、臺灣、新加坡、香港）。

背景：曲折的80年代改革

親資改革由鄧小平親自提拔的胡耀邦和趙紫陽一派所主導，改革的方式主要是通過中央協助發展地方的基礎建設，同時將經濟政策權力下放給地方政府自行決定，包括讓其製定市場化政策、保留利潤、累積資本、進行融資（包括進行外貿）及再投資。

從1979年在南方設立4個特別經濟區（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到了80年代中，深圳已經成為了中國市場改革的象征──1980-1984年間的地方產出增長了29倍，當地人均GDP是全國平均的20倍。

中共內部出現了分裂，親資產階級的一派越來越有意識地主張進行資本主義復辟，而保守派則希望保留官僚控製的計劃經濟。類似的分裂也在從蘇聯到東德的斯大林主義政權中出現，這是由於斯大林主義的模式陷入了危機。他們就何種社會製度和經濟政策最能保障統治集團自身權力與特權產生了分歧──也就是繼續以國有（斯大林主義）經濟之上作為特權官僚集團，還是廢除計劃經濟（實行資本主義）並將自己轉變為新的資產階級。

但同時，這些親資改革也到引發出新的問題，「深圳模式」遭到保守派的攻擊：外國進口商品形成黑市、投資額的過度上報，且大部分都是來自國內而非國外、投資項目主要為低技術工業、吸引的投資額不足以抵銷中央政府的基建投資成本，變相依賴中央「輸血」等。

為了支持及推動改革步伐，並克服保守派的反對，鄧小平在1984年就展開了第一次南巡，肯定了趙紫陽的市場改革。此後，特別經濟區在14個城市擴展，基本上中國整個沿海地區都開放了。

時至80年代後半葉，市場化改革的社會弊端日漸呈現。大量投資，加上價格雙軌製導致官僚腐敗倒賣，使得通脹、物價不斷上升。民間不滿也開始累積，到了1986年全國大學生發起抗議，反對腐敗和要求政治自由權利。保守派擔心改革派的政策會鼓勵社會上對於擴大民主自由空間的訴求，而鄧小平也認同此點。他換下了胡耀邦，認為胡對於學生「太手軟」。這正是鄧小平波拿巴主義的一個例子：他在不同相對立的社會階級和政治力量中平衡，有時倒向一方，時而倒向另一方，來維持自身的權力。

80年代的資本主義經濟改革就是一系列左搖右擺的實驗中走出來的。中共為了解決價格雙軌製，1988年打算推出「價格闖關」，短期內將大部分商品價格提高，然而政策未實行就走漏風聲，引發民眾搶購潮，進一步推高物價。1988年的通脹率為18.81%，而1989年為18.25%。而這也是1989天安門運動爆發原因之一。

1989的中共處於內憂外患之中。國內積壓的矛盾最終爆發了具革命性質的運動，在血腥鎮壓後，中共一度被西方製裁及孤立，縱使美國當時在背後仍然保持與鄧小平政權保持緊密外交聯系。大量外商暫停投資、對華高科技出口也受到限製、中國外貿出口下降，經濟受到嚴重影響。

1989-1991：走資政策暫緩

而國際上，蘇聯斯大林主義的東歐集團開始崩解。正如偉大的革命家托洛茨基所解釋道，計劃經濟需要群眾的民主控製，就如同「人體需要氧氣」一樣。經過斯大林主義多年官僚統治和經濟管理不善的窒礙，導致了經濟停滯甚至衰退，而工人們的生活水平每況愈下，許多必需品也出現短缺。這些所謂的「共產」獨裁政權以社會主義的言辭來合理化其惡行，使很多人產生對於社會主義的不信任。相對地，民眾對於西方資本主義經濟表現良好、而工人生活水準高的錯誤印象不斷蔓延。在缺乏真正的社會主義政黨來帶領反官僚專製、同時捍衛公有製計劃經濟的鬥爭，資本主義在各國迅速復辟，西方資本主義更以勝利的姿態地宣稱「歷史的終結」。這些發展，給中共政權帶來生死存亡的巨大危機。

在這個背景下，中共內部開始多了對改革步伐的疑慮。以陳雲為首的保守派主導了中央政府，他們主張放緩改革速度，並將過去的通脹與危機歸咎於胡趙的改革。

不過，陳雲也不是代表恢復舊有斯大林主義的官僚計劃，而是認為要減慢改革步伐──以十年計的改革而非短短數年間完成──並且要避免赤字預算、擔憂改革過快所帶來的通脹，主張以中央的國家計劃為主，輔以市場改革。

實際上，早於1988年9月的中共十三大三中全會中，為了應對取消價格管製而導致的通脹與社會恐慌，當時保守派就已經處於上風。為了解決通脹問題，當局下降了增長目標已經支出、減低了貨幣供應、集中並加強了資本與金融控製，並試圖減少財政赤字。

結果，1989年的GDP增長僅為4.2%，1990年為3.9%，相比1982年以來中國每年的經濟增長一直保持9%以上，已是很低。

1989年，鄧小平雖然仍然主張資本主義復僻，但需要聯合保守派和強硬派來鎮壓的革命性運動，因為雖然學生領袖的有限度「改革」的目光，天安門群眾運動有推翻中共統治的潛力。在趙紫陽被軟禁後，他欽點了前上海市長江澤民為中共總書記，及後也提拔了上海的朱镕基到中央政府中。中共精英中的「上海幫」比北京官員更支持改革。這一事實連美國政府也意識到，並使那些擔憂中國會回到斯大林主義計劃的美國資本家得到安撫。

但江澤民在中央還是受到陳雲及李鵬等保守派的壓力。

1992年1月：南巡

鄧小平非常憂心當時經濟轉型的緩慢步伐。蘇聯和東歐的崩潰就是源於經濟危機，並引發群眾不滿。假若中國的經濟發展不夠快，他擔心中共就會走上蘇聯亡黨亡國的下場。

中共高層的權鬥也越演越烈。鄧小平在中央未能影響大局，因此轉向地方尋求支持。1991年，他先利用上海的地方媒體去倡議更進取的親資改革。然而中央的保守派則利用《人民日報》進行反駁，雙方就這樣隔空開火。正如其他波拿巴主義的中共領導那樣，包括後來的習近平，鄧小平也繞過官方架構來嘗試達到自己的目的。

到了1991年11月的的八中全會，保守派仍然占有上風。

1992年1月17日，鄧小平踏上南巡的歷史性旅途。當時是以「家庭旅行」為名的秘密行動，就連當時其他黨中央的領導層也沒有知會，包括江澤民。《人民日報》也沒有派記者跟隨。整趟旅程是軍方改革派的武警安排的。

離京前，鄧小平也向廣東打招呼，要求不見報。整個旅程當時在中國是完全沒有媒體報導，反而是隔岸香港消息靈通的資產階級「自由」媒體將事件率先曝光。諷刺的是，香港相對的媒體自由在今天已被習近平政權打壓得體無完膚。

鄧小平此趟的目的，是要拉攏地方官員，他們當中都在80年代的改開中獲得了許多好處，肯定會支持改革。鄧小平想動員地方萌芽的新興資產階級力量來迫使中央就範。

鄧到了南方後，與當地官員會面，並巡查不同的發展項目。他的講話雖然沒有公開點名中央，但明顯話中有刺。他不斷重復指「開會太多、發言太長」，應該要「多幹實事，少說空話」、「誰不改革，誰就下臺」。他還說「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他所謂的「右」是指黨內的政治改革自由派，這些都在1989年的屠殺後給鎮壓掉了。至於他認為的「左」就是主張個緩慢地走向資本主義的保守派或半毛派。當時，中共內部的所有派別都已經放棄了計劃經濟，並意識到資本主義復辟的必然性，他們兩派之間的分別只是走資的速度和規模，而各派也是為了在這個過程中保護自己的既得利益。

政變的性質

可以說，南巡的秘密性質，拉攏地方官員反對中央政策，是帶有權鬥政變的特征。事實上，在南巡期間鄧小平甚至的確有曾討論政變。

根據傅高義（Ezra F. Vogel）的《鄧小平時代》傳記披露，鄧小平在南巡期間曾在珠海參與了一場秘密會議，這是中共官方沒有記載的。其他參與會議的中共黨政高層包括：政治局常委喬石、掌握實際軍權的中國國家主席兼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楊尚昆、中央軍委副主席劉華清，以及楊尚昆的弟弟、中央軍委秘書長兼總政治部主任楊白冰。

會上鄧小平再次重申：「誰不改革，誰就下臺……我們的領導看上去像是在做事，但他們沒做任何有用的事。」

參與會議的陣容強大，沒有軍隊實權的江澤民並無參與，反而在政治局常委內被視為江的潛在競爭者喬石參與其中。這都指向，如有必要，軍方會支持擁立新的領導人推動改革。

在北京收到消息的江澤民很快地意識到力量天秤的改變，並且果斷站到鄧小平一方。他下令將鄧小平南巡的講話匯集成黨內文件，成為中央黨領導層的必讀物。一下子，中共黨內的氣氛改變了。

引用傅高義的話：「1989年北京風波後，如果有人對中國領導人對改革開放的態度有所懷疑，這種懷疑在1992年煙消雲散了。」

1992年10月，中共召開十四大，江澤民在會上提出，中國經濟改革的目標是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術語是江澤民在鄧小平的許可下發明的，是為了取代此前陳雲提出的「社會主義市場計劃經濟」。江澤民在黨大會中將經濟增長預測定在8-9%，這遠高於年初李鵬宣布的6%。

與此同時，中央顧問委員會被撤銷，主任陳雲退休。

南巡可以被視為中共內部權力鬥爭的決定性轉折點，圍繞鄧小平的新興資產階級獲得了全面主導，不是作為外部力量，而是成為融入了中共專製的一部分。

中國的改革開放實際上並不是「改革」，而是資本主義反革命：一系列對於舊有計劃經濟的攻擊，來為今天中國的超級富豪資產階級的出現掃除障礙。

這個過程當中不只一個轉折點。1989反抗斯毛主義專製的運動雖然沒有清晰綱領，但是工人民主革命或「政治革命」的萌芽。中共鎮壓了這場運動，掃除群眾抵抗威脅。如果1989是一個轉折點，則1992年乃是另一個轉折點——鄧小平清洗黨內僅余的反對聲音，確立了中共在專製政權框架下急速發展資本主義、而沒有向自由資本主義政治改革作出妥協的路線。

結論：資本主義復辟又一轉折點

此後，中共關於高速資本主義市場改革之路基本上在毫無爭議下走了20年。在1990年代中，江澤民及朱镕基以「抓大放小」的方針進行了國有企業的大規模私有化。1998年，房屋部門被一下子私有化，奠下了今天超投機性及難以負擔的房屋市場的基礎。1990年代末，6000萬國企工人下崗，來讓中國符合資格在2001年加入世貿。這些殘酷的親資政策在胡溫時期得以繼續並加速。

這階段一直持續到2008年的全球資本主義危機，及2012年習近平上臺為止。2008年危機暴露了資本主義的災難性失敗，這也導致了全球各國政府走向更多國家幹預、管製和去全球化。中共也開始走向更加國家資本主義的控製手段，成為了習近平的統治特征。當然這不代表要回到過去的斯大林主義「社會主義」，這是今天中共資本主義政權不願意亦不可能做到的，而是采取更多措施來試圖控製住資本主義的破壞力量，以維持資本主義下的「穩定」。

訪問上海居民：封城下的災難

受訪者：海陽（上海浦東居民）、小燕（上海浦東居民）

自從上月底上海爆發奧密克戎（Omicron）變種病毒大流行以來，這座城市已進入了封城的狀態。截止4月13日，這一輪的爆發已造成了累計13萬宗官方承認的確診病例，但官方仍沒有確認1宗死亡病例。儘管如此，專制官僚粗暴的封鎖隔離政策已出現了大量的次生人為災難，造成不少民眾生活陷入困境，甚至出現食物短缺，老人和長期病患者失救致死等案例。

中國勞工論壇訪問了幾位現居於上海一對夫婦，以第一手訊息了解他們在封城狀態下的生活情況，官僚引發出什麼樣的次生災難，以及中共的資本主義危機下對城市民眾造成多大的衝擊。本文是訪問上集，下集將於稍後刊登。

問：你可以簡介一下你所在的地方的狀態嗎？

海陽：我和妻子兩人住在浦東，雖然政策上說的是封控至4月1日，但事實上由於浦東這邊幾乎天天都有新增病例，據我所知大部分地區都仍然處於「封控」狀態，包括我們所在的小區。我們已經被封鎖了整整半個月，除了被叫下去做核酸（檢測）和領物資外就幾乎沒出過家門一步。小區業主群里今天早上又說有新增確診，所以現時我們根本不知道會被封控到猴年馬月，沒完沒了了這是。

問：在這過程中的日常生活是怎樣的？

海陽：就是讓我們在家呆着，每隔一兩天就有「大白」（穿白色防護服的工作人員）騎着車在樓下轉圈，拿着個擴音器喊「哪棟樓的下來做核酸啦」。有時候就是有無人機在小區飛來飛去廣播。當然大家最留心的是聽着什麼時候領食物物資，不過坦白說，以他們（居委會）的辦事效率和作風，真旨望他們的話我家都已經餓死好幾次了，最終還是得靠自己打聽哪還有團購？哪些團購最快發貨和最有機會能送過來？所以微信群里大夥除了喊餓就屬這些消息交流得最頻繁了。以前我的微信群都是關靜音的，現在那怕大半夜聽到有信息都嚇得馬上爬起來看，生怕搶（購）不到菜。

問：半夜還會有團購的消息嗎？

小燕：有的，你得馬上爬起來參團，一下子就滿了，就像我們以前大學學期初搶科那樣，有時候送貨的甚至會凌晨兩三點才送貨到小區。上星期小區半夜十二點還有人在小區賣豬肉，我想算是某種黑市吧，大家都說自己去買了就好，不要到處傳說。我買了四斤肉，220塊，比平時貴了大概四分之一吧。

問：當初準備封城前食品囤夠嗎？

海陽：你知道，我們都要上班，我們單位一聽到可能要封城就抓緊時間讓我們加班得更狠，所以我和妻子都沒有機會在封城前去買物資食品。再說讓你囤又能囤多少呢？能囤得了一兩個月的食品嗎？大米白面我們家還是有存點的，但總不能天天就只吃大米白面吧。

問：政府方面發放的物資包括了什麼？

小燕：哈哈哈哈，我就只收到過一次物資包，裡頭呢就兩棵大白菜和八顆土豆（馬鈴薯），其中有兩顆土豆還已經發了芽不能吃了。這包東西也就夠我兩口子勉強吃兩三天吧。但這已經算好了，我知道別的小區有人只收到兩條胡蘿蔔跟兩顆洋蔥，你說這算什麼？有的小區的物資包被人撕了標籤然後拿去倒賣，我同事說他小區上個星期的物資包一早送到小區外面堆在路邊，但不知為何就是不安排送進小區分發，放了在外面整整兩天就這樣在你面前爛掉了。

然後就來幾輪垃圾車把它們拉走，我同事氣得跟其他居民跑去小區閘門口罵人，被警察押回家裡，說再鬧就直接當他陽性把他丟去方艙（醫院）。現在說把你拘留都唬不住人了，因為大家覺得你真把我拘留了看守所里好歹要管飯，反而不用擔心挨餓了。倒是現在方艙在大家心中反而有點威嚇性，「方艙醫院真神奇」。

問：那麼你認為現時政府的清零防疫政策有效嗎？

小燕：其實全上海都沒人覺得政府真的是在防疫，大家都心知肚明只不過是政府那些官僚機械地執行着一條條的指令，為的是完成自己的工作指標，而不是所謂為了老百姓的健康。現在你看大家都知道了「健康雲」（政府推出的手機應用程式，記錄使用者的核酸檢測結果）根本沒用，可以說現在是半官方的承認了「健康雲」（裡頭的檢測結果紀錄）是假的。面那怕說你是陰性也沒有人會承認，而且是連政府都不承認，你想用上面的陰性結果去跟大白講道理，他們會大大方方的跟你說那是假的，我們不承認。你政府搞一個自己都承認是假的東西出來有意思嗎？那你說央視天天公布上海新增多少多少確診可信嗎？而且有段時間我們做核酸是十人共用一試管的，因為試劑上不夠了，結果就十個人甚至更多人共用一套試管，你那一組試管陽（性）了就再把你們一個個抓出來驗，或者乾脆不驗了直接拍你家門跟你說你陽（性）了，你全家都要跟我去隔離，去哪裡？不知道，知道也不會告訴你。我們完全就是任由他們宰割啊！防疫中心的人自己也說，你要是輕症或者無症狀你就自己在家呆着好了，方艙的條件更差！

問：那為什麼政府還要把人抓去方艙呢？

小燕：因為要「社會性清零」啊！就是在這個區域裡不能存在確診病例，於是就直接把你拉出城，你出了城城裡就沒病例了，指標也就完成了。至於你在城外隔離點吃不吃的上飯穿不穿的暖，有沒有藥吃，他們不會關心，因為上面沒有指標說要確保你們這群「棄民」要得到什麼保障啊。這就說明他們不在乎你的健康和生命安全，所以你沒法跟那些大白講道理。他們的行事方式就是這樣：他要是體諒你不抓走你，萬一你把病毒傳染開去了，承擔責任的是他們；他要是不管死活的抓走你，那怕最後說搞錯了甚至你死了，他們也不會受到任何的懲罰。簡單說，就是我們沒有任何的權力去監督他們，但他們卻有無限的權力去處理我們，還不用承擔責任。

問：對你們經濟的影響大嗎？

海陽：說實話，我們很悲觀，甚至說開始有點絕望了。我們公司春節前就在裁人了，裁了8%，被裁的還大多是我們這年齡段三十多歲不到四十的員工，我太太的情況也好不到那裡去，總覺得下一波就會輪到咱們。現在封了城，我的工資不發了，可老闆還是會發電郵給你讓你在家做點工作，按理說你工資都不給我發了我還工作個屁啊？！但現在這世道我們敢拒絕嗎？不能啊，就當加班了，心理好受些。我太太情況好點，支半薪。

而且我們算是比較幸運的一群了，在家人幫助下還上了房貸，能靠存款堅持一下，但這樣寅吃卯糧下去也不是辦法，是不可持續的，可是你要問我將來在這怎辦有什麼打算？我真的回答不了，老弟我現在都想哭出來了我跟你說。政府那些經濟數據我就不跟你扯了，對我們這些老百姓而言，2020到2022年完全是在渾渾噩噩都不知道到底都幹了些什麼？很多個人的計劃根本實行不了，也不敢去實行啊。存款一點一點的流失，誰還敢節外生枝？你也看到有的老同學甚至不得不放下身段去四處舉債了，某某的房子都快要被司法拍賣了，畢業十幾年來你以前有看過這光景嘛？所謂的經濟數據GDP他們（中共）要喊保四五六七八都行，可這些發生在身邊的變化騙不了人的。

小燕：我慶幸的是我們沒要孩子，不然現在麻煩更大。身邊的朋友同事也被折騰得非常疲蔽厭倦，你這麼搞下去，我們不是病死就是餓死。所以現在開始愈來愈多人說共存不是沒理由的。你也看到了老同學群體裡頭，考了公務員的、國企的、在事業單位在體制里的最擁護清零了。「鐵飯碗」嘛，封城封到海枯石爛他們呆在家裡工資照發。可我們這些混私企民企的是大多數啊，我們真的會無以為繼啊。但我們對此有發言權嗎？我們能決定政策走向嗎？我們連晚上喊樓說要物資都馬上來一架無人機讓我們閉嘴，你看這場境是不是很戲劇化？所以我們小區的人其實都心照不宣：真的熬不下去了，大家去大門給他鬧一鬧，畢竟聚在一起就人多力量大，大家都懂的。

中國被迫收緊一帶一路政策

2017年，「一帶一路」被中國獨裁者習近平譽為「世紀工程」。其承諾花費超過1萬億美元，用在整個新殖民主義世界的基礎設施項目上，以確保中國能夠進入關鍵市場，並擴大中國的勢力範圍。但今天習近平政權發出的信息要低調得多。「一帶一路」不再被視為一張經濟王牌，中國政府越來越被迫縮減其野心。

（本文寫完後，烏克蘭戰爭的爆發使東歐一帶一路項目充斥極大的不確定性，中國很可能要被迫選擇要保住哪些投資，另外犧牲哪些投資。）

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後，中國由國家支持的大規模信貸熱潮，導致經濟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產能過剩。例如，到2016年，中國的鋼鐵行業有超過3億噸的過剩產能，相當於世界第二大鋼鐵生產國印度鋼鐵產量的三倍。生產過剩和盲目的無計劃擴張導致價格下跌、利潤縮水。中國資本需要在境外尋找機會來拉抬利潤。解決方案是一帶一路政策，一個龐大的基礎設施和投資計劃，已經遍布140個國家。

在中國的主要煉鋼重鎮河北省，一些過剩的鋼鐵產能被轉移到東南亞、非洲和西亞。超大規模的海外建築合同得以擬定，以滿足中國建築業的需求。在泰國，中國的德龍鋼鐵公司正在建設一個年產60萬噸的鋼廠，該公司將持有55%的股權。中國資本主義的需要促使中共在國際上要表現得更強勢。

全球最大的債主

中國已經成為全球最主要的債權國和資本輸出國，使得債務國形成極端的債務依賴。中國占全球官方雙邊債務的65%，至於「隱藏」債務甚至更高，因為許多向中國私人銀行借款的國家必須簽署保密條款。當然，所謂的「債務陷阱外交」並不是由中國所創——美國和其他西方帝國主義列強，利用債務對新殖民主義世界進行經濟支配已經有很長一段時間了。對於工人和窮人來說，這種債務負擔意味着無盡的苦難、貧窮和剝削，無論它打着哪面帝國主義的旗號。

一帶一路政策對基礎設施項目的貸款，從2019年到去年下降了54%。根據跨國律師事務所貝克·麥堅時（Baker McKenzie）2021年的一份報告，在非洲這個帝國主義新冷戰的關鍵戰場，來自中國的新增貸款從2017年的110億美元降至2020年的33億美元。中國最大的投資所在地巴基斯坦，已經看到一些項目建設陷於停滯。巴基斯坦央行報告稱，在2020年第二季度和2021年同一季度之間，中國投資下降了50%。在這些停滯不前的項目中，卡拉奇-白沙瓦鐵路的升級項目耗資68億美元，這是中巴經濟走廊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中共在2015年宣布打造中巴經濟走廊，旨在將中國新疆與阿拉伯海連接起來，通過2000公里的公路和鐵路連接到曾經是俾路支省的小港口城鎮瓜德爾。中國正在將瓜德爾改造成世界最大的港口之一。2021年，這裡曾發生過激進的群眾抗議，部分反映出對於中國在該地區的投資沒有給當地居民帶來好處，反而使他們的狀況惡化，當地人民非常不滿。

「一帶一路」失去動能

「一帶一路」基礎設施項目主要由中國公司建造和控制，資金來自中國資本家的貸款，主要雇用中國工人和技術人員。這些投資不是為了慈善，而是為了更有效地開採和運輸自然資源，來有利中國經濟。這些資金的另一大部分則是分給這些國家的統治精英，以幫助他們以舞弊贏得選舉，並確保他們支持北京。

新冠疫情加劇了「一帶一路」項目的進展放緩、延誤和項目引發的緊張局勢，也導致許多貧窮國家無法償還貸款。但最終這也標誌着中國資本主義的局限性，因為它面臨着長期停滯，背負着驚人且不可持續的335%的債務與GDP之比。「一帶一路」正在失去動力，中共也因此面臨着縮減「一帶一路」規模的壓力。

然而，正如上文所述，「一帶一路」對於中國資本主義的生存至關重要。這是因為在一個供應鏈脫鈎、保護主義抬頭的世界裡，中國資本家必須確保住儘可能多的外國市場。一個關鍵因素是中國國內消費水平低下、占GDP的比例仍低於2000年水平。疫情爆發以來，消費受到嚴重打擊，仍未恢復。今年，中共的政策或將導致消費面臨進一步的下行壓力，以許多地方政府的財政困難、造成許多地區的政府雇員減薪20-30%開始。這些問題將因新冷戰而加劇，中共政權將資源集中在與美國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軍事和經濟對抗，造成工人生活更加困難。

對中共獨裁來說，「一帶一路」計劃和瓜德爾港、中巴經濟走廊等重大基礎設施投資，也是展示資本主義「中國模式」優越性、進而爭取中共政權威望的工程，並與西方投資者（部分出於安全考慮）不願進入巴基斯坦和俾路支斯坦等動盪地區形成鮮明對比。中共對於巴基斯坦所作所為與中國在新疆的新殖民主義剝削有些許相似之處——在新疆，國家鎮壓伴隨着突出的GDP高速增長。在瓜德爾，巴基斯坦政府對當地原住民實施軍事鎮壓，而在俾路支省，當地已經形成具相當規模的獨立運動。當局已經增加了許多倍在俾路支省的軍事部署，同時為了鎮壓反抗，還犯下被消失和其他侵犯人權的行為。

群眾抗議

作為「中巴經濟走廊」的一部分，中國已在俾路支省花費了數十億美元，建造了一個300兆瓦的煤電廠、一個國際機場和瓜德爾港。儘管如此，瓜德爾的當地俾路支社區仍然缺乏食水、電力和其他基本設施。包括中國船隻在內的拖網漁船的湧入，也使支撐當地經濟的許多瓜德爾漁民丟掉了工作。

自由俾路支斯坦運動的賈馬爾·納西爾·俾路支（Jamal Nasir Baloch）說：「參與破壞當地魚類貿易和俾路支海生態的大多數公司，都是由巴基斯坦的退役將領和中國人共同擁有的。」

在秋季的數周，俾路支當地人民對伊斯蘭堡政府和北京對該地區資源的掠奪發起了反擊。在這些抗議活動中，大多數為女性的示威者占領了中國控制的瓜德爾港的入口和一條主要的公路。示威者的人數有時達到數十萬，他們要求工作機會、清潔的食水、改善衛生和教育設施、保障當地漁民的權利以及禁止深海拖網捕撈。抗議運動由右翼伊斯蘭主義的伊斯蘭大會黨（JI）主導，該黨與政治上有重要地位的巴基斯坦軍隊有密切聯繫。該黨利用抗議活動為平台，用來建立自己的威望，提高其在國家統治精英中的談判能力，並壓倒俾路支民族主義和支持獨立團體的影響。儘管這些團體沒有發起抗議，但當中的一些人仍被逮捕。

這場令人印象深刻的群眾運動似乎缺乏獨立工人組織的決定性投入，也缺乏對打擊中國帝國主義和巴基斯坦統治階級至關重要的社會主義綱領。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伊斯蘭大會黨的領導過往有親中的記錄，當然這些群眾抗議並無揭露伊斯蘭大會黨這一點。抗議活動一度威脅到中國對瓜德爾港的控制問題——通過40年的租約，中國拿到91%的瓜德爾港收入。但伊斯蘭大會黨領導人只是把這個問題作為談判的籌碼，讓巴基斯坦政權在拖網漁船問題和其他一些主要訴求上做出讓步。儘管在領導和綱領方面存在缺陷，但這場運動是一個有力警告，凸顯中國「一帶一路」沿線正在醞釀的不滿情緒。

窮途末路的鐵路？

同樣，在老撾，中國去年開通了一條價值59億美元的高速鐵路，當地人民在其中卻無從受益。這條鐵路旨在將中國與泰國、越南、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等大市場連接起來，而老撾只是一個「路過的國家」而已。這條全長422公里的鐵路在老撾只有21個車站，這很難滿足一個61%的人口為農民的國家的需要。正如一位分析人士所說，「這本質上是中國的公共基礎建設計劃，碰巧存在於另一國而已」。更糟糕的是，修建鐵路所製造的債務可能高達老撾GDP的三分之一，而一黨專政的老撾政府只持有該鐵路30%的股份，其餘由中國企業擁有。

真正有利於老撾的基建，是地區性的鐵路和公路網絡，來幫助當地農民與分銷中心連接起來，而不是為一條其實只為中國資本和北京政權的區域野心服務的鐵路，並進行大規模的土地掠奪。基礎設施並不必然是好東西：我們必須問道，基礎設施為誰服務？對這條老撾鐵路來說，還有更多壞消息從鄰國泰國傳來。泰國政府在2014年軍事政變後簽署了多項一帶一路協議，但現在對於部分項目，泰方開始從北京轉向投靠美帝國陣營了。泰方也在猶豫是否要推進一些一帶一路的鐵路項目，而這些項目需要連接到北方的老撾和南方的馬來西亞。一帶一路在泰國的挫敗可能會破壞中國至新加坡的鐵路總計劃，使老撾的鐵路更像是個大白象工程。

建設一個更美好的世界

帝國主義新冷戰的加劇，使美國和歐盟推出了自己的基礎設施投資計劃，試圖與中國的一帶一路分庭抗禮。中國的這兩個競爭對手的計劃都相當乏善可陳。歐盟的「全球通道」計劃暫定預算為3000億歐元，但受到冷遇，因為「歐盟的錢包沒有中國那麼大」，而且根據法蘭西24（France 24）的報導，它「來得太遲了」。美國總統拜登的「重建更美好世界」計劃也存在類似的問題。

美國和歐洲帝國主義無法像一帶一路那樣，在2017年那樣變出一萬億美元，這表明世界資本主義整體上面臨着新的不穩定。正如ISA在《無序時代》文件中所概述的那樣，各國為對抗疫情的經濟影響而進行的歷史性高水平支出，使全球債務水平飆升至創紀錄的226萬億美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數據）。這種債務負擔正在壓垮（包括中國在內的）所有資本主義政府為海外大規模帝國主義開支計劃提供資金的能力。

帝國主義之間的冷戰正在升溫，然而全球資本主義看起來越來越不穩定。這只能意味着各國統治階級會在全球範圍內進一步攻擊勞動人民的生活和權利，以應付中美兩國的軍事和經濟博弈。世界正在再次分裂成不同的集團，被壓迫國家的工人階級將被捲入交火之中。唯一的出路是國際社會主義解決方案，反對兩個帝國主義集團，通過建立一個民主的、全球規劃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為推翻資本主義而鬥爭。

上海封城已進入第七周

上海這座擁有2800萬人口的城市已經歷7周全面封城，而且不知何時封城才會結束。當前的奧密克戎（Omicron）變種病毒疫情，是中國經歷的最嚴重的一次疫情爆發。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的經濟學者徐建國表示，無論從經濟損失規模還是受到波及的人口看 ，今年疫情比最初的2020年武漢疫情嚴重「十倍」。

包括首都北京在內，全中國近50座城市的3億多人口處於全面或部分封控。習近平的「清零」政策造成經濟癱瘓及人道主義危機。封控的實施極為殘酷，並帶有官僚主義粗暴作風。這些都引發了群眾對政府前所未有的憤怒，反映在各社交媒體上揭露警方暴力的發文和視頻中。這些內容很快就被中共審查機器刪除；儘管如此，像《四月之聲》這樣的被禁視頻，卻有數百萬的觀看次數。

在過去一周，上海當局按照習近平和中共中央高層的命令，加強了封控措施。這意味着增加挨家挨戶的訪問，身穿白色防護服的防疫人員「大白」衝進居民家中（有時根本是破門而入）噴灑消毒劑，並將人們帶到集中隔離點。這些隔離點均是臨時搭建的「方艙醫院」，其廁所和淋浴設施都很差，人們的隱私無法保障，食品供給不足。最新實施的更嚴格封控規定意味着，如果一個人檢測呈陽性，其所在整棟樓住戶都會被拉去集中隔離。

如此封控政策不但殘酷、極度令民眾反感，而且浪費資源、帶來反效果。醫院和醫保體系的人力財力，正被調去進行全員核酸檢測和管理集中隔離點。這樣一來，當局搞錯了優先事項，老年人和體弱者的疫苗接種則受到影響——中國60歲以上人口是一個特別令人擔心的群體，而這一群體當中仍有40%未完全接種疫苗。綜觀全國，這一關鍵群體接種疫苗次數，已從4月份的每周60萬劑下降到目前的每周30萬劑。中共政權出於民族主義動機，不願批准進口更有效的外國mRNA疫苗（例如輝瑞和莫德納疫苗），這是抗擊疫情的另一阻礙。

在今年晚些時候召開的中共二十大上，習近平全面專注於鞏固他的一人獨裁——轉變自中共以前的「集體領導」獨裁統治模式。習近平現在正把他聲稱全球最優越的「清零」政策，作為實質上的效忠宣誓工具，來嚇阻反對、不滿他更加集中個人權力的黨內資本權貴。在其他危機議題（香港、中國對於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支持、民族主義和帝國主義新冷戰）上，習近平的默認作法是，在其政策受到質疑時，在自身原本立場上走更遠。

因此，儘管釀成經濟災難、失業率飆升，社會上也浮現民眾普遍不滿的情緒，但習近平似乎仍打算將「清零」政策至少維持到二十大。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之前對中共很友好，但最近卻批評中共「清零」政策「不可持續」，而他這番言論在中國媒體被封殺。過去幾個月，中國幾位知名病毒學家也針對「清零」政策，提出了類似批評——當然，這些評論已經被中共審查機器和諧掉。

清零政策的偏執重創中國經濟

自年初起新冠病毒Omicron病毒株開始在中國廣泛傳播，由於病毒的高傳染性加上中國民眾接種的國產疫苗保護力欠佳，導致疫情比以往更難以控制。習近平近乎偏執地堅持繼續執行強硬的清零政策，這種刻舟求劍的愚行不僅無助於應對當下的疫情，更在上海造成了駭人的人道災難。在經濟層面上，這一波Omicron病毒株所引發的疫情襲擊了沿海經濟重鎮，除了上海還包括深圳、廣州。令這些重點經濟紛紛陷入了全面或部分封閉狀態。據日本野村銀行估計，整個中國現時有4億人處於不同程度的封控管理狀態之下，他們在過去每年平均貢獻了大約7.2萬億美元的經濟產值。

增長目標

中國政府為2022年制定了5.5%的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目標，而根據中國官方的數字，本年一月至三月第一季度的增長為4.8%，當然這數字本身也不太可信。一般而言，由於年度的建設和投資項目剛剛啟動，第一季度的數字通常會稍低。然而，由於上海作為經濟中心的封城狀態是由三月底才開始，對經濟的影響將在第二季度才開始反映。

所以中共的嚴厲封城政策會對一個城市經濟造成多大影響？這數字可以參考同樣進入封城狀態的吉林省。吉林比上海約早半個月開始實施封城，對經濟的影響部分地呈現在第一季度的GDP增長之上，吉林第一季度的GDP數字出現了驚人-7.9%的負增長！雖然東北三省的經濟早已陷入半死不活的狀態，但對比起黑龍江5.4%與遼寧2.7%的增長，吉林的經濟衰退可謂墜崖式下跌。

因此，可以預計，上海第二季度的經濟數字將會出現嚴重萎縮，可能將出現零增長甚至負增長，而作為經濟中心的上海，它的負面效應將輻射全國，長江三角州地區工業重鎮首當其衝陷入了癱瘓狀態。因此，在理應帶動全國全年經濟增長的第二季度中，中國的數字很大機會急劇下降，而全年的經濟增長也非常不可能達成5.5%的目標。這對於一直走低的經濟增長走勢而言是一個噩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四月中亦將中國本年度的經濟增長預測從4.8%下調至4.4%，但也警告可能會進一步下調。因此總理李克強在四月中就表示要意識到每一波疫情的爆發都將帶來愈來愈高的經濟代價，要求地方政府平衡疫情防控與經濟刺激措施。但具體要如何「平衡」？中共當中似乎也沒有人能說清楚。

而當世界各地的其他地方基本已採取與病毒共存，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卻仍堅持清零政策，大規模的停工極大地影響了生產與供應鏈的運作，令外國資本深感憂慮。尤其是這與烏克蘭戰爭帶來的巨大經濟動盪相吻合。因此，即使脫鈎進程在新冠疫情之前就已開始，但習近平的清零政策正在使其加速，而外國公司也將加快將生產轉移出中國。中國美國商會（AmCham China）調查顯示， 58%受訪在華美資企業下調本年營的收預期，52%的企業表示在華投資計劃被推遲或已計劃減少投資。商會更稱假如中國繼續清零政策，將會有更多的跨國企業考慮轉移到其他國家。

資金外流

加上中國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問題上的態度令外國投資者更加關注地緣政治風險，西方集團至少在短期內更具凝聚力，中國面臨着越來越大的經濟和外交壓力，包括未來遭遇今天俄羅斯式制裁的威脅，以及經濟脫鈎和貿易保護主義的加強。另一個額外的風險是中國和美國之間日益擴大的利率差距，美聯儲提高了美國的利率，並將美元兌人民幣的匯率推高。外資加快了撤出中國。根據人民銀行最新公布的數字顯示，4月份外幣存款錄得了負增長，減少488億美元。這種資金外流的部分原因是美國利率上升，但也反映了對經濟衰退威脅的普遍悲觀情緒和中國企業違約潮。

外國資金的抽離直接導致了股票市場應聲下跌，四月份至今，中國股市就累計下跌了近5%。而中大型股票指數自今年以來下跌下20%，令中國股票市場成為了僅次俄羅斯的全球表現最差股市。

內企危機

當然，這些負面因素並非只針對於外國資本，國內企業同樣面臨停業停產、工人被裁、消費疲弱、以及債務違約等危機。由於疫情主要爆發在主要工業區，被封控區內的工廠生產線的停工停產影響了下游供應環節，令其他沒受疫情影響的地區也面臨原料或零件不足而無法生產的困境。華為消費者業務CEO更表示，5月份之後， 所有涉及上海供應鏈的科技和工業產業都將全面停產。而對於停工的製造業企業而言，停產直接造成產品無法如期交付，因而可以預期將會出現大量的違約訴訟，尤其是對外資企業的違約問題，令國內的資本最為頭疼。

有趣的是，網上有消息指有央企因封控政策無法生產，造成海外合約訂單無法如期履行合約交貨。外資方面卻堅持央企要為違約作出賠償，理由是因為中國對外的主要官方媒體《中國日報》（China Daily）報導稱當地沒有受疫情影響，工廠已經全面復工。情急之下，央企的領導稱中國的官方媒體不可信不應作準，真實情況要看BBC或者CNN的報導。

這反映了不管是實際的封控政策乃至宣傳造假都對企業造成了相當的影響和困難，即便是國企都在面臨危機，那麼對抗風險能力更低的私營中小企而言，情況更是令他們感到絕望。對很多於處封控地區（尤其是上海）的中小企業而言，長達超過一個月的停工停業令他們的收入直接「清零」。4月30日香港《經濟日報》報導，4成受訪中小企業的經營者表示他們的現金流已不足以再支撐1個月。這意味着到了六月，這些中小企很可能都將要面臨倒閉。而中小企業支撐了中國62%的GDP，當中九成的中小企屬於製造業。假如中小企業大批倒閉，將不僅僅是會在數字上重創中國資本主義的成績單，更會連帶波及上下游供應鏈企業，引發經濟危機的漣漪效應。四月份中國製造業與服務業的PMI指數數字在G20各國中雙雙墊底，情況甚至比深陷戰爭泥潭同時遭到西方資本主義列強全力制裁的俄羅斯還差。PMI是一個顯示市場狀況和公司預期增長或收縮的指數。

「史上最難就業季」

今年第一季度，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虧損率高達22%，部分城市如深圳更高達40%，這些地區的製造企業可謂已經處於整體崩潰的邊緣。而這些企業所面對的困難已經觸發了就業危機，而中國政府的清零防疫政策打擊了城鎮的服務業，偏偏服務業正正是中國城鎮最大的就業源，國家統計局的報告稱2022年第一季度的城鎮失業率已達到5.8%，打破了「十四五規劃」中所提出的5.5%上限，也創下了2020年6月以來的新高。當中最觸目驚心的是青年群體的情況，16-24歲組別的失業率高達18%。5月初，全國大學生畢業就業率只有約20%，被稱為「史上最難就業季」。且這個所謂的「城鎮失業率」的統計設計本身就有很大的水份──農民工沒有城市戶籍，失業後沒有任何城市戶籍居民所享有的保障，無法長期留在城鎮中待業只能回到農村生活，這樣的農民工自然就不會被統計入內。而作為中國勞動人口中的絕對主力，農民工失業的情況比城鎮居民嚴重得多。

同時，在幾年前還相當繁榮的中國互聯網企業也紛紛傳出大規模裁員的消息，多家互聯網大廠的裁員幅度更有高達兩成。大批被裁陷入困境的失業員工被迫轉業為外賣騎手、網約車司機等零散工種以維持生計。現時，全國8.8億勞動人口中有2億人口屬於這種所謂的「靈活就業人員」。因此在5月7日，李克強在會議上就罕有地直截了當稱目前全國就業形勢「嚴峻」，並同時提出通過「促進平台經濟（互聯網行業）的健康發展」，以及鼓勵創業創新以帶動就業，這一立場似乎於習近平早前對互聯網行業嚴厲整頓的方向大相徑庭，突顯了兩人在經濟政策乃至防疫方向取態上的分歧。這是中共正在越演越烈的權鬥之一部分。

過去作為決定性經濟增長動力的房地產市場亦隨着債務問題引爆了金融泡沫後深陷困境。根據 China Real Estate Information 的數據，3月份百強地產公司的房屋銷售，比上年下降 53%。全國房地產開發投資的增速也從去年同期的25.6%，到今年1-3月下降到只有0.7%。按此趨勢中國的地產開發投資即將錄得負增長而陷入萎縮狀態。事實上，全國房屋銷售面積及銷售額已經雙雙嚴重負增長，分別下跌了13.8%銷售面積和22.7%銷售額。這些出自中國官方國家統計局的數字，都明白無誤的表明了房地產市場已正處於一場毀滅性的危機當中。

對於這一系列的危機，中國政府將可能採取什麼樣的對應方法？首先綜合來看，在過去，拉動經濟的三個火車頭──消費、出口、投資，現在都紛紛都出現了問題，消費品零售總額三月同比下跌3.5%，四月的汽車銷量腰斬。外貿訂單無法履約，進出口中斷，三月的外貿訂單下跌了一半。中國海關總署公布，3月進口總值按年跌0.1%，是自2020年9月以來首次下跌，而外界原預計應當是上升8%。上海海關從業者粗略估計，自處於封控狀態以來，每日的帳面損失達100億元人民幣。

四月份災難性的金融數據

中國人民銀行公布了四月份的金融數據，這份數據即便在中國政府極力修飾下依然顯得非常慘澹，某些數字甚至比2020年2月首輪疫情爆發的情況下更為惡劣。報告顯示，4月社會融資規模增量為9102億元人民幣，同比下跌51%。人民幣貸款增量6454億元，同比下跌56%。而住房貸款的總量更是萎縮了605億。

有人認為，人民銀行一反常態地沒有像往常一樣於每月12日公布金融數據，而是選擇了在13日星期五晚上才公布，正是由於人民銀行深知數據反映情況非常惡劣，一經公報很可能觸發投資市場尤其是股票市場的恐慌與暴跌。

因此可以看出，房貸總量的收縮代表中國民眾的購房意欲亦已「清零」，即使中國政府希望放寬貸款，人民銀行亦決定於4月25日下調存款準備金率0.25%，民眾亦不願意再加槓桿舉債消費。中國政府亦嘗試重新加熱房地產市場，針對個人層面，全國各地已有上百個城市開始陸續為房屋限購政策鬆綁；而對於房企層面，中央所謂的三道紅線政策自2021年底亦已名存實亡。但從人民銀行的數字上來看，這些間接的刺激政策都沒有收到效果。

「潤學」

因此，外界普遍預計中國在2022年會再度以增加基建投資，通過這種國家資本主義的政策拉動經濟增長並解決需求與就業問題。然而經過了多年的超大規模基建投資，中國不少地方的基建早已陷於飽和狀態，再次以投資基建拉動經濟效果已變得非常低下，且會進一步惡化本來就已經嚴重的地方債務問題。

這樣暗淡的經濟環境，加上當下普遍民眾已被疫情防控以及經濟危機折騰得近乎山窮水盡，對未來前境失去信心已經成為了普遍的共識並形成了社會氣氛。近日一段在網上廣為流傳的視頻正正道出了這種心態，視頻顯示了身穿白色防護衣的警察上門要將戶主拉往強制隔離，並威脅戶主稱如不就範就會面臨處罰並會禍延三代，戶主則斬釘截鐵地回應「我們是最後一代！」因此，近日中文互聯網上討論最熱烈的話題就是「潤學」，所謂「潤」就是音譯自英文「Run」，指的就是討論如何逃離中國。這是繼「內卷」及「躺平」思潮後更為激烈和直接的熱門話題。

部分人現時將希望寄託於這一波疫情受控或平息後， 經濟重回正軌。然而，Omicron病毒株的特性令它幾乎不可能被根除，就如流感一樣只會一波又一波的反覆出現傳播。假如每一次傳播就導致一座中國的城市封控一個月，那麼幾乎可以肯定中國全年都沒有一天是處於「正常」狀態，經濟活動將永遠不可能「重回正軌」。因此，為了在保存顏面的情況下挽救經濟，政府可能假裝清零，民眾假裝相信，但事實上與病毒共存。然而毫無疑問，出於確保習近平終身執政的目的，一切的重大政策改變都必須留待下半年中共二十大舉行之後。但實際的情況是：有多少企業和多少基層勞動者能挨到下半年──那怕即使在下半年也不見得能迎來改變？

危機重重

因此，可以看出，中國的經濟情況是自「改開」資本主義復辟以來最接近懸崖邊緣的時間（假如不是已經在往下墜的話）。我們在1月份《中國經濟骨牌已開始倒下》的文章中就已經指出，社會上已開始出現信心危機，而僅僅三個月的發展就印證了我們的預測，而上海乃至長三角的封城直接加快了這一個進程，擊破了民眾對未來的最後一絲冀望。在接下來的日子裡，中國隨時都有機會出現爆炸性的經濟危機消息。同時，這次危機亦直接顯示了習近平為了維護個人的專制以及所謂的面子，令中國社會與基層勞動者付出了多麼慘重的代價。全球範圍內的資本主義都因危機陷於癱瘓，而中國的極權統治現正加劇自己的資本主義危機。要擺脫這一困局，只能通過挑戰專制，只有推翻資本主義並建立真正民主的社會主義制度，工人階級民主管理經濟，科學而民主地制定合適的公共衛生政策。

「潤學」興起反映中共民族主義維穩愈發無力

中國已經陷入2020年以來最嚴重一波新冠疫情，在惡劣的封控實施當下，「潤學」在中國網絡上興起——「潤」字諧音英語「run」（跑），「潤學」就是呼籲大家儘量「逃離」中國。

3月最後一周（上海封城第一周），百度移民主題的「移居加拿大條件」搜索量暴漲28倍多，位居中國搜索引擎排行榜榜首，對於澳大利亞、美國等其他西方發達國家的檢索也非常多；中共官方4月3日於宣布堅持「清零」政策後，對於移民政策講解的視頻搜索量激增逾14倍。移民機構收到的業務量驟增，諮詢者大多為中產階級，也有不少專業人士。中共警覺事態嚴重，因此中國各大網絡平台很快便不再提供移民相關的搜索量相關信息。

嚴格限制「非必要出境」

由於感到民族主義宣傳愈發無力，以及害怕外匯儲備不足、專業人才外流等因素，中共官方用各種辦法收緊中國人出國出境的空間。5月初，移民管理局頒布新規，稱嚴格限制、「勸阻」中國公民「非必要出境」（包括旅遊和探親）。即使出國留學、就業等在名義上還是必要事務，邊檢人員仍然會對出國人員百般刁難，很多人最終仍然被阻攔；很多網民也爆料說，自己不能以留學為名義辦理護照，甚至自己的護照被剪角作廢，而官方「闢謠」並不可能打消社會大眾疑慮。

自從新冠疫情爆發以來，中共政權一直自詡自己嚴格封控的措施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比起西方有着「制度優越性」，試圖在中美帝國主義衝突下鞏固自身統治；大多數西方國家政府對於疫情的災難性應對不當（5月17日，美國官方通報死於新冠人數破100萬大關），也很大程度幫到這一宣傳，但今年奧密克戎變種病毒攻破中國防疫大門，廣大工人階級甚至很多中產階級都面臨收入更加不穩定、生活水平惡化、「內卷」進一步加劇的現狀。這些無疑都挑戰着中共官方民族主義勝利敘事。可以說，很多人「潤」的念頭，並非始於防疫亂象，但疫情封控加劇了這一念頭。

當前「潤學」興起的一個重要特徵，便是很多中產階級人群對社會的憤怒，當中部分會走向激進化。所謂「中產階級」，其實主要是相當一部分小資產階級和收入較高的白領工人；總的來說，因其所處地位，在社會未處於深重危機之時，這一人群總體上政治冷感、「歲靜」或保守，是中共獨裁的重要社會基礎。但現如今，中國經濟已經進一步下行，社會矛盾不斷加劇，「內卷」太嚴重、生活壓力太大，政治環境更加高壓，很多人便覺得中國並沒有比世界其他國家優越，因而動了移民念頭——這其中便包括很多中產人士。

但是，即使是「中產階級」，大部分其實也不具備「潤」的硬性條件，大多數人想「潤」也只是在封城下的本能反應，而不是有實際計劃，在可預見的未來還是會留在中國。那麼廣大基層工人怎麼辦呢？特別是，中國只有約5%的最富裕人口月收入超過5000元，而這樣的收入距離移民也差很遠。在當前全球經濟危機、民族主義思潮普遍升溫的情況下，不但西方「民主」國家不可能為了展現自身「民主」「自由」而真的敞開移民大門，而且中國移民也不可避免會成為他們移民所在地種族主義攻擊、歧視和歸罪對象。這正反映資本主義的本質：需要種族主義和民族主義分化來維持統治階級經濟和政治權力。同時，很多民眾也會覺得「潤」是一種消極的逃避行為，因而不甘心放棄自己在國內的一切就移民出去，仍然堅守在中國。

「潤學」興起的背後

最終真的「潤」出去的人有多少其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潤學」興起顯示，民間對於倒車的社會現狀失望和不滿的情緒正急劇升溫。特別是過去幾個月，以防疫為名的粗暴的社會控制持續升級，令中國廣泛人口集體震驚，並且驚醒起來。仍然留在中國國內的普羅大眾，如果不默默接受現狀，或者是「躺平」消極抵抗，就只能起身更激烈反抗。現在中國一切從上到下的社會問題，根源都是在於中共獨裁統治，以及其捍衛的威權資本主義制度。群眾的社會反抗若要觸及根本，必須聯繫到推翻現行威權資本主義體制，而這需要工人階級邁出第一步，發展自己的戰鬥性獨立組織、獨立工會和真正的社會主義政黨。

疫情封控下中國大學生受盡打壓

中國各地都在爆發學生抗議，反對政府強硬的清零政策，包括最近在北京大學數百名學生的示威，吸引了全球媒體的目光。

自今年三月上海爆發了新一輪奧密克戎新冠疫情以來，中國政府處於一個高度緊繃的狀態。全國各地都進行了不同程度的封控。在5月1日，日本金融集團野村估計，中國有46個城市處於全面或局部封城，影響3.54億人。這樣的政策不僅沒有解決疫情，反而使群眾的生活雪上加霜，造成了人道主義災難。

在中國的高校制度下，一個大學的學生可以達到上萬人，而他們的日常生活都不得不依賴外界的物資保障，這使大學生在高壓管制之下面臨更困難的處境。根據學生在網絡平台上的反映，很多大學生由於得不到及時轉運，被迫和陽性病例一起隔離在宿舍樓中，導致很多健康學生感染或者二次感染。在另一些學校，學生也面臨只有乾糧，沒有新鮮的肉或蔬菜。還有一些材料稱，學校連基本的衛生用品或日常用藥都無法提供，尤其是需要醫院開具證明的處方藥，學生們不得不自發地開展以物換物。上海的大學生還報告稱，由於封控下達時他們正在實驗室或者體育館，因此不得不就地隔離，打地鋪席地而睡。

在物資供應相對充足的學校，情況也不容樂觀。在上海同濟大學，提供的豬肉中出現了豬肉絛蟲的卵，這種寄生蟲可能導致患者雙目失明、甚至癱瘓死亡。與此同時，上海梅隴鎮也出現了豬肉絛蟲的案例。可見，這已經不能歸結於「個案」，而是高壓封控下的制度性問題。可笑的是，政府竟然言之鑿鑿地說：「未發現不合格的情況」。但是居民和學生錄製的視頻、拍攝的照片一定不是空穴來風。雖然相關評論在網絡上遭到了大範圍的刪除，但仍然可以搜索到當時拍攝的圖片。

在封控區以外，大學生也往往面臨額外鎮壓。一方面，政府自89運動之後一直將大學生視為潛在的破壞社會穩定的群體，另一方面，校方在政府的高壓下害怕承擔責任。因此，這些地方政府和校方傾向於將大學生嚴厲管控起來。例如說在珠海市，當全體市民都可以正常工作生活的時候，大學生仍然不被允許自由出入。很多學生必需的辦證、考試甚至買藥都無法得到滿足。在其他地區，有很多學生表示學校只管控學生卻不管控教職工。這種高壓管制已經脫離了必要的疫情管控，而成為了統治階級加強鎮壓力度的手段。

高壓管制

面對政府和校方的高壓政策，一部分大學生自發地起來組織了抗爭行動。相比於前兩年的大學生抗議封校運動，今年的大學生運動無論是在思想上還是在行動上都有了較為明顯的變化。例如說，在3月，四川大學學生打出了「川大不是官僚的川大」、「團結起來反對官僚主義」的標語，並組織串聯罷課和遊行。迫於學生的壓力，校方不得不宣布解封。受到四川大學學生運動的鼓舞，其他一些學校學生也爭相效仿，例如武漢科技大學學生也掛出了抗議封校的條幅，最終迫使校方妥協。五月，北京大學的研究生遭到控制，校方在隔離區外修建了臨時的外牆，被憤怒的學生推翻。學生代表還要求校領導簽字承諾不追究抗議學生。而另一些抗議者就沒這麼「好運」。魯東大學學生孫健在校園內舉着自己寫的標語遊行，遭到校方和警察的抓捕，最後遭到校方開除。

相比於舉橫幅或舉牌抗議，更多大學生選擇在網絡上表達自己的不滿。在大學生用戶較多的豆瓣、知乎和B站，「躺平」和「潤學」（意為逃離中國）這樣的話題再一次被激烈地討論。在微博上，大學生們發布了抗議封校的言論。這些信息大多數都遭到網絡審查，校方和政府更是沆瀣一氣，通過技術手段找到發布此類言論的學生，然後「談話警告」，以開除作為威脅要求他們刪除微博。珠海市一名大學生在公眾號中寫道：「他們（校方）半夜把我單獨叫到會議室，質問我是不是在網絡上發表了抹黑學校形象的言論，並多次強調網絡不是法外之地」。在武漢，校方禁止學生在社交平台發布和討論與抗議有關的言論或圖片，否則將「給予處分。

大學生目前遭到的高壓管控顯然已經脫離了正常疫情管理的範圍。統治階級害怕政治動盪影響到他們的權威，因此寧可犧牲大學生的基本權利。我們也看到，大學生組織了一系列的抗議運動，雖然這還處於一個自發和初期的狀態，但他們的思想轉變有目共睹，很多過去支持中共的大學生也在網絡上表示自己感到失望和不滿。我們認為，必須要用民主的社會主義方案來替代現在這種政策僵化的獨裁制度，這樣才能保障學生和工人最基本的生活權利。

連花清瘟膠囊──神藥還是神棍？

上海在過去超過一個月的封城災難中，居民一直面臨被困在家中或小區內，不允許外出購物而導致食品、生活必需品、甚至藥品都嚴重不足的情況。由於將2800萬居民封鎖幾星期根本是荒謬且不可行，加上腐敗和官僚行政的低效，政府發放的物資對於上海居民而言不過杯水車薪，上海居民只能各自想方設法團購以緩解困境。然而，在整個封城的日子裡，被官方所吹捧的中成藥「連花清瘟膠囊」卻有着最充足的供應量，保證每家每戶都至少能有兩盒。民眾自然而然的質疑：這到底是「神藥」還是另一個為煽動民族主義而編織的「神話」？

藥廠的辯解

首先，對於這款中成藥，可以肯定的一點是它絕對不是針對新冠病毒所研發和生產的，而是由製藥企業「以嶺藥業」在2004年「花了15天時間研發」出來的一款中成藥。當新冠肺炎在2020年爆發之時，5月藥廠就在《植物醫學》（Phytomedicine）中發表報告指「連花清瘟」對新冠肺炎的「主要臨床症狀（發熱、乏力、咳嗽等）」具有改善作用，症壯持續時間有所縮短。因此，此藥隨即被國家衛建委列入《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診療方案》中。同時藥廠也聲稱「研究報告」指「連花清瘟」可降低新冠肺炎陽性感染率達76%。這些基本上就是藥廠面對質疑自我辯解所提出的「證據」。

而然仔細檢視，這些所謂的「證據」非常薄弱。這款中成藥事實上是2003年針對SARS非典型肺炎而開發的，而由於SARS非典型肺炎疫情相對短時間內就平息，因此在研發過程中根本沒有足夠的病患作為樣本，隨後的隨機對照試驗以及第四期臨床試驗也就不了了之。隨後在2009年，以嶺藥業再將此藥註冊研究用於H1N1流感的治療，報告的結果被認為未達統計學意義。

直到2020年，「連花清瘟」乘着中共的民族主義宣傳東風，在被吹噓為「國士」的鐘南山背書下，成為了中國對抗疫情的神藥。《社會主義者》雜誌諮詢過一位香港註冊的中藥藥劑師的意見，她認為，以中醫體系的角度來看，「連花清瘟」的藥方僅僅是對於「症狀」有效，而並不代表對「疾病」本身有治癒作用，不可能有任何的「預防」作用。

相比起藥效，更令人關心的是背後的利益輸送問題。2015年，鍾南山就與以嶺藥業的老闆吳以嶺簽訂了關於連花清瘟藥品的合作研究項目，並在2019年成立了「南山──以嶺肺絡聯合研究中心」。因此，鍾南山本人與以嶺藥業有着明顯的利益關係，然而，這一層關係卻沒有在任何一篇論文或研究報告中公開披露。

不僅以嶺藥業，同時被納入衛建委《診療方案》中的「血必淨」注射藥液，由紅日藥業生產，而紅日藥業正是鍾南山作為董事的天津紅日健達康醫藥科技有限公司的主要股東之一（持股12.5%）。

這樣直接而赤裸裸的利益瓜葛，在中共的官僚資本主義制度下卻堂而皇之地進行着。在被封控的城市，「連花清瘟」有着絕對充足的存貨，保證送到每家每戶手中。據統計，這樣的貨運量至少占用了上海封城其間全部運力的三分之一。以嶺藥業從中獲得了巨額利潤，代價卻是由民眾承受着這些藥效不明以及安全性成疑的風險。

又是民族主義

中共顯然把這一場新冠疫情同時作為民族主義的表演舞台。習近平為了豎立他所認為的「民族自信」，甚至將中國傳統醫藥與現代醫學人為地對立起來，讓大批網絡水軍攻擊詆毀各種現代藥品的安全性和療效。這一點甚至連很多中國的傳統中醫師都感到費解。中共一直宣稱自己之所以要堅持清零政策是為了保護民眾的生命安全，而事實是從製藥企業到病毒檢測機構都在過程中賺取了難以想像的利潤。根據《福布斯》雜誌表示，中國百大富豪中有十分之一都來自醫療或醫藥產業的。中共專政官僚與中國資本主義體制下的資本家各得其所，而沒有任何選擇權和發言權的民眾卻只能成為被宰割的對象。因此，維護群眾的利益和健康，不僅僅要挑戰中共的官僚專制，更要打倒整個資本主義制度。

上海疫情的悲劇：一場無可推卸的人禍

至五月，上海終於在新聞發布會上宣布本市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取得了階段性成效。但這個樂觀的聲明所不能掩蓋的，是上海市的災難很大程度上絕非天災，純屬人禍——這場人禍並沒有隨著官方所說“疫情得到有效控制”而終止。

我們處於新冠疫情的第三年，但習近平政權卻沒有汲取任何科學的教訓。連之前與中共友好的世衛組織最近也客氣地表示“清零策略是不可持續的”。

在封城後的上海，哪些品牌能提供生活保障物資、哪些企業能成為保供企業，統統由官方拍板決定。於是，受嚴格管制的物資供應為當地留下了巨大的貪腐空間。在暗箱操作下，大量皮包公司和劣跡斑斑的企業成為了紅頭文件上的“保供企業”。

上海因為官僚的低效與腐敗而出現了生活物資的緊缺，反過來生活物資的緊缺又使官僚與投機者得以更加瘋狂地盈利。就這樣，上海出現了一幅奇觀：在京東等相對有保障的電商平台卡在了保供資格審批上不得送貨的同時，一些資質存疑的“保供單位”卻順利獲得批準，一路綠燈地為居民送來了臭掉的榨菜、變質變味的豬肉等各路劣質食品，而各地無償捐贈的物資有的被捂在倉庫里，有的被高價倒賣，有的甚至被扔進了垃圾桶。

有人會問，難道社區居委會不是“群眾性自治組織”嗎？他們難道不能從基層做起、抗衡這種惡劣行徑嗎？

很遺憾，不能。居委會名義上來看是群眾性自治組織，但他們只是自上而下承接上級命令的體制末梢，嚴格聽從上級“從嚴從緊防控”的指揮，既不群眾又不自治；一些居委幹部更是頗有官老爺風範，有趁火打劫索要珠寶的，有放任菜蔬在倉庫里爛掉的，不一而足。群眾即使試圖參與到社區工作中去，也只能擔任服從命令聽指揮的志願者，進行一些事務性的工作，並沒有民主、自治的機會。

“生命至上、人民至上”？

根據習近平的講話，上海的疫情防控措施都是基於“生命至上、人民至上”的理念，“經受住了武漢保衛戰以來最為嚴峻的防控考驗”。

可事實呢？截止五月六日，上海新冠患者的死亡病例共計五百餘例；而作為對照，上海群眾自發記錄的、不計入衛健委報告的疫情“次生災害”死者不完全統計就已經有近兩百例。這些死者中很多本來可以救回來。但是，有的醫院“為了防疫”已經關掉了急診和發熱門診所以不接收病人入院，有的醫院要求病人必須先做核酸檢測再搶救，哪怕病人已經不可能活著看到核酸結果；有的社區底氣十足地攔住準備就醫的重癥病人，以防疫之名叫他們“想出去就別回來”；而因為封控而斷藥、斷氧、救護車調度困難則使眾多病人只能在小區、養老院里等待已經來不及抵達的治療，然後默默死去。

他們沒有死於疫情——他們死於疫情“防控”，而他們的死在官僚眼里甚至連疫情死亡數字都不是。

“大概在10號到11號，氧氣瓶就完全沒了，有三個老人很明確是因為氧氣跟不上，慢慢地死去。

我們養老院在一個市中心的位置，被上海市的大醫院包圍，平時救護車也就是5分鐘的車程，是很方便的，但是現在撥了120，車子得從很遠的地方調過來，要2~3個小時。等待的過程中，老人氧氣跟不上，手指、腳趾慢慢發黑，呼吸頻率加快，最後死掉了。”

——上海一家養老院長的口述

自始至終，上海和北京的官僚都只考慮了疫情數據與經濟數據的權衡取舍。對他們而言，上海的民生在經濟數據與疫情數據面前分文不值，所謂“生命至上、人民至上”只不過是政績單子上的“數據至上”。

在中國官方的神話里，黨中央的方針和官僚集團的領導仿佛已經成為了萬靈的處方，但在群眾目睹了政策的左右搖擺，並為官僚集團的“政績”付出了巨大代價之後，這一套謊言就再也不能欺騙他們了。群眾政治意識的逐漸覆蘇——從觀察與思考現狀出發，他們積累下了對官僚的無能、殘暴、腐敗、亂指揮的憤怒。工人階級需要組織民主的救災委員會，接管分配物資和管理社區的權力，才能有效使居民自我組織起來，並嚴懲扣押物資的腐敗官員。

扯下皇帝的新衣——大翻譯運動

眾所周知，中共的內外宣傳有著天壤之別。多年以來，通過建立嚴格的輿論管制體系，設置網絡防火墻、控評、利用信息繭房所帶來的信息不對稱等等，以更好的操縱和愚弄中國的人民群眾，為自己服務。

在今年二月份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事件上更是將這一手段發揮到了極致。一方面在國際上采取模糊的“中立立場”，既反對對俄制裁，並且在聯合國投票反對譴責俄羅斯，但又給烏克蘭提供所謂的民用物資捐助（這背後必然是基於利益考量），試圖在海內外群眾面前裝扮成“好人”；這些虛偽愚弄了澤連斯基政權，使其要求中國政府向普京施壓停戰。另一方面，又大肆放任親俄國公開支持侵略戰爭的輿論報道（包括假新聞）充斥內地網絡平台，甚至通過自己的喉舌媒體發聲去支持俄羅斯，比如播放俄羅斯官方和民間的宣傳片進行暗示，卻限制同情烏克蘭或者宣傳反戰思想以及資訊流出，在這種封閉式單方面灌輸的影響之下，宣揚暴力以及好戰的狂熱民粹主義思想在內地網絡甚囂塵上，比如在俄羅斯剛剛發動侵略後，有關“趁機收留、帶走烏克蘭美女”的性騷擾言論就在各大平台刷屏。

在此背景下，大翻譯運動（英語：The Great Translation Movement， 簡稱TGTM）應運而生。這是在2022年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期間出現的一場網絡群體運動，旨在翻譯中國互聯網的輿論內容，中國共產黨黨媒官媒的部分報道以及中國共產黨對中國人民的“控制與洗腦”，以展現中國共產黨治下的中國民粹主義和排外主義立場以及中國部分城市在清零政策下的悲慘景象，促使海內外華人從中國大陸的假新聞與政治宣傳中脫離。3月17日，大翻譯運動官方推特發文稱其目的不是抹黑，而是忠實的翻譯“謊言”。

打破中共的兩面三刀

大翻譯運動最早起源於Reddit論壇的數個中文子板塊之間，該運動由“分散在世界各地的00後中國人組成”，他們將中國“局域網”的言論翻譯為英、法、德、日、韓和阿拉伯語，“向全世界多角度，深層次，有理據地展現大陸人的言行舉止”。簡而言之，就是打破信息封鎖，戳穿中共玩兩面手法的宣傳謊言以及中國官方媒體橫行多年的民粹主義遮羞布。也就不難理解為何大翻譯運動出現後，就立刻引起中國各大媒體的極度不滿與貶斥，以至於新浪財經、澎湃新聞等等都要反覆高呼“過激言論不可取，極端言論不必理”、“境外勢力別有用心”的口號標語了。

對於大翻譯運動，我們馬克思主義者需要辯證地看待，它是充滿矛盾的。運動中有進步也有不甚進步的元素。它無疑可以在教育群眾和揭露國家宣傳中發揮正面作用，但單靠它卻不會帶來改革。它並不能迫使獨裁政權的媒體自我糾正。現存體制並不能通過施壓而自我改良。需要一個政治力量來運用這些資訊，並將之聯系至一個鬥爭的綱領。只有建設一個群眾性工人運動，組織所有受壓迫階層來反對獨裁體制和資本主義，才可以帶來真正的改變。同時也要注意到大翻譯運動群體構成覆雜，大量成員寄希望於虛無縹緲的資產階級民主，妄想通過文宣工作推動所謂西化，並且相當部分參與者也是右翼種族主義者（因為痛恨中共而遷怒到整個中國人群體），不可能從根本上帶來改變，所取得的成果也就只能到此為止了。

大翻譯運動的冒起是中共的另一病征——政治和經濟病毒正在侵蝕中共（同時危機也在世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發生）。越來越多中產階級和青年，以至工人階級對現存秩序感到絕望。當今局勢更加展示出工人階級社會主義出路的需要。

新冠疫情之下：中共民族主義宣傳泡影

在經濟、國際政治多重危機交織下，上海疫情治理的混亂黑暗又加重了中共政權的統治危機。在疫情這場針對工人階級的官僚+資本主義慘劇中，中共政權希望以更強民族主義宣傳掩蓋社會根本矛盾，扭曲群眾的激進化情緒。其威脅需要被揭穿，而現實亦不斷展現其宣傳僅為虛弱的謊言。

上海在爆發性疫情下，在這座以所謂現代化行政管理著稱的都市里，物價飛漲、物資短缺、官僚基層管理混亂、資本家囤積居奇等現象成為市民生活的主導，為工人階級造成了深重災難。問題不僅指向殘暴的清零政策，更指向資本主義—官僚統治體系本身。

而以民族概念壓制階級對立又成為中共以至所有資本主義政權的宣傳伎倆。中共不斷宣傳“集中力量辦大事”及“眾志成城的團結力量”等抗疫概念，並以美國為案例進行拉踩，向工人們灌輸只有中華民族團結和受黨一致領導才能渡過危機的觀點，並將異議者在網軍協助下打為民族叛徒等。

同樣，中共利用鼓吹“國產疫苗”、“國產抗疫產品”等轉移矛盾，一方面煽動民族熱情，另一方面將造成危機的官員大而化小為一小撮賣國的“買辦壞人”，將根本性的體系問題偷換成部分問題，許多受毛派思想影響的青年在此時亦被這種民族主義宣傳所蠱惑，例如上海市3月曾發文支持疫苗外國進口，毛派將此舉視為上海官僚進行賣國買辦活動的體現，將階級矛盾偷換為民族矛盾。

必須揭穿這些謊言，譬如將無人道的全封閉式管控，美化為中共領導下的“全域靜態管控”，作出動態清零可持續的假象，亦或是對外宣布上海物資充足，掩蓋囤積貪污物資與饑餓現象普遍存在的慘狀，這些謊言都以虛假宣傳維持著搖搖欲墜的中國抗疫“神話”。於中國而言，中共政績至上的僵化動態清零政策只是大大惡化工人階級蒙受的災難，而背後的資本主義秩序則是根本原因。所謂團結抗疫，根本目的是消弭工人階級的反抗行動，打壓異見者，維護官僚資產階級統治的穩固。

民族主義宣傳幻滅

其次，我們也看到這種民族主義宣傳在危機不斷深化下的脆弱性。網絡上流傳的諸多關於上海疫情中基層管理者粗暴行事、官僚貪污浪費物資的錄像，以及群眾訴說生活艱辛的音頻，正在激起愈來愈多的失望與憤怒，這讓中共的民族主義宣傳受挫。中國網民將2022年的上海與1945年國民黨統治下的物價飛漲、囤積居奇的上海相比，不僅將矛頭指向資本家亦指向官僚。更廣泛的，“潤學”（研究中國人移民海外的方法的學問）也成為墻內網絡討論的風潮，可以見得許多在疫情中受到打擊的群眾，對中共的統治能力失去信心，也對中共的民族主義宣傳感到幻滅。

在民族主義宣傳暴露出脆弱性時，我們亦要看到中共的宣傳工具由強大的輿論管控工具所配合，並在統治危機加深時，必將加大民族主義蠱惑的力度。同時民族主義情緒仍在群眾意識中仍擁有一定市場。粉紅群體與激進化的群眾意識的對立將進一步加深，必須妥善應對這種政治意識兩極化的趨勢。

所以社會主義者必須堅持階級鬥爭、國際主義的觀點，並有需要將工人群眾組織起來，用國際工人團結抗爭回應民族主義幻想，只有追求團結抗爭，對抗中共領導下的獨裁資本主義體系，才有機會建立工人民主管理的計劃經濟體系來改善疫情中的社會治理，不讓此波疫情中的人道主義災難再次發生。

漁溝中學“6+1”事件：政府洗白使小粉紅感“被背叛”

2022年3月31日晚，安徽漁溝中學發生了一起校園欺淩慘劇，少年王鑫磊在學校宿舍被一名高年級學生帶領6名同伴毆打致死。次日一早，王鑫磊的家長來到校門口，其父身著軍裝申冤哭訴，並拍攝視頻請求公眾關注。該視頻一經傳播，迅速激起廣泛關注和同情，成為當下最熱點的公眾事件。

不久後，當地警方就此事發布了情況通報，稱“王鑫磊系與另一名同齡同學的肢體沖突中死亡，不存在群毆情況。王父為普通農民，並非軍人。”公眾對此並不買賬——事實上，中共近年常常對網絡熱點事件進行蹩腳地“辟謠”對民意堵嘴，已經徹底失去了公信力。民眾紛紛到當地警方的社媒帳號下斥責當地警方的無恥、政府的腐敗，廣泛上傳自媒體視頻，提出要求政府公開調查、伸張正義的訴求。

而中共官方的回應則是要求各媒體平台采用取消相關熱搜、刪除評論、屏蔽視頻等手段，強力壓制高漲的民意。官媒“山東觀察”甚至因不顧禁令持續關注報道漁溝中學事件遭到抖音的封號。王父也再次發布視頻要求網友不要再傳播此事，眼細的網友發現其身上有被毆打的痕跡。

官方此舉讓許多義憤填膺的“小粉紅”們大感寒心，紛紛表示“如果事情一直被壓，就再也不相信黨和國家了”。面對這些包括退伍軍人在內的失控民族主義者，為了維護中共統治所培養的民族主義，中共出動了另一批網軍，指責他們是破壞社會穩定的“1450”（台灣間諜、境外勢力）。

“校譽”

這種指責顯然是荒謬的。來自中國的讀者一定親歷或目睹過校園暴力：中國學生不但要長期遭受到來自學校、老師的體制的恐怖高壓，同學之間的關系也遵循恃強淩弱的叢林法則。學校在處理校園暴力事件時總是罔顧校規法紀，根據家庭背景、學習成績偏袒一方或幹脆大事化小，而且為了所謂的“校譽”而掩蓋事件。相當部分網絡上的小粉紅都是大城市的中產階級下層青年，但之所以心甘情願成為民族主義的擁躉，與其對現存生活感到不滿、渴望得到虛假的民族共同體給予的庇護有直接關系。中共公開庇護行兇者，自然讓部分小粉紅幻想破滅，深感背叛。 可見民族主義勢力的失控可以使中共統治更加不穩。

我們的認為，應對如此慘烈悲劇，必需包括學生、教職工與家長成立獨立的調查委員會徹查真相、追究責任。學生有權成立獨立的學生會，團結起來參與制定政策以防止校園欺淩。可是，中共各級官僚不可能容許任何挑戰其權威的自治組織、威脅獨裁政權穩固的民主訴求發展，他們只會粗暴地鎮壓民意，縱容行兇者、學校和警察沆瀣一氣，為“負面新聞”洗白，炮制6+1=1的謊言；因此，中國青年只有在革命社會主義的綱領指引下團結對抗整個反動的獨裁政權，才能根絕這種暴虐恐怖。

996慘劇：上海設計員工被累死

2022年2月16日，有網友發布《尤安設計員工曝同事疑似被累死》一文，引發熱烈討論。文章爆料，上海名為“尤安巨作”的建築設計公司，26歲設計師趙磊在15日清晨因過度加班在出租屋內猝死。隨後，趙磊生前的同事向媒體披露，“尤安巨作”一直存在加班現象，公司規定的上班時間是上午九點到晚上六點，但是員工能十點下班就算是很早的了。趙磊在畢業後就來到這家企業工作，整整兩年沒有回家，結果卻被克扣了年終獎金，這種事情在“尤安巨作”也不少見。然而，17日上午媒體記者采訪該公司負責人，負責人卻矢口否認員工猝死與加班存在關系，“加班猝死純屬造謠”。

這樣的悲劇是中國996勞動制度的又一起“傑作”。所謂996制指的是員工從早六點工作到晚九點，一周工作六天的制度。這樣的勞動時間並不包含午休、午飯等休息時間，已大大超出了八小時工作時間的上限，而且員工為了不被公司開除，不得不拼命加班，竭力完成老板分配給他們的各種工作；就算沒有額外的工作，他們也必須加班來賺取更多薪水，以便養家糊口。這樣殘酷的壓榨本身就是慢性自殺，而猝死結局。在盤剝員工的同時，老板們也學會了如何回避責任、將悲劇的過錯推得一幹二凈：他們會想辦法消除公司考勤系統的記錄，然後派出水軍四處壓制輿論，再用威逼利誘，迫使受害人家屬和同事沈默，最後用一些空頭支票消散公眾的不滿。

獨立工會的力量

面對企業的壓榨，員工個體很難做出有力的反抗。有些人乞靈於中國政府的仲裁和調解，然而中國政府早已選擇與企業家首鼠兩端，他們聲稱“一切都為企業家讓步”！中國政府的統治基礎是資本主義，它不可能也不願意真正反對“資本”。數年來的鬥爭經驗都用血淋淋的事實告訴我們，唯一能與資本抗衡的便是員工團結起來的力量。“團結就是力量”證明了工會的意義，它並非中共和企業家控制的、只會發月餅甚至打壓罷工的“工會”，而是為了保護員工利益、群策群力的戰鬥性工會。也許最開始的鬥爭只是磨洋工和勞動仲裁，但是鬥爭的激烈與殘酷會讓勞動者開始走向這條道路。

社會主義者強烈抨擊996等極端不人道的勞動制度，認為勞動者應當享受充足的休息時間與良好的工作待遇，支持工人階級為改善自身條件而進行的種種鬥爭。我們必須認識到，勞動者應當組建戰鬥性的獨立工會，才能在於老板的鬥爭中立於不敗之地。建立戰鬥性的獨立工會只是第一步，徹底結束996工作和剝削壓迫的唯一方法，就是建立由勞工自下而上民主管理的企業，以及民主的計劃經濟體制，為此全體無產階級都應團結起來，反對資本家與官僚的獨裁統治。

唐山燒烤店事件：成因遠不止“黑惡勢力”，更源於制度性暴力

6月10日淩晨，在唐山“老漢城燒烤”燒烤店，男子陳繼志性騷擾一名女顧客不成，因而惱羞成怒、毆打該名女子，並隨後演變成與一群同行男子圍毆4名女子。相關視頻在網絡流傳迅速。這一事件引發了廣泛的強烈憤慨。眾多網民強烈譴責此事件，並且設法搜出這些打人者的身份。很多女性談及自身生活中面臨的性騷擾、性暴力威脅，亦有不少網民看到此案而聯想到之前徐州鐵鏈女一案，以及之前在浙江台州、雲南麗江等地發生類似的暴力事件的明顯關聯。群眾意識正在大大改變，認知到這種事件不是孤立個案，而是中國廣泛的性別壓迫問題一隅，也開始看到腐敗的制度和官員是制造禍害的元兇之一。

事發後所有打人者全部被捕，但官方並非認真對待性別暴力。毆打發生時，唐山警方收到多通報警電話，但把事件標記為“一般打架”、30分鐘後才到場，大部分行兇者是在距離案發現場很遠的廊坊乃至江蘇才被抓到。從流傳的照片看，至少2名女性受害者傷勢嚴重，然而官方通報卻是說遭毆4名女子“輕傷”或“輕微傷”，並且受害者的情形至今仍然不明。

官方所作所為實質是轉移焦點，把案件描繪成單純的黑幫犯罪，旨在掩蓋性別暴力，並借以加強警察對社會的控制。公安通報把重點落在行兇者的非法拘禁、洗錢等前科；各中共官媒僅是聲稱事件挑戰了法律和“大眾的安全感”、把案件定調為“涉黑涉惡”；最高檢和唐山政府，則宣布常態化“掃黑除惡”。黑惡勢力客觀威脅群眾安全、應被鏟除，但官方表態明顯是掩蓋不平等的父權和階級社會制度下，對於女性的系統性壓迫帶來的性別暴力問題。事實上是中共腐敗體制下，黑幫自然與建制有相當的勾結。唐山市公安部更公告將該案件轉由廊坊市的公安局實施偵辦，因為當地公安部門很可能為涉案的惡勢力提供“保護傘”。

此外，目前已有265個新浪微博帳號因所謂“挑唆性別對立”而被封禁，其他中國大陸社交媒體平台也在封殺很多批判性別壓迫問題的言論。唐山市以疫情防控為名，要求外地人要在到達唐山48小時之前獲得當地社區批準、到達後須簽署保證不外出的保證書、記錄自己市內行蹤並拍照證明等等，實則阻撓外界了解真相——正是因為官方充當保護傘，女性受暴問題才一再發生卻又最終不了了之。

中共當然是在歪曲事實，從而為加強鎮壓、擴大警察權力找借口，把焦點從女性受壓迫問題上轉移開來。中共抹黑女權主義、宣傳女性應服從核心家庭觀念、促進生育和婚姻，並加強對婦女生育權的控制。在中共官方引導之下，加上網絡審查，目前墻內已經有很大一部分評論只說支持“嚴打”、判行兇者死刑或者無期徒刑等，但僅是強力的警察鎮壓，並不會改善中國社會中針對女性的性別暴力問題。實際上，整個中共獨裁機器正是充斥並包庇著性暴力，家暴和性侵事件往往被輕判甚至無視，張高麗等權貴的施暴者常常能夠逍遙法外。

同時，中共卻害怕群眾對性暴力事件產生憤怒，因而作出表面的讓步。去年爆發的阿里巴巴女員工遭性侵案，被告之一王成文曾經被裁定有“猥褻行為”但無犯罪。但案件在今年6月22日卻出現轉折——山東濟南一間人民法院一審宣判，另一被告人張國被以“強制猥褻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半，顯示司法受到民眾壓力被迫改判被告坐牢。

性別暴力也並非憑空產生，而是聯系到資本主義階級制度——統治階級需要暴力來維系統治，當然會病態地美化暴力行為；為了試圖拯救生育率，同時不侵犯資本家總體利益，如今親資本的中共勢必強化父權制度與“陽剛之氣”，並且為了對國內民眾煽動民族主義，而鼓吹攻擊性的“戰狼”外交——這些都會衍生或鼓勵到各種暴力言行。

無論官方如何引導輿論，性別暴力問題已是暴露無遺。地方黑惡勢力、中共獨裁機器與資本主義彼此交織，也維系著性別歧視與壓迫的現狀。所謂“雷霆風暴”整治行動並不會解決問題，用意僅在於加強鎮壓，並削弱群眾自我抵抗（這也能解釋道為何案發時，旁觀男性顧客不敢勸阻施暴者——生怕自己見義勇為，反而被警方認定為鬥毆，而自身也是社會弱勢、無力承擔司法後果）。根本分歧在於控制著社會絕大部分財富和權力的極少數富豪精英，與工人階級為主的廣大受壓迫群眾，而中共政權是與前者站在一起。因此，女性、全體工人階級、年輕人及其他受壓迫者需要自我組織，對任何官方機構都不抱幻想，以反中共獨裁、反資本主義的綱領，直擊性別壓迫與對女性暴力的根源，從根本上對抗性別壓迫。

中國：三十年以來最嚴重的危機

習近平成為中國終身獨裁者的如意算盤，如今陰雲籠罩——這正是一系列經濟和政治的災難。“清零”政策下的封城癱瘓了中國各主要城市，重挫了GDP增長，並將失業率推向新高；此外，還有如烏克蘭戰爭不斷加劇的帝國主義沖突。中國社會被猛然推入了三十年來最嚴重的危機。每個社會階層都對於經濟懷著深重的悲觀態度，並擔憂著未來可能的發展。粗劣的“清零”政策已經激起了對中共政權前所未有的憤怒。

據報，習近平已經指示高層官員要不惜一切代價，確保今年的GDP增長率比美國高，然而除非美國的經濟出現硬著陸，否則這不大可能發生。彭博社已經將中國的GDP增長預測值下調到2%，而美國的增長預測則為2.8%。當前沒有任何一間國際預測機構對中國2022年的GDP增長給出4.3%上的估算，遠低於中國政府定下的5.5%目標。

中共今年稍後將要召開五年一度的黨大會，習近平將在其中延任他的總書記第三任期，或者恢覆早已廢置的中共中央主席職位。黨大會的作用不過是一個橡皮圖章的儀式，而真正的決定早已由約40名官僚資本主義的頭目在一系列黑箱交易中事先決定好了。

習近平高度集權、廢除了過去四十年的“集體領導”制度（這個制度起源於鄧小平發起的資本主義覆辟過程）是中共政權與中國社會面臨深重危機的表現。社會、政治與地緣的緊張狀態正接近爆點。這些內部壓力迫使中國資本主義尋求更高的國際地位，並是帝國主義沖突的根源之一。與此同時，中美新冷戰又加劇了國內矛盾。

在今年，為了盡可能平穩地實現他的終身統治，習近平將穩定視為壓倒一切的需要。在總理李克強於今年三月的人大會議遞交的政府年度工作報告中，“穩定”一詞被提及了76次。然而如今穩定卻無從得見。

清零政策

今年，因高傳染性的奧密克戎（Omicron）變種病毒疫情爆發，引發了專制下反烏托邦式的鎮壓行動。2022年的封城規模之大是人類史無前例的。超過3億人直接受影響，必須忍受數周的居家隔離、失去收入、食物短缺、新冠以外的疾病得不到治療，以及官僚暴力。甚至遠離封鎖區的地區也受到嚴重影響，表現在消費的驟降——因為人們害怕他們可能也將會面臨封鎖。

國家的網絡審查令大眾無法質疑習近平的“清零”政策。甚至世衛組織的溫和批評（說清零政策是“不可持續的”）也被屏蔽掉。全球資本主義逐漸意識到，習近平政權將把這種“清零”政策至少堅持到中共二十大之後，並且全然不顧其極深重的經濟代價。

經濟代價已經表現在經濟的急速下行，其中第二季度GDP極有可能會衰退。同時，已經有著過重財政負擔的地方政府，現在又多了一個沈重負擔：必須自行支付市民每隔72或48小時做一次的核酸檢測資金。東吳證券發布的報告顯示，為中國全部的一二線城市（涵蓋5.05億人口）進行常規核酸檢測將要每年花費1.7萬億元，而這占中國GDP總量的1.3%，甚至超過中國每年1.45萬億的軍費！

大部分地方政府都深陷於嚴重的財政危機。這是由於土地銷售的驟減（根源為房地產泡沫的破裂）與稅收降低（根源在於封城和政府減稅政策）。日本銀行野村證券表示，今年中國地方政府的資金缺口總計將達到6萬億人民幣（約合8950億美元）。全國各地的地方政府都正在對公務員減薪，甚至拒付2021年以來的獎金。

經濟體量等同於阿根廷的上海，從三月下旬就處於封城狀態。當局名義上在六月初解封，但隨後官方又重新實施封城，如今這座城市的部分地區仍處於封鎖。而北京名義上沒有處於封鎖，但自四月末以來，該城市的過半地區都曾在不同時間處於全面封鎖。由於大規模民意反彈（主要來自上海）大量湧入社交媒體，甚至突破了火力全開的審查機器，如今媒體不得使用“封城”一詞描述北京情況。

對於工人階級，“清零”政策意味著更嚴重的剝削、更少的工資與更多的債務。例如在上海就有幾乎五百萬來自更貧窮省份的農民工。在封城期間，這些工人沒有工作也沒有收入。為了維持在上海這樣一個大城市的生存，大部分農民工不得不與數人合租一個房間——不是一個公寓，而是一個房間，甚至僅僅一張床。在平常，這些工人僅僅在睡覺時回家，加班數小時以彌補生活費用。在封城期間這樣過度擁擠的環境更是無法忍受。

為了滿足資本家，特別是那些越來越多地從中國撤資的外國資本家的利益，在封城期間，一套“閉環”系統在部分工廠實行。這套系統意味著工人不是居家上班，而是直接住在工作的地方。例如，在上海的特斯拉巨型工廠中，數千汽車工人自封城起就睡在工廠地板上，每隔十二小時換班，每周工作六天。

在蘋果公司的供應商廣達電腦的上海分部雇傭了40000人，大多是低收入的農民工。在奧密克戎開始在廠區高墻內傳播時，約100名工人為了逃脫與保安發生打鬥。工人們控訴公司隱瞞疫情爆發且不隔離陽性患者。這個案例揭露了所謂“閉環”就是以工人的健康和生命為代價保障資本家的利潤。

在上海一地，自三月起已經出現了至少七次與疫情有關的工人抗議。一個網絡上流傳的視頻顯示，數十個穿防護服的“大白”為爭取所拖欠的工資遊行抗議。另一場五月的抗議中，出現了“大白”與警察的沖突。抗議起因是政府違背讓他們在返回家鄉前，在酒店中隔離的諾言；而是將他們送往他們自己曾在其中工作的，條件極差、擁擠的方艙中心隔離。

社會控制的工具

以上的事件證明，中共政權聲稱自己防疫政策是“人民至上”就是個徹頭徹尾的謊言。這同樣也能用來回應國際上一些左翼組織：他們被中共的宣傳所迷惑，因而支持中國的防疫政策、將其視為相對西方災難性的防疫模式更進步的替代選擇。實際上，中共的政治立場和西方政府同樣反動、反工人階級，同樣維護資本主義。

習近平政權重視進行大規模核酸檢測，掀起了核酸檢測行業的“淘金熱”。表現其一便是僅在去年就有超過400家核酸檢測公司成立，其中許多公司都與中共統治精英有聯系。財新傳媒有報道指出，核酸檢測公司在2022年第一季度獲得巨額利潤，如迪安診斷的收益上漲了122%。北京萬泰生物是快速抗原檢測的生產商，該公司的利潤增長了198%。在深圳證券交易所的新冠檢測板塊中，20家公司的凈利潤在2021年中翻倍。在中國最富有的100名億萬富翁中，超過十分之一出身於制藥業與生物科技行業。

習近平政權不僅在堅持“清零”，還在將其轉化為一個常態化的機制。大規模檢測和隔離的基礎設施正在迅速膨脹，全國範圍正建造成百上千的永久性檢測點。

如此一來，借用抗擊疫情這個托辭，習近平政權顯著強化了社會控制和鎮壓的機關。當局利用強制性的健康碼來標記全體人員，使居民的行動受到嚴格限制。人們在超市購物或在公園遛狗時，需要展示智能手機上的綠色健康碼。這項技術在兩年前新冠疫情初期並不存在。當時震驚世界的武漢封城，比今年在上海和其他地方的封城要溫和得多。

在警察國家手中，這項技術將不可避免地被用來鎮壓工人和其他挑戰當局的人。這一點在河南省省會鄭州尤為凸顯，四家地區性村鎮銀行因龐氏騙局暴雷，導致100萬儲戶無法從賬戶取錢。5月，數百名抗議者從中國各地來到鄭州，要銀行還錢。6月，當一場新的抗議活動召開時，儲戶發現他們的健康碼在抵達鄭州火車站時由綠色變為紅色。但是，鄭州是一個目前沒有新冠病例的城市。警方圍捕並隔離了抗議者，然後於第二天將他們強制送回家鄉。

官媒罕見地一齊抨擊鄭州發生的這個事件。《中國日報》抨擊市政府“越過了危險的紅線”。就連民族主義小報《環球時報》也警告稱，此類違反衛生法規的行為將“損害這一監測體系的威信”。這種有限的自我批評反映出官方知道公眾非常不滿。隨著經濟危機的惡化和殘酷的新冠防疫政策的延續，民眾的不滿情緒有可能爆發。

經濟直線下滑

經濟危機並不只是（甚至並非主要是）因為習近平的“清零”政策，然而“清零”大大地加劇了經濟下行這個情況。去年，房地產泡沫的最終破裂是決定性的經濟轉折點。房地產部門占中國GDP的28%。它是中共債務驅動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模式的主要動力，而這一動力現在已經失靈。與此相關的一個問題是，目前的債務水平超過了GDP的300%，這限制了中共通過金融刺激實現經濟再增長的能力。全球資本家及其中國同行對中共沒有與2008年甚至2020年規模相若的“大刀闊斧”刺激計劃，而感到越來越悲觀。

在過去的工國委CWI（ISA的前身）辯論中，國際書記處的前領導層認為，中國的高度國家控制是其斯大林主義歷史的遺產，使該政權具有管理好經濟以避免危機的獨特能力。他們因此認為，中共能夠做其他政府做不到的事情。

這確實正確，但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誇大中國的特別之處，可能會導致分析和觀點上的失誤。包括中港台的同志們認為，僅僅指出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經濟的“獨特”特征（具有明顯官僚和國家幹預特征的獨裁資本主義經濟，而非計劃經濟）還不夠，還需要強調其局限性。這些差異並沒有像一些資產階級評論員想象的那樣，賦予經濟無敵或免於危機的能力。歸根結底，盡管過程可以在不同的時間尺度上進行，但資本主義經濟的規律本身是正確的。

房地產泡沫的破裂顯示了“中國例外論”的矛盾兩面。中國房地產市值55萬億美元，是美國房地產市場的兩倍。這是前所未有的債務驅動擴張的結果，這是由於中共對銀行系統的控制程度，以及城市和地區管理部門在通過快速基礎設施建設推高地價方面的決定性作用。

國家政策為龐大的私有房地產市場的發展提供了框架，同時數百萬中共地方官員通過金融投機積累了驚人的財富。但今天，隨著房地產市場的過度擴張（買家不足，人口危機不斷擴大，各個方向都有債務），同樣的國有銀行拒絕為苦苦掙紮的房地產公司提供資金，而地方政府本身也面臨著歷史性的信貸緊縮。

新屋銷售額連續11個月下降，5月份同比下降59%，創下歷史新低。盡管北京和許多地方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刺激措施，以吸引買家重返市場，但市場崩盤仍在加速。去年，房地產泡沫的破滅首先表現為恒大集團等大型開發商的流動性危機。正如我們所解釋的，這只是冰山一角。這一點已經得到證實。此前四年（包括去年）共售出1300多萬套住房，但今年的總銷售量可能下降三分之一或更多。

消費者支出的崩潰與房地產危機有著相同的根源。人口危機、出生率下降和結婚率下降是重要因素。與2019年相比，工人和大部分中產階級的境況明顯惡化。許多人受到了減薪和失業的打擊。人們對承擔更多債務的態度更加沈默。像許多公司一樣，家庭選擇優先償還現有債務，而不是進行新的開支。

新冠疫情和封城加速了消費者的習慣轉變，其根源在於收入下降和工作不穩定狀況增加。特別在年輕人中流行的“躺平”思潮，就是這一趨勢的一種表現。他們正在擺脫消費主義、債務和中國資本主義的高壓生活方式。

與去年相比，過去三個月的零售額分別萎縮了3.5%、11.1%和6.7%。第一季度手機銷量同比下降14.1%，因為年輕人拒絕總是需要購買新款手機的狂熱情緒（也就是“躺平”）。2022年前五個月，新車總銷量下降了12%以上。

這些指標給中共政權顯現出的是嚴峻的情形。20年來，中共政權一直吹噓將國內消費（而非固定資產投資和出口）作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引擎。然而，2021年的消費僅占GDP的38.5%，這一比例低於20年前。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疫情期間，支撐經濟的是中國強勁的出口增長，而不是國內消費。這種增長是基於暫時的趨勢，因為封鎖和在家工作為中國制造的筆記本電腦和其他電子設備創造了巨大的市場。這一趨勢正如預期的那樣逐漸減弱。今年迄今為止，中國筆記本電腦的出口下降了16%。

失業率飆升是中國經濟問題最令人擔憂的指標。北京大學學者6月份的一份報告警告稱，中國的失業率可能達到2020年的水平，當時有12%的勞動力失業。

官方失業數據低估了實際情況，因為排除了2.9億農民工。然而最具爆炸性的數字是16-24歲的失業率，這在5月份達到了18.4%的歷史新高。這是美國青年失業率（7.9%）的兩倍多，也高於歐盟同一指標（13.9%）。一千萬大學畢業生將在未來三個月內進入勞動力市場，到目前為止，只有20%的人找到了工作，而去年同期有60%。

新程度的經濟困難和不確定性正在塑造年輕人、工人和農民工的意識，他們對中共管理經濟事務能力的信心徹底動搖。年輕一代的激進化反映在社交媒體上——那里是中國有限的公眾討論和社會評論的唯一渠道。

2020年的網絡流行語是“內卷”，意思是因為缺乏資源而瘋狂競次。2021年，盡管還不意味著有明確的階級意識，“躺平”思潮更為明確地拒絕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瘋狂競爭。今年的流行語是“潤”，甚至被稱為“潤學”，盡管這不是一場運動，而是一種強烈的社會情緒，但是正如前面提到的其他例子一樣。“潤”起源於公眾對上海封鎖暴行的強烈反對，尤其是渴望逃離這個國家以逃避鎮壓和極權統治。

這些群眾意識的轉變標志著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群眾越來越不認同中共的統治，意識到了整個社會的危機。這自然只是第一階段，還不是一個連貫的替代方案，但卻是對舊規範和幻想的決定性突破。

隨著習近平試圖在未來幾十年鞏固自己的控制，下一個時期的統治將更加動蕩不穩。中國的人口危機——勞動者和消費者規模的縮減——及其停滯不前的債務驅動經濟，越來越有可能破壞該政權超越美帝國主義的龐大野心，當然美帝自身也面臨著嚴重問題。對於社會主義者來說，隨著世界資本主義兩大經濟和軍事強國進入前所未有的危機和政治動蕩階段，這些發展具有巨大影響。

河南村鎮銀行爆雷　儲戶維權示威遭流氓暴力襲擊

自上月開始，河南多家村鎮銀行“爆雷”，涉及全國共十幾萬儲戶共計近400億元人民幣存款。河南政府當局為阻止民眾到河南維權，將1317名外地儲戶及其家人的“健康碼”轉紅，不管他們是否有意到河南維權都令他們寸步難行。這種公然濫權的行徑令中共中央政府都無法包庇辯護，象征性地處罰了幾個官員。這也令民眾對“健康碼”的信任完全破產。

而銀行危機依然懸而未決，地方政府搪塞稱這是個人的金融犯罪行為，會繼續追查並追回贓款，但這一承諾遙遙無期。中央政府置身事外，對事件發展聽之任之，也顯然無意動用銀保基金賠償儲戶以平息事件，這種奇怪的態度令人不解。因此有人猜測要麽同類型的銀行問題可能遍及全國各級銀行，規模遠超想像，將來爆發同樣危機的話銀保基金將無力支付；要麽在官僚腐敗操作下銀保基金根本已全面虧空，連現時400億的存款金都無法保障。

因此，7月10日近3000名全國各地的村鎮銀行儲戶到鄭州人民銀行支行外示威，打出反腐敗、反暴力、反濫權，要求人權法治以及要求取回存款等標語。地方政府當局派出大批警察將示威者圍困在銀行門外，更有大批身份不明的“白衣人”組成人鏈圍堵示威者。隨後白衣人出手襲擊毆打示威群眾，從網上流傳的片段可見，白衣人以整齊的隊形小跑沖入示威群眾當中施暴。這次暴力襲擊絕非自發，而是有謀劃的。毫不意外，很多人懷疑這批流氓根本就是警員偽裝。

這一熟悉的畫面馬上令人聯想到香港2019年抗暴中的情況，當時同樣多次發生警察暴力，國內民眾開始將兩者作出類比。民眾憤怒於政權暴行之余亦開始反思及懷疑中共2019年對反對警察鎮壓、爭取民主權利的香港示威者的抹黑和謊言。這反映了中國民眾意識的改變。這一改變也突顯於上海封城，當時民眾已開始表示自己開始理解香港民眾為何奮起抗爭，表明民眾對發生在自己身上的種種不公待遇正瓦解過去中共所編織看似牢不可破的種種謊言。鄭州這一重大事件僅是中國將要發生的事情的預演。深重的經濟危機、政府內部權力鬥爭、愈發無理與殘暴的“清零”防疫政策，正在點燃爆炸性階級鬥爭的導火線。工人與青年需要獨立的工會和學生會等民主控制的集體組織，確保鬥爭能夠勝利。  

中國：拯救地球，終結資本主義專制統治！

全球各地資本主義政府都在自吹自擂在應對氣候變化的鬥爭中取得的進展。然而，戰爭、去全球化乃至於新冠疫情——這些都是資本主義處於危機中的表現——都成為不斷增加使用化石燃料的借口。

中共獨裁也喜歡自稱為“綠色超級大國”，但實際上是最惡劣的氣候災難推手之一。而中國工人階級和窮人們則是最容易受生態環境破壞影響的群體。到本世紀末，中國可能有多達5700萬人因為海平面上升而流離失所——大部分會是住在上海和廣州的人民。

煤炭癮

中國資本主義對煤炭上了癮。在2021年，中國占了全球新煤廠的過半產量。由於經濟放緩，中共獨裁政權正試圖增加煤炭使用量，來再刺激經濟增長。今年，中國政府取消了很多有關煤炭生產方面的限制措施，同時為煤炭項目額外發放了1000億元人民幣的貸款。由於西方國家制裁，俄羅斯的煤炭現在也要便宜得多。中國政府從5月1日起就取消了煤炭的進口關稅。

在COP26（格拉斯哥舉行的2021年聯合國氣候峰會），中國是拒絕在減少煤炭使用量的條約中簽字的眾多國家之一。盡管習近平承諾“停止在海外建設燃煤發電廠”，但中國帝國主義的實際作為卻是南轅北轍。習近平的承諾並不包括中國企業正在興建中的發電廠。這些發電廠每年合計的碳排放量可達3億噸，相當於西班牙全國的年排放量。

水資源短缺

接踵而來的還有水資源危機。冰河的加速融化減少了可用的水資源。在被譽為世界“第三極”的青藏高原上，在過去的50年里，氣溫上升了3-3.5度。

自1990年代以來，長江的淡水減少了13.9%。中國最快在2030年，就可能達到用水量超過供水量的臨界點。中共的“解決方案”是一項耗資620億美元的大型南水北調工程。這意味著，居住在大壩建設地區的33萬人口將被迫搬遷，當局幾乎沒有進行補償，也沒有提供任何工作機會。棲息地的破壞將造成水生生態系統的不平衡，並導致水質進一步惡化。

盡管這是一個“超級工程”，但歸根結底，這對於應對中國供水量萎縮根本是杯水車薪。如果不摒棄化石燃料，全球變暖將繼續加速幹旱。中國海岸線沿線的海平面正以驚人的速度上升，去年海平面比1993-2011年高出84毫米。到2100年，上海一半的地區將被淹沒或被洪水淹沒。中國在國際上廣受讚譽的方案是建造“海綿城市”（像海綿一樣吸收和釋放水的城市）。但只有15%的建設項目是由中央政府資助的，其餘的則是通過銀行和開發商的稅收減免獲得的。然後，銀行利用在“海綿城市”的投資回報繼續投資於重污染行業。

“海綿城市”

中共資本主義獨裁還阻止媒體報道非法和不合格的施工，這意味著宣稱已經交付的項目很多實際上是不能運作的。當局稱作千年一遇的2021年的河南水災中，鄭州“智慧隧道”的自動防洪和抽水系統發生了災難性的故障。

結果，數百輛汽車被困在被淹的隧道中，造成6人死亡（水災總計有398人喪生）。這場災難和其他災難凸顯了中國獨立工會（被中共當局禁止）行使民主控制、決定何時停工和適當檢查新基礎設施的必要性。中共承諾從現在到2025年將增加“至少570吉瓦”的風能和太陽能。但對可再生能源的補貼正在逐步取消，2022年風電增長似乎正在放緩。官方數據還隱瞞了電力公司實際上購買的綠色能源總量——畢竟煤電通常更加便宜。

核能的危險

為了實現“2060年碳中和”的目標，北京計劃到本世紀中葉將核電產能擴大七倍。鑒於中共在其他項目中，有著削減成本的建設醜聞這些不良記錄，我們不應該對他們安全運營核電站這一點有一絲一毫信任。由於對外包和分包商的依賴日益增加，運營和廢燃料儲存的危險已經加劇。 只有擺脫資本主義桎梏和約束，實現民主規劃，才能使我們快速過渡到我們需要的可再生能源系統，以確保人類和地球有著安全的未來。

中國“清零政策”：習近平的極權控制新時代

6月底，中共高層官員在北京發出重磅聲明，揚言“未來五年常態化防疫”。 《北京日報》的一篇報道援引北京市委書記蔡奇的話，說“未來五年”北京將維持嚴厲的清零政策，其他官媒轉載了這個報道。幾個小時後，蔡奇的言論在社交媒體上引爆了輿論，文章隨即被刪除；審查員還刪除了所有提及“五年”的內容。這是中共獨裁政權和習派（蔡奇被視為習派“浙江幫”一員）的又一驚人過失。

面對經濟困難和中共殘酷的防疫政策，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的公眾情緒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今年的防疫措施標志著該政權已經完全“奧威爾化”。

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習近平政權的清零不是臨時權宜之計，而是一個將在全國鋪開的大規模、永久性、半軍事化的社會控制系統。蔡奇的口誤只是證實了我們所見。

中共正將在新疆研發的鎮壓技術推廣全國，其中一部分已經用在了漢人地區——這種做法有時被稱作“科技威權主義”。馬克思主義者已然警告，在對穆斯林少數民族進行無情壓迫的新疆，已成為了中共獨裁政權大規模監控的試驗場。這些監控和鎮壓手段將嚴重威脅全中國所有工人和青年。

盡管清零政策下肆意而殘酷的大規模封城，還不能與新疆大規模關押和洗腦教育的白色恐怖相提並論，但中共仍然以偽醫學的論據為基礎，開展軍事式執法。取代新疆的集中營和奴隸工廠的，是令人厭惡的方艙醫院，和把工人“閉環管理”的資本主義生產線。

經濟癱瘓

中國，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日漸陷入癱瘓。官方在第二季度很可能會偽造GDP數據、制造虛假增長，因為如果把令人震驚的糟糕經濟數據完全公之於眾，習近平在二十大上正式開啟終身執政的計劃將進一步受到沖擊。

失業率正在暴漲，北京大學的一份報告警告稱，失業率可能會達到2020年疫情首次爆發時的水平；當時有12%的勞動力——即9300萬人失業。大多數經濟學家警告，由於多種因素，今年的經濟衰退後，不太可能出現與兩年前類似的快速V型反彈。

就全球形勢來看，所有主要經濟體都面臨衰退風險。中國的房地產危機和相關的債務緊縮增加了下行壓力。對許多人來說，收入和工作保障都不如兩年前；消費者似乎並不太可能在下半年掀起一波“報覆性消費”。

根據日本投行野村控股的數據，4月份中國有3.73億人處於完全或部分封鎖狀態。隨著感染率下降，6月份遭封控人口降至7400萬人，但隨著BA.5奧密克戎亞型變異株的傳播，遭封控人口截止7月19日又回升至2.64億。時隔六個月，1300萬人口的西安於7月宣布再次封城。

那些在6月歡呼中國疫情封城惡夢“結束”的經濟學者（當時上海獲得短暫解封），顯然是仿佛喝醉一般，過於接受中共宣傳。但正如中國勞工論壇等所警告的那樣，政府的策略注定“竹籃打水一場空”——特別是面對傳播速度極快的新冠病毒新變種的時候。

中國制度更“優越”？

習近平說，中國有世界上最好的防疫政策。然而，他最有力的宣傳，卻是大部分西方政府在幾十年來的新自由主義下，縮減醫療保健系統和預算後的糟糕表現。現在，疫苗接種計劃和事實上的“群體免疫”（以巨大的社會代價實現）已經讓大多數先進資本主義國家擺脫了疫情影響，習近平的“中國制度的優越性”的民族主義宣傳已經無力了很多；而中國人民則開始將他們的苦難與國外似乎已經“恢覆正常”的世界進行對比。

綜觀全球，中國染疫死亡數的確非常低，但許多患其他疾病的病人在封城期間被醫院拒之門外，導致了大量未被統計的死亡。將數以千萬計的人關在類似於單獨監禁的條件下，使中國面臨著巨大的心理健康危機，而醫保系統捉襟見肘，難以應對這場危機（中國每十萬人中有8.9名精神衛生工作者，而中高收入國家平均為每十萬人擁有20.6名精神衛生工作者）。

無論是專制還是“民主”的資本主義政府都無法有效對抗新冠肺炎。習近平政權表示，反對習近平的清零路線就等於什麽都不做或“躺平”。這絕非社會主義者的看法。有效抗擊新冠肺炎需要強大的獨立工人組織和充分的民主權利。

需要通過群眾宣傳，提高群眾意識，也需要撤銷中共對mRNA疫苗的進口禁令——因為mRNA疫苗的防疫效力要比國產疫苗高得多，尤其是對於老年人。任何緊急限制措施，應當由民主基層委員會組織作出民主決定。

作為給所有工人建立體面的福利體系的一步，需要建立全民失業和醫療保險。

中國的醫療體系需要大量投資和升級，需要強大的獨立醫護人員工會和民主的工人階級控制。需要采取社會主義措施來接管資本家的財富，民主地實施計劃經濟。而這一切都需要結束獨裁統治，建立一個完全民主的、工人階級領導的社會。

社會主義者與中美冷戰

全球最大的金融投機商貝萊德的董事長芬克（Larry Fink）稱：“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結束了我們在過去三十年中所經歷的全球化”。直到今年早些時候，諸如芬克這些資本家都還在用將來時態談論中美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冷戰，而現在他們則正試圖跟上世界形勢的新變化。

但實際上，今天的中美沖突肇始於十年前奧巴馬的“重返亞洲”策略。而習近平2012年在中國上台後，在大幅升級國內鎮壓和強硬控制的同時，也采取了更具侵略性和民族主義的外交政策。習近平摒棄了由鄧小平以來的“韜光養晦”務實外交政策，轉而吹噓並誇大中國的能力。例如，盡管近年來中國在生物制藥領域投資了數千億美元，國產的新冠疫苗效力還是令人失望。

2018年，右翼民粹主義的特朗普擔任美國總統期間，中美帝國主義的沖突升級，引發了自上世紀30年代以來最大規模的貿易戰。特朗普在2020年總統大選中輸給拜登後，我們指出冷戰將在新政府的領導下繼續升級；這是因為沖突根源在於全球資本主義歷史性危機這一客觀過程，而不是在於執政的是哪個資本主義政黨。

在ISA的2020年大會的世界展望決議中，我們提出，“中美沖突現在是全球局勢的主軸”。正如該決議所闡明的那樣：“世界資本主義正在走出主導過去40年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時代，並進入以帝國主義列強之間的利益沖突為主導因素的‘地緣經濟’時代。 ”

國家先於市場

上面引述的我們的觀點，是在疫情和烏克蘭戰爭之前提出的，而疫情與戰爭加速了這些過程，今天的世界進一步走向軍國主義和更激烈的地緣政治權力鬥爭，經濟發展趨勢由前述局勢決定，而不是引領局勢發展。民族國家作為資本主義的強力工具，逐步取代“市場力量”居於主導地位。軍事擴張和戰略上去全球化成為當前的主要趨勢。固然日本和德國是典型的國家軍費擴張，其意義重大且令人擔憂，但當前的問題不僅僅在於軍費。

中國擁有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海軍，擁有355艘艦艇，並於6月下水了其第三艘、也是其最先進的福建號航空母艦——相對美國海軍只有297艘艦艇。習近平提出“2027年建軍百年目標”軍事現代化計劃，旨在建軍100年時，中國軍隊將與美軍分庭抗禮。許多評論員警告說，這恐怕就是習近平的攻台時間表，他下定決心將台灣置於北京的控制之下。然而，中國已經100年沒有打過海戰了。而且軍事專家警告說，攻台將比1944年諾曼底登陸更加覆雜。

歐洲和部分亞洲國家的統治階級正在打造一種歇斯底里的政治氣候，同時準備進一步掠奪工人階級，以組織更龐大、更具殺傷力的軍隊。在全球各國，資本家及他們的政府的“解決”方案都是“增加軍備”！民族主義、歇斯底里和暈頭轉向的狀況在戰爭初期階段很常見。但隨著對反戰、反資本主義和國際主義替代方案的支持增加，社會趨勢將不可避免地發生轉變。

最近在西班牙舉行的北約峰會、在德國舉行的G7會議以及在日本舉行的四邊安全對話都是具有歷史意義的，這些會議都意味著西方各國協調起來的反制行動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嚴厲程度——反制行動不僅是對俄羅斯，更是針對中國。北約2022年戰略構想中首次將中國列入“系統性挑戰”，證明了削弱中國是美帝國主義與北約最重要的長期目標。英國海軍上將本·基伊爵士（Sir Ben Key）最近在演講中強調了這一戰略重點，他警告說，“僅僅關注熊（俄羅斯）有看不見虎（中國）的風險”。雖然中國的老虎數目很少，但是基伊爵士用老虎指代中國的意圖還是很清楚（顯然，領導海軍並不需要對於動物學有任何了解）。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是所有這些會議的第一個議程。但是，四邊安全對話是個例外，因為印度總理莫迪的參與使美國、日本和澳大利亞需要傳達一些不同的信息。印度拒絕站在反對俄羅斯的一方，部分原因是害怕自己反俄會讓普京更靠近中國。多年來，中國一直在遊說俄羅斯削減對印軍售，而中印存在長期的邊界爭端。習近平實質支持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其部分盤算在於以此作為對付印度的籌碼，讓中國掌握包括核武器在內的俄羅斯軍事技術。

末日

對實際上已被排擠出世界經濟體系的俄羅斯實施嚴厲制裁有另一重目的，即是警告中國，在未來西方或將和中國攤牌；同時這也是對於未來制裁中國的預演。當開始制裁中國之時，全球將會受到與現今全然不同程度的影響。中國的經濟規模是俄羅斯的十倍，對全球供應鏈、貿易和金融流動至關重要。一間西方大企業的老闆如是告訴《金融時報》：“如果把對俄羅斯的制裁用於中國，中國和世界的經濟都會面臨末日。”

雙方都希望避免或推遲這種情況，但雙方也在為這一天的到來做準備。就連在美蘇冷戰期間通過談判將毛時代的中國帶入西方陣營的基辛格（Henry Kissinger）也同意，不能讓今天的資本主義中國成為“霸權”——盡管基辛格也警告說，中美的沖突潛力“堪比第一次世界大戰”。

烏克蘭戰爭的影響使美帝國主義能夠集結其更多的盟友於其反華戰略上。雖然分歧依然存在，例如在拜登政府的眼中，德國政府仍與中俄有糾葛；但與2月入侵前各國政府的立場相比，他們的分歧已大大縮窄。

新形勢也為美國軍工業帶來了一筆意外之財。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幾天後，德國政府便決定將其軍事預算從2021年的470億歐元增加到2022年的1000億歐元，並隨即購買了35架能夠攜帶核武器的美國F-35戰鬥機（估價40億歐元）。隨著德國和歐洲逐漸避免使用俄羅斯石油和天然氣，美國能源行業也將獲得巨大收益。今年前四個月，從美國到歐洲的液化天然氣運輸量與2021年同期相比增加了兩倍。

北約及其盟友

在馬德里舉行的北約峰會，首次邀請日本、韓國、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參加。這不僅僅是在警告北京，而且是為了進一步強化這些印太國家與北約之間的軍事協作。因此，雖然習近平政權的如意算盤或許打算從俄羅斯與西方的對抗中獲利，但因為中國經濟遭受到的風險要高得多，習近平最終會比普京損失更大。

這一進程關聯到更廣泛的去全球化進程和兩個敵對陣營的形成，而在這過程中，中國面臨被排擠出關鍵行業的市場、被禁止獲得新技術的風險。美國科技領域億萬富翁柯斯拉（Vinod Khosla）預測，中美“技術經濟戰”將持續20年。美國已經對5G和半導體等具有戰略意義的技術實施了嚴格的管控，而這種控制只會擴大。美國國會正在審議多項法案，旨在加強對美國在眾多中國商業領域投資的審查，並為美國生產半導體、稀土、先進電池，以及中國占主導地位或美國容易受到供應鏈中斷影響的行業提供資金。

特朗普通過監管措施對中國電信巨頭華為發動的攻勢，使華為陷入嚴重危機。由於受到美國制裁而無法獲得最新芯片，自2018年以來華為在中國國內智能手機市場的位置已從第一名跌至第六名，過去一年的銷售額下降了64%。雪上加霜的是，華為被迫縮減其在俄羅斯（其為數不多的增長市場之一）的業務，以避免觸發西方制裁。

特朗普執政期間設立的“中國公司黑名單”，已成為美國在冷戰中的經濟戰模板。在拜登執政期間，黑名單繼續擴大，中國媒體稱目前其中有260家中國公司；2月份還新增了100多家俄羅斯公司。

削減關稅？

“（中美科技戰）進一步的升級是有可能的。”美籍華人評論員裴敏欣認為，“如果美國說服歐盟和日本恢覆輸出管制統籌委員會（Coordinating Committee for Multilateral Export Controls，CoCom），以阻止技術流向中國——烏克蘭戰爭的爆發則使這一前景更有可能——中國將沒有機會在與美國的技術競賽中獲勝。”

有報道稱，拜登正在考慮可能取消特朗普在2018年對中國商品徵收的一些關稅，這一點與和中國打科技戰並不矛盾。如果發生這種情況，關稅削減力度恐將十分輕微，也許會取消不到3%的關稅，而這些關稅完全覆蓋了價值超過300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其目的是在11月中期選舉前緩解美國經濟的通脹壓力，然而僅是這樣的關稅削減，對通貨膨脹恐怕產生不了什麼影響。

相互矛盾的說法充分展現了，拜登政府內的財政部和商務部之間存在著權力鬥爭，任何降低關稅的做法都可能使總統受到來自國會雙方的攻擊，認為他對中國態度軟弱。不僅是在中國，在全球所有地方，狂熱的民族主義都是對各國政府進行政策調整的掣肘。現任美國財政部長耶倫（Janet Yellen）似乎支持對關稅進行一些 “重新調整”，她認為關稅作為對付中國的武器不是特別有效，需要更多的 “戰略性”關稅。因此，這場辯論是關於如何更“有技巧”地對中國經濟施加壓力，僅此而已。

中歐關系

在過去十年的大部分時間里，北京希望在德國事實上的領導下，歐盟會在中美沖突中保持 “戰略中立”的立場。這種希望是基於這樣的信念：德國資本主義不會做任何損害德國每年對中國超過1000億美元的出口的事情。但是，習近平將歐盟與中國的關系從中美冷戰中解救出來的希望，早在烏克蘭戰爭爆發之前就開始走向破滅了。

在新疆問題上中國與歐盟的緊張對峙，使去年3月的中歐全面投資協定（CAI）化為泡影。如果該協定得到批準，這將是北京的一個重要外交突破，也是對華盛頓的回擊。但現在CAI已經胎死腹中。今年，德國政府以中共在穆斯林占多數人口的新疆地區侵犯人權為由，對其最大的公司，包括汽車制造商大眾汽車，施加了財政和政治壓力。

新疆問題被用來展示柏林對中國以及對德國資本家采取的新的強硬態度，以迫使這些德國企業的投資和供應鏈走向“多樣化”，不再對中國片面依賴。這是一個新的全球趨勢，反映了美國和其他國家的政策——這些國家的政府越來越多地以“國家安全”為由，對私人公司的投資決策發號施令。這種做法可謂效仿了中國模式的一些特征。

這種“國家主義”的做法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全盛時期是不可想象的。但今天，各國統治階級都需要維護他們的國家權力，以便在《金融時報》的副主編、首席經濟評論員沃爾夫（Martin Wolf）所描述的 “失序世界的新時代”中生存下來。正是這一點，而不是對在新疆發生的鎮壓和酷刑的關切，迫使德國和其他西方經濟體停止增強與中國之間在經濟上的相互依賴性。這種與中國經濟的脫鉤仍處於初期階段，但它正在加速，正如習近平在黨內的一些批評者所警示，他把責任歸咎於他與普京的“無止境”聯盟。

事實上，這個脫鉤進程在幾乎十年前就開始了，由其他種種因素推動，包括與其他亞洲甚至東歐經濟體相比，中國工人工資水平的上漲。但在今年上半年，有1.1萬家外國公司在中國被取消注冊，而去年新注冊的外國公司則為8000家。光大證券估計，在2021年9月至2022年3月期間，約有7%的中國家具訂單、5%的紡織產品和2%的電子產品“流失”到越南和其他國家。這些趨勢被新冠疫情流行期間中國出口的暫時繁榮所掩蓋，但隨著這種繁榮現在逐漸消失，我們很可能看到中國制造業的“空心化”——類似於三十年前在日本發生的情況。

民主權利

以美國為首的陣營將其在烏克蘭問題上的立場描述為捍衛“民主”，反對 “專制”。同樣的虛偽立場也能在新疆和台灣問題上看到。中俄帝國主義宣傳依靠的是侵略性的民族主義（中國的“戰狼外交”）。他們指責西方試圖削弱和摧毀祖國，用心險惡地利用“民主”作為其一種攻擊手段。工人、反戰和民主運動人士、LGBT+人群和女權主義者——所有反對政府的人都被貼上了“境外勢力”的標簽。這些民族主義宣傳言行，旨在成為強國，奪回 “被外敵竊取的領土”。馬克思主義者和ISA反對一切帝國主義大國或集團及其宣傳。我們警告，支持任何一個陣營，或者認為一個帝國主義比另一個帝國主義危險性小，都會給工人反對資本主義的鬥爭帶來災難性的後果。

在為被壓迫民族和國家的解放而進行的鬥爭中，帝國主義從來不是盟友，他們也不站在群眾的民主權利一邊。目前在西方資本主義民主國家存在（但在中國完全沒有、在俄羅斯也不斷被打壓）的政治自由，比如投票權、組織權、言論自由和罷工權——在過去和現在都是通過群眾壓力和鬥爭贏得的，而不是統治階級的仁慈換來的。

美國對墮胎權的猛烈攻勢，揭露出華盛頓試圖占據“民主”高地的笑柄。近年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公民自由和工會權利發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攻擊。在形式上擁有資產階級民主的國家，資本主義國家機器本身並非是民主權利的保衛者。托洛茨基解釋道，如果工人階級尚沒有立即推翻資本主義的能力，他們就必須保衛資產階級民主，以反制法西斯主義或威權主義反動攻擊。“但是，工人不能用資產階級民主的方法（人民陣線、選舉聯盟、聯合政府等）來保衛資產階級民主，而要用自己的方法，也就是革命的階級鬥爭的方法。”（《簡析西班牙形勢》，1937年）。

“好的獨裁者？”

勞動人民永遠不能指望資本主義國家、法院、警察或資產階級軍隊來捍衛我們的民主權利。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存在的民主權利是鬥爭和社會中階級力量平衡換來的結果，而不是寫在法律或憲法中的東西。只有國際範圍的群眾鬥爭，並由恢覆元氣的工人運動領導，為用真正的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而鬥爭，才能確保真正的民主權利。這是唯一能夠結束戰爭和民族壓迫的力量。社會主義者堅決反對中國和俄羅斯等資本主義政權的奧威爾式的國家鎮壓，並站在這些國家的工人階級一邊，因為這些國家的工人階級是唯一能夠對獨裁政權真正展開鬥爭的力量。

當北約需要土耳其批準瑞典和芬蘭的加入申請時，這些“民主”國家的領導人選擇毫無顧忌地討好冷血獨裁者埃爾多安，而他正在準備對庫爾德人發動新的戰爭，並打壓工會、婦女和LGBT+的權利。

同樣令人驚嘆的雙重標準也表現於拜登最近訪問沙特阿拉伯，與獨裁者穆罕默德·本·薩勒曼（Mohammed bin Salman）握手言歡的消息。拜登在兩年前的競選活動中吹噓，他將把沙特阿拉伯視為“被放逐者（印度種性，pariah）”，但現在在對俄羅斯石油禁運、沖擊全球市場之時，他需要一項石油供應協議。布林肯在7月的任務也是如此，他需要說服泰國軍事獨裁者巴育將軍，因為華盛頓不希望看到泰國當局完全轉向中國一邊。

清晰的分析

中美帝國主義的沖突幾乎穿插到了世界各地發生的每一場運動和鬥爭中。我們去年在緬甸看到了這個因素，一方面，軍方發動的政變得到了北京和莫斯科的支持，而另一方面，一部分青年和工人發起了令人驚嘆的抵抗鬥爭和大規模罷工，不幸的是，他們開始期盼西方壓力，甚至所謂國際社會的幹預來幫助他們擊敗軍政府。這是一個殘酷的幻想，在鬥爭中只能混淆視聽。同樣的情況以不同的形式發生在2019年香港的大規模民主抗議中，次年又在泰國發生。

在新冷戰造成的全球環境變化中，這些經驗提供了重要的政治教訓。在上述例子中，某種兩害取其輕思想在運動中占據了上風，使一部分群眾失去了方向，導致鬥爭急轉直下。同樣在印度尼西亞、菲律賓、馬來西亞、日本、台灣和韓國等國家，部分工人運動和左翼勢力也會因為這些覆雜情況而迷失方向和分裂。當然，這對中國新生的工人運動也是一個警醒。

冷戰中，兩個帝國主義集團利用已經很動蕩的世界局勢，並進一步推動兩極化，以獲取地緣政治上的勝利，這給工人和青年帶來了嚴重危險。即使沒有爆發另一場比烏克蘭戰爭相當或更嚴重的熱戰，情況也是如此十分危險。一個明確的展望、分析和綱領，拒絕兩害取其輕和民族主義，采取國際主義和工人階級的立場，堅定反對所有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政府，這是確保被壓迫者的關鍵鬥爭不被反動傾向所破壞的唯一途徑。

中國：拒繳房貸行動震撼當局

中國正被新一場抗議運動所震撼。數以萬計的罷交房貸者宣佈，他們將不再償還他們無法居住的、未完工樓盤的住房貸款。

幾週前剛在社交媒體上宣佈消息，這場運動就如雨後春筍般湧現，並蔓延到另外幾十個城市。

儘管在國家審查之下，對該主題進行的討論遭到封殺，協調這場“抗議”的網絡論壇也被關閉，但運動仍然在持續並蔓延。

中國的房地產危機每週都在惡化。房地產暴跌的速度和深度，讓全球投資者和中國政府猝不及防。

標普全球（S&P Global）已經修訂了他們早期對今年中國房地產市場收縮15%的評估，現在預測將會有衰退28-33%的大崩盤。

這個數字實在太大，因此這樣一來，中國經濟不可能避免衰退。儘管如此，北京仍可能公佈虛假的GDP數據，在年底聲稱今年GDP增長3-4%。

偽造數據

第二季度GDP增長0.4%的數字是不可信的。我們考察其它指標，如房屋銷售、水泥和鋼鐵產量、公路運輸和航空旅行數據，似乎更可能的是，中國經濟在4-6月期間是急劇收縮的。

拒繳房貸行動最初於6月底在江西省爆發，隨後類似行動迅速蔓延。拒絕支付抵押貸款行動的範圍，已經從最初的20個建築項目，波及到100個、200個，而現在是全國300個建築項目都有拒絕償還銀行貸款的行動。

這場反抗包含了數以萬計甚至十萬計的拒繳房貸者，遍及全國約50個城市。這些城市大多較為貧困，表明這次抗議以工人階級或中下層家庭為主體。

在中國，估計有800萬套未完工的樓盤，這些樓盤被破產的房地產開發商出售，買家無法入住。

在中國，新樓盤最常見的銷售方式是預售，高達80%的樓盤在建成之前就已售出。這些樓盤因為開發商（都是中國最大的一些公司）已經耗盡了資金，而暫停建設。

迅速發酵

拒繳房貸行動是中國“躺平”現象的最新表現。不同的是，這不僅僅是消極的不合作，而是積極的鬥爭，拒付房貸恐將面臨國家嚴厲的鎮壓和威脅。

這一運動使當局感到恐慌，因為如果運動蔓延，可能會對銀行系統產生潛在的嚴重影響。

“施工延誤並不是甚麼新鮮事，”一名中共官員告訴《金融時報》：“出乎意料的是問題失控地蔓延。”

澳新銀行研究部的高級中國經濟師Betty Wang告訴ABC（澳大利亞廣播公司）新聞：“如果任由拒付抵押貸款行動更快速發展，先不說是否會走向爆炸性局面，這樣的發展肯定會威脅到金融穩定。”她補充說：“如果決策者不能迅速解決這個問題，它可能會進一步發展並演變成更大的風險。”

作為中國央行的人行今天宣佈了一項新的房地產行業救助方案，金額為1萬億人民幣元（1480億美元），以重振一些停工的住房項目。

在我們看來，這個方案不足以解決問題，正如我們所見，今年隨著房地產持續低迷，許多早些時候的政府措施都沒能達成效果。北京政府的日益癱瘓是今年危機的一個特徵。

當局的兩難

中共政權有一個傳統，就是將微小讓步和嚴厲鎮壓相結合，即通過使用胡蘿卜加大棒的威逼利誘方法來解決群眾鬥爭。

但是政府在化解拒付抵押貸款反抗行動方面，面臨著異常棘手的兩難局面。大棒已經受到威脅：警察逮捕抗議者，以及利用社會信用體系來剝奪抗議者未來的貸款、旅行、甚至就業和大學入學機會，以作為嚇阻。

但也有報道稱可能會有“抵押貸款假期（即可以在一段時間內停止或者減少償還貸款）”這樣一根“胡蘿卜”得以批準。所有的選項都包含著巨大的風險，內容相互矛盾的報道或許表明政權內部的猶豫不決、乃至分裂。

如果出動鎮壓，或將產生反效果，激發抗議蔓延。提供“抵押貸款假期”的設想反映出，由於巨大的經濟壓力和公眾的憤怒，政府當中的一部分人認為現在不是進行鎮壓的好時機。

但是，如果政府將大規模的不償還貸款行為實質合法化，即使說這只是特定時期內的臨時措施，也可能會鼓勵更多的人加入反抗。

社會主義者的立場

中國勞工論壇全力聲援拒付抵押貸款的鬥爭。這些罷交房貸者被欺騙、掠奪，因此他們的鬥爭完全合情合理。

社會主義者呼籲取消所有未完成住房項目的抵押貸款償還。我們要求將整個房地產業（而不僅是那些正要倒閉的開發商）無償收歸公有，置於工人階級的民主控制和管理之下。

我們要求停止對拒付抵押貸款抗爭團體的鎮壓，以及終結對互聯網的一切政治審查——爭取言論自由和結社自由。

更重要地，工人需要建立獨立的工會和工人組織，在反對寄生的和破產的資本主義以及反對獨裁統治的鬥爭中維護自己的利益。

停貸潮蔓延全國 經濟危機迫在眉睫

6月30日，中國景德鎮恒大瓏庭業主們首先發出一份“強制停貸告知書”並將通知書上載到豆瓣，揭開停貸潮序幕。隨後每天都有幾十個項目的購房者效仿，也有業主上載了停工工地的視頻，詳細說明他們所面臨的困境及采取過的維權行動，獲得民眾廣泛的同情。

隨著停貸行動的爆發，中共采取打壓手段以圖制止其他業主仿效蔓延。統計停貸項目的網站被封鎖，帖文被刪，相關話題在網上被禁止討論，大量停貸業主的社交媒體帳戶被停用。

然而，網上抗議受阻並不能解決問題，部分爛尾樓業主走上街頭抗議。7 月 25 日，約50人前往景德鎮市政府前抗議，要求“早日覆工，早日還貸”。

自今年的七月開始，中國各地開始接連爆發多個爛尾住宅發展項目業主集體宣布“強制停貸”，拒絕繼續嘗還按揭的通知。這一波停貸潮如星火燎原，到八月中，全國已有至少327個樓盤業主發出了“停貸通知書”，涵蓋超過100個城市，超過數以十萬計的業主參與其中，這數字目前仍在持續上升。據澳新銀行估計，集體停貸潮影響銀行資產負債表上約2220億美元的按揭貸款，占尚未償還的按揭貸款的4%。

觸發這一波危機的背景自前年開始，中國的房地產市場已陷入衰退。今年的上半年，中國百大房地產開發商的銷售額腰斬，下跌了近50%。據克而瑞地產研究中心的數據，2022年首五個月，全國百城商品住宅成交面積同比下降51%，同期全國百強房企連續下降5個月，更從1月的下跌39.7%擴大至5月下跌59.4%。繼恒大後，大批過去被視為“財雄勢大”的房地產開發商資金鏈斷裂，旗下樓盤工程無以為繼，變成一個個“爛尾”樓盤。

而在中國新房交易市場上，過去預售樓花占了整體交易量80%以上。絕大部分購房業主一般會在房子建成前就認購並開始按揭還款。房子的“爛尾”使得他們既要繼續月供還款，卻又無法如期入住新房，交房的日子一拖再拖直至遙遙無期，使他們同時不得不付出一筆支出租房暫住。這對於每一個買到爛尾樓的業主來說都是噩夢。

“爛尾樓”的問題也並非這一年才出現，根據中國裁判文書網的搜索結果顯示，自2018年至2021年，涉及中國新建商品房未能如期交付的違約民事訴訟案件數字上升了超過三倍。據中國官方數字，截至2021年末，24個重點監測城市的爛尾樓項目總建築面積近2500萬平方米，占2021年商品住宅成交總面積的10%。部分房地產市場交易熾熱的城市（如鄭州），爛尾樓新建面積甚至超過 30%，也就是說在鄭州，近10年興建的新樓盤，每三個樓盤就有一個可能是爛尾。這顯示了在過去經濟環境尚可時，這些業主們尚且可以勉強維持。但經濟危機的到來，加上嚴厲的清零政策的打擊，業主可能面對失業、減薪、或者封城下無法營業和獲得支薪等情況，令他們不得不選擇停止供款。

這同時也顯示了中國資本主義市場體制下，官僚為了追求在任時的經濟高速堵長“政績”，放任房地產開發商違規行為所埋下的隱患到了現在終於爆發。自“改革開放”資本主義覆辟以來，中共引入了香港的“預售房屋制度”，允許房地產開放商在房屋落成前先行在市場上公開預售。理論上，預售所得的金額應存放於銀行的特別監管帳戶，由政府部門把關，以確保資金落實應用在後續的建設工程上，保障工程能順利如期落成。

然而，中國房地產開發商為了縮短資金流轉周期，加速擴張市場份額，往往挪用相關資金，用於認投地方政府發售的土地。而地方政府為了加速經濟增長數字，營造土地購買熱烈的市場氣氛，推動樓市熾熱投機，縱容放任開發商挪用資金的行為，使得整個監管制度形同虛設。

而這並非是少數開發商的行為，事實上，所有中國的房地產開發商都有進行著相關的違規操作。只不過在房地產投機市場過熱，房價節節上升，加上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的控制下寬松的貨幣以及銀行定向放貸政策的支撐下，只要不被刺破，泡沫仍能不斷累積。

然而就像所有的投機市場一樣，一旦經濟開始陷入衰退，加上習近平意圖收緊對房地產行業的控制，實施去杠桿化政策，使得房地產開發商無法通過擴大貸款去填補被挪用的建築資金以及競投新地產開發項目。於是樓盤爛尾的情況隨即接踵而至。

在過去二十年，房地產是中國經濟的主要動力來源，根據哈佛大學的統計，房地產行業及其相關的經濟活動占了中國GDP的29%左右。而房產占家庭財富的比重為70%。

對中國大多數城市工人階級家庭而言，購房是所謂的“剛性需求”。為了支付高昂的房價，往往要集合全家之財力方能支付按揭首付──用中國國內的說法，是“掏空了家庭的六個錢包”，並隨後為之而背負上長達三十年的月供嘗還債務。可見，“爛尾樓”的問題對於他們而言在經濟上可謂是毀滅性的打擊。

因此，當眼見房子不能如期交付，過去熱火朝天施工的工地現時變得空無一人。而發展商的交房日期一拖再拖，這些業主只能選擇以集體停止還款的方式，向銀行、房地產開發商、以及政府施壓。表示除非樓盤恢覆施工，否則將拒絕償還貸款。

在中國，面對樓盤爛尾，理論上業主可向法院要求解除房屋買賣合約從而解除與銀行的抵押借貸關系。在過去一些小型發展商的爛尾項目上，亦曾有過中國法院判決發展商破產而解除銀行借貸關系的案例。然而這一選項在今天而言可謂不切實際，因當下爛尾樓問題牽涉全國大量巨型房地產開發商，包括恒大、新力、綠地、融創、康橋、鑫苑、藍光、正商、美好置業等。這些都是“大到不能倒”的巨型資本企業，假如法院判決解除相關爛尾項目的房地產買賣合同，將立即造成驚人的銀行壞帳，沖擊現時已經風雨飄搖的中國銀行體系。

對於選擇停貸的業主個人而言，他們亦將面臨巨大的受罰壓力。在中國所謂的社會征信體系下，不僅他們個人，連他們的直系親屬都可能遭遇負面影響，遭遇出行、就業和入學的困難。然而即便如此，對於已深陷財困的業主而言已無足輕重。就像其中一位爛尾樓業主所言“當我們的生存都是問題的時候，當我們感到絕望的時候，征信對於我們來說，也就是一個紙老虎，一個可以隨時丟到垃圾桶的枷鎖，”

爛尾樓的影響還波及到上遊供應鏈以及建築行業。由於發展商現金枯竭被迫停工，承包的建築公司都沒有收到工程款，而工人更是首當其沖的被一直拖欠工資。《財新》報道，數百家為房地產行業提供服務和供應的公司因恒大及其他發展商向外發布了一份停貸停工告知書，因開發商已經好幾個月仍然拖欠款項，稱它們“面臨生存危機”，表明無力支付賬單。

部份供應商表示，自去年9月恒大陷入危機後，至今一直沒有償還商業承兌匯票，對此恒大也視而不見，沒有任何解決方案。湖北省中小供應商決定假如當局仍未有交代解決方案，就停止償還一切貸款和欠款，揚言“寧做黑戶也不還債”。亦供應商表示，當初動用全數資金甚至舉債購買材料供應恒大各樓盤，結果恒大樓盤紛紛爛尾，血本無歸之餘更導致供應商們負債累累，瀕臨破產，呼籲政府保護他們的利益。

同時，房地產的蕭條也嚴重波及到重工尤其是鋼鐵產業。2021年中國鋼鐵產量超過10億噸，約占全球一半，全年鋼鐵產量中近40%用於房地產行業。早在房地產危機爆發前，中國的鋼鐵產業早就處於利潤飽和的狀態，據業內人士稱“生產一噸鋼鐵所得的利潤尚且買不到一瓶礦泉水”。房地產低迷，需求不振更令鋼鐵產業雪上加霜。據《彭博》報導，河北敬業集團董事長李趕坡6月在公司會議中警告，中國近三分一的鋼廠會在五年內破產，同時指整個行業都在虧損，目前也看不到轉折點。

對於這一系列困境，中共自己也沒有一個完整可行的方案去解決，有的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見一步走一步的方式修修補補。中國人民銀行今天8月22日表示，5年期房貸最優惠利率下調15個基點至4.3%，是有紀錄以來最大的降幅，以圖減輕房地產買家的貸款成本。但這卻沒有帶來任何效果。

鄭州地方政府稱將設立規模100億的地產紓困基金，為陷入困境的開發商提供資金以保障停工的樓盤工程能得以繼續施工。然而這100億的資金具體如何籌集卻只字未提，因此這個所謂的紓困基金更像是一個空洞的口號。更重要的是，鄭州作為爛尾樓問題的重災區，這100億根本杯水車薪。早前，山東曾有爛尾樓樓盤業主集體維權，成功追回被挪用的十億元樓盤建設資金，然而這筆資金轉眼就被前期拖欠工程款的債權方瓜分一空，令樓盤仍未能覆工。可見即便有新資金投入到停工樓盤中，也不見得樓盤就一定可以覆工。

而在全國層面，中共更關注整場危機對金融體系的影響。事實上在最近，銀行系統早已接二連三傳出負面消息，從村鎮銀行爆雷到四大銀行加設提款限制等等，加上爛尾樓和停貸潮可能做成上萬億元人民幣壞帳的隱患，無不令人擔心中國的金融系統是否果真如中共所宣傳的穩定。

而按現時中央政府口吻，似乎並不打算由政府出面出資解決危機。銀保監會定下基調稱，將透過市場手段來解決爛尾樓。言下之意政府將不打算插手拯救陷入危機的房地產企業與項目。顯然，這態度與幾年前中共應對各種社會危機的取態相違背。過去廿年經濟積累巨額債務，使政府現在行動空間受到限制。

從這一現像可以看出兩個情況：首先，中央政府確實已面臨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的局面。5月25日總理李克強曾向地方政府代表坦言自己手頭上僅剩一筆應對緊急重大天災的特別金，再無餘力逐一協助地方解決問題。最近，網上亦流傳2022上半年中國31個省市和自治區的財政收支數據，內容顯示，所有省市和自治區通通入不敷支，全面陷入赤字。很多地方已面臨資金枯竭，只能縮減公共服務，甚至借債以支付地方公務員工資。

連過去財政上繳出力最大的廣東、上海、淅江等地都無法取得收支平衡。根據財政部數據，今年上半年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約10.5萬億元人民幣，下降10.2%。同時，中央對地方的財政轉移支付預計近9.8萬億元人民幣，補貼規模歷年最大，金額比上年增加約1.5萬億元，增長18%。因此，李克強在8月16日於深圳強調要求四個沿海大省，即廣東、江蘇、浙江及山東，“要完成財政上繳任務”。

其次，這表示中共已事實上放棄了對房地產企業的管制政策。限制房地產企業借貸的“三道紅線”名存實亡，習近平“住房不炒”的口號淪為一紙空文。各地方政府甚至將“買房”作為公務員的績效指標，要公務員充當樓盤推銷員到處找人買房。據澎湃新聞不完全統計，今年6月以來，至少有十個城市發布“購房團購”相關政策或活動，意圖重新帶動樓市投機炒賣的風潮，以挽救自身的財政和經濟，中央政府對此只能睜一眼閉一眼，默許了他們刺激炒賣的政策。

對民眾而言，停貸潮進一步打擊了他們對中國經濟前景的信心，削弱了他們的消費意欲。加上中國扔采取不可理喻的疫情清零封控政策，內部消費市場也正在萎縮。但另一方面，停貸潮是民眾“躺平”思潮的一次具體化集體行動，顯示了民眾的不滿乃至對中共所謂社會征信系統的蔑視。這也讓中國更多群眾認識到資本肆意投機，卻令自己深受其害，對中共的信任大打折扣。《社會主義者》認為，中共的資本主義政策根本無法有效解決目前積重難返的困境，唯有組織起工人階級，將房地產業與金融銀行體系全面民主公有化，打倒專制與資本主義體制，建立真正的民主社會主義制度，方能杜絕資本主義的房地產投機和經濟危機，並保證所有人都能享有廉價、合理、優質的公共住房。

中國：地震、封城——四川成都禍不單行

今夏，中國四川一帶可謂禍不單行，災難接踵而至。八月份先遭遇旱災與缺電之苦。甫踏入九月，成都新冠疫情爆發，數日內累計超過800宗感染個案，因而又被封城。九月五日，四川瀘定縣同時又發生6.8級地震，到七號據報已造成74人遇難。而這次地震亦波及正處於封城狀態的成都，民眾遭於地震出門逃生與執行封城政策的官僚發生沖突，部分防疫人員和社區管理者阻止居民逃生，引發激烈爭議與民憤。

在地震逃生爭議爆發前，成都政府在防疫封城問題上已出現信任危機。八月二十九日確診病例已從二十五號的十六宗上升至超過二百宗。當時，政府已宣布一系列防控措施，民眾亦已開始擔心是否將會封城。當日稍晚時分，網名“熱帶雨林”的群眾稱根據“內部消息”，成都將實施“靜態管理”。廣大成都民眾聯想到早前上海封城的慘況立即外出搶購糧食與生活物資，市面各生活必需品瞬間被搶購一空。

拘留“吹哨人”

而次日，“熱帶雨林”即被當局以尋釁滋事、幹擾防疫工作為名拘留十五日。但在九月一日，成都市政府就宣布在未來四天進行全市全員核酸檢測，並要求“全體居民原則居家”，實際上實施了封城。亦有民眾開始為“熱帶雨林”鳴不平，並將他與兩年前警告新冠疫情爆發而被當局處罰的李文亮醫生相提並論，認為他在這次人為災難中亦充當了“吹哨人”的角色，令大批民眾得以及時搶購食物免於封城期間受害，要求政府當局釋放“熱帶雨林”並向其道歉。這也令成都政府信用掃地，特別是原本對政府抱有信任的民眾更感到被背叛而尤其憤怒。

同時，成都封城的手法一如上海及中國廣大地區般粗暴。市內的物流迅速中斷，居民小區的食品外送服務也逐步減少，只允許每戶每天安排1人外出1次就近采購物資。雖然官方一開始宣布的是四天的防疫檢測周期，然而上海整整兩個月的前車之鑒加上政府反覆自打嘴巴喪盡公信力的情況下，成都民眾基本上都抱著應對長期封城的心態。

然而屋漏偏逢連夜雨，九月五日四川瀘定縣發生強烈地震波及了正處於封城狀態的成都，成都震感強烈。但對成都民眾而言，原本理所當然的逃生本能卻在此刻面臨兩難：地震與疫癥孰大？

固然，正常情況下，毫無疑問面對地震這嚴重且即時構成極大安全風險的天災，民眾的逃生本能理所當然優先於所謂的“原則居家”政策。但即使民眾清楚這個道理，過去防疫人員的暴力和野蠻手段歷歷在目，輕則將民眾毆打至頭破血流，重則關押判刑，這些畫面都令他們心有餘悸。身後是在地震中搖搖晃晃的大樓，面前是兇神惡煞的暴力機關，令不少民眾一下子犯難。有民眾奮起突破圍封的設施逃生，卻很快就遭到管理人員的辱罵、驅趕甚至毆打。更惡劣的甚至逃至大門前才發現消防通道竟被鎖死焊死，逃生無門，這時別說是地震，那怕只是一場中型火災都足以造成死傷慘重。

“服務上級”

這一惡劣現象進一步證明了中共所謂的“生命至上”純粹就是一句笑話。正如中國勞工論壇所解釋過，習近平殘暴的清零政策首要針對的不是病毒，而是權力。中共多次抗疫失誤，包括無法發展足以保護長者的疫苗計劃，使其依賴落後的大規模封城手段。由於多重的經濟和政治危機，使中共政權內權鬥加劇，習近平堅持更強硬的清零政策，借以作為測試黨國機器忠誠度的工具。

成都官僚們只知機械地履行上級交待的任務。這些官僚並不是在“服務人民”，而是在“服務上級”——獨裁體制。這使得地方政府在地震前也不敢承擔起放任民眾逃生的責任和風險。

旱災、缺電、瘟疫、地震、以及更嚴重的經濟危機接踵而至。中共不但沒有能力和方案有效解決這些問題，甚至或多或少是這些問題的原因之一。中國的民眾需要自下而上的組織起來，以工人階級民主的計劃經濟解決一系列的天災人禍，建立一個民主的，真正以民眾利益和安全為目的的社會主義社會。

中國：國企關系戶炫富　揭開特權面紗

江西一個叫周劼的國企員工最近很“火”。在傳出的帖子里，他炫權炫富，叫囂“我家有錢…一套五層別墅，面積500多平米，買它花了500多萬，2019年聽老媽說，這套別墅已經漲到1000多萬了”、“都什麽年代了還覺得光靠讀書可以飛天…你又不是省交通廳廳長、市長的兒子”；在群情激憤之下，官方被迫進行了“調查”。“調查通報”雖然打了馬虎眼，語焉不詳地表示周劼有所誇大，但終歸證實了他的家族坐擁大量財產、在交通系統里有著深厚關系。而他對自己坐享的權力與財富的供述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洞悉今天中國獨裁資本主義制度下國企系統的絕佳視角。

世襲是“規定”

周劼稱自己進入江西國控公司經過了相應的組織程序，調查結果顯示其父的晉升符合有關規定。但是，他之所以強調自己沒有行賄、沒有走後門，是因為與他們一家勾肩搭背的規則制定者為他打開了入職的正門！

周劼的父親和三個伯伯都長期任職於交通系統，他作為“二代”依靠關系網得到的鐵飯碗被組織所庇護，被“規定”所默許。如周劼自己所供述的一樣，家族傳承讓很多國企領導幹部子女的得到豪車、奢侈品、別墅的報酬。

交通運輸、郵電通信等領域的國企大量繁殖著這種蛀蟲。他們自稱在承擔這些重要社會責任的企業中不可替代，但又根本不從事一線工作，僅有的“作為”就是合法或非法地積累了巨量錢權。中共財團專政與他們的家族同舟共濟——這也是他們發自內心愛黨愛國的原因。

國企是如何為這種人提供了“舞台”呢？

國企、官僚、資本主義幾十年來，中國的公有制經濟成分一退再退，那麽中國殘餘的公有制經濟成分真的能超然於資本主義覆辟的現實、化身為未來社會主義社會的重要保證嗎？

中國已經完成了由斯大林/毛澤東式的官僚計劃經濟向資本主義的決定性轉變，公有制經濟的退潮也不僅體現在國民經濟的占比上。在中國和蘇聯的斯大林主義下，官僚並不是統治階級而是寄生性的階層，吸食國有計劃經濟的血。隨著資本主義覆辟，這些官僚階層將自己轉化為資產階級。它擁有財產，而不只是竊取國家財富。它們繼承了舊日的官僚主義，又融合了資本主義的特點，“公有制”、“社會主義”收縮到越來越有名無實的地步，而是變成將國家財富據為己有的渠道。國企所殘留的福利制度看似優越，但實質上分化趨於嚴重；國企的市場化改革並沒有影響關系戶們的特權，還讓他們更容易升職、加薪、分紅、受賄了。國企承擔了交通、電力、基建等關鍵職能，但沒有群眾民主控制、沒有工人階級力量的情況下，社會職能並沒有賦予它們以社會主義的天性。

從管理上來看，國企的人事工作掌握在官僚手里，連公開透明的招聘提拔制度都沒有，更不必說工人民主。領導的家人即使無能，也能輕而易舉獲得重要崗位；而對於“外人”，獲得同等工作至少要萬里挑一的學歷。

國企兩極分化極其嚴重。以周劼所述的江西國控的情況為例，2020年全公司人均工資89324.65元，而單是周劼一家三口的六套房產和兩個鋪面的購入總價就足足有八百多萬元——這只是這個家族財富的一部分。

冰山一角

周劼僅僅是一個非領導崗位科級幹部的兒子，他所炫耀的內容也只是官僚特權的冰山一角；比他更有錢有權、更加“低調”的幹部子弟們則悄無聲息地從父輩手中繼承著巨量的財富和權力。

官方做戲式的調查表演與嚴厲的言論審核沒有平息民憤。周劼激起的是對“紅色家族代代傳”現象普遍存在的憤怒，這種“家族”在當代中國招搖過市，對他們的怒火不是一個通報所能平息的。只有通過社會主義革命，才能從他們的手中解放出“國有企業”，才能實行工人階級的民主控制和管理，使其不再為身居高位的蛀蟲提供營養，轉而為通向社會主義的道路奠定基礎。真正的社會主義政府會由工人階級選舉產生所有管理職位，而官員和經理不領取多於技術工人的薪金，定期輪替以避免長期占據職位。列寧在1917年撰寫的《國家與革命》概述了這些避免特權官僚的條件，但被俄國反革命領導人斯大林所推翻。

中國打破極端高溫的世界紀錄

截至7月13日，中國國家氣候中心承認，自6月以來，內地出現了今年首次區域性高溫天氣過程，範圍廣、持續時間長、極端性強、影響大，覆蓋國土面積達502.1萬平方公里，影響人口超過9億人。酷熱反映出氣候變化導致的極端天氣事件日益頻繁的全球趨勢，更與中國資本主義以犧牲環境和人民為代價發展經濟的階級利益息息相關。

長期以來，中國的夏季都飽受極端天氣困擾，熱浪伴隨著嚴重的洪水。但近年來，這些事件的嚴重程度增加了。根據《柳葉刀》2020年發表的一項研究，在1990年至2019年間，中國與過熱相關的死亡率上升了四倍。正如《紐約時報》所提及，在今年，從6月到7月中旬，全國各地的官員發布了1.5萬多次高溫預警，其中2000多次預測氣溫將超過40攝氏度，71個氣象站錄得有史以來的最高溫度。

民眾受害

在惡劣的氣候變化之下，首當其沖受害的就是貧困群眾和老弱婦孺，幾起與高溫有關的事件已經顯示，不少建築工人或工廠工人患上熱射病而死亡；還有一些老人因為中暑而導致器官衰竭去世。與此同時，在短期內連續發現10種奧密克戎變異毒株，嚴酷高溫天氣下，全國各地包括上海和重慶正在進行數輪強制性的核酸檢測，地方當局試圖遏制奧密克戎變異株及其子變異體的迅速傳播，而這又增加了醫療工作者和居民的負擔，造成了中暑暈厥人數的進一步增長。

為了緩解危機，各地政府要求市民減少使用大功率電器，以免電網不堪重負。在網絡平台上甚至出現了宣傳老百姓前往地鐵站、地下通道或者超市集體“乘涼”的視頻，稱讚此類行為既能省電又能緩解自身炎熱。甚至在四川省各地溫度均超四十度的時候，當地政府采取了每日幾小時強制斷電的措施，一度引發了群眾的極大不滿與抨擊，但隨後輿論得到引導，群眾對官方的指責隨後被扭曲為“四川斷電是為了給上海供電”，事件最終轉變成不同地區網民之間的爭吵。在這場高溫熱潮之中，群眾不僅遭到了官僚庸政的侵害，還飽受挑撥與欺騙互相指責。

根據中國國家氣候中心宣稱，進入21世紀以來，北半球夏季高溫熱浪事件日漸頻繁，全球變暖是根本原因，大氣環流異常則是今年6月以來全球多地高溫熱浪頻發的直接原因。全球暖化是因為燃燒煤油所排放的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所造成的。較早前，聯合國警告，全球還有11年時間采取行動將全球氣溫上升在2100年前限制至1.5度之內，而如果超越這個停止氣候變化災難的臨界點，地球就會陷入存亡危機。今年聯合國警告，如果現在不行動就沒有機會，表示據當前趨勢全球氣溫將走向上升2.7度。包括中國在內的各國資本主義政府完全未能認真對待此一警告，也沒有能力轉向使用安全的可再生能源。

溫室氣體排放

中國是全球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國，排放量達全球的27%，比美國、印度和歐盟加起來更多。中國大量用煤（占全球燃煤的53%）是高碳排的主因，而現在中共正在增加煤產量，以應付極端高溫帶來的影響。這就如服毒解渴，禍及的不只是中國的人民，而是全世界。中共官僚們試圖通過偷換概念把自己的責任推卸的一幹二凈，而事實並非如此。

氣候問題恰恰與環保問題休戚與共，氣候的劇烈變化正是環境遭到破壞的必然結果。資本主義的破壞式發展造成越來越多的工廠化學問題的排放，化石燃料燃燒和毀林、土地利用變化等排放的氣體導致天氣的變化。

2018年時英國《自然》雜志發表的多篇文章中，提出熱帶陸地、淡水和海洋生態系統涵蓋了全球78%的物種，包括幾乎全部淺水珊瑚和超過90%的陸地鳥類。熱帶雨林生態系統更是地球上面積最大、對人類生存環境影響最大的森林生態系統。因為氣候變化問題這一生態系統正受到無處不在的威脅因素和破壞。推動了高溫、暴雨和台風等自然災害的持續出現。

資本主義覆辟以來，中國經濟高速發展。1979至2004年中國GDP年均增長率為9.6%，這一所謂成就常常為中共所炫耀。而與之相伴的是，人口急劇膨脹，資源大量消耗，環境污染加劇，自然生態系統破壞殆盡，並因此引發了各種環境問題。究其本質而言，中國經濟發展模式是“高污染、高排放、高能耗、低效率”的“黑色經濟”模式，不過是當年西方國家完成資本原始積累的“先污染、後治理”模式的重演。

資本主義覆辟之後，中國的原始森林面積相當於世界人均占有量的21.3%，蓄積量只有世界人均72立方米的12.5%。全國90%的可利用天然草原有不同程度的退化，並以每年200萬公頃的速度遞增。淮河、遼河、黃河等重點河流水資源開發利用率大於60%，其中海河達90%，黑河為110%以上，超過國際公認的30%-40%的水資源利用警戒線。圍墾導致全國濱海灘塗面積喪失119萬公頃，城鄉工礦用地侵占了100萬公頃濱海濕地，50%多的濱海灘塗已不覆存在。耕地被城鎮、工業建設等無情吞噬，森林資源銳減，水資源遭到污染，生態系統走向全面退化。

資本主義的不可持續生產

馬克思指出過：“甚至整個社會，一個民族，以至一切同時存在的社會加在一起，都不是地球的所有者。他們只是地球的占有者，地球的受益者，並且他們應當作為好家長把經過改良的地球傳給後代。”（《資本論》第三卷，馬克思）他完全清楚資本主義對自然資源的短期掠奪和長期可持續生產之間的沖突。正如馬克思本人在《資本論》第一卷中寫道的那樣：“人類應以一種適當的形式全面發展。”他反覆強調，經濟的發展不應該犧牲我們後代賴以生存的自然和地球環境，而可持續的未來需要一個社會主義計劃。

中國政府與世界所有資本主義政權一樣都不可能解決危機，他們只能危害人類的存亡。工人民眾和青年都必須組織起來推翻資本主義，在民主的社會主義基礎上執行一個基於科學的綠色環保的經濟轉型政策。

中國民族主義宣傳下造成反彈

隨著中共二十大的來臨，習近平面對多重嚴重危機，迫切地需要通過民族主義來轉移視線。從七月開始，關於佩洛西訪台的消息就開始大力宣傳，民族主義者胡錫進稱：“解放軍可以伴飛甚至擊落佩洛西座機”。八月，新華社發布了《佩洛西竄訪台灣六宗罪》，試圖激起國內民眾的民族主義情緒。佩洛西訪台當晚，中國最大的社交平台微博因訪問人數過多幾近癱瘓，其他平台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響。台灣問題一直是中共政權煽動民族主義的手段之一。習近平寧可選擇避免在佩洛西問題上將中美沖突進一步升溫，但中共權鬥激烈使他必須采取強硬的回應。

疫情管控和經濟危機

然而，隨著社會問題的揭露、經濟危機和疫情時代的高壓管控，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心自己的生活質量，反感民族主義宣傳。2022年二季度GDP同比增長僅有0.4%，6月份青年失業率達到了19.3%，很多研究機構認為實際失業率要更高。在這種情況下，群眾更關心就業率、工資和工作環境多於佩洛西和台灣。尤其是，過去中國一直宣傳國外經濟發展放緩，疫情管控糟糕，群眾將這些宣傳和自己正在親身經歷的經濟危機和高壓管控聯系到一起，自然就產生情緒上的反彈。

知乎上一名網友說：“17年回國的時候感覺國內很方便，淘寶和外賣都很便宜。但是工作一段時間後發現原來自己才是廉價勞動力”。這一回答獲得了幾千點讚。另一則關於冰島試行每周四天工作制的視頻獲得了五十多萬播放。有網友在國外的負面新聞下引用王毅的話：“抹黑別人證明不了自己的清白”，諷刺的是，這句話最初是王毅用來攻擊外國媒體的。也有一些網友同情台灣群眾，認為萬一台灣被大陸統一後將面臨高壓管控。這樣的情緒雖然不是革命意識，但確是對中共長期民族主義宣傳的反彈。

另一方面，社會中相當一部分民族主義者批評習近平政權過於“軟弱”。在俄羅斯對烏克蘭的入侵上，不少民族主義者認為中共應當全力支持俄羅斯，也有另一部分民族主義者認為中共應當收覆曾被俄國侵占的領土，而不是現在這種模棱兩可的表態。在台海問題上，中共宣布將在佩洛西訪台之後在台灣周邊進行軍事演習，相當一部分民族主義者認為這是“武統台灣”的信號。但隨著時間的流逝，想像中的“收覆台灣”並沒有發生，因此不少民族主義者對中共的政策表示“失望”。

而在內部，很多民族主義者自發地興起了“文字獄”，對漫展等活動展開攻擊，甚至將其稱為“日本的滲透”，將參與者稱為“漢奸”。 中國勞工論壇在去年的一篇文章中談到：“中國的民族主義發展已經‘失去習近平的控制’”。這個結論在一年之後得到了驗證。習近平政權自己也認識到了這一點，雖然它仍在不斷地宣傳民族主義來轉移社會矛盾，但不敢開放民族主義活動，例如遊行或者結社。因為一旦公開地允許這樣的活動，這些愛國政治勢力將會形成獨立勢力，甚至演變為挑戰政權的力量，這是中共不願意看到的情況。它也沒辦法在外交上完全迎合“戰狼”的要求，否則將遭到西方國家的經濟制裁，使經濟進一步惡化。

我們的主張

在這個失序時代，群眾意識隨著社會政治經濟的發展不可避免地產生兩極化趨勢。我們看到，反對民族主義宣傳的聲音正在不斷加大，而中共自己塑造的民族主義也在給政權帶來困境。我們強調：民族主義是統治階級用來分化無產階級、轉移人們對危機的注意力的手段。應對反動民族主義的答案並不是由跨國財團統治的資本主義全球化，或者聯合國那種空談的“多邊主義”。我們對於民族主義的替代方案，是無產階級國際主義與全球受壓迫者的團結。唯一的出路是全球的、工人階級民主的社會主義方案。

中國：比亞迪工人慘死事故，究竟是誰害死了工友？

2022年7月6日，比亞迪位於蕪湖的工廠發生一起慘劇，一位員工在工作時被機器卷入，當場死亡。據在場的工友描述，他的身體支離破碎，變成了“粉末狀”。他的妻子在抖音上發布視頻，泣不成聲；他身後有新婚的妻子、剛出生的孩子，還有年邁的父母，一個美滿的家庭就此支離破碎。死者的老同學確認其死亡資訊，表達了自己的哀思之情。我們更希望弄清楚一件事：究竟是什麽害死了這位工友？

根據中國勞工通訊顯示，中國每天有75宗殉職事件。害死工友的首先是加班。眾所周知，現代工廠有許多大型機械設備，如果操作不當，不遵守安全準則進行生產，很可能致傷、致殘甚至死亡。根據同廠的工友透露，這家工廠無視八小時工作制，每天強迫員工勞動13個小時。有的人長期接觸有毒的化學品，結果皮膚潰爛，身體一天不如一天；連續工作會讓人精神疲憊，難以正確操作機器，工友很可能死於連續加班帶來的過度疲憊。

害死工友的，其次是生產設備。現代的機械設備在設計時，往往加入了許多防護機制，如光電柵欄，只要身體稍稍接觸危險區域，機器便會自動停止。但這時候大家也想到了，此種設備十分昂貴，企業家怎麽又會下血本安裝呢？也許有人會說，“難道工業事故的賠償金不足以警示他們嗎？”答案是，不足以。去年11月，比亞迪員工因連續加班猝死在出租屋，家屬僅得到20萬元賠償金。人命如此不值錢，何況防護設備呢？

誰是兇手？

從以上兩點不難看出，真正害死工友的是資本和它的化身——資本家。資本家為了獲取更多剝削價值，不會給工廠安裝昂貴的防護設施，畢竟人命只要2 0萬就能搞定，輿論也可以花錢來搞定，在此情況下，他們自然漠視人命。這並非是某幾個資本家靠良心和道德，就能改變和動搖的；資本競爭要求資本家必須想盡辦法榨取工人的最後一點價值，這是現如今資本主義制度運行的基本邏輯。

既然批判了這麽多，面臨下一次可能的事故之前，我們又能做什麽呢？有人會說，我們要堅持勞動法、爭取勞動仲裁——這都是好辦法，但是縱覽工人維權的案例，我們會發現阻礙打工人維權，阻塞打工人發聲管道的，恰恰是背後隱藏著的中共獨裁政府。作為一個專制的、維護官僚資本與大資本的政權，他們總是以“維穩”之名打壓工人運動，阻止工人集體行動，給他們扣上“境外勢力”“極端分子”的帽子，不想讓打工人聯合起來。

社會主義者認為，若要終結此類慘劇，當務之急是建立獨立的戰鬥工會，才能聯合打工人的力量，采取大規模、有組織的集體行動，有效對抗資本家及其官僚保護傘。但即使是強大的工會也不能完全避免資本家的剝削，包括工作意外傷亡。因此工人需要終結資本主義制度，推翻獨裁的中共政權。當下一次革命的時機到來，中國工人階級需要一個社會主義的綱領和政黨，才能重新當家作主。

高彥之死，看到中國學生面對的現狀

19 歲的高彥在他位於北部省份河北省的父母家中自殺身亡，他當時在家本是過中秋節。

高某在全省舞蹈考試中名列前茅，曾多次參加2月份央視春晚演出，已經獲得了著名的舞蹈獎項，即將開始大三的舞蹈專業在山東藝術學院。

多家媒體報道稱，高彥自殺前因為性取向他在被山東藝術學院的班主任欺負和壓制了一段時間。校方拒絕承認責任。該校的戲劇影視學院副院長李軍更在微博發文更指“這一切的起因只是為了死者家屬們要有要挾學校的籌碼！”。

受到雙重壓迫的LGBT

高彥之死凸顯中國LGBT+群體面臨的可怕的社會壓力。近年來，隨著習近平政權嚴厲打壓LGBT+網上平台和流行文化中的LGBT主題，這些社會壓力更為加劇——這正是當局推動保守性別角色和“家庭觀”其中一個體現。

近年這類自殺個案越來越多。今年1月，河北邢台17歲（一說15歲）尋親男子劉學州年初自殺，他在遺書中也寫到自己被攻擊“娘炮”。去年11月，26歲的內地網紅攝影師鹿道森在生日當天選擇輕生，他遺書寫道自己曾因“看起來像女生”遭遇校園霸淩等。

在去年，中國十餘個高校的LGBT社團的微信公眾號遭到集體封殺，名字都顯示成了“未命名公眾號”；在中國，任何LGBT人士即使只是想要正常地生活，都會受到過度的鎮壓——比如不少公立醫院和私人診所提供所謂“同性戀轉化治療”，無數的同性戀被他/她們的家人或配偶強制送去“矯正”，這甚至形成了一條灰色產業鏈。種種行為向我們展示了中共政權對LGBT群體權利的日益打壓已經到了令人窒息的地步。

中共統治下的社會為了提高出生率，維護超額剝削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宣揚“一男一女”的理想家庭和三胎政策，鞏固以異性戀為唯一準則的社會秩序，煽動著父權制社會中根深蒂固的“恐同”偏見。對於LGBT青少年的歧視與霸淩與愈發威權的校園氛圍息息相關。

中國學生在校園受到的壓迫

誠然，學校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中國學生受到的壓迫也是非常深的。

89之後，學生成為政府鎮壓的對象。在2018年佳士運動後，大量的學生社團被強制取消（不單單是馬克思主義社團）。特別是在疫情發生後，各個學校政策更加殘暴。學生個人的權利被擠壓的情況非常嚴重，個人即使是在放假回家也要經過層層審批，向官僚報告自己何時離校，返校，家庭詳細住址，往返交通工具，甚至是聯繫人和本人電話號碼！可見在校學生的個人權利被嚴重的擠壓。

學校內的“內卷”，學生之間的高強度競爭，也在摧殘著青少年的身心健康。《2022年中國青少年自殺報告》表明中國青少年自殺率居全球第一。數據顯示：青少年自殺案件，82%與學習壓力大有關。在2020年 12 月，四川瀘州一名小學生從小區16樓跳下，當場身亡。家長在整理遺物時發現，小孩在跳樓前寫下的遺書，他的字體雖然稚嫩，但語氣卻十分老成：“我活得太累了，我只希望能多睡一會兒，再見了，媽媽”；2022年7月26日，四川儀隴縣的小宇從22樓跳下，事發地是他上課的補習班。後來警察找到孩子的絕筆信，上面冰冷地寫道：“媽媽，我死了是不是你就不逼我補課了”；據報道，小宇生前只要考試成績稍微差一點，就會被他的媽媽打罵，暑假期間也被迫長時間在外補習，因此精神壓力過大造成憾事。

類似的事件數不勝數，無一不在向我們展示現在中國青少年的處境，被國家以及家庭聯合起來“馴化”，意在培養一台資本主義的印錢機器，扼殺自由思想。

團結起來，學生和工人

中共政權對LGBT團體和對學生權利的打壓，根本是為了維持基於資本主義的威權制度。我們社會主義者強烈反對國家機器對工人學生以及性少數群體的鎮壓。聯合廣大受壓迫的學生工人以及其他受壓迫者，進行民主鬥爭，推翻不平等、性別壓迫和威權資本主義，是唯一的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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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3 天前 | 显示全部楼层
馬克思主義者大戰龐巴維克主義者

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 二零二零年

龐巴維克主義經常成為右派徹底否定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的工具，龐巴維克主義把商業利潤歸咎於市場競爭與消費者對商品的主觀評價形成的邊際效益的產物，根據龐巴維克主義右派得出了因為商業利潤是市場競爭與消費者對商品的主觀評價形成的邊際效益的產物所以商業利潤應該被參與市場競爭的資本家支配的結論，右派根據龐巴維克主義認為工人階級是次要的社會角色，資本家只要給工人階級工作機會，工人階級就應該感謝資本家，然後不要再向資本家爭取利益，工人階級的集體勞動不如資本家的個人勞動，甚至工人階級的集體勞動增加之後，工人階級集體沒有資格要求增加薪水，龐巴維克主義為鄧右共產黨的改革開放提供了理論依據，龐巴維克主義是錯誤的，只要我們運用馬克思主義進行分析就會發覺龐巴維克主義是資方為了打壓勞方編造出來的謬論。

       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是研究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及其內在運動規律的學說，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是正確的，所有的人類社會要存在和發展，都必須反復地生產那個社會所需要的各種物質產品。人類的物質生產過程，也就是勞動者使用一定的勞動工具（比如機器、工具、建築物）對一定的勞動對象（比如土地、自然資源、原材料）進行改造的勞動過程。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絕大部分的勞動產品不是由生產者直接消費，而是通過在市場上買賣的方式在生產者之間發生交換，然後再被消費。所以，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絕大部分勞動產品成為商品。需要說明的是，即使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也有一部分勞動產品不是商品，比如家務勞動的產品。

       凡是商品，就既有使用價值，又有交換價值。使用價值，指的是一種商品滿足人們的某種需要或者欲望的能力。交換價值，指的是一種商品可以按照一定的數量比例與另外一種商品相交換。如果按照現代經濟學的術語來說，交換價值指的就是商品相互之間的相對價格。比如，一斤大米可以換1.5斤玉米面。

       在任何比較發達的商品經濟中，商品交換都不是采取直接的物物交換，而要以貨幣為媒介。起初，人們往往是采取在某一個社會中為人們廣泛接受的某一種商品作為交換媒介。後來，由於金、銀等貴金屬質地均勻、便於分割和攜帶、不易腐敗變質等特點，貨幣商品逐漸集中在金、銀等貴金屬上。以後，又出現了以國家法令強製發行的紙幣。到了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又形成了以銀行存款等信用手段為基礎的信用貨幣。貨幣與各種商品之間的交換比率，就是咱們一般所說的商品價格，比如：一斤大米3元錢；一斤玉米面2元錢等。

       那麽，商品之間的交換價值（或者說相對價格）到底是由什麽因素來決定的呢？在經濟學說史上一向有兩種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商品的交換價值是由不同商品能夠給消費者帶來的主觀滿意程度（所謂「效用」）決定的。現代資產階級的主流經濟學 —— 新古典經濟學 —— 所主張的就是這種主觀效用價值論。現在中國和外國的各大學中經濟系的學生所學習的微觀經濟學所教授的價格理論就是從這種主觀效用價值論出發的。但是，從用科學方法來認識世界的角度來說，主觀效用價值論存在著一個顯然的問題。因為所謂「效用」來自於個人主觀的感覺，因而是無法觀察、無法測量，甚至在不同個人之間也無法比較、無法加總的，因而也就無法從科學上加以驗證。現代資產階級經濟學應對這個問題的辦法，是采用實際上是循環論證的「顯示偏好」理論。簡單說，如果我們觀察到一斤大米的價格是一斤玉米面的1.5倍，那就一定表明，一個消費者從購買並消費最後一斤大米得到的主觀滿意度一定是從購買並消費最後一斤玉米面得到的主觀滿意度的1.5倍（即大米和玉米之間的「邊際效用」之比是1.5倍）。這種主觀效用價值論實際上還有更加致命的缺陷。關於這種更加致命的缺陷，我們會在以後進一步分析。

       另一方面，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以及在馬克思之前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家則認為，商品之間的交換價值歸根到底是由商品所包含的直接和間接的勞動時間所決定的。這裏，直接勞動時間指的是生產一定商品的勞動過程中所直接發生的勞動時間（也叫「活勞動」）；間接勞動時間指的是為了生產一定商品而使用的生產資料（包括勞動工具和勞動對象）所包含的在過去發生的勞動時間（也叫「物化勞動」或「死勞動」）。凡是認為，商品之間的交換價值歸根到底是由商品所包含的勞動時間所決定的觀點，就是勞動價值論。

       勞動價值論並不否認，在短期，各種商品的價格會因為需求的變化而上下波動，但是認為，在長期，各種商品之間的相互價格歸根結底是由它們各自包含的勞動時間所決定的。勞動價值論的產生，最初是來自於古典政治經濟學家對中世紀晚期和資本主義發展初期商品交換的長期經驗的總結。如果是在簡單商品生產的條件下，可以從理論上證明，商品之間的相對價格一定是圍繞它們各自包含的勞動時間之比上下波動的。所謂簡單商品生產，就是勞動者自己占有全部生產資料的商品生產。

       比如，一個農民在同等土壤和氣候條件下在一個季節可以種10畝地，可以種水稻，也可以種玉米。假設農民種10畝地所需要的直接勞動時間一樣，每畝地所使用的種子、肥料、農具等所需要的間接勞動時間也完全一樣。如果種水稻，畝產800斤，每畝可以出500斤大米，10畝地可以出5000斤大米；如果種玉米，畝產1000斤，每畝可以出750斤玉米面，10畝地可以出7500斤玉米面。同樣是在一個季節花費在10畝地上的直接和間接勞動時間，或者可以得到5000斤大米，或者可以得到7500斤玉米面。就是說，每斤大米所包含的直接和間接勞動時間是每斤玉米面的1.5倍。

       如果現在市場上大米的價格是5元一斤，玉米面的價格是2元一斤，那麽農民種水稻就會比種玉米賺到更多的錢。這樣，農民就會增加水稻的種植面積，減少玉米的種植面積，經過一兩個收獲季節，大米價格就會下跌，玉米面價格就會上升，直到兩者交換之比接近一斤大米換1.5斤玉米。

       如果現在市場上大米的價格是2元一斤，玉米面的價格也是2元一斤，那麽農民種玉米就會比種水稻賺到更多的錢。這樣，農民就會增加玉米的種植面積，減少水稻的種植面積，經過一兩個收獲季節，玉米面價格就會下跌，大米價格就會上升，直到兩者交換之比接近一斤大米換1.5斤玉米。

       所以，在簡單商品生產條件下，商品之間的相對價格一定是按照各自所包含的勞動時間之比上下波動的。關於這一點，實際上所有的經濟學派都承認。嚴肅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也承認，如果勞動是「唯一的生產要素」，那麽商品之間的交換比例在長期一定是由各自的勞動投入所決定的。



       馬克思比較了商品的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馬克思認為，作為交換價值，商品在質的方面是同一的，從而可以在量上相互比較、相互加總。比如，一斤大米可以換1.5斤玉米面，那麽，兩斤大米就可以換3斤玉米面或者相當於一斤大米加1.5斤玉米面。但是，作為使用價值，商品恰恰在質的方面不同，有各自不同的物理化學性能，滿足人們需要的不同方面，因而不可以在量上直接比較和加總。比如，一斤大米與一磅咖啡的使用價值無法直接比較，但是作為商品它們卻可以按照一定比例交換。

       馬克思認為，商品能夠相互交換，說明它們之間一定有一種共同擁有的並且還可以用一定數量來表達的因素。這種共同的並且可以量化的因素，在馬克思看來，就是商品中所包含的「無差別的人類勞動」，或者說，將人們的勞動的各種具體表現形式（比如，種地、流水線裝配、開車床、快遞外賣、編程序等種種具體勞動）抽象掉以後所剩下的單純的體力和腦力耗費。馬克思將「價值」定義為這種商品中所包含的「無差別的人類勞動」。如果更加確切地說，價值就是人類勞動凝結在商品中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在社會正常生產條件和社會平均的勞動熟練程度和勞動強度下生產一件商品所需要的勞動時間）。

       如上所述，在簡單商品生產條件下，商品之間的相對價格是由各自所包含的直接和間接勞動時間所決定的，因而也可以說，在簡單商品生產條件下，商品是按照價值來交換的。

       生產一件商品的總的勞動時間包括勞動者在生產過程中所付出的直接勞動時間以及包含在所消耗的生產資料中的間接勞動時間。所以，一件商品的價值也可以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是勞動者的直接勞動時間在生產過程中新創造的價值，另一部分是已經包含在所消耗的生產資料中的價值（或者說，生產資料中所包含的價值通過生產過程的消耗，從生產資料中「轉移」到了新商品中）。

       在資本主義條件下，資本家是生產資料的占有者也是所生產商品的全部價值的占有者。另一方面，資本家要購買生產資料和勞動力。資本家為了購買生產資料所支付的資本，馬克思稱之為「不變資本」（C）。意思是，這部分資本所帶來的生產資料，只是把價值轉移到新商品中，本身不帶來價值增殖。

       資本家為了購買勞動力所支付的資本，也就是資本家支付給工人的工資，馬克思稱之為「可變資本」（V）。那麽，可變資本的大小或者說工資的多少，是怎樣決定的呢？如果商品是按照價值來交換的，那麽顯然，資本家所支付的不變資本就必然等於生產過程中所消耗的生產資料的價值。這樣，倘若資本家支付給工人的工資等於工人在勞動中新創造的價值，那麽資本家所付出的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之和就必然等於商品的總價值，那樣，資本家就不會賺到任何利潤。顯然，在資本主義條件下，作為一種一般的、平均的情況，這是不可能發生的。

       馬克思認為，在資本主義的「勞動市場」上，工人賣給資本家的，實際上不是「勞動」而是勞動力。因為勞動是一種人的活動或者過程，是不可以被買賣的。但是工人的勞動能力是商品，是可以被買賣的。但是工人要維持自己的勞動能力，就必須進行生活消費。資本家支付給工人的工資，實際上都由工人用來購買自己的生活必需品（工人家庭的「儲蓄」實際也要用於子女未來的必需消費或者工人本人未來喪失勞動能力時的必需消費）。所以，資本家支付給工人的工資實際上是工人勞動力的價格。勞動力的價格在資本主義市場中也圍繞勞動力的價值上下波動。勞動力的價值則由工人家庭在當時的社會歷史條件下維持正常的生活水平所需要的各種消費品所包含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所決定。在馬克思的時代，這種「正常」生活水平基本意味著工人家庭勉強維持生存。此後，隨著社會勞動生產率的不斷提高，工人階級的物質生活水平也在不斷提高。在現代資本主義條件下，工人階級的「正常」生活水平以及勞動力價值都主要是由階級鬥爭以及資產階級、無產階級之間的力量對比來決定的。

       如果工人勞動所新創造的價值大於工人的勞動力價值，那麽多出來的部分就是馬克思所說的「剩余價值」。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家要獲得利潤的一般條件，就是整個社會的剩余價值要大於零，或者說整個社會的工人所新創造的價值要大於他們的勞動力價值。這當然並不排除個別的資本家會虧損，也不妨礙另外一些個別的資本家獲得大大超過平均利潤的超額利潤。如果從勞動時間的角度來說，工人新創造的價值要大於工人自身的勞動力價值就意味著工人的勞動時間長度必須要大於工人及其家庭所消費的各種生活必需品所包含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



       假設一個簡單的資本主義經濟模型，其中沒有地主，也沒有金融資本家，這樣，全部剩余價值都歸生產資本家占有，後者的利潤也就等於剩余價值（用S來表示）。那麽，資本家的利潤率就可以用下面的公式來計算：



利潤率 = S / (C + V) = (S/V) / (C/V + 1)



       其中，S/V就是剩余價值率。剩余價值率反映了工人勞動新創造的價值在勞動力價值和剩余價值之間分割的情況，反映了資本主義經濟或者某一個資本主義企業對工人的剝削程度。C/V就是馬克思所說的「資本有機構成」。資本有機構成是生產中使用的生產資料價值與勞動力價值之比，反映了資本主義企業的機械化水平或者資本主義經濟的技術進步程度。

       如果一個資本主義經濟的勞動力市場比較發達，各個行業的工人之間相互競爭，那麽這種競爭會使得各個行業同工種、同等技術水平的工人之間的工資趨於一致。如果所有工人的勞動時間一樣（從而新創造的價值也一樣），勞動力價值也一樣，那麽他們在單位時間內創造的剩余價值也就一樣。所以，可以認為，在各個行業的資本主義企業之間，剩余價值率有著相互趨同的趨勢。

       但是，一般來說，各個行業的機械化水平和技術進步程度不盡一致，因此，各個行業的資本有機構成很可能是不一樣的。從上面的公式可以看出來，如果商品都按價值來交換，各個行業的剩余價值率趨同或大致相同，但各個行業的資本有機構成卻不一樣，那麽各個行業的利潤率必然不一樣。所以，如果商品按照價值來交換，就會出現資本有機構成較高的行業利潤率低而資本有機構成較低的行業利潤率高的情況。

       然而，資本家投資的目的是為了獲取盡可能多的利潤。如果各個行業的利潤率不一致，利潤率較低的行業中的資本家就會減少投資，將資本努力轉移到利潤率較高的行業。這樣，利潤率較低行業的生產就會減少，利潤率較高行業的生產就會增加；這會進一步造成原來利潤率較低行業的產品價格上漲，原來利潤率較高行業的產品價格下跌，直至在整個資本主義經濟中形成利潤率平均化。

       在利潤率平均化完成以後，各個行業的產品必然都要按照新形成的價格來交換，也就是說不再嚴格地按照價值來交換。在利潤率平均化以後所形成的新的市場價格圍繞波動的重心就是資本主義經濟中的「長期均衡價格」（也就是在長期的市場供給和需求之間大致平衡時的價格），馬克思稱之為「生產價格」。

       價值與生產價格之間的數學關系到底是怎樣的？生產價格對價值的偏離是不是違反或者顛覆了勞動價值論？這些問題，便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著名的「轉形問題」。

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工人之間在勞動力市場上的競爭會導致各個行業之間剩余價值率趨同；但是各個行業的資本有機構成不盡一致。這樣，如果各個行業的產品都按價值來出售，就會發生不同行業的利潤率（每單位資本可以獲得的剩余價值）有高有低的情況。這時，資本就會從利潤率低的行業流向利潤率高的行業，這種流動會壓低原來利潤率高的行業的產品價格、擡高原來利潤率低的行業的產品價格，導致價格偏離價值。當利潤率完全平均化以後形成的新的長期均衡價格，就是馬克思所說的「生產價格」；因為利潤率平均化而引起的價值轉變為生產價格的問題，就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所說的「轉形問題」。

下面我們用一個簡單的數字例子來說明轉形問題。假設一個簡單的資本主義經濟模型，只生產兩種商品，一種商品用於工人的必需消費品，我們稱之為「工資品」，另外一種商品用於生產資料，我們稱之為「資本品」。假設一開始所有的商品都按價值出售，兩種商品各自投入的不變資本、可變資本以及各自所生產的剩余價值、總價值、利潤率如表一：



表一 兩商品資本主義經濟（商品按價值出售）



資本品

工資品

合計或平均值

不變資本

200

100

300

可變資本

100

100

200

剩余價值

100

100

200

總價值

400

300

700

單位價值的價格

1

1

1

利潤率

33.3%

50%

40%



       在表一中，資本品部門的資本有機構成較高（2:1），工資品部門的資本有機構成較低（1:1）（可以設想資本品部門代表的是重工業部門，而工資品部門代表的是農業和輕工業部門）。兩個部門投入的活勞動都是200，剩余價值率都是100%；所以，在200單位活勞動中，100單位用於補償勞動力價值（資本家花費等量的可變資本），另外100單位是工人所生產的超出勞動力價值的剩余價值。

       嚴格來說，利潤率應當用剩余價值除以資本家投入的全部預付資本。這裏，我們忽略資本周轉的問題，假設預付總資本等於資本家實際使用的總資本（相當於假設資本周轉率為1）。這樣，利潤率就可以用剩余價值除以總資本（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之和）來計算。計算結果，如果兩個部門的產品都按價值出售，那麽，資本品部門的利潤率將是33.3%，而工資品部門的利潤率將是50%。因為假設所有商品都按價值出售，所以每單位價值所對應的商品價格現在都是1。

       在現實的資本主義經濟中，當兩個部門的利潤率不一致時，資本必然要從利潤率低的部門流向利潤率高的部門，直至利潤率平均化。所以問題就在於，怎樣計算利潤率平均化完成後所形成的生產價格，並解釋由此形成的生產價格與價值（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之間的關系。

       在《資本論》第三卷中，馬克思做了計算生產價格的嘗試。我們在這裏先介紹馬克思所計算的生產價格，然後再說明為什麽馬克思所計算的生產價格是不完全正確的。

       馬克思的設想是這樣的，當利潤率平均化完成後，所有的資本家都應該得到同樣的社會平均利潤率。從表一中可以看出，當商品按價值出售時，全社會的平均利潤率是40%。如果資本品部門和工資品部門的資本家都得到社會平均利潤率，由此可以算出，資本品部門的資本家將得到的利潤為總資本300 * 40% = 120；工資品部門的資本家將得到的利潤為總資本200 * 40% = 80。由此得到的結果可以概括在表二中：





表二 兩商品資本主義經濟（馬克思計算的生產價格）



資本品

工資品

合計或平均值

不變資本

200

100

300

可變資本

100

100

200

利潤

120

80

200

生產價格

420

280

700

單位價值的價格

1.05

0.933

1

利潤率

40%

40%

40%



       在表二中，兩個部門的資本家各自得到社會平均利潤率以後，資本品部門的總生產價格是420，比總價值多了20，單位價值的價格變成了1.05；工資品部門的總生產價格是380，比總價值少了20，單位價值的價格變成了0.933。但是，總生產價格仍然等於總價值（都是700）。此外，總利潤仍然等於總剩余價值（都是200）。「轉形」以後的社會平均利潤率仍然等於轉形前的社會平均利潤率（都是40%）。馬克思據此認為，價值轉變為生產價格並不改變勞動價值論的基本結論。在整個經濟中，商品總量仍然按價值出售，資本家的總利潤仍然來自於總剩余價值（也就是來自於工人的剩余勞動）。唯一的變化，是一部分剩余價值（在表二中，20單位的剩余價值）從資本有機構成較低的部門（工資品部門）再分配到了資本有機構成較高的部門（資本品部門）。

       但是，如果仔細考慮，就會發現，馬克思所計算的生產價格並不完全正確。在表二中，最終產品是按馬克思的生產價格計算的。但是，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所各自購買的商品卻仍然按價值計算。這顯然是不現實的。按生產價格計算後，資本品的價格上漲了，從而生產資料的價格上漲了，那麽資本家所需要投入的不變資本應該也要上漲。另一方面，按生產價格計算後，工資品的價格下降了，這樣如果工人的實際工資不變，資本家就可以支付更低的勞動力價格，從而資本家所需要投入的可變資本也會發生下降。這樣，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都需要重新計算。由此計算得出的結果見表三：



表三 兩商品資本主義經濟（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按馬克思生產價格計算）



資本品

工資品

合計或平均值

不變資本

210

105

315

可變資本

93.3

93.3

186.6

利潤

116.7

81.7

198.4

生產價格

420

280

700

單位價值的價格

1.05

0.933

1

利潤率

38.5%

41.2%

39.6%



       表三中，兩個部門的不變資本、可變資本和最終產品的價格都按馬克思的生產價格計算，利潤則用最終產品的總價格減去總成本（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之和）來計算。但是，這樣計算以後，就會發現，兩個部門的利潤率又發生了不一致。資本仍然會從利潤率較低的部門（資本品部門）流向利潤率較高的部門（工資品部門）。此外，社會平均利潤率也從原來的40%變成了39.6%。這樣，就必須重新計算新的利潤率平均化完成以後的新生產價格。如果仍然按照馬克思的思路，按照新的平均利潤率（39.6%）來重新計算兩個部門的資本家各自應得的利潤，然後重新計算生產價格，由此而得出的生產價格可以稱之為第二次轉形後的生產價格（馬克思計算的生產價格是第一次轉形後的生產價格）。計算結果見表四：

表四 兩商品資本主義經濟（第二次轉形後的生產價格）



資本品

工資品

合計或平均值

不變資本

210

105

315

可變資本

93.3

93.3

186.6

利潤

120.1

78.5

198.6

生產價格

423.4

276.8

700.2

單位價值的價格

1.059

0.923

1.000

利潤率

39.6%

39.6%

39.6%



       經過第二次轉形以後，資本品的價格有了進一步上升，工資品的價格有了進一步下降。此外，第二次轉形以後所計算出來的總生產價格略大於總價值。但這是由計算中的四舍五入誤差引起的，不具有理論意義。經過第二次轉形以後，最終產品的價格與不變資本、可變資本所使用的價格又發生了偏離。為了消除這種偏離，又需要重新計算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所得結果見表五：



表五 兩商品資本主義經濟（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按第二次轉形後生產價格計算）



資本品

工資品

合計或平均值

不變資本

211.8

105.9

317.7

可變資本

92.3

92.3

184.6

利潤

119.3

78.6

197.9

生產價格

423.4

276.8

700.2

單位價值的價格

1.059

0.923

1.000

利潤率

39.2%

39.7%

39.4%



       在表五中，兩部門之間的利潤率仍然有微小的差距（0.5%），需要做再一次轉形。用新的社會平均利潤率（39.4%）計算第三次轉形後的生產價格，所得結果見表六：



表六 兩商品資本主義經濟（第三次轉形後的生產價格）



資本品

工資品

合計或平均值

不變資本

211.8

105.9

317.7

可變資本

92.3

92.3

184.6

利潤

119.8

78.1

197.9

生產價格

423.9

276.3

700.2

單位價值的價格

1.060

0.921

1.000

利潤率

39.4%

39.4%

39.4%



       按第三次轉形後的生產價格重新計算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所使用的價格，所得結果見表七：



表七 兩商品資本主義經濟（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按第三次轉形後生產價格計算）



資本品

工資品

合計或平均值

不變資本

212

106

318

可變資本

92.1

92.1

184.2

利潤

119.8

78.2

198

生產價格

423.9

276.3

700.2

單位價值的價格

1.060

0.921

1.000

利潤率

39.4%

39.5%

39.4%



       如果不考慮由四舍五入引起的誤差，表七所得到的兩部門利潤率已經差不多完全一致，與表六所使用的利潤率也差不多完全一致。最終產品的價格與不變資本、可變資本各自使用的價格也已經完全一致。由此得出的生產價格可以認為是利潤率平均化完成後的長期均衡價格。

       如果將表七的結果與表一和表二的結果相比較，可以發現，在設定總價值仍然等於總生產價格的前提下（表七中的總生產價格略大於總價值是由四舍五入誤差造成的），總利潤不完全等於總剩余價值（比總剩余價值要少2），按生產價格計算的社會平均利潤率也不完全等於按價值計算的社會平均利潤率（前者比後者略小0.6%）。不過，經過反復叠代計算後，在第三次轉形後所得出的生產價格與馬克思第一次轉形後所計算的生產價格相差並不大。所以，馬克思對轉形問題的解雖然不能說完全正確，但可以認為是近似正確的結果。

       馬克思的《資本論》第三卷發表以後，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鼓噪一時，紛紛宣傳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實際上放棄了勞動價值論，承認商品價格不再由價值（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由此引起的關於轉形問題的爭論持續了一個多世紀。直到今天，仍然有一些不學無術的右派分子宣傳什麽轉形問題推翻了勞動價值論、資產階級新古典經濟學的邊際效用論讓馬克思「傻眼了」一類的低級謠言。

       對數學問題感興趣的讀者從上面的演算中可能已經意識到了，上面通過反復叠代來求解生產價格、平均利潤率的過程實際上可以用聯立方程式來解決。

       如果用聯立方程式來求解轉形問題，將得到怎樣的答案？最後「傻眼」的到底是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還是資產階級經濟學的主觀邊際效用價值論？關於這些問題，我們接下來再進一步探討。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關於價值轉變為生產價格的「轉形問題」，可以用聯立方程式來求解。在馬克思去世以後的一百多年中，世界各國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就轉形問題展開了大量討論。在關於轉形問題的理論討論中，常常假設有N個部門的資本主義經濟模型並用線性代數方法來求解。這裏，為了通俗起見，我們還是假設一個簡單的兩商品資本主義經濟模型，但是所講的基本道理是一樣的。

仍然假設一個資本主義經濟只生產兩種商品：資本品和工資品。兩種商品各自所使用的不變資本、可變資本以及各自生產的總價值、剩余價值都與表一中所介紹的數據一樣。

這樣，資本品部門和工資品部門各自的不變資本、可變資本與總價格、平均利潤率之間的關系可以用下面兩個等式來表示：



資本品：(200P1 + 100P2) * (1 + r) = 400P1

工資品：(100P1 + 100P2) * (1 + r) = 300P2



   其中，P1 是資本品單位價值的價格，P2 是工資品單位價值的價格，r 是轉形完成以後的平均利潤率。這兩個等式的意思是，在資本品、工資品部門中，各自的總成本（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之和）乘以（1 + 利潤率）以後等於各自的總價格。

   這裏，有三個未知數（資本品價格、工資品價格、平均利潤率），但是只有兩個等式。粗通代數的讀者知道，這樣無法將三個未知數全部解出，而只能求解兩個未知數。從經濟學的意義來說，根據上面兩個等式，只能求解出平均利潤率以及兩個商品之間的相對價格（P1/P2），而無法求出兩個商品各自的絕對價格。

   這實際上與勞動價值論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無論是簡單的勞動價值論（即認為商品按價值來交換）還是經過轉形以後所得出的生產價格，實際上都是認為，在資本主義經濟中，商品相互之間的「交換價值」（即相對價格）應當與由價值或生產價格所決定的某種長期均衡價格成比例。因此，嚴格來說，勞動價值論只能用來解釋商品之間的相對價格，而不能用來解釋商品的絕對價格水平。用以前用過的例子來說，勞動價值論所要解決的問題是為什麽一斤大米可以換1.5斤玉米面，而不是一元錢可以買多少大米或玉米面。後者（商品的絕對價格水平）涉及的不是商品與商品之間的交換比例而是貨幣與商品之間的平均交換比例。貨幣與商品之間的平均交換比例（即絕對價格水平）是由總的商品供應量與貨幣供應量之間的關系、貨幣流通速度等因素決定的，這裏暫且不討論。

   但是，為了與馬克思所計算的轉形問題的解相比較，還是可以另外做一個假設，再增加一個等式。這樣就可以分別計算兩種商品的絕對價格。這裏要說明一下，這個新增加的等式，完全是為了與馬克思的計算做比較的目的。無論這個新增加的等式做怎樣的假設，都不影響兩種商品之間的相對價格和平均利潤率。相對價格和平均利潤率可以完全由前兩個等式計算出來。

   在第三個等式中假設兩種商品的總價格在絕對量上等於它們的總價值：



（假設）總價格等於總價值：400P1 + 300P2 = 700



   現在共有三個等式、三個未知數，經過求解，可以算出，資本品單位價值的價格是1.06，工資品單位價值的價格是0.92，平均利潤率是39.4%。如果與表七的數據相比較，可以看出，如果不考慮四舍五入等誤差，這些結果實際上與用馬克思的方法做三次轉形以後得出的結果完全一致。



        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觀點出發，怎樣來理解轉形問題呢？我們知道，商品既有使用價值又有交換價值。使用價值指的是一定商品滿足人類某種需要或欲望的能力，這種能力來自於商品的某種物質特性，反映的是人與物之間的關系。商品的交換價值則是商品生產者相互之間交往的結果，因此反映的是商品生產者之間的社會關系。

        在簡單商品生產條件下，勞動者占有自身所使用的生產資料，商品生產者也是勞動者，商品生產者生產的目的是為了在付出等量勞動的前提下獲得盡可能多的貨幣收入。這樣，商品生產者之間相互競爭的結果，就會導致在均衡狀態下（供求一致時），商品之間的交換價值（相對價格）與各個商品各自包含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包括直接和間接勞動時間）成比例，也就是與商品的價值成比例。

        但是，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商品生產者也是資本家。資本家追求的不是付出等量勞動後獲得盡可能多的貨幣收入，而是付出等量資本後獲得盡可能多的利潤。資本家之間相互競爭的結果，是形成利潤率平均化條件下的長期均衡價格（即生產價格）。如上面的聯立方程解所表明的，要求解利潤率平均化條件下的相對價格，不僅要了解各個商品的生產所需要的直接勞動時間和間接勞動時間，還必須要了解直接勞動時間所創造的新價值怎樣分割為勞動力價值（可變資本）和剩余價值；或者說，必須了解直接勞動時間怎樣再分割為必要勞動時間（工人再生產自身的勞動力價值所需要的勞動時間）和剩余勞動時間（工人生產剩余價值的勞動時間）。可以證明，無論是在簡單的兩商品資本主義經濟模型中還是在N部門資本主義經濟模型中，只要知道了各個商品生產所需要的直接勞動時間、間接勞動時間以及直接勞動時間如何劃分為必要勞動時間和剩余勞動時間，就可以求出所有商品相互之間的相對價格以及全社會平均利潤率的唯一解。

        在這個意義上，所謂「轉形問題」無非是說，隨著簡單商品生產被資本主義商品生產所代替，從而商品生產者從事生產的生產關系發生了變化，那麽反映商品生產者之間社會關系的商品之間的交換價值也必然發生變化。在簡單商品生產條件下，只要知道各個商品生產所需要的直接和間接勞動時間，就可以確立商品之間的均衡（相對）價格；而在資本主義商品生產條件下，因為勞動者不再占有自己所生產的全部價值，要確立商品之間的均衡（相對）價格，就不僅需要知道各個商品生產所需要的直接和間接勞動時間，還需要知道工人新生產的價值在工人和資本家之間如何分配（即知道直接勞動時間如何在必要勞動時間和剩余勞動時間之間分割）。也就是說，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商品均衡（相對）價格，不僅要反映資本家之間的關系，還要反映資本家與勞動者之間的關系。



        在馬克思對轉形問題的初步求解中，馬克思發現，在第一步轉形以後，商品總生產價格等於總價值，同時資本家的總利潤等於總剩余價值。馬克思據此得出結論，在轉形以後，資本家的總利潤仍然來自於總剩余價值。但是，馬克思對轉形問題的解並非完全正確。在經過多次轉形以後，或者用聯立方程式對生產價格求解以後，所得出的資本家的總利潤在數量上並不完全等於總剩余價值。這一結果，是否會引起對於資本家的總利潤來自於總剩余價值這一馬克思主義基本觀點的質疑呢？

        到二十世紀中期以後，許多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用線性代數方法對這一問題做了深入研究，結果得出了「當且僅當剩余價值率為正時，資本主義經濟的平均利潤率才得為正」這一基本結論，在有的文獻中也稱之為「馬克思主義基本定理」。換言之，只有當工人的勞動時間大於工人的勞動力價值所包含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從而工人新創造的價值大於工人的勞動力價值即存在著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時），整個社會的資本家階級才能獲得正利潤。這就從數學上證明了資本主義社會資本家的利潤只能來自資本家階級對工人階級的剝削。

如果假設資本品和工資品各自投入的可變資本是150而不是100，同時工人在兩個部門中各自生產的價值不變，那就相當於剩余價值率從100%變成了33.3%。再重新求解生產價格和社會平均利潤率。那麽，就會發現，如此得出的社會平均利潤率會大大變小，同時價格與價值的偏離也會大大變小。

        如果再進一步假設工人的勞動力價值繼續提高，直至兩個部門的可變資本都變為200，從而剩余價值率為零，那麽，社會平均利潤率也會為零。這時，資本主義商品生產也就變成了簡單商品生產。價格與價值的偏離就會完全消失。



        在二十世紀中期以前，關於轉形問題的辯論一直在純理論範圍進行。一直到上世紀七十年代以後，隨著現代資本主義國民經濟統計的發展，特別是有了連續多年的多部門投入產出表以後，人們才可以用大量的統計數據來驗證馬克思主義的勞動價值論對現實資本主義經濟中商品價格的解釋能力。結果，讓人們吃驚的是，現代資本主義經濟中的商品價格竟然依然可以大致用馬克思的商品價值來解釋。經濟學家們研究了美國、加拿大、墨西哥、日本、韓國、英國、德國、意大利、希臘等很多國家的商品價格，結果發現，商品中所包含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馬克思的價值）可以解釋大約80-90%現實中所觀察到的商品相對價格變化。最近，有兩位在美國工作的中國籍馬克思主義學者研究了1990-2012年期間中國各部門的商品價格。結果發現，馬克思的價值也可以解釋80%以上所觀察到的中國商品相對價格的變化。有科學研究經驗的讀者應該知道，一種科學理論，如果能解釋80%以上它所關註的自然或社會現象，那麽基本可以說明，這種理論已經牢牢地把握了這些現象背後的客觀規律。

        所以，上述的研究結果足以表明，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對於現代資本主義經濟的商品價格仍然有著很強的解釋能力，無論對於分析現實的資本主義經濟還是指導階級鬥爭，都是顛撲不破的科學真理。

馬克思主義者應該成為反對中共的反共人士

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 二零二一年

「自由」是馬克思一生所追求和奮鬥的永恒主題，但自由似乎也是馬克思思想中最琢磨不定和爭議不斷的主題。實際上，在馬克思及其相關著作中，自由是有著其自身發展和演進的清晰歷程和具體內涵的。
　　作為終生都在為自由而鬥爭的「自由之子」，馬克思對「自由」及其實現有著相互關聯的「三部曲」。在《博士論文》時期，馬克思追求的是擺脫「宗教神權」統治的抽象的「精神自由」，即通過「服務哲學」來喚醒「自我意識」而實現的「哲學自由」。在《萊茵報》時期，馬克思追求的是擺脫「封建王權」統治的具體的「新聞出版自由」，也即通過「出版立法」來保障政治權利而實現的「政治自由」。在《資本論》時期，馬克思通過解剖、分析和批判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認識到追求自由僅僅擺脫「神權」和「王權」的統治是不夠的，還必須徹底擺脫「資本」這一支配一切的「經濟權力」統治的人之「個性自由」，也即通過「政治經濟學批判」來否定資本主義的私有製而重建「個人所有製」，從而實現人之個性全面發展的「最高級自由革命」。

　　　「歐洲的自傳始於對自由的愛」( 赫勒語) 。在此意義上，我們完全可以說，作為為人之自由而奮鬥的「自由之子」，馬克思的自傳也始於「對自由的愛」。馬克思就是為自由而生、為自由而戰和為自由而逝的。「自由」是馬克思一生所追求和奮鬥的永恒主題，但自由似乎也是馬克思思想中最琢磨不定和爭議不斷的主題。實際上，在馬克思及其相關著作中，自由是有著其自身發展和演進的清晰歷程和具體內涵的。在此，筆者嘗試總結出馬克思自由思想發展的「三部曲」。

　　一、《博士論文》時期: 抽象的「精神自由」

　　青年馬克思是一個深受青年黑格爾派影響的充滿浪漫主義精神的激進的革命民主主義者，18 世紀以來的啟蒙思想一直影響和鼓舞著他，他希望把人的自我意識和精神從一切對超驗對象的迷信———宗教中解放出來，實現「自我意識」的絕對自由。在《博士論文》中，馬克思借伊壁鳩魯和普羅米修斯之口，喊出了自己的「自由( 哲學) 宣言」: 「只要哲學還有一滴血在自己那顆要征服世界的、絕對自由的心臟裏跳動著，它就將永遠用伊壁鳩魯的話向它的反對者宣稱: 瀆神的並不是那拋棄眾人所崇拜的眾神的人，而是把眾人的意見強加於眾神的人。」並強調自己「痛恨所有的神」，承認人的自我意識是「最高的神性」。對青年馬克思來說，伊壁鳩魯和普羅米修斯代表著反抗一切形式的限製人之精神自由的外在權威，不管它是來自宗教教義還是希臘神話。尤其是在伊壁鳩魯這裏，青年馬克思還找到了最明顯、最關鍵的反抗宗教神權的「精神支柱」。由此可見，馬克思追求的已不再是宗教的高高在上的神之自由，而是現實的人的自我意識的自由。在這裏，馬克思還是和青年黑格爾派一樣，為了獲得絕對的精神自由，反對和否定一切天上的和地上的神，因而具有強烈的反宗教色彩，而向宗教開戰是當時德國青年黑格爾派的思想主流。

　　馬克思之所以選擇把伊壁鳩魯的自然哲學和德謨克利特的自然哲學進行比較研究，主要是因為他認為伊壁鳩魯的自然哲學與斯多葛派、懷疑主義都是古代自我意識哲學的典型代表，而伊壁鳩魯代表的是「抽象的個別的自我意識」，馬克思此時正熱心於自我意識哲學和精神自由的張揚。在《博士論文》中，馬克思認為德謨克利特的原子論只關註原子的「直線運動」，註重的是原子的物質存在，而伊壁鳩魯則還說明了原子的概念本身———它的質料和形式: 「伊壁鳩魯以原子的直線運動表述了原子的物質性，又以脫離直線的偏斜實現了原子的形式規定。」原子不僅是現象世界的物質基礎，而且也是抽象個別性的自我意識的形式原則。馬克思認為德謨克利特和伊壁鳩魯的「原子論」的最大區別，就是前者否認原子的「偏斜運動」。原子的「偏斜運動」並不僅是一種物理現象，而是意味著一種擺脫必然性控製的自我意識和精神自由。伊壁鳩魯的原子偏斜作為德謨克利特直線運動的「反題」，既代表人的自我意識對物質自然的否定，也代表人類思想超越盲目命運和自然法則的最終勝利。馬克思之所以對德謨克利特和伊壁鳩魯的「原子論」持截然相反的觀點，主要是因為他認為德謨克利特的原子直線運動仍然受盲目命運和自然法則的必然性的束縛，而否認偶然性的意義。而馬克思認同伊壁鳩魯的「原子偏斜」觀點，認為偏斜運動打破了「命運的束縛」，「表述了原子的真實的靈魂即抽象個別性的概念」。正是在承認原子偏斜運動和偶然性也即打破必然性和「命運的束縛」而追求個性和自由的意義上，馬克思稱伊壁鳩魯是「古代真正的啟蒙思想家」，他的原子偏斜說是 18 世紀啟蒙運動的思想先聲，他的哲學給人類精神披上了「芬芳的春裝」( 馬克思語) 。不難看出，青年馬克思對伊壁鳩魯的選擇，雖然還沒有完全超出黑格爾的哲學唯心主義，但也預示了未來馬克思的「新唯物主義」———「聰明的唯物主義」( 列寧語) 之路。

　　在馬克思這裏，宗教的基礎是人類精神的他律，是人的自我意識的喪失，也是人的精神自由的喪失，他反對宗教把多姿多彩的人類精神變成單一的黑色。在《博士論文》中，為擺脫宗教束縛而獲得抽象的精神自由，馬克思訴諸的已不再是對神的順從和屈服，而是作為哲學的自我意識的覺醒。馬克思主張自我意識哲學自己創造自己的自由，只有自我意識哲學能使人從「阿門塞斯王國」的陰影中脫離出來，投入塵世的「茜林絲」的懷抱。有了自我意識的覺醒，能夠進行獨立哲學思考的人就擺脫了宗教命運的束縛，從而獲得了精神的自由。也就是說，馬克思是主張通過確立自我意識哲學來通達精神自由的。因此，馬克思此時與伊壁鳩魯有著共同的哲學理想，也即哲學的「目的在於求得自我意識的心靈的寧靜，而不在於對自然的認識本身」。在這裏，馬克思認為自我意識的覺醒和心靈的寧靜，比自然本身更有利於精神自由的獲得。所以，馬克思也認同和主張到哲學即人的自我意識中去尋找和實現精神的自由。借用伊壁鳩魯的說法就是: 「要得到真正的自由，你就必須為哲學服務。凡是傾心降誌地獻身於哲學的人，用不著久等，他立即就會獲得解放，因為服務於哲學本身就是自由。」正是在「服務於哲學本身就是自由」意義上，馬克思把哲學與自由等同了起來，其實質就是自我意識擺脫神的統治就是自由，自由就是自我意識的覺醒和確立。這實際上也就是馬克思指認的反對宗教的「哲學( 自由) 狂歡」，以致他在寫給父親的信中甚至說「沒有哲學我就不能前進」。由此可見，此時的馬克思是徹底站在黑格爾精神哲學的立場上來理解和追求自由的，而他的《博士論文》就是他作為黑格爾的最優秀的學生頒給自己的「畢業證書」。

　　作為一個激進的革命民主主義者，此時的馬克思還帶有青年黑格爾派的強烈的反對宗教色彩和黑格爾精神哲學的思辨意味，還意識不到唯心主義哲學那「醉醺醺的思辨」和喜歡幽靜孤僻、自我直觀的實質。雖然他批評康德和費希特只是在天空飛翔，也不太喜歡黑格爾的古怪調子，並強調自己只關心地上的事情，但這時馬克思所追求的作為擺脫宗教束縛也即神權統治的自我意識的精神自由，仍然是一種抽象的、脫離現實的「哲學自由」，還缺乏穩固的現實基礎做支撐。而這正是馬克思後來在《萊茵報》時期開始接觸，並最後在《資本論》時期才得以真正面向和完成的。

　　二、《萊茵報》時期: 具體的「新聞出版自由」

　　如果說在《博士論文》時期，馬克思追求個性和自我意識解放的「精神自由」只是擺脫了「宗教神權」的統治，那麽在《萊茵報》時期，馬克思追求的「新聞出版自由」則是為了擺脫「封建王權」的統治。馬克思寫的第一篇政論文章是《評普魯士最近的書報檢查令》，強烈反對的就是普魯士政府的「封建王權」。但這也同時表明，馬克思開始從關註一般哲學問題轉向分析具體的政治現象，也即從「哲學的自由」走向了「政治的自由」。對此，馬克思的傳記作家梅林有著明確的指認: 馬克思已經被一種遠比哲學更強烈的興趣吸引住了。自從寫了評普魯士的書報檢查令的文章以後，馬克思就走上了「政治鬥爭」的道路，現在他在《萊茵報》上繼續進行這個鬥爭，而不再是去「紡他那哲學的線了」。特別是在《萊茵報》上公開發表的第一篇文章———《關於新聞出版自由的辯論》，更是集中體現了馬克思的這一「政治鬥爭」和新的自由追求。馬克思此時最為關心的不再是抽象的所謂精神自由———哲學自由，而是具體的新聞出版自由———政治自由，這也是馬克思第一次真正從書齋走向社會，面向和解決具體現實生活問題的開始。

　　在《關於新聞出版自由的辯論》中，對「自由」馬克思有一個明確的說法: 「自由不僅包括我靠什麽生活，而且也包括我怎樣生活，不僅包括我做自由的事，而且也包括我自由地做這些事。不然，建築師同海貍的區別就只在於海貍是披著獸皮的建築師，而建築師則是不披獸皮的海貍。」在這裏，馬克思通過與現實的親密接觸而深刻認識到: 「自由確實是人的本質，因此就連自由的反對者在反對自由的現實的同時也實現著自由; 因此，他們想把曾被他們當作人類本性的裝飾品而摒棄了的東西攫取過來，作為自己最珍貴的裝飾品。」由此可見，作為人的本質的自由，已不再是被當作人類本性可有可無的「裝飾品」，而就是人類本性自身所必不可少的最珍貴的「裝飾品」。馬克思對作為人類本性的自由的這一理解，也在一定意義上回應了盧梭的觀點: 人生而自由，但無往而不在枷鎖之中。所以，馬克思在該文的最後借斯巴達人之口號召人們奮起、甚至用「斧頭」去「為自由而鬥爭」: 「你知道做奴隸的滋味; 但是自由的滋味你卻從來也沒有嘗過。你不知道它是否甘美。因為只要你嘗過它的滋味，你就會勸我們不僅用矛頭而且要用斧子去為它戰鬥了。」但此時，通過報紙與現實親密接觸之後，馬克思已不再認為「服務於哲學本身就是自由」，而是強調「新聞出版就是人類自由的實現」。在這裏，馬克思對自由的理解已不再是內在的自我意識的覺醒本身，而是外在的政治權利的獲得和保障，自由報刊就是號召廣大人民為徹底改變他們的社會和政治狀況而鬥爭的有效手段和直接體現。在馬克思看來，書報檢查製度是不自由的體現，而新聞出版自由卻是自由的體現，自由報刊的本質就是自由的本質，也即自由所具有的剛毅的、理性的和道德的本質，自由報刊就是現實的自由。如果人們享有新聞出版的自由，也就享有具體的現實自由: 「自由報刊是人民精神的洞察一切的慧眼，是人民自我信任的體現，是把個人同國家和世界聯結起來的有聲的紐帶，是使物質鬥爭升華為精神鬥爭，並且把鬥爭的粗糙物質形式觀念化的一種獲得體現的文化。……自由報刊是人民用來觀察自己的一面精神上的鏡子，……自由報刊是觀念的世界，它不斷從現實世界中湧出，又作為越來越豐富的精神喚起新的生機，流回現實世界。」可以說，在《關於新聞出版自由的辯論》中，馬克思已經把自由的本質及其獲得與人們的現實生活聯系起來了，而不再單純依靠精神的自我運動和自我演繹。為此，德國那些脫離現實、喜歡幽靜孤僻而空談自由的所謂的「自由人」和「自由派」，就受到了馬克思的強烈批評: 「把自由從現實的堅實土地上移到幻想的太空就是尊重自由。這些流於幻想的空談家、這些傷感的狂熱者把他們的理想同日常的現實的任何接觸都看成是褻瀆神明」，因此「對我們德國人說來，自由之所以直到現在仍然只是一種幻想和傷感的願望，一部分責任是要由他們來負的」。由此可見，在走出書齋開始接觸現實之後，馬克思已不滿足於抽象的、空洞的、單純說教的精神自由，而是越來越關註具體的、活生生的、現實的人應該享有的各種真實的政治權利的自由。馬克思需要的，是站在穩固的大地上呼吸新鮮空氣的自由。

　　當然，馬克思此時還只是看到和反對封建王權對人的政治自由的限製，還不能深入王權背後深刻認識到和挖掘出真正製約和束縛人的自由背後的強大「物質力量」———經濟利益根源。也就是說，馬克思在這裏還不能具體確定是何種社會關系決定著其他一切社會關系。所以，馬克思此時反對的還只是作為普魯士政府王權的外在體現的書報檢查製度，並意識到「在法國，為革命準備基礎的不是新聞出版自由，而是書報檢查製度」。正是書報檢查製度阻礙了人們追求和獲得現實的自由，並引發了革命。在此基礎上，馬克思主張通過關於新聞出版的「立法」來保障新聞出版自由: 「新聞出版法就是對新聞出版自由在法律上的認可」，「法律不是壓製自由的措施，正如重力定律不是阻止運動的措施一樣。……恰恰相反，法律是肯定的、明確的、普遍的規範，在這些規範中自由獲得了一種與個人無關的、理論的、不取決於個別人的任性的存在。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聖經」。由此可見，馬克思在《萊茵報》時期追求的人的政治自由的獲得和實現，寄希望的還不是根本推翻封建王權統治的「革命」，而是資產階級的「立法」，認為有了立法的保障，也就有了自由的保障，所以他才強調「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聖經」。同時，針對封建統治者和所謂資產階級「自由派」對新聞出版自由的擔心，馬克思更是用形象的比喻指出: 「新聞出版自由不會造成『變動的局勢』，正如天文學家的望遠鏡不會引起宇宙系統的不斷運動一樣。」與之相反，新聞出版自由正是人的自由的實現，而決不是社會動亂的根源。在這裏，馬克思認為新聞出版自由才是人的最真實的自由，也是一個社會政治民主文明的體現。

　　與《博士論文》時期相比，馬克思此時對人的自由的本性及其實現的理解和追求，確實前進了一大步，他已經從宗教批判前進到了批判政治與社會製度，這也是馬克思離開書齋開始走向社會的真實反映。但總體上看，馬克思對新聞出版自由的理解和追求，還是處於資產階級啟蒙思想的善良願望和理想主義階段，幻想著通過和平的「立法」來實現和解決問題，仍帶有一定的浪漫主義色彩。但在《萊茵報》的實際工作，卻使馬克思第一次遇到了必須對所謂物質利益發表意見的難事，從而埋下和獲得了促使他研究政治經濟學的最初的「種子」和「原動力」。這樣，我們也就不難理解馬克思後來為什麽特別強調對「自由」( 市民社會) 問題的解決必須到「政治經濟學」中尋求，而這正是馬克思的《資本論》及其「政治經濟學批判」所做的工作。

　　三、《資本論》時期: 全面的人的「個性自由」

　　如果說在《博士論文》和《萊茵報》時期，馬克思是到「哲學」和「法律」中去尋找自由的真諦及其實現，那麽到了《資本論》及其相關手稿時期，馬克思開始逐步認識到對自由的真諦及其實現所依托的不再是抽象的哲學和形式的法律，而是活生生的、具體的作為資本主義社會關系的「市民社會」，而「對市民社會的解剖應該到政治經濟學中去尋求」( 馬克思語) 。對此，恩格斯後來也有著深刻的認同: 對自由及其可能的追求，「不應當到有關時代的哲學中去尋找，而應當到有關時代的經濟中去尋找」。到「經濟」中去尋找，實際上意味著人的自由的獲得，不僅需要擺脫「神權」和「王權」的統治，更要擺脫「經濟權力」———「資本」的統治。在第一次正式面向和研究政治經濟學的《1844 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就已認識到資本是對勞動及其產品的「支配權力」，後來又在作為《資本論》第一手稿的《1857—1858 年經濟學手稿》中強調，資本是資產階級社會裏支配一切的「經濟權力」，而在作為「政治經濟學批判」之集大成的《資本論》中，資本更是搖身變成了具有「幽靈般現實性」的統治一切的「自動的物神」。因此，要想在資本主義社會裏獲得和實現真實的自由，僅僅擺脫「神權」和「王權」的統治是不夠的，還必須擺脫資本這一「神權」和「王權」附體的「經濟權力」的支配。這也是馬克思第一次真正認識到實現自由背後所必須擺脫和克服的巨大物質力量。而馬克思此時已經深刻認識到，要想徹底擺脫資本這一「經濟權力」的支配，僅僅「獻身哲學」和「出版立法」是不夠的，還必須對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以及與其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進行最徹底的「政治經濟學」解剖和批判。

　　自馬克思開始真正接觸和研究政治經濟學之後，就逐漸認識到商品、貨幣和資本等這些「可感覺而又超感覺」的作為支配力量的物與物背後所隱藏著深刻的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馬克思《資本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獨特性和革命性，就在於揭示和強調資本的本質並不是古典經濟學家們所說的「可感覺物」，而是人與人之間的「超感覺的社會關系」，特別是人與人之間的「社會生產關系」，但這一關系又是以資本與人之間的統治與被統治、奴役與被奴役、剝削與被剝削的「顛倒」的形式存在和表現出來的。這一關系，像一個巨大的無形的天網，把包括人在內的一切都納入其中，完全受其控製。在此基礎上，馬克思看到了資本主義社會裏「個人現在受抽象統治」的現實。這一「抽象統治人」的實質，是馬克思早在《共產黨宣言》中就指出的，資本具有獨立性和個性而活動著的個人卻沒有獨立性和個性。這實際上體現的就是「資本所享有的壓榨工人的自由」( 馬克思語) 而不是相反。也就是說，在資本作為「經濟權力」的這一強大抽象力量的統治和壓榨之下，工人確實毫無自由和個性可言: 「把工人釘在資本上，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羅米修斯釘在巖石上釘得還要牢」，甚至「把工人的妻子兒女都拋到資本的劄格納特車輪下」。所以，無論形式上還是實質上，工人對資本都是一種「絕對從屬」和「被統治」關系。因此，馬克思在《資本論》時期通過其「政治經濟學批判」所追求和實現的自由，已不再是之前的「哲學自由」和「政治自由」，而是變資本的獨立性和個性為活動著的個人的獨立性和個性的「人之自由」，也即從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走向人的全面發展的「自由個性」。在此意義上，《資本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的革命性，還在於使政治經濟學由關於「物」———資本增殖的理論，轉變成了關於「人」的自由解放的理論。所以說，《資本論》的「中心思想」就是: 「把人和人類從壓迫他們的種種勢力的支配下解放出來的思想，對自身命運和全人類命運負責的個性的形成的思想。」也就是說，馬克思最關心的，就是在資本邏輯的全面統治之下人的自由何以可能的問題。因此，突破資本牢籠的無形統治，形成全面發展的人的自由個性，仍然是馬克思從青年到老年，特別是《1857—1858 年經濟學手稿》和《資本論》的中心主題。

　　在資產階級及其誇誇其談的辯護士們看來，以「剝削他人的勞動」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的私有製是自由的源泉，而作為「看不見的手」支配資本主義社會的「價值規律」，在進行「等價交換」和「自由競爭」的同時，就已經在實現著所謂的自由。也就是說，人類歷史發展到資本主義，通過「私有製」和「價值規律」完全實現了自由，歷史在資本主義這裏「終結」了，古典經濟學和古典哲學在這裏殊途同歸了。但馬克思卻通過「政治經濟學批判」深刻認識到，資本主義私有製正是異化和不自由的根源，所謂的等價交換和自由競爭，也只是資產階級所享有的自由，是貿易的自由、財產的自由和資本的自由，對廣大無產階級來說，只具有表面的和形式的意義，只是一種「自由的錯覺」，而決不是真實的自由。為此，馬克思批評資產階級及其辯護士們認為「自由競爭」就是人的自由發展的「同義語」的妄斷: 「斷言自由競爭等於生產力發展的終極形式，因而也是人類自由的終極形式，這無非是說資產階級的統治就是世界歷史的終結———對前天的暴發戶們來說這當然是一個愉快的想法。」在此意義上，馬克思認為作為「看不見的手」的價值規律就是資產階級社會最大的「神話」和「意識形態」，它掩蓋了為什麽等價交換的價值規律反而走向了不等價交換的剩余價值規律。在此意義上，《資本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實際上也是「黑格爾法哲學批判」「神聖家族批判」「德意誌意識形態批判」和「哥達綱領批判」。在此基礎上，馬克思認為人們要想擺脫資本的權力統治，獲得真實的個性自由，就必須通過協作和共同占有生產資料，在徹底消滅資本主義私有製的基礎上「重建個人所有製」。正是這種重建的「個人所有製」，才能徹底取代私有製而消除雇傭勞動和異化，才能為一個更高級的「以每一個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為基本原則」的社會形式建立現實基礎。這實際上就是用「自由勞動」來代替「雇傭勞動」，用「合作化生產」來代替「私人化生產」，用「全面發展的個人」來代替「局部的個人」，從而真正使人從「依附性」和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獨立性」走向共同生產的「自由個性」，最終使人的「個性得到自由發展」( 馬克思語) 。在馬克思這裏，「個性得到自由發展」是徹底的、絕對的和全面的: 人應當從一切類型的非人的統治關系———統治、壓迫、奴役、剝削、疏離和異化中解放出來，把人的世界和人的關系真正還給人自己，使人作為一個完整的人而占有自己的全面本質，實現人的一切感覺和特性的徹底解放。所以說，正是《資本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所實現的「所有製革命」，才使人的「個性得到自由發展」成為可能。

　　在馬克思這裏，人的「個性得到自由發展」實際上也就是「自由王國」的建立，其共同的本質都是使人徹底擺脫外在「必然性」———資本、必然勞動和自然的盲目控製，獲得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對此，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明確強調: 「事實上，自由王國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規定要做的勞動終止的地方才開始; 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來說，它存在於真正物質生產領域的彼岸。」因此，「這個領域內的自由只能是: 社會化的人，聯合起來的生產者，將合理地調節他們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把它置於他們的共同控製之下，而不讓它作為一種盲目的力量來統治自己; 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無愧於和最適合於他們的人類本性的條件下來進行這種物質變換。」只有在此「聯合生產」的基礎上，也即「在這個必然王國的彼岸，  作為目的本身的人類能力的發揮，真正的自由王國，就開始了」。在馬克思這裏，「自由王國」的建立和人的「個性得到自由發展」是同一個過程，都是人擺脫資本的統治而獲得獨立性和個性的全面發展的過程，也即人的個性擺脫勞動必然性而在自由自覺的自主勞動中展開和實現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雇傭勞動也像奴隸勞動和農奴勞動一樣，只是一種暫時的和低級的形式，它註定要「讓位於帶著興奮愉快心情自願進行的聯合勞動」。在此意義上，《資本論》通過「政治經濟學批判」所追求的廢除雇傭勞動的「勞動解放」，的確是「最高級自由革命」( 塔克語) 。這一「最高級自由革命」的實質，就是馬克思自己所說的「勞動的政治經濟學」對「資本的政治經濟學」或「財產的政治經濟學」的偉大勝利。正是在「勞動解放」這一「最高級自由革命」的意義上，我們說體現人的自由個性的「勞動自由」才是《資本論》的靈魂，這一靈魂像一根紅線貫穿始終。也同是在「最高級自由革命」的意義上，勞動才不僅僅是人單純「謀生的手段」，更是人生活的「第一需要」。在馬克思這裏，作為人生活的「第一需要」的「勞動自由」的實現，也就是人的「個性得到自由發展」。說到底，《資本論》不僅是唯物史觀的科學的證明，更是人的「個性自由」的第一次唯物主義實現。

　　馬克思「傾其一生」並犧牲了自己的「家庭、健康和幸福」而撰寫的三大卷《資本論》，決不是為資產階級的統治和賺錢作合法性論證，更不是為了自己發財致富，根本上是為了號召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為自由而鬥爭」。因此，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馬克思「還在努力探求整個世界以及人類自由的原動力」。為自由而鬥爭，正是馬克思所追求的幸福的真諦，他的一生都是在迎著「自由的旭日」而不停地飛奔。中共實行共產極權統治，中共的所作所為與馬克思的自由觀水火不容，馬克思主義者應該成為反對中共的反共人士。

中國社會存在的剝削

作者 獨立工會

如果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是正確的，中國的剩餘價值率比西方國家的剩餘價值率高太多了，中國的剝削程度比西方國家的剝削程度嚴重。

壹、壟斷在經營中的作用

「服務業中的早餐公司」 [1]為什麽辦得起來呢？因為大城市裏有太多「白領工人」 [1]了，他們「忙碌了壹天之後加個班回家熬會夜早上匆匆忙忙起來，來不及精致地拾掇壹下自己就又忙著擠上人頭攢動的地鐵」 [1]……在開始工作前，他們的「美好生活需要」 [1]只是「好吃又不貴」 [1]的早餐，比如「壹杯豆漿加兩個包子」 [1]。

生動形象的語言不會直接有助於深入研究，但對發現問題卻絕對有重大幫助。在政治經濟學中，壹般研究的是等價交換：認為商品的交換價值和買賣價格沒有差別。但在現實中，考慮到資本瘋狂的逐利性等因素，這樣的情況往往只發生在實力具有可比性的經濟單位之間：實力強的壹方總會想盡壹切辦法以低於價值的價格買入、以高於價值的價格賣出，而實力弱的壹方不得不接受被盤剝的局面。

文章[1]中研究的早餐公司，是從餐飲公司買進包子等原材料的。根據文章作者的調查結果，包子是大量按箱出賣的，可見賣食品給早餐公司的餐飲公司不是小作坊，而是比較大的企業。在早餐公司買進原材料的過程中，買賣雙方的實力大體相當，交易可以看做是等價交換，與政治經濟學壹般原理相符。

但賣出成品的時候就不是這樣了。消費者是壹群「苦逼的上班狗」 [1]，沒有討價還價的能力：對於價格能承擔得起又必需的東西，是壹定要照價買下的。這時候發生的交換，壹般說來不是等價交換：早餐公司賣出熟包子和熱豆漿等餐點的價格，應該高於餐點的價值壹個不低比例。

「該公司每個攤點： 每月的營收為30000元， 成本為原料費用和人工成本15000+3600=18600元。」[1]，可以確定的是每個攤點每月賣出餐點的價值明顯在3萬元以下1.86萬元以上。但考慮到現實中的各種變動因素，餐點的價格到底比價值高了多少卻是壹個難以確定的問題。如果假定價格比價值高了1/5也就是20%，那麽每個攤點每月賣出餐點的價值為3÷(1+20%)=2.5萬元。

這樣的話，利潤為2.5-1.86=0.64萬元，原料費用1.5萬元，人工成本0.36萬元，壹個攤位每月的投入為1.86萬元，月利潤率為0.64÷1.86=34.4%。即便不考慮買餐點時價格明顯高於價值這壹極其有利於獲利的情況，政治經濟學意義下早餐公司的利潤率仍然相當高，差不多是「2019年全國規模以上企業主營業務的利潤率」「5.86%」 [1]的6倍（5.9倍，文中沒有給出規模以上企業的利潤率是怎麽算的，但根據筆者過去的計算結果[2]看大體合理）。

人工勞動給原料增值2.5-1.5=1萬元，比人工成本高1-0.36=0.64萬元，即剩余價值為0.64萬元，剩余價值率為0.64÷0.36=1.78=178%。接近180%的剩余價值率！不考慮價格高於價值這壹因素，政治經濟學意義下剝削仍然十分深重。

價格高於價值20%只是壹個假定，根據這壹假定計算得到的結果大體合理。但這並不準確，價格提高的比例可能是別的數值，做出其他假設後可以按照同樣方法得到和政治經濟學概念相關的結果：若價值高於價格25%，那麽每個攤點每月賣出餐點的價值為2.4萬元，利潤率為29.0%，差不多是「2019年全國規模以上企業主營業務的利潤率」「5.86%」 [1]的5倍，剩余價值率為壹倍半也就是150%，剝削很深重；若價值高於價格15%，那麽每個攤點每月賣出餐點的價值約為2.61萬元，利潤率為40.3%，差不多是「2019年全國規模以上企業主營業務的利潤率」「5.86%」 [1]的7倍（6.9倍），剩余價值率超過兩倍達到了208%，剝削非常深重。

現實中壹個早餐公司典型攤位的月利潤率更高：(3-1.86)÷1.86=0.613=61.3%，超過「2019年全國規模以上企業主營業務的利潤率」「5.86%」 [1]的10倍。剛得到這個結果時，筆者覺得自己可能點錯了小數點，但經過校對以後發現沒錯：實際利潤率就是高到了離譜的地步。（有壹點在數學上意義重大：投入比賣餐點的收入為1.86/3=0.62，大體上和利潤比投入0.613相等，這兩個比值都十分接近黃金分割比例0.618，看來黃金分割真的能給資本家創造大量黃金啊！）

前面通過估算得到了政治經濟學意義下很高的月利潤率，約為30%~40%，但這不影響早餐公司的實際月利潤率更高且超過60%的現實；用同樣方法得到的剩余價值率大體上為壹倍半到兩倍，剝削十分深重，但這不改變「工人每掙壹塊錢的工資，就要為資本家創造超過三塊錢的利潤」 [1]的更殘酷的現實。

但筆者並不認為消費者被痛宰了。《我不是藥神》裏主角經營的平價藥生意是這樣的：印度仿製藥「格列寧」的出廠價是500元，經主角運到國內賣給患者至少要漲到三四千元。銷售價格是出廠價的6~8倍，壹轉手就大幅度漲價，提高了500%~700%。這還是走私的仿製藥，效果壹樣的正版藥價格會高達到它的10倍……與這樣的暴利相比早餐公司不愧為「民生工程，示範企業」 [1]。

也許再多辦幾個這樣的「民生工程，示範企業」 [1]就能改變早餐價格高於價值的現實：很自然的想法是幾個大的早餐公司競爭會導致價格降低。但要知道，大型早餐公司再多，也遠遠少於「白領工人」 [1]：壹個二線城市有30萬想買早餐的「白領工人」 [1]，這很可能是偏低的估計；同壹個城市裏有3家早餐公司——每家1000輛餐車，這很可能是合理的假設。

平均每個公司至少對應10萬沒有議價能力的消費者，數量差異大到這種程度本身就意味著壟斷，同行間的競爭改變不了什麽。3個公司很可能達成價格協議，不論是通過協商自覺達成的還是在經營過程中自發達成的。而「白領工人」 [1]卻不可能讓100個同類不買其中某個公司的產品，更不可能讓100個同類不買早餐公司提供的早餐；即便不可能變成了可能，最多也只是讓某公司可能的顧客減少千分之壹，改變不了早餐的經營格局。

3家早餐公司的價格表很可能有壹定差別，這就會導致競爭。但競爭的最好結果也只是不同公司的早餐消費水平基本壹致而已，上班狗還是得在3家中做出選擇來解決早餐問題，要付的錢基本上還是那麽多：如果競爭導致了更強大的早餐壟斷業務，付的錢會更多。不能指望通過大公司間的資本主義競爭改變消費價格明顯高於產品價值的現實，不變得更高消費者們就該謝天謝地了。

壟斷收益本就是大型企業利潤來源的重要組成部分，前面的估算結果表明：如果不考慮價格高於價值的壟斷因素，早餐公司的利潤率少則下降1/3（40%與60%），多則下降壹半（30%與60%），如果不是還要更多的話。買賣價格與商品價值的差別往往會對單個企業的經營活動產生明顯影響，考慮小範圍的業務時不能忽視這樣的差別。

二、經營中的政治經濟學概念

但對於「全國規模以上企業主營業務」 [1]這樣大範圍的經營而言，價格與價值的差別影響卻不會很明顯：這樣的差別會改變不同企業對利潤的分割，卻不會改變利潤的總量，在全國層面考察大企業時很多不等價交換已經包含在要考察的業務中了；這些企業進行的是社會化程度很高的生產，本身都具有壹定的實力，與它們有業務往來的企業往往也在進行社會化程度很高的生產，彼此實力相當，整體上看價格與價值不會有明顯偏差。（當然，即便把全國規模以上企業看做壹個整體，它們也可能在不等價交換中獲利，不過靠這種手段獲得的利潤與通過榨取勞動者剩余價值而獲得的利潤相比，明顯少很多很多。）

鑒於兩者實際利潤來源的這種差別，直接拿實際利潤率比較意義十分有限：在政治經濟學意義下，這其實是比較兩種不同的東西。那該怎麽做呢？拿政治經濟學意義下早餐公司大約30%~40%的利潤率同「2019年全國規模以上企業主營業務」「5.86%」「的利潤率」 [1]相比嗎？那樣早餐公司的利潤率大約就是規模以上企業的5~7倍了，雖然比10倍小壹些，但差別真有這麽大嗎？

早餐公司的利潤率就是政治經濟學意義下的利潤率，壹點兒也沒有考慮利潤的分割問題；但對「2019年全國規模以上企業」考慮的卻是「主營業務」 「的利潤率」 [1]而非政治經濟學意義下的利潤率，現實中的業務不可能不存在不同利益集團對利潤的分割：國家機器要來收稅，金融資本集團要收取貸款利息……兩種利潤率的計算還是不同東西，不能直接比較。

目前筆者無法確定現實中利潤分割的具體比例，只知道企業的利潤率被其他利益集團分割走了不少但又不會太多，政治經濟學意義下「2019年全國規模以上企業主營業務」 「的利潤率」應該明顯高於「5.86%」 [1]，但又不會高太多。假定利潤被分走了大約壹半，那麽政治經濟學意義下「20目前筆者無法確定現實中利潤分割的具體比例，只知道企業的利潤率被其他利益集團分割走了不少但又不會太多，政治經濟學意義下「2019年全國規模以上企業主營業務」 「的利潤率」應該明顯高於「5.86%」 [1]，但又不會高太多。假定利潤被分走了大約壹半，那麽政治經濟學意義下「2019年全國規模以上企業主營業務」 「的利潤率」應該在11%~12%之間，約為早餐公司的1/3。

在同壹標準下，早餐公司的利潤率仍然比規模以上企業高得多，這種不算太離譜的差異應該可以用服務業有機構成較低來解釋，殘酷剝削帶來的高剩余價值率是解釋不了的，因為各行各業的剝削都很殘酷。

有機構成代表某業務中的技術水平，大體上是指經營中的物質成本（不變資本）比上人力成本（可變資本），有機構成越高意味著該業務技術水平越高。前面說過，在本文研究的早餐公司中：每月壹個攤位的原料成本為1.5萬元，大體上可以當做物質成本；壹個工人的月工資為3600元，差不多可以當做人力成本。兩者相比，可以得到有機構成約為：15000:3600=25:6=4.17:1。

在這裏筆者想讓考察更嚴密壹些，物質成本其實還包括餐車的損耗，人力成本其實還包括工人從保險中獲得的利益。筆者知道這兩項明顯少於原料成本和工人工資，但沒有掌握準確數字。「繳納餐車和餐車罩押金3115元」 [1]，假定這些用具可以正常使用壹年多（比如十五六個月），那麽用具每月損耗約為200元；由於「工人沒有社保，只有工傷保險」，不妨假定工人平均每月從工傷保險中受益100元——很可能是高估了。

這時物質成本為15000+200=15200元，人力成本為3600+100=3700元，有機構成為15200:3700=4.11:1。不妨仍然像本文前面那樣假設：壹輛餐車每月生產的食品價值為25000元，銷售總額為30000元。壹個月的人工勞動使產品增值25000-15200=9800元，超出人力成本9800-3700=6100元，這就是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剩余價值率為6100÷3700=1.65=165%，差不多是5/3。總成本為物質成本加人力成本：15200+3700=18900元，利潤率為6100÷18900=0.323=32.3%，差不多是1/3。

前面估計剩余價值在壹倍半到兩倍之間、利潤率率在30%到40%之間大體上是正確的，比較準確的估算仍然顯示剝削很殘酷、利潤率很高。但這些仍然沒有資方的實際獲利更讓人震驚：壹輛餐車每月利潤為30000-18900=11100元，利潤率為11100÷18900=0.587=58.7%，這倒真像是「2019年全國規模以上企業主營業務」「5.86%」「的利潤率」 [1]點錯了小數點；111000÷3700=3=300%，工人每賺1元錢，資本家正好獲利3元。

但如果沒有較低的有機構成，即便資本殘酷剝削工人，也無法獲得較高的利潤率。前面的計算結果是早餐公司的有機構成約為4:1，假定某業務的有機構為14:1，剝削強度與早餐公司相同：剩余價值率均為165%，那麽這壹業務的利潤率為165%÷(1+14)=11%，和前面估計的「2019年全國規模以上企業主營業務」 「的利潤率」差不多，只有早餐公司利潤率的1/3左右。

高有機構成意味著相對於人力成本來說更多的物質成本，需要投入更多的資本才能榨取到剩余價值。技術水平的提高是時代發展的大趨勢，這同時意味著壹二產業的有機構成明顯提高，而資本的利潤率就會顯著下降。靠更殘酷的剝削並不能改變這壹點，就算把勞動強度提高到剩余價值高達200%的程度，如果有機構成為24:1，利潤率也只有200%÷(1+24)=8%，明顯地降低了。且工人能承受的剝削強度並不是無限的，加大工作強度會導致勞動力的維護費用也就是工資不成比例地大幅度上漲，對於資本家來說不劃算。

在這種情況下，為了追求更多利潤，資本進軍有機構成較低的領域勢在必行，低端服務業就是這樣的領域。 時代趨勢也為這壹領域提供了充足的勞動力：「隨著生產技術的發達，即壹二產業投資中不變資本占比的增加，這兩類產業的就業人口是相對下降的，即可以用較少的時間和人力生產出同樣多的產品。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這些被『排擠』出來的就業人口只能從『第三產業』中謀出路。」[1]

與資本主義社會發展趨勢的契合讓大公司在低端服務業中獲得了巨大的利益。考慮資金周轉速度的話，早餐公司真的是以極小的投入換來極大的利潤：根據公眾號上文章[1]的計算結果，「月利潤率」超過6倍，「年利潤率竟可以高達」75倍還不止，註意這裏可沒有百分號。

利潤率高到這麽可怕的地步主要是由於資本的快速周轉：「貨款也不經過工人，而是通過付款二維碼直接直接打入公司賬戶」，「對每個新開張的攤位，公司每月初只需要投資500元，假設貨物每日賣完，則每個月內，除了工人的工資，它只需要投入500元的資金。因為貨款在每個銷售日結束之後就已經回籠了」。 [1]

筆者根據自己的修正結果也計算了考慮資本流動性以後的利潤率：「公司每個月為每個攤位付出的成本為」3700+200+500=4400元，「利潤為」30000-4400=25600元，「則月利潤率」m=25600÷4400=5.82，「而年利潤率竟可以高達」M=12m=69.8。 [1]月利潤率接近6倍，年利潤率幾乎有70倍，修正後的利潤率略有降低，但仍然是極高的。

三、規模經營的條件與結果

大好的賺錢機會，快來把握啊！早餐公司「甚至還可以有」空手套白狼「這樣的騷操作：每個工人繳納的押金是3000多元，而餐車的成本則不超過2500元，則該公司甚至可以從零成本開始進行資本積累。」[1]從白手起家到千萬富翁就是這麽簡單：「按1000個攤位計算」「每年的」「利潤額為1.368億」 [1]，就算考慮到筆者的修正，利潤也還是超過1個億，就算再考慮利潤的分割，業主的年收入也應該能達到以千萬計量的程度。

這個機會難道不是誰都能把握的嗎？為什麽 「苦逼的上班狗」 [1]沒有靠這樣的經營改變自己苦逼的命運呢？

因為這樣的經營從壹開始就與大多數人無緣：就算把開辦早餐公司的門檻兒降得再低，也需要購買1000輛餐車，就算壹輛餐車的價格只有2500元，那也需要多達2500×1000=250萬元的現金。感興趣的讀者可以查查自己的銀行賬戶，看看這麽大壹筆初始投資有誰拿得出來嗎？如果妳只能維持基本生活甚至還欠著錢呢，那當然就別想了。不幸的是網上有不少這方面的材料，講中國人平均欠債多少萬，中國民眾的財產中房子、車子等用於維持基本生活的不動產占了多麽多麽大的決定性比重。絕大多數人絕對拿不出這麽多錢——財路還沒開始就斷了。

還有，即便妳真的拿出了那麽多現金，真的開辦了壹家早餐公司：規模和前文研究過的差不多，妳也未必能賺到像那家早餐公司那麽多的利潤。因為妳的公司還壹定得和遍布大街小巷數量龐大的早餐業務個體戶競爭，要想賺上億就必須得獲勝，而單考慮經濟因素無法保證這壹點。

前面假定早餐公司壹輛餐車每月的物質成本為1.52萬元，成規模使用會降低單位成本，應當認為1.52萬元是經營1000輛餐車的平均成本。如果某人單獨經營壹輛餐車，成本壹定會高壹些，不妨假定每月物質成本為1.7萬元。假定這壹個體戶加工食品的能力與早餐公司的餐車壹樣，壹個月加工出來的食品總價值為2.5萬元，而且他很厚道，不像早餐公司那樣把價值2.5萬的商品賣成3萬，而是等價按2.5萬元出售，那麽他每月能賺多少呢？很少嗎？2.5-1.7=0.8萬元，也就是8000元，這就是壹個個體戶的月收入，超過早餐公司員工每月工資或收益（3600元或3700元）的兩倍。

在早餐業務這壹行裏說個體戶價錢公道賺得又挺多，筆者是相信的。個體餐車對「白領工人」 [1]來說益處多多，但卻是早餐公司營利的大敵：畢竟有便宜的誰還買貴的呢！要想讓早餐公司的利潤有保障，就要把小販的經營活動差不多清理幹凈，所以文章中才會這麽寫：「某家優秀餐飲公司的攤點，和城管是互利雙贏關系」 [1]，「還有不可忽略的壹部分成本是城管或各個街道的管理費。這部分費用可能不小，要不然數量龐大的城管隊伍每天熱心地驅趕地攤小販是為了什麽？能夠霸占壹個省會城市的主要路口，怎麽說也得出不少血吧」 [1]，把分割利潤的去向和動機講得清清楚楚。

要想成功地經營早餐公司，至少還要與城管接洽，人脈資源的要求讓範圍又縮小了不少：就算真能靠經營早餐公司致富，那也是極少數人的事兒。

現代社會中，成規模的經營從來就不只是經濟活動，壹定要有政治因素作為保障。政治對經濟活動的作用，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比在之前的任何社會形態中都明顯（但有很多資產階級學者恰恰在回避顯而易見的事實：研究純粹經濟學），恐怕這也是對政治經濟學這個學科名稱的壹種解釋。

規模經營中的經濟利益是非常巨大的，前文計算得到壹輛餐車每月利潤為11100元也就是1.11萬元，1000輛餐車的利潤就是1110萬元。對利益的集中分配就是資本主義政治最重要的壹環，和前文壹樣假定分割出去的利潤占經營利潤的壹半，那麽分割出去的利潤就有1110×1/2=555萬元：作為交給國家的稅、對城管或其他各級領導的回報……而經營早餐公司的最終月收益同樣是555萬元這麽多。

假定收益在3個老板間平均分配，那麽每個老板的月收入高達555÷3=185萬元；哪怕壹個工人把她的全部40年職業生涯都交給早餐公司，總收入也只有3700×12×40=177.6萬元。工人辛辛苦苦忙壹輩子，還不如老板清閑壹個月，階級差別在數字中體現得清清楚楚啊！





大力發展服務業的確會使得「中共和資本家實現了雙贏」 [3]，但雙贏的前提是殘酷剝削早餐公司的勞動者、斷絕街邊小販的生路以及盤剝作為消費者的「白領工人」 [1]。（那麽國家代表誰的利益還不清楚嗎？）





四、經營出了問題以後





這樣壓榨全社會的如意算盤可以壹直打下去嗎？在目前的社會環境中，正常情況下哪怕是二線城市裏每天也總有幾十萬人排隊等著買早餐，早餐公司的生意似乎不成問題。但目前嚴重的新冠疫情不能不讓人想到其他可能：由於疫情嚴重，大家都不上街買早餐了。早餐公司的銷售額驟減，維持經營就意味著嚴重虧損，那麽資本家就完蛋了嗎？讓我們估算壹下吧！





根據前文，正常情況下壹輛早餐車的月銷售額為3萬元，若壹個月有30天，那麽每天的銷售額為30000÷30=1000元，共有1000輛餐車，那麽正常情況下該早餐公司的單日銷售額為1000×1000=100萬元。根據文章中的調查結果可知食品賣出價是買入價的2倍，也就是說該早餐公司每天上貨需要花100÷2=50萬元。（即便只考慮高達50萬的單日流動資金量——至少有這麽多，絕大多數人的經濟條件也不足以支持成規模經營，何況經營中還有變數。）





假定疫情期間公司仍正常進貨，原料共50萬元；單日銷售額驟減為20萬元，相當於賣出了10萬元的原料。還有40萬的原料沒賣出，「如果貨物滯銷，公司接受退貨，但個人需承擔30%的損失」 [1]， 工人要交給老板40×30%=12萬元，這樣的壹天公司虧損50-20-12=18萬元。





假定公司的正常進貨從月初到月末維持了30天，那麽經營中公司就虧損了18×30=540萬元，月末還要給工人發工資及工傷補貼共計3700×1000=370萬元，還有餐車的損耗總費用為200×1000=20萬元，把這些加起來，公司本月壹共虧損540+370+20=930萬元。壹個月就虧了這麽大壹筆錢，怎麽說公司的老板也要垮了吧！





得了吧！這虧損的還沒有正常情況下公司壹個月的毛利潤1110萬多，就算和每月凈利潤五百多萬相比，也還不到兩個月的。哪怕是經營了壹年的早餐公司，也有能力消化掉風險，何況公司很可能已經成立十幾年了[1]！





假定之前11個月公司都是正常經營的，每月獲利555萬元；假定3個老板都過著每月消費100萬元的奢侈生活，那麽還能凈剩555-100×3=255萬元用於應對可能的風險，11個月共能積累255×11=2805萬元，是本月虧損額的3倍還多。刨除本月虧損也還剩2805-930=1875萬元，就算平均到3個老板頭上，每個老板也還有1875÷3=625萬元，根據前邊的估算，三百萬是可以做壹筆有效投資的，每個老板的結余就可以做兩筆有效投資。如果他們仍然願意合夥，還可以做更大更有效的投資。





如果疫情繼續發展下去，老板們可以不經營早餐業務改行幹別的；如果疫情趨於緩和，早餐公司完全可以繼續經營下去。不論在那種情況下，他們的業務都可以變得更加豐富和有效率，真的不需要替資本家們擔心！





但公司工人呢？雖然之前11個月工人正常領了工資，但那些錢不過是剛夠維持生活罷了，不會留下什麽保障性的東西，省會城市裏將近壹年才4萬又能剩下什麽呢？（3600×11=3.96萬元，3700×11=4.07萬元，差不多有4萬。）





到了當下這個疫情肆虐的月份，每天1000個攤位壹共要向公司上交12萬元的損失費，平均每個攤位上交120000÷1000=120元。不考慮工傷補助，正常情況下工人壹個月30天賺了3600元，平均1天工資也是3600÷30=120元，正好等於上交給公司的損失費。疫情會導致工人白白辛苦壹天，壹般說來幹到月末就是白白辛苦壹個月，畢竟工傷補助不會真正發給大多數工人。





疫情肆虐的這個月工人過得真的很痛苦，那麽下個月呢？如果疫情緩和，老板們覺得早餐業務能賺錢，他們便還要繼續之前被殘酷剝削的經歷。如果疫情繼續肆虐，老板們覺得再經營下去還會繼續虧損，那麽在公司解散之後他們便要自謀生路了。估計這些工人還要找壹份差不多是同樣辛苦的工作，而轉換工作的開銷和風險還要他們自己承擔。





正常經營的時候，資本家和中共賺得盆滿缽盈，工人受著殘酷剝削：起早貪黑也只能溫飽；出現問題的時候，資本家和中共可以靠賺來的錢有效規避風險：甚至工人的血汗錢也被搜刮來用於賠償損失，而工人卻只能壹無所有地面對所有風險。概括地說，這些就是大辦服務業的政治經濟學意義。

中國社會的工人階級的消費狀況

作者 勞動力 寫於 二零一六年

　　引言

　　最低工資水平是工人勞動條件的底線，確保工人在合理的工作時間內可獲取足夠維持基本生活需要的收入。然而，『基本生活需要』的金額和覆蓋範圍會隨著社會發展而不斷改變。

　　在金額方面，經濟急速發張造成的通漲令生活開支上升。在覆蓋範圍方面，隨著工人接近退休年齡，越來越重視社保供款；互聯網的普及亦令上網通訊變成壹種基本需要。

　　除了『保底』外，我們認為最低工資亦能起共享經濟成果的作用，不但應該與經濟發展的步伐看齊，更應逐步縮小收入差距。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發展改革委、教育部、工業和信息化部、財政部、農業部、商務部製定的《促進就業規劃（2011-2015 年）》提出，目標令全國最低工資標準年均增長 13%以上，絕大多數地區最低工資標準達到當地城鎮從業人員平均工資的 40%以上，與這種原則不謀而合。

　　從下表可以看出，過去數年，深圳最低工資的增幅基本上與深圳市生產總值的增幅看齊，正正符合最低工資年均增長 13%以上的目標。

　　年份 最低工資（元） 增幅 地區生產總值(億元) 增幅2011 1320 20%

　　2012 1500 13.6% 12950 12.6%

　　2013 1600 6.7% 14500 12%

　　2014 1808 13% 16002 10.3%

　　2015 2030 12% 17500 9.4%

　　可是當我們看看深圳最低工資與平均工資的比例，就會發現數年來最低工資都維持在平均工資的 30%左右，未能達到縮小收入差距的目標。

　　年份 最低工資（元） 平均工資（元） 最低工資占平均工資百分比2012 1500 4918 30.5%

　　2013 1600 5218 30.7%

　　2014 1808 6054 29.9%

　　打工者中心過去多年來壹直關註最低工資的水平及調整方法。2013 年，我們曾發表《最低工資應如何保障工人體面生活》的報告，倡議最低工資應達生活工資水平，以保障工人體面生活，而最低工資的調整方法也應更透明、更科學化。《促進就業計劃（2011-2015）》

　　出臺之後，即使當中對工資的調整方法並沒有很明確的指引，但當中有關工資作為社會整體收入分配當中重要的壹環，以及五年內將最低工資有序地提高，並與社會平均工資掛勾以縮小收入差距的基本精神，都是我們所支持的。然而，五年過去，政府的承諾有否兌現？

　　最低工資作為壹個有法律效力的工資標準，又能否保障工人生活？

　　調查方法

　　我們在 2015 年 8 月至 12 月的中心活動期間以問卷調查形式訪問工友，亦有邀請工友和其它勞工機構發散問卷。這些工友主要來自龍崗和寶安，從事行業包括電子、玩具、五金、塑膠、清潔、體育用品、家私、服務行業等。

　　問卷分為兩部份，分別為『工資』和『個人生活開支』（樣本請見附件壹）。在收回的 93 份問卷當中，有 89 份為有效，4 份因欠缺基本資料而作廢。

　　調查結果

　　勞動條件

　　在勞動條件方面，我們請工友填寫基本工資、實發工資和每周加班時間。所得數據如下。

　　基本工資

　　在 89 個受訪工友當中，有 88 人填寫了基本工資的金額，當中接近 7 成工友（61 人）的基本工資相等於 2030 元，即 2015 年深圳的最低工資水平，顯示絕大多數老板只按政府規定的最低工資水平調整工人的工資。有接近 2 成工友（17 人）的基本工資介乎 2030 和 4030元之間；而基本工資高於 4030 元的只有 8%（7 人）。另外有 3 人的工資分別為 1500 元、1808 元及 1936 元，違反最低工資規定。

　　在 89 個受訪工友當中，所有人都填寫了實發工資的金額。他們的平均工資為 3421 元，中位數為 3200 元。在分布方面，接近 3 成工友（24 人）每月實際收入為 2830 至 3230 元。

　　接近 3 成工友（25 人）的實發工資低於 2830 元，45%（40 人） 的實發工資高於 3230 元。

　　另外有 5 人實際收入低於 2030 元。

　　每周加班時間

　　在 89 個受訪工友當中，有 70 人清楚標明每周加班時數，由沒有加班到每周 70 小時不等，平均加班時間為 19 小時。當中只有不足四分之壹（16 人）每周加班的時間少於 9 小時，換算成月加班時數即為少於 36 小時，亦即符合《勞動法》第四十壹條『每日不得超過三小時，但是每月不得超過三十六小時』的規定。

　　余下的 77%（54 人）每周加班都超過 9 小時。當中有 67%（47 人）的加班時間為每周 9至 36 小時，有 10%（7 人）的加班時間為每周 36 至 72 小時。加班時間最長的壹人每周加班 70 小時。假設他每周工作 7 天，平均每天的工作時間達到 15 小時 42 分鐘！

　　生活開支

　　在生活開支方面，我們請工友填寫在夥食、住宿、水電、交通、通訊、休閑娛樂、服裝、生活用品、醫療保健、社保費用、壹年壹次回鄉交通費用、給家裏的開支，以及每月存下來的錢。結果如下。

　　夥食

　　夥食方面，89 名工友的每月平均開支為 627 元，具體來說差異頗大。三分之壹工友（29 人）的開支介乎 400 至 600 元，五分壹工友（17 人）的開支介乎 600 至 800 元。

　　住宿方面，近九成工友（80 人）的租金介乎 0 至 500 元。租金較高的幾人不是與全家同住，就是在租金較高的地區居住。

　　水電

　　伴隨著住宿的是水電費。工友每月平均的水電費是 85 元。開支為 0 至 50 元的超過 4 成（36 人），50 至 100 元的為 36%（32 人）。

　　交通

　　交通方面，每月平均開支為 89 元。超過 6 成工友（55 人）開支為 0 至 50 元，2 成工友（17 人）開支為 50 至 100 元。假設工友每月工作 26 天，乘坐公交來回上班地點，以深圳公交每程 2 元，刷深圳通每程 1.6 元的價格來說，每月開支為 83 元，接近這個數字。

　　通訊

　　通訊方面，每月平均開支為 100 元。接近壹半工友（44 人）的開支為 50 至 100 元，近三成人（24 人）的開支為 0 至 50 元。另外亦有四分壹人（21 人）的開支超過 100 元。

　　休閑娛樂

　　休閑娛樂方面，每月平均開支為 104 元。超過壹半工友（45 人）的開支為 0 至 50 元，接近四分壹人（21 人）的開支為 50 至 100 元。但當中有 36 人在這項填寫了「0 元」。工友紛紛表示：「時間全都用來上班了，哪有時間娛樂！」

　　服裝

　　服裝方面，每月平均開支為 205 元。超過壹半工友（52 人）的開支為 0 至 100 元，超過 3成工友（29 人）的開支為 100 至 200 元。

　　生活用品

　　生活用品方面，每月平均開支為 134 元。開支為 0 至 50 元及 50 至 100 元的工友各占 4 成（33 及 36 人）。

　　醫療保健

　　醫療保健方面，每月平均開支為 99 元。三分之二的工友（59 人）的開支為 0 至 50 元，當中有 35 人在這項填寫了「0 元」。有工友表示，由於請病假會扣工資，因此生病也不會請假求醫。

　　社保費用

　　社保費用方面，每月平均開支為 172 元。4 成工友（36 人）的社保供款為 0 至 50 元，當中有 30 人在這項填寫了「0 元」。另外，接近 4 成工友（32 人）的社保供款為 150 至 200 元。

　　供款為 300 元以上的工友少於壹成（8 人）。

　　回鄉交通

　　每年壹次返鄉交通方面，平均開支為 814 元，攤開 12 個月來算，就是每月 68 元。當中有六分壹的工友（15 人）返鄉車費超過 1000 元。

　　給家裏的開支

　　給家裏的錢方面，每月平均開支為 920 元。4 成工友（36 人）的開支為 0 至 500 元，當中有 20 人在這項填寫了「0 元」；接近 3 成工友（24 人）的開支為 500 至 1000 元；開支為1500 至 2000 元，以及 1500 元以上的工友分別有 16 和 17 人。

　　每月總開支

　　綜合上述 12 項開支，工友每月總開支平均為 2901 元。

　　存下來的錢

　　在花費在夥食、住宿、水電、交通、通訊、休閑娛樂、服裝、生活用品、醫療保健、社保供款、寄錢回家和返鄉交通這 12 項開支之後，工友每月平均存下來的錢為 560 元。超過 6成工友（57 人）存下 0 至 500 元，當中有 48 人在這項填寫了「0 元」，超過受訪工友的壹半。

　　接近 2 成工友（16 人）存下 500 至 1000 元。存下為 1500 至 2000 元，以及 1500 元以上的工友分別有 4 和 12 人。

　　綜合上述數據，我們得出以下結果。

　　壹、最低工資作為工友工資調漲的決定性指標

　　從調查和工友訪談中，我們可發現最低工資是他們工資水平的決定性指標。每年公布的工資指導線雖然詳細，但真的只有指導性質，沒有法律效力。最低工資作為唯壹有法律效力的工資水平線，其每年或每兩年的調整幾乎是工友僅有漲工資的機會。參與調查的工友中，接近七成工友的基本工資等於最低工資，而他們每年工資增幅也只是按最低工資水平調整，說明了老板只按法律最低要求增加工友的收入，沒事的話是不會主動加薪的。

　　當然基本工資只是工友工資的組成部分之壹，另外還有加班費、各種津貼獎金等等，但這些部分往往是老板按他們所說的企業經營狀況說減就減，工友很少有置啄的機會。要是老板突然限製加班，或者停發福利或分紅，那工友當月就只能領基本工資，收入頓時少了壹大截。

　　加班費占工資的壹大部分，是過去多年壹直持續的狀況。有工友會覺得基本工資低不要緊，只要有加班來撐大工資總額就好，使得他們願意犧牲休息時間和健康來加班。調查發現現時工友平均每周加班時間為 19 小時，假如星期六也上班，雖然每天的加班時間未必超過《勞動法》第四十壹條「每日不得超過三小時」的規定，但壹定違反「每月不得超過三十六小時」的規定。若工友不是住在工廠附近，而需騎車或乘公交往返工廠的話，還得加上 1 至 2小時的交通時間。換句話說，他們每天約有 12 小時是完全花在工作上。假如他們每天睡 8小時，就只剩下 4 小時用作煮食、梳洗、家務。沒有任何可以自己支配的時間。而由於長時間工作太過疲累，他們在周休大都選擇在家睡覺、買壹周所需的用品等。在談到休閑娛樂時，他們都說，哪有時間！

　　加班固然是問題，但沒得加班卻把他們置於收入減少的困境。壹方面，有工友沒有休假，每日工作 10 小時以上。可是另壹方面，不少廠開始減少加班，令工友收入減少。從我們接觸到的個案可見，有些工廠整體上訂單減少，因此工作量隨之減少。但也有壹些工廠是有預謀搬走，但為了逃避給予工友經濟補償金，便透過逐步減少加班令工友收入減少，等他們自己捱不下去，逼於無奈自行辭工。

　　二、浮動工資淪為老板剝削工人的手段

　　當然，企業也許會堅持工人工資中浮動部分的必要，以作為督促工人和促進生產力的手段。

　　乍聽起來似乎無可厚非，但即便如此，工資的固定部分也不能低於工人賴以生存的水平，更何況觀乎現時老板操控工資浮動部分常用的手段，只令人覺得他們是在占工人的便宜，而非激勵他們更努力工作。

　　首先，老板利用工友對工資製度搞不清楚的弱點，給他們付遠低於法律規定的金額。譬如，老板招工時只說出壹個總工資，但這是含加班後所得的金額，以正常工作和加班時間來算，這個金額是遠遠低於法律規定的。工友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往往不會向老板追討加班費，甚至以為自己沒有加班費。

　　這個問題在計件工作的工友當中更加嚴重。有些工友以為，計件工就是沒有加班工資，老板也利用這種誤解逃避給予計件工加班費。有的老板甚至將計時和計件混合使用，在正常工作時間計時，在加班時卻按計件發工資。在這個時候，老板故意將每件的價錢訂得很低，工友便等同拿不到 1.5 倍加班費，所得甚至比正常工資還低。另壹種規定是，工廠利用『調休』偷取工友的加班費。做法是若工友在正常工作日請事假，那麽他被安排在周六日上班就算作調休而非加班。原來他應該得到的雙倍工資就減半，變成正常工資。

　　其次，福利和獎金虛有其表，老板千方百法的在實行上打折扣，或者設立高得離譜的門檻。

　　譬如，壹些工廠巧立名目設立全勤獎或效益獎，但全勤的意思是壹整個月內不但不能請病假事假，更加要隨時接受加班工作安排。由於獎金的金額遠多於工友缺勤日數應得的工資。

　　在這種規定下，工友為了賺取獎金，在生病時也要勉強上班，在有重要事必須請假時就大受損失。不少老板又因應法定最低工資的調漲而削減工人原有的福利，例如宿舍由免費變為收費，或是取消水電津貼。亦有工廠沒有隨著員工升職而提高他們的基本工資，基本工資仍是最低工資水平，但在基本工資上加上所謂的『崗位津貼』，而這些津貼並不包含在加班費和社保繳費的計算基數中。

　　因此，我們更確定基本工資作為固定工資的重要性。即使沒有那些可加可減的浮動工資，工人所得的基本工資也應足夠保證生活。最低工資作為基本工資水平訂立的唯壹法定指標，它在保障工人生活所需方面的角色就更加關鍵。

　　三、基本工資不能滿足基本生活需要和社保繳費要求然而，根據我們的調查結果，等同於最低工資的基本工資水平，根本無法滿足壹般工人在深圳的生活需要。我們發現，深圳工人夥食、住宿、水電、交通、通訊、休閑娛樂、服裝、生活用品、醫療保健、社保供款、返鄉交通、供養家庭這 12 項開支平均數加起來是 2901 元，是最低工資水平 2030 元的 1.4 倍！

　　2901 元這個數字說明，雖然最低工資水平每年約增加 10%，仍追不上深圳和工友老家的物價漲幅。工友指出，老家的物價上漲的情況比深圳更嚴重，例如衣服、水果和往返村鎮的交通比深圳還貴。這是因為老家的消費都集中在春節前後，大家又不得不買，商人因此趁春節紛紛擡價。大家每年在外地賺到的工資就這樣花掉了。今年更有報導指春節過後，深圳工業區周邊的住房租金漲幅「遠遠超出預期」。生活成本上升，但大家的生活需求還是那些，為了填補這個缺口，只好犧牲其他方面的東西，例如接受加班賺取加班費、不繳社保以換取每月更多現金流動等等。即使如此，生活還是拮據，可想而知沒有加班時，工人拿著著基本工資更不可能足夠生活。

　　在深圳，不合理或執行不到位的社會保障更為不完善的最低工資製度火上加油。首先，老板不依法為工人繳納社會保險的情況本身已很嚴重。接受問卷調查的 89 人當中，只有 32人有養老保險、39 人有醫療保險、18 人有住房公積金，明顯反映老板並沒有為他們買齊五險壹金。在社保供款為 0 至 50 元的 36 名工友當中，有 30 人在「社保開支」這項填寫了「0元」，顯示廠方沒有為他們辦理五險壹金當中的任何壹項，而其余 6 人則只有醫療及／或失業保險。同時 32 名工友社保供款為 150 至 200 元。從金額可推算出，老板是以最低工資為基數供養老社保：2030 元×8% =162 元，違反社保須按應發工資為基數來繳納的規定，令工友在退休後獲得金額較少的養老金。

　　除了少繳社保，老板還會從工友的工資中扣除要他們本身要為工人繳納的社保。2015 年深圳的最低工資為 2030 元，在賬面上為全國最高。但由於這個金額實際上包含了社保和住房公積金供款，若工廠老老實實為工友購買五險壹金的話，工友實際上每個月只拿到 1700 元。在其他城市如上海，人社部門明確表示最低工資標準不包含社保繳費和住房公積金，意指即使扣除了企業和個人的繳費部分，工人每月最後所得的實質工資仍不得低於最低工資標準。然而，深圳的人社部門卻不肯就這方面明確表態，造成法律漏洞，令老板有機會把工資總額和社保開支困綁式考慮。社保執行本身已經不到位，最低工資的調漲更為老板提供藉口少繳社保，又或者從工資成本中扣除社保繳費，令工人受到國家政策缺陷和老板剝削的雙重壓迫。

　　從上述問卷調查可見，若月工資只有 1700 元的話在深圳幾乎無法生活。我們過去接觸到不少工友，都是因為社保費用被計算在工資之內而不願繳納社保。無良老板就利用這點欺騙工友簽壹封所謂的同意書，聲明「自願放棄」購買社保的權利，逃避雇主應該為員工辦理五險壹金的責任。很多工友要到臨近退休才發現受騙而嘗試透過法律途徑追繳社保。可是現時深圳法院引用《勞動監察條例》第 20 條規定，拒絕勞動者追繳超過兩年的社保。這時候，將近退休年齡的工友根本不可能再供十多年社保，到老將不會獲得任何保障。

　　具體建議：最低工資應調整至 2971 元

　　為了令工友能在各種工作不穩定性影響下得到足夠滿足基本生活需要的固定工資，我們認為現時最低工資標準應調漲，而且每年應按照透明而科學的計算方法予以檢討。

　首先，最低工資應與社會平均工資掛勾。去屆政府的《促進就業計劃（2011-2015）》視最低工資為拉近收入差距的重要工具，而絕大多數地區最低工資標準應達到當地城鎮從業人員平均工資的 40%以上。可是觀乎深圳過去五年的表現，最低工資仍只占社平工資的 30%左右，遠遠未達標。正如我們過去壹直提倡的，40%並非天方夜談，中華全國總工會過往也曾指出將這個比例提升至 60%也非不可能，更何況按現時深圳所公布的社平工資水平，40%也不能滿足工友的基本生活需要。因此，除了社平工資之外，最低工資製訂的參考因素也應包括工友日常生活開支和消費物價指數。以前有工友曾就深圳人社部門製訂最低工資的計算方法和參考基準申請信息公開，但人社部門僅回復說政府公布調整過後的標準，已完成了其責任，對當中涉及的應有程序視若無睹。

　　根據我們的推算，工友每月個人平均開支，約 2901 元，而這只是工友壹人開支，還未把其家人的生活需要納入考慮範圍。2015 年的平均工資要等到 2016 年 7 月才公布，現在我們更不可能有2016 年的平均工資數據，但按過去 3 年平均工資每年平均增長為 9.67%的趨勢推算，2015 年和2016 年的平均工資分別為 6639 元和 7781 元。取其 40%，2016 年深圳的最低工資標準應達 2912元以上。和現時的最低工資標準比較，這個增幅看似誇張，但這個金額實際上只足以讓工友在2015 年消費水平下滿足基本生活需要。在 2015 年，深圳全年 CPI 平均上漲 2.2%。將這個物價上漲的幅度壹並考慮的話，2016 年最低工資水平應定為 2971 元。

　　細項 金額（元）

　　夥食 627

　　住宿 298

　　水電 85

　　交通 89

　　通訊 100

　　休閑娛樂 104

　　服裝 205

　　生活用品 134

　　醫療保健 99

　　社保繳費 172

　　回鄉交通 68

　　給家裏開支 920

　　合計 2901

　　除此之外，其他與最低工資相關的規定也應予以改善。第壹，我們認為深圳市應該盡快訂立《工資法》，規管工資結構，列明工資只可包括基本工資和加班費，不能以各種巧立名目的「津貼」增加工人收入的變數。同時規管獎金和罰款不能超出工資某個特定比例，以免工友為獲得大額「全勤獎」而帶病上班。第二，我們建議深圳效法上海的做法，規定最低工資不包含社保和住房公積金。讓他們不會為了維持基本生活開支而不繳社保和住房公積金，犧牲了自己在醫療、養老和住屋方面的保障。

　　另外，工資不足以讓工人應付生活需要，不但因為工資本身過低，還因為租金和物價的不斷上漲。整個社會的租金和物價水平涉及因素太多，我們沒有能力提出整體建議。但對於水電費這壹項目，我們建議政府加強監管。這是因為工友指出，雖然中國南方電網將居民生活電度電價訂明為 0.68 元壹度，深水集團將居民首 22 立方米的水價定為 2.3 元壹立方米，但房東濫收水電費情況嚴重，加重工友負擔。按工友現時平均每月 85 元水電費開支來說，若政府能監管房東濫收水電費的情況，工友每月可節省數十元開支。

　　經濟下行，就要工人買單？

　　調查進行之際，全國經濟下行和勞動力成本上漲的報導不絕於耳。廣東省政府率先推出《廣東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總體方案（2016-2018）》，當中提及工資增長應與勞動生產率掛勾，以及未來兩年凍結最低工資增長的方案，以往企業與職工利益共享的理念已無蹤影。

　　有人說老板利潤下降，工人應該與老板共渡時艱，現在再提漲工資，只會令企業經營不下去，可是經濟下滑，牽涉的因素很多，可是本身生活已很拮據的工人是罪魁禍首嗎？為什麽企業削減成本，工人必先首當其沖？政府壹邊廂要去庫存、發展內需，另壹邊廂卻鼓勵企業削減工人所得，如此矛盾的政策，究竟是有利了誰？深圳的工資政策尚且獨立於廣東省政府的決定，現時尚未就此表態，希望深圳市政府能夠正視工人長久以來的生活問題，切實行動，不要讓工人成為經濟下行的代罪羔羊，加劇社會矛盾。

美國商業資產階級與中國官僚資產階級之間存在的對立統一的關系

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 二零二一年

從視頻裏得到的所謂中特百年黨慶的印象很不是滋味兒。

因為該集團早就正式成為了革命共產黨的對立面，對勞動群眾來說，根本就是國內的階級敵人。他們的不滿以至憤恨之情雖然還沒有溢於言表，還在內心深處長期積壓著，但是他們的郁悶之情正在發酵是可以理解的。

以指鹿為馬而臭名昭著的、右傾機會主義的叛復盜集團，年年黨慶而被革命群眾責難年年，這就是為什麽該集團視革命為洪水猛獸，大範圍、大規模、大撒幣之下鎮壓革命及其群眾的原因。這群現代修正主義黑幫搞起來的組織競然成為世界人民恥笑、怒罵不已的、憤恨到了極點的反革命的所謂特色共產黨即假共產黨或稱希特勒式專政的假共產黨。

在國外，特別是在霸權資產階級獨裁統治下的所謂民主（形式的、虛偽的、遮羞布式的民主）國家裏，統治階級對特色黨通過政變篡黨奪權、非法上臺的歷史避而不談，其目的無非是要刻意將民主左派和特色黨反對繼續革命的當今等量齊觀、同質化、同類化，從而將特色黨非法統治予以合法化並給以名義上的支持。這樣一來，統治階級就可以欺騙世界勞動人民說：「民主左派好不到哪裏去，他們如果執政就會與當今的共產黨一個德行，所以不要支持民主左派，他們跟當前這個反人民的、反革命的、「國家資本主義的」、腐敗無能的黨是繼承與師徒關系，是一丘之貉。」這些跟特色黨眉來眼去、合夥剝削和壓榨世界勞動人民的資本霸權主義者階級不愧是政治流氓。這些家夥知道：他們和叛復盜集團是同一個資本霸權主義的「命運共同體」，他們共同的階級敵人不是別人，是世界最廣大的革命群眾。

讀者群眾或許要問：既然美、特資本霸權主義榮辱與共，其命運是一致的，他們往來盡管不是水乳交融的，但是畢竟有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合作雙贏的關系，怎麽有目光如豆的人在特色黨不倫不類的所謂百年黨慶上喊叫「外來勢力欺負我們的要頭破血流」呢？這是因為一切事物都存在著自始至終的矛盾，對立甚至對抗。事物內部風平浪靜、和諧無間的觀點是形而上學的，因此是錯誤的。就美特關系來說，分贓不均是經常發生的，也是不可避免的。據特色黨國社科院的一份報道說，（處於特色黨剝削和壓迫之下的）勞動群眾平均盡管有百分之六十的勞動時間是在為美國資本霸權主義「做貢獻」（實際上是在被剝削），但是由於美霸在知識產權產品投入方面占絕對優勢，因此特色黨資本霸權主義受益良多，與美霸四六分成是占盡了便宜的。美霸等西方資本世界於是大興問罪之師，他們要二八分成，於是出現以美霸為首的西方資產階級對中特官買資產階級進行了打壓、恫嚇及欺負的行動與言辭。以五百個特色資本大家族為代表的官買資產階級怎會將到口的上好大肥肉憑空只手送人呢？於是一場因為討價還價不順遂導致的美、特「戰爭」就這樣沸沸揚揚地開始了。

事實上，美霸和特霸開「戰」都是對各自的獨裁統治有利的。把各自的內部矛盾引導至對外矛盾軌道上就會緩解資無兩大敵對階級之間的鬥爭強度，借以消解階級鬥爭日益嚴重的總體趨勢。此外還能夠壯大各自的軍工資本家階級的荷包，獲得他們的大力支持以及回報，真是何樂而不為啊？然則，災難深重的平頭百姓們可就當上了未來的炮灰並成為了資本家階級積累資本永世不得翻身的雇傭奴隸，世世代代做資本家階級的牛馬，真是三生（生存、生活、生計，與佛教指前生、今生、來生有別）「有幸」啊。於是野蠻的種族主義、反動的民族主義、大漢族主義、偽愛國主義就這樣登堂入室了。什麽無產階級國際主義、解放所有被剝削、被壓迫人民和民族——這種書呆子氣的理想與道統統統被當做是癡人說夢而已。特色黨因此樂的可以，於是大肆宣揚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剝削階級思想和元首至上、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國民黨的言論。他們這種反動實質說明，苦口婆心、想方設法改正其錯誤是不可能的。歷史告訴我們後人：「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這正如地上的灰塵。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毛澤東：《抗日戰爭勝利後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當年的國民黨是這樣，更早的西漢末年的王莽篡漢改稱新朝的歷史也是這樣。

美特這兩個資本霸權主義上演的這出「頭破血流」的「戰爭」雙簧其實並不難理解，問題在於了解它們之間的市場關系是什麽。說的直白些，它們是主奴之間的關系，但這還不夠深切，它們應當被理解為出賣靈魂與肉體的性服務者與大嫖客之間的關系。鄧江胡習四修不惜將一個好端端的、被世界人民所尊重的、前途無限的革命社會主義祖國改頭換面成為一個腐敗透頂、濃妝艷抹、搔首弄姿的後進資產階級妓女的國度，他們低聲下氣地與所謂國際接軌，實際上在招徠世界上最大的嫖客——美國資本霸權主義前去享受物美價廉的服務，從中合夥壓榨勞動階級的血汗與青春，並合夥進行鎮壓人民群眾日益激烈的反抗。

年輕人對政治而言是如同白紙一般的，是沒有自己積極的思維能力的，他們的判斷力與總結能力尤其缺乏。特色黨這個有著妓女特色的黑幫組織於是充分利用了一連幾代年輕人的這種天然缺陷，盡其可能地灌輸支持特色黨及其叛復盜集團的政治「資本」，意圖從此江山永固，使五百個官買資本大家族能夠成為萬世流芳、令人艷羨的、悶聲不響發大財的「先進妓女資本入黨工作者」。

但是，這不過是暫時的、虛幻的、甚至危險的騙局。只要政治經濟社會領域出現一連串的、不間斷的危機，那時，年輕過的幾代人就必然會快速地覺悟：原來特色黨對他們在意識形態領域甜言蜜語竟然是反動的投資，因此是不懷好意的，是不利於他們切身和長遠利益的欺騙行為，那時年輕人的思想意識形態與政治上的覺悟程度就不是今日的年輕人所能理解得了的。革命群眾被反動派歪曲了的集體記憶的回復就是革命群眾運動的火把，也是照亮哪怕最落後群眾的明燈。當前已經廣泛興起的內卷、躺平運動僅僅是群眾反對特色黨運動的前兆，而不會僅止於此。

這場不倫不類的「百」年黨慶在不是滋味的無奈下就這樣無聲無息地過去了，但是資本主義危機正在促進革命形勢高漲，「壞事正在變成好事」，無奈的感覺是暫時的，落後正在朝著先進的方向轉化，大亂的世界局勢正在通過革命鬥爭朝著大治的方向邁進！

特色黨在生存危機的迫切壓力下，不得不打破一般自由資產階級在商言商、在政言政的老式規矩，一舉推出：在商言政、在政言商的新式的，不，新時代的規則，而且還要求不得異議「中央」，更不必說妄議了。

森哲播主以為這是所謂內鬥使然，生死存亡在此一舉。其實，在下的看法與之剛好相反，這種新時代規則不但不說明內鬥，它反而是在特色黨裏面處於內部矛盾中的各個派別之間抱團取暖或說得到共識的產物。

它們原本設想的是：在美特這兩個世界最大的資本霸權主義專政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式的合作共贏模式將使得兩國的資產階級如魚得水般地大發利市、資本積累越滾越大而且各自的專政政權因此越來越鞏固，但是兩國霸權資本竟然因為習近平和特朗普、拜登所各自代表的幾百、幾千、幾萬個資產階級大家族的資本積累和擴張的利益以及彼此對價廉物美的中國製造產品帶來的利潤分贓不均（四六分成和二八分成之間的爭執）而分裂和對立起來，以至於整個資本主義世界遭受到空前嚴重的、世界規模的戰爭威脅，連一時之間的妥協似乎也沒有可行性可言了。

在這樣一個所謂地緣政治的前景下，「忍一時風平浪靜，退一步海闊天空」的老套是沒有說服力的。

美霸和特霸之間雖然被雙方資產階級之間對立面普遍存在下的統一所約束，但是他們的大資產階級及與之相聯系的資本霸權的分配與運用是不同的。美霸受製於華爾街寡頭的鐵腕金融資本的控製，特霸受製於以所謂國有企業為主的資本；其實，所謂國有不過是個好聽的謊言，國有企業無不是特色黨國五百個霸權資本大家族的囊中物。

如同華爾街頭的非生產性資本嚴厲控製並吸吮著美霸甚至全世界的唯一能夠創造剩余價值——即利潤、租賃、稅收等的這塊生產性私營資本禁臠，特色黨國的國有「企業」（資本的婉稱）也嚴厲控製並吸吮著十幾億勞動者用血汗與四十五年之久的多代青春為代價創造出來的幾百甚至幾千萬億人民幣的資本禁臠，但是為特色黨的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剝削和壓迫勞動群眾的中介就是與國有企業（包含金融單位在內）密不可分的（即國營與私營資本是通過官買資產階級的各種金庫、有價證券、債券等等，互通的）私營企業及其業主。

美霸知道要得到特霸:美霸=2:8利潤分成那樣的超高額利潤，就必須強迫特霸應允美霸資本進入特色黨國國內，特別是美霸的金融資本必須優先進占「自由市場」（即國企壟斷地位被外資強製打破的婉稱）。但是特霸沒有忘記五大紅利（原始積累紅利、人口紅利加上其他三個由美霸新自由主義帶給的紅利）曾經一度大力協助其經濟發展的歷史，因此躍躍欲試。最終由於美霸要求的二八分成實在太過苛刻，於是斷然拒絕了美霸的討價。特別是當特色黨自忖如今翅膀硬了，飛行也快了，沒有外資和國際接軌與彎道超車反而能夠獨吞禁臠，為何不自行發展資本主義的知識產權方面的產品（簡稱為科技創新），與之一爭短長，說不定能夠鹿死己手，何樂而不為呢？再加上這樣一來還能夠得到一個難得的副產品——在無知無識的反動民族主義和偽愛國主義因彼此對立以至對抗煽動起來的敵我意識高漲之下，反革命政權將為之穩定下來，這可是幾十萬億元的維穩經費買不到的、依靠政治投機和欺騙得來的果實啊！

一場資本混戰於是展開——以美霸為首的西方老牌資本主義為一方，特色黨資本霸權這個新興資本主義為另一方，在資本危機無限垂危之際的泥坑裏，你來我往，互不相讓，眼看就要進入最後階段——你死我活、不死也傷的鬥爭或說同歸於盡的危險階段。

但是手無寸鐵的、為資本拼搏賣命一連幾代人而落得個一貧如洗的世界勞動人民在此混戰中，該當何罪呢？難道資本混戰要遷怒到勞動人民的頭上，讓他們當資本混戰的炮灰嗎？

西方勞動人民幾百年來早已經看清楚帝霸修反罪大惡極，因此必須被推翻。他們拒絕當炮灰的反戰潮流與反對資本霸權主義獨裁統治的新仇舊恨隨著資本混戰而加劇；他們的鬥爭經驗豐富，必將趁機起義，把作為最後一個私有製的資本主義舊世界打個落花流水。

倒是特色黨國的勞動人民有可能在這場混戰中迷失掉方向，因為借助指鹿為馬起家的特色黨騙術多變而且詭計多端，勞動人民往往不是這個假共產黨反革命偽政權與民為敵政策和法西斯式專政的對手，易於被它的甜言蜜語所欺騙，以至成為了特色黨國反動民族主義和偽愛國主義的俘虜。

資本混戰就是這樣一個製造革命形勢高潮的客觀條件，它一旦與勞動群眾的革命主觀願望和條件相結合，革命的勝利就不可避免了。讓反動民族主義及偽愛國主義在革命面前發抖吧，我們失去的只不過是資本霸權主義的鎖鏈，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

中國社會的工人階級的生活狀態

作者 中國勞工觀察 寫於 二零一九年

　　執行總結

　　多年來，中國勞工觀察調查了富士康幾家工廠的工作條件。調查揭露了工廠壹系列侵犯勞工的行為。 今年報告中的多名調查員在鄭州富士康工廠工作，最長的工作了了四年以上。因為調查時間跨度長，所以有充足的資料詳細說明了富士康的工作和生活環境。

　　鄭州富士康被稱為蘋果的「iPhone 城」，是全球最大的 iPhone 製造工廠。 工人每天在占地面積140 萬平方米的工廠裏工作，生產的 iPhone 占了全球 iPhone 銷售量的壹半。 調查人員在工廠工作的幾年裏，工作條件相對基本穩定。 工人的基本工資維持在 2100 元人民幣，然而這樣的工資水平不足以維持鄭州市壹個家庭的生計。 雖然社會保險繳款從 2015 年到 2018 年有所增加，但仍未達到法律要求。 2017 年開始，上崗前安全培訓從兩天縮短為壹天。

　　為了應對旺季期間的大量訂單，富士康雇用了學生工以及派遣工。 學生工被迫加班加點，在工廠完成與學位無關的實習。 富士康將招聘外包給派遣公司並吸引工人，這些公司會為在短期內受雇的工人提供獎金，獎金根據工廠工人的需求而波動。 然而，許多工人表示自己從未獲得過獎金。

　　工廠的內部推薦計劃是另壹種在旺季雇用更多工人的策略。 工人會有推薦配額，工廠可以取消沒

　　有達到推薦配額的工人的加班時間來作為壹種懲罰。

　　中國的勞動法的規定: 「工廠的派遣工不能超過 10%的比例，壹個月加班時間不超過 36 小時」。

　　蘋果公司和其供應商富士康十分了解法律上關於派遣工數量的限定以及加班時間的限製，但是他們並未確實執行。中國勞動法律的執行監督體系又有待完善，特別是針對勞工權益方面。跨國企業帶來了中國經濟發展，同時也鉆了中國勞動法的漏洞。

　　因為中國的法律規定，蘋果必須在蘋果中國商店撤下超過兩萬五千個應用軟件並把中國用戶的雲端服務中心設在了中國。在中國政府的權力面前，蘋果必須要遵守規定。除此之外，對於蘋果產品生產線上的工人，除了宣稱會善待每壹個生產線上的工人以外，實際上做的非常有限。所有的生產線員工都是領取當地最低或者是接近最低的工資。這難以維持工人們的最低生活要求。加班成為蘋果流水線上的福利，工人都希望有更多的加班，以加班費換取足以維持生活的薪資。每天工作十小時或者更久，成為了蘋果供應工廠吸引工人的前去工作的有利條件。

　　2016 年以前富士康只有很少的派遣工，而現在派遣工的比例達到 50%或者更多。使用派遣工可以滿足蘋果產品季節性量產的需要，富士康可以在很短的時間招大量的派遣工。派遣工的工資會比正式工會高壹些，但因為使用短期派遣工，工廠不需增加正式工的工資，相對用工成本反而更少。

　　十年來，我們壹直在做工廠的調查研究，並且對壹些生產線上的工人進行法律和人權知識的普及，我們經常收到來自蘋果生產線上的工人們的抱怨，有些工人說他們每天要用有毒的化學原料，但沒有足夠的保護措施；有些時候生病了，還會被強迫加班；管理人員會經常性的罵員工，有時員工還會被罰站；有些女性工人在生產線上會被性騷擾。我們不斷宣揚西方的人權和價值觀念，而這些西方大公司的產品卻是在侵犯人權的過程中，甚至是由被剝削的工人們生產的。

　　蘋果公司每年都會發布供應商責任報告，並有自己的供應商行為準則，以確保其供應商「提供安全的工作條件，尊重和尊重員工，公平合理地行事......」。然而，我們最近對鄭州富士康工作條件的調查結果顯示出了幾個違反蘋果公司自身行為準則的問題。蘋果公司有責任和能力從根本上改善其供應商的工作條件，但蘋果公司並未改善，反而把目前因貿易戰造成的利潤損失通過供應商轉移到工人身上。

　　蘋果的 CEO 庫克最近宣稱要遵守企業社會責任。雖然距離達到國際標準可能還很遙遠，但是蘋果可以做到的是讓其供應商們遵守中國的勞動法。在中國政府的強權製度裏，工人自由結社的權力被剝奪了。而蘋果不能利用工人不能自由結社的權益，去侵犯工人的法律權益。中止供應商們讓員工非法加班和過量雇傭派遣工可以是壹個好的開始。這些都是中國勞動法所規定的權益。

　　鄭州富士康的侵權與不道德行為摘要：

　　● 試用期離職需要提前三天申請

　　● 旺季急需用工的時候，正式工人辭職不會被批準● 尚未結算的工資會在離職後兩個星期內打款到工資卡上，但是離職當月的工資沒有工資條● 很多派遣工被騙，沒有拿到應有的返費獎金● 工廠沒有依法為被派遣勞動者繳納社會保險費，並辦理社會保險相關手續● 2018 年，派遣工人數占工人總數的 55%以上，而法律規定被派遣勞動者數量不得超過其用工總量的 10%。2019 年 8 月派遣工比例在 50%左右。

　　● 未成年工人在生產高峰期的時候必須加班

　　● 旺季每天加三個小時班，上十三天休息壹天，每個月最少加壹百多個小時，旺季工廠可以每天都加班，壹個月休息壹天● 工人若不想加班必須先得到批準。 如果工人沒有得到批準並且選擇不加班，他們將受到線長經理的警告，並且以後都不會有加班。

　　● 如果工作在輪班結束時沒有完成，工人必須義務加班。 如果工作中出現異常，他們也必須義務加班，直到問題得到解決。

　　● 工人有時不得不無償地留在夜間會議上

　　● 工廠未向勞動者提供必要的勞動防護用品和勞動保護設施● 工廠未有進行消防和其他知識的課程培訓● 工廠內定工會主席，由本部門的領導擔任。

　　● 工廠內基層管理人員有瞞報或不報員工工傷現象● 領導辱罵員工的現象在工廠很常見● 工廠通過派遣公司招收學生工，以躲避招學生工的工作時間限製● 違反了學生工不能由派遣公司招的法律規定鴻富錦調查報告（鄭州富士康）公司背景

　　富士康集團在鄭州開設了三個工廠（公司），工商註冊名分別為鴻富錦精密電子（鄭州）有限公司、富泰華精密電子（鄭州）有限公司、富鼎精密工業（鄭州）有限公司。其中，鴻富錦精密電子（鄭州）有限公司位於河南省鄭州市航空港區綜合保稅區，2010 年 7 月 23 日由港澳和境內合資成立，法定代表人為薛波，從 iPhone 4 到 iPhone XS 系列都是在鴻富錦公司這裏進行加工組裝，並包裝運送到世界各地的蘋果用戶手中。本報告的調查就是針對鴻富錦精密電子（鄭州）有限公司展開的，以下內容會用「鴻富錦工廠」或「工廠」來替代該公司名稱。

　　鴻富錦工廠的廠房建設面積約 140 萬平方米。2011 年底開始入駐鄭州以來廠區內外及周邊配套設施逐步建設完善，現已發展出背殼製造、主機板製造、成品組裝以及售後維修四種成熟穩產的產品線。這裏是世界上最大的 iPhone 生產工廠，人們把鄭州工廠所在的航空港區稱為「iPhone城」。

　　2017、2018 連續兩年的旺季（8 月至 11 月）鴻富錦工廠的在職工人超過 30 多萬。在 2018 年的淡季也有 6 萬左右工人，2019 年正在大量招工，人數也在有 8 月也超過 15 萬人。工廠職工男女比例為 4:3（依據調查人員所在車間男女工人比例所估算）；基層全技員（基層管理者）的男女比例在 5:1 左右；組長和線長的男女比例則在 10:1 左右；課長及更高級的管理者的男女比例懸殊更甚，約為 30:1 或更高。絕大多數職工來自河南省各地區，來自外省的職工比例相對來說很低。

　　組織架構

　　鴻富錦鄭州工廠的航空港區的主要由 iDPBG 和 SHZBG 兩個事業群組成。 前者主要負責蘋果手機主機板製造和成品組裝，需要較多勞動力。後者主要負責生產手機背殼。因為都是自動化由機器切割，所以對勞動力的需求較低。2015 年起，鄭州富士康工廠提出「CAA 產品事業群」理念，其用意在於合並工廠的由 iDPBG 和 SHZBG 兩個事業群。現在，整個鄭州園區對外稱之為 CAA 產品事業群。

　　事業群同時從地理位置上又分為多個小型廠區以便於管理，以英文字母進行排序命名，分別為A、B、C、D、E、F、G、K、L、N 區。有些區，比如 H、M、J 是當時規劃建設的廠區，現在還沒有實施建設。鄭州富士康工廠職能部門組織結構，從小到大分為：線組級、課級、部級、處級、事業群級、園區級。

　　iDPBG 事業群（數位產品事業群 Integrated Digital Product Business Group），主要從事時尚移動通訊終端設備及影音數字產品的研發與生產，其研發及製造團隊，需具備極強的快速爬坡、大量量產能力，可以滿足每年 iPhone 新品發布之後帶來的巨大訂單需求。

　　iDPBG 事業群又主要分為三個「事業處」（處級單位），處級單位以下下轄多個部級單位。分別是主機板製造壹處，主機板製造壹處是製造 iPhone 手機內部主板的產品線。成品組裝壹處，成品組裝二處都是負責把下遊供應鏈廠商提供的各種物料組裝為成品 iPhone。位於 N 區的售後維修部（部級單位）隸屬於成品組裝壹處的維修部門，負責將客戶返修的手機進行售後維修。

　　另壹個是 SHZBG 事業群（鴻超準產品事業群 Super Precision Mechanical Business Group）主要從事精密模具、光通產品、3C 產品機構、自動化設備、自動化機器人、精密刀具、光學產品的研發與生產。鄭州工廠 A 區，B 區是 SHZBG 事業群，主要是生產組裝 iPhone 的金屬背殼，而剩下的幾個區則是 iDPBG 事業群的，負責把下遊供應鏈廠商提供的各種物料組裝為成品 iPhone。

　　壹、入職和離職

　　招工要求

　　因為工廠工作內容都是重復的機械勞動，所以對普工的要求比較低。只要符合招工年齡 18 到 45周歲、身體健康就可以入職，招工年齡會在赴貨的時候放寬。不需要持有任何技術證書，也沒有地區，民族 ，學歷等限製。入職時只需要攜帶本人的第二代有效身份證原件即可。

　　工廠為了體現壹定的社會責任，對外招工時候會聲稱殘疾人可以報名，但其實殘疾人報名通道並不是全年開放的。而且對殘疾人的招聘大都安排在淡季，並且要求殘疾人必須雙手正常，生活能夠自理，有言語聽力障礙者能夠進行手語或者文字交流，面試入職之後，工廠會安排壹些簡單適合的工作。

　　工廠招募不收任何費用，主要通過內部渠道和派遣公司來招聘正式工。內部渠道有三種，分別是「微信公眾號」、「內部推薦」和「離職返聘」。

　　入職途徑

　　微信公眾號

　　工廠開設壹個名為「鄭州富士康招募中心」的微信公眾號，有入職意願的求職者可以在上面填寫資料，需要輸入姓名，身份證號，手機號和預計面試日期。

　　填寫完成之後工廠內部的系統會自動審查此人的入職資格。如果是剛從離職，或者剛從其它富士康工廠離職，並沒有滿 90 天，都沒有入職資格。系統還會審查此人在富士康工廠的工作經歷，如果是在工廠的黑名單上，也是同樣沒有入職資格的。如果審查完畢沒有問題，系統就會自動發送短信到預留的手機號上，告知面試者的面試日期及相關事項。

　　由於通過微信渠道入職得到的獎勵最少，因此以來通過微信報名入職的人數都是最少的。2017 年9 月，富士康鄭州工廠 iDPBG 事業群發布了手機應用「愛口袋」。屬於富士康員工專屬的手機應用，可以查詢工資，加班信息，請假信息和政令宣導等等。 求職者也可以通過該應用來申請正式工的工作。

　　內部推薦

　　內部推薦，通過在職員工推薦自己的親朋好友入職，並給予壹定獎勵獎金的方法。工廠在急需人力的時候，內部推薦有壹定的強製性，每個部門都有壹定的推薦指標，指標會均攤到每條線以及每個全技員，然後會進行績效評比。如果拒絕完成推薦指標的工人可能會被全技員取消其幾天的加班資格。從 2015 年開始，工廠的內部推薦還只是大力宣傳，並沒有強製要求員工推薦親友入職。2016 年到如今，旺季的時候每條線都會有六七個內部推薦的名額，生產線的人數越多推薦的名額也會越多。

　　對沒有達到內部推薦指標的生產線，其線長當月的獎金會減少很多，所以線組長們會以不讓加班來威脅員工。因為工廠的底薪較低，員工們通常希望通過加班來獲得更高的工資。所以他們很看重加班的機會。對於已達到推薦指標的生產線，完成推薦任務的員工可以留下加班，沒有完成推薦任務的員工依就沒有加班。

　　因為新員工只要入職三天領了廠牌，工廠的員工管理系統就會有入職記錄。所以有些員工為了完成內部推薦指標，寧願自己花錢讓人來面試，頂替壹個推薦名額，等人領了廠牌後再離職，這樣既完成了推薦任務，又可以加班。很多工人沒有人可以推薦，可是又想要申請加班，就會用這種辦法來應付內部推薦指標。

　　申請內部推薦的員工可以在手機應用上填寫推薦人與被推薦人的資料，也可以在部門助理處領取紙本的內部推薦單。工廠人事部系統審核通過後，就會發送信息通知被推薦人前來參加面試，內部推薦獎金分兩個月發放。被推薦人在工廠工作滿壹個月之後獎金隨工資壹並發放。獎金發放時，推薦人與被推薦人必須同時在職，若有其中壹方離職，獎金不予發放。2015 年的推薦獎金是從 100 元/人民幣，最高上漲到 1000 元。獎金數目和工廠的人力需求有很大關系，急需用人的時候獎金會隨之上漲，反之人力需求下降，獎金也會隨之降低。2018 年內部推薦獎金最高調整到3000 元人民幣。旺季時由於高額返費的存在，內部推薦非常困難。

　　內部推薦的入職程序和其他的渠道入職程序是壹樣的。

　　工廠的最終目標是要求員工完成訂單和生產指標，所以可不可以完成內部推薦指標相較來說並不是非常重要。但是線長和組長有時還是會因為員工沒有完成內部推薦的指標而不允許其加班。首先完成內部推薦指標的工人在申請加班的時候會被提前考慮。

　　離職返聘

　　以前從工廠離職的前雇員，可以通過這個政策再次入職。前雇員再次入職之後沒有試用期。離職返聘的前雇員需要重新參加入職培訓。因為有在工廠的工作經驗，所以通過離職返聘渠道再次入職的工人沒有試用期，進廠就是 2100 元的底薪。

　　在每年的旺季，通過離職返聘再次進廠的工人，工廠會免除四個月的每月 150 元的住宿費。與內部推薦的政策相同，離職返聘也享有壹定的獎金獎勵。獎金數額和同時期的內部推薦獎金壹般是保持相同，2018 年同樣最高 3000 元獎勵。

　　招聘程序

　　根據多名調查人員提供的信息，每年的招工情況不壹樣，在 2016 年之前大部份是工廠直招，而現在是由派遣公司進行招工。

　　2019 年，調查人員在網上看到派遣公司發布的招聘信息。調查人員和該派遣公司取得聯系後，隨即乘坐火車趕往鄭州。該派遣公司位於鄭州市二七廣場附近。在鄭州二七廣場地鐵站外，派遣公司安排了接車的師傅。師傅負責接送求職者們去派遣公司的門店進行統壹面試。調查人員發現派遣公司門口有很多前來面試跟體檢的求職者。等候人數達到壹定數量之後，派遣公司的工作人員簡單地講解了壹下面試要求和面試流程，同時也告知壹些和面試官的對話技巧，以便求職者成功入職。

　　派遣公司的工作人員給每位求職者發放了壹張「面試單」。求職者們需要把自己的個人信息填寫上去，包括姓名、性別、年齡、學歷、身份證號、手機號，還有之前的工作經歷。其中學歷壹欄只允許填寫初中或者高中，就算是大專畢業也必須填寫高中學歷。派遣公司的工作人員解釋說是因為工廠不允許大學生做普通工（正式工），會有人審查。此外，還有壹欄是面試的崗位名稱。

　　選項包括普通工（正式工）、叉車工、生產管理員、服務後勤等崗位名稱。但是通過派遣公司招聘進廠的求職者這壹欄必須全部寫普通工（正式工）。填寫完畢後，面試者拿著自己的「面試單」，來到二樓排隊進行面試。

面試過程

　　當輪到調查人員面試的時候，面試官問：「妳對富士康了解多少？」調查員回答道：「第壹次來富士康，對工廠沒什麽了解和印象」，面試官問：「為什麽要來富士康上班？」答：「沒有工作，想找份工作賺錢」。面試官又問：「說出以前的兩段工作經歷」。他說：「以前壹直在酒店打工，沒有去過別的地方」。面試官身前的桌子上貼了壹張英文字母表，面試官拿筆隨機指認幾個字母，面試者需要念出字母讀音才算通過。在旺季急需要人的情況下，這個環節會被省去。不認識 26 個英文字母的求職者也可以通過面試。然後面試官拿起面前的印章，在技術工面試單上蓋壹個「Pass」，就可以進行面試的下壹項了。

　　下壹項是形體檢查，檢查人員會檢查面試者身上有無大面積的紋身和煙疤，不明顯的都可以過關。同樣在旺季工廠缺人力的時候，即使求職者有大面積紋身與煙疤也可以過關。然後求職者被要求伸出手臂，伸出手指。面試官會檢查其手臂手指有無殘疾。再要求其做幾個蹲起、跳躍，檢查腿部是否正常。

　　通過形體檢查的人，檢查人員會在面試單上蓋章表示通過查驗。若求職者以上兩項都通過了就表示面試合格。下壹步就會開始入職準備程序：照相，製作廠牌，錄入指紋，錄入個人信息。錄入完成後求職者需繳納 50 元人民幣/人的體檢費，該費用將會隨第壹個月工資壹並返還。繳費後就去壹樓進行體檢。

　　因為鄭州富士康工廠和當地的幾家醫院有合作，所以在壹些比較大型的中介門店，當地壹些醫院會派醫生和護士上門進行入職員工體檢。檢查項目有三項：1、測血液（檢查肝功能）2、形體檢查（看是否雞胸或者發育不良）3、X 光（肺部檢查）。等到求職者都體檢完畢，中介的工作人員會把剛製作好的廠牌發給每個人，並告訴他們這個廠牌很重要，是在廠工作的唯壹身份證明，千萬不要弄丟。從開始面試到發廠牌結束這整個過程只有 3 個多小時，有的人也稱之為 「富士康速度」。

　　2019 年 8 月，調查人員通過微信聯系上給富士康鄭州工廠招工的派遣公司。根據該派遣公司的工作人員說，目前富士康鄭州工廠很少招正式工。大部份工人需要通過派遣公司招工。只要年齡在16 歲到 35 之間就可以。如果能夠工作 70 天以上，派遣公司可以提供壹次性 5000 元人民幣的返費。派遣工在工作期間不能請假，不能曠工，而且需要加班。工作合同是和派遣公司簽定，在工作合同上面沒有寫返費獎金。調查人員聯系上好幾家自稱富士康直招的機構，最後發現都是派遣公司。進廠的時候有 500 多人，都是派遣公司的招入的。

　　入職培訓

　　培訓從早上八點開始，工廠講師會準備講課的素材，當天講的是工廠內部的公安消防，例如：遇到火情怎麽處理？滅火器材的簡單使用步驟等等。下午，工廠的工作人員給每個人發了壹張試卷。這是壹份工廠對入職新員工做的心理健康調查問卷，共有十幾個問題，比如：妳是否經常看見壹些別人看不到的東西？是否經常對異性抱有性幻想？遇到問題是否會向別人傾訴，還是會選擇自殺？等類似的問題。回答的選項是：從不，偶爾，經常，總是。做完以後需要寫上員工姓名和工號，再由培訓老師來打分。該測試得分過低者將不能入職。調查問卷結束後，工作人員拿來工廠的勞動合同，讓工人簽字，簽字後的員工就可以拿著自己的那份合同離開，培訓就結束了。

　　2016 年的培訓宣稱是帶薪培訓三天，其實只有兩天。第三天分配部門崗位。從 2017 年開始只培訓壹天，第二天就分發崗位部門了。2019 年的培訓也只有壹天。

　　流水線工人入職以後，如果處在爬坡量產期間會看作業指導書作為工作培訓的壹種方式。

　　重點工站的工人需要考核上崗證。當然，這只是形式主義，考核很簡單，壹般員工都能考過。若有不認識字的員工考不過的，線長和全技員也會簽字通過，因為工廠流水線的工作實在是很簡單。如果是在生產高峰期入職，老員工教壹遍幾分鐘就學會了，然後就可以上崗了。

　　崗位分配

　　工廠把當天需要分發的人力集中在壹個名叫「分發大廳」的地方。人多的時候會聚集到兩三千人，人少的時候壹般也有幾百人。壹般在分發部門的時候，員工都是碰運氣被隨機分發。但這個時候工廠裏的各個輔助部門的人會首先過來選人，長得好看的女孩在工廠是搶手貨，是各部門的首選目標。這明顯帶有性別歧視。例如選壹些長得漂亮的女性做文員和報表類的工作。有些也會選當過兵的男性。大家都希望被挑走，因為輔助的工作要比生產線上的工作輕松很多。除此之外，如果員工在工廠有認識擔任組長及以上的職務熟人（有的線長也可以），有時也會被分到好工作.工廠的裙帶關系非常嚴重。然後沒有被挑走的人排隊領取壹張「識別碼」，是壹個數字，數字代表的就是被分到的部門。

　　分發部門對於壹個正式工來說，就決定了他/她以後的工作環境。因為進入部門之後要想調換部門會很難。要想調換工作部門，首先得找到願意接收妳的部門，然後同時現在工作的部門領導也需要同意放人。若是采取賄賂領導，或者有高層領導的關系，那轉換部門會簡單很多。

　　領取完識別碼之後，再次排隊把手裏的識別碼交給工廠的工作人員。工作人員看到數字會讓員工刷卡，那時候工廠的系統裏就已經錄入了工人信息，刷卡之後就可以免費領取壹件工廠定製的 T恤，壹個帆布腰帶，壹個廠牌繩，壹雙黑色靜電鞋。之後，在部門的帶領下來到工廠的 E 區，這裏也有壹個「分發大廳」，來到這裏又分了壹下早晚班。接著發了壹套免費靜電衣帽。分到了早班的人，第二天早上在車間門口集合。分到了晚班的人第二天晚上再來集合，正式進車間工作。

　　然後調查人員回到豫康北區臨時宿舍。因為新員工已經被分好了指定的部門，所以臨時宿舍豫康北也不能住了，需要搬遷，還好工廠提供交通車。調查人員收拾好個人行李，去了被分發到「豫康南區」的長期宿舍。

　　正式上班

　　第二天開始上班，來到車間門口集合，車間內部的各個線長組長再出來選人，被選中的人以後去他/她們線幹活。第二天車間進入權限便已經開通，在線組長的帶領下，新員工正式進入車間工作。

　　離職

　　2018 年以前，新員工入職是三個月的試用期。試用期期間離職需要提前三天申請，正式工離職需要提前壹個月申請。2018 年開始，試用期縮短為壹個月。旺季急需用工的時候，辭職不會批準，只能通過連續曠工（連續曠工三天，壹個月內非連續曠工四天）來自動解除勞動關系。

　　離職之後，員工管理系統會發送短信通知，需要前往易服中心（2018 年以前叫做壹站式服務中心）辦理離職手續，把廠牌還有領用的勞保用品，靜電衣帽，靜電鞋退回工廠。辦完之後，未結算的工資將會在離職後的壹個月內發放，但通常會在離職後的兩個星期收到工資。而離職當月的工資是沒有工資條的。

　　辭職，曠工自離甚至被開除都算是離職。

　　勞動合同

　　工廠在培訓結束後統壹簽訂勞動合同。合同是壹張黃色的 A3 紙，上面各種條條款款寫得很清楚。

　　合同年限是三年。入職日期從面試的那天開始。如果三年合同到期，工廠會提出續簽合同，續簽的合同就是無期限合同。

　　勞動合同上面寫入職之後有 3 個月試用期，試用期底薪 1900 元人民幣，試用期過後為 2100 元。

　　甲方需要填寫的都是已經提前打印好的。講師在屏幕上顯示出壹張模板，只需要按照模板把自己的信息填寫在乙方信息處即可，然後工作人員把甲方的副本收走，乙方的合同留給個人收好。

　　派遣工的合同是和派遣公司簽，按天結算工資。

　　二、工人分類

　　派遣工

　　工廠壹直在使用派遣公司進行人力招募，2015 年及以前沒有「勞務派遣工」，也沒有「返費」這種說法。2016 年開始，派遣公司為工廠輸送了壹批名為「派遣工」的工人。派遣工就是通過派遣公司入職工廠，名義上是派遣公司的工人，實際上在工廠上班。

　　派遣工和工廠沒有勞動合同關系。派遣工入職滿三個月之後就會轉為正式工，這時候工廠會正式簽訂合同，建立勞動關系。派遣工廠的廠牌是綠色的，上面寫著「綜保區工作證」，下面有工號和姓名。派遣工的工號是大寫字母 P 開頭。正式工廠牌是藍色的，上面寫著「FOXCONN 科技集團」，工號是由大寫字母 H 開頭的。

　　工廠急需用工時，為了更快速地招收到更多的工人，工廠會直接花錢向派遣公司買人。而派遣公司為了更容易更快速地招收工人，會把工廠給的介紹費拿出大部分給工人，以吸引工人入職。獎金是壹次性發放，工廠內的正式工是不會有這個獎金的。而派遣入職的工人必須遵守派遣公司和工廠製訂的規則才能把這個獎勵金拿到手。打卡工作 30 天，45 天，55 天，70 天，獎勵金都有所不同。這種獎勵金就被稱之為「返費」。返費的價格會隨著工廠的用工需求和派遣公司市場價格的多少而出現波動。這個返費的變動非常頻繁，壹星期之內可能調整好幾次。

　　2016 年，派遣公司為了招募工人，推出「返費」政策。通過派遣公司入職滿壹個月可以拿到派遣公司給的兩千元左右的返費。同時，2017 年工廠為生產 iPhone X，大量招人，給出的「返費」開始激增，最高達到八千或者九千人民幣。很多工人為了拿這個錢選擇通過派遣公司入職。雖然返費很高，但是也是有很多派遣工被騙，沒有拿到返費。

　　工廠不直接給派遣工發工資，是由派遣公司發放。派遣公司也沒有為他們繳納社會保險。2017年，通過中介入職的派遣工，工資發放模式調整為和正式工壹樣，每月七號發薪，不再通過派遣公司發放 。

　　2018 年 1 月 6 日，壹派遣工因疑似索要返費未果跳樓身亡，跳樓地點在鄭州市航空港區的富航公寓。工廠給出的理由是該員工因欠下巨額債務無力償還，產生輕生想法，隨後跳樓自殺。

　　2018 年，工廠的返費同樣誘人，返費最高達到 8500–-9000 元人民幣。提供的最高獎金是在 2018年 10 月，當時派遣公司提供了 55 天的工作 9000 元的獎金。在鄭州市經濟開發區第八大街也有壹個富士康工廠分廠，主要是製造 iPhone 背殼的。2018 年，12 月 13 日，早上七點多，近兩百人拉了壹個條幅，圍堵加工區西大門。上午八點半開始所有維權工人站在第八大街馬路中央圍堵近兩個小時，大約在上午十點半被工廠的相關人員通知，下午到廠區開會然後解散。

　　如果工廠采取加薪的手段去吸引更多旺季的人力的話， 他們需要給每壹位在職員工都加薪，所以工廠選擇雇傭派遣公司來幫助他們找派遣工， 由派遣公司負責發放返費，節約開銷，同時增加人力。派遣工通常都是聘請來做旺季的短期工。旺季結束後，工廠不需要辭退大批員工，也不需要付派遣工補償金，因為派遣工合同就是三個月，加上很多派遣工會因為旺季結束後沒有加班，基本工資又低而自行離職。

　　學生工

　　2017 年以前工廠壹直有未成年工人，但不是很多。大都是技校中專的學生被學校安排到這裏來實習的，未成年工人可以不上夜班、不做有接觸工業酒精的工作，比如各種外觀檢查站，因為清潔需要，會用到工業酒精。未成年工人壹般是沒有加班的，不過在生產高峰期的時候他們也被要求必須加班的，未成年工人會佩戴壹個紫色的靜電帽，其他工人則是白衣白帽。學生工從事的工作和其他工人壹樣。工廠對實習的學生也設置了三個月的試用期，學生工的工資和正式工的工資是完全壹樣的，試用期都是 1900 元的底薪，只是學生工壹般都是工作兩個月還沒到轉正到 2100 就離開了。

　　2017 年 9 月，Apple 公司發布了十周年紀念款 iPhone X。而在河南鄭州的富士康工廠則承擔了絕大部分的製造訂單，這也造成了巨大的勞動力缺口。2017 年 10 月份以來，河南省境內的多家中專技校陸續與鄭州工廠開展「校企合作，共創雙贏」的合作。隨後大批未成年學生工來到鄭州工廠工作，工作待遇和正式工是壹樣的，也必須加班兩個到三個小時。

　　2019 年大部份學生工都是通過派遣公司招入，通過派遣公司招入的學生工需要和其它工人壹樣加班和上夜班，2019 年調查人員在工廠工作期間發現大量的學生工，有些是由學校安排的，有些是自已來的，大部份學生工計劃在 9 月開學以前離開工廠。



三、工作時間

　　工廠平均每月工作 21.75 天，每周五天，每天八小時。超出的時間算加班。工廠是兩班製。由於工人眾多以及工作性質的不同，有 7 點，7 點半，8 點不同的班次。夜班最早的是 19 點，有 19 點半，也有 20 點的和 20 點半的，和白班相對應。

　　淡季都是五天八小時，很少有加班，有的月份甚至是零加班，旺季壹般是上六天休息壹天，每天加班兩小時，工作日加班是 1.5 倍工資，周末加班是雙倍工資，訂單多的時候，每天加三個小時班，上十三天休息壹天，每個月最少加班壹百多個小時。每年最忙的是 8，9，10，11 月，這個幾月份，算是旺季。調查人員 2018 年 10 月加班了 130 多小時的班。有人加班到超過 150 個小時。

　　早班晚班表

　　壹班 二班 三班 四班

　　白班 7:00 - 16:00 7:30 - 16:30 8:00 - 17:00晚班 19:00 - 4:00 19:30 - 4:30 20:00 - 5:00 20:30 - 5:30旺季和淡季加班時間比較旺季 淡季

　　每天工時 11 小時 8 小時

　　每周工作天數 6-7 天 5 天

　　每月工作天數 28-29 天 22-23 天

　　在 2017 年 10 月，工廠生產 iPhone X 時普遍加班超過了 130 個小時，11 月的時候，加班 100 個小時，12 月份，生產線慢慢地減少但也需要加 70 個小時的班。

　　2018 年 10 月，調查員加班了 130 個小時，去趕工 iPhone XS 系列。不論是哪壹系列的 iPhone 手機產品，10 月總是最忙、最需要加班的時候。不同的產品加班時間也有所不同。工廠同時也會生產壹些老版本的手機。壹般在這些組裝老版本手機的車間，沒有那麽多生產線，所以工人們的加班時間反而就越多。即使是在同壹個車間，不同崗位的加班時間也是不壹樣的，比如在包裝車間工作的工人就要比其他崗位的工人要多加班 10 個小時。

　　2019 年 8 月工人每周工作 60 小時左右，每天工作 10 小時。

　　如果訂單真的很緊急，工廠可以每天都加班，壹個月只休息壹天，用以轉換白晚班。旺季的時候必須加班，不加班會影響產量，不想加班需要和線長說明情況，線長同意才能下班，沒有同意直接下班可能會面臨線長的責難，以後的加班也別想了。有個工人說就是因為家裏有事，星期五不想加班，想早點回家，星期六也不加班了，和線長說了，線長不同意。他直接走了沒加班，星期壹再來上班，線長懲罰連續兩周都只需要工作 40 小時（5 天 8 小時）。

　　工廠上下班計考勤是打卡製度。2017 年 4 月份開始，上班時間需要刷指紋，對比考勤，如果出現忘記刷卡，或者廠牌丟失的情況，可以告知助理線長幫忙修正。車間門口有義警把守，上班時間，包括加班時間是不允許自由出入車間的，想要出去，除了吃飯時間沒人管，其他時間必須要由線長帶領才行。

　　工人中午吃飯時間是壹個小時，但是流水線不能停，所以工人吃飯需要分兩批。算上走到鞋櫃和來回換衣服的時間，工人還得提前幾分鐘回去換班，讓別人出來吃飯休息。所以午飯時間根本達不到壹個小時。回來晚了全技員會責罵。

　　工廠有時候會在每天的早上 10 點及下午 3 點關閉流水線 10 分鐘來讓工人休息，可是線長為了產量，很少會讓流水線停的。

　　有的工作需要提前上班來準備工作，下班需要盤點，盤點不完不準下班。如果產品有什麽異常的話壹直要義務加班，直到解決問題。個別工人存在義務工作的情況。有的流水線上的全技員會給工人開早晚會。早會需要提前 10 分鐘來上班，如果產能達成了，晚會將提前五到十分鐘開，開的時間長了，也會耽誤工人的下班時間。開會超過刷卡考勤機的時間是不記薪的。有的工作到了下班時間還沒幹完，就會存在義務加班。

　　2015 年工廠的訂單很多，因為 iPhone 6 的銷量很好，F 區的某些車間壹直在保持三十休壹的狀態，也就是說壹個月只休息壹天。而下半年開始生產的 iPhone 6s 系列也保持持續加班直到 2015年 12 月份才開始出現減少，員工離職的現象。

　　工人們說 2017 年的工廠的產量顯然不如往年了，前半年基本都是零加班狀態。往年八月份算是旺季，可是 2017 年八月份普遍才加班了 20 多個小時，甚至更少，工人們都是怨聲載道的，埋怨工廠不讓加班。聽某些領導說是「iPhone X」量產過程遇到了問題，遲遲沒有大量生產，所以很多工人選擇離職。

　　工廠也為了合理利用勞動力，讓很多工人去「支援」其它工廠，有的去了煙臺富士康工廠，有的去了廊坊富士康工廠，工人們為了加班，多賺壹些，也都踴躍報名支援其它工廠。九月份有所好轉，工人加班在 70 個小時左右，但生產「iPhone X」機型的工人還是加班很少，很多工人因此離職。

　　iPhone X 這款產品的生產直到 2017 年 10 月份才開始正式量產並安排加班，但是生產車間太多了。直到 2018 年元旦就已經陸陸續續開始停產拆線，也沒有留守激勵政策，生產 iPhone X 的車間春節放假 15 天，這是工廠入駐鄭州市以來的最長假期。2018 年的 1 月到 3 月份工廠都是處於「零加班」狀態。到 6 月的時候開始安排加班，到 8 月加班時數恢復代旺季平水。每天要工作 10小時左右，有時候還會更長。

　　生產指標

　　工廠每天生產有指標。壹個班次最高峰，滿量要做壹萬兩千多臺 iPhone。旺季每個車間每個班次（白班夜班）生產 11000 臺 iPhone，淡季只有 3000 多臺。雖然產量很低，但是人力也減少很多，分擔每個工人身上的工作反而可能會更多，完不成生產任務，將會受到責罵。

　　工廠的產量壹般都可以達成，除非是因為工人請假缺勤得太多，或者是生產物料、生產設備有異常，才會使產能達不到。

　　工廠的崗位有作業指導書，上面規定了作業手法還有配置人力，可是很多崗位的人力都沒有配齊，有時會存在壹個工人幹兩甚至三人份工作的事情。

　　四、勞動報酬及福利

　　工人享有每年十壹天的法定假日。每月 7 號準時發工資，如果恰逢節假日可能會延遲壹兩天。淡季工人零加班的情況下，平均工資 2000 元/月左右，旺季平均 3500 元/月左右。2015 年 8 月至今，工人的底薪沒有任何變化。

　　工廠是計工時製度。正式工人正常工作日平均每小時 12 元。工廠有開發內部員工使用的手機應用，在應用上可以查詢工資明細，壹般工人工資組成包括：

　　底薪

　　新人入職以後底薪 1900 元/月，三個月試用期。試用期過後工人就是正式員工，底薪調整為 2100元/月。2018 年 9 月工廠發出官方通告，新人試用期從三個月降低為壹個月，壹個月之後轉正為正式員工。試用期內享有 200 元的新人入職獎金。2019 年工廠的試用期是壹個月。

　　加班費

　　工廠正式工工作日加班費是 G1 加班 18 元/小時，周休日是 G2 加班 24 元/小時，國家法定節假日是 G3 加班 36 元/小時。

　　重點工站津貼

　　重點工站是對工廠良率品質影響較大，操作動作較為復雜的工作崗位。重點工作分為三個標準，K工站每月 80 元，K+工站每月 120 元， K++工站每月 200 元。重點工站按天計薪，比如說是 K 工站每月 80 元， 計算方法是 80 元/21.75 天工作日 =3.7 元/天。但是只有周壹到周五工作日才計算重點工站津貼，周休日加班不計算重點工站津貼。

　　特殊工站津貼

　　特殊工站是指某些可能對身體造成健康危害，或存在職業病隱患的工作崗位。特殊工站津貼根據所在工站分為兩個級別：有電離輻射的工作崗位每月 200 元津貼；有接觸化學品底漆和酒精的工作崗位每月 70 元。（整個車間只有 X-ray 工站的四，五名員工享有 200 元的津貼，只有參與罐裝和管理酒精底漆的人員享有 70 元的補助，正常使用酒精清潔的人是不會有這項津貼的。）夜班津貼每上壹次夜班有 8 元的夜班津貼。夜班津貼不分工作日和周休日。

　　管理津貼

　　在工廠有管理職務的人員的獎金。工廠劃分資位等級，分為「員級」和「師級」兩大類。員級是員工的意思。師級是工程師的意思。員級有三種分別是員 1，員 2，員 3。師級從師 1 壹直排到師16。正式工是「員 1」底薪是 2100 元，全技員是「員 2」底薪是 2200 元，線長是「員 3」底薪2300 元。全技員管理津貼每月 300 元，線長的管理津貼每月 600 元，管理職務津貼是核算到底薪裏的，也就是說，他們的加班費比員 1 的普工要高出很多，資位越高底薪越高，而師級的人是組長以上的領導。

　　留守獎金

　　春節期間提前返崗工作，從初五開始正常上班的員工的獎金。2016 年 1 月左右，工廠開始生產iPhone SE 這款產品。臨近春節，工廠推出「留守政策」，放假五天，從農歷二十九到大年初四，初五正常上班可以享有 1050 元的留守激勵獎金（其中 50 元是開工紅包，初八正常返崗工作8 小時就可享有）。2016 年底，工廠推出 2017 年春節留守政策，放假五天，從農歷二十九到大年初四，初五正常上班可以享有 1150 元的留守激勵獎金。（其中 50 元是開工紅包，初八正常返崗工作 8 小時就可享有）。

　　持續成長獎金

　　從工廠 2011 年工廠建廠以來，正式員工享有名為「持續成長獎金」的福利獎金。獎金按月發放。

　　新人入職三個月，試用期過後，將轉為正式員工。正式員工，工作滿壹個月享有 50 元的持續成長獎金，以後每個月遞增 50 元，直到 300 元封頂。也就是說正式員工在崗工作滿六個月，以後每個月會發放 300 元的獎金。2017 年，工廠取消了持續成長獎金。

　　旺季津貼

　　旺季津貼是給在工廠旺季期間工作人員的補貼。2016 年八月份開始量產 iPhone7 系列，八，九，十，這三個月份是旺季，工廠首次推出旺季津貼的政策，這三個月如果全勤，每個月可以享受300 元人民幣的獎金，還有壹天的帶薪休假。如果沒有全勤工人可以獲得 200 元，沒有休假。直到 2016 年 11 月初，限製產能了，導致部分車間沒有加班。但是 F 區生產的是 iPhone 7 Plus，加班很穩定。

　　2017 年 7 月，工廠發出官方通告，取消現「持續成長獎金」合並為 2017 年「旺季津貼」。2017年 1 月 1 日之前入職的員工是每月 500 元，持續 5 個月，從七月份開始到十壹月共計 2500 元。

　　2017 年 1 月 1 日之後入職的員工是每月 400 元，持續 5 個月，共計 2000 元。

　　2018 年的旺季津貼只有四個月，7 月到 10 月。2018 年 1 月 1 日以前入職的工人每人每月享有 500元的旺季津貼，2018 年 1 月 1 日以後入職的工人每人每月享有 400 元的旺季津貼，而有全技員，線長管理職務的每人每月享有 600 元的旺季津貼。當月有曠工記錄者，請事假超過兩天或者大於16 個小時者，發薪日之前離職者，不予發放旺季津貼。遲到，早退或請有薪假，比如病假，喪假等，按照實際缺勤天數進行扣除。

　　技術津貼

　　2018 年 5 月，工廠發出對鄭州富士康大陸籍員工的調整方案，調整方案裏第二條指出：增加壹個「技術津貼」獎金。這個技術津貼需要滿足兩個條件。第壹是需要工作年限超過壹年，第二是2017 年的年終績效，需要線長評為乙以上，工廠才會發放。乙以下的丙、丁是壹分錢都沒有的，績效乙是壹百元，甲和優是二百。

　　每個月的薪資單上也包括各種扣減項目。

　　社保代繳款

　　社保代繳款每年都在穩步上漲。2015 年每月需要扣除 190 元/月的社保費用。2016 年調整到 220元/月，2017 年上漲到 250 元/月，2018 年 7 月份調整到 290 元/月。試用期工廠也會給工人買社保。繳費費率如下：

　　養老保險的繳費比例：個人 8%， 工廠 12%

　　工傷保險繳費比列：個人不繳費，工廠全部承擔。

　　生育保險繳費比列：個人不繳費，工廠全部承擔。

　　失業保險繳費比列：個人每月繳納 1%，工廠繳納 2%醫療保險繳費比例：城鎮居民醫保： 個人 2% + 130 元/年，工廠未知；非城鎮戶口職工社保：個人不繳費，工廠未知根據調查人員的訪談，絕大部分的工人每個月平均應得工資為 4000 元左右，應得工資扣除了各種應繳和工廠代繳的費用以後，工人們每月實際得到的工資為 3000 元左右。然而，工廠壹直以工人每月的應得工資來扣除工人們的社保費用而並非以工人們實得工資作為基數進行扣除。

　　公積金

　　住房公積金從 2015 年之後到如今壹直保持不變（不變的原因是公積金繳納比例是底薪的 10%，自2015 年到如今沒有漲過底薪，所以公積金沒有上漲）。公積金每月繳納底薪 2100 元的 10%，意即每月扣除個人 105 元，工廠繳納 105 元。公積金在離職的時候可以全部提取。試用期工廠也會給工人買公積金，但是按底薪 1900 元的標準繳納，繳納 10%，就是每月 95 元。

　　根據《住房公積金管理條例》第十六條規定，職工住房公積金的月繳存額為職工本人上壹年度月平均工資乘以職工住房公積金繳存比例。而工廠按的是員工底薪，並沒有按員工上壹年度月平均工資來進行公積金繳納。

　　住宿費

　　工廠提供宿舍但是不免費。住宿需要每月扣除 150 元住宿費，工人也可以選擇外租，若選擇外租，房租費用自己承擔與工廠無關。

　　夥食費

　　廠牌裏每月有 400 元夥食額度，每天額度 20 元。當月消費多少，下個月發薪直接從工資中扣除掉。

　　遲到早退

　　遲到：遲到 15 分鐘以內不扣錢，超過 15 分鐘的按照實際缺勤時間進行扣除工資。早退：工廠對早退管的比較嚴格，早退壹秒，扣除整個小時的薪資。

　　工廠有的崗位非常重要，工廠會給予壹點補貼，按天計算。但是很多線長，卻給線上的全技員還有和他關系好的提報，真正努力工作的員工卻什麽都沒有。

　　休假

　　工廠規定工人每年最多請 15 天病假和事假。病假是支付 70％的工資。工廠也有喪假，婚假等有薪假，需要提供各種證明，比如病假需要提供正規病例和發票，才能申報病假。否則按無薪事假處理。在工廠工作滿壹年的工人，第二年開始就可以享有每年 5 天的全薪年休假。

　　福利設施

　　宿舍區有洗衣房，還有籃球場，乒乓球臺，臺球桌等運動設施。

　　樓下的商鋪不定時會放映幾部過時電影以聚攏人氣。

　　五、食宿條件

　　夥食條件

　　工廠提供食宿但是不免費。

　　工廠的食堂很大，足足有三層樓，每層都可以容納兩千多人同時就餐。食堂的飯食也很全面。有米有面，各種菜品也很豐富。2015 年壹碗蘭州拉面賣 6 元，刀削面，茄汁面還有米線等，各種飯食也都是六元。2018 年飯菜都漲價，原來六元的飯菜都漲到七元，八元了。工廠常年提供六元「民生套餐」，包括三種葷素選擇，和免費的米飯或者饅頭。 雖然沒漲價，但是越來越難吃。

　　中午時間食堂吃飯的人非常多，工人需要分批吃飯，排隊時間長。食堂的菜品價格不算便宜，有時甚至比外面的還要貴，許多工人選擇中午不吃飯或者吃點零食，下班了再回去吃飯。食堂的衛生狀況不是很好，碗筷都是公用的，很久都沒有換新了，有工人會帶自己筷子。吃完飯需要把碗筷餐具送到餐具回收點。2019 年 8 月，工廠的菜裏肉變得很少。

　　宿舍條件

　　住宿需要每月扣除 150 元住宿費。工廠提供的宿舍是八人間，床位上下鋪結構。宿舍安裝有空調，熱水器。每個房間有壹個獨立的衛生間和壹個小陽臺可以晾曬衣服。壹樓到六樓的宿舍熱水器是太陽能的，熱水總是不夠用。高層公寓是電熱水器，熱水供應還可以。

　　24 小時供應熱水，可以淋浴洗澡。宿舍的墻上安裝了壹個空調，不過空調開放時間是物業統壹管理的，開放時間和季節相關。春季和秋季，空調是不能用的。

　　宿舍八個人分早晚班，但早晚班的比例是隨機的，很多都是早班 6 個人，玩班才兩個人，很不合理。早上衛生間可能會很擁擠。工廠在宿舍裝了有 Wi-Fi，也是收費的。2017 年是每月 30 元。

　　2018 年下調為每月 18 元。宿舍區每層樓有壹臺飲水機，24 小時可以提供飲用水。在工廠住宿有洗衣房，可以免費洗衣，在登記相關信息之後，就可以免費洗衣。但是，這項福利政策在 2018 年1 月 1 日之後宣布取消。之後員工洗衣的費用需要自理。宿舍區有籃球場，乒乓球臺，臺球桌等運動設施。

　　工人可以選擇外租，工廠不會扣住宿費，也不對外租的工人補助。選擇外租的工人大都是住在廠區的東北方向，有個叫「張莊鎮」的地方。那裏的房屋建設的也是公寓式建築，壹間房有十幾平米的樣子，有個獨立的衛生間。每個月的房租在 300 元左右，安裝空調的房間每個月多繳幾十元的空調使用費。使用的水電費需要自理，水費很多都是免費的。 電費是每個房間安裝的有獨立的電表，每個月水電費在 100 元左右，但是外租的工人可以生火做飯。

　　每年在 9 月份前後，處於高峰期，工廠的住宿資源十分緊張，各個宿舍的人員都會爆滿。這時候工廠會提供壹個「鼓勵外租政策」。在規定的時間內，辦理退宿，讓出自己的床鋪，去外面租房子，就可以獲得 1000 元的獎金。獎金分 3 個月發放，第壹個月 200 元，第二個月 400 元，第三個月 400 元。在每年的春節過後，工廠回歸淡季，這時候工廠會有「外租返宿政策」，就是在外面租房的工人，這時候可以返回工廠提供的宿舍居住，但是沒有獎金。

六、職業安全勞動保護

　　工廠的工作環境是在封閉的場所內，進出需要過安檢門掃描，員工上崗之前沒有經過本崗位健康、安全的培訓。根據工人反應車間裏面存在噪音，但不知道是否符合國家標準。線長從未發放過耳塞之類的用品。有的工作是操作自動化機器，存在電離輻射。

　　調查人員表示，壹條主要用於測試和充電的生產線會使工人暴露於大量的電離輻射。例如：X-ray工站，通過 X 光照射 iPhone 透視每臺 iPhone 內部結構是否達標，有無漏裝物料等等。X-ray 工站有很強的電離輻射。上崗前需要體檢，離職也要體檢。該站的工人可獲得 200 元的特殊職位津貼。 根據調查人員的觀察，該站沒有保護措施。 然而，自 2018 年以來，工人們必須佩戴「劑量卡」。 「劑量卡」是工人佩戴用來測量他們所暴露的輻射量的工具。

　　此外，CG 點膠工站是將半成品屏幕進行點膠。在這個工站會用到底漆進行塗抹，這就是化學品工站。這個工站每天會發放壹個棉紡布口罩。另外整個工廠內所有需要工業酒精的工站，每天上班後也會發壹個棉紡布口罩。

　　在這裏工傷事故很少發生，因為工廠的機器操作有防呆設計，需要雙手按壓按鈕，設備治具才能運行。反而因為交通事故產生的工傷相對較多。工廠的生產車間內部為了防止偷盜，所有的窗戶還有安全逃生門都是封閉的，只有安檢門可以進出車間，每個車間都有中央空調設施，用於通風調溫。中央空調有專人定期檢查維護。

　　工廠的基層管理者，壹般見到發生工傷事故了都極力地隱瞞。不幫員工上報，反而哄騙員工，因為上報工傷，連帶三級責任，對他們的績效獎金影響很大。工廠的工人在這裏堅持上班四五年的非常少見，大都是幹個壹年半載，甚至幾個月，或者幾天就走了，沒聽過有發生職業病事故的。

　　從事有害工作的工人離職後工廠會發短信通知去參加免費的職業病離職體檢，但是有些工人那時候都已經回家了，所以都沒人去。有的車間有壹個急救箱，裏面有紗布，碘伏，創可貼，棉簽等壹些簡單的救護用品，但是有的車間沒有見到。像這樣的急救箱，工廠的宿舍區每層樓有壹個，但是很多工人都不知道有急救箱這回事。工廠每天的廢棄勞保用品，比如說廢指套，廢口罩，臟汙的無塵布，舊鑷子等等，都有專人每天進行回收，然後統壹送到工廠的廢棄倉庫處理。

　　七、消防安全

　　車間內部還有工廠的宿舍區，都規劃有消防通道，還有綠色逃生標識，在人流密集的通道安裝有應急照明燈。各種消防器材也很全面，有消火栓，滅火器等等，但是沒見過有人檢查消防器材是否正常。

　　工廠每半年會組織壹次消防演習。消防演習當天，工廠會降低壹個小時的產量，這壹個小時就用於做消防演習。各個線長組織工人從安檢門排隊慢慢走出來，然後到樓下集合，工廠公安消防的有關人員，會發表講話，告訴大家壹些消防知識，這就是工廠的消防演習。

　　工廠每年對每個工人有公安消防的學分考核，可是工廠除了入職培訓以外並沒有進行消防和其他知識的課程培訓。工廠車間內部有個教育訓練室，線長會讓兩條線的工人互換簽名，以證明工人接受教育培訓了，可是正式工根本沒進過教育訓練室，也不知道自己的學分從哪來的，底層工人的學分完全是作假的。

　　八、獎懲管理

　　工廠有員工手冊，規定了員工的日常操守。工廠有警告，小過，大過，開除幾種處分，對應嘉獎，小功，大功幾種獎勵。工廠在旺季壹些小問題是不管的，比如隨地吐痰，亂扔垃圾這種小事，但是到了淡季工廠就會狠抓紀律，搞「整風運動」，車間裏面也是。再比如打架，在淡季不管是因為什麽原因，只要妳還手了，不管誰先動的手，還是有什麽隱情，壹律開除拉黑名單。但是在旺季這種情況如果沒有造成嚴重後果，有可能就會記壹個或者兩個大過。正式工想要記功，也就是在旺季內部推薦的時候，推薦三個人是嘉獎，四至七人是小功，八人以上記大功壹次，記功對工廠的升遷有很大好處。工廠對產品安全的懲處比較嚴厲，工人倒垃圾倒出報廢物料就是壹個大過，工人出安檢門不小心帶出了壹只手套被發現也是小過。工人如果記過將會影響年終獎，壹個大過扣 500 元，而且在有大過的情況下，年終獎是按最低標準底薪 2100 元發放。

　　工人偶爾做出壹兩臺不良品，線長和全技員會將工人叫過去談話。如果不良品太多或者是損壞了重要的物料比如說 iPhone 的屏幕或者是主板，會叫工人填寫大過處分單（壹般都是嚇唬人的，因為有連帶責任，線組長也怕責怪到自己）。情節嚴重的會生效。若工人之後還是沒有改善，會酌情調整崗位。若調整崗位之後還是製造不良品，工廠的基層全技員會想辦法擠兌工人回家。最簡單的方法就是不讓加班，不讓請假，工作出錯就言語羞辱，提高工作壓力迫使工人自己離職。如果有工人壹天犯了錯誤，他們將不被允許在那壹天加班，並且被要求提前下班。

　　九、生產結構

　　iPhone 的各種配件物料及各種耗材，是從下遊的供應商運送到鄭州工廠車間的物料倉，每天開線生產的時候需要各線的物料員前來物料倉，並按照當日的產量領取物料。物料倉也分為兩部分，前段和後段。前段是負責發放物料以供生產；後段是每天把做完裝箱的成品 iPhone 打包向車間外運送的，壹些不良的物料報廢處理也是物料倉的後段負責。在旺季高峰期，壹個完整的物料倉有30 多個員工，每天向外運輸壹萬臺左右的成品 iPhone。

　　從物料倉領取的物料，還需要加工處理，比如說主板，主板領回來還需要貼兩個石墨散熱片。這個部門叫做「前加工」，前加工不是流水線，是幾排擺放整齊的工作桌組成的。前加工處理完的物料配件，才可以送交給流水線開始組裝 iPhone。2018 年前加工部門的人數可以達到 50 人左右。

　　前加工處理完的物料，需要移交給組裝線，組裝線有三種，每種兩條，分為 CG 線（顯示屏幕組裝線），HSG 線（背殼物料組裝線），PRE 線（成品物料組裝）CG 線是顯示屏幕組裝線，把壹些相關的物料組裝到屏幕上的線條，比如：HOME 鍵，聽筒等物料。

　　每天的產能在五千臺左右。由於這條線人數較少，每條線有 120 人左右。

　　HSG 線是組裝 iPhone 背殼上的相關物料的線體。比如安裝電源音量按鍵及馬達揚聲器等物料到手機背部。HSG 線工作崗位較多，人數有 220 人左右。

　　PRE 線又稱為主線，是把 CG 線和 HSG 線組裝好的半成品扣合到壹起，組成壹個完整的成品iPhone，這條線最為復雜人數在 180 人左右。

　　測試線是測試的成品線體，組裝完成的成品 iPhone 經過各種測試後才能確認是良品。測試線有三條，每條線測試檢查的項目是不同的，每條測試線有 100 人左右，每條線每天的產能在壹萬臺左右。

　　測試線測試過關的成品 iPhone 將會轉移到包裝線進行打包裝箱。在經過外觀檢查之後，每臺iPhone 會配備產品說明書，耳機，充電器等，連同主機和配件壹起裝進包裝盒裏。包裝線有兩條，每條包裝線的人力有 150 人左右，每天每條線的產能在壹萬臺左右。打包好的成品 iPhone 會被物料倉的工作人員運輸到車間以外。

　　整個製造流程中出現的各種物料不良品，由維修部負責拆機維修，或者更換物料。維修部在高峰期也有 120 人左右。

　　此外，還包括周邊部門如下：

　　PQC（Production Quality Control），品管負責稽核改善整個車間的品質問題，員工違規作業、作弊操作都是不允許的，高峰期品管的人數在 20 人左右。

　　OQC(Outgoing Quality Control)，這個部門也是屬於品管，但不上線稽核問題，是負責抽檢外觀不良品的部門，高峰期人力在 20 多人。

　　PE(Production Engineering), PE 是負責車間的設備治具的日常維護與維修，高峰期人數 40 人左右。

　　生計，生產技術的簡稱，是負責整個製造流程中出現的製程問題，可以做到追蹤不良原因，改善製程不良品等作用，高峰期人力也在 20 人左右。

　　十、工廠近年生產情況介紹

　　2015 年 9 月，工廠生產製造的是 iPhone 6S 系列。工廠車間內部各個部門的分工非常明確，每個車間有兩名「生管」（生產管理的簡稱）。在 9 月和 10 月，每天的產能都在壹萬臺 iPhone 左右。在淡季因為人力不足，每天的產能大約四千到五千臺。

　　2016 年 1 月份，工廠已經開始生產 iPhone SE 這款產品，iPhone SE 的產品製程比起 6S 相對簡單，每條線的人力比 iPhone 6S 少壹點，但是每天的產能還是在壹萬臺左右。

　　iPhone 7 系列，2016 年 8 月份開始量產。從 iPhone 7 系列開始，車間的前加工線，有了製程上的改變，工廠把容易加工處理的物料，集中到壹個車間內壹起生產，這樣前加工線減少了很多工站。人數從以前的 120 多人，降低到 50 多人。整個車間的產能在壹萬壹千臺左右。

　　2017 年，工廠生產的是 iPhone 8Plus，和 iPhone X。由於 iPhone X 的構造比起前幾代 iPhone更為復雜，所以設立的工作崗位也更多，需要的人力也更多，每條 HSG 線的人力都在 220 人左右，PRE 線 240 人左右，別的線體沒有大的改變。每天的產能在壹萬壹千臺左右。

　　2018 年，工廠生產的是 iPhone XS 系列，和 iPhone XR。iPhone XS 的工作崗位可能會比 iPhoneX 多壹些。而 iPhone XR 由於工序較為簡單，要比 iPhone XS 工作崗位少壹些，人力也降低壹些。每代 iPhone 的人力需要和這款 iPhone 的結構有很大關系，結構越復雜，工廠設立的工作崗位會越多，人力標準也會越多。

　　2018 年是工廠歷年來人數最多的壹年，在「成品組裝壹處」總人數最高達到 88000 多人，而當時沒有簽訂勞動合同的派遣工就有 49000 多人，派遣工人數占工人總數的 55%以上。派遣工沒有跟派遣公司和鴻富錦公司簽訂正式的勞動合同。 派遣工在工廠工作三個月之後，只有部分人拿到返費。而部分沒有拿到返費的派遣工組織了抗議活動。派遣工工作滿三個月後，如果想繼續在廠工作，可以和鴻富錦工廠簽訂正式的勞動合同。2019 年 3 月份有壹些派遣工反饋通過派遣公司入職之後沒有簽訂勞動合同，但是有簽署壹個返費協議。上面規定了領取返費的條件。

　　2019 年 8 月，工廠的派遣工比例達到了 50%左右。

　　十壹、其他

　　工廠管理情況

　　在工廠人數最多的組裝線上，每條流水線都有 120 多米長。壹個組長可管理兩條甚至更多條線。

　　每條線有壹個線長，多個全技員（甚至十幾個全技員），每個全技員負責其中的壹小段（就是三四個工站）。

　　工人上班以後不忙的時候可以講話聊天，但是音量必須很小，不能影響到別人。但是工廠規定上班時間是不能講話聊天的，也會有人經常「巡線稽核」工作紀律，如果被發現需要可能會被取消加班資格，上班時間說話也是需要長眼色，不能明面上講話聊天的。

　　工人上班以後不能隨便走動。工人離崗上廁所需要和全技員報備，不能超過 15 分鐘，超過了報曠工。次數也有限製，壹上午最多去兩次，去的多了，全技員線長會責難，最常見的辦法就是調整崗位或者取消加班，讓不聽話的工人幹最苦最累的工作。

　　如果工人不聽話，他們會被調到更累的工作崗位。 如果他們仍然不聽話，他們會換到不同的生產線。 如果其他生產線的領導也不希望工人在這條生產線上工作，那麽工人每周只工作 8 小時，每周工作 5 天，而且沒有加班。

　　根據工人反饋有些領導很糟糕，即使工人來上班，他們也不會為工人安排任何事情。並要求妳站到線外，同時還提報工人「曠工」。

　　因為組裝線上的「機臺」（半成品 iPhone）流動得很快。壹人離開崗位，剩下的人工作壓力很大。有的時候機臺流動得非常快，從流水線上拿都拿不過來，更別說進行加工處理了。做不完機臺會堆積，堆積嚴重影響每小時的產能。

　　經常有人「巡線稽核」，檢查工作紀律。比如查是否存在講話聊天和打瞌睡的情況，也有檢查品質安全的，例如機臺擺放和作業手法。如果是白班，巡查項目和頻率會更多，如工人被抓到有違規行為，首先面臨的就是寫「改善報告」（類似個人檢討）和不讓加班作為懲罰，流水線上的工人工作壓力很大。

　　工廠每天有生產安排，壹個班次旺季產能最高的時候，滿量要做壹萬兩千多臺 iPhone。工人必須努力達成。而每個工站根據工站的人數也有相應的產能，如果工人動作慢，產量不達標，線長全技員就會過來責罵員工，罵得很難聽。動不動就是「妳 TM 的能不能要點臉，別人壹天幹多少，妳壹天幹多少？」、「妳是比人家少長了什麽東西還是怎麽回事？不能幹給我滾蛋！」，或者是「妳能不能要點臉，別人能幹為什麽妳不可以？」。如果工人不吭聲，線長和全技員罵壹會兒也就算了。

　　如果工人敢頂嘴或者罵了以後還是產能不達標，那麽壹旦有人力調動的機會，線長就會把不聽話的員工調走。

　　辱罵員工的現象在工廠的生產壹線非常常見。有壹位工人因為身體不適，工作狀態不是很好，產能沒有達標。線長直接問他：「能不能幹了？不能幹可以回家，富士康最不缺的就是流水線工人，不好好幹活，完不成產量，可以辭職滾蛋，別在這占著茅坑不拉屎，耽誤我的產能！」這是線長當時的原話，後來直接線長讓他打卡下班了。

　　有許多老員工在工廠工作了三四年，甚至五六年，績效卻被評為丙丁。這類工人是沒有技術津貼的。線長給員工評績效並不是公開透明的，是他自己說了算。有的線長完全就是憑個人喜好在評比，而且工廠評績效還有名額限製，必須有壹部分人評得不好。所以很多工人覺得不公平，許多老員工都很氣憤，績效評價低，不僅年終獎少了，而且還影響今後整整壹年的薪資。很多因此工人去找工廠內部的員工關愛，工會等部門，這些部門也是口徑壹致說這是公司規定，沒有辦法更改，會和上面的領導溝通反應，但是需要時間，讓工人們回去安心工作等消息，過了壹段時間沒

　　有消息，也就不了了之了。

　　工會

　　工廠有工人代表也有工會，但是工人們很少有人知道他們是管什麽用的，也從來沒有聽說過工人代表是誰，如何選舉，他們有沒有定期會議就更不知道了。工人都說他們是富士康內定的，因為工會主席都是本部門的領導擔任。

　　員工關愛

　　除了工會，工廠還有員工關愛和關愛熱線 78585。但是大部分工人都不知道，打投訴電話的人就更少了。線長們不會大力宣傳，因為不希望工人知道之後去投訴或讓他們添麻煩。知道的工人去投訴線長壹般也是沒有用的，因為員工關愛壹般是不管的。而且還會規勸工人，線長做的沒有錯。工廠的某些領導曾說過工廠成立員工關愛的目的是維護生產，只為了旺季能正常大量生產。

　　工廠並不是慈善機構，別人能做的，妳只有做的比他更好在這個地方才能上進。

　　有個工人身體不適和線長請假明天休息壹天，線長非得讓他明天早上再跑過來請假，沒有辦法，第二天來了請假，線長竟然不批。工人只好去找員工關愛中心，員工關愛中心的人沒有幫忙解決問題，反而勸員工回去正常上班。該員工只好曠工了壹天，第二天來上之後線長不讓加班，還說曠工必須記大過壹次。該員工就又去員工關愛中心投訴了，這次員工關愛中心幫忙。但是卻說曠工按公司規定是應該記大過的，要記大過壹次，後來還真記了，不過提報之後沒有生效而已。

　　晉升

　　在工廠的普通工人要想晉升，如果有能力的員工，在壹個正牌的全技員需要工作兩年以上，壹個線長職務需要工作三年到五年的時間。有的線長工作了七八年其實還是個全技員，實際上幹的是線長的職務，但是級別只是全技員的級別，領的是全技員的工資。

　　工人滿意度

　　調查員詢問工們為什麽選擇來到這裏，工人們說：「生活所迫，這個工廠最起碼不拖欠工資。就是每年的淡季時間太長了，希望每個月能發差不多三千元工資就滿意了，工作很累但是也期望能夠加班，因為有加班才著能拿到三千多的工資，誰想生活得那麽累呢，逼我們加班的不是工廠，是生活。工廠對我們很殘酷，急需勞動力的時候工廠想方設法通過各個途徑把工人招來，不幫忙推薦還不讓加班，壹到淡季馬上搞「整風運動」，進行內部檢討，稽核工人問題，提高內部壓力，零加班，軟性逼我們自己離職。未來很迷茫，不知道離職之後應該去幹些什麽。這裏是就好像壹個囚籠，離開這裏還是什麽都不會，短暫的自由之後是進入下壹個囚籠，明知道在這裏是浪費人生，但還是只能被囚禁在這。對目前的生活狀況不滿意也只能默默承受，無法反抗。」
調查人員日記

　　2018 年 11 月 12 日

　　自從進入工廠以來，我看到工廠如何想辦法在生產高峰期的時候來招聘工人。 他們實施了這個「內部推薦」計劃，讓工人將家人和朋友推薦到工廠，並為每個生產線分配推薦配額。 如果妳不推薦其他人到工廠工作，生產淡季妳將無法在工廠加班工作，這是壹種常見的懲罰形式。 大多數工人都希望加班加點，因為古國沒有加班他們每月只能賺 2000 元左右的底薪。

　　上周，我們被調入製造 iPhone XR 的車間。這對我們來說是個好消息，我過去 10 天沒有加班，但是接下來幾乎每天都可能可以加班 3 小時，我很高興，因為他們壹直在為 iPhone XS 減產，我的工作時間也被削減了。現在我們終於可以加班加點，在這個月能拿多壹點錢。



我今天也在壹條生產線上看到有人好像生病了，感覺是無法完成今天的生產目標了。線長走到他面前說：「妳能幹嗎？如果沒有，就回家吧！富士康從不缺流水線工人。如果妳不幹而且還不能滿足生產目標，那就滾吧。不要占著茅坑不拉屎！」。我嘆了口氣，這種辱罵經常發生。如果妳反駁，線長可能會把妳送到最幸苦的位置上去工作，或者他們不給妳加班時間。

　　我路過壹間叫做「Run-in」的房間，向工人詢問裏面是什麽。他告訴我，在「Run-in」房間工作的工人會使用 X 射線檢查 iPhone 內部，以確保沒有任何缺失部件。這裏的工人長期暴露於電離輻射，必須進行崗前和崗位後的體檢。但我沒有在這個工作崗位上看到任何的保護措施。

　　我們的生產線在我們的班次結束時並沒有完成 12,000 部 iPhone 的生產配額。為了能拿到更多的工資，我們繼續義務加班。輪班結束後，當我準備回到宿舍的時候，我們卻被告知會有壹個夜間會議。會議續了大約 10 分鐘。我站著都已經快睡著了。我基本上壹整天都不停的工作，迫不及待地想回到宿舍休息。

　　在旺季結束後的幾個月裏，大部分工人都沒有加班加點。他們說好事是工廠總是按時支付工資。

　　今天，我問壹個工人為什麽決定來這裏工作。他的說的話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說：「未來很迷茫，不知道離職之後應該去幹些什麽。這裏是就好像壹個囚籠，離開這裏還是什麽都不會，短暫的自由之後是進入下壹個囚籠，明知道在這裏是浪費人生，但還是只能被囚禁在這。對目前的生活狀況不滿意也只能默默承受，無法反抗」。

　　單臺人力成本

　　壹個班次旺季共計 2080 人。（物流倉 30 人，前加工單線 50 人，CG 線 240 人 ，HSG 線 440 人，PRE 線 480 人 ，測試線 300 人 ，包裝線 300 人，維修線 120 人，周邊部門，120 人左右 ）每年旺季，壹個班次的人力可以生產 11,000 臺 iPhone（其中包括了每天 3 小時的加班）。在工廠普工最多，白班普工壹天的底薪是 96 元外加三個小時的加班費 54 元和旺季津貼 18.4 元壹共是168.4 元。

　　旺季津貼以 2018 年來算。2018 年後入職的旺季每月有 400 元，400/21.75 工作日，每天有 18.4元2080 人×168.4 元 = 350,272 元

　　350272 元 / 11,000 臺 iPhone =31.84 元（4.64 美金）由此可得: 每臺 iPhone 成本的估計值在 31.84 元(4.64 美金)派遣工返費的通知富士康（鄭州）工廠對於今年十壹月份工人維權活動的通知聲明，然而部分至今仍未返費。

　　工人故事

　　故事 1

　　小張 21 歲，他是今年 8 月中進入鄭州富士康工作的，他是在網上看到富士康招工廣告，工作 55天提供 5000 元的返費。最開始以為是富士康直接招工，但是到了鄭州富士康後發現實際上是派遣公司，合同是和派遣公司簽的，派遣公司說工作滿了 55 天，會給 5000 元的返費。簽了合同之後就由派遣公司安排進了富士康，經過了半天的培訓，下午就分配去了 K 廠區，晚上就住進了宿舍。宿舍壹共住了 7 名工人，三個上白班，四個上夜班。

　　他進工廠的時候，正好車間在換了新的生產線準備生產蘋果 11，和他壹起分在生產線上的當天壹共有 6 名工人。和他分到生產線上 6 名工人都是派遣公司招進來的，通過派遣公司招的工人比富士康直招的返費都要高。他們這個班有三十幾個人，除了幾個老工人，大部份都像他壹樣是最近通過派遣公司進廠的工人，還有十個左右是學生工，也是通過派遣公司招進工廠的。這些學生工以經在生產線上工作壹個多月了。他和這些學生工聊天的時候得知 ，這些學生 8 月底就要回學校去。

　　小張每天工作十小時，每周工作六天。工作非常單調，就是檢查手機的機殼，有時候看的久了，眼睛會痛。鄭州富士康是他工作的第三個電子廠，雖然工作很累，他也能努力適應。

　　因為是生產蘋果新手機，線上產量壹至上不去。中午吃飯的時間只有半個小時，吃完飯馬上要回來上班。班長要求他們早上和中午在上班之前就要到線上準備，因為打卡要排隊，有時會占用很多時間。大部份的工人都會提前到線上。小張上班的第二天，就是沒有提前到車間，線長對他說了很多難聽的話，當時想沒有計劃在富士康工作長期工作，所以就忍受了。

　　小張只想工作到是有返費拿的第 55 天，到了時間就離職。他覺得在富士康工作，看不到人生的希望。

　　故事 2

　　在工廠工作了壹年以後，我選擇了離開，因為這裏的工作呈現兩個極端，在每年的旺季也就是 8，9，10，11 這幾個月份，加班很多。工作很累，但是工資也能拿到 4500 元左右。剩下的幾個月人員減少，沒有加班可是工作還是很累，因為分擔到每個人頭上的工作量並沒有減輕絲毫，還要面對頻繁的人事調動，和產線搬遷。這樣的日子裏，工人們拿到的工資數目幾乎不會超過 3000 元。

　　工廠的企業文化和管理模式在我看來可以說是官僚主義，可能在這個新社會可能有點言過其實。

　　但是工廠的管理者，以及管理者建立的員工關愛機構首先保證的是是工廠的利益。擴大生產，維持產能這是管理工廠的前提。工廠的工人很多，管理者同樣很多，也滋生了深厚的裙帶關系，這裏就是壹個小型的社會集團。壹個普通的工人期望得到升職，在保證自身能力的情況下，得到線長的職位最快也需要三年時間的打磨，當然三年得到線長職位，這已經是能力很強的人才了，更多人是在 5 年甚至更長時間才得到職位提升的，線長的上司是組長，線長爬到組長位置更難，百分之 90 左右的線長永遠無緣組長職位。在這個工廠升職加薪的空間對於普通工人來說非常緊湊狹小。

　　我和很多人壹樣，離開的時候義無反顧，信誓旦旦的在嘴上也說著以後再也不會進這個垃圾工廠了。可是每年的旺季工廠為了大量招攬勞動力，給出的返費最高達到工作 35 個工作日就獎勵 6500元的地步，所謂財帛動人心，在財富面前當初的誓言顯得那麽無力。很多工人選擇再次復職，我想我以後或許也會因為高額返費的誘惑再次復職吧。

中國社會的工人階級的處境

作者 中國勞工觀察 寫於 二零一八年

　　執行總結

　　玩具在許多人的童年回憶裏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夏天的時候到遊樂場轉壹圈，您很大可能會見到這壹幕場景：小朋友們拿著 Nerf 槍互相追逐或手持迪士尼公主娃娃在玩過家家。在遊樂場見到的場景看起來或許很天真爛漫，但孩子們手中的玩具的製作過程並非如此的美好。

　　韶關旭日電子玩具工廠位於廣東省韶關市，主要生產迪士尼、沃爾瑪、孩之寶、美泰、萬代的產品。這些品牌的代表商品包括備受大眾喜愛的玩具，例如上文提到的 Nerf 槍及迪士尼的公主娃娃等。中國勞工觀察在 2017 年 8 月展開了對旭日的第壹次調查，調查結果發現工廠工作條件十分惡劣，存在嚴重超時加班、招聘歧視及無有效工會等壹連串問題。讓人更為擔憂的是兩起旭日工人從工廠建築跳下的事件，事件釀成壹死壹昏迷的悲劇，進入昏迷狀態的工人在數個月後才恢復意識。

　　在這壹系列的侵權行為和工傷事件的背後是跨國企業的供應商行為守則所許下的承諾，他們許諾「在所有運作中都嚴守職業道德並承擔責任」

　　1和「做好防範措施，防治工作場所危害」

　　2，但似乎

　　這些承諾都沒有被履行。

　　工廠惡劣的工作條件在 2017 年被曝光後，中國勞工觀察在 2018 年 4 月再次展開了跟進調查，以查證工廠是否有在工作條件上作出改善。我們在本次調查過程中發現工廠作出了改善，例如提供急救箱給工人，為工人購買社會保險以及在消防措施上升級，但是許多原本就存在的問題依舊沒

　　有得到改善。

　　持續存在的勞工侵權問題

　　· 存在招聘歧視的問題。擁有韶關戶口的工人不能應征臨時工，只能成為正式工。

　　工人需自行承擔入職前體檢，工廠不提供報銷。

　　上崗前安全培訓不足，培訓時間遠少於法律規定的 24 小時。

　　工人每月平均加班 75 小時，遠超過法律規定的 36 小時。

　　工廠的請假製度不明確。生病的工人無法請病假，只能請無薪事假。

　　工人沒有獲得充分的勞保用品。車間內雖然有張貼安全告示牌提醒必須穿戴護耳器具，但是工廠沒有配發棉線手套和廠服以外的東西。

　　工廠沒有環境健康安全委員會，工人也沒有受到這方面的培訓。

　　工人不知道工人代表是誰，也不了解工會的職能。

　　工人反饋曾遭到管理層辱罵。

　　除了面對這壹連串不符合標準的工作條件，正式工每個月的工資大約只有 2600 元，臨時工的工資因為不繳納社會保險所以稍微高壹些，大約有 3100 元。相比之下，韶關市的平均工資是 65739元，月平均為 5478.25 元3。因此工人被迫依靠加班費以維持基本的生活生平，但這在工廠淡季時很難做到。

　　當小孩終於得到壹個盼望已久的玩具時所展露出的喜悅是無法估量的，但這份喜悅不應該以工廠工人的利益作為代價。大眾應嚴厲譴責這壹系列不公平的做法，而以上的品牌公司應確保其供應商有遵守及履行其供應商行為準則，並且迅速解決在中國勞工觀察的調查報告中所發現的問題。

　　公司簡介4

　　韶關旭日電子玩具廠是香港旭日國際集團在韶關新建的壹家大型外商獨資企業。公司主要生產電子玩具、手袋、旅行袋、旅行箱、製衣等產品，產品全 部遠銷美國、歐洲等國家和地區。公司創建於 2004 年，是韶關市政府招商引資的重點項目之壹，目前也是粵北地區規模最大的企業。 公司占地面積約 3900 畝。

　　工廠全名：韶關旭日國際有限公司

　　地址：廣東省韶關市沐溪大道 26 號

　　聯系方式: 0751-8828888 陳錦銘

　　產品：塑膠五金電子玩具、服裝、手袋、背包、電子電視遊戲機、攝錄機、家電音響、文具用品、旅行袋、塑膠工模、遊樂車、紙箱、鞋類、紙製品、電池、電子產品、塑膠製品、包裝製品、醫療器械設備.

　　主要客戶：迪士尼、沃爾瑪、孩之寶、美泰、萬代員工總數5： 三萬。

　　工人人數： 27000

　　男女比例：3:7，根據在車間以及上下班路上的觀察推測，工人平均年齡當在 35 歲左右。裝配部門流水線的正式工人，幾乎都是是 40 歲左右的女工。

　　受訪人數：50

　　受訪者的男女比例： 3:2

　　壹、入職及離職

　　入職政策

　　招工要求：旭日招工處的普工招聘信息：18 周歲以上的城鄉男女青年。

　　在韶關市西聯鎮上廟背村的壹份中介招聘信息上顯示，旭日玩具廠限韶關以外戶口加入。

　　調查期間確認，韶關戶籍者可應聘正式工，但該廠不招收韶關戶籍的臨時工。 當時問詢該廠多名老員工，說不出具體原因。有壹個說法是「不好管」，未確認。個人推測，可能是為了降低用工成本。

　　臨時工全部是移民工人，多數來自毗鄰縣市，以湖南郴州下屬各縣農村戶籍者為主。4 月13 日入職當天的培訓，正式工約 15%，其余都是臨時工。裝配車間，根據自己帶飯盒的人數估測，正式工可能有 50%。工廠宿舍內沒有插座，工人無法使用任何自帶電器，能自己做飯帶飯盒的人，肯定是有廚房的，也就是在外租房的人，而臨時工因工作時間靈活沒有租房的需求。

　　招聘程序：

　　自主應聘時，應聘者先到招工處大廳的文員處交身份證，身份證復印件三份存檔，證件照兩張，身份證原件掃描，未見扣押證件，工廠未向工人收費。

　　文員查看應聘者的文件了以後，沒有問話，直接發了壹張空白的工人職位申請表，填完後交給文員，就又發了壹張體格檢查表。次日體檢完畢，交體檢表給文員；發了壹張員工報到通知單。入職整個過程沒有被問。

　　臨時工壹般通過中介介紹進入該廠。向臨時工了解過大致的情況。入職流程與正式工人沒

　　有區別。

　　入職途徑：

　　A.自主應聘

　　B.中介輸入。

　　崗位分配：

　　工人的車間由招聘文員安排，具體崗位由拉長分配。同壹條流水線上的不同工位之間的調換，必須有拉長的許可。

　　未成年學生工：

　　未發現使用童工。未成年學生工的情況，主要來自對老員工的訪問。獲知暑寒假期間會招聘大量 16～18 周歲的學生工。2017 年暑假的學生工薪資是 10.5 元/時，未知是否有生活補貼，收入應略高於正式普工，低於臨時工。臨時工與學生工全部分配在裝配部，工作內容與正式工人壹致。

　　體檢：

　　入職體檢，指定在西聯鎮粵北第二人民醫院，費用 40 元，由工人承擔。

　　該院體檢內容，男性為兩項：抽血化驗、X 光胸透，女性多壹項：驗尿。身高、體重、視力部分工人自行填寫。

　　體檢結果能當天獲取，沒有離職體檢。

　　入職培訓：

　　培訓時間為上午 10:10～11:05，內容為介紹旭日玩具廠的組織架構、考勤製度、薪資福利、獎懲製度、辭職手續辦理、糾紛溝通渠道。培訓時間有工資。培訓室內的《新員工入職安全教育安排》完全沒有執行，形同虛設。

　　試用期：

　　根據旭日玩具廠的勞動合同，試用期為六個月。

　　離職：

　　試用期內辭職，需要提前三天告知車間主管。合同期內辭職，需要提前壹個月告知主管。

　　辦理離職手續當日能結清工資。 合同沒有寫當日能結清。問老員工，基本是上午辦理辭職結算，下午工資到賬。調查員結束車間工作離開韶關是在星期六，當天各行政部門沒有上班，無法辦理手續，徑行離開，5 月 9 日再去辦理的辭工手續，交還廠牌、飯卡，當天下午收到工資。

　　沒有發實體的工資單，發了手機短信。

　　離職沒有難度，調查員向拉長提出辭工，拉長說自己沒有權力批辭工，應該找車間主管。

　　到車間辦公室，車間主管安排文員發壹張辭工申請表，當場填寫，交還文員，文員拿給主管簽字存檔。到下午下班時，文員發還壹張員工離廠記錄表，說三天後就可以結工資。辦理辭工手續，在辭工結算中心，交還廠牌，文員會拿出壹張表格，記錄有當天全部辭工人員的當月的考勤、薪資信息，找到調查員的名字，調查員在結尾空格內簽名確認。當天下午六點前，工資已經發到調查員的銀行卡中。

　　二、勞動合同

　　簽署過程：

　　上午 8:30 應聘者憑《職員工報到通知單》到招工處壹樓大廳集合，排隊進入二樓培訓室，9:00 開始簽培訓簽到表，發空白合同，講解合同內容，簽訂合同，交合同，10:10 開始培訓，11:05 培訓結束，發合同副本。該廠簽合同，壹般為固定期限三年，比如調查員2018 年 4 月 13 日入職，合同終止日期為 2021 年 4 月 13 日。48 歲左右的人簽的合同，終止日期為她們的 50 歲生日。

　　合同內容：

　　工作內容和工作地點；工作時間和休息休假；勞動報酬；社會保險和福利待遇；勞動保護、勞動條件和職業危害防護；規章製度；合同變更；經濟補償；合同解除和終止手續；爭議處理；其他。

　　三、工作時間

　　上午 下午 加班

　　工作時間 7:45～12:45 13:45～16:45 16:45～18:45合同規定為八小時工作製。每周至少休息壹天。打卡機記錄工時。上班打卡不需要排隊，但下班打卡需要排隊 5 分鐘，該時間計入工資。

　　調查期間，每周五下午加班時間為 16:45～18:15，其余每天加足 2 小時，到 18:45 下班。周六加班 10 小時。合計每月加班 75 小時。

　　根據老員工反饋，在暑假工較多的 6、7、8 三個月，加班時間有時會延長至 3 小時，19:45 下班。 加班自願，不想加班的工人口頭告知拉長即可。調查員所在的流水線，每天生產指標是 4000 個玩具槍，不易達到。

　　據了解，噴油、裝配、成型等部門沒有夜班，都是長白班。可能其他部門有夜班，未能接觸到了解相關情況的人。

　　四、勞動報酬及福利

　　報酬：

　　工廠執行日薪製，工資結構為：基本工資+加班費+生活補貼。工人底薪 64 元/日，生活補貼 12 元/日，平時加班 12 元/時，周末加班 16 元/時，法定節假日加班 24 元/時。工人綜合月薪約 2600 元。

　　該廠沒有全勤獎。每月 15 日發工資條，確認上月考勤、薪資，20 日發上月工資。工資打到工人的中國銀行賬戶上。

　　臨時工薪資為時薪製，不論平時上班、周末，都按 13 元/時計薪。月綜合工資約 3100元。臨時工的生活補貼每周 70 元，直接打入旭日通卡（飯卡）。正式工人的工資條上，有 「增加款項——津貼」 欄目，就是生活補貼，每天 12 元，僅限上班日，周末、請假則沒有。

　　工人很少有升職的機會，偶爾有的人會成為拉長。根據拉長自述。她的月綜合工資，只比正式工多 28 元。調薪也只是在獎懲製度提到過，老員工沒有漲過工資。

　　請假製度：

　　因為該廠無全勤獎，工人請普通事假基本可以獲批。

　　該廠沒有公開病假、產假、婚假、喪假的相關製度。有工人因感冒發燒請假壹天，只能請事假。 請事假就算當天沒有上班。請假壹天，當天沒有工資、沒有生活補貼。

　　休假：

　　5 月 1 日為國際勞動節，放假壹天，當天有基本薪資 64 元。工作滿壹年的工人可享有為期五天的年假。

　　社保：

　　該廠為合同工購買社會保險，包含五個險種：養老、醫療、生育、工傷、失業。工人繳納264.86 元，廠方繳納 586. 46 元。臨時工壹般默認不買社保。也有壹部分合同工選擇不買社保。

　　調查員註意到買社保的正是工人壹般為中年女性，因為她們希望能長期穩定地工作到退休，領取退休金，然而沒有買社保的正式工壹般是青年男性，對於該廠的低工資感到很無奈，有辭職的念頭。

　　福利設施：

　　該廠體育、娛樂、文化設施有：籃球場、羽毛球場、乒乓球場、桌球室、觀影廳、KTV廳、圖書室。KTV 廳在 7 號食堂三樓，桌球室、觀影廳、乒乓球室、圖書室在 3 號食堂三樓。籃球場、KTV 室是工人下班後常去的地方，其他設施使用者較少。圖書室辦公桌旁邊貼有圖書館理規定，工人只能在圖書室內瀏覽，不能辦卡外借圖書，職員交 50 元押金可辦卡借書壹本。

　　五、食宿條件

　　夥食條件：

　　食堂、宿舍在生活區內。A 區開放兩個食堂；E 區建有五個食堂大樓，目前啟用三個：3號食堂、6 號食堂、7 號食堂。3 號食堂壹樓、二樓面向工人開放，菜品比較豐富，微辣為主，每餐價格 4.5 元起。7 號食堂二樓每餐 7.5 元。

　　6 號食堂為 「職員食堂」 ，不對工人開放，調查員試圖在該食堂購買午餐，食堂工作人員檢查廠牌後，說： 「這裏是領導食堂，妳不能在這裏買飯吃。」 經觀察，6 號食堂菜品迥異於其他幾個食堂，以清淡的粵菜、燉湯為主，沒有放辣椒。

　　因為中午時間有限，在外租房的工人壹般會自帶午餐，省去往返食堂、排隊買飯的時間，可以在車間外面打個盹，睡壹個午覺。

　　宿舍條件：

　　旭日玩具廠生活區與生產區緊鄰，從車間到宿舍，步行約 10 分鐘。有門崗值守，需刷廠牌出入。臨時工住宿舍，只有少量的正式工住宿舍。

　　該廠宿舍有電風扇、衣櫥、陽臺、蹲廁、洗澡間，但是洗澡間無水管、花灑、衣帽鉤，不能淋浴，所以工人須自備水桶或盆，在陽臺的熱水龍頭取水，再到洗澡間擦洗。

　　4 張上下鋪的鐵架床，壹般住 4～6 人。宿舍內沒有空調。

　　在該廠宿舍居住的工人，需要繳納住宿費、水電費，每月約 50 元，在工資中扣除。

　　六、職業安全與勞動保護

　　安全設備：

　　裝配部門為開放式車間，無空調設備，窗戶上安裝有風扇。調查期間，調查員遇見有人更換排氣扇。車間整體環境幹凈、衛生；各通道暢通。

　　車間辦公室、宿舍樓梯間有急救藥箱，車間裏的藥箱在車間辦公室裏，藥品不可拿出辦公室使用。

　　勞保用品：

　　裝配流水線上裝配工人壹般不會接觸到毒害物質，其他車間，根據培訓講師描述，噴油部會接觸到油漆，需要戴防護口罩，要定期體檢，且噴油部的生活補貼是 16 元，高於裝配部門。但調查期間沒有接觸到噴油部門的人。

　　車間油倉門口張貼有毒害物質警告標誌，丁酮、DSP8160A 助劑、環己酮、白電油、異佛爾酮、異丙醇、甲苯、二甲苯、甲醇、丙醇。

　　油倉門平時不打開，偶爾有人進出取用物品，但沒有防護措施，沒人戴口罩、防護眼鏡。

　　裝配工人的勞保用品，只有壹雙棉線手套，每周發放壹雙。工廠發兩套藍色的長袖廠服。

　　製服是免費的，辭工時退還給車間辦公室。

　　超聲機上雖然張貼「必須戴護耳器」的安全提示，但車間沒有給操作超聲機的工人配發護耳設備。

　　環境健康安全委員會：

　　工人普遍不知道有環境健康安全委員會，調查期間也沒有聽說這個名稱。

　　工人入職培訓沒有涉及環境、健康、安全方面，車間也沒有做任何培訓。

　　工傷：

　　在調查期間，調查員沒有發現工傷事故。

　　七、消防

　　車間、宿舍區域的消防設施比較完善，提示也足夠清晰，檢查表也在更新。

　　車間內塑料玩具、零部件、包裝紙盒都是易燃品。車間具有禁止吸煙的標誌以及天花板上噴淋管網。

　　3 號食堂三樓的幾個消防栓、滅火器，沒有做到定期檢查，不僅檢查日期被塗改，而且沒

　　有 2018 年的檢查記錄，可推測此處的消防設備至少半年沒有檢查過了。

　　根據老員工回憶，工廠每年會安排消防演習，展示怎樣用滅火器、消防栓。但並不是每個人都能參加的，是隨機在各車間抽幾條流水線的工人參加演習。有工人入職四年多，只被抽到過壹次參加消防演習的機會。

　　八、獎懲措施

　　該廠對工人的獎懲製度是扣分製，每人進廠時默認滿分為 10 分，根據違紀情況扣分，扣分達到 10 分以上就開除。

　　扣分雖然不會扣薪水，但會減少升職、加薪的機會。

　　該廠連全勤獎也沒有，其他獎勵更是聞所未聞，只有舉報盜竊、破壞的壹個獎勵通知。

　　該廠也不會在傳統節日向工人發放慰問品：端午節不會發粽子，中秋節不會發月餅。

　　九、勞工協會和投訴

　　該廠在招聘大廳、宿舍樓道、車間走廊都張貼了工會代表名單。問詢老員工，都不清楚工會代表怎麽產生的，因為她們沒有投票過，也不曾開職工大會。

　　員工關愛熱線的電話也貼在車間醒目位置。該熱線能打通。工人有問題會直接向拉長反饋，很少使用熱線。

　　十、其他

　　客戶訪問及審計：

　　4 月底，車間通知，有客戶驗廠，流水線的拉長給工人開早會，提醒工人維護自己工位的整潔。4 月 25 日，車間辦公室人員在打卡機旁張貼工人熱線電話的告示、在流水線各工位掛上新打印的作業指導書。

　　工作環境：

　　工人進出廠不會被搜身，但如果工人背包出廠，會被保安用探測儀掃描。

　　工人滿意度：

　　工人在求職網站上反饋曾遭管理層辱罵，該廠薪水較低，壹天工作十小時，基本工資、加班費、生活補貼合計 100 元，僅能維持最基本的生存，難以有所積蓄。工人期望能掙三千以上。韶關戶籍的工人聲稱，很想做臨時工，多掙壹點錢。

工人認為工作時間太長，下午上班會困；期望中午有足夠休息時間。

　　正式工在旭日工作的，主要是韶關本地戶籍的農村女性，她們選擇旭日，主要是該廠穩定、工作門檻低（玩具裝配工作對視力、雙手靈活度要求都不高）、有社保，如果能做到退休，可以拿退休金，獲得壹定程度的養老保障（中國農民普遍沒有退休金）。

　　臨時工在旭日工作的，壹般是湖南郴州下屬縣市的農民子弟，由當地熟人帶到韶關打工，有事做、有錢掙就行，進入哪個廠對他們來說區別不大，談不上他們「選擇」旭日玩具廠。

　　調查員日記

　　早晨 7:40 左右到車間打卡，7:45 之前必須到各自的工位，開始壹天的工作。我的工位在流水線的最末端，內容主要是堆叠已經封箱的成品到卡板、登記產量，為紙箱蓋印，有時給紙箱貼標簽。

　　我所在的裝配流水線是做玩具槍的，壹天的目標任務是 4000 個成品，四只玩具槍裝壹個紙箱，每個卡板需要堆 108 箱貨，平均壹小時堆滿壹個卡板。玩具槍是塑料產品，裝箱後也不重，總體來說這個工位不算累。

　　但是因為自動封箱機只封紙箱中軸線，有的訂單需要把紙箱所有的縫隙都封上，那就需要在紙箱通過封箱機後，我再手動封箱，用透明膠帶封好剩余的四個邊。手動封四個邊的速度當然比不上封箱機的封兩邊的速度，因此常常會堆貨，在流水線下貨慢的時候再趕時間封。遇到這種訂單，就比較累，需要連續壹個多小時手腳不停封箱、堆箱，很少有時間休息。

　　上午的上班時間是 7:45~12:45，五個小時整，因為早餐壹般吃不了多少，所以在中午十壹點多會感到餓，有些經驗豐富的老員工會帶壹些餅幹、水果，放在飲水處，趁著上廁所或者去喝水的空兒，悄悄吃壹點零食。剛開始幾天，每到十壹點半左右，就又累又餓，沒什麽氣力。幸好流水線上的工人也餓得沒什麽勁頭，手腳會慢下來壹點，不至於堆太多箱子。

　　到 12:43 左右流水線就會停下，工人們擁擠到車間的兩個打卡機排隊。

　　壹個車間 6 條流水線，每條流水線大約 60 個工人，整個車間大概有三百多人，排隊打卡需要五分鐘左右。打卡後步行五分鐘到食堂，中間需要穿過壹個門崗，又得排隊刷廠牌，到食堂後還得排隊五到八分鐘分鐘才打得到飯。

　　吃過飯後，幾乎沒有時間休息，就要回到車間上班，這樣導致下午三點多的時候很困，經常有人打瞌睡。有時候看到旁邊流水線的壹個裝箱工人站在操作臺旁邊就睡著了。

　　為了避免下午打瞌睡，大量工人會選擇不去食堂吃飯，省去來回走路、排隊的時間。他們早上自己帶飯到車間，存在車間外面，中午下班就直接在車間附近吃，吃完飯才壹點鐘，這樣他們可以擠出半個小時來午覺。

　　因為車間大門在中午打卡後就被辦公室人員鎖起來了，工人並不能到車間工位睡午覺，只能在車間外面找地方。有的工人直接躺地上就睡著了，有的會躺在空的塑料籃上，有的坐在卡板上打盹，有的靠著墻根睡覺。能自己帶飯、有空睡午覺的，只能是在廠外租房的老員工，可以自己做飯。新員工往往不會租房，也只能吃食堂。所以到下午三四點鐘的時候，常常看到工人們打瞌睡，壹邊手上的動作不停，近乎機械的勞作。

　　到下午五點鐘左右，拉長會統計產量，估算到下班時能不能做到 4000 個貨。如果做少了，這個時候拉長就會催促整條流水線的人，要大家手腳快壹些。這時就是壹天中最忙累的時候，壹箱箱貨不停地滾下封箱機，封箱、堆箱必須聚精會神，飛快地進行，直到下班前五分鐘。因此到下午下班的時候，往往會有氣無力，沒有精神。剛開始幾天，下午很困，下班後直接回宿舍睡覺，睡醒才去食堂吃晚飯。

　　2017 年與 2018 年的工作條件比較

　　2017 2018

　　招聘 旭日工廠的招工要求明確註明招收年

　　齡介於 18-45 歲的男女員工。

　　自從 2009 年的韶關事件後，工廠不再

　　招收來自新疆的應聘者。

　　招工要求明確註明招收年齡介於 18-48 歲

　　的男女員工。48 歲左右的應聘者所簽署的

　　合同，終止日期為他們的 50 歲生日。

　　旭日工廠的正式工只限韶關戶籍者應

　　聘；臨時工則不招收韶關戶籍的應聘

　　者。

　　學生工 調查員得知工廠在暑假期間大量招用

　　年齡介於 16 至 17 歲的學生工，學生

　　工的工資是每小時 10 元。

　　調查員得知工廠在暑假期間招收大量的學

　　生工，學生工的工資為每小時 10.5 元。

　　體檢 工人共有兩次體檢，分別是入職前

　　後。體檢費為 40 元，由工人自行承擔

　　工人有壹次入職前體檢，費用是 40 元，

　　由工人承擔。

　　入職培訓 工人出席壹個為時三小時的培訓課

　　程。培訓時間未計入工資。

　　工人上崗前出席壹個不足壹小時的培

　　訓課程。培訓時間有計入工資。

　　試用期 根據旭日玩具廠的勞動合同，試用期

　　為 6 個月。

　　根據旭日玩具廠的勞動合同，試用期為 6

　　個月。

　　離職 試用期內辭職需提前三天至壹星期通

　　知；合同內辭職需提前壹個月。

　　辦好離職程序後，工人次日可以結清

　　工資。工資在辭工後的壹周內到賬。

　　工廠不向辭職工人提供工資條。

　　試用期內辭職，需要提前三天告知車

　　間主管。合同期內辭職，需要提前壹

　　個月告知主管。

　　完成離職手續當日能結清工資。離職

　　後，調查員通過手機信息收到工資

　　單，而工資也在離職當天下午到賬。

　　勞動合同 培訓人事員要求工人必須填寫「本人自願申請廠方在空余時間安排加班」

　　的條款。

　　沒有提及自願加班的條款

　　工作時長 正常工作為每天 8 小時，每周工作 5天，每月工作約 26 天。

　　工人在正常工作時間外加班的工時經

　　常沒有被計入工資。此外，工廠也規

　　定工人上班時必須提前 15 分鐘內完成

　　合同規定為八小時工作製，每周至少

　　休息壹天。工人上班考勤打卡時不需要

　　排隊，但下班打卡時需排隊五分鐘，該時

　　間有被計入工資。

　　打卡，但是這 15 分鐘並沒有被計入工

　　資裏。

　　加班 淡季時，工人每月平均加班 110 小

　　時；旺季時，工人每月平均加班 140

　　小時。選擇不加班的工人必須提交書

　　面申請，並且經過車間主管的同意後

　　即可。

　　在 2017 年的 9 月份，工人被迫連續上

　　班 13 天。多數工人在該月內只有兩天

　　的休息日。

　　調查員工作時是該工廠的淡季。調查期

　　間，每周五下午加班時間為 16:45 到

　　18:15，其余每天加足 2 小時，到 18:45

　　下班。工人平均每月加班 75 小時。選擇

　　不加班的工人，口頭告訴拉長即可。

　　勞動報酬 工人的平均工資是 3000 元左右，其中基本工資為每日 64 元。

　　按工時計算，正常工作時間為每小時

　　8 元，平日加班費為每小時 12 元，周

　　六周日全天的加班費為每小時 16 元。

　　對於正式工人，工廠執行日薪製，其中包

　　括基本工資為每日 64 元。

　　平日加班每小時 12 元，周末加班為每小

　　時 16 元，法定節假日加班為每小時 24

　　元。工人的工資每月大概 2600 元左右。

　　臨時工的工資為時薪製，不論平日還是周

　　末上班都按每小時 13 元計算，每月平均

　　工資為 3100 元。

　　請假製度 據員工說，工廠只有工傷原因允許請病假，工資按基本薪標準每日 64 元發放。請病假需要醫院的證明以及報

　　告，向工廠提出書面請假，經主管簽

　　字同意後即可。

　　工廠未按合同規定向員工提供帶薪婚

　　假、產假和喪假。

　　該工廠無全勤獎，所以工人請普通事假基

　　本都可以獲批。工人請假當天沒有工資。

　　工廠沒有公開病假、產假、喪假的相關製

　　度。感冒發生的工人想請病假壹天卻只能

　　請事假。

　　休假 工作滿壹年的工人可以在春節期間獲

　　得 5 天的年假。法定節假日工人享有

　　補償。

　　工人五月壹日享有勞動節休假，當天可獲

　　得基本薪資 64 元。工作滿壹年的工人可

　　以獲得 5 天的年假。

　　社保 工廠不為工人繳納社保。 工廠為合同工購買社保。臨時工壹般默認不買社保，但也有壹部分合同工選擇不買社保。工人繳納 264.86 元，廠方繳納

　　586. 46 元。

　　福利設施 工廠為工人提供籃球場、羽毛球、乒乓球、圖書室、桌球室、卡拉 OK室、電腦室等。

　　該廠的體育、娛樂、文化設施有籃球

　　場、羽毛球場、乒乓球場、桌球室、

　　觀影廳、KTV 廳和圖書室。

　　夥食條件 食堂提供的夥食質量差，工人覺得價格較貴。工人每個月的夥食費平均600-700 元。

　　有壹間食堂是領導專用食堂，不對工

　　人開放。

　　有壹間食堂是領導專用食堂，不對工人開

　　放。

　　住宿條件 宿舍包括水電費每月 50 元，沒有水管或者任何洗浴設備，工人洗澡洗漱全都是在楊濤。選擇在外租房的工人，

　　平均每個月房租和水電費大概在 300

　　到 500 元之間。

　　宿舍費每月 50 元。宿舍有洗澡間但沒有

　　水管，所以工人須自備水桶或盆到陽臺的

　　水龍頭取水，再到洗澡間擦洗。

　　職業安全

　　健康

　　調查期間沒有發現工廠環境健康安全

　　委員會。工廠在工作期間只給工人提

　　供口罩作為勞保用品。

　　很多工作崗位都會接觸到有毒或化學

　　物質，但這些工作崗位的工人往往沒

　　有得到任何勞保用具或者防護措施，

　　工廠亦沒有對有毒化學品的使用方法

　　進行詳細說明。學生工也被安排在有

　　職業危害的崗位上。

　　車間和宿舍內並未發現急救箱。車間

　　沒有空調，壹些通風設備和機器設備

　　都沒有定期接受檢查。

　　調查期間沒有聽說過環境健康安全委員

　　會。工人入職培訓也沒有涉及環境健康安

　　全方面的。

　　裝配部門的工人每周得到棉線手套壹雙。

　　工廠給每個工人免費發兩套藍色的廠服。

　　超聲機上雖然張貼「必須戴護耳器」的安

　　全提示，但車間沒有給操作超聲機的工人

　　配發護耳設備。

　　車間辦公室、宿舍樓梯間有急救藥箱。車

　　間裏的藥箱在車間辦公室裏，藥品不可拿

　　出辦公室使用。

　　工傷 A11-2 裝備部的劉春波，在車間工作

　　時不小心滑倒導致左腿骨折。廠方付

　　了 8000 元的醫療費，但只批準了壹個

　　月的帶薪工傷假，逼得劉春波只能選

　　擇辭職離廠。

　　楊宗方遭工廠開除後從工廠建築跳

　　下，當場斃命。但是他的家人只得到

　　了 130,000 元的補償金。

　　調查員在調查期間沒有發現任何工傷事故

　　林金華從工廠建築跳下，導致他進入

　　了昏迷狀態。廠方負責繳納他的醫療

　　費用。

　　消防 大部分車間及樓道出口都堆放著大量

　　物品及雜物，阻塞通道。

　　宿舍區緊急出口有標識、照明充足，

　　未發現雜物阻塞，緊急出口沒有上

　　鎖。

　　調查期間未見到消防演習，詢問過的

　　很多工友也不清楚。

　　車間、宿舍區域的消防設施比較完善，標

　　誌也足夠清晰，檢查表也在更新。

　　工廠每年都會安排消防演習，但都是隨機

　　在各車間抽幾條流水線的工人參加演習。

　　獎懲管理 報告內沒有提及 工廠沒有任何獎勵措施。獎懲製度是扣分製，根據違紀情況扣分，累積罰分達到 10分以後就開除。

　　工會 沒有發現工會或者工人代表。工友往

　　往不了解工會的職能。

　　調查員發現工廠內貼有工會代表名單的海

　　報，但受訪的工人表示沒有給工人代表投

　　過票。

　　投訴渠道 工廠沒有提供工人熱線號碼給工人，調查員多次嘗試聯系該號碼都沒有打通。

　　工廠設有意見箱但未有工人使用過的

　　跡象

　　工人熱線能打通，但是工人有問題會

　　直接向拉長反饋，很少使用熱線。

　　工人待遇 調查員曾目擊工人被辱罵 工人反饋曾遭到管理層辱罵客戶訪問及審計

　　受訪的工人表示，客戶驗廠前會先讓

　　工廠知道，好讓工廠準備應付方法。

　　車間開早會通知工人有客戶要驗廠

工人階級談生活環境

作者 中國勞工通訊 寫於 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一年

中國勞動關系常見弊端

根據中國法律，工人有哪些權利？法律是如何執行的？工會的作用是什麽？ 中國勞工通訊為這些有關中國勞動關系的常見問題提供了簡明扼要的答案。

根據中國法律，工人有哪些權利？

中國有為工人提供壹系列權利的完整法律框架，保護工人免受雇主剝削。工人有權按時獲得足額工資，簽訂正式的勞動合同，每周工作40小時的標準工時和固定加班工資，享有涵蓋養老、醫療、失業、工傷和生育在內的社會保險，合同終止時獲得遣散費，同工同酬權以及在工作場所免受歧視的保護。

工人也有權組建企業工會（詳見下文），在工人的工資和工作條件發生重大變更之前，資方必須征求企業工會委員會的意見。然而，自21世紀10年代中期中國經濟增速放緩以來，幾乎沒有新的立法來保障工人的權利。政府高級官員公開討論削弱現有的勞動保護法律，以創造壹個更有利於商業的法律環境。

中國最重要的勞動關系法律包括1995年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1992年出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會法》（2009年修正），2008年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2012年修正），以及2008年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

按此查看更多有關勞動關系的法律法規

法律如何執行？

中國的地方政府負責執行勞動法，並確保工人的權利受到保護。但是，地方勞動部門常常資金、人手不足，並缺乏執法的能力和意願。與保護工人權利相比，地方政府壹般更關註促進當地經濟和營造有利於企業發展的環境。在改革開放時期，政府逐漸將勞資關系的權力讓渡給企業主，使雇主有能力決定雇員的薪酬和工作條件。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工人需要自己去確保勞動法律能夠得以執行——通過采取集體行動來要求企業足額支付工資和加班費，簽署條款合理的勞動合同，要求企業足額支付社會保險費，並在受傷或勞動合同終止時，獲得賠償金。

可以說，在過去十年中，隨著經濟增長放緩以及政府對當地投資的保護，勞動法律的執行力度已經減弱。2008年實施《勞動合同法》後，地方政府和工會著手推動確保中國最弱勢的工人群體——農民工——按照法律規定簽訂正式勞動合同。然而，該舉措從未獲得足夠動力。國家統計局對農民工群體的調查顯示，2009年42.8％的農民工與雇主簽訂了勞動合同，但是到了2016年，這壹比例降至35.1％。

中國工人是否有權罷工？

1982年，作為時任領導人鄧小平「現代化」改革的壹部分，憲法中刪除了罷工權。但是，法律並不禁止工人采取罷工行動。事實上，如上所述，如果工人們想讓雇主聽取他們的要求，他們往往別無選擇，只能罷工。

自2011年以來，中國勞工通訊的工人集體行動地圖記錄了超過10,000起事件，表明罷工和其他形式的集體抗議活動在整個中國的各個行業都很普遍。罷工活動通常規模小、持續時間短，但近年來中國也發生了壹些大規模罷工事件。例如2014年4月，東莞裕元鞋廠約4萬名工人罷工兩周。也有罷工同時發生在中國的不同城市，例如2018年5月和6月，分別由塔式起重機操作員和卡車司機組織的罷工。有時，工人在參與或組織罷工後被捕，但如果他們被指控，罪名通常是擾亂公共秩序，例如「聚眾擾亂社會秩序」，而不是「參加罷工」這壹行為本身。更常見的報復形式是罷工領導人在罷工期間或之後的幾個月內被資方解雇，在中國，這壹過程被稱為「秋後算賬」。

中國的工人是否有結社自由？

沒有。中國只有壹個法定工會，即中華全國總工會（ACFTU）。所有企業工會都必須通過地方工會聯合會的層級網絡隸屬於中華全國總工會。請參見簡化的工會組織結構圖：

中華全國總工會主要受中國共產黨的控製和領導。任何建立獨立工會運動的企圖都被黨視為政治威脅。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建立的唯壹獨立工會，是於1989年短暫成立的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BWAF）。在1989年6月4日北京軍事鎮壓後，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被宣布為非法組織，並被解散。

中華全國總工會的主要職責是什麽？

中華全國總工會是世界上最大的工會，官方數據顯示，2018年，中華全國總工會在281萬個基層工會中擁有約3.03億會員，其中包括1.4億農民工。這意味著其入會率約為37％，高於大多數發達國家（北歐國家除外）。然而，實際上，絕大多數中國工會會員要麽不知道自己是工會會員，要麽對工會代表他們利益的能力缺乏信心。 《工會法》規定，已經建立工會組織的企業必須按每月全部職工工資總額的百分之二撥繳工會經費，而工人繳納的會費則微不足道。因此，中國大多數企業工會基本上由資方控製，並代表資方的利益。

企業工會領導極少在勞資糾紛中支持工人，黃興國就是少數的壹例。2014年，沃爾瑪位於中國中部城市常德的門店關閉後，黃興國領導沃爾瑪員工開展了長達壹個月的抗議活動，要求遣散補償。據報道，全國各地工會雇用了超過壹百萬名全職工會人員，他們本質上是政府官僚，對工人的需求知之甚少，也不知道如何在與資方的談判中代表工人。

中華全國總工會壹直以來認為，自己是工人和資方之間的橋梁或中間人，而不是工人的代言人。但是，中華全國總工會正面臨著變革的壓力。工人和勞工積極分子正在施壓，他們要求工會真正維護他們的利益。壓力同樣也來自中國共產黨的最高領導層，他們需要中華全國總工會發揮更積極的作用，確保普通工人能夠獲得體面的工資，並確保在改革時期就呈指數級擴大的貧富差距能夠開始縮小。

公民社會在支持工人運動方面的作用是什麽？

在21世紀初，有數十個主要集中在南部廣東省的勞工組織，積極支持工人追求更好的工資和工作條件。這些勞工組織基本上完成了真正的工會該做的工作：幫助與雇主發生集體糾紛的工人提出他們的要求，選舉談判代表，製定談判策略，並維護工人之間的團結。他們還幫助工人利用影響力日益擴大的社交媒體向當地工會官員施壓，以支持工人的合法訴求。然而，2015年，當局對公民社會進行了大規模打壓，導致許多有影響力的勞工組織關閉。盡管遭受打壓，但公民社會仍然以「個體活動家組成的非正式網絡」的形式存在。他們可以為工人提供具體的幫助和指導，確保工人運動保持在正軌，並督促中華全國總工會對其會員負責。

中國有集體談判嗎？

中國的集體談判仍處於萌芽階段，沒有正式的、國家級別的集體談判機製。且工會目前無法有效地在談判中代表工人，因此工人們不得不自行處理勞資糾紛。集體談判通常只發生在工人罷工之後。工人，尤其是廣東的工廠工人，往往願意選出自己的談判代表，並對資方持續施加壓力，要求他們坐到談判桌前。在許多情況下，資方會願意對工人的要求做出最低程度的讓步，以促使工人取消罷工行動。

壹旦爭議得到解決，工人在罷工中形成的大部分團結力量往往就消散了，並很少有任何後續行動。為數不多的為集體談判提供法律框架的地方法規之壹是《廣東省企業集體合同條例》，該條例經過多次起草，於2014年9月通過了極度弱化的最終版本。這些規定未能給工人提供壹個真正參與談判過程的機會，因此工人們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視，該省真正的集體談判至多仍是無序且隨意的。

法院在解決勞動爭議方面的作用是什麽？

在中國，解決勞動爭議的程序分為四個階段：協商、調解、仲裁和訴訟。這壹過程中的關鍵機構是當地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LDAC），負責裁決大多數日常勞動爭議。次要案件也可能由當地政府的勞動保障監察部門負責處理，這是壹個負責確保雇主遵守勞動法律法規的行政部門。申請仲裁較為簡單便宜，大多數案件都能盡快得到處理，但是仲裁委員會只接受原告能夠證明與雇主有正式勞動關系的案件。這實際上排除了非正規經濟部門的工人，在雇傭過程中受到歧視的工人，以及超過退休年齡、不再被正式視為工人的勞動群體。公務員和軍事人員也被排除在仲裁程序之外。勞動爭議申請仲裁的時效期間為壹年，這對於塵肺病等職業病的受害者來說是壹個主要障礙，因為他們往往在離職後幾年才發現自己的病情。

仲裁委員會接受的勞動爭議案件絕大多數都與勞動報酬、社會保險和解除、終止勞動合同有關，工傷相關案件的比例較小。根據《中國勞動統計年鑒》，2016年勞動者勝訴率約為35％，而約45％的案件以勞資雙方的妥協告終。

壹般來說，工人只能在仲裁委員會做出裁決後，才能向民事法庭提出申訴。法院將根據民事訴訟程序處理受理的勞動爭議案件。在大多數勞動爭議訴訟案件中，舉證責任在於雇主（參見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勞動爭議案件適用法律若幹問題的解釋》）。《解釋》中規定，如果勞動爭議是由雇主決定解雇雇員、減少薪酬或重新計算工作年限引起的，雇主應承擔舉證責任。對原告工人的不利之處在於法庭訴訟所涉及的財務成本和時間，即使在最直接的勞動爭議案件中，工人也要支付至少5000元的訴訟費。雇主可以通過無休止地向上級法院上訴來擱置案件，即使原告勝訴，也無法保證判決會得到實際執行。鑒於法院必須處理大量積壓的案件，他們經常尋求通過調解而不是正式判決來解決糾紛，而這可能損害工人的基本權利。法院和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不願意受理集體案件，通常將集體維權者分解成單獨的原告。中國法院不接受集體訴訟。

地方政府如何應對集體勞資糾紛？

地方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和民事法院不願受理集體勞資糾紛，加上中國缺乏正式的集體談判機製（見上文），這意味著工人通常別無選擇，只能采取集體行動來解決他們的不滿。 通過采取集體行動並在社交媒體上宣傳，工人往往可以迫使當地政府和工會官員做出回應。但是，回應並不總是有助於工人的。中國的大多數集體勞資糾紛都與欠薪有關，這個問題在建築業、製造業和服務業都很普遍。大多數情況下，當地官員如能夠找到雇主，將向雇主施加壓力，要求其支付至少壹部分工資，然後說服工人接受這筆交易。地方政府和工會經常誇耀他們為工人追討回多少工資，卻不真正解釋為什麽他們最初能夠允許用人單位不及時支付工資。在針對工資、福利和工作條件的罷工和抗議中，地方官員往往向勞資雙方施加壓力，以達成雙方都能接受的協議，並讓罷工工人盡快重返工作崗位。

然而，這些速戰速決的解決方案很少觸及產生勞資糾紛的根本原因。因此，壹場罷工平息後，六個月或壹年內再次爆發另壹場罷工並不罕見。將警察派遣到罷工現場是很常見的，他們的主要作用是控製現場，確保抗議者不會離開工作場所或以任何其他方式擾亂公共秩序。根據中國勞工通訊工人集體行動地圖，只有大約5％案例的抗議工人被逮捕，如果發生這種情況，工人通常會在幾小時或幾天內被釋放。

中國有最低工資製度嗎？它能保障最低生活需要嗎？

中國有月最低工資標準，也有小時最低工資標準。最低工資標準由地方政府根據當地生活成本、工資和勞動力總體供需情況確定。因此，大型城市和較貧困地區的最低工資水平存在相當大的差異。 2018年7月，全國月最低工資最高的是上海（2,420元人民幣），大約是湖南、湖北、遼寧和黑龍江等省份小城市的兩倍。最低工資標準每兩年至少調整壹次，盡管法律上並未要求地方政府必須這樣做。事實上，2017年，廣東省政府決定每三年調整壹次最低工資，以減緩該地區向其他國家和中國內地業務外流的速度。其他省份也可能效仿廣東，凍結最低工資標準。

國家方針規定，最低工資應至少為當地平均工資的40％。實際上，最低工資通常只有當地平均工資的20％到35％，勉強夠支付住宿、交通和食品費用。領取最低工資的工人，包括大多數生產線工人、非熟練工人、車間工人等，他們必須依靠加班費、獎金和補貼來賺取生活費。因此，如果雇主取消或減少加班費、獎金和其他福利，低薪工人通常會立即要求加薪。同樣，領取最低工資的工人想要確保在他們在被解雇時，企業會全額支付應發放的每壹分錢。

不穩定用工在中國是個問題嗎？

和其他壹些較為發達的經濟體壹樣，在中國，不穩定工作和勞動力臨時化是壹個日趨嚴重的問題：壹些行業，如建築業，幾十年來壹直依賴臨時工。但自2008年《勞動合同法》出臺以來，越來越多的雇主試圖通過將長期員工重新分配為福利較少的短期或派遣員工，從而規避法律義務。中國「零工經濟」的快速發展意味著許多工人正被雇傭為「網約工」而非正式員工。許多新工作報酬低、不安全，且需要員工在危險的條件下長時間工作。例如，貨運司機和快遞員經常面臨交通事故風險，但醫療保險政策（如果他們有的話）往往沒有完全覆蓋他們的需要，他們必須自己支付大部分醫療費用。

中國工人有可靠的社會福利嗎？

中國政府正尋求建立壹個新的社會保障體系，使雇主和雇員負擔起養老、失業、醫療、工傷和生育保險的責任。此外，政府設立了住房公積金，宣稱是為了幫助那些不再擁有分配住房的員工購買自己的住房。實際上是在創造一個有利於資本家與政府官員囤積社會財富的初次分配製度，讓政府與資本家可以把不願意在初次分配的過程中分配給工人的工資以住房公積金的名義囤積起來。總的來說，在社會保險製度中，即使是最基本條款的執行也非常寬松，大多數雇主未能完全履行其義務。實際上，違規情況非常普遍，以至於電子商務巨頭京東的負責人曾認為有必要炫耀其公司在2017年已經向其157,831名全職員工支付了超過60億元的社會保險費。

政府正在尋求通過引入基於城鄉居民個人繳費的新型養老金和醫療保險計劃來解決社會保險缺口問題，並正逐步減輕雇主所需承擔的責任，以期有更多雇主遵守法律法規。然而，數千萬計的中國工人仍然沒有基本的養老金和醫療保險，他們不得不依靠家人養老。

本文首發於2014年12月，最後更新於2018年7月。

就業和工資

創造就業機會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壹直是中國政府的重要目標。然而，數百萬傳統行業的工人被下崗，許多新興工作低薪且缺乏保障。十年前建立的保護勞工的法律框架在很大程度上未能實現，甚至於無法保證數百萬工人能按時獲得勞動報酬。

在過去十年中，最低工資標準盡管穩步上升，但區域差異巨大，尤其在大城市，最低工資標準的增長沒有跟上生活成本的迅速攀升。中國的貧富差距持續擴大，盡管政府出臺了長期的扶貧政策，但城鄉差距依然頑固存在。

關於就業和工資支付的法律規定

中國有全面的法律框架來界定雇主和雇員的權利和義務，主要法律規定有1995年的《勞動法》和2008年的《勞動合同法》（2012年修正），其中載有關於勞動合同、工作時間、工資支付、福利和終止雇傭的明確規定。具體條例如下：

用人單位應當與勞動者訂立書面勞動合同。（《勞動合同法》第10條）
勞動合同應當載明合同期限、工作內容、工作地點、工作時間、休息休假、勞動報酬、勞動保護等內容。（《勞動合同法》第17條）
職工每日工作8小時、每周工作40小時。但在某些條件下允許彈性工作時間。（1995年《國務院關於職工工作時間的規定》）
超過標準工作時間的工作應支付加班工資，加班時間每日不得超過3小時，每月不得超過36小時。（《勞動法》第41條）
加班工資不低於正常工作日員工工資的150％；休息日不低於200％；國家法定休假日，如春節，不低於300％。（《勞動法》第44條）
工資應當以貨幣形式按月支付給勞動者本人。不得克扣或者無故拖欠勞動者的工資。（《勞動法》第50條）
勞動者在法定休假日和婚喪假期間以及依法參加社會活動期間，用人單位應當依法支付工資。（《勞動法》第51條）
在規定情況下，解除或終止勞動合同的，員工有權根據受雇年限獲得經濟補償。經濟補償按勞動者在本單位工作的年限，每滿壹年支付壹個月工資的標準向勞動者支付。（《勞動合同法》第47條）
法律保護受到侵蝕

這些法律規定賦予了工人廣泛的權利和合理的保護。然而，自從《勞動合同法》於2008年1月1日生效以來，雇主壹直試圖削弱勞動法律，地方政府官員也未能有效執行勞動法，使得工人只能自己通過仲裁、法院系統或集體行動來捍衛自身權利。

迄今為止，雇主對《勞動合同法》最常見的應對是重新分配現有雇員，並招聘     勞務派遣工而非正式員工作為新雇員。這是壹種降低公司所需承擔福利的方法，也使雇傭和解雇工人變得更容易。勞務派遣經常被濫用，為了堵塞法律漏洞，2013年，政府出臺了《勞務派遣暫行規定》，確保用工單位只能在「臨時性、輔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崗位上使用被派遣勞動者。然而，許多雇主繼續大量雇傭勞務派遣工，剝奪他們享有與正式雇員相同的工作條件和福利的權利。截至2016年底，在中國東北城市長春，中德合資汽車製造企業壹汽大眾的壹千多名勞務派遣工已經忍無可忍，他們向中華全國總工會提出申訴，要求同工同酬。盡管采取了集體行動並訴諸勞動仲裁，工人們的不滿在壹年多之後仍未得到解決。

壹些雇主通過引入靈活工時製度，削弱標準工時製的保護，降低用人成本。2016年5月，美國零售業巨頭沃爾瑪（Walmart）對中國約10萬名員工實施了所謂「綜合工時製度」。此舉（根據現有條款，幾乎肯定是非法的）允許公司根據其需要安排工人的工作時間，減少工人加班時間和其他福利，並使低薪員工無法同時擁有第二份工作。沃爾瑪員工以罷工、法律訴訟和廣泛的網絡抵製作為回應。

為了逃脫勞動合同的法律限製，壹些公司，尤其是製造業公司，通過雇用職業學校的學生來滿足高峰期的生產需求。最臭名昭著的學生工雇主之壹是電子製造商富士康，該公司於2017年9月從鄭州城市軌道交通學校招募了3,000名實習生，以便在工人短缺導致蘋果iPhone X手機生產延遲之時趕製訂單。對於大多數學生來說，工廠的工作與他們學習的課程專業沒有任何關系，但他們被告知，只有參加工廠實習項目才可以順利畢業。

新興服務行業，特別是電子商務和共享經濟中，許多工人沒有簽訂規範的勞動合同，而是被雇用為個人承包商，幾乎沒有、或根本沒有任何工作保障，也沒有任何正式員工所擁有的福利和社會保險。例如，價值數十億美元的食品配送行業越來越多地采用與個體承包商的非正式關系，這些承包商通過智能手機應用程序競標配送訂單，而無需與該公司簽署任何正式勞動合同。

在這些新興服務行業中，許多工人的工作條件和工資待遇可能在短時間內發生突然改變。激烈的競爭導致許多新興企業倒閉，工人因此被解雇，卻得不到任何賠償。

創造就業和勞動力市場失衡

中國政府長期致力於創造就業機會，並將其視為維護社會和經濟穩定的重要舉措。政府聲稱，在過去五年中，每年平均城鎮新增就業約1300萬人，並在很大程度上控製了失業率。

盡管中國的勞動年齡人口（16至59歲）自2012年以來持續減少，但就業人口繼續逐步擴大，從2012年的7.89億增加到2016年的8.07億。這表明，隨著經濟發展和新就業機會的出現，許多以前被排除在就業人口之外（或被排除在某些勞動部門之外）的人，能夠找到新的工作。

問題不在於缺乏就業機會，而是許多新創造出的工作崗位報酬低且不穩定，通常需要員工在危險的條件下長時間工作。大批為網上購物提供包裹遞送服務的快遞員是壹明證，體現了中國湧現的新興就業機會及其帶來的新問題。壹名快遞員描述了他們如何「每天工作12小時，運送300多件物品」。

我們分揀幾噸包裹，即使是最輕的貨物也在七到八公斤左右。我每天穿越40多公裏，爬過46層樓去送快遞。手機必須壹天24小時保持開機狀態，還要自己支付所有的電話費。我的月平均工資大約為3400元。

對於中國政府官員和經濟政策規劃師來說，關鍵問題不在於創造了多少就業崗位，而在於雇主能夠在多大程度上為員工提供體面且報酬合理的工作以及職業發展機會。

此外，中國的勞動力市場長期存在供需不匹配問題，壹直難以為滿足雇主的需求，為雇主提供他們所需要的訓練有素、能力強的工人，以推動企業發展。在過去的幾年裏，當新的大學畢業生進入就業市場時，求職者和雇主的需求之間的不匹配尤其明顯。 2017年，近800萬畢業生懷著很高的期望進入就業市場，但難以找到合適的工作崗位。大多數大學畢業生最終只能找到薪水相對較低的職位，他們的薪酬水平基本與高中學歷工廠工人的薪酬相近。例如，《佛山市12個主要製造產業人才薪酬調查報告》顯示，2017年佛山主要製造產業大學生的平均薪酬為3614元。

中國以學術考試為導向的大學培養體系通常無法使學生為就業市場的需求做好準備。同樣，職業學校長期以來也因沒有培養出企業所需的熟練或半熟練工人而受到批評。然而，政府試圖通過促進私有化和鼓勵企業更多參與來提高該體系的效率，但尚未產生任何積極成果。

另壹個主要問題是，許多企業不願意在培訓上投入任何時間或資源；相反，他們希望新員工能夠具備立即開展工作所需的全部技能。許多企業主的觀點是，為自己的員工提供培訓，只會鼓勵他們跳槽尋找壹份報酬更高的工作。如果中國要填補由「低工資經濟」轉型向「技能型經濟」的技能差距，就應改變企業這種短視的觀點。

壹些製造商和物流企業正試圖通過自動化來解決員工的招聘和培訓問題。盡管機器人製造業蓬勃發展，但事實證明，找到機器人能代替的職位比預期困難得多。甚至，以「工業機器人」出名的公司富士康也縮減了其自動化計劃。該公司的神秘老板郭臺銘（Terry Gou）計劃，2013年公司工業機器人數量有望達到100萬個，但2015年，富士康自動化技術開發委員會總經理戴佳鵬（Day Chia-Peng）透露，其中國工廠內僅安裝了大約50,000臺完全可操作的工業機器人。他表示，公司計劃在未來五年內每年至少在中國工廠內增加10,000臺機器人，取代所謂的「3D」工作，即骯臟（dirty）、危險（dangerous）和沈悶（dull）的工作。此後，該公司更為實際的目標是到2020年，其在中國的工廠要實現30%的自動化。

失業管理

在2010年之後的大部分時間裏，中國官方公布的城鎮登記失業率穩定在4%左右，城鎮登記失業人員穩定在900萬左右。這種「穩定」是因為統計數據的來源非常有限。城鎮登記失業率只統計非農業戶口的工人（約占勞動力總數的壹半），且僅包括正式登記的失業人員，它忽視了所有農村工人和農民工、外籍工人以及不穩定工人、兼職者或臨時工。

人們普遍認為，這些統計數據在衡量中國真實的失業狀況方面幾乎毫無用處。因此，2018年，國家統計局首次正式發布城鎮調查失業率。據報道，國家統計局將按月定期發布全國和31個大城市城鎮調查失業率，其數據定義標準與國際勞工組織標準相壹致。2018年1至3月份，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分別為5.0%、5.0%和5.1%，31個大城市城鎮調查失業率比全國水平略低，分別為4.9%、4.8%和4.9%。與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相比，中國的城鎮地區失業率水平仍低於發展中國家（5.5%）和發達國家（6.6%）平均水平。

雖然比起以前的城鎮登記失業率，新發布的城鎮調查失業率肯定有所改善，但它仍然不能反映整體失業情況。農村失業情況未被包括在內，更重要的是，在城市工作人口中所占比例越來越大的短期工或是不穩定就業者也未被納入統計。

盡管如此，當局還是采取了壹些切實可行的措施來確保中國的實際失業率不會失控。在煤炭、鋼鐵等重工業有600萬工人下崗時，地方政府采取了非常謹慎的態度，為提前退休計劃和再培訓項目留出了1000億元。例如，安徽馬鞍山鋼鐵（馬鋼）的員工數量從峰值9萬人下降到只有3.2萬人。工人們在計劃經濟時代享受的「從搖籃到墳墓」的社會福利早已不復存在，但正如前馬鋼工人張麗娟（音譯）對英國《金融時報》所說，「國家不會對任何人完全撒手不管」，下崗工人享受到了體面的提前退休計劃，並在達到退休年齡時獲得有保障的養老金。對於許多年長的工人來說，這壹福利足以維持生活，而年輕的工人可以通過外賣或網約車等按需服務移動應用打零工來補充他們的收入。

拖欠工資

然而，大多數下崗工人不如馬鋼等國有企業的工人那樣幸運。私營部門的工人往往難以獲得按照法律規定應有的補償和社會保險福利，很多人在被裁員時，還被拖欠著難以討回的幾個月的工資。

迄今為止，拖欠工資仍是中國勞資糾紛最重要的壹個原因。無論是下崗工人，還是各行各業的勞動者，仍然無法保證能夠按月足額拿到工資。2017年中國勞工通訊的工人集體行動地圖顯示，至少有約80%的工人集體行動與拖欠工資有關。在建築行業，拖欠工資的現象十分普遍，約99%的勞資糾紛是由拖欠工資引起的。

中國的政府官員們非常清楚這壹長期存在的問題，承認建築行業的「深層次矛盾」仍未得到解決，且這壹問題正在蔓延到其他行業。在2017年1月《人民日報》的壹篇報道中，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的壹名官員指出:

壹方面，老問題尚未得到根本性解決，建築施工業、加工製造業和租賃場地經營業仍是欠薪高發的重災區；另壹方面，新的矛盾又逐步凸顯，「互聯網+」模式等新業態企業欠薪案件高速攀升。

官方將新興行業欠薪問題的惡化歸咎於市場不確定性、經營擴張過快，以及不穩定工作的增加。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已經提出若幹措施來解決這個問題，甚至製定了到2020年「農民工工資基本無拖欠」的最後期限。然而，大多數措施僅僅是以行政或司法方式減輕雇主的過失，而不是從根本上解決勞資關系不平衡問題，正是這種不平衡導致雇主不簽署正式的勞動合同，並隨意推遲支付工資。

最低工資標準

中國的最低工資標準由地方政府根據當地生活成本、工資和勞動力總體供需情況確定。因此，大型城市和較貧困地區的最低工資水平存在相當大的差異。 2018年7月，全國月最低工資最高的是上海（2,420元人民幣），大約是湖南、湖北、遼寧和黑龍江等省份小城市的兩倍。

自2010年中國從全球經濟放緩趨勢中崛起以來，北京、上海、重慶和深圳等主要城市的最低工資標準翻了壹番。然而，其他許多省份，尤其廣東省的最低工資標準的增長卻沒有跟上，且主要城市和較小城市地區之間的最低工資標準差距持續擴大。例如，2010年，北京與廣東製造業中心東莞的最低工資標準基本相同，但是到了2019年，北京市月最低工資比東莞高出480元。

東莞最低工資增長放緩的部分原因是廣東省政府希望減緩企業業務外流，特別是減緩該省製造業流向成本較低的其他國家和中國內地。總部設在香港的機構「勞動力」進行的壹項調查顯示，最低工資增長放緩嚴重影響了全省低收入工人的生活。接受調查的大多數工人的基本工資都達到了當地最低工資標準，但沒有高出太多，僅夠維持基本生活。他們被迫住在價格低廉的劣質房屋裏，大部分收入花在食物上，為了以節省交通費用，許多人步行上下班。「勞動力」在後續報告中建議，壹個更現實的最低工資標準應該相當於當地社會平均工資的40%，按照這樣計算，2019年廣州月最低工資應為3728元，東莞2331元，惠州2588元，河源等四線城市應為2298元。

2004年，當時的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發布了《最低工資規定》，其附件說明，國際上壹般月最低工資標準相當於月平均工資的40%至60%。然而，很少有城市達到過這壹標準。過去幾年裏，最低工資和平均工資之間的差距並未減小，反而在增加。如廣州、重慶等城市，月最低工資不到平均工資的24%，而北京則不到20%。

收入不平等

根據2018年政府的官方統計數據，中國最富裕的20%人口的人均可支配收入（70，640元）比最貧窮的20%人口（僅為6，440元）高11倍。2013年至2017年的五年間，城鎮居民中最富裕的20%人口的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了近2萬元，而城鎮居民最貧窮的20%人口的可支配收入增長不到4000元。

改革開放之後，收入最高的10%人口國民收入份額從1978年的27%上升到2015年的41%，而收入最低50%的份額從27%下降到僅15%。Piketty等人還發現，從1978年到2015年，盡管中國的平均年收入增長率為6.2%，但底層50%人口的年收入增長率僅為4.5%，而頂層1%人口的收入增長率接近9%。超級富豪，即前0.001%人口的收入增長最快，平均每年增長10.4%。據福布斯統計，2018年中國共有338位億萬富翁，科技企業家馬雲以346億美元的凈資產位列榜首。

然而，與農村貧困人口和城市富人之間的差距相比，中國城市內部的貧富差距仍然相對較小。2017年，城鎮居民中最富裕的20%群體的人均可支配收入（77，097.20元）是農村最貧窮的20%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僅為3，301.90元）的23倍。如下圖所示，過去十年間中農村居民中最貧困群體的收入基本上停滯不前，最貧困農村居民與最富裕城鎮居民的收入差距持續擴大。例如，2010年城市富人和農村窮人之間的收入差距是22倍，2005年大約是21.5倍。回顧改革剛開始的情況，城鄉平均收入差距從1978年的不到200%，上升到2015年的約350%。

城鄉差距可能是當今中國財富不平等的最重要因素：不僅僅是因為農村和城市家庭之間存在巨大的收入差距，而且因為幾乎所有最好的醫療、教育、文化和社會服務都位於城市地區。城市居民可以合理而不受限製地獲得這些服務，而農村居民需要支付高昂費用以前往並留在提供這些服務的城市。盡管中小城市已經開始放寬對農村居民的行政壁壘，但沒有任何跡象表明北京、上海和廣州等大城市會向農民工開放社會福利、醫療和教育體系。

分析和結論

粗略看中國的主要城市，似乎可以看到壹個相當繁榮的社會景象：年輕、勤奮的中產階級家庭，決心為自己創造更美好的生活。然而，這壹幻想在2017年末破滅了，當時北京市政府開始了為期40天的高調驅逐運動，清理城市棚戶區，驅逐所謂「低端人口」，正是這些人生產、銷售、運送北京中產家庭所追求的商品、服務和生活方式。驅逐事件揭露了壹個殘酷的事實，即中國城市的富裕幾乎完全依賴於底層階級的貧困。

中國政府已將減輕貧困、更公平的收入分配和擴大中產階級列為高度優先事項。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十九大上的講話中指出：

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調節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我們將努力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我們將拓寬人們獲得工作收入和財產收入的渠道。我們將看到政府在調整財富再分配方面發揮作用，並盡快縮小收入差距，確保每個人公平獲得基本公共服務。

然而，該演講缺乏實現這些目標的真正具體做法。

低收入者迄今未能獲得體面收入，以及未能彌合與中產階級之間的差距的壹個關鍵原因是，他們缺乏集體談判製度以爭取更好薪酬和工作條件。過去十年來，工人們壹再表明，當勞工權利受到侵犯時，他們有手段和能力集體組織罷工和抗議。然而，工人沒有壹個能夠代表他們與雇主進行集體談判的工會。

作為中國唯壹的法定工會，中華全國總工會（ACFTU）在許多工作場所都有名義上的存在，但工會代表主要受資方控製，與普通工人缺乏真正的聯系。中國工人越來越迫切地需要真正掌有工會，使工會更具代表性和有效性。中國政府也需要向中華全國總工會施壓，使其在改善勞資關系和維持長期社會、經濟和政治穩定方面發揮作用。

本文首發於2008年，最後更新於2019年7月。

工作場所中的歧視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強調，所有公民都是平等的，在公民生活（包括就業）的任何方面都不得歧視少數民族、宗教信仰者和婦女。 此外，中國還製定了許多旨在促進就業平等的法律法規和政策。

然而，私營雇主和政府機構都普遍存在就業歧視，並且這種歧視仍得到大眾廣泛的容忍和默許。受到技術缺陷、執法不力以及相互沖突的立法和政策的阻礙，旨在消除就業歧視的法律法規和政策似乎在助長而非阻止歧視行為的延續。

本簡介將概述中國就業歧視的主要形式（基於性別、年齡、戶籍、健康狀況、殘疾、民族和性取向的歧視），分析工人當前可獲得的法律保護，評估仍然需要進行的法律和政策改革，以充分保護工人免受就業歧視。

中國就業歧視的形式

性別歧視

2019年2月，中華全國總工會（ACFTU）出版了《促進工作場所性別平等指導手冊》，為女性在工作場所實現平等的長期鬥爭做出了重要貢獻，它主張加強用人單位的責任，並增強工會在打擊歧視方面的作用。 然而，該手冊也很好地說明了目前中國性別歧視問題的普遍性和嚴重性。 它指出，性別歧視並不僅僅局限於招聘過程中（通常會非常明顯），而且存在於所有就業領域，包括薪酬待遇、職業發展機會、職業培訓、工作和家庭平衡以及工作條件，特別是職場暴力和性騷擾問題。

盡管中華全國總工會和法院等機構越來越支持性別平等，但也有壹些阻力來自於思想傳統的雇主，他們往往是根深蒂固的父權製價值觀的倡導者。此外，中國政府在愈發關註國家低出生率的同時，也強調婦女應該專註於照顧家庭，而不是自己的職業發展。

實際上，工作場所歧視早在女性進入勞動力市場之前就已經開始了。高等教育中實行基於性別配額的招生和歧視性入學政策十分普遍，而這通常導致某些專業的女性在入學考試中得分不得不高於男性，才能被錄取。教育部以「國家利益」為由，為軍事和警察培訓高校的這種做法辯護，而大學管理人員對於實施性別配額的解釋，通常只不過是壹些「女性最適合做什麽」的家長式判斷。

女性壹旦開始就業，便立即遇到更大的障礙。 盡管法律明確禁止招聘中的性別歧視，但招聘廣告往往公開宣稱某些工作是針對男性的，而其他（通常不太有聲望且較為低薪）工作則為女性保留。

人權觀察（HRW）對2013年至2018年期間，在中國各大招聘網站、企業官網以及社交媒體上發布的36,000多份招聘廣告進行調查，證實公共和私營部門都普遍存在「限男性」的招聘廣告。 例如，在2018年，在全國公務員職位表中，有19％指定「限男性」或「男性優先」。相比之下，只有壹項招聘指明女性優先。

壹般來說，男性被認為更適合做體力要求高的工作（實際上，有專門的法律規定可以「保護」婦女免於伐木、礦山井下作業、腳手架組裝拆除或高處架線等工作），男性也被認為更適合做白領管理人員、公務員以及與工程和技術有關的工作。

另壹方面，女性通常被認為更適合從事服務業、銷售和文職工作。 此外，壹些需要與公眾互動的職位，例如前臺接待員和航空公司乘務員，招聘時通常有最大年齡限製、最低身高限製和其他身體外貌要求。

2015年9月，深圳舉辦壹個的招聘會上，壹間汽車維修公司的招聘廣告十分典型：

修理師傅：男，高中以上學歷，吃苦耐勞，3-5年以上維修工作經驗，具有獨立完成汽車維修及故障診斷能力。

中工：男，吃苦耐勞，工作認真負責，2年以上機電維修實操經驗。

前臺文員：女性，18-25歲，富有親和力，有良好的服務意識。

即使沒有公開表明任何對於外表的要求，在求職申請中要求提供照片的普遍做法，也使雇主可以輕易根據外表歧視求職者。此外，人權觀察的報告顯示，諸如阿裏巴巴等大型公司居然在招聘廣告中，強調公司有「美女」、「女神」員工，以此吸引男性求職者。 盡管阿裏巴巴後來承諾解決招聘廣告中的歧視問題，但其他知名度較低的公司改變的速度不會有這麽快。

多年來，女性壹直在反擊並起訴雇主歧視。 2013年，女性求職者曹菊（化名）提起了被認為是中國首例就業性別歧視訴訟。曹菊在求職網站上申請了北京的教育培訓機構巨人學校行政助理壹職，其後被告知「這個職位只招男性」，曹菊因此將巨人學校告上法院。經過長達壹年多的法律鬥爭，最終，巨人學校與曹菊達成和解，公開道歉並支付曹菊3萬元賠償金。這壹備受矚目的案件被評選為2013年十大公益訴訟案件之壹，鼓勵更多女性抗議歧視性招聘。

次年，杭州壹家法院宣判，新東方烹飪學校侵犯了求職者的平等就業權，並通過「限招男性」的做法實施了就業歧視。杭州市西湖區人民法院進壹步判決，被告新東方烹飪學校應向原告賠償精神損害撫慰金2000元。

2015年11月，北京壹家法院判決，該市郵政局存在歧視女性求職者的情況。25歲的原告馬戶被「只招男性」的理由拒之門外後，將北京郵政告上法庭，並要求57570元的賠償金和正式道歉。但是，法院駁回了她的道歉要求，只判決郵政公司支付與杭州案相同數額的精神損害撫慰金2000元。盡管這些法院判決承認了就業歧視的存在，但所施加的象征性罰款難以對雇主產生威懾作用。

即使在招聘廣告中沒有明顯的歧視性條款，雇主仍然可以設法對女員工實行性別歧視。由於擔心女員工婚後會離職，雇主經常向女求職者詢問其成家計劃。有些雇主要求女性接受妊娠檢查，或遵守公司有關結婚和懷孕計劃的嚴格規定。許多雇主會通過製定不合理的工作時間或增加工作量，想方設法迫使懷孕的員工主動辭職。員工的產假申請經常被拒絕，使得許多女性別無選擇，只能辭職以照顧新生嬰兒。隨著中國放寬計劃生育政策並鼓勵女性生育更多孩子，這種情況可能會進壹步惡化。

壹些婦女已成功起訴在懷孕期間遭到非法解雇的情況。2015年11月5日，北京市壹家法院判決因懷孕被非法辭退的尹婧勝訴，其雇主，北京市壹家商貿公司，向尹婧支付62,237元人民幣的經濟補償。 但是，對於大多數女性，尤其是工廠低薪女工來說，去法院起訴或進行勞動仲裁根本就不是壹個選項，因為她們既沒有時間也沒有金錢來做這些。

與幾乎所有其他國家壹樣，在職位相同的情況下，中國許多女性的收入明顯低於男性。根據壹個在線招聘平臺2018年對相對高薪的白領員工的調查顯示，女性平均薪酬為6497元，薪酬均值為男性的78.3%。該調查指出，女性更難晉升到管理職位，尤其在工程製造領域，男性在高級管理職位中占比超過95%。

鑒於許多行業都存在著幾乎牢不可破的晉升天花板，無論中國女性還是男性，似乎越來越覺得女性獲得成功的最佳方法是結婚，而不是追求事業。官方調查顯示，2000年有37.7％的女性認同「幹得好不如嫁得好」，而到了2010年這壹比例上升到48％。然而，情況很復雜，也有許多年輕女性推遲結婚以專註於自己的事業。例如，在2018年的壹項針對白領的調查中，只有49％的女性認為婚姻是必需品。

對於已婚女員工來說，要實現合理的工作生活平衡是壹項持續的鬥爭，尤其是在科技行業，該行業因工作時間長及日程安排緊張而著名。2016年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FPS）數據顯示，女性在做家務和照顧家庭方面花費的時間平均是男性的兩倍，但是人們仍然要求她們像男同事壹樣努力工作。由於繁重的工作量和嚴苛的管理態度，許多已婚已育女性被迫退出該行業。此外，在經濟不景氣或公司利潤下降的情況下，女性通常是最後被考慮雇用和最先被解雇的群體。

工作中的性騷擾和恐嚇在中國是壹個嚴重而普遍存在的問題，這壹點可以從#MeToo運動期間的大量投訴中得到證明，當時全國各地的女性主要對在大學、民間和宗教組織以及媒體中有權勢和影響力的男性提出指控。僅在2018年的前10個月，就有至少36起重大#MeToo案件被曝光。盡管有網絡審查，但事實證明，這場運動勢不可擋，部分原因是#MeToo運動創造性地使用了符號和同音詞，如米兔，但主要原因還是在於幾十年來，相似案例的大量積累。

早在2013年，壹項對廣州工廠工人的調查就顯示，高達70％的女工是性騷擾的受害者。然而，當時大多數受害者都不願意提出正式投訴或向法院提起訴訟。調查中有約43％的受訪者表示他們保持沈默，而47％的受訪者表示他們直接處理了騷擾。

但是，在#MeToo運動之前就已經出現壹些性騷擾訴訟。例如，在2009年，壹名28歲的上班族A女士因抱怨其日籍主管公然性騷擾而被解雇，盡管在壹次公司聚會中，主管的性騷擾行為已經被鏡頭拍攝到。法院判定該日籍主管行為構成性騷擾，須向A女士書面道歉並賠償3000元，以補償因該事件引起的精神痛苦。

基於年齡的歧視

年齡歧視往往與性別歧視密切相關，對於女性求職者的年齡限製尤為常見。 盡管性別歧視仍然是壹個主要問題，但由於中國勞動力的快速老齡化，年齡歧視的問題在過去十年已略有減少。

在20世紀90年代與21世紀初的繁榮時期，工廠老板和其他雇主可以靠來大量來自農村的年輕工人來填補他們的職位空缺。雇主通常會把求職者的年齡限製在30歲、甚至25歲以下，因為他們相信年輕員工比中年工人更便宜、更有效率、更順從。 但是，隨著經濟的增長和進入勞動力市場的新工人減少，雇主被迫擴大招工網絡並招募更年長的工人。 例如，全球最大的電子產品製造商富士康現在僅規定其深圳工廠的求職者必須達到「國家法律法規規定的工作年齡」。

然而，年齡歧視在服務行業仍然是壹個問題，特別是在廣受歡迎的專業職位上。 2015年9月，壹家名為「歐品屋」的網上購物平臺招聘拓展經理，提供人民幣8000元至15000元的月薪及五險壹金，但將招聘年齡限製在23至30歲之間，並要求應聘者「性格開朗，善於表達」。

盡管與十年前相比，中國較為年長的工人有更多的工作機會，但許多工作機會仍然報酬低、不穩定且不安全。建築行業是年長工人增長的壹個領域，工人的平均年齡可能超過40歲。然而，該行業因缺乏正式勞動合同，系統性拖欠工資及危險的工作條件而臭名昭著。2015年約35％的工業意外發生在建築行業，通常與建築倒塌、機械故障或高空墜落有關。

基於戶籍製度的歧視

中國的戶籍製度由共產黨政府於1958年正式引入，主要在三個方面發揮效用：政府福利與資源分配，內部移民控製以及犯罪監控。每個城鎮簽發自己當地的「通行證」或「戶口」，使該轄區內的居民能夠獲得當地的社會福利服務，而其他人則不能。根據居住地點，戶口被廣泛歸類為「農村戶口」或「城市戶口」。此外，戶口是世襲的，因此對於父母持有農村戶口的孩子來說，無論他們實際出生於何處，都將擁有農村戶口。

戶口製度本應確保中國的農村人口留在農村，並為城市居民提供所需的食物和其他資源。 然而，隨著20世紀80年代的經濟改革步伐加快，數以億計的農村青年男女湧入中國沿海繁榮城鎮的工廠和建築工地。自那以來，農民工人口穩定增長，2015年達到2.74億。

盡管許多城市放寬了對農民工獲得社會服務的限製，但尤其在北京和上海等主要城市，其子女在住房、醫療和教育方面獲取服務的過程中，仍然存在實質性障礙。這些障礙，給通常比收入遠低於城市工人的農民工，帶來了額外且無力承受的醫療和教育費用負擔。

基於戶籍製度的歧視也影響到其他城市的專業人員。例如，2010年對大學畢業生的雇主進行的壹項調查發現，近60％的人為準雇員設定了具體的戶口要求。壹些求職者在法庭上質疑這些要求限製，但除了2013年壹名安徽省畢業生以歧視為由，起訴南京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的知名案例外，長久以來法庭壹直不願意受理此類案件，因為這將會威脅到當局的利益。包括法官在內的法院官員，均由當地政府支付薪酬，因此他們將不可避免地避開任何可能造成利益沖突的案件。

盡管中央政府官員多次宣稱改革戶口製度，使農民工的生活更輕松，但決定權仍然在各個城市手中，各城市將根據自身需求及容納新 移民的能力來決定戶籍製度的改革步伐。

對身心殘障工人的剝削歧視

身體殘疾的工人，例如視障、聽障和行動能力有限的工人，在中國正面臨著普遍的歧視。 正如中國殘疾人聯合會的王治江博士所說：「實際上，沒有不適合工作的殘疾人，只有不適合殘疾人的崗位。」雇主不願創造無障礙和開放的工作環境，意味著殘疾人很難找到任何形式的就業機會。

2019年4月，作為壹名視障人士，溫州大學畢業的鄭榮權報考了南京市盲人學校的教師職位，筆試面試均排名第壹，其後卻被告知按照公務員錄用相關標準，視力不合格不予錄取。這引發了網民激烈的討論，鄭榮權本人也在壹篇微信貼文中指出，他的視力能夠看清教室中人群的出入。他表示，自己的考試成績和過往實踐經驗都證明他能勝任盲校的工作。他寫道：「自從我進入正規大學以來，我壹直在嘗試使用自己的行為來幫助身體健全的人了解視力障礙者。」他補充說：「如果我沒法成為教師，被迫回去做按摩，那我又將回歸那個相對封閉的視障人群體；反之，我將有機會向更多人展示視障人真實的生活和他們所具備的能力，從而讓更多人了解視障人群，了解整個殘障群體。」

2010年的壹份報告發現，在具有自理能力的殘疾人群體中，只有34％的城市居民和49％的農村居民實際就業。此外，那些設法找到工作的殘疾人，通常從事邊緣、低薪的工作，例如盲人按摩師。殘疾人長期失業是中國壹個嚴重的問題，數百萬失業殘疾人生活在貧困之中。

龐金鵬從1977年開始成為殘疾人，壹直無法像普通人壹樣工作生活。當時年僅19歲的他在當地國營煤礦工作，因煤礦斜井發生重大的跑罐事故而不幸被撞致重殘高位截癱。這幾十年來，他在家中度過了大部分的成年生活。

為了增加殘疾人的就業機會，國務院於2007年出臺了《殘疾人就業條例》，規定用人單位安排殘疾人就業的比例不得低於本單位在職職工總數的1.5%，達不到其所在地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規定比例的，應當繳納殘疾人就業保障金。然而，即使在地方政府部門，這壹規定似乎也被廣泛忽視。根據反歧視非政府組織益仁平中心對中國30個城市的政府部門進行的壹項調查，政府部門中，殘障雇員的最高比例僅為0.39％，而有些部門則低至0.02％。此外，也不能確定投入就業保障的資金的主要目的是否為向失業者和殘疾人提供就業服務，報告表明腐敗和資金濫用猖獗。對浙江省資金使用情況的審計發現，只有13.7％的資金實際用於殘疾人的職業培訓和就業服務；在湖北某縣，80％的資金用於支付員工福利和行政開支。

最近，由於原因是殘疾人人權活動家在法庭上對壹些製度提出了質疑，殘疾人在就業權利方面取得了壹些小進步。例如，在殘疾人權利活動家宣海於2012年對地方政府提起訴訟後，安徽省政府應視障考生的要求，提供了公務員考試試卷的電子版本和相關無障礙軟件。

對於患有智力障礙的工人和患有精神疾病的工人來說，尋找和保住工作可能會遇到很大的問題。 例如，有精神疾病的白領專業人員經常因未能達到工作目標而被解雇等。2008年6月，壹名在IBM任職的研發工程師在被診斷為抑郁癥、企圖自殺並因此被公司解雇後，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裁定該工程師獲得超過57,000元的賠償。但是員工很少能夠因精神疾病的歧視而成功起訴其雇主，在大多數情況下，員工很少求助於其他同事或公眾，也很難獲得其他員工和公眾的同情或理解。

有嚴重學習障礙的人極易受到不道德企業主的剝削和利用。這種剝削最臭名昭著的例子可能是2007年的「黑磚窯」醜聞，數百名智障兒童和許多精神殘疾的成年人被迫在中部省份山西的磚窯工作。但自那以後，中國媒體會定期報道類似案件。事實上，許多此類案件只有在調查記者揭露時才會被曝光。

在2010年的壹個案例中，記者透露，十余名工人在新疆壹家建材廠被奴役三四年，他們在惡劣的條件下長時間無償工作。這家工廠的工人逃跑就遭毒打，幹活如牛如馬，吃飯與狗同鍋，還領不到壹分工錢。據報道，這些工人中有八人為智障人士，他們被四川渠縣壹個名為「乞丐收養所」的組織賣給了這家工廠。按協議規定，工廠應向這個中介機構壹次性支付9000元的費用，並支付每人每月工資300元給「乞丐收養所」，如果工廠丟失工人，每丟失壹名賠償1000元，而工人自己收不到任何工資。

對乙肝病毒和艾滋病毒攜帶者的歧視

據估計，中國有1.2億人感染了乙型肝炎病毒（HBV），占中國總人口的近百分之十。與艾滋病病毒（HIV）壹樣，乙肝病毒只能通過體液的直接交換來傳播，日常接觸不對他人構成風險。然而在中國，人們普遍誤解認為乙型肝炎是壹種可以通過在學校或工作場所偶然接觸傳播的傳染性疾病。

乙肝病毒攜帶者被系統性地排除在公共部門和私營部門之外，直到2000年代中期，反歧視活動家開始對包括地方政府在內的雇主提起訴訟，這種狀況才得到改善。反歧視組織益仁平中心不僅在訴訟中取得成功，而且在宣傳案件和向政府施壓要求修改法律方面尤其成功。現在許多限製措施已經被取消，雇主不得非法檢驗準雇員是否攜帶乙肝病毒，罰款措施也已經出臺。盡管做出了這些改進，但是益仁平中心在2011年對180家國有企業進行的調查發現，有61％的企業仍在對員工進行乙肝病毒篩查，35％的企業表示他們會拒絕攜帶乙肝病毒的求職者。實際上，對乙肝攜帶者的就業歧視仍然很普遍，以至於許多求職者選擇在體檢中作弊。在蓬勃發展的體檢黑市中，許多「體檢槍手」收取高昂費用，代替乙肝病毒攜帶者參加入職前的體檢。詳細信息請參閱益仁平中心在2009年發表的關於乙肝攜帶者就業歧視的深入研究報告。

艾滋病病毒攜帶者面臨相似，甚至更嚴重的歧視，而這同樣是源於恐懼和缺乏基本的醫學知識。 例如，北京大學的壹位教授在2010年稱，艾滋病毒檢驗呈陽性的人不應該當老師，因為「18歲以下的學生的免疫力可能不足以抵抗這種病毒」。2007年的壹項研究表明，48.8％的受訪者和65％的雇主認為艾滋病毒攜帶者不應該享有平等的就業權利。許多省級政府仍然禁止艾滋病病毒攜帶者擔任教師。但是，在2013年的壹起具有裏程碑意義的案件中，壹位教師因在入職體檢中檢測出HIV陽性被拒絕入職，而起訴江西省教育局。這被認為是中國首例成功的艾滋病毒歧視訴訟，原告最終同意以45,000元的和解費用撤回訴訟。

民族和宗教歧視

自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民族之間的緊張關系持續存在，尤其是在過去三十年中，由於漢族人口持續遷移到中國的維吾爾族和藏族地區，加劇了民族緊張局勢。為了緩解這種緊張，中國政府出臺了壹系列對少數民族的 「積極區別對待」措施，包括向少數民族地區分配發展資金、放寬計劃生育規則、放寬少數民族高考錄取條件。然而，這些措施引起了漢族人民的不滿，並且在緩解針對少數群體的就業歧視方面收效甚微。在2011年對10,796個招聘職位的研究中，研究人員發現雇主通常對具有少數民族特征姓名的求職者存在嚴重歧視。只有大約壹半的公司不論民族，平等對待求職人。即使在政府部門，歧視也仍然存在並為公眾默許。地方政府有時會指定部門職位的民族限製和要求。公務員和政府雇員的宗教活動也受到限製，更令人震驚的事實是，禁止新疆的公務員、教師等在齋月期間禁食。

少數民族和宗教少數群體通常會在服務行業面臨歧視，尤其是在低層零售崗位和餐飲服務職位上，雇主更願意雇用對於漢族顧客來說更「熟悉」且 「威脅性更低」的員工。很多時候，少數民族實際上被限製在自己的社群內部，或壹些民族主題的餐館中工作。

在製造業，工廠有時會集體雇用少數民族工人，以彌補當地勞動力的短缺。 然而，本地漢族工人經常認為少數民族工人得到了更好的待遇，這讓工人之間的關系緊張，並可能導致沖突的爆發。

可能最為人所知的壹個案例發生在2009年6月，廣東省韶關的壹家玩具廠內。當時有傳言稱，廠內壹名維吾爾族工人強奸了壹名漢族婦女。其後，數千名工人爆發了大規模鬥毆事件，造成兩人死亡。雇主的應對措施是將所有維吾爾族工人轉移到城外15公裏處壹個小型工業園區內的另壹家工廠中。

對同性戀、雙性戀和跨性別者的歧視

直到1997年，同性戀仍被認為是犯罪行為，直到2001年才從中國官方的精神疾病清單中刪除。在中國，盡管存在對同性戀的汙名和大量誤解，但大多數雇主都秉持著「不問，不說」的原則：只要同性戀者不主動表示他們的性取向，雇主就不會揭露、驅逐他們，但如果員工將性取向公之於眾，就可能面臨報復。壹項調查發現，約有四分之壹在職場主動公開同性戀傾向的被調查者，因此被解雇或被迫辭職。

必須指出的是，沒有任何具體的法律或法規可以保護工人免受基於性取向和性別認同的歧視，並且到目前為止，只有少數案例顯示，員工在被解雇時，用法律武器保護了自己。

在被認為是中國首個同性戀就業歧視訴訟中，何先生起訴了深圳壹家室內設計公司，據稱，他因同性性取向而被公司解雇。深圳市南山區法院於2014年12月24日審理了此案，但最終判決原告敗訴。何先生又向深圳市中級法院提出上訴，但法院最終維持了原判。

何先生於2014年8月28日入職擔任設計助理，並很快晉升為銷售主管。然而在11月初，其與和另壹位男性朋友當街發生爭執的視頻片段在網上流出，從視頻中雙方的爭吵可以判斷，兩人是同性戀關系。該視頻帶引起了其雇主的註意，據稱其後雇主告訴何先生，考慮到同性戀因素將對顧客產生的心理影響，他決定將何先生辭退。

2016年3月，壹名在貴陽慈銘體檢中心工作的跨性別者C先生因在辦公室穿著男士服裝而被解雇後，向當地勞資糾紛仲裁委員會申請勞動仲裁。「他們說我是同性戀，有損公司形象」，C先生告訴澎湃新聞。 據進壹步指稱，公司管理層告訴C先生，作為體檢中心，不能雇用像他這樣「不健康」的人。

C先生告訴紐約時報，他去找經理解釋他是跨性別者，而不是同性戀者，並且這種身份絕不是「不健康」的，但無濟於事。「我第壹非常氣憤，第二非常驚訝，」C先生說，「我不想被叫同性戀，如果說是同性戀的話，就等於承認我是女的。即便我承認我是同性戀，她居然說我是不健康的？它壹個體檢中心居然不知道同性戀不是病了麽？」仲裁委員會於2016年4月11日審理了此案，但在5月份的裁決中駁回了C先生的申訴，稱該公司沒有違反法律，C先生獲得了象征性的工資補償。案件判決後，C先生接受美聯社的訪問時表示：

「雖然贏得了工資，但這不是我要的。這個過程讓我感到對性別表達和跨性別的歧視情況比我想象中還厲害得太多。希望法律不要繼續縱容歧視。」

與就業歧視有關的法律法規

在2008年之前，中國針對職場歧視的法律保護可以說是較為理想主義卻不足。《憲法》和若幹法規強調了就業平等，但在實質性打擊歧視方面卻沒有多大用處。1990年的《殘疾人保障法》將就業歧視保護範圍擴大到了殘疾人，1992年的《婦女權益保障法》進壹步詳細說明了婦女在工作場所應享有的權利。1994年的《勞動法》具有裏程碑意義，從根本上重申了憲法條款，勞動者就業，不因民族、種族、性別、宗教信仰不同而受歧視。

法律的含糊不清和缺乏執行條例，意味著許多法院和仲裁委員會拒絕受理就業歧視案件，特別是當歧視發生在原告與雇主建立勞動關系之前。

然而，在2000年代中期，公眾對就業歧視問題的日益關註和積極行動促成了壹些旨在解決具體問題的法規和政策：

2005年《婦女權益保障法》修正案中增加了禁止性騷擾的內容。

人事部在2005年製定的條例中規定，如果檢測結果顯示乙肝患者所攜帶病毒沒有傳染性，則不應禁止其擔任公務員職位。

2006年中國政府批準了國際勞工組織《就業和職業歧視公約》，政府承諾采取廣泛的政策反對就業歧視。

2007年《殘疾人就業條例》規定，用人單位安排殘疾人就業的比例不得低於本單位在職職工總數的1.5%。

除了放松戶籍限製的多項措施外，國務院還在2003年和2006年發布通知，敦促地方政府消除對農民工的歧視性限製。

2007年原勞動和社會保障部下發《關於維護乙肝表面抗原攜帶者就業權利的意見》，要求用人單位在招、用工過程中，除國家法律、行政法規和衛生部規定禁止從事的工作外，不得以是傳染病病原攜帶者為由拒絕錄用；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歧視傳染病病原攜帶者。

2008年，政府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業促進法》，試圖解決現有反歧視立法中的壹些缺陷，也確立了關於就業平等的廣泛原則聲明。新法律的主要優點在於，它為歧視的受害者提供了尋求法律救濟的手段。該法律明確規定，就業歧視屬於法院的職權範圍，而勞動者在受到歧視時，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該法律采取壹般性反歧視政策，呼籲各級政府努力消除就業歧視。該法律特別將免受就業歧視的群體覆蓋面擴大，包括傳染病病原攜帶者和農民工。

同時，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頒布了用於補充新法律的《就業服務與就業管理規定》。根據該規定，用人單位不得在勞動合同中規定限製女職工結婚、生育的內容，不得以是傳染病病原攜帶者為由拒絕錄用，不得對農村勞動者進城就業設置歧視性限製。與以前的法律法規宣布違規行為不予處罰不同，新法規規定，對違反法規的雇主可處以人民幣1000元罰款。

建立法律救濟機製對乙肝病毒攜帶者來說是福音。研究發現，該法律生效後，法院接受了70％以上的乙肝歧視案件，到2011年為止，審理了200多起案件。在該法律實施之前，反歧視組織益仁平中心每年提起不到20例訴訟；新法實施後，這壹數字立即上升到每年70-80例。除了將更多案件提交法院外，更強大的法律基礎和法院更強烈的支持意願也使工人在庭外和解中具有更大的杠桿作用和議價能力。

如上所述，反歧視社會活動家在基於性別，戶籍和艾滋病毒歧視訴訟方面取得了壹些成功，但許多法院仍然對受理那些可以推進司法實踐界限的案件保持警惕。此外，許多反歧視活動家，特別是那些與益仁平中心有聯系的人，受到政府的打壓，這使得反歧視活動家開展工作以及為遭遇職場歧視的人提供咨詢和服務變得更加困難。

現行法律的缺陷

顯然，《就業促進法》在管理、有效性和覆蓋面等方面仍然存在缺陷。

該法律依靠人手不足而過勞的地方勞動局來監督和執行反歧視政策和法規。

由於準雇員實際上不是法律規定的雇員，因此招聘過程中的就業歧視案件不受勞動爭議仲裁系統的管轄，受害者必須走正式的法院程序，而這可能會花費更多的費用和時間。

雇主如違反《就業促進法》，罰款是遠遠不夠的。 對乙肝進行篩查的罰款為人民幣1000元，但這並不妨礙雇主進行此類檢測。 而且，雇主可以簡單地要求個人簽署文件，表明他們是「自願」參加乙肝檢驗。

該法律規定，受到歧視的人有權提起法律訴訟，但該法律沒有向法院解釋應遵循的標準，應向受害者支付何種賠償類型，以及歧視者應受到何種懲罰。眾所周知，中國的法院不願意在法律法規沒有充分解釋如何審理案件的情況下受理案件。

該法律仍然局限於保護人們免受五種類型的就業歧視：性別、民族、殘疾、傳染病病原攜帶者和農民工，而缺乏對年齡、身高和性取向和性別認同等其他類型歧視的覆蓋。這些歧視在中國仍然很普遍，法律未能涵蓋這類歧視也限製了該法律的有效性。

結論和建議

《就業促進法》被認為是中國打擊就業歧視方面的壹項重大進展，但其實際效果相對較弱。盡管取得了壹些進展，就業歧視仍然普遍存在，反歧視政策的執行仍然不足。

中國的社會組織在推動職場的寬容和平等方面發揮了作用，尤其在利用訴訟和社交媒體來點名批評歧視性雇主方面。雇主面臨被起訴的高風險以及由此產生的負面影響，使得許多雇主開始減少歧視性做法，這也鼓勵地方政府更加嚴肅地對待歧視行為。然而，中國政府自2014年開始對公民社會進行有據可查的鎮壓行動，使近年來取得的許多進展停滯不前，甚至可能倒退。

至關重要的是，中國政府不僅應該讓公民社會在解決歧視問題上發揮作用，還應該采取額外措施，將反歧視鬥爭推向新的高度。有鑒於此，中國勞工通訊提出如下建議：

擴大反歧視立法的覆蓋範圍，將廣泛的就業歧視形式包括在內，例如基於年齡、身高、外貌、個人信仰和性取向的歧視。

授權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受理和裁決就業歧視案件，從而減少當事人在民事訴訟程序中所承擔的時間和經濟成本。

將對歧視性雇主的罰款從目前的每例1000元提高到至少每例50000元。

闡明在反歧視案件中應遵循的法律程序，並具體說明受害者可獲得的賠償形式以及對違反者的懲罰。

建立壹個專門負責解決就業歧視問題的綜合性政府機構，類似於美國的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該機構將負責執行反歧視法，擁有調查和調解就業歧視申訴的正式系統，並能夠代表受害者起訴雇主。

上述措施的實施將向用人單位和公民社會表明，中國政府對工作場所權利平等持認真態度，並願意為地方政府部門、法院和勞動仲裁委員會提供必要的資源，以打擊就業歧視。

本文首發於2012年11月，最近壹次更新於2019年4月。

中國的社會保險體系

簡介

2014年4月，約40,000名工人在東莞裕元鞋廠發起了為期兩周的罷工。這場罷工成了中國勞資關系的分水嶺，它不僅是中國近年規模最大的罷工，更重要的是，它暴露了中國社會保險製度中普遍存在的問題。由於裕元鞋廠多年來未按時足額繳納社會保險，幾千名幾乎在鞋廠工作終生的工人拿到的養老金遠遠少於應有數額。從某些方面來看，裕元工人能夠有某種程度的養老金已屬幸運了：盡管中國政府嘗試提升養老保險和其他社會保險的覆蓋，但大多數工人仍處於有效的社會福利安全網之外，與此同時，隨著勞動力人口老齡化，由社會保險引發的罷工及抗議也在當下的中國變得更為普遍。

中國社會保險製度的問題可以追溯到兩個關鍵事件：曾經給城市工人提供「鐵飯碗」（就業、住房、醫療、養老）的國有經濟崩盤，20世紀80年代開始實施的獨生子女政策使得長者養老能不再指望大家庭中的成員。換句話說，隨著20世紀90年代以及新世紀的經濟發展及自由化，曾經支撐工人在老年、疾病和經濟困難時期的國家和社會保障逐漸消失，留下巨大的社會保障真空有待填補。

中國政府推出了新的社會保險製度——基於個人勞動合同，讓用人單位而非國家承擔起繳納養老保險、失業保險、醫療保險、工傷保險和生育保險的主要責任。此外，政府設立了住房公積金，旨在幫助不再享有福利住房的國企職工買房。

新的社會保險製度原本散落在1994年出臺的《勞動法》和2008年出臺的《勞動合同法》中，直到2011年，這些零散的法律法規才被統壹納入《社會保險法》，構成了國家社會保險體系的綜合性框架。 《社會保險法》概述了中國社會保險製度的基本原則：

社會保險製度應該覆蓋包括農民工在內的所有職工。

用人單位和個人（以不同比例）共同繳納基本養老保險費、基本醫療保險費、失業保險費以及住房公積金。工傷保險費和生育保險費應由用人單位而非職工繳納。

各類保險基金由地方政府管理，並匯總到省或市級基金中。社會保險基金通常是由當地的勞動部門或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門來管理，而住房公積金則由地方政府的住房公積金管理委員會管理。

各項社會保險基金專款專用，即用於為職工和退休人員提供社會保險。

基本養老保險基金和基本醫療保險基金由多部份組成：統籌基金用於所有合資格職工，個人賬戶則用於合資格的職工個人。

職工跨地區就業時，其社會保險關系應隨本人轉移。然而，由於中國社會福利製度的高度地區性，該規定很難實施。讓不同的轄區共享信息在行政及技術上都很困難，尤其是對於來自中國農村地區的農民工而言。

總體而言，與中國絕大部分勞動法規壹樣，《社會保險法》的大部分規定，甚至是其最基本的內容在執行上都非常松懈，許多職工應享有的社會保險待遇仍被剝奪。然而，政府並沒有提升執法的嚴格程度，而是推出基於個人繳費的新的保險製度，並逐漸減少用人單位及職工的繳費的費率，鼓勵大家遵守《社會保險法》。例如，在2019年3月，政府宣布將養老保險單位繳費比例從原規定的20%降至16%。

本文接下來會介紹中國當前社會保險系統的各個組成部分，以及各部分存在的問題和面臨的挑戰。此外，我們集中研究了農民工在獲得法定的福利時會遇到的具體問題，並評估了該製度的未來發展。

養老保險

中國養老保險製度的基本框架始於1997年的《國務院關於建立統壹的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製度的決定》。養老保險費由用人單位和職工個人共同繳納，個人繳納的基本養老保險費為本人繳費工資的8%，而用人單位繳納比例壹般不得超過企業工資總額的20%。用人單位和個人繳納比例的上限均有規定，不同地區規定不壹。2016年中期，包括北京在內的壹些省份及城市，開始將單位繳費比例由原來的20%調整為19%，其後，包括廣東省在內的部分地區將繳納比例調整至14%。作為減輕企業納稅負擔的政策之壹，2019年，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做出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正式宣布，下調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用人單位繳費比例，各地可降至16%。

職工繳納的基本養老保險費記入個人賬戶，退休時，連同利息在內的個人帳戶余額將被分為120期，在十年中按月發放。除了個人帳戶余額，職工也會收到基本養老金，可在退休後按月領取直到死亡。基本養老金根據個人累計繳費年限、當地職工平均工資、城鎮人口平均預期壽命等因素而定。基本養老金基本上由用人單位繳納的基金支付，但社保基金出現支付不足時，政府應給予補貼。

達到法定退休年齡時累計繳費滿15年的的職工有權領取養老金。累計繳費不足15年者，可延遲繳費年限直至繳滿15年、壹次性繳齊保險金額、轉入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或者城鎮居民社會養老保險或者壹次性領取其個人帳戶內全部金額。

參加基本養老保險的個人，達到法定退休年齡時累計繳費滿十五年的，按月領取基本養老金。累計繳費不足十五年者，可以繳費至滿十五年，也可以轉入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或者城鎮居民社會養老保險，或者壹次性領取其個人帳戶儲存額。

過去幾十年，公務員、國家機關人員和教師等事業單位人員享有獨立的養老保險製度，他們不承擔繳納養老保險費的義務且在退休後享受政府補貼的豐厚養老待遇。但是， 2015年1月頒布的《國務院關於機關事業單位工作人員養老保險製度改革的決定》引入了新的養老保險製度，以平衡公私兩套製度間的差距。新的養老保險製度下，事業單位工作人員要履行繳費義務；但與此同時，政府也表示會增加機關事業單位工作人員的基本工資及養老金，從而彌補新養老製度下職工的經濟損失。

當前，中國養老保險系統最大的問題之壹就是法定退休年齡。男性的法定退休年齡為60周歲，女工人為50周歲，女幹部則為55周歲。

這些規定出臺於上世紀50年代，但當今天中國人口的平均壽命已到達75歲，且超過65歲的人口約占12%的時候，上述年齡限製顯然不再現實。中國政府早就意識到了這個問題，並宣部各種旨在逐步提高法定退休年齡的計劃。例如，2018年3月，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副部長唐濤表示會逐步延遲退休年齡，女性退休年齡每3年延遲1歲，男性退休年齡每6年延遲1歲，直至2045年同時達到65歲。但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任何關於延遲退休年齡的明確法律規定。

隨著中國勞動力人口減少以及人口老齡化加速，人們對基本養老金在未來的可持續性越來越擔憂，壹份重要的報告預測，到2028年全國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當期結余會首次出現負數，此後養老保險基金儲備將迅速下降，並可能在2035年前後耗盡累計結余。

在過去的十年裏，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參加率幾乎增加了壹倍，但仍僅占城鎮勞動力總數的69％左右。然而，達到法定退休年齡、能夠領取基本養老金的人口比例在以更快的速度增加。

總體而言，在許多省份，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收入仍超過支出，年度結余穩健，尤其是沿海地區。以廣東省為例，其2018年度結余為2,120億元，累計結余11,130億元，是迄今為止結余最高的省份。但是，在退休人員過多、年輕人口匱乏的中部及東北壹些省份，養老保險系統已經開始感到壓力。例如，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18年黑龍江省的養老保險基金赤字約160億元人民幣，總賬戶余額為負557億元。有鑒於此，2018年年7月，中國建立了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中央調劑製度。2019年中央調劑基金預算規模4844.6億元，主要由七個較富裕省份上繳資金，而22個人口流出、老齡化程度高的地區拿到的下撥資金多。

近年來，政府壹直在推廣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製度，將未參保的城鄉居民納入到養老保險體系的覆蓋之下，該製度要求個人賬戶供款時間達15年才有資格領取養老金。雖然養老金有政府的補貼，但退休職工每月能領取的額度（特別是在農村地區）通常非常低。 2018年，共有5.24億人參加城鄉居民養老保險，其中實際領取養老金的有1.59億人。根據該計劃，2018年支付的養老金總數達到2,910億元人民幣，即人均1,830元人民幣，相當於每人每月153元人民幣，這個金額即使在最小的城鎮中也肯定不足以維持生活。相比之下，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的年平均支出為37,840元，即每月3,153元，約為2018年全國平均工資的壹半。

失業保險

國務院1999年出臺的《失業保險條例》建立了繳納及支付失業保險的框架，該框架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社會保險法》的確認。職工和用人單位最初分別以1％和2％的比例繳納失業保險，但現階段，許多省市政府為了降低企業成本，已經大幅降低了繳費率。以廣州為例，自2016年5月1日起，用人單位應繳比例從1.5％降至0.8％，個人應繳比例從0.5％降低至0.2％。

截至2018年底，共有1.96億勞動者參加失業保險。受保人壹旦失業，便有資格獲得包括繼續享受醫療保險待遇在內的福利。該福利的持續時間取決於職工繳納失業保險的時間長度，對於受雇十年或以上職工，該福利最長可達24個月。然而，根據官方數據，在2018年實際登記失業的970萬人中，僅200多萬人實際享受了失業保險待遇。

盡管職工的繳納數額是基於工資，得到的救濟卻非常低。 1999年的條例規定，失業保險金必須低於當地最低工資標準，然而，各地的最低工資已經設定得很低了，絕對不能視為足以應付生活的工資。參見《就業和工資》部分。盡管《社會保險法》強調失業保險金可隨本人轉移，且可以在任何地方領取，但要使這種政策成為現實，必須進行結構性改革，特別是在目前無法支付失業保險金的農村地區。目前，許多地方通過向農民工支付壹次性救濟來解決這壹問題，但這筆費用遠低於其合法應得的數額。

實際上，失業保險基金通常不是直接發放給職工，而是被重新分配用於創造就業或培訓項目。例如，2019年3月，政府承諾「從失業保險基金結余中拿出1,000億元，用於1,500萬人次以上的職工技能提升和轉崗轉業培訓。」截至2018年年底，失業保險基金的總結余為5,817億元人民幣。

醫療保險

1998年國務院出臺的《關於建立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製度的決定》首次提出了中國職工醫療保險製度的框架。基本醫療保險費由用人單位和職工共同繳納，該系統與養老保險壹樣，實行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的模式。盡管具體數額因地區而異，但用人單位的繳費比例為工資總額的6%左右至12％，職工繳費比例為個人工資的2%。單位繳納的基本醫療保險費壹部分用於建立統籌基金，壹部分（通常為30％）劃入個人賬戶；個人繳納的基本醫療保險費全部計入個人賬戶。達到法定退休年齡時累計繳費達到國家規定年限的，退休後不再繳納基本醫療保險費，可享受基本醫療保險待遇。

統籌基金的起付標準原則上控製在當地職工年平均工資的10％左右，最高支付限額原則上控製在當地職工年平均工資的4倍左右。起付標準以下的醫療費用，從個人帳戶中支付或由個人自付。起付標準以上、最高支付限額以下的醫療費用，主要從統籌基金中支付，個人也要負擔壹定比例。超過最高支付限額的醫療費用，可以通過商業醫療保險等途徑解決。如果職工的個人賬戶中沒有足夠的資金來支付少於當地職工年平均工資10%的部分，那麽他們就只能自掏腰包。低收入職工的個人賬戶可能要花費數年才能達到10％的門檻，因此許多參保職工最終還是靠自己掏錢治病。同樣，另壹種情況便是職工必須自己支付超出當地年平均工資4倍的任何醫療費用。

《社會保險法》強調，醫療保險基金應直接向服務提供者（通常是醫院和診所）付款來支付職工的醫療費用。但是，在大多數情況下，工人必須先付款，然後要求相關部門報銷。此外，若要成功報銷醫療費用，醫院的所有治療必須在政府預先批準的清單內——超出預先批準清單的治療必須由工人的個人賬戶或自己的口袋來支付。而且，門診治療和藥物的承保範圍更加有限，這意味著需要門診治療和藥物的職工通常需要購買額外的私人醫療保險，或自費治療或完全放棄治療。

在過去十年中，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所覆蓋的職工和退休職工數量穩步增長，但截至2018年底，仍然只有2.33億城鎮職工參保，其中退休人員達8,400萬，大大少於參加城鎮基本養老保險的人數。與此同時，據估算，2017年擁有基本醫療保險的農民工數量僅為6,200萬，約占當時農民工總人數的22％。

鑒於職工基本醫療保險系統的覆蓋範圍有限，政府壹直在大力推廣針對城鄉居民得補充醫療保險，涵蓋個體工商戶、臨時工、未工作的配偶、老人和兒童。這主要包括兩類製度：2007年推出的「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製度」，旨在覆蓋參保者的大部分住院醫療費用，其資金籌集包括個人繳納以及地方和中央政府的補貼；類似的製度是在農村地區開展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該製度下個人繳費金額通常很低。截至2018年底，這些居民保險計劃的註冊人數迅速增長，以至於官方數據顯示，有超過10億人（10.28億）受保，是職工基本醫療保險製度所覆蓋的城鎮職工和退休人員總數的三倍以上。

居民基本醫療保險覆蓋的人數喜人，但實際所能提供的福利卻非常有限。根據國家醫療保障局的報告，2018年城鄉居民醫療保險基金人均支出693元，這樣的金額幾乎不足以進入壹家大醫院就診。與之相比，主要的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基金在2018年共支出1.07萬億元，人均約3,380元。

此外，由於農村地區和小城市缺乏高質量或專業的醫療服務，這些地區的居民常常不得不前往大城市尋求醫療救助，從而給頂級醫院帶來巨大壓力。據《南華早報》 2019年6月報道，中國2300多家頂級公立醫院已滿負荷運轉以努力滿足患者需求，而約95萬所普通醫院、社區衛生中心和診所則面臨著患者短缺的困境。

工傷保險

根據官方統計，與其他社會保險壹樣，工傷保險的覆蓋率在過去十年中也在穩步增長（參見下表）。截至2018年底，參加工傷保險的人數達2.39億。截至2017年底，在中國最危險的建築行業中，有超過4,000萬名工人（約占總數的80％）參加工傷保險，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表示，2017年新開工建設項目參保率為99.73%。

工傷保險費全部由用人單位繳納，繳費額為工資總額的0.5％至2％，具體比例根據特定行業和地區的工傷風險程度而有所不同。

如果職工可以證明與用人單位存在勞動關系，並且所遭受的傷害實際上與工作有關，則他們有資格獲得工傷保險待遇，但這通常不是壹個簡單的過程。壹旦工傷被認定，地方政府將對傷殘程度進行鑒定，等級為1到10，其中等級1最嚴重。遭受嚴重工傷的職工比輕微工傷的職工有權獲得更多補償。確切的賠償金額以及更關鍵的賠償責任主要由《社會保險法》《工傷保險條例》和《職業病防治法》確定。但是，各地法規的實施情況和對某些規定的選擇性執行意味著實際支付的賠償因地區而異。而且，在賠償金額、賠償應由誰支付等問題上，用人單位與職工以及地方政府之間經常產生糾紛。如果用人單位未繳納工傷保險，則由用人單位支付工傷保險待遇。但是，在大多數情況下，違法用人單位拒絕支付職工住院期間基本醫療費用以外的任何費用。根據官方統計，2018年，共有198萬人享受工傷保險待遇，共領取742億元，平均每人37,475元。

職業病對職工來說是另壹個難以解決的問題，因為職業病通常會在職工離職後才顯現出來，這壹問題對農民工群體來說格外嚴重，因為他們很少與用人單位簽訂勞動合同。據估計，中國有600萬工人患有致命的肺塵肺病，但只有大約10%的人被診斷認定為職業病。更多有關詳細信息，請參閱CLB的研究報告《誰之責？— 對中國塵肺病群體的救助與賠償研究》。

生育保險

截至2019年，生育保險由專門的生育保險基金運營，用人單位需按照當地政府確定的繳費比例繳納，通常不到工資總額的1%。然而，中央政府計劃在2020年將生育保險基金（2018年底的余額僅為580億元）與更為龐大的基礎醫療保險基金合並。政府聲稱這將簡化用人單位的參保程序，並且不會給職工帶來任何額外負擔，同時又能保證母親及其配偶現有的福利不變。 2017年，12個城市進行了試點項目，隨著合並實施，生育保險參保人數比試點前提升13%左右。壹些省份已經製定了具體措施，將在2020年1月1日完成兩險合並，但實際實施可能需要更長的時間。

生育保險涵蓋所有與產婦有關的生育醫療費用，包括節育、產前檢查、分娩和產前護理以及產假期間應支付的生育津貼。根據2012年4月28日生效的《女職工勞動保護特別規定》，女職工生育享受98天（14周）產假，產假期間的生育津貼應為用人單位上年度職工月平均工資的標準。壹些地方政府也會要求用人單位為收入超過平均工資的職員提供額外津貼。盡管各地區間產假津貼仍存在巨大差異，但基本上都符合國際勞工組織的建議標準。

官方數據顯示，截至2018年底，全國有2.04億職工參加生育保險。然而，2018年實際只有不到1,100萬女職工享受了生育保險待遇，平均每人7,003元。不同省份支付的保險金額差異較大，例如，廣東省向190萬女職工支付了114億元人民幣，而黑龍江省向8.4萬女職工支付了5.4億元人民幣。

許多用人單位仍然想方設法避免向女職工支付她們應得的產假津貼。女性經常被問到自己的家庭計劃，有時甚至被迫忍受非法的合同條件，例如，接受懷孕測試或作出延遲懷孕或不懷孕的承諾。許多用人單位通過給懷孕員工分配繁重、危險的工作從而迫使她們主動提出辭職，也有單位通過拒絕給產假，然後以曠工為由解雇懷孕員工。現在，越來越多的女性對這種公然侵犯人權的行為采取法律行動。例如，北京某購物中心的櫃臺經理尹婧在懷孕期間被非法解雇，2015年11月5日，二審法院判給她62,237元的賠償。但是，對於大多數女性來說，尤其是低薪的工廠女工，去法院打官司甚至進行勞動仲裁根本不是壹種選擇，因為她們沒有時間和金錢來這麽做。有關此問題的更深入討論，請參見《工作場所中的歧視》。

住房公積金

住房公積金不是中國社會保險製度的正式組成部分，它由住房和城鄉建設部而非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管理。但是，由於運作方式類似，由用人單位和職工共同繳納，通常將其與其它五種官方社會保險歸為壹類。

住房公積金製度始於1999年，當時中國各地有數千萬國有企業職工下崗。政府不能再依靠國有企業給勞動者提供住房，因此加快了住房公積金的建設，以此為廣大勞動者提供購買以及維護房屋的途徑。住房公積金存款人可以申請優惠貸款，用公積金購買、建造、翻修、大修自住住房，也可以交納房租。若職工之前未曾使用，則可以在退休時提取本人賬戶內的住房公積金，因此，住房公積金實際上充當了第二養老金。最近，部分地方政府出臺修正案，允許將公積金用於非住房相關事項，例如緊急或嚴重情形下的醫療費用。

《住房公積金管理條例》規定，職工和單位的具體繳存比例應由當地政府確定，但均不得低於職工上壹年度月平均工資的5%。以北京為例，單位和個人住房公積金繳存比例為5%到12%，上海市，單位和職工本人住房公積金繳存比例為各5%至7%。但總的來說，繳存都是按月進行，且該部分款項可以免稅。

傳統上，國有企業職工、政府職工以及教師、公務員等群體是住房基金主要的供款者和受益者。從2000年代中期到2014年，職工和單位的數量激增，繳納住房公積金的職工數量仍穩定在1億左右。截至2014年底，住房公積金實繳單位210萬個，實繳職工1.19億人。截至2018年底，四年時間裏，實繳單位已增至290萬，實繳職工增至1.44億，增長了2500萬人。數字上的突飛猛進幾乎可以完全歸因於私營企業和城市專業人士的購房需求。2014年，在國有企業或事業單位上班的勞動者約有60%，到了2018年年底，這壹比例下降到51％，而在私營企業和外資企業工作的職工從19％增加到約40％。此外，在2018年新開設的公積金賬戶中有61％是私企和外企的員工。

然而，對於大多數低薪工人而言，在城市購買房產仍然是遙不可及的夢想。根據政府2018年發布的農民工調查，租房居住的農民工占大多數（61.3%），購買住房的占19%，還有12.9％居住在由雇主提供的住房如工廠宿舍中。與此同時，絕大多數農民工及其家庭被排除在保障性住房之外。許多大城市的農民工只能負擔得起位於城市郊區、年久失修、面積狹小的住房，即使是租住這樣的房子，租金也可以占到他們月薪的很大壹部分。如果農民工繳存了住房公積金，他們有時可以將其用作壹次性提取的養老金，不過，在實際提取住房公積金的過程中通常會遇到許多行政上的障礙。

社會保險和農民工

《社會保險法》第95條規定：「進城務工的農村居民依照本法規定參加社會保險。」但是，社會保險製度在設計上顯然沒有考慮到農民工。社保是壹個高度本地化的系統，它假定職工整個工作生涯和退休後都留在同壹地方。盡管社會保險的覆蓋範圍有所提高，但參加養老保險或任何形式社會保險的農民工比例仍然很低。2017年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發布的報告稱，參加職工基本養老保險、職工基本醫療保險的只有22％左右，參加工傷保險的27％，參加失業保險的只有17%，分別比2012年底增長36.5%、24.6%、9.3%和81.2%。

用人單位過去經常聲稱，他們沒有為農民工繳納社會保險是因為工人本身對養老金不感興趣。他們表示，農民工認為養老金系統沒有吸引力的主要原因是繳費比例高且養老金賬戶的可轉移性差。但是，這種辯解完全忽略了用人單位在法律上有為每位職工繳納社會保險的義務。此外，農民工不願意繳納養老保險的根本原因不是因為繳費比例太高，而是因為他們的基本工資太低，任何比例的工資扣除都將對他們的日常生活水平產生重大影響。

壹個亟需註意的問題是農民工人口老齡化：越來越多的中年工人已經在計劃退休。 中國農民工的平均年齡在2008年僅為34歲，而這壹數據在2018年達到了40.2歲。第壹代農民工的年齡已經超過50歲，許多人因為沒有退休金而仍在繼續工作。過去的幾年裏，許多年長工人壹直處於要求單位支付社會保險的最前沿。隨著農民工群體不斷老齡化，這些要求只會越來越顯著。

結論

在中國開始其極力鼓吹的改革開放之後，政府在勞資關系中的權威逐漸讓位於給商業利益。隨著私營部門的擴大，用人單位可以單方面任意規定其職工的工資和工作條件，從而將工資保持在較低水平並壓榨職工幾乎不存在的福利。中央政府試圖通過實施立法（例如1994年的《勞動法》和2008年的《勞動合同法》）來保護工人的權益，但是地方政府不能也不會在工作場所嚴格執法。

在這種情況下，建立壹個由用人單位主要對職工社會保險負責的製度註定無法成功。單位通常可以無視其法律義務，而且在當局的縱容下繼續照常營業。例如，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中央政府允許陷入財務困難的企業將社會保險費推遲六個月繳納，該政策從未被正式廢除。直到工人自己開始要求企業支付社會保險費時（最著名的是2014年裕元大罷工），企業才被迫遵守法律繳納社保。

中國政府未能執行法律，也未能建立覆蓋所有人的社會保險體系，不僅使中國工人處於不利地位，而且嚴重阻礙了政府推進並實現其他重要政策目標的能力。

在過去的幾年中，政府經常宣稱其關鍵政策之壹是拉動國內消費，以確保未來更加穩定和均衡的經濟增長。然而，中國的大部分消費能力仍掌握在最富有的1％的人手中，這導致大量資本外流，而沒有增加國內消費。大多數工人仍然不願意消費，由於缺乏養老金或醫療保險，他們傾向於將自己的錢用於銀行儲蓄和其他風險較高的投資上，以試圖確保自己的未來不會遇到太大困難。

實際上，過去二十年裏，應該繳納的社會保險只落實了壹小部分，這意味著各項社會保險基金所承受的壓力要大得多。隨著中國人口快速老齡化，養老保險基金和醫療保險基金尤其面臨更大問題。如上所述，政府認為，如果要有足夠的資金來支付將來所有預期的養老金和醫療保險，則需要提高退休年齡並進行廣泛的改革。

但是，政府仍然不願或無法強迫用人單位遵守現有的繳納社會保險的義務。相反，政府正試圖減輕用人單位所承受的社會保險負擔，並將養老保險和其他社會保險繳款的義務轉移給勞動者個人，無論他們之間是否存在正式勞動關系。

與其逃避社保體系現存問題，政府需要調和勞動力和資本之間的矛盾，以建立壹個現實而穩定的社會保障體系，使工人在年老和疾病時得到照料，並創造對收入滿意的體面勞動者群體，從而通過創新、提高生產力以及商品服務消費來促進國內經濟發展。

本文首發於2012年8月，2019年10月最後更新。

農民工及其子女

2019年，中國的農民工總量達到2.9億，占全部勞動人口的三分之壹以上。過去三十年來，農民工壹直是中國經濟飛速增長的引擎，但他們仍然被邊緣化，並受到製度化的歧視，其子女受教育和醫療保健的機會有限，並且可能長期與父母分離。



農民工

定義

農民工是戶籍在農村，但到城市工作並居住在城市的壹個群體。他們不壹定來自農村地區，許多人甚至在城市出生、長大。他們認為城市是他們的家，但由於戶籍製度缺乏靈活性，他們仍被歸類為「農村移民」。

背景

幾千年來，中國政府壹直使用戶籍製度來管理稅收和控製人口遷移。當前的戶籍製度是共產黨政府於1958年正式引入的，旨在促進三點：政府福利和資源分配、國內人口遷移控製和犯罪監控。每個城鎮都簽發當地的「通行證」或戶口，使當地居民能夠獲得該轄區的社會福利和服務。根據居住地，個人戶口大致被分為「農村」或「城市」。此外，戶口是世襲的，因此如果父母持有農村戶口，他們的孩子無論出生在何處，都將擁有農村戶口。

戶籍製度本應確保中國的農村人口留在農村，並持續為城市居民提供所需的食物和其他資源。但是，隨著20世紀80年代經濟改革的步伐加快，城市最需要的是廉價勞動力。如此壹來，數億來自農村的年輕男女湧入中國沿海繁榮城鎮的工廠和建築工地，而這通常被認為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遷徙之壹。在深圳和東莞等許多城市，農民工人口迅速超過了當地城市人口。

很明顯，隨著農民工湧入城市，戶籍製度對國內人口遷移的限製不僅無法執行，而且會對社會和經濟發展產生反作用。但是直到2003年，壹名年輕的外來務工人員孫誌剛在被警方拘禁期間毆打身亡的悲劇發生後，戶籍所帶來的限製才開始減少。孫誌剛之所以在廣州被警察拘留，是因為他沒有依法獲得暫住證。孫誌剛的死，引發了公眾對戶籍製度的強烈抗議，許多限製自由遷移的規定因此被廢除。盡管在許多較小城市，戶籍限製已逐步取消，但該製度本身在中國仍然根深蒂固。實際上，隨著城市人口的持續增長，北京等主要城市的政府正在加大農民工及其家庭獲得當地社會服務的難度——詳情請參見下文有關城市化和戶籍改革的討論。

人口增長與地理分布

在過去的二十年中，農民工壹直是中國勞動力市場增長的最重要引擎，目前約占8.96億勞動力人口總數的32.4％。根據國家統計局最新的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2019年農民工總量為29077萬人，比上年增長241萬人。然而，農民工總量的增長率已經從2010年的5.4％的下降到2019年的0.8％，而且隨著加入農民工群體的年輕人越來越少，中老年農民工逐漸退休，未來幾年的增長可能會繼續趨於穩定。

按照工作地點分類，國家統計局的調查將農民工分為在戶籍所在鄉鎮地域以內從業的本地農民工和到戶籍所在鄉鎮地域外從業的外出農民工。2019年，本地農民工的數量增加了0.7％，達到11652萬人，而外出農民工的數量增加了0.9％，達到約17425萬人。

在過去十年中，本地農民工的增長速度遠高於外出農民工。自2010年以來，本地農民工數量增長了30％，相比之下，外出農民工只增長了13％。內陸地區的小城市已經逐漸開放發展，為農民工提供了離家更近的就業機會，而農民工及其家庭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生活條件卻越來越受限。約26％的農民工選擇到省外工作，主要分布在沿海地區的主要城市和製造業中心。2019年，跨省流動農民工比上年減少1.1%。約74％的農民工選擇在本省工作，其中約40％在戶籍所在鄉鎮工作，其余34％在本省內流動（通常是省會城市或縣級市等）找到工作。

在中國，勞動力的遷移通常被視為壹種簡單的單向流動，從欠發達的中西部地區向東部的製造業和城市中心轉移。在十年前，這種說法大致準確，但目前中國僅有約54％的農民工在經濟較發達的東部省份工作，有約43％的農民工在中西部地區工作。2019年，中國西部地區農民工數量增速較快，東部和東北地區出現負增長。

隨著珠三角地區傳統製造業中心的持續萎縮，2019年該地區的農民工人數減少了118萬（2.6%），降至4418萬。在江浙滬地區就業的農民工也下降1.1%，比上年減少61萬人，降至5391萬人。而京津冀地區農民工數量略有回升，2017年底和2018年初，北京郊區的農民工遭到驅逐，部分導致了2018年京津冀地區農民工人數下降（1.2%），2019年該地區農民工人數增長0.9%，達到2208萬人。

年齡，性別和受教育情況

根據《2019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男性占全體農民工的64.9%，女性占35.1%，這與城市工人的男女比例大致相同。但是，本地農民工的性別差距明顯更小，其中男性占60.6％，女性占39.4%，這表明女性在家庭支持更強的地方更容易找到工作。

過去十年，中國農民工的平均年齡穩步上升，越來越少年輕人口進入勞動力市場，而年長工人由於沒有養老金，不得不繼續工作。2018年，農民工平均年齡僅為34歲，到2019年，平均年齡增長至40.8歲。其中，近四分之壹農民工已經超過50歲。16-30歲農民工的比例從2010年的42%下降到2019年的25%；而40歲以上農民工的比例從2010年的34%上升到超過49%。21-30歲、31-40歲、41-50歲和50歲以上四個年齡段的農民工分布如今基本持平。

本地農民工的平均年齡為45.5歲，其中35.9%超過50歲。而外出農民工平均年齡為36歲，僅13%的人超過50歲。這表明有家庭的中老年農民工和女性更偏向在離家近的地方找工作。

上述人口變化也體現在農民工受教育程度上，外出農民工比本地農民工受教育程度更高。在外出農民工中，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14.8%；而在本地農民工中，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僅占7.6%，且下降0.5個百分點。

就業模式和工資

絕大多數農民工仍在製造業，建築業和越來越多樣的服務業中從事低薪工作。

包括交通運輸倉儲郵政業在內的服務業目前占所有農民工就業的壹半以上（51%）。從事製造業的農民工比例從2010年的36.7%大幅下降至2019年的27.4%，這既反映了中國製造業的下滑，也反映了其他行業正在給予農民工更多就業機會。與此同時，建築業農民工的比例在2014年達到22.3%，那時基礎設施、住宅和商業地產建設正處於發展頂峰，但此後該比例逐漸下降，2019年降至18.7%，約有5400萬工人。

盡管增長緩慢，但農民工的工資水平在過去十年中穩步增長，2019年農民工月均收入3962元，比上年增長6.5%。2019年農民工收入最高的行業是交通運輸倉儲郵政業（月均收入4667元）和建築業（月均收入4567元），而住宿餐飲業、居民服務修理和其他服務業的工人不僅收入最低（月均收入略高於3000元），而且工資漲幅也最低，分別只有4.5%和4.2%。

去年，本地農民工和外出農民工的收入差距繼續擴大，外出農民工月均收入為4427元，而本地農民工僅為3500元。在中國西部和東北地區，工資增長最慢，年增長為5.7％和5.2％。

工作條件和福利

除了低薪外，農民工通常還必須長時間工作，幾乎沒有工作保障和福利。國家統計局的調查不再包括工作時間、工資拖欠情況、勞動合同簽訂率和社會保險覆蓋率等數據。但是，有其他證據表明，農民工的工作條件幾乎沒有改善。

國家統計局調查中最後壹次提到勞動合同簽訂率是在2016年，當時35.1%的農民工簽訂了勞動合同，遠低於2009年的42.8%。在《勞動合同法》實施壹年後，各方曾壹致努力推進勞動合同的簽訂，但這壹舉措很快消失，不穩定的工作逐漸成為常態。不僅在建築業，農民工沒有勞動合同是陳年頑疾，在製造業和吸收大量農村勞動力的新興服務行業，農民工也經常通過代理勞務派遣機構和短期合同被雇用。

盡管社會保險覆蓋範圍有所擴大，但農民工領取養老金或享受各類社會保險待遇的比例仍然很低。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稱，到2017年底，只有約22%的農民工參加職工基本養老保險或醫療保險，27%的農民工參加工傷保險，17%的農民工參加失業保險，分別比2012年底增長36.5%、24.6%、9.3%和81.2%。人社部表示，2017年新開工建設項目工傷保險參保率達到99.73%，但這主要是因為雇主繳費相對較低，而且鑒於建築工地安全事故高發，繳納工傷保險對雇主有利。更多詳細信息，請參閱我們關於中國社會保險體系的章節。

2019年國家統計局的調查提到了農民工加入工會的問題，13.4%的進城農民工加入了工會組織，比上年提高3.6個百分點。在已加入工會的農民工中，參加過工會活動的占84.2%。盡管加入工會和參加工會活動的比例在提高，但當工作中遇到困難時，農民工很少找工會。2017年數據顯示，在權益受損時，僅2.8%進城農民工會找工會尋求解決。

生活狀況

2019年國家統計局的調查顯示，進城農民工人均居住面積20.4平方米，比上年提高0.2平方米。其中，在500萬人以上城市人均居住面積最小，但增加較多，由上年的15.9平方米提高到16.5平方米。

大多數農民工租房居住，而非居於單位或雇主提供的住所內，少部分人自己購買住房。在絕大多數情況下，農民工及其家庭被排除在保障性住房之外。在壹些大城市中，許多農民工只能租得起城市偏遠地區破舊建築中的房屋，即便如此，房租也能占到他們月薪的相當大壹部分。例如，在上海市寶山區，外來務工人員要租壹個帶共用廚房和廁所的房間，根據租期長短，每月租金500元至1000元不等；若是具備單獨廚房和廁所的房間，價格要上千。2018年對該地區流動居民的壹項調查發現，住在這裏的多是附近汽配廠上班的普工、超市店員、餐館員工、清潔工、個體戶、拾荒者等，他們中工資最高的有5000元，最低為2600元。

對於在這種環境下成長的兒童而言，日常生活可能隱藏著致命風險。2017年11月18日，北京南郊壹棟人滿為患的公寓樓發生火災，導致19人死亡，其中包括數名兒童。也有許多農民工家長在城市工作時，會選擇把孩子留在農村老家，但農村同樣是壹個危險的地方。



農民工子女

2009年11月，中國勞工通訊發表了題為《為經濟發展付出代價：中國的農民工子女》的深入研究報告。該報告概述了農村留守兒童以及隨父母進城的農民工子女所面臨的問題，並詳細評估了中央和地方政府為解決這些問題而製定的政策。十年後，報告中提及的許多問題仍未得到解決。

定義和人口變化

農民工子女被廣泛定義為受父母進城務工影響的18歲以下子女，既包括與父母壹起前往城鎮的子女，也包括父母壹方或雙方遷居時，留在家鄉的子女。

根據國家統計局2015年開展的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農民工子女總數約合1.03億人，占中國兒童總人口的38%，包括3426萬流動兒童與6877萬留守兒童。

自2005年以來，農民工子女總數壹直穩定在1億左右，但是由於城市化的快速發展和農村地區的吸收，農民工子女的人口結構發生了顯著變化。

農村留守兒童人數的相對下降，有時被視為他們的狀況正在改善的證據。但是，許多農村兒童現在生活在新發展的中小城市，這些城市的社會服務有限，合適的工作機會也很少。因此，他們的父母仍要到大城市去找工作，而孩子們仍然難以享受到良好的教育和醫療服務。無論身處何地，或戶口情況如何，中國的農民工子女都面臨著壹系列大致相似的問題：他們獲得家庭支持、教育、醫療保健以及社區和社會支持的機會不平等。

來自家庭的支持

健康積極的家庭環境對孩子的發展至關重要。父母和家庭的對孩子的支持越大，他們在身體、精神和社交方面的發展能力就越強。然而，絕大多數農民工根本沒有時間、能力或資源為子女提供所需的支持。他們要麽長時間與孩子處於分居狀態，工作時間長，要麽教育水平不高，難以有效輔導子女的學業。與城市中產階級相比，大多數農民工花在給孩子讀書和幫助孩子學業上的時間要少得多，他們負擔不起城市兒童習以為常的書籍和課外活動的費用。

2013年壹項對1518名農民工的調查顯示，流動兒童家長為了生計平均每天工作11小時，約壹半（52%）的家長評價自己為不合格父母，「與孩子在壹起的時間少，交流少」「不能保障子女接受好的教育」。大多數農民工只有中學學歷，許多人對孩子的教育方法過於簡單粗暴，更註重成績，而不是孩子發展的實際學習和成長過程。通常，父母會因為孩子成績不好而懲罰他們，並在他們成功後用金錢獎勵他們。像所有父母壹樣，農民工往往對子女抱有很高的期望，但他們的教育方式欠妥，使孩子處於不利地位。

與父母壹方、祖父母或其他親戚朋友壹起生活在農村地區的兒童面臨類似的問題：缺乏與父母的直接接觸，看護人無法提供他們所需的支持。

2013年在山東進行的壹項調查發現，75%的農民工父母每年只有在春節期間才回家壹次，5%的農民工父母每兩到三年才回家壹次。只有20%的父母每年回家次數多於兩次。有約61%的受訪留守兒童表示，他們的父母「有時會給自己打電話」，28.6%的兒童表示「很少接到父母的電話」。非政府組織「上學路上」在2014年底對2130名留守兒童進行了壹項調查，發現15%的孩子已經習慣壹整年都見不到父母壹次，即使是在春節期間。他們和父母的電話聯系也很少，大約25%的受訪者每三個月接到壹個電話，4%的孩子壹年才能接到壹個電話。該組織在2017年進行了另壹項調查，結果也令人沮喪。例如，約11%的留守兒童會說父母「已死」，而中國年平均死亡率為不到1%，孩子是故意填錯表達對父母的怨恨情緒。

在貧困和偏遠農村地區長大的兒童，壹般由祖父母照顧，他們在心理和教育發展方面可能比其他兒童遭受更多的磨難。研究表明，許多年邁的祖父母受教育程度低；大多數人只讀完小學，只會講當地方言而不會普通話，而普通話幾乎是中國所有學校的教學語言。祖父母常常不能輔導孩子的學業，只關註孩子物質上的需求，而忽視他們的心理發展和情感需求。經常有報道稱，留守兒童會表現出壹種與祖父母的疏離感。正如壹名中學生所說：「我幫助（我的祖父母）做飯，我們也壹起看電視，但我們並不會進行有意義的對話。」

教育

《義務教育法》規定，所有兒童都應接受九年義務教育。各級人民政府及有關部門、社會組織、學校、父母和監護人應當保障適齡兒童、少年接受義務教育的權利。但現實情況是，並非所有兒童都能接受九年義務教育；而對於那些有機會上學的孩子來說，他們接受的教育質量差異巨大，主要城市和貧困農村地區之間的差異尤為驚人。

在農村地區和許多較小的城市中，教師努力為學生提供的僅僅是基礎教育。農村學校資金、資源短缺，難以聘用和留住合格的教師。許多農村教師是所謂的「民辦教師」，其收入大約是城市教師的三分之壹，而且他們通常無法享受法定的養老金和其他福利。

21世紀頭十年，為了優化農村教育資源配置，政府出臺了「撤點並校」的政策。2001年至2009年期間，全國農村中小學減少近30萬所。學生們被迫要麽上寄宿學校，要麽每天忍受漫長而艱苦的路程，去最近的城鎮上學。學生被集中至鄉鎮地區，班級規模激增，壹些地方的班級學生平均人數超過100人，給教職員工造成了巨大壓力。「撤點並校」政策於2012年正式終止，但小型農村學校並未重新開放，為了節省資金，地方政府繼續單方面關閉學校。僅在2015年，就有超過壹萬所小學關停，多數在農村地區。

2014年，農村教育行動計劃（REAP）調查估計，貧困地區學生完成中學教育的比例很低，只有約37％的學生上了高中，而在城市，這壹比率是90%。對於農村貧困家庭的孩子來說，普通中等專業學校或職業學校幾乎是他們唯壹能夠繼續上學的選擇，然而這些學校不能保證他們未來有更好的就業機會，甚至無法提供基本職業技能培訓。而壹些較低層次的高中和大學學費昂貴，許多學生不得不貸款以支付學雜費。

每年都有數百萬的農村貧困學生在中學畢業後直接進入勞動力市場，有些甚至在畢業前就已開始工作。根據REAP研究小組的調查，2013年農村初中生累計輟學率平均為24％，而全國平均水平僅為2.6%。正如中國勞工通訊在2006年關於童工的研究報告中指出，初中學生輟學是童工的主要供給源。盡管減貧計劃在壹定程度上有助於改善這種狀況，但童工案件仍不時見諸報道。2017年8月，來自四川大涼山區的18名11-14歲的貧困「孤兒」輟學，到省會成都的壹家搏擊俱樂部工作。事件經媒體曝光後，大涼山地方政府強迫他們重返學校，但孩子們不願意回去。壹個孩子在接受采訪時說，「在那裏除了貧窮，我壹無所有。我不想再回到我貧窮的家鄉，我回去就會和那裏的人壹樣，吸毒，偷東西。我不想像他們那樣。」

但是，沒有人能保證，如果留守兒童和父母壹起住在城市裏，他們就能擁有更好的生活。根據2019年7月發布的《2018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全國義務教育階段在校生中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共1424.04萬人。其中，在小學就讀1048.39萬人，在初中就讀375.65萬人。與此同時，《2019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指出，小學年齡段隨遷兒童83.4%在公辦學校就讀，初中年齡段隨遷兒童85.2%在公辦學校就讀。對比這兩組數據，我們可以估算，大約有174萬小學年齡段隨遷兒童和約55萬初中年齡段隨遷兒童被排除在公辦學校之外。對於義務教育階段隨遷兒童，反映存在本地升學難、費用高問題的農民工所占比重較高，分別為34.2%和28.9%。東部地區農民工反映隨遷子女存在升學難、費用高問題，所占比重分別為44.9%、30.1%，顯著高於其他地區。

從理論上講，公立學校對所有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開放，但為了給孩子找個地方讀書，家長們通常必須與教育部門進行艱難而復雜的協商，尤其在那些排外而保護本地教育資源的大城市。以廣州為例，僅僅是為子女申請學位，務工人員就必須出示暫住證、工作證明、居住證明、原籍證明和戶口簿。流動兒童即使成功在公立學校內上學，也常常會面臨偏見和歧視。他們常被視為「外地人」，被排除在各種課外活動之外。2012年的壹項調查顯示，86.3%的流動兒童沒有跟城市孩子同班上學，流動兒童接觸的大部分是跟自己壹樣的流動兒童。甚至有7.1%的孩子在調查中表示自己「沒什麽朋友」。

私立學校通常可以為流動兒童提供壹個更熟悉友好的環境，有些學校的價格相對合理，但它們往往不受監管，學生過多且設施較差。例如，有報告顯示，北京約有300多所打工子弟學校，除了63所擁有辦學許可證外，其余都屬於非法辦學。教師的工資很低而工作量極大。許多教師只是把打工子弟學校的工作視為日後去公立學校的跳板，因此教師離職率很高。

而且，像北京這樣的大城市中，農民工子弟學校不斷面臨著被當局以各種借口關閉的風險。在過去十年或更長時間裏，北京政府發起了許多行動，以不安全為由關停無證打工子弟學校。但實際上，許多被拆除的學校已經通過了數次政府檢查，在大多數情況下，拆除學校的真正原因是為新的商業和房地產開發讓路。根據中國流動兒童教育領域的行動倡導機構「新公民計劃」，北京的打工子弟學校數量從2006年的300多所，減少到2014年的127所。北京於2017年再次大規模關停打工子弟學校，在此期間，北京最大的農民工子弟學校之壹，位於北京石景山區擁有約2,000名學生的北京黃莊學校，被勒令在2018年1月之前搬遷到城外，拆遷工作從2017年10月十九大前夕開始。

打工子弟學校被關閉後，家長將面臨艱難的選擇：要麽將他們的孩子送到城市更偏遠地區的打工子弟學校，要麽嘗試在公立學校申請學位，要麽將孩子送回家鄉讀書。但不管是哪壹種情況，孩子們都要被迫迅速適應陌生環境，給他們的學習帶來更大的壓力。

外來務工人員子女的最後壹道教育難關，是高考。即使在城裏的學校學習了12年，但幾乎無壹例外，他們都要回到自己的「戶籍所在地」參加考試。而且，由於每個地區的教材、學習內容不同，他們在考試中處於明顯劣勢。此外，由於難以適應家鄉的新環境，許多回老家繼續讀高中的學生幹脆輟學。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9年反映隨遷子女無法在本地參加高考的農民工所占比重增加明顯，比上年提高4.3個百分點至14.3%。其中，東部地區農民工反映隨遷子女存在無法在本地參加高考問題占比21.3%，比上年提高7.8個百分點，顯著高於其他地區。城市規模越大，高考問題越突出，在500萬以上人口的大城市這些問題更加顯著。

已經有城市嘗試向外來務工人員子女打開異地高考的大門，壹些學生現在可以在居住的城市參加高考。但是，由於政策門檻過高，這些優惠政策實際上幫助不大。2013年，中國首度為外來務工人員子女打開異地高考大門，有二十余省實施異地高考，但實際上全國只有數千名隨遷子女因此受益。而且，任何進壹步放寬這壹製度的舉措，都可能會遭到當地學生及家長的強烈抵製，因為他們擔心如果越來越多的隨遷子女獲得在當地考試的資格，那麽高考的競爭程度將會越來越激烈。

2019年，有22.4萬隨遷子女在居住地參加高考，比2013年增加了50多倍，但仍只占參加當年高考總人數的的2.17%。2019年，北京有5.9萬人報名參加高考，其中僅373名符合條件的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在北京參加高職招生考試。

衛生保健

對於低收入的農民工家庭而言，在商業化醫療體系中，看醫生的費用可能會高得驚人。《衛生和計劃生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顯示，2016年醫院次均門診費用245.5元，人均住院費用8604.7元，日均住院費用914.8元；相比之下，2016年農民工的平均月收入僅為3275元。如此高昂的醫療成本下，許多農民工只會在緊急情況下去醫院治療，但往往為時已晚。

鄉鎮衛生院和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就診相對便宜。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的次均門診費用為107元，人均住院費用為2872元，而鄉鎮衛生院分別為63元和1617元。但是，社區和鄉村診所設備簡陋，缺乏合格的護士和醫生，只能提供基本的醫療服務。

中央政府在過去的二十年中推出了幾種不同的保險計劃，旨在使農民工和農村居民能夠負擔得起醫療費用。但是，農民工子女，特別是學齡前兒童，往往不在這類計劃的範圍內。

在中國，醫療保險主要有三種類型，但沒有壹種能夠有效覆蓋學齡前農民工子女。

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本應覆蓋包括農民工在內的所有城鎮企業職工，但實際上很少農民工能享受此類保險。正如上文所述，2017年只有約22％的農民工有職工醫療保險。即使有職工醫療保險，農民工也必須提供子女的就讀證明，才能讓子女享受福利。因此，學齡前兒童和在無證學校就讀學生就被排除在保險受惠範圍之外。

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覆蓋城市無業居民，包括學生和退休人員等，但不包括農民工。

對於有學齡前兒童的貧困外來務工家庭來說，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往往是唯壹的選擇。但是，該計劃旨在覆蓋農村居民，它要求受保人在戶籍所在地購買保險並進行索賠，對於居住在城市的農民工來說，在工作地無法享受到醫保待遇。

壹些地方政府已經將農民工子女納入醫保行列，例如，生活在深圳和杭州的隨遷子女，可以和當地戶籍兒童享受同等的醫保待遇，但這種製度還沒有在全國範圍內實行。

此外值得註意的是，中國幾乎所有的醫療保險計劃，患者必須先支付治療費用，再獲得報銷。在大多數情況下，保險只能報銷少部分費用。根據2014年的壹份分析報告，當前我國兒童大病基本醫保的報銷比例在20%至45%，超過20萬元以上醫療費用的疾病實際報銷比例還會更低。

作為壹項公共衛生政策，部分地區政府已經實施了包括本地和流動兒童在內的疫苗接種計劃。但是，因為父母通常不知道這些接種計劃，流動兒童的疫苗接種率較低。此外，隨遷子女的高流動性也讓政府難以掌握他們的健康狀況，因此壹些地區政府建立了16周歲以下流動兒童登記管理製度，以加強流動兒童家鄉與居住地政府間的溝通，共享社會保障、醫療和教育數據。

在農村地區，大多數家庭都參加了新農村合作醫療計劃。但是，農村地區缺乏完備的醫療設施，這意味著患有嚴重或罕見疾病的兒童必須去大城市的專科醫院治療。為了治療身患重病的孩子，許多農村家庭背負著沈重的債務，還有壹些家庭則幹脆放棄。據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全國每年大約有10萬名兒童遭到遺棄，很多都是因為身患殘疾。

關於兒童營養和健康的幾份報告都顯示，農村地區兒童的生長發育水平不及城市兒童。貧困地區營養不良高發，情況尤為嚴重。2011年壹項關於中國貧困地區學生營養狀況的調查報告揭示，中西部貧困地區兒童營養攝入嚴重不足，受調查的學生中12％發育遲緩，72%上課期間有饑餓感。這些地區寄宿學校的學生明顯較為矮小，體重也低於全國農村學生平均水平。農村教育行動計劃（REAP）的調查顯示，在中國農村，有65%至70%的學生不健康，其中有貧血、寄生蟲感染或視力問題的學生，總體占比接近70%。此外，壹項2016年的調查顯示，農村地區的兒童死亡率（1.24%）遠高於城市地區（0.52%）。

社區和社會支持

除了學校和醫院等基本機構支持外，兒童還需要更廣泛的社區支持，以確保身心健康成長和發展。但是在這方面，農民工子女也處於非常不利的地位。生活在大城市中的兒童通常可以使用各種教育和娛樂設施如圖書館、博物館、運動場、青年俱樂部，私人家教等，以及在父母工作時為兒童提供支持的兒童保育設施和家政工。城市還擁有壹系列緊急支援設施，例如熱線和社區外展項目，可為兒童提供更安全、更適合他們成長的環境。

理論上，農民工子女確實可以使用這些設施，但實際使用率很低。大多數流動兒童生活在城市的偏遠地區，交通不便，相關設施非常有限。大型博物館和圖書館往往位於市中心，對於那些經常在這些地方感到害怕和不被歡迎的農民工子女來說，它們似乎是壹個遙遠的世界。即使他們想去，他們的父母也不太可能有足夠的時間或錢陪伴他們去。非政府組織北京市協作者社會工作發展中心發現，流動兒童雖然生活在城裏，但他們的朋友圈基本限於流動兒童，因為他們覺得自己同父母均會受到歧視。因此，他們不願參與公共活動或使用城市兒童覺得平常的公共服務。

在農村地區，幾乎所有兒童都無法獲得合適的公共資源和社區支持。2014年對4,533名留守兒童的調查顯示，有約17%的留守兒童表示社會支持主要來源是自己，約23%覺得在需要時沒人能幫助自己，這表明他們感知不到社會的支持。如果沒有足夠的父母和社區支持以及安全的教育環境，許多留守兒童將成為欺淩、人身侵犯和性侵犯的受害者。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2016年的壹項研究發現，15%的留守兒童受到過暴力侵害，女童中超過4%受到過性侵犯。在許多村子裏，年幼的孩子可能會淪為年長男人的獵物。在大多數情況下，事發後孩子們都會因為害怕或羞愧而保持沈默，不告訴監護人。

由於缺乏父母的照顧，農民工子女也更有可能成為各類事故的受害者。2014年壹項全國調查顯示，有將近壹半（49.2%）的留守兒童遭遇過意外傷害，比非留守兒童高7.9個百分點，包括割傷、燒傷燙傷、被動物抓傷咬傷、墜落摔傷、車禍、溺水、觸電、中毒、火災、自然災害等。

關於農民工子女，最受關註的問題之壹是他們有據可查的違法和犯罪行為。例如，2016年的壹項調查發現，某監獄男子服刑人員中，17％的人有留守兒童背景。但是，如上所述，就像世界各地所有弱勢社群的兒童壹樣，留守兒童也往往是犯罪的受害者。

戶籍製度確實給農民工子女造成了壹些非常特殊的困難，例如上文談及的高考。然而，中國社會的根本問題，與許多其他發展中國家相同：城鄉之間財富和經濟資源的嚴重分配不平衡，催生出了壹大批低收入、處於社會弱勢地位的工人，他們向上流動的機會非常有限。



城鎮化、戶籍改革與社會正義

中國政府預計，到2020年，國內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將達到60％左右。政府還希望將擁有城市戶口的人口比例從2016年的40%提高到2020年的45%。根據14.2億人口的基數，2020年擁有城市戶口的人數將達到6.39億，即五年內增加近9000萬人。

即使這壹宏偉目標得以實現，中國的新興城市居民也不壹定能過上更好的生活。如上所述，只有在自有的農村土地被地方政府和主要房地產開發商聯手強行征用後，許多家庭才能獲得城市戶口。作為放棄農村土地權的回報，新城市居民通常可以得到本省內中小城市中的壹套住所，所以通常也只能獲得有限的社會服務。唯壹真正提供寬松戶籍政策的是快速發展的城鎮和縣市，因為它們需要新的人口；此外，與大城市不同，這些小城市沒有龐大而根深蒂固的城市原住人口，也不會將農民工視為對其社會資源的威脅。例如，2018年5月，海南宣布了《百萬人才進海南行動計劃（2018-2025年）》，表面上是引進高技能人才，幫助推動海南自由貿易試驗區和中國特色自由貿易港建設。但許多批判觀察家認為，此舉只是政府試圖振興迅速降溫的房地產市場的壹種方式。

中國南方大城市廣州每年發放大約10萬個戶口指標，但幾乎所有受益者都來自廣東省周邊省份，來自湖南和四川等鄰近省份的農民工仍在努力爭取廣州戶口。在壹些大城市如北京、上海，情況可能更糟，這兩個城市分別宣布了2300萬和2500萬的人口上限。北京已經采取了嚴厲的措施來驅除所謂的「低端人口」，而如果上海要實現這壹目標，可能也不得不采取類似的強製策略。

大多數中國人可能都同意戶籍製度是過時且不公平的，在城市工作的農民工應享有更多教育、社會和醫療福利。

2012年3月，財新網在壹篇社論中，將戶籍體系描述為「在當今中國道德上站不住腳」的製度，並補充說：

戶籍製度的改革將是對人力資本的壹種及時投資，有利於經濟增長。人們普遍認為，中國應進壹步調整戶籍製度。國家多年來壹直在為變革做準備，如今已經邁出了第壹步。現在是時候做出更多改變了。

然而，六年後，「戶籍製度改革」已不再是政治議程中的重要議題。2017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講話，甚至根本沒有提到這個話題。進壹步放松戶籍限製的可能性也許不在中央政府，而是來自於壹直處在戶籍改革最前沿的省市和地區。戶籍製度改革的步伐將取決於這些城市對土地、勞動力和其他經濟資源的需求，而非對社會正義的渴望。

也就是說，在國家層面，戶籍製度改革的壹個關鍵障礙，即中國警方的堅決反對，可能正在逐步減弱。因為人臉識別軟件和社會信用評分等技術的進步，已經使警方掌握了比戶口更多也更有效的社會控製手段。

在未來，中央政府可能會鼓起勇氣，下定政治決心來推進戶籍製度改革。但在此之前，更迫切的需求是真正致力於加強社會正義，縮小貧富差距，並增加社會流動。有鑒於此，中國勞工通訊建議政府采取以下措施：

確保居住在同壹城市的所有兒童，不論其戶口狀況如何，均享有平等的公共衛生和教育服務，並享有平等的社會發展和社會參與機會。
投資興建普通民眾負擔得起的住房，這樣農民工及其家庭就不必被迫住在危險且人滿為患的偏僻棚戶區中。迄今為止，各大城市中只有杭州提出了這方面的倡議，並承諾到2020年，籌集建設外來務工人員臨時租賃住房40,000套。
中央和省級政府應向中小城市提供補貼，為當地居民和周邊農村地區修建醫院和其他基本公共服務設施，從而減少農村居民前往大城市就醫的需求。
政府還應為農村教育發展提供補貼。地方政府應該建設新學校，提高工資和福利，以吸引更合格的教師。
各社會部門包括政府、學校、媒體和社會組織都應該致力於加速城鄉融合，並抵製將農民工標簽化為「低端人口」的做法。

本文首發於2010年，最新修訂於2020年5月。

安全生產

簡介

不可否認，過去十年，中國在生產安全上邁出了壹大步。然而，官方數據顯示，事故總量、死亡人數以及職業病發病率仍保持較高水平——2019年，全國各類生產安全事故日均死亡人數81人。隨著經濟發展，工人們面臨著新的安全生產風險，但不少企業仍然將效率和利潤置於生產安全之前。

本文將縱覽安全生產問題在中國的進展，並審視當前的法律、行政框架實際上給予了工人們多大程度的保護。通過官方公報以及中國勞工通訊製作的中國安全事故地圖，我們嘗試找出國內的高危行業，以及今時今日工人們普遍面臨的生產安全問題，包括職業病、超時工作、居住條件差。在大眾的想象中，煤礦是中國最危險的行業，然而實際上，在管理不規範的建築行業，安全事故更加頻繁。在中國安全事故地圖上，有1/3的事故發生在建築行業，大部分和工程坍塌或工人從高處墜落有關。

不幸的是，中國的工傷事故在處理上往往是例行公事，波及的人也極其有限。這些「小」事故並不會像2015年天津港爆炸等重大慘劇那樣，引起傳媒和政府的關註。因此，導致安全事故和職業病的隱患很少被重視，例如缺乏安全設備、安全培訓不足。毋庸置疑，只有政府、雇主和工人壹同從基層改善這些問題，中國才有可能創造和維持真正安全的工作環境。



從煤礦工人到送貨司機：十年間，危險正在變化

21世紀初的經濟繁榮時期，中國的安全生產表現不盡如人意。特別是煤礦行業，甚至被廣泛認為是世界上最危險的工作場所。僅2002年壹年，就有至少7,000名礦工喪生。死亡人數過百的事故也有數起，通常由瓦斯或煤塵爆炸引起，在2004年10月至2005年2月這5個月期間，共發生3起重大事故，造成528名礦工死亡（見下表）。

死亡人數過百的中國煤礦事故（2004-2005年）
日期        地點        官方死亡數據        事故原因
2004年10月20日        河南省新密市，鄭煤集團公司大平煤礦        148        瓦斯爆炸
2004年11月28日        陜西省銅川市，銅川礦務局陳家山煤礦        166        瓦斯爆炸
2005年2月14日        遼寧省阜新市，阜新礦業（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孫家灣煤礦        214        瓦斯爆炸
2005年8月7日        廣東省興寧市，大興煤礦        123        透水
2005年11月27日        黑龍江省七臺河市，龍江龍煤礦業集團有限責任公司七臺河分公司東風煤礦        171        煤塵爆炸
自00年代中期開始，安全事故數量及死亡率顯著減少，到2019年，全國煤礦事故死亡人數下降到316人，創歷史最好水平。繼2018年中國煤礦百萬噸死亡率首次降到0.1後，2019年繼續下降至0.083。事故數量和死亡率的下降主要歸功於00年代末大規模關閉和整合礦山，特別是山西省的核心煤炭地帶；與此同時，進入10年代，中國煤炭價格和需求均有所下降，約有100萬名礦工被解雇。沒有充分的證據表明，煤礦經營者比以往更重視生產安全，而且若煤炭需求日後回升，煤礦企業或會為了增加產量而繞過必要安全程序，或重新啟用廢棄煤礦，這樣事故數量仍可能回增。此外，重大事故仍每年發生，例如，2019年1月12日，在陜西省北部神木市附近，相對較新的李家溝煤礦發生井下冒頂事故，被困21名礦工全部遇難。

中國工人死亡數量和事故數量壹直穩步下降，雖然整體在速度上不及煤炭行業那麽快（見下圖）。從2005年到2019年，煤礦事故死亡人數下降了96%，而各類生產安全事故總死亡人數僅下降77%左右。此外，2015至2016年度，事故死亡人數出現明顯下降，不過這與生產安全事故統計製度的更改有關系——根據《2016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從2016年起，所謂的「非生產經營領域的事故」被排除在總數之外，但是，公報的確切計算方法仍不透明。

盡管生產經營場所的安全問題已經大大改善，但在安全隱患已經發生本質改變的情況下，生產安全仍存在顯著問題。當中國經濟從煤炭、鋼鐵等重工業向服務業轉變，非正規就業模式普遍存在的電子商務平臺冒起，正是在這些行業中，事故、受傷和死亡數量有所增加。

當前，送貨員是中國最危險的職業之壹。根據上海交通警察的數據，2019年上半年，上海市共發生涉及快遞、外賣行業各類道路交通事故325起，造成5人死亡，324人受傷。但是，此類事故有許多都不被包含在官方統計數據中，例如重慶的外賣員陽松，2017年8月，他在壹次14小時的輪班中遭遇交通事故死亡。事後，警察告訴楊松的母親說，楊松要對事故承擔「全部責任」 ；外賣公司堅持認為，由於楊只是「獨立承包商」，因此他的案件不能被歸為工傷事故，也不在工傷保險範圍之內。

為了在市場中分得壹杯羹，美團等主要外賣平臺試圖將成本降到最低，這種壓力直接轉嫁到了外賣送餐員身上——他們要在更短的時間內完成更多訂單，因此事故頻發。正如壹名美團送餐員在2017年昆明的集體抗議中指出的那樣，苛刻的工作條件迫使送餐員只有冒著巨大的風險才能準時送達，「我應該開車闖紅燈嗎？這樣壓縮時間，就是在拿騎手生命開玩笑。」



安全生產的法律及行政框架

2002年出臺的《安全生產法》旨在創造並維持安全的生產工作環境，規定了從業人員、生產經營單位、政府各自的權利與義務。主要規定如下：

從業人員發現直接危及人身安全的緊急情況時，有權停止作業。生產經營單位不得以此為由降低從業人員工資、福利等待遇或者解除與其訂立的勞動合同。（第五十二條）
從業人員有權對本單位安全生產工作中存在的問題提出批評、檢舉、控告；有權拒絕違章指揮和強令冒險作業。生產經營單位不得以此為由降低其工資、福利等待遇或者解除與其訂立的勞動合同。（第五十壹條）
生產經營單位必須為從業人員提供符合國家標準或者行業標準的勞動防護用品。生產經營單位的安全生產管理人員應當根據本單位的生產經營特點，對安全生產狀況進行經常性檢查。（第四十二條、第四十三條）
生產經營單位應當對從業人員進行安全生產教育和培訓。未經安全生產教育和培訓合格的從業人員，不得上崗作業。（第二十五條）
生產經營單位必須依法參加工傷保險，為從業人員繳納保險費。（第四十八條）
工會對安全生產有權要求糾正、提出解決的建議、依法參加事故調查。（第五十七條）
職工可以通過工會參加本單位安全生產工作的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維護職工在安全生產方面的合法權益。生產經營單位製定或者修改有關安全生產的規章製度，應當聽取工會的意見。（第七條）
新聞、出版等單位有進行安全生產公益宣傳教育的義務，有對違反安全生產法律、法規的行為進行輿論監督的權利。（ 第七十四條）
簡而言之，法律規定生產經營單位有責任保護工人並提供安全的工作環境，同時賦予了工人和工會監督並參與安全生產管理的權利。可是實際上，單位可以無視自己的義務，而工人通常不了解其關於工作安全的權利。此外，由於工會幹部通常處於資方的控製之下，他們不願插手生產安全，更不會舉報或糾正違規行為。

在應急管理部的總體管理下，地方政府官員有責任確保所有工作場所均遵守安全生產規定。 應急管理部組建於2018年3月，負責各類自然及人為災害的監督管理。在國務院機構改革中，不再保留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國家煤礦安全監察局劃由應急管理部管理。

盡管國務院機構進行了重組，但大多數負責生產安全問題的地方政府辦公室人手不足，很少有時間或精力來進行日常工作場所檢查。官員們大部分時間都在調查其管轄範圍內發生的事故，並撰寫詳盡且冗長的報告。只有在大型事故發生時，官員們才真正行使自己的權力，有時他們會下重手，使用嚴厲的措施懲治違法者。

政府對於安全事故的應對措施可以說是被動反應和強製性的。只有當大型事故發生，地方官員才會啟動危機管控模式，此時政府面臨著兩個問題：首先是要找出事故原因，其次，對過錯方、企業主、當地官員進行問責。以2015年天津港爆炸為例，在事故發生的兩周內，12人被采取刑事強製措施，11位官員因瀆職或濫權被調查。除天津港這類極端情況之外，大部分事故中，過錯方能夠逃避懲罰，特別是在救援措施罕有的小型事故中。

事故往往能催生安全檢查，但當檢查真的開展時，企業通常會提前做好準備，有時也會通過送禮或給其他好處，來讓檢查員對違規生產睜壹只眼閉壹只眼。即使企業被認定違規，進壹步的行動也少之又少，企業就算不做出任何改變，也能照常生產。在發生安全事故的企業中，不少是剛「通過」檢查或者被批違規但未做出任何整改的。例如，2018年11月28日，河北盛華化工廠發生爆炸和火災，造成22人死亡。在此之前，盛華於2013年和2014年發生過兩起生產安全責任事故，且在2015年政府檢查中相關部門就指出，該工廠的危險化學品存儲設施及安全管理機製不完善的問題。

另壹方面，高達2000萬元人民幣的重罰（30人以上死亡的事故）以及坐牢的可能，也導致壹些企業主和地方官員串通起來掩蓋事故和死亡，尤其是在缺乏關註的偏遠地區。眾所周知，煤老板會隱瞞死亡並給予受害者親屬好處，以確保他們對事故情況守口如瓶。地方政府官員常常對這種做法視而不見，因為向上級報告事故只會製造麻煩。更多有關詳細信息，請參閱中國勞工通訊的報告《骨頭與鮮血：中國的煤炭價格》。

但是，隨著智能手機和社交媒體的普及，對煤礦單位來說，想掩藏事故和工作危害越來越難。而且，正如下文所要說明的，工人們也開始采取集體行動，要求更加安全的工作環境。



追蹤中國的生產安全事故

從中國政府公布的工業意外官方數據來看，安全生產呈現不斷改善的趨勢。但官方刻意使用模糊、不透明的描述，將與工作場所的安全隱患、高危行業以及傷亡原因相關的重要細節隱去。透明度欠奉使公眾無法評估和了解中國安全生產領域中的實際問題。

中國勞工通訊在2014年12月設立了安全事故地圖，以追蹤和整理中國媒體報道的安全生產事故。地圖匯集了社交媒體以及政府數據所披露的個案，個案收錄的標準是：事故至少造成壹名工人死傷，或使三名以上工人受影響（但不壹定涉及傷亡），例如，工人被困煤礦或遇到大火被迫疏散。

截至2018年底，安全事故地圖記錄的個案數量超過2000件。當然，這只占事故總數的極小部分，但它依然有助我們從性質和數量上了解中國的生產安全事故和安全危害。無法否認，依靠官方報道和某程度的社交媒體消息會使數據產生抽樣偏差。例如，煤礦事故和建築業及環衛工人的意外被廣泛報道，但發生在密閉空間如工廠和工業設施的小型意外，則可能被低估。

安全事故地圖的另壹項偏差，是傾向收錄獲得媒體關註的大型事故。即便如此，截至2018年底收錄的2000多起（死亡人數得到確認的）事故中，96.8%個案不足10人死亡，只有2.8%個案涉及10-29人死亡，0.4%個案（共8起）有超過30人死亡。

按照地圖的分類，機械及結構故障是最常見的事故原因，占總數的31％。這些事故中約有三分之二發生在建築行業，通常涉及起重設備（起重機、電梯等）故障或腳手架倒塌。由於許多建築工人系繩不正確，或者工地現場缺乏固定工人和設施所需的安全設備，因此，機械及結構故障通常會導致工人從高處墜落或被墜落物體擊中。應急管理部2018年7月也指出了該現象，即建築業安全生產形勢不容樂觀，事故總量已連續9年排在工礦商貿事故第壹位，事故起數和死亡人數自2016年起連續「雙上升」。2018年上半年全國建築業共發生生產安全事故1732起、死亡1752人，同比分別上升7.8%和1.4%。應急管理部表示，大多數事故都與機械及結構故障有關，如果采取了適當的安全措施，本可以避免。在安全事故地圖的記錄中，大部分事故造成的傷亡較少，但迄今為止記錄到的最嚴重結構故障事故發生在2016年11月，江西豐城發電廠三期在建項目冷卻塔施工平臺坍塌，74名工人喪生。事故發生後，包括公司董事長和總工程師在內的9人被捕。

由於缺乏有效勞動合同，加之工傷保險參保率低，建築工人往往面臨更大的困難。如果發生人身傷亡，工人可能很難證明其勞動關系，或者由於壹個項目涉及多個承包商，難以確認承擔賠償的主體。受傷工人可能要花費數月甚至數年的時間來尋求賠償，而且最終得到的可能也只是象征性的賠償，除基本醫療費用之外，其余並不囊括在內。中國勞工通訊2019年1月發布的壹份報告提議，應該推動建築行業工人工會與建築企業協會通過集體談判，達成建築行業年度集體協議，使建築工將能夠在工作現場直接參與安全生產和職業健康的監督和維護。報告還明確提出安全事故及死亡的處理措施，而無需工人花大量時間和金錢申請賠償。當然，這首先需要對工會進行徹底的改革，以便通過勞資談判達成集體合同。

約18%的事故與機動車輛相關，近年來，隨著中國城市擴張及道路擁堵加劇，機動車輛相關事故所占的比例不斷上升。其中，最主要的受害者是外賣員及環衛工人。

環衛工人壹般天還沒亮就要開始工作，該時段路上人少，司機對行人的警惕性較低。道路結冰及司機酒駕也提升了事故風險，實際上，環衛工人死亡事故中將近10%都是由醉酒司機造成。例如，2017年12月22日5時許，在北部城市哈爾濱二環橋上壹輛轎車將正在橋面清雪作業的多名環衛工人撞倒，造成5死2重傷。據報道，肇事者醉酒駕車，血液乙醇檢測值超標兩倍。

許多環衛工人年紀較大，壹旦發生事故，更容易受傷或死亡。年齡帶給他們的另壹個問題是，由於已經超過法定退休年齡，他們常常無法索取工傷賠償，其家屬也無法索取工亡撫恤金，例如70歲的環衛工人王守存在工作中遭遇事故死亡。地方政府認定其職位為「服務提供者」，與公司無正式勞動關系，因此沒有資格獲得工亡賠償。

從年齡來看，外賣員與環衛工人呈現截然不同的特點，他們大多數在30歲以下，不少仍是青少年，並無太多駕駛摩托車、電動自行車或小型摩托車的經驗，比起年長的外賣員，他們更不註意規避風險。許多外賣員沒有駕駛執照或違反交通規則，因此，壹旦發生意外，他們往往無法獲得賠償。當然，也有壹些國企下崗的中年人改行做快遞員或外賣員，在受傷和缺乏保險保障方面，他們與老年環衛工人面臨同樣的風險。

盡管爆炸和火災沒有機械及結構故障或者機動車輛導致的事故那麽普遍，但和小型事故相比，爆炸和工作場所火災通常會造成更多的人員傷亡及更大的破壞，並引起更多的關註和審查：有12.6%的爆炸事故及8.2%的火災導致超過10人死亡。截至目前，近期最嚴重的事故發生於2015年8月12日，沿海城市天津濱海新區倉庫發生火災，經驗不足的消防員試圖以水撲滅，卻不知道該倉庫非法儲存的危險化學品會造成巨型爆炸。爆炸最終造成173人死亡，包括104名消防員，其中年齡最小的只有17歲。

天津慘案揭示了中國普遍存在的無視安全法規的問題，特別是有關危險化學品存儲和分區管理的法規。爆炸發生後，政府發現了約1000個距居民區過近的化學生產工廠，並下令即時關閉或搬遷。但是，這並沒能阻止重大爆炸的發生。天津爆炸後僅11天，山東淄博的壹家化工廠發生爆炸，1名工人被炸死，9人被炸傷；壹周後，位於山東省東營市的壹家化工廠爆炸，13名工人死亡，25人受傷。更近的事故發生在2018年11月28日，河北聖盛華工廠發生爆炸和大火，造成22人死亡，22人受傷。

地圖數據顯示，約有三分之壹的爆炸發生在製造業，涵蓋了從鍋爐或熔爐之類的重型設備爆炸，到煙花及其他爆炸物等易揮發物品的燃燒爆炸。爆炸最常發生在機器維護不當或使用不當的情況下，工廠未經許可或超出其能力範圍運營也經常導致爆炸事故。例如，2016年，河南通許壹非法經營煙花廠爆炸，造成10名工人死亡。近年來最嚴重的工廠爆炸事故發生於2014年8月，當時昆山中榮金屬公司拋光車間發生爆炸，造成至少146名工人死亡。該事故中，工廠建築物通風不良，導致高度易燃的灰塵顆粒堆積。

在過去十年中，發生過數次大規模工廠火災，包括2013年造成119名工人死亡的吉林家禽加工廠事故。各起火災情況類似——出口被堵、消防設備缺乏、工人沒有接受過任何防火培訓或應急培訓。 2018年12月，河南省商丘市壹家農副產品加工廠發生火災，11名工人死亡。

暴露於有害氣體或化學物質是工廠或工業設施工人們面臨的另壹種非常普遍的危害。最典型的案例發生在2010年，當時蘇州iPhone代工廠的數十名工人因吸入清潔觸摸屏的化學物質正己烷而中毒。工人們頭痛、頭暈、身體虛弱且手臂無力，至少62名工人需要就醫，其中壹些住院時間長達數月。近期，廣東韶關松山煉鐵廠發生煤氣泄漏，造成18名工人中毒，其中8人死亡。

維修工人亦有暴露於化學物質中的危險，常見的情況是在諸如下水道的密閉空間中甲烷等有毒氣體聚集。壹典型案例發生於2016年4月，某物業管理公司將下水道清潔項目分包給另壹家公司，該公司將三名工人組成的小組派往工作現場。當時，壹名工人在地下失去知覺，其余兩名工人試圖救援，但他們也被有毒氣體熏倒，三人全部死亡。與許多同類事故類似，工人們既沒有意識到自己會面臨的風險，也缺乏必需的防護設備。

2020年五月，國際人權服務社推出接觸有毒物質工人權利的中英雙語解釋，其中中文解釋包括通用版和中國版兩個版本。中國版解釋涵蓋對中國現行有關安全生產和職業病法律法規的詳盡分類。國際人權服務社將該解釋發送給中國工會，以期加強中國工會在安全生產領域的作用。



職業健康及安全

職業病

中國法律承認的職業病十分廣泛，2001年出臺的《職業病防治法》和2013年出臺的《職業病分類與目錄》涵蓋了10類132種特定疾病，主要類別包括塵肺病、放射性疾病、化學中毒等。

迄今為止，中國最常見的職業病是致命的塵肺病，由在礦山、采石場、建築工地和礦物加工廠等工作場所長期吸入礦物粉塵引起。但是，要尋求自己患病是由工作導致的官方認定，幾乎是工人們永恒的難題，因為他們既無法證明自己與企業之間存在勞動關系，也難以證明疾病是在該企業工作期間染上的。相當比重的煤礦和建築工人是農民工，他們沒有有效的勞動合同，且工作流動性高。而且塵肺病的潛伏期長達數年，工人往往直到塵肺病完全發展至三期時，才發現自己已染病。因此，據估計600萬塵肺病工人中，只有大約10％被官方正式認定為職業病。

塵肺病致死的過程緩慢而充滿痛苦，數年的醫療費用普遍超過10萬元，對塵肺工人及其家庭來說，是沈重的經濟負擔。工人患病後很難找到工作，他們別無選擇，只能向親戚借錢或者甚至借高利貸來治病。大多數地方政府都不願向患有塵肺病的工人支付基本的救濟金，因此，工人被迫采取集體行動以獲得應有的工傷賠償。請參閱《誰之責？— 對中國塵肺病群體的救助與賠償研究》。

2009年夏天，180名來自湖南南部耒陽市的前建築工人回到深圳，試圖向深圳政府尋求賠償，他們於20世紀90年代在深圳建築工地工作期間患上塵肺病。持續的維權獲得了媒體廣泛的關註，耒陽工人們獲得了共計1,400萬人民幣的賠償，個人賠償則根據患病嚴重程度，從7萬元到13萬元不等。然而，在短短的幾年內，所有賠償幾乎都花光了，仍健在的工人不得不掙紮著生存下去。 「所有賠償幾乎花完了，現在我不知道該怎麽辦。我沒有什麽願望了，能過壹天是壹天。」工人徐左慶在2013年對中國電視紀錄片這樣說。五年後，更多來自該地區的塵肺工人及其家屬抵達深圳，只為尋求壹份涵蓋所有醫療費用的長期補償協議，並每月提供少量津貼。深圳政府最終同意了該項協議，但據悉，湖南政府仍在拖延協議的實行。

采取集體行動、要求賠償的塵肺病工人經常受到當局的騷擾甚至拘留，因為政府視他們為麻煩製造者。四川省甘洛縣的鉛鋅礦塵肺工人長期努力爭取賠償，其中壹名工人在2016年因試圖聯絡正在甘洛縣視察的省委書記而被行政拘留10天。

工廠工人也針對職業病采取集體行動。例如，2017年夏天，深圳壹家德國工廠宣布關閉工廠並搬遷，150名油漆工提出體檢的要求。該批工人在沒有任何適當安全設備的情況下工作多年，出現了持續頭痛的癥狀。老板拒絕給工人進行醫療檢查及做出賠償，約有2,000名工人發起了罷工。六個月後，鄰近城市中山的歐科電子廠約100名工人於12月6日罷工，以抗議危險的工作條件。該電子廠當年9月搬到新址後，約80％的員工出現頭暈、頭痛、咳嗽、虛弱和視力模糊的情況。工人自行購買了測試設備，很快發現甲醛等危險化學物質的含量超出建議的安全水平3到10倍。

危險的居住環境

過去十年裏，傳統工廠宿舍的使用急劇下降。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11年，約有壹半的農民工住在宿舍或工作地點，外宿於出租屋的只占35%。然而，到了2016年，同壹調查顯示，租房居住的農民工超過60％，而居住在雇主提供的宿舍中的只有13.4%。

這壹轉變可部分歸因於許多老舊工廠的關閉以及不提供給住宿的服務業就業崗位增加。但與此同時，出於個人隱私及與家人團聚的考慮，不少工廠工人主動選擇居住於工廠外。不過，也帶來了更高的租金、較差的生活條件以及普遍增大的安全隱患等問題。

盡管不少老舊工廠宿舍本身存在消防隱患，但外宿工人的居住條件可能更加惡劣。 2017年11月18日，19人在北京南郊大興壹棟公寓樓的火災中喪生，其中包括數名兒童。喪生的工人大部分在附的服裝廠上班，他們三四個擠在壹間約十平方米的房間，盡管夜間溫度已經降至零度以下，住處也沒有中央供暖系統——這充分表明不少工人現時只能生活在骯臟和危險的環境中。

建築工人和煤礦工人通常別無選擇，因為在工作地點附近沒有他們負擔得起的住所，所以只能老板提供什麽就住什麽，哪怕住房不符合標準。通常，老板提供的住所會置工人於危險的境地。 2015年8月，嚴重的山體滑坡摧毀了陜西山陽壹小型礦區，數十間職工宿舍被埋，造成至少65名工人及其家屬死亡。 2017年12月1日淩晨，天津壹棟正在翻修的建築物起火，超過20名居住在作業現場的工人被困在大火中，最終10人死亡，5人受傷。

不少情況下，低薪白領也不得不忍受不達標的住房。其中壹樁悲劇便發生在江西壹個小鎮上，5名共同居住於13平方米宿舍的年輕幼兒園老師在使用燃氣熱水器後壹氧化碳中毒，5人全部身亡。這五位女孩被聘為實習老師，因無法負擔租房費用，不得不接受學校提供的車庫改造出租屋。

超時工作造成的傷亡

過度勞累引起的嚴重身心健康傷害在中國壹直是長期存在的問題。在製造業繁榮的90年代及00年代，工廠工人不得不頻繁地長時間工作以適應市場需求，從而導致由疲憊、 重復性勞損以及睡眠不足引起的事故。盡管隨著製造業增長的放緩，工廠的加班時間逐漸減少，但服務行業和白領的工作時間卻增加了，尤其是在快速增長的科技行業。

按照中國薪資標準，大型科技公司的員工薪資較高，但是公司希望他們能每日工作、隨叫隨到。員工經常用「 996」壹詞來描述他們的工作生活狀態——早上9點上班，晚上9點下班，每周工作6天。大多數人認為自己除了默默遵守之外別無選擇。曾在深圳遊戲行業工作的產品經理說：「這個行業中所有崗位都不是非妳不可，後面有把大人可以頂替妳的位置。所以沒有人會對老板采取任何行動或提出申訴，就是不想造成任何麻煩。」

招聘網站「智聯招聘」在2018年進行的壹項調查顯示，中國約有85％的白領必須加班，其中超過45％的白領每周加班超過10個小時。新華社2017年的壹份報告顯示，絕大多數中國人患有睡眠障礙，而工作壓力是造成睡眠障礙的主要因素。 另壹篇《中國日報》的報道指出，超過60％的中國人睡眠不足，這有可能引起包括心血管疾病、焦慮癥和抑郁癥在內的長期健康問題。根據中央電視臺的報道，在中國，每年有超過100萬人死於心臟病發作，而工作壓力大是病發的主要原因。中國醫學科學院阜外醫院心律失常中心主任張澍說，突發心臟性猝死的年輕人近年激增，這與年輕人工作壓力過大直接相關。

隨著電子商務的快速發展，運輸和物流行業工人的工作量顯著增加，尤其在每年11月11日的「雙十壹」高峰時期。據估計，中國有3000萬名長途卡車司機，他們經常連續開車壹個月，每日工作時間達到20小時，常常只能睡在車上休息。2018年12月，壹對卡車司機夫婦在從家鄉河北到西藏的3,800公裏行程中死亡，這凸顯了卡車司機必須承受的工作時間過長、工作條件艱苦。

盡管有關數據不多且可信度有限，但過勞死（從日語「karōshi」借用的詞匯）問題在中國十分普遍。中央電視臺2016年的報道指出，每年因勞累過度而死亡的工人超過60萬。而10年前、2006年的壹份研究預計這壹數字超過100萬。在中國，想要統計因過勞直接導致的而非其他既存原因導致的死亡幾乎不可能，但很顯然，過勞是非常普遍而嚴重的問題，而政府沒有采取任何應對措施。無碼科技的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馮大輝等壹些科技公司的老板很晚才意識到，「過度工作並不能保證更好的成果」，因此減少了員工的工作時間，可惜他們仍然是少數。



結論及建議

大部分安全事故涉及人數不多，常常被公眾忽視。然而，若按照年度統計，中國安全事故死亡人數達到每年數萬。中國政府官員也清楚地意識到，安全生產是壹個重要問題。不幸的是，他們仍將重點擺在重大事故預防上，對工人日常的生產安全問題無所作為。2017年10月，習近平主席在十九大上的講話中提到：

樹立安全發展理念，弘揚生命至上、安全第壹的思想，健全公共安全體系，完善安全生産責任製，堅決遏製重特大安全事故，提升防災減災救災能力。

在2019年1月應急管理部的新聞發布會上，發言人強調，2018全年未發生死亡30人以上的特別重大事故，為新中國成立以來首次，但對安全事故的實際數量壹筆帶過。

要真正改善中國的安全生產問題，而不是僅僅消除重大事故，現有法規需要更強有力的執行。政府官員需要主動出擊而不是被動應對，同時，采取建設性的解決方法來改進工作安全，而不僅僅是對不遵守法規的企業主處以罰款。更重要的是，工作場所的勞資關系必須發生根本改變，以防止雇主強迫工人在危險的環境中工作，並確保事故發生後工人能得到適當的照顧和賠償。需要強調的是，工會需要在安全生產上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像天津市總工會在2015年8月天津港爆炸事故後那樣，僅僅提供「心理咨詢」、發放災後自助手冊是遠遠不夠的。

中國勞工通訊建議采取以下幾條具體措施：

確保提高安全生產的透明度，以使決策者、公民社會及普通民眾了解評估風險和製定補救措施所需的知識。國家和地方政府應向傳媒及公眾無條件公開有關安全事故和已知危害的統計數據。
根據法律要求，為所有工人提供正式的勞動合同及工傷保險，以便在事故發生時，工人可以證明勞動關系，並可以更輕松地尋求工傷賠償。
在所有工作場所中設立工人健康與安全委員會，該委員會由工人管理運行、代表由直接選舉產生，該代表負責監督和糾正現存安全隱患，並確保雇主遵守法律。
確保所有工作場所中都有由民主選舉產生並民主運作的工會分支機構，特別是在靈活用工集中的新興服務業中。這將促進脫離群眾的工會幹部與普通工人建立更強的聯系。
工會壹旦建立，應將安全生產放在首位。工會官員應確保員工得到適當的安全培訓，並擁有執行工作所需的安全設備，同時應鼓勵工人提出安全問題，並保護提出意見的工人免受資方報復。壹旦發現安全隱患，工會應立即采取措施糾正，並在必要時要求停產。
在工作場所以外，政府應采取措施應對不合格住房給工人帶來的危險。地方政府應為低收入勞動家庭建造保障性住房。此外，地方政府需要放寬對農民工獲得教育、醫療保障及社會服務的限製。這些限製加重了農民工在大城市生活本已沈重的經濟負擔，迫使農民工只能接受危險的居住條件。
1993年，深圳致麗玩具廠發生大火，87名年輕女工喪生，47人受傷。此後30年裏，政府對安全生產的管理措施基本不變，即對重大災難采取嚴厲的懲處，但這對解決安全生產問題的實質、在工作場所建立真正的安全文化完全無濟於事。

事故及死亡人數在00年代初達到高峰後，逐漸下降，但這與經濟狀況及政府政策不無關系。如果中國要創造壹個真正安全的工作環境，那就必須在政府政策、勞資關系及工會角色上進行根本性的改變。

本文首發於2018年1月，最近壹次更新於2020年3月。

中國社會的工人階級的本質

作者 中國勞工觀察 寫於 二零一九年

執行摘要

　　1）背景：中國經濟奇跡背後的陰影

　　自 1970 年代後期，中國經濟迎來了長達 30 年的爆炸性增長。擁有 14 億人口，中國目前已經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眾所周知，中國經濟奇跡使數億人脫離貧困，也使中國成為全球化浪潮中的主要參與者。現今的中國還出現了壹批中產階級，他們消費各種商品及服務，並對中國繁榮富裕的未來充滿信心。

　　但是這種經濟轉型有其陰暗面。它犧牲了很大壹部分中國人口，而外來勞工正是壹例。外來勞工在中國又被稱為「農民工「（下稱農民工），通常來自中國較貧苦的農業地區。據估計，大約有 2.9 億的農民工在中國的製造業工廠工作，例如：電子業、紡織品業以及玩具工廠等。農民工的付出，使中國獲得了「世界工廠」的稱號。但因為中國戶口製度的規定，這些農民工終其壹生也仍然是自己所居住城市的外來者，例如在擁有大量工廠的城市，像廣東省，因為嚴格的法規限製，農村居民幾乎不可能取得當地的戶口。而這樣的後果是嚴重的，新興的無產階級無法享受和其他公民同等的基本公共服務，例如兒童教育和醫療保健服務中就存在不平等現象。約有三分之壹的農民工是女性。過去幾十年來，中國壹直試圖轉變自己的定位，由世界工廠轉變為服務型經濟，但這群被邊緣化的農民工仍然是玩具製造業等加工廠中的主要勞動力。據 2018 年的調查，大約 30%的農民工在製造業就職，50%則是在服務業工作。中國政府頒布了詳盡的勞動法，儘管缺乏結社自由，但工人能享有壹定的保障，例如，工人有權利按時獲得全額的工資、正式的勞動合同、每周 40 小時的正常工作時間、合法加班費（加班費為時薪的固定倍率）、社會保險以及合同結束時合理的遣散費。此外，勞動法裏還包括了同工同酬，以及針對職場歧視的相關保護措施。幾項保障婦女權利的法律也明文禁止僱主對婦女的職場性騷擾。然而，這些勞動法及相關保護法律實際沒有得到有效執行，特別是在農民工就職的工廠，勞動條件尤其惡劣。許多人權活動家、記者調查員以及勞工權益相關的非政府組織記錄了壹系列關於中國工廠侵犯勞工權利的情況。中國勞工觀察組織對玩具產業進行了多次的調查，發現許多嚴重違反中國勞動法的行為。這些侵權行為包括加班時間過多，極低的基本工資（低到不足以保障工人有尊嚴的生活）。同時中國勞工觀察也發現，許多工人在工作中會接觸到有毒的化學物質，暴露在危險的工作環境中。然而地方政府因為高度依賴外來投資以促進經濟發展，所以對於這些工廠中權利侵犯的狀況視而不見，也未能妥善地施行勞動法中的規定。

　　對於外國的跨國公司而言，為了避免損害聲譽，它們通常會頒布供應商行為準則，列出供應商必須尊重的權利以及應保障的工作條件，其中包括：合適的工資、合理的工時、解決歧視問題的投訴渠道等。公司方經常聲明，他們會利用審計系統來核實工廠是否遵守了這些規範。雖然他們的意圖是好的，卻沒有帶來什麽改變，也說明了跨國公司只是在做表面功夫。原因很簡單，不僅跨國公司不會專註解決供應鏈中的問題，而且它們的存在本身就是在對問題推波助瀾。跨國公司會壓低製成品的價格，並要求短期內交貨，迫使數家工廠競爭壹份短期合同或訂單。這要求工廠生產有極大的靈活性。年復壹年，跨國公司的要求使得工廠對勞工的剝削不斷加重，甚至那些承諾維護人權的公司也在公然侵犯為他們製造產品的工人的權益。

　　此外，由於近期政治環境逐漸收緊，開展針對中國勞工權益問題的活動越發困難。自 1990 年代初起，勞工權利活動家以及非政府組織開始向工人提供法律援助，以提高工人對於勞工權利以及法律的認識；也舉辦了不少培訓班，教會工人如何與管理層進行集體談判。大部分勞工權益活動家活躍在珠江三角洲，那裡也是製造業最蓬勃發展的地區。然而，自 2013 年習近平主席上臺以來，對維權活動加大管控，甚至鎮壓活動，拘留女權活動家、勞工倡議分子以及人權律師。在曾經相對開放的環境中，勞工權利組織尚能運作，現在卻必須縮減規模或者轉變為社區服務組織。

　　部分勞工權利組織甚至不得不選擇關門大吉。在去年夏天，由工會組織的深圳佳士工人維權事件就受到工廠的嚴厲打壓。來自全國各地的學生表達了對工人的支持，其中壹些人甚至自發前往深圳參加抗議活動。但政府的反應卻是逮捕學生和工人，拘留非政府組織和民間社會組織的工作人員。任意的逮捕與拘留壹直延續到了今年，甚至波及到與佳士事件無關的人們。小結：玩具工廠的工作環境自 2001 年起，中國勞工觀察陸續發布了壹系列關於中國境內玩具工廠的工作環境報告。我們的目標是曝光剝削中國工人的大型玩具工廠。令人震驚的是，許多原本就有的問題壹直延續到了今天依然存在。

　　· 工人只能獲得最低收入標準的薪資，並不能維持日常生活水平。工人只有在旺季時通過超額加班才能掙到足夠的錢。

　　· 儘管中國勞工法規定，每個月加班時間不能超過 36 小時。在我們調查的工廠中，工人旺季每個月卻要加班 60 到 126 小時。永輝工廠的工人甚至連法律規定的每周壹天休假都沒

　　有。

　　· 上崗前安全培訓是必要的，包括如何處理有害物質、如何安全地操作有造成永久損傷風險的機械等。工人們卻沒有參加法律要求的崗前 24 小時安全培訓。工人也沒有拿到足夠的個人防護用品，只有部分工廠會偶爾發放面罩手套和耳塞。壹方面發放個人防護用品與否是個問題，而另壹方面，發放的用具能否真正起到防護作用也有待商榷。

　　· 工廠宿舍樓通常環境惡劣，房間擁擠、衛生條件糟糕、臭蟲滋生，也沒有熱水和存放貴重物品的設施。

　　· 至今沒有壹家工廠有獨立的工會來代表工人的利益，廠裏也沒有有效的投訴渠道。工人只能跟線長或者組長反映問題，很多時候工人只能選擇辭職或者繼續忍耐。

　　· 女性工人經常是被言語暴力和性騷擾的對象。相較於男性工人，女性工人也很少晉陞到管理層。懷孕的工人不會得到任何特殊對待，會照常加班、上夜班、暴露在有害物質中。

　　當然，對比早年的調查結果，玩具廠也有壹些進步。儘管改善很有限，但是說明曝光品牌商和工廠的工人權益問題對改善他們的工作環境還是起到了積極作用。以下是壹些主要的改變：

　　· 旺季每日工作時間從平均超過 14 小時降到了現在的平均 11 小時。

　　· 工人薪資隨著本地最低工資標準上漲而得到了提高。例如廣州最低工資標準從 2013 年的1550 元提升到了 2015 年的 1895 元，去年更是升到了 2100 元。然而生活成本也上升了，所以即使最低工資提高，在絕大多數玩具廠所在的中國南方城市裡，工人也很難維持正常水平的生活。

　　· 越來越多的工廠會為工人購買社保，儘管實際支付部分往往沒有達到法律要求。

　　· 健康和安全管理也有進步。但是劇毒致癌化學物質苯還沒有被禁絕，在玩具廠內依然廣泛使用。這表明工廠還遠遠沒有實現安全的工作環境。

　　· 拖欠薪資事件越來越少發生。以前即使被工廠拖欠工資，工人也不敢辭職， 因為辭職後就越發拿不到被拖欠的部分了。

　　· 前些年有過童工的報導。但在最近的調查中我們沒有看到任何童工。

　　· 工人現在能夠享有帶薪病假、帶薪產假、喪假和國家法定假期。

　　3) 玩具工廠的深度調查

　　今年我們對五家玩具工廠進行了調查，它們負責為世界各大玩具集團生產產品。五個工廠的工作環境類似。儘管我們的樣本相對於全中國幾千個玩具工廠來說只佔極小壹部分，但是如果這些規模較大的工廠也無法確保工人的良好工作環境，那我們只能假設其他更小的工廠只會更糟糕。

　　工廠名 品牌商

　　華登（河源）玩具製品

　　有限公司

　　迪士尼, BuzzBee

　　東莞港鑫實業有限公司 Basic Fun!, 迪士尼, 孩之寶, fGTeev.

　　佛山南海美泰精密壓鑄

　　公司

　　美泰

　　東莞永輝輕膠製品有限

　　公司

　　樂高樂園, 樂高，迪士尼

　　東莞盈峰塑膠電子製品

　　有限公司

　　孩之寶 (Plumber Pants, 金 剛 戰 士 , Toilet Trouble, 變 形 金 剛 ,Porcupine Pop, Nerf), MGA Entertainment (L.O.L! and PoopsieSlime Surprise), Inspiration Works, Melissa & Doug今年玩具報告中的重點現象關於中國玩具工廠今年的重點，我們想要強調五個現象，將在下文中詳細陳述。正如報告所述，若想保持在全球市場中的競爭力，包括玩具業在內的製造業需面對巨大的挑戰。

　　維生工資，不能再少

　　維生工資的定義是「壹個工人正常壹天的工作報酬足夠支持他壹家四口的生活支出。生活支出指食物、水、住宿、教育、醫療、交通、衣物和包括應對意外狀況的儲蓄金在內的其他必要支出。」《人權宣言》第二十三條闡明，維生工資是人權的壹部分。那麽，中國的維生工資應該是多少？

　　全球維生工資聯盟在 2015 年調查了壹個家庭基礎的維生工資。機構得出的結論是，想要在深圳維持正常水平的生活，那麽家庭中每個人各需要 2818 元。玩具工廠壹直以來都將薪資維持在接近或等同於最低工資標準的水平。中國的最低工資這些年雖然隨著住房和物價而上漲了，但是仍遠少於維生工資。在廣東省這個大量工廠的聚集地，最低工資標準有三年都沒有變動，用以抑製不停上漲的生產成本，降低生產成本對中國經濟競爭力的威脅。今年報告中的五個工廠都位於廣東省，所在地最低工資從 1410 元到 1720 元不等。只有佛山美泰的 1860 元月薪比法律要求的最低工資要高壹點。即使與三年前的維生工資水平相比，這些工廠現在的薪資也遠不達標。如果不超額加班，工人的工資就不能維持生活所需。因此，推行玩具產業的維生工資迫在眉睫。此外，許多玩具廠的工人都是農民工，因為無法承擔城市的高消費而只能把家人留在鄉下，而工人們大部分的工資都寄回給了老家的家人。

　　旺季時，即使算上超額加班所得，在華登工廠工作的工人也只能掙 3000 元，在港鑫的工人掙3400 到 3800 元，在佛山美泰 3400 到 4000 元，在永輝 3500 到 4000 元，在盈峰 3600 到4200 元。

　　超額的加班時長

　　超額加班與低薪資相輔相成，因為工人更傾向於通過加班掙 1.5 倍或者周末 2 倍的工資。據調查，儘管加班時長從 2001 到 2005 年間平均每月 150 小時，降低到現在旺季的月均 100 小時，但還是遠遠超出了合法的 36 小時壹個月。超額加班是玩具廠普遍存在的壹個問題。因為當聖誕節促銷季之類的玩具銷售旺季來臨時，工廠就會逼工人加班趕單。

　　今年華登工廠工人平均壹個月加班 60 小時，雖然還是超出了合法的 36 小時，但是相比去年的加班時間極大地降低了。因為在去年的調查中，華登的加班時間是最長的，壹個月可達 175 小時。

　　在盈峰工人壹個月加班 109 小時，港鑫工人壹個月加班 99 小時。佛山美泰的工人壹個月加班110 小時。永輝的工人在旺季要強製加班，加班時間也是五個工廠中最長的，達到了 126 小時壹個月。工廠中也出現了工人連續工作十壹天沒有休息的問題。儘管壹般可以自願加班，但是工人往往選擇加班以維持生計。今年我們發現，永輝和港鑫的工人在提前完成晚上的生產目標而提早下班的情況下，居然可以拿到滿額加班費。這是壹大進步。然而同時我們也發現港鑫、佛山美泰和盈峰工廠提高了產量指標，工人的工時卻沒有變化。這樣壹來，工廠訂單量和出貨日會直接對工人的身心健康造成負面影響。

　　勞工保護

　　玩具廠的工人需要直接接觸壹系列有害物質，包括天那水，洗面水和其它的溶劑。車間裏常常有壹股刺鼻的氣味。儘管這些情況都有所改善，工人還是沒有足夠的保護措施。工人不確定自己接觸的物質是什麽，工廠也沒有給工人提供足夠的安全設備和訓練來確保他們在工位上受到了足夠的保護。

　　今年大部分的工廠提供了壹些基本的個人安全用品，比如手套或者面罩。然而盈峰只有在審計時才給工人提供這些用品。在佛山美泰，只有部分工位上的工人有頭盔和手套。但儘管發放了安全用品，工人們還是不確定這些用品是否能給他們提供足夠的保障。例如永輝工人們帶著簡單的面罩還是能聞到車間裏有毒的化學物質。

　　中國的勞動法要求，接觸有害物質的崗位需做入職和離職體檢。今年只有港鑫和佛山美泰要求工人必須體檢。盈峰會給噴油部的工人提供入職體檢和月度體檢。華登和永輝並沒有提供任何的體檢。

　　儘管政府要求工人必須接受 24 小時的入職前安全培訓，但是所有的工廠都沒有達到這項要求。

　　港鑫、佛山美泰和盈峰提供了部分訓練，但是教學中並沒有包括工人會接觸的化學品種類和其他生產風險以及防範措施。

　　生活條件與社會安全

　　玩具行業中大量的工人是從農村地區來到廣東省的農民工。因為他們多在工廠裏工作與生活，所以工廠的宿舍條件是評估工廠的重要因素。除此之外，由於工人幾乎把所有時間都花在工廠裏，工廠的管理文化不僅僅影響他們的工作，也影響他們的生活。另壹個影響工人生活的重要因素是社會保障。隨著中國製造業勞動力老齡化，許多工人為了社會保險的問題而掙紮，仍然有許多工廠沒有主動無條件地為所有工人繳交足夠的社會保險費用。中國的社會保險法規定，僱主必須向所有工人提供社會保險以及住房公積金。工人及僱主雙方都要繳納壹筆費用以參加社保。中國的社會保險包含了五個方面：養老金、醫療、生育、失業和工傷。住房公積金則是幫助工人存錢購買、租用或者維修房屋的資金。最後，強製性的帶薪休假也是農民工問題的另壹項重要議題。

　　華登工廠的生活條件不佳。八至十名工人共享壹間宿舍房，而且浴室沒有熱水。自去年以來，休假政策得到了改善，因此工人現在可以休假。然而，並不清楚華登工廠是否提供帶薪休假。工廠會為工人購買社會保險，但僅適用於年齡小於 50 歲的工人。管理文化已經明顯放鬆，但罰款製度依然存在，工人會因為輕微的違規行為而被罰款，例如：在宿舍開燈。

　　盈峰工廠的宿舍條件壹樣糟糕。十至十五名工人共享壹間房間及壹個風扇。因為宿舍房間非常熱，有時後會有工人在走廊上睡覺。工人需要自帶毯子和枕頭。宿舍非常髒亂，壹些上下鋪的床板很薄，甚至邊角會翹起，房間裏也有臭蟲的問題。因為有太多的工人，排隊淋浴大約需要等兩個小時左右。工廠提供了帶薪休假併為工人依法購買保險。但總體的管理文化是建立在辱罵員工之上的，工人得不到正常的尊重，也經常被主管大吼大叫。

　　佛山南海美泰工廠在宿舍裏安裝了空調，但因為宿舍空間不足，壹間房仍然擠了八位工人，甚至部分工人要住到另壹家工廠的宿舍裏——因為宿舍空房不足。而另外壹家工廠的宿舍環境相對更差。佛山美泰支付了必要的社會保險費用，並給員工提供帶薪病假以及法定假期。然而，佛山美泰的管理文化並不友好，有時候會侮辱員工。管理人員對新員工相當粗魯，甚至大吼大叫。在受採訪的十位女工中，有三位表示自己在工廠受到騷擾，調查員本人也覺得在工廠不安全。

　　港鑫工廠的生活條件相對良好，六至七人住壹間宿舍，房間裏有空調和衛生間。工廠提供帶薪病假以及法定假期。但工廠沒有主動給工人購買社會保險，而是要求工人自行向工廠提出申請購買。

　　港鑫的管理文化總體而言相當寬鬆，工人可以自行離開生產線去衛生間，也可以在工作期間相互交談或聽音樂。

　　永輝工廠提供免費的宿舍給工人，但住宿條件非常糟糕。通常三至四人住壹間房，但房裡有臭蟲，同時，禁止工人在白天使用電燈。因為只有在宿舍走廊有熱水房，所以工人必須去熱水房打水回衛生間洗澡，而且熱水只在特定時段提供。工廠會為正式工購買保險，但並沒有替臨時工購買。

　　但工廠會提供帶薪休假給工人。

　　工人代表

　　在中國，工人代表是壹個微妙的問題，工人沒有權利自由地組建社團。工人組織的工會都隸屬於中華全國總工會（ACFTU），這也是全國唯壹合法的工會。儘管中華全國總工會招募了 3 億多名會員，並致力於增加會員數量，但在工作場所中的工會往往只有壹個形式，很少成為協助工人解決問題的渠道。我們先前的調查工作顯示，即使我們在工廠中看到了工會，工會領導人也壹般是由工廠管理層任命的，而不是由工人選舉產生。通常工人也不知道工會的功能。因為沒有工人代表，也沒有實際有效的工會，大部分的工人只能無條件接受工廠的要求或者向他們的車間線長反映問題。

　　4） 女性工人面對的不公平的對待、歧視、性別暴力IETP 的數據顯示，全世界的玩具工廠的勞動力中女性工人占 60%。在中國女性占勞動力的57%，但是平均收入比做類似工作的男性要低 35%，在「全球性別收入差指數」中排倒數第三。

　　在招工廣告上強調性別的很少。但是性別不平等會特別體現在男女工人占管理層職位的比例上，其中男性工人占管理層職位絕大多數，女性工人占普通工人、線長和組長中的大多數。這個現象的理由很多：玩具業，儘管是勞動密集型產業，並不像如建築業壹樣要求體力。雖然收入很低，但許多學歷低的大齡女性工人依然願意長時間待在玩具工廠。因為比起高薪資，這類工人更在意穩定的工作，以及避免離職後找不到工作。

　　許多工廠傾向於招聘女性工人，因為中國社會仍然將女性看作為更容易馴服、聽命令、很少製造麻煩的人。然而與此相反的是，女性工人常常會在罷工和抗議中站到最前線，面對警察的暴力威脅時將男性工友護在身後。她們越來越有組織，積極參與集體談判，並且擔任工人代表去和管理層談判。例如去年三月的國際婦女節時，專門做奢侈提包的世門工廠爆發了罷工，工廠中 80%是女性工人。工人們的要求包括，補償工人的社保和住房公積金。在公司同意了各項要求後罷工才終於結束。而在 2015 年的利得鞋廠罷工中，工人抗議的重點在於搬遷補償和社保。其中女性工人不僅積極參與罷工，還擔任工人代表與管理層談判。在生產線上，女性工人也面臨許多挑戰。她們升職到管理崗位的機會更少。工廠也缺乏對懷孕工人的保護，懷孕工人也要加班和接觸有毒化學物。因為資金拮據和戶口系統的限製，農民工的小孩很難接受到和當地居民平等的公共服務和教育，女性工人常常需要把小孩留在老家。另外，2013 年的壹項調查顯示，70%的女性工人曾遭受過性騷擾。MeToo運動去年已經成為了壹場國際性的運動，儘管中國的網際網路上關於女權主義和女性權益的內容受到嚴格審查，性騷擾的受害者站出來指認侵犯者的新聞還是上了全國頭條。儘管如此，在工廠裏的女性工人卻很少能夠讓公眾聽到她們被騷擾的經歷。唯壹的例外是 2018 年 1 月的壹封來自中國大型電子廠富士康女工的信，要求工廠建立壹個反性騷擾的機製，並且要求著力解決兩性不平等的問題。在這封信裏，她寫到: 「大聲講黃段子，用身材和長相調侃身邊的女同事，借『指導工作』為由進行毫無必要的肢體接觸……在工廠車間裏，普遍存在著像這樣的『性騷擾文化』（未婚女工友遭遇性騷擾的情況尤其嚴重），而且很多人對此都習以為常。」今年的玩具廠報告關註的不僅是總體的勞工權益侵犯現象，還包括了急需加強保障的女性工人權益。這份報告發現，男性工人常常被提拔到管理崗位，而懷孕女工人則是需要照常加班。此外還有女性工人被性騷擾的案例。壹個佛山美泰的女性工人提到，她被兩個來自同壹個生產線的男性工人尾隨，還用手機拍她的照片。並且該廠的女性工人總體相較於男性工人更容易被罵。社保在中國包括了生育險，如果工廠沒有付社保，懷孕工人則沒有生育險，其中包括醫療檢查費用和生育補貼。根據《女職工保護特殊規定》第十二條，工會應該監督企業遵守該項法律。但是中國並沒有獨立的工會或者駐廠工人代表和工人接觸，工人只能跟線長或者管理部門反映問題。公開性騷擾案例本身已經足夠困難，而缺乏工會和工人代表就愈發使問題雪上加霜。

　　5） 結論

　　我們每年都在呼籲品牌公司解決其下轄工廠中持續發生的侵權行為，並且確保供應鏈中的工人都能獲得平等的對待。實際上，品牌公司和工廠非常了解中國的勞動法以及國際勞工待遇標準，然而，他們為了追求利潤而不斷鉆中國法律的漏洞並逃避法律規範。隨著中美貿易戰的持續，生產成本不斷上升，工廠及品牌公司可能被迫將業務移轉到國外。然而，這些不良的工作條件及環境只會移植到勞動法更加薄弱且難以執行的其他國家中。因此，品牌公司有責任認真嚴肅地開展改革措施，並從根本上改善其供應鏈中工人的工作條件。

　　在今年的報告中，中國勞工觀察組織採訪了 42 位女性工人，從中了解到在中國玩具工廠工作的女性權益現狀。我們歸納總結出了 4 項關鍵議題，詳細內容請見下文。

　　升遷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障法》的規定，「在晉職、晉級、評定專業技術職務等方面，應當堅持男女平等的原則，不得歧視婦女。」然而，在玩具工廠中，管理層級別的職位仍然存在明顯的性別歧視。女工的工資和勞動強度通常和男工相同，但即使女工擁有和男工相同的技術水平，玩具工廠的女工卻更難晉陞。根據調查人員觀察，儘管大多數正式工人、線長（拉長）或小組領導都是女性，但男性工人卻更有可能被提拔到更高的管理崗位，例如部門經理。

　　在華登工廠的某條生產線上，兩名負責的線長均為男性，沒有女性線長。而另外壹方面，在有30名工人的生產線上，調查員又只發現了 3-4 名男性工人，其餘皆為女性工人。港鑫工廠的主管男女比例為 7:3。根據調查人員的分析，正式工的晉陞與否高度依賴他們與主管的關係好壞，而不是實際的工作績效，而工廠的男工和主管之間的關係通常要比女性工人密切，晉陞也比較容易。

　　在永輝工廠，大約 40%的工人是女性，儘管線長大部分是女性，但經理及經理以上的管理職卻多為男性。在盈峰工廠，正式工人的男女比例為 6:4。佛山美泰工廠方面，工廠大多數的工人是男性，女性則是擔任線長的職位。

　　懷孕及生育保護

　　生育保險

　　中國勞動法規定，僱主除為工人購買住房公積金外，還應為全體工人購買社會保險。中國的社會保險涵蓋五個方面：生育、養老、失業、工傷和醫療保險。住房公積金則是幫助工人儲蓄和提取資金來購買、翻新和租賃房屋。對女工來說，生育保險尤為重要，它涵蓋了懷孕和節育期間的所有醫療檢查費用，同時也給女工提供產假津貼，讓女工在產假期間有除了僱主工資外的其他收入。

　　對於沒有為工人購買社會保險，也就是沒有為工人繳交生育保險費的僱主，根據《女職工勞動保護特別規定》，因為沒有生育保險的津貼，僱主應該為女性員工提供補助，貼補其醫療費用及生育開銷。然而，在那些工人無法領取社會保險津貼的工廠中，調查人員都沒有找到有關此方面的信息。

　　港鑫工廠並未主動為所有工人購買社會保險，而是讓想買保險的工人在工廠工作滿壹個月後，自行通知其部門負責人購買。在永輝，只有正式工才有資格購買社保。同時，工廠也沒有強製要求所有崗位的工人都擁有社保，只有在特殊崗位的工人才必須購買。

　　華登工廠只為 50 歲以下的工人購買社會保險。佛山美泰工廠的工人在工作壹個月後才加入保險。

　　而盈峰工廠的正式工可以在入職後的第二個月加入社會保險，臨時工則是在工作滿兩個月後可以獲得壹個月的保險。

　　帶薪產假

　　中國政府在 2012 年將工人的產假天數從 90 天增加到 98 天，達到了國際勞工組織《保護婦女生育公約》中所規定的最低產假天數。這是國家級的規定，中國各地區也都製訂了自己的產假規定，以廣東省來說（今年報告中五個工廠的所在地），法定的休假天數為 178 天。24佛山美泰和盈峰工廠都達到了廣東省的標準，工人有 178 天的帶薪產假。華登和永輝工廠也提供了工人產假，但調查人員並未收集到天數的資料。除此之外，調查人員並未了解到港鑫工廠對於產假的相關規定。

　　針對孕婦的特殊設施及保護措施

　　根據永輝工廠工人所說，工廠懷孕的女工將繼續在相同的位置工作並持續加班，工廠並未製訂規範替換懷孕女工的崗位。這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障法》的規定「婦女在月經、懷孕、生產及哺乳期間應受到特別保護」；在中國的《女職工勞動保護特別規定》也規定「用人單位不得在女職工懷孕七個月或以後延長工作時間或安排夜班工作，並應在工作時間內給予壹定的休息時間。」佛山美泰採取了壹些措施來保護孕婦。例如註塑部門有明顯刺鼻氣味，所以懷孕工人被轉移到其它部門。工廠也不允許懷孕七個月以上的孕婦加班。

　　《女職工勞動保護特別規定》也提到，有大量女性職工的工作場所「應該依據其需求建立相關設施，例如女職工診所、孕婦休息室或者哺乳室。」但調查人員並沒有在任何壹家工廠找到類似的設施。

　　留守兒童以及流動兒童

　　留守兒童已經成為中國社會的壹項主要問題。因為父母前往城市尋找較好的工廠工作機會，這些孩子只能留在自己的家鄉，而他們的家鄉壹般在農村或較偏遠地區。孩子們通常由祖父母照顧，甚至有時不得不由孩子自己照顧自己，他們父母所賺的工資大部分都寄回了家鄉。留守兒童的困境在玩具產業中並不少見。2015 年，在中國的壹個農村，有 4 個孩子因為父母拋棄他們出外工作，而選擇喝農藥自殺。他們的母親在廣東省的壹家玩具工廠工作。此外，流動兒童，即和父母壹起移居城市的兒童，也常常遭到歧視。

　　留守兒童和流動兒童都缺乏父母足夠的照料。在今年的調查中，永輝的壹位女工請她的姑姑照顧她 11 歲的女兒。另壹位女工有兩個孩子，都交給自己母親照顧。佛山美泰的壹位女工表示她有兩個孩子，但因為她和丈夫必須外出賺錢養家，沒有時間照顧孩子，只好讓孩子與祖父母同住。

　　由於婦女繼續承擔照顧孩子的重擔，許多女工必須仔細考慮後才做出選擇，到底是將子女留在家鄉還是將子女帶到城市。玩具工廠的工作時間很長，工人平均每個月要加班 100 個小時，因此女工壹般沒有足夠的時間照顧孩子；再者，工人的基本薪資通常就等於當地的最低工資，他們必須依靠過量的加班時數來賺取足以維生的工作；同時，工廠的宿舍房間只給工人居住，家人和孩子不能壹起入住，壹間宿舍房通常也會住 4 位或以上的工人。大多數工人選擇住工廠宿舍，因為宿舍有時是免費的。就算收費，也比租當地的壹般公寓便宜。城市的生活費比農村高許多，工人的工資不足以供養整個家庭在城市的生活。在淡季期間，工人的收入更少，實際薪資甚至接近基本工資。

　　中國的戶籍製度給流動兒童的教育造成了許多障礙。持農村戶口的兒童在當地公立學校入學時面臨歧視，因為許多學校要求農村兒童在入學前提交大量文件，或者參加其他額外的入學考試。農村兒童成功入學後，老師也可能將他們分配在單獨的班級。因此，農民工只好將自己的孩子送到未經許可私辦的學校，這些學校的基礎設施較差，教學質量也相對不好。鑒於玩具產業的工作性質，農民工的孩子無可避免地受到影響。農民工為了賺取足以維持家庭的工資，會將工作放在第壹位，而忽視建立家庭情感支持。他們的祖父母或其他家庭成員通常無法提供孩子所需的教育和足夠的支持。由於孩子很少見到父母，這也嚴重影響到了他們的成長和心理健康。

　　性騷擾

　　中國迄今為止還沒有針對性騷擾的專項法律，儘管有幾項國家法律提到性騷擾問題。《中國女職工勞動保護特別規定》的第十壹條特彆強調，「在勞動場所，用人單位應當預防和製止對女職工的性騷擾」。《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利保障法》第四十條規定，「禁止對婦女實施性騷擾。受害婦女有權向單位和有關機關投訴。」儘管當前的法律沒有對性騷擾進行定義，但最新的民法草案還是包括了該定義，並且通過強調雇傭方在預防性騷擾中的責任，以保護僱員免受性騷擾。今年的玩具產業報告中發現了壹些性騷擾的案例。佛山美泰的女性工人舉報過幾起性騷擾事件。

　　基於她們的反饋，我們了解到工廠裏有很多男性工人，其中不少還是正式工，會經常試圖約見女工人或拉著她們聊天。而許多暑期臨時工是年輕女性。其中三個受訪者說，她們被做正式工的男同事給性騷擾了。其中壹位說壹個男性工人總是來邀請她壹起吃晚飯，哪怕她多次堅定拒絕也還是繼續。另壹個暑期臨時工則提到，壹個比她老的男性工人在休息時間不停來找她聊天。還有壹個女性工人提到她曾被兩個男同事尾隨，還被偷拍了照片。她感到非常不安，但她並沒有想過跟工會提起這件事情，因為她沒有任何證據，並且覺得可能是自己的錯覺。她也沒有跟工廠投訴這件事情。如果她去和那兩個男性工人對質，他們也可以說只是恰巧跟她走了同壹條路。

　　佛山美泰的男性工人和女性工人住在同壹個宿舍樓的不同樓層裏。男性工人住在壹樓和四樓。女性工人住在五樓和六樓。壹樓和二樓之間有壹道安全門，只要穿過了這道安全門，任何人都可以隨意在四樓和五樓之間走動。在調查期間，有壹個男性工人上到五樓並站在女廁所外與另壹個女性工人聊天。男性工人實際上禁止進入到女性宿舍樓層，但是並沒有人監管。

　　在華登、港鑫、盈峰以及永輝工廠，女工們並未舉報相關性騷擾案件。然而，由於受害人通常對性騷擾事件難以啟齒，因此即使我們沒有調查到相關內容，依然無法確定此四家工廠完全沒有此類事件發生。

　　華登（河源）玩具製品有限公司

　　公司簡介

　　華登（河源）玩具製品有限公司成立於 1987 年 12 月 29 日。公司位於河源市源城區高塘工業園。

　　工廠主要生產塑膠玩具、電動玩具、電子玩具，金屬玩具，木製玩具，電動玩具， 洋娃娃，毛絨玩具，禮品，紀念品及贈品。產品銷往美國、日本、歐洲、澳大利亞等國家。廠房面積約四萬餘平方米，職員約 2000 餘人。

　　工廠基本信息28

　　工廠全名：華登（河源）玩具製品有限公司

　　地址：廣東省河源市源城區高塘工業區

　　工人人數：未知

　　主要產品：電子玩具，金屬玩具，木製玩具，電動玩具， 洋娃娃，毛絨玩具，塑膠玩具，禮品，紀念品及贈品主要客戶：迪士尼29，Buzzbee

　　工廠工人男女比例：未知

　　工廠主管男女比例：未知

　　受訪人數：10

　　受訪者男女比例：2:8

　　訪談形式：面談

　　工人平均年齡：未知

　　壹、入職及離職

　　入職政策

　　招工要求：

　　工廠招工無性別限製，但有年齡歧視，申請者規定年齡為 18-45 歲。入職面試需攜帶身份證原件和兩張壹寸彩色照片。

　　入職途徑：

　　工廠通過網路平臺直接招聘

　　崗位分配：

　　男工和女工分配的崗位大致相同，工作內容相同。但男性工人數量很少，大部分被派去拉重貨物的工人都是男工，調查員只看到壹或兩個女工負責需要提重物的工作。

　　今年因為訂單減少，所以工廠加班數隨之也減少，工廠基本上也很少招新員工。

　　未成年工：

　　工廠沒有未成年工。

　　體檢:

　　工人入職不需要體檢，離職同樣也沒有體檢。受訪工人並不清楚生產車間是否有傷害身體的化學原料。他們也從來沒有被工廠安排體檢過。

　　入職培訓:

　　工人沒有參加任何入職培訓

　　離職:

　　工人離職需要提前申請。因為現在訂單很少，工人基本上不加班，導致很多工人申請離職。離職手續辦完後的第二天就可以拿到工資。調查人員沒有見過工廠主管辭退工人，通常是主管要求工人主動離職，因為只有這樣工廠才不用給經濟補償。

　　二、勞動合同

　　簽署過程：

　　工廠要求工人在簽訂合同時候同時簽署自願加班同意書。同意書中寫明，工人自願加班，沒有被工廠強製加班。

　　三、工作時間

　　周壹到周五不加班壹天工作 8 小時，加班壹天工作 10—11 個小時，周六若加班，加班時間 8—10 個小時，周日休息。

　　根據對華登工廠的觀察，調查員發現現在工人加班很少。即使在 8 月的時候，工人加班時間也大多低於每月 60 小時，而其它玩具廠這個時候的加班時間在每月 100 小時左右。

　　四、勞動報酬及福利

　　報酬：

　　基本薪資每月大概為 1500 元，總共薪水加起來約 2000-3000 元。

　　工人的薪資包括：基本工資+基本加班費+周末加班費+法定假日加班費+帶薪年假+崗位津貼+社保。旺季中的每日薪資約為 120-130 元。旺季之外時，每日薪資約為 80-100 元。

　　目前工廠沒有什麽訂單，生產目標很低，所以每天加班時間很少，工人的薪水相較於去年旺季減少了。

　　請假製度：

　　工廠整改前請假不容易，但是整改後基本上請假都會獲得批準，甚至是請較長的假，只要有正當理由。工廠整改後還有產假，訪談中曾提及：「去年有女工因其兒媳婦坐月子請了二十天的假」。

　　休假：

　　調查員不清楚工廠是否按照法定假期放假。

　　社保：

　　工廠會給 50 歲以下的工人購買社保。正式工的工資單上會寫明每月扣除 308 元的社保費用。工廠規定，年滿 50 歲的工人不得購買社保。

　　五、食宿條件

　　工人可以自己選擇是否在工廠的宿舍和食堂吃住，可以在外面吃或者在工廠附近自己租房。在工廠宿舍住宿是免費的，如果工人在外租房，也不會有任何住房補貼。

　　夥食條件：

　　工廠裏有兩個員工食堂，大壹點的那個稍貴壹些。早晚餐食堂會提供米粉，大致在 3 到 5 元左右。

　　至於午餐，壹個食堂的套餐 6 元左右，另壹個的套餐價格在 7 元左右。雖然有兩個食堂，中午餐吃飯的工人還是很多，兩個食堂都會被擠滿，只要稍稍晚去壹點就很難買到飯菜。

　　若不想吃工廠的食堂，工人可以在下午下班時間到工廠外的路邊攤上買小吃，或者去廠門外街邊的餐館，價格不壹。涼皮和涼麵都是 4 元，肉粽 2 元壹個，粥 2 元壹份，米粉 3 元壹份，盒飯 8到 10 元。

　　宿舍條件：

　　工廠的宿舍分為普工宿舍和管工宿舍（給線長以上的職位入住）。普工宿舍壹般為 8-10 人壹間，非常簡陋。每間宿舍沒有空調，只有兩臺電扇，和壹個儲物櫃。宿舍有獨立的洗手間，但是洗澡沒有熱水。所以工人每次洗澡必須要提著桶去樓道處提熱水。宿舍牆壁上沒有插座，工人需要手機充電的時候需要去壹樓宿管的房間。工廠男工和女工住同壹棟宿舍樓。女工住在二樓，三樓和四樓。 男工住五樓和六樓。管工宿舍分散在各層。

　　六、職業安全和勞動保護

　　安全設備：

　　工廠有在車間安裝醫藥箱。

　　勞保用品：

　　工廠會給工人每日發放手套和口罩。包裝部裏會接觸膠水或者酒精的工人每天都會有手套和口罩提供。其它的工位則沒有手套和口罩。調查員不清楚其他部門的狀況。根據工人敘述，生產部門的薪水比包裝部門更高，可是車間裏有刺鼻的味道。

　　環境健康安全委員會：

　　工廠有環境健康安全委員會。委員會在往年沒有辦過培訓和活動，從 2019 年起有壹些健康宣傳以及安全培訓，但是培訓都只有 2 個小時。

　　工傷：

　　調查期間沒有遇到工傷事件。

　　七、消防

　　2019 年有消防演習。工廠有消防設備，可以看到滅火器。

　　八、獎懲管理

　　工廠有很長很詳細的懲罰項目清單，大部分違規行為均以罰款為懲罰形式。犯錯的工人需要將罰金以現金形式直接交給拉長。部分懲罰的項目如下：

　　上班穿拖鞋——罰款十元

　　曠工半天——罰款十元

　　曠工壹天——罰款二十元（連續曠工三天及以上，會被開除）遲到五分鐘——罰款五元遲到十分鐘——罰款十元

　　宿舍無人情況下未關燈——罰款（數目未知）

　　因為入職期間並沒有員工培訓，所以工人們也沒有收到任何關於工廠獎勵和懲罰的書面通知。所有的懲罰項目均由線長口述為準。調查人員發現工廠車間的宣傳欄上貼有員工手冊。紙張已經泛黃變舊。加上頁面字跡太小，看不清楚。

　　受訪工人表示不清楚工廠的獎勵措施。

　　九、勞工協會和投訴

　　工會:

　　受訪工人不清楚是否有工會存在。他們從未被工會聯繫過。有事情通常是主管先開會，再把解決方案傳達給工人們。

　　投訴渠道:

　　工廠有員工關愛熱線，工人若遇到問題可以打關愛熱線投訴。但是工廠並沒有公開告知員工熱線號碼，很多受訪工人表示都沒有聽說過有關愛熱線，也並不清楚其他投訴渠道。

　　東莞港鑫實業有限公司調查報告

　　公司簡介

　　東莞市港鑫實業有限公司成立於 2010 年 2 月，公司位於廣東省東莞市謝崗鎮第五工業區，佔地面積 15000 平方米，目前有約 700 名員工。主要生產各種玩具和文具禮品，包含塑膠玩具、電子玩具、軟膠玩具、毛絨玩具等。產品主要銷往美國、歐洲、日本、澳洲等國家和地區。

　　工廠基本信息

　　工廠全名：東莞市港鑫實業有限公司

　　地址：廣東省東莞市謝崗鎮第五工業區

　　工人人數：700

　　主要產品：文具禮品、塑膠玩具、毛絨玩具、軟膠玩具、電子玩具等主要客戶：孩之寶（Hasbro）、迪士尼（Disney）、基礎樂趣（Basic Fun Inc.）、FGTeeV工廠工人男女比例：1:1工廠主管男女比例：7:3

　　受訪人數：18

　　受訪者男女比例：1:1

　　訪談形式：面談

　　工人平均年齡：35 歲

　　壹、入職及離職

　　入職政策

　　招工要求：

　　招聘要求年齡在 16 周歲以上，無地區、民族、宗教、性別限製，入職面試需要提供身份證原件、身份證複印件和照片。

　　招聘程序

　　入職的時候，人事先讓工人將身份證複印件粘在報名時填好的個人資料表上，然後讓工人填寫背景調查，簽自願加班書、危害告知書、新員工入職培訓簽到。自願加班書寫明工人們是自願加班。

　　之後人事給新員工作入職培訓，培訓的過程中人事向工人介紹工資結算、工資發放、工作時間、考勤打卡、年假、社保、福利津貼、食宿、離職手續等。培訓過程大約半個小時，培訓時間計薪。

　　培訓結束後，新員工進車間工作壹小時左右，人事開始陸續給新員工照相、錄指紋、辦廠牌。工廠給員工提供有工作服，工作服在員工工作壹到兩周後發放。

　　入職途徑：

　　工廠以直招的形式招聘工人，除招聘正式工外，在生產旺季還招收臨時工和學生工，非旺季不招臨時工與學生工。調查期間並未發現工廠與派遣公司或中介合作，所有勞動力皆為工廠直招。

　　調查員調查期間，正式工與學生工的人數比例為 9:1（約為 10%）。學生工並非由學校統壹組織來實習，而多是透過親朋好友推薦，自行到工廠應徵。

　　崗位分配：

　　工人應聘時可自行選擇想去哪個部門，但確切的崗位由拉長分配。

　　儘管生產目標相同，男工崗位的工作量壹般比女工略重壹些。男工通常被分配到需要操作機器或者加壓和鉆孔的工位。

　　未成年工：

　　生產旺季招收臨時工（包括學生工）。

　　學生工合同和薪資待遇與正式工相同。因為裝配部門沒有夜班，所以裝配部的學生工沒有上夜班的問題。也有學生工在註塑部門上班。

　　體檢：

　　為追蹤會接觸到有害化學物質的工人的職業病問題，需要做入職和離職體檢。

　　裝配部工人不需要體檢，根據調查員了解，因為裝配部崗位的工作幾乎都是無害的，工人也不會接觸到任何有毒物質。但裝配部的未成年工仍需要體檢。噴印、註塑等部門也需要體檢。

　　體檢費 70 元先由工人支付，壹個月後工廠退還給工人。體檢費用由工廠負擔，工人也能拿到自己的體檢報告。體檢流程是工人自行去謝崗人民醫院，提交工廠給他們的體檢單，然後接受常規體檢。

　　入職培訓:

　　入職培訓的過程中，人事向工人介紹工資結算、工資發放、工作時間、考勤打卡、年假、社保、福利津貼、食宿、離職手續。培訓過程大約半個小時，培訓時間計入工時。

　　試用期:

　　試用期為壹個月。

　　試用期間薪資相同，但沒有全勤獎金。

　　離職

　　試用期內辭職需要提前 3 到 7 天申請。合同期內，正式工辭職則需要提前壹個月申請。如果是臨時工，要提前半個月申請。人事在每周壹、三、五辦理離職手續。

　　在離職當天，上午 10 點左右，員工須上交帽子、袖章、工作服，以及核對工時。若員工不慎將帽子、袖章、工作服等遺失，工廠不會要求賠償。下午 3 點左右，交廠牌、簽工資單領工資，下午 6 點退宿。上個月的工資將發放到銀行卡裡邊，當月工資發現金。按正常程序可以辭職，聽工人說這個廠辭職很容易。

　　二、勞動合同

　　簽署過程：

　　工廠在員工入職後幾天內批量與工人簽訂勞動合同。工人可能在入職兩天或三天後拿到合同，也有的工人在壹周後才拿到合同。所有工人都能拿到合同副本。

　　簽訂勞動合同的時候，由人事將填寫好內容的合同拿給工人，只要求工人簽上名字和按手印，人事對勞動合同內容沒有作任何解釋。工人們似乎並不了解勞動合同的作用，對合同內容也不了解。

　　他們覺得勞動合同沒什麽用。

　　合同內容：

　　勞動合同期限、工作內容和工作地點、工作時間和休息休假、勞動報酬、社會保險和福利待遇、勞動保護、勞動條件和職業危害防護、合同的變更、合同的解除和終止、調解與仲裁、服務期，以及其他。

　　正式工和非正式工的合同內容壹樣。

　　三、工作時間

　　工廠實行五天八小時工作製，目前裝配車間每天加班 3 小時，周六加班 8 小時或者 10 小時，周日不加班。平均每月加班 99 小時，包括工作日加班 65 小時和周末加班 34 小時。根據調查員訪談與估計，4-9 月應為旺季，其餘月份為淡季。

　　淡季時，每天加班 3 小時或者不加班；旺季時，壹般每天加班 3 小時，有時會到 4 小時。4 月是加班最多的月份，該月每天加班 4 小時，壹直到 22:30。據員工說，工資在該月達到最高，能拿到 3800 多元。不是每個部門都有夜班。裝配部門沒有夜班。註塑部門有夜班。

　　目前裝配部實行壹班製：

　　工作時效部門 上午工作時間下午工作時間 加班時間壹班製 8:00-12:00 13:30-17:30 18:30-21:30工人可以選擇不加班，但需要在下午下班之前口頭通知拉長，不加班沒有處罰。工人每周日休息壹天。工人中午吃飯和休息時間是 1.5 小時，下午是 1 小時。

　　生產線有生產指標。前壹段時間產量是 16000 個，工廠允許工人完成產量就回去休息。工人趕得快的話，能在晚上 8 點鐘左右完成產量，但是需要在晚上 9:30 回來打卡，算 3 個小時加班，而實際加班 1.5 小時。目前車間新領導上任後要求加 2000 產量，但並不容易做到，需要員工加班到晚上 9:30。很多員工對工廠增加產量卻不增加工資表示不滿。

　　工人上下班通過指紋打卡記錄工時，下班時打卡排隊需要兩分鐘，不計入工時。工時記錄完整，如果有錯誤，可以在每月 2 號核對工資的時候提出修改。

　　四、勞動報酬及福利

　　報酬：

　　裝配部工人每月工資 3400 元左右，除了底薪 1720 元外，其餘部分工資幾乎全靠加班。工資包括正常班工資、平時加班工資、休息日加班工資和全勤獎。裝配部除了工齡補貼外沒有任何補貼，但註塑部可能有崗位補貼和高溫補貼。工人是按工時計酬，每小時 9.89 元，平時加班 14.84 元/小時，周末加班 19.78 元/小時。全勤獎每月 50 元，如果有請假、曠工或者當月補卡超過 3 次，就沒有全勤獎。如果在廠裏住宿，要從工資中扣除住宿費 45 元。

　　工廠每月 2 號和工人核對工資，20 號發工資條，27 號發放工資，工資由工廠直接發放到工人的工商銀行卡。實領工資和工資條上顯示的金額相同，工資條和考勤記錄相符。

　　請假製度：

　　工人請病假時依然有工資。想請病假找拉長要請假單填寫即可，通常不會被刁難。病假回來後工人需要提交由社區門診或人民醫院出具的建議病休證明。

　　休假：

　　工廠有帶薪年假，和 11 天帶薪法定節假日休息。不清楚有沒有帶薪產假、婚假和喪假。

　　工作滿壹年未滿十年者，享受帶薪年假 5 天。滿十年未滿二十年者，享受帶薪年假 10 天。工作二十年以上者，享受帶薪年假 15 天。

　　社保：

　　工人購買社會保險需要在入職壹個月後找部門文員申請，購買的種類及金額不明。大部分工人都沒有購買保險，因為工資不高，不願再多扣壹部分工資。相關勞動法律規定，工人和僱主建立了正式的雇傭關係後必須購買社保。

　　購買了社保的工人的每月工資單上會顯示扣費項目、金額和明細。

　　福利設施：

　　工廠內沒有任何福利設施。

　　五、食宿條件

　　夥食條件：

　　2019 年開始，工人在工廠吃飯三餐免費。工人可以自行選擇是否在工廠的食堂吃飯，但沒有額外餐補。

　　每天每餐的夥食都不壹樣。早餐有皮蛋瘦肉粥、稀飯、包子、饅頭、油條、炒河粉等。中午和晚上提供兩葷壹素的套餐，還有肉湯、紫菜蛋湯或者西紅柿蛋湯。

　　宿舍條件：

　　壹個房間住六七個人，有空調、沖涼房、洗手間、電風扇、陽臺。宿舍沒有上鎖，廠裏規定離職人員需要在中午或者下午休息的時間，也就是宿舍人員都在的時候搬離，避免有個人物品丟失的可能性。每月住宿費為 45 元人民幣，包含了水電費。若未住滿壹個月，水電費扣費以每天 1.5元計算。宿舍沒有配備急救箱。

　　六、職業安全和勞動保護

　　安全設備：

　　車間裏有專人打掃衛生。 車間較寬敞，大部分的通道暢通，但是偶爾有物料和生產設備佔用人行通道。車間裏有風扇，溫度較室外涼快壹點。車間機器設備有定期檢查。此外，每個車間備有急救箱，沒有上鎖。

　　勞保用品：

　　調查人員在裝配部三樓沒有發現有毒有害物質，只是裝填粉袋的工人被要求戴口罩。裝配部壹樓工人會接觸到有害物質，據估計為某種油漆，工人戴有防護面罩，但沒有提供手套。

　　環境健康安全委員會：

　　不清楚工廠是否設有環境健康安全委員會。裝配部工人上崗前沒有經過崗位的環境健康安全方面的培訓。

　　工傷：

　　調查期間未發生工傷事故，沒有職業病患者。

　　七、消防

　　車間通道和緊急出口有清晰的標識，照明充足，但是車間人行通道有時被物料和生產設備阻塞。

　　車間內紙箱是易燃物質，也會堆放在通道附近。

　　車間在四周的牆邊放置有滅火器，廠區滅火器每月檢查壹次。

　　宿舍通道和緊急出口有清晰的標識，照明充足、沒有雜物阻塞。緊急出口的門沒有上鎖。宿舍區沒有易燃物質。宿舍區滅火器沒有做到每月檢查壹次，調查員在八月份看到最近的壹次滅火器檢查是在六月份。

　　工廠每半年有壹次消防演習， 但不是全體人員參加。根據工人反映，七月份工廠在生產區域有過消防演習，讓壹部分員工觀看滅火器操作的過程。

　　八、獎懲管理

　　工廠有廠規廠紀，但是沒有看到獎勵措施。培訓期間，只提到連續曠工三天按自離處理。

　　九、勞工協會和投訴

　　工會:

　　工廠沒有工會，工人有問題只能找車間領導或者行政部。

　　投訴渠道:

　　在廠牌後面的卡片上有「ICTI Ethical Toy Program」工人熱線，但是工廠沒有介紹，工人不知道這是什麽電話，從來沒有工人打過。

　　十、其他

　　員工關係:

　　工廠管理比較寬鬆，工人有行動的自由，上班時可以去洗手間、喝水，下班後可以自由進出宿舍。

　　工人進出工廠不會被搜身。沒有受訪工人遭遇過侮辱、毆打或性騷擾。

　　客戶訪問及審計:

　　客戶會派人來驗廠。工廠在驗廠的那天，安排員工將堆積壹周的不良品處理掉，並且將其餘物料擺放得非常整齊。調查員詢問過主管，主管也不清楚是哪個品牌的客戶。

　　工人滿意度:

　　工人們選擇這家工廠，有的是親戚朋友介紹過來的，有的因為這裡的裝配車間只上長白班，而且活不是很累。

　　受訪員工覺得目前和其他廠比工資有點少，平時月總工資為 3400 元左右，這是壹年下來的平均工資。加班的時候也只有 3700-3800 元，其中包括基本工資 1720 元，平日每天 3 小時加班費和周末 11 小時加班費。以 8 月為例，工人工作 22 天，另有 5 個周六需要上班。 所以，平日工資為 22*8*9.89= 1740 元，工作日加班工資為 22*3*9.89*1.5=929 元，周末加班工資為5*11*9.89*2=1087 元，外加全勤獎 50 元，扣除住宿費 45 元。總共能拿到 3811 元。

　　有的員工覺得加班時間有點長，但也有員工希望加班時間能更多壹點，因為每個月的工資主要靠加班，不加班就掙不到什麽錢。

　　工廠管理比較寬鬆。儘管車間規定不可以穿拖鞋、戴耳機聽歌，但是如果有人違反，也沒有受到領導指責。喝水上廁所也都安排有助拉來頂崗。沒有看到因違反規定而被罰款的實例。好的方面是，活不是很累，宿舍有空調，壹日三餐免費。工廠在學生工離開前還專門給他們開了茶話會，用好吃的招待他們。工廠在勞保方面做的比較好，在壹些對身體有害的崗位上都有相應的勞保用品。不好的方面是，工資有些低了，另外加產量讓工人不滿。

　　受訪員工有的表示將來會找壹些更自由的臨時工做，還有的打算找壹份工資更高的工作。

　　調查員日記:

　　東莞今天溫度比較高，37 度，天氣預報裏說體感溫度有 48 度，這是很熱的壹天，還好宿舍有空調，我在東莞這麽多玩具廠呆過，這是頭壹次遇到有空調的玩具廠，還免收電費，連吃飯也是免費的，真是很良心了。宿舍人也不多，就七個人，三個學生工二十幾號就要走了，然後就剩下四個人了。

　　我在三樓的裝配車間上班，做的是迪斯尼的冰雪奇緣 2 的玩具，我的崗位是檢查塑料球（用來裝玩具人物的袋子）的牢固程度，需要在產線上敲壹下，看看是否漏粉和掉落。工作很簡單，也比較輕鬆。我通常是用壹只手來工作的。每天的產量是 16000 個，看著很多，其實很快的。我們上午和下午各上 4 小時的班，按通常的排班，每天加班三小時，但是我們通常晚上 8 點左右就完成了產量，然後就可以走了，等到 9：30 再回來打下班卡就可以了。不要以為每條線都是 8 點做完，我前壹天在另壹條線上可是確實幹到 9：30。

　　車間裏大量的年輕人可能都是學生工，他們壹走到時候又會重新分線，不知道又會要我做什麽，不知道還能不能八點下班了。如果我還在這條線上，到時候我就是老員工了。無聊的時候，除了聽歌就是聊天，線上人都比較和善。我發現越來自是偏遠的地方的人，越是樸實善良。吃完飯回宿舍躺下，玩手機，睡覺。中午休息時間是壹個半小時。下午 1：25 從宿舍離開去車間。

　　下午 1：30 打卡上班。我這個位置風扇吹的很少，我都聞到腋下的汗酸了，今天實在是熱。

　　回宿舍躺會，還是宿舍裏涼快。期間有個室友辦完離職手續準備回去，他回房整理的時候正好是我們休息的時候，這時候人都在，不會有東西失竊的情況出現，後來，宿管又過來確認了壹下。

　　我覺得這樣子挺好，起碼安全壹些。

　　回到宿舍裏，有兩個小夥子，學生工，下午請假了，待在宿舍吹空調。八點的時候，註塑部的和噴油的也下班了。後面還有幾個人也陸續下班了。宿舍裏兩個想離職的長期工，是嫌工資太低，第壹個月三千多塊，但他們沒有做滿壹個月。而用錢的地方又比較多，物價又那麽貴，三千多確實不夠養家糊口。

　　這麽熱的天，還是呆在宿舍吹空調舒服。晚上 9：30，我去打了下班卡，回到宿舍洗澡洗衣服，躺床上玩手機，11：00 睡覺。

　　佛山南海美泰調查報告

　　公司簡介

　　佛山南海美泰精密壓鑄公司於 1999 年 6 月份建成投產，位於廣東省佛山市南海區獅山鎮官窯永安大道東路。佛山南海美泰是美泰集團在佛山的 7 個生產基地之壹。主要生產費雪（FisherPrice)品牌的塑膠和電子類玩具。工廠佔地共 9 萬多平方米，現擁有超過 3000 名員工。

　　工廠基本信息

　　工廠全名：佛山市南海美泰精密壓鑄有限公司

　　地址：佛山市南海區官窯辦事處永安大道東

　　工人人數：未知

　　主要產品：生產經營合金玩具車、塑料合金產品及其它玩具產品等主要客戶：Mattel 美泰（托馬斯小火車，迷妳托馬斯小火車，Fisher-Price 遊戲手柄系列）工廠工人男女比例：平時為 7:3 / 暑假時期為 8:2工廠主管男女比例：2:8受訪人數：14

　　受訪者男女比例：4:10

　　訪談形式：面談

　　工人平均年齡：未知

　　壹、入職及離職

　　入職政策

　　招工要求：

　　工廠招收正式工和臨時工。無地區、民族、宗教、性別上的歧視。符合法定務工年齡（16 歲及以上），身體健康，持有效身份證。面試需帶齊身份證原件及複印件兩張和壹寸彩照兩張（持有效殘疾證的有勞動力的殘疾人士亦可）。根據工人，旺季時因為缺工，工廠也招收退休工人以及16-18 歲的未成年工。

　　壹般裝配崗位免入職體檢，特殊崗位如註塑部門會安排上崗體檢，體檢費由公司支付。面試不收取任何費用。

　　招聘程序：

　　正式工和暑假工壹起面試，暑假工填應聘申請表時需填寫工作截止時間。調查人員在 58 同城上了解到佛山南海美泰在招聘，所以自己打電話聯繫了工廠。因為工廠之前招了很多暑假工，所以現在只收正式工。

　　正式員工基本工資 1860 元/月，每天工作 8 個小時。旺季每天可以自願加 3 個小時班。加班費為平時工資的 1.5 倍，周六為雙倍加班費，每周休息壹天。

　　美泰工作人員通過微信通知面試，若當天應聘者沒有住宿可以安排臨時住宿。面試地點在位於美泰工廠左邊的招聘中心。

　　調查員到達美泰工廠的時候是中午，正值工作人員午休。壹位保安引導調查員和其它應聘者進入辦公室填表。調查員和其它幾個應聘者在招聘中心等到 13:30，壹個穿保安製服的工作人員和壹個戴吊牌的工作人員開始工作，讓應聘者交表再去裡面的壹個房間。進去後檢查是否穿長褲、不露腳趾和腳踝的鞋子和不露肩膀的衣服，如是則需馬上換掉。接下來參觀廠內環境，工作人員帶領大家逛了 5 分鐘工廠，主要是壹樓註塑二樓移印和裝配部門。

　　回到辦公室後開始面試，工作人員先介紹每個部門的職能。工廠壹共五個部門，其中四個部門正在招人，分別是手噴、裝配、移印和註塑部門。物料和列印部門目前不招人。其中移印和註塑有危險工序補助。移印部門補助最高為 350 元/月。如果想被分到移印和註塑部門，則需要另外做體檢，體檢內容包括抽血，測視力和聽力。

　　戴廠牌的工作人員會徵詢應聘者工作意向，並要他們將選擇的部門寫在申請表上。除了裝配部，其它所有部門都需要體檢。選擇部門並報名後，工人們拿著身份證到最前面辦公桌照相。人資提醒工人們第二天需帶建設銀行賬戶的複印件用於辦理工資卡。從未在建設銀行開戶的可由工廠辦理，開過的則將自己的卡帶來即可。

　　入職途徑：

　　工廠的入職途徑主要有三種:

　　1. 工廠直招：工廠通過人事部門直招和網上招聘。

　　2. 內部推薦：現職員工可以推薦新人來面試。被推薦入職的工人做滿三個月，推薦人與被推薦人雙方均可拿到 300 元人民幣的獎金。

　　3. 離職返聘：工廠聘用之前離職的員工。但返聘的工人沒有任何的優惠優待。

　　入職培訓：

　　工廠的入職培訓應該有二十四個小時，但實際上只有四個小時，其餘二十個小時的培訓時間，新進工人都在廠房工作。四小時的培訓時間裏，工人還花了兩小時簽各種文件。

　　早上工人們先到壹個教室簽到，培訓老師發給每個工人壹份員工守則，工人需要在最後壹頁簽字證明已讀過員工守則。工人們接著看了幾個有關於培訓的視頻，分別是安全，工作義務，工作環境，薪酬與福利，保密協議等內容。保密協議又分為競業禁止協議以及保密協議。工人必須在每段視頻結束後簽字。最後壹個視頻播放結束後，培訓老師講解了關於公司的待遇問題以及工廠的全勤獎政策，例如：每個月做滿 168 個小時就有 150 元人民幣的全勤獎。接下來簽訂合同，壹式兩份，工人有拿到屬於自己存底的那份。簽完合同後，老師發了壹份關於環境安全健康的試卷，結束後老師發答案讓工人自己對照改正。在試卷背後有壹個預支工資申請報告，用於預支工資吃飯。培訓結束後老師依次發放廠牌和工作製服。整個過程除去簽字大致為兩個小時。

　　下午，員工分配到各自崗位，去相應部門開始工作。培訓時間都算正常的上班打卡工時。根據調查人員的體驗，職業安全培訓以及車間級培訓的部分，並沒有講到危險源等壹系列關於生產安全的知識。另外，工廠裏每條生產線產品不同，各條生產線員工會輪換崗位，但是工人開始工作之前並沒有收到培訓或通知，不知道哪壹條生產線是危險化工品或存在危險機器。新進工人只在培訓期間看了壹個簡短的視頻介紹工作安全，甚至需要自己和工廠工作人員要勞保用具，如帽子和手套，工廠工作人員並不會主動提供這些勞保用品給工人們。

　　未成年工：

　　工廠旺季時會招收 16-18 歲的未成年工，但沒有由學校統壹組織來實習的學生工。

　　體檢：

　　工人由工廠統壹組織到工廠外的壹家醫院進行體檢，體檢內容包括抽血、測視力及聽力。

　　由於裝配部不屬於特殊部門，入職和離職都沒有體檢。

　　註塑和移印部屬於特殊部門，工人在工作期間可能會接觸到有毒物質，因此除了入職體檢外，還被要求做離職體檢。但公司表示，臨時工若要公司出離職體檢費，那麽明年暑假必須返廠做暑期工，如果自己出錢則不用。體檢是在工廠外的壹家醫院進行的。

　　體檢工人不能拿到體檢報告。

　　試用期：

　　試用期壹個月，試用期工資和正式工資壹樣，但沒有社保和住房公積金。

　　離職：

　　辭職需要提前遞交辭職單。正式工必須提前壹周交辭職報告，還在試用期的員工和學生工可以提前三天遞交辭職報告。辭職後下個月十號之前能收到工資。離職當日，工人需要先收拾行李退宿舍，再去離職辦理處交還工作服和廠牌。最後結算工資，確認無誤後可簽字離開。

　　二、勞動合同

　　正式工和暑假工都要簽訂壹年的勞動合同。兩者的試用期皆為壹個月。合同簽訂只需填寫姓名、身份證號碼、住址和最後簽名即可。

　　合同的內容包含：合同期限、工作內容與地點、工作時間與休假、勞動報酬、社會保險與福利、勞動保護、勞動條件與職業危害防護。

　　三、工作時間

　　具體時間安排:

　　天 周 月（31 天）

　　正常工作 8 小時 40 小時 176 小時

　　平時加班 3 小時 15 小時 66 小時

　　周末加班 11 小時 11 小時 44 小時

　　最長工時 約 286 小時

　　調查員在旺季入職，外加辭職的員工較多，所以每天都有加班。據老員工稱，淡季每天只需要加班兩小時且星期六不加班。每壹條生產線的生產目標不同，有的每人壹天生產 1200，1400 或1600。調查員所在裝配部門規定兩個人壹天需生產 4800，三個人 5200 壹天。註塑部門的產量目標統壹是壹人壹天 2900。部分生產線的產量目標不容易達到。如果有工人沒有達到生產目標，拉長通常會辱罵他們或者替換其它手腳比較快的工人來這個位置工作。

　　每天早上需在提前上班時間十四分鐘之內打卡，下班在規定時間後十四分鐘之內打卡，這段時間不計入工資條。如果哪天打了卡沒顯示可以聯繫拉長糾正。美泰每半個月換壹次班，每次換班在每個星期休息日之後。

　　工作時間:

　　兩班製 工作時間 休息時間 工作時間 休息時間 工作時間白班 7:00～11:007:30～11:30

　　11:00～11:40

　　11:30～12:10

　　11:40～3:10

　　12:10～3:10

　　3:10～3:30 3:30～7:00

　　3:30～7:30

　　夜班 7:00～11:00

　　7:30～11:30

　　11:00～11:40

　　11:30～12:10

　　11:40～3:10

　　12:10～3:10

　　3:10～3:30 3:30～7:00

　　3:30～7:30

　　加班 4:00～7:00

　　4:30～7:30

　　早晚班和加班各有兩個排班表，時間相差半個小時。註塑部門上班時間為早上 7：00 到晚上19:00，星期四休息。（雖然註塑部門星期天要上班，但是實際上每周只有壹天是雙倍工資。這在勞動法上是合法的，因為勞動法只規定工人每周需有壹天休假。）四、勞動報酬及福利調查期間工廠正值旺季，如果不請假、不遲到也不早退，實得工資平均為 3400-4000 元人民幣（扣除住宿，社保和個人所得稅後凈收入）其中包括普通工資 1860 元/月，以及加班費和各類補貼。加班費及各類補貼如下：

　　· 工作日加班為 1.5 倍加班工資，周六加班為 2 倍加班工資。

　　· 夜班津貼 10 元/天

　　· 夥食補貼 260 元/月（工廠會預支員工第壹個月夥食費）· 全勤獎勵 150 元/月（請事假、曠工以及病假，壹月內遲到早退三次以上，或其中任何壹次達到五分鐘，照扣該月全勤獎）· 高溫補貼 最高為 200 元/月（只有部分部門有此補貼，裝配部員工沒有，註塑部門可以領取 200 元）· 重點工站補貼 移印和註塑部門的工人有危險崗位補貼，移印部門工人最多能拿到 350 元/月。

　　不在廠裏住宿的工人沒有額外的住宿補貼。暑假工和正式工壹樣，只要工作了壹個月就會扣除457.69 元/月的社保和住房公積金。

　　工資支付方式：

　　每個月最遲十號發工資，工資發到培訓時填寫的銀行卡裏。每個月都會有工資條，顯示工資明細。

　　扣款包括住宿扣款，社保和住房公積金的扣款還有個人所得稅扣款。如果工人曠工，工廠會扣當天的工資。

　　福利：

　　社保 不管是暑假工還是正式工，只要進去有壹個月就會扣除社保，只有滿了兩個月公司才會辦理社保卡，如果只扣了壹個月社保，那麽就需要自己單獨去銀行辦理社保卡。（社保卡是可以使用各項社會服務的壹種憑證，例如，在線查詢社保支付情況，申請失業保險等。只要公民正常繳納社會保險，即使沒有社保卡，他們的權利也不會受影響。但是沒有社保卡會讓他們使用壹些社會服務的時候多壹些手續，有時候會比較麻煩。）很多暑假工都不知道還有社保卡。拉長也不會說。

　　假期工資 病假有工資，事假沒有，病假需要醫生開具證明。醫生證明需要由工廠裏或者廠外的醫生提供。醫生必須在證明上明確寫出病假時間。如果是廠外醫生開具的證明，則需加蓋至少縣級及以上醫院的公章作為批準憑據。

　　帶薪休假 喪假，婚假，病假，工傷假，產假，年休假 （具體見錶帶薪休假）法定節假日 工廠付薪帶薪休假：

　　喪假 三天

　　婚假 三天

　　計 劃 生 育 假

　　（產假）

　　通常為 98 天（產前休假 15 天），外加生育獎勵假 80 天。共為 178 天。若難產增加 30 天，多胞胎每胞加 15 天。

　　病假 工人個人工齡五年以下者：

　　本廠工作年限未滿五年，帶薪病假共計 3 個月；本廠工作五年以上，帶薪病假共計 6 個月；工人個人工齡五年以上者：

　　本廠工作年限未滿五年，帶薪病假共計 6 個月；本廠工作年限五年以上，未滿十年，帶薪病假共計 9 個月；本廠工作年限十年以上，未滿十五年，帶薪病假共計 12 個月；本廠工作年限十五年以上，未滿二十年，帶薪病假共計 18 個月；本廠工工作年限二十年以上，帶薪病假共計 24 個月。

　　工傷假 依據醫院證明時間而定

　　年休假 服務年限五年以下，40 個小時；

　　服務年限五到十年，56 個小時；

　　服務年限十到二十年，80 個小時；

　　服務年限二十年以上，120 個小時。

　　（以下員工不享受年休假：服務滿壹年未滿十年者，請病假累計兩個月以上；服務滿十年未滿二十年者，請病假累計三個月以上；服務滿二十年以上者，請病假累計四個月以上）工廠產假為 178 天。工人壹般選擇出產前壹個月開始請假，以留出時間照顧嬰兒，所以會工作到預產期前壹個月。女工可以請事假照顧孩子，但是會沒有工資。

　　福利設施：

　　電視房，免費 Wi-Fi（連上不能用），多功能廳（星期六晚上開放），圖書館，醫務室，小賣部（八點左右關門），健身房，羽毛球場（設在宿舍二樓），籃球場，足球場（沒看見過）五、食宿條件宿舍：

　　工廠給工人提供宿舍，廠區內有兩棟宿舍，另外七月份因為暑假工較多，美泰本身的宿舍已經住滿了，所以向中美玩具廠租了宿舍，有許多員工被安排到了中美廠宿舍。男工臨時宿舍是壹樓的房間，女工臨時宿舍則是在五樓和六樓空閑的床位。

　　服務年限 住宿費（元/人/月）

　　第壹年 45

　　第二年 35

　　第三年 25

　　第四年及以上 15

　　住中美廠裏有免費的往返巴士，十多分鐘能到，走路大概四五十分鐘。

　　美泰廠裏的宿舍八人壹間，沒有單獨的衛生間和淋浴間，洗漱上廁所要去樓道中間的洗漱間。基本每個宿舍都配有空調和四個風扇，還有壹個陽臺。每層樓有二十個獨立的淋浴間和廁所供大約兩百個工人使用。

　　中美廠裏的宿舍六人壹間，只有壹個風扇沒有配空調。據說等暑假工走了後會安排正式工搬回美泰廠裏的宿舍住，如果有空房的話也會讓臨時工搬回來住。

　　工人宿舍旁邊壹棟樓是職員宿舍，供拉長和主管居住。職員宿舍四人壹間，配有冰箱空調等全套設施。

　　僱員的住宿費用第壹年是 45 元/月，第二年是 35 元/月，第三年是 25 元/月，四年及以上住宿費為 15 元/月。另外每年 5 到 9 月會加收空調間宿舍的 50 元/人/月的費用。

　　食堂：

　　工人可以自行選擇在食堂用餐與否，如果在食堂吃，第壹個月預支工資 260 元作為餐補。如果在外面吃，不會收 260 元。食堂有 2 元套餐，包括三個素菜。還有麵條、湘菜和其他自選菜，壹般自選菜為 3-4 元壹盤。

　　據老員工反映，食堂衛生條件不好，曾經吃出頭髮絲、鋁絲和青蟲，碗筷也只經過很簡單的沖洗。

　　服務餐飲 服務時間

　　早餐 6:30～8:00

　　午餐 11:00～13:00

　　下午活動 15:10～15:30

　　晚餐 18:00～20:00

　　夜宵 23:00～00:30

　　星期天裝配部門基本放假，只有註塑部工作，所以星期天食堂營業的窗口會變少。

　　夜班淩晨 3:10 食堂有飲料部開放，賣麵包、雞腿、烤腸、奶茶。

　　廠門口也有各種小吃：麻辣燙、炒粉和沙縣小吃，平均七到八元。

　　六、職業安全和勞動保護

　　安全設備：

　　員工宿舍沒有急救箱，但宿舍樓下有醫療室。工廠辦公室配有急救箱。

　　勞保用品：

　　試用期間工廠會發壹件馬甲給工人，壹個月後會發製服。

　　調查員負責的崗位沒有分配到其他勞保用品，但去其它崗位支援時發現工人有帽子和手套。但因為調查員只是支援，儘管她也在做相同的工作，拉長沒有給其該有的配備；有壹次她在另外壹條線工作壹小時後，壹個線長給了她壹副手套；當她負責協助超聲波縫紉機的工位時，工廠人員也沒有提供耳塞；使用天那水的時候也沒有被提供手套和口罩。另壹個工人接替她的工位時也沒有得到勞保用品。接替調查員超聲波縫紉機工位的工人自己去問了線長要手套和口罩，他抱怨味道太重了，需要勞保用品，所以他決定自己去申請。

　　調查員在接觸天那水時沒有相關勞保用品，並且工廠未曾說明超聲波壓機器對耳朵有傷害。如果工人接觸天那水並且需要勞保用品，他們需要自己去申請。

　　環境健康安全委員會：

　　工廠未設置環境健康安全委員會。

　　工傷：

　　調查期間，調查員因為早餐吃的少所以有壹點頭暈，被扶到醫務室，醫生建議休息半天，沒有進壹步檢查。

　　七、消防安全

　　每層樓設有滅火器六個，消防拴報警器九個，緊急出口五個。

　　沒有消防演練，但壹樓有電視循環播放消防安全知識。

　　車間和宿舍的通道以及緊急出口有清晰的標識，照明充足、沒有雜物阻塞。

　　八、獎懲管理

　　工廠對考勤製度也有具體規定，員工上下班必須親自打卡，委託他人打卡或代打卡都屬於違紀行為。打卡時間為：實際上班時間前的十四分鐘內和實際下班後的十四分鐘內。違紀行為可能被工廠辭退，但是這些規定並沒有被嚴格執行。

　　如果因為公務或其他特殊原因不能正常打卡，可以聯繫主管及以上領導，由人力資源部確定，然後補卡，不然視為曠工。曠工只扣當天工資。

　　根據工廠員工守則，紀律處分具有遞進性：壹年內 2 次口頭警告升格為 1 次書面警告；壹年內 2次書面警告升格為辭退。員工壹年內受書面警告的，當年不得升職調薪。

　　關於每條拉的操作流程，每次會有專門品質檢測員來拿樣品檢查，以及隨時會有品質部門到處巡查。但是實際上有人來檢查時才會按照標準來製作，若沒人檢查就怎麽方便怎麽做。

　　九、勞工協會和投訴

　　工會：

　　工廠有工人代表，但是沒聽說有工會。員工們壹般有事直接聯繫員工服務中心。

　　員工服務中心：

　　員工服務中心位於廠門入口。員工有問題或者需要投訴，以及正式辦理離職手續都在這裡處理。

　　在調查期間，調查者沒有看見或者聽說任何工人去服務中心投訴，也沒有了解到任何處理性騷擾或性侵的特殊程序。除了在服務中心辦理辭職手續，工人還需要到工人宿舍樓壹樓的辦公室簽署書面協議。開放辦理時間是每周壹，三，五。以前員工投訴與離職辦理在同壹處，但因為離職的人太多了，怕其他員工看見也想離職，所以工廠就安排了單獨壹個房間來辦理離職。

　　投訴渠道：

　　在工人的廠牌背後和工人手冊上有壹個熱線電話號碼。雖然設置有渠道，但是受訪工人們表示只是形式。有問題都是官官相護，根本投訴不了。如果反映的是工廠想要解決的問題，就會得到很有效率的處理；如果投訴的是不想管理的問題，這個渠道就只是給員工發泄的心理安慰。例如壹個工人曾經抱怨車間太熱了，第二天車間生產線上就有車間管理人員擺上了風扇。另壹個工人抱怨了拉長的管理問題，工廠卻沒有調查，拉長也沒有受到懲罰。

　　十、其他

　　工人選擇原因：

　　美泰的工人有壹部分是本地人，為了社保才壹直留在這裡上班。其他很多外地人，多數是老鄉壹個帶壹個介紹過來。因為有內部推薦獎勵，只要被推薦人做滿三個月，雙方都會有 300 元。

　　工人滿意度：

　　部分員工抱怨，這幾年產量越來越高，而工資卻沒有上漲。當調查人員問他們想投訴什麽時，大多數員工第壹反應也是能否將產量減少。壹般旺季都會有很多新人進廠，但相對的辭職的人也比較多，辭職的原因主要是工作量太大。許多員工抱怨拉長不停催促他們工作速度加快，如果工人犯了任何錯或者工作不夠快，線長就會大罵對方，許多男員工和女員工受不了這種環境就走了。

　　受訪員工表示，這個廠不把人當人看，產量特別高。好多員工都是新員工，還不熟悉崗位就被要求有老員工壹樣的速度，達不到還會被罵。受訪者看到被罵哭的例子有不少，那些人壹般兩天後就離職了。

　　客戶訪問及審計：

　　沒有遇到客戶訪問和審計。

　　調查員日記

　　第壹天

　　負責人讓我們填了表，表格檢查完後就由負責人帶著看工廠，看完工廠就回去培訓室讓我們了解了幾個次序，問我們願意去哪兒。第壹個看的地方是移印車間，噪音特別大，裡面工作人員都有帶壹副耳機。第二個去看噴漆車間，裡面有很大壹股味道，但是帶我們的培訓老師強調是無毒的。

　　最後第三個廠年輕人多壹些，應該是組裝部門，壹條線壹般十幾個人。最後培訓老師推薦我和壹個妹子進的裝配部，我被分配的是托馬斯小火車安裝部門。

　　第二天

　　下午我被分配到裝配部門其中的小火車組裝部。我聽老員工說這個部門相對其他裝配部會更容易請假。壹般這家工廠旺季是在九月之前，九月之後屬於淡季。淡季壹般就有很多人離職去其它地方，因為淡季工廠就不會讓工人加班。這樣工人每個月只有基本的 1860 元底薪，加上扣去保險金和公積金，能拿到的工資就更少了。

　　離職的人多的另壹個原因就是產量要求壹年比壹年多，但是工資還是不漲。以前是 1680 元然後到今年漲了兩百元。但是有個獎勵金兩百元沒了，就相當於沒有扣也沒有漲壹樣。所以離職的人就變多。很多人願意忙的時候回來，不忙的時候去其它廠。

　　老員工還說那個註塑工序雖然公司強調是無毒的。但實際上有很濃的氣味，有這種氣味的其實有害。壹般懷孕的會調來我們這個部門，因為這裡就沒有氣味。

　　第四天

　　下午三點我被抽中去參加茶話會。會上都是新人，因為人事部管理想聽聽新人意見。有新人就說了部分拉長對新員工不友好，橫幅說幫助新員工結果全是欺負新員工的，以及部分拉長因為最近是旺季所以才提升上來,所以管理經驗不足等壹系列問題。人事部管理說會糾正。（後來有老員工說茶話會只是讓新人發泄壹下，並不會實際解決）。茶話會開完結束回去生產線。

　　夜班第壹天

　　今天中午休息四十分鐘和舍友回去拿東西。另壹個上白班的舍友告訴我們說她那壹條線的小姐姐被騷擾。被同壹條組裝線的兩個男員工跟蹤和拍照。本來她不知道，但是最近因為和她壹起的那個朋友是夜班，所以只剩她就壹個人在那條線。那兩個男員工就開始有偷偷拿手機拍她，她說她特別害怕。她也沒有想過去聯繫工會，因為沒有證據，怕是她自己的錯覺。

　　第八天

　　今晚是第二天夜班。今晚的工作是給昨天每個包裝好的小火車按照批數號分別裝進壹個展示盒子裏，站了壹個晚上，到下班的時候已經特別累了，比第壹天累很多。

　　至於產量指標，在這個部門有個姐姐和我說，之前她進來時兩個人產量是 3800 個，今年產量變到了兩個人 4500 個。

　　第九天

　　我今天被借調到其他的裝配部幫忙。拉長先是讓我貼貼紙。貼了大概壹分鐘後，那個男拉長走過來叫我去了另壹條拉。這條拉是專門焊電線的。拉長是個穿粉色衣服的小姐姐，她叫我去焊電線。

　　我不會，結果她就把我派到隔壁的壹條拉。這條拉上都沒有什麽員工，是專門組裝壹個球。步驟是先把壹半的四個點粘上天那水，然後和另壹半組裝在壹起，然後壓壹下再貼上貼紙就算完成。

　　天那水其實是不能直接接觸皮膚的，但是拉長並沒有給我什麽防護措施。天那水粘在手上了過幾秒就會幹但是會有很大壹股味道。

　　最後壹天

　　旁邊淑姐和福哥聽見我要辭職，就過來問我為什麽。我說太累了。福哥說，和我壹起到部門的那個男生也要辭職了，也是十九號。我問福哥他為什麽要辭職，福哥說他天天晚上都被外面的拉長罵，不是做的太慢就是做不好，然後就生氣了。福哥還說美泰的管理人員完全是在逼著人走，剛剛去的新員工怎麽可能跟上老員工的速度。

　　淑姐說現在之所以產量那麽大因為希望把十月份之後的訂單做完，那樣才能讓之後的周末不加班了。之後淡季只有星期壹到星期五每天加班兩個小時，如果不加班兩個小時，工廠走的人更多。

　　工人故事

　　張小姐

　　面試那天認識了二十歲的張小姐，她是來當暑假工的，因為她同學在這個廠工作所以她也進來了。

　　第二天培訓的時候，本來廠裏是不招暑假工了，但是因為廠忘了給她發消息通知她不來，所以最後協商了壹下還是給她辦理了入職。她每年都在其他廠當暑假工，然後工作到哪兒就玩到哪兒。

　　羅小姐

　　也是壹個暑假工，和我壹個寢室的，她已經來壹個多月了，但是因為之前有點事請了幾天假所以那個月就沒有全勤獎。

　　她是註塑部門的，她們部門男女比例壹般三比七，其中很多都是結了婚的大姐，年輕人很少。她們部門調機員基本都是男生做，但是有什麽問題大姐問他們他們不回回答，年輕女生問他們才會理，調機員通常負責維修機臺。

　　她和我說這個廠的男生特別多，只要是妹子就會被很多人找聊天，因為她經常被找，但她似乎沒

　　有覺得困擾。

　　她的每日目標產量是 2900，但是因為她是新進工人所以每天壹般只能做 2400-2500。她說如果是老員工的話都會很認真的坐滿產量，因為怕被組長罵，大部分會罵人的組長都是女性組長。壹般來說，年輕的組長較年長的組長罵人少。

　　羅小姐準備做到十六號就不做了，她說上夜班太累了，而且她十九號就要回家拿畢業檔案。

　　福大叔

　　福大叔是和我壹個部門的壹位大叔。我們部門是組裝小火車的，每條線只有三個人。壹個人負責組裝輪子底板和車板，還有壹個人負責把頭按在組裝好的車板上，最後壹個人負責打螺絲。福大叔說他已經來這個工廠三年了。他剛剛來的時候，工資只有 1680 元，到現在漲了兩百塊，但是之前有壹個獎給取消了也是兩百塊，所以工資沒有變。但是這三年來，每年的生產產量都在漲。

　　我問他如果工會讓他去提意見他會提什麽。他就說，希望產量可以少點。他說人資有時會安排壹些茶話會的活動，但從來不會讓老員工參加，因為老員工通常有比較多的問題和抱怨。但因為茶話會佔用休息時間，所以儘管老員工不能參加，還是沒有人會用自己的休息時間去投訴。

　　福說我們這個部門算是比較輕鬆的，部門規格比較小，但是卻有兩個拉長壹個主管，所以算是獨立的壹個部門。壹般主管的工資有壹萬多，我問他他怎麽知道的。他說他有個朋友的老公就是當主管的，所以四捨五入的也就知道壹點。

　　福哥還說過關於註塑部門其實呆久了對身體有害。有毒材料容易讓女人子宮受損。

　　麗小妹

　　她是我們宿舍的壹個小妹妹，也暑假工的。今年 6 月 20 日進廠到現在已經做了接近兩個月了。

　　我聽她說，有些女性幹部特別兇，罵哭過小姑娘。

　　她說壹般男員工都會做物料員，因為物料員會去庫房拉很多貨，都非常重，女員工是做不動的。

　　她有壹次被分配到男員工做的體力活，結果也差點哭。那次她是打包裝，需要把壹個盒子安好然後把東西放進去然後貼膠布，結果做完後她手都打出水泡腫了。

　　她媽媽已經在這個廠工作了十多年，成為工廠幹部。她媽媽說註塑部有很重的味道，身體不舒服，所以去醫院檢查，可是並沒有檢查出來任何異樣。醫生讓她換個工作環境，結果她換了崗位後，身體就好了。

　　我認識她的這段時間，她都抱怨壹直工廠裏有個叔叔騷擾她，想約她出去吃晚飯。她只向其它工人抱怨過這件事，沒有向工廠幹部投訴，也沒有想過向服務中心投訴。

　　宿舍大姐

　　來了接近壹個月了，她說她準備把今年做完再走。因為之前她夜班我白班所以接觸比較少，今天夜班所以白天就閑聊了幾句。她說她老公可能壹個月之後就來這邊找她，她準備去外面租房住。

　　她有兩個孩子，在家裡都是父母在幫忙照顧，因為她和丈夫必須外出工作養家，沒有足夠的時間照顧孩子。

　　她覺得她們拉長都不罵男生（大部分拉長都是女性），即使男生速度慢或產量低也不罵。她說她們拉長之前還罵哭過女員工，結果那個女員工做了兩天就離職了。

　　大姐說這個裡面很多機器和物料員本來應該男的做，但很多讓女的來做，有點不公平。因為物料員通常需要拿很重的貨物，工作量也比較大，所以很多女工認為應該由男性來當物料員。

　　老鄉阿姨

　　老鄉阿姨來美泰十七年了，還有壹個多月就退休了。她準備下個月把她的年假全部休完，向她這樣的資深員工每年都有 48 小時的帶薪休假，她跟我說，她每次請年假都是只請早上幾個小時而不是請壹整天，如果壹次請壹天，同壹天還得回來加班三個小時。如果不回來加班，工人將不會拿到任何的補償金，即使工人是請了自己的帶薪休假。所以她都只請假幾個小時，晚上還可以繼續加班，賺 1.5 倍的加班費，比請壹天假劃算很多。壹次休壹天的都是本地人。之前有個阿姨發了工資發現休了年假之後工資少了點，然後問福哥，福哥說是因為她雖然休的是年假但是壹天假期也只有八個小時，還有三個小時的加班沒來，肯定沒有加班工資。

　　她有個女兒是她媽媽幫忙照顧大的，所以和她不親。

　　她說她之前在電子廠、鞋廠、五金廠都做過，她覺得電子廠是最乾淨的，而五金廠是最髒的，因為她負責疏通管道。她說這個廠裏很大壹部分人都是來混保險的都是本地人多壹些，但是那些本地人特別看不起外地人。

　　她來這個廠做了兩年多迷妳托馬斯部門，六年多註塑，六年多品控部，還有三年左右是剛剛進來那會那時廠裏還是做鋼製玩具。她說這個廠裏很多事情都不公平的，因為壹般拉長都是物料員提上去，那些物料員沒事就會給拉長買壹大堆東西。我問她這個員工服務中心有什麽用嗎，她說那基本上都是做樣子的，這邊員工有什麽想說了基本都會憋著，也不想去哪裡找事。

　　媛

　　媛也是暑假工，她和小麗壹起到的工廠。她現在的生產線上包括她只有兩名女工，其他都是男工。

　　她說也有壹個叔叔經常騷擾她，每到休息時間就會過來找她。她很害怕，也不敢在休息的時候呆在自己的工位上，所以總是來找我聊天。

　　她們拉壹般任務是 1400。如果她做的快的話，每天六點半能結束下班。做的慢的話，七點鐘才能結束下班。

　　東莞永輝輕膠調查報告

　　公司簡介

　　東莞永輝輕膠製品有限公司成立於 1989 年，隸屬的香港永豐出品有限公司。東莞永輝輕膠製品有限公司現有員工 200-300 名，位於中國廣東省東莞市清溪土橋村金橋工業區興業二街 1 號，公司廠區佔地面積兩萬多平方米。 工廠的主要經營範圍為 EVA 玩具、禮品、文具、幼教器材、工藝品、鞋以及箱包等產品。 產品主要出口到美國、日本、東歐等國家及地區。

　　工廠基本信息32

　　工廠全名：東莞永輝輕膠製品有限公司

　　地址：中國廣東省東莞市清溪土橋村金橋工業區興業二街 1 號工人人數：約為兩百到三百人 （正式工：20%；臨時工：80%）主要產品：EVA 玩具、禮品、文具、幼教器材、工藝品、鞋以及箱包主要客戶：樂高，樂高樂園，迪士尼33工廠工人男女比例：6：4 （裝配部基本均為女性）工廠主管男女比例：未知受訪人數：十人

　　受訪者男女比例：1：9

　　訪談形式：面談，微信（受訪者所在部門： 生產部、絲印部）工人平均年齡：未知正在加工的樂高樂園盾牌

　　壹、 入職及離職

　　入職政策

　　招工要求：

　　工廠招正式工和臨時工。無地區、民族、宗教、性別上的歧視。只要符合法定務工年齡， 十八周歲以上，就可以入職。最高入職年齡無硬性規定，現在職工人中最高年齡為 50 歲。入職面試時，求職者需要持身份證原件及複印件和壹寸彩照兩張。面試不需要交任何押金，也不會被扣押證件。

　　求職者可自行選擇成為臨時工或正式工。但是工廠的人事在面試時會鼓勵求職者應聘正式工。

　　招聘程序：

　　臨時工和正式工的面試程序壹樣。將行李寄存在保安室後，由主管帶去人事部。人事會首先要求求職者填寫入職申請表，其中包含學歷信息，住址電話等。人事根據相關資歷分配崗位。人事部要求員工看過入職須知和壹份自擬的勞動保護條例後並簽字蓋手印。其中勞動條例主要解釋了壹周有壹天休息的規定。期間，人事沒有提及入職培訓內容，只是講解了入職須知表，並再次確認入職申請的內容。講解並簽字結束後，工作人員要求求職者上交身份證複印件以及彩照。到此面試結束，就算正式入職。工作人員安排新員工去保安室領取宿舍鑰匙，入住工廠的宿舍。

　　入職途徑：

　　工廠的入職途徑主要有兩種。1. 工廠通過各類網上招聘平臺發布招聘信息來直接招聘員工。2. 工廠通過中介公司來招聘正式工和臨時工。

　　入職培訓：

　　工廠沒有對新員工進行入職培訓。唯壹和培訓相關的內容是面試時介紹的入職須知表。面試時候，工作人員會解釋入職須知表裡的內容，比如，晚上十二點之後嚴禁進出工廠；工廠裏嚴禁吸煙，吸煙要去吸煙區；工資在每個月二十八號左右以現金髮放；上下班打卡應當在正式時間的十四分鐘之內等等。

　　試用期：

　　試用期為壹個月。

　　崗位分配：

　　工人不能選擇在哪個部門工作。壹共有 5 個部門：生產部，製造部，絲印部，噴油部，轉印部。

　　另外還有品質管控，不單獨設部。幾個部門中，裝配屬於生產部；製造部是製造材料然後由生產部組裝包裝；絲印部使用絲網印刷技術，要接觸 EV 塑料；噴油部主要負責表面上色塗裝；轉印也是壹種印刷工藝；品管負責定時取樣品送檢。 工人會被安排到缺人的部門。絲印要求有工作經驗。工廠也會根據工作崗位所需的體力來分配男女員工。壹般女員工會被安排進需要較少體力勞動的生產部，而男員工則會被安排去體力需求較大的崗位，比如製造部，因為需要操作機器。

　　未成年工：

　　根據調查人員觀察，未發現工廠使用學生工。

　　體檢：

　　工廠沒有對任何部門的任何員工進行體檢。

　　離職：

　　根據工廠自擬的勞動保護單，如果是工廠直招工人，只有月中和月末才能辦理離職。正式工需要提前壹個月報告申請離職。工作未滿壹個月的臨時工，報告離職後十五天後才能離職。中介帶來的臨時工提前壹天申請，第二天就可以離職。

　　若是離職時沒有提交離職申請報告，工廠就會定義該員工為自離。自離的員工就拿不到當月工資。

　　二 、勞動合同

　　簽署過程：

　　工廠不會在工人壹入職時就和工人簽訂合同，而是等工人工作了半個月或壹個月後才簽訂勞動合同。工廠與正式工或臨時工會簽署同樣的勞動合同，也會拿到副本。調查員離職時，仍未和工廠簽訂勞動合同。

　　合同內容：

　　勞動合同就是廣州勞動合同。

　　三、 工作時間

　　工廠實行五天八小時工作製，八小時工作皆是白班。旺季期間（8 月之後），周壹至周五每天加班 3 小時，周六加班壹天，周日休息。調查人員進廠期間正好碰到旺季，工廠在趕單，所以周日休壹天也被取消，用來加班完成訂單。工人們最長連續上班十壹天無休。每日正常工作時間為 8小時，外加 3.5 小時加班時間，共為 11.5 小時。生產部工人旺季這段時間每天的生產指標為4000 件，壹般情況下晚上八點半可以能完成當天的產量，其它時間壹般沒有指標。如果提前完成任務可以提前下班，等到指定的下班時間再回打卡下班。工資也是按照三點五個小時算的。

　　每天早上八點上班，七點四十六到七點五十九可以打卡，上午工作四個小時，到中午十二點下班。

　　中午吃飯和休息時間是 1.5 小時。下午壹點半到五點半上班。晚上若有加班，加班時間為六點半到晚上十點。如果沒有打卡應該要扣工資。若有工人忘記打卡，可以找組長解釋。

　　工廠裏除了絲印部門有夜班外，其他的部門都沒有夜班。夜班補貼為 13 元/晚，加上壹碗泡麵。

　　夜班正常上下班時間是晚上八點到早上八點。

　　正式工 正常工作 加班

　　每天 8 小時 3.5 小時

　　每周 5 天 1 天（周六）

　　每月 22 天 最長加班時間為 126.5 小時

　　工資 1720 元/月 周壹到周末加班 1.5 倍，周六或周末加班 2 倍臨時工 正常工作 加班每天 8 小時 3.5 小時

　　每周 5 天 1 天

　　每月 22 天 最長時間 126.5 小時

　　工資 13 元，13.5 元，14 元，14.5 元/小時 沒有加班補貼按小時算淡季期間，工人可以不加班。若不想加班，需要每日下午 3：30 之前和自己所在的組的組長說明情況。旺季期間，工人必須加班。調查人員聽到某車間的組長說「除非起不來了，不然都不準請假。」上班時間

　　上午 8：00-12：00

　　午餐休息 12：00-1：30

　　下午 1：30-5：30

　　（加班） 6：30-10：00

　　四、 勞動報酬與員工福利

　　工資：

　　正式工工資分為底薪和加班費。每月底薪為 1720 元。加班費是按工時計算，壹般工作日內加班為 1.5 倍工資，周末加班為 2 倍工資。正式工除了底薪和加班費以外，還可以領取 150 元/月的職位補貼，職位補貼依據崗位不同而浮動，裝配職位補貼最低。

　　臨時工工資也分為底薪和加班費。不同的是，臨時工按進廠時間不同，每小時的工資也不同。壹般分為 13 元/時，13.5 元/時，14 元/時，和 14.5 元/時。每個部門每批進來的臨時工工資都不壹樣，所以在入職須知最下面有寫嚴禁工人討論薪資。此外，臨時工不會享受 1.5 倍或 2 倍的加班工資，也沒有職位補貼。臨時工加班統壹按照每小時工資計算。

　　旺季期間，正式工實領工資（不包括社保）可以領到 3500 元左右每月。臨時工的實領工資（不包括社保）可以拿到 4000 元以上。臨時工工資較高是因為他們以小時計薪，而正式工是基本薪資外加加班費。此外，工廠工資壹律以現金支付，每月的 28 號工廠會發放工資。聽工人說這樣可以不扣個人所得稅。工人需要當面領取，再去銀行存錢進賬戶。

　　休假：

　　正式工有帶薪年假和產假。臨時工若做滿兩年後有四天的帶薪年假。

　　若是員工放棄休年假，可以領取相當於 4 天的工資作為獎勵。

　　社保：

　　社保 假期工資 帶薪休假 法定節

　　假日

　　正式工 無論本省外省工人均可購買社保，但是需要自己去和人事部說明，工人可以自己選擇是否購買。

　　社保按照廣州市最低要求購買。每月工人繳納

　　306 元，公司幫忙交 600 多元。但是第壹個月屬於試用期沒有社保。而特殊部門必須要買社保，比如壹樓開機製造部。公司還會單獨給每個員工購買壹份十幾塊的商業保險，不需要員工自己出錢。員工需自行辦理社保卡。

　　病假和工

　　傷假工資

　　不明

　　帶薪年假產

　　假

　　工廠付

　　薪

　　臨時工 沒有社保，也沒有商業保險 沒有 滿兩年有四天年假。不想休假按照

　　正常上班則

　　正常付薪。

　　沒有薪

　　資

　　沒有住房公積金。

　　福利設施：

　　工廠裏沒有任何福利設施。只有壹處吸煙區提供給需要吸煙的員工。

　　五、 食宿條件

　　工廠提供宿舍，不加收任何費用。但住宿條件很差。普通宿舍壹般 3-4 人壹間。宿舍內白天不允許開燈。樓道內有熱水間，並且熱水只有固定時間段才提供。（早上 7：00~8：00，下午 5：

　　30~6：30，晚上 8：30~12：00）洗澡需要帶桶到走廊兩頭提熱水回衛生間洗澡。

　　男女員工住同壹棟宿舍樓的左右兩邊，分別使用不同樓梯，每層樓中間用鐵門隔開。女員工宿舍走廊兩邊各壹間夫妻房。夫妻房公用壹個衛生間，只有這裡的衛生間有花灑。宿舍區域裏二三樓有監控器，四樓無監控器。

　　調查員住的宿舍有天晚上暴雨，洗漱間門被吹倒了。宿舍職員告知需要打報告寫申請才可以修門衛生間的門也是壞的，有的宿舍上衛生間要把門整個搬起來。調查人員發現寢室內有臭蟲，工人經常會被蟲子咬的滿身是包。如果員工選擇不住宿舍，在外面租房子沒有補貼。宿舍樓有 WiFi但是連接進去也是用不了。

　　工人可以在食堂用餐。每個月會有 26 天的餐錢補貼。每天補貼 14 元夥食費（早餐 2 元；午餐 6元；晚餐 6 元）。如果當月額度沒有用完，月底會清空。食堂做什麽，就只能吃什麽。早上壹般是麵食。六元的飯壹般是兩個小份肉菜和壹素，七元的餐大小份肉菜壹素。食堂晚上不開門，但工廠大門晚上 12 點後會關，夜班工人也不能出廠了。所以夜班會補貼壹盒方便麵。

　　如果不想再食堂吃飯可以去零食窗口買零食，方便麵和飲料。員工食堂的餐具以及洗潔精需要自備。餐廳裏還有壹個專門放碗的架子。刷卡每天最高額度是五十元，早飯以 10 元為上限。中飯和晚飯都是 20 元，超過這個數字今天就不能再刷。只要過了飯點，食堂下班就不能買零食了。

　　食堂的零食普遍比工廠外要貴壹些。如方便麵在廠裏賣 4.5 元，外面小賣部的是 4 元。

　　工廠外面走五分鐘會有壹個市場。市場裏有些賣夜宵賣飯的攤販和商店。

　　六 、職業安全和勞動保護

　　工廠裏沒有環境健康安全委員會。臨時工和正式工上崗前都沒有經過崗位培訓和環境健康安全培訓。廠房有急救箱，但是員工宿舍的急救箱是空的。

　　調查員上班期間，有人手被卷進機器，流了血，聽那位員工說當時工作人員有準備帶她去打針但是她怕疼就沒去，然後第二天就調離了那個職位。

　　工廠裡面說不允許穿著拖鞋上班，但是實際上是沒有人管的。三樓用了天那水以及其它化學用品所以有很刺鼻的味道，工廠每天會提供口罩，但是需要員工自己去拿。但就算工人帶上口罩也還是能聞到刺鼻的氣味的。

　　工廠有提醒帶防護用具標識，但是沒看見過工廠發口罩外的防護用具。除口罩外沒有其他護具。

　　廁所門口有洗眼器，但已經壞掉了，目前工人用它來洗手。

　　七、 消防

　　每層樓都有消防用具和滅火器，但是檢驗時間標籤都被撕掉了，外面也都是灰塵。調查人員發現有些滅火器是 2013 年檢驗的，有些時間甚至更久。

　　宿舍每層樓有緊急逃生標誌。

　　工廠裏的滅火器裝置和宿舍壹樣，很舊，標籤很多被撕掉了。工廠裏也沒有舉行過消防演習。

　　八 、獎懲管理

　　工廠裏沒有特殊的獎懲管理製度。工廠裏禁止吸煙。晚上十二點不能進出廠門。不打卡算曠工壹天，扣當天的工資。

　　九、 勞動協會和投訴

　　工廠內沒有設置工會。工人們若有問題，沒有任何投訴渠道。投訴或抱怨會被視作不適應工作，組長以此勸退工人。

　　十、 其它

　　很多工人選擇永輝工廠的主要原因是除了絲印部，基本沒有夜班。除了趕貨期間，其他時間工廠不算很忙也沒有壓力。工廠管理不是很嚴苛，上班時間上廁所喝水都比較隨便。進出車間不需要打卡，進出廠門也不需要刷卡和檢查隨身物品。但是上班期間出廠必須由組長開具放行條或者請假條，不然不允許出廠。

　　調查人員日記

　　2019.第壹天

　　今天和我壹起進廠的有十幾人來，管理人員讓告訴包工頭讓工人不慌簽合同，試試能不能做。我問管理人員明天是不是有培訓，他叫我明天早上七點五十五到辦公室弄指紋，這邊打卡是提前十四分鐘之內都可以比如說八點上班，七點四十六到八點之前是可以打卡有效的。然後給我安排了宿舍。然後進了宿舍，七張床位但是只有四個人住很簡陋，地上是水泥地坑坑窪窪的，只有兩個風扇，插頭也只有兩個，每個宿舍有壹個廁所和洗漱池，要洗澡要在時間內去樓梯口接熱水到衛生間裏洗，同宿舍阿姨說四樓還有很多空的宿舍應該人少沒人住。

　　旁邊宿舍的阿姨洗完頭髮就在門口吹頭髮，她說這裡有幾個部門絲印部，裝配部，噴油部，還有幾個她也不是很清楚，絲印部在忙的時候會趕班就是加夜班，她說裝配部好些，沒有那麽重的味道，絲印特別臭，還有個部門噪音很大，應該是製造部。但是裝配部也有用難聞氣味的材料的時候，比如壹種叫多正噴膠的膠水。

　　2019.第三天

　　中午吃飯，聽對面的姐說因為食堂吃飯時間人多要分成兩個班吃飯。

　　吃完飯基本上還有四十多的時間，聽工人說 ，207 的宿舍是最壞的，四樓有很多空房間但是沒有攝像頭，樓道盡頭的兩邊是夫妻房，兩個房間共享壹個洗手間，攝像頭只有二樓和三樓才有，三樓有個房間修好了但是不讓人住，現在的 207 衛生間也就是洗澡的地方的門是壞掉的，每次洗澡得先把門搬出來，門很重。後來找了保安保安說換門需要打申請報告，要找人事部。

　　我那天下去看公告，本來以為中秋節放三天，結果工人告訴我這個月在追產量，所以只會放中秋壹天的假。（下面公告說的是十三號星期六上班提到了八號星期天來上）意思就是工人們從二號壹直要上到十二號，然後休壹天假又是連續六天（不知道下個星期會不會有星期天休息）當時進去說的是每個星期固定有壹天休息的。這個廠沒有離職返聘優惠也沒有內部推薦獎，而且所有的職業都沒有體檢。而且臨時工加班費是沒有幾倍的，還是正常的是多少壹個小時就是多少，只有正式員工才有。

　　在公司裏不許討論每個人的工資是多少，但是如果每個月壹直加班，那麽正式工扣完社保能拿到三千二左右，而臨時工沒有買社保可以拿四千以上，所以大部分人都願意做臨時工，然後等旺季過了再去其他廠。 臨時工每小時的的工資的是不變的，加班費也是按正常小時工資支付。

　　壹個女工說她們選擇在這裡上班主要是沒有夜班，而且不會催產量比較簡單所以願意在這兒上班。

　　2019.第四天

　　晚上在小窗口刷的方便麵，熱水在保安室旁邊有，宿舍的阿姨說，她們絲印部有夜班，夜班補貼是十三元壹晚上，而且發壹桶方便麵，但是都很少有人願意上，覺得累。

　　夜班正常上下班時間是晚上八點到早上八點。

　　我說我晚上想出去洗個頭，這邊沒有淋浴怕洗不乾淨。然後英告訴我說兩個夫妻房中間衛生間有沐。我去看了下沒看見。她說二樓左邊夫妻房有壹個房間住了壹個叔叔，可以去洗。我問她這棟樓有男職工住嗎？她說壹般男職工都是夫妻房，我們宿舍有壹棟，左邊是男職工，右邊女職工，每層中間有個鐵門隔著，但是女生這邊每壹層都會有夫妻房四樓也有，所以晚上有男職工上樓。

　　很多時候有些阿姨的老公也會來宿舍找人，他們沒有住夫妻房。晚上經常有男工上樓，很不方便。

　　2019.第五天

　　早上壹進去就開了壹個早會，主管說不管做幾天走，反正在這裡做壹天就好好做，只要每天產量夠了就可以下班，不夠他就陪著呆到十點，這兩個月是特殊時期，這批貨要在十月十多號之前出。

　　這兩個月要忙著趕貨，如果有不想加班的員工他不需要，如果要請假頭天下午三點半之前和組長說加班也是，三點半後說就是曠工。

　　工友故事

　　阿姨 1

　　和我同壹天來這個廠的，她說她侄子在這個廠裏就壹起過來了，之前在汕頭那邊的工廠做過，但是很累也只能拿四千多，這邊也能拿四千多會輕鬆壹些。她有兩個孩子大兒子十八歲在讀高二，小的那個女兒才十壹歲，是她姐姐在她家裡帶孩子。她老公也在外面打工，因為他老公那兒太累了所以她沒有壹起。

　　阿姨 2

　　在這裡做了三年了，是絲印部，他老公也是在外地工廠上班不想在這邊，她女兒都 23 歲了也是沒有讀大學就直接工作，現在已經不需要她管了。阿姨最近是上的夜班，每天晚上八點上班，她說絲印部味道其實特別不好，而且很多人都不願意上夜班就算有補貼也不願意，她也沒有聽說過這個廠有什麽投訴渠道，也沒有工會。

　　阿姨 3

　　和我是老鄉，她來這個廠已經兩個月了。我壹去的時候她就和我說這邊這個味道特別難聞聞久了會長痘還容易不孕不育。她有壹個兒子在上大學，她老公也沒和她壹起在外地打工。

　　阿姨 4

　　和我壹起去辭工，也是才來幾天的，但是她是中介介紹過來的，她說她老公來找她了，但是這個工廠不收男員工所以就準備搬出去。

　　英

　　她也是臨時工，來這個廠不到壹年。我問她會不會壹直呆下去，她說不會。她比我大兩歲，和我說這個廠裡面關係特別亂很多人都有情人。廠房壹共有兩棟，我們現在是在左邊那壹棟的三樓。

　　英說，因為這邊生產的樂高的玩具檢驗標準更高，所以用的膠水以及設施都會比對面二樓的好。

　　英還有個弟弟經常問她要錢，她父母也沒怎麽管她了。

　　波波

　　再來這個工廠之前去過很多工廠，已經工作十年了但是這個工廠沒有夜班相對輕鬆壹些就壹直呆在這個工廠。她有兩個孩子但是都是她媽媽在幫忙帶，這次中秋節還請了幾天假回家。

　　波波來這個工廠來了兩年了，第壹次進來是去年，十個人裡面就她壹個正式工。當時還沒有工作她就準備去轉臨時的，但是工廠都不同意。當時正式工還得交壹百元夥食補貼。然後過年的時候她就辭職回家今年又進來的這個廠然後是臨時工。在去年正式工的時候她不扣社保有個月壹直加班拿到了三千六，那是最多的壹次。然後現在臨時工可以拿四千以上。波波說這個部門這邊味道特別重，但是偶爾聞壹兩個月是沒有問題的。波波是在外面租房住，晚上下班回家那壹條路其實沒有燈特別黑，但是她說她已經習慣了。

　　東莞盈峰塑膠電子製品有限公司調查報告

　　公司簡介

　　東莞盈峰塑膠電子製品有限公司成立於 2012 年，位於東莞市虎門鎮龍眼工業區東十路，法定代表人為張賽娥。是華盛玩具集團眾多生產基地之壹，華盛集團是大型港資企業，新加坡上市公司，隸屬於香港南華集團旗下公司。華盛集團在香港以及中國南部有七家工廠，壹家研發中心以及壹家造模工廠，擁有超過 3000 多名員工，以生產塑膠、電子、布絨和機械玩具產品及禮品為主，產品主要銷往日本，美國。

　　公司基本情況

　　工廠全名：東莞盈峰塑膠電子製品有限公司

　　地址：東莞市虎門鎮龍眼工業區東十路

　　工人人數：3000

　　主要產品：塑膠、電子、布絨和機械玩具產品及禮品主 要 客 戶 ： 孩 之 寶 （ Plumber Pants, Power Rangers, Toilet Trouble, Transformers,Pocupine Pop, Nerf), MGA Entertainment (L.O.L! and Poopsie Slime Surprise), InspirationWorks, Melissa & Doug工廠工人男女比例：1:1

　　工廠主管男女比例：6:4

　　受訪人數：20

　　受訪者男女比例：7:3

　　訪談形式：面談

　　工人平均年齡：30 歲

　　壹、入職及離職

　　入職政策

　　招工要求：

　　工廠招聘正式工和臨時工。對正式工的年齡要求是 24-52 歲，而臨時工的最低年齡的要求是 18歲。根據工廠張貼的招聘海報，招工並無無地區、民族、宗教、性別上的限製。面試者前來面試時，需要攜帶本人身份證以及身份證複印件。裝配車間招人幾乎沒有要求，任何願意做的人都可以進來。因為註塑和噴油部門可能有其他要求，工廠會派專人面試。

　　招聘程序：

　　面試：不管是正式工還是臨時工，裝配部工人都基本沒有面試。招聘時只是問年齡多大，然後讓填寫入職申請表，沒有其他問題。只有裝配部招臨時工。對於其他崗位的工人，招聘要求不同，比如噴油工人，會有相對應部門的人員來面試。

　　筆試：面試者需要接受筆試。然而筆試相當沒意義，面試者只需將人事部員工報出的答案寫在試卷上即可。

　　辦理入職手續：第二天早上 9 點，正式工開始辦入職手續。新工人按照人事念的內容來填寫勞動合同、聲明書和其他表單。人事對合同內容沒有任何解釋，只是讓新員工自己看。填寫完所有表單之後，新員工被安排拍照做廠牌，以及進行接受簡單培訓。

　　臨時工辦理入職手續的時間是下午兩點，按照人事念的內容填寫合同、聲明書和各類表單。表單和合約都是和盈峰廠簽而不是和中介簽定的。工資和正式工壹樣，底薪 1720 元，正常班工資9.89 元/小時，平時加班 1.5 倍工資（14.83 元/小時），周末加班雙倍工資（19.78 元/小時)。

　　臨時工要在入職申報聲明上註明「勞務公司沒有要求做多久才可以離職」、「在入職本公司之前，勞務公司已確認臨時工和正式工同工同酬」。這些明顯違背事實。

　　調查員向勞務公司駐廠人員咨詢工資條款時，得到回復以私下口頭協議為準，合同只是形式。而調查員徵詢廠裏的臨時工時，工人們表示按照 15 元/小時或者 16 元/小時發放。

　　除此之外，臨時工沒有跟派遣公司簽訂任何協議。

　　入職途徑：

　　應聘者可以通過工廠的直接招聘入職或通過派遣公司的面試入職。

　　工廠會在廠門口設招聘點直接招聘正式工。旺季時除了周日基本每天都在招，淡季時不清楚是否招工。招工地點在工廠正門左側，立有壹個小棚，有桌子和長椅。調查人員應聘了正式工。

　　而派遣公司則會通過在各地的分支機構來招聘臨時工。臨時工入職時在壹張小紙條上要填寫所屬派遣公司，派遣工職員會告訴新員工他們派遣公司的名字。

　　工廠大部分工人由各家中介和三家派遣公司招聘，稱為臨時工。由中介招收的臨時工也會掛在某個派遣公司名下。臨時工和正式工的比例約為 7:3。臨時工 7 月份工資是 14 元/小時，8 月上漲到 15 元/小時或者 16 元/小時。

　　崗位分配：

　　調查員被分派到裝配部門。正式工若滿足其他部門要求，也可以申請去其他部門，但要接受其他崗位的面試。由派遣公司招募的臨時工只能去裝配部。

　　裝配部負責把其他部門生產好的零部件組裝成產品並包裝起來，屬於生產過程的尾段。穿橙色廠服的工人都是裝配部的。據觀察，裝配工大概占工人總數的 85%以上，具體人數不明。

　　未成年工：

　　工廠不收未成年工(16 歲以上 18 歲未滿)。但有學生工。

　　體檢：

　　調查員所屬的裝配部不需做入職體檢，註塑部的人員也無需體檢。噴油部門則需要在面試時體檢，體檢費由工廠負責。入職後，噴油部還會每月對員工進行壹次體檢，體檢費同樣由工廠負責。具體體檢流程不明。此外調查員沒有遇到其它需要做體檢的員工。

　　入職培訓：

　　根據調查人員親身經歷，新員工進廠僅需簽署壹系列表格。人事讓工人簽保密協議、員工確認表、背景調查表、員工手冊等。由於員工手冊第 18 章節記錄了廠規廠紀，是獎懲依據，所以人事也讓新員工在那壹張上面簽字，表示新員工知曉並同意這些廠規廠紀。在新員工入職培訓時間裏，人事要求工人按她念的內容去填寫入職培訓試卷。

　　事實上，培訓中對於新入職員工應該知道的工資組成、安全教育、職業安全防護等等都沒做介紹。

　　人事只是在給工人拍辦理廠牌所需的照片之後提到了進廠註意事項。事項包括：第二天早上 7：

　　50 廠門口集合、不能穿拖鞋上班、不能帶玻璃水杯、遲到早退請假均扣 100 元全勤獎、準備建設銀行卡複印件交給文員、食堂吃飯需要充現金、至少要幹壹個月、離職需提前壹周申請等。這位人事語速很快，介紹這些不超過十分鐘。填完所有的文件加上人事對新員工宣導，整個流程下來平均 15 分鐘左右。

　　進入車間以後，車間領導還會有 10 分鐘左右的介紹，例如請假流程等。分配到崗位後會有人指導操作流程。

　　整個入職過程持續了 1 小時 20 分，培訓時間不計入工時。培訓最後，要在工廠內住宿的就留下來分宿舍，不住宿的就可以回自己的租屋處。

　　第二天早上，新員工在工廠門口集合，排隊領廠牌，在新入職員工培訓記錄表上面簽名，之後錄入人臉數據。文員告知了新員工壹些車間規矩，發放防頭髮掉落的帽子，接著讓新員工在《有害物質 RoHS 培訓表》上籤名。但是新員工並沒有受到入職培訓和有害物質 RoHS 培訓。

　　試用期：

　　員工的試用期為三個月。通過三個月試用期後，員工可以轉正。試用期期間工資與正式工相同。

　　離職：

　　勞動合同上寫明，工人在試用期內離職，要提前三天遞交申請。這和人事跟調查員說的不壹樣，人事告訴調查人員，實際操作中，工人試用期內離職要提前壹周申請。合同期內離職則要提前壹個月申請。

　　臨時工要遵循和所在的派遣公司的約定，通常至少需要幹滿壹個月才能申請離職。臨時工不滿壹個月辭職，其組長或線長不會批準。除非確實有緊急情況才可以提出離職。自離沒有當月工資。

　　辦理離職時，工人要先在人事部通知的時間地點核對工時，辦理離職手續。第二天退宿，簽工資單，然後當天發工資。臨時工工資也是當天拿到。工資分兩部分，壹部分是和正式工壹樣，由廠裏發放；另壹部分是補差價，由派遣公司的駐廠人員發放。

　　二、勞動合同

　　簽署過程：

　　工廠和工人在入職時簽訂勞動合同。人事給員工發壹式兩份的勞動合同，讓員工填寫個人信息並簽名，對合同中的內容無任何講解。員工對自己的權利和福利都壹無所知。人事要求合約生效日期寫第二天的日期。簽完這些文件之後，人事給每個人拍照用來製作廠牌。

　　第二天早上集合的時候，人事和派遣公司的人員給新員工發放了保密協議和勞動合同的副本，都是和盈峰工廠簽訂的，而和派遣公司無關。

　　合同內容：

　　臨時工和正式工的勞動合同內容相同。合同期限均是兩年。但是沒有嚴格執行。

　　勞動合同的內容包括：合同期限、工作內容和地點、工作時間、休息與休假、勞動報酬、社會保險與福利待遇、勞動保護、勞動條件和職業危害防護、規章製度、合同變更、合同解除。

　　三、工作時間

　　工廠實行五天八小時工作製，每天加班三小時，周六加班十壹小時，周日休息壹天。平均每月滿額加班 109 小時。加班最長的月份壹般在六、七、八這三個月，每月加班 109 小時左右。

　　目前裝配部 A 棟三樓實行壹班製，早上 7：30 上班，也有其他棟的工人在 7：45、8：00、9：

　　00 上班；上夜班的工人只有壹條拉，作息時間不明。休息時間為中午用餐的壹小時 12:30-13:30，下午從 13:30 壹直工作到 19:30，中間沒有休息時間。

　　工作時效部門 上午工作時間 下午工作時間 加班時間裝配部壹班製 7：30-12：30 13：30-16：30 16：30-19：30可以不加班，要跟拉長申請。但是據員工說比較困難，也不清楚有什麽懲罰。

　　工人每天工作十壹小時，每周休息壹天，每個班次的中午吃飯時間是壹小時。

　　調查員沒有見到明確的生產指標，但是有新工人說工作很累，手中的活基本沒停過，喝水上廁所的時候都要找人頂替。

　　工時靠上下班打卡加人工簽到來記錄。上班要在上班時間前 15 分鐘之內完成打卡，遲到 3 分鐘以上扣全勤獎 100 元。早退和請假也會各扣全勤獎 100 元，直到每月的 250 元全勤獎扣完為止。

　　中午和晚上下班的時候，車間下班的人很多，非常擁擠，佔滿了樓梯道。在生產區打卡機前，七八百人蜂擁在壹起打卡，非常混亂。雖然打卡機有十幾個，但是很多打卡機打不上卡，工人只能壹個壹個的去試，打卡效率低下。工人從下班到完成打卡需要 7-12 分鐘，這段時間不計入工資。

　　工時記錄完整，有錯誤可以糾正。上班前有車間開會，每次大約 5 分鐘，主要講壹些工作中的不足和今日的註意事項。開會時間計入工時。下班不開會。

　　四、勞動報酬及福利

　　報酬：

　　每月工資：底薪 1720 元 + 全勤獎 250 元 = 1970 元據受訪工人所講，正式工人旺季工資有 4200 元，淡季工資 3200 元。平均下來，每月工資大致3600 元左右。

　　調查期間，臨時工的月薪是 4500 元-4800 元不等。

　　工資包括各類補助：

　　生活補助（外宿補貼 150 元/月）

　　夜班補助（10 元/天）

　　崗位補助（接觸化學藥品的檢查崗位等補助 130 元-500 元）餐補（180 元/月 臨時工的發到飯卡裏，正式工的則算進工資）全勤獎（250 元/月）績效獎（最高至 728 元/月）

　　工齡獎（就職滿壹年為 100 元/月；滿兩年 120 元/月；滿三年 140 元/月）各類扣費（從工資中扣除）：

　　扣費項目有住宿水電費（50 元/月）

　　社保（最新社保標準，每月扣 300.7 元/月）

　　工資主要靠加班，其中加班工資差不多佔了總工資的 45%。

　　裝配部工人按時計薪，每小時工資 9.89 元，平時加班 14.84 元/小時（1.5 倍），周末加班 19.78元/小時（2 倍），法定節假日加班 29.67 元/小時（3 倍）。

　　臨時工資以和派遣公司或中介的約定為準。依照條款或招工時間不同，可能為 15-17 元/小時。

　　假如壹個月工作 270 小時，有些人可能拿到最低薪的 15 元，有人可能是 16 元，有人和派遣公司達成協議能拿 17 元（可能有額外條款，例如：需做滿 55 天）。總工資為每月 4050－4590 元，外加餐費補助，約為 4200-4800 元。

　　工廠每月 15 號發工資，工資發放到工人的建設銀行卡。正式工由工廠發放。臨時工的工資分兩部分，壹部分是和正式工壹樣，由廠裏發放，另壹部分由派遣公司的駐廠人員發放。工人會拿到工資條，列有應發和應扣的工資明細，實領工資和工資條上顯示的金額相同，工資條和考勤記錄相同。扣款項目有住宿費和社保。根據員工確認表，住宿費為 1.67 元/天，壹個月大致為 50 元/月。

　　請假製度：

　　工廠有提供帶薪的年假、產假、婚假、喪假和病假。

　　病假：工人請病假時會得到薪水，工資以當地最低工資標準的 80%支付。請病假的程序為，和線長口頭報告並寫請假單。病假回來上班後，需出示醫生開具的證明。但工廠並沒有具體說明病假能請多少天。

　　除帶薪年假以外，請假都要開具證明。帶薪產假（178 天）、婚假（3 天）、喪假（3 天）的請假程序和病假壹致。

　　帶薪年假：員工連續工作 1 年以上的，享受帶薪年休假。已滿 1 年不滿 10 年的，年休假為 5 天；已滿 10 年不滿 20 年的，年休假為 10 天；已滿 20 年的，年休假為 15 天。

　　休假：

　　法定假日休息有薪水。

　　社保：

　　正式工人必須從開始工作的第二個月開始買社保。臨時工每工作兩個月就可以購買壹個月的保險。

　　工廠也會為戶口非東莞本地的外省的工人購買社保。

　　工廠給工人買的社保並不包括住房公積金。

　　購買社會保險內容包括：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以及生育保險。

　　所有社保按照最低工資標準繳納。員工自費承擔 300.76 元/月，工廠承擔 561.53 元/月。

　　離職時通常社保不退保，可直接轉移到下壹家公司或工人的老家。離職工人需要先聯繫好轉入單位，再到社保局填壹張轉移社保的表格。

　　東莞社保繳費明細表

　　項目 繳費基數（元） 企業部分 個人部分 合計比例 繳費金額（元） 比例 繳費金額（元）養老保險 3376 13% 438.88 8% 270.08 708.96醫療保險 4895 1.6% 78.32 0.5% 24.48 102.80失業保險 3100 0.48% 14.88 0.2% 6.2 21.08工傷保險 3100 0.25% 7.75 0% 0 7.75

　　生育保險 3100 0.7% 21.7 0% 0 21.7

　　合計 - - 561.53 - 300.76 862.29

　　福利設施：

　　工廠內除了走廊上的椅子，沒有任何福利設施。

　　宿舍和食堂旁有壹個籃球場，但空間被貨物佔據，通常沒有人使用。

　　五、食宿條件

　　夥食條件：

　　工廠提供早中晚三餐。早餐有包子、油條、豆漿、稀飯等等，壹餐 2-3 元。中餐和晚餐有提供麵條和套餐，麵食 6 元/份，套餐 7-10 元/份，有葷有素。有工友覺得比起工作過的其他廠，收費略貴。

　　工人可以自由選擇在工廠食堂和宿舍吃住，不在廠裏吃住不扣錢，且壹樣能拿到每月餐補 180 元。

　　臨時工的 180 元補貼會提前打到飯卡，正式工的 180 元補貼會在發工資時補上。員工需要花自己的錢到食堂充卡。

　　大部分員工都不在食堂吃飯，因為工廠工人實在太多（三四千人），食堂只能滿足壹千多人同時吃飯。要排很長的隊，隊伍能排到食堂門口，食堂裡面也很熱。大部分工人都去工廠附近的大小餐館吃飯，餐館的餐價要比工廠食堂略貴壹些，這段路程差不多要七八分鐘。

　　宿舍條件：

　　壹個宿舍住 10-15 人（大多數住 15 人），有洗手間、電風扇、沖涼房，手機 USB 充電介面，個別宿舍有儲物櫃。工人在宿舍使用的褥子和枕頭等，都需要自行準備。

　　宿舍樓 B 的下三層樓是女員工宿舍，上三層樓是男員工宿舍。樓層之間沒有門禁。男員工宿舍沒

　　有門鎖，調查員不清楚女員工宿舍有沒有門鎖。

　　宿舍又臟又亂，有的鋪位床板很薄，有的鋪位床板變形翹了起來，有的上鋪沒有欄桿，很不安全。

　　USB 充電口離睡的床鋪很遠，且不能直接給手機充電，只能先給充電寶充電，再用充電寶給手機充電。有些上鋪的床沒有欄桿，睡在上面的工人有掉下床的風險。下鋪的工人表示吹不到風扇風，睡覺時很熱，壹般自己另外買壹兩個小風扇。太熱的時候，有些工人會睡在走廊上。

　　宿舍有臭蟲，有些工人被臭蟲咬得過於瘙癢睡不著覺。但工廠也不會報銷員工因此看病的錢。好多宿舍壹整夜開著燈，防止臭蟲夜間出來活動。工廠組織過滅殺宿舍臭蟲，之後有壹定改善，但並不是太徹底。直到近期，工廠全部更換了床板，將木床板換成了塑料床板，效果很好。

　　宿舍門沒有鑰匙，任何人都可以隨便進出，安全沒有保障。除此之外，有的宿舍沒有儲物櫃。宿舍人太多，排隊沖涼大約需要 2 個小時。壹層宿舍只有壹個熱水器，冬天同壹層樓的工人得共享壹個熱水器的熱水來洗澡，很不方便。

　　有很多工人選擇不在宿舍裏住，他們在距離工廠兩三公裏的地方租房子，上班的時候騎自行車或者電動自行車。房租大約是 300-400 元/月，加上水電費大致為 500 元以上。

　　宿舍有住宿管理規定，例如：禁止外來人員進出宿舍；未經他人同意不得進出他人宿舍；空床不得擺放物品；不得在宿舍使用電爐電飯煲；不得上宿舍天臺。違反宿舍管理條例並達書面警告兩次者，取消住宿資格。

　　六、職業安全和勞動保護

　　安全設備：

　　生產線上方有風扇，溫度較室外涼快，車間整體衛生乾淨。

　　但是有物料箱壓住黃線的情況，使得生產線旁邊的人行通道非常狹窄；甚至物料箱和箱紙會佔據整個人行通道。由於生產過快，生產線下遊物料堆積在工人身邊，堆積的物料箱使工人的活動範圍很小，還會擋住生產線工人走向人行通道的路。

　　車間和宿舍有急救箱，都設置在辦公室裡邊。

　　勞保用品：

　　工廠在新工人工作兩天後發工作服（淡粉色 T 恤衫兩件），裝配車間還發了防散落頭髮的頭套，工作服不需要自己付錢，離職時需要交還給廠裏。若是工作服遺失，離職時需要賠款。

　　壹些檢驗崗位會使用到慢幹天那水（香蕉水），這是壹種非常強效的溶劑，用來溶解掉玩具上面的黑色油漆汙跡。其人體有壹定的毒性，但工廠沒有為接觸到這些藥水的工人做好安全防護。只是在客戶前來審計那天給這些工人發了口罩（據工人說是迪斯尼公司來審計的人員）。這些崗位無職業病體檢，也沒有崗位調動。

　　裝配車間裡面的某些小車間，有著濃厚的油漆味，有的是香蕉水味，裡面的員工根本不戴口罩。

　　車間裏空氣流通也不好。這些崗位大多是臨時工在做。

　　環境健康安全委員會：

　　調查員不清楚工廠有沒有環境健康安全委員會，管理人員在訓練期間也沒有提到過該委員會。工廠沒有任何健康安全方面的培訓，工廠只是在上班第壹天讓員工簽《裝配工崗位有害物質 RoHS（歐盟危害性物質限製）培訓簽到表》。儘管車間有些崗位會接觸到洗面水和天那水等化學物品，但是工廠沒有對工人進行相關培訓教育。

　　調查過程未遇到有害廢棄物。

　　工傷：

　　調查過程未遇到工傷事故。

　　七、消防

　　車間通道和緊急出口有清晰的標識，照明充足，通道有時會被雜物佔據。

　　宿舍通道和緊急出口有清晰的標識，照明充足，沒有雜物阻塞。

　　緊急出口的門沒有上鎖。

　　廠區和宿舍區沒有發現易燃物質。滅火器充滿氣，每月檢查壹次。

　　有半年壹次的消防演習，六月至九月間有消防演習，最近壹次在 6 月份，在生產區域，工廠組織工人集合，教工人使用消防設備。

　　八、獎懲管理

　　工廠的懲罰措施：

　　· 口頭警告：未穿戴工作服，未佩戴員工卡，大聲喧嘩嬉戲打鬧等。

　　· 書面警告：兩次口頭警告等於壹次書面警告。其餘事項包括，在同事中打聽散布他人收入，不履行保密義務，擅自將工資、獎金等信息透露給他人，消極怠工等。

　　· 嚴重書面警告：兩次書面警告等於壹次嚴重書面警告。其餘事項包括，故意損壞公司財務造成經濟損失 100-500 元，上班時間睡覺等。

　　· 開除：壹年內收到三次書面警告，員工連續曠工三天，在公司打架鬥毆，煽動他人罷工及參與罷工。

　　工廠的獎勵措施：

　　· 培訓過程未提及獎勵，工人未被告知可以獲得何種獎勵。

　　九、勞工協會和投訴

　　工會：

　　從廠門的牌子上可以看到有工會組織，但是工人不清楚工會是否存在。

　　投訴渠道：

　　工人有問題主要找班組長，但不清楚班組長通常如何處理。入職考試中提到員工有問題可向工會反映，但是工人都不知道工會是什麽或者工會在哪裡。

　　工廠張貼了關於工人熱線的告示，但幾乎沒人使用熱線。

　　十、其他

　　員工關係：

　　工人有行動的自由，進出工廠不會被搜身。

　　有工人曾遭遇拉長使用侮辱性詞彙。

　　客戶訪問及審計：

　　有客戶到工廠審計時，工廠會在當天暫停新聘工人進入工廠，以免讓審計人員看到工廠不夠充分的入職培訓。審計當天，工廠要求每個工人必須穿廠服，物料不要多做，不要亂堆，接觸有害化學藥品的檢查崗位必須帶口罩，還要把化學品放進二次容器中，打孔的要戴耳塞。然而在平時，檢查崗位沒有戴口罩，打孔的不壹定戴耳塞。

　　工人滿意度：

　　工人選擇這家廠，主要是因為只用做長白班（極少數產線有夜班），也因為其它工作不好找，而這家廠好進。

　　受訪員工表示工資不高，開銷卻不小。日常開銷大致有吃飯，電話費，洗漱用品。外宿的有餐飲花銷，還有房租水電費。住工廠宿舍的工人每月要花七百多元的日常生活費。外宿的工人每月要花壹千多元。

　　有些新員工說，等到九月份，暑假工走了，再去找其他工作。

　　有些員工覺得工廠管理很糟糕：壹個是宿舍亂，壹個是打卡系統亂，壹個是生產車間物料堆放很亂。

　　調查員日記

　　今天是我在盈峰上班的第三天。上個周末雙休，僅僅個別老員工在周六加了班。早上七點鐘室友手機鬧鈴聲響起，然後他看起了電視劇，吵得我心煩，記得昨天晚上也是他看這個電視劇看到十二點多。宿舍挺破，十六個鋪位，六個是空的，我們宿舍大概只剩下八個人住，還有兩人住外面了，只是偶爾回來壹下。7：10 我起床洗漱，7：25 穿上廠服去廠門口打卡上班。今天是個好天氣，下雨了，比較涼快，我們工作時可以少出很多汗了。打卡後，進入裝配 A 棟三樓 13 線。可能是我今天感冒了，腦袋有些昏沈，竟然走錯了線，後來看到同壹條線上的員工才覺察到走錯了線，然後我又看到自己居然穿了拖鞋上班，還好沒人說什麽，他們自己也都穿著不是拖鞋但近似拖鞋的涼拖鞋。

　　進車間後，所有人在拉長前面的排隊開會，由各自的拉長開會，很擠很擠，每個隊的員工之間沒

　　有間隔，拉長也只是在各自的拉前面隨便講幾句，後面的員工估計也沒聽清。我們拉長是個女的，年紀四十多歲，她說今天迪士尼審核，要求每個人必須穿廠服，玩手機的開除，然後要求我們物料做多少放多少，不能亂放，不能在消防通道放東西，人行道也要清理開，使用化學藥品的要戴上口罩，並要求把藥品瓶放進二次容器中，我覺得並沒有什麽用，藥品是揮發性的。她還要求打孔的必須戴上耳塞，然而平時並沒有戴。昨天看到中介的微信說今天廠裏驗廠，所以不帶新員工來了。

　　今天好幾個新員工沒來，估計是找到更好的工作了。我留意到這個車間的 13 條線全部都是Hasbro 專線，產品也都是 Hasbro 的。開線後，我回到自己原來的位子上，戴上紗帽，在簽到表上面簽名，接過物料員發的刀片，物料員又發了個口罩，畢竟今天驗廠，樣子是要做的。因為我這裡沒有夜班，所以，物料還都是我上次剩下的物料。我的工作是把旁邊壓合好金屬軸的兩塊料 跟線上留下來的壹塊料拼合在壹起，並用棉簽沾上慢幹天那水，也就是香蕉水，把產品上面的黑色油漆擦掉，擦不掉的時候要用刀片刮掉。拼裝玩具對我來說並不難，難的是擦黑點，以我的速度，這三天來沒有堆過料，但是我後面的大姐堆了三框料，她應該比我早來幾天，她不讓我把料往下流，都放在我這裡，於是這幾框料也就堆在我這了，記得上壹個班，我沒聽到她說什麽，把料放了下去，結果被她罵的很難聽。後來物料員發了壹張記錄表，用來記錄生產過程中的不良率。旁邊的靚妹好心提醒我，填了這張表就有 4 塊錢，物料員給的時候壹定要拿。上午上班的過程相當無聊， 壹開始做的很快，後來也有停頓，物料壹陣壹陣的下，快到下班的時候，物料下的慢多了，中午 12：30 停線下班，脫下帽子，排隊出車間。車間的樓梯被人群擠得滿滿當當，廠門前等待打卡的人群也是擠得滿滿當當。我有時就感嘆，這盈峰廠的空間真是狹小，工作空間小，有時候都挪不開腿，物料有的時候會擋在人行道上，小商店也擠得很滿，食堂排隊都快排到門口了，廠門口下班打卡要擠 7-10 分鐘，十分擁擠，每次下班我都拍了照片，今天看到正對我的攝像頭，以後還是小心點好。看到這麽擁擠的人群，我真懷疑這廠是否真的只有三千多人。

　　因為食堂人太多，飯菜價錢和外面也差不多，還很熱，所以大多數人都在廠外吃飯，我騎著共享自行車到我熟悉的那家食店， 要了份 7 元的午間特餐，我看到很多盈峰廠的人也都來這裡吃飯。吃完飯身上出了壹身汗。我買了瓶礦泉水喝掉。中午休息時間壹小時。

　　下午 1：25 我回到廠裏打卡上班，繼續上午的工作。為了和其它工人聊比較深入的工廠問題，我試著和他們混熟悉壹點。下午幹活的時候，我看到大組長在訓斥壹個人，可能是乾的慢了吧。兩點多的時候，我們拉長要求換線，就是把全部工作物品除了生產線都搬到裡面的壹條線。我們快速搬好位子，拉長多次要求我們挪動，有個員工煩了，抵觸了壹下，拉長當著眾人的面罵她「妳媽的」。給我供料的那個員工還沒搬好位置，拉長就讓我們趕快做。下午六點鐘，還有壹個半小時就下班了，我們又簽了壹次到。物料下來的速度慢了很多，旁邊幾個員工聊起了租房，有兩百多租到的，也有四百租到的，但是都沒有空調。在廣東這邊，空調似乎真的很奢侈，大多數的商店、食店都只有電風扇。聊著聊著 7：30 下班了。然後是排隊打卡，我不想在食堂吃，我又去了上午的食店吃飯。然後在網吧連上 ssr，用火狐登錄 google docs，寫了壹會文檔又回去了。

　　宿舍他們有的玩抖音，有的看電視劇，有的跟好友聊天，他們之間似乎也不是很熟悉，除了固定的好友，壹般很少說話。我沖了涼，回到床上， 打開 google docs，把調查報告缺少的部分列出來，準備在接下來的這些天裏做好訪談和記錄。宿舍晚上是不關燈的，因為宿舍有臭蟲，燈光可以阻止臭蟲晚上出來活動。宿舍晚上 12：00 基本上就安靜了，第二天都要上班的。

工人運動的可行方式

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 二零二一年

一般來說，平均價格水平的增長率取決於單位勞動成本的增長率，單位勞動成本是平均工資與勞動生產率之比。我們會在以後再來探討勞動生產率水平是怎樣決定的。

那麽，在資本主義或特色市場經濟中，平均工資又是怎樣決定的呢？稍有生活常識的人都知道，工資的多少取決於雇主和雇員、老板和打工者，或者說，資本家和工人之間討價還價的過程。在這個討價還價的過程中，資本家占有生產資料，可以決定雇傭誰不雇傭誰；只要資本主義的或者特色市場經濟的生產關系不改變，資本家在勞資談判中一般就占有優勢地位。但是，工人一方，也並非完全沒有討價還價的資格和條件。哪怕在政治上最不利的條件下，工人一方如果能夠充分調動各種積極因素，有時也能爭得較為有利的工資和勞動條件。

在這樣的勞資談判中，工人是一方，構成一個階級；資本家是另外一方，構成另外一個階級。所以，千千萬萬個工人和資本家許多個討價還價的過程加在一起，實際上就是工人階級（無產階級）與資本家階級之間兩大階級鬥爭的過程。這一鬥爭的結果，不僅影響到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影響到國民收入的分配，還影響到資本主義和特色市場經濟的興衰，進而影響到一個國家的人心是否安定、社會能否長治久安。

下面，我們用一個簡單的數學模型，來概括地說明這一階級鬥爭過程中一些重要的因素，再用現實觀察到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相關數據來驗證模型中的若幹基本結論。



階級鬥爭（工資談判）模型



工人

     在資本主義或特色市場經濟中，工人在大多數情況下的現實選擇，就是「老老實實」幹活，幹一天「公平」的工作，拿一天不那麽「公平」的工資，為了養家糊口，不給老板惹麻煩。

     假設如果工人不鬥爭，資本家付給工人的工資，可以用英文小寫字母「w」來代表。

     但是，總有一些較為敏銳的工人，從長時期的生活和勞動經驗中知道，如果不鬥爭，就會被資本家欺負，甚至連「w」都得不到，而如果鬥爭，則有一定的可能性，可以爭取到顯著超過一般工資水平的利益。

     設工人通過鬥爭所期望得到的工資為「理想工資」（w理想）。這個「理想工資」並不一定代表真正合理的工資水平，更不是相當於工人全部勞動成果的報酬，而是在特定的社會和歷史條件下，工人根據自己的生活經驗、自己所了解的勞資雙方的一般力量對比，並結合資本家的盈利狀況，認為自己能夠爭取到的、有一定現實可能性的最高工資水平。工人在評估這一可能的最高工資水平時，要考慮到當時社會平均的物價水平和平均的勞動生產率。



w理想 > w



     上面的不等式表明，「理想工資」必然大於普通工資。

     如果工人選擇鬥爭，設工人鬥爭成功的概率為「s」，「s」是一個數值在零與一之間的正數；所以，工人鬥爭失敗的概率就是「1-s」。如果工人鬥爭成功，工人得到「理想工資」。如果工人鬥爭失敗，工人將被開除。

     如果工人被開除，一般也不會完全沒有收入。這時又有兩種可能性。工人可以設法找到新的工作，並得到普通工資「w」；或者工人會失業。為簡便起見，假設工人失業的概率與全社會平均的失業率相等。設全社會平均的失業率為「μ」（希臘字母，讀「繆」）；工人失業的概率是「μ」，找到另外一份工作的概率就是「1-μ」。

     如果工人被開除後又找不到其他的工作，那麽，如果是在比較發達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工人一般可以得到失業救濟金；如果是在不發達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或者在特色市場經濟，大量工人屬於農民工，這時可以選擇回家務農。無論是拿到失業救濟金還是回家務農，工人都會拿到失業情形下的保底收入：「w保底」：



w保底 < w

   

上面的不等式表明，「保底收入」必須低於普通工資。

     這樣，工人如果選擇鬥爭，那麽鬥爭的預期收入可以用如下等式來表達：



工人鬥爭預期收入

= s * w理想 + (1-s) * μ * w保底 + (1-s) * (1-μ) * w



     上述等式表明，工人鬥爭預期收入由如下部分組成：鬥爭成功的概率乘以「理想工資」，鬥爭失敗的概率乘以失業率再乘以「保底收入」，鬥爭失敗的概率乘以找到工作的概率再乘以普通工資。

     有了這些條件，我們就可以簡單分析一下，工人在什麽條件下會做出鬥爭的決定。

     顯然，工人要決定鬥爭，其前提是，鬥爭的預期收入（包括鬥爭成功情景和鬥爭失敗情景的按概率加權平均的收入）必須要大於「老老實實」幹活所得到的普通工資。

所以，如果下列不等式得到滿足，工人將選擇鬥爭而不是「老老實實」幹活：



s * w理想 + (1-s) * μ* w保底 + (1-s) * (1-μ) * w > w



     經調整後，可以得出：



s * (w理想 - μ* w保底) + μ* w保底 > [1 - (1-s) * (1-μ)] * w



從上面的不等式，可以得出這樣幾個推論：（1）如果s = 0，即工人鬥爭永遠失敗，則工人將永遠選擇不鬥爭。

（2）如果s > 0且μ = 0，即失業率為零，工人將永遠選擇鬥爭。就是說，如果資本主義經濟中沒有了馬克思所說的「產業後備軍」，沒有了失業的威脅，工人將不再害怕鬥爭失敗，因而必然永遠選擇鬥爭。這就可以解釋，為什麽一般情況下，資本主義經濟都必須保持一支相當規模的失業隊伍；同樣也可以解釋，為什麽國有企業私有化是從打破工人「鐵飯碗」開始的。

（3）如果s > 0且μ > 0但 w = w保底，就是說，工人的「保底收入」等於普通工資，工人將永遠選擇鬥爭。這是因為，如果「保底收入」與普通工資一樣，工人即使鬥爭失敗、丟掉工作，生活水平也不會下降，而如果選擇鬥爭，反而有一定的可能得到「理想工資」。工人「保底收入」的多少取決於一個國家的政治、經濟製度以及階級鬥爭的總的形勢。如果一個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階級經過長期鬥爭爭取到了比較完善的社會福利製度，那麽工人平均的「保底收入」就會比較接近在職時的工資水平。所以，在新自由主義時代，資產階級及其禦用文人總是惡毒攻擊社會福利製度。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麽過去社會主義國家的「走資派」總是用「大鍋飯、養懶漢」來汙蔑計劃經濟時代的國營企業。





資本家

     說完了工人，咱們來說說資本家。資本家願意付給工人一個什麽樣的工資水平呢？

     許多有進步傾向的讀者一定會說，資本家嗎，貪得無厭，一定是希望給工人付的工資越低越好。

     在現實的資本主義或特色市場經濟中，問題並不這樣簡單。資本家的總的目的當然是利潤最大化。具體到勞動力市場來說，資本家購買勞動力的目的，是為了讓工人從事生產（或者各種非生產性的經營活動）。在付出一定工資以後，資本家的首要利益在於在正常的、連續不斷的生產過程中讓工人的勞動力得到充分的使用。

     但是工人的鬥爭，無論采取怠工、罷工或出於義憤而破壞資本家財產、傷害資本家本人及家屬等形式，都會造成資本主義正常生產過程的中斷，減少資本家在一定時期可以得到的利潤。

     雖然資本家常常可以求助於資產階級國家，但是，一方面，即使資產階級國家出面鎮壓工人，往往耗時耗力，並不能完全避免資本家的損失；另一方面，在許多外圍和半外圍國家，由於資產階級法治並不「完善」，要讓資產階級國家下屬的警察、法院、檢察院等機構為資本家效勞，僅僅憑著資本家「納稅人」的資格往往還不夠用。在這些地方，權利被「侵犯」的資本家往往還要自掏腰包，或者行賄腐敗，或者為地方資產階級政府機關提供「贊助」；即便如此，如果資本家的「上貢」不夠標準，地方資產階級機關的鎮壓也未必「到位」。

     因此，在絕大多數情況下，資本家給工人支付的工資，在保證資本家盈利的前提下，往往還要對工人有一定的「吸引力」，最低限度，資本家支付給工人的工資，要略大於一般條件下工人選擇鬥爭的預期收入：



w > s * w理想 + (1-s) * μ* w保底 + (1-s) * (1-μ) * w



     經調整後，可以得出：



w > [s * (w理想 - μ* w保底) + μ* w保底] / [1 - (1-s) * (1-μ)]



     在現實的資本主義經濟中，資本家往往還會在上述最低限度的基礎上再加上一點「保險系數」。我們用希臘字母「θ」（西塔）來表示這個「保險系數」。一般來說，θ > 0。

     下面的等式概括了資本主義或特色市場經濟條件下階級鬥爭決定工資水平的主要因素，我們稱之為「階級鬥爭（工資談判）曲線」：



w = [s * (w理想 - μ* w保底) + μ* w保底] / [1 - (1-s) * (1-μ)] + θ



     在等式右側，如果「θ」等於零，那麽工人「老老實實」幹活得到的普通工資就正好等於鬥爭預期收入。如果資本家在這個基礎上再增加一個數量大小不等的「θ」，就更有把握避免工人鬥爭。

     這個「θ」，可以理解為馬克思所說的工資中的「歷史的」、「道德的」因素，也受到一個國家階級鬥爭總形勢的影響。比如，在一個進步政府執政時期，「θ」就可能大一些；在一個反動政府猖獗時期，「θ」就可能小一些。此外，在某些國家的某些行業，為了支撐「996」式的超長勞動時間、超高勞動強度的剝削模式，資本家也可能支付較高的「θ」以吸引身體素質比較好、學歷比較高的工人，並且用支付相對較高的工資，來避免工人在巨大的非人勞動壓力下在生理上和心理上迅速崩潰。

     對「階級鬥爭（工資談判）曲線」做進一步推導，可以得出：



w = s * w理想 / [s + μ* (1-s)] + w保底 * (1-s) / (1 - s + s/μ) + θ



對上式做細致分析後，可以發現，工資水平「w」與失業率「μ」成反比關系。比如，如果 μ= 1，即失業率為100%，則工人的預期平均工資等於：



s * w理想 + w保底 * (1-s) + θ



也就是，如果工人鬥爭成功，得到「理想工資」，鬥爭失敗，則只能得到「保底收入」，另外再加上資本家願意支付的「保險系數」。

如果 μ= 0，即失業率為零，則工人的預期平均工資等於：



w理想 + θ



     就是說，當失業率為零時，工人的平均工資將恒等於「理想工資」加「保險系數」。失業率為零時的預期平均工資顯然高於失業率為100%時的預期平均工資。

     在一個資本主義或特色市場經濟中，給定一定的社會經濟製度和政治形勢，給定當時的「歷史的」、「道德的」因素，在短期，階級力量對比主要受失業率（即「產業後備軍」規模）的影響。失業率越高，工人鬥爭力量越弱，工資水平越低；失業率越低，工人鬥爭力量越強，工資水平越高。

     如果失業率逐步下降，工人鬥爭力量逐步增強，平均工資不斷上升，直至失業率下降到最低水平時，經濟繁榮達到周期性頂點。這時，發生經濟危機，失業率沿著代表經濟衰退的紅色虛線急劇上升，工人鬥爭力量下降，與勞動生產率上升相互抵消的結果，平均工資將會陷於停滯。

     在1980-1982年經濟危機期間，美國經濟的失業率從7.1%上升到9.7%，同一時期，美國工人的實際平均勞動收入從41508美元略微下降到41168美元。1982年以後，美國經濟逐步恢復，隨著失業率下降，美國工人的工資水平逐步上升；至1989年，失業率下降到5.3%，美國工人的實際平均勞動收入上升到46928美元；與1982年相比，在七年時間中增加了5760美元。

     1991年，美國經濟衰退，失業率上升到6.8%，美國工人的實際平均勞動收入雖然增加到47766美元，但與1989年相比，基本處於停滯狀態。此後數年，美國經濟復蘇乏力，失業率居高不下。至1995年，失業率回落到5.6%，那一年美國工人的實際平均勞動收入是50567美元。與1989年相比，六年時間僅增加了3639美元。

     1995年以後，美國經濟由於信息技術革命等原因，一度出現經濟繁榮。至2000年，美國經濟的失業率下降到4%，美國工人的實際平均勞動收入上升到59715美元；與1995年相比，在五年時間中就增加了9148美元。

     2001年，美國經濟衰退，美國工人工資再度陷入停滯。至2003年，失業率上升到6%，實際平均勞動收入緩慢增長至61473美元。2006年，美國經濟在房地產和股市泡沫中達到本世紀初周期擴張的頂點，失業率下降到4.6%，實際平均勞動收入達到63238美元。

     2009年，美國經濟陷入到那時為止戰後最嚴重的經濟危機，失業率暴增至9.3%，實際平均勞動收入63393美元，與2006年相比，幾乎沒有增加。

     在奧巴馬和特朗普執政時期，美國經濟緩慢但是逐步復蘇。在此次新冠疫情危機爆發之前的2019年，美國經濟的失業率已經下降到3.7%，實際平均勞動收入增加到71184美元；與上一次危機期間的2009年相比，實際平均勞動收入在十年期間增加了7791美元。

     總的來說，即使在新自由主義時代，資本主義條件下階級鬥爭的基本規律仍然在起作用。一般來說，工人鬥爭的力量與產業後備軍的規模成反比；當失業率處於較低水平時，工人鬥爭條件比較有利，往往爭取到比較多的工資上漲；反之，當失業率居高不下時，工人鬥爭比較困難，工資往往陷於停滯甚至下降。

     在特色市場經濟中，階級鬥爭的一般規律也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類似。不過，由於中國經濟中的產業後備軍主要來自於農村的剩余勞動力，加之官方的城鎮失業率統計很不準確，目前還無法對特色市場經濟中產業後備軍與工資水平的關系做出可靠的統計分析。

極權計劃經濟與民主計劃經濟之間存在的本質區別

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 二零二一年

經典馬克思主義認為，社會主義實行公有製基礎上的計劃經濟。但蘇聯解體之後，越來越多人開始懷疑這壹點。反對計劃經濟的人認為沒有必要把計劃和社會主義綁在壹起了，而堅持計劃經濟的人卻也找不到失敗的原因。「市場社會主義」越來越流行。

「社會主義已經試過了，布爾什維克革命七十年之後，歷史已經給了社會主義失敗的判決。」對於這壹被廣泛持有的觀點，所有那些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仍想稱自己為社會主義者的人，都有義務給予某種回應。本書就是我們的回應。然而，先辨明我們的觀點和西方左派中有的壹些觀點之間的差別，也許會是有益的。

或許大多數社會主義想要說的是，他們追求的那種社會主義製度和蘇聯模式是有顯著區別的。但這壹斷言的理由卻可能是各種各樣的。首先，我們要區別社會民主主義者和那些我們稱之為「理想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的人。前者可能認為，蘇聯社會主義的失敗與斯堪的納維亞模式的社會民主主義的未來的關系微乎其微。這也許是事實。在蘇聯社會主義出現危機的時期，碰巧社會民主主義思想遭到猛烈攻擊，在英國和美國尤甚，但並不限於這兩個國家。但是，有人認為，這種聯系就算不是巧合，也至少算不上邏輯上的必然：也就是說，哪怕蘇聯模式已經病入膏肓，也可以料想「政治鐘擺」在西方又擺回向社會民主主義。然而，我們後面將會談到，我們有理由質疑這壹觀點。而理想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卻往往宣稱蘇聯集團的失敗不能說就對馬克思主義不利，因為蘇聯體製與其說是對馬克思理想的實現，不如說是背叛。社會民主主義者說蘇聯社會主義不是他們想要的那種社會主義，而這些理想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卻說蘇聯（也許是列寧之後的蘇聯）根本就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民主主義者可能贊同蘇聯體製確實是馬克思主義的，但他們拒絕馬克思主義；而理想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忠於他們的理論，宣稱理論尚未付諸實踐。

我們的觀點與上述二者不同。首先，我們認為社會民主主義賣空社會主義的歷史性理想；它是壹種對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弊病不夠徹底的解決方案。與社會民主主義者相反，我們相信經典馬克思的徹底的社會改造方案很有價值。另壹方面，我們反對理想主義的觀點。這種觀點企圖以背離史實為代價，來保持社會主義理想的純潔性。我們認為，蘇聯型社會顯然是社會主義的。當然，它並不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甚至是列寧的理想的實現，但在歷史上有哪個社會曾是某種理想在世間的化身呢？當我們把「社會主義」這壹術語當做壹個社會科學概念來使用，以其特殊的生產方式來辨別其特殊的社會形態的時候，我們必須認識到，社會主義不是烏托邦。壹些人宣稱蘇聯體製不民主，因此就不是社會主義；或者更壹般地，把任何他們覺得應該有的特征都塞進社會主義的定義中。這種做法是非常不科學的。我們的觀點可以總結如下：

1，蘇聯的確是社會主義的。

2，這壹社會有許多不良和成問題的特征。

3，蘇聯社會的問題部分與布爾什維克開始建設社會主義時的極端困難的歷史環境相關，但這並不是全部原因：蘇聯犯了重大的政策錯誤（這在社會主義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都壹樣可能發生），此外，蘇聯社會主義的問題也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經典馬克思主義自身的嚴重缺陷。

4，因此，蘇聯體製的失敗絕不是與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無關。我們必須認真地反思這些教訓，從失敗中汲取教訓。

5，盡管如此，與那些興高采烈地宣布馬克思主義已經全面潰敗了的人不同，我們相信另壹種類型的社會主義——顯然還是馬克思主義的，但是已經極大地被重新修訂了——是可能的。蘇聯是社會主義的，但其他形式的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也是可行的。

6，要維持這壹論斷，就當前所說的是不夠的，只有靠在細節上更加詳細地闡明那些社會主義者認為是合理的且可行的各種經濟體製以及政治體製才行。這正是我們試圖在本書中做的。

在導言中，我們會回答以下幾個問題：社會民主主義為什麽不行？蘇聯在何種意義上是社會主義的？造成蘇聯社會弊病的錯誤政策和馬克思主義理論缺陷是什麽？我們宣稱社會主義復興是可能且有益的，這壹宣稱的理由是什麽？我們不能在這詳細回答這些宏大問題；我們的目的是勾勒答案的梗概，而之後的章節將充實這壹梗概。

1，為什麽社會民主主義是存在缺陷的？

社會民主主義傳統上壹直代表著「混合經濟」，它借助累進稅製和社會福利體製來減輕資本主義的不平等，它還代表議會民主和公民自由。他們最成功的時候，與資本不受約束的時期相比，工人階級的生活狀況的確成功地被改善了。在英國，國民醫療服務製度仍是這類改良的最持久的紀念碑。盡管如此，仍然存在著非常重大的問題。

首先，資本主義經濟體製易於產生收入、財富和「生活機會」的嚴重不平等（第壹章有討論），而社會民主主義對這些不平等的影響甚微，而這些不平等在最近十年左右中實際上進壹步惡化了。只有在個人收入的分配方式上的徹底變革——比如在第二章中所提倡的那種——才真的有消除嚴重的不平等的希望。其次，「混合經濟」有兩個嚴重的問題。迄今為止存在過的混合經濟中，社會主義成分壹直是從屬於資本主義成分的。更確切地說，商品和工資形式仍然分別是組織生產和勞動報酬的主要形式。「社會主義」政策必須由從資本主義部門中取得的賦稅收入提供資金支持，這就意味著提高「福利」標準和「免費」分配基本服務的機會依賴於健康的資本主義部門和牢固的稅基。只有當資本主義部門迅猛發展之時，社會民主主義政府才能夠「履行諾言」。這樣，社會民主主義政府重塑社會階級結構的能力是受自身限製的：如果政府嘗試進行徹底的再分配的就會有摧毀資本主義這棵搖錢樹的危險，而這些政府最終是依賴於這棵搖錢樹的。

聯系前面提到的內容，如果混合經濟是資本主義成分和社會主義成分的混合的話，那麽認真對社會主義部門運行原則進行定義嘗試就太少了。這就使得整個混合經濟的思想在計劃經濟解體的世界背景下顯得非常脆弱。事實上，自由市場經濟的倡導者可以這樣批評：「如果計劃經濟正在其中心地帶受到排斥，那我們為啥要在西方忍受它呢？即便是作為體製的從屬性因素……」目前西方社會民主主義者沒有清楚地認識到計劃的、非商品的生產形式到底是什麽樣子。他們也不清楚如何衡量這種生產形式的效率。他們對於自己鐘愛的「混合」的辯護，不是模糊的道德說教，就是蒼白無力的辯解。

從這壹點看，我們嘗試定義社會主義經濟機製的原則，可以說是為了提供在當代社會民主主義中明顯缺乏的社會主義綱領：甚至那些不同意我們所提倡的全面計劃經濟的人，也能夠在我們的論證中找到壹些價值，用以闡明混合經濟的社會主義的成分。

2，蘇聯在何種意義上是社會主義的？

在這裏，我們從經典的馬克思主義社會分析出發。在馬克思看來，不同社會製度的最基本的區別特征是這壹製度從直接生產者手裏「榨取剩余產品」的方式。這裏需要做壹點解釋。在這壹理論中，「必要產品」是維持和再生產勞動力自身所需要的產品。必要產品表現為工人及其家庭所需的消費品和消費性服務，以及維持社會生產資料正常運轉所需的在工廠、設備和其他方面的投資。「剩余產品」則是指社會產出中用於維持非生產性社會成員生活的部分（非生產型社會成員組成復雜，從無所事事的富人，到政治家，武裝部隊，以及退休勞動群眾等），加上為生產資料數量的增長而投資的部分。任何能夠供養非生產性社會成員，或者能製定生產資料增長計劃的社會，都必須有某種機製迫使或者引導直接生產者生產超過維持其自身生存所需的東西。按照馬克思主義理論，這壹機製的本質，是理解社會整體————不僅僅是「經濟」，還包括國家和政治的壹般形式——的鑰匙。我們斷言，蘇聯體製實施了壹種非常不同於資本主義的剩余產品榨取模式。我們需要陳述壹些歷史背景來讓讀者更好地理解。

先考慮壹下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的區別。在封建製度下，剩余產品的榨取是直白明確的。具體的形態多種多樣，但有壹種典型的方法是讓農民每周在自己的地裏工作幾天，而其余時間在地主的地裏勞動。或者，農民必須交出自己地裏的產品的壹部分給地主。如果這樣的社會要再生產自身，直接勞動者必須被束縛在某種形式的主從關系或者奴役之中；政治和法律上的平等是不可能的。要是有這樣壹種宗教意識形態，它鼓吹世界上的每個人都已被分配了各自的地位，而且鼓吹安分守己便是德，並保證那些認真扮演了神分配給自己的角色的人將得到升入天堂的回報，那麽這樣的宗教意識形態會非常有利用價值。

而在資本主義下，剩余價值的榨取卻以工資合同的形式變得「不可見」了。契約雙方在法律上是平等的。因為每壹方都帶著自己的財產來到市場，進行自願的交易。工廠裏不會有鈴聲提醒工人相當於工人工資的勞動時間的結束和為雇主生產利潤的勞動時間的開始。雖然如此，工人的工資比他們生產的產品的價值要少得多：這就是馬克思的剝削理論的基礎。剝削率的高低取決於工人和資本家之間各種形式的鬥爭：圍繞工資水平的鬥爭，圍繞生產速度和工作日的長度的鬥爭，以及關於決定生產給定量的工資品所需勞動時間的技術變革的鬥爭。

蘇聯社會主義，特別是斯大林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後期引入第壹個五年計劃之後，推行壹種新的非資本主義的剩余榨取模式。這壹點有些模糊不清，因為工人的工資依然以盧布支取，而計劃性產業中繼續使用貨幣作為賬目單位。然而，這些「貨幣」形式的社會內容已經徹底變了。在蘇維埃計劃之下，社會產品的必要份額和剩余份額的分配是政治決策的結果。中央計劃機構把大部分產品和勞動力直接分配給企業，而中央計劃機構始終會保證企業有足夠的錢來「支付」這些分配給他們的實物產品。如果壹個企業「虧」錢了，就必須給點「補貼」以保持資金平衡，這很容易。另壹方面，擁有貨幣本身並不能保證能夠買到實物產品。與前文相同，進入消費品生產的資源是由中央計劃機構分配的。即使某些工人獲得更高的盧布工資，他僅靠這個也什麽也得不到，因為消費者的消費不會對消費品的生產造成影響。漲工資只能意味著商店裏貨品更高的價格或者貨品短缺。在計劃者分別分配資源到重工業投資和消費品生產的時候，剩余生產的比率就固定下來了。

在計劃經濟中，必要產品和剩余產品的分配是社會有意識地調控的結果，而籠統地說，蘇聯這種向計劃經濟的轉換，也完全符合馬克思的期望。只不過馬克思設想的這壹「社會調控」政策的製定是徹底民主的，所以剩余產品的生產會在本質上成為合理的事。因為如果讓人民做出決定，把這麽多的共同勞動投入到凈投資和贍養非生產者中，那人民就會願意實施他們自己的決定。因為內外部的原因，蘇聯社會在推行計劃經濟的時候是遠遠算不上民主的。那麽，他們又是如何引誘或者強迫工人去實施計劃呢？（這壹計劃雖然應該是為了工人的利益而製定的，但的確不是工人們的決定。）

我們知道，這些計劃總體說來都實施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是重工業基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發展的時期。這壹基礎在成功抵抗納粹侵略的過程中受到了嚴苛的檢驗。我們也清楚斯大林時期的特點，這是壹種奇特的混合：壹方面是恐怖和強製勞動，另壹方面是真摯的向前進的激情。在壹個計劃但不民主的製度中，榨取剩余產品如何實現？從這壹問題出發，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就似乎不僅僅是「畸形」，而是構成體製所必須的特征。斯大林：壹個富有感召力的領袖，雖然缺乏口才卻用決心和毅力彌補了這種不足，他既能激勵人民參加到建設蘇聯這壹前所未有的歷史事業中來，又能對那些沒有參與到這事業中的人（及他周圍的人）進行堅決徹底的冷酷清算。斯大林崇拜，包括它的民粹主義的方面和恐怖的方面，是蘇聯模式榨取剩余產品的核心所在。

3，從蘇維埃社會主義的失敗中能學到些什麽？

蘇維埃社會主義的危機是由兩個原因造成的。壹方面，存在著對不民主的和極權主義的老式蘇維埃政治實踐的普遍厭惡，另壹方面，人們普遍認為蘇聯自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年代以來壹直運行的基本經濟機製已經過時，再繼續保留這些機製會使得（前）蘇聯人民生活水平停滯且長期缺乏消費品的狀況得不到改善。與發達資本主義經濟明顯持續的活力壹相比較，人民就越來越不能忍受這樣的狀況了。

這兩個問題在某種程度上是有關聯的。隨著蘇聯從斯大林時期進入到勃列日涅夫時期，之前體製的恐怖與強製的缺點得到了改觀。然而，在蘇聯早期建設和抵抗法西斯的過程中廣泛激勵過蘇聯人民的向前進的激情，卻被腐蝕了。換句話說，（在計劃但不民主的製度中）支持蘇聯模式榨取剩余產品的兩個支柱都被侵蝕了。還應註意的是，斯大林並不反對把巨大的工資差別作為刺激人民奮力勞動的手段，而勃列日涅夫邁向了更加平均主義的政策。社會主義者當然可以為平均主義歡呼，但要是利己主義的金錢刺激被削弱了，社會就需要采用其他類型的激勵方式——比如用共同奮鬥的民主參與意識來激勵。而就算不以更高的報酬作為好好工作的回報，那總得以發展和晉升機會作為回報（至少表面上是有回報的）。在勃涅日列夫時期腐敗和憤世嫉俗的政治文化之下，這些激勵方式是完全不可以選擇采用的。因此人民對工作越來越漠不關心。前壹代人還懂得社會主義是壹種高尚的理想——在蘇聯實現得不完美，甚至可能被嚴重地歪曲了，但仍然是值得擁護的——而在勃涅日列夫時期成長起來的壹整代人卻把蘇聯和社會主義簡單地等同起來，就像這壹製度自己宣傳的那樣：如果他們憎恨蘇聯體製，那他們就是憎恨社會主義。 分析到此，似乎導向了有點模棱兩可的結論。我們強調蘇聯的問題在於不民主的計劃體製，似乎在暗示深入的民主改革就足以讓蘇聯社會和經濟起死回生。換句話說，如果用民主的計劃取代不民主的計劃，人民就會熱情地支持的經濟現代化，而這壹現代化仍然是在計劃的非資本主義製度的大框架之內的。當然，這種觀點現在已經被近期俄國歷史的殘酷事實所證偽：蘇聯改革並沒有在達到政策「透明化」以後就停下來了，甚至在經濟改革之後仍未停止，而是繼續往前，顯然無情地走向了舊的計劃經濟體系的完全毀滅，以及向市場經濟的過渡。

對這段歷史的各種解釋都是可能的。有壹種單純反社會主義的觀點，在這種觀點看來，中央計劃經濟和全民所有製天生就不如市場經濟。政治意識形態高壓壹消失，可以自由選擇的人們會不假思索地選擇市場。民主不可避免地導致對社會主義經濟體製的拒絕。換言之，壹種高效率的富有創造力的社會主義經濟體製不但是可能的，而且（從大多數勞動者的利益的立場上來看至少）也是優於資本主義的。但是如果這是事實，那我們如何解釋社會主義經濟體製在蘇聯和其他地方被擯棄的現狀呢？有兩點至關重要。首先，正如我們已經特別指出過的，社會主義對於許多人來說，不過就是勃列日涅夫體製而已。這是他們不斷被灌輸的觀念，而他們也沒有什麽理由懷疑這壹點。只有依賴於社會主義創始者們的經典觀點、建議和理想，人們才有可能認為另壹種非常不同的社會主義可能實現且值得實現，而人民卻只能從華而不實的官方禦用文人那裏了解到經典理論，他們當然不可能接納這種觀點。其次，毋庸置疑的是，蘇聯實行舊計劃經濟體製帶來的經濟停滯並不能簡單認為是缺乏民主參與的結果。這壹體製有許多經濟問題；但我們認為，這些問題並不是社會主義計劃本身所固有的。

那麽，我們的觀點是，總體上，徹底的民主化加上計劃經濟的實質性改革可能已經為蘇聯社會主義的復蘇創造了機會。然而不幸的是，在灰暗年代中效率低下且專製蠻橫的行政方式，在意識形態上又為僵化的官方馬克思主義所鞏固，這壹切似乎已經排除了將此（民主化和改革）作為當前實際政治選擇的可能性。某些蘇聯人民可能會覺得這種新思想很吸引人，但太多蘇聯人已經準備要求與共產主義的過去徹底決裂了。

4，新社會主義的理論基礎是什麽？

後蘇聯社會主義的首要基礎必須是徹底的民主和高效的計劃。現在我們已經清楚了，民主成分既不是奢侈品，也不是某種在形勢特別順利之前可以推遲的東西。就像我們在上面所論證的那樣，沒有民主，社會主義社會的領導者為了保證剩余產品的生產，就被迫推行政治高壓。而如果政治高壓減弱，社會就會趨於停滯。同時，沒有各種意見的公開討論，高效的計劃機製也是不太可能形成的。在近些年來，蘇聯共產主義者未能拿出切實可行的社會主義改革提案，這顯示出體製推崇服從與遵守所產生的惡劣影響。資本主義社會可以在政治專製之下實現經濟發展，因為即使在這種專製統治下，私有經濟活動的領域也是相對不受約束的，正常的競爭過程仍然起作用，而對工人階級組織的鎮壓還可以允許高剝削率。社會主義沒有這種鎮壓性國家和「自由」經濟的分離；如果意識形態「正確性」準則支配了經理的晉升，甚至主導了對經濟理論的討論，那長遠看來增長和效率的前景的確是黯淡的。

我們不得不說在蘇聯的例子中所出現的在民主製度和高效的計劃機製的方面出現的問題，反映了經典馬克思主義的某種缺陷。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他們對資本主義批判否定要大於他們關於社會主義社會積極理論設想。而關於民主機構，布爾什維克最初抓住工兵代表蘇維埃不放，偏愛這壹形式。雖然在戰術上，這可能很高明，但我們認為蘇維埃有內在的不足而且實際上很危險，所以我們必須在別處尋找社會主義民主憲法的原則。至於計劃機製，馬克思和恩格斯有壹些有意思的建議，但這些建議都是壹些比較模糊的概述。蘇維埃計劃者臨時創製出他們自己的體製，這壹體製服務於它所在時代的壹定的目的，但計劃者對社會主義經濟機製的理論發展卻受到他們自身理解的限製。為確保馬克思主義教條的正統性，他們排斥、甚至公開批判任何似乎受了「資產階級的」汙染的理論方法，比如邊際分析，因為它看來似乎汙染了「資產階級」內涵。西方馬克思主義者認為這種傾向是基於壹種對馬克思的誤讀。很有可能是這樣，但事實是馬克思並未試圖盡可能詳細地說明計劃經濟的運作原則，而這就使得對他的誤讀變為可能。除非我們能在細節上合理地闡明這些原則，否則社會主義作為壹種經濟製度就無論如何都不會再有任何可信度了。

工人階級談經濟社會

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 二零二一年

這已經是身邊的朋友第四例開店失敗了。其中一例是三人合夥開民宿，投入超過100萬元，結果剛開業遭遇2020年的疫情，損失慘重；其他三例開的是飲品店，兩家店是賣奶茶，一家店是賣燒仙草。持續最長的奶茶店開了三年，算下來勉強收支平衡，等於朋友這三年白幹了；燒仙草店開業後僅持續了三個月，營收實在太過慘淡，朋友及時止損，剛好有人要接手，就把店面轉讓了。





開店是很多年輕人的理想職業，不少人心中一直有著一個開店夢，開一間小小的店鋪，可以賣咖啡、奶茶、甜點、書籍或者鮮花 …… DT財經與智聯招聘的《2020年輕人理想工作報告》顯示，從80後到00後排在第一位的理想工作都是「自己開店」。移卡聯合艾瑞咨詢共同發布《小店經濟活力報告》，對18-50歲的核心從業人群進行調研，結果顯示目前37%的民眾已經開了小店，對於未開小店的人群中有71%的民眾未來有開小店的打算。其中，咖啡廳、奶茶店、甜品店、面包店、花店、書店最受人群青睞。

誇張一點說，很多年輕人不是在開店，就是有著開店的想法，在準備開店的路上。只是開店真如此美好嗎？年輕人對開店的玫瑰色想象是怎麽建立的？

當年輕人按照大眾傳媒鼓噪的模板去實踐時，幾乎註定要碰壁了。

我們重點來說說茶飲店（包括純茶、傳統奶茶與新式茶飲），它是不少年輕人的創業首選。無論是數據還是身邊直觀的例子，都在說明著茶飲店的生意很紅火，茶飲店的利潤很可觀。艾媒咨詢公布今年上半年中國新式茶飲行業發展現狀顯示，33.8%的用戶每周消費一次新式茶飲，16.0%每天消費一次，新式茶飲逐漸成為中青年群體的高頻消費品。從長期來看，新式茶飲還將呈擴大態勢，預計2021年，新式茶飲將恢復甚至是超過疫情前水平，市場規模接近2800億元。



乍一看，新式茶飲是新的風口，但數據的另一面是，喜茶、奈雪の茶、茶顏悅色、coco都可、一點點、貢茶、蜜雪冰城等知名的新式茶飲品牌，基本壟斷了市場，並收割了大部分利潤。小眾品牌的茶飲或者自主創業的茶飲品牌，並沒有太多存活空間。數位線下大數據發布的《2020年中國新式茶飲行業數據分析報告》顯示：2016 年中國新式茶飲門店數量還只有19萬家，到 2019年，這個數字就漲到了50萬家。企查查的數據則顯示，去年註冊的奶茶相關企業的數量達到了十年之最，共8.54萬家，其中有九成面臨虧損。有人形象地總結道：「現在的新式茶飲行業已經不是紅海，而是『血海』了。」



不久前閑魚根據平臺的轉賣數據總結出了《2021創業避雷指南》。2021年第一季度，創業者最應該避開的項目是：奶茶店、咖啡館、花店、茶葉店、服裝店、便利店、劇本殺店、美容院、密室逃脫店等，相關商品轉讓最多。不少用戶選擇在閑魚出售店鋪設備回血。茶葉店使用的泡茶長桌，用於灌裝奶茶的封口機以及咖啡店中的商用萃取咖啡機，是閑魚上轉讓數量最多的設備。

不少年輕人感到不解：怎麽會，不是說奶茶凈利潤最高可以達90%？怎麽會變成90%的店經營不善？



年輕人顯然低估了開一家奶茶店的成本。網易數讀結合了幾個品牌茶飲品牌的加盟費做了統一，開奶茶店的第一年，加盟費、保證金、管理費、設備費、裝修費、原材料費、裝修費、店鋪租金、員工租金，你至少需要支出48萬元。這些還不算水費、電費和設備折舊的費用。

單單一杯奶茶的材料成本可能很低，這讓利潤看上去很高，但利潤還得扣除掉租金、人工等大頭的成本支出。招商證券2019年的《新式茶飲深度報告》顯示，成熟門店凈利率僅有10%-15%，遠低於人們猜測的90%暴利，且凈利率對於日單量極度敏感，800單左右是一個門店前臺的盈虧的平衡點。這個數據遠遠超出了外行人的想象。



不少人輕信了網絡上「0元加盟」的鬼話，最後付出了慘痛的代價。公眾號「人間theLivings」一篇《0元加盟奶茶店，讓他3個月負債20萬|人間騙局》的非虛構寫作，清晰展現了這一騙局的運作內幕。當你以為0元就可以加盟時，前面有無數個坑等著你跳。文章底下不少有著相似經歷的受害者紛紛留言，教訓堪稱慘痛。但不少不諳世事、對這個行業並沒有清晰認知的年輕人，還在輕信一些「快招公司」加盟商的各種話術，使勁往坑裏跳，賠掉自己的積蓄甚至負債累累。



茶飲店如此，書店、鮮花店等也大同小異。雖然後者無須加盟費，但經營一家店從來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在網購的沖擊下，很多實體店僅僅依靠情懷也是難以為繼的。創業者可以拿情懷做生意，消費者就務實得多：網上更便宜，為什麽要線下買？



除了得考慮生存和盈利外，開店所需要付出的時間和精力，並不遜色於他們在職場上的付出。比如開一間茶飲店，你得早早起床，熬茶底、製作奶蓋、燒配料，生意忙碌起來，你得重復點單、收款、做奶茶、攪拌、搖晃、打包；如果請了員工，你得為他們的工資負責，得培訓他們形成良好的服務態度，甚至得提防員工聯合起來做陰陽賬 …… 你以為當了老板就隨心所欲了，但顧客就是上帝，你會為點評網站上的一個差評焦慮上火；你以為可以看心情開店，客人少了你就靜靜讀書曬太陽，但房租或員工的人力成本可能會讓你靜不下心來。不少開店的人自述：開個店比上班累還累，自負盈虧，全年無休。中國中小商業企業協會與美團研究院聯合發布《服務業小店店主生活和工作報告》顯示，87%的店主每天工作時間8小時以上，也有不少人超過14個小時。

因此，微博上超過2.5億次閱讀的話題#辭職開店是年輕人的退路嗎#，實在太天真了。辭職也許還有退路，但草率地開店搞不好會走入一條死路。



自由的錯覺：另一種形式的打工



不少人開店，沖著自主和自由而去。為老板幹活就得看老板臉色，接受老板的「剝削」；自己當老板了，就真的掌握自主權，並免於「剝削」了嗎？



對於任何實體店來說，房租成本都是最大的支出之一。在網易數讀「在黃金地段租下一個15平方米的小店」的統計裏，深圳的平均月租金是27135元（平均最高為41445元），廣州是17280元（平均最高為26190元），上海是13860元（平均最高為44055元）；二三線城市也不見得便宜，青島是7065元（平均最高為20385元），南昌是5625元（平均最高為7200元）…… 這也意味著：除非店面是自家的，否則自己當老板，首先是在給房東「打工」。無論你做多做少，老板都得付你工資；但自己開店，無論你是否有收入，你都得給房東支付房租。





在馬克思理論的視域裏，勞動的異化的根源是，生產資料並不掌握在勞動者手中。勞動者沒有生產資料，為了生存只能出賣勞動力，勞動成為可自由出賣的商品，不能體現勞動者的自由本質，勞動產生了「異化」；並且勞動所生產的勞動產品也不能由自身占有，這就造成了勞動者與其勞動產品相異化……前文所談到的工作倦怠，就是異化的表現。



因此，馬克思、恩格斯這樣說：「生產者只有在占有生產資料之後才能獲得自由。」與之相對的，「一個除自己的勞動力以外沒有任何其他財產的人，在任何社會的和文化的狀態中，都不得不為另一些已經成了勞動的物質條件的所有者的人所奴役。」通俗地解釋，老板有生產資料，那麽他在生產過程中就占有優勢，他就可以占有你剩余勞動所創造的價值。



人們不免會以為，如果我自己當了老板，設備是我的、原材料是我的，是不是就占有了生產資料了呢？利潤是不是就都是我的了？



開個奶茶店、開個水果鋪、開個理發店、修理摩托車，甚至是開設私立幼兒園，都屬於個體經濟。社會通行的對個體經濟的定義是：在勞動者個人占有生產資料的基礎上，從事個體勞動和個體經營的私有製經濟。個體經濟有兩個明顯的特征：一是生產資料和勞動成果歸個人所有；二是勞動者以自己的勞動為基礎。



但具體的勞動實踐中，卻很難說個體經濟完全掌握了生產資料，因為生產資料除了機器設備、工具、原料等，也包括土地、廠房等。對於一家小店來說，店面才是成本最高的部分之一，只要仍需要支付房租，就存在某種形式的「剝削」，不平等的異化勞動一直存在，你就仍然在為別人打工，也就不存在那種絕對的自主和自由。「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製」，這是馬克思想象達到的一種理想狀態。這說的是，在生產資料共有的基礎上，允許個人占有自己的勞動產品，實現每個人的自由發展。只是，目前我們的生產力還沒發達到這樣的程度，它也是我們社會前進的目標。

工人階級談勞權狀況

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 二零二一年

北京月壇街道將防疫工作外包給北京的寶威隆保安公司，保安每天需要工作24小時。蚊蟲肆虐，熱浪滾滾，無法洗澡，一天只能掙260元，幹不到30天還不給結工資。公司還想單方面撕毀勞動合同卻不給賠償，資本的貪婪再一次暴露無遺。防疫工作中還暴露出重重漏洞，這個街道離天安門大約只有8公裏。聯想到南京祿口機場疫情擴散，同樣是勞務派遣和外包，同樣漏洞重重，怎能不讓人擔心呢？以下是一位保安兄弟發來的爆料文章，他們正在申請勞動仲裁，和違法行為鬥爭到底！

　　我們是每天工作24小時每天260元壓3天日結的防疫人員，工作由月壇街道辦事處承包給寶威隆保安服務公司，寶威隆公司承包給黑保安機構，黑保安機構再通過黑中介招工。

　　雖然經過了層層轉包，無論月壇街道還是寶威隆公司，都知道我們被公然違法地壓榨著。但經過幾層轉包，他們似乎自以為自己承擔的壓榨勞動者的責任已經撇的幹幹凈凈了。

　　來的時候簽合同，一天260元，30天周期，都在上面寫的很清楚。我們把這張按手印簽字的合同拍照後交給他們了，但他們沒有依法給我們一份合同。上面沒寫工時，那個地方是空白的。

　　我們被告知一天在崗24小時，晚上10點之後可以在崗上睡帳篷，被褥三餐都給提供。工作內容是讓我們在小區門口值班，督促進小區的人掃碼登記，有外地回來的人我們要向社區報備。

　　這個工作簡直是開玩笑。月壇街道位於北京二環到三環之間，小區裏住的好多都是「物理上」的「老北京」，不方便用手機，我們帶隊的黑保安頭頭也沒給我們硬性規定必須掃碼，只是讓我們服從社區人員的指揮。社區人員跟我們說，碰到脾氣倔的就放他們直接過去，不要起什麽沖突，惹出什麽岔子。

　　記得第一天在他們那報道是不算上工的，報道地點是一個農村宿舍，交通非常不便。我們自費到那個宿舍都花了不少錢不少時間，我坐地鐵+公交去的花了4個多小時19塊錢，一個同事打車去，花了72塊錢。

　　很快宿舍50多人的床位住滿了，但為了高工價而來的兄弟們仍舊源源不斷，他們通通打地鋪睡在地上（這符合防疫規定嗎？）。接待我們的人都操著東北口音，滿口粗話，滿臉橫肉，遍身紋身。半夜有個不知為何、不知被何人打的頭破血流的家夥進了宿舍，拿了自己的東西就走了。

　　第二天淩晨三點我們被叫起來，我們這撥二十多個人被塞進一輛限乘11人的金杯車裏，拉到了北京市西城區月壇街道。按照街道人員的指示，每個崗位下一個兄弟，被告知接下來一個月我們都在這個崗位了。我們這一片防疫的一共36個崗位。

　　其他的兄弟有的被他們以「個頭不夠」為由安排去了一個商場做保安，每天12小時，工資一百多少一天我忘記了。中介招工時明明說的個頭身高不限……他們三令五申吩咐我們，如果碰到領導檢查，一定要說自己是8小時4000的待遇。哦，原來我們是一個人做三個人的活啊，怪不得24小時給260元呢！第一天我們一個同事就碰到區委書記詢問，他說的8小時4000。

　　我們剛來的幾個小時挺熱情，畢竟在疫情復發的當下做疫情防控工作，身上也挺有使命感和責任感的。可是很快，我們發現這裏年紀大的很不買賬，自己不帶手機下樓遛個彎回家沒法掃碼被攔下來，自己家回不去，脾氣好的就嘀咕幾句，脾氣不好的直接開口罵人。

　　我們在裏向帶隊的反應了這個問題，帶隊的依舊沒有給我們下硬性規定，只是重申不能與居民發生沖突。想必他們也沒怎麽在乎這個事（這不是形式主義是什麽？）。

　　很離譜的是，我和好幾個兄弟的崗位只是小區的一個出入口，小區其他出入口是沒人看守的，我們對自己的職責產生了深深地懷疑。

　　我們跟社區人員反映後，社區給我們一把大鎖讓我們把小區另一邊鎖上。我的小區大門在地上砸死了，我和一位經常在樓下乘涼的居民代表大叔又推又拽的也沒搞動鐵門分毫。

　　我和居民代表向社區反應門關不上，社區那邊也沒管說那就這樣吧。還是第二天我借了把撬棍把門一寸一寸撬到位置鎖上的。

　　但只要和附近街坊處好關系，這些大爺大媽叔叔阿姨都對我們特別好，看公司不給我們送早飯，給我們送包子、雞蛋、火腿腸、餅幹啥的。聽到我們被極限壓榨，他們對我們表示了深切的同情；看到我們被蚊子咬的全是包給我們送風油精、幫忙掰蚊香。（社區發的花露水不管用，這麽熱的天一出汗，花露水有效期只有一個小時）我們這邊的兄弟沒有一個不感謝這些熱情善良的街坊的。

　　我們飯有時候不給送，有時候送到的特別晚。但最離譜的是公司不提供水，要我們自己花錢買水。曾經答應的帳篷兩天沒有送到，保安公司一開始讓我們在樓道、長椅睡，可第一天晚上就碰到三撥查崗的，還被蚊子叮的胳膊腳腕密密麻麻的包，我們根本沒睡好。

　　北京天氣熱，我們沒地方洗澡，只能在公共衛生間擦一擦，但這又管什麽用呢？

　　如果是這樣只是條件艱苦，我們自己創造條件克服困難，撐過一個月把錢拿到手也行呢。

　　但我們來的第三天他們告知他們公司被居民和居民代表舉報超長時間用工，不能再進行24小時工作了，要調整成上36休12小時，兩天給430，相當於每天工資比合同少了45元。

　　我們好多兄弟不願意，這麽辛苦給他們幹活，他們不把我們當人，為了錢咱們就忍了。可是單方面更改合同降薪，我們絕不同意，出來都是為了賺錢的，咱們之所以吃的了你這個苦就是為了你高工價的。我們第三天早上在群裏提出辭職，要求根據勞動合同法第38、46條給予結清工資並依法給予半個月工資的經濟賠償。

　　群裏黑保安頭子跟我們說領導正在過來，我們要求下午6點結清工資，他們也同意了。

　　那又是一個充斥著蚊蟲、高溫的白天，我們艱難地撐過去了，沒有一個人脫崗。那當然是為了我們在崗上堅持三天的工資而沒有擅離職守。

　　我們下午快6點的時候換上便裝去結賬，他們給我們結了3天的工資780元，但是絕口不提經濟賠償的事。我們一個小兄弟來的晚了，不給結錢了，他跟一個紋身男吵起來了。

　　我們趕緊給街道的值班人員打電話，因為出現了吵架讓他們過來一趟處理問題。可惜打了兩個電話，最終都接到寶威隆保安公司的負責人那裏去了。保安公司派了一個別著黨徽穿襯衫的人跟我們14個人交涉，想讓我們說出一個數字（很有可能是陷阱！最後告我們敲詐勒索！我們有全程的錄音攝像！）我們讓他自己說，他們用手勢比劃這個數（2000），我們點頭了（按照勞動合同法，這種情況應該依法至少賠償3900元！）。但他們後來反悔了，讓戴黨徽那個把我們拖住，我們看他們遲遲不給錢準備離開，明天去勞動仲裁。離開的半路我們被警察攔下來了，警察是當地街道轄區派出所的。原來是黑保安公司以我們要去「圍街道」為由報的假警。

　　沒一會，警察過來說你們說個數字吧。我們表示說出數字會不會被他們反咬一口說我們敲詐勒索？警察說我們在這呢，有執法記錄儀，你們當我面說沒事。我們就說我們不多要，幹三天拿2000其實心裏也不踏實（有個球的不踏實？拿3900都踏實，這些黑保安和街道騙了政府多少防疫的錢？一個月幾十萬幾百萬，按一個崗8小時4000算，不踏實的應該是他們）就按北京市最低工資2320的一半1160要求賠償。

　　我還是挺有疑問的，我們勞動者討薪叫警察，警察會說經濟糾紛勞動糾紛不歸他們管，我們就只打了12345市長熱線和街道電話。怎麽老板一叫警察，警察就給老板處理問題呢？我真的百思不得其解。

　　警察過去跟保安公司負責人說了，但保安公司的人不同意，他們表示最多給300打發我們走人（我們到現在還沒解除一個月合同呢？！）警察也說那意思差不多得了，你們勞動仲裁打官司可能幾個月的……但已經到這個地步了，保安公司從一開始沒把我們當人看，後來叫來警察驅散我們，他們真的是一點協商的意思都沒有。我們大不了多花一天時間集體去勞動仲裁，就算街道、勞動仲裁、保安公司是一夥的，我們也要跟他們爭鬥到底，讓這些草菅人命（讓防疫人員72小時沒睡好覺）罔顧法律的人被繩之於法！

　　我們約好8月8日上午去勞動仲裁，晚上找附近的賓館住。

　　我的老家有疫情，即使我一年沒回老家了，近21天都在北京工作，賓館也不讓入住，我在賓館大廳椅子上準備熬過這漫漫長夜。

　　我們從第一天上班3點鐘起床到現在第三天馬上半夜12點，幾乎已經70小時沒睡床了。我們14個人裏至少有4個老家在疫區或者是手機停機的今晚都得和我一樣這樣對付一宿。

　　還能說什麽呢？明天的勞動仲裁就是街道辦事處的一個部門。我們會贏嗎？法律會站在我們這一邊嗎？公理會站在我們這一邊嗎？壞人能被繩之以法嗎？

　　我們不知道。

　　我們知道居民大爺大媽叔叔阿姨站在我們這一邊。

　　我們知道全國的善良的人們，有良知的人們會站在我們這邊。

　　我們急需社會的援助！

　　南京祿口機場防疫不力的前車之鑒就在眼前，希望北京月壇街道能吸取教訓，認真反思工作中存在的問題，疫情一旦擴散，你們承擔的起責任嗎？同時督促寶威隆公司趕緊按《勞動法》規定對保安兄弟進行勞動補償，作為甲方，你們對保安公司的非法用工難道沒有責任嗎？希望能夠做出嚴肅處理，拖得越久，對你們越不利啊。

工人階級談經濟環境

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 二零二一年

今年的互聯網大廠，真是外憂內患。

今年以來，反壟斷的大幕拉開，股價帶著市盈率連續下跌，互聯網公司集體失去了曾經的光環。阿裏格外艱難，去年開始，螞蟻上市IPO暫緩，讓員工手裏的巨額期權難以兌現。

對許多員工來說，大廠們，已經不是從前的大廠。夢想不再有金邊，公司畫的餅也不再那麽香，手裏的期權也隨著股價愈發不值錢了。要留住手下那幫幹活的人，公司也需要老老實實給出更多的薪資。

6月，阿裏巴巴內部結束了一輪普調，幅度是歷年之最。

按照過往的習慣，阿裏會在4月開始一輪調薪動作。當時，路透社就報道稱，阿裏巴巴集團已凍結2021年高級管理人員的薪水，轉而給初級員工更大的薪水漲幅，目的是挽留其員工隊伍。

阿裏內部數百名高管平均每年獲得5%至10%的加薪，並且還獲得了股票激勵。而知情人表示，除非他們今年表現出色，否則今年的高層將無權加薪。

一位阿裏P7工程師張弛對全現在透露，身邊很多P5、P6都拿到了超過50%的漲薪，「看到調薪包的時候，他們自己都驚呆了，覺得不可思議。」張弛表示。尤其很多以較低薪資和職級，通過社會招聘進入的員工獲得了較大幅度的調薪。其他基層和中層崗位，各個部門的幅度不一樣。

另一個電商巨頭京東也在近期高調宣布漲薪。

京東的公告宣布，從2021年7月1日開始到2023年7月1日，將用兩年時間把員工平均年薪從14薪逐步漲到16薪。根據公開信息，京東本次漲薪範圍包括MPT序列員工（包括管理人員、項目經理、產品和技術人員），OS序列（包括配送員等基層員工）會按地區和工種做「適當調整」。

對企業而言，反壟斷的大幕拉開，強者恒強的固有邏輯出現松動，過往被認為戰局已定的市場再添競爭，大廠們也需要花大錢，留人才，應對這場被延續的市場競爭。

一位資深互聯網公司HR認為，京東的調薪只能說跟上現在互聯網大廠的趨勢，達到平均水平，調薪幅度並不算高。

幅度不高，但漲薪範圍是實打實的大，屬於普天同慶式的漲薪。按照漲薪計劃，覆蓋範圍內的員工不分職級全部漲至16薪，原本的月薪也不會因此減少，不同員工之間的區別，僅有達到16薪的快慢之分，最晚的會在2023年完成。

在一年一度的秋招季即將到來前，已有多家互聯網公司相繼發布了不同程度的股權激勵、漲薪計劃。

7月2日，小米集團發布公告稱，向集團3904名員工授予7023.17萬股股票，按當日股價計算，約合人民幣15.34億元，人均獲得39.29萬元人民幣。

僅僅過了一周不到，雷軍在7月6日宣布，向小米集團的技術專家、新十年創業者計劃首批入選者、中高層管理者等122人，獎勵11965萬股小米股票。根據當時小米股價，這輪十年長期激勵價值約25億元，人均達到2400萬元。

作為金山軟件公司董事長，雷軍在7月5日還宣布，將贈予每位金山員工600股股票，總計約480萬股。

7月14日，騰訊宣布計劃將增發240.32萬股新股份授予給不少於3300位受獎勵人士，獎勵人士包括雇員、行政人員或高級職員、董事、專家、顧問或代理。目的是獎勵部分員工做出的貢獻，吸引及挽留人才。

根據當天股價，240萬股騰訊股票約合人民幣11.14億元。以3300名員工計算，平均每人可獲約34萬元。

一位大廠HR任夢對全現在分析，企業漲薪和提高福利待遇，一般是對內穩定「打工人」的民心，對外提升招聘品牌和企業影響力。「比如最近被挖人挖得太多了，或者要做新的業務，需要吸引人才；再就是馬上校招季了。」

去年11月，螞蟻集團IPO被叫停，中國對互聯網的反壟斷拉開了大幕。從那時開始就漂浮在互聯網行業上空的反壟斷預期，也在今年開始一一兌現。

在那幾個月期間，巨大的不確定性壓著阿裏巴巴的股價接連下跌，市值一度縮水三成。對奮鬥了多年的員工來說，跟著上市然後兌現巨額財富的機會被擱置。

於是從今年開始，阿裏如何留住更多人才，成了必須面對的問題。一方面來自對股票期權的補償，另一方面也是為了應對其他電商大廠的挖角，調薪就是最直接的方式。

張弛坦言，最近還剛參加了字節跳動杭州的面試，「面試的是比現在高一級的崗位，可惜最後一輪沒過。」

據了解，字節跳動杭州主要為電商相關部門，在地理位置上伸入了阿裏的腹地。從去年開始，字節就在阿裏很多部門挖角，力度大，給出的薪酬待遇也相當豐厚，「去了至少漲50%，甚至有些崗位會直接翻倍。」張弛表示。

一位淘系員工也表示，近段時間身邊很多同事在密集關註外頭的機會，不少同事已經把美團、字節、快手都面試過一遍。

或許正是為了應對挖角，今年6月阿裏的普調力度為歷年之最。

據悉，螞蟻金服有百人的團隊，一次性拿到千萬級別的調薪包。大面積薪資調整一度讓阿裏成為脈脈上互聯網打工人的討論熱點。

對於張弛來說，這次漲薪幅度雖然比不上跳槽的收益大，但心裏也可以接受。「至少和字節這些新巨頭的差距不大了。」

從2020年開始，字節、快手加快布局直播電商，美團入局拼好貨，拼多多新開創社區團購，阿裏的電商，新零售相關從業者，京東的電商、拼購、社區團購等領域的從業者都成為其他大廠挖角的重點。

一位京東人士表示，京東此次調薪屬於「跟上行業步伐」。他對全現在表示，京東最早是13薪製，2018年開始變為14薪。目前市場上一線大廠基本為16薪，維持14薪確實比較缺乏競爭力。

從企業的角度，提高薪酬競爭力是一直要做的事情，此次京東調薪反響巨大，原因可能是調薪幅度較大，範圍也大，公告提到的員工都會覆蓋到。

「但是無論怎麽調薪，到手的錢可能還是趕不上字節跳動開出的價格。」上述京東員工表示，按照之前字節大幅加錢挖人的做法，已經不是簡單調16薪就能應對的，而且此前字節挖人力度之大，對全行業來說都是一個讓人頭疼的問題。

另一方面，從去年開始，反壟斷壓力正在重塑互聯網競爭格局，強者恒強的固有邏輯被撬動，過往被認為戰局已定的市場，再添競爭。

既要打市場，也要守江山逐漸成為新的競爭範式。競爭的延續，為此招兵買馬，為這一輪大廠漲薪再添一層邏輯。

不過最後，一線大廠強大的薪資預算不斷擡高員工市場上的薪資水位，京東這樣的巨頭尚且需要努力追趕。但中小型公司則可能愈發掉隊，強者恒強的問題，或許又會在員工薪資上進一步放大。

漲薪之外，困擾張弛的還有兩件事——股票升值空間小，期權不值錢了。

張弛作為一個985研究生，在畢業後直接進入阿裏，如今已經超過5年，但是職級一直未上升，停留在P7。

期權縮水和升職困難，是目前大廠漲薪的大背景。

至少在幾年前，互聯網人很少稱自己是打工人。包括畢業生在內的求職者，把進入大廠看作是搭上一輛財富增長的快車，隨著行業、公司急速增長實現職位和收入增長。

應屆畢業生動輒幾十萬的薪水自然不低，但要人們為公司996，更重要的是期權。選擇一家成長中的公司，前期工資可以不高，但攢期權，熬到公司上市，動輒幾百上千萬的期權一旦可以變現，就是過去幾年的努力給到的一次性大獎，財務自由不是夢。

這個以阿裏巴巴為代表的早期互聯網公司開創的造富模式，在過去十幾年時間裏被不斷復製。周期也越來越短。

最典型的就是28歲退休，實現財富自由的郭宇。2013年，帶著3年工作經驗的他從支付寶跳入當時還叫今日頭條的字節。

作為字節的早期員工，郭宇陪跑了字節增長最快的幾年，最後在去年宣布退休，外界猜測郭宇的期權價值過億。從普通家庭出身，到28歲財富自由，成為互聯網打工人最美好的想象。

在蛋糕無限做大的時代，每個人能分到的自然更多。

騰訊、百度、京東、美團、拼多多、快手等公司早期員工，成了企業增長最大受益者，在公司上市時通過期權創造了無數個「一夜暴富」的神話。

先低價發放期權，公司上市之後價格的長幾十上百倍，最終兌現，期權成了連接公司和人才利益的紐帶。

2018-2019年開始，包括科技、互聯網公司等在內的新經濟領域遭遇融資難、上市難等挑戰，的新經濟公司上市潮中，估值、市值增長有所放緩，導致期權承載的「財富自由」幻想在很多大廠員工中破滅。

股權激勵變得不再那麽有激勵作用，其鉗製員工的一面開始顯示出來。互聯網大廠一樣，每年可以行權一部分股權，想要拿到全部份額的股權，需要待上數年時間。

互聯網hr和應聘者在提到薪資待遇時常給出「總包」，包含底薪、年終獎、獎金、股權期權、等在內的年薪總數。

其中，當期權的誘惑力降低，年薪相當的情況下，天平逐漸傾斜，實打實的現金工資，比摸不著的期權更讓人有安全感。

財富自由的窗口日漸縮小，除了要高薪，另一種情緒也逐步蔓延：摸魚、躺平。

今年6月開始，快手、字節等大廠先後宣布取消大小周，騰訊光子工作室也強製6點下班，奮鬥了這麽多年的互聯網員工，迎來了陌生的周末時間。

從員工的角度，這是反對996之後，又一種抗拒奮鬥的集中體現。

對於企業而言，取消大小周也有很實際的原因，互聯網行業的增長正在逐步趨緩，從高速增長時代進入存量競爭時代，加班帶來的收益不再像曾經那麽明顯，而大小周製度本身卻意味著高昂的成本。

當造富夢越來越遠，勞資博弈也在尋找新的平衡點。

工人階級談中國社會的社會危機

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 二零二一年

要感謝向東網友推薦的署名王陶陶的文章 —— 「中國網絡意識形態的現狀與隱憂」。作者以一個沒落自由派的立場，從小資產階級自由派的狹隘眼光出發，最大限度地、比較誠實和公正地分析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種種不可克服的矛盾、這種矛盾如何導致「新生代」拋棄自由主義尤其是「經濟自由主義」以及「一個貧窮的新生代群體」為什麽必然「仇恨有產者」、必然「激烈沖擊現有經濟秩序」。



這個王陶陶是什麽人呢？查了一下知乎，得到了有趣的回答：「（在知乎上）有三個王陶陶。第一個王陶陶，是作為民族主義者的王陶陶。這把他和絕大部分逆民、公知區分開來。第二個王陶陶，是作為右翼保守勢力的王陶陶。… 他寫了很多關於革命的書，但是並沒有表現出對革命者的同情。相反，他往往維穩反革命。那麽，他維的是誰的穩？在知乎問題『誰是中國最偉大的人』中，他回答是鄧小平，在提問『為什麽中國科研落後』問題中，他回答中國科研體系被官僚控製，基層科研人員很難保護自己的科研成果不被領導篡奪。從零零總總的回答中，都表現出他是個欣賞私有製西式國家的人。他希望中國成為一個私有化、市場化、西化的中國。因此，他本能地反感任何反資思想，華為251等反資運動中，王陶陶從沒有站過勞動者的邊。而知乎的主流言論同情勞動者，這是王陶陶口碑逆轉的原因。第三個王陶陶，是作為英美文明崇拜者的王陶陶。雖然他是個民族主義者，但是他內心中是極度崇拜英美文明的。他內心中是希望中國人像盎格魯薩克遜人一樣，戰略上充滿侵略性，戰術上堅韌而懂得隱忍。而他對侵略文明的崇拜最終摧毀了他的理智，導致他變得像公知一樣仰望英美的一切。最終在疫情的判斷上，他失手了，堵上全部聲望，梭哈到了輸的一方。從王陶陶在知乎的起落，我們可以發現，中國網上民族主義者已經分成了兩派，一派向左，一派向右。入關學能夠成為顯學，是因為入關話術體系中，正好回避了左右辯經，以切美國人蛋糕為目標，暫時團結了民族主義者中的左右兩派。然而我認為，入關學遲早會在左右問題上分裂。用嵩縣的話來說，異端比異教更可惡。」



中國正處於資本主義社會各種矛盾尤其是階級矛盾迅速激化的年代。這種激化必然要在意識形態方面得到反映，在網絡時代就必然要在所謂「網絡輿論」上得到反映。王陶陶說：「從2015年以來，中國網絡意識形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為了解釋這種「巨大的變化」，王陶陶認為有「兩種關鍵性的因素」。「第一種因素 ... 即中西關系自2015年底以來的不斷惡化」。關於這個「第一種因素」，我們暫且不做深究。比較有意思的是王陶陶所講的「第二種因素」：「代際認知分化或者說代際矛盾」所造成的「深遠影響」。



這個欲言又止、雲山霧罩的「代際矛盾」到底是個什麽矛盾？且看王陶陶的解釋：「自改革開放以來，一代代的中國人受惠於開放和市場帶來的好處，尤其是知識青年，更是如此。60後、70後大學生畢業後，很快以較低的成本在城市定居，過上了舒適的中產階級生活，他們對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規則認同度是非常高的，這一代高知人群甚至普通人很難理解任何對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反感情緒。這種心態大致一直持續到80後左右，但到了90後年輕人中，則發生了真正的變化，至少相當一部分90後知識青年對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認知與前輩不同。我們很難理清變化的時點，但新一代年輕人對市場經濟規則的看法確實是負面的，至少比前輩更不好。最明顯的跡象，就是中國新一代知識青年尤其是小鎮遷居到大城市工作的知識青年，在經濟上更崇尚財富平等而非自由競爭，對市場經濟和私人產權合理性的看法更加復雜化，甚至偏負面。」



原來，在王陶陶看來，「一代代的中國人」都受惠於「開放和市場」，包括了60後、70後、80後。然後，突然間，不知在什麽「時點」，「開放和市場」就不再給「年輕人」帶來好處了，從90後開始，「認知」就不同了，對「市場經濟和私人產權」的看法就「復雜化」了，甚至「偏負面」了。這是怎麽一回事呢？



這裏，王陶陶口口聲聲講「代際矛盾」。不知道王陶陶是因為太年輕（如果是這樣，為什麽王陶陶不像別的年輕人那樣反感「市場和開放」呢），還是眼界太狹隘、還是立場太偏頗，整整一代、幾千萬60後、70後國企工人因為「受惠於」「市場和開放」而下崗和失業乃至淪為赤貧就這樣被輕松無視了，另外幾千萬60後、70後的農民工為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經濟奇跡」、為了王陶陶筆下的「中產階級」享受物質繁榮而付出青春和血汗、付出數以億計的斷手斷腳、終於老無所養也被很淡定地被忽略了。



至於90後、00後，也不是全部都拒絕贊美市場、贊美開放、贊美私人產權的。網絡上大膽炫富甚至不惜「坑爹」的富二代、官二代按絕對數量來說沒有成千上萬也有成百上千。



王陶陶所看到的，果然是「代際矛盾」嗎？王陶陶是讀過一點馬克思的：「馬克思說過，經濟地位決定意識形態的流向，事實也果然如此。」但是，王陶陶不是馬克思主義者。無論如何，「階級矛盾」這個詞，哪怕想一想，恐怕對於作者王陶陶來說都是十分恐怖的，因此，還是不提為好，不提為好。



我們無法確切地知道，這篇文章的作者到底是上述「三個王陶陶」中的哪一個。但是，從作者的自我介紹來說，我們可以了解一些梗概。據作者的自我介紹，他（她）當年也是在媒體行業裏工作的，「我以前曾經在一個媒體公司工作，剛開始一個月薪水是稅前4800，稅後3000多，後來上漲到稅前6000，稅後4900，最高時達到稅前8000，稅後6000左右。租房每月花費是2000元，吃飯花費每月也是2000左右，一個月省吃儉用，結余1000-2500左右」。稅前月工資8000左右，年薪就是10萬元左右，已經超過中國經濟的正式部門「城鎮非私營單位就業人員」的平均工資了。按照這個工資水平，王陶陶先生（或女士）已經可以位列中國的小資產階級甚至摸到了上層小資產階級的邊了。



王陶陶所描述的工作環境也帶有資本主義正式部門的特點：「我過去工作過的媒體企業還是非常人道的，至少基本保證雙休，上班時間也不會超過8個小時，工作環境是比較安逸舒適的，雖然收入不高（？），但個人時間卻也豐富。」（問號是筆者加的）



後來不知道為什麽，是不是像付國豪先生一樣在一線城市混不下去了，王陶陶轉進回到了「老家」，最後謀了個「鄉鎮公務員」的位子，勉強還算在「體製內」。



所以，從王陶陶個人的事業來說，是有些失敗的，但是他（她）的可貴之處在於：雖處江湖之遠，不忘憂其君。王陶陶的「君」首先就是「市場經濟和私人財產」，曾經「苦口婆心地」勸「年輕人」對市場經濟要「感恩」、要「尊重」，卻得到了令他（她）啞口無言的答案：



「我憑什麽尊重這種狗屁規則？憑什麽比我畢業早五年的同事明明沒有我優秀，卻買到了一座我現在需要三倍價格才能買得起的房子？憑什麽那些終日遊手好閑、無所事事的深圳房東什麽都不做，一個月收的房租比我這個勤勞好學的優秀工程師幾個月還要多？憑什麽那些房東打打麻將，一年房價上漲的好處比我一年勤勤懇懇工作還要多？我現在沒有錢、沒有女朋友、沒有時間，很快連青春和希望都沒有了，在這種情況下，你還讓尊重市場經濟和私人產權？憑什麽？」



是啊，一種讓所有的勞動者都沒有房住、沒有「錢」（於是就沒有醫療、養老、子女教育）、沒有男女朋友、沒有可自主支配的時間、沒有青春又沒有希望、又被逼著996和007的社會製度，難道還值得任何「尊重」嗎？不要說「尊重」，應當問，「新生代」還能夠忍耐多久？



從這裏，王陶陶感受到了危機，感受到了恐怖。恐怖首先來自於「頹廢思想的出現」，但是更加恐怖的是「仇富思潮的出現」，是「新生代年輕人的激進左化」，是年輕人認識到「自由主義」就是「自由的壓迫員工、自由的炒作房價」。



怎麽辦呢？「自由主義」還能挽狂瀾於既倒嗎？不得不說，王陶陶的觀察比絕大多數自由派以及一些還在幻想著「聯合」自由派的「左派」都更加敏銳。他（她）為老自由派們的麻木和遲鈍而焦急、而惋惜：「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大多數源於體製內外的有產階層，他們往往傾向於將這種本質上服務於自己利益的思潮視為人類道德的唯一追求，並虛偽地自我感動不已。 ... 這些人不能理解中國新生代年輕人為何對自由主義如此反感 ...」



王陶陶得出了一個可怕的結論，在一切「英美之外」的國家，「自由主義」行不通：「現代自由主義本質上是一種有產者思潮，她體現了有產者實現有產後對政治權力和更大經濟利益的追逐。從本質上看，他對更渴望追求基本經濟利益的無產者毫無吸引力，這也是英美之外的自由主義者歷來只會把事情搞砸的原因 —— 在奪取權力的過程中，人數稀少的自由主義者依賴於無產者的不滿，卻在事成之後無法建立無產者真正渴望的經濟秩序，進而引發新的動蕩。」



這樣，王陶陶就用他（她）自己的方式，從他（她）自己的眼光，得出了一個重大的馬克思主義的結論：中國這樣的半外圍資本主義沒有在資本主義製度範圍內實行自由民主、福利國家等階級妥協的歷史空間。於是，「自由主義」或者任何「有產者思潮」就對無產者「毫無吸引力」，因為這樣的「主義」或「思潮」滿足不了無產者的「基本經濟利益」。



王陶陶對於「自由主義者」的尷尬分析地也很透徹：「自由主義者」要奪權就離不開「無產者的不滿」，但是「事成之後」又給不了無產者他們「真正渴望的經濟秩序」。於是，等待著「自由主義者」的大概只有兩種前途，一種是，「事不成」，還有一種是，「把事情搞砸」—— 等待著真正的「王者」無產階級來收拾殘局。中國的自由主義於是正在無可挽回地沒落下去：「中國自由主義無論從各方面來看，都是一個既沒有時勢，又缺乏群眾的沒落思潮，它只能是知識分子聊以自嘲的沙龍。」



對於這樣的沒落，王陶陶當然很不甘心。怎麽辦呢？王陶陶想了兩個辦法，一個是祭出幽靈，一個是告誡「體製」。



王陶陶祭出的幽靈叫做北一輝：「我讀世界歷史的時候，常常感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日本新生代年輕人被激烈的民族主義和均貧富意識形態所吸引，締造了北一輝引領之新生代激進民族主義和仇富思潮的迅速崛起。... 歷史不會忘記，20世紀30年代，日本新生代年輕人，在北一輝民族主義和均貧富思潮的引領下，打著『尊皇討奸、斬殺國賊』的旗號，先是猛烈攻擊日本的財閥，隨後則是猛烈攻擊日本的官僚，最後發展到挑戰整個日本體製的程度。」



王陶陶祭出的這個幽靈確實能嚇到一部分小資，準確地說，一部分小資「左派」（有人管他們叫「學院派」）。這些「學院派」說：看看，中國青年的思想一旦被北一輝俘獲，成了「國家主義者」，那麽將會多麽可怕啊！對外侵略擴張、對內法西斯式鎮壓，天塌下來了，這可怎麽得了？對於這部分同誌杞人憂天的錯誤，我們另找機會批評（過去，紅色中國網已經論證了為什麽中國資本主義既不會發展為帝國主義也不會發展為法西斯主義，也不可能對外發動侵略戰爭）。這裏僅僅指出，就算北一輝的幽靈能夠嚇倒一部分小資「左派」，甚至嚇得他們急急忙忙要與自由派「聯合」，這著實無補於整個中國自由主義正在無可奈何花落去的大局。對於廣大的中國無產階級以及正在無產階級化的大批小資群眾來說，他們才不管什麽北一輝、南一輝。他們的實際問題是，誰能夠解決住房、雙休日、八小時工作製和男女朋友？誰能夠為他們自己帶來希望、為他們的子女帶來青春、為所有人帶來尊嚴？








但是王陶陶還有一招殺手鐧，是隱藏在北一輝這個幽靈後面的：「無論與自由主義在政治上存在多少分歧，官方依然是市場競爭和私有產權的支持者和捍衛者，這就決定了 —— 隨著資產價格的上漲和工薪收入的停頓，大多數新生代年輕人在經濟上與現有規則的矛盾會越來越明顯，而自由派的瓦解和資本的低頭，會讓這種矛盾愈來愈難以掩蓋 —— 這種沖突，最終會難以避免地指向官僚階層 ... 裹紮著對富裕前輩的仇恨不斷升級的，最先被新生代攻擊的將是被稱為資本和買辦的企業家，隨後則是官僚階層，如果這種經濟矛盾不能緩和，那麽這種趨勢將很難停止。」



這一段，句句都是大實話。別看我們「自由主義者」與「官方」表面上互相攻訐，大家都是吃資本飯的，所以，「官方依然是市場競爭和私有產權的支持者和捍衛者」；在要不要捍衛「市場競爭和私有產權」—— 這個最根本的問題上 —— 「自由主義者」和「官方」是一致的，也可以說是一家人。所以，「自由主義者」解決不了 —— 毋寧說，已經無法再用「自由主義」掩蓋 —— 的矛盾，「官方」一樣解決不了。只要這些矛盾解決不了也掩蓋不了，「越來越明顯」，那麽，先是「自由派的瓦解」，接下來，「新生代」就會攻擊「資本和買辦」，隨後，就會攻擊「官僚階層」。



王陶陶接著說：「這樣的意識形態必然是激烈沖擊現有經濟秩序的，也是必然反體製的 ... 對此，應該盡早引起重視。」「自由主義對國家構成的威脅，絕不可能與之匹敵。」



這裏，有點圖窮匕首見的意思了。王陶陶在對「體製」、對「國家」喊話，你們眼瞎了嗎，你們腦子進水了嗎，你們難道看不出來，我們與你們一樣，都是「市場和開放」的支持者、「私人產權」的捍衛者，我們對你們是構不成真正的威脅的！真正的「威脅」、真正的「反體製」來自「一個貧窮的新生代群體」、來自「激烈沖擊現有經濟秩序」和「無情推進均貧富」的意識形態。



實際上，一個「鄉鎮公務員」能夠看到的問題，難道「體製」看不到嗎？只不過，「體製」也有「體製」的難處，「體製」也是困在系統裏。要是鎮壓能解決問題，早就鎮壓了；要是收買和讓步能夠解決問題，也早就收買了。如今這年頭，「體製」要操心的事太多了，保江山的事都外包給「輔警」了；王陶陶之流的自由派不當「體製」的家，哪裏知道「體製」的難。至於什麽「星辰大海」、「切美國的蛋糕」，也就是讓那些荷爾蒙旺盛卻又找不到性伴侶的男青年們權充一下性想象的替代品，能騙一天是一天。真到騙不了的時候，「體製」倒不害怕北一輝。不過，還有比北一輝更加可怕的幽靈 —— 那顆真正的精神原子彈！

工人階級談商業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的本質

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 二零二一年

如今，濟南警方的情況通報已出，「阿裏女員工被性侵事件」熱度也迅速在阿裏投資的微博等平臺上衰退，關註者也斷崖式下跌。

雖然最後留下了很多疑團，比如為何兩位猥褻者都未「強奸」成功，為何女方要在次日早晨呼來李姓客戶，為何直至8月4日才報案李姓客戶，這些都有待解答。





但隨著事件已經進入尾聲，這些東西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這場風波並沒有「反轉」，同時其暴露出的很多問題亟待我們關註。





不要因為這個姑娘不是「完美受害者」，就對阿裏本身存在的問題閉上雙眼。這場羅生門本身，正是如今我們一窺阿裏內部痼疾的機會。

以下內容，來自於一位阿裏前員工。





王成文（花名曲一）這種人在阿裏絕不是個例，即便把錦衣衛總管派出來，把此人開除、繩之以法也沒辦法杜絕這種事情。因為這是管理文化導致的系統性問題。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並不是最後處理幾個人就能扭轉的。





不從阿裏管理製度和管理文化上改革，這種上司對於下屬的壓榨、PUA、潛規則、職場性騷擾甚至性侵，領導不把下屬當人的事就不會停止。







從事件發生開始，同事群就開始討論這個事情，欣慰的是大家的正義感還是在的，所有人都在譴責曲一（王成文）這個人渣。





以往這類事情都是通過內網十大熱帖發現，但這次把受害人逼到在食堂發傳單，才形成輿論浪潮。所以你要說內部沒有進行帖子降級，封鎖消息，我是不信的。





可大家紛紛譴責人渣，但是並沒有認識到這個問題產生的根本原因，很多人的想法還停留在女生應該保護自己，拒絕勸酒，身體比工作重要上面，這是遠遠不夠的。

被勸酒、被逼加班、被逼做不情願的事情在阿裏的文化下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你拒絕就會被扣上「沒有執行力」價值觀不及格的大帽子，而價值觀是一票否決的。





即便你業務再出色，價值觀不及格也會導致不能晉升、不能加薪，甚至被勸退。你去復議的時候，你的領導和hr直接一句Ta價值觀不合格就行了，根本不會啟動對這個領導的調查，是否有公報私仇、以權謀私、壓榨下屬的情況。





以我個人來說，我在阿裏工作的4年多期間收獲頗豐，無論是技術能力、管理能力，還是收入，都得到跨越式發展，我本人實現了脫胎換骨，可以說是阿裏重塑了我，無論技術、管理還是思維模式、行事作風。阿裏重塑一個人的能力非常強。





雖然在阿裏這幾年非常非常的辛苦，但是每次跟別人分享阿裏的工作經歷我都充滿了感激和敬意。





但是我會強調：我很幸運，我遇到的都是好領導。我的經歷並不可復製。





在阿裏的公司管理思路下，一個人在公司的職業發展乃至職場命運完全掌握在直屬領導手中。





而我跟隨的領導，都是相對正直的並且有良心的人，我們相互成就都得到了各自想要的東西。





可如果你遇到的是類似曲一這樣的領導，你的付出並不能得到回報，你必須要迎合領導，甚至是出賣靈魂和肉體，才能得到提拔，甚至僅僅是生存下去。你在阿裏的職場生涯會非常痛苦，無論男女。

曲一只是個P7，在今天職級縮水的情況下算不上高P。我當年在阿裏的下屬基本上都是P7了，前幾個月還有幾個升P8了。





可以我多年的觀察，比曲一級別高的，但是生活作風有問題的領導有很多。甚至有的部門就是高P和他的情婦把持的。





· 阿裏的企業文化的本質是領導的絕對權威，管理的本質是下級對上級的絕對服從

· 這就賦予了領導絕對下屬的絕對權力

· 絕對的權力會產生絕對的腐敗





阿裏的價值觀和管理製度沒有任何一條是強調絕對服從，但是所有的製度和文化匯聚在一起就是絕對的服從。





我也是早早就明白了這個道理，所以在阿裏混的如魚得水（連續4年個人年度績效375，入職第一年就開始帶團隊並晉升）。

領導的絕對權威，體現在不允許低級別的人提跟戰略決策相關的話題，哪怕是討論都不可以。





風清揚（馬雲花名）曾在阿裏味上發文稱工作不滿3年的員工提公司發展戰略一律開除。





戰略決策、戰略方向製定、公司發展戰略、戰術執行都是高層的事情，下面的人就執行就好了，其實就是領導的權威不能有任何質疑。





說是工齡不滿3年，其實跟工齡沒關系，蔣凡、俞永福加入公司沒多久就可以參與高層的戰略會議，而P8以下員工沒有任何機會發表業務發展方向相關的意見和建議。我也是作為老板的頭馬（負責給老板寫技術方案和ppt）才有機會參與聆聽。





絕對的服從，體現在強調執行力，強調擁抱變化。





即使領導的指令並不合理你也不能不執行，甚至最後失敗了，只要你執行的時候非常努力你也是375，因為你執行力強。





如果領導的指令是錯的，你沒有完全按照他的指令執行而是按照正確的做，最後成功了，你也可能325，因為你沒有執行力。就是這麽魔幻。

強調擁抱變化也是絕對服從。經常會因為錯誤的決策導致業務的調整甚至組織架構的調整。





這個時候你去找HR說我明明沒做錯任何事為什麽被調到其他部門？為什麽被325？為什麽被辭退？





HR說擁抱變化就可以解決。你說我不去新部門可不可以，一般回答都是不可以，因為你要擁抱變化。





存在既合理，任何製度都有其成形的原因和生成的土壤，不是憑空產生的。阿裏的絕對服從和領導錯了沒責任的製度和文化形成於互聯網早期，在互聯網野蠻擴張時逐步發展到巔峰直到今天的地步。





在當時互聯網剛剛興起的市場環境，其實是合理的存在，也是阿裏能崛起的原因之一。





我同國企跳槽到互聯網公司的高管聊過，為什麽移動等國企擁有大量資源，推出的飛信幹不過微信，商城幹不過阿裏。他認為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在於國企的領導是不敢做事情的。





比如飛信的推出影響了短信的收入，就會定性為導致國有資產流失。所以決策發展飛信是錯誤的，做這個決定的領導要為國有資產流失負責。只要做決定就有可能出錯。有的決定在未來是對的，但在當下可能是錯的。





所以對於很多企業來說做錯一件事就有被拿下的風險，不如什麽都不幹，這樣自己的位置是穩固的，而且可以憑借資歷一步一步高升。





阿裏是另外一個極端，做錯事比不做事強。在21世紀初互聯網剛剛興起的時代，做出幾個錯誤的決定不要緊，但是有一個選擇是對的，大概率就能做起來。





早起崛起的幾個合夥人的履歷就能說明情況。Lucy分享她接受支付寶時的經歷，他們關門討論了很久沒發決定是否要做金融方面的創新，馬雲直接告訴她說，大膽去做不要怕犯錯誤。





在互聯網早起階段，做事情就算是錯的也比不做要強。如果做錯了被懲罰，那麽沒人敢做決策、也沒人敢創新了。所以為了鼓勵高管大膽做事大膽創新，從文化和製度上保障了決策層。





任何事情都有兩面性，這些都慢慢發展成了領導做決定，成功了，就是領導高瞻遠渡，先見之明。領導做錯了決定，最終失敗了，就是基層執行力出現問題，要整風。





這就導致了領導的權威和權力都被極度的放大，但是沒有受到有效的約束。產生這麽惡劣、這麽明目張膽的領導對下屬的罪行就在意料之外情理之中了。

還有一個皮實，這也是HR非常喜歡用的詞。





來源於彭磊的內部信，信中說「我們需要皮實的員工」。





皮實是什麽意思呢？就是即便你受到了委屈也必須忍耐而不能抱怨更不能反抗。我其實在阿裏經常被打擊，每次都選擇默默接受，但是還被HR說不夠皮實，導致晉升P8被否決。





這都導致了領導的決策錯誤沒有任何成本，所有的成本都是下屬承擔，包括錯誤決策導致的業務調整、組織架構調整。越是高級別的領導越不會因為錯誤的決策被懲罰。這其實是違背通常的管理哲學的。





羅家英在大話西遊中說的「送死你去，黑鍋我來背」很好的闡述了管理的本質。

下屬的責任和義務是為解決問題完成業務實現而努力拼搏，領導的責任和義務是為自己的決策負責，尤其是結果不好的時候，要出來背負責任。通俗說就是「你放心大膽幹，出了問題我扛」。





可阿裏的管理文化是：「你放心大膽的幹，出了問題不聽我話的人扛。」





我再強調下，我在阿裏追隨的領導沒有這樣幹的。但是在阿裏這樣幹的領導絕對不止曲一，絕對不是少數！





有一次我們這邊一個開發引發了嚴重的啟動崩潰。復盤會議上，這次事故定級為P0級別，我以為是記錄在這個人身上，要麽就是我。沒想到我的leader主動承擔了責任。





我還是很驚訝的，因為這個事故的根本原因是開發違反了編碼規約，而我沒有review出來，把事故定在我身上是沒有任何問題的。但是我的leader承擔了這個責任。





他當然不僅僅是幫我扛事，但是他主動幫下屬抗事的行為也令我欽佩，但是這也導致了他在阿裏體系下得不到進一步的晉升。





眾所周知，絕對的權力必然產生絕對的腐敗，在這種情況下，向漂亮女同事下手就不奇怪了。甚至很多女生被逼主動投懷送抱。





這也是為什麽很多領導不喜歡招聘女下屬尤其是漂亮女下屬的原因，因為一旦你的team中有一個漂亮的女生，其他人就會會心一笑，默認你和她有一腿。即使你對她一點想法也沒有，你們之間毫無瓜葛，你也是因為能力而不是皮肉通過的面試。





我分享一個我親身經歷的真實經歷。





我參加過阿裏的百阿（新員工培訓），有兩個項目我今天還記得。

兩個人抱在一起，必須是異性，互相給對方加油。





男女混合排成一圈，前一個人坐到後一個人的腿上，必須是男生坐在女生的腿上，女生坐在男生的腿上。沒有提前通知不要穿短裙短褲，這畫面可想而知了。





即便作為男性的我也覺得很尷尬。放不開也是我在阿裏發展的一個瓶頸。我們還是技術團隊，不需要太開放，女受害人所在的運營團隊，經常需要跟外界打交道，只會更嚴重。





這本身就是一種篩選，抗拒異性身體接觸的人經過新員工培訓自己就會離職，或者被淘汰。





我帶項目團隊時，項目團隊有一個剛畢業的QA女孩，她跟我抱怨過，有些人跟她溝通的時候總喜歡抓她的手，不經意的觸碰她的腿和腰，她覺得很苦惱。我也幫不了她，大環境如此，只能自己註意不要觸碰到異性的身體。





在這種工作氛圍下，你如果因為別人觸碰了你的身體就抽身離開，會被別人說是小題大做，執行力不足，不夠皮實。





之後，你就會拿到一個很差的績效，甚至因為價值觀不合格而被勸退。那麽在有家庭要養以及績效壓力面前，被客戶碰幾下就只能忍氣吞聲了。





這也是為什麽，當女事主去到飯店吃飯過程中就知道客戶的不正常行為，卻不當時不立馬離開的最真實原因。





阿裏辟謠了「破冰文化」不實圖片，卻沒有辟謠「破冰文化」本身，這也說明了很多。

我在阿裏離職前夕非常糾結，內心備受煎熬，根本原因是為了錢我應該留在阿裏，有幾千集團股票和上萬支付寶股票還沒有行權。





但是如果不對下屬心狠手辣，我就會成為『不合格』的領導。





很多人勸慰我說，你不對他們下手，換個領導他們可能更慘。





我也不是聖人，也要養家糊口，在良心和利益兩個方面不可能完全不要利益。在糾結了幾個月後還是選擇接收了降薪offer離開了阿裏。





離開阿裏後到新的公司又遇到奇葩的事情。有一天我的一個很漂亮的女下屬突然找我說想跟我聊聊。原因是隔壁部門的一個領導在追求她，雖然這個領導生成自己單身，但是已經30多歲不太可能沒結婚，所以問我她該怎麽辦。





剛好這個領導也是阿裏過來的，我認識，我知道他已經有老婆孩子了。所以我讓我的下屬別搭理這個渣男，如果再被騷擾就告訴他「我老板已經知道這個事了，你的底細我老板都知道，你以後再騷擾我，他會幫我出頭」 。後來這個渣男沒再騷擾她了。





阿裏領導的劣根性都帶到其他公司了，可見這是普遍現象。





曲一事件不是孤案，其實已經發生很多，只不過像這個案件的受害人一樣站出來並且有家人支持的女性太少了，她們不敢聲張，才讓這種人敢於幹下這種無恥案件。





再強調一遍，警方已經認定他猥褻的事實了，並沒有所謂「反轉」發生。





曲一事情曝光出來，很多人都是不可思議難以置信。不是感嘆會有人道德底線這麽低，而是這麽蠢。因為一旦女方報案，必然會身敗名裂，絕沒有逃過懲罰的可能。





其實不是他蠢，我推測他可能得手了不止一次，是這種事情的老手。





受害者都是經過精心選擇的。首先是已婚女性，一般已婚女性因為擔心家庭破裂，還背負房貸，明知自己被玷汙也只能忍氣吞聲或者離職。

其次是利用出差的機會。人在陌生的環境更容易對熟人降低防範和警惕，同時異地也割裂了受害人同熟人的聯系，更容易得手。





最後，受害人發現自己就算身敗名裂也拿這個人渣沒有任何實質性的影響，就只能打碎牙活血吞，忍氣吞聲。





基於此我很佩服這次事件的受害人敢於站出來的勇氣。要知道沒有她的威懾，以後會有越來越多的女性受害，會有越來越多的家庭被摧毀。





這個事件中的女主人公是不是完美受害者不重要，和李姓客戶的奇怪糾葛更加不重要。重要的是，猥褻確實發生在上下級之間了，阿裏確實拖延處理了，內部管理存在的問題也暴露出來了。





既然事件本身已經得到警方的偵查和定性，我們就不該著眼於期盼「反轉」，而是借此對這種蔓延於各大互聯網公司的歪風邪氣來場真正的整風，以使得我們的妻子、姐妹和女兒能有更安全的人生發展環境。

工人階級談商業資產階級的精神剝削的本質

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 二零二一年

近日，一位行業知名的女性投資人在一堂「心靈課程」的課程中意外暈倒，經兩天全力救治之後，醫院急診部宣布醫治無效，離開人世。
令人震驚、扼腕、不解之余，這件事也引爆了公眾對這類課程的關註，一時網上眾說紛紜，出現了對投資人和課程的各種猜測。盡管女投資人的家屬仍沈浸在悲痛之中，但也迅速展開了規模極大的網絡辟謠行動，澄清所謂的「精神控製、洗腦、辱罵」等都是不實消息。
實際上，「心理修煉」「提升靈性」的課程在國內並不罕見。打開搜索引擎，彈出的相關企業與課程鋪天蓋地而來，類型也是五花八門。但與之相伴的卻是大量提醒和警示，不少人甚至直接現身說法，告訴大家「心靈課程」與「精神控製」之間微妙的關系，這或許也是引爆這次輿論的主要原因。
不得不說，這類課程面世多年來，始終有源源不斷的學員報名參與，他們的身份從普通白領、創業者到企業高管都有，普遍都是人們眼中的高知群體。如果上述女投資人參與的並不是精神控製類「心靈課程」，那麽讓大家談之色變的這種「心靈課程」到底是一門什麽課？課程的內容主要有哪些？又為何會引起這麽大的爭議？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找到了一位曾經參與過「心理修煉」課程、但中途因為「感覺不對勁」又退出的企業高管，他自述了這段親身經歷。以下即是其第一人稱講述的故事。



從日出到半夜，每天高強度培訓16～18小時







2018年，我在一家大型企業擔任高管。在這個行業，滿世界出差和熬夜加班都是常事，強度和壓力也非常大。在多位公司同事的推薦之下，我決定前往深圳參加一門可以「清理人生、突破自我」的課程。在同事的介紹中，這門課程美其名曰要幫大家「減輕壓力，打破固有的心理性格、重塑自我，變不可能為可能」。
雖然當時我對這些沒有太強烈的需求，也並不寄希望於一門課就能改變我的人生。但架不住有人反復推薦，同時也抱著一絲好奇，我和其他一些同事都報名參加了。後來才聽說公司有同事此前就參加過另一家公司的「心理修煉」培訓，並且這兩家公司的老師都是共用的。
當然這些都是後話了，暫且不表。
上第一節課之前，培訓機構給了我們一份介紹材料，還讓報名的學員（在課程中叫做「CP」）簽了一份「承諾書」。其中最重要的三點分別是：服從指引、保密以及對教材和版權的保密。

整個課程分為三個階段：初級班、中級班和高級班，每個階段連續上三天課。在深圳，初級班的價格是9800元，中級班大概是1.6萬，加上高級班，一共9天的課程就超過3萬元了。這是2018年的價格，現在聽說又漲了很多。
每個月三天的課程是全封閉培訓，上課的時候會集中把手機收走。老師會一再強調不準錄音、拍照，一經發現立即開除。教室也是采取全封閉模式，連窗簾都是兩層的，可以說是嚴絲合縫。上課的時候，除了導師在臺上講課，通常還有五、六名教練分散在課室內，幾乎無死角，就算有心也做不了什麽小動作。這也是為什麽大家在市面上基本看不到任何這類課程照片、視頻的原因。
課程的強度也很驚人，基本上每天的上課時間都在16個小時左右。如果從每天早上6點半起床開始算起，到淩晨約12點，可以達到驚人的18個小時。初級、中級、高級班都是兩位老師輪流講課，一個老師講一天，中間只有課間和吃飯的時候才能休息。體力不支的其實大有人在，但在那種氛圍下，強撐也是很正常的。



學員互斥：「你就是不要臉」







我知道所有人最關心的問題都是：這個課到底講了些什麽內容？
如果一定要說，那我覺得是用各種方式把老師或者這個課程的核心理念灌輸給學員們。這個「方式」，不限於自我剖析、互相批評、大聲吶喊、集體唱歌、做公益活動乃至催眠。
這是當時給我們的部分資料，也就是教材：

我上的這個培訓班，最核心的理念其實可以概括為三點：「放下一切臉面；窮盡一切，目標必達；剖析靈魂，破鏡重生。」對於這些理念，單純老師講授的時候其實並不多，大部分時間都花在了與學員的互動上，因此設置了大量的互動環節。
比如，學員進入教室的時候，老師首先會播放一些非常抒情、令人動容的音樂，先營造出一種帶有情緒的氛圍。接下來大家會進行共同或者分組的自我剖析，尤其是對於記憶中的一些消極創傷更是要深度反思，直面這些創傷從而達到「自我重設」的目的。
我不知道這樣做的依據是什麽、對學員有多大幫助，但從現場大家的反饋可以看出，這種做法確實很容易就能調動人的情緒。
有一個環節叫做「吶喊」，要求學員大聲喊出自己需要的東西，並且要持續喊叫三分鐘。現場有人喊自己需要愛情，還有人需要的則是錢。
三分鐘大喊足以讓人聲嘶力竭了。和我同組的一位從事外貿行業的老板喊著他需要的是「訂單」，還沒喊出幾聲，自己已經先流下了眼淚。
學員們還會被要求分組圍坐成一圈，進行深刻的自我剖析，比如做過最後悔的事情是什麽，最遺憾的經歷又是哪些。在這個過程中，老師和其他學員會對發言者進行點評，有的時候還會出言不遜。

有一位年紀在50歲上下的企業副總，真誠地談到自己工作太忙，無暇照顧家庭，但現場立即有同組學員指責他「你這個偽君子」。還有一個女生，在現場熱烈氛圍的感染之下事無巨細地剖析起了自己的情感歷程，講到最後情緒崩潰、放聲大哭。有的學員在分享之後，會被其他學員辱罵「你就是不要臉」。他們被罵的時候頭垂得低低的，臉憋得通紅。好在參加這個課程的很多人素質不錯，老師也會一直引導，所以基本上不會出現對罵的情況。
說實話有時候我都懷疑這些罵人的到底是不是托，不然誰會去這樣對待一個此前素未謀面的陌生人？事後回過頭來想，參加這種培訓就得臉皮厚，甚至「不要臉」。臉皮薄的勸你別去了，承受不了。
除了這些，老師還會在現場進行催眠。聽起來是不是很荒謬？但課程現場就是會讓大家都躺在地上，把燈全部關掉，只有老師的聲音作為引導。等他講到七、八分鐘的時候，很多人就已經忍不住開始嚎啕大哭了，這種感覺真是怪異又奇特。
我沒有哭，我只是覺得不對勁。可能我不是這種課程的受眾。



因為「不聽話」，我「反抗」了教練







讓我進一步感到不適的，是一次對教練的「反抗」。準確地說，是我們大吵了一架。



沖突爆發的原因其實很簡單。上課期間我想去走廊喝杯茶提提神，本著不打擾課堂秩序的原則就自己悄悄去了一趟，沒想到回來的時候被所在小組的教練「抓個正著」。
更沒有想到，經過多年奮鬥已經是一名企業高管的我，會因為這樣一件小事被這位教練當眾痛斥：「你知道自己犯了什麽錯嗎？」並且還通過停課、發動學員集體勸解等方式來向我施壓，一定要我認錯並向他道歉。
不過我沒有遂他的意，反而在課堂上和這位教練據理力爭了一番。在我看來，我沒有因為這個動作影響其他學員與課程的進行；適當提醒可以，但沒有必要非讓我當眾認錯，甚至不惜停課也要達到這個目的，那就有點本末倒置了。
一直到後來在其他「心靈課程」學員的剖析中看到類似情況，我才明白，這位教練當時可能是試圖在所有學員面前用這些方式實現打壓我、樹立他的權威的目的。雖然不懂什麽是「PUA」，但我的拒絕道歉大概讓他們意識到，我是一個難纏的刺兒頭，也為我後面順利退出打了點基礎。

人類社會的經濟邏輯

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 二零二一年

在《政治運動的經濟邏輯》之中，曾經分析過，任何政治運動，都必須有相應的經濟基礎。

　　政治理論分析：政治運動的經濟邏輯

　　如果某人或某政治組織，能一毛不拔，零成本獲得絕大多數組織成員的無限忠誠，並能推廣復製，那麽此人或這個組織，就可以零成本組織政治運動，這顯然違背《政治運動的經濟邏輯》總結的結論。

　　一通演講、洗腦或法術，就可以讓成員無條件忠於某個人或某政治組織，讓成員自費參加政治運動，並不斷發展新成員。這種脫離經濟基礎的政治行為，在短期內是可能存在的，但是在長期看，是完全不現實的。

　　說到底，人是要吃飯的。肉體承受的饑寒交迫會迅速撲滅頭腦中脫離物質基礎的狂熱。

　　即使宗教，這樣看似從神哪裏獲得合法性的組織也不能免俗：一個成功的宗教領袖，必須具有雙重身份，一方面他是神的代言人，一方面他是物質資料的管理者。在教徒的眼中，他是最虔誠、最神聖的，在現實之中，他必須是世俗，絲毫不能放松對物質資源的追求。

　　只有這樣，這個宗教組織才能一方面舉辦宏大的宗教儀式、提供醫療服務、物質救濟，吸引信徒，一反面供養數量龐大的脫產、半脫產的神職人員，讓這些神職人員集中精力研究玄而又玄的教義，對數量更龐大的教徒進行精神輔導（或控製）。當然，如果物質資源更加豐富，還可以建立宗教審判所和僧兵，對任何敢對該組織教義提出異議的異端進行武器的批判。

　　所以，即使是宗教組織，也要求成員在加入組織之後，捐獻財產——天上的神不食人間煙火，凡間的信徒需要吃喝拉撒睡。神的旨意，不能解決現實社會之中的物質問題。

　　如果一個組織不能維持穩定且足夠的物質基礎，那麽各種政治意誌就無法從上向下貫徹，組織本身必然分崩離析。

對個人來說，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沒有無緣無故的恨，也同樣沒有無緣無故的忠誠。

　　如果我們認為人的意識是物質世界的反映的話，人的意誌是不能脫離物質世界而存在的，必然受物質世界的影響。

　　電影《啊，海軍》反映了人類社會的經濟邏輯，劇情論證了屁股決定腦袋與人性就是階級性的普遍真理。

　　電影內容並不復雜。

　　昭和八年，1933年，主人公佃農、單親的窮人家的孩子平田一郎中學畢業，是一個潛在的赤色分子。

　　在軍訓中，他表達了自己對軍訓的不滿，被教官訓斥——「讀書，讀個屁！聰明人容易變成赤色分子！」

為了繼續念書，他同時報考了免費的江田島海軍軍官學校和學費高昂的日本帝國大學預科的日本第一高等學校。

　　江田島海軍軍官學校的錄取通知書先到，平田一郎去江田島報道。不久，平田在報紙上看到自己被日本第一高等學校錄取，向分隊長提出退學，被分隊長（教官兼班主任）岡野大尉拒絕並被四年級學生森下毆打。

　　昭和十六年，1941年，德國入侵蘇聯。年底，日本偷襲珍珠港。

　　此時的平田以上尉軍官的身份積極參戰，對戰爭已經毫無抵觸情緒。

　　昭和十八年十二月，1943年12月，參加過瓜島爭奪戰並負傷回國的平田在傷愈後，去江田島擔任教官。

　　此時的平田已經是少校，對江田島校長招自己回國任教表示異議，要求上戰場。

　　1945年，已經在校任職一年半的平田，再次被安排上戰場，地點是沖繩島。

　　此時，日本正在對美搞神風特攻，大量飛行員作為人肉炸彈，駕駛戰機沖撞美國軍艦。前往沖繩顯然難逃一劫，有去無還。但是，平田欣然接受任務，前往沖繩。

　　故事至此結束，平田大概率以中校身份或上校身份30歲陣亡在沖繩。

　　是什麽原因，讓平田從一個左翼青年，潛在在赤色分子變成了狂熱的日本軍人？是簡單的洗腦和舊日本軍隊內部上級軍官對下級軍官、老兵對新兵瘋狂的虐待嗎？事情顯然並不這麽簡單。

　　《啊，海軍》這部電影，可以看出男主角平田一郎的思想轉變史，也可以看出平田的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晉升史。

　　最初的平田，就是一個佃農家的單親孩子，靠母親種地維持生活，靠向地主家借債繳納學費完成了學業。

　　平田去給地主女兒補習功課，在地主家蹭飯，減少自家的口糧支出。那時，他就是考上了日本第一高等學校，其實也拿不出學費。

　　在這種情況下，他自然對自己和自己同階級的勞動者的處境不滿，希望改變社會。

　　他進入江田島海軍學校以後，生活質量馬上發生了質的飛躍。

　　大家可以看到，他聽說自己被日本第一高等學校錄取的時候，手裏拿的是什麽？沒錯，是汽水。在老農吃不上自己種的莊稼的時代，這絕對是稀罕物。

　　從他進入江田島海軍軍官學校那一天起，他的經濟地位和生活質量就不斷上升。

　　他剛進校，聽說自己被第一高等學校錄取，要從江田島海軍軍官學校退學的時候，向分隊長提出要借海軍的軍服去報到，因為他甚至沒有一身完整、體面的衣服。

　　幾年以後，他從海軍軍官學校畢業，以中委身份，陪同長官去高級餐館吃飯的時候，已經西裝革履。這幾年之中，他不但生活優渥，還請了自己讀書的欠賬，還置辦了一整套行頭。

　　戰爭爆發前夕，地主家的小姐來東京找他，向他告白。此時，他和地主小姐的身份已經逆轉，當年他是去地主家蹭飯的窮孩子，現在他已經是帝國海軍的軍官。他直接婉拒了對方。

　　當時日本的經濟並沒有蓬勃發展，而是陷入長期的蕭條之中。國內矛盾尖銳激化，因此爆發了二二六兵變。

　　參與二二六兵變的軍官煽動士兵的話，讓人聞之動容：「國民苦不堪言，你們家人也一樣吧？老農吃不上自己種的糧食，在滿洲前線的士兵的姐妹要靠賣身才能活命……」

在一個「國民苦不堪言，姑娘還沒有牛馬值錢，政客和財閥們卻越來越富」的時代，在全民階級跌落的時代，他的生活質量卻在不斷穩步提高。

　　平田是聰明人，很明白自己的逆勢上漲的待遇與戰爭之間的關系。大蕭條的時代，階級固化的日本，出身貧苦的他，離開海軍，能幹什麽？能過什麽樣的生活？當政治家嗎？當大資本家嗎？當地主嗎？顯然都不可能。如果不像母親一樣當佃農，最多在村公所當一名貧寒的小職員。

　　海軍的地位、能獲得的物質資源與他的經濟和社會地位密切相關，與日本政府的政策直接相關。如果沒有對外擴張的政策，也許為了鎮壓國內勞動人民陸軍的地位和待遇還會較高，但是海軍顯然不會有這樣的地位和待遇。海軍、陸軍彼此敵對，互稱對方為馬鹿的原因，說到底，就是在國力貧窮的背景下，爭奪有限的物質資源。

　　對平田來說，反對當時的日本政府和政策，就是直接反對自己的生活。雖然絕大多數人的生活沒有改善，甚至在迅速惡化，但是他自己的生活已經大幅改善了。他從一個左翼青年，變成了一名職業軍人。他不再考慮國內政治，而是考慮如何在對英美的戰爭中善戰能勝。

　　相比有父母姐妹的其他日本軍人，平田孑然一身，國民的苦難，對他來說，相對間接。

　　相比之下，平田的中學同學兼好友本多，考上了陸軍軍官學校，因為牽掛自己深愛著的在東京工作卻沒有音訊的阿信，思想依然相對左翼。不久，本多在東京色情區見到了已經成為性工作者的阿信。他酒醉之後，訓斥阿信，質問她怎麽不去死。他準備替阿信贖身的時候，阿信卻羞愧自盡。

　　阿信死後，本多的政治態度也迅速轉向，成為一名堅定地支持戰爭的日本軍人。最終，本多戰死在瓜島。

　　如果平田和本多生活質量沒有發生這樣質的飛躍，而是被不斷克扣軍餉，甚至裁軍、失業，或者，他們都有父母、妻兒、兄弟姐妹要牽掛，他們是否還會發生這樣巨大的思想轉變，六親不認，是大大值得可疑的。

　　平田和本多，都是日本農村窮人家出身的聰明孩子。除了軍職和軍餉，他們一無所有。如果沒有對外戰爭，就沒有他們已經擁有的經濟和社會地位，如果戰爭失敗，他們將一無所有。與其說忠於日本帝國或者日本軍隊，不如說忠於他們自己。他們寧願去死，也不願意接受經濟和社會地位的跌落。兩個人都選擇戰死，為戰友報仇是一方面，已經預期到戰爭即將失敗，一旦失敗，自己將一無所有，是另一方面。

　　毫無疑問，作為戰敗國的日本，在戰後必然大裁軍。作為平民出身的校官，平田和本多即使在戰爭中幸存，也大概率會失業。與其在貧困中屈辱地活著，不如在戰場上戰死。當然，兩個人都沒有預期到太平洋戰爭結束不久，中國解放戰爭爆發，國民黨反動派政府高薪返聘日本舊軍官，也沒有預期到朝鮮戰爭爆發，美國重新武裝日本。所以，兩個人都選擇了以死相拼，孤註一擲。

　　可以預期，如果平田和本多沒有戰死在瓜島和沖繩，在戰爭中幸存，晚年大概率也會是美化日本戰爭的右翼分子，定期去靖國神社祭拜自己戰友，投票支持右翼政黨，為美化侵略戰爭，為軍國主義招魂。

　　由於大蕭條和太平洋戰爭，許多日本家庭陷入極度貧困。讀軍校不需要錢，所以江田島海軍軍官學校是很多窮人家孩子的選擇。這些窮人家的孩子報考軍校，並不是對戰爭感興趣，打算做一個優秀的軍官，而是想找一個免費讀書的地方。這些人出身貧寒，聰明好學，其中有大量的左翼分子。平田當年如此，平田擔任分隊長時，新生佐川也是如此。佐川的父親說，只有在江田島才能學習英文，而且不用立即被征召上戰場。

　　但是，江田島海軍軍官學校有充分地信心把這些不想當軍官的窮人家的孩子轉變為立場堅定的軍官。

　　平田在江田島讀書時的分隊長岡野大尉和四年級學長森下下士曾經談論平田。森下認為平田內心仍然不願意當一名海軍軍官，在使用各種方式抵觸。岡野大尉則認為平田過一段就會成為出色的海軍軍官。事實證明，岡野大尉看事情更準確。岡野大尉當年，大約也和平田一樣，不情願進入海軍學校，最終卻順利的轉變了思想。所以，岡野大尉看平田，就像看到自己當年。最終，佐川也是如此，在江田島完成了思想的轉變。

　　拋開平田、本多、佐川的政治立場轉變的是非以及江田島的軍國主義色彩不談，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左翼青年思想右轉的過程。

　　一個人轉變思想最根本的原因，不是訓話、反省和懺悔，而是外部現實世界的物質基礎。讓一個人思想轉變最根本的手段，不是語言的刺激、反復的懺悔和傳銷式的洗腦，而是改變他所處的物質環境，其中最核心的是經濟和社會地位。

　　江田島和海軍有充足的預算，讓新生和未來的軍官過上他們從未體驗過的生活，自然有信心讓左翼分子進來，右翼軍官出去。

　　江田島用在提高新生生活上的預算，就是轉變這些年輕人思想的成本。只要江田島的預算充足，新生們的生活質量大幅提高，他們自然會考慮最符合自己利益的路徑選擇，並轉變思想，讓自己的思想符合自己的選擇。否則，沒有預算，或者預算大幅下降，新生們的生活質量大幅下跌，只剩下精神註入棒，那就會赤色分子成群結隊，非出兵變不可了。

　　從統計上看，人的社會存在決定人的意識，而不是意識決定存在。有背叛自己經濟地位的個人，沒有背叛自己經濟地位的階級。絕大多數的人的意識，都支持對自己經濟和社會地位有利的領袖、組織、政權和政策。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發生轉變，他們的思想也會發生轉變。個別人可以因為理想等原因忠於對自己現有的經濟和社會地位不利的領袖、組織、政權和政策，絕大多數人則絕無可能。

　　對絕大多數人來說，與其說他們忠於自己的理想，不如說他們忠於自己的利益。要平田和本多忠於二戰前夕的日本軍隊，就要給予他們在經濟全面蕭條期，逆勢上漲的經濟利益。同理，要絕大多數人忠於自己，必須真正給予絕大多數人足夠的物質好處，真正代表絕大多數人的利益。

中共建國成功的要素，毛左共產黨的精神領袖毛澤東總結為「二桿子」，即槍桿子和筆桿子。對於鄧右共產黨來說，它維持自身的政治統治也離不開「二桿子」。槍桿子是資產階級的暴力機器，但只靠暴力機器，是無法維持長久的統治的。資產階級的筆桿子，就是為維持其自身統治服務的意識形態。

　　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誌意識形態》一書中說：「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時代都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這就是說，一個階級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物質力量，同時也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著物質生產資料的階級，同時也支配著精神生產的資料，因此，那些沒有精神生產資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統治階級支配的。」

　　所謂意識形態，就是統治階級製造出來的「關於自身的幻想」。意識形態有兩個核心特點:第一，它代表的是剝削階級的利益；第二它用虛假的普遍利益（即全面利益）來掩蓋特殊的階級利益。恩格斯指出：「資產者的假仁假義的虛偽的意識形態用歪曲的形式把自己的特殊利益冒充為普遍利益……」

　　在早期資產階級革命的過程中，資產階級就用這種虛假的普遍意識來將無產階級動員起來為其反封建的目標服務。那時候的資產階級還具有進步性，他們真誠地相信自己是代表普遍的「人類」利益的。但是當無產階級登上歷史舞臺之後，感受到無產階級威脅的資產階級逐漸喪失了把握社會現實的真誠性，作為其意識形態的虛假意識遂轉變為一種虛偽意識。

　　在現代社會，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滲透無孔不入，製造出了大量的「精資」。所謂「精資」，就是現實中處於無產階級階級地位的人，卻自覺站在資本家的角度去思考問題，為剝削自己的資本家說話。無產階級要想擺脫資產階級的壓迫，第一步就是擺脫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影響，獲得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實現從自發階級到自為階級的轉變。

　　那麽，資產階級意識形態有什麽樣的表現呢？

　　佐伊概括為三點：

　　第一，個人主義。個人主義是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最本質特征，其本質就是把結構性的社會的階級問題轉化為個人問題。在這種意識形態看來，資本主義社會已經掃除了封建社會中基於身份、血緣的等級製和不平等，人人都享有機會均等的權利。如果你是一個成功的資產者，那一定是依靠你自己的個人奮鬥；而如果你是一個現代社會的失敗者，那也一定是自己個人的問題。結構性的階級不平等就在個人奮鬥的雞湯中被合法化了。資產階級是虛偽的，他們馴化擁有批判精神的基層人民的時候使用內歸因的世界觀，他們自己信奉的實際上是外歸因的世界觀，他們自己的子女絕對不可以接觸任何惡劣的歷史社會條件，他們不認為個人努力可以改變惡劣的歷史社會條件對人生的支配，他們自己的子女絕對不可以在普通的學校接受教育。



　第二，發展主義。所謂發展主義，通俗來說就是把階級問題轉化為蛋糕不夠大的問題:與其分好蛋糕，不如做大蛋糕。只要蛋糕做得足夠大，那麽所有人都能享受到發展的福利。這種發展主義也可以概括為「涓滴效應」，比如所謂的裏根經濟學認為，政府救濟不是救助窮人最好的方法，應該通過經濟增長使總財富增加，最終使窮人受益。比如先讓一部份人富起來，然後先富會帶動後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

　　第三，民族主義。簡單說來，就是把階級矛盾轉化成民族矛盾。民族主義是典型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而且是壟斷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越是在資本主義面臨危機的時候，民族主義的惡臭就越會散發出來。比如20世紀30年代的法西斯運動，就在全球資本主義面臨普遍性大危機的背景下，資產階級把階級矛盾轉化成民族矛盾的後果。在2008年金融危機以後，全球資本主義一直沒有走出衰退的困境。在這種狀況下，民族主義開始在全球範圍內擡頭，以習近平為代表的民族主義就是典型代表。

從總體來看，意識形態反映了剝削階級的特殊利益，但是它為了能夠獲得大多數人的認同，必須在形式上以「普遍」的面貌出現，表達一些貌似「公共」甚至底層的要求。正如齊澤克所說：「意識形態普遍性的恰當形式證明了（至少）兩種特殊內容的鬥爭：表達了被統治大多數所秘密渴望的『公共』內容，表達了統治階層利益的特殊內容。」他舉例說，納粹的反猶主義也反映大眾的一些普遍性要求，它的產生難道「不是基於對真實的共同體生活的烏托邦式渴望，不是基於對資本主義剝削的非理性的完全拋棄嗎？」

　　現在回過來看，30年代的日本法西斯運動很大程度上也是以「反資本」的面貌出現的。比如日本法西斯主義教父北一輝所寫的革命綱領性著作《日本改造法案大綱》中，主要表達了兩個思想：第一是要對權門富人毫不留情的打擊，嚴懲資本，追求均貧富；第二是要極力迎合日本年輕人，揚言通過對老賊的討伐和戰爭，為年輕人尋找出路。1929年的大蕭條嚴重打擊了日本經濟，使得日本社會貧富分化更加嚴重，年輕人的怨恨走向失控的邊緣，使得北一輝主義在日本社會迅速壯大，逐漸成為年輕人中的主導思想。

因此，這幾年在中國社會中所出現的普遍「反資」情緒，既是一件好事，也可能不是一件好事。它到底會走向何方，取決於我們是否能夠真正擺脫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迷霧，取決於我們是否可以理解一黨專政不會產生真正的社會主義的普遍真理。

工人階級應該審慎的思考建立兼顧防止資本主義復辟與防止官僚特權以及官僚專政還有極權計劃經濟的製度設計，避免屁股決定腦袋與人性就是階級性的普遍規律把原本的社會主義國家異化成一黨專政的極權國家。

工人階級談經濟危機

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 二零一二年

緒論





經濟、經濟―經世濟民做到了嗎？





當前的經濟大體上可以分為以美歐日為代表的西方發展成熟的經濟，和以磚頭五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市場經濟。



前者中間又以美國經濟為領導，後者以中國經濟為領導；世界經濟問題也就是美中兩國的經濟問題。





經世的意義是經營和治理這個國家，使之符合世界的發展方向，避免失去控製，以至於甘冒出軌翻車等毀滅性危險；濟民指的是人民大眾生活水平上升，至少不再下降。





美國經濟自從裏根上臺，中間經過大小布什和克林頓三十年新自由主義折騰，除了90年代中間短期較為平穩之外，其余的日子很不好過，以至於發生了2007-2009年「金融融解」的危機，它不但蔓延全球，而且連帶把中國的「改開大業」給以沈重的打擊，至今愈演愈烈、無法收拾。





根本原因何在呢？





很少人歸因於實體經濟的生產障礙，大多數人認為這都是金融、銀行、房貸等虛擬資本發生了這種那種的不順遂導致經濟大衰退。他們認為只要理順虛體經濟，實體經濟就會霍然痊愈，全球的經濟恢復指日可待。果真如此，何以三年之後並無起色，反而把作為「世界經濟引擎」的中國推向萬丈深淵而在所不惜呢？佐利克之流在卸任之際前來中國，意欲何為呢？





虛體經濟派的錯誤在於不懂得實體經濟是經濟中的基礎部分，而虛體經濟是經濟的上層，沒有不因基礎動搖，上層震裂的。設若上層部分不穩而基礎穩固，經濟結構仍然不至於垮臺。換句話說，在經濟增長不遭受生產障礙的條件下，金融問題不會成為致命的問題。實體經濟既是整個經濟的動力也是虛體經濟的被動性、依賴性和斷裂性的源頭。





在這篇介紹性質的文章裏，我不準備詳細評析西方經濟特別是美國經濟因生產障礙（或生產失敗）導致經濟大衰退和長期蕭條的歷史性總結，而只做提綱挈領的要點說明。等到本文刊出和廣泛討論之後，再做總結。





總論





要點就是：「資本主義生產的真正障礙是資本自己」 和「利潤率是資本主義生產的推動力；那種而且只有那種生產出來能夠提供利潤的東西才會被生產出來」（馬克思）。





我們知道：在當前的晚期資本主義製度裏，高利潤和高利潤率（及增長率）之間是互相排斥的，要實現高利潤和高利潤率兩全其美是不可能的。在這個前提下，資本一般為了攫取近利而顧不得國內的利潤率。近三十年以來，世界市場的規模和潛力上的局限及經濟體之間、同行業之間的競爭（不排除壟斷），促使資本大量投向不變資本，即生產工具，主要是機器和自動化生產工具，以便發展並增加勞動生產效率(美國企業勞動生產率自1980到2010年增加了60%，即30年來的年增率為2%)，降低生產成本，極大地提高利潤總量。導致：資本的有機組成（即預付的不變資本或固定資本c與預付的可變資本或工資加福利v的比，也就是c/v）不斷上升和因為縮減對勞動力的投資使得平均利潤率不斷下降。代價：商品生產相對過剩，而資本積累絕對過剩；資本積累過多，規模過大，投資不出去，過多的資本必然而且蓄意製造剩余人口和失業後備軍，並走上投機道路，轉化經濟危機為金融危機。無風險或少風險的生產性投資渠道壅塞，資本的實現和擴大再生產遭受困擾；大量失業、貧困、破產以及工人階級的社會與政治地位的低落等等。結果：生產力越強大，平均利潤率及增長率越下降，以至於陷經濟於停滯並引發金融和債務危機。關於最近公布的新資料，參看MichaelRoberts:

https://thenextrecession.wordpre ... apitalism-part-one/

https://thenextrecession.wordpre ... apitalism-part-two/

https://thenextrecession.wordpre ... rmanent-stagnation/

https://thenextrecession.wordpre ... d-the-stock-market/

https://thenextrecession.wordpre ... ivity-puzzle-again/

https://thenextrecession.wordpre ... war-and-depression/

及其他資料。



預算緊縮和刺激方案都不能解救危機。以前行之有效的解救辦法是通過戰爭、普遍毀約和沒收來毀滅生產、資本、通貨、財富、資產的過剩。但是在全世界資本處於風雨飄搖的今天，誰都拿不定主意，也不敢冒險。





除了上面所說的平均利潤率下降造成的危機之外，資本主義的生產危機似乎意猶未盡；一個更為深層次的危機―價值危機正在成為資本主義世界的最終殺手。





資本主義世界發現它自身墜入價格的兩個陷阱―其一是跟隨下降的價值而擾動的商品價格，價值之所以下降是由於大量使用減少勞動量的機器，使得勞動者的工作日時間大部分消耗在為資本生產剩余價值（這部分被資本家獨占，沒有被社會使用，只作為交換價值而存在），只有很少一部分（即必需勞動部分）用來為社會創造新價值；其二是作為商品所吸收的死勞動（或稱為物化勞動）價值的機器磨損及原材料或能源消耗，都因為機器耐用性提高，以及原材料和能源低消耗、高效率，從而大為減低，因此商品的成本價格進一步地下跌。商品、生活資料、生產資料普遍貶值。機器和自動化的使用使商品廉價而過剩，世界市場萎縮。





由於資本價值隨時間遞減，房地產、債務、證券、商品及其他金融資產例如通貨無不隨著時間貶值。其價值的量度標準是黃金價值，而黃金價值則由黃金生產的勞動生產率決定。人們為了保有資產的價值，往往延長持有資產的時間，於是增加了資產的周轉時間，而債務和金融總危機因此變得更為頻繁而嚴重。





鑒於擁有高生產效率的工人階級把大量時間浪費在生產剩余價值或利潤上，使得為社會創造新價值的時間普遍減少，商品、資本及通貨的普遍貶值產生了價值危機―商品及資本的價格緊縮而同時通貨膨脹，即緊縮與通脹並存的價值總危機。





一個顯著的矛盾是：一方面商品，資本及虛擬資本（即產權的資本化，包括銀行信貸，證券，股票期權，房地產，期貨，衍生產品，證券化資產及其他金融工具或對未來利潤的期盼等與勞動價值在表面上無關因此價值不確定的、而在內容上相關的虛幻資產）全部貶值，而在另一方面，同時並存著商品生產過剩，產能過剩及資本積累過剩。





銀行資本與實體經濟相矛盾，並使貨幣流向虛擬資本脫軌而去。銀行資本靠實體經濟為生，但是它對實體經濟不做貢獻而成為社會和大眾的一種巨大浪費、重擔與危機渠道和機製。





在過剩資本的威脅下，當前的價值危機日益無解，因為過剩資本必然蓄意打造一個人為的過剩人口及長期失業大軍。





壟斷資本培植國際壟斷金融資本來降低過剩資本帶來的不可忍受的負擔，從而使國際壟斷資本打開世界市場，以有毒的（應當讀作詐騙和一錢不值的）資產與債務的形式把過剩資本轉移出去。過剩資本已經把經濟危機金融化，即從事實上把經濟危機蛻變為金融危機。





延緩危機意即把作為投資主要障礙的過剩資本予以清除。這一觀察跟經典觀點―危機源自缺乏消費需求是相反的。資本毀滅的普通方法包括世界規模的戰爭，廣泛的破產和毀約，這些都有嚴重的副作用。唯一可行而無害的方法是：經由金融賭場組織及利潤共享的征稅方式通過自然破產，使大銀行及其他大資本國有化。然而，「資本主義的生產模式趨向於保持資本的現存價值並促使自我擴張…」，其做法是通過以降低利潤率為代價來提高勞動生產率。因此，資本是會頑強抵抗使用毀滅或者收歸國有作為自我擴張或經濟恢復手段的。





隨著過剩資本的延緩毀滅，在增強的勞動生產效率的前提下，平均利潤率下降這一傾向性規律將會由於以下的矛盾使經濟長期停滯：





「現有資本的周期貶值，這個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固有的、阻礙利潤率下降並通過新資本的形成來加速資本價值的積累手段，會擾亂資本流通過程和再生產過程借以進行的現有關系，從而引起生產過程的突然停頓和危機。」《馬恩全集》第25卷，第278頁，即《資本論》第3卷，第15章。由此我們可以看到：作為資本主義生產的刺激、積累的條件和推動力的利潤率（即資本的相對增長率）會受到生產本身發展的威脅。然而資本主義的歷史任務和存在的理由卻是發展社會勞動生產力，從而資本主義不自覺地為一個更高級的生產模式創造著物質條件。





以下讓我們探討幾個實際的事例。





1.零利率能夠幫助資本主義經濟嗎？如果不能，為什麽不能呢？





支付的利息是勞動力為資本免費創造的整個剩余價值的一部分。資本在半強迫下免費占有的剩余價值是資本的增殖總額，其中包含利潤，利息，租金及賦稅等。





貨幣資本或生息資本與生產性資本分享剩余勞動產品。近乎零的利率意即借款者無成本借貸，生產性資本家可以把剩余價值幾乎都作為利潤全部侵吞，不必因利息負債，而且也不用為租金和賦稅負債，這是因為資本可以借長期貸款而不出成本或極少成本。在名義上，這種高質量的競爭優勢會鼓勵資本加強投資和生產，謀取利潤，從而增強利潤率和增長率，可以說達到一石多鳥的效應。





不幸的是，近乎零利率所最可能增進的不是實體經濟，而是虛擬資本例如證券、銀行及其他虛擬資本的生產（今年美國股票升值可見一斑）。理由是顯而易見的，即凡是有能力免費貸款給別人的要嘛是無權的存款人要嘛是中央銀行家―他們要為可見的將來刺激出一個全面的通貨膨脹，以浪費掉別人的好貨幣來代換壞貨幣。因為貨幣「價格」是如此令人難以置信地便宜，壟斷金融資本早就占盡便宜，囤積貨幣，準備一旦利潤上揚，大賺特賺。然而生產性資本因為商品生產過剩和資本積累過剩，反而無意於借貸投資。





結果是我們又回到了原點。





奧巴馬為鼓勵企業創造工作機會特意減稅的提議也同樣是行不通的，因為資本可以在理論上無成本借債交稅，所以其影響也微乎其微。





越來越多的虛擬資本在美歐日中央銀行免費貸款以拯救銀行、避免破產的政策下，變成零利率的癮君子。自從2008年美聯儲拋出九萬億美元註入流動性以來，除了冒著通脹危險繁榮證券、期貨等市場外，壞資產仍舊，金融危機的源頭仍舊，只不過把危機暫時延緩了，但恢復經濟遙遙無期。見http://brechtforum.org/economywatch/money-addicts



2.美國社會的階級對立





奧巴馬減低預算赤字的強硬路線，只是一種從軟線做機會主義的退卻，目的是出賣勞動多數，不惜代價地競選連任。人民不能因為他改「善」了策略就相信奧巴馬。不受約束的機會主義者根本沒有為人民利益的原則；他們的任何改變不過是廉價的計謀而已。





人民應當了解資本為壓迫及剝削勞動多數，啟用兩個代表資本利益的兩派，即茶黨•共和黨及民主黨。二者之中的任何一派都能為資本攫取權力並從事反對勞動多數的階級戰爭。那種寄希望於兩派之中的勝出者來停止壓迫和剝削是全然的白日夢。即便奧巴馬憑借欺騙和兩面派手段取得連任，他將仍然是大資本的囊中物，而大資本是絕對不會放棄它對勞動人民的極權統治的。





資本主義自從誕生以來遭受最為嚴重的價值危機―更新的價值遠遠達不到需求的―獲取天量的利潤既不能防止也不能停止因新價值隨著勞動生產效率的發展而遞減的內出血。取得的利潤越豐厚，雇用的勞動力就越少，勞動創造的新價值也越少。社會經濟價值的總剩余出現了赤字，過去的社會價值的消費無法一如既往地得到補償。整個社會進入這樣一個價值危機時代：利潤率及經濟活動下降，增長轉化為停滯，恢復受挫，債務超過還債能力，銀行面臨毀約，貨幣貶值，財產集中在越來越少的人手裏，緊縮•通脹交替著待命而發，世界範圍內的大量失業，等等。簡單地說，由於勞動生產率引發價值危機，留下長達一個世紀的經濟危機及伴隨而來的商品生產過剩和資本積累過剩。



資本正在設法把21世紀的危機轉嫁到罪孽深重的勞動多數頭上，讓他們當替罪羊並強化階級戰爭。



3.無人工廠是否可能呢？

「工人貴而設備便宜，這就鼓勵公司行號寧願把錢花在機器上而不再花在人們身上」。

如果這一傾向繼續下去，資本投資中的不變資本部分是否最終會完全取代可變資本―生產中的全部人力？關系著自動化生產取代勞動的許多問題會引起相關的其他問題，譬如勞動力會從社會消失及世界會變成一個純機器的世界嗎？機器會自動繁衍自己嗎？

通用汽車公司曾經於1980年代投資800億美元在底特律的悍馬出艾克工廠，搞全自動生產。但是，「設想成為櫥窗的工廠卻以一場夢靨告終」。（參看爾乃斯特•曼德爾著《資本主義發展的長波》，Verso，1995，第164頁）富士康執行長郭臺銘在2011年曾經說要采購一百萬臺機器人來代替人力生產，結果如何呢？沒有下文了；直到七年後的今天（2018年），他才正式公布要裁員三十四萬人，力拼A.I.無人工廠。

為什麽GM的機器人狂亂不羈，不勝其煩呢？原因在於機器不創造新價值，為資本創造價值的只有勞動力。離開勞動力的資本只能空轉；離開資本的勞動力卻可以謀求繁榮。要想創造使用價值然後創造交換價值，就必須仰賴人們花勞動時間，把自然資源轉變成為製造產品和服務產品，也就是從無到有。離開人們的幹預，設計，嘗試和測試，組織力，任何機器或自動化生產都是不可能的。機器增加活勞動的生產效率，從而間接地增加價值；但是，它自身不能夠創造新價值。它頂多可以借助機器生產者已經投入到機器裏面的死勞動，贖回已經客體化（或物化）在機器裏面的價值。當扣除了機器的耗損和折舊成本之後，它的內藏價值通過被異化的剩余勞動時間傳化為資本，直到廢棄為止。機器人自身是不能為資本創造價值和由此創造利潤的。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即Grundrisse中曾經警告讀者。

剩余勞動時間隨著機器的發展而增加，於是勞動為資本創造更多的剩余價值並使資本得以無償占有更多的利潤。然而創收的代價是由於投入可變資本或預付的工資遠少於早先投入的不變資本―工廠，設備，原材料和能耗，機器及自動化等，導致平均利潤率下降。增長率通常與經濟一起停滯。「資本作為主導生產形式朝著自我解體的途徑運轉」。（《大綱》第700頁）投資不變資本的回報停滯是生產力不斷增加使得作為生活工作日的一部分的剩余勞動時間的增加達到飽和程度的必然結果。換句話說，對活勞動力的額外剝削阻礙了資本的實現；「生產力的增加變得與資本無關；實現本身變得無關緊要，因為實現所占的份額越來越小，於是資本不成其為資本」。（《大綱》第340-1頁）

一旦利潤飽和而且平均利潤率下降，資本將可能延緩利潤率下降，方法是「開創【例如服務業】那種對資本而言需要更多的直接勞動的，或者在勞動生產力還欠發達的地方【例如磚頭五國及其他發展中的市場】的新型生產分支…，也可能開創壟斷業」。（《大綱》第751頁）

西方發達市場的就業發展證實了馬克思的預見。為了增強利潤率，資本提供比生產性企業職場人員更多的「非生產性」服務業人員和職位，如軟件，金融，市場，廣告，娛樂，零售，房地產，接待業，醫療，教學，保安，軍事等。海外工作外包成為資本攫取海外高利潤率來補償國內低利潤率的另一個重要方法。由於利潤率下降連帶使資本貶值，西方發達市場不得不實行去（或解除）工業化的工業政策。

資本積累過程中的金融化以及經由多國公司實現資本的國際壟斷是資本逃脫因利潤率下降而日趨沒落命運的第三個方法。經濟大衰退之後緊跟而來的大停滯斷然否定了那些做為奇想怪論的新自由主義紓困療法。

4.為什麽私企不願意投資到綠色能源？

奧巴馬要求國會停止給石油巨頭每年40億美元的退稅補貼。正確的辦法是：禁止這些壟斷資本趁機打劫―提價；把節省下來的錢支持真正新能源技術，譬如不損害環境或威脅食物供應的風能和太陽能發電或高科技生物燃料。

資本的高峰發展已成過去，而且進入無可挽回的逆發展階段。它的存在對社會弊大於利。資本唯一的優勢是其不斷創新和不斷增加的生產力，但是，在生產的障礙下，它隨著時間而快速弱化。

壟斷大化石燃料資本控製並擁有地球上的自然資源，以便索求人們無法抗拒的壟斷價格，並勒索極高的利潤。大的石油和天然氣公司資本抑製而不是發展新能源及相關的技術。實際上，它已成為一股危害人類進步的反動勢力。反對資本的力量必須盡早打敗並盡快替換它，否則資本將陷地球於毀滅，那時就太晚了。

私人資本是綠色能源企業的最壞的投資者，因為它們不是勞動密集型而是技術和知識密集型的事業，因此生產的利潤率（或資本的投資回報率）是很低的。

不應資助私人資本投資綠色能源，國家政府應獨占對公有或社區的新的可再生能源企業的投資。政府應把所有壟斷資本―包括金融和油氣資本國有化，準備好系統性地變革這個成為時代錯誤的資本主義生產模式。

5.論住者有其屋政策

美國整個房屋價值從峰值下降了 7 萬億美元。由於房屋不是如同食物那樣的消費產品，而更像是作為股權的股票— 一個有使用價值的真正金融資產。房屋所有權轉手就像股票一般。雖然買方因高價位進貨而失去股本，可是，如果賣家仍在住房市場上做買賣，那麽他的盈利額和買家的損失量相同。但是，如果不是這樣，賣家會發現其增益是浮誇的，因為不是每個部門的貶值率都和房地產的相同，何況賣方手中的現款價值也在與時俱退。

在目前的大停滯時代，所有產品和服務產品都在貶值，其中一些貶值得比較多，貨幣值也同樣在貶值。任何價格上升現象必然是暫時的 ；價格以下降中的價值為參照作上下波動，它會最終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價值取得一致，但在這裏順便提一下：這一事實與商品的供需關系是無關的。

由於一切都在隨時間貶值，沒有辦法對抗這一價值規律並保持領先，第一，除非有一些特別的行業更為勞動密集或比社會各行業的平均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需要更長的平均必要勞動時間。這些特殊行業因此屬於那些具有減少勞動生產率、 生產力和利潤的部門；其貶值程度因此小於所有部門的平均貶值程度。典型的農業，如水果和蔬菜等部門、 采礦和接待部門可算是特殊行業。第二，壟斷資本所控製的市場— 如金融、 軍事、 電信、 互聯網、 計算機和其它大工業 — 的價格是壟斷價格―具有導致價格膨脹的剛性和不降反升性質。

雖然房屋有價值，即交換價值和使用價值，但是，其磨損折舊很適中，舊房屋保值性比新房屋好，即舊房在單位時間（年）的貶值速度小於新屋。股票有虛擬交換價值，但沒有使用價值，早些時候買的舊股票往往比新買的股票會較好地保持其一般性的虛擬價值。

同樣，資本投資會按照利潤率的下降或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而減少或減速。

利潤率下降的反面也是如此，即當利潤率上升或資本自我擴張時，商品升值或資本升值以及產業投資都會與時俱進地加快。迎來擴張最有效的辦法是，雇用更多的工人，提高工資/福利，當然這是以降低利潤作為代價的。

為恢復和擴大房地產業，建築商要雇用更多的建築工人和提高工人的工資/福利，同時降低房屋的自動化的製造與建造過程，從而犧牲利潤。這將減少資本的有機組成 c/v ，其中 c 是預付的不變資本或固定資本，v是預付的可變資本或工資加福利，資本的總投資是 c + v.

有時候好政策是最好的政治。

銀行必須勾銷大多數人的抵押貸款，使借款人償還不超過原借貸的 10%。

較新的房子平均比具有完全相同的建築樣式、材料與面積的舊房貶值得多些。此外，較新的房子隨時間貶值較快，因為不只是商品，連資本和貨幣也隨時間貶值。價格按照其相應的價值波動，最後都返歸價值。價值貶低最終引致價格走低，導致住房等商品價格下降，這無關於供需關系。下降背後的動力是價值折舊。舉例而言，當人們發現一所舊房子，建在七十年代，或甚至在 1950-1960年代，其價格維持得相當好，這令人驚訝的事情原因何在呢？

原來，價值在經濟學裏面是舉足輕重的。

說到這裏，我們應該全面停止建房嗎？我們不應該。生產是任何社會的首要任務。我們應該做的是通過大銀行及其他壟斷資本的國有化來糾正功能失調和腐敗，即致命的社會生產關系— 生產資料私人占有和利潤的最大化。低成本或免費的公共住房、 高等教育、 醫療保健和退休項目，以及終生就業必然是一個稱得起民治（by the people）、民有（of the people）、民享（for the people）這個光榮稱號的政府的優先任務。

生產不應當為私人利潤而應當為了人類的福祉及環境的平安無恙。

我想將我剛才說過的再加以提醒，即所有商品包括房屋的總的趨勢是隨時間失去其價值。那些希望看到一個價值上升的市場並押註的人們，會失敗於跟貶值市場賭輸贏並傷害到自己。

買房自住者應該買二手三手房，避免買較新的住房，因為後者貶值快。

不僅商品貶值，資本和貨幣的價值也與時俱退。建築商、 開發商、 房地產經紀人都想要趕超那個所向無敵的貶值大洪流。要取得成功，他們將大量舉（低利率）債，把房價相對於成本價格提高到驚人的水平。很明顯，買家會因這種計謀猶豫不前。對於這種買方的抵製，他們的反應將是在建築方面偷工減料和進一步降低勞動成本到露骨的程度。新住房的質量和價值低下就不用說了，在極端情況下甚至毫無價值。

《洛杉磯時報》最近報道：長沙市 30 層酒店在兩個星期內拔地而起。一些人質疑建造方面的安全問題，但建築商卻為自己的建造方法作辯護。上海2009年13層樓倒地的恐怖經驗記憶猶新啊！

法律說：當房屋凈值低於市場價格，住房抵押貸款方有止贖住房和趕走房主使之無家可歸的權利。法律是錯誤的，因為這違反了任何法律都不應該使人無家可歸的人權。使用市場價格做出判斷是完全瘋了，因為市場價格在價值軸心上作不理性的上下波動。國會必須立法把市場價格更換為基於建築中使用的勞動力結算的住房原價值。建築中的住房所使用的全部勞動時間和每小時勞動力平均價格都是公共知識，建築商及（或）房地產經紀人可以輕松地把原先住房價值登錄在官方住房記錄上。

為了進一步保護數以億計房主的福祉，政府應規範開發商/建築商/房地產經紀人賣房所得的利潤。公開已知的住房成本價格，是其原始價值及固定資本投資的總和。固定資本投資包括設備、 機械、 工廠的磨損及折舊，原材料與能源的耗費開支和用於住房建築和生產的設計與知識產權成本。標高的金額不應超過成本價格的一定百分比，這一百分比取決於住房樣式、 大小、 功能、 地區位置和歷史發展。政府須定期公布「住房標高的金額表」。

再重復一遍，政府必須不使任何房主無家可歸。

上次兩個主要經濟衰退，分別結束於 1975 年和 1982年。衰退後10 季度內，經濟共增長 13.4%；在這次經濟衰退後的10個季度，經濟增長只有 6.2%。

住房交易的緩慢不是經濟停滯的關鍵問題。一般的價值危機，其中房屋價值隨時間下降是一個組成部分，才是真正的大問題。

房屋，以及其他商品和服務產品越來越多地使用機械和自動化取代勞動，以便使金融•軍事•工業三巨頭體製更為富有，代價是低工資、低福利、就業不足、失業、 大規模貧困、 喪失抵押品贖回權、 破產和不斷下降的政治和社會地位。

缺乏勞動力投入到商品/服務產品中去意味著較少在貨物中創建新價值。凝結在貨物中的新價值隨時間下降最終導致較低的新市場價格，因此市場緊縮。房屋通常就是這樣的緊縮市場，與貨幣或財政政策改變或調節控製無關。

從購房者的角度來看，他遭受到雙重懲罰 ― 第一，房屋的價值連帶著價格將做結構性的下降；第二，按揭貸款支付利息。購房者因此兩面受損。當買家把住房因老化造成的折舊也計算在內時，一旦簽下新房主的字，他們就會在金融和房地產資產上三面受損。

如果貸方出借的利率是負的，譬如-0.8%，這可以幫助買家補償部分損失。不過，這是不夠的。真正解決房屋災難的辦法是住宅產業國有化。所有有工作而需要住房的家庭應可以以象征性的房價從工資中扣除支付費用給政府購買住房。

6.從價值危機看歐債危機

債務危機已不再只是希臘或意大利的問題，它蔓延到了整個歐元區。

馬克思價值理論清楚地表明當工業和農業勞動生產率增加，而金礦開采停滯導致更高的黃金價格，一如目前，那麽商品和紙幣的市場價格會下降。這就是今天的先進資本主義世界發生的現況。

作為傳染體的債務危機是價值貶低危機的直接結果。因為不能兌換貴金屬的錢的價值與時俱退，銀行信貸的錢也一樣，它要求的利率比當黃金價格較低時更高，並且是越來越不願意出借。在美國，債務危機的嚴重性與歐元區債務危機相似，但是已被推遲，因為作為世界上唯一的儲備貨幣―美元具有獨特地位。

高勞動生產效率引發的價值貶低危機遭受到我稱之謂「緊縮•膨脹」或滯脹的打擊 —同時並存的商品價格下跌和不可兌換貴金屬錢 （或通貨膨脹的貨幣）貶低，兩者都以黃金價格來衡量。根據相對貶值率的不同，緊縮•膨脹可以主要發生在商品 (通貨緊縮)或錢（通貨膨脹）之中。此外，隨著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也會發生資本貶值和資本的生產率下降。

平均利潤率和增長率下降的傾向性規律應用在這裏的同時，總利潤飆升。枯槁的經濟增長不是由於利潤下降而是由於緊縮•膨脹產生下降的利潤率、 失業和資本對投資進行罷工。沒有任何理由，可以用來判斷德國經濟不服從這一規律。

一般經濟學家普遍建議把財政和貨幣政策的改變作為臨時醫治傳染性債務危機的療法，其實有比這種建議更有效的解救危機措施：世界人民應該暫停當前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便克服危機。

時論認為：27 個歐洲國家中有25國的領導人同意簽署新的財政契約，它將用法律限製他們不準使用穩健的財政刺激方案來反擊經濟衰退。在歐元區外的大多數經濟學家認為這是一個危險的做法。這些國家占世界經濟的 20%以上。判定他們要經歷更長和更深沈的衰退將會拖垮那些依賴貿易為生的、從中國到美國的經濟區。

按照凱恩斯主義的觀點，無視生產和資本過剩，預算緊縮意味著增長失敗，因此未能停止債券的毀約。

不過，從馬克思的價值理論出發，資本主義世界已遭受這麽長時間的過剩，已經經不起通過財政刺激方案再一次地過剩，很明顯德國總理安格拉 • 默克爾，作為原東德人氏(Ostländer)，已經把馬克思的教導銘記於心。

高生產率導致高剩余價值生產和低新價值創造，因此間接導致舉高債維持主權開支，因為潛在的剩余價值包括利潤、 利息、 租金，稅務負擔，債務融資的剩余勞動力的補償、政府支出和其他浪費性質的開支。低新價值創造引起並存的緊縮的商品和膨脹的貨幣。（兩者都是由在黃金生產中的勞動生產率決定的黃金價值來衡量）。默克爾珍視貨幣穩定遠超過了商品價值的與時俱退。

如果她把德國所敕令的緊縮方案終結在馬克思的結論上，那麽唯一可行的辦法將是把所有的銀行和企業「歐洲聯邦化」，因此來進一步地團結各歐盟成員國。沒有生產資料私人所有權的社會化，就沒有真正的解決辦法，來結束在世界任何地方的債務和銀行危機。

財政刺激計劃只是一種權宜之計。去除生產障礙才是解決經濟危機和災難的關鍵。

德國已經是主要的凈出口國 ；它不需要故意維持一個貶值的貨幣，這就是為什麽默克爾反對把經濟刺激作為一種可行的政策選項的原因。

毫無疑問，她知道緊縮政策將會對已經陷入困境的經濟造成危險。在兩害相權之下―即在貨物和服務產品的緊縮與通貨膨脹之間進行選項，她選擇了前者，因為前者比後者更容易忍受。凱恩斯主義的刺激方案容易導致如同20 世紀 70 年代那樣的滯脹―過剩連同通脹一起變得更糟。

馬克思預測價值的危機即包含產品和服務產品以及貨幣與資本在內的普遍貶值。隨著時間的推移，貶值轉化為下降的生產價格，圍繞著生產價格，市場價格跟隨著波動。相關聯的一個傾向性資本主義的運動規律是著名的平均利潤率下降規律，從而導致增長率下降。他基於勞動價值論的預測在很大程度上經過實踐證明屬實，例如美國平均利潤率長期以來，特別是自1970年代以來持續下降至今，並與凱恩斯斷言的有效需求不足論無關。對馬克思而言，有效需求不足只是運動的結果，而不是產生危機的起源。

盡管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及其引申理論―傾向性平均利潤率下降規律，自從150年前創始以來，經過難以估計的長期復雜和多方面的認真檢驗，確證無疑，但由於西方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借助統治階級的政治霸權來主導全球的經濟理論及其歷史，導致世界市場上的半殖民地資本主義地區的經濟學工作者舍近求遠―篤信西方政治經濟偏見，懷疑馬克思政治經濟學過時，甚至於不惜詆毀之而後快。對於這些半殖民地資本主義地區的「帶有雙重偏見的」學者們，我以誠摯的心情勸諭他們參看以下兩本著作，作為啟蒙和使之避免或洗滌閉關自守心態：
1. Andrew Kliman: 「The Failure of Capitalist Production―Underlying Causes
of the Great Recession,」 www.plutobooks.com, 2012
2. Andrew Kliman: 「Reclaiming Marx』s 『Capital』―A Refutation of the Myth
of Inconsistency,」 Lexington Books, 2007

我將摘要介紹這兩本書，以饗讀者。

二

磚頭五國屬於後進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其特點是資本欠發達，市場欠發達，農業仍占重要收入部分，但是優點是發展和前程遠大，搞好了就一躍而晉身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行列。磚頭五國個個躍躍欲試，不惜一搏。

果不其然，不但中國，所有五國都增長快速。磚頭五國1999年的產出只占全球經濟的4.1%，美國占30%，歐盟占28.9%。到了2011年，磚頭五國占到18.9%（約13萬億美元的產出，緊逼美國），美國降到21.5%，歐盟降到25.6%。一個經濟的多極世界站穩腳步了。

但是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搞資本主義的大躍進是要付出龐大代價的―勞動力資源、天然資源和汙染資源等潛在的未開發資本要無償或廉價出賣給國際壟斷資本來換取外資作為發展的本金，外加生產和市場的出讓，政治的不自主，經濟、金融、財政的「外化」等作為流到西方壟斷資本家手裏的血汗利息，一句話，墮落到半殖民地資本主義的深淵裏。

由於西方資本帝國主義已經掌握了長期資本霸權和世界市場及政治經濟與軍事的強大勢力，後起的磚頭五國無法借助於資本主義大躍進來取而代之，頂多在生產和市場上甘為別人做嫁衣裳―當好半殖民地資本主義屬國，成為西方壟斷資本主義的仆從；如若搞不好，那就要墜入萬劫不復的敗亡深淵，沒有翻身的希望。關於這些事實我在十多年前寫的：《苦難資本主義》中有詳細的論述和警告，可以參看http://sans-culottes.bokerb.com/ ... &uid=5916&ids=50140

中國作為磚頭五國的領頭羊、身負示範重任的標準仆從終於由接軌的屬國陷入敗亡的深淵。借助大量浪費珍貴的廉價勞動力、天然與汙染資源換取收入的增加，自我感覺良好，西方也同時稱善、叫好以示鼓勵，結果是如此淒慘，盡管工人階級為五國社會創造了極高的勞動價值，商品價廉物美，然而自己無法占有，被迫盡數交付內外資本家而一貧如洗。西方壟斷資本因為發展勞動生產率提高利潤，投入的勞動力越來越少，從而整個經濟體全面貶值及平均利潤率下降而面臨崩潰和大蕭條威脅時刻，由於可以從磚頭五國特別是中國的半殖民地資本主義市場上的極高價值和數以幾倍、十倍計的利潤率來彌補自己國內相應部分的貶值與下降帶來的損失，才能繼續維持了三十多年的政治經濟，中國卻用無償和不惜代價的、自殘的悲壯方式拯救了垂死的西方！

「發展就是硬道理，有水快流的惡果！大搞產能過剩、環境汙染、資源破壞，血汗工場的現代化，讓社會和百姓承受後果，再按別人的WTO遊戲規則把過剩的產能推向嚴重依賴出口，換取美債歐債的白條，這就是所謂的改開的實質。」 http://www.haotie001.com/article/3729053.html

西方會因此而感恩圖報嗎？他們無愧為主子，用震怒掩蓋著自己的無能，用指責鞭笞五磚特別是中國，掩飾著內心的虛弱，用嬉笑怒罵、挑撥離間來鼓動半殖民地資本主義繼續為西方主子效犬馬之勞，直到大家一起毀滅。五國的官僚買辦資產階級明知西方資本主義經濟依靠廣大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勞動力、市場、資源才能達到今天的發展地位，意圖冒著不可持續發展的危險搞資本主義大躍進欲一枝獨秀，是政治上荒唐和不負責任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癥的誑妄表現。

1.人民幣貶值可以挽回美國的失業潮嗎？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克魯格曼不斷發文（2011年10月3日）要中國為人民幣貶值負責，他以挽回就業為理由，建議美國國會立法對通貨操縱者作出威脅。誠然，大規模的和長期的失業是美國的一種國家危機，但是，想利用美元對人民幣貶值（也就是強迫人民幣升值）來解決失業是不切實際的。

例如，中國想要買美國的軍事工業產品，並要拉攏五角大樓以便進口每年數以千億美元計的軍事硬件和軟件。如果能實現的話，軍事交易將大幅降低美國貿易對中國的逆差，而無關乎克魯格曼教授的反貨幣操縱的戰略。美國•中國之間的貿易不平衡既是國際經濟關系難題，也是一種政治•軍事的鬧劇。但是美國大資本不想放松其統治太平洋和其他地方的霸主地位。他們想要讓政治軍事事態在可行的有利前提下，越緊張越好，而且當然不希望平等對待區域性勢力 — 中國、 日本、 印度、 俄羅斯、 朝鮮等，以便從所有地域性強國那裏獲得經濟利益，從而解決其失業和其他緊迫的相關難題。資本是人民福祉的障礙，大資本是福祉的大障礙。

就基本理論而言，西方貨幣已經貶值了相當一段日子。但是，沒有一種貨幣得益。為什麽？簡單的答案是，貿易不平衡不單單是由於匯率導致的 ；事實上 匯率只是貿易不平衡的一個次要因子。

較先進的國家比磚頭五國那樣的新興市場掌握了更高的勞動生產率。更高的勞動生產率迫使工人把他們大部分的勞動時間投入到生產剩余勞動產品，即生產利潤上面，而只使用很少的勞動時間去為社會創造商品內含的新價值。不僅社會的經濟剩余因此而蒙受損傷，而且高勞動生產率使商品、因此市場價格、資本以及貨幣一並貶值。

而新興市場相反―他們的勞動生產率低於西方，因此其商品的價值，資本和貨幣價值以及市場價格一般高於西方。庸俗資產階級經濟學，很容易得出結論說，這些崇拜資本主義的國家的出口將註定要失敗-只有廉價的貨幣和出口商品價格低，才能有出口競爭優勢等等。他們錯了。西方不斷從磚頭五國進口貨物，仿佛沒有明天一般，因為他們的貨物的價值超過了西方國內的同樣產品的價值量，無論進口國貨幣的價值有多高。事實上，等價交換規律的本身在於價值，而不在於供給和需求所決定的價格或匯率，這正如馬克思所說的「事物在其現象上往往顛倒地表現出來」（《資本論》第1卷，第17章）。中國居民經常抱怨國內某些產品（一般是美國大量生產的）比美國還貴，其實這只是價值規律的科學反映之一罷了。

現在讓我們關註一下全球失業潮這個難題。

美國不能根除這麽頑固的失業率的真正原因是，第一，一般企業不需要雇用更多的工人做更多的工作。一般製造業工人在機械及自動化的幫助下，現在可以做大量的工作，大概每17年一個工人可以取代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工人。第二，工人階級因高勞動生產率提高了生產力，生產供過於求經常出現，因此阻止通常需要雇用更多工人來從事的擴大再生產。第三，由於雇用的工人少了，企業必須投入比工資/福利更大的資本額到機械及自動化上面，從而導致平均利潤率即投資回報率下降。舉一個例子，從1980年到2010年，美國總計勞動生產率增長了60％，但是從1979年到2009年，其利潤率已經從35％下降到25％或按線性近似在30年裏減少了10％。 （見1. 安德魯•克萊曼【Kliman】：《資本主義生產的失敗》，Pluto出版社，2012年出版）美國製造業的勞動生產率更為可觀―製造業工人的生產率自1993年以來，17年中增加了一倍，並使美國損失了超過1100萬個就業崗位。見<http://www.dailymarkets.com/econ ... r-loss-of-u-s-jobs/>

利潤率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動力；下跌中的利潤率已經成為不利於經濟的重要因素，並影響經濟的復蘇。世界正在親眼目睹一場較輕的長期大蕭條。

中國的失業情況一直是嚴重的，因為資方要利用失業壓低工資。2008年官方公布的失業率是4.2%,但不包含農村工人和城市農民工。實際失業率高達27%。（見1. 克萊曼，第189頁）。

常年失業是後期資本主義的特點，其中資本的壟斷、集中、金融化、價值危機和巨大的停滯或較輕的大蕭條（即次蕭條）保有半永久性的支配力。就體製外的解決方案而言，第一步將是對金融•軍事•工業三巨頭的國有化和民主化，然後是就業、醫療衛生、高等教育、住房，退休和人的全面發展的社會化。

什麽是體製內的解決方案呢？除了動員勞動多數繼承威斯康辛州麥迪遜市、占領華爾街及其他全球規模的革命道路外，沒有其他辦法。眼前的目標是高舉分享利潤這個鮮明的旗幟-先按91%的稅率，征收占人口1%的富人的所得稅，然後把失敗透頂的政治機器予以民主化。

西方在過去的百年左右，通過勞動生產率的發展，已經降低了服務、產品、資本、貨幣和開放市場內的幾乎所有東西的價值。除了他們的壟斷產品和服務，例如在軍事，安全，飛機，知識產權及其他特定領域之外，全球市場的新興資本買不起價值量少而價格昂貴的西方商品。西方可行的最佳辦法是內部交易，或者投資新興市場，製造具有較高價值量的商品，然後賣給國內。

西方國家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先遣部隊，面對潛伏在晚期資本主義中不斷的危機所造成的絕望深淵，它們首當其沖，也感同身受。價值危機是它們今天所面臨的最根本的發展障礙。

新興市場應該也好不到哪裏去，因為最終一個又一個地要如同西方一樣，沿著那個在劫難逃的生產模式的相同路徑前進。無限製的勞動生產率發展是以失業和新價值的創造越來越少為代價的，這是資本主義運動的基本規律之一。中國和亞洲市場的勞動生產率一般只有西方的五分之一，每十年翻一番，但是由於現在正在加速進行提高生產率和產業升級，估計不用幾年就能趕上西方並面臨價值危機及其禍害。

卡爾•馬克思在150年前分析並理解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將註定失敗的規律，而今天的經濟學家忽視其科學遠見，反而贊同資本辯護者們不科學的教條。由於現實總是比教條強的，更多的年輕人將甩掉那些自欺先驅們加在他們身上的歷史包袱。

2.中國經濟趨緩的現實意義

自從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中國經濟一直是世界經濟的司機，而今減速加快，前途如何呢？

中國經濟有許多不同的特點，每個都需要特別考查，以彰顯其大圖景的意義。經常被忽視的特征之一是中國的價值經濟學。

我們所指的價值，既不是股票或商品的市場價值，也不是供求市場價格或價值，或用不兌換金銀的貨幣來衡量的價值。除了勞動力即社會平均勞動時間創造的價值外都不是實際意義上的價值。包含在或物化在產品或服務產品的勞動價值是唯一的根本的價值，在這個基礎上，市場價格上下波動。價值決定價格，而不是相反。

磚頭五國的新興市場與西方國家（歐元區，美國和日本）的先進的市場相比，其商品（包括產品和服務）的一般平均價值較高，這是因為廉價的勞動力鼓勵資本家大量使用勞動力，生產工具不具有先進性，勞動生產率比西方較為落後，並把更多的勞動和勞動時間花在商品上。由於每個工作日包含創造價值的必要勞動時間和花費在生產剩余價值或利潤的剩余勞動時間，一位磚頭五國的工人將不得不花費比剩余勞動時間更多的必要勞動時間，從而創造的新價值比利潤多。磚頭五國的平均利潤一般低於西方。然而，有一個可以彌補利潤不足的優點，那就是因為磚頭五國的平均利潤率即平均投資回報率高於西方國家，也就是說，一個相對較少的投資，可以啟動較多的流通與周轉資本，給以時間的話，仍然可以占有可觀的利潤量。

由於磚頭五國的商品價值高，相應的市場價格跟著會高，這意味著通貨膨脹的趨勢，它不同於西方，在那裏低價值商品意味著較低的市場價格或價格的緊縮趨勢。

只要磚頭五國的資本保持充分就業的工人階級（即5-6％的失業率；但是五國無例外地出現很高的失業率），其高價值的商品優勢，將繼續產生較高的經濟增長。這在磚頭五國見證了兩位數的增長率。與此相反，西方已陷入低利潤率和增長率的泥沼，而且高勞動生產率製造了低價值的商品。

雖然中國操縱外匯匯率壓低人民幣的交換價值，但這是以其國內的通貨膨脹為代價進行出口競爭的。價值規律是疏而不漏的。

磚頭五國由於商品價值的提升，其資本也同樣升值。極多的高價值資本需要找出路，例如租讓出去和•或投資於基礎設施。這與西方的資本成為顯然的對比，西方資本所含價值低，成為閑置和過剩的、沒有生產性投資出路的資本，其低價值逼迫資本投放到非生產性的、虛擬和賭場學上的金融投機資本，導致繼續不斷的債務危機。

磚頭五國的資本會無限製地茁壯成長嗎？答案是一個響亮的：「不」字。首先，他們的高價值商品的出口需要西方的市場，但西方市場正在失去活力。第二，本地資本所有者 ―主要是壟斷官僚和買辦資本家 ―不再滿意於以小於西方資本規模為代價的高利潤率及增長率。它們要如同其西方「夥伴」那樣積累大量資本。因此，總趨勢是采取 「科學發展觀」和產業升級 ― 以失業和低價值商品與資本以及生產過剩為代價，迅速提高勞動生產率與眼前的利潤，並擴大內需。

這最終使得全世界沒有經濟增長。

中國的壟斷官僚和買辦資本所有者的根本和長遠利益，決定了中國政治經濟的發展。任何關於中國的政治經濟分析都必須反映這樣的傾向―勞動生產率的發展，官僚資本，鯨吞資本和外逃資本的快速積累，並立即全部出口海外，以及上層家族加速外移，以避免革命的審判和懲罰。

中國的資本無法悠閑地作長期積累的打算了，尤其在阿拉伯春天來臨之後。目前，不管是如何紮實的所謂「頂層計劃」，將放緩經濟增長以加強快速利潤，不論是否有抗議出現。

3.中國的債務怪獸

中國巨大的公共工程項目是有價值的投資呢，還是上升的債務威脅到了國家的經濟？

中國的經濟是一個魔法―重力和其他科學發現的定律似乎不適用。過度負債就是這樣一個神奇的壯舉。

這些壯舉背後的秘密是什麽？

這個秘密就是通往資本主義的最有效、最快速、最好的和最省事的道路是社會主義。數以億計的農民和工人無怨無悔地為毛澤東時代的27年社會主義國家，創造了巨大的使用價值。在西方先進國家，幾百年來的私人資本家沒有這種好運―剝奪國家財富進行私自積累的機會。在27年的社會主義時代裏，積累了堅實的基礎設施和國民收入總量，使資本主義的快速發展成為可能。

世界資本主義在中國這個歷史性的黃金時期應當感謝毛澤東對建設中國社會主義的領導。

社會主義建設基地為奢侈消費、剝奪、貪腐、資本外逃、國有和集體財產的私有化提供了條件。此外，資本主義回潮使當官的轉變成官僚買辦資本家，他們不得不與西方壟斷資本家分享數以十萬億美元計的財富金額，這些財富來自過去30年來數以十億計的三代農民和工人在微薄的工資下被迫無罷工勞動所創造的剩余價值。（2008年中國製造業工人平均小時待遇是1.36美元，這是美國的4.2%。參看1. 克萊曼第187頁或www.bls.gov/opub/mlr/2011/03/art4full.pdf

2005年印度有組織的製造業工人平均小時待遇是91美分，相當於美國的3%，但高於中國。見http://www.bls.gov/opub/mlr/2010/05/art1full.pdf ）。因此中國很快吸引了大批外國資本，它們蜂湧而至，一方面飛速挖掘前社會主義的寶藏，另一方面浮誇性地刺激了增長率。

只要社會主義的大紅利持續有效，中國的經濟將繼續發展，不過如同西方和其他國家那樣，任何看似純粹的經濟問題，總會轉變成政治和社會問題。

經濟學家總愛稱贊中國的3萬億美元外匯儲備，它將用來挽救即將到來的危機。他們不認為由十億雇用勞動者的青春、血和汗水創造的錢是為了官僚買辦資本家階級用來逃跑的。

當我們將中國地方政府債務危機和一個普遍及大規模失業危機作比較，債務將是無關緊要的。因為勞動力為國家經濟剩余創造著使用和交換價值，這每年4.2萬億美元的公共債務可以使用各種通貨膨脹方式化為烏有，只要國內和海外的工人和農民繼續為資本家創造數以萬億美元計的剩余勞動價值，用來歲歲年年繼續投資。

這種經濟魔法比賽看來會抵擋一陣子，直到政治和社會動亂吞沒了各國政權。



4. 哈耶克、米塞斯、凱恩斯救不了世界資本主義的價值危機

由於資本隨著時間貶值，住房，債務，股票，期貨及其他金融資產如同貨幣一樣也隨著時間貶值。為保全舊資產的舊價值，保存期超過一般正常的保存期間。資產周轉時間增加。債務危機和一般的金融危機都變得更加頻繁和嚴重。順便一提的是古董資產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升值。這雖然是稀缺資產的特性，但也從側面說明時間因素的決定性誘因。

一方面，商品，資本和虛擬資本―即財產所有權的資本化，如證券，金融衍生工具和其他投機性的、不確定的和虛幻的資產都在貶值，盡管它們在表面上和勞動價值的內容無關。另一方面，發生商品生產過剩，產能過剩，資本積累過度，例如美國非金融公司囤積著高達2萬億美元的現金，不知道怎樣利用。這裏存在一個突出的矛盾，也就是馬克思說的，「買和賣互相對立起來，不使用的資本就以置閑貨幣的形式出現。」

西方世界曾經期待日本作為經濟典範。高勞動生產率使投資回報下降，物價通縮和通脹並存。隨著資本的貶值，資本生產率，即每1美元投入所得到的小時產出，也降低了。難題既不是哈耶克、馮•米塞斯、凱恩斯，也不是正當行的正統經濟學家們所能解決的。「直升機本•伯南克」既然未能為日本的價值危機造成的經濟困境指點迷津，似乎也無法成功處理這整個西方世界的難題。

5.從互聯網看資本的沒落

蘋果公司派息利好，股價創新高的根本原因在於，1. 實行熊彼特(Schumpeter)所提出的「創造性毀滅」企業模型，也就是把各式移動上網機輪番略加改進後，重復製作來販賣老貨並詐取極高的壟斷利潤。這種非法的欺詐行為不可能增加多少價值，然而時尚和愛好攀比的消費者卻甘願上當受騙而對蘋果的這種低級營銷術樂此不疲，為別人做嫁衣裳，把辛苦錢交付蘋果積累資本，自己卻越來越囊空如洗。這種偏要上當以求心安理得的病態說明資本霸權多麽厲害。微軟和其他互聯網壟斷寡頭們的軟件也可以此類推2. 蘋果、谷歌、微軟、臉書等國際互聯網壟斷資本，無償囊掛了幾億網民在網上的辛勤勞動及其集體創造的不可估量的社會價值。如果你我數以億計的廣大網民們不為互聯網日以繼夜地努力耕耘並開辟新天地，網上這些壟斷寡頭們能賺取利潤嗎？有誰來買iphone, ipad, 花錢給蘋果、谷歌、微軟、臉書等？互聯網所有價值屬於全體網民所有，但是由於資本霸權及其殘酷的極權統治，幾十、幾百、幾千萬億美元的互聯網上的社會價值量竟然被少數壟斷資本所掠奪和侵吞了。

以追逐私利為生的資本本身越來越失去了為生產利潤發展社會生產力的條件和能力，從而不再或盡量少雇用勞動力開發和創造價值與生產剩余價值。它們日益仰仗對社會所創造的價值實行無償私自占有、非法私自侵吞與轉化社會的集體勞動價值為非法的剩余價值即廣義的非法利潤，形同盜竊，成為社會公敵。

這個國際盜竊價值集團在互聯網上的非法表現只是它為非作歹的冰山一角。它利用政治力量不但在掠奪網民，也在通過被它全部收買的各國政府和官員，大搞化公為私、侵吞公共財產和社會財產，掠奪世界人民，並充分表現出資本主義自我貶值和急速沒落的腐朽性和垂死掙紮。

無可奈何花落去的資本主義及資本霸權瘋狂壓迫、剝削及掠奪人民，已經引起人民反抗資本霸權的怒火；各國人民團結起來打碎資本奴役勞動人民的牢籠，求得解放的日子，越來越近了。

結論

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說，經濟問題之一是銀行拒絕向企業放貸。但是，我想補充說，企業也拒絕招聘。去爭論企業是否缺乏公眾良心是毫無意義的，企業的根本動力在於牟利，特別是牟取立即利潤和無風險的利潤上面。資本主義經過600多年的發展，那些立即利潤或無風險利潤的來源或投資渠道早已日漸枯竭，剩下的多半既不是立即可得的利潤，也不是無風險的，而是需要長期經營、充滿著風險的全社會規模的超大型事業。面對這種不利於資本主義發展的、需要整個社會動員的超大型事業，資本是無能為力的。資本主義生產作為一定時期的一種特定生產模式發展至今，已經完成了任務，其繼續發展的主客觀條件都已經不再，迫切需要新的生產模式取而代之。資本主義將成為巨大的時代錯誤，因而成為人民民主繼續革命的對象。

市場競爭促進不斷發達的生產力，導致上升的勞動生產率和壟斷。前者攆跑了有合理收入的工人，後者排擠中小企業並到海外去雇用廉價的勞動力。因此，失業不但在數量上升級，而且幾乎長期地波及到所有部門。一切事物都相互聯系在一起，失業影響了經濟增長、商品生產過剩、資本過度積累和很多其他問題，反之亦然。

經濟危機包括債務，金融，赤字，信貸等等危機，可以把它們歸結為一個根本性危機，即價值危機，也就是貶值危機。這裏的價值特指勞動價值或勞動時間，勞動是價值的實體，因為只有活勞動能重新創造價值，機器及自動化只能保留著作為物化價值的死勞動而不能創造新的價值。除少數的天然資源，如空氣和水，給人類提供了天然的價值，所有的價值來自花費在自然上面的人類勞動力。我們強調價值是一種社會生產關系，價值只能在一種社會的過程中，也就是說在交換中實現。價值不是絕對的，更沒有普遍性可言。作為資產階級社會裏的勞動群眾的價值不同於社會主義裏的勞動群眾的價值，前者的價值是一種特定的、作為雇傭勞動力商品的、物的價值，與資本家階級作為人格化了的資本人的價值是完全對立的，也是互相沖突的，除非我們把社會理想化，也就是抽象化。

資本家使用較少的勞動力在所有經濟部門進行生產，他們投入較少的資本在勞動力上面（稱為可變資本 ―活勞動擔當價值生產任務），而投入較多的資本在工廠、材料、機器及自動化上面（稱為不變資本 ―隱藏著物化或死勞動）。很顯然，改進了的勞動生產率，降低了投入到生產商品的社會平均必要勞動時間，而增加了通過磨損、折舊及其他相關的提取過程，來提取凝結在固定資本的死價值。最終，必要勞動時間微不足道，使工人不再把他們的勞動時間投入到商品生產上，而是使用機器和自動化把工作日投入到剩余價值即資本或利潤的生產上。 （勞動時間=為賺取工資和福利的必要勞動時間+為資本牟取利潤的無償剩余勞動時間。）馬克思認為「由於再生產停滯，可變資本就減少，工資就下降，使用的勞動量就減少。這些又反過來重新影響價格，使價格繼續下降。」

在極高的勞動生產率的條件下生產出來的產品包含著可以忽略不計的花費和物化在產品裏面的必要勞動力，或可以忽略不計的社會平均必要勞動時間，因此凝結在內的新價值很少。此外，來自固定資本的產品價值只是一小部分舊價值或物化在產品內的死勞動價值。

為生產花費的必要勞動力與工資水平相當，高生產力的工人的工資水平是和利潤率一起下降的，因為資本家把太多的投資捆綁在購買非價值生產的固定資本上。同時，由於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使得幾乎所有的勞動時間成為剩余勞動時間，以犧牲失業人員為代價，利潤於是不斷騰飛。

價值減少而剩余價值或利潤卻在膨脹，價值危機於是不可避免。

斯蒂格利茨教授審議的經濟問題的根本原因一如上述。

(1) 高度失業潮來臨。

(2) 工資縮水。

(3) 利潤率和增長率都在下降。

(4) 大滯漲即次蕭條趨向長期化。

(5) 由於產品價格圍繞著價值上下波動，而創造的價值較低或可忽略不計，因此價格緊縮。在西方，價格緊縮是正常的，而在發展中市場裏，物價上漲是正常的，因為他們通過雇傭更多的勞動力比西方創造更多的價值。然而，這些市場在競爭的壓力下急於發展勞動生產率，到那時它們看起來更像是西方，而不再像先前的的自我了。

(6) 商品生產相對過剩爆發。

「在世界市場的危機中，資產階級生產的全部矛盾集體爆發；在特殊的危機中（按內容和範圍來說是特殊的）爆發只是間歇性的、孤立的和倒向一邊的。」

在當前世界市場的危機中，矛盾確實集體爆發無一例外。在金融危機―大衰退期間，現在只有德國暫時是個例外。西方國家和磚頭五國正在集體遭受矛盾的總爆發。

(7) 由於勞動生產率的不斷提高，「危機要素的產生在於這樣一個事實，即商品的再生產價格比先前生產的低廉。因此，市場上的商品發生貶值」。

「說到危機引起的資本的破壞，要區別兩種情況。只要在生產過程停滯，勞動過程縮短或者有些地方完全停頓，實際資本就會被消滅。… 第二，危機所引起的資本的破壞意味著價值量的貶低，這種貶低妨礙價值量以後按同一規模作為資本更新自己的再生產過程。這就是商品價格的毀滅性下降。這時，使用價值沒有被破壞。一個人虧損了的東西，被另一個人賺去了。作為資本發揮作用的價值量被禁止在同一個人手裏發揮資本的作用。舊資本家破產了。」於是資本的毀滅和危機同步發生。（以上見馬克思《資本論》第4卷，即《剩余價值論》第2冊，第17章）。

(8) 資本的過度積累之所以發生是由於缺乏有利可圖的投資渠道。

(9) 國際壟斷資本接手全球生產的大部分，加快了經濟金融化和資本的獨裁政治。

(10) 富國和窮國之間及資本家和工人階級之間的社會收入與財富的兩極分化加強。

(11) 由於缺乏生計，勞動群眾別無選擇，只能向金融壟斷資本借債，債上加債以至於到了償還不了的地步。由於壟斷資本已經把經濟金融化，晚期資本主義經濟所依賴的一個重要工具就是債務和信貸。

(12) 赤貧，缺少醫療保障，失業，戰爭販子的軍費開支等，強製政府花錢，而錢要無中生有，因為資產階級拒絕通過向富人和公司征集較高的稅收來與公眾分享其利潤，從而人為製造了一個國家債務危機，例如在希臘等國和溫二十七等人的「中美國」。

(13) 為了彌補利潤率下降，西方資本不顧環境和采礦業的安全保護，而貪圖能夠剝削廉價、無助但豐富的勞動力，就把工廠、資本、就業機會和技術包給海外。然而，這種資本的生產、再生產和擴大再生產的外化不是沒有問題的。發展中國家的市場和西方一樣，在市場競爭的壓力下，必須提高勞動生產率，最終將使下降的利潤率和增長率蔓延到世界各地，那時再想通過外包來進行補償將是不可能的了。

(14) 目前來看，發展中國家市場的勞動生產率仍然很低，所以，利潤和增長率是高於西方的。為了這種比較優勢付出的代價是，商品（產品和服務）的價格高於西方的，因為工人在生產上花費更多的必要勞動時間，從而為產品創造更多價值量。此外，發展中市場的貨幣例如人民幣具有升值傾向，這不完全由於政策使然，而是價值隨勞動生產率反向變化的結果。商品和貨幣升值會傷害他們的出口。

(15) 由於發展中市場的價格較高，在本國市場中不能流通和消費自如，其國內消費能力是相當有限的；他們必須出口商品的重要組成部分。為了降低出口產品的價格，他們依靠進一步壓低工資、補貼出口、操縱匯率並因此引起摩擦和貿易不平衡問題。

(16) 美元作為法定貨幣，既不能兌換貴金屬，也不值得作為一個國際公認的儲備貨幣。美國的經濟價值的生產與其暴利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因此，美元的價值不斷急劇下降。用當地貨幣計算的G.D.P. 貶值，這適用於包括日本在內的所有西方國家。

(17) 發達市場已經集體進入一個無價值的世界黑洞 ― 一個黑暗時代又回到21世紀，困擾著有史以來人類所僅見的這個最先進的生產製度，但也是最有缺陷的製度。洞中唯一的火星苗，是使用不兌換金銀貨幣的魔術來支撐對社會公眾無所助益的利潤，仿佛若無其事。這種愚蠢癡呆的火苗，使黑洞更黑而不是更亮，註定要同歸於盡。

(18) 早期和中期階段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使用非自動化或少部分自動化的生產工具，那時利潤率和成長率只有下降的可能性和傾向性而沒有必然性，從而導致生產革命化的歷史趨勢。當它進入20世紀70年代，由於勞動生產率的急速和高度發展，全自動化生產使利潤率和增長率的下降呈現必然性和強製性，而不再僅僅是傾向性的。

(19) 如果我們不考慮特殊及壟斷行業，當前的行業一般都不是勞動密集型而是技術、知識、固定資本密集型的，因此生產出來的利潤率（或資本的投資回報率）是很低的。大多數社會化大型事業，例如公眾醫療、綠色能源、防止全球暖化工程、防止和清除汙染工程、核廢料處理工程等都不再與以積累個人資本為目的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相適應，而強烈要求一個新型的、為人民服務的社會經濟製度。資本主義建立在剝削雇傭勞動和生產工具私有製的生產關系嚴重阻礙生產力的繼續發展，資本主義發展到了晚期，終於如同馬克思所預見的那樣―資本主義的歷史任務和存在的理由原先是發展社會勞動生產力，現在生產力被受到利潤率長期下降造成的空前強大的阻力，從而資本主義不自覺地為一個更高級的生產模式創造著物質條件。

(20) 社會總剩余由於新價值的生產越來越少、社會消耗不易緊縮，社會總剩余日趨低落，使全球勞動群眾進入重災區。資本被迫把投資目標從勞動生產率極高的製造業轉向勞動生產率較低的開采業，如土地、房地產、礦產、碳氫能源、水資源開發等行業，以求延緩利潤率下降的總體趨勢。中國商品增值這種暫時的現狀尤其刺激土地掠奪和房地產快速和大幅增值，以及連帶而來的農民工人階級化即農村城鎮化，這與美國房地產四年來持續下跌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但是中國這種好景是不會長久的，隨著固定資產的大量投資，勞動生產率的快速上升，以及全球氣候暖化和汙染加快加深，開采業也將會受到影響，社會經濟的總剩余更會枯竭，不要說人均實際收入，即使人均名義收入不升反降的日子不會太遠。

(21) 人們由於從小到大受到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為資本主義發展辯護和塗脂抹粉的影響，大多數認為資本主義經濟會如同幾百年來那樣不斷地死而復生，只要能夠求救於國家幹涉主義的資本主義例如羅斯福新政或凱恩斯主義或混亂不堪的所謂「深化改革」那種半殖民地資本主義，人們就會信心十足，資本主義就會趨向穩定，轉危為安，生生不息地發展下去。但是價值危機論與資本主義發展的這種膚淺的推斷剛好相反。價值危機所產生的並發性緊縮和通脹削弱了資本主義的擴大再生產潛力。作為資本主義生產的刺激、積累的條件和推動力的利潤率（即資本的相對增長率）因受到生產本身發展的威脅而不斷下降，從而加大了價值危機的程度，因此這個共振式破壞性互動不斷增強，最終導致資本主義生產模式在有利的社會•政治條件下得以變革即轉化及揚棄。只有揚棄了資本主義並轉化資本主義製度，我們才能徹底消滅價值危機及其並存的利潤率下降規律，從而不再發生政治經濟危機。

(22) 由於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經濟進入長期次蕭條階段，磚頭五國的全盤西化即所謂向「國際」接軌潮流，以及鼓動各國把政治西化當作半殖民地資本主義國家發展的標準模式（「普世」價值）或所謂「政治改革」的企圖破產了。一個經濟多極世界勢必要朝著政治社會多極世界的方向發展。人民群眾將緊緊依靠真正的也就是繼續的人民民主革命，建立起一個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反對資本主義和資本霸權的、勞動人民自由聯合的世界。

(23) 慘痛的歷史經驗告訴人們，無產階級的解放必然是自己的事業。那種把自己的革命事業假手於別人或異己的「精英」組織的代理策略被證明是錯誤的。美國先進社會主義者尤金•德布斯(Eugene V. Debs, 1855-1926) 說道：「很久以來，全世界的工人一直在等待先知來帶領他們走出奴役…如果你能被領出來，你就能被領回去。」（我們可以很容易地回顧中國反革命資產階級團夥在鄧小平這位「先知」的領導下是怎樣使中國從社會主義復辟半殖民地資本主義的）。自己的階級如果不能掌握政權的話，奪取政權就形同白費。無產階級革命主要不在於奪取而在於訓練和著手自己掌握、保有和鞏固政權這種高難度的任務。

工人階級談商業資產階級的本質

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 二零二一年

對《沒有民營經濟，何談共同富裕》一文的幾點質疑望長城內外

　　2021年9月7日，環球時報發表了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劉尚希的文章《沒有民營經濟，何談共同富裕》（以下簡稱「劉文」）。對文章中的一些觀點，我不敢茍同，現提出以下幾點質疑：

　　一、經濟發展就能實現共同富裕嗎？

　　劉文說「只有經濟發展才可能實現共同富裕」。我認為，這個觀點值得商榷。

　　回顧人類社會幾千年的歷史，經濟始終都在發展，但是在社會主義製度建立之前，什麽時候實現過共同富裕？再看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發展已經達到了很高的水平，但是這些國家實現共同富裕了嗎？

　　鐵的事實說明，經濟發展是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條件，但不是決定條件，對實現共同富裕起決定作用的是分配製度。如果不實行社會主義按勞分配的製度，窮人的生活水平會隨著經濟的發展而提高，但永遠也達不到共同富裕。

　　這就像吃飯一樣：過去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比較低，富人吃的是米飯，窮人吃的是米湯；後來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提高了，富人吃的是肉，窮人吃的是肉湯。雖然窮人吃的湯比過去好了，但少數人吃肉、多數人喝湯能叫共同富裕嗎？

　　二、民營經濟效益高嗎？

　　劉文中反復講民營經濟有活力、效益高，可是他自己舉出的數據卻否定了他的觀點。劉文說：

　　「民營經濟為我國貢獻了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術創新、80%以上的城鎮就業、90%以上的市場主體數量，這一組數字已經證明了它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地位。」

　　可是，這一組數字也證明了民營經濟與非民營經濟相比，經濟效益是不高的。民營經濟用全國80%以上的城鎮就業人口，只創造50%以上的稅收和60%以上的GDP，這說明民營經濟人均創造的稅收和GDP都不如非民營經濟；民營經濟雖然創造了60%以上的GDP，但卻只創造了 50%以上的稅收，對國家的貢獻也明顯不如非民營經濟。

　　由此可見，關於「民營經濟效益高」的說法是不符合事實的。

　　三、為什麽民營經濟發展了貧富差距卻擴大了？

　　劉文說：「民營企業的發展是大多數人勤勞致富、創新致富的基本途徑。所謂共同富裕，最通俗的理解就是發展的成果人人有份，就是要形成人人參與、人人努力、人人共享的格局，這要靠大力發展民營經濟來實現。」

　　可是，我們看到的卻是，這些年民營經濟雖然有了很大的發展，但我國居民的貧富差距卻擴大了。這是為什麽呢？

　　國家統計局今年5月19日發布的2020年平均工資數據顯示，2020年全國城鎮非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97379元，城鎮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為57727元。

　　城鎮私營單位人均上交的稅收的比非私營單位少，而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卻只有城鎮非私營單位的59.3 %，這說明，私營單位的收入有很大一部分落入了企業主的口袋裏。

　　由此可見，劉文說「民營企業的發展是大多數人勤勞致富、創新致富的基本途徑」「要形成人人參與、人人努力、人人共享的格局，這要靠大力發展民營經濟來實現」，都是騙人的謊言。至於說「所謂共同富裕，最通俗的理解就是發展的成果人人有份」，就更是對「共同富裕」的歪曲：過去富人吃米飯、窮人喝米湯，後來經濟發展了，富人吃肉、窮人喝肉湯，雖然發展的成果人人有份，但這能叫共同富裕嗎？

　　四「真正的企業家」會出現嗎？

　　劉文說：「我們要提倡的是真正的企業家精神，唯利是圖、為富不仁都不是企業家精神，真正的企業家既要有冒險精神、創新精神，又要有為國為民的社會責任感。企業家既是經濟人，又是社會人，既有掙錢的目標和能力，又有社會責任感，通過投資經營和創新造福社會。」

　　我認為，這裏涉及到三個問題：

　　一是為什麽要致富？

　　劉文說：「如果整個社會不鼓勵致富，大家都怕富怕冒尖，那也不利於整個社會的發展。」 我認為，社會要發展，當然要鼓勵致富，但致富有兩種，一種是為個人富而致富，另一種是為大家富而共同致富。私營企業主屬於前一種，而公有製企業員工屬於後一種。如果一個人是為了個人富而致富，他會帶領企業員工共同致富嗎？

　　二是怎樣才能致富？

　　在人類社會，致富只有兩種途徑：一種是靠自己的勞動來致富，另一種是主要依靠占有他人的勞動成果來致富。私營企業主顯然屬於後一種。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為了發展社會生產力，允許私營經濟的發展，但是我們卻不能因此而美化占有他人勞動成果的行為，把這種行為說得像美麗的鮮花一樣。否則，這還是社會主義嗎？

　　三是富人致富後會幫窮人嗎？

　　劉文說：「需要在提升社會物質財富的同時引導企業家精神的培育。比如，提倡三次分配培養社會向善的氛圍，鼓勵富人用財富為弱勢群體等提供幫助，包括辦一些公益性的教育機構、醫院，或者在公共領域提供其他的公共服務。如果富人能夠一方面創造財富，另一方面為國家為老百姓使用財富，那這樣的富翁肯定是越多越好。」

　　我認為，這樣的企業家肯定會有，但大多數富人是做不到的。因為他們是為了個人富而致富的，而且主要是依靠占有他人的勞動成果來致富的，他們怎麽可能像雷鋒一樣去舍己為人呢？所以，我們既要積極倡導富人把自己的財富拿出來為國家為老百姓所用，同時又不能對此寄予太大的希望。

　　總之，劉文的不少觀點都是錯誤的，必須加以批駁，以正視聽。

工人階級談資本主義

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 二零二一年



生產資料私有化是社會不公和動亂的主要原因

　　一、「計劃經濟的失敗表明，那些想以其他的生產、分配和生產資料占有方式來取代個人財產權的荒謬嘗試，總是以事與願違的方式告終」，不對。計劃經濟並沒有失敗，只是暫時因為極權主義受到挫折。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的主要特征，並不取消個人財產權，而是實行生產資料公有製。相對於幾乎和人類社會一樣長的私有製，公有製計劃經濟無疑是非常幼稚的，只有短短幾十年的實踐，過程中暴露很多缺點和不足，本來通過逐步完善就可以解決，但有人想改弦易轍，一些無良文人借機對計劃經濟大肆攻訐，汙蔑誹謗。

　　二、「財產權不僅僅限於合法占有牙膏牙刷等小件生活用品，而是允許人們合法占有土地、廠房、設備等生產資料」，不對。財產權僅限於生活資料，包括房屋、家具、衣服、金銀財寶以及銀行存款等，改開後放寬到包括廠房、設備（也屬於生產資料），而不允許占有土地。土地必須國有化，這是底線，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主要區別點。人類有史以來的社會形態除原始共產主義社會外，自奴隸社會以來基本上都是私有製，而私有製社會的特點恰恰是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不占有生產資料，靠出賣勞動力和簡單技能為生的基本上都是窮人，靠出賣知識和頭腦為生的基本上都屬中產，只有占有生產資料才有成為富人的可能。富人財富的多寡除經營好壞外，主要與占有生產資料的多少有關。占有生產資料越多，雇傭的工人越多，榨取的剩余價值才能越多。官僚階級雖不占有生產資料，但可以憑借手中的權力搞權錢交易，從而獲取大量財富。

　　三、「土地所有權被剝奪之後，不僅因土地而產生的沖突繼續存在，而且變本加厲，性質更為惡劣，更有利於強者和權勢者」，不對。新中國土地收歸國有有利於廣大人民群眾，不利於強者和權勢者，國內因土地而產生的沖突幾乎絕跡。改開後出現的強拆和暴力執法，恰恰是土地承包造成的惡果之一，這在改開前是不可想象的。

　　四、「土地所有權的出現表明人類達到了更加遠離動物界的文明程度，否則人類會繼續像在電視裏《動物世界》中見到的動物那樣為爭奪領地和食物惡鬥不休」，不對。在私有製社會裏，土地私有化與動物世界的領地宣示沒有本質區別，人類社會有史以來所有戰爭和矛盾沖突與動物「為爭奪領地和食物惡鬥不休」沒有本質區別。

　　五、「財產權作為每個人平等享受的權利，不允許一個人把另一個人當作財產加以擁有。所以，財產權排除了奴役的正當性，因而確保了每個人的自由」，不對，財產權沒有那麽大能耐，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排除奴役的正當性，才能確保每個人的自由，才能使每個人都能平等地享受財產權。在私有製社會，「一個人把另一個人當做財產加以擁有」司空見慣，如父債子還的奴仆和長工，父債女還的丫鬟仆女和肉償等。唐詩中描述的「陶盡門前土，房上無片瓦」、「四海無閑田，農夫猶餓死」、「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悲慘景象歷經一千多年，至今在私有製社會並不鮮見，平等享受財產權就是一句笑話。

　　六、「人不怕窮，怕的是沒有致富的權利和自由」。這句話不能算錯，但不完全，更怕的是沒有致富的基礎。私有製社會是沒人限製「致富的權利和自由」，但如果你生來就家徒四壁，債務纏身，吃了上頓沒下頓，上不起學，成年後靠出賣勞動力、同時打幾份工才能勉強維持生活，一輩子生活在社會最底層，想發家致富只能是幻想。而權貴富豪家的孩子生來就家財萬貫，上貴族學校，無需學而優，成年後就是官二代、富二代。

工人運動與經濟民主的積極意義

作者 景祥

我認為人類的民主運動，應該分兩個階段，第壹個階段是政治民主，即人民有選舉政府首腦、官吏和民意代表的權利，以及直接通過自由結社、執政黨競爭選舉、全民投票、街頭行動等直接方式參與和影響國家政治的權利。接著便是向社會壹切層面深化的民主，即社會民主，社會民主最重要的就是生產的民主與分配的民主。生產民主也稱產業民主，也就是通過爭取製定民主的勞動法令，使得勞動者獲得參與勞動的經營和管理權力。分配民主，也就是通過製定民主的企業分配製度和社會的分配製度，達成社會資源的公平分配，盡力縮小分配差距，達到社會共同幸福。產業民主的關鍵在於勞動者能夠分享昔日由資本壟斷的企業經營和勞動管理的權力，使得資本不再具有對勞動進行支配和統治的天然特權，實現勞動和資本的權力平等。企業應該像壹個民主的政體，而所有的人，不論是企業主、管理者還是壹般的勞動工人，他們應該像國家的公民壹樣，成為平等的企業中的公民；資方和勞方應當像主體平等的共同組閣的兩大政黨壹樣，相互通過平等的協商談判，共同製訂企業的憲法——《企業章程》，在《企業章程》的框架下，勞動和資本實現共同地經營和管理企業；而分配民主的關鍵是，不僅在國家層面公民要能夠對國家財政擁有最高權力，國家財政要為整個社會的福利服務，為弱勢群體消除他們參與社會競爭的障礙服務，而且在企業層面，勞動者應該分享昔日由資本壟斷的分配決策權力；企業所創造的財富的分配，由勞資雙方通過平等的議價過程確定，並且是對企業全部新增價值的分配，而不只是工資即勞動力價格的改變。

我上述的主張，是建立在人與人平等基礎之上的，因為人不能因為壹部分人因為掌握有生產資料，而另壹部分人要仰賴他們的生產資料才能勞動而獲得生存，因此就受另壹部分人的支配甚至統治。我們認為，如果人類不改變這種壹部分人對另壹部分人的支配和統治，勞動就本質上不是勞動，而是奴役。

資本的存在是為著所謂的利潤這個目的。而利潤的本質就是勞動者的剩余價值。剩余價值是勞動者創造價值的壹部分，當工人的勞動為企業創造了新的價值時，資本所有者只把其中的壹部分當作工資支付給了工人，卻把其余部分據為己有。所以，資本和利潤因為它要占有他人的勞動成果，本身就成為了不正當的東西。但是人類現階段的發展，仍然在壹定程度上還需要資本的作用，所以，還暫時無法讓它滅亡。勞動在利用資本的同時，為了使資本甘於被勞動所用，必須給予資本以壹定的利益回報。但是勞動雖然可以給資本以壹定的利益回報，回報的方案應該由勞動和資本經過協商談判壹致達成，而不能再把企業分配決策權交給資本，更不能讓資本壟斷對生產過程的控製權。

我相信資本的消亡具有歷史必然性，但這需要通過產業民主而漸進地達致，而不能通過強製力去實現。因為資本是歷史的產生，只能靠歷史去消除，只有通過推動整個社會道德水平的提高、通過不同利益群體之間和平理性的相互磨合，和推進國家法製的進步，才符合歷史的發展規律和人道主義精神，並避免給人類文明的發展進程帶來動蕩。產業民主將帶給人類社會的是勞動的解放，勞動效率的提高，人的全面發展，和所有辛勤勞動的人們共同幸福，它使每壹個人免於匱乏和對未來的擔憂。在產業民主下，每個勞動者不再是被迫的勞動，勞動者中懶惰的現象將必然大為減少。因為他們的每壹份辛勤都會變成他們自己的財富，他們不再是為資本的利潤在勞動，而是實現了為自己的幸福勞動。勞動者即使給資本壹些利益回報，也是在勞動者同意的基礎上；每個勞動者不再是流水線的壹個部件，他們既從事體力的、技能的勞動，也可以認真地關心工廠的經營情況和未來發展計劃，並親自參與或者委托他的代表參與決策。生產力和生產效率的提高帶給勞動者的不再是不斷增長的失業率，而是勞動者勞動時間的不斷縮短，從而讓他們有掌握發展的自由機會；勞動者雖然要給資本壹定的利益回報，但是，他們可以通過在《企業章程》中確定的壹定的企業積累金，逐步增加勞動者的生產資料比重，逐步減小對他人資本的依耐，最終實現自由人聯合的生產。

產業民主並不拒絕競爭，在產業民主下，勞資共同民主製訂的《企業章程》等企業規章仍然會對每個企業中的「企業公民」「獎勤罰懶」，而市場的依然存在又必然使得每個企業重視生產效率。盡管競爭仍然存在，但是，國家的經濟民主將建立起有效的社會保障製度，這個製度將為那些在競爭中失利者提供再次參與競爭的機會和能力。

我也會看到，資本主義的雇傭勞動製度會具有強大的頑固性。壹方面，資本家階級已經在漫長的資本主義時期內，深深地嘗到了資本壟斷帶給它的巨大經濟利益的甜頭，他們會希望能夠繼續保持這種權力壟斷；另壹方面，代表資本家階級利益的國家權力，壹貫把資本對勞動的權力壟斷當作既有秩序和自己的統治基礎，所以它也不會很情願地改變這種既有秩序和統治基礎；再次，資本主義不僅會通過既有國家製度、國家體製來維持對勞動權力的壟斷，它還會把符合這些他們利益的價值觀融入到社會的文化之中，使得許多人不僅不能看清資本權力的壟斷和雇傭勞動製度的所包藏的巨大的社會不公，反而甘於服從資本的支配還統治，甚至希望有朝壹日能夠通過個人的奮鬥也能側身於資本家階級的行列。所以，要推動產業民主，就要有壹個強大的力量來推動，使得壹切阻礙產業民主發展的保守力量不得不向進步的力量讓步。

在資本主義製度下，資本壟斷了生產過程控製的權力和價值分配的權力，對勞動進行壓迫和剝削。那麽，只要壓迫和剝削存在，勞動者階級對這種既有製度就不會不服從，就迫切需要改變。所以，千千萬萬依靠工資生活的勞動者階級是反對資本主義的生力軍。讓他們團結和組織起來，對資本特權製度和試圖維護資本特權製度的國家體製展開壹致的鬥爭，也就是階級的鬥爭，是推動產業民主的根本辦法。我們所說的階級鬥爭，指的是勞動者作為壹個階級的整體所開展的壹致的反抗行動。它以達到與資產階級平等的地位，獲得分享昔日由資本壟斷的權力作為目的。勞動與資本雖然共生與生產的共同體之中，但是它們之間的利益是此消彼長的不可調和的關系。雖然不可調和，但未必是「妳死我活」的，只要勞動者階級不受到暴力的侵犯，階級鬥爭就是理性的、非暴力的。

資本主義力量為了達到維護既有製度和利益的目的，要分化勞動者階級。為了達到分化目的，資本主義把勞動者階級分為藍領和白領，分為工人階級和中產階級。其實，無論是藍領、白領，無產、中產，他們基本都是受雇傭的勞動者階級，他們之間可能在生產過程中與傳統工人的角色不完全壹樣，在分配中獲得的分配也可能差別不小，但是他們相對於資本的地位並沒有不同。資本壹樣地對中產階級壟斷著對他們勞動過程的支配權力和分配權力，壹樣從他們身上攫取剩余價值。所以，白領、中產，都是資本主義給勞動世界挖好的壹個陷阱而已，它讓勞動者階級在這些概念前迷失自己的真實身份，而削弱了勞動者階級對資本特權的鬥爭力量。隨著社會生產力的飛速發展，白領和中產群體會越來越龐大，但這不代表資本對勞動的剝削會減小。恰恰相反，世界的統計數據表明，資本世界與受雇的勞動者世界的財富差距壹直在擴大。所以在壹些中產占多數的國家，實際上不是無產階級在減少，而是無產階級的傳統特征發生了改變而已，也就是由以前的體力勞動者占多數的無產階級，發展成了具有更高學歷、知識和能力的無產階級而已，無產階級的勞動方式發生了改變而已。所以，未來的產業民主運動，需要把這個階層深深的動員起來。推動中產階級對資本特權的鬥爭，對於那些發達國家推動產業民主尤為重要。所以，未來推動產業民主的力量，不僅僅要依靠傳統的工人階級的階級鬥爭，還要依靠包括「中產」在內的所有反對資本特權的壹切社會力量參加的社會運動。階級鬥爭和社會運動，應該成為人類爭取民主和在爭取到政治民主以後深化民主的主要手段。

我堅信，只有民主，並且把民主向著社會的經濟以及壹切產業深化，民主才是徹底的民主。僅有政治民主而不把民主向著社會的經濟以及壹切產業深化，那就不是社會的民主，而是只是階級的民主。階級的民主只有利於某個階級，而只有社會的民主，才會給整個人類社會帶來福祉。整個社會的民主就是勞動者階級的解放，也就是整個人類的解放。





社會主義的最初涵義，就是通過消滅雇傭勞動，解放社會最底層的勞動者，從而讓整個人類社會都獲得平等的社會地位，公平地享受到社會進步，包括物質產品與精神產品的進步的壹切成果。從社會主義思潮產生的那壹個時代起，無論是哪壹種流派的社會主義，無不看到了雇傭勞動的所造成的人的異化，人的社會地位的不平等，以及雇傭勞動在道德上的卑汙。但是，現在人們似乎忘記了這個信念，忘記了這個理想，再也不提勞動者的解放！

事實上，雇傭勞動就是在經濟方面實行資本的專製的生產製度。

在企業裏，雇傭勞動讓企業主在整個的生產過程和分配過程中，壟斷了壹切的權力（在西方則是壟斷了大部分或者部分的權利），而勞動者卻沒有任何的對生產過程和分配過程進行控製或者幹預的權利（在西方則可能是僅有部分的或者很少的權利）。

我們看看目前中國許多私營（包括外資）企業中的情況，就能馬上理解「雇傭勞動就是在經濟方面實行資本的專製的生產製度」這壹論斷。在這些企業裏，那些與雇傭勞動者（勞動者）利益緊密相關的權益，勞動者是絲毫不能與企業的所有者們平等分享的：

分配的決策權。企業所創造的價值（或者稱為「勞動果實」吧），它的分配的決定權完全操控在企業所有的手中，勞動者的工資和其他福利（包括保險）的水平，完全由企業主們決定，工人事實上沒有議價的權利。是，企業所創造的價值，本來是勞動與資本共同作用的結果（「共同作用的結果」並非說資本也能夠創造價值，而是說資本對於勞動創造價值具有作用。資本並不創造價值，而只是具有價值）。從「公平」的意義上來說，唯有勞資雙方在價值分配上實行共決才是符合公平正義的。

生產過程中的民主參與權。不僅企業價值的分配與勞動者的利益緊密相關，生產過程中，企業規章製度的製訂，也與勞動者的利益緊密相關。在中國的私營企業中，企業主基本完全壟斷了製訂工廠規章製度的權利，他們可以隨意規定勞動者每天的勞動時間長短，可以隨意決定對工人的經濟處罰，可以隨意限製工人在工作時間去洗手間，可以隨意解雇任何壹位他們看不慣的工人。這些企業主們掌握的這些不公平的權力，在習慣了資本文化的人和保守主義者看來是理所當然的，因為他們認為企業主必須為他們的企業資產負責，為他們的資本風險負責。但是，殊不知這卻是違背道德、違背公平理念的。勞動者選擇進入企業打工，無非是因為生活所迫，他們不進工廠幹活就要全家餓肚子。而企業主們卻乘人之危，脅迫勞動者服從他們的絕對權威，放棄人皆有之的自由價值。這不能不再受到人類文明的譴責和反對。所以，只要資本需要勞動，勞動者就不能不為自己的尊嚴、權利和利益向資本去爭取。

自由主義者們往往認為企業經營策略的製訂與執行、企業資本積累和資本的增減都是企業主的事情，它應當由企業主和市場決定。但是，企業經營策略的製訂與執行，甚至企業資本積累等問題，也都與勞動者的利益緊密相關。因為這些問題關系到企業的生存和發展，自然也就關系到勞動者的就業穩定和他們福利保障的穩固。因此，勞動者不能把自己的生存和幸福問題完全交由資本方擲股子。

把壹切都交給資本決定，資本成為統治工廠、統治生產過程和壟斷分配的權證，勞動淪落成資本的奴隸，勞資之間的關系實際上成為主仆關系、奴役與被奴役的關系，這就是雇傭勞動的本質！它集中了人類的反平等、反公平、反道德這些最卑汙的東西！

現有的文獻顯示，西方的社會，由於壹百多年以來不斷的工人運動，各國工人階級不同程度爭得了壹些權利；特別是在瑞典、挪威、丹麥、芬蘭等壹些北歐國家，工人已經開始分享曾經是資方獨享的壹些權利，他們獲得了與資方集體議價的權利、參與企業管理決策的權利、占有企業股份的權利等等。這些權利的獲得，已經在悄悄地改變了雇傭勞動製度，使其逐步地變「雇傭勞動」為「勞資合作生產」。在其它歐洲國家，雖然不如北歐國家進步巨大，但是以工會為勞方利益代表的資方集體議價製度已經普遍實施，工人已經可以不同程度地對企業的經營管理進行壹定程度的幹預。

不過我們也看到，壹些歐美國家的工會組織似乎也忘記了消滅雇傭勞動和解放勞動者的偉大信念和理想。他們往往滿足於增加工資鬥爭的勝利。但是，增加工資和福利並不能夠改變工人與資本家之間的本質上的主仆關系，不能改變受資本壓迫奴役的命運。單純工資的增加也最終要被物價的潮水吞沒。因為資本總是希望利潤得到保障，工人工資的增加最終要通過物價的上漲來抵消。工人收入和福利的增長，必須通過控製對企業利潤的分配來獲得。壹句話：未來的社會生產關系要讓資本家不要掙得太多了，也不能讓勞動者掙得太少了！勞資之間多少的問題應當提供勞資之間平等的談判獲得平衡，切企業所創造的價值的這塊蛋糕的刀子，應當由勞資共同掌握。勞資之間自願同意的分配就是公平的分配。這樣的分配，可以真正實現了勞動者為了自己的福利而勞動，而不再是為了資方的利潤在勞動。這樣的生產不再是雇傭勞動，而是勞資之間平等的合作生產。

中國社會公平公正的實行和勞動者解放的路還很漫長，工人階級的階級意識、公民權利意識和團結意識還有待培養與增進。但是，世界先進國家工人鬥爭的經驗將有助於中國工人階級的成長。在中國工人階級成長和鬥爭的過程中，消滅雇傭勞動，爭取勞動者從資本的壓迫下的解放，應當成為中國工人階級的明確目標！

雇傭勞動不僅存在於私營企業，國有企業也可能蛻變成為專製統治集團的企業。在這樣的企業中，勞動者依然可能缺少與企業（背後實質上是專製統治集團）進行議價的權利，缺少參與企業民主管理和決策的權利。這樣的企業，其生產關系依然是雇傭勞動。所以，是不是雇傭勞動，與企業的所有製沒有關系。消滅雇傭勞動並不是要消滅私人資本（至少人類還將在比較長的時間內需要資本），而是要通過與資本共享企業的統治權讓雇傭勞動自然終結。所以，消滅雇傭勞動的過程就是勞動者作為企業中的公民，獲得企業公民權利的過程，是通過和平、民主的手段不斷在自由選舉和立法方面不斷爭取的過程。這個過程是把政治民主向經濟民主的自然延伸，但經濟民主是比政治民主更加本質，因為政治的目的就是經濟。因此我們絕不能只要政治民主卻不要經濟民主，否則那僅僅是虛假的民主。

我們中國工人應當和全世界的勞動者聯合在壹起，共同朝著消滅雇傭勞動的方向前進，最終實現把勞動者從資本奴役之下的解放！沒有全世界勞動者的聯合，就不會有這個解放，因為資本總是喜歡鉆向勞動者鬥爭力量最薄弱的國家，這樣它既可以更多地榨取利潤，又可以給勞動者鬥爭力量最強大的國家的工人形成就業壓力。從這個方面說，任何壹個國家的勞動者要最終獲得完全的公平公正和解放，都依賴整個人類社會公平公正發展的進程。

中國工人工資占GDP之低，在世界是名列前茅，而且勞動時間之長，恐怕也是在世界名列前茅。盡管8小時工作製早已經是世界通行的勞動製度，中國的法律也確立了8小時工作製，但對中國很多的工人來說，他們8小時所能拿到的工資，根本不能保障他們有足夠的生活保障，不要說現今國際勞工組織所倡導的「體面生活」了。對於中國的普通工人來說，要想多掙錢，只有多加班，依靠加班費來彌補8小時工資對基本生活開支的不足。於是很多工友在確定在哪壹家工廠工作以前，往往先要打聽這家工廠的加班多還不是多。

其實，工人們這種希望有更多加班的現象，都跟他們不懂得工資的原理有關。所以今天我想要跟工人朋友講壹講「工資四定律」。了解了「工資四定律」，就能理解工資與勞動時間的反比關系，懂得要有效提高工人的生活質量、改變工人階級苦難的命運，應該采取什麽的行動了。

「工資四定律」的第壹定律是「最低生存成本區間定律」。我們知道，資本為了占有更加廣大的商品市場，為了使己方跟同行競爭的競爭力更加強大，為了使自己的利潤最大化，總是希望給予雇傭工人的工資是越低越好。但是，因為工人的勞動需要有勞動力的存在為前提條件，這就使得工資有壹個能夠維持工人的勞動力存在的最低限度。資方給予工人的工資，通常就是工人的最低生存成本區間，也就是工人餓不死但總是感到生活不易的水準。之所以稱為最低生存成本區間，是因為生存有質量差異，從工人只能維持「餓不死」的最低的生理存在，到「總是感到生活不易」，都是壹種生活質量有所差異、但是都處在貧困生活的狀態區間。在工人沒有自我組織好進行有效的集體行動的狀態下，工人之間存在著相互競爭。工人由於沒有生產資料因而沒有自由勞動的能力，只能依附資本家的企業進行勞動從而獲得生活資料，他們為了競相爭取獲得就業的機會而只能相互壓低勞動力的價格，導致至他們的工資徘徊於最低生存成本區間的底部。他們常常因為不滿意目前的工資而頻繁變動工作，他們的工資待遇也可能因為不同的工作單位而有不同，但是他們的工資沒有辦法跳出最低生存成本區間，他們擺脫不了「餓不死但總是感到生活不易」的生存狀態。在壹些工人組織較好的國家，由於工人有比較強的集體議價能力，他們的工資就會處於最低生存成本區間的較上層，比起缺乏自我組織的國家的工人生活，水準要好壹點。

在工人沒有自我組織好的國家，即使政府通過立法強製規定了剛性的最低工資標準，這個剛性標準也不會比恰好維持工人生存的成本強多少，因為工人沒有自我組織好，他們不僅沒有跟資方議價的能力，跟政府「議價」、也就是迫使政府把最低工資標準提高的能力就更不會有。而在工人沒有能力影響政府決策的國家，壹定是把資本家階級當作統治的基礎的資本主義性質的國家。這樣國家的政府必然只是與資本的利益相壹致，當然不會把最低工資標準離得最低生存成本底線太遠。當然，資本及其政府也不能把工人的工資壓低到工人的最低生存成本底線。這是因為如果把工人的工資壓低到生存最低成本底線以下，就意味著工人所獲得的工資不能維持勞動力的存在，不能持續為資本創造利潤；對於工人來說，與其進企業勞動也不能維持溫飽，還不如在家餓死。

了解了工資第壹定律，我們再來談工人的加班。因為工人沒有自我組織起來，他們只能從資本手裏拿到「最低生存成本區間的工資」，但是作為人，工人的追求幸福的欲望是不會泯滅的，因此他們想增加自己的收入。但是工人要增加他們的收入卻又沒有能力跟資本議價，所以他們只能依靠更多地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來增加收入。可說殊不知對於資本而言，它追逐利潤的欲望壹點也不差於工人增加自己利潤的願望。資本與其讓妳勞動8小時獲得能夠維持工人最低生存的工資，倒不如讓妳勞動更多的時間才能獲得同樣的工資。既然妳可以每天工作10小時甚至更多時間，資方為什麽不讓妳幹呢？反正他打算給妳的工資就是「最低生存成本區間」，資本家只需要把8小時的工資壓低，把這個差額變成加班工資支付給妳就可以。這樣，工人就進入了這樣壹個怪圈：越希望多加班、加班越多，每天8小時的基本工資的增加反而更加成為奢望，甚至長期停止增長。妳看看吧，在東莞，如果沒有每天2～4小時甚至更多、沒有雙休日的加班，每月領取政府規定的最低工資1310元，能夠維持壹個工人和他的家庭過什麽樣的生活呢？我做過壹個調查，東莞工人的工資有超過40%是加班工資。如果我們理解了工資第壹定律，我們就會明白，如果能夠有辦法減少我們的加班，我們的工資水平其實不會有什麽下降，因為我們的工資本來就處在最低生存成本區間，我們的工資本來就沒有什麽可以負增長的余地。

所以，第壹工資定律「最低生存成本區間」定律提示我們，工人要提高自己的收入水平不能靠拼命加班，而是靠工人有效的團結和組織起來的跟資本的集體議價，老老實實地做牛做馬就只能過牛馬壹般的生活。工人的自我組織可以防止工人之間為了就業而相互競爭，並使得跟資本的議價行動具有強大的力量，使得他們的工資可以經常性維持在最低生存成本區間的較高層面。

工人的反抗其實隨時隨地都存在的，不管工人是否已經自我組織好。工人為提高工資和福利水平的鬥爭被稱為經濟鬥爭。隨著工人鬥爭規模、力度的不斷增強，工人的工資水平會由最低生存成本區間的底部向上擡升，使得工人的生活水平有壹個暫時的改善。但是，由於資本主義生產是把工人的工資當作產品的成本構成之壹，因此，工人展開的為著經濟利益的鬥爭規模和力度越大，工資的提升就越意味著市場商品價格的提升，意味著工人經過艱難的鬥爭才用右手從企業老板手中拿到的多壹點的工資，最後又在他們購買作為生活資料的商品時，用左手交還給了狡黠的資本家。這是工資的第二定律。因為它有點像水漲船高的比喻，我們姑且稱為「舟船定律」。我們經常可以看到，每次在政府頒布更高的「最低工資標準」後就會有壹場物價上漲，然後剛剛有所改善的工人生活，又隨著物價的擡升而又再墮入生活艱難之中，迫使工人周而復始地為工資而鬥爭。「舟船定律」提示我們，工人階級如果僅僅進行經濟利益的鬥爭是沒有多少解放工人階級的意義的，其實馬克思和恩格斯身故以後的100多年的世界工人運動，很大程度上都在做這種重復的爭取擡高工資的運動，以致無產階級的解放至今仍然只是夢想！ [ii]

但是「舟船定律」絕不說明工人不需要開展經濟鬥爭。工資經濟鬥爭作為工人運動的初級階段，壹方面具有暫時改善工人生活條件的作用，另壹方面，它也是為了日後開展旨在變革整個社會生產關系製度從而變革社會製度的團結、組織和訓練工人的作用。沒有工人階級不斷的局部的集體的經濟鬥爭，就不能有未來工人階級要擺脫雇傭勞動地位的變革整個社會生產關系製度、社會製度的鬥爭，工人階級就不能有自由的未來。

第三個關於工資的定律是「加薪自危定律」。任何壹個企業的工人提高工資福利的集體抗爭行動，雖然可以暫時改善工人的生活條件，但是因為工資是商品的成本構成之壹，所以，單個企業工人的工資福利的提升，會因為該企業產品成本的增加導致企業競爭力下降，導致企業以外利潤下降而搬遷、關閉，增加工人失業危機。這個定律不是提示工人為了就業穩定而放棄要求提高工資的鬥爭，而是提示我們工人看清工人階級作為壹個整體進行聯合鬥爭的重要性。工人為了爭取更高工資水平的鬥爭，必須和推動整個行業、所有產業的抗爭聯系在壹起，才能避免本企業工人因為提高工資而帶來失業風險。這裏要說明的是，工人加薪從來不是資本搬遷和關閉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資本要追逐更高的利潤。因為工人的勞動從來是為了勞動力的價值而不是為了利潤，而資本壹旦沒有利潤甚至因為利潤減少就不會繼續他們的經營。另外，壹國相對於別國，也存在「加薪自危定律」。資本的全球化某種程度上就是「加薪自危定律」的結果。歐美國家的工人因為工資水平普遍高於中國，所以這些國家的資本家就拋棄了他們的工人，把他們的工廠搬來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還沒有搬遷的企業往往這樣對要求提高工資福利的工會和工人說話：「妳們不要逼我把工廠搬到中國或者越南！」工會和工人為了保住飯碗不得不更多地向資方妥協。資本流向工資福利更低的地區和國家在中國現在也已經是現實情況。所以，現在世界工人需要支持中國工人的抗爭，中國工人未來也要像歐美國家工人支持中國工人那樣，去支持其他國家工人。馬克思說過「資本主義是建立在工人不團結基礎上的」，所以在資本全球化下，工人階級的自由是無法在壹個國家和部分國家實現的，因此「工人階級的聯合」在現在要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加是真理！

關於工資的第四個定律是「價值工資定律」，也可以稱為「工人最終解放定律」。在資本主義社會生產關系下，工資僅僅是勞動力的價值，也就是勞動力的成本，而不是勞動所創造的全部價值，資方將勞動所創造的價值扣除支付給工人的勞動力的價值，得到了剩余價值。為了得到超額的剩余價值，資本必須使勞動成為資本的附屬，即讓勞動處於服從資本的地位，這樣資本就天然地成為生產的組織者和領導者，成為分配的主宰。資本的這種天然權力事實上是對工人階級人權的蔑視、對勞動所有權 [iii]的剝奪、對工人階級個人自身自由發展的妨礙。勞動者對勞動價值享有所有權是壹個不言而喻的公理，但在資本主義世界卻成為被嘲弄的對象。

「價值工資定律」指出的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下，工資本身代表勞動價值被資本占有，工資不是勞動的價值，而是勞動力的價值。工人階級的最後解放，只有通過自己集體的反抗行動，變革工人在社會生產中的地位，逐步消滅資本對勞動天然的組織和領導的權力的壟斷，消滅資本對分配權力的壟斷，從而消滅勞動對資本的依附，實現誰勞動創造，誰擁有整個勞動所創造的價值。只有當全部勞動價值而不是勞動力價值即工資成為勞動者的勞動回報，工人階級才能走出最低生存成本區間定律、舟船定律和加薪自危定律的陰影，擺脫資本的壓迫和剝削，最終真正成為自由人。所以「價值工資定律」又可以稱為「工人最終解放定律」。當工人階級真正獲得自由解放，就因為沒有雇主，也就沒有雇工的身份；因為沒有資本，也就沒有利潤的概念 [iv]；所有的人都可以相互自由聯合，組成生產單位，並通過由他們民主製定的猶如《五月花號公約》般公平的企業章程，共同治理他們的生產單位，共同創造勞動價值、民主地進行分配。

「價值工資定律」不同於「分享經濟理論」。分享經濟理論是美國經濟學家威茨曼提出的主張，這個理論盡管提出工人可以分享企業利潤，但整個理論不是建立在勞動所有權基礎之上的，也不強調工人在生產過程的權利。這個理論的目的是為了維護資本的利益存在，而不是為了提供勞動者最終獲得經濟自主。威茨曼的分享經濟理論主張實際上不過是把相當固定的工資轉變成按照壹定比例的分紅，由於資本仍然壟斷著企業的經營管理權力和分配權力，所以事實上工人不僅未必能夠獲得更高收入，而要更多地承擔企業經營管理不善帶來的風險。

而「價值工資定律」建立在勞動者打破資本對於生產組織和領導的天然特權的基礎上 [v]，它是通過「產業民主」逐步向擺脫資本對勞動羈絆的結果。產業民主是在國家首先實現國家體製民主化以後，民主向著社會層面和經濟層面的深化，是把公民從政治的獨立發展到政治、經濟和社會完全獨立、成為真正自由人的壹個必然過程。產業民主把每個企業視為壹個小型的政體，在這個政體內部必須引入或者說實現這個政體的民主化。它有自己的「公民」，所有與生存相關的內部成員，無論資方還是勞方或者管理者，都是這個政體的平等公民；勞資雙方因為不同的利益自然形成不同的公民群體，各自自由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企業通過勞資集體談判和企業公民大會，共同製定的憲章——企業章程，依照企業章程民主治理企業，實現集體談判的分配，並變企業主的資本積累為包括全體勞動者的積累，通過這種更加公平的分配和積累方式，實現勞動者個人所有製，也即社會所有製 [vi]，逐步使資本逐步淡出社會生產領域，真正實現自由人聯合勞動的夢想。

一百多年前，芝加哥工人其實已經懂得了勞動時間與工資之間的關系，所以他們決心不再受資本的愚弄，傻傻地靠拼命加班來增加收入、維持生活，他們提出了「8小時工作、8小時睡眠、8小時生活娛樂」的訴求，要過人的生活。可悲的是在今天我們稱為社會主義的中國，工人還像一百多年前的人壹樣在8小時以後還要拼命加班才得溫飽。

經濟民主的製度設計

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 二零一二年

各國的產業民主

　　經由以上各學者以及團體針對其不同角度對產業民主所下的定義，我們仍有必要針對產業民主在各先進國家實施之現況作一了解，故我們選定對產業民主製度的執行有一套完善製度的德國，及推行產業民主製度甚早的英國，還有與我們國情相近的日本。以下，即為我們對這三個國家實施產業民主製度之探討。





（一）德國

　　在路心鏡所撰的「工業民主製下勞工參與管理之研究」論文中提到，德國在戰後，由於是戰敗國，故陷入了經濟恐慌的困境，再加上日耳曼民族傳統守紀律、重秩序的性格，因此工業民主在德國變成了最系統化的典型，一切以法為依歸，採立法方式行之。

　　而高崇耀在「德國的工業民主製度」一文中更指出，德國政府藉由立法、法令解釋、與法院的判決所創造出來的工業民主製度，使德國數十年來勞資關係始終保持和諧，爭議極少發生，勞工生產力也一直名列世界前茅。

　　我們將從德國實施工業民主的演進，包括相關法令製定的過程及運作機製作一陳述。

１、德國工業民主製度的演進

　　根據胡旻欣「西德工業民主製度之研究」之論文，德國本身讓勞工參與企業經營的立法構想，是始於1848年在法蘭克福國民大會上所提出之工廠法草案第四十二條至第四十五條之規定；這個草案並未完成立法手續，但有些企業家仍將這種「勞工委員會」引進到他們的工廠，讓其員工有機會提出他們的要求，以便勞動者得藉此機構將工廠內各種苦衷及煩惱反映給雇主，並作為解決問題的參考。故當時雖還沒有真正法律上的依據，但事實上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已有勞工委員會的設置，但這均為任意性的，設置與否均任由雇主自行決定。

　　德國的工業民主，其正式見諸於法律，可追溯至1916年，時值第一次世界大戰，政府規定某些重要產業需設置員工代表會，至1920年員工代表法始採強製施行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勞工對企業層次的影響力因各種有關共同決定權的法令陸續製定而逐漸增強，在「勞動者特刊」一書中列出，其中較重要者如下：

A、1951年的「煤鋼鐵業共同決定法」：規定受雇員工超過1000人之煤鋼鐵業，監事會中應有二分之一的勞工代表，勞資雙方具完全相等之共同決定權利，董事會中則設一名由勞工推選之勞工董事，負責人事與福利事務。

B、1952年的「聯邦企業組織法規」：將共同決定製延伸至煤鋼鐵業之外，規定500人以上企業的監事會中應有三分之一的勞工代表。

C、1976年的「員工共同決定法」：規定僱用超過2000人以上企業的監事會中應有二分之一的勞工代表，其勞資雙方在監事會具均等共同決定權。

　

２、工業民主的運作機製

　　在高崇耀「德國的工業民主製度」一文中提到，德國的工業關係體系同時建立在三個不同的層次上：第一是企業層次，由個別雇主與其員工代表會在共同決定權上的交涉；第二是產業層次，由雇主團體與工會在團體協商權上的交涉；第三是全國層次，由雇主團體、工會與政府三方在全國一致性事務之協商交涉。而在「西德工業民主製度之研究」中，吳旻欣指出，德國工業民主的工業關係體系，其基礎主要靠下列三個次體系來運作：

A、員工代表會

　　執行共同決定權的基本單位是員工代表會，其法定適用對象為僱用勞工人數在五人或五人以上之民營企業。員工代表會的主要工作，自然是在改善資雙方對立的態度，進而促進雙方的感情，加強雙方意見的溝通，使企業進行順利，資方的營業獲得增進，而勞方的生活也得到改善。

　　員工代表會每年應召開四次之工廠會議，且應邀請資方代表參加，資方代表每年至少應有一次在會中報告該廠場之人事、福利、營運政策與狀況，以及未來營運計劃等。

　　張立民於「員工參與式管理製度在我國企業的應用～以大高雄地區為例」論文中認為，員工代表會的一般任務為：Ⅰ.對於員工及企業有關之措施提出建議案 Ⅱ.就企業協約中有利於員工之規定予以執行上的監督 Ⅲ.接受員工的訴訟及勞資爭議的處理 Ⅳ.安插傷殘者或其他需要保護在企業內就職的員工之工作。

B、監事會

　　根據高崇耀在「德國的工業民主製度」一文中指出，在廠場層級，既有由一般員工所選舉代表組成之員工代表會，在企業層級，則有員工與工會選出之勞工代表，以與股東代表共組成之監事會，以便使勞工能在更高層次參與企業之決策。

監事會的主席與副主席由全體監事代表的三分之二同意產生。如經投票無法達到三分之二多數，則依法主席由資方代表選之，另副主席由勞方代表選之。故實務上，主席多由資方代表選任。

這種由勞資雙方代表組成且依法每年需召開二至四次的企業內監事會，應負責執行下列職務： Ⅰ.依企業內組織章程所規定之重大政策或計劃的決定 Ⅱ.指定董事會之董事人選 Ⅲ.監督董事會執行業務。

　

C、董事會

　　德國企業之董事會應設置一席勞工董事，在吳旻欣的「西德工業民主製度之研究」一文中提到，依目前西德的立法規定，只有煤鋼鐵業及員工二千名以上的企業才能設立勞工董事。勞工董事的任免程序與一般企業之董事類似，是根據監事會代表的三分之二多數決任免之。

　　雖然與其他資方董事共同處理及決定企業之一般經營事務，企業董事通常較著重人事及福利方面之政策，亦即勞工董事同時肩負有企業經營成敗與維護其所代表勞方工之權益的雙重使命。

　　董事會運作時，其所作之各項決策需每年向監事會至少報告一次。高崇耀在「德國的工業民主製度」一文中也說到，監事會之監督董事會的權利也不是絕對的，如監事會不同意董事會之決策時，董事會可能將它再交由股東大會來決定，後者之裁決通常較監事會之決定效力高。整體來說，因為董事會是執行企業事務之常設機構，且又有大量專家輔佐，故其在企業內是比監事會更有權力的一個組織。

　　張立民在「員工參與式管理製度在我國企業的應用～以大高雄地區為例」論文中指出，德國的公司是採取兩層級的組織結構，分為董事會與監事會，亦稱「董監雙元製」。監事會有權指派董事會，可以說是最高的監督機構；董事會則負責實際經營。董監事會的成員均係兼職，一年開會通常不到四次，主要的任務有下列幾項： Ⅰ.考核公司的營運方案，並隨時監督業務活動。Ⅱ.對公司重要的業務決策，享有決定權。Ⅲ.可選任公司之董事，當董事會意圖不軌，影響公司營運時，可予以解散。Ⅳ.詳細查核公司之財務報表及帳目。Ⅴ.對公司年度決算，股利及紅利的分配有審查權。

　

　

　

　

（二）英國

　　英國勞工對於產業民主中所謂「高度參與」，即由勞方代表進入董事會一事，受限於英國工會傳統上與資方持相互對立的立場下，無法真正落實產業民主中由勞資雙方共同管理企業的各項政策或措施。雖然如此對於勞工本身的權益、勞動條件、工資等較切身的問題，卻是積極的參與，因此透過與資方談判，協商等機製的團體協商、共同諮商就成為目前英國的產業民主最主要的形式。英國的大儒韋伯夫婦二人在產業民主主義一書中提到「產業之問題在於將何物，如何地，以何種勞動條件下產製。而決定何物的是消費者，決定如何地的是專家們，而工會則只參與以何種勞動條件下產製。」該書繼續提到：「產業民主主義是利用勞僱之集體行動之勞動條件改善運動，也就團體交涉。」

以下，將先針對英國的勞方、資方、政府三方之立場，來了解產業民主在英國之情形，並針對其現有的製度，即共同諮商、團體交涉二項製度在英國之實施成效並提出有效之建議。

１、英國的產業民主：勞、資、政三方之立場

在英國政府對產業民主的看法上，胡國堅先生於「產業民主在英國」 一文中談到：「在1970年代，產業民主在英國是一個相當熱門的議題。當時英國由工黨所執政，工黨基於本身政黨屬性及社會對此一議題的關註，遂指派英國貿易部由巴洛克公爵(Lord Bullock)進行產業民主問題的研究，工黨於1978年提出白皮書，還來不及立法即在1979 年大選失敗，產業民主理念因而失去普及性落實的機會。」

繼之而起的保守黨，於1982年通過的僱用法中規定一個公司如超過250人就應該有適當的規畫將公司的資訊讓員工了解，使有助於公司與員工協商重大事情也只是礙於社會及潮流的趨勢。林大鈞先生於英國產業民主製度回與展望（一）一文中認為：「保守黨對工會所採取的打壓政策及對產業民主所持保留的態度以及工黨每逢大選皆敗，是致使產業民主無法在英國真正實行的重要因素之一。」 ,

　　資方對產業民主的看法上，胡國堅先生於「產業民主在英國」一文中談到：「資方對於產業民主中讓勞工出席董事會，參與決策的看法上，除了認為對原有的管理階層造成威脅及高階管理者所享有的種種利益受到影響之外，另一重要因素就是英國的工會在1970年代展現出驚人的消極性力量(罷工不斷)。資方對此極為畏懼，深恐如果讓勞工參與董事會將使工會如虎添翼，後果不知是何局面。而有些企業即使有勞工參與董事會，通常是在工會力量大時藉著參與的途徑來弱化工會的力量，所有的決策在勞工參與之前即已決定；違反產業民主中勞資合作之基本精神。」

　　勞方在產業民主的看法上，其反對的理由並不一致。胡國堅先生於「產業民主在英國」,一文中談到：「工會中左翼的觀點認為勞工階級不應與資產階級合作。右翼工運人士反對勞工參與董事會者則強調勞工應遵循傳統的集體爭議途徑來爭取勞工權益。對於勞工進入董事會的功能也有所質疑，因為勞工董事所佔名額有限，故在表決時必然成為輸家。在這種情況下，勞工參與董事會很可能不但得不到好處，還可能變成替資方背書而己。而在一些已讓勞工進入董事會的產業中，工會往往被合入公司而失去抗衡的力量。因此，英國的勞工傾向以集體協商的方式來解決問題，再加上英國工會過去的強勢作為及抗爭手段，令英國的資方不得不和工會談判，工會通常由此一過程保障了其自身的利益，因此對產業民主的理念並不怎麽熱衷。」朱柔若先生於「社會變遷中的勞工問題」一書中則認為：「工會對產業民主製度的認識，實際運作機製的了解有限，以及堅持工人是生產關係中之絕對主體的意識形態，在產業民主製度推行的失敗有密切的關連。」

　

２、英國產業民主的現製

　　林大鈞先生於「英國產業民主製度回與展望（二）」一文中提到目前英國在實施產業民主的相關製度的情形與成效：

Ａ、共同諮商

　　英國企業內產業民主製主要形式之一，其為一種由勞資雙方依自願方式，共同選派代表組成之機構。英國政府對於其成立、組織及解散，均採自由放任政策，對於內部組織，職權，任務等，亦不幹涉，由各企業自由決定。故其實施情形，各企業頗有差異。一般來說，其實施目的在於：１促使勞工運用知識及誠意，努力達成企業目。２增進勞工對於企業之認同感及改善工業關係。３提供勞工宣洩不滿情緒之管道。另有參與企業日常事務決策之機會。惟其決議案只是建議性質，並無強製執行效力，企業經營權仍操在資方手中。

　

Ｂ、團體交涉

　　1970年的工業關係法案第一條即規定，自由及負責之團體交涉為推動良好工業關係之基礎。

全國性團體交涉仍普遍，但廠場層級之團體交涉己日漸盛行。團體交涉之項目範圍，傳統上僅包括工資或其他勞動條件，雇主強烈反對與勞方共同決定有關生產事項以及勞工之僱用、解僱以及財務及營業有關事項等。但根據英國皇家多諾凡委員會之調查報告顯示：工廠事項進行團體交涉時，其談判事項之範圍，一般包括：工作分配、工作量、安全與衛生、人機配備、工作遷調、加班、懲戒、停職、解僱任用、學徒等。若幹工廠幹事甚至要求討論企業之事務有關事項。

　　勞資雙方為協商增進企業內人力資源運用之方法，共同訂定各項生產力改進措施之細節，另進行生產力談判(Productivity Bargaining)，簽訂生產力協約(the Productivity Agreement)。此亦為廣義的團體協約之一種，其目的在使基層勞工有機會參與談判程序，以運用其資方賦權及發展其潛能。

　　團體交涉與勞資諮商通常並無明顯界限，企業內現行團體之項目範圍，已超過傳統上的工資及其他勞動條件之領域，許多企業已將原列為勞資諮商之事項也列入團體交涉項目。根據調查，大多數企業位設有團體交涉機構，其中有百分之十三單純作為勞資間之團體交涉，而有百分之三十二，具有團體交涉與共同諮商雙重功能。對於資方及管理人員而言，僅約有百分之十認為團體交涉機構並不十分有效。

　　根據英國之經驗，共同諮商欲行之有效，必需勞資雙方共同努力。若高階管理人員不熱衷出席會議，重要事項不列入議程，且不重視勞工之意見，或勞工代表將會議視為工作中偷閒之方式，則共同諮商製度難免失敗。反之，若能獲得勞資雙方支持，妥善慬謹的規劃，對於會議代表施以適當訓練，則較能成功。

　

　

　

　

（三）日本

　　產業民主在日本一般都稱為「日本企業的經營研究」，同樣處於亞洲的日本，擁有一個特點──「終身任職」製度。在張天開的「各國勞資關係製度」一書中也有提到，日本員工從進入一直到退休，都待在同一家企業；因此工會多受到僱主的控製，有「公司工會」的嫌疑，但也因為企業文化的關係，日本的產業民主不如德國式的產業民主，但其意義卻和產業民主有密切的關係，值得比較，因此我們在此簡單的敘述日本的產業民主。

　　以下，我們將日本的產業民主，就是其所謂的「經營參與」加以探討，分別以日本經營參與的引進、經營參與的意義、經營參與的形態、經營參與與勞資關係此四方面作一說明。

１、日本經營參與的引進

Ａ、日本「經營參與論」的風起雲湧

　　日本有關經營參與的議論，於70年代後急速擡頭，肇因於公害問題、通貨膨脹問題，而展開的對企業之強烈批判行動中，勞資團體亦相繼提出各種形式的經營參與論。

　　同盟與日經連於1974年設置「全員經營、經營參與共同研究會」。次年同盟在召開之大會中，提出「實施經營參與體製方案」，揭「讓工會推薦的代表，參與企業監事會」的方針。同年中，社會經濟國民會議、生產性本部等，分別發表有關經營參與的論點。1976年也都有發表相關研究報告書。

　

　

Ｂ、個別企業的推行

　　日本若幹企業早已實際跨出「經營參與」的腳步。在當時企業經營參與的實施步調雖然並不快，然而終究給予其他企業「示範帶頭」的作用。例如：

Ⅰ.產經新聞在1974年，已同意依勞動協約，讓工會委員長列席董事會，並承認工會對於「負責營務的重要幹部」之人事幹預權。

Ⅱ.日立造船在1975年修改勞動協約，承認工會參與經營審議會的權利。

Ⅲ.松下電器則嘗試導入「勞工出任董監事製」，由原任之工會委員長就任董事。

　

　

　

Ｃ、日本的經營參與異於西歐

　　日本戰後的社會改革，造成企業資本與經營的分離，這與西歐的經營者擁有大量資本的現象不同，也因此導致日本在實施經營參與上與歐洲的差異。主要是因──勞資關係──的不同使日本大企業亦異於西歐。在資方擁有「絕對經營權」體製下，工會在團體交涉及其他方面的權利多被壓抑，無法及於西歐「產業民主主義」的水準。也因此導致「經營參與」無法成為企業中實際問題的焦點。日本企業在強化經營體製的實施下，藉著名為「參與性的管理」，而實質上為勞務管理手段的「小集團管理」之普及，和兼併團體交涉功能的勞資議製之擴充，展開日本式的經營參與。此觀念在「勞工行政58期中看看別人，想想自己一文中」有提出。

　

　

２、經營參與的意義

Ａ、經營參與的一般定義

　　經營參與，即為針對此定義下的「企業經營權」之參與；亦即企業活動中所必需的勞動者，以其身份，在其職位上，對於企業經營權的參與。勞動者的經營參與，乃指勞動者個人，或組織的代表，針對企業或工廠內，管理者對於經營方針、投資計畫等屬於經營權事項的決策或執行，發表意見，或擁有某種程度的規範作用。

　

　

Ｂ、經營參與在日本的代表意義

　　日本式經營參與，基於「勞資間並不存在階級利益對立」的觀念，兼之勞動工會採取企業內組織的形態，無法擺脫「企業歸屬意識」的前提下，究其而言，經營者所期待於經營參與的，不如說是勞動工會放棄原有職責，以企業的經營管理、勞務管理的協助身份和立場，達到企業提高生產性及合理化的經營目標。

　

　

Ｃ、日本經營參與定型於「勞資協議製」的說法

　　工會於配合企業「提高生產性」和「合理化」政策的行動上，使工會變質為企業的生產協助機關。因此充實勞資協議製並強化其功能。但並不等於經營參與，也無法完全代表經營參的所有實況。只能視它為有相當重要的份量。

　

　

３、日本經營參與的形態

Ａ、「參與層次」的形態及內容

　　經營參與在「層次」上的形態，一般區分為企業層次、事業所層次和現場層次。在淡江大學日本研究所陳周欽的碩士論文，日本企業經營之研究一書中就有提到這三個層次，並有詳加探討。

Ⅰ.企業高階層次的經營參與：著眼於和企業發展有關的經營方針、決策問題、經營計劃、生產銷售策略、研發等等。通常是指「勞工出任董監事製」。此製度，或類似製度的導入，主要是由經營者發起，目的在確保員工對於經營危機中的企業之協助，或謀求企業人心之整合。因此並非僅限於「勞工出任董監事製」。但在經營決策上，有朝勞資會議的上層擴大的趨向。不在「黑盒子」中作業，但正式成立「經營決策為討論事項」的勞資高階會議仍少數。但在非正式的勞資高階懇談場合中，經營者委婉地向工會解說特定的經營政，或與戰略決定的有關消息，或聽取勞方意向動態的情況。

Ⅱ.事業所層次的經營參與：大多透過勞資協議製，參與企業經營權的執行之有關事項、雇用、昇遷、人事製度規則等等。屬於「勞資協議製」的範圍。透過事前協議、團體交涉或勞資協議製度，對於經營權予以預先的、內部的規製。

Ⅲ.現場層次的經營參與：和日常企業活動有關，包括每季或每月的生產計劃、勞動環境及待遇福利。與前兩種層次的參與不同，是為直接參與。利用目標管理、參與性領導、工作擴展和強化、自發性小集團活動等「參與性的管理活動」，在日本被大力推展。和日本集團主義方式結合，產生獨特的日本式運作方式。重點則放在集團目標上，採取集團性的作法。包括ＱＣＣ（品管圈）、自主管理、無缺點運動、等方式，是日本勞資關係中，經營參與中的重要一面。

　

　

Ｂ、「參與執行方式」的形態

在日本的形態在一般各國的形情有所不同，大致如下：

Ⅰ.「經營決策」與「所有」之參與

　　日本企業內經營協議會的活用，可達實質上的經營參與，且日本的團體交涉和勞資協議製，在個別企業、事業所內，立於支配性的優越地位，二者功能上的相輔相成。在探討日本的經營參與時，除團體交涉和勞資協議製外，僅能限定於「勞工出任董監事製」及現場層次的勞動者參與等範圍。

Ⅱ.「工作」之參與

　　工作的上的參與，係透過現場的小集團活動等方式，在企業間廣泛展開，技術革新與生產力向上運動的強力推進下，提高從業員工作意願，唯有重視工作場上下意思之溝通，和激勵勞動者的自發參與意願著手。

　

　

４、日本經營參與與勞資關係

　　經營參與型勞資關係，為日本勞資關係的特色。基於「全員參與」之構想的日本經營參與，其特質與日本式經營及勞資關係的特質密不可分。形成日本勞資關係的最主要因素，在勞工行政書中胡國堅先生就提到，日本有「家意識」及「企業集團意識」導致強烈的「一體感」和「整合思想」。存在日本企業經營中的：與企業契合的工會意識，以企業為中心的家意識及終身雇用製的施行等，成為促進經營參與的誘因。

　　因此，日本企業中的監事會，其所具之權限和功能相當有限，不如德國之權限。因此在日本，勞動者代表參與監事會的情形，在實質上仍稱不上經營參與。因為在日本大企業的權力結構和決策結構，存在著「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及「經營者支配體製」的特徵，大企業的經營者（社長），擁有企業最高決策的決定權，董事會成為形式化的虛設組織。

中共垮臺之後處理中共黨產的方法

作者 李昌庚 寫於 二零一二年

　　結束壹黨專政之後的中國如果要重建社會主義製度就必須廢除中共當局建立的國家所有製，剝奪讓政黨壟斷國家資源的國家所有權。根據中共當局的說法，國家所有權是解決私人所有權不足的壹種重要途徑，但是事實上國家所有權面臨著主體抽象性以及「政府失靈」的困惑，在實踐中往往出現黨國不分的現象嚴重傷害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因此，國家所有權國有財產的合理定位及其治理取決於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和國家的公權力製度安排。國家所有權由政府代表國家行使，體現人民利益，理應接受納稅人監督；國家所有權應當實行分別所有原則。法人所有權是壹種非所有製性質的相對所有權，是更好地實現國家所有權和私人所有權的壹種重要方式和手段，是私人所有權向公共所有權邁進的壹種階段性客觀反映。它作為所有權社會化的重要途徑，能進而實現在資本主義社會基礎上更高層次的「重新建立個人所有製」，以最終達致公共所有權目標。

　　長期以來壹直習以為常的「國家所有權」概念自從中國起草《物權法》以來就在法學界展開了激烈爭論。比如：國家所有權概念有無存在的必要？國家所有權能否適用私人所有權的法律規則？國家所有權能否在《物權法》中加以規定？等等。這些爭論直接關系到作為國家所有權客體的國有財產內涵的理解以及國有財產法體系的構建。某種意義上說，對國家所有權的準確理解和把握是國有財產立法的前提和基礎，是國有財產法治化的關鍵環節，也是其重要的法理基礎。

　　壹、國家所有權理論反思

　　1、國家所有權概念產生

　　所有權是壹個眾所周知的概念，無需加以闡述。但為了解抉國家所有權爭議，而不得不為之。所有權概念起源於羅馬法，後被註釋法學家加以解讀。羅馬法規定，所有權是在法律許可的範圍內，對於物的占有、使用和濫用權。註釋法學家將其「濫用權」解釋為「完全的支配權」。《拿破侖民法典》第544 條規定：「所有權是對於物有絕對無限製地使用、收益及處分的權利，但法令所禁止的使用不在此限。」《德國民法典》第903 條規定:「物之所有人，在不違反法律和第三人利益的範圍內，可以隨意處分其物,並排除他人的破壞。中國有學者認為所有權是「以全面的物之支配權能為內容之權利」。也有學者認為，所有權是確定物的最終歸屬、表明主體對物獨占和壟斷的財產權利，是同壹物上不依存於其它權利而獨立存在的財產權利，是最充分、最全面的財產權利，這也就是所有權的排他性、本源性和全面性。中國的《民法通則》第71條規定，「財產所有權是指所有人依法對自己的財產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處分的權利。」中國的《物權法》第39條規定，所有權是指「所有權人對自己的不動產或者動產，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處分的權利。」由此可見，所有權就是財產所有權，所有權是壹種權利，「物」則是所有權的客體。

　　英美法系則沒有大陸法系所具有的高度抽象和邏輯嚴謹的物權法暨所有權概念，與此相對應的則是開放與靈活的財產法暨財產權概念。盡管民法學界對大陸法系「僵化」的物權法暨所有權概念存有異議，認為其對財產的充分利用不如英美法系的財產法暨財產權概念的靈活與實用。物權法暨所有權製度也是人類社會關於財產製度歷史實踐的產物，有其存在的正當性與合理性。故對於存在所有權製度的國家和地區，在所有權基礎上，適當吸收和借鑒英美法系的財產法經驗乃是明智之舉，而不是簡單地否定所有權製度而另起爐竈英美法系的財產法體系。這也是本文闡述所有權暨國家所有權重構的邏輯前提。

　　討論所有權概念不得不正視經常困擾人們的經濟學意義上的產權與所有權的關系。有學者認為，產權就是廣義的所有權。也有學者認為，「廣義的產權與廣義的所有權在內涵上可以等同。」很顯然，經濟學界所理解的產權暨所有權概念與法學界存有很大差異。經濟學意義上的產權就是財產權，相當於英美法系國家的財產權概念。如果把產權作狹義理解，產權就是所有權；如果把產權作廣義理解，產權包括物權、債權、知識產權和繼承權等，其中，物權包括所有權和他物權。嚴格而言，知識產權也屬於物權範疇，但如果把物權主要限於有體物暨考慮到知識產權體系的龐雜，故把知識產權從物權中分離出來，這種立法也成為國際趨勢。考證產權與所有權關系的意義在於，除了概念正本清源外，更希望從本源性認識到，經濟學意義上的產權基於人性自私的壹面和「經濟人」角色，必然要求產權主體明晰，這就決定了法學意義上的所有權主體必然要求清晰。

　　由於「國家」或「全民」的抽象性，無法保障人們自由的全面的發展和「所有權主體明晰」的要求，這就不難理解無論大陸法系的所有權概念還是英美法系的財產權概念從其產生之日起就是私有財產的解讀，所有權概念產生之日起就是私人所有權的內涵，私有財產壹直占據絕對主導地位。正如馬克思說的那洋，羅馬人的「主要興趣是發展和規定那些作為私有財產的抽象關系的關系」。傑裏米 沃爾德倫認為，「所有權」是壹個只有私人財產製度才能加以具體說明的概念。布萊克斯通認為，法律對私有財產權的保護是如此嚴密，以至於不能允許對私有財產權的哪怕是最輕微的侵犯，甚至哪怕這種侵犯是出於整個社會的公共利益考慮。《牛津法律大辭典》對「財產」也作如下解釋：歸某人合法所有之物，即受法律保護而私人享有的有形財產權和無形財產權。等等。至於涉及國有財產問題，則具體為「政府所有或公法人所有」概念，常是壹國主權問題。在布萊克斯通眼裏，只有私有財產權才是所有權，國有財產權是壹個「主權」問題。公法人對公產行使的權利並不是《民法典》意義上的所有權。言下之意，所有權暨財產法是壹個私法範疇的問題。正因為如此，在西方國家長期以來並沒有國家所有權概念。人們所理解的「國家所有權」問題常常是他們眼中的「主權」問題。因此，西方國家壹般都沒有按照社會主義國家所有製形式的標準規定所有權的先例。無論國有財產還是私有財產，西方國家要麽按照所有權客體的動產與不動產加以區分規定所有權，同時對國有財產再以公法加以區別對待；要麽按照不同的法律和取得方式規定所有權，比如德國憲法中的所有權、稅法中的所有權、民法中的所有權和公共所有權等。有些學者認為的「在資本主義國家就具有完整的法律意義上的國家所有權概念」。有些學者所謂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國家所有權概念」受到當時社會環境的限製。

　　那麽，國家所有權概念最早產生於何時何地呢？據歷史考證，國家所有權概念是前蘇聯東歐國家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產物。馬克思認為,所有製是經濟基礎問題,法律是上層建築問題。法律意義上的所有權只是壹個表像,其決定因素是社會的所有製,即「壹定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上的生產關系的總和」。據此，前蘇聯學者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把西方國家具有私人屬性的所有權概念與馬克思主義所謂的「所有製」結合起來，認為「有什麽樣的所有製就會有什麽樣的所有權、有什麽樣的所有權就必然有什麽樣的所有製」，進而以所有製形式把私人屬性的所有權劃分為國家所有權、集體所有權和私人所有權等。這在1923年實施的《蘇俄民法典》中得以體現。這實際上是對私人屬性的所有權壹種破壞。前蘇聯關於所有製與所有權的理論對社會主義國家產生了深遠影響。包括中國在內的社會主義國家普遍以所有製形式為標準將所有權劃分為國家所有權、集體所有權和私人所有權等。

　　或許有人認為，如果從發展的眼光來看，將羅馬法私人屬性的所有權概念借鑒運用到公有財產身上並發展成國家所有權、集體所有權和私人所有權等也未嘗不可。但問題是，無論是公有財產還是私有財產，基於公有製的絕對主導地位和傳統的意識形態等因素，所有權概念本身以及國家所有權、集體所有權和私人所有權在社會主義國家均發生了異化。

　　正如列寧在20世紀20 年代起草《蘇俄民法典》時指出：「我們不承認任何『私法』，在我們看來，經濟領域中的壹切都屬於公法範圍，而不屬於私法範圍。」前蘇聯法學家認為，在蘇聯，隨著私有製的廢除和社會主義公有製的建立，私法作為壹個體現個人利益的法律這壹概念是不必要的，要求壹個獨立的公法和法律體系中的二元論的基礎已不再存在。因此，私人屬性的所有權概念在共產黨統治的社會主義國家被異化為公有製的化身，成為共產黨掠奪廣大人民群眾的工具，而非私有財產的概念。所有權概念失去了私有財產存在的空間。當然，有些前蘇聯學者也認識到了西方國家的所有權概念運用到社會主義國家的差異性，但卻受到製度因素的限製，並沒有認識到所有權的異化問題，而是基於公有製的意識形態立場對「所有權」進行了重新解讀，因而進壹步助長了所有權的異化。比如前蘇聯著名學者維涅吉克托夫曾在其《社會主義國家所有權》壹書中批評了了《蘇俄民法典》繼承羅馬法而給所有權下的定義，認為羅馬法中的所有權概念是壹個抽象的、壹般的「商品所有權」的概念，不能體現出不同所有製條件下的所有權的階級特點，因而不能以此來解釋國家所有權的概念。因而，他將所有權定義為：個人或集體以自己的權力和為自己的利益，在特定社會存在的階級關系結構並與該結構相壹致的基礎上，支配生產資料和產品的權利。

　　2、國家所有權困惑

　　所有權概念的異化直接影響到所有權概念異化的產物「國家所有權」。中共當局的禦用文人普遍認為，國家所有權是指國家對國有財產的占有、使用、收益和處分的權利，它是全民所有製在法律上的表現。共產黨統治的社會主義國家普遍將國家所有權理解為「國家所有即全民所有」。國家所有權概念在社會主義國家被異化為簡單的「全民所有」，從而有違「所有權主體明晰」的要求。「全民所有」在憲法、物權法等相關法律法規中作為價值理念的政治宣示語固然可以，但是作為國家所有權主體製度的法律構建將「國家」或「全民」加以泛政治化則扼殺了具體的個人的權利，因而萬萬不可。其實，早在前蘇聯東歐時期，就有壹些學者認識到國家所有權主體的抽象性，「全民所有」難以量化到個人所有，其結果可能是少數人獲益。比如前南斯拉夫學者卡德爾認為，公有製在社會主義實踐中構成了這樣壹個矛盾，即「公有製還始終被認為是以勞動人民為壹方，以社會資本集體所有者的某種法律上和事實上的職務行使者為壹方的兩者之間的關系。」前捷克斯洛伐克民法學者凱納普進壹步認為，「全民所有是直接的社會所有，所有者雖為全體人民，但在法律上並沒有壹個所有者」。人民所有權是「壹個經濟意義上的所有概念」，或「是在社會意義上所使用的概念」，並不是明確的法律概念。

　　如若缺乏國家所有權具體主體製度的法律構建，加以國家所有權的公權力屬性，必將導致國家所有權的異化。首先，從政府等國家機關來看，雖說其代表「全民」行使國家所有權，但是因為「國家」或「全民所有」只是名義上的，這洋讓政府領導的各級國家機關對國有財產主體界定不清，造成不負責任、行政效率低下的結果，共產黨的權貴壹旦遇到利益就以「國家」名義進行掠奪、遇到責任以「國家」名義推卸責任。比如中國的很多國營企業由中央、省和市等共同投資設立，壹旦遇到問題，則各級政府在「國家」的名義推卸責任，誰也不承擔責任。即使「問責」，往往共產黨的紀委以黨紀要求首先領銜主導，問責的約束難以上升到法律層面，國營企業淪為共產黨的黨營事業。其次，從人民群眾來看，雖說國家所有權是「全民所有」，但人民群眾基於人性自私的壹面不滿足抽象的「全民所有」（尤其全民利益被少數人蠶食的情況下），往往對國有財產漠不關心，並利用壹切機會損公肥私。再次，從國營企業的性質來看，國家所有權的「全民性」決定了共產黨統治的社會主義國家長期以來壹直不承認企業法人所有權，廣大人民群眾作為國營企業名義上的主人壹直不能享有對國有資產的處分權等權利，國有資產成了國家的附屬物。正如前蘇聯著名學者維涅吉克托夫所言，「社會主義國家對於國營企業，是把全部國家權力同所有人的壹切權力結合起來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國營企業與國家權力的結合進壹步助長了國有壟斷經濟現象。而且，這種強調「國家是國營企業唯壹股東」的做法也使國家成了所有國營企業的「無限責任股東」，導致國營企業最終無需承擔任何責任，甚至國營企業之間承擔沒有必要的責任的荒唐現象，從而造成企業發展的困境。比如：中國某地區壹個國營企業向埃及出口羊肉，因為羊肉上沒有埃及人需要的標誌，被埃及方面視為不潔之物扔進大海。　埃及方面隨即向這個國營企業索賠，被這個國營企業拒絕。埃及方面請求埃及法院將中國某遠洋運輸公司的巨型集裝箱貨輪扣押。埃及法院扣押的理由是，該羊肉出口企業是中國的國營企業，中國的遠洋運輸公司也是中國的國營企業，依據中國法律和中國學者的解釋，這兩個企業的所有權只有壹個，所以這兩個企業是同壹個所有權人名義下的財產。既然如此，遠洋運輸公司的財產當然可以用來承擔羊肉出口企業的責任。對於中方，雖然此案例按照《公司法》股東下屬子公司之間的責任關系未必敗訴，但面對國際法則，足以證明國家所有權主體的模糊性和面臨的實踐風險。

　　與此同時，當國家所有權占據主導地位時，即抽象意義上的「國家」成為壹個國家財產的最主要所有者時，往往也是實行壹黨專政的國家和地區，國家作為中立管理者的地位更容易發生異化。比如中國，掌握國家機器的極少數人基於人性自私的壹面往往假借「國家」或「全民」的名義使所有權與公權力相結合而大行其道，導致「官商勾結」的「官僚經濟」以及國有壟斷利潤未能足夠惠及於民現象的出現，與民爭利，形成特權階層，從而擠壓私人生存空間，危及公民社會的發展。正如前南斯拉夫學者卡德爾認為，國家所有製造成國家有管理整個社會資本權利，從而為國家和黨的官僚主義敞開了大門，並使在革命的行動上的集中越來越蛻化為行政管理的中央集中製。同樣，前蘇聯著名民法學家約菲表達的更為直接，他認為，「政治統治階層、官僚階層是蘇聯經濟的真正所有者，壹旦這個真理被揭開，那麽蘇聯製度的全部秘密也就壹目了解了。」

　　而在中國，這種「異化」並非如同前蘇聯東歐國家因市場經濟的推行而自然的消解，恰恰基於中國的「國情」與市場經濟的銜接問題，即國家所有權市場轉型的非徹底性以及較低的公權力法治化水平，從而使國家所有權在中國除了原有的「異化」外，還產生諸多新的變異與困擾，並影響到國有財產的實現機製。面對國家所有權的異化，國家所有權該市場轉型的領域未能轉型或未能徹底轉型，不該市場轉型的領域卻發生了轉型，在此背景下，強調國家所有權與私人所有權壹體化平等保護，強調國有財產的保值增值功能，強調政企分開，勢必導致國家所有權的職能錯位和越位。其結果是：壹方面，中共當局縱容「官商勾結」的「官僚經濟」，導致與民爭利和擠壓私人財產空間；另壹方面，導致所有權製度的缺失，國家資本的逐利性，發生與民爭利和公共產品的短缺等。比如政府不宜進入市場的領域如房地產業等卻過度介入而與民爭利；應當由政府提供公共產品的領域如歷史文化古跡、公園、博物館、公路、殯葬服務、公立學校和醫院等卻市場化或過度市場化而犧牲公眾福利等。此外，即使在國家所有權市場轉型的過程中，因為中國不承認全社會參與的私有化的合憲性，為了實現企業的市場化改革，就只能更多的借助內部私有化。這種缺乏憲政基礎的內部私有化極易導致國有資產的流失和國營企業的員工的利益受損，從而加劇了社會矛盾和利益沖突，並因此影響到國家所有權市場轉型本應正當性的合法化問題，其結果反而危及到國家所有權市場轉型改革本身。

　　二、國家所有權理論完善

　　國家所有權的異化隨著國家所有權比重高低而程度不同。這種「異化」在以公有製為絕對主導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時代似乎理所當然，即使所謂的「異化」亦無改革的環境。但是，隨著市場經濟目標的選擇，這種「異化」愈益凸顯出問題解決的迫切性。

　　面對國家所有權的異化，如何重建中國的所有權製度，主要考慮如下幾個方面：

　　（壹）國家所有權的市場轉型及其定位

　　鑒於人的在經濟生活中的角色，早在古希臘時期，亞裏斯多德就認為，「財產只能在特定意義上應該公有，但作為壹般規則，應該私有；因為，當每壹個人有其明確的利益時，人們才不會彼此抱怨，而且他們將更進步，因為所有人都會照顧其自己的事。」因此，讓所有權概念回歸私有財產範疇，實現國家所有權的市場轉型及其合理的市場定位，將國家所有權限製在私人所有權無法或難以解決的特定領域，這是從源頭上解決國家所有權異化的關鍵所在！如前所述，所有權概念壹經產生就是壹個私有財產的問題，基於國家職能需要確需存在的國有財產更多地是壹個國家的「主權」問題，理應主要通過公法解決。如果將具有公權力屬性的國有資產毫無例外地引入私人屬性的所有權範疇並通過國家所有權介入私法性質的私有財產領域，不僅異化了所有權概念本身，而且還導致國家所有權暨國有財產的職能錯位和越位，同時還腐蝕了私人所有權及公民社會，最終危及民主化的進程！進而言之，國家所有權異化的源頭在於國家所有權本身。如果脫離國家所有權自身定位去解決國家所有權異化問題無疑是緣木求魚的做法。這就不難理解無論是前南斯拉夫歷史上的社會所有製改革還是中國歷史上的承包製、租賃製、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政企分開等改革為何難以根本解決國營企業問題的癥結所在！即使中國學術界經常論述的政企分開，如果僅僅解讀為中國學術界普遍理解的「政府的社會公共職能與出資人職能分離」，而沒有解讀為「國家所有權應當退出不應進入的領域」，則政企分開依然是「治標不治本」的做法。

　　只有實現了國家所有權的市場轉型及其合理的市場定位，才能把抽象意義上的「國家」或「全民」以及有學者認為的「國家所有權」或「國家所有權是壹個偽概念」 這壹負面影響降低到最低限度。這是國家所有權重構的前提和基礎！

　　對於確需要保留的國家所有權，鑒於國家所有權的固有弊端，抱著非理想化的態度，以壹定的可容忍的成本與代價，按照有別於私人所有權規製路徑的理念進行國家所有權二元結構設計。如果回避了國家所有權的固有弊端，懷抱理想化的模式，往往欲速而不達，最終將陷入傳統公有製的「烏托邦」。歷史教訓依然觸目驚心！良好製度的構建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

　　（二）國家所有權的中央與地方關系重構

　　從國家所有權的中央與地方關系來看，主要包括兩種觀點：壹是「統壹所有說」，二是「分別所有說」。

　　1、「統壹所有說」

　　從「統壹所有說」來看，是指國家所有權由國家統壹行使，也就是中國學術界和立法界通常所述的「國家所有權主體的統壹性和唯壹性」。有學者認為，國有資產屬於全民所有，即國家所有，這就從法律上確立了除國務院之外任何部門、地方和單位都不能作為行使國有資產的國家所有權的主體，也否定了那種「部門所有、地方所有」的主張，維護了國營企業財產所有權的統壹性和完整性。早期的「統壹所有說」采用了「統壹所有、統壹管理」原則，是高度的中央集權體製，全部由國務院代表國家行使國家所有權，地方政府沒有多少自主權。或許「統壹所有說」也認識到了這壹弊端，進而提出了「統壹所有、分級管理」的原則。中國的立法即如此。比如中國的《企業國有資產法》第4條規定：國務院和地方人民政府依照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分別代表國家對國家出資企業履行出資人職責，享有出資人權益。相比較而言，這比以前要進步許多，但關於國有財產依然沒有確定中央與地方的所有權邊界，因而常在「國家」名義下中央與地方的隨意性越權，要麽掠奪，要麽推卸責任。因此，無論中國的法學界還是經濟學界，愈來愈多的學者還是反對「統壹所有說」，提出了「分別所有或分級所有」的觀點。

　　2、「分別所有說」

　　從「分別所有說」來看，是指國家所有權或國有財產由中央與地方分別所有。無論中國的法學界還是經濟學界對此都有闡述。從經濟法學界和經濟學界來看，往往是從「國有資產」的視角分析了「分別所有」的必要性。比如：有學者認為，對於國家所有製來講，根本而言則需要打破國家所有製或所有權內部結構的認識和做法，建立中央與地方分別所有的國家所有製。也有學者認為，要將中央統壹所有的管理格局，改革為中央與地方分級所有。也有學者認為，應該突破政策的束縛，明確提出國有資產「分級所有、分級管理」原則。也有學者認為，建立壹級政府，壹級所有權的國有資產所有權管理體製。也有學者對競爭領域的國營企業建議采用「分級所有」原則，但是對於具有自然資源性質的國有資產等仍采用「統壹所有」原則。等等。

　　很多學者在分析「分別所有」時，並沒有涉及國家所有權主體，到底是國家、國家和地方還是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等，並沒有給出明確答案。如果在承認國家作為國家所有權主體的前提下，又提出要「明晰產權，必須分割所有權，必須承認所有權主體可以分為多個層次，必須破除所謂國家所有權主體的唯壹性與統壹性的理論，必須承認壹物可以多主。」如果把上述話理解為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分別代表國家行使國家所有權，這與「國家統壹所有、分級管理」並沒有太大的區別。如果把國家視為國家所有權主體，又承認「分別所有」原則，則存在嚴重的矛盾，因為國家作為公法人整體概念是不能分割的，就如同企業法人、自然人等壹樣。因此，如果想把國家所有權分割為具體的主體製度如政府、企業法人等，則必須對國家所有權進行重新設計。對此，中國的法學界有些學者從「國家所有權」視角認識到了這壹點。他們所認為的「分別所有」就是指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所有，明確了所有權主體，進而拋棄虛幻的國家所有權；即使保留國家所有權，也僅指中央政府所有權。前已述及的持「政府說」觀點的學者壹般均認同此觀點。

　　從中國實踐來看，雖然中國並沒有采納「分別所有」觀點，但是在中共建國前有「分別所有」的實踐做法。比如中國1930年製定的舊土地法第4條規定：本法所稱公有土地，為國有土地、省有土地、市縣有土地、鄉鎮有之土地。本條中的國有土地，即區別於地方政府的中央政府土地。

　　從國外來看，前已述及，國外壹般很少有國家所有權的概念，關於國有財產壹般是以政府所有權、公法人所有權或公共所有權形式出現，即使使用「國家所有權」概念也是解釋為中央政府的所有權。從政府所有的財產來看，壹般采取分別所有原則，並已成為國際慣例。比如：美國分為聯邦、州和市鎮所有財產；德國分為聯邦、州、縣區或鎮所有財產；法國分為國家、省和市鎮所有財產；意大利分為國有、省有和市有財產；西班牙分為國家、省和村鎮所有財產；澳大利亞分為聯邦、州和地方政府三級所有財產；墨西哥分為國家、州和自治市三級所有財產等。即使前蘇聯東歐國家也紛紛放棄了抽象意義上的國家所有權即全民所有的理論，回歸所有權本來面貌。比如：俄羅斯除了國家所有權，還有自治地方所有權，實行俄羅斯聯邦、俄羅斯聯邦各主體以及自治地方所有財產；越南實行國家和省分別所有財產等。而且，壹般而言，只有中央政府所有的財產才稱為國家財產或國有資產，地方政府所有的財產有類似於地方財產等稱呼。

　　然而，也有壹些學者不認同「政府分別所有」的觀點。比如前文提到的「國家與地方說」。也有學者認為，「公法法人的私有財產所有權理論」只適用於聯邦製國家，其各級政府機關享有國家財產所有權，是以這些國家的地方政府相對獨立為前提的。中國是單壹製國家，不具備適用這壹理論的基礎。但前已述及，這類觀點關於國家所有權主體無論是國家還是國家和地方，最終還是落實到政府等公法人身上，均擺脫不了抽象性及其委托代理的異化問題，而且也擺脫不了地方能否作為國家所有權主體的嚴重矛盾。

　　綜上所述，應當將確需存在的抽象意義上的國家所有權解構為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的公法人所有權。如果保留國家所有權概念的話，狹義上的國家所有權僅指中央政府的公法人所有權，廣義上的國家所有權則包括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的公法人所有權。至於「全民所有」說法在立法或相關政策中僅僅可以作為價值理念的政治宣示語，以強調國有資產實現機製的最終價值目標。前已述及的利弊及其理由在此不再重復。簡而言之，有助於克服所有權的異化，回歸所有權的本來面貌。

　　或許有人認為，過分計較國家所有權主體並無多大意義，這僅是形式問題，無論「全民說」還是「國家說」最終都落實到代理人「政府」身上，從而與「政府說」似乎殊途同歸。無論作為國家所有權主體的「政府」還是作為國家所有權主體代理人的「政府」，能否充分實現國家所有權的利益和目標，關鍵取決於壹個國家或地區的民主化水平。國有資產的實現機製關鍵確實取決於壹個國家或地區的民主化水平，這也正是本文以「國有材產法」為討論的重點的重要因素。但需補充的是，在中國「政府」作為「代理人」角色還是作為「主人」角色，最大的區別就在於：作為「代理人」角色的「政府」實際上常以「主人」角色出現；享有事實「主人權利」的「政府」壹旦面臨責任常以「代理人」角色推卸責任，導致「政府」利用其模糊身份遊刃於權益與責任之間，權益與責任不規範，隨意性較大，權責不壹致。因此，將國家所有權主體分解到「主人」角色的各級政府身上既符合法理的邏輯，也是還原政府的「事實占有」的真相；將抽象、空洞且「動聽」的「國家所有」或「全民所有」落實到具體責任人「政府」身上，有利於明晰產權主體，實現「責權利」統壹，避免各級政府等利益主體在「國家」或「全民」的名義下掠奪廣大人民群眾或者推卸責任；有助於理順中央與地方的分權關系，有效銜接財政聯邦主義和分稅製等財政體製，充分調動地方積極性，實現國有財產的相對市場化；借此推動中國的憲政改革，完善國有財產的法治環境。比如日本新潟市原先考慮將該市中央區東萬代釘的市有土地約1.5萬平方米出售給中國總領事館作為新址用地，但該市2010年11月18日以「市民感情惡化」為由暫時凍結了賣地計劃，因為市有土地是全市公共財產，得不到市民的理解則無法出售。姑且不論日本新潟市政府的做法有無政治企圖或是否妥當，但就市有土地的處置則具有充分的地方自主權和法治色彩。而這在國有財產國家統壹所有的背景下是難以想象的。也正因為這種「補充」決定了將國家所有權主體分解到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身上應是相對明智的製度設計，從而盡可能降低所謂的「公地的悲劇」。若此，中國現有的立法諸如《物權法》、《企業國有資產法》等均要改變折中且模糊的立法模式，中國民主化之後應作出相應的修改。

　　（三）國家所有權主體建構

　　從國家所有權主體來看，學界長期以來眾說紛紜，其中最主要的觀點主要有三種：壹是「全民說」，二是「國家說」，三是「政府說」。

　　1、「全民說」

　　從「全民說」來看，是指國家所有權主體屬於全體人民。這種理論又被稱為人民所有權理論，曾在共產黨統治的以公有製為主導的社會主義國家非常流行。前蘇聯學者克利申認為，「國家只是作為人民群眾的代表監督全民財產的合理利用和增值。」這種理論對中國也產生了很大影響，有學者認為，「國家只是代表人民行使所有權，不能成為所有權的主體，應改為人民所有權比較適宜。」但人民所有權理論也壹直備受爭議。前捷克斯洛伐克民法學者凱納普的觀點比較典型，他認為，「全民所有是直接的社會所有，所有者雖為全體人民，但在法律上並沒有壹個所有者」。人民所有權是「壹個經濟意義上的所有概念」，或「是在社會意義上所使用的概念」，並不是明確的法律概念。中國也有學者認為，人民並不是壹個法律範疇，不是法律上的主體，即使全體人民作為所有權主體，也無法落實所有權的權能行使。結合中國學術界的學者的共識的基礎上可以得出這洋的結論，人民是壹個政治概念，不是法律概念，過於抽象，不符合所有權主體明晰的要求。退壹步而言，即使將人民作全體公民理解，則就成為所謂的社會佔有，而整個國家的國有資產所謂的社會佔有就失去了公有的意義。其結果勢必存在委托代理的異化問題，反而事與願違而有損人民利益。因此，人民或全民不宜作為國家所有權主體，但「人民所有」或「全民所有」作為價值理念的政治宣示語可以，但在所有權主體製度構建則不宜采用。

　　有學者認為，在資本主義國家，全民所有的觀念也有所體現。其理由在於：西方國家的「全民所有」僅是價值理念的政治宣示語，其實國家所有權主體最終都落實到具體的政府，即政府所有權或公法人所有權。

　　2、「國家說」或「國家與地方說」

　　從「國家說」來看，是指國家所有權主體屬於國家。比如有學者認為，國家作為所有權主體的人格，不僅應當得到法哲學的確信，甚至更應當得到張揚。也有學者直接表達為國家所有權的主體就是國家。這種理論認識到「人民」或「全民」作為國家所有權主體的弊端，代之以「國家」作為國家所有權主體。他們認為，「國家」作為法律概念，可以成為特殊的民事主體。相比較而言，這種理論比「全民說」進步了許多，也成為了中國學術界的主流觀點。中國和前蘇聯東歐國家也普遍認同此觀點。比如1964年的《蘇俄民法典》第94 條明確規定：「國家是國家財產的唯壹所有人」等。但「國家說」依然擺脫不了「國家」的抽象性問題。從前南斯拉夫來看，雖然他們認識到國家所有權的弊端，並希望通過社會所有製加以改革，但是因為當時特定社會環境的限製仍無法擺脫「人民」的抽象性問題以及委托代理又涉及「國家」的抽象性問題。

　　其實，「國家說」也認識到上述問題，因而並不僅僅停留於國家作為國家所有權主體的法律界定問題，還涉及到由誰代表國家行使國家所有權。對此，中國又有三種觀點：壹是認為由人大代表國家行使國家所有權；二是認為由政府即國務院代表國家統壹行使國家所有權；三是認為由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代表國家行使國家所有權。中國的立法采納了第二種觀點，但又似乎兼顧了「全民說」。這是立法妥協的產物。比如：中國的《物權法》第45條規定：國有財產由國務院代表國家行使所有權；法律另有規定的，依照其規定。國家所有就是指全民所有。中國的《企業國有資產法》第3條規定：國有資產屬於國家所有即全民所有。國務院代表國家行使國有資產所有權等。

　　就國家所有權由人大還是由政府代表國家行使而言，中國學術界的主流觀點傾向於由政府代表國家行使國家所有權。理由主要在於：雖然，國家所有權利益最終歸屬於全體人民，人大作為最高權力機關代表國家行使國家所有權似乎理所當然。但是，國家所有權的行使無論管理還是經營，只有政府職能更適合，而人大作為立法機關顯然難以勝任。至於人大的最高權力機關地位及是否代表人民利益，取決於人大對政府的有效監督。中國實行壹黨專政，人大本質上沒有獨立於中共當局的立法權，根本不可能對中共當局構成有效的約束。

　　在「國家說」並同意中央與地方「分別所有」的基礎上，有學者提出了國家所有權主體為國家和地方。比如有學者認為，國家與地方分別所有不同於中央與地方政府分別所有，即在國家所有權主體上，只承認國家和省級地方為國家所有權主體，而不是中央政府和省級政府為國有財產的所有權人。但是，國家所有權主體分解為國家和地方，依然擺脫不了前已述及的抽象性及其委托代理問題，而且也擺脫不了地方能否作為國家所有權主體的邏輯悖論。

　　因此，無論「國家說」還是「國家與地方說」均存在委托代理關系，最終還是將國家所有權主體落實到政府等公法人身上，勢必存在信息不對稱、委托代理成本及其異化問題。為此，有些學者大膽提出了質疑並提出了解決方案。比如有學者認為，公法意義上的國家，作為所有權主體不符合民法基本法理。民法意義上的國家應當理解為中央政府。在主體製度上，或取消國家所有權，根據法人製度理論將其確定為各級政府的公共所有權；或保留國家所有權，但以立法說明或司法解釋的方式明確其為區別於地方政府的中央政府所有權。等等。

　　3、「政府說」

　　從「政府說」來看，是指國家所有權主體直接屬於政府，政府不是國家所有權人的代理人。對此，有兩種性質完全不同的觀點：

　　（1）在承認國家所有權存在的前提下，認為國家所有權主體屬於政府。其中又包括兩種觀點：壹種觀點認為，國家所有權主體只能屬於中央政府，比如前文述及的「或保留國家所有權，但以立法說明或司法解釋的方式明確其為區別於地方政府的中央政府所有權」；另壹種觀點認為，國家所有權主體屬於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

　　（2）在不承認國家所有權存在的前提下，直接以公共所有權或政府所有權替代國家所有權。比如前文述及的「在主體製度上，或取消國家所有權，根據法人製度理論將其確定為各級政府的公共所有權」。有學者認為，國家所有權是壹個偽概念，應當把國家所有權分解為各級政府所有權，即各級公法人所有的形式。

　　總體而言，持「政府說」的觀點，壹般都對國家所有權是否有必要存在提出了大膽質疑。相比較而言，「政府說」克服了「全民說」和「國家說」的缺陷與不足，使國家所有權主體從「抽象」到「具體」，相對吻合了所有權及其責任主體明晰的要求。將國家所有權主體直接落實到政府身上，減少不必要的抽象代理環節。進而言之，從政治上，國家所有權主體當然屬於國家及其人民；但從法律上，國家所有權主體必須明確到政府身上，同時建立民主製度對政府的公權力加以有效製約，方能體現國家所有權的人民利益。否則，所謂的「全民說」和「國家說」會淪為政治宣傳失去實際意義。

　　三、法人所有權與國家所有權及私人所有權的關系所謂法人所有權，是指法人對其依法獲得的財產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處分的權利。在中國，長期以來，關於法人是否享有所有權壹直存有爭議。法人所有權爭議起源於企業法人財產權性質的爭議。這在計劃經濟時期不是問題，因為法人壹切財產都用了抽象的國家或集體加以概括，甚至還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獨立「法人」，企業往往是政府的「附屬物」。但從中共當局實行所謂的改革開放以來，面對國營企業市場化的發展趨勢，企業是否享有獨立的財產所有權則成了爭議的問題，從而引發了法人所有權問題。這個問題在私有製條件下不成問題，但在公有製為主導的傳統意識形態影響下，則成了敏感問題。根據中共當局的說法，承認企業法人所有權似乎動搖了國家所有權在內的公有製。正如有學者認為，「關於企業對其資產是否具有財產權，以及這種財產權的性質是什麽，在私有製主導的條件下是不需要討論的，之所以在中國出現這壹概念，是與公有製主導的經濟體製緊密相關的。」關於企業法人財產權性質，中國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存在廣泛爭議，沒有結論。主要有「所有權說」、「經營權說」、「雙重所有權結構說」、「股權與公司所有權說」的觀點，其中「所有權說」已經成為中國學術界主流觀點。盡管如此，因為法人所有權與傳統公有製不協調的意識形態影響，中國官方提出了模糊所有製的「法人財產權」這個具有中國特色的概念。這壹概念最早出現於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作出的《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問題的決定》。中國修訂的《公司法》第3條也明確規定「公司是企業法人，有獨立的財產，享有法人財產權」。同樣，中國製定的《企業國有資產法》也沒有明確國家出資企業的法人所有權。

　　從國外來看，隨著社會發展，公司以及各種組織形式的出現，西方國家基於傳統私人所有權的價值理念，也是比照私有財產的屬性加以規範公司等各種組織形式，因而出現了法人所有權。尤其股份有限公司的發展進壹步奠定了法人所有權的基礎。即便國有財產，也是盡量避免抽象化的「國家」或「全民」概念，而以具體的政府所有或公法人所有形式出現，以吻合所有權主體明晰的本性。這種所有權價值觀不僅存在於大陸法系國家，即便英美法系國家後來也采納了這種價值觀，包括公司法人所有權等。因此，在西方國家壹般沒有傳統社會主義國家所謂的抽象意義上的國家所有權和集體所有權的說法。

　　中國民主化應當從立法上明確承認包括行政事業單位、企業等在內的法人單位對其財產享有法人所有權。其理由在於：（1）有利於法人製度構建，使法人尤其公法人製度名符其實，也符合政府作為國家所有權主體的理論邏輯。法人存在的重要前提就是擁有獨立的財產與經費，並能獨立地承擔有限責任，必然要求法人對其財產享有所有權。反之，必然容易存在法人財產隨意劃轉、調撥的可能性，又談何法人獨立承擔法律責任呢？中國壹方面承認法人製度，另壹方面又模糊法人對其財產是否享有所有權問題，顯然是自相矛盾的。其結果是，對於政府等公法人單位仍然背負著無限連帶責任。（2）以企業為例。投資者對法人企業投資享有的是壹種股權並承擔有限責任，政府對國有企業投資也是如此，而法人企業則享有獨立的財產權利並承擔有限責任。至於股權則是壹種新型的權利形態，是投資者財產所有權的客體，但投資者並不直接擁有法人企業本身。這種製度設計既符合法人之所以有必要存在的邏輯特征，也有利於投資者與法人企業的相對獨立性，較好地實現了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即適應人們實現經濟利益以便於調動投資者的積極性，也適應了所有權社會化及其社會化大生產的需要，極大地加速了資本積累，解放了生產力。正如有學者指出，現代公司不僅服務於所有者或者支配者，也服務於整個社會。

　　對於行政事業單位等公法人而言，其法人所有權原理與企業法人所有權壹樣，類似於股權關系，國家治理某種程度上如同公司治理。以行政單位為例，中國某市公安局對其財產享有法人所有權，它的投資主體是該市政府，並授權市政府財政局行使出資人職能；而市政府的法人所有權由其上級政府投資。依此類推。再以事業單位為例，某國營企業對其財產享有法人所有權，它的投資主體是某省政府，並授權省財政廳行使出資人職能，國營企業的管理人員僅是行使社會公共管理職能的機構。依此類推。

　　承認政府等公法人所有權，是否會動搖中國目前所確定的國家所有權或與之發生沖突呢？不存在這個問題。因為在中國實行國有財產統壹所有的情況下，任何公法人單位所有權投資主體最終都追溯到國務院那裏，由國務院行使國家所有權。即便在實行國有財產分別所有的情況下，也不存在這個問題。因為任何公法人單位所有權投資主體最終都追溯到中央、省、市或縣各自政府那裏，由其行使國家所有權，此時國家所有權被分解到中央和有權地方政權代表行使。當然，條件成熟時，不排除取消國家所有權說法，而直接以政府等公法人所有權來取代的可能性。

　　法人所有權也是壹個抽象概念，無論在其內涵還是外延都存在不少爭議。就「法人」整體而言具有抽象屬性，但論及法人所有權本身均是針對具體的法人，比如社團法人所有權、企業法人所有權、政府機關法人所有權、學校、醫院等事業法人所有權等。相比較「國家」和「集體」則要具體得多，而且法人背後涉及具體股東，尤其私法人背後涉及具有私人利益屬性的股東。因此，采納法人所有權既克服了公民個人所有權無法涵蓋財產發展趨勢的不足，也克服了國有財產產權主體抽象性缺陷。將個人性質的財產變成非個人性質的財產，建立起的資本主義集產製，即是法人所有權的體現，是所有權社會化的壹種結果。如果說西方國家的所有權社會化是為了克服私人所有權的不足，那麽，傳統社會主義國家計劃經濟時期為了克服私人所有權不足的國家所有權和集體所有權則是共產黨為了掠奪廣大人民群眾忽略社會生產力發展及國家治理水平的所有權社會化過度發展的產物。正如有學者所言，「社會所有權思想又如帶有兩面鋒刃之利劍，如用之不當，適足以抹殺私人財產權，戕害個人自由，最終釀成人類之悲劇。」而法人所有權則是適應現有生產力發展、國家治理及法治化水平情況下的所有權社會化較好表現之壹，既克服了傳統私人所有權的不足，也克服了傳統國家所有權主體過於抽象的問題。從個人占有向非個人占有的轉變已經改變了而不是消滅了資本家階級。那麽，法人所有權是什麽性質的所有權呢？法人所有權不是所有製意義上的所有權，而是從所有權持有主體所做的壹種分類說法。也就是說，從所有製意義來看，既有國家所有權，也有私人所有權，以及前已論及值得商榷的集體所有權。從所有權持有主體來看，既有公民個人所有權，也有法人所有權。從所有製來看，法人所有權從終極意義上到底屬於私有還是公有，取決於法人所有權背後投資者的終極所有權性質。如果投資者具有私有屬性，則法人所有權具有私財產性質；如果投資者具有公有屬性，則法人所有權具有公共財產的性質；如果投資者兼有公有屬性和私有屬性，則法人所有權則具有公私混合財產性質。但法人所有權的財產本身愈來愈體現社會化，而這恰是傳統私人所有權和國家所有權所難以達到的，既克服了私人所有權過度發展阻礙社會發展的不足，也克服了國家所有權主體抽象帶來的「政府失靈」對廣大人民群眾的掠奪的不足，同時又能達至以彌補私人所有權不足為己任的國家所有權所期望達到而其本身又無法達到的目標，即既能促進社會生產力發展，又能較好地實現社會化大生產增進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由此可見，法人所有權僅是國家所有權和私人所有權實現的壹種方式和手段而已。

　　雖然法人所有權的投資者層級愈多，其所有權社會化程度也愈高。但同時也增加了法人治理成本。對於私人所有權而言，因為人們在經濟生活中的角色，通過法人治理與社會化大生產，較好地解決了此問題。但對於國家所有權而言，由於主體的抽象性所造成的「政府失靈」的可能性，則難以克服治理成本增加的困境。這不僅告知國家所有權在構建法人所有權時，投資層級不宜過多，也從某種意義上說，只有從私人所有權視角去解構法人所有權更具有現實意義。

　　由此可見，法人所有權僅是所有權實現的壹種方式和手段。確立法人所有權既非否定國家所有權，也非否定私人所有權，僅是不同層次的表述而已。法人所有權既包括國家所有權內容如公法人所有權，也包括私人所有權內容如私法人所有權。從某種意義上面講，法人所有權是私人所有權向公共所有權邁進的適應社會生產力發展及國家治理水平的階段性反映，是更好地實現國家所有權和私人所有權的壹種方式和手段，以彌補二者實現機製之不足。在社會生產力發展、國家治理及民主化水平還不是很好的情況下，這種克服了傳統私有製和傳統公有製之不足而兼采兩者之長的兼具公民個人對法人財產擁有股權和法人對其財產擁有相對所有權的法人所有權理應成為所有權社會化的重要途徑，進而實現在資本主義社會基礎上更高層次的「重新建立個人所有製」，建立真正的社會主義製度，以最終實現公共所有權的目標。

　　四、所有權分類理論的反思與重構

　　如前所述，所有權從起源來看，所有權本是私有財產的概念，是私人所有權的化身。隨著社會的發展，公司以及各種組織形式的出現，西方國家基於傳統私人所有權的價值理念，也是比照私有財產的屬性加以規範公司等各種組織形式，因而出現了法人所有權。尤其股份有限公司的發展進壹步奠定了法人所有權的基礎。即便國有財產，也是盡量避免抽象化的「國家」或「全民」概念，而以具體的政府所有或公法人所有形式出現，以這應個人發展的需要以及所有權主體的明確。這種所有權價值觀不僅存在於大陸法系國家，即便英美法系國家後來也采納了這種價值觀，包括公司法人所有權等。因此，在西方國家壹般沒有抽象意義的國家所有權和集體所有權說法。在西方國家《民法典》或《物權法》中關於所有權的分類往往是從權利的客體加以劃分，比如動產所有權和不動產所有權等。

　　然而，前蘇聯東歐等傳統社會主義國家深受馬克思主義的影響，為了掠奪廣大人民群眾將經濟學意義的公有製當成是社會主義製度的主體，以致將西方國家的所有權概念移植時發生異化，並與所有製關系聯系，將所有權分為國家所有權、集體所有權和私人所有權，並使由共產黨行使的國家所有權異化為公有製，而失去了私有財產的發展空間。長期以來，中國也深受前蘇聯的強烈影響，無論相關立法還是理論界壹般都將所有權分為國家所有權、集體所有權和公民個人所有權。比如《憲法》、《民法通則》、《物權法》等均是如此。

　　前已述及，國家所有權的異化需要對國家所有權進行重新設計。其實，集體所有權也面臨著同樣的命運。集體所有權也是壹個受到前蘇聯東歐國家教條主義強烈影響下的特定歷史產物，與國家所有權壹樣，都是所有權與所有製關系簡單結合下所有權異化的產物，甚至存在著比國家所有權異化更為嚴重的結果。集體所有權虛置現象更為凸顯。中國的學術界對集體所有權早有質疑。比如有學者認為，集體所有權主體是「個人化和法人化的契合」，集體財產應為集體組織法人所有，而集體組織成員對集體財產享有股權或社員權。也有學者提出了取消集體土地所有權，要麽國有化，要麽私有化，要麽部分國有化、部分私有化等。因為集體所有權存在大量的主體不清、產權虛置、權能不全，中國民主化之後應該實行集體土地所有權部分國有化、部分私有化的所有權製度。集體所有權除了極少部分回歸國家所有權本來面貌外，應當改革為私人所有權。中國民主化之後需要進行的國營企業所辦的集體經濟組織全面改革目標也應是如此。

　　由此可見，不得不反思傳統意義上的所有權分類。雖然有些學者對所有權分類提出了壹些新的觀點，但均沒有跳出國家所有權和集體所有權的框架，而且這些分類存在或多或少的缺陷。比如有學者把所有權分為國家所有權、集體所有權、社會團體所有權和公民個人所有權。這種分類借鑒了《民法通則》第77條的規定，是壹種所有權分類；而且依此觀點，社會團體所有權實際上是壹種法人所有權，將之與國家所有權、集體所有權和公民個人所有權歸類存在分類標準不統壹的缺陷。也有學者將所有權分為私人所有權、公共所有權、團體所有權和國家所有權。這種分類表面上借鑒了西方國家的做法，但是實質上未徹底打破中國國內的傳統分類，導致彼此交叉與模糊。比如公共所有權與國家所有權的交叉與模糊，而且這種公共所有權更類似於西方國家的國家材產製度；團體所有權有點類似於集體所有權，又有法人所有權的特點。也有學者把所有權分為私人所有權和公共所有權，其中私人所有權包括公民所有權和法人所有權，公共所有權包括國家所有權和集體所有權。這種分類忽視了法人所有權的全部內涵，其實，法人所有權既有私法人所有權，也有公法人所有權，而公法人所有權則涉及該學者所認為的國家所有權和集體所有權。而且，這種「公共所有權」提法既受到西方國家的影響，也或多或少地受到中國國內《憲法》第12條規定的影響，不能真正保障人們的法人所有權。

　　對傳統所有權分類，早在中國的《物權法》設計的時候就有了激烈爭議。比如有學者認為，按照權利主體劃分所有權，是生產資料所有製性質的反應，更多的具有政治意味而缺乏法學意味，國家、集體和個人所有權性質相同，保護手段並無差異，因此沒有必要進行區分。也有壹些學者表達了類似觀點。也有人除了同意上述觀點外，還認為，將所有權分為國家、集體和公民個人所有權還不是完全從權利主體角度進行劃分的，更多地是從權利性質來劃分的，因為所有權主體從本源來看不存在國家和集體這種抽象的政治概念，也不符合現代意義上的所有權主體明晰的要求。權利主體真正涉及的應當是公民、法人等範疇。此外，這種說法是從《物權法》關於物權分類的角度論及國家所有權和集體所有權的廢除，並沒有涉及政府所有財產的專門法律保護問題，而這也不是《物權法》解決的問題。實際上，在此之前就有學者不以國家、集體和公民個人為標準對所有權加以分類。比如有學者借鑒國際通行做法將所有權按照權利客體分為不動產所有權和動產所有權。

　　壹旦確立了法人所有權，那麽前已述及的將抽象意義上的確需存在的國家所有權解構為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的公法人所有權，以及將抽象意義上的集體所有權改革為公民個人所有權、私法人所有權和政府的公法人所有權就有了法理依據。對於各級政府直接或間接投資形成的各類企事業單位而言，政府的公法人所有權客體則是針對股權，而各類企事業單位則具有獨立的法人所有權，這有利於國有產權主體的明晰化及其權責統壹，有利於實現政府職能的市場轉型以及所有權與經營管理權的分開。

　　確立法人所有權是所有權分類理論重構的關鍵前提。在此基礎上，所有權可作如下分類：

　　（1）從權利客體來看，所有權可以分為動產所有權和不動產所有權，其中動產和不動產所有權還可以進壹步細分，比如不動產所有權可以分為土地所有權、房屋所有權和建築物區分所有權等。

　　（2）從權利主體來看，所有權可以分為公民個人所有權和法人所有權。其中法人所有權可以細分為機關法人所有權、事業法人所有權、社團法人所有權和企業法人所有權。但法人所有權在中國存在諸多特例。從機關法人所有權來看，雖然機關法人包括立法機關、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但從國家機關職能分工和有效管理財產來看，理應由政府管理包括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在內的所有財產。在中國，像諸如政協、執政黨和各民主黨派、共青團、婦聯等從性質上說應當屬於社團法人，這也是國際慣例。但是因為中國國情的特殊性，中國是實行壹黨專政的國家，上述組織財產壹般均由政府出資，且呈現「行政化」現象，行使著國家職能，成為事實上的「機關法人」，因而，也應由政府管理上述組織的財產。故機關法人所有權實際上就是指政府的公法人所有權。從事業法人所有權和社團法人所有權來看，但是因為中國國情的特殊性，中國是實行壹黨專政的國家，事業單位和社會團體壹般也多是由政府投資設立，多具有「準官方」色彩，其職能尚未徹底轉型，因而對於這種類型的事業單位和社會團體的財產也應納入政府管理，屬於政府的公法人所有權。在西方國家，社會團體壹般都是純粹民間機構；事業單位要麽企業化經營，納入企業法人所有權；要麽承擔社會公共管理職能，納入政府的公法人所有權，比如醫院、學校等。因而，中國民法中關於機關法人、事業法人和社團法人的分類在中國的民主條件還不是很成熟，相應的機關、事業和社團法人所有權的分類意義也無法凸顯，這要取決於國家機關、事業單位和社會團體的公民社會的變革。相比較而言，中國的主要的國營企業的市場化改革的需要比較迫切，確立企業法人所有權有其現實急迫性和必要性。至於非法人組織的財產問題，則屬於投資者個人所有，無論公民個人單獨所有還是集體所有。比如個人獨資企業和合夥企業等。

　　（3）從權利性質來看，所有權可以分為私人所有權、公共所有權和公私混合所有權。私人所有權包括公民個人所有權和私法人所有權。其中，私法人所有權既包括私有法人企業所有權，也包括由私人投資設立的像學校、醫院以及行業協會等所謂的事業單位和社會團體法人所有權。公共所有權即是公法人所有權，包括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的公法人所有權以及由政府直接或間接投資並承擔諸多公共職能的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和企業法人所有權。如前所述，如果保留國家所有權概念的話，公共所有權即指廣義上的國家所有權。如果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和企業由政府和私人集體投資創辦的，則屬於公私混合所有權。

　　如果說人類社會已經證明的原始社會的共產主義痕跡是當初人類不得不為之的事情，那麽，私人所有權則滿足了保障個人發展的需要，是人類順其自然的事情。盡管私人所有權的諸多缺陷使人類社會從原始共產主義的痕跡中憧景未來的共產主義，並誕生了國家所有權和集體所有權，但是在人類可預期的範圍內，國家所有權和集體所有權的異化卻讓人們不得不重新回歸私人所有權的思考。西方國家的法人所有權製度則是所有權社會化的較好表現，充分實踐了社會主義所追求的「重新建立個人所有製」。在法人所有權製度中，雖然公法人所有權相對實現了所有權與經營管理權分開，以及政府公權力的市場邊界，但仍無法克服終極意義上所有者主體的抽象。因此，克服了傳統私有製和傳統公有製之不足而兼采兩者之長的兼具公民個人對法人財產擁有股權和法人對其財產擁有所有權的私法人所有權理應成為所有權社會化的中堅力量。因此，也就充份實現了社會主義所追求的在更高層次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製」的要求。而這對於中國民主化之後堅持社會主義製度進行國家所有權、集體所有權及其國有財產的改革尤具有重要意義。結束一黨專政之後，才有機會建立民主公營事業，才有機會建立職業經理人負責經營，民選國會負責監督與支配企業利潤的使用的公有製經濟。

民主政治與混合經濟對工人階級的積極意義

作者 付勇 寫於 二零一五年

　　無論哪個國家，要想確保科學發展，確保和諧繁榮，確保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升，除了在政治方面建立完善的民主體製，更要在經濟方面構築科學的管理體系，最終構建公平合理的社會製度。

　　盡管公私混合製是全體人民共有壹部分生產要素，另壹部分歸個人所有的所有製形式，但由於兩者不僅同時對經濟產生作用，還通過市場需要配置資源，調控經濟運行，更借助市場監控和調節，對市場缺陷及時進行彌補修正，因此既符合國家發展要求，也符合社會發展目標，又符合人民生活需要。

　　進壹步說，公私混合製是指在生產社會化和專業分工進壹步發展的條件下，各種不同所有製經濟按照壹定的原則，主要以入股的方式將生產要素組織起來，進行統壹經營、按股分紅並負有限責任的所有製經濟形式。公私混合製中的私有成分，並不改變公有經濟的性質，而其公有經濟成分通過與其他所有製經濟的融合，不僅能更好地發揮

　　公有經濟凝結其他經濟成分形成規模經濟效益，還能保證和促進公有資本保值增值。

　　由於以公有經濟為主的公私混合製不僅借助公有生產要素對經濟產生作用，也借助私有生產要素對經濟產生作用，並推行新凱恩斯主義提倡的政府管控的自由市場經濟，而其指導思想是國家在通過市場需要配置資源、調控經濟運行的過程中，不斷借助市場監控和調節，對市場缺陷進行彌補修正，使之不但符合國家發展要求，也符合社會發展目標，還符合人民生活需要，因此，不管哪個國家，都應確立並維護以公有經濟為主的公私混合所有製在國家中的主導地位，以至於確立並維護公有經濟在國家中的主導地位，這樣不但符合社會客觀要求，也符合經濟發展規律，還具有深遠而重要的戰略意義，最終既有利於國家科學發展，也有利於營造公平的社會環境。

　　1、公有經濟地位

　　迄今為止，經濟形態不外乎三種：壹種是私有製，壹種是公有製，壹種是公私混合製。而經濟運行方式卻僅有兩種：壹種是市場經濟，壹種是計劃經濟。

　　相比而言，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經濟運行方式起著主導作用，不僅影響人類發展的進程，也影響社會發展的水平，還影響人民生活的質量。由於計劃經濟是生產由統壹安排、產品由統壹分配的經濟方式，完全寵信壟斷而扼殺競爭，以致機製僵化，效率低下，缺乏生機。而市場經濟則不僅是生產由各個生產主自己安排，生產主之間互相交換產品的經濟方式，還積極維護競爭而禁止壟斷，所以富有活力，以至長盛不衰。市場經濟有兩個特點：壹是有大量獨立自主的分散決策，二是產品以交換為目的進行生產。經濟活動雖然應該有宏觀的調節，但大量獨立的決策主體才能反映經濟人的自主性和創造性，生產主要是為了交換，而不是自給自足。簡而言之，由於市場經濟依據市場規則、市場價格、市場競爭進行資源配置，因此不僅實現效益最大化，還實現效率最優化，以至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既是市場經濟的壹般規律，又是市場經濟的根本原則。

　　盡管私有製崇尚競爭，推崇市場經濟，不僅機製靈活，還講求效率，富有活力，可因是個人擁有生產要素，只顧追求個人利益，從而造成社會不公，最終導致貧富懸殊，導致社會變形，導致國家失衡。

　　盡管公有製是全體人民共有壹切生產要素，講求分配公平，可因推行壟斷，以致不僅排斥私有生產要素，還扼殺經濟競爭；不僅寵信計劃經濟，還推崇平均主義；不僅生產效率低下，還機製僵化，缺乏生機。

　　盡管公私混合製是全體人民共有壹部分生產要素，另壹部分歸個人所有，但由於兩者不僅同時對經濟產生作用，還通過市場需要配置資源，調控經濟運行，更借助市場監控和調節，對市場缺陷及時進行彌補修正，因此既符合國家發展要求，也符合社會發展目標，又符合人民生活需要。

　　具體地說，公私混合製是指在生產社會化和專業分工進壹步發展的條件下，各種不同所有製經濟按照壹定的原則，主要以入股的方式將生產要素組織起來，進行統壹經營、按股分紅並負有限責任的所有製經濟形式。公私混合製中的私有成分，並不改變公有經濟的性質，而其公有經濟成分通過與其他所有製經濟的融合，不僅能更好地發揮

　　公有經濟凝結其他經濟成分形成規模經濟效益，還能保證和促進公有資本保值增值。

　　如今，公私混合製分為兩種，壹種是以私有生產要素為主而以公有生產要素為輔的公私混合製，壹種是以公有生產要素為主而以私有生產要素為輔的公私混合製，前者從資本主義私有製自由市場經濟演變來的，而後者是從社會主義公有製高度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中演化來的。其中以私有生產要素為主的公私混合製雖能彌補市場缺陷，但不能遏製社會不公；而以公有生產要素為主的公私混合製盡管推崇公平公正，並能修補市場缺陷，但由於實行政治壟斷，不僅致使社會道德全面滑坡，也致使公有資產損失慘重，還致使腐敗到處泛濫！

　　在公私混合製中，代表公有生產要素的為公有經濟，而代表私有生產要素的為私有經濟，由此可見，公有經濟不等於公有製，所以並不是社會主義的表現形式；同樣私有經濟不等於私有製，因此並不是資本主義的標誌。此外，公有經濟與私有經濟並不象公有製和私有製那樣相互排斥，以至彼此水火不容，反而能在共同利益驅動下融為壹體，不是形成以公有經濟為主的公私混合製，就是形成以私有經濟為主的公私混合製。

　　相比較而言，以公有經濟為主的公私混合製，不僅比以私有經濟為主的公私混合製優越，還比以私有經濟為主的公私混合製科學，因為公有經濟不僅能集中社會大量經濟資源，混同私有經濟資源，根據市場需要進行科學配置，投入國家各項建設，而且，還以公有資本為龍頭，借助股份製吸納私有資本，既帶動各方面投資，又能實現共同增殖；既帶動內需，又能擴大出口；既帶動相關產業，又能不斷擴充就業崗位，以至於不但有助於提高生產力的水平，也有利於促進生產關系的完善；不但有助於宏觀經濟平穩運行，也有利於國民經濟持續增長；不但有助於創造各種就業門路，也有利於通過全民分紅提升社會福利標準，最終促使國家健康發展，促使社會繁榮文明，促使生活日新月異！

　　簡而言之，由於以公有經濟為主的公私混合製可使公有資本、非公有資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因此既有利於公有資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競爭力，也有利於非公有資本取長補短、相互促進、共同發展。

　　更主要的是，公有經濟不僅是國家的命脈，也是國民經濟的支柱，還是國家財政收支重要的來源，既肩負調控宏觀經濟運行的使命，又擔負調整微觀產業結構的重任，不但要為社會提供大量的就業崗位，還要為社會縮小貧富差距，為社會保障體系輸送給養，為失業人員和弱勢群體提供基本生活福利。

　　此外，不管從社會發展規律來看，還是從經濟運行規律來看，如果社會財富過度集中、沈澱，而積累在少數人手裏，壹方面導致貧富懸殊，導致社會變形，導致國家失衡；壹方面導致社會購買能力嚴重不足，使社會經濟循環中斷，而不斷引發經濟危機，以致既危害國家發展，又損害的多數人的利益。由於私有經濟導致社會財富都積累在少數人手裏，因此通過發展公有經濟每年向全民分紅，不僅促進社會消費，還避免社會財富過度集中、沈澱，從而既達到促使經濟持續發展的目的，又能為多數人牟利。

　　總之，由於以公有經濟為主的公私混合製不僅借助公有生產要素對經濟產生作用，也借助私有生產要素對經濟產生作用，並推行新凱恩斯主義提倡的政府管控的自由市場經濟，而其指導思想是國家在通過市場需要配置資源、調控經濟運行的過程中，不斷借助市場監控和調節，對市場缺陷進行彌補修正，使之不但符合國家發展要求，也符合社會發展目標，還符合人民生活需要，因此，不管哪個國家，都應確立並維護以公有經濟為主的公私混合所有製在國家中的主導地位，進而確立並維護公有經濟在國家中的主導地位，這樣不但符合社會客觀要求，也符合經濟發展規律，還具有深遠而重要的戰略意義，從而既有利於國家科學發展，也有利於營造公平的社會環境。

　　盡管以公有經濟為主的公私混合所有製存在公有經濟和私有經濟之分，但彼此並非勢不兩立，反而能在共同利益驅動下有機結合起來，不但形成合力，也能相互製約，還能同甘共苦。另外，雖然公有成分超過私有份額，可兩者享有平等權利，誰都不能鑄就壟斷，只能控股經營，因為限製公有資本高度集中，迫使公有資本化整為零，只能混同私有資本組成股份製企業。而在關系國計民生的企業，公有股份至少占有壹半；對於壹般行業，公有經濟或控股或參股，或退出或不介入，這都根據具體情況決定。

　　由於這種以公有經濟為主的公私混合所有製國家以公有經濟為主體，以私有經濟為輔助，因此公有經濟不僅是國家的命脈，也是國民經濟的支柱，還是國家財政收支重要的來源，既肩負調控宏觀經濟運行的使命，又擔負調整微觀產業結構的重任，並基於市場需要，配置公有資源，分布公有資產，監管公有資產經營主體，指引公有資本流動方向，監控公有資本流動速度。也就是說，為了優化調配公有資源，為了防止公有資產流失，為了促進公有資本增殖，不但酌情調整公有經濟戰略布局，還要酌情調整公有經濟運作戰線，以至酌情調整公有資源全盤布置，調整公有資產分布結構，調整公有資本流動方向及其流動速度。凡是關系國計民生的重要行業、重點產業、大型企業，公有資產都占主導地位，私有資本只起輔助作用。而其它普通行業、壹般產業、中小企業，公有資本或控股或參股，或退出或不介入。對於富有發展潛力的高新技術企業，公有資本通過風險投資，或控股或參股。如果公有資產因為企業倒閉，或者因為經營虧損，而遭受損失，壹方面通過資產重組，把損失降到最低程度，壹方面通過追究項目經理人的責任以儆效尤。而即使有些公有資本損失殆盡，只要確保絕大多數的公有資產繁衍生息，也就確保公有經濟的總體利潤不斷攀升，從而確保國民經濟持續增長，確保綜合國力越來越強，確保人民生活蒸蒸日上。

　　2、公有經濟管理

　　過去，不論是推行計劃經濟的國家，還是實行市場經濟的地區，公有經濟都由政府托管，因而，導致政資不分、政企不分；導致政府機構臃腫不說，還不務正業；導致政府直接管理公有經濟，直接配置公有資源，直接調配公有資產，以至於直接從事經濟活動，直接參與金融管理，直接幹涉企業經營等。

　　盡管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中國已經廢除了毛澤東時代的極權計劃經濟，而漸漸轉向市場經濟，但因為公有經濟壹直都由政府托管，所以不僅導致改革成本不斷增加，還導致開放支出不斷加大；不僅導致政府不堪重負，還導致腐敗泛濫成災；不僅導致社會怨聲載道，還導致公有經濟發展緩慢……為此，有的學者認為這是公有經濟不能與市場經濟融合造成的，可事實上，公有經濟會使得市場經濟更有效率，而這壹論斷理論的依據出自1977年諾貝爾經濟獎獲得者詹姆斯?米德。詹姆斯?米德，他不僅是凱恩斯的學生，也是現在世界各國使用的GDP核算法的兩個發明人之壹，而他最深刻的論證就是：「公有資產的市場收益可以降低對稅收和國債的過度依賴，提高整體經濟效率。」國家如果不能依賴國有資產的市場收益，則只能依賴稅收和國債。但稅率過高會降低個人和企業工作和創新的積極性；而發行國債過多又會擡高利率，不利於生產性投資。將國有資產、稅收和國債三者做整體通盤的考慮，通過國有資產的市場收益來降低稅率和減少國債，是米德對西方「自由社會主義」理論的重要貢獻。

　　在此以香港為例來直觀說明米德的「自由社會主義」中公有資產收益和稅收的關系。香港連續數年被國際評級機構評為世界上「最自由的經濟體」，因為香港稅率很低，所以不僅鼓勵人們創業，還增強人們工作的積極性。香港之所以能承受低稅率的同時又能給居民提供免費的基本醫療，原因就在於香港政府有壹大塊公有資產——土地，而土地使用權的市場拍賣收益為政府所有。在以公有經濟為主的公私混合所有製中，公有資產可以發揮類似香港土地的作用，因此，不能把出賣公有資產作為發展的指導思想，尤其不能腐敗性的、運動性的、指令性的售賣公有資產。為此，米德提出「倒轉」英國的國有化模式，政府減少行政管理，但從國資中代表全民真正拿到市場收益。

　　以往在計劃經濟體製下，政府直接管理公有經濟，直接調劑公有資源，直接調理公有資產，直接從事經濟活動，直接參與金融管理，直接幹預企業經營等，尚且越俎代庖，尚且貽害國民經濟，尚且貽誤各行各業，既分散政府精力，又浪費公有資源；既加大政府管理費用，又損耗公有資產；既加重政府財政負擔，又亂用公有財產，結果政府焦頭爛額不說，國民經濟還每況愈下，何況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中，更會成事不足，敗事有余，不但損害政府基本職能，還不利於公有資源配置；不但加劇政府機構擴張，還不利於公有資產布局；不但加大政府財政支出，還不利於公有資本流動，因而，致使政府沒有幹好本職工作不說，財政赤字遞增不說，管理成本攀升不說，還使公有資源不斷亂置，還使公有資產不斷流失，還使公有資本不斷虧蝕！

　　首先必須明確，政府基本的職責在於捍衛人民利益，在於捍衛國家主權，在於捍衛民族尊嚴，在於維護社會安定，在於維護公有資產和私有產權，在於維護社會經濟和其它方面的秩序，在於主持社會公平公正，在於保護公民及團體的合法權益，在於基礎設施建設，在於保障弱勢群體的基本福利，在於提供優質的公共產品和周到的公共服務，在於製定對外政策，創造有利的國際環境，在於保障公平競爭，在於加強市場監管，在於推動可持續發展，在於促進共同富裕，在於彌補市場失靈……而不在於確定經濟增長指標，不在於直接調控宏觀經濟運作，不在於直接管理經濟，不在於直接調整公有經濟戰略布局，不在於直接調整公有資源宏觀配置，不在於直接調整公有資產分布結構，不在於直接操控公有資本流動方向和流動速度，不在於直接從事金融管理，不在於直接幹預企業經營……因此，為了確保政府集中精力，幹好本職工作；為了確保政府精兵簡政，提高服務質量；為了確保政府輕裝上陣，切實履行職能；同時，為了確保宏觀經濟平穩運行；這了確保公有經濟持續增長；為了確保公有資源得到優化配置；為了確保公有資產不斷增殖；為了確保公有資本不斷贏利，必須專門設立壹個不受政府管製的權力機構，全面負責公有經濟的管理，而其基本職能在於調控宏觀經濟運作，不但製定公有經濟的發展戰略，也製定公有經濟的運行方針，還製定公有經濟的運作機製，並且指導公有資源配置，指導公有資產布局，指導公有資本流動。

　　表面上看，公有經濟管理機構同行政管理部門壹樣，都屬於國家權力執行機關，實際上是國家擁有的巨型財團，也是國家最大的經濟實體，不僅負責管理公有經濟，還負責配置公有資源，還負責監管公有資產，還負責經營公有資本。

　　具體下設有工業管理部、農林管理部、金融管理部、科技管理部、文教管理部、紅利分配部、衛生及綜合管理部、財務管理部、審計管理部。除了紅利分配部負責每年分紅，其他各部的職責在於優化配置公有資源，指導公有資產布局，監管公有資本流動，監控下屬各局運作。僅以工業管理部為例，其下設信息產業管理局、航空航天管理局、機械製造管理局、冶金煤炭管理局、石化輕紡管理局、軍工管理局等。

　　而各局的基本職責在於指導公有資本和私有資本融合，監管公有資產經營主體，監控公有資本流動。而各公有資產經營主體，直接管理公有資產，直接調動公有資本，直接調整產品結構。必須說明的是，凡是公有資本控股或參股的經營主體，不管是選人管理，還是聘人經營，都必須建立內部製約系統，建立內部監督網絡，建立內部獎懲機製。

　　更主要的是，充分發揮工會的作用，實行有工會參與的民主管理、民主經營、民主決策，以防揮霍公款，以防貪汙腐化，以防損公肥私，以防資產流失，以防資本虧蝕，以防無的放矢。

　　展開來說，工業管理部的職能壹是在於根據現代企業製度，不但確立法定代表人在公司治理中的中心地位，健全協調運轉、有效製衡的法人治理結構，還以規範經營決策、資產保值增值、公平參與競爭、提高企業效率、增強企業活力、承擔社會責任為重點，建立企業優勝劣汰、經營者能上能下、人員能進能出、收入能增能減的市場化經營機製。

　　二是在於不僅打造符合市場經濟運行規律的公眾公司，實現整體上市或核心業務資產上市，還培育具有國際競爭力和影響力的企業集團，支持有條件的企業開展境外投資和跨國經營，提升國際化經營水平。而推進企業上市發展規範運營，不但利用國內外多層次資本市場，推動企業整體上市、核心業務資產上市或引進戰略投資者，成為公眾公司，也實現投資主體多元化、經營機製市場化，還根據上市公司管理模式和運作規則，建立企業真實、準確、完整、及時披露相關信息的製度體系。

　　三是在於建立公開透明規範的公有資本流動平臺，通過統籌規劃，優化完善公有資本流動平臺運營機製，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功能，推動公有資本控股上市公司、非上市公司開放性市場化重組整合，實現資源、資產、資本、資金的良性循環。另外，既健全公有資本收益保障機製，又完善覆蓋全部經營性公有資本控股企業、分級管理的公有資本經營預算製度。

　　四是在於明確功能定位並實施分類管理，不僅突出企業市場屬性，也兼顧股權結構、產業特征、發展階段，實現差異化管理。競爭類企業，以市場為導向，以企業經濟效益最大化為主要目標，兼顧社會效益；功能類企業，以完成戰略任務或國家重大專項任務為主要目標，兼顧經濟效益；而公共服務類企業，以確保項目正常運行和穩定，實現社會效益為主要目標，引入社會評價。

　　五是在於規範設置法人治理結構，競爭類企業，推進以外部董事占多數的董事會建設，強化董事會專門委員會功能，董事長為法定代表人。而功能類和公共服務類企業，公有多元投資企業原則上董事長為法定代表人，非多元投資企業設壹名執行董事任法定代表人。履行出資人職責的機構委派或推薦監事會主席和外派監事，與企業內部監事組成監事會。功能類和公共服務類企業，外派財務總監。

　　六是在於建立市場化導向的選人用人和管理機製，不僅全面推行企業領導人員任期製契約化管理，也明確責任、權利、義務，還嚴格任期管理和目標考核，保持合理的穩定性和必要的流動性。競爭類企業，按有關規定落實董事會選人用人、考核獎懲、薪酬分配權。合理提高市場化選聘比例，在市場化程度較高的企業，積極推行職業經理人製度，更好發揮企業家作用。此外，加強對董事會市場化選聘經理層工作的指導，明確選人用人標準，規範管理辦法，完善配套政策。

　　總之，建立完善企業領導人員發現培養、選拔任用、考核評價、激勵約束機製，建立壹支勇於創新的企業家隊伍。

　　七是在於完善註重長效的激勵約束分配機製，不僅企業領導人員收入與職工收入、企業效益、發展目標聯動，連行業之間和企業內部都形成合理的分配激勵關系，從而建立健全企業核心骨幹長效激勵約束機製、與市場機製相適應的分配機製。符合法定條件、發展目標明確、具備再融資能力的公有資本控股上市公司，實施股權激勵或激勵基金計劃。人力資本密集的高新技術和創新型企業，則實施科技成果入股、專利獎勵等激勵方案。另外，完善企業領導人員薪酬體系，符合條件的競爭類企業實施股權、現金兩種類型的中長期激勵，功能類和公共服務類企業完成重大任務後，經考核配套實施專項獎勵，以至健全與長效激勵相配套的業績掛鉤，財務審計和信息披露、延期支付和追索扣回等約束機製。

　　八是在於完善公有經濟管理機構監管體製機製，以管資本為主加強公有資本控股企業監管，健全經營性公有資本集中統壹監管的公有資本管理體製，同時，以產權為紐帶，推進產業與金融結合，加快產業與金融等各類資本優化配置，切實履行資產收益、選擇管理者和參與重大決策等出資人職責。另外，優化公有資本監管方式方法，不但履行出資人職責的機構依法製定或參與製定公司章程，使之成為各類治理主體履職的主要依據，還加強戰略管理、發展目標、布局結構、公司治理、考核分配和風險控製等管理，從而構建科學合理的公有資本監管體系。

　　總之，公有經濟管理機構作為國家公有資產監管機構，主要是對全國公有資產進行價值形態上的監管。在這個平臺上，實行統壹的公有資產價值管理、財務管理，建立以「價值管理」為核心的財務管理體系，建立統壹的壹體化的信息系統，不僅使公有資產集中統壹管理和分層次、分行業管理相結合，也使統壹規範管理和個性化管理相結合，還使價值形態管理與運行同步，使資產形態管理與運行同步，使價值形態與資產形態管理、運行同步等。而通過公有經濟管理機構，國家可隨時了解和把握公有資產總體狀況、運行態勢，及時有效地進行宏觀調控。

　　顯然，公有經濟管理機構脫離政府獨立，不但有助於政府減肥，有助於政府加強基本職能，有助於政府幹好本職工作，有助於政府提升服務水平，有助於政府降低管理成本，有助於政府減輕財政負擔，有助於政府提高工作效率，有助於政府提供優質的公共產品和周全的公共服務……而且，有利於公有經濟混同私有經濟建立科學的經濟體系，有利於公有資源優化配置，有利於公有資產茁壯成長，有利於公有資本百花齊放，有利於公有經濟不斷結出碩果，有利於國民經濟不斷發展壯大……不僅如此，由於公有經濟管理機構掌控社會大量經濟資源，既能根據市場需要進行科學配置，又能借此帶動、吸納、引導私有經濟資源，投入國家各項建設，而且，還以公有資本為龍頭，借助股份製吸納私有資本，既帶動各方面投資，又能實現共同增殖；既帶動內需，又能擴大出口；既帶動相關產業，又能不斷擴充就業崗位，因此不但有助於提高生產力的水平，也有利於促進生產關系的完善；不但有助於宏觀經濟平穩運行，也有利於國民經濟持續增長；不但有助於創造各種就業門路，也有利於通過全民分紅提升社會福利標準，最終不僅促使國家健康發展，也促使社會繁榮文明，還促使生活日新月異！

　　更重要的是，由於公有經濟管理機構只受法律約束，不受任何權力機關控製，並同行政部門壹樣，也是國家權力執行機關，雖然彼此職能各異，卻都擁有同等權力，因此，不但相互製約，也相互監督，相互促進，既擴充了分權製衡系統，又加強了分權製衡的功效。

　　3、公有經濟分紅

　　由此可見，既然公有經濟管理機構脫離政府獨立，那除了是國家權力執行機關，也是國家最大的企業集團，還是全民所有的經濟實體，而其職責則在於：既要根據市場需求配置公有資源，又要借助股份製吸納私有資本投入國家各項建設；既要肩負公有資產增殖的重任，又要擔負每年向全民分紅的使命，既要確保公有資本控股的企業可持續發展，又要滿足全民對公有資本投資的報酬率要求，而最終確保國民經濟持續增長，確保綜合國力越來越強，確保全民生活蒸蒸日上。

　　其中，全民分紅也就是「社會分紅」，是指每個公民，沒有任何其他條件、僅根據其年齡和家庭狀況就可以獲得免稅的社會紅利。而設立社會紅利既給每個人提供同樣的、基本的、無條件的收入來促進平等，又提供壹部分不受勞動市場靈活性所要求的變化的影響的收入，來減小個人風險。

　　早在1936年，米德就在《經濟分析與政策導論》壹書中已提出了「社會分紅」的構想，即國家把從投入社會化企業的資本和土地獲得利潤的壹部分作為社會分紅分給消費者，而將另壹部分作為對社會化企業的再投資。1938年，米德又在《消費者信貸和失業》壹書中進壹步明確將直接分給每個公民的「社會分紅」作為「反周期」的政策工具，使它起到在經濟蕭條時期的擴大消費的作用。

　　其實，在米德看來，「社會分紅」的作用遠不只是作為「反周期」

　　的政策工具，更重要的是「社會分紅」比有條件的「失業救濟」更能促進就業。「有條件」是指只有失業了才能領救濟，而且失業者還得證明自己在不斷找工作。而「社會分紅」則給每個公民提供同樣的、無條件的基本收入，即無論就業與否均享有「社會分紅」，這就調動了「社會分紅」受益者接受低收入職業的積極性。這乍聽起來違反直覺，因為「無條件的社會分紅」似乎比有條件的失業救濟更加削弱了接受低報酬工作的積極性。但米德用下面這個例子來反對這種直覺：

　　如果現行的有條件的「失業救濟」是100元，米德的方案則是，無條件的社會分紅80元，如果失業再加20元。這樣壹來，失業者如果找到工作，則不再領20元救濟，但仍有80元無條件的社會分紅。因此，只要外面工作機會的收入大於20元，就會激勵失業者去找工作。

　　1978年，以米德為首的「米德委員會」發表改革英國稅製的報告。

　　該報告認為，當代西方稅製在效率和公平兩方面都有嚴重缺陷。例如，雖然名義上英美等國個人所得稅是累進的，但有著極為復雜的減免條件，富人有很多合理避稅途徑，而工薪階層則成為納稅主體。更重要的是，當代西方稅製的管理成本很高。「米德委員會」經測算後認為，可以選擇不太低的單壹稅稅率，廢除現有的稅收減免，並同時對每個公民進行無條件的「社會分紅」。這種「單壹稅」加「社會分紅」比起現行的名義上的累進所得稅，更促進效率與公平。而米德委員會所設想的社會分紅的來源，不只是稅收，還包括公有資產的收入。

　　同樣，利用公有資產的收益進行社會分紅，現在世界各地有很多實踐。比如自1982年以來，美國阿拉斯加州政府用該州的石油資源收入撥款設立壹個獨立於政府之外來運營的資源永久基金，迄今連續24年給在該州居住6個月以上的公民發放社會分紅，每人每年幾百至上千美元不等。

　　盡管米德並不主張公有資產的全部收益都用於對公民個人的社會分紅，但認為把壹部分收益用於直接對個人的社會分紅有多種益處，除了擴大消費，除了促進就業，除了簡化稅製，直接對個人的社會分紅還可以加強人們對公有資產的關心度，還能使社會保障體製更完善。

　　事實上，英國在布萊爾推動下，已經向社會分紅的方向邁出了第壹步，即英國已開始給每個新生兒童壹筆錢，存入該兒童的「教育賬戶」。

　　過去，以私有經濟為主的國家普遍通過社會福利製度、捐贈鼓勵措施、個人收入調節稅、遺產稅、財產稅等渠道，對社會財富進行再分配，可並沒有避免社會財富過度集中、沈澱，從而既達到促進社會消費，促使經濟持續發展的目的，又能為多數人牟利。而大力發展公有經濟，借助公有經濟管理機構每年向全民分紅，並綜合利用社會福利製度、捐贈鼓勵措施、個人收入調節稅、遺產稅、財產稅等途徑，對社會財富進行再分配，那不但避免社會財富過度集中、沈澱，而積累在少數人手中，還既促進社會消費，又為多數人牟利；既加強人們對公有資產的關心度，又使社會保障體製更完善；既促進就業，簡化稅製，又促使經濟持續發展。

　　需要說明的是，公有經濟管理機構向全民分紅與把公有經濟股份分配給全民有所不同，原因就在於公有經濟股份分配給全民是壹種將公有資產私有化的行為，雖然分股時的行為與公民身份有關，但之後以公有資本控股的企業的分紅行為只與股份的所有權有關，也許若幹年以後，以公有資本控股的企業會同其它股份製企業沒什麽區別。而公有經濟管理機構全民分紅只與公民身份有關，因而保存以公有資本控股的企業全民所有製性質。

　　如果公有經濟管理機構盈利而不分紅，不但導致利潤留在內部而無法進入社會形成購買力，以致造成社會內需不足，還導致自身資金充裕，導致投資旺盛，造成局部經濟過熱，進而引發通貨膨脹。而公有經濟管理機構把利潤按壹定的比例直接分給全體公民，不僅向社會添加了經濟持續運轉的強勁動力，直接帶動消費而拉動需求，而促進經濟增長，還能減少公有經濟管理機構資金留存，防止公有經濟管理機構投資主導的通貨膨脹，以至於既能促進經濟持續增長，又能抑製通貨膨脹。

　　不消說，社會消費的增長可使各類企業更好的盈利，而公有經濟管理機構的盈利增加又可向全民提供更多的分紅，這是壹個不斷良性循環的發展過程。如果公有經濟管理機構把利潤留存，那就起不到這樣良性循環的作用。由於私有經濟使得社會財富積累在少數人手中，而公有經濟管理機構如把利潤留存而不分紅，必會導致社會購買能力嚴重不足，使社會經濟循環中斷，以致不斷引發經濟危機。而通過公有經濟管理機構向全民分紅，壹方面促進社會消費，壹方面避免社會財富過度集中、沈澱，從而既達到促使經濟健康發展的目的，又能為多數人牟利。

　　此外，公有經濟管理機構把壹部分利潤直接分給全體公民，並沒

　　改變社會中流通貨幣的總量，而改變的只是貨幣分配的方向。公有經濟管理機構的利潤是企業創造社會價值的體現，公民得到的貨幣與社會中的財富是相對應的，公民多消費壹點，企業相應就少消費壹點。

　　這樣全民分紅使百姓得到的收入才是真正的財產性收入。而通過普遍加薪並不能提高百姓的財產性收入，因為通過行政手段全國性大範圍短時間的增發工資，向社會投放的貨幣與社會中創造的財富並沒有掛鉤，也就是說購買力的增加與社會供應並不同步。這樣增發的工資只不過向社會中多投入了壹部份貨幣，只會造成貨幣貶值，從而轉化成為物價上升，使拉動內需的效果化為烏有。而全民分紅在拉動內需方面由於能惠及每個公民，具有非常精細的渠道，受益非常均等，有利於營造壹個公平的社會環境，避免了經濟發展在時間和範圍上的忽熱忽冷。這也是其它拉動內需手段如基礎建設等所不具備的。因此，公有經濟管理機構把利潤按壹定的比例向全民分紅既是自己的責任，又是國民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

　　尤其重要的是，建立公有經濟分紅的長效機製，不但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還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不但是國民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還是增加居民財產性收入的最佳措施；不但是順應科技發展的必然結果，還為宏觀政策精細化調控打下堅實的基礎；不但不會使公有企業實力削弱，還是經濟終極發展的必然產物。

　　第壹，就公有經濟分紅具有重要的戰略和現實意義來講。毋庸置疑，公有經濟分紅可以大力促進社會消費，而社會消費的增長可以使企業更好的盈利，而企業盈利的增加又可以向社會提供更多的分紅，這洋就形成良性循環的發展過程。如果公有企業利潤留在企業內部或者留在公有經濟管理機構內部，就起不到這樣良性循環的作用。而如果被公有經濟管理機構收繳後用來投資，那同留在企業進行投資沒什麽本質區別，如不繼續投資就起不到拉動經濟的作用。

　　如今，無論是依靠投資拉動經濟，還是漲工資都容易使經濟面臨通貨膨脹的壓力；而漲工資會使企業經營面臨更大壓力，因此，都只能解壹時之需，難以從根本上改變經濟的發展模式。而對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障體系的加大投入，雖然也有助於刺激內需保增長，但這部分投入見效時間太長，以致陷入遠水解不了近渴窘境。而公有經濟分紅在拉動內需方面由於能惠及每個公民，具有非常精細的渠道，受益非常均等，有利於營造壹個公平的經營環境，避免了經濟發展在時間和範圍上的忽熱忽冷，而這是其它拉動內需手段（如基礎建設、招商引資等）所不具備的。

　　因此，不管是在應對經濟危機方面，還是在拉動內需方面，還是在促使經濟可持續發展方面，公有經濟分紅都會產生舉足輕重的作用。

　　最主要的是，公有經濟分紅不僅能大力刺激消費，還能有效拓展消費市場，從而使消費成為經濟發展的火車頭，以至徹底改變過去那種以出口或投資為主導的發展模式，而這不管是對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還是對國民經濟健康持續增長，都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和現實意義。

　　第二，就公有經濟分紅是國民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而言。如果占主導地位的公有企業不分紅，壹方面使得企業的盈利留在企業內部，無法進入社會形成購買力，因而導致社會內需不足，另壹方面使得企業資金充裕，投資旺盛，造成局部經濟過熱。而這樣日積月累，就會產生通貨膨脹與內需不足兩種特征重叠的現象。以致經濟越發展，企業盈利越多，這個問題也就越突出，這種現象在過去經濟發展歷程中曾多次發生。

　　這種矛盾的存在，既給宏觀調控管理帶來極大的難度，又使調控政策經常在刺激經濟與控製通脹之間周期性頻繁轉換。遠的不講，就說金融危機以來，中國開始實行低利率的寬松的貨幣政策，並不斷調低銀行準備金率。但時隔壹年，經濟剛有起色，還達到真正好轉之時，通脹來臨的征兆卻已十分明顯了，致使央行不得不再次調增銀行準備金率。雖然國家壹再重申寬松的貨幣政策沒有改變，但已很明顯的流露出對通脹的憂慮。

　　如果把公有企業壹部分利潤，直接分配給全體公民，那壹方面能直接迅速地拉動需求，促進經濟增長；另壹方面又可以減少企業內部資金留存，防止企業投資主導的通貨膨脹，因而既能促進經濟發展，又能抑製通貨膨脹。可見，如果不建立公有經濟分紅的長效機製，不落實公民享有公有經濟分紅的權利，那國民經濟就不會持續健康發展。

　　第三，就公有經濟分紅是增加居民財產性收入的最佳措施來說。

　　其實，把公有經濟壹部分利潤直接分配給全體公民，並沒有改變社會中流通貨幣的總量，改變的只是貨幣分配的方向。企業的利潤是企業創造社會價值的體現，而公民得到的貨幣與社會中的財富是相對應的，公民多消費壹點，企業相應就少消費壹點。因此公有經濟分紅使百姓得到的收入成為財產性收入。而借助提高工資水平，借助政府通過財政支出發紅包消費券，並不能提高百姓的財產性收入。因為通過行政手段大範圍短時間的增發工資等，向社會中投放的貨幣與社會中創造的財富並沒有掛鉤，也就是說購買力的增加與社會供應並不同步。這樣增發的工資只不過向社會中多投入了壹部份貨幣，只會造成貨幣貶值，從而轉化成為物價上升，使拉動內需的效果化為烏有，而這也是歷次加薪時社會反映的實際情況所驗證的。

　　由此可見，建立公有經濟分紅的長效機製，既是增加百姓財產性收入的良策，更是拉動內需最佳的措施。

　　第四，就公有經濟分紅是是順應科技發展的必然結果而言。顯然，科技的發展在帶給人類福音的同時，也使就業崗位不斷縮減。過去，工業的發展曾為社會提供了許多就業渠道，但工業自動化的發展將使無數的傳統工人陷入失業狀態，而隨著信息及智能技術的發展，連不少白領的地位都岌岌可危。

　　即便國家千方百計提供盡可能多的就業機會，但科學與技術發展的車輪，將把壹個個就業崗位碾碎。因此不論是通過增加就業來發展經濟，還是通過發展經濟來增加就業，這種措施在壹段時間裏是可行的，但放在整個歷史發展進程中是徒勞無益的。

　　那麽，要想保持社會的穩定，只有使人們共同受益於科技的進步，即建立起利益共享機製。具體來說，社會保障可以起到部份作用，而采用公有經濟分紅則更為恰當，因此，建立公有經濟分紅的長效機製是最適合不過的選擇。

　　這樣，國家無需在提高企業經濟效益與保就業之間左右為難，以至無論企業如何壓低人工要素成本，如何裁員，只要企業能將壓縮成本所帶來的盈利廣泛地分配給社會，或通過公有經濟分紅讓百姓享有基本的生活保障，那麽即使所有工作都由機器人生產線來完成，每個人照樣衣食無憂！

　　第五，就公有經濟分紅為宏觀政策精細化調控打下堅實的基礎來講。大家都知道，要想灌溉先得修好水渠。為什麽中國的很多宏觀政策往往在執行中走了樣，效果打了折，這是因為水渠沒修好，基礎不完善。就拿美元來說吧，美元可以做到持續大幅貶值，而人民幣卻不敢去做。為什麽？因為美國在市場分配之外，可以通過社會保障體系、政府補貼、捐贈等再分配渠道，使國民得到壹部份額外收入。這樣美元貶值後，如果每人再補貼壹部份收入，每人的相對收入還等於是不變。而美國之外美元的持有人手中的鈔票卻是實實在在發生了貶值。

　　如果人民幣貶值，無論是國外還是國內老百姓手中持有的人民幣全部貶值。這樣不但毫無意義，反而所冒風險巨大。

　　正因為美國有這樣完善的基礎製度，所以，美國可以將很多宏觀調控手法運用得揮灑自如，以至為本國人民篡取盡可能多的利益。同樣的事情，中國總是煞有介事地進行這樣那樣的宏觀調控，比如利率、存款準備金等，其實也就是充當擰擰水龍頭角色，卻弄得管理層很累。

　　豈不知別人也是同樣擰水龍頭，可效果卻不壹樣，別人是精細化的滴灌，而我們是漫灌，效果可想而知。

　　由於全民分紅賬戶具有唯壹性，因此將來既可以進壹步作為精細化社會管理的基礎，也可以作為稅收製度改革及反腐的監管賬戶，而全民分紅渠道的快捷性與精確性，還可以使其用作扶貧賑災的快速發放通道等。

　　壹旦建立起來全民分紅機製，無論有沒有紅利可分，不管對中國而言，還是對世界來說，都開創了壹個新時代，必將會為未來的宏觀調控政策帶來更大的施展空間。

　　第六，就公有經濟分紅不會使公有企業實力削弱來講。由於公有濟分紅讓百姓重新認識到公有企業的重要性，因此對公有企業的種種批評將會轉化為對公有企業的呵護，以至將到處縈回百姓要求增強和壯大公有企業的呼聲與訴求。

　　所以，公有經濟分紅不僅不會使公有企業實力削弱，反而會使公有企業實力不斷增強。不僅如此，公有經濟分紅還會使百姓增強主人翁意識，既加強了對公有企業的監督管理，又會使國企的經營管理者更加清楚自身的使命感，也會使公有經濟管理機構所擔負的責任更加清晰具體，從而增強自身的責任意識。

　　此外，全民分紅不僅使公有企業成為全體國民永久的福利源泉，還有助於使全民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障製度順利普及，使國家早日實現幼有所養、老有所扶、孤弱病殘皆有所依，經濟發展全民共享的和諧社會。

　　總之，全民分紅不僅能全面解決經濟問題，更能有效地解決政治、文化、教育、醫療、道德、環境保護、社會治安等各方面存在的問題，從而使百姓的生活水平越來越高。

　　第七，就公有經濟分紅是經濟終極發展的必然產物而言。從經濟運行的規律來說，如果社會貧富差別過大，財富嚴重積累在少數人手中，將會導致社會經濟循環停滯，從而產生經濟危機。而市場經濟中的叢林法則是大資本家和大企業占有更大的生存優勢，也更容易獲得財富，從而使整個經濟生態失衡。

　　為此，西方國家借助反托拉斯法、社會福利製度、鼓勵捐贈、個人收入調節稅、遺產稅、財產稅等，千方百計想把自身的弊端降到最低程度。同時，不但通過法律手段防止企業獲取壟斷地位，而且普遍采取市場經濟之外的各種措施對財富進行再分配，促進社會消費，避免社會財富過度集中、沈澱，以達到經濟持久健康發展的目的，形成政府與非政府組織、個人、強製與公益等多渠道多層次分配方式。甚至連他們的股票交易市場也在體現著這種理念，盡可能使企業向社會分紅，並向社會最大範圍內分紅。因此，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在過去的幾十年內經濟波動的幅度都不大。

　　由於公有經濟可以使國民經濟永遠處於國家可控範圍之內，而全民分紅機製又像遍布整個國民經濟的毛細血管，可源源不斷地為社會經濟發展提供著新鮮的營養和動力，因此，公有經濟分紅是根除兩極分化的有力手段。而要想實現全民分紅，那就必須發展公有經濟，並充分利用市場調節的效率，來實現企業的最大盈利，然後把這些盈利的壹部分，通過全民分紅機製公平地分配到全社會，從而產生新的社會需求。

　　當然，確定公有經濟分紅比例，不僅要根據公有經濟管理機構可持續發展需要，還要滿足全民對公有資本投資的報酬率要求。只有這樣，才能既確保公有經濟的健康發展，又確保全民享有應得的紅利。

　　總之，由於公有經濟管理機關象行政管理機構壹樣只受法律約束，只受其它權力機關製約，只受社會全面監督，而不受任何權力機構管製，更不受哪個政黨操縱，而其首腦完全通過普選產生，任期有限，到期更叠，壹旦走入邪門歪道，必將遭到嚴懲，因此，可根據自身的職能，不僅調整宏觀經濟運行，也調整微觀產業結構，更通過發展公有經濟每年向全民分紅，調節社會分配，並為社會縮小貧富差距，為社會保障系統輸送給養，為失業人員和弱勢群體提供基本生活福利，以至促進社會消費，避免社會財富過度集中、沈澱，從而既達到促使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目的，又能為多數人牟利。

中國政府對工人階級的禍害

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 二零二零年

20世紀40年代後期，以蘇聯東歐為後援，中國共產黨領導了壹場社會革命，摧毀了舊的統治者。革命後的新生官僚機器，掌握了全部國家權力，而工人階級卻壹直被排除在社會管理之外了。隨著官僚獨斷造成的弊端日益明顯，比如官僚的物質特權與群眾生活改善變慢、工業建設的巨大浪費與經濟決策的盲目，社會不滿開始增多。

在70年代初，中國的執政者開始在政治上接近資本主義世界的列強，以換取維持生存必需的技術設備。在80年代，中國經濟開始融入世界市場，表現為吸引外資、加強出口，逐步推進市場改革，也催生了新的有產群體，最終於90年代讓中國徹底回到資本主義的懷抱。



自80年代以來的市場改革與工商業大躍進，造成了中國國內各階層持續震蕩的分化組合，並深刻改變了世界資本主義的格局。在這個歷史過程中，工人階級首先受到了國企改製[1]、大量職工失業、半失業（下崗）的沖擊，全社會迅速出現了貧富分化。舉例來說，老工業基地遼寧的遼陽鐵合金廠曾有數千職工，1999年工廠改製後，為了落實生活費與社保，工人們反抗了四年。他們是被逼上梁山的，在寫給地方大員的呼籲書中，鐵合金廠的職工這樣描述下崗後的慘景：



「那些衣著襤縷，勞動服都沒了的工人百姓，他們自認有德無能。灰心到眼下壹味蔫氣；難心得年貨想買而不能買；痛心於所需要啥沒啥，真是路有凍死骨，窮在街頭無人問」[2]



為了盡量廉價地分食國有資產，國企改製從壹開始，各種舞弊就是大行其道、遍及全國的。在遼陽鐵合金廠的例子中，工人揭發說：



「在破產討論投票會招開的前壹天，市政府指令市公安局抓走三名工人代表，還有五位工人代表由於群眾、家屬的阻攔抗爭下才未被如願抓走。破產投票討論大會當天，廠門前員警林立，警車橫行，嚴陣以待，如臨大敵。破產領導小組負責人操縱我廠（因特殊情況）不參加破產的工人投贊成破產票，唆使廠工會幹部想方設法讓贊成票超過半數」[3]



這種等同於公開搶劫的行為，自然激起鐵合金廠工人的憤怒。雖然他們無奈地表示「我們知道開放以來，由於各種原因，廠礦企業破產，買斷、並軌是大勢所趨，事在必行。」[4]，但由於他們數年間不斷的集體串聯、上訪，2002年3月又在遼陽舉行了連續三天示威遊行，而讓國家感到必須殺壹儆百。很快，當局抓捕了姚福信等壹批抗爭積極分子。又過了壹段時間，在對工人的基本要求有所滿足後，在釋放了多數被捕工人後，2003年姚福信和另壹位工人被判刑[5]。後來，在四川、湖北等地，也有下崗工人抗爭骨幹因為組織行動被判刑[6]。



在下崗工人的反抗中，有姚福信這樣比較公開的帶頭者，也有人采取了相對婉轉的做法，比如不直接出面，而是躲在幕後出謀劃策。通化鋼鐵廠的壹位退休工人吳敬堂，是這樣描述他如何協助當地工人行動的：



「我們大集體的鬥爭，去年8月讓他們下崗，他們沒有辦法，想起了維權，找到了我，我在背地幫他們參謀，給他們寫了材料。他們100多人在辦公室門前進行了維權，不到2個小時，領導出來講話，讓他們回去，宣布不讓他們下崗了。」[7]



後來，為了通鋼改製的問題，他終於走上前臺，在外積極上訪，希望達成壹個工人、國家和資方都說得過去的平衡結果。在2009年震動全國的通鋼事件中，大量工人圍堵聲稱要繼續裁員的資方代表，最終導致這位資方人士的死亡。當時，也許是為了把事態控製在「坐下來談」的狀態，老吳試圖勸說街頭的工人保持克製，卻被憤怒的工人揍了壹頓[8]。



有些時候，由於下崗問題特別嚴重，當地政府也會對工人的集體行動、乃至自發組織睜壹只眼閉壹只眼。1999年，隨著改製的實施，東北某拖拉機廠爆發了工人抗議。很快，壹批工人成立了自稱為「退休職工管理委員會」的半地上組織。從1999年到2007年，除了以「退委會」的名義反復向上級政府呈交本廠改製違法亂象的舉報材料，還在廠區的宣傳欄上堅持貼大字報，揭露改製者的貪婪、鼓舞工人保持鬥誌。



此外，「退委會」公開組織的工人行動，也達數十次之多，分別有堵路、集會、包圍行政樓等等。這些行動的主要參與者是本廠退休職工，抗議目的分別有發放/保留取暖費、退休金不等。2007年，由於當地社保部門取消了這家工廠的統籌外養老金[9]，「退委會」組織了壹千多人連續上訪省委，並與警方發生沖突，兩名職工受傷，保留統籌外養老金的目標也失敗了。



類似「退委會」的下崗工人組織，是數千萬原國企職工遭遇生活劇變後，不可避免的產物。隨著入世後中國製造業的迅速興起，不少內地省份也再工業化了，吸收了部分失業工人。同時，國家開始對下崗工人的退休、醫療有所保障。於是，改製抗爭慢慢消退，「退委會」壹類的組織，或者說核心帶頭人的聯絡網，也就壹定程度消融於無形了。



然而，當「大下崗」尚未離社會生活遠去時，沿海的私企工人，已經開始了對剝削壓迫的本能反抗。作為壹個群體，這只新生的無產階級隊伍最終遠遠超過了壹億人[10]，他們的鬥爭也壹直延續到今天。

90年代初期，隨著三資企業的迅速增加[1]，資本主義工廠的典型壓迫就在中國迅速復活，並飛速擴大著範圍。



據官方報道，早在90年代初期，三資企業的管理就以野蠻著稱，而工人待遇很差。上海某鞋廠禁止員工上班時間上廁所，福州某臺資企業強迫「違規」的工人學青蛙跳、淋雨、暴曬。管理打罵工人是家常便飯[2]，企業普遍不簽勞動合同[3]、沒有休息日、強製大量加班而不給加班費，克扣工資、濫罰款以及亂收費[4]。車間的勞動條件多半違反國家規定，造成了大量的工傷、職業病，比如製鞋女工的苯中毒現象，在那個年月裏已經開始蔓延[5]。



無論當時或現在，沿海私企的工人通常來自貧困的農村，教育程度低，也沒有國企工人過去積累的集體意識。他們出來打工，往往急於多賺壹點錢寄給家裏。很長壹段時間，他們願意忍受各種苦難。在90年代中期，某外資企業的壹個女工被外籍管理無故毆打，第二天她得到了幾百元補償，自己滿意，同事也很羨慕[6]。



但反抗畢竟發生了，並不斷擴大[7]。為了追討拖欠的工資、入廠押金或者抗議老板搜身檢查，有些工人以威脅跳樓作為抗議。因為罰款、工資結算不清或者廠裏用假幣發工資，出現了工人仇殺老板、管理的現象。更普遍的反抗，是罷工。



壹開始，拖欠工資是工人罷工的主要原因。後來，官方每次提高最低工資標準，也成了工人要求加底薪的機會。罷工中，工人有時會痛打保安、打砸機器甚至掀翻警車，或者把老板、高管堵在廠裏迫使他答應工人的條件。



2004年，東莞的壹家大型臺資鞋廠「臺興國際」發生數千人的騷亂，工人搗毀廠區、圍毆臺籍管理（即「臺幹」），與警方打成壹鍋粥。事後，有多位工人被捕。在看守所裏，壹名被抓的工人解釋了他參與騷亂的原因：



「我是進廠兩年的熟練工人了，但（按照廠裏的升級製度）還是1級，三月份我只領到680元，四月份更少了。如果是0級，拿到手的可能還不到500元，廠裏答應補40元，也沒有告訴員工這是什麽錢，出事的那天我們發現這40元也沒補下來。



2004年以前，工資都是準時在19號發，現在時間拖後了，老板也不向我們解釋原因，春節回來後，很多工人身上已經沒錢了，我們宿舍有幾位工人都在借錢生活。原以為今年的工資會好壹點，結果還少了壹大截。」[8]（二審前律師會見臺興廠被捕工人屈某的筆錄）



除了賺錢少，臺興工人還要忍受來自管理的公開侮辱。騷亂過後，壹位工人向訪談者控訴說：



「臺幹在車間的權力是獨壹無二的，沒有任何人可以挑戰他們。臺幹壹般也不來車間，但只要他來車間，工人就知道肯定有事情要發生，工人在廠區見到臺幹還必須敬禮。臺幹經常罵的話就是『大陸豬』，女工見了臺幹都不敢吭聲的，那些臺幹都很下流，有的臺幹還在車間對女工動手動腳的，有些女孩為了升級（考核）什麽也不顧了。」[9]



就這樣，日積月累的工人怒火終於噴發了，日漸頻繁。2010年，中國發生了壹次工人鬥爭的小高潮，表現為幾個工業中心的眾多罷工[10]，壹定程度促成了2010-16年間全國工人工資的普遍增長。



罷工中，難免會有工人代表出現，他們有時是普工，有時是管理。從壹開始，罷工中的帶頭人/發起人/工人代表/談判代表就是老板和國家聯手防範的對象。在勞資糾紛中，常見的現象是，老板就算在金錢上讓步，也要設法「槍打出頭鳥」給代表壹點顏色，目的是保持對工人的日常威懾。1994年廣州某紡織廠拖欠工資引發糾紛，治安員闖入宿舍使用「催淚槍」恐嚇工人代表。2003年，某四川出國勞務工人在境外發動中國工人罷工要求改善待遇、並給項目管理方遞交了聯名請願書。回國後，他因此被判刑兩年。2015年，東莞某鞋類代工廠工人罷工要求補繳社保，廠方在對工人讓步後，以曠工為由開除了5名工人代表，並得到當地勞動部門的配合。



很多時候，工人代表不想跟老板撕破臉。但在老板眼裏，只要有可能，任何帶頭挑戰工廠秩序的人都得受罰。幾年前，惠州某美資電子廠換了老板，員工希望按稅前工資為標準計算補償金，跟廠方談不攏就罷工了。當時，幾個組長特意做完了手頭要發的貨，才參與行動，但事後她們還是被處分了，其中壹人被開除。在開除通知書上，廠方給那個組長羅織了壹大堆可怕的罪名[11]，雖然她只是去辦公室轉了壹圈找人交涉員工的要求。



盡管常常吃力不討好，作為壹個群體，沿海地區工人行動的帶頭人/代表還是伴隨著新的行動，春風吹又生，並分化出了不同的類型。在本文中，筆者嘗試對幾種類型的帶頭人實踐略作總結。





壹、依托工會，為工人謀利益的「小丁主席」






妳站在哪壹邊，小夥子？

妳站在哪壹邊？



我壹定要照良心作

並且盡我全力

——Billy Bragg《妳站在哪壹邊？》







近十年來，中國官方的全國總工會斷斷續續地嘗試加強在工人中的基層影響。在沿海主要的工業中心，全總增加了會員數量，也推動過關於工資待遇的勞資協商。確實，在個別利潤特別大、工種技術含量高的行業，這種協商是有存在空間的。比如說，深圳的鹽田國際是全球最大的集裝箱港區，2007年，它的幾百名龍塔吊司機發動罷工，結束了工資十年不漲的局面。隨後，司機們在工會的框架內進行了六年集體協商，平均每年工資遞增不超過10%。2013年，他們嫌工資漲得太慢，又罷工了36小時，當年，資方立即同意漲30%。



當然，在絕大多數企業，工人無法像鹽田的塔吊司機那樣，通過工會談判定期加工資。何況工會本來就沒什麽動力幫工人跟老板對著幹，全總自己都承認「勞資矛盾激化和企業工會形同虛設有關，不少工會成了企業老板代言人。」（原廣東省總工會主席鄧維龍）[12] 只有當上級工會願意撐腰，又出現了敢於挑起擔子的領頭人，企業工會才可能有所作為。



上海某臺資五金廠的工人小丁，就是這樣壹位難得的領頭人。他退伍兵出身，平時愛看書報，雖只是個普通員工，但人際關系搞的不錯。後來，他這樣解釋自己在廠裏的好人緣：



「大部分工人每天壹起吃住，在這個廠裏面有不少是我的老鄉，我們相互之間的關系都不錯的，大家都挺信任我。有什麽難處都會想到我，找我幫忙，我也很樂意給他們出點力。」[13]（2006年8月與工會主席小丁的訪談）



2003年，上海市上調了最低工資標準，臺灣老板沒有跟著加底薪，工人就鬧起來了。實際上，這家廠的工人對老板的刻薄早有不滿。幾年後，壹位工人回憶說：



「（2003年停工抗議之前）有個工人連續加班三天，人太累了，白天上班吃不消就趴在機器上睡了壹會，結果被經理發現了罰了壹百塊錢。乖乖，人家加三天班都沒有壹百呢！幾天白做。」[14]（2006年8月某工人訪談）



工人選出了包括小丁在內的幾位代表跟廠裏談，沒有談出什麽結果。在小丁的提議下，工人給鎮工會寫了聯名信，申請建立工會。同時，工人連續罷工三天，讓廠裏感到了壓力。或許是罷工的刺激，或許也要完成增收會員的上級任務，不管怎麽說，鎮工會有反應了。最初，鎮工會想讓工廠所屬工業園的工會主席兼職領導這家廠的工會，但工人拒絕了：他們了解這位主席，他壹直替老板說話。最後，鎮工會同意由員工與辦公室人員按人數比例自行推舉候選人，並在廠內直選。結果，小丁當選了主席，壹位普工、壹名倉管當選工會委員，行政部的人未能當選任何職務。



選上主席以後，小丁繼續當他的員工，但從老板那裏爭取到了單獨的辦公室與每月三天的工會工作帶薪日，還買了書籍鉆研勞動法規。經過那次罷工，老板也略有讓步[15]。隨後的幾年，雖然工會沒有大動作，但只要有員工投訴，小丁還是盡量跟廠裏交涉，自然引起了老板的厭惡。2006年，廠內出現過匿名大字報，以員工的口吻咒罵小丁的人品和能力，把他氣個半死。後來，他感慨地說：



「我也想通了，他們有的人就是故意要整整我，好讓我泄氣。企業裏面工會主席確實沒有什麽權力，我有時候做的工作就是吃力不討好。」[16]



2007年，鎮工會對這家廠進行了普法培訓，讓工人發現多年來加班費壹直被老板克扣了壹部分。不久，某天下班後，小丁在車間召集了員工的臨時大會討論這事，多數人對追討欠賬沒信心，只希望老板以後依法支付就好了。小丁向廠裏轉達了員工的心聲，但臺灣經理拖了幾天後，拒絕更改加班費的計算方法。小丁又請鎮工會出面周旋，結果加班費標準倒是變合法了，可以前的補貼變少了，宿舍收費漲了，工人的實際收入沒增加。這時，鎮工會閃到壹邊，任憑小丁怎麽登門請示，壹口咬定廠裏有權利調整補貼金額，這方面上級工會幫不了忙，要不妳們去仲裁吧！碰了壹鼻子灰之後，小丁再次召開員工臨時大會，這次工人有點火氣了，80%的人投票支持追討以前的加班費。



很快，小丁前往勞動監察部門投訴，但勞監人員並不熱心，敷衍地來廠轉了壹圈就沒了下文。難道只能走勞動仲裁的路了嗎？研究過相關條文的小丁知道，仲裁需要大量的等待時間，對工人是不利的。他跟兩個委員開始向區工會求援，幾次三番找上門去。最終，在區工會法律援助中心的安排下，勞監、工人與廠裏協商解決了加班費問題，廠方給予了工人壹定的補償。再後來，臺灣派來了新經理，對工會客氣了許多，在員工待遇上的態度也軟了壹點。



顯然，小丁是壹個認真幫員工爭取眼前利益的帶頭人，摸索出了壹些門路。他知道工人的力量有限，很註意不與老板、政府輕易鬧翻，同時也有膽量反過來施加壓力，用罷工對付老板，用耐心「求援」的姿態催促上級工會主動壹點。面對來訪的學者，他坦率地說出了自己的想法：



「我們組織停工也就是為了對經理施加壹定的壓力，讓他能夠尊重我們的合法權益，另壹方面我們也希望（借助停工）引起上級工會的關註，積極保護我們的利益。說實話，停工抗議也是有很大風險的，如果上級政府不站在我們這壹邊，我們再抗議也沒有用」[17]（2007年11月小丁訪談。）



與工人壹起商議的時候，他盡量利用員工臨時大會這條渠道，形成明確的多數意見，讓自己的壹舉壹動有依循、有底氣。用他的話說，「基層工會本來就是弱勢群體，如果職工不站在我們這裏，我們的工作就沒法做」[18]（2007年11月小丁訪談。） 另壹方面，他並非是純粹技術性的多數派傳話筒。2007年，當鎮工會在加班費問題上撂了挑子，有的工人提出去區政府門口示威，但小丁不贊成，他傾向於利用現有的規則，設法促使官方向廠裏施加壓力。看來，是他說服了廠裏的工人既堅持與老板交涉，同時遵守了不遊行、不堵廠門、不集體上訪靜坐的原則。



在小丁及其工友的實踐中，區工會壹定程度上對他們維權的認可，起了重要作用：



「（區工會法援）那裏電話壹打，果然監察大隊的人就又來了，他們從公司找到證據，開出處理意見書，讓經理限時處理。」[19]（2007年11月小丁訪談）



可如果上級工會不認可、甚至反對工人的要求呢？小丁的看法是「如果上級政府不站在我們這壹邊，我們再抗議也沒有用」 而上級工會作為國家機器的壹部分，它的態度，說到底反映的是當地政府的相關立場。



作為個人，小丁為工人說話的方式，是爭取官方的理解。作為壹個整體，中國工人普遍沒有準備好與國家公開對立，更是壹個基本事實。幾年前，深圳市某玩具廠搬遷，工人發動了要求補償金的行動，最後幾乎壹無所得。壹位參與行動的工人後來反思說：



「（我們）為什麽到最後全部妥協簽字了呢？就是聽政府的人那樣說（工人的要求不合理），好像自己沒理了。所以說，政府的說法是很有決定性的。」[20]



確實，這些年來中國工人壹直沒有產生逆流而上、與現有秩序對抗的動力。但只要外部環境提供了改善待遇的機會，工人還是很容易起來行動，也不忌諱利用工會或其它組織形式爭取利益，只要還沒遭到國家的禁止。除了工會這條渠道，隨著中國大量出現品牌代工廠，落實「企業社會責任」的實驗在國內開始流行，也給了壹些工人在維權領域有所作為的空間。



二、「員工代表小組」的活躍分子有才






於是工廠主

拉裏

問我們這些操作工如何促進勞資

之間的民主氣氛



「我認為，咱們應該設壹個意見箱！」

路易斯喊了壹聲

並咧嘴笑了



我們壹致附和，但拉裏的臉色變白了

說

「恐怕我在意見箱裏讀到的壹些東西會把我

嚇壞了。」

——沃斯《壹個躲在辦公室裏的卑鄙吝嗇的混蛋控製狂》







有才是河南人，2010年高中畢業到了中山某服裝廠當倉管。當時，這家廠主要為某國際大品牌做代工，內部「奉行監獄式管理」（有才語），僅僅是辭工不批壹項，就逼得許多人丟了壹個月工資自離。有才進廠時，品牌商指定的「企業社會責任」項目，即員工代表小組活動，已經在廠裏搞了壹段時間。按照項目的規定，小組是選舉產生的，選出來的小組成員有權跟廠裏協商員工的生活、待遇問題。



雖說有了這麽個小組，但似乎無所作為。進行第二期小組選舉的時候，甚至很少有人願意參選。有才年紀小，比較活躍，還在晚會上表演過節目，不少人認識他。結果，他稀裏糊塗地當選了。第二期小組以當過產線組長的阿東為核心，阿東為人沈穩、辦事認真，不願討好上司，結果被廠裏調去打雜。後來的小組活動中，阿東坐鎮指揮，有才沖鋒陷陣，兩人配合默契，其他代表也比較支持他倆。幾年後，對自己在小組裏的那股子積極勁兒，有才解釋說：



「我為什麽要這麽積極地參加這個員工代表小組呢？壹方面有空閑，另壹方面也有壹點責任感，就是我參加這個小組了，總要做點事。也可能有點不服輸的心理因素」[1]





老板對這個小組的態度是：只要不談錢，其它的事都不妨拿出來談談。但是員工很想跟老板談錢的事，尤其想提高做貨的單價。員工小組多次找廠裏談單價問題，老板躲了，經理搪塞，最後不了了之。單價調整不成，小組沒有泄氣，為員工解決了幾件生活上的「瑣事」，比如熱水器修理，安裝打碎的宿舍窗玻璃。對這些壹次性的小開支，廠裏還算通融。



這家廠的食堂，采購由保安隊長兼任，買回來的食材很差。有才把食堂的爛肉拿到行政樓給經理過目，還跟廚師自費去市場看價格，最終迫使公司撤掉了保安隊長的采購職務。不過，食堂經過整頓，飯菜質量雖然好了些，價格也貴了。



經歷了幾場外圍的「戰鬥」，員工小組又殺回了「談錢」的主戰場。他們發起了兩三百人簽字的聯名信，要求提高全勤獎、加班費。這次，老板躲不掉了，雙方談的比較火爆。對這場談判，小組做了壹些準備。對此，有才回憶說：



「談判時是有分工的，就是盯著老板，不讓他轉移話題，問他答復的期限。不能讓廠裏主導話題，要不然廠裏就給我們拉到雲裏霧裏的，什麽都搞不到了。老板想主導談判，他就壹直搶話題。妳在說壹個東西，他會從另壹個角度慢慢給妳岔開。我們說全勤獎三十塊過去還可以，現在物價漲得多麽高，老板就附和說：對呀，現在什麽都漲了，原料也漲價。這就跑題了，妳得拉回來。



我們的分工是提前談好，根據各自性格確定的。我是負責把話題拉回來的。有的代表性格粗獷壹點，就負責跟老板拍桌子，壹拍桌子老板就不高興啊，阿東就打圓場。……廠方扯東扯西，我們再拉回來。最後告訴我們何時答復。所有的問題談完了，自然就結束了。」[2]



當老板最後的借口「最近接不到單」也被員工戳穿後（作為倉管，有才掌握訂單的動態），廠裏不得不給工人漲了壹點錢。



本質上，員工小組是品牌商的公關產物，對廠方有壹點影響，但也要註意分寸。所以，當工人因為工資拖欠而罷工時，小組沒有直接出面，只暗地裏給工人提了幾條註意事項。為了與同事們打成壹片，有才還想出了搞「意見墻」征集全廠工人要求的點子，等於在工人中間造了壹股輿論，無形中給廠裏施加了壓力，也顯示了小組是有群眾支持的。



對小組的積極活動，廠方的對策是拖延、敷衍，給點過得去的讓步，再就是講人情、拉關系。確實，在拉關系上，高管們都很有壹套：



「會議上人事部經理跟我們據理力爭，私下跟我們喝喝酒，不談廠裏的事，拉拉家常。有時莫名其妙就打電話約我們出去吃飯、宵夜什麽的，感覺像哥們壹樣，搞得我們有時候不好意思跟廠裏提意見。」[3]（有才）







附：2004年廣東某製衣廠的「員工委員會」





要說明的是，「企業社會責任」在中國的實踐，已經頗有壹些年頭了。至少在2004年，廣東已經有了類似的實驗。當時，在品牌商的要求下，某服裝代工廠成立了「員工委員會」。委員會僅限員工選舉產生，每月開會壹次，開會時有雙倍底薪補貼，委員會成員每月另有30元固定補貼。按照規定，委員會的責任是協助廠方計算單價、協調休假/加班、保障準時發貨、組織勞動技能競賽還有拔河、文藝晚會，甚至要過問員工的手機充電以及購買地下六合彩的情況。



與有才所在的那家廠壹樣，這家服裝廠的老板也不願意談錢，對委員會提出的工價問題始終推諉，直到沒了下文。相應地，在其它領域，廠裏的態度略微靈活壹點。當時，由於管理們拉幫結派，各條產線之間分貨不均、苦樂不均的現象比較嚴重。壹批員工通過委員會給老板寫聯名信，要求公平分貨，否則「采取進壹步行動。」 接到信後，老板還算重視，大致解決了這個老矛盾。



與2010年有才所在的工廠氣氛有所不同，這家製衣廠的工人對委員會比較重視。也許，2004年的工人普遍待遇更差、掙錢更少，而對任何改善都比較敏感？也許，是製衣廠「企業社會責任」項目的經辦者花了更多的心思？我們無從得知。但成立委員會後，製衣廠不少工人的面貌著實變得積極了。他們開始敢於同廠方交涉，主動學習弄清楚廠裏的經營情況，也有了壹點階級的自覺。



員工委員會某成員在幾十個廠摸爬滾打過，對委員會誕生前後，工人在老板面前的不同表現，他深有感觸:



「特別氣人的是定額問題，做定額時，總是會出現妳慢他快的叛徒，有的工人就是看重壹點小錢，結果老板把定額定得很高，想拿超產獎就越來越難了。現在有員工委員會就好壹些，我們與老板去爭，不是代表我們個人，也不用擔心老板報復妳。



以前我們也有工人去爭過，但妳幾個人如何敢啊，連大聲說話都不敢，也說不過老板，老板兇壹些的話，大家都不說了，現在我們會壹起商量如何來說，有扮紅臉有扮黑臉的。」[4]



有的女工在廠裏幹了好多年，壹直不知道自己的工資怎麽算出來的。她們心裏不服，但找不到解決辦法。委員會讓她們有了開口講話的機會：



「有時候工人根本就搞不懂公司是如何算加班費的。我提的問題其實我們在宿舍及爭論過很久，後來由員工委員會提出來，廠長的答復比較滿意。這件事也教會員工如何來算自己的加班費，什麽是最低工資。」[5]（員工代表甲）



有的工人為人正派，在廠裏就容易被穿小鞋。對他們來說，委員會似乎撥開了雲霧，讓工人可以自己主持公道，也感到了工人需要自己的組織：



「有的班長排外，妳提他意見他就報復妳，我現在是員工代表，有這個身份我說話也方便些，有時候為員工的事得罪人也不用擔心別人報復。我認為員工委員會只能代表工人，與管理層包括班長就是要搞對立的，如果員工委員會跟他們站在壹起，那還要它幹嗎？」[6]（員工代表乙）



而六年後，有才同樣在員工小組的活動中，找到了為自己人辦事的自豪感：「（員工）找我們，說明信任我們！」 [7]



與此同時，依托廠商、自上而下的實驗畢竟有著天然的局限。為了給品牌商壹個過得去的交代，代工老板可以給工人壹點甜頭，但也到此為止。委員會運行壹段時間後，工人深切地感受到了這壹點：



「我們廠加班費和工時是要比外面好壹些，這與員工委員會的爭取有關，但是工價問題老板是永遠不會讓步的，工人最大的牢騷就是工價，每次來新貨時我們就要爭壹次，但效果都不大」[8]（員工代表丙）



眾所周知，對工價標準的壟斷，是老板壓榨工人的通行手段，絕不會輕易放棄。對此，這家廠的管理方也敞開天窗說了亮話：



「員工委員會不可能走得太遠，要是哪天老板不配合，不支持，這個機構就會停下來，當然矛盾也可能會更多壹些，有些問題是不會讓工人討論的，比如工價問題」[9]（生產廠長）



說到底，大繁榮時期的品牌公關需求，讓工人有些機會，可以相對平和地從老板那裏奪回壹星半點的利益。但只要工人想得到更多東西，他們與老板的碰撞就難以避免了。



在碰撞中，當老板與工人都不願意明顯退讓，欺騙、恫嚇以及赤裸裸的國家暴力，都會攔住工人的去路。







三、不願跟老板鬧得太僵，卻被抓進大牢：某港資家私廠罷工代表老吳






老板的錢，經常穿上製服

變成警察和官員

用法律當作盾牌站成壹線

——徐平《采訪筆記 罷工幹部素描》







中國加入世貿後，珠三角的工廠出現了爆炸式增長，規模、人數和產量都擴大了許多倍。2008年以後，由於地價、環保和工資升高，深圳的工廠開始轉移。為了平衡工業布局，讓工業遷移更有方向性，2011年深圳市政府主動出手，製訂了五年外遷壹萬家企業的計劃。搬遷的過程裏，圍繞補償金和社保問題，發生了不少勞資糾紛，也出現了壹批帶頭工人/談判代表。這批人當中，2013年某港資家私廠搬廠罷工的壹個帶頭人老吳，罷工失敗後坐了壹年牢，最後被無罪釋放，創了珠三角工人行動的壹個記錄。



老吳是湖北人，上過專科，出來打工二十多年。他是個愛動腦的人，追求上進，跟他壹起在其它廠打過工的工友回憶說：



「我開沖床，認識了老吳。他因為有學歷，當了廠裏的QC。那時候，他給我感覺是能說會道的，還會看圖紙。他從來不賭錢，不打牌的，愛看書。」[10]



2004年，老吳進了這家港資家私廠。廠內的管理方式，是那些年珠三角常見的「非打即罵」型。據工人講，它的老板親手打過「犯錯」的工人，老板弟弟（俗稱二老板）很喜歡罰工人的款，原有的壹些節日福利也逐年取消了。2006年老板在惠州建了新廠，哄騙了壹批老廠工人過去，也埋下了反抗的種子：



「惠州新廠偏僻，招不到人。當時去惠州的人也有後悔的，心裏就有壹團火，覺得被坑了，被老板騙了，窩囊，但是都不知哪裏被坑了，不知道怎麽發火。找政府部門投訴不起作用，也沒人幫我們。」[11]（老吳）



老吳性格溫和，喜歡交朋友，輕易不會惹事。有時他實在看不慣，也會站出來：



　「有壹次下班，很累，排隊打卡的時候有人插隊，很亂。有個年輕的保安壹下子跳到桌子上罵。我說妳罵誰呀，老子長老子短的，這裏哪個不是妳大叔大媽？他就要打我。我們人多，把他扭倒了。」[12]

　

2007年他受了工傷，在病房接觸到某勞工服務機構，頗感新奇。他開始學法律，學怎麽算工資，怎麽依法辭工。2012年，在這家機構的鼓勵下，老吳向相關部門投訴了廠裏的違規行為（食堂強行收費、不發工資條、不給員工繳社保），有些效果。作為報復，老板壹度不讓他加班[13]。廠方的排斥沒有嚇倒老吳，2012年後，他經常在工廠附近做普法宣傳，廠裏不少人因此認識了他。



2013年春節過後，廠裏傳出風聲，老廠要關閉了，機器和人員都去惠州新廠。壹群老員工和產線組長開始串聯應變，想從壹貫吝嗇的老板手裏爭取到經濟補償金。老吳也參與了。同年四月，四五十個工人、組長開了壹次會，統壹了訴求[14]，決定只要老板把機器裝上車，就罷工。三天後，當老板真的派人搬機器，罷工就開始了。



由於事先打下了基礎，代表的現場產生是很簡單的：



「（罷工第壹天）下午，我們選了八個代表，其中5個是組長，3個是普工。選代表的時候，有幾個鐵皮房擋著，二老板秘書他們看不到。整個過程幾分鐘搞定。『這個是代表，同意不同意？舉手同意。』代表都是口才比較好的。」[15]



老吳在內的八個代表還指定了20個聯絡員，負責跟工人的日常聯絡，開會時常常是二三十人壹起參與。罷工工人扣留了老板租來裝機器的貨車，組織人手把守廠門，同時在廠裏張貼「告工友書」，派人去勞動部門、工會上訪。



對罷工初期的情況，老吳回憶說：



「什麽事情八個代表都是壹起商量的。每天早上和晚上各開壹次會。每天晚上都有壹兩個代表帶著二三十個工友守夜，怕老板把車子開走。我們開會都是在宿舍裏。前期工作是比較好的，老板怎麽說也沒能讓我們動搖，大家有什麽事都在會上說，在會上安排。」[16]



罷工開始後，工人積極參與搞行動、守廠門，也提建議：



「不是所有的事都是預先想到的。工友想到了就會提議，比如值班要安排夜宵，買面包餅幹。我們幾個代表把工友提的意見綜合起來。」[17]



發生罷工後，老板先是要求大家辭工或者復工，工人不聽他的。老板又表示「我改主意了，不搬廠了」，工人回答他：「妳當我們是三歲小孩麽？」 然後，老板躲起來裝了幾天死，這期間有人自稱「警察」去廠裏嚇唬工人，也有貌似流氓的社會閑漢出現在廠外。但工人還是很齊心，而且壹直扣著老板租的貨車。發現壹時啃不下這塊硬骨頭之後，資方終於和緩了口氣，答應給補償金，只是數目需要好好商量。聽到這番話，工人代表開始急於向廠方表示和解了，當晚放掉了老板租的貨車。回憶起這個決定，老吳顯然有些後悔：



「（資方律師對我們說）老板有誠意，工人也要拿出誠意。我們就中招了。我們覺得原來老板不願意談，現在願意談了。我們就說行行行，要拿出誠意來。」[18]



需要指出，罷工期間，當地基層部門對工人的態度是敷衍、裝糊塗以及維持表面的有商有量，但在實質的工人要求上，始終袖手旁觀。看到這些場景，有的代表難免心生顧慮，擔心太強硬了可能得罪政府：



「我們也怕如果不放車，把政府惹火了，到時候不給我們解決就麻煩了。」[19]（貨倉部員工代表）



當時，有些老員工反對放掉貨車。她們本能地預感到，如果不能捏住老板的痛處，要他拿出錢來是千難萬難。她們表示：



「老吳把廠裏搬機器的車放走了，我們都罵他。他做這個事不能代表我們。」



但面對代表的疑慮，比如「政府嫌我們不通融，翻臉怎麽辦？老板生氣了不願談怎麽辦？」，這些老員工除了大喊「去市政府！」，也拿不出什麽對策。



不管怎麽說，放走貨車後，老板就變臉了，不再理睬工人。罷工前，老吳與串聯的其他核心分子比較樂觀：「當時我估計（罷工）7天內就能解決，因為有壹批貨要出。」[12] 如今發現事情可能拖下去，人心開始渙散。有的代表退出了，有的員工不再參與守廠門，轉頭跑電動車拉客、在家裏做手工。有關部門也對老吳施加了壓力：不許他發微博直播罷工新聞，他的親屬被動員來遊說他洗手不幹，出租屋的房東要他搬家。



面對老板和國家的聯合陣線，工人的情緒焦躁起來了，更加傾向於盡快行動，早點解決。生活的經驗告訴他們，搞點動靜出來，政府就可能重視自己的事。雖然嘴上不聲張，但代表們暗地裏默許工人沖兩下，指望著如此這般可以讓政府給老板壹點壓力。壹位女工說出了大家的共同看法：



「我們以前看到過（堵路）。有個電子廠，老板搬廠不願意給錢。那些人就堵馬路，壹直堵到萬聯商場那裏。堵了半個小時，那個老板就給錢了。」[13]



在這場二十多天的罷工中，工人前前後後已經搞了不少行動，希望加快問題的解決：為了給工人代表助威，包圍過勞動站；談判不成就在廠外示威、去街道辦靜坐、堵路。在這些行動中，他們有不少人挨過治安人員的打，也蹲過派出所。最後，他們決定遊行去市政府請願，結果在半路上遭到警方的毆打、抓捕，老吳被關了起來。罷工在這壹天失敗了。







作為代表，老吳的方方面面







生活的長期磨練，讓珠三角的很多工人比較謹慎，在自己的理解範圍內，不會輕信什麽人。所以罷工期間，工人往往不會那麽迷信代表，擔心他們反水（當然，工人壹哄而散拋棄領頭人的事也不新鮮）。壹位女工這樣解釋自己對代表的觀望態度：



「（以前）有壹個家私廠要倒閉了，選了壹個代表，後來老板拿錢給那個代表，代表就走了，很多人都沒拿到錢吶，做了十多年的都沒拿到錢。」[14]



罷工之初，老吳成為代表，並不是因為他在工人中有多高的權威，而是他平時喜好結交人，有事別人容易拉著他壹起搞。那幾年與勞工服務機構的接觸，也促使老吳對工人利益有了更多認識。此外，與多數同事相比，他好歹有點鬥爭經驗。



罷工開始後，老吳的作用逐漸突出。這裏邊有壹個原因，是當時其他代表多少都抱有壹個小心思：既然這家夥這麽熱心，就讓他多出頭、分擔風險吧！那幾天大家去工會、勞動局上訪，留的全是老吳的電話…… 很快，派出所、街道都知道有個吳某某在「指揮工人」。當國家最終決定鎮壓罷工，他自然難逃「出頭鳥」的厄運。



更主要的是，老吳的能力、責任心，讓他很容易影響罷工的進程。他的法律知識、表達能力，在談判時派上了用場，是其他代表替代不了的。壹位工人回憶說：



「他講法律是壹條壹條地講。那個廠裏的律師都被他講服了。老吳反應快，不沖動，能主持公道，當然壹般人可能會說他『多管閑事』。」[15]



當局面陷入僵持後，他主動維持大家的士氣，不讓集體放任自流地渙散下去。這方面，其他代表顯得需要他的精神力量：



「老吳看到我們情緒低落了，就安慰我們，跟員工代表坐在壹起，說說話，勸導我們壹下。」（燙金部某組長、工人代表）[16]



共同鬥爭中，老吳這樣對工人有責任感、能跟資方對話而不落下風的代表，自然會贏得壹定的擁戴。老吳被抓後，壹位工人對來訪者講：



「我平時跟（老吳）代表沒來往，只知道彼此是這個廠的，不知名字。這次罷工才認識，壹輩子也忘不掉。我內心講，很崇拜他的。」[17]（型材部某工人）



在談判時，老吳與其他代表都主張對資方「釋放誠意」，事後證明是中計了。當然，相比老練奸猾的老板，他肯定是太「嫩」、太缺乏勞資對峙的歷練了。但這壹錯誤的要害，不在於這群工人及其代表缺少經驗，而是珠三角工人行動的整體氛圍，長期處於壹擊即走、不搞嚴酷對抗的「輕快」節奏中，也就難免在行動中容易傾向於跟老板妥協。



2015年，當老吳出獄不久，壹位觀察者總結說：



「整體上，珠三角工人不怕罷工，有需要的話，也不怕突破法律，采取堵路、阻攔出貨、集體上訪等手段。這些手段，好用的話，工人就用；不好用的話，先暫時擱置起來。就算被打了，被抓了，工人也只是害怕壹會，憤怒壹陣，就過去了，談不上被嚇破了膽，也談不上對老板的深仇大恨。」[18]



這樣的狀態中，工人難以對代表的經驗、見識和決心有嚴格的要求。老吳獲得自由後，也對工人代表的角色有所思考。他提出：



「工人代表不是壹天兩天能產生的。需要漫長的時間，需要和工友們摸爬滾打，形成壹定的關系以後，才能真正地代表工人。否則罷工那壹兩天上去（做代表）的工友，很容易被資方收買。」[19]



在筆者看來，所謂「摸爬滾打，形成壹定的關系」，大致可以理解為在工廠日常的摩擦、抗爭中，促使出現工人鬥爭積極分子的網絡。這樣的網絡，在發生群眾行動的時刻，有可能產生善於推動鬥爭集體向前走的工人代表。



2014年出獄後，老吳成為某勞工服務機構的工作人員，向維權工人提供法律咨詢。2015年以來，珠三角工人鬥爭逐漸落潮，國家也日益排斥非官方的勞資協調實踐。重重阻力下，老吳面臨著人生的十字路口。[20]

改造社會必須深化民主

作者 中國網友 寫於 二零一二年

人類生命要永續不滅就必須要走向世界大同,古代就有人有了這種意識,否則人類必互砍而亡,而大同首先要求人類必須有愛人如已的精神,不愛人是不可能大同的,但是愛人是要用具體的方法與手段作基礎去實現的,籠統地講大同沒有現實意義,必須有核心價值觀的方法與手段,本人不才提出過三個民主理論,就是為了實大同而創的。

因為人類社會太復雜,世界要想大同,只能走民主化的大同,而單方面的民主化必仍是不平等的社會,不可能是真正的大同,所以,必須要全面的民主化.全面的民主化整合起來看也就是在政治.經濟.文化三個方面的民主化,所以本人認為三個民主就是實現大同的價值觀與理論工具,當然本人只是作了壹個總述,具體的還要在實踐中去探索.檢驗與完成.

所謂三個民主即:政治民主、經濟民主、文化民主．人類壹切活動不超出這三方面．

政治民主分為國際政治民主與國內政治民主兩大範圍。國際政治民主上我主張聯合國升級進化為世界聯邦民主政府，軍隊世界化，統壹化，駐紮世界各地。各個聯邦國只保留有自主權的警察系統．國內政治民主上我主張是社會主義大眾民主憲政（包括:社會主義大眾民主政黨立憲製,這個是資本主義君主立憲製的進化,有人也說可以叫黨主立憲製,適合於當代的民主國家）.

經濟民主分為國際經濟民主，國內經濟民主，及企業內經濟民主。國際經濟民主是以全球重要及稀有資源共享，先按全球人口有計劃的配額化的民主協商分配,然後各自根據需要可以轉讓配額,達到各取所需目的.國內經濟民主是以國家範圍內的資源由全民的共產共享和企業內經濟民主是以「耕者有其田、工者有其股」為主要標誌的按照資源股，投資股，勞動股三方共享的人人有股的集體共享。

文化民主以人權至上為原則，包容壹切宗教神話及主義信仰，並用現代科學化解讀壹切，使各種文化公平竟爭，有用的就保留，無用的棄之，從而合眾歸壹,把世界融合為真正的以人為本，自由民主，天人合壹，與自然和諧的普世文化．
．
政治民主目的是使人民真正的當家作主，這是壹切的關鍵．經濟民主目的是共同富裕，人人有股,消除階級與階級鬥爭,利益共享,風險共擔。文化民主目的消除意識上思維上族群上的鬥爭，使人類走向融合和解，文明理性科學！

　　一國先在國內建壹個小範圍的大同試驗區,也就是搞壹個小天國的試驗,成功後再到區域內，最後走向國際，直至世界大同！　
　
　 　三個民主是理想主義理論，目標直指真正的民主化的共產共享的天國大同世界，它指明了未來方向，但並不是要求革命式的壹步到位，而是與生產力發展同步，通過民主化大同壹步步地逼近理想狀態.原則上以非暴力運動為主導,先建立具體的三個民主的製度基礎,並倡導基督的愛人如已的精神來實現人類的和解.如果沒有愛人如已的精神是永遠不能實現大同的。

最後總結壹下大同價值觀就是:"三個民主壹個愛",沒有愛其他壹切都是白說,愛是大同的頭與上體,而三個民主是其的支架下體基礎,如同鼎之三足,少壹個都不行的。沒有基礎支架就不可能產生真正的愛。

馬克思主義與馬列主義之間的區別

作者 季鵬 寫於 二零一九年

對馬克思主義的重新審視





上世紀20年代以後，壹些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學者鑒於前蘇聯官方對馬克思主義壹味作出「極左」的解釋，便以其所掌握的資料，從不同的角度，對馬克思主義作出了不同的解釋，後來發展成為「西方馬克思主義」，「新馬克思主義」，「存在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等等眾多流派。其研究內容主要在兩個方面：壹是對馬克思的著作重新加以考證、註釋；二是認為隨著時代的發展，應對馬克思主義作出某些修正，以恢復其在新時代的「活力」雲雲。蘇聯瓦解崩潰後，這種研究減少了，但仍有繼續。

應該指出，以上這些倡導重新認識馬克思主義的學者，他們大多本來就是馬克思主義的信徒和崇拜者，其中部分人是執政的共產黨國家中的改革派，或相對於對主流派的「異見者」。 他們原來多是共產黨的高官、要員，因受到當權者排斥退出政壇，轉而從事學術研究。所以，這些馬克思主義研究者總的說仍然對馬克思主義持肯定態度，他們研究馬克思主義的目的，主要是想去掉傳統馬克思主義與現代世界潮流明顯抵觸的壹些成分，使它變得「溫和」、「人道」壹些，讓它為新時代所兼容。所以他們的共同之點主要是反對被列寧、斯大林無限強化的「無產階級專政」。

近年來，國內也有重新認識馬克思主義的呼聲，有的學者作出了很有價值的探索和貢獻，鑒於我們長期以來受到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的種種有意歪曲和片面的宣傳灌輸的毒害，重新審視、全面認識馬克思主義是很有必要的。

重新審視和評價馬克思主義主要在以下兩個方面：

（壹）從馬克思所追求的未來社會的藍圖，特別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具體內涵，還原馬克思主義在政治層面的本來面目。

如果僅從階級鬥爭，特別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字面上去理解馬克思主義，很容易將馬克思主義與後來那些自稱馬克思主義者的暴君、惡棍如斯大林、毛澤東們混為壹談。但是，如果認真考察，卻會看到它們之間存在重要區別，雖然馬克思在他的有關無產階級專政的論述中沒有明確、專門解釋這種專政製度的具體方式、內涵，但從其有關的論述中，我們仍然可以看到馬克思所說的這種專政與後來打著馬克思主義招牌的列寧、斯大林、毛澤東們的所作所為存在巨大差別甚至背道而馳。

馬克思所謂的「無產階級專政」首先是指階級的、集體的專政，而不是壹黨專政，更不是個人獨裁。這是它與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學說的根本性區別。

馬克思在受第壹國際總委員會委托而撰寫的對巴黎公社起義的總結宣言《法蘭西內戰》壹書中，對巴黎公社作了高度贊揚，說它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壹次預演」。為此我們就可以認為，巴黎公社的專政模式就是馬克思心目中「無產階級專政」的模式。那麽，「巴黎公社專政」的主要特點是什麽呢？首先，它是壹種工人階級的集體、聯合專政，而不是某壹黨某壹派的單獨專政。當時，巴黎公社中有眾多的革命黨派、團體，它們各自代表壹部分工人、市民的利益和要求，雖然他們在總體上都擁護社會主義，但其具體的政綱和政策是不同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只是其中壹派，此外還有布朗基派、新雅各賓派、蒲魯東派等等。其中蒲魯東派就反對消滅私有製、反對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它傾向無政府主義，所以又稱為公社中的「反對派」。可就是這個反對派，在公社65名委員中占據了21席。所以，巴黎公社的無產階級專政，是各個派別的工人政黨的聯合執政，它的各項政策措施，是各個工人政黨相互融合、相互妥協的結果。這種執政形式，得到了馬克思的肯定、贊揚，這就說明，這種由各類工人政黨形成的工人階級「整體」聯合執政的方式，正是馬克思所倡導的「無產階級階級專政」的基本形式。

其次，是馬克思對「巴黎公社原則」 的充分肯定和贊揚，這等於闡明了馬克思設想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基本原則和內涵。所謂「巴黎公社原則」是馬克思對公社製定的壹些基本政治製度和原則的概稱，它充滿了民主精神，馬克思對它給予了充分的肯定。這些「原則」貫穿其始終的基本上有三條：壹是實行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內部的民主，保證人民即公社社員的主人翁地位和民主權利不被侵犯和虛化；二是取消官員特權，保證官員的清廉並與人民群眾打成壹片；三是改變原來國家機器的性質和運作方式，使之直接掌握在人民手裏而不是掌握在政府領導人手裏。具體點說主要是：

實行選民直接選舉的普選製。公社委員和其他公職人員壹律由公社社員直接選舉產生，並規定其任職期限，定期改選。同時把人民的選舉權和監督、彈核權結合起來，對不稱職的代表和官員選民有權隨時彈核、罷免和撤換；

廢除政府官員的高薪製，公職人員只領取相當於熟練工人的工資，內部適當拉開差距，但最高年薪不得超過6000法郎（而過去法國政府的部長年薪可達26萬法郎）；

把警察和軍隊變成直接對人民負責的公仆，而不是政府的工具。以公社的勤務員代替警察，廢除常備軍，代之以民兵武裝。馬克思壹貫認為，常備軍是資產階級政府的支柱和鎮壓人民的工具，因此它是「反革命」的；而民兵則是人民自己的武裝，是革命力量的象征。

馬克思贊揚說，公社製度「給共和國奠定了真正民主製度的基礎」，是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政治形式。

這樣，如果我們把它與後來列寧、斯大林、毛澤東推行的「無產階級專政」壹對比，他們的騙子嘴臉就暴露無遺了：列寧等實行的是百分之百的壹黨專政，而且最後都轉變為領袖個人獨裁；共產黨國家不管是國家領導人或黨內領導人，從來沒有進行過壹次真正的民主直選、普選；這些國家無壹例外地實行等級特權製，在黨內黨外都實行恐怖的警察、特務統治，如此等等。可以說，與巴黎公社原則完全背道而馳。

可惜的是，巴黎公社製定的那些原則、製度還沒有來得及實行，公社便垮臺了。所以我們對於這種形式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實際執行情況和後果，也就無從知曉、無從置評了。不過，馬克思此書作為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基本的、重要的表述，是無容置疑的。

還有壹小段插曲也反映了巴黎公社領導人的政治理想和追求，在公社失敗後的第二天，巴黎公社委員、工人出身的詩人鮑狄仁·歐仁寫下了著名的、熱血沸騰的《國際歌》歌詞，其中的名句「從來就沒有什麽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已」。 這首詩被譜曲後，成為馬克思主義者的戰鬥號角，這表明馬克思對它的肯定、贊揚。可見，公社追求的目標是建立壹個沒有「神仙、皇帝」、「救世主」的新國家、新製度，這就從反面證明了，馬克思絕對不可能設想他的無產階級專政是新的 「皇帝」「皇權」統治。由此也就可見，其後出現列寧、斯大林、毛澤東那樣變相的暴君、「救世主」、「秦始皇」，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完全背叛。

（二）、在馬克思和恩格的晚年，曾經對他們早年提出共產主義學說所作出了的重大的修正，可是長期以來被當局有意掩蓋了。因此，必須給予恢復和從新認定。

最先是，由於股份製的出現和發展，馬克思意識到「改變私有製」可以不需要采取暴力剝奪的辦法，股份製可以解決資本私有跟生產社會化之間的矛盾，並把私有、「共有」兩種所有製融為壹體，使資本主義「和平長入」社會主義。在《資本論》第3卷，馬克思明確指出：股份製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的揚棄……那顯然只是作為壹個過渡，以便進入到壹個新的生產形式中去。」「在股份公司內，職能已經與所有權分離，勞動也已經完全和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和剩余勞動的所有權相分離。資本主義生產極度發達的結果是壹個必須的過渡點，以便資本再轉化為生產者所有，不過這時候它已經不是當作壹個壹個分立的生產者和私有財產，而是當作共同生產者共有的財產，直接的社會財產。」

這樣就基本上把他早年得出的結論：資本主義的私人所有製與社會化大生產之間的矛盾不可調和，由此產生必須以暴力革命方式才能解決的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的理論給推翻了，也即把早期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基礎給推翻了。

《資本論》第2、第3卷是經恩格斯之手整理出版的，恩格斯比馬克思多活了12年，1895年才去世，他自然對社會發展趨勢更加清楚。到十九世紀後期，歐洲的民主政體逐步健全，工人有了選舉權，工人的勞動條件和生活水平得到明顯改善和提高，同時，資本家應對經濟危機的辦法也有了長進，經濟危機並沒有導致資本主義製度垮臺，經濟危機和繁榮交替出現。更重要的是，議會民主製不斷健全，工人政黨為實現自已的政綱，通過參與議會選舉和議會鬥爭取得了巨大成就，如德國社會民主黨就成為了議會的第二大黨……，這壹切，促使恩格斯對自已過去的理論和行為作出了修正，在1874年他的《英國選舉》壹文中，他不得不承認：「暴力革命在許多年內是不可能了……只剩下開展合法鬥爭的道路。」在《1893年五壹節致德國工人》－文中他更明確地說：「工人越來越清楚他們的出路，與其說在於靠同個別企業作鬥爭以取得較高的工資和較短的工作日，不如說，首先在於組成獨立政黨爭取工人階級的政治權利，爭得議會。」 實際上，第二國際也主要從事罷工和議會鬥爭。

這種情況下，恩格斯晚年對他自己早年與馬克思共同創立的共產主義理論的不足和錯誤，已經了然於心。恩格斯對德國社會民主黨所進行的合法的議會鬥爭不僅贊同，而且認為這在其他國家也有普遍意義。他說：「可以設想，在人民代議機關把壹切權力集中在自己手裏，只要取得大多數人民的支持就能夠按憲法隨意辦事的國家裏，舊社會可能和平地長入新社會，比如在法國和美國那樣的民主共和國，在英國那樣的君主國。」

這就表明，恩格斯此時已承認他與馬克思原來所認定的「資產階級的政府」，實際上是代表全民多數人意誌的「公民政府」；既如此，這種政府也就不是什麽「資產階級壓迫無產階級的工具」，而是代表多數人意誌的工具。這就從根本上動搖了馬克思主義原來關於國家性質的學說，動搖了（或推翻了）只有通過暴力手段砸碎舊有國家機器才能實現社會變革的理論。這樣，恩格斯就明確接受了德國社會民主黨首領凱澤爾等人關於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可以「和平長入」的觀點。從而拋棄了他自己十余年前在《反杜林論》中批判杜林反對以暴力方式實現兩種社會更替的觀點。

到了1895年3月即恩格斯逝世前五個月，他在為再版馬克思在40多年前寫的《法蘭西階級鬥爭》壹書所寫的「導言」中，再次對馬克思主義的整個理論體系進行了根本性的「修正」：

「歷史表明我們已經錯了，我們當時所持的觀點只是壹個幻想。歷史做的還要更多。它不僅消除了我們當時的迷誤，並且還完全改變了無產階級進行鬥爭的條件。1848年的鬥爭方法（即《共產黨宣言》中倡導的暴力方法——筆者），今天在壹切方面都已經陳舊了，這壹點是值得在這裏較仔細地加以研究的。歷史清楚地表明，當時歐洲大陸經濟發展的狀況還遠遠沒有成熟到可以鏟除資本主義的程度……在1848年要以壹次簡單的突襲達到社會改造，是多麽不可能的事情。舊式的起義，在1848年以前到處都起決定作用的築壘式巷戰，現在大都陳舊了。如果說在國家之間進行戰爭的條件已經起了變化，那麽階級鬥爭的條件也同樣起了變化。實行突然襲擊的時代，由自覺的少數人帶領著不自覺的群眾實現革命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無產階級的壹種新的鬥爭方式就開始被采用，並且迅速獲得進壹步的發展。原來，在資產階級借以組織其統治的國家機構中，也有許多東西是工人階級可能利用來對這些機構本身作鬥爭的。工人開始參加各邦議會、市鎮委員會以及工商仲裁法庭的選舉，他們開始同資產階級爭奪每壹個由選舉產生的職位，只要在該職位換人時有足夠的工人票數參加表決。結果，資產階級和政府害怕工人政黨的合法活動更甚於害怕他們的不合法活動，害怕選舉成就更甚於害怕起義成就。在羅曼語國家裏，人們也開始愈益了解到對舊策略必須加以修改了。德國所作出的利用選舉權奪取我們所能奪得的壹切陣地的榜樣，到處都有人模仿；無準備的攻擊，到處都退到次要地位上去了。」

這段話清楚地表明了他承認當年與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鼓吹的武裝革命方式「只是壹個幻想」。他們鼓吹的以暴力奪權的革命方式已經過時，社會主義「和平長入資本主義」，己成為現實的可能。

不過，這並不表明恩格斯己經放棄了共產主義革命的目標，在寫於1894年1月26日在《致未來的意大利和社會黨》中，恩格斯提醒道：「社會黨不能忘記自已的最終目標：由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作為改造社會的手段。」 就 在上述「導言」中，恩格斯也說：「我們是『革命者』、『顛覆者』，但我們采用合法手段比采用不合法手段或采用變革辦法要獲得多得多的成就。」 也即是說，他只是認為釆取合法的、和平的議會鬥爭方式，工人階級政黨就可以達到自己奪取政權的目標。這與後來被稱為「修正主義」的第二國際路線完全壹致，所以，恩格斯乃至第二國際對馬克思主義的「修正」，主要是修正奪取政權的方式方法，而不是從根本上否定馬克思主義。

但是，實際的可能則是，只要放棄暴力奪權而改行合法鬥爭，暴力馬克思主義就必將被拋棄，經過修正的馬克思主義最終必然融入社會民主主義體系之中。第二國際就是走的這條道路。

總的說，由於恩格斯較馬克思活得更久些，他根據客觀形勢變化對原來的「馬克思主義」作出的修正也就更明確、更徹底些，他還說了壹些對他與馬克思的早年理論帶有反省、總結性質的話，如：「我們沒有最終目標。我們是不斷發展論者，我們不打算把什麽最終規律強加給人類，關於未來社會組織方面的詳細情況的預定看法嗎？妳在我們這裏連它們的影子也找不到。」 可見，雖然他還有沒有完全放棄、認輸，但與《共產黨宣言》中那種咄咄逼人、真理在握的口氣相比，已經明顯地「軟」下來了，底氣不足了。

根據上面對馬克思主義的重新認識和審視，對照前面我們曾經批判的早期暴力馬克思主義，我們在對待馬克思主義的問題上，究竟應該怎樣看待呢？筆者以為：

第壹、我們在前面對馬克思主義的批判是完全正確的，那是針對早年的「原教旨」「馬克思主義」，也是針對列寧解釋的馬克思主義而言的。但它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最終版」，經過馬、恩自己的「修正」，馬克思主義放棄了暴力奪權為唯壹道路的觀點，這就為它的整體「變質」提供了可能性。後來列寧出於個人野心，有意隱瞞、掩蓋最終版馬克思主義，恰好表現了列寧－派心術不正，實際上他只是利用馬克思主義為自已建立新的專製獨裁王朝服務。

第二、從實際看，馬克思主義後來作為壹種影響巨大的政治學說和社會製度，世人認可的主要是前期的暴力馬克思主義，而且是經過列寧歪曲的馬克思主義。這是因為，馬克思主義在世界的廣泛傳播，主要得力於列寧及其建立的蘇聯國家政權。

第三、馬、恩本人在對他們早年的「主義」作出了修正，但沒有完全放棄其原來的理論、觀點。例如，對於《共產黨宣言》這本早期馬克思主義提綱挈領的著作，馬、恩後來壹再聲明它仍然是「完全正確的」。如在《宣言》1872年的德文版序言、1882年的俄文版序言中，二人還重申：「《宣言》中所闡述的壹般原理整個說來現在還是完全正確的。」在此後恩格斯壹個人寫的其他版本序言中，也重申這壹觀點。就是在前面引述的寫於他臨終前5個月的《〈法蘭西階級鬥爭〉導言》中，恩氏同時也維護他原先的壹些觀點，如：「不言而喻，我們的外國同誌們沒有放棄自己的革命權。須知革命總是唯壹真正的『歷史權利』」。又嚴厲批評德國社會民主黨中壹些人的「絕對守法」，「絕對放棄暴力行為的策略」。就是說，他在肯定合法鬥爭的同時，仍然不放棄暴力鬥爭，堅持這種兩手策略，更沒有放棄它的革命宗旨和目標。

為什麽馬、恩晚年發現他們早年創立的「主義」有嚴重失誤，卻又不明確放棄、或明確加以改變呢？筆者以為，這是由於，他們晚年的新認識只是壹種覺醒的開始，尚不成熟，因為他們已經知道資本主義還要繼續發展，後事難料，不可能給出結論性的答案。而他們早年創造的理論已經有了壹定影響力，他們顯然不願意由自己去扼殺這個「親生子」。只好任由後人去理解、去實踐了。

但是可以肯定，假使馬、恩都能再活壹、二十年，他們必定要對自己早年的「主義」作出明確、重要的修正，或許作根本性的改正。

總括起來說，馬克思設想的社會主義與後來列寧、斯大林、毛澤東們的社會主義的最大、最根本區別是：前者是建立、脫胎於最發達的資本主義，而後者則建立在落後的、半封建的、小生產的基礎之上。從這壹角度說，蘇聯、中國等列寧牌的社會主義都是冒牌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在地球上還沒有出現過，也不可能再出現，因為歷史已經證明它的荒謬，錯誤，它完全是壹股歷史逆流。

歷史長河滾滾向前，明確廢棄馬列主義，向著自由、民主、憲政的道路並軌，是當今壹切仍然打著馬列主義旗號的共產黨及其領導人的必然、唯壹選擇，也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規律。

在中共的各種教科書和宣傳資料中，都把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並稱為「馬列主義」，有意將兩者混為壹體，目的自然在於說明列寧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正宗」傳承和發展。而壹般人亦不求甚解，把兩者當作壹回事。比較專業的著述則介紹了列寧主義「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壹些內容，當然都系正面的評價，說明列寧對馬克思思想主義的重大貢獻雲雲。

其實，按照真正「正規」 的排序，馬死後是恩，恩死後則是他親自指定的「遺囑執行人」伯恩斯坦，所以，伯恩格斯坦才是馬克思主義「合法」繼承人。伯氏後來對馬克思主義作了重大修正，這種修正其實是對晚年恩格斯思想的繼承和發展，理應視為馬克思主義的正宗承傳。後來的列寧，則從相反的壹方「修正」了馬克思主義，將早期馬克思主義的暴力壹面加以充分發揮，使之向更為激進的布朗基主義靠攏，形成壹種馬克思主義與布朗基主義結合的極左怪胎。

但是由於列寧後來奪得了俄國政權，便以國家的力量向全世界輸出列寧版的馬克思主義，致使在後世人的眼中，它反而成了正宗。

列寧主義被作為壹種「主義」稱呼，與先前的馬克思主義和後來的斯大林主義壹樣，都是其政敵在論戰中攻擊它的壹種貶義詞，由此可見暴力的馬克思主義及其傳承者從來就是不得人心的。只是後來他們的信徒將計就計，把它們當作正面的詞義加以使用。

列寧主義的主要特征是什麽呢？它的傳人斯大林在其1924年所著《列寧主義基礎》中對它的定義是：（列寧主義）是「帝國主義時代的馬克思主義」。斯氏的意思是說：當時的資本主義已不同於馬克思時代的資本主義了，它已發展成了「帝國主義」，按照列寧的解釋，帝國主義是「垂死的資本主義」，它快要「死」了，所以特別瘋狂，它的基本特征就是侵略、戰爭。列寧說，由於資本主義發展成了帝國主義，它們為了爭奪工業原材料和商品市場，爭奪殖民地，產生了矛盾而且互不相讓，於是就發動戰爭，第壹次世界大戰就是這樣發生的。列寧主義也就是在這種時代背景下產生的。它提出的重要的新觀奌就是「修正」 了馬克思主義關於共產主義革命必須在世界上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發生、並且要在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同時發動才能取得勝利的論斷。列寧認為，這時的帝國主義已經不是鐵板壹塊，無產階級完全可以利用它們相互之間的矛盾，在資本主義力量最薄弱的地方（也就是資本主義最不發達的國家）發動革命並取得勝利，然後用同樣的方法，在其他落後國家取得勝利。而不必考慮這些國家的發達程度和社會發展階段。

列寧的這壹修正，其實從根本上否定了馬克思主義，因為這樣壹來，共產主義革命就可以不是發生在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而是可以發生在壹切國家，特別是落後的國家。這就從根本上推翻了馬克思主義關於人類社會發展的「五階段論」，推翻了社會發展必須由低級到高級的邏輯。它在客觀上把共產主義革命等同於壹般的改朝換代了，而這種改朝換代的結果，也就很難說是馬克思所說的「社會主義社會」或者「共產主義社會」了。

馬克思曾非常明確地指出：「無論哪壹種社會形態，在它們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存在的物質條件在舊社會的細胞裏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列寧完全推翻了馬克思主義的這壹「原理」， 因此他所創立的「蘇聯」 到底是什麽性質的的「國家」和「社會」，是非常可疑的，需要加以重新認定。

其實不管列寧也好，斯大林也好，他們都知道自己從事所謂的「革命」，最重要的是奪取政權，鞏固政權。而借用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名義，不過是壹種手段，壹種策略。這個手段、策略必須為自己所用，為自已服務，而不是倒轉過來為其所製。如果真的按照馬克思的理論，俄國的革命就不能搞了，搞了也不能叫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那還拿什麽去號召、組織工農群眾呢？所以，經過權衡，列寧毫不猶豫地選擇了篡改馬克思主義。只要能奪取政權，其他壹切都不重要。從這壹角度說，列寧是壹個十足的實用主義者、機會主義者。

在同壹著作裏，斯大林進壹步指出了列寧主義的「精髓」：「列寧主義的基本問題是無產階級專政，怎樣才能爭取無產階級專政，怎樣鞏固和堅持無產階級專政。」斯氏在這裏亮出了列寧主義這壹「底牌」， 也說出了壹切追求專製獨裁者的心聲，這乃點睛之筆。斯氏之所以如此坦率說出這壹點，也是為自己日後繼承列寧的位置，實行比列寧更加殘暴的獨裁統治製造輿論。果然，斯氏掌權之後，就進壹步發展了「列寧主義」，實行比列寧更加殘暴專製的「斯大林主義」。

列寧和斯大林說他們實行的是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那麽，馬克思所說的無產階級專政究竟是什麽樣子的呢？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中明確說過，未來的無產階級專政應遵從「巴黎公社原則」，而「巴黎公社原則」的基本要求是：參與「專政」的政黨應代表無產階級各階層、各派別（左、中、右各派），而且，這個政權的各級官員、法官都由公社社員直接選舉產生，選民並有權監督他們，並可以隨時彈核和罷免他們。

然而，列寧在實踐中卻完全拋棄了這些基本原則，他首先把無產階級各黨各派派共享的「專政」變成「布爾什維克」壹黨壹派的專政。接著，很快又將「布爾什維克專政」 變成他個人的獨裁，並且宣布：「個人獨裁（應）成為革命階級專政的表現者，代表者和執行者。」

這樣，馬克思所說的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官員必須由選民直接選舉產生，接受選民監督並可以彈核、罷免，也就全被他取消了。列寧毫不猶豫地將官員的任免權變成他壹人的專利，他壹人隨心所欲地獨裁。列寧並且如此解釋「專政」這壹概念：「專政的科學概念無非是不受任何限製的、絕對不受任何法律或規章約束、而直接憑借暴力的政權。」「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是由無產階級釆用暴力手段來獲得和維持的政權，是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政權。」（《列寧全集》第3卷第216頁、623頁）

由此可見，所謂列寧主義是「帝國主義時代的馬克思主義」不過是壹種虛晃的托詞，列寧主義的真正含義是壹種為達到奪取政權和保住政權目的的不擇手段的極權主義。它將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完全拋棄並加以篡改，它釆取馬克思主義的壹些做法，如實行公有製和計劃經濟等等，不是忠於馬克思主義，而是這樣做更有利於其實行極權專製統治。它將馬克思主義變成了壹種新型的、更加惡劣的「君主製」（ 有人稱之為「黨主製」）。 後來，蘇聯及所有蘇式「社會主義國家」， 都遵行列寧這種模式，所以稱其為「列寧主義國家」更為合適。。

列寧在其革命成功六年就去世了，很多事情還沒有來得及辦，繼任的斯大林進壹步發展、完善他的這壹體製，使其變得更完善，更惡劣。

蘇聯垮臺後，中共曾經宣傳壹種觀點，說列寧選擇斯大林作接班人是壹個錯誤，而且在最後關頭列寧察覺了這壹錯誤，想加以糾正，故在臨終前寫下了壹封遺囑，要求在其死後召開的黨的代表大會上宣讀。遺囑中提到斯大林的個人性格粗暴、專斷、不善於團結同誌，不適合擔任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人總書記壹職。這封遺囑的原文未見公布，據說被斯大林扣下並燒掉了。當局宣揚的這個故事意在說明後來蘇聯出現斯大林的專橫暴政主要是列寧選錯接班人所致。這就顛倒了事情的因果關系，正如中共創始人、首任和連任五屆中共總書記的陳獨秀晚年所指出的那樣：「明明是獨裁製產生了斯大林，而不是斯大林產生了獨裁製。」「我們若不從製度尋求缺點，得到教訓，只是閉起眼睛反斯大林，將永遠沒有覺悟， 壹個斯大林倒了，會有無數個斯大林在俄國和別的國家產生出來」。陳氏的點評可謂壹針見血。就拿列寧遺囑這件事來說吧，假若真有其事，列寧本人就被他自己建立的領袖獨裁製給打敗了，因為新的總書記有權扣壓他的遺囑並把它給燒了！

下面我們具體看壹看列寧主義究竟在哪些方面修正、篡改了馬克思主義（這裏說的「馬克思主義」是指上壹章中的早期暴力馬克思主義）；

（壹）提出了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革命不壹定發生在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而是可以發生在很不發達的、落後的俄國；可以不在所有的資本主義國家同時發動、同時取得勝利，而是可以在壹國內取得勝利。從而從根本上篡改了馬克思主義關於共產主義革命的的前提和性質。

  關於這壹點，上面己經說過了。經過列寧這壹篡改，於是後來出現了如中國、北朝鮮、印支三國、古巴等－批更加落後的「社會主義」國家。共產主義革命實際上己淪為落後國家造反奪權的野心家蒙騙人民的工具，無產階級專政則成了壹小撮野心家實行獨裁和恐怖統治的代名詞。馬克思如果地下有知，肯定會起來辟謠，指斥包括前蘇聯在內的所有 「社會主義國家」都是冒牌貨！實際上，迄今為止，馬克思所說的那種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革命根本沒有犮生，所以地球上也沒有過馬克思所說的那種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國家。

（二）修正、歪曲了馬克思主義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馬、恩所說的「無產階級」，是特指近代產業革命後的產業工人，並非是指壹般的手工業工人或「窮人」。產業工人的特點是自己沒有生產資料、完全靠出賣勞動力為生，同時又具備大生產所必須的技能和組織紀律性，是直接與資本家對應的人群。在《共產黨宣言》中，馬恩特別說明他們所說的工人階級不包括農民、城關市民；宣言中把農民、市民和城市手工業者以及其他小私有者統稱為「中等階級」（或「中間階級」），說「他們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僅如此，他們甚至是反動的，因為他們力圖使歷史的車輪倒轉」（指其力圖保留小私有製，並努力成為資產階級——筆者）。《共產黨宣言》第三部分專門辟出壹小節批判「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就是針對此類人。而對於窮人中的流氓無產者，馬恩持更鄙夷的態度，說他們是「舊社會最下層中消極的腐化部分」。

然而，列寧出於實際的造反奪權需要，擅自把「無產階級」的概念擴充為「工人農民和革命士兵」。把無產階級專政說成是「工農兵蘇維埃專政」。在奪取政權的戰爭中，更是大力吸收流氓無產者參加「革命隊伍」。這就使這場「革命」的性質變得「模糊不清」。（在中國，因為產業工人更少，共產黨的奪權戰爭，是壹場完全的「農民戰爭」，在初期更是主要依靠「流氓無產者」（參見毛澤東的《井岡山的鬥爭》）。

其次，馬氏的「無產階級專政」是指整個階級的專政而不是－黨專政，更不是個人獨裁。列寧完全背棄了這－原則，把它變成自己個人的獨裁。又按照馬克思的解釋，這種專政是在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政權以後建立的壹種過渡形式，它的任務除了鎮壓敵人反抗、保護政權以外，壹個重要的、不同於其他政權的特殊使命是，要創造條件，逐步消滅階級、消滅國家，消滅它自己的統治。

可是，列寧在奪得政權後，因為俄國沒有多少「無產階級」，只得改提「無產階級和農民專政」。 後又攺為「無產階級和貧農專政」，或「工農民主專政」、「工兵農專政」等等。 雖然本質上都是共產黨壹黨專政，但已經遠離馬克思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內涵。

據學者考證，「專政」壹詞始出自古羅馬共和時期，本是羅馬共和國在遭遇戰爭時的壹種非常體製，即臨時中斷共和，授予軍事統帥以不受羅馬法限製的短期獨裁權力，戰爭結束後獨裁官即卸任交權於議會，而議會則許諾不追究其在獨裁期間的行為。馬克思采用這壹詞語表明，他的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只是仿效「迪克推多」的壹種過渡措施，目的是在革命秩序尚未完全確立之前，為了不使革命半途而廢而采取的臨時性措施。

然而，列寧為了給自己專製獨裁製造理論根據，在《國家與革命》等著作裏，以國家尚不具備消亡的條件為由，提出在整個由共產主義的低級階段（社會主義）向高級階段（共產主義）過渡的時期，無產階級專政不僅需要而且還要加強，實際上把專政永久化。又由於列寧在奪取政權過程中把所有其他革命政黨都消滅了，他的無產階級專政實際上就成了－黨（布爾什維克）專政。

壹黨專政剛剛鞏固，列寧就又著手實施黨內的領袖獨裁製。他從改變黨內選舉製度開始，將原來由下至上的民主選舉各級領導人，改變為由上而下的指派和委任製，黨內民主被廢除。然後，他利用原來的肅反組織「契卡」，作為對付黨內、外的異見分子和政敵的特務組織，「契卡」後來發展成為秘密政治警察格克勃，成為斯大林剪除異己、實行個人獨裁的的恐怖組織和斯氏個人的專政工具。

在國家學說方面，列寧主義也暴露了它的赤裸裸的極權主義本色，列寧公開宣稱國家是「階級壓迫的工具」， 軍隊、警察、法庭、監獄等國家機器就是用於壓迫被統治階級的。這是赤裸裸對啟蒙思想家關於國家「契約性質」的踐踏和倒退，甚至連封建帝王的「奉天承運」、「代天牧民」都不如。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列寧的「革命」目的，就是建立以他為首的少數政客對人民的極權統治，此外－切都是偽裝和欺騙。  

杜撰出「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是垂死的、腐朽的資本主義」的理論，瘋狂向全球輸出共產主義革命。

早在1916年，列寧發表了《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最高階段》壹文。列寧所稱的「最高階段」即「最後階段」，他斷定資本主義已經走到盡頭，成了「壟斷的、寄生的、腐朽的、垂死的帝國主義」，世界進入了「無產階段革命的前夜」。他號召全世界的無產階段立即行動起來，與帝國主義作鬥爭，將這個「垂死的」、「萬惡的」帝國主義送進墳墓。

列寧編造出「帝國主義」這壹「新概念、新理論」之後，隨即在莫斯科成立了「共產國際」（第三國際），專事向各國「輸出革命」， 統壹指揮各國共產黨的造反奪權活動。可是，它的擴張首先在歐洲碰壁，共產黨在德國、匈牙利等地的「起義」被鎮壓下去，在西班牙也最終失敗。現實使列寧及其繼承者認識到：暴力共產主義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沒有市場。於是迅速轉變策略，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上作出了將貧窮落後的東方國家作為它擴張、滲透重點的決定，中國則成了首選。

後來的事實證明，列寧這壹戰略轉移是「正確的」、成功的，「共產主義革命」只有在貧困、落後、具有專製傳統的國家才有市場。而這壹事實也恰好證明了列寧式的「共產主義革命」的本質，實際上就是扶持壹小撮蘇共的走狗在貧窮落後、傳統統治者力量薄弱的地方變相復辟君主製，達到將蘇聯建成世界共產黨超級帝國的目的。

從理論上考察，列寧關於「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最高階段」更是壹派胡言。如今－百年過去了，這個「腐朽的、垂死的、日落西山、奄奄壹息的帝國主義」（ 毛澤東語）不僅沒有死去，反而比過去更好，更加生機勃勃，並成了無可爭議的世界主流。相反，列寧創立的布爾什維克黨及其「偉大的社會主義蘇聯」，卻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自行解體、完蛋了。那些用武力拼湊起來的衛星國，殖民地也樹倒猢猻散，連同它們的主子壹起加入到「資本主義陣營」中去了。

「列寧主義」還用得著批駁嗎？！

（四）提出並實行了壹套與極權主義政治體製相適應的黨建理論，將共產黨改造成淩駕於國家權力之上的超級暴力、黑惡組織。

列寧的布爾什維黨（後改稱蘇聯共產黨）的母黨是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原是帶有壹定民主色彩的政黨。布黨從其中分裂出來後，列寧對其進行了徹底的改造，使其具有了與極權主義相適應的黑惡組織性質，如建立鐵的紀律，實際上能進不能出，活著進去，死著出來；領袖獨裁，高度集權，黨員必須無條件效忠黨的領袖；建立嚴密的全黨監控系統，實行特務統治。在奪得全國政權後，將黨組織淩駕於政府之上，實行以黨治國的「黨國體製」。共產黨壟斷全國的政治、経濟和意識形態，還變成為遍布全國各個角落、對全民實行監控的超級特務組織。這－切後來都被推廣到所有蘇式共產黨國家中去。

領袖專製獨裁不可避免地要引發黨內矛盾和鬥爭，於是，殘酷的「路線鬥爭」連綿不斷，內部清洗、屠殺成為蘇聯共產黨內的特殊「風景線」，並被所有共產黨囯家所仿效。

（五）創造了在落後國家中進行俄式社會主義革命的「兩階段理論」， 即首先打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招牌，借以欺騙民眾，籠絡人心，然後，在適當的時候通過實行「工農民主專政」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轉變為共產黨壹黨專政。

列寧的這壹策略非常成功，從此，壹些東方落後國家的共產黨信徒和流氓政客，均打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旗號，騙取本國人民的支持，待到奪權成功，立即変臉，宣布實行「工農民主專政」，接著又轉變為「無產階級專政」。這壹策略首先在中國運用成功，並被毛澤東加以發展，成為中共奪權成功的「三大法寶」之壹的「統戰」法寶。所以，列寧及其繼承者，實為超級的「政治詐騙集團」。

總而言之，列寧主義是比早期馬克思主義更加暴力、更惡劣的極權主義。

最後，探索壹下列寧主義的淵源。筆者認為，列寧主義除了發展了早期暴力馬克思主義的之外，還受到法國早期激進和冒險主義革命家布朗基的「布朗基主義」的影響，並與之結合。布朗基雖然出身於官僚家庭，但卻是個狂熱的暴力革命的鼓吹者和實幹家，曾多次組織領導過武裝起義。被判處無期徒刑和死刑（未執行），壹生大半時間在牢獄度過。布朗基也贊同共產主義，但他褪去了馬克思主義那壹套煩瑣的、騙人的「哲學」外衣。他說得幹脆、直接，不加掩飾。他認為只要能奪得政權，不管國家現在的經濟發展水平，也不管社會處於何種階段，通過暴力專政，就能實現共產主義。他推崇「革命暴力」、推崇「專政」，不過他並不認同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 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這些都是騙人的幌子。他明確宣稱，革命和專政都是靠少數革命家去實現的事！妳看，除了沒有馬克思主義那套繁瑣騙人理論之外，其他與列寧主義如出壹轍。由於布朗基否認了馬克思主義那套「理論」， 所以被馬、恩及馬克思主義的信徒嚴加攻擊，樹為「敵人」。其實兩者本是孿生兄弟。到了列寧，他在實際上與布朗基合流，但他學布朗基主義只做不說，主要是因為布氏說話太直白了。列寧還要借助馬克思主義的欺騙功能，因為馬克思主義中有壹些適合勞苦大眾口味的東西，對民眾更具欺騙性。

關於布朗基主義，恩格斯在晚年對其有壹段極中肯的評語，恩格斯指出：「由於布朗基把壹切革命想象成由少數革命家所實現的突然變革，自然也就產生了起義成功以後實行專政的必要性，當然，這種專政不是整個革命階級即無產階級的專政，而是那些現實了變革的少數人的專政，而這些人又事先服從於壹個或幾個人的專政。」 這與幾十年後列寧的「革命」多麽吻合。

不過，就個人品格來說，列寧以及其後的斯大林，毛澤東之流，卻遠遠不能與布朗基相提並論，布朗基直言直往，不打誑語，不騙人；他是壹個真誠的革命者，傳統的反叛者，而且似乎看不出他有當新帝王的思想，在他逝世的前壹年（1880年）還辦了壹份叫做《不要上帝，不要老爺》的報紙。

與壹心想當新沙皇，當當今秦始皇的列寧、斯大林、毛澤東之流相比，布朗基算得真正的革命家。

關於「十月革命」的真相及「斯大林主義」





隨著前蘇聯的瓦解，歷史擋案的解密，壹些長期以來被共產黨當局刻意隱瞞、歪曲的歷史亊件，其真相逐漸浮出水面，所謂「十月革命」 即其中之壹。





壹、所謂「十月革命」的真相

凡是在共產黨國家生活過、讀過書的人無不受到這樣的教育：是蘇聯共產黨發動「十月革命」武裝起義推翻了沙皇專製統治和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從而開辟了人類歷史的新紀元。毛澤東則說：十月革命壹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主義。「十月革命」譽為「二十世紀世界歷史最偉大的事件」。

然而，根據解密的俄羅斯檔案，原來這也是壹場騙局。

真正的情況是，「十月革命」不是壹次推翻沙皇俄國帝製的武裝起義，沙皇政府已經在俄國各個革命黨派聯合行動的1917年二月革命中被推翻了；所謂的「十月革命」實際上是列寧及其布爾什維克黨策劃的壹場對二月革命後成立的臨時政府的「軍事政變」，是列寧排除其他革命政黨、獨占革命成果的壹次陰謀亊件。

1917年的二月革命是－次各個革命政黨的聯合行動，沙皇尼古拉二世沒有采取鎮壓措施，而是主動退位，成就了這壹結束帝製的偉大革命。所以這位沙皇被稱為「赤誠的愛國者」。沙皇退位後由國家杜馬（議會）選舉出了－個委員會執行過渡政府的職能，以便籌備召開製憲會議，選舉正式政府。這個委員會就是史稱的臨時政府。所以，臨時政府的主要任務是籌備召開全俄各黨各派都參加的立憲會議。在當時，社會主義政黨在俄國各政黨中占絕對優勢，而俄國社會革命黨則是其中的老大，它主張實行立憲民主製的社會主義。經過初步磋商，各黨各派大致同意這壹主張。如果這壹進程不被破壞，革命後的俄國無疑將是－個實行民主社會主義國家。

二月革命時列寧尚在瑞士，他得知成立臨時政府後立即指示他國內的布爾什維克黨羽不要支持它，同時要立即組織工人赤衛隊，準備武力推翻臨時政府，奪取政權。

臨時政府接管政權後，俄國繼續參加第壹次世界大戰中協約國壹方對德國的戰爭，同時，采取措施進行了－些民主改革，如放開了黨禁，釋放政治犯等。但製憲會議的籌備工作卻進展緩慢，各黨派對臨時政府的工作都不太滿意。臨時政府改換了五屆，但立憲會議仍未能舉行。

列寧於4月從瑞士回到當時的俄國首都彼得格勒，他回國的主要目的就是策動推翻臨時政府。當年7月，列寧製造了旨在推翻臨時政府的「七月事變」， 但以失敗告終。臨時政府公布了列寧叛國投敵（德國）的大批證據，被作為「俄奸」通輯。列寧無法在國內立足，再次逃亡國外。此後列寧主要在國外從事籌集政變所需資金、武器的活動，準備武力奪權。

由於其他革命黨派對臨時政府的工作也不滿意，布爾什維克黨與其他了幾個政黨策劃推翻臨時政府，但是指揮這次行動的並不是布爾什維克的中央委員會，而是由各黨派組成的彼得格勒蘇維埃下屬的軍事革命委員會，在彼得格勒蘇維埃及其軍事委員會裏，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占最大比例，布爾什維克只占少數。

俄歷10月25日，即公歷11月7日晚，軍事委員會發動了對臨時政府所在地冬宮的突然襲擊。此時臨時政府的軍隊在前線與德軍作戰，臨時政府首腦克倫斯基也不在彼得格勒。臨時政府本來就不是鞏固的政權組織，它的成員也沒有繼續執政的意願，也想就此把政權交還給各個革命黨派，因此進攻冬宮幾乎沒有受到抵抗。守衛冬宮的是彼得格勒士官學校的學生，士官生們並沒有進行抵抗，因為他們也願意臨時政府下臺，以便盡快召開立憲會議，建立正式的國家政權。實際守衛冬宮的只有壹支幾十人的婦女，但她們也無心、無力抵抗。攻擊冬宮的工人赤衛隊、紅水兵也是軍事委員會臨時召集的烏合之眾，但冬宮衛隊隊長主動打開了宮門，他們便壹擁而入，大批看熱鬧的市民、流民跟在赤衛隊、紅水兵後面也蜂湧進入冬宮，形同壹場鬧劇。所以，隨後「彼得格勒軍事革命委員會」 在當晚發表的「公告」中稱：「攻占冬宮之夜」「未流壹滴血就取得了勝利」。

列寧是在事發之後才趕回來的，他事後也說：「在俄國奪取政權輕而易舉，就像取壹根羽毛－樣。」

輕易就取得了推翻臨時政府的勝利，當晚，軍事委員會發表了《告工人、士兵和農民書》，宣告：「將保證按時召開立憲會議」，以便由立憲會議決定俄國的未來。

然而，列寧卻在緊張策劃獨占革命成果的陰謀。為了麻痹其他黨派，他表面上仍然表示支持召開立憲會議。但實際上則釆取步驟，將其他革命黨派排除在權力機構之外，不久，臨時權力機構彼得格勒蘇維埃，換成布爾什維克的人馬，繼而又強行撤銷了蘇維挨下屬的軍事革命委員會，然後宣布：「壹切權力歸蘇維埃」。實際上壹切權力被轉移到布尓什維克的中央執行委員會手中。

下壹步，列寧的如意算盤是：由他的布爾什維克黨主持進行立憲會議代表的選舉，如果他的布黨能夠獲得立憲會議的多數，便可「和平地」實現布爾什維克－黨專政；否則，便取消立憲會議，以武力實行政變，奪取政權。

立憲會議代表的選舉在順利進行中，幾千萬選民參加了選舉。列寧以為，由他的布爾什維克黨主持的這次立憲會議代表選舉，布黨肯定會獲得多數，屆時就可以按他的意願行事了。但是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選舉委員會公布的結果是：全部707個議席中，布爾什維克只得175席，占24.7%，它的主要對手社會革命黨獲得410席，占57.99%，另外，孟什維克獲16席，立憲民主黨17席，各個民族政黨獲86席，其余分屬各個小團體。

列寧黨的慘敗，反映了俄羅斯各族人民和各派政治力量對暴力社會主義的唾棄，對建立民主憲政國家的壹致認同。這時，列寧唯壹能做的是阻止立憲會議的召開，他召回了布黨製憲會議的代表。但他未能阻止召開製憲會議，他轉而不得不同意如有400名代表到會就可開會。結果到了410名代表，只好讓會議如期舉行。

這時列寧己決定使出他的最後招數：以武力武力驅散製憲會議。他事先在會議召開地塔夫利達宮附近埋伏了1000名水兵，還事先擬好了「解散立憲會議」的法令，只等會議開始便立刻采取行動。

1918年1月5日，立憲會議開幕。列寧在會上立即發表「解散立憲會議「的講話。隨後便召來大批武裝士兵，強行驅趕與會代表。但大部分代表不肯就範，他們硬頂軟磨，直到到次日淩晨才被全部驅走。列寧這壹野蠻行徑引發了全城工人、學生、市民的強烈抗議和示威遊行。老羞成怒的列寧早有準備，立即下令全城戒嚴，對示威遊行者實行武力鎮壓。頓時，示威者倒在血泊之中，血腥恐怖籠罩全城。俄羅斯的民主社會主義革命就這樣被扼殺、葬送了。壹個比沙皇專製十倍、殘暴百倍的政權上臺了。

由此可見，所謂「世界第壹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並不是1917年的「十月革命」的產物，而是1918年1月5日布爾什維克發動武裝政變的產物。

這裏必須補充的是，列寧的布爾什維克黨為什麽能擁有武力優勢，擁有強大的武裝力量呢？除了布黨歷來重視武裝鬥爭之外，主要是列寧靠出賣俄羅斯國家利益向其交戰敵國德國交換得來。列寧長期在國外流亡，第壹次世界大戰初起，列寧便認定亂中奪權的時機已到，他向各交戰國的共產黨發出指令，要求他們加緊武裝起義和搗亂，以便促使本國政府戰敗，趁亂奪取政權。但是這壹「賣國」 號召， 受到其他國家共產黨的抵製。列寧只好在俄國身體力行，他不惜與正在與俄國交戰的敵國德國政府勾結，許以在俄國製造內亂，迫使沙皇政府退出戰爭，並促使其垮臺，由布爾什維克黨亂中奪權，掌權後，與德國締結和約，並向德國割地賠款。以此換取德國對他援助足夠的金錢，購買武器彈藥，建立武裝，作為在國內發動暴亂奪權的資本。德皇威廉二世親自批準了這壹交易，向列寧提供5000萬金馬克（約合900噸黃金）的援助。這就是布爾什維克造反起家的主要資本。列寧靠了這筆資本，組織起了強大的雇傭軍，終於奪取了俄國政權。

在這場可恥的交易中，列寧充當了德國間諜。俄國臨時政府偵察到了列寧的叛國活動，在列寧組織「七月事變」失敗後，臨時政府便在報紙上公開了列寧的叛國罪證，以「德國間諜」的罪名通緝捉拿列寧。同時，列寧還與敵囯奧匈帝國、保加利亞、土爾其等國也進行了類似的骯臟交易。

列寧的「革命」成功了，德國政府便立即要求列寧兌現承諾。雙方開展了談判。德國要求俄國割讓15萬平方公裏國土，外加30億盧布「償還」德國。不料這壹要求遭到了俄共（布）中央領導層的反對，眼看列寧無法兌現承諾，德國政府惱羞成怒，向列寧發出最後通牒：限令俄方48小時內答復，否則下令向剛剛建立的蘇維埃政權發動軍亊進攻。雙方開戰了……最後，為了保住剛剛建立的蘇維埃政權，列寧以辭職、退黨相威脅，終於迫使俄共（布）中央勉強同意與對方妥脅。可是，這時德國將賠償的價碼提高到了60億盧布，割讓的面積也要進壹步擴大。列寧無可選擇，只好全部滿足對方的條件。於是於1918年3月蘇德邊境的俄方小鎮布列斯特，蘇俄與德國及其盟友簽訂了蘇俄退出戰爭，向德國割地百萬平方公裏，賠款60億盧布的條約，即「布列斯特和約」。實即－個最大的賣國條約。

不過幸運的是，9個月以後，德國及其協約國盟友在壹戰中戰敗投降。蘇俄趁機廢除了這個條約，收回了大部分割讓的國土，但其賣國行徑已經鐫刻在俄國的歷史之上。

以上就是「十月革命」 的歷史真相，也是列寧這個俄國和全世界共產主義革命的「偉大領袖、偉大導師」的真面目。

列寧用武力扼殺了俄國的社會主義民主革命以後，在國內引起了廣泛的譴責，引發風起雲擁的叛亂。即使如原來同情列寧和布黨的著名作家高爾基，也忍不住淚水在當天憤怒地寫下了《壹月九日和壹月五日》壹文，將這壹天比之1905年1月9日沙皇政府在彼得格勒對革命者的那場屠殺，高氏發出絕望的吶喊：

「列寧黨用他的來福槍驅散了近百年來俄國最優秀分子為之奮鬥的夢想！」

為了掩蓋1918年1月5日武力政變的事實，並證明自己的政權是靠流血從沙皇手中得來的，列寧和斯大林等在其後大肆編造「十月革命」的神話和謊言，說冬宮當時有二千余名士兵駐守，攻占冬宮之夜「是流血之夜」， 「阿芙樂爾號巡洋艦的炮聲」打響了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號角」，等等。並命令偽造了大量文學、影視作品，向人們灌輸布爾什維克黨領導的「十月革命」武裝起義開創了社會主義新紀元。而對自己通過軍亊政變奪取各個革命政黨共同的革命成果、扼殺立憲會議於血泊中的罪行則嚴密封鎖，用謊言強行代替了真實的歷史。

列寧及其布黨1月5日政變奪權成功後，全國各地隨即爆發了廣泛的示威遊行和起義、暴動，均遭到血腥鎮壓。但是鎮壓並不能平息反抗的烈火，接著便演變成全國性內戰，並引來了國際幹涉。這就是後來蘇共宣傳的外國帝國主義對蘇俄革命的武裝幹涉，「企圖將新生的蘇維埃政權扼殺在搖籃中」的由來。

由於蘇共取得了最終勝利，這壹期間的歷史真相被長久歪曲、隱瞞、篡改，掩沒。為了還原歷史的本來面目，下面摘引幾則俄羅斯的解密擋案，聽聽當時民眾對布爾什維克的聲音，以窺見當時俄國之真實情況。

下面是壹支農民起義軍對奉命前來鎮莊的紅軍發出的文告：

「……難道說妳們的父輩、兄弟和家人不是和起義農民生活得壹樣，不是在忍受共產黨和蘇維埃的壓迫嗎? 請看哪裏有言論、出版、結社、集會、信仰的自由和人身的不可侵犯？所有這壹切都被蘇維埃毀滅了，取而代之的是我們和妳們都隨處可見的隨意逮捕、平白無故的槍決、搶劫和放火。幾乎在紅軍占據的每壹個村莊，在妳們的眼皮底下都有強奸婦女的事情發生。而妳們，應征的士兵以不可原諒的無動於衷面對野獸般的共產黨人所施行的可怕暴行。人民遊擊軍向們最後壹次以至永遠號召：離開紅軍，帶上妳們手中的槍回家吧，建立遊擊隊，掙脫共產黨人的桎梏。」（見《炎黃春秋》2012年第6期第87頁署名左鳳榮的文章。）

下面是壹個喀瑯施塔得－位市民寫給親戚的信：「我們喀瑯施塔得和彼得格勒的新聞就是天天發生暴動，因為市民每人每天只能分得半俄磅面包，根本吃不飽，可又不能用錢買，警察到處攆人，不讓隨便做買賣；市民殺死了4個警察，現在暴動鬧得天昏地暗，不知以後會怎麽樣。水兵也在鬧暴動。人們都希望允許自由貿易，看樣子春天就要爆發壹場反對共產黨的戰爭，因為這裏所有水兵和紅軍戰士都不想要公社，他們高喊：『打倒公社，讓我們自由生活。」（同上第88頁）

－個紅軍司令部電工梅利曼發表退黨聲明：「我目睹了以以托洛茨基為首的共產黨製造的反對工人和農民的流血亊件，認為留在這個黨的隊伍裏是壹種恥辱，因此聲明退出共產黨並請同誌們吸收我加入我同樣會為之效力的我們自已的大家庭。」（同上第89——90頁）

－個女教師瑪麗婭·尼古拉耶夫娜·沙捷利的退黨聲明：「我被共產主義學說及其『壹切為了人民』 這句口號的聖潔和美好而深深感染，於1920年2月成為俄共預備黨員，然而就在有人對和平居民、對我深愛著的喀瑯施塔得的近六七千個孩子打響第壹槍的那壹刻，我想到我可能被當作那些濫殺無辜者的同謀，因此我從打響第壹槍的時候起，便不再認為自己是俄共預備黨員了。」（同上第91頁）

－個機械工希舍洛娃的退黨聲明：「我請求不要把我視為俄共黨員，因為我打心眼裏覺得共產黨員就是壹幫暴徒。他們就象兇殘的野獸那樣不肯放過自己的獵物，恨不得吸幹人民的鮮血。」（同上第92頁）

但是人民的反抗仍然被殘暴地鎮莊下去了。這期間，列寧還背信棄義，下令將當年主動退位、讓出政權的沙皇尼古拉二世壹家，包括傭人、廚子全部殺個精光。

由以上所述，我們也許可以得到幾點啟示：

第壹、壹切靠暴力、陰謀、欺騙手段上臺的獨裁政權，都要篡改歷史，偽造歷史。斯大林說：「歷史是勝利者書寫的」即是此意。所以，所有極權主義政權宣傳的歷史都是虛假的，偽造的。暴力恐怖和謊言愚民是－切極權政權不可或缺的兩翼。

第二、壹切極權政權都不可避免地有它的骯臟歷史，和不能見諸陽光的真相，因為它只能靠這些不光彩的、見不得人的血腥、卑劣手段奪取政權並鞏固政權。

第三、俄國人民，以及後來不斷被列寧、斯大林征服的其他「加盟共和國」的人民，決不是主動選擇了列寧主義、斯大林主義，而是在暴力脅迫下無可奈何的順從。

第四、在壹定時期，壹定情況下，暴力確實可以左右壹切、改變壹切，這就是社會實現，也是人類的悲劇。列寧就是靠著優勢的武力，靠著被愚弄和被脅迫的民眾充當他的炮灰和工具，將俄國各民主革命政黨和民眾的反抗殘酷地鎮壓下去了，建立並維持了他的赤色帝國長達七十四年之久。

但是，如果從人類總的歷史發展趨向來看，向著自由、民主、平等、博愛方向邁進仍然是人類社會不可阻擋的潮流。七十四年後，蘇聯這個龐大的、曾經不可壹世的赤色帝國終於土崩瓦解就是最好的證明。

斯大林是繼列寧之後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史上另壹位魔王級人物，但他本人並沒有刻意建立什麽「主義」， 是後人和他的政敵幫他總結出了壹個「斯大林主義」。

「斯大林主義」作為壹種「主義」，他自己以及蘇共從來都沒有承認過，只是強調斯大林是繼承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的偉大領袖。這當然主要是為了維護斯氏的馬列主義「正宗」傳人的形象。不過從理論角度來說，他也確實談不上什麽「主義」，就如首先提出「斯大林主義」這壹概念的托洛茨基所說的那樣，斯氏在理論上確實談不上有什麽建樹、更無體系，「斯大林主義」不過是壹套極權的官僚製度、警察製度、以及經濟、社會製度的大雜燴而已。但是，作為列寧的繼承者和長期統治蘇聯及其「社會主義陣營」的大獨裁者，他總還是有壹些自己特色的東西的。據後來他的政敵鐵托的概括：「斯大林主義」 在政治上是官僚集權主義和暴力專政，經濟上是國家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模式，意識形態上是教條主義和專製統治，國際關系上是大國沙文主義，「老子黨」主義。這雖不全面，但大概不錯。壹句話，斯大林全面繼承和發展了列寧主義，是蘇聯「社會帝國主義」的創建者、統治者。

雖然斯大林主義在本質上與列寧主義沒有什麽區別，但他在實踐方面也確實發展了列寧主義。它的主要「貢獻」有：

通過殘忍、醜惡、卑鄙的黨內鬥爭，完成了由蘇共黨內高層集體專政到斯氏個人獨裁的轉變。其中最突出的是上世紀30年代斯氏發動的內部大清洗的肅反運動，其高潮是斯氏壹手導演的「莫斯科大審判」。

  列寧去世後，蘇共領導集團面臨著新的權力洗牌。斯大林以其超強的狠毒和狡詐，運用極其殘忍、卑鄙的手段，清除了所有政敵，建立了較列寧更為專製、更為殘暴的個人獨裁統治。斯大林的主要政敵、最終死於斯氏之手的托洛茨基（這裏順便說明，托氏本身也是個極左派，他與斯氏之爭，完全是狗咬狗的內部權力之爭），曾指責斯大林實行的是法西斯主義。筆者以為，這真是太貶低斯氏了，照實說，不管是希特勒、墨索裏尼或其他法西斯頭子，他們都沒有資格與斯大林相提並論。舉個淺顯的例子，希氏執政之初，由其密友，納粹「二把手」戈林親自導演了壹出「國會縱火案」，目的是嫁禍給當時的保加利亞共產黨頭頭、共產國際西歐局的領導人季米特洛夫，將季氏當作「縱火犯」懲辦。於是準備了半年多，由帝國法院在萊比錫搞了場公開大審判。但結果卻壹敗塗地，季氏趁法庭辯護之機大肆攻擊納粹當局，宣揚共產主義。最後季氏被無罪釋放，還被引渡去蘇聯。希特勒當局可謂偷雞不著蝕把米，顏面盡失。

妳看法西斯頭子多麽笨拙！多麽無能！這麽壹件「小事」 都辦砸了，毫無疑問，如果這件事放在斯大林手裏，恐怕100個季米特洛夫都要乖乖認罪，自願作刀下鬼了。

果不其然，德國的國會縱火案剛剛過去不久，斯大林就在莫斯科上演了幾場「國際大審判」，被審判的都是馳名世界的前蘇共領導人，列寧的「親密戰友」、蘇聯的「建國元勛」，如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等。這些人都被控犯下了驚人的大罪，如叛國、謀殺斯大林、充當外國間諜、破壞蘇聯工業和國防……等等，其中任何壹項指控都足以判處死刑。可這些曾經多次上過沙皇俄國的法庭，對法律壹清二楚的老革命、理論家、雄辯家卻無壹人為自己作無罪或輕罪辯護，相反，他們都當場痛徹地懺悔自己、辱罵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並對偉大英明的斯大林贊不絕口，懇切要求處死自己，以贖罪於萬壹……。乍壹看，這些人仿佛在演戲、背臺詞。但這壹切是真的，他們由衷地願意赴死，願意以死謝罪，而且他們真的都被處決了……

幾十年後人們才知道加給這些人的罪名全是假的，他們自己招供的罪狀也全是自己「編造」出來的。可事情就是這樣奇妙，這些人寧願背著這些莫須有的黑鍋去做冤死鬼，而且還對加害他們的人大唱贊歌。可這就是斯大林！這就叫「手段」，叫「能耐」！其實說穿了，斯氏的手段也沒有什麽特別之處，他只是做到兩點就行了：壹是折磨得這些人但求速死（後來這些犯人出庭都經過整容、休養、以還其「人樣」）；二是以其本人認罪赴死換取其子女家屬的生存，否則斬盡殺絕。試想「犯人」們該怎樣選擇呢？受盡酷刑折磨，對他們來說，「死」其實是最奢侈的要求了（這壹點，也許只有在在中國的文革中被處死的人可解其中奧妙）。總之，斯大林輕易地就演出了那場完美的大戲，戰果輝惶，據後來披露，大肅反之前的1934年，參加蘇共十七大的1966名代表中，有1108人被捕，絕大多數被處決或死於獄中；十七大選出的139名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有98人被槍斃。從1935年至1941年6月蘇德戰爭爆發前的六年半中，全蘇聯在肅反中約有2000萬人受到各種迫害，其中700萬人被處死，在被處決者之中，有2萬名是肅反運動執行者的秘密特工，是遭「滅口」的壹群

所以，相對斯大林而言，希特勒只能是「小巫見大巫」中的「小巫」了。

看來，只有後來居上的毛澤東堪與斯氏比肩了。

（二）經濟上高度集中統壹的計劃體製和優先發展軍事工業的戰略，使蘇聯成為「短缺經濟」的始作俑者。

在經濟政策上，斯大林甚至比他的老師列寧更「左」。當年列寧曾被迫實行過退卻性的「新經濟政策」（這類似中國1961年後劉少奇等人收拾大躍進殘局而采取的「放寬農村經濟政策」）。渡過難關後，斯氏便全面恢復了單壹的國有和集體農莊經濟。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斯氏將全國最精銳的人、財、物集中用於發展軍事工業和強化軍隊，農業和輕工業等人民生活必須品的投入被壹再壓縮，迫使全國人民、特別是農民過著勒緊褲帶的日子。不久形成了全民性生活必須品全面短缺、限量供應的現象，這種現象後被稱作「短缺經濟」，成為壹切蘇式「社會主義」國家的共同特點。斯大林理所當然為其始作俑者。

1929—1933年，當時的資本主義國家發生了世界性的以產品過剩為特征的經濟危機，樣樣都短缺的蘇聯當然不存在這種危機。於是，斯氏開動全部宣傳機器，在全球製造「蘇聯社會主義製度無比優越」的神話。還製造了很多反映蘇聯人民「幸福生活」 的影視文學作品，向世界宣揚蘇聯人民的幸福生活。實際上，單是在「農業集體化」的過程中，就有七十萬農民因為反抗被屠殺或死於流放地。自然，這壹切都是蘇聯倒臺後才被揭露的。

與此同時，斯大林建立並強化了等級特權製度，在統治集團內部實行「按權分配」，統治階層不僅在政治上，而且在經濟上成為新的貴族。

斯大林所作所為，後來被包括中國在內的共產黨國家全面仿效。

（三）窮兵黷武，向全球輸出「共產主義革命」，大力擴張殖民地和衛星國。

向全球推廣「共產主義」，「解放全人類」，是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公開提出的口號。因此共產黨政權天生具有侵略、擴張性。列寧按照這壹原則，在1919年初立國未穩之際就組建了「共產國際」（第三國際），成為蘇聯向外擴張的前線指揮部。接著進軍蒙古，將外蒙古從中國分裂出去，使之成為蘇聯的衛星國和殖民地。最後，讓最初只有三個「加盟共和國」的蘇聯的最終擴展至16個。還在全球各地物色代理人，建立了數十個國家和地區的共產黨（勞動黨、工人黨），在世界各地布下了「革命的種子」。二次世界大戰蘇聯又因禍得「福」，在盟國主要是美國的支援下（蘇聯因此欠下美國三百億美元的債，戰後只歸還給美國3億美元），蘇軍在反擊德軍的過程中，將東歐八個國家收入自己的囊中，成為自己的「屬國」兼殖民地。還在東亞扶植、幫助中國、北朝鮮以及印度支那共產黨奪得了政權，大大增強了共產黨世界的實力，湊成了龐大的世界「社會主義陣營」。隨後，斯大林以「社會主義陣營」首領的身份開展了與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的爭霸戰，將全世界拖進了近半個世紀的「冷戰」歲月。

（四）將「專政」擴展到文化、教育、學術和思想的各個領域，形成了密不透風的思想控製和意識形態壟斷，開「全面專政」之先河。

在列寧掌權的時候，就已經開始了對全社會思想和意識形態的嚴格監控。1918年普列漢諾夫就指責：「布爾什維克不能給人民以民主和自由，他們在半年的時間裏查封的報紙雜誌，比沙皇在整個羅曼諾夫王朝時代查封的還要多。」面對指責，列寧在1920年12月10日接見西班牙工人代表時對此答復說：「我們從來都不講自由，只講無產階級專政！」

斯大林接班以後，出於鞏固其獨裁統治的需要，加強了對言論、思想的控製。他第壹個「改造」的對象就是史學界，按照「黨性原則」重塑歷史，要求史學要「圓滿地解釋黨和政府的歷史性決議」，即完全為政治服務。開了篡改、歪曲歷史之先河

在輕而易舉地解決了史學界的問題以後，斯大林以同樣的方法，將矛頭轉向新聞出版和文藝界，明確提出新聞和人文科學的首要任務就是為黨和政府歌功頌德的「宣傳功能」。為此，他對所有人文科學界進行了整頓，大肆焚燒那些被認為是「毒害和腐蝕人民靈魂的『反動圖書』」。斷絕這些領域所有的專家學者與外國的聯系，使他們完全生活在無產階級政治的「真空罩」 之下。

與此同時，大批知識分子被從自己的專業崗位調離，對有不滿和反抗者則實施逮捕、判刑、流放。

綜觀上述，斯大林主義雖然在理論上沒有什麽建樹，但他對列寧主義確實所有發展、完善，使之更加惡劣、殘暴。所以從總的方面看，說斯大林繼承並發展了列寧主義是符合實際的。斯氏的另壹開創性「貢獻」，是領導「社會主義陣營」，與美國為首的自由世界開展長期針鋒相對的鬥爭，向全世界宣揚、傳播、滲透、推廣列寧式的共產主義。

我們在論述斯大林主義時，總覺得有壹種「似曾相識」的感覺，原因是這壹切全都被毛澤東搬到中國來了。當然，毛還有更多創造發展。

勞動權利常識

作者 景祥 寫於 二零一八年

　　序言

　　本手冊回應了世界各地的雇主組織和企業日益增長的需求，針對什麽是強迫勞動，強迫勞動對企業經營的影響，及企業能采取的處理措施給出了指導。

　　強迫勞動對雇主構成很大的風險，其不僅影響到發展中國家遊離在正規經濟邊緣的小企業，還影響到了有著復雜供應鏈和外包業務的跨國企業。據國際勞工組織估計，有80% 的強迫勞動發生在私營企業。雖然大多數此類違法行為存在於非正規經濟中，但最近幾家大公司也不得不面對關於其使用強迫勞動的指控。

　　現在很多企業在其行為準則中都有反強迫勞動的規定，不少審計公司也對此提供更多的服務，但關於究竟什麽是強迫勞動仍有難決的爭議。它可能以壹種微妙的形式存在，如果沒有基於國際勞工組織的相關公約內容的指南，或是沒有基於公約實施監督機構的審慎討論的指南，會很難被理解和察覺。

　　本手冊的首版旨在填補這種空白。本手冊是與國際雇主聯合會密切合作的成果，並參考了不同地區的雇主和企業的建議，在所有討論會議中，參會者們都明確提出對此指南的需求，還要求提供良好企業運作的例子，以及補救建議。這次的首版中良好案例的數量有限，我們鼓勵讀者分享自己的經驗為以後的版本提供豐富的資料。

　　本手冊由國際勞工組織反強迫勞動特別行動計劃 (SAP-FL）的 Philip Hunter 編輯，並得到了聯合國在全球供應鏈管理中反人口販運行動專家組（UN. GIFT）的支持。國際勞工組織的若幹其他部門也為本手冊的編輯提供了幫助，特別是來自於國際勞工標準(NORMES）、雇主活動（ACTEMP)、跨國企業(MULTI)、社會對話（DIALOGUE），消除童工（IPEC）等部門和」更佳工作」（BETTER WORK）項目人員的建議。我們也感謝外部的雇主聯合會、企業和民間團體抽時間審閱了手冊的初稿，並提供了寶貴意見，以保證這些指導工具真正與商界相關。特別致謝 GLOBALAFFAIR 高級副總裁 David Arkless先生，和 Manpower 公司的 Branka Minic 女士，他們為手冊的外部反饋工作提供了極大幫助。非常感謝國際雇主聯合會的Brent Wilton 先生和 Barbara Leon女士對初稿的全面評論。

　　簡介

　　強迫勞動和由人口販運引起的強迫勞動正成為雇主聯合會和企業面臨的日趨重要的問題。本手冊旨在幫助不同層次的企業解決強迫勞動問題，提供實用工具和指導材料幫助他們鑒別和防止強迫勞動，並在其影響力範圍內必要時采取補救措施。

　　雇主組織和企業在打擊壹切形式的強迫或強製勞動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特別是雇主組織，在對製度的銜接和維持上處於有利的戰略地位。國際勞工組織到2015年消除強迫勞動的運動要想成功，企業也起著關鍵作用。

　　企業和雇主組織在全球消滅強迫勞動和人口販運活動中扮演中心角色的原因有很多：

　　● 遵守法律: 幾乎所有國際勞工組織的成員國都批準了關於強迫或強製勞動的29和105號公約，並且批準了反人口販運的《巴勒莫議定書》。成員國必須把強迫勞動作為犯罪對待。這意味著強迫勞動和人口販運在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屬於犯罪並將受到法律製裁，所以卷入此類活動的公司會被起訴。

　　● 管理風險和聲譽： 要想成功，公司必須在存在非固定風險的環境中進行風險管理，而風險則可能會產生於公司本身的運作、其供應商和其它渠道。被指控強迫勞動和人口販運既給公司帶來法律上的風險，又對公司聲譽和品牌造成嚴重威脅。

　　● 全球供應鏈中的強迫勞動： 由於全球化和各國及各企業間聯系的增長，國際供應鏈中的強迫勞動和人口販運也成為壹個突出的問題。

　　● 行為準則和企業社會責任（CSR）： 消除強迫勞動是企業行為準則和其它社會責任的重點。公司，尤其是那些供應消費市場和有品牌價值的公司，面臨著不斷增長的對其生產符合社會和人權標準的要求。

　　● 強迫勞動和人口販運是道德所不能接受的。

　　本手冊的目標

　　本 手 冊 面 向 雇 主 組 織 和 各 種 類 型 的 企 業 ， 包 括 中 小 型 企業、跨國企業、出口型企業和那些處於國際供應鏈中的企業。高管人員、人力資源部、采購和社會責任負責人員，及社會責任審計人員都可以在此找到技術資料和信息以幫助他們的日常工作。在更廣泛的社會責任範圍內的機構和提供管理服務的公司，例如，咨詢公司或質量監測公司，也能從手冊中得到幫助。

　　本手冊的主要目標是幫助企業和雇主組織理解並處理與強迫勞動和人口販運相關的各個方面和問題。當然每個公司和組織都各不相同，並有自己不同的需求和優先事項。這些的確是全球性的現象，影響著當今全世界的所有國家，因此，強迫勞動對全球的企業及其國內國際代表都形成了重大風險。本手冊有以下具體目標：

　　● 提高對強迫勞動和人口販運的認識，它們是什麽，會存在於什麽地方；● 為不同企業和雇主組織提供實用材料和指導，鼓勵他們為反對強迫勞動和人口販運做出努力；● 支持雇主著手解決問題，並提出具體措施以幫助其采取預防行動以避免強迫勞動的風險；● 促進對相關國際標準的更好理解；

　　● 通過促使企業積極參與國際行動，鼓勵更廣泛的合作以打擊強迫勞動和人口販運；● 為深度閱讀提供參考和指導。

　　如何使用本手冊

　　本手冊為方便企業的實際使用而設計，用獨立工具和小冊子的形式，給企業提供實用的指導以幫助其處理強迫勞動問題。手冊內容有背景資料，關於強迫勞動和人口販運的最新統計，對重點問題

　　的總結和進壹步閱讀的參考。手冊的編排兼納不同行業部門，並采用了來自不同地區、國家、雇主組織和不同規模的企業的信息。整本冊子用有具體行動的例子來說明已采取過的措施。本手冊具體有以下幾個部分：

　　● 雇主常見問題： 給管理人員、人力資源部人員和其他部門的快速查閱指南，以回答雇主常提的問題。該指南針對壹些復雜的問題以簡單易用的方式解答，如獄工勞動，強迫超時工作和債務束縛。

　　● 反強迫勞動的指導原則： 壹套基於國際勞工組織的標準和法律的原則，用以指導企業反對強迫勞動和人口販運。

　　● 守法評估清單和指南： 清單專為社會稽查員和其他相關工作人員設計，用於進行企業層面的評估，包括壹套如何進行評估的政策指導的問題和解答及技術性建議。

　　● 采取行動的指導： 給企業和雇主組織提供在企業、國家和產業層面上以及在國際供應鏈中解決強迫勞動的關鍵措施。

　　● 采取行動的提示： 壹套實用的查閱指南，用於挑選壹些企業可以用來應對強迫勞動和人口販運的具體措施和收益。

　　● 良好做法的案例分析： 選擇公司和產業運作實例，表明在工作場所及供應鏈中處理強迫勞動的不同方式。這些案例都是從公眾可獲取的信息資源中挑選整理的。

　　定義和概念

　　強迫勞動

　　國際勞工組織29號公約（1930年）中可見國際認可的強迫勞動的定義，按照該公約，強迫勞動是「以任何懲罰相威脅，強迫任何人從事的非本人自願的壹切勞動或服務」。

　　該定義的關鍵要件：

　　壹切勞動或服務： 包括所有種類的工作、服務和雇傭，無論其所屬的產業、行業或職業，包括合法正規的雇傭及非法非正規的雇傭。

　　任何人： 包括所有國籍的成人和兒童，與被強迫勞動者是否擁有事發國國籍無關。

　　任何懲罰的威脅： 既包括刑事懲罰行為，也包括其它形式的脅迫如：威脅，暴力，扣留身份文件，拘禁和克扣工資。剝奪權利和特權也是壹種處罰形式。

　　意願： 指受雇人員根據國家法律或集體協議，在合理通知後，隨時可自願接受或終止雇傭關系。

　　從本質上，這樣情形中的人屬於強迫勞動： 他們非自願選擇而提供勞動或服務，若要離開就要受到處罰或被威脅將受到處罰。處罰不僅限於體罰或限製自由，也有其它形式，如權利或特權的喪失。

　　圖1提供了壹些例子說明該定義的不同方面：

　　圖１：實踐中鑒別強迫勞動

　　非自願的勞動

　　（進入強迫勞動的路徑）

　　以懲罰相威脅

　　（扣留強迫勞動的方式）

　　● 出生/後代淪落為「奴隸」或被

　　束縛

　　● 誘拐劫持或綁架

　　● 買賣人口

　　● 在工作場所限製人身自由-監獄

　　關押或私自囚禁

　　● 心理強迫，如命令勞動，威脅如

　　不服從則會受到懲罰

　　● 誘發性債務捆綁（偽造賬目，擡

　　高價格，壓低產品或服務價值，

　　高利貸等等）

　　● 對工作類型和條件采取欺詐或虛

　　假承諾

　　● 克扣工資

　　● 扣押身份文件或其它有價值的私

　　人財物

　　● 對勞工或其親屬或與其關系密

　　切者采取暴力

　　● 性暴力

　　● 以迷信報復為恐嚇

　　● 監禁或其它人身拘留

　　● 經濟製裁

　　● 向當局（警察，移民部門等）

　　告發並遣送

　　● 禁止今後受雇

　　● 排斥於社區和社會生活之外

　　● 剝奪權利或特權

　　● 剝奪食物，住所或其它必需品

　　● 轉至更糟糕的工作條件

　　● 失去社會地位

　　販運人口

　　販運人口可導致強迫勞動。販運人口涉及人員的流動，通常是跨越國界，以達到剝削的目的。近年來，人口販運出現了新的形式和規模，通常和信息技術，運輸和跨國有組織犯罪的發展有關。它既影響著發展中國家和轉型國家，也影響著實現了市場經濟的工業化國家。

　　在2000年的《巴勒莫議定書》中有對人口販運的基本定義。《巴勒莫議定書》把偷渡和具有剝削、欺詐及脅迫性質的人口販運進行了區分1。

　　販運人口，系指為剝削目的而通過暴力威脅或使用暴力手段，或通過其他形式的脅迫，如通過誘拐、劫持、欺詐、欺騙、濫用權力或濫用他人之脆弱境況／弱勢地位，或通過收受酬金或利益取得對另壹人有控製權的某人的同意等手段，招募、運送、轉移、窩藏或接收人員。剝削應至少包括利用他人賣淫進行剝削或其他形式的性剝削，強迫勞動或服務，奴役或類似奴役的做法，勞役或切除器官。

　　該定義比較復雜，但它著重於以下關鍵點：

　　活動：包括販運環節的每個階段，即招募、運送、轉移、窩藏或接受人員。

　　方式：包括威脅或使用暴力、欺騙、誘拐劫持、脅迫、欺詐、威脅，恐嚇和濫用權力或他人之脆弱境況／弱勢地位。

　　目的：即剝削，包括強迫勞動、奴役和勞役。

　　《巴勒莫議定書》把販運兒童（18歲以下）和成人區分開。由第三方以剝削為目的招募和運送兒童,即便不涉及定義中提到的非法方式，也被認為是「販運人口」。

　　國際勞工組織認為，重要的是要明確並非所有的強迫勞動都是人口販運所致，同樣地，並非所有與販運相關的活動都導致強迫勞動。

　　企業社會責任

　　國際勞工組織把企業社會責任定義為：企業考慮到其行為對社會的影響，在其內部秩序和程序及和其它主體交流時肯定己方的原則和價值觀的壹種舉動。企業社會責任使企業自願主動幹預不遵紀守法的活動的行為。

　　國際勞工組織對企業社會責任定義的關鍵點：

　　自願性：企業自願承擔起其法律義務之外的社會責任；完整性： 企業社會責任是企業管理的必要組成部分，因此與慈善事業不同；系統性： 社會責任行為是系統性的，並非偶爾為之。

　　國際勞工組織對企業社會責任的觀點體現在《關於跨國企業和社會政策原則的三方宣言》中2。該宣言是唯壹針對企業的國際文書，並得到政府和雇主組織及工會的認可。國際勞工組織的《工作中基本原則及權利宣言》也是壹項重要的起促進作用的國際文書。它責成國際勞工組織成員國，不論其是否批準了相關公約3，都要尊重並促進包括消除強迫勞動在內的四項核心勞動原則。該宣言中認定的原則和權利，也被《聯合國全球契約》囊括為與勞動相關的原則。從1999年契約發表後，國際勞工組織始終積極配合全球契約辦公室和其聯合國成員機構。

　　關於強迫勞動和人口販運定義的更多信息見本手冊的第二冊「雇主常見問題」 。 下圖中也有，其中包括相關國際文書的摘錄。

　　強迫勞動和全球經濟

　　事實和數據

　　國際勞工組織數據顯示，全球至少有1230萬人是強迫勞動的受害者。其中980萬人被私人剝削，包括由人口販運導致的240萬人。婦女兒童特別容易遭受侵害，但男性也會受到影響，特別是在如建築業和礦業等領域。

　　強迫勞動既存在於工業化國家也存在於發展中國家。這是壹個或多或少影響所有國家的全球性問題。下面的表1顯示了強迫勞動的地區分布，也表明了這的確是全球性的現象。

　　表1

　　強迫勞動和被販運的強迫勞工的地區分布

　　強迫勞動總數 人口販運總數

　　亞洲及太平洋 9 490 000 1 360 000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 1 320 000 250 000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 660 000 130 000

　　工業化國家 360 000 270 000

　　中東和北非 260 000 230 000

　　轉型國家 210 000 200 000

　　全球 12 300 000 2 450 000*

　　* 由於四舍五入，數字相加不等於總數

　　在被販運的240萬男人、婦女和兒童中，至少三分之壹是以經濟剝削目的而被販運的，而非性剝削。從被販運強迫勞工身上剝削的估計利潤高達320億美元，其中壹半產生於工業國，將近三分之壹產生於亞洲。這意味著從每個強迫勞工身上平均每年所獲的利潤在13000美元左右，或每月1100美元4。

　　強迫勞動最常見的壹些形式：

　　債務導致的強迫勞動： 盛行於南亞地區，壹般被稱為「債役勞動」，但也被廣泛稱為「債務束縛」。通常為勞工從雇主或勞務中介處借款或預支工資，從而勞工或其家人以其勞動償還借款。可是借款或工作的條件，可能是讓勞工多年無法償還借貸的圈套5。

　　監獄強迫勞動： 國際法壹般不將監獄工人的勞動認為是強迫勞動。可是，如果服刑人員的勞動是非自願的，未經法庭判令的，且不是由公共權力機構監督的，則被視為強迫勞動。類似的，如果服刑人員的非自願工作是由私營企業受益，也被認為是強迫勞動。

　　由人口販運所致的強迫勞動： 人口販運已成為壹項全球生意，它場】涉有組織犯罪和欺騙性招募，敲詐勒索以榨取移民工人的勞動所得。

　　脅迫雇傭： 指雇傭中很多形式的欺騙和威脅，在特定環境中可升級為強迫勞動。克扣或不支付工資，扣押身份文件，債務捆綁都是這種脅迫的壹些例子。

　　與利用勞動合同體系相聯的強迫勞動： 這種情況目前幾乎在世界各處都存在。例如，移民工人發現因為高額費用的收取，他們被「捆綁」於勞動合同，壹旦到達目的國後，更換雇主的可能性幾乎為零。

　　存在風險的經濟領域

　　關於強迫勞動存在的經濟領域的可靠統計數據很難建立，國際勞工組織估計，全球範圍內，只有20%的強迫勞動屬於國家或軍隊強迫。即大多數強迫勞動存在於私營企業，且其中11%是強迫商業色情剝削，64%是經濟剝削。剩余的5%強迫勞動情況無法清楚鑒定6。

　　以下是壹些經濟行業的不完全的名單，在很多國家的這些經濟領域內，強迫勞動和人口販運都已被認為是重要問題：

　　● 農業和園藝

　　● 建築

　　● 製衣和紡織業的血汗工廠

　　● 旅店和餐飲

　　● 礦業和伐木

　　● 食物加工和包裝

　　● 運輸

　　● 家政和其它護理清潔工作

　　● 情色行業

　　人口販運所致的強迫勞動主要影響著在主流經濟邊緣工作的，無正式工作或居留權的人們。但日益明顯的是，脅迫招募和雇傭也同樣影響到了其它主流經濟領域中的移民工人，例如保健護理，食品加工，信息技術和簽約保潔，既有私營產業也有公共行業。

　　弱勢工人

　　強迫勞動是影響到每壹地區，國家和經濟領域，及正規和非正規雇傭關系中工人的全球性現象。但是，某些類型的工人比其它工人更易受到脅迫，或是因其種族背景，或是相對貧窮，或是因其非法居留狀態而處於危險之中。雇主在直接雇用他們或當他們在供應鏈的分包合同公司工作時，要予以特別註意：

　　● 那些屬於長期遭受歧視群體的工人，如拉丁美洲的土著和部落人群，南亞的下層種姓階級，特別是這些群體中的婦女；● 移民工人，特別是無居留許可的，其弱點會被利用從而遭受脅迫被人剝削；● 非正規企業的工人，包括在家工作的工人和那些在偏遠的農村地區，處於正規經濟邊緣的工人；● 青年和無技能或不識字的工人，他們對自己合法權利的認識會比那些比年長的、有技能和受過更好教育的人少。

　　更多資料

　　國際條約，建議和宣言

　　綜合

　　● 1988年《國際勞工組織關於工作中基本原則和權利宣言》

　　● 2006年《國際勞工組織關於跨國企業和社會政策準則的三方宣言》

　　● 2008年《國際勞工組織關於爭取公平全球化的社會正義宣言》

　　強迫勞動

　　● 1930年《強迫勞動公約》（29 號）

　　● 1957年《廢除強迫勞動公約》（105號）

　　強迫勞動和販運兒童

　　● 1999年《最惡劣形式童工公約》（182號）

　　移民工人

　　● 1949年《移民就業公約（修改案）》（97號）● 1975年《移民工人(補充規定)公約（附則）》（143號）招募及雇傭關系● 1997年《私營職介機構公約》（181號）

　　● 1997年《私營職介機構建議書》（188號）

　　● 2006年《雇傭關系建議書》（198號）

　　人權

　　● 1948年《世界人權宣言》

　　● 1966年《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 1966年《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 1990年《保護所有移民工人和其家庭成員權利國際公約》

　　廢除奴隸製

　　● 1957年《廢止奴隸製、奴隸販賣及類似奴隸製的製度與習俗補充公約》

　　犯罪

　　● 2000年《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

　　販運

　　● 2000年《關於預防，禁止和懲治販運人口，特別是婦女和兒童的議定書》（也稱《巴勒莫議定書》）國際勞工組織的報告和調查

　　● 國際勞工組織：反強迫勞動國際聯盟，日內瓦，2005● 國 際 勞 工 組 織 ： 消 除 強 迫 勞 動 ： 關 於 強 迫 勞 動 公 約 的 普查，1930（29號），和廢止強迫勞動公約，1957（105號），日內瓦，2007● 國際勞工組織：反人口販運行動，日內瓦，2008● 國際勞工組織：販運強迫勞工：如何監測征聘移民工人，日內瓦，2006● 國際勞工組織：信息指南：防止對婦女移民工的歧視、剝削和虐待，日內瓦，2003● 國際勞工組織：強迫勞動和人口販運：勞動監察員手冊，日內瓦，2008國際雇主組織政策聲明

　　● 國際雇主組織：非正規經濟：雇主的方法，日內瓦，2006● 國際雇主組織：企業在社會中的作用，日內瓦，2006● 國際雇主組織：企業的社會責任：國際雇主組織的方法，日內瓦，2003● 國際雇主組織：行為準則：國際雇主組織立場文件，日內瓦，1999其它相關資料

　　● 反奴隸製國際（Anti-Slavery International），《發展受製：21世紀的歧視和奴隸製》，倫敦，2008● 反奴隸製國際（Anti-Slavery International），《債役》，倫敦，1998● 美國國務院，人口販運報告，2008

　　國際法律文書

　　A- 國際勞工組織公約 29號 公約 （1930）- 摘錄第壹條1. 凡批準本公約的國際勞工組織成員承擔在可能範圍內最短期間製止強迫或強製勞動的壹切使用形式。

　　第二條

　　1. 就本公約而言，「強迫或強製勞動」壹詞指以懲罰相威脅，強使任何人從事其本人不曾表示自願從事的所有工作和勞務。

　　2. 但就本公約而言，「強迫或強製勞動」壹詞不包括：

　　(a) 任何工作或勞務系根據義務兵役法強征以代替純軍事性工作者；(b) 作為壹個完全自治國家的正常公民義務壹部分的任何工作或勞務；(c) 任何人因法院判定有罪而被迫從事的任何工作或勞務，但上述工作或勞務必須由政府當局監督和管理，該人員並不得由私人、公司或社團雇用或處置；(d) 任何工作或勞務，因緊急情況而強征者。所謂緊急情況系指戰爭或災害或災害威脅，例如火災、水災、饑荒、地震、猛烈流行病或動物瘟疫、動物、昆蟲或植物害蟲的侵害以及壹般來說可能危害全部或部分居民的生存或福利的任何情況；(e) 由社區成員為該社區直接利益而從事的，故可視為社區成員應履行的正常公民義務的輕微社區勞務，但這些勞務是否需要，社區成員或其直接選出的代表應有被征詢協商的權利。

　　第二十五條

　　非法征用強迫或強製勞動，應依刑法治罪。批準本公約的成員負有義務確保法律所規定的懲罰確實充分，壹定嚴格執行B- 廢除強迫勞動 105號公約（1957）- 摘錄第壹條

　　凡批準本公約的國際勞工組織成員承擔製止不利用任何方式的強迫或強製勞動。

　　(a) 作為政治壓迫或政治教育的工具或作為對持有或發表政見或意識形態上與現存政治，社會或經濟製度相反的意見的懲罰；(b) 作為經濟發展目的動員和使用勞工的方法(c) 作為勞動紀律的工具

　　(d) 作為對參加罷工的懲罰

　　(e) 作為實行種族，社會，民族或宗教歧視的工具第二條凡批準本公約的國際勞工組織成員承擔采取有效措施去保證立即徹底廢止本公約第壹條所述的強迫和強製勞動。

　　C- 國際勞工組織私營就業機構

　　181號公約（1997）- 摘錄

　　第壹條

　　1. 就本公約而言，私營職業介紹所是指提供以下壹項或多項勞動力市場服務的獨立於公共當局的任何自然人或法人(a) 匹配就業供求的服務，而私營職業介紹所不成為因此服務而可能產生的就業關系中的壹方。

　　(b) 雇用工人並準備提供給第三方使用的服務，第三方可能是自然人或法人（以下稱用人企業），由他們給工人分配任務並監督這些任務的執行。

　　(c) 其它與求職相關的服務，是由主管機構咨詢最有代表性的雇主組織和工人組織後確定的，如提供信息，並非旨在匹配特定的就業供求。

　　2. 就本公約而言，工人壹詞包括求職者。

　　第二條

　　1. 本公約適用於所有私營職業介紹所

　　2. 本公約適用於所有類別的工人和所有經濟活動部門。公約不適用於海員的招聘和安置。

　　第三條

　　1. 私營職業介紹所的法律地位，需根據國家法律和慣例，咨詢最具有代表性的雇主組織和工人組織後確定。

　　2. 成員國須根據發放執照或證書製度，確定管理私營職業介紹所操作的條件，除非有適當的國家法律和慣例以其他方式規定或確定了這些條件。

　　第四條

　　須采取措施，以保證由提供第壹條中的服務的私營職業介紹所招聘的工人，不被剝奪自由結社和集體談判的權利。

　　第五條

　　為促進就業和進入特定職業的機會和待遇平等，成員國須保證私營介紹所不得因種族，膚色，性別，宗教，政治觀點，民族血統，社會出身，或國家法律和慣例包括的任何其它形式的歧視，如年齡或殘疾，對工人施加歧視。

　　第七條

　　1. 私營職業介紹所不得直接或間接地，全部或部分地向工人收取酬金或費用。

　　2. 為了有關工人的利益，咨詢最有代表性的雇主組織和工人組織後，主管機構可批準將某些類別的工人和私營職業介紹所提供的特別類別的服務，作為以上第壹條規定的例外情況。

　　第八條

　　1. 咨詢最有代表性的雇主組織和工人組織後，成員國須在其管轄範圍內，及凡適宜時，同其它成員國合作，采取所有必要和適宜的措施，為私營職業介紹所在其領土上招聘或安置的移民工人提供適當保護並防止虐待現象。這些措施須包括製定懲罰的法律或條例，其中有取締從事欺騙性活動和虐待行為的私營職業介紹所的條例。

　　2. 當工人是在壹個國家招聘，而在另壹個國家工作時，相關成員國須考慮締結雙邊協議，以防止招聘，安置和就業中的虐待和欺騙行為。

　　第九條

　　成員國應采取措施確保私人職業介紹所不使用或提供童工。

　　第十條

　　主管機構應確保有適當的機製和程序，適當時要有最有代表性的雇主組織和工人組織參與，以調查對私營職業介紹所活動中的虐待，欺詐行為的指控第十壹條

　　成員國應根據國家法律和慣例采取必要措施，以保證第壹條第壹段(b)中定義的私營職業介紹所雇用的工人在以下方面得到適當保護。

　　(a) 結社自由

　　(b) 集體談判

　　(c) 最低工資

　　(d) 工時和其它工作條件

　　(e) 法定社會保障津貼

　　(f) 接受培訓

　　(g) 職業安全和健康

　　(h) 發生職業事故或疾病時的賠償

　　(i) 出現破產時對工人的賠償和債權保護

　　(j) 生育保護和利益，父母保護和利益。

　　D- 防止，消除和懲罰人口販運，特別是婦女兒童販運議定書，（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補充條例）-摘錄第二條 目的聲明

　　本公約目的為：

　　(a) 防止和打擊人口販運，對婦女兒童予以特別註意。

　　(b) 在完全尊重他們人權的同時，保護和幫助此類販運的受害者。

　　並

　　(c) 促進國家間的合作以達到這些目標。

　　第三條 術語的使用

　　就本公約而言:

　　(a) 「人口販運」系指為剝削目的而通過暴力威脅或使用暴力手段，或通過其他形式的脅迫，通過誘拐、欺詐、欺騙、濫用權力或濫用脆弱境況，或通過授受酬金或利益取得對另壹人有控製權的某人的同意等手段招募、運送、轉移、窩藏或接收人員。剝削應至少包括利用他人賣淫進行剝削或其他形式的性剝削強迫勞動或服務奴役或類似奴役的做法勞役或切除器官。

　　(b) 在本條a分段中陳述的遭受旨在剝削的人口販運的受害者的概念與在b分段中使用的任何方式無關。

　　(c) 以剝削為目的，招聘，運送，轉移，窩藏，或接受兒童，即使未使用本條a段中陳述的方式，也被認為是「人口販運」。

　　(d) 「兒童」應指所有18歲以下的人。

　　第六條： 幫助和保護人口販運的受害者

　　1. 在適宜的情況和在國家法律延伸範圍，各締約國都應保護人口販運受害者的隱私和身份，包括，特別是，在與該類販運相關的司法程序中保密。

　　2. 各締約國都應保證其國家法律或管理體系中包括了在適宜情況中對人口販運受害者的措施，(a) 相關法庭和行政程序的信息。

　　(b) 提供援助，以加強他們的見解，和表達關切，並考慮以不損害受害人權利的方式，在適當階段對罪犯提起的刑事訴訟。

　　3. 各締約國應考慮執行措施，幫助人口販運受害者生理，心理和社會的恢復，包括在適宜情況下，與非政府組織，其它相關組織和其它民間社會部分合作，並特別提供：

　　適當的居所。

　　(b) 使用人口販運受害者能懂的語言，提供咨詢和信息，特別是與他們合法權利相關的。

　　(c) 醫療，心理和物質援助，和

　　(d) 就職，教育及培訓機會。

　　4. 各締約國在提供本條中提到的援助時，應考慮到人口販運受害者年齡，性別和特殊需要，特別是兒童的特殊需要，包括適當的居所，教育和照顧。

　　5. 各締約國應盡力給在其領土上的人口販運受害者提供人身安全。

　　6. 各締約國應確保其國家法律體系中包含了讓人口販運受害者可為其遭受的損害要求賠償的措施。

　　第九條 防止人口販運

　　1. 各締約國應建立全面的政策，計劃和其它措施：

　　(a) 反對和打擊人口販運，並

　　(b) 保護人口販運的受害者，特別是婦女兒童，以免再次成為受害者。

　　2. 各締約國應盡力采取措施，如調查，宣傳和新聞媒體運動及社會和經濟行動，以防止和打擊人口販運。

　　3. 依照本條的政策，計劃和其它措施的建立，在適當情況下，應包含與非政府組織，其它相關組織和其它民間社會部分的合作。

　　4. 各締約國應采取或鞏固措施，包括通過雙邊或多邊合作以減輕使人們，特別是婦女兒童易遭受販運的因素，如：貧困，不發達和缺乏平等機會。

　　5. 各締約國應采用或加強立法或其它措施，如教育社會或文化措施，包括通過雙邊或多邊合作，以抑製那種助長壹切形式剝削人們，特別是婦女和兒童，並導致販運活動的需求。

　　雇主常見弊端

　　前言

　　本冊以雇主和企業常見問題的方式，介紹關於強迫勞動和販運人口的信息。它包含了非常豐富的主題，諸如強迫勞動的形式；國際上關於強迫勞動和販運人口的最新統計數據；雇主組織和企業在處理上述問題時扮演的角色；相關的國際標準，如國際勞工組織公約和聯合國關於人口販運問題的巴勒莫議定書；監獄工人；以及在雇傭中使用債務束縛和其他形式的脅迫。本手冊的最後收錄了資源列表和網站地址方便讀者查詢更多的信息。或者可以查閱第壹冊：《簡介和概述》 ，關於強迫勞動和販運人口的壹般信息，和第五冊：《采取行動的指導》 ，關於雇主和企業可采取的行動的詳細信息。請註意本冊中的有些信息也會在其它手冊中提及。

　　打擊強迫勞動：雇主和企業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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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解決強迫勞動的問題？

　　根除強迫勞動需要多方面的行動。首先，要對在不同的環境下強迫勞動是怎樣進行的有更清楚的認識，還要了解有誰且是如何受到了影響。其次，國家要采用和實施強有力的法律和政策，取締各種形式的強迫勞動，保護受害人，對違法者加以其應得的懲罰。同時，壹系列適應國情和強迫勞動問題類型的實際行動也是必要的，包括提高公眾對於強迫勞動的風險意識；為潛在非正規移民工人提供可選的當地就業機會和技能培訓；教育工人了解自身的權利，嚴格執行法律，監督和規範職業介紹機構、勞務承包商和雇主的行為；幫助被救出的強迫勞動受害者康復和重新融合。長期來看，預防強迫勞動要依靠目標明確的消除貧困的行動，如增收措施、小額保險項目、保證所有工人有結社自由和集體談判的權利。

　　在打擊強迫勞動和販運人口方面雇主和企業可以扮演什麽樣的角色？

　　雇主和企業在打擊強迫勞動和販運人口方面扮演著關鍵的角色。事實上壹些企業領導在這些問題上已經實施了重大舉措。但是，企業的角色不能和其他重要參與者分開，即政府和社會夥伴。基於這樣的認識並出於幫助指導企業行為的目的，國際勞工組織製定了《企業領導打擊強迫勞動和人口販運的十項原則》。這些原則概述了公司和雇主針對這些問題可以采取的壹些步驟：

　　● 確立清晰透明的公司政策，製定預防強迫勞動和人口販運的措施。明確指出該政策適用於涉及公司產品生產和供應鏈中的所有企業；● 培訓審計人員，人力資源部人員和合規管理專員，使其能鑒別強迫勞動行為並尋求合適的補救措施；● 定期為利益相關者和潛在投資商提供信息，以具有明確的長期商業道德承諾（包括防止強迫勞動）的產品和服務吸引他們；● 促進各產業部門（如農業、建築業和紡織業）內部的協議和行為準則，鑒別存在強迫勞動風險的領域並采取合適的補救措施；● 公平對待移民工人。仔細監督提供合同工的職介機構，尤其是涉及跨國行為的，並且將有惡劣行為和強迫勞動的機構列入黑名單；● 確保所有工人都有書面合同，合同應使用他們易於理解的語言，就工資支付、超時工作、扣押身份文件及其它與防止強迫勞動有關的問題明確他們的權利；● 鼓勵企業間的國內和國際活動，鑒別存在潛在問題的領域並交流良好行為；● 通過職業培訓和其他適當措施，為幫助強迫勞動和人口販運受害人的方案和項目作出貢獻；● 在政府、工人、執法機構、勞動監察部門之間搭建橋梁，促進打擊強迫勞動和人口販運行動間的合作；● 與媒體合作，尋求創造性的方法來獎勵良好行為。

　　怎樣確認公司運作中是否存在強迫勞動?

　　壹些值得註意的跡象包括：

　　● 負債工人。已負債或可能負債的工人可能會被脅迫為某個雇主工作以償還債務；● 監獄勞動。使用服刑人員本身並非強迫勞動。但是，服刑人員須是自願受聘於公司工作，同時其工資、福利、職業安全和衛生等條件應和自由勞工相當；● 企業所在國的國家權力機構出於發展目的而強迫人民參與建築業、農業和其他公共行業的工作；● 剝削行為，如強迫超時工作或要求雇傭保證（以經濟或個人身份文件的形式）；● 移民工人特別容易成為強迫勞動的受害者；● 沒有簽訂合同的工人，他們很可能不知道自己的權利，包括終止雇傭的權利；● 最後，鑒別潛在強迫勞動的實用清單可為雇主和企業提供有用的工具。

　　公司和雇主怎樣避免販以強迫勞動為目的的販運人口的風險？

　　現代社會勞動力市場靈活快速的運作，對於依靠第三方招募工人的雇主是不利因素。如果企業中有移民工人，特別是委托第三方聘入的，那公司應該了解他們是誰，來自哪裏，同時確保他們是通過完全公開的招聘進入公司的，不存在欺騙和脅迫。此外，製定相關政策作為公司招聘移民工人的指導，及只委托信譽良好的招聘和就業機構也很重要。

　　強迫勞動的形式

　　什麽是強迫勞動？

　　強迫或強製勞動是以任何懲罰相威脅，強迫任何人從事的非本人自願的壹切勞動或服務。若國家、私營企業或個人出於意願和權力而強加給工人殘酷的剝奪，如人身暴力或性虐待，則此時的勞動是被強迫的。強迫勞動包括如下行為:限製個人行動；扣押工資或個人文件以強迫工人繼續工作；或者是讓工人陷入欺騙性的債務中無法逃脫。強迫勞動是壹種刑事犯罪，是違反基本人權的。

　　國際勞工組織第29號公約中，強迫或強製勞動定義的關鍵要素包括：

　　1. 以懲罰相威脅。 這種懲罰可能是刑罰製裁或是剝奪權利或特權。報復威脅可能以不同的形式體現，從最明顯的，包括使用暴力、人身強迫甚至是死亡威脅，到比較微妙的，心理上的，如以向政府當局舉報非法移民工人相威脅。

　　2. 非自願的工作或服務。 任何工作關系都應該建立在合同雙方共同意願的基礎上，這項原則也意味著雙方在符合國家法律或者集體協議情況下，做出合理通告後，可隨時解除雇傭關系。如果工人因害怕遭受懲罰，而不能更改自己的意願，這種情況可能被視為強迫勞動。這種非自願可能來自外部的、間接的壓力，如克扣工人的部分工資或扣留工人的身份文件。

　　3. 所有工作或服務。 這包含了所有類型的工作、服務和職業，涵蓋所有行業、部門和職務，既包括合法正規的雇傭也包括非法非正規的雇傭。

　　4. 任何人。 既包括成人也包括兒童，無論其所屬國籍，且與受害人是否有強迫勞動被發生國的國籍無關。

　　在第29號公約中，「以任何懲罰相威脅」

　　由哪些內容構成？

　　第29號公約（1930年）定義強迫勞動為：「以任何懲罰相威脅，強迫任何人從事的非本人自願的壹切勞動或服務」在該定義中，「以任何懲罰相威脅」不僅指刑罰製裁，也指權利或特權的喪失。就實際情況而言，可能存在很多人身和/或心理的形式，如：

　　● 對工人，其家屬或關系密切者的人身暴力；● 性暴力；● 拘禁或其他人身限製；

　　● 經濟懲罰；

　　● 向當局（警察局、移民局等）舉報並驅逐，如非法受雇的移民工人的情況；● 排除未來就業的可能；

　　● 排除在社區和社會生活外；

　　● 剝奪權利或特權；

　　● 剝奪食宿，或其他生活必需品；

　　● 更換到更差的工作條件；

　　● 失去社會地位。

　　有多少人被困在強迫勞動中？

　　國際勞工組織估計全球範圍內至少有1230萬強迫勞動受害者。其中，980萬受害人被私營雇主和企業剝削，這其中超過240萬是被販運的人口。剩余的250萬被國家或是反政府武裝團體強迫參加勞動。18歲以下的未成年人占到了全部被強迫勞動者的40-50%。幾乎所有的強迫商業性性剝削的受害者都是女性，她們也占到了經濟剝削受害者的56%。

　　亞太地區是強迫勞動者分布最多的地區（占總數的77%），其次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11%）。工業化國家大概有3%的強迫勞動受害人，其中四分之三是被販運的2。

　　2 這些數據來源於：《國際勞工組織：全球反強迫勞動聯盟：國際勞工組織工作中基本原則和權利宣言的後續全球報告》2005年，日內瓦。關於得出這些數字的方式的討論，見Patrick Belseret.al,的《國際勞工組織對全球強迫勞工的最低估算》2005年，日內瓦。

　　3 關於強迫勞動的不同形式的更多信息，參見第壹分冊《簡介和概述》 。

　　強迫勞動和販運的強迫勞工的地區分布

　　強迫勞動總數 人口販運總數

　　亞洲及太平洋 9 490 000 1 360 000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 1 320 000 250 000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 660 000 130 000

　　工業化國家 360 000 270 000

　　中東和北非 260 000 230 000

　　轉型國家 210 000 200 000

　　全球 12 300 000 2 450 000*

　　* 註：由於四舍五入，數字相加不等於總數

　　強迫勞動有哪些不同的形式3？

　　強迫勞動有很多的形式—其中部分是國家強迫的，但是絕大部分存在於私營經濟中。強迫勞動可能是販運人口和非法移民所致，這個問題日見嚴重並影響到世界上各個地區。強迫的方式包括債務束縛，奴隸製，濫用習俗和欺騙性的招聘體系。壹些最為常見的強迫勞動形式包括：

　　債務導致的強迫勞動： 在南亞存在最為普遍，通常被稱為「債務勞動」，也被稱為「債務束縛」。在不同經濟部門，包括農業、造磚業、礦業和其他行業中都存在，常常是和長期的歧視聯系在壹起的。受害人通常是社會中最為貧困的人員，在某些地區，土著或部落人民最容易受影響。個人抵押自己或者家人的勞務給放貸人來償還貸款或預支的工資便產生了「債務束縛」。

　　監獄強迫勞動： 國際法壹般不認為監獄勞動就是強迫勞動。但是，未經法庭宣判的服刑人員的非自願的且沒有公共機構監督的勞動被認為是強迫勞動。相似地，服刑人員為私營企業提供的非自願勞動也是強迫勞動。

　　人口販運導致的強迫勞動： 人口販運，或販賣人口，常常和強迫勞動聯系在壹起。有組織的犯罪網絡或個人助長著人口販運，同時販運也涉及了以勞動剝削為目的的欺騙性招聘，詐騙和敲詐。

　　與勞動合同體系中的剝削相關的強迫勞動： 現在，世界上幾乎任何壹個地方都存在這種現象。比如，移民工人發現因為高額費用的收取，他們被「捆綁」於勞動合同，壹旦到達目的國，更換雇主的可能性幾乎為零。

　　哪些工人最有被強迫勞動的「風險」？

　　強迫勞動是壹種全球性現象，影響到各個地區、國家和經濟部門，及正規和非正規雇傭關系中的工人。但是，某些類型的工人更加容易成為脅迫的受害者。有些是因其種族背景，相對貧窮或非法居留狀態而尤其處於危險：

　　● 那些屬於長期遭受歧視群體的工人，如拉丁美洲的土著和部落人群，南亞的下層種姓階級，特別是這些群體中的婦女；● 移民工人，尤其是沒有合法身份的，很容易被脅迫受剝削；● 非正規企業就業人員，包括為家庭作坊工人，在邊遠農村地區，處於正規經濟邊緣的工人；● 青年和無技能或不識字的工人，對自己合法權利的認識會比年長、有技能和受過更好教育的者要少。

　　另外，男性和女性都有可能被強迫在不同部門勞動，也包括強迫商業性性剝削（影響的基本都是女性）。

　　強迫勞動的原因有哪些？

　　強迫勞動絕大部分根源於貧困、不公平和歧視，以弱勢和無保護的工人為代價，追求經濟利益。立法不足和執法不嚴使得違法者很少受到指控和處罰。在這樣的情況下，對壹小部分不良雇主、中介和販運人口者而言，強迫勞動潛在的收獲大於可視的風險。國際勞工組織估計從被販運強迫勞動者身上榨取的年收益是316億美元，其中壹半是在工業化國家獲得的。強迫勞動同時也受政治因素的激發。

　　強迫勞動與專製國家的關聯難道不是更甚於其與私營部門的關聯嗎？

　　直接由國家導致的強迫勞動始終值得關註。但據國際勞工組織估計，大多數的強迫勞動受害人是被私營機構剝削的。強迫或強製勞動是壹個國際現象，在所有的地區存在，不管是發達還是發展中國家，正規還是非正規經濟，跨國企業的全球供應鏈還是中小型企業。並且，強迫或強製勞動廣泛分布於不同產業，如農業、製造業和服務業。在世界範圍內，傳統的奴隸製和國家支持的強迫勞動在日益減少，但私營經濟部門下其他形式的強迫勞動卻正處於上升趨勢中。

　　打擊強迫勞動的

　　國際標準4

　　關於消除強迫勞動有什麽國際文書？

　　國際勞工組織通過了兩個關於強迫勞動的公約（對批準了的成員國有法律約束力）。第壹個是《強迫勞動公約》，即1930年第29號公約，要求消除所有形式的強迫或強製勞動。1957年又補充了《廢除強迫勞動公約》（第105號）。後者是在因政治目的而越來越多地使用強迫勞動的時期通過的，要求製止以下用途的強迫勞動：

　　● 政治脅迫或教育，或對發表政治言論的製裁● 為經濟發展組織動員勞動力● 勞動紀律

　　● 對參與罷工的製裁

　　● 種族、社會、民族或宗教歧視

　　這兩個強迫勞動公約屬於國際勞工組織得到最廣泛批準的公約，也被認為是「基礎性的」國際勞工組織公約。這意味著免於強迫勞動、結社自由和集體談判、消除童工，以及消除工作中的歧視，是實現體面勞動必不可少的四個基本點。另外，1998年通過的《國際勞工組織關於工作中的基本原則和權利宣言》，要求所有成員國，包括尚未正式批準公約的成員國，也要尊重並倡導消除強迫勞動。

　　國際勞工組織公約中對強迫勞動的定

　　義有沒有例外？

　　第29號公約將強迫勞動廣泛定義為「以任何懲罰相威脅，強迫任何人從事的非本人自願的壹切勞動或服務」。但是，公約同樣明確以下形式的強迫勞動不屬於該定義的範圍：

　　● 義務兵役法要求的純軍事性質的工作和服務；● 完全自治國的公民正常民事義務工作和服務的組成部分，如陪審義務及救助危難人員義務；● 經法庭宣判後的人提供的工作和服務，但必須在公共權威的監督和控製下進行，且該人並未受聘或受控於私營個人、企業，或協會；● 緊急情況下的工作和服務，如戰爭或災難，後者諸如洪災、地震、饑荒或任何危及全體或部分人民生命和安康的情況；● 由社區成員為本社區直接利益提供的壹些輕微的社區服務，如日常維護工作、衛生工作，或是維護村莊內的道路以及水利設施。

　　國際法是怎樣處理人口販運問題的？

　　新出臺的打擊人口販運的國際和地區性文書反映了對人口販運問題日益增長的重視，如《聯合國關於預防，禁止和懲治販運人口公約》（2000年），又稱《巴勒莫議定書》，以及《歐洲理事會打擊人口販運行動議定書》（2005年）。這些新的國際文書傳達了壹種日益增長的共識，即販運人口可包括，可導致或可被用於強迫勞動，奴隸製和奴役。這些國際文書的通過和批準在很多國家促進了立法和實踐的迅速變化，並促成了在該領域中新政策的采用。

　　監獄勞動

　　監獄勞動是否作為強迫勞動的壹種形式被禁止?

　　國際勞工組織的強迫勞動公約（第29號和第105號）沒有禁止使用監獄勞動,但對其使用做出了明確限製。監獄勞動只能針對經法庭宣判的服刑人員，而候審拘留人員，及由行政決定被監禁的人員不能被強迫勞動。服刑人員的工作必須得到公共監獄管理局監督,並且服刑人員不得被強迫為監獄內外的私營企業工作。

　　然而, 即使在上述情況下, 第105號公約還是禁止出於以下目的使用監獄勞動：

　　● 政治脅迫或教育，或作為對發表政治言論的製裁● 為經濟發展組織動員勞動力● 勞動紀律

　　● 對參與罷工的製裁

　　● 種族，社會，民族或宗教歧視

　　當監獄勞動與監獄內外的私營商業活動相連時，工作不能是強製的。服刑人員必須是自願接受雇傭，並且如果公司使用監獄勞動，應保證服刑人員的工作條款和條件與相關行業中自由工人的相當。

　　在什麽條件下監獄勞動是被允許的？

　　按照國際勞工組織的公約, 經法庭宣判的人員提供的，且由政府監督和控製完成的工作或服務,不被認為是強迫勞動。但必須符合下列條件，以確保此類監獄勞動不被認為是強迫的：

　　● 此人已被認定違法，且判決是由獨立的法庭按照司法程序宣布的。被拘留尚未被定罪的人，例如正在等待審判或未經審判拘留的人，沒有勞動的義務；但是，如果他們要求，這並不妨礙為其提供工作並在自願的基礎上完成。

　　● 工作由公共權威監督和控製。在國家監獄中，公共權威通常由監獄管理機構代表。

　　● 服刑人員不能受雇或受控於私營個人、企業或協會。

　　在私營部門，強製監獄勞工受控於私營個人或公司是違反國際準則的。但是私營企業或個人可以雇傭自願為他們工作的服刑人員。雇傭服刑人員在監獄內外為其工作的公司應保證服刑人員的工作條款和條件與相關行業中自由雇傭關系下的工人相當。公司還應確認這些工人已同意為私營雇主工作。

　　壹些關於監獄勞動會如何與私營部門關聯的例子，包括：

　　● 作為教育或培訓計劃的壹部分，服刑人員與私人實體合作；● 服刑人員在獄中的車間工作，其生產的產品在市場上出售給私營實體；● 作為保釋計劃的壹部分，服刑人員在監獄外為私營實體工作；● 服刑人員壹般是在監獄裏勞動, 為由私營實體管理的勞改機構的運作而服務；● 有些服刑人員白天在監獄外為私營公司工作,晚上回到監獄。

　　確保監獄裏的工作是在類似於「自由勞動關系」

　　條件下進行的是什麽意思?

　　如果企業使用監獄勞動, 建議應保證服刑人員的工作條款和條件與相關經濟行業中自由雇傭的工人的相當。特別是，服刑人員應享有同自由工人壹樣的工作安全與衛生標準, 並具有相當的工資標準及社會保險福利；允許有食宿費用的扣減。還建議公司確保服刑人員是自願工作，而未遭受壓力或懲罰的威脅，例如在監獄裏失去權利或特權。以確保起見的壹種方法就是讓監獄工人提供同意工作的書面文件。

　　脅迫

　　如果壹個雇員口頭或書面表示同意工作, 那怎麽會有強迫勞動的問題?

　　雇員正式的同意並不能保證都是出自其自由的意願。例如當在懲罰的威脅(例如暴力威脅)下同意工作，雇員是不可能「自願提供」的。在這種情況下, 外來的約束或間接的脅迫都幹涉了工人自願工作的自由。這種約束可能來自權威機構的行為，例如法律條款，或者可能來自於雇主的手段，例如移民工人被欺騙性的虛假承諾誘惑並以及被扣留身份文件或者被強迫繼續受控於雇主。按國際勞工組織公約的定義，這些行為都被認為是強迫勞動。

　　在雇傭期間扣留個人文件被認為是強迫勞動

　　嗎?

　　不壹定。但如果工人無法自由得到這些文件，而且他們感到壹旦終止雇傭，就有喪失這些文件的風險，那麽扣留身份文件或者其他個人貴重物品就可以被認為有強迫勞動的跡象。在許多情況下,沒

　　有這些文件，雇員就無法找到另壹份工作,甚至無法作為公民享受某些服務。

　　為滿足生產最後期限而強製超時工作是否被認為是強迫勞動？

　　如果是在國家法律允許範圍內或集體協議中同意的,那超時工作的義務不被認為是強迫勞動。這意味著，根據國際標準, 強迫勞動只發生在強製加班超出每周或每月法律允許的範圍時，無論以何種理由超時。當雇主要求雇員在明顯違反了有關工時的法律的條件下工作, 並以懲罰相威脅，就可能出現強迫勞動。

　　但是, 在壹些情況下,由於害怕被解雇，雇員們超出國家法律規定範圍進行超時工作, 而在其它情況下，工人們不得不進行多於法定最長時間的工作，因為這是唯壹能掙得最低工資的方法 (例如，工資是根據產量指標計算的)。在上述情況中, 即使工人理論上能拒絕工作, 但其弱勢地位使他們別無選擇，為了掙得最低工資或保住工作（或者兩者兼有）而不得不超時加班。國際勞工組織實施公約和建議書專家委員會認為,這成為了壹種以懲罰相威脅強製工作的情況，因此被認為是強迫勞動。

　　如果我提供全額工資和福利, 會出現強迫勞動的問題嗎?

　　如果工人在懲罰的威脅下沒有終止雇傭的自由就構成強迫勞動,無論妳是否提供工資或其它形式的補貼。

　　什麽是債務束縛和債役勞動?

　　債務導致的強迫勞動，在南亞通常稱為「債役勞動」，但也被廣泛稱為「債務束縛」。根據國際勞工組織的調查, 債役勞動存在於農業、磚窯、大米磨坊以及南亞和拉丁美洲的其他經濟活動中。也有可能出現在皮革業、漁業和地毯工廠中。受害者通常是社會中最貧窮的人, 大多是文盲並很容易被欺騙，且對自身的權利壹無所知; 如果他們試圖脫離雇傭，壹般會被抓住並強製遣回。在壹些地區, 土著和部落居民受影響最嚴重。

　　債務束縛在《聯合國廢除奴隸製補充公約》中被法定為:「因債務人典質將其本人或受其控製之第三人之勞務充作債務之擔保，所服勞務之合理固定價值並不作為清償債務計算，或此種勞務之期間及性質未經分別限製及訂明，所引起之地位或狀況」。

　　當男性的壹家之主為從雇主處預支工資或必要時貸款，而抵押了自己及其家庭成員的勞動力時，債役會影響整個家庭。債務束縛(及其他形式的脅迫)通常建立在由承包商和分包商構成的復雜體系中,他們都從債務勞工身上分取壹份利益, 有些工人工作了多年都得不到任何實質收入。

　　人們是如何被脅迫從事強迫勞動的?

　　很多強迫勞動情況中的關鍵因素是：當人們沒有自由同意工作時。對其脅迫誘使。有很多脅迫的形式是您應該意識到的：

　　● 出生/後裔成為「奴隸」或受債役；

　　● 誘拐或綁架；

　　● 販賣人口；

　　● 在工作場所限製人身自由；

　　● 心理強製, 如：以懲罰相威脅命令工作；

　　● 債務陷阱（虛假的帳目，膨脹的價格，貶值的貨物等）；● 關於工作種類和條款的欺騙或虛假承諾；● 扣押或者不發工資；

　　● 扣留身份文件或者其他個人貴重物品。

　　有時人們是自由接受工作合同, 但是當他們改變主意卻無法離開。這樣也構成了脅迫。

　　如果公司要求雇員工作到規定的期限，以收回培訓相關的費用,這被認為是強迫勞動嗎?

　　公司有時會投資大筆的資金來提高其雇員的技能和知識, 特別是當培訓只有國外才有的時候。他們可能會與受培訓的雇員簽訂協議,該雇員需為公司工作壹定的時間，以此收回公司的投資成本。這類的協議削減了受培訓工人終止雇傭關系的自由,因此在壹些情況下就可能上升為強迫勞動。但是當決定該情況是否構成強迫勞動的時候有幾個因素應該被列入考慮範圍, 例如:

　　● 受培訓工人接受培訓後在公司工作的時限；● 收回培訓成本所需時限, 並要考慮到培訓時間和費用，該時限是否合理；● 如果受培訓工人償付壹部分培訓費用後，是否能辭職。

　　為了防盜和保障我雇員的人身以及財產安全, 我聘請了保安人員,並將工作場所的門鎖起來,這是否被認為是強迫勞動?

　　正如扣押個人文件壹樣, 鎖門可以被認為是強迫或強製勞動的壹種跡象。它限製了工人的行動自由並涉及了雇傭自願性的問題。但是，這裏的要點是：強迫勞動的特點是以懲罰相威脅，涉及到非自願提供的工作或服務。如果沒有以懲罰相威脅，而且工作是自願進行的，這就不被認為是強迫勞動。

　　類似地, 出於安全原因在工廠出口設置保衛人員不被認為是強迫勞動。但是，不適當的使用保安人員可能成為強迫勞動的征兆，因此需要避免這點並且小心對待。

　　壹個為免遭貧窮或饑餓而被迫工作的人是否是強迫勞動的受害者?

　　不是。壹個人為維持生活不得不工作的事實並不會把工作或服務變成強迫勞動, 只要此人能夠接受和終止工作(給雇主合適的通告)而不用害怕受懲罰。但是，如果雇主利用這樣的經濟狀況而提供過低的工資, 就可能出現強迫勞動的情況。

　　如果雇主得到未成年人父母的同意，能否認為該未成年人自願接受工作?

　　大多數國家都對簽訂勞動合同規定了最小年齡, 可能與義務教育結束的年齡相配合。但是可能會危害健康、安全或有損精神狀況的工作壹般是禁止18歲以下的未成年人參加的，所以未成年人自己或其父母同意接受此類雇傭都是不生效的。

　　人口販運和強迫勞動

　　什麽是人口販運？

　　人口販運，或販運人口，可能會導致強迫勞動。它涉及以剝削為目的的人口遷移，通常是跨國界的。近幾年, 販賣人口有了些新的形式和規模, 通常與信息技術、交通以及跨國有組織犯罪的發展有關。其來源國、中轉國和目的國牽涉到發展中國家、轉型國家、以及具備市場經濟的工業化國家。在作為《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2000年） 5 之補充協議的《防止、禁止和懲治販運人口特別是婦女和兒童公約》（又稱《巴勒莫議定書》）中有人口販運的法定定義。定義強調以下重點:

　　● 人口販運涉及招募、運送、轉移、窩藏或接收人員等活動；● 其手段包括強迫,欺騙,誘拐,脅迫,欺詐,威脅,濫用權力或脆弱境況；● 其目的被定義為剝削,包括強迫勞動或服務, 奴隸製或類似做法，以及奴役。

　　此外，《巴勒莫議定書》中對販賣兒童(18歲以下)和成年人做出了區分。任何以上提到的不法的行為在販賣兒童中都不適用的。販賣兒童也被國際勞工組織182號公約定義為最惡劣形式童工勞動的壹種。

　　人口販運是如何與強迫勞動相聯的?

　　強迫勞動也可能發生在被誘騙移民，進而遭受商業或性剝削的人身上。人口販運可從聯系提供境外工作的職業介紹所開始，壹旦被運送到目的地國家，雇傭條件就改變了，個人文件也被扣留，並出現脅迫。結果即是強迫勞動。

　　這類強迫勞動也可能出現在當個人，有時是兒童，被綁架，拐騙或者「出售」的情況下。這些強迫勞工大都從業於家政、農業、街頭販賣、性產業，及製造業的血汗工廠。

　　販運人口的原因有哪些?

　　有許多因素可以被看作是販運人口的原因，並在導致近些年販運人口增長中起重要作用：

　　● 國家之間和國家內部日益增長的不平等；

　　● 缺乏對人口販運危險的了解；

　　● 缺少安全移民機會的信息；

　　● 人員和貨物流動障礙降低，更先進的和更便宜的跨國運輸方式；● 合法移民到工業化國家的壁壘增多；● 勞動力市場管理不佳，例如不健全的勞動法、勞工管理發展水平較低，包括低水平的勞動監察服務等；● 勞動力及性剝削的利潤吸引了犯罪集團的興趣；● 移民渴望更好的生活，和對人口販運及其結果的無知。

　　國際勞工組織估計由人口販運而致的強迫勞動受害者的數量在全球達到了240萬。下表顯示了按區域劃分的數據:

　　人口販運導致的強迫勞動人數

　　亞太地區 1 360 000

　　工業化國家 270 000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 250 000

　　中東地區和北非 230 000

　　轉型國家 200 000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 130 000

　　全世界 2 450 000*

　　* 由於四舍五入，數字相加不等於總數

　　更多信息和資料

　　關於強迫勞動和人口販運可以在哪

　　裏查到更多信息？

　　可從網站： www.ilo.org/forcedlabour 上獲得更多關於強迫勞動、人口販運和國際勞工組織行動的信息，或直接與國際勞工組織反強迫勞動特別行動計劃聯系：

　　Email: forcedlabour@ilo.org

　　傳真: +41 22 799 65 61

　　您也可以參閱以下重要文獻和網站：

　　國際勞工組織報告和調查

　　● 國際勞工組織：反強迫勞動國際聯盟， 日內瓦，2005● 國際勞工組織：消除強迫勞動，日內瓦，2007● 國際勞工組織：反人口販運行動， 日內瓦，2008● 國際勞工組織：以強迫勞動為目的的人口販運：如何監督對移民工人的招募，日內瓦，2006● 國際勞工組織：強迫勞動和人口販運：給勞動監察人員的手冊，日內瓦，2008● 國際勞工組織：信息指南：防止對婦女移民工人的歧視，剝削和虐待，日內瓦，2003國際雇主組織政策聲明

　　● 國際雇主組織， 非正規經濟： 雇主的方法，日內瓦，2006● 國際雇主組織，企業在社會中的作用，日內瓦，2005● 國際雇主組織， 企業社會責任： 國際雇主組織的方法，日內瓦，2003● 國際雇主組織， 行為準則： 國際雇主組織立場文件，日內瓦，1999其它相關資料

　　● 反奴隸製國際（Anti-Slavery International），發展受製：21世紀的歧視和奴隸製，倫敦，2008● 反奴隸製國際（Anti-Slavery International），債務束縛，倫敦，1998● 美國國務院，2008年人口販運報告. http://www.state.gov/g/tip/rls/tiprpt/2008/網站

　　● www.ioe-emp.org

　　● www.unglobalcompact.org

　　● www.ungift.org

　　● www.antislavery.org

　　● www.ciett.org

　　● www.freetheslaves.net

　　反強迫勞動的指導原則

　　監獄勞動

　　i) 只有已被法庭宣判了的服刑人員才能被要求提供勞動或服務。這類工作或服務要在政府機構的監督下進行，如國有的監獄管理機構。服刑人員不得被聘或被安置到私營個體、公司或組織。不允許強製服刑人員在監獄內外或私人管理的監獄內為私營企業提供勞動或服務。

　　ii) 服刑人員提供給私營企業的勞動或服務必須是自願的，是其自由決定且不受到威脅或懲罰，包括在獄中權利和特權的喪失。

　　iii) 自願為私營企業工作的服刑人員的工作條件應與自由工人的相當。服刑人員的工資水平、社會保障福利以及職業安全和衛生標準都應與自由工人的相似。因扣除食宿而造成的, 合理的工資水平差異是可以接受的。

　　脅迫

　　i) 雇傭自由： 所有工人都有不受被懲罰的威脅，自願和自由接受雇傭的權利。

　　ii) 結束雇傭： 工人在合理期限內（符合國家法律或集體協議）提出通知後，可自由隨時結束不定期或長期的雇傭關系，而不受懲罰。規定了合同期限的工人，在合同到期後，不得被要求提供超期服務。雇主不得采取手段限製工人終止合同，如：要求保證金，扣押雇員文件，威脅或使用暴力，進行經濟製裁或要求償付招聘費用。

　　iii) 暴力威脅、騷擾和恐嚇： 雇主不得以任何懲罰威脅任何人為其提供勞動或服務。包括對工人、其家屬或關系密切者使用或威脅使用人身或性暴力、騷擾和恐嚇，以達到脅迫的目的。

　　iv) 以工資償付相威脅，包括債務束縛和抵押勞役：

　　a) 須按時發放工資，禁止使用剝奪工人實際終止雇傭可能性的工資支付方式，工資支付不得拖延或拖欠積累。

　　b) 工資須直接支付給工人，且要使用法定貨幣支付，或使用得到法律、集體協議準許或個人同意的支票或匯票支付。禁止以代金券，優惠券或期票支付。

　　c) 不得以貨物或服務的形式，作「以貨代款」支付，以造成工人對雇主的依附狀況。「以貨代款」支付只能在確保工人未被完全剝奪現金薪酬，且得到國家法律法規或集體協議允許的情況下，部分支付。

　　d) 以業績評定或按計件工資計算的工人收入不得低於法定最低工資。

　　e) 雇主不得以債務束縛或強迫勞動的方式讓工人償還其欠下的或繼承的債務。

　　f) 工資欺騙、預支工資和給雇員借貸不得被用作扣留工人工作的手段。預支和借貸及扣減工資還債，都不得超過國家法律規定的限額。工人須被充分告知預支和借貸的發放及償還條款和條件。

　　g) 不得以讓工人陷入債務並將其約束為目的而扣減工資，且須采取措施限製工資扣減以防此類情況發生。工人須被告知工資扣減的條件和範圍，且只能在得到國家法律、集體協議或仲裁允許的範圍內扣減。

　　h) 不得強迫工人使用與企業掛鉤的商店或服務。在不可能使用其它商店或服務的情況下，雇主須確保所售商品或提供的服務價格公正合理，目的不是讓工人陷入債務或脅迫相關工人。

　　v) 紀律措施：

　　a) 紀律規章措施中不得包括導致被迫勞動的製裁。

　　b) 不得采用強製勞動約束工人或作為其參加罷工的處罰。

　　vi) 強製超時勞動：

　　a) 不得以懲罰威脅工人進行超過國家法定和集體協議規定的工時的工作，如以解雇相威脅。

　　b) 不得在懲罰的威脅下，利用工人的弱勢地位讓其在正常日常工作時間外提供勞動或服務。如,雇主不得因工人需要掙到最低工資，而設定需超過正常工時才能完成的績效目標。

　　vii) 行動自由： 不得使用脅迫手段將工人限製或監禁在工作場地或有關場所（如雇主經營的居所）。不得在雇傭條件中強行要求工人居住在雇主經營的居所。

　　viii) 與技能發展和職業培訓相關的條件： 提供給雇員的培訓機會應基於自願。提供此類機會的雇主不得強加不合理的工作或服務，作為壹種收回培訓費用的方式。

　　人口販運和強迫勞動

　　i) 雇傭移民：

　　a) 移民工人，無論其法律地位如何，都應得到公正對待，應采取措施防止可能導致脅迫及販運剝削勞動的惡劣條件和欺詐行為。

　　b) 移民工人應享受至少於當地工人相當的工作條件，並有權在合理期限內（符合國家法律或集體協議）提出通知後，自由隨時接受或結束雇傭關系，而不受被懲罰的威脅。

　　c) 雇主不得用向當局舉報來威脅非法移民工人或其家屬，脅迫此類工人接受或繼續工作。

　　ii) 招聘移民工人： 除非得到國家法律允許，否則不得直接或間接收取工人全部或部分招聘費用，包括辦理官方文件和工作簽證的相關費用。如果是合法的收費，這類費用應加以規範和公開，應有保障措施保護工人不受剝削。

　　iii) 扣押文件：

　　a) 禁止諸如沒收或扣押工人身份文件或其它貴重物品（如工作許可和旅行證件）的行為。

　　b) 但是，如工人要求，雇主可為這些文件提供安全保管。工人可根據需求隨時自由存取。

　　c) 雇主不得以約束工人為目的而扣押其個人文件。

　　iv) 私營職業介紹所： 委托私營職介所為其招聘員工的雇主，應在其影響範圍內並盡其能力采取措施以：

　　a) 確保這些職介所沒有把工人置於強迫勞動和販賣剝削勞工的危險中的欺詐行為。

　　b) 防止這些職介所濫用合同，如確認這些工人在工資有關的事項、工時、超時和其它工作條件上得到足夠的保護。

　　c) 盡最大可能保證招聘費和與招聘相關的費用由用人公司而非工人支付。

　　d) 只委托得到主管機構許可或認證的職介所。

　　v) 雇傭合同： 雇主須給移民工人提供書面雇傭合同，使用工人易懂的語言，明確指出他們在工資支付、工作時間、終止合同的正當理由，及其它防止強迫勞動相關問題上的權利和責任。

　　最惡劣形式童工

　　i) 雇主須立即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和消除最惡劣形式的童工，包括債務束縛、奴役、強迫或強製勞動，及所有形式的奴隸製或類似奴隸製的作法，如出售和販賣兒童。

　　ii) 委托私營職介所招聘的雇主須確認這些職介所沒有用上述最惡劣童工的形式雇傭童工。

　　守法評估清單和指南

　　引言

　　這份清單樣本是為社會責任審計人員和公司內部或為公司提供服務的第三方機構的社會責任審計人員而設計的。它在第三小冊《反強迫勞動的指導原則》 的基礎上列出了壹系列的問題和技術、政策指導：

　　本清單旨在幫助社會審計人員更好地進行評估*。這種評估是履行企業行為準則的關鍵環節，同時也使審計人員能在企業範圍及全球供應鏈上識別強迫勞動。從廣義上講，有效的社會監察可以為查明、防止和消除強迫勞動作出重要的貢獻。

　　本清單按專題分為以下幾個部分：

　　● 監獄勞動

　　● 脅迫勞動

　　● 人口販運及強迫勞動

　　每壹個主題都包含壹個主要問題，內含壹個或若幹個子問題。問題之後是根據《反強迫勞動的指導原則》總結的政策指導，以及盡可能的舉例說明。然後就是壹些關於評估方法的建議, 包括：

　　● 對有關公司和員工材料的審查

　　● 對工作場所和相關設施（如宿舍）的檢查

　　● 對工人以及其代表進行現場和非現場訪談

　　● 訪談不同的管理人員代表

　　這個清單上設計的問題不是直接對管理者和工人提出的；而信息應該利用上面提到的方法去搜集，審計員應相互參照數據，以確保其準確性。

　　雖然此清單主要是為社會審計人員設計的，但也可以被雇主組織及其成員有效地加以利用，作為對企業運作評估的第壹步。例如，為滿足成員需要，雇主組織可使用清單，以幫助成員們更有效地鑒別可能存在的強迫勞動。與此同時，使用這裏提供的問題和指導進行定期評估,既可以成為雇主組織采取的更廣泛的預防措施的壹部分，又可以作為提供給其成員的壹項服務。

　　這份清單與本套手冊中的第1,2,3分冊配合使用效果更佳。

　　如果您不熟悉以下用到的術語中的任何壹個，請查詢配套的《介紹和概述》 及《雇主常見問題》 。 進壹步的政策指導，可參考《打擊強迫勞動的指導原則》 和國際勞工組織的相關標準。

　　清單及評估指導

　　監獄勞動

　　1. 雇主有沒有使用服刑人員？

　　如果服刑人員為私營雇主工作，這些服刑人員是否是自願工作而不是受威脅或被懲罰？

　　如果服刑人員為私營雇主工作,其工作條件是否和其他自由工人相當？

　　服刑人員在私營企業裏提供的勞動和服務,必須是出於自願，工人是自由決定而未受到威脅或懲罰，包括在監獄中喪失權利和特權。私人雇主應為他們提供和其他自由工人相當的條件。例如，二者的工資水平、社會保障福利以及職業安全和衛生標準都應壹致。因扣除食宿而造成的合理的工資水平差異是可以接受的。

　　● 考察服刑人員是否是自由接受和自願的。

　　● 可能的話，與服刑人員面談，並審查其書面同意表。

　　● 審查服刑人員的工資記錄,以確認在合法扣除外,其工資和其它自由工人相當。

　　● 通過檢查監獄內外的工作場所評估其職業安全與衛生狀況。

　　● 和雇主交流有關服刑人員的雇傭政策和做法,以及與監獄簽訂工作和服務合同的相關內容。

　　● 確保沒有服刑人員因拒絕為私營雇主工作而喪失任何權力或特權。

　　● 在相關的情況下,審查監獄和企業就使用服刑人員而簽訂的合同。

　　● 盡可能確保通過和服刑人員會談而收集到的信息是匿名和保密的。

　　● 采取適當措施查清被訪對象是否已被事先訓練。

　　脅迫

　　自由就業和終止雇傭

　　是不是所有的工人都有不被威脅懲罰，自願和自由接受雇用的權利?

　　是否有證據表明在招聘時存在脅迫工人或強迫工人同意的現象,比如施壓或威脅?

　　工人是否有在任何時候終止雇傭關系且不受處罰的自由？

　　是否有證據表明雇主妨礙了雇員隨時依法終止勞動合同？

　　所有工人都有不受威脅處罰，並考慮到雇傭雙方的法律責任和權利，自願自由接受或解除雇用關系的權利。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以威脅和施壓來脅迫工人接受或繼續工作。雇主不得利用工人的弱勢地位來提供低於法定最低標準的工作條件，且應避免任何限製工人終止雇傭能力的做法。例如：

　　● 扣押雇員身份證件，包括護照；

　　● 對工人處以罰款;

　　● 延遲或拒付工資；

　　● 以暴力威脅工人。

　　● 和有關管理人員談論雇傭政策，並檢查這些政策的副本文件。

　　● 查閱國家法律和雇傭合同，考慮關於終止無限期和固定限期合同的通知時限的規定。

　　● 和工人們談論他們的合法權利和責任，以確認他們是否是在沒有受到任何威脅的情況下自由接受雇傭並可自由解除雇傭關系。確保選擇和有代表性的工人面談，包括那些簽約形式不同的工人。

　　暴力威脅、騷擾和恐嚇

　　是否有證據表明，對工人及其家屬、或關系密切者，使用或威脅使用人身或性暴力 、騷擾或恐嚇？

　　不得對工人及其家屬、或關系密切者威脅使用或使用暴力 、騷擾或恐嚇，不得以此為手段恐嚇個別雇員或雇員整體。

　　● 單獨和工人談話，並記住這壹問題的敏感性。特別註意確保這些面談的保密性，以保護工人免遭報復。可能的話，在廠區外面談。

　　● 與雇主討論針對在工作場所的暴力、騷擾和恐嚇製定的公司政策，並查閱這些政策的副本。

　　● 查閱司法記錄，比如在勞資仲裁處，是否有任何針對公司的未決的投訴或訴訟，以確定其是否曾被指控過強迫勞動。

　　工資支付中的脅迫，包括債役和奴役

　　雇主是否通過不按規定支付、拖欠、延付或拒付工資的形式來約束工人為其工作？

　　雇主是否采用了非現金和「以貨代款」方式支付工資，以此構成工人對其的依賴性？

　　是否有證據顯示工人的工資是以禮品券、 優惠券或期票的形式發放的？

　　以業績評定或按計件工資計算的工人收入是否達到法定最低工資？

　　是否有證據顯示工人被要求付保證金，或為使其陷入債務而被非法或未經授權的扣減工資？

　　預付給工人的工資或提供給工人的貸款是否符合國家法律規定？

　　工人是否被強迫工作以償還其欠下的或繼承的債務？

　　工資支付中不符合規定的做法，如拖延或不按規定支付，不被自動認為是強迫勞動。然而，某些濫用行為，特別是與其他形式的剝削壹起可以構成雇傭關系中的脅迫和強迫勞動。

　　應定期、直接地向工人支付法定貨幣形式的工資，「以貨代款」方式如果得到法律允許，只能部分支付。不能用非現金支付方式使工人負債，禁止以禮品券和期票的形式支付工資，因為這些支付形式有意或無意地剝奪了工人終止雇傭的能力。工人不應為償付其欠下的或繼承的債務而受到債務束縛或被強迫勞動。工資預付和貸款（以及相關利率）不應超過法律規定範圍。不得濫用手段束縛工人受雇，包括移民工人和其他土著、部落工人。這種濫用行為，可能包括但不限於：

　　● 收取額外招聘費用；

　　● 延遲或不支付工資，並累積拖欠；

　　● 在計算和支付工資時進行欺騙，包括工資扣減；● 要求工人支付保證金；● 惡意進行工資預付或提供貸款，並收取過高的利率。

　　● 審查工資單，以確定在任何支付或不支付工資時，是否存在脅迫，以及是否存在不合法或原因不明的扣減。審查工資記錄，考察領計件工資的工人是否獲得法定最低工資。

　　● 向工人了解工資的支付情況（如：工資是否及時、準確支付，加班和法定扣減計算是否正確），他們是如何被招聘的，是否被要求支付保證金或招聘費用給雇主或第三方。

　　● 確保對多層次有代表性的工人進行訪談，比如那些持無限期和固定限期合同的工人，以及鐘點工和計件工。

　　● 向經理和人力資源部人員及了解招聘和工資支付的政策與做法。

　　● 確認是否以出售公司的產品、工具或製服，作為使員工依賴雇主的壹種手段。

　　● 必要的話，審查工資預付和貸款的記錄。

　　● 隨機選擇工資單及和工資相關的記錄，審查是否存在不當行為。采取適當措施，確保公司沒有使用「雙重賬簿」誤導審計員。

　　● 考慮是否應特別註意土著、部落工人和/或移民工人的權利。采取適當措施確認，公司是否給分包任務給債役和奴役勞工風險性較高的非正規作坊。

　　● 如果雇主通過私人職介所雇傭工人，向管理人員了解相關政策。可能的話，會見這些職介機構的代表，討論有關招聘政策和程序。

　　● 交叉檢查這些管理人員和工人提供的信息，以確保其有效性。

　　紀律措施

　　是否有證據表明紀律製裁要求或導致了工作的義務？

　　從廣義上講，在工作場所的紀律措施不得包括以額外的工作相懲罰，強迫和強製勞動不得被用作紀律或對工人參與罷工的懲罰。對違紀處以貨幣性質的製裁, 而非強加工作義務的製裁，壹般不被視為違反國際相關強迫或強製勞動標準。

　　● 和廣泛層次的工人交談，以確認紀律措施是否要求或導致了義務工作，特別是努力去查明和會談那些因不同類型的違規行為被懲戒的工人。

　　● 如果最近發生過罷工，向參加或領導這次罷工的工人了解，確認他們是否因為罷工而面臨懲罰，以及這些懲罰是否涉及義務工作。

　　● 審查公司有關紀律措施和製裁的文件（如公司的政策和程序；給予工人的書面警告或譴責），以確定公司是否把工作作為壹種對工人的約束手段。

　　● 和管理人員交流有關紀律措施，特別是管理部門應對罷工的政策。還要努力向監督人員了解，確認對工人的紀律措施是否導致額外的工作義務。

　　強製超時工作

　　員工是否在處罰的威脅下，被迫進行超過國家法律或相關集體協議（若有的話）允許範圍的超時工作?

　　是否有證據表明雇主利用工人的弱點和使用威脅，讓其在正常工時之外進行工作或服務？(例如威脅解雇或經濟製裁)工人是否被強迫參加超過法律或集體協議規定範圍的超時工作，以獲取法定最低工資？

　　與超時相關的惡劣工作條件並不自動被認為是強迫勞動。然而，如果是在以處罰為威脅的條件下，雇員被要求在法律或集體協議（如果有集體協議）允許範圍之外超時工作，就可能成為強迫勞動，例如，在某些情況下，工人因為害怕被解雇而超時工作，他們的加班時間遠遠超過了國家法律允許的範圍。而在其他情況下，工人的報酬是基於生產指標而定，他們不得不超時工作，因為只有這樣才能獲得最低工資。這些情況下的工人理論上可以拒絕加班，然而，如果他們處在壹個弱勢地位，這可能意味著，實際上他們沒有選擇而不得不工作，以保住工作或賺取最低工資，或者兩者兼而有之。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工作是建立在利用工人的弱點之上，以懲罰，解雇、支付低於最低工資水平的工資相威脅，這就不僅僅是壹個工作條件惡劣的問題，而構成了強迫或強製勞動。

　　● 向工人詢問他們是否被要求在每天、每周或每月的法定加班時間之外進行超時工作。審查雇用合同中與工作和加班時間相關的規定，並與員工討論這些規定。

　　● 考察是否使用了威脅手段來強迫工人工作，例如以解雇相威脅。

　　● 考察工人是否因拒絕參加超出法定最長工時的加班而受到任何類型的懲罰。

　　● 審查具有代表性的每日工作時間記錄單樣本，並與生產日誌相互對照，以確定員工是否超時工作。

　　● 與管理人員交流加班勞動使用情況，尤其在生產最後期限時。考慮管理人員是否知道有關超時工作的法律規定。

　　● 審查公司有關超時工作的政策。

　　● 審查工人的工作時間記錄單，確保審查了具有代表性的不同類型的以及不同合同形式工人的工作記錄單。

　　● 在下班時間查訪工作場所，考察工人是否超時工作。

　　行動自由

　　是否有證據表明，工人在工作時間以外被限製在工作場所或雇主經營的居所？

　　是否有證據表明有任何其它對工人行動自由的限製？

　　工人無論是否在工作時間，都不應被限製，監禁或以其他方式被扣留在工作場所或雇主經營的居所。禁止對工人行動自由的非法限製。然而，作為工作場所的相關紀律，於工作時間內在工作場所對行動進行合理限製是允許的。

　　● 與管理人員和人力資源部工作人員談論有關雇主經營的居所的公司製度，並審查這些政策。

　　● 考察公司的安全措施，特別是保衛人員的角色和責任。考慮是否有使用保安在工作場所內外限製工人行動的不當行為。

　　● 與工人談論有關在工作場所、在宿舍及宿舍周圍的行動自由情況。

　　● 考慮使用場地監控，用來審查工作場所和雇主經營的居所。

　　與技能發展和職業培訓相關的條件

　　如果雇主提供培訓機會，是否工人隨後被要求工作壹段既定的時間讓雇主收回成本？

　　工人是否有權在到期前終止雇傭合同，而不必償還公司的培訓費用？

　　提供給工人的培訓機會應是工人自願參與的。提供這些機會的雇主不應強加不合理的工作或服務做為收回相關成本的手段。這裏的關鍵原則是工人終止雇傭合同的自由，建議雇主不要規定工人在償清培訓成本之前不能終止合同。

　　● 審查工資記錄是否有培訓費用的扣減。

　　● 審查雇傭合同中關於培訓機會及相關付款安排的條款。

　　● 找出在培訓中受益的工人並同其交談，確定他們是在何種條件下得到並參加了這種培訓。

　　● 同管理層談論關於培訓政策和自由終止雇傭合同的相關事宜。審查培訓和終止合同的政策。

　　人口販運和強迫勞動

　　以就業為目的的移民和對移民工人的招聘

　　移民工人是否得到公平的對待，他們的工作條件是否與當地工人的相當？

　　是否有證據表明，移民工人或其家屬受到向當局告發的威脅，由此被脅迫接受或維持雇傭？

　　工人是否被要求向雇主或中介支付費用而得到工作？

　　是否有證據表明工人在被雇傭時交納了保證金？

　　如果國家法律允許向工人收取招聘費，工人是否有自由隨時終止合同，而不受威脅被處以罰金？

　　工人是否掌握其私人證件（如出生證明、護照、工作許可、居留證或身份證） ？

　　是否有證據表明雇主扣留或沒收工人的身份證件？

　　如果工人出於安全或其他原因要求雇主保存其個人文件，工人可以隨時要求要回這些文件嗎？

　　雇主是否采取措施，防止可能導致脅迫和販賣剝削勞工的惡劣條件和欺詐行為？

　　移民工人無論其法律地位如何，都應得到公平對待，且應享受與本地工人相當的工作條件。他們有權（在按國家法律或集體協議作出合理通知後）自願和自由地接受和終止雇傭，而不受任何威脅。雇主應采取措施，防止可能導致脅迫和販賣剝削勞工的惡劣條件和欺詐行為。非法移民工人及其家庭成員不應受到向當局告發的威脅，或以其它方式脅迫受雇。

　　禁止諸如沒收或扣押工人身份文件的行為。但是，如果員工要求，雇主可提供安全地點存儲這些文件，工人可隨時自由存取。雇主也可以向工人提供原始文件的復印件，並開具「收據」列出交給雇主保管的文件清單。

　　● 考查移民工人的工作條件是否與本地員工相當。

　　● 審查工資記錄，確保移民工人和本地員工具有同等的工資水平。

　　● 審查公司的政策和移民工人的合同，並考查接受和終止雇傭的相關條款。

　　● 詢問移民工人是如何被招募的，他們是否向雇主或中介機構支付了費用或保證金。如果工人支付招聘費，考查他們是否可以自由終止合同。

　　● 如果工人要求管理人員為其保存身份文件，審查這些文件的保存地點，詢問工人是否可以隨時存取這些證件，並和管理人員或人力資源部人員談論公司的政策和程序。詢問工人在哪些條件下可獲得他們的個人文件。

　　● 同管理人員探討所采取的和移民工人有關的防止惡劣條件和欺詐行為的措施。

　　● 考查是否應特別註意土著人、部落人和/或移民工人的權利。交叉檢查，移民工人的護照或任何合同文件是否被雇主以「安全保管」為由取走。

　　私營職業介紹機構和雇傭合同

　　是否有證據表明，委托私營職介機構的雇主，已采取措施監督這些機構並預防和強迫勞動及人口販運相關的惡劣行為？

　　是否只委托那些經國家主管當局許可或認可的職介機構？

　　雇主是否能確保那些通過職業介紹機構聘用的工人沒有支付招聘費用給職介機構？

　　給所有工人提供的書面雇傭合同是否使用他們容易理解的語言？

　　雇傭合同是否就工資、工作時間、終止雇傭的正當理由及其它與強迫勞動有關的問題明確了工人的的權利和責任？

　　招聘的有關費用和成本不應直接或間接地，全部或部分地向工人收取，而應該由公司或雇主承擔。直接委托私營職介所招募工人的企業，應確保這些工人在最低工資、工作時間、加班及其他和防止強迫勞動有關的條件方面得到充分保護。

　　雇主應提供書面雇傭合同，使用所有工人容易理解的語言，並就工資、工作時間、終止雇傭的正當理由及其它與強迫勞動有關的問題

　　明確工人的權利和責任。

　　● 同那些通過私營職介機構招募的或職介機構直接雇傭的工人交談，識別出移民工人並與其談話，特別要問他們是在何種條件下被聘用的。

　　● 審查移民工人，及通過私營職介機構招募或職介機構直接雇傭的工人的雇傭合同。

　　● 考查這些職介機構所雇傭工人的雇傭條件，特別是有關工資支付，工作時間，超時，和其他相關問題。

　　● 審查工資單中是否存在原因不明的或非法的工資扣減。

　　● 同被委托的職介機構代表談論招聘程序，審查有關的公司政策。

　　最惡劣形式的童工勞動

　　是否有證據表明兒童被置於最惡劣形式的童工勞動（例如，債務束縛，強迫或強製勞動，奴役或出售及販運兒童）？

　　兒童從事債役，奴役，強迫或強製勞動，以及所有形式的奴隸製和類似奴隸製的做法，比如出售和販賣兒童，都是嚴格禁止的。雇主需立即采取有效措施，避免和消除這些最惡劣形式的童工勞動，並設法確保他們委托的任何私營職介機構沒有參與這些行為。

　　● 製定措施來鑒別工作場所中的童工，方法可以是采取有效的年齡估測技術和相互對照信息，這些信息來自於現場考察，對工人的詢問，審查相關公司和工人檔案，以及同管理人員談話。

　　● 同跨部門具有代表性的工人交談，討論工作條件，特別是招聘，以確定是否具有防止和消除最惡劣形式童工勞動的保障。要註意這壹話題的敏感性質，務必與那些妳認為可能是兒童的工人交談。

　　● 同管理人員探討有關童工勞動及其最惡劣形式的政策，審查這些政策，並詢問關於防止在公司運作中和通過私營職介機構招聘或使用童工的具體措施。並討論措施立即解救並保護所發現的處於最惡劣形式童工勞動的兒童。

　　采取行動的指導

　　前言

　　強迫勞動和雇主

　　本分冊概述了雇主在企業、行業和國家範圍內打擊強迫勞動和人口販運可采取的若幹行動，以補充本套手冊中的其它材料。本冊的內容基於第壹分冊中關於企業和雇主組織應該對這些問題采取行動的原因綜述。

　　直到最近，強迫勞動都未被視為與企業和雇主組織有關的問題。強迫勞動更多地被認為是與專製國家和武裝力量的侵犯人權行為有關，幾乎沒有涉及私營部門的作用和活動。可是最近幾年，這壹觀點開始轉變。國際勞工組織的調查顯示全球五分之四的強迫勞動案件都與私企有牽連。而由人口販運所致的強迫勞動的確是影響所有國家、地區和經濟部門的全球現象1。

　　強迫勞動是國際法和大多數國家法律都禁止的犯罪行為。任何企業如果被指控從這類剝削中獲利，將不僅面臨嚴重的名譽損害，而且面臨昂貴的訴訟費用和刑事公訴。自然地，如今不論是在自身的還是供應鏈的業務中，都沒有哪個企業能負擔此類牽連帶來的負面影響。

　　雇主和企業的作用

　　各行各業的雇主和商家都已采取壹些關鍵步驟。有些公司通過製定政策措施（如，行為守則）來明確禁止強迫勞動；有些則加入多方利益相關者倡議，如《聯合國全球契約》 ；還有些簽署了2006年的《雅典原則》 ，該原則給企業領導提供了防止和根除人口販運的指導。這些都是重要的行動，但同時，日益增長的國際共識表明仍有許多工作要做。

　　如何使用本分冊

　　本冊的內容說明，可以從多方面采取行動。它為企業和雇主組織提供廣泛的指導，並盡可能地標明與其它分冊中提供的工具的聯系。關於雇主可采取的實用步驟的補充討論，可參看第六分冊《采取行動的提示》 ，另外， 第壹分冊《簡介和概述》 裏提供了深度閱讀的建議和資料清單。並不是所有公司和雇主組織都要采取這裏提到的所有行動。每個公司都不相同，每個組織都要製定其自己的辦法來解決這些問題。

　　企業的行動和倡導

　　理解問題

　　公司要有效地處理強迫勞動，重要的是，管理階層首先要理解強迫勞動是怎樣定義的，以及它在公司和供應鏈中是怎樣表現出來的。公司的管理人員或企業主可能知道強迫勞動是違法的，可是也許不知道什麽是強迫勞動，或強迫勞動與剝削或惡劣工作條件之間的區別。因此，重要的是先了解情況，以便提高認識。這種分析可以公司內部來做，也可請顧問或專家幫助。

　　什麽是強迫勞動？

　　公司內所有相關職員都應對強迫勞動有清楚的理解，並知道其在國家法律中是怎樣被定義的。明白這壹點以及相關的勞動法和刑法條款，有助於公司遵守法律。研究國際勞工組織第29號公約中提供的國際定義也很有用（該公約摘錄見第壹分冊）。該定義被國際社會和各國所接受，即以任何懲罰相威脅，強迫任何人從事的非本人自願的壹切勞動或服務便是強迫勞動。

　　也可能您公司給其它公司供應產品或服務，而後者對強迫勞動有不同的定義，或以不同的準則及指標來審計強迫勞動。這會很讓人費解，而且，企業社會責任組織給出的各種定義會加重這種混亂。為保證順利持續地進入國際市場，最好不僅堅持守法，而且采取反映您的買家的最高要求的政策和做法。

　　強迫勞動的定義和解釋可在第壹分冊《簡介和概述》 和第二分冊《雇主常見弊端》 中找到。把這些冊子分發給您的雇員，鼓勵對該問題的廣泛理解。

　　公司的狀況

　　在增進了對強迫勞動的理解及考慮它可能怎樣對公司構成危險後，下壹步該考察您自己和您供應鏈的業務現狀。這可通過內部評估或「社會責任審計」來實現。該評估可判定在您的企業中是否存在強迫勞動，並可考慮到您企業中最可能存在風險的方面。

　　這類評估壹般每次會檢查多個勞工權利問題。因此，重要的是，確保著重於強迫勞動的方面的評估是有效和全面的。請參見第四分冊《守法評估清單和指南》 中就如何實行此類評估提供的具體建議。

　　采取有效的政策和策略

　　在公司的所有業務中嚴格禁止強迫勞動和人口販運，可在這些問題的解決方面發揮核心作用。製定包括了這些條例的有效的勞動權利政策是在企業壹級解決強迫勞動最重要的第壹步。

　　製定公司政策

　　近年來，壹種形式的勞動權利政策是企業的行為準則。這些準則是規範企業行為的正式的原則聲明，通常適用於供應商和分包商。

　　行為準則幾乎總是關註多個問題，並非只是強迫勞動。它們在出口企業如製衣和紡織及農業特別普遍，但也存在於建築公司，酒店和旅遊業，礦業和其它行業。行為準則是企業可正式地（盡管是自願地）承諾處理強迫勞動的壹種方式。

　　製定行為準則並不困難。如果企業決定這樣做，有壹些組織可免費針對需要采取的步驟提供建議。

　　● 其中壹些步驟包括：

　　● 對企業及其合作夥伴進行壹次評估，以確定遵守國家法律和符合業界良好做法的程度；● 成立壹個全公司的工作組來製定準則草案，表明企業禁止強迫勞動和人口販運的承諾；● 在企業內部組織對草案的商討，然後咨詢適當的外部合作夥伴或利益相關者；● 修改和完成準則，並傳達給所有相關的業務合作夥伴、商業協會、雇主組織、媒體，及其它利益相關者，包括工人及其代表。

　　可以在第三分冊《反強迫勞動的指導原則》 的框架下組織起草守則中有關強迫勞動的條款的討論。您也可聯系您所在地區的雇主組織或國際雇主組織以獲取意見。其它倡議，如《聯合國全球契約》 和總部設在美國的「企業社會責任」 組織，也可就企業社會責任和行為守則提供有用信息。

　　實施企業政策

　　製定行為準則或其它形式的勞動權利政策僅僅是第壹步。現在才是困難的部分：實施該政策，並保證企業及其供應商按照新出臺的標準操作。

　　社會責任審計

　　企業實施其社會政策的方法之壹是進行企業層次的評估或社會責任審計。做壹次審計可幫助企業評定其遵守新規範的程度。或者更明確地說，審計可幫助企業鑒定在其自身的業務或其供應鏈中是否存在強迫勞動。審計越全面，越能更好的查明強迫勞動和人口販運的情況。

　　在第四分冊《守法評估清單和指南》 中，提供了幫助企業實施強迫勞動審計的工具。該工具確定了社會責任審計的常用作法，並建議均衡使用四個主要的評估方法：

　　● 現場內外和工人面談；

　　● 審查公司文件；

　　● 訪談管理人員；

　　● 檢查工作場所。

　　這些措施壹齊采用可取得最大效果，但最終還是由公司來決定怎樣進行評估。公司可能決定采用其它方法，或聘請顧問（如：第三方社會責任審計人員）。不論哪種方法，重要的是審計要既有效又可信。

　　企業層次的培訓

　　公司也不妨就強迫勞動問題培訓管理人員、監察人員和工人。其廣泛目標在於確保更有效地執行準則，並使整個公司及其供應商更壹致地遵守準則。尤其是，培訓能使關鍵職員有能力鑒別和預防強迫勞動，並在必要時采取行動糾正。

　　企業範圍的培訓有壹項起點原則，即培訓不能只靠管理人員和企業主來完成；想要有效的解決強迫勞動和人口販運問題，企業中的其它成員，包括所有層次的工人，都應該參與。也許公司已具有對管理人員、監察人員和工人進行培訓的經驗，所以應該借鑒這些經驗，並牢記以下幾點：

　　● 聽眾： 確認培訓內容豐富實用，並與聽眾的需要及知識水平相符合。

　　● 培訓者： 您自己培訓或委托當地專家。向您的雇主組織請教其專業知識。

　　● 地點： 考慮培訓地點的優缺點，如：是在工作場所之內還是之外進行。

　　● 時間： 雇員很忙。安排壹個他們能出席的最佳時間。

　　● 方法： 考慮培訓的方式，確保與會者積極參與。

　　關於強迫勞動和人口販運的培訓可以單獨進行，也可結合其它方案。國際勞工組織和國際金融公司的聯合項目組「更佳工作」 開發了壹套包含強迫勞動，並可調整滿足企業不同需求的模塊式培訓方案。

　　社會報告

　　很多公司還希望與利益相關者及廣大公眾溝通他們的活動。方法之壹是通過互聯網和公司的網站。另壹種方法是發表年度社會報告或可持續發展報告，使公司直接與投資人、買家、消費者及更廣泛的民間社會「談話」。

　　全球報告倡議是壹個由多利益相關者組成的倡議計劃，可以幫助公司做社會報告。該倡議計劃開發了針對全球和具體部門的指導，介紹了公司在社會、人權和環保方面之表現的報告交流方式，同時，該倡議計劃還在此過程中爭取公司、工人組織和其它團體的參與。關於強迫勞動，全球報告倡議建議公司進行「扼要披露」，提議各公司：

　　● 指出哪些業務被確定為具有發生強迫勞動事件的較高風險；● 評論公司為消除此類惡劣行為所采取的措施。

　　聯合國全球契約是另壹項要在此提及的倡議。它要求參與的公司準備壹份年度「進展通報」列出為落實公約十項原則所采取的措施，原則之壹即消除強迫和強製勞動。該通報應包括對實踐活動的描述和對這些活動成果或預期成果的評價。全球契約還針對公司反強迫勞動的步驟提出建議。下面的方框中列出了在工作場所和社會層面采取行動的主要建議，這些建議是與國際勞工組織及其成員國協商製定的。

　　聯合國全球契約：企業打擊強迫勞動的策略

　　摘自：《聯合國全球契約勞動原則：給企業的指導》，由全球契約勞動工作組編製● 在工作場所堅持國家法律法規對強迫勞動的規定，當國家法律不足時，參考國際標準。

　　● 在公司內部的業務和與其它企業的業務往來中，確保給所有雇員提供雇傭合同，明確服務的條款和條件，雇傭的自願性質，終止雇傭的自由（包括合理的程序）及可能與離職或停職相關的任何懲罰。

　　● 製定禁止要求工人給公司支付保證金的政策和程序。

　　● 鼓勵管理人員酌情采取行動。

　　● 如果在公司影響範圍內發現強迫勞動，提供將這類工人從工作場所解救的適當的服務。盡可能地幫助工人取得可行的選擇。

　　● 在與其它企業的往來中做出應盡的努力。

　　在社會活動中

　　● 公司也不妨在可能的情況下為更廣泛的社會努力做出貢獻，消除強迫勞動和幫助從強迫勞動中解脫出來的工人找到自由選擇的工作。

　　● 和其它公司，行業協會及雇主組織合作，製定全行業解決該問題的方法，並和商會，執法機構，勞動監察和其它部門搭建橋梁。

　　● 在當地，州或國家壹級的代表性雇主組織中建立或參加關於強迫勞動的工作組或委員會支持製定反強迫勞動的全國行動計劃，作為在國家壹級打擊強迫勞動的重要政策和體製機製的壹部分。

　　● 在公司的影響範圍內，參加預防和讓前強迫勞動受害者重新融入社會的計劃，給他們提供技能發展和工作培訓機會。

　　● 在可能的情況下，參加國家和國際計劃，包括媒體宣傳，並與當地和國家機構，工會及其它部門協調。

　　和其它部門合作

　　全球報告倡議和聯合國全球契約是將公司和其它企業及社會民間組織聚集起來的倡議。 很多公司都在爭取讓利益相關者參與處理強迫勞動和人口販運的問題。

　　例如，公司可能會選擇參加壹個由雇主組織或企業群體發表的集體政策聲明。多數情況下，這是同壹部門或行業的集體行動，共同製定行為準則以及相關社會責任審計程序。這讓公司們有機會交換信息並共同發展良好行為。（關於雇主組織更多的作用，見接下來的第三章。）公司也不妨直接與工人組織或其它民間社會團體合作。采取的形式也許是就協議或原則聲明進行談判，或讓其共同參與執行公司的行為準則。最近幾年，很多跨國企業和全球工會聯盟簽訂了《國際框架協議》 。這些協議（適用於公司的全部業務，且往往也適用於供應商）涵蓋了包括強迫勞動在內的各種問題。

　　公司也加入越來越多的多利益相關者倡議。這些組織為公司在製定政策，進行社會審計和采取透明度措施等方面，提供了重要的交流平臺，使其能得到民間社會的參與。多利益相關者倡議通常是全球性的，並且其試點項目、培訓計劃和其它活動也覆蓋全球。這類倡議的例子包括總部設在英國的道德貿易倡議和國際可可倡議。

　　工人組織和多利益相關者倡議的參與可帶來很多好處，包括提供：

　　● 壹個地點，讓公司和利益相關者交流信息及良好行為；● 壹個機會，互相學習什麽是可行的，什麽不可行；● 壹個論壇，進行集體培訓和能力建設；● 壹個地方，來尋求解決強迫勞動復雜問題的關鍵技術難題。

　　與工會及非政府組織合作也可以在整頓中引入良好做法。與利益相關者合作可加強其參與，並為公司再提供壹個網絡（雇主組織已提供了壹個網絡），當公司需要進壹步的指導和幫助時，可向其求助。

　　雇主組織的作用

　　製定策略或行動計劃

　　雇主組織要介入強迫勞動問題，關鍵的第壹步是製定壹項策略或行動計劃。這能幫助雇主組織系統而持續地解決強迫勞動問題，並激發在對付最惡劣行為時的戰略性思考。從策略著手還有助於雇主組織在行動中取得最大的影響。

　　策略不必是周密細致的計劃。它應該能讓雇主確定壹個目標及實現該目標的壹系列步驟。製定策略能使雇主認清可能面臨的壹些問題，並為其提供思考解決方法的機會。同時，製定策略也為雇主建立了壹個影響公共政策的基礎，並能進而為組織成員發展工具和資源。策略還能確定雇主可依賴的潛在合作夥伴。製定策略的重要壹環，是要意識到解決強迫勞動問題最好是共同合作而非單獨行動。

　　確定目標

　　大多數雇主組織都已很精通如何就社會問題製定戰略目標。這裏所需要采用的程序類似於任何涉及解決關鍵政策問題的程序。可成立壹個小組來確定關鍵目標。由小組討論製定出策略草案，然後與其它組織代表甚至組織成員共同商討，解決技術和操作上的問題，包括所產生的費用。最後，進行內部審查，如果可能，可再咨詢外部合作夥伴，進而最終確立策略。例如，外部咨詢時可從國際雇主組織或國際勞工組織得到幫助。

　　確定目標

　　確定目標後，重要的是要考慮讓其被「買進」，因為解決強迫勞動的策略要得到執行委員會的政治支持才能得以推進。這可能會涉及向委員會提交策略並根據其意見進行修改；或者，可以在開始製定策略時就尋求他們的積極參與。這壹過程可能會需要相當長時間。但這是策略長期成功所必行的壹步，其重要性不容低估。

　　您也許希望聯系國際雇主組織或國際勞工組織的雇主行動辦公室。兩者都可就製定策略或行動計劃提供信息，及促進和其它雇主組織的聯系。

　　獲取支持

　　以上提到的步驟其實描述的是製定策略的過程而不是內容。壹般來說，策略的內容是由組織自己決定的。但是，行動的建議可圍繞三件事情：雇主組織在社會問題上的專業知識；他們已提供的服務的性質；及雇主作為勞動力市場中重要參與者的獨特地位。行動的兩個關鍵領域為：

　　● 為成員提供建議及提高意識；

　　● 采取行動時爭取其它方面的參與。

　　提供建議及提高意識

　　提供建議及提高意識是雇主組織的主要職能之壹。在強迫勞動和人口販運問題上也不例外。這些問題對雇主來說也許是復雜而混亂的，而且可能會被錯誤理解或與其它概念相混淆。比如，管理人員也許根本不知道債務束縛或脅迫是指什麽。因此，所有雇主組織主要的出發點是要為其成員提供信息和建議。

　　建立聯絡點

　　作為總體戰略的壹部分，雇主組織可指定壹名工作人員作為強迫勞動問題的聯絡人。可能的話，該人員最好具備相關知識。不過，這並非必不可少，被指定的聯絡人可隨著時間推移而發展專業知識。聯絡人可能是全職負責強迫勞動問題的，但也可能該問題只是其職責「組合」的壹部分。這裏的關鍵是當您的成員需要咨詢或尋求幫助時，他們能在組織中找到壹個人。

　　聯絡人的職責之壹是把信息傳播給您的成員。就基本而言，企業想要了解勞動法及刑法的相關條款。提供這些副本或準備簡要立法總結可能是壹個有用的起點。更廣泛地說，本套手冊內也可找到信息，提供第二分冊《雇主常見弊端》 的復印件也可能會有幫助。

　　本材料的好處是它以「易於閱讀」的格式提供簡明的信息。

　　您的雇主組織也可能考慮提供國際買家和企業社會責任方面的信息。強迫勞動（連同國際勞工組織的其它核心勞動原則）是企業社會責任計劃的中心部分，而且買家的期望在迅速增長。供應商也越來越需要證明在其自身或其分包商的業務中沒有強迫勞動。因此，雇主組織的作用很重要，它可為其成員提供有關國際買家和消費市場態度和期望變化的信息。

　　除了提供信息之外，您的組織還可為成員提供打擊強迫勞動的建議。這可通過妳的聯絡人單對單進行，也可通過您的組織來促進成員間意見的交流。您提供的意見可依照前壹章節中概述的建議。您也許還想參考第六分冊《采取行動的提示》 。對在企業層次參與、補救和建立合作關系的指導，也許對您的成員特別有用。

　　交換意見的另壹種方式是促進組織成員間的交流。公司之間可以相互學到很多東西，而您的組織不妨去記錄並傳播良好行為的案例。為了讓更多的雇主得到啟發，也可以請「行為良好」的公司在研討會或雇主發起的其它活動中介紹他們的策略和方案。

　　關於公司就強迫勞動問題采取實際措施的案例，請參見第七分冊《良好做法的案例分析》 。請記住，組織成員的認識水平可能差異很大；因此，在為其提供信息和建議時，要清楚了解他們的需求和認識水平。

　　提高認識

　　組織成員的認識水平及其解決強迫勞動和人口販運問題的能力是在製定策略時需要考慮的壹個重要因素。如果問題對組織成員來說相對較新，或以前做過的相關工作很少，您也許或多或少要「從零開始」。反之，如果強迫勞動和人口販運在媒體上經常討論，且組織成員已有相當水平的了解，這可能會讓聯絡人介入的起點較高。

　　在以上兩種情況下，壹個結構清晰的分享信息和提高認識的方法是安排全國性的強迫勞動研討會或講座。這能鼓勵您的組織與成員間，及成員相互之間的對話。可以爭取其它利益相關者的支持來組織這類活動，而不必花費過多。不過，重要的是要有壹套明確的目標和優先事項。應事先考慮會議的預期成果，以確保活動成功而有意義。

　　下邊是壹個這類會議的實例：

　　「企業參與：解決強迫勞動問題」由美國國際商業理事會，美國商會和國際雇主組織贊助的會議2008年2月，可口可樂公司在其位於亞特蘭大的美國總部主辦了壹次以「企業參與：解決強迫勞動問題」為主題的會議。參會的有80名來自各雇主組織和公司的代表，以及來自美國勞工部和國務院、各民間社會組織及國際勞工組織的官員。與會者共同交流了打擊強迫勞動的經驗和知識。

　　隨著在發展中國家市場投資和采購的增加，涉及強迫勞動的商業風險也隨之增加。目前，民間社會團體和人權團體往往在更廣泛的關於人口販運和童工問題的爭論中密切關註強迫勞動問題。該問題因此成為壹個重要風險，企業需立即註意。

　　該會議為期壹天，旨在探討這些問題，重點放在企業獨立的及與他人合作的工作經驗上。會議討論了企業在解決強迫勞動問題時面臨的挑戰，並描述了公司回應這些挑戰的方式 。與會者討論了的壹些問題包括：

　　● 政府在解決強迫勞動問題方面的作用；

　　● 明確的指導及最佳做法的實例的需要；

　　● 在職介機構中防止惡劣行為的需要；

　　● 對強迫勞動進行國家和行業部門層面的戰略定位的需要；● 社會責任審計的作用和可靠監測系統的發展。

　　最後，請您考慮以這裏的資料為指導，編寫打擊強迫勞動的手冊。翻譯相關的分冊，並補充您所涉及的國家和具體部門的信息。采用第七分冊中的案例分析，或您自己搜集準備案例。當您準備材料時，請確保目的清晰並針對目標讀者，同時手冊要盡可能實用。您可以考慮在手冊編寫項目的策劃階段讓壹些成員參與，並就技術或政治問題咨詢國際雇主組織和國際勞工組織。

　　采取行動時爭取其它方面的參與

　　上壹部分建議雇主組織發揮中心作用，為成員解決強迫勞動和人口販運問題提供信息和建議。 但是，雇主也許希望在提高認識之外，還能更多地參與運作。

　　在很多情況下，這類參與不會是某壹個雇主單槍匹馬的行動；而是與其它組織合作完成，如政府，國家或國際非政府組織，聯合國的機構，國際勞工組織，國際雇主組織和/或各工人組織。資金籌措和活動管理可能會在整個合作關系中進行分配；但有壹些活動是雇主可以領導的，因為雇主具有勞動力市場參與者的獨特地位。

　　與政府合作

　　政府在消除強迫勞動和人口販運中起關鍵作用。與不同政府機構合作能使雇主組織有效地就諸如勞工和移民等公共政策問題展開遊說。

　　作為關鍵的第壹步，雇主組織應參與所有批準相關國際勞工組織和聯合國公約的談判。雇主組織還應參與國家相關立法，及勞動法與刑法的任何修改變動。以這種方式讓政府參與，可保證在整個談判中雇主的觀點得以表達。雇主組織也可以請政府參與勞動監察，因為其涉及強迫勞動。他們也許希望就有關技術問題遊說勞動部，如促進勞動監察並使監察更有成效和效率。在強迫勞動風險被鑒定為特別普遍的行業中行業協會可能也希望這樣做。

　　與工人組織及其它合作

　　和政府合作時，雇主組織也可能會與工人組織合作討論上述問題。雇主組織和工人組織相對於政府發揮著相似的作用，都在公共政策問題上代表各自立場。

　　但是，在立法改革或政策製定之外，雇主組織不妨也爭取工人的參與。例如，雇主可能想牽頭讓工人參與在行業部門壹級製定壹份消除強迫勞動的聯合聲明。有例證表明，行業協會可與全球工會聯盟進行有效合作，製定並執行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案2。

　　非政府組織在此也可能會很重要。這些廣泛而多樣的團體，有些是國際性的，其它則是國家甚至地區性的。不論如何，非政府組織在多利益相關者倡議中正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所以，雇主及其代表可能希望爭取非政府組織更多的直接參與。在此情況下，建議雇主最好在建立此類聯盟時，明確其目標和責任。

　　采取行動防止和保護

　　由上可知，雇主組織所處的有利地位使其可以給成員提供建議，可以在提高認識的活動中發揮作用，還可以與政府及其它參與者進行對話。這些活動都很重要。其實，雇主組織也可以加入到通過預防和保護行動來反對強迫勞動和人口販運的項目中。如此，雇主組織可涉足以下幾個層次：

　　● 自己采取主動行動；

　　● 加入其它方面發起的主動行動；

　　● 支持采取行動的組織成員。

　　雇主組織，特別是在該問題上具有專業知識的雇主組織，可為下級聯合會提供建議和信息，並幫助後者進入網絡，接觸贊助者或潛在合作夥伴。此外，雇主組織也不妨傳播其它面臨相似問題的成員所采取的良好行為的信息。

　　憑借其代表企業的作用，雇主組織可以製定或加入幫助前強迫勞動和人口販運受害者恢復及重新融合的方案。他們可在安置就業或學徒計劃中起帶頭作用，並提供職業培訓和技能發展的機會。這些方案都有防止和保護的雙重作用：既可給工人提供創收機會並幫助其重新融入；又可作為壹種防止工人被再次販運或又成為強迫勞動剝削的目標的機製。

　　無論采取什麽做法，雇主組織都需要考慮資金和工作人員的時間安排問題。發起或加入這類計劃需要時間和資源。有三個主要的資金來源：

　　● 使用已有的內部資金；

　　● 重新分配工作人員的時間；

　　● 外部資金，特別是來自雙邊贊助者和聯合國機構的。

　　考慮使用內部資金作籌備活動，同時尋找外部贊助者作更大範圍的工作。但是，要考慮製定可持續的籌資安排，以免組織依賴贊助者，壹旦贊助者終止參與，將有可能中斷良好舉措。

　　采取行動的提示

　　前言

　　本分冊為那些致力於反強迫勞動及人口販運的企業和雇主組織提供了包含具體而實用的措施的壹系列行動提示。它補充了這套手冊的第五分冊，並以壹種易學易行的公式提供了反強迫勞動的具體措施。

　　並不是說，企業和雇主組織能夠采取這裏所建議的壹切措施。每個企業的情況都不同，並且每個組織都有其自身的途徑來解決其成員的需要。但是，本分冊所提供的這些措施都很直接，並且在大多數情況下不要求投入大量資金，它所需要的僅僅是時間、精力及有效且持續的參與。為此，本分冊提供了大量的采取行動的實用步驟。

　　這些行動提示將闡述以下重要的話題：強迫勞動，監獄勞動，債役及奴役勞動，脅迫就業，強迫加班，及人口販運強迫勞動。它們可以作為人力資源或企業社會責任工作人員的參考資料，或者作為宣傳材料，如以海報的形式展示在辦公室或工作場所。它們於雇主組織也可有很大的用處，如在培訓中使用，或作為會議的參考指南。

　　反對強迫勞動

　　采取行動的提示

　　● 建立壹套清晰透明的公司製度，闡明防止強迫勞動的措施。明確這壹製度對公司所有的產品銷售及原料供應鏈上的的相關企業都適用，並對該製度的貫徹實施狀況進行報告。

　　● 實施招聘及人力資源管理辦法（例如關於工資、工時及就業合同），把強迫勞動風險減至最低。

　　● 監督您的供應商及分包商，對社會審計員、評估專員、人力資源部門經理及其他監督人員提供關於強迫勞動知識的培訓。

　　● 與其他公司、行業協會、及雇主組織建立合作夥伴關系，共同商討製定對全行業都適用的反強迫勞動的方法。

　　● 與利益相關者保持溝通，包括工會、執法部門、勞動監察部門以及非政府組織。

　　● 采取防範措施預防人口販運，提高對非法移民可能承受的脆弱及傷害的認識。

　　● 發起或參與針對強迫勞動及人口販運受害者的重返方案，給他們提供技能開發和工作培訓的機會。

　　采取行動的好處

　　● 明確的政策和方案的實施能夠向買家、投資者、工人及其他利益相關者發出壹種積極的信號。對政策實施情況的報告能夠提升品牌形象和公司聲譽。

　　● 全行業的及多利益相關者的行動能夠有效匯集集體資源、技術及知識，以壹種廣泛及系統的方式解決強迫勞動的問題。

　　● 采取措施防止人口販運及幫助強迫勞動的受害者重返，能夠對地方及國際勞動市場產生積極作用。

　　采取行動的實際步驟

　　● 召集壹個工作組，製定公司的反強迫勞動的政策，包括關於實施及報告的相關規定。建立壹個雇主與雇員雙方參與的企業級委員會來負責這壹問題。

　　● 建立壹個企業和/或工作場所級別的投訴機製，該機製必須是匿名的、保密的，及對工人來說是容易使用的。

　　● 就如何監督供應商及分包商以保證其行為良好，咨詢您的雇主組織及同行業成員，召集壹個工作組來製定有效的政策和程序。

　　● 於地方、州/省、或者全國範圍內，在您具有代表性的雇主組織中，建立或參與壹個關於強迫勞動的工作組或委員會。

　　● 把支持建立壹個打擊強迫勞動的雇主全國行動計劃，作為在全國範圍內打擊強迫勞動的重要政策及企業機製的壹部分。

　　反對濫用監獄勞動

　　采取行動的提示

　　● 如果您直接雇傭服刑人員作為工人，或者與監獄簽訂分包合同，請確認這些工作是在自願基礎上實施的。服刑人員不應該被強迫勞動。

　　● 確保服刑人員提供過正式的最好是書面的同意工作的文件。

　　● 給服刑人員的工資、社會保障、職業健康及安全標準應和常規工人所享受的相當。

　　● 對服刑人員的工資只做合法的扣減，如食物和住宿。

　　采取行動的好處

　　● 壹些政府可能會對由服刑人員生產的產品采取進口限製。避免或規範使用服刑人員可能會減少面臨進口限製的風險。

　　● 采取這類措施將最大限度地減少法律風險，並且幫助您的公司避免因為濫用監獄勞工而可能遭受的名譽損失。

　　采取行動的實際步驟

　　● 當服刑人員同意工作時，讓他們簽署壹份標準化的書面同意表。在這張表上，需提供工資及工作條件的信息，以便讓他們能夠充分了解情況，自由決定是否同意工作。

　　● 給工人提供壹份明確、詳細的工資單，其內容應包括工時、工資以及任何合法的食物及住宿扣減。

　　● 確定相關行業或職業團體中常規工人的工資水平，並給服刑人員提供相當的工資。

　　● 會見監獄當局，包括監獄監管人員，共同商討雇傭政策和做法。如果可能的話，當面告之服刑人員其工作條件，以此確定他們是否是在自願情況下同意工作的。

　　反對債務束縛及壓迫勞工

　　采取行動的提示

　　● 通過人力資源政策，防止工人面臨債務束縛的風險。

　　● 雇傭新員工時，不要求他們付保證金。

　　● 給員工預支工資或者貸款要持謹慎態度，如果您這樣做了，請確保他們不覺得需要被迫工作來償還貸款。

　　● 了解國家法律和條例。如果您減扣工人工資，確認減扣是在法律允許範圍內。

　　● 確認您的合同明確了雇傭條款及條件等信息，並使用工人能夠理解的語言。

　　● 如果您通過私人職業介紹在國際範圍內招聘工人，確認工人沒有為此支付額外招聘費用。

　　采取行動的好處

　　● 采用上述的良好做法將會幫助您的公司避免出現債務束縛等行為。

　　● 采取措施謹慎選擇並監督您使用的私人職業介紹所，能夠減少您公司中的工人面臨不道德招聘和遭受類似強迫勞動的風險。

　　采取行動的實際步驟

　　● 為防止員工負債並感到被強迫勞動的風險，定期、及時和直接地支付工人工資；或與他們約定，把工資匯到他們銀行賬戶上。

　　● 建立壹套標準化的工資單和支付工資系統，提供明確的關於工時、工資率以及合法扣減（如果有的話）的信息，以防止因誤算工資而可能給工人及您的企業帶來的風險。

　　● 在您對工人工資進行扣減時，確保其實得工資不低於最低工資。

　　● 與新員工尤其是移民工人面談，詢問他們受雇時是否支付了招聘費。有關情況也可直接與招聘中介確認。

　　● 如果您給員工預支工資或提供貸款，請確認他們有能力在合理的時間內償還。（比如，減小貸款額，減低貸款利率或縮短分期付款期限）● 確認您的雇傭合同中包括工資、工資扣減，中止雇傭條件，以及其他與防止債務束縛相關問題的條款。

　　反對脅迫就業

　　采取行動的提示

　　● 製定壹套嚴格的政策防止脅迫就業，對所有相關工作人員進行與其職責相對應的培訓，並且明確他們在這壹政策下所承擔的責任。

　　● 通過招聘及人力資源管理辦法，防止導致脅迫就業的情況發生。

　　● 采取適當措施將工資償付方面的脅迫就業風險減至最低。避免拒付或延付工資，以避免將工人約束於雇傭關系。

　　● 依照國家法律或集體協議做出合理期限的通知後，所有工人都能夠隨時自由終止雇傭關系。

　　● 不要沒收或強迫工人交出私人證件。但若工人要求，可采取措施給他們提供壹個安全和有保障的地方來存放貴重物品。

　　● 不要使用惡劣行為或者威脅來脅迫移民工人工作，例如，以向當局告發作為威脅。

　　● 對以下行為「零容忍」：身體暴力，在工作場所或住處監禁或限製工人自由，性暴力，剝奪食物、住所或其它生活必需品，以及辱罵和威脅。

　　采取行動的好處

　　● 這些措施將有助於確保工人自由工作。這是受國際法和大多數國家法律保護的壹項基本人權。

　　● 具備壹個明確有效的防範脅迫就業的政策，以及對經理、主管以及其他相關職員的培訓，都有助於對買家、投資者，工人及其他利益相關者發出壹個積極的信號。

　　● 如果被指控在產品生產或服務中使用強迫或脅迫勞動，某些國家可能禁止這些產品或者服務進口。公司或者行業采取預防措施有助於您的產品或者服務順利進入國際市場。

　　采取行動的實際步驟

　　● 成立壹個委員會，起草關於防止脅迫就業的公司政策，並咨詢您的雇主組織的代表以獲得建議及技術支持。

　　● 定期對經理、主管及工人進行關於脅迫就業的正確與錯誤做法的培訓。

　　● 如員工要求（比如，出於安全或其它原因），應提供壹個安全的地方寄存他們的私人證件，例如壹個保險櫃或保險箱。確保您的員工知道它在哪裏，且可根據需要隨時自由存取。給員工提供他們私人證件的影印件，並在您的管理或監督團隊中任命壹名「聯絡」人員。

　　● 如果對您的員工提供貸款或者預支工資，請確保不會讓他們處於「有風險」的狀態：減小貸款額，使用更短的分期付款期限，以及降低貸款利率。

　　● 員工就業時，不要求他們付保證金。

　　● 為所有的員工準備書面的雇傭合同，使用他們能夠理解的語言，確定他們關於工資支付、加班及其他與防止強迫勞動相關的權利。

　　反對強迫加班

　　采取行動的提示

　　● 了解並尊重關於工作時間和加班的國家法律法規。如果適用，請遵守您公司或行業內的集體談判協議的條款。

　　● 製定壹項公司政策，明確規定只有在自願的情況下才允許加班。對人力資源部門的工作人員及主管人員進行該政策方面的培訓。

　　● 和您的員工對加班事宜進行協商，而不要強迫他們加班。在法律允許的限度和條件下，取得他們的同意後再進行加班。

　　● 不要對不願意加班的員工施以威脅。

　　● 如果為了及時交貨而定期加班，要提前計劃並提前與員工商討。

　　● 解決導致持續加班的根源問題：比如，與您的買家商談關於生產要求及截止日期的相關問題。

　　采取行動的好處

　　● 與員工商討加班並確保取得他們的同意有助於保證加班是在自願情況下進行的。

　　● 擁有壹項全公司範圍內的關於工時及加班的政策，以及對監督人員和管理人員進行相關培訓，都有助於減少濫用勞動力的潛在危險。

　　● 與買家協商有助於增加共識，有利於加強買家與賣家之間的關系，並有利於鞏固長久的貿易關系。同時，也有助於防止濫用勞動力的情況發生。

　　● 這類良好做法有助於避免您的公司及所在行業受到名譽損失的風險。

　　采取行動的實際步驟

　　● 成立壹個聯合職工管理委員會（如有工會，應包括工會代表），並且與雇員商討加班問題。對在生產高峰期可能需要的加班，提前通知並取得他們的同意。

　　● 向新員工講解加班問題，並確保他們理解法律及相關的公司政策。

　　● 讓人力資源部門的人員、監督人員及工人了解關於加班的信息，向他們明確什麽是法律允許和不允許的。分發公司政策的副本，確保所有相關人員都理解有關規定。確定並獎勵良好做法。

　　● 定期與買家磋商關於交貨時間及其他生產要求的事項，這些事項可能導致工時問題，從而造成包括強迫加班在內的濫用勞動力。

　　反對人口販運

　　采取行動的提示

　　● 采取措施保護移民工人，以免將他們置於更容易遭受強迫勞動及販運的境地。

　　● 不要沒收或者強製工人交出私人證件。但若員工要求（例如出於安全原因），可製定保管該類文件的政策和程序，防止濫用。

　　● 如果您通過私人職業介紹所來招聘員工，確認該中介的運營是否符合較高的道德標準。選擇那些不向工人收費的中介。

　　● 不要以向當局告發來威脅非法移民工人。

　　● 如果您對您的員工提供住宿，確保他們在工作時間之外的行動不受限製。

　　● 如果您的公司委托職業介紹所，該職介所要同意承擔遵守法律及相關共同協議的責任。

　　● 在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通過提供技術培訓和就業培訓機會，來參與針對人口販運受害者的預防及重返計劃。

　　● 在可能的情況下，參與全國性和國際性的反人口販運行動，包括媒體宣傳，並與當地及全國的政府當局、工人聯合會和其他利益相關者進行協作。

　　采取行動的好處

　　● 對職業介紹所的招聘行為進行監督有助於確定最負聲譽和最有道德的機構。如此就能最大限度地減少您的公司與人口販運相牽連的風險。

　　● 製定關於文件保留及招聘費用的良好政策及規則，能確保未將員工置於易受到惡劣對待及脅迫的狀況。

　　● 與政府、執法部門及其他利益相關者進行合作能夠確保反人口販運措施更有效持久。

　　采取行動的實際步驟

　　● 與通過職業介紹所招聘進來的新員工交談，確定他們是在何種情況下被招募的，以及他們是否支付了招聘費用。

　　● 如果員工要求（比如，出於安全原因），提供壹個安全的地方寄存他們的私人文件，例如安全箱或保險櫃。確保您的員工知道它在哪裏，且可根據需要隨時自由存取。並且在您的監督團隊中，任命壹名「聯絡」人員。

　　● 給員工提供他們的證件的影印本，並告之所有工人所有該類措施。

　　● 對經理、人力資源部門人員、監督人員、社會審計人員和工人進行鑒別和防止人口販運的培訓。與他們探討關於身份文件、移民工人、工資償付及其他問題的好與壞的做法。

　　● 在與私人職業介紹所簽訂合同前，充分了解它。並與其代表探討關於招聘費用及其他招聘事項政策。

　　● 與行業中其他公司進行會談，建立合作網絡，並且利用這些網絡來交流信息及采取行動的想法。充分利用您的雇主組織以及國際雇主組織所提供的服務。

　　● 提供清晰簡潔，使用員工易懂的語言編寫的雇傭合同，對工資償付、加班及對身份文件扣留等相關雇傭條件做出明確闡述。

　　良好做法的案例分析

　　案例分析1

　　弊端

　　據估計，如今大約有2.5萬巴西工人在類似奴隸製的條件下工作。他們中大部分人是因債務束縛而被困在亞馬遜地區的營地中。他們在那裏工作並且被迫支付交通、食物、住宿及工具費用。雖然壹般來講工人是自願接受雇傭的，但 「家托斯」（職業介紹所）實際上是通過承諾高薪、良好的工作條件和福利來勸誘工人加入營地的。壹旦被雇傭，工人們就發現因為欠債和遭受人身暴力的威脅，他們無法自由離開。

　　在這種狀況下被迫工作的工人被剝奪了離開雇主的可能性，因為他們的債務在增加並且在工作營地有武裝警衛的巡邏。壹旦抵達目的地，工人的工作登記卡就被沒收了。這使他們無法像在正規經濟部門中那樣，獲得被保護的權利和福利。工人們的工作時間很長並且往往長期得不到工資。有證詞指出，工人因為害怕喪失所有的工資收入而不願索取未支付的工資。

　　2006年底，幾篇重大新聞報道都關註了歐洲、日本及美國的主要汽車製造商的供應鏈中使用強迫勞動的問題。在巴西，強迫勞動多發於為主要生鐵出口商提供木炭的「木炭營」中。雖然這在巴西使用強迫勞動的生產活動中只占很小的比例，但是大約90%用來自這種營地的木炭產出的生鐵都出口到了美國。

　　近年來，巴西政府采取了壹系列重要措施打擊強迫勞動，其中有許多是與商界合作的。1995年，政府成立了壹個「特別巡回監察組」（Grupo Especial de Fiscaliza??o Móvel)來調查及突襲那些被指控使用強迫勞動的營地。政府還持有壹份「骯臟名單」，登記那些被發現使用奴隸勞動的企業和公司。截止到2008年年中，該名單記錄的個人及實體超過200個，主要在畜牧業，其次是木炭業和製糖業。

　　2005年5月，巴西商界和與民間社會團體壹起，發布了《消除奴隸勞動全國聯盟》。到目前為止，超過180家公司和社團，包括大型連鎖超市、工業及金融團體，都簽署了該聯盟。在後續機製中，由壹個「社會觀察所」來監督聯盟單位對該條約的執行並將良好做法歸檔。

　　企業對該弊端的反應

　　巴西公司的集體行動

　　巴西生鐵製造行業協會致力於消除供應鏈中的強迫勞動。從2004年起，公民木炭所（CCI）就陸續派遣勞動監察員到木炭營作遵紀評估，並分發1999年製定的行業行為準則。壹旦發現違紀供應商，立即吊銷其執照，並且行業協會成員因此終止與其業務往來。公民木炭所也擬定了壹份「骯臟名單」作為政府已開展工作的補充。此外，2004年8月，巴西14家生鐵製造公司簽署了壹項聯合承諾書來終止木炭生產中的奴隸勞動。

　　巴西公司的單獨行動

　　2007年9月，壹家業內領頭的鐵礦石生產商宣布，將不再把鐵礦出售給那些從使用奴隸勞工的木炭營購買木炭的生鐵公司。該生產商要求其客戶證明沒有直接或者間接牽涉使用強迫勞動，並為此對其中的10家進行了私人審計。根據審計結果，該生產商暫停對7家客戶進行供貨，原因是後者在強迫勞動及環境問題方面有嚴重違反行為。該生產商隨後單方面終止了與其中4家客戶的合同。然而，在采取這項行動時，該生產商不得不謹慎行事，以免觸犯反托拉斯監管機構，因其是巴西該地區唯壹的鐵礦石生產商。

　　壹家巴西生鐵製造公司認為，強迫勞動與亞馬遜地區的森林砍伐是有直接聯系的。該公司表示，生鐵製造商之所以從非法木炭營購買木炭，是因為否則的話，使用燒林技術，則要再花幾十年才能又種出足夠多的樹木來生產等量的木炭。該公司用自己的員工從自己擁有的案樹林生產需要的木材。

　　美國公司的集體行動

　　2006年12月4日，壹篇新聞報道，五大汽車製造公司，就如何避免購買使用強迫勞動的原材料，正聯合向其供應商提供集體培訓。該倡議從2005年10月起是由汽車工業行動集團（AIGA）負責協調的，然後從2006年12月起，改由「企業社會責任機構」（BSR1）接管。該項倡議的最初項目包括，針對包括強迫勞動在內的多個工作條件問題，發表聯合聲明表達行業共同的意見。

　　美國公司的單獨行動

　　2006年底，布隆伯格雜誌的封面故事以及其他媒體都對美國汽車製造行業中使用奴隸勞動進行了報道，作為回應，各公司相繼采取了壹系列措施，包括：

　　● 立即停止從巴西進口使用奴隸勞動製造的生鐵，● 要求供應商證明其生鐵生產沒有使用奴隸勞動，並停止與無法證明的供應商的生意往來。

　　從該弊端中得到的初步教訓

　　很顯然，為徹底消除主要汽車製造商供應鏈中的強迫勞動而進行更大規模合作的空間依然存在。從CCI（公民木炭所）的嘗試以及AIAG（汽車工業行動集團）的倡議中可見，進展是有的，比如公司有了共同解決此問題的意願。此外，有公司停止對以使用奴隸勞工生產的木炭為原料的生鐵製造商供應鐵礦石，這也是正確的壹步。然而，在政府層面上還有更大的合作空間，以確保為阻止或抵製個別供應商而采取的措施不違反反托拉斯規定。而且，對於那些有意打破其供應鏈中長期存在的使用強迫勞動局面的美國公司，政府可以提供進壹步的支持。

　　值得註意的還有，大多數卷入此次爭議的公司都是在行業中舉足輕重的。對於小公司來說，應對這些問題的資源更有限。在這種情況下，由行業機構采取積極主動的行動能取得特別顯著的成果。

　　可用木材是壹個不容低估的重要問題。用焦炭代替木炭來生產生鐵可能有助於解決問題。然而，這會增加成本，因此可能需要對生鐵製造商提供財政援助。

　　由巴西政府「特別巡回監察組」對木炭營進行審計和監督，並輔佐於可迅速審結，解救工人的流動法庭，這種做法是值得鼓勵的。在巡回監察組、公民木炭所的監察員、美國及巴西的鋼鐵生產企業之間似乎還有合作的空間。

　　目前尚不清楚是哪些經濟實體在經營使用強迫勞工的木炭營。然而，在木炭營和生鐵製造商之間似乎有明顯的互通互聯的關系。在木炭營被巡回監察員關閉的情況下，生鐵製造商（即該木炭營的買家）應連帶償付該營地工人的工資。

　　案例分析2

　　弊端

　　本案例側重於對中國工廠中強迫勞動的指控，及壹家重要的美國電子公司對此采取的反應和措施。事件中的工廠分屬於兩個不同的公司，且都為美國的跨國公司裝配零部件。其中有壹家工廠尤其受到媒體的強烈譴責。

　　關於工作條件的描述包括：工人被迫長時間工作，居住在擁擠狹窄的宿舍，被迫支付食宿費用，以及被禁止離開工廠。此外，還有指控揭露，在某些產品的生產過程中有使用童工的現象，以及使用包括長時間罰站在內的紀律處分。這些指控最初出現在壹份互聯網上找不到的報告中，但是該報告裏壹些反映工廠環境的照片，隨後被國際新聞媒體轉載了。英國壹家報紙最初報導了此事，很快，中國的壹家商業日報也跟進了。

　　企業對該弊端的反應

　　與此事有關的美國公司在上述指控出現的3天內做出了聲明。聲明指出，公司正在采取措施調查情況，並將嚴肅對待這些指控。

　　該美國公司采取行動，通過多方走訪工廠及訪問工人來調查指控。在媒體最初對此事進行報道的6個星期內，該公司在其網站上發表了壹篇報告。報告中，公司稱其派遣了壹個由人力資源部、業務和法律部員工組成的審計小組到相關工廠，而且搜集到的證據是與很多來源於員工、管理人員及員工記錄的信息交叉核對過的。該報告同時指出，對強迫勞動進行審計時，也檢查了保密記錄以查找是否有偽造的身份證明文件。報告接著總結了所發現的，包括工作和居住環境、報酬、超時工作以及工人待遇等問題。

　　盡管公司的報告稱沒有強迫勞動及童工的證據，但它公布了觀察結果，公司行為準則中明確的每周最長工作時間已被超出。該公司稱，基於此發現，其供應商正在改變政策來保證遵守每周加班時限的規定。此外，該公司指出，宿舍設施需要改善，但其供應商正在申請更多的土地來建造進壹步的設施。

　　據稱，事件中的供應商對其客戶敞開大門，並為審計工作提供便利。值得註意的是，該供應商在其行業中是壹家實力雄厚的大公司，並且近年來發展很快。據稱，該供應商很滿意美國公司的報告澄清了對其工廠中工作條件的指控，並聲稱由於此事的發生，使其考慮比以前更加開放其業務。

　　有趣的是，企業與人權資源中心2的政策是要求被指控侵犯人權的公司做出回應，但在該案例中，中心在公司做出回應之前就已在其對該案的總結中記錄為已解決。這是唯壹出現這個標註的案例。

　　從該弊端中得到的初步教訓

　　事件中的美國公司使用了中國工廠所有雇員中大約15%的雇員。壹些其他主要的高端電子品牌公司也同樣使用著該工廠，但這些公司對該事件的反應卻鮮有提及。盡管涉及的員工所占比例不高，但該中國工廠沒有對美國公司的審計進行限製。

　　報道同時還強調了《電子行業行為準則》，作為壹個專門部門的工具和倡議，其下匯集了該行業中超過40（截止到2008年9月）家公司。該倡議旨在改善行業供應鏈中的工作條件。當本案例被報道時，這家中國的供應商是 EICC（電子行業行為準則）成員，而該美國公司還不是。但是，在其審計和調查結果的詳盡報告中，該美國公司表示，也會加入電子行業行為準則。

　　在美國公司的報告發表後不久，壹個與此事件有關的人權問題

　　引起了國際媒體高度關註，因其牽涉到在英國和中國媒體中最初對該事件進行報道的記者們。該分包商的壹個中國全資子公司起訴記者們的個人行為構成誹謗。這場官司索要巨額賠償，且法庭壹受理此案，就將記者們的資產凍結了。事件中的報社力撐其記者並對訴訟表示譴責。隨後維護新聞自由的非政府組織要求中國供應商及美國公司采取行動撤案。美國公司稱，他們正在幕後努力幫助解決這壹問題。此後不久該訴訟撤銷。

　　本案例證明，通過迅速行動和全面反應，該公司平息了對其重要產品生產中的特殊工作條件問題的關註。此外，當該事件轉為敏感的關於新聞自由的政治話題時，似乎該公司已做好準備繼續參與其中。不過，該案例突出了在存在大量外包業務時，保障公司製度得到遵守的困難性。該美國公司加入電子行業行為準則的決定再次表明，與同行業中其他面臨相似的行業特有困難的公司協作具有更大的價值。

　　案例分析3

　　弊端

　　自2000年，約旦與美國簽訂《約旦-美國自由貿易協定（FTA）》

　　後，約旦就從該優惠貿易協定中受益頗多。該協定旨在確保兩國都堅持包括禁止強迫勞動在內的國際勞工組織標準。結果，當對約旦的工廠中工作條件進行全面而直接的調查時，與這兩國的政府和公司都涉及其中。

　　2006年5月，美國全國勞工委員會（NLC）檢查了全約旦為美國公司生產產品的紡織廠的工作條件後3，就該問題發表了壹份極具批評性的報告。調查的對象是合格工業區（QIZ）內享有優惠途徑進入美國市場的工廠。

　　截止到2006年7月，約旦的13個合格工業區中共有110多家公司，54,000多名員工。美國駐約旦商會稱，這些合格工業區的工廠中，有66%的外籍工人，這些被稱為「客籍工人」的員工來自中國、孟加拉國、斯裏蘭卡及印度。盡管這些合格工業區的初衷是鼓勵國外直接投資並為當地人口創造就業機會，但被調查的這些工廠卻主要依靠移民勞動力。

　　全國勞工委員會報告對惡劣工作條件進行了深入調查，包括人身和性虐待，缺乏薪酬，食物和水不足，及惡劣的居住條件等。客籍工人在其國內被要求支付壹大筆錢來得到這些工作，但是在約旦，他們只掙得所承諾薪酬的壹小部分，有些甚至很久都沒領過工資。此外，據報道，剛到工廠，工人的護照就被沒收了；並且，當他們投訴沒有工資時，曾有工人被強製驅逐回國，面臨其無法償還的債務。這些工人壹方面無法取回護照；另壹方面，若投訴，又會招致被遣送回國、監禁、毆打以及剝奪食物和水的危險。從而，他們被困在約旦，並且其在原籍國的債務也因大筆利息而越積越多。

　　而且，根據約旦的法律規定，非約旦公民，即使擁有在合格工業區工作的工作許可證，也被禁止加入任何工會，因此這些客籍工人無處求援。

　　在上述問題曝光後不久，約旦政府做出了回應，勞工部的監察小組與印度、中國及斯裏蘭卡的使館代表們共同巡視了4個合格工業區以調查這些指控。壹些處罰相繼作出，壹部分工廠被查封。

　　企業對該弊端的反應

　　集體行動

　　2006年9月21日 ， 美 國 勞 工 聯 合 會 和 產 業 工 會 聯 合 會（AFL－CIO）與全國紡織協會（NTA），對美國政府提交了聯合投訴，要求援引約旦-美國自由貿易協定的爭端解決程序來處理約旦對工人權利的「嚴重」侵犯。該投訴指控約旦違反了其尊重國際勞工組織核心勞動標準及有效地執行約旦勞工法的承諾。這開了企業組織在貿易協定下提交關於工人權利案件的先例。

　　個體反應

　　各公司對於美國全國勞工委員會報告的直接回應如下：

　　壹家公司稱其沒有直接與工廠合作，而是與供應商合作，並且希望所有的供應商和工廠都能遵守當地法律和自定的標準。該公司澄清道，在名單中的5個工廠中，它只與其中壹個進行了合作，且即將跟進對相關供應商進行監督與密切合作。該公司還稱，已決心采取糾正行動。

　　另壹家服裝公司稱，其中壹個問題工廠從壹個得到認可的機構處搞到了壹份有效證明。在美國全國勞工委員會的報告發表後，該公司自己進行了調查並且發現，壹些報告中的問題依然存在。該公司表示，曾試圖鼓勵該工廠采取糾正行為，但同時也指出，其訂貨量不超過該工廠生產能力的1%。進而，該公司得出結論「因此我們對於這家工廠是沒有任何（決策）影響力或談判能力的」。由於這些發現及工廠的不配合，該公司決定不再向其訂貨。

　　壹家銷售公司的回應中強調了2006年9月其內部審計員進行的現場審計，接著於2006年10月的第二次巡訪發現情況有所改進。該公司還註意到，與員工的談話也證明狀況的確有所改進。該公司還表達了其擔心：如果簡單地停止與某個工廠合作，公司將在要求實際改進的談判中失去影響力。但是，該公司特別指出，若「工廠的違規行為令人震驚，如存在監獄勞工，（它）會立即終止與該供應商的業務。」該公司最終稱，將與約旦政府、其他零售商以及國際勞工組織壹起采取集體行動來應對該問題。

　　從該弊端中得到的初步教訓

　　很明顯，雖然該案例的主要當事人是約旦以及美國政府，但是牽涉到的品牌公司也對其供應廠家的工作條件負有責任。與約旦簽訂約旦-美國自由貿易協定的最主要目的是為本國工人創造就業機會及吸引外商直接投資。但是顯然，那些大量被帶入約旦填補這些工廠職位的移民工人受害最深。

　　看來，為改善這種情況，公司與有關政府、供應廠家及國際勞工組織，是有合作潛力的。同樣，那些有相同供應商的公司之間也應該進行合作。但是，這對那些試圖解決此問題的小型供應商而言的確有些困難，因為如果它們只是壹條大型供應鏈中的壹部分，那麽它們的影響力將很有限。在這種情況下，壹個積極的行業組織與不同大小的公司共同應對這些問題將產生積極而受歡迎的效果。

　　最後，從美國全國勞工委員會的工作以及公司因此采取的步驟來看，審計程序的效果明顯存在很大差異，尤其是在認定及證明強迫勞動情況上。例如，有報道稱，工廠經理們曾預先警告工人怎樣應答審計員的問題。

　　案例分析4

　　弊端

　　在美國農場裏遭受強迫勞動的大多數移民工人來自墨西哥、危地馬拉及海地。這些工人有時是直接從原籍國被販運過來的，或者越來越多的是壹到美國就被盯上。

　　佛羅裏達州農場工人於1993年成立的伊莫卡利工人聯盟（CIW）記錄了很多案例。伊莫卡利工人聯盟自稱是壹個以社區為基礎的工人組織，其成員為拉丁裔、海地裔及瑪雅印第安裔的在佛羅裏達從事低薪工作的移民工人。

　　伊莫卡利工人聯盟稱，在佛羅裏達州的農場裏確有債務束縛性質的強迫勞動，工人被要求長時間工作，而後其工資被扣減交通、工具以及設備費用。在壹些案例中，這些工人甚至很長時間都沒有得到應付的工資。他們被限製在營地，居住條件極差，且經常受到武裝警衛的監控。伊莫卡利工人聯盟秘密與農場工人合作，在對強迫勞動案件的訴訟中提供了很大幫助。

　　已經有幾個關於惡劣工作條件的案例被報道。2007年12月19日，3個采摘水果的移民工人從雇主處逃離，並轉述了他們的悲慘境況，包括被強迫負債、被毆打以及被迫對淋浴用水付費。

　　伊莫卡利工人聯盟關註的壹個中心問題是這些工人的工資極低，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他們的工資只略有提升。該組織開始特別針對經營農場的番茄種植者們發起了攻勢，隨後把註意力轉向了全球知名的食品公司。

　　企業對該弊端的反應

　　作為對由伊莫卡利工人聯盟牽頭的運動的回應，若幹國際品牌食品公司介入其中，處理各自供應鏈中的強迫勞動問題。

　　2005年3月，其中壹個食品公司同意對購自佛羅裏達州的番茄每磅多付1美分。其條件為，該公司只與那些能保證款項直接付給工人的供應商合作。另壹公司則在2007年4月與伊莫卡利工人聯盟達成類似協議，包括承諾為番茄種植者訂立行為準則，並讓農場工人更多地參與對準則遵守情況的監督。

　　伊莫卡利工人聯盟壹直堅持主要針對快餐巨頭而非食物種植者，但是在2008年5月，聯盟停止了針對其中壹個快餐公司的運動，因為該公司宣布將與伊莫卡利工人聯盟共同努力改善農場工人的工作條件。

　　快餐業的領頭公司同意加入增加工資的計劃，並與伊莫卡利工人聯盟壹起呼籲整個行業都加入其中。為了鼓勵種植者的參與，壹家公司承諾對因增加工資而引起的工資稅及管理費用提供資助。該公司與伊莫卡利工人聯盟還通過了零容忍準則，規定對於有某些非法行為的種植者，需立即將其從供應鏈中清除。此外，該公司還承諾保障農場工人參與對種植者的監督，看後者是否遵守其供應商的行為準則。

　　從該弊端中得到的初步教訓

　　該案例從更廣泛的角度來看，是與移民工人相關的負責任的商業行為的問題。南方貧困法律中心(SPLC)4於2007年3月發表的調查報告中指出，通過客籍工人計劃到美國的移民工人，面臨著被虐待的危險。正如報告中所說：「由於被束縛於單個雇主，並且沒有途徑得到法律資源，客籍工人：

　　● 通常在工資問題上被騙；

　　● 被迫抵押其前程以獲得低工資臨時工作；

　　● 實質上被扣留其證件的雇主或者勞動經紀人控製；● 被迫生活在惡劣的環境中；● 因工受傷時得不到醫療福利。

　　伊莫卡利工人聯盟的運動及隨後的媒體報道都主要集中在給工人的低工資問題上，而非集中於已達到強迫勞動境況的惡劣工作條件上。然而，即使更多的公司每磅多付壹美分給工人，導致強迫勞動的條件依然可能存在且需要解決。

　　危險在於，參與的公司只關註每磅多付壹美分的運動，而這無助於解決南方貧困法律中心報告中指出的更普遍的，與強迫勞動相關的問題。

　　此外，那些在本國負責招募到美國從事農業的工人的私人職業介紹所，也存在許多問題。目前，該行業極度缺乏管理，以至於工人到美國時已背負了大筆高利債。盡管美國當地法律規定了必須償還工人的旅行及簽證費用，實際上這些費用極少得到全額償還。

　　我們希望，那些在伊莫卡利工人聯盟的活動中受到公開抨擊的公司，也能對為其番茄種植者提供工人的職業介紹所進行檢查。也希望壹些公司、行業組織、相關政府以及國際勞工組織能夠共同努力，積極地解決這壹問題。在這方面，從簽署和促進《雅典道德原則》開始的開拓性工作是壹個有用的參考5。

民主社會主義概論

作者 景祥 寫於 二零一八年



　　民主社會主義是傳承文藝復興運動、思想啟蒙運動等文化傳統的壹種反專製反不平等的，以「自由、平等、博愛和民主」為追求的社會思潮和思想理念。它與中國人現在所了解的「社會主義」完全是性質不同的兩種理論。

　　1，什麽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是如何產生的？

　　答：在19世紀四十年代之前，社會主義被用來指所有反對封建和專製、主張人類平等的壹切運動和思潮。社會主義（Socialism）壹詞來源於古拉丁文，原意是「同伴」、「善於社交」，最先為意大利傳教士使用，到十九世紀二十——三十年代，方為當時具有社會主義思想的人廣泛運用。1878年6月6日，日本《東京每日新聞》首次用漢字意譯，1902年9月15日梁啟超在《新民叢報》第18期上首次翻譯過來。英文為Socialism，該詞前綴social為「社會的」之意，ism為「學說、思想」之意。中文意譯即是「社會至上的學說或思想」。社會主義是壹種提倡全人類社會實行自由、平等、博愛和民主的思想理念和國家製度。社會主義主張整個人類社會不分種族、不論財產多寡、不區分階級，人人享有以不損害他人同等權利為限度的充分的個人自由；主張人人在社會和國家事務中壹律平等地享有所有的政治權利、經濟權利、社會權利、文化權利；主張在人與人的社會交往中提倡互利互助的協作精神和關懷弱者的仁道精神。

　　社會主義思想產生的歷史相當久遠。最早產生這壹思想理念的是我們古老的中國。成書於戰國時期的儒家經典《禮記·禮運》提出了「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仁，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的原始的社會主義理想。它體現了我們祖先那個時代就存在著了民主政治的思想萌芽，體現了要求人人在政治、經濟及社會人格方面平等，體現了要求社會共同勞動，共同享有社會財富，並關愛壹切弱者的社會追求。已初步具備了社會主義的思想特征。歐洲的現代意義上的社會主義學說起源是十五、六世紀的文藝復興時的人道主義和十八世紀的思想啟蒙運動的民主主義。雖然社會主義的理想信念在歐洲出現得較晚，但作為壹個系統的學說，這壹思想學說在歐洲發展得最快，理論也最為豐富。這是與從十六、十七世紀以後，歐洲的社會、文化、科學和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越來越快於中國相關的。

　　社會主義壹開始只是壹種人類的社會運動，而社會主義的思想理論則是在這個運動中逐步產生、建立和完善的。十五、六世紀的文藝復興時的人道主義和十八世紀的思想啟蒙運動的民主主義被認為是社會主義（非指科學社會主義或作為共產主義初級階段的「現實的社會主義」）產生的兩個非常重要的過程。文藝復興運動首先否定了「神權」對人的壓製，宣告了「人」對「人」自身的價值，即「我」的價值開始有了發現和認識。這是社會主義思想得以產生的關鍵。因為人如果沒有對「我」的價值的發現和認識，就不會產生對「人的權利」的要求。而以後的十七至十八世紀的歐洲思想啟蒙運動，終於基本明確奠定了社會主義的內容和精神，即自由、平等、博愛和民主等價值。

　　十四至六世紀的歐洲，人民受基督教神權和王權共同壓迫，而神權又是歐洲人民最為歹毒的精神和政治壓迫。教皇和教會聲稱有著受自天主（神）的權力，享有無上的精神控製權和代表天主行使對人定罪或赦罪的特權。它禁止人民思想自由，它要求人們的壹切言論行為必須符合被曲解的《聖經》與教皇教會的意旨，否則將會受到殘酷的迫害。它甚至桎梏人的天性，推行宗教禁欲主義，強製推行教士獨身製和苦修製，教徒們禁絕性行為，夫妻過性生活必須在夜深人靜之時極短促地匆匆了事。所有與生育脫離的性活動都會受到十分殘酷的懲罰，甚至被施以火刑。有些女子因麗質而具有性誘惑力，就可能被誣為女巫，任意加以摧殘與折磨，被投河而死或被活活燒死。在有些地區，被燒死的「女巫」竟占總人口的百分之十。從14世紀至15世紀，全歐洲被燒死的「女巫」在五萬人以上。哥白尼、布魯諾、伽利略等許多的思想家、哲學家和自然科學家也正是因為對被曲解的《聖經》與教皇教會的意旨進行了反叛，才遭受迫害的。在這樣的黑暗背景下，新興的尚不夠強大的資產階級，以復興古希臘、古羅馬的古典文化為由，樹立起了理性主義和人文主義的輝煌大旗，反對神權，提倡個性自由，開始了首先從意大利發起的並最終推向了整個歐洲的「文藝復興運動」。此前，歐洲社會理想的人應該是自卑、消極、無所作為的，人在世界上的意義是不足稱道的。而文藝復興運動發現了人的崇高偉大的價值，提出人的個性應該自由，它提倡發揮人的聰明才智及創造性潛力，積極冒險，提倡重視現世生活，鼓勵人們追求物質幸福及肉欲上的滿足，反對宗教禁欲主義。在文學藝術的創作上要求表達人的真實情感，反對虛偽的矯揉造作。文藝復興運動不只是壹場復興古典文化的運動，更是壹場新時代的啟蒙運動。這個時代誕生的很多文藝作品，如彼特拉克的《歌集》和薄伽丘的《十日談》等，無不深深地體現著「人」對「人」自身的價值的發現和認識，體現著「人性」的覺醒、「我」的覺醒。

　　十六世紀，以馬丁·路德為代表的宗教改革人士，向神權發動了壹次最強大的進攻，開始了宗教改革運動。馬丁·路德認為人比君主還重要，他說：「我是壹個人，這個頭銜比君主還要高些。原因是：神未曾創造君主，神唯有創造人，使我成為壹個人。」文藝復興打破了經院哲學統壹的局面，為以後的思想進步掃清了道路，使各種世俗哲學興起。其中有英國的經驗論唯物主義。它也推動了政治學說的發展，馬基雅維利以後，在十七世紀，有格勞秀斯、斯賓諾莎和洛克等壹大批思想家，發展起「自然權利」、「社會契約」、「人民主權」以及「三權分立」等理論。所有這些為後來的思想啟蒙運動和資產階級革命做了充分的思想準備。

　　十八世紀，歐洲還有美國的資產階級有了很大發展，而封建統治集團的特權（美國是英殖民統治）政治，嚴重限製著資產階級的自由發展和人類自身解放的追求。於是限製或廢除「王權」，追求全社會政治權利平等的思想啟蒙運動和資產階級革命運動，在歐洲和北美大陸蓬勃開展了。代表著最先進文化和科學技術、最先進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資產階級，提出了「自由、平等、博愛和民主」的政治理念。從此，「自由、平等、博愛和民主」便成了社會主義的根本價值追求；追求「自由、平等、博愛和民主」便成了社會主義的根本目的。孟德斯鳩、盧梭、康德、邊沁、羅伯斯庇爾和美國的傑弗遜都是這壹時期民主思想啟蒙的代表人物。孟德斯鳩提出了「分權」學說，盧梭提出了「社會契約論」，康德提出了「公民權」和「世界公民」的思想，邊沁提出了「功利主義」思想，羅伯斯庇爾和美國的傑弗遜都主張人人享有選舉權。盧梭和羅伯斯庇爾提出要通過國家的政策幹預，力求縮小貧富差距的主張。他們的理論使社會主義的學說得到了基本的完善。

　　2，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有什麽不同？

　　答：在反對封建主義、專製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各種思想中，除了前面所介紹的社會主義以外，還有壹種以強製手段取消私有財產而謀求平等的主張，它被稱為「共產主義」。「共產主義」起源很早，古希臘時的柏拉圖就提出過「共產」、「共妻」的主張。早期基督教的「千年國」也主張通過暴力實行財產公有。十六世紀時英國的莫爾、德國的閔采爾，十七世紀意大利的康帕內拉、英國溫斯坦萊及十八世紀的法國巴貝夫，十九世紀英國的歐文、布朗基、等人，則進壹步勾畫了他們理想中的共產主義社會：取消壹切私有財產，實行公有製，實行強製的社會「平等」，把社會變成壹個「工廠」。由於「共產主義」也反對封建和專製製度，所以當時的社會主義運動並不排斥「共產主義」，「共產主義」因而成為社會主義運動中壹個激進的派別。十九世紀中葉後，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總結以前的各種共產主義理想的基礎上，揉合他們自己創立的「政治經濟學」等學說，創立了新的「共產主義」理論學說。這個理論學說的中心是階級鬥爭理論、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其主要內容是反對資本主義，但它在許多方面並不贊成壹般社會主義的系列主張。它認為社會主義所主張的「自由」、「平等」學說，認為在私有製條件下都是不可能實現的；認為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是尖銳而不可調和的；無產階級只能以暴力手段而不是社會主義所主張的議會道路的方式取得政權，並對資產階級實行專政，取消私有製度，實行公有製，即國家所有製，這樣就可以實現人類平等。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理論創之初，馬克思和恩格斯就堅決地主張把「共產主義」與社會主義相區別（見《共產黨宣言》）。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產主義」在其創立後，本沒有立即對社會思想運動造成多大影響，而以「自由、平等、博愛和民主」為追求的社會主義，在當時是歐洲社會政治思潮的主流思潮。馬克思和恩格斯為了改變社會主流思想，讓共產主義理論取得對無產階級運動的指導地位，參加了社會主義工人運動，並通過系列手段在社會主義者的組織「第壹國際」（國際工人協會）領導層內部排斥其在《共產黨宣言》和其它著作中所批判的社會主義者，謀取到了對「第壹國際」（國際工人協會）領導權。在控製「第壹國際」領導權後，又進而將其著作規定為該組織的理論和行動的準則，要求「國際」普遍宣傳和翻譯，於是，馬克思通過控製社會主義的組織而控製了社會主義運動，馬克思儼然成為了「第壹國際」和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的「教主」。這樣原來社會主義的精神原則，逐步為共產主義的精神原則所取代，只保留了社會主義這個「金字招牌」，最終將社會主義幾乎變成了共產主義的另壹名稱（參見拙著《馬、恩為何要把自己的思想標為「社會主義」？》）。民主社會主義認為，民主社會主義運動就是要還社會主義以本來的精神實質。

　　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產生影響以前，社會主義是並不反對生產資料私人所有的，只有共產主義才主張消滅生產資料私人所有，實行生產資料公有。馬克思控製了「第壹國際」後，其共產主義理論對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產生了很大影響，許多並不信仰共產主義的社會主義者和社會黨（如英國工黨、法國和德國的社會黨）也認為要實現社會主義，必須要消滅生產資料私人所有，實行生產資料公有。這種觀點壹直到20世紀七八十年代才為各國社會主義者所拋棄。

　　除文中交待者外，本文以後所稱社會主義壹般皆非指「科學社會主義」及共產主義「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而是指上述自歐洲文藝復興運動和思想啟蒙運動產生的以自由、平等、博愛和民主為基本價值追求的社會主義。而將「科學社會主義」及共產主義「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稱為「現實社會主義」。此請讀者分清。

　　3，共產主義理論中有所謂的共產主義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是怎麽回事？

　　答：共產主義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又被稱作「現實的社會主義」，之所以被稱作「現實的社會主義」是因為在共產黨國家把現實製度稱之為「社會主義」。作為壹種社會製度，共產主義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不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而是列寧提出的。馬克思只曾經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把共產主義社會的發展劃分為經濟上成熟不同的階段，但並沒有用「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作為初級階段和高級階段的區分。恩格斯也沒有同樣的做法。到列寧，為了彌補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的共產主義不能首先在部分國家尤其是落後國家成功的理論缺陷，他才提出了作為共產主義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概念，將其作為向共產主義的過渡階段。稱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差別主要在分配方式上，前者「按勞分配」，後者「按需分配」。所以，所謂的共產主義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也不是原本意義上的社會主義，而是列寧獨創的概念。

　　那些共產主義學說的教科書為了證明所謂共產主義「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的正統流派，將社會主義的起源指為「空想社會主義」，是滑天下之大稽。共產主義的「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自有其發展道統，這就是：莫爾、康帕內拉、閔采爾、巴貝夫、歐文等主張取消私有財產者。（所謂的十九世紀「空想社會主義」的「三傑」，其中聖西門和傅立葉都不主張「共產」，是社會主義者，而歐文則主張「公有製」反對私有製，是共產主義者。）4，什麽叫資本主義？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二者是什麽關系？

　　答：資本主義的定義歷來含混不清。壹般都是把在社會化大生產中以生產資料私有製為主的實行市場經濟的製度稱為資本主義的。這只是做壹種製度的形式劃分，不是定義。我個人認為，「資本主義」的確切定義是：資本主義是壹種主張以人的財產有無多寡來決定人的政治權利和分配決策權有無的壹種思想理念和國家政治製度及社會經濟製度。資本主義在國家政治製度上最顯著的特點是以財產資格限製人的政治權利，特別是選舉權；在社會經濟製度上的最顯著的特點是采取自由放任的自由經濟製度，以資本限製人的分配的決策權，非資本所有人沒有分配的決策權，只有資本所有者（或經授權的企業管理者）才有分配的決策權。「資本主義」壹詞無論中文、英文，從字面上講都是「資本至上」的意思。從歷史來看，這壹定義十分符合資產階級革命成功以後的歐洲歷史的真實情況。從十六至十九世紀，歐洲和美國雖然都先後發生了資產階級革命，但是，資產階級革命並沒有能立即實現「自由、平等、博愛和民主」的社會主義政治理想，資產階級中的壹些曾經擁有封建特權的新貴族、大商人、金融家以及種植園奴隸主等組成了大資產階級，他們曾在封建製度下享有政治和經濟特權，掌握著大量財富。當初他們參加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因為他們不滿王權對他們的利益和權利的限製，而與資產階級中的民主派結成同盟的。當資產階級革命成功後，這些人不願意失去他們昔日的特權，於是他們提出要以人的資本和財富的多寡來決定人的政治權利的有無，妄圖以金錢的特權替代他們昔日的血統特權（世襲特權），以期通過政治的特權保證他們能獲得盡可能多的經濟利益（利益分配權的壟斷）。因此，這種要以人的資本財富的多寡來決定人的政治權利的有無和社會分配決策權的有無的政治思想理念，就是我們今天所謂的資本主義；而依照這種政治思想理念建立的國家製度就是資本主義製度。資本主義的思想代表人物有伏爾泰、孟德斯鳩、彌爾頓、斯彼蘭斯基、漢密爾頓等人。他們幾乎都是把自由淩駕於平等之上的古典自由主義者；古典自由主義者都是資本主義者，而非社會主義者（盡管他們的某些政治觀點可能為社會主義所吸收）。

　　由於主張資本主義的大資產階級經濟實力比壹般中小資產階級強大，在資源地位上資本也比勞動人更為稀缺，具有更大的競爭優勢，因而他們主張國家不幹預經濟，而實行自由放任的自由競爭。所以資本主義對於中小資產階級來說是以強食小的欺淩，其結果可能是被大資產者兼並；對於無產階級來說就是政治權利不平等下的自由競爭，其結果是經濟地位的也不平等。所以無產階級是資本主義的對頭，而中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對於資本主義也常和無產階級壹致。另外，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資產階級分子似乎都是資本主義的。其實，資產階級中，既有資本主義者，也有社會主義者，還有共產主義者。但馬克思主義不論青紅皂白，要打倒整個資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實行專政，不可不謂是過激之論。

　　資本主義借「自由」之名，在經濟上主張自由放任的競爭，事實上是憑借資本對勞動力在資源地位上的優勢，行不平等之實。同時，資本主義者和資本主義國家不僅對國內實行階級壓迫和剝削，還大肆在國際上施行殖民主義，掠奪別國資源，殺戮殖民地人民，甚至販賣奴隸。所以，資本主義是壹種不公正的罪惡的社會製度。

　　歐洲諸國除前蘇聯和東歐外，20世紀初已經逐步開始結束資本主義製度，而開始向民主社會主義社會過渡，至五六十年代已基本成為民主社會主義的國家。所以本文以後所稱資本主義，是不包括這以後的所謂的「資本主義社會」的。

　　5，什麽叫權力資本主義？民主社會主義對它是什麽態度？

　　答：「權力資本主義」壹般稱為「權貴資本主義」，我個人覺得用「權力資本主義」更能表達這壹概念的內涵，所以我使用「權力資本主義」壹詞，而不使用「權貴資本主義」。權力資本主義通常是極權國家的產物。權力資本主義是資本主義的壹種特殊形式，也是專製主義的壹種形式。資本主義的本質是壹種特權政治，它將資本財富作為特權的「準入證」（封建主義則把血統作為特權的「準入證」），而權力資本主義則是壹種把權力本身作為特權的「準入證」的政治製度。這種政治製度是壹種依靠權力的壟斷而維持國家存在的政治製度。這種製度只讓有權力者擁有權利，而沒有權力者則享受不到權利。它通常是由某個政治集團作為權力集團，僭用集體、人民、國家的名義，依靠國家暴力與刑罰等恐怖手段、依賴集權（反對分權和權力製衡）和極權（權力的統治深入到人們社會生活的壹切方面，包括經濟生活乃至個人私生活領域）對人民進行咨意的統治（他們可以任意製訂或修改法律，可以淩駕於法律之上，可以對它的反對者任意施以政治壓迫和經濟剝削），並獲得的巨大的經濟上的特殊利益。權力資本主義有以下特點：壹，僭用集體、人民、國家的名義，依靠國家暴力與刑罰等恐怖手段進行統治，人民是名義上的國家主人，而實際上的國家主人果壹個淩駕於人民之上的權力集團；二，國家的權力深入到並控製了人們社會生活如政治、經濟、文化、日常生活等的壹切方面，包括經濟生活乃至個人私生活領域，人民在社會各個方面都是事實上無有權利；三，權力成為權利的前提，只有擁有權力者，才真正享有政治權利（如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經濟權利（包括分配的決策權利）、文化權利（如出版、輿論等權利）；四，權力不被人民監督，腐敗橫生；五，權力的存在高於壹切，無論是民生或是社會的發展。

　　權力資本主義製度下的人民是最苦難的人民。

　　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學說因為看到資本主義製度下無產階級由於被財產資格限製了權利，買方市場的勞動力與資本無法平等地參與競爭，「自由」、「平等」和「民主」成為了空話和謊言，因而輕視「民主」，不相信「自由」和「平等」的實際存在。它主張在暴力打倒資本主義後，由國家壟斷壹切權力，把國家淩駕社會之上，並實行「議行合壹」的政治體製和國有製經濟，這樣勢必造成國家權力缺乏製衡，人民主權無法得到保障，壹旦當權力集團利用手中的權力進行尋租時，就必然地要產生權力資本主義。

　　民主社會主義以自由和平等為價值追求，要求實現民主政治，反對壹切形式的特權政治和專製統治，所以它堅定地反對權力資本主義，認定權力資本主義和資本主義壹樣，也是自己的死敵！

　　6，有人說民主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差不多，對嗎？

　　答：不對。民主社會主義是資本主義的堅定反對者。民主社會主義主張人人有平等的自由，有平等的權利，而資本主義則主張以人的資本財產的有無來多寡決定人的政治權利和分配決策權利有無，所以資本主義乃是部分人用資本對人進行奴役。有些人之所以把民主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看成是壹回事或差不多，是因為他們把資本主義等同於市場經濟製度。我們應當分清這樣壹個概念：市場經濟製度並不等於就是資本主義。人人有平等的自由，有平等的政治權利和經濟權利的製度下的市場經濟製度，是民主社會主義的製度，而不是資本主義製度；只有以人的資本財產的有無多寡，來決定人的政治權利和分配決策權利有無的政治製度下的市場經濟製度才是資本主義。我們今天仍然把西方國家如英國、美國稱為資本主義社會，是完完全全的謬稱。資本主義只是這些國家的過去，而現在它們都是民主社會主義社會。

　　7，民主社會主義與社會主義又是什麽關系呢？為什麽說民主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的唯壹原旨的繼承者？

　　答：民主社會主義是原來意義的社會主義的回歸和繼續。

　　社會主義發展到十九世紀後，歐洲產生了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創立的共產主義。前面說過，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產主義」在其創立之初，本沒有立即對社會思想運動造成多大影響。後來馬克思通過在「第壹國際」（即國際工人協會，以工人為主的社會主義者的國際組織）中不斷排斥其中的拉薩爾主義、工聯主義、費邊主義者，控製了該組織的領導權，並逐步將其理論定為指導理論，再加上「第壹國際」時期歐洲正好再次暴發了經濟危機，這給不少的社會主義者以錯覺，以為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創立的共產主義學說產生靈驗了，於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會主義」在歐洲社會流行開來，而原來意義的社會主義運動卻轉入低潮。

　　馬克思和恩格斯去世後，歐洲發達國家的社會經濟隨著社會生產關系的不斷「校正」再次出現繁榮，充分反應了資產階級的不朽生命力和自我更新能力；而這時期德國社會民主黨在全國大選中的獲勝，和以後各國社會民主黨取得參政權甚至獨立執政，又都表明了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即共產主義理論的徹底破產。而歐洲社會的政治在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民主派的不斷向資本主義的抗爭下，不段取得社會主義的勝利，使得資本主義政治不斷逐步向社會主義政治過渡。在這種時代背景下，共產主義學說日益受到人們的懷疑，社會主義者們逐步認識到深受馬克思主義影響的社會主義走上了曲徑，社會主義必須向自由、平等、博愛和民主的基本原進行回歸，這樣就產生了「修正主義」。所謂「修正主義」，是指要對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學術和當時的社會主義運動進行「修正」的伯恩斯坦等人理論系統的稱謂。伯恩斯坦等人的「修正主義」提出了社會主義的實行途徑在於「民主」，而不是「專政」，是「和平長入」社會主義，而不是靠「暴力革命」進入社會主義，從而把社會主義重新從共產主義的歧途上，拉回到了以實現「自由、平等、博愛和民主」的社會政治理想為目標的正確軌道。

　　「修正主義」的出現，它壹方面標誌著社會主義基本擺脫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創立的共產主義的影響，另壹方面標誌著社會主義發展成了壹種系統性社會主義思想即民主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者為了區別於「科學社會主義」及共產主義「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便在「社會主義」前面冠上「民主」，稱為「民主社會主義」。民主社會主義乃是原旨的社會主義運動和思想的繼續，所以說民主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原旨的繼承者，民主社會主義就是真正意義上的社會主義。

　　民主社會主義以實現社會民主為手段，所以民主社會主義又有另外壹個稱呼：社會民主主義。

　　8，民主社會主義與自由主義有什麽不同？

　　答：現代自由主義與民主社會主義是非常接近的兩個思想體系。應該說自由主義與民主社會主義在「自由、平等和民主」等基本的價值觀方面是基本壹致的，沒有根本性的沖突。不過古典的自由主義（即主張完全放任自流的自由主義）與民主社會主義在具體的社會平等問題上是嚴重對立的。古典的自由主義把自由淩駕於平等之上，在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特別在經濟方面要求純任自由競爭，反對國家幹預競爭。這樣，自由主義成了事實上的優勢群體的主張，成了事實上的資產階級，特別是大資產階級壓迫社會弱勢階層的理論幫兇，因為社會競爭除了資本家之間的競爭外，還存在著資本與勞動力的競爭，資本與勞動力在資源地位上天生不平等，這種自由的競爭尤如壯士與幼童的競賽。而民主社會主義強調自由是平等的自由，自由與平等密不可分，自由不能淩駕於平等之上。所以民主社會主義不僅是理念上追求自由平等，更是在具體主張社會現實的公正。現代自由主義已經拋棄了完全放任自流、純任競爭的主張，不完全反對國家對經濟的幹預和社會福利的存在。但是現代自由主義與民主社會主義的分歧還是有的。現代自由主義盡管不再反對國家對經濟的幹預和社會福利，但是它認為國家幹預經濟和提供社會福利，目的只是為了讓社會經濟保持穩定地發展而不得不采取的措施，因此國家對經濟的幹預和社會福利的程度應當越小越好。而民主社會主義則認為，社會發展的根本目的在於為社會提供更多的福祉，所以應當在不影響企業在國際市場的競爭能力和防止社會孳生出「懶惰階層」的前提下，盡可能多地向社會中下層提供社會福利。

　　總的說來，現代自由主義與民主社會主義的主張是百分之九十九的相同，對於民主社會主義來說，現代自由主義在很長的路途上都是民主社會主義的同路人，而且，許多不了解民主社會主義而自認為是自由主義者的人，他們其實是民主社會主義者，而並非是自由主義者。

　　9，民主社會主義與市場社會主義、西方馬克思主義有什麽不同？

　　答：市場社會主義其實並非是「社會主義」的流派，而是「共產主義」的流派。它是「共產主義」各國家在其陷入生存和發展的困境時，所流行的壹個「補救」式的社會思潮。這種社會思潮妄圖既維護「共產主義」理論和政治，避免社會民主化的發生，又想單純學習西方民主國家的「市場經濟」，來彌補其政治理論和實踐的矛盾，挽回政治崩頹的命運。因此，市場社會主義是反民主的，與民主社會主義有著原則的不同。市場社會主義割裂政治與經濟的關系，妄想以「換湯不換藥」的手段挽政權於既頹，無疑將是徒勞的。 西方馬克思主義是西方國家壹些政治思想家，在批判現實政治製度和以蘇聯為代表的所謂「社會主義」模式中產生的政治思潮。它是對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的修正。它看到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和革命理論的錯誤，看到了這種理論下的國家對「人道主義」的背離，因此西方馬克思主義希望批判和改造「馬克思主義」，走壹條既非暴力又非民主議會之路的社會改革之路。西方馬克思主義者提出當今社會的階級結構已發生明顯的變化，無產階級隊伍正在日益縮小，當前發達國家的主要社會變革力量已不再是無產階級，而是整個市民社會；西方社會革命的途徑在於無產階級逐步掌握文化及意識形態的領導權，從而破壞資產階級在文化及意識形態的領導權，再逐步地掌握國家權力。可以看出，西方馬克思主義雖然拋棄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理論和暴力革命的主張，但它並不像民主社會主義那樣把自己的社會理想和政治主張建立在社會現實之上，而是把自己的社會理想和政治主張建立在主觀構想上。雖然西方馬克思主義與民主社會主義有著價值觀的較大差別，但是它反對暴力和強製。所以民主社會主義本著思想自由和政治平等的原則，對之是既批判又包容的。

　　10，民主社會主義有沒有壹個統壹的思想指導理論？

　　答：沒有。民主社會主義推崇自由，承認每個人都有思想的自由，只要是認同自由和平等原則的壹切思想，都是民主社會主義理論的組成部分。只要是不違背自由和平等原則的壹切思想，民主社會主義都允許存在。民主社會主義善於汲取壹切符合自由、平等、博愛和民主價值的思想理論作為自己的理論，古典自由主義、實證主義、拉薩爾主義、工聯主義、實用主義、費邊主義等都是其理論來源，它們都在不同方面豐富和完善了社會主義的思想理論。基督教、佛教等宗教思想也都為民主社會主義所包容。所以民主社會主義是個多元的體系。

　　民主社會主義及其政黨只要求各社會主義民主黨認同和追求自由、平等和民主的基本價值觀，不反對世界各國社會黨有自己獨到的理論和政策，也不反對相互間理論討論和交流。所以民主社會主義又是個開放的體系。

　　11，民主社會主義如何看待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學說？

　　答：世界各國民主社會主義者和社會黨對馬思主義的政治學說看法分歧較大，法國和德國的民主社會主義者和社會黨認為馬思主義的政治對民主社會主義仍然存在著壹定價值，而如英國的民主社會主義者和社會黨則不認為馬思主義的政治學說對民主社會主義存在著多少價值。不過，總的說來，即使認為馬思主義的政治學說對民主社會主義仍然存在著壹定價值的各國民主社會主義者和社會黨都壹致認為，對於馬思主義的政治學說必須摒棄其暴力革命和階級鬥爭理論和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對其進行壹定的修正（其實，最早的「修正主義」者不是別人，正是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之壹的恩格斯。晚年的恩格斯已經發現了他們以往學說所存在問題，並試圖改正這些錯誤，伯恩施坦等人只不過是由於比他富於更多的時間來改正而已）。從總的趨勢看，各國民主社會主義者和社會黨對馬思主義的政治學說是越來越趨於疏遠，乃至甚至有人認為民主社會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相對立。

　　我個人認為，馬思主義的政治學說的意義在於對當時社會狀況下的資本主義的批判精神。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處時代的歐洲正是資本主義社會。他們都清楚地看到了資本主義製度下，作為社會大多數的工人階級由於政治權利被財產資格所限製，「自由」、「平等」和「民主」都只是「形式上」的東西，揭露了以古典自由主義為代表的資本主義理論，以「自由」掩蓋下層人民受資本奴役和剝削的客觀本質，並無情地抨擊它。這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政治學說的價值所在。也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所令人敬佩的。但是，馬克思和恩格斯過於看重了階級的對立性，忽視了階級的相互依賴性和協作性，因而認為資本主義難以和平漸進的方式過渡到社會主義；同時他們對「資本主義」的認識也存在問題，把社會大生產下的私有製與「資本主義」相等同，因而認為只有消滅私有製，才算消滅了資本主義。這種建立在私有製度「原罪」之上的以暴力手段取消私有製度和「無產階級革命和專政」，本身就是壹種對「自由」、「平等」和「民主」的反動。這個觀點不僅影響了共產黨人，也長期影響了世界各國的民主社會黨人。盡管如此，在民主社會主義的不斷鬥爭下，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從20世紀二十年代起就紛紛開始取消了選舉的財產限製實行普選，並在經濟上實行國家幹預、實行雇傭員工參與的民主分配和福利國家製度，資本主義社會終於開始逐漸消亡，而向民主社會主義社會過渡，至五十年代後西方各國已基本成了民主社會主義社會。這樣，建立在對於當時社會狀況下的資本主義批判基礎之上的馬克思主義政治學術當然就因為失去了批判對象而失去了存在的意義。後來的馬克思主義者不僅沒有認識到馬克思主義的以暴力手段取消私有製度和「無產階級革命和專政」錯誤，而且共產國家又錯誤地把用來本來是批判資本主義的馬思主義的政治學說，用來針對已經不是資本主義的、而被他們誤認為是資本主義的民主社會主義製度（那些共產主義學說的教科書直到今日還把西方民主社會主義國家的製度稱為資本主義，仍然極為教條、機械、頑固地認為這些國家的「自由」、「平等」和「民主」是「形式的」，不承認「自由」、「平等」和「民主」可以超階級。），就不能不說是荒唐的了。

　　我個人認為，私有製度本身並不是資本主義製度不自由、不平等、不民主現象產生的根源。資本主義製度不平等、不民主現象產生的根源是在於大資產階級為了取得政治特權和壟斷分配決策權利，人為地把政治權利和財產連在壹起，通過對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財產限製，從而使自己成為政治特權階級和經濟特權階級。所以，人類要消滅資本主義，消滅不平等、不民主，完全不需要消滅私有製度，只要斬斷政治權利、分配決策權利和財產的聯系就行。消滅私有製度未必就能真正消滅不平等、不民主，在消滅了私有製度的公有製國度中，我們很容易可以看許多不自由、不平等、不民主製度的存在。民主社會主義認為在私有製度下，只要打破了政治權利、分配決策權利和財產的聯系，實現普遍的選舉，讓包括工人在內的下層社會擁有參與國家政治的權利和分配決策的權利，才能在政治上、經濟上和社會方面真正實現「自由」、「平等」和「民主」。

　　12，盧梭、羅伯斯庇爾和傑弗遜等人都是資產階級，妳怎麽說他們是社會主義者？我覺得有些糊塗了！

　　答：其實，社會主義本來是資產階級發起的全社會廣泛參預的壹種社會政治思潮和社會政治運動（這壹點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是明確的），所以說盧梭、羅伯斯庇爾和傑弗遜等資產階級人物是社會主義者是壹點都不該奇怪的。資產階級之所以會主張社會主義，並不是因為他們比其他階級更慈善，而是因為社會主義符合他們的利益。為什麽呢？首先，資產階級的商品生產需要壹個自由平等的社會作為他們的商品交換的市場，這個市場排斥特權的介入，社會主義主張的「自由」與「平等」體現著他們反對封建專製特權的要求。其次，資產階級的商品生產離不開工人階級的參與和合作，社會主義主張階級協作體現著他們的要求；再次，雖然社會主義也將賦予工人階級政治權利和經濟權利而不利於他們獲得更多的經濟利益，但是，資產階級中的民主派都很明智，壓迫工人階級未必能夠利益最大化，他們懂得自己的讓步可以換來工人階級勞動的積極性，以提高生產效率而得到更大收益。

　　13，民主社會主義的原則、任務、目的和實現的手段是什麽？

　　答：民主社會主義的原則是「自由、平等、博愛和民主」，其任務是：壹、盡快建立和完善民主政治製度；二，穩定快速地發展社會生產力，努力提高全社會民眾的生活水平，保障人民生活，並在社會生產力發展和社會財富不斷積累的基礎上努力減少並最終消除社會分配差別；三、衍播「自由、平等、博愛和民主」的基本道德思想，建設以「自由、平等、博愛和民主」為基本道德觀的道德世界，確保人類在逐漸擺脫物質生產束縛、精神自由空間不斷擴展過程中，精神自由空間不為違背自由平等原則的有害意識所侵蝕。民主社會主義的目的是要實現人類的現實自由和最終的自由（參見下文）。實現民主社會主義及其原則的手段是「民主」，而且，「民主」是其唯壹的手段。

　　14，民主社會主義的社會基礎是什麽？

　　答：民主社會主義是以「社會公正」為出發點而建立起來的政治理論，因而它不是為某個階級服務的，而是為整個社會服務的，它的根本目的是為了讓這個社會建立壹個公正博愛的社會新秩序，以開出人類社會的永久太平和幸福。所以民主社會主義主張任何階級都不可以峙強淩弱，而要求階級調和，平等相處。階級調和、平等相處的主張有利於社會穩定快速地發展，符合壹切階級的根本利益，因而民主社會主從長遠宏觀的角度看，它的社會基礎是整個人類社會；從現實社會看，占人類社會大多數的社會中下層人民，如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等階級階層還處於社會的弱勢地位，他們更有著被那些社會上層階級欺壓的可能或現實，而民主社會主義扶助弱者的主張更符合當前這些階級階層的利益，因而工人、農民、知識分子是民主社會主義最可靠的社會基礎。

　　15，為什麽說民主社會主義不是專門用來反對資產階級的？

　　答：上面說過，民主社會主義是以「社會公正」為出發點而建立起來的政治理論，因而它針對的是違背「自由、平等和民主」的思想、製度、政策和行動，而不是哪壹個階級。無論是哪壹個階級，只要違背「自由、平等和民主」的原則，民主社會主義都將旗幟顯明地反對。

　　民主社會主義認為資產階級是人類迄今為至最先進的階級，它掌握先進的科學技術和文化，因而它是先進文明的代表；它最積極地把科學技術轉化為生產力，因而它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它引導人類進入了社會化商品大生產，開創了股份製企業、跨國公司等生產組織形式，因而它是先進生產關系的代表；它既勇於向專製體製挑戰，又善於在社會競爭中為了更大的利益而向其協作階級妥協，因而它是社會開明力量的代表；民主社會主義主張社會共同富裕，人類最終將全部成為資產階級的壹員，因而它又是最有生命力的階級。對於這樣壹個先進階級，只要它不違背「自由、平等和民主」的原則，民主社會主義是不會和它對立的。盡管民主社會主義主張扶助無產階級，但是扶助無產階級不是為了反對資產階級，而是為了讓社會更加協調，從而更好地發展，使整個社會共同獲得更多的利益。比如主張的福利國家製度，看起來是增加了資本家的稅賦，資產階級減少了收益，但實際上社會的安定給資產階級帶來了更多的牟取機會，福利本身也帶動了社會消費的增加，從而帶來社會生產的增加，使得資本家和工人雙雙受益。

　　16，民主社會黨在民主社會主義運動中起什麽作用？

　　答：各國的民主社會黨（或稱為社會黨、社會民主黨、工黨、工人黨等）都是由民主社會主的忠實信仰者組成的政黨。民主社會黨在民主社會主義運動中承擔著巨大的歷史責任和社會責任。首先，民主社會黨承擔著傳播「自由、平等、博愛和民主」價值觀和民主社會主義理論、主張的重任。它為了實現自己的理想追求，它擁有壹批理論家向整個社會宣傳民主社會主義的基本價值觀、道德觀，讓「自由、平等、博愛和民主」融入人的思想，並逐步使之成為壹種生活方式和生活追求。其次，它起著領導社會向專製主義開戰，建立壹個民主政治體製的國家的重任；民主社會黨為了實現自己的理想追求，它擁有壹批政治家、理論家來組織和領導民眾向專製政治體製發起反專製的民主社會主義運動，以結束壹切形式的專製政治，並和人民壹道共同把社會向「自由、平等、博愛和民主」的民主社會主義社會推進；第三，在結束壹切形式的專製政治後，它肩負著代表壹種政治力量，代表廣大普通民眾，來與整個社會壹道共同親手締造壹個「自由、平等、博愛和民主」的新國家、新社會的重任。民主社會黨作為壹個政黨，將努力體察民意，讓自己成為民意的代表，並努力團結自己的政治力量，以爭取國家執政黨的地位和議會多數黨的地位來積極參與國家政治，從而有效地把自己的價值觀以憲法、法律和政策等形式體現出來並得以貫徹。第四，在野時監督國家政治，確實保障「自由、平等、博愛和民主」原則不被侵犯。

　　17，什麽叫國家？民主社會主義製度下社會與國家、人民與國家的關系是什麽？

　　答：國家是為了管理社會秩序、調節社會各種關系而建立的服務社會的立法機構、司法機構、政府機構、法律製度、軍警監獄等的總稱。在民主社會主義製度下，國家的目的是為了服務社會，是為了讓社會的運轉有序。因此，民主社會主義的國家是全社會各個階級的國家，即是「人民國家」，國家主權歸社會的主體——人民所有。它不只服務於某個階級，即不是所謂「階級國家」。民主社會主義把社會置於國家之上，國家只能是社會的奴仆，永遠不能淩駕於社會之上。因此，民主社會主義製度下的國家是人民用來管理社會的工具，它必須服從社會、服從人民；因此，民主社會主義製度下，不應當片面要人民和社會愛國家，而應當是國家尊重和敬畏人民和社會。當國家尊重和敬畏人民和社會，很好地執行了服務人民和社會的責職時，人民才會喜愛它。民主社會主義還認為，把國家置於人民和社會之上那是「國家主義」，而把人民和社會置於國家之上才是「社會主義」。

　　18，民主社會主義國家的特征是什麽?

　　答：民主社會主義國家主要有以下四大特征：壹、國家在政治上實行民主製度；二、實行市場經濟製度。三、為了經濟的平穩快速發展和社會各階層的均衡發展，國家對經濟實行必要的有限幹預；四、建立了充分體現了人類理性的博愛原則和平等思想的社會福利製度。具有以上四大特征的國家製度的國家就是民主社會主義國家。當今世界上最典型的民主社會主義國家有英國、德國、法國、挪威、丹麥、瑞典、荷蘭、西班牙、葡萄牙、澳大利亞、加拿大、美國等國家。

　　19，民主社會主義如何看待主權與人權、公民權的關系？

　　答：所謂主權，是指國家的最高權力歸屬於誰。專製國家的主權在專製統治者或統治集團，民主社會主義國家的主權在全體人民。

　　民主社會主義認為國家的目的是為了服務於社會即人民的，因此，國家的主權屬於全體人民。既然國家是服務於人民的，也就是是為了通過保證社會秩序的存在而保證人民的權利的存在的，那末，國家的主權自然也是服務於人民的主權和公民權的。因此，人權是高於主權的。

　　民主社會主義認為，只有人民主權才對人權有真正的意義，因為只有人民主權才能保障人權和公民權，非民主國家的主權未必能保障人權和公民權，專製國家的主權本身是對人權和公民權的侵害，遑論保障人權和公民權。

　　20，民主社會主義如何看待「自治」和「民族自決」？

　　答：所謂「自治」就是人民不待他人來統治而自己對社會進行治理。民主社會主義製度下的國家其主權歸於人民，國家壹切事務當然應該由人民決斷，因此民主社會主義的民主製度就是「自治」的製度，是全社會各民族、各地方的均享的自治。

　　「民族自決」是指任何民族皆有權對本民族的事務以及本民族與其他民族的關系、事務有自己表決的權利。民主社會主義認為，對於純粹的該民族的事務，任何壹民族完全可以自行決定。但是對於該民族與其他民族的利益相關的事務，應當由相關民族互相平等協商解決或共同進行民族表決，任何壹民族不可以完全單方自行決定。當相關民族意見壹致時，則可按共同意見行動；當相關民族意見相左乃至反對時，各民族應當本著平等與和平的原則，以交流協商的方式謀求民族間的理解和信任，努刀求得能為相關民族都樂見的解決方法。民主社會主義反對民主政治製度下的「民族分裂」行為。因為民主政治製度下各民族都是自治的民族，民族之間都相互平等，有著平等的發展機會，各民族人民都不再依賴「民族」之軀殼來維護自己的權利，而人類社會的發展方向也是民族相互融合同化、最終消除民族差別和民族存在，所以民主政治製度下的「民族分裂」，其實質只是少數人不惜逆人類社會發展之潮流，假借所謂的民族自由和民族權利來追求「寧為雞口，不為牛後」的權欲而已。

　　21，什麽叫社會？人為何要結為社會？公正的社會的關系是怎麽的？

　　答：人的總體就是社會。社會體現的是人之間的關系。人類之所以會形成社會，是因為人在生產和生活中有必要相互協作，因為相互協作可以取得比個體生產和生活更多的效率。所以，社會的最初目的就是功利，就是要在協作中謀求壹定的利益，其社會的協作本質就是壹種平等的契約關系，所以人類社會最初的社會關系就是「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公正的社會的關系，這種社會關系是「利他」與「利我」的完美統壹。但是人類的以往歷史，只有在氏族部落社會，才是人類相互平等協作的社會。那時的社會生產力低下，缺乏可供謀取不當利益的可能，氏族和部落首領都是義工。但是隨著社會的發展，人類有能力生產出更多的生活資料，於是壹方面必然就有氏族和部落首領試圖以氏族和部落的公權多占氏族和部落的財產，另壹方面氏族和部落為了籠絡能力優秀的氏族和部落首領為氏族和部落繼續服務，又必然需要給予首領們以壹定的報償。《尚書·洪範》箕子所言「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便透露了中國氏族部落社會解體過程中，氏族和部落公權演變為氏族和部落首領私權，進而形成國家的痕跡。氏族和部落公權壹但演變為氏族和部落首領私權，進而形成國家，人類社會的平等協作關系即告破壞，人類社會從此經歷了壹部分人對另壹部分以暴力進行統治和剝削的階級社會歷程，從而背離了「我為人人，人人為我」和「利他」與「利我」完美統壹的社會原則。民主社會主義就是要通過人類自身的努力，把不平等的人類社會重新恢復成這樣壹個社會：「我為人人，人人為我」、「利他」與「利我」完美統壹社會；人們平等互助地進行勞動創造與生活，消滅了政治等級，並最終消滅經濟等級的無階級的公平社會。

　　22，什麽叫階級？民主社會主義如何看待階級鬥爭」？

　　答：社會中的人依照不同的權力關系、社會成份和經濟現狀而劃分的人群稱為階級。依照不同的權力關系劃分的人群就是「政治等級」意義上的階級，如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依照不同的社會成份和經濟現狀劃分的人群就是「經濟等級」意義上的階級。「政治等級」意義上的階級和「經濟等級」意義上的階級有時是同時對應存在的，如在資本主義社會，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就分別曾是被統治階級和統治階級，但在民主社會主義國家階段，國家實行平等民主的政治製度，人民擁有國家主權實行自我治理，無產者也和包括資產階級在內的整個社會共同掌握了國家權力，因此盡管「經濟等級」意義上的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仍然存在，但「政治等級」意義上的階級已經不存在了。「經濟等級」意義上的階級仍然存在，表現為這個階段相當長的時間內，社會分配還無法做到完全均等，社會中壹部分人可能掌握著很多財富，而另壹部分人可能只有很少的財產。民主社會主義這樣看待「經濟等級」意義上的階級：民主社會主義以人類的均富為長遠目標，所以它認為「經濟等級」意義上的階級的存在是人類社會不平等的表現；而在人類社會現階段，人類物質財富的生產還不能充分滿足社會每壹個人的需要，人類社會也需要有壹個刺激人類努力創造更多的物質財富的推動力，因此，「經濟等級」意義上的階級的存在又是人類社會現階段所不可避免的。所以它的存在是壹種相對的平等。民主社會主義的任務之壹就是在努力發展社會生產力和努力積累更多的社會財富的前提下，不斷努力減少社會分配差別，以期最終消滅「經濟等級」意義上的階級。

　　社會是以利益為存在目的的，階級的關系即是利益的關系，所以有階級存在，就有為了利益而進行的階級鬥爭。「政治等級」意義上的階級的階級鬥爭，壹方面是統治階級為維護對權利的壟斷而對被統治階級以暴力相向，另壹方面是被統治階級為爭得與統治階級同等的權利而對統治階級的政治發難。於是「政治等級」意義上的階級的階級鬥爭往往會發展成為兩個階級間妳死我活的激烈沖突，而爆發暴力革命。對於「政治等級」意義上的階級的階級鬥爭，民主社會主義是其堅定的提倡者。它認為，如果不同統治階級進行堅決頑強的鬥爭，自由、平等和民主的目標就永遠不可能實現。民主社會主義盡管倡導和平地改革社會，但是對於壹切對自由、平等和民主相向的暴力，人民完全應當以暴製暴。

　　「經濟等級」意義上的階級的階級鬥爭，其實質只是社會生產中的協作與分工各方之間為社會分配份額的多寡而發生的矛盾沖突，這種階級鬥爭在「政治等級」意義上的階級已不存在的社會中，壹般是不會發展成階級間妳死我活的激烈沖突的。這是因為社會沒有「政治等級」意義上的階級時，社會間的各階級的關系是平等的協作關系，人類的理性會讓人們為了追求協作所能帶來的最大化的利益，而繼續維持社會協作，使各階級的利益沖突賓服於社會協作。民主社會主義社會中，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本是社會生產的協作雙方，也是利益沖突的雙方。二者無論為利益分配發生多大沖突，他們之間終究誰也不也少了對方。所以，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相互協作是主要的，相互鬥爭是次要的。對於沒有「政治等級」的社會的「經濟等級」的階級鬥爭，民主社會主義認為它只不過是各利益集團的正常的利益矛盾。對於這種階級鬥爭民主社會主義反對壹切暴力形式，而主張在民主的體製下，通過民主的方式進行。

　　23，什麽叫剝削？怎樣才是公正的分配？為什麽說生產資料私有製不是剝削的真正根源？怎樣才能消滅剝削？

　　答：所謂剝削就是指不公正不平等的分配。那麽，什麽樣的分配才是公正平等的分配呢？民主社會主義認為，商品生產是資本投資者、生產經營管理者和生產者共同創造價值的過程，所以，公正平等的分配應當是按照協作生產者所創造的價值獲得分配額。但是按照協作生產者所創造的價值獲得分配額，其協作各方所創造的價值的多少是難以用具體的價值尺度來衡量的，所以這個分配方法是無法具體實施的。唯壹可以做到公正平等的分配的方法，只有是按照經所有的社會協作生產者通過平等的協商而確定的分配法進行分配。所以，公正平等的分配就是所有參與價值創造的分配各方有平等的分配決策權的分配，也即民主的分配。分配各方沒有平等的分配決策權的分配也即非民主的分配就是剝削。

　　資本主義社會只有企業主具有分配決策權的分配，而工人沒有，盡管工人可能有不出賣勞動的自由，但是生存的需要事實上剝奪了他們的這壹自由。勞動力要取得與資本真正平等的地位從而消滅剝削，就必須首先讓勞動者擁有政治權利和組成自己的工會，通過參與國家政治，製定出保障勞動者分配決策權的法律，通過工會的力量獲得與企業主平等的分配決策權。

　　馬克思看到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剝削現象，他的剩余價值學說也是關於分配中剝削問題的學說。這個學說片面認為只有工人的勞動才創造價值，資本家的投資和經營管理不是勞動，也不創造價值，生產的產品扣除產品成本後的「剩余價值」是工人創造的而為資本家獨自占有。這就完全否定了社會生產的協作關系。價值的創造本來是資本的運用、管理和勞動共同作用的結果。另外，資本與勞動力之間具體由誰各自創造了多少的價值，是無法以具體的價值尺度來衡量的，因此，馬克思的剩余價值學說是不對的。

　　馬克思的政治學說還認為，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其根源在於生產資料私有製。其實，生產資料私有並不壹定就會導致剝削，剝削之所以會存在，乃是因為社會把生產資料的所有權與分配權連在壹起，以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壟斷了分配權。如是我們看壹下那些曾消滅了私有製完全實行公有製權力資本主義國家，就可以發現這類國家無不是剝削隨處存在。所以，剝削的根源在於分配權的不平等，而並不在私有製本身。所以，要消滅剝削唯壹的途徑在於讓所有的人都平等地享有分配權。

　　讓所有的人都平等地享有分配權，使得社會分配趨於合理，所以它也是限製社會貧富懸殊的壹個有效手段。

　　平等地享有分配權要求分配各方都具有理性，要求在勞動工資問題上資本方、經營管理者、雇傭勞動者應當充分綜合考慮企業商品的市場價格、行情、社會平均工資水平等諸多因素，在共同生存和發展的前提下，平等協商來確定工資水平。當然，平等地享有分配權的分配各方也必然都具有理性。「理性」會讓資本方、經營管理者、雇傭勞動者認識到他們三者在社會生存上是同壹體，只是在利益分配上才是矛盾對立面。因此他們會在充分綜合考慮商品市場價格、行情、社會平均工資水平等諸多因素後，作出適當的妥協，提出自己的合乎情理的利益要求。

　　社會要平等地享有分配權，首先必須實現政治民主，消除「政治等級」意義上的階級。這樣才可以讓處於弱勢群體地位的無產階級，有機會參與國家政治，製訂出能夠保障所有的人都平等地享有分配權的法律製度。其次，應該讓處於弱勢群體地位的無產階級有自己的利益代表組織——工會，以提高勞動力與資本的抗衡能力；第三，必預製訂保障所有的人都平等地享有分配權的法律製度。第四，國家應當在宏觀上調節好分配，適時充當好社會裁判的職能。

　　24，妳認為只有讓無產階級逐步轉化為資產階級，才能最終消滅階級，達到天下大同嗎？

　　答：我認為無產階級要解放自己，不是要無產階級通過暴力革命，去消滅資產階級，把社會生產資料收歸國有，讓社會變成赤貧，而是要無產階級壹方面爭取到與資產階級平等的地位，另壹方面利用爭取到的與資產階級平等的地位使自己向資產階級轉化。只有讓無產階級逐步轉化為資產階級，才能最終消滅階級，達到天下大同。讓無產階級逐步轉化為資產階級，就是實行資本社會化（或稱為社會所有製），即要讓壹切無產者切實地掌握壹定的生產資料（資本），從而成為資產階級。民主社會主義之所以主張讓無產階級切實地掌握有壹定的生產資料成為資產階級，首先是因為只有讓無產階級切實地掌握有壹定的生產資料後，社會平等地分配才能更容易做到。其次，資產階級是人類社會有史以來最先進的階級。它不僅創製了最先進的生產方式，是現代機器化社會大生產的創始者和組織者，也是新生產力的創造者和最擅運用者。它有著最有效最豐富的生產經營的管理經驗，它的這些優秀性質值得無產階級繼承。再次，實行社會壹切生產資料收歸國有不僅有背於自由，也被歷史證明為是行不通的。國有製諸如產權責任不明、資源效率低下、缺乏創新效應、競爭效應，孽生腐敗等致命缺陷已被證明為不能保證社會生產力高速穩定地發展。而私有製也具有資本規模的局限，難以適應集約化大規模的企業發展要求（股份製企業不是典型的私有製企業形式，而是集體所有製或社會所有製）。

　　實行資本社會化，就是要社會除部分必須國有的生產資料外，都落實到具體的每個社會成員名下，做到產權明析。社會每個成員的生產資料可以是獨立的生產資料，也可以是企業的股份。當讓每個社會成員都切實地掌握壹定的生產資料時，「經濟等級」的階級差別就會被有效地減小。

　　我覺得最理想的社會所有製，是采用股份製的企業形式。企業的股東就企業的員工，企業的所有權歸全體股東所有，而每位股東又切實擁有自己的股份，這些股份只可轉讓而不能抽離，企業的分配由兩個部分組成，壹個部分是正常支付的工資，另壹個部分是以員工股份的多少進行分紅。（馬克思也有社會所有製的提法，但他把國家與社會相混淆，它的社會所有是等同於國家所有的，這是錯誤的。）當今人類的社會的資本社會化表現在以下兩方面，壹方面資本形式多樣化，資本不壹定只是貨幣和具體的物質了，知識、技術、信息等都成為了資本，另壹方面是資本的為越來越多的人所掌握。這些都讓資本的社會化，讓更多的人進入資產階級提供了更多的可能；而實現平等的分配權和福利國家製度，對促進資本的社會化又有重大作用，它可以讓社會經濟的底層群體具備參與社會競爭的基本條件和基礎來參與社會競爭和獨立創業，從而擠身於資產階層。現代西方國家出現的「中產階級」，這部分人依靠國家的福利製度，在均等的受教育的機會下，他們成為知識和科學技術的精英，他們既是資本所有人，又同時是勞動者，成為社會的新生經濟力量，他們代表著新生產力與生產關系。在實行過「公有製」的國家中，國有企業和準國有企業即集體企業成了社會的「包袱」，將這些企業（除國家必須保留的外）以全民股份的形式無償分配給每個國民，也是實現資本社會化的途徑之壹。

　　股份製企業本是人類在社會化大生產中產生的新的經濟形式，它實行資本的社會所有。不過，它的勞動者和經營管理者不壹定是資本的所有者。將來的股份製企業能否實行這樣的形式，即資本的所有者既是企業的所有者，又是企業的勞動者，也是企業的管理者？資本的社會化提供了可能。民主社會主義的國家應當鼓勵這種股份製企業的嘗試。也應當積極鼓勵工人勤奮勞動，並以合法的勞動所得入股這種股份製企業。這種股份製企業不光使社會分配趨於合理，又使得分配過程簡化，可以盡可能地減少國家對分配的幹涉。這種股份製企業還使得企業生產效率有可靠保證，並有效地降低管理成本。它又回避了有關「剝削」的爭論。

　　資本的不斷社會化必將導致無產階級的最終消亡，最後消滅階級。

　　25，為什麽說由資本主義社會向民主社會主義社會的過渡可以是壹個漸進的過程，也可以是突進的過程。而民主社會主義社會的建設必定是壹個漸進的過程？民主社會主義是否定暴力革命？

　　答：作為思想理念的資本主義與民主社會主義是涇渭分明的兩個陣壘，而作為國家製度的資本主義與民主社會主義，也基本是了然可以劃分的。但是，由資本主義社會向民主社會主義社會的過渡有時是壹個漸進發展的過程，而有時卻是突進的過程。在人類從未有過民主社會主義的時而言，民主社會主義只是人類的理想追求，它是否合理與可行，有待人類社會的實踐來回答。它本身作為壹種社會價值追求，其社會價值的實現過程就是價值本身為包括普通民眾在內的全社會接受的過程，而社會的接受過程是需要時間來讓社會進行意識改造、進行各種關系的自我調適，也需要時間來讓社會逐步建立和完善新的製度體系。所以，那個時候的國家由資本主義社會而進入民主社會主義社會，實現政治上的民主，是壹個不民主的製度成份不斷減少，而民主的製度成份不斷增加的漸進的民主化過程。而在民主社會主義製度已在世界許多國家實現的今天，民主社會主義的自由、平等和民主等原則和政治製度已經成為天下公理，拒絕這些公理已經意味著野蠻和蒙昧。所以對於今日人類社會，向民主社會主義社會過度已不需要采用漸進的方式，而可以學習西方民主社會主義國家的製度並適當本土化，盡可能快地實現政治民主，進入到民主社會主義社會。壹些專製政權國家統治者和統治集團在自由、平等和民主等原則和政治製度已經成為天下公理的今天不敢公然抵製民主政治，只好口頭贊同民主政治，卻找出諸如「逐步完善民主製度」的種種借口來拖延民主進程，其本質是妄圖延緩專製體製的崩潰。

　　讓資本主義以和平的方式過渡到民主社會主義，是民主社會主義首選的方式。這樣做不光是民主社會主義精神原則本身的要求，也是社會穩定發展的需要。但這並非等於說民主社會主義完全否定暴力革命。當專製力量對於要求自由、平等和民主的人民以暴力相向時，民主社會主義並不反對「以暴製暴」。民主社會主義只是認為暴力革命僅僅只能是「以暴製暴」的暴力自衛，而其本身並不能實現民主社會主義。要實現民主社會主義只有壹條路：民主。

　　民主社會主義認為，在實現了政治民主後，民主社會主義社會的建設是壹個漸進的過程。壹方面即使國家實現了民主政治製度，社會也還可能存在著違背民主社會主義精神原則的現象，因而還必須不斷進行民主社會主義的道德建設；另壹方面，民主社會主義所追求的人類最終自由和最終平等（見下文）尚待實現，人類還要繼續為這壹目標奮鬥。所以民主社會主義社會並不是壹朝建成，永不變化的具體模式，而是壹個自由、平等、博愛和民主諸價值不斷實現的過程。

　　26，什麽叫市場經濟製度？

　　答：市場經濟製度，顧名思義，指主要由市場調節的經濟製度。這種經濟製度根據市場供求關系的變化來組織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這種經濟製度下，生產者與生產者之間，資本所有者與雇傭勞動力之間，以及勞動力之間，存在著激烈的市場競爭。社會經濟因為這種種的競爭而最大速度地促進生產力水平和生產效率的提高。所以，市場經濟製度乃是最好的壹種經濟製度。與計劃經濟相比，經濟學家曾把市場經濟製度產生的效率總結為以十點：1，產權效率。即因產權明確而帶來的效率。產權明確，則社會經濟活動的責任者和收益者明確，因而可以大大提高資源的使用效率。2，交換效率。市場經濟使商品供求雙方直接面對，使供給方能直接依照需求方的個性要求生產商品，從而大大增加交換效率。3，信息效率。市場經濟直接由價格來傳達經濟信息。價格幾乎集中了如供求關系、商品成本等所有市場行為的信息。商品供求雙方只需了解價格信息，即快捷簡明地獲知經濟決策所必需的信息。4，決策效率。市場經濟由價格提供市場信息，又直接讓價格來作出經濟決策，故而決策會更快捷準確。5，自發性效率。社會需求的種種新的微妙變化，市場能作出迅速準確的反映，並迅速地快速滿足市場需求，無需專門的政府職能部門進行組織安排。6，創新效率。市場經濟的競爭使得生產者為了在競爭中勝出，必然要不斷研發新技術、新產品，研究如何降低生產成本。7，分配效率。市場經濟根據個人對社會產出的貢獻大小來決定其收入，以充分調動生產積極性，因此分配更合理。8，競爭效率。競爭是個優勝劣汰的過程，依靠這壹機製，讓最能合理高效地利用資源的生產者存在和發展，讓浪費資源的生產者不斷退出。9，企業組織和管理效率。企業為了能在競爭中勝出，必須註重人才的使用和培養，註重組織生產、管理生產製度、經驗的積累和研究，從而更有生產效率、管理效率。10，大規模生產效率。市場競爭帶來的企業兼並機能，帶來了規模經濟，規模經濟能將原本分散經營的資源相對集中，從而減少資源浪費，減少分散經營帶來的管理成本的重復投入，等等。

　　民主社會主義認為市場經濟製度並不排斥為了維護市場經濟製度的健康存在和良性發展的國家對經濟的必要幹預。並認為國家對經濟的必要幹預能維護市場經濟製度的健康存在和良性發展是市場經濟的經濟規律之壹。

　　馬克思主義消滅私有製度，而實行公有製下的計劃經濟。現實社會主義國家都曾走過這條路，但是無壹例外地宣告了這種經濟製度違背經濟規律而徹底失敗。

　　27，民主社會主義為什麽主張國家對經濟實行必要的有限的幹預？

　　答：市場經濟製度本是資本主義的經濟製度。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製度壹開始是排斥國家幹預經濟的。這種排斥國家幹預、由完全的市場競爭決定經濟運行的市場經濟製度被稱為「自由經濟」。自由經濟存在著兩個市場自身無法克服的問題：壹是競爭中資本與勞動力的競爭存在著力量通常不均衡。資本與勞動力相比，前者是稀有資源，而後者是過剩資源，所以在勞動力與資本的競爭過程中是弱勢力量，勞動力是買方市場，資本方利用自身的競爭優勢，壟斷了分配權，造成社會收入的不平衡，貧富懸殊。分配的嚴重失衡導致社會消費能力降低，商品滯銷，社會消費嚴重不足，供需失衡。二是市場經濟製度下的競爭給生產力的發展帶來了超常的效率，新設備、新技術的不斷運用，不斷給社會造就了大量的失業者。這大量的失業者由於缺少資本（自有資本或社會資本），無法就業，造成人力資源浪費；而另壹方面許多富人擁有大量儲蓄，卻因為社會消費嚴重不足而不願增加投資，將儲蓄轉化成資本，讓失業者充分就業。這樣就造成了資本供求脫節。我個人認為，商品供需失衡和資本供求脫節造成了資本主義自由放任經濟製度下的「經濟危機」。民主社會主義承認市場經濟的重要作用，但是它認為市場不是萬能的，要讓社會經濟更加穩定快速的發展，解決市場經濟製度下的經濟危機現象，光依賴自由放任的市場是絕對不行的。必須依賴國家的力量，對經濟進行必要的幹預，通過增加資本投入和分配調整，促進社會充分就業，提高消費水平，進而促進社會經濟穩定高速發展。這就是國家對經濟的幹預。

　　民主社會主義國家所采取的增加資本投入的形式有兩種形式，壹種形式是由國家通過政府支出直接投資，另壹形式是由國家擔保由社會投資。民主社會主義國家所采取的分配調整也有兩種形式。壹種形式是由國家製定各種收入政策和法律，以稅收為調節杠桿，以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的形式直接扶助中低收入階層，保證社會中下階層的收入保持在壹定水平之上；另壹種形式是由國家興建大量的公共設施，讓社會共享。市場經濟製度下國家對經濟的幹預在歐洲和美國都被歷史證實為可行和有效的。

　　市場經濟製度下國家對經濟的幹預還可以起到維護市場的有效性的作用。沒有國家幹預的經濟製度下的市場，最終必然有兩個不好的結果，壹是過度的壟斷，二是過度的競爭。過度的壟斷就是市場為極少數企業把持，然後這些企業可以不再完全遵循市場經濟原則，以非公平的手段排斥和打擊競爭對手，以獲得更高的利潤和市場份額；過度的競爭就是市場競爭者間由於競爭過於酷烈，做出壹些諸如不計成本的生產銷售等的不合理競爭手段，以期壓倒對手。過度的壟斷和過度的競爭都勢必影響市場的良性存在，最終降低競爭對社會生產力發展的促進作用，所以必須由國家通過製定反壟斷法和防不正當競爭法，以保證市場的存在和公正。

　　市場經濟製度下國家對經濟的幹預還可以起到調整勞資雙方力量的平衡的作用。勞動力資源相對於資本資源長期的過剩，使單個的勞動力與資本占有者相比是弱勢，無法與資本相抗衡，但是壹旦勞動力在民主政治製度下聯合起來組織和參加工會以後，勞動力在工會組織下變得強大了。當勞動力組織強大到壹定程度，勞動力組織就有可能控製勞動力市場，出現實際上的對勞動力的壟斷，從而抑製資本的發展。國家對經濟必要的幹預就是要維持勞資雙方的力量平衡，不讓它們出現懸殊的力量差距，從而維護市場的公正。

　　市場經濟製度下國家對經濟的幹預還可以起到救助社會弱勢群體的作用。民主社會主義客觀地看得社會貧困，認為社會某些人群的貧困，並不完全是個人的原因，社會應當對陷於貧窮和困境的人們提供盡可能的幫助。所以民主社會主義主張實行最低工資立法，主張雇員與雇主有平等的分配決策權，主張對富裕階層課以累進稅，對投機所得課以較高稅率，政府直接以貨幣和實物分配給貧困者。

　　此外，環境和生態保護等問題也只有通過國家對經濟的幹預來解決。

　　要指出的是，民主社會主義主張的國家對經濟的幹預，是「必要」的即有限度的幹預，即無論采取什麽樣的幹預政策，國家幹預的範圍壹般只限於需求領域內，對於供給領域是不作幹預的。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保證讓市場充當經濟的主導，保證經濟按照市場的規律運行。

　　國家幹預還必須照顧到企業在國際市場的競爭能力。因為如果國家對經濟幹預過頭，讓企業承受過多的稅賦，就會過分提高產品成本，從而使之在國際市場上處於競爭不利的地位。

　　民主社會主義主張的國家對經濟必要的幹預，是在理解了市場規律後得出的壹條基本市場規律；民主社會主義國家在運用這條基本市場規律時，這條規律必須服從整個市場規律。

　　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認為，自由經濟下的社會商品生產是無計劃的，這在馬克思所處的那個資本主義時代是如此的。而進入民主社會主義以後，國家必要幹預下的市場經濟已經成功地克服了盲目地生產，做到了按照市場的需求（包括數量需求和個性需求）來安排商品生產，這是馬克思在那個時無法想象的。民主社會主義的社會商品生產是根據市場商品的價格規律來了解市場需求狀況，再製訂生產計劃的。而進入民主社會主義社會階段後企業規模化的集約生產，使根據市場商品的價格規律來了解市場需求狀況更為可能和準確及時。

　　依照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的說法，經濟危機的發生原因是生產的相對過剩，我個人認為這只說對了壹半。社會分配不公造成供需失衡只是經濟危機的發生的原因之壹，而另外壹個原因就是前面所說的資本的供求脫節。民主社會主義的國家由於有國家對經濟的必要的幹預，實行了社會平等分配（註意，不是平均分配），既解決了資本的供求脫節問題，也基本解決了社會分配不公造成供需失衡的問題，所以民主社會主義的國家不可能再產生「經濟危機」，至多只會發生正常限度的經濟波動。

　　28，什麽叫福利國家製度？

　　答：福利國家製度是國家經濟幹預製度組成之壹。它是人類理性迸發的燦爛火花，它是博愛原則和平等思想在國家和社會生活中的具體體現，它是民主社會主義國家的基本特點之壹。這壹製度主張在社會分配領域由國家對分配進行必要的幹預，以彌補社會弱勢群體在社會競爭中，由於某些非主觀因素而處於不利地位所得到的不公正分配。比如在現階段社會，勞動力（隨著教育的普及和社會科技水平的提高，勞動力中又包括了智力勞動力）與資本是稀缺程度不同的兩個資源，勞動力總是相對過剩，而資本總是相對稀缺。在這種不平等的競爭下，資本所有者往往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對出賣勞動力者在報酬、工作時間、勞動強度、勞保等方面提出種種限製，而出賣勞動力者卻往往不能對資本所有者有更多的選擇或提出自己的要求；再比如人的出生背景有時是相殊巨大的，家庭背景好的就能夠比家庭背景不好的人有更好的受教育機會，殷實的家底也不必象貧困家庭出生的人那麽要花費百十倍的奮鬥精力去從零開始。因此，以博愛和平等為價值觀的民主社會主義要求在社會分配時，特別註重建立以人的機會均等為核心的社會機製。其提倡的福利國家製度，目的之壹就是為了讓社會中所有的人，都能在社會競爭中，不致於因基本生活保障和文化教養的水平有太大的懸殊，而影響個人能力的發揮。壹方面民主社會主義主張在法律製度上給予社會弱勢群體以與其他階層平等的參與分配決策的權利，製訂最低收入和勞動福利標準，壹方面由政府利用稅收等手段對企業及高收入階層征稅，再將稅收以再分配的形式變為社會福利事業（醫療費、退休金、生育補助、教育補助、失業救濟、公用設施等等）讓每壹個社會成員公享。福利國家製度能夠基本保證社會所有成員在生、老、病、死等基本生活方面沒有懸殊的差別，而把更高的「享受」層次作為對傑出俊賢的「獎賞」，這樣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社會自由競爭的缺陷，使得社會既保持了自由競爭帶來的活力，又不失仁愛公正的精神。在當今歐美國家中僅社會保障支出占GNP的比重，在瑞典1980年為32% ，比利時、丹麥、法國、荷蘭為25-30% ，奧地利、西德、愛爾蘭、盧森堡、挪威為20-25%，英國為18% ，加拿大為15% ，美國為13%，澳大利亞為12% 。

　　福利國家製度作為國家經濟幹預製度組成之壹，在給社會民眾帶來了無窮的福祉，但是另壹方面也產生了使企業生產成本增高，削弱了企業在國際市場的競爭能力的情況，另外，太高的福利也可能讓社會孳生出「懶惰階層」。所以民主社會主義主張福利國家製度的福利應當是「適度」的，同時還要製定相應的防止懶惰階層產生的製度，以促進社會積極勞動。

　　29，什麽叫民主製度和專製製度？

　　答：民主製度含義之壹是政治民主製度（或稱民主政治製度）。政治民主製度是依照人民主權和由人民自我管理國家和社會的壹切事務的權利的原則而製定的國家政治製度。政治民主製度的特點是：壹是在憲法上確立國家主權為人民所有，經人民自由推選而組成的人民議會是國家最高權力機關；二是所有公民皆有參與政治的權利，具體表現為依靠憲法和法律治理國家，人民普遍享有自由而平等的選舉權、被選舉權，有組織和參加政黨影響政治的權利，有監督政府的權利，有對現行政治表示異議的權利；三是國家和政府及其首腦受憲法和法律製約，忠實地服務於人民。國家和政府的首腦其權力與任期由憲法和法律限製。人民有權按法定期限或隨時改選國家和政府及其首腦。四是國家內部立法權、司法權和行政權相互獨立並製衡；五是地方或區域高度自治，以防止中央過度集權。

　　民主製度含義之二是社會民主製度。社會民主製度是指社會中所有個人、集團、政黨都可以權利平等地自由參與和管理社會事務，如宗教活動、文化活動、民間集會、節慶等等。

　　民主製度含義之三是經濟民主製度。經濟民主製度是指所有人都有權參與經濟活動，並通過參與參與經濟活動謀取經濟利益。所有參與經濟活動者都有權利參與製定宏觀和微觀的經濟政策，有權利參與利益分配和參與利益分配決策。

　　民主製度含義之四是文化民主製度。文化民主製度是指給予壹切內容和形式的文化（包括思想、學術）以存在和發展的空間，不同內容和形式的文化之間可以相互鬥爭，也可以以多元形式並存。國家不能以強製手段提倡或壓製某種文化。

　　專製製度是和民主製度相對立的製度。專製即是專權，即壟斷權力。專製（壟斷權力）的主體可以是個人，也可以是家族、集團、政黨或階級。封建製度、皇權製度、資本主義製度和權力資本主義製度都是專製製度。封建製度是集團的專製，皇權製度是以血緣為特權載體的個人和家族專製。資本主義製度是以資本為特權載體的階級專製，即有資本才有權利。權力資本主義是以權力為特權載體的集團或政黨專製，即有權力才有權利。專製製度中，專製最嚴厲的是權力資本主義，其次是皇權專製製度，其次是封建製度和資本主義製度。權力資本主義起源於二十世紀初，它假借人民的名義依靠暴力維持其統治，是壹種僭主政治。它不僅壟斷政治權力，還壟斷壹切權利，包括社會權利、經濟權利、文化權利等壹切權利。

　　民主製度和專製製度是不可兩立的。

　　30，什麽叫自由？

　　答：自由壹般說來就是指每個人對自己的壹切行為有自我決定和不受他人強製的權利。自由有積極自由與消極自由。積極自由是指每個人享有行為的自主權利，消極自由是指免於受他人強製的權利。民主社會主義認為：（1）自由是人類普遍應當享有的個人的和集體的自決權，它是人的自然（賦予的）權利和由自然權利衍生出來的社會權利。民主社會主義認為，如果從社會學角度來解剖人，可以依照人的屬性劃分為自然屬性的人和社會屬性的人。作為自然屬性的人，人是造化的生物，天然地享有生存和行動的自主權，這包括對個人生活方式的選擇權，個人幸福追求權。這壹系列基本自然權利，人們稱之為「人權」。人權並不是由他人所賜予的，而是因為人是自然之子，是自然賜予，所以說是「天賦人權」。是自然賜給了每壹個人聰慧的大腦，讓每壹個人可以不受限製地思維；是自然賜給了每壹個人修長的腿腳，讓每壹個人可以不受限製地去行旅；是自然賜給了每壹個人靈巧的雙手，讓每壹個人可以去幹他想幹的事；是自然賜給了每壹個人善言的嘴，讓每壹個人可以表達他想表達的壹切；……。在作為壹個自然屬性的人的同時，人又是社會屬性的人，又必然地把自然屬性的人的自主權延伸到社會屬性的人，賦予人以社會屬性的人的自主權（即民權，或公民權）。這樣，每壹個人不光具有了自然屬性的人的自主權（人權），又具有了對社會事物的思想權和意見表達權，對所生活的社會製度和國度的選擇權，退出社會（隱居）或參與社會（入世）的選擇權以及社會管理的參與權(統稱作民權或公民權)等等，等等。所有的自然屬性的人的自主權和社會屬性的人的自主權的總和，我們稱之為「自由」。（2）社會主義就是要通過民主的手段把社會改造成壹個自由的社會。（3）自由意味著強調每個人都可以使自己成為唯壹性的和獨特性的自我，而不必與他人壹致。它認可不同的思想和不同的生活方式，而把壹切以強製的手段進行統壹的做法斥為專製。（4）自由不是無拘無束，而是要求在「平等」的限度內的自由；沒有平等的自由，必定要蛻化成為特權。（5）民主社會主義強調自由的作用，特別認為公民個人利益的積極追求與表達，是民主程度較高的標誌，是保證民主決策正確的前提條件。個人的自由如同人的每壹個神經細胞，只有神經細胞保持正常的興奮，國家這個神經中樞才能正確地感應外界的反映。（6）自由是人格的根本內容，沒有自由或自由受到限製的人，是不具有人格或人格不完全的人。因此壹個公正的社會不可以無辜剝奪或限製人的自由。

　　自由的對立面是「奴役」，奴役有人對人的奴役，如專製社會和美洲曾有過的蓄奴製度；有借助某種資源對人的奴役，資本主義製度就是壹些人以資本來奴役另壹部分人，權力資本主義是壹部分人用權力來奴役另壹部分人。民主社會主義不僅要消滅人對人的奴役，還要消滅資本對人的奴役。在消滅了資本對人的奴役後，還要消滅人類因為對物質需求的依賴而產生的物質對人的奴役。消滅人對人的奴役和資本及權力對人的奴役，人類才獲得初步的自由，這個初步的自由可以稱之為現實的自由。而消滅了物質對人的奴役，人類才是獲得了最終的自由。這種最終自由不是靠道德說教來維系，而是靠生產力高度發達和物質財富的極大充足，使人最終永遠擺脫物質利益的爭鬥，從而可以自由自在地從事精神需求的滿足。

　　最終自由只是遙遠的目標，民主社會主義首先要追求的是現實的自由。

　　現實的自由包括個人自由、政治自由、經濟自由等。個人自由是指個人選擇生活方法和行為趨向等的自由；政治自由是指個人有對國家與社會事務發表自己的意見，參與選舉和競選與否等的自由；經濟自由是指個人擁有與支配自己的財產、並在社會經濟生活中謀取利益的自由。

　　無論什麽自由，都是人類平等地有自由的自由，沒有平等的自由的自由，本身是對自由的否定。

　　31，什麽叫平等？

　　答：平等就是指國家和社會中的壹切人的權利壹律相同，謀求利益和自身發展的機會均等。民主社會主義認為：（1）作為自然屬性的人，上蒼未曾私阿壹人，眾生皆為自然之子。因此，人本無尊卑之分，老天給每壹個人賦予了同樣的自由權，任何人不得因自己有自由權就利用這自由權去侵奪他人的自由權。而且，這平等是無前提的。任何有限的「平等」都不是真正的平等。（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平等」是有限的平等，其實質仍是階級專製，民主社會主義不承認它是真實的平等）；（2）「平等」意味著人們的社會的關系是相互的協作關系，這種協作關系是「我為人人，人人為我」、「利他」與「利我」完美統壹的關系。（3）「平等」首先是要求消滅政治等級，讓每壹個人有同樣的權利，例如參加政治和社會活動權利的平等，社會分配權利的平等，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其次是要實現最終的平等，即通過發展社會生產力和社會文化，通過資本的社會化，逐步消滅經濟的等級，從而最終消滅了階級的人類大同的「平等」。（4）「平等」是盡最大可能的機會的平等，而不是利益的「平均」分配。如就業機會的平等，享受社會保障機會的平等，在接受教育、培訓和文化權利諸方面的平等，等等。（5）社會主義的平等觀並不排斥社會競爭；相反，它保護競爭，並主張在競爭中給予優勝者較多的物質與精神報酬。（6）平等是對人的人格的保證。人只有有了平等的地位才能有完整的人格。因此只有平等的社會才是真正尊重人的社會。（7）平等是自由的捍衛者。

　　平等包括種族平等、政治平等、經濟平等，等等。種族平等是指所有種族（包括民族）權利的平等；政治平等是指所有人無論經濟地位、社會地位與文化程度，在參與國家政治與社會事務時權利的平等；經濟平等指人人有權享有財產權和運用財產謀取經濟利益的權利，人人有權享有為謀取經濟利益而與他人合作，並與合作者平等地進行分配決策的權利，人人有權享有免於饑餓疾病、受到社會救助的權利等等。

　　32，什麽叫博愛？

　　答：博愛是人類理性的體現，是人類脫離野蠻，進入文明的標致。博愛是同情和救助弱者的人道主義原則和道德觀的體現。它主張在社會競爭的同時，提倡壹種無私無償（或要求較少回報）地救助弱者的精神和承擔其它社會公益事務的高尚行為。民主社會主義的「福利國家」是博愛原則的具體體現。

　　33，什麽叫民主？為什麽說民主不具有階級性？

　　答：民主，顧名思義，就是壹切由民作主。這裏所說的「民」乃是指每壹個利益相關的主體（比如「國家政治民主」則主體是每壹個利益相關的人、「國際民主」則主體是每壹個利益相關的國家等）。民主就國家事務來說，就是不分階級和身份的每壹個人都可以和其他人壹起來自我管理國家和社會的壹切事務，所以民主也即是人民自治，或稱人民主權。民主社會主義認為，民主就是承認每個人都有政治權利和社會權利，所以民主適用於社會中每壹個人，因而民主不具有階級性。民主權利可以由人民親自行使（如全民公決），也可以自願委托他人代為行使（如由選舉的議員代議）。在民主國家中，為了提高行政效率和節約行政成本，由人民委托自己的政治代理人即各級議會議員進行參政是主要的民主權利行使的方式。

　　民主就其使用範圍可分為政治民主、經濟民主、社會民主、文化民主和國際民主等。政治民主剛才已談到過，就是每壹個人無論階級、身份都有權利和其他人壹起來自我管理國家和社會的壹切事務，就是人民自治。經濟民主就是每個人都有權利擁有財產，都有權利參加經濟活動，各種所有製都有權利存在，參與社會財富勞動創造的人都有權利享有分配權。社會民主是指每個人都有權利參與社會活動，可以參與或不參與宗教活動、可以自主選擇生治方式和生存空間等。文化民主指壹切文化形式和文化內容都有權利存在。國際民主就是每個國家都有權利維護本國利益，都有權利對關於本國利益的國際事務發表見解和進行表決。

　　34，民主政治製度是不是就是「少數服從多數」和投票表決？

　　答：不是。民主是通過壹系列的民主生活來實現的，不僅僅只是「少數服從多數」和投票表決。民主社會主義認為，民主是個包含社會的各利益方面利用選舉、競選、抗議、遊行、示威、結社、罷工、出版等政治權利進行利益整合的過程。而「少數服從多數」和投票表決，只是這個利益整合過程中的壹個步驟。民主生活內容包括選舉、競選、抗議、遊行、示威、結社、罷工、出版等。人民利用這些民主生活，向社會各個不同於自己利益要求的階層、集團、黨派以及政府，充分表達代表自己利益的意見和立場，使整個社會的各利益方面有機會了解其他利益方面的要求，而作出相應的利益要求的調整。所以，「民主」不是簡單的「少數服從多數」，也不僅是投票表決。有了民主生活的「少數服從多數」和投票表決，其結果是各種利益傾向的共同作用的結果，它已不代表任何壹個利益方面的利益，而是代表了整個社會的利益取向。

　　包含了民主生活的民主政治製度，它起到以下作用：壹是使「少數服從多數」的投票表決結果更為符合社會真實；二是因為由投票表決結果更為真實帶來的投票表決結果的公正性，從而使社會更易於接受投票表決結果；三是及時疏導和有效化解了社會矛盾，使社會矛盾不致於因為缺少疏解渠道而累化為激然的社會沖突。

　　35，為什麽說民主與民主集中製為什麽有根本的不同？

　　答：民主與民主集中製有根本的區別。民主本身已經包含有「集中」的過程，這個「集中」的過程不是由某個「權威者」或權威組織來「集中」的，而是民主的主體——人民自我通過民主生活來進行利業的碰撞與妥協，最終以公平表決的方式作出最終的決定，而反對最終決定的結果者仍可以保留反對最終決定的結果的權利。而民主集中製把「民主」與「集中」相分離，民主集中製的「集中」者是民眾之外的高於民眾的第二者，即某個「權威」。能真正作出最終決定的，不是「民主」的過程，而是「集中」的過程，否則又何必「民主」了又「集中」！所以，民主集中製的「民主」只不過是壹種美麗的幌子，民主集中製乃是偽民主、真專製。

　　36，有人說實行民主製度需要社會的素質達到壹定水平才行，對嗎？請問實行自由、平等和民主的基礎是什麽？

　　答：「民主」的根本價值在於體現每個人的尊嚴。尊嚴包含人格和個人利益。不承認民主的價值，就是不承認每個人可以有獨立人格和個人利益。反過來說，不承認每個人有獨立人格和個人利益，也不會是真實地承認了民主的價值的。民主對於普通民眾來說，它不是深奧的理論，它就是對獨立人格和個人利益的覺醒和自覺維護，就是拒絕他人在未得其人自願同意時，由他人為其作主。說具體些，就是工人可以要求國家的法律保障工人的有公正的分配，農民有權要政府對所收費用作出合理解釋，就是壞人當道時，民眾會壹致拉他下馬，就是有大家公認的俊才賢人時，大家可以共同推舉為首腦，就是政府要增減稅賦時，妳投出妳的贊成或反對的壹票，就是民眾在維護獨立人格和個人利益中，在必要時能夠用上法律給他的抗議、遊行、示威、罷工等權利。……。所以，能不能實行民主，在於民眾是否具有對自己權利和利益的認知程度，不在文化素養的高低。

　　當然，文化素養的高低對自己權利和利益的認知程度會有影響，但是這並不能構成不能實行民主的理由。壹來，民主認同的是個人的權利、人格和利益，而不是個人的認知結果，也就是說個人所表達的即使是錯誤的，他也有表達的權利，他人無權剝奪他的表達權；二來，壹部分民眾文化素養低並不能構成剝奪有較高文化素養者民主權利的理由；三來，多數情況下，普通民眾是通過他們推舉的代表（議員）來行使參政權的，所以對於普通民眾難以了解和認識的問題，普通民眾可以通過他們推舉的代表即議員（壹般說來民眾推舉的代表文化素養和政治素養較高）來作專門探討並作出表決。其推舉的代表也不能了解的專業問題，代表在表決前可以向專門部門進行咨詢認證而獲得了解。同時民主製度的民主生活又會促使不同立場的代表為了贏得表決結果，勢必主動向社會進行通俗的解說遊說，讓壹般民眾和他們的代表了解主張的具體內容，便於作出決斷。

　　所從我們說，實行自由、平等和民主的基礎不在其它，而在於對自己和他人的獨立人格和個人利益的認知和認同。

　　37，民主社會主義為什麽不光要註重社會物質的生產，還註重精神產品的生產和精神道德的建設？

　　答：人類是智慧的生物，他不光有物質的需求，還有精神的需求。所以人類的生產既有物質產品的生產，也有精神產品的生產。這兩種生產都需要花費人的時間來進行。物質產品的生產花費的時間越少，則人們從事精神產品的生產的時光就越多。從西方各民主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來看，民主社會主義既要註重社會物質的生產，還必須註重精神產品的生產，特別是要註重精神道德的建設。這是因為民主社會主義致力於人類社會穩定快速地發展，科學技術越來越發達，人類花在物質的生產上的時間越來越少，如果不註重精神產品的生產和精神道德的建設，人的精神世界就容易因為空虛而可能為各種有違「自由、平等、博愛和民主」精神的東西所侵蝕，而產生各種危害人類社會進步的行為。當今歐美各國出現的各種邪教組織和各種行為怪僻者，都是只註重物質的生產而不註重精神道德的建設結果。當前人類社會已經進入「風險社會」時代，科學日益發達而普及，許多可以給整個人類造成生存災難的科技行為可以輕易地為壹般人所掌握使用，因此，除了以法律方式來降低這些風險外，加強精神道德的建設也是防備人類極端行為的重要方式之壹。

　　民主社會主義所註重的精神道德的建設，以「自由、平等、博愛和民主」為基本道德準則，目的在於維護社會的自由、平等和民主的秩序，保障人類社會的生存和繁衍，保障文明的昌盛與延續，和睦家庭和社會，使人們交相利，互相關愛，互相協作，共同進步。

　　民主社會主義註重精神產品的生產和精神道德的建設不同於極權製度下的「思想灌輸」。民主社會主義註重精神產品的生產和精神道德的建設是以「自由、平等、博愛和民主」為基本道德觀，它不反對文化的多元原則，相反它反對思想專製、文化專製。

　　38，為什麽說「自由、平等和民主」是人類的、也是中國的必然？

　　答：其壹，人類社會的不斷發展使人對自身價值的認識不斷提高，即越來越多的人會發現「我」相對於他人的價值是獨立而平等的，這勢必會引發社會向主宰自己的神明和權威開戰而最終實現自由、平等和民主。其二，人類的壹切活動都是為了人的更多福祉，實現自由、平等和民主是讓人類社會獲得平穩和高速發展的必要條件，只要人類追求更多福祉，人類就要追求自由、平等和民主。其三，自由、平等、博愛和民主已經成為全人類的共同價值觀、道德觀，並且逐步成為了人類普遍的生活方式。當今國際的政治、經濟、文化也都在朝著自由、平等和民主邁進，擺脫專製政體束縛，實行民主製度和市場經濟的國家越來越多，意識形態和文化越來越呈現多元化發展格局，尤其是聯合國及其《憲章》和其它人權文件對各國的政治、經濟、文化都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中國無論是政權、經濟、文化諸方面要謀求自己的存在和發展，就不能把自己孤立在世界趨勢之外。所以我們說實現「自由、平等、博愛和民主」是人類的、也是中國的必然。

　　39，美國連社會黨都沒有，妳怎麽也稱之為民主社會主義國家？

　　答：美國是個特殊的國家。這個國家沒有專製統治的歷史，所以在建國後的政治也就更多地體現出自由、平等的精神。它在歐洲社會主義運動早期的19世紀20年代就開始逐步實行除黑人奴隸以外的普選，到30年代，除少數州（路易斯安那州到40年代，弗吉尼亞到1852年）外，各州都取消了選舉的財產限製。這比英國早了約壹個世紀(英國取消選舉財產限製在1918年)。民主社會主義本來把爭取普選權當作實現民主政治的首要任務，而這個任務在美國很輕松地基本實現了，這樣，國家的政治製度就理所當然地走向民主了，而不需要在政治製度方面來有意識地開展民主社會主義運動。民主社會主義的另壹個任務是要實現社會分配的民主。勞動力在壹般國家相對於資本是過剩資源，所從勞動力難以競爭過資本，勞動力往往不能獲得與資方平等的分配決策權。而美國在第壹次世界大戰前壹直是勞動力相對不足的國家，所以勞動力相對於資本有在資源地位上的壹定可抗衡能力，所以其分配就比較公正。這樣，在經濟領域也難以有意識地開展民主社會主義運動。所以，第壹次世界大戰前的美國其實是壹直在事實上走向民主社會主義。美國沒有社會黨，但共和、民主兩黨中的民主黨，實際上在政策上很接近歐洲的民主社會主義的社會黨。如他們主張對經濟實行國家幹預；主張高稅率和增加社會福利；主張削減國防開支。他們在社會中下層擁有更多的支持者。所以民主黨是個不是社會黨的準社會黨。從美國現行製度來看，它完全具備了民主社會主義製度的基本製度（即民主政治製度、市場經濟製度、國家對經濟必要的有限幹預製度、福利國家製度），所以完全它是個民主社會主義國家。

　　40，民主社會主義在世界的過去、現狀如何？

　　答：自從社會主義思想產生以來，社會主義思想的發展道路雖然有曲折的過程，但就其思想的精神宗旨和基本理念來看，其發展主脈是明確的。民主社會主義無疑是社會主義原旨的稟承者，並且是唯壹的原旨稟承者。而且在社會主義的發祥地歐洲，各國民眾也無不普遍認為民主社會主義是19世紀以來歐洲政治運動和工人運動占統治地位的政治運動。世界上首個社會主義政黨——德國社會民主黨誕生於1863年5月23日，此後，歐洲各國都相繼成立了社會主義政黨。這些民主社會主義的政黨壹般在名稱上稱為社會黨、社會民主黨或工黨、工人黨。1870年10月丹麥成立丹麥社會黨，1887年8月挪威成立挪威工黨，1889年4月瑞典成立了社會民主工人黨，意大利在1892年8月成立了統壹的意大利勞動人民黨（即今日之意大利社會黨）英國在1880年起相繼成立了多個社會主義政黨，到1900年英國建立了統壹的社會主義黨——「勞工代表委員會（即今日之英國工黨），法國於1879年就有了社會主義政黨，到了1905年4月才成立了統壹的社會黨；荷蘭在1894年也建立了社會黨。

　　和整個社會主義運動壹樣，歐洲的這些社會主義政黨在19世紀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產主義思想影響，走了壹段歷史的彎路，所以這些政黨早期的黨綱都烙上了很多「科學社會主義」的印跡，這主要體現在以完全實行公有製為目標，要求實行階級的專政，個別國家的政黨甚至有暴力革命的傾向。這些政黨內部不僅有社會主義者，也有共產主義者。1898年和1899年，以愛德華·伯恩施坦發表著名的《社會主義問題》和《社會主義的前提和社會民主覺的任務》為標誌，以上的社會主義政黨內部開始反思以往的社會主義運動和理論。伯恩施坦清醒地發現了科學社會主義與現實社會的現實脫離，提出要修正馬克思主義。以蘇俄十月為契機，各國社會主義政黨和社會主義政黨內部就對「十月革命」的看法和是否加入共產國際展開了空前辯論和鬥爭，不少社會主義政黨開始分裂。法國於1920年又分裂為社會黨和共產黨兩個黨。意大利社會黨於1921年1月分裂為社會黨和共產黨兩個黨；挪威工黨於1921年分裂，部分人另建社會黨，1923年挪威工黨中左翼又另建共產黨，這樣工黨才保持了民主社會主義性質。這樣，社會黨與共產黨正式分道揚鑣，開始逐步與科學社會主義拉開距離，紛紛放棄階級專政和暴力革命的思想，重新確立了以民主為手段的社會主義之路。不過，歐洲的許多社民黨如英國、法國等在很長的壹斷時期內仍然堅持以追求公有製為目的路線。直到七八十年代後，社會黨的國有化道路造成了歐洲這些國家經濟發展的停滯，於是，歐洲的社民黨才認識到只有堅持混合經濟才能保證社會經濟穩定高速的發展，逐步放棄了走國有化的道路。

　　社會主義政黨在歐洲各國產生後，受到各國人民的普遍支持和擁護。特別是自從19世紀20年代共產黨人從社民黨內分離出去後，社民黨的政治聲望在各國壹路飆升，相繼在大選中嬴得勝利，並成為了各國的執政黨。在國內長期執政和在議會、政府中占主導地位的社會黨有西班牙、瑞典、葡萄牙、奧地利、意大利、馬耳他、芬蘭、澳大利亞、新西蘭、挪威、盧森堡、比利時等國。其中，以瑞典社會民主黨的執政時間最長，它從1917年開始執政，1920年成為執政黨，其後又在20年代兩次下野，又兩次重新執政。從1932年起除1976——1982年外，該黨單獨執政至今。其次是奧地利社會黨，該黨單獨執政達40年之久。瑞士、丹麥、挪威、盧森堡、比利時、芬蘭、英國的社會黨執政都超過或接近20年。德國社會黨從1966年開始執政，直到1982年才下野，執政達13年。法國社會黨在二次世界大戰後曾兩度參加聯合政府，1981年它單獨上臺執政，1986年該黨雖然下野名，但總統仍然由社會黨人密特朗執政，社會黨仍然是議會第壹大黨。七十年代，歐洲的西班牙、葡萄牙、希臘等國先後推倒了專製極權統治，西班牙工人社會黨、葡萄牙社會黨和社會民主黨、全希臘社會主義運動等社會黨才獲得了合法地位或者得以成立，但是這些社會黨很快發展壯大，不久都成了本國的執政黨。並且許多社民黨成為長期的執政黨，這為民主社會主義製度在歐洲各國的建立，提供了必要條件。1951年6——7月，各國社會黨召開國際社會黨代表大會，宣告成立社會黨國際。目前，歐洲在東歐劇變前成立的社會黨有約三四十個，1989年東歐劇變後，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羅馬利亞、保加利亞等國也相繼成立社會黨或將原共產黨轉化為社會黨。

　　歐洲的社會黨不僅因其主張的自由、平等、民主和博愛的基本價值追求而得到歐洲人民的普遍擁護，更由於其國內和國際政策而深得人心。在國內完善了社會福利製度，社會分配趨於合理公正，人民安居樂業；在國際，第二次大戰爆發前，各國社會黨就是反對法西斯與軍國主義的社會中堅力量，在法西斯與軍國主義蠱惑聲中，社民黨就堅決與之鬥爭，並提醒本國人民警惕法西斯與軍國主義；二次大戰中，社民黨又積極參加反法西斯鬥爭。二戰以後，當以蘇聯為首的極權主義威脅國際安全，世界展開空前的軍備競寒和核競賽時，歐洲各國社會黨又主張「緩和」和禁止核擴散。以上國際政策也贏得了世界的贊賞。然而，到了70年代後，就在歐洲各國社會黨的政治走向顛峰時，各國社會黨卻遭到了重大挫折。這些挫折表現在：壹是社會黨的黨員人數大幅減少、在議會選舉中得票率下降和大選選舉失敗。英國工黨從1979年下野後連續四次大選失利；德國社會民主黨在1982年聯合政府瓦解之後壹直在野；瑞典社會民主工黨在執政44年後於1976年宣告下野，1982年重新上臺後，又於1991年再次下野；其它國家的社民黨也都在政治上不同程度受挫。在重大挫折面前，壹些極權主義國家以及歐洲各國社會黨的反對派都放言民主社會主義到了終結的時候了。其實，歐洲各國社會黨遭受的重大挫折不是因為其追求的價值體系的原因，相反，是因為到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除東歐外，歐洲基本上已經進入了民主社會主義國家階段，政治上實現了民主，社會分配也已經趨於公正平等，各國社會所壹貫追求的價值觀在各國得到了真實的實現和社會廣泛的接受，這樣壹方面使得各國社會黨不再具有以往那種鮮明的存在價值，另壹方面由於社會中各階層的人在民主社會主義製度下權利和生活都得到保障，於是關心政治的人也自然減少。所以，歐洲各國社會黨遭受的重大挫折，其根本原因壹是由於各國社會黨缺乏新的價值追求而產生的存在價值的缺乏，二是由於民眾因滿足於當前社會狀況而對政治熱情的降低，而不是由於民主社會主義本身的失敗。此後，歐洲各國社會黨開始力求在政策和戰略上有所創新，1994年後又出現了各國社會黨復興的勢頭。1994年5月荷蘭工黨在大選中獲股，組成了1976年以後的第壹個由工黨領導的聯合政府；同年9月，瑞典社會民主黨又重新執行；丹麥、芬蘭、比利時各社會黨也相繼贏得大選而出面組閣；1997年5月，英國工黨以絕對優勢戰勝保守黨，組成了戰後支持率最高的壹屆政府；同年7月，法國社會黨與共產黨聯合執政；10月意大利左翼民主黨主席達萊馬受權組閣，這樣，整個西歐除西班牙和愛爾蘭以後，15個國家全部由民主社會主義的社會黨單獨執政或聯合執政。而1989年後又有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羅馬利亞、保加利亞等國先後由民主社會主義的社會黨執政，所以稱90年代出現的民主社會主義的社會黨的復興為民主社會主義的「神奇回歸」。

　　民主社會主義及其政黨在今後世界的發展中既有著挑戰，也有著機遇，它遠沒有到終結的那壹天。壹方面，國際範圍內還沒有完全實現民主社會主義的基本價值追求，另壹方面它必須要實現它的最高理想——人類的最終自由，所以民主社會主義及其政黨仍將為人類的福祉而奮鬥不息。

社會民主主義與共產極權的區別

作者 劉國凱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一年

民主社會主義的政府幹預

既然英國工黨的國有化政策未能取得理想的成績，不值得效仿，而民主社會主義出於對民主政治的認同，在理論上不支持按列寧主義的做法─用所謂革命暴力剝奪資產階級的公民權並沒收其生產資料。那麽，它只得另闢蹊經了。

此外，尚若只從經濟層面上去考量，民主社會主義既承認生產資料私有製─資本主義生產、經營方式所帶來的效率和活力，可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又洞悉到資本主義生產、經營方式在分配領域裡的延伸必須會造成財富分配的不公乃至兩極分化，並且資本主義生產、經營方式還會引起週期性的經濟衰退，破壞社會生產力。那麽，如何利用發揮資本主義生產、經營方式的長處，避免、減低、消除其弊病，就是擺在民主社會主義面前的壹個嚴肅的課題。如果對這個課題不能予以較好的回答，那民主社會主義所嚮往的具有「自由、公正、團結相助」基本價值的社會主義社會只會成為海市蜃樓。

英國是率先實現工業革命的國家，資本主義生產、經營方式也最先在那裡得以確立和發展，與此相伴隨，英國也產生了最具權威的資本主義經濟學家及其學說。這就十八世紀後期的亞當.斯密及其《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法國的經濟學家薩伊隔著英吉利海峽與亞當.斯密遙相呼應。他於十九世紀初推出的《政治經濟學概論》也匯入了這個理論體系之中。這個理論體系完全主張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它認為在資本主義自由競爭的前提條件下，會有「壹只看不見的手」把社會經濟安排得有利於其發展的秩序。這隻「手」，就是自由競爭的市場機製。它指出：「私人追求利潤是決定資本利用的唯壹動機。」資產者，企業主為了追求利潤會發揮自己最大的潛能。他們會為此去減低生產成本，節省原材料，會從事技術改革、更新設備以提高生產率﹔會窺伺調查市場動態、社會需求以決定其生產品種及其數量。在市場機製的自動調節下，供給可以創造需求，總供給必定等於總需求。因此，自由市場經濟是壹種最美妙完善的經濟製度，政府不應對其作任何幹涉。

顯然，這種經濟理論完全忽視了在冷酷無情的市場機製下勞工階級所處的經濟奴隸般的地位。然而，當勞工階級還處於社會弱勢群體，處於政治上缺乏代言人的無權地位時，他們的疾苦是不會被上流社會所關註的。被關註的只自由市場經濟帶來的生產發展，經濟繁榮。這些發展和繁榮主要則體現在資產階級豪華的生活上，當然有時也會惠及勞工階級和社會公共事業。只有當市場經濟的弊端經過天長日久的積累終於釀成了幾近世界末日般的總爆發時，人們才從市場經濟圖騰中清醒過來。這就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席卷世界的經濟衰退，而在這之前，市場經濟的幾次「失火」都被忽略，和輕描淡寫地遮掩過去了。

約翰 凱恩斯在此之前的研究都不被重視。而三十年代大蕭條終究把凱恩斯主義推上救世主的地位。早在1926年，凱恩斯就發表了「自由放任主義的終結」壹文，對當時處主導地位經濟理論發起了初步的挑戰。標誌著凱恩斯主義形成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發表於1936年，那時大蕭條已走出低谷。凱恩斯主義的誕生固然於凱恩斯本人的不懈探索分不開，而美國總統羅斯福的成功實踐則為他提供了豐富的素材。凱恩斯與羅斯福多次會見通信。可以說羅斯福的「新政」是促使凱恩斯主義完整化、系統化的動力。此後，凱恩斯主義風靡歐洲社會達數十年之久。儘管大資產階級保守派人士總想重振自由放任主義的雄風，儘管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以後，新自由主義、結構凱恩斯主義相繼出爐，但凱恩斯主義的基本精神依然屹立不倒。這就是國家(政府)幹預。

國家幹預的必要性基於壹個明白無誤的事實﹕單靠自由競爭的市場機製已不能有效地維持社會生產、經濟的正常運轉和發展。技術的躍進、分工的細密、經濟規模的擴大、層面的不斷複雜，令私人企業的個別決策已難以適應這壹切，因而必定帶有盲目性。只有用政府幹預這隻「有形」的手來輔助市場機製這隻「無形」的手，才能使社會免遭重大經濟衰退的襲擊。有位經濟學家作了個形象的比喻﹕政府幹預猶如壹位「明智的父親」，市場經濟猶如壹個「頑皮的孩子。」這位父親對孩子適度的約束是有益的。

然而，還是會有人提出這樣的質疑﹕在信息高度發達的今天，在經過自由競爭和兼併，壟斷經濟日益普遍的當代，企業自己就有能力解決盲目性的問題，而不必求助於國家幹預。其實這種看法是偏頗的。因為﹕1.中、小企業依然大量存在。2.壟斷性的大企業也未必能對經濟全局有透徹的了解。因為在信息時代裡經濟保密依然是許多企業的原則。3.私人壟斷企業有壟斷社會經濟某個部份之嫌，而這正是政府幹預要予以對付的。

國家幹預可以從政策法令上入手也可以從經濟措施上入手，或可稱之為政治手段和經濟手段。前者最典型的表現出現在羅斯福新政中。如1933年3月6日羅斯福就任總統後的第三天，就下令全國所有銀行停業「休假」三天，以禁止儲戶擠兌。接著於3月9日頒佈「緊急銀行法」通過該法的壹系列政策措施，使大量面臨倒閉的銀行得以喘息過來。從而挽救了幾乎崩潰的金融信貸體系。又如，1935年7月羅斯福政府頒佈「華格納法案」(即「國家勞工關系法」)規定工人有權與僱主簽訂集體議價合同。地方當局和僱主不得阻止工人罷工或幹涉工人內部事務。1938年又頒佈「公平勞動標準法」，規定最低工資數額和最高勞動時數。

當然，政府幹預的主要體現還是經濟手段。經濟手段還可分成直接幹預和間接幹預。不過有些措施其實介乎於直接和間接之間。經濟手段的幹預範疇可以是生產環節，也可以是分配環節。

英國工黨的國有化措施是典型的以經濟手段作直接幹預。儘管它做得不很成功，但並不證明國有化完全不可行。對於那些公眾服務性很強，不以贏利為主要目標的事業項目如郵政、供水等實行國有化是有必要的。此外，政府向私人企業投資貸款、控股，和控製價格都可算直接幹預，而指導企業更新技術設備，提供經濟信息等則是不太直接的幹預。至於以調整稅率和銀行利率來實施調控就屬於間接幹預了。

自由放任主義的「薩伊定律」說﹕供給會創造相應的需要，總供給必定等於總需求。但壹次又壹次的經濟衰退，尤其是三十年代大蕭條否定了這個定律。所謂「生產過剩」，並不真的是物質財富多得用不完，而是城鄉居民中缺乏足夠的貨幣去購買自己需要的商品。從而造成商品積壓，流通阻滯，資金不能回籠，以至生產停頓，工人失業繼而引發更嚴重的總需求下降。這些是國家幹預首先要對付的情況。

為了使社會需求與供給取得相對平衡，在經濟衰退出現跡象的時候，政府就應該立即做出相應幹預，以控製經濟走勢。譬如，降低銀行存款利率，以鼓勵投資和消費。擴大財政開支，舉辦公共事業，實行「赤字預算」，增加就業。所有這壹切都是為了增大社會需求，不至發生嚴重的生產過剩。在這方面，羅斯福的新政也是做得很成功的。他撥出相當數量的政府撥款，僱用大量失業工人和青年進行修路、植樹、土壤保護等工作。其中最著名的項目是田納西河流域工程和南起德克薩斯州，北至加拿大的防護林帶。政府僱傭的人最多時曾達700萬。每人月薪30元。既在壹定程度上減輕失業現象，穩定社會秩序，又增加了社會消費需求，並且工程所帶來的益處，於國計民生的深遠影響不可估量。而這壹切只有政府才可以去辦到。任何資本家，即使是壟斷資本家也是無能為力的。

在平常時期，政府也可以利用手中掌握的財政收入來創辦壹些不以贏利為目的，而以增進社會公益、擴大就業為目標的事業項目。譬如老人家庭護理即為典型例子。歐美許多國家都由政府出資，僱傭相當數量的家庭護理員上門專職照料因老邁或病患而行動不便的老年人。(因嚴重殘疾生活不能自裡的非老年人也可申請此項護理)這明顯是國家幹預的經濟手段深入到國民收入的再分配環節中。國家創辦了這種職業，既使老人得到照料，體現了社會的關懷和溫馨又擴大了就業，增加了社會消費需求，刺激消費品生產的發展。只有政府，而且是關心民眾生活的政府才能做到這壹點，任何資本家都不會有這份心思。因為「私人追求利潤是資本利用的唯壹動機」。不賺錢的事，資本家才不做。

政府創辦這類公共事業是需要貨幣支撐的。貨幣的來源之壹就是稅收。於是國家幹預又深入到國民收入分配環節的另壹個側面中。由大資產階級主導的政府大多採取輕賦稅政策，以使資產者有更多的利潤留成用於投資。其實這骨子裡也是想讓大資產者有更多的錢財用於奢華的生活。而代表社會中、下階層利益的政府(社會民主黨政府為其代表)則大多採取高稅率的累進稅製，以向高收入者征收更多的稅收用於舉辦公益事業。在這方面，並非社會民主黨人的羅斯福甚至做得更激烈。1934年對年收入超過100萬者，征收稅率達59%的個人所得稅。1935年稅率提高為75%並還開征遺產稅和財產移贈稅。

在經濟高漲時期，政府亦不應袖手旁觀，同樣要以積極態度介入。當然手法會有不同。譬如此時就應提高銀行利率，鼓勵儲蓄，抑製投資。同時密切註意經濟走勢，防止壹哄而起，重複投資，向經濟組織提供綜合信息，引導經濟有的放矢地正常運行。

就像市場不是萬能壹樣，政府幹預也並非萬能。亞當．斯密和馬歇爾把自由放任主義下的市場機製描繪成可以自行調節經濟的美妙機器，固然屬於妄言，但市場機製給社會經濟帶來的活力是不可低估的。同樣，國家幹預固然在促進社會經濟正常發展中可以起很大的作用，但對其負面因素也不能掉以輕心。換言之，國家幹預必然適度。否則「明智的父親」就會變成專橫顢頇的父親,對「孩子」溫和有益的約束也就變成了嚴酷無益的壓製，會嚴重影響了「孩子」身心的健康成長。

如果說三十年代大蕭條說明了市場經濟絕對美妙論的謬誤﹔而半個多世紀的實踐又終於宣告蘇式計劃經濟─國家全面幹預的破產。那麽剩下的就只能是把市場機製和國家幹預最適當地結合起來，取其兩者之長的造福於社會。然而這並不是壹件輕而易舉的事情。歐洲各民主社會主義政黨戰後幾十年來都對此作了不懈的探索，各自都有所心得，經驗和見解。

在意識形態上與馬克思主義最少親緣關系的英國工黨有著最強烈的生產資料公有化情結。國有化是它進行國家幹預的重要手段，而且非但如此，英國工黨的國有化還伴著蘇聯計劃經濟的味道。那就是政府的各國有化公司可對其屬下企業下達原則性指令，議會有權審核各國有化工業公司的年度報告和撥款申請。國有化工業公司的建立、撤銷、改組的批淮權在議會。內閣財政大臣通過政府的財政預算來安排對國有化企業的投資額等等。英國工黨的國有化和計劃化在短期收到了效果。戰後，英國經濟恢復很快。失業率低，社會保障系統迅速健全。到1950年國民經濟增長率已達4%，其國民生產總值在歐美世界中居第二，僅次於美國。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英國工黨這種較為深度的國家幹預的負面影響就逐漸表現出來了。國家為了培植壹批國有企業花了大量資金，而國有企業的效率卻明顯偏低。國家預算中財政支出龐大，幾佔國民收入40%。負擔十分沈重，這都使英國的經濟增長率下降，保守黨對此大加抨擊，藉此爭取選票重新上臺。1951年至1964年保守黨執政期間把鋼鐵、公路貨運重新私有化，其他國有化企業尚予以維持，至1979年撒切爾夫人的保守黨內閣執政後，大力推行國有企業私營化。至九十年代初，國有企業已所剩無幾。

在野的英國工黨並不認同撒切爾夫人內閣的所作所為。因為儘管在保守黨內閣的治理下，經濟增長率時有佳績，但民眾卻為此付出代價。不過，英國工黨還是檢討了自己過往的國有化政策，認識到國家幹預必須勿使市場自主性喪失，否則會不利於經濟增長。正如英國工黨新壹代的理論家阿歷克諾夫所說：「沒有市場機製，設想壹個有效率的社會主義是不可能的。但就整體而言，無論是宏觀平衡，還是微觀效率，都不能依賴自由放任。」1975年4月，英國工黨特別代表大會通過黨章修正案，生產資料公有製不再列於黨的頭號奮鬥目標。

德國社會民主黨奉行的是社會市場經濟。這當然不同於自由市場經濟。即其中也實行了國家幹預，但這個幹預的程度與英國黨的有相當差別。簡言之，就是幹預程度淺和幹預的切入口不同。

社會市場經濟的理論並非由德國社會民主黨人創立。它是阿登納政府裡的經濟事務官員艾哈德吸取了戰後新自由主義理論，加以融匯貫通，並針對德國的現實情況所創立的經濟理論。這個理論的核心是「競爭加秩序」。首先它充分肯定了市場經濟的自由競爭所帶來的巨大動力和效率，同時又認識到自由競爭會造成混亂和壟斷，到頭來也損害了競爭。故此必須建立壹種社會秩序，使競爭沿著正確的軌道行駛。而國家就負有建立這種秩序的責任。換言之，在社會市場經濟理論中的國家幹預不是忙與創辦國有企業，或向私人企業投資參股之類，而是建立壹些競爭規則並擔任競爭的秩序維護者或裁判員，而不必直接參與競賽。

戰後初期重建的德國社會民主黨並未確立社會市場經濟的理念。他們仍沿襲著第二國際至社會主義工人國際的既定思維─主張某壹程度的計劃化和國有化。1949年8月，德國西占區兩大黨在選舉中對決。基督教民主聯盟得票31%，社會民主黨29.2%，自由民主黨11.9%，其餘為小黨所得。基督教民主聯盟遂與自民黨等聯合執政。基民盟獲勝的原因很多，如得佔領當局的支持。而有壹樣不可忽視的是，艾哈德的經濟舉措已在前階段中取得顯著成效。此時他身居阿登納營壘中，為此營壘加了分。從此基民盟開始了它長達20年的連續執政。

艾哈德主導的社會市場經濟參與創造了德國奇跡。在戰爭的廢墟上取得了令世人瞠目結舌的輝煌成就。1952－1965年工業年平均增長率為7.9%，居歐美國家之冠。1952－1959年平均通貨膨脹率為1%，亦為歐美國家之最低。1965年黃金儲備額僅低於金元王國─美國。其後儘管在六、七十年代發生了幾次經濟危機，但從1950年－1981年這三十年間，國民生產總值的平均年增長率仍有5.2%。

1969年9月，社會民主黨在大選中獲勝，黨的領袖勃蘭特任總理，組閣執掌政權。經過《哥德斯堡綱領》總結過去，展望未來的德國社民黨人全盤接受了艾哈德社會市場經濟的理論。他們宣稱：「社會民主黨讚同真正存在著競爭的自由市場。」並聲明他們將會「保護和促進生產資料的私有製，只要它不妨礙建立壹種公正的社會製度。」那麽，怎樣去使競爭真正自由地進行，並符合社會公正呢，社會市場經濟的信奉者們訂了這樣的壹些法律、法規。如「反對不正當競爭法」、 「限製折扣法」、「關於附加贈送物品條例」、「專利法」等。在諸法之中最為重要的是「卡特爾法」，又稱「反對限製競爭法」。

「卡特爾法」禁止兩家以上的大企業通過合同或協議在價格上、經營上統壹行動來壟斷市場。禁止企業之間為壟斷市場進行合併。凡是企業間搭成的協議會從負面影響市場的生產和流通，將被宣佈無效並予以罰款，等等。

「卡特爾法」的施行由卡特爾局承擔。卡特爾的工作人員不得在任何企業的董事會或理事會任職﹔不得擁有任何企業的股票，以保持卡特爾局執法的公正。

這些法律、法規的訂立和實施，明確地體現著國家幹預這隻「有形的手」。而這隻「手」明顯主要從行政管理上切入。至於數量有限的國有企業則說明了國家幹預在經濟領域內作淺層幹預。

相對於英國工黨和德國社會民主黨，二戰之後法國社會黨的執政之途真是充滿了艱難。這壹方面是因為法國有著相對強大的專製勢力傳統。歷史上有過波旁王朝的復闢，有過兩次拿破侖帝國，有過7月王朝。二十世紀五、六十年戴高樂的大權獨攬在某種意義上是昔日專製傳統的某壹程度的再現。這個保守勢力從右端打擊著法國社會黨。另外壹方面，法國又有著激烈的革命傳統。標誌之壹是法國共產黨─1920年底以多數派從法國社會黨分裂出來的法國共產黨有著很大的勢力。戰後初期，它已成為議會中第壹大黨。而法國社會黨與法國共產黨的社會基礎與選票在相當程度上是重叠的。故此法國共產黨是從左的壹端限製了法國社會黨的政治空間。

為了與強大的右翼保守勢力抗衡，法國社會黨與法國共產黨多次建立了左翼聯盟，但由於東西方「冷戰」等原因不但宣告瓦解。甚至還互相攻擊為「莫斯科的代理人」和「美帝國主義的走狗」。後來，隨著「冷戰」的緩和，和互鬥中的兩黨均在選舉中遭到失敗的教訓，遂又開始了聯合的艱難探索。

法國社會黨新壹代的領導人密特朗深知要在法國結束右派掌權的局面，左翼必須聯合，而若要實現社會黨主導政權的雄心，「社會黨首先就得成為左翼的多數派。」他說要設法使共產黨的500萬選民中的300萬轉而投入社會黨的旗下。1978年3月議會選舉，社會黨得22.5%的選票，共產黨得20.5%。1981年4月總統選舉，密特朗得票25.8%，法共候選人馬歇得票15.34%。馬歇，這個歐洲共產主義的倡導者之壹，在這關鍵時刻宣佈無條件支持密特朗，號召他的選民在第二輪投票中轉投密特朗，於是密特朗以52.24%的優勢勝出，當選法國總統。從此開始了法國社會黨執掌政權的局面。多年的奮鬥，理想終成現實，欣喜感奮之餘密特朗驅車到巴黎先賢祠向饒勒斯的紀念碑獻上壹束玫瑰花，告慰這位法國社會黨的創始人﹔人道社會主義的創立者在天之靈。

法國社會黨執政以後也立即展開了國有化、計劃化的步伐。當然，法國的國有化並不始於此時，而是在戴高樂時代，甚至在戰後聯合內閣時期和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勃魯姆內閣時期就開始了。社會黨政府把它繼續擴大。然而法國社會黨的國有化，計劃化卻與英國工黨有著明顯的不同。這最顯著的表現是法國的國有企業在管理上是獨立的，完全按照市場機製來進行它的營運，不像英國的國有企業處處要接受工業公司的指揮乃至議會的裁決。國有企業向私人股東開放資本，吸收投資以加強自身的經濟勢力。國家也購買私人企業的股票，以防止壟斷，尤其是國際財團的壟斷。這正如密特朗所說：「對壟斷或趨於壟斷的企業施行國有化，使之與國家結合，使個人不擁有高於民族利益的控製市場經濟的、因而也是政治的權利，這都是正確的，必要的。」但是法國社會黨人並不反對私有製。密特朗說：「社會主義應該允許法國有壹種混合經濟體製存在。」「壹個廣泛的私有部門將繼續自由活動和發展。」可見法國社會黨人了解私人企業的作用、市場機製的活力。他們所倡導的計劃化是認為「企業應該考慮其社會目的，而不要為自己的利益去犧牲社會利益」並不是要把企業的經營活動全面納入壹個嚴格的計劃中。故此，社會黨的計劃化只是向企業提供經濟指南和綜合信息，是適用於企業作中長期發展規劃的參考，而近期的營運則按市場經濟的導向。可見在法國社會黨的觀念裡國家幹預並不取代市場經濟，計劃也只是作為市場的補充。

然而也正由於民主政體下的政黨政治，法國社會黨並不鐵定掌權。壹旦保守勢力重新執政，私有化的逆向運作又有發生。生產效率與失業率同時攀升。行政權力的中斷導致經濟實驗中斷。國家幹預究竟怎樣才恰到好處這需要經過長期不間斷的摸索、探究和總結。時時的中斷對此是十分不利的。但既服膺民主政治，也就別無選擇。不過保守勢力利用國有化、計劃化中的某些失誤極力攻擊國家幹預，把它說得壹無是處是十分不光明正大的。與此相對的是，從生產資料公有製的理念走出來的社會民主黨人不再排斥生產資料私有製，而只主張以國家幹預來彌補市場機製的缺陷，則顯示了他們對社會負有責任感的情懷。

民主社會主義的社會福利保障

無論是英國工黨的國有化措施還是德國社會民主黨所奉行的社會市場經濟，抑或其他國家民主社會主義政黨在這方面所作的努力都主要還是著眼於社會經濟的生產環節。勿庸置疑的是，為了實現民主社會主義所嚮往的「公正」，國家幹預絕對不能止於生產環節，還必須深入到分配環節。因為社會財富如何分配才最直接與每個人的切身利益相關。昔日在資產階級主導的民主革命成功以後，又爆發了勞工階級針對資產階級的社會革命，其重要原因就是由於社會財富分配的不公，導致勞工階級的貧苦而引起的階級仇視。

當然，第壹輪國家幹預還是初步涉及了分配環節，那就是政府規定最低工資額和規定僱工可以與僱主集體議定工資單價之類。然而僅僅這些是遠遠不夠的。國家幹預必須深深地涉入到國民收入的再分配領域。通過種種法律法規的實施來截取高收入，彌補低收入，或使低收入者獲得社會對其基本生活方面的資助和保障使任何人都得以免除由任何原因面臨的貧苦困難。也就是說國家幹預還應建立壹套完善的社會保障、福利製度。

社會保障、福利政策甚至在純經濟學領域內也是有根有據的。1920年，英國的經濟學家庇古創立了「福利經濟學」。他指出﹕等量的貨幣在收入不同的人的手中將會產生不同等的效用。即所謂高收入者的貨幣邊際效用小於低收入的。他說：「在福利經濟學中有兩個命題。粗淺地說，即第壹，對於壹個人的實際收入的任何增加，會使滿足增大。第二，轉移富人的的貨幣給窮人，會使滿足增大。」於是這個轉移對增大社會有效需求是有益的，也即有益於刺激生產。政府用從高收入者手中征來的稅款除用於垂直再分配外，還用於橫向再分配─舉辦各種社會保障、福利項目。

於是，國家幹預的第壹刀就切在稅製上。國家最大的財政收入即來源於個人和法人所得稅。稅率按累進製。收入越高稅率越高。從百分之十幾到百分之五十幾不等。美國羅斯福時期曾高達百分之七十五。而且還定有起征點，收入少到某壹程度不必交稅。非但如此，在工資收入低至某壹範圍時，除免稅之外，政府還給予相應的補助金。以瑞典為例，月薪1.2萬克郎以下者，不必交稅，並另獲8-10%的政府補助金。月薪6萬克郎者，18%的收入被國家以稅收形式取走。

國家幹預通過征收個人所得稅來實現從高收入階層到低收入階層的垂直再分配這固然在縮小收入差上有壹定的作用，但亦是十分有限的。因為民主社會主義所崇尚的是公正，不是平均，更不是絕對平均主義。平均主義有害於進取精神和勤奮向上，因此不可能設想用這種垂直再分配把社會各種職業，各個層次的人的收入都大致拉平。而且，從另壹方面來看，社會上許多人─不僅是受益於垂直再分配的低收入者，還包括在垂直再分配中「不賠不賺」者，甚至還有些垂直再分配的付出者，他們儘管在正常情況下都能維持自己的壹般生活，但壹旦遇上特殊情況則都窮於應付。這些特殊情況就是失業、傷殘、疾病、懷孕生產、子幼多病、住房惡劣等等。顯然，凡是民主社會主義政黨執政的政府對此非但不可置若罔聞，而且應該全力以赴去關註，方符合「基本價值」的理念。二戰後率先取得執政權的英國工黨在這方面起了極好的表率作用。

1942年秋，世界尚在大戰的抱火之中，英國工黨就在其年會上通過了壹個社會福利綱領。這個綱領宣稱要在英國實行全面的社會保險﹔對因各種意外事故處於困難中的民眾提供多種社會保障﹔對母親、兒童給予社會補助﹔並實行全民免費醫療。

1945年7月大選，工黨獲勝。其領袖艾德禮組閣後，立即把福利綱領付諸現實。於1946年壹年之中頒佈了「國民保險法」，「國民醫療保健法」，「住房法」。稍後又頒佈了「國民救濟法」，「家庭補助法」，等等。

「國民保險法」規定已就業又未達到領取養老金年令者，壹律交納保險金，從而在面臨失業、傷殘、病患和其他意外事故而陷入困境時有權獲得政府的津貼和補助。

「國民醫療保健法」規定全國醫院實行國有化。(亦允許醫生私人開業)，全國民眾壹律享受免費醫療。有工薪收入者，每月須交納少量醫療保險費。

「國民救濟法」規定，凡因收入太低或無收入而不能參加「國民保險法」享受其保險待遇者亦可享受「國民保險法」的各項救濟，只是數額少壹些。此法其實是「國民保險法」的壹個補充。故後更名「國民補充救濟法」。

「住房法」實行房租管製，以照顧低收入者租房。並大力從事新建和貧民窟的改建。艾德禮任內建房80多萬套，以低價租給缺房民眾住。

經過了壹系列的努力，艾德禮滿懷激情地向世界宣佈﹕英國已建成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國家。

在英國以後的歷史進程中，儘管英國工黨數度大選失敗，處於在野甚至長期在野，但上臺執政的保守黨內閣仍然大致保持了對社會保障、福利政策的連貫性。他們對國有化措施大加指責甚至予以革除，而對社會保障、福利的規章製度則比較審慎。畢竟這關系到千家萬戶的切身利益，要想選票不大量流失，就別輕舉妄動。

時至今日，英國仍大體沿襲著艾德禮工黨內閣所製定的基調。實行著極為廣泛的社會保障、福利製度。由於條文繁多，難以壹壹詳述，現僅擇幾種簡扼分述如下﹕

醫療保健規則﹕（1）所有治療、手術費用壹律免費。（2）每次處方開藥交費6英鎊，但以下六種人士免費﹕16歲以下或60歲以上者，19歲以下全日製學生﹔懷孕婦女﹔帶有未滿壹週歲嬰兒的母親﹔領取失業救濟金和普通收入補助者。（3）婦女懷孕和生育期間所有醫療費用全免。

失業救濟金發放規則﹕失業救濟金最低數額為28.45鎊/周。壹般為原工資的60-70%，最高為85%。領取期限為壹年。壹年後仍失業，可改領社會救濟金。

社會救濟金發放規則﹕（1）未婚者可領取31-52鎊/周的社會救濟金(視年齡不同而不同)夫婦倆81鎊/周。若育有19歲以下子女，每個子女31鎊/周。社會救濟金是勞工最後防線。它能保障因長期失業、患病等原因至全無收入的極貧苦者亦能過上溫飽的生活。

病假工資發放規則﹕連續病假四天後可領病假工資(四天之內領原工資額不變)病假工資額60.2鎊/周，可連續領28周。若仍因病不能工作，可改領無期限的社會救濟金。

殘疾人福利金發放規則﹕依殘疾程度分三等。第壹等53鎊/周﹔第二等35鎊/周﹔第三等14鎊/周。

退休金發放規則﹕基本退休金為67.5鎊/周。本人亡故後，遺孀可續領亡夫的退休金，而且無限期。除非再婚或自己也開始領取退休金。

養老金發放規則﹕男性年滿65歲，女性年滿60歲，可向政府申請養老金。數額為單身52鎊/周，夫婦83鎊/周。養老金與退休金不衝突。

免費教育規則﹕公共中小學壹律免學費、雜費、書費。學校給全體學生提供免費午餐。高等院校大部份屬公立。收學費極低，而政府還給家庭貧困者提供獎學金。

婦女懷孕生育福利法規﹕1)產前檢查壹律免費和帶薪。2)僱主不得解僱懷孕和生育的婦女。3)生育職業婦女可獲18周產假。前6周得原工資額90%，後12周得每週57.5鎊的補助金。4)生育婦女休完假後可復職，薪資不降。5)非職業婦女懷孕生育期間，可領社會救濟。6)任何婦女壹產下活嬰兒，即可獲政府100鎊補助。若是死嬰，只要懷孕期超過28周也可領取100鎊。

兒童福利法規﹕1)雙親家庭第壹個子女獲兒童福利補助15.5鎊/周。2)單親家庭第壹個子女獲17.5鎊/周。3)無論是雙親或單親，從第二個子女起每個獲10鎊/周。

寡婦福利法規﹕60歲以下丈夫去世，或雖已60歲以上，但丈夫去世時尚未領退休金者，可壹次性獲政府寡婦補助1000鎊。若還有孩子要撫養，則可領52鎊/周的寡婦育兒補助，多子女還可按規定遞增補助額。

英國工黨所創立的社會保障、福利製度可謂包羅萬象不勝枚舉。50年代，西歐國家大都群起傚法，也紛紛製定各種社會保障、福利條例。其最明顯的標誌就是這些國家的社會福利支出壹般都佔政府總開支的壹半左右。如在八十年代，美國為52.4%，德國為58.8%，瑞典為58.7%。可見這些國家的政府對民眾的基本生活保障是何等重視。

雖然社會保障、福利製度受到了廣泛的讚揚和認同，但批評之聲亦不絕於耳。批評的焦點有這樣幾個﹕壹、龐大的社會保障、福利製度的開支成了國家不堪重荷的負擔，拖累了經濟的發展。二、過於有保障、有「安全感」的生活會消蝕了勞動者的勤勉奮發精神。艾哈德對此如是說：「如果社會政策的目的是對每個人從壹出生就給他全部安全，保護他絕對不冒人生的風險，那就不可能希望他的才能、智力、企業雄心得到充分的發展。」三、由於成功的企業家和專業人士為社會保障、福利製度作出了相當的付出，卻無所受惠，這無疑會挫傷他們的積極性。資金出走，人才外流由此而生，這當不利於生產技術的發展。

社會保障、福利製度的開支到了怎樣的程度就會成為國家財政不堪承擔的重荷，這是值得考慮的。開支的數額必須量入而出，要考慮本國國民收入、經濟能力、受惠人數等因素。應該說，相對處理得當的話，它不會成為經濟發展的阻力。應該警惕的則是，有人用壹個空泛的「不堪負荷」論，就想從根本上否定民主社會主義各政黨領導中、下層民眾奮鬥多年才建立的社會保障、福利製度。顯然，這些人大多是資產階級中的保守派人士。因為資產階級中的開明派也是支持這個製度的。如1942年底丘吉爾內閣公佈的「貝弗裏奇報告」也是宣稱要把英國建成福利國家。丘吉爾本人就在此後的壹次廣播演說中描繪了戰後英國將建成「從搖籃到墳墓」的全面福利製度的美好前景。

艾哈德講的那段話似是而非。社會保障、福利製度無論多麽全面也只是給予壹個基本的生活水平，或幫妳度過疾病、傷殘等意外事故所面臨的特殊困難。壹個真正有才能、雄心的人怎麽會僅僅滿足於社會保障、福利製度所給予的溫飽水準呢﹖他當然會用自己的能力去創造富裕得多的生活。而不讓他去冒人生的風險正是給他發揮其潛質的外部條件。有壹個很聰慧的農家子弟，高中畢業後因家裡太窮，父親久病，欠債甚多。因此暫放棄升學，跟著他的叔叔外出打石掙錢。有壹天在打石時不慎跌下，當場給堅硬鋒利的巖石擊穿胸膛而死。壹個本來會很有出息，會給社會作出更多貢獻的青年就這樣以二十歲的青春年華告別人生走入漫漫冥境。人們在為他撒壹鞠同情之淚時是否應該意識到，這正是由於貧窮的家境要他去「冒人生的風險」所至呢﹖當然失足身亡是較極端的事件。而更經常的情況是在多年艱辛的生活掙紮中，壹些本來可以大有出息的青年耗盡了他們的年華和精力未能去攀登知識和事業的高峰，終至無所作為，這對於他們來說是不公﹔對於社會來說是損失。另外，對於那些本身就胸無大誌，能力平庸者，社會給予他們的「安全」也就談不上是阻礙了他們的發展。

不過，艾哈德另壹段話倒有些道理：「社會安全首先必須從人們自己的勤奮中得到。壹個人必須要自己負起責任。只有當個人負責還嫌不足時，國家和社會才插手進去。」這句話運用在實際中，就是德國社會保障、福利製度的經濟來源2/3出於民眾自己交納的集資。這壹具體措施是值得其他國家在製定社會保障、福利製度時借鑒參考。

至於有些高收入人士，為社會保障、福利製度提供了集資，而自身又絕不會去領取救濟之類，以至認為自己吃了虧，要走之則吉，那就純粹是壹種自私行為，不應予以遷就，即不應因此就放棄或砍去壹些保障、福利項目。而且當社會的進步達到任何國家、地區都建立了社會保障、福利製度，任何人都得為此按規定交納集資時，他們又再「外流」到什麽地方去呢﹖然而，倘若他們是對具體措施提出意見則是很正常的。譬如領失業救濟金、社會救濟金的數量和時限都可以商榷。醫療費是否應考慮患者自付其中小部份等等。艾德禮晚年寫回憶錄時，曾承認當時他力主全面社會保障、福利製度時「低估了人們的私心」。確實，這是很值得今後人們從事這方面工作時借鑒吸取的。

除以上幾種之外，還有壹種批評是來自共產黨的理論家們。他們說社會保障、福利製度的施行並沒有改變資本主義社會的性質。工人階級仍然處受剝削地位。」據1985年英國統計局統計，就財產狀況而言，佔全國人口5%的人擁有全國私有財產的41%。」「貧富差距仍然很大。」「遠沒有也不可能消除社會的不平等。」「不能改變國家的階級實質。在這種情況下，怎能談得到真正實現社會主義呢﹖」

各民主社會主義政黨在建立和實施社會保障、福利製度時並沒有說他們要完全消除社會的不平等。在他們的「基本價值」理論中已用「公正」取代了「平等」。有些不平等現象是不公正的，有些則是公正的。他們追求的是「公正」而不是容易與平均相混淆的「平等」。少數人擁有較多的財產是當代社會結構中的必然現象，平均是沒有可能的也是有害的。至於5%的人擁有41%的財產這是否太懸殊，是否有不公正的成份，那是可以考察，可以研究的。但卻不可以作為斷定社會保障福利製度沒有意義的依據。而且可以這樣認為，如果在社會保障、福利製度實施的基礎上，社會各階層人們的財產擁有量又有壹個適當的差別，那就是當代人類的智慧所能建造的伊甸園。因為在這種社會情勢下，既保障了大多數人享有壹定的物質生活水平，使之不因種種緣故陷入貧窮困苦之中，又讓壹些才智傑出者能通過奮發進取去獲得更多的物質享受，那就是壹種甚佳的組合。普遍的保障之上有富裕﹔處處的祥和之中有差別。這是當代人的心智能力可以建造出的人間佳境。至於共產黨向人們描繪的「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人間天堂實在太遙遠，不知何時才能實現。起碼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是不可能實現。因為從1917年11月至今共產黨執政的所作所為都表明了他們的南轅北徹。在共產黨領導人的指揮下，人們都在拼命地勞動，然而消費品匱乏乃至飢饉遍地是常事。近年的「改革開放」所造成的極化現象更令人震驚。共產黨的理論家以英國5%的人擁有41%的財產來貶低英國工黨社會保障、福利製度的意義，這真令人齒冷。因為在他們的國家裡，5%的人很可能擁有財產的百分之七、八十。只不過這些都是他們黨和國家的機密，絕對不會予以公佈罷了。然而世人還是可以看得到，在他們統治的國家裡，高樓大廈之下，酒綠燈紅之旁，普羅大眾處於掙紮奔命之中。無論是國營企業中壓縮出來的人們還是私營企業裡的勞工，都陷入惶惶然朝不保夕的境地。報紙上常有這樣的報道﹕某個民工因工傷送往醫院搶救，但由於壹時交不出壹筆預付醫療費或手術費。醫院置之不理，遂至死亡。這種視人命如草介的冷酷行徑真是令當代文明蒙羞。醫院卻振振有詞地說，搶救好了他，本院花了那麽多人力物力，收不回錢怎麽辦﹖實際上，這樣的情況遠非每天發生，就算偶爾收不到或收不夠錢也不會令醫院關門。當然關鍵的責任在政府。即使沒有英國那樣完善的保障製度也可以避免這類悲劇。只要政府稍微關心壹點底層民眾的疾苦，就應下達文件知會各醫院﹕凡有此類情況，醫院應先予以搶救。政府將以行政力量協助醫院收回醫療費用，若確收不到，醫療費用由政府承擔。可是共產黨政府的領導人們每時每刻考慮的都是怎樣確保「無產階級的紅色江山千秋萬代永不變色」的大事。多少有關國計民生的事項都排不上他們的日程表，遑論幾個工傷民工無醫而死的雞毛蒜皮之瑣事了。不過，既然這樣，共產黨的理論家們怎麽還有臉去批評歐洲各民主社會主義政黨所建立的社會保障、福利製度呢﹖倒也真是不知人間有羞恥二字了。

民主社會主義的產業民主製度

歐洲各民主社會主義政黨並不以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福利製度為滿足。他們繼而為實現《法蘭克福聲明》中所提出的「經濟民主」作不懈的探索。由於民主社會主義部份認同了生產資料私有製的存在，而在私營企業中工人群眾毫無疑問仍然處於純屬被僱傭的勞動力的地位。對企業裡的壹切事務無權置喙，這顯然不符合「經濟民主」的精神。如果工人群眾在社會上擁有選舉、言論、出版、結社、集會等所有政治權利，但壹回到工廠、企業裡就重新變成壹架會說話的機器，完全被動地聽從驅使，那馬上會使已經爭得的政治權利失去光彩。因為社會主義對民主的理解並不止停留在政治層面上，而是要把民主的精神和原則滲透到社會的各個層面和領域中。

1962年社會黨國際的《奧陸斯聲明》較十壹年前的《法蘭克福聲明》更為具體地提出：「應在民主製內建立起壹種機構，使工人能在其中有效地影響工業決策和條件以及總的經濟形式。」1969年社會黨國際第十壹次代表大會的決議宣稱：「社會黨人要用經濟民主和工業民主的新形式來補充政治民主，其目的在於實現社會民主。」1986年社會黨國際發表的《利馬委託書》表示社會黨人要「致力實現這樣壹個社會，在這個社會中，全體公民都能自由地參與經濟決策，保證工薪勞動者在工作場所的影響。」並強調指出：「民主社會主義是社會與經濟民主化和社會公正日益增進的持續過程。」

從社會黨國際這壹系列的政治宣言中，可以看到壹條清晰的軌跡，那就是他們推進經濟民主的信念日益堅定和具體。在這個過程中，德國社會民主黨又做出了傑出的貢獻。那就是它所創立的「共決製」。在諸民主社會主義政黨中，它把經濟民主的理念付諸實圩鈐紜⒆顝V泛、最具體。能夠這樣當然絕非偶然，而是有深遠的思想淵源。

早在德國社會民主黨初創時期的《哥達綱領》中就已提出：「由工人選出的負責人監督礦山、礦井、工廠、作坊以及家庭工業的勞動。」1891年《愛爾福特綱領》討論稿中提出「由工人選舉出來的企業視察員負責監督壹切工業企業，並負責調整城鄉的勞動關系。」魏瑪共和國時期，德國社民黨曾幾次執政，這為它發展其經濟民主理念提供了條件。1921年德國黨的「格爾利茨綱領」中提出「發展代表工人、職員和公務員的社會利益和經濟利益的經濟委員會製度。」四年以後的「海德堡綱領」則進壹步明確：「發展經濟委員會製度，行使工人階級對經濟組織的共決權。」「共決」壹詞至此正式出現於行文。標誌著德國社會民主黨「共決製」理論的初步形成。如果說昔日它所主張的經濟民主還處於較為空泛的「監督」之說的話，那麽此時的「共決製」則表現出要真正讓工人階級在經濟事務中發出聲音的決心。然而可惜的是，法西斯的掘起使處境日見艱難乃至顛沛流離的德國黨沒有機會去實踐其「共決」主張。

二戰以後的大選中，德國社會民主黨以微小的比率輸給基督教民主聯盟，成為實力十分強大的在野黨。它利用這壹有力地位大力推動「共決製」的實施。終於，1951年5月，德國聯邦議院通過了《在僱傭1000人以上的煤鋼企業監事會和理事會中實行僱員共同決定法》。該法規定監事會由11名成員組成。資方勞方各佔5名，另共推壹名中立成員為主席。

作為德國社會民主黨思想理論發展史上的重要裏程碑─1959年的《哥德斯堡綱領》作了這樣的闡述：「對經濟成果做出決定性貢獻的工人和職員迄今仍然被排斥在有效地進行共決的大門之外。然而，民主卻要求職工能在企業和整個經濟中共決。職工必須從壹個經濟領域中的奴僕，變成壹個經濟領域中的公民。」「鋼鐵工業和煤碳工業實行的共決，標誌著壹個新的經濟製度的開始。必須將共決進壹步發展成為適用於大企業的民主企業法。職工在經濟部門的自治機構中的共決必須得到保證」。

這表明德國黨並不滿足於只在鋼、煤大企業中實施共決製而是要將它推而廣之，並且首次把共決提高到民主的高度。1969年，德國社會民主黨取得執政權。終於得以把共決製在全社會鋪開。新的共決法將實施範圍擴大至2000人以上的非煤碳、鋼鐵企業。其涉及面為500個大企業，僱員人數超過400萬。

共決製中，僱員代表有權與資方共同決定對企業領導機構的任命和監督，有權參與決定理事會的成員，並同理事會壹起研究決定利潤的使用。對企業開發新產品，購置重大新設備，或作某項大宗投資，僱員代表都擁有批淮權。在企業日常事務中僱員代表也可向公司提出工人的要求和願望，以影響公司對此的決定。

除了大型企業中的共決製之外，德國黨在執政後還製定了《工廠委員會法》。該法規定﹕凡有五人以上職工的工廠都應成立三人以上組成的工廠委員會。其成員壹般不脫產。300人以上的企業才可以考慮設置專職脫產委員。委員會成員在僱員中選舉產生。委員會具有獨立性和權威性。僱主不得幹涉委員會內部事務和運作。委員會委員在三年任職期內及卸任後壹年內，僱主不得予以解僱。工廠裡每季度須召開全廠職工大會壹次，由僱主向職工報告本企業各方面的情況。工廠委員會在充分了解情況的基礎上可對工廠的各項事務參與決定和施加影響。參與決定的範圍有﹕工作時間的長短及安排，工資數額、勞動保護設施、福利待遇、休假製度等等。施加影響的內容大致有﹕人事安排、招工和解僱計劃、工種調動安排、工藝流程的設置、企業管理製度、企業的改建、擴建、遷移、設備更新等等。當工廠委員會與僱主發生意見衝突不能搭成協議時，可將問題提交調解委員會裁決。在規模較大的企業中則設置公共勞動法庭。它由壹名職業法官，僱主僱員各數名陪審員組成。主要用於解僱事端。按規定僱主有權解僱僱員。若僱主因企業經營情況須解僱僱員多人，工廠委員會有權要求僱主提供壹定數量的補償費。這就是1980年聯邦勞工法庭曾做出的決定：「企業的工作要不要停止，由僱主說了算。但是，停止工作的方法要征得工廠委員會的同意。」

不但德國社會民主黨在實現工人參加管理和決策方面壹直在作不懈的努力，其他各國的民主社會主義政黨也在普遍的原理之下結合本國的具體情況去設計最合適的方式和途徑。這正如1989年6月社會黨國際的《原則聲明》所指出的：「經濟民主不存在單壹不變的固定模式，不同的國家有進行大膽試驗的餘地。」

例如在法國是成立企業委員會，法律規定凡50人以上的企業皆可成立企業委員會，不足50人者可聯合當地同行業其他企業共同成立。它的功能除與德國的工廠委員會相似外，其關註面還更廣壹些。如企業內部醫療服務條件與水平，職工食堂的質量，娛樂體育活動場所與設施等等。然而法國的企業委員會與德國的工廠委員會有壹個重大區別，就是法國企業委員會中由資方人員擔任主席。這顯然給僱主以某壹程度的控製權。1981年法國社會黨上臺執政後，立即對這個規定開刀，限製這個主席的權力。即﹕在企業委員會討論決定單純與職工利益有關的問題時，作為主席的資方人員沒有表決權。

在比利時、瑞典、荷蘭等壹系列歐洲國家，都依法設立了企業委員會、工廠委員會、工人董事會等等。大同小異地實現了工人參加管理的訴求。

如果說歐洲民主社會主義各政黨所推行的社會保障、福利政策受到了來自各個角度的質疑和批評的話，那麽，他們所從事的讓工人參與經濟決策和管理的工作就基本沒有受到明顯的負面評價。因為它的確給資產階級和勞動階級都帶來了益處。

勞工階級在工廠企業中不再處於完全無權的，僅僅是被企業主以貨幣購買來的勞動力的地位。他們可以對許多事務提出自己的見解和要求。以維護自己的權利和利益。資產者在勞工代表有權對許多事務進行查詢、了解、決定的情況下，他們也不得不在行為模式上有所收斂。不可隨心所欲地獨斷專行。然而，這其實對資產者本身也是有益的。因為當工人能夠參與管理後他們的心態會產生微妙的變化。他們會把自己的未來與企業的命運在某種程度上聯繫起來，因而提高了他們的主動精神去發揮自己的技術水平和聰明才智。當他們的切身利益得到適當的滿足後，也更能全心投入地工作。企業的勞動生產率肯定會由此提高。有壹個統計數字說，1972－1976年間德國實行共決製的企業，工人年平均產值提高17%，而沒有實行的，只提高了4%。從國家整體局勢來看，德國也是歐洲各國中社會秩序相當穩定的國家。另壹個國家─奧地利的情況更加令人嘆為觀止。由於奧地利社會民主黨這個曾在1893年被恩格斯讚揚為在當時歐洲諸社會民主黨中「唯壹生氣勃勃的力量」的黨，在戰後奉行了比德國共決製更溫和的「社會夥伴關系」─壹改良主義氣味更濃，離馬克思主義更遠的理論框架，以致取得了極其獨特的社會成效。1970-1979年，國民生產總產值增長了52%，失業率極低，保持在2%左右，通貨膨脹率不超過4%。勞資糾紛甚少發生。工人年人均罷工時間才幾分鐘，1979年為半秒鐘。整個社會的穩定系數極高。在同年代其他壹些歐洲國家的動蕩不安中，奧地利被譽為「沙漠中的綠洲」、「極樂島」。綠洲，當是對本國所有的人而言，即資產階級也包括在內。而且很可能，資產階級才是得利益的大頭哩﹗

毫無疑問，正像民主社會主義政黨所實行的社會保障、福利政策遭到共產黨理論家們的抨擊壹樣，他們所奉行的工人參加管理的經濟民主也受到那些理論家的抨擊。

共產黨的理論家說，資本家和工人決不能真正地在實行平等共決。因為「生產資料還是歸資產階級私有，工人沒有擺脫資本的剝削和壓迫。」這就談不上平等共決，而且在實際操作中「監督委員會、管理委員會、工廠委員會中，是有種種限製工人代表權力的規定。最後決定權仍然在資方代表擔任的主席的手中。」

勞工代表是否能平等地參與管理，「共決製」的實行過程中，是否能名副其實地共決，這是值得考慮的。工人們的專業管理知識缺乏，也不時時身處生產的管理環節中，對許多問題缺乏系統的了解和洞悉。因此，對於他們能否有效地參與決策共決的確是難以令人不無疑問的。然而第壹，工人參與管理共決是個新的探索，不可能壹下就完美無缺，應該允許它有壹個逐步完善的過程。其次，工人參與管理共決應與在此之前工人只是以會說話的生產工具出現於生產場所中的情形作比較。只要肯作這種正常的比較，就會承認，即使目前工人參加管理決策，尚未達到真正的平等共決，但也是壹個巨大的進步。再次，最起碼，工人有權參與管理就可對有關工人的許多切身利益事項進行經常性的關註和爭取。例如﹕工資、工時、休假、勞動保險等等，這對維護工人群眾自身的利益是大有脾益的。

至於說工廠企業裡生產資料仍為資本家所有，故「並沒有改變工人階級在資本主義工廠企業中被剝削、奴役的僱傭地位。」進而以此來否定工人參加管理的全部意義，那就是民主社會主義與共產黨的根本分歧之所在。最根本的基點不同，也就不是討論可以解決的了。

在二十世紀末的共產黨理論家的著述中仍然持有這樣的觀點是令人不無驚訝的。因為在「改革開放」後，他們統治的國家裡已出現了相當數量的私人企業。顯然，按照共產黨的理論，這些工廠裡的工人是處於被剝削、奴役的地位。實際也的確如此，而且這些工人在工廠壹切事務中毫無參與權，還完全處於早期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極不人道的地位。既然共產黨是這樣「改革開放」的，那它的理論家們又有何面目去批評歐洲民主社會主義政黨所推行的工人參與管理的政策呢﹖

當然，共產黨的理論家們可以閉眼不看這些已是星羅棋布但終究未取得正統主流地位的私營企業，而仍以共產黨的國營企業為參照物。按照理論家的說法，只有在他們的國營企業裡，資本家被革除了。工人自己當家作主，做了工廠企業的主人。以此為對照，歐洲民主社會主義政黨所推行的工人參加管理就應該是不值壹談了。

在這裡，世人看到了壹齣從政治童話到政治神話，再到政治笑話的演進過程。

在共產黨即將執政和執政之初，人們懷著對新政權的熱切期望，也聽信了他們許多美好的描繪。「工人當家作主」這是壹個多麽美麗的童話。精誠所至，金石為開，只要虔誠地信仰跟隨，這個美麗的童話就會變成現實─這是許許多多善良民眾的以為。

可是，隨著時間的流逝，原來籠罩在事情真實形貌外的玫瑰色的迷霧終究飄散。人們明白了。所謂工人當家作主其實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共產黨代表他們當家作主。更具體的是某個、和某些共產黨的幹部當家作主。資本家走了，共產黨幹部來了，或個別「先進工人」變成了共產黨幹部。這些幹部取代了資本家指揮管理生產，非但如此，還管理他們的日常生活﹔管理他們思想觀點﹔管理他們的昇降去留﹔甚至還管理他們的子女就業等等。於是他們知曉了自己真實身份─壹個被共產黨黨營工廠僱傭的勞動力。至於當家作主之類，實在是永遠不會變成現實的神話。

二十世紀業已過去，新的世紀來到了人間，經過幾十個春秋風吹雨打的沖刷和磨練，人民早已知道那副皇帝的新衣是什麽貨色。可是共產黨的理論家們還在留聲機般地重彈那皇帝的新衣是如何漂亮，其他的服裝則都不值壹談的萬古不變的老調。這不能不是當代最大的政治笑話。

社會民主主義的積極意義

第壹次世界大戰的抱火阻隔了第二國際各黨的聯絡協作，民族主義的狂潮更迫使各黨的主體部份作出妥協姿態，國際鑒此處於瓦解勢態。然而，大戰的煙硝尚未散盡，壹批心急如焚的社會民主黨人已籌劃要恢復國際了。

1919年2月，26個國家的社會黨(包括社會民主黨、工黨)的代表在瑞士的伯爾尼開會，組建「社會主義國際」。前第二國際中的後起之秀─瑞典社會民主黨及其領袖布蘭亭在此之中任當重要角色。

列寧立即對此大動肝火，詈罵：「伯爾尼國際是黃色的、背叛的、變節的國際」，「是壹個國際帝國主義代理人的組織。」並旋即於3月在莫斯科召開共產國際成立大會以宣示其分道揚鑣的決心。

在以上兩個「國際」之外，還有些黨處於遊離狀態，其中就有壹直以奉行正統馬克思主義自居的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它們對「社會主義國際」中的壹些黨在大戰期間被民族主義狂潮所攝服的模樣相當反感。但又對「共產國際把布爾什維克在俄國工農革命中運用的壹切方法奉為金科玉律」深為不滿，於是他們決定另行成立壹個國際組織。1921年3月，他們在維也納開會，成立「社會黨國際聯合會」，宣稱他們將「繼承第二國際的所有優良傳統。」

然而，「社會黨國際聯合國」中的許多仁人誌士對國際社會主義運動這樣壹分為三始終不能釋懷。他們總想讓這三個國際能夠聯合起來，並把設想付諸行動，作了許多努力。在他們的奔走下，伯爾尼國際、共產國際、維也納國際終於出現了聯合的曙光。

1922年4月，三個國際在柏林舉行聯席會議。每個國際各派三名代表組成九人執行委員會。委員會發表了壹個「聯合聲明」。其中說：「朝著積極的方向取得諒解比這次會議剛開始的時候所設想的要容易得多。」然而，會議代表們樂觀得太早。會議開完後，壹切聯合的跡象立即化為烏有。的確，把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人掃地除門的蘇俄布爾什維克怎麽可能同利用舊軍事力量來鎮壓斯巴達克團起義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坐在壹起呢﹖

三個國際的聯合既無望，他們就不得不再作考慮。維也納國際與伯爾尼國際在意識形態上其實並無原則分歧。無論是閉口不提馬克思主義的黨抑或宣稱仍然信奉馬克思主義的黨，實際上都是在歐洲社會已初步建立的民主政治架構的前提下，用改革或改良的方法使之趨向完善。他們都不打算主動使用暴力革命，更無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設想。因此，他們實質上都奉行著社會民主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極端─列寧主義有著根本的區別。

大戰的結束，民族主義狂濤的退潮使伯爾尼黨與維也納黨之間再不存在觀點和操作上的衝突。1922年9月考茨基率領他的獨立社會民主黨與多數派社會民主黨合併就為兩個國際的合併消除了組織上的障礙。1923年5月，維也納國際與伯爾尼國際在伯林召開會議，實行合併。合併後國際的名稱為「社會主義工人國際」。它宣稱：「旨在聯合所有民主和社會主義派別，作為專製的、以莫斯科國際為中心的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對立面。」這是繼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爾什維克派更名為俄國共產黨之後，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中又壹重大政治事件。從此，在國際範圍內，社會民主主義與列寧主義就完完全全地分道揚鑣涇渭分明了。

既然社會民主黨認同政治多元化─多黨競選、議會政治、三權分立，那其運行的政治軌跡當然就是盡壹切力量利用普選權去取得政權，然後以政權的力量去推行各種社會改革、改良的方案，而根本不必去打碎原有的國家機器，去再建立壹套無產階級專政的機器。

千千萬萬，壹代又壹代社會民主主義者的努力與期盼終於換來了令人振奮的訊息─英國工黨在英國取得了執政權。

1923年末英國舉行國會大選。保守黨獲258席，雖仍是第壹大黨但已從上屆的364席降下來，自由黨獲158席，工黨獲191席。自由黨因與保守黨存有許多歧見，轉而支持工黨。故工黨得以取得執政權組織內閣。從十九世紀三十年代英國工人階級發動旨在爭取普選權的憲章運動算起，至此已將近過了壹個世紀的歲月。道路雖然艱難而漫長，但終究是在向著美好的目標延伸。

工黨領袖麥克唐納擔任這第壹屆工黨政府的首相。時年58歲的麥克唐納出生於蘇格蘭壹個小漁村的工人家庭，家境十分貧寒。還是個私生子，由母親和外祖母撫養長大，僅以半工半讀才得以完成中學教育，爾後就工作謀生了。1893年礦工凱爾．哈第創建獨立工黨，麥克唐納於次年加入，並很快成為其領導之壹。1900年「勞工代表委員會」成立，麥克唐納當選為委員會書記。1906年「勞工代表委員會」更名「工黨」。基於幼年艱辛的生活體驗和對社會底層民眾疾苦的深刻了解，麥克唐納有改變不公正社會現實的強烈願望。而由於他成年後深受費邊思潮的影響，和平改良的意識根植於他思想中。故此他否定了在英國效仿布爾什維克式的暴力革命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他說：「那種認為普遍劃壹的戰略是自欺欺人的。」「壹個議會的選舉，就可以把列寧必須用革命才能獲得的壹切權力給予我們，議會的多數除了利用法令外，再得到民眾的合作，即可實現變資本主義為社會主義的工作。」

工黨執政後立即開展了改良社會的工作，如實行「惠斯特利住宅計劃」，由政府補助建許多工人住宅，以廉價出租。增加失業補助金、養老金、和殘廢退休金。降低壹些食品的消費稅。並承認蘇聯，與之建立外交和貿易關系。

然而，有史以來第壹個勞工政黨所建立的政權畢竟是幼嫩的。它在競選時曾作了許多承諾，如實行礦山、煤碳國有化，開征財產稅等都因條件所限未能儘快兌現，而且為了穩定社會經濟秩序，它不贊成工人的某些罷工行動，於是壹些工人群眾對它產生幻滅感，轉而不支持它。而保守黨和自由黨則對它維護工人利益和與蘇聯修好的作法大為不滿。在這種情況下，麥克唐納決定從新進行大選。1924年10月大選結果是保守黨大勝，議席躍升為415席，從新奪回執政權。第壹個勞工政黨所主導的政權，僅僅存在了10個月就宣告完結。但民主政治的真諦就在於政權並不鐵定地以軍隊和警察力量為保鏢地由某個政黨所專有。妳可以通過競選勝利得到它，也會因競選失敗而失去它。失敗以後妳亦還有可能從新得到它。壹切在於妳是否能夠得到多數民眾的擁護和認同。

然而列寧不這樣認為。他援引馬克思所說的﹕普選權「只是讓人民每隔幾年行使壹次，來批淮議會製的階級統治。」並據此指責所有走議會政治、改良主義道路的政黨都是對無產階級革命的大叛賣，因為，認為「世界上第壹次使政權由剝削者少數手裡轉到被剝削這多數手裡的革命，能夠在舊式民主即資產階級議會民主製的老框框內發生那就荒謬絕倫了。」「那就是背叛了無產階級事業，成了叛徒。」自然，麥克唐納也被他罵為「臭名遠揚的改良主義者」，「惡棍和叛徒」。在列寧看來，工人階級掌握政權，即所謂「政權從剝削者少數手裡轉到被剝削者多數手裡」。只能用暴力革命的方式完成，並此後由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共產黨去以軍隊和警察為保鏢來鐵定地掌握政權。

英國保守黨內閣─這個資產階級政權並沒有以軍隊和警察作保鏢，故幾年後，它又失去了政權。1929年6月，英國舉行大選，工黨議席劇增為287席，成了議會裡第壹大黨，遂組織了第二屆工黨政府。不過，這屆工黨政府的境遇很糟。它剛壹成立，壹場席卷歐美諸國的特大經濟衰退就洶洶撲來。在這種境況下，它很難有所作為，兩年後它就夭折了。

繼英國工黨之後步上執政之途的是瑞典社會民主黨。而且它後來居上，十分成功。瑞典社會民主黨成立於1889年，可能出於地緣政治的原因，這個第二國際中的後起者對德國社會民主黨十分尊崇。以至它早期的黨綱都是以德國黨的「哥達綱領」和「愛爾福特綱領」為藍本。二十世紀初瑞典社會民主黨做了壹件很有氣魄的事，就是發動了1902年5月爭取普選權的總罷工。由於總罷工組織得很好，規模宏大又秩序井然，使當局既感震撼，又找不到挑釁的藉口。終於，在總罷工的壓力下，議會作出決定，要求政府於1904年前製定取消以納稅額限製選舉權的選舉改良方案。

瑞典社會民主黨的和平漸進改良意識很早就形成並確立。黨內對此沒有重大爭議，故此瑞典黨對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及其所建立的政權持批評態度。其領導人布蘭亭認為「只有和民主結合起來，才可能取得真正的社會主義的發展」。他批評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是「僅僅依靠壹部份無產階級進行專政,」並斷言這樣會「導致無產階級打內戰而消耗力量，其結果將是反動勢力專政。」1919年2月，在試圖恢復第二國際的伯爾尼大會上，布蘭庭是決議的起草者。

二十年代，瑞典社會民主黨曾有幾次短暫的聯合執政的機會，但由於處處受到其他政黨的掣肘，很難有所建樹。直到1932年大選獲勝，建立起社會民主黨漢森內閣後(布蘭亭於1925年去世，漢森接任主席)才開始了它重新塑造瑞典社會的巨大工程，並創下連續執政達44之久空前記錄。向全世界推出了瑞典模式，瑞典奇跡。獲得了社會民主主義櫥窗之稱譽。

瑞典社會民主黨的成功並不僅僅在於它奉行社會民主主義的理念，還在於它的睿智的思辯和現實主義精神。在當年，實行生產資料社會化仍是社會民主主義的核心主張。1932年瑞典黨上臺執政時，經濟危機尚在持續中。瑞典黨內曾有人認為，應乘黨執政之機實行社會化。因為如此持久的世界性的經濟危機已充份證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痼疾，只有用社會主義的生產資料公有製才能予以根治。但漢森等人並不這樣看。他們認為，在這種時候實行社會化，必然會發生巨大的社會震動，非但不能順利走出經濟衰退，還會觸發更嚴重的局面。生產資料公有製無疑是社會主義的內容。但卻是較遠程的瑰麗目標。目前應予實施的倒是壹些應急的經濟措施。

漢森政府暫時打破預算平衡，舉辦許多公共工程，以公共開支超過稅收的作法去擴大就業，增強購買力，刺激生產的恢復和發展，並對社會生產進行宏觀導向。這些措施很快取得成效。如失業人數在1933年為14萬人，到1936年劇降為2萬人左右，1937年再降至不足1萬人。社會生產迅速復興，市場日趨活躍，人民生活顯著改善提高。這壹切被人們譽為「漢森新政」。亦為社會民主黨以後長達近半個世紀的執政打下堅實的基礎。值得註意的是「漢森新政」開始實施的日子比以《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為標誌的「凱恩斯主義」的出現還早了四年。

繼英國工黨、瑞典社會民主黨之後走向執政的是法國社會黨。不過它既不具有英國工黨那開拓性的榮譽，亦沒有做出瑞典黨那樣驕人的成績。然而這並不應苛求它，乃是國內、國際的許多不利因素所造成。

法國統壹社會黨是原第二國際的大黨，但在1920年底發生分裂。原因是參加「共產國際」與否的歧見。經過激烈的爭論最後付以票決。12月30日舉行的代表大會上以3028票對1022票的壓倒性多數通過了加入「共產國際」的決議。少數派不服從大會決議遂在勃魯姆的領導下退出大會，續建法國社會黨。自從巴黎公社失敗後，漸進改良主義思潮壹直在法國社會主義運動中佔有優勢。早在工人黨分裂時改良主義的可能派就以86比26(代表人數)的壓倒性優勢擊敗奉行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理論的蓋德派。後來在蓋德派的法蘭西社會黨與饒勒斯的法國社會黨合併後，無論在組織上或在理念上也都是奉行改良漸進主義的饒勒斯派占優勢。然而這壹次壹反常態，激進的壹翼占了巨大優勢，這壹方面說明了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所造成的衝擊波具有不可低估的能量，另壹方面也說明法國黨仍有相當大的革命潛意識。

然而，社會上的政治生態卻與黨內有顯著不同。1924年5月舉行國會大選。社會黨與激進社會黨，共和社會黨結成的左翼聯盟在選舉中獲勝。在584席中占315席，得以上臺執政。而共產黨僅得26席。可見社會黨在社會上影響力遠大於共產黨。1932年5月議會大選，社會黨獲129席(「左翼聯盟」共獲336席)共產黨降為10席。

1934年2月巴黎發生了法國納粹分子的騷亂。民主力量和政府當局共同予以平息。在此過程中，法共發揮了相當作用，由此提高了法共在社會上的威望，也促成了法國社會黨與法共建立統壹戰線並繼而聯絡激進社會黨、共和社會黨等成立「人民陣線」。1936年4，5月間的議會選舉中，「人民陣線」獲勝，在618個席位中占375席，其中法國社會黨146席，法共72席。法國社會黨領袖勃魯姆出任內閣總理。激進社會黨、共和社會黨參加內閣，法共沒有入閣。

社會黨內閣建立之時，正是希特勒德國日益猖獗，歐洲大陸山雨欲來風滿樓之際。1935年1月，薩爾地區在德國法西斯分子的壓力下舉行公民投票併入德國。1936年3月德軍越過萊因河佔領非軍事區。1936年7月西班牙發生由德國納粹支持的反共和國的法西斯叛亂。然而，儘管面臨這窮於應付的國際局勢，勃魯姆政府還是履行其競選時的諾言進行了壹系列的社會改良工作。如實行每週40小時工作製，每年14天有薪休假，調整農產品價格，以防谷賤傷農。給經營困難的小商和手工業者發放低息貸款以復興小型企業，製約大資產者的壟斷，等等。此外，還取締法西斯組織，改組法蘭西銀行。

此時的法國大資產階級與上個世紀相比固然「性情」已變得平和得多，但若與中庸的英國資產階級和勢弱的瑞典資產階級相比，仍顯得頑固，它們採取消極怠工或把資金外流等方法對抗勃魯姆政府，使之面臨經濟壓力。這令勃魯姆不得不減緩改善民生的步伐，結果又造成工人群眾的不滿，招致法共的批評。

在國際事務中，勃魯姆政府本是支持以西班牙人民陣線為基礎的西班牙共和國的。它出售軍火給西班牙共和國，以幫助其平定佛朗哥法西斯分子的叛亂。但此舉受到對德意法西斯主義充滿綏靖主義的英國當局的阻撓，和國內激進社會黨的反對。在壓力下，勃魯姆不得不終止了對西班牙共和國的支持，而這又招致法共的激烈批評。面對這內政外交處處進退維谷的境況，勃魯姆內閣只得於1937年6月辭職。

與第壹屆英國工黨政府相比，尤其與瑞典社會民主黨政府相比，法國社會黨這壹年初試啼聲的業績確實乏善可陳。然而並不可就此苛責它，亦不可貶低勃魯姆在法國社會主義運動中的作用和貢獻。

勃魯姆是法國猶太人，這是繼馬克思、拉薩爾、伯恩斯坦之後又壹位猶太血統的社會主義大師。站在法國社會主義運動兩個傑出的人物─饒勒斯和密特朗之間，他起著承前啟後的重要作用。饒勒斯創建了法國社會黨，密特朗使黨終究在法國政治生活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這兩個人中間橫隔著57個春秋的漫長歲月，是勃魯姆把他們聯繫起來。

勃魯姆的思想起初屬於社會民主主義的左翼，這從他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觀點中可以得到印證。他認為﹕當「舊的機構被推翻了，而新的機構還沒有來得及建立起來，這個時期就實質來說是專政時期。」然而畢竟在他二十幾歲的時候就認識了饒勒斯，深受他漸進社會主義的影響。故決不會向列寧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認同。他認定﹕無產階級專政「決不是壹個權力逐級上升，最後集中到壹個公開的或秘密的委員會手中的集中製的黨所實行的專政。」為此，他反對列寧主義的民主集中製，主張在法國黨內實行比例代表製。他進而分析出列寧黨這種組織上不民主的集中製系來源於思想上的壹元化。他批評俄國布爾什維克說：「妳們的理論壹旦確定就永不改變。誰不同意妳們的理論就不能加入妳們的黨。誰不再繼續讚同妳們的理論，誰就得被清除出去。」

勃魯姆思想中最具生命力的因素是對社會主義的新詮釋。在此之前的社會主義者們，尤其是英國和地中海諸國的社會主義者們把社會主義的核心理解為實行生產資料公有製，或社會化。勃魯姆對此作了反思，他令人耳目壹新的提出社會主義就是要「建立壹個以普遍正義為基礎的全面社會。」因此「沒有社會主義的民主是不完整的，而沒有民主的社會主義是軟弱的。」勃魯姆這壹閃光思想為二戰以後社會民主主義理念的全面更新開了先河。勃魯姆從饒勒斯那裡繼承的還有高尚的情操。饒勒斯在壹戰之前由於堅決反對戰爭，被民族沙文主義者暗殺。勃魯姆在二戰之前雖然已辭去首相職務，但仍然與極右勢力和法西斯分子作勇敢鬥爭。由於他堅決地反對貝當政府，於1940年9月被捕，關進波塔萊監獄，又於1942年11月押往德國布痕瓦爾德集中營，至1945年5月才被佔領德國的美軍釋放。在監獄和集中營恐怖的歲月裡，他不但沒有屈服，而且寫下他的重要著作《在人類範圍內》。

勃魯姆從饒勒斯手中接過薪火，傳給密特朗。故密特朗說：「社會主義有兩個家族，列寧的和勃魯姆的。我屬於勃魯姆的傳統。」

從社會民主主義到民主社會主義

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歲月裡，整個世界充滿了動蕩不安,戰後談判桌邊的塵埃還未落定，法西斯的狂潮已洶洶而起。人們根本沒有足夠的精力和時間去把業已探討過的美好社會的結構及建造它的方法進行嘗試，史上最血腥的大戰幾乎把整個人類社會推向毀滅的深淵。然而，值得慶幸的是，千百萬生靈的塗炭終究換來地球上人類的重生。人類社會經歷了這噩夢般的歲月和幾乎自我毀滅的戰火才最終在國家關系、民族關系上走出了赤裸裸的弱肉強食的森林原則。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人類徹底區別於動物界，人類社會真正走向文明，是從二戰之後開始的。

壹戰以後，戰勝的人們所想到的是狠狠地懲罰戰敗的挑起戰火者，是盡力去羞辱它，削弱它，向它榨取更多的賠償，讓它變成壹個虛弱的病夫，永遠沒有力量再去挑起事端。

二戰以後，戰勝的人們有了大相徑庭的想法。固然，審判與懲罰在嚴肅地進行，不過人們已把戰犯與被裹脅的民眾相區別。人們在索取賠償時，同時考慮戰敗國社會的經濟重建。在絞死戰犯時，同時考慮如何把民主體製引進戰敗國的政治生活。這樣的思維，不僅對戰敗國，甚至對歐洲的戰勝國自身也是莫大的福音。當人類的心智已進步到以如此理性睿智的態度來對待那幾乎將自己的國家民族毀滅掉的他國他民族時，又有什麽理由在自己的國家民族內處理不同階級、階層、社會集團之間的關系時，採取粗暴、橫蠻的態度﹖

社會民主主義正是在這種與往昔迥然不同的社會氣氛中開始了它理念的更新與發展，並迅速地拓展了它的實踐空間，以其成績顯示出堪稱歷史潮流的生命力，昭示了社會發展的方向。

社會民主主義重新結集後的政治宣言

1945年5月，納粹德國剛被摧毀，英國工黨就已聯絡法、意等13個國家的社會黨代表在倫敦開會，商討重建因戰爭而陷入癱瘓的社會主義工人國際的事宜。經過多次會議的磋商討論，於1951年6月，在德國的法蘭克福舉行了國際社會黨會議，確定成立「社會黨國際」，並通過其思想政治綱領《民主社會主義的目標和任務》。此綱領又稱為《法蘭克福聲明》。

《法蘭克福聲明》的出爐有著劃時代的巨大意義。它不僅表明社會民主力量的重新匯集，更重要的是表明社會民主主義理念經過幾代人的錘煉得以提昇到了壹個嶄新的高度。它系統地向世人闡述了它的觀點，表達了它為在世界範圍內建立壹個美好社會的決心和信心，並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弊端和共產主義─列寧主義給世界帶來的危害都作了揭露和抨擊。最後這壹項則是前所未有的。過去對共產主義─列寧主義的批判都還是散見於壹些社會民主黨人個人的言論、著述、或會議的非正式文件中。這個批判、抨擊是社會民主主義者經過多年痛苦經歷和深刻思索的沈澱。他們之中許多人(或他們的先輩)都曾與共產主義者站在同壹政治旗幟下乃至同壹個組織之中，從政治紐帶乃至私人關系中都曾有著錯綜複雜的聯繫。此時，他們終究堅決地與昔日的「聯繫」揮別。從此，他們與列寧系的共產主義理論及其政體再不僅是分道揚鑣，涇渭分明，而是楚河漢界，壁壘森嚴了。這種狀況壹直持續到七十年代共產黨政權體系和西歐諸共產黨出現新的動向後才告緩解。

《法蘭克福聲明》說：「共產主義妄稱繼承了社會主義的傳統，但事實上，它歪曲了這個傳統，使之面目全非。」「國際共產主義不論在什麽地方，只要它獲得了政權，它就要破壞自由和獲得自由的機會。它的基礎是建立在軍事官僚和警察恐怖之上。由於造成財富和特權的鮮明懸殊，它已創立了壹種新的階級社會，強迫勞動在它的經濟組織中起著重要的作用。」

對共產黨和共產主義的抨擊，自《法蘭克福聲明》後，持續地出現在社會黨國際許多會議的文件中，如1955年的第四次代表大會說：「極權主義，不論是法西斯的還是共產黨的極權主義，都是舊式的暴政。」

1956年的《關於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聲明》指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毫無共同之處。共產黨人完全歪曲社會主義思想。在他們當政的地方，他們對社會主義者歷經幾代人的鬥爭所贏得的壹切自由權利，壹切工人權利，壹切政治成果和壹切人類價值都進行了歪曲。」「我們信奉民主製，他們則不。我們相信人權，他們則嘲弄人權。這種情況並沒有由於批判斯大林主義而有所改變。而他們的所謂列寧主義，只不過是斯大林支持的馬列主義。

1962年的《社會黨對今天世界的看法》譴責各共產黨政權「用恐怖的手段榨取剩餘價值和以危險的速度進行工業化，從而犧牲人民的需要。」「倒退到壹個把人當作原料而不是壹切努力的源泉和目標的時代。」「共產黨人主張對個人，國家和社會發展進行極權主義控製。這同人的天性，國家的作用和人類社會的進化是不相符的。」「它們濫用社會主義壹詞，它們的壹黨專政實際上是暴政的體現，是否定民主社會的精髓，即否定言論、宗教、批評、自願結社和同外部世界接觸的自由。」

社會民主黨所進行的這壹批判除了鑒於理念上的原則分歧外，還基於現實上的考量。由於在歐洲社會許多人(包括勞工階層)的心目中，歐洲的社會民主黨與世界上的共產黨體系都源出「第二國際」，都在唱著「社會主義」的調子，都是繼承著馬克思主義的衣缽。故認為兩者並無實質不同，而世界共產黨政權的所作所為令世人震驚。這不僅是由於它們以暴力奪取政權，更重要的是它們奪得了政權後仍以暴力進行統治。把具有普遍意義的民主準則誣為「資產階級民主」，然後予以扼殺。厲行報禁，黨禁，新聞封鎮，輿論壹律，以軍隊和警察作保鏢來鐵定由共產黨執政。對僅以言論反對他們的人予以監禁乃至屠殺。凡此種種，令世界上稍有良知的人在震驚之餘無不憤概萬分，並堅決地唾棄共產主義和共產黨。然而，城門失火，殃及池魚。這些憤概和唾棄也不同程度地加之歐洲社會民主黨的身上。歐洲社會的保守勢力，對社會主義進步事業始終報以仇視的資產階級頑固分子都趁機擴大壹般人認識上的模糊，竭力把歐洲社會民主黨說成與共產黨是壹丘之貉。藉此打擊社會民主黨在民眾中的威信，壓縮其政治上的開拓空間，以盡可能抵禦不利維護資產階級狹隘的階級利益的社會改革的到來。

為擊破這股逆流﹔為歐洲社會今後持續的改革計﹔為能爭取到多數民眾的信賴擁護，最大限度地拓展政治空間走上執掌國家政權之路，以施展自己治國安邦的抱負和方略，社會民主黨認為有必要對共產黨政權進行堅決的批判，以劃清自己和它們的界限，擊破保守勢力和資產階級頑固分子的誣陷，和澄清壹些善良人心中張冠李戴的模糊認識。

至此，社會民主黨人除了進行批判外，還深感有必要使自己所奉行的思想體系的名稱與共產黨的相區別。故此他們把社會民主主義改稱為民主社會主義，從而與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共產黨的「極權社會主義」、「冒牌社會主義」、「專製社會主義」、「偽社會主義」清清楚楚地區分開來。《法蘭克福聲明》的全稱《民主社會主義的目標和任務》即開宗明意地亮出了「民主社會主義」的旗幟。從此，社會民主主義被民主社會主義所接替。但這並不是壹種簡單的替代，而是有所提煉昇華。二十世紀下半葉以後的民主社會主義理論，在社會民主主義的基礎上建築得更系統，也有了更新和發展。

在把社會民主黨人所奉行的民主社會主義與共產黨人的專製的偽社會主義相區別之後，《法蘭克福聲明》即著手向世人闡述他們所憧景的藍圖。《聲明》指出當代社會民主黨人所追求的有政治民主，經濟民主，社會民主和國際民主，簡稱為「四大民主」。

政治民主是民眾享有完全的言論、出版、結社、集會、宗教信仰等權利和完善的普選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司法公開等以及多黨競爭、議會政治、多數派組織政府，同時尊重和保護少數派的權利和意見。顯然，這壹切在大多數的歐洲國家中業已成了現實。社會民主黨人已不必再像他們的前輩那樣為此去奮鬥。但是他們認為自己有保持這壹成果的責任，故聲明強調說：「民主製也有權利和責任來保衛自己，以反對那些只是為了破壞民主而利用民主機會的人。」同時指出：「維護政治民主是實現經濟民主和社會民主的壹個條件。」

經濟民主「是要把人們從對佔有或控製生產資料的少數人的依附中解放出來把經濟權力交到全體人民手中。」「阻止私營壟斷企業和卡特爾剝削公眾的手段。」「以建立壹個自由人能以平等地位共同工作的社會」。在具體的做法上，《聲明》認為各個國家可以「根據有關國家本身的結構來決定公有製的範圍和所要採用的計劃化形式。」總之，原則是：「公共利益優先於私人利潤的利益。」目標是：「實行社會保障和推行收入與財產的合理分配。」

社會民主是要求保障民眾的社會權利。其內容有「工作的權利、享受醫療保險和產期津貼的權利﹔因年老失去工作能力或失業而不能工作的公民有獲得經濟保障的權利﹔兒童有享受福利照顧的權利﹔青年有按其才能接受教育的權利﹔全體公民有得到足夠住房的權利。」

顯然，經濟民主與社會民主已超出了昔日以資產階級為領導的反封建特權階級的政治革命即民主革命的範疇。資產階級領導了那場革命，但出於它的階級利己主義，力圖使那場革命半途而廢，只是由於勞工群眾在社會民主黨人─既有出身於勞工階層也有出身於資產階級的社會民主黨人─的領導下作了長期的、幾代人的努力奮鬥，政治民主才基本實現。此時的社會民主黨人將要在前輩們開闢的道路上繼續前進。確實，只有政治民主，那離創造美好社會的社會主義理想還有相當的距離。因為政治民主的確立並不等於社會財富已得到公正的分配﹔並不等於社會的貧富極化現象得到避免﹔並不等於每個人的潛質已得到充份的發揮。或許，像先輩那樣激烈的抗爭場面再不常見，但為了把民主擴展到社會的各個領域，各個範疇卻要做更細緻更有耐心和技巧的工作。這也就是二戰以後至今兩代社會民主黨人的自我期許和鞭策。

早在二十世紀初，日本的社會主義先驅幸德秋水說過﹕社會民主黨人「不但是社會主義者，同時又是民主主義者。」「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猶如鳥之兩翼，車之兩輪。因為它們的目的壹個是從經濟上，壹個是從政治上提高多數人共同均等的幸福。所以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必然是真正的民主主義者。」

當代的民主社會主義也正是這樣認知。《聲明》說：「沒有自由，就沒有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只有通過民主製才能建成，而民主製也只有通過社會主義才能完全實現」。這個論斷使人想起了勃魯姆曾說過：「沒有社會主義的民主是不完整的，而沒有民主的社會主義是軟弱無力的。」把這壹思想在社會實踐中具體化就是爭取社會民主和經濟民主。正如《聲明》所指出的：「維護政治民主是實現經濟民主和社會民主的壹個條件。」因為壹旦沒有政治民主，其他都無從談起。但若社會絕大多數民眾的文化教育水平很低和為了溫飽而終日辛勞得精疲力竭無暇他顧時，那麽，諸如出版、結社、普選權之類都會成了漂亮而無實際意義的擺設。

關於建立國際民主的主張反映了當代社會民主黨人的胸襟和眼光。他們認識到在當今經濟與科技都高度發達的世界上。國家之間、民族之間都互相聯繫影響著。在沙漠之中難以有綠島。因為「世界上任何地區的貧困都威脅著其他地區的繁榮。貧困是民主製發展的障礙。民主繁榮與和平要求對世界上財富從新分配和提高不發達地區的生產率。」據此，社會民主黨人反對殖民主義政策，反對帝國主義，爭取國際和平。《聲明》宣示說：「社會黨人為建立壹個和平與自由的世界而努力。在這個世界中，沒有人對人或民族對民族的剝削和奴役」。「民主製必須根據保障民族自由與人權的國際性決定，在國際規模上建立起來。社會黨人呼籲所有勞動人民團結起來，為這個偉大的目標而奮鬥。」

法蘭克福宣言明確了社會民主主義的本質，成為左翼自由派的行動綱領。

英國工黨國有化情結探討

英國工黨創立於1900年，它的壹部分前身是創立於1893年的獨立工黨，而它們都沒來得及參加建立第二國際的巴黎大會，可見，它們的確是第二國際諸黨中的後來者。但它發展十分迅速，很快就超過許多先行者，成了第二國際中的大黨。它也是兩次大戰之間的「社會主義工人國際」諸黨中最先取得執政的黨。在二戰以後創建社會黨國際的工作中，英國工黨又起了很大的作用。

英國工黨深受費邊社思想的影響，而對馬克思主義不屑壹顧。它壹開始就崇尚和平漸進的改良主義，明確摒棄經典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然而使人不無意外的是，就是這樣的壹個黨卻比第二國際─社會主義工人國際─社會黨國際中的任何壹個黨都更熱衷、更執著於對社會結構有較大觸動的生產資料社會化─國有化。從這壹點來看，它似乎比其他的黨都更激進，更接近於馬克思主義。然而，這其實是戰後理論體系來源於費邊思想而不是來自於馬克思主義。在費邊社的綱領性文件《基礎》中就明確宣佈其宗旨是要把土地和工業資本從個人和階級所有製下解放出來，把它們轉為公社所有，用以謀求公共的福利。而且，非但如此，生產資料社會化的思想幾乎是英國社會主義運動的「國粹」。因為除費邊社外，與它同時代或稍遲的社會民主聯盟，獨立工黨等都有這樣的主張。它們都無壹例外地認為﹕資本主義社會的財富分配不公，貧富兩極分化，蓋因生產資料掌握在少數人手中，使之得以控製了生產、消費、分配各個環節所至。在社會運動過程中，這些組織都匯集於工黨，從而大大強化了工黨的「國有化」情結。1918年工黨的黨章就確認其目標是「在生產資料公有製和對每壹工業和事業所能做到的最完善的公共管理和監督的基礎上，確保手工和腦力生產者獲得其勤勉勞動的全部果實和可行的最公正分配。」在其後的歷次工黨綱領中，如1928年的《工黨與國家》，1934年的《爭取社會主義與和平─工黨的行動綱領》中都壹再表達其生產資料國有化訴求。其領導人艾德禮於三十年代後期的壹系列著作中，如《走向社會主義的意誌和道路》、《工黨的展望》更進壹步有系統地對此加以闡述。故此，工黨上下是憋足了壹鼓勁，只要壹有可能，他們壹定要把這積蓄已久的理念付諸實踐。正是箭在弦上，不可不發。

1945年7月，歐洲的大戰剛剛熄滅，英國舉行了大選。首相丘吉爾是領導英國進行反法西斯戰爭並取得勝利的英雄。他以為憑著這輝煌的業績，民眾會選擇他和他的黨繼續執政。但是，情況大大出乎於他的意料。工黨在選舉中以397票對213票大勝。丘吉爾內心充滿了傷感。英國人民竟是如此的無情無義，就這樣拋棄了他這個民族英雄。然而，傷感畢竟只是傷感，不能轉化為反對和抗拒。民主原則在英國社會已是樹大跟深，任何人都必須尊從，民族英雄也不能例外。這位剛才還在指揮海陸空三軍，還在國際上屈指可數的幾位最權威的領導人中週旋的叱咤風雲者，黯然收拾好自己的物品，離開了唐寧街十號，而工黨領袖艾德禮則意氣風發地展開了他的藍圖。

從1945年10月到1949年，工黨政府陸續頒佈了8個國有化方案，使國有化企業在整個工業部門中佔20%，具體行業包括銀行、煤炭、航空、電訊、國內運輸(包括鐵路公路)、電力、煤氣、鋼鐵。其速度之快，範圍之廣，令世界為之驚訝。

在進行國有化的同時，艾德禮政府還進行了旨在建設福利國家的壹系列社會立法。主要內容有﹕國民保險法、國民醫療保健法、國民工傷保險法、家庭補助法、國民救濟法、住房法等。政府通過這樣種類繁多、巨細靡遺的福利措施來實現每壹個英國人都享受到「從搖籃到墳墓」的社會關懷。任何人都不應因年幼、老邁、傷殘、智障、失業、疾病等任何原因陷入飢寒痛苦惶恐無助之中。經過幾年的努力，英國不但醫治了戰爭創傷，而且還展現了前所未有的新氣象。民眾生活有了保障，失業率長期保持在2.5%，經濟增長率恢復到每年4%，貧富極化的現象也有所緩解。戰前最富有的1%的家庭佔有全國財富的56%，戰後逐年下降，至1972年只佔27.6%。正如礦工領袖山姆．華生所說：「貧窮已被削除，飢餓不再為人所知，病人得到了照顧，老年人受到了尊敬，孩子們在充滿機會的國度裡長大成人。」

1950年大選，工黨仍然獲勝。但這時發生了壹件大事，就是朝鮮戰爭。艾德禮政府出於種種原因，不得不跟隨美國卷入了戰火。戰爭所製造的經濟、政治、心裡上的壓力使國內局勢動蕩不安。在這種情況下，艾德禮政府決定提前大選。保守黨以3%的微弱多數選勝。當工黨選敗的消息傳來，許多受惠於工黨福利政策的底層民眾都流下了眼淚。

不過，保守黨當政後，雖然對工黨政府的許多改革措施有逆向行動，但對福利項目卻未敢大動砍刀。畢竟，增進社會福利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為持續執政計，保守黨政府也不敢輕舉妄動。

如果說英國工黨在世界上率先建成福利國家，不但沒有遭到其他歐洲國家的批評，而且還得到許多國家的讚譽仿傚的話，那麽，它的國有化政策(70年代，再次執政時，還進行了第二次國有化高潮)則引起了毀譽不壹的評價和爭議。對此確有必要予以探討。

英國工黨的國有化是通過政府出錢向私人企業買過來的。在第壹次國有化高潮中，政府為此支付了高達27億英鎊的贖買金。此後每年還得付股東幾百萬鎊的利息。這種方式首先遭到共產黨社會主義國家的猛烈抨擊。

早在20年代初，列寧就評判說：「雖然工黨大部份由工人組成。但是，看壹個黨是不是真正的工人政黨，不僅要看它是不是由工人組成，而且要看是誰領導它以及它的行動和政治策略的內容如何。從這個唯壹正確的標準來看，工黨完全是資產階級的政黨。」

當年的工黨，非但大多數成員都是工人，而且其領導人之壹麥克唐納就是出身於極為貧苦的勞工階級。說它「完全是資產階級的政黨」，無疑是列寧的「無產階級民主比資產階級民主要民主百萬倍」之類的信口雌黃又壹例。在列寧痛罵麥克唐納是「惡棍和叛徒」之後，麥克唐納任首相的工黨政府卻率先承認蘇聯並與之建立外交關系。

許多年來，共產黨政權的理論家們都按照列寧的判決，口徑壹致地宣佈工黨是資產階級的政黨。理由是「它的行動和政權策略」都是在資產階級製度的框架之內，在維護修補這個製度而不是砸爛它、摧毀它。工黨政府的國有化公式當然又成為它們判決的證據。按照它們的觀點，國有化應是以無產階級革命為基礎，在推翻了資產階級統治以後，暴力剝奪資產階級的生產資料而成。其典型是蘇聯模式。(遠東的亞洲共產黨政權則略有不同，它們把資產階級分成買辦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予以區別對待，但本質上與蘇聯模式並無原則區別)

對共產黨政權的抨擊倒不必介意。因為在它們那裡黑白是非業已顛倒。只要不像它們那樣以暴力奪取政權，再扼殺民主人權，以軍隊和警察為保鏢來由共產黨鐵定執政，那它們就會責罵妳是在資本主義製度的框架內行事，在維護資本主義製度。

既然英國工黨不是用暴力奪取而是通過選舉取得政權，那麽在它把資產者擁有的廠房、機器、原材料等都轉歸國有時，不採用剝奪方式，而用錢買過來，就是順理成章的事了。

但是，非得這麽做不可嗎﹖要在當今世界上建設壹個美好社會非得通過把生產資料私有製公有化不可嗎﹖不錯，社會主義必須以生產資料公有製來體現，這是幾代社會民主黨人的共識。然而，這個共識是否應該隨著社會的發展，識認的深化有所揚棄呢﹖即使對社會的洞悉力還未達到這壹步，那也應了解到，當年費邊社的仁人誌士們提出把生產資料轉歸公眾所有，這並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用以建設美好社會的手段。如果在實踐中發現這壹手段並不靈光，那就應予修正，另闢蹊徑。用錢來買國有化，顯然不是「靈光」的方法。政府既然有那麽多錢去買企業，何不用這些錢去創辦壹些與公共福利更直接相關的事業呢﹖這麽多錢流到原企業主手中，他亦可創辦另壹些更有利可圖的企業。於是又有新的私有製成份產生，政府仍打算再繼續買下去嗎﹖

昔日社會民主主義的前輩們把造成勞工階級的貧困歸結為由於資產者掌握了生產資料進而控製社會財富的分配所至。他們因此萌生生產資料公有製的主張是合乎邏輯、可以理解的。但是社會主義與生產資料公有製實在不應劃上等號。換言之，社會主義並不必須由公有製來體觀。這是因為除了實現國有化的途徑無論是蘇俄布爾什維克的暴力強奪或英國工黨的花錢購買都不可取之外，生產資料公有化或社會化或國有化這種經濟結構的本身就不利於發展生產，即不利於更多地創造出美好社會所必須的物質基礎。這已為前蘇聯和亞洲壹些共產黨國家的經濟狀況，甚至也為英國國有化後壹些企業的經營狀況所證實。

國營企業效率低下除與計劃經濟有關外，很重要的就是與人的因素有關。經理人員的個人收入與企業經濟效益不直接掛鉤，其責任感和進取心都會大受影響。官僚主義、敷衍塞責、浪費遭蹋等情況都隨之產生。生產勞動者則由於過於有保障也會懈怠，不再那麽兢兢業業、勤勉奮發，從而使整個企業出現「動力真空」。前首相丘吉爾作了這樣的抨擊：「由於壹大堆規章製度和清規戒律，以及白廳官員計劃不周，採購不慎，社會主義被日益證明是充滿危險、代價巨大的謬論。」「社會主義者實行了國有化的所有重要工業部門，原本有利可圖或收入相抵，而現在都變成了賠本買賣，負債纍纍。」這些話或許不無誇張，但終歸也反映了壹些情況。

我們不知道再過幾百年，壹千年之後，世人的道德水平、精神風貌會是怎樣，但可以斷定，在目前，甚至在今後的幾代人內，人世還不可能變成人人的情操都極為高崇，全都充滿了奉獻精神，毫無自私心的美妙境界。自私心─滿足自己的各種欲望，尤其是物質欲望仍是使人努力進取、奮發開拓的動力之壹。而社會所應做到的則是把這種為私利的活動限製在相對合理的範圍之內。製定公平合理的遊戲規則，引導，有時甚至是強製人們為私利的搏取必須納入有利於公眾的軌道上。從而使集體利益、社會利益與每個人的個人利益能相對地和諧融合起來。

共產黨不這樣認為。它們宣稱無產階級是最先進的階級，而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每個共產黨員都是「特殊材料做成的」，人格極為高尚者。他們將為人民建設壹個人間天堂─共產主義社會。可是，從1917年「十月革命」成功至今，幾代人的時間過去了，人們看到了什麽﹖

看到了共產黨人高人壹等的姿態﹔看到了共產黨官員的驕橫肆虐、草棺人命、以權謀私、貪汙腐化。共產黨曾把資產階級數落得那等不堪﹔把資本主義社會抨擊得壹無是處。可是他們自己呢﹖共產黨官僚階級不如昔日的資產階級，共產黨的「社會主義社會」不如以前的資本主義社會。共產黨陷入謬誤的原因之壹是他們不承認人皆具有共同內容的人性，而只承認有階級性、黨性。資產階級的階級性糟透，無產階級的階級性良好。他們共產黨人就更好得不得了。殊不知這只是自欺欺人的謊言。如果說在革命戰爭年代裡還需要有勇敢，不怕流血犧牲的精神，那麽在掌權以就不需要作任何付出了，而榮譽、權力、享受則接踵而來。在共產黨鐵定壟斷全部社會公權力的格局下，壹切製衡機製都被取消。共產黨官員們身上的人性惡的因子得以高度激活膨脹，於是這就是導致了共產黨政權的惡質化傾向，並且還流毒全社會。而共產黨人竟把他們自身的惡疾反誣是受到資產階級香風臭氣和資本主義毒素的侵害所致。

面對現實的人性水平，考慮到人的自私心中有可資社會生產力發展的作用，那麽生產資料私有製顯然就有其合理的內核，亦即有存在的理由了。有鑒於此，就實在沒有必要去進行生產資料所有製全盤公有化(國有化)的無益事業了。

除了這壹根本原因外，還有些具體問題也使國有化不可取。生產資料公有製的目的之壹是想使勞動者擺脫消極的、被動的勞動力出賣者的地位。讓他們參與管理，讓他們萌生在社會經濟活動中，和企業經營運作中的主人翁感覺。從而加強其責任心，激發其創造力，有利於發展生產。這種想法充滿了人道主義色彩，本來很不錯，但實際體現上卻是另外壹回事。因為在國有化企業中，指揮生產，管理營運全是由政府委派的經理人員操作，工人群眾並沒有真正的決策權。正如工黨幹部克裏普斯所說：「我認為，讓工人掌管工業，即使總的來說是令人嚮往的，但幾乎是不可能的。」正由於這樣，宣稱在生產資料公有製下，工人可以成為企業的主人，不再是僱傭勞工，那只是在編織壹幅美麗的童話。

既然工人在企業中的地位實質未變，而且在經濟上也不能參與企業的利潤分成，那麽他們仍把自己定位於僱傭勞動者而與企業管理者在經濟上討價還價，就是順理成章的事了。於是，工人們在不滿意自己的工資報酬或其他待遇時，他們照樣會訴諸傳統抗爭手段─罷工。這時，工黨政府出來說話了，怎麽搞的啊﹖這是國有企業，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企業，妳們怎麽能使自己的工廠礦山為難﹖但工人不吃那壹套。工黨政府不可以用強硬手段對付工人，因為這是他們得以上臺的鐵票部隊。但若答應工人要求，國有企業的經濟狀況更為可慮。真是左右為難。70年代的威爾遜工黨政府吸取上界艾德禮工黨政府的經驗，競選時就與工會達成了「社會契約」。要求工會協助限製工資增長率。但他執政後照樣發生要求提高工資的浪潮，威爾遜無法擺平，只得辭職。

盎格魯－撒克遜民族執著的性格使之有「約翰牛」之稱，但英國工黨的領導層畢竟是個理智的集體，他們不會壹意孤行地蠻幹下去，面對現實，他們也會作檢討反思，以探索實現其理想的最佳途徑。經過了壹次又壹次的討論商榷，壹種對國有化政策帶有「修正主義」意味的觀點逐漸在工黨內取得了主流地位。

「修正派」認為在二戰以後，社會已發生了與以前傳統資本主義很不同的變化。其代表克羅斯蘭提出由於這些變化使生產資料所有製的形式對決定壹個社會的性質已不居於首要地位。因為即使「在沒有私人佔有生產資料的集體經濟企業中，分離的程度並不比資本主義經濟差。大規模化和複雜化不僅造成了工人與生產資料的分離，而且也使所有主與生產資料分離。」他還進壹步認為，壹個社會的性質除與生產資料所有製有關外，還決定於「其他因素，比如工業的管理機構、就業水平、工會的實力，社會總趨勢，尤其是政治製度更為重要。」這場爭論很有益處地啟發了人們這樣壹個思路，就是壹個社會如果既能確保勞工群眾的政治權利，又能使他們生活福利得到保障，那這個社會在當今的現實條件下算不算是個好社會﹖算不算實現了社會主義﹖換言之，社會主義在當今究竟應該作何定義﹖對這些問題作較清晰的解答，似乎不是偏重實踐的英國工黨所急於去從事的工作，這當由社會黨國際和偏重理論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去操辦。然而爭論的結果終究使英國工黨的國有化措施得到從新的評估和施行。1957年大選，工黨在競選時沒再著意強調國有化。1960年工黨年會承認：「公營和私營企業在經濟中各有其壹定的地位。「工黨」相信進壹步擴大公共所有製的措施應按照這些目標並根據情況適當地考慮到有關工人和消費者的觀點逐步加以決定。」八十年代初金諾克擔任工黨領袖後，努力在理論上做出新的開拓。1982年黨的新綱領中以「公共所有製」取代了「國有化」的提法。1988年金諾克發表了《民主社會主義的目標和價值》。其中聲明工黨不再堅持國有化的作法。同年10月的工黨年會上明確表示，若工黨重新執政，將不會把保守黨政府私有化了企業重新進行國有化。並宣佈只對少數社會化極強的部門繼續實行國有製，而私有製和其他多種形式的社會所有製，如消費合作社、市政企業、工人股份製企業等都應得到發展。至此，英國工黨的國有化圖騰畫上句號。

中國社會需要社會民主主義

壹、中國不需要原始資本主義

由於中國共產黨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前壹直在詈罵資本主義；由於被中國共產黨貶斥為腐朽沒落資本主義製度的歐美國家實則繁榮發達，於是，出於對共產黨的逆反心理；出於對共產黨謊言的憎惡，很多人就開始對資本主義贊美有加，認為應反中共之道而行之，在中國實行資本主義。這其實是極大的誤解。共產黨製度固然反動、劣質，但對資本主義是否就要不加區分、不加分析地壹古腦給予贊美效仿？

嚴格地說，資本主義並不是壹種社會製度，它只是壹種區別於自然經濟和貴族特權經濟的生產、經營方式。其貨幣交換和自由投資以及市場導向，使之區別於曾在相當長的時間裏主宰人類社會的自然經濟和貴族特權經濟。

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排擠自然經濟並不需要經過激烈的鬥爭。然而市場經濟取代貴族特權經濟，則伴隨了劇烈的階級鬥爭。資本主義經營方式需要自由雇工、自由投資。需要合理的賦稅以有能力擴大再生產。但是貴族特權總是在製肘它。國王和貴族任意提高賦稅，壓榨經營者，使之難以為繼。他們還以特權壟斷某些項目，不開放投資。或即使開放，也要先行向投資者作超負荷的榨取等等。這就導致了資產階級與貴族特權階級的鬥爭。鬥爭的層面從經濟領域擴展到政治領域。資產階級要以民主政治取代貴族特權政治，以保證資本主義的經營方式不遭貴族特權的壓製。經過長達好幾代人的反復較量，資產階級在政治領域中也取得了勝利。

這壹間扼的歷史脈絡說明了民主政治系資本主義與貴族特權經濟鬥爭在政治層面上延伸的產物，但資本主義本身並不等於民主政治。那種說中國應實行資本主義的朋友的思維誤區可能是把資本主義等同於民主政治。

經典資本主義絕不是完全美好的東西。它為自由經營而反對貴族特權固然是正面的。但是，它在壹手抵製貴族壓榨時，另壹手卻在壓榨勞工階級。尤其嚴重的是，當它戰勝了貴族特權階級後，卻常常拒不兌現對勞工階級的承諾，或大打折扣。攻陷巴士底獄固然是資產階級領導，但真正在火與劍中浴血的則是人數眾多的勞工階級。資產階級的食言而肥不能不激起勞工階級的極大憤慨，這就導致了勞工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鬥爭。這場鬥爭的硝煙幾乎籠罩了十代人。只到二十世紀中葉它才最終散去。當玉宇澄清、民主陽光普灑在所有工廠的煙筒上時，人類社會的資本主義也就與當年的典型資本主義大相徑庭、大異其趣了。那些主張中國要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朋友講得太籠統。有必要問問他們：妳們向往的是哪種資本主義？

二、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

中國現在實行的資本主義製度

鄧右「改革開放」前中國實行的國有經濟實質上是壹種極為特殊的經濟形式。它由自然經濟、官僚特權經濟和國家資本主義糾葛而成。文革中被毛澤東作踐的慘痛經歷，使鄧小平願意睜開眼睛看世界。當他省悟到那種極特殊的經濟形式導致社會物質匱乏、普遍貧窮，而曾經被他們共產黨貶斥為腐朽沒落的資本主義歐美國家實則繁榮富足時，他在其人生歷程中最後幾個春秋裏極力主張朝資本主義經營方式改革。（當然這其中還有洗去他手上六四血跡的考量）。

在這裏，鄧小平堅決地把資本主義經營方式與民主政治區隔開來。

為何經典資本主義會與民主政治結合，而鄧式資本主義則可以與民主政治完全區隔呢？

經典資本主義是自發資本主義。如前所述，它的發展必然與貴族特權齟齬並導致鬥爭。鬥爭在勞工階級的參與下取勝。繼而因資產階級食言又導致勞工階級與它鬥爭。鬥爭的結果是民主政治的建立。

當今中國的資本主義與經典資本主義大不相同。它不是自發產生，而是在鄧記共產黨的恩準下出現，這使它先天軟弱，缺乏對抗共產黨特權的勇力。而且當今中國的資本主義還遠不止於此。借用共產黨的政治術語，這類在共產黨恩準下產生的資產階級是「民族資產階級」 它盡管軟弱，但還有兩重性--對共產黨既順從又怨恨。除了這個「民族資產階級」 外還有官僚資產階級。或曰權貴資產階級。這個階級又可分成兩個部分。壹部分是現任國有經濟的各級主持人；另壹部分系由原共產黨官員、國有經濟的各級主持人嬗變而來的私有經濟主持者；或雖起自民間，但已與官方密切掛鉤的私有經濟主持者。如果說「民族資產階級」 還具有兩重性的話，那麽官僚資產階級就只有壹重性--對共產黨製度完全擁護。

鄧小平實行經濟領域的「改革」 既有他感到的必要性也有他胸有成竹的把握性。新的社會情勢下鄧小平認知，要維持共產黨的統治不能再象毛時代那樣壹味依靠政治高壓，而須給民眾稍好些的物質生活。只要把政權緊緊掌握在共產黨手裏，資本主義經營方式在創造出較多社會財富的同時，並不會導致共產黨壹黨固定執政模式的瓦解。因為「民族資產階級」 須仰其鼻息不敢提出民主政治，權貴資產階級則是自己人。不會提出民主政治。鄧小平及其繼承人所推行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實質上就是權貴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 混合操辦的資本主義。這個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不但可以與共產黨專製政治共存，而且兩者之間有著互相支撐、同舟共濟的夥伴關系。由此看來，當今中國並不缺乏資本主義。只是這些資本主義想必不是那些善良的朋友們所向往的資本主義了。

如果說歐洲早期資本主義經營方式就已不曾自然而然地帶來民主政治，那麽當今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權貴資本主義和「民族資本主義」 混合物，就更是民主政治的克星了。在這種情況下，還訴說當今中國需要實行資本主義就實在是脫離具體時空的夢囈了。

中國社會問題的癥結並非只在經濟層面。中國的權貴資本主義和「民族資本主義」 依靠對勞工階層的盤剝和對資源的浪費以及拜賜日新月異的科學技術，已經創造出了「經濟奇跡」 。如果說要利用資本主義的經營方式來發展經濟，那麽中共特色的社會主義、實則中共特色的資本主義已經成效斐然。看看中國東南沿海地區許多大中城市櫛次鱗比的高樓大廈令歐美國家瞠乎其後；看看中國以每年接近兩位數的經濟增長把歐美國家百分之二、三的增長率遠遠拋在後頭，就可知中共特色的資本主義的「優越性」 。可是在耀眼的經濟成績的背後是什麽呢？是兩極分化貧富懸殊；是社會道德大面積滑坡；是自然資源竭澤而漁；是貪汙索賄橫行吏治極度腐敗；是不同社會群體之間的隔膜乃至敵視。可見如何解決中國的問題，已經不在經營方式如何，而在政治製度。

三、美國的人道資本主義 歐洲的社會民主主義以及自由主義

當今美國的資本主義可稱之為人道資本主義。美國的資本主義之所以人道並非美國的資產者特別仁愛，而在於經過好幾代人奮鬥建立的民主政治對政府官員的嚴格監督和懲處使之視貪汙為畏途。並且民主政治的智慧和精髓使政府著力保障社會底層民眾的基本生活，從糧食券、免費住房、免費醫療到全額生活補助，使不至有人因基本生活無著而怨恨沖擊社會。民主政府還給予中小學全額義務教育，和免費交通和午餐。大學給予貧家子弟高額學費補助，這些措施使社會階層流動而不分裂，階級結構松散而不凝固。故此美國的人道資本主義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資本主義，而是經濟層面上的資本主義經營方式和民主政治的有機結合。

歐洲的社會民主主義與美國的人道資本主義同樣都是資本主義經營方式和民主政治的有機結合，所不同的是前者比後者更註重社會公正。因此可以說美國的人道資本主義與歐洲社會民主主義沒有質的不同，只有量的不同。換言之，人道資本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正在互相接近乃至趨同。

量的方面有多大、有多少不同？試舉幾例。

譬如美國對窮人的補助絕不惠及成年單身男女。街上的遊民乞丐就是由成年無業者組成。政府只會安排他們住進遊民收容所，而不會給予其他福利。歐洲國家則對成年無業者進行免費的、有津貼給的職業培訓。培訓多久都行，只要妳肯按時到培訓班裏去報到。

又如個人所得稅，歐洲國家稅率比美國要高。政府以此稅收來興辦更多的社會福利事業。

再如，歐洲國家的工資差別遠低於美國。美國醫生的工資大多為普通工人的3-4倍，而歐洲大多只有1 .5到2倍。

歐洲國家的社會民主主義政策被自由主義的崇尚者們批評為養懶漢。其實這是偏頗的。

自由主義對民主的理解主要停留在政治層面上。自由主義主張民主政治，具體內容涵蓋公民個人的諸項政治權利，如言論、出版、結社、集會、遊行等，和宏觀民主架構，如多黨競選、議會政治、三權分立、直選各級行政長官等。對社會其他領域，如經濟、文化等，自由主義主張采取自由放任的做法，不贊成政府進行幹預。自由主義的價值觀突出推崇自由，它認為，在經濟領域內，自由主義所體現的以私有經濟為基礎的市場競爭機製將能最大限度地發揮人的潛能，創造出日新月異的生產效率。就此而言，自由主義並沒有錯，但問題在於它妄顧了純粹的市場競爭機製實質上是非人道主義的，是把森林法則移植到人類社會。自由主義標榜機會的平等，這較之貴族等級特權製度固然是歷史性的巨大進步，然而，實際上在資本主義的運動程式下，機會並不能平等。譬如，當名牌大學不再為豪門子弟所專享而只以分數決定錄取與否時，妳可以說機會平等了。但若僅此而已，家境貧寒的優質生卻又會因付不起高昂的學費而被拒之校門之外。又譬如作某項投資可獲豐碩回報，這個投資的機會不被貴族壟斷而向任何人開放，但這個開放僅僅是名義上的，因為只有已具備相當財力的人才有可能去把握這個機會。故此，自由資本主義的運動程式，在創造效率的同時又在拉大社會成員之間擁有財富的差距，直至造成貧富懸殊。

社會民主主義對民主的理解比自由主義廣泛得多、深刻得多。它認為民主精神應該滲透到社會的各個領域。自由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雖然都主張民主政治，但內在驅動力卻各有不同。資產階級對貴族特權階級壟斷社會公權力，製定各種束縛工商業發展的陋規極為不滿。他們要求進入政權，以政權的力量限製封建特權的橫征暴斂，並製定另壹套保護工商業自由經營的法律製度，這就促使他們反對封建特權，要求建立民主政治。 而社會民主主義者(這其中既有出身於資產階級也有出身勞工階級和其他階級的)之要求建立民主政治並不僅僅為解除貴族特權對工商業發展的束縛，而還希企建立壹種全新的社會製度。在這個社會裏，除了作為基礎的民主政體外，還應使社會財富在全體民眾中作相對公正的分配，使社會不但免除因貴族特權的橫行而導致階級矛盾的尖銳，也免除因社會財富分配的不公而導致階級關系的緊張，從而建立起健康和諧的社會生態。

社會民主主義的價值觀除推祟自由外還推祟公正、團結、互助。為了實現社會公正和人們之間團結互助的和諧關系，社會民主主義在經濟領域中實行適當的政府幹預和員工參與企業管理。這個幹預非但不與民主原則抵觸而且正是促進經濟民主和社會民主的有力扛桿。因為這個政府本身就是民選產生，並較為關註中下階層的利益，民主原則在經濟領域的延伸和體現就是要盡力使機會平等真正得以實現，並且從機會平等進而爭取結果的相對平等，也就是把貧富差距控製在相對合理的程度之內。社會民主主義當然也重視發揮人的潛能和肯定效率對社會發展的正面意義。鑒此，它認同市場機製的運行。揚棄了生產資料公有製的主張而推行混合經濟。但同時它又深刻認識到市場機製的放任膨脹必然會造成財富與勞動量不成比例地集中到少數社會成員的手中從而與社會公正的理念發生尖銳沖突。於是，這就需要有另壹種機製來予以製衡，對市場機製帶來的效率讓其發揮，而對其造成的貧富分化則予以消除或減輕。

自由主義的信奉者持有強者心態。他們感到在這種社會模式中自己超群的能力可以為自己拓展燦爛的前程，造就富裕生活。社會民主主義者則真正繼承了「自由、平等、博愛」的精神遺產，並發展為更易於實踐的「自由、公正、相助」的基本價值觀，社會民主主義者就個人而言，未必是生活的弱者，但社會民主主義明顯關註社會弱勢群體的境遇，社會民主主義絕不追求平均，它認同能力超群者的生活水準相當地超過社會中位值，但它又清晰洞察由於能力差別而導致財富的差別，任其發展下去再加上金融資本的介入，這差別不但愈來愈與能力無關，甚至與勞動都無關，以致某些不勞而獲者會過上極為優裕豪華的生活，而大量的辛勤勞動者卻掙紮在生活線上。有這種現實存在的社會，實在難冠以美好的評價。

顯然，說到底，問題的根源在於自由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對美好社會的內涵有不同的理解。自由主義認為民主政治加自由經濟這就夠了，而社會民主主義則認為在此之上還應輔以適當的國家幹預。通過民主政權的幹預來促進經濟民主和社會民主。

四、社會民主主義的艱難破土與光輝前程

社會民主主義在中國的際遇如何呢？去年在網絡上看到有段文字寫得很好，茲錄於此

「較之自由主義，社會民主主義受到的擠壓更甚。上面有官方的打壓，左面有「新毛派」或所謂「新左派」的擠迫，右邊有自由主義的批判，生存空間所剩無幾，幾乎發不出聲音來。

在官方，社會民主主義是更可怕的意識形態競爭者，因為它所堅持的社會理想，會吸引走幾乎所有傾向社會主義的人，使得官方版的專製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徹底成為壹具僵屍。所以，它始終被官方恐懼，受到強力打壓。……在今天的中國共產黨那裏，資本家可以入黨，把社會主義批得壹塌糊塗的張五常，可以大受歡迎。然而，忠誠於社會主義理想的劉賓雁，卻至死不能回國。因為，中共領導人比我們壹些自以為堅決反共的人清醒多了。他們深知他們的命門在那裏。
到今天，連保守主義也在中國浮出水面了。然而，社會民主主義，無論在國內知識分子中，還是在海外民運裏，仍然顯得舉步惟艱。其原因，除了官方的打壓以外，更有來自右邊的歪曲------他們有意無意地把民主社會主義與專製共產主義等同起來。」

在國際舞臺上，封建專製走入歷史以後，就輪到經典資本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作長期的和平較量，較量的結果在二十世紀中期已初見分曉。今天則棋局已定。證據之壹是壹百四十幾個信奉社會民主主義的政黨遍布世界各大洲。十五個歐盟國家中經常有十壹至十三個由民主社會主義政黨單獨執政或為主聯合執政。證據之二是典型的自由資本主義日益式微。撒切爾夫人下臺，工黨以高票重新入主唐寧街十號。資本主義不得不調整自己的運行模式，摒棄森林法則，增加其人道主義色彩，逐漸地向社會民主主義趨同。可見社會民主主義已成歷史潮流，不可阻擋。

那麽在中國呢？中國的社會民主主義幼苗破土不久，要成長為參天大樹還有壹段相當漫長的過程；還會經受許多的風風雨雨。但是，社會民主主義是經受長時間實踐檢驗的理論；是壹代又壹代誌士仁人的良知心血的結晶，它終究會在中國社會個階層得到最廣泛的認同。從而產生巨大的社會變革的物質力量。

實現社會民主主義是我們不可磨滅的的理想。我們將為之奮鬥終生。然而僅有我們的力量是不夠的。必須有中國各階層民眾的廣泛參與，社會民主主義的理想才能實現。

如果說過去民眾未曾了解不加節製的資本主義是怎麽回事，那麽這十多年來的社會現實已教會他們知曉。如果說中國共產黨內還有良知未泯之士，那麽社會民主主義會是他們重建政治生命的出路。如果說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 還有直立的願望，那麽他們就會與勞工階級攜起手來，掀掉權貴資本主義對他們的壓迫。這三股力量叠加起來會形成碩大的力量，會使社會民主主義理念得到迅速的傳播，使社會民主主義事業蒸蒸日上。而同時，中國共產黨特色的資本主義也就要走到它的盡頭。在中國共產黨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沈舟側畔，社會民主主義的航船則楊起風帆駛向瑰麗的目標！

社會民主主義與共產極權主義的區別

最近有關社會民主主義的討論相當活絡，但有些討論或題文分離；或糾纏混噸；或經院哲學式。討論的積極效果不彰。筆者多年來讀有關書籍略有心得。現不端冒昧，簡陳壹、二，討教於各方朋友。

壹、社會民主主義是民主主義的繼承和升華

民主主義的資格比社會民主主義老。它在十八世紀的歐洲啟蒙運動中就廣為流傳。其代表人物有孟德斯鳩（三權分立論之首創者）、伏爾泰、狄德羅、盧梭。而社會民主主義則遲至十九世紀中葉才顯露其身軀。

作為專製主義的對立物出現的民主主義，其涵義只在政治領域內。它以推翻皇帝和封建貴族的特權統治為訴求。它要求建立壹套選舉製度。平民都擁有選舉權，並通過選舉把社會公權力交給多數選舉人所信任的人。在以推翻皇帝和封建貴族的特權統治為訴求的鬥爭中，企業主階級和勞工階級是站在壹起的。因為他們都同屬被皇族、貴族特權所壓榨的「第三等級」 。可是，在封建特權被推翻、選舉機製逐步建立後，企業主階級和勞工階級之間的矛盾就浮出水面了。這就是社會財富的分配問題。

民主主義不管社會財富的分配問題。它認為包括社會財富分配在內的經濟問題都不是社會公權力應予過問的。它認為，掙脫了貴族特權的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運動程式有著無限的激活力，使每個人的潛能都得到最大化的發揮。它深信，自由資本主義有壹雙看不見的手把社會經濟安排得十分妥當。社會上哪種物資短缺，哪種物資的價格就會升高，於是自然就有人去生產牟利，反之亦然。

但是，這種從民主主義派生出來的經濟自由主義妄顧了自由競爭、潛能盡發的資本主義運動程式中包含有物競天擇、弱肉強食的森林法則。自由資本主義的運動程式必然會使社會財富不斷地甚至是幾何級數地向少數人手上集中。而在金融資本介入經濟運作後，財富的積累甚至與組織社會生產都毫不相關。企業主階層的創業辛勞和專業知識在金融巨頭的抄作面前都黯然失色。

勞工階層不滿在辛勤勞作之後（這也可視為潛能的盡量發揮）只獲得貧瘠的生活，而資產階級則相對富裕甚至非常闊綽。他們要求改變這種社會財富分配不合理的現像。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以前，這種要求曾以布朗基主義的暴力革命表現出來。而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以後，這種要求則表現為社會民主主義的和平改革主張。

因此，可以歸納說：社會民主主義的涵義並不只在政治領域內，它還深深地涉及經濟領域。它認為，壹個美好的社會，不但是建立了完善的民主製度，還要使社會財富較公正地在各社會群體中分配。在民主製度還不完善的時候，社會民主主義有兩個訴求，壹是實現完善的民主製度，二是實現社會財富的相對公正的分配。在民主製度已臻於完善後，社會民主主義就只有第二個訴求。無庸置疑，社會民主主義與民主主義有關聯，但比民主主義更深化。換言之，社會民主主義是在囊括了民主主義所有的政治訴求後，還升華到壹個更高的層面。

當今西方民主社會中的右翼政治勢力（以英國保守黨、美國共和黨為代表）理念止於民主主義。它們比較漠視勞工階層的利益，強調效率忽視公正。整個經濟政策的基點向大資產階級傾斜。例如美國共和黨竟提出動議取消遺產稅。而西方民主社會的左翼（社會黨體系）則正相反。美國民主黨雖未正式加入社會黨國際，但其理念是接近的。不過在西方民主社會中，有時右翼為了爭取選票也會向勞工階層示好。而有時左翼因同樣原因亦會收起壹些鋒芒，向社會上層妥協。社會民主主義與人道資本主義在接近趨同。有時界限已相當模糊。

有人對社會民主主義深感疑慮。原因是對在民主主義前面加了個「社會」 壹詞而耿耿於懷。他們的思路是把社會民主主義等同於社會主義民主。從中文結構來看，「社會民主主義」 和「社會主義民主」都是由六個相同的中文字，只是排列不同罷了，殊不知這不同的排列中大有周章。

二、共產黨的「社會主義民主」是民主主義的對立物

關於社會民主主義的內涵上面已簡述了。社會主義民主又是是什麽呢？可以說社會主義民主這個蘇共和中共慣用的詞與民主風馬牛不相及！而且豈止是不相及，根本就是完全對立的。即使按照蘇共、中共自己的說法亦都已明白無誤表達了這種對立。共產黨說社會主義民主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社會主義民主是對人民實行民主，對階級敵人實行專政。這種既有民主，又有專政的結合就是社會主義民主，也就是無產階級專政。

表面上聽起來似乎言之有理，然而關鍵在於任何壹個人是屬於人民還是屬於階級敵人，究竟如何判定？誰來判定？歷史事實說明判定權在共產黨，判定標準在於共產黨對某個人或某個社會群體的好惡。任何壹個人及任何壹個社會群體，只要他及他們被共產黨視為逆類或潛在的逆類，共產黨就可以即時剝奪其人民的資格，把他及他們打入階級敵人的範疇，對其實行專政。這就是共產黨的社會主義民主，又稱無產階級專政的全部奧秘。

稍作比較就可以明了，社會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民主是如何的天淵之別、截然不同。社會民主主義是壹種理念的表述，社會主義民主則是壹種社會製度。社會民主主義的理念落實於實際，首先是要在政治層面實行完善的民主製度，繼而要求在經濟層面上盡量做到社會財富相對公正的分配。而社會主義民主則是披著民主外衣的專政製度由共產黨在二十世紀進行的復辟。

但是，有必要強調指出的是，就如社會主義這個詞被共產黨盜用、塗汙得面目全非壹樣，社會主義民主就其字面而言，不應該是壹種猙獰的惡獸。社會主義壹詞是伴隨著歐文的人道企業的試驗走入社會。它的原始涵義是十分美好的。可是經過蘇共、中共這麽多年的盜用，許多人壹聽到社會主義就倒胃口，乃至發抖。社會主義民主也是如此，由於共產黨打著社會主義民主實施殘酷的政治迫害，就使社會主義民主特定的實際內容遠遠離開了它字面上的涵義。正由於這樣，我才在標題的「社會主義民主」 前加上「共產黨的」 四個字 。這是在向朋友們說，請不要對掛在共產黨嘴上的「社會主義民主」 那個東西從字面義上去鉆牛角尖，否則就會陷入毫無意義的經院哲學式的爭論中。

三、共產黨的社會主義民主的來由

共產黨社會主義民主的產生並非空穴來風，它有著壹定的社會根源。

無論是十七世紀的英國民主革命還是十八世紀的法國民主革命，都沒有立即造就完善的民主製度。第三等級中資產階級是主導者。在民主革命成功後，主導社會政權的資產階級並沒有兌現承諾。普選權、自由結社權、集會遊行權等都被擱置、閹割或以種種方式推延。例如用財產擁有量來決定選舉權的擁有與否，其結果是絕大多數勞工階層被褫奪了選舉權。

這種情況延宕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如英國從1688年「光榮革命」 到1832年長達壹百幾十年裏，選舉權被強力壓縮。至十八世紀中葉英國約800萬人口中只有15萬人有選舉權。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全英約3000萬人口中只有43萬人有選舉權。1832年實行選舉製度改革，放松財產擁有量的限製，選民人數擴大至63萬人。勞工階級還是全部被排除在選舉之外。為此，英國勞工階級在四十年代舉行過三次要求普選權的憲章運動。1867年英國實行第二次選舉製改革，再次放松財產擁有量的限製，選民人數增至250萬。直到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歐洲各國資產階級主導的政權才最終明白不能再繼續把勞工階級排除在政權之外，不能再漠視勞工階級生活的疾苦，否則社會將處於分裂、對立乃至無休止的動蕩之中。從那時開始，歐洲各國的普選權迅速普及。如英國在1884年實行第三次選舉製度的改革，選民增至450萬，基本普及了成年男子的選舉權。而且歐洲各國還紛紛製定保障勞工階級直接利益的各種社會福利法規。而以和平演進手段來改革資本主義社會弊端的社會民主主義也就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迅速成長起來。

二十世紀初年，也就是在歐洲各國資產階級主導的政權已經大徹大悟，將其政權向全社會開放達壹代人之久時，在歐洲的鄉村--俄國掘起了壹支名叫社會民主工黨的組織（1889年成立，1903年分裂為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布爾什維克為了在俄國實行暴力革命路線，無視歐洲各國早已迅速走上民主軌道的事實，硬把十九世紀中葉以前歐洲各國資產階級主導的政權沒有實行完善民主製度的情況說成是現今仍然如此並將永遠如此。它還把曾經不完善的民主製度冠以壹個「資產階級」 的前綴，稱之為「殘缺不全的」「資產階級民主」（ 列寧語） ，接著說他們共產黨（1918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爾什維克派改名共產黨）實行的才是比「資產階級民主」 要民主百萬倍的「無產階級民主」，也就是亦被稱之為的「社會主義民主」 。

說來，共產黨的宗師列寧是鉆了壹個大空子，玩了壹個障眼法。他把已被資產階級否決了的過去，說成是資產階級壹直堅持到今時的現在。然後再理直氣壯地兜售他的貨色。而他的貨色其實是比以前資產階級的貨色還要劣質千萬倍的貨色。

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以前的「資產階級民主」 即使是是「殘缺不全的」，但它終歸還是有民主，是民主多與少的問題。只要不訴諸暴力，殘缺不全的「資產階級民主」容許政治異議的存在。甚至對聲勢浩大的憲章運動它都予以容忍。絕不把這些大規模的街頭運動定為「動亂」 、「暴亂」 ，更不予以武裝鎮壓。

可是，在實行共產黨的、據說是比「殘缺不全」的「資產階級民主」 要民主千萬倍的社會主義民主的國度裏，卻層出不窮地以武力鎮壓屠殺政治異議者和非暴力街頭運動。從波茲南到格但斯克；從布加勒斯特中央大樓到北京東西長安街，和平集會的民眾血流成河！

時至今日，在民主社會主義的辯論中，還有文人學士操著上世紀中葉的政治套語行話，強辯中共實行的社會主義民主無比優越雲雲，使人感到他們已被當權者收買到心智淪喪到何等地步！

四、幾句補充話

關於社會主義、社會民主主義、民主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民主等的辯論，就民主營壘內部而言，其實很多時候只是來源於理論知識和歷史知識的缺乏。許多朋友並沒看什麽有關書籍，僅憑想象就來議論壹通，於是原本簡單的問題就越搞越復雜。

歷史書籍，尤其是社會理論書籍是相當枯燥的。許多人看幾頁就會放下。只有那些懷著強烈使命感的人才會鍥而不舍地鉆研下去。

前些天在香港舉行社會民主主義研討會。有位朋友壹再提問社會民主主義與民主社會主義之不同。由於發言時間有限，我無法題外詳答。回紐約後，立刻撰壹段題為「社會主義、社會民主主義、民主社會主義之簡略脈絡」 的短文發給他。現附錄於下，結合本文，算是對社會主義、民主主義、社會民主主義、民主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民主這幾個近似繞口令的政治名詞作壹簡單扼要、又面面俱到的詮譯，並以此請教各方朋友。

1834年法國聖西門學派的勒魯在他與雷諾合編的《新百科全書》上發表「論個人主義與社會主義」 壹文。不久雷諾也出版了壹部名為《論改革派和現代社會主義》壹書，社會主義壹詞由此廣為流傳。勒魯和雷諾並被視為「社會主義」 壹詞的首創者。

其實，在此之前的1832年，在聖西門學派主辦的《地球》雜誌上，已有文章把社會主義解釋為人與人有組織的關系。而「社會主義」 壹詞最早是出現在1827年英國歐文主義者主辦的雜誌《合作》上。1935年，歐文在英國組織「社會主義研究會」 。1840年，這個研究會出版《社會主義或理性社會製度》壹書。

顯然，在那個時代，「社會主義」 是壹群社會改革者心目中理想的社會形態。這種社會理性和諧，沒有企業主與勞工之間激烈的矛盾和沖突。然而，這也同時意味著「社會主義」 壹詞在那個時代還不是壹種政治製度，更不是壹種變革社會的手段和方式。

社會民主主義壹詞出現得比社會主義要遲。1848年，德國的社會改革者司徒盧威自稱社會民主主義者。1849年初，斯蒂凡創辦《博愛報》，也自稱社會民主主義者。1849年9月，馬克思、恩格斯在倫敦組織「社會民主主義德國流亡者委員會」 ，這些就是社會民主主義最早的版本。顯然「社會民主主義」與早先出現的「社會主義」 不同。它不再僅僅是壹種理想中的社會形態，而是壹種變革社會的途徑、方式。

那麽這個途徑和方式是怎樣的呢？在二十多年後馬克思、恩格斯拒不承認自己是社會民主主義者時對社會民主主義作了這樣的詮譯。馬克思說：「無產階級的社會要求失去革命鋒芒而獲得了民主主義色彩，小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要求失去了純政治的形式而獲得了社會主義的色彩。這樣就產生了社會民主派。社會民主派的特殊性質表現在它要求民主共和製度並不是為了消滅兩極，即資本和雇傭製度，而是為了緩和資本和雇用勞動的對抗使之變得協調起來，是以民主主義的方法來改造社會。」恩格斯補充說：「而我們的利益和任務卻是要不斷地進行革命，直到把壹切大大小小的有產階級統治消滅掉，直到無產階級取得國家政權。」

應該說，馬克思、恩格斯對社會民主主義改造社會的方法途徑的詮譯是相當準確的。

那麽民主社會主義又是怎麽得來的呢？民主社會主義壹詞首創於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創始人之壹威廉. 李蔔克內西。1888年他在壹篇文章中說：「民主社會主義深信政治問題和社會問題有著緊密的關系。」但在此之後，民主社會主義壹詞幾乎被人們遺忘。直到大半個世紀後，第二國際的後裔社會黨國際在1951年成立時，在其綱領《法蘭克富聲明》中，將其思想體系表述為民主社會主義。此後，社會民主主義與民主社會主義互用、通用。在偏重於歷史淵源時，多稱社會民主主義。在偏重實際政治鬥爭時多稱民主社會主義。因為歐洲民主社會的右翼政治勢力為了在中間選民中爭取選票，總是竭力把社會民主黨抹黑為蘇共、中共的同類，說社會民主主義與蘇共、中共奉行的社會主義是壹回事。在這種情況下，為了表明自己的理念與蘇共、中共的根本區別，歐洲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遂將其奉行的理念稱之為民主社會主義，以與蘇共、中共的專製社會主義相區別。

這其實是壹種無奈的選擇。就其社會主義的原意來說，社會主義就意味著民主。但由於壹度強大的蘇共，和現在表面上仍然強大的中共仍然在唱著社會主義（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調子，迫使歐洲社會民主黨為了在選戰中不致被右翼抹黑，失去中間選民的選票，而將其理念表述為民主社會主義。這樣壹來，倒好象社會主義壹詞沒有民主的本意了。

在「蘇東波」之後的今天，歐洲社會民主黨又有多用社會民主主義壹詞的趨勢。

社會民主主義的本質

壹、闡明這壹區別是現實政治的要求

我壹直認為社會民主主義與馬克思主義有著原則的區別。而有些民運朋友則在沒有作充份論證的前提下堅持說：「社會民主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壹個分支」、「是原教旨的馬克思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壹個流派」、「是修正了的馬克思主義」等等。

這個觀點上的分歧如果只停留在學術層面上，那確實不必為之多花精力。但在中國社會民主黨成立以後，它就具有政治操作層面上的意義。不可掉以輕心。因為中國社會民主黨宣告它信奉社會民主主義，中共宣稱它信奉馬克思主義，如果社會民主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基本是壹回事，那中國社會民主黨豈不是奉行著與中共基本相同的政治理念？中國社會民主黨豈不與中共是同類項了。試問，這樣壹來，中國社會民主黨還怎麽能去凝聚中國社會各階層的進步力量去終結中共的壹黨專政？

有人說，中共搞的那壹套，並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原意。是把馬克思主義歪曲了。七、八十年代，我們在國內與中共政權作面對面鬥爭時，常用馬克思、恩格斯的某些字句為憑借去批判中共的某些作法。其實，當時雙方心裏都明白，這是在「打著紅旗反紅旗」。因為在最根本的壹點上，中共的壹黨專政是來源於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豈有歪曲可言？

今天，如果有人以馬克思主義者自居，要努力揭示馬克思主義本身是好的，共產黨國家之所以弊端重重，只是因為共產黨背離了馬克思主義所至，那我們可以尊重他們的馬克思主義情懷。但我們再也用不著「打著紅旗反紅旗」了。我們大可高舉社會民主主義的旗幟去批判和終結中共的壹黨專政。而在此過程中，鄭重闡明社會民主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原則區別就尤其具有政治操作層面上的意義了。

在我的拙著<歷史潮流--社會民主主義>中，有幾個章節就是圍繞著這個區別作闡述。但由於此書的印刷量有限，並且還由於此類書籍的枯燥，即便獲得了此書的朋友也未必會細心地把它讀完。故有朋友建議我為此再寫壹篇短文，用通俗的語言簡單扼要地乃至提綱似的把問題闡明。
二、涇渭分明的源流

馬克思主義有明確的創立人--馬克思、恩格斯，和明確的創立時間。(以1848年<共產黨宣言>的發表為標誌)這是思想界和史學界的共識。社會民主主義則沒有明確的創立人和創立時間。有關的說法是見仁見智的。筆者傾向於這樣的看法，即：19世紀三、四十年代英國的憲章主義、四十年代法國的路易勃朗主義可視為社會民主主義的萌芽。五、六十年代法國的蒲魯東主義、六、七十年代德國的拉薩爾主義使萌芽了的社會民主主義得到初步發展。八十年代法國的可能派觀點、英國的費邊社思潮以及九十年代德國的伯恩斯坦主義則是社會民主主義的進壹步發展。二十世紀初年德國的考茨基主義、英國的麥克唐納主義和稍遲的瑞典漢斯新政使社會民主主義初步走向成熟。五十年代社會黨國際的建立及<法蘭克富宣言>的發表，尤其是1989年德國社會民主黨<柏林綱領>的問世，標誌著社會民主主義的理念經過壹個半世紀的磨煉已基本成熟。然而它還會繼續發展。其生命力就在於它永遠不會宣稱它已臻於完美，成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

社會民主主義不是由某壹兩個天才人物獨創。它是壹代又壹代仁人誌士的思想結晶，匯聚了千百萬人的智慧、追求、實踐和獻身精神。它是由許多條小溪逐步匯集而成長江大河，終究成為歷史潮流，流域遍及世界。

憲章主義、路易勃朗主義產生於馬克思主義之前，在它們之後壹系列的社會民主主義的思潮、觀點都與馬克思主義發生過激辯，在這種涇渭分明的歷史記錄下，還要認為「社會民主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壹個分支、壹個流派」，那實在是對歐洲近代、現代思想史和社會運動史缺乏基本的了解。
三、原則區別之所在

社會民主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原則區別究竟何在？在於它們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改造采取了截然不同的作法。

無論是萌芽期、初步發展期抑或其他時期的社會民主主義思潮都不主張用暴力革命的方法去改造資本主義社會。無論是憲章主義者發動的和平請願，路易勃朗設計的社會工場，抑或蒲魯東的人民銀行，還是拉薩爾的國家資助工人工廠以及後來的種種方案，都貫串著同壹個思想線索--以和平的手段改造資本主義。

對這種思想脈絡的產生和發展，即使妳可以作各種解釋。如，畏懼慘烈的流血犧牲，被資產階級的讓步政策所軟化等等，但都否認不了社會民主主義者對由資產階級所開創的民主自由的認同。他們認為改造資本主義社會並不需要把原有的社會砸爛，而是要在經濟上約束資產階級的貪婪，在政治上把資產階級開創的卻又閹割的民主精神和製度重新進行充實和發揚光大下去。

馬克思主義有著截然不同的思路。它主張進行暴力革命，把資本主義的社會機器全部砸爛，並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盡管馬克思本人並沒有對「無產階級專政」作具體的設計，盡管以十九世紀九十年代恩格斯的思想為代表的「晚期馬克思主義」已有向民主自由靠攏的跡象，但馬克思開了這個「無產階級專政」之門，就讓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等可以進去為所欲為。因此，如果說十九世紀的社會民主主義者的行為方式主要是基於對民主自由的認同，那麽，二十世紀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就還從蘇聯和中國大陸所實行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恐怖事實中，取得了反面教材，從而使他們更堅定地走民主自由之路。

有必要順便指出的是，十九世紀三十年代上半期法國裏昂工人幾次起義時，社會民主主義和馬克思主義都尚未產生。1848年法國工人六月起義帶有相當的突發性、倉促性。並不在任何壹個「主義」的領導之下。1871年的巴黎公社起義主要是在布朗基主義者、新雅各賓派、獨立革命派的主導下。蒲魯東主義者也卷入其中，是公社委員會中的少數派。而馬克思主義者尚不見蹤跡。這壹事實亦可作為馬克思主義對歐洲工人運動影響力相當有限的佐證之壹。
四、產生誤解的原因

稍加分析可知，產生誤解的原因可以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當然有的並非出入誤解，而是基於某種政治需要或其他原因硬要把社會民主主義與馬克思主義拉在壹起，這就當作別論，不在本文探討範圍了。)

1、社會民主主義與馬克思主義都嚴厲地批判過資本主義。

評判壹個思想體系不但要看它批評什麽，還應看它主張什麽。社會民主主義與馬克思主義都批判過資本主義，這是事實。但它們壹個主張和平改良，壹個主張暴力革命；壹個皈依民主自由法則，壹個推行「無產階級專政」，這豈能混為壹談？法國社會黨主席密特朗曾作過這樣的表述；「社會黨必須絕對根據選票多少決定是否對資本主義進行民主替代。在選票不足的情況下左派寧可尊重人民的願望而丟掉政權，也都不可為保住政權而違背人民的意願」 。

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有截然不同的作法。它是由自稱代表工農利益的共產黨以軍隊和警察為保鏢來鐵定執政。從不允許其他政黨以選票與它競選執政權，到根本不允許其他政黨合法存在，再至監禁和屠殺公開或秘密組織民主政黨的人士，這與社會民主主義的徹底民主理念是有著多麽尖銳的對立。

這裏有三點要順便指出的是：

(1)、十九世紀社會民主主義對資本主義的嚴厲批判是完全正確的。因為那個時代資產階級主導的政權在政治上並沒有真正實行民主自由。如，普遍以財產擁有量為限製來剝奪壹部份中、下階層民眾的選舉權，不允許組織工會，實行書報檢查製度等等。在經濟上則罔顧勞工階層的疾苦，任由企業主盤剝工人，社會保障措施單薄乃至付之厥如。從而造成社會兩極分化貧富懸殊。

(2)、當代乃至現代的歐美社會早已不是典型資本主義社會了。尤其在歐洲，社會民主主義已取得極大成就。15個歐盟國家中經常保持11-13個由社會民主主義的政黨執政，或為主聯合執政。即使由保守政黨執政的國家形態也不是典型資本主義，而是在不斷地向社會民主主義的趨同之中，演變為壹種人道資本主義。以至在歐洲已比較難對它們加以嚴格區分了。(在北美尚可區分)

(3)、中共政權現在還在批判「西方資本主義」。這是極為荒謬、無恥的。因為歐美社會早已不是典型資本主義了。而恰恰是中共自己的所謂改革「改」出壹大堆在歐美社會早已絕跡了的早期資本主義的弊端--貧富懸殊，工農群眾在毫無社會保障的惡劣生存條件下掙紮。此外還有壹黨專政下固有的貪汙腐化，中共還有什麽資格去批判別人？事情的實質是中共借批判「資本主義」為名，來詆毀拒絕人類社會的普遍真理--民主自由的原則。

2、社會民主主義與馬克思主義都曾主張實行生產資料公有製。

十九世紀所有的社會民主主義流派都認為資產階級之所以能對勞工階級進行剝削，是由於資產階級掌握了生產資料的緣故。故此它們主張實行生產資料公有製。這與馬克思主義似乎壹樣。但深究壹下，就會發現它們的區別。

由於社會民主主義堅持民主自由的原則，它實現公有製的手法是民主政府出錢向私人企業主購買。這截然區別於馬克思主義所主張的對資本家實行剝奪。同樣由於社會民主主義堅持民主自由原則，使社會民主主義體製下的公有企業的管理人員不能成為官僚。而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公有企業」(實則黨有企業)的管理人員則成為共產黨官僚階級的組成部份。

二戰以後歐洲各國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紛紛通過民主選舉取得執政權。它們都在不同程度上把公有製的設想付諸現實。然而在實踐的過程中，它們逐漸發現公有製不但不是改造社會的靈丹妙藥，而且還會造成很多負面影響。於是它們紛紛對私有經濟的利弊重新進行全面客觀的考察評估。經過反思和研究他們認識到，私有製和市場經濟無疑會拉大社會成員經濟狀況的差距，甚至達到貧富懸殊的地步。但是私有製和市場機製對社會經濟的發展有著公有製無可比擬的極大的促進作用。對其積極作用應予以發揮，對其負面作用應予以消除或減低。經過許多理論家的深入鉆研，社會民主主義在理論上有了重大的突破和發展。歐洲各社會民主黨陸續修正其綱領，揚棄公有製理論，改變「公有化」的作法。只讓極少數社會性很強的項目由國家去辦。絕大多數的企業都交由私人經營。同時，又以稅收製度和社會保險體系來防止貧富過度懸殊和保障廣大中、下階層的社會成員的基本生活。

有必要予以指出的是，中共政權現在也在搞所謂「經濟改革」，其內容之壹就是部份「私有化」。但由於其堅持壹黨壟斷社會公權力的政治格局，結果就是衍生出黨國資本主義製度。重演了早期資本主義的殘酷，而沒有當代資本主義的人道和文明。
3、某些社會民主主義大師，如伯恩斯坦、考茨基等都曾自稱為馬克思主義者。 社會民主主義的洪流由許許多多溪流匯集而成。伯恩斯坦主義、考茨基主義只是眾多溪流中的兩條。把它們誤認為是社會民主主義的全部內容，從而得出「社會民主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壹個流派、壹個分支」無疑又是出入對歷史事實缺乏基本的了解。

比恩格斯小30歲，被恩格斯視之如子，被指定為他的手稿繼承人、遺囑執行人的伯恩斯坦，在恩格斯去世後的次年就展開了全面「修正」馬克思主義的工程。這是壹個極大的歷史諷刺劇。壹個人思想的形成要有壹個過程。作為壹個系統理念的形成更決非簡單。「恩」師遺骨未寒，伯恩斯坦就迫不及待地展開他宏大的「修正」工程，說明他在對馬克思、恩格斯畢恭必敬的時候已在醞釀思想上的全面反叛。只不過礙於情面和情勢，伯恩斯坦始終晦韜到了兩個老人都去世之後。反對暴力革命，尤其堅決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的伯恩斯坦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已徹底分道揚鑣。「根本原則」被「修正」了的馬克思主義就不再是「原教旨的馬克思主義」，而匯入了社會民主主義的洪流。在這種情況下，還要把伯恩斯坦主義視為「馬克思主義的壹個分支，壹個流派」 。這不但是對歷史的無知，也是邏輯上的混亂。

在伯恩斯坦開始他的「修正」 作業時，考茨基站出來批判他。然而，當列寧布爾什維克把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付諸現實時，他終於認識到無產階級專政的謬誤和殘酷，並堅決予以抨擊。考茨基又與伯恩斯坦攜手於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隊伍之中。

考茨基與伯恩斯坦的區別在於後者已與馬克思主義徹底決裂，而前者還壹直以馬克思主義者自居。對此，人們應予以諒解。這只不過是壹個人不願否定自己過往足跡的懷舊情結罷了。就象當今有些出自中共的民主老前輩，他們的思想明明已在民主的軌道上，並對中共專製深惡痛絕，但卻總不願否定「四九年」。人們難道不應該諒解他們嗎？難道還可以把他們的思想與中共專製主義相提並論嗎？同樣道理，難道還可以把考茨基主義視為「原教旨的馬克思主義」嗎？退而論之，就算壹定要抓住考茨基自己的表白不放，硬要把考茨基主義歸類於馬克思主義，那也僅此而已。考茨基主義只不過是許許多多社會民主主義溪流中的壹條。如果把壹條小溪等同於整個洪流，把考茨基主義等同於整個社會民主主義，再以此把整個社會民主主義洪流都歸到馬克思主義的旗下，那就實在是到了荒謬絕倫的地步。

4、「第二國際是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之下」

這個結論根本不符合事實。馬克思主義並未真正在第二國際中居指導地位。

馬克思主義對英國工人運動的影響十分微弱。憲章主義、工聯主義、費邊思潮壹直主導著英國工人運動。法國工人運動由於壹向有激烈傾向，再加上路易勃朗未能深化其學說，蒲魯東較早去世，可能派理論不夠系統，遂使馬克思主義在八、九十年代的法國工人運動中有部份影響。德國則由於拉薩爾過早驟死，使勢力較大的拉薩爾派不得不與愛森納赫派合並，曾與拉薩爾齟齬的威廉李蔔克內西為能駕馭合並後的組織，遂向馬克思主義尋求精神武器。但即便如此，馬克思主義也並未完全取得主導地位。即使李蔔克內西本人也說：「德國社會民主黨不是拉薩爾主義者，也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他們是社會民主黨人」 。

第二國際三個主要政黨中，英國工黨從來不買馬克思主義的賬。宣稱信奉馬克思主義的法國工人黨蓋德派壹直是法國整個工人運動中的少數派。而且，即便是蓋德派也對「無產階級專政」避而不談。德國社會民主黨在第二國際成立(1889年)到恩格斯去世(1895年)的幾年間，確實開口閉口都稱馬克思主義。但其理論和實踐完全脫節。其具體行為方式全部運行在議會鬥爭和平改良的軌道上。1896年，伯恩斯坦的「修正」作業攪起了軒然大波。1899年的法國社會黨人米勒蘭入閣事件為大波火上加油。第二國際中的馬克思主義者出來大加伐撻。在1903年的德累斯頓大會和1904年的阿姆斯特丹大會上，他們確實熱鬧了壹陣。但好景不長。馬克思主義的氣勢急劇式微。就連所有共產黨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的教科書都不得不承認：「第二國際後半期的領導權落到修正主義者的手中」。然而這其實只是他們為自己硬找回壹點顏面的說法。因為真實情況何止如此，縱觀全局，應該說，社會民主主義才是第二國際的主導思想。

而且，就算第二國際確實曾受馬克思主義某壹程度的影響。那也只是整個社會民主主義運動長河中的壹個短暫插曲。因為「第二國際」遠非是社會民主主義運動的全部內容。在它之前，社會民主主義已有半個世紀的歷史。在它之後還有1923年的「社會主義工人國際」和1951年成立至今的「社會黨國際」。這兩個「國際」，尤其是「社會黨國際」才全面翻開了社會民主主義輝煌的新篇章。
五、中國共產黨的「心病」與中國社會民主黨人的職責

多少年來，中國共產黨壹直在放肆地咒罵資本主義。直到現在它的所謂「改革」把早期資本主義中最惡劣的東西都重新製造出來了，竟還要去咒罵資本主義。但它卻從來不咒罵社會民主主義。在這壹點上中國共產黨為何竟然如此寬厚？

社會民主主義在歐洲和世界其它地方所取得的成就是中國共產黨的壹快「心病」。它明白社會民主主義和共產主義這兩個都批判過早期資本主義的思想理論體系，有著完全不同的發展線索。推崇民主自由的社會民主主義真正在為社會中、下階層謀取福祉。而強調專政的共產主義則造就了壹個高踞民眾之上的共產黨官僚特權階級。它們的「工人階級為領導」「人民群眾當家作主」是不折不扣的謊言。共產黨官僚階級壟斷著社會公權力，貪瀆享樂。而廣大工農群眾則處於政治上無權和經濟上受榨取的地位。這和社會民主主義在歐洲創造的大片樂土相比較，貨色的真偽怎能不壹目了然？面對這壹切，中國共產黨感到最聰明的作法就是對社會民主主義絕對不予提及，仿佛世界上根本沒有這回事。

中國共產黨不會害怕妳宣揚資本主義，而絕對害怕中國廣大民眾了解到社會民主主義的理論和成就。然而，它的諱莫如深其實也只有駝鳥政策的效用。戳穿中共「社會主義」的偽劣。把社會民主主義的壹切「真善美」都告訴人民，讓人民去棄偽圖真，這就是我們中國社會民主黨人的職責。
社會民主主義與中國前途

「中國需要社會民主主義」，這個說法若要成立，首先必須具備兩個前提，壹是準確把握中國的現實狀況，二是正確了解社會民主主義的理念內涵，然後再看看社會民主主義這劑藥是否合適醫治中國社會的疾病 。

壹，中國的社會現狀

中共政權建立已經幾十年了，在這長達半個世紀的時期中，壹九七九年是壹個分界點。七九年以前中共政權對國家的治理「業績」可以高度概括為這樣十二個字：政治高壓統治，經濟普遍貧窮。

七九年中共展開了壹場改革。改革首先在政治層面上展開，其主要內容是放棄全面政治高壓。停止在人民中劃成份，取消「四類分子」的名目，「右派」先是脫帽，很快又實行「改正」，宣布不再搞政治運動，並對過去政治高壓中所判定的大量「反革命」案件進行甄別平反或減刑，在這期間雖然也發生了八壹年對七九民刊民主墻運動的鎮壓行動，但並不可因此而全盤否定那些政治改革措施，因它的確使中國社會從此走出了最恐怖的政治高壓。八壹年鎮壓是有選擇性的小範圍鎮壓。而從前的鎮壓是全面全社會性的，是「深挖細找」，人為地製造大量的「階級敵人」來進行虐殺以樹「無產階級專政」的威嚴。在七九年的政治改革中，持頑固反動態度的「凡是派」被改革派削奪其政治權力。

比政治改革稍遲，經濟改革也展開。其內容在工業方面是給予企業壹定的生產經營自主權，實行獎金製度或計件工資，以刺激企業及勞動者個人的生產積極性，在農業方面是分責任田，聯產計酬，包產到戶等等。

相對於 政治改革，經濟改革還算是不斷有所深化，企業從擴權發展為承包，再至允許私人企業出現，取消指令性計劃經濟，引進市場機製等等。

政治改革使原先緊張的社會空氣得以緩和，經濟改革使生產效率明顯提高，特別是農副產品和日用工業產品生產的增加，使民眾生活得到普遍的改善，應該洞悉的是，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共改革派之所以要進行這樣的改革，僅僅是因為他們在文革期間受到了沖擊，即那瘋狂的政治高壓壹度也把他們壓入社會底層之中，使他們得以親身體會到政治迫害狂和經濟生活貧困無著是怎麽回事。換言之，鄧小平們之要改革並不是來自於壹種高層次的改革理念。同時，還應洞悉的是，嚴格地說這場改革並不算是真正的改革。因為在政治上它並沒有改變原有的政治布局和權力結構，在經濟上也未能擺脫許多束縛生產力的羈絆，說到底，這場改革只不過是政治上減輕高壓和經濟上實行松綁的開明施政而已，故其所謂「改革派」其實也應正名為「開明派」和「務實派」。

然而人民並不滿足於「開明」，人民向往真正的民主，更何況經濟改革的積極作用很快就枯竭而其副作用----官倒貪汙腐敗卻迅速泛濫起來，人民的不滿在增加在積累，而鄧小平卻堅拒真正的改革， 統治集團與民眾的矛盾在不斷激化之中，終於，八九年仲春，具有深化改革傾向的胡耀邦在備受由「開明派」、「務實派」蛻化而成的「頑固派」的壓製下，憂憤之極突然去世，以悼念他為導火線，壹場八九民運驟然而至。這場運動矛頭指向了「頑固派」的總代表----鄧小平。

鄧小平殘酷地鎮壓了八九民運，其血腥的程度令昔日的政治高壓都望塵莫及。鎮壓的亢奮過去後，鄧小平也陷入了思索。他明白這場大流血在歷史上是抹不去的，多少年後，人們都會對此進行復查評判。為了沖淡他名字上的血腥氣味，為了用其他業績來抵消大屠殺的罪責，為了讓從他的施政中得到利益的人們淡忘他的暴戾行為，他又祭起了改革的旗幟。正如他女兒提醒他的：若不繼續改革，您今後的評價就只會釘在「六四」這壹點上了。鄧小平出於自贖的「改革」，完全回避了政治內容，而在經濟領域掀起狂潮，或許鄧小平的原意會是讓更多的人得到利益，因為只有這樣才能與他自贖的動機相吻合，但結果並不如此，在壹黨獨霸社會公權力，社會監督機製蕩然無存的情況下多好的經濟改革方案都會在實施中走樣，更何況有許多方案本身就漏洞百出。於是，這場改革的「成果」是占全人口百分之幾的人暴富，而百分之幾十的人陷入貧困或無改善可言。勞動，無論是體力勞動或腦力勞動都只能致富，不能暴富。暴富者除使用走私販毒、綁票搶劫 之類的純粹刑事犯罪手段外，更經常、更安全的則是使用權力轉化為金錢壹途。共產黨的官員和能搭通官方路數的私營業主才會是這條路途上的健步如飛者。在這場「經濟改革」中，共產黨官吏階層迅速地高度腐化。其程度大大超過「八九」之前。其毒素熏汙了整個社會。

撇開鄧小平為他自己身後評價的深謀遠慮不談，而從社會宏觀上去考察，那麽可知，經過九十年代初至今近十年的所謂「改革」，中國已建成了壹種最惡劣的政經組合模式。那就是在壹黨壟斷社會公權力，黨營經濟仍居正統地位的同時，允許私營的存在。由於相當壹部份具有實力的私營經濟系由黨營經濟嬗變而來；或與政治權力有著種種關系，使之能應心得手地對勞工進行壓榨盤剝，故其深具早期資本主義的諸種惡劣表征，於是當今中國大陸社會的政經組合，就是集共產黨製度與資本主義兩者最惡劣的因素於壹身。其社會效應有貧富兩極分化，社會公正蕩然無存，人際關系空前緊張惡劣等等。
二，資本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

盡管歷史上歐洲諸國的資產階級在推翻封建專製和主導政權後，並沒有真正兌現建立完善民主製度的承諾，但經過壹兩個世紀的社會變動，二戰以後的歐洲資本主義社會已鞏固地確立了健全的民主體製。因此，就政治層面而言，資本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沒有沖突。換言之，無論是主張實行資本主義製度者或信奉社會民主主義者都反對共產黨的壹黨專政，都有建立民主政體的要求。

然而事情並不僅此而已，它起碼還涉及以下兩個方面的問題：壹是，究竟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民主主義更易於發動中國的民眾投入終結中共壹黨專政的運動。二是，究竟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民主主義更適合醫治民主轉型後中共政權所遺留下來的的社會沈屙。

要回答這兩個問題就不能不先探討資本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的差別了。

資本主義對民主的理解主要停留在政治層面上。資本主義主張民主政治，具體內容涵蓋公民個人的諸項政治權利，如言論、出版、結社、集會、遊行等，和宏觀民主架構，如多黨競選、議會政治、三權分立、直選各級行政長官等。對社會其他領域，如經濟、文化等，資本主義主張采取自由放任的做法，不贊成政府進行幹預。資本主義的價值觀突出推崇自由，它認為，在經濟領域內，自由主義所體現的以私有經濟為基礎的市場競爭機製將能最大限度地發揮人的潛能，創造出日新月異的生產效率。就此而言，資本主義並沒有錯，但問題在於它妄顧了純粹的市場競爭機製實質上是非人道主義的，是把森林法則移植到人類社會，資本主義標榜機會的平等，這較之封建等級特權製度固然是歷史性的巨大進步，然而，實際上在資本主義的運動程式下，機會並不能平等。譬如，當名牌大學不再為豪門子弟所專享而只以分數決定錄取與否時，妳可以說機會平等了。但若僅此而已，家境貧寒的優質生卻又會因付不起高昂的學費而被拒之校門之外。又譬如作某項投資可獲豐碩回報，這個投資的機會是向任何人開放的，但這個開放，僅僅是名義上的，因為只有已具備相當財力的人才有可能去把握這個機會。故此，自由資本主義的運動程式，在創造效率的同時又在拉大社會成員之間擁有財富的差距，直至造成貧富懸殊。

社會民主主義對民主的理解比資本主義廣泛得多、深刻得多。它認為民主精神應該滲透到社會的各個領域。資本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雖然都主張民主政治，但內在驅動力卻各有不同。資產階級對封建貴族階級壟斷社會公權力，製定各種束縛工商業發展的陋規極為不滿。他們要求進入政權，以政權的力量限製封建特權的橫征暴斂，並製定另壹套保護工商業自由經營的法律製度，這就促使他們反對封建特權，要求建立民主政治。

而社會民主主義者(這其中既有出身於資產階級也有出身勞工階級和其他階級的)之要求建立民主政治並不僅僅為解除封建特權對工商業發展的束縛，而還希企建立壹種全新的社會製度。在這個社會裏，除了作為基礎的民主政體外，還應使社會財富在全體民眾中作相對公正的分配，使社會不但免除因封建特權的橫行而導致階級矛盾的尖銳，也免除因社會財富分配的不公而導致階級關系的緊張，從而建立起健康和諧的社會生態。
社會民主主義的價值觀除推祟自由外還推祟公正、團結、互助。為了實現社會公正和人們之間團結互助的和諧關系，社會民主主義在經濟領域中實行適當的政府幹預和員工參與企業管理。這個幹預非但不與民主原則抵觸而且正是促進經濟民主和社會民主的有力扛桿。因為這個政府本身就是民選產生，並較為關註中下階層的利益，民主原則在經濟領域的延伸和體現就是要盡力使機會平等真正得以實現並且從機會平等進而爭取結果的相對平等，也就是把貧富差距控製在相對合理的程度之內。社會民主主義當然也重視發揮人的潛能和肯定效率對社會發展的正面意義。鑒此，它認同市場機製的運行。揚棄了生產資料公有製的主張而推行混合經濟。但同時它又深刻認識到市場機製的放任膨脹必然會造成財富與勞動量不成比例地集中到少數社會成員的手中從而與社會公正的理念發生尖銳沖突。於是，這就需要有另壹種機製來予以製衡，對市場機製帶來的效率讓其發揮，而對其造成的貧富分化則予以消除或減輕。

顯然，說到底，問題的根源在於資本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對美好社會的內涵有不同的理解。資本主義認為民主政治加自由經濟這就夠了，而社會民主主義則認為在此之上還應輔以適當的國家幹預。通過民主政權的幹預來促進經濟民主和社會民主。

資本主義的信奉者持有強者心態。他們感到在這種社會模式中自己超群的能力可以為自己拓展燦爛的前程，造就富裕生活。社會民主主義者則真正繼承了「自由、平等、博愛」的精神遺產，並發展為更易於實踐的「自由、公正、相助」的基本價值觀，社會民主主義者就個人而言，未必是生活的弱者，但社會民主主義明顯關註社會弱勢群體的境遇，社會民主主義絕不追求平均，它認同能力超群者的生活水準相當地超過社會中位值，但它又清晰洞察由於能力差別而導致財富的差別，任其發展下去再加上資本的介入，這差別不但愈來愈與能力無關，甚至與勞動都無關，以致某些不勞而獲者會過上極為優裕豪華的生活，而大量的辛勤勞動者卻掙紮在生活線上。有這種現實存在的社會，實在難冠以美好的評價。在封建專製走入歷史以後，就輪到資本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作長期的和平較量，較量的結果在二十世紀中期已初見分曉。今天則棋局已定。證據之壹是壹百四十幾個信奉社會民主主義的政黨遍布世界各大洲。十五個歐盟國家中經常有十壹至十三個由民主社會主義政黨單獨執政或為主聯合執政。證據之二是典型的自由資本主義日益式微。撒切爾夫人下臺，工黨以高票重新入主唐寧街十號。資本主義不得不調整自己的運行模式逐漸地向社會民主主義趨同。可見社會民主主義已成歷史潮流，不可阻擋。社會民主主義者宣稱他們所選擇的道路是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之外的第三條道路。這條道路日益拓展，非常這合中國。
三，中國需要社會民主主義 「改革開放」以前，中國的勞動階層實質上是處於農奴壹般的境地。農村生產隊裏的農民自不待言，工礦企業的員工亦是如此。國營(黨營企業)對其員工有著強大的人身束縛力。通過人事檔案製和主宰其工資福利乃至婚姻生育和子女就業等等，企業牢牢地控製了員工的人身，使之類同中世紀莊園裏的農奴。

「改革開放」以後，黨營企業怪異地與市場機製聯姻，從而誕下怪胎。那就是企業的領導者仍然具備共產黨官員的身份、級別、待遇，但他們對員工的統率管理則逐漸嬗變為資本主義模式。具體表現是人身檔案製度威嚴式微，企業領導不再能以卡檔案來否決員工「不合則去」的要求，但同時又解除了不能輕易開除員工這壹規矩的束縛，即企業領導可以製造「理由」開革員工。工資福利的規定也不再只是照章執行中央文件的條文，而可以自行製定有關的規定指標。於是，勞工階層從農奴境地爬出來卻又落到自由資本主義的雇工地位。然而，企業領導則不完全轉變為資本家，從某壹角度來考察，他們比資本家更愜意，因為共產黨官員的身份保障了他們優裕的生活待遇。企業營運不佳，他們待遇依舊，更不需像資本家那樣憂心忡忡乃至上吊仰藥。企業營運佳績，他們當錦上添花，美不勝收。但從另壹個角度來考察，他們又不如資本家，因為企業畢竟不是他自己的，不能傳及子孫，而且退休製度的建立使之在其位謀其政的時間有限，於是這就激發了他們的「成就」急迫感，「有權不用，過期作廢」，企業領導人員的貪汙受賄，揮霍浪費，安插親信等惡劣現象由此壹發而不可收。如果說，從前的中國勞工階層並不真正了解自由資本主義是怎麽回事，那麽現在他們就逐漸知曉了，當然，這個自由資本主義是具有「中國特色」的。那就是它拒絕了自由資本主義的民主政治，而只采納其經濟營運程式，並堅持壹黨壟斷社會公權力，黨和行政權力滲透在經濟營運中，從而使這個「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離人道主義和社會公正更為遙遠。在這個「主義」的實施下，最受損的階層除了多少代來壹直壓在社會底層的農民外，就是非技術性的中年工人。這代人年輕時當成螺絲釘擰在農奴般的地位上，沒有機會接受專業訓練，而以工齡界定工資級別的規定又使那時年輕力壯、眼明手快的他們並不能因此多掙工資。當歲月的流逝使媳婦熬成了婆時，「新經濟政策」降臨了，工資級別不再以工齡長短界定，而只視其技術能力的高低和生產量的多少。「螺絲釘」沒有更多的技能，青春耗盡再也不眼明手快，他們蹇促的命運不僅僅是工資低微，更可怕的是被勒令「下崗」，從此躑躅街頭。這些飽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同時又是「中國特色」資本主義) 的苦頭的勞工群眾對這些主義 都會有說不盡的怨恨和憎惡。號召他們起來為實現資本主義而戰，行嗎？

年青壹代，由於年輕力壯或有機會學到壹些技能尚可維持生活水準。但當他們看到父輩的可悲遭遇，當他們想到有朝壹日自己也人到中年時，他們又將如何？或許這都與他們無關，但只要他們懷有良知，從更理性的角度來觀察了解社會，既知曉底層民眾的艱辛，又洞悉上層人士的優裕，他們就不會贊成這種「中國特色」 的資本主義，甚至共產黨中良知未泯者也會如此。

當今中國的社會現狀是政治層面上的專製和經濟領域裏的極不公正交織在壹起。資本主義製度固然要求民主政治，但它本身卻缺乏建立社會公正的 機製。用它來取代共產黨製度無助於解決其製造遺留下來的種種社會弊端。只有既推崇民主政治，又重視社會公正的社會民主主義才有能力醫治這些病患弊端，從而也最具備發動民眾起來終結壹黨專政的感召力。

社會民主主義實現社會公正的方法途徑並不固定，它應視各國的具體情況來設計最適當的方案。譬如稅務法規的製定，要考慮全社會各收入層次的實際分布。社會福利保障製度的建立要考慮國家財政的承受力和民眾的思想水平。然而無論如何，社會民主主義實現社會公正的宗旨決不可有絲毫的背離，不論是典型的資本主義還是中共的「中國特色」的權貴資本主義所製造的貧富懸殊兩極分化都在社會民主主義要予以掃除之列。

目前在為中國民主事業而奮鬥的營壘中，有人推祟資本主義，有人信奉社會民主主義 。這很正常，也不要緊。大家可以在不同的層次，側面上為中國的民主轉型出力。盡管筆者信奉社會民主主義，但並不否認以資本主義為召仍可在中國聚集到壹些終結中共壹黨專政的民主力量。只是壹旦民主轉型基本完成以後，在面臨如何治理國家的問題時，社會民主主義與資本主義就難以搓合，到那時，我們就只好把各自的理念向廣大民眾和盤托出，由民眾作選擇棄取。但筆者深具信心，只要我們社會民主主義者作鍥而不舍的努力。爭取民眾的理解，那麽，民眾選取的會是 社會民主主義 而不會是資本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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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3 天前 | 显示全部楼层
社會民主主義概論

作者 湯武 寫於 二零一九年





壹輪朝陽，社會民主主義的朝陽，正在中國的地平線上冉冉升起。

19、20世紀，它曾經照亮了西方世界，深度滲透到西方世界的精神與經濟政治社會結構之中，推動西方世界由資本和資產階級的單邊統治，轉變為資本與勞動、資產階級與勞工階級雙邊競合共治，以及各種生產要素和各個社會階級多邊競合共治。

在自然世界，照亮地球的太陽只有壹個；在人類世界，照亮精神與社會生活的太陽不止壹個，神靈崇拜、宗教信仰、自然主義、人道主義、個人主義、社會主義、自由主義、平等主義、憲政主義、民主主義、理性主義、意誌主義、科學主義、人本主義……都曾經像太陽壹樣向人類發光發熱。它們有時此起彼伏，有時又交相輝映，輪流或共同指引人類走向更高的發展階段。社會民主主義，作為自由民主主義的競爭者，作為極左專製主義和極右專製主義的反對者，就是現代、當代和未來很長時間壹種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價值理念和精神力量。

早在100多年前，它就已經來到中國了，為什麽至今絕大多數中國人不知其名，更不知其為何物？

對於這樣壹束熄滅了很久的火種，我們憑什麽可以充滿信心地宣布，它即將像壯麗的日出壹樣蔚為大觀？





第壹章 社會民主主義的哲學和文化學





任何壹種經濟政治社會運動，都具有壹定的哲學和文化內涵，自由主義運動、共產主義運動是如此，社會民主主義運動也是如此。





人性哲學、社會歷史哲學、價值哲學





社會民主主義的人性哲學，認同人皆具有善性與惡性、生物性與創造性、個體性與群體性的人性假說。





壹、人性哲學





1、善性與惡性

我們把人皆具有的自主、獨立、求真、務實、互助、合作、勤勞、節製、創造、超越、仁義、慷慨、寬容、慈悲、愛美等等天性、潛能、需求和傾向，稱之為人的善性；把人皆具有的依賴、奴從、怯懦、蒙昧、虛妄、仇恨、攻擊、傲慢、妒忌、貪婪、恐懼、懶惰、縱欲、殘忍、戀醜等等天性、潛能、需求和傾向，稱之為人的惡性。

在歷史上，性善論者只看到了人性的前壹個方面，而性惡論者只看到了人性的後壹個方面。但實際上，任何人都同時具有兩個方面，只不過在有些人那裏，善性壓倒了惡性，他們依次被稱之為聖賢大德、英雄、好人；在有些人那裏，惡性壓倒了善性，他們依次被稱之為大奸大惡、梟雄、壞人；在更多的人那裏，善性與惡性處在壹種未展開的混沌交織狀態，他們被稱為好壞參半的庸常之人。

如果我們承認人類歷史是壹個從低級到高級、從野蠻到文明的進步和發展過程，那就意味著，人性的變化總的來說具有善性不斷強化、惡性不斷消退的趨勢，意味著越來越多的庸常之人將會成長為聖賢大德、英雄、好人，並且對大奸大惡、梟雄、壞人形成壓倒性的優勢。

然而這絕不是壹個自動的、必然的直線進化過程，事實上，在歷史上曾經出現過許多人性大退化的時期，甚至我們自己還親眼目睹了、親身經歷了慘烈的人道大災難。在中國歷史上每壹次社會崩潰、改朝換代時，都有數千萬人（有時高達總人口的2/3）死於非命，人吃人、率獸食人現象反復出現；到了20世紀，竟然還有數千萬人死於黑色法西斯主義暴政和侵略，上億人死於紅色共產主義暴政和侵略。每念及此，我們不僅對人類的進化深表懷疑，甚至對人類的未來深感絕望。今天，足以毀滅人類和地球數十次的核武器，作為人性惡的集中體現和實體化，就像達摩克裏斯之劍壹樣高懸在人類的頭頂；今天，地球上實際上只有壹半的國家和人口實現了憲政民主，另壹半國家和人口仍然處在形形色色的極權專製與威權專製之下，也就是說，只有在壹半的國家和人口，人性善壓倒或控製了人性惡，而在另壹半國家和人口，人性惡還在壓倒或控製人性善。人類實際上走到了壹個真正的十字路口，人類能否抑惡揚善、棄惡從善，尚有諸多不確定，仍是未知之數；沒有任何必然性和客觀規律能夠保障人類臻於至善之境，善惡之爭其實是人類自己與自己的鬥爭，最終結果取決於人類自己。

2、生物性與創造性

人類來自於自然界，是生物進化的結果，是自然因果鏈條的壹個環節。人首先是自然存在物，因此，植物和動物所具有的本能和本性，人類也無不具有。人也具有壹切生物所具有的自我保存和繁衍的本能，或生存的需要和安全的需要，我們稱之為人的生物性，因其具有適應環境和保持現狀的特點，我們也把它稱之為人的保守性，亦即人性中趨於保守的維度。

然而生存固然是人類進化發展的前提和基礎，卻不是進化發展的動力。人類進化發展的內在動力是人猿揖別過程中形成的壹種新的本能和本性，這就是人的創造性、超越性和自我實現性，這是人類所獨有的打破現狀、改造自然、挑戰環境、探索未知的需要、潛能和沖動，人類正是依靠這種最初很微弱後來愈益強壯的本性，才把自己從壹個弱小的物種變成了地球上最強大的、不僅統治了地球而且正在向外太空拓展的物種。

在很長歷史時期，生物性在人性結構中居於絕對主導的地位，壹切人類活動，包括經濟、政治、軍事、法律、社會交往、文化創造活動，都是圍繞著物質需要、生物需要的滿足這壹焦點和軸心展開的，創造性這壹新的本性和本能，與其說是作為目的，不如說是作為工具和手段而得到保存和發展的，它經過漫長的積累逐漸壯大和豐滿起來，並終於率先在小部分傑出人物那裏獲得自為目的、自求滿足的特性，成為他們生活的第壹目的，成為他們人性中的第壹需要。人類創造性的發展，尤其是傑出人物創造性的高度發展，極大地推動了生產力的提高，推動了經濟政治法律社會製度的變革，推動了精神文化的繁榮昌盛。

最近幾百年來，工業革命和科學技術革命所創造的物質財富，遠遠超過了數十萬年人類歷史所創造的物質財富的總和，應該說，在發達國家，已經實現了相當富裕的生活，吃穿住行等物質需要、生物需要的滿足已經不成為問題了，只要物質資料的分配問題也像物質資料的生產問題壹樣得到徹底解決，那麽整個經濟問題這個壹直困擾人類的首要問題，也將得到徹底解決。壹個極為明顯的表現就是，發達國家絕大多數人用於謀生的勞動時間急劇減少，相應地非勞動時間、自由時間在大大增加。於是壹個人類從未遇到過的重要問題就變得非常現實和急迫了：在大量自由時間裏，人們應該和可以做什麽？

如果人的創造性等高級的本性和需要不能普遍成為占主導地位的本性和需要，那就意味著，大量的自由時間，就會浪費在生物性等低級本性和需要的滿足上了，人類文明就會失去進壹步向前發展的動力機製了。發達國家已經來到了壹個歷史節點上，那就是必須普遍實現以生物性為主導的人性結構向以創造性為主導的人性結構的轉型和升級。

當然，這個問題只是在發達國家才成了壹個現實的問題，這些國家也就二三十個，其人口大約只占全球總人口的15%，其他國家以及其余85%的人口，仍然處於不發達或發展中狀態，對於這些國家的人民來說，物質需要的滿足問題、謀生問題、物質資料的生產和分配問題、經濟問題，仍然是最主要的問題，他們仍然不得不為基本的生存、安全、繁衍而辛苦勞作，甚至不得不展開爭奪生活必需品的殘酷的叢林競爭。

3、個體性與群體性

任何壹個人，首先是壹個個體，具有個體存在必然具有的個性、特殊性、獨立性，具有自私、自利、自主、自立、自尊、自強、自我發展、自我實現等等本性、需要和潛能。與此同時，任何壹個人也都是某個人類群體的壹份子，具有群體存在必然具有的共性、普遍性、社會性，具有無私、利他、互助、合作、聯合、團結、仁愛、博愛等等本性、需要和潛能。

這兩方面形成壹種相互依存、相互補充而又相互排斥、相互沖突的結構性張力關系，只有個體性而無群體性或者只有群體性而無個體性，都是不可思議的。區別只在於，在有些人那裏，個體性占優勢，在有些人那裏，群體性占優勢；在有些人那裏，個體性和群體性沖突得很厲害，在有些人那裏，個體性和群體性能夠達到壹種很好的融合。個體主義、個人主義突出強調個體性而相對忽視群體性，群體主義、社會主義突出強調群體性而相對忽視個體性；極端的個體主義和個人主義與極端的群體主義和社會主義，則幹脆否認對立面的存在。

上述這種壹般的說法當然是正確的，但也是抽象的，它只是深入具體地理解個體性和群體性的結構關系和歷史行程的邏輯前提，而不是這種理解本身。需要深入具體地加以解釋的是，個體性和群體性在人性進化過程中分別發揮什麽樣的作用，它們在什麽情況下是必然沖突的，又在什麽情況下是必須並且可以結合的？

必須承認，個性、個體性相對於共性、群體性而言，具有壹種Ontology（存在論或本體論）上的優先性。這倒不是像個體主義和個人主義那樣，在發生學意義上指認個體先於群體、個人先於社會而存在，就像群體主義和社會主義在發生學上指認群體先於個體、社會先於個人而存在，這兩種說法就像斷言雞先於蛋或蛋先於雞壹樣，都是不能成立的。毋寧說兩者是同時出現、同時演化的。此處所說的個體對於群體在存在論或本體論上的優先性，是就發展的動力機製而言的，也就是說，從發展的眼光來看，個體的行動、個人的首創精神是整個共同體和全部歷史發展的原動力和發動機。壹般而言，個體是相對積極、主動、能動、活躍的，而群體是相對消極、被動、受動、穩定的，這種存在論或本體論上的判斷大抵是不成問題的。

我們任意截取某壹個時間節點來看，固然可以說任何壹個個人都是既定環境和先前歷史條件的產物，但如果說個人僅僅是環境和時代的產物，那麽歷史就會停留在這個時間節點上了。人類歷史之所以具有「發展」和「進步」的性質，就在於總是有某些個人率先站出來改變環境、挑戰權威和成規、突破共同體的限製、創造新的文明因子，他們或許失敗了，或許被共同體當作異端摧殘和消滅了，然而，在他們的感召和示範下，更多的個人站出來了，他們前仆後繼，英勇奮鬥，終於改變了環境，重構了社會共同體。在這個意義上說，共同體並不創造什麽，並不提供歷史的增量，而只是保留了個人活動的成果，只是容納了歷史的存量；創造歷史的、提供歷史增量的，永遠只是活生生的個體，正是他們率先有所發現、有所發明、有所突破、有所創造，才推動了老共同體的瓦解和新共同體的形成。

每個積極意義上的個人都是現存生產力所無法限死、現存社會關系所無法窮盡、現存文化所無法窒息的、包含種種內在激情和可能性的特殊實體，他的內在需要和本性推動他不可遏製地去改造環境，去創造新的生產力、新的社會關系和新的文化。個人的這種獨壹無二性、不可還原性和創造超越性，就賦予他以歷史本體論即社會存在本體論的優先地位。

那麽如何解釋在某些歷史時段某些共同體的倒退和毀滅性敗壞？關鍵在於那些集中了惡性力量的大奸大惡、梟雄和壞人，積極主動地發起了攻擊和破壞，他們裹挾和綁架很多膽小懦弱的民眾，掃蕩和摧毀了好不容易積累起來的人類文明成果，與此同時，那些集中了善性力量的聖賢大德、英雄、好人，卻沒有來得及有效地聚齊和組織起來，並帶領民眾抗擊和阻止歷史的大倒退。在這裏，個體的選擇仍然是決定性的力量。如果說積極意義上的個人推動了歷史的進步，那麽也可以說消極意義上的個人拉動了歷史的倒退，正是那些惡性大於善性、破壞性大於創造性、索取大於貢獻、消費大於生產的惡劣個人，不滿足於社會結構停留在某壹靜止狀態，他們帶領很多平庸保守的消極個人，推動社會結構回到過去的歷史階段。這正好反向、逆向證明了個體性優先於群體性的原理。

無數這樣的時間節點構成了人類曲折向前的歷史主線。其實，在原始人類那裏，無論是個體還是群體，都處在壹種未展開的、混沌模糊的狀態中，個體固然是極為貧乏弱小的，群體也是極為狹隘封閉的。原始人甚至沒有「人類」的自我認同和自我意識，他們分布在廣袤大地的各個角落，在很小的血緣關系的範圍內勉強生存，彼此將周圍的人群視之為像其他動物壹樣的狩獵對象，戰爭、搶劫和殺戮幾乎成為他們基本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與許多浪漫主義者對原始社會的田園牧歌式的想象相反，原始的血緣群體固然是弱小個體賴以存在的依靠，其實也是壹座座關押個體的鐵籠。正是無數逐漸積累起力量的個體壹波又壹波追求自由與發展的積極行動，逐次沖破了血緣、地域、等級、階級、民族、國家的邊界以及相應的信仰、法律、道德、習慣的禁忌，在無數個方向和無數條線路上交流與融合，形成了更加廣泛的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聯系，形成了更大的社會共同體。以哥倫布和麥哲倫等人的環球航行和地理大發現為標誌，地球上終於出現了完整的人類概念和真正的人類意識，實現了由無意識的、自在的人類世界向有意識的、自為的人類世界的轉化。

通過縱向和橫向的比較，我們會發現壹條概率很高的統計規律：正是對個性和個人自由的追求，才促成了廣泛和深刻的社會聯系的出現，凡是在個體高度獨立自主的地方，就出現了群體的繁榮和國家的強大；反之，伴隨著個性萎縮和個人自由缺乏的，倒是群體的狹隘和封閉，在那些把群體的秩序和穩定看得高於個人的自由和發展的地方，反而出現了群體的衰落、停滯、虛弱和落後。由此可以驗證個性、個體性、個人自由相對優先於共性、群體性、社會聯系這樣壹條存在論和本體論的原理。

自然不能由此得出個性、群體性、共同體、社會聯系可有可無的結論，它們只是相對的消極被動而不是絕對的消極被動，它們自身也具有積極的、重要的、不可或缺的意義，這不僅表現在個人的形成必須接受歷史文化遺產和現實社會資源上，也不僅表現在更好的共同體壹旦形成，就會反過來推動、支持、鼓勵、保護個人，並讓越來越多的普通個人成長為優秀個人上，更為重要的是，在那些優秀個人沖擊舊的共同體並建構新的共同體的過程中，本身也必須組織成為壹個行動共同體，壹個改革或革命的團隊，在這個團隊中，共性和群體性，與其說是與個性和個體性截然不同的性質，不如說就是個性和個體性的延伸、放大和擴展，是個性和個體性的融合、凝聚和升華。雖然說在改革或革命的團隊中，仍然存在個人自由和個人首創精神的空間，但共同利益、共同目標、共同理想、共同規則，在這個特殊的歷史時期，不僅僅是對個性的消極限製，也是對個性的積極引導和伸張。





二、社會歷史哲學





1、人性的演化與社會歷史進程

人的本質不斷外化、物化、對象化為人的活動和存在方式，人的活動和存在方式不斷內化為人的本質；人性哲學探究的是人的潛在的、內在的、可能的方面，社會歷史哲學探究的是人的顯在的、外在的、現實的方面，也就是人和自然、人和人的相互關系，即人的社會存在方式和社會結構，以及它們的歷史發展趨勢。

每壹代帶著壹定的善性與惡性、生物性與創造性、個體性與群體性的人們，展開壹定的經濟活動、政治活動、交往活動、文化活動，形成壹定的經濟關系、政治關系、交往關系、文化關系，這些社會關系就是所謂的社會製度或社會結構，它們壹旦成型，就在壹定的時間範圍內劃定了人們行為的界限和規則，在這些界限和規則內，人性的需要、潛能、內驅力、創造力得到滿足、發揮、發育、積累、成長，直到現存的社會製度和結構容納不了的程度，社會改革、變革、革命就到來了，舊的社會製度和結構就被新的社會製度和結構所取代。

人的本質，在其實現性上，是壹切社會關系的總和。馬克思的這句話來源於亞裏斯多德的潛能與現實、德國古典哲學的本質與存在相互關系的學說，但在蘇聯、東歐和中國等共產黨國家，卻被簡化為、庸俗化為「人的本質是壹切社會關系的總和」，這就把人的本質等同於存在、把潛能等同於現實了。固然。人的本質不是壹個抽象的幽靈，而總是必須表現為客觀存在的，正是在人與自然、人與人的相互作用的現實場域，人的本質才得以孕育、生長、激活、豐富和發展，但可能性總是比現實性大壹點，內在、潛在的本質總是比外現、顯現的存在多壹點，這才能解釋為什麽人類總是不滿足於現狀、為什麽總是要追求比現在更好的未來、為什麽總是為理想而奮鬥這壹基本的事實。

素質決定論、人性決定論、要素主義，把人性看成是壹種亙古不變的常數和元素，既看不到好的製度、環境和社會結構對人性所起的激勵、褒揚、導引、保護作用，也看不到壞的製度、環境和社會結構對人性的壓抑、禁錮、扭曲、戕害作用；與此相反，製度決定論、環境決定論、結構主義，把人性歸結為製度、環境和社會結構的產物，既看不到壞的製度、環境、社會結構是由壞人建構並由好人改變的，也看不到好的製度、環境和社會結構是由好人構建並遭到壞人破壞的。只有把素質 人性 要素 社會製度 文化環境 社會結構互相作用對人的影響充份的考慮進去的決定論，才是客觀的。

對人性當然不能絕望，但也不能寄予過高的希望，必須高度重視製度、環境和社會結構的建設。在歷史上，由於自然的和人為的、外部的和內部的、必然的和偶然的種種原因，只占人口少數的壞人往往會搶得先機，以高度組織起來和武裝到牙齒的力量，把專橫的權力意誌強加於整個社會，建立起壹種控製全部經濟、社會、文化生活的暴政，並保持和鞏固其統治達數十年乃至數百年之久，在這期間，整個民族和社會的人性遭到大規模的敗壞、出現大規模的退化。

幸運的是，任何壹種暴政統治並不能永遠繼續下去，即使是為了維護其長期性，或是為了降低這種統治的代價和成本，它也會逐步向民眾松綁和讓步，它也會變得松弛和萎縮，而民眾的人性水平就會趁機得到恢復和發展。當暴政統治出現全面衰落和危機的時候，也同樣會出現這樣的歷史機遇，那就是只占人口少數的好人，只要能夠高度組織起來並具有強大的戰鬥力，喚醒和召集廣大受害的民眾，也足以摧毀曾經不可壹世的暴政統治，建立比較進步、寬松和開明的政治製度，甚至建立現代的憲政、民主和法治的政治製度，在這種製度的保護和激勵下，全民族和社會的人性水平很快就會得到大幅度的提高。

2、以善性、惡性的實現程度和力量對比為坐標的歷史分期

善惡二性是人所固有的本性，最蒙昧野蠻的人類也具有善性，最文明美好的人類也具有惡性；最兇惡殘暴的個人也具有善性，最純潔善良的個人也具有惡性。這是壹個壹般的判斷。

在具體的個人和具體歷史時期的人類身上，善惡交織的情況相當復雜，大體而言，具有善性大於和控製惡性的人格結構的人算是好人，具有惡性大於和控製善性的人格結構的人算是惡人；善性控製惡性、好人控製壞人的社會算是好社會，惡性控製善性、壞人控製好人的社會算是壞社會。

這種說法還是很抽象，讓我們更為具體地指出，基於人性惡的暴力和欺詐控製整個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生活的社會結構，是壞的社會結構；基於人性善的生產力、真理和正義、自由平等的價值觀主導整個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生活的社會結構，是好的社會結構。壞的社會結構是戰爭劫掠經濟、極權專製權治和愚民文化的組合，好的社會結構是市場交換經濟、憲政民主法治和尊民文化的組合。

以此為坐標，我們把人類歷史劃分為兩個時期：傳統蒙昧野蠻時期和現代理性文明時期。這當然是壹種粗略的劃分，並不等於說在傳統蒙昧野蠻時期就沒有基於人性善的市場交換經濟、憲政民主法治和尊民文化的因素、成分和雛形，在現代理性文明時期就沒有基於人性惡的戰爭劫掠經濟、極權專製權治和愚民文化的因素、成分和形態；正如傳統時期已經出現了雅典民主、古羅馬共和、英國憲政、意大利城邦共和，在所謂現代時期，全世界甚至還有高達半數的國家和人口還生活在極權主義和威權主義製度之下。

這裏涉及壹個社會歷史觀的重大問題：是什麽力量在推動社會歷史的發展？有人說是生產力，有人說是理性和科學技術，有人說是宗教信仰和道德，有人說是市場競爭，有人說是英雄人物……於是形成了形形色色的壹元論歷史觀。這些歷史觀都有壹定的道理，因為它們強調的各種力量的確都在推動歷史的發展，但誇張壹種不及其余並且把它當成整個人類歷史發展的根本動力，就不對了。實際上，不僅各種力量都在起作用，而且不同歷史時期起主導作用的力量也不壹樣，並沒有壹種貫穿整個人類歷史始終的根本動力。現代各種壹元論歷史觀，不過是古老的壹元論世界觀、本質主義和整體主義思維方式的變種。舉個例子說，馬克思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以及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矛盾運動來解釋整個歷史發展進程，固然具有壹定的道理，但並非就把握了整個社會歷史的真相。

引人關註的是，各種壹元論歷史觀大都強調的是種種人性善的力量，而很少直面人性惡的力量，即使康德、黑格爾、馬克思、恩格斯也觀察到惡性、惡行在歷史上的重大影響，但在他們的壹元論直線歷史發展模型中，那只是壹種非結構性的擾動因素，不足以動搖生產力、理性、道德等等善的、好的力量對於歷史發展的推動作用和決定作用。倒是馬基雅維利、孟德威爾、拉羅什富科、薩德等人直面了人性惡的存在，但他們的言說大抵只限於政治學、經濟學、倫理學和文學領域，還沒有上升到社會歷史哲學的高度。

人性惡的集中體現就是暴力和詐力。暴力、殺戮、肉體傷害和強製，是對人的生命、健康和安全的直接傷害、剝奪和控製，會給人帶來巨大的痛苦和恐懼；欺詐、狡計、謊言，是對人的精神、意識、意誌的操縱、灌輸和塑造，會讓人心甘情願地接受統治和壓迫。暴力與詐力、大棒與胡蘿蔔、刀與花、毒藥和蜜糖又是相互強化和放大的，歷來是極權專製統治缺壹不可的兩類大殺器。項羽和範增，壹個擁有強大的暴力，壹個善於用計，但他們不能結合，結果統統死於兼有暴力和詐力的劉邦之手。

在很長的歷史時期，暴力和詐力不僅僅在國家權力的建立和維護、政治鬥爭和軍事戰爭中起主導的、決定性的作用，而且深深地滲入經濟和文化生活，決定著物質財富的生產、交換、流通和分配，決定著意識形態和精神文化的製造、交流、傳播和分享。還是以劉邦為例：他年輕時遊手好閑，不像哥哥壹樣勤治家業，遭到父親的責罵和嫌棄，等到他做了皇帝，坐擁整個天下，就得意地問劉太公，現在我們兄弟幾個誰的產業更大？這個例子形象生動地說明，暴力和詐力以及憑借它們而建立起來的政治權力，曾經是比生產力、經濟力、科技力、文化力更大的力量，提著腦袋打天下、兩把菜刀鬧革命、戰爭和劫掠，比和平勤勞的生產經營活動和精神創造活動，能夠獲得更多的物質財富。更大的例子是，馬其頓蠻族征服了希臘，日耳曼蠻族征服了羅馬、蒙古族和滿族征服了漢族、納粹帝國壹度征服了西歐、蘇聯帝國數十年間征服了東歐並間接征服了中國。當代中國歷史學家吳思把這種現象精彩地概括為「血酬定律」，他把暴力冒險、拼命流血獲得的報酬稱之為血酬，在暴力和權力通吃的社會和時代，這種報酬甚至遠遠大於勞動的收入、土地的租金和資本的利潤。在這裏，生產力決定論和經濟基礎決定論就完全失效了。

從傳統蒙昧野蠻時代向現代理性文明時代的轉化，關鍵就是要讓暴力和詐力從根本上退出經濟、政治和文化生活：讓經濟生活成為非暴力、非欺詐的過程，讓生產力和科學技術以及自由平等的市場競爭和交換，成為經濟領域的決定力量；讓政治生活成為非暴力、非欺詐的過程，讓共和取代獨裁，讓和平理性的、數人頭的政治博弈取代妳死我活的、砍人頭的權力鬥爭，讓憲政、民主、法治成為政治領域的基本規則；讓文化生活成為非暴力、非欺詐的過程，讓信仰的和平共處、思想的自由競爭、學術的平等交流、道德的多元互補、藝術的百花齊放，成為文化領域的主流和常態。

上述歷史分期不同於馬克思主義如下的歷史分期：遠古人性具有原始的豐富和完整，惡性是潛在的和被壓抑的，私有製和階級社會是人性惡的大爆發，人類處於普遍的異化和非人的狀況，在壞到極點的時候，出現了壹個像耶穌·基督壹樣的救世主，那就是恢復和集中了全部人性善的無產階級，祂發起了最後壹次解放全人類的階級鬥爭，最終消滅了私有製、階級和國家，實現了像天堂壹般的共產主義。這種人性學說和歷史分期存在很大的問題，由於在邏輯上沒有確認善惡二性普適於所有人和人類始終，因此看不到原始人性中存在的粗陋、醜惡和野蠻，也沒有看到人性善在私有製和階級社會的積累和發展，隨之又憑空虛構壹個無產階級救世主拯救了整個人類，並認為理想的共產主義社會再也沒有人性之惡了。

3、以生物性和創造性的實現程度和力量對比為坐標的歷史分期

迄今為止，人類整體上仍然以生物性為主、以創造性為輔，生物需要、物質需要仍然是人的第壹需要，因此物質財富的占有、分配和消費仍然是人類壹切活動的焦點，不管這種占有、分配和消費是以暴力、權力為主導的方式實現的，還是以生產、經營、交換為主導的方式實現的。這當然是壹種不能令人滿意的狀態，因此文藝復興以來興起的人文主義思潮，無不呼喚更高的人性水平，啟蒙運動開始構想壹種以審美、藝術、遊戲為主的生活方式，而烏托邦社會主義者則提出了勞動和創造應該成為生活的第壹需要的命題。繼承了這些思想遺產的馬克思，把受物質需要驅動和支配的人類活動叫做謀生活動，把人們受外在目的規定和驅使而爭奪生活必需品的狀態叫做必然王國，而把此壹時期的人類歷史叫做人類史前史，與此同時，他熱烈地展望，在未來人類那裏，勞動創造活動本身成為人的第壹需要，人的創造天賦的絕對發揮、不以舊有的尺度來衡量的人類全部力量的全面發展、人的自我實現和自由發展，成為目的本身，人類因此而進入自由王國和真正人的歷史。

於是就出現了另壹種歷史分期：必然王國與自由王國、人類史前史和真正人的歷史。

如果馬克思的這種分期能夠成立的話，其實恰好否定了他的唯物主義歷史觀（簡稱唯物史觀）的普適性，因為唯物史觀最多只適用於他所說的必然王國和人類史前史，而適用於自由王國和真正人的歷史的應該是另壹種歷史觀，我們不妨稱之為歷史人本主義（簡稱人本史觀）。唯物史觀的基本範疇如物質需要、經濟必然性、物質生產勞動、物質資料生產、生產力、生產關系、生產方式、經濟基礎、上層建築、階級、國家等等，都只能以另壹種比重和另壹種方式存在於人本史觀之中；正是在唯物史觀的基礎上生長出人本史觀，在經濟必然性的基礎上生長出人的發展的必然性，在必然王國的基礎上生長出自由王國。

馬克思所展望的共產主義社會的最本質的特征其實不是生產資料的公有和按需分配，而是人的自由全面的發展；不是對物質財富的占有、擁有和享受，而是人以壹種全面的方式，作為壹個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質：「共產主義是私有財產即人的自我異化的積極的揚棄，因而是通過人並且為了人而對人的本質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會的（即人的）人的復歸。這種復歸是完全的、自覺的而且保存了以往發展的全部財富的。這種共產主義，作為完成了的自然主義，等於人本主義，而作為完成了的人本主義，等於自然主義，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間、人和人之間的矛盾的真正解決，是存在和本質、對象化和自我確證、自由和必然、個體和類之間鬥爭的真正解決。它是歷史之謎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這種解答。」

拋開本身就不能體現馬克思真正意思的、粗陋的「共產主義」概念不論，馬克思把人類歷史劃分為必然王國和自由王國、人類史前史和真正人的歷史兩個時期的做法能夠成立嗎？如果說僅僅是要表達以生物性為主要驅動機製和以創造性為主要驅動機製的兩個歷史時期的區別，應該是不成問題的，但鑒於自由正是在必然王國中生長起來的而自由王國中也有必然性的作用，鑒於生存競爭時代孕育了人類創造性而自由創造時代包含人類生物性，鑒於「人類史前史」也是人性之善的發展過程而「真正人的歷史」也不可能徹底滅絕人性之惡，人們對馬克思這種簡單的兩分，就不能做極端的、壹刀兩斷、截然兩分的理解，而應該警惕和消解其中所包含的烏托邦幻想。

壹部分非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家和未來學家也預言「經濟奇點」的到來，他們認為，在不遠的將來的某壹個時點上，生產力和科學技術的發展所帶來的極其豐饒的物質財富，會輕而易舉地滿足人類的生物需要和物質需要，為爭奪生活必需品的生存鬥爭將成為多余，壹直困擾人類的經濟問題將得到根本解決從而成為次要的社會問題，財產擁有民主製度和基本收入製度將會成為現實，絕大多數人不用從事具有謀生性質的「勞動」、「工作」、「職業」，就能夠獲得足夠的生活資料，依照傳統經濟學的界定，他們將會成為不能甚至無需就業的失業人口，在大量的自由時間裏，他們應該和可以做什麽呢？是無所事事、遊手好閑、消費娛樂、混吃等死嗎？那會是另壹種令人恐怖和絕望的生存狀況。只能是去做壹些更有意義的、更富有精神內涵和創造性質的事情，也就是馬斯洛所說的滿足人的高級需要如自我實現需要的事情，這也就是馬克思曾經說過的人本身的生產或人的自由全面的發展。

在以自我實現、人本身的生產、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為主題的歷史條件下，的確，社會結構或社會的組織和運行機製以及相應的價值標準和評價尺度等等，必然會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傳統哲學與人文社會科學的概念體系都必須推倒重來。比如所有製或產權製度，如果僅僅是指生產資料的歸屬，那麽在巨大規模、超高科技的物質資料生產領域即所謂「經濟領域」，生產資料其實必須並且能夠以公有製為主。但這不是問題的關鍵，因為所謂經濟領域只是人類生活中較小的部分，更大的部分和更廣的領域是人本身的生產；問題的關鍵在於，人的創造活動、人的個性和才能的自由發展，是最不適合於所謂「公有製和計劃模式」的，究竟什麽樣的社會關系、社會製度和社會結構才能適合和促進「人的創造天賦的絕對發揮」？現在的人類其實是無法作出具體規定的，最多只能做壹些猜想和推理而已。

4、以個體性和群體性的實現程度和力量對比為坐標的歷史分期

人類歷史，如果以個體與群體、個人與社會的關系為坐標，可以劃分為群體禁錮個體的時代和個體構建群體的時代，人們分別用身份和契約、機械團結和有機團結、奴役壓迫和自由平等、極權專製和憲政民主等等概念來描述這兩個時代的區別。

馬克思喜歡使用黑格爾的三段論：「人的依賴關系（起初完全是自然發生的），是最初的社會形態，在這種形態下，人的生產能力只是在狹窄的範圍和孤立的地點上發展著。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是第二大形態。在這種形態下，才形成普遍的社會物質變換，全面的關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體系。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的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他們的社會財富這壹基礎上的自由個性，是第三階段」。此處第二大形態，指的是資本主義，按馬克思的劃分，是從人的依賴關系到自由個性的過渡階段，按我們的劃分，已經屬於個性初步得到自由發展的階段了。因此，我們認為它不單獨構成壹個大尺度歷史時期，並且不屬於群體禁錮個體的時期，而屬於個體構建群體的時期。

我們曾經說過，個體性對於群體性而言，從人類歷史本身發展的眼光看，具有存在論或本體論的優先性，然而人類史來自於自然史，在其掙脫自然史而進入人類史的過程中，從自然那裏繼承下來的惡性、生物性、群體性，曾經長時間對於新生的善性、創造性、個體性，具有發生學和力量對比上的優先性。

群體優先於並禁錮個體的時代，又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壹個階段叫做自然血緣關系，這是直接從動物界繼承下來的，在這裏，個體性、創造性、善性其實是很微弱的，個人還沒有剪斷與共同體的臍帶，並且像牲畜壹樣依賴於血緣群體；第二個階段叫做統治服從關系，這時候人們雖然沖破了血緣關系的束縛，但又進入到由暴力和欺詐建立和運行的權力關系、等級關系的束縛之下，王權製、封建製、奴隸製、農奴製成為基本的社會製度。

個體優先於並建構群體的時代，也可以分為兩個階段：

第壹個階段叫做形式的自由平等階段，即在宗教、哲學、法理和文化上宣布了以個人自由和個體權利為軸心建構社會秩序的基本原則，宣布了所有人的自由平等的人權和公民權利，所有人的生命、財產和追求幸福的權利，也初步建立了與權力壟斷經濟相反的自由市場經濟製度，以及與極權專製權治相反的憲政民主法治的政治製度。但在新社會的實際運行過程中，過去歷史遺留下來的種種經濟政治勢力和文化偏見仍然在發揮作用，資本及其經營管理在經濟生活中的特權和優勢地位，資本力量和政治法律文化力量的結盟所形成的社會強勢地位，使得工人階級等勞動人民處於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上的弱勢地位，他們的人權和公民權利（包括經濟上平等交換、參與企業管理和分配、得到公平報酬、獲得休息和勞動安全、舉行集體談判和罷工的權利，政治上選舉和被選舉、集會、遊行、示威、組織工會和政黨的權利，享受社會保險和社會福利的權利，以及信仰、思想、言論、新聞、出版等精神文化生活的權利），或者被限製，或者因為缺乏實現條件而成為紙面的、虛擬的權利。的確，形式上普遍而實質上只由少數人享有的、特殊的自由民主，正像馬克思所尖銳指出的那樣，還帶有強烈的資產階級專政的性質。

第二個階段叫做實質的自由平等階段，即所有人不僅在形式上、法律上而且在實質上、實際上享有人權和公民權利；社會不僅宣布每個人的自由平等的權利，而且為實現這些權利準備和提供條件。比如，在政府與公民關系上，不僅要取消參與公共政治生活的財產、性別、種族、文化程度的限製，而且要實行義務教育、免費或廉價醫療、廉價住房和社會養老，使境遇最差者也免於貧困和恐懼，使他們不會困於赤裸裸的生存而失去自由時間、社會交往空間和精神發展機會，使他們具備時間、興趣和能力等參與公共生活的客觀和主觀條件；在資本與勞動關系上，要矯正特定歷史條件下資強勞弱、資貴勞賤的傾斜格局，通過企業產權製度、經營管理製度和分配製度的改革，通過保護勞動者的團結、組織和集體行動權利，通過政府的勞工政策、國家的勞工立法以及整個社會勞工文化的發展，落實和擴大勞動者的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權利，從而形成壹種實質上自由平等的、公正的勞資關系。馬克思的問題不在於指出了資產階級自由平等的狹隘性質和資產階級民主的專政性質，而在於否定了它們下沈到勞動大眾並形成全民自由平等和全民民主的可能性和通道，並主張用無產階級專政取代資產階級專政。

馬克思以人與人的關系為標準劃分的三大階段（人的依賴性——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自由個性），與他的另壹個著名的、以物對人的隸屬關系為標準劃分的三大階段（原始公有製和血緣氏族社會——私有製和階級社會——公有製和共產主義社會），大體上是壹致和同步的。但後壹個三段論實際上也是不能成立的，因為不存在純粹的群體所有製階段，也不存在純粹的個體所有製階段，而只存在以群體所有製為主、以個體所有製為輔的階段和以個體所有製為主、以群體所有製為輔的階段，這是上述群體禁錮個體和個體構建群體兩階段論的具體表現。

在自然血緣關系中，以生產資料的共同所有製為主，以生活資料的個人所有製為輔；在統治服從關系中，大家族、貴族、地方共同體、宗教共同體和國家共同體占有大部分生產資料以及相當部分勞動者（奴隸、農奴），由小家庭和個人占有生產資料的自耕農製和工商小業主製處於次要和輔助地位。

農奴的解放、工人獲得人身自由和勞動力所有權、工商業資本主義的蓬勃發展和土地要素的自由流轉，標誌著個體所有製、私有製的普遍發展並在經濟生活中占據主導地位，不過，也正因為私有財產基礎的急劇擴張，共同體財產、公有財產雖然在結構上、比例上、相對數量上大大下降，但在總量上、絕對數量上卻水漲船高，規模驚人。

可以預見，在人類匱乏和經濟問題尚未得到根本解決的情況下，個體所有製、私有製，盡管會產生嚴重的貧富分化，但相對於共同所有製、公有製，還是具有經濟上以至道德上的優越性，因為私有製產生的貧富分化問題可以通過私有財產的普遍化和社會再分配來有效地緩解，公有製卻無法解決經濟發展的動力機製、經濟效率低下以及公有產權代表蛻變為極權專製力量的問題；而在科學技術高度發達、物質財富充分湧流、按需分配得以實現的情況下，雖然物質生產資料的公有和計劃配置是必要的和可能的，但這並不等於在全社會實現公有製和計劃經濟，不等於實現所謂共產主義，因為壹個比經濟領域更為廣闊、更為重要、更為根本的生活領域，即人本身的自由全面發展，顯然只能適用人格、人性資源、精神（理性、情感、意誌）和創造力量等等的個人所有製，只不過那時候的個人，用馬克思的話說，不再是孤立的單個人，或狹隘自私的利己主義個人，而是聯合起來的社會個人，即高度自我現實和高度社會化的、揚棄了利己和利他的對抗性沖突的個人。





三、價值哲學





價值或意義，是人的內在本性的外化和客體化，是人的需要的滿足和潛能的實現。由於內在向外在、潛能向現實的轉化，壹定是通過欲望、訴求、願景、目的、理想這些中間環節的，價值因此也就處於永恒的主客轉換的成長和變化過程之中，人們對價值的界定和追求，人們的價值觀，本身也構成價值生成史的壹個環節。價值就是對價值的追求，包括已經得到的價值和尚未得到的價值。

按照人的本性和需要的不同序列，價值也分為不同的序列。

真、善、美

真善美是滿足人的善本性的行為和事物，是正值；假惡醜是滿足人的惡本性的行為和事物，是負值。

真是對真相的認識，即真理，具有合規律性；善是對道德的遵守，即倫理，具有合正義性；美是真與善、真理與倫理、合規律性與合正義性的統壹，是最高的行為境界和存在狀態。真善美是最抽象意義上的普世價值。

假是對真相的遮蔽和扭曲，是謬論和謊言，具有反規律性；惡是對道德的破壞，是暴力和殘害，具有反正義性；醜是假與惡、謊言與暴力、反規律性與反正義性的統壹，是最低的行為境界和存在狀態。假惡醜是最抽象意義上的反普世價值。

真善美與假惡醜的鬥爭貫穿人類歷史的始終，即使在假惡醜橫行的世界，真善美也在頑強生長和發展，即使在真善美充溢的世界，也很難根絕假惡醜的存在。

物質財富與精神財富

真善美體現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上，就是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假惡醜體現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上，就是物質貧乏和精神貧乏。

滿足生物需要的價值叫做物質財富、生命價值、生存價值。人類永遠是生物和動物，因此物質財富、生命價值、生存價值對人來說也是永恒的正值。與之相反的是匱乏、貧窮、疾病和死亡等負值，它們是人性中與生物性、生命性相反的另壹種自然本性即無機性、有死性的實現，尼采稱之為衰落的本能、頹廢的本能、自我毀滅的意誌、求虛無的意誌、趨向死亡的意誌，弗洛伊德則簡單地概括為死本能。

滿足精神需要、創造需要的價值就叫做精神價值、文化價值、發展價值。人是創造者、自我實現者和自我超越者，對人來說，精神價值、文化價值、發展價值，理當成為最重要的價值，即使為了獲得更多更好的物質財富、生命價值和生存價值，也有賴於積累更高更廣的精神財富、文化價值和發展價值。與之相反的負值是愚昧、偏見、欺詐、撒謊、搶劫、盜竊、剝削、迫害、虐待、奴役等等精神惡疾、文化垃圾和反人類行為，它們是人性中的盲目性、惰性、奴性、攻擊性、破壞性等惡性的實現。

自由、平等、正義

真善美體現在個體與群體、個人與社會的關系上，就是自由、平等和正義；假惡醜體現在個體與群體、個人與社會的關系上，就是奴役或不自由、等級或不平等、不公或非正義。

自由首先和實質上是個人的自主、自治、自立、自為、自製、自強、自尊、差異、競爭、活力、效率、強健、卓越、優秀、豐富、發展等善的個體性、個性、自我性、特殊性的實現；平等主要和實質上是個人與個人之間的認同、謙讓、包容、團結、仁愛、博愛、互助、合作、共和、共存、共享、共濟、共富、共榮、共贏等善的群體性、共性、社會性、普遍性的實現。由於個體性對於群體性具有相對優先性，自由價值對於平等價值也具有相對優先性，但兩者是缺壹不可的，不自由的平等是壹刀切的平均主義和鐵板壹塊的整體主義，而不平等的自由是弱肉強食的叢林狀態和冷血殘忍的社會達爾文主義。

所謂正義、公平、公正，就是自由和平等兩種價值之間的壹種合理的張力和平衡狀態，是平等的自由和自由的平等。平等的自由是每個人都享有的實現和發展個性的自由，自由的平等是承認差別和競爭、豐富性和多樣性的平等。二者共同構成美國哲學家羅爾斯所說的正義兩原則：

第壹條是自由優先原則或平等的自由原則：每個人都應平等地享有最廣泛的自由，這種自由以不妨礙他人同樣的自由為前提。

第二條是自由的平等原則或差異原則：（1）可以有社會經濟方面的不平等，但必須有利於境遇最差者的最大利益；（2）可以有職位和工作性質的不平等，但必須在機會均等的規則和條件下向所有人開放。

經濟學上的拉弗曲線是正義兩原則的壹個生動例證：稅率太低，意味著自由度太高而平等度太低，這時候少數人捷足先登並形成壟斷地位，而大多數人的積極性和創造性被壓製住了，從而造成社會財富總量和稅基的縮小；稅率太高，意味著平等度太高而自由度太低，少數人投資、經營、勞動的經濟性和創造性被強製性削平，而大多數人被激發和養成懶惰、機會主義、坐享其成、吃大鍋飯的不良習慣，這同樣造成社會財富總量和稅基的縮小。只有在適中、適宜的稅率下才會達到社會財富總量和稅基的最大化，同時也達到自由與平等處於均衡的正義或社會公正狀態。最正義的狀態其實是效率最高的狀態，所謂「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是壹個不能成立的偽命題。

自由價值相對優先，但平等價值也不能化約為、還原為、歸結為自由價值。如果說，人格的平等、權利的平等、資格的平等、機會的平等，與自由是壹致的，那麽起點或條件的平等與終點或結果的平等，就會與自由原則發生很大的矛盾，這時候就需要在兩者之間達成壹種妥協和平衡。問題在於，哪怕是完全公平的競爭，其所產生的結果的較大以至巨大的差異和不平等，通過歷史的積累和傳承，也會轉化為起點的不平等，而起點的不平等預先賦予了壹部分人的優勢地位和另壹部分人的劣勢地位，從而使人格、權利、資格、機會的平等淪為空談，甚至會固化為特權等級製度。因此，如何通過對競爭結果的再分配來限製競爭起點的不平等，就是壹個公平正義的社會應該深刻考慮和精心解決的問題。

需要強調指出的是，自由、平等和正義只有在現代社會才成為普世價值，在很長歷史時期，它們在人類價值譜系中並不占據主導地位，它們最初甚至只是作為特殊價值而得到艱難發展；自由、平等、正義雖然具有悠久深遠的人性和自然根據，但並不是壹開始就完備具有的、現成的、不勞而獲的「天賦人權」或「自然權利」，它們恰恰是漫長歷史進化的產物，是人類長期追求和奮鬥的結果，並且永遠必須為其繁榮和發展而不懈努力。

實際上，作為自由、平等、正義反面的奴役、等級和不公，在人類價值譜系中長期保持著主導地位。這還得回到惡性強於善性、壞人控製好人的蒙昧野蠻時期和善性強於惡性、好人控製壞人的理性文明時期的歷史分期。

猶如自由是優良個性的實現、平等是優良共性的實現、正義是優良個性和優良共性的同時實現，奴役是惡劣個性的實現、等級是惡劣共性的實現、不公是惡劣個性和惡劣共性的同時實現。所謂惡劣個性，是奴性、攻擊性、惰性、破壞性等惡性元素占主導地位的個體人格；所謂惡劣共性，是封閉性、排外性、板結性、僵化性等惡性元素占主導地位的群體人格。當具有惡劣個性的惡劣個人們占據統治地位的時候，奴役或不自由就出現了；當具有惡劣共性的群體人格占據優勢地位的時候，等級或不平等就出現了。奴役是壹些人具有任意妄為的特權，而另壹些人則淪為形同牛馬和工具的奴隸，最多勉強維持生存；等級是依據嚴格的上下尊卑秩序維系共同體的存在，壹旦沒了等級控製，共同體就土崩瓦解。奴役指個體的存在狀態，等級指群體的存在狀態，而不公或非正義，則是指個體與群體的綜合存在狀態。

在蒙昧野蠻時期，自由、平等、正義只能在奴役、等級和不公占主導地位的價值體系的夾縫中生長和發育，經過千萬年的積累，終於像朝陽壹樣噴薄而出，照亮了整個人類世界。作為人類艱苦奮鬥的成果，它們是已經獲得的、實然的價值；作為仍未臻於完善並仍然受到奴役、等級、不公力量侵蝕和破壞的價值，它們是尚需擴展的、應然的理想。自由、平等、正義的實現，是壹個永無窮期的追求和奮鬥過程。





社會民主主義哲學的特征





在壹般的人性哲學、社會歷史哲學、價值哲學層面上，主要作為壹種經濟政治社會學說的社會民主主義，與保守主義（權威主義）、自由主義（個人主義）、共產主義（「科學社會主義」）等其他學說，具有諸多共同之處，大家都承認壹些基本的元素，差別在於各自強調的重點不壹樣，並因此而形成不同的結構圖式和歷史預期。原典馬克思主義，本身包含了經濟史觀、共產主義、具有科學外觀的烏托邦主義與人本史觀、人道主義、現實可行的社會主義兩方面的思想資源，前壹方面被「科學社會主義」、共產國際、東方馬克思主義所繼承和發揚，後壹方面被社會民主主義或民主社會主義、社會黨國際、西方馬克思主義所繼承和發揚，在歷史上，這兩股思潮的鬥爭甚至超過了社會主義與自由主義之間的鬥爭，也就是說，社會民主主義與自由主義之間是壹種競爭和合作的關系，而社會民主主義與共產主義之間幾乎是壹種妳死我活的關系。





壹、社會民主主義人性哲學的特征





關於人性的哲學，自由主義片面強調人性之惡的自發消解和平衡，而忽視對人性善的信任和發揚；片面強調人的生物性、生存競爭和經濟屬性，而忽視人的創造性、自我實現和超經濟屬性；片面強調個性和個人自由，而忽視共性和群體團結。共產主義則把人性善、人的創造性、人的共性誇張到應該和可以在地上建立天堂的地步，誇大到假大空的狂熱虛妄程度，從而遠離了人性的實際，壹旦運用暴力和強製力將這種「偉大、崇高、光輝燦爛」的理想付諸實施，必定並且已經製造出血淋淋的人間慘劇和人間地獄。

與這兩個極端不同，社會民主主義在承認人性惡的力量的同時，也特別重視調動、培育、激勵、張揚和發展人的尤其是普通人的性善的力量；它在關註人的生物性以及物質資料的生產和分配問題的同時，也特別強調人的創造性以及每個個人的自由全面的發展；它在尊重人的個體性的優先地位的同時，也特別致力於重新闡釋和構建人的共性、群體性、社會性，尤其是倡導普通人的互助、合作、聯合和團結，以彌補其歷史地積累下來的個體力量的不足，同時推動所有平庸的個人轉變為優秀的個人。





二、社會民主主義社會歷史哲學的特征





自由主義從其原子式個體這壹基本的邏輯預設出發，提出壹些五花八門的社會歷史觀，有的人主張生存競爭、弱肉強食的叢林動物史觀，有的人主張唯心主義、自由意誌論、文化決定論和英雄史觀，有的人主張天賦人權的自然法歷史觀，有的人則幹脆否認社會歷史哲學的任何可能性，以多元性和偶然性之名，拒絕對社會結構的形成和歷史發展趨勢做出任何解釋和預測。與此相反，共產主義則遵循其整體主義、本質主義、結構主義、壹元論、決定論、直線進化論的邏輯預設，以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矛盾運動，對社會結構的形成及其歷史發展規律提出了壹套完整的解釋，提出了從原始社會出發，經過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走向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的人類歷史路線圖，並自稱已經達到了對人類歷史的科學認識，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

社會民主主義的社會歷史哲學的基本要點可以歸納如下：

1、社會民主主義綜合了自由主義和原典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成果，壹方面肯認個人為終極的社會歷史主體，另壹方面也認為個人不是原子式個體，而是馬克思所說的「現實的個人」即社會性和歷史性的個人；他們既具有不可還原、不可替代的獨立自主性，又是在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形成和發展起來的；他們的人性和個性力量經歷了壹個由被動到主動、由消極到積極、由弱小到強大、由封閉到開放、由貧乏到豐富、由片面到全面的演化過程；他們是社會結構賴以形成的原點和軸心，也是歷史演變的原動力和發動機，但社會結構也規定、限製了他們的活動空間和選擇機會，歷史演變也不以任何壹個個人的意誌為轉移。雖然個人、個體相對群體、整體具有壹定的優先性，但社會歷史的真實運動發生在個人與群體、個體與整體的相互作用之中，個體主義和整體主義均不能單方面揭示社會歷史。

2、社會民主主義不接受壹元論、經濟決定論和絕對主義的社會歷史觀，認為推動社會歷史演變的力量是多種多樣的，不僅有來自潛在人性層面的善性與惡性、生物性與創造性、個體性與群體性等等內驅力，而且來自現實存在層面的暴力和詐力、生產力和經濟力、精神力和文化力、自然力和社會力、內力和外力都在發揮作用，其中的任何壹種都不足以成為某種決定壹切、推動壹切、創造壹切的本原和本體力量；社會民主主義也不接受多元論、偶然論和相對主義的社會歷史觀，而認為所有的力量都是互為因果、相互作用、相互滲透、相互轉化的，並且在壹定的歷史階段，性質相關的力量組合會成為主導的力量，決定、規定、限定其他的力量——在早期歷史階段，由惡性、生物性、群體性和暴力、詐力形成的力量組合，控製了整個社會生活；在近現代歷史階段，由善性、生物性、創造性、個體性和生產力、經濟力形成的力量組合，控製了整個社會生活；可以展望的是，在未來更高的歷史階段，由善性、創造性、個體性、群體性和精神力、文化力形成的力量組合，會成為整個社會生活中的決定力量。

3、社會民主主義整體上持壹種歷史進化論或進步主義歷史觀，認定善性終將戰勝惡性，創造性終將大於和強於生物性，優良的個體性和群體性終將駕馭惡劣的個體性和群體性，真、善、美、自由、平等、正義終將取代假、醜、惡、奴役、等級、不公而成為普世價值，人類歷史總的來講是壹個向前、向上的發展過程，雖然說目前尚有半數國家和人口生活在極權主義和威權主義之下，但在質量和力量對比上，自由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國家，在經濟、科技、文化、軍事等各個方面都占有無可置疑的優勢和強勢地位，這讓我們對人類的文明、進步和發展充滿信心。但是，社會民主主義不是盲目的樂觀主義，不是直線進化論和單向發展論，絕對不會相信冥冥之中有壹種神明般的力量會保障歷史的進步和發展，歷史就像壹列沿著既定軌道從原始社會深處奔向共產主義天堂的列車，我們每壹個人只需要打壹張車票對號入座就可以了。歷史上曾經很多次出現社會的崩潰和解體與文明的倒退和滅絕，也不能排除人類死於自己製造的毀滅性核武器和毀滅性環境災變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人類死於不可抗拒的自然災變的可能性。





三、社會民主主義價值哲學的特征





自由主義對真善美的理解，偏重於利己主義的視角，意識到這可能誘惑和引發人性之惡，因此非常重視契約、製度和法律的約束和激勵；自由主義也把經濟價值放在首位，政治、文化和社會方面的價值都是圍繞著經濟價值來展開的。與此相反，共產主義對真善美的理解，偏重於利他主義的視角，意識到頑強的自私自利的阻撓，因此格外強調精神、輿論和道德力量的約束和激勵；共產主義也宣稱要超越個人對經濟價值和經濟利益的追求，而把整個人類的解放和自由發展放在首位。

與此不同，社會民主主義從利己與利他動態平衡的視角去理解真善美的價值，對人性惡和假醜惡的力量，主張同時從契約、製度、法律和精神、輿論、道德兩個方面加以製約；社會民主主義註重以政治民主推動經濟價值和經濟利益的公平分配，以社會的力量製約市場的力量，在此基礎上，又提出生活質量和幸福指數的提高問題，提出以人本身的自由發展作為市場經濟的首要目標的經濟理念和經濟倫理。這也是在社會市場經濟的基礎上，對馬克思的以計劃經濟為基礎的人本史觀和人本主義價值觀的改造和揚棄。

在自由、平等和正義的關系問題上，自由主義更加強調自由的價值，至於平等的價值，不是被忽視，就是被並入自由價值，甚至被嚴厲否定；在此前提下，自由主義提出的公平、正義、公正理論，基本上就是把正義理解為個人自由的邊界和自由人之間的共同遊戲規則，古典自由主義、新古典自由主義和新自由主義都不是從自由與平等兩個價值之間的平衡來考慮正義問題的，我們從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與諾齊克的獲得的正義和轉讓的正義理論，就可以得到清晰的印證。壹些自由主義者也說到平等，但基本上理解為人格、資格、權利、機會的平等，對起點和結果的平等三緘其口、不置壹詞。比他們更為重視平等價值的自由主義者，像穆勒、羅爾斯這樣的社會自由主義者，其實也可以說就是社會民主主義者了，或者說左翼自由主義者其實就是右翼社會民主主義者。

與自由主義恰好相反，共產主義顯然是把平等作為第壹價值，至於自由的價值，不是被看輕，就是被歸結為平等，甚至被徹底否定。馬克思有許多關於自由的論述，他甚至認為共產主義是以個人自由為基本原則的社會形態，在那裏，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壹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可見馬克思並不是壹個徹頭徹尾的共產主義者，他其實繼承了自由主義、人文主義、人道主義、人本主義的很多思想資源，共產主義對他是壹個不太合適的、名實不副的能指，用以指稱他所說的自由王國和真正人的歷史。真正原教旨的共產主義，是自稱為科學社會主義的列寧主義、斯大林主義、毛主義，在它們那裏，個人自由被徹底否定，平等價值淪為平均主義、整體主義和極權主義，它們所理解的公平正義就是這種否定自由的平等主義。

社會民主主義的價值哲學，確認自由優先的原則，但讓平等緊隨其後，而正義就是自由與平等兩者之間的壹種動態的平衡。鑒於自由主義在歷史上率先出現並成為主流思潮，占據優勢地位，晚出壹點的社會民主主義，雖然在原理上也承認自由價值的優先性，但為了獲得思想、學術和意識形態上的對等地位，就不得不把重點放在平等價值的弘揚上；鑒於自由主義基本上是擁有較多經濟、政治、社會、文化資源的精英階級和階層的價值觀，而勞動大眾和底層民眾卻全面處於弱勢地位，為弱者代言的社會民主主義在很長時間也就著重強調平等價值而相對忽視自由價值，只有在社會民主主義運動蔚為大觀的時候，才重申適用於包括底層民眾在內的每個人的自由價值的優先性。

哲學家不壹定是社會民主主義者，社會民主主義者不壹定有系統的哲學思想，但社會民主主義作為壹種經濟政治社會思潮，的確具有自己的哲學基礎和哲學資源，這從壹些著名的社會民主主義思想家，如伯恩施坦、考茨基、饒勒斯、阿德勒、西德尼·韋伯、羅素、拉斯基、杜威、張君勱、張東遜、羅隆基、坦尼鮑姆、加爾布雷思、繆爾達爾、熊彼特、勃蘭特、帕爾默、阿瑪蒂亞·森、斯蒂格勒、詹姆斯·米德、吉登斯、皮卡迪等等的著述，都可以看出來。本書對社會民主主義哲學思想的表述，並不是對這些思想家們的哲學思想的系統的學術梳理和總結，這將是壹項洋洋百萬言的專題研究的任務，但本書站在自由主義和共產主義兩大思潮之間表述的這些哲學思想，應該說具有某種結構性的優勢和方位上的準確性，這些思想將會被貫穿到後面關於社會民主主義的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的論述之中。





社會民主主義哲學、勞動哲學和勞動文化





壹、社會民主主義哲學與勞動哲學





社會民主主義哲學是從勞動者視角出發建立的人性觀、社會歷史觀和價值觀，我們進壹步可以把這樣壹種哲學稱之為勞動哲學或勞工哲學。勞動哲學有廣義和狹義之分，上升到人性觀、社會歷史觀和價值觀的勞動哲學。是廣義的勞動哲學，它著重研究勞動的本質和功能、勞動者的本質和特征、勞動與人性、勞動與人權、勞動與價值、勞動在社會分工和合作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勞動者在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勞動異化和勞動解放、勞動與人的自由全面的發展等壹般的問題；狹義的勞動哲學，是介於最抽象的哲學世界觀（包括存在論、人性論、價值論、認識論）與具體的勞動科學（如勞動關系學、勞動經濟學、勞動社會學、勞動政治學、勞動倫理學、勞動心理學、勞動美學、勞動教育學、勞動法學等等）之間的壹門中介哲學、部門哲學，在哲學人文社會科學體系中的位置相當於經濟哲學、政治哲學、管理哲學、科技哲學、道德哲學、藝術哲學等等哲學分支學科的位置；它在廣義勞動哲學的基礎上，進壹步探討勞動與產權、勞動與資本、勞動與管理、勞動與科技、勞動與政治、勞動與社會、勞動與文化、勞動分工與勞動協作、工會運動與合作運動等等的相互關系。





二、勞動哲學與勞動文化（勞工文化）





在人類文化體系及其歷史發展過程中，帝王文化、貴族文化、暴力和戰爭文化、政治和權力文化、財富和資本文化長期占據統治和主導地位，雖然有壹部分知識分子力圖代言勞動者，雖然勞動者也分散地、自發地創造出壹些文化產品，但勞動文化在整個社會的文化結構和文化生活中壹直處於弱勢地位，而且本身被框定和禁錮在統治階級意識形態之下而得不到獨立自由的發展。直到近代以來社會主義運動的興起，勞動文化才真正浮出歷史的水面。

回顧歷史，最初，勞動與文化兩者處於原始的統壹之中，但也包含了對立的萌芽，主要表現在少數勞動者的精神發展和文化創造要求與原始勞動共同體之間的矛盾；隨著社會分工、私有製和階級對立的出現，勞動與文化處於尖銳的對立和沖突之中，但這種對立也不是絕對的對立，兩者之間仍然具有統壹的壹面，主要表現是勞動和勞動者仍然擁有對文化的需求，而文化和文化人也仍然在通過壹些有限的途徑反哺勞動。在這壹艱難曲折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已經出現了勞動與文化重新得到統壹的、合二為壹的要求，出現了勞動文化化和文化勞動化的趨勢，於是，「文化勞動」與「勞動文化」的意識和概念也就應運而生了。

所謂文化勞動，就是勞動的文化化或向文化的提升，是壹種具有較高文化含量和文化水平的勞動，也就是具有較高主動性、積極性、精神性、創造性、自我實現和自我享受性質的勞動，是與簡單勞動相對而言的復雜勞動，與體力勞動相對而言的智力勞動，與異化勞動相對而言的自主勞動，與謀生勞動相對而言的自由勞動。

所謂勞動文化，是揚棄勞動與文化的對抗性沖突的另壹向度，是文化的勞動化或向勞動的回歸，是壹種伸張勞動的價值和地位、伸張勞動者的尊嚴和權利的文化，是壹種弘揚勞動者的經濟政治主體、精神文化主體和社會歷史主體地位的歷史觀和價值觀，是壹種與官僚文化、貴族文化、地主文化、資本文化等統治階級文化相對立的勞動者和平民大眾的文化，是壹種屬於勞動者（of the labor）、依靠勞動者（by the labor）、為了勞動者（for the labor）的文化。有了這種文化，勞動者和工人階級才能獲得精神上的獨立自主，才能形成明確的階級意識和社會意識，才能具備與資產階級進行經濟政治博弈的文化條件。

在內容構成上，勞動文化是壹個以勞動哲學為基礎和出發點的包括各種文化要素、層面和環節在內的文化結構和文化體系：

1、勞動哲學（勞工哲學意識）

勞動哲學是勞動者對世界、社會、歷史、人生的基本看法，即使是壹個不識字的、沒有文化的勞動者，腦海中也壹定具有諸如此類的看法，這是他們生活在這個世界中的基本信念、解釋、希望和理想。誠然，在千百年來階級對抗的社會，統治階級和剝削階級千方百計地把自己的哲學和意識形態灌輸到勞動者的頭腦中去，讓他們心甘情願地接受自己被壓迫被剝削的地位，但是，在長期的勞動創造過程中，在長期與大自然的相互作用過程中，在長期改變自己的經濟政治文化地位的過程中，勞動者們也積聚和形成了自己的壹些生活智慧和哲理，並通過種種民間文化形式表達出來了。勞工學者有責任把這些民間勞動哲學思想總結起來，形成系統化、理論化的勞動哲學思想體系，並且為整個勞動文化提供人性觀、社會歷史觀和價值觀基礎。

2、勞工經濟意識

勞工經濟意識是勞動者從自身角度出發對經濟生活的看法。從內容上，勞工經濟意識包括勞工對經濟製度、經濟關系、經濟發展趨勢的認知、評價和願景，與勞工對自身經濟地位、經濟權利、經濟前途的認知、評價和願景；從層次上，勞工經濟意識包括勞工個體的經濟意識和勞工階級的經濟意識。傳統的勞動經濟學也會顧及到勞工經濟意識，但作為經濟學的壹門分支學科，它更多地把勞動作為壹項客觀的生產要素，研究其與其他生產要素之間的關系，從方法論上忽視勞工經濟行為和經濟意識對於勞動經濟關系的巨大的影響和作用；另壹方面，勞動經濟學長期以資本及其經營管理作為經濟結構中的主導要素，隱含或公開宣示資本利潤最大化的價值取向，而把勞動要素僅僅看作是勞動力商品。因此，就有必要建立和發展壹門基於勞工經濟意識的勞工經濟學或工人經濟學，從勞工立場出發重構勞動經濟學乃至整個經濟學。

3、勞工政治意識

勞工政治意識是勞動者從自身角度出發對的看法。從內容上，勞工政治意識包括勞工對政治製度、政治關系、政治發展趨勢的認知、評價和願景，與勞工對自身的政治地位、政治權利、政治前途的認知、評價和願景；從層次上，勞工政治意識包括勞工的微觀政治意識與勞工的宏觀政治意識。勞工政治意識是勞工文化的重要方面，是勞動者要求提高和保障其政治權利、改造勞動政治關系和整個社會政治製度的主張和呼聲。我們可以把勞工政治意識的系統表達稱之為勞工政治學。

4、勞動心理（勞工心理體驗）

勞動心理指勞動者在勞動過程之中發生的壹般心理活動和個性心理特征。勞動者不是機器，而是具有七情六欲、喜怒哀樂等種種心理活動的生命體。究竟在什麽樣的勞動過程中，勞動者才會感到自由、愉快、心理健康、精神和諧呢？究竟需要創造什麽樣的勞動條件、建設什麽樣的勞動管理、從事什麽樣的勞動內容，勞動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才會充分發揮和發展起來呢？另壹方面，勞動者本身要進行壹些什麽樣的心理調整，才能適應客觀的勞動規律和要求呢？這些都是擺在勞動者和整個人類面前的重大問題。主流的勞動心理學在美國又叫做工業與組織心理學，在英國又叫做職業心理學，在南非又叫做工業心理學，在其他壹些歐洲國家又叫做工作與組織心理學，主要研究甄選與安置、訓練與發展、績效管理、組織發展、工作生活質量、勞動效率與勞動健康等問題，基本上是站在資方的立場上研究勞動心理，因此，作為勞工文化之重要方面的勞工心理學，當然應該站在勞動者的立場上，為消滅病態的和異化的勞動，為勞動者的心理和精神健康，為勞動者的自由全面的發展，做出應有的貢獻。

5、勞動倫理（勞工道德意識）

勞動是維系人類生存和發展的絕對基礎，因此，尊重勞動是人類的壹項首要的美德和道德命令，勤勞敬業和勇敢創造成為第壹項勞動倫理；勞動過程是壹群人乃至無數人的分工協作，因此，公平競爭與互助合作就成為第二項勞動倫理；勞動既是謀生手段，又是發展自己體力和智力、天賦和才能的基本途徑，因此，自食其力與自我實現就成為第三項勞動倫理；當統治階級和剝削階級運用暴力、欺詐等種種手段肆意剝奪勞動者的勞動成果和權利、破壞了上述三項基本勞動倫理時，那麽，反抗壓迫和剝削，追求自由、平等和公正，就成為第四項勞動倫理。勞動倫理或勞工道德意識也是勞動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勞動者如果缺乏自己的勞動倫理，就只能接受權力倫理或資本倫理的支配和奴役。勞工倫理學，作為壹門系統發展起來的人文科學，要總結和提升民間勞動倫理，倡導更為先進的勞動倫理，為勞動者的解放事業提供強有力的道德支持。

6、勞動美學（勞工審美意識）

勞動審美是勞動者階級在漫長勞動過程中形成的審美需求、審美能力、審美趣味、審美觀念和審美標準的總和，勞動美學是研究勞動與審美關系的壹門學科。關於勞動審美，馬克思的精辟論述具有不可磨滅的價值；首先，勞動過程作為人類自由自覺的類活動，壹開始就具有壹定的審美屬性，人類按照美的規律來生產，也就是人類既按照自然界的規律性又按照自己的目的性進行生產，並且使兩者達成壹種奇妙的統壹，這種奇妙的統壹就是美的；第二，勞動是人的本質力量的對象化，在這種對象化的過程和結果中，人可以直觀到自己的本質力量，從而產生壹種自我確證和自我享受，而這正是壹種最本質的美感享受；第三，正是通過漫長勞動過程的改造，人的五官感覺由自然的器官變成了人化的器官，變成了靈巧的四肢、能觀賞美景的眼睛和能欣賞音樂的耳朵，等等。正是在長期勞動審美的歷史過程的基礎上，作為壹門人文學科的勞動美學才得以形成和發展起來。

7、勞動文學（勞工文學）

勞動文學首先是勞動者在漫長勞動過程中用文字形式創作出來的文學作品，包括神話、傳說、寓言、童話、民謠、民諺、詩歌、小說、散文等等，近現代以來，詩歌、小說、散文成為勞動文學的主要表現形式。在勞動文學中，勞動者的審美意識、審美需要、審美能力、審美趣味、審美觀念等等，得到了集中的表現和表達。在草根勞動者原創性文學作品的基礎上，壹部分知識分子加入了勞動文學的創作隊伍，產生了哈代、高爾基、斯坦貝克、肖洛霍夫，產生了勞動文學的巨匠。

8、勞動藝術（勞工藝術）

勞動藝術首先是勞動者在漫長勞動過程中以視聽形式創作出來的藝術作品，包括音樂、舞蹈、雕塑、繪畫、曲藝、工藝、相聲、小品、戲劇、電影等等，近現代以來，尤以音樂、繪畫、戲劇、電影成為勞動藝術的主要表現形式。正是在草根性勞動藝術作品的感召下，壹部分知識分子也加入了勞動藝術的創作隊伍，出現了卓別林、奧尼爾、布萊希特、柯勒惠支，出現了創造勞動藝術的大師。

9、勞工文化傳播

勞工文化產生以後，必然要通過各種媒介、媒體、手段、工具、通道、渠道在勞動者內部和整個社會範圍內得到傳播。從前，由於報紙、出版、廣播、電視等主要的傳播媒介掌握在少數人手裏，勞動者要進入其中門檻太高，因此，勞動文化作品就只能夠得到壹些零散的傳播，甚至很多優秀的作品因此而失傳了。互聯網和多媒體的革命正在改變這壹切。現在，受過中等文化教育的勞動者，也能熟練地掌握手機、電腦、照相機、攝像機，會製作各種各樣的數字產品，通過網絡社區、博客、微博、微信向整個社會乃至向全世界傳播。這就為勞動文化的傳播提供了壹個前所未有的歷史機遇。勞動者及其知識分子代言人應認真研究這壹新情況，抓住新的機遇，為勞動文化的傳播打開最為廣闊的通道。

勞動文化學（勞工文化學）作為壹門新興的交叉學科，緊緊抓住勞動的精神性、主體性、主觀性方面，依據壹定的哲學價值觀，立足於工人階級的階級意識的形成和發展，把勞工意識和勞工精神生活的各個方面整合起來，形成壹個具有強烈價值取向的勞工文化體系。





第二章 社會民主主義的經濟學





自由主義、原典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各有自己的經濟理論，社會民主主義也有自己的經濟理論，其主要的範疇是「社會人的競爭合作」、「社會個人所有製」、「勞工經濟」和「社會市場經濟」。





社會人的競爭合作





壹、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基本預設





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基本預設是經濟人之間的完全競爭。

首先，古典自由主義、新古典自由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共享「經濟人」或「理性自利者」假設，斯密在《國富論》中對這壹假設給予了最初的表述：「我們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飲料，不是出自屠戶、釀酒家和面包師的恩惠，而是出於他們自利的打算。我們不說喚起他們利他心的話，而說對他們有好處。」這個假設包含以下幾個層面的含義：

1、每個人都是追求自身利益並且力圖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經濟主體：土地所有者追求地租的最大化、企業主追求利潤的最大化、勞動者追求工資的最大化，其他經濟主體如消費者、自耕農和手工業生產者、自由職業者、文化人、政府官員，也無不利用手中的資源，追求自身經濟利益的最大化，他們的區別只在於行為的方式和結果上，而不在行為的動機和動力上。

2、每個人都是壹個獨立的個體，享有平等的經濟權利並對自己的經濟行為負責任，而每個人都具有平等的自然權利這個前提，就事先限定了個人權利的邊界，在這個邊界內個人是完全自由的，越出這個邊界侵犯別人的權利和利益則是不被允許的。

3、每個人都是有理性的，本質上都能夠成為理性的自利者，如果損人利己，通過侵害他人而得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那只能取得眼前的和短期的成功，長期來說，會出現兩種不利的結果：壹是因為受到他人強有力的反擊而被迫把自己侵吞得來的利益吐回去，二是所有人或很多人像狼壹樣長期相互爭鬥，最終同歸於盡，自己和其他人壹起陷入毀滅。

4、經濟人、經濟實體和經濟領域本質上具有非政治性、非道德性、非意識形態性，在社會分工體系中，完成財富的生產、交換和分配的功能，對內遵循投入產出、成本收益法則，對外適應價格機製，形成壹個自身完整的、獨立於政治和文化領域的經濟領域，經濟人和經濟實體可以在經濟生活的邊界之外，在工作和職業生活之外，成為教堂的禮拜者，成為家庭生活和社區生活中的道德楷模，成為藝術品的收藏家，成為慷慨捐贈的慈善家，但是在經濟活動中則只遵循效率和利潤最大化的原則，而拒絕來自外部的道德責任和社會責任。

由上述具有自利性、獨立自主性、理性、非政治非道德性的經濟人組成的經濟世界，就是壹個完全競爭市場或純粹競爭市場，在這裏，存在著非常多的生產者和銷售者，和數不清的消費者和購買者，任壹賣者和買者對於商品或勞務的價格均不能控製，買賣雙方對價格都無影響力，只能是價格的接受者, 產品價格只能隨供求關系而定，企業的任意提價或降價行為，都會招致對本企業產品需求的驟減或利潤的不必要流失。

從理論上說，完全競爭市場相對於非完全競爭市場，更能夠促進微觀經濟的高效率運行，更能夠促進生產效率和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更能夠促進消費需求滿足和社會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但是，其他經濟學流派很快就發現和指出了完全市場競爭預設和模型的缺陷：

1、在現實經濟實踐中，即使存在著大量小企業的競爭，市場中的商品價格仍然可能相對較高，這是因為小企業不能進行規模生產，生產成本高，小企業也無力引進先進的生產技術和設備，生產的效率難以有較大的提高。

2、完全競爭市場也會造成資源的浪費，因為無數小企業在技術進步和外來幹擾的沖擊下很容易在競爭中失敗，在它們被迫退出市場時，其具有專用性的設備與勞動力在仍然可以發揮作用的情況下也被迫停止使用。

3、完全競爭市場中完整信息和知識的假設是不現實的，在壹般情況下，生產者對其市場地位、發展方向以及影響市場的各種因素的信息和知識，都不可能完整掌握，消費者也不可能全面掌握特定市場上全部產品的價格、品質等方面的情況。

4、最重要的是，完全競爭壹定會形成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馬太效應，形成不平等的、等級固化的經濟結構，但自由主義者雖然正確地提出政治領域的無賴假定，主張把權力關進籠子，卻無視經濟領域的人性之惡，無視資本和財富集中對自由、平等和正義所帶來的危害。

總之，完全競爭市場只是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壹種理論假設，是他們進行經濟分析的壹種手段和方法，在實際經濟生活中它只在壹定時間和空間範圍內近似地出現過，如果把它當成壹個普遍模型的話，其實也是壹個與共產主義烏托邦相反的另類烏托邦構想。





二、共產主義經濟學的基本預設





針對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基本預設，共產主義經濟學提出了完全相反的理論預設，即道德人假設和非競爭完全合作模型。在共產主義者看來，奴隸經濟也好，封建經濟也好，市場經濟也好，資本主義經濟也好，都是有產者剝削無產者的階級的壓迫經濟、弱肉強食的叢林經濟，唯壹、真正自由平等的經濟只能是消滅了私有製和市場競爭的共產主義公有製計劃經濟，其基本的邏輯和歷史前提是，無私、利他的道德人取代自私、利己的經濟人，完全合作取代完全競爭，道德人的聯合體取代經濟人的市場，按勞分配取代按資分配，直至按需分配取代按勞分配。





三、社會民主主義經濟學的基本預設





社會民主主義經濟學對經濟主體和經濟領域性質的基本預設，處於自由主義的經濟人假設和完全競爭模型與共產主義的道德人假設和完全合作模型之間，我們可以將其稱之為社會人假設和競爭合作模型。

相對經濟人和道德人而言，社會人具有如下四個特征：

1、社會人對經濟利益的追求往往止於合理和滿意的程度，並不壹定追求利益的最大化。進入到競爭性市場經濟之中的人，作為壹個經濟主體，主要的動機當然是獲取較多的經濟利益（地租、利潤、工資），但由於兩個方面的原因，他們往往以達到相對的、自己感到滿意的利益為限，並不追求最大的利益：壹是在人們內在的需求結構中，並不只有生存、積蓄、致富、享樂層面的物質性需求，還有尊重、友愛、創造、自我實現層面的精神性需求，當人們追求壹種經濟利益，會冒著失去尊重和友愛的危險，或必須付出犧牲自己的創造性和自我實現機會的代價時，他們很可能會降低對於經濟利益的期望值，而傾向於維持良好的人際關系，並有時間和條件去滿足自己得到自由全面發展的需要，不是片面地追求財富量的增加，而是追求生活質量，或者壹種叫做「幸福」的價值；二是在客觀的外部社會環境中，當競爭主體都以利益最大化為目的時，由於「最大化」缺乏客觀尺度而取決於主觀評價，就不可避免地導致壹些強有力的人剝奪弱小的人，或者發生強者之間同歸於盡的「火並」和 「撞車」，這兩種情況都會導致交易系統的「堵塞」乃至「癱瘓」，並且進壹步引來最強者對整個市場的壟斷和管製，導致壹種充斥奴役和壓迫的統製經濟，使大多數人的利益非但得不到最大化，毋寧趨向於最小化。恰恰是有節製地追求較大利益的、既競爭又合作的經濟行為，能夠從根本上避免這種最壞情況的出現，並推動市場經濟朝向更加自由、平等和公正的方向發展。

2、社會人是與其他人處於相互作用之中的相對自由和獨立的個體。社會人不是抽象的個體，不是孤立的原子或單子。不是說每個人都畫壹個圓圈，圈裏是自己的，圈外是別人的；社會人不僅是相互依存的，而且是相互作用、相互滲透、相互轉化的。首先，在時間的、縱向的、歷史的維度上，每個人都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從父母和祖先那裏繁衍下來的，身上帶著父母和祖先的血液和基因，而每個人又成為後代人的父母和祖先，與此同時，每個人又都是接受、吸收、消化壹系列歷史所提供的經濟政治文化資源而長大成人的；其次，在空間的、橫向的、社會的維度上，每個人都受到社會環境的積極或消極的、有利或不利的影響，都是社會關系之網上的節點，都依次成為家庭、宗族、社區、階層、階級、社團、民族、國家等社群的成員。這是壹種我中有妳、妳中有我的關系。當然，每個人永遠是壹個特殊的個體，是社會歷史發展過程的原創者、發起者、推動者，沒有任何壹種力量能夠取代個人的這種地位和作用，但個人的自由和獨立的確也是相對的和有限的，不可能有絕對的、無限的自由和獨立。

3、社會人只具有有限理性，同時也具有非理性。人是理性的動物，理性是人類區別於動物的本質特征，這是啟蒙運動所確立的壹個基本信念。自由主義經濟學及其經濟人假設顯然是建立在這壹信念基礎之上的。然而，從叔本華、尼采，到存在主義、生命哲學和精神分析學，卻幾乎顛覆了理性人的假說。首先，人只具有有限的信息、知識、智力、理性能力，他們還可能經常處於盲目、無知、短視、偏見、貪婪、恐懼、嫉妒、病態、精神錯亂乃至瘋狂的狀態；其次，人性固然具有真善美的基因和傾向，同時也具有假醜惡的基因和傾向。種種非理性內驅力會經常突破個人理性和社會規則的禁忌和壓製，而表現為帶有攻擊性、破壞性的行為。那麽，當這些具有種種理性和人性缺陷的人進入市場競爭之中時，怎麽可能自然而然地保障經濟生活的順暢而和諧的運行？怎麽可能出現自由、平等和公正的經濟秩序？怎麽可能自動地實現社會公共利益？只有正視人的理性局限性和非理性的事實，才不會壹廂情願地把希望寄托在理性人的假設上，而是訴諸於有限理性之間、非理性之間的相互製衡上，也就說，意識到了自己的有限理性和非理性的人們，基於自省、自製、自我批判和自我約束，達成關於合理的經濟秩序的基本共識、契約、習俗、道德、法律，以客觀化的、普遍化的製度規則來約束每壹個人的經濟行為。

4、社會人具有政治屬性和文化屬性。把社會生活劃分為經濟、政治、文化三個領域，這是科學分析和學科分工的必要條件，但在實際上，它們並不是三個互不相幹的領域，它們彼此之間有無數條進進出出的通道，源源不斷地相互交流和相互作用，只不過經濟屬性、政治屬性、文化屬性分別在不同領域占據主導地位而已。經濟人、經濟主體（如資本家、工人、雇主、雇員）也具有政治屬性和文化屬性，正如政治人、政治主體（如政治家、公務員）也具有經濟屬性和文化屬性，文化人、文化主體（如科學家、藝術家、哲學家、宗教家）也具有經濟屬性和政治屬性。每個人都同時具有經濟屬性、政治屬性、文化屬性，區別只在於比重不壹樣；經濟主體是帶著壹定的價值取向、政治傾向、宗教信仰、道德信念、審美趣味等等進入經濟競爭過程中的，它們壹定會影響投資、經營、管理和勞動的態度和方式，對投入產出和成本收益的計算，對生產力的發展和科學技術的運用，對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對土地、資本、勞動、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的市場供求關系，對利潤水平、工資水平、就業水平的確定，壹句話，對所有的經濟指標產生或大或小的影響。自由主義的經濟人假設，摒棄經濟主體的政治屬性和文化屬性，使之成為赤裸裸的「經濟機器」或「經濟動物」，在理論上是不能成立的，在實踐上會導致嚴重的後果：僅僅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人們展開經濟競爭時，在沒有製度和道德約束的情況下，不可避免地會導致強者對弱者的剝削，以及強者之間的對抗，這會導致兩種結果，壹是整個經濟體系出現短路、堵塞和癱瘓，二是為了免於同歸於盡，會出現壹些最強者對整個市場和經濟體系實行強製和管製，形成統製主義、威權主義和極權主義的經濟體製，使自由、平等、公正的市場經濟理想化為泡影。

與社會人假設相匹配的是競爭合作模型，即競爭性合作或合作性競爭模型。更加接近真實的經濟狀況的，並不是完全競爭假設，也不是完全合作假設，而是非完全競爭假設和非完全合作假設，即使是自由主義經濟學也不得不承認，壟斷競爭和寡頭競爭，相比完全競爭和完全合作，在經濟生活中占有更重要的地位，發揮更重要的作用。

壟斷這個詞，在很多人心目中是壹個貶義詞，其實，在市場經濟環境中，壟斷在大多數情況下無非是「集中」、「合並」、「資源整合」、「規模經濟」的意思，甚至可以帶有「聯合」、「協作」、「經濟合作」的褒義，與競爭是可以統壹的：

1、壟斷來自於競爭，非完全競爭來自於完全競爭。市場經濟的早期階段，接近於完全競爭，無數憑著小筆資本起家的企業蜂擁而出，然後沿著個人和家族企業——合夥企業——有限責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的方向由小到大發展起來。競爭必有輸贏，壹些小企業破產了，壹些小企業勉強維持現狀，另壹些小企業，由於兼並了資本、勞動、技術、管理人才、市場份額而變大了，這是壹種自然而必然的發展趨勢，相反，停留在分散的、無限多元的、完全競爭的狀態，反而是違背邏輯和歷史規律的。

2、大企業具有小企業所不具備的規模經濟優勢，在市場上可以獲得大規模購置原料、廠房、設備以及輕易得到貸款和社會資金等生產要素的機會和價格優惠，從而大幅度降低產品的成本，也可以降低物流和銷售的成本，使長期平均成本不斷下降；另壹方面，在大企業內部可以實行廣泛而精細的分工，得到亞當•斯密所描述的那種分工帶來的倍增效應，從而大幅度增加產出。這壹增壹減產生的優勢，是小企業和完全競爭不可能具備的。

3、大企業的利潤水平和利潤總量較高，有足夠的資金引進先進科學技術和設備，或者進行新產品的研發，獲得自主知識產權和專利權，而知識產權和專利權在壹定期限內的排他性使用，可以使企業獲得超額利潤或自然壟斷利潤，這也是小企業很難做到的。據加爾布雷思的說法，美國幾百家大企業貢獻了絕大部分的技術創新。技術創新的壹個直接的後果是增加了產品數量、提高了產品的質量，能夠滿足消費者更大量的需求與更豐富的偏好。

4、大企業管理團隊的人才優勢和集體決策模式，可以獲得更多的市場信息，並據此做出較為科學的決策，從而避免小企業老板獨裁製所固有的信息短缺和盲目決策的弱點，降低長期平均管理成本。

5、大企業比小企業雇傭大量的員工，面對龐大的消費者，與社區和政府建立更為密切的聯系，固然在歷史上曾經出現了大企業在社會上獨斷專行、橫行霸道的案例，但更多的案例表明，大企業比小企業更有願望也更有能力承擔對於勞動者和公眾的道德責任和社會責任，而在其拒不承擔道德責任和社會責任的情況下，會成為社會和公眾大規模、低成本、高效力監督和反製的對象，並且引發製度性條件的改革和變遷。

社會民主主義經濟學在確認自由主義的經濟人完全競爭假設的合理內核的基礎上，吸收了共產主義經濟學的道德人完全合作假設的合理成分，從而形成了揚兩者之長棄兩者之短的社會人競爭合作假設。總的來說，社會人的競爭合作，是壹種合作博弈或正和博弈，是競爭性的合作或合作性的競爭，比經濟人的完全競爭和道德人的完全合作兩個極端，具有更大的普適性和更強的生命力。

社會人競爭合作假設能夠更好地解釋市場經濟中普遍出現的聯合、合作、規模經營、民主治理等經濟現象。

首先是資本要素之間的聯合、合作、規模經營和民主治理，有限責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大企業、跨國企業的出現就是明證。

其次是勞動要素之間的聯合、合作、規模經營和民主治理，企業工會、行業工會、地區工會、全國和國際工會的出現就是明證。

再次是資本要素與勞動要素之間的聯合、合作、規模經營和民主治理，集體談判、參與管理、員工持股、利潤共享、勞資共和的出現就是明證。

社會民主主義之所以不害怕甚至歡迎不完全競爭、壟斷競爭、規模經濟，是因為資本的聯合也為勞動的聯合準備了條件。工會，作為勞動的聯合，跟資本的聯合壹樣，也是壹種不完全競爭、壟斷競爭和規模經濟現象；工會具有壹定的壟斷性，但它是資本的壟斷性的必然對應物，沒有工會的壟斷，就無法製衡資本的壟斷，就無法形成市場經濟本質上要求的力量均衡的的勞資關系；工會，只是勞動在壹定範圍的聯合，跟資本在壹定範圍的聯合壹樣，也是壹種壟斷性競爭和競爭性壟斷，是市場經濟基本構架的組成部分，與完全壟斷的統製經濟和計劃經濟有著本質的區別。





公有製、私有製和社會個人所有製





對於所有的經濟學流派而言，所有製或產權製度問題，都是壹個繞不過去的核心和關鍵問題。所謂所有製，就是包括土地、生產工具、勞動力、管理和科技等生產要素歸誰所有的製度安排，是人們在勞動、生產、經營過程中結成的壹種首要的「經濟關系」，它決定了人們在生產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產品的交換方式和產品的分配方式。過去我們對所有製的理解，局限於生產資料的所有製，或財產所有製，是指對生產要素中「物」的因素的占有、支配、使用、收益和處置；至於生產要素中「人」的因素，包括人的體力、智力、技能、知識、組織和管理才能等，則沒有作為壹種「財產」、「財富」，作為壹種占有的對象來理解。所有製，應該是指生產要素所有製，而不僅僅是生產資料所有製；它不僅包括生產資料的所有製，而且包括人的生產能力的所有製。

所有製有三種基本類型：第壹種是個體所有製、個人所有製、私有製，第二種是群體所有製、社會所有製、公有製，第三種是作為前兩種某種形式的結合的公私兼顧所有製，或社會個人所有製。





壹、自由主義經濟學對私有製和私有財產的片面強調





從經濟人假設出發，自由主義經濟學自然會不遺余力地強調私有製和私有財產的重要性，而經濟人假設本身又來自於更為基本的人性假設，那就是每個人首先是壹個生物體和生命體，必須與自然界進行不間斷的物質、信息和能量的交換，個性、個體性、獨立自主性是人的最重要的本性，由此兩點，就確立了人們與生俱來的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私有財產權就內在地包含在這三項基本人權之中：它是生命權的延伸和實現，它是自由權和追求幸福權的物質和經濟保障；它為個人的存在和發展構築起壹個堅固的堡壘，沒有它的保護，個人的生命、自由和幸福就會像風中之燭壹樣，隨時被吹滅。

由此繼續推論，私有財產權還具有如下屬性：

壹是神聖不可侵犯性，所謂我有壹間破房子，「風能進，與能進，國王不能進！」

二是普遍性和兼容性，從原理上說，每個人都擁有平等的、不可剝奪的私有財產權。

三是財產實際占有量上的差別性，只要符合獲得的正義和轉讓的正義，只要不是用偷盜、搶劫等不正當手段獲得的，或用強迫、欺騙方式進行轉讓和交易的，而是通過自己的勞動、生產、經營獲得的，或者通過合法的遺傳和自願的饋贈得到的，數量上的差距不僅是被允許的，而且是值得鼓勵的。

四是相對於公有財產權的本源性和優先性，也就是說，雖然最低限度的公有財產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但是第壹，公有財產來源於部分私有財產權的轉讓和讓渡，個人仍然是公有財產的終極所有者；第二，公有財產只能占社會財富總量的壹小部分；第三，公有財產的使用、運營和分配要接受作為公民的私有財產者的民主監督和控製。





二、共產主義經濟學對公有製和公有財產的片面強調





從道德人假設出發，共產主義經濟學提出了壹種與自由主義經濟學完全對立的所有製理論，認為原始社會本來是血緣氏族範圍內的共產主義公有製，由於生產力、分工、交換、個人私欲等各方面的原因，私有製取代了公有製；私有製在壹定歷史時期固然促進了生產力和經濟的發展，但它本身是潛在的人性惡的大爆發，就像恩格斯所說的：「最卑下的利益——庸俗的貪欲、粗暴的情欲、卑下的物欲、對公共財產的自私自利的掠奪——揭開了新的文明的階級社會；最卑下的手段——偷竊、暴力、欺詐、背信——毀壞了古老的沒有階級的氏族製度，把它引向崩潰。」私有製產生了階級分化、階級對立、階級剝削、階級統治，帶來了人性的異化、勞動的異化、經濟的異化、政治的異化、文化的異化，壹句話，私有製成了萬惡之源。在它的最高階段即資本主義階段，生產力和人的本質力量的發展，達到了私有製的外殼再也容納不了的地步，資本主義私有製就會被炸毀，剝奪者就會被剝奪，公有製就會在全社會、全人類範圍內，在生產力和物質財富高度發展的歷史基礎上得到實現。

公有財產權的性質可以歸納如下：

壹是神聖不可侵犯性，而私有製和私有財產則是應該被消滅的。

二是平等性，每個人都無差別地是公有財產的主人。

三是整體性和不可分割性，不能夠量化到個人身上。

四是道德性和利益壹致性，我為人人、人人為我，小我與大我融為壹體。





三、社會民主主義經濟學對私有製和公有製二元對立的綜合和揚棄





自由主義的私有製模型和共產主義的公有製模型看起來是絕對對立的，它們都自詡為完善的產權製度，同時指對方為虛構的、不可行的甚至是邪惡的。社會民主主義經濟學則努力在這兩個極端之間建立自己的所有製理論。

1、私有製與公有製並不是絕對對立的，純粹的私有製社會和純粹的公有製社會都是不存在的

在原始的公有製社會中，其實也包含私有製的因素，消費資料的個人所有就不用說了，即使是生產資料和人身的某種程度的個人所有也是存在的，比如對常用生產工具的個人占有、保管和使用，對自己身體的修飾、標記和美化；未來高度發達的非經濟社會和自由社會，物質生產資料甚至通用性知識生產資料，也許真的能夠並且必須實行共同所有，但人本身的個性、才能、創意、發現、發明、興趣、愛好、理性、情感和意誌等等內在的精神財富，卻只能並且必須保持私有或個人所有。

在私有製占主導地位的社會，公有製和公共財產也是大量存在的，某些具有自然完整性、連續性和不可分割性的自然資源和生產資料，是不可能被私有化的，諸如森林、河流、高山、沙漠、冰川、湖泊、海洋、天空、地下礦藏等等，只能歸全社群、全社會甚至全人類所有；壹些家族、村莊、地方社群，都擁有公田、公地、公共建築和公益基金；大型水利設施、道路交通、國防工程等基礎設施，只能由國家興建並擁有，以提供私人提供不了的公共產品；政府還擁有全國的賦稅，用以提供壹些最基本的、不可或缺的公共服務；精神文化產品，過了壹定的著作權保護期，就歸全社會以至全人類所有了。其中，有的公有財產是從私有財產轉化而來的，有的公有財產本身不能歸結於、量化為私有財產，它們是所有個人以社會成員身份無差別地共同占有的財產，其經營和利用的成果，應該按照平等的、民主的原則由全體社會成員共享。不管是哪壹種情況，它們都是私有財產的必要補充。

2、私有製和公有製又是可以相互轉化的

私有製轉化為公有製的情況有，個人捐贈轉化為公益基金，個人和企業納稅轉化為國家財政收入，由個人財產形成的法人財產權（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由個人合資和合力形成的合作社和股份合作企業，等等。

公有製轉化為私有製的情況比較復雜。壹種比較簡單的情況是公有企業依照法律程序解體、拍賣、改製為私營企業，國家收回現金而出賣產權，這在民主國家是常見的和規範化操作的。比較復雜的是，壹個血緣群體征服另壹個血緣群體，被征服者的土地、財產和人民，壹部分收歸為征服者群體的公有財產，壹部分成為首領和勇士的私有財產，奴隸製就是這麽產生的；壹個民族或國家征服另壹個民族或國家，暴力征服者集團按軍功分配被征服者的土地、財產和人民，這就是所謂封建製和農奴製。最復雜的是極權專製國家裏出現的公有財產不公開、不公平、不公正的私有化現象，這是壹個暴力集團在以人民的名義、動員和組織人民奪取了天下、建立了政權以後，由於這個政權對人民和社會實行全面和嚴厲的統治，而不受人民和社會的任何監督和製約，就使得全體人民和整個社會的財產實際上成為這個暴力政權所霸占的私產，這種所有製由於其不是基於獲得和轉讓的正義而建立的，不是基於勞動、生產、經營而建立的，而是憑借暴力、殺戮、恐怖、掠奪、欺詐、謊言而建立的，實際上已經不是自由主義意義上的私有製，而只能稱之為暴力霸占製。

暴力集團霸占製，既不是壹種優良的個體所有製和私有製，也不是壹種優良的群體所有製和公有製，而是壹種運用暴力和欺詐掠奪和騙取人民勞動生產經營成果的惡劣的、極端的、損人利己的個體所有製，它恰好是通過裹挾、欺騙、綁架、操縱處於蒙昧、野蠻、封閉、僵化狀態的群體來實現的，是通過在群體內建立壹種奴役等級、極權專製製度來實現的，這樣，由少數惡劣個人所組成的暴力集團就能夠把公有財產化為私有，以人民的、群體的、社會的天然代表的名義，獲得人民、群體、社會所奉獻的財富。奴隸製、農奴製、國王封建專製、皇權官僚專製、軍閥專製、元首獨裁、壹黨專政等等，都是惡劣的個體所有製和沒有民主製衡的、惡劣的群體所有製二者所形成的壹種互補結構，在這種互補結構中，真正優良的個體所有製和私有製，如自耕農所有製、工商小業主製，與真正優良的群體所有製和公有製，如互助合作製，都不能得到自由的發展，而只能在古代世界的夾縫中艱難地生存和緩慢地發展。

對此我們可以更深入地分析如下：

（1）群體所有製、公有製並不壹開始就具有優良的、公平正義的性質，因為群體壹開始並不是由自由而平等的個人組成的，而是由壹些無個性的、不自由的、弱小的、高度同質化的個人所組成的。原始公有製並非出於人們高尚的道德和優良的品性，而是出於生存的必然性和強製性，是因為最初的人類如果不能依照血緣關系結成緊密的共同體，就會被周圍比他們強大得多的動物所消滅。原始人不是沒有惡性，只不過在血緣共同體內部得到抑製並在與其他血緣共同體的鬥爭中得到釋放。氏族的戰爭和兼並與生產的分工和交換，沖破了血緣共同體的限製，形成了更大範圍的地方共同體和民族共同體，但這些共同體大都是按照等級專製製度建立起來的，在共同體的頂端，高踞著少數擁有暴力和專製權力並控製整個共同體的統治者，他們至少能夠把相當壹部分公有財產化為私有。沒有民主，就沒有真正的公有製，而只有劣質的、異化的、虛偽的公有製，並且會轉變為極其惡劣的私有製，即權貴私有製。

（2）個體所有製、私有製也不是壹開始就具有優良的、公平正義的性質，由於生產力的低下和個體能力的弱小，大部分個人還不能依靠自己自由而平等的勞動、生產和經營活動獲得私有財產，倒是有壹部分強悍的個體，在利益和財產更大化和最大化欲望的驅使下，猛烈釋放人性之惡，用非生產性、非創造性、攻擊性、霸占性的方式獲得大量的物質財富。惡劣的私有製與劣質的公有製形成壹種相互產生的關系。

（3）優良的個體所有製和私有製是壹定歷史階段的產物，但它壹旦產生，也具有強大的生命力，道理很簡單，人類的生存和發展，畢竟依靠人們的勞動、生產和經營，戰爭、劫掠、盜竊、詐騙等等，只是轉移財富，而不能創造財富。壹些優良的個人還能在壹定範圍內形成優良的共同體，產生優良的公有製，反過來強化個體的力量。人類的進步和發展，就是優良的私有製和優良公有製不斷壯大並不斷削弱惡劣的私有製和惡劣的公有製的漫長歷程。

3、社會個人所有製是優良私有製和優良公有製的結合

社會個人所有製的概念，最初是由半共產主義者半社會民主主義者馬克思在1861—1863年的經濟學手稿中提出來的。這個概念不是他偶然提出來的，早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他就強調共產主義不能僅僅理解為占有和享受，而是人以全面的方式，占有自己全面的本質；在1846年的《德意誌意識形態》中，他指出現實的個人有壹個從片面到全面、從低級到高級、從狹隘性和地域性到世界歷史性和普遍性、從利己主義或自我犧牲到揚棄利己主義和自我犧牲的對立的發展過程，在此基礎上，提出了「聯合起來的個人對全部生產力總和的占有，消滅私有製」的思想。在1848年的《共產黨宣言》中，提出了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壹切人的自由發展的自由人的聯合體的構想。在《資本論》中，他又提出「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製」的思想。馬克思這些思想包含著社會民主主義甚至自由主義的合理成分，但由於他沒有細致地區別優良私有製與惡劣私有製、優良公有製與惡劣公有製，壹方面完全忽視了優良私有製的正當合理性與惡劣公有製存在可能性，另壹方面幻想通過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壹舉消滅惡劣的私有製並建立完全優良的公有製，這些劣質思想被列斯毛主義所繼承，引發了20世紀壹場殘酷而荒誕的共產主義實踐，產生了大規模的、極其嚴重的歷史災難。

必須在綜合優良私有製和優良公有製與防止惡劣私有製和惡劣公有製以及二者茍合的前提下，重新解釋社會個人所有製：

（1）社會個人所有製首先是指在整個社會範圍內優良私有製與優良公有製的互補結構，在廣大的微觀經濟領域，適合於優良私有製，在宏觀和公共經濟領域，適合於優良公有製，在數量上以優良私有製為主，以優良公有製為輔。

這裏所說的優良私有製具有兩個基本特征：壹是正當性，符合持有正義（獲得正義、轉讓正義、矯正正義）原則，即排除暴力和欺詐而以誠信勞動、生產、經營作為產權形成和交易的唯壹準則；二是普遍性，不是只限於少數人的、階級對立的、特殊的私有製，而是適用於所有人的、非階級對立的、普遍的私有製，所有的無產者都能成為有產者，所有的勞動者都能成為資本所有者。社會民主主義絕不否定優良的私有製，相反，它比自由主義更加主張優良私有製的普遍化。

自由主義在原則和理論上也主張排斥暴力和欺詐的優良私有製，但由於它忽視事實上存在的惡劣私有製，否認少數人憑借其對企業財產權、經營管理權和分配權的壟斷而引起的剝削和壓迫，就很難逾越其階級限製即資產階級的局限性和狹隘性，而走向普遍的優良私有製。社會民主主義不僅鼓勵勞動者個人獲得私有產權，而且倡導反對惡劣私有製並力爭普遍實現優良私有製的勞工運動和社會運動，爭取更高的工資，以便能夠將部分收入轉化為資本；爭取縮短勞動時間，以便獲得更多自由時間以積累和發展勞動者的人力資本；爭取以勞動者身份參與企業管理並分享企業利潤；爭取讓勞動者持有本企業的股份或購買其他企業的股票，成為資本所有者並獲得相應的利潤，實現「勞者有其股」的理想。這些思想和做法都是共產主義所堅決反對的，因為它認定私有製沒有優劣之分，壹切私有製在本質上都是惡劣的，是應當被徹底消滅的。

然而，不管優良私有製在整個經濟領域占有多麽大的比重，總有壹部分經濟生活不適用於私有製，對於那些性質上無法分割的自然資源，那些個人以及企業都無力或不願經營而社會又必須從中獲得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產業，只能適用於公有製，只不過應該是壹種優良的公有製。

優良公有製具有如下基本特征：壹是共有性或民有性，公有財產原則上不應該和不可能在實體上劈分到所有個人，它是所有人共同擁有的，由民選的代表機構實際占有和運營，個體公民即使以證券形式分有公有企業股權，也是公有法人財產的壹部分，只能轉讓不能撤出；二是共享性或民享性，公有財產運營所產生的產品和服務，由所有人平等分享；三是共治性或民治性，公有企業和事業的運營受到議會、政府監管機構、法院、雇員或員工、新聞媒體、公眾輿論、社會組織的多重監督和製約，以防止其產生內部人控製、以權謀私、化公為私，防止公有製蛻變為某種惡劣的私有製即權貴官僚私有製。

優良私有製和優良公有製完全是可以互補的：壹方面，正是優良私有製提供了優良公有製產生和發展的平臺和基礎（經驗表明，凡是在優良私有製普遍發達、自由而平等的經濟個體占人口多數的地方，公民意識和民主意識就很普遍和發達，對公有財產的監督就很全面和嚴格，那裏的公有製就會成為真正的、優良的公有製；凡是在優良私有製不發達而惡劣私有製猖獗的地方，公有製就很容易淪為偽公有製、小集團私有製和權貴官僚私有製）；另壹方面，優良公有製為整個社會提供了必要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從而也為優良私有製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外部條件和外部環境。

（2）在更深層次，社會個人所有製是優良私有製和優良公有製各自向對方滲透和轉化，這時候，兩者不僅僅是壹種並列和互補的關系，而且是我中有妳、妳中有我的關系。

優良私有製發展到壹定階段，壹定會出現自由而平等的經濟個體之間的聯合，這種聯合已經是壹定範圍內和壹定程度上的公有製了。我們不能把「私」理解為至小無內的孤立個人，而把「公」理解為至大無外的抽象整體，所謂「公」，並不在「私」的彼岸，而是壹個「私」不斷通過聯合而擴展的過程，只存在壹定範圍和壹定程度的公有製，不存在包羅萬象和純而又純的公有製。聯合起來的個人所有製或私有製，也就是壹定範圍和程度的公有製，包括但不限於如下具體形態：

壹是由若幹私有財產所有者聯合組成合夥企業和股份公司，由分散、獨立的財產組成為整體的、不可分割的法人財產，在這裏，個人股權是私有的，而法人財產權就具有公有即所有股東共有的性質了，個人股東不能單獨支配法人財產，而只能通過股東大會、董事會等集體決策機製施加自己的影響。馬克思曾把股份公司稱之為資本主義在私有製範圍內的自我揚棄和社會化。

二是由若幹勞動力所有者聯合組成工會和合作社，孤立、分散的勞動者就形成了整體的、團結互助的聯合體，這些聯合體擁有由會費或入社費構成的法人財產，對法人財產和勞動力的經營和交易擁有代表權和集體決策權，個別勞動者可以自由退出，但也因此而失去集體行動、集體談判、集體交易、集體運營所帶來的「溢價」和「合作剩余」。個人只能通過民主決策機製對工會和合作社施加自己的影響。

三是由董事會代表資方和股東大會、由工會委員會代表勞方和工會會員大會，更進壹步，由雇主聯合會和工會聯合會分別代表行業內部的勞資雙方，就工資、工時、勞動條件、福利、社會保險等等涉及勞動者利益的問題進行集體談判，這已經把企業和行業看作是壹個勞資共同體了，已經是壹種初級形態的經濟民主、企業民主和產業民主了。德國的勞資共決更進壹步，在企業最高決策機構中吸收與資方代表數量相等的勞方代表，就企業所有方面的重大問題做出共同決策。

四是公眾企業的出現和發展，它們不僅僅被看作是資本共同體，也不僅僅被看作是勞資共同體，而是被看作是更多「利害相關者」之間的合約，因此在企業的董事會中，不僅有勞資雙方的代表，而且還吸收消費者、供應商、銀行、債權人、社區和科研機構等各方面的代表，使得企業具有了相當程度的公眾和公共性質。

五是社會企業的出現和發展，它們雖然由私人創建，也進行企業化經營，卻不以私人盈利為直接和主要目標，而以解決經濟和社會問題、從經濟上幫助弱勢群體為直接和主要目標，其中最著名的有穆罕默德·尤努斯創立的格萊瑉鄉村銀行，它專註於向最窮苦的孟加拉婦女提供小額貸款。幫助她們實現個體創業，數千萬孟加拉婦女因此擺脫了貧困生活。這樣的企業已經是真正的、優良的公有企業了。

自由主義經濟學是支持政治民主的，但通常會以私有財產權和自由經營之名，反對經濟民主、企業民主、產業民主。社會民主主義成功地把勞動力所有權、人力資本所有權引入到企業產權結構之中，既保留了私有製的合理內核，又引進了經濟民主、企業民主、產業民主的新內容，在私有製的主體結構中引進了公有製的成分，在微觀經濟領域中形成了壹種以私有製為主、以公有製為輔的新型產權製度。

與此同時，在宏觀經濟領域，在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的公有經濟機構中，也可以引進私有製的成分，比如向員工、公眾、社團法人、機構投資者出售和轉讓壹部分產權，形成以公有製為主、以私有製為輔的產權結構。





勞工經濟的發展進程





自由主義經濟學專註於資本經濟的發展進程，在它看來，勞動只是隸屬於資本的生產要素，勞動力只是壹種由資本購買、使用和支配的商品，勞動力市場服從於資本市場，勞動經濟學只是資本經濟學的壹個分支。與此不同，社會民主主義經濟學側重於勞工經濟的發展進程，側重於研究勞動要素在全部生產要素中權重和作用的提高、勞動力商品在整個市場經濟中價值和價格的提高、勞動者在整個經濟生活中的地位和權益的提高。社會民主主義經濟學首先是勞工經濟學。





壹、勞工經濟與勞工經濟學





勞工經濟是與資本經濟相對而立的概念，舉凡壹切與勞工直接相關的經濟現象，諸如勞動生產率、勞動績效、勞動價值、工資或勞動力價格、勞動力供求關系、勞動時間、勞動條件、工會、集體談判、罷工、勞動技能、職業教育、人力資本、勞動產權、團結經濟與合作經濟、貧困經濟與弱勢群體經濟、勞動保護和勞動保險等等，都是勞工經濟現象。

勞工經濟學（Labor Economics），也可以叫做勞動者經濟學（Economics of laborer），取其狹義，也可以叫做工人經濟學（Worker Economics），與傳統的勞動經濟學（Labor Economics），共享同壹個詞組。在學科分類中，它歸入廣義的勞動經濟學之中，可以說是勞動經濟學的壹個分支，或者壹種形態，所不同的是，傳統的、占主流地位勞動經濟學，大都隱含或者公開從資本、資本所有者、企業家的視角出發，把勞動、勞動者設定為壹個簡單的生產和市場要素（勞動力），因此準確地說，這樣的勞動經濟學，其實應該叫做勞動力市場經濟學（Labor market economics），而作為勞工經濟學的勞動經濟學，則明確地從勞工、勞動者、工人的視角出發，在價值取向、理論預設、思想資源、研究方法、邏輯構架、基本觀點等等方面，與主流的勞動經濟學有諸多的不同。它試圖建立的是壹門屬於勞動者（勞有）、依靠勞動者（勞治）、為了勞動者（勞享）的經濟學（Economics of the labor,by the labor and for the labor）。狹義的勞工經濟學從勞工視角研究勞工經濟現象的演變，廣義的勞工經濟學從勞工視角研究整個市場經濟的結構和發展趨勢。





二、勞工經濟的形態和階段





1、勞工經濟的初級形態：原子化勞動力市場和個別化勞動關系

在市場經濟的初級階段，的確普遍出現了原子化的勞動力市場與單個企業和單個工人建立的個別化勞動關系，無數勞動者從農村湧入城市尋找就業機會，彼此之間展開激烈競爭，大部分人被同樣相互競爭的企業所雇傭，剩下的人或者返回農村，或者留在城裏成為失業貧民，以各種方式覓食和維持生存。古典、新古典、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正就是依據這種情況做出經濟人和完全競爭市場假設的。社會民主主義勞工經濟學也看到了這個歷史階段的存在，區別在於，自由主義經濟學對這個階段持肯定態度並且抽象出壹個理想模型，只需要按照這個模型去修補現實就可以了，而社會民主主義勞工經濟學對這個階段持批判態度，認為它應該被更高的發展階段所取代。

2、勞工經濟的升級形態：工會化勞動力市場和集體化勞動關系

面對早期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原子化勞動力市場和個別化勞動關系中存在的剝削以及其他不公正的現象，馬克思主義主張消滅私有製和市場經濟，建立公有製和計劃經濟。與此不同，製度主義、工聯主義、社會民主主義、勞動合作主義等思想流派，則主張將市場經濟和勞工經濟的初級形態和階段，上升到市場經濟和勞工經濟的中級形態和階段，這就是工會化勞動力市場和集體化勞動關系階段。在這壹階段，勞動者不是分散地、壹個壹個地與資本或企業形成勞動關系，而是有組織地、壹夥壹夥地與資本或企業形成勞動關系，就勞動力價格和其他勞動條件與資方或企業進行集體性討價還價，以組織對組織，以勞動力的壹定範圍和程度的壟斷抗衡資本對企業財產所有權、經營管理權和分配權的壟斷，以勞動力集體定價機製取代勞動力個別定價機製的主導地位，以工會化勞動力市場和集體化勞動關系取代原子化勞動力市場和個別化勞動關系的主導地位。

3、勞工經濟的高級形態：工人參與、勞資共決與人力資本、勞動產權

在工會化勞動力市場和集體化勞動關系中，資本與勞動這兩個生產要素彼此之間還是壹種外在的關系，只不過共處於企業、行業和市場的共同體之中。它們之間的對立還大於它們之間的合作，它們之間的博弈兼有對抗博弈、零和博弈與合作博弈、正和博弈的成分，並且前者還占有優勢。勞工經濟的高級形態，是在經營管理層面表現為工人參與企業經營管理，甚至實行勞資共決，在產權層面表現為人力資本和勞動產權的形成，即勞動者也成為所有者，在這裏，資本與勞動之間已經形成壹種內在的、彼此滲透的關系，它們之間的合作大於它們之間的對立，它們之間的合作博弈、正和博弈成分大於它們之間的對抗博弈、零和博弈成分。

4、勞工經濟的特殊形態：團結互助合作經濟

在市場經濟200多年的發展過程中，除了上述三種勞工經濟形態外，還壹直存在著勞動者的團結互助合作經濟，這是勞動要素控製和雇傭資本要素的經濟，是勞動者以民主方式獨立自主地進行生產、經營、交換、分配和消費的經濟，是壹人壹票的民主自治原則在經濟領域的實現，是相當壹部分人的社會主義經濟理想的原型。資本主義社會的勞工運動壹直以工會運動為主流，但合作社運動也是其不可忽視的支流。按其本質而言，團結互助合作經濟應該是最高級的勞工經濟形態，但由於壹直未能得到長足的發展，而且也不好說它在將來壹定會成為勞工經濟的主要形態，我們姑且把它稱之為勞工經濟的特殊形態。

5、勞工經濟的宏觀延展形態：積極勞動力市場政策與社會再分配

在勞工經濟的第二階段即工會化勞動力市場和集體化勞動關系階段，對於勞工有利的、積極的製度要素出現並發揮作用了，工會法、勞動法、社會保險法等等壹系列保護勞工權益的法律相繼出臺，政府和法院也會做出比較公正的仲裁和判決；在勞工經濟的高級階段，工人和工會也得到了關於工人參與企業管理、勞資共決、利潤分享、職工持股等等方面的政策和法律的支持。除了立法層面和司法層面的國家幹預外，各民主國家在行政層面，由政府製定和實施了積極的勞動力市場政策和社會再分配政策。積極的勞動力市場政策，包括積極的勞動力需求政策、供給政策、中介政策、就業保護政策和價格保護政策，引導和幹預勞動力市場供求關系，使之發生有利於勞動者權益的變化。積極的勞動力市場政策的實施與國家在整個社會層面上進行的第二次分配，進壹步增加了勞工的經濟收入、改善了勞工的經濟狀況、提升了勞工的經濟權益，並因此而緩和了勞資矛盾、縮小了貧富差距，這兩個方面的成果，又反過來加強了勞工的勞動力市場主體和市場經濟主體的地位和能力。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有理由把積極勞動力市場政策和社會再分配，稱之為勞工經濟的延伸和擴展形態。





社會市場經濟的基本框架





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基本經濟模型是「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社會民主主義經濟學的基本模型則是「社會市場經濟」。如果說，原子化勞動力市場和個別化勞動關系構成了「自由放任市場經濟」體系和模型的壹部分的話，那麽，勞工運動的推動，工會化勞動力市場和集體化勞動關系的實現，以及工人參與管理、勞資共決、人力資本、勞動產權等勞工經濟形式的出現，就把整個市場經濟提升到了「社會市場經濟」階段；這些勞工經濟形態不是否定了市場經濟，而是使市場經濟達到了更高的發展水平。社會市場經濟繼承了自由放任市場經濟的合理內核，糾正了其不合理的部分，使市場經濟變得更為公正合理了。





壹、社會市場經濟修正了自由放任經濟的經濟人完全競爭假設





自由放任市場經濟模型是用抽象分析的方法得到的。應該承認，對紛繁復雜的市場經濟現實進行抽象和還原，找出市場經濟的基本要素並且用數學模式精確地表達出來，的確是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壹大貢獻，這被稱之為「方法論的個人主義」。但事情並沒有到此為止，抽象分析的終點應該是具體綜合的起點，在綜合的過程中，以前被抽象過濾的東西應該重新納入到思維的具體運動之中，這樣才能對現實的經濟運動有壹個全面的把握。抽象的模型與其說是壹個現實存在，不如說是壹個理想的目標，把抽象模型當成現實存在本身，矢口否認壹切與這個抽象模型不壹致的現象（比如剝削、不正當競爭、暴力和欺詐、權力尋租等等），是思維懶惰的表現。方法論的個人主義應該進展和上升到對人類集體行為的綜合把握。事實上，除了古典自由主義、新古典主義、新自由主義之外，同樣肯定市場經濟的社會民主主義經濟學、製度經濟學、福利經濟學、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就不再迷戀和停留於抽象的市場模型和方法論的個人主義了。

從歷史發展過程來看，市場經濟並不是自古以來就存在的，也不是突然在某壹天降臨人間的，而是從歷史深處，掙脫自然的、血緣的、部落的、地方的、等級和身份的、暴力和權力的、民族和國家的種種限製和束縛，壹步壹步地生長起來的，毫無疑問的是，第壹，在這個過程中，上述那些歷史元素與市場經濟剪不斷、理還亂地糾纏和交織在壹起，使得自由主義經濟學的理想模型至今也沒有得到完全的實現；第二，市場經濟在其發展過程中，也需要得到新的政治法律社會製度的支持和保護，沒有這種支持和保護，市場經濟早就死了，共產極權主義就壹度把市場經濟搞死了。與自由主義經濟學不同，社會民主主義經濟學或社會市場經濟學，把市場經濟理解為壹個復雜的歷史演化過程，特別重視市場經濟的製度環境，在方法論的個人主義與方法論的集體主義之間，找到壹種使集體個人化和個人集體化來回往復地進行的中間方法，建立了社會人競爭合作的新的理論模型。





二、社會市場經濟改變了自由放任市場經濟的動力機製和追求目標





自由市場經濟以自私自利的個人為原點，以個人利益、收入、利潤和物質財富的最大化為經濟活動的唯壹目標，這固然大大激發和解放了人們的自主性、積極性、創造性，使生產力得到極大的發展，使物質財富得到迅猛的湧流，但同時也打開了潘多拉的盒子，誘發和釋放了普通人在過去時代被等級製共同體的法律、道德、禁忌、習俗所壓抑和控製的人性之惡，於是，大量非生產性、侵略性、攻擊性、破壞性、霸占性、欺騙性的斂財方法和手段，也加入到生產性的投資、經營、勞動過程中去，使財富的占有和分配出現嚴重的不公平和劇烈的兩極分化，由此而引起尖銳的社會沖突和驚人的道德淪落，所有這些，反過來危及到市場經濟正常進行所要求的基本秩序和規則。少數人貪欲的滿足和巨額財富的積累，不足以構成市場經濟持續發展的動力機製，具體表現為需求不足、市場萎縮和生產過剩，表現為周期性經濟危機的不斷爆發。

社會市場經濟當然承認自私自利的必然性，當然承認個人追求利益、收入、利潤、物質財富的合理性，但同時也意識到了他私他利的必然性，因而主張自利利他、己他兩利的個人才應該成為經濟生活的原點，並以個人利益、收入、利潤、物質財富的較大化作為經濟生活的主要動力機製和追求目標。這裏出現了兩大變化，壹是最大化變成了較大化，二是唯壹目標變成了主要目標。所謂較大化，就是給同樣追求經濟利益的他人留下機會和空間，而不是無限擴張、贏家通吃，從正和博弈角度來看，讓更多人進入分工和協作、競爭和合作，而不是少數人獨占和壟斷，會取得更大的宏觀經濟效應，所以較大化其實比最大化更能夠推進整個經濟的發展；所謂主要目標，就是即使那些不直接參加政治、文化、社會公益活動的經濟人，也不應該把經濟利益最大化作為唯壹目標，因為經濟領域本身也存在合作、均衡、可持續發展和公平正義的問題，這些都需要經濟人對自己的行為加以限製，再者，每個人都不是完全的經濟動物，都具有哪怕是最低限度的非經濟需要、非物質需要，當物質需要、經濟需要的滿足與這些更高級需要的滿足出現沖突的時候，理應做出適當的折中與平衡，這樣才能獲得壹種更為人道、更為健康、更為平靜、更為幸福的生活。





三、社會市場經濟扭轉了自由放任市場經濟中嚴重失衡的勞資關系





社會市場經濟以集體化的市場交易和生產要素的集體定價機製，揚棄了自由放任市場經濟個體化的市場交易和生產要素的個別定價機製。

在自由放任市場經濟階段，生產要素之間，特別是資本和勞動這兩個最主要的生產要素之間，處於壹種個別的交易和壹對壹的討價還價狀態，但是，在這壹階段，其實只有資本家和企業的自由，而沒有勞動者的自由，原因恰好在於，這時只有資本家和工人壹對壹的外觀，在這壹外觀之下，其實資方已經形成了壹個由老板、管理人員、保安人員構成的高度組織化的集體，並且壟斷了財產所有權、經營管理權和收入分配權，甚至還得到了國家政權的保護和支持，而工人則是壹個壹個孤獨的個體，他哪裏有什麽條件與資方進行平等的討價還價呢？如果資本家對他說：「妳和我是自由而平等的，妳不願意在我這裏幹，妳完全可以到別處幹，我是決不會強留妳的！」這也絲毫不會改變勞動者實質上的不平等和不自由，因為等待他的別處，也是壹個又壹個高度組織起來的資本集體。以組織起來的資本集體對付壹個又壹個分散的勞動個體，後者當然只能是挨宰的羔羊了，這難道是公平的嗎？工人們逐漸意識到了他們受剝削和壓迫的原因，於是開始團結和組織起來，經過長期的抗爭，終於獲得了結社權、集體談判權和罷工權這些集體性勞工權利和討價還價的手段。

於是通過集體談判簽訂集體勞動合同就取代通個個體談判簽訂個別勞動合同而成為主要的勞動力定價機製。自由主義經濟學家高呼，工會壟斷了勞動力供給，破壞了勞動力的流動和競爭，破壞了自由市場機製，降低了市場效率，他們也不想想，工人不過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以壟斷反製壟斷、以集體力量反製集體力量而已，勞資之間集體談判不僅沒有破壞自由平等的市場競爭，反而是使這壹原理得到真正的實現。其實這跟商品交易中的團購是壹個道理，工人以壹個集體去團購資方出售的就業機會，並不違反公平交易的原則，這是對資方過去以壹個集體去團購工人分散的勞動力的壹個抵消；以團購對團購，扯平了。自由放任市場經濟就這樣升級為社會市場經濟。「社會市場經濟」這個概念雖由西德首創，其實已經在歐美存在和發展上百年了，並且成了歐美市場經濟的主流。市場經濟還是市場經濟，只是其組織形式和運行機製不同了而已，社會市場經濟仍然與計劃經濟和國家統製經濟有原則的、本質的區別。自由主義經濟學把工會、集體談判和罷工看作是壹個擾亂市場經濟的外生變量，而不是壹個推動市場經濟更好發展的內生變量，是違背整個歷史事實的。正是工會、集體談判和罷工力量的不斷壯大，從經濟體系內部改變了勞資關系的嚴重失衡狀態，實現了勞資雙方比較平等和均衡的博弈。





四、社會市場經濟逐步縮小了自由放任經濟的適用範圍





最初，自由放任經濟的範圍幾乎是沒有邊界的，與「經濟」這個概念的外延幾乎是重合的，舉凡以滿足人類物質需要為目的、追逐物質財富的經濟活動，都被納入到私有製經濟和自由市場經濟的範疇，甚至壹些非物質需要如安全需要、教育需要、文化需要的滿足，也是通過私有財產和市場交換這壹絕對中介來實現的，最明顯的是，社會以及作為社會之代表的國家並不提供能夠平等地滿足所有社會成員的養老、失業、工傷職業病、醫療、生育、居住、教育、文化等方面的最低需求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並不提供最基本的社會保險和社會福利，所有這些需要都必須由公民個人花錢購買來滿足，沒有積蓄的人，這壹切需要都不能得到滿足，於是出現老無所養、流浪乞討、露宿街頭、看不起病、上不起學、讀不起書、住不起房等等大規模的、駭人聽聞的貧困和人道災難。人權和公民權利只限於財產權、人身權、信仰和言論自由、政治權利，不包括平等的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

這種情況來源於把人等同於原子化的經濟人的假設，而不是把人當成是社會人。作為社會人，人的有些需要的確必須和能夠通過自己的努力來滿足，但也有壹些需要本身具有社會屬性，必須和只能以社會的、公共的方式才能得到滿足。勞工運動和社會民主主義運動意識到了這壹點，於是主張從私有私營經濟和自由放任市場經濟中劃出壹部分來，作為公共經濟、社會經濟得到相對獨立的發展，為所有社會成員尤其是在經濟上處於弱勢地位的公民，提供養老保險、失業保險、工傷職業病保險、醫療保險、生育保險、住房公積金、義務教育、職業教育、公租房和廉租房、公共文化設施等等公共產品和服務。社會市場經濟並不是要壹舉否定私有私營經濟和自由放任市場經濟，而只是限定其範圍和邊界，同時也把市場機製引入到公共經濟和社會經濟之中，按照投入產出原則、效益原則、自由平等競爭原則進行運營，區別只在於它們不以個人經濟利益或私人利潤的最大化作為主要目標，而是以社會公益的最大化作為主要目標。





五、社會市場經濟加強了整個社會對自由放任市場經濟的製約力量





自由主義經濟學認為市場經濟是壹個自洽自足的體系並且把市場經濟原理推廣到壹切人類生活領域，而社會市場經濟學認為經濟、政治、社會、文化處於相互依存的關系之中

自由主義經濟學其實主張壹種經濟決定論，壹是認為市場經濟自洽自足，是人類社會的原型，二是認為其他壹切社會領域都是從市場經濟中生長出來的，都可以或應該受經濟規律的支配。因此自由主義經濟學有壹種強烈的知識沖動，渴望用市場經濟原理去解釋和規範其他壹切社會領域，這被人稱之為「經濟學帝國主義」或「經濟學殖民主義」。本來，用經濟學方法去解釋其他社會領域，是有壹定價值的，往往能夠得出意想不到甚至振聾發聵的發現，比如布坎南等經濟學家創立的公共選擇理論、憲政經濟學、法律經濟學、非市場行為經濟學，其可圈可點之處就有很多。但許多自由主義經濟學家走得太遠了，以至於跨出了經濟學的邊界，把經濟學搞成了壹種包打天下的學科。其實，對政治法律等非市場行為的經濟分析的價值，在於幫助人們節省這些領域的資源、降低這些領域的成本、提高這些領域的效率，但不可能用經濟分析取代這些領域自身的邏輯，用經濟學取代政治學、法學、社會學、倫理學甚至哲學等等人文社會科學。自由主義經濟學為了保持其學科模式的純粹性，更否認政治、法律、倫理、意識形態等等對經濟領域的滲透和內化，否認其它人文社會科學對經濟學發展的價值和貢獻。

「無形之手」或市場自發的調節力量的確是存在的，但絕不是萬能的，市場也有失靈的時候和失靈的方面，這時單憑市場自發的力量是很難解決問題的。當然可以說，損人利己從長遠來看是不可持續的，是與市場經濟的本性背道而馳的，但問題在於，如果不以人類有意識的、積極的努力去糾正市場出現的問題的話，病入膏肓的市場經濟是不會自動康復的。於是就需要「有形之手」的介入。「有形之手」主要有三種：第壹種是工人作為另壹個市場主體，團結和組織起來與資方進行面對面的集體談判，這種勞資雙方都在場的直接博弈，當然是有形的、自覺的，而不是無形的、自發的；第二種是社會（包括社區、社團、消費者、知識界與輿論界等等）的介入，以社會運動的方式製約企業和資本的力量，就是社會學家波蘭尼所說的，社會有權利保衛自己不受市場的侵害；第三種是那些在市場中受損的階級和階層，通過政黨政治和議會政治對國家法律和政府政策施加影響，對資本和市場進行具有強製性的監管和限製。「有形之手」的調控當然不應該剝奪資本的合法權利和市場對資源的基本配置，但對「無形之手」的盲目崇拜真的是有百害而無壹利。社會市場經濟學承認經濟領域的缺陷，承認非經濟領域對經濟領域的深刻影響，承認社會力量對自由放任市場經濟的製約，這些製約，包括思想、學術、文化、意識形態的批判，工會運動和合作社運動的強有力製衡，勞工政黨力量、社會黨國際和國際勞工組織的幹預，立法、執法和司法的規製，綠色環保運動、女權運動、少數族裔民權運動、消費者運動、企業社會責任運動的抗爭和影響，它們壹起發力，迫使仍然包含相當多不公正因素的自由放任市場經濟，轉化為更為自由、平等因而也更為公正的社會市場經濟。

第三章 社會民主主義的社會學





社會學是壹門研究個人社會化和社會個人化、個人與社會相互關系的學科。所謂個人社會化，是指社會環境持續不斷地滲透到個人的形成和成長過程之中，影響、塑造以至決定個人成為什麽樣的人，在很大程度上，個人是社會關系的總和，個人是社會環境的產物；所謂社會的個人化，是指無數個人從自己的需求和個性出發，積極主動地改變社會關系和社會環境並使之適應和促進個性的發展。作為社會學大師，馬克思其實已經認識到，壹方面，任何個人都是現實的個人，壹出生就受製於他不能夠任意選擇的社會環境和歷史條件，另壹方面，任何社會環境又都是由個人來改變的；環境改變人，人也改變環境，環境的改變和人的活動或自我改變的壹致，只能被看作是並合理地理解為革命的實踐。當代社會學家、社會民主主義思想家吉登斯在150多年以後繼續把這壹思想作為自己的社會學體系的基本原理：社會學的任務，正是要研究社會對我們的塑造與我們對自己的塑造之間的聯系；我們的活動既在塑造著我們周圍的社會世界的結構或其面貌，同時又在被社會世界所塑造；在社會學中，社會結構是壹個重要概念，它指的是我們生活的社會背景不只是事件或行動的隨機分類，而是以各具特色的方式被賦予結構或模式；我們的行事方式，我們彼此之間的關系，都存在著規律性，但是社會結構不同於物理結構，比如壹棟建築，後者獨立於人的行動而存在；人類社會始終處在結構化的過程中，每時每刻都在被構築社會的「壹磚壹瓦」——也就是妳我這樣的人——重新構造。

依照這樣的社會學觀念，就會形成兩個概念系列：個人的社會化—社會分工—社會結構—性別和家庭—群體和組織—階級和階層—種族和民族；社會的個人化—個人行動—集體行動—階級鬥爭與階級合作—社會運動—社會流動—社會變遷。這裏只討論上述問題中的幾個問題。





社會分工與社會結構





勞動分工與社會分工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勞動分工指人類物質資料生產先後經歷的幾次分工：農業從采集業中分化出來、畜牧業從狩獵業中分化出來、手工業從以上各業中分化出來、商業從以上各業中分化出來、大工業從農業手工業商業中分化出來。社會分工則是指某些社會實踐活動從勞動中分化出來：壹是生產資料的經營活動從勞動中分化出來，二是精神文化生產從勞動中分化出來，三是社會公共管理活動從勞動中分化出來。正是勞動分工所帶來的經濟生活和社會生活的範圍的擴大和復雜性的增加，內在地產生了對專門的資產經營、精神生產和社會管理的需要，而這些專門的實踐活動壹旦分化出來，便得到獨立的發展，並且反過來推動勞動分工的進壹步發展。可以想象，如果沒有這種社會分工，人類至今還會停留在原始狀態。

1、物質資料生產分化為生產資料的經營活動和勞動活動，是壹種歷史的必然和進步

投資或資產經營活動原來是與勞動活動直接合壹的，後來從勞動中分化出來，在勞動過程之先和旁邊，為勞動過程準備、組織、籌集、整合材料、工具、資金等客觀生產條件。這樣壹種分化大大地促進了生產力和生產效率的提高：第壹，它滿足了生產資料的生產應該優先於生活資料的生產的客觀要求，由專門的人對生產資料進行專門的經營管理無疑比由勞動者直接進行的壹般性的經營管理，更能夠使稀缺的生產資料的效益和功能最大化，也更能夠促進生產資料品質的改進和提高；第二，對生產資料的相對集中化的經營管理比單個勞動者所進行的分散的經營管理，更能夠擴大物質資料生產的規模，增進人類改造自然的廣度、力度和深度。

弗蘭克·奈特比較準確地指出了投資活動在經濟與社會發展中的作用：「社會進步的所有形式本質上都是通過當前消費的犧牲或『投資』來增進生產力的發展：（1）將現在物品投資於創造新的設備物品；（2）投資於發現和開發新的自然資源；（3）投資於發展自己的個人才能（或在某種程度上發展他人的才能）；（4）投資於技術發明；（5）投資於改進企業組織；（6）投資於創造新的社會嗜好和欲望。」從本質上說，投資活動是每個人都應當做的，只不過在壹定歷史時期，由壹些人專門去做比每個人分散而低水平地去做，更具有經濟合理性，因此也必然出現投資與勞動的分工而已。

生產資料的經營與勞動的分離，同時也意味著生產資料的所有者和經營者與勞動者的分離。所有者和經營者雖然人數少，但卻處於物質資料生產體系的高端和頂層，控製著物質資料的生產、交換和分配的全過程；勞動者雖然人數眾多，卻處於物質資料生產體系的低端和底層，不得不接受所有者、經營者的領導、支配、控製和指揮。

2、精神文化生產從物質資料生產和勞動中分化出來，是壹種歷史的必然和進步

人類勞動不同於動物活動的重要區別就在於人類勞動具有理性和精神性，具有意識和目的，它們被語言、符號、象征等等表達出來並因此而把各個勞動環節整合起來。在勞動生產力低下、每個人不得不用幾乎全部力量和時間進行勞動才能維持生存的情況下，勞動的智力因素的積累和發展是極其緩慢的。只有壹種方式可以較快地提高勞動的水平和整個人類的發展程度，那就是把分散在整個社會的不多的剩余財富和自由時間集中起來，讓壹部分人專門去發展人類的智力和精神文化。我們設想壹下，如果歷史上沒有出現這種社會分工，人類現在的情形會怎麽樣呢？壹定與原始人類相去不遠。

精神文化生產與物質資料生產的分離，同時也就意味著知識分子與生產資料的所有者、經營者以及與勞動者的分離，其中知識分子與勞動者分離最遠，因為知識分子直接依賴於生產資料的所有者和經營者對生活資料的分配，而生產資料的所有者和經營者也比勞動者更需要知識分子的幫助，於是兩方面結合得非常緊密。因為在勞動者與知識分子之間隔著生產資料的所有者和經營者，兩者之間的聯系就比較間接和比較少，勞動者從人類精神文化發展中得到的益處也比較間接和比較少，這無疑不利於勞動者精神文化水平的提高，加劇了他們的弱勢地位。

3、社會公共管理從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中分離出來，是壹種歷史的必然和進步

勞動分工和社會分工的發展，帶來了經濟規模的擴展、經濟交換和社會交往範圍的擴大、社會成員的增多、社會層級結構的復雜化和社會沖突的經常化，於是公共秩序、公共安全、公共資源的管理和分配、公共設施的建設等等超越私人、家庭和地方範圍的問題便產生了，客觀上要求由專門的社會管理機構來治理和解決。如果沒有國家政權等公共管理機構，不僅公共問題無法得到解決，即使是私人之間的爭端也會缺乏權威的裁決者。

社會公共管理從私人生活中獨立出來，同時也意味著政府官員與社會成員的分離。在勞動者、生產資料的所有者和經營者、知識分子等社會成員中，毫無疑問，勞動者離政府和政府官員最遠，受到公共權力的保護和眷顧最少，政治地位最低，政治力量最弱。

總的來說，三種社會分工形成了三個新的社會集團：生產資料的所有者和經營者、知識分子、官員，這三個集團分別掌握較多的經濟資源、文化資源和政治資源，都是比較強勢的社會集團。這三個集團又是互補的和互通有無的，自然而然地形成壹種利益同盟，共同構成為整個社會中的主導階級。與此同時，勞動者雖然人數眾多，但不論是作為群體還是作為個體，都只擁有較少的經濟資源、文化資源和政治資源，他們便構成為整個社會中的被主導階級。





二、對抗性社會結構的形成





如果說社會分工的客觀必然性對勞動者社會地位的限製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那麽統治階級和強勢社會集團對勞動者的掠奪、剝削和摧殘就是完全不能得到辯護的。社會分工固然要求並壹定會造成社會分層和利益差別，但並不會也絕不要求壹種兩極分化、兩極對立的社會結構。正是強勢社會集團對勞動者貪婪無度的掠奪、剝削和摧殘，才會使主導階級與被主導階級之間的差別演變為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剝削階級與被剝削階級、壓迫階級與被壓迫階級之間根本的對立和激烈的對抗。

應該說，勞動分工和社會分工基於和表現了人的善性和優良本質力量的發展，然而，為什麽基於勞動分工和社會分工的社會分層變成了對抗性的社會結構呢？原來是因為人的惡性和惡劣本質力量也在這個過程中發揮了極其關鍵的作用。本來，生產資料的所有者和經營者、知識分子、官員由於在社會分工中占有較高位置、做出較大貢獻而得到較多權益（財富、權力、聲望），具有正當合理性，也是勞動者能夠理解和接受的。遺憾的是，無數歷史事實和歷史經驗表明，強勢社會集團從來不滿足於其所得到的正當權益，而是無壹例外地利用手中所掌握的對經濟、政治、文化的控製權謀取不正當的權益，為此不惜大量使用暴力和詐力。

暴力是對生命和財產等目標物的強製、威脅、攻擊、傷害、毀壞力量，是壹種與生產力和創造力性質相反的力量。詐力是用欺騙、偽裝、訛詐、陰謀等不道德方法達到目的的工具理性，也具有反生產性和反創造性。暴力和詐力不僅在現代社會仍然起著重要的作用，在原始和古代社會，它們甚至是起主導和決定作用的力量。

在人類的野蠻和蒙昧時代，氏族之間、部落之間、部落聯盟之間的戰爭非常頻繁和血腥，攻擊另壹個群落就與攻擊其他的野獸壹樣是壹種狩獵活動，是原始人主要的勞動和生產方式。進入「文明」時代後，其他人不再被當作狩獵的對象和食物來源，但使用暴力強迫他人為自己勞動或直接奪取其他人的財產、通過戰爭搶劫其他民族的財產，仍然是壹種經常性的行為。而且，雖然暴力的程度和範圍有所控製，但另壹種邪惡的力量——詐力，卻得到極大的發揮，不僅在暴力活動中得到利用（如兵法），而且在非暴力活動中也得到廣泛使用（如經濟、政治和文化陰謀）。

暴力和詐力的結合成倍地增加了它們分別起作用時的力量，以詐力為指導的暴力和使用暴力的詐力具有強大的攻擊力和戰鬥力，具有極大的破壞性和殺傷性。由幾個富有詐力的壞人和壹小群亡命之徒組成的小集團，可以控製和奴役、剝削和壓迫數量上超過他們幾十成百倍的善良的勞動群眾。

暴力和詐力滲透到了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它們參與所有權的劈分，參與產品的生產、交換和分配，參與政治決定過程和文化生活過程，參與人們的日常生活。經濟上的壟斷無不以政治權力（合法的和有組織的暴力）為支持和保護，而所謂文化，其中包含有多少有意無意的欺騙，包含多少狡智和詐力啊！





階級分化與階級矛盾





壹、階級劃分和階層劃分的依據





1、階級與階層

從個體主義、個人主義的基本預設出發，自由主義的社會學是否認階級存在的，而只承認階層的存在，並且認為階層之間沒有固定的界限，而處於不斷的上升與下降的流動過程之中。與此相反，早期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列斯毛主義則強調社會是劃分為階級的，而且是劃分為兩個對立的階級即富有階級與貧窮階級、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剝削階級與被剝削階級的，階層只是階級內部的不同層次以及階級之間的過渡層次，如奴隸主階級包括大、中、小奴隸主，貴族地主階級包括大、中、小貴族地主，資產階級包括大、中、小資本家，與此相反，奴隸階級、農奴農民階級、工人階級內部也存在若幹階層；奴隸主階級與奴隸階級之間存在自由民，貴族地主階級與農奴農民階級之間存在手工業者和小商人，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之間存在小業主和自由職業者。當然，後者也認為階級最終應當被消滅，階層劃分將會取代階級劃分，而按需分配的自由人又將取代階層劃分。

社會民主主義社會學處於兩者之間，壹方面承認在很長歷史時期存在著階級的劃分以及階級矛盾和階級對立，另壹方面，又承認個體差別和競爭的永恒性以及形成壹定階層分化的必然性，不指望人類的終點或理想是無層次的、均勻的個人自由狀態；壹方面，階級的確具有鮮明的界線和對抗性，另壹方面，階級也不是從來就有，而是從階層演化而來，並將重新回歸到階層。社會民主主義不以個人分析、階層分析替代階級分析，也不以階級分析替代個人分析、階層分析，而是同時承認階級分析、階層分析、個人分析的有效性，既正視現實存在的階級差別、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又承認階級之間通過個人和階層而實現的共通性與相互滲透和轉化的可能性。

階級分析法並不是馬克思主義的專利，在馬克思之前、之外、之後，都有人承認階級的存在，區別在於，馬克思過於強調階級分析而相對忽視了個人的、家庭的、階層的、性別的、民族的等其他角度和層次的分析，而列斯毛主義則把階級分析誇大成為唯壹的社會分析方法，以階級性取代個性、階層性和人類共性，並進壹步將階級性上升為黨性。社會民主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則在個人、階層、階級、社會、人類的遞進結構中確認階級的存在、階級的歷史性和階級分析的重要性。每壹個人，既是壹個個體，也是家庭成員，社區、社群、階層成員，階級成員，社會、民族、國家成員，人類成員，階級歸屬曾經在個人的多種身份、多種角色中占有顯著的位置，但不是他唯壹的存在方式，他的各種存在方式是相互連接和相互滲透的。

2、階級和階層的劃分依據於多種因素的組合

馬克思主義社會學流派，最初僅僅以是否擁有和擁有多少生產資料即嚴格意義上的財產，作為劃分階級和階層的唯壹標準，它決定了人們在生產過程和生產關系以及整個社會生活中的地位。這壹標準後來被其他社會學流派放寬了，首先是勞動能力、生產經營管理能力、技術等其他直接生產要素，即「市場能力」、「職業」以及相應的「收入」，和財產壹樣也是「經濟資源」，也是階級和階層劃分的依據；隨後，權力、政治地位、社會網絡等「政治資源」，聲望、教育程度、知識生產力等「文化資源」，也被列入到階級和階層劃分的依據之中。社會民主主義的社會分層方法，不是單壹因素的壹元論，也不是多種因素並列的多元論，而是包括經濟資源、政治資源、文化資源在內的多因素組合論，不是壹個因素決定階級的構成，而是壹簇因素決定階級的構成，其中哪壹種因素占主導地位，在不同歷史時期是不壹樣的。





二、階級和階層結構的演化





1、古代社會的等級：以政治資源為主要依據的垂直的階級構成

在原始古代，人的本性，包括善性與惡性、生物性與創造性、個體性與社會性，都處在未展開的狀態，人們高度依賴於自然界所直接提供的食物來源，采集和狩獵成為主要的生產方式，對土地以及附著於其上的自然資源的共同占有成為生存的必要條件，因此血緣集團內部還沒有出現階級的分化。進入農業和畜牧業時代，對自然界提供的直接生活資料的依賴降低了，對自然資源的加工改造程度提高了，生產工具和個人勞動能力的作用提高了，如果人性本善，那麽隨著創造性和個性的發展，理應出現以對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的占有為依據的社會分層，然而，由於人性之惡也被釋放出來了，暴力和詐力也加入到了物質資料的生產、交換和分配過程，於是出現了以暴力、詐力、權力支配經濟生活的垂直社會分層，這時候的階級，史稱等級。

等級，也屬於廣義的階級範疇，比如奴隸主階級、奴隸階級、貴族領主階級、農奴階級，但它們主要不是依據經濟資源標準劃分的，而主要是依據政治資源標準劃分的，表現為自上而下的強製服從關系。建立在以血緣種族關系為主要紐帶組成的暴力和權力集團控製整個社會的等級製，可以稱為奴役等級製度，包括種姓製和奴隸製；建立在以個人結夥為主要紐帶組成的暴力和權力集團控製整個社會的等級製，可以稱為封建等級製度，包括領主封臣製和農奴製。兩者都是上下尊卑不可移易的等級製度，只是統治和控製的方式和程度有所區別而已，壹般而言，封建等級製度相對於奴役等級製度，無論是在統治階級內部還是在對被統治階級的關系上，都允許較多壹點個性和自由的存在。

2、工業社會的階級：以經濟資源為主要依據的橫向的階級構成

工業文明與農業文明的主要區別在於：

（1）生產力中物的因素（土地等自然資源因素）的作用進壹步降低，人的因素（生產工具——本質上是人的科學技術的物化——和勞動力）成為主要的生產力；農業和畜牧業生產嚴重依賴於自然條件和動植物生長節律，產出少而且不穩定，工業生產則是對自然元素進行人工組合，不受自然條件的直接製約，產出量極大而且相當穩定，它依賴於生產工具的不斷改進和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依賴於人類主體性和人類自由的發展。

（2）在農業文明中，個人受到血緣、地方和政治共同體的嚴厲約束，即使個性得到壹定的發揮和發展，也只能收到很低的回報和產出，工業文明的發展則要求和驅動個人的發展，促使個人做不厭其多的發現、發明和創造，促使個人在各個方面、各個角落、各個層次開發、利用和改造自然界，它依賴於個體主體性和個人自由的發展。

（3）農業文明所得的產出和財富很有限，對有限的物質財富的爭奪就十分激烈，暴力和詐力以及作為兩者體製化的政治權力，就成為控製財富分配的最主要力量，戰爭、搶劫、剝奪等非生產性的冒險活動所獲得的報酬（血酬），高於生產性的勞動、經營、交換活動所獲得的報酬（工資、利潤和地租），這種情況在工業文明中得到根本改變，生產性活動、自由平等的競爭相對於帶有強烈攻擊性和破壞性的以命相搏，所冒的風險低得多而所得利益又高得多，而且生產性活動客觀上創造了無限的財富，非生產性活動最多只不過是轉移財富，於是整個社會形成了崇尚和平生產、反對暴力搶奪的經濟文化觀和經濟價值觀。

由於這三個方面的原因，農業文明和古代社會以政治資源為主要依據的垂直的階級構成，就向工業文明和近現代社會以經濟資源為主要依據的橫向的階級構成轉變：

第壹，新的階級構成是以經濟資源即以物質財富的生產、經營、交換為主要依據的，暴力、詐力、政治權力這壹構成性因素依然存在，但不再占主導地位。

第二，新的階級構成是以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等生產要素的私有製為前提、通過市場經濟即獨立個體之間的平等交換實現的，雖然統治服從關系和奴役等級製度仍然在壹定程度上存在，但自願交易關系和自由平等製度開始占據了主導地位。

第三，新的階級構成是圍繞著資本和勞動這兩個最基本的生產要素的關系橫向展開的，雖然開始時，由於資本與經營管理要素或企業家才能以及科學技術要素綁定在壹起，由於資產階級壟斷了企業財產所有權、經營管理權和分配權，因而資本對於勞動還保留了垂直統治和控製的特征，但資本與勞動的結構性依存互補的關系，使得資本的單邊壟斷優勢難以為繼，勞動要素的聯合對資本要素形成了強有力的製約，促使勞資關系由垂直結構向橫向、平行、對等結構轉化，這種新的結構隨著勞動者參與企業的經營管理決策以及勞動者的技能和人力資本的提高而得到鞏固和加強。

3、後工業社會的階級結構開始向階層結構轉變

後工業社會或後現代社會，又叫做知識經濟、信息經濟社會，知識生產力、知識勞動力取代生產資料成為最主要的生產力和生產要素，這是經濟社會向人本社會、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的過渡階段，是階級區別、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逐漸消亡的社會，取而代之的將是由不同範圍的自由人的聯合體組成的階層社會。工業社會的階級結構，盡管是橫向競爭的、形式上和法律上自由平等的，但還是存在著各階級在財富占有量、經濟控製力、社會地位和文化影響力上等方面的明顯區別，存在著階級之間明顯的邊界。由於經濟必然性、經濟決定論、經濟價值觀的慣性，最初，知識生產力的高低、知識勞動力所有權或知識產權的大小，會直接影響到物質財富、經濟利益的分配，會形成經濟資本、政治資本、社會資本、文化資本之間的兌換和聚合，會導致很嚴重的階級分化。不過，隨著需求和人格結構的重心由生存取向朝發展取向的轉移，隨著物質價值觀向精神價值觀的轉換，隨著知識的生產、精神文化的創造、個性的自由全面的發展成為生活的第壹需要，成為目的本身，壹種更加自由和平等、更加多元和互補的人際關系和社會結構將會逐步形成。與物質生產和經濟競爭不同，精神生產和文化創造，具有無限的多樣性和差異性，容得下所有人個性的發展，不可能形成贏家通吃、輸家全無、強者愈強、弱者愈弱的格局，每個人都可以在相同的經濟條件與社會背景上，在各自的位置和方向獲得自己的成功和自我實現，形成「高文化階級」、「中文化階級」、「無文化階級」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當「文化資源」終於成為社會分層的主要標準時，階級的對抗性就消失了，階級就轉化為階層了。





三、階級鬥爭與階級合作





垂直的階級結構的壹個顯著特征是，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之間存在不可調和的階級矛盾，階級鬥爭貫穿始終；階級之間會有最低限度的共同利益，會有妥協和休戰，但不可能基於共同利益追求的合作；鬥爭的結果通常是兩敗俱傷，讓位於新的階級階級統治。與此不同，在橫向的階級結構中，固然存在著階級鬥爭，但也存在著階級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承認階級鬥爭，並不是馬克思主義的專利，在馬克思之前、之外、之後，也都有人承認階級鬥爭，馬克思的問題在於過於強調階級鬥爭，而忽視了階級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而列斯毛主義則把階級鬥爭誇大為社會歷史進步的唯壹動力。社會民主主義認為，單純的階級鬥爭，並不能消除長期困擾人類的奴役等級製度，並不能實現垂直的階級結構向橫向的階級結構的轉型，只有階級鬥爭和階級合作同時發力，只有鬥爭性合作和合作性鬥爭，才能夠實現階級之間的負和博弈、零和博弈向正和博弈的轉化。

1、資本與勞動的平等競爭關系

資本與勞動的初始關系，也是壹種對立大於統壹的關系，那時，資本是資本家所占有的生產資料，而勞動則是指直接生產的勞動者即典型意義上的產業工人、監領工人的勞動力，壹種以運用體力和簡單生產技能為主的勞動力。由於資本的相對稀缺和勞動的相對過剩，由於資本掌握著經營管理並支配了科學技術在生產中的運用，相對於除了簡單勞動力之外壹無所有的工人階級而言，資產階級占有強勢和優勢的地位，勞資沖突和階級鬥爭自然就成為常態，而勞資雙贏和階級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則被遮蔽了。

然而，在工業文明中，資本與勞動實際上是壹種橫向競爭而不是垂直榨取的關系，這與農業文明中土地與勞動的關系有本質的區別。誠然，土地和勞動也是壹種對立統壹關系，雙方誰也離不開誰，但雙方只有壹種最低限度的統壹，這種統壹是以土地所有者對勞動者的垂直控製和統治的方式實現的。首先，土地是第壹生產要素，而勞動只是對土地的簡單加工，生產成果主要依賴於土地本身的自然產出率，兩者在生產過程中的客觀地位是懸殊的；其次，農業的產出是很有限的，數千年間沒有顯著的增長，僅供全社會成員勉強維持生存而已，在這種情況下，對土地及其有限產出的爭奪就變得極其激烈和兇狠，只有憑借暴力和詐力才能在這種爭奪中獲勝，於是奴役等級製度和垂直階級結構就成為維持土地與勞動之間的最必要的依存關系的先決條件。

工業文明的發展促使早期不平等的勞資關系向平等競爭的勞資關系轉化，這是因為，第壹，在工業生產過程中，土地生產要素的權重大大下降，而生產工具和勞動力這兩大生產要素的地位大大上升，在結構上，先進的生產工具和運用先進生產工具的勞動力兩者缺壹不可、同等重要，之所以資本率先取得優勢地位並控製和剝削勞動，那不是因為勞動不重要，而是因為掌握資本的少數人以組織成為企業的方式強化了資本的重要性，而只擁有勞動力的大多數人是分散的、無組織的，沒有力量對資本形成反製並達到雙方力量的均衡；第二，勞資力量的結構性失衡是無法持續的，因為資本是動產，是競爭性、擴張性和不斷創新的，這不僅直接依賴於勞動力水平的不斷提高，而且依賴於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勞動者的收入水平和消費能力的不斷提高，否則整個工業體系和市場經濟體系就會崩塌；第三，最為重要的是出現了資本與勞動各自向對方滲透和轉化的趨勢：

（1）勞動向資本演變。勞動由以體力勞動為主轉向以復雜勞動為主，復雜勞動、知識勞動在物質生產過程中占據主導地位，知識、技術、才能成為大部分新增產出、物質財富和利潤的主要來源。在這個意義上，知識、技術、才能具有了資本的基本特征，並且對物質資本有日益強大的替代功能和替代效應。

（2）資本向勞動演變。由於知識、技術、才能具有潛在的和現實的經濟價值，國家、企業、家庭和勞動者個人紛紛向人力資源的開發、教育、科技領域投資，於是，物質資本大規模地向勞動者身上轉化。自20世紀初以來，尤其是從20世紀50年代以來，勞動者身上積累了巨量的人力資本。

（3）由於人力資本這壹中間物的出現和壯大，勞動與資本由對立走向統壹，兩者結合為壹個新歷史合題、新的統壹體：「勞動化的資本」或「資本化的勞動」。對於理解勞動與資本這種新的歷史關系具有十分關鍵意義的環節是：復雜勞動、知識勞動就等於人力資本、知識資本。兩者是同壹個東西，只不過從勞動和資本不同的角度加以不同的稱呼而已。

2、負和博弈、零和博弈和正和博弈

可以把階級對立性完全壓倒階級同壹性、階級鬥爭壓倒階級合作、妳死我活的階級鬥爭及其同歸於盡的結局，稱之為階級之間的負和博弈，表現為數學公式就是1+1＜2。歷史上的確出現大量的負和博弈現象，比如在古代中國，每到王朝末年，必定會爆發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將對方趕盡殺絕的大規模的暴力沖突，導致人口大幅度減少，文明大踏步倒退。

可以把階級對立性大於階級同壹性、階級鬥爭大於階級合作、壹方之所得是另壹方之所失的結局，稱之為階級之間的零和博弈，表現為數學公式就是1+1=2，就是說，博弈的結果沒有出現增長，只是雙方數量的簡單相加，壹方的多得來自於另壹方的少得，而總和是不變的，比如1.5+0.5=2。在和平穩定時期的垂直型階級結構中，通常會出現這樣壹種階級博弈，在早期的橫向型階級結構中，也會部分出現這樣的階級博弈。

可以把階級對立性與階級同壹性達至平衡狀態、階級鬥爭與階級合作形成合理張力、雙贏共榮的結局，稱之為階級之間的正和博弈或合作博弈，表現為數學公式就,是1+1＞2，博弈的結果不是雙方數量的簡單之和，而是出現系統大於要素的簡單相加的乘法效應，壹方多得另壹方也按公平比例多得，總和則是不斷增長的。在橫向的並趨於自由平等的階級結構中，這種博弈會成為常態。

社會民主主義當然堅決反對和防止階級之間的負和博弈，批評和限製階級之間的零和博弈，主張和推動階級之間的正和博弈。





資產階級、無產階級與中產階級





壹、古典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結構





眾所周知，在早期工業經濟時代和早期資本主義社會，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構成兩大基本階級，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是兩個衰退的階級，並且分別轉化為農業資產階級和農業無產階級。在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還存在壹個過渡的階層或中間階層（根據它更接近無產階級或資產階級而言，或者從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各自不同的角度出發，可以把它稱為「半無產階級」或「半資產階級」），它是由自耕農、小業主、小商人、自由職業者（如獨立開業的醫生、律師；自由撰稿人、經紀人等等）等許多群體組成的，他們是以自己資本為基礎的勞動者，或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資本所有者。在早期資本主義社會，這個中間階層，本身兼具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雙重特征，但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大基本階級為主構成的社會結構中，這是壹個在夾縫中生存和發展的階層，不論就其經濟力量和政治力量而言，還是就其人數而言，都不足以成為壹個獨立的階級，猶如在農業經濟時代和古代、封建社會結構中，自耕農、手工業主、商人也處於奴隸主階級和奴隸階級、地主階級和農奴階級之間壹樣。從這個階層中，不斷有人上升到資產階級或下降為無產階級，但是同時，從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中也有人不斷地補充到這個階層中來。

1、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初始定義

初始的和嚴格意義上的無產階級，指不擁有任何生產資料和物質資本，僅擁有自身勞動力並通過出賣勞動力而獲取工資報酬以維持自己生存的勞動者；初始的和嚴格意義上的資產階級，指擁有物質資本並雇傭勞動力進行生產經營活動的資本家，所以又稱為「資本家階級」。從這樣嚴格的定義出發，利用自己的物質本生產經營的勞動者，便不能稱為「無產階級」，而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資本所有者，便不能稱為「資產階級」。

2、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內部分層

典型的無產階級，是以出賣自己簡單勞動力為生的體力勞動者，他們分布於農業、工業、商業、服務業各個產業，構成無產階級的絕大多數，他們與他們的家庭成員壹起也構成社會總人口的絕大多數。歷史上稱他們為「產業無產階級」或「工人階級」。以出賣智力勞動為主要收入來源的勞動者，則構成無產階級的上層。還有壹個更低的社會階層，史稱「流民」、「遊民」、「城市貧民」、「流氓無產階級」，是無產階級的下層，他們沒有賴以謀生的正常職業，靠乞食、接受救濟、撿食垃圾、打零工、拉皮條、小偷小摸、賣淫等等為生，他們是處於產業無產階級和結幫成夥的黑社會之間的壹個階層，是失業、不被社會保障而無正常途徑自救的壹個階層，是社會苦難、不幸、蒙昧等等的集中體現。

與此同時，資產階級或資本家階級也存在內部的分層。上層資產階級即大資產階級、壟斷資產階級，包括擁有巨額物質資本的工業資本家、商業資本家、金融資本家、農業資本家，他們只占整個資產階級的少數，在社會總人口中更是少數。中層資產階級是中等資本和財產規模的農場主、工廠主、商人、銀行家。下層資產階級即遍及各行各業的小企業主，是典型意義上的「小資產階級」，他們在資產階級中人數最多。他們經營的企業規模較小，只雇傭為數不多的勞動力。他們的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比較接近上層無產階級和介於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中間階級」即自耕農、小業主、小商人和自由職業者，區別在於後者並不雇傭他人為自己勞動。因此，小資產階級仍然是資產階級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中產階級：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由對立走向融合





正像資本與勞動的互動形成了壹個歷史合題即勞動性資本、人力資本、知識資本壹樣，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對立和鬥爭，也形成了壹個新的歷史合題即以人力資本家、智力勞動者為主體的中產階級。

這壹合題是通過無產階級大規模地轉化為有產階級來實現的。傳統的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依然存在，但無論在其人口數量上，還是其在國民經濟中的作用和財富占有量上，都退居次要地位，而中產階級卻成為處於上升過程的、興旺發達的壹個階級。這個階級兼具勞動者和資本家的雙重特征，是在工業經濟向信息知識經濟轉化過程中崛起的，並將在信息知識社會取得完全的領導地位。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中產階級是壹個最先進（就其掌握科學技術這壹第壹生產力而言）、最革命（就其有能力摧毀傳統的、兩極對立的社會結構而言）和最有前途（就其符合和推動世界性的民主、自由、和平與發展的歷史潮流而言）的階級。

1、中產階級的歷史來源

中產階級的第壹個歷史來源是傳統資本主義工業經濟中的管理勞動者和科技勞動者。由於資本家本身同時是經營管理者，因此專門的經營管理者最初只承擔中下層經營管理工作，構成資產階級的下層。進入20世紀以來，股份公司的普遍發展和所有者與經營權分離，導致壹場具有普遍意義的經營管理革命，使專業經營管理者或企業家成為壹個獨立於資本家和所有者的中間階級——他們不僅要對股東和所有者負責，同時也要對雇員和消費者負責。在早期資本主義階段，科技勞動者也是依附於資本家的壹個階層——資本家或是他們的老板、雇主，支付給他們超過壹般勞動者的較高報酬，或者是他們主要的顧主，購買他們的科技產品並支付給他們較高的價格。20世紀的科技革命和科學技術在生產過程中的地位迅速提高，也使科技勞動者在人數猛增的同時，成長為獨立中產階級的壹部分。

中產階級的第二個歷史來源是傳統小資產階級即處於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中間階層（以自己勞動和自己資本相結合而進行生產經營的農場主、小業主、小商人、自由職業者），他們雖然在資本主義的競爭和集中過程中，不斷分化瓦解，但由於他們畢竟占有某壹種市場優勢地位（小型、靈活、無孔不入、與消費者直接交換），並沒有消失。而在20世紀發達的市場經濟條件下，由於他們本身素質的提高，由於消費者對標準化、專業化、同步化、集中化、大型化和集權化的生產經營及其產品的抵製和厭棄，他們又得以復興，獲得新的市場和發展前景。美國數百萬中、小企業活躍在經濟生活的各個領域，並且有越來越多的「自己雇傭自己」的自由職業者和自己為自己製造產品的生產消費者（產銷者——Prosumer）。

中產階級的第三個也是最大的來源是傳統的無產階級。由於無產階級長期不懈的鬥爭和資產階級的讓步，由於資本主義更趨開放和多元化、合理化，由於無產階級收入水平的提高，由於無產階級本身的教育水平、科學技術水平和文化知識水平的不斷提高，由於工人參與管理、利潤分享、員工持股、股票證券市場的發展，無產階級正以越來越大的規模和越來越快的速度轉化為有產者。

2、中產階級的產業和職業分布

1956年，無論在美國歷史上，還是在世界歷史上，都是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壹年。這壹年，美國以智力勞動為主的「白領工人」的人數，超過了以體力勞動為主的「藍領工人」的人數，從那以後，藍領工人以越來越快的速度轉化為白領工人，到20世紀70年代，藍領工人只占全美勞動力的2/5，到90年代已不足1/5，到2000年，則只占1/8左右。照這個趨勢發展下去，過不了幾十年，在發達國家，以從事體力勞動為主的藍領工人，將接近消失。智力勞動階級的形成和發展壯大，是中產階級形成和發展的主要基礎和前提。因為這個階級擁有巨量的、雄厚的人力資本，並因此而獲得較高的經濟收入。

最初他們分布在第壹產業（農業）、第二產業（工業）、第三產業（商業服務業）之中，隨著第四產業即知識信息產業從以上三大傳統產業中分化出來並成為主導的和最大的產業，他們便主要集中在這壹新興產業群（包括科學技術產業、信息情報產業、文化教育產業、傳播娛樂產業、智能智慧產業、策劃設計產業、咨詢代理產業、規劃管理產業、通訊資訊產業、思想創意產業等等）之中，以自己的發明、發現、創意、策劃、設計、技術專利權、著作權、版權、商標權、品牌、思想、信息、情報、文化、娛樂、傳播、資訊等知識商品、知識資本和知識價值，對經濟發展做出巨大貢獻，並因此而取得相應的經濟收入。

擁有人力資本的智力勞動者階級成為中產階級的主體，已是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推動這壹歷史潮流的是壹種更深刻的歷史潮流——工業經濟向知識經濟轉化，科學技術和智力勞動成為第壹生產力；智力勞動者因為擁有最重要的生產要素即信息和知識而成為經濟過程中的主導力量，又因為知識經濟所要求的不是像工業經濟那樣只要求部分勞動者成為智力勞動者，而是要求絕大多數勞動者成為智力勞動者，因此，壹個占就業人口大多數的、主宰整個經濟過程的、以從事智力勞動者為主的階級便形成了，這個階級，就其職業、勞動特征而言，可以稱之為「智力勞動階級」，而按其經濟地位、財產狀況而言，可稱之為「中產階級」。

3、中產階級的資本構成狀況

從資本構成情況來看，中產階級是擁有中等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占社會總人口75%左右的階級。在發達的市場經濟條件下，人力資本與物質資本是可以自由交換和轉換的。壹般而言，從無產階級出身的、經過長期學習、接受教育和艱苦奮鬥而積累了「人力資本」的人，也可以很快獲取壹定的物質資本（或者直接以人力資本持有股份，或者將較高收入的壹部分轉化為物質資本）；反之，傳統的中小物質資本家，也可以將壹部分資本用於自己及後代的人力資源開發，使自己和後代擁有較高的人力資本，從而在進壹步的經濟競爭中保持優勢地位，而不至於淪為坐吃山空的食利者。在現代市場經濟和知識經濟條件下，純粹以物質資本所有者身份，或者純粹以人力資本所有者身份，而不成功地實現兩者的結合和轉換，要想長期保持中產階級的地位，是比較困難的。如果說單純擁有人力資本而不積極轉化為物質資本家的白領職工還能勉強獲得壹份體面的報酬並處於中產階級下層的話，那麽，單純擁有中小規模物質資本而不擁有人力資本的人，則會很快被淘汰下來而進入無產階級的隊伍。

在現代市場經濟和知識經濟條件下，仍然有壹部分在各個產業領域中從事簡單勞動的、收入較低的階級即傳統無產階級（占總人口的20%以下），這個階級正在以越來越快的程度轉化為中產階級。不過這個階級也會長期存在，因為不僅任何壹個知識經濟高度發達的社會，都很難完全消滅簡單勞動、初級服務勞動，而且隨著知識經濟總體水平的提高，當過去的簡單勞動者初步轉化為智力勞動者以後，從前的智力勞動者會上升到更高的層次，兩者之間的相對差距總是存在的。即使在典型、發達的知識經濟社會，也仍然有壹個在競爭中處於失敗和弱勢地位的階層，這個階層相對於中產階級而言，仍然可以稱之為無產階級。

至於巨額物質資本的所有者（這是工業經濟時代的產物）和高級人力資本所有者，大約占總人口的5%左右，他們當然不能歸入中產階級，但也不好繼續稱之為「資產階級」或「資本家階級」（因為中產階級也是擁有資產或資本的階級），相對於「無產階級」和「中產階級」而言，可以把他們稱之為「巨產階級」。這個階級面臨人數眾多的中產階級強有力的挑戰和競爭，也將是壹個人數不斷減少的、勢力不斷衰退的階級。不過，只要存在私有製和市場經濟，這個階級也不會完全消失——如果說，單純的巨額物質資本所有者會趨於消失的話，那麽，高級人力資本所有者則是市場經濟和知識經濟的必然產物，而且他們憑借其高級人力資本，也會獲得巨額的物質資本。他們是大科學家、大發明家、大企業家，不僅年薪在數百萬美元以上，而且擁有數額巨大的企業股票。世界首富比爾•蓋茨就是他們的代表人物。

4、中產階級的收入狀態

按邏輯上推論，中產階級的收入也處在社會的中等水平，因其人數占社會總人口的75%左右，因此，所占社會財富也應在社會總財富的75%左右。

實際情況也是如此。按舒爾茨的報告，到1970年，美國官方公布的分種類的國民收入中大約有3/4由雇員報酬所組成，余下的1/4可分成財產所有者的收入、租金收入、凈利息和公司利潤四項。勞動收入（包括經營管理勞動和科技勞動）已占國民收入的4/5，從中刨除「巨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勞動收入部分，中產階級的勞動收入（人力資本收入），再加上他們所擁有的物質資本收入，應該已占到國民收入的3/5以上。

中產階級的收入狀態當然不是壹種平均主義狀態，而呈現出壹種梯級狀態，也就是說，中產階級本身按收入水平出現上、中、下等不同層次。這是根據效率和效益原則來分配的，是市場競爭的結果。但是，由於中產階級成員受教育水平的趨近，由於排除了非個人因素（如等級、門第、出身）後，人本身之間的素質和能力的發揮更多的是水平的差別（即各具特色和個性），而不是垂直的差別，因此，這種收入差別不可能達到巨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收入差別那麽大，中產階級於是便成為壹個相對獨立的、收入比較接近的社會層級。

5、中產階級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

中產階級除壹部分作為科技勞動者和管理勞動者分布在大型企業、巨型企業，絕大部分將分布在獨立或合夥創辦的中、小科技型企業以及大學、研究機構、文化團體中，按丹尼爾•貝爾的說法，大學將取代企業而成為後工業社會的主要機構，成為知識生產的主要「企業」。在這樣壹種新型產業結構中，中產階級的工作方式將日益趨向於個體化、自由化、非集中化。

（1）大型企業和組織本身會扁平化、網絡化和多元化。由於知識勞動需要勞動者充分發揮其獨立性、自主性和創造性，因此，傳統的垂直型的官僚主義科層組織已經不再適合了，而電腦網絡的出現，又使得基層、個人能與高層、領導機構進行「同時態」的溝通，使許多中間組織成為多余的了。於是，高度集權的決策轉向網狀結構的分散決策，統壹、集中、同步的管理轉向半自治工作小組和個人的自我調節。勞動者的個性將得到空前的發展。

（2）中小企業將成為小型的合作團隊和自由的聯合體，它們將既是壹個利益共同體，同時又是壹個興趣、個性合作互補的文化共同體。而且，在新的高度科技化和知識化的基礎上，壹種新的、產銷合壹的直接經濟模式將會復興。

（3）將普遍興起彈性工作製和在家工作模式，許多工作都可以不出家門就在電腦上和網上完成。

工作方式的轉變也將大大促進生活方式的轉變。首先，「工作」與「生活」的邊界趨於模糊，可以按本人的特點自行安排這兩種活動；更多地為滿足自己需求的工作的出現，將使消費者自行選擇的自由更為充分；「必要勞動時間」大大縮短，將提供大量自由時間，使人們的個性、興趣、才能不受外在限製地得以更充分的發揮。

6、中產階級的政治態度

中產階級將在兩個向度上重建與社會政治生活的關系。壹方面是更加遠離政黨製和代議製政治，對全國性的大選日趨淡漠，因為政黨製和代議製本質上是工業經濟時代的產物，而且反映了社會上兩大對抗階級爭奪政治權力的需要——無產階級固然要通過工會運動和政黨政治來改變和提高自己的經濟和社會地位，資產階級也需要政黨政治來抵禦無產階級的進攻並力圖壟斷經濟利益和政治權力。相比之下，中產階級則顯得非常分散化、多元化、個體化，沒有形成集體的政治運動的強烈願望，這並非因為他們的個體素質不高、個體能力不強，而正好是其個體素質和能力不斷提高的結果：這個階級的成員具有強烈的自主性，不太需要通過政黨這樣壹個中間組織和代言人來行使自己的權利，而希望直接行使公民權利和履行公民義務。可以預料，不管是工會、社會民主黨，還是雇主協會、保守黨，雙方爭奪中產階級選民的努力會越來越難以湊效。中產階級如果需要有自己的政黨的話，那也會是壹個非常松散的聯合組織，而不可能是壹個緊密地組織起來的、垂直的官僚主義組織。知識經濟和中產階級越發展，政黨政治和代議製民主將越衰落。美國和西方發達國家參與大選的選民越來越少，已經充分表明了這壹發展趨勢。

另壹方面是，中產階級將更積極地追求直接民主。人們將在五個環節和層次上要求實現直接民主。第壹個層次是企業或其他組織的基層民主，這種民主就其以所有權的分享和多元化為對象而言，可稱之為「經濟民主」或「產權民主」，就其以經營管理權的分享和多元化為對象而言，可稱之為「工業民主」或「管理民主」；第二個層次是職業民主或專業民主，即雖然大規模和科層化的產業工會和全國性工會隨著產業無產階級的衰落而衰落，但適合於智力勞動者和知識分子特性的各類專業性、職業性的協會將會蓬勃發展起來；第三個層次是社區和地方的共同參與民主製（Partticipatory Democracy），這是壹種非常重要的、以地方性復決（Referenda）和創製投票（Initiaives）為中心環節的直接民主形式，在美國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蓬勃發展起來，選民對此類投票表現出極大熱情，投票率可高達70%、80%甚至90%；第四個層次是專題性直接民主，如消費者運動、環保運動、反核運動、女權運動；第五個層次是全國壹級的直接民主，即選民將繞過政黨和代議士而直接選舉產生國家領導人以及就重大問題舉行全民公決。這種最高層次的直接民主雖然實現起來還有很多困難，但人們的民主意識和素質的普遍提高以及先進的電子網絡投票技術的發展，將使這壹遠古時期（如雅典共和國）實現過的直接民主成為現實。隨著中產階級的發展和壯大，市民社會也將更為強大；隨著市民社會的進壹步強大，國家終將衰退而成為真正的「守夜人」。

7、中產階級的文化價值取向

中產階級的文化價值取向也可由兩個方面來描述：壹方面是更趨多元化、自由化、個體化。各種宗教、哲學、藝術、道德將得到更為充分和無限製的發展；各層次的價值觀都可以在價值和道德譜系上找到自己的位置，並且被不同的人們所信奉。文化市場將越來越繁榮昌盛，同時，壹種寬容的、兼容並包的文化市場秩序和公平的競爭規則也將形成，人們不會因為價值觀、信仰等等的不同而發生社會分裂和處於敵對狀態。

另壹方面，人們的文化價值觀又會在多元發展的基礎上向更高方向整合，這種「更高的方向」可以這樣來測定：

（1）隨著物質需要和物質財富欲望在越來越大的程度上被滿足，金錢和物質財富的邊際效益遞減，人們的精神需要將變得強烈起來；為了謀生而工作的動機會逐漸減弱，為了生活的更高意義而工作的動機會不斷增強；「生活質量」將取代財富數量而成為最重要的追求目標。

（2）物質生活的豐裕、政治民主的發展，將使人性中的惰性、奴性、破壞性、攻擊性、侵略性等惡性因素得到進壹步抑製，而自尊心、自我現實需要、合作精神與愛的感情將進壹步發揚光大；損人利己的行為將進壹步減少，自利利人的行為將進壹步增多。

（3）在世俗的大眾文化繼續繁榮的同時，高雅的精英文化將有極大的發展，並反過來提高大眾文化的檔次和水平。

8、中產階級與社會結構的優化

自從人類進入階級對立社會以來，壹直到早期工業經濟時代和古典資本主義社會，社會都是按照「金字塔」結構組織和運轉的；占社會少數的有產階級、統治階級高踞於「金字塔」頂部，而占社會絕大多數的無產者大眾、被統治階級蹲踞於「金字塔」底層；雖然也有處於中間階層的自耕農、小業主、小商人，但它們只是構成「金字塔」結構的壹個過渡層，根本不能構成壹個獨立的、足以與其他兩大階級分庭抗禮的階級。

20世紀以來，尤其是20世紀中葉以來，中產階級的迅速崛起和壯大，在人類歷史上、在社會結構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根本轉型的意義。這是壹場深刻的革命，從此以後，具有數千年歷史的、兩極對立的「金字塔」型的社會結構轉化為壹種兩頭小中間大的、三元互補的「橄欖」型的社會結構。從此，激烈的、對抗性的、兩極之間的階級鬥爭，被壹種溫和的、非對抗性的、三邊之間的階級競爭所取代。相比巨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中產階級不僅將更加堅定而有力地促進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和多元文化的發展，而且還是保持社會穩定、和平和有序的緩沖器、製動器和安全閥。隨著橄欖型社會結構的中段越來越大，處於兩端的巨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體積越來越小、人數越來越少，終於不再構成兩個獨立的階級，而分別成為「中產階級」的最高層和最低層，然而，當中產階級成為唯壹的階級時，也就同時意味著階級不復成為階級，階級結構終於轉變為階層結構。

社會民主主義，作為工人階級的思想意識形態，卻並不主張工人階級永遠是壹個無產階級，而是主張無產階級的有產化，主張階級之間的正和博弈、公平競爭和良性合作；因此，社會民主主義從工人階級的角度出發，把推動無產階級向中產階級的轉化，當作自己重要的歷史使命。





階層流動、社群自治和社會互助





社會民主主義正視壹定歷史時期階級分化、階級矛盾、階級沖突、階級鬥爭的事實，但堅決反對階級鬥爭決定論，而承認個人具有自主選擇階級和社會地位的權利，主張通過正和博弈、合作博弈這壹宏觀戰略來消解對抗性階級鬥爭，實現勞資雙贏。除此之外，社會民主主義還相當重視微觀和中觀層面的階層流動、社群自治和社會互助。





壹、階層的廣泛流動是消解階級對抗的重要路徑





階層這個概念是階級概念所不能取代的，從外延上，階層概念大於階級概念，階級固然是劃分為階層的，但階層卻並不被囊括在階級之中，在階級之外和階級之間還存在壹些相當獨立的階層。雖然階級差別、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壹度占據了社會舞臺的中心，但正因為階級內部存在著階層的流動、階級之間存在著階層的流動，才使得社會不會陷入妳死我活或同歸於盡的階級鬥爭之中。

列斯毛主義和共產主義學說是極力反對階層流動的：第壹，它們否認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存在什麽中間階層，如果有，也必須把它們兩極化，要麽上升到資產階級，要麽下降到無產階級，這樣才能形成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歷史大決戰；第二，它們把無產階級成員通過財產繼承或個人努力上升到資產階級，看成是壹種階級背叛，無產階級追求的是「要麽全有、要麽全無」的整體解放，反對個人順著等級的階梯往上爬；第三，它們也反對無產階級內部的階層差別，如果允許內部階層流動的話，那只能是由上到下的流動，因為越窮就越是無產階級，革命起來就越是徹底和堅決。

社會民主主義當然也倡導階級意識、階級的團結和組織、階級的集體行動，並且確認它們是反抗資產階級剝削和壓迫的主要手段和方法，但與列斯毛主義和共產主義具有如下原則的區別：第壹，不搞非黑即白、非友即敵，承認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客觀存在或主觀認同的中間階層的獨立自主性，由他們自己在兩個階級之間選擇贊成、反對、獨立、中立、逃避等不同的政治立場和態度；第二，承認無產階級、工人階級中的個別成員具有根據自己的情況選擇集體行動還是個人奮鬥的自由，承認他們具有上升到勞資之間的中間階層直至上升到資產階級的個體公民權利；第三，工人階級內部可以有差別，壹些人可以通過自己的勞動或者成功的集體行動率先提高工資和收入，整個階級集體行動的目標也不是以暴力革命、奪取國家政權、無產階級專政的方式壹舉獲得全社會的生產資料和財產，而是通過集體談判、公平分配和利潤分享擴大工人階級的財富份額，使自己由無產階級變成有產階級和中產階級。





二、社群自治突破了階級和階層的限製，大大擴展了「民間社會」的範圍





階級和階層基本上是以經濟關系、市場關系為依據劃分的，它們固然是社會學的兩個基本概念，但遠遠不能囊括全部社會組織形式。在社會生活中，人們按照其所處經濟關系和市場關系形成壹定的階級和階層，但同時還按照其他的社會關系形成其他的群體、社群、社團：基於業緣關系，有各種職業群體；基於地緣關系，有各種同鄉團體、地方群體；基於年齡差別，有各種年齡群體；基於性別和性取向，有各種婦女、性少數群體；基於民族和種族關系，有各種民族和種族群體；基於信仰的不同，有各種宗教群體；基於價值觀和社會理想，有各種文化群體和社會公益群體……

總之，當今時代是壹個名副其實的社團革命、社群革命時代，在個人與國家之間、市場與政府之間的各個環節上和廣大空間內，產生了不計其數的、按照壹定的主題和原則組織起來的社團和社群。在這裏，廣義的社會組織是相對於國家而言的民間社會、市民社會、公民社會組織，狹義的社會組織是相對於經濟組織、市場組織而言的非經濟組織、非市場組織。如果說廣義的社會組織處於個人與國家之間，那麽狹義的社會組織就處於市場與政府之間，它們壹方面獨立於國家、政府，另壹方面又獨立於經濟、市場，屬於經濟與政治、市場與政府之間那壹塊社會生活空間，這壹空間伴隨著人類需求結構由低級向高級的升遷，伴隨著經濟生活在人類生活中比重的下降與精神文化生活、消閑娛樂和人際交往在人類生活中比重的上升，而顯得越來越寬廣了。

社會民主主義，顧名思義，比自由民主主義更加重視「社會」的發育和完善，對壹切來自社會的自治和自組織，對於壹切促進人類合作、聯合和團結的努力，都表示由衷的高興和歡迎。社會民主主義固然主要依托於工人階級和勞工運動，但對於其他壹切社會群體的自治和平權運動，包括消費者運動、環保運動、企業社會責任運動、教育平權運動、養老平權運動、醫療平權運動、居住平權運動、少數族裔平權運動、婦女平權運動、殘疾人平權運動、性少數平權運動等等，都予以道義的聲援和實際的支持。





三、社會互助和社會保險是社會團結的紐帶和社會安全的閥門





自古以來，民間社會就存在著互助互濟的傳統，特別是在圈地運動和資本主義早期發展階段，出現了失地農民、行會手工業工人和工場手工業工人的兄弟會、互助會、共濟會，他們是工會和合作社的雛形。工會和合作社是勞動者互助互濟的較高形式，但剛開始時它們專註於勞動者在職或就業時期的利益增進，而無力顧及勞動者在年老、傷殘、疾病、失業、生育等等沒有勞動收入時的基本生活保障問題，而且工會和合作社也覆蓋不到非勞動者（如殘疾人、家庭婦女、鰥寡孤獨、無業人員等等），這樣壹來，相當壹部分人的生老病死就成了壹個市場和政府兩不管的嚴重的社會問題。主要是在勞工運動的推動下，這個問題以「社會保險」的方式得到了解決。

社會保險可以說是社會互助的最高形式，它從市場和政府籌集資金（包括個人繳納部分、企業繳納部分、政府繳納部分），建立社會保險基金，讓其承擔濟困扶危、轉移支付的功能。社會保險是處於市場經濟與國家政治之間的中間領域，由工會代表、雇主協會代表和政府代表組成管理機構，按照公開、民主、公平的原則，負責社會保險製度的運行和社會保險基金的運營。

勞工運動和社會民主主義運動壹方面天然具有團結互助的價值觀念，另壹方面承擔著為最弱勢群體爭取基本生存權利的現實任務，當然把推動社會互助和社會保險作為自己長期努力的目標，並終於通過國家立法建立了社會保險體系。這是壹個偉大的歷史進步，以至包括自由主義和資產階級的思想政治力量在內的整個現代社會，都接納這個體系作為基本的人權保障體系。





第四章 社會民主主義的政治學





政治，是社會生活的壹個重要領域，自古以來，政治權力無遠弗屆、無孔不入地滲透到其他社會生活領域，在經濟、社會、文化生活及其結構的形成和發展過程中，到處可見政治權力活躍的身影。社會民主主義所追求的社會市場經濟、社會個人所有製的經濟結構和經濟製度與階級競合、正和博弈、橄欖形狀的社會結構和社會製度，是不可能通過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建立起來的，而只能通過憲政、民主和法治建立起來。





極權專製權治與憲政民主法治





壹、極權、專製與王霸統治





世界史若按古代、近代、現代劃分，那麽，古代社會，即經濟上以農業文明和自然經濟為主的社會，在政治上大都是極權、專製和權治社會，不管在古代社會中，出現了多少憲政、民主和法治的因素以至雛型，都不能改變這壹事實。在人類歷史上，極權、專製和權治是先於憲政、民主和法治而出現的。

1、極權政治

極權政治，也可稱之為無限政治，即壹種無限政府宰製整個社會生活的政治，在這裏，政府不僅壟斷政治權利，而且壟斷和控製經濟文化權利，滲透或監控私人生活領域，建立起政經合壹、政教合壹的國家製度。

如果說古希臘雅典城邦和羅馬共和國真的形成某種近似現代憲政的雛型的話（考慮到這些地方的手工業和商業經濟比較發達），也不能因此否定下述結論：在整個古代世界，極權政治占絕對主導地位；雖然私有製和私有財產早就產生，但在古代世界並未取得主導地位：

首先，擁有私有財產的人只占社會總人口的少數或極少數，而大部分人口不僅沒有私有財產權，連人身自由和勞動力所有權都沒有——他們只是個別人或者國家的奴隸和農奴。就以雅典城邦而言，奴隸占其人口大多數。

其次，在古代農業社會，公地製度並未解體，在歐洲中世紀農村、古代俄羅斯村社、中國古代農村，公地以至公田都是普遍存在的，它們由奴隸主、封建領主、地主、小農按照某種村規民約加以共同利用。

最後，也最重要的是，古代國家擁有極大的經濟勢力：它們不僅本身擁有全國相當壹部分土地、官營手工業和官營商業，而且憑借其手中的政治權力，無償征取徭役和勞役，征收普遍而沈重的稅收和苛捐雜稅，而且基本上沒有保障私有財產的法律，沒有私法和民法體系，國家可以任意抄收、褫奪、罰沒臣民的私有財產。這種情況在中國尤其嚴重，因為中國的王權是「絕對王權」，替天行道、代天牧民，對土地和人民擁有終極所有權，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皇帝在理論上和法律上，可以無條件地剝奪臣民的私有財產，以至其生命。

極權政治的衰落與私有財產權的確立，是互為條件的：越是私有財產權有限和相對的地方，政治權力越是無限和絕對，越是私有財產無限和絕對的地方，政治權力就越是有限和相對。

極權政治雖然普遍存在於古代世界，但離我們今天又很近。事實上，20世紀冒出兩種登峰造極的極權政府，即黑色法西斯納粹政權和紅色共產主義恐怖政權。我們所說的古代和現代，是以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為時間和歷史的中軸來劃分的，由此觀之，世界上還有許多國家和地區處在前現代歷史中，這些國家和地區普遍存在著極權政治，也就不足為怪了。

2、專製政治

極權政治與專製政治是有所區別的兩個概念：前者指國家權力具有無限的範圍，後者指國家權力的產生並非來自民眾的授權，並且被控製和壟斷在少數人（君主、貴族、官僚、政黨）手中。在古代歷史上，極權政治和專製政治有時並不完全合壹，比如在11～13世紀，英國貴族反抗王權的無限擴張，逼迫英王先後簽訂《自由憲章》和《大憲章》，此時英王無疑壟斷了國家權力，但這種權力卻不是無限的，而是有限的，不能夠完全控製經濟和文化生活；古希臘的斯巴達無疑實行的是壹種極權政治，但這種政治又不是由極少數人壟斷和專製的，而是由全體奴隸主民主共享的。

3、王霸統治（權治）

學者們壹般將極權專製政治稱之為「人治」，而把憲政民主政治稱之為「法治」。人們大概想突出極權專製政治的隨意性、任意性、掌權者為所欲為的特征，而憲政民主則是按照法律（公意）而不是掌權者的個人意誌進行治理。

但「人治」這個概念帶有很大的局限性：首先，無論是極權專製，還是憲政民主，都是人在進行統治和治理，在這個意義上，法治也是人治，即人依法而治。如以「人治」與「法治」相對立，就會給人壹種錯覺，即「法治」仿佛是壹種客觀的、不以人們意誌為轉移的「法」、「道」、「規律」之類的東西在自行或通過人、假借人進行治理，「法」成為政治的主體，而人則成為政治的載體。另壹方面，極權專製政治在通常情況下也是按照壹定的法律進行統治，即依法而治，只不過這種法律是少數人私意的法律化，而不是公意的法律化。這樣壹來，豈非極權專製也是「法治」了嗎？其次，「人治」概念不能突出極權專製政治的權大於法、掌權者任意立法、少數人的私意高於全體社會成員的公意這壹本質特征。

因此，如果說極權專製政治是指權大於法，即政治權力大於法律、私意高於公意、政府權力淩駕於人民的基本權利，而憲政民主是指法大於權，即法律大於政治權力、公意高於私意、人民的基本權利淩駕於政府權力，那麽，極權專製政治應當恰當地稱之為「王霸統治」，即「權治」，與憲政民主政治作為「法治」相對而立。這樣壹來，「人治」這種含混不清的概念就被「權治」這種明確的概念所取代，而人與法、人治與法治之間那種引起種種誤解和混亂的對立，被權與法、權治與法治這種邏輯上不會自相矛盾的對立所取代。

王霸統治和權治，是極權政治與專製政治的統壹，即少數人憑借暴力、武力行使無限製的政治權力，是政治權力製定法律，而不是用法律規定政治權力的範圍、邊界和限度，是少數人掌握政府權力並宰製全部社會生活，而不是私人生活與公共生活、社會與國家、公民與政府依照法律劃定疆界，各自行使自己的權利和履行自己的義務。王霸統治和權治的概念準確地突出了極權專製政治中政治權力大於或高於壹切、人們不擇手段地追求和獲取政治權力、政治權力不受民眾控製和監督的本質特征（「人治」概念則不能突出這些特征）。

在王霸統治中，政治權力不是按民主程序自下而上地、和平地產生的，而是通過殘酷的政治鬥爭、政變、陰謀、殺伐、戰爭、造反、起義、革命等暴力手段產生，最後的勝利者是那些最有政治計謀、軍事力量最強大的人。當然，經濟基礎和民心向背也在起作用，但它們不起直接的支配作用，而只起壹種最終否決權和最終認可權的作用。在經濟基礎、民心向背與政治鬥爭的最後結局之間，有壹個廣闊的空間任人縱橫捭闔，鬥陰鬥狠，以勢力論英雄是王霸政治最高的「遊戲規則」。





二、憲政、民主與法治





1、憲政的產生和基本原則

憲政是以憲法這壹根本法、最高法（全體社會成員必須共同遵守的基本準則）規定政治權力與社會生活、國家與公民、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各自的權利和義務的政治製度。

在古代羅馬，已有憲政的萌芽，其時羅馬雖無憲法，但卻有較為系統的私法即民法（包括人法、物法、訴訟法三部分），其中人法規定了人的權利能力和行為能力，物法規定了各種財產權如物權、債權、繼承權，訴訟法規定了民事訴訟程序，這些法律實際上已劃定了政治權力與公民權利的疆界，並且成為資本主義民法和私法的重要來源。

憲政的直接來源是中世紀末期英國封建主對英國國王的反抗和限製，以及西歐各地城市自治共和國的發展（其中意大利各商業共和國最負盛名）。如果說《自由憲章》和《大憲章》主要表現了農業經濟和封建經濟基礎上的憲政的產生和發展，那麽，城市商業共和國的建立和發展，則表明了手工業和商業經濟基礎上城市憲政的發育成長。英國和西歐各城市共和國的憲政水平還很低，英國貴族因為沒有得到底層民眾的支持，不僅自己只獲得某種防禦性的、否定性的、消極的政治權利，而且對王權政府的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的積極的限製也很有限，至於城市共和國，在封建專製的外部威懾和滲透下，基本上都衰落了。

《大憲章》以後，經過長達幾個世紀的經濟發展和政治鬥爭，為了處理國王、貴族和新興平民力量相互交叉的三角關系，議會這種政治機製應運而生。議會與傳統的貴族會議有很大不同：議會包括社會各階級的代表，具有廣泛的代表性，其中以新興農業和商業資本為財產基礎的騎士、鄉紳、市民，在議會占半數以上席位，這些人後來成為議會中的下院，在英國革命中和革命後成為決定性的政治力量；議會成為強有力捍衛納稅人權益和私有財產權利的機構，不僅擴展了批準賦稅的權力、監管征稅和稅收開支的權力、限製國王違法勒索的權力，而且獲得參與立法的權力。17世紀英國革命和《權利法案》這壹憲法性文件的實施，確立了議會完整的立法權、對政府完全的財政控製權、對國王及其臣屬的彈劾權以及組織軍隊的權力，確立了君主立憲製。

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繼承了英國革命的基本原則，但比英國的君主立憲更為徹底，並且因為吸收了洛克等人對英國憲政經驗的總結，而上升到理論的高度。1776年，著名的《弗吉尼亞權利宣言》第壹條宣布：「壹切人生來同等自由、獨立，並享有某種天賦的權利。這些權利在他們進入社會的狀態時，是不能用任何契約對他們的後代加以祛奪或剝奪的；這些權利就是享有生命和自由，取得財產和占有財產的手段，以及對幸福和安全的追求和獲得。」1789年，法國國民議會頒布的《人權宣言》，在歷史上第壹次以憲法的形式明確地宣布了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原則：「財產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利，除非當合法認定的公共需要所顯然必需時，且在公平而預先賠償的條件下，任何人的財產不得受到剝奪」；「任何政治結合的目的，都在於保持人的自然和不可動搖的權利。這些權利就是自由、財產、安全和反抗壓迫。」

憲政的基本原則是：

（1）公民權利至上的原則。政治權力不是自為目的的，而是為了維護公民的生命權、財產權、自由權等基本人權，現代憲政還進壹步將弱者獲得物質幫助和基本社會福利的權利列入基本人權。政治權力如果不能維護而是侵犯和損害基本人權的話，就是違憲的和違法的。

（2）社會和國家分離的原則（政經分離、政教分離原則）。國家是社會成員為解決某些公共問題而創製的，而經濟、宗教信仰、精神生活，則基本上是私人生活領域，國家不能壟斷或肆意幹預社會的經濟生活和文化生活；除非法律明文禁止，公民的私人生活不受限製（法無禁止即可為）。

（3）有限國家、有限政府或「小政府、大社會」原則。這是從第二條原則直接推論出來的：政府的規模、權力和活動範圍是有限的，而不是無限的。

（4）分權原則。壹方面將國家權力劃分為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並分屬於不同的機構，使之彼此監督、彼此製約；另壹方面，實行中央和地方之間的分權，形成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的相互製衡機製。

（5）民主原則。壹方面，民眾的同意和選舉，是政治權力合法性的唯壹來源；另壹方面，對於民主產生的、有權力限製和任期限製的公職人員，也必須經常予以監督和製約，防止他們腐化墮落，促使他們更好地維護公民權利和公眾利益。

（6）法治原則。對政治權力的限製和公民權利的保護，政治權力的目的、範圍、大小、界限，必須以「全民公意」、最高法、根本法、憲法形式加以規定並昭示於天下，對任何違憲行為，尤其是政治權力、政府、政府官員的違憲行為，都要加以法律製裁。

（7）人性可疑原則。人性含惡是憲政的人性論和本體論基礎，懷疑論是憲政思想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基礎。憲政環境中形成的壹個普遍共識是，掌握政治權力的人是不可輕信的，如果沒有對權力的製約，權力必然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必然導致絕對的腐敗。

2、民主的產生和基本原則

所謂民主，是指國家權力由人民產生、由人民參與行使、由人民製約和監督的政治製度。

遠古民主：民主在近代後於憲政，但在遠古時代則先於憲政。原始氏族和部落的民主，是人類歷史上最早的民主。這種民主與現代憲政民主區別極大，因為它是壹種極權民主——每個個體極為弱小，不得不抱成壹團就壹切事情實行共同決策，沒有個人的獨立和自由，不存在私人生活領域。這種民主不是個體覺醒和解放後主動追求的結果，而是出於嚴酷的生存必然性的被動適應。這就可以很好地解釋，為什麽當壹部分個人變得相對強大以後，這種極權民主就普遍地讓位於極權專製：之所以是極權，是因為大多數個體仍然軟弱無力而不得不依賴於共同體；之所以是專製，是因為少數個體強大到了能夠壟斷性地支配公共權力的程度。

古代民主：主要指古希臘、古羅馬的民主。古希臘城邦繼承了原始民主政治的遺風，其中斯巴達是典型的極權民主，雅典民主則帶有半極權性質。古希臘民主在時間上略早於並影響了古羅馬民主，但古羅馬民主也具有其特殊性，即它是在更廣大的地域範圍內實行的，因此不具備古希臘民主那種民眾直接參與的特點和極權化的傾向，而是某種古代代議製和有限政府。雖然古希臘民主與古羅馬民主有相異之處，但兩者也有共通之處，即都是奴隸主和自由民的民主，而占人口大多數的奴隸則被視之為物體和奴隸主的財產，連人的資格都不具備，更不可能享有什麽政治權利。據記載，雅典自由公民有9萬人，而奴隸和被保護民達41萬人，他們不享有平等的政治權利。

可以說，在整個古代世界，不管是在東方還是在西方，不管是在奴隸—奴隸主經濟時期還是在封建主—農奴、地主—農民經濟時期，古代專製都是普遍存在的，古希臘民主與古羅馬民主只是古代專製世界縫隙中兩個特例和兩段短暫的插曲。當然，它們也不是無根無據的，不是天外流星般的偶然存在——它們之所以得以產生和發展，正是因為它們處於東、西兩大古代世界的交匯之處的地中海沿岸，它們得益於壹種不同於農業和自然經濟的異質的、新質的經濟因素——手工業、商業、海外貿易等商品經濟因素的成長，而當這種新的經濟因素衰落時，古希臘羅馬民主自然也就衰落了。

近現代民主：英國中世紀末期的《大憲章》雖然限製了王權，但王權本身的專製壟斷性質依然沒變。近現代民主的真正起源是意大利各商業共和國及西歐各國都曾出現過的城市政權，它們是在壹種新的經濟基礎即工商業和商品經濟之上發展起來的，其中有些城市政權和城市共和國或者被君主封建專製和教會專製力量直接撲滅了，有些則因為長期抵抗外敵而導致自身民主的衰落。隨著商品經濟和資本主義在歐美國家的普遍發展，更多的民主之火燃燒起來，終於導致民主力量與專製力量的總決戰——英國革命、美國獨立戰爭、法國革命，隨後大多數歐洲國家都爆發資產階級革命，推翻了封建君主專製製度，建立了民主共和製度。

民主的基本原則是：

（1）普選權原則即政治權利人人平等的原則，又可稱為主權在民或人民主權原則。雖然資產階級民主最初對選舉權還有財產、性別、種族等方面的限製和歧視，但都相繼被破除了，各西方民主國家的公民獲得了普遍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以及表達政治意見和參與政治製度化運行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

（2）壹人壹票、少數服從多數和保護少數的政治權利的原則。壹人壹票通常只能按多數同意原則做出決策，要求少數服從多數，但多數同意並不等於多數專製和多數專政，因為按民主的第壹條原則，少數派仍然擁有不可隨意剝奪的政治權利，完全有權利繼續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爭取更多的人的支持，以便使自己由少數變為多數。這是民主政治的壹種和平的、公平的遊戲規則，這種遊戲規則因此被稱之為共和原則，民主與共和因此而並稱，民主政治因此而被稱之為共和政治，民主政權因此也被稱之為共和國。

（3）間接民主與直接民主、代議製與參與製相結合的原則。現代社會公民通常通過選舉授權，讓議會代表、行政官員、法官等專業人士代行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但也保留了壹些直接參與政治決策的權利，比如通過個人創製和全民公決參與立憲和修憲，通過全民直選產生總統，通過陪審團參與司法判決，隨著網絡技術的高度發達，還會出現更多參與製與直接民主的發展空間。

（4）多黨製原則。如果說議會、政府、法院構成國家權力機構和政治權力運行體製，那麽多黨競爭則是壹種政治動員機製和政治權力產生和形成的機製。公民、家庭、企業——社團、社區——政黨——國家，構成壹個自下而上的、從微觀到宏觀的自組織過程。政黨不是國家權力機構，而屬於民間社會，必須從民間社會募集自願的經濟和民意支持來解決其生存和發展問題，只有在選舉獲勝以後才能獲得有限期的執政地位。政黨製度必然是多黨製，這是由現代社會多元的經濟結構、利益結構和階級結構決定的。根據各主要階級所處的經濟、社會、文化地位，壹般會出現在政治上代表它們的幾個主要相互競爭的政黨，小政黨則代表範圍較小的階層或利益團體。

（5）憲政原則。民主必須符合憲政，也就是說，由人民選舉產生的政治權力，也是有限的，也不能取消公私兩個領域的界限，也不能擴張和膨脹到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控製私人生活的各個角落和環節。如果有這樣壹種由人民選舉產生而又反過來控製人民的壹切的政治權力，它就不能叫做憲政民主，而只能叫做極權民主。在正常情況下，人民不可能選舉產生壹種從方方面面控製人民自己的政治權力，在某些特定歷史情況下產生的極權民主，古代斯巴達國家、近代的雅各賓專政、20世紀的納粹和共產政權，很快就會演變為極權專製，因此非憲政的極權民主本質上就不是民主，而是假人民之名實行的、最惡劣和極端的專製。

（6）法治原則。民主正如憲政，都必須遵循法治原則。公民和政黨必須遵守選舉法和政黨法、議會必須遵守立法法、政府必須遵守行政法、法院必須遵守訴訟法、壹切國家權力機構都必須遵守國家賠償法、壹切參與民主政治過程的主體都必須遵守憲法。民主選舉產生的政治權力也不能淩駕於法律之上，即使要修改憲法和法律，也必須按照壹定的法律程序進行。民主如果沒有建立在法治的基礎上，就會淪為無法無天的暴民統治和暴民專政，這種暴民統治和暴民專政，必然由暴君統治和暴君專製來收拾殘局。人民壹旦失去理智、放縱人性之惡，甚至比君主專製帶來更加可怕的人間慘劇。

（7）人性可信原則。民主雖然也有自我懷疑的方面，但基本上是以人性可信為哲學基礎的。首先，人民對政治過程的參與和對政治權力的約束，是以其本身的人性自信為前提的，相信民主比專製具有優越性；其次，人民對他們所投票選舉的政黨和候選人抱基本信任的態度，否則他們就會不去投票了，這樣一來，在民主而非專製的情況下，國家政權反而產生不出來了，結果社會就會陷入無政府狀態，從而導致「民主的悖論」；最後，從民主的歷史經驗可以看出，民主產生的政治領袖總體上無疑比專製君主優良得多、道德水平高得多。當然，受到憲政的人性可疑原則的限製，人民對他們所選舉的政治領導人也不會持絕對信任的態度。

3、憲政與民主的區別和矛盾

憲政和民主所要解決問題並不壹樣：憲政要解決的是政治權力的範圍、大小、界限問題，其辦法是通過劃分市民社會與國家、經濟文化領域與政治領域、私人生活領域與公共生活領域，來限定和限製政治權力；民主所要解決的是政治權力的合法性來源和誰來掌權的問題，其辦法是通過公民的選舉產生國家權力，並且由公民製約和監督這種權力。憲政的對立面是極權，民主的對立面是專製。

在歷史上，憲政與民主出現過分立的情形：古代的原始民主、斯巴達民主、雅各賓民主、納粹的民主、共產黨的民主，並不是憲政的民主，而是壹種極權的民主；古羅馬帝國、中世紀末期的英格蘭王國、拿破侖帝國的憲政，並不是壹種民主的憲政，而是壹種專製的憲政。至於雅典城邦、羅馬共和國、意大利城市共和國出現的憲政與民主的初步結合，也導向兩者的分離：或者導向帶有極權色彩的民主（在雅典城邦），或者導向帶有專製色彩的憲政（在羅馬共和國和意大利城市共和國）。

即使在現代歷史條件下，憲政與民主仍然存在壹定的矛盾：憲政要求嚴格地縮小政治權力的範圍，而民主則要求擴大政治權力的範圍。從亞當•斯密時代的「守夜人國家」，壹直發展到社會民主黨的「全民福利國家」，其間經歷了憲政主義和民主主義、自由主義與平等主義、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右派與左派反復不斷的鬥爭和拉鋸。當然，盡管當今民主國家的政治權力已經比自由放任資本主義時期大得多，但仍然沒有突破憲政的基本框架。

4、憲政與民主的統壹性

憲政與民主在本質上又是同壹的，這種同壹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兩者有共同的經濟基礎和社會基礎：越來越普遍的私有財產和市場經濟，以及越來越具有自由、平等意識的普通個人和全體公民。憲政所要保護的是「每壹個人」的生命權、自由權、財產權等等基本人權，民主所要爭取的是「所有公民」管理國家、當家作主的權利。在這裏，「每壹個人」與「所有公民」是同義的。憲政與民主的主體都是社會全體成員，而不是社會上某個特權階級，只不過它們的任務、它們所要解決的問題、它們的角度有所不同而已。

（2）兩者互為產生和發展的條件。從歷史上看，近現代憲政和民主的產生和發展完全是互為條件的，幾乎是同步的。沒有以民眾為強大後盾的議會權力的產生和發展，對於「絕對王權」的限製和逐步剝奪就是不可能的，而沒有私有財產權和人身自由權的逐步確立和進壹步發展的需要，民主就既沒有必要，也沒有可能。通過限製王權的鬥爭而發展民主，通過第三等級、平民爭取政治權利的鬥爭而確立憲政，完全是壹回事。資產階級革命同時確立了憲政和民主，這種確立，同時也是爭取更高階段的憲政和民主的開始：憲政由對王權的限製進壹步轉化為對民主政府本身的限製，而民主則由有產階級的、資產階級的民主向無產階級和壹切公民擴展。最早的無產階級是擁護資產階級的憲政民主的，封建君主專製製度是這兩個階級共同的敵人。資產階級反對君主、貴族的鬥爭對無產階級是有利的，於是它們結成「第三等級」，共同爭取針對君主、貴族的憲政和民主。君主、貴族退出歷史舞臺而資產階級當政以後，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鬥爭走向前臺，憲政與民主進入壹個新的歷史時期。

（3）兩者相互滲透，具有直接的同壹性。首先，憲政包含民主，憲政所要保護的公民基本權利，本身就包括政治權利，即管理公共事務、國家事務的民主權利；其次，民主包含憲政，憲政的基本規則——憲法這壹規定公民和國家雙方權利義務的總章程，本身就是全體公民通過壹定的程序製定出來的。真正的民主本質上是憲政的，即人民、公民為了確保自己的基本權利，應該自己限製由自己所選舉產生和參與執行的政治權力，設想人民、公民選舉產生壹種全能的、全面地控製自己生活的每壹個方面的政治權力，是不可思議的，是自相矛盾的，是違反人類理性的；真正的憲政本質上是民主的，即人民、公民自己做出限製由自己選舉產生的政治權力的決定，人民、公民要自己約束自己，不能要求國家、政府滿足自己的壹切需要和願望，不要授予國家、政府解決壹切社會問題的權力。

5、法治：憲政與民主的合題

「法」的最本質的含義是公民權利與公共權力之間的界限、界標、準繩、尺度；所謂法治，就是人民、公民依據自己所製定和認可的憲法和法律，壹方面選舉產生國家和政府機關，積極地解決社會的公共問題，另壹方面，防止和限製國家和政府機關超出自己的權力範圍而侵犯公民、人民的基本人權和侵入公民、人民的私人生活、自主生活領域。

對上述定義可作如下進壹步的剖析：

第壹，法治不等於壹個客觀的、不依人的意誌為轉移的、絕對的「法本身」、「法實體」在自行進行統治，這樣來理解法治的話，壹方面無法理解法的來源和本質，抽掉了法的人性基礎和法的人類來源，遮蔽和扼殺了法的經驗主體，導致法的神秘化和客觀主義化；另壹方面，又給某些人以法的人格代表的身份專製地行使政治權力提供了絕妙的機會。法是經驗的、人性化的、由人製定出來的規則，只不過不是由個別人製定出來的，而是由全體公民按壹定程序製訂出來的，是全體社會成員意誌的表達，即「公意」。在這個意義上講，法治也就是人依法而治，只不過不是依據只是體現少數人專橫意誌的法而治，而是國家、政府依據作為「公意」的法而進行治理。

第二，法治也不能簡單地等同於「依法而治」。法治固然也是「依法而法」，但依法而治不等於法治，因為依法而治既可能是依照少數人製定的特殊法甚至惡法而治，也可能是指依照「公意」而製定的普遍法和良法而治。少數人製定的法是不必要表達「公意」的，並且本身就是對付絕大多數普通人的，因此，少數人隨時可以改變這些法，因為權大於法；而作為「公意」表達的普遍法，非經全體公民同意是不可能隨意改變的，因為法大於權。少數人製定的法，當然也是由少數人來執行的，又因為缺乏強有力的製約機製，這種執行帶有很大的隨意性，以罰代法、貪贓枉法就是很普遍的；而作為「公意」的普遍法雖然也是由少數人執行的，但由於建立了強有力的監督和製約機製，法的普遍性就不容易受到損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會成為公民與執法和司法機構的共識。

第三，法治是憲政與民主的對立統壹，是在憲政與民主之間保持壹種合理的張力，沒有憲政和民主，就根本不可能有法治，所謂「法治先行論」是自欺欺人的謊言。法治就是憲政的民主和民主的憲政，它是憲政與民主在差別、矛盾和對立的基礎上達到統壹，又在統壹中包含壹定的差別、矛盾和對立。憲政確認公民基本人權的優先性和政治權力的有限性，並且使之成為最高的法律原則。憲政的這種基本要求，使得即使是民主的政治權力也不能隨意侵犯公民的基本權利。由於民主實際上總是多數人在政治競爭中獲勝，因此憲政要求，即使是多數人掌握政治權力，也不能剝奪少數人的政治權利，更不能剝奪少數人的生命、自由和財產等等基本人權。憲政永遠保護少數派繼續參與民主政治的權利，保護少數派爭取變成多數派的權利。憲政還要求，即使是對那些保守的、跟不上時代步伐的少數派，也要保護他們的基本人權，即使是對那些反社會、反人類的犯罪分子，只要是罪不至死，就不能剝奪他的生命權和政治權利，只要是不被判處無期徒刑，就不能剝奪他的政治權利，只要是不被判處有期徒刑，就不能剝奪他的人身自由權。至於他們曾經合法地擁有的財產，更是不能剝奪的。憲政的這壹要求使得民主註定不可能是壹個階級對另壹個階級或者多數人對少數人的專政，在憲政之下，沒有哪個階級或者哪壹個特定的人群生來就要成為專政對象。憲政民主不是任何壹種專政，因為沒有確定的專政對象，至於那些反社會、反人類的犯罪分子之所以遭到懲處，不是因為他們是屬於哪個特定的階級或階層（實際上，他們出現在每壹個階級和階層之中），而是因為他們侵犯了其他人的基本權利，或者損害了公共利益。

第四，法治的真正對立面是王霸統治或權治。至此，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出，法治就是民主產生的政治權力按照全體公民參與製定和認可的憲法和法律治理社會，而每個公民則依據全體公民參與製定和認可的憲法和法律捍衛和追求自己的基本權利。在這裏，法律高於權力，公民權利高於國家政治權力。這與王霸統治或權治構成尖銳的對立，後者是憑借暴力產生的王權和霸權依照統治者自己製定的法律來統治社會，而每壹個普通民眾除了服從王權和霸權外，不可能公開地、合法地捍衛和追求自己的基本權利。在這裏，權力大於法律，國家（政治）權力大於公民權利。

可以把法治的基本原則大致歸納如下：

（1）公正性原則，又稱正義原則。法律的製定，法律的執行和實施，都必須是公正的，前者稱之為「立法公正」，後者稱之為「執法公正」、「司法公正」；前者強調立法程序和法律的內容的公正，後者強調法律的執行和實施過程的公正。公正是法治的生命和靈魂，沒有公正就沒有法治。

（2）普適性原則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法律規定了公民的權利，規定了國家機構的權力，規定了公民權利與國家權力之間的關系，任何個人和任何組織都必須無條件地遵守，公民、企業、團體、政黨、政府，不論是誰，只要違反了法律，就必須受到嚴格的製裁。如果壹些人可以淩駕於法律之上而不受法律製裁，其他人就會援引而效仿，法律就會成為壹紙空文。法律的普適性和強製性還要求，在依照法定程序修改法律之前，即算是有缺陷的法律，也必須得到遵守，如果人們都以法律有缺陷為名而不遵守法律，法治也就會蕩然無存。

（3）法大於權、依法行政原則。在法治條件下，公民必須守法，政府和政府官員更應該守法，這不僅因為政府和政府官員握有普通公民所不擁有的權力，可以比公民更容易地謀取私利，也可能給公共利益和公民個人利益帶來巨大的、不可挽回的損失，而且也因為政府和政府官員的不守法，具有極大的示範效應和帶頭作用，會極大地敗壞公民的守法意識和社會的法治精神。法大於權、依法行政要求政府的壹切活動都有法律依據（法無授權不可為），違法了就要承擔法律責任，並對被損害的公民做出賠償，同時公民有依法抗拒政府違法行為的權利。

（4）司法獨立、違憲審查原則。司法獨立是法治的製度性條件之壹，立法機關可以依法監督和質詢司法機關，行政機關可以對司法結果提起申訴和抗辯，但卻不能夠事前和事中幹預獨立的司法過程。不僅如此，憲法法院或者最高法院，還有權審查立法機關製定的法律和行政機關製定的法規、規章是否符合憲法，也有權在立法機關和行政機關發生尖銳沖突的時候，做出雙方行為是否符合憲法的裁定，如果立法機關和行政機關雙方都不服憲法法院的審查和裁定，則最後交付全民公決。

（5）憲政原則。法治內在地包含了憲政原則，也就是說，法治的前提是必須以最高法即憲法的形式對基本的社會製度、公民基本權利至上和政府權力的界限做出規定，其他壹切法律都必須與憲法相壹致。

（6）民主原則。法治內在地包含了民主原則，也就是說，包括憲法在內的壹切法律，都必須通過民主程序來製定，都必須充分地表達、綜合全體公民的意誌，少數人製定並只表達少數人意誌的法律，必定是王霸統治的法律，而不是法治的法律。

（7）人性可疑和人性可信互補的原則。為什麽要法治，而不要權治？因為人性是可疑的，掌握政治權力的人永遠有可能越權侵犯公民的權利，因此必須在權力之上高懸通過民主程序製定的、保障全體公民基本權利的、每個人包括掌權者必須遵守的法律，以約束人們尤其是掌權者的行為；法治又不是「神治」或「物治」，不是非人之治，而是人治，只不過不是少數人的專治、專製之治，而是所有人的民主之治（林肯稱之為「民有、民治、民享」），因為人性又是可信的，人民有能力自己治理自己，有能力從無數個人中發展出壹種作為「社會合作的擴展秩序」的政治製度，壹種和平的而不是暴力的、文明的而不是野蠻的、競爭而又合作的而不是妳死我活的、正和對局的而不是零和對局的、弘揚人性之善的而不是縱容人性之惡的「政治遊戲規則」。當然，憲政雖以人性可疑為基本前提，但也包含人性可信的成分，即憲政相信政府在其有限的權力範圍內有存在的必要性、有解決公共問題和滿足公共需要的合理性以及為公民造福的可能性；民主雖然以人性可信為基本前提，但也包含人性可疑的成分，即民眾對於自己選舉出來的政府和政府官員，也要設置壹系列的防範、製約和監督機製，以防止政治權力的異化，並在此基礎上發揮出政治權力止惡揚善的積極功能。人性可疑和人性可信就這樣相互補充而構成法治的哲學基礎。





憲政、民主、法治與自由、平等、正義





當我們論述憲政、民主、法治的起源、性質和基本原則時，自由、平等、正義這三個概念已經多次出現了。人所共知，自由、平等、正義是人類夢想和追求的最珍貴的價值目標。那麽，憲政、民主、法治與自由、平等、正義之間有什麽關系？

盡管憲政與平等、正義，民主與自由、正義，法治與自由、平等有著深刻的關系，但就其直接對應關系而言，憲政主要滿足自由的訴求，民主主要滿足平等的訴求，法治主要滿足正義的訴求。當我們強調憲政的首要原則是個人權利、公民權利至上的原則，民主的首要原則是公民政治權利人人平等的原則，法治的主要原則是公平性、公正性和正義性原則時，已經顯示了這種壹壹對應的關系。





壹、憲政的目的是為了確保公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





從憲政主義和自由主義思想家的大量論述來看，憲政與自由的這種手段與目的的對應關系是很明顯的，人們在追求憲政的過程中，首先想到的也正是通過限製政府權力捍衛自己的自由，而較少把憲政與平等緊密地聯系在壹起。的的確確，對自由的最大危害和威脅，莫過於無限製的、極端的、絕對的政治權力：自由也許會和某種開明的專製（有限製、有邊界的政治權力）短暫地聯姻，但絕不可能在極權政治、全能國家、無限政府下存在和發展；極權之下，大多數人在壹切方面都是不自由的，而在專製之下，大多數人在政治上當然也是不自由的，但在經濟上和文化上可以保持相當程度的自由。





二、民主的目的是為了滿足公民對平等的要求





從民主主義和平等主義思想家的大量論述來看，民主與平等的這種手段與目的的對應關系也是很明顯的。人們在追求民主的過程中，首先想到的也是通過掌握政治權力來滿足自己對平等的要求。的確，對平等的最大危害和威脅，莫過於壹種僅僅由少數人壟斷性地掌握著的政治權力，這種專製權力不僅使人們不可能參與對公共事物的管理，而且徹底斷絕了人們通過公共權力、通過法律和政策來改變其經濟、社會不平等的可能性。民主與專製是直接對立的，而民主與極權還可能有某種短暫的結合：壹方面，壹種無所不能的國家權力有可能強製性地使全體人民處在壹種平均主義的狀態，從而滿足部分人的平等願望或者滿足所有人的某些平等願望（比如保證每壹個公民的就業和基本福利）；另壹方面，當民主極端化、絕對化時，政治權力也會變成壹種極權力量，控製整個社會的各個方面和每個公民的壹言壹行。

民主與平等的緊密聯系還表現在，民主是通過普選製和壹人壹票製來運行的，因此，它表現出壹種數量的優勢，特別適合於占社會人口相當數量的下層和弱勢民眾通過民主選舉政治權力來提高自己的社會經濟地位。而憲政並不包含這層意思，相反，憲政要通過限製政治權力而讓公民充分自由地生存和發展，而且憲政並不承諾結果的平等，而是肯定差別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因此，憲政尤其為處於社會上層的公民所特別強調。如果說，民主有使政治權力擴張的傾向，那麽憲政則極力限製政治權力。當社會在經濟上處於兩極分化的情況下，有可能導致憲政與民主的對抗性矛盾，結果或者是由社會上層壟斷性地控製政治權力、壓製民主，以確保自身的特殊利益；或者是社會下層通過建立強大的民主政權，取消憲政，建立壹個平均主義的社會。只有在階級矛盾比較溫和或中產階級占社會人口絕大多數時，憲政與民主才會互相趨近，而保持壹種合理的張力。





三、法治的目的是為了建立社會公正（公平和正義）





法治正是試圖通過協調憲政和民主來同時滿足自由和平等的訴求，從而使社會處於壹種正義的狀態。由於自由與平等之間存在壹定的區別，因此，有些人更推崇自由以及憲政，而另外壹些人更推崇平等以及民主。法治就是要實現兩者的統壹，而使法律處於不偏不倚的地位。所謂「法律是正義之劍」的說法，已經意識到了法律的正義本質（但未聽有人說過「憲政是正義之劍」或「民主是正義之劍」）。自由的反面是奴役（憲政的反面是極權），平等的反面是等級、特權（民主的反面是專製），而正義的反面是邪惡、不公（法治的反面是權治、王霸統治）。不論是否定民主而僅僅維護極少數人的自由和權利的法律，還是否定自由而實行極權民主即多數人的專政的法律，都是邪惡的法律。真正的憲政必須也是民主的，即滿足平等訴求的，真正的民主必須是憲政的，即滿足自由訴求的。

人們通常把現代政治製度稱之為「自由民主製度」，這是不準確的。根據上面的論述，準確的叫法應該是「憲政民主製度」即「法治製度」，它是滿足「自由平等原理」即「正義原理」的方法、手段和途徑。

在歷史上，自由或平等、憲政或民主常常被不同的人特別強調，於是便形成自由主義、憲政主義與平等主義、民主主義兩大思潮。總體上來說，自由主義、憲政主義以個人主義為哲學基礎，而以資本主義為經濟基礎；平等主義、民主主義以集體主義為哲學基礎，而以社會主義為經濟基礎。當然，這兩種思潮不應該是對立的，而應該是互補的；雙方壹旦絕對化，就會演變為不正義的、邪惡的東西（這在歷史上都有實例）。事實上，以個人主義、自由主義、資本主義、憲政主義為壹方，以集體主義、平等主義、社會主義、民主主義為壹方，在20世紀的歷史發展中，已分別由右的方面和左的方面向中間（中道、正義）匯合，在經濟上表現為私有製和公有製向混合所有製匯合、勞動和資本向人力資本匯合，在政治上則表現為憲政和民主向法治匯合，在社會結構上表現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向中產階級匯合，在社會形態上表現為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向社會資本主義或資本社會主義匯合。

有必要指出的是，平等、民主最初也主要是資產階級所提倡和追求的，以此激烈反對封建特權和君主專製而伸張資產階級的自由和權利，但在資產階級成為社會的主導階級後，他們當然更關心的是維護自身的優勢地位，維護自身已經獲得的自由和權利，於是平等、平等的自由權利便成為資本主義社會中處於弱勢的無產階級和中下層民眾的追求目標，而民主也成為他們所達到這壹目標的主要手段：在普選權、政治權利人人平等的條件下，無產階級和中下層民眾具有選票數量上的優勢，能夠通過政治權力即立法、行政和司法途徑，來提高自己的經濟和社會地位。在現代社會，強勢階級更強調自由、憲政（但並不否定平等、民主），弱勢階級更強調平等、民主（但並不否定自由、憲政），雙方之間已形成壹種既對立又統壹、

既競爭又合作的社會張力。





極右、中右、中左、極左的思想政治譜系





如果以憲政和民主兩者高度完滿的統壹狀態為原點和軸心，就會出現中左、極左、中右、極右四種區分：中左追求更多民主但不否定憲政，中右追求更多憲政但不否定民主；極左只要民主不要憲政，但這種最初的極權民主必然導致極權專製，比如蘇聯、東歐、中國、古巴、朝鮮、柬埔寨等共產主義國家；極右只要精英治國不要民主，但這種最初的專製憲政也必然轉變為專製極權，比如德國、意大利、日本、西班牙、智利等法西斯主義、軍國主義國家；中左與中右競爭互補，極左與極右兩極相通。





壹、左右劃分的主要依據





1、左右劃分的歷史前提

在古代奴役等級和極權專製社會，只有垂直的上下尊卑之分，沒有橫向的左右之分。思想政治上的左和右主要是壹種現代的劃分，左右劃分主要是壹種現代的現象。誠然，在傳統社會或古代社會，在壹定的區域範圍或者壹定的歷史時期，出現了某種趨於扁平化的社會結構，雖然那時候的人們並沒有思想政治上左和右的概念和意識，我們現代人也可以用左和右的概念去進行描述和分析。比如，在古希臘和古羅馬共和國時期，以及中世紀意大利等地的城邦共和國，由於出現了壹定範圍內的公民社會和民主製度，蕩平了壹些思想政治上的等級隔離，給有限數量的公民提供了壹個可以競爭的扁平的舞臺，於是便出現了政治上和意識形態上的左右之爭，擁有較多經濟政治文化資源的貴族、家族、富人在政治和意識形態上偏於右，而擁有較少經濟政治文化資源的平民在政治和意識形態上偏於左。

左右劃分以三個歷史條件為前提：壹是工業化、商業化、分工和交換的普遍發展，帶來了市場經濟的普遍發展，這意味著經濟的多元化和自由競爭，經濟領域因為吸引了最多的物力資源和人力資源，而成為社會生活中權重最大的壹個領域，基於生產要素所有者之間自由平等交換的經濟邏輯，要求沖破暴力和政治權力對於生產、交換和分配的直接控製；二是經濟、政治、文化三個社會生活領域的橫向的、相對獨立的擴展和發展，尤其是經濟和文化對於政治的獨立發展，使得過去人們只能順著等級政治的階梯往上爬這種狹隘的行為模式，轉變為朝著經濟、政治、文化三個不同的方向自由選擇和發展的行為模式，公民社會和公民權利意識得以產生和發展；三是政治上由極權、專製和權治初步轉向了憲政、民主和法治，垂直的、金字塔式的社會治理模式轉向了橫向的、扁平化的社會治理模式。

總之，沒有社會結構的橫向展開，沒有公民社會的發展，沒有保障這種展開和擴展的憲政民主法治，就無所謂左右劃分而只有上下劃分。當然，在現代化的早期，由於傳統社會的慣性力量，還會出現財富、權力、文化等社會資源占有上的嚴重分化乃至兩極分化，但是，以暴力和政治權力維系的僵硬的等級製度到底是被打破了，取而代之的是基於生產的階級和階層的分化，而這些階級和階層之間的橫向競爭，原則上是沒有血緣、宗法、法律、政治、意識形態等等垂直的、牢不可破的隔離和屏障的。

2、左右劃分的幾個依據

（1）以擁有經濟政治文化等社會資源的多寡為依據

通常，擁有較多經濟政治文化等社會資源的階級和階層（所謂精英），在政治上和意識形態上是偏右的，而擁有較少經濟政治文化等社會資源的階級和階層（所謂平民），在政治和意識形態上是偏左的。這當然不否認，有些精英會成為左派，而有些平民會成為右派。

（2）以價值理念和價值取向為依據

現代社會以自由、平等、正義為普世價值，但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偏向。壹般而言，右派雖然不否認平等和正義，但堅定地把個人自由和個人權利放在第壹位，重視消極自由而相對忽視積極自由；如果也承認平等，那只承認與個人自由完全壹致的人格平等、權利平等、機會平等和規則平等，而堅決反對起點平等和結果平等、拒斥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如果也承認正義，那只承認基於自由的正義而否認基於平等的正義。與此相反，左派雖然不否認自由和差異，但堅定地把平等放在第壹位，重視積極自由而相對忽視消極自由；要求起點平等以及盡可能的結果平等，要求較高的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要求基於平等之上的社會公正。

（3）以對市場經濟的不同理解為依據

右派主張自由放任市場經濟，或所謂自生自發的社會秩序，認為價格這只無形之手完全能夠有效地調節供求矛盾，達到市場均衡，不存在所謂市場失靈，市場競爭能夠自動地實現社會利益和公共福利的最大化，包括自動地調節勞資沖突和貧富分化；左派則主張社會市場經濟，即認為市場不是孤立的和天然自足的，它受到來自社會的、政治的、法律的、宗教的、道德的各種力量的製約，尤其是受到聯合起來的勞工力量的製約，勞資集體談判這種有形之手或勞動力集體定價機製，與勞動力供求關系這只無形之手或勞動力個別定價機製，共同決定勞動力價格並調整勞資關系。

（4）以公民社會自身建設的邏輯和方式為依據

右派從個人自由優先的原理出發，主張較低程度的公民結社或聯合，認為自由平等的公民個人之間，最多只存在階層的區別，不存在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堅決反對威懾個人自由的任何形式的集體主義；左派也以承認個人自由和權利、公民結社自由為前提，但認為公民是分為不同階級的，個人自由和權利應當上升為階級的自由和權利，階級壹旦產生，就在壹定程度上超越了個人自由，個人應該放棄壹定的自由和權利以實現階級的團結、互助與聯合，通過階級之間的博弈而不是個人抗爭或個人成功來解決普遍存在的社會問題。

（5）以對國家、政府、政治權力的態度為依據

右派主張最小國家和最小政府，凡是市場和社會能夠解決的問題，都不允許國家、政府插手，國家、政府只需要維持市場競爭的秩序、社會的公共安全以及市場不願提供或沒有能力提供的某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就可以了，或者說，在憲政、民主、法治中，右派更重視憲政和法治，而相對忽視民主，如果也認同民主的話，主要指精英民主和間接民主，而反對大眾民主和直接民主；左派雖然也認同憲政、民主、法治，認同「大社會、小政府」的基本框架，但更重視民主和法治而相對忽視憲政，認為壹個民主的政府，有義務為更多的公民尤其是處於弱勢地位的公民提供更多的平等、福利、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為此左派呼籲更多和更直接的民主，並認為只有這樣才能促進所有社會成員的實質上的自由和平等。

（6）以要求進步的快慢、變革的急緩為依據

右派除了在其上升時期，在與封建主義和專製主義鬥爭時期主張徹底的革命和激烈的變革外，在其成為主流政治思想力量後，就傾向於對現存秩序持保守的態度，如果也要求進步和變革的話，那壹定是主張溫和的改良和緩慢的變革，堅決反對革命和激烈的變革；左派則對現存秩序持比較激烈的批判態度，要求更多、更快、更徹底的改變，甚至要求社會革命和政治革命。

（7）以對待傳統的態度為依據

在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化的過程中，右派接替了傳統統治階級，而在市場經濟和憲政民主社會裏占據了主導的、強勢的地位，甚至壹度對處於弱勢地位的階級實行專政（比如限製底層民眾的選舉權、被選舉權、言論自由和結社自由），因此，右派對傳統有更多溫情的理解和包容；左派通常以弱勢群體的代表為己任，認為現在的強勢階級和統治階級與傳統社會的統治階級有許多相同之處，因此繼續對傳統社會和傳統文化持激烈批判和否定的態度，甚至要求與傳統進行最徹底的決裂。





極右、中右、中左、極左的思想政治定位和相互關系





1、極右、中右、中左、極左的思想政治定位

（1）極右。通常指那種突破平等的底線而赤裸裸地主張「優等人」的絕對自由和公開的社會不平等的思想政治力量，這往往是自由放任主義和市場原教旨主義的經濟力量，或者其他某些社會力量如政治的、種族的、宗教的力量發展到極端的必然產物，是在叢林狀態中獲勝的強者的權力宣言，它在很大程度上返回到了傳統社會的封建主義和專製主義。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軍國主義、白人種族主義就是極右勢力的典型代表。

（2）中右。通常指那種主張自由優先兼顧平等的思想政治力量，在現代社會，自由主義是典型的中右。自由主義按其對自由與平等關系的不同理解，本身又有右中左三種形態：偏右的是保守主義和自由至上主義，居中的是古典自由主義，偏左的是社會自由主義，或左翼自由主義。自由主義在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社會中是長期占據主流地位的意識形態，也是競爭性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的意識形態，以之為思想指導的中右政黨如英國的保守黨、美國的共和黨、德國的基民盟，長期居於執政地位。

（3）中左。通常指那種主張平等優先兼顧自由的思想政治力量，在現代社會，社會主義、社群主義、女權主義、環保主義等思潮屬於中左，其中以社會主義影響最大。社會主義按其本身對自由與平等關系的理解，也有右中左三種形態：偏右的是社會民主主義，居中的是民主社會主義，偏左的是新馬克思主義（20世紀馬克思主義的溫和形態）。社會主義是以工人階級為社會基礎的思想意識形態，其中以社會民主主義和民主社會主義為思想指導的中左政黨如社會黨、社會民主黨、工黨經常獲得執政地位。

（4）極左。通常指那種突破自由的底線而主張起點平等和結果平等的思想政治力量，在現代社會，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民粹主義、無政府工團主義等思潮屬於極左，在歐洲，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科學社會主義」曾經在19世紀中後期獲得較大的影響，但後來轉入衰落並逐漸邊緣化了，以之為指導思想的歐美國家的共產黨正在趨於消亡。但是在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壹些發展中國家，作為馬克思主義之地方主義化和實用主義化的列寧主義、托洛茨基主義、毛主義等等，壹度獲得世界性的影響和力量，經過將近壹個世紀的鼎盛而終於轉向衰落。

2、極右、中右、中左、極左的相互關系

壹般人都以為，極右和中右都屬於右，中左和極左都屬於左，前兩者的共同性當然會大於它們與左的共同性，後兩者的共同性當然會大於它們與右的共同性。然而，這是壹種誤解。我們看到的是相反的情況，那就是中右與中左的共同性大於中右與極右的共同性，中左與中右的共同性大於中左與極左的共同性；或者說，中右與中左正從右和左兩個方向向中間匯合，而極右和極左則兩極相通，成為市場經濟、普世價值和憲政民主的否定性和破壞性力量。

（1）中右和中左向中間區域的融合

由於資本的勞動化和勞動的資本化，使得智力勞動或者人力資本有可能並正開始超越物質資本和簡單勞動而成為主要的生產要素；由於中產階級有可能並正開始超越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而逐漸成為主導的階級，中右和中左的思想政治力量，尤其是自由主義中的左翼（社會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中的右翼（社會民主主義）之間的界限變得越來越模糊了。正像資本與勞動誰也消滅不了誰並趨於融合壹樣，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的關系也是如此，以至於中右政黨執政時也不得不繼續保持勞工的基本權利和社會福利，而中左政黨執政時也不得不繼續保持市場經濟的基本體製。

中右和中左，除了他們的經濟基礎和社會基礎正在走向融合外，在思想上最大的共同點就是，雙方都認同自由、平等、正義的價值理念，而在政治上都認同憲政、民主、法治的政治製度，因此我國當代民運先驅和學者陳子明先生準確地把中右稱之為「憲政右派」，把中左稱之為「憲政左派」。網上有壹個叫胡常根的民工兄弟，又把中右稱之為「民右」或「民主右派」，把中左稱之為「民左」或「民主左派」。只要認同市場經濟、普世價值和憲政民主法治，不管中右和中左有多麽大的差別、矛盾和沖突，總是可以通過結社、集體談判和集體博弈、政黨競爭、選舉和立法等等和平的、理性的、有序的、法治的方式予以化解的。當然，我們希望這種趨勢會越來越成為文明世界的主流發展方向。

（2）極右和極左兩極相通

極右和極左，表面上是針鋒相對甚至絕對對立的，前者鼓吹強權就是真理、精英治國、優秀種族統治世界，少數傑出人物可以代表全社會、全民族乃至全人類（唯心史觀、英雄史觀），後者則鼓吹勞動創造人本身、人民群眾是歷史的真正創造者和推動者、人民是國家的主人而政黨和政府只是人民的公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等等（唯物史觀、人民史觀），但細觀之下，就會發現物極必反，而且兩極相通：

首先是思想上相通。顧名思義，極右和極左都是壹種極端思潮，作為極端，它們在世界觀、價值觀和思維方式上共享壹些同樣的東西。

其次是政治上相通，即兩者都要求取消多黨競爭、結社自由、思想自由、信仰自由、言論自由、新聞自由、集會遊行示威自由、罷工自由，建立壹個壟斷全部社會資源的黨國體製和極權國家體製。因此陳子明把極右稱之為專政右派，把極左稱之為專政左派；胡常根的說法是專製右派（右憤）和專製左派（左憤）。

第三是組織技術和執政方式上相通。當其處於上升和謀取權力階段時，極左會以底層和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忠實代表的面貌出現，極右則會以民族、國家的最優秀代表的面貌出現，利用憲政民主下包容多元的製度、文化與和平發展空間，擴大影響和選民基礎，壹旦通過競選程序上臺（納粹），或者利用國家權力出現潰敗狀態時政變或武裝暴動上臺（布爾什維克），就逐漸拋棄憲政民主法治的外衣和羈絆，以壹個高度組織起來的、武裝到牙齒的黨軍憲警暴力集團，對所有政治反對力量、異議人士、中間人士和內部不堅定的成員，不擇手段地進行思想控製、灌輸洗腦、欺騙利誘、造謠惑眾、威脅恐嚇、監視舉報、勞改囚禁、刑訊逼供、判刑流放，直至政治謀殺和判處死刑，從而建立壹個極權主義的國家和製度。極右和極左之所以不擇手段地實現自己的目的，是因為極右的烏托邦敵視左翼群眾而實際上又得不到大多數右翼群眾的支持，極左的烏托邦敵視右翼群眾而實際上又得不到大多數左翼群眾的支持，它們僅僅靠憲政民主法治下的理性說服都是很難得到群眾的同意和授權的，於是只能動用欺騙和暴力手段了。

第四是極右和極左在掌握權力的條件下向對方轉化。無論是極右，還是極左，都缺乏自由、平等、正義的價值理念，都違背憲政、民主、法治的政治規則，其本質上是無法解決精英人物與平民大眾之間的矛盾沖突的，無法在精英人物與平民大眾之間建立壹種有序而通暢的關系。極左派在沒有獲得權力之前，壹定會極力掩飾他們自己也是精英這個事實，而處處標榜民眾的至高無上的地位，壹旦民眾幫助他們獲得了權力，他們手中的權力就壹定會因為缺乏民眾的監督和製約而蛻變為極權專製權力，極左因此也就轉變為極右，盡管他們還會在政治和意識形態上標榜極左。此即所謂「形左實右」也。極右派雖然不憚於鼓吹英雄史觀，但也深知要獲得和掌握權力，必須極力煽動民眾的國家民族認同，而在上臺以後，為了鞏固政權，也會實施壹些極左的、平均主義的、民粹主義的政策，誘使底層民眾為其對內極權專製、對外窮兵黷武充當炮灰。此即所謂「形右實左」也。總之，不管極右和極左是如何相互滲透和轉化的，其反自由、反平等、反正義的極權、專製、權治的實質是壹樣的。

（3）自由主義是極右的尅星，正如社會主義是極左的尅星

社會主義當然也是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種族主義、軍國主義的對立面，但卻克服和戰勝不了後者，因為社會主義不是它們的面對面的、直接的對手，而自由主義則是它們的面對面的、直接的對手，只要極右得勢，自由主義就會首遭滅頂之災，因此必須奮力反抗，而自由主義所推崇的個人權利和自由市場經濟的擴大和發展，會侵蝕掉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種族主義、軍國主義賴以產生的壟斷性的經濟與社會基礎。反過來說，自由主義雖然也是共產主義的對立面，但卻克服和戰勝不了共產主義，因為自由主義不是共產主義的面對面的、直接的對手，而且由於自由主義本身的缺陷，使它鏟除不了共產主義得以產生的經濟與社會基礎，只有社會主義才是共產主義的面對面的、直接的對手，而且因為社會主義能夠有效地解決貧富兩極分化問題，使底層民眾得到較好的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滿足了自由主義滿足不了他們的對於平等和社會公正的訴求，才釜底抽薪般地消除了共產主義得以產生的經濟與社會基礎。

（4）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和平競爭與有效合作，是弱化和消除極右、極左勢力的唯壹途徑

如果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妳死我活地鬥起來的話，極右與極左就會趁虛而入、大舉發展：如果自由主義輸了，戰敗了的自由主義者會轉化為極右派，而社會主義本身會轉化為極左派；如果社會主義輸了，戰敗了的社會主義會轉化為極左派，而自由主義本身會轉化為極右派。只有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各自發揮自己的優勢，分別防止和阻止極右派和極左派的滋長蔓延，同時把越來越多的選民吸引到中右和中左的範圍，通過中右和中左的有序的政權輪替，鞏固憲政、民主和法治的政治製度，極右和極左才會逐漸被弱化和邊緣化，而且實際上，隨著憲政民主法治的鞏固和發展，也逼迫極右和極左淡化了自己的極端色彩，原則上和基本上接受了憲政民主法治的政治框架，現在與其說它們還是極右派和極左派，不如說它們只是激進右派和激進左派了。





勞工政治：工會與勞工政黨





社會民主主義是以工人階級和其他勞動群眾為階級基礎和社會基礎的思想政治力量，因此社會民主主義政治實質上就是勞工政治；勞工政治包括以工會為構架的微觀、中觀勞工政治與以勞工政黨為構架的宏觀勞工政治。





壹、何謂勞工政治





1、微觀政治、中觀政治、宏觀政治

說到政治，人們首先想到甚至唯壹想到的，就是宏觀政治，也就是國家層面的權力來源、權力結構和權力運作，其核心的範疇就是民主與專製、憲政與專政、權利與權力、階級與政黨、公民與國家等宏大的概念。與此同時，政治學通常也就是宏觀政治學，即壹門研究以民族國家為中心的政治生活、政治關系、政治製度、政治形態、國際政治等等宏觀政治現象及其內在聯系和發展趨勢的社會科學。

這種對政治和政治學的界定，具有壹定社會歷史觀和方法論的依據：通常，人們對整個社會生活進行平面的、橫向的三分（經濟、政治、文化），或者進行立體的、縱向的二分（國家與民間社會），於是就把「政治」從整個社會生活中明確地劃分出來了並加以專門的研究。這種抽象分析是必要的和有價值的。

然而，抽象分析又是有限度的，因為整個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或層次本來就是相互滲透的，社會生活本質上是流動不居的，因此抽象分析的結果又要還原、復歸到相互滲透、流動不居的整體社會生活之中去，這樣壹來，不管是三分法還是兩分法，就都不是絕對有效的，而是要把其所得到的成果重新置於對普遍聯系的整體把握之中去，這才算完成了壹個理論思維的完整的流程。

實際上，「宏觀政治」作為壹個社會的上層結構、作為整個社會的公共生活領域，並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從微觀的、中觀的社會生活中逐步、逐級生長出來的，也就是說，微觀社會生活和中觀社會生活中實際上已經有了「政治」的元素，因為微觀和中觀層面也存在較小範圍的公共領域，也存在公共管理問題，也存在壹些人對於另外壹些人的影響力、控製力乃至強製力的現象，這種影響力、控製力和強製力其實也是壹種微觀的和中觀的「政治權力」，正是在它們的基礎上，才會產生出宏觀的、最高的國家政治權力。

另壹方面，國家政治權力如果要得到有效的運行、要有效地治理整個社會的話，恰好又需要通過中觀的、微觀的「政治權力」自上而下地、逐級地得到貫徹落實，這不僅有賴於直接隸屬於國家、作為國家權力之延伸的各級地方政府對國家法律的執行，而且也有賴於各種非政府組織的配合和協助。可見，不管是國家權力的產生還是國家權力的運行，都與微觀和中觀政治權力的存在和變化息息相關。

2、微觀勞工政治、中觀勞工政治、宏觀勞工政治

所謂勞工政治，就是勞工階級在微觀、中觀、宏觀三個層面的政治意識、政治組織、政治行動、政治力量的形成和發展過程，是現代政治生活和政治過程的重要組成部分。

（1）微觀的勞工政治

從微觀政治學角度來看，即使是最初的業主製私營企業，也是壹個由老板、管理者、保安人員組成的高度嚴密的組織體系，並且壟斷了財產所有權、經營管理權和分配權，有學者稱之為「資本霸權」或「工廠專製政體」，分散、孤立、無序的工人個體壹旦進入這個體系，就要受到高度的管控和統治，工人可以離開這個工廠，因此表面看來他是自由的，但又不得不進入另壹個同樣體製的工廠，因此實質上他是不自由的。

工人最初的反抗都是個體性的，包括消極怠工、破壞機器、對老板和管理人員的人身傷害，但這都是無效的，反而加強了資本的力量。工人的第壹個真正有意義的微觀政治行動是聯合起來，以組織對組織，以團結起來的集體力量反製壟斷性的資本力量。這就是工會的出現和發展。工人的第二個微觀政治行動是通過工會就工資、工時、勞動條件、勞動保險與資方進行集體談判，從經濟學的角度看，這是把勞動力的個別定價方式轉變為集體定價方式，以集體討價還價取代個別討價還價，但從政治學的角度來看，這是加強工人在工廠中的影響力和話語權，是工人微觀政治權力的提升。工人的第三個微觀政治行動是罷工，通過阻斷生產鏈條並給資方造成重大的損失，迫使資方答應自己的要求，其微觀政治含義更加鮮明，甚至帶有相當程度的攻擊性和強製性，是對資本霸權和工廠專製政體的壹種有力的製約。工會、集體談判和罷工，也可以稱之為較低階段的經濟民主、企業民主、工業民主、產業民主。

進入20世紀，微觀勞工政治發展到第二階段：工人進壹步要求分享企業的所有權、經營管理權和分配權，工人委員會、工人董事和工人監事成為工人參與企業管理的常設機製。如果說工會、集體談判和罷工都是對企業所有權、經營管理權和分配權的外部製衡的話，那麽參與管理甚至勞資共決，就是工人登堂入室，進入企業所有權、經營管理權和分配權的內部結構及其運行，對企業的重大和根本決策施加直接的影響。工人直接參與企業的決策、管理和分配，可以稱之為較高階段的經濟民主、企業民主、工業民主、產業民主。

（2）中觀的勞工政治

中觀的勞工政治就是工人超出企業範圍，而在行業、產業、地方乃至全國級別形成更大的聯合，成立行業工會、產業工會、地方性總工會乃至全國性總工會。需要指出的是，在市場經濟和自由結社條件下，即使是全國性的工會聯盟，也是多元競爭的社團組織，也不屬於宏觀政治的領域和範圍，其主要職能是與相應的雇主組織進行中觀層次的集體談判，組織中觀層次的產業行動（罷工），對資方形成中觀層次的威懾和製衡，以改善行業、產業、地方乃至全國層次上特定工人群體的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狀況。

（3）宏觀的勞工政治

宏觀的勞工政治，是在最高政治層面即國家政權、政治製度、立法行政司法層面，表達和實現工人階級的權利、利益、意誌和願望，通常由以下幾個環節或者方面構成：

壹是爭取工人作為國家公民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在資本主義社會早期，由於財產的限製，工人沒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19世紀三四十年代，英國工人發起了轟轟烈烈的憲章運動，旨在爭取普選權及參與國家管理的權利，從那以後，各國逐步實現了下層和底層民眾的普選權。

二是通過勞工運動的強大壓力，使「勞工三權」（團結組織權、集體談判權和罷工權），由壹種工人自然行使的權利，變成壹種得到立法、行政和司法保障的權利，從而大大減少了自發的、野貓式罷工的數量，使勞資博弈進入法治的、製度化的通道。

三是建立國家層面的勞資政三方機製，成立國家勞資關系委員會這樣壹種調整勞資關系的特殊機製，這個委員會在勞資關系的立法建議、行政仲裁方面享有特殊的權力並負有特殊的責任，其級別和權威不僅高於勞方組織和雇主組織，而且高於政府的勞動行政部門，對勞、資、政三方都有壹定的約束力。

四是在19世紀後期就出現了勞工政治的最高級別和最高形式，即勞工政黨。壹般來說，歐洲各國的工黨、社會民主黨、社會黨都自居為工人階級政黨，通過議會選舉進入立法程序，把有利於工人階級的議案變成國家法律，如果獲得議會多數，還可以上臺執政，用政府行政力量強製性地貫徹和落實有利於工人階級的法律。

3、勞工運動和勞工政治在現代政治民主化進程中的偉大歷史地位

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豎起了自由、平等、博愛的價值目標，資產階級革命初步建構了實現這壹目標的憲政民主法治的政治製度，應該說，這為勞工運動和勞工政治準備了壹定的形式構架和製度條件，但另壹方面，也正是勞工運動和勞工政治的縱深發展，使近代政治製度和政治形態，上升到了現代政治製度和政治形態的高度；沒有勞工運動和勞工政治，資本主義社會的民主就會停留在資產階級狹隘的範圍內和低級的水平上，就不可能轉變為現代比較成熟的憲政民主法治，就不會有現代社會的政治文明。

首先，勞工運動和勞工政治使自由而平等的人權和公民權利全面下沈和落實到了工人階級等下層和底層民眾身上，這包括生命權、財產權、就業和擇業權、遷徙權、幸福權、新聞言論出版權利、集會結社遊行示威權利、集體談判和集體行動權利、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參與企業和國家管理的權利、社會保障權利等等。沒有勞工運動和勞工政治，這些權利對於社會下層和底層就是殘缺不全的，或者只是形式上的而不是實質上的，或者根本就不具備。

其次，正是勞工運動和勞工政治，使憲政民主法治由形式的變成實質的，由社會上層獨享的變成覆蓋全社會的。此前，議會民主製只是所謂社會精英或社會上層統治社會下層和底層的政治形式，即社會上層的不同黨派或利益集團（如托利黨和輝格黨）輪流統治社會下層和底層，實質上還是壹種專政。正是勞工政治力量和勞工政黨的崛起並且通過贏得議會多數而成為執政黨，才形成了現代社會中左與中右、社會民主黨與自由民主黨相互製衡、輪流執政的政治製度和政治格局，才有真正的政治競爭和政治監督並把國家權力真正關進籠子。在這個意義上說，沒有勞工政治和勞工政黨，就沒有較高階段和較高形態的憲政、民主和法治。





二、工會與勞工政黨的關系





工會是微觀、中觀勞工政治的軸心，勞工政黨是宏觀勞工政治的軸心。工會與勞工政黨都是工人階級自我組織的形式，其目的都是要為工人階級的權利和利益而奮鬥，都是要提高工人階級的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地位。但是工會與勞工政黨在屬性和職能、範圍和層次、活動領域和活動方式等方面有諸多不同，雙方是不可以相互替代的，它們的關系應該是壹種合理分工、平等合作、相互依存、相互支持的關系。

1、屬性和職能的差別

工會具有經濟屬性和經濟職能，要滿足工人的經濟利益需求；工會具有社會屬性和社會職能，要滿足工人的社會合作和身份認同需求；工會具有政治屬性和政治職能，要滿足工人的政治權利需求；工會具有文化屬性和文化職能，要滿足工人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勞工政黨也具有這四個方面的屬性和職能，區別在於，工會突出和強調其經濟屬性和經濟職能，其屬性和職能排序基本上是這樣的：經濟屬性和經濟職能——社會屬性和社會職能——政治屬性和政治職能——文化屬性和文化職能，而勞工政黨突出和強調其政治屬性和政治職能，其屬性和職能排序基本上是這樣的：政治屬性和政治職能——文化屬性和文化職能——經濟屬性和經濟職能——社會屬性和社會職能。

工會首先是壹個勞工經濟組織，是工人們聯合和團結起來與資方進行集體談判、集體抗爭的平臺，是集體討價還價的勞動力定價機製，其直接和主要目標就是增加工資、縮短工時、改善勞動條件，至於對宏觀政治的影響，那是通過輿論、院外遊說和院內勞工黨團等中介來實現的，並不以改變國家政治製度和權力結構為直接行動目標。與此不同，勞工政黨首先是壹個政治組織，其直接和主要目標就是要改變宏觀層面的政治力量對比和政治結構，把工人階級的利益、願望和要求反映到國家的立法、行政和司法過程中去，通過取得執政地位，通過國家法律和政府政策來提高工人階級的經濟、社會和文化權益。

2、範圍和層次的差別

工會最初產生於企業這壹最基層和最小範圍的經濟組織，每壹個工會所產生的微觀環境，包括工人的工作生活和主觀意識、資方的情況以及勞資雙方的力量對比狀況，是千差萬別的，工會因此而具有不可避免的多元性、分散性、自發性和無序性，只有經過長期的發育以後，才形成跨企業、跨行業、跨地區的聯合，形成地方性和全國性的職業工會、地方性和全國性的行業—產業工會，乃至由若幹全國性行業—產業工會聯合而成的總工會。工會範圍的擴大和組織層次的提高，走的是壹條自內而外、自下而上的路線。與此不同，勞工政黨是在工會普遍存在和勞工運動高漲的基礎上，由少數具有明確政治取向和意識形態取向的人們——通常是支持勞工運動的知識分子、社會活動家和工會領袖——所組成的政治組織，它壹開始就定位在宏觀和最高政治層面，然而沿著壹條自上而下、自外而內的路線向地方、社區和企業擴展。

工會是平民組織，勞工政黨是精英組織。工會更多地表現出工人階級內部的多樣性和差異性，而勞工政黨更多地表現出工人階級的整體性和壹致性。之所以在工會之外必然會產生勞工政黨，是因為工會本身具有特殊性、具體性和大眾性，從自身很難產生出具有政治共識的政治組織力量，而勞工政黨彌補了工會的這壹結構性缺陷；之所以勞工政黨絕對不可能取代工會，而必須以工會為自己成長和發展的基礎，是因為勞工政黨本身具有普遍性、抽象性和精英性，不可能完成對全國工人階級的組織、團結和動員工作，工會正好彌補了勞工政黨的這壹功能性缺陷。把工會和勞工政黨連接起來的紐帶是壹種供求關系，即普通工人和工會具有對工人階級根本利益和共同利益的追求，而勞工政黨具有滿足這壹需求的價值導向和能力。工會是工人階級的基礎結構，勞工政黨是工人階級的上層結構，二者構成完整的工人階級政治結構。沒有勞工政黨，工人階級就會停留在自在的階段而不能成為自為的階級；沒有工會，工人階級連自在的階級都談不上，勞工政黨就不成其為勞工政黨，而只能是某個自娛自樂的政治清談俱樂部。

3、活動領域和活動方式的區別

工會的活動領域主要是微觀和中觀的經濟領域和政治領域，以集體談判、產業行動推動勞資關系、勞動力市場的公平和均衡發展，通過參與企業和行業管理來追求企業民主、產業民主和經濟民主；勞工政黨的活動領域主要是社會公共空間和宏觀政治領域，以思想和意識形態論爭聲張勞工階級的世界觀、歷史觀、價值觀和經濟政治文化主張，通過贏得工人和其他支持者的選票成為參政黨和執政黨，通過立法、行政和司法製定和施行有利於工人階級的法律和政策。

4、工會與勞工政黨的分工合作關系

由於以上的共性和差別，工會與勞工政黨就必然形成壹種分工負責、合作互補的關系：工會是勞工政黨與工人群眾之間的主要中介和紐帶，是工人階級政治結構的基礎部分，是勞工政黨賴以獲得工人階級選票的主要動員和組織機製；勞工政黨是工人階級和工會在議會和宏觀政治領域的代表，是工人階級政治結構的上層部分，負責向議會提出議案和法案並爭取獲得通過，爭取成為執政黨並施行有利於工人階級的經濟社會文化政策。工會與勞工政黨的組織方式和組織機構是相互銜接的，勞工政黨可以從工會發展黨員，黨員可以以工人身份競選工會領導人，工會也可以向勞工政黨輸送領袖人物和議會黨團代表，但工會和勞工政黨不能合並，不能相互替代，它們之間也不存在領導和被領導的關系。

5、共產主義勞工政黨與社會民主主義勞工政黨對工會的不同態度和政策

上述工會與勞工政黨的關系模式，是市場經濟國家的主流模式，是符合市場經濟國家的基本政治結構和政治發展規律的，得到了大多數工人群眾的擁護和支持。這個模式正好就是社會民主主義勞工政黨與工會關系的基本模式。然而，另壹流派的勞工政黨即共產主義勞工政黨或共產黨，並不認同這壹模式。它從徹底否定私有製、市場經濟、資本主義製度並建立公有製、計劃經濟、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製度這壹理想和目標出發，自命為無產階級先鋒隊，認為自己有責任也有權力加強對工人群眾的思想教育，提升工人群眾的階級意識和政治覺悟，並按照所謂民主集權製（民主集中製）把工人階級動員和組織起來，引導和領導工人群眾為實現無產階級解放全人類的偉大歷史使命而奮鬥。於是勞工政黨與工會的關系就變成了領導與被領導的關系，工會就成了實現共產黨的政治目標的工具和手段。這個模式在發達市場經濟國家也曾經取得了壹定的影響，與社會民主主義模式展開了長期的競爭並終於被歷史所淘汰了，但在壹些經濟政治文化比較落後的國家，這個模式卻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並且成為政黨與工會關系的主導模式和唯壹模式。在那裏，共產黨本身成為壹個新的統治階級即權貴官僚階級，而工人階級重新成為被統治階級，工會則成為黨統治工人階級的「橋梁和紐帶」。





三、社會民主主義勞工政黨的性質和歷史使命





社會民主主義勞工政黨，在歷史上又被稱為社會黨、工黨、社會民主黨、社會民主工黨，這裏統稱為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簡稱社會民主黨。

1、社會民主黨是勞工政黨或工人階級政黨

馬克思、恩格斯參與創立的共產主義者同盟（1847年）和國際工人協會即第壹國際（1864年），是世界範圍內工人階級政黨的雛形。德國社會民主黨是世界上第壹個規範意義上的工人階級政黨，其前身是1863年拉薩爾創立的全德工人聯合會，1869年，馬克思派的社會民主工人黨成立，1875年兩者合並為社會主義工人黨，於1891年10月更名為德國社會民主黨。80年代末，又有16個歐美國家成立了工人階級政黨，當時大都叫做社會民主黨，並於1889年成立了社會主義國際即第二國際。壹戰結束前後，各國社會民主黨內的共產主義派別獨立出去成立了共產黨，並在列寧的倡導下於1919年成立了共產國際，第二國際於1923年更名為社會主義工人國際，並於1951年重建為社會黨國際，迄今已有200多個成員組織，不僅是世界上最大的社會主義國際組織，而且是世界上規模和影響力最大的國際性政黨聯盟，與此同時，共產國際早就在1943年被蘇共和斯大林解散了，此後，各國共產黨並沒有重新建立國際性組織。由此可知，社會民主黨不僅是壹個而且是主要的工人階級政黨。共產黨聲稱自己才是唯壹的、真正的工人階級政黨，而指社會民主黨是修正主義政黨，是羞羞答答、遮遮掩掩的資產階級政黨，這是完全不符合事實的，也是對歷史地選擇了社會民主黨的發達國家工人階級的智商和判斷力的侮辱。

2、社會民主黨是認同、踐行和推進自由、平等、正義等普世價值的政黨

自由主義政黨強調消極自由、規則平等以及獲得和轉讓的正義，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則強調積極自由、實質平等以及分配和福利的正義。不過正像自由主義政黨也承認壹定程度的積極自由、實質平等以及分配和福利正義壹樣，社會民主黨也以消極自由、規則平等以及獲得和轉讓的正義為重要前提；社會民主黨永遠不會以平等壓倒和取消自由，永遠會在自由和平等之間保持壹種絕大多數社會成員可以接受的張力。《法蘭克福宣言》、《哥德斯堡綱領》等社會民主主義的經典文獻反復重申了這壹基本的價值理念。

3、社會民主黨是憲政民主政黨

社會民主黨不僅繼承了自由主義、資產階級憲政民主的基本框架（議會民主製、多黨製、有限政府、三權分立），而且把憲政民主發展到壹個新的歷史高度。19世紀部分無產階級及其思想代表有壹種反憲政而追求不受限製的民主的傾向，他們認為資產階級的憲政民主製只對資產階級自己適用，只是維護資產階級利益的民主，只是對資產階級而言才是壹種實質民主，而對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群眾而言，這種民主只是形式的和虛偽的民主，而且轉化為對無產階級和人民群眾實質上的專政和專製。因此，他們希望通過暴力革命奪取國家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專政和對無產階級的直接民主，壹種比資產階級的議會民主在形式上更高級、在實質上更符合絕大多數人利益的「真正的民主」，並借助於這種民主徹底廢除私有製和建立公有製。不過這樣壹來，民主便與憲政分家了，按照事物發展的邏輯，無產階級民主就成了反憲政的無產階級專政，直至變成能夠自上而下地控製經濟、文化和全部生活領域的極權政治力量。

意識到這種危險，無產階級的大多數及其思想代表，就拋棄了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理論，而把自己納入憲政民主的框架之中，他們認識到，雖然資產階級在憲政民主中占盡了優勢和便宜，但憲政民主本身並非資產階級的專利，從其產生過程來看，憲政民主是無產階級、廣大民眾與資產階級壹起流血奮鬥而建立起來的；從憲政民主本身的性質來看，它並沒有從學理上和法律上宣稱它只是屬於資產階級的，而是確認了「每壹個人」和「全體公民」的經濟權利、文化權利和政治權利，確認憲政民主是「每壹個人」和「全體公民」的憲政民主，建立了壹整套普適性的「形式規則」，無產階級完全可以在這套形式規則下，逐步地爭取和落實自己的經濟、文化和政治權利，使形式的民主成為實質的民主。無產階級應當在這種普適性的憲政民主規則下爭取自己的基本權利，與其他階級壹起把憲政民主發展到更高階段。從20世紀的歷史來看，社會民主黨正是在憲法、多黨政治、代議民主製等等憲政民主規則下為無產階級爭取了越來越多的經濟、文化、社會和政治權利，從而使憲政民主獲得了更為普遍的實質性內容，越來越多的人以至全體公民都實際地成為憲政民主的受惠者。

4、社會民主黨是恪守和推進法治的政黨

社會民主黨無論如何擴展政治民主和倡導直接民主，無論如何推進企業民主、產業民主、經濟民主，無論如何擴大國家的權力範圍和政府的職能範圍，永遠也不會突破公民權利至上、社會為本國家為用、有限政府的憲政基本原則，永遠不會拋棄公平正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大於權、司法獨立等法治的基本原則，也永遠接受反對黨、公民個人、社會團體、公眾輿論的製約和監督。只要存在著私有製、市場經濟、階級和階層的劃分、普選製、議會民主製和多黨製，社會民主黨即使獲得長期的執政地位，也不可能變成壹黨專製和壹黨獨裁，不可能搞出新的權治和王霸統治。

5、社會民主主義的歷史使命

社會民主主義反對經濟剝削，推動以工會、集體談判、罷工為基本形式的勞工運動，推進勞動力市場的集體定價機製的建立，推進企業民主和產業民主，推進社會個人所有製和社會市場經濟；社會民主黨反對階級不平等，推進階級之間的平等博弈和正和博弈，推進工人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勢力均衡，推動工人階級由無產階級向有產階級的轉化，推進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向中產階級的匯合；社會民主黨反對政治壓迫，反對世界上還在相當範圍內存在的極權、專製和權治，推動全人類實現普遍的憲政、民主和法治；社會民主黨反對社會區隔和社會不平等，推動建立覆蓋全社會的社會保障製度和社會福利製度；社會民主黨反對思想控製和文化不平等，推動每壹個人精神生活的自由而平等的發展。

最終，隨著經濟、政治和文化的高度發展，隨著階級差別和階級對立的消失，社會民主黨也會像自由主義政黨壹樣進入歷史的博物館。

第五章 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從對立走向融合





「社會形態」或「社會製度」是壹個綜合性概念，是經濟、政治、社會交往、思想文化四個方面的統壹體。在分別論述了社會民主主義的哲學與文化學、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理論的基礎上，本章接著論述社會民主主義的社會形態理論。現代社會形態和社會製度演變的壹個「世界歷史性」的現象是：傳統社會主義國家紛紛易幟而並入資本主義陣營，而傳統資本主義國家內部崛起壹種強大的社會民主主義（民主社會主義）力量。西方意識形態專家斷言，資本主義終於戰勝了社會主義而統治了全球，也就是說，整個世界已經「同化」、「壹體化」於資本主義，現代資本主義已是「人類歷史的終結」；另壹些人則只承認社會主義受到暫時的挫折和失敗，社會主義終將要戰勝資本主義；社會民主主義持第三種觀點，認為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種製度正在「合流」或「趨同」。





資本主義的歷史演變





壹、早期時代





早期資本主義在歷史上被稱為「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國家對經濟不加幹預，資產階級以各種合法和非法、合理和不合理的方式進行資本積累，並且憑著資本的優勢地位對勞動者進行殘酷的經濟剝削，而勞動者在工資收入、工時、勞動強度、勞動條件、社會保障等方面的合理權利都得不到法律的保護。這種原始的、野蠻的資本主義必然引起強大的社會反彈，於是，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蓬勃發展起來。1871年，對於整個資本主義世界而言，是石破天驚的、具有劃時代的歷史意義的壹年，這壹年，巴黎工人建立了巴黎公社——這是經典意義上的無產階級革命，是無產階級第壹次試圖從整體上推翻資本主義製度的社會革命，是無產階級專政和無產階級國家的首次實踐。資產階級雖然殘酷鎮壓了巴黎公社，但也從其自私、偏狹、粗野、渾渾噩噩的狀態中驚醒過來。首先，從純粹「經濟人」和「經濟理性」角度出發，資產階級看到了階級鬥爭和社會革命不僅給整個社會和民族帶來災難，也給資產階級造成巨大的損失——付出這樣高的「成本」和代價，對於資產階級是劃不來的，如果能夠實行壹種緩和階級矛盾、避免階級鬥爭和社會革命的溫和的統治，在經濟上是劃算的；對無產階級做出壹些讓步，近看是損失，遠看則符合資產階級的長遠利益。其次，資產階級看到了無產階級追求人權、尊嚴、自由和民主的強烈的要求和強大的決心、勇氣、毅力和犧牲精神，他們因為害怕遭到無產階級的反抗和報復，而不得不確認無產階級作為人、作為勞動者所應享有的基本經濟權利、政治權利、社會權利和文化權利。





二、資本主義的四次大調整





1、第壹次大調整

1871年以後，資產階級進入第壹個歷史調整時期，在這壹時間，普選權得到進壹步落實；各國都通過了關於工會的立法，確認了工人結社的權利，確認了工會和工人階級政黨的合法地位；到20世紀初，各國先後通過了有關勞動的立法，初步建立了集體談判、集體合同製度和社會保障製度。

2、第二次大調整

1929年，資本主義世界進入壹個前所未有的蕭條時期，工廠大量倒閉，工人大規模失業，物價飛漲，通貨膨脹，工人運動又走向壹個新的高潮，法西斯主義也乘機崛起，資本主義製度陷入嚴重的危機之中。為拯救這壹危機，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系統地提出了壹套國家幹預經濟的理論，否定了新古典主義經濟學關於供給本身能夠創造充分需求、市場機製本身能夠保證充分就業的理論，主張在市場之外由國家來幹預市場以創造和擴大有效需求、增強消費和投資取向，以此來實現充分就業和經濟的穩定發展；國家幹預經濟不是國家接管和直接代替市場，而是通過壹些間接的方法如稅收政策、貨幣政策、利率政策、公共工程和公共支出等經濟杠桿，來調控市場。美國的羅斯福總統率先采用了凱恩斯主義，實施「新政」，使資本主義進入第二個歷史調整時期。這次調整，使資本主義得以渡過30年代的經濟危機，並為戰勝德、意、日法西斯主義奠定了經濟基礎。

3、第三次大調整

二戰以後，各資本主義國家在繼續實施凱恩斯主義經濟政策的同時，吸收福利經濟學、社會市場經濟理論、人力資本理論、二元經濟論等其他經濟學理論，對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作了更大的讓步，使資本主義進入第三個歷史調整時期，不僅繼續在宏觀層次上對資本主義經濟加以調整，而且開始在中觀和微觀層次上對資本主義加以多層次、全方位的調整：

（1）宏觀層次上的調整

壹是國家利用計劃、稅收、貨幣、利率等經濟杠桿和法律手段，限製資本主義的過度壟斷、過度競爭，在壹定程度上消除了「生產的社會化與資本主義私人所有製」之間的矛盾以及「個別企業生產的有組織性和整個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之間的矛盾，使戰後避免了像30年代那樣世界性的經濟大危機。

二是國家不僅通過稅收掌握了相當部分的國民收入，而且直接掌握了壹定資本和生產領域（壹般占國民經濟的10～20%），控製了重要能源、交通、通訊、國防、航天、高科技等公共安全、公共福利和公共服務產業以及適合於由國家實行「自然壟斷」的產業，由此加強了對經濟的宏觀調控，彌補了市場的不足和缺陷。

三是國家通過稅收政策，掌握了40%以上的國民財富用於進行第二次分配，建立了養老、醫療、失業、工傷等方面的勞動保險製度，建立了最低工資和最低收入保障製度，使資本主義國家的公民「從搖籃到墳墓」都得到了社會保障。

四是普遍建立了政府、勞方和資方的三方協商機製，即由政府、勞方和資方共同建立壹個機構，就重要的經濟和社會問題進行協商並做出決定或協議，這壹機構壹般稱之為「國家勞工關系委員會」、「經濟和社會理事會」等。

（2）中觀層次上的調整

主要指勞資雙方在產業或行業壹級舉行集體談判，簽訂集體合同。在西方國家中，除美國以企業級談判為主，瑞典等國以中央級談判為主，大部分國家均以產業級、行業級集體談判為主，中央級談判以此級談判為基礎，企業級談判也以此級談判為最低標準。談判內容涉及工資、工時、休假、請假、解雇、學徒、福利、職業培訓、勞動安全和衛生、勞動保險、社會保險等各個方面。

（3）微觀層次的調整

壹是企業級集體談判，指以企業工會為壹方、以企業雇主為另壹方就工資、工時、勞動條件、福利等等涉及勞動者合法權益的問題進行集體談判，簽訂集體合同；這種談判在美國是集體談判的主要形式，在其他各國也是中央級或產業級集體談判的重要補充。

二是工人參與管理和勞資共決，二戰以後，工人參與管理已成為壹股世界浪潮，成為西方國家企業管理的主流，各國湧現出五光十色的工人參與企業管理的形式，其中以德國「勞資共決製度」最為著名，也最有成效；與勞資集體談判不同，勞資共決製不限於職工勞動權益，而進壹步擴展到職工對企業的民主管理權利和企業利潤的分配權，企業重大生產經營問題，都由勞資雙方共同決定，企業成為勞資雙方的利益共同體。

三是股權多元化和職工持股，前者是指本世紀以來，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責任公司成為壹種主要的企業組織形式，傳統的家族企業大部分都成為產權多元化的股份公司，尤其是上市公司，股權結構向全社會開放，任何人都可以購置其股票；後者是指企業內部職工擁有企業的部分股權，這部分股權與其勞動者身份是統壹的，不能隨意轉讓，更不能上市交易。職工持股運動最先是由美國經濟學家、投資銀行家路易斯•凱爾索倡導和推動的，其理論基礎是「二元經濟論」，認為資本與勞動是創造財富的兩個基本要素，在正常經濟運行過程中，任何人不僅可通過他們的勞動獲得收入，而且還應通過資本獲得收入，經濟製度的設計應當既能夠促進經濟增長又能達到社會公平，使每個人都能同時獲得兩種收入。與集體談判和勞資共決不同，職工持股已是資本主義在產權層次上的調整和改革。如果說集體談判主要涉及工人的勞動者權益，勞資共決是工人以勞動者集體的身份分享資本權力和利潤，那麽，職工持股則是工人、勞動者直接以所有者身份、以個人身份分割和享有資本的權利，資本主義的調整由勞動環節轉入管理分配環節，再由管理分配環節轉入產權環節。

四是企業的法人化和公眾化，由於集體協商和勞資共決的不斷完善、企業股權的日益多元化和內部職工化，由於養老基金等法人資本日益進入企業和法人企業之間的交叉持股，由於消費者權益和消費者主權的確立，由於社會和公眾對企業外部影響的強有力的製約，資本主義企業日益成為法人企業和公眾企業，傳統物質資本家對企業的決策權力越來越被削弱，企業董事會越來越成為股東代表、雇員代表、消費者代表、聯營公司代表和公眾代表的「共決機構」；企業不僅是「自由的」，而且成為「民主的」；企業經營由單純的利潤目標向利潤目標和社會目標的結合轉化。雖然利潤的絕對量還在不斷增長，但利潤在各個當事人之間的分配則日益趨向於公平和合理.

4、第四次大調整

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西方社會初步進入信息服務社會，到90年代，西方社會已初步邁入信息服務社會的高級階段——知識社會，資本主義也由物質資本主義階段轉入人力資本主義階段。如果說，凱爾索的職工持股計劃仍然是以假定物質資本占主導地位為前提的話，那麽在現代新興的高科技企業中，智力勞動者則直接以人力資本分享和擁有企業股權。例如，微軟公司已培養出3000名百萬富翁，這些人當初並沒有對公司投入什麽物質資本，但他們成了真正的資本家——人力資本家、知識資本家。壹種新的資本和企業產權構成方式應運而生，物質資本在其中已不占主導地位，與此同時，傳統經濟學和會計核算方式已經過時，壹種以對人力資本、知識資本、無形資本價值的確認和評估為主的新型經濟學和會計核算方式將取而代之。資本主義已進入第四個歷史調整時期，這壹調整將在前三次調整的基礎上，使資本主義更為合理化。

20世紀初期，列寧斷言帝國主義是腐朽的、垂死的資本主義。這壹預言已經落空。事實證明，資本主義具有極強的應付挑戰和自我調整的能力，因而也具有極為強勁的生命力。這是好事，不是壞事，因為壹種缺乏應戰能力和自我調整能力的製度（如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製度），往往不僅給它本身，而且給生活於其中的人民大眾帶來可怕的災難。





社會主義的歷史演變





與資本主義壹樣，社會主義也經歷了壹個歷史演變過程。恩格斯說，由於有了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學說，由於找到了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這壹具體道路，社會主義便從空想變成了科學。後人根據恩格斯這壹論述，把馬克思、恩格斯的社會主義稱之為「科學社會主義」，以區別於在他們之前的「空想社會主義」和在他們之後的「民主社會主義」，而在整個20世紀，科學社會主義與民主社會主義之間的政治和意識形態的鬥爭，構成世界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內部的主要矛盾——前者指責後者背叛了馬克思主義，是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和塗脂抹粉的、改頭換面的資本主義，後者指責前者拋棄了馬克思的人道主義和自由民主理想，成了反社會的國家主義和極權主義。





壹、馬克思對空想社會主義的改造





空想社會主義，又稱烏托邦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最初的、粗糙的形態，表達了早期無產階級對資本主義的抗議和對理想社會的向往。馬克思對它進行了三個方面的重大改造：

1、賦予社會主義以壹種新的哲學基礎

正如資產階級思想家壹般以人的自然權利或抽象的人性來否定封建專製製度壹樣，空想社會主義也是以人的自然權利或抽象的人性來否定資本主義製度，兩者具有同樣的思想基礎和思維邏輯，只不過對自然權利和人性的解釋不同而已——前者把生命、財產和自由等個體性價值取向擺在首位，而後者則把平等、團結、公共利益等群體性價值取向擺在首位。

馬克思則摒棄了這種自然主義的或唯心主義的抽象思維方式，而確立了壹種歷史主義的思維方式，他在壹種人與自然、個人與社會的具體歷史關系中來把握人性、人的權利和社會製度的歷史演變，根據對人類基本生存方式（物資生產勞動）和對人類的生存基礎（生產方式、經濟基礎）的靜態的和動態的分析，找出壹種決定人類歷史發展的終極力量（生產力），找出了歷史發展的基本規律（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運動的規律），由此把人類歷史劃分為「原始社會——古代社會和亞細亞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五個歷史階段，或「人的依賴關系——建立在物的依賴關系上的人的獨立性——自由個性」三個歷史階段，或「人類史前史——真正人的歷史」兩個歷史階段。社會主義因此而獲得壹種宏大的歷史哲學背景。馬克思由此拋棄了空想社會主義中的平均主義、禁欲主義成分，而把社會主義建立在物質文明和生產力高度發展的基礎之上，建立在資本主義社會的充分發展和其獲得的偉大歷史成就的基礎之上。

2、為社會主義提供實證經濟分析依據

空想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停留在經驗描述的層次上，它們歷數資本主義社會各種黑暗、荒謬、醜惡的現象，而不能進壹步分析產生這些現象的原因，而馬克思則把畢生精力用於《資本論》的創作，旨在分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矛盾運動的性質和規律，他終於發現了資本主義的本質，那就是無限製地追求利潤，而利潤實質上是對工人剩余勞動和剩余價值的無償占有，由此，馬克思發現了生產力的發展（表現為生產的社會化和科學化）與資本主義私人占有製之間的矛盾，以及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根本矛盾，正是這兩個矛盾，將導致資本主義的覆滅。

3、尋找消滅資本主義和建立社會主義的具體道路

空想社會主義停留在對資本主義的憤怒詛咒和對理想社會的道德訴求上。他們認為工人階級只是壹個受苦受難的階級，無力解放自己，只能等待別人的拯救，他們找不到推翻資本主義的革命主體和具體途徑。馬克思則不僅揭露了資本主義剝削的秘密和無產階級的真實地位，使無產階級獲得明確的階級意識，由壹個「自在的階級」變為壹個「自為的階級」，同時，馬克思還指出，無產階級因為代表社會化大生產，代表先進的生產力，是壹個有遠大前途和肩負世界歷史使命的階級，能夠成為當之無愧的革命主體。馬克思認為，通過無產階級革命，打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是消滅資本主義和建立社會主義的必經之路。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與其同時代的無產階級的歷史發展水平、利益、願望和理想，壹度受到歐洲各國無產階級的歡迎。





二、科學社會主義的兩重性





有了100多年的「歷史縱深」，站在今天的歷史高點返觀馬克思的社會主義，我們不得不說，馬克思只是完成了社會主義科學化的第壹步，而沒有終結其科學化的全部歷程；馬克思的社會主義思想中既有寶貴的科學成分和恒久價值成分，也有空想的和烏托邦的成分，有其不可避免的歷史局限性，有其只適合於壹定歷史發展階段的、暫時的並被以後的歷史發展證明為已經過時的層面和成分。

1、馬克思社會主義思想中具有永恒價值的方面

人類歷史上，有些偉大的導師，今天以至未來的人類都要反復聆聽他們從遙遠的歷史深處發出的教誨：老子、孔子、蘇格拉底、柏拉圖、亞裏士多德、耶穌•基督、穆哈默德、釋迦牟尼……就是這樣的人物，馬克思無疑應列入這些偉大導師之列。馬克思繼承了歐洲偉大的科學傳統和人道主義傳統，創立了壹種宏大的歷史哲學，從這種哲學出發，他為人類展現了壹個理想的社會和未來真正人的歷史，在那裏，勞動、創造成為生命的第壹需要，人的天賦和本質力量的發揮以及個性的自由發展，成為目的本身；人類與自然的矛盾、個體與類的矛盾、人與人的矛盾、存在與本質的矛盾、對象化與自我確證的矛盾、必然與自由的矛盾，得到真正的解決。不論這種理想社會在名稱上是叫做「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還是叫做別的什麽，都是我們人類應當追求的目標。馬克思社會主義思想中這壹超越的層面，像壹面永遠激勵和鼓舞人們追求幸福、自由、公正和人道的光輝旗幟。

2、馬克思社會主義思想中空想的和過時的方面

馬克思處在工業經濟和資本主義的早期發展階段，在這個階段，無論是資本主義製度和資產階級，還是作為其否定面和對立面的無產階級，都處在不成熟的、不發達的歷史階段，因此，馬克思的社會主義思想不僅要受到它所代表的那個階級的局限，而且也要受到整個社會、整個文明、整個時代的局限。顯而易見，當馬克思從價值層面進入操作層面、從理想層面進入現實層面時，他的思想不能不帶有他那個時代特有的弱點。

（1）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和剩余價值論沒有充分考慮到其他生產要素如土地資源、資本、經營管理、科學技術在財富創造和價值增殖過程中的內在作用，而把價值和剩余價值全部歸之於直接生產勞動者，這壹理論是以科學和客觀的面貌出現的，但實際上其中包含了強烈的主觀傾向性，表現了當時歷史條件下無產階級對資本主義剝削的憤慨、仇恨和占有全部社會財富的強烈願望。然而，憤慨是正當的，而仇恨則可能使自己失去理智；要求消滅剝削是正義的，而要求全部占有社會財富則是非歷史的、不現實的，壹旦這壹要求得到實現，必然會取消其他生產要素的積極性，從而不利於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對於這壹點，無論是當時的無產階級，還是馬克思本人，未必具有明確的自省意識。馬克思旗幟鮮明地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把全部同情都傾註於無產階級，因此，在他明確地表達無產階級已經成熟的歷史要求時，也不自覺地表達了無產階級尚未成熟的、不現實的歷史要求，與此同時，也過早地否定了資本主義的全部合理性。

（2）馬克思指望通過無產階級革命來中斷資本主義的歷史進程，然後通過無產階級專政來建立社會主義製度，這壹設想也符合當時無產階級不能繼續忍受剝削和壓迫的、解放自己的急迫要求，也是馬克思根據當時無產階級的素質、能力和已經達到的歷史高度和文明高度而設想出來的壹條具體途徑，這壹途徑固然比空想社會主義實際得多，但依然帶有無產階級的歷史局限性。因為無產階級當時的素質和能力不足以從資本主義內部、從經濟領域內部逐步地改造資本主義，而只能通過社會革命這壹集體的、整體的政治行動來從外部全盤推翻資本主義並代之以壹種「共有製」形式的社會主義。這種解放和替代方式如果要獲得成功的話，必須具備兩個極為重要的前提，即無產者都具有直接管理經濟、政治和社會生活的素質和能力，同時又都具有大公無私的道德品質。然而，無產階級並不具有這兩個條件。既然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建立在無產階級較低的素質和能力以及對自己道德水準的主觀自信和道德力量的誇大的基礎之上，那麽可以說，這個理論也就帶有濃厚的幻想和空想色彩。

（3）馬克思提出的對資本主義的現實替代方案是公有製（第壹階段表現為國家所有製）和計劃經濟。但是，這種大壹統公有製和計劃經濟式的社會主義，只有在生產力和整個社會文明極度發達的基礎上才有可能實現，而當早期工業經濟和資本主義時代的無產階級把它當作資本主義的替代模式——此時，無產階級因為與私有製和市場經濟處於壹種外在對立狀態，無法滲透和控製私有製和市場經濟，於是便以壹種對立物取而代之，在無產階級的主觀意識中，私有製和市場經濟也是壹種完全異己的、對立的力量——付諸實施時，就必然墮入空想之中。





三、伯恩施坦對科學社會主義的修正





伯恩施坦是馬克思、恩格斯的學生和恩格斯遺囑的執行人，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重要領導人。恩格斯逝世以後，他開始全面批評和修正馬克思主義，同時也吸收了與馬克思、恩格斯展開激烈競爭的蒲魯東、巴枯寧、拉薩爾等其他社會主義思想家的重要理論成果，並於1899年發表了《社會主義的前提和社會民主黨的任務》，提出了自己的社會主義學說。

如何評價伯恩施坦的社會主義思想，壹直是整個20世紀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爭論的壹個問題。如果繼續堅持共產國際當年的立場，那麽，伯恩施坦主義無疑是典型的修正主義，是對馬克思主義的背叛；從馬克思主義到伯恩施坦主義，再到20世紀各國社會民主黨的社會民主主義或民主社會主義，是壹個不斷倒退和下滑的過程，最後終於與資本主義同流合汙了。但是，如果我們承認社會民主主義壹直具有強大的階級基礎和社會基礎並獲得了資本主義國家大多數工人階級選民的支持這壹事實，那麽伯恩施坦就會得到非常高的評價——他是整個20世紀蔚為壯觀的、世界性的社會民主主義運動的奠基人；他像馬克思恩格斯壹樣開辟了社會主義運動的壹個新的歷史階段。從這個角度看，從馬克思主義，到伯恩施坦主義，再到20世紀各國社會民主黨的社會民主主義，就是壹個上升的過程，是社會主義隨著歷史條件變化而不斷發展的過程，這壹個過程既反映了也促進了資本主義製度下的工人階級不斷發展壯大、不斷獲得新的解放、其社會地位和歷史地位不斷得到提高的過程。

不錯，伯恩施坦拋棄了馬克思社會主義的許多具體結論，「降低」了社會主義的目標，「緩和」了社會主義的激進色彩，但也因此而使社會主義更符合已經變化了的歷史條件。這壹點已經被20世紀的歷史所證明。今天，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繼續鼓吹暴力革命、無產階級專政、國家所有製和計劃經濟的人，基本上已經絕跡了。可以說，伯恩施坦並沒有拋棄馬克思社會主義思想中精華的、具有深遠歷史價值的成分，毋寧說，社會民主主義把馬克思社會主義作為壹個重要的思想來源和歷史環節揚棄地包含於自身之中了。





四、社會民主主義的基本主張和綱領





伯恩施坦雖然已明確地把自己的學說稱之為「民主的社會主義」，但各國社會民主黨並未采用這壹叫法，還依然采用「社會民主主義」的叫法。在伯恩施坦主義的影響和「社會主義工人國際」的指導下，各國社會民主黨大力開展議會鬥爭，在20世紀20年代資本主義恢復和穩定發展階段，社會民主主義也有很大發展，英國、德國、法國、瑞典、挪威等國的11個社會民主黨、工黨先後參政和獨立執政，通過立法和政府行為，改善工人階級的勞動條件和經濟條件，在勞動立法、社會保障、國民收入再分配等方面取得了壹系列成就。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獲得執政地位的英國工黨最先倡導恢復社會黨的國際組織。1951年，在法蘭克福召開了第八次國際社會黨代表會議，成立了「社會黨國際」，通過了《民主社會主義的目標和任務》的決議即《法蘭克福聲明》，正式用「民主社會主義」來概括各國社會黨的目標、任務、理論和政策。此後，民主社會主義得到了極大的發展。在西歐24個國家中，有28個社會黨、社會民主黨和工黨，擁有2000多萬黨員和2億多選民（占西歐各國選民的半數以上），擁有5000萬工會會員（占西歐工會會員的70％以上），大多數社會黨在議會中居於第壹、二位，已成為西歐主要的執政黨、參政黨和反對黨；在英國等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社會黨長期或輪流執政。在美洲、亞洲、大洋洲、非洲，民主社會主義的勢力也在迅速發展。

現以《法蘭克福聲明》為藍本，參考近幾十年來社會民主主義或民主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的發展，將其要點介紹如下：

1、關於民主社會主義的理論基礎和指導思想

社會民主主義壹般承認馬克思主義（主要指馬克思的歷史和社會學說、馬克思分析社會的方法和對資本主義的批判）是其思想來源之壹，但只要社會黨人的共同目標是建立壹個「社會公平合理、生活美好、自由與世界和平的製度」，他們的信仰也可以建立在宗教原則和人道主義原則的基礎上，因此，基督教倫理學、法國革命的人權宣言、康德的倫理與啟蒙思想、黑格爾的辯證歷史哲學、伯恩施坦的批判的馬克思主義，都是民主社會主義的思想來源。社會黨是壹個思想和信仰自由的黨，不把任何壹種學說宣布為絕對真理；社會黨的指導思想是多元的，而不是壹元化的、要求全體黨員無條件地信仰的某種意識形態。

2、關於社會主義的基本含義和基本價值

（1）社會主義作為壹個反抗資本主義社會所固有的各種弊害的運動而產生於歐洲，最初是受資本主義痛苦最深的雇傭勞動者的運動，後來，越來越多的公民都開始認識到社會主義是掌握著他們未來命運的鎖鑰。社會主義向所有相信人與人之間的剝削必須予以消滅的人們發出呼籲。

（2）社會主義的目的，是要把人們從占有和控製生產資料的少數人的控製中解放出來，把經濟權利交給全體人民，創造壹個自由人能以平等地位從事共同工作的社會，壹個每個人得以發展自己的個性並作為公共生活中服務性的壹員負責地參加人類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生活的社會，壹個消滅了剝削的無階級的社會。

（3）社會主義的基本價值是自由、公正和互助。自由意味著擺脫任何有損於人的尊嚴的依賴關系，自由地發展自己的個性；公正是通過在社會中給每個個人提供同樣權利和均等的生存機會，而實現著每個人的自由；互助是指作為自由平等的人，只有在彼此間負有責任並相互幫助的情況下，才能友愛地相處。

（4）社會主義是介於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即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之間的第三種勢力或第三條道路，它與共產主義有本質的區別。共產主義歪曲了社會主義的傳統，閹割了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精神，在它取得政權的地方，建立壹黨獨裁，破壞自由和獲得自由的機會，把它的統治建立在軍事官僚、警察恐怖和強迫勞動的基礎之上，並造成財富和權利上的懸殊，從而形成壹個新的階級社會。

（５）社會主義是壹項持久的任務。民主社會主義不許諾壹個人間天堂來解決人類面臨的所有問題，也不是壹個新的社會製度的盡善盡美的計劃；它更多地是通過爭取並捍衛自由、公正、相助，同時本身在自由、公正、相助中經受檢驗而實現自身。

3、關於社會主義的政治民主

社會黨人的奮鬥目標，是以民主方法建立壹個自由的新社會；社會主義只有通過民主才能完成，而民主也只有通過社會主義才能充分實現；社會主義是最高形式的民主主義。

（1）民主社會主義反對暴力革命，而主張在資本主義議會民主製的基礎上，通過對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文化進行改良而建立壹個新的社會。

（2）民主社會主義主張政治多元化和多黨製，不僅尊重資本主義範圍內的政治多元化和多黨製，而且在社會民主黨執政、民主社會主義取得優勢的情況下，繼續保持政治多元化和多黨製。

（3）民主社會主義反對壹切形式的階級專政和實行專政的階級，因為任何壹種階級專政，包括無產階級專政，都將導致國家或權力機關的膨脹和極權主義統治的危險。

4、關於社會主義的經濟民主

（1）社會主義謀求建立壹種公共利益優先於私人利益的製度來取代資本主義

（2）民主社會主義實行公有企業、私人企業等多種所有製並存的「混合經濟」體製。公有製不等於國有製，可同時采用把私有企業國有化、創立新的公共企業、市有和地方性企業，或消費合作社、生產合作社等多種形式。在重要和廣泛的生產範圍內，例如在農業、手工業、零售商業和中小型工業，都可以有私有製存在。

（3）民主社會主義主張實行國家計劃和國家幹預的市場經濟。在私有企業之間、公有企業之間、公有企業與私有企業之間，應該有廣泛的競爭，同時，通過國家計劃和國家幹預來克服市場經濟的消極方面。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哥德斯堡綱領》說得最明白：「社會民主黨贊成在凡是真正存在著競爭的地方實行自由市場經濟，而在凡是市場受到個別人或集團控製的地方則需要采取各種措施，以維護經濟領域的自由」；「只要有可能就實行市場競爭，只要有需要就實行計劃。」

（4）無論在公有企業，還是在私有企業，都要實行廣泛的經濟民主，讓所有的工人都參與決定，不僅在就業問題和企業日常生活方面享有參與決定的權利，而且在對企業領導機構的任命和監督方面與資方享有平等的權利。

5、關於社會主義的社會民主和文化進步

（1）在全社會範圍內公平地分配生產成果和國民財富，建立普遍的社會福利，保證所有人工作的權利，休息的權利，享受醫療保險和生活福利的權利，因年老、殘廢與失業而不能工作的公民有獲得經濟保障的權利，兒童有享受福利照顧的權利，青年依照其才能而受教育的權利，適當的住屋的權利等等。

（2）取消性別之間、社會集團之間、城鄉之間、地區之間和種族集團之間的所有法律上、經濟上和政治上的歧視。

（3）解放和發展人類個性和道德上的價值，為意識到自己責任的人們精神的發展和在文化方面發展完整的人格打開道路，提高人們的文化水平和鼓勵人類的創造願望。

6、關於社會黨的性質、階級基礎和組織結構

（1）社會黨認為，隨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階級對抗的緩和，隨著中間階層人數的增多，社會主義政黨的社會基礎不應局限於工人階級和無產階級，而應向壹切反對資本主義的公民開放；社會黨已由工人階級政黨，變為「人民黨」、「全民黨」，變成壹個以工人為主體或者工人占壹定比重的群眾性的各階級聯盟性質的政黨，職員、公務員、農民、手藝人、零售商、知識分子等壹切中間階層都是社會民主黨的社會基礎。

（2）社會黨是無條件地實行民主原則的黨，不僅是思想上高度自由的黨，而且是組織上高度自由的黨。社會黨堅決反對民主集中製，主張黨內少數派有存在並轉變為多數派的權利，主張每個黨員有以其本來面目存在於黨內的權利。



五、民主社會主義的危機和誤區





1、民主社會主義的危機

20世紀70年代以來，由於凱恩斯主義的失靈，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力量再度崛起，以及蘇聯模式社會主義向資本主義的劇變，使西歐民主社會主義壹時陷入低潮，處於守勢，許多社會黨失去了執政地位。正如皮爾森所言：「在戰後的初始階段，甚至右翼政黨也不得不在社會民主主義者限定的框架內活動，而現在形勢反轉過來，執政的社會民主主義政府也不得不追求新自由主義政策了。」民主社會主義本身陷入了國有化、福利國家、經濟滯脹、生態問題等諸種危機之中。

2、民主社會主義的誤區

導致民主社會主義上述危機的原因，除了與資本主義、蘇聯模式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面臨同樣的客觀原因（如世界人口的劇增、生態環境的惡化、南北差距的增大以及工業經濟本身的局限性），民主社會主義自身也陷入了某些思想和政策誤區，舉其要者有：重政治民主，輕經濟自由；重宏觀調控，輕微觀改造；重分配領域的改革，輕所有製的改革；重就業、福利和經濟增長，輕生活質量和生活。

這就可以較好地解釋，為什麽社會民主黨執政的福利國家的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會失去後勁，為什麽在經濟高速增長時，社會民主黨能贏得較多的選票，而在經濟衰退時，廣大選民，包括工人階級，就會拋棄以至反對社會民主黨，並轉而支持資產階級政黨。今天，我們不能說民主社會主義已經破產和失敗了，事實上，它仍然擁有普遍的和強大的社會基礎，但是，民主社會主義如果不從上述誤區中走出來，如果不重新檢討自己的綱領、目標和政策，如果不把自己建立在壹種已經變化了的歷史基礎上，如果不適應工業經濟向信息知識經濟、體力勞動向腦力勞動、物質資本主義向人力資本主義、狹隘的少數人的資本主義向普遍的多數人的資本主義、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向中產階級轉化這壹偉大的歷史潮流，那麽，民主社會主義被拋棄和淘汰的命運也同樣是不可避免的。





六、市場社會主義





民主社會主義的諸種誤區可以歸結為壹個總的誤區，那就是它沒有建立壹個微觀的經濟基礎和所有製結構，壹種既與自由市場經濟相融又保證高度的社會公平的經濟製度。從民主社會主義的實踐經驗來看，僅僅通過國有化、國家幹預和社會再分配（凱恩斯主義和福利國家）這些宏觀改革，是不可能建立這樣壹種製度的。必須進行企業產權和資本結構的微觀改革。「市場社會主義」可以看作是這壹改革的壹種設想和最初的努力。

1、市場社會主義的基本含義

所謂市場社會主義，如克•皮爾森所言，是「把經濟的社會所有製原則與繼續通過市場機製配置商品（包括勞動）的做法結合起來的壹種經濟和社會製度。」它的兩個基本環節就是市場和社會所有製。

（1）市場。對於市場社會主義來說，市場不僅是社會主義取得更大經濟效率的手段，而且也是達到更大程度的個人自由、社會民主和提高社會公正的途徑。取消市場競爭，不僅將降低經濟效率，而且也無法達到社會公正。在市場社會主義的經濟模式中，市場是主要的調節機製，而中央計劃將受到嚴格的限製。

（2）社會所有製。這是壹種與市場內在貫通、銜接的所有製形式，它壹方面與傳統的私有製是對立的，另壹方面又與國家所有製是對立的，因此，它處在壹個廣闊的社會平臺上，處於個人與國家之間的中間層次，是壹種「聯合起來的個人所有製」即法人—社團所有製，國家所有製將受到嚴格的限製。

2、市場社會主義的思想和經驗來源

（1）馬克思的社會個人所有製思想。馬克思把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所有製作為社會主義的初級形式，他認為隨著國家的消亡，直接的社會所有製將取而代之。按照馬克思的辯證邏輯，這種直接的社會所有製，同時也就是個人所有製（即「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製」），因為社會不是與所有個人抽象地對立的獨立實體，它本身不過是聯合起來的個人的自由共同體。

（2）蘭格的競爭社會主義

20世紀30年代，針對資產階級經濟學對社會主義的計劃可行性和資源配置的有效性的否定，波蘭經濟學家蘭格提出了壹種競爭的或模擬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模式。他認為，可以在公有製基礎上模擬資本主義私有製經濟下完全競爭市場來合理配置資源，其具體方案是：工資和消費品的價格由市場決定，投資率和積累率由中央計劃機關確定，工業品價格則由壹種從中央計劃機關到企業反復摸索估計的「試錯法」程序來決定。蘭格首次確認社會主義與市場的壹致性和兩者結合的可行性，是社會主義思想的壹大突破。

（3）南斯拉夫的自治社會主義

南斯拉夫是第壹個擺脫蘇聯控製而主動探索社會主義道路的社會主義國家。南斯拉夫試圖依據的是馬克思的社會所有製思想，建立壹種不同於國家所有製和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模式，這壹模式的基本要點是社會共同所有製、工人自治和社會計劃指導下的市場經濟。不過，南斯拉夫也出現了經濟增長放慢、工資和物價交替上升、失業和通貨膨脹率升高、外債負擔沈重和工人大量外流，自治社會主義模式因此也陷入嚴重的危機之中。可以說，自治社會主義在相對消除了資本主義和蘇聯模式社會主義的弊端（兩極分化和國家統製主義），同時也把兩者的弊端集於壹身了（無政府狀態和產權不明）。

（4）德國的社會市場經濟

二戰以後，聯邦德國卓有成效地實行了壹種「社會市場經濟」即把自由市場原則和社會均衡原則結合起來的經濟模式。社會市場經濟被認為是介於極權主義經濟（納粹主義強製經濟和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經濟）與放任自流的自由主義經濟之間的「第三條道路」，是社會主義和新自由主義之間的綜合。它試圖在競爭經濟的基礎上，把自由首創精神同恰恰是由於市場經濟成就才得到保障的社會進步結合起來，具體表現在兩個層面：在企業和市場層面，把經濟自由與經濟民主結合起來；在社會和國家層面，通過政府的經濟政策和社會政策來保障自由競爭基礎上的社會保障和社會公正。

（5）資本主義國家歷史悠久的合作經濟

在資本主義國家，合作社已有悠久的歷史，其源頭可追溯到19世紀初期英國的歐文和法國的付立葉等人的社會主義實驗。與南斯拉夫的自治社會主義和勞動管理型經濟不同的是，合作社不是在壹種社會所有製、全民所有製基礎上建立起來的，而是在資本主義的宏觀環境中由工人、勞動者通過互助合作的方式建立起來的，是壹種反抗資本主義的自發群眾運動。合作經濟在歐洲經濟領域中雖然只占產業活動的壹小部分，並總的來說處於某種邊緣狀態，但壹直在頑強地生存和發展著。

3、市場社會主義的基本問題

市場社會主義的關鍵問題是如何解決社會所有製和市場經濟的結合。爭論的焦點是，所謂社會所有製，是否認個人所有製的共有製，還是承認個人所有製的聯合所有製？是全體公民的整體、統壹的所有製，還是作為不同公民之間的合作的分散的、團體的所有製？第壹種思路是南斯拉夫自治社會主義的繼續，而第二種思路是資本主義國家傳統的合作製的繼續。第壹種市場社會主義模式否定工人的個人所有，工人只有對社會所有的生產資料的經營使用權和收益權。但是，正如我們從南斯拉夫所看到的，社會所有製很難和國家所有製劃清界限，因為總得有壹個機構來代表社會在不同企業之間分配生產資料，這個機構，不管是叫做「計劃委員會」，還是叫做「國家銀行」，都擁有對生產資料的壹種壟斷權力，與市場經濟所要求的資源在各個企業、各個地區、各個行業之間自由流動是矛盾的（只有壹個自由的資本市場才能做到這壹點）。所以這種經濟與其叫做市場經濟，不如叫做計劃經濟。另壹方面，這種模式不能防止各個工人團體從本位利益出發，對屬於全社會的生產資料進行掠奪性經營，把本企業工人收入的最大化放在首位，而對社會所有的生產資料的量的增長和質的提高漠不關心，同時，在工人團體內部，也不能防止平均主義、「搭便車」和「吃免費午餐」的現象，不能防止沒有上進心、責任感和能力較弱的工人以民主的多數票剝削那些有上進心、責任感和能力較強的工人。第二種市場社會主義模式則沒有否認資本的個人所有權，只不過把資本雇傭勞動轉變為勞動雇傭資本了。但這種模式仍然太多地局限在傳統的合作社範圍內，解決不了企業的融資能力問題、規模經營問題、勞動力自由流動問題等市場經濟中必然發生的問題。第壹種模式實際上已被歷史經驗所證偽。因此，出路在於改造第二種模式。





七、蘇聯模式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在不發達國家的異化和畸變





1、蘇聯模式社會主義是馬克思模式在不發達國家的實踐

馬克思的「無產階級革命—無產階級專政—國家所有製—計劃經濟」模式，作為其社會主義思想的工具和手段層面的東西，是在資本主義早期發展階段提出的，反映了仍處在早期發展階段的工人階級的利益、願望和要求，是社會主義的初級的、粗糙的形式和低級階段，是工人階級處在不發達階段所能設想出來的對資本主義的替代物，這壹模式在1871年巴黎公社短暫的實踐後，隨著工人階級的發展、成長和壯大，逐漸被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所拋棄。但是，這壹模式卻對資本主義不發達國家的無產階級具有某種天然的適用性——這些國家由於種種歷史原因，在其資本主義早期發展階段陷入內憂外患之中，以至傳統的封建地主階級的統治已經癱瘓了，而新興的資產階級由於力量太弱還沒有形成統治能力，於是，這些國家的城鄉無產階級被推到歷史的前臺，成為經濟、政治和社會變革的主導力量。

問題的關鍵在於，在俄國等經濟文化落後以及工人階級本身很不發達的國家的社會主義實踐中，馬克思社會主義模式中所包含的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文明成果這壹前提和內核被中斷、否定和拋棄了，直接用暴力革命和專政的方式把壹種反資本主義的國家所有製和計劃經濟強加於整個社會的結果，就是把在馬克思那裏只是工具、手段和過渡形式的「無產階級革命—無產階級專政—國家所有製—計劃經濟」模式，變成了所謂工人階級先鋒隊對整個社會的長期專政，變成了共產黨對整個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生活的全面壟斷和控製，變成了與納粹極權主義異曲同工的共產極權主義。

2、蘇聯模式社會主義是不發達國家開創的壹條企圖通過非資本主義方式完成工業化和現代化的道路，它不僅是國內階級矛盾激化的產物，而且是國際矛盾、民族矛盾激化的產物，帶有強烈的民族主義色彩

本來，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以後，並非壹定要實現國家所有製和計劃經濟，實際上，布哈林壹派就主張長期實行新經濟政策，國家只通過經濟杠桿引導私有經濟和平長入社會主義，而不是通過政治暴力強製推行集體化、國有製和計劃經濟。但是，這條道路對於處於資本主義世界包圍和威脅之下而急於完成工業化和現代化、急於建設壹個強大國家的民族來說，確實是太漫長了。如果能夠既避免剝削、貧富兩極分化、壓迫、奴役等種種傳統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所具有的弊端，同時又迅速實現國家的富強和民主，這對於絕大多數人來說，無論如何也是壹種巨大的誘惑，能激起他們無限的希望、熱情和奮鬥精神。

事實上，在特定的歷史條件和歷史階段，國家所有製和計劃經濟確實能夠取得比私有製和市場經濟更為迅速、更為顯眼的經濟效率，能夠在很短時間內取得令人目不暇接、驚嘆不已的工業化成就，因為國家可以集中全國的資源、資金和人力來達到某些近期目標，就像在戰爭中，可以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壹樣。這樣壹種集中的優勢和爆發力，是資本主義所不具備的。然而，國家所有製和計劃經濟與工業化和工業經濟在本質上又是對立的。所謂工業化和工業經濟，是指工業成為國民經濟中的主導產業並滲透和控製其他的產業（農業、服務業）。與農業經濟相比，工業經濟具有如下特征：它不是生產和消費直接結合的經濟，而是生產與消費分離的經濟；它不是直接利用體力和手工工具進行生產的經濟，而是通過機器體系這壹中介的「迂回的生產過程」；它不是利用簡單的經驗和技能進行生產的經濟，而是科學技術在生產過程中的應用；它不是停留在男耕女織這壹簡單的分工狀態的經濟，而是要求大規模分工和專業化，並在此基礎上達到壹種新的協作。很顯然，這種生產只有在廣泛的、發達的市場交換的情況下才是可能的，這種市場交換又必須以生產要素的私有製作為前提，才會保持其秩序、效率和基本公平。這就是說，工業化、工業生產力和工業經濟要求私有製和自由競爭市場，工業化的目標本質上只有通過資本主義這壹手段和途徑才能達到。但是，在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社會裏，工業化和現代化這壹目標卻在本質上是與國家所有製、計劃經濟這壹手段和途徑相矛盾的，壹旦這種社會主義把工業生產力、科學技術、大規模分工和協作以及現代教育引入自己的內部，同時也就為自己準備了壹種否定的力量，這種力量終將從內部摧毀它的外殼。這就是說，正好是因為工業經濟水平和工業化程度太低，才有可能實現這種社會主義，而在工業經濟得到充分發展的狀況下，這種社會主義就越來越失去其現實性了。

3、蘇聯模式社會主義與發達國家社會主義的本質區別

嚴格地說，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並不能叫做社會主義，而只是社會主義的極端、畸型和異化形態，這就正像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極端、畸型和異化形態壹樣。因此西方世界通常把它稱之為共產主義，與作為西方社會製度和發達國家正常組成部分的社會主義作了明確的區分。

民主社會主義或社會民主主義與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幾乎在壹切方面都是對立的：前者追求優良私有製和優良公有製的結合，後者追求權貴官僚集團所有製；前者實行社會市場經濟，後者實行國家統製經濟；前者實行憲政、民主、法治，後者實行極權、專製、權治；前者實行多黨製、議會民主製、三權分立，後者實行壹黨製、共產黨專政、三權合壹；前者確保信仰、思想、言論自由，後者對所有人施行意識形態控製。幸運的是，在給人類造成巨大災難之後，蘇聯模式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已經土崩瓦解，目前僅在兩三個國家茍延殘喘而已。





八、歐洲共產主義：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社會主義的支流





第二國際解體後，歐洲社會民主黨的左派紛紛獨立出來，成立共產黨，在列寧和布爾什維克的倡導下，成立了共產國際，依然堅持「無產階級革命—無產階級專政—國家所有製—計劃經濟」的觀點。1956年蘇共20大召開和共產黨情報局解散，為各國共產黨獨立自主的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

1968年歐洲17國共產黨支持「布拉格之春」並發表聯合聲明，強烈譴責蘇聯出兵捷克斯洛伐克的霸權主義行徑，標誌著「歐洲共產主義」獨立自主路線的形成；1976年，歐洲共產黨正式打出「歐洲共產主義」的旗幟，系統地闡述了自己的理論和政策，至此，「歐洲共產主義」正式成為壹股獨立的政治力量，到1986年，全世界有18個共產黨奉行「歐洲共產主義」理論，其中，在西歐24個共產黨中占14個，共擁有黨員330萬，約占資本主義世界共產黨員總數的75％以上，占西歐共產黨員總數90％以上，在西歐各國選民中，獲得約10％的選票，在議會中擁有壹定數量的席位。

與歐洲的民主社會主義把自己界定為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的「第三條道路」不同，歐洲共產主義則把自己界定為蘇聯模式社會主義與民主社會主義之間的「第三條道路」。歐洲共產主義的主要觀點如下：

1、歐洲共產主義主張「獨特的民主道路」

放棄暴力革命，通過和平民主途徑實現社會主義，當然也不排除以革命暴力壓製反動派的政變；以結構改革的辦法，改造和利用國家機器，而不是「打碎舊的國家機器」。

2、歐洲共產主義主張「民主的社會主義模式」

放棄無產階級專政，代之以以「勞動者政權」和「以工人階級為主體的、由勞動力量和文化力量聯盟所領導的新政權」；實行共產黨起政治引導作用的「多黨製聯盟」，各政黨可通過普選輪流執政。

3、歐洲共產主義的「新經濟模式」

對主要的生產資料和大企業實行國有化，同時發展合作社所有製和市、省、地區所有製等社會所有製形式；允許私有製在壹定範圍內存在和發展；多種所有製在壹定時期內繼續並存，隨著生產力的發展，逐步把私有製的各種形式過渡到單壹的社會主義公有製，最終實現共產主義；實行經濟民主計劃，把計劃與市場結合起來，把公有和私有企業的積極性結合起來，把國家、地方和企業的決策同勞動者的參與和監督結合起來。

4、歐洲共產主義的「新型群眾性政黨」理論

在指導思想上，不再沿用蘇聯式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提法，而改用「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偉大思想」等提法；對黨的性質，不再提「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而改為黨是為實現社會主義理想而奮鬥的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公民的「群眾性組織」；黨依然堅持民主集中製，但不再對國家、社會實行絕對領導，而是與向往社會主義的不同政黨和團體建立政治聯盟。

從以上簡略論述可知，「歐洲共產主義」在急劇地遠離蘇聯模式社會主義，而向民主社會主義靠攏，甚至自稱是壹種「民主的社會主義」，表現出歐洲共產黨人探索壹條適合於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主義道路的積極的努力。雖然在指導思想、最終目標、民主道路和黨的性質等方面，歐洲共產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還存在壹些重大的區別，因此不能說歐洲共產主義已經融入了社會民主主義，但是，可以明顯地看出兩者融為壹體的趨勢，在不遠的將來，歐洲共產主義融入社會民主主義是大概率事件。





九、「老共產黨」和「新共產黨」的共產主義：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社會主義的末流





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還有壹些堅持蘇聯模式社會主義的老共產黨，如葡萄牙共產黨、希臘（國外）共產黨、盧森堡共產黨、愛爾蘭共產黨、丹麥共產黨、美國共產黨、奧地利共產黨、加拿大共產黨、新西蘭共產黨、西班牙人民共產黨、馬耳他共產黨、土耳其共產黨，共有黨員35萬人，擁有少量的選民和議會席位。這些共產黨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思想和無產階級專政理論，主張學習蘇聯經驗，甚至以蘇聯為社會主義的「活樣板」。但在蘇東劇變以來，這些共產黨急劇地轉向「歐洲共產主義」。

60年代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大論戰以來，先後從「老共產黨」中分裂出來壹些「新共產黨」，他們自稱是「馬列左派共產黨」，只有幾萬名黨員，沒有多少群眾基礎。這些新黨壹般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作為指導思想，把中國革命道路當作革命的樣板，並且「唯我獨尊」、「唯我獨革」，把其他共產黨都看成是修正主義的黨；在政治上推行壹條極左路線，盲目拒絕合法鬥爭、議會鬥爭，主張「通過暴力革命，武裝起義，打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在組織上陷入宗派主義，壹般又分裂為好幾個組織。80年代以來，這些新黨大部分已名存實亡，幸存的幾個新共產黨則開始糾正左的錯誤，表現出向「歐洲共產主義」靠攏的趨勢。

以上我們回顧了整個20世紀世界社會主義發展變化的基本歷程。總的來說，在整個世界經濟政治體系中，尤其是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民主社會主義走的是壹條上升的路，蘇聯模式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雖然壹度在近半個地球上獲得絕對的主宰地位，上升到輝煌的頂點，但終於在20世紀末走向全面的衰落和崩潰，而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這種模式的社會主義運動早在二戰以後就開始了衰落的過程。從蘇聯、東歐的社會主義急劇地轉化為民主社會主義，從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極左的「新共產黨」和「老共產黨」急速地轉向「歐洲共產主義」，而「歐洲共產主義」本身又急速地轉向民主社會主義這壹歷史大趨勢來看，21世紀的社會主義，將主要是壹種民主的、市場的、自由的、人道的社會主義，這是我們根據20世紀社會主義的全部歷史能夠做出的壹種預言。





社會資本主義和資本社會主義





20世紀是資本主義獲得長足發展的世紀，是蘇聯模式社會主義由誕生到鼎盛、由鼎盛到衰落的世紀，但同時也是民主社會主義欣欣向榮、蓬勃發展的世紀。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不是兩敗俱傷，而是同時得到發展；不是零和對局，而是雙贏。

按照傳統的社會主義觀念，無法解釋這壹復雜的歷史現實。這就迫使我們重新思考壹個根本的問題：什麽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本質含義是什麽？





壹、社會主義的再定義





按照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觀念，社會主義是壹種全面批判和否定資本主義，主張公有製和計劃經濟的理論；是資本主義社會內部無產階級追求自身和全人類從資本主義製度下解放出來的運動；是人類歷史上取代資本主義的壹種更高的社會製度和更高的歷史階段。如果按照這種說法，那麽，就無法解釋為什麽蘇聯模式社會主義這種更先進的社會製度會失敗和崩潰，而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的民主社會主義卻取得了極大的成功，只有把蘇聯東歐劇變解釋為暫時的失敗，蘇聯模式社會主義很快就會東山再起，只有把民主社會主義排除在社會主義之外而把它看作是資本主義的壹個變種，才能保持邏輯上的自圓其說。這是壹種極左派的解釋，很難讓俄羅斯和東歐各國已經唾棄了蘇聯模式社會主義的人們相信，發達國家占全部選民壹半左右的民主社會主義的追隨者和擁護者，也不會接受這種解釋。

有必要區分「社會的」（Social）和「社會主義」（Socialism），正如有必要區分「個人的」（Individual）和「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壹樣。所謂社會的，指人的本性中有社會的、合群的、合作的、互愛的、利他的壹面；所謂個人的，指人的本性中有獨立的、自主的、排他的、利己的、自私的壹面。這是兩個描述性的、中性的事實判斷，而社會主義和個人主義則是兩個帶有強烈傾向性的價值判斷，是分別把「社會的」和「個人的」方面誇大成為占主導地位的，甚至是唯壹的、絕對的、普遍的東西，用其中壹個方面來概括整個人的全部本性而否認和貶低另壹個方面的地位和作用。

早期的資本主義，正好是壹種典型的個人主義和利己主義，這種個人主義和利己主義在帶來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也帶來剝削、貧富兩極分化等種種負面的和醜惡的現象，因此，必然引起強烈的反彈，也就是引起資本主義製度下的受害者、「被侮辱與被損害者」、處於弱勢地位的階級和階層的憤怒、仇恨和反抗，但他們不可能用個人主義去對抗個人主義，用利己主義去對抗利己主義，而只能以個人主義的對立面——社會主義這壹價值形態來表達自身的利益和要求。所以「社會主義」壹詞最早出現於19世紀30年代的法國，是合作主義者的創造物，尤其是在聖西門圈子中，被用作「個人主義」的反義詞。於是，社會主義作為壹種對資本主義的反抗、抗議，作為壹種「痛苦的呼聲」和「憤怒的吶喊」，作為資本主義的壹種解毒劑出現了。對此，歐洲社會黨國際的《法蘭克福宣言》有比較準確的把握：「社會主義作為壹種反抗資本主義所固有的各種弊害的運動而產生於歐洲，最初是受資本主義痛苦最深的雇傭勞動者的運動。」

如果對社會主義做這樣壹種理解，那麽，社會主義既可以以原始的、平均主義的、「粗陋的共產主義」的形態出現，也可以以「無產階級革命—無產階級專政—國家所有製—計劃經濟」的形態出現，隨著歷史的進壹步發展，還可以「民主社會主義」或者其他更多的形態出現；只要資本主義繼續存在，社會主義就是它的不可分割的伴生物和孿生兄弟，也是它的對立面和否定面。馬克思否定了「粗陋的共產主義」、「空想社會主義」，創立了更為科學的社會主義（他的壹派繼承者稱之為「科學社會主義」）。但是，馬克思的社會主義也不能說是最後和唯壹形態的社會主義，在他之前、之外、之後，湧現出更多的社會主義形態。可以說，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的個人主義越是走向極端，越是沒有法律和道德的約束，越是野蠻和弱肉強食，社會主義的反彈就越激烈，越傾向於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越傾向於采用集體至上、整體至上的「共產主義」形態；反之，資本主義越是溫和、文明、合理，越是消除其「外部不經濟」和顧及全社會的共同利益，越是克製其貪婪、瘋狂的特點，社會主義就越是會相應減弱其激進和猛烈的色彩，而傾向於用民主的合作方式來限製和引導資本主義，並相對承認個人主義的合理性。





二、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對立和互補





可以說，如果沒有社會主義的反彈、抗爭和強有力的製約，資本主義早就已經被自己所帶來的負面的、消極的以至罪惡的東西所摧毀了。正如社會主義會發生自我異化，資本主義，如果不加限製的話，也必定會發生自我異化，也會造出壹種足以毀滅自身的異己力量。試想，壹個人對人像狼對狼壹樣的社會，能維持多長時間呢？個人主義、利己主義走向極端，結果必定是整個社會（包括資本家本人）同歸於盡。所以，資本主義為了使自己能夠有序地、合理地、健康地、長期地發展下去，有時是被迫地，有時又會自願地接受它的對立面即社會主義的某些要求和原則，甚至從最深層的關系而言，資本主義內在地需要社會主義，因為任何壹個個人的生存和發展都離不開社會環境，任何壹個個人都不能把自己的目的和要求強加於所有的人，只不過那個時代的人們還不能自覺地認識到個人與社會的深刻同壹性，還不能主動地追求人與人、個人與社會的統壹，因此，這種統壹只能以「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外部對抗的、對立物互補的形式不自覺地表現出來。反過來說，工人階級和勞動群眾的社會主義運動如果要存在和發展下去的話，也不能采取壹種與資本主義、個人主義絕對對立的形態，不能要求立刻摧毀資本主義製度，因為資本主義和個人主義，如同社會主義壹樣，也具有其深刻的歷史合理性（包括經濟合理性和道德合理性）；如果完全否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本身並無獨立接管整個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生活的能力；因此，即算廢止了資本主義而實行壹種社會主義的公有製和計劃經濟，社會主義為了能夠有效地管理整個經濟和社會，又不得不把從前門趕出去的資本主義從後門放進來。

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是工業經濟、市場經濟得以長期有序發展而必須在同壹社會內部同時采用的兩種方法、機製和製度，反過來說，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也同時以工業經濟和市場經濟作為自己的基礎：兩者同時以生產力的高速增長和物質財富的極大豐富作為主要目的，區別只在於實現這壹目的的手段和對所得結果的分配上。但是，正如資本主義不能在沒有社會主義的製約下單獨獲得長期發展壹樣，社會主義也不能離開與資本主義的共存關系單獨成為壹個獨立體系而獲得長期的發展——固然，這種獨立而大壹統的社會主義能夠在短時間內集中全社會的各種資源和力量加速工業化的進程並取得種種令人矚目的成就，但是，由於它從根本上取消了全社會範圍內每個個體的私人財產權以及由此派生出來的種種個體權利，窒息了作為社會發展源頭活水的個人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由於它沒有把資本主義和個人主義的合理內核（個體權利、個人自由）包含於自身之中，因此，雖然它在時間和空間上與資本主義是平行的，但在社會製度的文明水準上和進步水平上，卻要比把社會主義的合理內核包含於自身之中的現代資本主義低壹個檔次，這就決定了它在與資本主義的長期競爭過程中，終於因為缺乏持久的耐力和後勁而敗下陣來。這就是蘇聯模式社會主義衰敗的根本原因。





三、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歷史合題之壹：社會資本主義





20世紀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歷史發展證明，資本主義已經把社會主義的合理內核吸收進來了，從而形成了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第壹個歷史合題——社會資本主義。這是壹種新的形態的資本主義，是資本主義的壹個更高的發展階段，這種資本主義，與舊的、老式的、原始的、早期的、古典的資本主義相比，可以叫做新資本主義；與少數人掌握多數資本和財富的資本主義相比，可以叫做普遍的資本主義、人民資本主義、平等資本主義、民主資本主義（表現為無產階級的有產化、職工持股等等）；與經營管理決策權掌握在少數人手中並單純以利潤為目標的資本主義相比，可以叫做公眾資本主義（表現為勞資共決和雇員、顧客、消費者、社團代表進入公司董事會）；與個體資本家擁有全部所有權並承擔無限責任的私人資本主義相比，可以叫做法人資本主義（表現為股權多元化、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有限責任製度和法人財產權的確立）；與物質資本占主導地位的資本主義相比，可以叫做勞動資本主義、人力資本主義、文化資本主義（表現為智力勞動和知識成為最主要的資本）；與嚴重的兩極分化和缺乏社會保障的資本主義相比，可以叫做福利資本主義（表現為完善的社會保障和福利國家）；而作為壹個總的歷史合題，可以準確地稱之為社會資本主義。

社會資本主義是資本主義的高級的和普遍的發展階段，是資本和私人財產所有權向全體公民普及化的資本主義，但是，在現代社會化大生產和市場經濟的基礎上，也正因為這種廣泛的分化、多元化和個體化，才產生出資本和私人所有權的橫向聯合和社會化，如同普遍的分工產生普遍的協作壹樣。比如，在微觀層次，公司的法人財產權，不可能完全還原和分解為股東的私人所有權，因而在壹定範圍內具有公有的性質；又如勞資共決和社會公眾參與企業的管理，也是壹種社會化。在宏觀層次，國家通過經濟杠桿對市場的調節和國家為維護社會公共利益而依法幹預、限製和懲戒企業不當的經營活動，國家通過再分配縮小貧富差距，以及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也具有社會主義的性質。所有這些帶有「社會主義」特征的改革和調整，總體上是在強大的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的壓力下做出的，有些是由執政的社會民主黨通過立法途徑推行的，但也有壹些是資產階級主動做出的讓步，因為資產階級從本身的長遠利益出發，認識到緊張的勞資關系、頻繁的罷工等對抗性的因素會帶來巨大的損失，使「成本」劇增而利潤減少，不如多做壹些讓步，建立比較溫和的以至和諧的勞資關系，反而能使經濟穩定快速地增長，從「長時段」而言，會給資產階級帶來更多的利益。由此也可再次看出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互補性。





四、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歷史合題之二：資本社會主義





從20世紀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主義運動的歷史來看，社會主義已經把資本主義、個人主義的合理內核吸收進來了，從而形成了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第二個歷史合題：資本社會主義。這種新的形態的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的壹個更高的發展階段。這種社會主義，與舊的、老式的、原始的、古典的、早期的社會主義相比，可以稱之為新社會主義；與極權的、專製的社會主義相比，可以稱之為社會民主主義、憲政社會主義、民主社會主義（表現為否定無產階級專政而主張多黨製和議會民主製）；與否定市場經濟的計劃社會主義相比，可以稱之為市場社會主義、競爭社會主義（表現為承認市場調節經濟的主導作用）；與實行大壹統的公有製為主的國家社會主義相比，可以稱之為多元社會主義、民間社會主義（表現為各種形式的民營公有製和各種形式的私有製並存和交錯的混合經濟體製）；與政企不分的統製社會主義相比，可以稱之為自治社會主義（表現為工人參與管理）；與限製以至取消公民的基本權利、人權和自由的兵營式社會主義相比，可以稱之為自由社會主義、人道社會主義（表現為承認和發展資本主義社會已經確立的所有公民權利）；與激進的、上帝創世式的烏托邦社會主義相比，可以稱之為現實的社會主義、可行的社會主義（表現為否定暴力革命和國家對經濟的整體改造，而主張以經濟製度本身的自然演進為主，以國家調控和引導為輔）；而作為壹個總的歷史合題，則可以準確地稱之為資本社會主義。

與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不同，資本社會主義是壹種把資本主義的合理內核包含於自身之中的社會主義，所以表面上看起來，這是傳統社會主義在原則上的大退卻，是壹種極為溫和的、極為低調的社會主義，甚至於是對資本主義的投降，但實際上，這是社會主義從天上降到了地上，然後腳踏實地地開始了它的上升和發展的過程。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在長期鬥爭中開始認識到，私有製、資本主義和市場經濟並不是自己的天敵，相反，通過階級聯合的政治行動，通過加強集體談判的力量和提高自身的人力資本，無產階級和勞動者可以分享到資本的利潤並且直接轉化為有產者，在此基礎上鍛煉和提高自己管理經濟和社會的能力，否則，即算通過暴烈的政治革命推翻了資本主義，無產階級和勞動者也沒有能力接管經濟和社會，也成不了新社會的真正主人。這就是說，無產階級和勞動者可以通過兩種方式來限製和改造資本主義：壹是在微觀層次滲透進資本主義經濟體系，逐漸將大部分資本和財富掌握在自己手中；二是通過聯合的政治行動和議會民主道路，通過立法和國家的宏觀幹預，消除資本主義所帶來的惡果，實現有利於全體社會成員的公共目標和公共利益。這樣壹來，社會主義就能夠在保存競爭、效率、自由的基礎上不斷地提高社會的和諧、公平和正義的水平。試問，按照我們人類的天性和能力，我們除了按照這個思路實現這種可行的社會主義外，到底還能夠實現其它什麽更高級的社會主義？





五、社會資本主義與資本社會主義的異同





從以上論述可知，社會資本主義和資本社會主義在許多基本原則上是相當壹致的，比如混合所有製、市場經濟、多黨製和議會民主製度、國家的宏觀調控和思想文化的多元發展，已經成為發達國家各階層大多數公民和各種政治力量都認同的原則。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社會資本主義與資本社會主義的歷史性趨同，表明人類歷史上壹直存在著的人與人、個人與社會之間的對抗性矛盾正在轉化為非對抗性矛盾，妳死我活的階級鬥爭正在轉向階級之間的和平談判、協商和合作。這對人類來說，絕不是壹件壞事，而是壹件大好事，是人類文明取得的決定性的、實質性的進步，對這壹進步，只有資本主義陣營中的極右派和社會主義陣營中的極左派才會感到失落，而廣大人民群眾則感到由衷的慶幸和喜悅。

但是，社會資本主義和資本社會主義畢竟還有壹些重大區別，即社會資本主義是壹個由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趨近的過程，具體表現為狹隘的、少數人的私有製轉化為普遍的、社會化的私有製，物質資本主義轉化為人力資本主義，資產階級下降為中產階級的過程；而資本社會主義則是壹個社會主義向資本主義趨近的過程，具體表現為單壹公有製轉向混合所有製，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無產階級上升為中產階級的過程。這個雙向的過程將在某種中間位置合流，但在完全合流之前，雙方仍將存在長期的拉鋸、競爭以至壹定範圍和壹定程度的對抗。

社會資本主義和資本社會主義壹旦完全合流和趨同，就意味著人與人、階級與階級、個人與社會之間的矛盾基本得到解決，人類將進入壹個真正民主、自由、和平、公正的歷史階段，也即是馬克思所說的「真正人的歷史」發展階段；那時，資本主義、個人主義與社會主義、集體主義之間的矛盾也將基本解決。因此，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正如他們曾經壹同產生壹樣，也將壹同消亡。

對這壹結論，資本主義的信徒們當然堅決反對，如弗蘭西斯•福山就宣稱，當代資本主義和自由民主製度已是「歷史的終結」，現在的人類已是「最後的人類」；同樣，社會主義的信徒們也會大為不滿：怎麽？難道社會主義不是資本主義之後的壹個新的更高的歷史階段嗎？難道社會主義不再是全人類奮鬥以求的理想社會嗎？

不錯，正是如此。正如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分別有其獨特的優越性壹樣，它們也都具有同樣獨特的局限性：資本主義把個體化、個性、個人利益、個人自由原則提到極端，而否認人的社會性、公共的利益和人與人之間的合作互愛；社會主義則把集體化、共性、社會利益和共同秩序原則提到極端，而否認個體的權利、自由和個人的歷史本體地位。它們都是片面的，因此它們在其歷史發展過程中不斷地向對方趨近；壹旦它們完全合流，它們當然就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而同過去的歷史壹同消逝。這有什麽可惜的嗎？難道壹種既高於資本主義，又高於社會主義的歷史階段，不是更好嗎？

因此，社會主義作為資本主義的對手、伴生物和解毒劑，既不能離開資本主義而成為壹種與資本主義平行發展的社會製度，也不可能成為壹種取代資本主義的更高的社會製度。它與資本主義同生共死。對今天的人類來說，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是必不可少的，都有其優點，也都有其弱點，因此，從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幾百年的殊死鬥爭中醒悟過來的人類，不應當再陷入那種狂熱的或冷酷的意識形態鬥爭，而應當聰明地把雙方的優點結合起來，把雙方的弱點消解下去。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是兩種相互競爭而又相輔相成的社會製度。資本主義比較重視社會的自由、競爭、效率、變化、活力，能夠充分調動社會成員投資、創業和工作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但必然導致剝削和兩極分化；社會主義比較重視社會的平等、團結、合作、穩定、和諧，致力於消滅剝削和兩極分化，使人類能夠共同富裕和全面地發展，因而可以成為資本主義的有力製衡和必要糾正。資本主義要盡可能接受社會主義的合理要求，而社會主義要盡可能容納資本主義的合理內核。當它們壹方力圖離開、否定、消滅另壹方而建立自己的壟斷的、至高無上的、主宰壹切的地位時，它們就都會因為走向極端而陷入荒謬和崩潰。

如果有人堅決反對這種觀點和態度，那就請他重新回去體驗壹下資本主義血腥的原始積累或者斯大林、毛澤東、波爾布特、金家王朝的極權主義恐怖統治吧。





第六章 共產中國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結構





從1949年中共建政，迄今已有70年的歷史了。在中國歷史與人類歷史長河中，70年並不算長，但就中共政權給中華民族造成世界罕見和亙古未有的大浩劫、給中國人民帶來壹眼望不到頭的深重苦難而言，70年實在是太長了。





壹、毛澤東時代的共產極權專製主義





1、高度集權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結構

1949年，1949年9月29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壹屆全體會議選舉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宣告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並且通過了起臨時憲法作用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它確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新民主主義即人民民主主義的國家，實行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團結各民主階級（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及其他愛國民主分子）和國內各民族的人民民主專政，由中國共產黨、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地區、人民解放軍、各少數民族、國外華僑及其他愛國民主分子的代表們所組成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是人民民主統壹戰線的組織形式；它決定鎮壓壹切反革命活動，嚴厲懲罰壹切勾結帝國主義、背叛祖國、反對人民民主事業的國民黨戰爭罪犯和其他怙惡不悛的反革命首要分子，對於壹般的反動分子、封建地主、官僚資本家，在解除其武裝、消滅其特殊勢力後，仍須依法在必要時期內剝奪他們的政治權利，但同時給以生活出路，並強迫他們在勞動中改造自己，成為新人，假如他們繼續進行反革命活動，必須予以嚴厲的製裁；它宣布取消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的壹切特權，沒收官僚資本歸人民的國家所有，有步驟地將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製改變為農民的土地所有製，保護國家的公共財產和合作社的財產，保護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經濟利益及其私有財產，發展新民主主義的人民經濟，穩步地變農業國為工業國；它提出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建設的根本方針，是以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政策，達到發展生產、繁榮經濟的目的，國家應在經營範圍、原料供給、銷售市場、勞動條件、技術設備、財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調劑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農民和手工業者的個體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和國家資本主義經濟，使各種社會經濟成分在國營經濟領導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進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其中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是人民共和國發展生產、繁榮經濟的主要物質基礎和整個社會經濟的領導力量。

這個「新民主主義社會」的憲法性文件，具有壹些憲政民主的元素，承認各民主階級和民主黨派的政治合法性和參政地位，承認私有製經濟的合法性，承認市場經濟的基本構架，部分兌現了中共對幫助它奪取政權的民主黨派和工農群眾的承諾，包含了壹些自由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的訴求。但關於專政，關於工人階級、共產黨、國營經濟的領導地位的規定，已經埋下了向大壹統社會主義極權專製轉型的伏筆。果然，僅僅過了四年，毛澤東就宣布新民主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的過渡，1954年憲法立刻對此予以法理化，其序言開宗明義就說：「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社會建成，這是壹個過渡時期。國家在過渡時期的總任務是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逐步完成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我國人民在過去幾年內已經勝利地進行了改革土地製度、抗美援朝、鎮壓反革命分子、恢復國民經濟等大規模的鬥爭，這就為有計劃地進行經濟建設、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準備了必要的條件。」又僅僅過了兩年，1956年中共八大宣布，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基本完成，壹個嶄新的社會主義製度建立起來了。為了夯實這壹以閃電般速度獲得的勝利成果，1957年，毛澤東共產黨又以引蛇出洞的方式發動反右運動，把55萬以上的民主黨派、知識分子和黨內敢言之士打成資產階級右派。至此，共產黨掌握了全部國家權力機關和政府機關，生產資料公有製壹統天下，計劃經濟體製開始運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導壹切，高度集權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體製就完全建立起來了。

2、極權專製達到登峰造極的程度

共產黨會說，高度集權有什麽不好嗎？只要它是社會主義性質的，是為人民服務並且由人民群眾當家作主的，它就是迄今人類歷史上最好的製度，對於資本主義具有無比的優越性。那好，就讓我們扒開這個製度用人民、民主、公有、社會主義等等美麗詞匯編製起來的畫皮，來看壹看它的極權主義和專製主義性質。

第壹，個人的人身自由、私有財產權、投資經營權、擇業權、遷徙權、信仰思想言論自由權、集會結社遊行示威權、自由選舉和公平競選權、自由婚戀權和生育權、隱私權等等壹系列人權和公民權利，不是被剝奪，就是被限製到最低限度。人民是由個人組成的，個人存在、個人自由、個人權利被弱化和虛化了，人民權利也就不復存在了。然則個人被剝奪的權利和利益跑到哪裏去了？個人的奉獻和犧牲被誰收走並享用了？當然不是那個抽象的、沒有身體和五官的、作為虛幻共同體和想象物的「人民」，而是那個自稱代表了人民的政黨，它成了壹個壟斷和占有所有個人的犧牲和奉獻的特殊利益集團。人民被當作聖物頂禮膜拜，擁有至高無上的地位和尊榮，但每壹個人民個體卻是可有可無、無足輕重、壹無所有的，甚至是可以被擁有權力的人隨意指認為敵人的，因此人民什麽都不是，執政黨和官僚集團才是壹切，在這個所謂人民共和國中，舉凡壹切冠以人民名義的機構和事物，如人民代表大會、人民政協、人民政府、人民解放軍、人民警察、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人民日報、人民廣播電臺、人民電視臺、人民出版社、人民大學、人民醫院……等等等等，其中「人民」二字，都可以極其準確地置換為「共產黨」或「官僚集團」。

第二，個人之間橫向的社會聯系、由個人自由聯合而成的社團之間的聯系，統統被人為禁止和破壞了，人們之間只能發生由黨國官僚行政體製為軸心的垂直的等級關系，黨國社會化，同時社會黨國化了，國家與社會的邊界被取消了，獨立的公民社會不復存在了。試問，連公民社會都沒有了，哪來的社會主義？在這個黨國至上主義的社會結構中，最缺少本真意義上的、真正的社會主義了，最缺少人們之間的自由聯合、平等交換、團結互助、濟困扶弱了，在權力拜物教和嚴格的等級製度之下，不可能產生基於自由和平等、合乎人性尊嚴的公共利益和社會公正，最多不過有壹點黨國對民眾的父愛主義的、不斷要求感恩戴德的施舍而已。

第三，優良的私有製被消滅後，不可能產生由優良私有製轉化和擴展而成的優良公有製，而只能產生出壹種惡劣的私有製即黨國官僚集團私有製。它是壹種集團所有製，因為生產資料所有權並沒有量化到每壹個官員身上，共產黨作為壹個集團整體地占有全社會的生產資料；它又是壹種私有製，這不僅表現在特權利益集團和統治階級成員按照嚴格的等級製度分享著所有者權益和剩余價值，而且表現在它具有強烈的壟斷性、獨占性、排他性和排外性，凡是不能進入官僚等級體系的人，都不可能獲得特殊的利益，而只能獲得壹份由黨國自上而下規定的、僅供維持基本生存的生活資料；在所謂的國家所有製或全民所有製以及勞動群眾集體所有製中，工人、農民和普通知識分子根本就不享有實際的所有權、支配權、經營權、管理權、分配權和收益權，根本就不存在與黨國討價還價的余地，公有製對他們而言是徹頭徹尾的空有製和壹無所有製，他們只不過是黨國這個總地主和總資本家的農奴和工奴而已。

第四，它控製了整個社會全部的政治、經濟、文化資源，它把控製之手伸到社會生活的各個角落和層面，它具有極權主義的壹切特征：壹個政黨、壹個領袖、壹個主義、權力高於壹切、不服從者不得食；它具有等級專製主義的壹切特征，它的構成和運行機製，以縱向的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為主，以橫向的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為輔，後者決不是真正的民主，而只是單位範圍內形式上的集體領導，但任何壹級單位都必須對上級單位負責，為了避免出現某壹級單位做出違背黨的政策和紀律的決定，就必須賦予壹把手最後決斷之權，依此類推，中央也必須賦予最高領袖以最後決斷之權，而最高領袖則向抽象的歷史規律和人民意誌負責，實則是向壹黨專製的整體利益負責，只有這樣，才能維系共產黨專政的正當合理性、持久性和萬世壹系性。個人崇拜和個人獨裁並不是偶然的和主觀的，而是極權主義和專製主義的最高表現形式。

第五，維系共產極權專製主義製度的根本力量，絕不是黨公正和有效地治理國家和社會的能力，絕不是黨對生產力、經濟、物質文明、製度文明、精神文明發展的促進和推動能力，而是暴力和謊言，是以暴力為後盾的謊言和以謊言為文飾的暴力，它們通過製造普遍的恐懼和愚昧，來獲得人民的服從和忠誠，來維持其長久而穩定的統治。這個製度逼迫人民創造財富又把財富從人民那裏奪走，並沒有強有力地推動生產力的發展而是把經濟推到崩潰的邊緣，並沒有給人民帶來共同富裕而只是給人民帶來共同貧困，更有甚者，在不到30年間，竟然有三四千萬人被活活餓死，有數千萬人被無情殺害和傷殘！這是史無前例的人類大災難，是對中華民族和全人類的駭人聽聞的大犯罪！

3、毛澤東時代的左右問題

這個問題分兩個層面來說。第壹個層面或者顯性的層面是，中共建政以後繼續革命，即進行無產階級專政下的不斷革命，這是壹個不斷左化的過程，先是通過所謂土地改革和鎮壓反革命，消滅了最右邊的；然後通過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所謂社會主義改造，消滅了次右邊的；最後通過反右運動，消滅了右傾勢力在政界和知識界的代表。到此為止，左的東西實際上已經壹統天下了，但毛澤東還嫌不夠，不夠左、不夠革命，他要在有生之年消滅漫長人類歷史遺留下來的壹切不夠革命、不夠先進的東西，要跑步進入共產主義，於是發動了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反右傾、四清和文化大革命，重點是消滅所謂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即他昔日的戰友和助手。在文化大革命中，極左力量不僅達到了中國歷史的最高點，而且達到了人類歷史的最高點。毛澤東儼然成為整個世界共產主義革命的領袖。

然而物極必反，從另壹個層面也是更為深刻和隱性的層面來看，毛澤東和中共用二三十年時間，實際上完成了從最左、極左向其反面即最右、極右的轉化，或者說，因為這個政權是壹個極權主義的政權，消滅了壹切偏右和偏左的，成了唯壹的政治力量，因此它本身就集極左與極右於壹身，既是極右又是極左，是極左與極右高度統壹的利維坦怪獸：說它是極左，因為它以平等之名消滅了絕大多數社會成員的自由，消滅了私有製和市場經濟，建立了壹個壟斷和控製所有經濟政治文化資源的極權主義政權；說它是極右，是因為它並沒有實現真正的平等，反而建立了壹種等級森嚴的社會結構，其中權貴特權官僚階級居於金字塔的頂端，普通幹部、工人和知識分子居於金字塔的中間，而占人口百分九十左右的農民則被牢牢地控製在金字塔的底部，像農奴壹樣被圈禁在人民公社之內。

按照正常的政治邏輯，壹個偏左的政黨上臺執政後，在其施政過程中，會照顧到右翼的權利和利益，其政策會比上臺執政前向右邊擺動壹點，這樣壹方面還能堅持其左翼立場，另壹方面又能大體上兼容右翼，而不是壹舉消滅右翼。但是中共作為壹個左翼革命黨取得政權以後，不僅消滅了壹切右翼，而且把中左和黨內不夠極左的力量也當作右翼消滅了，它就變成了徹頭徹尾的極左，這個極左政權在取消了從前境況較好的階級和階層的自由和平等的同時，並沒有真正給予從前境況不好的階級和階層以自由和平等，而是讓他們普遍處於既無自由又無平等的奴隸狀態，只有位居金字塔頂的權貴官僚才享有為所欲為的、任性的自由和特權。這樣的政權不是極右的政權又是什麽？





二、鄧小平時代的威權專製主義





鄧小平時代，泛指以鄧小平理論為指導、由鄧小平直接掌控或者生前確定了大政方針的改革開放年代，包括鄧陳胡趙時期、江朱時期、胡溫時期，共計三十余年。對於這個時代，官方稱之為改革開放時代、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國模式等等，擁護普世價值、具有自由民主思想的人稱之為權貴資本主義、權貴市場經濟、後極權主義、威權主義；極左毛派則稱之為官僚資本主義和官僚資產階級專政。本文稱之為威權專製主義。

1、改革開放是極權專製向民間社會的松綁搞活

套用狄更斯的壹句話，這個壹個最好的時代，也是壹個最壞的時代：

第壹，工業化和城市化迅速推進了，出現了世界上少見的、長達30多年的經濟持續高速增長，到2010年，中國經濟總量成為世界老二，但是，為此付出的資源、環境、人權、生命、健康、道德、文化等等方面的代價也是驚人的和無法計量的，需要以後幾代人來償還。

第二，個體經濟和私營經濟得到了恢復和發展，這是極權專製主義對民營經濟的最富有積極意義的松綁，由此產生了相當壹部分比較優良的私有製並推動了經濟的高速增長。與此同時，存量巨大的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從90年代中期開始迅速以「三無」（無名、無法、無序）和「三不」（不公開、不公平、不公正）的方式偷偷摸摸地完成了私有化，也就是說，從壹種虛假的公有製（全民所有製和集體所有製）亦即真實的共產黨官僚集團私有製變成惡劣的私有製，從隱蔽的私有製變成了公開的權貴官僚私有製，而作為虛假公有製的虛幻所有者和主人翁的工人階級卻被大規模掃地出門，不僅失去了名義上的所有權，而且失去了賴以生存的就業權和勞動權。中國形成了壹種以權貴官僚私有製經濟為主、以民營私有製經濟為輔的經濟結構。

第三，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了，但市場經濟的自由度和平等度並不高，仍然深受權力操控，盡管進入WTO十多年了，西方仍然不承認中國是市場經濟國家；私有製經濟得到了很大的發展，壹度超過了國有經濟的總量，但最初的國退民進又轉回國進民退，國有企業占有60%左右的資源，卻只解決20%的就業，貢獻40%左右的GDP和稅收，這其中的超額利潤基本被「內部人」掌握並分配了，與此相反，民營企業只占有40%左右的資源，各方面並未受到平等對待，產權保護和經營自主權保護嚴重不足，壹部分已經破產，另有相當壹部分掙紮在破產的邊緣，但卻貢獻了50%的稅收、60%的GDP、70%的技術創新、80%的就業。中國經濟是壹種權貴官僚私有製與市場機製雜交茍合的、權貴官僚劫掠收割民營企業而民營企業剝削壓榨勞工的、畸形惡劣的市場經濟。

第四，政治體製也有某些松動，廢除了領導幹部職務終身製，實行了黨政分開和政企分開，幹部隊伍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使壹部分民間精英進入權力體製，法製建設得到加強，依法治國入憲，人權保護入憲，出現了村民自治和人大代表競選的試點，公民自發維權運動從無到有發展起來。但四項基本原則不容挑戰，八九民主運動遭到血腥鎮壓，民間組黨行動、政治異議行為、有組織維權行動也遭到嚴厲鎮壓，公民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仍然形同虛設，形成了嚴密的網格化維穩系統，維穩經費超過國防經費，官民矛盾日趨尖銳。

第五，在社會領域，出現了新興資產階級、新興中產階級和新興工人階級等階級和階層分化，各類相應的社會組織獲得壹定的發育發展空間；開啟了社會保險、社會保障、社會福利體系的建設，廢除了收容審查製度。但是，勞資矛盾日趨嚴重，勞工社會組織發育艱難，城鄉分割的戶籍製度造成不平等的國民待遇，大多數農民工在教育、社保、住房和其他公共服務方面被排除在城市管理體系和社會治理體系之外。

第六，信仰自由、思想自由、言論自由、消費自由、婚姻戀愛自由等有了相當大的擴展，但只能作為消極的私人生活權利得以存在，不能作為憲政話題進入公共領域；新聞、出版、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罷工等項公民權利作為既成事實也許能夠得到壹定的默認，但得不到法律和政府的積極保障，壹旦觸及政治紅線，還會被無情地壓製和剝奪；世界經典名著和人文社會科學成果被大量翻譯引進，但國內學術研究卻受到高度的政治管控。

第七，在對外開放和國際關系領域，大量引進先進機器設備、科學技術和管理經驗；不扛旗、不當頭、不輸出革命、停止或減少對外經濟援助、和美國及其盟國建立友好關系、「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沈著應付、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為中國經濟建設贏得時間和空間；積極加入國際貿易組織，積極加入經濟全球化進程和全球分工鏈條。但中國在對外經濟貿易過程中不遵守WTO規則、侵犯知識產權、強製技術轉讓、用低人權低福利低成本優勢傾銷廉價產品等做法，也引起發達國家的警惕。

總起來說，改革開放是被長期處於貧困狀態的中國人民倒逼出來的，是極權專製製度對人民的松綁搞活，人民利用有限的自由爆發出驚人的生產力，創造出人類歷史上罕見的經濟奇跡。盡管政治製度沒有重大的變化，但私有製、民營經濟和市場經濟的發展和有限的信仰、思想、言論自由，表明毛澤東時代的極權專製主義已經轉變為鄧小平時代的威權專製主義，作為專製政治與市場機製、權力與資本的壹種亂倫式的結合，我們可以把這種體製稱之為權力市場經濟，或權貴官僚資本主義。這是它的真實的身份，與什麽中國特色和初級階段社會主義沒有關系。

3、鄧小平時代的左右問題

對這樣壹個時代，如何從左右視角出發做出評價？

從表層來看，改革開放是極左體製向右、向後的壹種退卻，是壹種統治策略上的調整和讓步，以便獲得極為稀缺的合法性即被統治者的同意，獲得更多的統治資源、技術、手段和工具。這種解讀有壹定的道理，可以讓人們看到極左體製是怎樣逐步放寬對人道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西方馬克思主義、新左派和新馬克思主義、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社會民主主義或民主社會主義的限製的。

但是這種解讀沒有看出共產極權主義體製融極左與極右為壹體、形左實右的本質，誤以為中共還在獨家壟斷左的話語和意識形態，因此任何從極左立場的退卻都可以看成是右的表現，於是就形成壹種凡是擁護中共統治的就是左派，凡是偏離、質疑、抵製、不合作、反對中共統治的就是右派這樣壹種簡單的二分法，而這恰好是60多年來中共壹貫的話語邏輯，只不過對左右的好壞評價顛倒了而已。中共這麽看不成問題，它只要心知肚明自己是形左實右就可以了，但如果民間異議和反對人士也這麽看的話，就恰好中了人家的圈套，這個圈套就是，由黨國壟斷全部左翼的思想政治價值，始終把西方率先發現和實現的普世價值和憲政民主，看成是「右」的即資本主義的和資產階級的，而中共自己則永遠是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的代表；在這個圈套裏面，那些發生於私有製和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真正對自由主義、個人主義、資本主義構成批判和製約的、倡導平等與社會公正的左派就無處安身了，而只能和自由主義、個人主義和資本主義站在壹起成為右派了；市場經濟條件下形成的新工人階級就不能有自己的思想政治代表了，而只能由自由主義順帶代表了。於是，西方社會中那種以市場經濟為基礎、以普世價值和憲政民主為坐標體系的左右（極左、中左、中右、極右）分析框架，就不可能引入到中國來了。

因此應該從更為深刻的層次來看待改革開放。既然共產極權主義是形左實右的權貴官僚階級專政，在這種專政之下，廣大人民既沒有自由也沒有平等，那麽改革開放就不應該看作是權貴官僚階級主動的還政於民、還權於民、還利於民的過程，而應該看作是廣大人民群眾追求自由、平等、正義的抗爭和推動過程，是他們逼迫統治階級不斷做出讓步的過程，因此，這不是由極左向右方、後方的退卻，而是從極右向左方、前方的進步，正如秦暉所言，相對於極右的權貴官僚主義體製而言，不論是增加了自由，還是增加了福利（平等），都是壹種進步，在這個意義上，不論是自由主義、私有製、市場經濟，還是社會主義、產業民主、勞工運動，都是站在極右體製左邊的，都是左派。

這就很有意思了，如果認同中共壟斷了左邊的意識形態，那麽不管是西方意義上的中右（自由主義），還是中左（社會民主主義和民主社會主義），就都是右派；另壹方面，從共產極權主義實際上是壹種極右專政體製而言，民間任何壹種追求自由、平等、正義的努力和形式，又都是左派。這兩者都是有道理的，恰好證明以擁護現存體製為左、以反對現存體製為右的簡陋區分，是錯誤的和不適用的。所以我們應該在這兩種視角的平衡之中找出壹種綜合性的、對應於中國現階段國情的、適合於中國社會轉型時代的左右區分，即有條件、有限製地引進西方的左右分析框架；只有在極權主義、威權主義（權貴官僚資本主義）被徹底否定了以後，只有在自由平等的市場經濟製度和憲政民主法治的政治製度初步建立以後，中國才能完全采用西方國家的左右分析框架。





三、崩潰時代極權專製主義的回光返照





習近平上臺執政以後，出現了從鄧小平的威權專製主義向毛澤東的極權專製主義復辟和倒退的明顯跡象：在政治領域，加強黨對壹切的領導，重新倡導黨政合壹、政企合壹、媒體姓黨、軍隊姓黨、黨組織滲透外資企業、私營企業和社會組織，「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壹切的」，而黨又是定於壹尊的，全黨都要增強政治意識、大局意識、核心意識、看齊意識，樹立政治規矩，不得妄議中央，通過反腐鏟除異己，高度集中權力，大搞個人崇拜和個人獨裁，悍然修憲廢除國家主席副主席任期製，為最高領導人終身執政掃清障礙，嚴厲打擊壹切政治反對者和政治異議人士；在經濟領域，通過對金融和其他核心經濟資源的壟斷、混合所有製改革、市場準入、稅收和社保、房地產金融、國債和地方債、超發貨幣、掃黑除惡等等國家權力杠桿，壹方面歧視、打壓和收割民營經濟，甚至鼓吹民營經濟退場論和消滅私有製，另壹方面拼命維持和擴大投資和就業規模，實現國進民退；在社會領域，繼18大前夕提出的抓新黑五類（維權律師、地下宗教、異見人士、網絡領袖、弱勢群體），從2013年開始，大規模掃蕩已經發育多年的社會組織，輪番打擊新公民運動、環保運動、基督教運動、女權運動、維權運動、人權律師運動、勞工運動，取消村民自治、社區自治、基層選舉，編織密不透風的、高科技的網格化維穩體系，甚至在新疆等地建立集中營；在意識形態領域，在2011年提出的五不搞（不搞多黨輪流執政、不搞指導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權鼎立和兩院製、不搞聯邦製、不搞私有化）的基礎上，2013年又提出七不講（不準講普世價值、不準講新聞自由、不準講公民社會、不準講公民權利、不準講黨的歷史錯誤、不準講權貴資本主義、不準講司法獨立），確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導地位，搞毛澤東和鄧小平前後兩個三十年互不否定，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為文革招魂、改「十年浩劫」為「艱辛探索」，全面管控高校課堂、新聞輿論和網絡媒體；在國際關系領域，通過大外宣、大撒幣、壹帶壹路，輸出中國模式、中國智慧、中國方案，支持和聯合盡可能多的極權政體和威權政體，構建亞洲共同體、中非命運共同體和人類命運共同體，大舉擴大軍備，蠶食香港壹國兩製，威懾臺灣，修造南海人工島，在世界上與美國全面爭奪領導權。壹時之間，形成對內法西斯主義和對外帝國主義的浩大聲勢。

那麽，習近平和中共能不能實現極權專製主義的閃亮回歸？能不能實現這個「中國夢」？不管是支持者還是反對者，都需要對中國現存的經濟結構、社會結構、政治結構和國際環境進行客觀科學的分析。

1、當代中國的經濟結構

中國經濟總量或許很快就會逼近甚至超過美國，但經濟質量、核心競爭力和可持續發展動力十分堪憂，資源的耗竭、環境的破壞、貧富兩極分化導致的內需不足、科技和管理創新的嚴重不足、對外貿易受製於國際市場等等，都不能長期支持中國經濟增長模式。權貴官僚資本主義和權力市場經濟固然在中國經濟結構中占據主導地位和統治地位，但這僅限於其對關鍵資源和產業的壟斷、對國民經濟的操縱和支配、對社會財富的汲取和剝削方面，在經濟總量結構中，已經發展數十年的競爭性私有製經濟和民營市場經濟早就已經占據數量上的優勢，並且對於就業和民生具有關鍵的和不可替代的作用。任何壹個國家都必須解決就業和民生問題，對人口龐大的中國尤其如此，而這是權貴官僚資本主義和權力市場經濟的短板，用暴力和權力摧毀民營市場經濟，立刻就會造成世界上最大規模的失業，使大多數中國人民遭受嚴重的生存危機，由此引發的經濟、政治和社會危機，足以反過來摧毀權貴官僚資本主義本身。此外，已經擁有天量財富、富可敵國的權貴官僚大資本家族，不到萬不得已的時候，自己也不願意回到毛澤東時代，不願意用過去那種產權模糊、不能量化而只能按等級享受特權待遇的官僚集團所有製，取代現在已經產權明晰、量化並可以隨意享受、支配、轉移財產的權貴官僚大資本家族所有製。

2、當代中國的階級結構

當代中國社會結構包括四大主幹階級和若幹階層：壹是作為統治階級的權貴官僚大資本階級，它本身又由共產黨紅色權貴階層、官僚階層和大資本階層組成，他們共同實現權力通過市場變現為大資本與資本通過權力轉變為壟斷資本的雙向運動，其人數約占人口的2%；二是中產階級或中間階級，也就是過去所說的中小資產階級，包括依托於市場競爭的中小企業主階層、民營企業經營管理者階層、技術人員階層、個體工商戶和自由職業者階層，他們是民營市場經濟的主體力量，其人數約占人口的25%；三是工人階級，包括城市戶籍工人階層、農民工階層、零散就業和下崗失業工人階層，其人數約占人口的50%；四是農民階級，包括富裕農民、小康農民、溫飽農民和貧困農民四個階層，其人數約占人口的25%。此外，四大主幹階級之間還有若幹過渡階層，比如知識分子群體，其中死心塌地維護現行製度、官商學通吃、壟斷和分配學術資源、毫無廉恥地進行意識形態維穩的那部分學霸、學閥、學官，屬於權貴官僚資產階級的中下層，或權貴官僚階級與中產階級的過渡階層；就業於科教文衛行業、擁有專業技術職稱的非官僚知識分子，屬於中產階級或中間階級的中下層；畢業後做初級白領或難以就業的大學生，屬於工人階級，或工人階級與中產階級的過渡階層。權貴官僚大資產階級受益於改革開放，力圖保持威權專製主義體製，只有在這個體製眼看就要被推翻的情況下，才有可能同意復辟毛式極權專製主義；在被統治階級中，大部分中產階級、工人階級、農民階級是願意並且追求競爭性市場經濟和憲政民主的，其中只有少部分人擁護現存的威權專製主義體製，或者希望回歸到極權專製主義體製。

3、當代中國的政治結構

權貴官僚大資產階級當然壟斷了全部國家政治權力，擁有由軍警憲特法院檢察院監獄以及各級各類維穩力量組成的龐大的專政機關，但也已經不是毛澤東時代那種鐵板壹塊的極權專製力量了，其內部出現了上下之間和板塊之間的松動和裂痕，出現了很多的派系並且展開激烈的權力鬥爭，其中大部分只想在威權專製下獲得更大的權力和財富，不願意放棄已經私有化的財富而返回共產黨整體所有製、計劃經濟和極權專製，只有在極端情況下才會支持以軍管、國家緊急狀況、供給製等方式來維護這個階級的共同和整體利益。更大的問題還在於，雖然被統治階級還沒有發育產生出公開的、有組織的、成建製的政治反對力量，但潛在的、分散的政治反對力量已經暗流洶湧，他們絕不會把四十年來已經獲得的有限的自由和權利拱手還回去，絕不會坐視文革和毛式極權專製的復辟。中產階級固然在政治上還相當軟弱和怯懦，但畢竟擁有較多經濟資源、社會資源、文化資源，並且正在通過企業家俱樂部等組織形式整合為政治資源，至於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已經成為風起雲湧的維權運動和社會運動的主體了，他們發起了每年多達數十萬起的群體性維權抗爭行動，缺少的只是維權抗爭群體的內部組織化和群體之間的橫向組織化了。威權專製固然壹定會用網格化維穩手段甚至用赤裸裸的暴力鎮壓阻止和破壞維權抗爭運動的組織化和政治化進程，但這壹進程同樣也是必然的和不可遏止的。壹方面是維穩成本的急劇膨脹，另壹方面是經濟下行帶來的財政短缺，在壹定的時間點上，整個維穩體系和威權專製的癱瘓和垮塌是可以預期的劇情。

4、當代中國的國際環境

2018年開啟的中美貿易戰，拉開了世界專製力量和民主力量總決戰的序幕，美國已經明顯和公開地改變了半個世紀以來的接觸主義、容納主義和綏靖主義的對華政策，緊接著貿易戰，科技戰、金融戰、意識形態戰、政治戰乃至軍事戰也會並正在接踵而至。考慮到中美兩國在經濟、政治、科技、文化、軍事等所有領域的核心競爭力和實力的巨大差距，考慮到美國及其民主國家盟友在整個世界經濟格局和政治格局中主導地位，即使中共以13億多中國人民作為肉票和炮灰，即使中共能夠把世界上所有極權國家和威權國家聯合起來，也不可能在這場全面的冷戰和熱戰中取得勝利。或許中共在世界性的圍堵和打擊下，真的會祭出最後壹張王牌，以便能夠負隅頑抗到底，那就是全面恢復毛澤東的極權專製主義，不過這意味著數千萬乃至數億中國人民的非正常死亡，同時也意味著這個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最強的極權專製政權會遭到最徹底和最悲慘的覆滅，因此，從其自身利益考慮，比較理性的選擇是與美國及其盟國做出壹定的妥協，在維持威權專製的基本格局的前提下，做壹些帶有結構性和製度性的改良；最理性的選擇是，在官民內外各種力量共同推動下，進行結構和製度的根本和徹底轉變，從而融入世界文明主流之中，這對於中國和世界，對於中共和中國人民來說，都是壹個多方共贏的正和博弈的結局。

根據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三點預測：壹是中共稱霸全球是不可能的；二是中共在新冷戰中失敗後閉關鎖國並全面復辟極權專製是可能的，但即使成功也只能維持很短時間；三是國際國內民主力量或者會通過和平民主革命逼迫中共從威權專製轉向憲政民主，或者會在中共復辟極權專製時，以暴力革命的方式徹底清除這個邪惡的極權專製暴政。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共恢復毛澤東極權專製的種種努力，只不過是共產威權專製覆滅前向共產極權專製的回光返照和垂死掙紮而已。

盡管大勢所趨是明確的，但轉型所需時間仍然是難以預測的，因為中共這個地球上最大的專製集團集古今中外之暴力和詐力、統治技術和統治謀略、超限戰手段和熱核戰手段於壹身，會竭盡全力綁架和控製13億中國人民作為肉盾，會竭盡全力糾集全世界極權專製和威權專製國家負隅頑抗，會竭盡全力勾結和收買憲政民主國家仍然存在的邪惡力量——它們在憲政民主法治體製下被關進籠子而得不到任性和任意的發揮，卻可以作為特洛伊木馬和第五縱隊，暗中破壞憲政民主國家內部的團結和憲政民主國家之間的團結。追求自由平等正義、憲政民主法治的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面臨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考驗。

5、當代中國的左右問題

（1）處於極右位置的是權貴官僚資產階級及其意識形態。這是在「權貴官僚+資本主義」、「權貴官僚+市場經濟」的社會形態中占統治地位的政治思想力量，是毛澤東時代已經形成而在鄧小平時代變換形態的特權統治階級，在開啟、引進、推動市場經濟以後，運用手中的政治特權控製、利用市場機製獲取巨大的經濟利益和物質財富的政治思想形態，其意識形態表層是過去賴以造反和革命的極左意識形態即官方馬克思主義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是用來忽悠愚民和腦殘的；其深層是極右的「打江山坐天下」、「紅色江山萬萬年」的特權、權貴意識形態，這個才是其真實的思想，通常是秘而不宣的，只有在極其特殊的情況下才會忍不住發出「殺二十萬人保二十年穩定」、「用三千萬人頭來換江山」的咆哮。

在極右這個思想政治光譜上，還有壹種與權貴官僚意識形態形成耦合的民間意識形態，或許可以稱之為「中國特色的自由主義」，這是在改革開放中捷足先登，通過與權貴官僚的錢權交易而暴富的大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它當然會巧妙地隱藏起權貴官僚控製市場這個前提，而以壹種純粹形態的、自由至上的、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模型（在現實生活尤其是中國語境中，這個模型其實是根本不存在的），以私有財產的神聖不可侵犯，來為獲得暴富的富豪階層提供經濟合理性和道德合理性的辯護；它同時認為，市場競爭出現勝負和貧富分化，也是完全合理的，中國的勞工已經獲得了其勞動力要素的合理回報，不存在剝削，從而也就否認了官商聯盟共同剝削勞工的事實。

處在極右光譜最左端並向中右過渡的思潮是壹度風生水起的新權威主義及其後來的變種：儒家憲政派、社會主義憲政派和黨主立憲派，就其擁護中共的領導而言，屬於極右，但就其宣稱憲政民主法治是其最終目標而言，已經與中右匯合了。

（2）處於中右位置的是中產階級及其意識形態。雖然受到權貴官僚資產階級的統治和掠奪，經過將近30年的發育和發展，好歹還是形成了壹個以民間中小資產階級、企業管理者階層、技術人員和知識分子為主體的中產階級，崇尚普世價值和憲政民主的自由主義成為其主流的意識形態，其中又分為兩派：偏右的壹派主張古典自由主義，在政治上反對極權、專製和權治，追求憲政、民主和法治，在思想上能在壹定程度上回應勞工和底層的平等權利訴求，在勞資關系上主張依照法律保護雙方的市場地位和市場權利，在宏觀經濟和社會層面，主張必要而有限的政府幹預和最低限度的社會保障；偏左的壹派在上述觀點的基礎上，進壹步呼籲落實勞工階級更多的自由和平等，可以稱其為左翼自由主義或社會自由主義。

對於這壹派，如果按中國模式的左右劃分，即以擁護現存製度為左，以改變現存製度為右的話，它是典型的右派；但如果按西方模式的左右劃分，那麽它只是相對於市場經濟條件下新興的社會主義思潮和運動才是右的、保守的，相對於正在利用、扭曲市場經濟並阻撓公正合理的市場經濟成長的極右力量，它又是左的、進步的，其中甚至有人是主張激進革命的。

（3）處於中左位置的是勞工階級的主體部分及其意識形態。勞工階級是隨著工業化和市場經濟的發展，與新生的民間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壹起出現並發展起來的，迄今總數已經達到三億五千萬之巨，加上其附屬人口，成為當代中國人數最多的階級。應該說，它的階級意識的發展，在時間上是落後於民間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的階級意識的發展的，但隨著市場經濟不可逆轉的發展，勞工階級的主體部分，由最初的茫然、隨大流到接受、認同這壹趨勢，再進壹步則積極要求在市場經濟社會中提升自己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地位，這樣壹種社會心理和社會意識，與社會民主主義的理念是壹致的，盡管工人中知道這壹中左思潮的還很少，但在2010—2015年當代中國勞工運動第壹波高潮中，參與其中的先進工人大都接受了多數勞工機構倡導的工聯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同屬於中左，比社會民主主義再左壹點的是民主社會主義，兩者的主要區別是，社會民主主義更重視勞資集體談判、產業行動和社會保障，而民主社會主義更重視經濟民主、產業民主和所有製的改造。

社會民主主義和民主社會主義，如果按中國模式的左右劃分，它與自由主義壹樣屬於右派（凡是主張普世價值、市場經濟與憲政民主法治的，在當局眼裏都是右派），但如果按西方模式劃分，它是偏左的（中左），既是與偏右的自由主義（中右）相對而立的、各自代表勞資雙方進行政治思想博弈的競爭對手，也是共同維護普世價值、市場經濟與憲政民主法治的合作夥伴。當下中國的民間思想輿論，因為還沒有普遍引進西方的左右劃分，而是接受了官方的左右劃分，結果是不知道有中左、憲政左派、民主左派，壹說到左，就不假思索地認為是馬列毛左或極左，徒然地使極左壟斷了全部左翼思想政治空間。這是壹種錯誤的看法。

（4）處於極左位置的是最底層民眾及其意識形態。在權貴市場經濟社會，出現了壹個墊底的階層，或勞工階級的最底層，主要包括原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在現存權貴市場經濟中壹敗塗地並且陷於絕望的城鄉貧民，他們本能地、理所當然地趨向於接受馬列毛左或極左。這裏有兩種情況需要加以區別：壹些人依然相信官方鼓吹和標榜的、由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和中國夢構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認為共產黨的宗旨和路線是沒有問題的，有問題的主要是貪官汙吏，這是被官方成功洗腦的毛左或極左，本質上是極右，或形左實右，是奴才和太監思維，在網上又被人稱之為「皇左」或者「自幹五」；另壹些人則是真正的極左，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新生的極左，雖然他們與老的極左派（實際上是掌權的極右派）共享壹些基本的理論和思想資源，但他們認為正在掌權的共產黨只是偽左派，是偽共產黨，是已經蛻化變質的共產黨，是背叛了工人階級的政黨，是壹個對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進行官僚資產階級專政的政黨，是中國無產階級革命的對象。這壹派認為自己才是真正的共產黨，肩負著在中國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偉大歷史使命。

以上我們大體上按照西方模式對當代中國的思想政治格局和結構做了壹種劃分。之所以可以引進這壹分析框架，是因為，不管權貴官僚資產階級在多麽暴虐地阻擋普世價值、公正合理的市場經濟以及憲政民主法治的進程，工業化、信息化和市場經濟畢竟是不可逆轉的了，伴隨著它們而出現的中右、中左、極左力量已經逐漸浮出水面了。但是不能簡單把西方的左右模式照搬到中國來，因為有三個很大的區別：

第壹，極右在西方只是壹種邊緣化的思想政治力量，而在中國卻是壹種占超級強勢地位的統治力量，對所有其他思想政治力量形成壹種壓倒性、壓迫性的優勢。

第二，中右和中左在西方占明顯主導地位，二者輪流執掌政權早就構成西方政治的常態，而在中國，中右和中左的力量還相當弱小，還遠遠沒有成為主導性的力量。

第三，在西方，極左已經邊緣化並且很難東山再起，但在中國很難說，如果極右當局封殺公民社會和政治反對力量的壹切發展空間，如果兩極分化愈演愈烈，使中產階級以及勞工階級的主體部分陷入破產和絕對貧困化，那就意味著底層無產階級的人數會越來越多，那時再爆發壹場由極左思想所引導的無產階級革命，也是完全可能的。唯壹能夠有效製止這壹趨勢並將中國引向世界文明主流的，是加快實現中右與中左、中產階級與勞工階級、自由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的合作，擴大和發展自由平等的市場經濟和公民社會的空間。

最後需要補充壹點的是，在對現存製度和政權的性質的判斷上，中右和中左聯盟與極左其實是相當壹致的，即雙方都認為這是壹個極右的製度和政權，只不過前者稱之為權貴資本主義和權貴資產階級專政，後者稱之為官僚資本主義和官僚資產階級專政。雙方的實質區別是，取而代之的，究竟是自由平等公正的市場經濟和憲政民主法治，還是公有製計劃經濟和無產階級專政。從現代化的高度和整個過程來看，中國的首要問題無疑是要解決極右當局與中右、中左、極左之間的矛盾，其次是要解決中右和中左聯盟與極左之間的矛盾。至於中右和中左聯盟獲勝並建立了憲政民主法治之後，中右與中左之間如何展開新的、長期的競爭，那是將來的事情，不是當下的主要議題。



第七章 當代中國的社會民主主義





各市場經濟和憲政民主國家的歷史無不證明，勞工階級和勞工運動與社會民主主義思想政治運動之間 ，具有深刻的、內在的關系，前者是後者的前提和基礎，後者有力地推動了前者的發展和壯大。因此，在我們論述了中國壹般的經濟、政治、社會結構亦即中國社會民主主義賴以產生的壹般前提和基礎之後，還應該論述中國社會民主主義賴以產生和發展的直接前提和基礎，這就是當代中國勞工階級和勞工運動的產生和發展歷程。





當代中國勞工運動的興起和發展趨勢





壹、當代中國勞工運動興起的原因





如果只能用壹句話來概括當代中國勞工運動興起的原因，那就是日益固化與黑惡化的「中國模式」與日益增長的勞工權利需求之間的矛盾和沖突。

1、「中國模式」對勞工階級的巨大歷史欠賬

（1）工資的欠賬。在30來年的大規模工業化和市場化過程中，勞工的工資增長壹直是遠遠落後於經濟增長和人均國民收入增長水平的，根據國家統計局2018年度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農民工的人均月工資也僅僅只有3721元，按這個工資水平，在物價飛漲的情況下，即使是雙職工，要想維持壹家人在城市稍微體面的生存以及贍養老人，也是根本不可能的。這也是這麽多年來中國形成的獨壹無二的「拆分式」勞動力再生產體製的根本原因：父母或父親在城裏打工，孩子跟隨祖父母或母親留在農村生活，由此造成了6000余萬留守兒童、4000萬流動兒童、數千萬留守婦女、上億留守老人。這點工資，甚至還沒有達到恩格斯寫《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和馬克思寫《資本論》時的水平，更是跌破了馬克思對那個時期的工資的經典定義：工資包括勞動者恢復勞動力的基本生存費用、繁衍後代以提供新勞動力的撫養和教育費用以及更新勞動力所必不可少的職業培訓和休閑娛樂費用。那時候，盡管工人住在貧民窟裏，起碼勞動力還是以家庭的形式得到再生產的。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模式對勞動者的剝奪和剝削程度，是超過歐美國家早期資本主義時期的。

（2）休息時間的欠賬。勞動法規定了壹周5天每天8小時工作製以及壹定的帶薪休假日，加班時間每月不得超過36小時並且必須支付加班費，以保障勞動者獲得休息休假的權利，然而這個規定只是在機關事業單位、部分國有企業和外資企業得到遵守，絕大部分企業的工人都不得不每周工作6天、每天工作11個小時左右，很多企業不支付加班費，也沒有帶薪休假日。於是出現了失業與過度勞動同時存在的現象。這導致了如下三種結果：壹是通過延長工人的勞動時間榨取了巨大的絕對剩余價值，二是通過人為造成就業不足加劇了勞動者的惡性競爭和勞動力的進壹步廉價化，三是損害了加班勞動者的身心健康，降低了國民的身心素質。

（3）勞動安全衛生的欠賬。中國的勞動條件普遍未能達到應有的安全衛生標準，在企業建設和生產經營過程中，不能做到勞動安全衛生設施與主體工程同時設計、同時施工、同時投入生產和使用，致使中國發生了在世界上頻率和比例最高的礦難、爆炸、坍塌、火災、工傷、職業病等等安全生產事故和職業災難，其中有著名的致麗大火災、昆山大爆炸、天津大爆炸、響水大爆炸；有不少於600萬的罹患塵肺病的農民工被趕回農村等死；僅珠三角地區每年就會削斷4萬根手指，堆起來有壹座山那麽高。這些只是勞動者遭受生命健康損害的幾個觸目驚心的例證，GDP老二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靠犧牲勞工的生命和健康換來的。

（4）社會保障的欠賬。在長達20多年的時間裏，農民工是基本沒有社會保障的，壹方面是在企業層面，他們沒有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工傷保險、失業保險、生育保險，沒有住房公積金，另壹方面是在社會層面，他們沒有城市居民在教育、居住、文化生活以及其他公共服務方面的福利。通過戶籍身份製度，中共成功地實現了城鄉隔離，使農民工和城市工人、農村居民和城市居民成為這個國家的兩個不同的等級，而不能享受平等的國民待遇。直到2008年實施勞動合同法和2011年實施社會保險法後，情況才有所改觀，但就是這樣，根據2014年國家統計局的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與雇主或單位簽訂了勞動合同的農民工僅為38%，農民工「五險壹金」的參保率僅為：工傷保險26.2%、醫療保險17.6%、養老保險16.7%、失業保險10.5%、生育保險7.8%、住房公積金5.5%。

（5）程序性勞工權利的欠賬。工資、工時、勞動條件、社會保障都屬於實體性勞工權利，對這些權利的歷史欠賬，很大程度上來自於對程序性勞工權利的歷史欠賬。程序性勞工權利又分為個人的程序性權利和集體的程序性權利兩種，前者主要指勞工個人參與勞動爭議的調解、仲裁和訴訟的權利，後者主要指勞工的團結組織權、集體談判權和罷工權（統稱勞工三權）。前者得到了部分落實，後者付諸闕如，當工人們團結和組織起來與資方進行抗爭和博弈的時候，他們就會受到當地黨政和公檢法的打壓以及資方的報復，乃至以「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破壞生產經營秩序」等等罪名而被施以刑事犯罪的指控和判決。

2、勞工被嚴重剝削和壓迫是造成當前經濟危機的主要原因

與中國特色自由主義和與之珠聯璧合的權貴官僚資本主義的判斷恰好相反，左翼自由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認為，當前製造業衰退以及正在到來的、改革開放以來最為嚴重的經濟危機的主要原因，不是勞動合同法實施以來用工成本的提高和用工靈活性的降低，而正好是30年來低人權、低工資、低保障、低福利的經濟發展模式，以及由此帶來的對勞工的超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是30年來積聚的經濟社會矛盾的總爆發。

（1）極為嚴重的分配不公和貧富兩極分化造成內需不振、產能過剩。根據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發布的《2014中國財富報告：展望與策略》，目前中國收入前1%的富裕家庭，平均年家庭收入為115.2萬元；家庭資產前10%的中國家庭，擁有63.9%的總資產；2013年全國家庭資產基尼系數為0.717。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發布的《中國民生發展報告》則指出，中國的財產不平等程度在逐年升高：1995年的基尼系數為0.45，2002年為0.55，2012年達到0.73，頂端1%的家庭占有全國三分之壹以上的財產，底端25%的家庭擁有的財產總量僅在1%左右。即使是官方公布的基尼系數，也早就超過了世界警戒線而高居世界前列。政府看到了產能過剩的現實，卻不願承認這種過剩是由於貧富兩極分化和內需嚴重不足而引起的相對過剩，由此而提出的供給側改革只是簡單地去產能。其實中國最為急迫的應該是進行需求側改革，也就是喊了十幾年而沒有任何動靜的分配體製改革。只要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老百姓手裏沒錢，同時又缺乏教育、醫療、住房、養老等方面的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他們就沒有消費欲望和消費能力，內需就必然萎靡不振，國內市場就缺乏必要的廣度和深度，難以吸收由GDP至上主義的投資沖動所帶來的巨大產能，多年前已經開始尤其是貿易戰開打以來更加嚴重的出口的萎縮，使供大於求的不平衡市場結構更為傾斜。供給側改革不會觸動而只會強化政府主導的權貴官僚資本主義，只有有效需求即有購買力的需求的擴大才會消化過剩的產能，只有需求側的改革才會激活民間社會的活力，給市場經濟的發展註入內在的動力，但這恰好要以權貴官僚資本主義的所有製、分配製度和既得利益格局為改革對象。

（2）廉價勞動力劣勢成為中國製造業產業升級的瓶頸製約。在中國工業化、市場化、城市化的初級階段，主要是憑借廉價勞動力的優勢，中國成為全球化分工體系中的「製造工廠」，廉價的中國產品源源不斷地流向全世界，中國經濟因此而保持長達30 多年的高速增長。然而，這種經濟增長模式是不可持續的：對外而言，由於吸收了過多的國際資本，由於發達國家製造業向中國的大規模轉移，使成百上千萬歐美國家的工人失去工作，從而引發了這些國家相應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危機，近幾年來，發達國家已經開始從中國撤回部分資本和製造業，川普當選美國總統後，加速了這壹回遷的進程；對內而言，廉價勞動力優勢或者人口紅利已經耗盡，相反，勞動力被大規模嚴重剝奪的劣勢正在迅猛地顯現出來。這兩者都對中國的製造業的升級形成無法突破的瓶頸：外國資本在撤離的同時，也帶走了相應的技術和管理，會嚴重拉低中國製造業的科技和管理水平；日益貧困化的勞動力大軍只具有很低的人力資源，根本無法適應極為必要的工業升級。

（3）勞動收入和社會保障的雙重低弱使第三產業和第四產業無法得到發展。第二產業的升級換代必將釋放出大量的剩余勞動力，在通常情況下，他們將會被第三、四產業即服務業和文化產業所吸納，在發達國家，第三、四產業所占的經濟比重和所吸納的勞動力，都遠遠地超過了第二產業。然而，占人口75%左右的中國勞工和其他底層民眾的工資收入和社會保障福利太低了，他們對於第三、四產業所能提供的產品和服務的有效需求太弱了，根本不足以促進這兩個產業的迅速發展並因此而吸納大量的勞動力。

撇開社會的、政治的、倫理道德的方面而進行純粹的經濟學分析，勞工權益問題首先是壹個經濟問題：勞動是壹個極為重要的生產要素；勞工是極為重要的市場經濟主體；勞工權益得不到保障而遭受權力和資本雙重的、經濟的和超經濟的剝削的市場經濟，是壹種畸形的、跛足的、病態的市場經濟；由權貴官僚資本單方面主導的市場經濟，其嚴重破壞供需均衡並導致嚴重的經濟危機，是壹種必然的趨勢和結果。中國特色的自由主義經濟學們絕對不會承認這樣壹種經濟學分析，他們壹廂情願地認為自生自發的市場競爭會自然而然地造成公平的分配，根本否認剝削（包括經濟剝削和超經濟剝削）的存在；他們反對勞工自由結社、集體談判和罷工，認為這會造成勞動力的壟斷，破壞自由競爭；他們不是向權貴統治階級和專製政府要求資本的自由和企業的公民權利，而是把它們剝奪和壓榨資本和企業的代價轉嫁到勞工頭上；他們不是要求降低由專製政府掌控並擡高的土地成本、融資成本、能源成本、物流成本、稅費成本以及製度成本，而是把經濟下滑、製造業衰退的原因歸結到人工成本頭上，不是要求把權力關進籠子，而是要求把勞工關進籠子。他們這樣做，只會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不僅不會解除而且必然會進壹步激化正在到來的經濟危機。

3、勞工權利需求和意識的覺醒是勞工運動興起的主觀原因

所謂權利需求，就是人類在其社會歷史進程中所內在地產生的壹種獨立自主和自我實現的欲求，是人類打破奴役性和等級性的經濟政治製度而自由平等發展的沖動，是人類建立公正的市場經濟製度和憲政民主法治的政治製度的需要，而對這種權利需求的自我意識，就叫做權利意識。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的權利需求和權利意識的覺醒，經歷了三個階段：第壹階段是80年代以知識分子為主體的權利需求和權利意識的第壹次大解放；第二階段是92年以後以新興資產階級、中產階級為主體的權利需求和權利意識的縱深發展；第三階段是以勞工階級為主的底層民眾的權利需求和權利意識的覺醒。第壹階段的權利需求和權利意識，主要是知識分子的思想自由和文化權利要求以及由此而產生的政治權利要求；第二階段的權利需求和權利意識，主要是新興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的經濟權利要求以及由此而產生的政治權利和文化權利要求；第三階段的權利需求和權利意識，主要是以勞工階級為主的底層民眾的經濟權利要求以及由此而產生的政治權利和文化權利要求。勞工階級與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都以經濟權利訴求為第壹權利訴求，但它們對經濟權利的理解是不壹樣的，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所理解的經濟權利主要是私人財產權、自由經營權和人力資本收益權，而勞工階級所理解的經濟權利主要是就業權、勞動力所有權和收益權、勞動安全衛生權、勞動保險權等勞動權益。正是勞工階級壹方面感知到了自己在工業化和市場經濟中的重要地位和巨大貢獻，另壹方面又感知到了政府、企業對自己的殘酷的剝削和壓迫，他們才自然而然地產生了權利需求和權利意識，壹種對自由、平等和公平正義的追求。





二、當代中國勞工運動第壹次高潮及其發展趨勢





1、2010—2015年：當代中國勞工運動的第壹次高潮

2010年5月17日，廣東南海本田數百名員工因為不滿工資、福利、中日員工同工不同酬而罷工，並且獲得了成功。壹石激起千層浪，由南海本田開啟的勞工潮，由南往北波及全國14個省份，其中大連開發區創造了自新中國成立以來罷工人數（7萬人）、發生罷工的企業數量（73家）最多的地區紀錄，引起國內外、社會各界的高度關註和重視。雖然此前年份各地已有罷工事件，但都是零零散散的，引發全國性連鎖反應的當屬南海本田罷工，所以我們把2010年看作是當代中國勞工運動的開始年份。此後幾年，根據中國勞工通訊的網絡統計數據，全國較大規模的勞工抗爭事件，2011年185起，2012年382起，2013年656起，2014年1379起，2015年2775起，基本上呈現出逐年翻倍的趨勢。

2014年的「嵩山會議」，是當代中國勞工運動形成「自我意識」的壹個標誌，是中國勞工界作為與政界、商界、學界四足鼎立的獨立社會力量，正式登上當代中國歷史舞臺的壹個標誌。會議以湖南常德沃爾瑪員工集體維權事件為典型案例，探討了中國勞工運動面臨的壹系列問題，參加這次會議的有勞工代表、勞工NGO代表、勞工律師代表、勞工學者代表、勞工媒體代表，以及部分體製內官員、工會幹部和企業家、社會人士代表，完整地體現和彰顯了以勞工為主體和核心、以支持勞工運動的社會力量為輔助的「勞工界」範疇。會議發布的《嵩山宣言》，向全世界簡要宣告了當代中國勞工運動的基本綱領和方向。嵩山會議之後，勞工界積極介入重大勞工事件，初步顯示了勞工界的合作、團結、互助的集體力量，在國內外引起了重大的反響，為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經濟政治的民主化和法治化以及中國社會結構的轉型，做出了初步的貢獻。

勞工運動的這種上升勢頭引起統治階級的警覺和惶恐不安，並終於痛下殺手。2015年12月3日，廣州大舉抓捕當年春季介入利得鞋廠勞資沖突的勞工NGO工作人員和勞工積極分子，傳喚數十人，至少8人被刑拘或被控製人身自由，官媒大舉報道，其中央視新聞頻道竟然做了長達24分鐘的輿論審判。歷經10個多月的偵查起訴，最終有4人以「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的罪名被判處1—3年有期徒刑；此外，各地多名涉入勞工運動的人士也受到多種形式的警告、監控和處分。壹時間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各勞工機構紛紛停止活動，各勞工網絡社區和自媒體也趨於消沈，受此影響，雖然經濟形勢繼續下行，勞資矛盾更加激化，勞工抗爭事件也沒有因此而消停，但前幾年那種爆炸性增長和成倍增長終於被遏製。因此，12.3勞工案可以看作是當代中國勞工運動第壹次高潮落下帷幕的象征。

2、當代中國勞工運動的主體及其主要訴求

當代中國勞工運動的主體不再是國有企業下崗失業的老工人階級，而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形成的新工人階級，尤其是其中的農民工，他們分布在建築業、製造業、加工業、服務業，大部分就業於外資企業和民營企業，也有相當壹部分作為勞務派遣工和臨時工就業於國有企業。絕大部分勞工抗爭事件都發生在外資企業和民營企業，只有少量發生在國有企業；發生在國有企業的抗爭，也主要來自於其中的農民工。到2018年。農民工數量已經達到28836萬人，成為新工人階級的絕對主體。

新工人發起抗爭的主要訴求和目標是：

（1）為最基本的生存權利而鬥爭。這主要由於企業克扣和拖欠工資引起，尤其是每到年底，都會發生大量建築工人堵路遊行討薪的群體性事件。

（2）依法追討應得的補償和賠償。這主要發生在企業大規模裁員、搬遷、破產倒閉的時候，被解除或終止勞動合同的工人，按照勞動合同法的規定要求企業給予不低於每年壹個月工資的補償，此外還有追討加班費、高溫補貼、帶薪年休假等按照法律規定應該支付給工人的補償或福利。

（3）要求增加工資、降低勞動強度、縮短勞動時間、改善勞動安全衛生條件。與前兩類依據現行法律和法定勞動標準的維權訴求不同，這壹類是壹些增長性、發展性的權利訴求，往往超出了現行法律規定的最低標準，其實質是，勞工階級要求依據自己在市場經濟發展和企業生產經營中所做出的實際貢獻，與資本、土地、管理、技術等其他生產要素分享經濟發展成果，要求進行公正的分配，以不斷提升應得的收益和份額，並降低自己付出的犧牲、成本和代價。

（4）對結社自由和團結組織權的訴求。中國勞工已經逐漸意識到，沒有勞工的團結和組織，以上那些訴求的實現都是不可能的，因此，很多罷工的工人或者像海南本田工人壹樣提出了重整工會的要求，要求依據工會法和工會章程，自由自主、自下而上地選舉產生工會委員會和工會主席，或者繞開現行工會，選舉產生工人代表與資方展開集體談判。

（5）對普世價值、人權、公民權利的訴求，這是壹部分工人已經達到的最高訴求。東莞諾基亞工人罷工時就打出了「工人不是商品，不是資產更不是奴隸，請不要出售我們」、「我們是有人權和尊嚴的」的橫幅；廣州中醫藥大學附屬二醫院首席工人代表孟晗在法庭自辯時沈痛指出：「工人什麽都可以沒有，但不能沒有尊嚴」、「作為壹個老工人，如果連體面勞動的權利也被剝奪，我寧願選擇在監獄裏度過我的余生」。

3、新工人抗爭的組織和行動方式

新工人抗爭的組織形式：改選工會和工人代表製。最初大家不約而同地想到的是重組工會，並且也有個別成功的案例，但對工會的民主改造遇到兩個強大的阻力，壹是工會通常掌握在資方的手裏，工會主席通常由企業高管兼任，絕大多數工會是所謂老板工會或黃色工會，資方當然會極力阻止工人辦自己的工會；二是對於企業工會具有審批註冊權和管理權的地方總工會不支持工人的民主訴求。工會不能發生作用，而集體行動又迫在眉睫，怎麽辦呢？工人們和勞工律師創造了壹種叫做「工人代表製」的替代機製。2011年年底，深圳冠星鏈表廠1100多名工人罷工，遭到維穩系統的打擊後，找到廣東勞維律師事務所請求法律援助，在征集到了半數以上工人的簽名委托之後，著名的勞工律師段毅率隊進入工廠，指導工人以完全民主的方式選舉產生了13名工人談判代表，隨即向資方發出集體談判邀約。經過幾輪激烈的談判，勞資雙方達成和解協議。從這個案例中，段毅律師總結了壹個「工人代表製」的模板，並且很快在珠三角工人運動中得到普及。

新工人抗爭的行動方式：罷工、集體談判和集體上訪、示威遊行。歐美早期勞工運動都以自發罷工為主，只有在工會獲得合法存在以後，才過渡到以集體談判為主、以罷工為輔。當代中國勞工運動也處在早期階段，也是以自發罷工為主的，只有少數事先在勞工機構幫助下按照工人代表製組織起來的案例中，才是以集體談判為主、以罷工為後盾的；由於工人的團結組織權、集體談判權、罷工權還沒有得到法律的保護，在損害正在發生、忍無可忍的情況下，他們就開始行使壹種自然的權利，自發地切斷與資本的結構性聯系，亦即收回勞動、中斷生產鏈條，從而對資方構成實際的威懾和壓力。罷工和集體談判通常發生在那些正在進行生產經營的企業，而在那些悄悄轉移資產突然宣布搬遷或者破產倒閉的企業，原來工作場所的生產經營已經終止了，甚至老板都跑路了，或者在建築業層層分包的體製下，罷工和集體談判因為已經失去或找不到具體對象而變得無效了，工人們只好向監管部門（勞動局、信訪辦、維穩辦、工會）或當地的黨委、政府、人大，甚至面向公眾表達自己的訴求，這就發生了走出廠區的上訪請願和遊行示威。

4、2018年：三起行業性集體行動標誌當代中國勞工運動進入第二階段

2015年12.3事件之後，中國勞工運動進入低潮。正當人們灰心喪氣之際，2018年上半年，中國國內連續發生三起在世界上引起巨大反響的勞工集體維權事件，其中上海市長寧區環衛工跨越了三個企業之間的分隔、實現了在壹個市區範圍內環衛行業工人的聯合行動；塔吊司機聯盟同時在20個省、30多個城市發起集會示威；卡車司機同時在12個省發起罷工和駕車遊行。這三起工人集體行動具有顯著的行業性：壹是參與人數在整個行業顯著放大，行動擴及行業裏很多企業，對行業內的勞資關系產生很大的影響；二是對上下遊行業和產業並進而對地區甚至全國範圍的經濟與社會生活產生很大的影響。

在2010—2015年當代中國勞工運動第壹波高潮和第壹階段中，幾乎全部勞工集體維權事件都發生在某壹家企業範圍之內。嚴格來說，企業範圍內的集體維權只是勞工運動的低級形式，只有很多企業的勞工集體行動建立橫向聯系、實現跨企業跨地區的聯合，才是勞工運動的較高形式。根據國際經驗，行業工人聯合組織及其集體行動，是壹種最有效力和力量、最能夠把分散的勞工力量聯合起來的組織形式和結構，原理在於，同壹職業、同壹行業或產業的工人，處於同壹種勞資關系結構之中，具有共同的博弈對手和共同的利益訴求，團結和聯合起來的成本最低而規模力量和解決結構性問題的規模效益最大，所達成的行業集體談判協議對於勞資雙方具有內部憲法效力。中國勞工運動，按照市場經濟和勞資關系的本性和發展趨勢，壹定會從企業級別的集體行動發展到行業級別的集體行動，此次三個工人群體跨企業的、跨地區的集體行動，完全有資格被認定為是這壹歷史性轉變的開端。2018年因而成為當代中國勞工運動第二波高潮和第二個發展階段的開端。

從三個實例來看，從企業集體談判上升到行業集體談判，需要滿足如下兩個基本條件：首先是工人要意識到自己在行業和產業鏈條中的「結構力量」，比如環衛工人意識到了自己在整個環衛業中的中堅力量，這種力量足以讓整個行業停擺；塔吊司機充分意識到了自己作為特種技術工人在生產鏈條中的不可替代性；卡車司機也意識到了自己作為貨運司機的技術優勢和討價還價能力。這種足以使生產經營鏈條中斷的結構性力量，是工人潛在的「資本」和「籌碼」，工人們必須意識到並且善於利用它們。其次是工人要形成自己在行業範圍內的「結社力量」，實現工人在整個行業的聯合、團結和組織，使結構力量這種潛在的力量變成現實的博弈、談判、抗爭的力量。如果沒有工人們在行業內的聯合，工人在壹個企業範圍內的結構力量以至結社力量很可能會遭到破壞，因為行業內的資本力量通常可以聯合起來，調動其他企業的工人來替代正在罷工企業的工人。上海長寧區環衛工、塔吊司機、卡車司機主要是通過微信群進行橫向聯系的，在壹定程度上實現了同行業工人的團結組織和統壹行動，按事物本身的發展邏輯，獨立自主的環衛行業工會、建築行業工會、貨運行業工會的產生只是早晚的問題。這才是有效治理整個環衛行業、建築行業、貨運行業種種亂象的治本之策，從長遠來看，這不僅對工人有利，而且對整個行業、產業、社會和國家都有利。中國勞工運動下壹步的發展方向，就是要在各個行業形成勞工的聯合和自治組織。行業工會將會成為主要的、中樞的工人組織形態，並承擔著與行業雇主協會進行集體談判的重要職能。

5、初級階段勞工運動的去政治化策略和漸進政治化趨勢

初級階段的勞工運動迎頭碰上傳統政治體製的嚴厲限製。在2010年南海本田罷工事件中，壹方面，罷工工人把行動嚴格限製在廠區範圍，以「集體散步」的方式實現集體停工，淡化了「罷工」在人們印象中所固有的政治色彩；另壹方面，地方政府也表現出相當的理性和寬容，沒有采用維穩思路，沒有動用警力強製驅散罷工工人，沒用對罷工組織者提起刑事訴訟。有學者用「去政治化」來概括這次罷工潮的特點：罷工只是勞資經濟糾紛而不是政治事件，只限於企業勞資關系的層面，不涉及公民與國家關系層面。

但是，某次勞工集體行動「去政治化」是可能的，整個勞工運動「去政治化」則是不可能的。事實上，南海本田案例並沒有成為壹個範例得到普遍推廣，相反，此後發生的勞工集體行動，絕大多數都受到當地政府的打壓，也就是說，即使工人僅僅提出經濟利益訴求，他們的行動也「被政治化」了。亞裏士多德早在兩千多年前就指出了，人天生就是政治的動物；現在我們看得更清楚了：政治是任何壹個社會都無法消除的結構性方面，區別只在於是專製政治還是民主政治。因此，「去政治化」只具有有限的策略意義，而不能成為勞工運動的原則和方向。就是說，在勞工運動受到專製政治高度管控的情況下，不能提出宏觀的乃至中觀的政治目標和政治要求，而只能提出具體的經濟要求和微觀政治、基層民主的要求，等到這些要求或這個層面的勞工集體權利得到較好的實現、勞工運動的基礎得到夯實、勞工運動的規模得到擴展之後，才能提出更高的目標和要求。在這個意義上，所謂「去政治化」，只是回避、懸擱中觀和宏觀的政治要求，而不是從根本上和原則上放棄壹切政治要求。

再進壹步，如果我們把政治理解為憲政、民主和法治的話，「去政治化」也是過於消極的，最多只是表達了企業公民和工業公民對消極自由即勞資自治的訴求，但同時取消了公民對積極自由（即通過國家政治追求更公正和美好生活的權利）的訴求，因此西方國家工人階級在爭得了「去傳統政治」的消極自由即勞資自治後，又推進到積極地建立新型的國家與工人階級政治關系的更高歷史階段——在工會組織和工人運動的基礎上，勞工政黨產生了，並通過議會民主製加入到國家政治生活過程中，通過立法、參政乃至獨立執政，在更高的層面上維護工人階級的權利和利益。由於工人階級作為公民社會人數最多的部分加入國家政治生活層面，資產階級再也不能單方面地運用國家政權鎮壓工人階級了，屬於全社會的憲政、民主和法治才真正建立起來，公民社會和國家之間的良性互動關系才真正建立起來。這是發生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壹次最深刻的社會變革。





中國社會民主黨與當代中國的勞工運動





行文至此，當代中國的社會民主主義和中國社會民主黨（也可以叫做中國社會黨、中國工黨、中國社會民主工黨）已經呼之欲出了。它們以當代中國勞工運動的發展為前提和基礎，反過來也成為當代中國勞工運動上升到更高階段並完成其歷史使命的必要條件。

我們曾經說過，20世紀上半葉中國的社會民主主義、民主社會黨、民盟之所以失敗，是因為當時工人階級還很弱小，而社會民主主義的思潮和政黨也沒有積極尋求勞工運動的支持，因此毫不奇怪的是，「第三種力量」失敗了，「第三條道路」沒走通。1949年後，社會民主主義思潮和以民盟為首的民主黨派很快遭到清洗，57年反右運動則是壹次徹底的清洗，其中最重要的清洗對象就是章（伯均）羅（隆基）聯盟。20多年後絕大多數右派都被平反，全國只有100余人未被平反，其中又只有5個中央級的右派沒有被平反，他們是章伯均、羅隆基、儲安平、彭文應、陳仁炳，基本上都是曾經的社會民主主義者。

中國社會民主主義思想再次在中國出現，是在反右以後差不多40年的時候，當時，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爭論浮出水面，這個新左派，雖然較多地引用了其他西方新左翼資源，但也包含了壹些社會民主主義的內容。不過，新左派都是壹些學院派知識分子，只是對當時正在進行的卑鄙的權貴私有化和不公平的市場經濟發出抗議和道德譴責，而找不到自己的社會階級基礎，因為下崗失業的老工人階級，不可能接受市場經濟條件下產生的社會民主主義思想，而以農民工為主體的、在市場經濟中形成的新工人階級，當時還處在形成的初級階段。新左派因為不接地氣而風流雲散，有的幹別的事去了，有的只對西方社會民主主義做壹些純粹學術的研究，有的變成了新極左分子，有的變成了為威權專製辯護的國家主義者。

中共黨內也有壹些兩頭真的老人想為修正主義即社會民主主義平反，其代表人物是有60多年黨齡、曾經被打成胡風反革命集團骨幹分子、退休前擔任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的謝韜教授，他在《炎黃春秋》雜誌2007年第二期發表了壹篇題為《民主社會主義模式與中國前途》的文章，指出以瑞典為代表的民主社會主義是正統馬克思主義，呼籲中共應該回歸到民主社會主義路線。他的觀點壹方面遭到毛左派的激烈批判，另壹方面官方也公開回應說科學社會主義永遠都不會是民主社會主義。他想勸中共接受社會民主主義，無異於緣木求魚，甚至是與虎謀皮。他年歲很大了，當然也不可能把目光投向正在醞釀中的底層的勞工運動。

壹部分流亡海外的民運人士，於90年代末公開打出了社會民主主義的旗幟，並且於2000年在美國成立了中國社會民主黨，到2007年召開其第二次代表大會，製定了自己的綱領、建立了自己的組織構架，但由於客觀上孤懸海外主觀上定位失誤，壹直沒有與國內勞工運動建立什麽聯系，致使其成立約20年來無所作為，看不出它與海外其他民主黨派之間有什麽區別，甚至淪為不折不扣的、自娛自樂的口炮黨。

其實，只有從2010年開始大規模拉開帷幕的當代中國勞工運動，才真正為社會民主主義思想政治力量提供了發育成長的土壤和基礎，才能夠使社會民主主義找到自己準確的歷史定位和歷史使命：壹方面，當代中國勞工運動要在偉大的中國社會轉型和中國憲政革命中占據重要地位和發揮重要作用，需要自己的理論體系和政黨組織；另壹方面。社會民主主義應該也能夠成為當代中國工人階級的主流意識形態，社會民主黨也應該和能夠成為當代中國勞工運動的主要政治代表。





壹、勞工運動在中國政治現代化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勞工運動對於中國政治現代化具有特殊重要的價值和意義：

1、勞工運動是撬動中國政治現代化進程的阿基米德杠桿

中國的政治現代化進程與西方國家的政治現代化進程，是在不同的社會歷史條件下進行的。首先，西方國家有長期封建製的傳統，權力結構比較分散，實際上形成了王權、教權和貴族權的三權分立，當代表新的生產方式的資產階級起而爭取政治權利和爭奪政權時，可以利用三者之間的矛盾各個擊破，並且順著分權製的邏輯把封建主義的三權分立轉變為資本主義的三權分立；中國則有長達兩千多年的帝王專製和中央集權的傳統，因此在清末民初開始政治現代化過程時，不容易產生分權製和三權分立的新傳統，再加上集體主義的救國圖存打斷了自由主義的啟蒙進程、東西方兩大政治陣營的對峙和蘇俄地緣政治滲透等因素壹起發生作用，使得各派革命勢力仍然順著傳統政治成王敗寇、贏家通吃的邏輯，爭奪壹統天下的最高權力，國共兩黨為此進行了妳死我活的鬥爭；第二，20世紀末中國的工業化、市場化、私有化、資本主義化以及政治現代化，是在共產極權專製主義基礎上開始的，主導改革的政治力量絕不願意放棄「打天下、坐江山」的政治思維，不願意進行政治領域的多元化和民主化，不願意把高度集中的政治權力關進憲政、民主和法治的籠子裏，它只是利用工業化、市場化、私有化大肆變現手中的資源壟斷權和控製權，積累了天文數字般的巨額財富，並利用這些財富進壹步加緊對於社會的政治控製，結果是，依托於工業化、市場化、私有化而產生的新生的資產階級（包括大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不僅不具備與權貴官僚階級相抗衡的經濟政治力量，而且對後者形成經濟政治上高度的依附關系，註定不能像西方國家的資產階級那樣，成為政治現代化的主導力量和第壹推動力量。

在這種情況下，同樣在工業化、市場化、私有化進程中產生出來的另壹個階級即工人階級，便理所當然、義不容辭地登上中國政治現代化的舞臺。與新生的資產階級相比，新生的工人階級在現存體製下是純粹受害的階級，因而具有更加強烈的變革動機和更加堅定的變革意誌，另壹方面，他們人數最多而且更富有同質性和凝聚力，更容易產生團結壹致的、有組織的集體行動，因此至少在最初的階段可以成為中國政治現代化的主導力量和第壹推動力量，成為撬動專製政治製度的阿基米德杠桿。

2、勞工運動內在隱含的憲政、民主、法治意義

初級階段勞工運動的政治價值並不是顯而易見的，因為它看上去只是為生存權利和經濟利益而抗爭，並不直指宏觀的政治製度，並不提出激烈的反對口號和政治目標，因而往往引不起知識界、輿論界和其他社會各界的興趣、關註和支持。然而細觀之下，其中蘊含著豐富的政治內容。

首先，工人自組織過程作為壹種基層民主實踐，不僅是整個政治民主化的微觀基礎之壹，而且為其他階級和階層的自組織和民主實踐提供了成功的範例。宏觀的憲政、民主、法治的實現，壹定要以微觀和中觀的社會自治為基礎，否則，像辛亥革命那樣，雖然建立了亞洲第壹個共和國即中華民國，終於因為社會底層和中層沒有發生普遍而實質性的變化，而功成垂敗了。最近30余年的工業化、市場化和私有化，使民間社會在空間上得到壹定的擴展，但由於宏觀政治製度的緊控，雖然存在某些基層民主方面的嘗試，諸如村民自治和村委會選舉、企事業職代會和工會選舉、業主委員會選舉、縣鄉級人民代表選舉，但都流於形式，只有零零星星寥寥無幾的成功案例。然而，在珠三角地區此起彼伏的勞工運動中，工人們成功地創造和普遍運用了「工人代表製」，在企業內部選舉產生了各級工人代表和全廠工人代表委員會，代表全體或大部分工人就勞動權益問題與資方進行集體談判。其中壹個典型的案例，是利得鞋廠2750名工人，在勞工機構番禺打工族服務部的幫助下，自下而上地選舉產生了60多名工人代表，又從工人代表中選舉產生了13名工人談判代表，最後從工人談判代表中選舉產生了首席代表、第二代表、第三代表，在這個基礎上又形成了談判小組、團結基金管理員、新媒體宣傳員、工人糾察隊的職能分工。這樣壹個民主選舉的過程，就是工人訴求的梳理過程，就是分散的工人形成共識、共同意誌、共同目標的過程，就是壹個工人跨越個人理性的局限性而上升到集體理性、跨越個人利益的狹隘性而上升到集體利益的過程。這是有效的集體行動的製度性保障，成功地走出了「囚徒困境」或「集體行動的陷阱」。因為在民主的基礎上形成了共同目標和意誌，才形成了工人代表和談判代表的權威性，才能夠令行禁止，該罷工的時候就罷工，該復工的時候就復工，有張有弛，進退自如，而不會陷入到工人內部的紛爭和內鬥之中不能自拔，最終被政府和資方分而治之、各個擊破。

其次，工人們在民主化自組織的基礎上，向資方發出集體談判邀約，迫使資方進入和平而有效地解決勞資沖突的集體談判通道，具有深刻的現代政治價值。中國傳統政治壹直貫徹壹種等級專製、主奴對峙、成王敗寇、贏家通吃的零和博弈邏輯，而缺乏多元平等、交互主體、理性共和、分享雙贏的合作博弈傳統。由處於弱勢地位的工人發起的勞資集體談判，對於否定傳統政治邏輯並創建新型政治邏輯，具有多重開創性的貢獻：壹是拋棄了妳死我活、以新的霸權代替舊的霸權的習慣，包含了以憲政取代極權的元素；二是拋棄了以暴力爭輸贏的做法，代之以和平談判，包含了以民主共和取代專製暴政的元素；三是通過集體談判簽訂的集體合同對於勞資雙方具有嚴格的約束力和權威性，包含了以法治取代權治的元素。可以說，企業勞資集體談判實際上就是微觀層面的憲政、民主、法治，而現代國家的憲政、民主、法治，可以說就是壹種放大了的勞資集體談判結構，比如說，階級和政黨競爭相當於勞資博弈，議會相當於由資方代表和勞方代表組成的董事會，國家元首相當於董事長，政府首腦相當於首席執行官，檢察院和法院相當於監事會。我們不妨展開如下想象和推理：壹旦企事業單位和所有存在雇主與雇員、管理者與被管理者的地方，普遍建立集體談判機製，整個國家的憲政、民主和法治不就水到渠成了嗎？

第三，工人們的選舉、停工、罷工、上訪、請願、網上發聲等集體行動，實際上突破了對言論、結社、集會、罷工、示威、遊行的限製，率先把憲法第三十五條在形式上承諾公民的各項自由和權利變成了現實，這對我國公民社會的發展以及對國家權力的監督和限製，具有不可估量的價值和意義。近年來，因為環保等問題而在全國各地引爆了數十起大規模的群體性抗議，但組織性弱、持續時間短、官民對話缺乏有效的通道，因此雖然參與人數眾多，對於重構社會與國家的關系、對於公民社會的發展和憲政民主法治的形成，意義是有限的。相比之下，工人的集體行動具有目標明確、組織嚴謹、進退有序諸多特征，也更加具有可行性、可效仿性、可復製性、可傳播性，對於製度演進和製度創新具有更大的意義。

3、勞工運動在政治上的溢出效應或多米諾效應

即使勞工運動在其初級階段僅僅局限於爭取經濟權益，也會產生政治上的溢出效應或多米諾效應。眾所周知，由於政府及其官員對民營企業過度的攫取，其中包括稅、費、賄等多重、反復、高額的索取，由於國有企業的壟斷經營和民營企業不平等的待遇，由於政府不能以民主國家和民族國家主體身份，在經濟全球化和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強有力地保護和爭取本國工業、資本和市場主體的利益，因此我國民營企業的利潤水平是很低的，利潤空間是很薄的，民營企業主為了確保自身利益，便拼命壓榨勞工，拼命把成本和負擔轉嫁到勞工身上，拼命壓低勞工的工資、延長勞工的工時、惡化勞工的勞動條件、不繳或少繳勞工的社保，以至於大部分民營企業都可以說就是血汗工廠，而大部分勞工的待遇低於歐洲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工人的待遇。

那麽好，我們勞工運動不要求別的，僅僅要求改善自己的經濟狀況，僅僅團結起來向老板要求漲工資、減工時、改善勞動條件、繳納社會保險，如果老板不答應，就發起罷工抗議。這時候老板可能會做出三種反應：壹是堅決不向工人讓步，結果導致生產鏈條的中斷、生產率和利潤的嚴重損失，即使買通黑社會或當地警方來壓製工人，逼迫工人復工，也會招致工人的仇恨，損害企業的聲譽，進而導致企業留不住熟練工人，最終使自己在市場競爭中敗北；二是答應工人的要求，結果是利潤大幅度減少，以至於企業經營不下去了，於是宣布不幹了，於是許多企業都關廠歇業了，於是大批工人失業了；三是老板們不得不甚至願意答應工人的要求，同時還想接著幹，還想在市場經濟和實業界大展宏圖，甚至想成為成功的、優秀的企業家，這時他們就必須改變自己的思想價值觀念和行為方式，力圖維護和爭取企業公民的權利，改變企業與政府的關系。

這三種情況都會引發壹定的政治效應。在第壹種情況下，政府公信力受損，勞資矛盾演變為勞政矛盾，引發政府危機和政治危機；在第二種情況下，大規模失業從來就是壹個嚴重的社會問題，甚至會引發嚴重的政治問題；在第三種情況下，企業家或新生的資產階級產生出強烈的公民意識和本階級的自組織意識，壹起抱團取暖，壹起回過頭來向政府要求降低賦稅、取消不合理收費、拒絕官員索賄，要求公平的市場競爭規則和待遇，要求實現公民和納稅人的權利，要求把政府及其官員的權力關進籠子裏，要求實現憲政、民主和法治。

4、中觀和宏觀的勞工政治必將極大地推進政治現代化過程，並構成未來中國政治製度的重要組成部分

根據各國勞工運動的歷史經驗可知，工人在企業或工作場所紛紛組織起來並發起集體行動之後，必定會進入橫向聯合的階段，即跨企業的行業性和產業性聯合、跨行業和產業的地區性聯合以及跨地區的全國性聯合。這種中觀層次和宏觀層次的聯合比企業層面的聯合，具有更明顯的政治性質、更強烈的政治色彩和更大的政治效應，比如，行業性、產業性、地區性和全國性罷工，會對地方政治和國家政治產生深刻的影響，現行政治製度和政治結構，或者吸納工人的經濟政治要求，從而向更為開放、更為民主的方向演變；或者全力予以管製和鎮壓，從而引起更為激烈的勞資矛盾和勞政矛盾。

推動中國勞工運動由微觀向中觀和宏觀發展的主要動力有：

第壹，中國新工人階級遭受跨國資本、本國政府和本國資本三重剝削和壓榨，勞動強度、勞動長度與勞動報酬、勞動待遇呈現出懸殊的不對稱，工人遭受家庭破碎、物質文化生活水平很低、身心雙重傷害等種種苦難，改變現狀的要求十分強烈；另壹方面，這種所謂低人權和廉價勞動力優勢正在喪失，因為它們反過來降低了勞動者的購買力和勞動力素質，使生產力的提高、產業的升級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受到勞動力再生產和內需不足的瓶頸製約，引發產能過剩和經濟危機。如果說上壹波勞工運動以追討法定的、最低的生存性權利（加班費、帶薪休假補償、高溫補貼、社保和公積金、解除勞動關系的經濟補償等等）為主要訴求的話，那麽，下壹波勞工運動壹定是以追求增加工資、縮短工時、改善勞動條件、提高社會保障水平和享受公共服務等「增長性、分享性、發展性權利」為主要訴求，歸納為壹句話，就是農民工要求壹家人正常生活在城市裏的勞動報酬和各種平等的公民權利。新工人階級的主體性要求和市場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客體性要求兩者的匯合，構成勞工運動進壹步發展的最主要的動力，這是不以既得利益集團的意誌為轉移的客觀歷史趨勢。

第二，增長性、分享性、發展性權利的實現問題，涉及到中觀和宏觀的經濟政策和社會政策，單個企業的工人的集體行動可以提出來，但沒有能力加以解決，個別企業資方如果單獨滿足工人的訴求的話，很快就會因為經不起同行業和產業的競爭而被淘汰出局；解決這個問題的主要乃至唯壹途徑，就是由企業層級的勞資集體談判上升到行業、產業、地區和全國壹級的勞資集體談判，而這種升級當然以跨企業、跨行業、跨地區的工人聯合和組織為前提。由廣泛和高度組織起來的勞工、雇員與同樣廣泛和高度組織起來的資方、雇主進行較高級別的、集中的談判，以取代過於分散的企業層面的勞資集體談判，其實對勞資雙方都是有利的，勞方固然因此而壯大了自身的力量，並因此而掙得更多的權益，資方也因此而大大降低了與勞方談判的成本、減少了罷工的數量及其所帶來的損失；壹個覆蓋面很廣的行業性、產業性、地方性、全國性勞資協議或集體合同，能夠帶來較長時間和較有約束力的產業和平，推動產業升級，推動技術、管理和製度等方面的創新。可見，工業共同體內勞資既對立又統壹的關系、勞資雙贏的利益取向，也是推動勞工運動由低級走向高級的動力源泉。

除此之外，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勞資關系國際慣例的引進，信息和文化全球化背景下普世價值的傳播，互聯網時代工人權利意識的加速度發育等等，也都是促進中國勞工運動和勞工政治的重要因素。最終，中國工人必定會獲得完整的勞工三權以及通過自己的政黨參與國家公共管理的權利。

如果說勞工三權的實現和獨立勞工政治力量的出現，是推動我國社會和政治轉型的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甚至主導性的力量，那麽，在轉型以後的政治結構中，社會民主主義的勞工政治力量當然會獲得重要的、合法的位置，構成憲政、民主和法治的政治結構的偏左的、中左的壹翼，正如自由民主主義的資產階級政黨會構成偏右的、中右的壹翼壹樣。我們不要小看這壹偉大的歷史成果，因為在歐洲資本主義國家，如果從文藝復興算起的話，差不多經過了四百來年的奮鬥才建立了這樣壹種較為合理的政治結構。中國工人階級肯定不希望在未來壹百年重新經歷經濟上自由放任、剝削猖獗而政治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的那樣壹個資本主義原始發展階段。





二、憲政民主革命的主體序列和路線圖





困擾當代中國的兩大社會矛盾，其壹是官民矛盾，其二是勞資矛盾，這兩個矛盾又可以歸結為權貴官僚資本集團與人民大眾的矛盾，而在權貴官僚資本集團中，雖然權貴官僚與資本家、權力與資本經常是相互勾結和利用的，權貴官僚和權力相對於資本家和資本又占著主導的地位，是現存體製的始作俑者和最大獲益者，是變革的主要對象和頑強阻力。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改革已死」的判斷是正確的，也就是說，自上而下的改革或改良，即使有的話，也不可能成為中國政治轉型的主要動力。

中國新生的大資本力量和大資本集團，整體而言，是從計劃經濟和國家所有製中衍生出來的，先天地帶有權力壟斷、錢權交易、貪賄腐敗的原罪，整個大資產階級對於權貴官僚階級，迄今仍然是依附性的，在經濟、政治、文化上都是不獨立的，其中大部分是現存體製的分享者和推波助瀾者、權貴官僚集團的合謀者和勾結者，總的來說，大資產階級不僅不是中國政治轉型的發動機和原動力，而且是憲政民主革命的對象。

處於權貴官僚大資產階級與社會底層之間的中間階級（Midlle Class），基本上是依附於現存體製的，是受到權力資本網絡的層層滲透和控製的，在未來半個世紀之後，它很可能會成長為中國主要的、占主導和支配地位的階級，但在目前歷史階段，其不能作為政治轉型的主要力量也是顯而易見的。相對大資產階級而言，這個階級追求自由、平等和公正與憲政、民主和法治的動力、願望、意識較強，但基本上處於自發無序的狀態，缺乏強有力地推動結構性轉換的意誌力量、行動力量和政治力量。

工人和農民是匍匐於社會底層的兩大階級，占就業人口和總人口的大多數（75%左右）。農民階級不太可能成為積極地推動社會轉型並深刻形塑未來社會的主要力量：大部分農村勞動力已經、正在、將要轉移到城市，成為新工人階級的壹部分，剩下來的以農業為生的農民將越來越少；大部分農民處在遠離城市的鄉村、處在工業化和市場經濟的外圍地帶，在農業這個夕陽產業謀生，缺乏經濟競價能力，並且文化程度低、分散而難以組織，缺乏主動的政治參與和博弈能力；農民受傳統文化影響最深，現代意識最弱，將是最後壹個在政治上發育起來的階級，只有直接卷入城市化進程的農民才有較強的經濟政治參與意識和博弈能力。

與之相比，工人階級將是壹個積極得多、主動得多的經濟、政治、文化主體：工業化、市場化和城市化，把大量工人聚集在同壹生產線、同壹工廠、同壹產業、同壹城市社區，為他們創造了進行積極的經濟談判、政治博弈和文化競爭的客觀條件；多達數億的新生代工人已經主觀上不想退回客觀上也退不回農村，他們要想在城市定居下來並獲得平等的市民身份和公民權利，唯有團結和組織起來與他們所受到的多重經濟政治文化壓迫進行抗爭；信息和互聯網時代加速了工人的階級意識的形成和組織化的進程，同時迅速淘洗掉傳統文化打在他們身上的烙印。

如果說權貴官僚大資產階級不願、中產階級和農民階級不能撬動整個政治現代化進程的話，那麽工人階級則不僅非常願意（因其受到深重的剝削和壓迫）而且有能力（因其可以團結和組織起來）做到這壹點：首先，工人們團結起來以集體談判的方式向大、中、小資產階級爭取自己的天經地義的權利和利益，迫使資產階級為產業和平、為生產的連續性和長期利潤而做出壹定的讓步；第二，工人向老板施加的壓力壹定會迫使老板們向老板的老板即權貴官僚集團伸張自己的權利、爭奪自己的利潤空間，迫使資產階級成為公民、成為真正獨立的經濟政治文化主體，而不僅僅是狗茍蠅營地在權力庇護下分贓逐利的經濟動物。

於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主要指其中的中小資產階級或中產階級）這壹工業文明和市場經濟中的雙胞胎，就會為了雙方的共同利益，而形成反對黨國專製、政府壟斷、官僚腐敗的基本共識和政治聯盟，就會壹起推動中國向憲政民主法治的公民社會前進，在這個過程中，作為中產階級壹個階層的中高層知識分子與作為工人階級壹個階層的下層知識分子，會起壹個非常重要的催化劑和粘合劑的作用，而農民階級為了維護自己的基本權益，也會逐步地組織和聯合起來，加入反對極權專製權治、建設公民社會的大合唱之中。這個大合唱的肇始者和發動者，就是工人階級，勞工運動就是打破改革已死的政治僵局、撬動整個中國政治現代化的阿基米德杠桿。

於是就會形成壹個憲政民主革命的動力和主體序列：工人階級——中產階級——農民階級，革命的對象就是共產極權專製製度及其捍衛者權貴官僚階級以及與之結盟的大資產階級。而憲政民主革命的路線圖，在第壹種情況下，是「底層發動——中層跟進和放大——上層分化、投機和妥協」；在第二種情況下，是「底層發動——中層跟進和放大——底層和中層聯盟與上層決戰」。

就中國的社會和政治轉型而言，社會民主主義固然強調工人階級的主力軍地位和作用，但也認為勞工運動只是壹個原動力和阿基米德杠桿，並不能單獨完成中國政治現代化的進程，中產階級、農民階級的跟進是絕對不可缺少的。勞工運動孤軍深入壹家獨大，不僅很難成功甚至是不可欲的：首先，權貴官僚大資產階級會聯合和利用其他階級進行嚴厲的壓製，使得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愈演愈烈，使得中國政治轉型過程極其漫長而艱難；其次，即使勞工運動僅憑自己的努力取得勝利，其所建立起來的只能是壹個經濟上新型的國家所有製和計劃經濟、政治上新型的無產階級專政，這意味著中國將再壹次回到那個不堪回首的毛澤東時代。





三、憲政民主革命的左右兩翼：社會民主黨與自由民主黨





關於政黨問題，目前憲政民主陣營還沒有清晰的考慮。雖然1991年胡石根創立自由民主黨，1998年徐文立等人創立民主黨，海外還出現更多政治組織，但不管是國內的還是海外的民運力量，都還沒有從政治哲學、政治邏輯和政治歷史的高度出發，明確憲政民主本身存在社會民主黨和自由民主黨左右兩翼這個在大多數現代國家早已成為現實的政治結構。

的確，在西方憲政民主歷史上，資產階級的自由民主主義和製度率先登上政治舞臺，那時候，沒有普選製，選民資格受財產、性別、種族等多種限製，工人階級不僅沒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也沒有結社自由，不能成立自己的工會和政黨。歷經憲章運動、街頭暴動和武裝起義，直到19世紀後期和20世紀初，各國工人階級才爭得了基本的政治自由和政治權利，不過它們也放棄了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放棄了馬克思主義，轉而選擇了社會民主主義，選擇了議會民主製和多黨製，選擇了社會民主黨、社會黨、工黨作為自己的主要政治代表。雖然共產黨還存在，但其影響力日趨衰退，最後成為邊緣化的極左政黨，在很多國家甚至銷聲匿跡了。於是，在西方國家形成了憲政民主的左右兩翼，社會民主黨和自由民主黨相互製衡、輪流執政，這種政治結構迄今保持快壹百年了。不管左右兩翼政黨的社會階級基礎、政治理念、政治目標和政治綱領有多麽大的不同，但雙方都認同和遵守憲政民主的共同框架和規則，在憲法和法律範圍內展開政治競爭，以數人頭而不是砍人頭、爭取選票而不是依靠暴力追求執政地位。由於中左的社會民主黨（社會黨、工黨）和中右的自由民主黨（共和黨、保守黨）代表了主流民意，就使極左和極右的政治力量趨於邊緣化，並且也不得不在憲法和法律的框架內展開其政治活動。可以說，這是人類歷史上所取得的最偉大的政治成就。

由於以下三個原因，中國反對極權專製、追求憲政民主的人們，大都簡單地把憲政民主主義理解為自由民主主義，而對社會民主主義壹無所知或者知之不多，更不能理解自由民主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之間歷史的和現實的關系：

第壹，在世界歷史上，率先對憲政民主做出貢獻的，的確主要是資產階級、中產階級及其自由民主主義思想政治力量，工人階級及其社會民主主義思想政治力量對憲政民主的貢獻是輔助的和後起的，因此後發國家引進憲政民主時會受到先前歷史和先入之見的影響，以為後發國家也要經歷先發國家那樣的憲政民主歷程。

第二，首先來到當代中國的現代政治哲學和政治理念，就是上個世紀90年代引入的自由主義政治哲學和政治理念，它們對於解構中國20世紀的共產極權專製，的確居功第壹，社會民主主義的政治哲學和政治理念，則是在進入21世紀之後才逐漸為國人知道，而且至今也沒有並且被禁止得到充分的介紹和研究。

第三，中國本土的社會民主主義思想，是隨著當代中國勞工運動的興起才浮出水面的，壹些勞工運動的理論家和實行家，在介入勞工運動的過程中，感到用自由主義當然無法指導與資本爭權奪利的勞工運動，但同時也感到市場經濟不可逆轉，不能夠用馬克思主義更不能夠用共產主義來指導勞工運動，於是便向社會民主主義尋求理論思想資源。

然而，對於中國社會和政治轉型而言，自由民主主義是遠遠不夠的，沒有社會民主主義出場並承擔其不可替代的歷史使命，中國社會和政治轉型是根本不可能實現的：

第壹，沒有多達三個多億的工人的參與，沒有勞工運動這壹阿基米德杠桿的撬動，單憑中產階級和知識分子，根本無法摧毀和取代極權專製製度和威權專製製度。在當今國際國內的經濟政治文化條件和民主形勢下，工人階級壹定會提出自己的政治自由和政治權利要求，而不可能甘心情願地成為替其他階級火中取栗的工具和炮灰；另壹方面，當今中國社會的階級分化如此明顯，階級意識如此強烈，工人、農民對自己的經濟政治社會地位、對自己的權利和利益，有著明確的判斷，完全有能力選擇自己的政治代表，完全有能力行使自己的選舉權、參與權和監督權，不存在素質論者所說的不能行使民主權利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沒有任何理由剝奪他們的政治權利。

第二，中國社會轉型不應該也不可能亦步亦趨地重走西方國家所走過的先有資產階級民主後有工人階級民主的道路，在現有社會歷史條件下，中國人民完全有能力也有必要把兩百多年來西方社會所獲得的政治經驗和政治文明成果繼承下來，走壹條適合當下中國國情的社會政治轉型之路，反過來說，假定推倒極權和威權專製政權之後，只有壹部分人才能獲得政治自由和政治權利，而把工人農民排除在憲政民主結構之外，則不僅落後於第三波民主浪潮中所有轉型國家已經形成的憲政民主慣例，而且必定會激起工人農民的強烈反抗，從而重新出現急風暴雨般的乃至妳死我活的階級鬥爭，想來這也是自由民主主義者所不願意看到的。

第三、社會民主主義登上當代中國政治舞臺，也是有傳統資源可以繼承的，早在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民主革命過程中，由於市場經濟和資產階級發育不良、力量弱小，以胡適等人為代表的自由主義思潮和政治力量就沒有什麽作為，反而是以孫中山為代表的、帶有壹定社會民主主義色彩的三民主義以及以張君勱等人為代表的社會民主主義思潮和政治力量，成為推動憲政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47年的中華民國憲法就帶有相當程度的社會民主主義色彩，是三民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的某種結合。將來中國壹定會重新製憲的，不過，中華民國的國號和47憲法，對於打通過去與未來，對於賡續亞洲第壹個憲政民主共和國的道統和政統， 應該是壹筆可以選擇和繼承的重要的政治資源和政治遺產。

在即將到來的三千年未有的大變局中，在共產極權專製崩潰過程中和崩潰之後，壹定會冒出形形色色的政黨，不過，政黨政治的邏輯至今尚未超出階級政治的範疇，各政黨之間壹定會合縱連橫、重組整合，最終形成四個主要的政黨：

自由民主黨：這是以中小資產階級和中高層知識分子（兩者合稱為中產階級、中間階級）為社會基礎的政黨，會把促進市場自由競爭、保護私有財產和企業權利、減低稅收與限製政府權力和規模等作為主要的政治目標和綱領。由於中產階級占全國人口的比例較低，作為自由民主黨上臺執政的選民基礎不夠厚實，因此自由民主黨會向社會下層爭取選票，但即使它不能成為執政黨，也會成為最強大的在野黨和反對黨。

社會民主黨：這是以工人階級、農民階級、下層知識分子為社會基礎的政黨，會把促進平等和公平正義、保護勞工權利、提高社會福利、征收累進稅和遺產稅、增加公共產品和服務等作為主要的政治目標和綱領。社會民主黨能夠影響和號召的選民人數最多，在轉型以後很可能首先成為執政黨，但隨著市場經濟的進壹步發展和中產階級人數的不斷增多，社會民主黨和自由民主黨會進入常規的政黨輪替。

新共產黨：在壹個較長的、可以預見的轉型時期，經濟會處於低迷狀態，市場經濟還不完善、公共產品和服務的供給以及社會福利還不夠，貧富差別還很大，因此，工人階級、農民階級、下層知識分子中最底層的那壹部分，由於在市場經濟中缺乏上升的空間而陷入絕望之中，就會產生否定私有製和市場經濟的激進要求，會依據原教旨馬克思主義和毛主義建立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新共產黨，也是最左翼的政黨。

保守黨：即使完成了社會和政治轉型，在市場經濟和憲政民主條件下，仍然會存在並且會重新產生壹個非常富有的大資產階級，其中包括壹些投機革命、搖身壹變的前共產黨權貴官僚，和壹些做大做強的民營資本家，他們天生傾向於壟斷市場並且會要求相應的政治權力，會通過金錢的力量形成院外壓力集團對國家權力施加影響，並會依據精英主義、國家主義、儒家等意識形態，形成最右翼的政黨。

不管是什麽政黨，只要遵守全民公決製定的憲法和依照民主程序製定的法律，只要承認憲政、民主和法治這壹基本的社會契約和政治競爭規則，就都是合法的政黨，即使是最左翼和最右翼的政黨，也不能訴諸於暴力革命，也要老老實實地爭取選民的投票支持，通過議會民主政治獲得權力以及施加對於國家法律和政府政策的影響力。





四、社會民主黨與新共產黨將會發生長期的拉鋸戰





在世界上，社會民主黨與共產黨已經進行了超過壹百年的鬥爭，未來中國還會長期重演這種鬥爭。

1、2018年毛左等新極左第壹次高調亮相當代中國勞工運動

2018年7月中旬，發生了壹起規模很小而影響很大的工運事件，幾名籌建工會的深圳坪山佳士科技公司員工相繼以嚴重違背企業規章製度之名被開除，他們與資方抗爭時被警方抓走了，來自深圳、廣東以及各地的網友20余人（後增加到50多人）組成佳士工人聲援團，來到坪山現場聲援被捕工人。與線下行動同時進行的是網上輿論動員和傳播：由幾個著名紅色網站和毛左大佬發起了多達數千人的聲援簽名；北京大學、人民大學、南京大學、西北政法大學、清華大學等十幾所高校部分學生相繼發出用馬列毛主義武裝起來的聲援書；由毛左自媒體組建的多個聲援佳士工人的微信群，屢封屢建，壹直在頑強地傳播來自前方的消息。此壹事件於8月24日警方對聲援團駐地強製清場而告壹段落，但鬥爭並未結束，而是發酵為當局對整個毛左等新極左力量的持續的打擊，先後有50多人被捕入獄，其中包括大學生、自媒體和NGO工作人員。

這是壹起主要由毛左深度介入甚至主導的勞工事件，具有鮮明的毛左意識形態色彩和高亢激昂的風格。其他的極左翼也在關註和聲援，比如香港大學教授、新馬克思主義勞工社會學代表人物潘毅很快就發表了《佳士工友抗爭：中國工人政治鬥爭新篇章》，並領銜簽署了全球百名學者的聲援書。托派也在關註這壹事件。

毛左在第壹波勞工運動當中影響甚微。他們或者與公知大V、自由民主派在網絡上血拼，或者在猛烈批判和攻擊鄧小平理論、特色社會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或者熱衷於各種極左派別之間的內鬥，或者由於他們的目標太高不接地氣、觀念太陳舊而跟不上時代潮流，無法找到與新生代農民工對接的通道。毛左因繼承了計劃經濟年代留下來的極左資源，曾經輿論支持和有限介入了90年代中期以來國有企業下崗職工的抗爭，但隨著這種抗爭的失敗，老的工人階級依靠不上了，而新的工人階級即農民工他們又瞧不上，因此越來越沈溺於意識形態爭論之中，只有極少數有遠見的毛派人士，意識到與新工人階級相結合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自我檢討把以農民工為主體的新工人運動拱手讓給了「自由派」和「右派」，並有了壹點行動的跡象，比如在新生鞋廠工人集體上訪的時候，有兩個紅色網站分別給工人捐了1000元和4000元。較多接受西方極左翼思潮影響的中國新馬克思主義派和托派，倒是較早地關註和研究農民工問題，但他們的活動總的來講還停留在勞工學術研究和工人文化建設這個範圍內，還沒有進入勞工運動第壹線。不過他們培養了壹些具有勞工情懷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或者培訓了壹些有思想覺悟的工人，準備了較多的人力資源，這種優勢在今後的勞工運動中將會表現出來。

在2015年12月3日以前，在勞工運動中起倡導、動員、組織、宣傳作用的，是工聯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毛左等新極左對此看在眼裏急在心裏，壹方面他們認為這是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小資產階級的投機主義、修正主義，會把中國工人運動引入歧途，另壹方面他們又不得其門而入，不知道如何介入和影響新時代的勞工運動。他們處在壹種躍躍欲試、望而卻步的狀態。按照他們信奉的原教旨馬列毛主義，他們是要通過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革命，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實現公有製和計劃經濟並最終實現共產主義的，他們之所以反對現在的共產黨，並不是因為它在以前高舉的馬列毛主義、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旗幟是不對的，而是因為它背叛了自己的性質和宗旨，蛻化變質為官僚資產階級政黨了。

2015年以後，隨著憲政民主左派勞工界力量因被打擊迫害而處於基本缺位狀態，毛左的壹些力量開始滲透到勞工運動之中。第壹個例子是2017年12月，35位大學生工人狀告南街村食品廠，這35人大學畢業後來到著名毛左韓德強主辦的正道農場，實踐了壹段共產主義生活，經韓德強推薦，來到南街村就業，他們試圖改變企業的血汗工廠性質，實行8小時工作製，結果和企業發生了尖銳的沖突，被企業解除勞動關系。他們奮起維權，自己學習和運用勞動法律知識，以團隊的力量進行集體仲裁和訴訟。第二個例子是中山大學碩士畢業生沈夢雨，於2015年進入廣州日弘機電廠成為壹名普工，2018年4月，她被員工選舉成為年度工資集體協商員工代表，因為認真履行工人代表職責，為工人謀利益，得罪了企業高管和工會主席，先是被撤銷了協商代表資格，然後被解除勞動合同，沈夢雨奮起維權，成為知名度很高的網紅，之後，成為佳士工人援助團的負責人。第三個例子就是佳士工人建會案了，應該說，這是迄今為止毛左全面介入勞工事件的壹個典型案例。這個事件已經引起全國性乃至世界性的關註，工人建立不受資方控製的民主工會的問題第壹次在如此巨大的社會空間成為壹個重量級的議題和輿論熱點（這個問題先後已經由煙臺澳利維、南昌沃爾瑪、南海本田、深圳歐姆、番禺勝美達、深圳沃爾瑪1059店等企業的工人們破題了，但當時並沒有引起如此巨大的影響）。

2、勞工運動中必然發生憲政民主左派與極左派的鬥爭

要解釋毛左等新極左高調進入勞工運動這個事實，以及憲政民主左派如何應對這種情況，首先要把這個問題置諸於壹個更為宏觀的歷史與邏輯的框架之中。

第壹個歷史的和邏輯的前提，就是在壹二百多年的勞工運動中，存在著中左和極左兩種政治傾向和意識形態的鬥爭，結果是中左的工聯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逐漸占了主導地位，而極左的「科學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或者崩潰了（前蘇聯和東歐），或者邊緣化了（歐洲）。

第二個歷史的和邏輯的前提，中國目前處於壹個十字路口，處於壹種不確定的狀態，我們不得不對中國未來幾十年的發展趨勢提出某種預測，因為只有在壹種理性預期之下，我們才能對各種思想政治力量各自的走向及其相互關系做出分析和評估。

第壹種預期和預測，就是中國很快將會實現社會政治轉型，歸入到世界主流文明之中。所謂世界主流文明，就是以自由平等正義為普世價值，以憲政民主法治為基本政治製度，以社會市場經濟為基本經濟製度。我們樂觀地預期，中國經過艱苦的社會轉型，很快會融入世界主流文明。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麽我們當然要堅定不移的參與和推進勞工運動，同時要堅定不移地把勞工運動定位為工聯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在這樣的預期中，中國憲政民主導向的勞工運動有遠大的發展前景：第壹步，我們要在現行法律製度和框架內維護勞工權益，並通過集體維權把工人動員和組織起來，加快工人階級意識的形成，加快由自在階級向自為階級的轉化；第二步，我們要爭取和實現勞工三權，以集體談判和集體行動的力量爭取更多的權益，同時與社會各界形成壹種爭取憲政、民主、法治的宏大的社會和政治聯盟，成立勞工政黨，幫助和推動工人階級成為社會政治轉型的主體力量；第三步，在憲政民主法治的政治框架和社會市場經濟的經濟框架內，與非工人階級進行長期的競爭與合作，壹步壹步地推進政治民主、產業民主和經濟民主。

第二種預期和預測，就是中國可能會回歸到毛澤東時代，如果是這樣的話，那對於包括工人在內的民間社會就會形成壹種嚴酷的控製和強烈的打壓，就會形成壹種法西斯主義和極權主義的社會政治結構。當人們再也忍受不了的時候，就壹定會爆發極其猛烈的反抗，這種反抗肯定不是和平理性非暴力的，而壹定是相當暴烈的。在這個過程當中，統治階級會充分利用毛澤東思想中的極權主義、專製主義成分，而工人和其他底層民眾會利用毛澤東思想中造反有理、階級鬥爭、暴力革命的成分。現在毛粉還占人口的少數，到時候足夠多的人會成為毛粉，因為他們覺得只有這樣壹種非常決絕的、非常革命的、非常徹底的思想，才能指引他們徹底的翻身得解放，相反，他們對工聯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那套思路，會越來越失去耐性和信任。現行體製越是向極權專製演化，對毛左派是有利的，而對憲政民主派是不利的。

第三種預期和預測，就是中國既不能順利地完成社會和政治轉型，也不會退回到毛澤東時代，而是在較長時間比如二三十年內停滯在威權主義的狀況之中，民主轉型之前的南非、韓國、臺灣、緬甸等國就是這種情況。威權主義不同於極權主義的是，民間社會相對於專製國家政權而言，有壹定的經濟、政治和文化上的有限的自由和空間，勞工運動和其他社會運動能夠在不斷遭受控製和打壓的情況下得到堅持並緩慢地往前推進；在勞工運動內部，憲政民主左派與毛左等新極左派會處於長期的拉鋸和競爭狀態。

3、憲政民主左派如何應對極左派的挑戰和競爭

（1）要承認毛左等新極左長期存在和發展並且進入勞工運動的必然性

長達三四十年的權貴市場經濟、官僚資本主義經濟，使得中國的貧富兩極差別和基尼系數達到世界之最，底層民眾被階級固化和階層固化，失去了上升的通道，積聚了對權力和資本、對權貴官僚和富人資本家巨大的怨憤和仇恨，在缺乏普世價值和世界主流文明教化和教養的情況下，很多底層民眾只能就近、習慣從他們少年時代就接受的紅色文化中吸取信仰、精神和生存的勇氣和希望，文化程度較高的人則從西方的極左傳統中吸取精神資源，這就是毛左等新極左得以長期存在和發展的深刻的社會根源。新極左這種政治意識形態從網絡空間進入實體性的社會運動尤其是勞工運動，是遲早的事情。前些年當他們看到憲政民主左派（他們眼中的「自由派」、「右派」）在勞工領域風生水起的時候，就已經有些羨慕嫉妒恨了，當憲政民主左派被打壓控製之後，新極左終於有機會登臺出場了，而且，他們還具有壹種憲政民主左派所不具備的政治意識形態優勢，那就是他們可以高舉現在的當權者也曾經高舉並且現在也沒有放棄的馬列毛主義的偉大旗幟、共產黨的領導、社會主義製度和人民民主專政（四項基本原則），以壓倒壹切的政治正確對抗維穩力量，保護自己不被當權者鎮壓。只要兩極分化的狀況惡化下去，毛左等新極左就壹定會存在和發展，在極端的情況下，甚至可能如其所願地推動和領導壹場消滅私有製和市場經濟、建立公有製和計劃經濟的無產階級革命。

（2）要看到毛左等新極左加入勞工運動可能具有的正面價值

毛左等新極左加入勞工運動可能帶來的負面價值和危害，歷史的經驗已經很多了，此處就不再列舉和總結了，只需要指出，西方社會民主主義和憲政民主左派就是在戰勝極左派的過程中成長壯大起來的就夠了。這裏需要指出的是，在現階段特定的、具體的歷史條件下，毛左的介入，對於整個中國勞工運動的發展，還是利大於弊的。

首先是各派政治意識形態紮堆勞工運動，會產生壹種規模效益和聚集效應，就像紮堆做生意產生市場壹樣。社民的、毛左的、新馬的、托派的，形形色色的中右派、激進左翼和極左派，甚至中右派、左翼自由主義，都可以來做勞工運動，雖然各派之間會產生激烈的鬥爭，但好歹都是把矛頭針對無良資本和為之保駕護航的現行專製權力的，都能夠起到喚醒數量巨大的工人階級的權利意識的作用。總的來說，這比壹家壹派獨占勞工運動投入更多壹些，並且產出更大壹些。至於哪壹派最終占據主導地位，那取決於整個社會和工人階級的選擇，現在不可能就做出結論。

其次壹點也很重要，新極左的加入會分攤勞工運動界的風險和成本。原來憲政民主左派介入工運時，被指勾結境外敵對勢力，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現在這項罪名對毛左不管用了，因為他們從來就把憲政民主左派和憲政民主右派痛罵為西奴漢奸，他們自己絕對不可能勾結境外敵對勢力，況且他們還有共產黨開國太祖毛澤東的思想、畫像等神器護體，不到萬不得已，維穩當局也不好痛下殺手。可以說，毛派等極左派的介入，分攤了憲政民主左派受打壓的風險，增加了當局的維穩壓力和維穩成本，在維穩力量事實上不可能無限增長的情況下，客觀上減輕了憲政民主左派的壓力並撐大了他們的活動空間。

（3）要肯定毛左等新極左率先倡導和實踐的大學生與工人相結合的工運路線的功勞

憲政民主左派多年來壹直在倡導知識分子與工人階級的結合，為此與自由民主派、憲政民主右派展開了激烈的論戰。但應該承認，憲政民主左派力量很弱小，之所以能夠壹度掌握勞工運動的話語權，主要因為恰好與在第壹線主導、指導和引導勞工集體行動的勞工律師和勞工NGO具有天然的契合，但自身並沒有與高校大學生群體進行廣泛而親密的接觸，並沒有在他們中深耕並播種社會民主主義，在勞工運動的第壹次高潮中，沒有出現壹個接受社會民主主義思想的學生群體並與工人和勞工運動相結合。相反，倒是毛左等新極左多年來積極滲透到了高校社會學等學科的教學研究以及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等學生社團之中去了，壹部分學生通過與老師壹起做課題研究，或通過假期社會實踐，到工廠臥底打工，對勞資關系、工廠管理和工人階級狀況進行親身體驗和第壹手的調查研究，並因此而接受了他們的老師們給予的馬列毛主義的解釋框架。從佳士事件中表現出來的毛派學生的言行可知，這些青年學子的血是熱的、心是赤誠的、感情是真摯的、思想是純潔的、意誌是堅定的、人格是高尚的，他們的表達方式和抗爭方法，也是富有才華的、多種多樣的、技術和藝術含量都很高的。這是憲政民主派應該虛心學習、急起直追的地方。中國每年有七百多萬大學畢業生，他們畢業後也就是作為白領勞工的初級知識分子，與普通勞工處於同樣的勞資關系之中，甚至有很大壹部分很難找到工作。可想而知，青年知識分子會在當代中國勞工運動和社會轉型過程中發揮多麽重要的作用。

（4）要科學分析憲政民主左派和毛左等新極左各自的優勢和劣勢

從表面和短期來看，憲政民主左派的劣勢，壹方面來自於極權專製力量的打擊，另壹方面，對於廣大勞工群眾來說，憲政民主左派、社會民主主義，還是壹個完全陌生的東西，他們更多接受的是傳統的觀念，要麽是資本主義和市場經濟，要麽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和計劃經濟，不知道還有壹個介於兩者之間的、更適合於工人階級根本利益的社會民主主義，要讓他們接受和形成這樣的觀念，有壹個漫長的過程。相比之下，毛左的優勢，壹方面因為與當局共享很多政治和意識形態話語，所受政治壓力較輕，活動空間也較大，另壹方面，相當多受過共產黨教育的勞工群眾，對於毛左的理論和話語比較熟悉，毛左站在歷史、人民、道德製高點上的激情澎湃的呼喊和號召，會激發幾乎所有勞工心中對剝削和壓迫的痛恨、對平等和公正的向往，在感情控製了理性思維的情況下，毛左能夠動員和組織大規模、強有力的勞工集體行動。

但是，相比極左派的短期性、意識形態性、道德情感性優勢而言，憲政民主左派擁有的是長期性、結構性、邏輯性優勢，這種優勢來自於工業文明、市場經濟中資本與勞動相生相克的基本結構和恒久邏輯。經過長期的摸索，人們找到了壹條解決勞資矛盾的有效的路線：第壹步實現勞資鬥爭的非暴力化，使工人結社、集體討價還價和罷工合法化；第二步找到了介於鬥爭與合作之間的「鬥而不破」、「和而不同」的關系模式；第三步找到了勞動與資本相互轉化、勞資分享合作剩余、勞資雙贏的道路。這就是工聯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的、憲政民主左派的勞工運動路線。私有製和市場經濟不是簡單地被否定了，而是讓所有的勞動者也分享和參與了，以至於變成了普遍的私有製和社會市場經濟，結果是，在經濟效率、投資收益和投資積極性、生產率和科學技術得到長期穩定發展的同時，廣大勞動者的經濟狀況也在不斷改善，勞動收入占到了國民收入的75%以上。這是壹條符合絕大多數勞動者長遠和根本利益的發展道路。

相比之下，極左派的劣勢就暴露出來了：首先，在動員和組織勞工參加社會革命時，其所提出的超出正常人性的烏托邦經濟政治目標，其實並不為大多數工人所接受，於是只好以少數人組成的先鋒隊，訴諸暴力革命，裹挾和逼迫普通工人和民眾參加革命，要求人們犧牲現實的權利和利益，甚至犧牲自由、道德、人格和生命，不擇手段地去實現所謂偉大崇高的目標；其次，在用暴力革命奪取政權以後，強製性中斷了資本與勞動的結構性關系，以消滅私有製和市場經濟、建立公有製和計劃經濟之名，以勞動價值論和按勞分配之名，以勞動人民當家作主之名，建立起壹個壟斷了所有經濟政治社會文化資源的極權主義國家，在剝奪和鎮壓了所有非勞動階級階層之後，勞動者、工人農民也成為專政的對象。經過大約半個世紀「社會主義陣營」和「資本主義陣營」的冷戰和競跑，由極左派統治的國家全面落後，那裏的工人農民普通知識分子依然處於經濟上貧困、政治上無權、思想上沒有自由的「無產階級」狀況，而由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參與治理、輪流執政的憲政民主國家在各方面都遙遙領先，那裏的勞動者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權利遠遠高出於共產黨國家。

經過這樣的優劣比較，憲政民主左派其實才真正擁有歷史優越性，包括經濟優越性、政治優越性、文化優越性和道德優越性，這是它經過壹百多年的競爭終於戰勝了極左派的根本原因。但是這種長時段的優越性並不能夠在每壹個短時段表現出來，毋寧說，因為極左派具有手段上的強製性和不受道德和法律約束的權變性，由於它能夠在經濟危機、社會危機、政治危機、道德危機的時刻激發起共產主義革命的烈火激情，往往能夠壹時之間占據優勢。這就需要憲政民主左派平心靜氣、冷靜應對、不計壹時成敗得失、長期苦練積聚力量，壹步壹個腳印為勞動者維護和爭取實際的權益，堅定地相信勞動者具有足夠的明辨是非、鑒別優劣的理性認識能力，尊重和擴展勞動者自主選擇和民主決策的權利，從而反過來贏得越來越多勞動者的支持和擁護。有了這樣壹種信心和定力，才不會為壹城壹池的得失而迷失方向。

（5）要深入比較憲政民主左派與毛左等新極左的戰略和策略

在勞工運動的戰略上，毛左是要以毛澤東思想和工人階級先鋒隊主導具體工人團隊的維權和抗爭行動，領導工人群體為整個工人階級的解放事業而奮鬥，而憲政民主左派則尊重每壹個工人團隊的主體地位，幫助具體的工人團隊獲得維權的成功，實際增進其經濟、社會、政治和文化權利，最後才從不同企業、行業、地區工人團體的橫向聯系中民主地產生出全國性的工人組織和勞工政黨。

在策略上，毛左和憲政民主左派本來會有更多的共同點，這是因為，即使是為了實現毛左的至高無上的戰略目標，也必須壹步壹步把它分解為近期目標和中期目標，也必須有切實可行的達成目標的近期計劃和中期計劃，有壹個壹個戰役的構想與壹個壹個戰鬥的方案，有敵我友三方力量的對比研究，有縱橫卑闔的統戰謀略，這些都是毛澤東政治和軍事思想留給毛左的寶貴財富，其精髓叫做「實事求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憲政民主左派則著重運用現代勞工運動和社會運動所積累的策略、方法和戰術，包括SWOT、SMART、內部組織層級、敵友光譜分析、博弈論等等操作工具，以勞工力量的有效組織和成長壯大為底盤，在勞、資、政、社會四方犬牙交錯的關系中達成和實現勞工的具體訴求。這與毛澤東策略思想有很多類似和相同之處。其實，別看毛左等新極左徹底革命的口號喊得震天響，真要他們付諸實現，馬上就意識到根本就不可行，於是他們要麽永遠只能停留在口炮黨的狀態而沈溺於意識形態紛爭，要麽只能痛下決心，退回到現實情境中，通過回應和滿足工人的具體的利益訴求來獲得工人的信任和支持。正是在策略方面，這些比較務實的毛左和憲政民主左派有可以合作互補的地方，只不過由於雙方戰略上的區別，雙方在策略上也終於會有很大的不同。而且，並非吊詭的是，毛左在策略層次維護工人切身利益方面做得越好，工人在戰略層次就離毛左灌輸給他們的偉大目標越遠；並非偶然的是，西方國家越來越多的極左派轉化成為憲政民主左派了，西方國家極左派在做出了極其艱苦的努力之後還是不可避免地衰落了。

具體到佳士案，如果憲政民主左派介入的話，會提出與毛左很不相同的策略和操作方法：

第壹，憲政民主左派會把工人利益放在第壹位，而淡化倡導者、推動者和幫助者自身的政治和意識形態訴求，這與毛左的做法是相反的。毛左要建的工會是為所謂工人階級整體利益服務的工會，是政治鬥爭的工具，這種工會，擺脫了資方和官方的控製，又會落入壹個「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控製之中；憲政民主左派倡導的工會，則首先是為具體企業和行業工人利益服務的工會，是既獨立於資方和官方也獨立於勞工政黨和勞工NGO的工會，是真正獨立的工會。憲政民主左派介入工運時，不僅重視維護和爭取工人迫切的權利和利益，而且非常重視工人風險和代價的降低，尤其是重視工人領袖、工人代表的保護工作。

第二，憲政民主左派始終堅持工人主體性原則，始終依靠工人本身力量的成長和壯大。針對佳士案，曾飛洋在微信群裏明確提出了三個堅持：要毫不動搖地堅持工人代表製，把工人組織建設到班組，產生有威望的工人代表；要毫不動搖的堅持勞資集體談判模式；要堅持在工作場所的鬥爭，決不輕易放棄陣地。工人出身的集體談判專家彭家勇則提出壹種實戰性很強的打法：「最有效的辦法是到各車間去，做工友們的組織動員工作，只要大家都走出來，在廠門口玩，或者到勞動監察、工會去投訴；或者只要在廠內找壹個寬闊的地方，大家集中在壹起玩；或者就在車間裏面玩，堅決不要做事，工友們就會贏。只要堅持合法的停工、怠工，資方早晚耗不起，壹定得跟我們的工人代表談判，到時候，廢除非法的罰款製度、補繳住房公積金、讓工人自己選舉的代表進工會，壹切都不是問題。」





五、憲政民主左派和憲政民主右派應結成反對極左派和極右派的戰略同盟關系





如果說2018年上海環衛工、全國塔吊司機、全國卡車司機的集體行動，由於具有鮮明的行業特征而引起轟動，那麽佳士工運則由於其鮮明的政治特征而引起了全國甚至全世界的關註。這裏觀察和評論壹下泛自由派、泛民主派對此次具有毛左色彩、極左色彩的工人運動的各種反應：

第壹種自由民主派是按照自己的思想理念和話語模式對這次運動全盤打包、解釋、包裝、收割，把它說成是追求自由主義模式的憲政民主運動，把沈夢雨、嶽昕演繹成為自由民主女神，仿佛工人都是自由主義的信徒，根本就沒有受毛左的影響壹樣。

第二種自由民主派對工人核心訴求表示支持，對工人本身的經濟訴求、勞動權利訴求、建立工會和罷工的訴求都是支持的，但對毛左的戰略和策略持批判態度，當然，也承認毛左有觀念和言論的自由。上海學者張雪忠和北京律師謝燕益代表了這種態度。

第三種自由民主派表示堅決支持工人的訴求和行動，但徹底否定毛左的積極作用，要求工人們堅決與毛左切割，甚至認為毛左像德國納粹壹樣應當被剝奪言論自由。

第四種自由民主派則不僅徹底否定毛左，而且否定工人訴求和維權行動本身。深圳作家天佑寫了壹篇《說幾句政治不正確的漢奸言論》，對佳士工運給予了否定性評價；經濟學者唐大傑認為佳士建會工人余浚聰就是個原教旨共產黨員，他的觀點得到陳有西律師的支持。

前三種觀點基本上屬於憲政右派、民主右派、中右派，是發達國家名叫自由主義的政治意識形態，區別在於，第壹種觀點完全無視毛左的存在和影響力，是不客觀和壹廂情願的；第三種觀點則主張剝奪毛左的言論自由，這其實是不自信的表現，按照西方國家的經驗，對極左的真正打擊，是通過法律和政策的改變，通過經濟關系和社會關系的改變，鏟除極左產生的經濟基礎和社會基礎，而不是對極左采取強製性措施。相比而言，張雪忠和謝燕益表達的第三種觀點，是比較標準的自由主義觀點。

最後壹種觀點，放在資本主義原始積累和初級階段，還勉強可以歸入自由主義之列，但經歷了壹百多年資本主義和勞工運動、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相互鬥爭和相互滲透、相互對抗和相互轉化之後，在西方已經沒有幾個人說得出口了，已經轉變成為極右的政治意識形態了。在中國權貴官僚資本主義歷史階段，我把這種觀點稱之為「中國特色自由主義」，客觀上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即權貴官僚資本主義表面對立實則互為犄角：它照搬古典自由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某些教條，指工會為破壞自由市場經濟的勞動力壟斷，堅決反對勞資集體談判，視罷工為對企業的私有財產權、經營管理權、分配權的侵犯等等，這些恰好是權貴官僚資本完全認同的，從這樣的前提出發，不難得出警察有權鎮壓工人運動的結論，只不過極右權貴官僚資本政權就是這樣做的，而民間偽自由主義極右派則不敢直接說出來而已。

在西方，經過壹百多年的歷史演化，憲政左派、民主左派、中左派、社會民主主義，與憲政右派、民主右派、中右派、自由主義，已經成為西方社會占主導地位的、相互競爭和合作的兩大政治力量和意識形態，它們已經結成限製和控製極左派、專政左派、共產主義與極右派、專政右派、法西斯主義的強大的政治和意識形態同盟。

這是西方經過壹二百年的奮鬥才達到的歷史階段，而中國還處在這個過程的開端：中國的極右實力還在統治整個社會，而極左勢力也不容小覷，相反，無論是憲政民主右派還是憲政民主左派，都處在初級發展階段，並同時遭到極右政權的嚴厲打擊和極左思潮的兇悍攻擊。改革開放之後自由主義的興起可以說是先天基因不足後天營養不良：中國歷史上嚴重缺乏自由主義傳統，20世紀初新文化運動從西方引進的資本主義和自由主義又被共產革命和共產極權專製所中斷；當代中國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和新生資產階級，是在極權主義經濟政治文化體製前提下自上而下地對社會松綁的情況下發展起來的，而不像西方那樣是在封建主義經濟政治體製的基礎上自下而上地生長發育的，因此深深地打上了原罪（官商勾結、錢權交易）的烙印，使得這種新生的經濟社會力量在政治思想上註定是不徹底的、軟弱的、不革命的，根本無力領導更不可能獨立承擔否定極權專製製度的憲政民主革命。這就需要它向深受極權專製製度壓迫、剝削、奴役、摧殘的底層民眾尋求支持和依靠力量，因此它就不能照搬歐美資產階級革命和早期資本主義社會那種經濟社會政治思想主張，而應該承認以工人階級為主要成分的底層民眾的革命主體地位，並在社會轉型過程之中立即落實底層民眾的各項人權和公民權利。這也就同時意味著勞工運動、社會民主主義運動、憲政民主左派運動相比歐美國家的政治節奏而言，提前登上歷史舞臺，也意味著憲政民主右派要積極主動地向憲政民主左派伸出橄欖枝，更不能將其當作敵人。另壹方面，憲政民主左派當然也不能把憲政民主右派當作敵人，而應當接受和承認後者在歷史上率先提出的普世價值、市場經濟和憲政民主法治，只不過要以強大的勞工運動的社會政治力量，把工人階級和其他底層民眾的權利和利益訴求灌註其中，否則的話，憲政民主左派就會演變為極左派或極權專製左派，即使他們有力量發動壹次激烈的社會革命和政治革命，推翻極右派或極權專製右派，他們也沒有能力僅以自己的力量建立憲政民主法治，而只不過是完成極權專製製度的再壹次輪回而已。目前階段兩派應該共同對敵，聯合起來動員和組織民眾推翻極右權貴官僚資本集團的統治，至於雙方的權力和利益之爭，只有在社會轉型之後，在憲政民主法治的框架範圍之內，才能上升為主要的問題。在目前歷史階段，自由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憲政民主右派和憲政民主左派、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合則雙贏，離則雙輸，極右權貴官僚資本集團會將它們玩弄於鼓掌之間，挑動其互鬥並最終各個擊破。

另壹方面，民主右派（自由主義）也很難和極左派（共產主義）爭奪底層，因為按其自由高於平等的基本原理，民主右派沒有能力解決貧富兩極分化的問題，而極左派恰好善於以平等之名激起底層民眾的狂熱希望。民主右派如果向底層民眾承諾和讓步到可以和極左派爭奪底層民眾的程度時，它其實已經轉化為民主左派（社會民主主義）了。如果民主右派堅決不讓步而又想領導和統治整個社會的話，就只能把經濟優勢轉化為暴力優勢，通過豢養軍警憲特鎮壓極左派及其追隨他們的民眾來取得和穩固政權，但這樣壹來，他們就不再是中右派、民主右派、憲政右派，而變成極右派、極權右派、專製右派（法西斯主義）了。對於克製和克服極左，民主左派即社會民主主義有自己獨特的優勢，因為它也站在工人階級的立場上與自由派進行政治競爭，因為它也側重積極自由、實質平等以及由此形成的公平正義，滿足了底層民眾的精神需求；特別是，它所提出的經濟社會政策，包括工廠立法和勞動立法、工人參與管理和勞資共決、工人聯合與勞資集體談判、利潤分享和產業民主、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等等，實實在在地增進了勞動者的經濟社會利益，提高了他們的經濟社會地位，從而獲得了大部分工人群眾和其他底層民眾的支持和擁護。可以說，只有同時繼承了自由主義和平等主義精髓的社會民主主義，才能真正與極左派爭奪底層民眾，在憲政民主法治的框架內，解決不平等和兩極分化的問題，從而鏟除極左共產主義產生和發展的社會土壤。沒有社會民主主義，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會陷入無休無止、沒有勝負的苦鬥之中，整個社會將會在野蠻資本主義、資產階級專政與共產極權主義、無產階級專政之間來回折騰，永遠不能建立和鞏固憲政民主法治，永遠不得安寧與和平。

中國社會的工人階級

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一年

   中國工人階級的困境 寫於 二零零四年

　　節目：2004年6月19日臺北中央廣播電臺新聞頻道《放眼大陸》（主持：黃絹；受訪、整理：楊銀波）黃：聽眾朋友，又到了《放眼大陸》和您空中相會的時間了，我是節目主持人黃絹。在我們今天的節目裏，增加了新的單元──中國農民工調查。在這個單元裏，我們特別邀請到曾經多次進行實地調查，而且自己的父母親也是農民工的大陸自由撰稿人楊銀波先生，來和聽眾朋友們就大陸農民工的生活，他們的喜怒哀樂，以及在整個大陸經濟發展過程中農民工的希望與失落，做一系列的介紹與反思。

　　楊：（余世存《一首寫給流浪農民的詩》）我們沒有身份，派出所的人抓住我們說活該，「如果不交錢你就沒有三證，對我們來說你就不存在。」可是我們存在，我們還活著，弟兄們，我們還存在。我們交納了增容費，暫且安身。報紙表達得暖昧，老太太的小腳跑來可真是敏捷，逢年過節地喊著防賊──她指的是你和我呀，弟兄們，她指的是你和我……（鮑家街 43 號樂隊搖滾音樂：《晚安北京》）黃：在我們前一陣子的節目裏，已經為聽眾朋友們介紹了《中國農民調查》這本書，獲得了聽眾朋友們廣大的回響。接下來在《中國農民調查》之後，我們要為聽眾朋友們推出《中國農民工調查》系列報導。好，那麽我們就來聽聽今天的《中國農民工調查》第一集。（陳星、呂飛音樂：《離家的孩子》）黃：你是從甚麽時候開始關註農民工的問題的？

　　楊：我們家裏父母都是農民工，他們 1993 年的時候開始出去打工，從那個時候就開始關註中國農民工。那麽在這之前對於中國農民工，覺得這是一種非常新鮮的稱呼，那個時候還不叫「農民工」，還沒有這個稱呼，那個時候叫「盲流」。

　　黃：啊，對。

　　楊：回顧起中國農民工，它有將近 26 年的歷史，準確地說有 25 年。將近 26 年的歷史是從 1979 年開始的。這 26 年要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從 1979 年到 1988 年，有十年的時間；然後從1989年初到1991年，有三年的時間；然後從 1992 年一直到現在，將近十三年，這又是另外一個階段。這三個階段有不同的特點。比如說，1979 年到 1988 年這個歷史當中，在這十年裏面，中國有 1.3 億的農民轉移。「轉移」的意思就是說，他不幹農活了，或者說他的相當大部分的時間不用在他的土地上了，或者去進廠。這個「轉移」的主要特點是「就地轉移」。那個時候中國出現了很多很多新的氣象：比如說土地可以給農民種了，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經營製度，而且那個時候農業結構也有調整，鄉鎮企業也在大量興起。

　　當時的鄉鎮企業是甚麽樣的狀態呢？從 1979 年到 1988 年有一個說法，我們老家也在傳──「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可以離開土地，但是不能離開家鄉；你可以進廠，但是你不能進城。就是這樣的一種狀態。在這十年裏面，發展最為迅速的就是鄉鎮企業，那個時候確實是個奇跡，包括學術界的、新聞界的，還有中共中央、國務院，也在關註這個很大的變化。當時最活躍的鄉鎮企業，比如江蘇南部，它是集體經濟；還有浙江省的溫州市，它的經濟不是集體經濟，是個體經濟，非常非常著名的，你去查一下資料看看；然後還有珠江，它的經濟跟江蘇南部、浙江溫州又是不一樣的，它是外向型經濟，我想臺灣是知道的，它主要是靠海外的，或者近靠香港的、澳門的，或者近靠臺灣的，它是這樣的一種發展趨勢；那麽後來還帶動起來了挨著臺灣的福建。在這十年裏面，鄉鎮企業的發展確實厲害。

　　那麽它是怎麽打破的呢？在大陸有一段歷史是非常艱辛的，1979 年之前的歷史回顧起來的話，說不完。1979 年之後再過三年，也就是 1982 年的時候，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就提出來：允許農民進城開店，允許他們設坊，允許他們興辦服務業，允許他們提供各種勞務。然後再過兩年，1984 年──也就是我出生後的第二年，國家加強了城市的副食品供給，允許農民自理口糧到城市落戶。它慢慢就打破了「農民不能進城」的禁忌。那麽在這之後呢？1985 年到 1990 年，這段時間就不得了，這個轉移就不再是僅僅的「就地轉移」，比如說「我是重慶的，我就不出重慶」，或者「我是重慶永川市的，我就不出重慶永川市」，不是這樣的。當時有很多農民突破這種體製封鎖，重慶的農民也到廣東啊、福建啊，也到上海啊、北京啊。1985 年到 1990 年到另外一個省份的「異地轉移」的這些農民工，就有 235 萬人走了；在這五年裏面，鄉鎮企業也吸收了2286萬就地轉移的農民。所以說那個時候確實是個奇跡，這是它的第一個階段。（陳星、呂飛音樂）黃：這個階段算是一個比較成功的轉型嗎？

　　楊：現在看來，我覺得有成功也有失敗。它畢竟打破了「農民不能進城」。「農民為甚麽不能進城」，要回答這個問題，就必須回到 1979 年之前的歷史。研究這段歷史，我從 1997 年就開始了，那個時候我還在上初中，開始看專門研究這個歷史的文獻。非常艱辛的，1979 年的農民是最艱辛的。1949 年，中共建政。然後在 50 年代初，剛剛建政不久，中共進行土地革命，把地主的土地分給農民，農民確實有土地了。然後到了 50 年代中期，它突然就搞了一個「城鄉二元結構」，城市是城市，農村是農村，你要分得很清楚，城市的資源你農民是不能占有的，搞的是這種社會屏蔽的、全社會的歧視政策，不允許你農民進城。1956 年的時候，開始對城市經濟進行改造。甚麽改造？私營經濟改造。把私人占有的工商業體系，改變為公私合營。

　　1956 年後之後就不得了──徹底反了！可以說在很長一段時間裏面，不是我們今天看到的這個「城市化」，它不是「城市化」，它是「反城市化」，它不允許國家城市化！了解大陸歷史的應該知道，像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還有市民返鄉，幹部下放等等。1979 年之前的國家經濟策略，是講究重工業的優先發展，搞計劃經濟體製。就是因為計劃經濟，導致了很多很多的全社會的很大很大的問題，嚴重的失偏，嚴重的失重！計劃經濟了，你的資源配置怎麽辦？你怎麽估評啊？你有沒有根據啊？你的決策有沒有根據啊？經濟結構也是很大的偏差。當時的中共是怎麽改革的呢？它當時改革的政策，現在看起來真的很可笑。比如基本的生活用品，基本的生產用品，用「低價」的政策，它覺得這已經是一個改革了；還有，農產品是統購統銷的；城市職工的工資之外呢，也有福利製度。就算是這麽小的改進，在那個時候都已經是一個很大很大的舉動。

　　但是，在這些所謂的「改革」的政策之外，它用的一些製度是相當殘酷的。比如說，1979年之前的人民公社製度，不允許農村生產要素自由流動，它不允許。還有，城市勞動的工資，國家控製你的工資，不是說你幹得好就多給你很多，或者你自由獲取，不是這樣的，你的所有東西都歸國家所有，它是一種大一統的控製製度。還有直到我們今天都罵得很兇的戶籍製度。再有，居住在城市裏面的人也受苦，不是說農村不好城市就好，城市也有更細致的製度，比如單位體製，比如幹部工人區別的身份製度，比如分層製度，級別製度，等等。在這樣的全社會的水深火熱之中，很多呼聲就喊出來了──必須解放生產力！1979 年，也就是文革結束不久，各種冤案啊、錯案啊、罪案啊，就開始「翻」，而且當時民間還出現了非常了不起的「民主墻運動」。這個時候，開始慢慢有這樣的沖動了──農民就是要進城！最近幾年我采訪的人很多，我問他們：「你的工齡有多長？」有的說：「二十五年。」那二十五年，一算，不就是 1979 年就沖出來打工了嗎？

　　楊：除了《外來妹》（著名電視連續劇，1991年央視播出，1992年之後全國熱播）之外，這樣反映農民工真實生活的作品還有1988年張良導演的電影《特區打工妹》，專門反映深圳的打工者生活。還有一些小說，比如張偉民寫的《下一站》，林堅寫的《別人的城市》，安子寫的《打工女郎》。還有部報告文學叫《廣深走筆》，是陳俊年寫的。另外，還有些被稱之為「打工文學」的刊物，比如廣東這邊的《廣州文藝》、《佛山文藝》、《江門文藝》、《大鵬灣》、《花城》等等。這裏順便要說一下，就是我們的農民工最喜歡聽的、最喜歡唱的歌是什麽？我告訴你，不是像報紙上談的什麽「看黃色錄像」啊，不是這些！他們太低估民工的素質了，民工的素質沒這麽低！民工喜歡聽的歌是《流浪歌》，喜歡唱的歌是《離家的孩子》。這些歌為什麽那麽出名？就是因為這些歌寫盡了他們的血淚！那歌寫得、唱得太好了，「流浪的人在外想念你，親愛的媽媽。流浪的腳步走遍天涯，沒有一個家」，全國五湖四海的農民工唱起這首歌，交相流淚。（陳星音樂：《流浪歌》）黃：那麽接下來請楊銀波跟我們介紹一下，大陸有哪些地方是農民工外出打工最多的省份？

　　楊：外出打工的人最多的是四川，四川也是中國大陸第一人口大省。那麽四川之後就是貴州，因為貴州這個省，按我們大陸的話說，「計劃生育搞得不是太好」。

　　黃：人太多了嘛。

　　楊：對，人太多。在我所接觸的人裏面，貴州人打工地點最多的是廣東，然後就是浙江、福建、北京，這些打工地點裏面的貴州人最多的是來自貴州省正安市那一帶的人。前天我又接觸到幾個貴州正安的人，是五兄弟，最小的才16歲，最大的已經有40多歲了。正安那個地方很窮，雖然樹很多、煤很多，但是這個錢裝到哪裏去了你說？沒裝到他們包包裏面去。濫砍濫伐、濫采煤，特別多，主要的利益卻不在農民那裏。那麽四川、貴州之後呢，就是安徽。《中國農民調查》，看了沒？

　　黃：主要是描述安徽省當地農民的生活。

　　楊：安徽的農民工相當多，在廣東這邊幹的很多，我也接觸了很多安徽人。安徽之後就是湖南，湖南之後就是河南，河南也是一個人口大省。而且我告訴你一個消息：河南在廣東這邊打工的，不一定是進廠的。河南在這邊，有一群人數目比較大，比較醒目，你猜是幹什麽的？

　　黃：不知道。

　　楊：撿破爛。

　　黃：撿破爛？

　　楊：對，在廣東這邊撿破爛。在河南省駐馬店市有個縣叫平輿縣，平輿縣裏面有相當多的人都是撿破爛的，而且很多撿破爛的還能修起房子，5萬塊錢的樓房。當然，在河南家鄉，也有在撿破爛的時候靠偷、靠搶搞起來的；那麽在這邊呢，很少有人偷搶，不過被打殘廢的、打死的也有。我前幾天剛剛采訪了一個河南省平輿縣撿破爛的人，他是我朋友，也是我以前的鄰居，叫王秋喜。他們一家四口人，他的孩子有兩歲多，他的老婆也在撿破爛，還有他的母親有68歲了，四個人都在廣州郊區一起生活。這就是說，農民工的工作範疇非常廣泛，不光是進工廠、農場，還有其他各種各樣的。農民工從事得最多的是建築業。我父親楊慶華今年已經48歲了，他現在又到一個地方去搞建築了，幫別人修建租給民工住的房子。我對他說：「你可以不去搞建築啊。」他對我講：「習慣了。」這就是許多人覺察不到的地方，很多人認為農民工最大的希望就是「不幹，什麽都有」，但是我不這麽看，這麽看只會降低農民工的素質。他們習慣了奔波的生活，習慣了那種和民工一起吃飯，和老鄉之間吹吹牛啦、打打牌啦、看看電視啦，那種日子好過一點，覺得在外面兄弟朋友挺多，能湊合。

　　這確實是一個特殊的社會群體，一種特殊的社會面貌，雖然表面看來他們既不是工人也不是農民，可是他們自己認為自己仍然是農民，百分之九十多都是這樣回答我--「農民！我算什麽工人？我又不能跟城市裏面的人比」。「工人」在他們的頭腦裏永遠是「城市人」的範疇。所以說，我這麽多年的調查，這個群體可以讓你非常難受，也可以讓你很高興、很喜悅，尤其是在他們領到工資之後。他們的談吐也仍然保持著農民的特色，保持著他們那種樸實，不是那種奸詐得不得了的，這種人我碰到的不多。因此廣東確實要感謝他們，不得不感謝他們，他們真的太能吃苦了。而且我覺得政府部門，太缺乏像我楊銀波這樣深入他們、接觸他們，沒有具體了解他們實際的困難、實際的需要。而且那些所謂的「調查」、「研究」都帶有很強的官方性質，你要去搞一個調查研究，你還得經過勞動部門，或者黨委、政府的認可、批準、監督，那麽搞出來的這種調查研究有多大的真實性？有多大的價值？難說。（陳星音樂）黃：接下來請楊銀波跟我們談一下，這些農民工主要是從事哪些行業？

　　楊：首先是建築業，然後就是進廠。我們現在講的「進廠」，這都是一個比較讓人羨慕的詞了。然後就是幫當地農場主種菜、種果、種樹，養魚啦、養豬啦、養鴨啦。還有就是在當地的機關、院校、醫院這些，去掃地或者其他。也有當家庭保姆的，餐飲業，裁縫製衣，送貨，當摩托司機，搞修理服務等等，有很多很多。有的也在集市販賣東西。昨天晚上我還專門到街上去看，又去采訪了一大堆人。他們忍受不了打工的那種折磨，自己出來買點東西來賣。那賣什麽東西呢？水果、蔬菜、小吃、衣服、服飾、盜版，盜版的磁帶才兩塊五毛錢一盒。我問他們：「你們貨從哪裏來？」他們回答我說：「甭問啦。我們賣這個磁帶，一盒才賺兩毛錢。」這段時間，廣東產荔枝很多，剩貨太多，去買來賣。現在街上是大片大片的荔枝，早上八點多去賣，晚上可能賣掉十分之一都沒有，因為競爭太激烈了。很多原來到這邊打工的人，也到廣東菜農家裏去買菜來賣。農民工的生活招數比原來多，但是要面對的問題也很多，在他們看來就是得防範巡警、城管，被抓到可就麻煩了。在我的家鄉重慶，還有兩種農民工：男的，出來當「棒棒」，也就是幫別人挑東西的挑夫；女的呢，出來擦皮鞋。

　　黃：擦皮鞋？那不都是男的在做嗎？

　　楊：NO，大多是女的。

　　黃：我們在西方的電影裏面看到的鞋童，鞋童通常都是男的啊。

　　楊：鞋童？對不起，鞋童的話，可能還沒誰理睬你的生意。擦鞋的，最怕的就是城管。我不知道看到過多少場景，看到很多很多的城管把擦鞋的鞋箱踩得稀巴爛，把錢也沒收了，有的把你身份證都給卡住，讓你--滾！就是這樣一種情況。

　　黃：那他們這樣的生活非常的沒有保障……

　　楊：流離失所。四個字形容：流離失所。到處逃，是一個遊擊隊的樣子，在火車站的裏面、外面經常能夠看到這樣的情況。我告訴你，在重慶菜園壩火車站周圍的小飯館，三兩面六塊錢。擦一雙鞋呢？一塊錢。也就是說，要吃上三兩面的話，得擦六雙鞋，擦六雙鞋可能要等一個上午。

　　黃：那是不是競爭的人太多了？

　　楊：太多了！也形成了一些幫派，一些老鄉聚集在一起，大家搶生意，搶過來一個生意就算我們贏了一次。這個市的，那個市的，這個區的，那個區的，各種各樣的幫派。最怕的就是公安、巡警、城管。

　　黃：但是這些人還是要去。

　　楊：沒有辦法嘛。你想想，重慶那麽多區，那麽多縣，那麽多市，你要是有機會，你去這些地方仔細看看，這些農村它到底靠什麽發展？服務業，最大的是服務業，「棒棒」、擦鞋都是服務業。而且我剛才還沒有談到一個內容，就是民工當中也有一些從事「逼良為娼」的服務業，也就是性服務業，有被逼的，有自願的，有自己都沒有辦法的，無奈之中的。而且還有一種特殊情況，就是最近這一兩年中國大陸媒體有那麽一點冰山一角的揭露，那就是女大學生當三陪啦，坐葷臺啦、坐素臺啦，就我所知的都有很多，但具體到究竟占百分之多少我也沒有一個數據，但有這樣的現象存在。這些女大學生當中，從農村出來的那一部分，也算是一種特殊的從事服務業的農民工。她們這麽做，主要是為了交學費，攢一點錢。中國大陸的學費太貴了！自教育產業化以來，比過去翻了不知多少倍。

　　最近幾年，廣東這邊的大學學費，一年一般是上萬的；湖南那邊幾千，搞藝術系的是八千，普通的都是五千多；也有三四千的，三四千在貴州這邊；重慶那邊是四五千。我在湖南的時候，曾經幫助過一個人。這個人叫鄭勇，比我大一歲，我原來在他家裏租房子住，每個月四十塊錢房租。他考上了大學，考上之後，我是親眼目睹了那個家庭的悲劇。他母親很瘦、很矮、很黑，混身是病，她沒有半點辦法，從她知道她兒子得到大學錄取通知書的那一刻，一直到她兒子真正把腳踏進大學校園，在這個過程當中我不知道她究竟哭了多少次，起碼每天哭兩趟，想著想著就哭，沒辦法。她設法去借錢來辦一兩桌席，請她的親戚來吃飯，吃完飯以後找她的親戚借錢，可是沒有人借錢給她。雖然那個地方還是一個著名的「魚米之鄉」，莊稼好得不得了，可是鄭勇的爸爸鄭彩樹也沒有什麽辦法，他平時頂多也就是去搞搞建築、做做木匠活，弄一兩個小錢。

　　最後是他們家想盡了一切的辦法，找我們、找鄉裏鄉親幫一點點力所能及的忙，然後又到銀行貸款，才讓鄭勇去讀到大學，而且還是一個二流的理工大學，學費是一年七千多塊錢。這個活生生的例子就是農民實實在在的壓力，這些壓力不得不逼著農民到外地打工。那麽這些外出的農民工，寄錢回家最多的是哪些人呢？36歲的人。36歲是人生壯年。這些人的孩子已經有12歲左右，剛剛從小學上升到初中，學費增高，生活費突然冒出來；而且這些人的父母都60歲左右了，得增加贍養費。還有的農民工，他們的孩子考上了大學，那麽他們這時候寄回去給孩子念書的錢，可能不是他們許多年攢起來的，而是借的。民工之間嘛，誰的孩子考上了大學，興奮得很，為他們驕傲，眼中充滿羨慕的目光，哪怕素不相識的民工，都可能給你50塊錢，覺得這一家子真是有出息啊，就是這樣。

　　黃：由於時間的關系，今天的《中國農民工調查》第二集就進行到這裏了。在下一次的節目當中，我們還會繼續請楊銀波先生來為我們主講《中國農民工調查》第三集。我是黃絹，祝您周末愉快，拜拜。（陳星音樂）節目：2004年7月24日臺北中央廣播電臺新聞頻道《放眼大陸》（主持：黃絹；受訪、整理：楊銀波）楊：1998年3月2日，國家教委和公安部發布了一個暫行辦法，叫《流動兒童少年就學暫行辦法》，暫行辦法的第七條規定：流動兒童少年就學，以在流入地全日製公辦中小學借讀為主，也可入民辦學校、全日製公辦中小學附屬教學班（組）以及專門招收流動兒童少年的簡易學校接受義務教育。但是這個簡易學校呢，需要一定的設立條件，比如學校建築設施、教育設備、教材、師資力量等等，都必須經過流入地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門的審批認可才行，而這些設立條件所須的辦學經費是目前許多民工子女學校都承受不起的，那麽相應的，辦學成本擡高，民工子女的學費也會擡高，民工自己也承受不起，所以大多數的民工子女學校目前只能維持地下狀態和被迫搬遷乃至被迫關閉、停辦的狀態。我所知道的是，2001年8月之後，僅在北京市豐臺區，就有幾十所民工學校被關閉或停辦。

　　民工在流動，民工子女在流動，民工子女學校在流動，民工子女的老師也在流動，他們的工資一般是500塊錢一個月，很辛苦，而且學校裏面還經常規定，教師的菜不能多給，肉不能多買，沒有那麽多錢嘛。另外一個讓人覺得有點黑色幽默的事情，就是學生來源很廣，五湖四海的口音不相同，河南的民工子女在北京上學的可能要占到1/10左右，其次就是安徽、湖北、河北、四川，口音變化很大，老師上課的時候都不知道該用四川話還是北京話。學生的年齡和學業基礎差異也很大，有的可能十六七歲，有的可能才三四歲，有的英文都會一點，有的連英文字母ABCD、拼音字母abcd都搞不清楚。不過盡管如此，卻有一個非常感人的事情，那就是這些學生其實都很喜歡自己的老師，即便這些老師的教學水平再怎麽低，或者可能只是一個小學畢業，這些學生都很尊敬老師，很聽他們的話，老師也從內心裏愛護、關心這些孩子，在一些電影裏面能看到這樣的情景，這確實是一個實際情況——同是天涯淪落人嘛。（陳星音樂：《流浪歌》）黃：那麽長期地得不到公平的教育機會，在這些農民工的孩子身上又會留下什麽樣的影響呢？楊銀波繼續說——楊：最大的問題是孩子的心靈深處受到的傷害特別大。比如外地來的孩子非常討厭北京孩子，覺得他們欺負人、看不起人，覺得北京的這些人怎麽老是到處要錢、到處趕人、到處查證！我記得有個孩子曾經提出這麽一個問題：為什麽我們要在北京辦暫住證，而北京人到我們家鄉就不辦暫住證呢？

　　黃：說得好！

　　楊：這個問題可能連成年人都無法回答——這是一個多麽大的問題啊！我想對政府說的是，如果政府真的是真真正正地關心農民工，那麽，請千萬不要忘記了農民工的孩子——每年的「六一兒童節」更不能忘記他們，因為這些孩子沒有真正地享受到國家九年義務製教育的機會和權利，國家九年義務製教育在這些孩子身上只是一個謊言、一種欺騙，這種欺騙傷害得太大了，傷害的可能不僅僅是一代人！另外，很多孩子在寫作文的時候或者在交談的時候，最煩、最反感的就是北京的查證。在去年收容遣送製度被廢除之前，1999年，北京在這一年裏面就收容了149359人，約占外來流動人口的5%，每20個民工當中就有一個民工被收容——僅1999年11月26日這一天，就收容了4167人。北京農民工光是花在證件上的費用都是一個很大的費用。

　　第一個要辦什麽證呢？流動人口證，每人每年交50元～80元。第二個要辦暫住證，每人每年交188元。第三個要辦就業證，每人每年交185元。第四個要辦健康證，每人每年交40元～50元。第五個要辦婚育證，每個證交5元。第六個要辦職業資格證，每個證交4元。這六個證加起來，每人每年至少要花450元，這450元相當於打工一個月的收入。當然還有一些行業歧視。在北京，有些事情是不準你去做的，或者說即便你去做了你也很難，因為你是外地人，你沒有本地的戶口。如果你要辦經營執照，那是不容易的，你沒有北京戶口，工商所不理，給錢也不辦，沒有執照就不合法，那就只有挨罰，所以你只能花幾萬塊錢乃至十幾萬來買北京戶口。你經營的時候也可能被罰，比如在路邊擺攤，那麽城管要管你，進貨上車交警要罰你，甚至扣你車。如果你沒有北京戶口和抵押品，你也不可能從北京銀行貸款。這就是北京外來民工的真實現狀。（陳星音樂）黃：談過了北京外地農民工小孩就學的困難，以及對農民工工作行業的限製之後，楊銀波繼續談到了江蘇，在江蘇也有類似的限製情況。

　　楊：我跟你講講對你來說還算熟悉的江蘇吧。江蘇有一個很讓人氣憤的，但是也在全國非常普遍的現象——行業工種限製。比如江蘇省會南京，有的允許農民工幹，有的不允許你幹。允許幹的，比如建築安裝工、環衛工、礦山井下工、裝卸工、搬運工、瓦木工、水手、冶煉工、鑄造工、車工、擋車工、縫紉工、消防員、廢金屬處理工。這些工作是相當低賤的。

　　黃：而且是出賣勞力，或者是比較容易有職業災害的職業。

　　楊：比這些行業稍微好一點點的呢，就不允許農民工去做了。哪些不允許呢？清潔工、營銷員、廚工、消費行業的服務員、家政服務員、商店營業員、賓館服務員、門衛、保安、電工、駕駛員、話務員。這個行業限製，在全國的很多城市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從1994年開始到現在已經有10年的歷史，至今沒有廢除。

　　黃：最後楊銀波以余世存先生的一首詩，為今天所談的內容做了註腳。

　　楊：這是一首比較長的詩，叫《一首寫給流浪農民的詩》，又叫《歌擬奧登》，由中國著名作家、同時也是我們獨立中文作家筆會會員余世存先生所寫。全詩是這樣的——據說這個城市有一千萬人口，有的住花園別墅，有的住胡同平屋，有的住在海裏頭；可是我們沒有一席之地，弟兄們，我們沒有一席之地。據說這裏是我們的歷史和夢想，是我們的驕傲，我們象親戚來串門，卻也引起它的懊惱；它讓我們呆在原地不動，弟兄們，它讓我們原地不動。我們的原地，荒涼的地方只有不長五谷的山溝，我們要靠它吃飯人們卻痛心疾首；他們不讓我們砍樹，弟兄們，他們不讓我們砍樹。我們逃離饑餓，尋找幸福，交通部門要走我們的所有，讓我們擠在一起窒息，瘋狂，死去，認清自己——不如他們眼裏的一條狗，弟兄們，我們不如一條狗。

　　我們沒有身份，派出所的人抓住我們說活該，「如果不交錢你就沒有三證，對我們來說你就不存在。」可是我們存在，我們還活著，弟兄們，我們還存在。那從我們中間飛升上去的悄悄地說我們是一種文化，我們遊蕩去來，象蝗蟲，從三國水滸吃到現在；他們說我們是害蟲，弟兄們，他們說我們是禍害。去到一個科研院所，他們論證說——目前還沒有我們的現代化計劃，等下輩子再來找它；但這輩子我們怎麽化，弟兄們，這輩子我們怎麽變化？我們交納了增容費，暫且安身。報紙表達得暖昧，老太太的小腳跑來可真是敏捷，逢年過節地喊著防賊；她指的是你和我呀，弟兄們，她指的是你和我。

　　有人說我們太笨，素質太低，為什麽禁止我們進入很多行業？他們明明知道中關村裏的電腦是我們攢的。有人說我們到城裏來只是出醜，同樣是修路，掃地，法律法規卻讓我們交出自由，我們規規矩矩地坐在城裏人身邊；他們卻皺著眉頭，弟兄們，他們指我們太臭。聽說學者們的憂愁就象富人的富有，就象我們的匱乏，他們反抗現代性的異化，聽說他們比我們活得光榮偉大；他們在絕望裏令人感動，弟兄們，我們在絕望裏無所適從。我想我聽到了這個城市上空有一個聲音，那是陌生卻異常的權威，說：「他們必須犧牲。」噢，我們在他的掌握之中，弟兄們，我們在他的掌握之中。

　　看到一只獅子狗裹著短襖，別著胸針；看到門兒打開，讓一只貓走進門；看到人們都在出國；看到學生們扔磚頭，看到「我的朋友比爾」在北大演說；看到春天的花和春天的鳥，看到一條魚在飯店前的水池裏自在地遊，我們是新奇帶一點兒糊塗，弟兄們，是新奇帶一點兒糊塗。我們流浪，從80年代到又一個世紀，我看見這個城市日新月異，萬家燈火；沒有一盞屬於我，弟兄們，沒有一盞是我們的。武裝警察越來越多，防暴隊伍有特殊的任務，從東單到西單，他們要保衛權威和一種幸福，走去又走回；他們在尋找你和我，弟兄們，他們在尋找你和我。

　　黃：聽眾朋友，今天的《放眼大陸》就在這一首寫給流浪農民的詩當中跟您說再見了。我是黃絹，謝謝你的收聽，祝您周末愉快，拜拜。（陳星音樂）節目：2004年7月31日臺北中央廣播電臺新聞頻道《放眼大陸》（主持：黃絹；受訪、整理：楊銀波）楊：在廣東，有48.3%的民工的月收入沒有超過800塊錢，每天不到27塊錢，然而現在打工的成本又越來越高，比如辦理各種證件、各種高消費等等。加之目前物價上漲：比如說豬肉，前幾天《南方周末》刊出報道，說我家鄉重慶的豬肉，背脊肉已經是15塊錢/斤，普通的肉10塊錢/斤，而過去一般是5～7塊錢/斤；米價也在漲，油、鮮菜、肉禽、水果，還有棉花、鋼材、焦炭、水泥、石油等等，都在漲。「漲了！漲了！漲了！」打電話問全國各地的朋友時，對方都這麽回答我。漲得到底有多厲害呢？2004年6月，官方的統計是：中國的消費品價格指數比去年同期上漲了5%，商品零售價格指數上漲了4.1%，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上漲6.4%，原材料燃料動力購進價格指數上漲了11.8%，而食品價格指數竟然上漲了14%！所以好多民工都想回去種莊稼了，但是某些民工一回家卻發現自己的土地居然已經被村幹部賣出去了！真是痛苦啊。

　　再一個痛苦就是，現在的天氣非常炎熱。比如說--重慶：35度以上的高溫天氣已經累計出現了10天，部分地區最高氣溫已達40度，目前全市農作物受旱面積已達174萬畝，23萬名居民臨時生活用水不能滿足需求，25萬頭牲畜存在暫時飲水困難，而且未來還將有30天左右的伏旱。浙江呢？遭遇50年最嚴重的旱情，目前已經有10多個縣市嚴重缺水，大水庫蓄水僅為正常蓄水量的55%。西安呢？出現39.3度的高溫，創下西安50年來氣溫最高紀錄。上海呢？已經達到36.8度，累計高溫日已達18天，比常年多出一倍。北京呢？城區突破39度，郊區突破37度。那麽我現在所在的廣東呢？最高溫度達到38度多！

　　黃：哎喲。

　　楊：就拿廣州來說吧。7月1日和7月2日，在這短短兩天以內，因為天氣酷熱而死亡的人，至少就有39人！在四川成都，根據幾家醫院的統計數據顯示，在中暑患者中，有一大半的人都是高溫作業的民工。我父親今天也因為天氣熱被逼著回來了。這天氣太熱啦！我在民工工地上住的時候，早上5點半他們去開工，到了7點的時候天氣就開始突然地悶熱，到了上午11點左右天氣就越來越熱，無論是男的還是女的，衣服全部被汗水打濕，緊挨著身體，沒有一件是幹的。回到民工租房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馬上提水沖涼。今天我父親一回來的時候，我一看他，哎呀，完全變了樣子：全身發黑，黑中透紅，紅中透黑，兩個肩膀、背部、手都是紅黑色的，腳上全是傷--被鋼板、被磚塊磨壞的、碰壞的。往他手上一摸，象什麽？一塊鐵！全是鋼繭、手繭，用刀來劃都能夠把它割下去，一塊一塊的。肩上起碼有0.5公分的肉已經變成了繭，用刀來削掉，居然不痛。我希望大家通過我剛所講的這些，能夠實實在在地體會到在7、8、9月份，民工所遇到的這些危險和威脅。（陳星、呂飛音樂：《離家的孩子》）黃：談過了酷熱的天氣，楊銀波接下來為我們談到農民工在夏季裏的另一個威脅，那就是--洪災。

　　楊：這些天，打開網站、電視、收音機、報紙、雜誌，最重大的消息就是洪災。根據中國民政部7月25日的統計，今年死於洪水災害的人數為95人，另有63人在洪水地區失蹤。洪水已經導致93萬人失去家園，受洪水影響的民眾達4000萬人，倒塌房屋13.7萬間，43.5萬間房屋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壞。比如說--湖南：267萬人受災，懷化城區1/3面積遭淹，洞庭湖水系的沅江發生較大洪水。湖北呢？武漢出現洪峰，形成25．15米峰值，中小河流和水庫汛情緊張。河南呢？漯河、平頂山、南陽等市發生洪澇災害。廣西呢？37個市縣遭洪水襲擊，造成27人死亡，柳江發生超警洪水。遼寧呢？遼河支流清河、柴河以及位於遼東地區的遼河幹流水量猛漲，遼河發生入汛以來最大洪水，東部山區還發生了泥石流。

　　雲南呢？盈江發生滑坡泥石流，2人死亡53人失蹤；怒江洪災造成6人死亡10人失蹤。甘肅呢？中部降暴雨引發大面積洪災，4人死亡。安徽呢？淮北發生澇災，致使80余個村莊被水圍困。貴州呢？17縣市洪澇成災。青海呢？28個縣遭受洪災，4.24萬人受災。山西呢？平陸縣10個鄉鎮遭受洪災，經濟損失2476萬。河北呢？局部遭受洪災，防汛形勢嚴峻。那麽廣東呢？汕尾市降雨量超過160毫米，大雨造成汕尾市區多處地方大面積積水，一些村民的家禽養殖場被淹，部分家禽被雨水沖走。中國的生態環境在不斷地變壞，年年如此，這是需要正視的一個現實。那麽另一個現實有沒有被正視呢？尤其是那些從湖南、湖北、河南、廣西出來打工的民工，他們現在在幹什麽？還是繼續在外面加勁地找錢，然後把這些錢寄回去給被洪水淹了的家人，給他們提供修房子的錢，給他們提供吃飯生存的錢。沒錯，政府可以解決一部分或者說一個小部分，抗洪搶險的隊伍能夠使民眾在洪災中的生命得以保住，就已經是一個很艱難的事情啦。那麽受災的民眾如何繼續生活呢？靠的還是外面打工的親人。

　　黃：也就是說，在夏季的時候，也是天氣最熱的時候，在這時候農民工的打工非但不能停止，而且還要更加辛苦地工作。

　　楊：很難熬啊，每年的夏季民工都很難熬，可是他們又不能不熬。相對於內地的洪災而言，在廣東打工基本上可以避免在洪水中死亡。因為廣東的大部分地區很難出現洪災，它靠海。廣東出現洪災的地方一般是吳川、湛江、韶關、茂名、封開、清遠、連山、河源、梅州、五華、翁源，比如吳川的梅江、鑒江、袂花江，韶關的武江、湞江、北江。除了韶關之外，東莞、廣州、深圳、珠海、佛山、中山、惠州、潮州、汕頭等民工聚集的城市，一般不會發生洪災。另外，我曾經專門在湖南看了一下洪水的位置，看了一些「抗洪搶險紀念碑」，有些官兵也死亡了，民眾每年的死亡人數一般也是百余人。在現在我們談話的這個時候，湖南的洪水就是最猖狂的，郴州、衡陽、株洲、永州、張家界、懷化、長沙、嶽陽，這8個地方最嚴重。它的全省受災人口一般都是一千萬左右，成災人口也是數百萬以上。

　　除了人的生命之外，湖南幾十個市、縣、區、自治區的耕地、住房、學校、商店、廠礦企業、機關事業單位，還有水利、電力、公路、橋梁等等，更是屢受重創。本來湖南就那麽幾大水系嘛，湘江、資水、沅水、澧水、洞庭湖，但是湖南位於中國最中部、長江中遊南部，平原很多也很大，不象貴州、重慶、雲南那樣出現大的泥石流。比如說洞庭湖，每年湘江、資水、沅水、澧水平均入湖的水量就高達3018億m3，這個年平均入湖水量是鄱陽湖的3倍、黃河的5倍、太湖的10倍。但是洞庭湖只有一個出口，泄洪能力很有限，一旦遇到暴雨，就會馬上形成上壓下頂之勢，釀成洪澇災害。再比如說洪災不太明顯的湖南常德，當時洪水淹過來的時候，沒有經歷過的人根本無法理解、無法想象。我到常德的石門、臨澧，是什麽感覺呢？頭上是烈日，頭下是洪水，去年石門被淹的時候，縣城被淹的面積就占了80%，光是二都鄉、易家渡鎮澧水兩岸就有33個村被淹，有8萬多群眾被洪水圍困，很恐怖啊！

　　中國每年都會發生的這種洪災，它對於打工的人來講是個什麽概念呢？首先，民工家裏的人在家鄉被淹死了，那麽他們還有什麽勁頭去打工呢？大家還記得1998年的洪災吧，那場大洪災影響到了2.23億中國人，一共死了4150人，有690萬房屋和530萬公頃莊稼也被同時毀掉。可是每年都有那麽多的人死於洪災，而這些人的家人、親戚卻可能正在外面苦幹，他們在打工之余連看電視的勇氣都沒有?

　　節目：2004年7月17日臺北中央廣播電臺新聞頻道《放眼大陸》（主持：黃絹；受訪、整理：楊銀波）黃：聽眾朋友，這裏是中央廣播電臺──來自臺灣的聲音，您現在收聽的是《放眼大陸》，我是節目主持人黃絹。今天是《中國農民工調查》第五集的播出。

　　楊：（余世存《一首寫給流浪農民的詩》）那從我們中間飛升上去的悄悄地說我們是一種文化，我們遊蕩去來，像蝗蟲，從三國水滸吃到現在；他們說我們是害蟲，弟兄們，他們說我們是禍害。去到一個科研院所，他們論證說，目前還沒有我們的現代化計劃，等下輩子再來找它；但這輩子我們怎麽化，弟兄們，這輩子我們怎麽變化……（鮑家街43號樂隊搖滾音樂：《晚安北京》）黃：聽眾朋友，歡迎您收聽《中國農民工調查》系列，和我們一起走入中國農民工的世界。在上一次的節目裏，大陸自由作家、同時也是「農民工之子」的楊銀波先生為我們回顧了大陸官方和民間過去是怎麽研究農民工的問題，同時楊銀波也和我們分析了大陸農民為什麽走入城市之後又回到農村的各種原因。那麽在今天的節目裏，楊銀波接著要從廣東以及四川竹鎮的例子來和我們進一步地探討中國農民工的問題。

　　楊：那麽現在呢，我們就主要地談幾個省。第一個：四川。在四川有一個鎮──竹鎮，這個鎮是近靠成都市的一個小鎮。竹鎮的發展歷史，在中國可以說是一個典型，要研究中國農民工問題，必須涉及到這個鎮，因為它太有代表性。在1979年～1986年的過程當中，竹鎮的發展主要靠的是到成都市打工。1986年左右，成都開始大量辭退民工，主要是辭退女工，因為各種各樣的人才、技術以及當時的經濟環境都很差，效益變得越來越低。這些女工不知道該怎麽辦。1986年5月，竹鎮專門成立了一個辦公室，名字叫勞務輸出辦公室，現在已經改名為勞動服務站，在全國各地類似於竹鎮勞動服務站的站名在目前有很多。1986年～1988年，在這三年的時間裏面，竹鎮仍然向成都輸出民工，一共輸出了2214個人，當時也沒想到要把民工調到外省去。1987年，又緊張起來。當時竹鎮的勞務輸出辦公室主任，還有縣裏面的勞動局、勞動服務公司的一些領導，一共有五個人，他們恰好認識一個香港的商人，這個香港商人說廣東這邊有發展前途。

　　這五個人就到廣東的很多地方來考察，比如廣州、深圳、東莞、珠海，最後是定在東莞。大家在心態上都很小心。他們所考察的是什麽呢？一個是：廣東這邊到底安不安全？另外一個是：廣東這邊的風土人情啦，排不排外？似乎覺得廣東人很「傲」一樣。還有一個：廣東的物價水平怎麽樣？考察到這些之後呢，經過對比、權衡、分析，得出結論：廣東東莞的物價水平相對較低，那裏的風土人情比較純樸，所以竹鎮當時就和東莞的厚街鎮簽了合同。──你知道厚街鎮嗎？很多報刊雜誌、電視廣播經常出現這個地名，現在是非常繁華的一個鎮了。當時與竹鎮在厚街鎮簽第一個合同的是厚興皮具廠，要竹鎮的50個女工過去做工。當時很小心啊，很多竹鎮的鄉親看見領導回來，一聽，很擔心：哎呀，要送這麽遠呀！要從四川這邊，跑到廣東，不得了，不敢想像。公平地講，那時的政府還是有一定的開放意識和遠見，而要把這個遠見實行起來，卻很謹慎。比如，送女工到廣東，那麽誰來負責運送呢？就是當時竹鎮的武裝部長。

　　黃：哦？哎呀，真有趣。

　　楊：怕出事情。因為當時人們的思想意識，比如「資本主義是吃人的草」啦，「婦女出去就是賣淫」啦，廣東那邊靠著香港，經濟是外向型經濟，跟臺灣也有大量合作，是這種背景嘛，肯定就有這種意識上的顧忌和擔憂。那麽結果到底怎麽樣呢？到1998年的時候，竹鎮到廣東打工的人實際上已經有了15788人。最早的是1987年，女工到了東莞是怎麽做的呢？大家都不放心嘛，那麽武裝部長就在車上是談了又談：你們出門，在哪個地方停車，要準備哪些證件，哪個地方要簽字，上廁所、吃飯一定不能走丟，這些都談得很細。1992年、1993年的時候很擠，光是竹鎮這個地方的民工在車上就有突然「瘋」掉的情況，又熱、又亂，黑社會、流氓痞子又很猖狂，擠掉的人有的還找不回來。

　　80年代後期在輸出安全方面，略為好一些。當時出來打工的民工如何讓家裏面的人安心呢？寫信回家，父老鄉親看著信就容易放心啦。然後大量的信件就寄到竹鎮，竹鎮就把信收集過來，每天向整個鎮廣播：親愛的父親、母親，你們怎麽怎麽樣，女兒在這邊過得很好，吃穿住行都有照顧，等等。整個鎮裏面都圍繞著這些消息，大家心裏面也就踏實了。這是一個非常艱辛的過渡過程。現在竹鎮政府在東莞這邊有一個民工分支管理機構──辦事處，就好比一個小的「大使館」，只要竹鎮的民工在東莞出了什麽事情，就找東莞這邊的辦事處。比如說：哪個廠要辭退竹鎮的民工，那麽辦事處工作人員就去廠裏面去領這個民工，然後又幫民工安排新的工作。但是這樣純粹為民工辦事的辦事處現在已經不多了，因為過去竹鎮的辦事處人員還沒有太計較個人的私利，他們過去所做的，主要是為了維護竹鎮政府的權威。這是當時最主要的設立目的。（陳星、呂飛音樂：《離家的孩子》）　黃：可惜，四川竹鎮的經驗並沒有推廣到大陸其它地方去，取而代之的反而是以贏利為目的的職業介紹所。

　　楊：那麽現在就不這樣做了，首先政府也要賺錢嘛，所以裏面就出現了一些人所辦的新機構，也就是現在我們經常看到的職業介紹所。在臺灣有職業介紹所嗎？

　　黃：有，不過現在大家找工作的方式其實蠻方便的，就是上網去找，所以職業介紹所已經是幾乎不太有了。早期的時候是有的。

　　楊：在現在的廣東，職業介紹所很多，騙錢的也有很多。我告訴你一個事情，我18歲的時候在重慶，那個時候我還找不到方向，不知道該幹什麽，還沒想到當什麽作家之類的。我到重慶江北區觀音橋的一個職業介紹所去，一進去，對方說：「先交50塊錢！」50塊錢拿過去，對方說：「這個是地址，你過去就行了。」第一個工作是專門幫別人倒茶，400塊錢一個月，試用期只有200塊錢一個月。我一進那個茶樓，對方笑哈哈地問候：「你好老板，喝茶嗎？」我說：「不是，我是來找工作的。」對方的臉色馬上就變了：「對不起，我們這裏已經滿了，你到別家去吧！」哎呀，我從觀音橋到那個茶樓，坐了半個小時的車，然後又坐回來，對職業介紹所的人說：「那邊已經不要了。」他們又給我一個新地址，我又坐車去，對方還是說：「對不起，我們滿了！」然後又新找幾個，仍然如此，或者找個借口就不要了，而且那些個工資標準完全就是欺負人。所以一氣之下乾脆不找工作，自己想辦法算了。現在的職業介紹所不值得信任的太多，大多數的民工也不是靠什麽政府，而是靠親人、老鄉、朋友，或者靠自己，很多人都是不求什麽人就直接去找工作。

　　黃：有沒有看報紙？

　　楊：也有。但是應聘的人太多，一過去，「幹這行有多長時間？你是什麽文憑？」一些民工老實地說：「我小學畢業。」那個時候你就不行了。所以現在人們為了找工作，花盡了力氣，比如賣假的文憑啦。我就經常遇到這樣的事情，朋友說：「楊銀波，你的字寫得好，來，你幫我填填。」我問「怎麽填啊」，朋友就說：「哦，這個填姓名，這個填年齡，這個填初中畢業吧。」我問「你到底是幾年級啊」，朋友一嘆氣，「哎，實話告訴你，小學三年級都沒讀完。」哈哈。為了找工作，或者為了找更好的工作，他們首先要騙過第一關，甚至連身份證都可能是假的，姓名可能是假的，年齡可能是假的，工作經驗也可能是假的，什麽都可能有假。剛才我重點地談了四川竹鎮的民工歷史，和關於民工找工作的細節問題，簡單地談了民工到底是怎樣變為今天如此開放又如此矛盾的過程，政府又如何從開始特別負責變為今天計較個人私利的過程，僅作一個膚淺的了解。（陳星、呂飛音樂）　　　　　　黃：談過了四川竹鎮，接下來楊銀波和我們談到廣東特殊的「城中村」現象。

　　楊：接下來我們進入第二個省：廣東。對於民工而言，廣東有四大名城：東莞、廣州、深圳、珠海，非常現代化，它們是江西、安徽、四川、湖南、湖北、河南、河北、廣西的民工最聚集的地方。對於東莞，民工聚集的意向要強一點，民工最多。你有沒有註意到這樣一個現象：廣東的很多地方，城不像城，村不像村。

　　黃：我不曉得，我沒去過。

　　楊：沒去過啊，好，那麽我給你舉個例子：廣東東莞市鳳崗鎮有一個管理區，叫雁田管理區，1996年的時候它的外來人口就已經超出了它本村人口的10倍以上！

　　黃：哇！

　　楊：廣州天河區中山大道有一個村叫棠下村，這個村的村民有6000多人，但是這個村的外來打工的人就有3萬多人，是本村人口的5倍。另外，廣州天河區還有一個村叫石牌村，這個村的村民有9000多人，那麽外來打工人口有多少呢？4萬多人，也將近是本村人口的5倍。這就是珠江三角洲的特殊現象，我稱它為「城中村」現象，或者是「村中城」現象。又不像村又像村，很奇怪。比如，我現在這個地方，一走出家門就會看到：村裏的街道很窄，樓房很多，樓房與樓房之間的距離，5厘米左右吧。

　　黃：怎麽那麽少？

　　楊：這就說明這裏的土地很寶貴。同時我還能看到：在高樓大廈之間，有很多民工房鑲嵌其中。這裏的村民不用種田，土地已經拿出來賣了嘛。那麽這些村民一天到晚幹什麽呢？沒錢的話，搞搞建築，做做生意，開開摩托；有點錢的話，打打麻將，賭兩把，這裏的賭風很盛，或者搞搞六合彩，買碼。另外一個就是，廣東農村的本地人信神信佛的很多，每天早上和晚上都要在自己的門前點上一柱香，許多節慶都是這裏獨有的，遇上全國性的節慶更是鞭炮聲聲，早上五點多就響得滿村都是。

　　節目：2004年8月7日臺北中央廣播電臺新聞頻道《放眼大陸》（主持：黃絹；受訪、整理：楊銀波）黃：聽眾朋友，這裏是中央廣播電臺──來自臺灣的聲音，您現在收聽的節目是《放眼大陸》，我是節目主持人黃絹。讓我們來聽聽大陸自由作家楊銀波先生今天要為我們帶來什麽樣的內容。

　　楊：我曾在許多的街頭失眠，它的城市夢幻的空間，它的子無虛設的阻力，在瘋狂的邊緣失眠。我覺得越來越有些疲倦，聽著隔壁提琴的抽泣，喝著世事煮沸的肉湯，越來越有些疲倦。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的人們。晚安，北京；晚安，所有孤獨的人們……（鮑家街43號樂隊搖滾音樂：《晚安北京》）黃：聽眾朋友，歡迎您收聽《中國農民工調查》，今天是第八集的播出。在上一次的節目裏，楊銀波從特別的數字談到了大陸農民工所面臨的一些問題。今天，楊銀波要從特別的消息、特別的事件帶我們一起深入中國農民工的世界。首先，楊銀波和我們談到在大陸教科書上一篇膾炙人口的文章，最近卻被刪除了。

　　楊：接下來向大家提供的這些特別的消息，我覺得看起來很小，細想起來又很大。我想首先問你，你有沒有在臺灣讀過我們大陸教科書上的一篇文章──《包身工》？

　　黃：什麽叫「包身工」？

　　楊：那就是說沒讀過。包身工是指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在上海東洋紗廠裏，為日本人工作的中國女工。因為這些女工在進廠時已經簽訂了賣身契，失去了人身的自由權，所以被稱為「包身工」。《包身工》這篇文章，應該是中國最早的報告文學之一，是已經去世九年的著名作家夏衍先生（沈乃熙）生前的代表作之一。夏衍在19歲時曾經參加過「五四」運動，24歲時經過孫中山先生介紹加入國民黨，是我比較尊敬的作家之一。除了《包身工》之外，他還創作了一些電影劇本，比如《狂流》、《春蠶》、《風雲兒女》、《壓歲錢》，還有話劇《秋瑾傳》、《上海屋檐下》，等等。《包身工》這篇文章，是夏衍在35歲的時候，經過幾個月的實地考察之後寫出來的。這篇文章所描述的是舊中國包身工的苦難生活：黑社會滲入工人的培養和管理，既有殘忍的資本家，又有無能的政府，包身工面臨雙重壓迫。

　　我們在上中學的時候，《包身工》是語文課本當中的重要篇目和教學規定的基本篇目，被納入我們的考試範圍之內。現在我仍然能夠記得《包身工》的最後一段話是這樣寫的：「黑夜，靜寂得像死一般的黑夜！但是，黎明的到來，畢竟是無法抗拒的。索洛警告美國人當心枕木下的屍首，我也想警告某一些人，當心呻吟著的那些錠子上的冤魂！」但是現在呢？這篇文章在新版的語文教科書中被人民教育出版社無情地取消，全國取消啦，一些地方只把《包身工》作為高中一年級的「自選讀本」。教育部為什麽會這樣做呢？正是因為中國當代包身工製度在某些地方死灰復燃，而且不再僅僅局限於被外資剝削，更為嚴重的是中國資本家也正在剝削中國勞工。而政府呢，同樣在一定程度上無能為力，甚至某些地方當局倒向資方、助虐為紂！為了避免中國人對當前這種狀況過多的了解、記憶和影射，教育當局把這篇文章去掉，以求麻痹國民心靈。我對此感到非常失望。

　　我告訴你，我在讀中學的時候，在我眼中看得起的課文不多，《包身工》算是其中一篇。正是由於這樣的文章，我在很小年齡所受到的這種啟蒙，才促使我後來形成一個誌向：從事實實在在的社會調查，做出一些有價值的報告文學、紀實文學，或者象記者那樣的調查報告。然而，《包身工》這篇文章在現在的課本中去掉之後，又有多少人會多一些深切入世的精神呢？從人的內心，尤其是從少年的靈魂當中把它抽去之後，將會使一個民族丟失多麽寶貴的精神呢？我要說，中國在馬列主義統治下的課本，一句話：就是不行。好文章不在課本裏面；但是，像《包身工》這樣的文章，只要有一篇在裏面，它都是一個種子，它都會散播在人的頭腦裏面。

　　黃：是的。

　　楊：從這個事情當中，我們還應當反思的是當代報告文學的困境，包括記錄當代民工問題的報告文學的困境。中國報告文學的歷史，從阿英選編《上海事變與報告文學》開始，至今已有72年。由於報告文學既有真實的基礎，又有情感的力量，所以在上個世紀80年代，報告文學曾經在相對開明的社會風氣中掀起熱潮，比如徐遲的《歌德巴赫猜想》、魯光的《中國姑娘》、劉心武的《公共汽車詠嘆調》等等。那麽現在的報告文學呢？按理說，它應當成為當今反腐敗、反黑、反惡，推進中國進步的有力器具啊。然而，我們只能看到李炳銀主編的《報告文學》雜誌，著名作家鄧賢發表在《當代》雜誌的作品，《四川日報》記者戴善奎的《長江漂流紀實》，四川綿陽作家李林纓的工業題材的作品，以及陳桂棣夫婦的《中國農民調查》。他們的報告文學多具有批判性，寫真人、寫真事，但常常傷及某些人尤其是達官貴人的利益，所以說真話、做實事特別難。流風所至，從事具有批判性的報告文學創作的人變得越來越少，這樣的傳媒也變得越來越少。

　　另外，我再向大家提供一些消息。最近有一些電影、電視，我想介紹給大家。我過去不是講過嗎？反映民工生活的電影、電視，有一些拍得非常好，比如電視連續劇《外來妹》。今年又有一部20集電視連續劇叫《貴州背兜》，吸引了雲南、貴州、四川、重慶四個地方的笑星，在貴州開拍了。貴州這個地方的人是怎麽做的呢？不是像我們重慶的「棒棒」用扁擔、竹杠，而且用背兜，背煤炭、背貨物、背水，灌溉土地的時候也背糞便。其實在《貴州背兜》開拍之前，我們重慶就有一部非常著名的電視劇，拿過「新時期中國電視喜劇優秀作品獎」和「精神文明建設五個一工程獎」，叫做《山城棒棒軍》。因為我們重慶是──「好個重慶城，山高路不平」，所以挑夫就穿街走巷、肩挑背扛、爬坡上坎，為別人搬東西，為千家萬戶提供方便，「棒棒軍」成為一個非常特別的打工階層。

　　黃：對。

　　楊：你看過？

　　黃：你過去跟我提過「棒棒」。

　　楊：很好。那麽，在此我就向大家推薦一下我們重慶的其它方言劇，比如《唐肥腸傳奇》 、《擱得平外傳》、《表妹進城》、《爬坡上坎》，市面上有賣，網絡裏也有賣；也向大家推薦這部新拍的《貴州背兜》。《貴州背兜》裏面有個演員叫淩淋，是我們重慶笑星淩宗魁的兒子，他在電視劇中有一句說得最多的臺詞，我用重慶話講啊──「快點兒幫我找點活路幹撒！我荷包頭只剩五塊錢嘍！」他們就是這樣，被生活壓力不斷地往前推著，迫使他們為了生存，不斷地找工作。「只剩五塊錢」的壓力，我想請各位聽眾先細細地體會一下。（順子音樂：《回家》）黃：沒錯，為了生存，大陸農民工不斷地出賣勞力，從事最艱苦、最危險的工作。那麽有誰來反映他們的真實生活呢？楊銀波繼續為我們介紹了幾部正在拍攝的影片。

　　楊：有一個年輕人叫徐果，是四川成都電子科技大學四年級的學生，讀計算機專業。他正在用20萬的錢拍一部電影，專門反映在成都搞建築的那些民工。我們知道，現在要拍一部電影──普通的嘛，上百萬；規模很大的呢，起碼上億。那麽，徐果這部電影就只能按照獨立電影的方式來拍攝、推廣。他的這個資金是怎麽來的呢？最開始，找家裏人、找公司，得到幾萬元的贊助。然後，他又發起了一場買碟集資行動，解決了資金欠缺問題。如果這部電影拍攝完成，他首先要為成都的建築民工免費播放，然後到全國的一些工地去巡回放映，同時還將參加國內外的電影展！──徐果，你真是有誌氣！楊銀波感謝你。

　　其實，不僅是徐果，只要大家有機會，有這樣的頭腦，有這樣的技術，有這樣的能力，有這樣的資源，那麽就放手去幹！因為反映民工真實的生活，這實在就是一件大事嘛。再有一個著名導演，你我都應當是知道的──張紀中。他是《三國演義》、《水滸傳》的製片主任，也是《笑傲江湖》、《射雕英雄傳》、《天龍八部》、《青衣》、《激情燃燒的歲月》的製片人。

　　黃：看過。

　　楊：現在他正在拍攝一部央視電視劇製作中心安排的20集電視連續劇，劇名就叫《民工》。本來張紀中在今年的央視重點劇目嘛，一部是《陳賡大將》，一部是《神雕俠侶》，但是《民工》這部電視劇是個國家大事，所以現在就把這個抓緊了。5月10號，他們已經在山西平陸縣張店鎮古城村南窯頭水庫開了機，張紀中做製片人，康紅雷做導演，李培森做出品人，陳枰寫劇本，演員是電視劇《激情燃燒的歲月》那個班子。劇裏面有個人叫李平，她特別想融入城市生活，但城市不接納她；等李平回到農村，農村也不接納她。他們拍這部電視，依我看主要是從社會層面去反映民工處境。10月份，他這部《民工》要在央視一套播出。

　　黃：太好啦。

　　楊：相對於張紀中的《民工》，我更期待管虎的《民工》。你知不知道管虎？他是中國第六代導演的代表人物之一，像近兩三年的《黑洞》啦、《西施眼》啦、《冬至》啦，我特別喜歡。他是怎麽拍《民工》的呢？第一，拍片之前，他曾經像我這樣對民工做過許多實地的調查采訪，和他們一起生活過，深刻地了解過。第二，他用真民工來演民工。第三，一些知名演員，比如陶澤如、孫松、丁勇岱、高秀敏，再加上一個本來就是從底層社會爬上來的雪村，他們跟《激情燃燒的歲月》那個主旋律的班子完全不同，他們的演技、體驗更有資格和膽力去接近真實，比如我知道《民工》的許多鏡頭就是在街頭偷拍的。再有，看過《黑洞》、《冬至》的人是知道的，管虎的配樂很有節奏，整個電視的畫面、聲音、情節、情感、音樂貫穿起來看，非常流暢！8月底，他這部《民工》的主要部分就要在吉林長春殺青了，我希望到時候廣電總局不要把他的作品刪得太多，爭取盡量保存原貌。

　　從目前的形勢看，今年的民工電影、民工電視劇、民工書籍、民工的各種社會活動，已經成為一個熱點，一個絕對的焦點，很多人都會投入到對這個群體的關註、幫助和支持，我希望這種關註、幫助和支持不但要廣闊，更要深入，更要具體。為什麽會出現這種局面呢？一個，當然是政府有這個表態；另外一個，就是事實擺在面前：中國農民工已經成為中國工人階級最大的組成部分，他們已經占據了很多很多的產業、行業，他們的數量已經遠遠超過其他類的工人，遠遠超過。他們的貢獻與困境，涉及全體國民。（順子音樂）節目：2004年7月10日臺北中央廣播電臺新聞頻道《放眼大陸》（主持：黃絹；受訪、整理：楊銀波）楊：那麽，農民、農民工到底要怎樣才能成為城市人呢？通過什麽方式？你覺得呢？

　　黃：有沒有可能是政府去某一些地方開發一些新的產業，然後在那裏建造新的城市；或者是把鄉村的農業「觀光化」。那我不曉得實際的做法是什麽樣。

　　楊：臺灣是不是這樣做的？

　　黃：臺灣的話，現在是我們有一些休閑農業，但是基本上我覺得休閑農業或者是發展觀光區，其實是因為我們的鄉村建設也都整個交通改善了，所以即使在鄉村，他們的生活水平也都蠻好的。

　　楊：你說的是一種「城郊化」，已經是比「城市化」再高一級的階段了--城市人到郊區、農村去住的也有。

　　黃：有，有這樣的交流。那我覺得我們的農村，之前也曾經憂心過說農村的青年外流，也有這樣的問題。現在我們往「景致農業」的方向發展，農民的生活、收入有提高，而且我們工商業的發達其實吸納了很多農村的人口。

　　楊：你說到這一個，那大陸的人聽著肯定很羨慕了。就我所知，大陸的農民、農民工要真正地跳出農門，一般有這麽幾個方法：一個就是，他們從打工的這個地方，回到農村的那個縣城或者鎮上、鄉上去創業，自己辦廠；另外一個呢，就是他們在自己的村裏面尋找不是農業的職位，比如象服務業啦、開商店啦、做買賣啦，是不是？還有一個，花高價錢給自己的子女買戶口，買戶口很貴的，現在要花幾萬乃至更高；還有一種，自己的子女如果考上大學，跳出農門；還有，年輕的女工，出來打工的女孩，通過婚嫁，嫁給城市人改變這種農民的身份。但是，話雖然這麽說，其實呀，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這當中不知道要付出多麽大的代價！而且有很多很多原因都會阻止這種可能性，使一個農民一輩子都只能是農民，一輩子都做不了城市人！（汪峰搖滾音樂：《媽媽》）黃：到底是哪些因素阻礙了農民成為城市人？楊銀波繼續說--楊：我大致說出這麽幾個：一個就是戶籍製度。你是一個農民，那麽你不是城市人，你就沒有城市人獨享的公民待遇。這個戶籍製度，在你辦身份證的時候，乃至於你剛生下來的時候就已經決定了，這是一個先天的，不以後天為轉移的。另一個就是情感上的，大家都很想家的這種鄉土情感，一些親緣關系啦、地緣關系啦，還比如春節、端午、中秋，還有親人去世的喪葬，還有結婚這些，它都會影響到一些鄉土情感。比如我今年3月份離開家鄉的時候，我父親和我一起從家裏面出來，當時家鄉好幾十個老鄉，還有我爺爺、奶奶、叔叔，都囑咐一句話，就是--「在外面好好幹，找大錢，不要給鄉親們丟臉，不要對不起家鄉人。」就是這樣的一種感情。另外還有一個，就是經濟聯系。比如土地啊，現在很多出去打工的農民，一出門的話他們就把他們的土地叫自己的親戚或者給別人去代耕了，讓別人幫他們去種地，比如我們家裏面的土地好象有兩畝多--（重慶話）「媽媽，有沒的兩畝多？」（母親梁如成：「有。」）黃：哈哈。

　　楊：有兩畝多地。那麽兩畝多地呢，現在已經給我的七叔楊明華種了。他一般都是幫我們交糧，但是農業稅呢，是由我們負擔。總而言之，土地沒丟，那麽有些事情，比如今年交多少錢啦、明年交多少錢啦、開支要怎樣啦，乃至於我、還有幾位叔叔有的時候還要聚在一起商量老人該怎麽贍養，每年要拿多少錢，老人生病啦、其它特殊情況啦，要怎麽處理，有的時候也因為這些要回家鄉去。那麽還有一個，就是和親屬的一些聯系，也是一個特殊的限製，比如說孩子。這在一些農村裏面是很普遍的，那些剛結婚的人，生下來的小孩可能才一歲乃至才剛斷奶的時候，父母就出去打工了，那麽這個孩子就被交給他（她）的爺爺、奶奶或者外公、外婆，由他們帶，象我接觸的很多人都是這樣的情況。

　　我前天去采訪的時候，就采訪到一家人，那個小孩的名字叫陳招強，他是四川瀘州的，很小的時候他的父母就出去搞建築。他在家裏面呆了好幾年，好幾年之後，他的父母把他接到他們打工的建築工地上，可是陳招強一年之內都不叫他的母親叫「媽媽」，不熟悉，完全不熟悉。這個小孩的奶奶接受我采訪的時候就跟我講：「你以為帶小孩不累呀？每天晚上都要拿著一只手，把它伸出去，讓小孩睡在手臂上，萬一我睡著了，陳招強說不定就滾下床去啦，是不是？」這些孩子呀，確實是一些很牽動人的原因。不管小孩的生病也好、身體狀況也好，還是他（她）的思想情感也好，還有孩子升學，一些比較重大的情況，父母都要回來處理。再有，對於農村來講，農村結媳婦（訂婚、結婚）是一個很大的事情！現在農村結媳婦太難了，找不到老婆的人真的是太多了，沒有辦法。所以很多人寧願去貸款，也願意為自己的孩子做終身大事。

　　今天早上，5點20分，我送我父親到建築工地去打工，在路上我父親就很感嘆地對我說了這麽一句話，他說：「現在出來打工的人太可憐了，太窮了。你想想這孩子從小到大，生病也好、讀書也好，得花多少錢呀。長大了，要是結不到老婆，那時候父母還挺著急。」農村你要結媳婦，你得有個條件--得有樓房。很多人現在還是瓦房，乃至於是草房（我的故居現在就是三間瓦房、一間草房，哈哈），一間樓房得花五、六萬，要搞裝修和添補家具的話，就更多，這些錢他們出來得幹多少年呀！要是訂了對象，還得交人親錢，每個節慶的打發和禮物，做媒錢，既多又雜，人來客往的特別多，加起來將近10萬，可能有的還不止。這個數目對於一個打工的人是什麽概念？在廣東這邊搞建築的，一個月把其它的開銷都拿走之後，剩下的錢才400來塊錢。

　　黃：哎呀。

　　楊：你想想，400來塊錢，一年12個月，也就5000塊錢吧，給它滿打滿算。5000塊錢一年，給孩子結個媳婦，修棟樓房，10萬，得用多少年？20年。所以很多人是貸款來結婚，媳婦結過來之後還得還債，我碰到的很多人就是這樣的生活情況。那麽除了這些原因會限製到打工人成為城市人之外，還有另外一些重要原因，比如打工人到外省之後，他們的身份是比「公民」更次要的「暫住」身份，這是我們通常都知道的要辦暫住證。而且他們的生活也沒有保障，有的時候他們受不起老板或者管理人員的氣，最終還是要回去的。象江西，江西外出打工的人最後還是大部分留在了農村，不管他們到廣東、福建、上海，還是到北京、河南、河北，在那些地方定居的人極少，就算是在江西城鎮裏面定居的農民工都很少。很多都是從農村到城市打工，打了幾年、十年、十多年的工，然後回到自己的老家，還是做一輩子的農民，這個農民的身份是很難有希望改變的。我剛才談的這些，確實是一個現狀，在中國大陸你要從一個農民成為一個城市人，那要付出多麽大的代價！

　　黃：基本上是因為他們的收入非常非常的少，而且他們要從農民的身份變成城市人的身份，這當中有很大的關卡，所以阻止了很多他們改變的可能性。

　　楊：當然我也采訪了一些農民工，我問他們：「首先，想不想在城市裏面生活？」這個答案真的是參差不齊。占一半的人不想，那麽另外一半的人也不說想，「即便想，又能怎麽樣呢？」不想的那一部分人，他們的原因是什麽呢？覺得農村好，或者農村空氣好，乃至於大家都知道，溫飽是沒問題的，最大的問題就是沒有錢用，在情感上都願意回去。在農村裏面，孩子方面的花銷，老人方面的花銷，生活生產的花銷，人來客往的花銷，壓力很大。那麽同時呢，打工的人一回來都知道在外面打工是什麽樣子，都對那些十來歲的娃娃說：「你們這些人，要是想出去打工，不要象現在這樣吊兒郎當的，要規矩點兒！」都是這樣一種教訓的口吻，帶回來的都是這樣的體驗，一種非常自卑、自控、自重的沈重體驗。（汪峰搖滾音樂）黃：楊銀波從戶籍製度和鄉土情感這兩大因素分析了絕大多數的農民工為什麽最後仍然選擇回到農村。雖然如此，回到家鄉並不是代表失敗，反而為農村註入了新的活力，帶來了新的改變。

　　楊：這些外出的民工從外面打工回來，不能算是失敗。不能說農民沒有變成城市人就是一種「失敗」；恰恰相反，實際上農民由於有了打工的這麽一個過程，他們回到家鄉，對當地有很大的影響。其中一個影響就是我註意到的，就是他們對當地政治的沖擊，尤其是對中國基層政權的沖擊是相當大的。我跟你舉個例子，在江西省有個龍南縣，龍南縣有個關西鎮，這個鎮裏面有個村，這個村原來的政治狀況基本上都是「長老政治」。可是村裏面後來有個34歲的人，那麽今年他已經有36歲了。這個人打工之後回來呢，他覺得自己在外面的經驗很豐富，能夠在村裏競選當一個村委主任或者其它什麽職務。2002年，這個村裏有689個人投票，最後有476個人都贊成他擔任村委主任。這是為什麽呢？

　　因為農民通過打工的這個過程，他們變得比原來激進一些，開放一些，他們要的是能夠為村裏面賺錢的人才，不是那種在上面吃了飯不幹事的，這個去問一下，那個去問一下，上面喊收錢了就來收錢，不負責，村民不要這種人當官！這個年輕人要結束長老政治（也就是老人政治）。當上村委主任之後，他現在辦了一個糧食加工廠，除開每年交600塊錢的稅，那麽每個月從糧食加工廠裏面，他每個月有60多塊錢的收入；然後，管理村裏的電路和收電費，那麽他每個月能夠掙90塊錢；再有，當村幹部每個月的收入有200多塊錢；他還承包了兩口魚塘（也就是池塘），每個月呢，能收入250塊錢。你算一下，這些錢一加起來，也就是說他每個月有600多塊錢的收入。這600多塊錢呀，有的時候比在外面搞建築的打工人要強，相當於十八、九歲的少年民工在廠裏面的打工收入。我剛才說的「沖擊」，就是村民比原來要激進、開放、現實，比較能夠接受使他們迅速致富的村委主任和其他村幹部。

　　黃：我想也是他們的權利意識覺醒了。

　　楊：也不一定是這一點，我剛才說的是比原來「現實」，強調的是這個「現實」。你說的權利意識，從一些靠近沿海一帶的來講，象浙江、福建、廣東，比較明顯地可以看出。靠近香港、臺灣的一些省份，不說別的吧，比如廣東這邊能夠收到香港鳳凰衛視啦、本港臺啦，乃至有的人架起天線還能收到臺灣的TVBS呢。他們的信息要比原來大，真正要談意識覺醒的話，還是要由信息量的接受來決定。那麽在內陸的農村呢，權利意識我還沒看到有多大的變化，我只是說比原來要「現實」一些：你當一個官，不能使我們的村民迅速致富，那麽你就得下臺！（汪峰搖滾音樂）黃：沒錯，不能讓村民致富，官員就得下臺，這不就是人民當家作主嗎？謝謝大陸自由撰稿人楊銀波先生，為我們就大陸農民工為什麽沒有成為城市人，以及他們回到農村之後對農村所帶來的影響，所做的深入分析。節目進行到這裏，已經到了尾聲了，謝謝您的收聽。如果您對我們的節目有任何的意見或者是感想，歡迎您來信到臺灣臺北市北安路55號中央廣播電臺新聞部《放眼大陸》節目（收）；或者是寫email給我們，我們的電子郵件信箱是trhmc@cbs.org.tw，歡迎您和我們做進一步的交流。我是黃絹，謝謝您收聽我們今天的《放眼大陸》，祝福您周末愉快，拜拜。（音樂）節目：2004年8月14日臺北中央廣播電臺新聞頻道《放眼大陸》（主持：黃絹；受訪、整理：楊銀波）黃：聽眾朋友，您現在收聽是中央廣播電臺《放眼大陸》節目，我是節目主持人黃絹。今天是《中國農民工調查》第九集的播出，請聽大陸自由作家楊銀波今天為我們帶來的節目內容。

　　楊：我將在今夜的雨中睡去，伴著國產壓路機的聲音，伴著傷口迸裂的巨響，在今夜的雨中睡去。風會隨子夜的鐘聲北去，帶著街上乞討的男孩，帶著路上破碎的輪胎，隨子夜的鐘聲北去。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的人們。晚安，北京；晚安，所有孤獨的人們……（鮑家街43號樂隊搖滾音樂：《晚安北京》）黃：在上一次的節目裏，楊銀波和我們談到了有關於農民工的特別的數字、特別的消息、特別的事件，那麽在今天的節目中，楊銀波要和我們談的是有關於農民工的特別的現象。他首先和我們談到的是民工荒這個問題。

　　楊：我記得我在前幾次節目當中一直在說三個字──「民工潮」，現在卻出現另外三個字──「民工荒」。

　　黃：對。在我們的印象當中，民工潮、民工潮，意思是說外出打工的人非常的多，可是現在居然出現民工荒了。我覺得這是一個蠻值得省思的問題。

　　楊：奇怪？對，是很奇怪，可它又怎能不是必然的呢？民工荒嘛，荒是荒涼的荒，一層意思表示民工就業緊張，另一層意思表示需要民工的企業在需要民工的時候民工卻不來。或者進一步說，企業招工難，技校和職介機構勞務輸出供不應求，珠三角加工製造類企業，以及福建、江蘇、浙江的企業都在缺工。缺什麽工呢？缺民工當中的高級管理人員和高級技工技能型工人。我跟你舉幾個例子。第一個例子是離我很近的廣東佛山市南海區，他們那邊105家企業組成的招工團最近幹什麽去了？跑到廣西貴港市去了。他們專門坐車過去要那邊的民工到南海的廠裏面來做事情。根據政府的統計，目前佛山生產工緊缺超過10萬人。缺工的行業主要在鞋廠、電子廠、五金行業等勞動密集型企業和酒樓賓館等服務行業。那麽這些行業呢，我們想一下啊，鞋、電子、五金、服務，這個做起來並不太難嘛。難在哪裏呢？工資！工資太低，民工不願意來。

　　佛山缺工10萬，那麽東莞呢？缺工20萬。他們怎麽做呢？東莞長安勞動分局組織了50多家鎮內外資、民營企業，到廣西宜州參加第二屆勞動力交流暨人才雙選會。還有，前幾天我到廣州火車站去，我看到一個很奇怪的現象：民工剛下火車不久，來自廣東廠方的一大批人就趕快過來幫他們提行李，笑臉相迎，讓他們到廠裏面去做工。如此規模的事情以前是沒有過的，從來就沒有。但是我們一定要搞清楚，是不是民工的工作有救了？是不是找工作很容易了？不是。否則，為什麽現在還有那麽多民工在外面耍著呢？他們沒有工作做嘛。你想，工資壓得很低的話，民工一進廠就等於進了一個黑坑，廠方會用各種各樣的不合理的製度來約束你，你不自由。你要跳槽嘛，我不發工資給你；你要告狀嘛，隨你去告，「誰怕勞動局呀？」我就見過一些二楞子的老板，瞧瞧那個氣勢，「這樣的事兒老子見得多了」，他們是這副德性。

　　民工荒的事情，我們再轉到福建。福建省企業調查隊有一項調查，說在今年春節後，福建晉江市工業企業開工率只有80%～85%（沒有開工的就占15%～20%），其中的陶瓷行業開工率不足50%。民工短缺，跟工頭也有關系，工頭走了之後，幾十名、幾百名民工就可能跟著工頭走了。一個工頭有威望，或者說民工有利益把柄在他手中，那麽民工短缺就容易發生。另外在浙江湖州織裏，企業老板為了留住日益緊缺的民工，就為春節期間往返家鄉的民工提供專車接送，還有老板在大年初八專程趕到安徽、江西給民工拜年，而民工的工資從平均1200元漲到平均1400元。表面看起來嘛，我們似乎覺得民工的位置比原來高一點，但是進了其它一些廠之後，約束你的可能比你想像中更殘酷。可能他答應你是這麽多錢，但實際上的價錢呢？再者，民工進廠，工資加高，那麽其他的民工就進不去了，因為廠裏面已經滿了。中國的農民工，現在實際上有許多人都沒有工作做，沒有工作做是在等待時機，那麽他們的內心所想的呢？就不再是簡簡單單的「有錢就行了」，而是盡量地「讓錢多一點」。是的，民工學會了討價還價。

　　黃：對。

　　楊：我們再深入地思考關於民工荒的四個問題。第一，民工的工資確實低。根據《珠江時報》的報導，中國農民工的工資在12年之內只增長了68元。還有另外一組數據，就是各地的最低月工資標準：上海最高，635元；其次是深圳的特區之內，601元；廣州是510元；北京是495元；天津是412元；湖北最高的是400元，最低的是240元；湖南最高的是400元，最低的是300元；福建最高的是在廈門，有480元、430元、360元三個等級，福建其它的地方最高的是400元，最低的是280元；江蘇最高的是540元，最低的是320元。這個最低工資標準對於企業和民工來說都很重要，許多企業乾脆就按本地最低工資標準給民工發工資，乃至於低於最低工資標準。

　　第二，民工培訓成問題，這涉及到教育。教育領域的高昂收費，製造了民工和貧困人口接受教育的高門檻。那麽有一些工種，比如說電子裝配工、縫紉工、印刷工、噴漆工、絲印工、焊接工、機械操作工等等，沒有經過培訓的民工，一是做不來或者做不熟練，二是容易發生工傷事故，那麽工傷賠償就很成問題。第三，我所知道的廣東的情況是不缺普通民工，反倒是在縮小用工範圍，招工的時候對年齡、性別、文憑、地域、經驗等有很多限製，比方說有的廠就是不招男的，有的廠就是不招四川的。第四，民工的信息來源太有限，人才交流市場跟民工的緣分較淺，中介機構又老是發黑財，民工報紙、民工雜誌太少，民工供需類的網站更是幾乎找不到，如此重要的招工信息到底是被誰壟斷、被誰掩蓋了呢？

　　這四個原因加起來，怎能不出現民工荒！誰「慌」起來了？依我看，沒錢賺，大家都「慌」，也都「荒」；有錢賺，但賺得沒人味，大家同樣「慌」，也都「荒」。這不是簡單的社會問題、經濟問題，這裏面其實涉及人權。下面我就說一個這幾天的事情。這幾天我幫了一個孩子。這個孩子的父親是搞建築的，突然病倒了，病倒之後送到醫院，搶救不活，送到火葬場焚燒了。這個孩子身上沒錢，很小，才16歲，他準備把他父親的骨灰盒送到貴州的老家去，但是沒有車費。於是，他就在頭上包了一塊孝帕，拿著身份證、初中畢業證、醫院證明、火葬費收據單、父親遺相，以及他自己寫的「求求好心人可憐可憐我，讓我把爸爸的骨灰盒送回家鄉……」，到街上下跪乞討。那天我把他請到我家裏來，對他做了一次訪談，然後給了他一些錢。現在他已經回到貴州了，路途還算平安。

　　一個16歲的孩子，他在遇到這樣的突發事件的時候，他想到的第一件事不是去求救政府，而是跪在地上請求社會各界朋友給他以支持，給他以幫助，而且是包著孝帕向所有人流淚乞討。他只有一個父親，現在死了，母親也很早就去世了，回去找誰呢？只能找他奶奶過日子，然後他又得出來打工。我覺得這樣的悲劇之所以會產生，乃是因為政府沒有允許民間組織、團體大量興起，而且那些已經成立的官方性質或半官方性質的組織，沒有深入到社會當中去。茅於軾先生曾經說過一句話：政府必須管的由政府去管，而政府管不著的或沒有必要去管的，就大量放手讓民間去做。一個社會要形成巨大的緩沖層，必須要有民間組織、團體，民間組織、團體的大量興起，成為社會的緩沖地帶，成為社會有力的援助。像我剛才說的那個孩子，他遇到這樣的事情，他寫一個申請，或者民間組織知道他的事情，社會各界的捐助就總會有的，也不需要他的下跪，不需要他流三天三夜的淚，那麽他就可以非常順利地把他父親的骨灰盒送到他的貴州老家。（《晚安北京》音樂）黃：楊銀波從一個在街上乞討回鄉路費的孩子，和我們談到了在個人發生變故時，社會上的民間組織、團體可以發揮的救助功能。當然，民間組織、團體可以發揮的功能不僅是救助功能，還可以是社會的緩沖層，也可以發揮維權的作用。接下來，楊銀波和我們談到了大陸已經出現了獨立工會這樣一個新的氣象。

　　楊：一個獨立工會在陜西西安成立了。這個工會在2004年7月中旬成立，名字叫陜西省西安市第一建築工程公司西高新項目部工會聯合會，這是西安的第一個獨立工會。這個工會要給外來民工發放會員證，而且讓民工免費入會。截至6月份末尾，已經有4500個外來民工加入了這個工會組織。而且，有的農民工已經被選上了工會領導和工會委員。在這個工會沒有被承認之前，他們已經展開了民工的維權，得到了35萬塊錢的拖欠工資，為每個遭遇拖欠工資的民工平均拿到了3500塊錢，了不起！

　　黃：哎呀，真是。

　　楊：我在想，這樣的獨立工會還會繼續推廣，它會從一個市到區、到鎮、到村，都會普及起來──肯定會有這樣的效果，這也是他們自己的承諾。

　　黃：可是這個獨立工會的成立，當地政府難道沒有反對的意思嗎？

　　楊；具體的我還不清楚。不過我在想，它畢竟是一個趨勢，如果政府眼光短淺、鼠目寸光的話，直接清洗掉不就得了？但是我們必須追尋本源去想。如果把這樣的獨立工會統統消滅，問題必然接踵而至：沖突、矛盾乃至暴亂、流血，在自我權利完全得不到維護的時候，種種情況皆有可能發生。

　　節目：2004年8月21日臺北中央廣播電臺新聞頻道《放眼大陸》（主持：黃絹；受訪、整理：楊銀波）黃：聽眾朋友，這裏是中央廣播電臺--來自臺灣的聲音，您現在收聽的是《放眼大陸》，我是主持人黃絹。今天是《中國農民工調查》第十集的播出，請聽大陸自由作家楊銀波今天為我們帶來的新內容。

　　楊：祖國啊，他們嫌我擋了城市的道路，嫌我汙穢了城市的路面，嫌我讓城市不夠寬敞明亮，嫌我影響了交通，影響了他們的升遷和政績。祖國啊，我只想擺一個小攤，每天能收到一些零錢，給孩子們交學費，支付老人的醫療費，我要讓孩子們好好讀書，不要再像我這樣無用。祖國啊，我一定要讓我的下一代，做一個不用擺攤的人，做一個不卑微的人，不要再像我這樣，活著給城市添堵……（老蛋：《祖國啊，我只是擺個小攤》）黃：聽眾朋友，歡迎收聽今天的《中國農民工調查》。《中國農民工調查》系列從6月 19號播出以來，今天已經是第十集了。在今天的節目裏，楊銀波要為我們總結這兩個多月來的播出內容，進一步和大家共同思考一個嚴肅的問題，那就是：我們要如何更全面、更具體地幫助農民工？楊銀波在今天的節目裏，首先為我們提出了農民工的根本問題。

　　楊：我們之前做了九集節目來共同探討當代中國農民工問題，這九集節目回顧起來，農民工的真正的問題其實只有那麽一個--我反復地想來想去，只有一個--，這個問題就是成本問題。第一個是務工成本。他們所要面對的收費名目很多，現在農民進城務工，需要辦理外出務工卡、未婚證、生育證、健康證、暫住證等十多種證書，這就增加了民工的務工成本。第二個是健康成本。我們不能忽略民工的健康成本，就是說由於工作環境很惡劣，他們的生活條件很差，那麽這就使得農民工的健康受到很大的損害。第三個是教育成本。我們曾經做過一次節目，專門談北京民工子女學校的那些孩子們，是不是？

　　黃：是。

　　楊：這方面，全國各地都有相似之處，民工的子女只有出高價錢才能享受到受平等教育的權利。第四個成本是維權成本。由於這些民工的平等就業簽約權利，他們法定的作息權利，以及其他一系列的合法權益，受到嚴重的侵害；並且，他們在政治上，他們的政治權利也被嚴重地邊緣化；這些就增加了他們的維權成本。從務工成本到健康成本、教育成本、維權成本，四個成本就構成了當代中國農民工的根本問題--成本問題。所以我希望今天我們做這個節目，能夠盡一切所想的、所能夠想到的，竭盡我們自己的能力去構思，也就是專門針對極為迫切、極為嚴肅、極為重要的大事，來探討：中國農民工應該怎麽辦？我們這個社會，究竟應該如何幫助農民工？

　　尤其是我們這些作家，或者其他知識份子，比如律師、記者、教授、專家，乃至行政官員、司法人員、人大代表，他們也可以和我們連同這個節目一起來想一個沈重的大問題：如何更全面地、更具體地幫助到農民工？使每一個農民工都能感覺得到我們「在」幫他們，而不是我們好像只是嘴巴上說說而已，需要行動！那麽在需要行動之前，就需要一系列的周密的考慮，而且這種考慮還必須要有行動的可能性，一定要使說的、想的，到最後能夠變為現實。這幾天我走了很多地方，我在筆記上、日記上寫了很多的草稿、很多的反思，今天我就想借臺北中央廣播電臺《放眼大陸》這個節目，從六個方面來談 --我們應該怎麽去幫助他們？

　　「我們」，包括什麽人呢？包括政府，包括民間，包括企業，也包括香港、臺灣、大陸，以及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政府，乃至於像歐盟這樣的聯合體等等。是的，要讓全球共同關註中國農民工！那麽這六個方面呢，一個是教育的角度，一個是製度的角度，然後是交流的角度、工會的角度、民辦的角度，最後是根本的角度。我們很快進入如何從教育這個角度去幫助中國農民工。

　　黃：好的。

　　楊：為什麽要把教育作為幫助農民工的第一項呢？因為教育涉及到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我們想想，中國各地的農民工子女，他們的教育，他們在成長過程中的思想意識，他們的知識等等一系列的最早最早的啟蒙，如果這些意識啟蒙受到了損害、受到了歧視，使他們在幼小的心靈當中就感覺到了他們被排斥於社會之外，那麽你再如何幫助現在這些現在已經長大成人而且還有較深世故心態的民工，已是無補於事。而那些還未長大成人，或者身體已經長大但心理還很薄弱的民工子女，如果沒有受到優秀的教育，那麽他們將來為這個社會帶來的問題將遠比現在嚴重--今天中國日益嚴重的少年犯罪現象，已經證明了我的看法。所以，教育應當成為幫助中國農民工的第一項。

　　第一個，就是要對農民工子女大興教育。怎麽興呢？第一，農民工的孩子如果在農村讀書，我希望政府能夠盡量減免他們的費用，並且多開設希望小學，把希望工程搞好，而且要使這個希望工程的公共捐款能夠受到強烈的監督，使這些錢用到實處。第二，如果農民工的孩子在城裏上學，那麽這些孩子和城裏的孩子也應當一樣，在就近入學的時候不比城裏的孩子多交任何一分錢的費用，使他們能夠平等。第三，我希望把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的費用盡量納入到政府財政預算當中。第四，尤其是地方政府，對於民工子女學校（包括民工子女簡易學校），應當支持，不要打壓，讓這些學校在市場當中去競爭。我希望政府能夠起一個輔助作用，而不是去強製它。這是我的對農民工子女的教育問題的第一方面的建議。

　　黃：談過了協助農民工子女受教育的問題之後，楊銀波接下來和我們談到的是如何協助農民工本身進行再教育。

　　楊：第二個，其實也是教育，只不過叫做再教育。前段時間，我到廣東韶關去調查，那裏的許多民工去招工的時候，他們起的價錢很高，老板不願意接受這個價錢。為什麽呢？因為對於民工價錢的門檻，其實是個技術門檻。如果民工技術不夠、知識不夠、操作能力還不行，那麽民工擡價就要免談。怎麽解決這個問題呢？我的建議是，讓政府在全國範圍以內，啟動「農民工培育陽光工程」，這個工程要和希望工程一樣，擁有同等的地位。如果要搞好這個工程，那麽中國的農業部、財政部、勞動部，我希望都能率先領頭，並同時吸收社會資金、人才和技術力量，來全面啟動這個全國性的大工程，其主要目的就是加強農民工的技術訓練，也就是就業培訓。

　　政府如果沒有把農民工的就業培訓抓好，那麽最後會導致出很多問題。比如說，很多人找不到工作，容易產生治安問題；當民工群體的生存集體性地受到威脅的時候，就容易出現廣泛而公開的抗議，動亂更是難以避免，而且逞惡性循環之勢。政府如果能夠在根子上率先開頭抓起來，同時允許民間力量大量參與農民工就業培訓工程，而不過多地考慮政治上的因素，那麽這個工程我想就能很容易地啟動起來。對於費用的出法，我的建議是：政府負責公共知識培訓的費用。比如說法律知識，比如說對於城市情形的了解，對於當地不同風情風俗的了解等等，這種公共知識的培訓，這筆錢由政府出。另一筆呢，用工的企業和個人，由他們來解決技術培訓的費用。

　　比如說，你現在這個廠的民工很缺，需要一批民工，但是來了一批民工呢，你又覺得他們不行，然而你又迫切地需要一批有管理能力、有技術能力的較高素質的民工，那麽這個企業就應當讓這些剛來的民工到學校裏面去。到什麽學校呢？到成人中專學校，到普通中專學校，或者到高級技工學校（截止2002年3月1日，中國共有技工學校3470所，其中國家級重點技工學校379所，包括高級技工學校229所，技術領域遍及機械、電子、航空、電力、石油、冶金、鐵路等近30個部門和系統）。到這樣的學校裏面去學公共知識、技術知識。學滿成功之後，那麽企業把民工帶回去錄用，企業再交一點錢給這個學校，這就使得培訓機構的運作能夠正常。民工可以在第一個月的工資當中，將一部分錢交給企業，用作就業前培訓的報酬。我只是從我個人的角度談我的想法跟感想，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

　　黃：我們在臺灣的話，我所知道的是，有一些企業會做一些內部的培訓，也有一些會做建教合作。比方說，在學生還沒有出學校的時候，他們就已經開始進行雙方的合作，讓這些學生在一邊讀書的情況之下，還有一部分的時間是到工廠去學習。一邊工作一邊學習，這是一種建教合作。就是說，在他們還沒有出學校之前，就讓他們學一些必要的技術。

　　楊：你所談的，與中國大陸相比較，基本屬於兩種不同的情況。中國的教育，截至目前其實仍是應試教育。近年來所提的「素質教育」，這個成效其實並不大，最關鍵的問題是沒有和社會有效介面。所以很多從初中、高中出來的人還什麽都不會幹，只能將就很少的工資到廠裏面去幹，結果浪費五六年的青春，每個月的工資也就那麽五六百、六七百，沒有多大增長。形象地說，這叫「吃青春飯」。我有很多朋友，經常在我這裏作客，都是些與我年齡相仿的打工兄弟，他們現在有一個很大的理想、很大的抱負，就是要重新上學，掌握優秀的技術本領，甚至包括吸收管理經驗。

　　有一些他們的朋友吧，就是所謂的「現實」一些，覺得我這些朋友不實際，還上什麽學呢？以為學校學不出什麽東西出來，而且出來打工不都是低人一等，過著那種「人在屋檐下」的日子嗎？我認為，我的這些朋友想得沒錯，應該想辦法去學，接受再教育；何況世界潮流浩浩蕩蕩，中國亟需人才，為將來與自由的市場經濟相接軌而做準備。從低處說，技術學在頭腦當中，能夠進行實際操作，而且有個技術等級和職能的證書，那麽在現實的社會裏面找工作也不用像以往那麽費勁，不怕時時丟失工作。我鼓勵他們掌握實實在在的能力，提高自身的素質，終有一天將與今天的可憐處境道別。我相信他們當中有一批人，肯定是未來民工大潮中的佼佼者。這是我從教育這個角度來談，這個教育是一個再教育，是一個必要的再教育！

　　節目：2004年7月24日臺北中央廣播電臺新聞頻道《放眼大陸》（主持：黃絹；受訪、整理：楊銀波）黃：聽眾朋友，您現在收聽的是《放眼大陸》，我是節目主持人黃絹。在今天的《中國農民工調查》單元裏，我們為您邀請到的是大陸自由作家、同時也是「農民工之子」的楊銀波先生，為我們擔任主講工作。接下來就讓我們來聽聽今天楊銀波要和我們說什麽。

　　楊：（余世存《一首寫給流浪農民的詩》）我想我聽到了這個城市上空有一個聲音，那是陌生卻異常的權威，說：「他們必須犧牲。」噢，我們在他的掌握之中，弟兄們，我們在他的掌握之中。看到春天的花和春天的鳥，看到一條魚在飯店前的水池裏自在地遊，我們是新奇帶一點兒糊塗，弟兄們，是新奇帶一點兒糊塗……（鮑家街43號樂隊搖滾音樂：《晚安北京》）黃：聽眾朋友，歡迎您收聽《中國農民工調查》系列，今天是第六集的播出。在今天的節目裏，楊銀波首先和我們談到了外地農民工子女在北京就讀面臨哪些問題。

　　楊：現在我們來進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首都──北京。我想聽聽你對北京的印象。

　　黃：北京在我粗略的印象當中，交通非常的擁擠，常常會塞車。還有我朋友去北京的時候，他們會感受到比較強烈的政治高壓的氣氛，這是別的地方不會感受到的。

　　楊：這個政治高壓，確實是說到了重點。政治高壓有一些非常細的現象需要研究，它常常與專政手段、特務監控、警察暴力、行政惡法、司法暗箱、經濟懲罰、體製束縛、意識形態幹預、思想文化霸權、倫理禁忌、宗教限製、社會異化、保守文化等等聯系在一起。我對北京的主要印象，是從2000年1月開始的，那個時候我剛剛放假，就從重慶到北京和南京做實地考察，那是我人生有史以來的第一次實際調查。那次調查和我以後總結到的資料、見識，以及過去到過北京打工的農民工到廣東來和我所談的內容之中，北京確實是一個重要話題。比如我跟河南民工所交談的內容，北京被我所註意到的最丟不開的現象，就是農民工子女的就學問題。

　　1997年11月1日，北京第一次對外來人口進行普查，當時的北京外來人口有285.9萬人，其中在北京居住的人口有229.9萬人，這個數量占全市人口的21.18%，即五分之一還有多：五個人當中拉出一個，那麽這個人就是外來民工。這些民工的子女，從剛出生到15歲的少年兒童有162030人，占外來人口總數的7.05%；從6歲到15歲的應該讀書的少年兒童，有66392人，占外來人口總數的2.88%。也就是說，很多打工的民工會把自己的孩子接到自己打工的那個地方去。這些孩子確實需要上學，但是到哪裏去上呢？1992年～1993年，最早的時候，有人就在北京菜棚、簡陋的平房中開始辦學。

　　黃：自己辦學？

　　楊：對，自己辦學。幾乎都是一些初中文化水平的民工在教這些孩子。到2000年，北京的這種流動兒童少年學校已經有了200所以上。

　　黃：天吶！它是為了因應這些戶口沒有涉及在北京的兒童所設立的？

　　楊：準確地說，這是政府不負責任的行為！那是民工自己幫民工，屬於自救、自助性質，被逼無奈。那麽在這200所以上的流動兒童少年學校裏面，已經有4萬名民工子女在這類學校就學。這些學校呢，和公辦學校以及民辦的「貴族學校」是很不相同的，首先它很簡易，政府稱這類學校叫「地下學校」，或者叫「非法辦學」。政府的態度是不取締，也不承認，反正就是隨它自生自滅。

　　黃：真的是很不負責任。

　　楊：我跟你舉些例子，比如北京的窪邊村，北京的巴溝村，北京豐臺區的大紅門、雙廟，在這幾個地方能找到30所左右的這樣的學校。另外象北京太陽宮村、辛莊村，還有海澱區的八家鄉、五孔橋鄉、四季青鄉、海澱鄉，以及朝陽區、石景山區，都能找到這類學校。（陳星音樂：《流浪歌》）黃：楊銀波接下來談到了農民工子女學校的辦學狀況。

　　楊：這裏面我特別註意到一個學校，叫「行知打工子弟學校」。這個學校是個小學，校長叫李淑梅，她原來是民辦學校的一個教師。1994年9月剛開學的時候，行知打工子弟學校只有9個學生，到2001年3月就已經有1976個學生了，發展很快。學費非常低，一般都是300塊錢一學期，或者是60塊錢一個月，在北京，這已經是非常低的啦。下面我們來對比一下。如果這些外來民工子女要在北京公辦學校讀書，一般來說每學期要向學校交上2000元～5000元的贊助費，再加上每學期600元左右的借讀費，然後再加上學費，對於外來民工子女而言，要上普普通通的公辦小學、公辦中學，每學期都意味著起碼要交4000塊錢。

　　黃：對不起，我在這裏打斷一下。你剛剛講的那些要交的費用，北京市的市民的孩子是不是也要交這麽多？

　　楊：NO。除非是北京本地人讀「黑式」，也就是分數不行拿錢來買著讀，但這個性質跟民工子女就學問題的性質完全不同。本地人沒有什麽贊助費、借讀費，也不存在事實上的教育歧視。而民工子女到這類公辦學校上學，每學期4000塊錢是極為普通的，如果要讀一些比較知名的中學，那麽代價就更高了。因為來北京的農民工一般都是搞建築，比如蓋橋、造橋、修路，其他的就是種菜、賣菜、撿廢品、掃大街，一般的月收入僅在400元～700元之間。那麽如果外來民工子女要進北京師範大學附屬中學，每學期的總學費是多少呢？5萬元！

　　黃：啊？！

　　楊：這個數字是我們無法想象的，更是農民工連想都不敢想的。再比如北京109中，如果外來民工子女去讀的話，每學期3萬元！外來民工子女在公辦學校要交的費用有哪些呢？學費、借讀費、贊助費、書雜費、校服費、活動費（春遊、秋遊）、輔導費、班費等等。尤其是贊助費和借讀費，簡直遭人痛罵！我的小妹楊豐林現在就在廈門市湖裏區的公辦學校就讀，我的朋友的孩子陳招強在廣東本地由於「簡直讀不起了」馬上又要回四川瀘州上學，還有我所認識的一些同齡朋友，有的從幼兒園讀到大學，一直都是在高於本地人數倍以上的經濟負擔中接受教育，他們對此的體會比我更深。那麽在民工學校裏面呢？費用就很少，學費，吃飯費（很多都是父母早上把米放在孩子的飯盒裏，夾些冷菜，到中午的時候讓學校幫孩子蒸一下，因此吃飯費大多屬於蒸飯費），再加點校服費、書本費、取暖費（因為北京到了晚秋之後很冷），就是這些，每學期總共才300多塊錢。

　　這些學校的設施是怎麽樣的呢？桌子、椅子、板凳，一般都是公辦學校淘汰的；黑板，一般都是用三合板來改造的；磚瓦，一般都是從拆遷的舊房中撿過來用的。三個人坐在一張桌子上上課，按理說一張桌子起碼應該是兩個人坐啊，我們過去最窮的時候都是兩個人享受一張桌子，而這些民工子女有的甚至坐在地上就上課了，看著很讓人難受。這些學校大都沒有操場，大多數的民工學校都是由一個班主任來教很多學科，比如語文、數學、自然、社會、美術、音樂、體育、英語等等。我記得我在家鄉「新建小學」上小學的時候（1989年），我的小學班主任叫武德瓊，她當時就是一個人把語文、數學、體育、音樂、美術等等加起來一起教。

　　當時我們學校教室的後面還有一個大洞，學生能夠直接鉆過去。房子是破爛的瓦房，下雨的時候，我們的課本都會被淋濕，教室會積起一攤一攤的雨水。板凳常常不夠用，很多時候都是由我們自己從家裏帶上板凳，走幾裏路，下雨的時候就帶著板凳到教室旁邊的門口上課。當時學校為了修第一棟樓房（實際上只是一棟沒有樓的蓋瓦的磚房），我們這些學生背著背兜一塊磚、一塊磚地從幾百米之外的馬路上背磚塊，一塊磚五斤多，當時我們少則背六塊，多則背十多塊，真的是眾誌成城啊──要的就是有好房子上課，有好房子供老師備課、休息，想來真是令人辛酸不已。可是15年過去了，民工子女學校又回到了我們當年讀小學的那個狀態，甚至比我們當年都還要不如！（陳星音樂）黃：即使是在這樣艱困的環境之下上學，在農民工子女學校畢業的孩子還是拿不到畢業證書。

　　楊：最讓人感到可惜的是什麽呢？這些民工子女學校讀書的孩子，不能拿到畢業證。為什麽呢？因為政府不承認它嘛，說它非法嘛、地下嘛，沒有批準你嘛。在這裏讀書，無非就是認幾個字。學校呢，供水、供電、廁所、環境衛生等等，都存在種種問題。而且，這類學校還經常搬遷。你想，這些民工經常是從這個工地到那個工地，這邊的橋修好了又修那邊的路，父母經常搬遷，孩子也經常流動。當然有的父母在北京找不到錢，沒有錢供孩子上學，也就不好意思再讀了。如果你到北京昌平、大興這些地方去看，你會發現有許多民工學校都是搬遷過的。再有，我們知道2008年北京辦奧運會，那麽那裏有個地方──北京的窪地村──就要改造，那裏的10多所民工子女學校統統都得搬。北京豐臺區的南苑鄉，現在只有6所民工子女學校還在繼續辦。這類學校的生存確實是個問題，更不要談實質性的發展了。

　　中國農民工調查：采訪羅金太

　　2004年6月2日上午，我和父親楊慶華專門前往廣州郊區看望一批農民工朋友。在一片碧綠的莊稼果林和一群挖著土、種著菜、施著肥的農民工（含四川、重慶、貴州、湖南、廣西、廣東等地農民工）之中，戴著草帽、光著雙腳的羅金太首先喊住了我們。天氣炎熱，30度左右，香蕉樹成林，羅金太黝黑的皮膚、流汗的臉頰、緊皺的雙眉被香焦葉遮去了半邊。此刻他正在為他兒子羅小波（我當年的小學同學）在重慶的收入問題發焦：「銀波，你說這要咋個整嘛？以前我們兩個大人辛辛苦苦給他找錢讀大學，現在大學畢業都一年了，前天他還打電話來要我們拿錢給他！知識沒用啊，文化沒用啊！」父親問他：「羅小波是搞啥子的？」「摩托廠的質檢。這娃娃，我都搞不清他的錢是咋個花的。他媽媽想喊他到廣州這邊來進廠，但這邊一個月才四五百塊錢。要是將來沒辦法，那就跟我一起種香蕉！要吃點苦才成得了才！」痛苦地拿著鐵撬切斷香焦樹旁邊滋生的小香焦樹的他，順手接過我遞給他的一支煙和一瓶礦泉水，正式進入了我的采訪。

　　簡介：羅金太，男，民族漢，1955年農歷五月二十七日出生於重慶永川市朱沱鎮新岸山村4組。已婚，小學畢業，非黨員非幹部，現有一子（22歲，已於重慶工作）一女（17歲，已於廣州打工）。羅金太現工作於廣州郊區，負責幫當地人種香焦、打魚等。回答《中國農民工調查》所有問題的年月日：2004年6月2日。調查方式：面對面采訪。

　　基本情況

　　問：你家裏面還有沒有承包地？

　　答：有，兩畝地左右，我們家是4個人嘛。現在都丟給別人去做了，我好多年沒在家幹莊稼了。

　　外出情況

　　問：你外出打工的主要原因是什麽？

　　答：找錢。你以前看到我的時候都是你讀小學的時候，那個時候大家都是拼命往外奔。

　　問：你的打工工齡有多長？

　　答：少說也有15年了。真正要說打工找錢的話，我18歲就開始幹了。第一次出重慶是在1989年，到福建。

　　問：第一次外出找工作的途徑是什麽？

　　答：我的老表、妹弟喊我到福建幹。

　　問：目前外出找工作的途徑是什麽？

　　答：老鄉、親戚是靠不住的，好多人自身都難保。這些年我一直都是靠自己。

　　問：與2003年相比，2004年你老家外出打工的規模有無變化？

　　答：多了。

　　問：與2002年相比，2003年你老家外出打工的規模有無變化？

　　答：還是多了。

　　問：你預計未來幾年你老家外出打工的規模會不會擴大？

　　答：可能還要多一點。下一代的年輕人都要出來幹，在家裏幹莊稼整得到幾個錢嘛？

　　農村的老頭都想出來呢。

　　工作情況

　　問：你是否滿意目前的工作？

　　答：哪個滿意？「合三的兄弟，合四！」（朱沱話，意指「一般得很」）問：每天工作時間有多少小時？

　　答：最少8個半小時。最多的時候，有16個小時。你想嘛，晚上11點就要起床去打魚，幹到淩晨4點，回去睡一會兒，上午又要開始幹。幹得好的話，錢沒問題；稍微拖拉疲沓一點的話，錢就是個問題。

　　問：有無休息日？

　　答：幹我們這行的有啥子休息？沒聽說過。

　　問：你是否滿意當地實行的對民工準許進入的行業工種限製？

　　答：不滿意。哪些活路我們幹不得嘛？哪些都幹得來！農村的人才多的是。

　　問：隨著城市下崗職工的增加，在哪些行業中下崗職工對民工有影響？

　　答：當然有影響。那些都是有文化的人，輕的活路他們去做了，就留些重的給我們，最耗力氣的事情我看他們也沒幾個人願意做。

　　問：你目前的收入情況如何？

　　答：一個月650塊錢。但自己弄夥食吃，不是跟著老板吃。你看我包包裏的煙，都是一塊錢一兩的煙絲。我的煙錢一個月才15塊錢。一個月省吃儉用的話，剩得了350塊錢左右。幸好沒租房子，是住大路旁邊的水房，不用交房租，比其他老鄉好很多了。

　　問：2002年、2003年你的收入情況如何？

　　答：一個月400多塊錢。現在的錢雖然比以前多一點，但實際上除開生活費的話，比原來還少得多。

　　問：你覺得錢是更好賺，還是更難賺？

　　答：難啊！打工的人越來越多，物價也越來越高，現在的米最便宜的都是1.35元/斤，普通的米1.4元、1.5元，甚至1.7元、1.8元的普通米都有。以前才0.9元/斤。

　　維權情況

　　問：你是否覺得自己的工作安全？

　　答：種香焦還算安全。

　　問：你是否遭遇拖欠工資、克扣工資的情況？

　　答：有。在福建的時候有過一次。當時欠了我8個月的工資，找這個找那個都沒有辦法，最後找派出所所長才拿到了錢。我曾經給那個所長修過房子，他信得過我，就幫了我這個大忙。

　　問：你對工作地點有何批評與建議？

　　答：打工人有啥子批評、建議嘛？是你求他，不是他求你！搞得不好就不給你錢，到時你找哪個？

　　問：你對勞動部門有何批評與建議？

　　答：鬼的，假的。哪一個為我們說話、辦實事嘛？我們有沒有經濟？有沒有關系？沒有這些，他們為啥子來幫我們？想都不要想。

　　問：你知不知道《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會法》？

　　答：不清楚。

　　問：你知不知道當地政府、勞動部門、工會部門、公安部門、法律援助處、律師事務所、報紙雜誌電視臺的聯系方式。

　　答：不清楚。

　　問：你是否檢舉、控告、起訴過相關責任人？

　　答：沒有。反正不說好歹，說了也等於白說。

　　問：你可曾想過組建獨立工會？

　　答：組建啥子獨立工會嘛？我們有多少反抗能力？

　　生活情況

　　問：你是否滿意當地公安部門的暫住戶口管理？

　　答：我不用辦暫住證，我有工牌。

　　問：你是否滿意當地勞動部門的流動就業證卡管理？

　　答：一句話說完：那幾爺子完全是吃了飯沒事幹，鬼名堂！

　　問：你是否滿意當地計劃生育部門的婚育證管理及定期婚檢製度？

　　答：羅小波他媽媽早就不檢查了，有17年了吧。

　　問：你的子女是否在當地上學？

　　答：沒有。都出來了，但跟你比不得啊。（楊銀波：羅長輩，晚輩要是有啥子幫得了忙的，你說一聲就是。我和羅小波是同學，他們兩兄妹的事情我幫得了的就一定幫，不在話下。）問：你是否滿意當地教育？

　　答：不清楚。

　　問：你是否覺得已經被當地居民所接受？

　　答：外省人就是有些看不起我們。大家性質不一樣，他們是土生土長的，出了事曉得找人，我們只能是老鄉之間幫點忙。

　　問：你在當地以何種方式了解外界信息？

　　答：幹工時間那麽長，哪有時間去了解？再說我們也沒電視。

　　問：你如何解決個人性問題？

　　答：其他人是怎麽回事我還是曉得的。但這個問題你不要問我。

　　問：有無嫖妓經歷？

　　答：現在的男男女女比以前「瘋煩」（朱沱話，意指「性泛濫」）得多了。我一天幹這麽久，既沒時間、也沒精力、更沒興趣去搞這些名堂。

　　（楊銀波註：民工性問題是個大問題。相當多數民工的伴侶相隔甚遠，因性缺乏而導致的社會報復性案件近年逐漸增多。）體認情況

　　問：你認為自己是農民，還是工人？

　　答：農民。

　　問：你是否滿意家鄉稅費改革？

　　答：幾年沒回去了。在電話裏聽說稅費的確少了一些，還算可以吧。

　　問：你是否滿意家鄉的鄉鎮政權或村級政權？

　　答：最鬼！吃吃喝喝過一天，修房子要他們喊過來吃頓飯，超生娃娃要喊他們過來喝二兩，都是這個「爛擺眨」（朱沱話，意指「壞現象」）。

　　問：你可曾想過在家鄉組建獨立農會？

　　答：我不曉得啥子叫獨立農會。現在大家都是各奔逃生，都是想朝自己包包多放幾分錢，農民怎麽團結得起來呢？

　　問：你是否關心中國政治問題？

　　答：再關心又有啥子用？

　　問：你對中國目前的政治環境是否滿意？

　　答：肯定不滿意。但還是那句話，不滿意又有啥子用？國家大事那麽多，我有啥子資格去過問？過問了也成不了氣候。

　　問：你在內心是否支持胡錦濤、溫家寶執政？

　　答：很難說。支不支持都是這個樣子，你說是不是？幹工的人，是跟著大媽、二媽吃飯，沒奶吃了就要餓肚皮。當官的事，我管不著。

　　問：對於城市居民中的下崗職工、拆遷戶等弱勢群體，你是持什麽樣的心情？

　　答：沒辦法。政治權力在政府手中，說你是你就是，說你不是你就啥子也不是。搞得不好打你一頓，關你兩天，你還不是靜悄悄的？反抗不起來嘛。

　　問：你是否準備留在老家發展？

　　答：實話跟你說吧，我們老家那些地方已經沒有發展了。我在這邊打工，有個香焦的活幹，都算是好得很的了。萬一不讓我幹了，那我就只有回家老老實實種莊稼，還是要靠我的兩個娃娃寄錢回來過生活。

　　問：你以何種方式發展？

　　答：心中設想的呢，當然是希望不打工了，打工太苦太累！現在只有看下一代了，但哪個又曉得將來的事情呢？萬一兩個娃娃哪天不管我了，我又找哪個？現在我這裏這麽大的太陽，他們想不想象得到？他們的文化比我高，我又講不贏他們。哎，等一會兒收工了，我還要到街上去給羅小波打電話、寄錢。（楊銀波：寄多少？）我有幾個錢？百十塊就算了。幾百、上千的話，沒門。

　　節目：2004年8月21日臺北中央廣播電臺新聞頻道《放眼大陸》（主持：黃絹；受訪、整理：楊銀波）楊：祖國啊，我覺得我的大半生確實值一個小攤。就算我不值一個小攤，但我認為不應該毆打我；就算應該毆打我，但不能砸爛我的小攤；就算是應該砸爛我的小攤，但不應該砸爛小攤裏的雞蛋和蔥花。祖國啊，他不應該砸爛小攤裏的雞蛋和蔥花，有了我的小攤還有雞蛋和蔥花，我就還有希望。祖國啊，他不應該砸爛我的希望啊！這個城市是我們每一個人的城市，就像祖國是我們每一個人的祖國一樣……（老蛋：《祖國啊，我只是擺個小攤》）黃：今天楊銀波要和我們談的是製度，從製度方面來幫助農民工。讓我們聽聽楊銀波怎麽思考這個問題。

　　楊：製度，眾所周知，這是一切問題的關鍵所在。我們總是不斷地說，一個社會問題的造成，很有可能不是基於社會原因，而是製度原因，尤其是政治製度原因，這句話我們重復了很多遍。那麽現在也有另外的一些說法，比如我們今天的困境已經不僅僅是一個製度的問題，製度從法律的角度來講是約束人，故稱之為「法律約束」，還有另一個是「道德自律」。製度和道德應當兩者並進，這是一種普遍的看法，在海外這已經成為常識。今天所談的幫助農民工的製度方面，我想提出四個建議（僅談製度），這些建議我希望政府能夠聽到。第一個建議，給予農民工以同等的國民待遇。按照城鄉統籌發展的思路和要求，消除戶籍製度給農民進城就業設置的障礙。

　　黃：沒錯。

　　楊：要使農民工在子女入學、勞動福利、市場準入等方面，都和城市居民享有同樣的待遇。那麽第二個建議，就是我們經常關註的農民工的工資被拖欠，那麽我想到一個辦法：給農民工工資建立工資保障金製度。怎麽保障呢？我的設想是，比如農民工進一個廠之後，馬上到銀行辦理一個帳戶，工廠應當發工資的時候，廠裏就把工資劃撥到民工的銀行帳戶裏面。如何監督呢？就是政府勞動部門會同工商、稅務等一系列的機構，要求用工單位必須繳納一定數額的工資保障金。用工單位根據用工的勞動合同，向民工的工資存折撥款，專款專用。這裏一定要註意一點，就是用工單位不能提取現金，不能挪作它用。

　　我只是希望在中國先有這種普遍的意識，然後全國實施。在前一兩年的時候，比較發達的部份地方曾經一定程度地出現過這種現象，但是沒有普及，我覺得很遺憾。要是真的讓這樣一種製度完全建立起來的話，那是相當有效的，非常好。第三個建議是，我希望立法機關能夠專門出臺一部特別的法律──《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民工權益保護法》。為甚麽要專門出臺呢？因為對於中國農民工而言，他們的法律其實只有兩部，一部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一部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工傷保險條例》。這兩部法有很多漏洞，以及與今天的時代不能融洽的地方，這就使農民工在政治上就被客觀地規定為「邊緣地位」，很多實實在在的問題連法律也無法解決，甚至無法解釋。

　　我所期望的這部《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民工權益保護法》，其實相當符合中國的立法傳統，就是說為了保護某一特殊群體的合法權益而專門立法。比如我們知道，中國有《婦女兒童權益保護法》、《未成年人權益保護法》，還有《歸僑僑眷權益保護法》、《殘疾人權益保護法》等等，這樣的專門性的法律在保護社會特殊群體的合法權益的時候，能夠起到決定性的作用。我覺得《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民工權益保護法》應當重點涵蓋這樣的一些內容：第一，必須明確規定勞資雙方的地位是平等的關系，這一點是最重要的。我想臺灣是有這個意識的，就是說在自由的市場經濟當中，它的最重要的關鍵是勞資雙方關系的對比，是不是？

　　黃：當然。

　　楊：好。第二，就是剛才我講的，用工企業在指定的銀行設立民工工資專戶，建立民工工資的保障金製度。第三，還必須規定甚麽呢？就是職能部門把企業支付的民工工資作為每年營業執照驗審的考核內容之一。如果說企業不支付民工的工資，或者說支付得不足，那麽你這個企業的營業執照就成問題──懸了。這也是一種有效的監督。第四，必須規定勞動仲裁的時限，必須允許新聞媒介參與民工維權，實施輿論監督。新聞媒體在民工維護權益的過程當中，應當起到有力的作用。

　　按照我的朋友趙達功先生所講的，當代中國農民工面臨著雙重壓迫：一個是政府，一個是資本家。當資本家和民工之間發生勞資糾紛的時候，政府卻偏向於資本家，那麽民工作為絕對的弱勢，他們的權益維護就打了一個巨大的問號。該怎麽辦呢？這個時候新聞媒介就應當站在正義的角度，來幫民工維權，這種維權相對於新聞媒介的本身而言，說到底其實只是它本身的職責之一、義務之一。假如有一大批有誌之士，能夠在這個過程當中發揮他們的監督力量，那麽農民工權益的有效維護和他們自身價值的提升，則絕對是個必然之勢。

　　黃：剛剛楊銀波從製度方面就如何協助農民工提出了三點建議，包括：給予農民工同等的國民待遇；建立農民工工資保障金製度；給農民工特別製訂一套《農民工權益保護法》。接下來楊銀波要為我們提出的第四點建議是，完善農民工的保護體系。

　　楊：我研究了很多關於農民工的新聞材料、調查報告、統計資料、理論著述，並和很多朋友，包括臺灣、香港、大陸、美國、歐洲的朋友，在電話、郵件裏面探討過農民工的問題。針對農民工的保護體系，我算來吧，其實也就那麽六個：一個是勞動仲裁體系，一個是法律援助體系，一個是保險保障體系，一個是信貸支持體系，一個是民工救助體系，最後一個是輿論監督體系。這六個體系都需要完善。比如勞動仲裁體系，就是說要依法對勞務糾紛進行公平、快速的仲裁。舉個例子啊，我最近在幫助一個19歲的貴州民工，他10個手指有5個手指受傷，5個手指當中斷了一個，另一個斷了之後接上卻活動不了。我讓他完全按照《工傷保險條例》上的鑒定、仲裁等等一系列合法程序進行索賠，估計能索賠到兩萬左右吧──這個數目在廣東大同小異。

　　從他這個案例來說，我去調查采訪的時候就有一些很深的感觸。他們最開始想的是用一些非常的手段，比如找黑社會或者他們自己的老鄉，跟老板以手還手、以牙還牙，當然這個被我勸住了。然後他們想到的是到法院去告，又被我勸住了，我說如果你們現在去告，那麽法院是不會受理的，為甚麽呢？因為中國的法院對於工傷官司，是按「先裁後審」的原則辦，沒有經過仲裁的工傷官司，法院是不會受理的。所以說，勞動仲裁體系是勞動保護體系的第一個重要的體系。再比如法律援助體系。在中國各地的市級以上的政府，目前大都設立了法律援助中心，這些援助中心應當及時、按時地向農民工提供法律援助。作為政府的輔助機構，它應該發揮它的輔助作用。保險保障體系是解決民工的傷殘保險、養老保險、醫療保險等等。

　　信貸支持體系是甚麽呢？比如有的民工想在外面要做生意，由於他們沒有本地戶口，所以到銀行去貸不了款。所以說，我希望國家通過完善信貸支持體系，讓民工有這個可能性在外地創業，使他們能夠比過去在艱難、艱苦的程度上再減少一點，能夠使他們有這種資金的支持。你想想，一個普通民工打工，一年也就七八千吧，頂多也就一兩萬，如果他們貸不了款，又沒有其它堅強後盾的支持，做生意？那是絕不可能的。在家鄉貸款的利息呢，又很可能更高，而且催得可能更緊。所以我認為，支持民工創業，讓他們能夠有真正的崛起，那麽國家就應當在資金支持的製度方面，幫他們一把。民工救助體系，是對民工傷亡的家庭實施救助。至於輿論監督體系，這裏就不用贅言了。

　　從製度上講，我今天提了四個建議，我不知道政府有沒有聽進去一個啊。不過我在想，那怕他們只聽進去了一個，而且讓這其中的一個建議變為現實，那麽中國農民工的維權的口子，從製度上說就已經張開了，農民工維權的希望也就多出了一條寬闊的道路。

　　黃：是的，我們但願這樣的聲音能夠被聽見，但願這樣的聲音能夠激起更多人對中國農民工問題的關註。好的，由於時間的關系，今天的《中國農民工調查》節目就進行到這裏了。在下一次的節目之中，楊銀波先生還會就如何促進政府和民間的交流來解決農民工問題，為你做更深入的分析。好，感謝您收聽《放眼大陸》，我是主持人黃絹，祝福您周末愉快。拜拜。

　　中國工人階級的勞權狀況 寫於 二零零四年

　　中國農民工維權成本調查報告

　　前言

　　我國現階段農民工總數要在1.5億以上，80％的農村家庭有人在外打工 。隨著城市化以及農村的發展，農村剩余勞動力還要向城市轉移。也就是說農民工的數量還要增加。這些農民工權利保障的狀況如何，不但直接關系到他們個人的生活、他們的家庭、他們子女的教育，而且必將關系到我國的民主和法治化進程，關系到整個社會的安全和穩定。

　　農民工權益保障問題一直受到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高度重視。胡錦濤總書記和溫家寶總理都多次為此作出批示。溫家寶總理還在視察中親自為農民工討要欠薪。但由於農民工維權的法律製度以及法律執行等多種原因，目前以拖欠農民工工資為主要內容的農民工權利保障問題尚不容樂觀。據全國總工會不完全統計，到2004年11月中旬，全國進城務工的農民工被拖欠的工資約有1000億元 。

　　自2003年12月開始，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開展進城務工青年維權成本調查項目。項目實施期間，在全國8個省份共發放農民工維權狀況調查問卷和農民工維權手冊各8000份，調查農民工維權典型個案17件。調查顯示：在這些農民工中，48.1%的人有過出門打工但拿不到工資的經歷，其中30.6%的人有100-1000元工資沒有拿到，15.7％的人有1000-5000元工資沒有拿到，1.6%的人有5000元以上的工資沒有拿到。

　　我們關註的是：農民工依法維權的代價到底是多大？為了討回微薄的薪水，他們需要付出怎樣的時間和金錢？目前的法律製度還存在哪些缺陷？我們應當怎樣進行改革？圍繞這些問題，經過近一年半的努力，我們完成了這個調查報告。我們希望這個調查報告能夠引發黨和政府對農民工維權製度進行思考和討論，我們也願意就調查報告中所涉及的各項問題與關註農民工問題的各界人士進行交流。

　　一、農民工維權的巨額成本

　　摘要：

　　根據調查和計算，為了索要不足1000元的工資，完成所有程序，農民工維權需要直接支付至少920元各種花費；花費時間至少11-21天，折合誤工損失550-1050元；國家支付政府工作人員、法官、書記員等人員工資至少是1950-3750元。綜合成本在3420元-5720元之間。如果提供法律援助，則成本最少要在5000元，最高將超過9000元。雖然不是每個案件都要走完全部程序，但這只是最保守的計算，還沒有計算農民工不得不多次往返家鄉和打工城市之間的住宿、吃飯、交通等費用。而根據對17個案件調查情況來看，每個案件綜合成本都超過10000元。

　　結論：為了索要回拖欠農民工的1000億欠薪，整個社會需要付出至少3000億的成本。

　　1、農民工維權的經濟成本：

　　郭增光，河北省淶水縣石亭鎮東龍泉村農民，因在北京打工，個人被拖欠工資1000余元。他介紹，「為了要回我的工資，我先後從河北老家到北京找過用人單位老板20多次，找過北京市大興區勞動監察大隊14次，找過大興區法院11次，找過北京市一中院3次。我還找過北京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國家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北京市政府、北京市人大、北京市建委、國家建設部等十幾個部門。從河北老家到北京，每一次光交通費就是70多元。討薪三年來，我直接支出的交通費、住宿費、餐飲費、復印費、電話費、訴訟費4700多元。可是現在法院把行政案件駁回了，我還得從頭開始打民事官司 。」

　　姚勝余，甘肅省甘谷縣六峰鎮張家莊村三組農民。1994年8月至1995年3月27日，姚勝余等30名民工在西安外語學院和寶雞創業大廈打工被包工頭丁祥林和吳掌林拖欠工資19萬余元，自1995年4月開始討薪，經過人民法院的前後八次（金臺區法院兩次、渭濱區法院三次、寶雞市中級法院三次）審理和判決，姚勝余等人最終討回的是10575元（金臺區法院判決的18255元因超過申請執行的時效而無法再申請執行）。姚勝余從1998年開始淪為乞丐。他介紹，「從1995年4月到1997年7月，我們先後找了吳掌林四、五十趟。每次最少來我一個人，有時候兩、三個人，有時候五、六個人。從甘肅甘谷老家到寶雞，吃、住不算，每個人一次的來往路費就要200多塊錢，每次最少要花出五、六天的時間。這些錢都是我自己墊付的。從1999年8月向金臺區法院起訴到現在，我們經過了法院的前後8次判決，討回的10575元還不夠我們的零頭。一拖十年要不來工資，跟我一起出去打工的人有的懷疑我把錢要來自己昧下了；有人認為是跟我出來打工的，要不來錢就得向我要，於是逢年過節這些人便找到我家裏要錢，不給錢不走，在我家中吃、住，稍微值錢一點的東西不是賣了當路費，就是被他們拿走了，我的頭上至今還有他們打的傷疤。為了討回工錢，我光是墊出的路費就有10000多元，而我自己被拖欠的工資還不到7000元。現在我沒法回家，也不敢回家，我在寶雞當乞丐已經有七、八年了。」

　　張誌玲，河北省鄄城縣桑成鄉南魏村農民。張誌玲等十幾名農民工被拖欠的工資及賠償款是136774元 ，張誌玲自己被拖欠的工資及賠償金不足10000元。她向律師算了一筆帳，「為了討回我應得的工資，這6年來，仲裁、訴訟、申請執行，直到法院決定再次開庭，不算我墊交的3000元仲裁費，光是交通費、住宿費、復印費我就支付了3000多塊。可是等了五年多，法院現在連庭都不開。」

　　那麽，農民工維權到底需要付出多高的成本？

　　按照現行法律規定，農民工權益被侵害後，可以通過與用人單位協商、向勞動監察大隊舉報、向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申請仲裁、對仲裁裁決不服向人民法院起訴等途徑來維護自己的權益。

　　農民工在工資被拖欠以後，一般都是先與用人單位協商，多次找用人單位老板或者包工頭，這當然要支付交通費、住宿費和餐飲費。不算這筆費用，單就農民工依法維權，向勞動監察大隊舉報、向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申請仲裁、向人民法院起訴和申請強製執行，如果完成全部程序，農民工至少就需要支付920元的經濟成本。具體包括：

　　勞動監察大隊處理階段，至少需要支付120元。包括到工商部門查詢用人單位基本情況的查詢費用40元（用人單位的名稱、註冊地址、聯系電話、法定代表人姓名，每項查詢費用10元）；向勞動監察大隊舉報一次、調解一次、領取舉報結果一次、到工商部門查詢一次。期間交通費、住宿費、夥食費至少80元 。

　　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仲裁階段，至少需要直接支付400元。包括案件受理費300元 ；仲裁申訴書的打印復印費20元；到仲裁委員會立案一次、開庭一次、領取裁決書一次。期間交通費、住宿費、夥食費至少80元；向法院起訴的一審階段，至少需要支付150元。包括案件受理費50元，起訴狀的打印復印費20元，到法院立案一次、開庭一次、領取判決書一次的交通費、住宿費、夥食費至少80元；向法院起訴的二審階段，至少需要支付150元，計算標準同一審階段，不同的是二審法院一般不開庭審理，法官只是找農民工談話一次。

　　向法院申請強製執行階段，至少需要支付100元。包括強製執行申請書的打印復印費用20元，向法院執行庭立案一次、提供被執行人的財產狀況一次、聽取執行結果一次的交通費、住宿費、夥食費80元。

　　以上是我們對北京市農民工維權實踐進行的最保守的成本計算。北京市是勞務輸入的主要城市，該市的農民工維權成本帶有一定的代表性。實際上，農民工在維權過程中需要直接支付的經濟成本遠遠不止這920元，他們在維權過程中不能一直呆在城市裏等待處理結果，好多時候他們是從家鄉回到城裏去開庭、領取裁決和判決，他們需要支付的交通費遠遠高於理論上計算的市內交通費用。另外，由於自身文化知識的不足，他們請律師代寫法律文書時要交納代書費；為了調取相關的證據需要另行支付交通費、電話費、查詢費等等。為了要一個處理結果，他們往往要到一個部門去上幾次甚至十幾次。從調查的典型個案來看，有的農民工僅僅在向勞動監察大隊舉報階段就要花出幾百元到上千元的交通費、食宿費、復印費等費用。

　　即便按這最保守的920元經濟成本計算，農民工維權成本也已經超出他們實際被拖欠的工資。根據對2004年10月在廣東省廣州市1000名農民工調查問卷的統計，118名農民工被拖欠的工資總數97670元，平均每人被拖欠工資827.70元左右。

　　2、農民工維權的時間成本

　　一般來說，農民工被拖欠工資或發生工傷之後，都要花出幾天、幾個月、甚至幾年的時間找用人單位的老板協商，請求用人單位支付拖欠的工資和依法給予賠償。在此期間，用人單位也不會直接拒絕支付工資或拒絕賠償，而是想辦法推脫。農民工出於對依法維權時間漫長、花費較多、錢少不值得、舉報了也沒人會管、沒有任何證據等方面的顧慮 ，以及對用人單位及其老板承諾的信任，也不想立即訴諸法律，而是對用人單位老板的承諾心存幻想，一等再等，甚至通過纏住老板不放等方式來追討工資和賠償。根據對黑龍江省1000名農民工的調查問卷統計顯示：發生勞動爭議後，不願通過找勞動監察大隊、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法院等依法解決的農民工中，20.97%的人是因為時間太長拖不起；17.98%的人考慮舉報後也沒人會管；16.94%是因為交不起錢；15.28%的人考慮錢少不值得；12.92%的人是考慮到沒有任何證據；9.72%的人擔心用人單位會報復。基於此，不到萬不得已，他們不希望通過法律手段追討工資。在權益被侵害後到向勞動部門舉報或仲裁之前，農民工有的等上十幾天的時間，有的要等上幾個月的時間。在這段時間內，他們無法正常勞動，一心想著怎樣把被拖欠的工資追討回來，為了早日拿到工錢，有時他們不得不在城裏等待。從個案調查來看，所有權益受到侵害的農民工都經歷過這個階段，但是具體等待的時間無法統計。

　　在用人單位的承諾一次次失信以後，權益受到侵害的農民工不得不通過法律途徑維權。根據我們對北京市農民工維權實踐的調查，在這個過程中，農民工完成所有程序，至少需要付出11??21個工作日的時間成本。具體包括：

　　勞動監察大隊處理階段，至少需要1-3天的時間成本。包括向勞動監察大隊舉報、填寫《勞動違法案件舉報書》一次；按照勞動監察大隊的要求搜集與用人單位存在勞動關系的證明以及查詢用人單位的具體情況；按照勞動監察大隊的要求到勞動監察大隊調解一次；到勞動監察大隊領取處理結果一次。如果當時告知不予受理則需要1天的時間，如果勞動監察大隊需要提供證據並予受理則至少需要3天的時間。

　　在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處理階段，至少需要3??5天的時間成本。包括到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立案一次，開庭審理一次，領取仲裁裁決書一次；還要按照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的要求搜集證據和提供證據。

　　在法院一審階段，至少需要3-5天的時間。包括書寫訴狀，到法院立案一次，開庭審理一次，領取判決書一次。

　　在法院的二審階段，至少需要3-5天的時間。包括立案一次，開庭審理或接收法官詢問一次，領取判決書一次。

　　在法院執行階段，至少需要1-3天的時間。包括向法院執行庭提交強製執行申請一次，配合法院執行一次，到法院領取執行款或聽取執行結果一次。

　　按照這種最保守的計算，農民工在依法處理階段，需要花出的時間成本在11-21天之間。按照建築業農民工日平均工資50元計算，農民工在依法維權過程中需要支付的時間成本即誤工費在550-1050元之間。

　　在維權實踐中，農民工實際支付的時間成本遠遠高於上述數字。原因是：絕大多數農民工在與用人單位發生勞動爭議之後，由於吃飯住宿問題難以解決，在等待一段時間之後，在城裏實在沒有辦法再等下去，他們不得不先回到家中等待處理結果。為了搜集與用人單位存在事實勞動關系的證明，他們花出幾天甚至十幾天的時間找原來一起打工的工友。為了領取勞動監察大隊的處理結果，為了開庭、領取裁決書和判決書，他們都是從老家再趕到城市。這樣他們每往返一次至少需要3天的時間，其中有大部分時間花在路上。大多數情況下他們為了舉證等原因，要到勞動監察大隊、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和法院去多次，很少有開庭一次就解決問題的情況。有時即便是仲裁員或法官5分鐘就能問完的問題，他們也不得不花出兩、三天的時間從老家趕到城裏去接受詢問。有時候由於辦案人員或用人單位臨時有事等原因，原定的開庭日期發生變更，老遠趕來的農民工不得不白跑一趟。對於農民工來說，法院或仲裁委員會規定的時間是一點兒都不敢錯過的。從實際調查個案來看，由於農民工在多個部門之間被推來推去，真正到勞動監察大隊找過幾次，到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到法院去找過幾次，幾乎沒有哪個農民工能夠記得清。在17個調查個案中，農民工在維權過程中實際支付的時間成本都超過30個工作日，農民工為維權而遭受的誤工損失都遠遠高於1500元。

　　3、農民工維權的政府成本：

　　除了農民工本人需要支付經濟成本和時間成本外，政府部門同樣要支付時間成本和經濟成本。從實際調查情況看，走完一個完整的程序，政府部門和司法機關處理一起農民工維權案件，至少需要13??25天的時間成本。具體包括：

　　勞動監察大隊處理一個勞動違法舉報案件，從接受舉報開始，至少需要2??5個工作日。包括接受舉報、審核相關材料、向被舉報單位調查、主持調解、製作文書、送達文書等。

　　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處理一件勞動爭議案件，至少需要3-5個工作日。包括接受申訴、審核相關證據材料、開庭仲裁、向相關部門調查、主持調解、製作仲裁文書、送達仲裁文書等。

　　法院一審期間至少需要3-5個工作日。包括立案審查、送達起訴狀副本、開庭前的準備、開庭審理、製作裁判文書、送達法律文書等。

　　二審法院從立案到做出判決，至少需要2-5個工作日。包括立案審查、開庭審理前的準備、開庭審理或找雙方當事人談話、製作法律文書、送達法律文書等。

　　在法院強製執行階段，至少需要3-5個工作日。包括審查執行申請書和相關法律文書、製作執行通知書、向被執行人送達執行通知書、到被執行人單位強製執行、交付執行款和製作法律文書、送達法律文書等。

　　由此，一起農民工維權案件，從勞動監察大隊接受舉報到法院執行完畢，政府和司法機關至少需要付出13-25天的時間成本。以北京市為例，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月工資按照3000元計算，處理一起農民工維權案件，國家需要付出的時間成本折合成現金是1950-3750元。這只是工作人員的工資，除此之外，上述部門在處理農民工維權案件過程中還要支付交通費、出差補助、辦公設備折舊等經濟成本。

　　這只是按照最保守的方法、假設所有的農民工和用人單位都是嚴格按照最基本的法律途徑來處理的情況下計算出來的政府成本。從實際調查案例來看，在提起仲裁申請之前，有些農民工維權案件還要經過政府法製部門的行政復議、提起行政訴訟等處理程序。權益受到侵害的農民工在得到勞動監察大隊、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法院立案受理之前，都程度不同的多次找過政府、人大的法製部門、信訪部門。經過勞動部門和法院的處理之後，由於對處理結果不認同，農民工還要再次向有關部門去上訪，人大、政府的信訪部門在接待、解答、轉送的過程中，同樣要付出成本 。由此，政府實際付出的時間成本和經濟成本都要遠遠高於上述數字。

　　4、農民工維權的法律援助成本

　　按照現行法律規定，權益受到侵害的農民工在依法維權的過程中，可以向政府的法律援助機構申請法律援助。按照北京市的標準，援助律師辦理一起民事案件，政府給援助律師800元的補助。絕大多數案件，援助機構指派的援助律師只是辦理援助案件的某個階段，即只援助勞動監察大隊處理階段或勞動仲裁階段，而到了訴訟階段還要農民工另行提出援助申請，援助中心另行指派援助律師，這就使政府給援助律師支付的補助不僅僅是800元而是1600元甚至2400元。而即便農民工被拖欠的工資只有幾百元，政府的法律援助費用仍然要照樣支付。

　　同時，援助一起勞動爭議案件，從接待咨詢、審查援助條件、辦理法律援助手續開始，到調查取證、查閱資料、代寫法律文書、到相關部門舉報、開庭、案卷歸檔，援助律師至少花出3-5個工作日。復雜的案件，援助律師需要花費的時間更多。辦理案件過程中的交通費、餐飲費、住宿費、查詢費、復印費、通訊費等等加在一起，對援助律師來說是一筆不小的開支。加之辦理勞動爭議案件時間長，效果不明顯，而且在案件辦理過程中工作難度和壓力較大，導致援助律師寧願辦理刑事案件也不願意辦理勞動爭議案件。從實際調查的個案來看，援助律師實際花出的工作時間遠遠超過5個工作日，所付出的經濟成本和時間成本遠遠超過法律援助中心補助的800元 。由此援助律師辦理勞動爭議法律援助案件的積極性不高，援助效果不明顯。

　　二、農民工維權成本巨大帶來的嚴重後果

　　摘要：

　　農民工權利得不到有效保障，不僅直接影響農民工本人及其家庭生活，影響其子女接受教育，而且直接影響社會安全和穩定，影響我國民主和法治建設。

　　1、程序繁瑣，時間漫長，原本簡單的問題復雜化，許多事實無法認定按照現行法律規定，農民工合法權益受到侵害以後可以向勞動監察大隊舉報，可以向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申請仲裁，經過仲裁以後，對仲裁裁決不服才能向人民法院起訴。勞動監察大隊接到農民工舉報後的處理時限是60個工作日 ；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的處理時限是60日 ，法院一審的處理時限是3個月-15個月，二審的處理時限是3個月-6個月，執行階段的處理時限是6個月-不確定 。

　　實踐中，當然有一部分案件不需要走完全部程序，而是只經過勞動監察大隊或者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處理階段，農民工權利就能得到保障。但即便如此，處理一起農民工維權案件，至少也需要2個月的時間。而走完全部程序，即農民工從向勞動監察大隊舉報到法院執行完畢，按照最保守的計算，至少需要經過4個月零10天的時間。具體包括：勞動監察大隊處理階段10天；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處理階段一個月；法院一審、二審階段各一個月；法院執行階段一個月。如此漫長的處理期限，對於大部分欠薪只有幾百元到一千元的農民工來說，依法維權實在是得不償失，很多公民工不得不放棄權利或者尋求其他途徑自己解決 。

　　從實際調查的17個個案來看，依法維權時限最短的河北民工宋海富、佟長靈從向天津市河西區勞動和社會保障局監察科舉報到勞動保障監察科為其討回工資，經歷了5個月零14天的時間 ；依法維權時限最長的甘肅民工姚勝余從1997年向寶雞市勞動監察大隊舉報到2004年3月29日寶雞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終審判決，再到2004年向陜西省高級人民法院申訴至今，經歷了8年多的時間，而且直到現在還沒有處理結果 。

　　如此繁瑣的程序，漫長的處理時限，加之農民工自身法律知識的欠缺，不懂得收集和保存必要的證據，許多先前作證的證人在後來的處理過程中找不到或受到用人單位的威脅收買推翻證言，導致許多事實由於時間的推移而無法認定。

　　2、有些生效裁判根本無法執行

　　對於用人單位是個體戶、私營企業的情況，在惡意拖欠工資或者職工發生工傷之後，這些個體戶、私營公司有的改頭換面重新登記，有的幹脆連任何註銷手續都不辦而卷款走人，還有的是經營過程中破產，這就導致權益受到侵害的農民工在通過漫長的勞動爭議處理程序之後，即便拿到了生效裁決或判決，由於找不到被執行人而導致判決書、裁決書成了一張白紙。尤其是在建築領域的包工頭、項目部，工程完工之後包工頭走人，項目部解散。等到農民工經過漫長的仲裁、訴訟之後申請執行時，農民工和法院根本無法找到被執行人 。如甘肅民工姚勝余 ，重慶民工肖傳遠 ，都是在經過漫長的仲裁、訴訟之後，由於找不到包工頭而導致判決書無法執行。

　　3、農民工本人以及整個家庭生活受到嚴重影響有些在工作中受到傷害的農民工，用人單位拒絕支付醫療費，導致原本傷害不重的農民工傷情嚴重惡化，有的被迫截肢、失明。

　　重慶民工肖傳遠，受傷後住院期間，用人單位拒絕支付醫療費，而且找到醫生，強令肖傳遠出院。肖傳遠不出院，醫院便將肖傳遠病床上的床單、被子等全部收走，拒絕給肖傳遠用藥，肖傳遠被迫出院，最終導致雙目失明。肖傳遠的父親胃切除，母親糖尿病，因為沒錢，長期得不到醫治。

　　陜西民工趙小軍，2002年4月1日，在廣東東莞打工期間下夜班回家路上被機動車撞傷導致全身癱瘓，肇事車輛逃跑，經過三年多的時間，一直沒有得到工傷認定。看到趙小軍沒有治愈的可能，同時獲得工傷待遇希望渺茫，趙小軍妻子張某在趙小軍出院後即離家出走，至今杳無消息，趙小軍目前癱瘓在床，只有年邁的父母護理。趙小軍曾多次自殺，被其父母攔住。

　　陜西省山陽縣石佛寺鄉麻莊河村黃方成、王常文、李光成、李光義、江謀富等14名農民工，在陜西省洛南縣陳洱金礦打工期間身患矽肺病。因長期得不到職業病待遇無錢治病而先後去世，王錦堂不堪忍受病痛、維權4年沒有結果而割脈自殺。這14名農民工死亡時最大37歲，最小26歲，留下年邁老人和未成年孩子，生活無依無靠。

　　甘肅民工姚勝余，因為多年追討不到工資，其大女兒早早輟學嫁人，二女兒初中畢業考上師範學校，因為交不起學費無法就讀，不得不到北京通州某浴缸廠打工。

　　河北民工宋海富，因為長達六年討不到工資，妻子的精神病日益加重。

　　很多農民工的打工收入是其家庭主要經濟來源。根據對河北省石家莊市1000名農民工的問卷調查，外出務工的農民中，打工收入占家庭收入1/3以下的占23.7%，占家庭收入1/3到一半的是37%，占家庭收入一半以上的是25.8%,占家庭收入全部的是5.3%。如果打工農民不能及時獲得工資，直接影響到其家庭生活。有些家庭的孩子因此而輟學。與巨額的經濟成本和時間成本相比較，每個有過維權經歷的農民工，受到的更大的是精神上的打擊和傷害。由於維權時間漫長，維權過程中處處碰壁，他們產生的是對自身行為的懷疑和否定，對國家和社會的失望，對法律的懷疑，對侵權者的仇恨，對社會正義的不信任。

　　4、直接影響社會安全和穩定

　　由於權益受到侵害的農民工通過依法維權需要付出的成本太高，程序繁瑣，處理時限過長，而且付出巨額成本後許多權利不能得到維護，或者處理結果不能彌補其維權過程中付出的巨額成本，所以許多農民工不願意通過勞動監察、勞動仲裁以及訴訟等合法方式解決勞動爭議，而是選擇了暴力手段、極端方式來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如殺人、搶劫、盜竊、綁架以及堵路、跳樓、爬塔吊等 。這些惡性事件，不僅直接威脅著農民工、用人單位老板的生命財產安全，而且直接威脅著社會的公共安全和穩定。

　　河北農民工劉保成，在經過6年的維權，三次行政復議、三次訴訟而不能認定為工傷、不能得到合理賠償之後，購買器材準備自製炸藥以炸毀某國家機關，後被維權律師勸阻住。

　　2005年元月7日晚，安徽省廬江縣冶父山鎮的幾位開車的農民，為了索要兩年來在高速公路上施工的工錢，用自己的大貨車設障阻死尚未交付使用的高速公路，結果引發一輛轎車追尾造成2死1傷、轎車基本報廢的慘重後果 。

　　2004年10月6日上午8時30分，深圳美芝海燕電子來料加工廠3000名員工因為不滿深圳開出的工資太低而將深圳市主幹道北環大道堵得水泄不通，持續了4個多小時，使得北環大道的交通完全癱瘓。

　　2005年2月25日晚8時許，湖南省郴州市永興縣湘陰渡鎮夾口村黃運財、王小華夫婦因不滿永興縣法院對其子黃虎的工傷賠償案處理結果，在永興縣法院5號家屬樓製造爆炸案，當場將法院執行局副局長、執行二庭庭長曹華炸死，法院院長李開清和院辦公室主任曹興虎炸傷。

　　從實際調查個案來看，權益受到侵害的農民工在經過漫長的維權、付出巨額成本之後，看到維權希望渺茫，都在一定程度上對用人單位老板和政府部門心生怨恨，很多人準備通過暴力、極端、魚死網破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不滿。

　　5、助長用人單位和包工頭侵害農民工合法權益的氣焰與農民工采取跳樓、堵路、爬塔吊相比，用人單位更希望甚至鼓勵農民工去舉報、去起訴。因為通過農民工舉報、起訴，勞動部門和法院從受理到解決，至少給用人單位留出了更充裕的轉移財產、逃避執行的時間。而且通過勞動部門、法院的處理之後，他們所付出的幾乎不會比原本就應當支付給農民工的更多。與農民工、政府付出的巨額成本相比，絕大部分用人單位雖然在仲裁、訴訟過程中大多處於被動地位，但他們所需要付出的成本卻微乎其微，至少他們不需要象農民工那樣支付大筆的從農村到城市的交通費，因為勞動爭議實行屬地管轄。

　　法律在維護農民工合法權益問題上所表現出來的無力讓侵害農民工合法權益的用人單位為能逃脫法律的製裁而僥幸，由此他們更加藐視法律。他們想辦法編織自己的關系網，想辦法培植自己的勢利，以此來保護自己的既得利益。有些人腐蝕當地幹部，有些人揚言「願意到哪裏告都可以，就是不給錢。」

　　三、農民工維權成本巨大的原因

　　摘要：

　　勞動關系與雇傭關系的人為劃分使農民工維權復雜化，不但農民工不懂得應當向哪些部門尋求救濟，即使專業法律人員之間認識有時也存在差異，這同時導致勞動監察部門、勞動仲裁部門、人民法院之間對同一案件互相推諉。

　　一裁二審、工傷認定作為工傷賠償勞動爭議處理的前置獨立程序的製度使農民工維權成本增高、效率降低。勞動爭議仲裁的60日申訴時效製度以及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受理案件條件苛刻將很多權利受到侵害的農民工排除在依法維權的門檻之外。工傷傷殘津貼按月領取困難、一次性領取又數額過低，使因公受傷的農民工生活更加艱難。

　　農民工盲目外出打工、尋找工作途徑不正規、自身維權能力差以及工會不能在維護農民工權益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導致農民工處於極端劣勢地位；非法用工主體大量存在、建築市場混亂、用人單位不與農民工簽訂勞動合同、用人單位不給農民工上社會保險等現實狀況迫使農民工不得不忍氣吞聲。

　　政府勞動保障等部門受立法、人員、條件、主觀服務意識等因素影響沒有能夠在維護農民工權利、處罰違法行為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上述原因導致用人單位和農民工之間出現嚴重不平衡，用人單位過於強大，很難受到追究，農民工過於弱小，依法很難維護自身權利。

　　1、勞動關系與雇傭關系的人為劃分使農民工維權復雜化按照現行法律規定，勞動關系受《勞動法》調整，雇傭關系受《民法》、《合同法》調整。這就要求農民工只能是與用人單位建立勞動關系、成為用人單位的一員之後，所發生的爭議才屬於勞動爭議，受《勞動法》調整。如果農民工是受沒有用人資質的包工頭或者沒有資質的「項目部」雇傭，雖然從事的是沒有任何差別的勞動，但是工資被拖欠或者發生工傷後向勞動監察大隊舉報或者向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申請仲裁時，卻被以「不符合《勞動法》第二條規定的調整範圍」為由而拒絕受理。由此，導致權益受到侵害的農民工不僅不能得到《勞動法》的特殊保護，而且在勞動爭議處理部門和法院之間被推來推去。勞動部門認為不屬於勞動關系而拒絕受理，法院以勞動關系應當先經勞動仲裁而拒絕直接立案。這就使權益受到侵害的農民工無所適從，發生爭議後不知應當先找勞動部門還是先找法院，等到了解清楚之後往往又因為超過仲裁申請時效而被駁回。

　　到底哪些屬於勞動關系，哪些屬於雇傭關系，現行法律並沒有作出明確具體的規定。不單是農民工，即便是勞動部門的工作人員以及專家學者，對於勞動關系與雇傭關系的劃分也是眾說紛紜。1995年1月1日起實施的《勞動法》對於勞動法的適用範圍采取列舉的方式進行規定。該規定不符合目前包工頭、項目部實際使用農民工、實際形成的是勞動關系的現實。雖然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建設部等部門在一些部門規章中對於《勞動法》的實際調整範圍作出了一些擴大的解釋 ，但是還遠遠滯後於勞動關系發展的實際。

　　從實際調查案例來看，許多本應由勞動部門處理的爭議在勞動監察大隊、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和法院之間被推來推去，不僅延誤了農民工維權的時間，人為擴大農民工的維權成本，而且造成大量徇私枉法案件的發生，把大量權益受到侵害的農民工排除在勞動法保護範圍之外，使原本簡單的問題復雜化，許多能夠解決的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 。

　　2、一裁二審的勞動爭議處理製度成本高、效率低按照現行勞動法的規定，勞動爭議發生後，農民工可以在60日內向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申請仲裁，對裁決不服，在收到《仲裁裁決書》後15日內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對人民法院的一審判決不服，在收到判決書之日起15日內向上一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二審法院的判決是終審判決 。

　　依據上述規定，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的仲裁是到法院訴訟的前置必經程序，不經過勞動爭議仲裁，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訴，法院不予受理；如果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以仲裁申請超過60日的時效為由不予受理，農民工向法院提起訴訟後，如果沒有不可抗力等正當理由，法院駁回起訴；雖然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已經明確告知不予受理但是不給開具書面的《不予受理通知書》，農民工向法院起訴，法院還是不予受理：農民工必須拿到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的《不予受理通知書》法院才給立案 。

　　現實中，很多勞動爭議案件在經過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裁決後當事人還都要向人民法院起訴。根據統計，1998??2002年全國各級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共立案受理勞動爭議案件68.8萬件 ，而同期全國各級法院共審理勞動爭議案件42萬件 ；2003年全國各級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共立案受理勞動爭議案件22.6萬件 ，而2003年全國各級人民法院共辦結勞務合同糾紛、追索勞動報酬等案件137656件 ，由於法院案件數包括了對同一個案件的一審、二審，甚至再審，也就是說一個案件可能計算兩到三次，所以根據上述數字無法計算出有多大比例的勞動爭議案件在仲裁後被提起訴訟。但上述數字清楚表明相當比例勞動爭議案件在仲裁後再次被提交到法院。法院在審理這類案件時並不會參照仲裁委員會的裁決，所以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的很多工作被浪費。參考深圳2002年的數字，有40%的勞動爭議案件在仲裁後再次被提交到法院 。

　　即便是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作出裁決後，一方當事人不履行，另一方當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請強製執行時，人民法院對據以執行的《仲裁裁決書》還要進行實質性的審查。也就是說，很大比例勞動爭議案件，法院審理和執行成了必經程序，而作為其前置必經程序的勞動爭議仲裁無論從其實際裁決質量上還是從其裁決效力上，都沒有達到法院判決的程度。國家通過立法把勞動爭議仲裁這樣一個裁決質量不高、效力不大的勞動爭議處理方式作為法院訴訟的前置必經程序，無疑是人為的延長了農民工的維權期限，擴大了農民工的維權成本。

　　3、工傷認定作為工傷賠償勞動爭議處理製度的前置獨立程序勞民傷財按照現行勞動法規定，在工作中受到傷害的農民工要想得到工傷醫療和工傷保險待遇，首先必須進行工傷認定，拿到《工傷認定結論通知書》。工傷認定由用人單位在職工發生工傷或者職業病確診之後一個月內申請。如果用人單位不申請，則受傷職工在受傷之後或者職業病確診之後一年內申請。工傷認定部門在接到工傷認定申請後60日內作出是否構成工傷的《認定結論通知書》 。

　　現實中，由於用人單位的職工發生工傷，而導致勞動安全監察部門可能對用人單位進行罰款，社會保險經辦機構也會根據用人單位發生工傷的數量及嚴重程度而調整用人單位的工傷保險費費率，所以用人單位在職工發生工傷後總是想辦法隱瞞或者私了而不願意進行工傷認定申請。尤其是對於農民工來說，用人單位更不願意為其申請工傷認定。許多農民工發生工傷之後，用人單位都是支付一點點醫療費後督促農民工出院，不管農民工的傷情如何給農民工支付一點錢後把農民工打發走，甚至幹脆否認存在勞動關系。由此導致受到傷害的農民工無法得到及時的治療。

　　農民工申請工傷認定後，工傷認定部門首先要求農民工出具存在勞動關系的證明。現實中，由於勞動合同製度的不完善，許多受到傷害的農民工無法舉出存在事實勞動關系的證明，無法取得醫院的診斷證明書 ，所以導致工傷認定問題遲遲不能解決。而農民工不拿到《工傷認定結論通知書》，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對受傷民工的仲裁申請不予受理，農民工不得不首先解決工傷認定問題。按照現行法律規定，受傷民工和用人單位對工傷認定結論不服，可以在法定時限內向勞動局申請行政復議，對復議結果不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行政訴訟的結果是法院維持或責令工傷認定部門重新作出具體行政行為而非由法院直接作出認定為工傷或非工傷的行政判決。由此導致受傷農民工為了取得《工傷認定結論通知書》而不得不經過認定申請、行政復議、一審二審行政訴訟等諸多程序，待最終認定為工傷後再向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申請仲裁。這樣的製度規定，導致許多受到傷害的農民工根本無法得到及時的治療，根本無法得到合理的工傷待遇。

　　從實際調查的案例來看，為了完成工傷認定，走完認定申請、行政復議、行政訴訟等程序，有的農民工要等上3、4年的時間，有的農民工等上6、7年的時間仍然不能解決。陜西農民工趙小軍，2002年4月1日下夜班途中被機動車撞傷，先後經過東莞市社保基金管理中心作出工傷認定、用人單位向東莞市社保局申請行政復議、東莞市人民法院行政訴訟一審、東莞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廣東省人民檢察院向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抗訴、高級人民法院指令東莞市中級人民法院再審，直到現在再審法院還沒有作出判決，趙小軍的工傷認定問題還沒有結果。另河北民工劉保成打工期間1998年7月17日受傷，用人單位支付1900元醫療費後拒絕支付。劉保成經過一次勞動仲裁、四次工傷認定、四次行政復議、四次一審行政訴訟、兩次二審行政訴訟，法院尚未作出最終判決。時過六年，劉保成的工傷認定問題還沒有解決。陜西省山陽縣石佛寺鄉的王錦堂、王常文、李光義、李光成、江謀富等44名在洛南縣陳洱金礦打工期間患上矽肺病的農民工，2001年6月自費在陜西西安的西京醫院檢查出矽肺病。從2001年6月份開始就向衛生防疫部門申請做職業病鑒定，向勞動監察大隊、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法院申請職業病待遇。其間找過洛南縣的勞動監察大隊、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洛南縣勞動局、洛南縣政府、商周市勞動局、洛南縣衛生防疫站、商周市衛生防疫站、陜西省衛生廳、陜西省商周市中級人民法院、陜西省高級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國家信訪局、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全國人大辦公廳信訪局，並且經過中央電視臺《新聞頻道》、《南方周末》、陜西《華商報》等諸多媒體的報導。到2004年3月底，26歲的江謀富、29歲的楊桂成、33歲的秦吉友、36歲的李光義等13名農民工因為無錢治療而死亡，37歲的王錦堂因不堪忍受病痛和感覺維權無望，於2003年8月8日打碎輸液吊瓶，用碎玻璃片割脈自殺 。直到現在，有關部門還沒有為其作出職業病鑒定。

　　4、工傷傷殘津貼按月領取不合理，一次性領取時傷殘津貼過低按照現行勞動法規定，發生工傷、構成1-4級傷殘的農民工，保留勞動關系，退出工作崗位，除了領取一次性傷殘補助金外，傷殘津貼按月領取 。發生1-4級傷殘的農民工也可以申請一次性領取，終止與用人單位的勞動關系和與社會保險經辦機構的工傷保險關系，但是一次性領取的工傷待遇數額只占按月領取傷殘津貼總額的39％左右 。

　　對於絕大多數受到工傷的農民工來說，出於家住外地、按月領取工傷津貼不便、用人單位大多是個體私營企業、按月領取傷殘津貼不如一次性領取傷殘津貼更保險等方面的考慮，發生工傷之後，即便是遭受1?4級傷殘，也希望能夠一次性領取傷殘津貼。而在此過程中，無論用人單位還是社會保險經辦機構，都不願意一次性支付工傷民工的傷殘津貼而願意按月支付。事實上，在傷殘津貼的按月領取程序上如果不出現問題，按月領取傷殘津貼無論從保證傷殘民工日後的正常生活，還是實際領取的傷殘津貼數額，對傷殘民工都是有利的。但問題是：雖然相關法律規定，工傷職工的傷殘津貼應當由社會保險經辦機構直接支付給工傷民工本人或工亡職工的供養親屬 ，但現實中，如果是由用人單位申請的工傷認定，那麽工傷認定部門下發的《工傷證》一般都是由用人單位保存而不是交給農民工。社會保險經辦機構支付的傷殘津貼、一次性傷殘補助金等也是由社會保險經辦機構直接打到用人單位的帳戶上而不是由社會保險經辦機構直接支付給農民工本人。用人單位在收到社會保險經辦機構支付的傷殘津貼後以各種理由拒絕按月給農民工發放傷殘津貼。而構成1-4級傷殘的農民工脫離工作崗位後一般是回到老家生活，為了領取傷殘津貼不得不每月花上一筆不小的交通費、住宿費等費用到用人單位來領取傷殘津貼，用人單位拒絕支付時還要通過勞動爭議處理程序進行處理，這就導致傷殘民工為了領取傷殘津貼，還要支付交通費、住宿費等經濟和時間成本。在扣除交通費、住宿費等成本後，每月的傷殘津貼所剩無幾 。

　　如果在農民工按月領取傷殘津貼期間，用人單位破產、被註銷等情況發生，社會保險經辦機構把工傷民工的傷殘津貼支付問題委托用人單位所在地的街道社保代辦機構辦理。即便是任何一個小小的環節上出現一點小小的問題，對於傷殘民工來說，都需要花出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來解決，有時甚至根本無法解決。如此手續，無法保證傷殘民工按月領取傷殘津貼。

　　如果構成1-4級殘的工傷民工不願意按月領取而要求一次性領取傷殘津貼，那麽按照現行法律規定，工傷民工必須終止與用人單位的勞動關系和與社會保險經辦機構的工傷保險關系。社會保險經辦機構要求傷殘民工必須先與用人單位終止或解除勞動關系，而用人單位出於降低工傷保險費率以及再次鑒定可能降低傷殘等級等問題的考慮，不同意與傷殘民工解除勞動關系。從而導致農民工無法順利要求一次性領取工傷保險待遇。

　　另外，如果工傷民工構成的是5-6級傷殘，而用人單位欠繳工傷保險費，則從欠繳之月起，傷殘津貼由用人單位支付。如果用人單位拒絕支付，則農民工必須還要按照勞動爭議處理程序請求解決。如果在此期間用人單位破產或者被註銷，則農民工的工傷傷殘津貼便成了泡影。

　　5、勞動爭議仲裁的申訴時效製度不合理

　　按照現行勞動法規定，農民工必須在權利被侵害之日起60日內申請勞動仲裁，沒有正當理由超過此60日期限，則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不予受理。農民工對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的《不予受理通知書》不服起訴到人民法院，法院雖然受理，但是如果查明確實沒有正當理由超過仲裁申訴時效，則人民法院駁回起訴。勞動法中規定勞動爭議仲裁申訴時效是60日，《企業勞動爭議處理條例》規定的仲裁申訴時效是6個月。也就是說，如果權利被侵害的農民工在權利被侵害之日起60日內，沒有正當理由不向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申請仲裁，60日以後就別想再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了。

　　《民事訴訟法》規定除了人身損害賠償等幾種特殊民事侵權案件外，訴訟時效是兩年，從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權利受到侵害之日起計算。即便人身損害賠償案件，其訴訟時效也是從損害行為發生之日起一年之內都可以起訴。與此相比，勞動法規定對勞動爭議必須在60日內申請仲裁，否則仲裁委員會和人民法院即把其排除在法律保護範圍之外的做法明顯不利於保護農民工的合法權益。尤其是仲裁委員會以拖欠工資發生的時間為權利受到侵害的時間，作為起算勞動爭議仲裁時效的起點。事實上，從被拖欠工資開始，沒有哪個農民工是放棄自己的權利，而是向用人單位要求支付工資。在此過程中，用人單位也不會以「你的工資不給了、你去告我吧！」這樣直白的的方式告知農民工權利被侵害了。用人單位多是以現在資金周轉不開等為由對工資一拖再拖，但是不給開具欠條；農民工在得到用人單位「過幾天就支付」這樣的承諾下也不會認為這就是權利被侵害之日。在此情況下，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機械的以仲裁申請超過60日的時效為由對農民工的申訴不予受理，或者只保護提起仲裁之日前兩個月的工資、兩個月之前的工資以已經超過60日的仲裁時效為由而不予保護的做法明顯無法保護農民工的權利。

　　6、工會對於農民工權利保障問題不能發揮應有的作用工會的基本職責是維護職工合法權益。但現實問題是，工會無法在維護農民工權利方面發揮積極作用。

　　從根本上講，農民工是出身於農民、戶口身份關系仍然是農民的工人，打工工資收入已經成為他們的主要生活來源，農民工已經成為工人階級的新成員。按照工會法的規定，農民工本身也應當是工會會員 。農民工權利被侵害以後，作為工人利益代表的工會應當幫助農民工維權。然而勞動法頒布十年來，中國工會側重保護的是國有企業以及改製企業的城鎮職工，對農民工勞動者與非公有製單位之間的勞動合同簽訂、履行以及農民工權益保障問題沒有給予相應的關註，很多農民工根本沒能加入到工會中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顧秀蓮2004年在一項報告中透露，全國1億多進城務工人員大部分遊離於工會組織之外。現行工會法律法規中至今沒有關於建立農民工工會的剛性的、可操作性的具體規定。

　　在農民工迫切要求組建工會、用人單位拒絕農民工組建工會的情況下，上級工會最多是應農民工的請求而出面與企業協商，協商不成時沒有任何強製性的辦法。在部分已經組建了農民工工會的企業中，工會在預防侵害農民工合法權益案件的發生、農民工維權過程中提供援助和支持方面也很難發揮應有的作用。工會主席一方面無法贏得農民工的信任（因為絕大部分企業工會主席由企業領導提名、上級工會批準確定，而非農民工直選，工會主席很大程度上順應領導意圖，對企業領導負責）；另一方面，絕大多數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中，用人單位對員工擁有招用和解聘的絕對權利，使得同樣作為企業雇員身份的工會主席（即使不是企業領導的近親屬或親信）受製於用人單位，在職工尤其是農民工與用人單位發生爭議時，為了自保而不敢堅持維護農民工的合法權益。

　　7、非法用工主體大量存在，建築市場混亂

　　按照現行勞動法規定，用人單位必須首先具備用人資質，即必須是用人單位而非個人 。但現實中，大量沒有營業執照而以用人單位名義招用農民工的非法用工主體大量存在。如在一些城市的城鄉結合部，存在著大量的服裝廠等私人作坊和不具備用人主體資格的私人磚廠。中華全國總工會2004年11月公布的有關調查資料顯示：我國建築業農民工占全國農民工總數的30％以上，占建築業一線人員的90％以上 。建築業的農民工，絕大多數依賴於包工頭而非用人單位，而包工頭沒有用人資質，不屬於用人單位。

　　在建築市場上，許多建設單位在根本不具備開工條件、建設資金根本不到位的情況下就匆匆開工；許多建築單位為了攬到工程，不惜巨額墊資，然後再把工程層層轉包，直到交付給沒有施工主體資格的大量黑包工頭。而最終的環節，就是建設單位拖欠建築單位的工程款，建築單位拖欠包工頭的工程款，包工頭拖欠農民工的工資款。由於建築市場主體準入製度的不規範，打工一年被拖欠工資的農民工根本不知道工程的建設單位和上級建築單位是誰，只認得包工頭。包工頭要回工程款後卷款逃走，農民工連人都找不到；包工頭要不到工程款，無法發放農民工工資，農民工同樣找不到包工頭。農民工即便找到上級建築單位或者建設單位，這些單位要麽不承認與農民工存在勞動關系而不給農民工支付工資款，要麽以工資已經結算給包工頭為由不給農民工支付工資款。農民工就這樣在包工頭以及建築單位、建設單位之間被推來推去，白白幹活而拿不到工資。

　　根據我們對陜西省西安市1000名農民工的調查問卷統計顯示，27.30%的農民工對用人單位有沒有用人資質以及用人單位老板的姓名和聯系方式都不知道；18.77%的農民工只見過用人單位的營業執照而不了解用人單位老板的姓名和聯系方式；34.13%的農民工只知道用人單位老板的聯系方式而不知道用人單位有無用人資質；只有14.56%的農民工知道用人單位有無用人資質以及老板的姓名和聯系方式。對用人單位有無用人資質問題不知情，為農民工合法權益被侵害以及日後維權的艱辛埋下了伏筆。

　　8、用人單位不與農民工簽訂勞動合同

　　按照現行勞動法的規定，用人單位必須與建立勞動關系的勞動者簽訂勞動合同，否則對用人單位予以處罰，給勞動者造成損失的用人單位要依法賠償損失 。然而事實上，用人單位從交納社會保險、發生勞動侵權後便於逃避責任等角度考慮，一般都不願意與建立勞動關系的勞動者簽訂勞動合同；而農民工本人出於「老鄉介紹的、不簽勞動合同也沒事」以及「怕被解雇不敢要求簽訂」等方面的考慮 ，在用人單位不簽訂的情況下，也不會主動堅持要求簽訂書面勞動合同。根據對黑龍江省哈爾濱市1000名農民工的調查問卷統計顯示，只有19.58％的農民工與用人單位簽訂了書面勞動合同；52.20%的農民工與用人單位只有口頭約定，沒有書面勞動合同；還有21.11%的農民工與用人單位既沒有簽訂書面勞動合同，也沒有口頭約定，而是隨大溜，跟著老鄉埋頭幹活。從我們調查的17個典型個案來看，沒有一起案件的當事人與用人單位簽訂了書面勞動合同。

　　9、用人單位不給農民工上社會保險

　　按照現行法律法規定，所有企業、有雇工的個體工商戶，都應當為與其建立勞動關系的勞動者按照用人單位的工資總額上養老、醫療、工傷、失業保險，以使職工在年老、疾病、工傷、失業的情況下，有從國家和社會獲得物質幫助的權利 。其中工傷保險費全部由用人單位繳納，勞動者不繳納，除此之外的保險由用人單位和勞動者共同繳納。這一製度是要通過統籌方式，分散用人單位的經營風險，在職工年老、疾病、發生工傷和失業時減小用人單位的經濟損失。按照現行法律法規的規定，工傷保險費的繳費標準為社保機構按照用人單位的性質確定的交費費率，其他社會保險費率固定，交費基數是企業的工資總額。如果用人單位不按規定為職工交納社會保險費，勞動保障行政部門或者稅務機關責令改正並可予以行政處罰 。

　　現實中，絕大多數企業為了逃避交納社會保險費，而不按照法律規定申報職工人數或少報職工人數，尤其是少報或不報其所錄用的農民工人數，瞞報工資總額，隱瞞工傷事故，以此來降低繳費費率，減少工傷保險費交費額，逃避其他社會保險費的繳納。據統計，截至2004年5月底，全國參加養老保險人數為1.57億人，失業保險為1.02億人，醫療保險1.15億人，工傷保險為4800萬人 。上述數字是包括全國所有城鎮職工和農民工總和的數字。在上述數字中，農民工只能占到很小的比例。單就國家強力推行的工傷保險來說，即便這4800萬參加工傷保險的都是農民工，也不及農民工總數的三分之一。

　　按照現行法律規定，用人單位拒絕為農民工繳納社會保險費的，由勞動保障行政部門責令限期改正，並可處以罰款 ；用人單位逾期拒不繳納社會保險費或滯納金的，由勞動保障行政部門或者稅務機關依法申請人民法院強製征繳 。農民工有權對用人單位拒絕為其交納社會保險費的行為進行舉報，接到舉報的勞動保障行政部門或者稅務機關對舉報應當及時調查，按照規定處理，並為舉報人保密 。

　　然而在現實中，勞動監察部門在沒有接到舉報之前對用人單位是否為農民工繳納社會保險費一般不予查處，接到農民工的舉報之後一般也沒有能夠及時查處。對於絕大多數農民工來說，如果他們打工後能夠按時足額的拿到工資，那就已經是非常幸運了。對於社會保險，他們一般不敢奢求；除了工傷保險外的其他險種，農民工本人還要按照工資數額支付一定的保險費，這對他們來說，不如不交保險費而直接拿到現錢來得更實惠；加之部分地方政府把征繳農民工的社會保險費作為填補本地城鎮職工社會保險資金缺口的一種途徑、在農民工離開用人單位後不能把社會保險費予以移轉，導致農民工本人也不願意繳納社會保險費，更不去關心用人單位是否為其繳納社會保險費。

　　10、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受理案件條件苛刻

　　按照現行勞動法規定，權益受到侵害的農民工向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申請仲裁時，至少必須提交如下證據材料：勞動合同或者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認可的存在事實勞動關系的有效證明；用人單位的營業執照副本；權利被侵害的有關證明。還要向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交納300元的仲裁費和案件處理費 。提交上述證據材料和費用後，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審查農民工的仲裁申請是否屬於勞動爭議，是否超過勞動爭議仲裁申請時效，是否屬於本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的管轄範圍。上述條件均符合後，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再決定是否受理。

　　由此，申請勞動爭議仲裁的農民工在仲裁之前必須首先要到工商局去查詢用人單位的準確名稱、確切地址、法定代表人或負責人名稱，拿到工商部門出具的上述查詢結果；然後尋找能夠證明自己與用人單位存在事實勞動關系的證明（因為大部分用人單位都不與農民工簽訂勞動合同）；還要尋找自己的勞動權利被用人單位侵害的證明。這些條件都具備之後，如果交不起案件受理費和處理費，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同樣不予立案。

　　此外，按照現行勞動法規定，經濟困難的職工可以對仲裁費用申請緩交或者免交。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對於該條的實際執行情況是：要想緩交或者免交勞動仲裁受理費和處理費，必須由農民工戶籍地居委會、村委會或者當地工會部門出具農民工經濟困難證明。實踐中，由於絕大多數農民工連工會會員都不是，工會拒絕出具相關證明。農民工為了在戶籍地的居委會、村委會開具證明，要麽專門回老家一趟，要麽讓家人開具證明寄交過來而等上幾天。人為的拖延農民工的維權時間，擴大農民工的維權成本。

　　對黑龍江省哈爾濱市1000名農民工的調查問卷統計時，在「發生勞動爭議後為什麽不去舉報或申請仲裁？」一題的回答中，16.94%的農民工選擇因為交不起錢；20.97%的人選擇時間太長拖不起。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勞動爭議仲裁過程中繁瑣的程序和相對於農民工工資來說高額的仲裁費用，已經成了阻礙農民工依法維權的一道重要的門檻。

　　11、個別政府部門漠視農民工合法權益

　　勞動保障監察部門負有檢查包工頭等非法用工主體、是否交納工傷保險、是否簽定勞動合同等勞動違法案件的職責。如果其能夠有效履行職責，可以說能夠有效避免農民工權利受到侵害案件的發生。但從目前情況來看，勞動保障監察部門顯然沒有有效承擔起職責。根據2004年6月份對陜西省西安市1000名農民工的調查問卷統計顯示，23.17％的農民工在打工期間沒有見到勞動監察大隊工作人員到其工作地點調查了解過情況；43.58％的農民工見到勞動監察大隊工作人員到過其工作單位，但是不與農民工調查了解情況；只有22.36%的農民工在工作期間和工作地點上見到過勞動監察大隊工作人員的檢查並向農民工了解過情況。

　　政府的勞動部門、建設部門、工商部門、公安機關，在接到農民工因為權利被侵害而提出的舉報後，如果屬於本部門管轄的，應當及時接受舉報立案處理；如果不屬於本部門管轄，應當及時告知農民工應當找哪個部門解決。然而實際情況是：好多政府部門的工作人員在接待農民工的舉報時，根本不去認真傾聽農民工的陳述，只聽了片言只語之後便以不歸本部門管轄為由將農民工打發走了事。即便對於本應由本部門、本單位調查處理的舉報，也往往以「證據不足、拿到證據再來」等種種理由推脫責任、拒絕受理。如陜西省山陽縣石佛寺鄉麻莊河村的44名矽肺病農民工代表向商周地區勞動局投訴時，該勞動局主要領導答復：誰讓你們出去打工的？該找誰找誰去，我不管！更為甚者，個別政府部門的工作人員放任農民工權益被侵害案件的發生，放任侵權後果的擴大。河北民工郭增光，在北京大興向用人單位追討工資的過程中被用人單位老板和保安打傷，衣服被撕破。郭增光打電話向110報警，警察趕到後只是告知讓郭增光去找勞動局，而對用人單位老板及其指使的保安毆打郭增光的違反治安管理行為不予查處。甘肅民工姚勝余，討要工資過程中的1997年7月28日下午，在用人單位老板的辦公室裏，被老板及其指使的保安打掉四顆牙齒，左手無名指被打斷。用人單位老板叫囂將姚勝余打死，寧願掏個一兩萬元的人命價。案發當天姚勝余向寶雞市的某派出所報案，派出所的人說：打你的人是岐山縣人，我們不管，你到岐山縣去告吧。姚勝余找到岐山縣棗林鎮派出所去報案，棗林鎮派出所的人說：打你的人我們管不了，這個人在地方上是一霸，寶雞這裏的黑社會都由人家統治著。在這個地方上我們管不成，不敢管，一管的話咱們這個地方受不了，你去找其他地方或者直接到省上反映去吧。

　　按照現行法律規定，人大和政府的信訪部門接待人民群眾的來信來訪，解決人民群眾反映的問題。事實上，由於諸如勞動部門、建設部門、法院等在執法和司法的過程中存在著大量的問題，許多權益受到侵害的農民工向上述部門主張維權根本不能解決問題，或者問題解決的不夠徹底，所以導致農民工不得不向人大、政府的信訪部門尋求解決，問題集中到有限的幾個部門。而信訪部門最通常的做法就是給上訪的農民工開具介紹信，把問題推到下級部門或直接推回到問題部門。如此循環往復，導致農民工的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

　　在對「你所接觸的勞動監察大隊、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法院及其他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工作態度怎樣？」一題的回答中，黑龍江省哈爾濱市1000名農民工給出的答案是：18.89%的農民工認為這些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態度差；9.72%的農民工認為這些工作人員態度非常差；44.31%的農民工選擇「一般」；選擇「好」的農民工只有10.14% 。

　　12、農民工自身的缺陷

　　（1）、盲目出門打工。

　　根據對河北省石家莊市134名19-25歲男性農民工的調查問卷統計顯示，35.1%的農民工在出門打工之前對將要去打工城市的勞務需求情況沒有做過任何了解；29.9%的農民工只是聽老鄉介紹過；15%的農民工通過其他途徑了解過；只有18.7%的農民工到家鄉的勞務輸出部門了解過。上述統計結果表明：農民工在出門打工之前帶有很大的盲目性，往往在聽信老鄉的介紹，或者根本不作任何了解的情況下，帶上很少的路費和生活費就來到對他們來說完全陌生的城市。

　　（2）、尋找工作途徑不正規。

　　根據對廣東省廣州市1000名農民工的調查問卷統計顯示，42.42%的農民工是通過老鄉、親友介紹找到工作；40.91%是通過自己聯系找到工作；5.05%是通過在馬路市場等待應聘找到工作；1.52%是通過中介機構找到工作。在這些農民工中，只有7.32%是通過到正規勞動力市場應聘找到工作，1.52%是通過家鄉勞務輸出部門推薦找到工作。該結果表明：盲目進城的農民工沒有錢或者不願意通過正當的勞動中介機構尋找工作，而往往是通過熟人、朋友、老鄉的介紹，或者在車站和馬路邊的非法勞務市場等待別人的雇傭，這就極容易受到非法用工單位和黑包工頭的欺騙。即便有一點防範意識，想找合法的用人單位，想和用人單位討價還價，但基於自身的劣勢位置，盡管對用人單位老板的承諾心存懷疑，為了解決最迫切的吃飯住宿問題，也還是不得不接受沒有保障的工作。

　　（3）、維權能力差。

　　根據對陜西省西安市1000名農民工的調查問卷統計顯示，22.88%的農民工對勞動合同必須具備哪些內容一點都不知道；37.20%的農民工僅知道一點點。在對「用人單位侵害你的合法權益又協商不成，你知道應當怎樣解決嗎？」問題的回答中，20.18%的農民工不知道怎麽解決，20.41%的農民工選擇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訴，加上12.5%對該題沒有作出選擇的農民工，就有53.09%的農民工在發生勞動爭議後不知道應當怎樣解決，或者不知道如何正確解決。不知道自己的合法權益被侵害後應當如何依法正確解決的農民工，在打工過程中很難收集和保存與用人單位存在事實勞動關系等方面的證據，這導致日後很多事實因為無法舉證而難以查清。

　　四、降低農民工維權成本的建議和對策

　　摘要：

　　為有效保障農民工的權利，避免大量欠薪等嚴重社會問題出現，基本思路應當是：

　　通過立法簡化勞動爭議處理程序，確定簡單明晰的勞動關系認定標準，取消工傷認定的前置程序規定；變農民工維權為政府維權，通過立法賦予政府勞動監察部門更大權力，使其可以嚴厲處罰勞動違法行為；增加勞動監察隊伍數量，改善其工作條件，使其有能力及時查處勞動違法案件；在存在農民工的城市設立當地總工會領導下的相對獨立的農民工工會；撤消勞動仲裁製度，建立高效的勞動法庭；

　　通過培訓增強農民工維權能力，使其可以解決一般權利受到侵害案件；對其自己無法解決的稍微復雜問題可以及時獲得免費咨詢，嚴重、復雜案件獲得法律援助。

　　1、修改《勞動法》，擴大勞動法的適用範圍，使勞動關系的認定簡單化；把工傷認定由前置必經程序改為勞動爭議案件審理內容現行《勞動法》在第二條中對勞動法的調整對象采取了列舉性的規定 。隨著農民工大量湧入城市以及各種非公有製用人主體的大量湧現，《勞動法》的上述規定已經遠遠不能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表現為許多實質性的勞動關系僅因為《勞動法》立法技術的滯後而被排斥在《勞動法》調整範圍之外。

　　隨著勞動爭議案件的大幅度上升、農民工權益保障問題的日益嚴重，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國家建設委員會以及各地的權利部門等政府部門通過製定部門規章、地方性法規等方式對《勞動法》的調整範圍作出了一些補充性的規定，這在一定程度上雖然解決了《勞動法》調整範圍不足的問題，但隨之暴露出更為嚴重的問題：1、人為出現不平等。作為勞動者的農民工出現同樣的權利被侵害案件後，在不同地區之間受到不同的待遇；2、執法者執法隨意性增強。處於下位法的擴大了適用範圍的部門規章、辦法、通知與《勞動法》第二條規定的調整範圍相矛盾，導致執法者想辦理時便從規章、辦法、通知中尋找法律依據，不想辦理時只需依據《勞動法》第二條的規定便可輕而易舉的將非法用工主體與勞動者之間的勞動爭議排除在《勞動法》的適用範圍之外。這種狀況，不僅讓勞動者無所適從，而且也給勞動監察部門、勞動爭議仲裁部門、人民法院適用法律法規帶來了極大的不便，導致想為農民工依法維權的執法者因為擔心越權而不敢辦理，不想為農民工維權的執法者因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而不願辦理。

　　建議修改《勞動法》，統一確定並根據現實情況擴大《勞動法》的適用範圍，通過立法對勞動關系確定一個簡單而又明確的統一標準，讓每一個提供合法勞動的農民工都能享受到《勞動法》而不是《民法》的特殊保護。凡是勞動爭議都由統一的、確定的途徑來處理。

　　工傷認定作為勞動仲裁的獨立前置程序勞民傷財，建議修改勞動法時，明確規定工傷認定可以在農民工發生工傷後，在提起仲裁或訴訟時提出。如在受傷農民工提起仲裁申請或訴訟之後，委托勞動部門對其進行工傷認定和傷殘等級評定，符合工傷標準的按照勞動法的有關規定作出判決，不符合工傷認定標準、不構成工傷的按照民法以及勞動法中非工傷待遇的有關規定作出判決，由此可以大大縮短受傷民工的維權期限，降低農民工個人的維權成本和司法機關的成本。

　　2、建立強有力的「勞動警察」，變農民工維權為政府維權2004年12月1日，國務院製定的《勞動保障監察條例》正式實施。該條例的實施，在一定程度上明確了勞動保障行政部門的行政權限，明確了勞動監察大隊的監察範圍。但是，從現實情況看，《勞動保障監察條例》還沒能從立法上解決許多亟待解決的實際問題。比如：《勞動保障監察條例》規定的檢查對象仍然限定為用人單位，對於沒有營業執照、沒有用人主體資格的非法用人單位沒有規定查處措施 ；對用人單位不與勞動者簽訂勞動合同的違法行為僅僅規定為「責令改正」而沒有行政處罰的剛性規定 ；沒有規定勞動監察大隊對拖欠農民工工資等侵權事實清楚、不立即處理將導致後果嚴重的用人單位予以查封、扣押、凍結、變賣財產立即支付農民工工資的執法權限。此外，《勞動保障監察條例》的某些規定與原來的《勞動監察程序規定》等相比，甚至是立法的倒退。如對於勞動監察的處理時限，原《勞動監察程序規定》規定：勞動監察案件應從立案之日起30日內結案。特殊情況經上一級勞動行政部門批準，可以延長，但延長時間最長不得超過30日。而《勞動保障監察條例》規定：勞動保障行政部門對違反勞動保障法律、法規或者規章的行為的調查，應當自立案之日起60個工作日內完成；對情況復雜的，經勞動保障行政部門負責人批準，可以延長30個工作日。與原《勞動監察程序規定》相比，時間大致延長了一個月。

　　勞動保障監察是預防和處理侵害農民工合法權益案件發生的最直接途徑，也是預防和處理勞動爭議案件的最有效辦法。但相對於全國1.5億農民工和大量的非法用人單位、黑包工頭來說，1.9萬名專職監察員、2.4萬名兼職監察員的勞動保障監察隊伍明顯人手不足 。不用說做到法律規定的日常巡查、年終檢查，就是專門針對勞動違法案件的舉報檢查，就足以讓這這些專、兼職勞動監察員忙的焦頭爛額，許多勞動違法案件根本不能得到查處。

　　根據勞動和社會保障部與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04年度勞動和社會保障事業發展統計公報》的數據：2004年，我國城鎮單位在崗職工平均工資16024元。按公務員工資高於這這一標準，每年每名公務員20000元計算，全國再招聘50000名大學畢業生作為專職勞動監察員充實到目前的勞動保障監察隊伍中，其每年工資開支也就是10億元。為了保障勞動監察員在接到案件舉報後能夠及時有效查處案件，就要配備車輛等必要辦案工具。即使每年國家投入5億元專門用來保障其辦案支出，每年國家也就是共增加投入15億元。而這15億元與我們已經計算的農民工維權最低綜合投入3000億元相比是杯水車薪。

　　所以對此的綜合建議是：

　　（1）、大規模增加勞動監察員數量；

　　（2）、改善勞動監察員辦案條件；

　　（3）、擴大勞動監察員在處理勞動違法案件時的執法權限，對於違法事實清楚的，可以先行查封、扣押、凍結、變賣用人單位的相關財產，強製用人單位先行支付拖欠的農民工工資；（4）、加重對違反勞動法案件的經濟處罰力度。現行規定還沒有達到足以讓違法者得不償失、不敢以身試法、避免違法行為發生的程度。侵害農民工合法權益的用人單位扣除其因為違法而付出的成本後還有利可圖，建議通過立法，加大對侵害農民工合法權益的用人單位的經濟處罰力度。

　　（5）、建議在《刑法》中增加拖欠勞動者工資罪。對於拖欠勞動者工資數額較大或情節惡劣的，按刑事犯罪處理。

　　（6）、嚴格勞動監察機構的職責。擴大、增權後的勞動監察必須做好日常巡查、接報檢查、年終檢查等工作。接到農民工舉報的，必須及時查處。能夠立即解決的案件，應當現時解決，就如同交警處理司機違章案件一樣。對於勞動監察人員瀆職的，及時追究其法律責任。

　　總之，建立起類似警察隊伍一樣的「勞動警察」，使其有能力及時有效查處勞動違法案件。通過政府強有力的介入，以從根本上扭轉勞動者的被動局面，加強對其權利的保障。

　　3、在勞務輸入地建立專門的農民工工會，以有效保障農民工權利由於沒有建立起有效的農民工工會，導致沒有組織能夠代表農民工利益。這引起了嚴重的後果，如農民工的權益持續受到傷害；在農民工、用人單位之間缺乏平等有效的溝通平臺，農民工處於劣勢地位；農民工權益受到侵害時不能及時引導其依法解決，引發惡性案件發生，影響社會穩定。

　　雖然目前工會組織也在探索怎樣吸引農民工加入工會，但只有一些與所在單位建立了相對穩定勞動關系的農民工加入了打工單位的工會，更多流動狀態中的農民工都沒有能夠加入工會。

　　建議在很多城市都建立單獨的農民工工會，如建立北京市農民工工會、上海市農民工工會。農民工工會作為行業工會，加入所在城市總工會，如北京市農民工工會加入北京市總工會，接受其領導。農民到城市打工，可以直接加入所在城市的農民工工會。鑒於農民工的弱勢地位以及我們黨和政府為農民辦實事的政策，農民工工會的經費要麽來自政府，要麽來自企業，而不應該來自農民。農民工工會針對農民工開展的所有活動都應當是免費的。

　　農民工工會應當積極組織對會員的培訓。農民剛剛到城市時，對所在城市、城市規則、怎樣維權等都知之甚少，農民工工會應當積極針對上述內容開展對農民工的培訓。同時，農民工工會應當積極開展農民工維權活動。

　　4、取消勞動仲裁製度，建立單獨的勞動法庭

　　設置一裁二審、仲裁前置的勞動爭議處理製度，其本意是要通過勞動爭議仲裁機構的專業性，及早解決勞動爭議。但現實情況是，勞動爭議仲裁前置製度的設立反倒成為及早解決勞動爭議的一大障礙。建議取消勞動仲裁製度，設立獨立的勞動法庭，在積累經驗的基礎上設立獨立的勞動法院。

　　1998年到2002年五年時間，全國法院系統共審結勞動爭議案件42萬件，比前五年增長1.7倍。2003年、2004年案件數分別達到137656、163151，2004年比2003年上升18.4％。2003年137656件案件涉及案件標的金額37億元。單純從這些數字來看，似乎勞動爭議案件數量還有限，不足以單獨設立勞動法庭或勞動法院。但要看到的是：法院受理勞動爭議案件數量與真正發生的勞動爭議案件數量相比只占很小比例。如據統計，2001年至2003年，各級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年受理案件分別為15萬件、18.6萬件、22.63萬件，平均年增幅達23％。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每年受理案件數都超過法院受理的勞動爭議案件數的近70%。撤消勞動仲裁委員會，這些案件都會到法院解決。另外從2003年法院受理案件涉及標的金額３７億元來看，當年僅僅農民工就被拖欠工資1000億元左右，即使37億元全部是農民工案件，其也僅僅占農民工欠薪總額的3.7%，所占比例很小。如果更多農民工案件依法到法院來尋求救濟，那麽每年勞動爭議案件將可能按倍數增長。所以建立單獨的勞動法庭是不會缺乏案件的。另外，勞動法庭還可以按照行政訴訟程序審理用人單位或勞動者對勞動行政機關處理決定不服的行政案件。

　　設置勞動法庭後，應當通過立法將審理勞動爭議案件的時限縮短，如一般按簡易程序審理。這樣不僅可以大大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農民工的維權成本，而且可以大大降低國家機關處理勞動爭議案件的時間和經濟成本。德國、意大利、瑞典、芬蘭、新西蘭、智利、法國等國家都是建立的勞動法庭或勞動法院這種單一的司法救濟模式。

　　這種製度變革並不會增加國家財政投入負擔。取消勞動仲裁製度以後，國家可以將用於勞動仲裁製度的費用轉移到勞動法庭領域，這樣就增強了勞動法庭的力量，使勞動法庭在處理勞動爭議案件時可以迅速有效發揮作用。

　　當然，如果能夠直接建立勞動法院，通過立法規定勞動爭議案件適用區別於民事訴訟、行政訴訟的特定程序，以保障這類案件能夠及時有效被審結，將是最佳改革思路。

　　5、用人單位必須直接與農民工簽定勞動合同，徹底鏟除「包工頭」這一中間環節農民工權益被侵害、尤其是農民工被拖欠工資，一個最直接的原因就是用人單位不與農民工簽訂勞動合同。由於沒有書面勞動合同的約束、發生勞動爭議後缺乏書面勞動合同這一最直接的證據和最直接的衡量侵權與否的標準，用人單位在拖欠農民工工資、不給農民工上社會保險、加班加點而不支付相應的加班費、發生工傷後拒絕賠付等問題上才得以肆無忌憚。而不簽勞動合同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又是因為在農民工和用人單位之間存在著「包工頭」這樣一個中間環節：農民工出於對「包工頭」的信任和依賴，不去堅持要求與用人單位簽訂勞動合同；用人單位充分利用「包工頭」不惜墊資、壓價、犧牲農民工合法權益也要拼命攬到 工程的迫切心理，在明知違法的情況下也不與農民工簽訂勞動合同。

　　取消「包工頭」、由用人單位與農民工直接簽訂書面勞動合同、由用人單位將工資直接支付給農民工個人。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建設部在2003年9月30日《關於切實解決建築業企業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的通知》、2004年9月6日《建設領域農民工工資支付管理暫行辦法》以及北京、上海、河南等省市的一些地方性法規中，都做出了企業與農民工簽定合同、將工資直接支付給農民工的規定 。《勞動法》第98條、勞動部《關於加強勞動合同管理完善勞動合同製度的通知》（勞部發〔1997〕106號）、勞動部辦公廳《關於用人單位不簽訂勞動合同，員工要求經濟補償問題的復函》（勞辦發【1996】181號）、《違反和解除勞動合同的經濟補償辦法》、《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行政處罰辦法》等法律法規規章中，都規定了用人單位不與農民工簽訂勞動合同的處理辦法。但是，由於法律規定處罰太輕、勞動監察部門執法不嚴等原因，這些規定實際上都很難被落實，用人單位不與農民工簽訂書面勞動合同的現象還大量存在。

　　郭增光等80余名外地農民工在北京打工的案件暴露了目前這一問題的尷尬。他們於2005年3月份開始在北京市房山區某建築企業打工。打工之初，郭增光等人便要求與用人單位簽訂書面勞動合同，用人單位一拖再拖。郭增光等農民工工作一個多月後再次要求與用人單位簽訂書面勞動合同，用人單位提出「愛幹不幹、不幹走人、勞動合同就是不簽！」。郭增光等40余名農民工於2005年5月18日到房山區勞動監察大隊舉報，勞動監察大隊告知：現在不能立案，等我們向領導匯報後再告知是否立案，你們回去等消息吧。時至今日，房山區勞動監察大隊仍然沒有立案，郭增光等80余名農民工已經被迫回老家。

　　有關建議是：

　　（1）、通過立法明確規定只要發生勞動關系，就必須簽定勞動合同；實行「誰受益、誰負責」的原則。如在建築領域，建築企業作為農民工勞動的受益單位，要對使用農民工承擔法律責任，不論是通過中介公司介紹還是包工頭介紹，建築企業都要與為其建築項目工作的農民工簽定勞動合同；對於將項目分包給其他企業的，建築企業有義務監督分包企業與農民工合同簽定、工資支付等情況的落實。對於分包企業沒有簽定書面勞動合同、不能及時支付工資的，建築企業承擔連帶責任。也就是說，要通過確立起由受益單位負責的製度，以徹底解決受益單位、承擔單位、分包單位、包工頭之間互相推卸責任的現狀。

　　（2）、修訂立法，明確、加重對不與農民工簽定勞動合同的用人單位的處罰力度，增加對農民工的賠償數額。現行《勞動法》第九十八條規定：用人單位違反本法規定的條件解除勞動合同或者故意拖延不訂立勞動合同的，由勞動行政部門責令改正；對勞動者造成損害的，應當承擔賠償責任。這一條款在司法實踐中根本無法執行。建議修改為，「用人單位沒有與勞動者簽定勞動後同的，應當向勞動者支付補償金。補償金支付標準按沒有簽定勞動合同的時間每天200-500元計算。」

　　（3）、嚴格執行用人單位用工登記製度。用人單位招用農民工後，不管用工期限如何，都必須向用人單位所在地勞動行政部門辦理用工登記。以自覺與農民工簽訂書面勞動合同。

　　（4）、勞動監察部門、建設部門都要認真負起責任，不但要經常進行檢查，而且要保證在接到舉報以後及時立案查處。應當明確的是，如果確認了「誰受益、誰負責」的原則，那麽可以非常容易判斷誰是受益單位，勞動執法部門可以及時處理案件。

　　6、建立培訓、免費咨詢和指導與法律援助相結合的農民工維權體系2004年1月6日，司法部、建設部聯合下發了《關於為解決建設領域拖欠工程款和農民工工資問題提供法律服務和法律援助的通知》，這個通知體現了政府對保障農民工權利的重視。但正如本報告第一部分已經介紹的那樣，基於法律援助的巨大成本，大範圍對農民工提供法律援助將是得不償失的做法。有時甚至不如將政府支付給律師的法律援助費用直接支付給農民工劃算。那麽怎麽來推進農民工的維權行動？

　　有關的建議是：

　　（1）、政府以及工會（成立農民工工會以後主要是農民工工會）、共青團、婦聯等社會團體、有關民間組織、律師積極組織開展針對農民工的維權知識和技能培訓活動，以切實提高農民工維權能力，從而實現一般農民工權利受到侵害案件自己能夠解決。目標是30%的勞動爭議案件農民工能夠自己解決。

　　（2）、建立有效的熱線咨詢體系。在農民工權利受到侵害以後，如果依靠自己的能力無法解決，則可以及時通過熱線獲得法律咨詢服務，專業律師或者其他專業人士可以指導其維權。目標是50%的勞動爭議案件能夠在律師的指導下得到解決。

　　（3）、對於那些即使有了專業指導，農民工自己也無法解決的案件通過法律援助機構提供法律援助獲得解決。目標是20%的勞動爭議案件能夠獲得法律援助，在律師的代理下得到解決。

　　這樣就不但提高了農民工素質，增強了其能力，而且有效降低了維權成本，同時有效保障了農民工權利。

　　結束語

　　2004年秋天，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不斷提高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能力」，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堅持以人為本，努力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但不容回避的是：農民工權益保障問題是我們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內容。我們怎樣在製度層面推進農民工權利保護，將是我們面臨的重大社會課題。

　　如果按著上述思路進行改革，不但預防了欠薪案件的發生，可以從根本上解決欠薪問題，而且減少了勞動仲裁這一環節，提高了農民工自身維權能力，加強了政府預防和處理作用，大大降低了農民工維權成本。

　　最後要強調的是：農民工權利保障問題絕不僅僅是工作層面問題，即使花大力氣解決了當前欠薪問題，如果不對製度進行改革，還將繼續產生如此嚴重的欠薪現象。所以當前迫切需要的就是對製度進行改革。

　　中國工人階級的人生 寫於 二零零五年

　　「起得比雞還早，睡得比貓還晚，幹得比驢還累，吃得比豬還差。」這是形容中國民工生存狀況的「經典」比喻，如今常常被一些「憤怒青年」引申開來自嘲，後面還得加上一句：「賺得比民工還少。」

　　在城市人身邊，民工像空氣一般重要的存在卻往往為人所忽略，他們在建樓、修路、賣菜、送貨、裝修、清潔、做保姆、當保安……他們的戀愛結婚、生兒育女、有喜有怒、笑過哭過……但是這些並不為許多城市人所關註。

　　有一次，《瞭望東方周刊》記者在裝修自己新房的時候，猛然發現了一個以前從未註意的現象:裝修民工與汙染同眠——大多數裝修民工為了省錢，就住在充滿粉塵、噪聲和有毒氣體的裝修房內。

　　記者與來自江蘇高郵的木工師傅陸正來有過這麽一段對話：

　　「你們為什麽就住這裏？」

　　「住這裏劃算，上海房租太貴，在這裏還可以省水電、煤氣費，幹活也方便。」

　　「你們總是這麽住嗎？」

　　「是啊，我在上海基本上不掏房租，裝修完一家就換到另一家住。」

　　「這裏汙染很厲害啊！我一進來眼睛就痛，你們怎麽住得下去？」

　　「沒問題，我身體好得很！」

　　「但這樣會留下後遺癥的。」

　　「沒事的，我這麽多年都這麽過來了。」

　　「要是到你老了，發病了，你怎麽辦？」

　　「唉，那是以後的事了，現在哪管得上……我身體真的很好，你放心。」

　　他拍著瘦瘦的胸脯保證說，惟恐房東以「汙染」的借口不讓他住在裝修房裏。

　　城裏人對裝修汙染畏之如虎，他們都接受過這樣的知識普及：

　　裝修時，瓷磚、石膏、特別是放射性元素的石材易釋放出氡，氡無色、無味，但對人體的影響卻是終身的，是導致肺癌的第一殺手；多種人造板材、墻紙中都含有甲醛，甲醛被國際癌癥研究機構確定為可疑致癌物質，而且還能致使胎兒畸形；苯主要來源於膠、漆、塗料和黏合劑中，人在短時間內吸入高濃度的苯，會出現中樞神經系統麻醉的癥狀，重者會昏迷乃至死亡……裝修民工的身體真的是「特殊材料」造成的嗎？據新華社報道，北京、長沙等地出現多起民工裝修中毒事件，還有民工產下畸形嬰兒。

　　上海仁濟醫院呼吸科主任許以平教授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說，在多年門診中，遇到過不少實在挨不住來求醫的民工，其中有一位油漆工的病例令他印象深刻:「他告訴我最近一直胸悶、氣喘，檢查發現，這位民工的肺已經有哮鳴雜音，日積月累的化學品給他的健康造成了很大影響，後來不得不中斷工作、花大量的時間治療。」

　　輿論對裝修民工健康的冷漠更令人深思。登上Google，輸入「裝修汙染」和「民工」兩組關鍵詞，找到數十條相關新聞，但一條條閱讀時發現，「裝修汙染」與「民工」均分屬不同新聞，與「民工」相關的，都是指責裝修民工不講信用、偷工減料、野蠻無禮等，沒有人想到在告誡城市居民註意裝修汙染的同時，提醒一下民工兄弟。

　　2002年7月25日，《瀟湘晨報》甚至還有過民工擠住豬圈的報道：

　　「一個不到10平方米、由豬圈改成的小住房內，竟然住著一大群民工。昨日清晨，人們發現，這個地處(長沙)車站北路某工地的住房裏，一位民工因窒息而死。」

　　「吃得比豬還差」

　　中國人講究「民以食為天」，但是對生活在物質條件豐厚的城市裏的民工來說，一個「吃」字，充滿了苦澀。

　　建築工地的集體食堂基本上都被承包，而承包者往往與大小老板有千絲萬縷的關系，為了追逐利益最大化，在夥食上克扣民工已是公開的秘密，不少民工在城裏，比在農村的老家吃得還差。

　　在上海莘莊南廣場一家新樓盤裏，《瞭望東方周刊》聽一位來自湖北黃岡的民工埋怨說：「我們吃得比豬還差！每天都幹重活，吃這種東西怎麽支撐得住！」

　　有一次，記者來到一處建築工地的民工食堂，看到：餐桌黏乎乎的，可以刨得出一層黑泥來；竈臺就搭在低矮的工棚內，蒼蠅飛舞，偶爾還有老鼠光顧；大米裝在一個臟乎乎的大麻袋裏，上面扔著頭盔、手套，廚房裏沒有任何防蚊防蠅措施和消毒設備，大鍋旁邊，有一碗灰色的粘連在一塊的東西，仔細一看，原來是鹽……民工集體食物中毒，已不可避免地接二連三發生：

　　2001年元旦，西安建築科技大學一建築工地62名民工誤食未煮熟食物，發生食物中毒，被送往醫院急救。

　　2003年8月，蘇州工業園區近400名民工因食物中毒，被連夜送醫院急救，病人們控訴說:他們全是吃了工地食堂的菜中毒的！他們建築工地的食堂是老板的妹妹承包的，經常從菜場買一些不新鮮的菜讓民工吃，「今天賣不完的菜，明天再拿出來賣，不管賣到第幾天，一定要把這些飯菜賣光為止。」

　　2004年6月，內蒙古烏蘭浩特市一家建築工地發生了一起41名民工集體中毒事件，內蒙古自治區興安盟疾病控製中心調查得出的結論是:民工出現嘔吐、腹瀉、腹痛等癥狀，系食用了存放達20小時的剩饅頭所致。

　　……

　　去年上半年，中國十多個省市的糧油批發市場上，陸續出現了一種被稱作「民工糧」的大米。它比一般大米便宜三分之一還多，而且非常搶手。

　　「民工糧」因大量銷往工地而得名。從外表看，「民工糧」和其他的大米相比，顏色發黃，拿在手裏聞聞，還有發黴的味道。

　　「民工糧」其實就是陳化糧，而陳化糧是指已經陳化或變質、不宜直接作為口糧的糧食。相當一部分陳化糧中，都含有大量的致癌物醛，以及黃曲黴毒素——目前發現的最強的化學致癌物。

　　不少糧油攤位都出售「民工糧」，但「民工糧」並不是擺在明面上，大多是藏在後庫房的，不過也有明目張膽擺在外面的，銷售呈公開化趨勢，在天津，甚至還打出了廣告，上面直接寫「民工米」！

　　在缺乏行政部門監管，也缺乏輿論支持的情形下，民工餐桌上的食物質量越來越差。他們曾在鄉村種過糧、養過豬，也許他們的妻子和父母現在還在鄉下種糧、養豬，而如今他們卻在城裏吃著陳化糧、垃圾肉……一年一度的春運，一年一度的票荒，一年一度的擁擠與忙亂，身心俱疲，苦澀無奈。

　　民工買票到底有多難？去年1月10日晚，《瞭望東方周刊》記者在寒冬的雨夜親歷了民工通宵排隊買票的全過程。

　　晚上10點，記者來到上海市曹楊路400號——普陀體育館。這是上海火車站為方便民工買票而臨時設立的售票點。記者和民工一道排在等待購票的人海中。那幾天上海連降細雨，站在雨中不知不覺鞋子、褲子就已濕透，冷得直打哆嗦。

　　晚上11點左右，一位身披雨衣的工作人員走過來，在記者右手背上用紅色水筆寫了一個號碼「481」。記者這才詫異地發現，隊伍中每位民工手背上都依次畫上紅色編號。編號人員說，11日買票順序就按編號大小排列。

　　記者不禁有些疑問，既然編了號，大家為什麽還要連夜守在門外呢？經打聽才明白，等待買票的民工們既不知道工作人員什麽時候來編號，也不知道什麽時候可以放行到大廳排隊等候買票，即使加上編碼的，一旦錯過「放行時效」也得等在隊伍最後。

　　淩晨3點左右，天繼續下著冷雨，濕漉漉的館外馬路邊，已排起了近500米的「人龍」。連續幾天排隊排出經驗的民工們全副武裝，披著雨衣、戴著口罩等在隊伍裏，衣服和鞋子用塑料布裹得嚴嚴實實以防濕冷，他們隨身攜帶著熱水瓶、熟食，餓了來點「夜宵」，冷了喝點開水。初來乍到的民工們衣衫單薄地站在風中瑟瑟發抖，鞋襪濕透實在凍得不行，幹脆在馬路邊蹦來蹦去增加身體熱度，馬路上蹦蹦跳跳的隊伍遠看就像一條蠕動的長蛇。

　　淩晨4點左右，記者明顯感受到一股寒氣從腳底直逼胃裏，饑寒交迫。隊伍裏傳來了陣陣騷動，七八個穿製服的人驅車趕來，其中一個號稱是「頭」的胖子高聲吆喝：「排好隊，站好、站好！我們來查號了！」七倒八歪的人群頓時齊刷刷地站起。

　　5點鐘左右，記者終於隨民工一起，踉踉蹌蹌地走進了賣票大廳，腿腳冰得近乎麻木。大廳裏除了偶爾的噴嚏聲外，安靜得很。民工們個個饑寒交迫、疲憊不堪。

　　大廳內，大家都在忙著清理濕透的鞋子和褲子，大廳外「高高興興出門打工，歡歡喜喜回家過年」、「民工兄弟，歡迎下次再來上海」的標語顯得格外醒目，民工手背上一個個編號也紅得格外刺眼。

　　就在這時，突聽一名身穿製服的工作人員拿著大喇叭高喊:「向大家通報一下，上海西站的票我們這兒一律不售。」聲聲抱怨隨之響起。記者很納悶:難道這些信息只能在通宵達旦排隊後才能告訴民工嗎？

　　江西來滬打工的羅先生終於買到了當日第一張返鄉火車票，他一邊抹著被雨水打濕的頭發，一邊有點語無倫次地跟記者說:「票可終於拿到了！」在這之前，年過五旬的羅先生在指定售票點上海普陀體育館外，排隊等候了整整兩天兩夜。

　　票總算買到了，但漫漫回家路，仍然上演著無數悲劇。

　　這幾年，不時可見這種讓人心酸的報道：春運期間列車超載、乘客擁擠，民工突然精神失常。一名突發列車精神病的民工持刀刺死另一名不相識的乘客，前來製止的乘警也被刺成重傷;一名民工突然拿出一大叠百元大鈔，竟在車廂內大把拋撒人民幣；一名民工站立過久，突然打碎玻璃，縱身跳出車外……2004年1月9日,上海開往重慶的K74次列車上，從上海打工返鄉的安嶽農民楊某，由於車內擁擠、空氣憋悶，在列車即將抵達重慶站時，夫妻倆精神突然失控，持刀沖進3號車廂乘務員室，將乘務員逼到角落，並將門反鎖。

　　列車進站後，夫妻二人見到窗戶外有人(便衣警察)，情緒激動:「不準看,快走開,我們是鐵道遊擊隊……」丈夫不停地持刀揮舞，同時語無倫次地咆哮:「火車到了……我帶了茶水……你們回家了……」

　　警察試圖輕言細語說服他們，氣氛有所緩和，突然一聲高亢的火車嘯叫傳來，那男子觸電般亂叫開了:「鬼子的裝甲車進村了……」語音未落，突然瘋狂地持刀直奔列車員。眼見形勢危急，車外埋伏的幾名刑警一躍而出，用鐵棒砸破了車窗玻璃，一番混戰後，製伏了這名男子，四名刑警亦告受傷。

　　這類驚險場面越來越多，新華社在2004年1月18日還專門播發了一則春節衛生知識：

　　春運期間，相當多的旅客是外出的民工……為了避免發生類似「旅途精神病」這樣的悲劇，希望外出民工乘火車時，盡量避開春運高峰期。在乘車前要做好充分的準備工作，如長途旅行要備足食物和水，安排好行程，準備一些應急的藥品等。臨行的前一天，一定要吃好、休息好，切忌因情緒激動而影響休息，因睡眠不足造成疲勞。在列車上，盡可能保持正常飲食……每年春節前夕，在北京、上海這些特大城市的一些現代化居住小區裏，會出現這樣的文字：「春節將至，民工回鄉，希望廣大居民提高警惕，加強防盜意識。」這顯示出，一些城市出現了「妖魔化民工」的趨勢。

　　例如，杭州某商場工作人員拒絕四個看起來像「民工模樣」的男人進入該商場;某房產廣告稱「小區安靜，沒有民工騷擾」；某公廁上告示「民工禁用」；蘇州一高檔小區抵製民工入住，即使這些民工是以合法的租用手續入住的;廣東省東莞市厚街鎮東溪村公園的門口曾懸掛這樣一個告示長達一年之久:禁止外來工入園，違者罰款100元……2002年，一位陳姓青島市民給當地報紙寫信，提議在公共汽車上設立「民工專區」：

　　「作為北京2008年奧運會的夥伴城市，青島的市民素質步步提高，其著裝越來越幹凈。而與此同時，在青島打工的民工卻素質低，不講衛生，衣服上沾滿油汙，乘公交車時經常碰到市民身上，引起市民的厭惡，時間久了，雙方的隔閡越來越深。最簡單的解決辦法是在公交車上隔出小塊區域專門供民工使用，這樣可以減少市民對民工的厭惡感，消除雙方的隔閡和矛盾。」

　　對民工們來說，再苦再累，也比不上城裏人歧視帶來的傷害。

　　數字100市場調查公司2004年在北京、上海、廣州三地做過一項調查，實際完成樣本量327個，調查結果是：民工受歧視的問題比較普遍，55%的民工認為自己在城市受到歧視和不公正對待，認為受到較大或很多歧視的比例達到20%。

　　調查顯示，民工感覺最難接受的是:被嘲笑、作弄或遭人白眼(22%);被執法人員隨意扣留罰款(13%);服務人員對民工態度明顯較差(12%)。

　　調查同時顯示，民工最反感的歧視內容在三個城市具有較大的差異性:北京主要是拖欠工資、被人嘲笑作弄、被人扣留和罰款；上海主要是被人嘲笑作弄;廣州則主要是被人扣留罰款以及服務人員對民工態度差。

　　歧視民工造成這樣一種怪象:城市人離不開民工，又希望民工不要進入城市人的生活圈。

　　零點研究集團新公布的一項調查結果顯示:進城務工者普遍有強烈的融入城市生活的意願，他們當中有72%的人表示願意與當地城市居民交往，有82%的人「喜歡城市的生活」，69%的人「希望能成為這個城市的一分子」，90%的人「希望能被這裏的城市居民尊重」。但結果往往令他們失望。

　　一位名叫馮俊巖的民工，在跟《瞭望東方周刊》記者長談時，感嘆說：「我來天津十年了，還未交著一個城裏朋友……」

　　馮俊巖生於1965年，安徽太和縣人，他說：「1994年我和妻子翟秀花一起來天津謀生。從拾荒到賣菜、賣水果，現在有了一些積蓄，還有兩輛卡車，一輛做水果生意，一輛跑運輸拉磚，每年還給家裏的老人寄許多錢回去，10歲的兒子也接到天津上學，現在讀四年級。按說我過得還可以，用你們城裏話，算是成功人士。可是我有一大苦惱，10年了，沒有交著一個天津市的朋友。」

　　「俗話說出門靠朋友。10年來，我努力維系著朋友圈子，經常交往的鐵哥們也有二三十個，有安徽老鄉，也有其他外地來天津打工的，但都是『同類人』。我沒交著城裏朋友，不是不想交，也努力過，但那是一面熱，人家城裏人根本看不起你。」

　　「也有一種城裏人主動找我們交朋友，但幾乎都是城裏地痞。起初我們不知道，聽信了『有事找我們』的話，以為在城裏有了朋友，不受人欺負。可是，我們養不起他們，幫一點小忙，他們沒完沒了地找你要錢，賭博、吸毒、找小姐，賺的錢還不夠他們花的，還打人，跟掉進了陷阱一樣。最後花了好長時間，費好大勁才擺脫他們。」

　　《瞭望東方周刊》就這個問題在天津街頭也隨機采訪了一些市民。他們的回答是:「沒想過要和他們交朋友」;「他們那麽臟，怎麽可能互相交往」；「他們沒有戶口，沒有個單位，沒有個固定住處，上了當哪裏找去」；「沒有共同語言，在一起說什麽呢」；「和民工交朋友，沒有搞錯吧，農民企業家還差不多」。

　　2004年10月11日16時許，黑龍江大慶市讓湖路區中央大街農貿市場。從農村老家進城打工的人力三輪車夫王強像往日一樣，在這裏「溜活兒」。突然，迎面駛來一輛汽車。為了躲避汽車，王強慌忙中猛拐向路邊，將三輪車駛到了人行道上。瞬間，三輪車的車輪碾壓到了一對夫婦牽著的一只小白狗，小狗當場死亡。

　　狗的兩位主人是一副「貴族」派頭的城裏人。他們對王強指責了一通後，說：「只要你給死狗磕三個頭，這事兒就算拉倒。」

　　圍觀的人越來越多。王強無奈，只好趴在地上朝著死狗磕了三個頭。本以為事兒到這兒就算完了，可王強磕完了頭，狗的主人又向他索要600元錢，理由是他們的狗死得冤枉，這些錢是用來「賠償」的。

　　王強將身上的所有口袋都翻了個底兒朝上，只翻出20元錢。這是他一天的收入。看到那對夫婦不依不饒的樣子，王強額頭的汗水混合著委屈的淚水，順著兩腮流下來。

　　最後，王強只好向其他人力三輪車夫求助。大家你一元我一元湊到了200元錢。那對夫婦從王強手裏接過200元錢，揚長而去……2004年7月1日晚上11時左右，包繼友和楊海生，兩名在昆明一家私企做保安的農民工，到鳴泉村小塘子工地巡視。不久，他們遇到了四名鳴泉村護村隊隊員。

　　「他們滿嘴酒氣，問我們這麽晚了出來做什麽，我們說巡查工地。他們不由分說，揮舞棍棒就向我們打來……很快就被打得幾乎昏死過去。清醒一點以後，我發現我身上的錢包、手機都不見了。」包繼友回憶說。

　　隨後，幾名護村隊員把兩人押到了鳴泉村老年活動中心，用手銬將他們反銬，令他們跪在地上，把下巴放到活動中心的長凳上，只要頭部稍有挪動即招來膠木棍、鐵管的暴打。

　　「不久，又有一個人來了，他們五個人出去弄了幾瓶酒來，一邊喝酒，一邊輪流打我們。」包繼友說。

　　暴行從深夜11點一直持續到淩晨。包繼友大便失禁，順著褲腿掉了出來。

　　「我聽見一個人說，把你的屎吃掉！」

　　盡管被打得奄奄一息，但思維還算清晰的包繼友怎麽也不肯聽從。護村隊員繼續打他。有人用棍子挑起大便，塞到他嘴裏……「我實在被打得不行了，只好吃進去。我吃掉一坨，他們逼著我把另外兩坨也吃掉。第四坨被他們勒令戴著手銬的楊海生用手捧著扔掉了。」

　　以為已經沒事的包繼友被一個隊員按住頭，他們勒令他把地上的汙物舔幹凈。

　　一個人的生活，應該是由吃喝拉撒、工作、休息、娛樂、感情乃至摔跤、爭吵、受傷、唱歌等等宏觀元素和細節元素共同構成的，缺少其中一兩個細節元素，無礙大局，但如果缺少了一兩個宏觀元素，一個人的生活就會傾斜乃至坍塌。

　　《瞭望東方周刊》對民工做過一次調查，對問卷進行統計分析之後，記者發現，工作之余民工的消遣方式十分單一。

　　其中，男性民工的主要消遣方式可列舉為(可重選)：無所事事(67%)、找老鄉聊天(40%)、打牌或者打麻將(19%)、給家裏打電話(19%)、喝酒(11%)，有5%的男性農民工坦承自己找過小姐。

　　女性民工的主要消遣方式可列舉的有：給家裏打電話(52%)、逛街(35%)、找老鄉聊天(28%)、看書讀報(27%)、吃完就睡(20%)。而城裏年輕人業余生活中「上網」、「泡吧」、「參加培訓或自學技術」、「談戀愛」等主要項目，民工很少選擇。

　　在回答「城市打工生活，您最大的感覺是」這一個題目時，22%的男性民工、30%的女性民工選擇了「空虛寂寞」。

　　脫離簡單的數字，他們的空虛，具體的人和事則更能體現。在成都的一個建築工地，《瞭望東方周刊》記者見到了來自四川仁壽縣的農民蔣春來，他53歲，出來打工五年，單身多年，不久前找了個帶有兩個孩子的寡婦。仁壽是四川一個人口過百萬的農業大縣，記者也曾去過那裏，貧窮落後，農村裏的青壯勞力走了十之八九。

　　蔣春來是個石匠，性恪直爽，喜歡聊天，也不把記者當「外人」，很快就攀談起來，話題什麽都有，並不避諱精神生活話題。

　　「要說這五年的感受，最大的感受就是寂寞、寂寞、還是寂寞！」蔣春來說。

　　「我在現在這個工地幹了四五個月了，白天幹活，晚上就沒事了，幹什麽呢？我倒是有辦法消磨時間，因為我會吹笛子。這還是當年學會的本事，如今成了個愛好。可惜，我不會那些花哨的新曲子，只會吹幾個老曲子，像什麽《南泥灣》、《北京的金山上》等。」

　　「我還能吹吹笛子，那些什麽也不會的兄弟就閑得慌嘍！真正工地上的民工，實際上大多數都是二三十歲的年輕人，真像我這樣能自娛自樂的很少。大多數人平時的消遣就是看錄像、玩牌、打麻將。當然，玩牌、打麻將都是要賭錢，否則不刺激。很多人輸得連生活費都沒了。」

　　「這些年輕人大多數都還沒成家找老婆，可能談上戀愛的很少，因為找不到合適的對象，實在憋得慌，就去找小姐。就拿我們這個工地來說，附近的小姐很多，花幾十元錢就行，還有更便宜的。」

　　2004年11月27日晚，在北京順義區白辛莊村順義國際學校對面的一家小錄像廳內，五六十名正在看黃碟的民工突遇警方檢查，民工撞倒小屋的石棉瓦墻逃離時，有20余人慌亂中跌進深達六米的化糞池。28日，建築公司從化糞池裏打撈出兩名民工屍體。

　　人們說，根據中國的現實條件，當前最基本的，是讓農民工在城市裏找到活路，不要挨餓；受到管理，不要犯罪;拿到工錢，不要「跳樓」。

　　然而，農民工的精神生活，也已確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了。

　　情人節沒有情人

　　愛情是人類永恒的主題。然而，在民工的生存空間裏，這似乎變成了一個奢侈的名詞。

　　進城務工的農民工多為二三十歲年輕人，正處於婚戀的黃金時期。但是，對這些漂泊在城市的農村年輕人來說，無論是尋找一段美好的愛情，還是過上正常的性生活，都十分困難。在他們的感情世界，情人節是沒有情人的。

　　去年2月14日情人節這天，《瞭望東方周刊》記者在與一幫民工聊天時問：「情人節和誰過？」不料引起一陣哄笑。一個農民工說，「情人節是你們城裏人的節日，與我們不相幹。」另一個說，「我們的飯錢都是老板提前給的，哪有錢買花。」還有年紀略大一點的說，「老婆在鄉下，想過也找不著人吶。」最後一個說得更實在，「一天做活累死，哪有心思過節喲。」

　　2003年的情人節，新華社曾組織了一次關於民工如何過情人節的報道，最後落在報紙上的組稿題目卻是：「我們不喜歡溫馨浪漫的西方情人節」。為什麽呢？原因和前面提到的一樣：沒心情、沒金錢。

　　在記者進行的調查問卷中，不少年輕的民工表達了自己對真摯的感情有著一份期待。其中，29%的男性民工、25%的女性民工都選擇了「我相信世界上有真正的愛情，但我還沒找到」，只有極少數人表示「從來不相信愛情，一切都是逢場作戲」。但各有20%的男女民工同時認為「世上有愛情，但愛情敵不過金錢」。

　　那麽，是什麽原因使民工的戀愛如此困難呢？

　　流動性大、交際範圍窄，是青年民工在婚戀方面遇到重重困阻的主要原因。來自湖北、在上海打工的民工方輝說,居無定所,流動就業,四處漂泊,也許一次失業就能讓兩個熱戀的打工仔相隔千裏，最終成為陌路。他自己就有過這樣的經歷。

　　在《瞭望東方周刊》記者叢峰的家鄉，也有許多年輕人外出打工,一走幾年,春節都不回家。可是,為了結婚，他們最終還是要回到家鄉。相反，一些本來在當地過日子的農民,由於離婚了，便把田地往外一租,扛起鋪蓋出去打工了。許多單身的男女,則往往一去就是十年八載，杳無音信。所謂的愛情、婚姻,在某種程度上,成了惟一維系這些農民工與家鄉的紐帶。

　　也許，愛情、婚姻、生育都還是一些隨意的話題，而更深一層，農民工的性生活問題則顯得有些難於啟齒了。

　　對於生理處於性欲旺盛期的年輕農民工來說，性壓抑已經成了他們感情生活的一大痛楚。《瞭望東方周刊》進行過一次問卷調查，在回答「多久過一次性生活」一項的顯示中，選擇「一星期過三次以上性生活」的男性農民工只有5%，而女性農民工是0%;有19%的男性、18%的女性選擇了「時間長了記不清」。

　　在「據您所知，其他跟您一樣在城市打工的人很久沒過性生活了，他們會選擇幹什麽」這一道選擇題時，男性農民工21%選擇「找小姐」、18%選擇「整夜睡不著」、18%選擇「喝酒麻醉自己」、25%選擇「看黃色錄像」或「講黃色笑話」；女性農民工有19%選擇「拼命幹活發泄」，5%選擇「強忍著」。

　　已婚夫妻因打工而兩地分居，長期沒有性生活時，一根電話線，就成了夫妻間傾訴感情的主要渠道，39%的男性、55%的女性農民工通過「給家裏打電話」來度過漫漫長夜。

　　調查發現，觀看黃色錄像是民工的主要「精神」生活和「業余生活」。民工們大都承認，從錄像廳看完黃片出來，心裏就癢癢的，想找個「路邊店」。這些打工人群身在異鄉，面臨著巨大生存壓力和心理壓力，加上難以排解的性壓抑，極易導致心理扭曲和變態，引發違法犯罪行為。1999年全國性病患者達800萬人，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城市外來民工。

　　據統計，2002年北京市外來務工人員有224.4萬人，已婚或成年民工的正常性生活，因各種因素得不到適當地滿足，部分人因此患上性壓抑癥。

　　《瞭望東方周刊》在四川和上海進行問卷調查時，談到民工性生活調查或發放問卷時，經常引起在場的農民工的哄笑或竊笑，但大夥兒對問卷卻很有興趣，幾乎是一一認真做答。一位22歲的工人還講出了自己的心聲：每次上街，看見美女想打招呼認識，卻又怕人家誤會。這令他很是苦惱。

　　有一次，他和十幾位工友一起去附近一個公園健身房打乒乓球。一會兒，從門外進來一位美女，他的目光一下子被吸引了過去。這位年輕的民工笑嘻嘻地向記者講述了當時的情景：「開始，我只是遠遠地望著。後來，美女上了跑步機，我便假裝玩器械，走過去近距離地看。當她看我時，我趕緊把視線移往別處。那次，我足足看了有半個小時，但並無惡意。惟一感到遺憾的是，沒有跟美女打個招呼。」

　　壓抑的性生活，導致了各類奇聞怪事在農民工群體中層出不窮。安徽農民工邱某白天看見一個報刊亭裏張貼了很多人體攝影的圖片，回到工地後，邱某把自己的所見告訴了同鄉。當天半夜，睡不著覺的同鄉與邱某一起來到報刊亭，他們兩個人打著手電筒觀看玻璃上的人體攝影圖片。從此經過的行人發現報刊亭旁傳來聲響以為遇到了竊賊，趕忙報警，河東巡警趕到後才知道實情。

　　2002年，曾有一條新聞在成都引起了轟動:一個名叫譚福軍的農民工爬上蜀都大道旁一工地的腳手架，爭看一家商場搞的「內衣秀」而摔傷，此後，他再也不能出外打工了。

　　26歲的林某來成都打工已經八年了。「活兒累點不怕，反正有的是力氣，最難忍受的是晚上躺在床上的時候。」他直言不諱地說，「我是20多歲的人了，當然想女人。想多了之後，精神上就有些受不了。不怕你笑話，我甚至產生過半夜出去攔個女人強奸的想法，但我曉得那是犯法的，只有拼命控製自己，尋找其他途徑(發泄)。」

　　這也是他目前面臨的最大精神困擾。「不知道從什麽時候起，我開始迷戀別人陽臺上的女內褲。後來，我又發現了工地旁的一個廁所有女人進出……」有一次他進女廁偷窺，被人打得滾進了糞坑裏。

　　北京大學醫學部主任、中國性學會秘書長胡佩誠提出:解決正處於青壯年打工人員的「性壓抑」辦法來自兩個方面，當然最直接的辦法是圓了他們的鴛鴦夢，通過夫妻團圓、介紹對象這樣的方式從生理上來解決，而更重要的一個解決辦法則是從心理上解決。

　　一提起農村、農民，人們的腦海中就會浮現出一個勤勞、淳樸、憨厚的人物模樣，像魯迅筆下的閏土。但記者進行的調查也明晰地顯示出:當今農民工群體正面臨一場精神危機。

　　劉某進城打工八年，他已經換了三四個工作，原因不是因為私企老板克扣工錢，就是自己嫌工資太低。他所在的紙箱廠有50多名職工，大多是年輕人。記者問他廠裏有沒有成立黨支部、工會或者共青團，他搖頭說沒有，「我不知道廠裏還有黨員。」他在初中時加入了共青團，但「不知道28歲要退團的事」，也不記得自己有沒有交過團費。

　　他說，廠裏平時從來不組織活動，「老板只是追求效益」。工人們業余無事可幹，「打牌的時間最長」，每次打牌都要賭錢。

　　他所在的廠絕大多數是外地人，以安徽、蘇北人為主，也有貴州人，平時以地域劃分幫派，「廠裏工人打架的事情太多了，不打架我們倒覺得不正常，尤其是打牌賭錢時，動不動就打起來了。」廠裏工人打架，幾乎不報警，大部分都私了。

　　2004年，記者在四川和上海進行調查時遇到的青年農民工，大多數是初中畢業或小學文化，很少有人讀過高中，這也代表著城市農民工的基本文化構成。最後，調查問卷顯示，這些人所受到的道德教育仍停留於學校時代和家庭的影響。也就是說，他們的人生觀、價值觀停留於十年或數十年前，城市的熏陶對他們幾乎沒有什麽正面影響。

　　四川省仁壽縣文宮鄉保樓村小學教師林子江，是一位傳統的農村知識分子，他教過的很多學生現在都外出打工了，現在，他又在繼續教他們的孩子。

　　林子江說，出去的青年農民工，平時很少回家，一般只是在春節的時候回家。和這些年輕人聊天，我發現他們在外面沾染了很多不良的習氣。這些年輕人說話，一般都透露出他們在外面吃了「沒文化」的虧，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好好學習。可仔細一問，他們讓孩子好好學習的目的不是成才，不是建設國家，也不是賺大錢、考大學，而是最簡單的幾個字——「不讓城裏人瞧不起」。這將極大地影響下一代的農村娃娃啊。

　　記者曾到江蘇省采訪，這裏鄉鎮企業很發達，農民工很多。然而，市委接待的幹部卻熱情地告訴記者：「要了解民工情況，請找公安局。」並強調說：「我們的民工管理做得很好，經驗已被全面推廣，受到中央綜治委的肯定。」

　　江陰市委宣傳部一位負責人明確告訴記者：「要采訪農民工的管理情況，只有找公安局。」記者問：「還有沒有其他部門管？市領導哪位分管？」這位負責人想了半晌，說：「只有公安部門說得清楚。」江陰市公安局一位幹部直截了當地告訴記者：「主要目的是防止違法犯罪。」

　　有關專家指出，這說明一些政府自覺不自覺地走入了一個「歧視民工」的誤區。這種歧視性的管理傾向，對中國的城市化和農村的現代化，將十分有害。

　　為民工創建城市新家園

　　如今，農民工已成為我國工人階級隊伍的重要組成部分。令人欣喜的是，記者在采訪中發現，一些地方政府和企業已經開始通過積極創建新型組織載體，開展豐富多彩的文化活動，以滿足農民工空虛迫切的精神生活需求，實現了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雙贏」。

　　上海市普陀區桃浦鎮最大的民營企業新奇生公司，在2003年建立了上海第一個新經濟組織的民兵營。記者在這個公司看到，300多名青年農民工全部以部隊編製住在宿舍裏，各個宿舍窗明幾凈，被子叠得整整齊齊，連鞋子也依一條直線擺放，與大多數又臟又亂的農民工宿舍相比有著天壤之別。

　　民兵營營長、新奇生公司辦公室主任王玉蘭告訴記者，公司還修建了一個民兵活動室，裏面有各種各樣國防教育讀物和其他報刊書籍，每天晚上6點到9點向農民工開放，十分熱鬧。她說：「過去，外來務工人員像一盤散沙，業余時間也沒有什麽文娛活動，下班後到外面閑逛，喝酒，醉了就打架，惹是生非，難於管理。民兵營建立起來後，他們的業余文化生活極大豐富起來。農民工高興，企業也少了麻煩，生產效率也上去了。」

　　根據上海市總工會的統計，目前上海的770萬產業工人中，就有380萬是外來務工人員，占工人總數的近50%。集體經濟、全民經濟組織越來越少。由於形勢變了，以前政府工作大部分精力放在企業身上，現在思路開始轉變，根據外來人員為經濟所做的貢獻，慢慢地把主要精力轉移到外來務工者身上了。

　　歐洲左派國家的本質 寫於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六年五月二十二日下午兩點半，結束了與瑞典社會民主黨的會談後，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 立即投入下一步計劃--訪問英國工黨。但在與英國駐瑞典大使館聯系後，所得答復是， 辦理簽證手續需一星期。這樣，即使拿到簽證赴倫敦，也會錯過與法國社會黨約定好的會 見時間。代表團三成員經過討論，決定改變計劃，這次就不訪問英國工黨，取道南下， 訪問不在原計劃中的丹麥、荷蘭等國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由於時間還有富余，我們決定去拜訪陳世忠 先生。

　　五月二十二號傍晚，代表團一行三人應邀到流亡瑞典的著名民主人士陳世忠先生家作 客。五月下旬的南瑞典氣候溫暖而清涼，十分宜人。大西洋暖流使接近北緯60度的斯德 哥爾莫比位於北緯45度的哈爾濱還要溫暖得多。世忠先生家所在的小鎮離斯德哥爾莫市 區約一小時車程。小鎮處處綠草如茵、大樹挺拔。安靜清潔的街道蜿蜒在綠色大自然 中。下了公共汽車後，沿著小徑走向不遠處一群掩映在樹林後的公寓樓。世忠先生指著 那裏說：「看，那就是我的家。」

　　雖是第一拜訪，亦不知下一次拜訪會在何年何月，世忠先生一家仍像歡迎多年不見的老朋友那樣熱情洋溢地接待了他們，使我們深受感動。陳太太在熱情地招呼我們之後，就立即下廚作菜，未幾，幾碟美味的中式佳肴就端了上來。已近一星期沒有嘗到中餐美味的我們道謝之後就大快朵頤了。

　　餐間，陳世忠先生的子女與我們攀談，氣氛十分輕松融洽。聊談間，我們才省悟到，世忠一家都在以極其頑強的意誌和努力吸收異國文化。世忠先生的女兒在就讀大學，短短幾年間已基本掌握相當困難的瑞典語，各科學業成績優異。她對未來充滿信心，決心今後在以學到的專長服務社會的同時，還以自己的雙語優勢來促進中瑞文化交流，和增進中瑞人民的友誼。世忠的兒子，比世忠晚來瑞典一年半。現在也在大學學習，並且積極參加各項活動。生活在瑞典這個真正民主、自由的社會，他感到非常幸運和幸福。所以他也特別地希望能為中國的自由和民主做些事情!

　　世忠先生家所在的小鎮華人數量屈指可數。世忠先生一家除與這些華人家庭聯絡外，還積極融入當地社會。世忠先生全家經常參加各種社區活動，既有政治性的也有其他，如體育運動。世忠先生參加了瑞典社會民主黨，他的理念和熱忱得到許多黨員朋友的贊賞 和推崇，他所在的黨組織已決定推舉他參加所在選區的議員競選。世忠先生已經接受，並為此作各方面的準備工作。世忠先生原已通曉英文，現在為了在瑞典更有效地投入各種活動，他又刻苦地學習瑞典文。

　　瑞典流行一種比較特殊的球類運動--撞球。世忠先生一家興趣盎然地參加這項運動。本來撞球運動需要很大的肌肉爆發力。對於身材較細瘦東亞人來說，先天性地不占優勢。但是世忠先生一家經過刻苦鍛煉，成為瑞典國家隊的成員，並在好幾次比賽中活得獎牌、獎狀。世忠先生把這些獎牌、獎狀拿來給我們看，眼中閃爍中自豪的光彩。

　　由於晚間車次所限，我們不能久留。晚飯後不久我們就起身告辭返回斯德哥爾莫。世忠先生把我們送到車站。瑞典的公共汽車真是準時，踏著分針來到。世忠先生立在車外，車開動後仍向我們揮手告別。世忠先生一家在瑞典的生活給我們以極大的啟思。猶如一株生命力旺盛的小草，在任何土地上都能積極紮根，頑強生長。這是我們民族精神的體現。華夏民族的勤勞、聰慧、好學、善良，使之有著無限的生命力、適應力。這種精神在世忠先生一家有著典型的體現。他們對生活積極的態度深刻地嵌印在我們的腦海之中，成為激勵我們的榜樣。

　　當世忠先生的身影已消失在馬路的轉彎處；當那個小鎮已模糊在黝黑的夜幕中時，我們心中都默默為世忠先生一家祝福，希望你們的家庭在這裏開花結果，把中華文化嫁接在北歐文化上，那遠源的遺傳基因優勢會結出尤其優秀的果實。

　　返回斯德哥爾莫的火車，車廂裏乘客稀少。劉國凱等一眼看到車廂那頭有位東亞面孔的人。瑞典中國人極少，那是個中國人嗎？劉國凱等很自然地走過去，用英語向他詢問。得到肯定的答復後，就在他身邊坐下並攀談起來。

　　王先生來瑞典已將近二十年。在國內醫科大學畢業後再留學瑞典。學成後在瑞典做外科 醫生。照算王先生的年紀有四十多歲，但看上去只是個三十出頭的大青年。我們問他有 什麽保持青春的秘方，他說沒有哇，在瑞典這種安寧的社會中生活，人心情輕松愉快， 就會顯得年青些，如在中國那種爭奪性很強的環境中生活，人都會快衰老些。你們知道 ，瑞典人均壽命是全世界最長的。

　　幾句話使我們對王先生產生了極大的興趣和好感。我們像老朋友一樣縱橫談起來。王先 生告訴我們他每月收入有七萬多克朗，稅後只有四萬多。幾種稅加起來拿走了他工資的 百分之四十五，但他對此並無微詞。他對瑞典國民收入的相對均衡而造就的社會和諧、 人心安定深表認同。

　　我們笑對他說：「外科醫生在國內可是一大神聖呀！像你這樣有國內醫科大學文憑，又 有留學學歷，再加上多年臨床經驗，回國去可真是前(錢)途無量呀！」

　　王先生聽懂了，笑笑說：「是錢途無量吧？我知道，國內一些從前的大學同學也建議我 回去。可是國內那種生活氣氛我已經不能適應了。」

　　「為什麽？」

　　「人際關系太勢利。回國探親過幾次，實在不慣那種喧鬧奢侈。還有他們小聲卻津津有味講的紅包。醫者救死扶傷，醫德喪失到這樣的地步，還有什麽好說的？」

　　聽了王先生這幾句肺腑之言，我們對他更對肅然起敬。王先生表示，他寧願留在瑞典過 這種踏實的、連刷刷墻壁都要親自動手的平凡生活，也不回去分享以出賣醫德換取的優裕奢華。

　　後來，教育工作者出身的周延風三句不離本行地與王先生興致勃勃地談起怎麽教育好少年兒童時期子女的心理學問題。劉國凱、劉因全對此是門外漢，遂漸漸出局昏睡。直到周延風對他們大聲說，到站了！才一骨碌站起來倉促對王先生揮手告別。

　　在我們逗留斯德哥爾莫的三天中，有兩次去一間店名叫「亞洲城」 的中餐館就餐。吃 的是每人一大碗牛肉湯面。單價95克朗。這是餐牌上最便宜的項目。五月二十四日我們第二次去時，大概由於是熟客了，waitress張小姐除了照例的招呼外，有了點題外話。

　　她問道：「你們是大陸來的嗎？」

　　我們反問她：「你看像嗎？」

　　「不像。」

　　「為什麽？」

　　「大陸來的旅行團會有導遊帶著，但你們也不像大陸來公幹的。」

　　周延風說：「大陸來的共產黨官兒怎麽會到這裏來呢？」

　　劉因全說：「就算來了也不會只吃大碗面。」

　　張小姐說：「大陸來的公幹也有到我們店子裏來的，可那氣派可不同了。一坐下就大呼小 喝地叫『餵！服務員，過來！』一點禮貌都沒有。」

　　我們一聽，樂了，問她：「你看我們怎樣？」

　　「明顯不同啦！」

　　劉國凱說：「共產黨的官來了不會像我們這樣只吃大腕面，而會叫很多上菜，給你們店子帶來一大筆生意不是很好嗎？」

　　「生意多少是老板的，反正我就知道他們吃的是公費。我就氣他們拿公家的錢大吃大喝，要的酒都是最名貴的。」

　　聽了張小姐這翻話，我們都明白她雖是個waitress，但很有正義感、是非感。果然在送上湯面來後，乘著還沒有其他客人要招呼，張小姐還跟我們談到她的回國見聞。她說：「回國一趟，看到可氣的事真是太多。我孩子病了，把他送到醫院時，就親眼看見醫生護士把受了傷，交不起押金的民工硬是推出醫院。一點人道都沒有。我們瑞典這裏哪會那樣。還有，我帶孩子看病時，醫生護士的那臉色啊！後來知道我們是從瑞典回國探親的，又都換上笑臉。真正一副勢利相！……」

　　吃完面結賬離開時，周延風向張小姐亮出了我們的真實身份，並對張小姐說：「社會民 主主義最關註社會公正。瑞典這麽國富民安、社會和諧就是因為實行了社會民主主義。 以後若有機會我們請你到中國講你在瑞典生活的親身感受，你願意嗎？」

　　張小姐爽快地回答：「沒有問題！」

　　從王醫生到張小姐的這些言談，我們深深體會到潛藏於民間的正義，增強了我們為在中國實行社會民主主義的信念。

　　我們乘坐的長途巴士於五月二十四日夜十一點多鐘到達丹麥首都哥本哈根。在我們的想象中，作為一國首都的城市，其長途汽車總站一定會有相當的規模。到達哥本哈根，就算太晚找不到旅店，就在汽車總站裏候車室的凳子上打個盹。位於北緯五十幾度的哥本哈根這個季節不到四點就天亮了。幾個鐘頭不難挨，還正好節省一晚的旅店費。

　　不料情況大大出乎我們的預想。哥本哈根的長途汽車站根本沒有什麽候車室，只有一個小小的售票亭，而且早就關了門。車子就暫停在一個空場地上。什麽？到站了？站在哪裏？我們一下懵了。尤其糟糕的是外面正下著雨。車子還要繼續上路。司機催我們趕快從車底行李櫃中取走行李，然後嘟地開走了。望著冷酷無情遠去的長途汽車，我心中升起一陣被遺棄的感覺。我們拎著行李廂、淋著雨茫茫然地望著空蕩蕩的場子，人生地不熟，不知如何是好。

　　我們漫無目標地走在渺無行人的街道上。雨中街燈也顯得尤其昏暗。風把雨用力砸向我們，雨濕透了外衣再向裏邊滲透。我們不知該怎樣度過這個風雨交加無處藏身的夜晚。難道真的要成為流浪漢？仿徨中轉過一個街角，劉國凱發現遠處有座高樓燈光相當明亮，建議過去看看。天無絕人之路，那就是一間旅店。問問價錢三人房換算為120歐元，真貴。但別無選擇了。辦理完手續，換洗完就寢時已是一點多鐘。

　　第二天(五月二十六日) 早晨九時，我們按時交了房後，就去打聽丹麥社會民主黨總部在哪裏。但我們被告知今天是節假日，而且要一直放假到下星期一。沒有辦法，我們只 好放棄訪問丹麥社會民主黨的打算，繼續南下荷蘭。

　　下午兩點半，我們乘坐長途汽車南下。但汽車不到荷蘭，只到漢堡。我們必須在漢堡換乘火車才能到荷蘭首都阿姆斯特丹。晚上十點到達漢堡，十一點就有一班火車到阿姆斯特丹。正好。可是這趟火車不直達阿姆斯特丹，而要在一個叫恩斯特的車站轉車。轉車須等四個多鐘頭。我們想，不要緊，就在恩斯特的火車站候車室裏休息四個多鐘頭吧。然而，我們又一次失算了。若大的恩斯特火車站候車廳裏竟沒有一張凳子。坐在地上不是辦法。在候車大廳裏轉來轉去也難以打發那四個鐘頭。後來周延風發現車站的站臺上有凳子。坐是可以坐了，可是，在攝氏8度的低溫中，再加上風呼呼地吹來，坐是坐不住的。劉國凱為了禦寒，就在站臺上到處走動。沒想到這下有意外的發現。站臺的另一端有間玻璃屋，屋裏靠墻有三張長凳，而且還開有暖氣。這一發現使劉國凱大喜過望。他立即把這好消息通知劉因全、周延風。三人立即遷徙，進入這「北國江南」。劉因全、周延風倒頭就睡下了。不久兩人鼾聲此起彼落。劉國凱睡了一下睡不著，也擔心睡過頭誤了車，就幹脆起來拿出筆紙起草與瑞典社會民主黨會談的紀要。

　　五月二十七日清晨，總算到達了阿姆斯特丹。又是一個雨天。代表團一行三人幾經轉折冒雨來到阿姆斯特丹市政大樓。據說荷蘭工黨總部就設在這裏。可是荷蘭也在放假。這時我們才知道，北歐幾國都同時都在放假，是慶祝二戰解放的節日。我們已預約五月三十日(星期二)與法國社會黨會晤。那就暫留在阿姆斯特丹，爭取五月二十九號上午能會見到荷蘭工黨，再立即趕往法國巴黎。

　　確定了日程後，就開始解決住宿問題。跑了許多家旅店都說客滿。我們這才意識到情況不妙。北歐放大假，阿姆斯特丹又是旅遊重地，看看街頭雨中竟有如此熙熙攘攘的遊客，不由心裏發毛。我們尋找旅店的足跡愈來愈往市區邊緣移。由於雨愈來愈大，拖著行李到處走實在沈重。劉國凱建議把三人的行李都放在汽車站，由劉因全看著，他和周延風再向更遠處尋找旅店。

　　平時，劉國凱從不穿皮鞋。這次出訪為鄭重其事穿了皮鞋，在這幾天的顛簸跋涉中，腳被皮鞋磨破了，走一步痛一步。好不容易找到一間有客房的三星級旅店。單人房100歐元；雙人房150歐元一晚。住三晚共750歐元。哪裏住得起？由於北歐物價遠遠高於紐約。旅店費和就餐費都大大超出預想。雖然帶出來的錢是加了安全系數的，但若這樣用法，也有回不了美國的危險。為節省開支，許多餐都只以面包清水湊合。在最大宗的開支--旅店費上不能不更「摳」些。又找了幾間，客滿。唉，難道我們真的要在750歐元的高價和做一次流浪漢之間作出抉擇？

　　周延風終究記起他是帶了把雨傘來的。這次從行李箱中拿出來使用。雨疏一陣緊一陣。一把雨傘兩個人用。兩人不得不靠得近一些。在經過一個公共汽車站時，十米之外劉國凱就看見兩個身材修長，五官長得相當甜美可愛的荷蘭洋妞對著他和周延風詭譎地笑著。擦身而過時，那莫測高深的笑容尤其深刻。他有點摸不著頭腦。正在狐疑之間，周延風開腔了：

　　「餵！國凱，你覺察到剛才那兩個洋妞對著我們古怪的笑嗎？」

　　「察覺到了？嘿！怪了，笑什麽呢？」

　　「笑什麽？笑我們是男同性戀罷！」

　　「什麽理由？」

　　「一把雨傘兩個男人靠得那麽近來打。」

　　「這就成為判定我們是同性戀的理由？」

　　「你想想，一把雨傘才三、幾塊錢，誰買不起？還要兩人共一把雨傘，不是同性戀是什麽？」

　　「是不是北歐有些國家同性戀和性交易都是合法的？」

　　「是，荷蘭就是。」

　　「既然這樣就應見怪不怪，何必對著我們怪笑。」

　　「那也不未必。因為我們是東亞人。東亞人搞同性戀還是很少的。物以稀為怪嘛！」

　　「還是其他民族的人敢於表達，如果是中國女孩，有什麽驚訝疑問都會裝在肚子裏，不會對著陌生男人怪笑。」

　　「那是，這兩個洋妞長得還真不錯。」

　　「是不錯，只是不但比我的兒子小多了，也比你的女兒小。長得錯不錯，不輪到我們來品評了。」

　　「哈哈哈！」

　　洋妞莫測高深的笑暫時驅走了劉國凱、周延的煩惱。帶來一股生活的樂趣。可是，稍過一會，一陣急風夾著雨點打來，他們重新省悟到自己準流浪漢的處境。前面還有最後一個希望。是間三星級的旅店。城區已將盡，再往前就不會有旅店了。

　　進去後，旅店服務生給了他們一個喜出望外的消息。此處有空房。雙人房分兩種。一種是160歐元一天，一種是110歐元一天。劉國凱立即決定就住此處，租110元那種。周延風問：「只是雙人房，怎麽辦？」劉國凱說：「兩人睡床一人睡地上。總不能租兩間雙 人房吧。」

　　辦完手續進去一看，才知道為什麽這種雙人房便宜那麽多，原來是閣樓房。一邊是斜的 ，直腰就撞頭。但是既省了錢，又不至當流浪漢，值了！西式床無論大小都是分上下墊的。劉國凱靈機一動，把其中一個上墊拉到地上，於是兩張床就變成了三張床。三個人的就寢問題就此解決了。流浪街頭的夢魘總算過去。

　　在瑞典的斯德歌爾莫我們就看見用以代步的自行車。愈往南走自行車愈多。到了阿姆斯特丹，自行車的陣容龐大威武。在火車站外、汽車站外以及市區的某些公眾場地上，都設有不收費的自行車停放點。所停的自行車從數十到上千，蔚為大觀。阿姆斯特丹新城區的街道都設計有自行車道。除一般類型的自行車外，還常見帶嬰兒籃的自行車，設計得安全堅固，十分實用。

　　從經濟購買力來看，北歐諸國的民眾並不比美國低。可是為什麽自行車，這種在中國城市都相當式微的交通工具在北歐卻大放光彩呢？

　　從德國到瑞典，再從瑞典到丹麥、荷蘭，我們都有這樣的經歷--在公共汽車上問路。公共汽車到站了，我們上去向司機詢問到某某地方去是否該搭乘這班車，由於司機的英文水平大都有限，要經過一些手勢語言的輔助才能成功取得相應信息。這時，公共汽車上的乘客都安詳地等著。有兩次由於問的時間太長，我都擔心有乘客會不滿意。想不到氣氛仍然是那麽安祥。我轉身向乘客們抱歉地笑笑，他們也對我回以微笑。這種情況使我感覺到北歐社會的安祥、生活節奏的舒緩、和對待外地人的友善。

　　很可能，正是由於生活節奏的相對舒緩，才使低速的交通工具自行車有拓展的空間。當然，北歐諸國的城市規模有限也是原因。自行車用於交通，其半徑以五公裏左右為限。太遠則有困難。不過光這一點仍不能圓滿解釋紐約這類特大城市自行車的徹底出局。在紐約的皇後區和布魯侖，許多人的上班處離家也就只一、兩公裏的距離，但人們也要開車或乘車。公共汽車站兩百米左右就有一個，似乎人們都不大願意走路。而在北歐這樣的上班距離人們就會選擇騎自行車。於是這又使人悟出北歐自行車文化的發達除來自生活節奏的舒緩外，還基於人們對能源的節約心理。

　　確實，美國人對能源是不夠節約的。有統計數字說明，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五不到的美國消耗了世界石油的百分之五十。而歐洲的人均消耗率只有美國的三分之一。這其中，北歐的自行車文化功不可沒。此外，歐洲的汽車都設計得較小也是原因。北歐的一般用車和出租車都是四缸小車，而且許多都是中國的夏利牌型--沒有大後倉。九十年代後期，歐洲還設計出一種單人小車。坦率地說，那種車從美學角度來看是乏善可陳的，但它仍有市場。看看在美國往往一個上班族開著一輛六缸車、甚至越野多功能車，再看看普遍身高在一米八到一米九之間的北歐男子甘願鉆到小巧玲瓏的汽車裏，這種小車文化與自行車文化同時說明著北歐人對能源的節約心理。

　　那麽中國呢？據說中國經濟在起飛。起飛的標誌一是東南沿海城市「水泥森林」大增，二是城市裏自行車被迅速淘汰。固然，海洋般的自行車潮不能印證一個社會工業的發達；同樣，一個社會保持一定程度的自行車文化亦不能印證它工業的落後。北歐社會就是例證。

　　如果說，美國人在不必要使用汽車時，和不必要使用大功率汽車時而使用之，其根源來自一種習慣生活方式。這個方式隱含著對地球能源日益枯竭的漠視。那麽在中國，不必要使用汽車的人們也要購買汽車說明了什麽呢？

　　中國有這樣一些情況，廣州、上海某些大城市近郊的農民由於賣地而迅速致富。但這個致富是相當短期的。土地的售出將使他們失去最基本的生產資料。與土地有關的再生產手段由此絕對消失。賣地相對來說的巨額收入如不作相應的投資而只用於消費，那麽將有坐吃山空之虞。可是有許多農民在不費吹灰之力而致富的面前失卻了正確的人生的方向。這些收入除了成為那些地方賭檔和黃業的經濟支柱之一外，也促進了汽車的銷售。一些因人口多或其他原因分款更多的農民在本無需要、或買「農夫車」更實用的情況下，購買了小汽車。以此向左鄰右舍炫耀。這種炫耀又會拉動攀比鬥富的社會效應。

　　摩托車在汽車工業發展的過程中是自行車到汽車的過渡型。如果是短途，可用自行車而不必用摩托車，如果是長途，一般人也受不了摩托車的疾風吹擊。故此，在當今世界，摩托車除了作為一項專門運動的工具外，就是警方等特殊部門的工作器具。但是在中國，摩托車急速地把自行車擠出社會。大、中城市裏的許多市民以使用自行車為恥。因為那太落伍了；太寒酸了，而群起購買摩托車。由於市區摩托車泛濫成災，交通部門不得不緊縮或停止摩托車車牌的發放。然而在北歐，人們看到的是小型汽車與自行車並存，很難看到摩托車的蹤影。這種情況說明了什麽呢？說明了北歐社會與中國社會大相徑庭的社會生態。北歐安祥、務實、富而節儉。中國浮躁、虛華、未富先豪。

　　性交易合法化會造成性泛濫，這應是一個正向邏輯。它極容易理解。性交易合法化，任何一個想出賣自己身體的女人都可以去出賣。任何一個想以金錢購買願意出賣身體的女人的男人，都可以去購買。於是社會性行為會變得十分放蕩。社會道德操守滑坡。許多人因此沈淪；許多家庭因此解體。

　　可是這個邏輯與我們在北歐各地感受到的社會生態不符合。北歐社會安祥、和諧的氣氛折射著它道德風貌的水平。作為社會細胞的家庭，其結構依然穩固。至於是否造成了性泛濫？我們也沒有明顯感覺。這主要是從街頭廣告和書刊報紙中去取得信息。而在倘佯歐洲的過程中我們簡直沒有看到任何色情的街頭廣告和書刊。當然，這也許是由於我們只是浮在社會表面，沒有進入它的深層。

　　五月二十八日(星期天)，我們遇到從瑞典南下後唯一沒有下雨且陽光普照的好天氣。中午在斜頂房裏吃了面包清水後，就入城到處走走逛逛。水城阿姆斯特丹的確獨具一格。許多條運河把城市劃分成許多塊塊。每條運河旁邊都有道路。據說這是它與另一水城威尼斯的區別，威尼斯的水道常緊貼房屋。由於歷史悠久，古跡很多，我們在在許多地方攝影留念。老城區的房子年代久遠，有些已明顯歪斜。上面嵌有18幾幾年，甚至16幾幾年的字樣。一百多年、甚至三百多年的房子豈能不舊。

　　由於是星期天，又是艷陽天、還是大假的最後一天，阿姆斯特丹街頭的遊人特別多。老城區裏有些地方人群熙攘、擦背比肩，幾乎走不動。我們隨著人群漫無目標地飄流著。飄呀飄，突然周延風指著前邊說：「你們看，那是什麽？」劉國凱、劉因全順著他的手指望去，小運河對面街道的一間樓房的二樓有一個穿著紅色比基尼裝的洋妞站在一個落地大窗前，對著街上川流不息的人群搔首弄姿。咦，怎麽回事？我們三人不無驚訝。隨著人流繼續向前，我們很快明白了，這大概就是阿姆斯特丹性交易合法化的具體體現吧。因為到了跟前，我們發現不僅是那間房子的二樓有這樣的鏡頭，在這條街的兩邊許多房子的一樓、二樓都有類似的鏡頭。這大概就是性交易的集中地吧。究竟是政府有意識地予以集中，還是業者的自行集中則不得而知。

　　人流到此處流速更為緩慢。人們都走走停停，大多在每一間有比基尼女子的房子前駐足下來行註目禮。人群由老中青組成，甚至還有為數並不少的女子。這條街大約兩百米長，還有幾條橫巷。總共大約有幾十間這樣的「玻璃展覽屋」吧。屋裏的比基尼女子大多是白人，也有少數黑人，還有個別亞洲女子。一個無可更改的自然法則是，人們在經過黑人女子的透明香閨門前時，速度大多只稍慢於一般步行。而在美麗的白人女子門前，速度減為零。作某一時間的暫停後，才再向前移動。

　　大約一個鐘頭，我們才「走」完了這條「泥濘」之路的兩側及橫枝。

　　「怎麽樣？你們有何感覺？」劉國凱發問道。

　　「嗨，太意外了，就算有點感覺，對這種形式也完全無法接受。」劉因全說。

　　「我也覺得無法接受。如果我是個還沒結婚的青年人，我就會對其中某個我認為最漂亮的女子說：跟我走吧！嫁給我吧！我不會計較你的過去。」

　　「哈哈哈！」

　　「你的感覺又如何呢？」劉因全、周延風反問劉國凱。

　　「我？我只是理論上承認其中有的女子確實美麗，但在實際上毫無感覺，不知這是不是我比你們年長一截所造成的實際狀況吧！」

　　「哈哈哈！」

　　「這裏還有個實際情況不知你們有沒有註意到，就是好像看不到有人進到玻璃屋裏邊去。」劉國凱說。

　　「好像有，當然少。由於進去只是個一瞬間的過程，數量少我們就會註意不到了。」劉因全說。

　　周延風補充道：「有些玻璃屋拉上了門簾、窗簾，這是否可以解釋為已有人進去了。」

　　離開那個街道後，我們的討論有所升級。就是性交易與性泛濫的關系問題。此處性交易雖合法化，但性交易的頻度顯然很低。從粗略的統計來測算。在我們流經那條街的一小時左右裏，會有數千人流經那條街。其數量應為玻璃門後比基尼女子的一百倍。換言之，如果人群中的百分之一有交易行為的話，那些門簾、窗簾就都會拉上，可是，拉上的只是少數。這就是說，性交易合法化並未帶來性交易發達。這是性未泛濫的指數之一，亦是一個反向邏輯。

　　我們想到了中國。由於去國已久，對國內有關情況並無直接認知。不過，也從一些報刊中了解一些情況。據報導一個內陸城市太原從高檔夜總會到最低檔的洗頭屋，其色情場所超過一萬家，遑論東南沿海地區。性在中國遠比在北歐泛濫。這是為什麽呢？

　　性交易的頻度與其是否合法並無直接因果關系。這已為我們的親眼所見證實。性交易被列為違法的中國東南沿海城市，其頻度一定遠高於被列為合法的阿姆斯特丹。可見性泛濫與否還跟其他因素有關。那麽跟什麽因素有關呢？

　　首先會與社會公權力被壟斷有關。中國共產黨壟斷了社會公權力，其官員在經濟上大肆貪瀆的同時就是無可遏製的性享受。性享受直接帶動了性索賄和性賄賂。中共官員幾乎無官不貪，也幾乎無官不享有情婦甚至多個情婦。除情婦以外還大肆公款嫖妓。其他某些較富裕的平民也群起效尤，這是性交易廣大堅實的買方市場。這種性交易是高層次的。它不被中國法律所控製。中國共產黨的法律對底層社會的性交易是予以嚴厲懲罰的。「嚴打」期間曾屢將組織賣淫者判處死刑。但對共產黨官員的違法性行為卻熟視無睹，若非因其他問題東窗事發，中共官員的性索賄、性受賄、性享受永遠都不是問題。

　　性泛濫在中國得以形成在於它還有永無竭盡的賣方市場。既有大量為生活所迫的女子走上賣淫之途，也有一些受過相當教育的女子，或在校女大學生側身其間。天生麗質並欲以此為資本攀入上層社會者，由於有大量權力不受約束的共產黨官員的存在，使她們的企圖得以施展。社會公權力與美色緊緊地糾纏在一起，編織了中國當今社會性交易絢爛多彩的織錦。

　　除此之外還有個情況，就是由於東南沿海地區聚有大量性苦悶、性壓抑的民工，這促使了社會低層次性交易的活躍。不過，這與上一個社會現象相比顯然居次要地位。

　　北歐社會的性交易基本是個人行為。性交易不與社會公權力掛鉤，就永遠走不出低谷。如果人們系以其工薪結余去賣春，那麽永遠不會創造出碩大的買方市場。如果一個社會對其成員都保障了他們的生活，那麽也抑製了賣方市場的成長。在不存在公費養情婦和公費嫖妓的社會機製下，人們的基本生活又得到了保障，那麽，性交易即使合法，也成就不了輝煌的局面。

　　性交易應予合法化與否，或曰性交易合法化的利弊，社會學者們一直在進行著不倦的辯論。反對者多從道德層面著眼。贊同者多從實際著眼。諸如釋放性壓抑、降低性犯罪、避免黑社會、黑警的肆虐等等。

　　對此，我們沒有研究，也沒有成型的定見。中國社會民主黨的袍澤們有許多更重要的問題要考慮。這類問題根本排不上號。但是，我們北歐之行所看到的一些情況，卻啟思我們，在一個民主的、尊重人權的社會裏，即使性交易被定為合法化，也不會導致性泛濫。而在一個社會公權力被壟斷、底層人民生活沒有保障的社會裏，即使周而復此地掃黃嚴打，性泛濫和社會道德淪喪亦都難以逆轉。

　　五月二十九日夜十點，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到達巴黎。第二天一早先去火車站買到柏林的車票。(我們的飛機票是美國到柏林的雙程票)火車票價要兩百幾十歐元。劉國凱提出，是否到汽車站看看。根據從瑞典一路南下的經驗，汽車票價遠比火車便宜。果然，汽車評票價不足一百歐元。搞定了到柏林車票，我們開始尋找法國社會黨總部。

　　在早晨離開旅店時就問過旅店櫃臺員：法國社會黨總部在哪裏？答復是：「什麽法國社會黨？法國社會黨是幹什麽的？」我們愕然。有沒有搞錯呀？法國社會黨是個什麽都不知道？不關心政治也不至於到這種地步呀！算了，不要再多問了，走吧！

　　在搞定車票問題，正式進入尋找程序後，我們才知道情況十分不妙。

　　首先是語言問題。在旅店時，櫃臺員是用英語跟我們溝通。但後來我們在外面向人詢問時，無一人用英語作答。我們完全不知道他們說些什麽。這使我們悟出，旅店櫃臺員是要作生意，職業需要，故肯用英語。而其他人則一律固執用他們的民族語言--法語。

　　在德國、瑞典、丹麥、荷蘭，我們基本沒有碰到語言困擾。雖然這些國家的人們英語未必很好，但也大都粗通，雙方磨合一下，還是基本可以溝通的。

　　世界五大語系中(印歐語系、漢藏語系、南島語系、阿爾泰語系、閃含語系) 操印歐語系的民族人數最多，文化水平也最高。印歐語系又分五大語族：日耳曼語族、羅馬語族、斯拉夫語族、印度語族、伊朗語族。德國、瑞典、丹麥、荷蘭等許多歐洲國家與英國均屬日耳曼語族。同一語族中互相學習對方語言並不很困難。這就像漢藏語系中的漢語語族裏，北方語支的漢族人去學習吳越語支、南粵語支，斷不致像學藏緬語族那麽困難，更不消說沒有學其他語系的語言那麽困難了。同樣道理，德國、瑞典、丹麥、荷蘭等國的人學英語確實會比系屬羅曼語族的法國人要容易些。

　　可是，這還是不能解釋法國人的英語水平為何如此之「低」。法國人學英語總不會比中國人學英語更困難吧？須知法國與英國不但同在歐洲，而且是近鄰，兩國語言畢竟又同屬印歐語系，法國的國民教育水平也相當之高。

　　困惑中劉國凱突然省悟道：「我們怎麽會忽略這麽一個重要問題。其實我早聽說過法國人有極強的民族自尊心，熱愛本民族語言。非特別必要，他們是拒絕講英語的。而且據說從文法上來看法語比英語更嚴謹。為防歧義，有些國際條約文件都附有法文本。」

　　此行的英語翻譯，擔任中國社會民主黨國際聯絡部長一職的周延風也說：「是，不要說在這裏，加拿大的法語區的魁北克還一直在鬧獨立哩。」

　　法國與英國在歷史上就是一對歡喜冤家。兩國皇族之間淵源不斷卻又征戰不休，以至公元十四至十五世紀時打了一場天昏地暗的百年戰爭。聖女貞德就是1428年法英戰爭中的法國女民族英雄。英國、法國都有自己引以為自傲的遺產。你有莎士比亞、瓦特、克倫威爾，我也有巴爾紮克、羅伯斯庇爾、拿破侖。多少年來我們都是般長般高的。憑什麽你英語當今就風靡天下，我法語就龜縮一角？好，就算你英語在其他地方不可一世，但在我們法國，沒門！你英語一邊涼著去吧！

　　城門失火殃及池魚，這次我們中國社會民主黨訪法代表團就作了池魚。

　　怎麽辦呢？問一般人是毫無結果的，劉因全提議，得找政府部門的人問問看如何？由於看到街上有東亞面孔的人。劉國凱說：「我們且假定那是中國人，用中國話問他們法國社會黨總部在哪裏？如答不知，就問巴黎市政府在哪裏？總不會不知市政府在哪裏吧。」這個主意倒還有點效，我們藉此找到了巴黎市政府。嘿，這下有救了。市政府的人總會知道法國社會黨總部何在吧！而且他們總肯對我們講英語吧？

　　可是市府前(其實那是否真的是市府我們亦不敢肯定) 有兩個警察把守，不讓我們進去。無奈，離開那裏左右徘徊中發現一側門有人魚貫而入，只須檢查提包。我們隨著人群成功地混入。這下好了，一定能問得著了。

　　但是，高興得太早。進去一間辦公室恭謹發問，得到的亦是法語回答，不知所雲。旁邊一個中國婦女聽到我們對話就說，這裏是辦理領取企業執照的機關，你們提的問題他們不一定知道。你們找法國社會黨總部可以到中國大使館去問。我們說謝謝！當然我們不會去那裏自討沒趣和自投羅網。

　　走出這棟辦公樓後我們在院子裏倘佯。又問了兩個人，沒有答案。我們不知該如何是好。時間在一分一分地過去。我們的心在一寸一寸地往下沈。今天是最後機會。明天一早就要回程。難道這次真的連法國社會黨也會見不成了？唉！法國社會黨總部，你究竟在哪裏啊！

　　徘徊中就要走出那個側門時，劉國凱說：「不可以出去。要問還是在這裏找人問，這裏的人政治素質和文化素質畢竟高些，若到外邊隨機地問過路人，經驗已告訴我們，那樣效果是很低的。」說著，劉國凱看到一位服裝很講究的約五十多歲的西裝革履者從辦公室走出來。劉國凱立即建議周延風去問他。這一問徹底改變了代表團的命運。這是我們碰到的唯一願意用英語跟我們對話的法國人，而且他告訴了我們法國社會黨總部所在地址。並把地址寫在紙上。我們問他步行要多久？他說大約半個鐘頭。我們歡天喜地地離開了那個院子，開始了新的「征程」。

　　按著他指的大致方向，我們直奔而去。為了不至走彎路，我們不停地問人。這次語言只是輔助物，關鍵是出示那張寫有地址的紙，被問的法國人說什麽已不重要，只要他肯用手指指方位就行了，而這是沒有問題的。大約用了四十多分鐘，我們到達了目的地。當看到那位於一條不起眼的街道中一棟普通的三層樓房，樓房前的院子裏掛有一幅巨大的宣傳畫時，我們不由得一陣激動。嗨，法國社會黨總部，我們總算找到你了！因為那福巨畫上寫著法國社會黨要爭取2007選舉的勝利。我們不懂法語，但只須從英語去猜亦大致無誤。

　　這次尋找法國社會黨總部的坎坷全因劉國凱的頭腦中共產黨文化流毒太深而至。其實在赴歐之前，劉國凱的助手與法國社會黨進行過很多聯系。要預先得到法國社會黨總部在哪裏根本不是問題。「業余鬧革命」的極端忙碌不能成為理由，關鍵在於劉國凱潛意識深處認為，只要問巴黎任何一個市民都會知道法國社會黨總部在哪裏。堅決反對中國共產黨專製製度的劉國凱其實在潛移默化中接受了共產黨的意識。他從北京任何一個市民、中國任何一個省會的市民、任何一個縣城的市民，都會知道黨中央、省委、縣委在哪裏，而潛在地推想巴黎的任何一個市民都會知道法國社會黨總部在哪裏。因為法國社會黨在八、九十年代曾連續十四年執政。1995年後雖失去總統職位，但在國會中仍保持強大影響力，總理一職亦曾繼續在社會黨人手中。如此之大的政治能量理應人人皆知。但是他忽略了，民主國家中的執政黨與專製國家中的執政黨，不但有原則的政治理念區別，其在民眾心目中也有迥然不同地位。專製主義的黨，黨和社會公權力是合一的。民主製度下的黨與社會公權力是分離的。中國共產黨是絕對權力的象征，是絕對正確，絲毫不可反對的神聖。而民主社會中的政黨是什麽？那只不過是一群具有相同政治理念的人所組成的社團而已。如果競選勝利了，它可以執掌政權。但它隨時都會在競選中失敗，而回到社團的地位上去。民眾只是需要知道各級、各部門的政府機構在哪裏就行了？因為要辦理某些事情需要去找這些部門，而根本不必要知道某個黨的總部在哪裏。某個黨競選勝利了，有事就找相應的這個黨組成的或領導的政府部門。而不需要找這個黨的黨部。如果某個黨競選失敗了，那就更不必理會它了。這和固定壟斷社會公權力，不容絲毫染指、覬覦的中國共產黨何止天淵之別。

　　另外，從實體硬件上來看。中國共產黨從中央到地方各級的黨部--中國俗稱黨委員會--大樓是多麽巍峨輝煌。這是中國共產黨偉大光榮正確的物化象征。那大樓的宏偉也是市民知其所在的物質原因。對比一下法國社會黨的總部，就那麽一棟不起眼的樓房，更沒有什麽警衛之類。要不說，你就算從它門口經過也不會感覺到的。

　　尋找法國社會黨總部的喜劇給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上了生動的民主一課。也促使自以為懂得了民主的他們，尤其是身為中國社會民主黨主席的劉國凱，痛感自己腦海深處其實還埋藏著許多共產黨文化的垃圾。清除這些垃圾是更有效地推進中國民主事業的前提條件。

　　二零零六年五月下旬，由中國社會民主黨主席劉國凱、秘書長劉因全、國際聯絡部長周延風組成的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分別訪問了瑞典、荷蘭、法國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這次訪問具有開創性質，是中國社會民主主義者第一次與歐洲社會民主主義者直接接觸。它標誌著中國的社會民主主義運動已開始匯聚於世界社會民主主義潮流之中。它成為這個潮流的一部分，壯大了這個潮流，也將從這個潮流吸取力量。

　　一、

　　五月二十二日上午十時，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到達瑞典社會民主黨總部。瑞典社會民主黨國際聯絡部長安琳德、黨的競選事務負責人英格瑪和主管黨內教育的負責人桑德格雲會見了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瑞典社會民主黨黨員、中國社會民主黨瑞典聯絡員陳世忠先生陪同會見。

　　會見開始時，中國社會民主黨主席劉國凱首先作簡短的英文發言(原文附後)，然後雙方進行內容廣泛的交談。劉國凱、劉因全以漢語表述。安琳德等以英語表述。周延風擔任中英翻譯，並在翻譯過程中補充自己的意見。(此後與其他歐洲黨的交流會談中均如此)安琳德首先表示想了解一下中國社會民主黨的概況。對此，劉因全介紹了中國社會民主黨組建的過程，目前的組織狀況。他尤其著重說明的是，由於在中國國內存在著中國共產黨對民主誌士的高壓和迫害，中國社會民主黨的組織只能秘密存在。已有一些秘密黨部被中共政治警察破壞，成員被拘捕審訊，其中最嚴酷的是中國社會民主黨北京黨部成員、中國社會民主黨中央委員會委員、中央理論研究室主任王小寧被判處10年徒刑。

　　劉國凱著重談到社會民主主義在中國面臨的困境。他說這困境由多方面的擠壓造成。在中國國內的所謂知識精英中一度流行「新權威主義」、「新保守主義」。這些「主義」實質上曲折地為中共專製主義張目。在國外的異議團體中流行著自由主義，誇大社會民主主義在追求社會公正的過程中對經濟發展的抑製作用。一些對社會民主主義理論缺乏了解的善良人們以為社會民主主義與中共的「社會主義」大同小異，而對它采取疑慮態度。對社會民主主義最大的擠壓來自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對咒罵資本主義和吹捧資本主義都抱以無所謂的態度。這是因為共產黨前三十幾年一直在咒罵資本主義，近十幾年卻又在實行最不人道的早期資本主義。而社會民主主義是一面照妖鏡。它能照出中國共產黨對人類社會主義理想的背叛、歪曲和篡改，所以中國共產黨對社會民主主義的理念和實踐，以及西北歐諸國社會民主主義政黨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諱莫如深。它深恐中國人民了解到這些後會加深對中國共產黨反動本質的認識，因此，中國共產黨欣賞「新權威主義」的流行；許可「自由主義」的流傳；而全力打壓社會民主主義的傳播。

　　安琳德說現在歐洲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大多與中國共產黨保持有聯系，而我們瑞典社會民主黨堅持不與中國共產黨發生聯系。你們對此有什麽看法？

　　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三成員幾乎異口同聲地說：對此表示由衷的欽佩。

　　安琳德接著說：歐洲許多社會民主主義政黨與中國共產黨保持聯系並非認不清中國共產黨的本質。在這方面，它們與瑞典社會民主黨是沒有區別的。只是它們認為與中國共產黨保持聯系有促使它發生變革的作用。對前蘇共就是這樣。

　　對此，劉國凱說：中國社會民主黨並不反對歐洲某些社會民主黨的這一做法。或許它會在某些具體事情上產生某些作用。但是如果以為這些聯系能促使中國共產黨發生根本性的變革則是不現實的。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三成員對此都闡述了自己的意見。意見可歸納為以下四個方面。

　　1、前蘇聯從根本上來說是一個歐洲國家。中國是純粹的亞洲國家。從地緣政治來看，歐洲近代、現代民主理念對前蘇聯社會的影響滲透遠比對中國強得多。

　　2、只經過幾年國內戰爭的蘇共政權所造就的「革命功臣」階層遠小於經過二十幾年國內戰爭的中共政權所造就的「革命功臣」階層。這個階層是中共專製政權強大深厚的社會根基。

　　3、經過赫魯曉夫公開、深刻的「非斯大林化」運動，蘇共在精神上、組織上都有極大削弱。而鄧小平盡管內心對毛澤東極為怨恨，但他從穩定共產黨政權的大局著眼，非但拒絕公開的「非毛化」，而且繼續肯定毛的功績和地位。

　　4、蘇共沒有著力於接班人的傳承，致使具有民主思想的戈爾巴喬夫能破土而出。而中國共產黨則極為註重選拔、培養它的「革命接班人」。只有經過重重識別、篩選，被確認為對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專製主義忠心不二的人，才有可能被選拔到領導職位上。現任中共總書記胡錦濤竟然在中共高層內部會議上說：「不要以為北朝鮮、古巴在經濟上搞得不大好，其實在政治上它們一直是正確的。」胡錦濤講出如此荒謬的話，正從反面證明了鄧小平選拔「革命接班人」的成功。

　　根據這些分析，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認為，中國共產黨即使有一天發生根本變革，那一定是在強大的正義壓力下，而不是在溫和的建議下。因此，希望歐洲諸社會民主主義政黨能給予中國共產黨以強大的正義壓力。

　　安琳德提出疑問：中國的經濟有著20年的高速發展，對此，歐洲許多社會民主主義政黨都感到困惑。你們對此作何解釋？

　　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三成員對此的解答綜合為如下三個方面。

　　1、中國共產黨歷來實行黑箱作業。它公布的數字帶有極大的虛假成分。外界永遠無法得到真實的數據。

　　2、中國的「經濟奇跡」以巨大的資源消耗為代價。有統計數字說，中國創造出同量的產值，其資源消耗是世界平均值的三倍。中國共產黨竭澤而魚的經濟政策正在對有限的地球資源造成災難性的後果。

　　3、中國共產黨的所謂「經濟奇跡」在中國造成了極其嚴重的貧富懸殊、兩極分化。中國共產黨的官僚和與這些官僚密切勾結的經濟暴發戶攫取了大量的財富，而廣大底層民眾則生活在貧困之中。東南沿海城市裏的高樓大廈與中西部農村的破敗雕敝充分說明中國共產黨「經濟奇跡」的虛假和災難。

　　在中國社會民主黨談到有加入社會黨國際的願望時，安琳德坦率地說：現在社會黨國際已有166個成員黨，還有許多黨在申請加入之中。社會黨國際對成員黨有明確的要求。一是其組織規模須達到一定的程度，二是不處於流亡狀態。故此，你們的組織目前不具備加入社會黨國際的資格。

　　中午十二時半，安琳德邀請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共進午餐。午餐後，安琳德另有事務要去辦。在她將要離去時，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向她贈送了劉國凱的幾本著述和中國社會民主黨的黨旗。代表團向她解釋了這有五種顏色組成的黨旗的涵義。天藍色象征自由；純白色象征平等公正；草綠色象征繁榮；土黃色象征民主；紅色象征博愛。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說：這是中國社會民主黨自製的第一面黨旗。贈送給瑞典社會民主黨是為了表示對瑞典社會民主黨所給予支持的感謝。今後，當千萬面中國社會民主黨的黨旗在中國各處飄揚時，我們都不會忘記，第一面黨旗保存在瑞典社會民主黨黨部裏。

　　接著，瑞典社會民主黨中央競選委員會的負責人英格瑪向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介紹了瑞典社會民主黨執政十二年來的路線、方針、政策，講解了今年競選的策略。然後瑞典社會民主黨黨內教育部門的負責人桑德格雲介紹了瑞典社會民主黨組織發展和黨內教育、黨員培訓等方面的做法和經驗，並詢問了中國社會民主黨在這方面的做法。中國社會民主黨如實介紹了有關情況。

　　劉國凱和劉因全說：中國社會民主黨在2000年成立後就創辦了中國社會民主黨網站，一度發展為有影響力的民主陣地。網站多次被中共網特破壞，又努力恢復起來。2003年我們創辦了美國國際出版社，出版了一批呼喊民主、傳播社會民主主義的書籍。2005年，我黨的教育部長蔡登文創辦了<時仲論壇>雙周報。發行量達13000份。其中有專門的「社會民主論壇」版面。由中國社會民主黨美西黨部主任、著名民主詩人蔣品超擔任主編，專門傳播社會民主主義理念。創辦這些網站、報紙和出版書籍所用的資金都是我們辛勤勞動的工薪收入。中國社會民主黨沒有向任何政府或民間基金會申請過一分錢，也沒有接受任何人的捐款。我們決心依靠自己的力量實現我們的理想和目標。我們雖然艱苦，但充滿信心，並感到其樂無窮。瑞典社會民主黨黨內教育部門的負責人桑德格雲聽了極表驚訝和欽佩。她並向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贈送了瑞典社會民主黨的黨徽。

　　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對瑞典社會民主黨的訪問在友好愉快的氣氛中結束。

　　二、

　　中國社會民主黨原已與英國工黨聯系上。英國工黨國際聯絡部表示願意會見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三成員雖赴美多年，但為不被中國共產黨指為沒有資格過問中國政治事務的外籍人，遂刻意保持中國國籍。由於英國在申根協定之外，經與英國駐瑞典大使館聯系，代表團三成員均未能取得進入英國的簽證。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臨時決定南下訪問丹麥社會民主黨和荷蘭工黨。

　　五月二十五日，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到達丹麥首都哥本哈根。但時值丹麥全國慶祝二戰解放節。一直要放假到下星期一(二十九日)，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只得繼續南下荷蘭首都阿姆斯特丹。五月二十六日到達阿姆斯特丹。荷蘭與丹麥一樣慶祝節日放假到下星期一。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決定把原定二十八日到達巴黎，以在二十九日訪問法國社會黨的計劃延後一天，以擠出時間在二十九號訪問荷蘭工黨。

　　三、

　　五月二十九日，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訪問荷蘭工黨。由於事先並沒有預約，荷蘭工黨國際聯絡部的負責人均有事務外出不在。但荷蘭工黨秘書處得知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遠道而來，遂臨時尋找能抽得出空來會見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的荷蘭工黨人士。荷蘭工黨國際問題顧問、荷蘭工黨籍議員惹吾騰和在原有的兩次預定事務之間，利用午間(上午十一時五十分至下午一時) 會見了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

　　惹吾騰詢問了中國社會民主黨的一般情況，代表團作了回答。惹吾騰再請代表團談談中國國內的政治經濟情況，我們對中國各種現實作了綜合概述。

　　惹吾騰對中國的現實情況十分了解。他們說：我們很清楚，現在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國內所實行的是把資本主義裏最壞的和社會主義中最壞的加在一起的最壞的東西。我們完全了解，中國某些大城市裏這些年建起的許多高樓大廈並不能說明中國的經濟有多麽好。因為中國工人農民的生活並沒有得到相應的提高。與過去相比，工人農民與政府官員和社會上層人士的生活差距拉得更大了。我們還知道，中國共產黨對歐洲民主國家采取著最狡猾的手段。它利用中國的廣大市場來拉攏歐洲國家的企業界，再利用企業界去影響民主政府的外交政策。力圖以經濟利益作籌碼，使歐洲國家不批評或少批評中國共產黨對民主人權的壓製。譬如我們荷蘭的大企業「菲利普」公司在中國投資賺錢，對荷蘭的經濟有一定的拉動作用。中國共產黨就利用這種經濟關系來製約荷蘭政府和民間對它專製主義的批評。

　　對你們的正義鬥爭我們荷蘭工黨是支持的。但這支持主要是在道義上。尤其我們荷蘭是小國。我們也面臨國內許多問題。右翼政黨挑戰我們。我們的黨雖然是荷蘭第一大黨，但由於右翼三個黨聯合在一起，使我們失去了全國的執政權。雖然我們工黨在首都阿姆斯特丹的選戰仍然取得勝利，但亦使我們不得不更策略地處理各方面的事務。前不久，阿姆斯特丹組織了一個企業界代表團訪問中國。中國的官員對他們說：中國將建三十二個這樣的大學城，可給一個你們投資。那些荷蘭企業家眼睛都發光了。但我們荷蘭工黨籍的阿姆斯特丹市長內心卻十分痛苦不安。他不能阻止那些企業家跟中國官員簽約，但他知道這些經濟事務一方面是給中國共產黨的政府輸血，另一方面使荷蘭各界在對中國共產黨專政主義作批評時更受牽製了。

　　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對此表示諒解。而且對那位市長表示欽佩。雖然他沒能阻止那些簽約，但只要他內心有這樣的反應，就說明他的良知。只有社會民主黨人才會有這樣的良知。如果是那些右翼政黨的市長就不會有這樣的心理活動了。

　　惹吾騰向我們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在中國國內由於有中國共產黨的政治高壓，一般民眾都不敢去爭取民主人權是可理解的。可是為什麽到了國外他們還是這樣呢？這些年荷蘭也來了不少中國人。他們都很勤勞。生活也越過越好。前些時，我們工黨給他們開了個大型聚會。會上有各種文藝表演，大家都玩得很開心。到後來我們趁此機會增加了一個內容，就是希望他們在荷蘭創立好生活的同時也關註一下中國民主人權的進步。想不到他們說，我們不談這些，不談政治。只談把日子過好。這使我們很尷尬、很失望。你們說說，為什麽會這樣？

　　代表團回答說：這可歸納為這樣幾個原因。1、八十年代以前，中國共產黨是對社會采取全面的政治高壓。八十年代的所謂改革開放之後，中國共產黨改變了策略。它一方面對敢於批評它的人繼續采取政治高壓，另一方面誘使人們想方設法去賺錢享受，不關心社會公理正義，不批評、、不反對中共的政治專製主義。共產黨官員的貪汙腐化給全社會作了極其惡劣的示範。經過這麽多年的毒化。中國社會的政治冷漠感泛濫，拜金主義盛行，道德品質大幅度滑坡。這種情況也必然帶到海外的華人群體中。2、海外華人雖遠離中國共產黨統治，但除非他不回國，否則，如果他在國外參加批評中國共產黨的政治活動，回國就會有麻煩。就算不回國，國內親友也會受到牽連。而如果在國外仍然處處表示出擁護共產黨，那麽就會受到優待，甚至回國做生意都會得到某些方便。共產黨正是用這種胡蘿蔔加大棒的兩手來控製海外華人。3、中國共產黨還會派特務到海外華人社區活動。在海外華人社區裏有利於中國共產黨的言行中起領頭作用。

　　經過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三成員這樣的解釋，惹吾騰表示明白了其中的緣由。

　　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還談到國內成員所受到的壓製，尤其是中央委員王小寧被判10年徒刑。而國外成員也是在十分艱難的狀況下堅持工作。一方面要做工維持生活，一方面用業余時間和工薪收入去支持民主活動。像我們這次組團訪問歐洲，就是要暫時離開工作，工薪扣了，又自己承擔一切開支。想不到歐洲物價比美國貴那麽多。為擔心超支回不了美國，我們這些天為節約開支常以清水面包充饑。晚上只租到兩張床的房間，兩人睡床。輪流一人睡地板。有時還被大雨淋得渾身透濕。

　　惹吾騰說；你們的事跡使我們感動。看到你們，使我們想到我們歐洲社會民主黨人的先輩。他們那時就是這樣艱難走過來的。

　　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三成員聽了，極受感動，極受鼓舞。我們從他們這句話感受到真摯的社會民主黨同誌之情。感受到社會民主主義的國際主義精神。這個感情、這個精神超越國界；超越民族。我們想，從前有一句話是「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在新時代，口號應是「全世界社會民主主義者聯合起來」。他們的話成為鞭策我們在這條艱難的道路上堅持跋涉的動力。

　　惹吾騰下面還有預約的事務，要結束交談了。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向他們贈送了劉國凱撰寫的<歷史潮流-社會民主主義>。合影留念，揮手告別。

　　與這兩位年青的荷蘭工黨籍議員的談話氣氛尤其輕松熱烈。而且他們講話多於我們講話，這使我們得以了解到許多情況。他們的直率談吐和敏捷的思維以及友善的神情都給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留下深刻的印象。

　　四、

　　五月三十日淩晨，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抵達巴黎。稍作睡眠已天亮。起床後先忙著到火車站購買回柏林的火車票，然後到處找法國社會黨總部。至下午三時許才找到。法國社會黨秘書長瑪日策會見了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

　　瑪日策首先親切友好地詢問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已經去了哪些地方，會見了哪些黨。劉國凱把一路來的情況向他簡扼地作了介紹。並說到法國是此行最後一站。能在最後幾乎要失望的時刻找到法國社會黨總部，順利地會見到法國黨的同誌，感到十分慶幸。

　　劉國凱接著說：我們中國社會民主黨人對社會民主主義有著堅定的信念。我們深知萌發於十九世紀中葉、成熟於二十世紀中葉的社會民主主義是人道主義精神、社會正義和歷史智慧的結晶。它最能給社會帶來自由、公正、繁榮。當今，政治專製、貧富懸殊、社會公正蕩然無存的中國社會極需要以社會民主主義去匡正。我們中國社會民主黨組織代表團訪問歐洲，是因為歐洲是社會民主主義的發源和成熟地。我們決心使中國的社會民主主義運動匯聚到世界社會民主主義運動的潮流之中。我們希望向歐洲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學習，取得經驗。也希望在我們艱難的奮鬥中得到歐洲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的支持。

　　關於支持，代表團三成員都著重指出。我們希望得到的是道義上的支持。我們並不尋求物質上、金錢上的支持。固然，社會民主主義運動的許多具體工作需要物質和金錢去支撐，但我們決心以自己的力量去實行。

　　瑪日策詢問了中國社會民主黨組織的狀況。這顯然是各歐洲社會民主主義政黨都關心的事項。

　　劉因全介紹了中國社會民主黨的組織狀況和困難處境。他說中國社會民主黨在中國大陸之外建立了美東、美西、香港、臺灣、日本黨部。歐洲黨部也即將建立。由於中國人由來以久的政治冷漠感；由於中國共產黨政治特務在海外華人社會的滲透和破壞；由於海外政治異議陣營中廣泛存在著自由主義，排斥社會民主主義；還由於我們都只能以自己有限的工薪收入，在業余事跡裏從事社會民主主義事業，故中國社會民主黨跟海外其他異議政治團體一樣，其組織發展規模都有限。

　　劉國凱補充說明中國社會民主黨在中國大陸內部的情況。他說中國社會民主黨幾年來已通過種種途徑在國內建立了許多秘密黨部。中國共產黨對中國社會民主黨的組織不遺余力地進行破壞打擊。廣東、深圳、福建等省的黨部都被破壞，領導人被關押審訊。由於被捕者最終沒有判刑，我們在海外就保持緘默，以免他們遭到更嚴酷的迫害。但最近我們獲知中國社會民主黨中央委員、理論研究室主任王小寧早於2003年已被秘密逮捕判處十年徒刑，這使我們警覺到，還有許多近年來與海外總部失去聯絡的國內某些秘密黨部的領導人是否也像王小寧那樣已被秘密黨部判刑。現在我們謹向歐洲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發出呼籲，請你們對此給予關註和援助。

　　關於援助，劉國凱繼續作了更具體的說明。他說。我們中國社會民主黨希望得到歐洲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道義上的援助，譬如在王小寧被判重刑的事件上，我們希望歐洲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能施加正義壓力使王小寧早日得到釋放。如果你們的黨與中國共產黨有聯系，而且是執政黨，希望你們通過政府和黨的兩條途徑施加影響。如果你們的黨是執政黨但沒有與中國共產黨發生黨的聯系，或者你們的黨不是執政黨但與中國共產黨有黨的聯系，那麽希望你們通過政府或黨的某一條途徑施加影響。如果你們的黨既不是執政黨，又與中國共產黨沒有黨的聯系，那麽也希望通過其他種種途徑施加影響。

　　對此，瑪日策作了很明確的回應。他說：我們願意給你們道義上的支持。但這支持需要以具體的項目來體現。王小寧被判十年重刑就是一個具體項目。拿著那叠厚厚的中文材料說：你們最好再整理出一份簡單扼要的法文或英文材料。我們在充分了解情況後再考慮怎樣做。

　　得到如此明確的答復，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三成員都十分欣慰。在輕松親切的氣氛中，代表團談到今天尋找法國社會黨總部的困難。周延風說；我們一路問人，都以法語回答我們，而且都說不知道。甚至警察局的警官都說不知道。這倒真令人感到有點意外。劉國凱說對於尋找你們法國社會黨總部的困難，我們不但沒有怨言，而且從中感受到民主政治的精神。法國社會黨總部是這樣一幢普通的建築，其所在地又不為一般市民所知，這說明了在民主製度下黨政是完全分離的。而在中國，由於黨政合一。中國共產黨鐵定壟斷政治權力，它在各地的黨部大樓都建得高大輝煌，每個城市的市民沒有不知道省委、市委在哪裏的。

　　由於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系遲到訪問。瑪日策是擠出時間予以會見。四點半瑪日策另有工作安排必須離去。會見將結束時，中國社會民主黨贈送給瑪日策一本<歷史潮流-社會民主主義>，並希望法國社會黨能組織力量將它翻譯成法文和英文。會見在十分親切融洽的氣氛中結束，合影告別。

　　中國社會民主黨第一次訪問歐洲，雖有缺憾之處，如未能赴倫敦會見英國工黨，但總的來說，效果是積極的。它讓歐洲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開始知道，社會民主主義的理念和組織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裏--中國--不再是空白。中國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已行動起來，投入艱苦的奮鬥。中國的社會民主主義運動已匯聚在世界社會民主主義潮流之中。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在歐洲這十多天裏幾近尋道取經者的顛簸奔走，體現了中國社會民主黨人堅定的信念和百折不繞的意誌。這信念和意誌必將迎來社會民主主義的朝陽在東亞大地上升起。

　　2007年5月，中國社會民主黨主席劉國凱、國際聯絡部長周延風借到布魯塞爾參加全球支持中國和亞洲民主化大會之機拜訪了比利時社會黨、丹麥社會民主黨、法國社會黨。參與去年訪歐的秘書長劉因全因有關證件過期，且來不及辦延期手續，此次未能成行。

　　赴歐之前，中國社會民主黨國際聯絡部長周延風與歐洲一些社會民主主義政黨進行了聯絡。其中丹麥社會民主黨明確回復將於5月17日下午5時會見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法國社會黨明確回復將於5月21日上午11時會見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比利時社會黨由於聯系不到其中央黨部而未能確定會見日期。

　　5月14號上午，劉國凱、周延風找到比利時社會進步選擇黨總部，經詢問，方明白比利時分法語區和荷蘭語區。比利時社會黨也於1995年分成法語地區的社會民主黨和佛萊芒語地區的社會進步選擇黨，故此沒有一般概念上的中央黨部。

　　由於沒有預先聯絡確定，比利時佛萊芒語區社會進步選擇黨的國際聯絡部長外出不在，由其秘書接待。劉國凱、周延風向她簡單介紹了中國社會民主黨的概況，交給她今年3月中國社會民主黨第二次代表大會部分文件匯編等英文資料，她答應將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到訪的情況轉告他們的國際聯絡部長。

　　5月16日下午，劉國凱、周延風到達比利時法語區社會民主黨總部。其國際聯絡部長接待了他們。國際聯絡部長對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的到訪表示歡迎。並說她已從歐洲社會黨互通的信息中對中國社會民主黨有所了解。但她同時致歉說，由於沒有預先約定，她是在原已預定的工作日程中擠出時間來會見，因此時間不太充裕。劉國凱和周延風遂抓緊時間向她介紹了中國社會民主黨概況，如在中國內地建立了8個省、市級黨部，在中國大陸之外的香港、臺灣、日本、美國、歐洲建立了許多黨部，。由於國內存在著共產黨的政治高壓，國內的黨部和黨員都是處於秘密狀態。但盡管這樣還是遭到共產黨的打擊迫害。許多秘密黨員都被共產黨傳訊關押，其中最嚴酷的是中國社會民主黨北京黨部成員、中央理論研究室主任王小寧被判10年重刑。劉國凱、周延風希望比利時社會黨能通過可能的渠道向中國共產黨施加正義壓力，促使中共早日釋放王小寧。

　　國際聯絡部長說他們黨與中國共產黨有聯系。他們會在聯系中向中國共產黨提出王小寧的案件。劉國凱亦向國際聯絡部長遞交了中國社會民主黨第二次代表大會部分文件匯編等資料。

　　5月17日下午5時30分由主席劉國凱、國際聯絡部長周延風、國內聯絡部長張國亭、丹麥黨部主任蕭虹組成的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到達丹麥社會民主黨總部進行友好訪問。之前的訪問都是由國際聯絡部長周延風作英語翻譯。此次為使溝通更加直接，中國社會民主黨邀請中國民陣丹麥分部主席劉剛作丹麥語翻譯。

　　5月17號是丹麥的公眾節日，丹麥社會民主黨秘書長和國際聯絡部長犧牲休息的時間熱情接待了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其國際聯絡部長剛從外地回到哥本哈根，直接從機場趕回丹麥社會民主黨總部進行接待。會談約進行了兩個小時。雙方進行了親切友好的談話，就許多議題交流了意見。

　　劉國凱首先向他們簡單介紹了中國社會民主黨的基本情況，表達了中國社會民主主義者對社會民主主義的深刻理解和堅定信仰。

　　劉國凱接著指出，現今中國共產黨在統治方法上是發生了許多變化，如給予民眾某些人身自由權利，現在中國民眾可以申請牌照創辦私人工商企業，可以申請護照出國旅遊探親，可以自由辭工另選擇工作，城市居民可以自由遷徙流動，取消投考大學的年齡限製，甚至大學生可以結婚等等。共產黨不但完全放棄毛澤東猜忌、打擊知識分子的做法，反而大力拉攏知識分子，甚至提出資本家都可以加入共產黨......如果不加細致分析，會以為共產黨產生了質的變化。然而實際上並非如此。共產黨的這些變化不但不會削弱它一黨壟斷社會公權力政治格局，有時還可以加強。如，給民眾某些人身自由有利於誘導民眾去為個人經濟利益奮鬥，忘卻或淡視共產黨專製的各種弊病。拉攏知識分子可以獲取開明的美名，還可使知識分子為之塗脂抹粉。讓資本家入黨，既騙取了改革開放的好評，又可以解決許多共產黨官員搖身變成資產者的政治身份困擾。共產黨員同時又是資本家極有利於共產黨既控製政權又大量攫取社會財富。

　　劉國凱針國際社會對中國的「經濟起飛」而產生的迷茫分析說：「近十幾年來中國共產黨以資本主義經營方式代替計劃經濟，促使社會生產得以持續高速發展。共產黨並以此重建它流失殆盡的政權合法性。對此，我們中國社會民主黨對此有這樣三點看法。第一，以2005年的統計數字為例，中共政權"經濟起飛"是在對自然資源作毀滅性的消耗為代價。它消耗了世界鋼鐵的27%、煤炭的36%、棉花的40%、水泥的42% 、木材的50%，才創造出了占世界總GDP的4.4%。第二，中共政權的"經濟發展" 沒有給廣大底層民眾帶來利益。根據美國波士頓咨詢公司的統計數字是，當今在中國0.4%的人占有了70%的社會財富！該報告還指出：中國一億元以上的富豪有3220人，其中官員的配偶或子女有2932人。另一間總部設在美國的"中國資訊中心" 的一篇報告指出：在金融、外貿、國土開發、大型工程和證券五大經濟命脈行業中，85-90%的主要職務由高級官員的配偶或子女擔任。由此可見中共政權的經濟"奇跡" 是建築在對底層勞動人民殘酷剝削的基礎上。比一百幾十年前歐洲的那種不人道的資本主義還要壞。因為它既有早期資本主義的不人道，還有共產黨特權的強力介入、錢權交易、黑箱作業。第三，共產黨式的經濟發展直接導致全民族道德淪喪。當今的共產黨誘使民眾都去追逐金錢物質，這除了達到共產黨讓人們都去孜孜一已之利而無視共產黨專製製度存在的目的外，還導致許多人為了賺錢而不顧最起碼的公德。假酒、假藥、毒米等的極度泛濫只是那坑蒙拐騙良知泯滅的冰山一角。」

　　劉國凱最後談到在艱難困苦中奮鬥的中國社會民主黨人非常希望得到歐洲各國社會民主主義黨的支持。劉國凱特別說明自力更生的中國社會民主黨絕不向歐洲各國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尋求經濟支持。中國社會民主黨只向他們尋求道義上的支持。譬如，現時中國社會民主黨就非常希望歐洲各國社會民主主義政黨能夠通過各種途徑向中國共產黨施加正義的壓力，促使中國共產黨早日釋放僅僅用文字宣傳社會民主主義理念的王小寧先生。

　　劉國凱說：「無論國內國外的中國社會民主黨黨員都有自己一份全職的工作。我們都是自食其力地生活、自力更生地推動社會民主主義事業。黨的所有活動經費都來自黨的成員的自願奉獻，黨的領導群體奉獻量更大。我們所渴望的是得到社會民主主義的發源地——歐洲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的道義支持。可是很感惋惜的是，我們發現現在歐洲支持中國民主事業的都不是歐洲民主社會的左翼——社會民主主義政黨，而是歐洲民主社會的右翼政黨和人士。例如2006年5月幾個中國海外民主運動組織在柏林開會，到會支持中國民主運動的是歐洲一些國家的右翼政黨代表或右翼人士。今年（2007年）5 月，這幾個組織又在布魯塞爾舉行會議，到會的一些歐洲國家的政治人物又無一例外是右翼人士。我們多麽希望在這些會議上能看到歐洲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的代表，可是我們一次又一次失望了？怎麽總是歐洲右翼出席這些會議，而左翼總是不來？難道真的只有歐洲的右翼才關心中國的民主事業？而左翼則漠然視之？當然我們並不責怪你們。這些會議的組織者也有責任，是他們與歐洲的右翼聯絡而沒有與左翼聯絡。現在我們專門跟你們左翼聯絡，我們希望今後中國海外民主組織所舉行的會議上能看到歐洲左派的人士出席。」

　　丹麥社會民主黨國際聯絡部長對劉國凱的看法表示贊同。她說：「一些東歐國家實現民主轉型後，整個社會會急劇向右轉。讓那些本來對勞工階級、社會底層民眾的利益並不關註的大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主導了社會。這實際上是中下階層民眾的損失。」

　　她還向中國社會民主黨提出建議說：「你們在傳播闡述社會民主主義理念時一定要註意把社會民主主義與共產黨常說的社會主義清晰區別開來。因為在歐洲就有這樣的情況，某些右翼政治人物故意把社會民主主義與共產黨的『社會主義』混淆起來，力圖使民眾以為社會民主黨所推崇的社會民主主義與共產黨搞的所謂『社會主義』是同一回事，利用民眾對共產黨的厭惡來壓縮社會民主主義的影響力，從而使右翼獲取更多的支持。」

　　劉國凱表示完全同意丹麥社會民主黨國際聯絡部長的看法和接受她的建議，並說："其實社會主義的思想實質與社會民主主義是相通的。社會主義的原意就是強調社會公正。問題是共產黨是盜用了這個詞。共產黨把他們那一套政治專製主義下的國營經濟——實質上的黨營經濟說成是社會主義。這顯然是對社會主義的歪曲、糟蹋和誣陷。可是，久而久之，許多民眾也就以為社會主義真的就是那種糟糕的東西，於是也都反對社會主義。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才不得不把我們的理念稱之為社會民主主義或民主社會主義，以跟共產黨專製的、假的社會主義區別開來。」

　　周延風補充說：「其實當今中國共產黨實行的也已經不是毛澤東時期的社會主義了。那時是典型的貧窮社會主義，即政治專製主義加黨有經濟。而現在中國共產黨實行的是政治專製主義加資本主義經營方式。當然，這個「加」並不是簡單的加上，而是權錢交易，是政治特權滲入經濟運作。這就使共產黨的資本主義比歷史上歐洲的早期資本主義還要不人道、還要卑劣。當年老資本家發財致富，通常都是經過幾十年甚至幾代人的辛勞。而今中共新貴單憑巧取豪奪，一夜之間就能將多年的全民所有企業變成私有財產！而勞工階級，尤其是辛勤勞動一輩子的退休老工人，改革前共產黨許諾保障的福利，一夜之間喪失殆盡！劉國凱主席剛才講的一些統計數據，如，0.4%的人占有了70%的財富等，就說明了當今中國在共產黨權貴資本主義的盛行下，貧富懸殊、兩極分化到了什麽地步。」

　　周延風還強調指出：「中國共產黨動輒說西方資本主義如何如何虛偽，其實稍微了解一點歐美近代史，如美國「羅斯福新政」的人都知道，西歐、北歐和北美國家實行的是社會民主主義或人道資本主義。共產黨高喊「消滅私有製」，自己卻變成了壟斷資本家。而社會民主主義者「和平漸進」的改良，則使以往不共戴天的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雙利雙贏。正如馬同驢子交配之後，產生的是非驢子非馬的新品種——騾子。而今原本意義上的資本主義，即未經吸收社會主義因素的壞資本主義在哪裏？在非洲、在南美、在東南亞，尤其是在中國！」

　　丹麥社會民主黨秘書長說：「我們丹麥的工會組織與中國的工會組織有所聯系。我們的努力是，通過這些聯系促使中國的工會組織更多些關註工人的工作條件和工資收入，以改善工人的生活狀況，你們對此有什麽看法？」

　　劉國凱說：「我們對你們的努力表示尊敬。也明白你們為改善中國工人處境的一片真誠心意。但是我估計你們的努力未必能取得你們希望得到的成果。這是因為中國根本沒有真實意義上的工會組織。中國的工會都在共產黨的絕對領導和控製之下。它們絕對聽從共產黨的指令。或許在你們的關註和敦促下，某個單位、某個地區的工人處境會有所改善，但就全局而言，是無法改善的。因為共產黨官僚階級的奢華生活必須以整體性盤剝勞工階級為前提。勞工階層處境的全面改善只能在實現社會民主主義之後。」

　　在談到王小寧案件時，丹麥社會民主黨國際聯絡部長表示丹麥社會民主黨一定會加以關註，並將通過可能的途徑作促使王小寧早日得到釋放的努力。她還表示，如果中國社會民主黨想要成為社會黨國際的觀察員，丹麥社會民主黨願意作證。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的全體成員都表示衷心感謝。

　　賓主交談約2個小時後，丹麥社會民主黨秘書長和國際聯絡部長在一家意大利餐廳設晚宴招待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席間賓主頻頻舉杯，為社會民主主義的國際友誼、為在中國和全世界實現社會民主主義的理想幹杯。

　　5月21日上午11點正，由主席劉國凱、國際聯絡部長周延風、丹麥黨部主任蕭虹、法國黨部主任張健組成的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到達法國社會黨總部。法國社會黨國際聯絡部長熱情地接待了他們。會談進行了一個多小時。由於法國社會黨國際聯絡部長預定於12時還有另一個安排，故會談不得不在12時15分結束，雙方都有言猶未盡之感。

　　會談中劉國凱作了與丹麥社會民主黨會談內容基本相同的發言，周延風作了補充。張健談到前不久的法國總統選舉說：「我所工作的單位，百分之五十幾的人都投法國社會黨候選人的票。我們在理念上、情感上都向法國社會黨認同。」法國社會黨國際聯絡部長對此表示感謝。蕭虹發言說：「中國社會民主黨前兩次代表大會，都是在美國召開的。我們衷心希望，下一次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大會，能夠在社會民主主義的故鄉歐洲舉辦,這對在中國國內進行艱苦卓絕地奮鬥的中國社會民主主義者，將是一個極大的鼓舞。我們希望包括貴黨在內的歐洲各社會民主黨，給予道義上的支持。」法國社會黨國際聯絡部長對此表示贊成。

　　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向托瑪斯遞交了中國社會民主黨第二次代表大會部分英語文件匯編，和王小寧案件資料。托瑪斯說：「我可以告訴你們兩件事情。一是今天上午我剛跟我們黨的秘書長討論了王小寧案件。現在你們又送來了材料，很好！我們一定會關註王小寧案件，並作各種努力促使他早日得到釋放。另一件是，通過我們對你們的了解，我們法國社會黨願意在你們申請成為社會黨國際的觀察員時，給你們作證。」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的全體成員表示衷心的感謝！

　　繼去年5月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第一次訪問歐洲社會民主主義政黨之後，今年5月又進行了第二次訪問，這對加深歐洲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對中國社會民主黨的了解；對中國社會民主主義運動融入世界社會民主主義潮流起了相當大的作用。中國社會民主黨人將從中獲得極大的鼓舞和力量，更加堅決地、鍥而不舍地將中國的社會民主主義運動推向前進。

工人階級談勞動哲學

作者 王江松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一四年

　　為什麽普通勞動者也需要哲學

　　今天我們開始「勞動哲學專欄」。在進入「勞動哲學」這門特殊的哲學學科之前，我們先來談一談哲學與勞動者的關系。

　　對哲學的種種誤解

　　誤解之一：哲學只是「形而上學」或「玄學」，與具體事物沒有什麽關系。

　　從亞裏士多德開始，西方人又把哲學叫做形而上學（Meta-physics）。這個詞的本義為「在物理學之後」，意思是說，哲學是與研究具體事物的具體科學（如物理學）不同的一門學問，即研究具體事物的本源、基礎、終極原因、一般規律的學問。中國人翻譯這個詞時，從古人所謂「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出發，巧妙地把這個詞譯為「形而上學」。應該說，這個翻譯是很準確的。中國的道家認為「道」是很玄妙的東西（「玄之又玄，眾妙之門」），據此「形而上學」也可以叫做「玄學」。是啊，那些看不見摸不著的「形而上」的東西，難道不是很玄乎的嗎？

　　於是一種誤解由此蔓延開來：哲學是一門高深玄妙、難以理解的學問，或許只有極少數具有「天才」或「慧根」的人才能進入其中，而我們絕大多數人都是凡夫俗子，整日專註於具體事物和具體事務，既沒有必要也沒有能力去探討那些遠遠超出我們的生活和眼界的、玄而又玄的東西。任意翻開一本哲學書看一看，或許其中的每一個字我們都認識，但整本書到底在說什麽，大概只有天曉得！就讓這些哲學書自生自滅去吧，別讓它們來打擾我們的正常生活！甚至很多從事具體科學研究的知識分子，也對哲學充滿懷疑、反感乃至厭惡：

　　——哲學家們眼高手低，整日沈浸在抽象的概念王國中，從來不對具體事物進行艱苦、細致的研究，寫出來的書一本比一本莫名其妙，完全是在故弄玄虛；——哲學家們自相矛盾，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各種體系爭長論短，你方唱罷我登場，其中沒有一種是能夠用實踐和實驗加以檢驗的，沒有一種能夠得到公認的哲學真理；——哲學不能夠解決哪怕是一個具體問題，給人們帶來哪怕是一點點實際的好處，說得好聽一點不過是精美的擺設，說得不好聽只不過是一堆廢物和垃圾；——居然還有哲學聲稱能夠指導具體科學，簡直是不自量力、癡人說夢……

   誤解之二：哲學只是「有閑階級」的消遣，與普通百姓和勞動人民沒有什麽關系。

　　一般來說，哲學的確是知識分子中的少數人專門研究的學問；由於哲學問題的艱難性和復雜性，也的確需要研究者投註全部身心和生命才能有所成就，而這又需要以研究者能夠擺脫日常的謀生活動為前提。在歷史上，大部分哲學家的確都是一些物質生活得到保障的「精神貴族」，其社會地位處在「有閑階級」和「統治階級」之列。

　　於是又一種對哲學的誤解產生了：哲學是那些既有知識又有財富的人才能玩得起的奢侈品，我們這些終日為生活而奔波勞碌的人天生註定與哲學無緣。那些「吃飽了撐著的」的人或許需要去研究那些高、大、玄的哲學問題來打發時光，以排遣無所事事的無聊和痛苦，而我們大多數人都必須養家糊口，為基本的生存而努力和鬥爭，既沒有興趣和時間，也沒有知識和能力去關心這些問題。對我們來說，社會穩定太平、人民安居樂業比什麽都重要。哲學家們不給我們添亂就阿彌陀佛了，我們用不著他們對我們指手畫腳，給我們什麽教導和啟蒙，事實上，他們也幫不了我們什麽，他們不能提供給我們任何好處，反而可能打亂我們的平靜，增添我們的煩惱。如果他們能夠在這個世界上銷聲匿跡的話，或許還能減輕一些我們的負擔呢！

　　誤解之三：哲學只是統治階級控製人們思想的政治的和意識形態的工具。

　　由於哲學家們一般出身於社會的中上層，與統治階級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因此他們的哲學思想也一定或多或少地反映統治階級的利益、價值、傾向、趣味、願望和要求，即使不是赤裸裸地為統治階級辯護，至少也很難公開地批判和反對統治階級，並站在被統治階級和勞動人民的立場說話。的確，在社會分工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上，包括哲學在內的精神文化生產，直接或間接地受到掌握著社會經濟政治資源的強勢階級的控製，它們必然要把自己的意誌貫徹到精神文化生產中去，為自己的統治製造合理的依據，以取得被統治階級的「同意」。這使得哲學很難擺脫政治權力的影響。

　　於是對哲學的第三種誤解便產生了：哲學只是統治階級控製人們思想的政治的和意識形態的工具，是一種與「武」的、暴力的統治工具相輔相成的「文」的、非暴力的統治工具，它產生一種「軟暴力」，或一種隱蔽的控製力和影響力，讓人們心甘情願地認同於某種「神聖的」、「形而上的」、牢籠萬物主宰眾生的「秩序」和「意誌」，服從於一種不應該也不可抗拒的「命運」和「規律」。

　　哲學本質上是一種生活智慧

　　應該說，上述三種誤解絕非空穴來風，它們都有一定的事實依據和歷史依據。之所以說是一種誤解，是因為它們只看到了事情的一個方面，而沒有看到事情的全部，沒有看到哲學所蘊含的全部屬性和豐富的可能性。

　　首先，哲學這種「形而上」的學問只能來自「形而下」的具體科學和經驗知識，它只能是對具體的科學知識和人們的生活經驗的提煉、概括和總結。歷史上還沒有出現過一種完全缺乏科學和經驗基礎的哲學，脫離這些科學和經驗，哲學甚至不可能形成自己的語言，哲學家甚至不可能張口說話。最早的哲學本身就是與具體科學知識雜糅、混合在一起的，只是到後來，科學才從哲學之中或者說哲學才從科學中分化出來。最早的哲學家同時也是科學家，比如希臘自然哲學家們同時也是自然科學家。古代的亞裏士多德和近代的黑格爾等哲學家，都是百科全書式的學者。即使在哲學與科學高度分化的現當代，一個想在哲學上做出一點成就的人，如果不擁有豐富的自然科學知識或社會科學知識，他就永遠不可能突破前人而創造出新的哲學思想，永遠只能跟在前輩哲學家後面鸚鵡學舌。這個道理其實比較簡單：排除掉多姿多彩、紛繁復雜的具體事物，哪裏還存在什麽「道」、「理」、「普遍規律」呢？所謂「世界」，所謂「宇宙」，不過就是無數具體事物的總和而已。

　　第二，迄今為止，哲學固然主要是由專門的哲學家們發展起來的，但人民群眾對哲學發展的貢獻是絕對不能忽視的，他們的生活智慧，他們對世界與人生的認識與領悟，本身就是哲學的活生生的源頭活水，在那些傳說、故事、寓言、諺語、箴言、俚俗等等民間文化和民間智慧中，包含著多少哲學思想啊！我本人現在算是一個專業的哲學學者，不過說到對我的哲學思想影響最大的人，不是任何一位哲學家，而是我的母親，一個連自己的名字都不認識的農村勞動婦女，她對生活的那種堅韌和執著、自主和自強、豁達和淡定，培養了我基本的世界觀和人生態度。此外，說勞動者不能從事哲學研究和創造哲學學說，也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我國春秋時期的大哲學家墨子是一介工匠，佛教哲學家六祖惠能是一介樵夫，明朝時期泰州學派的創始人王艮是一介鹽丁，明末清初的哲學家顏元是一介農夫。在西方哲學史上，古羅馬哲學家愛比克泰德是一個奴隸，荷蘭偉大的哲學家斯賓諾莎一生以磨眼鏡片維持生存，德國工人狄慈根通過自學獨立地成為一名辯證唯物主義哲學家，美國工人埃裏克·霍弗著有影響很大的《狂熱分子：碼頭工人哲學家的沈思錄》，獲得了職業哲學家的尊敬。可見，哲學並非「有閑階級」的專利，勞動者並非註定不能從事哲學研究。

　　第三，說哲學只是統治階級的工具也是不全面的。不僅出身勞動者的哲學家大都不是統治階級的辯護士，就是出身於統治階級的哲學家也不全是，他們往往在很多方面超越了狹隘的階級偏見和眼界，而表現出對包括勞動者在內的全社會乃至全人類的關懷。我國歷史上的莊子、嵇康、郭象、李贄、黃宗羲、顧炎武、戴震、唐甄、龔自珍、譚嗣同等哲學家就非常富有批判意識，尖銳地揭露和抨擊了封建專製製度及其意識形態。西方哲學史上的赫拉克利特、普羅塔哥拉、蘇格拉底、阿伯拉爾、奧卡姆、洛克、休謨、伏爾泰、盧梭、狄德羅、康德、費希特等哲學家，堅定不懈地追求自由、平等和正義，使西方人文主義傳統和批判精神薪火相傳，到19世紀40年代，終於產生了兩位與資產階級社會徹底決裂並堅定地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的哲學家，這就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由他們創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是人類歷史上第一種從勞動者出發、為了勞動者、依靠勞動者、屬於勞動者的哲學，這不僅體現在這種哲學的目標、使命、宗旨、立場上，而且體現在它的體系結構中（「勞動」在其中占有極為關鍵和核心的地位），哲學因而第一次成為勞動者和工人階級改造世界、改造社會的思想武器和精神向導。在馬克思、恩格斯之後，越來越多的哲學家成為資本主義的批判者和社會主義的追求者，以至可以說，非統治階級的哲學家已經與統治階級的哲學家至少處於分庭抗禮的地位了。這一事實足以證明，哲學也完全可以成為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的寶貴思想財富。

　　歸根究底，哲學本質上是一種生活的智慧，「哲學（Philosophy）」這個詞的本義就是「愛智慧」，「哲學家（Philosopher）」這個詞的本義就是追求智慧的人。當然，處在社會上層的人們可以表達他們的生活智慧，既然他們也是人，他們也可以說出某些對人類來說具有普遍意義的智慧。但是，處在社會下層和底層的勞動者也是人，他們當然也會有自己的生活智慧，其中也會有對全人類具有普遍意義的生活智慧。

　　哲學與勞動者的相互需要和相互促進

　　馬克思主義哲學開創了哲學發展的一個新的歷史階段這一事實證明，哲學只有與勞動者相結合才能獲得更為深刻的發展動力和更為廣闊的發展前景，否則，哲學就只能總體上停留在作為有閑階級的消遣和統治階級的工具的水平上，就只能自閉於象牙塔或狹小的圈子裏，這對哲學來說是一件不幸的事情，對有良知和正義感的哲學家來說是一種難以忍受的痛苦。著名的存在主義哲學家薩特對此深有感觸。他自己承認，作為存在主義思想家，他所表達的是他出身於其中的小資產階級的哲學和生活智慧，他所提倡的存在主義式的反抗和選擇是「前無依托、後無辯護」的，是絕望的和沒有前途的——「他人就是地獄！」「人是一堆無用的激情！」自從他接觸馬克思主義和工人運動後，他感受到一種新的希望，覺得自己可以投身到一種比自己的個人反抗更有力量的社會改造運動之中，從而尋找到一種新的生活意義。正是這樣一種轉變，使他獲得一種新的思考動力和創作激情。在他的哲學生涯的後期，他寫出了《辯證理性批判》這一巨著，力圖把存在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結合起來，從而使自己的哲學發展到一個超出了其早期代表作《存在與虛無》的新的高度。

　　另一方面，也許更為重要的是，勞動者需要哲學的幫助，需要培養哲學思考能力，需要提高自己的哲學修養，需要屬於自己的生活智慧。

　　哲學的最重要的功能不是推理和辯護而是反思和批判，不是解釋世界而是改造世界。這正符合勞動者的需要。即使是在當今時代和當代社會，人類發展過程中的代價和負面後果，絕大多數是由勞動者來承擔的，而這種情況是需要改變的。勞動者要在提升自己的社會地位的同時推進人類的自由、平等和正義，需要積極地行動，而積極的行動需要理論的指導。哲學可以幫助勞動者認清社會歷史的發展規律，認清自己在世界和社會中所處的真實地位及其原因，找到自己前進的方向、正確的道路和有效的方法。在現代的「憲政、民主和法治」社會，在各階級和階層按照憲法和法律進行公平博弈的「公民社會」，如果勞動者缺乏明確的歷史意識、社會意識、階級意識和自我意識，在與其他階級和階層的社會政治博弈過程中，就會因為缺乏足夠的「理念」、「理論」、「理由」，因為缺乏辯論能力和談判能力而明顯處於下風，從而加劇本來就已經存在的弱勢地位。如果是因為輕視和拒斥哲學等理論資源和文化資源而導致這樣的結果，那麽公正地說，這個責任應該由勞動者自己來承擔。

　　即使是在日常的個人生活中，提高哲學思考能力和哲學修養，對勞動者來說也是有百利而無一害的事情。人和自然的問題、生和死的問題、人生的價值和意義問題、自由和必然的問題、平等和個性的問題、社會和個人的問題……所有這些千百年來哲學討論和關註的似乎很抽象的問題，無一不是每個人在自己的生活中都會碰到的極為實際的問題，它們「剪不斷、理還亂」地糾纏著我們，不管我們身處社會高層還是社會底層。有人說，對於勞動者來說，最重要的是就業問題、收入問題、社會保障問題……哪有心思去關心你所說的那些「資產階級的」和「小資產階級的」的問題？應該說，這是一種錯誤的觀點，這不僅是因為我們勞動者是人（而不是「勞動機器」和「工作動物」），人所具有的我們無不具有，更為重要的是，正因為我們回避這些問題而把全部心思集中於「面包和黃油」問題，才使得我們目光短淺、眼界狹窄、思維僵化、智力萎縮，從而抓不住歷史提供給我們的機遇，任憑自己在歷史大潮中隨波逐流，而不能主動地把握自己的命運。

　　問題的關鍵在於，人作為人活著，在文化、語言和歷史中活著，不可避免地要以某些抽象觀念或理念為指導，區別不在於有人有理念有人沒理念，而在於有人經過反思自覺地選擇乃至創造適合於自己的理念，有人卻只能被動地接受前人和環境「滲透」和「灌輸」給他的理念。從來不知道哲學為何物的中國傳統農民也有自己的「哲學」，那就是「天」、「命」的哲學，算命先生就是他們的「哲學家」；算命先生是盲目的，卻能給視力很好的農民指出一條他們自己看不到的出路！現代的勞動者如果不能尋找屬於自己的哲學，也只能不自覺地接受別人有意無意地強加於我們的哲學，從而淪為馬克思、恩格斯所說的像早期無產者一樣的「聽天由命的可憐蟲」！

　　俗話說得好，不是冤家不聚頭。哲學就是這樣一個我們生活中必然要碰到的、惹人恨又招人愛的「冤家」。朋友們，那就讓我們去會一會這個「冤家」吧！

　　什麽是勞動哲學

　　世界上有很多種哲學，哲學內部又有很多分支學科。今天我們來談一談「勞動哲學」是一門什麽樣的學問。

　　勞動哲學是貫通哲學與勞動科學之間的橋梁

　　現代科學和哲學的發展證明，在最一般的哲學或世界觀與各門具體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之間，存在著一些貫通兩者的中間環節，這些中間環節，一方面可以說是由一般世界觀向具體的、特殊的科學的下降，故而我們可以把它們稱之為「第二層次的世界觀」，另一方面，它們又可以說是由具體的、特殊的科學向一般世界觀的上升，故而我們又可以把它們稱之為「部門哲學」或「哲學分支學科」，如自然哲學、科技哲學、經濟哲學、政治哲學、管理哲學、歷史哲學、社會哲學、道德哲學、藝術哲學等等，它們分別建立於與其對應的具體科學的基礎之上，但又沒有停留在各門具體科學的層面上，而是對各門具體科學涉及的問題進行哲學思考，從而使具體科學和最普遍的哲學對接起來。

　　勞動哲學，作為對勞動者、勞動活動、勞動關系、工會等社會現象的本質及其發展規律的哲學思考，正就是最普遍的哲學與勞動和工會領域的諸多社會科學（如勞動經濟學、勞動社會學、勞動關系學、勞動管理學、勞動保障學、勞動保護學、勞動法學、勞動生理學、勞動心理學、勞動倫理學、勞動美學、勞動教育學、勞動組織學、工會學、職工民主管理學等等）之間的中間環節——就勞動哲學與具體科學的關系而言，一方面，它必須直接依托於上述各門社會科學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上述各門社會科學又的確不能取代勞動哲學，相反，如果繞開勞動哲學這個中間環節，哲學就很難具體化入這些社會科學之中。事實上，這些社會科學之所以在近30年間相對其他社會科學而言發展緩慢，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正是由於它們缺乏勞動哲學基礎，因而也很難得到最高哲學層面的支持。

　　就勞動哲學與哲學的關系而言，勞動哲學固然必須以某種最一般的世界觀為基礎，但後者也不能繞開勞動哲學而直接去指導上述各門社會科學。這些年來，我國的哲學研究和哲學發展之所以未能對勞動領域、職工生活和工會工作產生應有的影響，職工群眾和工會幹部之所以遠離哲學這一「形而上的」的抽象王國，也正在於缺乏勞動哲學這一中間環節。

　　哲學、勞動哲學、勞動科學三者之間的關系以及勞動哲學與其他哲學分支學科之間的關系，可以圖示如下：

　　https://mmbiz.qpic.cn/mmbiz_jpg/ ... _lazy=1&wx_co=1

      勞動哲學是把馬克思主義與工人階級和工會聯結起來的中介眾所周知，馬克思主義是寫入我國憲法的國家意識形態，是當代中國工人階級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工會建設的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然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僅僅一般地強調國家意識形態對工人階級和工會的指導是遠遠不夠的。的確，在計劃經濟時代，國家意識形態就是工人階級的特殊意識形態，但是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後，這種直接同一狀態已經被打破了，出現了分化，出現了分工，出現了差別，出現了矛盾，這就不能直接把國家意識形態照搬過來指導工人階級和工會的實踐了，這就需要一種相對獨立的特殊意識形態，一種必不可少的中介，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工人階級和工會的具體實踐連接起來，把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價值觀和方法論，與具體的有關工人階級和工會的社會科學連接起來：

　　第一，在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作為載入憲法的國家意識形態，不僅是工人階級和工會這一特殊的階級和政治團體的指導思想，而且是所有階級、階層和政治團體的指導思想，是全體人民實現中國現代化事業的共同理論基礎；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不僅要代表工人階級的利益，而且要代表全體人民的利益。這就是說，國家意識形態體現了全國人民的共同利益、共同意誌和共同理想，並不包羅萬象地反映和規定各階級、各階層人民的特殊利益、特殊意誌和特殊理想，在共同的意識形態框架和政治框架內，各階級、各階層人民可以而且必須從自己的特殊位置和特殊視角出發，對馬克思主義作出自己的理解和詮釋，在不違反「四項基本原則」的前提下，可以而且必須擁有自己特殊的、第二層次的世界觀和價值觀。

　　第二，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中國的社會結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除計劃經濟時代的工人、農民、幹部、知識分子外，又產生了民營科技企業的創業人員和技術人員、受聘於外資企業的管理技術人員、個體戶、私營企業主、中介組織的從業人員、自由職業人員等新的社會階層。不能否認的是，這些新的社會階層，尤其是其中的企業家階層和私營企業主階層，在市場經濟中，在新的產權關系和勞動關系格局中，在新的資源（經濟資源、組織資源和文化資源）、資本（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和財富分布中，相對普通勞動者而言，處於優越和強勢地位。同樣不能否認的是，雖然這些社會階層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完成我國的現代化過程中不可或缺，但在具體的經濟競爭中，它們與普通勞動者之間，存在著相當明顯的差距和矛盾，這種差距和矛盾必然要反映到政治和意識形態層面。

　　第三，在相對單一和一致的社會結構分化為多元和矛盾的社會結構的歷史條件下，執政黨和政府必須並且正在由社會各階級階層的直接代表者，變成間接代表者、總體利益代表者和最終代表者，即變成社會各階級階層之間的居中協調者或居間仲裁者。這實際上是形成了現代社會治理結構的「三方格局」或「三方機製」。應該說，這是一個巨大的歷史進步，即傳統的國家與社會關系的某種「父愛主義」和「權威主義」治理結構，正在向一種「公民社會」和「憲政、民主和法治」的治理結構轉化。社會各階級、階層因此而獲得了更多的自由和權利，不言而喻，它們也要對自己的存在和發展承擔更多的責任和義務。

　　第四，在經濟競爭、政治對話和社會博弈過程中，存在著差距和矛盾的各社會階級階層，為了更有力和充分地證明自身權利、利益和要求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為了更多地得到作為社會利益總體代表者、協調者和仲裁者的執政黨和政府的支持，為了獲得整個社會輿論和社會心理更大的認同，必然要從「意識形態」的高度來論證其存在和發展的歷史必然性，必然要以一整套「宏大話語」來彰顯其存在和發展的合理性，從而獲得知識上和道義上的製高點。比如，《中國工會章程》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作為中國工會的指導思想，與此同時，中國企聯也明確宣布「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雙方在以國家意識形態為終極理據這一層面上是完全一致的，而這一點也的確表現出雙方在根本利益上的某種一致性，如雙方都以實現中國的現代化作為奮鬥目標。但如果停留在這一層面上，雙方就完全一體化了，彼此之間就不存在利益矛盾和沖突了，就沒有必要有這麽兩個組織來代表市場經濟中兩個不同的利益群體和勞動關系中兩個相對而立的方面了，而中國工會就沒有理由定位為「會員和職工利益的代表」，就沒有理由提出「中國工會的基本職責是維護職工的合法權益」了；另一方面，中國企聯也就沒有必要提出「以為企業、企業家（雇主）服務為宗旨，遵守國家法律、法規，維護企業、企業家（雇主）的合法權益」了。既然已經認可了中國工會和中國企聯代表和維護兩個不同的、特殊的利益群體的合法權益，那就不僅要從雙方共同認可的國家意識形態出發，而且要從雙方各自的特殊意識形態出發，來論證其特殊利益的合法性，只有這樣，這兩個「自在的階級」，才會分別獲得其自我意識，從而轉化為兩個「自為的階級」。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企業家和私營企業主階層在經濟上的迅速崛起，它們的自我意識也在逐漸形成，它們在最大限度地利用國家意識形態的同時，還在努力尋找自己特殊的意識形態——它們不僅在較深或較高的理論層面論證自身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而且咄咄逼人地貶低乃至否認普通勞動者和工人群眾的地位和價值。比如，認為所有者、企業家才真正代表了新的生產力和先進文化的發展方向，而工人則代表了比較落後的生產力和文化；認為企業股東才是企業的主人，而工人只是出賣勞動力的雇員；認為職工和工會是改革不應加以考慮的變量，應當建構經營者壁壘以遏製職工和工會；認為改革的主體是政治家、知識分子和企業家，應當建立由他們組成的改革的政治同盟，而勞動者和工人則是改革的客體和對象，只需要讓他們保持基本穩定就可以了；認為一切利潤應當歸企業家；等等。所有這些觀點，不僅僅是以一定的經濟學、管理學、政治學、法學理論為基礎的，而且自90年代中期自由主義思潮浮出水面後，又獲得了一種經濟哲學、政治哲學、社會哲學、道德哲學和法哲學的支持。不能否認的是，經濟上的強勢集團，正在獲得理論上乃至學術上的強勢話語權，並且表現在與其他社會階層的政治博弈過程中，在一定程度上甚至體現在國家立法和政府決策過程中。

　　返觀勞動者階層和工人群眾，不僅已經在經濟上處於弱勢地位，而且正在逐步失去其在政治上和意識形態上的主動權和話語權，在這種巨大的社會變遷過程中，他們顯得茫然失措、困惑不解，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他們重新成為一個「自在的階級」。面對這種情況，我們不能僅僅死守著「工人階級是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階級和公有財產的主人」、「應當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中國工會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職工自願結合的工人階級群眾組織，是黨聯系職工群眾的橋梁和紐帶，是國家政權的重要社會支柱」這些最一般的國家意識形態話語不放，而應該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在公民社會的「三方格局」中，在「憲政、民主和法治」的治理模式中，發展出一整套與企業家、私營企業主、高收入群體不同的意識形態，在高層次的理論和學術領域，有力地回應各種貶低和否定工人階級的言論，以強有力的理論和學術依據，加入到國家層面的經濟管理、政治決策、文化導向和社會建構中去，從源頭上維護職工群眾的合法權益。

　　勞動哲學恰恰可以成為當代中國工人階級的特殊意識形態，從而把國家意識形態與工人階級和工會的實踐連接起來。

　　勞動哲學有助於重構當代中國工人階級意識並使之上升為國家意誌勞動哲學的價值不僅僅體現在把國家意識形態「下傳」和下降到工人階級和工會的實踐之中，還在於概括、提煉、總結當代中國工人階級的意識、意誌、願望和要求，推動中國工人的自我意識的更新和重構，並使之「上達」和上升到國家意誌和國家意識形態中去。

　　「更新和重構中國工人階級意識」這個命題包含以下幾層含義：

　　第一，隨著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化，經濟和社會結構發生了急劇的、巨大的變化，工人階級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地位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固守大一統公有製和計劃經濟下形成的那套觀念和意識形態，就會使工人群眾產生如下較為消極的心理和心態：（1）看不清自己在現實生活中真實的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而留戀並希望回復到從前的「美好時光」和「黃金時代」；（2）產生巨大的心理落差以及過於強烈的挫折感，對社會現實和自己的前途悲觀絕望；（3）看不到改革開放的歷史進步意義以及給自己帶來的解放、權利和機遇，消極被動地被卷入歷史潮流之中。這三種心理和心態都表明他們處在一種沒有達到真實的自我意識的「自在的」、隨波逐流的狀態，只有重新建構一種較為真實的、積極向上的自我意識，他們才能達到一種「自為的」、獨立自主的狀態。

　　第二，目前寫入憲法的國家意識形態，並不僅僅是工人階級的階級意識，其他各階級階層也可以從自身出發對之加以理解並接受其指導，執政黨不能再直接為工人階級和工會提供現成的「階級意識」、「思想武器」和「理論體系」了，原因很簡單——它不能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執政黨只能以國家意識形態作為標準和尺度，協調和仲裁各階級階層意識形態的論爭，各階級階層應當自己承擔起創立和發展其特殊意識形態的責任，而不能抱著「等、靠、要」的心態，希望執政黨像慈父一樣為自己提供思想工具和精神食糧。

　　第三，對憲法仍然保留的關於工人階級的領導地位和國家主人地位的規定，不能做一勞永逸、高枕無憂的理解，即使過去一直是這樣，也並不意味著將來永遠會這樣。在市場經濟、社會分化、利益集團多元化的歷史條件下，工人階級能否保持其領導地位和主人地位，取決於工人階級能否在現代市場經濟、「公民社會」及其「憲政、民主和法治」的治理結構中，不斷地提高自身的經濟力量、政治力量和文化力量。這表明，中國工人階級要重新形成和建立這樣一種明確的自我意識：一方面不要樂觀地相信某種外在的、超人的歷史必然性一定會保障工人階級的領導地位和主人地位，另一方面也絕沒有必要悲觀絕望，因為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反倒有可能追求和實現某種真正的而不是虛幻的領導地位和主人地位。

　　第四，「更新」、「重構」的主體無疑首先是工人階級本身，因為正如馬克思、恩格斯早就指出的，工人階級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事情；如果工人群眾本身不願變、不能變，再先進的思想和理論也無法從外部強行灌輸到他們的頭腦中去。但這並不意味著知識分子只能無所作為或不必承擔特殊的責任，歷史證明，知識分子應該而且可以在工人階級的思想啟蒙和意識發展方面作出較多的努力、做出較大的貢獻。比如，「勞動哲學」就應該而且可以成為當代中國工人階級意識的集中體現和表現。

　　100多年來，中國工人階級處在艱難曲折的形成過程中。然而，正如我國工業化和城市化過程還沒有完成一樣，我國工人階級也沒有終止其形成過程，在未來幾十年內，還有數億農業勞動者將轉化為工人。工人階級的形成不僅在數量方面還沒有完成，在品質、能力、思想、文化等更為重要的方面，也遠遠沒有完成，其中最重要的是，我國工人階級尚未達到清楚明白的自我意識，而工人階級是否具有獨立而完整的階級意識，是其是否成為一個成熟的、自為的階級的主要標誌，直接關系到它能否作為一個獨立自主的、積極負責的、建設性的階級，強有力地加入到我國現代文明社會和公民社會的建構過程中去，關系到勞動者能否成為現代民主社會的積極公民和真正的主人。在這個意義上說，勞動哲學相對於其他具體的勞動科學而言，能夠更為宏觀、全面地反映和提升工人群眾階級意識的變化和發展，並且使之加入到國家意誌和國家意識形態的形成過程中去。

　　如何建立和發展當代中國的勞動哲學

　　在人類歷史的早期發展階段，對勞動的哲學思考只零星地出現在少數哲學著作中，直到近現代，才出現比較全面和系統的勞動哲學思想。只有在勞動與資本的矛盾成為社會主要矛盾的情況下，勞動哲學才能充分發展起來。改革開放以來，勞資關系逐漸成為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之一。面對我國當前「強資本、弱勞工」的勞動關系格局，建立和發展一種適合中國國情的勞動哲學已經是刻不容緩的事情。

　　馬克思主義勞動哲學的歷史貢獻

　　與其他現代勞動哲學流派相比，馬克思主義勞動哲學具有三個極為鮮明的特點：在政治上它是最激進、最革命的，在思想上它是最哲學化、最思辨化的，在歷史影響上它是最大、最深遠的，至今不僅仍然在發達國家有相當大的影響，更重要的是，對於發展中國家的勞動運動，尤其是對於那些正處於資本主義早期發展階段的國家的勞動運動，還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和現實的指導意義。

　　值得特別指出的是，馬克思主義不僅具有對於勞動問題的最為全面和完整的哲學思考,即狹義的勞動哲學，而且整個馬克思主義哲學可以說就是一種廣義的勞動哲學，因為第一，馬克思主義從勞動出發、以勞動為核心和輻射點解釋社會歷史乃至自然界的變化，從而形成了一種可被稱之為唯物史觀、勞動史觀、實踐史觀的社會存在本體論以及相應的價值觀和認識論；第二，馬克思主義哲學在歷史上第一次公開站在勞動者的立場上、為勞動者伸張權利、要求按勞動者的本性和價值觀改造世界，可以說是一種名副其實的「勞動者的哲學」、「無產階級世界觀」和「工人階級爭取解放的思想武器」。

　　馬克思主義勞動哲學的要點如下：

　　——所謂勞動，是人類改造自然界的有目的、有意識的物質活動，是人類與自然界的物質變換活動，是人類的基本存在方式。

　　——勞動作為物質資料的生產活動，是人類的一種最基本的實踐活動，正是在勞動活動的基礎上，才產生了人類的政治實踐活動和文化實踐活動。

　　——勞動創造了人本身，整個所謂人類歷史，無非就是人通過勞動把自己創造為人的過程；只有在勞動過程中，人類的生產力、思維、情感、語言、社會關系等等才逐步發展起來。

　　——勞動具有雙重屬性，即一方面它是滿足人的物質需要（這是從動物那裏繼承的需要）的手段，是服從「外在目的」的必要勞動或謀生勞動，另一方面它也是人的創造性需要（這是只有人才具有的需要）的滿足，是從「內在目的」出發的自覺、自主、自由的活動。

　　——強製性的社會分工和私有製，尤其是資本主義的社會分工和私有製，把勞動變成了「異化勞動」，一方面是勞動所創造的剩余價值被資本家無償占有，另一方面是勞動活動本身成為單純的謀生活動，使勞動者的創造天賦和創造潛能得不到發揮和發展，使人性遭到嚴重的戕害。

　　——所謂「人的解放」或「人類解放」，本質上就是勞動者的解放，就是消滅勞動的異化性質和異化方式，從而使每個人都能夠得到自由而全面的發展，那時，勞動不再成為謀生的手段，而成為人的生活的第一需要，人類因此而實現了由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的飛躍。

　　然而，馬克思的歷史貢獻不僅僅在理論上，而且是在實踐上為19世紀的無產階級、工人階級提供了一種階級鬥爭的思想武器和行動指南，正像他自己所說的，他的哲學不僅是要解釋世界，而且是要改變世界。他的哲學果然改變了世界。我們固然不能把他的理論和實踐教條化、神化和絕對化，但我們應該承認，正是他所指導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迫使資產階級做出讓步，從而把西方社會和西方文明推進到一個新的歷史階段。

　　正是由於馬克思主義所做出的偉大歷史貢獻，使得它的一些思想在現代和當代西方社會逐漸過時了——不是因為它們在其產生時是錯誤的，而是因為它們後來沒有必要了。然而，這只是就它在西方國家的情況而言，對很多剛剛開始工業化、現代化進程的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而言，馬克思主義勞動哲學還具有極強的現實性、針對性和正確性，對這些國家的勞動運動還具有寶貴的指導意義——原因僅僅在於，這些國家的資產階級還處在貪婪地、不擇手段地追求剩余價值的階段，這些國家的資本主義還處在原始的、野蠻的、慘無人道的階段。許多後發展國家的現代化歷史經驗表明，沒有工人運動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殊死抵抗，這些國家絕對不會自動進化到比較文明的歷史階段。

　　對馬克思主義勞動哲學的反思

　　當然，馬克思主義勞動哲學只是勞動哲學的奠基形態，並不是勞動哲學的終極形態。馬克思主義最講究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具體矛盾具體解決，最重視真理適用的時空範圍，最承認歷史的變化和發展，因此，正好是馬克思本人，一定會反對把他自己的勞動哲學，照搬到當代中國的實際情況中去。從20世紀西方社會的結構性變化和我國的現代化實踐這兩個視角出發，反思馬克思的勞動哲學，可以提出如下需要重新審視的問題：

　　第一，在馬克思所處的社會和時代，資本對於勞動、資產階級對於無產階級進行殘酷的經濟剝削和無情的政治壓迫，在這種情況下，馬克思代表無產階級提出一種「徹底決裂」、激烈反抗的勞動哲學，要求一舉消滅私有製和資本主義製度，具有充足的歷史合理性——只有空想社會主義才寄希望於資產階級的大發慈悲。然而，也正是由於無產階級的堅決鬥爭，迫使資產階級不斷做出讓步。20世紀以來，特別是二戰以來，勞資矛盾和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鬥爭不斷趨於緩和，出現了勞資合作、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向中產階級合流的新動向，杠鈴型的社會結構正在向橄欖型的社會結構轉化。在這種新的歷史條件下，有沒有必要重新探討勞動與資本的相互關系呢？把一切價值歸結為勞動而完全否定資本和資本家的經營管理對價值創造和經濟發展的貢獻，是否在學理上有所偏頗呢？比如說，隨著勞動向資本轉化和資本向勞動轉化，出現了一種帶有一定資本性即要求得到利潤回報並且的確具有討價還價能力的勞動形態——知識勞動，從另一方面看，這種知識勞動也可以說是一種帶有勞動性的資本形態——人力資本。一個顯著的例子是，擁有知識產權的高級勞動者，可以通過在資本市場融入風險資本而迅速創業並成為巨富；反過來，資本也正在大量向教育和人力資源領域投資，並因此而獲取豐厚的利潤。從哲學的視角來看，這正好是一個正、反、合或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過程。當然，這絕不是說勞動與資本的矛盾已經不復存在了，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已經完全合為一體了。

　　第二，在我國社會轉型和現代化過程中，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過程中，資本和資本所有者的地位、職能、作用和貢獻，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而且由於資本的相對稀缺和勞動的相對過剩，便不可阻擋地形成了資本的買方市場和強勢地位，與此同時，也出現了勞動的賣方市場和弱勢地位。這是中國工人階級和工會必須面對的一個嚴酷的現實。在這一方面，「經濟必然性」的確顯示出其強大的力量。當然，這並不意味著工人階級和工會是完全無能為力、只能被動適應的，更不意味著工人階級和工會應該「識大體」、「顧大局」、自覺並且無償地為社會轉型付出代價，做出犧牲，理由很簡單，勞動是任何一個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基礎，基礎不牢，地動山搖。然而，同樣不能忘記的是，當工人階級奮力爭取自己的正當權益的時候，的確不能像馬克思當年那樣，提出徹底消滅私有製、資本、市場經濟、商品貨幣關系的激進要求，不能提出重新建立大一統的公有製、計劃經濟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極端主張了。工人階級和工會只能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在「公民社會」格局與「憲政、民主和法治」框架內，維護和提高自己的經濟、政治和文化地位。

　　第三，從前，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專利，工人階級和勞動者如果也被承認有所謂人權、自由和個性，那的確僅僅是形式上的，而在產權關系、勞動關系等等現實的社會關系中，並沒有實質上平等的人權、自由和個性。不過，20世紀西方社會的發展證明，形式上的平等是可以逐漸轉化為實質上的平等的，人權、自由和個性正在逐步落實到社會的下層和底層，盡管上下之間的差別還是相當大的，但畢竟不是一方全有、一方全無了。一般而言，在當代社會中，社會強勢群體傾向於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而社會弱勢群體則傾向於平等主義和集體主義，不過，極端的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與極端的平等主義和集體主義，已經被證明是死路一條，而雙方的交流、對話和取長補短，能夠幫助人們走出這兩條死胡同；20世紀的歷史發展表明，社會正義（表現為法治）正就是在自由與平等之間、在個人與社會之間保持一種合理的張力。從而，自由主義、個人主義與平等主義、集體主義也應該並正在從兩個極端向中間靠攏。

　　這就意味著，當代中國勞動哲學不能再像當年馬克思那樣堅持極端的整體主義思維方式和極端的集體主義價值觀了（馬克思把個性的自由發展推到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而在通向這一理想社會的過程中，主張實行整體主義和集體主義的社會革命，一舉消滅異化勞動和資本主義，從而一舉實現無產階級的人權、自由和個性，而反對通過一點一滴的社會改革和社會改良逐步擴大工人階級的人權、自由和個性）。如果說，馬克思當年是被逼無奈、別無選擇的話，那麽，蘇聯模式社會主義的失敗已經證明，過高的要求和理想以及為實現此一要求和理想而采取的過於極端的方法和手段，只能事與願違地導致相反的後果。當代中國勞動哲學當然是一種「集體行動的邏輯」，但也應當吸收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的一些合理成分，吸取發達市場經濟國家處理勞資關系的經驗和方法，吸取西方勞動科學的研究成果和合理內核，並結合中國國情，創造出中國特色的勞動哲學、中國特色的勞動科學以及中國特色的工人階級和工會理論。

　　從中國國情出發對現代西方勞動哲學資源做出多角度和多層面的取舍在方法論上，當代中國的勞動哲學，應該從三個視角或在三個層面上擇取現代西方勞動哲學資源：

　　第一，擇取馬克思主義勞動哲學作為當代中國勞動運動的否定性維度、批判性視角和底層理論結構。這是當代中國工人階級對當代中國強資本弱勞動的經濟和社會結構的正當反應，是工人階級保持人性尊嚴、追求社會最低公平、抵抗超經濟剝削的戰略選擇，是以革命和罷工等激烈行動和最後手段對可能出現的過度剝削和壓迫行使否決權——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奴隸起義、農民起義、資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革命已經無數次宣布了弱者的這項歷史權利和底線人權。之所以說是「最後手段」、「底線人權」，是指不到走投無路、忍無可忍的時候，被剝削和被壓迫者都不想使用和行使它們；被剝削和被壓迫者是否使用和行使它們，取決於剝削者和壓迫者是否給人留下一條活路。當然，在當代文明社會，強者們不一定會把弱者們逼上絕路，弱者們也不必行使最後的否決權，這實際上也是對雙方都有利的情況，但弱者們不能不保留這項權利以防不測之禍。不僅如此，弱者們也永遠有權利對資本和權力所造成的經濟和社會不公進行不間斷的批判和抗議，把壟斷性經濟和政治力量約束和限製在公眾勉強能夠承受的限度和範圍之內。

　　第二，擇取民主社會主義、工聯主義和互助合作主義勞動哲學作為當代中國勞動運動的替代性維度、建設性視角和主體理論結構。做出這樣一種戰略選擇是基於這樣一種認識：人類是善於學習和糾錯的動物，他們完全有能力避免前人犯過的重大錯誤，他們不必把前人走過的路亦步亦趨地重走一遍。我們中國所要追求和實現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而不是全盤模仿19世紀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基於這樣的社會共識，執政黨、政府和社會各界就能形成一種強有力的社會和政治力量，監督和製約中國私有製和資本主義經濟成分的發展。從西方國家的歷史經驗來看，正如在資本主義社會早期，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與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處於激烈尖銳的對立和鬥爭一樣，20世紀以來，民主社會主義、工聯主義和互助合作主義與改良的和受到管理的資本主義之間正好處於一種既對立又統一、既對抗又合作、既承認對方又限製對方的關系之中。也就是說，現代勞動運動的趨勢是用對資本主義的製約、管理、監督、參與來取代、替代對資本主義的全盤否定和徹底摧毀，這樣，一方面社會生產和財富增長過程不會中斷，社會結構不會崩潰，另一方面勞動運動也會得到一些實質性的成果，經濟、政治和社會結構也會得到一些實質性的改革和進步。這是一個邊破壞邊建設而不是一個大破壞之後大建設的過程。我們不希望中國重蹈19世紀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老路，不希望出現劇烈的階級鬥爭和社會動蕩，而希望民主社會主義、工聯主義和互助合作主義勞動哲學成為當代中國勞動運動的主要指導思想。

　　第三，擇取自由主義勞動哲學作為當代中國勞動運動的參照性維度、開放性視角和輔助理論結構。自由主義在資本哲學方面還是頗有建樹的，在勞動哲學方面則少有建樹，因為現代勞動運動作為一種集體行動主要遵循平等主義和集體主義的邏輯和價值觀，難以接受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的邏輯和價值觀。盡管如此，我們認為，有必要把自由主義，尤其是管理的自由主義作為當代中國勞動運動的參考系和輔助理論，理由是：（1）在勞動運動的歷史中，屢屢出現權力集中和壟斷、官僚主義以及對個人自由和個人民主權利的損害，對此，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不失為一副有效的解毒劑；（2）勞動運動不能永遠停留在平等主義和集體主義的水平上，不能永遠指望靠人數的優勢和群體的力量消解和彌補個體力量的弱小，也就是說，勞動運動要創造條件讓每一個勞動者都能夠得到全面而自由的發展，讓每一個弱勢個體都變得強大起來。這樣一個更高的價值目標與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存在一致之處，也就是說，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也可以成為勞動哲學和勞動運動的理論資源。

　　以上三個方面是互補的，共同構成當代中國勞動哲學的理論品質和思想張力；針對不同歷史時期的具體情況，可以而且必須突出強調和發展某一方面，但這種互補關系應該始終保持不變。

　　什麽是勞動

　　什麽是勞動？這似乎是一個不言而喻的問題。但實際上每個人的理解可能很不一樣。當然，農民種地、工人做工是典型的、沒有人可以質疑的勞動活動，但是，對於投資理財、經營管理、學術研究和藝術創作，以及立法、執法、司法、國防等等政治和行政活動，有人認為是勞動，有人認為不是勞動。於是，我們不得不再一次追問：什麽是勞動？

　　對勞動的四個層次的定義

　　讓我們由淺入深地對勞動做一個界定：

　　定義1：勞動是人類的一種特有的活動，是人類區別於動物的特有的生存方式這個定義表明勞動是一種人類活動和人的生存方式，而不是一種動物活動或動物的生存方式。當然，人也是一種動物，也有許多動物性的活動，但這些活動比如吃喝拉撒睡就不能稱之為勞動。雖然說人的吃喝拉撒睡這些動物性活動於今在很大程度上也人性化了，但因為最初使人區別於動物的是勞動而不是這些活動，而且這些活動之所以能夠人性化，也是建立在勞動基礎之上的，所以勞動與這些活動的本質區別仍然是存在的。

　　定義2：勞動是一種運用體力、智力、知識和工具實際地改變外部世界和周圍環境的活動，是主觀見之於客觀的實踐活動人類特有的活動至少有兩種，主客觀相統一的實踐活動和沒有客觀化的思維活動，勞動只能是第一種而不是第二種活動。誠然，實踐活動中一定包含思維活動，而思維活動也會轉化為實踐活動的一個環節，但在很多時候思維活動的確只停留在人的頭腦中，這種停留在人腦中的主觀思維活動就不能稱之為勞動。

　　實踐是主客觀、主客體相統一的過程，具有主觀性與客觀性、主體性與客體性、創造性與對象性雙重特性，而單純的思維活動只具有主觀性、主體性和創造性，而不同時具有客觀性、客體性和對象性。勞動無疑是一種實踐活動而不是一種主觀思維活動，它必須同時運用體力和智力並且實際地改變對象世界。

　　定義3：勞動是一種實際地改變自然界並生產出滿足人類需要的物質財富的實踐活動，是人類賴以存在和發展的、作為人類生存的永恒基礎的物質資料的生產過程，是人類與自然界的物質、能量和信息的交換和變換過程勞動是一種實踐活動，但並不是所有的實踐活動都是勞動，以社會結構、人際關系和人本身為改造對象的實踐活動，如階級鬥爭、政治活動、社會管理活動、社會交往活動、科學實驗、社會調查，還有教育、醫療、體育、娛樂、消費等人本身的生產活動，不能稱之為勞動；如果我們把所有這些實踐活動都稱之為勞動，勞動概念與實踐概念就沒有什麽區別了。

　　定義3突出了勞動改造自然界、創造人類賴以存在和發展的物質基礎的特性，在哲學的層面上，把人類與自然的對立統一關系用「勞動」這個概念加以概括和指稱，從而明確了勞動在人類全部活動和整個實踐活動體系中的優先地位，這對於我們認識人類歷史和社會生活具有重要的認識論和方法論意義。無論人類文明發展到何種程度，我們都始終要記住，人類依賴於大自然而又必須改造大自然，只有物質資料生產即勞動才能實現人類與自然的這種對立統一，其他一切人類活動和實踐活動都要以勞動作為基礎和出發點。

　　定義4：勞動是人們以自主或受雇的方式改造自然界並創造物質財富的直接的物質資料生產，是人與自然界直接進行物質、能量、信息交換和變換的活動過程這是對勞動內核的最終把握，也就是說，雖然勞動是物質資料生產，但並非所有的物質資料生產活動都是勞動；只有活勞動、直接生產勞動才是本質意義上的勞動，而投資活動、資本運營活動，雖然也是重要的實踐活動，也是物質資料生產過程和體系中的重要方面，但是，第一，它們只是間接的而不是直接改造自然並創造物質財富的活動；第二，它們是物質資料生產體系中的「高層建築」，而不是直接與自然界發生對立統一關系的「底層基礎」；第三，資本是死勞動，是過去勞動的物化、積累和凝結，在歷史上，先有活勞動，後有轉化為活勞動之對立面的死勞動（資本）。

　　至於企業管理活動，作為重要的生產要素，在資本雇傭勞動的情況下，它主要是一種監督活動；在勞動雇傭資本的情況下，它屬於勞動而且是一種復雜勞動；在勞資共決或勞資合作的情況下，它具有半勞動半監督的性質。

　　到此為止，勞動的定義就顯得非常狹窄了。不過，這不應該被看成是這一定義的弱點而毋寧說是這一定義的優點。實際上，這一定義既是對人類活動的靜態結構進行抽象分析的終極結果，也是對人類歷史的動態過程進行追溯還原的終極結果：在人類歷史的開端，勞動乃是唯一的人類實踐，後來所有的人類實踐最多只是以萌芽的形式蘊藏在勞動之中；勞動是人類歷史的開端、發源地和原型，是打開社會歷史奧秘的鑰匙。

　　以上抽象思維過程可以圖示如下：

　　https://mmbiz.qpic.cn/mmbiz_jpg/ ... _lazy=1&wx_co=1

      勞動與相關範疇的關系

　　現在我們可以簡單討論一下「勞動」範疇與相關範疇的關系了。

　　一、勞動與實踐

　　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實踐是一個表征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自己諸多相互關系的總體性範疇，所以馬克思主義哲學又被有些人稱為實踐哲學，或實踐唯物主義。相比之下，勞動雖然是實踐的原型，是最基礎的實踐活動，但在概念的外延上，勞動小於實踐，只是實踐的一部分。我們再回顧一下整個西方哲學史，從亞裏士多德開始，實踐也是遠遠大於勞動的。

　　二、勞動與工作

　　勞動與工作經常是通用的，但勞動肯定是一種工作，而工作不一定是勞動。我們把勞動界定為直接的物質資料生產，因此，很多工作，比如資本的經營管理工作、政治思想工作、文化工作等等，就不是勞動。所謂工作，是指在一定的社會分工體系中所從事的職業活動，因此，人類的絕大部分實踐活動，除了以消費活動或人本身的生產為主的日常生活實踐外，都叫做工作或職業活動。工作或職業活動，是一個其外延僅小於實踐的範疇，比勞動範疇的外延要大得多。

　　人們通常不加區別地使用勞動分工和社會分工這兩個概念，其實，社會分工比勞動分工要大得多。的確，追根究底，所有其他的社會生活領域都是從勞動領域分化出來的，但一旦這樣一種社會分工格局形成了，勞動分工反而只是整個社會分工的一部分。凡是在社會分工體系中從事一定職業、履行一定職責、得到一份報酬的活動，都叫做工作，不管它是不是直接生產物質資料的勞動。

　　三、勞動與生產

　　在日常語言乃至學術語言中，勞動與生產經常是互換的，是一對同義詞或近義詞，而且兩個詞又經常連用而組成新詞，如生產勞動、生產性勞動、勞動生產力、勞動生產率等等。不過，生產範疇在外延上是大於勞動範疇的：首先，有些生產活動並不是物質資料生產，比如人口的生產（實際上，在中文中，「生產」的本義就是指小孩的分娩，後來才引申到其他類似於小孩分娩的活動），比如精神文化產品的生產（現在，知識、文化的生產已經成為一個產業了）；其次，物質資料生產包含著比勞動更多的內容，誰也不能否定投資和資本經營活動在物質資料生產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但我們肯定不能把投資和資本經營活動也稱之為勞動。

　　此外，生產範疇小於工作範疇，因為很多工作或職業活動，比如政治和社會管理活動，不能叫做生產活動。

　　根據上述論述，實踐、工作、生產、勞動這四個範疇的關系可以用下式表示：

　　實踐 > 工作 > 生產 > 勞動

　　勞動的內在矛盾

　　人類本身就是宇宙中最自相矛盾的存在：它來自自然而又力圖超出和改造自然；它秉有自然賦予它的本質同時又力圖自己規定、選擇和創造自己的本質。人類的這種矛盾境遇和矛盾本性到處表現在人的活動尤其是勞動活動之中。

　　一、勞動的物質性與精神性的矛盾

　　勞動是有目的、有意識地改造自然物質世界的活動，是物質與精神、客體與主體、客觀對象與主觀創造等等的對立統一過程。勞動的物質性表現在，勞動不是主觀思維過程，而是與客觀物質世界實際地發生相互作用的過程，而勞動的產品不是無中生有，而是把已有的自然物質元素按照人的需要和構想組織和結合起來。勞動的精神性表現在，勞動是有目的、有意識、有計劃地進行的，並且能夠創造出自然界本身不存在的自然物質結構和功能，從而滿足人類所特有的需要。

　　要把兩種如此不同和對立的性質有機地結合起來，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實際上，能夠實現物質性（客體性、對象性）與精神性（主體性、創造性）完滿統一的情況，是很少見的。

　　在原始社會，人類的精神性只是處在萌芽狀態，采集和狩獵這兩種主要的勞動和產業，都是獲取自然界提供的現成的食物；在古代社會（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雖然人類的精神性有了較大的發展，但勞動的物質性方面對於勞動的精神性方面仍然處於主導地位，畜牧業和農業一方面高度依賴自然地理條件（土壤、氣候、陽光、水資源），高度依賴植物和動物的生長節律和生死循環規律，也就是說，高度依賴外部自然力，另一方面，也高度依賴內部自然力即人的體力，科學技術和生產工具還沒有成為主要的生產力。

　　近代以來，人類的精神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解放和發展。工業文明取代了農業文明，科學技術和機器體系成為主要的生產力，對自然改造的強度、廣度和深度都大大增加了，物質財富如井噴一樣湧流，這些財富主要不再是保留原來自然形態的產品，而是通過對自然物質元素進行重組而形成的自然界本身並不存在的人工製品。然而，現代社會走向了另一個極端：精神性原則壓倒了物質性原則，從而導致了極為嚴重的生態危機和能源危機，由此又導致嚴重的社會危機。一個悖論出現了：人的精神性的極度發展使人類自己走到懸崖的邊緣，面臨著毀滅的危險。

　　二、勞動的因果性與目的性的矛盾

　　這是上述第一個矛盾的深入展開，因為勞動的物質性集中體現為勞動的因果性，而勞動的精神性集中體現為勞動的目的性。

　　馬克思就是在因果性與目的性的張力場中界定勞動的：一方面，人的勞動不僅使自然物發生形式變化，同時他還在自然物中實現自己的目的，這個目的是他所知道的，他必須使他的意誌服從這個目的；另一方面，由人的目的所設定和主導的勞動過程仍然是一個嚴格的因果過程，並且必須嚴格依據自然界的因果規律，勞動的成功正在於自覺地、有目的地、有效地利用自然規律，而不是肆意改變和違背自然規律。

　　當今時代，由於人類有目的的勞動活動導致了種種損害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嚴重後果（如自然界對人類的報復和懲罰、人類由於過度爭奪自然資源而產生的戰爭和殺戮），如何解決勞動活動中因果性與目的性的矛盾，便成為整個人類所面臨的共同的和首要的問題。然而，並不是所有人都認識到了這一問題的嚴重性，即使很多人認識到了，各國各民族之間也遠遠沒有建立一種解決這一問題的共同的、有效的機製和製度。發達國家固然不願放棄其經濟上的領先地位，它們通過把那些破壞自然和生態環境的低端產業轉移到不發達國家來重建自己與自然環境的和諧相處，不發達國家則不惜通過殺雞取卵、竭澤而漁的方式奮力追趕與發達國家在經濟上的距離。於是這個問題便成為一個世界級的難題。

　　三、勞動的被動謀生性與自我實現性的矛盾

　　人不僅受到外部自然界及其規律的製約，而且受到內部自然界及其規律的製約，這主要表現在，人是有死的生物，和動物一樣服從支配身體的物理學、化學、生物學規律，像動物一樣貪生怕死、趨利避害，像動物一樣需要吃喝拉撒睡；迄今為止，物質需要、生理需要、自然需要，仍然是絕大多數人首要的需要。這就決定人的勞動首先具有謀生的性質，首先是被物質需要和對物質利益的追求所推動的。在大多數情況下，勞動是人們為了活下去而不得不從事的活動，而不是因為勞動本身具有什麽吸引力，以致當人們可以用不勞動和非勞動的方式解決謀生問題時，人們會像逃避瘟疫一樣地逃避勞動。

　　然而，就是在這種被強製地進行的謀生勞動過程中，一種新的、我們可以稱之為主體性的人類潛能在悄悄地、慢慢地生長發育起來，發展到後來，這種人類潛能，就其本身也要求得到實現和滿足而言，它也成為一種內在的需要，一種真正的人性需要。主體性這種內在的人性財富最初是作為滿足人的自然物質需要的手段而出現的，到後來它終於表現出自為目的的趨勢。

　　任何歷史階段和任何人的勞動都同時具有被動謀生性和自我實現性。比較樂觀的預期是，勞動的被動謀生性逐步降低，而勞動的自我實現性逐步提高，直到後者成為勞動的主導屬性，直到實現席勒、傅立葉、馬克思等人所展望的勞動成為遊戲、樂趣和生活的第一需要的理想程度。令人憂慮的是，人類在達到這一理想之前，很可能早就因為殘酷的生存競爭而同歸於盡了。

　　四、勞動的社會性與個人性的矛盾

　　勞動不僅僅是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過程，而且是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或交往過程，因為像原子一樣孤立自在的個人是不可能完成勞動過程的，任何個人的勞動都具有社會性，任何個體的勞動都具有總體性，任何個別的勞動都具有一般性，任何特殊的勞動都具有普遍性，任何具體的勞動都具有抽象性。看似孤立的勞動如漂流到荒島上的魯濱遜的勞動，其實含有深厚的社會內容，反過來說，看似鐵板一塊的集體勞動，如拉纖、打夯、流水線作業，無不以個人的最低限度的自主性和自由意誌為前提。這兩類屬性之間的矛盾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分工與協作之間的矛盾。即使是最原始的勞動，如用粗笨的石器打死一頭野豬，也有簡單的分工和協作。分工要求個人負責和完成一定的動作和任務，協作要求承擔不同任務和職能的人為實現共同的目標而結合成為一個緊密的共同體。正是分工和協作，極大地放大了個人的生產力，使系統之和遠遠大於個人力量的簡單相加。人類先是本能地感知到然後是自覺地意識到分工與協作的神奇作用，於是有意無意地使分工更加細致，與此同時，也使分工基礎上的協作更加緊密。現代經濟就是一個龐大的分工協作體系；一方面，國民經濟分為許多產業，同一產業分為許多行業和職業，同一行業和職業又分為許多道工序，同一道工序又分為許多崗位；另一方面，崗位之間、工序之間、行業和職業之間、產業之間又是緊密依賴和聯結在一起的，一個環節出了問題，整個經濟系統也會出現問題。

　　分工與協作的確是互補的和相互促進的，然而，這種互補和相互促進卻並不是自發的和自然而然的，如果缺乏有意識的計劃、管理、調節、控製，到處可見的倒是崗位之間、工序之間、行業和職業之間、產業之間的脫節、分離、相悖乃至嚴重的沖突。

　　2、個體勞動生產力與總體勞動生產力之間的矛盾。勞動的分工和協作的發展，直接導致個人、個體的勞動生產力與總體（集體、社會、人類）的勞動生產力的不同步的發展。誠然，總體生產力的發展歸根究底來自於個體生產力的發展，但迄今為止，總體生產力的發展並不是來自於各個個人的生產力的平等而自由的發展，反而更多地來自個人生產力的不平等和不自由的發展：首先，分工使個人能力得到專門化的、專業的發展，但也導致非常片面的和單調的發展，以致很多人整個的一生都局限在某個勞動崗位上，而對勞動世界的全過程和結構一無所知；其次，人們之間在勞動生產力上的發展是極不均衡的，擁有流動和上升機會的人能夠得到較大和較全面地發展，而許許多多沒有這種機會的人則陷入愚鈍無知之中，淪為機器體系上不足掛齒的齒輪和螺絲釘。

　　於是出現了馬克思所指出的人類力量的擴張和個人力量的萎縮之間的二律背反：人類生產力的壯大和個人的無能為力、人類需要和能力體系的豐富和個人的貧弱，正像馬克思所沈痛地描繪的：「工人生產得越多，他能夠消費的越少；他創造價值越多，他自己越沒有價值、越低賤；工人的產品越完美，工人自己越畸形；工人創造的對象越文明，工人自己越野蠻；勞動越有力量，工人越無力；勞動越機巧，工人越愚鈍，越成為自然界的努力。」3、勞動產品的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的矛盾。在分工與協作構成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個人的個別、特殊、具體勞動創造使用價值，作為個人勞動總和的社會的一般、普遍、抽象勞動創造交換價值。由於交換成為產品實現自身價值的絕對中介，以致當某種產品不能取得交換價值時，即使這種產品可能的使用價值非常高，它也無法實現自己的功能，從而成為一堆實際上沒有使用價值的廢物；反過來說，由於交換是一個非常復雜的過程，由於交換過程中產生新的利益驅動，交換價值便經常遊離乃至背離於使用價值之外，以致許多使用價值不高乃至沒有什麽使用價值的東西卻獲得了很高的交換價值。交換價值是一種高層建築和一個抽象王國，它固然能夠有力地推廣、擴大、普及使用價值，但也很容易從中產生出商品拜物教、貨幣拜物教和資本拜物教。

　　總而言之，勞動到處表現出自相矛盾的特性，而勞動的發展過程就是這些矛盾不斷產生、解決、再產生、再解決的過程。

　　重新審視勞動在社會結構和歷史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關於勞動在社會生活和整個人類歷史發展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一個爭訟紛紜的問題。一些論者傾向於誇大勞動的地位和作用，一些論者傾向於貶低勞動的地位和作用。本文試圖對勞動的地位和作用有一個更為客觀和理性的認識。

　　一、勞動範圍的絕對擴大與勞動邊界的相對縮小所謂勞動範圍的絕對擴大是指，人類改造自然界的廣度、強度、力度和深度，人類勞動的平面的和立體的、橫向的和縱向的半徑，一直在並且還將要不可遏止地增加。所謂勞動邊界的相對縮小是指，勞動在社會生活結構中所覆蓋的範圍在逐步縮小、所占有的比重在逐步降低，相對而言，人類其他的實踐活動在社會生活中的範圍逐步擴大、比重在逐步提高。

　　這似乎是兩種方向相反的運動，但其實是指向一個方向——人類自由的擴大和人類文明的發展，這是因為，第一，勞動邊界的相對縮小恰好是勞動範圍的絕對擴大的結果，相反，人類與自然的物質變換的範圍越狹窄，人類改造自然的程度越低，勞動在人類實踐活動和社會生活中的邊界就越寬、比重就越大，乃至勞動就是唯一的和包羅萬象的實踐活動和社會生活；第二，其他人類實踐和社會生活的發展，比如政治實踐的民主化和法製化、社會管理的科學化和人性化、文化生產和科學技術的發展等等，反過來也在極大地推動勞動生產力的發展。

　　並不是每個人都理解了這種相反相成的運動。很多人看到勞動改造自然界的範圍的絕對擴大，就誤以為勞動在社會生活中的範圍和邊界也在絕對擴大，於是在人們的潛意識和意識中，自覺不自覺地出現了勞動概念的泛化。

　　一是把勞動混同於生產，於是進行人口再生產的家務活動被稱之為「家務勞動」，進行精神文化產品生產的活動被稱之為「腦力勞動」或「精神勞動」， 政治活動被稱之生產公共產品和服務，進而又被稱之為「管理勞動」。如果順著這一邏輯，性愛活動能夠「生產」出小孩，那麽男女戀愛和做愛也是一種勞動了。

　　二是把勞動混同於工作或職業，於是舉凡一切在各個社會生活領域提供一定的投入、產出並獲得相應報酬的職業活動，都被稱之為勞動。日常用語和學術研究中經常提到「不勞動者不得食」、「按勞分配」、「多勞多得、少勞少得、不勞不得」，實際上都是把勞動等同於工作或把一切工作等同於勞動了。為了與黃、賭、毒等非法牟利活動相區別，我們可以把工作或職業界定為是合法的謀生或贏利活動，但許多這樣的活動也顯然不能稱之為勞動。比如股票交易活動也要付出一定的體力而且要付出極高的智力，這種活動可能會給投資者帶來很高的回報並且因為繁榮了資本市場而促進了市場經濟和物質資料生產的發展。這是一種合法的並且受到社會鼓勵和保護的工作或職業。我們還經常在各個彩票售賣點上看到若幹彩民在非常認真地從事他們的職業活動。社會上還有許許多多與物質資料生產沒有直接聯系的工作或職業活動，它們都要付出一定的體力和智力，都在為社會提供這樣或那樣的產品和服務，都在以某種方式推動社會的進步和發展，但我們不能因此就把它們都叫做「勞動」。

　　面對著勞動概念的泛化，本文堅定地把勞動界定為活勞動或直接的物質資料生產，這樣一種活動的確在絕對地增長和壯大其改造自然的力量，但在人類實踐和社會生活體系中也的確在相對地縮小自己的範圍和邊界。

　　從詞源學的角度來看，Labour的本義指分娩時的痛苦（與中文「生產」的原義同義），也指人的身體的令人焦慮的損傷、張力、壓力、重負等狀態，因為人最初的確主要是運用其體力去與比自己更強大的、異己的自然力量作鬥爭的。古希臘和中世紀把勞動看作是由奴隸或窮人所從事的卑賤的養家糊口的活動，而把自由人的擺脫了謀生壓力的活動叫做Art。這種理解雖然帶有階級的偏見，忽視了勞動所包含的主體性和個體性內容，但還是比較忠於勞動的詞源學意義，強調了勞動所具有的直接地改造自然的含義以及勞動的辛苦與艱難。無獨有偶，中國古人也很強調勞動的這一方面。本文認為，應該在繼承對勞動的這一傳統理解的基礎上，確定現代勞動的範圍和邊界。

　　我反對用勞動泛指一切生產活動、經濟活動、職業活動、實踐活動，並不是要讓勞動保持在某種原生狀態，或停留在某種原始水平上，實際上，現代勞動在量和質兩方面都遠遠超出了原始的和古代的勞動。首先，雖然勞動在現代人類生活結構中的比重已經並還在不斷降低，但現代勞動的絕對量和總量已經千百倍地大於原始勞動和古代勞動了；其次，現代勞動在質上也已經無可比擬地高於原始勞動和古代勞動，這主要表現在現代勞動的精神性、主體性、創造性、自由自主性、自我實現性正在上升為主導的方面，智力與知識要素、科學技術和管理要素正在成為主要的勞動生產力。因此，如果說在原始和古代社會，只有那些利用簡陋的工具、運用初級的經驗知識並受血緣和地域條件製約的物質資料生產才叫做勞動，那麽，在現代社會，物質資料生產已經發育和發展為分工極為細密、層次極為豐富、結構極為復雜、範圍極為廣大的網絡體系，所有加入這個網絡體系的活動，除了資本的投資經營活動，都可以叫做勞動，即直接的物質資料生產活動，那些體力支出雖然很小但直接加入物質財富產出鏈條的科學技術活動和組織管理活動，也是直接的物質資料生產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勞動，而且是比較高級的復雜勞動。

　　當然，在現代社會直接的物質資料生產活動與其他生產活動、經濟活動、職業活動、實踐活動密切聯系和依賴、相互轉化和滲透的情況下，要在勞動和其他活動之間劃出一條涇渭分明的界線是不可能的，在兩者之間會有一塊比較模糊的區間，其間的很多活動兼有勞動和其他活動雙重性質。但是不管怎麽說，離直接的物質資料生產比較遠的活動，就不再屬於勞動的範圍。

　　二、勞動在人類實踐和社會生活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厘定了勞動的性質、範圍和邊界，我們就可以進一步來探討勞動的地位和作用了。

　　1、勞動是一種最核心、基本、關鍵和重要的實踐活動人類實踐活動包括物質資料生產、社會變革活動、文化產業活動和日常生活實踐四種形態，在這四種實踐中，迄今為止，物質資料生產仍然是人類第一位的實踐活動，這不僅僅是因為人類的生存和發展受到自然界的永恒的製約，只有物質資料生產才能為人類的生存和發展、為人類的其他實踐提供物質條件，而且還因為其他實踐活動最初都是從物質資料生產中發展出來的。物質資料生產又可以進一步被區分為直接的和間接的兩種形式，即勞動和資本經營活動，其中勞動對於資本經營活動具有本體論的和歷史的優先性：被開發的土地等自然資源、生產工具、作為交換媒介和儲藏手段的貨幣等等生產條件和生產資料是積累和凝固起來的活勞動，是勞動的產物；只有在相當發達的勞動分工和交換的基礎上，資本才能作為獨立的生產要素被產生出來並被運營起來，雖然被集中經營的資本相對於分散的勞動表現出強大的優勢，但資本之所以能夠被集中經營，本身又是分散的勞動長期積累的結果。

　　2、勞動是整個人類生活世界和社會結構的基礎人類的動物性活動、實踐活動和精神活動，構成了人類生活的總和，構成了人類的生活世界和人類社會，而勞動正是這座宏偉的建築物的基礎。事情正像馬克思所說的，只要人類停止勞動哪怕是一周的時間，這座建築物就會轟然倒塌。我們不妨反過來想一想，在人類的所有活動中，人類的動物性活動能夠作為人類生活世界的基礎嗎？不能！人類的精神活動能夠作為人類生活世界的基礎嗎？不能！人類的政治活動能夠作為人類生活世界的基礎嗎？不能！人類的文化產業活動能夠作為人類生活世界的基礎嗎？不能！人類的日常生活活動能夠作為人類生活世界的基礎嗎？不能！人類的資本經營活動能夠作為人類生活世界的基礎嗎？不能！這一切被排除之後，只剩下勞動可能具有這樣的功能，而勞動也真的具有這種功能——我們每個人的生活都可以為此作證：一旦我們失去勞動提供給我們的吃穿住的資料，我們就會活活地被餓死和凍死；我們的確需要其他人類活動所創造的條件才能夠活得更好一些，但沒有勞動所創造的生活資料，我們連活著都是不可能的。

　　三、勞動在人類歷史發展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馬克思說過所謂世界歷史是人通過人的勞動而誕生的過程，恩格斯也說過勞動創造了人本身，並相信可以在勞動中找到打開社會歷史奧秘的鑰匙。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也可以說是一種勞動主義歷史觀（勞動史觀），或勞動決定論，或勞動一元論。不過，從馬克思、恩格斯也很重視政治上層建築和社會意識形態的能動作用而言，勞動的地位和作用又是受到限製的。借鑒19、20世紀其他歷史哲學的成果，我們試圖重新確定勞動在人類歷史發展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1、勞動是人類歷史的出發點、入口、奠基石和母腹，但並不能決定和解釋一切勞動使人直立行走從而擴大了人的視野和腦容量，勞動使語言交流成為必要並得以實現，勞動創造了人賴以生存和進一步發展所絕對必須的物質財富，勞動過程孕育了人類全面發展的萌芽，勞動使人與自然對立起來又使人與自然相統一……所有這些都表明勞動是人類歷史的當之無愧、無可替代的出發點、入口、奠基石和母腹。但出發點並不預先決定終點，入口並不是出口，奠基石並不等於整個建築，從母腹中產生出來的兒女後來會長大成人並成為獨立的個體。問題的關鍵在於，從勞動這一原點中分化、分叉、滋長、蔓延出來的東西，比如語言、巫術、宗教、政治、戰爭、法律、習俗、社會管理、社會交往、科學、技術、哲學、藝術等等實踐形式和生活領域，後來都得到了獨立的發展，並且反過來促進勞動的發展，這些東西是不能簡單地還原為勞動諸要素的；它們和勞動有千絲萬縷的聯系，但又具有自身獨特的發展規律，不能簡單地用勞動發展的邏輯和辯證法去說明它們本身發展的邏輯和辯證法。

　　最初，正是勞動的發展使這些非勞動領域的產生和發展成為必要和可能，但人類的創造力一旦投入到這些領域，這些領域就不僅在範圍上不斷擴展起來，而且在地位和作用上也不斷提高起來。於是就在這些領域之間以及這些領域與勞動之間形成了極為錯綜復雜的相互作用。當然，相互作用並不等於各個領域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具有同等的地位和作用，而是它們交替地起主導作用，有時是革命和戰爭，有時是經濟製度的改革和發展，有時是科學技術，有時是思想意識形態，而勞動則始終是所有這些矗立於其上的基礎。

　　2、勞動是歷史發展的基本動力，但不是唯一的動力勞動是人類生存的前提和基礎，同時也是歷史發展的基本動力，並且至今仍然是主要的動力。馬克思主義指出，勞動生產力推動了科學技術的變革，推動了生產關系的變革，推動了政治製度、上層建築和意識形態的變革，推動了人們的社會心理、交往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變革。那麽，又是什麽推動了勞動生產力的發展呢？是人類與自然的永恒矛盾，是人類物質需要的永不滿足和物質財富的永恒匱乏。這樣的一幅歷史畫卷看起來是脈絡清晰、簡明扼要的。

　　但這種分析對於深思熟慮的頭腦來說還是過於簡單的。它至少忽視了另外兩種推動歷史運動變化的力量：精神的創造力量和反精神的破壞力量，前一種力量在性質上高於勞動生產力，後一種力量在性質上低於勞動生產力。

　　精神的創造力量來自於又高於勞動生產力。勞動本身中包含了精神的創造力量，但勞動中的精神創造力量是局限於當前勞動過程、服從於眼前利益和目標的，因而是受到很嚴格的限製的。從勞動中分化出去的精神創造活動則超越了物質利益的局限和當前勞動任務的限製，而取得無限發展的自由和空間，使得人類創造出輝煌燦爛的精神文化，這些精神文化表面上是不實用的甚至是無用的，但卻通過種種管道慢慢地、不知不覺地滲漏到勞動過程中去了，從而大大地提升了勞動的水平、層次、生產力和財富創造能力。

　　如果說精神的創造力量是與勞動生產力呈正相關的，它們共同推動了人類歷史的進步，那麽反精神的破壞力量則是與勞動生產力呈負相關的，它破壞了勞動生產力和精神的創造力量，把人類歷史拉向後退的方向。

　　反精神的破壞力量主要有兩種：暴力和狡智。

　　我國當代歷史學家吳思通過對中國歷史的解讀，提出了著名的「血酬定律」，揭示了暴力在歷史中觸目驚心的地位和作用。

　　所謂血酬，即流血拼命所得的報酬，體現著生命與生存資源的交換關系。從晚清到民國，吃這碗飯的人比產業工人多得多。血酬的價值，取決於所拼搶的東西，這就是「血酬定律」。

　　強盜、土匪、軍閥和各種暴力集團靠什麽生活？靠血酬。血酬是對暴力的報酬，就好比工資是對勞動的報酬、利息是對資本的報酬、地租是對土地的報酬。不過，暴力不直接參與價值創造，血酬的價值，決定於拼搶目標的價值。如果暴力的施加對象是人，譬如綁票，其價值則取決於當事人避禍免害的意願和財力。這就是血酬定律。

　　為了將暴力行業性命交易中買主和賣主兩大集團區別開來，我們稱皇帝、軍閥、匪首等暴力集團首領為「血本家」，稱賣命的士兵為「賣血者」。血本家在招兵買馬之後就對平民百姓獲得了生殺予奪的暴力強權，平民百姓要想活下去，就要向血本家繳納貢賦或保護費。

　　血酬第一定律：匪變官。為了追求血酬的長期最大化，土匪願意建立保護掠奪對象的秩序。

　　血酬第二定律：官變匪。為了追求短期血酬收入的最大化，合法的暴力集團也可以退化為土匪。

　　血酬第三定律：匪變民。隨著血酬逐步降低，生產行為的報酬相對提高，土匪可以轉化為農民。

　　血酬第四定律：民變匪。假定血酬不變，隨著生產收益的減少以至消失，大量生產者將轉入暴力集團。

　　血酬第五定律：變法改製。為了追求血酬的最大化，土匪既然願意建立保護掠奪對象的秩序，那麽，當某種秩序帶來的收益超過舊秩序時，立法者和執法者也應該願意變法，提高或降低對掠奪對象的保護程度。

　　暴力靠硬搶，狡智靠巧奪。仿照吳思的「血酬定律」，我們也可以在歷史的生存遊戲中發現某種「狡智取酬定律」，而且這條定律起作用的範圍和程度一點不弱於「血酬定律」。

　　血淋淋的歷史還告訴我們，在很多時候，靠發展勞動生產力和精神的創造力量並不能遏製和戰勝狡智和暴力，勞動者和創造者為了奮起反抗、戰勝邪惡，也不得不使用狡智和暴力的手段。馬克思就說過，暴力是歷史的助產婆；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的力量只能用物質的力量來摧毀。於是階級鬥爭和用正義的暴力武裝反抗邪惡的暴力就構成了另一條歷史的進化路線，補充了勞動推動歷史進化這一條主線。我國當代作家姜戎在其蜚聲中外的《狼圖騰》一書中就直言不諱地指出，「勞動創造人」的命題是片面的，必須補充「戰鬥創造人」這個命題。

　　從上述論述可知，勞動雖然是極為重要的但不是決定一切的力量，僅僅擁有勞動力對人類和個人來講都是不夠的。貶低勞動當然是錯誤的，但盲目崇拜和誇大勞動也是片面的。

　　勞動者的矛盾特征和矛盾處境

　　作為勞動過程的出發點和歸宿點，作為勞動的一個最為重要和關鍵的要素，勞動者的地位和作用是無可置疑的。但是，我們不可以盲目地迷失於一片對勞動者的贊美和歌頌聲中。如果我們冷靜地觀察一下勞動者的真實狀況，就會赫然發現勞動者處在相當困窘的內在矛盾和相當尷尬的外在困境之中。

　　一、勞動者的矛盾特征和矛盾處境

　　如同勞動是一個悖論，勞動者也是一個悖論，具有一系列自相矛盾的特征。雖然勞動者是勞動體系和勞動過程的起點和終點，但在整個社會生活體系和過程中，勞動者，不論是作為群體還是個體，其精神性、主體性、創造性、目的性、自由自主性、自我實現性、個性的發展程度，相對而言都是最低的。

　　1、勞動者為整個人類的精神性、主體性、創造性、目的性的發展奠定了物質基礎，但其自身的主體創造性和精神文化程度最低復雜勞動當然具有較高的精神性、主體性、創造性、目的性，即使是簡單勞動也具有最低限度的精神性、主體性、創造性、目的性。不過，相對於其他社會成員而言，勞動者的主觀方面或主體方面的發展程度仍然是最低的，這是因為勞動的精神性、主體性、創造性、目的性在很大程度上被抽走了而變成勞動過程的外部動力，以至勞動過程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個機械的、被動的、單調的執行過程。席勒、黑格爾，尤其是馬克思，早就指出過勞動的這種異化性質：科學知識和一般生產力的積累，同勞動和勞動者相對立而被吸收在資本當中，從而表現為資本的能力、權力和屬性，比如，在機器生產體系中，科技知識和管理知識表現為一種由資本家加到勞動過程之中的、外在的、異己的東西，而活勞動只是機器生產體系中的一個被動的環節，以致在自動化程度極高的企業，工人將逐步成為多余的。到了20世紀，布雷夫曼等人進一步詳細地研究了壟斷資本主義條件下勞動者的去技能化（deskilling）——設計、構想、計劃過程與執行過程相分離，知識集中於管理者手中，留給工人的只有一種重新解釋過的並且不幸是不充分的技能概念、一種特殊的靈巧、一種有限的和重復進行的操作，等等。通過對工人勞動的這種去技能化、同質化、碎片化，資本得以同時實現三重目的：降低勞動力價格、提高勞動生產效率、提高對工人的管理控製能力。這種去技能化的過程，同時也就是去精神化、去主體化、去創造化、去目的化的過程。

　　2、勞動者為人類的自由發展和自我實現準備了經濟條件，但自己的勞動卻主要是甚至不過是一種謀生活動馬克思指出，一個人在通常的健康、體力、精神、技能、技巧的狀況下，也有從事一份正常的勞動和停止安逸的需求。即使是在奴隸主強迫奴隸勞動的情況下，每當奴隸克服自然界對人類構成的困難而創造出種種人間奇跡時，奴隸們也會感到由衷的驕傲和自豪。馬克思把這種對外部自然界的克服看作是人的「自我實現」、「主體的物化」、「實在的自由」，而「這種自由見之於活動恰恰就是勞動」。在這裏，馬克思看到了勞動的雙重性質：謀生性、被強製性與自由自主性、自我實現性。但馬克思在其整個政治經濟學批判中始終強調的是，有史以來直至資本主義時代，勞動者都不過是在必然王國爭得一點點自由，他們的勞動主要是一種被迫的謀生活動，即使他們也具有自由自主和自我實現的需要，也很少有機會得到滿足。馬克思的這一判斷基本屬實。20世紀以研究和倡導自我實現而聞名世界的人本主義心理學家馬斯洛的理論，實際上也從另一方面印證了馬克思的觀點，因為他拿來作為範本和典型的自我實現者、高峰體驗者，絕大多數都不是勞動者，而主要是一些在政治、經濟、文化領域做出過傑出貢獻的人。

　　3、勞動者為人類個性的發展提供了歷史前提，自己卻被模式化、同質化、平均化、標準化受製於社會分工的必然性、階級統治的強製性和謀生的被迫性，勞動者的個性自然就得不到充分的發展，相反，他們為了能夠活下去，不得不在規模化、標準化、程序化的勞動生產體系和過程中從事一份被規定好的工作，承擔一項高度片面化和專業化的職能，成為機器體系中的齒輪和螺絲釘。他們只有在勞動過程之外的業余生活中才有可能發展一點自己的個性、興趣和愛好。勞動者中當然也有一些非常富有個性的人，但與其他社會階層相比較，應當承認，無論是所占數量的比重，還是整個階層的個性發展程度，勞動者都是最低的。

　　4、勞動者是物質財富的主要創造者，但最後分配到的人均財富卻是最少的自然資源是財富的重要來源，不過，自然資源是通過勞動才轉化為人類可以享用的財富的，況且自然資源是大自然平等地、一視同仁地賜予所有人的。因此可以說，勞動者是物質財富的主要創造者。沒有勞動，人類至今還處在與動物一樣茹毛飲血的階段。然而在財富的實際分配過程中，勞動者所得到的相對份額是最少的，其人均財富占有量是最低的。存在著種種「抽血機製」和「輸血管道」，源源不斷地把財富從勞動者那裏轉移到其他社會成員那裏。馬克思等社會主義思想家們所揭露的剝削（或對剩余勞動的掠奪），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差別只在於剝削程度有高低之分，剝削方式有粗暴和巧妙之分。勞動者積極的或消極的反抗程度高一點，剝削程度就會低一點，但迄今為止還沒有哪一個國家達到了消滅剝削的、真正平等的狀態。

　　5、勞動者支撐了整個社會大廈，但其社會地位最低，社會權利最少即使在現代工業社會，我們也能夠看到，很多終日流汗勞動的人，不僅經濟收入最少，而且享受不到政治權利、思想文化權利、社會保障權利，享受不到作為人和公民的基本權利和尊嚴。他們的前輩——奴隸、農奴、依附農，情況就更為悲慘了。

　　6、勞動者人數最多，但卻成為社會弱勢群體

　　沒有哪一個階級或社會群體比勞動者數量更大了，但勞動者卻在經濟、政治、社會、文化乃至日常生活中全面地處於弱勢地位。勞動者仿佛像中了魔咒一樣，默默地掙紮在社會的底層、下層，在最好的情況下，也不過上升到中層而已，除非他們搖身一變而成為非勞動者。

　　二、勞動者特征和處境的歷史變化

　　以上對勞動者矛盾特征和矛盾處境的描述看起來是令人悲憤和悲觀的。不過，也正是在這種矛盾的特性和處境中，孕育著新的萌芽和希望。

　　1、勞動者不僅保留了人的精神性、主體性、創造性、目的性，而且使之得到了新的發展勞動者的物質資料生產是人類社會存在和發展的核心、基礎和腹地，非勞動者的生存和發展一刻也離不開勞動。只要勞動承擔著人類生存和發展所必需的物質資料的功能和職能，它就必定成為人類的精神性、主體性、創造性、目的性的熔爐、儲藏所和助推器，一旦勞動者的精神性、主體性、創造性、目的性被摧殘凈盡，勞動就不成其為勞動了。從黑格爾對主奴辯證法的深刻論述中，可以揭示出勞動的這種陶鑄人性的作用：正是在嚴酷的、艱苦的、被強製和壓迫的勞動過程中，奴隸成為依靠自己的主體力量而生存和發展的人，倒是主人由於長期脫離勞動而坐享他人的勞動成果，導致其主體力量的衰退和萎縮，最後成為依賴於奴隸而生存的寄生蟲，如果不是因為他們運用暴力控製和鎮壓奴隸的話，他們早就會成為奴隸的奴隸，而奴隸就會成為這些昔日主人的主人了。

　　經過漫長的勞動過程的陶鑄，從原始的集體勞動者，到後來的個體勞動者，從古代的奴隸和依附農，到近現代的工人，總的來說，勞動者的精神性、主體性、創造性、目的性是在不斷提高的。馬克思是資本主義最嚴厲的批判者，但他也看到了勞動者在資本主義社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培養社會的人的一切屬性，並且把他作為具有盡可能豐富的屬性和聯系的人，因而具有盡可能廣泛需要的人生產出來——把他作為盡可能完整的和全面的社會產品生產出來（因為要多方面享受，他就必須有享受的能力，因此他必須是具有高度文明的人），——這同樣是以資本為基礎的生產的一個條件」；「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是第二大形態，在這種形態下，才形成普遍的社會物質變換、全面的關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體系。」恩格斯肯定了馬克思所指出的這一變化趨勢：「大工業的本性決定了勞動的變換、職能的變動和工人的全面流動性……大工業又通過它的災難本身使下面這一點成為生死攸關的問題：承認勞動的變換從而承認工人盡可能多方面的發展是社會的生產的普遍規律，並且使各種關系適應於這個規律的正常實現。大工業還使下面這一點成為生死攸關的問題：用適應於不斷變動的勞動需求而可以隨意調動的人，來代替那些適應於資本的不斷變動的剝削需要而處於後備狀態的、隨時可以利用的、大量的貧窮工人人口；用那種把不同的社會職能當作互相交替的活動方式的全面發展的個人，來代替只是承擔一種社會局部職能的局部個人。」這種趨勢並不是資產階級大發善心的結果，而是由生產力和生產方式本身的內在發展規律決定的，資產階級只不過是自覺不自覺地適應了這種規律而已。

　　2、勞動者的自由自主性、自我實現性和個性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發展雖然迄今為止，勞動者的需求結構總體上仍然以物質需要等較低層次的需要為主，但他們在勞動過程中鍛造成長的巨大的主體精神潛能和創造潛能也正在轉變為一種內在的、必須得到滿足的需要和沖動，並且要求作為目的而得到實現。在現代資本主義勞動過程中，勞動者要求作為「自我」、作為「個人」而得到表現和實現的呼聲越來越高，迫使僅僅把工人當作工具和資源加以開發和使用的泰羅主義和福特主義的管理，向更多地重視勞動者的人性尊嚴、自主和創造、參與權、發言權的後泰羅主義和後福特主義的管理轉變。勞動過程的人性化、雇傭關系的人性化已經被提到議事日程上了。不僅如此，勞動生產力的迅猛發展，使得必要勞動時間大大縮短，自由時間大大增加——工時的一再縮短就是證明，在這些自由時間裏，勞動者可以擺脫謀生的強製性而自由地發展自己的才能和個性。實際上，不是勞動者的日益貧困化和由此產生的革命要求，反倒是他們在主體力量和個體力量上的發展，才對資本主義製度構成真正的威脅。實際上，不是別人，正是馬克思最早看到了這一點：「如果拋掉狹隘的資產階級形式，那麽，財富豈不正是在普遍交換中造成的個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生產力等等的普遍性嗎？財富豈不正是人對自然力——既是通常所謂『自然』力，又是人本身的自然力——統治的充分發揮嗎？財富豈不正是人的創造天賦的絕對發揮嗎？這種發揮除了先前的歷史發展外沒有任何其他前提，而先前的歷史發展使這種全面的發展，即不以舊有的尺度來衡量的人類全部力量的全面發展成為目的本身。在這裏，人不是在某一種規定性上再生產自己，而是生產出他的全面性；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種已經變成的東西上，而是處在變易的絕對運動之中。」從馬克思的這一觀點出發，完全可以得出另一種不同於無產階級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資本主義的改造路線，從更高的人本主義要求出發改變資本主義的勞動製度和生產關系。

　　3、勞動者在經濟、政治、社會、文化諸方面的地位和權利有所提高，弱勢狀況有所改善奴隸的命運比被殺甚至被吃掉的俘虜要好一些，依附農的命運比奴隸要好一些，獲得了人身自由和勞動力所有權的工人的命運比依附農要好一些，這些都是確鑿的歷史事實。

　　資本主義經濟不同於此前任何一種經濟的第一個基本特征是，資本為了實現利潤的最大化，就要全面而深刻地開拓整個自然界，就要大規模地發展和利用科學技術和先進的生產工具，為此，就需要大量能夠運用和操作先進的生產工具的勞動者。不言而喻，工廠工人所掌握的知識、技能，他們所擁有的勞動生產力和所達到的勞動生產率，遠遠地高於此前的任何勞動者。工人在勞動和生產過程中客觀地位的提高，加強了他們在勞動力市場上討價還價的能力，從而可以不斷地改善自己的經濟狀況。

　　資本主義經濟的第二個基本特征是，資本的擴張和利潤的增長依賴於對市場的橫向的和縱深的拓展，而市場的實質和核心就是有購買力的需求，沒有這種有購買力的需求，所有商品都會因為其價值得不到實現而變成廢品，投資者因此也會血本無歸。勞動者人數眾多，是最大的消費群體，是最深廣的「市場腹地」，如果他們僅有需求而無購買力，市場的規模和深度就會急劇萎縮。因此，資產階級即使毫無人道主義動機，僅僅從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發，也要不斷增加勞動者的收入和實際的購買力。這樣一來，勞動者即使在社會財富這整塊蛋糕中所分割到的比例並不公平，但其絕對總量卻大大提高了，他們的物質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

　　隨著經濟狀況的改善，工人階級在政治、文化、社會等方面的狀況也在不斷改善。19世紀下半葉，在勞工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的強大壓力下，各資本主義國家相繼落實了工人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結社與集會權、言論與出版權、罷工權等一系列政治權利。到了20世紀，勞動者基本的文化與社會權利又得到落實，各資本主義國家在教育、勞動保險、社會保障和福利等方面建立了較為全面的立法和執行體系，二戰以後，這一體系得到加強和完善，以至這些國家自稱為「福利國家」和「社會國家」。

　　無論勞動者還在遭受多少剝削和壓迫，令人感到欣慰的是，近一個半世紀以來，勞動者迎來了有史以來最好的發展時期，不僅在主體力量方面，而且在客觀社會地位方面，勞動者所取得的成果，幾乎超過了前此全部歷史發展所取得的成果的總和。

　　為什麽勞動者總是處於弱勢地位

　　勞動者，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謂的平民、大眾、群眾、民眾、人民、勞動人民、勞苦大眾、被統治階級、被剝削階級，或者至少是其主要部分。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勞動創造歷史的觀點，勞動人民是歷史的真正創造力，是歷史發展的主要推動力。一般教科書大致從以下三個方面來論證：第一，勞動人民是主要的生產者，是大部分物質財富的創造者；第二，勞動人民通過階級鬥爭，推動了社會製度和社會形態的發展；第三，勞動人民是精神財富的創造者，或者說，是精神文化創造的基礎和源泉，知識分子正是通過總結、概括勞動人民的經驗和智慧而創造出精神文化成果的。這種觀點當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卻無法解釋這樣一個殘酷的事實：為什麽這些作為歷史主體、歷史的真正創造者、歷史發展的根本動力的勞動者、勞動人民，雖然人數最多，千百年以來卻一直處於被統治被剝削的社會底層地位，而人數很少的剝削者卻能穩穩地高踞統治地位？為什麽奴隸起義、農民起義、無產階級革命只能「動搖統治階級的基礎」而不能從根本上推翻這些統治階級和剝削階級，反倒是新興的統治階級和剝削階級能夠取而代之？為什麽勞動人民即算推翻了某一統治階級和剝削階級，卻又從自身內部產生和形成一個新的統治階級和剝削階級？既然勞動人民是歷史的主宰者，把那一小撮統治者和剝削者消滅了，不就萬事大吉了嗎？本文試圖來破解這一歷史悖論。

　　一、勞動者在歷史上處於弱勢社會地位的原因

　　1、社會結構由簡單到復雜的演化過程所需要付出的代價這主要是指社會分工的客觀必然性對勞動者地位和作用的限製。勞動分工不等於社會分工。勞動分工指人類物質資料生產先後經歷的幾次分工：農業從采集業中分化出來、畜牧業從狩獵業中分化出來、手工業從以上各業中分化出來、商業從以上各業中分化出來、大工業從農業手工業商業中分化出來。社會分工則是指某些社會實踐活動從勞動中分化出來：一是生產資料的經營活動從勞動中分化出來，二是精神文化生產從勞動中分化出來，三是社會公共管理活動從勞動中分化出來。正是勞動分工所帶來的經濟生活和社會生活的範圍的擴大和復雜性的增加，內在地產生了對專門的資產經營、精神生產和社會管理的需要，而這些專門的實踐活動一旦分化出來，便得到獨立的發展，並且反過來推動勞動分工的進一步發展。可以想象，如果沒有這種社會分工，人類至今還會停留在原始狀態。

　　這三種社會分工對勞動者的社會地位和作用的影響是極為重大的：

　　（1）物質資料生產分化為生產資料的經營（間接的）和勞動（直接的）兩部分，應該說是一種歷史的必然和進步。投資或資產經營活動脫離了勞動，不再直接與自然界發生相互作用，而是在勞動過程之先和旁邊，為勞動過程準備、組織、籌集、整合材料、工具、資金等客觀生產條件。這樣一種分化大大地促進了生產力和生產效率的提高：第一，它滿足了生產資料的生產應該優先於生活資料的生產的客觀要求，因為由專門的人對生產資料進行專門的經營管理無疑比由勞動者直接進行的一般性的經營管理，更能夠使稀缺的生產資料的效益和功能最大化，也更能夠促進生產資料品質的改進和提高；第二，對生產資料的相對集中化的經營管理比單個勞動者所進行的分散的經營管理，更能夠擴大物質資料生產的規模，增進人類改造自然的廣度、力度和深度。

　　美國經濟學家奈特比較準確地指出了投資活動在經濟與社會發展中的作用：「社會進步的所有形式本質上都是通過當前消費的犧牲或『投資』來增進生產力的發展：（1）將現在物品投資於創造新的設備物品；（2）投資於發現和開發新的自然資源；（3）投資於發展自己的個人才能（或在某種程度上發展他人的才能）；（4）投資於技術發明；（5）投資於改進企業組織；（6）投資於創造新的社會嗜好和欲望。」從本質上說，投資活動是每個人都應當做的，只不過在一定歷史時期，有一些人專門去做比每個人分散而低水平地去做，更具有經濟合理性，因此也必然出現投資與勞動的分工而已。

　　如果上述理由基本能夠成立的話，那麽，我們就能比較容易地理解如下歷史事實：在原始社會的公有製解體後，根據原始的平等和民主傳統，土地等生產資料被劈分到各個家庭，從而形成了一種普遍的、平均的私有製，但是這樣一種私有製很快就被一種特殊的、不平均的、階級對立的私有製所取代了——一些人成為窮人和債務奴隸，很少擁有或完全失去生產資料；另一些人成為富人和奴隸主，擁有較多以至大量的生產資料。生產資料的個人所有無疑比全社會共同所有更有效率，同樣，生產資料的有差別的個人所有又比無差別的、平均的個人所有更有效率。這樣的故事不僅發生在古代，而且發生在當今。比如，我國農村的土地承包製無疑比人民公社體製極大地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但這種分散的小農經濟的效率也遠遠比不上規模化、產業化、市場化、企業化的現代大農業。

　　生產資料的經營與勞動的分離，同時也意味著生產資料的所有者和經營者與勞動者的分離。所有者和經營者雖然人數少，但卻處於物質資料生產體系的高端和頂層，控製著物質資料的生產、交換和分配的全過程；勞動者雖然人數眾多，卻處於物質資料生產體系的低端和底層，不得不接受所有者、經營者的領導、支配、控製、指揮。

　　（2）精神文化生產從物質資料生產和勞動中分化出來，也是歷史的必然和進步。人類勞動不同於動物活動的重要區別就在於人類勞動具有理性和精神性，具有意識和目的，它們被語言、符號、象征等等表達出來並因此而把各個勞動環節整合起來。在勞動生產力低下、每個人不得不用幾乎全部力量和時間進行勞動才能維持生存的情況下，勞動的智力因素的積累和發展是極其緩慢的。只有一種辦法可以較快地提高勞動的水平和整個人類的發展程度，那就是把分散在整個社會的不多的剩余財富和自由時間集中起來，讓一部分人專門去發展人類的智力和精神文化。我們設想一下，如果歷史上沒有出現這種社會分工，人類現在的情形會怎麽樣呢？一定與原始人類相去不遠。

　　精神文化生產與物質資料生產的分離，同時也就意味著知識分子與生產資料的所有者、經營者以及與勞動者的分離，其中知識分子與勞動者分離最遠，因為知識分子直接依賴於生產資料的所有者和經營者對生活資料的分配，而生產資料的所有者和經營者也比勞動者更需要知識分子的幫助，於是兩方面結合得非常緊密。因為在勞動者與知識分子之間隔著生產資料的所有者和經營者，兩者之間的聯系就比較間接和比較少，勞動者從人類精神文化發展中得到的益處也比較間接和比較少，這無疑不利於勞動者精神文化水平的提高，加劇了他們的弱勢地位。

　　（3）社會公共管理從物質資料生產、精神文化生產中分離出來，當然也是歷史的進步和必然。勞動分工和社會分工的發展，帶來了經濟規模的擴展、經濟交換和社會交往範圍的擴大、社會成員的增多、社會層級結構的復雜化和社會沖突的經常化，於是公共秩序、公共安全、公共資源的管理和分配、公共設施的建設等等超越私人、家庭和地方範圍的問題便產生了，客觀上要求由專門的社會管理機構來治理和解決。如果沒有國家政權等公共管理機構，不僅公共問題無法得到解決，即使是私人之間的爭端也會缺乏權威的裁決者。

　　社會公共管理從私人生活中獨立出來，同時也意味著政府官員與社會成員的分離。在勞動者、生產資料的所有者和經營者、知識分子等社會成員中，毫無疑問，勞動者離政府和政府官員最遠，受到公共權力的保護和眷顧最少，政治地位最低，政治力量最弱。

　　總的來說，三種社會分工形成了三個新的社會集團：生產資料的所有者和經營者、知識分子、官員，這三個集團分別掌握較多的經濟資源、文化資源和政治資源，都是比較強勢的社會集團。這三個集團又是互補的和互通有無的，自然而然地形成一種利益同盟，共同構成為整個社會中的主導階級。與此同時，勞動者雖然人數眾多，但不論是作為群體還是作為個體，都只擁有較少的經濟資源、文化資源和政治資源，他們便構成為整個社會中的被主導階級。

　　2、統治階級和強勢社會集團對勞動者人為的而且惡意的掠奪、剝削和摧殘如果說社會分工的客觀必然性對勞動者社會地位的限製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那麽統治階級和強勢社會集團對勞動者的掠奪、剝削和摧殘就是完全不能得到辯護的。社會分工固然要求並一定會造成社會分層和利益差別，但並不會也絕不要求一種兩極分化、兩極對立的社會結構。正是強勢社會集團對勞動者貪婪無度的掠奪、剝削和摧殘，才會使主導階級與被主導階級之間的差別演變為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剝削階級與被剝削階級、壓迫階級與被壓迫階級之間根本的對立和激烈的對抗。

　　其實，生產資料的所有者和經營者、知識分子、官員由於在社會分工中占有較高位置、做出較大貢獻而得到較多權益（財富、權力、聲望），基本上是正當合理的，也是勞動者能夠理解和接受的。遺憾的是，無數歷史事實和歷史經驗表明，強勢社會集團從來不滿足於其所得到的正當權益，而是無一例外地利用手中所掌握的對經濟、政治、文化的控製權謀取不正當的權益，為此不惜大量使用暴力和狡智。

　　暴力是對生命和財產等目標物的強製、威脅、攻擊、傷害、毀壞力量，是一種與生產力和創造力性質相反的力量。狡智是用欺騙、偽裝、訛詐、陰謀等不道德方法達到目的的工具理性，也具有反生產性和反創造性。暴力和狡智不僅在現代社會仍然起著重要的作用，在原始和古代社會，它們甚至是起主導和決定作用的力量。

　　在人類的野蠻和蒙昧時代，氏族之間、部落之間、部落聯盟之間的戰爭非常頻繁和血腥，實際上，既然那時的人並沒有今天的「人類」、「人性」概念，原始群落的成員並不把其他原始群落的成員當「人」看待，而是把他們當「野獸」看待，那麽攻擊另一個群落就與攻擊其他的野獸一樣是一種狩獵活動，是原始人主要的勞動和生產方式，被殺死的敵人和沒被殺死的俘虜是這種狩獵活動的重要收獲，甚至是原始人重要的食物來源。進入「文明」時代後，其他人不再被當作狩獵的對象和食物來源，但使用暴力強迫他人為自己勞動或直接奪取其他人的財產、通過戰爭搶劫其他民族的財產，仍然是一種經常性的行為。而且，雖然暴力的程度和範圍有所控製，但另一種邪惡的力量——狡智，卻得到極大的發揮，不僅在暴力活動中得到利用（如兵法），而且在非暴力活動中也得到廣泛使用（如經濟、政治和文化陰謀）。

　　暴力和狡智的結合成倍地增加了它們分別起作用時的力量，以狡智為指導的暴力和使用暴力的狡智具有強大的攻擊力和戰鬥力，具有極大的破壞性和殺傷性。由幾個富有狡智的人和一小群亡命之徒組成的小集團，可以控製和奴役、剝削和壓迫數量上超過他們幾十成百倍的善良的勞動群眾。

　　暴力和狡智滲透到了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它們參與所有權的劈分，參與產品的生產、交換和分配，參與政治決定過程和文化生活過程，參與人們的日常生活。經濟上的壟斷肯定是以政治權力為支持和保護的，而政治權力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種合法的和有組織的暴力。而所謂「文化」，所謂「精神」，其中包含有多少有意無意的欺騙，包含多少狡智啊！

　　3、勞動者自身的缺陷和弱點

　　以上兩個原因足以使勞動者處於弱勢地位了，然而，雪上加霜的是，這種弱勢地位又限製和壓抑了勞動者的精神性、主體性、目的性、自由自主性、自我實現性和個性的發展，而強化了勞動者身上也天生具有的人性弱點，使勞動者形成一種弱者精神和弱者性格，這種精神和性格又反過來使勞動者處於更加弱勢的社會地位。

　　（1）在總體的需求層次和人格結構上，勞動者大都具有一種生存型、安全型人格，或中性型、中庸型人格，其特點是：第一，物質需要、生存和溫飽需要、避險求安或趨利避害的需要是其最強烈、最主要的需要；第二，攻擊性、破壞性、侵略性等邪惡的需要比較弱；第三，自主性、獨立性、創造性、積極性、主動性、進取性和成就欲、發展欲、自我實現欲等主體性需要和品質，也比較弱。這樣一種人格結構，在其社會存在或社會表現層面即外部行為特征方面，表現為溫和、服從、安分守己、知足常樂等等，是別人眼中的「好人」和政府眼中的「良民」，但同時也明顯地缺乏上進心、個性、首創精神和業績、價值、成效；不僅個人的發展速度很慢，整個社會的發展速度也因此而極為緩慢。

　　（2）在知識和精神的發展上，勞動者大都滿足於經驗、習俗、神話、傳說、宗教等低層理性或非理性的對事物的解釋，缺乏反思和批判意識，缺乏強烈的求知欲和追求真理的科學精神；對知識有一種既向往又自卑的感情，對知識分子有一種既崇拜又鄙視的態度。因此，在歷史上，勞動者並不是精神文化的主要創造者。

　　（3）在價值觀和倫理道德上，勞動者大都受到兩方面的負面影響：一是受統治階級虛偽的、高調的價值觀和倫理道德的蒙蔽，不敢甚至羞於追求正當的世俗價值、世俗利益和世俗權利；二是受自身弱點和偏見的限製，表現出否定個性的自由和發展、嫉妒強者、抹平一切差別、追求行為一律和結果一致的平均主義和原始共產主義思想。因此，在歷史上，勞動者只是比較傳統的底線倫理的保存和守護者，而不是新型的張揚和發展個性的倫理道德的主要創造者。

　　（4）在經濟上，勞動者大都缺乏投資和經營、分工和交換、競爭和合作的意識和能力，而只能靠從事比較簡單勞動或某種被指定的職業來維持生存。資本意識、融資投資意識、利潤意識、風險意識、投入產出意識、會計核算意識、資本擴張和擴大再生產意識、信用意識和無形資產意識……舉凡一切市場經濟所需要的知識、意識和能力，都是普通平民所相對缺乏的。因此，在歷史上，勞動者並不是新的生產關系和管理方法的主要創造者。

　　（5）在政治上，勞動者大都長期地忍讓服從、茍且偷安，或者在忍無可忍時火山一樣地爆發，推枯拉朽，橫掃和席卷一切，在平時缺乏積極參政議政、推動政府不斷地改良和改革而在社會危機時缺乏冷靜克製、限製破壞性沖動的公民政治品質。在大多數時候，他們缺乏自組織能力和行動，像一盤散沙一樣任憑有組織的強勢社會集團揉搓，其中每一個人都很難靠個人弱小的力量、靠自身的努力改變其經濟和社會地位，他們唯一組織起來的集體行動，就是在強勢集團陷入統治危機的時候，試圖以政治暴力方式來整體性地達到經濟上的解放。不過他們總是在暴動不久後發現，他們追求的目標是人間天堂，而造成的不過是新的人間地獄。因此，在歷史上，勞動者並不是憲政、民主和法治等新型政治製度的主要創造者。

　　二、勞動者的歷史地位和作用的局限性

　　由於以上諸方面的基本劣勢和弱勢，使勞動者在歷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表現出以下特征：

　　1、勞動者在歷史上僅僅具有一種最終否決者的地位和作用迄今為止，勞動者仍然不是社會結構中的主導階級和推動一種社會結構轉變為另一種社會結構的決定力量，不能從根本上消滅政治統治和經濟剝削，但任何一種統治和剝削，也不能損害勞動者的最低生存權和最低限度的行動自由，不能超過勞動者的最高承受能力，不能讓他們的生存狀況悲慘到再也活不下去因而再也無法忍受的地步。由於他們占人口絕大多數，所以，一旦他們起而造反，完全有能力推翻任何統治集團，盡管他們不可能創造出一種新質的社會製度。勞動者可以製止社會崩潰，製止社會向一種完全滅絕人性、慘無人道的方向演變，但卻不能決定社會向何種更高、更進步、更文明的階段發展。

　　2、勞動者在歷史上僅僅具有一種基礎或基本條件的地位和作用勞動者為整個社會的生存和發展提供了基礎和基本條件，這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社會的物質財富都是通過勞動者艱辛的勞動直接創造出來的，勞動者停止這種勞動，整個社會就會陷入停滯、倒退和崩潰；第二，任何一種先進的科學技術，都必須通過勞動者這個中介才轉化為現實的生產力（除非勞動者不再存在了）；第三，任何一種社會理想和新的社會製度，都只有取得勞動者的認同、擁護和支持，才能得到實現，只有他們表示接受，才能得到延續和發展；第四，任何一種先進的思想和藝術作品，都必須反映占社會絕大多數人口的勞動者的某些利益、願望和要求並從他們那裏吸取精神養料才能產生，都必須通過各種途徑滲透到民間並從民間得到進一步認同和支持才能得到發展。因此可見，勞動者雖然不能成為歷史發展的引導者、領導者和先行者，卻是任何一個引導者、領導者和先行者獲得成功的基礎或基本條件。沒有這個基礎或基本條件，一切所謂社會精英之間的鬥爭，就只不過是他們自己之間的鬥爭，不可能對社會的發展有任何積極的作用。

　　總之，在迄今為止的大多數情況下，勞動者是歷史發展的犧牲者和奉獻者，是一個受苦受難的階級，是承擔人類大部分罪惡、災難和痛苦的階級，而沒有成為完全意義上的歷史主體、歷史的創造者和建設者，即沒有創造和建設出一種能夠保持和更好地激發社會的創造力、活力、凝聚力的新型的、新質的社會結構。迄今為止，勞動者仍然是一個殘缺不全的、有待完成的、掙紮前行的歷史主體。

　　三、進一步提升勞動者社會歷史地位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最近一個世紀以來，發達國家勞動者的經濟、政治和文化地位有了較大幅度的提升。事實證明，勞動者地位的提升，並沒有損害整個社會的效率和發展速度，正相反，由於自由、人權等從前主要由強勢社會集團享受的價值推廣到了社會底層，便更全面和徹底地激發了全社會的創造潛能，從而使社會得到高速而又穩定、可持續的發展。這充分表明，勞動者的社會歷史地位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

　　1、提升勞動者社會歷史地位的必要性

　　首先，繼續提升勞動者的社會地位，有利於使占人口多數的無產階級、下層階級上升到中產階級、中間階級的地位，從而填平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鴻溝，把兩極分化的、杠鈴型的社會結構改造為兩端小中間大的橄欖型的社會結構，為各階級和階層創造一種安全與和睦的生活環境；其次，繼續提升勞動者的社會地位，有利於改造強勢社會集團、強者和弱勢社會集團、弱者在人格、性格、道德和精神上的片面性，使雙方都能夠得到自由而全面的發展；有利於勞動者和非勞動者都能夠成長為真正和完整意義上的歷史主體、歷史創造者和建設者；第三，繼續提升勞動者的社會地位，有利於實現自由與平等兩個基本價值目標在更高水平上的統一，從而達到更高程度的公平和正義；有利於重塑整個人類的價值觀，使人類能夠凝聚成為一個整體，共同面對人類文明所陷入的危險和困境。

　　2、提升勞動者社會歷史地位的可能性

　　勞動者社會歷史地位的提高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完全可能的：

　　首先，勞動者像其他人一樣賦有平等的人格，他們同樣在自己身上保存和發展了豐富的精神性、主體性、創造性、目的性、自由自主性、自我實現性、個性等寶貴的人性財富，這是他們能夠成為平等的社會主體和完全意義上的歷史主體的內在根據。

　　第二，在幾千年社會分工所取得的成就的基礎上，社會生活的各領域、各部分已經進入了高度整合和相互滲透的新的歷史階段：經濟與政治的整合與互滲、經濟與文化的整合與互滲、政治與文化的整合與互滲；社會結構變得越來越開放、多元、富有彈性和流動性；階級對抗已經向階級合作轉化。在這種新的歷史條件下，勞動者完全可以具有多重的社會身份：他們可以同時是所有者、投資者，是選民和競選者，是科學研究者或文學和藝術創作者，等等；勞動者可能是他們的主要身份，但不再是他們唯一的身份了。

　　第三，在勞動者付出了幾千年的犧牲和代價後，人類的物質資料生產力已經達到很高的程度，勞動和生產過程的自動化和智能化程度越來越高，越來越多的勞動者從直接物質資料生產過程中解放出來，即使是繼續留在勞動過程中，其必要勞動時間也越來越短，而自由時間越來越多。這就為每個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打開了廣闊的空間。真的，如果每個人都能夠成為自己生活的主人，都能夠按照自己的意願過上一種自由自在的生活，都在其一生中獲得了自己的成功、幸福、價值和意義，誰還在乎自己在垂直的社會等級階梯上處在什麽位置上呢？

　　第四，19、20世紀的風起雲湧的勞動運動證明，雖然作為個體的勞動者是孤立、分散、弱小的，但他們可以組織、結合和團結起來，以集體行動對抗強勢階級對自己的剝削和壓迫，從而改變階級力量對比的嚴重失衡，迫使社會結構向比較公正、合理的方向演化。

　　勞動在經濟價值創造中的中地位和作用

　　本文試圖通過對經濟學上諸種價值理論之間的爭論的簡要評述，重新核定勞動在經濟價值構成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 經濟學價值理論的三種思路

　　經濟學價值理論有三種基本思路：供給價值論、需求價值論、供需均衡價值論。

　　1、供給價值論

　　供給價值論，也可以稱之為生產要素價值論，大體上相當於哲學上從客體、客觀角度規定價值的理論。由於人們對於經濟價值形成過程起作用的各種生產要素的強調不同，供給價值論又可以分為自然資源價值論、資本與投資價值論、科學技術價值論、管理價值論、勞動價值論。在19世紀，科學技術和管理還沒有被當作獨立的生產要素提出來，生產要素價值論內部的爭論主要集中在土地、資本、勞動三要素共同決定價值論和勞動決定價值論之間。亞當?斯密的體系內已經包含了兩者之間的矛盾，在他之後，李嘉圖和馬克思發展了勞動價值論，而薩伊、托倫斯、詹姆斯?穆勒、凱裏、巴師夏等人發展了要素價值論。到了20世紀，熊彼特、奈特等一大批經濟學家和管理學家都把管理或「企業家才能」當成重要的乃至起決定作用的生產要素，而哈貝馬斯等人則把科學技術看作是第一生產力。

　　2、需求價值論

　　需求價值論，也可稱之為效用價值論，大體上相當於哲學上從主體、主觀角度規定價值的理論。由於人們對需求和效用的理解不同，這派理論又可分為同質需求論和客觀效用論與異質需求論和主觀效用論。法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家西斯蒙第最早明確地表述了他的效用價值論，用以補充勞動價值論：「人一生下來，就給世界帶來要滿足他生活的一切需要和希望得到某些幸福的願望，以及使他能夠滿足這些需要和願望的勞動技能或本領。勞動能力——是他財富的源泉，而願望和需要則為利用這些財富指明了方向。」西斯蒙第所說的需要，是指人作為「消費實體」一生下來就具有的生理需要，而個人需要的總和就是社會需要，滿足這種社會需要的價值量是由社會必要勞動決定的，即由「全社會的需要和足以滿足這種需要的勞動量之間的比例」決定的。在薩伊看來，物品的效用是物品價值的基礎，當人們承認某東西有價值時，所根據的總是它的有用性。對薩伊來說，決定價值的效用是商品本身所固有的。與西斯蒙第和薩伊不同，邊際效用學派則主張異質需求論和主觀效用論，因為人與人的需要是不同的，他們滿足需要時的主觀感受是不同的。門格爾說：「所謂價值，就是一種財貨或一種財貨的一定量，在我們意識到我們對於它的支配、關系於我們欲望的滿足時，對我們所獲得的意義。」龐巴維克則直截了當地把價值歸結為主觀價值即人們對物品的主觀評價，只有一個人主觀上認為商品對他有用處時，這樣的商品才具有價值。那麽，效用的大小或價值量的高低由什麽決定呢？由它的邊際效用量來決定。在不斷增加消費時，物品的效用是遞減的，最後增加的那個單位所具有的最低的效用就是邊際效用；邊際效用決定該種商品的價值量。

　　3、供需均衡價值論

　　供需均衡價值論試圖消除上述兩種價值論的片面性而提出一種較為全面的價值論，大體上相當於哲學從主體與客體、主觀與客觀相統一的角度規定價值的理論。第一個進行這種嘗試的就是薩伊。首先，他認為滿足需要的效用是價值的基礎，沒有效用的物品是沒有價值的；第二，效用是由勞動、資本和自然三個生產要素共同創造出來的，沒有資本的幫助和各種自然力量的作用，勞動無論怎樣巧妙和聰明，也不可能創造出價值；第三，價值決定於產生效用的生產費用，因為要獲得生產效用的勞動、資本和土地，就要付出一定的代價即生產費用，於是產品的全部價值又分解為工資、利息、地租三種收入；第四，價值是由供求關系決定的，因為沒有需要固然不可能有效用和價值，沒有生產要素和生產費用也不可能有效用和價值，雙方都不能單方面決定價值，於是只有供給與需求雙方的相互關系才能決定價值，或者可以反過來推論，既然供求關系直接決定了價格，而價格又是測量價值和效用的尺度，那麽供求關系也就決定了價值和效用。到了19世紀末，英國經濟學家馬歇爾在邊際效用論和邊際價值論取得長足發展的基礎上進行了第二次綜合，用邊際效用和生產費用分別說明需求和供給，認為邊際效用決定需求，生產費用決定供給，而兩者之間的均衡決定價值。馬歇爾的供求均衡價值論奠定了整個20世紀西方經濟學價值理論的基礎。

　　以上三類價值理論的關系可以圖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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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

　　一切經濟價值，或物質財富，不管是產品還是服務，不管是商品還是貨幣和資本，都包含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兩個方面。

　　1、使用價值

　　通常人們把使用價值定義為產品和服務滿足人的物質需要的效用和功能。的確，使用價值是最基本的經濟價值，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永恒的基礎。轉化為商品的產品和服務，也首先具有使用價值。問題是，貨幣和資本也具有使用價值嗎？應該說也具有。貨幣和資本本身當然不能用來吃喝，沒有直接的使用價值，但它們卻能夠購買和生產使用價值，因而具有間接的使用價值，歸根到底，人們之所以追求更多的貨幣和資本，至少其原始動機是為了更多更好地滿足其吃穿住行等物質需要。資本在物質資料生產過程中的作用是不容置疑的，就是貨幣，也是商品經濟的基本生產要素；貨幣猶如一項新的技術，節省人們計算和比較財富的時間，加速商品流通速度，打破商品生產在時空上的限製，擴大人們交換商品的範圍，從而促進了使用價值的生產。

　　在社會分工和市場經濟條件下，使用價值總是由個人、家庭、企業等微觀生產單位生產出來的，但這些使用價值只有一小部分是供其生產者自己消費的，甚至完全不是為其生產者自己生產的，因此，它們要變成消費品，就有賴於與別的使用價值進行交換。

　　2、交換價值

　　交換價值是商品所具有的交換其他商品的屬性和功能，某些產品可能對生產者本人具有某種使用價值，但因為不用它們去交換別人的產品（自己不願意或別人不接受），它們就沒有交換價值，但絕大多數產品都具有交換價值，故而叫做商品。交換價值也具有所有價值都具有的共同本質——滿足人的需要，只不過它不像使用價值一樣滿足人的直接的物質需要，而是滿足人的分工和交換的需要：人們為了更多更好地滿足自己的物質需要，有必要專註於某種自己具有優勢的生產以獲得更多更好的產出，然後拿自己產出中的一部分去交換自己不直接生產的必需品。即使是在原始社會，也有最低程度的分工存在：男人打獵，女人采集，因此，那時的產品也可以說是一種原始的商品，也具有一定的交換價值。

　　3、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的相互關系

　　亞當?斯密說得好：「價值一詞有兩個不同的含義。它有時表示特定物品的效用，有時又表示由於占有某物而取得的對他種貨物的購買力。前者可叫做使用價值，後者可叫做交換價值。」兩者的關系可以簡要論述如下：

　　一方面，作為價值內容的使用價值是交換價值的物質基礎，是維系人類生存和發展的絕對必要的物質條件。無論一個人、一個國家的金銀有多少、貨幣有多少，這些作為交換價值的集中體現的財富，如果不以足夠的使用價值為基礎，就不能叫做財富，而只是一堆廢物或廢紙。神話和寓言中那些能夠把一切點化成金子的人最終全都活活地餓死了，傑克?倫敦小說中的一個人物為了能夠在荒漠中節省體力以死裏逃生，極為明智地把拼命得來的全部金子都扔掉了。正如李嘉圖所說：「一種商品如果全然沒有用處，或者說，無論從哪一方面都無益於我們欲望的滿足，那就無論怎樣稀少，也無論獲得時需要費多少勞動，總不會具有交換價值。」另一方面，交換價值作為價值的形式，相對於使用價值又的確具有一定的獨立性，甚至會與使用價值發生嚴重的異化。在物物交換時代，這種獨立性隱而不彰，隨著交換的發展，作為交換的一般等價物的貨幣應運而生，交換價值的獨立性就明顯表現出來了。擺脫了直接物質形態多樣性的束縛的貨幣，的確極大地促進了物質資料的生產、流通、交換和消費。因為有了貨幣，人們可以購買到一切必要的生產要素而進行更大規模的生產；因為有了貨幣，人們可以購買到一切自己不能生產的生活必需品；因為有了貨幣，一切不動產可以變成動產，一切不能永久儲存的貨物可以變成能夠永久儲存的財產；因為有了貨幣，人們獲得了一種方便的成本收益、投入產出的計量手段和評估工具，從而提高了生產效率和經濟效益；認為有了貨幣，人們還能夠沖破種種血緣的、宗法的、性別的、階級的、等級的、身份的、地方的、種族的、國家的深溝故壘，而獲得社會的、政治的、文化的廣闊發展空間。但也正因為貨幣具有這種形式化、普遍化的功能，它也逐漸表現出一種脫離物質生產和使用價值的趨勢，在很大程度上自為目的、自成體系，以至導致了瘋狂的金錢拜物教和貨幣拜物教。

　　當然，不管交換價值和貨幣走多遠，最終總要回歸到使用價值的基礎之上。無論如何，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是相互依賴、相互作用、相互滲透和相互轉化的。全面認識兩者的關系，足以解釋基本的經濟現象。馬克思在交換價值與使用價值之間引進一個叫做「價值」的東西，用它來作為交換的尺度和標準，使交換價值脫離了使用價值這個具體和復雜的基礎，而把它放在一個過於純粹、抽象和單一的基礎——一般人類勞動和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之上，表面上繞開了問題，實際上使問題更加復雜化了，因為用這種單一的、一元論的「價值實體」是無法說明復雜的商品交換現象的。經驗表明，在實際經濟生活中，沒有一個人是以單一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作為交換尺度和標準的，而是考慮到各種各樣的因素，通過討價還價達成一種相對滿意的交易。勞動、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當然是使用價值決定和交換價值決定過程中的關鍵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

　　三、經濟價值的多種來源

　　經濟價值，不論是使用價值還是交換價值，都具有多種來源，都是各種相關因素合力作用的結果。就沒有需要就沒有生產的動機和目的、沒有消費產品就沒有意義而言，需要乃是價值形成的起點和價值實現的終點。不過，對於價值的形成、生產和創造過程本身而言，需要及其滿足已經內化為生產的動機和目的，因此我們只要把影響生產過程及其結果的諸種因素一一列舉出來就可以了。

　　1、自然資源

　　土地等自然資源是重要的生產要素，是價值的重要來源，尤其是稀缺的自然資源。人類生產和勞動並不能從無到有地創造出使用價值，而只是改變自然物的存在形態，使之由人類不能直接消費的自在之物變成能夠滿足人類需要的為我之物。因為自然資源具有使用價值，所以也具有交換價值。從前，陽光、空氣、水，作為大自然對人類的恩賜，非常充裕，以至人們無需付費就能獲得，但正因為人類以為這些資源是無限供給的，就掠奪性和破壞性地利用這些資源，結果導致對這些資源的汙染，所以現在潔凈的空氣和水開始成為稀缺之物了，為了獲得它們，人們不得不以個人支出和公共支出的方式付費了。可以設想，如果全球氣溫持續升高，自然的陽光也必須經過人工處理才能為人類所享用。許多不可再生的資源眼看就會被開掘完，它們的價格會越來越昂貴。為了重建已經遭到嚴重破壞的生態平衡，人類正在投入巨額的人力、財力和物力。所有這些都強烈要求我們把自然資源看作是價值和財富的寶貴來源。

　　如何計量自然資源在價值形成過程中的作用，是一個具體的經濟學問題。在理論上，我們可以設定某種「自然資源的平均稀缺程度或平均豐裕程度」作為參考標準，而在現實的經濟活動中，由供求關系決定的自然資源的價格大體上已經反映了自然資源的價值量。

　　2、資本與投資

　　資本與投資是比自然資源更重要的生產要素和價值來源。如果人類永遠停留在用最粗陋的工具改造自然界的簡單再生產的階段，資本與投資活動的確不會成為重要的生產要素；如果擴大再生產是人類必然的選擇，那就必須把一部分生產勞動成果轉化為資本，以便為更大規模的生產提供一個新的、更高的起點。這種把剩余產品轉化為資本的活動就叫做投資經營活動。最初，這種活動是由原始社會所有成員集體地進行的，隨著社會分工的發展，它逐漸轉化為一種由少數人專門從事的活動。應該說，資本與投資活動並不是到了資本主義時代才有的，嚴格地說，自從人類歷史已開始，它們就已經存在了，只不過在很長歷史時期內，它們是受到嚴格限製的，其他的力量，如自然界的力量、血緣和宗法力量、暴力和政治力量、簡單再生產的慣性力量、宗教和道德等意識形態力量壓到了資本和投資活動的力量，直到近代，它們才成為一種主導的經濟和社會力量，才產生了一個叫做資本主義的社會。與其他許多人類活動不同，資本與投資活動不是一種保值活動而是一種增值活動，不是指向過去而是指向未來，不是瓜分現成的財富而是創造新的財富。它們具有強烈的開拓性、擴張性、超越性和創造性。設想一下，一個人自己積累或繼承了一筆錢，他不是把它們用於消費而是用於投資（把這筆錢轉變為資本），用它們購買自然資源、生產工具等生產條件並雇傭勞動者進行生產，他當然為社會創造了新的財富。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繁榮昌盛正有賴於越來越多的人成為這樣的投資者。

　　可以用「資本與投資活動的平均稀缺程度或平均豐裕程度」作為衡量這一生產要素的價值量的標準。

　　3、勞動活動

　　勞動是比資本與投資更重要的生產要素和價值來源。在社會或人與人的關系層面上，是資本與投資活動把其他生產要素組織和連接在一起，但在技術或人與自然的關系層面上，卻是勞動把其他生產要素組織和連接在一起。沒有投資者的資本和投資活動，勞動者還可以在簡單和原始水平上進行生產，但沒有勞動，就完全不可能進行生產，或者說投資者不得不把自己變成勞動者進行小規模的簡單生產，從而使資本和投資活動失去意義。勞動就像一團永恒的活火，又像一個沸騰的熔爐，陶鑄萬物，把所有生產要素組合成為一種新的產品和使用價值。資本是死的，投資活動並不直接與自然界打交道，並不直接創造使用價值，只有勞動，才具有直接創造物質資料的功能。

　　勞動的價值量由馬克思所提出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衡量，也就是用「在現有的社會正常的生產條件下，在社會平均的勞動熟練程度和勞動強度下製造某種使用價值所需要的勞動時間」來衡量。本文反對將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作為商品價值量的唯一計量標準，並不否認它是一個很重要的標準。實際上，馬克思所設定的「現有的社會正常的生產條件」正好包括前述自然資源條件、資本和投資活動以及後面還要提到的科學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在計算「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時可以而且必須把它們抽象掉，但這不意味著要把它們從整個價值形成和創造過程中抽象掉，就像計算其他生產要素的價值量時可以而且必須把勞動要素抽象掉（置入括號或隱為背景或設為條件），但決不可以把它從整個價值形成和創造過程中抽象掉一樣。

　　4、科學技術

　　科學技術最初並不是獨立的生產要素，而只是勞動的智力方面，或者雖然在物質生產領域之外得到獨立的發展，卻並沒有進入物質生產領域而轉化為直接的生產力。工業文明的出現意味著科學技術日益成為直接的生產力，正像馬克思所說的，機器大工業簡直就是科學技術的物化。當然，說科學技術是一種獨立的生產要素，並不是說人類所有的科學技術成果都已經變成了生產要素，而只是指已經並正在進入物質生產領域的科學技術變成了強大的生產力，不包括那些暫時不能進入物質生產領域的科學技術成果。一般而言，科學技術通過三種方式轉化為生產力：發現和製造新能源和新材料，發明和製造新的生產工具和生產技術，提高勞動者的知識水平和勞動技能。

　　可以用「科學技術的平均發展程度」來評價和計量這一生產要素對價值形成和創造的貢獻。

　　5、管理

　　管理原來也不是獨立的生產要素，而蘊涵在投資活動和勞動活動之中。進行比較簡單和小規模投資活動的投資者和資本家本身就是管理者，以自有生產資料為基礎的獨立勞動者本身也是管理者。到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形成了資本與勞動、投資活動與勞動活動的大規模的結合，簡單的管理已經不夠了，一種專業的管理活動和一個職業的管理階層應運而生。管理活動具有雙重屬性和雙重職能：一方面，要代表資本家和投資者的利益，保障資本的增值和利潤的最大化，另一方面，也必須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勞動者的利益，保障勞動者收入的增加和其他勞動、經濟權益的實現。這兩種職能日益結合為一種職能：實現勞資合作。如果說20世紀上半葉以泰羅製為代表的管理，盡管也宣稱追求勞資合作，但實際上主要代表資方的話，那麽，二戰以後管理的主流就日益轉向人性化的即追求公正、雇員發言權和參與權的方向，勞資合作和雙贏日益成為管理的主題。偉大的管理者或企業家一定是能夠充分地調動和發揮所有生產要素的潛能並使之達到高度融合狀態的人，而絕不是資本意誌的簡單的執行者或單方面的勞工利益代表。

　　同樣，可以用「管理的平均發展程度」來評價和計量這一生產要素對價值形成和創造的貢獻。

　　四、勞動在經濟價值形成和創造過程中的優先地位

      本文反對把勞動當作唯一的價值來源。把任何一種生產要素誇大為絕對的價值決定力量，都犯了一元論和本質主義的錯誤，都不能夠解釋豐富的價值現象，而且都會得出極端的社會政治結論。比如馬克思就從勞動價值論得出無產階級革命和專政、公有製和計劃經濟的結論，然而，問題在於，公有製和計劃經濟就一定能夠消滅投資、經營、管理與勞動之間的社會分工並使一切價值以勞動券的方式歸屬於勞動者嗎？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針對拉薩爾的「不折不扣的勞動所得」自己就指出，社會主義的按勞分配事先要進行六種「社會扣除」，其中第一項用於補償消費掉的生產資料，第二項用於追加投入以進行擴大再生產。試問，這不是投資活動又是什麽？只不過這不是私人的投資活動，而是「社會」的投資活動，但總歸要由一些專門的人而不能由所有勞動者直接進行投資活動。

　　但是，本文也反對資產階級經濟學把勞動與其他生產要素等同視之甚至貶低勞動要素的做法，而堅決認為在上述五種生產要素中，勞動具有相對優先的地位和特殊重要的作用。

　　1、自然資源只有通過勞動才能轉化為價值

　　雖然對於整個人類的存在和發展而言，自然界具有本體論上絕對優先的地位，但就價值的形成和產生而言，自然資源卻只有通過勞動才能轉化為對人有用的價值。當然，某些自然資源如陽光、空氣和水，對人具有直接的生理學價值，但在這些對動物也同樣適用的自然條件的基礎上，對人的生存和發展具有決定意義的乃是物質資料的生產。所以，從人類學的角度看，事情的順序就倒過來了：只有在物質資料生產的基礎上，陽光、空氣和水這些一般的自然條件才對人成為價值，比如，不吃飯光喝水是沒有用的，不穿衣並住在比較溫暖的房子裏，冬日的陽光和空氣對人也是無價值的。眾所周知，吃穿住所需的物質資料都是人改造自然的結果或通過勞動從自然資源轉化而來的價值。

　　2、資本和投資活動、科學技術和管理等人為的生產要素都是從勞動中分化出來的從發生學的角度看，資本是積累起來的勞動，而投資活動最初是勞動的一個方面，後來才分化出去成為一種專門的經濟活動。同樣，科學技術活動和管理活動最初也是在勞動過程中孕育和發展起來的，後來才分化出去成為專門的職業活動。要是沒有勞動這一原始的基礎，後來的社會分工是不可能的。

　　3、只有活勞動才是唯一把所有生產要素熔鑄為物質財富的直接生產過程有了自然資源、資本和投資活動、科學技術、管理這些生產要素，並不等於就能得到產品及其使用價值，進而得到相應的交換價值，只有把所有這些生產要素與一個更為關鍵的生產要素即勞動相結合，才能形成現實的物質資料生產，只有把這些要素投入到活勞動的熊熊烈火之中，才能夠鍛造出、建構出、製造出人類所需要的物質財富。這個論證還可以倒過來進行：我們在五種基本的生產要素中，首先去掉專門的管理活動，當然生產效率會降低、生產規模會縮小，但生產還可以繼續進行下去；進而我們又去掉專門的科學技術活動，生產水平會降低，產品質量會降低，但生產還可以繼續進行下去；進而我們又去掉專門的資本和投資活動，整個生產的確會倒退到原始社會的狀態，但生產仍然會繼續進行下去。在所有非自然的生產要素中，只有活勞動及其直接擁有的生產工具（最直接的生產工具就是雙手）是最後的、不能再簡化的要素。

　　由以上三點可知，只有活勞動及其直接製造和使用的工具才是聯結、填平、打通人類與自然之間的鴻溝的絕對中介，才是維持人類生存的最深層的基礎。人們平常可能會忽視勞動的這種特殊的地位和作用，但一旦抽掉勞動這塊基石，整個人類社會大廈就會轟然倒地。

　　強調勞動的這種優先地位，並不是要貶低其他生產要素和社會力量在社會歷史發展中的重要地位，而是要提醒人們飲水思源，對勞動和勞動者抱有足夠的尊重和敬意。人們常常說，往上數三代，幾乎所有的城裏人原來都是農民。我們把這句話做一點引申：往上數二百代，所有的人都是勞動者。今天有那麽多不必從事直接物質資料生產而占據較高經濟、政治和文化地位的人，全都要感謝人類勞動的恩賜，全都要感謝那些默默無聞的勞動者所做出的犧牲和貢獻。

　　強調勞動的優先地位，也不是要讓每一個勞動者都取得比其他社會成員（投資者、經營者、管理者、知識分子、政府官員等等）更高的經濟、政治和文化地位。迄今為止，勞動者仍然是人數最多的社會群體，因此，即算這個群體作為整體擁有最大份額的社會財富（在發達國家，勞動收入已經占到國民收入的75%以上），分攤到每個人頭上，其人均財富占有量仍然是最低的，而人數不多的其他社會群體，即算作為一個整體只占有社會總財富中較少的一塊，其人均占有量仍然是較高的。但是，只要財富的分配是遵守公正原則即按貢獻分配利益的原則，這種經濟上的差距就是合理的。此外，一個公正的社會製度還要保證社會的上層結構向所有的勞動者開放，讓勞動者能夠上升到更高的社會地位，而讓身處上層結構卻不稱職的人到基層去老老實實地做一名合格的勞動者。

　　剩余價值、利潤、剝削

　　馬克思在勞動價值論的基礎上推導出他的剩余價值論：勞動者創造了全部商品價值，但他們只以工資的形式得到他們所創造的價值的一部分，剩下的部分被資本家無償地占有了，這種無償占有就叫做剝削；剩余價值在各個職能資本家之間進行再分配，便轉化為資本的利潤。與此相反，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否認剩余價值，否認剝削，認為各個生產要素按照它們對產品和價值形成所作的貢獻得到其應得的部分：勞動得到工資、資本得到利潤、土地得到地租；資本利潤來源於資本要素對生產的貢獻，來源於資本家的勤勞、節儉、冒險、創新和經營管理，不存在對工人的剝削。究竟誰對誰錯呢？

　　一、剩余價值的三種含義

　　1、剩余價值1：一定歷史時期滿足人們最基本生存需要後的剩余產品即使在原始社會，也有少量剩余產品，當然是按當時消費水平而言的剩余產品。任何一個社會總要節製眼前的消費欲望，而把一部分產品轉為剩余產品，與解決人類生存和發展中面臨的兩個重大問題：一是對未來很有可能發生的變故、災禍、危險有所儲備，二是把一部分人從直接物質生產過程中抽出來，讓他們從事勞動工具的改進和發明，進而又讓他們從事專門的社會管理和精神文化創造。把一部分生活必需品變為剩余產品，充分體現了人的理性、人對自己未來的規劃能力和人的節儉的美德。

　　2、剩余價值2：產品中所包含的超過投入生產過程的各生產要素價值的那部分價值在進入生產過程之前，各生產要素的價值是一定的：多少資源、多少資金、多少設備、多少經營管理、多少勞動。它們的價值量是可以按一定的價格計算出來的。進入到生產過程後，這些本來分離的生產要素發生了一種相互作用和「化學反應」，結果可能會出現三種情況：整體之和小於各要素的簡單相加，這意味著生產出次品和廢品，從而導致虧損；整體之和等於各要素的簡單相加，基本上等於白幹，最多只能維持簡單再生產；整體之和大於各要素的簡單相加，這意味著出現了一部分新增價值，即補償各要素價值後的剩余額，或者叫做利潤。毫無疑問，只有第三種情況才能成為人類生產的常態（擴大再生產），因此可以說，追求剩余價值或利潤是人類物質生產的本質特征和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

　　應該說，所有生產要素都對剩余價值2的形成做出了貢獻。正如青木昌彥所說的，各種生產要素的合作博弈會產生一種企業剩余，應當在股東、經營者和員工之間合理地分配這種剩余。與剩余價值1一樣，剩余價值2本身也與剝削無關。問題不在於要不要生產剩余價值2，而在於如何分配剩余價值2。

　　3、剩余價值3：經濟上處於強勢地位的人從經濟上處於弱勢地位的人那裏無償占有的一部分產品和價值正是在剩余價值1的基礎上，從勞動活動中分化出來投資經營活動、社會管理活動和文化創造活動，實現了社會分工；正是在剩余價值2的基礎上，產生了剩余價值3——從勞動者中分化出來投資者、經營者、管理者，利用自己在物質資料生產過程和社會生活中的優勢地位，除了得到自己按其貢獻應該得到的那部分價值外，又額外占有了由勞動者生產出來並且應該由勞動者占有的一部分價值。這種情況不僅存在於資本主義社會，而且也存在於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凡是社會上一部分人享有生產資料壟斷權的地方，勞動者，無論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必須在維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勞動時間以外，追加超額的勞動時間來為生產資料的所有者生產生活資料。」當然，投資者、經營者、管理者並沒有獨占剩余價值，為了得到政治上的保護和思想上的支持，他們分出一部分剩余價值給政治上層建築和意識形態領域。

　　這個定義與馬克思的定義既有一致之處，又有不一致之處。一致之處在於，剩余價值的確是勞動者失去的而由非勞動者無償占有的價值，的確是非勞動者對勞動者的剝削；不一致之處在於，剩余價值和剝削這一事實的成立並不以假定勞動者創造了全部價值為前提，事實上，投資者、經營者、管理者也參與了價值的創造，也應該得到一份報酬，即使是不參與物質資料生產的政府官員和知識分子，由於他們的工作具有對物質資料生產和整個社會生活的必要性和建設性，也應該得到其應有的報酬。問題的關鍵和核心不在於非勞動者完全不創造價值而勞動者創造了所有價值，而在於非勞動者利用手中所掌握的對物質資料的生產、交換和分配過程與社會生活過程的控製權，剝奪了勞動者一部分應得的報酬。

　　我們像馬克思一樣堅決指認剝削的存在，但不像他那樣認為剝削的程度有那麽高，也不把勞動者和非勞動者絕對對立起來，把非勞動者妖魔化而把勞動者耶穌基督化；我們也像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一樣承認其他生產要素對價值形成和創造的貢獻，但不像他們那樣認為這種貢獻有那麽高，也不像他們那樣否認剝削的存在。

　　二、合理的利潤來源

　　馬克思認為，剩余價值全部由勞動者創造，其在各個職能資本家之間的分配，就叫做利潤。這就在剩余價值2和剩余價值3之間劃了一個等號。本文認為各生產要素對剩余價值2都有貢獻，馬克思所認為的資本家所獲得的剩余價值或利潤，並非全由剝削得來，有相當一部分來自資本和資本家對生產的貢獻，因而是合理的和應得的。

　　1、資本家本人的勞動

　　資本家的生產勞動，指資本家親身參加直接的生產活動。早期的資本家同時也是生產勞動者，他往往只雇傭少數的工人，甚至只「雇傭」自己和自己的家人。他身先士卒、赤膊上陣，其勞動的強度和勞動時間的長度，往往超過他的雇員。他們往往沒有節假日、沒有星期天，甚至連白天和夜晚的界限也是模糊的。他們或早起晚睡、披星戴月，或拋妻別子、長途奔波，付出比一般人更多更辛苦的勞動。後來成為大資本家的人，往往都經歷了這樣一個白手創業、篳路襤褸、背水一戰的過程。他們甚至是名符其實的「勞動模範」。

　　資本家的勞動當然也應該得到相應的回報，但資本家並沒有得到一種叫做「工資」的收入，他的工資全部包含在利潤中了，是利潤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果扣除這一部分工資的話，他的利潤量就會相應減少。

　　2、資本家的投資經營活動

　　資本家的投資經營活動，指資本家的融資籌資、投資決策、經營項目和經營方向的確定、市場定位和市場營銷方略的製定、企業長遠發展規劃的製定等資本運營活動，是有關企業發展的戰略性決策活動。早期的資本家同時也是資本運營家即企業家。現代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把「企業家才能」作為一個獨立的、最關鍵的生產要素，並要求給予較高的報酬，不是沒有道理的，因為投資經營活動確實能創造出很大的價值和效益。把不同生產要素組合起來參與市場競爭，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好的，不是所有人的經營效果都是一樣的，實際上，在同等數量和質量的生產資料、設備、技術和勞動力的條件下，不同的資本家的經營活動會產生出非常不同以至截然相反的效果，於是一些人慘淡經營、停滯不前，一些人破產了，另一些人則取得了極大的成功，故有人把純粹物質資本獲得的回報叫做「利息」，而把資本運營活動即企業家活動所得到的回報叫做「利潤」。

　　3、資本的風險報酬

　　世界上沒有萬無一失的投資，任何投資都是有風險的，包括經營風險、技術風險、勞資沖突風險、安全生產風險、市場風險和社會風險(如戰爭、社會動亂、革命、國際爭端等等)。

　　大部分創業者都要經歷一個學會規避風險和「交學費」的過程。因此，讓投資者得到一個比銀行存款利息更高的回報以抵償經常發生的風險，增強企業抗禦風險的能力，應該視之為維持簡單再生產和擴大再生產的基本條件。這種回報是完全應當的，得到這種回報也是完全正當的。這種較高的回報又叫做風險利潤。反過來說，如果投資創業所得之利潤完全與銀行存款利息相等，那麽，就沒有人去投資創業了。設想一下，一個國家的銀行裏有許多存款，但是沒有人去投資辦企業，這個國家的經濟必定是非常落後的。讓資本得到更高的利潤，固然會鼓勵資本家更大膽地去加大投資力度並給他們帶來更多的財富，但整個社會也因此而得到更大的好處——這個社會的經濟更發達、就業更充分、生產力和科學技術發展更快、國民財富積累更多，反之，取消風險利潤，固然使資本家受到損失，但整個社會也將蒙受更大的損失。問題不在於要不要風險利潤，而在於把風險利潤控製在何種水平上，才能既提高投資者的積極性，同時又不至於讓這種利潤高到雇員、消費者和社會無法容忍的地步。

　　4、資本家的節儉和積蓄

　　早期資本家都是節製消費、拼命積蓄的人，他們對自己及其家庭的消費欲望可能達到苛刻和吝嗇的程度。他們恨不得把每一分錢都變成新的投資。這種節儉和積蓄固然本身並不直接再生產出物品，但卻擴大了資本的數量和規模。那麽，對這種節儉和儲蓄的行為應不應該有一個「獎勵」或「回報」呢?我想應該有一點，至少，這部分「獎勵」或「回報」應相當於同期銀行存款利息。如果人們都把掙來的錢用於即時消費，當然就不可能擴大再生產，甚至連簡單再生產也維持不了；如果社會鼓勵高消費，那麽資本的積累速度就會大大減漫，這一點對於一個資本匱乏的發展中國家來說，尤其重要。眾所周知，日本經濟高度發展，大大地獲益於日本國民較高的儲蓄率，與此相反，我們看到，雖然目前我國的資本還很稀缺，但對高檔消費品的需求和享用已經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並且到處盛行吃喝之風，這對我國經濟的發展是極為不利的。有人說，沒有消費，就沒有市場需求，積累再多資本，也是白搭，因為產品賣不出去，因此，應當鼓勵消費以擴大社會總需求。這只是看到了問題的一個方面。所謂節製消費，不是不要消費，而是要把消費的增長和消費水平的提高建立在資本積累和經濟發展的基礎上，在這裏，積累、生產是第一位的，是前提，而消費是第二位的，是結果。積累應當大於消費，這樣，社會才能有更多的資本用於遠期投資和經濟的長遠發展；如果積累等於消費，經濟就會停滯不前並減慢發展速度；如果消費大於積累，那麽很顯然，經濟就要退步了。

　　5、資本家把科學知識轉化為生產技術、生產工具而帶來的生產力的提高兩個企業，在其他條件同等的條件下，由於采用了知識含量不同的生產工具和生產技術，會生產出質量和數量上完全不同的產品，因此也獲得完全不同的利潤。企業采用先進生產工具和先進技術而提高勞動生產率，一般而言通過企業內部創新和從外部買進兩條途徑。

　　在第一種情況下，企業自身有一批研究和開發人員，專門從事新機器、新技術、新產品的研製。但是仍然不能把全部超額利潤都歸結為這些研究與開發人員的剩余勞動，因為研究和開發需要更大的資本投入，而且這種投資是一種風險投資——如果研製費用過高、研製時間過長甚至研製沒有結果，或雖然研製出來新產品，但卻不能適銷對路，就會使整個企業陷入巨大的財務危機，甚至導致破產。所以，研究和開發費用這種風險投資要求一定的回報即上文所說的風險利潤。新機器、新技術和新產品是這種風險投資和科研人員的勞動共同作用的產物，因此，它們所帶來的新增產值、附加值、超額利潤，不能完全歸結為科研人員的剩余勞動。

　　在第二種情況下，企業從外部買進新機器、新技術、新設計等專利產品，那麽，這是一種市場交換行為：發明家和專利擁有者轉讓其知識產權，資本家支付一定費用，這裏很難說有什麽剝削成分。專利擁有者自己投資辦廠，未必能夠取得比這種知識產權轉讓更好的回報，而資本家買進知識產權，固然有可能獲得較高的利潤，同樣也要冒一定風險。資本家和專利所有者取長補短，共同把新的科學技術應用於生產過程，並且雙方都得到好處，同時也給社會帶來了貢獻，在這一點上，並不存在資本家對本企業工人的剝削。

　　三、不合理的利潤來源：剝削以及其他

　　1、剝削：對勞動者所創造的剩余價值的無償占有

       Exploitation，本義為開發、利用，後引申為一種旨在獲得他人剩余勞動和剩余價值的開發和利用。剝削所得就是上文所說的剩余價值3。勞動者對剩余價值3的創造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但他們得到的只是他們所創造的總價值中相當於補償勞動力耗費或事先約定的勞動力價格的那一部分，超出這一部分的價值即剩余價值被資本家無償占有了。

　　奴隸主對奴隸、地主對農奴的剝削基本上或在很大程度上是運用暴力、政治權力進行的，這種剝削可以直截了當地稱之為掠奪和搶劫。與奴隸主對奴隸、地主對農奴的剝削相比，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基本上是一種經濟性剝削：

　　——剝削方式的不同：奴隸主對奴隸、地主對農奴的剝削，是一種超經濟的、強製性的剝削，奴隸、農奴被剝奪了人身自由和勞動力所有權，被淪為會說話的牛馬和生產工具。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則以工人獲得人身自由和勞動力所有權為前提，是通過勞動力市場的自願交換行為和契約來實現的。不管這裏面有多少被迫的因素，也比奴隸勞動、徭役勞動要文明不知多少倍。資本家對勞動力的使用也要尊重工人人身自由和人格尊嚴，盡管資本原始積累時期普遍盛行限製工人人身自由、體罰、強迫冒險作業、強製延長勞動時間等現象，但後來都遭到法律的禁止。資本主義國家一般都頒布《勞動法》，以保護工人的基本權益，而工人也組織了工會，團結起來維護自己的利益。工人取得成立工會和罷工的權利，與資方進行集體談判的權利，從而加強了自身與資方討價還價和限製剝削的能力。

　　——剝削程度不同：奴隸主和地主除維持奴隸、農奴最基本的生存外，剝奪了他們的全部剩余勞動，而工人的工資水平都可以隨經濟發展和企業經濟效益的提高而不斷地提高，從而大大地改善了工人的生活條件。

　　如果從利潤中扣除掉前述五種合理因素的話，資本家對直接生產工人的剝削程度遠不如馬克思所說的那樣高。實際上，隨著生產自動化程度的提高，資本家直至可以把生產工人排除出直接生產過程，資本與勞動的矛盾已主要由資本家與簡單勞動者、直接生產工人的矛盾轉化為資本家與復雜勞動者之間的矛盾，而復雜勞動者的勞動已經成為最主要的生產要素，從而使復雜勞動者獲得高於簡單勞動者的討價還價的能力，甚至到底是資本雇傭勞動，還是勞動雇傭勞動，也會成為一個重新需要定義的問題。這是後話。我們這裏探討的是資本與勞動的初始關系，在這種關系中，由於資本是主要生產要素，由於在資本與勞動的力量對比中，資本處於強勢和優勢，勞動處於劣勢和弱勢，由於資本取得買方市場的主動地位，而勞動處於賣方市場的被動地位，因此，資本確實擁有對勞動者剩余勞動的索取權，勞動者的部分勞動確實被資本家無償占有了，但剝削程度並不如馬克思設想的那樣高。按馬克思的計算公式，工人每天勞動12小時，創造了6先令的價值，其中3先令用來補償資本家預付給他的工資(必要勞動)，剩下3先令就是被資本家無償占有的剩余勞動、剩余價值或剩余產品，剩余價值率達到100%。但根據本文的分析，如果從前五個方面做出種種扣除，則剝削程度即剩余價值率就會大大降低了。

　　但馬克思雖然過分強調了資本家對勞動者的直接剝削，卻忽略了下文將要指出的其他兩種對勞動者的間接剝削，或者說他借助於勞動價值論，把這兩種間接的剝削全部轉入直接的剝削之中了。

　　2、對一部分大自然賜予整個人類的資源的無償占有

      自然資源是大自然對人類的恩賜，理應為整個人類共同擁有，具體來說由一定範圍內的人群和社會（氏族、民族、國家）共同擁有，如果個人要占有自然資源，必須支付一定的代價或給予一定的回報。不管是誰（個人、集體、國家、跨國公司）來組織和控製物質資料生產，都應該把其中因為無償或低價運用自然資源而產生的價值分配給全體社會成員。然而，自古以來，自然資源並沒有得到公平的占有、利用和分配，在經濟、政治上捷足先登的人們，運用暴力、狡智、權力等等手段，無償或低價獲取、支配、使用許多自然資源並因此而得到豐厚的利益和利潤，這實際上是對勞動者和其他社會成員的共同財產權的侵占和剝奪，而勞動者則因為很少或完全得不到自然資源，而喪失了勞動的客觀條件，不得不從資源（如土地）擁有者那裏高價購買或租用自然資源，或者不得不受雇於人。

　　3、對一部分人類一般智力和科學技術發展成果的無償占有

      科學知識應用於生產過程，具有一個更為深廣的背景，那就是整個人類一般智力的提高、科學知識的積累和偉大的科學家們的貢獻，沒有這個更大的前提，無論是企業內的科研人員還是企業外的技術專家、發明家、工程師，都不可能進行生產工具、技術和產品的創新。在這個意義上，資本家也好，發明家也好，工人也好，消費者也好——整個社會的全體成員，都不費分文地無償地享受了先輩的遺澤。像牛頓和愛因斯坦這樣偉大的科學家，不知給人類帶來了多少剩余價值。這是社會和人類的共同財富，但對這一共同財富的分享卻是不公平的。資本家從自利的動機出發，把科學技術轉化為生產力，從而無意中提高了整個人類的文明程度和福祉，因而有其特殊的貢獻，理應得到新增價值的一部分，然而，由於資本家控製了科學技術轉化為生產力的整個過程，他們把很大一部分理應分配給勞動者和其他弱勢社會成員的價值據為己有了。這是對勞動者公共權利的剝奪和剝削，要知道，正是因為勞動者承擔了直接物質資料生產的職能，才會有一部分人去發展人類的一般智力、科學技術和精神文化；勞動者有權因為自己的犧牲和貢獻而得到回報。

　　4、非法利得

　　馬克思曾十分尖銳地指出：「一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就會非常膽壯起來；只要有10%的利潤，它就會到處被人使用；有20%就會活潑起來；有50%就會引起積極的冒險；有100%就會使人不顧一切法律；有300%就會使人不怕犯罪，甚至不怕絞首的危險」；「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的確，在資本原始積累時期，由於缺乏完善的法律製度和法治機製以及新型的倫理道德，確實普遍存在種種非法行為，如偷稅漏稅、行賄尋租、錢權交易、假冒偽劣、缺斤短兩、侵犯知識產權、破壞生態環境、侵犯工人人身和勞動權益等等，通過損害國家、社會、競爭者、勞動者和消費者的利益以加速資本的積累。不過，這些行為只是一種零和對局的、非生產性的行為，只能造成財富的轉移，而不能造成財富的增加，而且會極大地扭曲市場機製，搞亂市場秩序，一般很快會導致公眾的反彈和法律的製裁；資本家長期進行這種不正當競爭，也會感到提心吊膽、身心疲憊，感到歸根到底大家都會受到損失，所以，這種普遍的混亂時期不會太長，一般資本主義國家都會逐漸建立起法製經濟和與此配套的新型經濟倫理，從而使非法行為減少到社會公眾能夠容忍的程度。

　　四、對剝削的反思和評價

　　資產階級經濟學肯定所有者、投資者、經營者、管理者的剩余控製權和剩余索取權，肯定他們獲取全部剩余價值和利潤的正當性，否認剝削的存在，他們潛在地或顯在地基於這樣一種哲學思想：凡在歷史上存在過並在現實中繼續存在的現象，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據，都符合自然與人性的規律。這是一種無批判性的、庸俗的、辯護論的歷史觀，無視人類積極、能動地改造社會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則走向另一個極端，把非勞動生產要素和非勞動者對剩余價值和利潤的正當索取全部歸之為對勞動者的剝削，而認為勞動者雖然創造了全部價值、剩余價值和利潤，卻走向相對貧困化和絕對貧困化。這樣一種巨大的反差和絕對的不公平自然會激起馬克思對一種對絕對公平和平等的社會製度的追求。然而，經過一百多年的社會主義革命和改造運動以後，人們驚奇地發現，曾經似乎被革命暴力和無產階級專政消滅了的剝削現象，隨著各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改革的開展又死灰復燃了，於是大家再一次面臨如何評價剝削的問題。

　　一些人重新接受並狂熱宣傳在西方已經過時的自由主義經濟學，另一些繼續堅持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理想的人，則對馬克思主義的剩余價值論和剝削理論作了某種變通，承認剝削在歷史上的暫時合理性和合法性，同時強調最終消滅剝削的歷史必然性。他們的辦法是區別兩種剝削現象——借用市場社會主義經濟學家羅默的「社會必要剝削」的概念，當消滅一種剝削將造成經濟激勵機製的嚴重破壞、技術或其他生產要素的嚴重衰退時，該種剝削就是社會必要剝削，這種剝削對社會發展具有某種促進作用和激勵性——由於剝削的存在使得社會成員受到生存的壓力，從而會產生對於社會發展必不可少的激勵作用，因而是可以甚至必須接受的；阻礙和破壞社會生產力的剝削則是多余的、不必要的、邪惡的剝削，應當予以消滅。

　　本文認為這種變通是缺乏理論思維能力的表現。剝削成了激勵機製，那還是剝削嗎？可以說剝削是某些貪婪之人的激勵機製，怎麽能把它普遍化為一種社會激勵機製呢？沒有剝削，經濟和社會就不能發展嗎？果然如此，剝削或被剝削就是人類永恒的宿命。導致這種思維混亂和道德失準的原因是，論者一方面像馬克思一樣堅持把非勞動要素對剩余價值和利潤的索取歸之於剝削，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實際上承認非勞動生產要素對價值形成和經濟發展的貢獻，以便與現實社會中「按勞分配與按資本、技術、管理等要素分配」的政策相一致，於是便照搬羅默所杜撰出的「社會必要剝削」這個怪胎，從而放棄了馬克思對剝削的嚴正譴責態度！其實，他們所說的「社會必要剝削」正就是指非勞動生產要素對剩余價值和利潤的追求！如果我們把這種正當的追求排除在剝削之外，那麽，一切剝削，包括奴隸主、地主、資本家對勞動者的剝削，專製國家或其他暴力集團對勞動者的剝削，資本家之間的剝削，勞動者之間的剝削，乃至某些流氓無產者、懶漢、自願失業者、職業乞丐對整個社會的剝削，總之，一切利用手中掌握的某種優勢或力量無償獲取他人所創造的價值的行為，都是不正當、不道德的，都是阻礙經濟社會發展的反動行為，消滅它們，絕不會損害經濟社會發展的激勵和動力機製，反而會激勵和促進更多的人發揮、發展出更高的創造力。問題不在於要不要消滅它們，而在於人類什麽時候才有能力消滅它們；它們現在還有機會存在，絲毫也證明不了它們在道德上和法律上的正當性——人類現在也沒有能力徹底消滅掠奪、侵略、壟斷、專製、獨裁、壓迫、欺詐、兇殺、黃、賭、毒……等種種醜惡之物，難道它們也成了社會進步和發展的激勵機製嗎？

　　五、對合理利潤的反思和評價

　　資產階級經濟學把剝削當作合理的利潤，馬克思則把合理的利潤當作剝削。本文認為，資本所有者的投資經營活動，正就是馬克思所說的那些與種族利益相一致的特殊個體的「力量」和「優越性」所在，應該得到合理的回報。資本主義有其道德合理性，也有其道德不合理性。從對資本的利潤來源的分析可知，在前五種情況下，資本基本是道德和合理的，在後四種情況下，資本基本是不道德和不合理的。應當在力所能及地限製和消除資本的不合理利潤的同時，保護並且激勵資本得到合理的利潤。

　　即使是在極端的情況下，也就是在勞資激烈對立和鬥爭的情況下，資本方固然不能把勞動的價值貶低到使其工資接近於社會低保的水平，否則勞動者坐在家裏吃低保就可以了，勞動方也不能把資本的價值貶低到使其利潤接近於銀行存款利率的水平，否則資本所有者坐在家裏吃銀行利息就可以了。

　　如果從勞資合作和調和的角度出發，勞動和資本則可以共同努力，爭取到一個「雙贏」和「共享」的局面。比如，資本家如果吸收工人參與企業的經營管理，而工人也認同企業為一個利益共同體，那麽企業的凝聚力和生產力將大幅度提高，資本家和經營者也會增加決策的知識、信息來源和減少決策失誤，從而使企業的利潤大幅度增長。那麽，這部分新增利潤就可以由勞資雙方共享。實際上，由於勞資雙方真誠合作，由於企業內部各生產要素高度協同有序地運營，還會創造出一種良好的企業形象、企業品牌和企業知名度，而這種無形資產會成為一種嶄新的生產要素，並且成為企業新的利潤來源。毫無疑問，這種無形資產乃是勞資雙方的共同資本，而由此帶來的利潤也應該由勞資雙方共同分享。

　　再比如，勞資雙方可以坐下來認真談判，客觀地計算各種生產要素對利潤的貢獻，工人方面可以提出消除剝削即全部獲得其勞動所創造的那部分價值的要求。但由於企業是一個共同體，而企業在市場競爭中是有風險的，因此，工人方面也應作出與資方共擔風險的承諾，如果不願意作出這種承諾，那麽理所當然應當向資方讓渡一部分自己的權力和利益。如果工人方面既不願意與資方共擔風險，又要求全部獲得自己所創造的那部分價值，那就超出了自己合理的權利邊界，並且自己這一方面也會出現某種道德不合理性。當然，由於資本方面占著強勢和優勢的歷史地位，比工人方面有更大的風險承擔能力，資本方面理應作出更多的讓步。

　　不管發生上述哪種情況，只要資本相對勞動還處於一種強勢的歷史地位，而勞動相對處於弱勢，只要社會還是由占人口少數的資產階級和占人口多數的無產階級組成，那麽，資本與勞動的矛盾就是很難從根本上解決的，剝削還會存在，而且即算剝削程度減輕，貧富分化還會很嚴重。

　　什麽是產權和產權製度

　　為什麽迄今為止人數眾多的勞動者一直處於相對弱勢的社會地位？為什麽人數很少的投資者和經營者獲得了剩余控製權和剩余索取權？前面的文章已經涉及到了一個主要原因：所有權、產權與勞動者的分離。從這一篇開始要展開論述勞動與產權的關系問題，進一步深入探討勞動與所有權、產權分離的原因，探索重建「勞動產權」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一、所有權與產權

　　所有權（ownership/proprietary right）與財產權/產權（property rights or rights of property）是兩個經常被人們不加區別地使用的概念。這兩個概念的確具有某些共同的含義，故而可以交替使用，但細究起來，兩者又有一些重要的區別。

　　所有權和產權都是指人們對生產要素的占有、支配、使用、收益、處置的權利，在這個意義上，這兩個概念是通用的。但所用權強調的是所有物與所有人之間直接的歸屬關系和嚴格的對應關系，通過取得他人同意而獲得的對他人財產的占有、支配、使用、收益、處置的權利，不能叫做所有權。產權的含義比所有權寬泛得多，既可以是指對歸屬於自己的財產的占有、支配、使用、收益、處置的權利，也可以是指對經他人自願同意而獲得的對他人財產的占有、支配、使用、收益、處置的權利。比如，早在古代，就存在借用、借貸和租賃的行為，一個人只要支付一定的代價，就可以取得在一定時間內占有、支配、使用他人所有的財產的權利，並因此而獲得相應的收益。這種通過租借而獲得的權利顯然不是一種所有權，但卻是一種產權，不僅享有在一定時間內占有、支配、使用他人所有的財產的權利，同時也必須盡到保管、維護等項義務，如果產生雙方約定外的損壞，或者發生丟失，租借人必須以自己的財產或以別的什麽方式予以賠償。在現代社會，所有權與產權的分別就更明顯了：由於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由於股份公司這種企業製度和財產組織形式的出現，非所有者的經營者取得了對投入企業的資本的占有、支配、使用、收益、部分處置的權利，這種相對完整的產權又叫做「法人財產權」；所有者主要保留對投入企業的資本的終極所有權、分紅權和最終處置權，他們轉讓給經營者的部分產權轉化為他們對經營者的選擇權，他們自己則退出生產經營過程，他們的這種產權又叫做「股權」。

　　所有權與產權的關系可以這樣來表述：所有權是原生的、核心的產權，而產權是衍生的、擴大了的所有權；所有權一定是單一的、與所有者直接統一的，而產權卻可以是多元的、可以與所有者是間接統一的；所有權是基礎和出發點，不論產權衍生成為多麽復雜的結構，最終都要追溯到所有權，但產權又不能還原為、化約為、等同為所有權，它把所有權放大了，它包含所有權，其外延和範圍大於所有權。那麽，為什麽所有權會演化為產權呢？主要原因來自生產要素的優化組合和規模經營會帶來比所有權人直接經營自己的財產更大的產出、更高的效益。

　　在後文的論述中，我們會更多地使用產權、產權製度，而較少使用所有權、所有製，因為前者包括了後者。但在必要的時候仍然會交替使用這兩組概念。

　　二、產權的雙重含義

　　1、生產資料所有權與勞動力所有權

　　所謂產權和產權製度，是指各生產要素（土地、資源、生產工具、勞動力）歸誰所有和經營的製度安排，是人們在生產過程中結成的一種首要的「生產關系」或「經濟關系」，它決定了人們在生產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產品的交換方式和產品的分配方式。

　　過去我們對所有權、產權的理解，局限於生產資料的所有製，或財產所有製，是指對生產要素中「物」的因素的占有、支配、使用、收益和處置；至於生產要素中「人」的因素，包括人的體力、智力、技能、知識、組織和管理才能等，則沒有作為一種「財產」、「財富」，作為一種占有的對象來理解。產權，應該是指生產要素的所有權和經營權，既包括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和經營權，而且包括人的生產能力的所有權和經營權。

　　澄清產權的基本含義，對於我們理解產權製度的歷史發展，是非常重要的。

　　2、產權製度的發展歷程，既是生產資料所有製發展的過程，也是勞動力所有製發展的過程原始公有製是氏族公社對全部生產要素（包括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的共同所有；奴隸主所有製是奴隸主對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的雙重占有，奴隸主不僅擁有生產資料，而且擁有勞動力，奴隸則不僅不擁有生產資料，而且不擁有自身的勞動力，而成為像牛馬一樣被奴隸主所占有的財產或「會說話的工具」；封建地主所有製是封建地主對生產資料的占有和對勞動力的部分占有，農奴的處境比奴隸的處境已經有了很大的改善，不能隨便被買賣、鞭撻和處死，至於佃農，雖然沒有擺脫對地主的人身依附關系，但比農奴又取得了更多的自由；資本主義所有製是資本家占有生產資料，但不直接占有勞動力，勞動力由工人直接擁有，資本家必須通過市場交換來購買勞動力，而且是僅僅購買勞動力，而不是購買工人的全部身心。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產權的發展過程，是勞動者的生產能力、勞動力由別人占有變為自己占有的過程，是勞動者不斷獲得解放和自由的過程。如果不從這個角度來看，單從生產資料所有製的角度，實際上就很難把奴隸主所有製、地主所有製和資本家所有製從本質上區別開來。　

      3、勞動者生產能力的不斷提高是促成產權製度結構不斷高級化的主要推動力量

      到目前為止，就整個人類而言，生產資料仍然是最重要的生產要素，而人的生產能力、勞動力仍然處在次要地位，因此，生產資料所有製在產權結構中仍在主導地位，而勞動力所有製只占次要地位。但是，促成產權製度演變的最終力量是勞動者生產能力的不斷提高，即人的生產能力、勞動力在生產要素中占有越來越重要的地位。

　　眾所周知，人類從事物質資料生產的直接目的，是為了生產出能夠滿足人類生存需要的物質財富。不同的生產要素，對形成物質財富，有不同的貢獻。在遠古原始社會，勞動的對象即采集、狩獵的對象——野果、野獸是最重要的生產要素，對於形成物質財富、維持人類生存的貢獻最大。所以，那時的人類對他們賴以維持生存的這些勞動對象頂禮膜拜，以至每次狩獵前都要舉行隆重的巫術、祭祀活動，來祈求被狩獵動物的寬恕。後來人們從狩獵活動中學會了畜養動物，從采集活動中學會了種植植物，於是出現了原始的畜牧業和農業，自然，牲畜和糧食成為最重要的物質財富，而土地成為最重要的生產要素。一直到封建社會末期，土地都是最重要的生產要素，其次是生產工具，最後才是勞動者；農業（包括畜牧業）是主導產業，手工業和商業只是派生的、為農業服務的產業。誰擁有了土地，誰就主宰了經濟和社會。

　　到了資本主義時代，人類不再主要從自然界表層獲取物質財富（糧食、牲畜），而從自然界深層獲取物質財富（煤、鐵、石油、礦物），於是，以簡單生產工具從事的手工勞動便被機器生產所取代，生產工具一躍而成為最重要的生產要素，農業文明被工業文明所取代，工業取代農業成為主導產業。機器和工業的發展反過來改造了農業，使農業生產也朝機械化、規模化的方向發展。在這個時代，誰擁有了生產工具，誰就控製了經濟和整個社會。

　　但是，生產工具成為主要的生產要素，同時也就意味著人的生產能力這一生產要素的作用越來越重要了。固然，直接的生產勞動者（以簡單勞動為主的產業工人）作為機器體系的一個環節，只需要付出比較簡單的技能，但是機器本身並不是自然界的產物，而是人的智力的物化，是科學在生產過程中的運用。這就是說，在生產工具成為最重要的生產要素的背後，隱含著科學技術向生產要素轉化的過程。那時，科學技術還沒有成為直接的生產要素，而是存在於物質資料生產過程之外，作為社會的「上層建築」的一部分而存在，它必須轉化為生產工具、轉化為直接生產勞動者的技能，才能成為生產力，這就決定了，科學技術工作者，還不能成為物質資料生產的主導能力，而只有那些擁有貨幣，能夠購買生產資料、科學技術和簡單勞動力的資本家，才能成為物質生產過程中的主導力量。科學技術工作者從上層建築進入經濟基礎，通過出賣自己的科技成果而成為資產階級的一部分，而廣大的以簡單勞動為主的產業工人，依然是生產過程中次要的因素，依然是無產階級。由此可見，資本主義所有製仍然以生產資料所有製為主，但是人的生產能力所有製已經有了很大的發展，主要表現為：第一，一般的以簡單勞動為主的勞動者獲得人身自由，成為自己勞動力的主人；第二，特殊的以復雜勞動為主的科學技術工作者憑著對自己特殊的勞動能力的所有權，通過交換來獲得生產資料所有權或比較豐裕的物質財富。

　　4、發達國家的產權製度出現以生產資料所有製為主向以勞動力所有製為主的趨勢

      二戰以後，發達國家經濟社會結構出現如下變化：

　　第一，工業文明向信息文明轉化。工業文明是建立在對非再生性能源、資源（如煤、鐵、石油、礦物等）的開掘和利用基礎上的，但是，這些非再生性能源在地球上的儲存量是有限的，至今已被工業文明耗竭得所剩不多了。因此，文明必須尋找新的基礎，即由對非再生性資源的利用轉化為對再生性資源（如太陽能、原子能、生物能）的開發，這種開發極大地依賴於科學技術的發展，也就是說，極大地依賴於復雜勞動和人的創造能力的普遍而全面的發展。

　　第二，物質經濟向知識經濟轉化。從前，知識的生產只是作為「上層建築」的一部分而進行，它要通過許多中介環節，才能轉化為物質經濟、物質生產；現在，知識的生產、交換、流通和分配本身正在成為經濟的基礎，物質生產反而只是知識生產的外化和物化；從前，知識是為滿足農業（第一產業）、工業（第二產業）和服務業（第三產業）發展的需要而被生產的，現在，知識產業本身成為主導產業，反過來大規模地、深刻地改變其它產業。這些物質生產產業的發展對知識的依賴程度已經超過了對資金、資源的依賴程度，或者說，知識對物質經濟發展的貢獻、對社會物質財富增長的貢獻，已經超過了50%，甚至於達到了80%左右。

　　第三，簡單勞動者向復雜勞動者轉化。因為直接物質資料生產的知識化、自動化程度越來越高，使產業工人從機器體系中解放出來，而轉變為直接物質資料生產的控製者和監督者，轉化為復雜勞動者，大量就業人口轉向非物質生產部門，轉向知識產業、文化產業和信息產業。在知識經濟發達的國家，傳統的產業工人將只占全部勞動力的極少的一部分（5%—10%），一個新的復雜勞動階級將取代傳統的簡單勞動階級。

　　在這樣一種新的歷史條件下，產權製度也會隨之發生巨大的變化：勞動者生產能力所有權將取代生產資料所有權而成為首要的所有權，知識產權將取代物質產權而成為首要的產權，人力資本將取代物質資本而成為首要的資本；與此同時，一個新型的、以復雜勞動為主體的、占社會人口絕大多數的有產勞動階級，將取代傳統的、以資本所有者為主體的、占社會人口少數的資產階級，而成為社會的主導階級。

　　到目前為止，世界上只有少數發達國家已出現這種發展趨勢，大部分國家、人類的大多數還處於生產資料所有製占統治地位的階段，而勞動者生產能力所有製仍處於低級發展階段。

　　三、決定產權製度性質的三個基本矛盾

　　人類社會為什麽有產權製度？為什麽它會成為經濟和社會生活中最重要的東西？是什麽因素影響和決定產權製度的構成以及演變和發展方向？這是有關產權製度的另一個基本問題。

　　1、稀缺性和豐裕性：人類與自然的矛盾

　　這是製約產權製度的第一個基本因素。人類在自然中生存和發展，自然界不會自動地滿足人，人必須靠自己的努力從自然界獲得生存和發展的條件。根據人利用和改造自然能力的高低，從理論上，我們可以設想出人類在自然界中的四種生存狀況：極度匱乏狀態、相對匱乏狀態、相對豐浴☆態和極度豐浴☆態。

　　極度匱乏狀態，指原始人類的生產力極低，只會使用最簡單的工具，智力貧弱，主要依靠簡單勞動，在與其它動物的生存競爭中並不占太大的優勢，不得不依賴於自然而生活，主要靠從自然界獲取現存的食物和住所而得以勉強維持生存，基本沒有什麽剩余產品；相對匱乏狀態，指人類生產力有所發展，人類學會利用生產工具、通過延長自己的體力和智力，從自然界獲取生活資料，除維持人類的基本生存外，出現了剩余產品，在生存問題基本解決的基礎上，人群出現初步的分工，智力得到專門的發展；相對豐浴☆態，指分工進一步發展，智力、科學技術得到很大的發展，生產工具得到極大的改造，使人類能從自然界獲得巨大的物質財富，社會上絕大多數人過上了小康生活，相當一部分人過上了富裕生活，只有極少數人處於貧困狀態；極度豐浴☆態，指人類智力、科學技術得到普遍和高度的發展，人類從自然獲取豐裕的物質財富，人人都能過上富足的生活。

　　一般而言，只有在物質財富極度匱乏和極度豐裕這兩種極端的情況下，單一的、完全的公有產權製度才是充分必要和可能的。

　　毫無疑問，在極度匱乏狀態，公有製便是一種必然的選擇，而且是使人類能夠存活下去的唯一選擇，因為只有公有製才能把原始人群結成一個整體，以整體的力量去與自然界抗衡。這種情況就是在今天也可以見到：比如當某一人群遭受地震、火山爆發、海難、旱災、水災等不可抗的自然災害，從而使他們陷入絕境時，他們會迅速拋棄自己的私有財產觀念和損人利己之心，而團結成為一個緊密的命運共同體，否則，這個群體就會因為相互疏遠、 對立而迅速陷入瓦解，完全失去幸存的希望。

　　反之，在極度豐裕的狀態，物質財富充分湧流，像馬克思所說的那樣，「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私有製和財產的排他占有也會成為多余的，全人類將共同占有和享有一切生產要素。

　　可以說，除了這兩種極端的情況外，在相對匱乏和相對豐裕這一漫長的歷史過程中，私有產權製度就是必然會產生和發展的，因為一方面，社會物質財富不可能同時同等地滿足所有人的生存、享受和發展需要，因此，人們必然會為爭奪有限的物質財富而展開鬥爭；另一方面，這種鬥爭又是在一定的生產力發展水平的基礎上展開的，只要這種鬥爭不是過度惡劣，就不會導致整個社會的崩潰和瓦解，使人類倒退到茹毛飲血的野蠻時代。

　　2、個體發展的不平衡性和階段性：個人與社會的矛盾這是製約產權製度的第二個基本因素。如同人類在自然界中會處於極度匱乏、相對匱乏、相對豐裕和極度豐裕四種狀態一樣，個人在社會中也會處於個性極度貧困、相對貧困、相對豐富和極度豐富四種狀態。實際上，人類之所以在自然界中處於匱乏狀態，正因為個體力量的弱小和個性的貧困，而人類在自然界中之所以能達到豐浴☆態，也正因為個體力量的普遍強大和個性的豐富。

　　一般而來，只有在個性極度貧困和極度豐富這兩種極端的情況下，單一的、完全的公有產權製度才是充分必要和可能的。

　　很顯然，當個體力量極度弱小，個性極度貧困時，個人自身是無法獨立生存的——就個體力量而言，他比他所要獵取的猛獸弱小得多：與許多動物相比，人沒有那麽鋒利的牙齒和爪子，沒有那麽銳利的目光和靈敏的嗅覺，沒有那麽快捷的奔跑速度和持久的耐力，沒有那麽完善的趨利避害本能。因此，他們必須團結成一個整體，以整體的力量對付自然界個別的力量，才能生存下來。在這種情況下，原始公有製是必然的、唯一的選擇。

　　反之，當個體力量極為強大、個性極為豐富時，當個人所能創造的財富遠遠多於他所需要的財富時，私有產權對他來說也是多余的：他不需要私有製來保護自己，以使自己得到比別人多余的一份，他也不用從別人那裏去掠取，也不必擔心別人從自己這裏掠取，因為所有的個人都是高度和全面發展的。

　　除了這兩種極端的情況，當個體力量處於相對弱小、個性處於相對貧困和個體力量處於相對強大、個性處於相對豐富這一漫長的歷史階段，個人與他人、與共同體的矛盾就是不可避免的，私有觀念和利己主義欲望就會從他的內心深處滋長蔓延出來，私有產權製度就會占主導地位，因為個體的能力（包括先天素質和後天努力）是不平等的，個人所能創造出來的物質財富、精神財富和自由時間是不平等的，從這個意義上講，強製要求物質財富在所有個人之間平均的分配，顯然是不公平的，是不利於分工、個體能力和個性的發展，因而也是不利於整個社會生產力、科學技術和精神文化發展的。

　　3、善惡交織性：人性的內在矛盾

　　這是製約產權製度的第三個基本因素。所謂人性的內在矛盾，是指人類和個人人格結構中的內在矛盾，是人的善性與惡性、生物本性與社會本性、低級需要與高級需要之間的矛盾。人的本性中有善性（主體性）、惡性（反主體性）和自然本性三種要素。善性即主體性，包括人的自覺性、自主性、創造性、合群性和自我確證性，表現為自尊、愛、自我實現、自我超越等人的高級的精神需要；惡性即反主體性，包括人的惰性、奴性、侵略性、破壞性，表現為人的一些黑暗的、惡劣的心理需要；自然本性是人作為動物、生物的自然屬性，非善非惡，表現為飲食、求偶、安全、休息及機體運動等自然需要。人的這三重本性是相互矛盾又相互聯系的，根據個體人格結構中哪一種本性占優勢，可以把多種多樣的個性劃分為三種類型：主體個性或優秀個性；反主體個性或惡劣個性；中庸個性。主體個性是主體性占優勢的個體人格，包括智慧型、創造型、自尊型、仁愛型和審美型個性；反主體個性是反主體性占優勢的個體人格，包括惰性—奴性型、侵略—破壞型、惰性—破壞型、奴性—侵略型個性；中庸個性是自然本性占優勢的個體人格，包括生存型、安全型、享受型個性。歷史經驗表明，來自人性深處的惡（集中表現為暴力和狡智），以及依靠暴力和狡智控製他人的個人和利益集團，在產權形成和產權製度演變過程中曾經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也就是說，要建立高度公正的產權製度，不僅要以物質財富的極大豐富為前提，而且要以人格的健康發展為前提，以人的主體性的極大發展和反主體性的最大限度的抑製和消除為前提，以高級的精神需要取代人的生物性自然需要成為人的主導需要為前提。如果不具備這樣的前提，即算人類生產力可以達到創造充分物質豐裕的水平，人類也仍然擺脫不了一個人統治人、人壓迫人、人控製人、人剝奪人的社會結構。

　　公有產權與私有產權的歷史演變

　　一、原始公有產權的局限性

　　原始公有製是生產資料和勞動者雙重的公有製：氏族公社作為一個集體、一個整體占有自然資源、土地、牲畜、生產工具和勞動力本身；所有氏族成員共同勞動、共同生產，勞動成果平等分配；沒有私有財產，甚至沒有私有觀念；沒有剝削、壓迫和統治，人與人是完全平等的；沒有國家、官吏和法律，氏族首領沒有可以加以支配的政治強製力量，他們按照氏族所有成員公認的習慣和道德，來調解氏族內部的糾紛。

　　「這是一個多麽美好的社會!」許多對私有製深惡痛絕的思想家忍不住贊美道：「這是人類的黃金時代!」於是，在他們看來，私有製毀壞了原始人類的公正、無私、誠實、正直、善良和仁慈，毀壞了原始人類的美好的人性，使人類墮落成為自私、狡詐、虛偽、貪婪、殘暴、喪盡天良、滅絕人性的「衣冠禽獸」。他們以原始公有製為藍本設想一種理想的公有製社會，以代替現存的罪惡滔天的私有製社會；有些人甚至要求罷黜私有製社會的一切（包括其文明成就），而直接退回到原始社會的田園牧歌生活。

　　這顯然是一種道德至上主義的偏激判斷。如果我們用一種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價值判斷與道德判斷相結合的思維方式來觀察、分析原始公有製，我們就會赫然發現，原始公有製原來是一種極為粗陋的、低級的所有製。

　　1、原始公有製不是出於原始人類的善良本性，而是出於原始人類生存的必然性有一種觀點認為，原始人類是善的，猶如嬰兒是善的（所謂「人之初、性本善」），只是後來被私有製敗壞了。這種觀點顯然是自相矛盾的：如果原始人類沒有惡性的話，他們後來怎麽會造出一個惡的社會呢？事實上，與現代人類一樣，原始人類也具有善惡兩面性，只不過出於生存的必然性，原始人群必須抱成一團，形成緊密的共同體，才能維持生存，因而至少在氏族範圍內，惡的一面如攻擊性、侵略性、破壞性，是被壓抑的——如果這一面也發揮出來，就會使原始人群陷入相互傾軋而解體，並被自然界一個一個地消滅掉。所以，原始社會就有極為嚴酷的圖騰禁忌製度、習俗和道德準則，對任何危及共同體生存的行為，都要施行嚴厲的懲罰。

　　2、原始公有製具有強烈的狹隘性、封閉性和排他性原始人群作為一個又一個以血緣關系為紐帶而聯結的氏族公社，在狹隘的範圍和孤立的點上自發地繁衍和發展，公有製的原則只適用於氏族內部，而不適用於氏族之間，相反，在氏族之間經常爆發激烈的爭奪資源、土地和財富的戰爭，惡性只在氏族內部受到壓抑，而在氏族之間卻作為「集體惡性」得到釋放。氏族成員同時也是戰士，戰爭是他們經常的並且引以為驕傲和自豪的職業，獲取敵人頭皮最多的人成為氏族最勇敢的戰士，甚至成為氏族首領；俘虜最初統統被殺掉，後來被蓄為奴隸，他們不被當作人、當作同類看待。不同的氏族群體之間或者相互仇殺，或者「老死不相往來」，缺乏經濟上、精神上的橫向聯系。這種狹隘的、封閉的和敵對的群體關系，比動物群體之間的關系好不了多少，普波爾形象地把這種社會形態稱之為「部落囚籠」或「野獸的囚籠」。實際上，由這種狹隘的群體所有製演變為個體私有製，也可以說具有內在的邏輯必然性；氏族群體對生產資料和勞動力本身的排他的獨占以及對其他氏族群體的掠奪，把其他氏族的成員蓄為本氏族的奴隸，已經埋下了私有製、階級對立、剝削和統治的種子，私有製只不過把這一變化趨勢引向氏族內部，從而完成這一變化而已。

　　3、原始公有製束縛了個人的發展，也使分工、生產力和人類能力的發展極為緩慢在原始社會，個人勞動力，連同他本人的全部，都是屬於共同體所有的，個人處於一種血緣依附關系中，還沒有割斷與共同體的臍帶。氏族共同體有一種「一體感」，就像是一個人一樣，而個人乃是這個更大的生命體的一部分。所以，共同體對個人是全部負責的，如果某個人被其他氏族的人所殺，整個氏族就會激動起來，為他進行血族復仇。另一方面，氏族共同體也對個人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個人沒有任何獨立和自由可言，他不可以隨意地從一個集體轉到另一個集體，他也不可能脫離集體或違背集體的習俗、規範而進行獨創性的活動，一切發明和創造通常都是被禁忌的。這就是說，原始公有製在壓抑人的部分惡性的同時，也把人的一部分善性，把人的創造性和自主性壓抑住了。在這種情況下，人與人之間沒有分工（每個人都是「多面手」），人的才能沒有分門別類的發展，生產能力、技術和經驗長期處於低水平的重復和極其緩慢的積累狀態，在幾十萬年間，沒有明顯的進步。自人類誕生至今，竟然有99%以上的時間處在原始社會，私有製社會的歷史還不到全部人類歷史的1%!

　　二、私有產權的歷史必然性和合理性

　　私有製的產生，不僅是人類所有製歷史、經濟關系史上的一大革命，也是全部人類歷史上的一大革命，它全面而深刻地影響了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和日常生活，使人類在短短幾千年的時間內，在不到人類歷史1%的時間內，所取得的成就遠遠超過占人類歷史99%以上時間的原始社會所積累的全部成就，或者用摩爾根的話說，原始社會不過是野蠻和蒙昧時代，真正的文明時代是從私有製社會才開始的。

　　私有製的歷史合理性表現在經濟和道德兩個方面：

　　1、私有製的經濟合理性

　　第一，社會物質生產建立在個體自利的基礎上，解決了經濟發展的動力機製問題，個人和個體家庭獲得經濟上的獨立和自由，從而大大激發其投資、創業和勞動的積極性。

　　個人的自私自利本身並不是「惡」的東西，而是一種中性的（非善非惡的）、自然的本能，是一種自我保存、自我發展的本能，趨利避害的本能；自私自利並不一定損害他人，只有損人利己才是惡的。在原始社會，個人的自私自利是被壓抑和受到控製的，因為個體的生存同時表現為集體生存，個人只有維護集體才能保存個體，而維護集體也直接地保存了個體，因此個人的相對獨立和自由是不可能的。私有製把個體的積極性、自主性和創造性這一寶貴的資源開發出來，無疑大大地刺激和推動了經濟的發展，從此以後，個人和個體家庭由註重眼前的物質利益，轉向註重長遠的利益、生產能力的提高和生產規模的擴大，由消費轉向積累和投資，由安於現狀轉向開拓進取。

　　第二，個人和個體家庭同時承擔著經濟上的責任和風險，這就解決了經濟發展的約束機製問題。人們學會了精打細算，節約成本和開支，最有效、最合理、最安全地利用和開發自己擁有的資源。應該說，在人類資源相對匱乏的情況下，由這些自利的個人和個體家庭去擁有和支配這些資源，更能使有限的資源得到充分的利用。在現實生活中我們經常可以看到，一個能幹的家庭主婦可以把一分錢掰成兩半用，可以巧妙地平衡家庭收支，利用非常有限的財富使全家人過上體面的生活。很顯然，在公有製統收統支的情況下，缺乏這樣一種內在的約束和責任機製——這一缺陷在原始公有製下還不太明顯，因為那時經濟上極度匱乏，除勉強維持生存外，沒有什麽剩余可以浪費，因此公共收支和公共生活還是一種很節約的方式；但一旦人類生產力有所提高，雖然資源有限、財富相對匱乏，但畢竟在維持生存外有所剩余時，繼續維持原來的公有製，就會缺乏對剩余財富或公共財產的責任機製，也就是說，沒有具體的個人對公共財產負責任，從而使有限的資源得不到充分的利用。

　　第三，個人和個體家庭之間必然會展開競爭，從而形成一種經濟發展的壓力機製，使個體生產獲得一種持久的外部壓力和推動力。很顯然，在原始公社個體與共同體直接同一、個體與個體之間缺乏利益差別的情況下，不可能形成這樣一種競爭機製。競爭機製作為外部動力，推動個體生產經營，同時，在整個社會範圍內，競爭機製又是一種強大的內部動力，大大地促進了生產和經濟的發展。

　　第四，個人和個體家庭以及不同人群之間的競爭，大大地促進了分工的發展，而分工的發展又促進了交換的發展，從而使經濟發展大大沖破了血緣關系的限製，使人們建立了廣泛的經濟上的聯系，使市場經濟得以發展起來。因為每一個經濟單位要在競爭中獲勝，必然要發揮自己的相對優勢和獨特優勢，必然要充分開發自己在資源、自然條件、生產技術和勞動技能等方面的比較優勢，於是社會分工便大規模地發展起來，發達的分工又導致發達的交換，於是一種相互競爭而又相互合作的經濟機製——市場經濟便發展起來了。很顯然，在原始公有製下，分工、交換和市場經濟的發展受到嚴格的限製，只有在私有製下，分工、交換和市場經濟才能得到進一步發展。當然，早期的、古代的私有製是不發達的、不成熟的和野蠻的，比如，勞動力歸奴隸主封建主所有而不是歸勞動者自己所有，妻子、子女的勞動力歸家長所有而不是歸他們自己所有——這種形式的私有製限製了分工、交換和市場經濟的發展，使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占了主導地位，而市場經濟只能在古代世界的夾縫中生存。隨著生產力、分工、交換和市場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以及勞動者本身的不斷反抗，古代的私有製向現代發達的、成熟的和文明的私有製發展，也就是向普遍化和公平的方向發展，勞動者獲得勞動力所有權，越來越多的人、社會上絕大多數成員獲得生產資料所有權，在這一基礎上，分工、交換和市場經濟得到大規模的發展，已達到發達和成熟的狀態。應該說，分工、交換、市場經濟與私有製是互為條件、相互促進的：沒有最原始的分工、交換和市場經濟，就不可能有私有製，反過來說，沒有私有製，也不可能有分工、交換和市場經濟的進一步發展。

　　2、私有製的道德合理性

　　說私有製具有經濟合理性，許多人是贊成的；說私有製也具有道德合理性，那是他們萬萬不能同意的。他們發現了一個著名的「二律背反」：在整個私有製社會，經濟不斷進步，而道德在不斷退步；伴隨物質文明高度發展和物質財富日益增長的，是人性的淪落、人格的敗壞、道德的頹喪和腐敗以及精神的空虛和貧困。事實上，這正是他們強烈要求廢除私有製和建立公有製的主要理由。

　　當然，經濟與道德的矛盾一直是存在的（原始社會也存在），但說兩者達到這樣一種極端的「二律背反」，則是一種人為的虛構和誇張。應該說，公有製有公有製的道德合理性和不合理性，私有製有私有製的道德合理性和不合理性——如果原始公有製沒有道德上的缺陷，它也就不會轉化為私有製；如果私有製沒有道德上的支持，它就不可能獲得經濟上的巨大成就；私有製不會單憑其經濟上的合理性而取得其歷史合理性，或者說，私有製的歷史合理性內在地包括了一種道德合理性。人類的惡是與生俱來的，並不是私有製造成的，私有製不過是使被原始公有製壓抑住了的某些惡性釋放出來並助其泛濫而已，但同時，私有製也釋放出被原始公有製壓抑住的某些善性並培育出新的道德要素和道德品質，培育出一種新的經濟形態得以成長和發展所要求的新型道德：

　　首先，在私有製基礎上，生長出一種個體本位道德。私有製原則上是要以個體為本位的，當然，私有製並沒有一開始就落實每個個體的本體地位，而是演變為一種階級對立的私有製——社會上少數人擁有生產要素而多數人一無所有，甚至失去人格的獨立和自由，但私有製正在向普遍的個體私有製發展。私有製大大地解放了人的被原始公有製所壓抑的積極性、獨立性、自主性和創造性，增強了個體的自主能力和自我負責能力，並在此基礎上形成一種社會合作和交往的能力，這就為一種新型的道德——個體本位道德的形成奠定了製度基礎。私有製經濟要求每個人對自己負責，要求每個人自立、自強、勤勞、節儉、開拓、進取、冒險，要求與他人進行平等的交換與合作——只有符合這些道德原則，私有製經濟才會迅速發展；掠奪、剝削、壓迫、偷盜、搶劫等不道德行為歸根到底是不符合私有製道德原則的，因為它們會毀壞私有製的基礎，會造成巨大的社會動亂和激烈的階級鬥爭，使經濟不能正常發展。

　　其次，私有製使個人和個體家庭獲得經濟上的獨立和自由，使他們按其投資、生產、經營和勞動的績效和效率獲取相應的報酬，這實際上公平地把勤和懶、精明和糊塗、能幹和無能、強和弱、勇敢和懦弱、節儉和浪費等等區別開來了，從而讓勤勞、精明、能幹、強健、勇敢和節儉的人先富起來，讓懶惰、糊塗、無能、羸弱、怯懦、浪費的人落於人後，並逼迫他們改變自己、提高自己、強化自己，而不是指望通過公有製無償地獲取別人的財富，這對於鼓勵社會競爭，防止和避免「搭便車」、「吃大戶」、吃「免費午餐」和「槍打出頭鳥」等另一種形式的不公正，是非常必要的。在這個意義上，私有製既符合效率原則，也符合社會公正的理想，因為社會公正一方面要求讓所有的人（包括最弱的人）平等地得到參與競爭的機會，讓所有的人按照大家一致同意的規則參與競爭，另一方面，也要求承認人與人先天素質和後天努力的差別，保護那些優秀的人並鼓勵每個人都成為優秀的人，而不是把所有的人都變成平庸的人。

　　如此看來，私有製既有符合個體道德的一面，也有符合社會道德（社會公正原則）的一面，千百年來，這種道義的力量、道德資源也是私有製得以存在和發展的無形支持力量；如果私有製完全是不道德的，也就會使社會上絕大多數人不能接受或無法承受，它也就絕不可能長久存在和發展下去。

　　三、私有產權製度的弊端

　　私有製的弊端也是顯而易見的，這些弊端有些是經濟上的，有些是道德上的；有些是其固有的和不可根除的，隨私有製本身一同生滅，有些則是在其本身的發展過程中可以逐步改變和消除的。

　　1、私有製的經濟不合理性

　　第一，在很長的一段歷史時期，私有製只是少數人的私有製，即少數人擁有生產資料和勞動力，而大多數人一無所有，並且對少數人處於人身依附關系。這種情況不能使社會上每一個人的積極性、自主性和創造性都發揮出來，廣大勞動者缺乏生產熱情，他們僅僅迫於生存而勞作，其潛力遠遠沒有得到發掘。這種情況隨著少數人的、階級對立的私有製轉向多數人的、普遍的私有製而得到改善，但至今還沒有得到徹底改變。這種情況可以叫做私有製的「微觀不經濟」或「內部不經濟」，即同一生產單位（家庭、農莊、作坊、工場、工廠、公司）內的每個人的生產積極性和人力資源未被充分利用起來而處於壓抑、沈睡或浪費狀態。　  第二，各個私有者和私有生產單位雖然可以通過相互交換產品進行協作和社會化生產，但不能為了一個共同的目的直接地進行大規模的協作，這樣會導致兩種負面後果：一是因為各個私有者都追求自己狹隘的目的、追求私利的最大化，很少註意也很難顧及其行為的外部影響、社會影響和長遠的後果，因此，往往對私人有利的，客觀上對他人、社會和後代不利（雖然私人生產者主觀上可能並沒有害人之意），這種情況叫做「外部不經濟」；二是因為私人生產者之間盲目競爭，從而導致整個社會生產某種程度的以至嚴重的混亂和無序狀態，造成諸如重復發明、重復投資、生產過剩、產業結構趨同等極大的浪費，這種情況叫做「宏觀不經濟」。由於私有製的「外部不經濟」和「宏觀不經濟」，使人類在很長歷史時期內，對自然界進行非理性的、掠奪式的、征服式的經營，造成本來有限的自然資源的浪費和生態的嚴重失衡，使人類陷入生態危機和能源危機之中。也就是說，私有製在節約資源和能源的同時，也在浪費資源和能源。當然，可以通過政府的宏觀調控來減少私有製這種經濟不合理性，但只要私有製存在下去，這種情況就很難從根本上消除。

　　2、私有製的道德不合理性

　　與私有製的經濟不合理性相比，其道德不合理性是更加引人註目的。

　　首先，私有製讓被原始公有製壓抑住的人性中惡的一面釋放出來了：在原始公有製下，攻擊性、侵略性和破壞性只是針對其他氏族群體的，現代轉而針對氏族內部了，於是暴力、欺詐、偷盜、搶劫、貪汙種種惡劣行為加入到了生產要素、財富的占有和分配過程中，也就是說，生產要素和財富的占有和分配，不完全是由正常的投資、生產、經營和勞動活動決定的，同時也是由暴力、欺詐等「非生產性」活動決定的；一些人不是通過正常的經濟活動，不是靠發展主體能力、生產能力而擁有和獲得財富，而是靠暴力、欺詐等非生產性活動成為所有者，這些人因為其本身的生產能力低下而無法生產財富，由於其好逸惡勞、懶惰而不願意從事艱苦的物質資料生產，於是便變本加厲地去掠奪別人。

　　其次，私有製帶來階級對立、剝削、壓迫和統治，導致觸目驚心的不公平和不正義現象。在原始公有製後，有一個普遍的、平等私有製階段：按照原始社會的公平原則，每個人都平等地得到一份生產資料，但是，由於正常的私有經濟活動本身帶來的貧富差別和由於非生產性活動的巧取豪奪，生產資料很快就集中到少數人手中，普遍的私有製被少數人的私有製所取代，社會分化為有產者和無產者兩大階級。更有甚者，有產者利用其對生產資料的獨占權，剝奪勞動者的人身自由，逼迫他們賣身為奴，對他們進行殘酷的經濟剝削；不僅如此，有產階級和剝削階級還建立起國家政權，把這種階級剝削合法化、永久化，利用政治暴力、公共權力和國家強製力，對勞動者進行政治壓迫和統治，迫使他們永遠安於被剝削的經濟地位。　  由於私有製不能防止甚而縱容個人的不道德行為和階級的不道德行為，從而導致兩方面的惡果：一是使私有製的經濟合理性大打折扣，使其經濟效率難以充分發揮出來；二是導致劇烈的階級對抗和階級鬥爭，社會經常陷入動亂和革命狀態，而每一次大規模的動亂和革命都使千百萬生靈塗炭，人口大規模減少，社會的經濟、文化、技術、生產力、財富等等受到毀滅性的破壞，從而導致一次又一次的歷史大倒退。

　　四、公有產權的重建

　　正是由於私有製在經濟上和道德上的弊端，又導致人們復興和重建公有製的強烈願望。當然，公有製自始至終並沒有從歷史上徹底消失，我們所說的「私有製社會」，並不是一個私有製是唯一產權製度的社會，而只是私有製是主要產權製度的社會，在這種社會形態中，或多或少都存在著公有製經濟因素，包括家族範圍、村落範圍、地方範圍、國家範圍內的「公田」、「公地」、公共資源、公共設施、公共產品等等，它們是私有製經濟的必要和重要補充。

　　除了這些遺留下來的和自然而然地存在的公有經濟成分外，人們還努力針對私有經濟的弊端，尋求公有經濟作為替代物。這種重建公有製的努力，又被稱之為社會主義，如果從16世紀初托馬斯·莫爾提出烏托邦構想算起，將近有400年的歷史了。社會主義思想和運動有各種各樣的流派和形態，但從如何對待公有製與私有製的關系來看，大體上可以劃分為兩種類型：

　　1、整體替代與打碎重建型

　　這一派要求以一種全社會大一統的公有製整體上替代私有製，即建立一種處處與私有製形成根本對立的公有製。為了實現這一目的和要求，就必須徹底否定私有製，在打碎舊世界的基礎上建設一個新世界。當然，私有製下所取得的物質成果還是要保留和繼承的，甚至某些技術層面的管理體製也是可以繼承的，但私有製本身及其政治文化上層建築卻是應該完全拋棄的。這種類型以科學社會主義為代表。

　　2、部分替代與內在轉化型

　　這一派認為公有製與私有製既有對立的方面也有統一的方面，應當以自己之長取代對方之短，以對方之長彌補自己之短。因此這一派主張部分替代私有製或部分重建公有製，在公有製沒有優勢的領域保留私有製，在私有製沒有優勢的領域發展公有製。這樣一種部分替代顯然不是推倒重來、打碎重建，而是要在繼承私有製本身在經濟、政治、文化上所取得的成就的基礎上，將私有製內在地轉化為公有製，而不是借助政治暴力從外部摧毀私有製。這種類型以民主社會主義為代表。

　　從20世紀社會主義的發展歷史來看，科學社會主義運動曾經取得勢如破竹、摧枯拉朽的勝利，在十幾億人口居住的數十個國家建立了社會主義製度。但是過急過快的社會革命代價太高、負面後果太多、反彈太大，對私有製的長期歷史合理性估計不足，對公有製得以建立和發展所必備的歷史條件準備不充分，結果是，到了20世紀末，大部分社會主義國家像繃得過緊的神經一樣終於崩潰了。相比之下，采取漸進和改良戰略的民主社會主義雖然在很多方面不盡如人意，卻畢竟取得了一些實實在在的成就。

　　勞動產權的產生、喪失和重建

　　上兩篇文章對產權一般、公有產權與私有產權的關系及其歷史發展做了一個提綱式論述，為本文的討論提供了一個基礎。本文要討論的問題是：勞動與產權、勞動與公有產權和私有產權之間是什麽關系？

　　一、勞動是產權的重要的但不是唯一的來源

　　洛克在歷史上首次從勞動價值論出發建立了他的勞動產權論。的確，正是勞動改變了自然資源的原始狀態，因此，勞動者對於他製造和使用的工具以及他利用其工具改造過的勞動對象，便天然地、天經地義的、無可爭議地擁用所有權，這是由人類的存在方式決定的，是由人依靠勞動獲取維持生存所需之物這一本質的、本原的、「自然的」、「天然的」的前提直接推演出來的；事實上，原始人類也是這麽進化而來的。

　　受到洛克的啟發，黑格爾用對象化理論為勞動產權提供了一種思辨哲學的論證，他認為主體只有對象化、外化、客觀化在客體中，才能擺脫其主觀性、空洞性和任性，而成為現實的、真正的主體，翻譯成我們的習慣語言就是：第一，只有擁有一定的財產，一個人才能活下去，才能成為現實的主體；第二，每個人都應該憑借自己的勞動去獲得這種財產，所謂占有，不是去把別人的東西搶過來據為己有，而是人通過勞動把自己的意誌投射在對象之中，從而把自在之物變成為我之物。

　　馬克思進一步發揮了黑格爾的思想：人正是通過實踐創造對象世界，即改造無機界，證明了人是有意識的類存在物，反過來說，他也只有在他自己所占有的無機物上才能自由地實現自己的意誌。與洛克和黑格爾以勞動確立私有財產權的思路不同的是，馬克思依據勞動價值論，提出了勞動者應當以共同所有的形式獲得全部產權即建立公有產權的要求。

　　洛克、黑格爾、馬克思的勞動產權理論受到其他許多經濟學家的批評，他們紛紛指出了產權構成的其他來源。本文整合了對立雙方的觀點，認為產權的來源的確是多重的，因而產權也是多層次的，而勞動乃是產權的最重要的（但不是唯一的）來源。

　　1、自然產權是一種直接來自於人的生命權的先天性

      產權洛克在論證勞動產權時也承認一個更大的前提，那就是土地及其自然產品是上帝恩賜給人類的共有財產。我們無法證實上帝恩賜這個假定，但我們卻可以從人類與自然的直接同一性、人是自然存在物、所有人都是自然的兒女這一前提出發，來論證所有人都平等地擁有自然資源這一天賦的自然權利。只要我們承認每一個來到世上的人都有不可剝奪的生命權，那就必然要承認他擁有最起碼的維持生存的自然資源的權利。洛克可以辯解說大部分價值和財富都是勞動的產物，但是第一，畢竟勞動不能單獨創造價值和財富，勞動與自然一起「合作」才有價值和財富；第二，有些自然資源，如陽光、空氣、水，對於維持人的生命是極其寶貴、不可或缺的價值或效用，它們無須經過勞動的加工改造。

　　應該說，就時間上的先後而言，自然產權才是第一產權，勞動產權是建立在自然產權基礎上的第二產權。

　　2、勞動產權是來自於人類特殊生存方式的後天性產權

      自然產權雖然是先賦的第一產權，但卻只是一個普遍的前提，因為第一，人類是以個體、小群體、較大的群體而現實地存在的，從來沒有作為一個統一的整體按照統一的意誌而存在，因此，自然界賜予人類的資源必須按照更為具體的原則在各個群體和個體之間分配；第二，自然資源並不自動地滿足人類需要，真正決定人類生存尤其是人類發展的力量是人類自身的活動，因此，人類自身的活動才應該是決定產權構成的直接原則。毫無疑問，在所有影響產權的具體構成的非自然的、人為的、後天的因素中，勞動是最為重要的因素。自然產權雖然是第一產權，卻只是構成產權的最初的前提、最低的標準、最後的界限：在保障每個人的生命權這一底線基礎上，勞動以及其他社會因素才真正具體地決定產權的構成。因此，就其重要性而言，勞動產權成了第一產權，而自然產權成了第二產權。

　　勞動同時具有私人性和社會性、個體性和集體性，因此勞動產權必然同時具有公有性和私有性，只不過在不同歷史時期，兩者所占的比重不同、在產權製度中所處的地位不同而已。原始社會以公有產權占主導地位，但也有最低限度的私有產權，比如對分配給他的那一份食物的無可爭議、不可轉讓的所有權；文明社會以私有產權占主導地位，但也有相當數量的公有產權，小到家族、村落範圍的公有財產，大到國家範圍的公有財產。洛克僅僅從個體勞動出發論證了私有產權，而忽略了集體勞動建構了集體產權。馬克思則相反，從勞動的社會性論證了公有產權，而否認私有產權的長期的乃至永久存在的必然性。

　　3、非勞動產權是社會分工和其他力量所導致的後天性產權

      非勞動產權是第三種產權，也是第二種後天性產權。很多人把勞動產權等同於公有產權，把非勞動產權等同於私有產權，進而又把私有產權等同於剝削性產權，這是一種雙重的誤解。首先，勞動產權既可以是公有產權，也可以是私有產權，前文已經論及；其次，非勞動產權既可以是私有產權，也可以是公有產權，比如任何一種以暴力、掠奪建立起來的國家政權，其所擁有的財產至少有一部分是公有的，即反哺於社會全體成員的；此外，非勞動產權既可以是剝削性產權，也可以是建設性產權。據此，我們可以把非勞動產權大致劃分為兩種：

　　（1）作為勞動產權之延伸並推動勞動產權發展的、建設性的非勞動產權在前面的文章中，我們曾經指出勞動分工必然要求社會分工，於是投資經營活動、社會管理活動和文化創造活動從勞動中分化出來了。與此同時，從勞動產權中自然也就分化出非勞動產權，投資者、社會管理者和知識分子逐漸獲得了產權，其中投資者獲得直接的產權，社會管理者和知識分子通過國家政權獲得間接的產權。應該說，這種社會分工和產權分化是不可避免的、必要的和合理的，事實證明，這種分工和分化盡管是拐彎抹角地但最終還是促進了勞動和勞動產權的發展，我們只需要反過來推理就能明白這一點：如果沒有這種分工和分化，結果會怎麽樣？只會停留在原始共產主義階段，由此還可以推論，產權的相對集中也是必要的和合理的。投資經營活動的專門性發展必然會導致產權的集中，一些人獲得了很大的產權，另一些人減少乃至失去了產權，但只要這種集中符合以下兩條原則：

　　a.導致了稀缺資源的優化組合、產生了規模經濟效益、降低了生產成本和增加了產出；b.能夠為減少了乃至失去了產權的勞動者提供和擴大就業機會，或提供另外某種社會補償，使之能夠維持比在原始的產權平均狀態下更高的生活水準——這種集中就是合意的、合理的和可以接受的，而且也為後來的勞動者在更高的歷史水平和文明程度上重建勞動產權準備了前提和條件。

　　（2）作為勞動產權和建設性非勞動產權之異化並損害其發展的、剝削性的非勞動產權我們曾經指出，惡——貪婪、暴力、狡智等等在歷史上也是一種原生的、本體的、現實的、產生巨大作用的力量，它們加入到勞動分工和社會分工過程中，加入到產權分化過程中，推動產權由相對分化和不平等向極端的兩極分化演變，致使一些人擁有巨大的產權，而另一些人成為赤貧者和無產階級。

　　從理論上我們可以斷然肯定，沒有適當的社會分工、私有製和一定程度的不平等，人類社會就不可能向前發展，而會永遠停留在原始狀態，但絕不可以像有些理論家那樣，進一步推論說，沒有產權和財富的兩極分化，沒有剝削、掠奪、壓迫，不把一種相對有差別和不平等的、多數人的普遍私有製變成一種絕對懸殊和不平等的、少數人的特殊私有製，人類社會也不可能向前發展。正是一部分在客觀上占據社會優勢地位的投資者、社會管理者和知識分子，又從自己的貪欲出發，運用暴力和狡智等手段，聯起手來剝奪了很多勞動者的生產資料所有權，甚至剝奪了勞動者與生俱來的勞動力所有權和人身自由，直至剝奪一些勞動者（但不是所有勞動者）的生命——他們的這種破壞性活動也推動了歷史的發展嗎？當然沒有，恰恰相反，是阻礙了歷史的發展，假設沒有這種活動，歷史會以更快的速度向前發展。只是因為勞動者以自己的辛勞和血汗創造了社會存在所需要的物質財富從而奠定了歷史發展的基礎，只是因為建設性的非勞動活動與勞動活動發生的「化學反應」所產生的倍增效應，只是因為建設性的非勞動產權的正面作用部分抵消了剝削性的非勞動產權的負面作用，人類歷史才在總體上表現出向前發展的態勢！

　　上述產權結構可用下圖表示：

　　https://mmbiz.qpic.cn/mmbiz_jpg/ ... _lazy=1&wx_co=1

      勞動產權、建設性非勞動產權和剝削性非勞動產權的關系是：建設性非勞動產權依托於勞動產權，剝削性非勞動產權依托於勞動產權和建設性非勞動產權，反過來對後者又成為一種破壞性的力量。結論只有一個：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重建勞動產權與建設性非勞動產權的良性互動關系。

　　二、勞動產權的嚴重喪失、部分重建和全面重建

      1、從普遍的、比較平等的私有製到特殊的、嚴重不平等的私有製原始公有製解體後，按照氏族平等主義和民主主義傳統，建立了一個比較平等的、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直接結合的私有製。分工的進一步發展、勞動者之間的競爭，必然導致貧富差別；社會分工的發展又進一步使財富和產權向一部分人集中，再加上貪婪、暴力和狡智的推波助瀾，這種私有製很快向一種嚴重不平等的、兩極分化的私有製演化，以致很大一部分勞動者不僅失去生產資料所有權，而且不得不變成債務奴隸（另一部分奴隸由戰俘轉化而來）。奴隸製意味著一部分人的勞動產權的徹底喪失。不過，我們不要把「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理解為只有奴隸主和奴隸、封建主和農奴兩個對立階級的社會，實際上，在那個被稱為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的歷史階段，還存在大量沒有失去勞動產權的自由民如自耕農、自由工匠、小商人，或雖然失去或基本失去生產資料所有權，但還沒有失去人身自由即勞動力所有權的自由貧民。在這些人身上，基本保留了或部分保留了勞動產權。

　　2、從重建勞動力所有權到重建勞動產權

　　奴隸向農奴、奴隸主向封建主的轉化，意味著勞動者通過英勇的反抗和鬥爭，爭回了部分的人身自由和勞動力所有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建立，則以承認勞動者全部人身自由和勞動力所有權為前提。當然，在強資本弱勞動的格局下，勞動者所創造的價值在很大程度上被資本家剝削去了，他們的工資被壓低到只能勉強維持生存和勞動力簡單再生產的水平，於是，18、19世紀的工人運動主要致力於在資本主義製度內提高勞動力價格、改善勞動和生活條件、提高生活水平，保護完整的勞動力所有權。到了20世紀，勞動者由部分重建勞動產權即重建勞動力所有權的鬥爭轉向全面重建勞動產權（包括生產資料所有權和勞動力所有權）的鬥爭，諸如利潤分享、勞資共決、工人持股等製度創新此起彼伏，它們已經或深或淺地涉及到產權層面，已經或多或少地為勞動者爭取到了完整意義上的勞動產權。在整個社會範圍內，勞動產權的這種實現，也就是所有權的普遍化或資本的社會化；在歷史發展階段上，這也就是特殊的、少數人的、階級對抗的私有製重新向普遍的、多數人的、階級合作的私有製轉化。

　　此處有必要對我國學術界所使用的「勞動力產權」和「勞動產權」這兩個概念作一點辨析。使用「勞動力產權」這個概念的學者實際上所要求的也是勞動者可以以自己的勞動貢獻在企業中獲得一定的產權或股權，即嚴格意義上的「勞動產權」，也就是最初洛克所講的勞動者對於自己創造的產品擁有的財產權，只不過洛克的勞動者是獨立進行生產，而現代勞動者是在企業中進行生產，因而其勞動產權就不可能是獨立存在的，而只能以股權的形式聯合地存在。但「勞動力產權」這個概念並不能準確地表達上述完整的內容，從字面上講，所謂勞動力產權也就是勞動力所有權，也就是斯密意義上的勞動財產權，即每個人對他的勞動能力（體力和技巧）所擁有的財產權。勞動者得到工資，也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他的勞動力所有權或斯密所說的勞動財產權，但這不是本文所講的現代意義上的完整的產權在勞動者身上的實現，這樣一種實現只能用「勞動產權」概念而不能用「勞動力產權」概念來表達。

　　在現代歷史條件下，重建勞動產權當然不是要回到單個勞動者與少量生產資料直接結合的小農經濟或手工業經濟，而主要是指在普遍實行現代企業製度的大中型企業內獲得部分產權（股權）以及由此而產生的部分剩余控製權和剩余索取權。在這裏，勞動要素就像資本要素一樣獲得相應的股權和利潤。這是在繼承資本主義所取得的成果的基礎上對資本主義製度的一種真正的改造，理應取代以保護勞動力所有權和勞動者社會保障福利權為主要目標和主要內容的民主社會主義運動，而成為當代社會主義運動的主流和方向。

　　正是在這種意義上，美籍華人學者曹天宇甚至把勞動產權提到基本人權和憲法權利的高度：「勞動產權指的是勞動者根據其在企業運行過程中付出的勞動而享有的一系列財產權利，其中最重要的與非人力資產投入者一起分享企業的剩余控製權和剩余索取權。作為勞動者不可讓渡、不容侵犯的基本權利，勞動產權應該在憲法文本中有充分明確的表述，從而使其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認可和尊重，並在法律上得到政府的保護」；「勞動產權的最終依據在於，勞動者作為自主自決的道德主體，對其行為和活動，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享有不可讓渡的權利。勞動產權是勞動者在生產過程中投入自己的勞動這一道德行為的法律表示。因此，對它的任何侵犯，都構成對人類社會生活道義基礎的挑戰。基於同樣的理由，它也不能轉讓和買賣。任何涉及勞動產權轉讓和買賣的契約，即使是當事人自願簽訂的，也與自願賣身為奴的契約一樣，不僅在道義上不能接受，在法律上也是無效的。在這個意義上，勞動產權與生命和自由等人類最基本的權利一樣，應該被確認為是一種憲法權利，在憲法的文本中得到明確的表述。」三、勞動產權與當代中國工會的改革與發展

　　在近20年我國建立和發展市場經濟的過程中，工會一直把自己的活動局限在勞動關系領域，力圖保護的是工人的勞動權益，最多也就是工人的勞動力產權，而沒有縱深進入產權關系領域，爭取工人的勞動產權。這在市場經濟發展的初級階段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比較現實的。但這同時也留下了嚴重的歷史後遺癥。比如在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的改製過程中，工人階級在數十年社會主義建設過程獲得的公有產權基本上被虢奪殆盡，這是目前相當嚴重的腐敗、社會不公和貧富兩極分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們在公有企業私有化過程中讓勞動者實現和分享了一部分產權，那就真的能夠走出一條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路，而遏製住權貴資本主義、錢權勾兌型資本主義的滋長蔓延。

　　亡羊補牢，猶未晚也。雖然公有企業改製已經塵埃落定，但仍然可以在改製後的企業和大量新生企業中進行勞動產權的製度創新。實際上，傳統的職工代表大會製度和最近10多年建立起來的職工董事職工監事製度、股份合作製，已經留下了實現勞動產權的製度框架，進一步需要做的是：（1）以全民公決的方式將勞動產權寫入憲法和相關法律；（2）在上述製度中把勞動產權的理念具體化，並進行新的製度創新；（3）通過人大、政協、獨立工會、獨立司法、自由新聞和輿論，監督這些法律和製度的實施。

　　勞動者應不應該爭取私有財產權

　　一、勞動產權應當是私有產權和公有產權的統一

      勞動產權包括勞動者的私有產權和勞動者的公有產權，前者是指勞動者以個人身份對財產的占有，後者是指勞動者以社會成員、集體成員的身份對社會、集體財產的占有；前者是完全量化到個人的、個人對財產的直接占有，後者是一定範圍內的社會成員對一定財產的聯合的、共同的占有，通常不能量化到個人身上、由個人直接占有，而是由社會和集體的代表機構按照一定的民主的法律程序行使權利。在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奴隸和農奴甚至沒有對自身勞動力的所有權，更談不上對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工人擁有了對自身勞動力的所有權，但缺乏對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倒是獨立的個體生產者如自耕農、小手工業主和小商人，比較完整地擁有對自身勞動力和少量生產資料的所有權；此外，不僅奴隸、農奴和工人，而且自耕農、小手工業主和小商人，都不能通過某種民主的法律程序間接地行使對社會公共財產的所有權。因此，在私有製社會，勞動者的私有產權和公有產權都沒有能夠得到充分的實現，更談不上實現這兩種產權的統一。

　　20世紀各社會主義國家的初衷都是要充分地實現勞動者的產權要求，但人們簡單地把勞動產權片面地理解為公有產權，而取消了一切公民包括勞動者的私有產權。這種實踐的結果是很不好的：一方面勞動者的私有產權化為泡影，另一方面勞動者的公有產權也成為空中樓閣。我國自1978年開始改革開放以來，逐步放開了對私有製經濟的限製，並且在越來越大的程度上鼓勵私有製經濟的發展，與此同時，也加大了對公民私有財產權的法律保護。終於，在2004年的憲法修正案中做出了如下明確規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國家依照法律規定保護公民的私有財產權和繼承權」；「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規定對公民的私有財產實行征收或者征用並給予補償。」這是我國經濟社會和政治法律發展史上劃時代的進步。然而，相當多的人把憲法的這些規定僅僅理解為對已經擁有較多私有財產的富人的保護，而沒有意識到這一法律規定對於普通勞動者和窮人具有更為重要的意義，對於在中國實現勞動產權的長遠的戰略意義。勞動者無疑是「公民」的最大多數，他們的公有財產權無疑應該繼續得到保護，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對他們的私有財產權的保護具有更為根本的意義。要知道，一個擁有私有財產權的窮人完全可以成為富人，而一個沒有私有財產權的窮人是永遠不可能鹹魚翻身的，即使他得到了大筆意外橫財，轉瞬之間也會被人以法律的名義加以剝奪。

　　二、勞動者應當爭取私有產權

　　因為過去的奴隸主產權、地主產權和資本產權是一種私有產權，一些主張用勞動產權取代奴隸主產權、地主產權和資本產權的社會主義者，就不假思索地認為勞動產權是對私有產權的否定，也就是說，勞動產權一定就是公有產權。如果說當年馬克思在他所處的歷史時代提出這樣的主張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那麽在今天如果依然堅持這樣的觀點，就顯得相當缺乏理性了。

　　首先，在當今時代，勞動與資本正在從對抗走向合作，勞動產權與資本產權相結合的可能性已經大大提高並且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已經變成現實。據統計，美國已有60%左右的人擁有一定的股權，其中一大部分就是勞動者。新加坡倡導全民持股。以撒切爾夫人為首相的英國保守黨政府就把國有企業股權大規模出售給職工和公眾。幾乎所有發達國家都在推動員工持股計劃。這種情況從一方面可以看作是勞動者獲得產權，從另一方面可以看作是資本的社會化和普遍化，其實當年馬克思就已經看出來了，他把股份公司當作在資本主義內部資本的一種自我揚棄。

　　其次，從歷史淵源來看，原始公有製解體後的私有製就是一種勞動產權製度，而且即使在後來階級對抗與階級剝削的私有製社會，也一直存在大量私有勞動產權，即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小私有製或者以自己財產為基礎的個體勞動。產權與勞動相分離、勞動者成為無產者乃至奴隸這種情況的出現並不能證明私有製天然地、本質上一定與勞動者相對立，或勞動者天然地、本質上一定拒絕和否定私有製，而只不過證明勞動者在當時歷史條件下由於種種主客觀條件而沒有成為私有者或沒有保持住私有者的地位而已，一旦主客觀條件具備了，他們又可以、能夠重新成為私有者。

　　第三，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我們還不能預測這個時期有多長）——有人甚至還認為只要人類存在和發展——每個人都應該、應當努力使自己成為私有者，理由有二：只有私有財產才能確保每個人的基本自由；只有私有財產的普及化才能實現基本的社會公正。

　　斯蒂芬·芒澤在論證私有產權時，在「並入與投射」這一基本理由之後，緊接著就提出了另一重要理由：「支配、隱私和個性」：「如果所有人在私有財產製度和經濟中有排他的權力，那麽他們就能確立和保護多種個人的善。它們是與自治、人格、自尊（self-respect）、自重（self-esteem）、自由、隱私和個性存在交叉的項目。」進一步說，私有財產對於每個人擁有「社會中全面的人類生活」——一種自尊和合理自信的生活能力免受損害的的生活——是必要的條件。的確，維護個人的自由和尊嚴、個性和獨立人格，一直是自由主義哲學、經濟學和政治學為私有產權辯護的主要理由之一。現在的問題是，這種自由主義的觀點和立場也同樣適用於勞動者嗎？僅僅因為這一觀點和立場首先是由資產階級思想家們提出來的，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就應該予以否定和拋棄嗎？

　　本文的觀點是，對個人的自由和尊嚴、個性和獨立人格的追求，同樣也是勞動者的基本人性需求和基本人權。的確，個性的發展是一個歷史的過程，甚至是歷史的產物，而不是自古以來就有的自然事實，也不是什麽自然人性或天賦人權；的確，在歷史上，首先是那些在經濟、政治、文化上擁有較多資源的個人和集團具有較多發展個性的機會，並且其個性也確實首先得到了較高的發展。但是，歷史不僅是人類作為一個整體不斷從自然界的統治下得到解放的過程，而且是個人不斷從社會整體的禁錮下得到解放的過程，是個人從貧乏到豐富、從弱小到強健、從片面到全面發展的過程。這樣一個縱向的歷史過程同時也就是個性的發展由社會上層（中心）擴展到社會下層（邊緣）、由少數人擴展到多數人的橫向的結構性變化，歷史的發展高度正好是由社會上有多少人的個性得到了自由發展來衡量的。的確，「個人」、「個性」是歷史發展的產物和結果，但這一產物和結果同時又作為前提影響著社會的進一步發展。如果說，在勞動者的個性因為受到限製而相當微弱的狀態下，他們對私有產權的要求也比較微弱並且得不到滿足，那麽，經過漫長的歷史積累，當勞動者的個性意識和自由需求日益強烈的時候，建立私有勞動產權就必須提上歷史的日程。應該說，勞動者激烈地否定和仇視私有產權，僅僅是他們處於不成熟的歷史發展階段時的絕望心態，他們越是軟弱無力，就越是熱烈地向往某種絕對平等的公有製，這樣一種向往實際上是對他們實現不了的私有產權需求的一種補償或替代性滿足。然而，放棄對私有產權的要求，實際上是放棄勞動者應得的歷史權利，是讓幾千年來勞動者的犧牲付諸東流，尤其是在公有製的嘗試因為不具備基本的歷史條件而失敗的情況下，繼續否定和拋棄私有產權，對勞動者來說是極不明智和具有極大損害的。

　　羅馬教皇利奧十三世在1893年所發布的一則通諭中指出：「社會主義者們力圖消滅私有財產，並堅持主張個人財產應當全部變成共有財產，接受國家或者地方政府的管理。……但是，他們的這些建議對於所有的實踐目標來講是如此明顯的無益，以致如果這些建議得到實施，勞動者本人將成為第一個受害者。……社會主義者們在力圖將個人財產轉移給社會的過程中，打擊了每一個掙工資的人的利益，因為他們剝奪了他處置他的工資收入的自由，並因而剝奪了他增加他的股份和改善他的生活條件的所有希望和可能。」我認為，羅馬教皇對傳統社會主義運動的這種指責還是有一定道理的，雖然他不能理解這種形態的社會主義運動的必然性和歷史合理性；當代社會主義運動要真正取得成功，第一步的確不應該像19世紀那樣，把私有財產全部收歸國有，而應該是把自由主義的原則平民化、把私有產權普遍化，為勞動者的個性發展和自我實現創造必要的物質的和社會的條件。

　　私有產權的普及程度還是平等和公正的主要指標之一。如果說，少數人壟斷產權、多數人一無所有是極端的社會不平等和社會不公正，那麽，取代這種狀況的絕不可能是一個一刀切的、一碗水端平的、高度結果平等的社會——在一個人數眾多而又無差別的社會平面上必然高聳起一個擁有絕對權力的代表機構，結果又會出現新形式的剝削和壓迫——而只能是一個私有產權普遍化的社會，一個比較普遍的、平等的私有製社會，只有它才是通向更高社會歷史階段的必經之路。這個社會保留了階級、階層差別，鼓勵自由競爭和個人首創精神，同時又實現了每個人在爭取私有財產和個人自由發展的機會、權利、資格、規則和基本社會保障方面的平等。自然，在競爭的結果即財產擁有量和個人發展程度上，是一定有差別的，但由於經濟、政治和文化等各個社會領域向所有人無限製地開放，由於公民權利的實現、社會民主監督和法治的實施，就會嚴厲限製壟斷和剝削，嚴厲限製貪婪、暴力和狡智等惡性力量的作用，這樣的差距就必定不是懸殊的，並且是健康的和良性的。

　　三、勞動者應當建立公平而有效率的公有產權製度

      強調勞動者首先要爭得私有產權，勞動產權首先是並主要是私有產權，是因為看到了在相對匱乏和相對豐裕的漫長歷史時期，私有產權具有長期的歷史合理性（經濟合理性和道德合理性），但這並不是說，私有產權本身是沒有問題的。前面的文章已經指出，私有產權製度具有經濟不合理性和道德不合理性，正因為如此，公有產權就是對私有產權的必要的補充和製約，在具備充分歷史條件時，還可能是對私有產權的替代。現在的問題不是要不要公有產權，而是公有產權在多大的範圍內是必要的和可行的，公有產權采取何種組織和運行模式？

　　在兩極分化的私有製社會，勞動者所能構想的公有製只能是一種絕對平等的共產製，正因為他們在當時的私有製框架內完全沒有出路，他們便設想出一種與這種私有製絕對對立的公有製。他們為爭取這種公有製而進行的鬥爭是可歌可泣的，表現了人類對平等和公正的不死的追求。問題在於，由於當時勞動者的個體能力普遍低下，他們的經濟、政治、文化素質普遍低下，即算他們通過浴血奮鬥建立了公有製，他們也無法駕馭這個公有製，結果這個公有製又會不可避免地演變為某種變相的私有製。19世紀中國的太平天國和20世紀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就是明證。當然，不能因為社會主義遭受挫折，就像哈耶克那樣斷言社會主義根本上就是一條「通向奴役之路」，或像福山那樣宣布資本主義已經是「歷史的終結」。現在我們面臨的「真問題」是，在私有製開始走向大眾化、平民化、普遍化的時代，公有製應該采用何種可行的模式？

　　只能是一種與私有產權和市場經濟相融通的公有製，一種在一定範圍內「聯合起來的個人所有製」，一種在一定範圍內社會化的私有產權。這是一種私有產權向公有產權的內在揚棄和轉化，是保留了私有產權的公有產權，或者說就是一種公私混合產權和公私混合所有製。其主要企業組織形式就是股份製、股份合作製和合作製。

　　可以在兩個層面構造這種新型公有製。一是在宏觀經濟層面，對各級各類國有企業進行改造。任何一個國家都必須擁有一定數量的國有企業（包括中央企業和地方企業），以便向社會提供民營企業提供不了的公共產品和服務。這些企業的特定職能決定其產權不能完全劈分到自然人，至少必須由國家保持控股權。問題是要使這些企業在憲政、民主和法治的框架內運營，使之接受國家立法機構的控製和國家監察機構、公眾輿論的監督，防止官商勾結和內部人控製，從而真正成為「民有、民治、民享」的公有製企業。國有企業的管理層從企業內部員工和企業外部經理人市場通過公開競爭而產生。企業內部勞動者分享一部分股權及其利潤並參與企業管理，企業還可以向外部投資者和公眾發售股票，通過「用手投票」和「用腳投票」兩種機製加強對管理層的監督。

　　在微觀經濟層面，在股份製、股份合作製、合作製企業和私營企業中，大力發展職工持股，直至普遍實現「勞者有其股」的理想。勞動者可以通過兩種方式獲得產權，一是以自有資金購買企業股權，二是以其勞動貢獻獲得一定的企業股權，從而實現勞動者與生產資料、勞動與產權的直接結合。勞動者股東由此可以進入企業股東大會、董事會和監事會等治理機構，全過程參與企業的經營管理，獲得部分（在股份製企業）或全部（在股份合作製和合作製企業）剩余控製權和剩余索取權。如果我們不是把公有製設想成為一種與私有製絕對對立的、沒有個人產權的、勞動者作為一個混沌的整體共同占有全部生產要素的那種共產製，而是把它設想為一種在其內部有明晰的產權主體和一定程度的產權與利益差別的聯合所有製，是一種繼承了私有製的合理內核（個人所有權）的「社會個人所有製」（馬克思語），如果公有製的本質不是要消滅個人所有權，而是要消滅剝削和兩極分化、實現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的直接結合，那麽，上述產權製度不是公有製又是什麽呢？只不過這裏所謂公有，不再是平均無差別地共有，而是指：（1）每個勞動者都成為產權主體，成為企業的主人；（2）由個人所有權所聯結而成的企業法人所有權對於個人的股權具有一定的獨立性，不能還原和劈分為個人所有權，為了企業的永續成長，企業當期剩余的相當一部分要轉化為公積金和公益金，用於再投資和其他企業公共事務。

　　只有這樣建立起來的公有產權製度，才是既公平又有效率的，因而才是真正可行的。

　　是資本產權還是勞動產權

　　討論勞動產權時迎頭碰上的就是已經存在數百年之久的資本產權這一強硬的事實。資本有資本的邏輯，勞動有勞動的邏輯，兩者可以達成基本的共識嗎？

　　一、資本的邏輯：資本雇傭勞動

　　資本的邏輯可以歸納為：「誰投資、誰所有、誰得益」；資本雇用包括勞動的其他生產要素，在支付給這些要素事先約定的報酬後，獲取全部利潤或承擔全部虧損。其論證簡述如下（參見威廉姆森、德姆塞茨、奈特、張維迎等人的著作）。

　　1、資本的稀缺性與勞動的過剩性

　　資本是積累起來並且不用於當前消費的貨幣、生產資料等財富，這是一種稀缺的資源，對於這種稀缺資源，必須加以優化配置和有效的利用，而最能夠做到這一點人只能是與其利害直接相關的所有者，而不可能是不具有或極少具有這種資源的勞動者。與此相反，勞動這種資源在一般情況下都是富富有余的，能夠在市場上賣出去就已經很不錯了。這兩種資源在市場上相遇並進行交換時，資本的主動性和勞動的被動性就顯而易見：資本可以從容地選擇勞動者，而勞動者為了得到滿足即時生存需要的生活資料，必須立即答應資本所有者的條件，其中最主要的條件是：獲得一份約定的工資，服從資本方的管理，尊重資本方的剩余控製權和剩余索取權。資本所有者從自身利益出發必定會對資本的保值和增值盡心盡力，如果反過來，資本所有者把自己的資本出租給勞動者，則勞動者很難對不屬於自己的資本的保值增值盡職盡責，倒是有一種強大的沖動使眼前利益最大化以滿足迫切的生活需要，從而把稀缺的資本轉化為生活資料。因此，即使是從社會整體利益的角度出發，由資本雇傭勞動也必由勞動雇傭資本的效率和效果好得多。

　　2、資本的專用性和可抵押性與勞動的流動性和不可抵押性

      資本，尤其是為特定交易和生產目標而量身定製的固定資本，具有專用性，一旦投入就被長期「鎖定』或「套牢」，難以變現、轉作他用和退出企業，因此對於企業的建立和發展更為重要，付出代價更大，貢獻更大；與此同時，在市場交易過程中，資本具有可追索性和可抵押性。與此相反，勞動這種要素具有通用性，因而也具有較大的流動性，可以隨時從一個企業撤出而轉移到另一個企業，而且勞動是不可追索和不可抵押的。當這兩種生產要素組織成為一個企業時，流動性要素有更多偷懶、搭便車等機會主義行為，而非流動性要素有更多長遠發展動機和監督的動機，因此，只能把管理、監督的權力歸之於資本家。

　　3、資本的風險承受能力和勞動對風險的厭惡

　　經營企業是一件風險很大的事業，資本家既然不願意把資金存放在銀行或租借給其他人，而選擇自己辦企業，而且敢於在雇傭勞動者之前事先就投入一筆資本購買機器、土地、廠房、原材料等等，表明他有足夠的風險承受能力，他由此也得到其他生產要素所有者包括勞動者的信任；由於使用自己的資本辦企業，他的投資經營決策也會更為謹慎，更為理性地規避風險。與此相比，勞動者沒有自己的資本和財富去承受風險，大多數人會選擇得到一份比較穩定的工資收入，他也得不到市場上其他交易主體的足夠的信任。應該說，由資本雇傭勞動對雙方都是一件有利的事情，是一種合理的社會分工，而由勞動雇傭資本則無人承擔風險：「工人所擁有的企業收入所有權的不可轉讓性意味著，工人管理式經濟中沒有在不同風險類型個體之間將風險承擔專業化的可能。此外，工人被迫集體承擔哪些實際上通過多樣化就嫩發得到保險的風險。因此，工人管理式經濟不能激勵風險承擔者和風險厭惡者去從事那些能使資源流動到高價值用途的交易。」

      4、資本方面的經營管理能力和勞動方面的短期行為

      資本顯示出一種有效的信號，即資本家過取得成果表示他擁有較高的經營管理能力，市場上其他交易主體包括勞動者通過這一信息很容易就能識別誰可以充當企業家，不僅如此，「一個資本所有者，當他選擇成為企業家時，會更加誠實、可信、盡職和勤奮。他沒有積極性誇大（謊報）自己的經營能力，也沒有興趣從事過濫的投資活動。相對而言，一個一無所有的人卻更有積極性謊報自己的經營才能並從事過度投資。……資本雇傭勞動是一種能夠保證只有合格的人才會被選做企業家（/經營者）的機製；相反，如果是勞動雇傭資本，則企業家（/經營者）市場上將會被東郭先生所充斥（即是說，太多的無能之輩將從事經營活動）。」經驗表明：（1）同時擁有個人資產和經營能力的人成為企業家；（2）擁有經營能力但缺少個人資產的人成為管理者；（3）擁有個人資產而缺少經營能力的人成為純粹的資本所有者，他們與由自己挑選來的管理者一起成為聯體企業家；（4）既無個人資產又無經營能力的人成為工人。前三種人專門從事經營管理活動並獲取利潤，工人則專門從事生產活動並獲得工資。

　　5、資本雇傭勞動降低交易成本而勞動雇傭資本增加交易成本

      交易成本包括搜尋信息成本、談判與簽約成本、決策成本、執行成本、管理成本、監督成本等等，總的來說，資本雇傭勞動的交易成本低於勞動雇傭資本的交易成本。比如，有所有者充當監督者比由非所有者充當監督者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為此，必須賦予監督者剩余索取權以激勵他們進行監督的積極性；經營決策者的活動在陰影下進行，很難對他進行監督，而工人的生產活動在陽光下進行，比較容易對他進行監督，因此讓經營決策者監督生產者的成本小於讓生產者監督經營決策者的成本。又如，少數幾個經營者作出決策的成本遠遠低於由團隊普通成員作出決策的成本，因為「所有工人參與企業經營的權利排除了任何一個人作出重要決策的權力」，南斯拉夫工人自治企業的決策就是「那些不具備用於辨別和評價各種經營決策的專門知識的人所進行的曠日持久的過程。」再如，如果企業的所有者、經營者和總監督者得不到全部剩余索取權，而是由團隊所有成員分享利潤，固然會減少普通成員的投機取巧行為，但會增加核心成員的投機取巧，由此造成的損失會超過實行利潤分享而得到的收益；在利潤分享製度下，隨著團隊人數的擴大，由此激發的投機行為也會按比例擴大。德姆塞次甚至說：「如果要實行有效的控製，財富分配就會不平等。如果要的是財富平等分配，就無法進行有效的控製。財富分配和有效的控製之間這種關系存在的原因在於：如果要使控製有效，就需要把企業的所有權集中在少數所有者手中。在這個意義上，要使大規模的企業有效率，就不能實行財富的平等分配，因為那會把我們集中所有權的能力毀掉。」平橋維奇也說，南斯拉夫企業的經理具有很強的動機用一種與工人的集體偏好相一致的方針來代替那些能夠使企業價值最大化的方針，其結果就是交易費用的上升和社會機會集合的收縮；「要想讓工人管理式企業更有效率，就必須做到：（1）將範圍廣泛的產權轉交給經理，其中最重要的是雇傭、解雇工人的權力和不受集體偏好束縛的權力；以及（2）為經理設計一套新的獎懲製度，以激勵他或她尋求和奉行能最大化市場價值的方針政策。問題是如果這些產權上的變化實現了，它們就會在事實上，如果不是在法律上，脫離工人對企業管理的參與。」總之，由於資本雇傭勞動在經濟上、技術上、管理上的種種優越性，便理所當然地成為主導的企業組織形式，否則，在西方國家法律既不鼓勵也不禁止勞動雇傭資本的情況下，這種企業組織形式（比如合作製）為什麽沒有成為主導的企業組織形式呢？

　　二、勞動的邏輯：勞動雇傭資本

　　應該說，上述資本雇傭勞動的邏輯大體上符合古典資本主義的實際情況，但是把這種邏輯絕對化和永久化，如果說不是別有用心，就是閉眼不看歷史條件的變化。殊不知，正是在資本雇傭勞動的幾百年歷史進程中，勞動雇傭資本的邏輯也在悄悄地孕育生長。許多左派學者，也有一些主流經濟學者，紛紛對上述論據提出了質疑。

　　1、關於資本稀缺性和勞動過剩性

　　經過資本主義和工業文明幾百年的發展，資本的稀缺問題已經基本解決了，甚至出現了發達國家資本過剩的現象，這些國家不得不把大量過剩資本向後發展國家輸出，即使這樣，也還有大量遊資在國際金融市場橫沖直撞、興風作浪。與此相反，由於人口的趨於零增長、生活水平的改善、教育的普及和發達、經濟信息化和知識化程度的提高等等原因的協同作用，從前那種簡單勞動過剩的情況已經從根本上改變了，復雜勞動在經濟生活中的地位越來越高，討價還價的能力越來越強，甚至出現了一定程度的稀缺性。

　　2、關於資本的專用性和可抵押性與勞動的流動性和不可抵押性

      由於資本的過剩和資本的證券化，資本的流動性大大提高，而固定的專用投資部分相對減少，更為重要的是，由於專用性固定資產租賃業和租借市場的發展，使得資本所有者不用自己建立企業而只需要把這些專用資產出租給非專用資產所有者就可以獲得足夠豐厚的利潤，並且能夠省去自己經營企業的辛苦；「理論上，只要在租借同一專用性資產上互相競爭的非專用資產所有者足夠多，以致他們之間的競爭是完全的，則專用性資產的所有者同樣可以在對其投資之後通過將它出租而獲得其全部回報，而不需要利用自己的資產來自己經營企業。」與此相反，在許多國家的企業中都出現了勞動要素的專用性的明顯增長，以致很多勞動者的專用性知識和技能在市場上失去了可交易性，而只能在特定的企業才能發揮其功能，這些勞動者牢牢地被鎖定在某一企業中了，這樣一來，勞動也像資本一樣具有可抵押性了。日本企業製度就承認了勞動的專用性和可抵押性，實行年功序列製、終身雇傭製和利潤分享製，德國的共決製度也顯然不再把勞動看作僅僅具有流動性和不可抵押性的簡單、廉價的生產要素。實際上，提出資產專用性理論的威廉姆森，也把因「實踐出真知」而形成的專用人力資產看作與專用場地、專用實物資產、特定用途資產同樣重要的專用性資產。既然公司不能隨便到外部勞動力市場招人來取代擁有公司不可或缺的特殊技能或人力資產的在職工人，反過來，在職工人所特有的人力資產的不可撤出性又使得公司成為其唯一的買者，那麽，與其雙方相互挾製、相互對抗，不如達成一個能使雙方利益最大化的產權合約。

　　3、關於資本的風險承受能力和勞動對風險的厭惡

      由於資本的證券化，其流動性大大提高，又由於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資本獨立承擔風險的意願大大減弱，尤其是上市公司的股東大部分已經失去對企業的所有感和忠誠感、主人意識和責任意識，而僅僅把企業看作投資賺錢的工具和中介，一旦企業出現危機和風險，立刻就用腳投票，一走了之。資本規避風險的能力大大提高，與此相反，由於勞動專用性的提高，勞動者倒是把自己的命運與企業的生死存亡緊緊地聯結在一起了。在西方國家企業並購的狂潮中，企業的股東只要企業能夠賣個好價錢，甚至拱手讓出一些具有悠久歷史的企業的所有權，倒是工人和工會挺身而出，堅決反對惡意收購，他們甚至自己籌資從股東手裏購買嚴重虧損的企業的股權，把企業改造成為以員工持股為主的勞動者自治企業或工人管理型企業。這足以證明勞動者已經具有了風險承受的意願和能力。對這一點，一些主流經濟學家也是承認的，比如E.C.B.高爾就認為，雇員作為其所在公司的一分子，他們為公司做的工作遠比法律認定為公司所有者的股東所做的要多得多，而法律和法理對這種確鑿無疑的事實竟然視而不見；青木正彥也同意這種說法，而薩莫斯說得更明白：「如果把公司看作……一個把所有生產要素結合起來並且持續經營的企業製度，那麽，{為公司}提供勞動的雇員就與提供資本的股東一樣，都是企業的成員。的確，與很多股東相比，雇員可能為企業投入了更多的服務年頭，可能更難撤出這種投資，與企業未來的利害關系也可能更大。」

     4、關於資本家的強經營能力和勞動者的弱經營能力

     首先，資本並不一定是其所有者擁有經營能力的準確信號，因為這些資本不一定是經營所得，而可能來自巧取豪奪，或來自饋贈和繼承等外部偶然性。其次，企業發展歷史表明，很多企業都是創業者依靠自己的勞動積累白手起家建立的，進而又通過把勞動產權轉化為資本產權發展起來的，倒是他們的繼承者們或者把企業搞垮了，或者不得不退出企業的經營而成為單純的食利者。第三，隨著經濟、政治、文化的大眾化和民主化，許多勞動者越來越具有投資、經營、交易、管理等方面的意識和能力，越來越像一個企業家一樣發現和發展自己的相對優勢，並把它們像資本一樣拿到市場上去保值增值，他們也直接購買股票而成為企業的小股東，說他們眼光短淺、行為短期、容易撒謊、不負責任，無異於汙蔑和毀謗。

　　5、關於交易成本

　　說所有者、經營者比勞動者更難監督，因此如果不把經營權、監督權、剩余索取權全部交給他們，就會導致嚴重的後果，聽起來很像是承認壞人或道德低下者對企業和勞動者的恐嚇和綁架，而且在邏輯上也是倒果為因或者是把需要證明的東西當作理由：所有者和經營者之所以比勞動者更難監督，正是因為他們在資本雇傭勞動的企業製度中長期處於強勢和專製地位的結果，這本身就是成問題的，怎麽能夠把它作為資本雇傭勞動的理由呢？而且說資本監督勞動的成本低於勞動監督資本的成本也是難以成立的，實際上，以少數幾個所有者和經營者去監督成百上千個勞動者，成本更高、效率更低，更重要的是，效果更不好，因為勞動者是活生生的、有自我意識和自主意誌的人，他們也完全可以把自己的勞動積極性、勞動熱情、勞動創造力「關閉」起來，消極怠工，甚至公然罷工，這樣造成的效率損失實際上是更大的，更不必說資本專製所帶來的社會的、道德的和心理的損害了。另外，少數人壟斷利潤所帶來的邊際損失無疑大於其邊際收益，而多數人分享利潤所帶來的邊際收益無疑大於其邊際損失，這也是可以得到經濟學上的證明的。至於民主決策的成本高於集權決策而其效率低於集權決策，的確是勞動管理型企業或勞動雇傭資本型企業應當重視和解決的問題，但絕不能武斷地說這個問題是不可解決的——在歷史上已經發生了政治民主取代專製的事實，證明了民主的效率是高於專製的，而民主的成本是低於專製的，這個道理在經濟民主問題上就行不通了嗎？

　　總之，歷史已經發展到勞動可以雇用資本的時候了，實際上，在許多合作企業、員工控股企業、風險投資企業，已經早就或正在實行勞動雇傭資本，沒有什麽理由斷言它們一定不能取得更大的成功。

　　三、資本與勞動相互雇傭

　　資本有資本的邏輯，勞動有勞動的邏輯，兩者看起來針尖對麥芒，各不相讓。本文則試圖打通這兩種邏輯，指出資本與勞動相互雇傭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1、雇傭的廣泛性和價值中立性

　　說到雇傭、雇傭勞動，許多人立即就想到剝削、控製和人格的不平等等負面的和貶義的含義。的確，在歷史上，這些東西曾經是與雇傭緊緊聯系在一起的，但不能因此就說，雇傭就會永遠成為對勞動者的一種詛咒。經濟、政治和文化的發展，使雇傭勞動表現出一種去剝削化（de-exploitation）的趨勢，又由於勞動雇傭資本現象的出現，「雇傭」就逐漸變成一種普遍的、價值中立的現象和概念，其主要含義無非就是租用、借貸、產權的部分轉讓。在現代社會，即使一個人是億萬富翁，根本不用工作也有花不完的錢，但只要他有工作的意願，有成為一個社會人、完整的人、自我實現的人的意願，他通常會自己創辦一件事業，或者受雇到某一企業或非企業組織從事某種自己想幹的工作。反過來說，普通勞動者雖然肯定是某一企業的雇員，但他通常也擁有其他企業的一定數量的股權，順著資本雇傭勞動的邏輯說，他也在雇傭別人為自己工作。

　　2、勞資博弈的三種模式

　　博弈論指出了三種可能的博弈模式：正和博弈（positive-sum game）、零和博弈（zero-sum game）、負和博弈（passive-sum game）。正和博弈又叫雙贏（win-win），是雙方同時獲益或取勝的博弈，雙方利益之和通過博弈增加了（1+1>2）。零和博弈又叫一輸一贏（win-lose），一方獲勝另一方失敗，一方所得即是另一方所失，一方的增加額是另一方的減少額，總和不變（1+1=2），純增加額為零。負和博弈又叫雙輸（lose-lose），兩敗俱傷甚至同歸於盡，雙方利益之和比博弈之前減少了（1+1<2）。系統論也看到了這三種情況，但所用術語不同，叫做「系統之和大於要素的簡單相加」、「系統之和等於要素的簡單相加」、「系統之和小於要素的簡單相加」。

　　勞動與資本之間的對立與統一或鬥爭與合作，也可以看作是一場博弈。第一種博弈，罷工或閉廠，乃至暴力沖突和武裝起義，應該被看作是一種負和博弈，因為雙方的利益都嚴重受損了。第二種博弈，雙方消極合作，即不得不把對方當作合作對象，但彼此懷有深深的敵意和不信任，把對方之所得看作是自己之所失，於是各自都極力按照以最低投入獲取最大產出、以最低付出獲取最大回報、以最低成本獲取最大收益的原則，使對方利益最小化而使自己利益最大化，這樣的博弈顯然是一種零和博弈。第三種博弈，雙方積極合作，雖然也意識到利益的差別，但能夠建立某些共同的目標，形成基本的乃至高度的共識，一起把蛋糕做大，一起使企業得到長遠的發展，由於這種協同的合力作用和化學反應，便產生一種遠遠超出各要素簡單相加的總和；通過公正的分配，雙方的利益同步增長，這又進一步推動雙方更高程度的合作，如此良性循環，水漲船高，以至無窮，這種促進企業以及勞資雙方的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的博弈，就是典型的正和博弈。

　　應該說，勞資關系的歷史，大體上表現出一個從零和博弈到正和博弈的發展趨勢，其間負和博弈時有發生，但不能算是常態，也不可能持久進行，雙方作為理性的人類，又會使博弈回到正常的軌道。

　　3、資本與勞動相互雇傭的可行模式

　　應該說，無論是資本單方面雇傭勞動還是勞動單方面雇用資本，都是片面的，都會碰到難以克服的困難。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作為後起的企業產權製度和經營模式，資本雇傭勞動型企業，由於融資渠道較窄、決策成本較高、對經營者激勵機製不足、產權結構相對封閉等諸多原因，使之在與資本雇傭勞動型企業的競爭中處於劣勢，至今沒有得到長足的發展。當然，客觀條件的限製如資本強勢的慣性、傳統企業製度的路徑依賴、政治法律製度的滯後、傳統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的阻礙等等，是需要全社會共同解決的問題，但勞動者本身經營素質的提高、勞動雇傭資本型企業的產權製度和管理製度的創新，也是亟待解決的問題。

　　鑒於資本是重要的生產要素，鑒於資本產權所具有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在相當長的歷史發展階段，資本產權與勞動產權的結合、資本與勞動的相互雇傭，乃是一種最為合理的選擇。根據目前已經取得的成就和經驗，以下三種具體模式時可以繼續采用並值得進一步改進的：

　　（1）利潤分享模式。這種模式最初是資方在勞方的壓力下采用的，因而還是由資方主導的，但既然是利潤的分享，實際上潛在地承認了勞動產權及其剩余索取權。在利潤分享製中，工資依然按市場規則和價格支付，分紅部分則依企業利潤多寡而決定，如果企業沒有利潤，雇員的契約工資不受損失。在美國一些企業，雇員分享到的利潤可達公司利潤的40%以上，而日本產業工人的收入的四分之一是由獎金分紅構成。

　　（2）勞資共決模式。這種模式是在德國社會市場經濟中起主導作用的企業製度。既然是共同決定，當然是以承認勞資雙方在企業中的平等地位為前提的，而且共同決定的範圍不僅限於直接涉及勞方工資、勞動條件、福利等眼前利益，而且涉及整個企業的發展和利潤分配等與勞動者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相關的問題。這是一種典型的勞資相互雇傭的模式，只不過還沒有明確界定勞動者在企業中的產權。

　　（3）員工持股模式。這種模式首先由美國產生，而被各國相當數量的企業仿效，各國政府也在稅收、金融政策等方面予以支持。員工購股資金部分來自工資和獎金，部分來自公司的股票獎勵和利潤轉讓，部分來自銀行低息貸款。與前兩種模式相比，員工持股不是員工以整體方式獲得某種默認的產權，而是以個體形式獲得公開的產權。這種模式大大推進了資本產權與勞動產權的結合，使資本雇傭勞動和勞動雇傭資本兩種對立的企業製度在更深、更具體的層次上結合起來了。

　　以上三種模式只是目前影響較大的模式，隨著人們思想的進一步解放，必將有更多更好的模式產生和發展起來。

　　什麽是資本

　　前面的文章已經多次涉及到了勞動與資本的關系問題。的確，在現代社會，似乎沒有一個問題比這個問題更為重大、深刻和全面的了：在經濟上，勞動與資本兩種基本經濟力量（生產力、價值、產權）在這裏交匯；在政治上和文化上，勞動與資本也是兩種具有決定性影響的力量。

　　在很多人眼裏，勞動與資本的關系問題，似乎早在19世紀就已由馬克思加以徹底明白的解答了，似乎以後的歷史運動，只需要按照馬克思所指明的社會圖式前進就可以了。然而，隨著20世紀社會主義國家由興盛轉向衰落，隨著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資本力量的崛起，隨著西方先進國家由工業文明轉向信息文明、由物質經濟轉向知識經濟過程中新型資本形態的出現，勞動與資本的關系，又重新成為一個撲朔迷離的問題。

　　一、資本的詞源學解釋

　　Capital來源於拉丁詞Caput。Caput的主體意義是「頭」（腦袋），其余的意義有：開端（起源）、頂點（頂端、盡頭）、腦筋（理智）、實質（基礎、主要部分）、人（人口）、生命（生活）、頭目（首領、首長、領袖）、公民權、首都（首府、中心）、篇章（篇、章、節）、資金，等等。Capitalis是Caput的形容詞，有四個意義：頭的、腦袋的；生命的、生死攸關的；致死的、不共戴天的；基本的、主要的、傑出的、卓越的。在西方文化中，Capital是一種具有引領作用的、具有主動活力的、能給其他事物賦予自己意願的、對其他對象實行覆蓋的事物。例如Capital作為「首領」，就是人；作為「首都」，就是對一個國家或者民族有引領和決定意義的城市。雖然在西方古代Capital也被用來稱呼「資金」（錢、貨幣），但這也是在「資金」具有一定的引領作用和決定作用的意義上來說的。Capital概念與資金概念相比較，前者是一個大概念，它在「引領」和「決定」等意義上覆蓋後者；也就是說，後者只有在具有引領和決定作用的時候，才稱得上是Capital，並非一切資金都可以被稱作Capital。

　　那麽，怎麽來理解資本的這種引領和決定作用呢？資金是怎麽成為資本的呢？我們來看看馬克思和其他經濟學家的解釋。

　　二、兩種資本理論

　　1、馬克思的資本概念

　　按照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經典定義，資本是帶來剩余價值的價值，用公式來表示就是G—W—G′，即資本家預付一筆貨幣（G），用來購買進行生產所必需的生產資料和勞動力（W），然後再賣出產品，收回一筆更大的貨幣（G′），這筆貨幣的數量等於原來預付的貨幣額（G）加上一個增殖的貨幣額△G，這個△G就叫做剩余價值。按照馬克思的分析，剩余價值並非來自生產資料，因為生產資料的價值在生產過程中轉移到新的產品中去了，其中並沒有價值量的變化；剩余價值來自資本家對工人勞動力的剝削，即資本家通過絕對延長勞動時間、增加勞動強度，或縮短必要勞動時間、相對延長剩余勞動時間的辦法，迫使工人在生產出補償其勞動力價格（工資）的產品外，又生產出一部分剩余產品。貨幣、生產資料本身並不一定是資本，只有當資本家利用貨幣和生產資料來剝削工人的勞動並獲得剩余價值時，貨幣和生產資料才轉化為資本。

　　可見，資本是一個歷史範疇，它不是純粹的物，而是以物的形式體現出的社會關系即資本家剝削工人的經濟關系。它得以產生的兩個歷史條件，一是部分地主、商人和手工業主積累了相當數量的貨幣，並可以自由地購買廠房、生產工具和原料等生產資料，擴大生產規模；二是大批勞動者失去土地等生產資料，一無所有，不得不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來維持自己的生存，而且由於封建的人身依附關系也已經打破，勞動者獲得人身自由和遷徙自由，可以到勞動力市場去尋找買主。

　　馬克思進一步指出，資本一旦來到世上，由於受著追求剩余價值的強大驅動，便瘋狂地榨取工人的血汗，瘋狂地向外部世界擴張，搶劫海外殖民地的黃金和白銀，掠奪落後國家廉價的原料，從而使自己迅速膨脹起來。「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與此同時，馬克思出於其偉大的歷史感，又高度評價了資本的歷史功績和歷史地位：它打破了種種狹隘的血緣、宗法、等級、地域和行會的限製，使商品經濟普遍地發展起來，並建立起統一的世界市場；它驅使人類全面、深入地探索自然界，引發和推動了工業革命，使科學技術廣泛地應用於生產領域；它極大地推動了生產力的發展，創造出巨大的物質財富，在短短不足二百年的時間裏創造的成果超過了過去全部人類歷史創造的成果的總和；它還培養出一個強大的市民社會，摧毀了封建專製製度，初步實現了政治民主；它為一個新的更高的社會階段的到來準備了物質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前提。

　　2、資產階級經濟學的資本概念

　　奧地利經濟學家龐巴維克在《資本實證論》一書中，逐一清理和分析了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各種資本理論，提出了自己對資本的解釋：資本是在迂回生產過程中的各個階段裏出現的中間物的集合體。所謂迂回生產方式，是與直接達到其目的的、直接運用體力從自然獲取消費品的、「赤手空拳」的生產方式相對的；在這個迂回過程中，人們運用一系列中間物即以生產工具為主的生產資料進行生產。與那種直接的生產相比，這種用迂回的方法進行的生產具有如下特征：

　　（1）它具有更高的生產力，能創造出更多更好的物品；（2）它要經歷許多的環節和更長的時間，不能立刻獲得消費品，為此人們必須為了實現一種對未來的預期而耐心地等待和節製自己的消費欲望；（3）它所運用的資本即生產資料不是自然界現成賜予的，而是人們在生產和積蓄、勤奮和節儉的基礎上，花費相當多的時間和精力製造出來的；（4）它能夠帶來遠遠超出直接生產的預期的收益即利息，也就是說，資本既是生產性的，也是獲利性的。龐巴維克因此把這種用迂回方法進行的生產直截了當地稱之為「資本主義的生產」。

　　3、兩種解釋的根本區別

　　馬克思對資本的解釋與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對資本的解釋，有如下重大區別：

　　（1）馬克思認為，資本不是純粹的物，而是通過物表現出來的一種社會關系，或者說資本是某種社會關系、經濟關系、財產關系的物質載體；資本體現了資本家對生產資料的所有權。與此相反，資產階級經濟學則認為，資本就是生產資料、生產工具等生產要素本身。

　　（2）馬克思認為，資本是一種歷史產物，它萌發於簡單商品生產過程，其最初的形態是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間接地剝削農民和手工業生產者；資本的成熟形態是生產資本、產業資本、工業資本，此時，貨幣完全轉化為資本，它直接剝削工人的勞動，榨取工人勞動的剩余價值。與此相反，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則認為，資本是一個自然的、永恒的範疇，自從人類運用簡單的生產工具進行生產以來，資本就已經出現了，並且永遠不會消失。

　　（3）馬克思認為，資本的增值來源於資本家對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的占用，隨著剩余價值在不同的資本（工業資本、農業資本、商業資本、金融資本等等）領域的瓜分，剩余價值轉化為利潤，這一轉化掩蓋了資本增值的秘密，仿佛資本能夠自動地產生利潤，實際上，不同的利潤都來自工人所創造的剩余價值。與此相反，資產階級經濟學家認為資本來源於生產與積蓄、勤奮與節儉，資本之所以增值，完全來自於生產資料、生產工具這種生產要素所帶來的更高的生產力。資本家越投資於這種生產要素，提高這種生產要素的生產力，就越能夠得到回報，利潤也就越高；資本、土地、勞動力，各按其在生產過程中所承擔的職能、所起的作用和所作的貢獻，而分別得到了利潤、地租和工資三種不同收入，這是一種極為自然、公平和天經地義的過程，其中不存在誰對誰的剝削。

　　（4）馬克思認為，在私有製基礎上，資本與勞動的矛盾是無法解決和消除的，只有消滅私有製，把生產資料由資本家私有製變為全體勞動者共同所有，才能從根本上消滅人對人的剝削和壓迫，實現人類的自由、平等和正義。與此相反，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從來沒有懷疑私有製的合理性，認為資本與勞動之間不存在什麽根本對立而只存在利益分配上的差別，認為工人也是其自身勞動力的所有者，並以其對勞動力的所有權而獲得其工資收入，工人也可以通過努力工作、節儉和儲蓄而積累資本，也可以投資創業，加入到資本的自由競爭過程中去。

　　4、兩種解釋的互補性

　　這兩種解釋看起來是針鋒相對、水火不容的。如果我們完全認同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看法，那麽很顯然，一切社會主義運動都失去歷史必然性和歷史合理性。但反過來說，如果我們完全認同馬克思的看法，認為資本就是剝削的工具，利潤完全來自於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那麽，對於像中國這樣急欲實行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國家來說，重新確立資本的合法地位，培育資本主體和資本市場，恢復按資分配，就會遇到巨大的觀念上和道德上的障礙。中國文化中本來就有著根深蒂固的重農輕商的傳統，20世紀初又形成了一種重勞輕資的新傳統，而在數十年國家所有製和計劃經濟體製下，資本又一直作為「剝削」的同義語而加以絕對的鄙棄和否定，因此，從理論上重新厘定資本的含義，重新評估資本的歷史地位，對於推進市場化取向的改革，是非常必要的。

　　站在21世紀的歷史高度來看，馬克思與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經濟理論，應該說，雙方都說出了各自的真理，同時也有其各自的弱點，因此，兩者既是對立的也是互補的。比如，資本既有自行增值的一面，也有剝削勞動的一面，既有與勞動對立的一面，也有與勞動合作的一面，馬克思與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都抓住了其中一面並發揮到極致，但資本真實的含義和歷史地位恰好應該在這兩個極端之間去理解。下面，我們試就資本的起源和資本的本質問題，做一個初步探討。

　　三、資本的起源和本質

　　1、資本是私人所有的生產資料

　　按照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觀念，資本就是生產資料、生產工具或能夠帶來更多產品的物品，這樣一來，原始人類所製造和使用的最粗陋的石斧、石刀也是資本，因為原始人類只有相對或暫時放棄「赤手空拳」地采摘野果或搏殺野獸以獲取生活資料的活動，而利用一定的「自由時間」對石頭進行加工，才會製造出這些生產工具。這是把人類活動最基本的特性當成了資本的特性。人類之所以不同於動物，正在於他能製造和使用工具、延長和放大自己的體力和智力，讓物質性的工具、中介與自然物發生相互作用，以達到自己的目的。這一點被黑格爾稱之為「理性的狡計」。很顯然，運用生產工具進行生產，比赤手空拳地進行生產，具有更高的生產力，能獲取更多更好的生活資料。這就是龐巴維克所謂的「用迂回方法進行的生產」，但龐巴維克同時把這種生產稱之為「資本主義生產」，這樣一來，自從人類產生以來，人類就進入了資本主義社會，這顯然是對資本主義的拙劣的、赤裸裸的辯護。

　　資本固然是一種生產資料，但生產資料不一定就是資本；歷史上，生產資料的出現遠遠早於資本的出現，資本也不一定會永恒存在下去。馬克思指出，資本是一種歷史產物，是在一定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運動中出現的事物，它不僅是生產資料，而且包含著生產資料的私人所有權，它不僅是一種物，而且包含著一種財產關系和經濟關系。

　　資本的第一個歷史前提是私有製。

　　資本是私人所有的生產資料，這是資本的第一層含義。這一含義意味著：第一，資本是生產資料，而不是生活資料；第二，資本是私人所有的生產資料而不是原始社會公共所有的生產資料。資本是一種排他性的占有物。

　　2、資本是商品經濟條件下私人所有的生產資料

      那麽，在古代社會和封建社會，奴隸主和地主也排他性地擁有土地、生產工具等生產資料，甚至擁有勞動者及其勞動力，它們是不是資本呢？當然不是。

　　資本產生於農業文明和自然經濟的夾縫中，是作為農業文明和自然經濟的否定因素出現的，它是與工業文明、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一同發育成長起來的，當它終於成為主宰經濟的力量時，也就意味著人類進入了工業文明和自由市場經濟時代。

　　資本的第二個歷史前提是商品經濟，它的前身就是貨幣。資本的最原始的含義是指用於貸款並生息的本金或資金。可見，沒有商品經濟及其一般等價物即貨幣，就不可能有資本出現。資本的最初歷史形態就是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

　　資本是商品經濟條件下私人所有的生產資料，這是資本的第二層含義。在這種條件下，生產資料可以表現為貨幣並通過貨幣而進行自由交換。

　　3、資本是在工業文明條件下私人所有的生產資料

      資本的第三個歷史條件是工業文明的出現，即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程度，以至生產資料中的生產工具已開始成為主要的生產要素，而土地等自然生產條件或自然生產資料降為次要的要素。商品經濟以農業和手工業的分工以及商業的出現為前提。在手工業中，手工業產品以及製造這些產品的生產工具，都遠離了自然物質形態，對土地的依賴性很弱，自然只是給手工業提供原料而已，對這些原料加工改造，完全有賴於生產技術和生產工具。至於商業，不論是異地農產品之間的交換，還是農產品與手工業產品之間的交換，還是手工業產品之間的交換，都有賴於先進的交通工具和運輸技術——而這正是商業活動中最重要的生產要素。資本之所以能夠帶來很大利潤，很大程度上正在於先進的生產工具和生產技術有較高的生產力，從而使產品的附加值或商品交換的差值大大地提高了。

　　資本是在工業文明（生產工具成為主導生產要素）條件下私人所有的生產資料，這是資本第三層含義。在這種條件下，首先是生產工具成為資本，發展到一定程度後，土地等其他生產要素才獲得資本的品格。

　　4、資本是在商品經濟和工業文明條件下私人所有的、與自由勞動力結合的生產資料

      資本的第四個歷史條件是勞動者從人身依附條件下解放出來，成為自身勞動力的所有者，這樣，不管他自身還擁不擁有生產資料，他都能夠不受阻撓地出賣自己的勞動力——在失去生產資料的前提下，他不得不出賣自己的勞動力，而在沒有失去生產資料的前提下，他也可能為獲得比自己獨立生產更高的收入而出賣勞動力。當然，手工業者或商人也可以僅僅雇傭自己及其家庭成員，但這與資本的擴張本性是矛盾的。資本必然沖破這一限製而雇傭外部勞動力，從而擴大生產經營規模。

　　資本是在商品經濟和工業文明條件下私人所有的、與自由勞動力結合的生產資料，這是資本的第四層含義。

　　顯然易見，資本是農業文明和自然經濟的否定物。在農業文明和自然經濟中，土地及其它生產資料不具有資本的品格：

　　第一，在農業文明和自然經濟中，生產力很低，土地是最重要的生產要素因而也是最主要的財產，是人們爭奪的主要對象。由於土地產出較低，而可耕土地資源又有限，人們對土地的爭奪達到這樣激烈的程度，以致僅靠經濟本身的運動根本不能解決土地和財富的分配問題，人們不得不用政治的、軍事的、宗法血緣的、宗教的、道德的種種非經濟手段來直接解決經濟問題——人們不是憑自身的生產能力和經營能力來分配財富，而是通過弱肉強食的暴力手段來決定財富的分配，於是建立起普及全社會的極權專製製度，在這一製度下，所有生產要素，包括土地、生產工具和勞動力都是不能自由競爭和自由流通的，不僅土地所有者不能自由支配自己的生產資料，而且奴隸和農奴根本失去了對自身勞動力的支配權，而淪為「會說話的工具」。奴隸主、地主、貴族、國王只有通過超經濟的剝削和奴役，通過把勞動者緊緊地控製在自己手中並且榨光他們的血汗，才能使自己達到一種比較體面和富裕的生活。在這種製度下，財富的再分配只有通過以暴易暴、周期性的造反和動亂來解決，從而也嚴重地破壞了社會的生產力。可見，土地是封閉的、靜止的、低產出的、低積累的，這與資本的開放的、自由的、擴張的、變動不居的、高產出和高積累的本性形成鮮明的對比。

　　第二，在農業文明和自然經濟中，土地是等級專製製度的物質載體，它身上嵌蓋上了封建的紋章，它不僅是物理意義上的不動產，而且是社會意義上的不動產，不可能有空間位置的移動，也不可能通過自由買賣完成所有權的置換，不可能通過產權交換向最有才能的生產經營者手中和獲利最大的生產領域流動——這種變動將動搖等級專製製度。因此，土地所有者根本沒有對土地進行投資、改良土壤和種子、完善生產工具和生產技術、提高勞動力素質的動機，不僅如此，通過生產經營而擴大財富，會使他逾越其在等級製製度中所處的位置而招致嚴厲的懲罰。於是他們便把剩余產品揮霍殆盡，而整個國家也不會把剩余產品用於發展科學技術，而是用於修建象征皇帝、國王威權的巨大工程。與此相反，資本正如商品，是天生的自由派和平等派，它沖破一切等級的、政治的、血緣的、宗教的、地域的各種限製，按其追求利潤的本性在全世界自由流動，流向能幹的經營者和高效益的經營領域——它不僅是物理意義上的動產（尤其是作為其集中體現的貨幣），而且是社會意義上的動產。

　　第三，土地所有者對勞動者剩余價值的剝奪是超經濟的、強製性的、直接受專製政治和國家權力保護的，勞動者或完全失去人身自由，或者只有極為有限的人身自由，即使是自由農、小農，也被束縛在土地上及血緣宗族和村社中；資本對勞動者剩余產品的索取則是經濟上的、非強製性的、非暴力的，是通過締結契約方式來達到的，是通過資本家作為買方的優勢地位和勞動者作為賣方的弱勢地位來實現的。因此，資本與勞動能在全社會範圍內廣泛流動和結合，實現生產要素的優化配置。

　　資本萌生於農業文明和自然經濟過程中，與簡單商品經濟一同經歷了幾千年緩慢的發展，在工場手工業階段得到比較迅速的發展，而在工業革命中，成為占主導地位的經濟力量，資本力量由此也轉化為資本主義——一種在工業文明中占統治地位的經濟體系。著名歷史學家黃仁宇在《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一書中，對資本力量和資本主義的發展有極為精辟的概括：「資本主義在歷史上展開時，表現為一種組織和一種運動。它要存在於一個國家，務必得到資金廣泛的流通，經理人才不分畛域的雇傭，和技術上的支持因素（如交通、通訊、保險、律師的聘用等）全盤活用。既打開如是局面，則信用之流行必受法製保障，然後所有權和雇傭才能結成一張大網，而且越編越大，終至民間的社會經濟體系與國家互為表裏。」四、與早期資本相對應的早期勞動

　　1、勞動相對資本是一種處於弱勢的生產要素

　　與早期資本相對應的勞動，是一種以體力為主以智力為輔的簡單勞動，科學技術知識還不是一種獨立的生產要素，而是被資本家所掌握和控製，按照資本家追求利潤的要求把其中一部分轉化成了生產工具和生產技術。資本家運用手中的貨幣購買原料、科學技術、生產工具和勞動力投入生產，自然也就掌握了對整個生產和勞動過程的控製權。反之，勞動者除了出賣勞動力外，沒有別的出路。

　　2、勞動與資本的對立關系

　　在強資本弱勞動的格局中，資本掌握了對整個生產、流通、交換和分配的控製權，掌握了最為關鍵的剩余控製權和剩余索取權。由於資本具有這種幾乎不容挑戰的強勢，便驅使資本家超出人類道德的底線，通過過度的剝削榨取工人所創造的剩余價值，並通過控製政治權力和意識形態來保護和加強這種剝削和壓榨。這是歷史上真實發生的故事，而且在許多後發資本主義國家，這些故事還每天都在重演，不是馬克思等社會主義思想家編造出來的。作為對資本家殘酷剝削的正常和正當反應，工人階級進行了英勇的反抗，而馬克思等有良知的知識分子則為他們的鬥爭提供了精神武器。今天看起來，馬克思主義顯得有些偏激和片面，但在當時歷史條件下，它卻同工人運動本身一樣，具有足夠的歷史合理性和正義性。

　　資本與勞動各自的歷史演化

　　以上我們探討了資本與勞動的「初始關系」，在這種初始關系中，資本和勞動都分別是從狹窄的、簡單化的意義加以定義的，即「資本」是資本家所占有的生產資料，而「勞動」則是指直接生產的勞動者即典型意義上的產業工人、監領工人的勞動力，一種以運用體力和簡單生產技能為主的勞動力。從歷史的角度來看，這種初始關系和狹義定義，反映了早期資本主義發展階段勞資關系的實際情況；從邏輯分析的角度看，這種初始關系和狹義定義，通過抽象分析，突出了資本和勞動的對立和區別，而忽略了資本和勞動各自向對方演化的趨勢。

　　一、資本與勞動的區別是其相互作用的前提

　　馬克思和古典經濟學家都會承認資本與勞動的相互作用：資本離不開勞動（即使是資本家本人的勞動），勞動也離不開資本（即使是勞動者本人的資本），兩者只有結合起來，現實的生產過程才會出現和進行下去。馬克思和古典經濟學家也都會承認資本與勞動是可以相互轉化的：

　　首先，資本轉化為勞動。資本家預付工人一筆貨幣，工人用它來購買生活資料維持自己和家庭成員的生存，並再生產出勞動力來。此外，資本家可以進行一定的教育投資，提高工人的知識和勞動技能水平，從而獲得更高質量的勞動力。

　　其次，勞動也可以轉化為資本。按馬克思的說法，勞動可以創造出新的財富和剩余產品，資本家把這部分剩余產品轉化為新的資本；資本是積累起來的勞動，是勞動的物化，是死勞動。古典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雖然否定資本對勞動的剝削，但他們也認為，工人可以通過勤奮工作，掙更多的收入，將一部分積累起來轉化為資本。

　　但是，相互作用和相互轉化的前提是兩者之間的區別，因此，馬克思和古典經濟學家肯定都會否定勞動就是資本、資本就是勞動這種直接的同一性，他們肯定不會接受勞動資本、人力資本、知識資本這類取消了資本與勞動對立、消除了兩者的邊界、混淆了兩種含義的「混亂的」概念。盡管亞當?斯密等人也經常把勞動力或人本身納入資本的範疇，盡管馬克思也有「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人的創造天賦的絕對發揮」將成為最大財富的說法，但是，他們在原則上均堅持資本與勞動的本質區別，取消這一區別，也就等於抽掉了古典經濟學家和馬克思的經濟理論大廈的基石，這些理論大廈就會轟然倒地。

　　二、勞動和資本各自的歷史發展

　　1、簡單勞動向復雜勞動的發展

　　在農業文明時代，物質生產勞動主要是一種以體力為主的簡單勞動，知識在其中的作用很有限：直接生產勞動者固然文化程度和技術水平很低，就是專門從事智力工作的知識分子，絕大部分人和絕大部分時間都用於宗教和哲學等非實用性的、「形而上」的研究，自然科學極不發達，即算有，也很少運用於直接物質資料生產過程。

　　在工業文明時代，知識成為物質資料生產過程中的極為重要的生產要素，具體表現為科學在生產過程中的運用即以機器體系為代表的先進生產工具的發展和使用，因此，誰能夠擁有這些先進的生產工具，誰就掌握了最主要的生產要素，誰就會在生產過程中占主導地位。與此同時，占就業人口絕大多數的勞動者仍然從事簡單勞動，成為機器體系中的一個被動的環節。雖然全部簡單勞動之總和在整個生產體系中（尤其是在勞動密集型工業中）是非常重要和不可缺少的，但單個工人的勞動則是無足輕重的，因此，在沒有組成工會之前，單個的工人在勞動力市場上處於十分被動和軟弱的地位，資本與勞動的區分和對立就是建立在這種歷史狀況的基礎上的。

　　農業文明與工業文明時代的勞動可以歸結為一種舊式的勞動，兩者的區別在於，少數人所創造的知識在農業文明時代還沒有應用於直接生產過程，而在工業文明中得到了應用，但在農業文明和工業文明的總勞動結構中，兩者都以簡單勞動為主，都以簡單勞動者占勞動人口的絕對的多數。

　　信息和知識文明時代，則出現一種新的勞動形態，這時科學技術在生產過程中得到更為全面和更為深刻的運用，以至勞動人口中的絕大多數，已由簡單勞動者變為復雜勞動者、由藍領工人變為白領工人；不是少數人的智力和知識及作為其物化的生產工具，而是絕大多數人的智力和知識，成為最主要的生產要素，成為物質生產過程中的主導力量。

　　這種新型勞動的出現，使它的對立面即資本也改變了自己的形態。

　　2、物質資本向人力資本發展

　　20世紀中葉，傳統的以物質資本為主導原則的經濟學受到經濟發展中出現的許多難解之謎的強烈挑戰。

　　（1）現代經濟增長之謎

　　根據美國經濟學家舒爾茨的計算，從1929—1957年，美國經濟增長的速度大大快於物質資本投入的增長速度。「大量的估計數字表明，國民收入的增長比國民資源的增長要快……與用於產生收入的土地、實際勞動量和再生產性資本的數量三者結合起來的數量相比，美國國民收入持續增長的速度要高得多。而且，最近幾十年間，從一個商業周期到另一個商業周期，兩個增長之差變得越來越大。」比如，盡管美國農業的投入並沒有實質性的增加，而產出卻出現了較大幅度的增長。那麽，這個巨大的差值、差率和差額是怎樣產生呢？

　　（2）庫茲涅茨之謎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庫茲涅茨發現，在美國經濟增長的同時，其資本形成的速度卻相對下降了，這就是說，相對於國民收入的增長，美國的凈資本形成卻在減少。例如，美國資本與產出之比，1869—1888年間是3.2∶1，1909—1928年間是3.6∶1，而1946—1955年間卻只是2.5∶1。「換言之，在最近幾十年中，更多的產出是用較少的資本生產出來的。」國民收入中由資產所創造出來的份額從大約45%降至25%，而在勞動工時相對降低的情況下，歸於勞動對國民收入的貢獻卻由55%提高到75%。那麽，這部分貢獻是怎樣產生的呢？

　　（3）工人收入增長之謎

　　20世紀以來，美國和西方國家工人實際收入水平普遍得到較大幅度的提高，與此同時，勞動工時卻大大縮短了：1900年—1920年，工作時間減少37%，而收入卻增長34%；1920年—1940年，工作時間減少20%，而收入卻增長35%；1940年—1970年，工作時間減少了17%，而實際收入增長了37%。從1900年至1909年期間，雇員報酬在國民收入中約占55%，而在1970年則占了75%。與此相反，財產所有者收入從24%降至8%，租金收入從9%降至3%，凈利息從5.5%降至4%。當然可以用工人階級的鬥爭和資產階級的讓步這種政治原因來加以解釋，但除此以外，還有沒有純經濟原因在起作用？

　　（4）個人收入分配差距縮短之謎

　　20世紀以來，尤其是二戰以後，美國和其它西方國家的個人收入差別呈現出逐步縮小的趨勢。當然可以用累進稅製和公共轉移支付等第二次分配來加以解釋，但是否有更加深層的原因和必然性呢？

　　舒爾茨等人認為，以上這些謎，絕不能僅僅用資金的投入，也不能用就業人數和勞動工時的增加來解釋，而只能用「人力資源質量的改進」來解釋。這就是說，高質量的勞動力、「知識、技術、有關工作機會的信息以及移民方面的投資」的提高，成為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來源；這種新型勞動力，舒爾茨等人稱之為「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

　　為什麽要把高質量的勞動力稱為「人力資本」，以區別於傳統意義上的勞動力呢？原因如下：

　　第一，同物質資本一樣，人的知識、技能等質量因素的形成和維持都要花費成本，這一成本要高於形成和維持普通勞動力所需的生活費用。早期資本主義階段的簡單勞動力只需很少的費用就能維持，但高質量的勞動力則需要接受長期的教育和培訓，而教育和培訓需要較多的投資。自20世紀以來，各國政府和勞動者本人花費在教育上的投資在不斷增長。美國勞工教育資本存量，按1956年美元價值計算，在1930—1957年間由1800億美元上升到5350億美元。

　　第二，同物質資本一樣，人們在知識、技能等方面的費用支出，是為了獲得將來更大的收益而放棄了眼前消費和眼前收入，這種投資具有投資周期長、風險大的特點，機會成本比較高，比如為了完成大學教育，就必須放棄不上大學而馬上就業獲得的收入。相對而言，簡單的勞動力則不具備這種特征。

　　第三，與物質資本一樣，知識、技能、智慧、創造力等等具有稀缺性，在勞動力市場上求大於供，可以獲得較好的價格，與此相反，簡單勞動力則不具有稀缺性，且供大於求，在價格談判過程中處於劣勢地位。

　　第四，與物質資本一樣，高質量勞動力具有較大的生產效率，能夠創造較多的財富，因此，理所當然也應該得到較高的收入，與此相反，簡單勞動力則只有較低的生產效率，因此收入也較少。

　　由於有了人力資本的理論，上述經濟之謎都能得到較為合理的理解：從1929年—1957年，美國經濟增長中有20%來自教育，而工人收入的增長和個人收入分配差別縮小的根本原因，也是人們受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是人力資本投資的結果。

　　國外有關專家曾研究過教育對提高個人勞動生產率的作用，認為相對於未受教育的人來說，小學教育能提高人的勞動生產率43%，中學教育能提高108%，大學教育能提高300%。換句話說，大學畢業者的勞動生產率是未受過教育者的4倍，是受過小學教育者的2.8倍，是受過中學教育者的2倍。

　　一些經濟學家依據柯布—道格拉斯函數對近一百年西方經濟增長進行了分析。以美國為例：荷蘭經濟學家蒂恩貝爾通過計算認為，美國在1870～1914年間，粗放性因素（資金、勞動力投入等）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約占73%，集約性因素（技術、管理等）的貢獻率只有27%；而美國經濟學家丹尼爾遜對1929～1982年的美國經濟進行定量分析則表明，美國人均實際國民收入的增長中已有55%是知識進步因素所作的貢獻。二戰後日本的情況是：1960～1973年，科技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41.3%；1969～1984年這個貢獻率是58.6%；1982～1986年是60%。表13—1中的西方主要國家技術進步的貢獻率在二戰以後都達到很高的比例，平均達60%以上，即超過實物因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國家（年份）

　　國民收入增長速度

　　勞動貢獻率

　　資本貢獻率

　　技術貢獻率

　　日本（1953～1971）

　　8.81

　　21.0

　　23.0

　　55.2

　　美國（1948～1969）

　　4.00

　　32.5

　　19.7

　　47.7

　　法國（1950～1962）

　　4.70

　　9.6

　　16.8

　　73.6

　　聯邦德國（1950～1962）

　　6.27

　　21.8

　　22.4

　　55.7

　　意大利（1950～1962）

　　5.60

　　17.1

　　12.5

　　70.4

　　英國（1950～1962）

　　2.38

　　25.2

　　21.4

　　53.4

　　3、人力資本的定義

　　人力資本，由於它主要通過教育途徑而形成和獲得，因而又可以稱之為教育資本；由於它的主要內容是信息、知識，因而又可稱之為信息資本、知識資本；由於它的非物質性，因而又可稱之為精神資本、無形資本；由於它與體力、簡單勞動力的區別，因而又可以稱之為智力資本。

　　在所有這些稱號中，知識資本、人力資本最為貼近，在全世界也叫得最響，主要原因在於：第一，教育資本、精神資本、無形資本、信息資本、智力資本等概念都只是反映了人力資本的形式、外部特征，知識資本則反映了人力資本的內容；第二，信息經濟、信息時代、信息文明等概念，作為工業經濟、工業時代、工業文明之後的過渡階段，被知識經濟、知識時代、知識文明所取代，知識、知識經濟又把信息、信息經濟揚棄地包含於自身之中。知識成為最主要的生產要素、生產力和財富，整個經濟都建立在知識的生產、使用、交換和分配的基礎上。

　　現在可以正式對人力資本或知識資本加以定義了。

　　（1）人力資本是指「個人的生產技術、才能和知識」（薩洛，1970）；是「居住於一個國家內人民的知識、技術及能力的總和，更廣義地講，還包括：首創精神、應變能力、持續工作能力、正確的價值觀、興趣、態度以及其它可以提高產出和促進經濟增長的人的質量因素。」（M.M.麥塔，1976）我國學者李建民將人力資本定義為「存在於人體之中的、後天獲得的具有經濟價值的知識、技術和健康等質量因素之和。」上述定義突出了人力資本兩個最基本的特征：第一，它是人的「知識、技術及能力」等質量因素，而不是體力等簡單勞動力；第二，它不是泛指一切知識、技術和能力，而特指「具有經濟價值」的、「可以提高產出和促進經濟增長」的知識、技術和能力。

　　（2）狹義的、直接的人力資本是指具有直接市場價值和經濟意義的知識、技術和才能；廣義的、間接的人力資本是指一切直接或間接、現實或潛在地具有市場價值和經濟意義的知識、技術和才能。

　　具體而言，狹義的、直接的人力資本是指已進入市場或者馬上能夠進行市場運作的、可以提高產出和促進經濟增長的、具有經濟價值的知識、技術和才能。一般來說，這些知識、技術和才能或者具有較強的實用性、可操作性、經濟可行性，能夠取得直接的產出、增值和利潤，或者擁有相當的市場需求和顧客群。這是它們成為人力資本的客觀條件。另一方面，僅僅具有客觀條件還不夠——由於人力資本直接存在於人身上，與它的主體、所有者有直接的同一性，是直接為它的所有者帶來經濟利益的，因此，如果所有者本人沒有關於人力資本的自我意識、沒有把它投入運營並獲取利潤的市場觀念、沒有基本的運營能力，那麽，這些知識、技術和才能對它的所有者來說，就不具有資本的意義。可見，知識、技術和才能的所有者本身的產權意識、市場意識、經營意識，是構成人力資本的主觀條件。否則，這些知識、技術和才能就會被他人（比如傳統意義上的資本家）當作簡單勞動力加以廉價使用，並因此而獲得巨大的超額利潤。這可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剝削。

　　廣義的、潛在的人力資本，指由於客觀條件和主觀條件不具備，很難或暫時不能進入市場、不能提高產出和促進經濟增長、不具備經濟價值的知識、技術和才能，或者說，在這種知識、技術和才能與物質財富和經濟效益之間，有太多中間環節，以至它們只具有間接經濟價值，因此又可以叫做間接的人力資本。人力資本固然肯定是人的知識、技術和才能，但並非一切知識、技術和才能都直接具有人力資本的意義。比如許多哲學、宗教、道德、藝術、自然科學基礎理論知識並不能帶來直接的產出和經濟效益的提高，這些知識作為商品在市場上出售，也往往是賠本的。但不能說它們就不重要或根本不具有人力資本的意義，因為第一，這些知識是那些實用型知識的理論基礎或精神背景，從歷史上看，後者大都是從前者中分化出來的；第二，這些知識、智慧從整體上提高了人的基本素質、擴展了人的視野和精神境界、熏陶了人的氣質和情操，從而間接地提高了人的生產力和生產效率；第三，隨著人的文化素質的普遍提高，這些知識作為商品也會獲得越來越多的顧客和消費者，從而獲得直接的經濟效益和利潤——實際上，凡是成了經典的哲學、宗教、藝術和理論科學作品，都是暢銷書、常銷書，只不過他們的作者已經享受不到它們帶來的經濟利益了。

　　對人力資本作這種區分具有非常大的經濟意義：人們在對人力資本進行運營時，要進行深刻的市場分析，選擇那些在現階段具有市場需求並能夠運用於直接生產過程的知識、技術和才能加以運營，以獲取近期的經濟利益，同時也要投資於那些對於未來發展具有重大價值的知識、技術和才能的生產，以獲取遠期的經濟利益。不論對於一個國家，或是對於一個企業，還是對我們每一個個人，都必須確立這樣一種人力資本的發展戰略。

　　4、人力資本的構成

　　如果我們深入研究具有經濟價值的「知識、技術和才能」，可以發現它們是由以下四個基本方面組成的：

　　（1）經營管理性人力資本。這一部分人力資本，在早期資本主義階段，隱匿在物質資本概念中，後來成為獨立的生產要素，叫做「企業家才能」，也可以簡稱為「管理資本」、「結構資本」，指在生產經營過程進行的計劃、決策、組織、溝通、領導、指揮、協調、控製、市場分析、價格談判等方面的知識、技術和才能。無論是在傳統工業經濟中，還是在知識經濟中，這都是一種非常重要的人力資本。

　　（2）科技性人力資本。這是整個人力資本的內核部分，也即狹義的「知識資本」，是直接提高產品數量和質量及經濟效益的科學知識、專利、生產技術和工藝、勞動技能等。在工業經濟時代，這部分資本隱匿在物質資本和勞動力等概念中；在知識經濟時代，它們成為獨立的生產要素，成為「第一生產力」，成為整個經濟活動的核心和基礎。

　　（3）價值導向性人力資本。這部分人力資本是宗教、哲學、價值觀、文化等因素綜合作用的產物，既包括勤奮、節儉、理性、創新精神、冒險意識、自我現實需要等個體性人格素質（馬克斯?韋伯稱之為「新教倫理」），也包括誠實、合作、信任、團隊精神、職業道德和責任感等群體性人格品質（科爾曼、福山等人稱之為「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科爾曼指出，除了人的技能和知識之外，人力資本還有很重要的部分，那就是個體和他人共事的能力，即人們為共同目標而一致努力的能力；而福山則把社會資本定義為在社會或其下特定的群體之中，成員之間的信任（對彼此常態、誠實、合作行為的期待）普及程度，這種社會資本與其他人力資本不一樣，它通常是經由宗教、傳統、歷史習慣等文化機製所建立起來的。這種資本不僅對於減少沖突、降低經營成本，而且對於凝聚力量、增加產出和經濟效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這種意義上的社會資本，人們又稱之為「道德資本」、「精神資本」或「文化資本」。

　　（4）綜合性人力資本，指企業或個人在市場競爭過程中形成的品牌、信譽、形象以及顧客的忠誠和滿意、註意力和偏好等無形資本，這種資本是前述三種人力資本的統一和協同發揮作用的結果，沒有前三種人力資本長期的運營，是不可能形成此種資本的，而此種資本一旦形成，反過來會給企業或個人帶來極大的經濟效益。有人把這種資本稱之為「顧客資本」或「市場資本」。

　　在諸多關於人力資本結構的分析中，還有「健康資本」、「遷移與流動資本」等提法，我們認為，它們或者只是人力資本的條件，或者可以歸並於前四種人力資本，而不能成為獨立的人力資本。

　　健康，如果僅指生理、身體的健康，則不能構成人力資本，正像體力、簡單勞動力不能稱為人力資本一樣。健康固然是人力資本的先決條件和自然基礎，但它對直接提高產出和經濟效益意義不大，因為在現代醫療、保健條件下，人的健康狀態普遍提高，而且知識生產過程和知識化的物質生產過程對人的體力的要求並不特別高。健康的重要有二：一是對人力資本構成一個否定性限製，即如果失去健康，身陷疾病，那麽一切人力資本都是無用的；二是對生活、生命的價值很高，遠遠高於對直接生產過程的經濟意義。現代醫學和心理學進一步提出「精神健康」、「心理健康」、「人格健康」概念，這種健康倒真是一種人力資本，只不過它完全可以歸入上述第三種人力資本即價值導向性人力資本之中。

　　關於遷移和流動資本，舒爾茨等人指勞動者因為地理位置和職業位置的移動而獲得更高的收入。這種善於通過地理位置和職業位置的移動而增加收入的能力，正是一種不折不扣的經營管理能力，屬於經營管理性人力資本。

　　勞動資本化和資本勞動化

　　從上述對復雜勞動和人力資本兩個概念的論述中可知，相當一部分人力資本就是復雜勞動，如勞動性營管理和全部科技勞動，而全部復雜勞動都是人力資本，這兩個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合的。這裏需要說明的是，在現代經濟中，經營管理活動具有二重性，就其代表資本而言，它是資本活動或投資活動，本書將其稱為資本性經營管理；就其代表勞動而言，它又是一種復雜勞動，本書將其稱之為勞動性經營管理。我們來看一下勞動與資本是如何向對方轉化的。

　　一、勞動與資本各自向對方演變

　　1、勞動向資本演變

　　勞動由以體力勞動為主轉向以復雜勞動為主，復雜勞動、知識勞動在物質生產過程中占據主導地位，知識、技術、才能成為大部分新增產出、物質財富和利潤的主要來源。在這個意義上，知識、技術、才能具有了資本的基本特征，並且對物質資本有日益強大的替代功能和替代效應。

　　2、資本向勞動演變

　　由於知識、技術、才能具有潛在的和現實的經濟價值，國家、企業和勞動者個人紛紛向人力資源的開發、教育、科技領域投資，於是，物質資本大規模地向勞動者身上轉化。自20世紀初以來，尤其是從20世紀50年代以來，勞動者身上積累了巨量的人力資本。按舒爾茨的計算，美國勞工「教育資本」的存量，按1956年美元價值計算，在1930—1957年從1800億美元上升到5350億美元，所估算出的勞工「教育資本」收益增長約占該時期經濟增長的1/5。與此同時，賦有人力資本的雇員的收入也相應提高，到1970年時，占國民總收入比重已由1909年的55%上漲到75%，而純粹的物質資本收入和財產占有收入由45%下降至25%。按這個增減速度估算，到2000年時，人力資本收入應占國民總收入的87.5%，而物質資本收入僅占12.5%。

　　原來，勞動和資本並不是絕對對立的，而是互相依存、互相滲透、互相轉化的。勞動和資本這個對立著的正題和反題，已形成一個歷史的合題——人力資本，或者也可以叫做「勞動資本」。

　　這個過程可以圖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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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箭頭表示相互依賴、互相作用以及相互滲透、相互轉化。從勞動和資本各自的構成來看，它們各自已經把對方包含於自身之中了，即使是在資本主義早期發展階段，在總勞動中也存在著具有一定人力資本意義的復雜勞動，這正是後來勞動與資本得以相互轉化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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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在資本主義早期發展階段，復雜勞動即人力資本不占主導地位，簡單勞動和物質資本占主導地位。前者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約占20%左右，而後者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約占80%左右。這是工業經濟為主的歷史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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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在發達資本主義階段，復雜勞動即人力資本的地位和作用已大為上升，而簡單勞動和物質資本的地位和作用則大為下降。雙方處於某種均衡狀態，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均占50%左右。這是半工業經濟半知識經濟歷史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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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20世紀末以來，發達國家資本主義已進入晚期發展階段，其顯著的標誌是就業人口的70%以上都是復雜勞動者，而復雜勞動或人力資本對經濟的貢獻也超過了70%。這是一個以知識經濟為主的歷史階段。相比之下，從事簡單勞動的就業人口，以及簡單勞動和物質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的比例，已降至30%以下。

　　從理論上推演，資本與勞動重合的部分會越來越大，以至最終出現勞動與資本的完全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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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這時，「資本」被消滅了，但同時，「勞動」（狹義的、謀生意義上的、經濟意義上的勞動）也被消滅了，那時，正如馬克思所熱情展望的：勞動（作為自由自覺的創造活動）成為人的生活的第一需要，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人的創造天賦的絕對發揮成為目的本身，而投資活動也是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一方面。這當然不是資本主義社會了，而可以稱之為人本主義社會，也就是馬克思當年所展望的共產主義社會。

　　不過，這樣的理想社會是很玄妙的，離我們還是非常遙遠的。實現這一理想，至少必須具備這樣一些歷史條件：

　　（1）生產高度發達，物質財富充分湧流，全人類都可以充分地滿足其物質需要，對物質財富、「財產」的爭奪和私人占有已毫無必要了，因此，物質財富的私有製也將被消滅。

　　（2）在物質財富生產領域實行市場經濟的必要性也沒有了。因為生產力發展到這種高度，人類只需要用一小部分時間和精力就能生產充分富足的、能滿足所有人需要的物質產品，這一任務，由為數不多的一些巨型企業就可以有計劃地完成，而且電子信息技術肯定能發展到這種高度，以至全體消費者的需求信息可以在很短時間內由一個中央處理器整理出來。

　　（3）由於私有製和市場經濟的消失，商品、貨幣、資本等等自然也就成為過時的東西。

　　（4）取「勞動」、「資本」、「物質財富」的生產而代之的是「人的自由全面的發展」、「人本身的生產」。在這一全新的歷史階段（馬克思稱之為「真正人的歷史」，而把之前的歷史稱為「人類史前史」），也許「財產」、「財富」、「勞動」、「資本」、「公有製」、「私有製」、「計劃經濟」、「市場經濟」、「經濟必然性」等等概念都不適用了，將有完全新的理論和概念來描述和理解那個社會。

　　至於我們現在，還不得不回到勞動與資本的現實關系中來。

　　二、勞動與資本的矛盾依然存在

　　不管是在工業經濟背景下，還是在知識經濟背景下，勞動與資本之間的區別和矛盾還是存在的：

　　1、簡單勞動和物質資本的區別和矛盾

　　簡單勞動不具備人力資本的性質，即使在知識經濟高度發達的未來，也很難絕對消滅簡單勞動。物質資本的地位雖然下降了，但仍然是物質資料生產和知識生產的重要條件，仍然擁有很大的剩余索取權。在西方發達國家仍然存在簡單勞動和物質資本的矛盾。至於不發達國家，那麽，這個矛盾則依然是經濟生活中的主要矛盾。

　　2、物質資本與復雜勞動（人力資本）的區別和矛盾

      應該說，在知識經濟條件下，這是主要的矛盾：雙方都在爭奪經濟生活的主導權——物質資本還不會輕易在放棄其曾經擁有的王者地位，而人力資本則咄咄逼人，要求取而代之，並獲得絕大部分利潤。但是，在相當長的時期，兩者又是互相依存的。目前，有一些宣傳知識經濟的作品，給人的印象是，仿佛知識經濟、互聯網經濟、電子商務等等能夠憑空變出物質產品來，仿佛有了信息、科技、知識產業，傳統的第一產業（農業）、第二產業（工業）、第三產業（初級服務業）都不需要了，這是一種很大的誤導。所謂知識經濟，絕不是淩空獨立的，在人腦或電腦中能夠獨立完成的，而是指整個經濟包括物質經濟，都建立在知識的生產、流通、交換和分配的基礎之上；使科學、技術、知識，更快地轉化為物質生產；使物質生產不再依賴於自然提供的非再生能源，而是依賴人類科學技術本身能夠控製的再生性能源；整個生產過程雖然從根本上講是一種高科技知識物化的過程，但最終產品畢竟是用物質因素生產出來的，不管它們的體積多麽少、它們的質量多麽高、它們的能量多麽大，它們畢竟脫離不了物質存在形態。因此，傳統物質資本（包括土地、資源、能源、物質設備、資金）仍然在物質生產過程中起不可或缺的作用，就是知識本身的生產過程，也離不開這些客觀條件。於是，物質資本與復雜勞動（人力資本）之間的競爭、合作關系便展開了：可能依然是物質資本雇傭復雜勞動（人力資本），也可能是復雜勞動（人力資本）雇傭物質資本，也可能是雙方之間互為雇傭、平等合作。

　　3、簡單勞動與復雜勞動（人力資本）的區別和矛盾

      簡單勞動因為其不具備人力資本的性質，在勞動力市場上處於明顯的劣勢地位。不過，由於知識經濟條件下簡單勞動的數量很少，此一矛盾及由此而產生的體力勞動者與知識分子之間的矛盾不會太突出。但在發展中國家，這一矛盾是很突出的。

　　4、物質資本本身之間即大物質資本與小物質資本之間的矛盾

      這一矛盾在工業經濟時代較為激烈，在知識經濟時代較為緩和。

　　5、復雜勞動本身之間即小人力資本與大人力資本之間的矛盾

      這一矛盾在工業經濟時代較為激烈，在知識經濟時代，隨著整個科學文化教育的普及、人力投資趨於平均化，人力資本的差別將會相對縮小——這種差距不再取決於出身、家庭地位、階層差別、民族差別等種種限製教育機會均等的外部條件，而取決於先天素質和後天努力，其中後天努力起決定性的作用。但是也不能否認，在人力資本普遍提高的過程中，尤其是在物質經濟向知識經濟轉化的過渡階段，富有物質資本的家庭會把相當多的物質資本轉向人力投資，從而使其家庭成員獲得較高的人力資本，而相對貧困的家庭在這方面投資較少——雖然人力資本積累最重要因素是後天的努力，但畢竟優越的外部條件更有利於人力資本的積累，而惡劣的外部條件則會對人力資本的積累構成很大的阻礙。因此，在這種時代轉換或社會結構轉型過程中，由於先前歷史過程的延續，會形成一種先賦性的、起點上的不平等。好在知識經濟時代的競爭，主要是人本身才能之間的競爭，而人本身才能的競爭，首先取決於人本身的努力，這種努力會克服客觀條件的相對不利——應該說，這是有史以來一種最公平、最人道、最富有生產性的競爭，這是最能消除製度性不平等（權利不平等）而確保平等，同時又是最能消除平均主義（結果平等）而確保自由、個性和創造性的一種競爭。

　　三、勞動與資本的現代定義

　　由於復雜勞動的普遍發展及其對物質生產和經濟生活的主導作用，由於「人力資本」、「智力資本」、「知識資本」這種新型資本形態的出現，我們就必須改變資本和勞動的初始定義以及兩者的初始關系，而發展出一種現代定義和現代關系。

　　記得我們曾對資本有一個這樣的定義：資本是商品—市場經濟和手工業—工業文明條件下私人所有的、與自由勞動力相結合的生產資料。在這一定義中，資本基本上等同於「物質資本」，「人力資本」、「知識資本」只是隱蔽地包含在物質資本之中：「經營管理」包含在「資本的所有」之中了，知識勞動及科學技術也包含在生產資料、生產工具中了，與此同時，「勞動」也基本上指簡單勞動者、藍領工人所從事的簡單勞動或熟練勞動，如果勞動者身上也具有人力資本因素，那在經濟分析中是忽略不計的。於是，資本與勞動簡化為物質資本與簡單勞動的關系，而且兩者處於一種對立的、緊張的狀態，而人力資本和復雜勞動則仿佛消失不見了。

　　人力資本和復雜勞動正是在勞動與資本這種古典的初始關系中生長起來的：它們作為整個生產體系中否定性和創造性的因素而發展壯大，終於由依附性的，雖然是最先進的但在總勞動和總資本中卻是次要的因素，變成獨立的、在總勞動和總資本中占主導地位的生產要素。

　　於是，我們有必要對資本和勞動加以重新定義：

　　資本是在現代市場經濟和信息知識文明條件下能帶來較高產出和利潤的生產要素，包括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但以人力資本為主導。勞動則指對信息、知識、技術進行創造、加工、經營、管理並轉化為物質生產的過程，包括簡單勞動和復雜勞動，但以復雜勞動為主導。

　　與古典的初始定義相比，現代定義既有很大的拓展，又有一定的連續性：

　　（1）現代意義上的資本並不僅指生產資料，而且包括經營管理、科學知識和技術、專門的和稀缺的勞動技能等生產要素，它們的共同特點是，能夠帶來更高的產出和利潤。而且與貨幣、生產資料等物質資本比起來，人力資本是更為重要的資本。

　　（2）古典、初始意義上的資本利潤，有一部分來自對工人的剩余勞動的索取：由於產業工人占就業人口的絕大多數，因此，即算資本從某一個單個勞動者那裏只索取微乎其微的剩余價值，總的結果卻是一個龐大的數目。現代意義上的資本利潤，則主要來自人力資本本身的生產性和創造性以及物質資本的「利息」部分和「風險利潤」，來自於簡單勞動的部分大為減少：因為簡單勞動力、藍領工人在總勞動人口中的比例將越來越低——從1/2降到1/5、1/8、1/10以至更低的比例，因此，即算對某一個單個簡單勞動者的剩余價值索取更多，但總的結果仍是數量很小的，更何況，簡單勞動已不再生產出什麽剩余價值了。

　　（3）由於人力資本這一中間物的出現和壯大，勞動與資本由對立走向統一，兩者結合為一個新歷史合題、新的統一體：「勞動化的資本」或「資本化的勞動」。對於理解勞動與資本這種新的歷史關系具有十分關鍵意義的環節是：復雜勞動、知識勞動就等於人力資本、知識資本。兩者是同一個東西，只不過從勞動和資本不同的角度加以不同的稱呼而已。

　　一般而言，勞動是指一種運動狀態，而資本乃指一種靜止狀態：勞動是一種「活」的運動著的資本，而資本是一種「死」的、凝固的勞動。

　　從這個角度來看復雜勞動和人力資本，那麽，它們兩者的區別不過在於：

　　（1）復雜勞動是一種運動著的人力資本，而人力資本是一種靜止的復雜勞動；復雜勞動是人的知識、技術和才能等人力資本的使用和運用的過程，這一過程，又凝結為、結晶為更高的知識、技術和才能等人力資本。

　　（2）復雜勞動概念側重於描述生產經營過程中使用價值的創造和增加，表現為有用財富（知識、貨物、服務）的積累，而人力資本概念則側重於描述生產經營過程中市場交換價值的創造和增加，表現為貨幣財富的積累；復雜勞動追求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而人力資本追求利潤率的提高。

　　一切復雜勞動都具有人力資本價值。即使是遠離物質生產和經濟生活的高遠的、脫俗的、形而上的精神創造活動，由於它們與物質生產和經濟生活有著千絲萬縷的、現實的或潛在的、直接的或間接的關系，因此也多多少少地、現實地或潛在地、直接地或間接地具有人力資本的意義。

　　一切人力資本都是復雜勞動的產物。某些非常特殊的「人力資本」（如美貌、特異功能、文藝或體育的天賦等），如果僅僅是父母給的、純自然的產物，而沒有經過有意識的開發、培育和塑造，尤其是其所有者本人沒有產權意識、投資意識和經營意識，那麽它們就始終是一種原始的、粗糙的東西，只能像土地一樣獲得某種「級差地租」或像簡單勞動力一樣被人雇傭、利用和剝削，而不能成為真正的人力資本。

　　從本質上而言，人力資本價值的高低，除物質資本的投入因素外，主要取決於復雜勞動的數量和質量，尤其是取決於復雜勞動的獨特性和創造性。越是高級的、復雜的、獨創的復雜勞動，就越具有高級的人力資本價值。

　　但是，在人力資本市場上，由於人力資本的交換不完全取決於人力資本本身包含的價值，而同時取決於對人力資本的供求關系，取決於大眾消費者、顧客對人力資本的需求檔次、水平、類型，因此，人力資本價值高，未必價格也高，而人力資本價值低，未必價格也低——人力資本和精神產品也正像物質資本和物質產品一樣，往往優質的商品，由於市場需求較小，其價值便被低估，而次優的以至一般的商品，由於市場需求旺盛，其價值便被高估。這種價格與價值悖離的反差現象，只能隨著消費者、顧客的需求水平、消費水平、欣賞水平、接受水平的提高而逐漸消失。

　　勞動資本主義的歷史必然性

　　根據前面文章的論述，在信息、知識經濟時代，復雜勞動成為一種最重要的生產要素，知識、技術和才能成為一種最大的生產力，勞動對於資本在歷史上第一次從總體上處於主導和支配的地位，那麽，為什麽不實行由全體勞動者共同支配生產資料的公有製和社會主義呢？為什麽不取消商品、貨幣、資本這些歷史範疇，反而卻把復雜勞動稱之為「人力資本」、「知識資本」，把勞動歸結為資本，這不是使資本普遍化和泛化了嗎？這不是讓資本主義獲得了更加廣闊的統治範圍和發展天地了嗎？

　　——社會主義理論家如是問。

　　這個問題提得好，也符合社會主義理論家一貫的思維邏輯。

　　一、私有製、市場經濟的長期歷史合理性

　　我們姑且按照社會主義理論家的思路進一步推演如下：西歐或美國的的某一社會主義政黨通過選舉掌握了政權，廣大選民（尤其是占人口絕大多數的白領勞動者、知識勞動者）都贊成實行公有製和計劃經濟；於是，一場轟轟烈烈的對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改造運動開展起來，私有財產和資本所有權被剝奪，一切生產資料歸全社會所有並按統一的中央計劃進行全社會的生產，商品貨幣關系也趨於消亡。不錯，這正好是當年馬克思所設想的社會主義。有人高呼，知識經濟和互聯網絡打開了通向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大門！

　　可是，為什麽那裏至今還沒有任何動靜？為什麽連主張混合所有製的民主社會主義運動和追求勞資共決的工會運動，自最近幾十年以來，準確地說，自進入信息和知識經濟時代以來，卻表現出明顯走下坡路的跡象，仿佛它們的黃金時代已一去不復返了？難道知識勞動者（有人稱之為「新工人階級」）沒有任何階級意識而甘願永久地承受資本的統治和剝削嗎？難道西方發達國家，真的已經永遠失去了革命的主體和動力了嗎？

　　還是讓我們老老實實地回到馬克思：在根本的歷史條件還不具備時，不可能實行社會主義；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包含的種種潛力沒有完全釋放出來之前，資本主義是不會滅亡的。　 第一個根本的歷史條件：生產力的高度發展和物質財富的充分湧流，人們不再為了爭奪生活必需品而展開鬥爭，因而私有製也沒有必要存在了。應該說，這個條件，就是在最發達的工業國家和步入信息知識文明的先進國家也不具備。知識經濟出現只是打開了通向創造這一條件的門坎，但是現有知識經濟的發展程度，還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先進國家的生態危機和能源危機問題。考慮到世界上還有5/6的國家和人口仍處在農業經濟、工業經濟時代，而在全球經濟、信息、知識、商品、資本和勞動處於一體化的互相作用的前提下，即算那些先進國家率先實行社會主義，也會作為一種「地域性的共產主義」而被世界市場所吞噬——發達的資本向不發達國家轉移和不發達國家的勞動力向發達國家轉移，會使發達國家也永遠處於某種物質匱乏狀態，會使公有化和計劃經濟的努力流產，而私有製和市場經濟又會復活。如果要讓全球60億人口（據保守的估計，21世紀中葉，全球總人口將達到150億，而且新增人口中大部分為貧困人口）都達到現在發達國家人口的生活水平，那麽地球上一切可用的非再生性資料和能源都會被消耗光！知識經濟（一種開發和利用再生性資源和能源、使物質財富的生產建立在永久性基礎之上的經濟）實在可以說是任重而道遠。為了促進這種經濟的發展，就必須確保「知識」這種寶貴的、稀缺的資源的產權和合法權益，就必須鼓勵人們不斷地去進行知識創新、技術創新和管理創新，就必須進行充分的競爭和合作——而所有這些，都要求私有製和建立於其上的市場經濟作為其製度保障。可以說，在可以預見的將來，知識經濟仍然是一種以私有製經濟和市場經濟為主的經濟，公有製經濟和計劃經濟只能作為其補充而得到存在和發展。

　　第二個根本的歷史條件：勞動者需求結構發生重大轉換、人性水平有極大提高，用馬克思的話說，物質需要不再成為人的主要需要，從而生產也不再建立在滿足物質需求的基礎上，勞動即人的主體力量的發揮不再成為謀生活動而成為生活的第一需要；人性中惡的因素受到根本抑製，人的道德水平根本改觀；利己與利他的對立已經消失。這是主觀條件。應該說，單有客觀條件，並不能自動地帶來社會主義。如果人們心中仍然有強烈的貪欲、物欲、占有欲、權力欲，如果人性中仍然具有強烈的攻擊性、侵略性、破壞性，那麽，即算人類的生產能力能夠達到高度滿足所有社會成員物質需要的水平，公有製和計劃經濟也是不可能的——它們必將因為人的主觀條件不具備而陷入破產。很顯然，當今人類，即使是最發達國家的人們，還遠遠沒有具備上述主觀條件，相反，工業經濟和物質經濟時代的邏輯、文化、精神、思想、價值、觀念仍在深深地支配著他們，物質需要趨於饜足，但新的高級的精神需要並未形成，至少不占主導地位，新型人格遠未形成；人的統一的生活被分割成為兩塊：為謀生而勞動（盡管已降至每周30小時左右）和無所事事的、無聊的甚至於病態的閑暇活動，而遠遠沒有達到一種充滿創造性的整合和統一。很顯然，在這種條件下，貿然取消私有製和市場經濟而實行公有製和計劃經濟，其出發點也許是好的，但其結果必然是悲慘的。

　　二、勞動資本主義的歷史理由

　　既然社會主義的根本條件仍不具備，既然匱乏和生存問題仍未得到根本解決，既然私有製和市場製度仍然將是知識經濟的基礎，那麽，「資本」、「勞動」這些範疇就仍然有效，而「資本勞動化」和「勞動資本化」，即物質資本通過人力投資轉化為復雜勞動而復雜勞動通過生產經營轉化為人力資本，就具有充足的歷史理由：

　　第一，既然私有製還有繼續存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既然人們（不僅是資本家，而且是勞動者）的私有觀念和財產占有欲望還根深蒂固（實際上，勞動者的財產占有欲望從來沒有被普遍地滿足過），那麽，物質資本就還有繼續存在的合理性。不僅如此，在私有製下，勞動力本身也有一個歸屬和所有的問題，這一點在早期資本主義階段就已經解決，那時，工人已成為自身勞動力的所有者，只不過勞動力總量過大而單個勞動力的生產率不高，因此，總體上對資本處於從屬地位。知識、技術和才能這些高質量的、高生產率的勞動力，當然也有一個所有權的問題，而且除了某些集體共有的知識產權外，絕大部分知識、技術和才能都歸勞動者個人所有。如果財產、財富，不僅指物質財產、物質財富，而且也指精神財產、精神財富的話，那麽，知識、技術和才能正是一種不折不扣的私有財產或私人財富——不僅經濟的發展客觀上要求這種財產歸勞動者個人所有，以便激勵人們加大人力投資，使這種稀缺的財富變得富裕起來，使這種財產得到保值和增殖，就是勞動者本人，這些在物質資本占統治地位的時代除了簡單的勞動力外「一無所有」的無產階級，這些剛剛由於所有權而得到實惠、由於擁有一種稀缺而典型的生產要素——高質量的勞動力而得到較高回報的「經濟人」，是絕不會把自己這筆財產拿去充公，交由社會共同所有和支配的。由於不同勞動者的素質和能力有較大差別，這些勞動者不可能結成一個「平均主義」的共同體來共同地、平均地擁有和支配生產資料和復雜勞動力本身（只有那些擁有同樣簡單的、同質的勞動力的勞動者，才會傾向於實行「共產主義」）。從理論上。可以設想出兩種資本與勞動關系的模型：

　　模型Ⅰ：資本雇傭勞動，這是早期資本主義和工業經濟時代一種典型的形態，在知識經濟時代，簡單勞動密集型和物質資本密集型的產業、行業和企業，仍然會采取這種模式。

　　模型Ⅱ：勞動雇傭資本。這種模式在早期資本主義和工業經濟時代已零星地出現——合作社就是一種典型的試驗。合作社的每一個成員都帶入一定資金或生產資料，並且可以通過貸款或租賃、「雇傭」合作社以外的資本。合作社實行民主決策和民主管理，實行以按勞分配和按勞分紅為主的分配方式。當然，合作社是半社會主義半資本主義的——在資本主義大環境下，它也帶有資本主義企業的基本特征：它與別的企業有明確的產權邊界，而企業內部也有股權的差別（盡管不大）。它並沒有從根本上取消私有製和市場經濟。

　　在知識經濟時代，勞動雇傭資本的情況會越來越多，只不過，這時的勞動已不再是簡單勞動，而是高級、復雜的復雜勞動——幾個或一批擁有雄厚知識、技術和才能的勞動者，憑著少量的自有資金，並貸款、借款或融入風險投資而獲得客觀的生產條件，很快地就能建立起一個高速發展的企業，並且賺取豐厚的利潤。由於物質資本相對富裕並在國民經濟中地位下降，而高質量的復雜勞動相對稀缺並在國民經濟中起越來越大的主導作用，因此，在資本與勞動的談判和合作過程中，勞動相對處於優勢，而物質資本處於劣勢——高級勞動可以很快找到物質資本，而物質資本，如果不向發展中國家輸出的話，在發達國家內部就很難找到高回報的投資機會——除非有高質量的復雜勞動對它發出微笑。這與早期資本主義形成多麽鮮明的對比：那時資本稀缺，勞動力過剩，資本可以隨時抓到大把大把的勞動力，而勞動力雖然可以「自由選擇」，卻只能在饑餓和服從於某一資本的控製之間進行選擇（這種情況在工會和集體談判出現後有所好轉）。

　　問題是，這類「勞動雇傭資本」型的企業，與勞動者共同占有生產資料的公有製企業，有著本質的區別，而與傳統的資本主義企業則極為接近：（1）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等生產要素不是勞動者整體地、共同地、不分彼此地占有，相反，不同的勞動者之間對企業擁有數量非常不等的產權，在這些企業中，個人的終極所有權即私人財產所有權是確定無疑的，只不過這些人聯合起來組成一個企業進行整體運營而已；（2）雖然物質資本在企業產權結構中地位大為下降，而高素質的勞動力則獲得極高的地位，但與傳統資本主義企業一樣，仍然遵循同樣的遊戲規則——股份製，企業成員按其掌握的生產要素的數量及其對勞動生產率和經濟效益的貢獻，而獲得一定的股份，其中，擁有不同數量和質量的知識、技術和才能等無形資產的勞動者，對股份或股權的要求是不同的，對利潤和收入回報的要求也是不同的，在企業中的責、權、利都是不一樣的。

　　第二，既然在可以預見的將來，知識經濟仍將是一種市場經濟，那麽商品、價格、貨幣、資本、利潤、股份公司、股票、股票市場仍是一些不可缺少的交換方式、運行機製、核算工具、競爭手段和評價指標。在這種總的、不可逾越的的歷史背景下，如何確定「知識、技術、才能」及其運用即復雜勞動在整個物質生產和經濟生活過程中的地位呢？如果復雜勞動在不依賴於物質資本的前提下，也能直接帶來巨大的產出、效益和利潤，如果不是物質資本雇傭復雜勞動，而是復雜勞動雇傭物質資本，如果大部分利潤都回報給復雜勞動，而少部分利潤只以「利息」或「租金」的方式回報給物質資本，那麽，應當怎麽來稱呼這種比「物質資本」更具有「資本」性質的東西呢？

　　在以上兩段論述中，我們竭力回避「人力資本」、「知識資本」、「勞動性資本」這些概念，但也正因為如此，這些概念已經蠢蠢欲動、呼之欲出了；正因回避這些概念，更顯出這些概念的不可缺少，因為只有運用這些概念，才能說明正常的經濟運行和經濟增長過程。不錯，把勞動當作資本，會帶來一定程度概念上的混亂，但是，如果不確立「人力資本」、「知識資本」、「勞動性資本」這些概念，那就會產生更大的理論混亂；前一種混亂是暫時的，經過一段時間的疏理，是可以理順的，而後一種混亂則是破壞性的：人們既不能用傳統的資本主義理論，也不能用傳統社會主義理論來描述分析、闡釋這種信息經濟時代的市場經濟和以人的復雜勞動為核心和主導的私有製經濟，同時又不得不用那些已經不適用的分析框架和話語來勉為其難地言說，自然要陷入彼此矛盾和自相矛盾之中。

　　我們的思路則是非常清晰和流暢的：既然在私有製和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本和利潤這種客觀核算工具、競爭手段和評價指標是不可缺少的，既然物質資本這種生產要素已退居次要地，而「知識、技術、才能」和復雜勞動已經成為主要的生產要素並成為主要的利潤來源，那麽，與其再糾纏於資本與勞動的對立、再爭奪資本對於勞動或勞動對於資本的控製權，不如直接把「知識、技術、才能」和復雜勞動稱之為「人力資本」、「知識資本」、「勞動性資本」。這是一個歷史合題，是勞動與資本的直接統一體。從此以後，資本與勞動的矛盾演化為物質資本與人力資本（復雜勞動）、大人力資本（大復雜勞動）與小人力資本（小復雜勞動）以及人力資本（復雜勞動）與簡單勞動的矛盾。這當然是資本的泛化、普遍化，是資本的屬性向勞動領域的擴張和普及，但同時，這也是勞動取代了物質資本的地位，是人的地位、勞動者地位的提高——勞動者因此而成為人力資本家、知識資本家，並因此而成為物質財富的擁有者。

　　在工業經濟時代的資本主義社會（可以稱之為早期的、初始的、傳統的資本主義）之後，有一個相當長的歷史發展階段，這個階段，就其以高質量勞動力為主要資本而言，可稱之為「人力資本主義」；就其消除了資本與勞動的對抗性矛盾而使兩者直接統一於勞動者一身而言，可以稱之為「勞動資本主義」；就其資本的普遍化、人人均可成為資本家而言，可以稱之為「社會資本主義」或「人民資本主義」。

　　管理與人性

　　任何一種管理理論、管理製度、管理方法都自覺或不自覺、明確或潛在地以某種人性假說為基礎。歷史上有多種人性理論，從價值判斷的角度大體上可以區分為性善論、性惡論和性亦善亦惡論；從事實判斷的角度大體上可以區分為「自然—物質—生理—經濟人」理論、「社會—精神—心理—文化人」理論和「多層次需求人」理論。

　　一、對人性的價值判斷

　　對人性的價值判斷著重指出人性是好的、善的、美的還是壞的、惡的、醜的，抑或是好壞、善惡、美醜交織的。近代以來，意大利的馬基雅維裏、法國的拉羅什富科、英國的休謨等人都是鮮明的性惡論者。馬基雅維裏斷言，「人都是忘恩負義的、易變的、奸詐懦弱的、趨吉避兇的、貪得無厭的。」拉羅什富科則認為人都是損人利己的，但卻極力以無私的美德裝飾自己。休謨提出了著名的「無賴假定」,認為每個人，尤其是政治家，本質上都是無賴，因此應當建立相互監督的社會機製。與此相反，人文主義者、蘇格蘭道德哲學家、德國古典哲學家，大都是性善論者。管理學家道格拉斯·麥格雷戈根據歷史上這兩種人性論，提出了著名的X理論和Y理論。

　　X理論提供如下假設：

　　（1）一般的人，天性就是好逸惡勞的，而且只要他們能夠做到，就設法逃避工作；（2）因為人的這種厭惡工作的特性，所以對絕大多數人，都必須用強迫、控製、指揮並用懲罰相威脅等手法，使他們做出適當的努力去實現組織的目標；（3）一般的人，情願受指導，希望避免擔負責任，相對地缺乏進取心，而把個人的安全看得最重要。

　　Y理論提供如下假設：

　　（1）工作中消耗體力和腦力，正如遊戲或休息消耗體力和腦力一樣，都是自然的，一般人並非天生不喜歡工作；（2）外力的控製和處罰的威脅都不是促使人們為組織目標作出努力的唯一手段，人們在為承諾的目標的服務中，將會實行自我指導和自我控製；（3）對任務所作的承諾與完成任務後所得到的回報成正比，例如，這類回報中最為顯著的就是自我滿足和自我實現的需要，這一回報的直接作用之一就是產生獻身於組織目標的努力；（4）在適當的條件下，一般人不僅學會接受任務和承擔責任，而且也會尋求任務和承擔任務，逃避責任、喪失進取心、強調安全感，通常是後天經驗的結果，並非是人天生的本性；（5）在解決各種組織問題時，大多數人而不是少數人具有運用相對而言的高度想象力、機智和創造的能力；（6）在現代工業生活的條件下，一般的人只是部分地發揮出了他們的智慧潛力。

　　按照X理論，所謂管理，就是由管理人員負責企業資金、原料、設備、人員等各要素的整合和組織以獲得產出和利潤，為此有必要用勸說、威脅、懲罰、獎勵等辦法去指導、監督雇員們完成被指定的任務。原則上，泰羅的科學管理，法約爾的行政管理，韋伯的科層管理，都是建立在性惡論和X理論基礎之上的。

　　泰羅指出了工人磨洋工的兩個原因：一是人的天性趨於輕松隨便，這導致「本性磨洋工」；二是人與人之間存在錯綜復雜的思想和重重顧慮，這導致「故意磨洋工」。既然人的天性是在沒有壓力和動力的情況下就不會高度緊張地工作，為了調動他們的工作積極性，就必須在誘之以高工資的同時加之以高的工作定額。

　　法約爾把管理的要素歸納為五個：計劃、組織、指揮、協調和控製，其中每一個都是以對雇員的不信任為前提的；他所提出的十四條管理原則的針對性也是非常強的：分工、權力、紀律、統一指揮、統一指導、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報酬、集權、等級鏈（權力線）、秩序、平等、人員保持穩定、主動性、團結精神，除了「平等」、「主動性」兩條，其余都是監督和管製工人的。

　　韋伯認為科層製的基本要素有：

　　（1）實行勞動分工，明確規定每一個成員的權力和責任，並且把這些權力和責任作為正式職責而使之合法化；（2）各種公職或職位按權力等級組織起來，形成一個指揮鏈或者等級原則；（3）根據通過正式考試或者訓練和教育而獲得的技術資格來挑選組織中所有的成員；（4）所有擔任公職的人都是任命的，而不是選出的；（5）行政管理人員領取固定的「薪金」，他們是「專職的」公職人員；（6）行政管理人員不是他所管轄的那個企業的所有者；（7）行政管理人員要遵守有關他的官方職責的嚴格規則、紀律和製約。

　　韋伯認為，從純技術的觀點來看，官僚集權式行政組織能夠取得最大的效率，在精確性、穩定性、嚴格的紀律性和可靠性等方面，它比任何形式都要優越，因此，這種組織是對人進行絕對必要的控製的最合理的手段。

　　麥格雷戈是Y理論的倡導者。根據這一理論，管理不是強製、管製人，而是為雇員創造機會、釋放潛能、除去障礙、鼓勵成長、提供指導的過程，其基本任務是促使雇員們通過實現組織目標來實現個人的目標，其具體方式是：

　　（1）通過授權和委托，使人們從傳統組織製度過於緊密的束縛中解放出來，使他們能夠擁有一定程度的可以支配自己的自由和權利，並承擔一定的責任，實現自我需要；（2）通過工作範圍的拓展，能夠使得基層的員工更樂意承擔工作任務，並為他們實現社會需要和自我需要提供機會；（3）通過員工參與管理和決策，使他們在事關自己的問題上能夠發表意見，這不僅有利於員工自身的成長和發展，而且有利於把員工的創造力引向組織目標的實現；（4）通過對個人為組織目標的實現所作的貢獻進行評估，不但可以激勵員工為組織做出更大貢獻，而且能滿足員工個人的自我實現需要。

　　從Y理論出發，德魯克提出了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概念——目標管理（Management By Objectives，簡稱為MBO），它是德魯克所發明的最重要、最有影響的概念，並已成為當代管理學的重要組成部分。

　　目標管理的出發點是個人目標與組織目標的認同，而不是老板或管理方單方面地把目標強加於員工。目標管理是一種參與的、民主的、自我控製的管理製度，也是一種把個人需求與組織目標結合起來的管理製度。在這一製度下，上級與下級的關系是平等、尊重、依賴、支持，下級在承諾目標和被授權之後是自覺、自主和自治的。目標管理不是一個機械的過程，而是一個有機的過程，類似於培育和澆灌樹木。它的運行原則是通過個人的發展最終求得組織的平衡發展。就像個人與組織之間的一場愉快的婚姻一樣，個人保留了自己的尊嚴和自由，但同時要向組織履行職責。所有這些最終將有助於創造一個自由和人道的社會。德魯克因此稱目標管理為管理的哲學。德魯克認為：組織的目的是使平凡的人做出不平凡的事；組織不能依賴於天才，因為天才稀少如鳳毛麟角；考察一個組織是否優秀，要看其能否使平常人取得比他們看來所能取得的更好的績效，能否使其成員的長處都發揮出來，並利用每個人的長處來幫助其他人取得績效；組織的任務還在於使其成員的缺點相互抵消。

　　目標管理的第二步是把總目標層層分解為子目標，即通過專門設計的過程，將組織的整體目標逐級分解，轉換為各個子目標，從組織目標到經營單位目標，再到部門目標，最後到個人目標。在目標分解過程中，權、責、利三者得到明確，而且相互對稱。這些目標方向一致，環環相扣，相互配合，形成協調統一的目標體系。只有每個人員完成了自己的分目標，整個企業的總目標才有完成的希望。

　　通過自下而上與自上而下兩個向度的結合，目標管理把管理者的工作由控製下屬變成與下屬一起設定客觀標準和目標，這些共同認可的衡量標準，促使被管理者用目標和自我控製來自我管理，也就是說，由自我評估和控製，而不是由外人來評估和控製。目標管理的主要貢獻之一就是它使得我們能用自我控製的管理來代替由別人統治的管理，把客觀的需要和可能性轉化成為個人的目標，通過自我控製取得成就。這是真正的自由。

　　但是Y理論和目標管理理論顯得過於理想化，實踐起來難度太大。於是，另一些管理學家力求綜合X理論和Y理論，而提出所謂超Y理論。當代著名管理學家孔茨的觀點可以說代表這種趨勢，其要點如下：

　　（1）個人的確以自我為中心，並且始終表現出嫉妒和多疑的特性，但人們在取得成就後，也會為他人的成就而高興，並且也會經常表現出無私和甘願為他人獻身的方面；（2）個人會為滿足他們的需求而工作，但當人們接近滿足的臨界點時，他們就不再願意積極地致力於特定的勞動；（3）個人會有惰性或好逸惡勞的傾向，但如果領導者能以富有想象力的方式，利用人們的自尊、物質欲望、地位以及人性的其他許多特征而去引導和激勵他們，他們是能夠受人引導和激勵的；（4）在大多數情況下，個人要求在一定的社會環境下生活和工作，但也肯定會有因不能忍受別人的幹擾而要求在相對封閉的條件下獨自工作的情況；（5）個人只有通過組織和合作才能滿足自己的需要，因此，如果能得到超過代價的利益，他很可能接受對他的個性的不言而喻的限製；（6）沒有一般的人或相同的人，所有的個人都是不同的，而且個人本身也會在不同的時間和地點表現出不同的品質；（7）個人可能會對日常工作感到厭煩，顯得不願意負責任，但不能因此而否認他們具有應付挑戰的能力，他們非常想了解一下自己最高水平的能力到底有多大。

　　應該說，超Y理論接受了X、Y理論的合理內核，同時力求排除兩者的偏頗，是一種更為合理的理論。

　　以上介紹了幾種基於對人性的價值判斷的管理理論。當然，對人性的價值判斷也來自於一定的人性事實，正如對人性的事實判斷也一定包含了某種價值意向一樣。

　　二、對人性的事實判斷

　　對人性的事實判斷致力於對人的本然、客觀狀態的認知，但由於實際上人們很難得出一種對人性的全面的、符合人的本來樣子或真相的看法，而總是自覺不自覺、或多或少地以偏概全，把某種只具有有限真理性的觀點誇大為絕對真理，這些所謂事實判斷也就演變成為價值判斷（意識形態），其中最著名的有三種。

　　第一種是「自然—物質—生理—經濟人」理論，其正確之處在於看到了人性中自然的、物質的、生理的、經濟的方面，錯誤在於把這一方面誇大了，從而得出人是經濟動物的結論。整個古典經濟學便建立在「經濟人」假說的基礎之上。泰羅把這一觀念移植到管理學中，認為人們幹活的唯一目的，就是為了生存而掙錢，只要能夠多掙錢，工人們就會拼命地幹活。為了驅使工人們全力以赴地完成工作定額，泰羅製定了差別計件工資製，對於完成和超額完成工作定額者支付高工資，而對於達不到定額者支付低工資。用工作定額和差別計件工資製鞭策工人拼命工作，是科學管理的一條重要原理。

　　第二種是「社會—精神—心理—文化人」理論，是由行為科學學派及人際關系學派的代表人物梅奧等人提出來的。梅奧通過為期九年的霍桑實驗發現，員工的工作積極性與工作環境、勞動條件、工資報酬等等「經濟需求」沒有直接的必然的聯系，而與人們的社會性需求有著密切的關聯，由此他提出了著名的「社會人」假說：

　　（1）不能把工人看成單純的經濟人，而要看成社會人，影響工人生產積極性的因素，除了物質條件外，還有社會和心理方面的因素，這就是追求人與人之間的友情、安全感和受人尊重等等；（2）工作條件、工作報酬等不是影響工作效率的第一因素，工作效率的高低主要取決於士氣，而士氣又主要取決於上下級之間和同事之間的人際關系狀況；（3）與正式組織相伴生的還有非正式組織，這些組織是以人們的社會情感為聯結紐帶而結成的自發性群體，有其特殊的慣例、習俗和傾向性，無形地左右人們的行為。

　　根據上述觀點，梅奧認為管理者要傾聽員工的意見，建立良好的人際關系，增強工人們的安全感和歸屬感；使正式組織的經濟功能與非正式組織的社會功能保持平衡；通過提高工人的滿足度來提高士氣。

　　第三種是「多層次需求人」理論，主要指馬斯洛的需求層次論和赫茨伯格的雙因素理論。他們綜合了前面兩種觀點，又加上人的自我實現的需要，並把各種人類需要整合為一種由低到高的層級結構。

　　馬斯洛的需求層次論人所皆知，此處不再介紹。赫茨伯格對這個理論的貢獻在於，通過把它運用於企業管理研究而修正和補充了這個理論。赫茨伯格發現，公司管理中有一些因素，諸如公司政策與行政管理、監督、工作條件、人際關系、薪金、地位、職業安定和個人生活等等，只能成為不滿意的因素而不起激勵作用，換句話說，假如這些因素在工作中大量存在而且相當優越，便不致引起工人的不滿，但這類因素的存在並不能使人們在思想上產生滿意感，因而不能起到激勵作用，然而缺少它們時，必然引起不滿。因此這類因素可以稱之為「保健因素」。與此同時，研究發現，有一些與工作內容相關的因素，包括成就、賞識、工作富有挑戰性、晉升和工作中的成長等等，可以使工人產生滿意感，或者即使沒有達到滿意，也不至於產生不滿。這類因素可以稱之為「激勵因素」，因為只有這類因素才具有產生滿意感的能力。

　　馬斯洛的需要層次論與赫茨伯格的雙因素論的關系可以圖示如下：

　　https://mmbiz.qpic.cn/mmbiz_jpg/ ... _lazy=1&wx_co=1

      馬斯洛的需要層次論與赫茨伯格的雙因素論的比較馬斯洛和赫茨伯格的需求理論比較起前兩種理論還是比較全面的，但在整個人性論範圍內，它們又是片面的，因為它們沒有考慮到無數前輩思想家已經反復指出過的人性惡的方面。

　　三、性亦善亦惡論與多層次需求人理論的結合

　　本文主張把價值判斷與事實判斷結合起來、把性亦善亦惡論與多層次需求人理論結合起來，這就是本文作者曾經在《悲劇人性與悲劇人生》一書第四章中所提出的人性假說。此處圖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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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性的要素和結構

　　這個人性假說和模型比較全面地總結和概括了哲學人文社會科學的豐富成果，具有較大的解釋力，在管理學理論和管理實踐中也是比較有效的。比如，企業管理中的激勵機製，既要註重物質刺激，根據貢獻確定收入差別，也要註重精神刺激，滿足員工的自尊自主、自我實現等高級需要。再如，合理的管理製度當然在於激發人性中善的因素，尊重每個人的人格、需要、潛能，提倡公平競爭、合作互助，但鑒於人性當的確存在著諸如惰性、怒性、破壞性、侵略性等惡的因素，因此自下而上與自上而下的監督、相互監督就是不可缺少的，這樣才能防止一些員工的機會主義行為（偷奸耍滑、搭便車、吃免費午餐等等），同時也防止管理人員的專製主義行為（以權謀私、濫用權力、鐵腕統治等等）。

　　勞動與管理關系的歷史行程

　　一、從勞動與管理的直接結合到勞動與管理的分離1、原始勞動與管理的直接結合

　　原始勞動也包括組織、協調、指揮、控製的方面，不過這種活動不是由專門的、脫離勞動過程的人承擔的，而直接就是勞動過程的一部分。這倒不是說在原始勞動中就沒有領袖和權威，而是說，領袖和權威是從勞動者中自然而然地被推舉而產生的，他們本身就是最有經驗、最勇敢、最有勞動技能的勞動者；他們自始至終置身於勞動過程之中，並且也像其他勞動者一樣平等地分享勞動的成果；他們的地位和身份也不是終身不變的，其他更有經驗、更勇敢、更有勞動技能的勞動者會取代他們；自然，他們也不能獨斷專行，而要接受其他根據古老習俗和傳統而享有民主權利的勞動者的監督和製約。

　　勞動與管理的這種直接統一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是必要的和必然的。當時的人類剛剛從動物中進化而來，個體的力量很弱，往往不如個體動物，因此無法獨立生存，而只能抱成一團，以團體的力量戰勝其他更兇猛的野獸。就是個體力量最強的人也不可能獨立完成一次狩獵活動，而必須依靠他的同伴和整個團隊；另一方面，「頭兒」如果不身臨其境、身先士卒，也不可能成功地組織和指揮任何一次狩獵活動。

　　勞動與管理的這種直接統一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也是可能的和可行的。當時的勞動團隊少則幾人，多則幾十人，因此信息、知識、技能的交流和整合可以是直接的、平行的、面對面的，決策過程也比較簡單，團隊成員之間的直接協作通常就可以解決勞動過程中所碰到的問題和困難，用不著一個專門的、職業的管理機構進行高度集權的、自上而下的指揮和控製。

　　把原始勞動與原始管理的關系還原到這種歷史條件下來理解，一方面能使我們避免某種對原始民主的浪漫主義的向往，另一方面也有助於我們理解這種原始民主解體的歷史必然性。

　　2、管理與勞動的分離

　　對管理與勞動相分離的原因可以作出如下分析：

　　一是勞動分工與社會分工的客觀需要。勞動分工使得整個勞動領域演化成為一個復雜的分工和交換的體系，勞動者即直接生產者即使能夠直接控製他本人的勞動過程，也不能完全控製他的產品在市場上的交換過程。由於客觀上必須有一部分人來組織和協調社會生產，這就產生了管理與勞動的第一步分離；商人最初自發地承擔了管理的職能，後來由專門的市場管理部門和政府機構有意識地承擔宏觀經濟管理的職能。管理與勞動的第二步分離是由社會分工即投資經營活動、社會管理活動和文化生產活動從勞動中獨立出來推動的，這導致了所有權的集中，使普遍的、平等的私有製演變為特殊的、不平等的私有製，掌握大量生產資料的所有者脫離直接生產勞動而成為專門的投資經營者和管理者，而減少或失去生產資料乃至失去勞動力所有權的勞動者，自然也就失去對勞動過程的控製權和管理權，他們成為被管理者。這是勞動與管理的更為深刻的分離。

　　二是發展規模經濟的客觀需要。對於原始的小規模的勞動集體和後來的自耕農、手工業者和小商人，勞動與管理是直接統一的。但人類勞動和生產不可能永遠停留在這個層次和水平上。隨著分工和交換的發展、所有權的集中，進行大規模的生產和經營就不僅成為必要的，而且成為可能，進而成為現實。在幾百人的手工業工場和在幾個人的作坊中，對專門的和專職的管理的需要是完全不同的，而在成千上萬人的大工廠和大企業，專業的和層級化的管理更是不可缺少的。這個道理跟希臘城邦可以搞直接民主而疆域廣大的國家不可能搞直接民主是一樣的。

　　三是惡性的人性力量和社會力量的推波助瀾。一方面是管理者把客觀上需要的權威和權力的必要集中轉變為專製、獨裁和權力的壟斷化，進而又轉變為權力的終身製和世襲製，在管理者與被管理者之間挖出一條不可逾越的萬丈深溝，把管理與被管理之間的關系轉變成統治與被統治、剝削與被剝削、壓迫與被壓迫、奴役與被奴役的關系，並且以種種邪惡的手段來維持和鞏固這種關系。另一方面，在這種兩極分化的管理格局中，勞動者人性中所固有的惰性、被動性、依賴性也被強化，他們變得越來越失去自主性和獨立精神，越來越失去聯合的和自組織的能力，很多人甚至甘心情願地認同對他們的統治、剝削、壓迫和奴役，或者通過把自己變成幫兇來保全自己，這種情況又反過來使專製獨裁的管理變得牢不可破。

　　應該說，管理與勞動的分離，在合理的範圍內，使管理活動、管理知識和管理技能得到專門化的發展，從而也推動了生產勞動力和經濟的發展。但是，兩者的二元對立和對抗，既使管理的科學性和合理性大打折扣，也使勞動者方面遭受了太多的痛苦、付出了太大的代價，進而也阻礙和破壞了勞動生產力和經濟的發展。

　　二、從勞動與管理的分離到勞動與管理的重新結合就是在勞動與管理分離的歷史階段，一些促使兩者重新結合的新的需要和力量也孕育生長起來了。

　　1、勞動者的個性、個體生產力、人性水平的提高要求勞動與管理的重新統一

      20世紀以來簡單的藍領勞動向復雜的白領勞動轉化的趨勢、勞動者的個性和個體生產能力不斷提高的趨勢和勞動者的需求層次高級化的趨勢，這是勞動要求主動參與乃至主導管理過程的重要原因。正如麥克雷戈、明茨伯格、德魯克、約翰·巴德等人所反復強調的，勞動者參與管理，不僅僅是為了更加公平地分享經濟成果，而是為了捍衛勞動者作為人的人性尊嚴，為了更充分地實現其人性潛力，為了作為人、作為目的得到自由發展而不是作為達到經濟利益最大化的工具和手段茍且偷生。的確，在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勞動者的高級需要和潛能，如認識的、創造的、自主的、交往的、審美的需要和潛能，處於一種潛在的、沈睡的、被壓抑的狀態，還沒有要求得到像生理需要那樣急迫的實現，但是當基本需要的實現已經不成問題時，這些高級需要的實現和高級潛能的發揮自然就成為不可避免的了。這種歷史地成長和發展起來的需要，為人的生存提供了一種新的、歷史地形成起來的人性尊嚴，這種人性尊嚴必須在勞動、生產經營過程中得到體現。勞動參與管理正是其題中應有之義：勞動者作為主體之一、作為主人之一加入到企業合約之中，對勞動條件、勞動程序、勞動過程、勞動結果，與資方一起實行全過程的計劃、組織、協調、指揮、監督和控製。

　　2、勞動產權的確立、勞動資本化的趨勢直接要求勞動與管理的結合

      勞動與管理的分離曾經是勞動與產權分離的結果，產權的邏輯直接決定了管理的邏輯。20世紀以來，勞動產權又重新恢復和重建起來，人力資本成為重要的資本。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是僅僅按照產權與資本的邏輯，作為股東（即使是小股東）的勞動者，也理所當然有權參與企業的治理和管理，更何況個別的勞動者的股權雖然微不足道，但企業所有勞動者聯合起來的股權卻可以占到企業股權結構中很大的份量，沒有什麽經濟上、政治上、法理上、道德上正當的理由禁止雇員股東以聯合股東的身份進入股東大會和董事會，行使最高的管理權力——經營決策權、選擇專業管理層的權力和剩余分配權。

　　3、勞動與管理的二元對立所造成的效率損失要求勞動參與管理由所有者和資本方獨享管理權的最主要理由就是效率，而效率不僅僅有關所有者和資本方的利益，而且有關整個社會（包括勞動者）的利益。這就給管理與勞動的分離製造了一種來自社會公益的辯護，從而取得了某種道德合理性。這種辯護對於一時一地的情況很可能是適用的，但卻不適用於長期的、全面的歷史情況。首先，少數人的決策和管理固然具有迅速、快捷、簡便、節省成本的優勢，卻會冒管理者由於信息不靈、知識欠缺、人格缺陷等原因而導致決策失誤的風險，在這種情況下，即使多數人不能直接作出有效的決策，至少他們能提供無數有價值的創意和建議，拒絕這些寶貴的資源是一種嚴重的效率損失。其次，也是更為重要的是，由於少數人獨享管理決策權、剩余控製權和剩余索取權，而多數人處於無權地位，必定導致勞動者「關閉」自己的積極性、創造性、責任意識和奉獻精神，導致他們消極怠工，在嚴重的情況下，導致尖銳的勞資沖突，從而產生巨大的損失。第三，進一步又產生企業的負的外部性，產生一系列嚴重的社會問題，從而使整個社會的總福利遭受損失。由此觀之，從長遠來看，基於效率和社會總福利的理由對資本單方面雇傭和管理勞動的辯護是不能成立的。

　　4、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民主化進一步要求經濟民主化和產業民主化

      資產階級及其經濟學家贊成普選製、議會民主製、多黨製，贊成信仰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集會和遊行自由等等，但在社會生活中劃出了一塊非民主的領域或民主的禁地——私有財產和私有企業，理由恰好是，只有維護私有產權和私有企業的獨立經營權利，才能為政治民主提供自由的、獨立自主的公民主體，才能防止國家權力向私人領域的無限製的擴張；至於私人領域範圍內的事情，就讓這一領域的當事人自己按照自然的和人類的本性，通過自由競爭去解決：一些人獲得產權並雇傭別人工作，另一些人失去產權並受雇於人，因而前一種人管理後一種人，這是一種正常的並值得加以保護的結果和秩序，相反，用政治的或其他人為的方法平分產權和管理權，必將破壞經濟領域的自治並拆除政治民主的基礎。他們的論證是以經濟競爭必定導致產權和勞動的二元分離這一假定為不容置疑的前提的，他們的論證也割斷了經濟專製與政治專製、經濟民主與政治民主在邏輯上的連續性和一貫性，而得出經濟專製與政治民主可以兼容、結合和互補的怪論。無數歷史事實表明，工廠內的壟斷、專製和霸權，必定延伸到政治和文化領域，而更高階段的政治和文化民主，必定以經濟民主、產業民主和企業民主為基礎。這就是20世紀經濟民主化和管理民主化運動方興未艾的根本原因。

　　當然，勞動與管理的重新結合不可能恢復到原始勞動與原始管理之間的那種直接同一狀態，因為人性的水平不一樣了，個人的素質不一樣了，勞動與經濟活動的規模不一樣了，勞動的分工與協作、社會的分工與協作的復雜程度不一樣了，因此應該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尋求和創造勞動與管理相結合的新形式。

　　勞動與管理重新結合的可行模式主要有三種：參與管理、自主管理、共同管理。

　　三、資本雇傭勞動型企業的勞動者參與管理

　　資本雇傭勞動型企業的管理當然是由所有者以及代表所有者的經營者來主導的管理，但在這樣的傳統企業裏，勞動者也可以並已經在一定程度上參與企業的管理了。考慮到這類企業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還將大量存在，發展這些企業中的勞動者（職工、工人）參與管理，具有極為現實的意義。

　　勞動者參與管理已經采用的形式有：

　　1、勞資集體談判

　　指勞資雙方就工資、工時、勞動條件、福利等有關勞動權利的事項進行談判，簽訂具有法律效力的集體合同。集體談判有各種級別。在企業一級，談判在雇主與企業工會之間進行。在地方一級，談判在地方雇主組織和地方產業工會之間進行。在中央一級，談判在全國性雇主組織和全國性產業工會之間進行。雖然工會並不參加企業的日常管理，但工會與雇主簽訂的集體合同對雇主的日常管理具有強製性的約束力，因而勞動者一方已經在一定程度上參與管理了。此外，作為集體談判的前提條件之一，工會享有對企業相關信息的知情權。

　　2、工人委員會

　　歐洲許多國家的企業都有工人委員會，並且得到法律的保護。工人委員會對工資標準、工作時間安排、在職培訓、休假等有關勞動權益的問題享有參與決定權，對工人雇傭、調遣、解雇等有關人事的問題，對企業生產、財務、銷售、利潤分配等有關經營的問題，享有知情權、討論權和建議權。

　　3、基於雇員持股的雇員董事

　　在實行雇員持股的企業，雇員股東有權選舉自己的代表進入企業董事會，代表雇員股東參與企業重大事務和問題的決策。

　　4、合理化建議

　　很多企業鼓勵雇員就企業多方面的事務和問題提出建議，對其建議被采納並且產生經濟效益的員工，企業予以一定的經濟獎勵和精神獎勵。日本企業在這方面做得比較好。

　　5、班組或小群自主管理

　　很多企業鼓勵雇員在班組以及進行自主管理，或者建立技術革新小組、質量管理小組等小型團隊，他們圍繞一定的目標和任務進行工作，在一定範圍或一定時間內享有比較充分的自主權。

　　所有這些形式當然都沒有觸動資本方的決策權和最高管理權，但畢竟是勞動者獲得了一定程度和一定範圍的參與管理權，比赤裸裸的資本專製要文明得多。此外，沒有參與管理上的長期的積累和訓練，勞動者也不可能一下子就跳躍到更高的管理臺階和水平之上。應該說，參與管理是勞動與管理重新結合的最初的也是必要的步驟。從發展的觀點看，參與管理經歷了偽參與（pseudo participation）、部分參與（partial participation）和完全參與（pull participation）三個階段，而完全參與是較高層次的參與，雇主在勞動、人事、經營各方面的決策，都要征得雇員的同意才能通過並生效。這實際上已經不只是一種參與，而是共同決定（joint determination）了。

　　四、勞動雇傭資本型企業的勞動者自主管理

　　勞動雇傭資本的企業的治理機製和管理製度，自然而然就是勞動者的自治或職工民主管理。歷史上出現過合作社、工人自治企業、雇員控股企業，與此同時也出現了相應的勞動者自主管理模式。

　　1、合作製的思想和實踐

　　合作製是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生長起來的，是以勞動合作為主，資本合作為輔，勞動支配資本的一種企業製度，是建立在勞動者個人所有權基礎上的一種共同所有製。

　　合作思想產生於19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其主要倡導者是英國的歐文和法國的付立葉、聖西門。他們認為，公共村社和生產合作是理想社會產生的基礎和先決條件，是每個人的才能都得到充分發揮的基礎和先決條件。早期的典型合作實踐有歐文的「新協和」合作計劃、付立葉的門徒孔西得朗的合作居民區和羅虛戴爾公平先鋒社。羅虛戴爾公平先鋒社是英國曼徹斯特附近的羅虛戴爾鎮28個紡織工人於1844年組建的消費合作社，其運作原則主要有自籌股金、一人一票、利潤按交易額或股金比例分配。

　　合作社是典型的強調公平的民間組織，特別適合於抵抗市場沖擊能力較弱的產業，因此，農業成為合作製發展最廣泛而持久的產業。現代西方合作社主要有三類，一是以農民為主的農業合作社，二是以工人為主的勞動合作社，三是以城鄉居民為主的消費合作社。

　　2、前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企業

　　前南斯拉夫是唯一一個實踐馬克思的「自由人聯合體」和社會所有製思想的社會主義國家。南斯拉夫的《憲法》、《工人自治法》、《企業管理基本法》、《國民經濟計劃法》，廢止了國家所有製和國家計劃經濟體製，使企業成為由勞動者集體占有生產資料、集體享有勞動成果的自治企業。

　　在前南斯拉夫自治企業中，工人直接與生產資料相結合、直接控製企業、直接享有企業的利潤，國家只以投資收益和稅收的形式參與分配。作為原始投資的國家在向企業註入創業資本後，企業資本的實際占有權和經營使用權轉歸企業的工人委員會。企業必須實現資本的保值增值，如果嚴重虧損，則由國家接收，進行關閉或重組。企業全體工人選舉產生工人委員會作為企業權力機構；由工人委員會選舉生產管理委員會，處理日常經營事務。

　　應該說，前南斯拉夫的自治企業製度是公有製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的一種有益嘗試，激發了企業和勞動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曾一度改變了國家所有製和國有企業的低效率狀況。　  3、工人管理的市場經濟理論實行雇員持股計劃（ESOP）以來，在美國出現了一些雇員持股達到控股程度乃至雇員獲得全部股權的企業。針對這種情況，美國康奈爾大學的經濟學教授範尼克發表了《工人管理的市場經濟通論》，系統地提出了工人管理企業的思想。範尼克的勞動管理型經濟模型具有如下特征：

　　（1）企業全體工人平等地參與企業管理，按一人一票的原則，選舉產生工人委員會、行政管理機構和企業經理；工人委員會是企業最高權力機構，擁有最高的控製權。

　　（2）企業全體成員共同分享利潤，這種分享對同等強度和質量的勞動是平等的，由一個民主的一致同意的分配方案來分配，純粹的資本所有者只擁有一份稀缺價格的享用權，相當於獲得一筆租賃資本的租金。支付資本租金後的企業利潤，一部分直接分配給工人，另一部分作為籌備金，是企業全體成員的集體帳戶，每個成員憑各自的貢獻，以利息的形式享有集體帳戶中資金的增值。

　　（3）企業成員有就業自由。企業擁有對工人的雇傭、解雇的權力，工人在企業的地位完全取決於他對該組織的貢獻；工人也有擇業權，可自由選擇工作崗位，並按勞取酬。

　　範尼克認為，在這種工人管理的市場經濟中，企業發展的動力不再是資本對利潤的無休止的追求，也不再是上層經理人員對私利的貪婪，更不是對計劃指令的純粹的服從。企業的動力真正來自個人利益與企業整體的結合，企業持續的高效率來自於個人與集體的協調統一。同時，由於利潤的內部化，形成成員的自我約束機製和命運共同體。

　　4、勞動自主管理的優點和局限性

　　合作製等勞動自主管理型企業是一種勞動支配資本、以勞動聯合為主資本聯合為輔的企業製度，這種製度消除了物對人的統治，使勞動者成為企業的主人，無疑是一種巨大的歷史進步。

　　但是，勞動自主管理型企業也具有內在的局限性：

　　（1）勞動自主管理型企業以按勞分配為主，限製資本所有者和出資人的利潤要求，因此，大大地降低了資本所有者和出資人的投資積極性，使企業很難獲得進一步發展所需要的外部資本，而只能靠企業本身緩慢地積累來擴大生產規模，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難以與資本主導型企業進行有力的競爭。

　　（2）勞動自主管理型企業一般都帶有平均主義性質和福利性質，因為參加合作企業的成員所投的股金的差別受到嚴格限製，按資分紅水平很低，企業成員的收益主要不取決於其擁有的資本，而取決於其勞動的貢獻，而勞動貢獻又取決於個人的思想道德素質，這就很容易產生部分人「吃大鍋飯」、「搭便車」的現象，影響能力強貢獻大的勞動者的積極性。

　　（3）勞動自主管理型企業的生產目的是為成員服務，而不以追求利潤為目的，因此，缺乏強烈的擴張沖動，很難向規模經營發展。

　　（4）勞動自主管理型企業遵循自願原則，既可自由加入，也可自由退出，使企業資本很難成為一種具有不可分割性質的法人資本，限製資本規模的保持和發展。而如果采取強製原則，不準自由退出，又會使許多人不願進入。因此，它們處在一種進退兩難的境地。

　　（5）有的勞動自主管理型企業的合作的性質更強，不以資本合作為條件，即不以個人所有權為基礎，而實行勞動集體對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如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和中國50年代的農村高級合作社，這種集體所有製具有產權模糊的特點，個人利益沒有得到產權界定，更容易產生平均主義和短期行為，高分配、低積累，無人對企業的保值增值負明確的責任，沒有強大的自我約束，使企業發展失去後勁。

　　（6）勞動自主管理型企業采取一人一票的民主管理和決策機製，這對於小企業是適用的，但對於規模較大的企業，造成決策成本高、效率低，難以抓住商業機會；同時，由於縱向管理體系等級多，監督成本就高，而一旦監督失效，又容易造成嚴重的官僚主義。因此，勞動自主管理型企業很難與規模經濟相容。

　　勞動自主管理型企業製度的局限性，使它大多只能適用於小企業或市場競爭較弱的行業，而不適用於大企業和市場競爭較強的行業，這使得它很難與以資本聯合為主的股份製相抗衡。這就是為什麽股份公司成為一種主導的企業製度，而勞動自主管理型企業則處境危艱，很難有較大的發展。

　　可以說，勞動自主管理型企業得以大規模發展的歷史條件仍不具備：

　　第一，雖然資本與勞動的力量對比已有很大的改變，資本地位相對降低，而勞動地位相對提高，但是，到目前為止，由於在世界範圍內，物質財富和物質資源相對於人類欲望和需要的滿足，仍處在短缺和匱乏狀態，因而資本對勞動，仍然處在相對優勢的地位，以資本主導的企業製度，仍然在很大程度上適合於現階段的生產力水平。嚴格地說，典型的合作製和勞動自主管理，只有在兩種情況下才是適用的：一是在生產力極端低下，比如在原始社會，人們不得不以原始合作製、原始公社的方式來進行生產和分配，否則，人類就會被自然界各個擊破，連生存下來都不可能；二是在生產力高度發展、資本充裕，物質財富充分湧流的情況下，對資本、對生產資料所有權的爭奪已沒有必要，勞動對資本的完全控製才能實現。在這兩者之間的漫長歷史階段，對資本主導型的企業製度的主要替代模式，只能是勞動與資本相互雇傭和勞動與資本共同決定，而勞動主導型的合作製則只能在某些行業和領域以有限的規模存在。

　　第二，雖然世界經濟已越來越社會化和一體化，但市場經濟仍然是一種最有效的資源配置方式，而市場經濟中，企業之間必然存在激烈的競爭。很顯然，勞動自主管理型企業由於存在上述種種局限性，很難在市場經濟中得以大規模的發展。勞動自主管理型企業要突破自身的局限性，在市場經濟下得到擴大和發展，就必然會改變自身的性質，而轉化為股份公司。這就是為什麽股份製和股份合作製會成為主導的經濟體製，而純粹的合作製只能作為某種補充而存在和發展。

　　五、資本與勞動相互雇傭型企業的勞資共同管理在股份製和股份合作製企業中，適合於實行勞動產權與資本產權的結合、勞動與資本相互雇傭和勞資共決。德國和日本已經在這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

　　1、德國的共決製

　　共決製是德國社會市場經濟模式的重要內容和標誌性特征，其宗旨是通過職工參加企業管理來協調勞資關系，特別是保障職工的合法權益。德國有關法律規定，職工人數在5人以上，且其中3人擁有（職工代表）被選舉權資格（年滿18歲和在本企業工作滿6個月）的企業，都需設立包括職工代表的監事會（相當於其他國家的企業董事會；德國企業董事會則相當於其他國家的企業經理層）。監事會成員分別由企業股東大會和工人委員會選舉產生。監事會主要職責是任命董事會成員，並監督董事會執行業務。按照1976年頒布的《共同決定法》的規定，凡職工人數在2000人以上的企業，監事會中必須有半數職工代表。監事會內的職工監事，與資方監事一起，不僅就直接涉及職工切身利益的事務（如工時、報酬、休假、勞動保護、職工培訓等問題），而且就整個企業的經營和發展，共同作出決定。當然，為了打破可能出現的投票僵局，法律賦予由資方或股東代表擔任的監事會主席最後一票的表決權。

　　應該說，德國社會市場經濟和勞資共決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西德在戰後很快就崛起為經濟強國並順利實現了與東德的統一就是明證。但共決製還存在許多問題有待解決的問題，因而遭到來自資方和勞方兩方面的批評。經濟學家們認為，勞資共決損害了產權和經濟效率，因為它違反了決策與風險、風險與報酬一致的原則：成功決策的好處由勞資雙方共享，而失敗決策的損失由股東單方面承擔，這樣便降低了股東的積極性，增加了股票資本的成本，結果使資本流向非共同決定製企業；與此同時，雇員參與投資和經營決策時，天生就具有使短期收入最大化而不是使企業長期價值最大化的沖動，從而降低了企業的競爭力。

　　另一方面，從勞動角度來看，共決製也是不充分的，這不僅體現在代表股東權利的監事會主席的最終決定權上，不僅表現在2000人以下企業職工監事處於少數派地位上，更重要的是勞動者的共同決定權缺乏產權基礎，也就是說，勞動者的管理權不是建立在勞動產權的基礎之上的，或者說，不是來自於產權和經濟發展本身的、內在的發展要求，而是來自於政治上對平等和防止勞資沖突的考慮，並且通過法律強製實施的。這是以集體勞權的形式取得的與產權在法律上的平等，而不是勞動與產權的內在的結合，不利於投資者依照資本本身的邏輯接納勞動者參加管理，也不利於勞動者以產權主體的身份與其他非勞動股東共擔風險、共謀發展，從而不利於勞資合作向更高水平發展並建立真正的勞資利益共同體。本文認為，應當把美國式的、基於個人主義和私有產權的雇員持股製度引進德國式的、基於集體主義和集體勞權的勞資共決製度，締造勞資共決的產權基礎。

　　2、日本的勞資合作管理

　　日本的主流企業製度可以說是股東一元化控製模式與勞動者管理企業模式的混合物，是股東主權與從業員主權的統一，是金融利益和從業員利益的加權和。企業被看作是股東、從業員、銀行、關聯企業等各種利害相關者的組織體。戰後日本的經濟民主化削弱了財閥實力，分散了所有權，使股東對企業經營的影響力大幅度降低，而從業員和經營者的發言權大大增加。與歐美企業明確劃分經營者和勞動者兩個階層不同，日本企業的經營者或從業員是一個統一的概念，是一個統一的團隊或整體，每一個正式職工不僅可以在基層獲得自主管理的權利，而且通過終身雇傭製和年功序列製，都有平等的機會上升到較高的管理層級。日本企業的管理層當然也要對股東負責，但是，各級管理者，包括董事長和總經理，並不是由股東大會任命的，而是從從業員中經過年功序列階梯晉升上來的，他們也要代表從業員的利益，因此，管理層帶有濃厚的職工集團代表者的色彩。最為有趣的是，在日本企業內部，經營管理人員也都是企業內工會的成員，而且大多數還是工會組織的領導人，他們經過多年的磨煉，成為企業中出類拔萃的人才，然後被推舉到經營管理階層。

　　日本經濟學家伊丹敬之說明了從業者主權的形成原因。他認為，長期在企業工作並獲得本企業特有的知識、文化和信息的職員，是企業最稀缺的資源，有能力對企業的基本的、重要的問題作出決策。同時，股東（資本所有者）可以通過資本市場進行多樣化的投資組合，或「用腳投票」一走了之，分散或轉移風險，而「從業員」與企業結成了息息相關的合約，並投入了大量專用性「人力資本」，與企業形成了命運共同體，難以轉移風險。因此，從業員合乎邏輯地應當在企業中享有主權。股東的權益應表現為股權的收益，而從業員則應實際控製企業，並因此而獲得相應的利潤。

　　日本經濟學家加護野忠男和小林孝雄從另一個角度論證了從業員主權：從業員從兩個方面在企業中作了「資源抵押」。一方面，他們以隱形出資方式押出其人力資源。所謂隱形出資，即長期在企業工作的員工，在相當長時期內只獲得低於其勞動貢獻的工資，未支付的部分包涵在企業利潤中，逐步積累起來，一旦他們退出企業，就會面臨重大損失。另一方面，在長期的工作過程中，從業員自覺鉆研業務技術，不索取任何報酬，這些學習成果作為企業的特異能力積存在個人身上，這種特異能力很難在企業外部得到充分評價，但對本企業確是稀缺的財富，因為它是一種難以進入市場交易的對本企業的資源押出，如果這些從業員退出本企業，不僅是他們自己的損失，而且也是企業極大的損失。由於上述兩種資源抵押，使從業員與企業形成命運共同體，因此，從業員有資格取得企業的實際所有權和控製權。

　　股東主權和從業員主權的結合，使日本企業成為一個緊密的利益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這一點尤其表現在經濟衰退和企業危急之時。按照傳統的資本主權和勞資對立邏輯，在這種情況下大批解雇員工是再正常不過的事了，但在日本企業或威廉·大內所說的Z型企業內，可以通過分擔不幸來避免解雇：「股東可以通過在一年中少分紅利或甚至承擔輕微損失來分擔損失。作為補償，一支有高度責任心和經驗豐富的雇員隊伍，將在以後的年代中回報他們以巨額利潤。同樣，各級雇員可以通過縮短工作周和少得工資、放棄津貼，以及暫時從事他們不感興趣的工作來分擔不幸。」這樣的企業不僅雇用最穩定，自願離職率最低，而且因為擁有產業中最有經驗的勞動力，而成為成長率和利潤率最高的公司。

　　追求利潤仍然是日本企業的主要目標，只不過利潤不是由股東獨享，依據企業的經營成績，通過較高工資、獎金、退職金、企業住宅、保健設施、交際費等等形式，從業員也在廣義的企業利潤中獲得自己的一份：日本的大企業是采取把利潤按一定比率分給股東之後，將剩余部分加上工資分配給社員（正式從業員）的方式，以追求公司社員人均收入最大化為目標來決定產品的產出量和資本、勞動的投入量。由於終身雇傭、年功序列和利潤分享等等機製的協同作用，企業成為從業員托付終生之所和根本利益所在，因此他們雖然掌握了經營決策權，卻不會用之於追求短期薪金收入的最大化，而會用之於追求長期利潤的最大化。另一方面，由於企業股票價格不斷上漲，股東獲益良多，他們也就不再幹預企業經營管理過程，而且也同意從業員分享企業利潤。

　　誠然，日本的企業管理還存在諸多亟待解決的問題，但日本企業的實踐提供給人們最寶貴的啟示是，原來所謂管理不僅僅是所有者、股東、資本方面的權利和責任，而且也可以是並且應該是勞動者、工人、雇員的權利和責任，進一步說，管理可以並且應該是資本與勞動的合作、互補與共同成長。

　　論科學管理與人本管理的對立統一

　　一、科學管理與人本管理的對立

　　比較科學主義與人本主義兩種管理理論和實踐，可以發現它們在以下方面表現出明顯的對立：

　　1、以物為本與以人為本

　　科學管理以物質財富的生產和增值為中心、本位、根本、目的和宗旨，人只是這個過程中的一個生產要素，只是實現提高效率和質量、增加產量和利潤這些目標的工具和手段，至於人本身主體性和創造潛能的實現，只能嚴格限製在物質資料生產所要求的範圍內。人本管理則把人作為管理活動的中心、本位、根本、目的和宗旨，物質資料生產的效率、質量、產量和利潤的增加和提高，則是實現人本身的發展的手段。人本管理是從人出發的管理、為了人的管理、依賴人的管理、以合乎人性的方式進行的管理和以員工為評價主體的管理。早在1945年，密歇根大學社會研究院的一項實驗研究就表明，「以職工為中心的領導方式」配合以比較「一般」而不是「嚴密」的監督，能獲得比「以生產為中心的領導方式」更高的生產力、更強的團體團結性、更高的士氣、更少的工人不安以及更低的的工人離職率。管理學家裏斯曼把泰羅時期叫做「考慮工作的」時代，而把梅奧時期叫做「考慮人的」時代。

　　2、壓製個性與解放個性

　　科學管理，不管是泰羅、法約爾，還是韋伯，強調的是專業化、標準化、職能化、定量化，為此要求工人無條件地遵守紀律、規則、程序和製度，整個企業成為一部精心設計的、精良的機器，而人只是其中的一個零部件，從而否定了工人在工作中的自主性和自決權，使他們被迫為了爭得一份工資而從事單調、枯燥、沈悶、無聊、令人厭煩的工作，如果說他們也得到一定發展的話，那也是一種畸形的發展。人本管理則充分尊重人的個性、自主性和創造性，通過主動參與管理、對整個工作流程的了解、工作的擴大化和豐富化、崗位的輪換、工作小組的自主決策和合作、新知識和新技能的不斷培訓等等，消除工作過程對個性的異化性質，使工作成為自我實現的過程。

　　3、崇尚效率和利潤與追求平等和民主

　　科學管理提倡「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完全受利潤意識形態的支配，追求利潤的最大化。為了更好地實現這一目的，科學管理也反對對工人敲骨吸髓，不再主張以延長勞動時間和增加勞動強度的方法榨取工人的絕對剩余價值，轉而通過動作研究和程序設計，通過提高勞動效率、節省多余的動作、降低身體疲勞等等來獲得更多的相對剩余價值，在雇主獲得更多利潤的前提下，也讓工人的工資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這就是泰羅反復呼籲和強調的「精神革命」和「勞資合作」的實質。人本管理反對利潤至上主義，也反對針對利潤最大化而提出的工資最大化，而追求勞資關系和工作場所中的平等和民主，包括利潤分享、參與管理和人的全面發展。約翰·巴德不是僅僅從經濟學的角度，不是從效率的要求出發，而是從道德哲學、宗教、人本主義心理學和政治哲學等角度來論證發言權（參與權）和公正的，他認為它們來自生命權與勞動權等基本人權，來自人性尊嚴，來自政治民主的要求，來自人的自我發展和自我實現的要求，本身就具有目的的意義。

　　4、主張懲罰和獎賞與主張激勵和自我激勵

　　在勞動動力、工作動機問題上，科學管理運用的是「大棒加胡蘿蔔」，一方面以扣發工資、處分、降職、解雇等強製性措施相威脅，另一方面又以提薪、發獎金、晉級等恩惠性措施相誘導和吸引，從兩方面驅使工人更多地付出努力，形構和塑造工人的忠誠和職業道德。如果說這也是一種激勵機製的話，那麽它完全是建立在勞動者是天性懶惰、好逸惡勞、只追求眼前物質利益等假定之上的，這與其說是一種激勵，不如說是一種壓抑，即把人局限和關閉在經濟動物的水平上。與懲罰和獎賞這種自上而下的、來自他者的、外鑠的動力機製不同，人本管理主張基於人本身的自我發展和自我實現的激勵和自我激勵機製，這不是由一種外在的權威給定某種現成之物去吸引人，而是創造寬松的環境和可能性空間，讓人們自己去發展自己的個性和才能，並通過人們之間的自覺認同和合作創造出屬於他們自己的組織形式。最終，來自他人的激勵被每個人的自我激勵所取代。

　　5、強調訓誡和控製與強調自律和自我控製

　　在約束和監督機製的設計方面，科學管理強調用規章製度、紀律和責任不斷地去訓誡和控製工人，它也不得不這樣做，因為所謂企業目標或組織目標不是從工人個人目標中產生出來的，只是所有者、經營者和管理者個人目標的企業化和組織化，而不同時也是工人的個人目標的企業化和組織化。為了使這些外在的目標變成工人自己內在的目標，只有實行工廠專製或嚴格的企業等級製度。人本管理則強調自律和自我控製：既然企業目標與工人的目標是一致的，既然工人的自由和權利得到了保障，那麽當然，他們也會具有相應的責任和義務意識，這實際上也是一種相當強硬的約束，因為不負責任和不盡義務的行為必將毀掉所有的自由和權利。工人們彼此之間出於自覺的相互監督的效力遠遠高於管理者單方面對工人的監督的效力，而每個人的自我監督和自我控製乃是一種最高的監督和控製。

　　6、基於人性惡和人的低級需要的假設與基於人性善和人的高級需要的假設科學管理的基本人性假定是人性惡，並且人受物質需要等低級需要的支配，工作的主要動機就是掙錢，因此管理的任務就是把工人導向多掙錢的軌道——如果他們願意，就獎勵他們，如果他們不願意，就逼迫他們。科學管理相信，通過引導工人與所有者、經營者、管理者一起追求高效率（以最少投入獲得最大產出）和高效益（以最低成本獲得最高收益），工人也能實現工資的最大化，同時也能成為勤奮的、能幹的、體面的、道德的、文明的公民。人本管理則基於人性善和人的高級需要的假定之上，認為人在本質上是好的，使人變壞的是環境和社會製度；人身上賦有無限的創造潛能，好的管理應該使之得到自由的實現；人們工作不僅為了掙錢，更重要的是要實現自己的價值和尊嚴；管理的最高目標就是創造條件使「管理」成為「不管理」、使自上而下的他律和他治成為自下而上的自律和自治、使自外而內的被組織成為自內而外的自組織，把管理與被管理的過程變成所有參與者共同管理的過程，變成自由、自主、自治、自我指導、自我激勵、自我協調、自我控製、自我實現的過程。

　　科學主義與人本主義看起來是水火不容的，但細究起來，兩者的絕對對立是不能成立的，而相互補充乃至相互融合倒是非常必要而且也是完全可能的。

　　二、科學管理向人本管理轉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科學管理是在特定歷史時期形成的，那時資本主義已從早期發展階段進入中期發展階段，原來那種基於資本家個人經驗和個人意誌的、粗暴而笨拙地榨取工人絕對剩余價值的管理辦法開始過時了，於是轉向一種更為科學、更有效率、更加標準化和理性化、更為製度化和程序化的管理辦法。不過，這種管理仍然是以資本雇傭和統治勞動為前提、基礎和基本原則的。「科學管理」相對於早期管理是科學的，但如果說科學在本質上意味著全面性，那麽這種建立在資本雇傭勞動的片面邏輯基礎上的管理又是不科學的，應當向一種更科學的即更符合變化著的人性的全面性的管理轉化。比如，這種管理雖然可以獲得更多更高的產出，工人也沒有以前疲勞而且獲得了更高的收入，但是，由於計劃、思考、想象的功能從工人的動作、行為和執行功能中分離出去了，最後導致工人的怠工、故意破壞和限製產量，以及對「效率人」、工業工程師的不信任和仇恨。關鍵在於，科學管理只是把人當作工具和手段，而不是具有個性的完整的人，正如管理學家哈羅德·萊維特所說的：「事實上，人們無法做到一上班就擺脫他們的個性，擺脫他們的個人目標和利益……組織必須以某種方式處理工作滿足感問題，而不能回避。組織必須正視這個事實，即每天來工作的是完整的人，而不是他們的手或腿。」此外，科學管理隱含著一種關於人性的二元論，它預設了管理者的全知、全善和全能，把管理者當作一種完全在本性上不同於被管理者的特殊人類，或者說像神一樣的族類，由他們來保證管理的科學和公正，經驗表明，這是完全不可信的。即使是泰羅所設想的那種仁慈的、照顧工人利益的專製，仍然是一種專製，仍然帶有專製所不可避免的強權性、任意性、非社會性和反人類性，這種工廠內的專製政體顯然與全球民主化浪潮背道而馳，工業民主化、產業民主化、經濟民主化勢在必行，不可阻擋。

　　科學管理轉向人本管理又是完全可能的。且不說實行人本管理的種種經濟、政治、文化和人性條件正在形成，就是科學管理的原理本身中也蘊含著人本管理的可能性。我們以泰羅的科學管理思想為例來說明一點。

　　首先，泰羅認為：「管理的主要目的應是在確保每一個雇主獲得最大限度的財富的同時也確保每一個雇員獲得最大限度的利益。」他主張的是共同得益，主張通過長期增長來保證雙方的得益，主張一種合作博弈而不是非合作博弈。

　　第二，泰羅所提倡的科學管理的基本原則和主要因素中包含合理的成分：「構成科學管理的不是任何一個因素，而是各種因素組成的整體。科學管理可以簡單地概括為：它是科學，而不是單憑經驗行事的方法；它提倡合作，而不是不和；它要求最大的產出，而不是受了限製的產出；它培養每個人發揮他的最大的效能和獲得最多的財富。」第三，泰羅反復說明科學管理的實質是一場心理革命：科學管理不僅僅是提高效率的方法，不僅僅是一種計算成本的新製度、計件工作製和獎金製度、工時研究和動作研究、職能工長製——所有這些都只是科學管理的輔助手段而不是其實質；科學管理在實質上包含著要求工人和管理者同時進行一場全面的心理革命，「就是雙方把註意力從被視為最重要的分配剩余的問題上移開，而共同把註意力轉向增加剩余上，一直到剩余大大增加，以致沒有必要就如何分配剩余的問題進行爭吵為止。他們會看到，當他們不再相互敵視，而是肩並肩地向同一方向邁進時，通過他們共同的努力所創造的剩余額多得簡直令人目瞪口呆。他們雙方都會認識到，當他們以友好合作和互相幫助來代替對抗和鬥爭時，他們就能共同使剩余額猛增，以致工人工資就有大大增加的充分余地，製造商的利潤也會大大增加。」泰羅的這一思想被泰羅協會所接受，在它成立不久後提出的科學管理的13項目標或原則中，已經吸收了一部分人本管理的要求：（1）企業的永續成長；（2）職工的持續就業和賺錢機會；（3）減少浪費，收益由勞資雙方共享；（4）提高工人生活水平；（5）通過增加工人收入保證工人有更幸福的家庭和社會生活；（6）工作條件是健康的和令人愉快的；（7）用科學方法分析工作，對工人進行選擇、培養、安排、調動和提升，保證人盡其才；（8）負責對工人訓練和指導，保證工人有機會培養出更高能力並提升到更高位置；（9）讓工人了解自己的工作與一般的工作計劃和方法，培養自信心、自尊心；（10）通過對計劃和方法的理解以及橫向的和縱向的自由接觸，在工人中培養出自我實現精神；（11）通過恰當的工作行為來培養工人的品格；（12）在工資待遇和其他方面消除歧視；（13）消除環境中令人不快的因素，促進相互了解、容忍和團結協作的精神。

　　應該說，泰羅的科學管理是在傳統的資本雇傭勞動的單向邏輯下所能達到的最高理論成就，雖然在當時是不可能實現的，但勞資合作這一基本理念是應該繼承和發展的。

　　三、人本管理應當繼承科學管理的合理內核

　　有些主張人本主義的管理學者，把人本管理與科學管理全面對立起來。由於割斷了這兩種管理的內在聯系，於是科學管理便變得惡魔化和不堪回首，而人本管理則變得天使化和類似於烏托邦幻想。這是對兩種管理的關系的誤解。實際上，如果人本管理要比科學管理更加人性化和人道化，那麽它就應該更加符合全面的人性，也就是說，它應該比科學管理更加科學，因此它就不能拋棄科學管理已經取得的合理成果，否則它就會成為某種不科學、非科學、反科學的東西。現在回過頭來看科學管理，至少其中有兩個方面的因素是值得人本管理吸收的：

　　一個方面是，雖然科學管理誇大了人性當中的劣根性，尤其是它貶低了勞動者和工人的人性尊嚴，但我們也必須承認，任何人，包括勞動者和工人，都具有陰暗的和惡劣的人性因素，諸如偷懶取巧、好逸惡勞、搭便車、損人利己、貪婪、妒忌、不負責任、逃避自由等等（經濟學稱之為「敗德」和「機會主義」），即使是在勞動者掌握了經營管理權的工人自治型企業裏，再往前追溯一點，即使在由親人組成的家庭生產和生活中，也是經常可以看到的。對於普遍存在於人性中的這些惡的因素應該怎麽辦呢？放任自流肯定是不行的，依據神聖的上帝意誌、天意之類外在的戒律加以嚴厲的壓製，效果並不顯著（因為神明的力量究竟是虛幻的），而且往往副作用大於正作用。經過幾千年的社會實踐，人們發現由人類自己製定的製度和規則比較能夠有效地抑惡揚善，這些製度和規則包括激勵/獎賞機製和監督/懲罰機製兩大類，其中前者側重於揚善，而後者側重於抑惡。我們不能說歷史上所有的製度和法律都很好地履行了抑惡揚善的功能，我們甚至知道有些製度和法律發揮了抑善揚惡的功能，但我們總歸承認它們部分地履行了抑惡揚善的功能，至少有它們比無政府、無製度、無法律、無規則的混亂狀況要好。正是在這一點上，科學管理在社會製度、經濟製度、企業製度的發展過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雖然不能夠做到全面的抑惡揚善，但卻做到了部分的抑惡揚善。人本管理所要做的是，去掉科學管理中不合理的、抑善揚惡的成分，進一步發展其中合理的、抑惡揚善的成分，使之能夠推動人性的更高的進化和進步。人本管理也要製度化、規則化、程序化，也要預防、監督、懲治人性惡的表現，也要褒揚、激勵、獎賞人性善的表現，只不過它要把對被管理者單向的激勵和監督變成管理者與被管理者之間雙向的激勵和監督。人本管理當然要讓好人、能人、「君子」能夠充分地發揮自己的潛能和價值，但也要防止壞人、庸人、「小人」利用人本管理的寬容、開放、自由而搭便車、揩油、吃免費午餐或者以鄰為壑、損人利己。

　　另一方面是，科學管理所面對和解決的一些問題，是與特定經濟製度和社會製度無關的，毋寧說，任何一種經濟製度和社會製度都要面對和解決這些問題。比如人的勞動的節奏、動作的協調配合、人與人的分工和協作、人機系統中人所承擔的職能與人的本性的矛盾、在集體生產中集中指揮的權威和個人自由的矛盾、層級管理的必要性和有效性與平等和參與的矛盾，等等，科學管理流派對它們進行了認真的研究，並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其中泰羅的工時研究和動作研究最為有名。所謂工時研究，就是對完成一件工作應該用的時間進行精心的研究，為此要對工人的每一個動作進行分析，在分析的基礎上進行有效的整合、建設和重新安排。在「分析階段」，每一件工作都將被分成盡可能多的簡單的基本動作，然後把無用的動作去掉，通過對最熟練工人的每一個操作動作的觀察，選擇出每一基本動作的最快和最好的方法，並且把每一基本動作的時間測量和記錄下來，在所記錄的時間的基礎上，還要加上不可避免的耽擱和停頓、因為「沒有經驗」而損耗的時間以及休息的間歇。在建設（綜合）階段，要建立基本動作和時間的檔案材料，盡可能把它們用於其他工作，此外，還要考慮對工具、機器、原料和方法等的改進，以及使與任務有關的所有要素都最終實現標準化。運用泰羅的研究成果，工人們能夠花較少的力氣而生產出更多的產品，並因此而得到更多的工資。

　　值得指出的是，泰羅在根據工時研究和動作研究而製定工作定額時所遵守的一條原則是，要求每一個工人在不損害健康的情況下生產出他自己級別中頭等工人所能生產的最高數量的產品，這不是根據頭等工人的突擊勞動或緊張勞動來製定的，而是根據頭等工人能夠連續勞動多年而又不損害其健康的進度和速度來製定的，達到這個標準的工人除獲得平均工資之外，還可獲得相當於平均工資30%—100%的獎勵。泰羅不支持雇主們以最便宜的價格購買勞動力和盡可能少地支付工資的做法，也不支持工人們想以最少的勞動來換取他所能獲得的全部東西的願望，相反，他主張給頭等工人以高工資從而激勵他們在標準的和高效率的條件下花同過去一樣的力氣而生產更多的產品。即使在今天看起來，泰羅的研究仍然是很有價值的；無論如何，以最節約的辦法生產最多，對於雇主和雇員來說都是兩全其美的選擇，我們有什麽理由拒絕這一研究成果呢？

　　四、科學的人本管理和人本的科學管理

　　科學人本主義管理就是要把科學管理與人本管理結合起來，消除兩者的片面性，從而實現科學的人本管理與人本的科學管理。經驗表明，不以人為本的科學管理固然可收一時之功效，久而久之會導致工人的積極的或消極的抵製，最終導致更大的效率損失，而不講科學的人本管理必然流於浪漫主義的花架子，其效率最終還不如片面的科學管理，而失去效率的管理是沒有可持續性的。那麽，怎樣才能實現科學管理與人本管理的結合呢？必須在管理理念和管理技術兩個層面進行艱苦的探索。

　　在管理理念層面，要把性惡與性善、低級需要與高級需要、個性約束與個性解放、責任與自由、義務與權利、效率與民主、外部激勵與自我激勵、外在控製與自我控製等等具有一定沖突的價值、目標和觀念有機地、動態地結合起來。所謂有機地結合，不是把兩者簡單地並列或雜糅在一起，而是要揚長避短、相互補充、實現雙贏。所謂動態地結合，是指這種結合沒有一個固定的標本，而是歷史地變化和發展的。總的來說，上述矛盾的前一方面曾經在歷史上占據主導地位，現在後一方面的力量已經崛起了，而且整個人類歷史都朝著後一方面越來越占據主導地位的方向發展。

　　在管理技術層面，要根據上述理念設計、創造具體的、可行的、有效的管理製度、模式、方式、方法。這方面的創新將是無窮無盡的。

　　美國管理學家和勞資關系學家約翰·巴德在《人性化的雇傭關系——效率、公平與發言權之間的平衡》一書中進行了這兩個層面的、雖然不是很成功但還是很有啟發性的嘗試。首先，他從勞資合作的角度出發，提出了一個基本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模型——效率、公平與發言權的平衡，其中效率來自資本和財產權的要求，公平（經濟報酬的合理分配）和發言權（參與決策）來自勞動和勞動權的要求。作者開宗明義地指出：「效率，以及與之關系密切的財產權，自然而然地高於公平與發言權嗎？或者相反，即公平與發言權高於效率的需要嗎？這兩種極端的思想都不可取。在一個民主社會中，應該是尋求效率、公平與發言權之間的平衡。具有效率和帶來經濟繁榮的自由市場經濟力量是很重要的，也是應該鼓勵的，但是，對人的尊嚴的尊重和民主思想進一步要求利用經濟市場力量為改善人的生活質量服務，並達到廣泛的共享的繁榮。按照這種說法，對於雇用的動因，即個人、市場、製度、組織策略以及公共政策，當務之急是要提供一種人性化的雇傭關系。我將這種雇傭關系定義為符合人權標準的、能夠創造生產力的、有效的雇傭關系。國際勞工組織索性稱其為『體面的工作』。」效率與公平、發言權既不是完全對立的，也不是完全一致的，而是形成一種對立統一的張力關系，可用一個三角形表示如下：

　　https://mmbiz.qpic.cn/mmbiz_jpg/ ... _lazy=1&wx_co=1

      雇傭關系的幾何圖形

　　運用這種三角關系，根據效率、發言權和公平之間不同的組合和結合，巴德歸納出五種處理勞資關系的模式，因為它們都兼顧到了勞資雙方，都在三角形區域內活動，因而大體上都屬於人性化的雇傭關系：

　　（1）社會夥伴關系：宏觀層次上的效率、發言權以及通過宏觀經濟的穩定性來實現公平。

　　（2）共同決策製、企業工會主義：工作場所層次的發言權和效率。

　　（3）弱自願主義：在勞動力供過於求時以效率壓倒公平和發言權。

　　（4）強自願主義：在勞動力供不應求時實現較高的公平和發言權。

　　（5）部門談判和集中裁決：較高的公平和發言權。

　　另一個努力尋求科學管理與人本管理相結合的學者是美籍日裔管理學家威廉·大內，他所倡導的Z理論和Z型組織，並沒有一味地強調人本管理，而是吸收了科學管理的某些長處。比如，Z型組織把正式計劃、會計製度、準確情報、客觀的定量分析等明確的控製方法與基於智慧、經驗、敏感、團隊精神和共同價值觀等帶有一定含蓄性的判斷和決策結合起來。Z理論認為為，一種管理辦法是通過等機製來控製懶惰、逃避責任、工作上的自私等以保障高度的紀律性和辛勤的工作，另一種管理辦法是在個人與社團之間建立徹底的一致性，從而使自主的個人自然而然地辛勤工作、合作並為社團謀利。傳統的企業管理采取第一種辦法，而烏托邦社團則采取第二種辦法。Z型組織則同時把兩種辦法結合起來：「Z型組織，與烏托邦社團不同，的確在使用等級製的控製方法，因為它們並不完全依賴目標的和諧一致在雇員中建立秩序。但它們確實廣泛地依賴象征性的辦法來促進平等主義的態度和相互信任。其中，部分的做法就是鼓勵雇員之間建立整體關系，用自我指揮取代了等級指揮。這對提高責任感、中心和動力都是有利的。」勞動者如何迎接管理革命的挑戰

　　一個管理的革命時代已經到來，所有人——投資者、勞動者、管理者、被管理者，都面臨挑戰。投資者和管理者當然首當其沖，他們很可能不願意放棄手中獨享已久的管理權，但他們終究抗拒不了洶湧而至的經濟民主、產業民主和企業民主的大潮，而具有遠見卓識的企業家和管理者則懂得主動迎接和擁抱這一大潮，而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找到自己的用武之地。本文特別強調的是，勞動者、被管理者也要認真迎接這一挑戰，首先要認清管理革命的實質和內容，其次要為適應和推進這一革命準備主體條件。

　　一、管理革命的實質

　　1、管理革命是產權革命和資本革命的必然要求，目標指向經濟民主、產業民主和企業民主所謂產權革命，是指兩極分化的產權關系向多極相容的產權關系轉化，是指少數人對產權的壟斷向多數人對產權的分享轉化，是指無產階級的有產化，是指產權與勞動、所有者與勞動者的重新結合。所謂資本革命，是指人力資本取代物質資本、知識資本取代金融資本而成為主要的資本，是指資本的勞動化和勞動的資本化，是指勞動與資本的對抗和零和博弈向勞動與資本的競爭性合作和正和博弈轉化。

　　產權革命和資本革命必然要求相應的管理革命。在歷史上曾經有過廢除私有製建立公有製的產權革命，但在當時，作為公有財產主人的勞動者由於主客觀的原因不能夠自下而上地、有效地經營和管理公有財產，而是由一個身份特殊的管理階層自上而下地、高度集權地經營和管理公有財產，在勞動者對他們的代表缺乏監督通道和監督能力的情況下，結果只能是，這樣一種公有製又在不知不覺間演變為一種徒有其表的公有製（空有製）和實有其裏的私有製（官僚集團所有製）。因此，如果說當代的產權革命是要建立和發展私有的和公有的、個體所有的和集體共有的勞動產權，勞動者就一定要在經營管理這個環節上實實在在地行使決策權和監督權。執行權的確可以而且應該委托給職業經理人或專業管理者去行使，但決策權和監督權必須牢牢地掌握在產權主體手中；勞動者決不能滿足於法律上的所有者這一身份，只有全過程參與經營管理，他們才能成為真正的所有者。

　　2、管理革命是科學管理與人本管理的統一，其主要形態是資本與勞動的共同管理當科學管理走向極端時，便出現了與之全面對立的人本管理思潮，但人本管理由於其本身的局限性，實際上只能在一些合作製企業或工人管理型企業得到小範圍的實踐，因此，真正能夠大規模地取代科學管理的是把科學管理與人本管理二者統一起來的科學人本主義管理。大體上說，與資本管理勞動相對應的是科學管理，與勞動管理資本相對應的是人本管理，而與資本和勞動共同管理相對應的是科學管理與人本管理的統一。在資本雇傭勞動型企業所實行的勞動者參與管理必定是以科學管理為主、以人本管理為輔的管理形態；在勞動雇傭資本型企業所實行的勞動者自主管理必定是以人本管理為主、以科學管理為輔的管理形態，兩者都還不可能達到科學管理與人本管理的全面而深刻的結合和統一。因此，這兩種企業形態和管理形態在未來社會的經濟、政治和文化條件下，不可能成為主導的企業形態和管理形態。只有勞動與資本相互雇傭和共同管理的企業，才能真正達到科學管理與人本管理的高度統一，因而也顯示出最為強大的生命力和發展前途。

　　3、管理革命旨在消除管理與被管理的二元對立，實現被管理者的管理和管理者的被管理在資本對勞動的單向管理和科學管理中，管理與被管理、管理者與被管理者是對立的，雙方成了兩個完全不同的領域和兩種完全不同的人，雖然勞動者參與管理部分地改變了這種水火不容的狀況，但並沒有在兩者之間建立一條相互滲透和相互轉化的順暢的通道。在勞動者自主管理和人本管理中，管理與被管理、管理者與被管理者的界限和區別被取消了，他們只是特殊的勞動者，只是臨時和暫時擔任管理工作的勞動者，不需要具備特殊的管理知識和管理才能，只需要簡單地執行管理委員會或工人委員會根據全體勞動者的意誌製定的計劃就可以了，他們也沒有特殊的動機和激勵去發展自己的經營管理能力，如果出現傑出的經營管理人才，他們通常會被資本雇傭勞動型企業吸引走。資本和勞動共同管理的科學人本主義管理則能夠較好地處理管理與被管理、管理者與被管理者之間的關系：一方面，兩者之間具有相對的分工和區別，另一方面，兩者又是相互轉化的，兩者之間流動的通道是經常敞開的；一方面，作為被管理者的勞動者具有參與企業重大問題決策的權利，並且有權隨時監督經營管理人員的工作，在這個意義上，他們也是管理者，另一方面，經營管理者享有一定範圍獨立決策的權力、組織指揮生產經營活動的權力、根據市場變化迅速做出權變和應對策略的權力、率先作出經營和管理創新的權力、獲取較多企業剩余的權力，但是他們必須服從由勞資雙方代表組成的企業最高權力機構的決定，並同時接受企業監督機構和普通股東和員工的監督，在這個意義上，他們又是被管理者。

　　二、勞動者參與/自主/共同管理的主體條件

　　不用諱言，在傳統的資本雇傭勞動的體製或傳統的大一統的國家所有製下，許多勞動者的確形成了一些依賴意識、平均主義觀念、被動受雇心理、懶漢思想、厭惡風險的傾向、短期收益最大化的沖動、搭便車等機會主義動機，缺乏較高的管理素質、管理能力、管理知識和管理水平。這些也成為眾多經濟學家和管理學家反對勞動者參與管理、自主管理和共同管理的理由。本文認為，這些問題的確是應該予以重視和解決的。勞動者要成功而有效地參與管理、自主管理和共同管理，當務之急是要解決如下一些思想觀念問題：

　　1、勞動者也要有產權意識、投資意識和利潤意識每個勞動者都必須認識到：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在資源和資本依然相對稀缺、勞動相對富裕，在資本對勞動的優勢和控製地位依然存在，在資本索取剩余權依然有其歷史合理性的情況下，對資源、產權的爭奪和控製乃是一切經濟活動、政治活動的出發點，擁有產權或資本所有權，是其他一切經濟權利和政治權利的基礎。因此，一是要改變單純雇傭勞動的觀念，因為單純的雇傭勞動必然被相對剝奪，而且越是高級和復雜的雇傭勞動被剝奪的就越多，因此，即算你是一個白領勞動者或高級雇員，你依然處於弱勢和被控製、被剝奪的地位；二是要打破追求短期消費的觀念，為了自己的根本和長遠利益，應當節製消費，因為你有限的收入被消費掉了，你就不可能積累能產生利潤、能實現價值增值的資本；三是要打破單純儲蓄的觀念，因為你把錢鎖進保險櫃或存放在銀行，你就只能獲得很小的回報，甚至你的錢還會不斷貶值，你應當善於理財，使錢生錢，也就是說你要進行投資和經營活動，你要有強烈的投資意識、經營意識和利潤意識，使死錢變為活錢，使小錢變為大錢。

　　2、勞動者也要有責任意識和風險意識

　　任何一種投資，都不會百分之百的安全，都有如影隨形的風險。但反過來說，你把錢放在銀行，也有貶值的風險，要是把錢放在家裏，更有失竊的風險。俗話說，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不冒險，哪有豐厚的「風險利潤」？我國開始實行職工持股製度時，職工們普遍不願意和不敢入股，害怕因此使自己血本無歸，一旦看到那些「敢吃螃蟹的人」，手中的股票幾十倍地增值，自己心理又像是打翻了醋壇子。說實在的，這只能怪你自己。因此，在實行職工持股製度時，職工要有必要的風險意識。古人雲：「置之死地而後生」，何況我國正著手建立社會保障製度，政府、社會和企業都在多方面安置破產企業的職工和下崗職工，為什麽不可以搏一搏呢？有些企業目前經濟效益不好，但只要產品適銷對路、市場前景看好，職工可以大膽入股，甚至可以出資買斷企業的產權。已經有許多這樣成功的例子。只要職工們能積極行使自己的股東權利、時刻關心企業的生產經營，監督和製止某些經營者的無能、非法和不負責任的行為，群策群力、同心同德，絕大部分虧損企業都可以走出困境。

　　3、勞動者要克服短期行為，追求自己的長遠利益，與企業結成緊密的命運共同體

      有些職工希望自己公司的股票盡快上市溢價發行，自己可以拋出手中的股票，趁此機會撈一票，有的職工熱衷於炒股，對本職工作沒有興趣和熱情。應該說，這是一種短期的和不健康的心理。要知道，一旦你轉讓自己的股權，你又會重新變為一個雇傭勞動者，失去自己的股東地位和權利。當然，有能力並甘冒風險的人，可以實施別的投資計劃，甚至可以辭職創辦自己的企業，也可以專門從事股票買賣，但是，大部分企業職工都去這樣做，是很不現實的：主觀上沒有這麽大的風險承受能力，客觀上也沒有這麽大的發展空間。對他們來說，長期擁有公司的股權並且為公司的發展努力工作，乃是一種最好的選擇，而且公司職工股東可以結成一種集體力量，影響董事會的決策，很好地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而有頭腦的公司經營者，也會對職工的長期投資和勞動貢獻給予豐厚的回報，這樣的公司會穩定甚至跳躍式發展，職工的股權價值也會成倍增值。

　　4、勞動者要協調好自己作為股東與作為員工的關系

      作為股東，你希望自己的股權收入最大化，作為員工，你希望自己的勞動收入最大化。但是，作為一個職工股東，你首先要看到你作為股東和勞動者兩者的統一性，因為你既是這個企業的股東，又是這個企業的勞動者——資本離開勞動是不會自動增值的，因此，你應該努力工作，為企業的發展多作貢獻；勞動離開資本是不會自動創造價值的，因此，你應該為企業的資本經營獻計獻策，企業的總的效益提高了，你作為股東的收益，與作為勞動者的收益都會提高；反之，你既不關心企業資本的運營，而只想拿更多的紅利，又不忠於職守、努力工作，而只想拿更高的工資，企業怎麽會得到發展呢？企業得不到發展，你的利益又何在呢？應該說，「職工股東」，這是一種嶄新的身份，這個身份有其自己的客觀要求，那就是要破除過去那種要麽是雇主要麽是雇員、要麽是老板要麽是員工、要麽是所有者要麽是勞動者的心態，而是要把兩種身份結合於一體，消除過去那種資本與勞動的對抗性意識，樹立自己做自己的老板同時自己做自己的員工的嶄新的權利義務意識，這是前所未有的歷史機遇，同時也是前所未有的挑戰。

　　5、勞動者要克服平均主義思想，樹立一種建立在平等競爭和效率基礎上的公平觀念為實現資本與勞動、生產資料與勞動者的直接結合，為實現產權民主和經濟民主，股份公司的職工持股會和股份合作製企業的職工股東大會，一般都實行一人一票的表決方式。但是，如果這種表決由平均主義思想嚴重的人來行使，將會產生極大的弊端，首先，這種表決會侵犯持股多、勞動貢獻大的職工的利益，因為平均主義者患有嫉妒狂和紅眼病，會利用手中的多數票對少數人實行剝奪和「專政」；其次，這種表決使傑出的企業家難以脫穎而出，而企業家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對企業的生存和發展是至關重要的；第三，這種表決會造成決策成本高、決策效率低，會使經營者失去應有的決策自主權，使投資大、責任大、承擔風險大的職工難以集中作出迅速決策所需的多數票，使企業容易失去轉瞬即逝的商業機會；第四，這種表決可能會造成誰都不負責任、急功近利、分光吃盡的短期行為。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為什麽會失敗呢？一是因為企業產權仍然沒有得到明晰的界定，職工個體仍然沒有對企業產權的所有權和關切度，二是因為這種平均主義價值觀和思想方法，致使企業失去長遠發展的激勵和約束機製。

　　要使一人一票製真正奏效，要真正實行產權民主和經濟民主，關鍵在於提高每一個職工股東的素質，建立一種機會平等觀，而不是傳統的結果平等觀，一種有效率的、以自由競爭為基礎的公平，而不是那種「一刀切」的、無效率的、「要麽全有、要麽全無」的公平。歷史告訴我們，這種平均主義的公平在國家所有製和計劃經濟體製下就是失敗的，在市場經濟和新的公製形式下，也必然失敗。為了確保一人一票製的股份合作製企業的決策效率和決策速度，為了充分發揮企業家和經營者的潛能和作用，為了激勵職工股東投資的熱情和勞動積極性，使企業獲得長期穩定發展的動力機製和壓力機製，必須允許職工股東之間股權和能力之間的差別、風險和貢獻之間的差別、權力和利益之間的差別。持股多、責任大、貢獻大的職工股東的意見，只要符合企業長遠的發展利益，即算利益分配對他們有所傾斜，一般職工股東也應予以支持。要知道，一個小面包，即算你獲得均等的一份，也只有可憐的一小塊，而一個大面包，即算你得到的只是其中的一小塊，仍然比你平均獲得的小面包的那一塊要大得多。關鍵在於把面包做大。而且最重要的是你現在是小股東，能力也較弱，但你可以通過節製消費、繼續增股而擴大自己的股權，也可以通過學習和實踐，努力提高自己的經營管理能力、決策能力和勞動技能，在企業中發揮更大的作用。利用弱者手中的多數票優勢壓製強者，只會使自己永遠處在弱者的地位上。一旦企業在市場競爭中敗北，你同你的股權、投票權、勞動權都會遭到滅頂之災。這個責任該由誰來承擔？

　　異化勞動的揚棄與人的自由全面發展

　　關於異化勞動的揚棄與人的自由全面發展，馬克思主義提供了一種激進的、徹底的模型。本文認為，如果人類的生存和發展可以突破資源稀缺和人性弱點這兩種瓶頸製約，可以達到物質財富充分湧流狀態和人性善全面壓倒人性惡的道德狀態的話，馬克思主義的理想模型的確是令人神往的。

　　一、勞動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條件

　　應該說，馬克思設想的勞動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條件還是十分嚴格的，他已經指出，如果達不到這些條件的話，私有製、異化勞動是無法消除的，人的自由全面發展也是不可能的。這些條件中最重要的是：

　　1、生產力的高度發達和物質財富的充分湧流

　　在生產力發展的較低水平上，在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質和量都很有限的情況下，即使改變了一種私有製，「在極端貧困的情況下，就必須重新開始奪取必需品的鬥爭，也就是說，全部陳腐的東西又要死灰復燃」。在資本主義社會末期，生產力發展到這種高度，以致生產工具——機器體系可以自動生產，用不太多的時間就可以輕而易舉地生產大量滿足人們物質需要的財富，而勞動者本身成為最主要的生產力，成為「世界歷史性的、真正普遍的個人」。勞動者在一種異化的社會形式中「形成了普遍的社會物質交換，全面的關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體系」。他們已經能夠而且應當完全占有生產資料體系（這種物質生產力因為是社會化的，所以狹隘的地域性的個人是占有不了的），以全面地發展自己。馬克思還強調指出，只有幾個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同時進行無產階級革命，它們所建立的社會主義製度才不會被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的擴張所滲透和蠶食。

　　2、自我實現的需要取代物質需要成為人的第一需要這個條件與上一個條件是相輔相成的，否則，即使有了高度發達的生產力和豐裕的物質財富，人們仍然會沈溺於對物質財富的追逐之中，仍然不能使勞動由謀生活動轉變為 「生命的自我表現」，這也是為什麽「過去的革命始終沒有觸動活動的性質，始終不過是按另外的方式分配這種活動，不過是在另外一些人中間重新分配勞動」的根本原因。只有當勞動者本身成為最大的生產力並且覺得有必要掌握全部生產資料以用於「個人本身的才能的一定總和的發揮」時，才能夠真正「反對活動的舊有性質，消滅勞動」；「只有完全失去了自主活動的現代無產者，才能夠獲得自己的充分的，不再受限製的自主活動，這種自主活動就是對生產力總和的占有以及由此而來的才能總和的發揮」；「只有在這個階段上，自主活動才同物質生活一致起來，而這點又是同個人向完整的個人的發展以及一切自發性的消除相適應的。同樣，勞動轉化為自主活動，同過去的被迫交往轉化為所有個人作為真正個人參加的交往，也是相適應的。聯合起來的個人對全部生產力總和的占有，消滅著私有製。」3、主體性取得對於反主體性的絕對優勢

　　自我實現需要、主體性需要並不能自動地、並不會必然地取代自然物質需要而成為人的第一需要，因為反主體性也在強有力地要求得到實現並爭奪第一需要的地位。我們見過許多人，他們的物質需要已經得到了充分的滿足，但卻不能培養和壯大自己的主體性需要，而是讓自己的反主體性需要得到了滋長；還有一些人，對物質需要的滿足並不感興趣，但卻熱衷於對權力和名望的爭奪，熱衷於統治和控製他人，他們為此而不擇手段、無惡不作。要徹底消滅異化並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的發展，必須要在全人類形成一種共識和共同抑製人性之惡的機製。只要人性惡繼續存在，異化就是不可避免的。人類固然不可能徹底消滅人性之惡而使自己變成天使和神明，但把人性惡控製在相對無害的程度和範圍，還是很可能的。

　　二、從必然王國到自由王國、從人類史前史到真正人的歷史

      一旦具備了上述充分而必要的歷史條件，也個理想的、真正人的社會就能實現了。這個社會可以從兩個方面來描述：

　　1、人本身的自我實現取代謀生勞動、自由王國取代必然王國

      當然，人類總是先能生存，然後才能進行其他活動，因而勞動即物質資料的生產乃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永恒的自然基礎，是一切社會不可缺少的東西。但是，的的確確，不論是馬克思還是恩格斯，都認為共產主義社會的勞動性質會發生變化。那個時候，就是直接的物質生產也是人的一種自我發展和自我現實，並且表現為一種「內在必然性」，一種「需要」（「富有的人和富有的人的需要代替了國民經濟學上的富有和貧困。富有的人同時就是需要有完整的人的生命表現的人，在這樣的人身上，他自己的實現表現內在的必然性、表現為需要」），「勞動已經不僅僅是謀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甚至不是物質資料的生產決定和製約人的全面發展，而是隨著個人的全面發展，生產力也增長起來，「集體財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湧流」；「表現為生產和財富的宏大基石的，既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勞動，也不是人從事勞動的時間，而是對人本身的一般生產力的占有，是人對自然界的了解和通過人作為社會體的存在來對自然界的統治，總之，是社會個人的發展。……於是，以交換價值為基礎的生產就會崩潰，直接的物質生產過程本身也擺脫了貧困的對抗性的形式。個性得到自由發展，因此，並不是為了獲得剩余勞動而縮減必要勞動時間，而是直接把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縮減到最低限度。那時，與此相適應，由於給所有的人騰出了時間和創造了手段，個人會在藝術、科學等等方面得到發展。」「生產力」與「物質生產勞動」（「物質資料生產」）、「物質需求」、「經濟的必然性」這些範疇必然聯系在一起。在共產主義社會，由於它們已經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它們就只以另外一種方式、以另外一種地位和比重存在於其中。並不是說，共產主義社會就沒有生產力，就不要物質生產勞動了，就沒有物質需求了，就沒有經濟基礎的影響了，而是說，所有這些都作為不言而喻的前提存在於共產主義社會中。在這裏，生產力雖然仍是生產物質資料的能力，但同時更是人的全部能力的一部分（正如人是最大的生產力，生產力也是人的最大的能力——征服和開拓自然的能力）；勞動雖然仍然生產物質資料，但已不是單純的謀生活動，而是一種自由創造活動，是整個人的自由活動的一部分；物質需求的滿足是作為人的自我創造需求的滿足的自然前提；經濟的必然性只是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必然性的物質基礎。馬克思精辟指出：「事實上，自由王國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規定要做的勞動終止的地方才開始；因為按照事物的本質來說，它存在於真正物質生產領域的彼岸。……在這個必然王國的彼岸，作為目的本身的人類能力的發展，真正的自由王國，就開始了。但是這個自由王國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國的基礎上，才能繁榮起來。」生產關系當然仍然存在，猶如生產仍然存在一樣。但是，第一，它的外延擴大了。「生產關系」已不再是物質資料生產過程中發生的人與人的關系，而是整個人本身的「生產」中發生的關系，或者說，本來意義上的「生產關系」，只是擴大意義上的「生產關系」的一部分。第二，它的內涵發生了變化。過去的生產關系都是通過人與物的關系而表現出的人與人的關系，主要是生產資料所有製，共產主義「生產關系」則是直接的人與人的關系。人人皆兄弟，人人互相交流、互相奉獻是比生產資料的公共占有和生活資料的共同享受更神聖的東西。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只是作為前提、條件和手段為人本身的發展（包括人與人的關系的發展）服務。共產主義的最本質的特征不是生產資料的公有和按需分配，而是人的自由發展。共產主義決不能僅僅理解為擁有和享受，而是「人以一種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說，作為一個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質」。

　　如果說，支配過去歷史發展的是物質財富的生產，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那麽，在共產主義社會，推動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乃是「人的全面自由的發展」。在這個時候，「生產力」和「生產關系」都統一於「人的全面自由發展」之中。正如生產力成為人的總體能力的一部分，生產關系也成為人的全面發展的一部分。馬克思和恩格斯深刻地指出：「共產主義——交往形式本身的生產」，正是指的這個意思。至此，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得到真正解決；「於是，人才在一定意義上最終地脫離了動物界，從動物的生存條件進入真正人的生存條件。人們周圍的，至今統治著人們的生活條件，現在卻受到人們的支配和控製，人們第一次成為自然界的自覺的和真正的主人，因為他們已經成為自己的社會結合的主人了。人們自己的社會活動的規律，這些直到現在都如同異己的、統治著人們的自然規律一樣而與人們相對立的規律，那時就將被人們熟練地運用起來，因而將服從他們的統治。人們自己的社會結合一直是作為自然界和歷史強加於他們的東西而同他們相對立的，現在則變成他們自己的自由行動了。一直統治著歷史的客觀的異己力量，現在處於人們自己的控製之下了。只是從這時起，人們才完全自覺地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只是從這時起，由人們使之起作用的社會原因才在主要的和日益增長的程度上達到他們的預期的結果。這是人類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的飛躍。」歷史唯物主義就是探討史前社會生活的本質以及社會發展的動力和規律的科學。馬克思和恩格斯用深邃的目光透視歷史，在紛繁復雜的歷史現象中，在無數意誌的相互沖突中，在各個個人有目的有意識的主體實踐活動中，發現了一種支配歷史發展的客觀的經濟必然性，物的必然性。但是我們一開始就不能認為歷史運動的原因在人之外，不能認為歷史是一種純自然的發展過程，不，歷史發展始終有人在其中作用，這種作用由小到大、由弱到強，終於，人成為最大的生產力，並要求沖破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而向前發展。於是，在經濟的必然性之中生長出一種人的必然性，在歷史唯物主義中生長出一種歷史人本主義。如果說，歷史唯物主義是一種關於作為歷史主體的人的解放（的條件、道路、手段）的學說，歷史人本主義則是關於人本身的自由全面發展的學說。

　　對馬克思所說的「勞動超過自己自然需要的界限」、「個性的勞動也不再表現為勞動，而表現為活動本身的充分發展，在那種情況下，直接形式的自然必然性消失了，這是因為一種歷史形成的需要代替了自然的需要」、 「物質生產領域的彼岸」、「作為目的本身的人類能力的發展」、「反對活動的舊有性質，消滅勞動」 、「勞動轉化為自主活動」，應該作一種歷史的和辯證的理解：第一，作為人類生存和發展的永恒基礎的勞動即直接的物質資料生產當然是不可消滅的，盡管從事勞動的社會成員會越來越少，但總得有一部分人繼續致力於直接的物質資料生產，關鍵在於，他們的勞動也將成為自我實現的活動，為此，就必須把勞動中笨重的、單調的、機械的、重復的部分交由機器去承擔，而讓勞動者從事機器的設計和改進、生產過程的控製和協調等創造性的活動；第二，這樣一種自由、自覺、自主、自我實現的活動，雖然能使人得到高度的滿足和快樂，但仍然是一個嚴肅的和科學的過程，仍然要求人付出緊張的努力和專註的投入，而不能被理解為一種輕松的「遊戲」或「享樂」；第三，既然勞動與其他人類活動一樣，都是人的自我實現，人們可以按照自己的興趣、愛好在所有自我實現活動中進行選擇和變換，自然而然地，勞動就不再是一種專屬於某些人的活動，而是所有人的活動領域之一，而勞動者就不再是一種固定的社會身份，而只是人的多重社會身份之一。

　　勞動在人類活動結構中的範圍越來越少，從事勞動的人數在社會總人口中的比重越來越低，這是不是意味著勞動和勞動者在人類社會生活中的地位也越來越低呢？如果我們繼續在必然王國內以勞動與非勞動、勞動者與非勞動者兩極對立的方式思考問題的話，的確是這樣的，但在「自我實現」或「人的自由全面發展」這一更高範疇或「普照之光」的照耀下，這一對立是不存在的，勞動轉化為自我實現、勞動者轉化為自我實現者（而不是剝削者或單純的消費者），表明勞動和勞動者在完成其艱巨的歷史使命之後終於獲得了解放，在付出巨大的代價以後終於得到了歷史的回報。在必然王國範圍內，在歷史唯物主義的意義上，這是勞動和勞動者的終結，而在自由王國範圍內，在歷史人本主義的意義上，這是勞動和勞動者的新的開端。

　　2、自由勞動取代異化勞動、人的存在復歸於人的本質

      馬克思指出，共產主義就是人的存在復歸於人的本質，是人的真正實現或現實，是人類發展史上一次燦爛的日出：「共產主義是私有財產即人的自我異化的積極的揚棄，因而是通過人並且為了人而對人的本質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會的（即人的）人的復歸。這種復歸是完全的、自覺的而且保存了以往發展的全部財富的。這種共產主義，作為完成了的自然主義，等於人本主義，而作為完成了的人本主義，等於自然主義，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間、人和人之間的矛盾的真正解決，是存在和本質、對象化和自我確證、自由和必然、個體和類之間鬥爭的真正解決。它是歷史之謎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這種解答。」人的存在與本質的矛盾的解決包含以下幾層意思：

　　（1）人與自然的矛盾的解決。這種解決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由於人在很高程度上馴服了自然，能夠輕易地滿足自己的物質需要，從而超越了自然必然性、經濟必然性，而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人（完成了的自然主義＝人道主義）。由於物質需要退居次位並被人化，而人的主體性的發展成為目的，因此，「勞動」已不是指狹義的物質資料生產，而是指人的全面的自我創造、自我實現的實踐活動。

　　人與自然的矛盾的解決的第二個方面是，由於解決了人與人、人與社會的矛盾，人們能夠既合乎自然又合乎人性、既合乎規律又合乎目的地調節自己與自然界的物質變換，因而在更高程度上復歸於自然（完成了的人道主義＝自然主義）。人製造出第一件粗陋的石器，也就宣布了人對自然的反叛，從而對自然界犯下了「原罪」。由於人的勞動以一種新的力量加入自然界，從而破壞了自然界的天然的和諧和平衡，因此，人對自然的每一次勝利都帶來自然對人的更厲害的報復。人於是必須不斷認識自然，按照自然的本性來改變自然，才能「贖罪」。在共產主義社會，消除了人對自然的肆無忌憚的暴虐統治的社會原因，因而人能夠在不違反自然本性的前提下加入自然循環過程，從而控製自然。因此勞動不僅具有創造性，而且也具有科學性，而且正因為具有科學性也最富於創造性。這樣，人就在掌握自然的基礎上重新達到與自然的統一，在人的統一性下重新返回物的統一性。

　　（2）人與人、人與社會的矛盾的解決。在私有製社會，由於人對人的統治，造成社會關系對人的異化。無產階級革命消滅了人對人的統治，從而也把人的關系還給了人，使勞動成為人的社會性的真正現實。馬克思這樣生動地描述了這種社會性的勞動和勞動的社會性：「（1）我在我的生產中物化了我的個性和我的個性的特征，因此我既在活動時享受了個人的生命表現，又在對產品的直觀中由於認識到我的個性是物質的、可以直觀地感知的因而是毫無疑問的權力而感受到個人的樂趣。（2）在你享受或使用我的產品時，我直接享受到的是：既意識到我的勞動滿足了人的需要，從而物化了人的本質，又創造了與另一個人的本質的需要相符合的物品。（3）對你來說，我是你與類的中介人，你自己意識到和感受到我是你自己的本質的補充，是你自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從而我認識到我自己被你的思想和你的愛所證實。（4）在我個人的生命表現中，我直接創造了你的生命表現，因而在我個人的活動中，我直接證實和實現了我的真正的本質，即我的人的本質，我的社會的本質。」共產主義消滅了私有製生產關系中包含的人與人的對立，從而人們能夠自由自覺地調整自己的社會關系，自由自覺地生產自己的「交往形式」。「勞動轉化為自主活動，同過去的被迫交往轉化為所有個人作為真正個人參加的交往，也是相適應的」。人成為社會的主人，「人們自己的社會結合一直是作為自然界和歷史強加於他們的東西而同他們相對立的，現在則變成他們自己的自由行動了」。因此社會關系作為所有全面發展的個人的共同的關系，是服從於他們自己的共同的控製的。共產主義社會的人是最有社會性的人，同時也是最有個性的人。個人為社會為他人而工作、創造，同時也就是個人的自我現實過程；同樣，個人是社會存在物，他的生命表現也是社會生活的表現和確證，個人的自我實現也就是社會本身的再生產、再創造。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而一切人的自由發展又是每個人自由發展的條件。

　　（3）人與歷史的矛盾的解決。在原始社會，大家共同支配自己的社會生存條件，共同勞動，但是另一方面，只有一種單一的勞動方式，因而無所謂個人選擇。在私有製社會，勞動者所接受下來的生產方式對勞動者成為一種異己的外在必然性，一開始就把人限死在某一位置上。奴隸的兒子永遠是奴隸，農奴的兒子永遠是農奴。但是「聯合起來的個人對全部生產力總和的占有，消滅著私有製」。如果說在階級社會是過去支配現在，在共產主義社會則是現在支配過去。共產主義是這樣一種自由的聯合體，「在這個集體中個人是作為個人參加的，它是個人的這樣一種聯合（自然是以當時已經發達的生產力為基礎的），這種聯合把個人的自由發展和運動條件置於他們的控製之下」。這些生存條件就是先輩人所創造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教育和實踐相結合塑造出自由全面發展的新人，個人自由選擇的必然性和普遍性消滅了生存條件對個人的外在必然性和偶然性。社會創造一切條件為新一代人培養全面的需要和全面的能力，而新一代人又自覺地運用既得生產力和交往形式，進行新的自我創造活動。

　　（4）對象化和自我確證的矛盾即人和他所創造的成果的矛盾的解決。在異化社會，既然對象化表現為對象的喪失，現實化表現為非現實化，因此人的對象化本質無法返回人自身。共產主義消滅了人的存在對人的本質的異化，從而既能使人的本質得到自由的表現和發展，也能使人得到全面的自我確證、全面的享受和滿足。「隨著對象性的現實在社會中對人來說到處成為人的本質力量的現實，成為人的現實，因而成為人自己的本質力量的現實，一切對象對他說來也就成為他自身的對象化，成為確證和實現他的個性的對象，成為他的對象，而這就是說，對象成了他自身。」通過人同世界的多種多樣的人的關系，通過多種多樣的肯定方式——視覺、聽覺、嗅覺、味覺、觸覺、思維、直觀、感覺、願望、活動、愛——人在對象中全面地享受到自己的本質從而使之返回自身。

　　按照本文作者一貫的思路，異化勞動的揚棄也就是勞動與其他人類活動、勞動與投資經營活動、勞動與產權、勞動與資本、勞動與管理重新恢復了統一。自然，相對的分工還是會在一定程度、一定範圍、一定時限內存在的，然而，雙方面之間絕對的、兩極分化的、固定不變的、強製性的分工將會一去不復返。

　　需要指出的是，謀生勞動與異化勞動是兩個相互聯系而又相互區別的範疇。一方面，謀生勞動條件下的確更容易產生異化勞動，而異化勞動必定加深和固化勞動的謀生性質；謀生問題的解決將消除異化的一大原因，也就是說，能夠幫助人類更為有效地克製自己的反主體性和發展自己的主體性，而異化的限製和消除也會加快謀生問題的解決。另一方面，謀生勞動指涉的是勞動的動力、動機、目的問題，而異化勞動指涉的是勞動者與他的勞動過程及其結果的關系問題，這畢竟是兩個不同層面的問題，所以謀生問題的解決並不會自動地導致異化問題的解決，反之亦然，在歷史上也的確出現有些富裕的勞動者仍然身處異化之中、有些自由職業者的勞動仍然是謀生勞動的情況。人類需要利用謀生問題的解決這一歷史契機，運用自己的聰明才智，設計一系列可以控製人性之惡的製度和機製，也需要利用異化問題的部分解決這一歷史契機，轉變和提升自己的價值觀念和道德水平，從兩方面努力來實現人的自我實現和自由全面的發展。

　　在資源和人性約束條件下揚棄異化的可能性

　　追求一種消滅了匱乏和異化、剝削和壓迫與實現了富有和公平、自由和平等高度統一的社會，不僅是馬克思的願望，也是一切富有理想的思想家、藝術家、宗教家、政治家、科學家、企業家的共同願望，區別只在於他們達到理想的方法、手段、途徑不同而已。但是，馬克思等人所構想的自由王國需要具備極高的歷史條件，這些條件要同時具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僅從學理、知識、技術層面而言，他們只看到了歷史發展的一種最好的可能性，而沒有看到歷史發展的其他可能性；他們的理想建立在——(1)人類可以而且一定會突破資源的約束；(2)人類的高級需要可以而且一定會生長起來並且成為第一需要；（3）人類的主體性可以而且一定會完全壓倒反主體性——這三個假定的基礎之上，而這三個假定本身是需要論證的。本文要討論的問題是：（1）如果這三個條件不能具備，我們應該怎麽辦？（2）假定這三個條件最終都能夠具備，但需要相當漫長的時間，在這段時間裏，我們應該怎樣面對勞動的謀生性質和異化性質？（3）假定這三個條件最終都能夠具備，但在這三個條件具備以前，人類很可能會遭受被毀滅或自我毀滅的危險和威脅，針對這種情況，人類有沒有有效的應對之策和解救之道？

　　一、發達國家和整個人類所面臨的困境

　　1、發達國家出現需求發育停滯、需求結構畸形、人格平面化和發展動力不足的困境

       什麽是「自然需要的界限」？什麽時候「歷史形成的需要」才超過「自然的需要」？這裏有沒有一個量的界定？馬克思沒有具體說明，馬斯洛也沒有具體說明，但是我們可以肯定地說，發達國家的生產力水平和物質富有程度已經遠遠地超出了自然需要的正常合理滿足所要求的程度。然而，發達國家的經濟製度、經濟發展機製、經濟增長方式卻仍然是按照過去歷史所形成的、以「匱乏人」、「經濟人」、「自然人」為出發點的「必然王國」邏輯的慣性運行的，至今沒有表現出根本轉型的重要跡象。不管是維護傳統資本主義的保守黨和保守人士，還是對資本主義持批評態度的社會黨和社會民主人士，都沒有對工業文明和現代經濟的人性基礎作出深刻的反思，都沒有提出一種新的經濟哲學和經濟價值觀，都沒有提出經濟發展的新動力和新目標，區別只表現在如何發展經濟和如何分配經濟成果上，而不在為什麽發展經濟這個更根本的問題上。「高投資/高就業/高增長—高利潤/高工資/高收入—高消費/高支出/高享受」，是社會各階級、各階層、各派別共同遵守的「經濟人」行為邏輯；投資和需求從兩頭拉動經濟發展，通過更全面、更徹底地激發、調動、引導甚至塑造、偽造、編造人的物質需要以擴大「市場需求」、「總需求」，從而挖掘廣泛的投資機會和保持經濟發展的強勁推動力，是現代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律。於是出現了一系列奇怪和荒謬的現象：

　　——人均資源和財富占有量已經很高，但貧富分化仍然相當嚴重，少數人擁有富可敵國的巨額財富，但按照現有經濟機製的慣性還在增加更多的財富，他們的財富已經失去滿足自然需要的正常功能了，而僅僅是滿足某種病態的占有欲、成就欲。

　　——物質上的富有並沒有帶來幸福、身心健康、人的自由全面發展，並沒有提高生活質量和幸福指數，而只不過帶來數量上的擴張，帶來繁忙而變態的消費，帶來無數身心疾病，帶來人際關系上的疏遠、冷漠和孤獨。

　　——社會保障和福利水平已經使人不用工作就能夠過上相對不發達國家的大多數人來說算得上是富足的生活，為謀生而工作的緊迫性已經不存在了，於是出現大量搭便車、揩油、寄生於社會、好逸惡勞、偷奸耍滑等等所謂「自願失業」現象和「福利病」，驅使他們重新工作的動力和動機無非是趕上比自己更富足的人、過更富足的生活以維持自己的臉面和尊嚴這種較低的需要，而並不是出於本質上超越經濟人邏輯和經濟需要的新需求。

　　——工作時間越來越短、自由時間越來越多，但大多數人不知道如何用這些寶貴的自由時間去發展人的天賦和才能，不知道如何去為自己創造一種更富有意義的生活，於是這些閑暇時間只不過使人陷入更加花樣百出的物質消費和準物質消費（娛樂）而已。

　　——一方面是自願失業的增加和就業時間的不斷縮短，另一方面，國家和社會仍然把「高就業」和「低失業」作為經濟與社會發展的主要目標，以高工資和高收入來激勵人們追趕更富有的人們並保持國民經濟的持續穩定的增長，而這樣做又會導致更多的自願失業和工作時間的進一步縮短。一種所謂「收入剛性」和「福利剛性」的鐵律（Iron Law）把所有人都綁在經濟的不可逆增長的戰車上了，因為一旦出現經濟的蕭條和危機，出現大規模失業和通貨膨脹，必然導致收入和福利的降低，而這一定會引起政治和社會危機。

　　發達國家已經陷入騎虎難下、進退失據的境地。導致這種情況的出現，首先是因為人的需求層次的提高並不是按照較低層次需要滿足後較高層需要就會自動形成這種「自然機製」進行的，其間很可能會出現斷層或時差，能否消除斷層或盡快縮短時差，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人的自我認知、自我控製和自我塑造，取決於精神的和文化的力量，取決於價值觀上的轉換和更新。

　　導致需求發育停滯、需求結構畸形、人格平面化和發展動力不足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西方國家的經濟、政治、社會製度和文化價值觀，固然在「必然王國」範圍內、在「經濟人」邏輯層面上解決了許多問題，造成了一種兩頭小中間大的、比較合理的橄欖型經濟社會結構，但在鼓勵人們積極提高需求層次、引導人們由經濟人轉向精神人、自我實現人方面乏善可陳，致使人們行為的主要動機仍然集中在對經濟利益和物質財富的追求上。

　　2、後發展國家陷入物質需求相對過旺而資源過於匱乏的追趕困境

      受到發達國家經濟成功的正面刺激和發達國家對不發達國家的經濟、政治、軍事、文化侵略的負面刺激，不發達國家紛紛開啟了追趕發達國家的現代化過程。經過短則幾十年長則上百年的追趕，它們發現自己與發達國家的距離仍然很大甚至有加大的趨勢，它們的追趕陷入了物質需求相對過旺而資源過於匱乏的困境，其原因在於：一是發達國家高收入和高消費的榜樣激起了後發達國家人們過於旺盛的物質需要；二是後發展國家處於人口高速增長時期，人均資源占有量越來越低；三是發達國家過去掠奪了這些國家的部分資源，現在又通過經濟全球化迫使後發展國家處於世界產業鏈條的末端，這些國家的收入和利潤的很大一部分轉移和輸送到世界產業鏈條的高端去了，發達國家利用自己對資本、技術、知識產權、人才的壟斷實現了對後發展國家的經濟剝削；四是發達國家對後發展國家的政治、文化上的滲透以及它們認為必要時的軍事侵略，加劇了經濟上的不平等和差距。

　　這樣一來，後發展國家也被綁在經濟主義的戰車上了，並且欲罷不能、進退兩難：緊跟發達國家的步伐、依樣畫瓢地照搬發達國家曾經用過的模式、重走一遍發達國家的工業化道路，固然會加快經濟發展的速度，但必然失去經濟上的自主性，甚至失去政治上和文化上的自主性，同時導致國內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和工農大眾之間劇烈的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閉關鎖國，試圖靠自己的力量發展經濟和實現現代化，又已經被許多國家證明是一條走不通的死路，而且與發達國家的距離必定會越拉越大。

　　當今世界最大的國際矛盾已經不再是「東西矛盾」即社會主義陣營與資本主義陣營之間的矛盾，而是「南北矛盾」即發達國家與不發達國家的矛盾。這個矛盾不解決，將會使整個人類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甚至陷入危及人類生存的絕境。我們現在來設想一下，假定在未來一百年內，世界經濟秩序、規則、機製繼續沿用現在的經濟主義思路和經濟人邏輯，發達國家繼續按照自己的要求主宰和控製世界經濟，那麽第一，由於一定歷史時期不可避免的「馬太效應」，發達國家和不發達國家的貧富差距還會進一步拉大；第二，在地球上非再生能源已接近枯竭而再生能源的利用問題還不可能解決的情況下，同時不發達國家的人口將要翻一倍以上、全球人口將超過150億以上的情況下，世界大戰簡直就是不可避免的，在現代高科技戰爭條件下，人類的毀滅也將成為不可避免的事情。

　　這樣說起來，改變現在的經濟價值觀和經濟發展模式決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而且是有關人類生存的根本問題。不容置疑的是，發達國家要率先承擔責任，這不僅因為它們更有能力和條件，而且因為它們欠債更多，因而應該對這個世界做出更大的補償。大量消耗地球上的資源、破壞生態平衡造成環境汙染的，主要是發達國家。例如，發達國家的人口只占世界總人口的15.9%，但能源消費卻占到世界消費量的52.9%,而人口占世界人口76.4%的發展中國家的能源消耗只占28.1%。如果全世界都像美國人那樣生活，那麽，地球上的石油儲量只夠用3年，天然氣只夠用4年，煤炭只夠用15年。美國居住了占世界5%的人口，卻消耗了世界28%的天然氣、23%的固體燃料、20%的硬煤、23%的石油、42%的汽車汽油、26%的電力、10%—30%的銅、鋁和鋅。美國每天平均有26.8萬噸一氧化碳被釋放到空氣中。可見，要拯救地球，拯救人類文明，為子孫後代留下一個可欲的生態環境，必須從發達國家入手。但是，不發達國家也要承擔相應的和不可推卸的責任，與發達國家一起，通過談判、協商、合作，共同建立一種公正合理的國際經濟新秩序。為了能夠做到這一點，首先必須進行一次全人類範圍內的文化革命，從根本上轉變人類的價值觀念，把高層的人性需要的滿足放在低層的人性需要的滿足之上，把對人的自由全面發展、人性尊嚴、人類和平和永續存在等更高價值的追求置於對經濟利益、物質利益的追求之上，同時通過相互監督和製約，抑製人性中惡劣的傾向和欲望，保證人性層次的順利升華。

　　二、資源和人性瓶頸下揚棄異化的替代模型

　　當今世界所陷入的困境，表明人類的發展遇到了資源與人性兩種瓶頸，能否突破這兩種瓶頸，我們不能斷然給出肯定的或否定的回答。如果人類能夠順利突破和闖過，當然是一件大好事，但如果突不破、闖不過呢？我們還能夠依然按照那種建立在能夠突破和闖過的假定基礎上的經濟主義思路、經濟人模型和經濟增長模式往前走嗎？顯然不能，因為這是一條死路。即使人類不是本性善良的生物，而只是理性的、會計算利害的生物，我們也應該避免這條道路。為了能夠在兩種瓶頸製約下揚棄異化並實現人類的永續存在和成長，必須探尋其他可行的替代模式。也的確有很多有識之士設計和構想了種種替代模式。

　　1、零度增長模式

　　這是由羅馬俱樂部在1972年提交的研究報告《增長的極限》所提出的。其主要觀點是：由於人口按指數模式增長，從而要求糧食等人類生活用品也必須按指數模式增長，但是地球的可耕地和其他礦物資源是有限的，勢必使社會物質財富的增長面臨資源不足的困境；人口和經濟的增長，引起環境汙染的種類、範圍和絕對量也循指數增長規律日趨嚴重，而地球吸收汙染物的自凈能力十分有限，從而使環境惡化、生態平衡失調。因此，世界若按現在的趨勢發展下去，在未來100年內總有一天會到達極限，出現全球性災難。為避免這一危機的發生，他們提出了使全球均衡發展的「零度增長」對策。

　　下面是報告中兩段最重要的的文字：

　　我們的結論是：（1）如果在世界人口、工業化、汙染、糧食生產和資源消耗方面現在的趨勢繼續下去，這個行星上增長的極限有朝一日將在今後100年中發生。最可能的結果是人口和工業生產力雙方有相當突然和不可控製的衰退。（2）改變這種增長趨勢和建立穩定的生態和經濟的條件，以支撐遙遠未來是可能的。全球均衡狀態可以這樣來設計，使地球上每個人的基本物質需要得到滿足，而且每個人有實現他個人潛力的平等機會。（3）如果世界人民決心追求第二種結果，而不是第一種結果，他們為達到這種結果而開始工作愈快，他們成功的可能性就愈大。這些結論是如此深刻，而且為進一步研究提出了這麽多問題，以致我們十分坦率地承認已被這些必須完成的巨大任務所壓倒。我們希望，這本書將適合於許多研究領域和世界上許多國家，引起其他人的興趣，提高他們所關心的事情的空間和時間的水平，和我們一起理解和準備這個偉大的過渡時期，即從增長過渡到全球均衡。

　　由於為生存選擇相當長的時間水平，以及較長的平均壽命作為理想的目標，我們現在對全球均衡狀態得到的一套最低要求是：（1）工廠資本和人口在規模上不變。出生率等於死亡率，資本的投資率等於折舊率。（2）所有投入和產出的速率；包括出生、死亡、投資和折舊保持最小。（3）資本和人口的水平以及兩者的比例安排得與社會價值一致。隨著技術進步創造新的選擇自由，它們可以深思熟慮上加以修正，慢慢地加以調整。

　　報告補充說明，在均衡狀態中，需要不變的量只有人口和資本，而那些不需要大量不可代替的資源，或不產生嚴重的環境退化的人類活動，可以無限地繼續增長。特別是那些被許多人列為人類的最理想和最滿意的活動，如教育、藝術、音樂、宗教、基礎科學研究、體育活動和社會的相互影響，是能夠繁榮的。

　　《增長的極限》發表後，在全世界引起巨大的反響，各國政府和非政府組織對報告中提出的問題進行了認真研究，並提出了相應的對策。但該書的悲觀主義結論和態度也引來激烈的批評。批評者的主要觀點是：（1）羅馬俱樂部沒有看到科學技術的發展可以用太陽能、風能、生物能等可再生能源取代傳統的不可再生能源；（2）《增長的極限》試圖以數學模型代替知識和理解，忽略了技術進步、價格製度、公共政策和規章製度對人類社會發展的有效促進，羅馬俱樂部不懂得，持續增長和加速發展的主要障礙不是物質方面的，而是政治、社會和製度方面，在良好的製度引導下，人類可以突破所謂增長極限的瓶頸；（3）羅馬俱樂部的這個報告是新殖民主義的辯護詞，在發達國家已經獲得了高速增長後，卻要求發展中國家維持現狀，不要走經濟增長和發展的道路，這是極不公正的。

　　2、有限增長模型或中間技術模型

　　面對諸多批評，羅馬俱樂部委托美國人梅薩羅維克和德國人佩斯泰爾發表了另一篇報告《人類處在轉折點》，該報告提出了一個「有限增長模型」。他們認為，在21世紀中期到來以前，在世界各地由於各自不同的原因，在不同的時間，可能會發生區域性的崩潰。解決的辦法必須是全球各個國家聯合采取行動，由物理的增長方式向生物體增長方式轉變，用有機分化方式解決人與自然關系，以綠色革命和科技進步應對人類面臨的共同危機。這個報告提出的這些關乎全人類生存與發展的全球性問題，引起了的人們廣泛關註，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同舟共濟的全球意識的形成。

　　英國經濟學家舒馬赫《小的是美好的》一書中，提出了一種類似於有限增長模型的中間技術模型。這本書的獨特和深刻之處在於對傳統經濟學和經濟發展模式提出了一種元經濟學或經濟哲學層面的反思：「（1）從對人類的研究中衍生出經濟學的目的和目標；（2）從對大自然的研究中衍生出經濟學最關鍵的方法論。」他指出，我們正在消耗一種不可替代的資本性資產，那就是寬厚的自然所能提供的容忍限度，或者說，我們根本沒有把自然資源、大自然的容忍限度及人類本質當作不可再生的資本，或「自然界資本」，而只是把它們當作一項收入加以揮霍；如果承認人對自然的依賴，那麽很大一部分「經濟」就是「不經濟」，很大一部分增長其實是一種退化，因為它們是一些病態的、不健康的、解體式或毀滅式的增長。經濟學要成為智慧，首先要擺脫貪婪和妒忌，這就必然要求我們放棄「理性人」、「經濟人」的假說，放棄「利益、效用、利潤、收入最大化」的要求。那麽，什麽才是經濟學的智慧呢？那就是放棄大量生產所運用的超級技術，而采用和運用中級技術、人性化的技術、自助式和民主式技術，低消耗、低投資、非暴力、充分利用人民聰明的大腦和靈巧的雙手的技術：「智慧能讓科技享有機性、溫和、非暴力、悠閑及美麗方向重新進發……我們需要的方法和設備是：

　　——夠便宜，每人都能確實掌握。

　　——適合於小規模的應用。

　　——能與人類對創意的需求相吻合。」

　　——可幫助男女從雇主那裏獨立出來而成為自身的雇工，成為自我管理的、合作的以及替當地市場而工作的團體的一員。

　　——能帶來政治和經濟權力以及人口的逐步分散。

　　——能給更多平民帶來更具人性的生活，一種真實的自我管理式民主，一種擺脫大規模消費和廣告媒介的自由。最終的消費是簡樸的，即以相對的低消耗率產生高度的滿足感，使人們得以生活得沒有壓力和緊張。

　　中間技術也可以叫做一百磅技術，介於原始的一磅技術和發達國家的千磅技術之間；它們可以開辟大量的工作場所。如果不在發展中國家大量發展中間技術和中小企業，必將形成貧富、城鄉兩極分化的「二元經濟體系」。

　　有限增長模型或中間技術模型比零度增長模型要樂觀一些，但要求人類放棄富有效率的高科技、大生產以及尋找能夠使人類永續成長的可再生能源的努力，不僅是不必要的，而且也是不可能的；只要人類的智慧和製度能夠控製高科技和大生產，它們仍然是能夠使人類擺脫匱乏的主要力量。另一方面，小規模生產和中間技術也難以為社會問題的解決提供堅實的基礎，而且也很難找到實施這一模型的社會力量，也很難避免從中產生新的集中和壟斷。

　　3、可持續發展模型

　　20世紀80年代初，聯合國成立了以挪威首相布倫特蘭夫人為主席的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WECD)，以製訂長期的環境對策，幫助國際社會確立更加有效地解決環境問題的途徑和方法。經過3年多的深入研究和充分論證，該委員會於1987 年向聯合國大會提交了經過充分論證的研究報告——《我們共同的未來》。報告將註意力集中於人口、糧食、物種遺傳、資源、能源、工業和人類居住等方面，在系統探討了人類面臨的一系列重大經濟、社會和環境問題之後，正式提出了「可持續發展」的模式：「既滿足當代人的需求又不危及後代滿足其需求的發展」，這個定義表達了兩個基本觀點：一是人類要發展，尤其是窮人要發展；二是發展有限度，不能危及後代人的發展。

　　與前兩種模型相比，可持續發展模型的優點是，把人們從單純考慮環境保護的角度引導到環境保護與人類發展相結合，而不是把兩者對立起來。能夠把兩方面結合起來的關鍵條件是，能源使用可在兩方面獲得新生，一方面是可以提高傳統能源的使用效率，另一方面是在不遠的將來，可以使用以太陽能為基礎的可再生能源。美國能源部研究表明，在未來的40年裏，美國可從太陽、風、水、地熱、生物中獲取現在使用的能量總量的57%—70%，至少可以使該國現在使用的能源節約一半，這意味著將來完全使用可再生能源是可行的。雖然資源需求還會不斷增加，但人類可以通過經濟、政治、科技、文化、教育製度的改革全面改善資源的使用方式、提高資源的使用效率，可以建立以循環經濟為主體的能源體系，以生物方式取代物理方式。資源的循環利用，可以為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打下可靠的基礎，使資源供給的增長能夠滿足人類需求的增長。

　　可持續發展模型的最新發展是低碳經濟模式。「低碳經濟」最早見諸於政府文件是在2003年的英國能源白皮書《我們能源的未來:創建低碳經濟》。作為第一次工業革命的先驅和資源並不豐富的島國，英國充分意識到了能源安全和氣候變化的威脅，它正從自給自足的能源供應走向主要依靠進口的時代，按目前的消費模式，預計2020年英國80%的能源都必須進口。2007年7月,美國參議院提出了《低碳經濟法案》,表明低碳經濟的發展道路有望成為美國未來的重要戰略選擇。2007年9月8日，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亞太經合組織（APEC）第15次領導人會議上，明確主張發展低碳經濟。

　　所謂低碳經濟，是指在可持續發展理念指導下，通過技術創新、製度創新、產業轉型、新能源開發等多種手段，盡可能地減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達到經濟社會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雙贏的一種經濟發展形態。低碳經濟是以低能耗、低汙染、低排放為基礎的經濟模式，是人類社會繼農業文明、工業文明之後的又一次重大進步。低碳經濟實質是能源高效利用、清潔能源開發、追求綠色GDP的問題，核心是能源技術和減排技術創新、產業結構和製度創新以及人類生存發展觀念的根本性轉變。

　　低碳經濟提出的大背景，是全球氣候變暖對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嚴峻挑戰。隨著全球人口和經濟規模的不斷增長，能源使用帶來的環境問題及其誘因不斷地為人們所認識，不止是煙霧、光化學煙霧和酸雨等的危害，大氣中二氧化碳（CO2）濃度升高帶來的全球氣候變化也已被確認為不爭的事實。在此背景下，「低碳足跡」、「低碳經濟」、「低碳技術」、「低碳發展」、「低碳生活方式」、「低碳社會」、「低碳城市」、「低碳世界」等一系列新概念、新政策應運而生。而能源與經濟以至價值觀實行大變革的結果，可能將為逐步邁向生態文明走出一條新路，即：擯棄20世紀的傳統增長模式，直接應用新世紀的創新技術與創新機製，通過低碳經濟模式與低碳生活方式，實現社會可持續發展。

　　4、各種發展模型的有機整合

　　本文認為可持續發展模型是介於馬克思的無限發展模型與零增長模型和有限增長模型、樂觀主義與悲觀主義之間的比較合理的模型。這是一種主要依賴於可再生能源的開發和利用的、綠色/低碳/環保的、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循環經濟和生態文明。從本文基本思路出發，可對這一模型提出如下梳理：

　　（1）可持續發展既要盡最大努力去突破資源和人性瓶頸、實現人類的永續成長，又要為無法或暫時難以突破瓶頸製約時避免人類災難做好充分的準備。後工業文明不是回復到前工業文明人與自然的原初統一狀態，而是要在繼承工業文明的合理內核的基礎上達到人與自然的更高統一，其中最為關鍵的是要繼續發展科學技術和大生產，以高生產率和規模經濟優勢解決物質資料的生產問題，但與此同時，不能等到物質財富充分湧流時再去轉換人的需求結構和人格結構，而是要在物質需要適度合理滿足的基礎上積極主動地提升人的需求層次和人格層次，把建立在「物質人」、「經濟人」、「消費者」、「自然征服者」基礎上的經濟模式轉變為建立在「文化人」、「社會人」、「創造者」、「自我實現者」基礎上的經濟模式。

　　（2）關鍵在於在全人類範圍內實現價值觀的轉換以及相應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轉換。面對人類所面臨的危機，需要人類從根本上反思和重新確立經濟增長和物質資料生產的目的——不是為了得到更多、更好、更高級、更奢侈的消費品以無限地滿足日益膨脹的物質欲望，而是為了給人類的健康、安全、幸福和自由全面發展提供一個物質基礎。怎麽界定「物質需要的適度合理的滿足」？以身體健康為唯一標準，依此標準獲取必要的食物、衣服、住宅、交通工具等生活必需品。一個人擁有好幾套豪宅、好幾輛豪華轎車、好多昂貴的衣服和首飾，吃頓飯花費成千上萬元，住一夜賓館花費成千上萬元，洗浴按摩一次花費成千上萬元……所有這些，都遠遠超出了正常的自然需要，都是一種病態的、無聊的、不道德的、有罪的消費方式和生活方式，而現行經濟體系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這種高消費—高投資—高收入—高消費……的惡性循環過程，並且激勵那些還沒有進入這個過程的人進入這個過程。一種荒謬的經濟學觀點認為，如果沒有對高檔和奢侈消費品的追求，經濟發展就會失去動力，而現在被認為是高檔和奢侈消費品的東西，將來會成為人們的生活必需品……這是一種不負責任和喪失良知的經濟學!這種觀點閉著眼睛看不見，把有限的資源用於解決急迫的民生問題會在更大程度上擴大內需或市場需求，即算民生問題得到了解決，或人類的基本需求得到了滿足，人類也可以並且應該把剩余資源和剩余財富用於人類的高層次需求的滿足上，而不可、不該浪費在物質需求的無度滿足上。人類完全可以做到在低碳、綠色環保、健康的物質生活的基礎上，把工作和生活的重心轉移到不必消耗太多能源、物質資源的精神文化需要的滿足上去。事實上，很多人已經做到了這一點，有什麽理由認為其他人就一定做不到呢？

　　（3）一個社會的產業或經濟結構應當這樣來安排：

　　——製造業，主要從事生產資料、耐用消費品、基本消費品等物質資料的生產，采用高科技和大規模生產方式，提供標準化、批量化、大眾化、高質量低能耗、高性能低價格的產品，控製乃至禁止昂貴奢侈品的生產。生產力和科學技術的發展要達到這樣的高度，以致為數不多但由公眾廣泛持股的大企業就可以完成製造業的任務。這些企業仍然應當獲取一定的利潤，以鼓勵投資並進行擴大再生產，但不再以股東利潤最大化為最高目標，而是要以股東、員工、社區、消費者等利害相關者乃至整個社會的共同利益為最高目標，為此，它們必須接受政府的宏觀調控和全社會的監督。

　　——文化產業，或者叫做精神生產，馬克思稱之為「人本身的生產」和「人的自由全面發展」。這是一個把傳統的「經濟」領域和「文化」領域融為一體的新興產業，大量物質產品和服務的生產者將要轉入這一產業，成為精神產品或文化產品的生產者和創造者，包括自然科學研究、社會科學研究、哲學、宗教、藝術、教育、體育等精神和文化生產部門。一般來說，文化產業不適合於標準化、批量化、規模化、大眾化生產方式和大企業組織形式，而是由各式各樣的中小型合作團隊來進行生產，可以采用合夥製、合作製、股份合作製、股份製等種種組織形式。它們提供的產品仍然是必須參與文化市場交易的商品，既可以價格和貨幣為中介進行交換，也可以實行活動與活動、產品與產品的直接交換。精神文化生產具有三大特點：第一，由於其產品是將豐厚的精神文化內容附著於簡單的物質載體之上，因此只需消耗很少的物質資源，不會造成大量的能源消耗和環境汙染；第二，這種生產作為自由自覺的創造性活動，作為人類潛能和天賦的發揮，本身就是目的，本身就能夠提供高度的滿足、快樂和幸福，因此必然不會以追逐利潤為主要目標；第三，由於人們的素質和精神文化需要的普遍提高，對這類產品的市場需要會很旺盛，因此生產者也能夠獲得一定的利潤，用於滿足他們基本的物質需要並用於精神文化的可持續生產或擴大再生產所需要的追加投資。

　　——服務業，主要為物質生產、精神生產、日常的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提供服務，包括商業、金融、通訊、信息、餐飲、住宿、醫療、衛生、保健、旅遊、娛樂等方面的服務。其中適合於大規模標準化運營的服務也可仿照製造業采取大企業的形式，但大量服務將會采取中小企業的形式，並像文化產業一樣采取合夥製、合作製、股份合作製、股份製等組織形式。

　　各產業之間和產業內部，實行由政府宏觀調控和計劃指導的市場經濟。這是由勞動與社會分工將更加細密因而交換將更加全面、個人選擇和發展將更加自由和多樣化、精神生產將更具有自主性和創造性所決定的，不可能由大一統的中央計劃和集權經濟取代市場經濟。貨幣和價格仍然是主要的經濟調節和核算手段，正如米德所堅持的：「貨幣和價格機製毫無疑問應該屬於人類最偉大的社會發明之列。恰當地運用價格機製，它就應該能夠給每個人下一道具有普遍意義的命令，使每個人都公平地分享社會資源中的一個份額；它能夠讓每個人自主地決定（在個人選擇確屬恰當的時候）他將以什麽方式執行這個命令；在每個生產者和商人（在技術條件許可的情況下）充分發揮自己的創造性，按照最經濟的方式，生產出市場上最需要的產品，在最需要的市場上出售。簡而言之，只要恰當地運用貨幣和價格製度，就能夠在社會事務中把自由、效率和公平結合在一起。」（4）在產權製度上實現馬克思所說的「社會個人所有製」或米德所說的「財產占有的民主國家」。雖然馬克思在當時歷史條件下傾向於社會所有或國家所有，但他說的在協作和對土地等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建個人所有製（社會個人所有製）的偉大構想，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卻是完全可以實現的：土地和部分生產資料公有，由一個民主的政府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進行有效的控製和運營，主要用於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其余絕大部分生產資料實行個人所有和個人聯合所有，主要用於保障個人的自我實現和自由全面發展。

　　（5）就業觀念和就業形式的大變革。在現行經濟體系中，所謂就業，是指進行投資經營活動或雇傭別人進行生產，或者受人雇傭從事生產活動，前者得到利潤，後者得到工資，一旦你不再雇傭別人或受人雇傭，你就失業了，前者變成坐吃老本的閑人，後者變成領取失業救濟的貧民，由此帶來許多嚴重的社會問題和心理問題。所以就業、失業成為困擾現代經濟和現代社會的大問題。按傳統經濟的邏輯，將來生產力和科學技術的發展還會把大量勞動者排除在勞動市場之外，他們就不可避免地會成為失業者，或者只能把就業時間壓縮到一天工作一、兩個小時以安排更多的人就業。但是，如果所謂就業或工作僅僅是指為社會提供有價值、有意義的貢獻，不管這種貢獻是物質產品和初級服務，還是精神產品和高級服務，不管是以雇傭別人或受人雇傭的方式提供，還是以自主獨立的方式提供，那麽，就業的範圍就會大大拓展，就業的形式就會無限多樣。我國學者林春設想出一種在社會保障公民最低收入基礎上的以參與代替傳統就業的新的就業模式：

　　——參與覆蓋一切直接和間接的「社會必要勞動」以及一切社會承認的、最寬泛意義上的工作，包括藝術創作和其他有益的精神活動。通過參與，人們作為個人和集體的一員進入合作和交換的領域。合格的參與者身份換來他人和社會的尊重及回報。參與由此成為取得人性內在需要的社會認同的唯一途徑。

　　——從終日勞作中因技術和社會的進步而解放出來的人們將有更多的閑暇發展各自的興趣才能，更多的時間彼此照顧，從而形成一種「關懷經濟」（caring economy）或「共享經濟」（solidarity economy），它建立在自治合作、社區網絡、義務勞動和多種形式的換工（通常無須貨幣做中介）的基礎之上。

　　——熟悉的工作之外，包括家務（由兩性分擔，與公共參與和非家務角色相結合）和非正式、季節性、臨時性和隨意性工作，靈活時間，自由職業，自我「雇傭」，誌願義工，互助公益，社團聯絡，以及任何其他公認有價值的「幹活」形式。

　　——每個人以公民參與身份獲得一份社會收入（social wage）或基本生活費,包括義務教育和一般的防疫治病費用。在此基礎上，人們根據願望和機會參與正式或非正式、有（固定）工資或無工資、訂長期合同或不簽約的各種工作/活動，憑貢獻而可得到生活費以外不同形式和數量的其他收入。大致等額的公民收入一方面使最低水平上的經濟平等得到製度保障，另一方面又非但不限製、反而創造個性選擇、良性競爭的條件，從而根本性地消除了就業、無業、失業、待業、半就/失業、靈活從業等地位的差別。

　　詹姆斯·米德的「財產占有的民主國家」，也是按照這樣一條思路來解決困擾西方發達國家的就業和失業問題的：「這樣一個社會的基本特征是，勞動更加變成了一件完全是個人選擇的事情。笨重危險的艱苦工作，不得不支付特別高的工資，以便吸引勞動者，有些人情願去做這些工作，目的是為了明顯地增加自己的收入。在另一個極端，有些人立誌獻身於非商業性的活動，他們也能如願以償，只要他們願意降低自己的生活標準，當然他們也不至於在閣樓裏忍饑挨餓。最重要的是，一些勞動密集型的服務（與舊式的國內服務不同）將會繁榮起來，有人願意為另外一些處於相同收入水平和社會地位的人們提供這些服務、演戲、跳芭蕾舞、繪畫、寫作、體育運動，以及所有這類被亞當·斯密稱為『非生產性』的活動，都會在半職業、半業余的基礎上興旺起來，提供這類服務的人，也不會在墮落為巨富保護人的貧窮的諂媚者了。」需要明確指出的是，按照馬克思的觀點，在取代資本主義的更高歷史階段，科學、藝術等精神創造活動不僅是而且是更高意義上的「生產性活動」——人本身的生產；按照我們的理解，還需要補充的是，這類活動通過其產品的出售也能夠獲得相應的物質的或經濟的報酬。

　　勞動者積極揚棄異化勞動的路徑和方法

　　不管是馬克思所設想的突破資源和人性瓶頸條件下徹底揚棄異化和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理想模型，還是在資源和人性瓶頸無法突破條件下的替代模型，都要求人們在很長的歷史時期忍受一定程度的乃至嚴重的異化，在這種情況下，勞動者當然不能夠被動地等待那美好的明天的到來，而應該盡其所能主動地、積極地、一點一點地消除異化和一步一步地自己的發展。

　　針對那種畢起功於一役、一舉鏟除異化並實現人類的徹底解放的想法，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異化勞動仍然是一種勞動，仍然包含著對象化、部分回歸和一定程度的自我實現，仍然不能說是一種完全非人的活動因而只能通過整體的社會革命徹底消滅之。在私有製和市場經濟不可跳躍和跨越的歷史條件下，異化勞動的揚棄或勞動的解放，只能通過量變和部分質變的積累，即通過不斷地增加勞動的肯定性、自我實現性程度和因素與不斷減少其否定性、異化程度和因素，一步一步地實現。社會革命是一種最後的選擇，鑒於社會革命一般都要付出高昂的代價並帶有嚴重的後遺癥，因此，只要有和平地、建設性地解決社會矛盾的可能性，只要改革和改良能夠得到大多數人的支持，就不能訴諸於社會革命；只有在改革和改良的一切可能性都已經喪失殆盡的時候，才能進行社會革命。正因為如此，作為弱勢群體的勞動者，要在市場經濟和「憲政、民主和法治」的框架內提升自己的經濟、政治和社會地位，就必須極大地強化其勞動生產力、投資經營能力、管理能力、討價還價能力、自組織能力、集體談判能力、政治參與和對話能力與精神創造能力。

　　一、強化勞動生產力

　　勞動者經濟、政治、社會地位的提高，首先取決於其勞動生產力的提高，而勞動生產力主要表現為特殊的、專有的生產知識、技術、技能和經驗，以及基於個體生產力之上的團隊協作能力。分工對於勞動者是一把雙刃劍，在一定歷史條件下限製勞動者的發展，使之在很長歷史時期都只能成為擁有體力和粗淺知識、技術、技能、經驗的簡單勞動者，但隨著分工的高度發展，生產過程科學技術水平的提高，分工也給勞動者的發展提供了新的歷史機遇，使勞動者能夠專註於發展某種特有的、高知識技術含量的生產力，成為復雜勞動者和主要的生產要素。與此同時，分工越細密，協作的重要性也越來越突出，這也給勞動者的團隊合作能力的發展提供了機會。勞動者這兩方面的生產力的發展使得企業不得不把勞動者看作重要的、具有極高經濟價值的資源和生產要素。在分工不可超越的經濟必然性面前，勞動者最明智的選擇，不是否定和逃避分工，而是利用一切可能的條件發展和提高自己生產力的質量、水平和專用性。事實表明，現代化大生產要求大批高素質的技術工人，他們也能憑借自己的技術獲得較高的收入。與其讓自己消極被動地充當機器的附庸，不如通過幹中學（nerning by doing）、在職培訓和業余學習，不斷提高自己的勞動素質和技術水平。這是完全可以由勞動者本人自主控製的，也可以說是一種自我實現。

　　客觀地說，我國大多數普通勞動者還沒有成為先進生產力。媒體一方面高調肯定工人階級是先進的、最先進的生產力，另一方面卻無法解釋幾十年來工人階級的經濟政治地位不斷滑落的事實。勞動者不要被一些意識形態層面的奉承之詞弄得暈頭轉向，不如老實承認自己在生產力和勞動生產率方面相對外國工人和本國科學技術人員的差距，這樣才能奮力縮小這個差距。生產力是硬道理，而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勞動者只有掌握這一生產力，才能真正提高自己在與其他生產要素在市場競爭中的實力，才能真正提高自己的經濟、政治和社會地位。

　　二、強化投資經營能力和管理能力

　　勞動者不能把自己終生定位於單純的勞動者的位置，還應該像資本家和企業家一樣成為投資者和經營者，成為一個準資本家和準企業家。首先，在工資較高的情況下，勞動者應該並且可以把一部分收入積累起來轉化為資本，投資於本企業、投資於股票市場、投資於其他資本市場；其次，勞動者應該並且可以把自己作為投資對象，即進行人力資本投資，把自己的知識、技術、技能和經驗作為有增值能力的資產進行追加投資，使之達到更高的水平並產生更高的回報。第三，勞動者要培養、訓練和提高自己參與企業管理的能力。總之，勞動者應該像企業家一樣發現自己所擁有的資源、資產的相對優勢，尋找最好的市場機會，進行有效的經營管理，使之獲得最高的回報，而不能僅僅滿足於獲得一份固定工資。在條件成熟的時候，勞動者應該勇於自主創業，或聯合創業，成為獨立的或聯合的企業主。事實上，歷史上許許多多的大資本家都是通過白手創業而獲得成功的。應該說，越來越多的人成為股東或資本所有者或經營管理者，會有力地限製資本壟斷化的趨勢，會有力地促進資本和財富的普遍化、社會化、平等化，會有力地推動經濟製度朝公平合理的方向發展，這對於勞動者自己和整個社會都是一件好事。

　　勞動與產權、勞動與資本、勞動與管理，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曾經處於分離和對抗的狀態，但這並不等於說必然永久處於這種狀態。一舉消滅私有製和資本主義是不切實際的，大一統的公有製和覆蓋全國的社會主義實驗也沒有取得成功，最為切實可行的是一步一步地滲透到產權、資本和管理領域之中去，從而使每一個勞動者也能夠分享產權和資本並參與管理。這是勞動者經濟地位的一種真正的提高。

　　三、強化討價還價能力、自組織能力和集體談判能力

      勞動者僅僅擁有某種先進生產力和人力資源是不夠的，要善於在市場經濟中尤其在與企業建立合約過程中為自己的資源獲得一個公平合理的價格。通常，擁有較高生產力的勞動者也就擁有較大的「本錢」或話語權，而只擁有簡單勞動力的勞動者很容易處於權利失衡、失去話語權的地位。不管是哪一種情況，在資本雇傭勞動的總體格局中，一對一的談判總是不利於勞動者的，因此，作為一種權利救濟機製，工會（Trade Union）或勞動者聯盟（Labour Union）就是不可缺少的，因為只有工會才能把分散的勞動者組織起來，以集體的力量與資方進行集體談判，從而改變資本與勞動之間的力量對比關系，改變資本與勞動權利嚴重失衡和傾斜的狀態。為此，勞動者是否具有自組織意識以及相應的自組織能力就顯得至關重要。這裏會出現一個基本矛盾，那就是勞動者個人追求收入最大化和穩定就業的合理要求與勞動者組織對勞動者個人之間的競爭的合理控製之間的矛盾，如何解決這一矛盾，既是勞動者個人也是勞動者組織面臨的最重要的問題。

　　今天，中國的勞動者在很大程度上還處在自發、分散、無序的狀態之中，這使得他們不能以集體的力量抗衡資本霸權和工廠專製，血汗工廠、超經濟剝削、勞資分配極度不平等等種種現象觸目驚心。勞動者只有組織起來依法維權，只有通過強有力的集體談判，才能真正遏製資本的無度擴張和剝削。

      四、強化政治參與和對話能力

　　勞動者不僅應該在企業或工作場所、產業層面有效地組織起來，還應該在整個階級層面和全國範圍內組織起來，這已經超出經濟領域或市民社會的範圍，而進入了政治領域或國家權力的範圍。通常，在現代民主政治製度下，勞動者及其工會組織可以與已有的左翼政黨或社會主義政黨結成聯盟，或者在工會聯合的基礎上直接產生左派政黨或社會主義政黨，這樣，勞動者及其工會就能夠通過這些政黨，把自己的利益、願望、要求、主張帶進國家政治生活層面，或者有力地影響國家立法，或者有效地監督行政和司法。根據發達國家的歷史經驗，一種合理而有效的戰略聯盟是，勞動者和工會成為左翼政黨或社會主義政黨的選舉基礎，而左翼政黨或社會主義政黨成為勞動者和工會的政治代表。事實證明，這種聯盟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資本主義的經濟、政治和社會製度，其中最重要的成就是宏觀層面的國有化和社會保障與微觀層面的集體談判和工人參與管理等製度和機製的建立，從而大大提高了勞動者的經濟、政治和社會地位。

　　五、強化文化素質和精神創造能力

　　這常常是被勞動者和社會各界所忽視的方面，因為大家都把註意力直接集中到勞動者的經濟、政治、社會方面的權利、地位的改善上了。其實，勞動者文化素質和精神創造能力的提高有關勞動者的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值得引起勞動者和工會的高度重視。首先，如果勞動者文化素質低下、精神創造能力薄弱，即使法律賦予他們較高的經濟、政治、社會地位，或者即使勞動者通過革命奪取了政權並建立了公有製經濟製度和人民民主政治製度，他們最終也會因為沒有足夠的知識和能力管理經濟、政治和社會事務而重新跌回過去低下的經濟、政治和社會地位。其次，勞動者較高的文化素質和精神創造能力，一部分可以轉化為勞動生產力，一部分可以轉化為投資、經營、管理能力，一部分可以轉化為自組織和集體行動能力，一部分可以轉化為政治參與和對話能力，這樣就能夠全面提高勞動者的經濟、政治、社會生活素質，使他們不僅有資格提出更高的權利要求，而且能夠勝任更重要的經濟、政治和社會職能。還有一點值得指出的是，勞動者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質和精神創造能力，初看起來好像是一件極為困難的事情，以致很多人強調，只有在具備足夠的經濟、政治和社會條件後才能夠做好這件事，但實際上，這件事成功與否主要取決於主觀的努力，任何一個人，只要基本解決了溫飽問題並擁有一定的自由時間，都能夠自學成才，都能夠發展一方面或幾方面的興趣、愛好、潛能和天賦，只要持之以恒，必有所成，而這些最初顯得無用的知識或技能，一旦遇到適當的機會，就會發揮其作用，並改變自己的經濟、政治和社會地位。

　　六、與其他社會成員一起致力於價值觀和生活方式的轉變

      勞動者應該成為全球價值觀和生活方式革命的強有力的推動者，成為可持續發展模式的強有力的支持者和實踐者，而不能亦步亦趨地去模仿和追趕資產階級和特權階級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成為經濟主義、經濟人模型、高投資高收入高消費模型的炮灰和犧牲品——在這種模型下，勞動者只能得到某些殘羹剩炙而已。勞動者的確應該強化其勞動生產力、投資經營能力、管理能力、討價還價能力、自組織能力、集體談判能力、政治參與和對話能力與精神創造能力，但這並不是說每個勞動者也要成為億萬富翁和暴殄天物的高消費者，而是說，只有這樣勞動者才能獲得公平的經濟權利和經濟利益，並在此基礎上獲得真實的政治權利、社會權利和精神文化權利，一旦全面擁有了這些權利，在憲政、民主和法製的製度條件下，勞動者就可以合乎邏輯地把自己的價值觀、人生觀、道德觀、經濟觀變成主流文化和公共輿論，甚至變成國家的法律和政策，強有力地製約、限製和改造那些掌握巨額財富和特權的階級和階層。千百年來，勞動者身上積累了許多寶貴的美德，如勤勞、節儉、樸素、真誠、互助、合作、尊重自然、愛護後代等等，全都可以成為人類可持續發展模型和道路的精神資源和道德資源。勞動者因而會成為避免人類災難、保持人類永續成長的主要依靠力量，為人類的存在和發展做出比以前更大的貢獻。

　　《國際歌》唱得好：「從來就沒有什麽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馬克思恩格斯也反復指出，工人階級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事情。在19世紀，他們能夠找到的解放道路就是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正是因為19世界工人階級的英勇奮鬥，迫使資產階級做出了讓步，從而開辟了工人階級解放的更廣闊的道路和空間，以及更和平的方式。不管走什麽道路，采用什麽方式，消滅異化勞動實現勞動解放的目標是堅定不移的，而實現這一目標的主體力量只能是勞動者自己。

工運人士談工人運動

作者 中國勞工通訊 寫於 二零一八年

　　本報告是中國勞工通訊發布的第七期工人運動觀察報告。在報告期內，中國勞工通訊的「工人集體行動地圖」共收錄了 6694 起工人集體行動個案。中國工人的集體行動繼續呈增長趨勢，並隨著企業的遷移和新興行業的興起，從沿海城市向內陸省份、從傳統行業向新興行業擴散。這顯示，集體勞資關系正在企業層面形成，為工人組織和勞資集體談判創造了條件。報告期內，伴隨著反腐敗的深入，中國共產黨領導層意識到，壹方面反腐敗為中共領導層贏得了巨大民意支持，另壹方面包括企業工人在內的普通百姓，對自身利益在經濟發展中所處的不公平地位也迅速覺醒。包括勞資矛盾在內的社會矛盾激化程度，已經越過了政治和民生臨界點，並直接威脅到政權的合法性。為此，在報告期內，中國共產黨歷史上首次由最高層自上而下發動了群團組織改革。其中，中華全國總工會（以下簡稱「全總」）改革被定為群團組織改革的重點。中共最高層破例自上而下推動全總改革，旨在使工會能夠在企業層面代表工人通過集體談判參與初次分配，提高工薪階層家庭收入，縮小貧富差距，重建政權合法性。

　　本報告分為三個部分，第壹部分概括總結報告期內發生在全國各地各類企業的工人集體行動。隨著企業層面集體勞動關系的快速形成，勞資關系的調整機製卻仍然停留在個體勞動關系層面，工人在企業工資分配中仍然沒有話語權。面對生活需要，越來越多的工人不再坐等製度，而是選擇以集體行動的方式反抗違法侵權和提出工資訴求。第二部分通過個案分析，呈現中國勞工非政府組織（以下簡稱「勞工 NGO」）介入工人集體行動的工作過程，嘗試總結這些組織在將工人集體行動導入集體談判軌道的過程中，所創造的可復製工作模式。第三部分析 2015 年開啟的工會改革。首先分析了中共中央最高領導層啟動此次改革的深層原因，然後描述了全總所采取的改革措施，其後將全總改革措施及其宣稱的成果與現實情況進行比較，提出全總並未按照中共中央的要求進行改革。因此，工會改革必須進壹步深化。最後對全總深化改革提出了建議。

　　在本期報告中，我們對中國工人集體行動、勞工 NGO 的工作和全總改革的觀察可以概括為以下幾點：

　　第壹，工人集體行動的發展勢頭趨於強勁。在中國經濟結構性調整、中央政府實施去產能戰略、傳統製造業衰落、新興行業掘起的大背景下，工人的集體行動呈現出行業全面擴散的趨勢，尤其表現為，傳統製造業工人集體行動的個案比重下降，服務業和新興行業（例如快遞、送餐及「互聯網＋」等）的工人集體行動個案比重上升。

　　第二，工人集體行動呈區域蔓延趨勢。工人集體行動正在從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地區，迅速向內陸省份擴展。報告期內，發生在河南省建築業、交通業、零售業的個案均居各省首位。

　　第三，工人的集體行動從過往以抗議和發泄不滿為主的無序階段，正在快速進入到更加理性的有序談判階段。這表現為，工人行動的組織性大大提高，行動的工具多樣化，行動的目標趨於統壹。個案顯示，集體行動中的工人們雖然沒有工會組織的支持，但通過勞工 NGO 的協助，卻能夠迅速掌握集體談判的策略和技巧，並通過自己選舉產生的談判代表成功爭取共同的訴求。

　　第四，勞工 NGO 對於工人轉變維權方式發揮了重要作用。它們在介入工人集體行動中探索出壹套工作模式，包括統壹工人訴求、選舉工人代表、培訓工人代表、指導工人代表進行集體談判、保護工人代表等等內容。這套模式為中國工會改革提供了樣本。有理由相信，如果總工會各級工會組織能以這壹工作模式為參照，參與到工人集體行動中，企業勞資集體談判將快速形成，更加公平的企業壹次分配將可以實現。

　　第五，中共最高領導層親自啟動了全總此次改革。中共作為執政黨已經清楚地意識到，急速惡化的社會矛盾源於貧富之間的巨大差距，貧富差距源於社會財富分配不公，分配不公最重要的環節是企業工資分配不合理。中共希望通過提高企業工人的工資收入緩解總體社會財富分配不公問題，從而為政權合法性找到新的基礎。中共最高層對全總寄予厚望，並親自啟動工會改革。

　　第六，2015 年 11 月中共中央啟動全總改革，要求各級工會去除「四化」（ 機關化、行政化、貴族化、娛樂化），增強「三性」（政治性、先進性、群眾性）。兩年多來，全總在去除「四化」方面下了不少功夫，各級工會的組織體製、管理模式、運行機製和活動方式等方面都有所改觀。但是，在增強「三性」方面卻沒有什麽起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僅僅是各級工會領導人和工作人員學習和考核的內容，並沒有真正成為他們的人生價值觀。反映在工會的具體工作中就是，各級工會仍然遊離於企業勞資關系之外，企業層面的工會組織仍然處於老板和管理層的控製之下，工人在企業工資分配中仍然沒

　　有話語權。也就是，工會改革以來全總所采取的措施以及取得的進展，無論是與中共最高層解決分配問題的期望，還是與企業工人的實際要求，均存在著巨大差異。

　　第七，本報告提出，中華全國總工會的改革重點，在於重建工會的身份。首先，在企業層面，工會必須由企業工人選舉產生，才能將企業工會從雇主和管理者的操控中解脫出來，企業工會才能真正代表工人與老板和管理者就工資待遇、職業健康、安全生產、工時休假、保險福利等進行談判。另外，各級工會的領導人和工作人員，必須由具備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社會主義者擔任，才能確保工會作為工人利益代表者的身份。由社會主義者主導工會工作，在叢林法則大行其道的今天尤其重要。

　　第壹章 對中國工人集體行動的總體觀察

　　在報告期內，中國勞工通訊共收錄工人集體行動個案 6694 起。

　　1 這些個案表明中國

　　工人的集體行動仍然處於高發期和上升期，各行各業工人表達利益訴求和實現自身利益，首選手段仍然是訴諸集體行動。例如，即使中央政府三令五申禁止拖欠農民工工資，並不斷出臺各類措施，對拖欠農民工工資的企業施以各種懲罰。但是，農民工最為集中的建築業，欠薪問題仍然大量存在。建築業錄得的集體行動個案達到 2595 起，占比接近四成。在隨互聯網經濟興起的行業裏，我們也錄得 60 起工人集體行動，行動者主要是外賣送餐員和快遞員。需要說明的是，我們收錄的工人集體行動個案主要來自於網絡自媒體，在中國現有的體製下，統計部門沒有動力對這類信息進行系統統計，官方媒體更不會發布此類信息。因此，我們相信，我們收錄的個案只是實際發生的工人集體行動個案的壹小部分。

　　從地區分布來看，工人集體行動繼續由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地區向內陸省份蔓延。在 6694 起個案中，廣東省以 896 起個案居於全國首位，其中，發生在廣東省製造業、服務業的個案數量居各省首位。集體行動高發的前 12 個省份中，有 8 個是內陸省份，包括河南（507 起）、河北（421 起）、四川（365 起）、陜西（302 起）、湖北（245起）、安徽（242 起）、山西（223 起）、北京（194 起）。其中，在河南省，建築業、交通業、零售業發生的工人集體行動個案數均居各省首位。

　　雖然中國政府在統計和信息發布上對於工人集體行動向來諱莫如深，但也承認工人集體行動個案高居不下的嚴重性。2015 年 3 月發出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構建和諧勞動關系的意見》承認，當下中國正處於經濟社會轉型時期，「勞動關系矛盾已進入凸顯期和多發期，勞動爭議案件居高不下，有的地方拖欠農民工工資等損害職工利益的現象仍較突出，集體停工和群體性事件時有發生，構建和諧勞動關系的任務艱巨繁重。」

　　壹、對工人集體行動的分行業觀察

　　在報告期內，工人集體行動發生最多的是建築業（38.77%），其次是製造業（26.45%），服務業（10.85%）和交通業（10.71%），采礦業、零售業、教育業居後。

　　1．建築業

　　報告期共錄得 2595 起建築業工人集體行動個案，其中河南、廣東、山東、河北、四川居前 5 位。建築業的工人集體行動絕大多數發生在房屋建築業和建築安裝業。有少量個案發生在土木工程建築業，如鐵路、道路、隧道和橋梁工程，這些工程的發包方為地方政府。在建築業集體行動的企業所有製分布上，私營企業 1376 起、國有企業 363起、港澳臺資企業 2 起、外資企業 1 起，另有 853 起所有製不詳。

　　2

　　在訴求方面，建築業的工人集體行動以追討欠薪為最常見訴求，超過 99%的個案由雇主拖欠工資引發，此外，有少量個案涉及建築公司關閉、搬遷引發的裁員或追討社會保險費、住房公積金問題。

　　就集體行動的方式而言，建築業工人的集體行動最常采用抗議和遊行。與其他行業相比，建築業工人會采取威脅跳樓的方式來達成訴求，而以罷工抗爭則較為少見。

　　政府對集體行動的回應，有 639 起個案出動了警力、34 起由政府調解、23 起由政府主持勞資談判、97 起工人被抓捕。

　　2．製造業

　　報告期共錄得 1770 起製造業工人集體行動個案，其中廣東、江蘇、山東、浙江這些沿海省份居於前 4 位。製造業的工人集體行動，紡織、服飾、製鞋等行業占比最高，達 354 起（20%）；其次是電子製造業，有 261 起（14.75%）；在重工業如鋼鐵、鋁業、化工業的工人集體行動也不少，合計個案 156 起（8.81%）；汽車、造船業則有 103 起（5.81%）。在製造業集體行動的企業所有製分布上，私營企業有 1003 起、國有企業131 起、外資企業 122 起、港澳臺資企業 130 起，另有 1385 起所有製不詳。

　　在訴求方面，製造業的集體行動中追討欠薪是最常見訴求，占個案的 75.48%。除了追討欠薪，工人也會要求經濟補償金（15.64%）、社會保險費（11.58%）。

　　就集體行動的方式而言，製造業工人的集體行動最常采用抗議/遊行及靜坐的方式，其他集體行動方式還包括罷工或堵路。

　　在政府對集體行動的回應方面，有 585 起出動了警力、89 起由政府調解、36 起由政府主持勞資談判、131 起工人被抓捕。

　　3. 服務業

　　報告期共錄得 726 起服務業工人集體行動個案，其中廣東、江蘇、河南、浙江、四川發生的集體行動個案數量居於前 5 位。服務業的工人集體行動多發生在餐飲業，有175 起個案（24.10%），發生在酒店業也有 103 起個案（14.19%）。在服務業發生個案的企業所有製分布上，私營企業有 535 起、國有企業 60 起、外資企業 4 起、港澳臺資企業 3 起，另有 124 起所有製不詳。

　　在訴求方面，服務業工人集體行動的主要訴求是追討欠薪，共有個案 597 起（82.23%）；其次有 57 起（7.99%）是抵製裁員的訴求和 43 起（5.92%）要求增加工資的訴求。

　　就集體行動的方式而言，服務業工人的集體行動最常采用抗議/遊行的方式，其他集體行動方式還包括靜坐或罷工。

　　在政府對集體行動的回應方面，有 124 起出動了警力、27 起由政府調解、36 起由政府主持勞資談判、2 起工人被抓捕。

　　4. 交通業

　　報告期共錄得 717 起交通業工人集體行動個案，其中河南、山東、四川、江蘇、陜西居於前 5 位。交通業工人集體行動占比最高的是出租車司機，為 454 起（63.23%）。

　　另外，公交車司機、快遞員工及打車軟件司機也是主要集體行動主體。在交通業個案的企業所有製分布上，私營企業所占比例最大，為 595 起（71.8%），國有企業 12 起、外資企業 2 起、合資企業及港澳臺資企業各 1 起，另有 105 起所有製不詳。

　　在訴求方面，交通業工人的集體行動以傳統訴求如打擊黑車及三輪車（30.26%）和降低管理費（10.32%）為主。另外，打車軟件司機也會發起集體行動，他們的訴求主要是抗議政府部門及出租車司機的釣魚執法、抗議公司的管理政策或補貼過低。

　　就集體行動的方式而言，交通業工人的集體行動主要方式是罷工/罷運，此外工人的集體行動方式還有抗議/遊行及靜坐。出租車司機往往以圍堵、「釣魚」等方式與黑車及打車軟件司機發生沖突。

　　在政府對集體行動的回應方面，有 172 起出動了警力、14 起由政府調解、6 起由政府主持勞資談判、33 起工人被抓捕。

　　5. 零售業

　　報告期共錄得 212 起零售業工人集體行動個案，其中河南、江蘇、山東、四川、河北發生的集體行動個案數量居於前 5 位。零售業工人集體行動多發生在商場、百貨公司，有 48 起個案（22.64%）；發生在超級市場有 41 起個案（19.34%）。在零售業發生個案的企業所有製分布上，私營企業有 158 起、外資企業 15 起、國有企業 9 起、合資企業6 起、港澳臺資企業 2 起，另有 22 起所有製不詳。

　　在訴求方面，零售業工人集體行動的主要訴求是追討欠薪，共有個案 162 起（76.42%），其次有 33 起（15.57%）的訴求是追討經濟補償金，有 31 起（14.62%）的訴求是抗議裁員。

　　就集體行動的方式而言，零售業工人的集體行動最常采用抗議/遊行的方式，其他集體行動方式還包括靜坐或罷工。

　　在政府對集體行動的回應方面，有 47 起出動了警力、3 起由政府調解、5 起由政府主持勞資談判、3 起工人被抓捕。

　　6. 采礦業

　　報告期內共錄得 235 起采礦業工人集體行動個案，其中山西、河北、山東、河南、陜西發生的集體行動個案數量居於前 5 位。采礦業的工人集體行動主要發生在煤礦，有220 起（93.62%）。在采礦業個案的企業所有製分布上，私營企業有 72 起、國有企業 74起、合資企業 4 起、港澳臺資企業 1 起，尚有 84 起所有製不詳。

　　在訴求方面，采礦業工人集體行動的主要訴求是追討欠薪，共有個案 193 起（82.13%）。其次有 17 起（7.23%）的訴求是追討社會保險費，有 15 起（6.38%）的訴求是追討經濟補償金。

　　就集體行動的方式而言，采礦業工人的集體行動最常采用抗議/遊行的方式，其次是靜坐，其他集體行動方式還包括堵路或罷工。

　　在政府對集體行動的回應方面，有 47 起出動了警力、1 起由政府調解、3 起由政府主持勞資談判、12 起工人被抓捕。

　　7. 教育業

　　報告期共錄得 206 起教師集體行動個案，其中河北、河南、江蘇、湖北、湖南發生的個案數量居於前 5 位。有 160 起個案發生在中小學，所占比例為 77.67%，另有幼兒園教師的行動 18 起（8.74%），鄉村民辦教師的行動 16 起（7.77%）。

　　在訴求方面，教師集體行動的主要訴求是追討欠薪，有個案 89 起（43.20%），其次有 62 起（26.38%）是增加工資的訴求，有 53 起（22.55%）是追討社會保險費的訴求。

　　就集體行動的方式而言，教師的集體行動最常采用抗議/遊行的方式，其他集體行動方式還包括罷工或靜坐。

　　在政府對集體行動的回應方面，有 56 起出動了警力、4 起由政府調解、2 起由政府由主持了談判、19 起教師被抓捕。

　　二、工人集體行動的背景因素分析

　　報告期內，中國經濟增速放緩，投資、出口市場乏力，國內消費不足，國內生產總值（GDP）年增速從 2014 年的 7.7%連續下降到 2017 年的 6.7%。中央政府意識到當下的經濟面臨「國內結構性問題突出、風險隱患顯現、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多重困難」，3 故此通過壹系列的調控措施試圖調整產業結構、穩定經濟增長。中共中央於 2013 年 11 月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2014 年 2 月 28 日召開小組第二次會議，提出「經濟體製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頭戲」，4

　　2014 年的政府工作報告首次提出「把消費作為擴大內需的主要著力點」。中央政府提出從傳統製造業轉向先進製造業，發展現代服務業和新興產業的戰略。

　　5

　　在經濟轉型過程中，舊動能弱化、新動力激發，傳統行業如鋼鐵、水泥、煤炭、服裝、電子製造等走下坡路，而新興行業如互聯網平臺經濟快速掘起。這些因素對各行各業工人的權益形成巨大影響。夕陽產業的退出，要解決企業工人的補償和退休問題，新興行業的升起，要確定工資、福利、工時、社保等待遇問題。比如去產能過程中，由於沒有工會代表工人參與其中就非常具體的利益和權益問題進行協商落實，也許對彼時的官員們來說實現了強行過關，但是，對於其間涉及的千千萬萬家庭來說卻事關實際利益甚至生存，爆發是早晚的事。而新興產業在沒有工會代表工人與資方進行協商談判的情況下，低工資、長工時、沒有社保等對家庭生活造成的影響，更是在短期內便顯現出來。

　　不過，無論是夕陽產業還是新興行業，千千萬萬工人和他們的家庭為了生活下去，便不得不以集體行動為主要方式來表達他們的訴求。

　　分析報告期間數千起工人集體行動個案，我們觀察到引發工人集體行動有如下幾個主要原因：

　　1．去產能的產業結構調整

　　國務院在 2014 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經濟發展要從依靠要素投入轉為依靠創新驅動。2015 年 11 月 10 日，習近平在主持召開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壹次會議時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促進過剩產能有效化解，促進產業優化重組」。

　　6 在

　　供給側結構性調整初期，去產能的重點是鋼鐵業和煤炭業，隨後又加入了水泥、玻璃、電解鋁和船舶等行業。以鋼鐵和煤炭業為例，截止 2017 年底，煤炭行業去產能已完成5.4 億噸、鋼鐵行業去產能則逾 1 億噸。

　　7

　　這些去產能的企業多為國有企業，它們猝然要面臨減產停工、關停出清，有些「僵屍企業」則被關閉或者與其他企業兼並重組。這些企業大量的工人也面臨著與企業相同的命運，僅在 25 個產煤地區就至少有 150 萬工人面臨安置問題 — 重新定編、定員、定崗；或是內部退養、轉崗。8 為避免上個世紀末國有企業改製導致工人下崗無保障、後遺癥長期存在的情景再現，中央政府發文要求妥善安置職工。2017 年，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等 5 家部門發布《關於做好 2017 年化解鋼鐵煤炭行業過剩產能中職工安置工作的通知》，強調要「依法處理勞動關系，加強社保銜接，註重風險防範」，以確保分流職工就業有出路、生活有保障，不發生因職工安置引發的規模性失業和重大群體性事件。

　　然而，壹些去產能行業的企業習慣於采取降低人力成本的措施來應對經營變化，因而在面臨倒閉的狀況下繼續選擇犧牲工人利益的措施。在報告期間，去產能行業的企業在裁減工人、轉產關閉的同時，繼續拖欠工人的工資和社會保險費，或者在未征求工人意見的情況下出臺安置方案。在此類企業中的基層工會僅僅是遵照政府去產能的進程安排，負責所謂的「再就業與再創業扶助」，它們既不代表工人發聲，也沒有幫助工人拿到合理的補償，面對工人的權益受損無所作為。於是，在去產能策略的落實過程中引發了大量的工人集體行動個案。

　　2015 年 5 月，吉林省通化市通鋼集團因效益不佳開始裁員，男性工人凡年滿 50 歲、工齡滿 30 年者被全部「內退」，內退期間企業只支付當地的最低工資。此舉引發工人不滿，數百名工人連日上街抗議。

　　2016 年 3 月，正在北京參加全國「兩會」的黑龍江省長陸昊聲稱龍煤集團不存在拖欠工資問題。3 月 9 日，龍煤集團下屬雙鴨山煤礦被長期拖欠工資的上萬名礦工沖上街頭遊行抗議，打出「陸昊睜著眼睛說瞎話」、「共產黨還我血汗錢」的標語。

　　2016 年 3 月 29 日，河北省唐山國豐鋼鐵公司北區宣布停產並裁員 1500 人。4 月 5日，被裁減工人因對企業安置方案不滿而堵路抗議。

　　顯然，在利益無處不在的市場經濟下，靠中央政府發布通知的方式，既無法強製企業保障工人利益，也無法強製地方政府保障轄區內受影響工人的生活。而牽涉其中的工人們，當具體利益和權益受到損害並已經直接影響到生活甚至生存的時候，他們會把企業領導和地方官員關於「明天更美好」的說法視為公然欺騙和羞辱並被激怒。在被欺騙、被羞辱所激起的憤怒情緒驅使下，采取集體行動便是工人們的唯壹選擇。而且，他們深信，只有把事情鬧大，而且越大越好，這樣才能引起關註，才有可能解決問題。而現實中也確實如此，所謂大鬧大解決，小鬧小解決，不鬧不解決，理性提出訴求要求協商談判則會被威脅甚至抓捕。出於趨利避害的本能，工人們在面對利益受損甚至生存受到威脅時便往往會選擇突發集體行動而非集體協商談判。

　　2．傳統製造業的倒閉、撤資、搬遷

　　在報告期內，隨著勞動力成本增加、原材料土地價格上漲，傳統製造業企業的利潤空間也在不斷縮小，過去「三來壹補」以低勞動力成本、低製造水平、依賴出口外貿為主的「世界工廠」模式需要轉型。當面臨著通貨膨脹、成本上漲、匯率變化等問題時，低附加值的加工製造業企業發現，過去廉價加工、壓縮人力成本的方式難以為繼，它們在經濟結構轉型中接二連三地倒閉、關廠、撤資或者搬遷。例如，2008 年，廣東省政府首次提出推進產業轉移和勞動力轉移的「雙轉移」（又稱「騰籠換鳥」）戰略，希望將傳統製造業轉移出去，將先進生產力轉移進來。到 2017 年，廣東省的經濟發展戰略已轉移到創新驅動發展，區域創新能力躍居全國首位。9 被稱作「世界工廠」的東莞市政府自 2014 年起連續 3 年每年拿出 2 億元支持企業「機器換人」的專項計劃，珠三角其他地區也逐漸謀求以技術紅利取代人口紅利，以高新產業取代低端加工。在此背景下，珠三角地區的傳統製造業企業遭到了巨大打擊。例如，東莞市於 2008 年底經歷了製造業企業倒閉搬遷潮，當時 3500 多家玩具廠只剩數百家，10 倒閉搬遷的趨勢持續到 2015

　　年。在這壹年，全市共有 268 家規模以上工業企業關停、破產、註銷，362 家外資企業關停、外遷，這些企業大部分是勞動密集型的中小企業。11傳統製造業企業的倒閉搬遷使受雇於這類企業的工人受到影響。以低成本加工為主的製造業企業如製衣廠、製鞋廠、玩具廠、電子廠等或關廠、或倒閉、或撤資轉股、或搬遷到勞動力更為廉價的中西部省份和東南亞國家。受到影響的工人因為欠缺知情權和話語權，又沒有工會代表自身利益，在權益方面受到極大損害。概括起來有如下幾個方面：

　　第壹，企業經營狀況變差，為減少成本轉而降低工人的工資、削減法定的福利待遇。

　　第二，工廠突然倒閉，企業老板卷款而逃，工人討薪無門，社會保險費和經濟補償金也無處追討。

　　第三，企業在搬遷到用工成本更低的地區時，常常強行解除工人的勞動合同，並拒絕為被解雇的工人支付合理的經濟補償金。

　　第四，企業在轉讓股權或資產轉移、撤資時，剝奪了工人的知情權，對工人的安置方案也未征求工會或員工大會的意見。

　　第五，在企業易手之後，新的雇主隨意降低工資和福利，在將工人的工齡歸零的同時，要求工人重新簽訂勞動合同，甚至強行裁員。

　　第六，傳統製造業企業在遇到經營生存困難時，雇主進壹步采取克扣工資、拖欠工資和社會保險費、拖欠加班工資、克扣法定福利等方式來降低成本。

　　在報告期內，傳統製造業企業工人集體行動，正是沒有工會代表、沒有勞資談判機製的直接後果。在這類企業中，雇主長期以削減勞動成本作為應對市場競爭的主要手段。

　　同時，工人們缺少真正代表他們利益的工會。在追討權益的過程中，他們又面臨著勞動仲裁、審判程序過長、判決執行難度大等等困難。在企業正常運行期間，他們面對強勢的雇主，多以辭工的方式表達不滿。但當企業出現倒閉、搬遷、所有者變更的情況時，他們會意識到這是追討權益的最後機會。此時，長期積累的勞資矛盾會在雇主刻意回避所應承擔的責任時爆發，在勞資之間缺乏溝通談判機製、企業工會不作為的情況下，工人們會選擇以集體行動來表達不滿和訴求，甚至將地方政府列入行動的對象。

　　2015 年 10 月 8 日，位於廣東省深圳市的福昌電子技術有限公司突然宣布倒閉， 3000余名工人聚集抗議，要求管理層解決欠薪和經濟補償問題。工人還圍堵了當地政府辦公場所，要求政府出面解決問題。

　　2016 年 3 月 5 日，位於廣東省的統壹集團長營電器（深圳）有限公司搬遷，2000 工人罷工要求賠償。據工人透露，該公司要搬往惠州市惠東縣，但資方在將設備搬空的情況下，未就賠償問題給出合理交代，引發工人不滿。

　　從 2016 年 11 月 21 日起，重慶、長春、成都三家可口可樂公司的裝瓶廠工人全面罷工，導致工廠停產。罷工起因是美國可口可樂公司將在華瓶裝業務出售給兩家中資公司，工人們要求清算工齡，支付經濟補償金。

　　3．新興行業的不規範用工

　　經濟結構轉型壹方面以供給側改革為主，促進先進製造業取代傳統製造業，另壹方面則以消費來擴大內需、培養服務業與新興行業等作為新的經濟增長點。最近幾年，基於互聯網平臺，電子商務、物流快遞、外賣團購、打車軟件等共享經濟行業得以迅速發展。互聯網經濟正在成為中國經濟的最大增長點，也是新的就業增長點，據估計，2017年共享經濟的服務提供者人數約為 7000 萬人。

　　12

　　在這些新興行業中，快遞業的發展尤為突出，近年來壹直以每年超過 50%的速度增長。2017 年，全國的快遞業務量達到 400.8 億件，連續幾年位居世界第壹並占世界總量的 40%以上，行業收入已達到 4957.1 億元。

　　13 然而，在快遞業高速發展的同時，數百萬

　　從業者卻壹直受製於該行業普遍采用的「直營＋加盟製」。按照這壹製度，大部分員工與加盟網點之間是業務代理關系，這種不規範的就業模式使得從業者與加盟網點之間無法形成正式的勞動關系，他們只能按件計酬。

　　14 由快遞業衍生的外賣速遞業也是如此，

　　在基於「自營＋代理（第三方配送公司）＋眾包（個人兼職）」的結合方式的送餐物流系統中，大部分騎手只能通過手機軟件與外賣公司形成業務關系，他們的報酬也采取計件形式，也無法享有社會保險和住房公積金待遇。15在互聯網經濟等新興行業中，從業者與加盟網點、網約平臺之間盡管不存在傳統的勞動關系，但這並不能否定他們的勞動者身份和應當享有的勞動權益。事實上，隨著此類行業的發展，從業者勞動權益受損的問題日趨嚴重。壹方面，平臺方以嚴格的程序和苛刻的製度來管理業務過程；另壹方面，從業者缺少權益的申訴渠道和談判手段。盡管近年來全總的地方工會試圖組織和發展從業者加入工會，但在實際操作中卻往往以完成入會指標為目的，而非為了代表從業者參與工資分配的集體談判，更不能讓工人指望工會維權。因此，當他們對管理製度、勞動報酬、工作環境等不滿時，只能訴諸集體行動。

　　根據我們收錄的個案，僅 2017 年壹年，外賣送餐員的抗議或罷工個案就有 11 起。

　　2017 年 8 月 8 日，江蘇省宜興市美團的騎手舉行罷工，抗議平臺方降低配送費，要求支付補貼和交通事故賠償金。據騎手們稱，他們拿到的配送費已經從過去的每 4.3 公裏 10元降至每 4.1 公裏不到 7 元，高溫津貼從壹單 1 元降到了 5 角。

　　4．新興行業的企業經營困難

　　壹方面，新興行業用工模式特殊，既有的勞動法律法規對雇主責任界定不清、對勞資關系無明確規定導致從業者權益受損；另壹方面，這些行業中存在激烈的競爭，在經營困難的企業中，從業者權益更難得到保障。過去幾年間，在中央政府「互聯網＋」經濟戰略的推動下，網約平臺、共享經濟類的企業如雨後春筍般蜂擁而上，企業之間的競爭愈演愈烈，價格戰、流量戰成為企業生存的主要手段。大量企業在壹兩年內因為運營模式不穩定、資金鏈斷裂、邊際效益下降而遭到市場淘汰。例如，團購網站在 2011 年有 5000 家，之後 3 年驟減至 200 家；P2P 網貸平臺 2015 有 3400 家，2016 年降至 2300家。16 2016 年中國經營共享單車業務的公司有 20 多家，但時隔壹年，就有數家公司在激烈的競爭倒閉：2017 年 6 月 19 日，悟空單車停運、2017 年 6 月 21 日，3Vbike 共享單車停運、2017 年 8 月 10 日，釘釘單車倒閉。

　　新興行業的企業在接受新的經營模式、開拓新的市場、製造新的產品的同時，沿襲了傳統行業的勞動管理模式，以削減勞動力成本的方式來支持創業，不少企業依然會拖欠工資、社會保險費，實施苛刻的管理製度。尤其是在企業因經營困難倒閉之後，資方往往無力償還拖欠的工資和社會保險費。從業人員在尚未分享到新興經濟發展紅利之前，就已經嘗到了市場競爭的苦果，進而不得不以集體行動的方式追討他們的權益。不過，從另壹個角度看，新興行業又可以作為集體談判的試驗場，如果能夠在這裏建立起行業的集體談判機製，則可以及時化解勞資矛盾。

　　2017 年 6 月 22 日，位於湖北省武漢市的摩拜單車青山維修廠的工人舉行抗議行動，他們在武漢市某地鐵站外摩拜單車的停放處懸掛橫幅討薪。據參與行動的工人稱，摩拜單車自 2017 年 2 月建立青山維修廠後，就壹直沒有給他們支付工資。

　　2017 年 9 月，酷騎單車因無法全部退還用戶押金而策劃轉讓。10 月 1 日，浙江省杭州市十幾位負責單車維修的工人舉行抗議行動，要求償還被拖欠的工資。據參與行動者稱，公司方的答復是，沒有錢了，就地解散。此後，酷騎單車多家分公司的工人在不同城市舉行追討工資的抗議行動，人數超過 300 名。

　　三、工人集體行動的特點與趨勢

　　進入本世紀以來，中國各行各業風起雲湧的工人集體行動不僅體現了勞資沖突的集體化、規模化、常態化，也揭示了勞資矛盾已經成為中國社會的深層矛盾。在報告期內，中央政府對於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描述，從中共十八大的「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求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在中共十九上大被重新定義為「廣大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與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前者強調「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要拉開收入差距，後者則註重平衡發展，要註重合理分配；前者鼓勵競爭創造財富，後者則著重財富的公平合理分配。而勞資之間利益分配的矛盾便是「不平衡發展」的壹個主要方面。從工人在集體行動中提出的諸如追討工資、社會保險費、經濟補償金，改善勞動條件，增加工資與福利等等訴求來看，現實的勞資矛盾的確也已經集中在了分配這壹主題之上。工人們意識到，在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三十年間，他們並沒有合理地分享到發展的成果，反而壹而再、再而三地陷入權益受損的困境。因此，中共十九大將財富分配確定為未來發展和改革的重點，能夠反映中國的經濟與政治現實。

　　財富的合理分配，在勞資之間最直接的體現便是工資、職業健康、生產安全、工時、社保等。勞資之間的合理分配方案，需要工會代表工人通過集體談判才能實現。而在現實中，由於中國工會不具備集體談判職能，以至於工人在分配方面完全受製於雇主。以工資為例，在受雇之初，工資標準由雇主決定、工資支付方式由雇主來定；在受雇期間，實發工資的數額由雇主來定；在勞動關系解除之時，能否拿到被拖欠的工資和經濟補償金仍然要由雇主來定。

　　盡管經歷四十年改革開放後中國經濟已經形成多樣化，傳統產業與新興產業共存，國有企業與私營、外資企業並存，但無論在哪類產業或哪類所有製的企業，工人們都面臨著分配過程中利益代表與話語權缺失的共同問題。在對中國工人集體行動個案長達 17年的追蹤研究中，我們看到，工人的行動訴求始終圍繞著分配這個主題，他們在追討被拖欠的權益的同時，也在追討著在分配方面的話語權。

　　在報告期內，我們觀察到工人集體行動有如下特點與趨勢。

　　1．行動訴求趨同

　　中國工人集體行動呈持續性的高發、頻發和全方位蔓延趨勢，這壹再印證了勞資關系集體化的趨勢。換言之，中國工人的整體權利意識正在覺醒，覺醒後的工人很快會采取集體行動，用行動說話。這些訴求在報告期內有趨同的態勢。在報告期內，工人集體行動的主要訴求就是工資，在我們收錄的 6694 起行動個案中，有 5177 起的訴求是追討欠薪，有 303 起的訴求是增加工資，兩類訴求個案所占比例為 81.86%。也就是說，工人集體行動的訴求集中於分配這壹主題，或是要求雇主償還本應屬於他們的分配成果，或是要求雇主增加分配的數額。

　　自改革開放以來，與企業有關的各種改革幾乎都與中國工人的經濟利益相關。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後期的企業「優化組合」到九十年代的國有企業改製，從本世紀初的私營經濟的全面開放到近年來新興經濟的高速發展，中國工人在完成了從「國有企業工人」到勞動力市場「受雇者」的身份轉型的同時，並沒有獲得在分配方面應有的利益代表權和話語權，無論是在宏觀的勞動力市場中還是在企業內部，從工資到職業健康、安全生產、工時、保險等事項壹直都是雇主說了算。全總從 1990 年代初曾經推行過集體協商製度，但至今沒有任何實質性進展，既沒有與新興經濟模式接軌，也沒有成為各類企業內部的分配機製。

　　如前所述，在分配話語權與利益代表缺失的情況下，工人們在受雇前、受雇中和受雇後的整個過程中就始終受製於雇主，他們很難合理地分享到經濟發展和企業的發展成果，甚至連不合理的勞動報酬也拿不到。因此，他們就不得不使用行政的手段（勞動爭議仲裁與訴訟）、集體行動的手段來發布和實現利益方面的訴求。可以說，在新的宏觀經濟結構和企業勞資利益關系中，全總在工會組織方面的壟斷地位，不但沒有阻止工人的聚集，反而成為工人自我團結與自組織的主因。

　　2．行動意識整合

　　所謂行動意識整合主要表現為，工人的集體行動由感性變為理性，由無序走向有序。

　　我們從對所收錄個案的觀察中發現，在參與行動人數較多的個案中，工人們的行動意識得到了較好的整合，主要表現為：（1）這些行動都有較為嚴密的組織者團隊；（2）有明確的工人代表；（3）行動中沒有破壞企業財產的行為；（4）行動有序，進退壹致；（5）力求通過集體談判解決訴求。這種行動意識整合的特點在近年的工人集體行動個案中變得愈加明顯。為說明這種變化，我們將 2010 年的南海本田案與 2015 年的利得鞋廠案進行比較。

　　2010 年，位於廣東省佛山南海市的本田汽車零部件製造有限公司的工人舉行罷工，此次罷工曾被外界稱為「中國勞資關系轉型過程中的標誌性事件」。

　　17 工人們在罷工中

　　雖然保持著較高的士氣，並將罷工持續了將近 20 天，但他們的心態可以概括為恐懼與憤怒。此次行動是由個別工人的罷工而啟動的，到行動後期，工人們面對資方的強硬態度（強迫復工、開除十數名參與和帶頭罷工的工人）而顯得不知所措，對是否接受資方在談判中開出的復工條件眾說紛紜，最後是由民間人士在勞資之間扮演傳話和斡旋角色，達成了提高工資和復工協議。事後回顧這起個案不難發現，工人們在行動初期以及過程中並沒有形成成熟的組織形態，罷工行動也缺少充分的醞釀和準備。甚至可以說，他們能堅持 20 多天，主要是憑借對資方長期不滿所積蓄的能量。

　　5 年後，2015 年，位於廣東省廣州市番禺區的利得鞋業有限公司，因工廠搬遷引發罷工。在罷工中，工人表現出了充分的理性和有序。所謂理性，是指在為期 4 個半月、分為兩個階段的集體行動中，工人們壹直保持著克製、冷靜的態度，無論是在罷工還是在守廠行動中，沒有發生任何破壞工廠生產設備或者上街遊行、堵路的行為。所謂有序是指工人在第壹階段的行動之前，就已經完成了自下而上的、多層級的民主化和組織化程序，選出了工人談判代表，成立了媒體宣傳團隊、團結基金管理團隊和工人糾察隊。

　　通過這些組織工作，使工人們由分散的、原子化的、無序的狀態進入到聯合的、組織化、富有行動能力的狀態。

　　18 無可否認，在報告期內，工人集體行動的意識整合的特點正在形成。

　　3．組織工具多樣

　　隨著互聯網及智能手機的普及，中國工人在集體行動中使用的組織工具也多樣化，除了繼續依托地緣親緣關系組織起來之外，工人們普遍地開始使用自媒體作為團結動員的工具。在集體行動中，他們能夠嫻熟地運用互聯網與社交媒體進行動員與組織工作，他們不僅充分了解這些工具的功能與作用，也能夠把握信息傳播的時機與分寸，在行動中展現出更強大的動員能力和組織能力。這裏我們再通過南海本田案與利得鞋廠案之間的比較，觀察工人組織工具多樣化所產生的不同結果。

　　在 2010 年南海本田罷工中，工人就開始使用互聯網進行組織動員。19 罷工前，工人當中已有以班組工友、同鄉和積極分子為基礎的 QQ 群。在罷工啟動之後，工人們以短信、電話、QQ 群等手段向工友傳遞罷工消息，以喚起更多工人的參與。但這個 QQ 群是壹個全開放的系統，無論何人都可以參與，無論何人都可以發表意見。這就造成在群內各類人等眾說紛紜，意見無法統壹的局面。例如，在勞資談判初期，工人代表通過 QQ群整理出來的工人談判訴求多達 100 多項。這顯示，此案中工人使用互聯網工具，只起到了聚集人群和人氣的初級作用，並沒有達到提高組織效率和協調統壹訴求的效果。

　　在利得鞋廠案中，工人的組織手段有了很大的進步。早在 2014 年 11 月份，他們就建立了「利得工人代表微信群」、「利得談判代表實名微信群」、「利得工人代表 QQ群」、「利得工人交流 QQ 群」、「利得工人新浪微博賬號」等信息發布平臺。這些平臺根據行動的需要設置不同的開放範圍，其中壹部分僅限於工人代表，並且所有的群都有專人負責。通過這些平臺，工人代表團隊對內可以協調統壹訴求，並據此進壹步動員和組織工人，對外則可以傳播消息、闡明立場，爭取社會支持。在整個行動過程中，利得工人新浪微博賬號共發布了 28 期「利得工人維權簡報」，這些簡報內容精煉，信息豐富，每期的瀏覽量都過萬。這就讓更多社會人士關註利得工人維權過程和進展，爭取到了社會正義力量的理解、同情和支持。在集體行動的第二個階段，警方曾經幹預過壹次工人會議，並在會場上抓捕了幾位工人代表和番禺打工族服務部的壹名工作人員。當這壹信息經過利得工人新浪微博賬號發布後，由壹名學者轉發，此後，這條微博被轉發了 5240 次，瀏覽量達到了 180.1 萬。在自媒體和工人的巨大壓力下，警方不得不在當日晚間釋放了被抓捕的工人。

　　自媒體也在沃爾瑪工人的集體行動中得到了充分使用。2016 年春天，沃爾瑪中國強行推行綜合工時製，引發全國各地沃爾瑪工人的抗議。在抗議行動中，工人代表建立了名為 「沃爾瑪中國員工聯誼會」的網絡論壇。論壇建立初期，主要是壹些工人分享維權經驗，為權益遭受侵犯的沃爾瑪員工提供維權建議和法律援助。但在 2016 年 5 月沃爾瑪推行綜合工時製度後，論壇的參與人數急增，據統計，有超過 2 萬名來自全國各地的沃爾瑪員工登陸論壇，在其中批評沃爾瑪的新工時製度，為集體行動提出各種意見和建議。可以說，通過這個論壇，沃爾瑪的工人實現了較為罕見的跨地區聯合。更有必要提及的是，通過互聯網，沃爾瑪工人還實現了中外工人的聯手維權。2015 年 6 月，「沃爾瑪中國員工聯誼會」與美國的沃爾瑪員工組織 — 「我們的沃爾瑪」 （OURWalmart）聯絡，雙方舉行了壹個小時的網上視頻會議，討論了沃爾瑪工人在美國與中國面臨的壹些具共性的問題，擬定了聯合行動策略，包括在社交媒體上給予相互支援。「我們的沃爾瑪」 還分享了美國工人此前成功的罷工經驗。20在集體行動中，工人們使用各種組織工具的技術也日趨成熟。例如，他們可以通過修改關鍵詞來避開官方在互聯網上的刪貼與信息審查；工人代表在各種網絡信息平臺上越來越註意個人形象，耐心廣泛聽取各種意見並謹慎發表自己的言論。工人們通過新媒體等組織動員工具的使用，從過去的集體行動個案中吸取經驗和教訓，他們通過微博、微信和 QQ 群來分享這些個案，討論個案的成功策略與失敗教訓。可以說，組織工具的多樣化不僅提升了工人集體行動的組織化程度，也增強了他們的行動動員與組織能力，更實現了跨區域、跨行業工人集體行動經驗的分享和借鑒，從而使中國工人的集體行動進入了多維度展開階段。

　　4．行動主體多元

　　在報告期內，伴隨著工人集體行動強勁勢頭，參與行動的主體也趨於多元化。中國工人在經歷了國有企業改製、私營經濟興起、傳統製造業衰落、新興行業發展等變革後，已經從過去依附於體製被動實現權利和被動維權，轉為靠自己主動維權。在報告期收錄的個案中，參與集體行動的勞動者已經包括過去國有企業的下崗工人和現在的在崗工人、私營企業的農民工、事業單位的員工甚至公務員。需要指出的是，絕大多數工人集體行動都得到了社會各界的支持，在不少個案中，可以看到律師、記者、學者的身影，他們利用自己的資源，為工人提供了支持與援助。

　　5．行動方式轉型

　　在外界眼中，中國工人的集體行動方式不外是罷工、封鎖廠門、堵路和圍堵政府辦公大樓。但從報告期內收錄的個案中，我們發現工人的行動方式正在轉型，即在采取這些集體行動方式的同時，工人們開始尋求通過集體談判來實現他們的訴求。2010年南海本田案雖然是由社會人士在勞資之間傳話斡旋使雙方達成協議，但也由此開創了通過集體談判解決集體勞資糾紛的先例。但本報告期內的個案與之相比較，有工人在行動範式選擇方面的明顯差異。

　　在南海本田案工人罷工之初，行動的帶頭人和參與者僅僅是以罷工做為壹種壓力手段，試圖以隔空喊話互不接觸的方式，迫使資方對他們增加工資的訴求作出回應，並沒

　　有刻意啟動集體談判的意識。此後，他們是在政府官員和工會的勸說下，才同意由中間人與資方談判。因此，在罷工發生後，資方壹直找不到可以與之對話的工人代表，不得不自己提出解決方案，而工人對資方提出的三次解決方案都以「大多數人不滿意」為由隔空拒絕，同時，又提不出己方回應的方案。21利得鞋廠案則完全不同。首先，工人們罷工的目的就是為了啟動集體談判。為此，工人代表在罷工之前，就在番禺打工族服務部的協助下，學習了勞動法律，接受了有關集體談判的知識與技術的培訓。在第壹階段罷工的第壹天，工人代表就向資方提出了談判要約，並提出了「簽訂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補繳社會保險費」等9項談判事項。

　　可以說，他們的罷工有壹個明確的目標 — 在給資方施加壓力的同時，讓資方可以看到解決爭議的途徑。再者，觀察利得工人代表的談判過程，可以發現，他們深諳集體談判的宗旨是讓步與妥協。換言之，罷工的目的不是發泄不滿而是解決問題。在談判中，工人們並非壹味地堅持自己的主張和訴求，在采取罷工與守廠行動給資方施加壓力的時候，工人代表在談判中也多次做出讓步。可以說，工人代表在談判過程中進退有度，在最大限度爭取工人利益的同時，也兼顧了資方的利益，這樣就使勞資雙方在談判中形成了共識，順利簽訂了協議。

　　工人集體行動方式的轉型說明，中國工人正以更成熟、更理性、更有策略的行動方式將中國工人運動帶入壹個新階段。行動方式的轉型，既解決了以往工人罷工遭遇資方抵製與政府壓製時後續無力的問題，也為資方展示了壹條解決勞資糾紛的途徑，並使政府意識到，相對於無序的「群體性事件」，工人集體行動的目標是通過談判達成妥協，而非漫無目標的情緒發泄。更重要的是，利得鞋廠工人罷工-談判-再罷工-再談判-達成協議的集體談判模式，為建立中國集體談判製度提供了寶貴的樣本。遺憾的是，提供這些樣本的工人和勞工 NGO 卻在 2015 年 12 月遭到政府的摧殘。本報告將在後面分析這壹事件。

　　6.行動呈擴散趨勢

　　在報告期內，工人集體行動呈現出明顯的擴散趨勢。從地區分布來看，工人集體行動繼續從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地區向內陸省份蔓延。在報告期，發生在河南省建築業、交通業、零售業的個案均居各省首位。從 2013 年到 2017 年，廣東省工人集體行動個案占全國比例從 38%下滑至 11.8%。在報告期內集體行動高發的前 12 個省份中，有 8個是內陸省份。

　　從產業分布看，工人集體行動正在從以製造業為主擴散到新興行業。據我們觀察，製造業工人集體行動的比例在 2014 年之後呈顯著下降趨勢，到 2017 年僅占該年收錄個案的 21.3%。反之，服務業與零售業個案所占比例在報告期內呈逐漸上升趨勢，到 2017年已經達到了 20.7%。這些行業個案上升的趨勢表明，它們作為新的經濟增長點正在吸納越來越多的從業者，這些從業者在受雇後面臨著與傳統製造業工人相似的境況 — 沒

　　有勞動合同、工資水平較低、福利待遇差、社會保險待遇欠缺等等。所不同的是，這些權益問題不但成為了工人采取集體行動的動力源泉，也使這些行業的工人成為了工人集體行動的新生力量。

　　在報告期內，工人集體行動個案繼續增長與逐漸擴散的趨勢還說明，在中國集體勞動關系逐漸形成的同時，並未形成以集體談判製度為主的勞資利益調整機製，以至於工人仍然不得不以集體行動的方式來追討和爭取權益。從這些集體行動個案中我們看到，在缺少利益代表與分配話語權的背景下，沒有集體談判製度，工人們面對自身利益受到的損害並不會善罷甘休，而是直接訴諸集體行動。換個角度來看，可以說，中國工人已經並會不斷地以集體行動的方式，召喚集體談判製度。

　　第二章 勞工非政府組織的製度性探索和貢獻

　　中國的勞工非政府組織（以下簡稱「勞工 NGO」）產生於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它們大多在東部沿海地區開展工作，為工人提供法律咨詢、司法援助、培訓、工傷探訪、文化休閑等服務。曾經有學者在對這類組織調研後斷言，在中國現有的政治條件下，這些勞工 NGO 的服務宗旨主要是對個體工人提供援助，因此不會對新生代工人的集體行動產生顯著影響。22 而我們在對中國工人集體行動個案的研究中發現，有壹些勞工 NGO 已經從為工人個體維權的活動中抽身出來，轉向介入工人集體行動，並引導工人通過集體談判解決訴求。在工會實際缺位的情況下，這些勞工 NGO 正在承擔著工會的角色。它們利用有限的資源，頂著來自政府和資方的壓力，不斷幫助行動中的工人發現自己的組織和談判潛能，找回階級意識。

　　報告期內工人集體行動個案的變動趨勢表明，中國企業勞資矛盾的激化正在全面越過政治、經濟和社會可承受的底線，工人的經濟利益得不到保障，直接影響到億萬家庭的生活甚至生存；工薪階層收入不合理，成為內需不足經濟不振的重要原因；壹次分配不合理使得共產黨的執政合法性正在工人階級當中迅速流失。所有這些，都以迅速增加並急速擴散的集體勞動爭議呈現出來。因此，中國共產黨必須面對壹個問題 — 如何製度化地協調勞資雙方的利益？以及如何製度化地進行合理的工資分配？在這方面，勞工NGO 已經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它們在規模小、資源少、壓力大的情況下，不懈地介入到勞資利益糾紛中，通過壹些成功案例，在實踐中成功地探索和發展出了壹套化解勞資矛盾，將工資分配不斷合理化的有效工作程序。事實上，當今中國工人集體行動的理性化、組織化發展趨勢的形成，正是勞工 NGO 的工作成果。

　　工人集體行動的本質是工人爭取在分配方面的話語權，這種話語權的載體就是集體談判。但我們必須承認，在大量個案發生之初，工人們對分配話語權並無清晰的認識。

　　他們僅僅是通過集體行動來提出具體的權益訴求，並為實現這些訴求不惜冒險付諸罷工、堵路、圍堵政府辦公地點等行動。勞工 NGO 的作用就在於幫助工人完成組織化的過程，選舉產生了工人談判代表，提升了工人的團結意識，將工人的集體行動引入集體談判的軌道，讓人們看到了勞、資、政從三輸走向三贏的可能性。

　　本章將以三個個案來描述勞工 NGO 介入工人集體行動的過程與工作方式。在這三個個案中，通過勞工 NGO 的指導與協助，工人的集體行動從無組織到有代表團隊，從怨恨情緒驅動的無序罷工到進退自如、步調壹致以談判為目標的統壹行動，從害怕雇主報復到保護工人代表，從不知道集體談判為何物到嫻熟地運用談判策略，從初期的情緒化行動到後來的理性化談判等等。總之，在這些個案中，工人們完成了壹次又壹次的自我超越，勞工 NGO 則壹次又壹次的扮演了工會應有的角色，並在此基礎上發展出壹整套可以有效協調勞資關系、解決勞資糾紛的工作模式。

　　壹、個案簡介

　　首先需要說明的是，以下三個個案的時間跨度是從 2011 年到 2015 年，其中有兩個個案不在報告期內。我們之所有選擇這三個個案，旨在通過比較呈現出在五年的時間裏，工人集體行動和勞工 NGO 工作模式發生的變化。

　　冠星案：2011 年 10 月，廣東省深圳市沙井黃埔冠星精密表鏈廠 1200 多名工人因抗議資方克扣加班工資而舉行罷工。在資方和政府有關部門的壓力下，工人們轉為怠工並到廣東勞維律師事務所請求法律援助，後由工人們聘請該所律師作為談判顧問，與資方進行了集體談判。經過談判，勞資雙方達成協議，資方同意補發過去五年每人每天 40分鐘的加班工資，勞方也做了壹定的讓步，按原有數額的 70%折算給付。這是中國第壹起在沒有當地政府和工會介入的情況下，由勞資雙方自己完成的集體談判個案。

　　大學城環衛工案（以下簡稱「大學城案」）：2014 年 8 月，承包廣州大學城環衛業務的廣電物業公司在招標中落標，隨即與其雇用的 200 多名環衛工人解除勞動合同並拒絕支付經濟補償金。工人們舉行罷工後，隨即選舉產生了 18 名工人代表（其中 5 人為集體談判代表），向資方發出集體談判要約，提出談判的具體訴求：繼續留在大學城從事環衛工作，並要求落標的廣電物業公司依法支付解除勞動合同的經濟補償金。在當地政府協調下，勞資雙方共進行了五次集體談判，最後達成協議：（1）廣電物業公司與環衛工人解除勞動合同；（2）廣電物業公司按工齡向工人支付解除勞動合同的經濟補償金共計 300 多萬元；（3）由中標的遂城公司接收全體環衛工人，他們可以繼續留在大學城從事環衛工作。

　　利得案：此案分為兩個階段，第壹階段始於 2014 年 12 月。2014 年 8 月間，有傳言資方即將遷廠，引起工人擔憂和關註，此後這壹傳言得到證實。2014 年 12 月 5 日，資方向工人提出兩種選擇，或是到新廠工作，或是辭職，但無論那種選擇都沒有經濟補償金。資方的決定隨即引發工人罷工。在罷工次日，勞資雙方便展開了集體談判。經過三輪談判，歷時兩個星期，資方於 12 月 17 日承諾：補發加班費、帶薪年假工資、高溫補貼；在未來的第四輪集體談判繼續討論為工人補繳社會保險費、住房公積金和解除勞動合同的經濟補償金等事項。

　　從第壹階段結束至 2015 年 4 月，在此期間，資方將工廠的生產設備及貨物陸續搬走，但壹直回避第四輪集體談判。4 月 19 日，工人開始了第二個階段的行動並重新選舉產生 19 名談判代表。4 月 20 日，工人代表向資方提出集體談判要求，但遭到拒絕，工人隨即罷工並晝夜守廠。4 月 21 日，資方妥協，勞資遂展開第四輪集體談判。談判當日勞資雙方達成協議：資方承諾補繳社會保險費、住房公積金，並為不隨廠搬遷的工人支付經濟補償金。為防止公司再次食言，1000 多工人繼續守廠，使資方無法搬走剩余的設備和貨物。迫於工人的壓力，資方在 4 月 25 日向所有工人支付了經濟補償金和住房公積金。在此案中，工人們通過集體談判追回的經濟利益總額高達 1.2 億元。

　　以上三起個案得到了國內外媒體的關註，23 也得到了兩家勞工 NGO 的指導與協助，它們分別是廣東勞維律師事務所（以下簡稱「勞維所」）和番禺打工族文書處理服務部（以下簡稱「打工族」）。

　　勞維所常年來壹直堅持為工人代理勞動爭議，自 2005 年開辦以來，該所受理過數千起勞動爭議案件，其中，有相當數量的個案減免了律師費。早在 2007 年，勞維所就受深圳市總工會委托，對深圳鹽田國際碼頭的勞資談判中所涉及的要約及其它相關問題

　　給予指導。在冠星案中，勞維所律師應工人邀請擔任集體談判顧問和首席談判代表。

　　打工族成立於 1998 年，是全國第壹家勞工 NGO。該機構壹直以農民工維權為工作重點，其首創的對工傷工人的探訪服務模式被廣東省總工會所借鑒，形成了良好的社會效應。該機構在協助個體工人維權過程中體會到，這種個體援助帶有很大局限性，遂在 2010年時進行了工作模式轉型，嘗試以集體談判作為維權的工作重點。該機構介入了大學城案和利得案。

　　二、勞工 NGO 的工作模式

　　基於對三個個案的觀察並結合媒體報道，我們將勞維所與打工族指導、協助工人進行集體談判的工作模式做如下總結。

　　1．接受工人求助

　　在集體行動初期，工人們僅僅是要表達壹些共同訴求，例如，要求資方補繳社會保險費、支付經濟補償金等。但他們往往不知道如何提出訴求、向誰提出訴求，更不知道如何實現這些訴求。由於在企業內沒有勞資雙方對等談判的渠道，企業工會又長期受到雇主控製，工人們在通過集體行動將其訴求「公開化」與「社會化」的同時，常常會到勞工 NGO 尋求幫助。在集體行動遇到障礙時，也會尋求勞工 NGO 的指導。

　　在冠星案中，工人曾經罷工半個多月，但資方先是態度強硬不予回應，後來想與工人對話又找不到代表，當地政府也派出警察進駐工廠。在面臨這種僵局之時，罷工工人找到勞維所請求提供法律援助。

　　在大學城案中，工人們最初曾找過企業所在地的政府和勞動監察部門，但都沒有得到回應，迫使他們靜坐示威。後來，工人與打工族取得聯系，請求幫助。

　　在利得案中，工人們在發現資方有減少訂單、轉移設備等搬遷跡象時，就與打工族聯系，尋求幫助。

　　工人們在集體行動時選擇到勞工 NGO 尋求幫助，是基於平時對這些機構的了解和認識。這些勞工 NGO 雖然資源有限、能力有限，卻壹直秉持著幫助工人的初心。憑借多年向工人提供法律援助與生活服務，機構成功的在所在地周邊企業的工人中贏得了尊重和信任。這是工人在集體行動遭遇障礙的時候，第壹時間到勞工 NGO 求助的主要原因。

　　在工人們的心目中，勞工 NGO 是他們可信任的傾訴對象和行動後盾。

　　2．幫助工人整理訴求並完成組織化過程

　　工人在啟動集體行動之後，往往面臨壹些技術上和結構性的障礙，如訴求繁雜、組織程度低、搭便車者多、集體行動後續乏力等等。大量工人集體行動夭折或無結果或以與警察的沖突告終的原因正在於此。勞工 NGO 在介入個案後，會首先了解和整理工人的訴求，隨後，通過幫助工人召開會議，與工人壹起將訴求進行整合。幫助工人通過會議壹起整合訴求的過程，以及最後訴求被成功整合，起到了使工人們統壹行動目標，提升組織化程度的作用。

　　在冠星案中，工人集體行動的導火索是公司將打磨部的計件工資製改為計時工資製，但工人們後來發現，資方長期將工人每天 40 分鐘的休息時間不計入工作時間。當工人與勞維所正式建立委托代理關系之後，勞維所律師很快將工人們的集體訴求鎖定為要求資方將五年內每天 40 分鐘休息時間算作工作時間，並支付相應的加班費。

　　在大學城案中，200 多名工人在尋求當地政府和勞動監察部門的幫助時，曾經提出過多項訴求。在打工族介入之後，工作人員將工人們訴求整合為兩項，即 「繼續留在大學城從事環衛工作，要求廣電物業公司公司支付解除勞動合同經濟補償金」。

　　在利得案中，工人在行動之前就與打工族聯系，並在工作人員幫助下完成了訴求整合，從而在罷工啟動次日，當資方表示願意與工人代表進行集體談判時，工人代表很快拿出了包括「保護工人代表、協商安置方案、補繳社會保險費和住房公積金、支付加班費和高溫補貼、給予帶薪年假和產假待遇」等在內的 13 項集體談判訴求。

　　當工人以集體行動的方式表達不滿時，他們已經有了各種訴求。不過，這些訴求往往形成於工人對資方長期不滿而積累的情緒中，訴求雖多卻松散，有時甚至相互矛盾。

　　基於此，勞資雙方其實壹直是在宿命式地等待這沖突的爆發。

　　當集體行動爆發，面對工人繁雜的訴求，資方與政府往往無所是從，進而會采取抵製與壓製態度，勞資關系便會迅速陷入僵局甚至激發工人更加激烈的行動。勞工 NGO 通過協助工人整合訴求，首先是將工人們整合成為壹個團結的的群體，最大程度地消除了工人的膽怯心理、搭便車想法或是法不責眾的鬧事心態。而當工人們原初散亂的訴求被整合統壹起來之後，他們不但了解到這些訴求的法律依據，更能夠進入價值觀的層面，認識到工人與老板、資本與勞動在生產過程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從而使工人對於自己被整合以後的訴求更加理直氣壯。換言之，通過勞工 NGO 的介入和培訓，原來壹盤散沙並將自己視為無助弱勢群體的憤怒工人，開始在階級意識上有所覺醒，成為具有社會主義價值觀的新工人。這在利己主義橫行、全民崇尚金錢權力、價值觀混亂的當下尤為珍貴。

　　3．協助工人選出自己的代表

　　在所有自發的工人集體行動初期，都會有人負責聯絡、動員和組織工作。但由於這些人不是工會幹部，所以無法獲得法律的保護。為了躲避組織行動帶來的風險，他們只好隱藏自己的身份。因此，集體行動中往往出現這種場面，當資方要求與工人代表對話時，無人出面回應或者明確告訴資方「沒有代表」，或者聲稱「我們都是代表」。勞工NGO 認為，當行動者規模較大（例如數十人以上）時，壹定要有身份明確的工人代表，要有壹個由工人代表組成的領導集體。這樣做對於代表來說雖然個人風險增加，卻能大大減少工人當中的法不責眾心態，使整體行動更加理性負責。而當勞方出現選舉產生的代表之後，資方雖然有可能對這些代表進行利誘或逐個打擊，從而瓦解工人的集體行動，但同時也增加了資方願意進入談判的成數。因此，勞工 NGO 介入工人集體行動個案，整理出訴求之後的第二項工作，就是協助指導工人通過選舉產生集體談判代表。

　　在勞維所介入冠星案後，律師們就指導和組織罷工工人選舉代表。當工人選舉出來自各生產部門的 12 名工人代表後，律師又要求工人們簽署了授權書。

　　當打工族介入大學城案後，他們組織罷工工人召開會議，會上選舉產生了 18 位工人代表。隨後又召開了工人代表會議，選舉產生了 1 名總代表，5 名談判代表和 3 名經費審查代表。

　　在打工族介入利得案初期，他們就協助該廠工人選舉產生了 65 名工人代表。在 2014年 12 月 6 日第壹次罷工之後，工人們從 65 名工人代表中選出了 13 名談判代表。在行動的第二個階段，鑒於部分工人代表怠於履行代表職責，打工族又協助工人重新選舉產生了 19名集體談判代表。

　　在大量工人集體行動個案中，或者沒有工人代表，或者代表合法性不足。有些個案找不到工人代表，有些個案工人代表的身份不明確，還有些個案是由幾位膽大聲高的工人自己站出來做代表，很少有經過正式的選舉程序，更少經過工人授權。這壹問題導致工人集體行動往往很快進入散亂、無序局面，有時資方即使想與工人談判也找不到談判對手，政府要介入協調也只能壹個人壹個人地勸說。當工人們在勞工 NGO 的指導下選出自己的代表後，他們原有的散漫無序的自由結合狀態就變成了相對有序的團結組織狀態。

　　這就為勞資之間進入集體談判創造了條件，使勞方的訴求整合變得可能。

　　在工人選出代表之後，由於沒有工會幹部的身份，理論上代表仍然不受法律保護。

　　在這種情況下，勞工 NGO 便會指導工人簽署對代表的授權委托書，授權代表在集體行動和集體談判期間具有與政府、資方和官辦工會溝通、談判、簽署協議等方面的權利。簽署授權委托書後，工人代表與被代表的工人之間也就形成了受法律保護的權利義務責任關系，代表要對工人們的權益負責，工人們也要服從代表的領導，並有責任保護代表。

　　實踐證明，通過民主程序選出的工人代表，尤其是在經過委托授權程序之後，大都能夠在行動中勝任代表的角色。他們中間大多數人在行動中都能夠保持堅定的立場，不為資方與政府的利誘與威脅所動，這也讓他們贏得了工人們的擁護與支持。通過選舉與授權程序，也讓工人們認識到，他們既要信任、支持和保護工人代表，也有權在代表不稱職或不認真履行職能的時候通過程序撤換他們。

　　4．培訓工人代表

　　工人代表經工人選舉產生後，他們要面對壹系列的問題：如何做讓工人滿意的決策；如何防止工人被分化；如何與資方理性溝通、誠意談判；如何在談判中既能作出讓步妥協又能堅守住談判底線；如何與工人及時通報談判進展等等。另外，代表還要認識到，他們是在代表工人而非代表自己談判，不但要註意自己的言行，而且要承擔責任。然而，絕大部分工人代表都沒有集體談判的經驗，甚至缺少對集體談判基本概念與知識的了解。

　　在此情況下，勞工 NGO 在介入工人集體行動後的第三項工作，便是對當選的工人代表進行培訓。培訓內容涉及集體談判的勞資平等原則、代表對工人的責任與義務、談判技術、談判步驟、談判規則、法律條款、舉止言行、讓步妥協原則等等。

　　在 2011 年的冠星案中，勞維所是在工人啟動集體行動後已經與資方陷入對峙時，受工人之托介入此案的。當時，因為要準備與資方談判，勞維所沒有足夠的時間對工人代表進行培訓，加之此案談判由勞維所律師擔任首席談判代表，因此對工人代表的培訓並非是勞維所介入此案的工作重點。在此後的兩個個案中，勞工 NGO 已經意識到對工人代表進行培訓的重要性，並在代表選舉產生之後不失時機的展開培訓。

　　在介入大學城案後，打工族協助工人代表組織召開了 9 次全體工人會議和 10 次工人代表會議。這些會議除了選舉工人代表、商討行動策略、通報談判進展等內容外，還有培訓的內容。這使工人代表在參與會議的過程中，逐漸學習領會了集體談判的意義、程序、技術和規則。

　　在利得案，當打工族在接受工人求助後，就開始培訓工人代表。在工人的行動過程中，他們協助工人代表召開了 1 次部分車間工人大會、6 次代表座談會、1 次全體工人代表大會預備會、2 次全體工人會議、2 次談判代表座談會。

　　經過勞工 NGO 的壹系列培訓，使工人代表們能夠在短時間內進入工人談判代表的角色並履行職責。當他們掌握了集體談判的程序和技術之後，就能夠在談判中圍繞工人的集體訴求，有理有據地堅守談判底線並把握讓步妥協的尺寸與時機。正是因為這些工人代表的出色表現，才使得工人們的集體訴求多數都能夠得到實現。

　　5．協助指導工人進行集體談判

　　勞工 NGO 敏銳地察覺到，激化勞資矛盾和引發工人集體行動的主要原因，是資方狹隘的短期利益驅動，是資方在原始管理方式中表現出來的傲慢和粗暴。勞工 NGO 相信，勞資之間因利益而生的糾紛是這種資方思維方式和管理方式的必然產物，而集體談判不但是解決勞資糾紛的首選，也是糾正資方管理落後方式，使其得以進步的最佳途徑。因此，勞工 NGO 在介入工人集體行動時，會著重培訓工人談判代表如何保持理性態度，如何在與資方討價還價過程中保持對對方的尊重。尤其是，無論是在談判桌上，還是在為了把資方逼回談判桌而采取的罷工行動中，都杜絕使用情緒化的、有傷對方尊嚴的語言。

　　這種就事論事、對事不對人的姿態，不但在大多數情況下可以有效的把資方拉向談判桌，更能夠為長遠建立勞資之間的信任打下基礎。

　　在完成了訴求整合、代表選舉、代表培訓等工作之後，勞工 NGO 會鼓勵工人向資方正式提出談判要約。壹旦進入集體談判，勞工 NGO 還會繼續為工人談判代表提供指導。

　　在現實中，以怨恨情緒啟動的集體行動，雖然在初期看似聲勢浩大，但如果在短時間內沒有工人願意站出來作代表，則難逃以沖突開始並以沖突告終的結局。實踐中，面對組織化程度較高且有明確代表的工人群體時，資方願意接受工人代表談判要約的可能性要大得多，地方政府也更願意從中斡旋，說服資方坐到談判桌旁。壹旦這些談判條件具備了之後，勞資談判往往就會啟動。而在隨後的談判過程中，勞工 NGO 的工作人員或是應工人邀請擔任談判首席代表，或是擔任場外指導的角色，這些都為談判的順利進展與談判的質量提供了保障。

　　在冠星案中，工人們聘請勞維律所主任段毅律師作為他們的首席談判代表。段律師在此前曾經參與和指導過深圳幾起勞資糾紛中的集體談判，深諳談判的規則與程序。在資方接受了工人代表提出的談判要約後，勞資雙方隨即召開了談判預備會議。在會議上，段律師指導雙方確定了雙方談判代表的人數及構成、旁聽人員資格、談判中止機製、第三方參與規定以及談判會場紀律等等。在談判中，他又在履行首席代表職能的同時，在持不同意見的談判代表之間進行協調，向工人們通報談判進程，解釋談判的階段性成果。

　　在大學城案中，打工族兩名工作人員被工人聘為談判顧問參與談判。在此案初期，資方持強烈的抵觸態度，向工人代表施加壓力，後來在當地政府的斡旋下，才勉強同意與工人代表談判。在談判中，資方的抵觸情緒依然嚴重，多次缺席會議，這種做法曾經影響到工人代表的心態。對此，打工族工作人員壹方面給工人代表打氣，壹方面協助工人代表製定了連續罷工迫使資方讓步的應對策略。事實證明，這種策略非常有效，經過 12 天的罷工，終於迫使資方與工人代表達成協議。

　　在利得案中，在打工族的協助下，工人代表在罷工之初就提出集體談判要約，在第壹個階段（2014 年 12 月），勞資雙方已經就加班費、高溫津貼、帶薪年休假工資補償等事項達成協議。但在第二個階段（2015 年 4 月），資方拒絕與工人代表再就補繳社會保險費、住房公積金及工齡補償事宜進行談判，部分工人談判代表也在資方的威脅利誘下不願履行職能。打工族工作人員及時組織工人重新選舉了新的工人代表，製定了再次以罷工、守廠方式迫使資方回到談判桌旁的策略。

　　在指導工人集體談判時，勞工 NGO 秉持的理念是，勞資間的利益分歧完全可以由勞資雙方自己通過談判解決。因此，在介入個案的過程中，勞工 NGO 始終尊重工人的主體性，協助工人與工人代表建立委托授權關系，然後協助工人代表進行集體談判。無論是接受工人委托擔任首席談判代表或談判顧問，還是在幕後指導工人代表進行談判，他們會始終尊重工人和工人代表的意見。當工人代表與工人之間就妥協讓步與否發生爭執時，他們扮演的是協調人角色；當工人代表在談判中遇到難題時，他們扮演的是建議者角色；當工人代表受到資方報復與政府打壓時，他們扮演的是「娘家人」角色。可以說，在整個集體談判中，勞工 NGO 是工人與工人代表的強大後盾。實踐中，勞工 NGO 的這種工作方法，成功的使每壹次集體談判從始至終都是工人自己的集體談判。

　　實際上，在勞工 NGO 的指導下，工人代表在談判中也證明了自己完全有可能自主、理性地處理在集體行動中出現的各種情況，能夠在集體談判中充分發揮自己的才智，找到勞資間利益的平衡，最終完成壹個真正的集體談判。

　　6．保護工人代表

　　在工人集體行動中，工人代表是資方利誘、威脅和打擊的重點，地方政府出於維穩慣性與政績考慮，也會有目標地壓製工人代表，對他們采取強製性手段限製人身自由甚至追究刑事責任。勞工 NGO 意識到，保護工人代表是工人集體行動中的關鍵壹環。他們為解決這個問題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工人代表遭到資方威脅與報復、政府打壓之後，他們會組織工人采取各種不同的行動支援工人代表，包括組織工人營救被抓捕的代表、到有關政府部門投訴、在法庭上為工人代表辯護、為工人代表爭取復工或者經濟補償等等。

　　在勞工 NGO 的帶動下，越來越多的工人意識到了保護代表的重要性，他們開始在集體談判中提出保護工人代表、禁止資方任何形式的報復等等要求，當工人代表被警方拘捕之後，他們也會積極參與勞工 NGO 組織的營救行動。

　　在利得案中的第二個階段（2015 年 4 月），當地警方曾在工人召開的壹次會議中，出動近百名警察包圍會場，抓走幾名工人代表和壹名打工族工作人員。打工族隨後組織工人展開營救行動，數百名工人在當地派出所門前聚集，高喊「放人」的口號，迫使警方不得不在數小時後釋放了被抓捕的人。

　　勞工 NGO 在保護工人代表方面所做的工作，在具體介入的個案中極大地鼓舞了工人及代表的士氣，使工人們與他們的代表更加緊密地團結到了壹起。更加重要的是，這壹做法，已經被越來越多的工人在組織集體行動時仿效。

　　對比上述五年間發生的三起集體談判個案，我們看到，從冠星案的工人們聘請律師做談判首席代表，到大學城案工人代表與勞工 NGO 工作人員壹起談判，再到利得案勞工NGO 退居幕後、由工人代表自己談判，工人們在通過集體談判解決勞資糾紛中的自主性在逐步提升。這表明，在勞工 NGO 的協助下，工人們完全有能力將初始階段情緒化的集體行動，轉化為理性的集體談判。這壹過程中，工人們所需要的，不過是來自勞工 NGO這樣的外部機構來啟發談判的意識，以及培訓談判的技巧。

　　三、勞工 NGO 對中國集體勞動關系建設的貢獻自從 2011 年中國勞工 NGO 開始以推動集體談判為目標介入工人集體行動以來，我們看到了它們對中國集體勞動關系所作出的巨大貢獻。這些貢獻可以歸納為引導、引路和引領。

　　1.引導工人的集體行動進入集體談判的軌道

　　工人從南海本田案不會談判、不參與談判，到冠星案選舉產生工人代表，並由工人代表委托律師協助談判而達成勞資協議，再到大學城案由勞工 NGO 協助談判而達成勞資協議，最終發展到利得案由工人自己作為談判主體直接與資方達成勞資協議。從這些個案中，我們可以看到，在勞工 NGO 的引導下，中國工人運動的發展呈現出壹條從無序行動到有序罷工再到理性集體談判的清晰路徑。在這條路上，中國工人正在從壹個「自在」

　　的階級走向壹個「自為」的階級。

　　勞工 NGO 在將工人集體行動引入集體談判軌道方面有如下貢獻。

　　第壹，整合利益訴求，為工人團結與集體行動奠定了基礎。

　　在所有工人集體行動中，工人們所提出的都是壹些非常具體的利益訴求，例如，追討工資、增加工資、要求支付經濟補償金等等。雖然，工人們選擇了聚集起來壹道爭取權益，但在訴求方面卻不壹定相同。這當中，有不同性別工人之間、不同工齡工人之間、不同工種工人之間等等訴求差異。這些差異直接影響到工人群體的團結程度與行動的持續時間。因此，要將臨時聚合起來的工人變為壹個團結的群體，首先需要的是在這個群體中形成對共同訴求的認同，同時也要兼顧利益訴求的差異。共同利益的訴求是團結的基礎，兼顧差異則是維持團結的必要條件。正如法國社會學家塗爾幹所言，認同是壹種被稱為「集體意識」的東西，是將壹個共同體中不同個人團結起來的內在凝聚力。24在勞工 NGO 介入個案初期，他們首先要幫助工人將不同類別的訴求整合為統壹的、全體成員都認可的訴求，將零散、繁雜的訴求梳理成目標相對集中的壹組訴求，並根據談判的需要對這些訴求進行排序，將組內各種訴求變為帶有不同目的的談判砝碼。然後，勞工 NGO 要協助工人代表將整理好並排好序的訴求製作成書面文件，向資方提出談判要約。與此同時，還要指導工人代表設計包括罷工在內的集體行動方案，以配合集體談判的進程。

　　第二，以理性動員取代怨恨驅動。

　　由於沒有集體談判製度，工會又不能代表工人進行談判，以致於中國工人在企業內沒有討價還價的權利，從而使勞資關系中矛盾不斷積聚和發酵。企業工人長期無組織、無代表，他們的積怨往往只能以突發集體行動的方式展開，並以發泄不滿為目的。因此，集體行動初期，往往能夠爆發出驚人的能量。大部分工人集體行動都有無預警、無節製、無明確代表與訴求的特點，壹旦遇到強硬的資方會變得更加憤怒但茫然無措；遭到政府壓製只能忍氣吞聲。

　　勞工NGO認識到，工人集體行動的最初動員機製大多是工人們長期怨恨積累的突然爆發，這就使得他們的行動缺少理性與秩序。為此，勞工NGO希望改變工人集體行動的動員機製。首先，他們通過對工人和工人代表的培訓，將其怨恨情緒轉變為理性的權利訴求；通過民主選舉代表，將松散的聚合形態轉變為壹個有代表者與被代表者的團結的群體；通過對勞資談判的設計與指導，將無序的、情緒化的集體行動轉變為有序的、理性的集體談判。

　　需要特別強調的是，勞工NGO為工人提供了壹個傾訴的渠道。工人們的怨恨之所以積累，是因為在工廠專製落後的管理體製下，即使有不滿也完全沒有發泄渠道。當勞資糾紛發生之後，資方的傲慢態度、公開威脅與報復，再加上政府官員的漠視與冷淡，會使工人的怨恨感更為強烈。這個時候，勞工NGO的介入，至少為工人提供了壹條紓緩怨恨的渠道，使工人們在勞工NGO機構的辦公室裏或者行動的現場，有了壹個可以傾訴的對象。

　　勞工NGO的這項貢獻對促使地方政府理性介入也能夠產生重要影響。此前，政府壹直視工人集體行動是群體性事件，也就是不穩定因素，並往往不加思索地施以壓製手段。

　　為此，不惜動員大量資源，並造成了政府與工人之間直接對峙的局面，使政府的合法性不斷流失。勞工NGO將工人集體行動引入集體談判的軌道，面對理性談判的工人，政府沒有了出動警力壓製工人的「理由」。政府將會發現，過去基於維穩思路設計出的應對策略已經失去了應用價值。這種情況下，將有可能促使政府轉變慣性的維穩思維，從臨時性、功利性的慣性維穩中跳出來，從而更加開放的進行長遠解決方案的探索。可以說，勞工NGO對工人集體行動個案的介入，推動了政府在勞資糾紛中的角色轉型，使政府不斷從勞資糾紛中偏袒資方的態度，逐漸走向中立。

　　第三，啟發工人的階級意識。

　　勞工NGO的工作啟發了內在於工人當中的階級意識。通過對工人談判代表的培訓，工人們認識到，各工種之間、不同技術檔次之間工人的訴求，既有差異又有共性。為了在具體個案中強化工人團結，完成集體談判，勞工NGO在幫助利益有差異的工人們找到共同利益的同時，更使工人們認識到，大家共屬壹個階級，必須團結壹致才能獲得利益最大化。與此同時，必須兼顧少數人利益，才能最大程度的把工人團結在壹起。個案談判的達成固然重要，長遠的階級意識的覺醒，更加重要。

　　2. 在中國工會轉型中承擔引路人的角色

　　勞工 NGO 對個案的介入，形成了壹種對官方工會的示範效應。

　　進入本世紀以來，尤其是工會改革以來，壹方面，全總不斷以喊口號的形式強化工會接受共產黨領導，另壹方面，企業工會「去工人化」和「老板化」的速度卻在加快。

　　各上級工會實際上已經沒有了企業工會，放棄了在企業層面代表工人進行集體談判這項工會的核心職能。總工會離活生生的勞資關系越來越遠。

　　其實，工人已經用集體行動對全總表達了最大的不滿。他們除了在行動中摒棄企業工會，在集體行動啟動之後，也不願找地方工會請求援助。而勞工 NGO 則認為，工會法對工會代表和維護工人權益的職責，規定的非常明確。盡管中國工會存在嚴重的問題，但這些問題並非不可解決，關鍵是要讓工人認識到，企業工會和各級總工會都是工人的工會，作為工人，必須行動起來積極參與工會事務，才能使被官僚們把持了的工會回歸到工人手中。勞工 NGO 在介入工人集體行動的工作中，成功地對工會應當承擔的角色作出了示範，並創造了壹套可被各級工會復製和嫁接的工作模式。

　　總體來說，勞工NGO最為寶貴的貢獻是，它們在介入個案過程中發動工人、組織工人、引導工人的實踐經驗，以及憑借這些經驗，在贏得工人信任，獲得工人認可與贊賞的同時，提升了工人的階級意識。這些經驗曾對廣東省總工會的工作發生過重大影響。

　　2014年10月，廣東省總工會成立了勞動爭議應急處置分隊，並要求，在群體性勞資糾紛發生之後，應急分隊要「第壹時間到達勞資糾紛發生現場，第壹時間把工人組織起來，第壹時間搭建勞資雙方協商平臺」。省總工會主席黃業斌還要求，應急分隊到達工人罷工現場後，要代表職工，要站在工人的立場上說話辦事，不能站在資方那邊說話辦事，也不能完全站在地方政府和部門的立場上說話辦事。25 不難看出，廣東省總工會提出的「第壹時間把工人組織起來」、「搭建勞資雙方協商平臺」、「要代表職工，要站在工人的立場上說話辦事」等要求，是復製了勞工NGO在工作中所堅持的原則。

　　可以說，在介入工人集體行動時，勞工 NGO 實際上承擔了工會本應承擔的角色。不過它們的目的並非像某些陰謀論者所指的「要取代工會」，而是為工會工作製造了壹個可復製的樣本，這個樣本生動地演示了工會應當作什麽，以及現實中可以做到什麽。不過遺憾的是，就在廣東省總工會建立了應急分隊壹年後，2015 年 12 月初，這個樣本的創造者之壹——廣東番禺打工族文書處理服務部——就遭到了當地政府的毀滅性打擊。

　　3. 引領中國集體勞動關系調整機製的建設

　　勞資矛盾原本內生於企業內的利益分配不均、權力地位不平等。面對資本的財力與管理的權力，工人要達成合理公平的分配，就必須依靠集體力量，也就是工會。由工會組織代表工人，通過與資方的集體談判，才能使工人利益獲得製度性保障。遺憾的是，在中國集體勞動關系形成的同時，並沒有同步發展出壹套集體勞動關系的調整機製，總工會也沒有轉向代表工人利益，使得馬克思「工資作為工會目標」之說卻淪為笑柄。26也正是因此，中國的集體勞動關系陷入了壹個惡性循環：雇主違法侵權 — 工人不滿積聚 — 突發集體行動 — 政府協調或者壓製 — 勞資矛盾再次積聚。可以說，全總未能應勞資關系的發展變化而發揮應有作用，是中國勞資關系趨於惡化、工人集體行動持續發作但卻始終沒能夠建立集體談判製度的最重要原因。

　　在工會長期缺位的情況下，為了創造將惡性循環導入良性渠道的模式，勞工 NGO 在近年來壹直帶著真誠的工人階級情感，不斷介入工人的集體行動。他們頂著來自雇主、政府、警察的壓力，接受工人的求助、幫助工人整理訴求、協助工人選出自己的代表、為工人代表提供集體談判培訓、協助工人發起集體談判、與工人壹起保護工人代表。勞工 NGO 所做的壹切都是在為集體談判製度建設搭建平臺。這是壹個解決利益糾紛的平臺，在這個平臺上，松散的、憤怒的工人群體，可以被整合為團結、理性的群體，資方也可以在這個平臺上找到可以談判的對手和夥伴。

　　勞工 NGO 的工作引領了中國集體勞動關系調整機製的建設。中國政府壹直秉承個體勞動關系調整的原則，從 1994 年頒布的《勞動法》到 2007 年頒布的《勞動合同法》，這個原則壹直延續著。然而，當中國的勞資關系自本世紀初從個體化向集體化轉型以來，這個貫穿於中國勞動法律與勞動政策的原則逐漸顯現出巨大的缺陷。第壹，現行的勞動法律體系對勞工三權的規製存在嚴重的缺陷，即組織結社權虛置和集體爭議權（罷工權）缺失。第二，現行的勞動爭議處理機製是以個體勞動爭議為對象的，已經無法應對集體勞資糾紛。第三，現行法律體系以政府行政力為依托，但事實已經證明，集體勞動關系壹直處於政府失控的狀態且這種狀態愈演愈烈。

　　勞工 NGO 的個案介入，在壹定程度上彌補了集體勞動關系失調、集體勞資糾紛失控的缺陷，為集體勞動關系調整機製的建設提供了壹股推力，它們的工作模式與經驗對調整機製的建設提供了如下可以借鑒的第壹手資料：

　　（1）勞工三權的立法借鑒。勞工 NGO 介入工人集體行動後，使工人的組織權與罷工權的立法規製需求驟然擴大，並已成迫在眉睫之勢。這些個案都凸顯了壹個事實，即工人已經組織起來並將自己的利益分配訴求付諸於集體行動。因此，無論法律是否有所規定和如何規定，這些集體行動的事實已經對集體勞動關系立法提出了強烈的要求。而勞工 NGO 在介入個案後的具體工作中，就如何組織工人、如何采取理性的集體行動實現利益訴求等方面，都積累了寶貴的經驗和教訓.立法機構可以從中獲取立法啟迪與立法觀念的轉變，進而開啟中國勞動法律中勞工三權的建設。

　　（2）集體談判的立法借鑒。勞工 NGO 介入的成功個案，均得益於不同方式與內容的勞資談判。此類談判個案已經成為中國特色市場經濟中集體談判機製的雛形，其中工人對談判過程的實質性參與更體現了集體談判機製的核心。這種以勞資談判解決勞資糾紛的方式，對中國集體談判立法具有重要的啟迪作用。在談判代表的選舉、談判的啟動、談判的要約與承諾、談判程序、談判行為規範等等方面，勞工 NGO 都已經探索出壹套行之有效的規則與程序，這些規則與程序為中國集體談判立法提供了重要借鑒。

　　（3）工人代表保護機製的立法借鑒。因為中國勞動法律壹直秉承個體勞動關系調整的原則，工人代表保護機製在勞動法律體系中壹直是個空白。勞工 NGO 在介入工人集體行動個案中，壹直致力於工人代表的保護工作，並針對法律中的缺陷與不足做了大量的調研與建議工作。事實證明，要使集體勞資關系進入正常調整的軌道，法律必須對工人民主選舉的工人代表提供必要的保護，這不僅是建立勞資之間正常對話談判機製的重要保證，也關系到政府是否可以在勞資關系中保持公正的立場、中立的角色和社會公信力。而勞工 NGO 為保護工人代表所設計和采取的壹系列措施，可以為這方面的立法提供借鑒。

　　（4）集體勞動爭議處理程序的立法借鑒。在我們收錄的個案中，幾乎找不到通過現行的勞動爭議處理程序解決的個案，這說明，現有的爭議處理程序已經無法解決發生集體行動的勞資糾紛。如何建立有效的程序去處理此類集體勞資糾紛，將是未來中國集體勞動關系調整機製建設的重點。勞工 NGO 在介入工人集體行動個案中承擔了工人群體代表的角色，並在沒有現成法定程序的情況下，開拓了壹條有效處理集體勞資糾紛的途徑。事實證明，勞工 NGO 對工人集體行動個案的介入，除了對工人集體行動的理性指引並將沖突導入談判的軌道，還旨在促使資方對工人訴求予以及時回應，推動政府對糾紛予以積極斡旋。為了達到這些目標，勞工 NGO 在介入中形成了壹套行之有效的方法與規則，包括工人代表選舉、談判要約方式、訴求表達程序、談判會議規則、集體行動的組織與啟動等等，這些都對集體勞動爭議處理立法具有借鑒意義。

　　然而，就在勞工 NGO 努力突破自身局限性，盡心盡職地服務工人，為中國工人運動做出了巨大貢獻之時，他們也在報告期內遭到了政府的毀滅性打擊。2014 年 12 月 26日，打工族主任曾飛洋在辦公室被不明身份人士毆打；2015 年上半年，向陽花女工中心、青草勞動服務部、南飛雁、燭光等勞工 NGO 受到政府有關部門的財務調查、關閉、註銷等各種幹預和打壓；2015 年 4 月 13 日，打工族主任曾飛洋和工作人員孟晗被廣州市公安局番禺分局南村派出所以「涉嫌聚眾擾亂社會秩序」傳喚；2015 年 12 月 3 日，打工族數名工作人員被警方刑事拘留。2016 年 9 月 29 日，打工族工作人員曾飛洋、湯歡興、朱小梅被廣州市番禺區法院定為「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獲有期徒刑緩刑的處罰；同年 11 月 3 日，打工族工作人員孟晗獲有期徒刑壹年九個月的處罰。

　　這裏，中國勞工通訊對政府打壓勞工 NGO 的做法表示極大的憤慨，對受到不公正處罰的人士致以崇高的敬意。這些勞工 NGO 對中國集體勞動關系建設做出的貢獻將載入中國工人運動的史冊。

　　第三章 對中華全國總工會改革的分析

　　2015 年 7 月 6 日，中共中央召開群團工作會議。在此次會議上，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講話中提示，「由黨中央召開黨的群團工作會議，在黨的歷史上還是第壹次」。

　　27 習近平在講話中要求，工會、共青團、婦聯等群團組織要有「自我革新」的勇氣。7 月9 日，新華社發布《中共中央關於加強和改進黨的群團工作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意見》指出，群團組織基層基礎薄弱、有效覆蓋面不足、吸引力凝聚力不夠問題突出。

　　7 月 23 日，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發出內部通知，宣布在中華全國總工會進行改革試點。11 月 9 日，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央深改組第十八次會議，審議通過了《全國總工會改革試點方案》。自此，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領導下，全總開始了第四次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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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全總改革不同以往。壹是中共中央從召開群團工作會議，到發出群團工作改革《意見》，再到宣布全總作為改革試點，期間僅有兩個半星期，工會改革之緊迫性可見壹斑。二是中共中央在《意見》中，罕有地承認「黨面臨的挑戰和考驗前所未有」，並指出群團組織改革「事關人心向背，關系黨的生死存亡」。三是過往群團組織新任領導人上任之初，往往會推出壹些標新立異的新政作為新官上任的三把火。而這次改革則是由中共中央自上而下啟動和操作，包括總工會在內的群團組織領導人則處於被動地位。

　　四是中國群團組織有共青團、全國婦聯和全總三家，而此次改革以全總為試點。以上跡象說明，中共中央對全總此次改革寄予了厚望。

　　壹、為什麽中共中央要求全總改革

　　為什麽要求全總改革？盡管中共中央與全總對這場改革的原因各有說法，我們則認為中共發動這場改革有以下原因。

　　1. 貧富懸殊引發中共政權合法性的危機

　　經過四十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創造了令世界驚嘆的奇跡。國民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綜合國力大大提升，生產力得到極大發展，生活和生產資料也不再匱乏。在經濟發展的背後，是付出汗水甚至血淚的數億中國工人。近年來，城鄉居民收入變動呈現較低收入戶占比下降、較高收入戶顯著上升、中等收入戶呈徘徊並且略有下降的局面。29根據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中國民生發展報告 2014》，頂端 1%的家庭占有全國三分之壹以上的財產，底端 25%的家庭擁有的財產總量僅在 1%。30 中國的基尼系數在 2008年曾經達到了 0.491，此後雖然逐年下降，但在 2016 年仍然達到 0.465，還是高於國際警戒線的 0.4。

　　31 中國社會財富分配嚴重不均，貧富兩極化問題極其嚴重。這樣的收入結構，動搖了中共政權的合法性基礎，所以，中共中央在《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提出了「要逐步形成橄欖型分配格局」的目標。

　　其實，改革開放以來，歷屆中共領導人壹直將政權合法性建基於經濟增長。但是，中國持續數十年的經濟增長是以工人農民承受的低收入、社會保障不足、環境破壞、資源浪費作為代價的。如果中國社會貧富之間的巨大差距壹直持續，民眾的承受能力終究有限，他們在分享不到經濟發展成果的同時，又眼看著官商勾結、權錢交易日益升級，最終將質疑那個曾經承諾帶給他們幸福生活的政權合法性。此時，包括勞資矛盾在內的社會矛盾會總體爆發，首當其沖的便是中共政權的合法性。中共領導人認識到這壹迫在眉睫的危機，並在《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提出了「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的目標。

　　2. 改革、發展與民生、分配背道而馳

　　四十年的改革開放，中國艱難的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在這壹過程初期，執政黨為了推動改革與開放，采取了「效益優先、兼顧公平」的戰略，在壹段時間內以低價勞動力換取經濟的高增長率，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改革開放已經歷時四十年，在如此長的時間裏，政府放任雇主沿用二十世紀初資本原始積累時期的管理模式盤剝工人，壓低工人工資，政府至今仍無意建立勞資集體談判製度，則是不能容忍的。事實上，在這壹過程中，改革、發展與民生、分配背道而馳。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勞動者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呈下降趨勢，工人的工資收入水平未能隨著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而增長，勞動者的權益未能得到有效保障。如果繼續延續改革開放初期定下的「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發展之路，社會民眾將難以分享到經濟發展帶來的紅利。

　　中國共產黨領導層開始意識到，經濟的發展如果繼續以犧牲工人利益為代價，繼續強調發展效率而忽視民生與分配公平的話，政權的合法性將隨時坍塌。故此，中共中央在 2013 年召開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上提出，要「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著重保護勞動所得，努力實現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工資決定和正常增長機製，完善最低工資和工資支付保障製度，完善企業工資集體協商製度。」 2016 年 3 月，中央政府在「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2016-2020 年）規劃綱要」中提出，要「完善初次分配製度」。2017 年，習近平在中共十九大報告中，對胡錦濤在中共十八大報告中就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描述作出重大修改，指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提出要「堅持按勞分配原則，完善按要素分配的體製機製，促進收入分配更合理、更有序。…… 堅持在經濟增長的同時實現居民收入同步增長、在勞動生產率提高的同時實現勞動報酬同步提高。」由此可見，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尤其是初次分配製度不能體現社會主義製度的核心價值觀，壹再被提到了中國最高決策層的議事日程上。

　　可以說，在現屆中共領導層上臺之前，分配問題壹直沒有得到最高決策層的重視。

　　盡管中國在 1993 年建立了最低工資製度、1994 年有了《勞動法》、1999 年建立了最低生活保障製度。但是，這些製度僅僅是為工人提供了最低收入與最低生活條件的保障，與建立合理公平的初次分配製度關系不大。這些製度可以保障工人工資的底線增長，也就是可以活下去，但卻不能保障分配的合理性，也就是不能保證活得好。從宏觀角度來說，不能有效縮小社會收入差距，改善貧富懸殊，也無助於扭轉中國勞資關系中資強勞弱、權力不均衡的格局。

　　事實上，頻繁發生的工人集體行動既是壹種民眾對社會分配不公的反應，也是勞動者在分配中沒有話語權的結果。因此，分配問題正在影響著數億中國工人及家庭，進而削弱著中共政權的合法性。

　　3.執政黨對全總的厚望

　　鑒於中國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需要，鑒於鞏固政權合法性的需要，鑒於全總持有數億中國工人法定利益代表的身份，中共中央對全總承擔起解決初次分配問題、縮小收入差距的重任，寄予了高度的期望。

　　早在 2013 年 10 月，也就是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出臺前兩個星期，習近平便打破慣例，召集當時剛剛履新的全總領導班子全員到中南海做了壹次集體談話。據官方報道，在這次談判中，習近平要求全總「要使中國夢真正同每個職工的個人理想和工作生活緊密結合起來」，並提出，工會工作的重點「就是職工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就是要保證「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不斷提高職工群眾生活水平和質量，使他們不斷享受到改革發展成果」。習近平召集的這次集體談話，壹是形式和規格之高前所未有，二是語重心長，對全總寄予厚望。與此可見，他在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之初，對全總的工作雖然很不滿意，卻也相信全總能夠在關鍵時刻擔起重任，解決數億工人與執政黨人心向背的問題。

　　從執政黨的角度看，全總既然具有代表工人的身份，就應當承擔組織和代表工人、維護工人權益的責任。在企業層面，工會將與雇主通過集體談判增加工人收入和改善福利待遇，建立和諧穩定的勞資關系；在企業外，地方工會應當拿出可行的方案，協助政府搞好宏觀分配，縮小貧富差距。也就是說，中共最高領導層認為，工會代表工人實現中國夢，可收民生和政權合法性壹舉兩得之效。

　　但是，全總領導人出於自身利益考慮，對習近平和中共中央的期望做出了自己的解讀。全總將中共的期望和要求解讀為，加強體製的原有設計，繼續工會多年來體製內運行的規則。

　　面對風起雲湧、逐年增長的工人集體行動，面對執政黨在生死存亡之際推出的工會改革，如果全總各級總工會繼續無所作為，繼續把數億工人與中共人心向背不當回事，繼續避重就輕，甚至回避改革難點，將工會改革當作壹項任務按期交差的話，中國工會將又壹次錯失改革機會，並將中共陷入萬劫不復的合法性危機。與此同時，中國工人不會因為總工會不作為而放棄行動，相反，工人的集體行動將會不斷進入新的高潮。

　　二、全總改革的措施與成效

　　1.全總的改革措施

　　2015 年 11 月由中央深改組會議通過的《全國總工會改革試點方案》（以下簡稱「方案」），至今沒人見過這份文件的廬山真面目。搜遍全網，能夠找到的不過是全總領導人關於此次改革的壹些講話和訪談。對比中共深改組會議所作出的其它決定均公示於眾的做法，全總將這份改革方案秘而不宣，不知道是誰的主意，用意何在？試想，各級地方總工會的工作人員看不到「方案」原文，只能通過上級口頭轉述再上級的說法，如此工會改革，說它沒開頭就已經失敗了，並不為過。

　　2015 年 11 月 25 日，全總第壹副主席李玉賦在就全總改革試點答記者問中提到，本次工會改革總體思路是去「四化」（即機關化、行政化、貴族化、娛樂化）、增「三性」（即政治性、先進性、群眾性），改革包括組織體製、管理模式、運行機製和活動方式等四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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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組織體製改革方面，全總及上海、重慶兩個試點工會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將壹批農民工安排到各級工會兼職副主席，或者讓他們擔任各級工會執委會委員，又將壹些地方工會合並、裁撤了壹些職能部門，稱為「優化機關組織架構」。

　　在管理模式方面，實行了工會幹部的兼職、掛職製度，即下級工會幹部到上級工會兼職、上級工會派幹部到下級工會掛職；同時，拓寬各級工會機關幹部的來源渠道，強調機關幹部應當有基層壹線的工作經歷和群眾工作經歷。

　　在運行機製方面，為改變基層工會現狀，全總及試點工會提出了工會工作要「重心下移、力量下沈」。例如，以開發區（工業園區）、建築項目、物流（快遞）業、家庭服務業、農業專業合作組織以及社會組織等為重點組建；創出了壹些新的工會組建方式，例如，單獨組建、區域聯建、行業統建、依托組建等等；為完成入會指標，采取了網上入會、手機 APP 入會等新辦法。各級工會還提出要將資源向基層傾斜，在人力資源方面，將工會機關精簡下的幹部行政編製補充到縣級工會；在財力資源方面，加大工會經費留在基層工會和下級地方工會的比例。

　　在活動方式方面，各級工會壹是使用各種宣傳工具，對職工進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教育；二是組織「大國工匠」活動；三是組織勞動和技能競賽；四是完善工會維權服務製度機製，加大城市困難職工解困脫困的幫扶和保障力度。

　　在上述四個方面的改革中，全總與試點工會將組建工會與發展工會會員、工資集體協商、完善維權模式作為改革的重點工作。

　　組建工會與發展工會會員

　　在組建工會與發展工會會員方面，改革試點工會有如下舉措：

　　第壹，創造新的會員發展模式——「顧村經驗」和網上入會。「顧村經驗」源於上海市寶山區顧村鎮總工會，2016 年 7 月，按照上海市總工會的要求，顧村鎮總工會針對非公有製企業工會組建難的問題，采用先服務職工再發展會員、先活動覆蓋再組織覆蓋、先體製外入會再單獨建會等方式，引導職工組建工會和加入工會，實現了全鎮非有製公企業建會率動態保持在 90%以上，職工入會率達 86%。33另外，按照《意見》中提出的「群團組織要提高網上群眾工作水平，實施上網工程」

　　的要求，全總在 2016 年 9 月 27 日在湖北省宜昌市召開全國「互聯網+」工會普惠性服務現場推進會，要求加強工會網絡平臺建設，建立健全工會工作和會員信息基礎數據庫，建設會員實名製與普惠性服務綜合管理系統，整合工會系統網站、微博、微信、APP 客戶端等網絡平臺，為職工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務，發展網上申請入會方式，便利農民工加入工會。隨後，在上海市和重慶市兩個試點工會，先後開發了工人可以網上入會的平臺。

　　第二，會員的發展對象側重於製造業之外的勞動者群體。《意見》要求工會「重點向非公有製經濟組織、社會組織、城鄉社區等領域和農民工、自由職業者等群體延伸組織體系」。為此，全總要求各級工會將「農民工入會集中行動」擴展到建築業、物流（快遞）業、家庭服務業等行業。除上述行業外，地方工會進壹步將發展會員的範圍擴大到了過去沒有涉足的領域，如物業管理公司、環衛公司、保安公司、4S 店，甚至包括了屬於自雇者經營的早點攤、街邊小賣部、水果攤、蔬菜攤、廢品回收點等等。

　　第三，采取多種工會組織形式。為適應製造業以外行業從業者所具有的多種就業形式或受雇形式，各地工會采取了單獨組建、區域聯建、行業統建、依托組建等多種方式，由此產生了依托村、居委會、工業園區、街面、樓宇的聯合工會。

　　工資集體協商

　　1994 年就製定了《集體協商條例》，但無論是在國有企業還是在外資私營企業，由工會代表工人，有工人參與的與資方進行的集體協商絕無僅有。全總現在又提出以提質增效為重點深化工資集體協商，積極開展區域（行業）集體協商，健全集體協商製度，推動中國特色和諧勞動關系建設也是本次工會改革的其中壹大重點。

　　34 本次改革就工資

　　集體協商機製出臺了不少措施。

　　2014 年，全總以「提質增效」為主線，先後製定了《深化集體協商工作規劃(2014-2018 年)的五年規劃》和《關於提升集體協商質量增強集體合同實效的意見》，細化了深化集體協商工作的目標任務、具體舉措和工作要求。與此同時，全總還推動國家協調勞動關系三方共同下發《關於推進實施集體合同製度攻堅計劃的通知》，聯合各方力量助推集體協商工作深化發展。35

　　為了提高集體協商的質量，工會還提出了壹個「黨委領導、政府主抓、工會主推、各方協同、群眾參與」的工作模式，以此推動集體協商。36 地方總工會紛紛聘請專家作為 「集體協商指導員」，負責指導、幫助和參與企業的集體協商。地方政府則將集體合同覆蓋率、履約率等等納入了對官員績效考評的範圍。

　　維權模式

　　全總近年來把維權高調定為工會工作的主業，此次工會改革同樣就維權工作進行了許多方面的試點。全總提出要從四個方面完善現有的維權機製。壹是以提質增效為重點，全面深化集體協商工作，開展區域（行業）集體協商並推動和諧勞動關系創建活動由工業園區向鄉鎮（街道）、村（社區）擴展。二是健全職工協商民主機製，推動涉及職工利益法律法規政策的製定及執行，推動落實協調勞動關系三方機製、政府與工會聯席會議製度。三是構建以精準幫扶為重點的服務職工體系，為困難職工群體提供精準幫扶、精準脫困。四是以需求為導向，切實維護農民工勞動就業、技能培訓、工資報酬、社會保險、安全衛生等權益。

　　在地方工會層面，上海、重慶兩個改革試點對現有維權機製進行了整合。例如，上海市總工會構建了工會法律援助、工會勞動法律監督、集體協商和民主管理「四位壹體」

　　的工會維權工作體系，提出建立「應援盡援」和「零門檻」的援助服務製度；延長了「12351 職工援助服務熱線」的服務時間，使這條熱線可以「24 小時全天候守護在職工身旁，為職工答疑解難」。37

　　重慶市總工會註資 500 萬元成立了溫暖基金會，依托中國職工保險互助會建立了職工互助保障平臺，利用超市、醫院、學校等社會資源拓展愛心網點，采取工會專項資金、財政配套和社會募集相結合的方式，加大臨時性救助、項目化幫扶、互濟性活動的力度。該總工會還花錢購買律師的專業化服務，啟動了「千名律師進企聯村服務職工在基層大行動」。

　　38

　　試點工會在完善維權機製中還加入了互聯網因素，除了利用互聯網發展會員之外，還為工人提供各種服務。例如，上海市總工會開通了內含 15 個壹級目錄、50 余個二級目錄的「申工社」APP，形成了市總工會官網體系及全市工會系統微博、微信、APP 的官微矩陣。該總工會稱，通過這套系統，可以為工人提供壹個線上受理、線下辦理、壹鍵通達的全方位、全時段的服務體系。

　　39 重慶市總工會通過購買社會專業化服務，建立了「渝工娘家人」微信公眾號和「網上職工之家」。

　　為了解決基層工會維權無力問題，全總曾推廣過多種維權模式，如義烏模式、昆山模式。「義烏模式」由浙江省義烏市總工會創建，其核心是工會根據自己的工作目標，尋求黨政部門的支持，依仗黨政部門的行政權力來履行自己的維權職能或者「橋梁與紐帶」責任。「昆山模式」由江蘇省昆山市總工會創建，該總工會在 2003 年提出「好事基層工會做，難事上級工會辦」的口號，並由此創建了「上代下」的維權機製。此次工會改革再次推廣了這些模式，並且建立了多方面的聯動機製，如「工會+律師+法院」、「工會+社工+義工」、勞動爭議訴調對接工作室等等。

　　2. 全總聲稱的改革成果與現實情況的比較

　　全總高調公布的工會改革第壹個重大成果，是在工會改革方案通過之後的兩個月，即 2016 年 1 月 17 日，全總宣布「農民工」巨曉林擔任全國總工會副主席，並宣布這「是全總改革試點工作的階段性成果」。

　　此後，各地工會不斷地公布壹些數字，佐證工會改革的成功。單看這些高度量化的宣布，總工會改革似乎卓有成效。不過，我們在分析所收集的信息後發現，現實情況與全總宣稱的成果之間有著巨大的差異。甚至不排除，全總已經嚴重偏離了工會改革的目的。

　　全總對宣傳「去四化」的改革著墨頗多。在改革試點工作開展壹年之後, 全總認為，通過以改進工會領導機構人員構成、優化全總機關組織架構、改進幹部管理方式、增強基層活力發揮作用為著力點，已經推動了工會工作的重心下移、力量下沈，提升了工會組織的凝聚力、影響力。40

　　例如，上海市總工會稱，2016 年共下撥街鎮「小三級」工會建設補助資金 7300 多萬元；全市培訓基層工會幹部 1.5 萬多人（次）；全市已建成職工服務站 184 個。

　　41 全總還聲稱，為加強基層工會建設，已經修訂、製定了壹批相關政策，包括：《關於增強基層工會活力發揮基層工會作用的指導意見》、《工會基層組織選舉工作條例》、《工會會員會籍管理辦法》等等。

　　但是，從報告期間我們收錄的 6000 多起工人集體行動個案來看，工人集體行動正在從沿海地區擴展到內陸省份，從傳統的製造業擴散到新興行業。雖然不能將這壹趨勢全部歸咎於全總，但是反映出全總「去四化」、加強基層工會建設的改革成果，未能與工人的利益訴求和企業的分配機製關聯起來，從而未能有效地避免工人集體行動的升級，企業層面的勞資矛盾也沒有因這些成果而有所改觀。

　　在此次改革中，組建工會和發展農民工入會是壹項重點工作。來自全總的工作總結顯示。2015 年全總增加農民工會員 1500 萬人，2016 年又新增 1500 萬人，農民工會員達到 1.4 億人，占農民工總數的 50.5%；截至 2016 年 9 月底，全國已建工會基層組織282.9 萬個，覆蓋會員 3.02 億人。

　　42 2017 年 5 月 26 日，全總在上海市召開經驗觀摩交流會，推廣發展工人入會的「顧村經驗」。

　　不過，中國勞工通訊罷工地圖顯示，在報告期內工人集體行動個案中，以農民工為主體的建築行業的個案占有較大比重。除此之外，我們在對工會幹部的采訪中發現，他們對組建工會和發展農民工入會頗感為難。

　　例如，建築行業的工會組建壹直是個難題。長期以來，因流動性強、層層分包轉包等原因，絕大多數建築工人既沒有勞動合同也沒有參加工會。甘肅省蘭州市總工會壹位工作人員認為，建築工地農民工加入工會的問題仍沒有得到解決，但當問及他是否對解決這個問題提出壹些建議時，他表示「說不清楚」。另外，他還提出自己對工人入會的看法，認為工人是否願意入會是壹個個人能力和認識的問題，換言之，工人不願意加入工會是因為他們的覺悟還不夠。

　　陜西省渭南市合陽縣總工會的壹位工作人員也談了他對建築行業工會組建的看法。

　　他認為，工會組建只能通過建築公司來做，而不應該面向工人。「我們只能找他們公司，找公司成立這個工會，我們不是直接去找工人。」針對壹起發生在合陽縣的建築工人被拖欠工資的勞資糾紛，這位工作人員堅稱，工會可以為會員追討工資，但問題是這些工人並沒有加入工會。渭南市總工會組織部壹位工作人員提出，建築行業工人流動性大、工作的季節性強，發展他們加入工會最大的困難在於總工會人手不足，只有增加有編製的正式工作人員，才有精力做好組織工作。

　　其實，如果全總各級工會領導人真有改革的意識，就應該跳出舊的框框，將以工會幹部為著眼點的工會工作轉向工人，在工人中發展工會積極分子、培養工會幹部；將以工會機關為著眼點的工會工作，轉向工作場所和建築工地，為工會積極分子提供組織資源，使他們能夠發揮作用。

　　因此，從全總發布的改革成果中我們發現，改革並未改變地方工會幹部的陳舊觀念與官本位習慣性思維。總結以上談話內容，反映出地方工會幹部對組建工會發展會員有四點看法：第壹，組建工會與發展農民工入會不應該被搞成上級工會下達指標，下級工會編造數字的相互欺騙遊戲。第二，這些工作只有在資源充足的前提下方可完成。第三，組建工會只能依靠雇主。第四，工會只能為已經入了會成為會員的工人維權。第壹點的確是壹個全總面對的難題；第二、三點是工會幹部的認識誤區；第四點則純粹是推卸工會責任的借口。由此可見，工會改革至今兩年半有多，工會幹部們仍然不能改變他們對組建工會發展農民工入會的傳統觀念，仍然將農民工視為壹個無能力自為的群體，而非能吃苦也能奮起反抗的血肉之軀，更非工會的主力軍與力量之源。既然如此，全總的改革成果也就不過是壹些毫無意義的數字，與代表工人利益、為工人提供權益保障的身份轉變並無關聯。

　　集體協商是全總此次改革的另壹工作重點。全總稱，截至 2016 年底，全國簽訂集體合同 242.2 萬份，覆蓋企業 679.4 萬家，覆蓋職工 2.90 億人。43 地方工會也非常樂於報道它們推動工資集體協商的成果。例如，廣西省鹿寨縣總工會稱，到 2015 年，該縣簽訂工資集體協議的企業已經達到了 1320 家，集體協商建製率動態保持達 107.85%，單獨簽訂建製率達 196.05%。

　　44 山東省淄博市總工會稱，截至 2016 年 1 月，該市已簽訂工資集體協議 7813份，覆蓋企業 19628 家、職工 103.2 萬人，工資協商建製率達 95.58%；中小企業簽訂區域性行業性工資集體協議 1322 份，覆蓋企業 13954 家；世界 500 強在淄博市企業全部簽訂工資集體協議。

　　45

　　全總各級工會除了繼續推行自上而下的集體協商之外，也試圖應形勢的需要而介入工人的集體行動，動員勞資雙方通過談判解決糾紛。但與勞工 NGO 不同，它們在介入過程中並不代表工人，而是選擇作第三方的角色。下面以索尼電子華南有限公司罷工案為例說明。

　　2016 年 11 月 10 日，位於廣東省廣州市的索尼電子華南有限公司 3000 多名工人罷工。罷工起因是該公司被深圳歐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購，工人們對被收購後的權益問題感到擔憂。罷工工人的訴求是：要求資方公布收購的詳細信息；在收購工作結束前，買斷工人的工齡，支付經濟補償金；然後由工人自己選擇是否與歐菲光公司簽訂勞動合同。然而，資方非但沒有在工人提出的期限內做出回應，反而報警並開除了多名帶頭的工人。

　　因為該公司的工會得不到工人的認可，廣東省總工會不得不空降介入此案。在總工會的協調下，2016 年 11 月 14 日勞資雙方展開第壹次談判。談判中工人提出了 4 點要求：（1）先買斷工齡後再讓工人自己選擇與歐菲光公司簽訂勞動合同；（2）資方不得解雇和報復參加罷工的工人；（3）資方為被開除的工人支付經濟補償金；（4）追究保安恐嚇員工的責任。在資方全部回絕了這些要求後，談判陷入僵局。面對這壹僵局，總工會的人束手無策，這讓資方更加有恃無恐，使用強硬手段迫使工人復工。11 月 15 日，當工人繼續罷工時，當地政府出動警力，有 11 名工人被抓捕，資方則繼續開除罷工工人，到 11 月 29 日，被開除的工人已經達到了 64 名。面對資方的強硬態度，總工會繼續保持沈默，最後工人們被迫簽訂了復工承諾書，而他們的訴求壹項都沒有實現。我們在對工人的采訪中了解到，復工承諾書完全是在資方的脅迫下簽訂的，如果工人不簽訂，資方會禁止他們刷卡吃飯、禁止上下班打卡，而三天不打卡，資方會以「曠工」為由強迫工人「自動離職」。

　　在此案的勞資談判中，工會實際上並沒有代表工人，他們僅僅是扮演了本應由政府承擔的協調人角色，把資方和工人拉到壹起協調。工會所能做的僅限於此，至於效果如何，工人的訴求是否得到實現，則已經不再是工會幹部們要考慮的了。工會在介入此案後，既沒有對工人進行談判方面的培訓，也沒有像勞工 NGO 那樣為工人提供談判指導，沒有將工人的訴求策略性地分清主次順序，沒有製定相應的談判與行動策略，包括壹旦資方強硬拒絕，勞方應如何應對；壹旦資方做出讓步，勞方應當如何妥協以及在哪項訴求上妥協等等，更沒有直接參與談判。在資方繼續脅迫工人復工並開除罷工工人的時候，工會更是無所作為，既不繼續引導談判，也不願意出面製止資方的做法。

　　在此案中，廣東省各級工會的確重視並派出工作小組和工會律師。但最終結果卻是工人被迫復工，訴求無法實現。這說明，工會在介入開始時，就承擔了錯誤的角色，它將自己當作了政府派出的協調人，它僅僅是為勞資雙方的談判牽線搭橋，而不是以工人代表的身份與工人共進退參與談判。在此案結束後，廣東省總工會稱，他們指導被開除的工人去辦理領取失業金及提取住房公積金等手續，同時提供免費法律援助以示安撫。

　　這些工作的確在工會維權的職能範圍內，但仍然延續了它在改革之前「事後維權、外部維權」的維權模式。但是改革的重點並非是繼續加強事後維權，而是將工會的重心前移到企業內部，力求在勞資矛盾演化為激烈沖突之前就通過集體談判化解掉。

　　全總在改革中側重於維權模式的完善，但無論是「上代下」模式還是各方聯動模式，其核心都是「借力」— 基層工會向地方工會借力，即當企業的基層工會面對雇主的違法行為而難以履行維權職責的時候，地方工會可以代行基層工會的維護職責；地方工會再借助地方黨政的勢力迫使雇主就範。但問題是，地方工會是否能夠借到力？壹位全總系統內的學者撰文指出，在地方工會借力運作的過程中，存在行政、經濟、法律、情感和倫理等因素的共同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又與地方工會幹部的個人特質，如能力、品行、口碑以及其在地方上形成的關系網等密切相關；更為重要的是，地方工會能否借到力和借力效果都直接受製於地方政府對多方利益的權衡。46 這裏我們不禁要問，既然全總借力時要面對這麽多的障礙，為什麽不對自身的角色進行反思呢？既然它有 3 億會員，為什麽置如此巨大的組織資源不用，轉而求助於黨政部門呢？說到底，全總還是不願意進入和承擔其工人代表的身份和角色。

　　事實上，即使在維權機製方面，全總各級地方工會也缺少內部部門之間的協調，更遑論與外部的黨政部門聯手維權了。這裏我們以壹起工人集體行動個案為例。2017 年 5月中旬，重慶市永輝超市渝中區大坪店和巴南區土橋店的工人在店前拉橫幅，抗議公司克扣員工年假、隨意罰款、超時加班不支付加班費、欠繳社會保險費。我們就此次行動采訪了當地工會，發現地方工會內部在維權缺少協調。據接受采訪的工會幹部稱，工會內部各自為政，各部門工作人員只局限於自己的工作範圍，部門之間在維權工作中沒有信息共享。例如，組建工會、工人維權、推動集體協商本應是環環相扣不可分割的，但在地方工會的組織架構中，這三項工作由基層組織建設部、職工維權中心和民主管理部分別負責。而由於上級區工會的組織建設部已經建立了永輝超市西南區工會，並認可由公司人力資源主管（又是合夥人之壹）擔任該工會的主席，致使街道工會就算有心也無法利用工人集體行動這個機會在分店裏組建工會與開展集體談判。

　　這種各自為政的問題也為工會內部各部門在維權中互相推諉提供了借口，使工人向工會求助更加困難。在就此案采訪渝中區總工會基層工作部和辦公室時，基層工作部的工作人員表示，「這個要打辦公室電話，因為我們這邊沒有參與這個事情」；而致電辦公室後得到的回復是，「辦公室是綜合部門，不負責維權等具體業務工作」。當隨後問到基層工會的組建情況時，辦公室的工作人員感到困惑，他認為組建工會和工人維權是完全分開的兩碼事。

　　在采訪中我們還發現，全總改革成果中的所謂已經建立的「全方位、全時段」為工人提供覆蓋性服務的系統並不存在。我們按照工會網站提供的聯系信息，致電工人集體行動發生地的街道工會，接聽電話的竟然是壹位已經退休壹年的工會工作人員。

　　可以說，在以「借力」為核心的維權模式中，全總各級工會放棄了工人利益代表者的身份和工人集體談判代表的角色，最多只是扮演了勞資之間第三方協調人的角色。而事實上，它又沒有能力完成協調工作，還要求助於地方黨政部門。這裏，我們可以將全總比喻為壹個懶惰的廚師，在工人已經對全總組建工會發展會員的模式不屑壹顧之後，「顧村經驗」等發展會員的新方式就像是工會買來的壹籃子「新菜」，集體協商這口「舊鍋」也在此次改革中得到了修補。但當菜已備齊、鍋已修補之後，全總卻置兩者於不用，轉而為工人們端出了「事後維權」這碗「剩飯」。

　　3. 對全總改革成果的評議

　　本次工會改革雖經頂層設計而推出,但其背景是中共面臨前所未有的合法性危機，尤其是在理論上被中國共產黨視為政權根基的工人階級中，這種危機正在蔓延且清晰可見。因此，全總的改革既肩負著提高工人收入水平的重任，又承載著為中共解除合法性危機的責任。在對全總宣稱的改革成果與現實對比的基礎上，我們就全總宣傳的成果做出如下評議:

　　機關體製改革

　　全總工會機關改革重點是人力、物力資源下沈，為此出臺了將勞動模範提拔到工會領導崗位的文件、加大了基層工會的工會經費留成比例、調撥幹部充實低層地方工會的領導班子等等措施。從全總的宣傳資料和官方媒體的報道看，改革似乎取得了不菲的成果。但我們就現有措施分析，認為全總僅憑這些措施既沒有將工會與工人利益連接起來，沒有完成工人代表身份的轉型，也難以達到中共中央要求的「吸引職工、凝聚職工、團結職工」的目的。

　　盡管全總此次改革措施具有明顯的資源下沈的特點，但下沈的深度止於低層地方工會，即區（縣）和街道（鄉鎮）工會，完全沒有沈到涉及勞資沖突和勞資利益分配的第壹現場 — 企業工會。全總及試點工會力圖通過資源下沈的辦法，打通工會與工人之間的「最後壹公裏」，其實這「最後壹公裏」是在企業內，而非在全總各級機關，也非在各地黨政機關。只有進入企業，加強企業工會建設，通過企業工會建立企業集體談判製度，逐步提高企業工人的工資收入，這才是工會改革要打通的「最後壹公裏」。顯然，全總僅憑機關體製的改革難收成效。

　　組建工會和發展工人入會

　　在基層工會組建和發展工人入會方面，全總確有壹些新的措施，例如「顧村經驗」、網上入會等等，這些措施有助於全總在那些從事靈活就業和非標準就業的工人當中發展會員。尤其值得關註的是，這些措施確實有了壹些改革的跡象，它們突破了《工會法》

　　和《工會章程》有關以企業為單位組建工會的框框，使工人可以在企業外加入工會，這將在壹定程度上解決了工人入會難與組建工會需要得到雇主同意或者受到雇主幹預的問題。

　　但是，全總組織工人入會的工作仍然采取了運動型的集中行動，通過這些集中行動，各級工會試圖集中現有資源，在短時間內將基層工會建立起來，並盡可能擴大會員規模。

　　不過，這種上級工會拍腦袋定指標，下級工會窮於應付的集中行動，很容易讓人們想到，這些工作已經不是工會的理性行為，而是壹種近乎瘋狂的裹挾行動。正是下級工會為完成指標弄虛作假，才使全總公布的建會率與入會率數據帶有極大的水分。反過來，也正是全總的入會建會指標，把地方工會推入了弄虛作假陷阱。因此，即使像「顧村經驗」

　　這樣的入會新方式，也只能是始於完成入會指標，止於入會指標完成，並無後續的集體談判。

　　事實上，工會組建與會員發展絕非是憑借幾場集中行動就可以大功告成的。就算采取集中行動方式，也需要各級工會花費大量的資源和時間。例如，在 2014 年 4 月廣東東莞裕元鞋廠發生 5 萬余名工人參加的罷工事件之後，廣東省總工會認為，該公司所在地的東莞市高埗鎮的基層工會工作極不規範，所以在該鎮開展了基層工會組織規範化建設試點工作。此次試點工作由廣東省總工會主席親自領導，由省、市、鎮三級總工會派出人員組成聯合工作組，以裕元鞋廠等 35 家雇工 500 人以上的非公有製企業為重點。

　　聯合工作組用了半年多的時間，對重點企業進行了「全程的貼心服務」，在組建工會的每壹個環節上都給予具體的指導，並對組建工會從成立籌備組到辦理工會社團法人登記的整個過程都提供了範本。

　　47 在試點工作完成後，廣東省總工會將其樹立為基層工會規範化建設的典型。既然在壹個試點上就要花費如此巨大的人力、物力和時間，這個典型也就沒有任何推廣的意義了。此後，廣東省企業基層工會並無照此模式展開，便能說明問題。僅就人力資源而言，即使全總系統 70 余萬專職工會幹部放下其他事情不做，也不可能完成全國 560 多萬家私營企業和外商投資企業基層工會的組建工作。

　　因此，就工會改革而言，企業工會才是關鍵。企業工會的改組和組建，以及企業工會積極分子的發展，才是工會改革的出路。換言之，企業工會積極分子和工會會員才是全總工會組織的核心力量和根基，而各級總工會機關工作人員僅僅是提供資源和協調配置資源的配角。

　　長期以來，全總基層工會組建和發展會員工作壹直沒有實質性進展。工會內部人士將這個問題歸因於沒有獲得黨政的充分支持、工會幹部工作不得力、人力資源不足、工會為政府分擔的工作太多等等。其實，真實的原因是工會幹部借力的陳舊思維，總想依賴黨政部門的支持開展工作。就此次改革來說，中共中央希望全總協助重建財富分配製度，以此來緩和社會矛盾，鞏固政權合法性。而全總卻像壹個懶孩子，脖子上套著壹張母親出門前烙的糖餅，在吃完了前面的之後懶得轉餅，最終餓死了。如果工會幹部能夠認識到組建工會和發展會員應當向工人借力的話，基層工會組建與發展會員的工作是不難完成的。但前提是，他們必須先為工人做事，這裏的「事」不是春運期間為農民工買火車票、春節期間給困難家庭送溫暖這類小恩小惠，而是要為工人在工作場所的利益分配中爭取份額。

　　當前的工會，由於無需承擔工人利益代表的身份，工會幹部的工作只是為了完成上級工會下達的入會和建會指標。工會幹部們就會繼續將時間和精力花在說服雇主組建工會、發放小禮品誘惑工人入會、編造數據應付上級工會上面。

　　集體協商

　　從總工會發出的新聞報道不難看出，工會力推的集體協商，就算是有，也僅僅限於工資的集體協商，不會涉及勞動保護、福利待遇、工作條件等其他方面。而就工資集體合同而言，也普遍存在「三多三少」的現象，即原則性條款多，具體規定少；抄法律條文的多，結合企業實際的少；虛的多，實的少。48 更有調查結果顯示，工資集體協商製度的實施與農民工工資效應之間呈負向相關關系。

　　49

　　報告期內工人的集體行動發展勢頭強勁，工人持續以集體行動的方式追討他們的權益。這表明全總目前力推的工資集體協商既不能有效提高勞動者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也難以形成協調集體勞動關系、緩解勞資沖突的製度化渠道。

　　集體協商製度之所以未能見效，究其原因，壹是，這種自上而下推行的製度缺少工人的參與。不願讓工人參與其中，其實是基於全總壹直以來對工人不放心。在全總幹部的眼中，工人是壹個組織程度很低、缺少法律知識、沒有談判能力的群體，如果任由工人選舉代表去談，可能會與雇主就利益分配數額發生爭執，影響企業和諧的勞資關系，甚至引發罷工。因此，即使工會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就發現，以自身的資源與能力來推動集體談判實屬天方夜譚，全總也始終無視數億工人這個巨大的組織資源，轉而到黨政部門那裏去借力。也正是因此，全總推動的集體協商製度至今沒有實質性進展，甚至已經淪落為壹場下級工會完成上級工會下達指標的數字遊戲。而從實際效果論，工會對共產黨對其寄予的期望，說好了是避重就輕，說重了就是陽奉陰違。二是，集體談判是壹個涉及工資、社會保險、勞動條件、工作時間、福利待遇等勞動者權益的有機體，這些事項中的壹部分，既是工人的訴求，也可以是工人在集體談判中達致階段性目標的籌碼。在全總將工資從諸多事項中被生硬地切割出來之後，工人在工作場所的整體利益就無法整體推進，同時，工資事項本身在沒有其他事項作為談判籌碼的情況下，也難以實現。

　　維權

　　在此次改革中，全總以最大力度強調維權是主業，並致力於改善現有的維權機製，加大了對機製投入的資源，在形式上也有所創新。但這壹切仍然沒有改變機製原有的「外部維權」、「事後維權」的性質，也就是說，這些機製仍然只能在企業外部運行，只能在勞資矛盾激化之後發揮救火功能。我們不否認，工會通過這套維權機製為數量有限的工人追討過被侵害的權益，也給壹部分失業工人和貧困家庭送出過「溫暖」，未來也有可能因為投入更多的資源而使更多的工人受益。不過，從資源有效利用的投入產出比來衡量，以全總占有的資源對比其產出，實在是得不償失。

　　如果全總改變策略，重點在企業發展工會積極分子，既能從源頭上減少雇主對工人的侵權，也能在侵權發生後及早解決勞資矛盾。再有，當新生代工人已經成為勞動力主體，當各行各業的工人都不得不選擇以集體行動來表達訴求，當他們提出的訴求已經超出了法律規定的標準之後，這套機製在維權中就顯然力不從心了，它無法為廣大工人的訴求提供支持，無法在工人采取集體行動時提供必要的幫助，更無法改變企業工會「空殼化」、「老板化」的現狀。

　　工人集體行動的發展趨勢已經證明，日趨激烈的勞資糾紛是由企業內部勞資利益分配的矛盾引發的，這些矛盾是外部維權機製所無法解決的。只要全總繼續以維權為主業，繼續使用這套機製來維權，那麽它就會壹直遠離勞資矛盾發生和發酵的工作場所，不可能有效及時地解決勞資之間的糾紛，不可能減少侵權，更不可能使企業工資分配逐步趨於合理。

　　總之，全總改革的成效與現實之間存在巨大的差異，看似輝煌的數據也許可以讓全總對中共中央有所交代，但卻無法掩飾企業勞資矛盾的激烈化程度，也無法緩解中共政權面臨的合法性危機。全總持續不斷發布的改革階段性成果說明，全總並沒有真正領會中共中央啟動改革的初衷，或者是領會到了但知道自己做不到，也就只好以數字遊戲應付。在沒有新的壓力元素的情況下，全總將繼續做足表面文章，而不會為企業工人的工資分配著急，更不會為緩解中共執政合法性的危機費心。

　　三、全總改革需要解決的根本問題

　　通過以上的對比分析，我們看到，當全總在短期內取得了令人吃驚的「改革成果」

　　後，工人的權利狀況並沒有得到改善，工人的集體行動仍然保持著強勁的增長勢頭，中共依然面臨著政權合法性的嚴重危機，全總的工會代表身份也沒有太多的改觀。可以說，全總的改革既沒有解決其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問題，也沒有幫中共緩解執政合法性危機，更沒有為企業工人解決工資合理分配問題。

　　那麽，全總需要解決的根本問題在什麽？這個問題的答案其實很簡單，那就是，全總需要回歸其工人代表身份，並代表企業工人通過集體談判取得合理的工資報酬、安全健康的工作環境以及社會保險和福利。這件事情做好了，中共的執政合法性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更直接地說，全總應該著力發展企業工會，通過企業工會代表工人參與企業的集體談判，實現工人在企業初次分配中的話語權。

　　將我國勞動關系現狀、企業分配製度現狀以及工人對此現狀所做出的集體行動反應，與中共最高層親自推動工會改革放在壹起解讀，我們不難發現，中共將工會改革分為了兩個重點或者說兩個步驟：第壹步是「去四化」，第二步是「增三性」。「去四化」要解決的是工會工作人員的工作作風和態度問題，這是工會改革的第壹步，這壹步做的好壞可以量化。例如，將多少名勞動模範提拔到全總和地方工會的領導崗位、將多少數額的工會經費下放給低層和基層工會、組建了多少基層工會、發展了多少農民工入會、建立了多少維權中心等等。「增三性」要解決的是工會的身份問題，即工會幹部是否在政治上全面接受了社會主義價值觀，總工會各級工會組織是否由社會主義者來領導。這是工會改革的第二步，其效果不可量化或者難以在短期內量化的。

　　全總改革「去四化」、「增三性」這兩個目標密切相關。基於體製慣性，全總的確存在嚴重的「四化」問題，但這個問題又與全總領導人和工作人員「三性」不足有直接關系。

　　從工人運動發展的角度來說，工會工作人員的確需要具備政治性、先進性和群眾性這「三性」。政治性：工會工作人員應該是壹批具有社會主義理想的人來擔任，只有這樣，工會工作人員才會基於共同的階級感情和價值觀，成為工人利益的代表者。先進性：

　　企業工會積極分子和工會代表，要有能力代表工人啟動和完成集體談判，實現工資合理分配。群眾性：總工會上下要全神貫註的聚焦在企業集體談判上，這樣，工會就不會脫離工人群眾的需要去搞其它花樣。

　　四、對全總深入改革的整體建議

　　全總改革已經歷時兩年，進壹步改革要從「去四化」轉向「增三性」，也就是從相對比較容易的、可以量化的淺水區，進入工會改革深水區，完成工人代表身份的轉變。

　　為此，工會應該迅即將工作重點放回到企業裏，在企業內發動和組織工人，在企業內解決勞資矛盾，在企業內建立集體談判的分配機製，使工人們能夠分享經濟發展的紅利。

　　盡管勞工 NGO 已經在實踐中為組織工人集體談判作出了示範，但勞工 NGO 具有人力、物力資源方面的先天不足，其所能發揮的作用有限。而全總恰恰在資源方面有著先天的優勢，如果能夠以勞工 NGO 的工作模式為樣本，能夠發動工人、依靠工人，則在建設集體談判機製中必然有所作為。

　　在此，我們對全總深化改革提出以下整體建議：

　　第壹，重新定位工會的角色。長期以來，全總與地方各級工會壹直宣稱是聯系執政黨和工人群眾的橋梁與紐帶，而且是唯壹的橋梁與紐帶。但基於體製的原有設計以及多年來的運行慣性，全總的角色卻定位於執政黨的壹個工作部門和宣傳部門。這種角色定位與工會本來的工人代表身份極不相符。因此，全總應當轉變身份，即從執政黨的工作與宣傳部門變為工人的利益代表。

　　第二，撤銷全總及各省總工會的工會幹部學校，由中共中央黨校設中國工會幹部學院，統壹培訓各級工會幹部，確保工會幹部具有集體談判的技巧，而且具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工會幹部學院的培訓內容應該包括：中國工人運動史、世界工人運動史、國際社會主義運動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和分配原則、集體談判和工會組織技術等等，培訓教材由中共中央黨校統壹編製。

　　第三，逐步取消全總與地方工會幹部的公務員和事業單位編製，逐年減少各級政府向各級總工會的撥款。建議財政撥款每年遞減百分之二十，在五年之後，實現全總各級工會經費自籌。

　　第四，順應產業調整的趨勢以及新興行業工會組織的特點，在新興行業建立行業總工會，增強行業總工會參與初次分配的功能。可以在廣東、江蘇、浙江、山東、湖南、四川、福建、北京、上海、重慶等省、直轄市進行行業總工會的組建試點，具體建議如下：（1）根據試點省市新興行業的特色，成立 XX 省（市）行業總工會並分設行業總工會委員會和行業總工會秘書處。行業總工會的工作重點是探索本地區本行業企業基層工會組建和集體談判的工作方法，為今後建立地區性行業集體談判機製打下基礎。行業總工會秘書處負責工會具體的日常工作，設受薪秘書長和副秘書長，由行業總工會委員會任命。（2）行業總工會由試點省、市的總工會統壹領導。

　　第五，在行業總工會建立之後，撤銷試點省、直轄市下面的區、縣、市級總工會，根據需要保留或撤銷工業區總工會和街道（鄉鎮）總工會。對於被撤銷各級工會的現職工會幹部，可根據個人能力和意願，將其轉崗到各行業總工會秘書處具體工作機構任職。

　　第六，改組省、直轄市的總工會，設 XX 省（市）總工會委員會，在其下設 XX 省（市）總工會秘書處來負責工會機關的日常運作。總工會委員會的委員不受薪，由各行業總工會主席、副主席擔任。總工會秘書處設受薪秘書長、副秘書長，由總工會委員會任命。

　　總工會秘書處下設立組織部、政策研究發展部、法律部、女工權益保障和發展部等工作機構負責工會各項日常工作。

　　第七，行業總工會要將企業基層工會的組建與發展作為工作重點，要強化基層工會的組織能力和集體談判能力。

　　第八，全總應當放棄集體協商指導員的做法。現實中，地方各級工會委任的指導員絕大部分是從企業退休的管理人員和工會退休幹部，這些人全無代表工人與雇主進行集體談判的實踐經驗，根本不可能指導工人去協商談判。另外，這些人不了解工會改革的現狀與需求，無法在他們的工作中體現工會改革的目標。當企業集體談判成為工會工作的主業之後，他們是無法承認這壹重任的。建議工會要在企業發展積極分子，定期選拔有潛力的積極分子進入中國工會幹部學院接受培訓，這樣既能夠發展本企業的集體談判，強化工會；又可為未來的工會儲備具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懂得談判的年輕工會幹部。

　　地方總工會應協調和集中使用工會資源，包括組織網絡、媒體網絡、黨政部門聯絡、工會經費等等，向所在地的企業基層工會提供必要的協助。這些協助包括：培訓基層工會領導人，收集和提供企業集體談判所需的資料（當地平均工資水平、行業平均工資水平、企業勞動合同與社會保險費支付情況、企業稅金繳納情況等等），指導基層工會進行談判，介入企業的集體勞資糾紛，為工人提供法律援助，保護工人代表等等。為完成上述工作，地方總工會應當與所在地企業基層工會保持緊密的聯系，如確定工會組織部和集體談判部工作人員每周探訪基層工會的時間和具體探訪內容，建立總工會與基層工會之間的信息通報渠道。

　　企業基層工會至少應承擔四項工會工作：壹是在企業中發展工會會員；二是代表本企業工人與資方進行集體談判；三是監督集體合同的履行；四是在勞資糾紛中作為工人的代表。這四項工作是相輔相成的：會員人數越多，工會勢力越大，集體談判越能全面體現工人的訴求；集體合同履行程度越高，工人在利益分配中獲得的份額越大，工會才能獲得更多工人的認同與信任。

　　結語

　　第壹，在報告期內，中國的經濟處於下行期，但工人的集體行動繼續增長，並且出現了從沿海城市向內陸省份蔓延，由傳統行業向新興行業擴散的趨勢。

　　第二，正是因為這種發生在底層的工人運動，才使執政黨認為其政權合法性正因社會貧富差距過大、利益分配不公而面對「前所未有的挑戰和考驗」，也認識到作為「橋梁與紐帶」的全總存在著「基層基礎薄弱、有效覆蓋面不足、吸引力凝聚力不夠、組織工作和活動方式單壹，進取意識和創新精神不強，存在機關化、脫離群眾」等等嚴重問題，不能適應改革的需要，進而啟動了全總的第四次改革。

　　第三，按照中共中央的要求，全總機關和上海、重慶兩個試點城市的總工會出臺了壹系列改革措施，這些措施可以概括為兩類：壹類是工會機關的改革，即所謂「去四化」

　　的改革，重點是人力、物力資源下沈；壹類是維權機製的改革，重點是完善現有的機製和增加新的服務項目。從全總的宣傳資料和官方媒體的報道看，改革已經取得了不菲的成果，但我們在將成果與現實對比之後，認為全總的改革與要解決的分配問題脫節。

　　第四，此次全總改革已經進行了兩年，在「去四化」取得了壹些階段性成果的同時，「增三性」並無明顯進展。因此，工會應該由秉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人來領導和運作，才能使工人在初次分配中有代言人和話語權，才能參與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初次分配製度。

　　第五，全總如何能做到「增三性」，勞工 NGO 已經提供了樣本，即協助企業工人展開集體談判，將企業集體談判製度化、周期化，強化企業工會組織、夯實總工會在企業工人中的基礎。

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應該反對馬列主義政黨

作者 王海東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從這句話來看，把列寧主義當作馬克思主義的人在中國大有人在。但是，列寧主義不是馬克思主義。至少不是貨真價實的馬克思主義。如果說列寧主義確實與馬克思主義有點關系，也只能將其稱之為假冒偽劣的馬克思主義。那麽，列寧主義裏面到底有沒有馬克思主義的東西呢?肯定是有一些的。否則，列寧主義就無法打著馬克思主義的旗號欺世盜名了。正如假冒偽劣在產品包裝方面必須貨真價實一樣。列寧主義所產生的最為惡劣的影響，就是抓住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說過的一些話不放，惡意鼓吹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性，蓄意抹殺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合法性，任意擴大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適用範圍，不僅將馬克思主義變成了一只教條主義的替罪羊，而且將馬克思主義變成了一塊極權主義的遮羞布。列寧主義的這種最為惡劣的影響，全部來源於一本極盡歪曲篡改馬克思主義之能事的書。這本書就是《國家與革命》。目前，國內種種反對憲政改革的言論，無一不是以這本書作為理論依據的。要想為憲政改革掃清思想障礙，就必須從以下三個方面把這本書批倒批臭。

　　(一)歪曲篡改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

　　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包括國家起源、國家性質、國家機器、國家消亡等重要內容。

　　關於國家起源，恩格斯指出：「國家決不是從外部強加於社會的一種力量。國家也不像黑格爾所斷言的是『倫理觀念的現實』，『理性的形象和現實』。國家是社會在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產物;國家是表示：這個社會陷入了不可解決的自我矛盾，分裂為不可調和的對立面而又無力擺脫這些對立面。而為了使這些對立面，這些經濟利益互相沖突的階級，不致在無謂的鬥爭中把自己和社會消滅，就需要有一種表面上駕於社會之上的力量，這種力量應當緩和沖突，把沖突保持在『秩序』的範圍以內。這種從社會中產生但又自居於社會上並且日益同社會脫離的力量，就是國家。」在這段話中，恩格斯非常清楚地表達了三個觀點。第一個觀點是：國家是社會在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產物。第二個觀點是：國家的存在表示社會陷入了不可解決的自我矛盾。第三個觀點是：國家是從社會中產生但又自居於社會之上並且日益同社會脫離的力量。由於恩格斯將這裏所說的社會解釋為存在著階級和階級矛盾的社會，所以我們可以把恩格斯的前兩個觀點理解為：國家是存在著階級和階級矛盾的社會在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產物，國家的存在表示社會不可能通過原有的各種社會力量自我解決階級矛盾。但是，我們無論如何都不能把恩格斯的前兩個觀點理解為：「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和表現。在階級矛盾客觀上達到不可調和的地方、時候和程度，便產生國家。反過來說，國家的存在表明階級矛盾的不可調和。」如果我們這樣理解恩格斯的前兩個觀點，國家和社會在如何對待階級矛盾的問題上就毫無區別了。如果國家和社會在如何對待階級矛盾的問題上毫無區別，恩格斯的第三個觀點就變得毫無意義了。如果恩格斯的第三個觀點變得毫無意義，恩格斯的前兩個觀點也就變得難以置信了。這樣一來，我們就變成了《國家與革命》的受害者。不僅會對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起源的科學論述不屑一顧，而且會對歪曲篡改這種科學論述的歪理邪說深信不疑。不錯，恩格斯在論述階級矛盾時確實使用了「不可調和」這四個字。但是，恩格斯在使用這四個字的同時還使用了另外四個字「無力擺脫」。由於階級矛盾既是一種「不可調和」的矛盾又是一種「無力擺脫」的矛盾，所以矛盾雙方要想避免「在無謂的鬥爭中將自己和社會消滅」，就必須「有一種表面上駕於社會之上的力量」，就必須通過這種力量來「緩和沖突」，以便達到「把沖突保持在『秩序』的範圍以內」的目的。由此可見，從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起源的科學論述來看，國家和社會在如何對待階級矛盾的問題上不是毫無區別而是有所區別。對於社會上的不同階級來說，也許只能用階級鬥爭的方法不能階級調和的方法來解決階級矛盾。對於國家中的所有成員來說，也許只能用階級調和的方法不能階級鬥爭的方法來解決階級矛盾。

　　關於國家性質，恩格斯指出：「由於國家是從控製階級對立的需要中產生的，同時又是在這些階級的沖突中產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強大的、在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階級的國家，這個階級借助於國家而在政治上也成為占統治地位的階級，因而獲得了鎮壓和剝削被壓迫階級的新手段。」在這段話中，恩格斯指出了國家的兩種不同性質。第一種性質就是國家的階級性，第二種性質就是國家的超階級性。從國家的階級性來看，國家是統治階級鎮壓和剝削被統治階級的工具。因此，國家的主要作用是維護統治階級的階級利益。正如恩格斯所說：「古代的國家首先是奴隸主用來鎮壓奴隸的國家，封建國家是貴族用來鎮壓農奴和依附農的機關，現代的代議製的國家是資本剝削雇傭勞動的工具。但也例外地有這樣的時期，那時互相鬥爭的各階級達到了這樣勢均力敵的地步，以致國家權力作為表面上的調停人而暫時得到了對於兩個階級的某種獨立性。」從國家的超階級性來看，國家是與控製階級對立、減少暴力沖突的社會需要相適應的工具。因此，國家的主要作用是維護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的共同利益。正如恩格斯所說：「在階級對立還沒有發展起來的社會和僻遠的地區，這種公共權力可能極其微小，幾乎若有若無的，像有時在美利堅合眾國的某些地方所看到的那樣。但是，隨著國內階級對立的尖銳化，隨著彼此相鄰的各國的擴大和它們人口的增加，公共權力就日益加強。就拿我們今天的歐洲來看吧，在這裏，階級鬥爭和侵略競爭已經把公共權力猛增到勢將吞食整個社會甚至吞食國家的高度。」但是，《國家與革命》卻把國家的兩種不同性質簡化成了一種性質：「國家是特殊的強力組織，是用來鎮壓某一個階級的暴力組織。」這就是說，國家只有階級性沒有超階級性。如果國家只有階級性沒有超階級性，國家就不是從社會中產生但又自居於社會之上並且日益同社會脫離的力量了。如果國家不是從社會中產生但又自居於社會之上並且日益同社會脫離的力量，我們就不得不對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起源的科學論述表示懷疑了。如果我們不得不對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起源的科學論述表示懷疑，我們也就不得不對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性質的科學論述迷惑不解了。由此可見，在國家起源和國家性質這兩個相互關聯的理論問題上，《國家與革命》采取了一種瞞天過海的騙子伎倆：歪曲篡改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性質的科學論述的目的，是為了否定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起源的科學論述;歪曲篡改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起源的科學論述的目的，是為了否定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性質的科學論述。

　　關於國家機器，馬克思指出：「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並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公社實現了所有資產階級革命都提出的廉價政府的口號，因為它取消了兩項最大的開支，即常備軍和官吏。公社存在本身就是對那至少在歐洲是階級統治的通常累贅和必要偽裝的君主製度的否定。公社給共和國奠定了真正民主製度的基礎。但是，無論廉價政府或『真正共和國』，都不是它的終極目的，而只是伴隨它出現的一些現象。」「公社的真正秘密在於：它實質上是工人階級的政府，是生產者階級同占有者階級階級鬥爭的結果，是終於發現的、可以使勞動在經濟上獲得解放的政治形式。」「我認為法國革命的下一次嘗試再不應該像以前那樣把官僚軍事機器從一些人的手裏轉到另一些人的手裏，而應該把它摧毀，這正是大陸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決條件。我們英勇的巴黎同誌們的嘗試正是這樣。」在這段話中，馬克思指出了國家機器的兩個不同組成部分。第一個組成部分是民主法治機器，第二個組成部分是官僚軍事機器。馬克思認為，巴黎公社的革命經驗已經表明：民主法治機器是一種與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形式相適應的、可以在無產階級奪取國家政權之後加以利用的國家機器，官僚軍事機器是一種與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形式不相適應的、必須在無產階級奪取國家政權之後加以摧毀的國家機器。正如恩格斯所說：「實際上，國家無非是一個階級鎮壓另一個階級的機器，這一點即使在民主共和製下也絲毫不比在君主製下差。國家最多不過是無產階級在爭取階級統治的鬥爭勝利以後所繼承下來的一個禍害;勝利了的無產階級也將同公社一樣，不得不立即除去這個禍害的最壞的方面，直到新的自由的社會條件下成長起來的一代能夠把國家製度這一整堆垃圾拋掉為止。」但是，《國家與革命》卻把國家機器的這兩個不同組成部分混為一談：「民主和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不是一個東西。民主就是承認少數服從多數的國家，即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一部分居民對另一部分居民有系統地使用暴力的組織。」這就是說，民主法治機器同樣是一種官僚軍事機器。如果民主法治機器同樣是一種官僚軍事機器，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形式對於國家機器就只能有兩種選擇了：要麽全部摧毀，要麽全部利用。不管全部摧毀還是全部利用，被摧毀的只能是民主法治機器，被利用的也只能是官僚軍事機器。由此可見，《國家與革命》不僅歪曲篡改了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機器的科學論述，而且試圖將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形式引向一條用官僚軍事機器替代民主法治機器的邪路。

　　關於國家消亡，恩格斯指出：「無產階級將取得國家，並且首先把生產資料變為國家財產。但是，這樣一來，它就消滅了作為無產階級的自身，消滅了一切階級差別的階級對立，也就消滅了作為國家的國家。迄今在階級對立中運動著的社會需要有國家，即需要一個剝削階級的組織，以便維持它的外部的生產條件，特別是用暴力把被剝削階級控製在當時的生產方式所決定的那些壓迫條件下(奴隸製、農奴製、雇傭勞動製)。國家是整個社會的正式代表，是社會在一個有形的組織中的集中表現，但是，說國家是這樣的，這僅僅是說，它是當時獨自代表整個社會的那個階級的國家：在古代是占有奴隸的公民的國家，在中世紀是封建貴族的國家，在我們的時代是資產階級的國家。當國家真正成為整個社會的代表時，它就使自己成為多余的了。當不再有需要加以鎮壓的任何社會階級的時候，當階級統治和根源於現代生產無政府狀態的生存鬥爭以及由此產生的沖突和極端行為都消失的時候，就不再有什麽需要鎮壓了，也就不再需要國家這種實行鎮壓的特殊力量了。國家真正作為整個社會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個行動，即以社會的名義占有生產資料，同時也是它作為國家所采取的最後一個獨立行動。那時，國家政權對社會關系的幹預將先後在各個領域中成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來。那時，對人的統治將由對物的管理和對生產過程的領導所代替。國家不是『被廢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在這段話中，恩格斯指出了國家消亡的實現條件。這個實現條件，就是生產資料公有製的全面建立。因為，生產資料公有製一旦全面建立起來，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階級差別就不復存在了。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階級差別一旦不復存在，階級社會就變成了無階級社會。階級社會一旦變成無階級社會，社會就不再需要國家來充當自己的代表了。社會一旦不再需要國家來充當自己的代表，國家就開始自行消亡了。從國家消亡的實現條件來看，國家消亡不必等到共產主義社會的出現。只要將資本主義社會轉變成為社會主義社會，國家就必然會踏上自行消亡的不歸之路。正如恩格斯所說：「國家並不是從來就有的。曾經有過不需要國家、而且根本不知國家和國家權力為何物的社會。在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而必然使社會分裂為階級時，國家就由於這種分裂而成為必要了。現在我們正在以迅速的步伐走向這樣的生產發展階段，在這個階段上，這些階級的存在不僅不再必要，而且成了生產的直接障礙。階級不可避免地要消失，正如它們從前不可避免地產生一樣。隨著階級的消失，國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以生產者自由平等的聯合體為基礎的、按新方式來組織生產的社會，將把全部國家機器放到它應該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陳列館去，同紡車和青銅斧陳列在一起。」但是，《國家與革命》卻認為即使已經全面建立了生產資料公有製，國家在社會主義社會也不可能自行消亡。因為，「在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階段(通常稱為社會主義)，『資產階級法權』沒有完全取消，而只是部分地取消，只是在已經實現的經濟變革的範圍內，也就是在對生產資料的關系上取消。『資產階級法權』承認生產資料是個人的私有財產。而社會主義則把生產資料變為公有財產。在這個範圍內，也只有在這個範圍內，『資產階級法權』才不存在了。但是它在另一個方面卻依然存在，依然是社會各個成員間分配產品和分配勞動的調節者(決定者)。」「所以在這個範圍內，還需要有國家來保衛生產資料公有製，來保衛勞動的平等和產品分配的平等。國家正在消亡，因為資本家已經沒有了，階級已經沒有了，因而也就沒有什麽階級可以鎮壓了。但是，國家還沒有完全消亡，因為還要保衛容許事實上存在不平等的『資產階級法權』。要使國家完全消亡，就必須有完全的共產主義。」這樣一來，消滅資產階級法權就變成了國家消亡的又一個實現條件。如果消滅資產階級法權是國家消亡的又一個實現條件，那麽在無法消滅資產階級法權的情況下，我們就只能相信這種荒謬絕倫的說法了：「在第一階段，共產主義在經濟上還不可能是完全成熟的，還不能完全擺脫資本主義的傳統或痕跡。由此就產生一個有趣的現象，這就是在共產主義第一階段還保留著『資產階級法權的狹隘眼界』。既然在消費品的分配方面存在著資產階級的法權，那當然一定要有資產階級的國家，因為如果沒有一個能夠迫使人們遵守法權規範的機構，法權也就等於零。可見，在共產主義下，在一定時期內，不僅會保留資產階級法權，甚至還會保留沒有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國家!」我們一旦相信了這種荒謬絕倫的說法，我們就一定會相信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著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盡管這時的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也許只能以思想分歧作為劃分標準了。由此可見，《國家與革命》不僅歪曲篡改了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消亡的科學論述，而且試圖為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著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的反馬克思主義觀點尋找理論根據。

　　(二)歪曲篡改馬克思主義的暴力革命學說

　　馬克思主義的暴力革命學說，包括暴力革命的必要性、暴力革命的合法性、暴力革命的適用範圍等重要內容。

　　關於暴力革命的必要性，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在敘述無產階級發展的最一般的階段的時候，我們循序探討了現存社會內部或多或少隱蔽著的國內戰爭，直到這個戰爭轉變為公開的革命，無產階級用暴力推翻資產階級而建立自己的統治。」這就是說，暴力革命的必要性取決於階級鬥爭的發展趨勢。當階級鬥爭日趨激化的時候，暴力革命就有必要性。當階級鬥爭日趨緩和的時候，暴力革命就沒有必要性。而階級鬥爭的發展趨勢又取決於控製階級對立、減少暴力沖突的國家職能能否充分發揮。如果控製階級對立、減少暴力沖突的國家職能不能充分發揮，階級鬥爭就必然會日趨激化。如果控製階級對立、減少暴力沖突的國家職能能夠充分發揮，階級鬥爭就必然會日趨緩和。但是，《國家與革命》卻把暴力革命的必要性解釋成了暴力革命的不可避免性：「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暴力革命不可避免的學說是針對資產階級國家說的，……資產階級國家由無產階級國家(無產階級專政)代替，不能通過『自行消亡』，根據一般規律，只能通過暴力革命。……必須不斷地教育群眾這樣來認識而且正是這樣來認識暴力革命，這就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全部學說的基礎。」這樣一來，《國家與革命》就把馬克思和恩格斯沒有說過的話放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頭上了。

　　關於暴力革命的合法性，恩格斯指出：「暴力在歷史中還起著另一種作用(除作惡以外)即革命的作用;暴力，用馬克思的話說，是每一個孕育著新社會的舊社會的助產婆;暴力是社會運動借以為自己開辟道路並摧毀僵死硬化的政治形式的工具，——關於這些，杜林先生一個字也沒有提到。他只是帶著嘆息和呻吟的口吻承認這樣一種可能性：為了推翻進行剝削的經濟，也許需要暴力——你們看，真遺憾!——因為暴力的任何應用，據說都會使應用暴力的人道德墮落。盡管在每次革命勝利以後，道德和思想都有顯著的提高，他還要這麽說!而且這話是在德國說的，在那裏，人民可能被迫進行的暴力沖突，至少有一個好處，即掃除三十年戰爭的屈辱在民族意識中造成的奴才氣。而這種沒有生氣、萎靡不振、軟弱無力的僧侶思想，竟要歷史上最革命的政黨來接受!」這就是說，暴力革命的合法性不僅取決於革命目的而且取決於革命方法。如果試圖用不符合社會道德規範的革命方法即縱容作惡來進行暴力革命，暴力革命就不具有合法性。如果試圖用符合社會道德規範的革命方法即避免作惡來進行暴力革命，暴力革命就具有合法性。由於暴力革命的合法性不僅取決於革命目的而且取決於革命方法，所以社會道德水平就必然會成為判斷暴力革命是否具有合法性的最終標準。如果社會道德水平在革命勝利之後提高了，我們就可以得出暴力革命具有合法性的結論。如果社會道德水平在革命勝利之後降低了，我們就不能得出暴力革命具有合法性的結論。但是，《國家與革命》卻認為暴力革命的合法性僅僅取決於革命目的而不取決於革命方法：「剝削階級需要政治統治是為了維持剝削，也就是為了極少數人的私利去反對絕大多數人民。被剝削階級需要政治統治，是為了徹底消滅一切剝削，也就是為了絕大多數人民的利益去反對極少數的現代奴隸主——地主和資本家。」這樣一來，《國家與革命》就把暴力革命說成了一種可以肆意剝奪少數人合法權利的多數人的暴政。

　　關於暴力革命的適用範圍，恩格斯指出：「在歷史上的大多數國家中，公民的權利是按照財產狀況分級規定的，這直接地宣告國家是有產階級用來防禦無產者階級的組織。」「但是，對財產差別的這種政治上的承認，決不是本質上的東西。相反地，它標誌著國家發展的低級階段。國家的最高形式，民主共和國，在我們現代的社會條件下正日益成為一種不可避免的必然性，它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最後決定性鬥爭只能在其中進行到底的國家形式，——這種民主共和國已經不再正式講什麽財產差別了。」在這種情況下，「有產階級是直接通過用普選製來統治的。只要被壓迫階級——在這裏就是無產階級——還沒有成熟到能夠自己解放自己，這個階級的大多數人就仍將承認現存的社會秩序是唯一可能的秩序，而在政治上成為資本家階級的尾巴，構成它的極左翼。但是，隨著無產階級成熟到能夠自己解放自己，它就作為獨立的黨派結合起來，選舉自己的代表，而不是選舉資本家的代表了。因此，普選製是測量工人階級成熟性的標尺。在現今的國家裏，普選製不能而且永遠不會提供更多的東西;不過，這也就足夠了。在普選製的溫度計標示出工人的沸點的那一天，他們以及資本家同樣都知道應該怎麽辦了。」「可以設想，在人民代議機關把一切權力集中在自己手裏，只要取得大多數人民的支持就能按照憲法隨意辦事的國家，舊社會可能和平長入新社會，比如英、法、美……」「我們的黨和工人階級只有在民主共和國這種形式下，才能取得統治。」這就是說，暴力革命僅僅適用於不存在民主共和國的國家，並不適用於存在民主共和國的國家。因為，在那些存在民主共和國的國家中，也同時存在著資本主義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可能性。但是，《國家與革命》卻認為恩格斯的說法早已過時了：「特別是帝國主義時代，銀行資本時代，大資本主義壟斷時代，壟斷資本主義轉變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時代表明，無論在君主製的國家或最自由的共和製國家，由於要對無產階級加強鎮壓，『國家機器』就空前地加強起來，它的官吏和軍事機構也就駭人聽聞地擴大了。現在，整個世界歷史無疑正在比1852年廣闊得無比的範圍內把無產階級革命的『一切力量集中起來』去『破壞』國家機器。」那麽，恩格斯的說法是否過時了呢?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個問題，只能根據當代資本主義的實踐活動來加以回答。

　　從當代資本主義的實踐活動來看，恩格斯的說法是完全正確的。因為，《國家與革命》的預言徹底破產了。產生於資本原始積累時期的帝國主義，不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而是資本主義的初級階段。這一階段從十六世紀開始，在經歷了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的漫長發展過程之後，十九世紀達到高潮，二十世紀走向衰落，大約持續了四百多年。當這一階段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而逐步退出歷史舞臺的時候，當殖民地國家獨立運動的蓬勃興起為跨國公司的全球化發展掃清所有障礙的時候，資本主義才開始進入了一個自身發展的最高階段。這個自身發展的最高階段就是社會主義。由於社會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所以資本主義不僅有可能和平長入社會主義，而且必然會通過兩條途徑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第一條途徑是股份製經濟，第二條途徑是福利國家。馬克思曾經指出：股份製「是在資本主義體系本身的基礎上對資本主義的私人產業的揚棄，它越是擴大，越是侵入新的生產部門，它就越會消滅私人產業。」資本「在這裏直接取得了社會資本(即那些直接聯合起來的個人的資本)的形式，而與私人資本相對立，並且它的企業也表現為社會企業，而與私人企業相對立。這是作為私人財產的資本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範圍內的揚棄。」恩格斯也曾經指出：「如果我們從股份公司進而來看那支配著和壟斷著整個工業部門的托拉斯，那麽，那裏不僅私人生產停止了，而且無計劃性也沒有了。」雖然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研究過股份製經濟對資本主義發展的影響作用，但是他們卻從未研究過福利國家對資本主義發展的影響作用。這不能不是一個令人遺憾的理論缺陷。不過，這個理論缺陷的出現也有一定的客觀原因。其原因在於：早在十九世紀就已經略露端倪的福利國家，直到二十世紀才開始逐漸變得羽翼豐滿。福利國家一旦變得羽翼豐滿，福利政策就必然會變成資本運行的決定因素。福利政策一旦變成資本運行的決定因素，雇傭勞動就必然會轉化成為福利勞動。雇傭勞動一旦轉化成為福利勞動，勞資雙方就必然會將勞動力視為人力資本。勞資雙方一旦將勞動力視為人力資本，勞動力就不再是一種可以自由買賣的商品了。正如日本學者武川正吾所說：「到了資本製高度發達階段，社會政策具有促進勞動力去商品化的作用(即勞動者的生活依賴於勞動力市場的程度減弱)。」「資本製作為福利國家的環境具有如此重要的意義是因為，如上所述，福利國家有可能和勞動力的商品化這一資本製的前提條件相抵觸。」

　　由此可見，在資本主義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歷史過程中，股份製經濟所發揮的歷史作用是將私人資本轉化成為社會資本，福利國家所發揮的歷史作用是將勞動力商品轉化成為人力資本。股份製經濟和福利國家一旦同時出現，公有製和計劃經濟就必然會同時出現。公有製和計劃經濟一旦同時出現，社會主義社會的兩個基本特征就必然會同時出現。社會主義社會的兩個基本特征一旦同時出現，按勞分配就必然會變成社會公認的分配原則。按勞分配一旦變成社會公認的分配原則，利潤分享就必然會變成勞動收入的重要來源。利潤分享一旦變成勞動收入的重要來源，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階級差別就必然會不斷縮小。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階級差別一旦不斷縮小，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階級矛盾就必然會逐漸緩和。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階級矛盾一旦逐漸緩和，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就必然會失去人心。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一旦失去人心，議會鬥爭就必然會變成階級鬥爭的主要表現形式。議會鬥爭一旦變成階級鬥爭的主要表現形式，資本主義就必然會和平長入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一旦和平長入社會主義，那些自稱社會主義的國家就不得不低下頭來，向那些自稱資本主義的國家學習如何建設社會主義了。那麽，社會主義究竟在哪裏呢?是在那些自稱社會主義的國家中呢?還是在那些自稱資本主義的國家中呢?看來，這是一個誰也說不清楚的問題。因為，當代資本主義已經進入了社會主義的發展階段。無論在哪個國家中，資本主義都必將變得越來越少，社會主義都必將變得越來越多。

　　(三)歪曲篡改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學說

　　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學說，包括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性、無產階級專政的合法性、無產階級專政的適用範圍等重要內容。

　　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性，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資產階級生存和統治的根本條件，是財富在私人手裏的積累，是資本的形成和增殖;資本的生存條件是雇傭勞動。雇傭勞動完全是建立在工人的自相競爭之上的。資產階級無意中造成而又無力抵抗的工業進步，使工人通過聯合而達到的革命團結代替了他們由於競爭而造成的分散狀態。於是，隨著大工業的發展，資產階級賴以生產和占有產品的基礎本身也就從它的腳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產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這就是說，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性取決於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無產階級承擔著兩個十分重要的歷史使命。一個歷史使命是推翻資本主義的社會製度，一個歷史使命是建立共產主義的社會製度。從這兩個歷史使命來看，無產階級不能只解放自己，必須在解放自己的同時解放全人類。否則，無產階級就不能最終解放自己。因此，只有把專政對象局限於無產階級的敵人，無產階級專政才是必要的。如果把專政對象擴大到無產階級的同盟軍，無產階級專政就是不必要的了。但是，《國家與革命》卻把無產階級專政的專政對象從無產階級的敵人擴大到了無產階級的同盟軍：「無產階級需要國家政權，集中的強力組織，暴力組織，既為的是鎮壓剝削者的反抗，也為的是領導廣大民眾即農民、小資產階級和半無產階級來『調整』社會主義經濟。」這樣一來，《國家與革命》就把無產階級專政描繪成了無產階級暴政。

　　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合法性，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無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爭得民主。無產階級將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裏，並且盡可能快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這就是說，無產階級專政的合法性取決於生產力發展。如果能夠推動生產力不斷發展，無產階級專政就能夠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和擁護;如果能夠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和擁護，無產階級專政就能夠具有合法性。如果不能推動生產力不斷發展，無產階級專政就不能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和擁護;如果不能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和擁護，無產階級專政就不能具有合法性。但是，《國家與革命》卻認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合法性不是取決於生產力發展而是取決於階級鬥爭：「勞動者需要國家只是為了鎮壓剝削者的反抗，而能夠領導和實行這種鎮壓的只有無產階級，因為無產階級是唯一徹底革命的階級，是唯一能夠團結一切被剝削勞動者對資產階級進行鬥爭，把資產階級完全鏟除的階級。」為了完成階級鬥爭的任務，《國家與革命》把建立高度集權的領導體製視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實現條件：「馬克思在國家和社會主義革命問題上運用的階級鬥爭學說，必然導致承認無產階級的政治統治，承認無產階級專政，即承認不與任何人分享而直接憑借群眾武裝力量的政權。」這樣一來，《國家與革命》就為那些試圖利用恐怖手段實行個人獨裁的極權主義者找到了一個名正言順的借口。

　　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適用範圍，馬克思指出：「……至於講到我，無論是發現現代社會中有階級存在或發現各階級間的鬥爭，都不是我的功勞。在我以前很久，資產階級的歷史學家就已經敘述過階級鬥爭的歷史發展，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也已對各個階級作過經濟上的分析。我的新貢獻就是證明了下列幾點：(1)階級的存在僅僅同生產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相聯系;(2)階級鬥爭必然要導致無產階級專政;(3)這個專政不過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和進入無階級社會的過渡……」這就是說，無產階級專政僅僅適用於從資本主義社會到社會主義社會的過渡時期。資本主義社會一旦轉變成為社會主義社會，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使命也就完成了。因為，早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就已經指出了社會主義社會的兩個基本特征。第一個基本特征是公有製，第二個基本特征是計劃經濟。後來，馬克思又在《哥達綱領批判》中為社會主義社會補充了半個基本特征。這半個基本特征就是按勞分配。因為按勞分配保留了資產階級法權，所以只能算作半個基本特征。馬克思認為，這半個基本特征就是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的唯一區別。到了共產主義社會，公有製和計劃經濟將會繼續存在，按勞分配將被按需分配所替代。因此，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都可以稱為無階級社會，都不存在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但是，《國家與革命》卻認為社會主義社會仍然是一個階級社會：「實際上，這個時期必然是階級鬥爭空前殘酷、階級鬥爭形式空前尖銳的時期，因而這個時期的國家就不可避免地應當是新型民主的(對無產者和一般窮人是民主的)國家和新型專政的(對資產階級是專政的)國家。」因此，「一個階級的專政，不僅對一般階級社會是必要的，不僅對推翻了資產階級的無產階級是必要的，而且，對介於資本主義和『無階級社會』即共產主義之間的整整一個歷史時期都是必要的，只有了解這一點的人，才算領會了馬克思國家學說的實質。」這樣一來，《國家與革命》就把無產階級專政從過渡時期延長到了整個社會主義時期。

　　綜上所述，我們從《國家與革命》中可以看出：列寧主義不僅不是馬克思主義，而且是一種罪大惡極的歪理邪說。從十月革命到現在，這種歪理邪說不僅欺騙了我們將近一個世紀，而且使我們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屢遭重創。曾經使我們深受其害又被我們拋入歷史垃圾堆的斯大林模式及文革鬧劇，就是這種歪理邪說的兩大歷史罪證。是時候了!是徹底肅清列寧主義的惡劣影響的時候了!讓我們一致行動起來，把馬克思主義請到中國來，把列寧主義趕出中國去!

馬列主義對人類社會的負面影響

作者 王若水 寫於 一九九八年

從追求到幻滅

　　1949 年6 月30 日， 在中國革命取得全國勝利的前夕， 毛澤東寫了<論人民民主專政>， 其中有壹段講中國人如何尋找革命真理的話。他說，從1840年鴉片戰爭後，先進的中國人，象洪秀全、康有為、嚴復、孫中山等，經歷千辛萬苦，向西方尋找真理，可是都行不通。多次奮鬥，包括辛亥革命那樣全國規模的運動，都失敗了。國家的情況壹天壹天壞，環境迫使人們活不下去。「懷疑產生了，增長了，發展了。」只有馬克思列寧主義傳入中國後，中國革命才面貌壹新，取得勝利。於是，「西方資產階級的文明，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在中國人民的心目中，壹起破了產。」

　　那時， 我是壹個新參加革命的幹部。在大學時， 我也和當時許多青年壹樣尋找著真理。我們找到了馬克思主義。我們把這個理論當做救國救民的福音，如饑似渴地學習著。那時國家的情況是壹團糟， 社會黑暗， 民不聊生。我們認為這都是國民黨的獨裁腐敗和帝國主義的侵略造成的。日本人雖然被趕走了， 但中國還沒有自由和民主？ 中國還需要壹次革命， 而革命的學說就是馬克思主義。

　　我和許多同學參加了中共地下黨組織。我們以共產主義的信徒而自豪。我們毫不懷疑地相信， 壹個民主的、自由的、繁榮富強的中國就在眼前， 只要我們跟著共產黨， 努力掌握馬克思主義， 用這個學說來指導我們的行動。

　　時間過了四十多年，毛澤東那壹段描寫西方學說在中國的命運的話，現在可以移用來描寫馬列主義了。在建國以後，多次運動，包括「大躍進」「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那樣的翻天復地的運動，都失敗了。毛澤東把中國拖到了絕境。因此很自然，「懷疑產生了，增長了，發展了。」

　　我們這壹代的許多知識分子有壹種深深的失落感。我可以借用恩格斯的壹段話來描寫我們的心情。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中，恩格斯說到18 世紀法國的那些偉大的啟蒙學者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們自認為代表永恒真理和普遍正義，他們要求建立壹個理性的王國。法國革命勝利了，結果如何呢？ 新的製度誠然比舊製度合理，可是仍然弊病叢生，充滿罪惡。所謂「理性的勝利」建立起來的社會製度和政治製度卻不過是壹幅令人失望的諷刺劃。我讀到這壹段話很有感概。共產黨也曾用豪言壯語向人民做過壹次又壹次的許諾，指點著那宏偉美麗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圖景，後來呢？ 誰都看到共產黨的宣傳和現實之間的巨大差距。

　　毛澤東逝世，國門打開了，中國人驚訝地看到了那個「壹天天爛下去」的資本主義體系競是壹個高度發展的文明，和千瘡百孔的中國形成了強烈的反差。

　　這不能不使我們反思自己走過的路。經過改革開放，我們重新找到壹條比較適合中國情況的發展經濟的道路。這期間，蘇聯和東歐的社會主義體系崩潰了。於是，十月革命的道路，科學社會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人民心目中，壹齊破了產。

　　20 世紀確實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勃興和失敗的世紀。在本世紀初，俄國十月革命取得了勝利？ 到這個世紀末，蘇聯和東歐的紅旗落地。我們曾強調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現在難道不應當用實踐來檢驗壹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嗎？ 另壹方面，我們的實踐是否遵循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 不也是壹個問題嗎？ 到底是我們背離了馬克思主義， 還是馬克思主義誤導了我們？ 或者是兩者兼而有之？

　　對於壹個象我這樣被馬克思主義影響了壹生的知識分子， 這不能不是壹個需要痛苦地反思的問題。

　　本文的目的，就是想初步用共產主義的實踐來檢驗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又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來批判共產主義的實踐。

　　十月革命和列寧的機會主義中國共產黨人的馬克思主義，主要是從蘇聯學來的，是俄國版的馬克思主義，即列寧主義。在馬恩列斯的著作中，毛澤東最喜歡讀列寧的著作？ 讀得最多、下工夫最大的也是列寧的著作。毛澤東說： 「十月革命壹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多少年來，我們跟著蘇聯人說「馬列主義」，好象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是壹個東西，誰違背了列寧主義就是違背了馬克思主義。我們從未想過，馬克思主義可以有不同的學派，列寧主義只是馬克思主義的壹個學派，盡管它取得了正統的地位。

　　過去習慣說，十月革命的勝利是馬克思主義的勝利，中國革命的勝利也是壹樣。實踐的結論果真如此嗎？

　　其實，十月革命和中國革命的勝利只是證明了壹件事： 在當時的條件下，布爾什維克和中國共產黨人能夠武裝奪取政權。這壹點只是證明了列寧的思想。

　　但是武裝奪取政權和建設社會主義不是壹回事。列寧在貧窮落後的國家實現社會主義的計劃並不符合馬克思的理論。按照馬克思， 社會主義革命應當是在社會生產力受到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束縛的時候發生， 這時資本主義已經陷入無法克服的危機， 而資本主義的掘墓人—無產階級的力量也已經壯大起來。俄國的情況不是這樣。當歐洲資本主義國家陷入生產過剩的危機的時候， 在俄國， 資本主義還剛剛起步。俄國仍然是農業國， 貴族地主的農奴經濟占主要地位。沙皇政府到1861年才宣布廢除農奴製度。根據列寧在< 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 壹書中引用的1897 年的調查材料，當時全國人口中， 經營農業的人口約占六分之五。這壹點有力地說明了俄國經濟的落後。列寧把革命前的俄國稱之為「軍事封建帝國主義」

　　(< 列寧全集>21 卷285 頁) 。

　　在二十世紀第壹年代，列寧斷言俄國需要的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他在1905 年的< 兩種策略> 中批評民粹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關於俄國可以避免資本主義發展的說法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夢囈* 。「除了使資本主義向前發展以外，妄想在任何其他方面替工人階級尋找出路，都是反動的。在俄國這樣的國家裏，工人階級與其說是苦於資本主義，不如說是苦於資本主義發展得不夠。」「要最充分地保證資本主義獲得最廣泛、最自由和最迅速的發展。」 (< 列寧選集>1卷541 頁)* 上世紀末， 有些俄國學者還在探索俄國能否避免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問題。老年馬克思曾應俄國政治活動家的請求， 探討了俄國由於農業公社製度的存在而可以不經過資本主義的「卡夫丁峽谷」而發展到共產主義的前景。馬克思對這個問題持謹慎的態度， 經過再三考慮， 認為是有可能的， 但必須有適當的外部條件， 這個條件就是西方無產階級革命的幫助(< 給維. 伊. 查蘇裏奇的復信>，< 馬恩選集>3 卷761775頁) 。「假如俄國革命將成為西方無產階級革命的信號而互相補充的話， 那麽現今的俄國土地公社製便能成為共產主義發展的起點。」 (< 共產黨宣言.1882 年俄文版序言>，< 馬恩選集>1 卷251 頁) 對馬克思這個論點， 恩格斯實際是持不同看法的( 參看< 論俄國的社會問題. 跋>，(< 馬恩選集>4 卷437451頁) 無論馬克思的看法是否正確， 他所論及的只是俄國農村， 而且他要求的那種條件後來並沒有出現。

　　但是列寧又認為， 俄國的資產階級革命應該由無產階級來領導， 而不是由資產階級來領導？ 不但如此， 這個革命還要排斥資產階級。列寧的理由是資產階級不能徹底地實行民主主義， 它更傾向於改良而不是革命？ 相反， 「無產階級的階級地位卻使它成為徹底的民主主義者。」 (< 列寧選集>1 卷558 頁)無產階級在俄國只是少數， 如果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將是少數人的專政，因此， 列寧提出聯合農民， 並在勝利後建立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

　　列寧強調說， 這不是社會主義的專政。「這樣的勝利還絲毫不會把我國的資產階級革命變為社會主義革命」 ( 同上548 頁) 。「它不能觸動( 如果不經過革命發展中的壹系列中間階段的話) 資本主義的基礎。」 ( 同上547 頁) 。

　　可是1917 年的二月革命後幾個月，列寧就發動政變，來了壹個十月革命，接著就是把壹切大工業收歸國有。那時俄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遠沒有完成，而且並沒有「經過革命發展中的許多中間階段」，更談不上「使資本主義向前發展」，就馬上越出民主革命的範圍，直接進入社會主義革命。

　　十月革命的勝利是由於俄國人民擁護社會主義嗎？ 不是。當時俄國人民渴望的是「和平、土地和面包」 ， 而無論是爭取和平還是解決土地和面包問題， 都並不需要進行社會主義性質的革命。人民擁護布爾什維克， 並不表明他們贊成社會主義， 而是因為布爾什維克許諾停止戰爭和解決土地問題＊ ( 參看安娜. 路易斯. 斯特朗：< 斯大林時代>， 中譯本第4 頁) 。可是既然這個革命是由無產階級來領導( 這是列寧主義的壹個很重要的思想)， 那麽有什麽東西來阻止布爾什維克馬上把資產階級革命轉變為無產階級革命呢？

　　＊美國記者安娜. 路易斯. 斯特朗從1921 年就到了蘇聯， 並在那裏生活了許多年， 據她觀察， 十月革命的勝利， 並不意味著俄國的經濟條件已經成熟， 也不是由於俄國人民渴望社會主義當時俄國人民的要求是「和平、土地和面包」。她說：

　　「沙皇俄國並沒有現代的生產機器， 也沒有充裕的財富。當它在第壹次世界大戰中垮臺時， 那裏既沒有多少工業品， 也沒有多少糧食。同時， 也沒有熟練工人？ 農民還過著中世紀的生活。列寧領導下的布爾什維克取得了政權， 這並非由於人民廣泛要求社會主義， 而是由於布爾什維克黨是表達了人民對「和平、土地和面包」的要求的唯壹有紀律的組織。」 ( 安娜. 路易斯. 斯特朗：< 斯大林時代>， 中譯本第4 頁)列寧在< 兩個策略> 中提出過要從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可是列寧並沒有提到這個過渡的經濟條件，而這本來是最重要的。第二國際和俄國有壹些理論家反對在俄國搞社會主義，他們認為俄國沒有這種客觀的經濟前提，俄國的生產力沒有發展到足以實現社會主義的水平。列寧在1923 年初寫的< 論我國革命> 中反駁了這種觀點。今天重讀這篇文章，拋開那些對論敵表示憤怒和諷刺的詞句，其實真正的論據是很薄弱的。

　　列寧說： 「我們為甚麽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達到這個壹定水平的前提，然後在工農政權和蘇維埃製度的基礎上追上別國的人民呢？ 」 (< 列寧選集> 第4 卷691 頁) 「我們為甚麽不能首先在我國創造這種文明的前提如驅逐地主，驅逐俄國資本家，然後開始走向社會主義呢？ 」 ( 同上692 頁)建設社會主義需要高度發展的經濟和文化，需要高度的文明水平，這是社會主義的前提。列寧把「驅逐資本家」當做創造這種文明的前提， 錯了。在歷史上， 這個前提是資本主義創造的。俄國缺乏這種前提， 因為俄國沒有發生過象英法那樣的資產階級革命， 俄國資本主義還沒有能擺脫封建主義的束縛。所以， 俄國需要資產階級性質的革命， 這本是列寧承認的。驅逐地主， 這屬於資產階級革命的範疇？ 但驅逐資本家，建立工農政權和蘇維埃製度， 這已經是社會主義革命了。列寧把這兩件事並列， 表明他想使兩者「畢其功於壹役」。

　　對方的意思是說，搞社會主義革命，需要高度發展的生產力水平或社會文明的前提？ 而列寧把對方的邏輯顛倒過來，說社會主義革命是使生產力和社會文明達到社會主義水平的前提。這等於說， 社會主義革命的前提， 可以用社會主義革命的方法創造出來。這樣壹來，列寧的社會主義革命就是不以經濟和文明水平為前提的東西。

　　這樣壹個重大的問題，布爾什維克就這樣草率對付過去了。三十年後，斯大林在< 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 中重述了列寧的觀點。斯大林承認，在十月革命後，「由於國內沒有任何現成的社會主義經濟的萌芽，蘇維埃必須在所謂『空地上』創造新的社會主義的經濟形式。」 (< 斯大林選集> 下卷， 542543頁)同壹個斯大林在不久前還說「基礎創立上層建築」 ( 同上502 頁) ，現在變成上層建築創造基礎了。

　　這怎麽可能呢？ 斯大林說，這是因為蘇維埃政權「依靠了生產關系壹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這個經濟規律。當時我國的生產力，特別是工業中的生產力，是具有社會性的，但所有製的形式卻是私人的，資本主義的。」 ( 同上543 頁) 蘇維埃政權把生產資料公有化，就解決了這個矛盾。

　　斯大林說俄國工業中的生產力具有社會性，其實壹切近代工業都是這樣。

　　但是在工業發展初期，其社會性也是很低的，所以它和占有的私人性的矛盾並不顯著？ 只有到工業高度發展後，這個矛盾才突出起來。要搞社會主義革命，需要這個矛盾發展到成熟的階段。但當時的俄國離這個階段還很遠，它還處在資本主義初期階段，還沒有實現工業化，怎麽可以以此為理由搞社會主義革命呢？ 斯大林用「特別是」這個詞來強調社會性存在於工業中，以便使讀者忽視在工業以外的農業，而俄國是小農經濟的汪洋大海， 在農村中基本上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

　　從整體說，俄國的生產力並不具有多少社會性。如果要使生產關系適合生產力發展的要求， 那麽俄國就應當發展資本主義， 而不是超前地搞社會主義。照斯大林的邏輯，等於說，只有比歐洲資本主義更「先進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才是適合於比歐洲資本主義更落後的俄國的生產力水平。

　　這是違反規律的。斯大林的辯護完全站不住。不如說，俄國革命是依靠了布爾什維克自己創造出來的壹條「規律」，那就是： 先建立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然後使生產力去適合它。

　　這正是布爾什維克在掌握政權以後的做法。1919 年1 月以後實行的「戰時共產主義」體製， 雖然是為了戰爭的需要， 但確實也想通過這條道路實現直接過渡， 「跑步進入共產主義」 * 。因此， 盡管國內戰爭在1920 年3 月已基本結束， 但戰時共產主義體製卻進壹步強化了。十月革命使得農民獲得了土地，但是余糧征集製實際上剝奪了農民自由使用土地的權利， 他們分得的土地不能給他們帶來實際利益。其結果是農業生產大幅度下降， 最起碼的生活必需品也匱乏， 農民武裝騷動。

　　* 戰時共產主義在農村中的壹個重要措施是「余糧征集製」。所謂「余糧」

　　， 實際上是國家需要的糧食數量， 並不管農民是不是有這麽多剩余。由於糧食主要在富農手中， 所以同時對富農展開進攻。在這個基礎上， 無償地占有並支配農民的糧食及其他產品， 以強迫農民走集體化道路。在城市中則采取如下措施： 最大限度地擴大國家直接管理經濟的權力， 把大中小企業全部收歸國有？ 國家經濟生活( 生產、流通、分配、消費) 實行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體製？ 強製分配國內勞動力， 實行普遍義務勞動製和勞動軍事化？ 禁止自由貿易？ 平均主義的分配製度？ 等等。

　　在這種嘗試帶來政治經濟危機後， 列寧總結說： 「我們原來打算( 或許更確切些說， 我們是沒有充分根據地假定) 直接用無產階級國家的法令， 在壹個小農國家裏按共產主義原則來調整國家的生產和產品分配。現實生活說明我們犯了錯誤。」 (< 列寧選集> 第4 卷571 頁)犯了什麽錯誤呢？ 從理論上說， 就是違反生產關系要適合生產力的規律。

　　在現實中碰壁以後， 列寧被迫決定後退， 從1921 年起， 轉而實行「新經濟政策」 ， 容忍小農經濟、農產品自由貿易和小私營工業。列寧還提出五種經濟成分並存和國家資本主義的設想。

　　列寧去世後， 聯共黨內圍繞新經濟政策進行了激烈的鬥爭。雖然對農民的讓步帶來了農業的增產， 但是到了1927 年， 糧食的產量仍未達到1914 年前的水平， 而對糧食的需求卻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過程而增長。高速度發展工業所需的資金從那裏來？ 沒有別的來源， 只能從農民身上強行征集。主張繼續實行新經濟政策的布哈林派失敗了。1929 年末， 斯大林決定立即推行農業全盤集體化， 並把富農作為壹個階級來消滅* 。在對富農作階級鬥爭的恐怖氣氛下， 強迫農民加入集體農莊。「向富農開戰」實際上成了向所有農民開戰。成百萬的農民被任意帶上「富農」的帽子， 驅逐到西伯利亞。農民的騷動被血腥地鎮壓下去了。有些地方， 整個村莊的居民被放逐或餓死。特別是在19321933年間， 蘇聯農村是壹幅極度悲慘的景象， 整個國家也陷入混亂和饑餓。

　　集體化的直接效果是蘇聯農業減產， 長期不能恢復。到1953 年斯大林死時， 蘇聯每人平均的谷物產量仍低於1913 年的水平。這壹切， 是我們從< 聯共黨史> 看不到的。

　　＊富農以某種資本主義方式進行農業經營， 正因為如此他們是當時俄國農村先進生產力的代表。十月革命前， 地主占有全部土地的41%， 卻只能提供全部商品糧的22%？ 富農占有全部土地的22%， 卻提供全部商品糧的50%？ 其余28%為中農和貧農提供。從單產水平看， 地主莊園每俄頃為1.8 普特(1 普特等於16.38 公斤)， 富農為8.1 普特， 貧農和中農為2.7 普特。

　　另壹方面， 蘇聯工業建設的成就是輝煌的， 在歷史上第壹次用壹種非資本主義的方式實現了工業化。憑借高度集中的政治經濟權力， 蘇聯政府能夠集中全國的人力物力財力， 進行大規模的基本建設。它用壓縮居民消費的方法， 特別是剝奪農民的方法， 迅速籌集了工業化資金和解決糧食問題， 為高速發展重工業準備了必要條件。蘇聯「工業化奇跡」震驚了世界， 和當時資本主義經濟的蕭條形成了對比。蘇聯工業19301940年以平均每年16.5% 的增長率發展， 其工業總產值壹躍為居歐洲第壹， 世界第二。在政治上， 它保持了30 年代末至40年代蘇聯政局的穩定。最後， 使得蘇聯能夠在反法西斯戰爭取得勝利。

　　然而， 這種高速度是30 年代資本主義國家包圍和備戰的特殊歷史條件下的產物， 是以犧牲農業和人民的利益為代價換來的。伴隨這種高速度的是重工業片面發展， 國民經濟比例失調。這種高速度又是以粗放發展為特點的。隨著最初三個五年計劃取得成就和衛國戰爭的勝利， 這種體製的優越性被確認下來， 掩蓋了其中潛伏的矛盾和危機___ 缺乏活力， 經濟效益差， 管理機構過於龐大，許多重工業企業長期虧本， 浪費驚人， 官僚主義嚴重， 等等。壹旦經濟的客觀要求從粗放轉向集約型的時候， 高速度就會漸漸降下來。在40 年代初， 蘇聯工業增長速度已出現下降征兆。1950 年為23%，1951 年為16%，1952 年為11.6% 。

　　從長遠看， 束縛生產力發展， 妨礙人民的積極性和主動性精神的發揚。

　　(409 頁)1936 年斯大林正式宣布： 「蘇聯社會已經做到在基本上實現了社會主義，建立了社會主義製度... 」 ( 選集， 下，399 頁) 當時蘇聯雖然已建成壹批具有較先進技術的重工業， 但是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水平和勞動生產率仍然遠低於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第二個五年計劃末， 蘇聯的社會勞動生產率僅相當於美國的40% 。...1939 年聯共18 大宣布蘇聯進入向共產主義過渡階段。但18 大決議列舉的蘇聯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人均計算的重要工業品產量方面的比較數字表明，蘇聯不僅遠遠落後於美國， 而且也僅為英國、德國、法國的1/2 或1/3 。(382)1961 年蘇共22 大提出直接進入共產主義建設階段。

　　1967 年， 繼許多兄弟國家宣布進入建設發達社會主義階段之後， 蘇聯領導也宣布， 蘇聯建成了發達社會主義社會。但是， 所宣布的階段與大多數居民實際生活貧困之間的明顯的不壹致， 迫使安德羅波夫承認， 蘇聯只是處於發達社會主義的漫長的起點。（ 499 ）現在， 「發達的社會主義」壹詞， 已由「發展中的社會主義」所取代。

　　毛澤東繼承了列寧的理論，把中國革命分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兩個階段。他說過：「我們的資本主義是太少了」 ( 《毛選》3 卷1060 頁) 。「在革命勝利後壹個相當長的時間內」，壹切「於國民經濟有利的城鄉資產階級成分，都應當允許其存在和發展」 ( 《毛選》4 卷1431 頁) 。他還預言那時「資本主義會有壹個相當程度的發展」 ( 《毛選》2 卷650 頁) 。

　　到1953 年，毛提出的「過渡時期總路線」還說，過渡時期是「壹個相當長的時期」。可是三年後，他就忘掉了自己說過的話，匆匆忙忙搞所有製的社會主義革命。

　　1956 年，中共在八大決議中，說是中國目前的主要矛盾是「先進的社會主義製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這等於公開承認，社會主義製度是不適合中國的經濟水平的。

　　在俄國這樣壹個落後的國家搞社會主義革命，過去說這是列寧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不對？ 這是對馬克思主義的違反。生產關系要適應生產力的水平，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壹條基本原理。列寧批評第二國際執行機會主義路線，其實他自己就在搞機會主義。

　　如何看資本主義

　　建國以後，我們本應當批判經驗主義和教條主義，但毛澤東卻要批判所謂修正主義。「修正主義」 (revisionism) 這個詞，本應當譯為「修訂主義」。修訂可能是對的，也可能是錯了。現在不管對錯，壹律斥為「修正」。由於我們多年批判「修正主義」，「修正」這個詞也變成了「以錯誤代替正確」的貶義，這和這個詞的本義正相反，並且造成壹種印象，好象馬克思主義是不能修正的。

　　其實，馬克思主義是應當在實踐的檢驗中不斷修正的，問題只在修正得對不對？ 或者說，是不是真正的修「正」。斯大林和毛澤東有壹個教條，說馬克思主義的個別原理和個別結論是可以修正的，基本原理則不能。他們批判「修正主義」，就是因為修正主義者修改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我認為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也要在實踐中不斷檢驗，如果錯了也要修正？ 那種認為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不能修正的觀點，是教條主義。根據波普爾的觀點，任何科學理論都無權認為自己是永遠不會推翻的？ 如果有這樣的理論， 那壹定不是科學。我同意這個觀點。

　　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已經和社會生產力發生了尖銳的矛盾，這種矛盾表現為階級鬥爭，即代表舊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資產階級和代表新的生產力的無產階級之間的鬥爭。無產階級要打倒資產階級，廢除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解放生產力。在這裏，馬克思是把資產階級當做阻礙生產力發展的勢力來看的。

　　馬克思在19 世紀就認為，資本主義的壽命不長了。但是， 在上世紀末，不要說俄國， 甚至在西歐， 建立社會主義的希望也被推遲了。晚年恩格斯在1895 年寫的〈《法蘭西階級鬥爭》導言〉中，糾正了過去的過分樂觀的看法。他追述1848 年到1850 年的西歐情況說： 在當時的情勢下， 馬克思和他都絲毫不懷疑， 偉大的決戰已經開始， 而結局只能是無產階級的最終勝利。恩格斯承認， 歷史表明他們錯了， 當時的看法「只是壹個幻想。」 (< 馬恩選集>4 卷510 頁)恩格斯繼續說：

　　「歷史清楚地表明， 當時歐洲大陸經濟發展的狀況還遠沒有成熟到可以鏟除資本主義生產的程度？ 歷史用經濟革命證明了這壹點， 從1848 年起經濟革命席卷了整個歐洲大陸.... 這壹切都是以資本主義為基礎的， 可見這個基礎在1848 年還具有很大的擴展能力。」 ( 同上512 頁)由此可見， < 共產黨宣言> 中宣告的「資產階級的關系已經太狹窄了，再容納不下它本身所造成的財富了」 (< 馬恩選集>1 卷278 頁) 這個論斷是過早了。恩格斯在上面的話， 是較清醒的對現實的初步承認。

　　基於這個理由， 恩格斯認為， 工人階級的戰略應當是由革命轉入和平發展，應當很好地利用合法鬥爭形式，如爭取普選權，參加國會等。

　　20 世紀初，列寧寫《帝國主義論》，重新論證資本主義到了最後階段。

　　然而二次大戰後的世界歷史證明： 帝國主義階段過去了？ 資本主義發展著。資本主義製度也有很多變化，它仍然能促進生產力發展。戰後的「新科技革命」 ， 是在資本主義製度的框架內發生的， 證明這個製度仍在促進生產力的發展。這些變化，馬克思預見不到，列寧也預見不到。

　　今天我們重新審視這個問題，應當說，從馬克思逝世到現在的壹百多年裏，資本主義的經濟總的來說是在發展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仍能夠容納生產力發展，資產階級是推動生產力發展的階級。馬克思說過，「無論哪壹種社會形態，在它們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 ( 《馬恩選集》2 卷83 頁) ，但當初無論是馬克思還是列寧，都過早地宣判了資本主義的死刑。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的毛病，不是中國黨獨有的，這是整個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問題，根子在老祖宗那裏就產生了。

　　中國的資產階級還處在發展初期，他們是資本家又是經營者、管理者？ 對於發展工業和商業，他們比共產黨有經驗。五十年代，中國大陸消滅了民族資產階級，當時慶祝了社會主義的勝利。實際上，這是把壹大批有經營管理經驗和能力的人拋棄了，不是有利於生產，而是相反。到今天，我們還不得不從海外和境外「引進」資產階級的人才和經驗。劉少奇在50 年代公私合營前提出「剝削有功」是對的。讓他們進行壹些剝削，換取他們努力增加國家和社會的財富，這是得大於失的事情。80 年代我寫過壹篇《重提貓論》，其中說，我們長期把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關系看成是妳死我活的鬥爭關系，貓與鼠的關系，其實是不對的。真正的老鼠不是資本主義，而是「貧窮」與「落後」。資本主義是壹只貓，它可以幫助我們消滅這兩只老鼠。資本主義有利也有害，但是它的禍害比較起貧窮與落後來是較小的。

　　中共曾經吹噓過在大陸消滅了剝削，實際上從來沒有過。我們應該反對超經濟的剝削，反對過分的、殘酷的剝削，但是完全消滅剝削是做不到的，也沒有必要。資本家個人的消費總是有限的，大量的利潤還是要用來擴大再生產，既給社會增加了財富，給國家增加了稅收，也增加了大量的就業機會。可怕的是「官僚所有製」。我們國家這幾十年來由於官僚主義的決策錯誤而造成的損失和浪費，是任何資產階級的剝削也不能比的。

　　我想提壹個尖銳的問題： 拿資產階級和農民階級比較，到底哪壹個階級是進步的，哪壹個階級是落後的呢？

　　幾十年來，我們從政治學習中受到的教育，都是告訴我們，農民階級是革命的，資產階級是動搖的，後來變成反動的，是專政的對象( 這就是《5.16 通知》的思想) 。

　　但是根據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衡量壹個階級的進步與否，要看它的經濟地位，要看它在社會經濟發展中所起的作用。資產階級是同現代大工業和市場經濟相聯系的。它和無產階級、科學技術人員壹起，代表壹種新的生產力，因此它是進步的階級？ 至少在它沒有變得阻礙生產力發展之前，我們不能說它是反動的階級。上面我已談到經營管理的作用，現代的資本家許多已變成了股東，不參加企業的經營管理了，怎麽看這個問題呢？ 我認為，如果我們不反對普通人在銀行存款獲得利息的話，那麽我們也不能反對從投資中獲得利潤，只要這對社會的生產發展有好處。這是從總的歷史過程來說的，它並不排斥在某個時期，某個國家，資產階級可以在政治上采取反動的立場。

　　《共產黨宣言》高度評價了資產階級的歷史作用？ 但是過早地認為，這種積極作用已經完了。對於農民，《宣言》卻認為，這個階級是和小生產聯系的，因而是沒落的和保守的階級？ 他們只有離開原有的立場，站到無產階級方面來，才能變成革命的。後來，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聯合農民的思想。這是為了壯大無產階級的力量，並不表明他們認為農民是壹個先進的階級。

　　列寧和毛澤東都很重視農民。同農民聯盟是共產黨取得勝利的關鍵，因為農民占人口的大多數。農民渴望改變自己的貧困地位，在民主革命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可是農民究竟不代表新的生產關系，不能創造新的生產關系，所以在中國歷史上，每次農民起義，即使取得勝利，最後還是回到封建主義，起義領袖背叛了原來的階級，當上了新的皇帝。

　　那麽知識分子呢？ 毛澤東認為中國知識分子都是受資產階級世界觀的影響，因而都是要改造的。把知識分子趕到農村去，就是讓農民改造他們。

　　中國許多知識分子都受了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但在1949 年以前確實受過「資產階級式的教育」，也就是民主、自由、平等這些東西。這是毛澤東不喜歡的，但這是進步的思想，比毛澤東頭腦中的帝王思想要進步得多，也比農民的封建思想和小生產思想進步得多。我不是說知識分子沒有缺點，但是把知識分子作為壹個群體或階層加以貶低，作為「臭老九」加以歧視，是荒唐的。

　　共產主義—科學還是空想？

　　馬克思恩格斯認為過去的社會主義都是空想，只有他們才把社會主義從空想變為科學？ 現在看來，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仍然是烏托邦。「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壹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這個共產主義原則是非常好的，可是怎麽實現呢？ 如果妳去讀壹讀馬克思的《哥達綱領批判》，就會發現，在馬克思設想的共產主義社會裏，甚至在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 也就是社會主義社會) 裏，是沒有商品交換和貨幣的。馬克思描繪說，在這樣的社會裏，壹個工人「從社會方面領得壹張證書，證明他提供了多少勞動( 扣除他為社會基金而進行的勞動) ，而他憑這張證書從社會儲存中領得和他所提供的勞動量相當的壹分消費資料。」可是這種製度並不誘人。就我來說，還是寧願帶著錢包，到市場上去自由選擇。不但如此，到現在為止，還沒有壹個社會主義國家做到了這壹條？ 而且在看得見的將來，這也是不可能做到的。所以，現在所有自稱建成了社會主義的國家，從馬克思的觀點來看，都是不夠格的。怎麽辦？ 要這些國家不用「社會主義」的名稱，也不好辦。於是有些學者區別了兩種社會主義，壹種是「理論上的社會主義」，壹種是「現實的社會主義」。

　　馬克思為甚麽要消滅商品與貨幣呢？ 因為他要徹底消滅剝削。壹個工人創造的價值，大於他所得到工資，因為工資是勞動力的價值的貨幣表現，和他的勞動所創造的價值不相等。這種情況，使得剝削成為可能。只要有商品和貨幣，價值與價格的背離就是不可免的。要徹底消滅剝削，嚴格實行按勞分配，就要廢除貨幣，直接按照工人的勞動來計算他所創造的價值來付予報酬，這就是馬克思所說的勞動證券。同樣，壹切產品也不能有價格，而是標明其中含有多少勞動量。

　　工人就用他的勞動證券，去領到具有同等勞動量的產品。這樣也就消滅了商品。

　　馬克思的這個設想，建立在他的價值理論的基礎上。勞動創造價值，壹個產品的價值，就以製造這個產品所需要的社會平均必要勞動時間來衡量。比如造壹張桌子，甲要三天時間，乙要兩天時間，丙要壹天時間，那麽製造這張桌子的社會平均必要勞動時間就是兩天，這就是它的價值。這個理論，是以體力勞動為基礎的。應用到簡單勞動上，好象沒有什麽問題？ 應用到復雜勞動上，就有些困難？ 應用到單純的腦力勞動上，特別是創造性的腦力勞動上，就完全不行了。體力勞動的產品，是可以規格化的。甲乙丙三個工人造出的桌子，必須是壹樣的，這樣才好比較，才好用數字來計算。但是腦力勞動的產品怎樣比較？ 怎樣計算？

　　魯迅寫《阿Q 正傳》，該給多少報酬才是不多不少？ 如果有另外的張三和李四，也寫出了《阿Q 正傳》，壹模壹樣，那就好辦，可以把三個人所化的寫作時間平均壹下。但《阿Q 正傳》是獨壹無二的，別人寫不出來，那麽就沒有什麽社會平均勞動時間。不僅如此，僅僅按壹部文學作品的寫作時間來給予報酬，也是不公道的。寫作壹小時總比造桌子壹小時的勞動復雜得多。那麽怎麽計算？ 按計算復雜勞動的辦法也不行，因為這裏有天才，有靈感，這是根本不可能計量化的。按照壹部文藝作品的創作時間來衡量其價值，這是可笑的。

　　還有，在這個信息時代，信息是最寶貴的財富，但如何計算信息的價值？ 用勞動時間也是不行的。

　　戰後的科學技術革命表明，科學家和工程師對社會財富的貢獻，他們所創造的價值，比工人農民多得多( 盡管他們離不開工人農民) 。在毛澤東時代流行的對腦力勞動的蔑視以及「工人農民養活了知識分子」的說法，是根本錯誤的。

　　我們還可以想壹想，除了科技的作用以外，企業管理的作用難道可以忽視嗎？ 同樣壹個企業，由某個廠長來經營就虧損，換壹個廠長來就扭虧為贏。應當承認，經營管理也是創造價值的？ 不過這種勞動也是腦力勞動，同樣無法按時間來計量其價值。

　　所以，在現代的條件下，單靠工人來創造價值是不行的，還要靠科學家、工程師、技術員，還要靠經營者和管理者，即現代的經理階層。工人是生產力，科學技術工作者也是生產力，經營管理者也是生產力：財富是由這三部分人聯合創造的。雖然我們無法計算這後兩部分人的貢獻，但是可以肯定壹個科學家或壹個總經理的貢獻要比壹個工人大得多。

　　這樣，「剝削」的問題就變得模糊起來了。從總的方面來說，現代社會財富的巨額增長，工人農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主要不是由於工人和農民加重了勞動強度，而是受益於科學技術？ 科學家所得到的報酬，壹般的是低於他們的貢獻的。

　　難道不可以說，腦力勞動者所給予體力勞動者的，要大於他們得之於後者的嗎？

　　我們不可能要求嚴格的按勞分配( 盡管這已加載憲法和黨章) ，但是我們應該要求相對合理的分配。在今天的中國，這種相對合理的分配也沒有做到。

　　馬克思為甚麽要廢除私有財產？ 這是基於兩個理由： 壹、為了消滅剝削？

　　二、為了實行全面的計劃經濟。馬克思認為，殘酷的剝削和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導致了資本主義生產的停滯，廢除私有財產將解決這兩個問題，從而極大地解放生產力。我們已看到嚴格的按勞分配的不可能，那麽全面的計劃經濟可能嗎？ 資本主義經濟是靠市場的「看不見的手」，人們能不能用自己的手來完全代替那只看不見的手呢？ 事實表明這是不可能的。現代市場經濟瞬息萬變，復雜萬千，就是有壹個萬能的超級計算機，也不可能把全部變量納入人為的計劃之中。這壹點，蘇聯和中國的經驗已經證明了。我們至多只能做到在市場的自發經濟基礎上加上人為的計劃調節，但不可能不要那只看不見的手。諾貝爾獎金獲得者，英國經濟學家海耶克批評馬克思過於迷信理性的力量，錯誤地以為社會製度的變革是可以用理性來設計的？ 我以為這個批評是有道理的。

　　既然完全消滅剝削和徹底實行計劃經濟是不可能做到的，那麽廢除私有財產的理由也不能成立了。不要說在本世紀初的俄國沒有條件實行馬克思所主張的那種社會主義，就是在今天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生產力水平很高的美國，如果要沒收私有財產，取消貨幣，那麽美國的經濟馬上就會崩潰。

　　馬克思對這種危險，並不是沒有壹點預計，所以在《共產黨宣言》裏，盡管在原則上提出了「消滅私有製」的口號，但它的十條綱領並不是那麽激進的，只提出剝奪地產，高額累進稅，沒收流亡分子和叛亂分子的財產，國家壟斷經營銀行、運輸業等？ 至於消滅階級差別和「全部生產集中在聯合起來的個人的手裏」，馬克思只是含糊地說那是要在發展過程中解決的事。

　　有趣的是，今天我們來看《共產黨宣言》的十條綱領，會發現，在有些方面，如高額累進稅，工業和農業的結合，城鄉對立的消滅以及義務教育，西方國家比社會主義國家做得更好。

　　時代變了，今天社會主義國家或者轉到資本主義，或者采取壹些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措施？ 另壹方面，資本主義國家也采取了壹些社會主義性質的措施。

　　兩種製度正在靠近。

　　馬克思恩格斯的本意是要解放全人類，但他們過分強調了階級鬥爭的作用，又誤以為壹切問題的根源在私有製。他們認為，資本主義發展下去，社會將迅速兩極分化，好象壹個葫蘆形，中間最細，兩個頭，壹大壹小，壹頭是人數很少的大資產階級，另壹頭是廣大的無產階級，這兩大階級的鬥爭將決定人類的未來。

　　歷史的發展否定了馬克思的預言。拿現在美國的例子來說，出現了壹個龐大的中產階級，整個社會象壹個橄欖形，兩頭小，中間大？ 這樣的社會結構是比較穩定的。至於工人階級的生活水平，並沒有象馬克思預言的那樣貧困化，而是大大改善了。恩格斯在上世紀四十年代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和馬克思在六十年代的《資本論》中描繪的英國工人的悲慘生活狀況，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早已看不到了。這就是西方國家的工人不接受共產主義的根本原因。

　　工人階級隊伍本身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辦公室工作的「白領工人」的數量已經超過了在車間勞動的「藍領工人」。現在的工人階級已經不是馬克思那個時代的工人階級了。

　　從戰後這些年的歷史看，資本主義世界中推動歷史進步的並不僅是工人運動，還有學生運動，婦女運動，黑人等少數民族運動。工人階級也不壹定走在社會的前列，更談不上領導社會的潮流。現在在所有的西方國家中，共產黨的勢力都在衰落，無產階級革命的前景是沒有的。大學裏倒有壹些學者在研究馬克思主義，但那並不是同工人運動結合的。

　　馬克思認為無產階級肩負著歷史的使命，即通過解放全人類而解放自己。

　　《國際歌》批評了「救世主」的觀點，但這種把解放全人類的歷史任務賦予壹個特定的階級的觀點，何嘗不是承認有壹個「救世階級」 ？

　　從無產階級專政到領袖專政

　　馬克思關於工人階級賦有歷史特殊任務的觀點，為列寧所繼承和發展，形成他的共產黨領導權和無產階級專政學說。

　　既然無產階級是最先進的階級，那麽它當然要來領導革命。無產階級怎樣來實現它的領導呢？ 通過共產黨。這是列寧的觀點。

　　在中國，過去把壹切邪惡的品質都歸於資產階級，而無產階級被說成是大公無私，最有遠見，最富於革命的徹底性，無產階級的階級性似乎就是壹切美德的化身。這樣的無產階級只存在於頭腦裏，在現實中從來不曾存在過。現實情況是，工人身上也會有這樣那樣的品質缺點，於是就把這些歸咎於資產階級的影響和資本主義的腐蝕。

　　在理論上無產階級是領導階級，但在現實生活中，工人階級並不占有特殊的地位，無論政治上還是社會地位上。他們應該有的特殊地位，被代表他們的黨占有了。

　　這樣，共產黨就在無產階級的名義下，成了改造者、解放者、教育者，其他的人們都是被改造者、被解放者、被教育者。共產黨的壹黨專政就有了合法性。

　　社會主義國家成了西方學者所謂的黨治國家或「黨國」 (partystate)。我們中國叫做「黨天下」。

　　馬克思恩格斯都不喜歡國家( 此處的「國家」指國家機器，或馬克思說的「政治國家」 ) 。他們說的「無產階級專政」只不過是暫時的過渡。國家要消亡，國家的某些職能將轉交給社會來承擔。他們心目中的公有製，是社會所有製，並不是國家所有製。

　　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馬克思和恩格斯壹度認為，無產階級專政最適宜的形式是巴黎公社式的政治組織。後來馬克思沒有重復這個觀點，而恩格斯提出民主共和國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特殊形式。列寧則認為，無產階級專政的最好形式不是國會製的民主共和國，而是蘇維埃共和國。這又被說成是列寧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

　　列寧提出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共產黨專政，而黨又是由少數領袖來代表的，這樣共產黨專政又變成領袖專政了。今天我們所說的無產階級專政學說，主要屬於列寧。

　　馬克思和列寧都抨擊了資產階級民主，在當時，這是有道理的，因為資產階級民主在當時確實不完備。列寧的抨擊尤其嚴厲，他聲稱資產階級民主是虛偽的、形式的、殘缺不全的，而無產階級民主要比資產階級民主好萬倍。這個比資產階級民主好萬倍的無產階級民主從來沒有出現過。壹百年來，資產階級民主有很大進步，過去沒有選舉權的婦女、窮人、少數民族，現在都有平等的選舉權了？

　　人民也享有充分的言論自由和結社、遊行等自由權了。相形之下，社會主義國家並沒有建立壹套有效的社會主義民主機製來表達民意，監督和控製黨和領袖，防止濫用權力，其結果是黨和領袖淩駕在人民和無產階級之上，異化了。我不是說西方民主就完美無缺， 但無論如何西方人民享有的自由比我們多。

　　當年列寧對資產階級民主的抨擊，如「虛偽的」「形式的」「殘缺不全的」，移來描繪所謂的「無產階級民主」，倒是很合適的了。現在官方已經不再重復列寧的論點，而是說西方民主不適合中國情況。

　　英國資產階級政治家阿克頓有壹句至理名言： 「權力腐蝕人， 絕對的權力絕對地腐蝕人。」我們不要以為這只適合資產階級。絕對的權力不僅腐蝕領袖，而且腐蝕壹個政黨。

　　德國「左派」共產黨人提出這樣的問題： 是黨專政還是階級專政？ 是領袖專政還是群眾專政？ 列寧回答說： 群眾是劃分為階級的？ 階級通常是由政黨來領導的？ 政黨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被選為領袖的人們來主持的( 《列寧選集》4 卷197 頁) 。

　　列寧批評德國「左派」共產黨人把群眾和階級，政黨和領袖完全對立起來，這是對的？ 但列寧卻陷入了另壹個極端。照這個說法，因為無產階級代表群眾，所以群眾專政就是無產階級專政？ 因為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所以無產階級專政就是黨專政？ 因為黨是由領袖領導的，所以最後是歸結為領袖專政。

　　斯大林看到了這種理論的容易受到批評，在《論列寧主義的幾個問題》中企圖加以彌補，說無產階級專政和黨的領導作用( 黨「專政」 ) 之間不能劃等號。無產階級專政「實質上」是黨專政，但不是說「完全」是。黨「實現」無產階級專政，但前提是「先鋒隊和工人群眾間、黨和階級間有著正確的相互關系」 (《斯大林選集》上， 423 頁) 。「如果黨的政策不正確，如果黨的政策和階級的利益發生沖突，可以不可以認為黨是階級的真正領導者呢？ 當然是不可以的。」

　　( 同上425 頁) 。

　　斯大林看到了這種危險，可是後來他自己忘掉了。在中國，從來就沒有提出過這樣的問題，似乎壹個黨自稱代表無產階級，它就代表無產階級，用不著征求壹下廣大工人的同意？ 壹個黨曾經代表過人民，那麽它就永遠代表人民，不需要人民來審查是否合格。任何地方、任何部門的工作出了問題，有了缺點，需要糾正和改進，第壹條就是「加強黨的領導」。幾十年中，不斷加強黨的領導，隨之是領袖地位的加強。黨是全能的，黨的全能又歸結為領袖的全能。

　　斯大林大搞個人崇拜，毛澤東也想搞對自己的個人崇拜，就批判赫魯曉夫對斯大林的批判。在「九評」的第二評即《關於斯大林問題》中說： 「所謂『反對個人迷信』，是違反列寧關於領袖、政黨、階級、群眾的相互關系的完整學說的」，「實際上是把領袖同群眾對立起來，破壞黨的民主集中製的統壹領導，渙散黨的戰鬥力，瓦解黨的隊伍。」在這裏，正是利用列寧觀點中的弱點來為個人崇拜辯護。

　　列寧觀點中的主要問題在於忽視了這壹點： 黨是可能從本階級異化的，領袖也是可能從群眾異化的？ 異化了的黨不能代表無產階級，異化了的領袖也不能代表群眾。

　　無產階級專政的壹個大問題就是無法防止黨和領袖的異化。毛澤東在1957年提出人民內部矛盾問題？ 他沒有看到，最主要的危險是執政黨和領袖的異化。

　　後來，為了要搞「文革」，他提出黨內出現了壹個官僚資產階級。其實，問題出在他自己身上，他脫離了人民，君臨於群眾和黨之上，誰也不能製約他了。在「文革」時期的中國大陸，其實既沒有無產階級專政，也沒有共產黨專政，只有毛澤東的個人專政。

　　馬克思主義本來是批判「救世主」思想的，但在馬克思的理論中，無產階級實際上代替了救世主的地位，成為救世階級。到了列寧，這個救世階級又為共產黨所代表，成為救世黨？ 黨又掌握在領袖手中，於是領袖實際上成為新的救世主。繞了壹個大圈子，又回到了原來的地方。

　　在上世紀末和本世紀初，馬克思主義在歐洲已陷入困境。列寧勝利地領導了十月革命，又提出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的口號，使得馬克思主義走到東方來了，獲得了第二次生命。列寧主義從此成為被壓迫民族解放的旗幟，十月革命成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解放的道路。但俄國革命的經驗實際上並未經過批判的審查。列寧組織「第三國際」，就急於推廣俄國的經驗，這給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帶來許多負面的影響。

社會所有製與黨國所有製的區別

　作者 應克復 寫於 二零一五年

　　所有製理論的兩個基本概念

　　以往的教科書，根據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對所有製發展的歷史過程歸結為這樣的公式：原始公有製—私有製—共產主義公有製。中國在上世紀50—70年代的30年間，正是以這壹公式作指導，開展大規模的社會改造並以壹撥又壹撥的政治運動來鞏固和發展這壹改造成果。歷史證明我們錯了。

　　自然界的生態平衡是自然界歷經幾億萬年緩慢演進而形成的。和諧的生態結構，有利於多樣生物體的互相依存，互相製約，平衡發展。同樣,人類除了要依賴壹定的社會組織之外還需要合理的所有製配置作為其基礎，這種所有製也是依憑自然生長與發展支撐著社會的不斷演進。雖然在開始的長時段內共同狩獵與耕作，然後才有家庭耕種的土地與私產，但是作為壹種財產的製度與觀念，在沒有私有製與私有觀念產生之前，也不可能產生公有製與公有的觀念。也就是說，公私兩製與相應的觀念是相比較而存在的，大致是同時被人們所認識的。因此，人類自古以來壹直是公、私兩製共生、共存，功能互補，由非均衡向動態均衡的雙線演進，立足於各種社會形態。也因此，所有製發展的歷史過程，決不是先有了公有製，然後被私有製取而代之，最後，私有製又被更高級的公有製所取代的單線演進。這個否定之否定的三段論公式把我們害得好苦！

　　人類的個體不能離開壹定形式的共同體，這種共同體從古代的氏族、部落到近代的民族國家，此外還有各種形式的集合體（如非政府組織、政黨、利益團體）。這種共同體在設置管理機構同時還需要有屬於這個共同體所有的財產製度，即公有製，以便給共同體的公共利益提供物質支持。這是維系共同體的經濟紐帶。與這個共同體的財產製度壹樣古老的是私有財產製度。因為共同體的公有製是「無差異共有製」。30 它的基本特征是共同財富不可分割，作為整體而存在；共同體的每壹成員對共同財產的所有權無有明晰的界區，即沒有與個人直接掛鉤的財產權，他們只能共享，不能分割其中某部分為個人占有和獨享；但只要他是共同體的壹個成員，在理論上他就具有平等共享其財產的權利。因此，無差異共有製的主、客體均為不可分割的整體。這種公有製是必要的，但它滿足不了每個人對財產的需要。在這裏，個人享有公共財產所帶來的利益需經過共同體的管理環節，在此過程中，分配公正必打折扣；何況在財富匱乏的情況下，滿足個人需求更是難求。另壹方面，如果沒有私有財產製度，對於每個人能力的發揮，激發其創造財富的熱情與激情，極為不利。鑒於上述兩種情形，私有製的存在與發展，顯得更為重要了。它同公有製壹樣，都發生於人類的需要。

　　我國理論界有壹個觀點廣為流行：認為我國上世紀50年代取消私有製是錯誤的，只是因為當時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還尚未阻礙生產力的發展，社會生產力還遠未達到可以消滅私有製的水平。也就是說，當時消滅私有製只是早了壹點，時機尚未成熟。待生產力獲得壹定的發展，私有製遲早要被消滅，退出歷史舞臺。

　　這種觀點現在不會對我國再生的私有經濟構成取締的威脅，但其科學性大可商榷。1.財產權，即個人（家庭）擁有私有財產的自然權利的法律原則，是人權的壹項基本內容，它與人權中的生命權與自由權壹樣，都由人性所派生、所規定。每壹個人，作為人，來到世間，要生存、要實現自我價值，都應當同樣地享有這些權利。因此，這些權利是同人、同人類壹樣是亙古長存的。它的存在與生產力狀況沒有必然聯系。壹定要說聯系，只能是生產力愈發展人權狀況會愈好。因此，認為生產力的發展必定要消滅私有製是與人性、人權的原則相抵牾的錯誤觀點。2.這壹觀點沒有認識到人類社會的公、私兩種所有製由於同人們的關系與功能的差別，存在著壹種分工關系，各自滿足著人類社會的需要。人類在任何時候不能沒有公有製，也不能沒有私有製，兩製不能互相取代，他們共生、共存、互補，由非均衡向動態均衡發展。這就是人類文明史。過去人們只揪住所有製是「公」是「私」這壹點認識，沒有去研究、認識功能上的特性，其實，認識後者更為重要。3.退壹步講，假定生產力的發展獲得相當高的水平之後，私有製將會被消滅，可是，這個「相當高的水平」的生產力是什麽樣的數量概念呢？有沒有壹個可以供衡量的客觀尺度呢？遺憾的是，對這個十分關鍵的問題至今只有假說性的說法，遠未具理論形態和實際可操作性，因此，這種假說性的觀點只能認為是壹個偽命題。4.19世紀中葉，馬克思就認為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已成為生產力發展的桎梏。可是，即便是今天經濟最發達的美國，人們並不以為美國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窒息著生產力的發展。在美國有壹個耐人尋味的現象：在現代化大生產中，大企業、大銀行、跨過公司固然在經濟發展中舉足輕重，但中小企業在美國發展中也愈益重要。上世紀80年代中期，美國中小企業的年產值占美國GDP總值的2/5，近13000億美元，幾乎相當於日本的GDP年總值，遠遠超過聯邦德國、法國、英國和意大利的年GDP總值。31 因此，即使是經濟高度發達的國家，其所有製結構仍然是：國有、私有並存，大私有、小私有並存。高度發達的生產力仍然需要大私有，也絲毫不排斥小私有。

　　其實，在馬克思的思想中，對於消滅資本主義私有製之後應當建立什麽樣的所有製，還是壹個迷，這壹點可從《資本論》第1卷的最後結論中得到證實。馬克思寫道，消滅資本主義私有製後，「不是重新建立私有製」，而是「重新建立個人所有製」；不過，這種個人所有製是建立在勞動者對「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的。32馬克思的這壹思想，如同數學王國中的「哥德巴赫猜想」，令人費解，學者們的解釋於是眾說紛紜，甚至有「無解的命題」壹說。33這裏的難點是：1.個人所有製與私有製有何區別？2.這種個人所有製如何建立在對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如何保障既共同占有，又為個人所有？值得註意的還有，馬克思在這裏沒有提到公有製。

　　馬克思在對未來所有製的設想中，他對個人所有權的重視是顯而易見的。由於當時尚無實踐經驗，他對未來社會的所有製的情形不可能作出具體的描述。到了19世紀，壹種新的所有製形態——股份製出現了。馬克思在《資本論》第3卷中對此作出了天才的分析。由於此種所有製問世不久，尚未成熟，對它的認識不可能到位，因此，馬克思對未來的所有製依然沒有提供清楚的答案。以後的壹個多世紀中，股份製獲得了長足的發展，全面認識它的本質才有了可能。

　　股份製既不是傳統的個人所有製，也不是傳統的公有製。傳統的個人所有製是以個人（包括家庭）為單位的私人所有製。傳統的公有製是以公法人為代理的為共同體成員無差異共有的所有製。而股份製是以個人所有為基礎聯合形成的差異共有製。所謂「差異共有製」，就是參與這壹共有製的集合體中的每壹個成員因投入分額不等的資產，因而享有不等額（差異）的所有權，因此，集合體每壹成員對其共有財產中屬於自己的那部分的界區是清晰的。這是與無差異共有製的壹個重要區別。這種分散的資產經自由聯合為壹個集合的總資產後，為了投入生產經營，集合體必須委派代理者支配運營這壹資產，這樣，現代法人產權製度應運而生。於是，差異共有製就出現了兩權分立——法人產權（中介產權，即支配權）與股東產權（終極產權）的分立，前者受後者委派並受後者的監督與製約。這是與無差異共有製的又壹個重要區別。這種所有製，既具有財產所有權的個體性，又具有財產運營時的集中性；前者使每個所有者對其資產有著自然的關切，後者使企業實力雄厚，適應競爭。這種所有製，風險共擔，利益共享，其約束機製與激勵機製遠勝於傳統公有製，因而在現代經濟大舞臺上大顯身手。總之，這種所有製其產權的共同占有超越了私有製產權的分散占有，而這種共同占有又由於聯合體中個體占有的差異性超越了傳統公有製中產權的混噸性，它兼具公有、私有之優點又克服了兩者之缺點而見長，是公私兼容的二重性所有製形式。但是，這種所有製的基礎是個人所有，是個人所有者自由聯合的所有製形式，因此，應歸屬於私有製的範疇，是私有製適應現代社會生產力的偉大創新。

　　馬克思當時對股份製雖作了深刻的分析，由於股份製促使資本的集中而產生了壟斷資本，競爭又促使資本更集中於大資本家手中，盡管資本采取了「社會資本」的形式，但沒有克服資本與勞動的對立，因此，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的股份製企業」，「應當被看作是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轉化為聯合的生產方式的過渡形式」。34 馬克思的意思是，它為無產階級剝奪這種集中的資本建立社會主義生產方式準備了條件（後來，列寧也認為，資本主義自由競爭基礎上產生的壟斷是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因此，股份製必將壽終正寢，退出歷史舞臺。

　　但是，股份製在往後的發展中，出現了由「資本集合體」階段發展到「資本集合體」與「勞動集合體」（此時勞動者也是股份所有者）相交叉至相融合的階段（勞動集合體成員開始是企業高級主管與高級技術人員，然後向壹般勞動者擴大，他們以股份額可索取相應剩余）。這是股份製發展的第二階段。此時股份製的資本還僅為物力資本。股份製的第三階段是人力資本成為股份資產中的新夥伴，並分享企業的剩余（以前只為物力資本所索取）。就是說，物力資本與人力資本共創利潤，公司職員的人力資本所創造的剩余應屬於公司職員。如此，人力資本所有者（主要是企業主管與高級技術人才的智力資本，然後向其他勞動者擴大）不但可以獲得工資報酬，還可以索取相應的剩余。這不但表明，股份製與商品生產、市場經濟共存共榮，而且還產生了壹種新的生產關系和分配關系，這種關系為消除資本對勞動的剝削展現了可喜的前景。35 馬克思曾設想的「重新建立個人所有製」的設想，在此不是成了現實了嗎？

　　有人認為，股份製不是獨立的所有製形式，它的性質要由持有50%以上股權持有者的性質來決定。如果50%以上的股權屬社會共同體或政府，它就是公有製；如果50%以上的股權屬分散的私人，它就是私有製，如此，就有了公、私兩種性質不同的股份製了。其實，鑒別是不是真正的股份製，必要條件是看其是否實行法人產權與股東的最終產權的分立；這裏的法人是私法人，即由股份製中自由聯合體所委托的代表，而不是公法人——共同體或政府指派的代表。如果公法人壟斷了企業50%的股權，在體製上就不可能真正地（而非形式上）實行法人產權與股東產權的分立製，因而仍難以克服改製前國企所存在的那些弊病。這種企業雖然也可以活動於股市的舞臺上（特別是市場與股市尚未發育、民間私有經濟比較弱小的情況下），但不過是披著股份製的外衣的偽股份製，骨子裏仍然是政府說了算的國有製。這種股份製由於產權機製的缺陷尚未獲得持久成功的先例。

　　還要說的話

　　全盤消滅私有製，建立與鞏固單壹的社會主義公有製，曾是中國人的神聖事業。這段歷史發生在上個世紀50—70年代的30年間。在那個年代，人們以為，這壹偉大事業真的可以使中國超越資本主義，進入社會主義的理想境界。結果呢，幾乎全體中國人為此吃足了苦頭。但我們也不要忽視這段歷史給中國人帶來的益處，就是，從此人們知道了私有製不全是罪惡，公有製不全是福祉；人們也知道了，馬克思主義關於消滅資本主義私有製的理論以及列寧關於消滅小生產的理論實實在在地把我們誤導了。

　　中共執政已將壹個甲子年了。60年，可以分為前後兩個30年。從所有製方面看，其變化是，前30年搞了共產，公有製壹統天下，我稱它是「公有製專政」。後30年公有製經濟有了壹定的收縮，個私經濟於是破土滋生，迅速掘起。建國60年前夕，個私經濟已占國家GDP總量的60%。左派於是驚呼：「資本主義復辟了」。實際上，所謂改革使中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主要因為產生並在壹定範圍內擴展了個私經濟。然而，經濟學家吳敬璉在回顧改革時提醒大家：經濟體製改革還沒有過大關。舊的經濟體製是：公有製+計劃經濟。現行憲法（2004）上說，公有製是「社會主義經濟製度的基礎」，要「堅持公有製為主體」，國有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這表明，公有經濟與私有經濟在政治上、法律上是不平等的。國企至今是淩駕於市場之上的特權壹族。憲法上的這些規定大不如《蘇聯所有製法》，該法第4條規定：「蘇聯的所有製具有蘇聯公民所有製、集體所有製和國家所有製。」三製並列，沒有指明哪壹種是「基礎」、是「主導」。從其順序看，倒是公民所有製列其首位，表明了在所有製這個關系國民幸福的根本問題上回到了人類社會的正道。至於計劃經濟，雖在九十年代初期改稱市場經濟了，但這個市場經濟壹直是由政府所駕馭的市場經濟：政府控製金融，控製資源，控製核心產業，控製信息，還控製財富分配，計劃經濟並未退位。所以吳敬璉說是「壞市場經濟」。上述兩方面，都嚴重遏製民間經濟的成長，也使經濟體製改革陷於半途而廢。現在，國內外對中國經濟改革的主導輿論是，中國的經濟發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國的經濟改革是成功的。成就是有壹點，但不能認為改革時成功的；因為舊體製還具有強勁的「殘余勢力」。中國的經濟改革要出現更好的前景，必須將舊體製送入墳墓。

　　理解「重新建立個人所有製」的方法論問題

　　壹、個人所有製是什麽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1卷第二十四章中關於「重新建立個人所有製」的說法，多年來為我國學者所探討不息，分歧頗大。近幾年，結合經濟體製改革，壹些學者對這壹命題又提出了不同的闡釋。由於這壹命題是馬克思對否定資本主義私有製之後的未來社會所有製的設想;盡管這壹命題提出至今已有百余年的歷史，但僅以這壹有限的歷史經驗，還難以完全證實馬克思的這壹設想。因此，要完全解決這壹問題，猶如數學王國中的「哥德巴赫猜想」，還面臨較大的困難(實踐的經驗和方法論方面的問題)。

　　較為流行的壹種看法並至今仍為壹些論者所堅持的是，認為馬克思所說 的「個人所有製」是指「生活資料的個人所有製」。持這壹觀點的主要依據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的解釋。恩格斯說：「靠剝奪剝奪者而建立起來的狀態，被稱為以土地和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公有製為基礎的個人所有製的恢復。對任何壹個懂德語的人來說，這就是，公有製包括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個人所有製包括產品即消費品。」1 他們還認為，恩格斯的這壹解釋，是得到馬克思贊同的。恩格斯自已也申明，《反杜林》的原稿曾由他全文念給馬克思聽過，是經馬克思的認可才得以完成的。而且，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也認為：在未來社會，「除了個人的消費資料，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成為個人的財產。」2 據此，有的論者作出了這樣的結論：「實踐證明，在社會主義社會裏，只有實行生產資料公有製和消費品的個人所有製的統壹，才能保證逐步消滅剝削和最終共同富裕，又保證個人的物質利益即個人所占有的消費品不受侵害。」3 他們推論，如果個人所有製包括生產資料，那就是為主張私有化提供理論依據。

　　另壹種有代表性的意見認為，「個人所有製」是生產資料「人人皆有的私有製」4。所謂人人皆有的私有製」即社會的生產資料歸每個社會成員所有，不存在有些社會成員有生產資料，有些社會成員無生產資料的現象。他們認為，私有製有兩種類型：壹是「部分人的私有製」，即社會生產資料只歸社會上壹部分人所有；二是「人人皆有的私有製」，即「個人所有製」。並認為馬克思批判的是第壹種類型的私有製，沒有批判第二種類型的私有製，他並不反對個人私有。持這壹觀點者還援引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的壹句話作為論據：「共產主義並不剝奪任何人占有社會產品的權力，它只剝奪利用這種占有去奴役他人勞動的權力」。5 根據這壹理解，他們主張當前所有製改革的方向應該把國有資產分解，分配到每個人手裏(價值形態)，以實現個人所有製。

　　還有壹種意見認為，「個人所有製」就是生產資料的公有製。這種觀點認為，馬克思提出的「個人所有製」是與「共同占有」聯系在壹起的，因此，它與社會主義公有製應當是同壹概念，二者不論是在內涵上還是在外延上都上壹致的。但是，這種公有製不能認為就是我們曾實踐過的社會主義公有製;因為這種公有製，並不能使每個勞動者切實地感受到他是生產資料的所有者。經濟改革的目的，就是要使每個社會成員不僅認識到生產資料是公有的，而且也能體會到他又是生產資料的所有者。

　　二、馬克思提出個人所有製的意義

　　上述是對馬克思提出的「個人所有製」說法理解的三種代表性觀點。為了以科學的態度對待馬克思這壹重要提法，本文以以下三點方法作指導。

　　方法壹：馬克思這壹提法是對未來社會所有製的設想。

　　馬克思的時代，資本主義私有製的矛盾和不合理性均有所暴露，解除資本主義社會的弊端，是當時壹切進步思想家所探究的目標。馬克思基於對資本主義內在矛盾的科學分析，指出它必定要走向自我否定。可是，代替資本主義私有製的未來社會的所有製將是什麽樣的形式，因為無實踐經驗，馬克思因此只能借於科學的假說或科學的推測。就是說，馬克思提出「個人所有製」的提法，還不是在實際生活中已經產生了這種所有製的形式，然後，馬克思據此所作出的理論上的概括。限於當時的實踐經驗，馬克思還不可能采用歸納法，而是采用了演繹法提出這壹提法的。我們從馬克思對這壹問題的表述中清楚地表明了這壹點。

　　馬克思寫道：「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的資本主義占有方式，從而資本主義的私有製，是對個人的、以自已勞動為基礎的私有製的第壹個否定。但資本主義生產由於自然過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對自身的否定。這是否定的否定。這種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製，而是在資本主義時代的成就的基礎上，也就是說，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製。」6對於未來社會的所有製，馬克思無論在這裏和其他論著中，都只作了原則性的提示，不可能作出具體、詳細的論述。對資本主義社會之後所建立的所有製作出具體、詳細的論述只能待這種所有製建立之後而不可能是在這種所有製建立之前。

　　馬克思的研究方法是嚴謹的。但正因為馬克思的結論是推測性的，提示是原則性的，因此，人們有理由可以作出各種解釋，但也因此難以斷定那種解釋是唯壹正確的，是附合馬克思的原意的，那種解釋是不正確的，是偏離了馬克思的原意的。但是，重要的是，既然馬克思的命題還是壹種假說和推測，那麽，這壹提法以及人們對這壹提法的解釋都需要經過實踐的檢驗，在實踐中加以補充和修正，使之成為壹種科學形態的理論。

　　因此，理論工作者的任務主要的恐怕不是解釋自已對馬克思這壹提法的理解，而是將馬克思的這壹提法，即對未來社會所有製的設想，置於壹百多年來各國豐富的實踐之中加以觀照，這壹方面可以檢驗、補充和豐富馬克思主義的所有製理論，另壹方面可以指導所有製改革的實踐活動，使所有製的形式和結構更適合社會生產力的要求。

　　簡言之，對馬克思的這壹提法，我們不能用完善化的眼光，以凝固的態度對待之，也不能將它與壹百多年以來的實踐經驗相隔離，孤立、封閉地去理解它。雖然理論與實踐是互補的，但對於壹種科學假說來說，更有待於實踐檢驗和證實。對馬克思這壹命題應當如此，對馬克思關於未來社會若幹重要預言性結論也應當如此。

　　方法二：要將馬克思(包括恩格斯)對未來社會所有製的多次論述加以比較、綜合，領會其精神實質。

　　馬克思關於未來社會所有製的思想，在《資本論》第1卷第二十四章中的表述可以說最為集中。這壹表述，確立了兩個質的規定性，即「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以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製」。為了有助於理解馬克思的思想底蘊，應當將馬克思在別處對這壹問題的表述聯系起來加以考察。

　　1877年，馬克思在《給〈祖國紀事〉雜誌編輯部的信》中的壹段話，可以說是對《資本論》第1卷第二十四章結尾處那段話的重要解釋：「我在關於原始積累的那章中只不過想描述西歐的資本主義經濟製度從封建主義經濟製度內部產生出來的途徑。……在那壹章末尾，我把生產的歷史趨勢歸結成這樣：它本身以主宰著自然界變化的必然性產生出它自身的否定；它本身已經創造出壹種新的經濟製度的因素，它同時給社會勞動生產力和壹切個體生產者的全面發展以極大的推動；實際上已經以壹種集體生產為基礎的資本主義所有製只能轉變為社會所有製。」7 馬克思在此處未提「重新建立個人所有製」，強調的是「只能轉變為社會的所有製。」可見，重新建立的「個人所有製」實際上也就是「社會所有製」。

　　恩格斯在《〈法蘭西階級鬥爭〉序》中也強調了「社會所有」。他指出：「這裏第壹次提出了世界各國工人階級壹致用以概括自已的經濟改造要求的公式。即：生產資料歸社會所有。」8恩格斯在《反杜林論》第十三章中對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二十四章結尾處的壹段話作了以下的援引：「這是否定的否定。這種否定重新建立個人所有製，然而是在資本主義時代的成就的基礎上，在自由勞動者的協作的基礎上和他們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公有製上來重新建立。以自已勞動為基礎的分散的個人私有製轉變為資本主義私有製，同事實上已經以社會生產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私有製轉變為社會所有製比較起來，自然是壹個長久得多、艱苦得多、困難得多的過程。」在這段話中，用「公有製」和「社會所有製」兩個用語來稱謂未來的社會所有製；特別應當註意的是，恩格斯在提到重建個人所有製時，強調了是在生產資料公有製上來重新建立。這表明，未來社會的個人所有製與公有製或社會所有製是有機的統壹，它不但不與公有製相矛盾，反以公有製為前提。

　　但是，這種公有製或社會所有製又是以個人所有製為其基礎的。早在《德意誌意識形態》壹書中，馬克思就說過：「在無產階級的占有製下，許多生產工具應當受每壹個個人支配，而財產則受所有的個人支配。」認為未來社會是「聯合起來的個人對全部生產力總和的占有，消滅著私有製。」9 從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對未來社會所有製的表述來看，十分重視個人所有權。如「把壹切勞動資料交給生產者」，「由工人階級自已占有全部生活資料的生產資料」，「把全部生產集中在聯合起來的個人裏」等。10 直到總結巴黎公社經驗時，馬克思還明確指出：巴黎公社「曾想把現在主要作為奴役和剝削勞動的工具的生產資料、土地和資本變成自由集體勞動的工具，以實現個人所有權」11。

　　將馬克思、恩格斯上述壹系列對未來社會所有製的表述中所提出的「公有」、「社會所有」、「勞動者個人所有」三類概念結合起來加以考察，就能較為完整地理解未來社會即共產主義社會所有製的基本特征。李光遠在《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公有」「社會所有」和「個人所有」及其他》壹文中將上述三概念的內在聯系作了這樣的概括：對於「公有」，可有此壹問：「公有，誰所有?」答曰：「公有就是社會所有(或集體所有)」。如果再問：「社會(集體)是誰?」答曰：「是織起來的勞動者個人「，或「社會個人的聯合。」12 由勞動者聯合起來組成的社會對社會化的生產資料實行公有，就是未來社會所有製基本要義。

　　理解馬克思關於未來社會所有製的壹個難點是，為什麽馬克思將「公有」、「社會所有」與「個人所有」相提並論。因為習慣的理解或法律上的規定，公有與個人所有是兩個範疇的所有權，而且在性質上正好相反，正是在這壹點上令人們感到費解。對此，筆者的理解是，這表明馬克思對個人權利的重視。應當把個人權利是否能得到充分的實現作為衡量公有製是否完善與成熟的基本尺度。也可以說，如果個人權利得不到尊重和保障的公有製，就不是馬克思所設想的未來社會的所有製，至少可以說，這種公有製還有缺陷，與馬克思所設想的公有製還有很大的距離。因此，個人權利愈到重得充分、合理的實現，也就表明公有製的愈加完善。而要保障個人權利的實現，必須在所有製上體現個人與生產資料的結合。

　　上述的理解是附合馬克思關於「個人」與「社會」，「人的解放」與「社會的解放」及其關系的思想的。 馬克思指出：「人們的社會歷史始終只是他們的個體發展的歷史，而不管他們是否意識到這壹點。他們的物質關系形成他們的壹切關系的基礎。這些物質關系不過是他們的物質的和個體的活動所借以實現的必然形式罷了。」13 可見，包括生產力在內的社會壹切方面的發展，無疑地會推動人的發展，但是，首先要以人的發展為基礎。而人要獲得發展，就要擺脫經濟和各種社會關系的奴役，保障人的權利的合理實現。這樣，人的發展或者說人的解放與社會的發展與解放，實際上呈現互相依賴、互相製約的狀況。恩格斯對此指出：「要不是每壹個人都得到解放，社會本身也不能得到解放。」14方法三：應將馬克思對未來社會所有製的設想置於馬克思對於未來社會的設想的大框架之中。

　　在馬克思關於未來社會的理論體系中，所有製問題是重要組成部分。但前者是整體，後者是部分，把握整體，才能對部分有更深切的理解。

　　壹些論者在解釋馬克思未來社會所有製時，往往以自身所經歷的社會主義實踐經驗和所有製模式為背景，這是研究方法上的壹個誤區，並且成為理解馬克思的思想的壹道屏障。

　　馬克思對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設想，除了提出了生產資料的公有或社會所有外，還提出了以下幾方面的重要設想：(1)社會生產力獲得高度的發展，社會的物質財富已「極大豐富 」。(2)徹底消滅社會分工，消滅壹切階級對立、階級差別、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差別，等等。只有消滅分工，改變人們「屈從於分工和自已所有的生產工具」的狀況，才能實現「個人全部占有生產力的總和」，才能有「社會所有製」。恩格斯對此指出：要實現社會所有，使社會和每個人都得到解放，「舊的生產方式必須徹底改變革，特別是舊的分工必須消滅」。15 (3)隨著分工的消滅，商品、貨幣和價值規律也不復存在。恩格斯認為，壹旦社會占有了生產資料，商品生產就將消除，而產品對生產者的統治也將隨之消除。(4)國家業已消亡。以生產者自由平等的聯合體為基礎的、按新方式來組織生產的社會即以社會所有製為基礎的社會，必然是壹個無階級、無國家的社會。

　　應當認為，馬克思對未來社會的若幹設想還很抽象和原則，只指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大致趨勢，而且，實現這樣的目標還要經過相當漫長的歷史階段。在這壹歷史過程中將會遇到許多復雜的問題和積累各種經驗，從而對馬克思的設想作出某種修正和補充，這壹切都是馬克思所無法預見的。因此，馬克思所設想的未來社會何時能夠實現以及實現之後與馬克思的設想將會有哪些差異，這些都是我們所無法回答的。既然如此，企圖對遙遠時代所設想的未來社會的所有製要作出具體正確的解釋，這種方法本身就是違背唯物主義認識論的。

　　馬克思之後的壹個多世紀，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出現了某些新變化和新趨勢，但馬克思所設想的未來社會的目標還遠未達到。因此，要說清未來社會所有製還為時尚早。但是，壹百多年來的情況又表明，無論是西方還是東方，所有製在實踐方面都有很大的推進，創造了某些形式。我們的工作應當是概括這些實踐經驗，豐富馬克思所有製的理論寶庫。

　　三、無差異共有與差異共有——實現馬克思

　　未來社會所有製的兩種基本形式

　　從資本主義私有製演進到馬克思所設想的社會所有製，是壹個自然歷史過程，中間必然會出現某些過渡形態。在討論如何理解馬克思關於未來社會所有製設想的問題，筆者雖認為要將馬克思的設想解釋得具體明白，目前尚不具備條件，但它並不是說，深入研究這壹問題在目前是無意義的。筆者認為，馬克思在對未來社會所有製所提出的兩個基本點對我國經濟體製的改革是有重要啟示意義的。這兩個基本點，壹是生產資料的社會所有，二是這種社會所有包涵並保障個人的所有權。

　　無論在我國還是西方國家，存在著兩種共有(公有)製;壹種是無差異共有製，壹種是差異共有製。這兩種共有製是通向馬克思未來社會所有製的橋梁。

　　無差異共有是公有製的古老形式，在不同的社會具有不同的內容。無差異共有的基本特征是,集合體(共同體)的財富為每壹成員共同所有,它是不可分割的，它必須作為壹個整體而存在；集合體的每壹成員對共同財產的所有權無壹明晰的界區，即沒有與個人直接掛鉤的財產權，他們只能共享，而不能分割其中某部分為個人占有和獨享；但只要他是集合體的壹個成員，他就具有天然、平等地共享共有財產的權利。因此，無差異共有製的主、客體均為不可分割的整體。這種所有製形式從古代直到今天壹直是維系壹定的集合體(共同體)的經濟紐帶，比如，氏族、部落、民族、民族國家、範圍或大或小的社區或集體等。人類之所以發展到今天，壹直與這種所有製息息相關。也因此，它壹直是人類社會所有製的基本形式。

　　這種所有製的客體對象大致有以下幾類：(1)不便進入個人所有權範圍的自然資源，如土地、河流、森林、礦產等；(2)維系社會生產、生活、安全、文化娛樂共同所需要的公共設施，如水利、通訊、交通設施，維護國家安全的防禦設施(古代長城、近代以來的各種軍事設施)，公園、學校、俱樂部、博物館、圖書館等；(3)用於抗災、救災所需要的社會保障(保險)財富；(4)不宜讓公民個人經營的生產領域。

　　這種公共所有製自氏族社會解體之後便以國家所有製的形式存在至今，因此，這壹所有製還有壹個基本特征便是政府代理產權。政府既然是公共權力機關，是共同體成員共同意誌的代表，因此也必然是共同體公共財產的代表主體，也因此，政府對這壹共有財產享有管理權，包括經營、調配、處理等權力。正因為這壹共有財產經過政府代理管理這壹環節，因此，對財產的實際占有和收益，對共同體的不同成員就產生了壹定的差異。理論上是無差異共有製，在實際生活中卻沒有絕對的無差異共有製。

　　這裏需要指出的是，馬克思提出的「公有」、「社會所有」和「個人所有」製不能認為是國家所有製，包括社會主義國家所有製。因為馬克思提出的未來社會所有製是國家消亡之後的所有製形態。以往把社會主義公有製、「全民所有製」、國家所有製與社會所有製混為壹談，造成所有製概念上的混亂。重要的是要認識到，以往我們所實行的公有製，還不完全是馬克思所設想的公有製。

　　無差異共有製對於維系共同體以及保障共同體每壹成員的基本利益是必要的，但由於個人與共有財產無直接掛鉤，即並不存在供個人直接占有、所有的財產，而且，個人利益的實現還需要通過政府的管理環節;因此，這種所有製形式對於個人能力的充分發揮和利益的公正實現難免存在某些弊端。因此，社會還需要有別的所有製形式。如個人所有製。這種所有製總的說來，構成以往文明社會的基礎，但其弊端也是顯而易見的，如存在貧富差別,因此歷來遭之詬病。馬克思看到資本主義社會化生產的出現，預見到資本主義私有製是最後形態的私有製。至於未來社會的所有製形態，馬克思雖不可能描述得很具體，但我們可以根據馬克思的設想，通過對實踐經驗的總結，推進馬克思的設想。

　　馬克思在世時，他對股份製已引起足夠的重視，認為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潛在否定因素。他指出：「生產規模驚人地擴大了，個別資本不可能建立的企業出現了」。這種「建立在社會生產方式的基礎上,並以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的社會集中為前提的資本，在這裏取得了社會資本的形式」16。馬克思認為，在股份公司內，勞動已經完全同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和剩余勞動的所有權相分離。這是「在資本主義體系本身的基礎上對資本主義的私人產業的揚棄；它越是擴大，越是侵入新的生產部門，它就越會消滅私人產業」，因而它是「轉化為社會職能的過渡點」。「這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範圍內的揚棄，因而是壹個自行揚棄的矛盾，這個矛盾首先表現為通向壹種新的生產形式的單純過渡點。」17馬克思對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廠的分析更值得註意。他認為這種工廠「是在舊形式內對舊形式打開的第壹個缺口，雖然它在自己的實際組織中，當然到處都再生產出並且必然會再生產出現存製度的壹切缺點。但是，資本和勞動之間的對立在這種工廠內已經被揚棄」。「這種工廠表明，在物質生產力和與之相適應的社會生產形式的壹定發展階段上，壹種新的生產方式怎樣會自然而然地從壹種生產方式中發展並形成起來。」18股份製與合作製受到馬克思如此高的評價，因為它揚棄個別私人資本的生產方式和財產組織方式。股份公司使個別資本成為社會資本，出現了資本集合體。在工人的合作工廠內則出現了以勞動作為資本的另壹種集合體：勞動集合體。資本主義社會股份製二百余年的發展中，已由資本集合體演進到資本與勞動相結合的集合體，由此也由資本與勞動的分離與對立轉變為資本與勞動的結合(盡管集合體中資本仍占居主要地位)。這種發展趨勢，愈來愈證明馬克思所指出的，它是揚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通向新生產方式的過渡點。

　　在馬克思之後,股份製在世界範圍內更得到了長足的發展。這樣，在人類歷史上出現了壹種新的所有製形式，它既不同於資本家私人所有製，也不同於以國家所有製為主要形式的無差異共有製，它是眾多所有者組成的差異集合體中，實行土地、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進行社會化生產的所有製形式。這種所有製形式丁建中將之概括為差異共有製。19所謂差異共有製，就是集合體中的每壹成員因投入份額不等的資產，因而享有不等額的所有權，在這裏，集合體的每壹成員對其共有財產中屬於自己的那部分的界區是清晰的。但這種分散的資產必須組合成有機整體，成為共同占有的形式，才能形成新的強大的生產力，這樣，現代法人產權製度應運而生。差異共有製將所有權分割為兩個層次：最終產權和中介產權。前者為企業產權的原始所有者，即多元、分散的股東；後者為企業產權的支配者，即企業法人產權，其職責是運營資產，使其增值。前者表現出企業產權的分散性和個體性，後者表現出企業產權的集中性和共有性。差異共有製是人類的私有製和公有製經濟發展到壹定階段、適應市場經濟和社會化大生產需要的產權組織形式和生產方式，其現實原型就是各種形式股份製。這種所有製形式中的產權共有性超越了私有產權的獨占性，其產權的差異性超越了公有製產權的無差異性。它以亦公亦私、非公非私為特征使之兼有私有和公有的優點而克服了兩者的缺點，是公、私兼容的二重性所有製形式。

　　這種所有製形式顯示了馬克思對未來社會所有製設想的兩個基本特點：(1)實現土地及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2)保障個人所有權。馬克思當時已指出是通向新生產方式的過渡點。它的優越性和生命力還可能證明，這正是未來社會所有製的基本形式。但是，從資本主義私有製通向未來社會所有製的過程中，將有壹個多種所有製長期並存的時期。這是馬克思所沒有指明的。當代中國的所有製發展史也證明，從私有製不可能壹下子跳到單壹的公有製。經濟改革改變了單壹的公有製結構，但是，代替這種單壹公有製結構的除了鼓勵發展私人所有製外，更為重要的是對國家、區域性的公有製經濟中的壹部分改造為差異共有製。筆者認為，通過所有製結構的改革與調整，特別是根據中國情況大力發展差異共有製，才可能使中國出現既高效又公平的經濟體製，由此使生產力和市場經濟獲得突破性的發展。

　　總之，不論是西方還是東方，差異共有製將是社會所有製中的主要形式。這就是筆者研究馬克思這壹提法的結論。

社民黨人的基本理念

作者 劉因全 寫於 二零一二年



本文寫於二零一二年，雖然年代久遠，但是至今仍有借鑒意義，很多內容並沒有過時。

社民黨新九評總綱

中國社會民主黨致中共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的公開信

中國共產黨正進入壹個「危急存亡之秋」，中國人民也非常關心這個九十余歲高齡的大黨能否順應歷史潮流，做出變革的明智決策，轉入現代政黨行列。在這個決定生存或者毀滅的關鍵時刻，中共十八大代表們手握乾坤，不可不慎。

毛澤東的專製獨裁和極左路線給中國人民帶來巨大災難。改革開放以來，經濟體製改革雖然取得很大成就，但由於政治體製改革的滯後，造成官員腐敗，社會不公，財富高度集中，人民生活相對貧困化，環境汙染，社會矛盾激化。

政治體製改革的桃子已經熟透了。如不及時收獲，這顆桃子就會腐爛。

為何十三大以後，竟然沒有超越十三大的報告，不是黨內沒有寫作人才，而是絕少具有崇高理想境界的、具有自我犧牲精神的領袖。不能站在道德的製高點上，也不可能站在歷史的製高點上。

以胡耀邦趙紫陽首創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實質上就是在中國以實現民主社會主義為目標的政治體製改革。

中共舉行十八大應該以中共十三大思想理論為基礎，超越十三大會議的決議和路線，真正回歸正版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全面進行政治改革，建立社會民主主義製度。如果中共十八大思想路線不能超越十三大，中共就不是真正的政治改革，就無法擺脫自我毀滅的道路。中國人民也就無法得到真正的民主自由，中華民族也就無法真正的復興。

建立憲政民主共和國，是中國歷史上的壹場大劇，其氣勢恢宏，跌宕起伏，悲壯劇烈，可歌可泣。讓我們滿懷信心和喜悅，為這個文明的大結局的來臨，熱烈鼓掌歡呼！

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羊公碑尚在，讀罷淚沾襟，歷史的豐碑將永遠銘刻在人民心中。

中國社會民主黨以向中共十八大代表發出公開信的形式,做出九點評述,供中共全體黨員能更好的把握歷史契機,做出明智抉擇。

公開信分九部分：

壹、關於「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二、關於毛澤東的個人迷信與黨內民主

三、關於平反六四與鄧小平的歷史定位

四、關於江澤民執政的十三年

五、關於胡溫執政的所謂黃金十年

六、關於薄王事件與重慶模式

七、關於統壹思想與言論自由

八、關於依法治國和製度反腐

九、關於民主社會主義與憲政民主







中國社會民主黨中央委員會

致中國共產黨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全體代表的公開信



中國共產黨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

中國社會民主黨作為奉行在中國實行社會民主主義和憲政民主建國為宗旨的,為中國人民爭取權益的愛國民主政黨，十分關註中共「十八」次黨代表大會的召開。因為壹個成立九十余年，在中國大陸執政六十二年的擁有八千余萬黨員的中國共產黨，正進入壹個「危急存亡之秋」，關心中國和中國人民的命運就不得不關註這個步履蹣跚，長期匍匐在中國人民身上的政黨，能否順應歷史的潮流，做出變革的明智決策，來決定其是否還能轉入現代政黨行列，或者就此被趕下歷史舞臺，打入歷史的地獄。在這個生存或者毀滅的關鍵時刻，妳們就是古羅馬競技場上的角鬥士，在理性的正義和人性的邪惡中搏鬥。中國的億萬公民就像競技場上的觀眾，正舉起右手作出向上或向下的最終選擇。歷史是無情的，任何謊言和虛偽都無法逃避這面「照妖鏡」的檢驗，妳們每壹個人也無法逃脫對中國人民的歷史責任。



在這個歷史大變革即將來臨的偉大時代，中國社會民主黨認真地分析了中國的政治形勢，研究了胡錦濤7月23日關於召開「十八」大的講話。我們清楚的認識到中共黨內確實存在著為維護其既得利益、違反人民意誌和時代潮流的政治反動派，也有本著理性的良知，主張進行政治改革的開明派。



從中國政治形勢的客觀實際出發，我黨中央決定就中共「十八」大的召開,提出以下「九點」評述，借以警醒中共廣大黨員和全國人民，用高度的政治智慧，在這個中國「何去何從」的歷史十字路口，作出自己的正確抉擇。

社民黨新九評之壹:關於「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胡錦濤在7月23日關於「十八」大的講話中，明確提出要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作為這次代表大會的理論綱領。對這個提法人們並不陌生。因為江澤民主持的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的政治報告，都把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作為標題。但正如中國人民的俗語所說,「這次到底葫蘆裏賣的什麽藥」？



首先，從這個理論提法的發明權來探索，原來真正的「創造者」是前任總書記趙紫陽。趙在黨的「十三大」集中黨內具有改革開明思想的智庫人士，總結了胡耀邦等壹批具有民主思想和改革實踐的領袖層的智慧，提出這麽壹個理論命題。十三大對此做了較完整的具體論述，其基本思想可概括的說,就是要在中國通過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漸進式地實現社會民主主義。十三大對政治體製改革建設民主政治這壹段中，特別強調要反對「左」的幹擾。由於「左」的積習很深，改革開放的阻力主要來自這種積習。所以從總體來說，「克服僵化思想是相當長時期的主要任務」，在政治體製改革的目標中，還具體的提出「黨政分開，權力下放」壹些切實可行的具體措施。而且在壹些提法上有意把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區隔開來。「十三大」政治報告曾受到鄧小平的充分肯定。即使在發生「六四」學生運動被全面鎮壓之後，他還說，十三大報告，壹個字都不能改。這份報告受到中共黨內開明人士的普遍擁護，在六四發生十年後的1998年，中共官方「紅旗」出版社，還發表高度贊揚「十三大」報告的文章，寫到「十三大」報告不僅理論上有重大突破，而且其坦誠、認真的表述令人感動，這篇報告在理論與具體細節上處處閃耀著真理的火花。



十分不幸的是，中國改革開放的領軍人物，偉大的中國社會民主主義的先行者、思想家，卻被「左」傾勢力打入煉獄，被軟禁到死。他像高舉自由之火炬的普羅米修斯，為捍衛中國人民的利益，寧願點燃自己，照亮了中國人民的心。胡耀邦、趙紫陽，作為中華民族的精英，他們的高風亮節，將永遠載入中國人民光輝的史冊。



至於什麽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理論命題，中共「十四」大以後歷次黨代會壹直在用，並作為代表大會政治報告的標題，但他們所講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十三大」所提的精神已經是面目全非，他們把這個理論說成是政治上堅持共產黨壹黨專政，堅持現行的政治體製，穩定壓倒壹切，經濟上實行改革開放。這個盜版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用來忽悠中國人民，維護其實行權貴資本主義的「遮羞布」。



社會主義只有兩種，壹種是民主的社會主義，壹種是專製的社會主義。前者的旗幟是由西歐社會民主黨人高舉著，後者則由中國共產黨高舉著。走在這個隊伍最前面的是朝鮮，他們的世襲製王朝也打壹面社會主義的破旗，像馬戲團的小醜，十分可笑。至於跟在後面的古巴和越南則步履蹣跚。越南更是悄悄地卷起旗子，準備另謀生路。



現在中國大陸假貨盛行。我們提醒中國人民，我們需要的是「正版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而不是「掛羊頭賣狗肉」的盜版貨色，「十八大」正是我們睜大眼睛驗貨的關鍵時刻。



胡耀邦、趙紫陽等中共黨內開明派提出的正版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所應具備的幾個特點是：所有製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不同的經濟社會需要不同的所有製，保留私有製，並以私有製為基礎，包括公有製在內的多種所有製形式共存的混合所有製。自由、民主、公正、平等、互助等理念才是正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重要的思想。民主與公正才是正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

社民黨新九評之二：關於毛澤東的個人迷信與黨內民主



面對全國人民和廣大黨員要求實行政治民主改革的強大壓力，胡錦濤執政集團也放出輿論，認為政治改革要從黨內開始，並作出地方黨代表候選人的差額選舉，他們以為這種臺前化妝式的政治態度就可以忽悠廣大人民群眾，實在太低估了中國人民的政治智慧。歷史是中國人民最好的老師，「以史為鑒」，使人們十分清楚的看出中共實行黨內民主的關鍵所在。



讓我們來看壹下蘇聯共產黨興亡的歷史軌跡，就明白其中道理。蘇共實行黨內民主是從1956年第二十次黨代表大會開始的。在這次大會上，蘇共黨內的改革派領袖---赫魯曉夫做了反對斯大林個人迷信的報告,公開了斯大林搞個人獨裁、黨內大清洗、造成500萬蘇聯公民和蘇共黨員無辜死亡的悲慘事實,掀起巨大的政治風暴。蘇共開始了壹場思想解放運動，以貝利亞集團為首的壹批斯大林主義骨幹分子被清洗。開始從理論、文化、黨建等方面的寬松政策，文學創作方面有描述斯大林罪行的作品問世。但不久出現波蘭和匈牙利事件，東歐人民起義被蘇聯紅軍鎮壓，蘇聯黨內左傾勢力擡頭。到1962年，通過蘇共內部宮廷政變，赫魯曉夫下臺，蘇共進入勃列日涅夫左傾保守派執政時代。雖然勃列日涅夫在政治改革上停滯不前，但由於斯大林的罪行已經公諸於眾，對其個人迷信已無法卷土重來。改革派和保守派的政治角力，仍像暗流湧動並未停息。直到八十年代戈爾巴喬夫執政,提出新思維、新政策等壹系列社會民主主義的政治體製改革理論。並在黨內實行黨政分開，擴大黨內民主等壹系列改革舉措。到八十年代末蘇聯解體，東歐國家轉型進入民主化軌道。



蘇共歷史事實表明,要實行黨內民主，必須首先要清除對黨的領袖的個人迷信。如果個人迷信不清除，黨內不可能實行民主製度。蘇共的黨內領袖獨裁，是從列寧布爾什維克革命開始，這和馬克思、恩格斯並沒有直接的關系，馬恩在第壹國際，以後恩格斯開創的第二國際都是主張工人階級政黨領導階層的普選製和「票決製」，即壹人壹票選舉出的領導層成員在決策上的壹人壹票「票決製」。列寧搞的第三國際則完全否定了第二國際正確組織原則，提出所謂的「民主集中製」，結果導致黨的領袖壹人說了算，無產階級專政成了總書記專政。在這壹點上列寧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的修正主義者，斯大林正是按照列寧的理論模式，用十分殘酷的手段清除政治上的異己分子。



毛澤東對斯大林的個人獨裁和個人迷信是全盤繼承的。他自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主導他思想的是「宗族家長製」意識，他口口聲稱講的馬克思主義就是造反有理，打江山，坐江山的思想。他壹生都在為權力奮鬥，他是壹個十足的權力崇拜者,也是壹個玩弄權術的政治高手。他利用日本侵略中國的時機，打著民族主義旗號，擴大自己的武裝力量，利用國民黨的政治腐敗，打出民主憲政旗幟，最終奪取了國家政權。



毛澤東在登上大位以後，所實行的是封建法西斯主義，他實際上是中國最後壹個封建帝國的皇帝。他把蘇聯稱為社會帝國主義，而他所搞的卻是社會封建主義。由於他所實行的倒行逆施的系列政策，在反右鬥爭，大躍進，文化大革命中餓死、整死普通民眾和黨員幹部甚至高級幹部超過5000萬人。他在位的27年，是中國人民跪地求生、貧窮如洗、愚昧無知的最黑暗的歲月。鄧小平主持的關於黨內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出於維護政治統治的考慮，對毛的評價根本沒有到位。加上鄧個人在掌握實權後，也推行對其個人的領袖迷信，致使毛的流毒遠遠沒有肅清，給後面的改革開放設置了很多障礙。從歷史真實來看,毛澤東是「四人幫」集團的總後臺，他們實際上是「五人幫」，他所犯下的「反人類罪」，應該受到中國人民公開的政治審判。我們相信中國人民在不久的將來，壹定會對毛澤東的罪行做出徹底清算。如果中共任何壹個政治家要想靠著毛澤東的神主牌，作為執政合法性的基礎，那就大錯特錯了，這是大大低估了中國人民的政治智慧。現在民間不少人發出的三清除要求，毛屍清除出堂，毛像清除下墻，毛塑清除出廣場，十分鮮明地反映出中國人民正義的呼聲。中國人民壹定要通過合法形式，把崇毛的極左分子，像德國崇拜希特勒納粹的反社會分子壹樣，作為反社會的行為加以立法取締。只有清除了毛個人崇拜的精神汙染，中國才能回復到壹個正常國家，融入世界大家庭,作為現代民主化國家崛起於世界民族之林。中國共產黨才能成為壹個現代化的政黨，出現在二十壹世紀的政治舞臺。

社民黨新九評之三:關於平反六四與鄧小平的歷史定位



1989年中國發生的學生運動，是中國歷史上參與人群最多的壹次大規模的群眾性的愛國民主運動。它改變了中國的歷史進程，也給鄧小平的歷史地位做了總結。

鄧小平作為中國現代歷史上壹位最有影響的人物之壹，他的壹生都是和中國共產黨在革命、執政、改革的歷史緊密相連的。他作為中國共產黨的主要領袖層成員，早年在打敗國民黨奪取政權的武裝鬥爭中，為中共立下了很大功勞。他在戰爭中表現的出色組織、指揮才能，也得到了毛澤東的充分肯定。在中共執政後，他順應毛澤東個人迷信的需要，積極參與了壹些左傾行為如反右運動、大躍進、黨內反右傾運動，犯了壹些錯誤。由於十年文革受到毛的打壓批判，開始反思毛的錯誤。毛去世以後，華國鋒領導打倒四人幫，掌握政權，鄧看到東山再起的機遇，以低姿態的輸誠方式，爭取政治上復出，很快利用黨內對毛統治的強烈不滿情緒，逼迫華國鋒交出政權，掌握了黨政軍大權。在這期間，他起用了壹批黨內具有開明思想的主要骨幹，如胡耀邦、趙紫陽、梁湘、朱厚澤等人，發表了壹系列主張實行民主改革的言論，決定在中國實行沿海城市經濟改革特區。他的這些改革開放的決策，受到全國人民的擁護，中國的經濟面貌迅速改觀。

但鄧小平性格上的兩面性很快暴露出來，他身上既具有思想開明的壹面，而本質上又是壹個崇尚武力崇尚權力的權威主義者。為了適應外部環境變化，他可以做出迅速的反應，在權力崇拜這壹點上，他和毛澤東有相通之處，難怪毛壹直對他十分賞識。他自稱是中國人民的兒子，實際上當他為保護自己，獲取政治上的權力時，他甚至可以做孫子也在所不惜。

鄧是中國歷史上壹個具有爭議性的人物，客觀的講，他為中國改革開放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不管其動機如何，他的決策在壹定意義上拯救了共產黨，也改善了中國人民的生存條件。但由於其具有威權思想的另壹面，當壹旦外部條件威脅到個人權威時，他就毫不猶豫、不計後果的采取行動。十壹屆三中全會他掌握政權後，不僅對毛的批判有所保留，而且在對越作戰、嚴打刑事犯罪、反對自由化、以及六四鎮壓等四方面都犯有左的錯誤。鄧小平自己曾說過，對他的歷史打分如果能五五折就不錯了，這說明鄧在壹定程度上還有點自知之明。

八九學生的愛國民主運動，其正義性已經為歷史和世界人民所公認。即使當年參與鎮壓的中共上層人士也企圖用各種方式來為自己漂白，回避承擔歷史的罪責,這說明了歷史的公正性是多麽的嚴酷，它像壹面照妖鏡，黑與白，忠與奸，誰也無法逃避最後的審判。人民的審判，在等待著每壹個人。不管妳今日如何地位顯赫，如何富有，面對這場審判，妳將赤裸裸壹絲不掛。我們要奉勸那些還在舞臺上的中共高層，歷史給妳們改過自新的時日不多了，錯過時機，將後悔莫及。

社民黨新九評之四:關於江澤民執政的十三年



中共的十四次代表大會是在江澤民的主持下召開的，當時的形勢是，江為了和十三大切割，企圖在政治上、經濟上都停止改革的舉措，這引起了鄧小平的不滿，出現所謂南巡講話。江在鄧的陰影下，戰戰兢兢，急忙做自我檢討。因此十四大開篇就是歌頌鄧小平南巡講話，以作為江向鄧表的忠心。江恢復了過去黨內壹貫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提法，又加上了鄧小平理論。其主旋律主要講經濟體製改革，而對政治體製改革卻輕描淡寫，對十三大則壹字不提。在江的心目中十分清楚，鄧小平雖然已經退休，但實際上仍然是太上皇，他的話仍然壹言九鼎，不可有任何輕忽。十五大召開時，雖然鄧已經去世，但虎死威不倒，其余威仍反映在壹些老軍頭身上。所以十五大報告仍以大談鄧小平理論為主調，實際上正如不少中共內部上層理論家所言，什麽叫鄧小平理論？就是沒有理論的理論，其最典型的說詞有兩句，壹句是摸著石頭過河，壹句是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

到十六大江澤民認為自己已經在黨政軍三個方面坐穩位置，在政治報告中推出三個代表的理論，企圖借以為自己貼上創新馬列主義理論的金字招牌。三個代表雖然包含了「全民黨全民國家」的思想,但由於其邏輯混亂,沒有起到給江加分的效應,反而被有些黨內理論上層人士稱為垃圾理論，老百姓則把戴三個手表作為調侃共產黨幹部的政治笑話。

實際上，江澤民執政期間，政治上是以穩定壓倒壹切為綱，大力擴充武警部隊，依靠軍隊、警力來鎮壓壹切政治異己力量。本當用於屬於人民的國之財富卻用於鎮壓無辜百姓,維穩費世界第壹。由於過度的警惕與恐慌反應，把人民內部矛盾作為敵我矛盾來打壓，形成對法輪功群體性大規模鎮壓，造成無辜民眾被捕、被關和致死致殘數萬人之巨。對法輪功的政治迫害，招致法輪功信眾在全世界的抗爭，使中共政權在世界人民面前丟盡臉面。法輪功提倡回歸道德,對提升社會的精神文明有益無害。對真善忍的打壓，換來的是物欲橫流、道德淪喪、人心敗壞、社會動蕩，在精神文明方面的損失是無法估量的。在信仰自由早就成為世界普世價值的時代，中共現今體製下竟容許黨魁個人在政治上做出如此禍國殃民之愚策，而且持續十三年至今還無法止惡，足顯中共政治體製之陳舊過時。



江澤民在經濟上大搞悶聲大發財，使國家財富快速的積蓄在官員和幹部子女之手。在江澤民的領導下，號稱破產總理的朱镕基將國有資產通過所謂企業改製轉化成私人資產，貧富的懸殊達到了世界之最，腐敗之風已經勢不可擋。雖然朱镕基多次聲嘶力竭，要與腐敗血戰到底，結果都成了政治秀。實際上，江就是以腐敗治國，同時又以反腐作為打壓政治異己的手段。

縱觀江澤民執政十三年的所作所為，結合其在歷史上以革命烈士子女自稱，撈取政治資本的種種表現，可以作出此人屬於見風使舵的政治機會主義分子的結論。

社民黨新九評之五:關於胡溫執政的所謂黃金十年



按照中共歷次召開黨代表大會的慣例，凡是會議開幕的前三四個月都要來壹次自吹自擂的自我表揚，借以掀起宣傳中共常委會的政績，來迎接全國代表大會的開場鑼鼓。

胡錦濤壹向行事為人都是亦步亦趨，當然隨前朝舊製，也會來此壹舉。中國老百姓俗話叫王婆賣瓜，自賣自誇。黨的十七次全代會，是胡錦濤正式掌握黨政軍的時刻召開的，但作為太上皇江澤民的陰影，仍然揮之不去。盡管胡壹上臺就去西柏坡朝聖，在紀念毛澤東誕辰110周年的大會上，稱毛澤東為中華民族的英雄，借以表明自己是正宗的中共接班人，企圖討好黨內毛左勢力，和人民群眾中借崇毛發泄對執政當局的不滿情緒。他在十七大政治報告中，在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後面又加上壹個科學發展觀的提法。他把科學發展觀說成是「以人為本，和諧社會」，實際上是在搞政治平衡，企圖左右逢源，獲取人民群眾對他的好感。但是，中國人民從中共政治人物多年的表演中，已經看透了這種政治伎倆。

俗話說，說的好，不如幹的好。壹些人在胡溫剛執政時對其抱有幻想，很快在他們的實際行動中被打得粉碎。胡在這十年到底幹了些什麽政績？從表面看來，胡是熱衷於大搞形象工程，北京奧運，上海世博，海外的孔子學院，凡是錢能做到的宣傳效應，無不惜血本。而對老百姓的民生、民權卻在以穩定壓倒壹切的前提下，壹點點擠壓。以至於財富高度的集中，形成了政治上的特權階層，4%的人握有國家60%的財富和資源，通貨膨脹，人民生活相對貧困化，在維穩方針的指導下，控製言論，限製思想自由，關押諾貝爾獎獲得者劉曉波，重判王炳章、郭泉、李鐵等政治異議人士，對法輪功、家庭教會的鎮壓絲毫沒有手軟。政治體製改革方面則是空喊壹些口號，沒有任何作為。可以說，胡溫執政是政治體製改革停滯不前的十年；是環境汙染、貧富分化、國進民退、房地產泡沫、官商勾結，全面掠奪民眾財富和偷盜國有資產的十年。

在胡溫執政的十年裏，中國創造了壹個歷史奇跡，這就是中國以政府的面目出現，掌握了三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成為世界第壹。但是在這個世界第壹的背後，中國經濟資源被西方資本掌握了五萬億美元，成為世界上被外國資本控製最多的獨立國家。在中國GDP成長為世界第二強國的同時，中國百姓面臨世界第壹的貧富分化現狀，吉尼斯指數超過4。中國已經是世界上環境汙染最嚴重的國家和地區，全國百分之九十二的地區處於嚴重缺水狀態，全國百分之九十八的土地被嚴重汙染。全國百分之八十三的人口沒有醫療救治，百分之六十九的百姓沒有退休保障，失業率高達百分之二十七以上。國進民退的經濟政策造成超過二千萬私人企業破產，土地財政政策促成了房地產泡沫，而在未來必然造成中國經濟崩潰。

由於中共領導層政治上的首鼠兩端，弄得孔夫子和毛澤東打架，重慶模式和廣東模式爭鋒，終於搞出了亂子。薄王事件使中共領導層裏外不是人，陷入進退維谷的尷尬境地。到今天為止，政治上保守主義這頂帽子，可以說還拿在人民手裏，對胡錦濤來說仍有最後壹線機會。這頂帽子戴與不戴，也掌握在胡自己手裏。如果胡錦濤在十八大拼死壹搏，還有鹹魚翻身的可能。政治改革的桃子已經熟透了。天予不取，反受其咎。如果胡錦濤順應時代潮流、順應世界大勢、順應天下民意、抓住歷史機遇，伸手摘下政治改革的桃子，他就是中國歷史上的偉人。否則，他就成了歷史的罪人。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胡錦濤何去何從?全國人民正拭目以待。

人們有時稱胡溫時代，有人甚至說，胡溫二人壹個唱紅臉，壹個唱黑臉，在根本問題上，二人大同小異。但是，從他們公開的言行看，胡與溫還是有區別的。溫家寶作為三朝元老，在中共中央工作三十多年，經歷了幾次政治大風浪沖擊，仍能站立不倒，是具有相當的政治智慧的。而難能可貴的是他在反思三十多年的政治風波後，說出壹些具有社會民主主義思想的言論，雖然他承受著很大的政治壓力，但仍然敢於說出自己的心裏話。這和那些屍位素餐，抱著毛澤東幽靈不放的既得利益者相比，還是有很大不同。人們不能因為他所處的特殊地位和外部環境而過多的求全責備，認為他是政治上作秀，而無任何實際行動。可以想像，已經是中國政府總理，處於這樣高位的政治人物，如果是保官、保位，是不會說出政治上的不同意見，而敢冒政治風險的。人的壹言壹行都是由其思想決定的，我們可以從胡耀邦、趙紫陽、江澤民、胡錦濤的政治報告和日常講話中看出其人格的高下。為何十三大以後，竟然沒有超越十三大的報告，不是黨內沒有寫作人才，而是絕少具有崇高理想境界的、具有自我犧牲精神的領袖。不能站在道德的製高點上，也不可能站在歷史的製高點上。也許是長期在胡耀邦，趙紫陽手下工作，受他們人格魅力影響，才能有勇氣說出振聾發聵之言。溫家寶表示，為中國民主化奮鬥，不惜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如果溫家寶繼續高舉胡耀邦、趙紫陽開拓的民主社會主義的光輝旗幟，永遠和人民站在壹起，為中國政治體製改革努力，他將在中國政治舞臺上得到更大的空間。

溫家寶壹直強調世界上是有普世價值的，但中共黨內逆潮流而動的反動分子不容忍世界上有普世價值的言論。他們為了找到壹個鬥爭的目標，把西方國家人類文明以來的普世價值，作為邪化來宣傳。事實上，當今世界如果沒有普世價值，則壹切文明都會停止，聯合國也無存在必要，中國就將生活在閉關鎖國的人民公社時代。

世界各國的發展由於歷史、地理、社會環境的千差萬別，其社會的各種事物，社會製度有所差別，不可能照搬照套，但是在當前世界各國實行憲政民主，公民普選製，議會民主製，基本人道主義這些方面都實現了普遍的共識，這是人類文明的成果。中共黨內不接受普世價值的反動分子們壹直堅持毛澤東的所謂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他們壹面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壹面又讓自己的子女親屬過著西方文明中非主流的花天酒地、腐敗墮落的生活。他們批普世價值是假,為了保住自己的政治實權是真，他們把所謂西化說成邪化，正是毛左們內心邪惡理念的表現，普世價值絕不是他們主觀否認而不存在，實際上他們的吃、穿、住、行，哪壹樣離得開普世價值的存在？

社民黨新九評之六:關於薄王事件與重慶模式

薄王事件的發生從表面上看似乎是壹個偶發性的刑事案件，而實質上是壹次有深刻社會歷史原因的政治事件。首先從歷史來看，由於對毛澤東文革的個人迷信沒有徹底批判，所以毛澤東的幽靈又被薄熙來這位中共黨內政治野心家所利用並「借屍還魂」。其社會原因是壹些人民群眾由於對改革開放以來，黨的政治腐敗，人民相對貧困化的壹系列所作所為存在強烈不滿情緒，企圖借毛之名來反對各級中共當權領導。其三，中共中央壹些政治反對派也企圖通過「打著紅旗反紅旗」的方式以「回歸毛澤東式政治統治」來獲取其執政權，改變強力維穩無法解決的社會矛盾。在這三股社會力量的刺激下，作為太子黨中具有政治野心的領導人物，就想用唱紅打黑創造出重慶模式，以搏取最高領導權。這就是重慶模式出現的現實背景。此事因為薄妻的壹樁刑事案件引起的內訌，導致矛盾暴露，鬧到無法收拾的地步，逼使胡錦濤出手處理。

在這次事件中，中共處於十分尷尬的地位，中央常委想和薄王事件完全切割，已經不可能。中共作為個別刑事案件來處理薄谷事件，而對薄熙來在重慶大搞「唱紅打黑」的「打著紅旗反紅旗」的做法，低調處理，但是墨寫的謊言，無法掩蓋血寫的事實。  

社民黨新九評之七:關於統壹思想與言論自由

胡錦濤在2012年7月23日的講話，認為召開十八大就應該在黨內統壹思想。統壹思想這是中共學著蘇俄第三國際，歷來的政治口號，實際上這是壹個毫無科學理念的反動口號。這個口號的出現可能要追根求源到德國法西斯主義。希特勒的第三帝國主張要在全世界建成統壹的國家，當然要統壹的思想，統壹的領袖。中國國民黨在壹段相當長時間推出壹個國家、壹個領袖、壹個主義，這三個也必須統壹思想。毛澤東自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他對統壹思想是言必行，行必果。他用毛澤東思想來統壹全黨，他對思想的禁錮達到空前絕後的程度。英國早期啟蒙政治思想家孟德斯鳩曾說過，專製政體是用謊言與恐懼來統治人民。毛澤東這兩方面都做到前無古人，他對任何有思想言行的政治異己分子都采取格殺勿論的政策，不僅當事人受鎮壓，而且株連九族，使人民因恐懼而無任何思想自由。

從自然科學的觀點看來，人的思想是不能統壹的，因為人腦的思維是因人的閱歷，生理結構，智商高下，而千差萬別。不可能做到什麽統壹，世界上只有兩種人的思想是可以統壹的，這就是沒有生的人和已經死了的人。

思想的外在表現就是人們的言論、行為，而如果統壹思想就不可能有言論自由，因為統壹思想的政治口號是完全不實的，所以世界各國憲法都寫入言論自由的條款。為了統壹思想，中共歷來不惜控製言論自由，毛澤東的簡單做法就是學秦始皇的焚書坑儒。毛澤東認為秦始皇的坑儒人數太少了，他壹次反右運動就將有不同思想的知識分子整倒200多萬。毛澤東死後，中共仍然繼承了毛思想控製的做法，只是形式程度有所變化。新聞、出版、集會的監控，對政治異己的打壓、關押甚至殺害，仍沒有停止。隨著互聯網的出現，中國又出現了新的監控方式，就是動員數十萬警察專門從事網監，夜以繼日的監視著網絡上的壹舉壹動。中共這種控製思想的倒行逆施，也極大妨礙了中國人民的創造性和科學進步的能力，造成在國際競爭中處於落後於西方國家的局面。

也有人講，我們作為壹個政黨，在黨內同誌是要統壹思想的，因此黨員要與中央保持壹致，但歷史事實卻證明這種方式是不存在的。胡耀邦、趙紫陽任黨的最高領導時也說過要與中央保持壹致。但事實上，作為掌握槍桿子的鄧小平卻要求和他保持壹致，成了誰掌握軍權，黨員就必須和他保持壹致。

壹個槍指揮黨的黨軍化國家，能夠長治久安嗎，這種國家政權為政治野心家創造條件，也使軍隊內部日益腐敗。軍隊國家化作為世界上壹種普世價值也是用血的教訓換來的。僅從國家領導人自身的安危出發，也是軍隊國家化比較安全。  

社民黨新九評之八:關於依法治國和製度反腐

依法治國在當今世界也應該屬於人類的普世價值，壹些反對普世價值的中共黨內反動分子，盡管口頭上不承認普世價值，但沒有壹個人敢反對依法治國。但共產黨向來是靠欺騙、愚弄人民群眾起家的，中共繼承蘇共的衣缽，壹向是玩弄憲政民主，披著依法治國的外衣，行黨治國之實。1936年蘇聯憲法被稱為斯大林憲法，毛澤東則公開聲稱自己是無法無天。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盡管中國製定了不少法律，人大委員長吳邦國自吹已建成基本完整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但也就是這位吳委員長在吹噓依法治國時，發表五不搞的公然違憲言論。最高法院院長也胡說什麽三個至上，把憲法法律排到最後。黨的領導人的言論主要就是按照列寧所說，法是統治階級工具這壹理論出發，把國家法律作為玩弄於股掌上的黨的工具。古人雲，徒法不足以自行，沒有製度保障，那還不是壹紙空文。中國目前基本上還是以黨治國，距離法製現代化的真正法治國家差距甚遠。1982年製定壹部新憲法，1983年鄧小平卻下令嚴打刑事犯罪，用國家強製力，大規模運動式破壞法製。造成人間慘劇，冤假錯案。據法院內部負責人估計，第壹批嚴打的錯案率約20%，當時全國逮捕關押大約170萬人，冤假錯案約30多萬人。加上整個國家製度的缺失，近年來司法腐敗已無法收拾，司法人員的腐敗案件遠高於壹般企業、事業單位兩倍，司法的公信力喪失殆盡。

中共每次黨代會都大談反腐敗問題，但是越反越烈，真是到無權不貪、不可收拾的地步。根據中共直屬機構中紀委的調查報告，中共官員已經成為中國犯罪率最高的、最大的犯罪團夥，比中國平均犯罪率高出十壹倍。而歷數各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被抓捕判刑入獄的，遠有江青、張春橋等，近有陳希同、陳良宇、薄熙來等。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犯罪率，高達百分之九，成為全球各國政府中犯罪率最高的團體。究其根源，是國家製度存在著嚴重結構缺失所造成，壹黨專政，黨內權力高度集中，書記專權，作為國家的民意機構成了擺設，喪失監督製約的職能，這些，只要有壹點起碼政治常識的普通公民都看得清清楚楚。鄧小平在八十年代也曾講要對黨和國家製度進行改革。政治體製不改革，死路壹條，已經成為全民共識。當前的主要改革阻力是享有特殊待遇，既得利益的中共高層官員出於失去自己個人利益的恐慌，極力阻止改革的進行。不從製度上改革，腐敗問題只能導致國家動蕩，黨國滅亡。中東的茉莉花革命乃是前車之鑒。望中共十八大代表深思，引以為戒。

社民黨新九評之九:關於民主社會主義與憲政民主

什麽是民主社會主義？這是產生於19世紀初西歐工人運動，在空想社會主義基礎上逐步形成的社會主義理論。主要核心的價值觀就是承認資產階級、人權、自由、民主、憲政、普世價值的基礎上，從事工人階級和人民群眾的思想解放，在政治上通過議會製與普選製爭取公民的平等權，在經濟上限製資產階級雇傭勞動剝削的私有製，增進人民群眾的社會福利，爭取公民的經濟社會受益權。馬克思在成立第壹國際時曾把自己定位於社會主義的左翼，經過多年的社會實踐，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後期否定了通過暴力革命奪取政權的激進思想，承認憲政民主是工人革命的價值目標。有了憲政民主，工人階級才能獲得爭取全人類解放的武器，這就是政治自由、集會結社的自由和出版自由。到恩格斯指導下成立第二國際，更明確表示只有通過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才能實現社會主義。

由於列寧、斯大林利用馬克思主義旗號在蘇聯實行的專製社會主義以及毛澤東在中國搞的專製社會主義，大大敗壞了馬克思主義的聲譽。使馬克思主義真正變成了壹個政治幽靈，世人無不談虎色變，避之唯恐不及。

事實上,民主社會主義在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在西歐有了長足的發展。英國的工黨，德國的社會民主黨，法國的社會黨，都大展宏圖多次登上執政的舞臺，創造出良好的政績。中國的毛式專製社會主義和鄧小平開創的權貴資本主義卻已經走到了歷史的盡頭，社會矛盾的積累，已經預示著中國共產黨走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黨內壹些有識之士，都紛紛提出盡快進行政治體製改革，對癥下藥，回歸到正版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行社會民主主義。如果中共施行這個路線和方針，或許還有壹線生機。

胡耀邦、趙紫陽的正版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社會民主主義的初級形式，它的最基本理念是：堅持市場經濟，充分發揮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的魔力，促使經濟快速發展，同時又註意限製市場的破壞性。加強國家的調控，反對壟斷，保護競爭，禁止資源過度開發，保證經濟可持續發展。治理環境汙染，為了人類生存創造良好空間。增加科技投入，不斷加大科技在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中所占的比重。創造更多的勞動崗位，施行充分就業的勞動政策，強調分配公正，對勞動群眾生活水準維持在壹個相對穩定的基礎上，避免少數低收入群體的社會成員陷入貧困絕境。

正版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認為，國家屬於包括各個階級在內的全民族，國家政權也應當屬於全體國民，而不應當只屬於某壹個階層、階級，某壹個政黨或某壹個團體。由於現實社會還存在著不同的階層以及各種各樣的利益集團，社會上自然應有不同的政黨存在。反對任何政黨用國家暴力維護自己的政權或鞏固執政黨的專製地位。任何政黨其中包括工人階級政黨取得國家政權必須要經過全面投票選舉認可，只有這樣的政權才具有合法性。以選票取代鬥爭，以改良取代革命。軍隊屬於國家，任何政黨和團體都不可以擁有軍隊並利用軍隊幹預國家行政和司法管理。

中國理論界重量級人物，曾任人民大學校長的謝韜就曾大聲疾呼，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他講的救中國確切的說是救中國共產黨，當然間接地救中國人民免受社會劇烈動蕩帶來的災禍。

要在中國實現民主社會主義，決不是壹撮而就的事，也不是壹場忽悠人民的政治秀，要真正做到以人為本，建立和諧社會，首先要開放言論自由，其次清理歷史遺留問題，再次開放黨禁報禁，釋放壹切政治犯、宗教犯、良心犯。在黨內和國家實行公權力製衡為目地的政治製度，讓憲法所規定的人民民主權利落到實處。在製度創新的基礎上修改憲法，實行公民的普選權，真正做到還政於民。

從蘇共的歷史和中共的歷史來分析，政治體製改革意味著壹個國家權力結構的轉型，決非壹帆風順，是會遇到各種困難和阻力。蘇共從1956年的二十次代表大會開始到90年代初完成國家體製的轉型，用了三十五年的時間。中共從十壹屆三中全會決議改革後，也用了三十三年了，時間對中共已經日趨緊迫。我們希望十八大選出的新壹屆領導班子要吸取前面幾屆領導班子的教訓，在政治體製改革上切不可前倨而後恭。上臺時由於畏懼毛左的壓力，去向毛朝聖，為自己招魂壯膽。下臺時又因畏懼歷史的審判，而故作姿態，搞點塗脂抹粉的化妝術。但正如美國已故總統林肯所說，妳可能在壹定時間，欺騙某壹些人，但是不可能在整個歷史中欺騙所有的人。

十八大是胡錦濤的謝幕式，也是下壹屆領導班子的登臺式。是在掌聲中，還是在噓聲中下臺，這對每壹個登上歷史舞臺的中共領導成員，都將是不可回避的留影。但，機會轉瞬即逝，切莫留下千古遺恨。

中國社會民主黨認為：中共舉行十八大應該以中共十三大思想理論為基礎，超越十三大會議的決議和路線，真正回歸正版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全面進行政治改革。如果中共十八大思想路線不能超越十三大，中共就不是真正的政治改革，就無法擺脫自我毀滅的道路。中國人民也就無法得到真正的民主自由，中華民族也就無法真正的復興。

建立憲政民主共和國，是中國歷史上的壹場大劇，其氣勢恢宏，跌宕起伏，悲壯劇烈，可歌可泣。中共的歷史僅是其中短暫的幾集，最終將是人民大眾登臺謝幕的大結局。讓我們滿懷信心和喜悅，為這個文明的大結局的來臨，熱烈鼓掌歡呼！

在這裏，我們借用孟浩然的兩句詩，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羊公碑尚在，讀罷淚沾襟，歷史的豐碑將永遠銘刻在人民心中，此警句當與諸君共勉之。

馬克思主義與共產極權主義的區別

作者 應克復 寫於 二零一六年

《人民日報》理論版曾發表壹篇「熱點辨析」，題為《牢牢把握馬克思主義新聞觀這個「定盤星」》，副標題是「走出西方新聞觀的迷思」。讀罷全文，不禁啞然失笑，我的天！這明明是反馬克思主義的新聞觀，哪裏有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味道？作者自己深陷於東方專製主義新聞觀的迷思，卻想讓讀者「走出西方新聞觀的迷思」，豈不太滑稽了？





同壹版面還有壹篇題為《深刻把握正面引導與輿論監督的辯證統壹》的文章，也再三強調「堅持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用馬克思主義新聞觀來指導」。看來，如何認識馬克思主義新聞觀，還真是需要好好「辨析」壹下。





前壹篇文章的作者說：「要做好新聞輿論工作，必須牢牢堅持馬克思主義新聞觀，自覺抵製西方新聞觀的影響。」那麽，什麽是「必須牢牢堅持的馬克思主義新聞觀」？什麽是要「自覺抵製的西方新聞觀」呢？





作者在以「從理論上深刻認識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為小題的壹節裏說：「黨的新聞輿論媒體的所有工作，都要體現黨的意誌、反映黨的主張，維護黨的權威、維護黨的團結，做到愛黨、護黨、為黨。」並且認為「這是對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豐富和發展」。原來，作者是把「媒體姓黨」歸之為「對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豐富和發展」！他還進壹步解釋：「在黨的新聞輿論工作中，以喉舌觀、黨性觀、真實觀、效益觀、職業道德觀等為基本內容的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是做好新聞輿論工作的基本遵循。」這就是作者「從理論上深刻認識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成果！





那麽，什麽是西方新聞觀呢？作者批判某些新聞工作者認為「只有西方新聞觀才能保證新聞自由和客觀中立」，並且指出：「西方媒體的新聞自由和客觀中立只是他們自己標榜的」，其實不過是在「兜售西方價值觀」罷了。在這裏，作者羞羞答答地把「西方新聞觀」概括為「新聞自由和客觀中立」，似乎是表現出某種不得已的表達困窘。因為他既不能肯定、承認作為新聞觀的「新聞自由和客觀中立」，又不敢否定、批判它，於是便用「只是他們自己標榜的」來掩蓋理論上的難言之隱，真難為他了！





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最本質的特征，恰恰是被這位作者稱為「西方新聞觀」的新聞自由。這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第1卷第壹、三兩篇文章中，說得非常清楚。馬克思在那兩篇文章裏談的是出版自由。書報的出版自由當然包括新聞自由，就像我們憲法第三十五條裏的出版自由包括新聞自由壹樣。





在那兩篇文章裏，馬克思認為：「自由是全部精神存在的類的本質」，出版物則是「精神的最自由的表現」， 「自由出版物的實質，是自由所具有的英勇的、理性的、道德的本質」。 「出版物是歷史人民精神的英勇喉舌和它的公開表露」，「出版物是個人表現其精神存在的最普遍的方法。它不知道尊重個別人，它只知道尊重理性。」馬克思還指出「自由出版物的人民性」，認為 「出版自由是壹種迫切的需要」，「沒有出版自由，其他壹切自由都是泡影」。





馬克思認為「書報檢查製度是反對人類成熟的壹種最現實的工具」。他抨擊普魯士的書報檢查令「哪裏還存在出版自由，它就剝奪這種自由」。「書報檢查製度存在的事實就推翻了出版自由」。他諷刺道：「凡是政府的命令都是真理」，「政府的理智是國家的唯壹理性」。他還生動地形容說：「每壹滴露水在太陽的照耀下都閃耀著無窮無盡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陽，無論它照耀著多少個體，無論它照耀著什麽事物，卻只準產生壹種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所以，他主張取消書報檢查製度：「治療書報檢查製度的真正而根本的辦法，就是廢除書報檢查製度，因為這種製度本身是壹無用處的，可是它卻比人還要威風。」





馬克思強調出版法對於出版自由的重大意義。他說：「出版法就是出版自由在立法上的認可。」「出版法是真正的法律，因為它反映自由的肯定存在。」「沒有關於出版的立法就是從法律自由領域中取消出版自由。」





馬克思譴責普魯士當局對出版物的控製。他說：「出版自由絕不是妳們從同輩中拼湊壹批官方作家就可以取得的。」他在評論普魯士的書報檢察官時說：「國家總是盲目地挑選最無能的人去擔任最艱巨的職務」，並且像舊時代那樣，「只讓宮廷醜角享有思考和述說真理的權利」。請看，這不就是對當代中國新聞出版領域的惟妙惟肖的描畫嗎？





由以上所引的馬克思關於出版自由的論述可知，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最基本的涵義，應該就是堅持新聞自由，反對書報檢查。而那位作者卻把「愛黨、護黨、為黨」看作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或者，至少是「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豐富和發展」。他居然能把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新聞自由，「豐富和發展」成「愛黨、護黨、為黨」，成為「媒體姓黨」的神主牌。不知道這是出於他對個人利益選擇的大膽，還是由於理論的蒙昧與無知？





《人民日報》19日的這兩位作者都強調要堅持馬克思主義新聞觀，但他們所理解的馬克思主義新聞觀，卻同馬克思所主張的新聞自由背道而馳。把馬克思主義新聞觀解釋為「體現黨的意誌，反映黨的主張，維護黨中央權威，維護黨的團結，做到愛黨、護黨、為黨」，或者，簡化為「媒體姓黨」，決不是「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豐富和發展」，相反是對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背叛與汙辱。





如果真的要堅持馬克思主義新聞觀，就應該拋棄「媒體姓黨」、「愛黨、護黨、為黨」壹類非馬克思主義、甚至是反馬克思主義的新聞觀，高舉新聞自由的旗幟，落實憲法第三十五條的出版自由，開放報禁書禁，取締書報檢查製度，起草、頒布保證新聞自由的《新聞法》、《出版法》，徹底改變像馬克思所說那樣「只準產生壹種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的文化專製主義、新聞專製主義。這是中華民族的希望所在，社會健康發展的希望所在，不知道當政者是否能看清這裏面的是非利害？

幾十年來，專政問題——無產階級專政也好，人民民主專政也好，壹直是壹個似乎十分明確、實則十分混亂的問題。它在理論上始終處於蒙昧狀態，實踐中帶給社會無窮的災難。我在2014年11月所寫的關於意識形態的第四、五兩篇文章裏，分別對無產階級專政和人民民主專政作了分析。壹年多來，我繼續思考這個問題，頗有心得，覺得有必要從另壹角度進壹步探討，現在試加論述，也許有助於澄清在專政問題上的思想混亂。





馬克思恩格斯是從縱的維度、歷史的維度考察專政問題的，思想來源於古羅馬的狄克推多傳統，列寧、斯大林、毛澤東則從橫的維度、社會的維度闡述這個問題，表面上來源於馬克思，實際上分別來源於沙俄和我國的專製傳統。因此，盡管他們用的都是「無產階級專政」這個名詞，但形成這壹概念的歷史淵源和社會基礎卻大不相同，兩者的基本涵義，甚至可以說是南轅北轍，互不相容。而在意識形態領域，多少年來，人們卻把它們混為壹談，認為後者是前者的繼承和發展，造成極大的理論混亂，現在應該是徹底加以清理的時候了。





（壹）馬克思恩格斯專政觀的來源





馬克思恩格斯的專政觀來源於羅馬共和國的狄克推多製度，即獨裁製度，也就是專政製度。我在《人民民主專政》的「試析『專政』」壹節裏，曾經簡要介紹過羅馬的這個製度，現在照錄於下：





「公元前的羅馬共和國曾經實行過民主的專政，當共和國面臨外敵入侵或重大危機時，國家就賦予最高執政官或保民官以絕對的權力。他有權中止法律，頒布臨時法令，可以調動和指揮軍隊，成為狄克推多，即獨裁者。但這種獨裁專政是建立在民主的基礎上的。首先，執政官擔任狄克推多的權力是法律賦予的；其次，執政官是根據法律規定的條件，由百人團會議民主推選的；第三，專政的時間以六個月為限，六個月之後，狄克推多就要交還絕對權力，作為執政官仍然受元老院的節製。據有的西方學者統計，這種專政同民主和法治密切聯系的政治製度，在羅馬共和國實行了三百多年，有過九十多次這樣的專政。」





可見，古羅馬的專政具有四個特點：1、由法律規範；2、狄克推多是由當時的最高權力機構民主推選的；3、獨裁者掌握全部國家權力；4、有嚴格的時間限製，只能獨裁六個月。這種專政形式既然在羅馬有三百多年的歷史，實行過九十多次，那麽，對於歐洲必然會留下深刻的影響，特別是經過文藝復興，古希臘和羅馬的藝術和學術思想重新得到重視，專政的概念也開始出現在後人的理論和實踐中。據王宏周先生在壹篇文章裏介紹，「直到十八世紀中葉，盧梭在論述專政問題還仍然是以羅馬共和國作例子的。」他還指出：法國大革命期間，「吉倫特派和雅各賓派互相責難對方渴望實行專政」。「從歷史資料看，最先贊揚專政有積極意義的是雅各賓主義者，特別是聖鞠斯特和馬拉特，他們認為『所有的革命都需要有壹個專政者以武力挽救國家』」。（註1）由此可見古羅馬的專政對近代歐洲的影響，馬克思恩格斯關於專政的觀念，無疑同這個歷史淵源有關。所以，馬克思恩格斯的專政理念，是建立在法治和民主基礎上、而且有壹定期限的專政。也正因為如此，「西方的馬克思主義者對於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能夠從專政同民主和法治相容的角度來理解。考茨基說：『我們除了把無產階級專政了解為無產階級在民主基礎上的統治以外，不能作其他的了解。』」





（二）從支持資產階級專政到提出無產階級專政





歐洲在1848年爆發遍及許多國家的資產階級革命，馬克思恩格斯正是通過對德國革命和法國革命的考察，提出他們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





1948年3月18日，在法國二月革命的影響下，柏林民眾聚集在皇宮前廣場上，向國王肺特力•威廉四世請願，遭到鎮壓後，很快就轉為起義，發生了流血的巷戰。柏林工人和手工業者的流血犧牲，換來了資產階級革命的勝利。威廉四世被迫於3月29日任命以工廠主康普豪森為首的內閣。5月18日，在法蘭克福的保羅教堂，召開了經過二次投票、普選產生的國民議會。這無疑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重大政治成果，但無論是康普豪森內閣，還是國民議會，都采取了對舊製度妥協的措施，缺乏應有的革命精神。康普豪森5月30日在國民議會演說時明確表示：新政府是「在現存製度和它所提供的合法道路的基礎上實現向新製度的過渡」，並且宣稱：「政府沒有專政，它也不可能實行專政，它不願意實行專政。」(註2) 繼他之後的漢澤曼內閣，也推行向舊製度屈服的政策，結果內閣被封建勢力奪取（國王任命他的叔叔組閣），國民議會最後也被解散。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4月到德國，，創辦了《新萊茵報》，在這份報紙存在的半年時間裏（6月—11月），他們分別寫了119篇文章，對歐洲局勢，包括德國、法國、意大利、波蘭、捷克、比利時等國的革命形勢，進行了廣泛的評述和分析，熱烈地贊頌這些國家人民大眾的革命熱情。據西方學者統計，在這些文章裏，他們曾21次提到「專政」壹詞，多數是對於反動勢力實行專政的批判。特別值得註意的是，他們譴責德國康普豪森內閣和國民議會背叛人民的利益，批評他們沒有奪取全部權力，實行專政，以致封建勢力順利復辟，資產階級革命功敗垂成。恩格斯在壹篇文章裏說：「國民議會現在就應該把全國的壹切國家權力統壹於自身。」「國民議會本來應該處處以專政的辦法反對腐朽政府的反動企圖。」「如果它不建立任何中央政權，那它就等於自動辭職。」（註3）馬克思也批判康普豪森內閣「給反革命穿上他那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服裝」（註4）。他從德國資產階級革命的失敗中得出結論：「在革命之後，任何臨時性的國家機構都需要專政，並且需要強有力的專政。」接著還說：「我們壹開始就指責康普豪森沒有實行專政，指責他沒有馬上粉碎和清除舊製度的殘余。」（註5）





馬克思恩格斯都為德國資產階級沒有在革命勝利後實行專政而感到惋惜。他們說的專政當然是資產階級專政，而不是無產階級專政。他們雖然譴責法國鎮壓六月起義的卡芬雅克的資產階級專政，但面對德國資產階級革命的屈從封建勢力，他們卻是資產階級專政的主張者。為什麽他們主張資產階級專政呢？因為在他們的源自羅馬共和國的專政觀裏，壹方面，資產階級革命後實行專政，鏟除封建勢力，符合於人民的利益，符合於歷史發展的進步趨勢；另壹方面，專政是建立在民主和法治基礎上的，它服從於革命勝利後的臨時任務，即撲滅反革命的封建勢力，「粉碎和清除舊製度的殘余」，壹旦這個任務完成，專政就隨之取消。





馬克思恩格斯正是從德法兩國資產階級在革命勝利後沒有實行專政，以致封建勢力得以很快復辟，感悟到無產階級專政的重大意義的。這在馬克思1850年為總結法國革命而寫的《1848年至19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壹書裏，有了進壹步的論述。





1848年2月22日，法國爆發了由資產階級共和派和小資產階級激進民主派領導的民主革命，國王路易•肺力普於24日逃出巴黎，壹個由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代表組成的臨時政府宣告成立，法蘭西成為統壹的完全的共和國，是為第二共和國。5月4日，召開了主要由資產階級共和派組成的立憲會議。新政府沒有致力於清除封建勢力，卻采取壹些不利於民眾的政策。5月15日，無政府主義者布朗基領導巴黎民眾沖擊立憲會議，被軍隊驅散。6月22日，立憲會議下令解散建立未久、有十壹萬多工人的國立工場，激起工人暴動。經過4天的武裝對峙，26日，起義的工人遭到軍隊的殘酷鎮壓。12月10日，取代立憲會議的立法會議，選舉拿破侖的侄子路易•拿破侖•波拿巴特為第二共和國的總統。在由750名議員組成的立法會議裏，小資產階級民主派有180個代表。他們為抗議路易•拿破侖的政策，在1849年6月13日舉行了有3萬人參加的示威遊行，被軍隊驅散，民主派從此壹蹶不振。但資產階級共和派同路易•拿破侖的關系也漸趨緊張。因立法會議拒絕修改總統不得連選連任的憲法，路易•拿破侖於1851年12月2日夜裏逮捕共和派的頭面人物，接著解散立法會議。共和派發動的起義，被路易•拿破侖的軍隊所鎮壓。壹年之後，奪取了全部國家權力的路易•拿破侖宣布自己是法國皇帝，自稱「拿破侖第三」。





法國在這幾年裏的激烈動蕩，成為馬克思恩格斯提出無產階級專政的直接來源。在《1848年至19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中，馬克思認為，二月革命產生的臨時政府，「只能是各個不同階級間的妥協。」由於法國的工業尚不發達，法國工人階級當時「還沒有能力實現自己的革命」。「臨時政府在它整個存在的時期都是在不斷對無產階級的要求進行鬥爭的。」巴黎工人的六月起義遭到血腥鎮壓的事實表明，無產階級「要在資產階級共和國範圍內稍許改善壹下自己的處境都只是壹種空想。」因此，必須提出壹個「大膽的革命戰鬥口號」，這就是「推翻資產階級，工人階級專政！」馬克思在分析各種政治力量和各種社會主義時指出，能在理論上代表無產階級的，只有以「宣布不間斷革命」、「實現無產階級專政」、「根本消滅階級差別」為主要內容的革命社會主義。（註6）





（三）馬克思恩格斯的專政觀





馬克思在1852年3月5日給好友魏德曼的信中，對無產階級專政作了比較完整的論述：「至於講到我，無論是發現現代社會中有階級存在或發現各階級間的鬥爭，都不是我的功勞。在我以前很久，資產階級的歷史學家就已經敘述過階級鬥爭的歷史發展，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也已對各個階級作過經濟上的分析。我的新貢獻就是證明了下列幾點：（1）階級的存在僅僅同生產發展的壹定歷史階段相聯系；（2）階級鬥爭必然要導致無產階級專政；（3）這個專政不過是達到消滅壹切階級和進入無階級社會的過渡。」（註7）這裏的第二點，指的是階級鬥爭的結果，必然是無產階級取得最後勝利，並掌握全部國家權力，無產階級專政是階級鬥爭的最高形式。第三點說的是無產階級將利用這個權力來消滅階級，實現從階級社會到無階級社會的過渡。在這裏，「不過」壹詞包括有「全部」、「唯壹」的含義。就是說無產階級專政是消滅階級、從階級社會向無階級社會過渡的唯壹手段，反過來說，要消滅階級、向無階級社會過渡，只有通過無產階級專政。消滅階級，當然就意味著消滅階級鬥爭，同時使無產階級專政不再必要。所以，無產階級專政也是階級鬥爭的最後階段。





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所載文章來看，在馬克思給魏德曼寫信談到無產階級專政之後，將近二十年，馬克思恩格斯都沒有再談到無產階級專政。1871年的巴黎公社再次引起他們對無產階級專政的註意，從1871年到1875年，在他們的講演和文章裏，有5次提到無產階級專政。接著，又是15年沒有提及無產階級專政。1883年馬克思去世後，恩格斯在1890年至1893年間，曾在3篇文章裏5次談到無產階級專政。





在這些論述無產階級專政的文章裏，馬克思恩格斯進壹步闡明了他們的觀點。





首先，提出消滅階級的具體途徑。馬克思1871年9月在紀念國際成立七周年大會上講話時說：「通過把勞動資料轉交給生產者的辦法，消滅現存的壓迫條件，從而迫使每壹個適合於工作的人為保證自己的生存而工作。這樣，我們就會消滅階級統治和階級壓迫的唯壹的基礎。但是必須先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才有可能實現這種變革，而無產階級專政的首要條件就是無產階級的軍隊。」（註8）這就是說，無產階級將建立自己的武裝力量，並憑借這個武裝力量，剝奪剝削者的生產資料，「把勞動資料轉交給生產者」，使所有「適合於工作的人」，包括原來的資本家，都成為平等的勞動者。這樣壹來，當然就沒有階級了。





其次，「消滅壹切階級和進入無階級社會的過渡」將是壹個短暫的過程。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裏曾指出「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壹個從前者變為後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壹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註9）這個「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的「過渡時期」，在他看來，也不是壹個漫長的歷史階段，因為過渡時期的任務，就是「把勞動資料轉交給生產者」，從而消滅階級。這個任務壹旦完成，過渡時期也就結束了。





第三，在消滅階級的同時，也消滅自己的階級統治，即消滅國家。早在1847年，馬克思就在他的《哲學的貧困》壹書裏談到：「工人階級在發展進程中將創造壹個消除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聯合體來代替舊的資產階級社會，從此不會再有任何原來意義的政權了。」（註10）1850年6月，馬克思針對《新德意誌報》責備他「維護了工人階級的統治和專政」，發表了致該報的聲明，指出他在「1848年二月革命之前發表的」《共產黨宣言》裏，就已經表明，無產階級在「運用暴力消滅舊的生產關系」的同時，「就消滅階級對立存在的條件，就根本消滅壹切階級，從而也就消滅它自己這個階級的統治。」（註11）恩格斯在1872年寫的《論住宅問題》裏說：「德國科學社會主義的觀點，即關於無產階級必須采取政治行動，必須實行專政以過渡到廢除階級並和階級壹起廢除國家的觀點，這種觀點在《共產黨宣言》中已經申述過並且以後又重述過無數次。」（註12）在1893年為馬克思的《法蘭西內戰》所作的導言裏，恩格斯更是明確地說明：「國家無非是壹個階級鎮壓另壹個階級的機器……國家最多也不過是無產階級在爭取階級統治的鬥爭勝利以後所繼承下來的壹個禍害，勝利了的無產階級也將同公社壹樣，不得不立即盡量除去這個禍害的最壞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會條件下成長起來的壹代能夠把這全部國家廢物完全拋掉為止。」（註13）





第四，在馬克思恩格斯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裏，強調的是階級專政，而反對個人專政。這特別表現在他們對布朗基主義者的專政觀的批評上。恩格斯在1874年寫的《流亡者文獻》第二篇《公社的布朗基派流亡者的綱領》裏指出：布朗基主張的起義成功以後實行的專政，「不是整個革命階級即無產階級的專政，而是那些實行了變革的少數人的專政，而這些人又事先服從於壹個人或者幾個人的專政。」就像1848年他和馬克思都主張德國資產階級的國民議會應當掌握全部政治權力，實行專政壹樣，恩格斯在《1891年社會民主黨綱領草案》中，繼提出「民主共和國甚至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特殊形式」之後，要求將「把壹切政治權力集中於人民代議機關之手」寫進社會民主黨的綱領。（註14）可見，他們認為實現無產階級專政的，應該是人民代議機關，而不是任何個人或少數人的任何集團。





第五，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壹書的初稿裏指出：「公社並不取消階級鬥爭，……但是，公社提供合理的環境，使階級鬥爭能夠以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經歷它的幾個不同階段。」（註15）我在前面分析馬克思致魏德曼的信時已經指出，在馬克思的專政觀裏，無產階級專政是階級鬥爭的最高形式和最後階段。因此，取得統治的無產階級，必將「提供合理的環境」，「以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實現無產階級專政。這就是說，無產階級專政雖然以武裝力量為後盾，但采取的方式，卻應是「最合理、最人道」的，換句話說，應該是通過法律的規範，采取合法的、民主的，也就是和平的、非暴力的方式。





根據以上馬克思恩格斯談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過程，他們論及這個問題，集中在三個時期，分別間隔19年、15年。前兩個時期談論無產階級專政，是分別從法德兩國的資產階級革命和巴黎公社的經驗教訓出發而談的；恩格斯在後壹時期重提無產階級專政，是因為德國民主黨內外有人反對無產階級專政。所以，他們每次談到無產階級專政，都有著明確的針對性，指的是革命勝利後需要采取的措施，就像古羅馬的狄克推多所做的那樣，而不是必須建立的政治製度。考茨基在1918年出版的《無產階級專政》壹書中指出：馬克思說的無產階級專政，「指的不是壹種政體，而是指壹種在無產階級奪得政權的任何地方都必然要出現的狀態」，是在局勢已平靜時就應該讓位給民主的權宜措施。（註16）列寧後來在《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壹文中，曾批判考茨基的這壹說法。但我認為，考茨基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解，比起列寧的認識，更符合於馬克思的原意。





（四）列寧的專政觀





列寧和毛澤東都生活在東方專製主義國家，沒有經歷過像西歐的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那樣的革命運動，沙皇和中華帝國的封建專製傳統，對他們浸染極深。因此，他們不可能正確理解馬克思恩格斯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只能從封建專製主義的角度來解讀無產階級專政。





歷史地考察列寧的專政觀，我們不難發現，他早期主張的是「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這是同1903年俄國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通過的黨綱相壹致的。那個黨綱規定，黨的最低綱領是「推翻沙皇專製製度，建立民主共和製度」。所以，列寧提出「臨時革命政府不外是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只有建立起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才是民主革命的徹底勝利。」「當革命已成為事實，而且連革命的勝利也成為事實的時候，我們就會用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專政，即完全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口號來『代替』民主專政的口號。」（註17）





列寧壹方面繼承馬克思恩格斯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認為「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階級鬥爭在新形式下的繼續。」（註18）無產階級專政的主要任務是消滅階級，「沒有無產階級這壹被壓迫階級的專政，便不能消滅階級。」「無產階級專政是……消滅階級的唯壹方法。」（註19）但另壹方面，又對無產階級專政作出違反馬克思的原意的解釋。





首先，他認為無產階級專政是長期的鬥爭。他指出：資產階級由於被推翻而「兇猛十倍」，而且因為「習慣的力量，小生產的力量」而更加強大，因此，必須「進行長期的、頑強的、拼命的、殊死的戰爭」，才能「戰勝資產階級」。他還認為，消滅階級「意味著要消滅小商品生產者」，「這只有通過很長期、很緩慢、很謹慎的組織工作才能做到。」(註20)





其次，他賦予專政以殘酷、血腥的、外在於法律的涵義。他認為：「專政的科學概念無非是不受任何限製的、絕對不受任何法律或規律拘束而直接憑借暴力的政權。」「專政是壹個重大的、殘酷的、血腥的字眼，這樣的字眼表示出兩個階級、兩個世界、兩個歷史時代的妳死我活的無情鬥爭。」「專政，這是壹個殘酷的、嚴峻的、血腥的、痛苦的字眼，這樣的字眼是不能隨便亂講的。」（註21）





第三，他無限擴大無產階級專政的內涵。他說：「無產階級專政是對舊社會的勢力和傳統進行的頑強鬥爭，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軍事的和經濟的，教育的和行政的鬥爭。」（註22）「專政固然非有暴力不可，但它不只是暴力，而且是比先進的組織更高效的勞動組織。」他在談到「無產階級專政對我們說來具有了新的意義」時還說：「要無產階級起壹個組織者的作用」，要善於「組織經濟」，「組織工業」，「給農民精神上的影響」（註23）





第四，他把階級專政解釋成為壹黨專政、領袖獨裁。他在執政未久的1920年所寫的小冊子《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裏，批評德國共產黨內有人把階級專政同黨的專政對立起來，他說：「群眾是劃分為階級的，……階級通常是由政黨來領導的；政黨通常是由比較穩固的集團來主持的，而這個集團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被選出來擔任最重要職務而稱為領袖的人們組成的。」（註24）這就是有名的四段公式：群眾專政——階級專政——政黨專政——領袖專政的由來。





第五，在以上認識的基礎上，列寧把無產階級專政上升為國家性質，國家製度。他在《國家與革命》裏寫道：「在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時期，……必然是階級鬥爭空前殘酷、階級鬥爭形式空前尖銳的時期，因而這個時期的國家就必須是新型的民主國家（對無產者和壹般窮人是民主的）和新興的專政國家（對資產階級是專政的）。」（註25） 在這裏，他不但把無產階級專政說成是壹種國家性質，而且賦予無產階級專政以新的內涵，成為後來毛澤東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對人民民主，對敵人專政」的理論根據。





（五）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的專政觀





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之初就全盤接受列寧和蘇聯共產黨的理論主張，包括無產階級專政在內。在第壹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綱領》裏，「本黨綱領」的第二條就是「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直到階級鬥爭結束，即直到消滅社會的階級區分。」（註26）但關於專政的說法，此後有壹個變化的過程，這大概是同共產國際的指導有關。1928年的六七月間，在莫斯科召開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通過的《政治決議案》指出，中國的社會性質仍然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黨的總任務是「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實行土地革命，建立工農民主專政」。（註27）1934年1月通過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就宣稱當時的蘇區是「中華蘇維埃所建設的，是工人和農民的民主專政國家」(註28) 1936年9月，中共中央發布《關於抗日救亡運動的新形勢與民主共和國的決議》，提出「民主共和國」的口號，取代「工農民主專政」（註29）毛澤東在1939年冬季所寫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裏，首次提出新民主主義，並且指出新民主主義革命所要造成的，是「各革命階級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統壹戰線的專政」。接著，他在1940年1月的《新民主主義論》裏，全面地論述了新民主主義的理論和政策，把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國體」，規定為「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註30）在1948年的中共中央九月會議上，毛澤東進壹步明確指出：「我們政權的階級性是這樣：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但不僅僅是工農，還有資產階級民主分子參加的人民民主專政。」（註31）接著，他在為新華社寫的壹九四九年新年獻詞《將革命進行到底》裏，向全國人民宣布，將「在全國範圍內建立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主體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共和國。」（註32） 同年「七壹」前夕，毛澤東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全面地論述了人民民主專政的理論內涵。他說：「對人民內部的民主方面和對反動派的專政方面，互相結合起來，就是人民民主專政。」「總結我們的經驗，集中到壹點，就是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註33） 這個論述迄今為止已成為中國共產黨人專政觀的基本內涵，壹是對人民民主，對敵人專政，二是必須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三是成為長期的國家製度。《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第壹條，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這也就是說，從1954年製訂憲法算起，人民民主專政作為國家的基本製度，已經有62年的歷史了，相對於羅馬共和國的為期不超過6個月的專政，已有124倍之多，不知道它還要實行多久？





從形式上看，人民民主專政同無產階級專政似乎有著根本性的差異，但是，在毛澤東的理論認識和思想指導上，卻不存在實質性的區別，最多也只有策略上的意義。早在1949年2月初，毛澤東就對來中國訪問的米高揚說：「這個人民民主專政，究其實質是無產階級專政。」（註34）1953年毛澤東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當時黨內就傳達「人民民主專政實質上是無產階級專政」。但1954年製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依然肯定我國是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文革期間兩次修訂的憲法，都把人民民主專政改為無產階級專政。1979年3月鄧小平發表題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提出的也是「我們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在1980年12月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他又談到「人民民主專政即無產階級專政」，並且說明：人民民主專政「實質上也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但是人民民主專政的提法更適合於我們的國情。」（註35）





（六）理論的困境和實踐的謬誤





從馬克思恩格斯所處時代的社會背景來看，由古羅馬的三百多年專政歷史引申出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有它的必然性。壹方面，經歷資本原始積累時期的無產階級，處於被剝削被壓迫的水深火熱之中，激起許多仁人誌士為尋求消除階級對立、建立平等社會而嘔心瀝血，上下求索，從歷史上探尋有益的經驗教訓；另壹方面，法國大革命及此後幾十年的歐洲大陸，反封建反專製的革命風雲激蕩，高潮此起彼伏，無產階級投身於歷次革命，為革新社會流血犧牲，但最終卻仍然壹無所有。這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背景和和歷史根源。可是，他們誤判了當時的階級格局和階級鬥爭的發展前景。在他們的觀念裏，交織著作為思想家的出於理性的深思熟慮的理論判斷，和作為革命家的出於感性的鬥爭狂熱與壹廂情願。如果說，古羅馬的專政經驗和無產階級的悲慘處境，構成他們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客觀來源的話，那麽，他們的這種既矛盾又統壹的復雜思想，就是產生這個理論的主觀因素。





隨著社會的發展和政治形勢的變化，馬克思恩格斯壹生都在不斷地修正自己的理論成果，他們雖然始終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但這個理論本身卻已隨著其他理論的轉變而逐漸喪失其理論意義。馬克思在《資本論》裏從股份製改變著資本的性質，使資本由私人資本轉化為社會資本，判定股份製是由資本主義轉向新生產方式的過渡形式，這就意味著消滅階級可以通過和平的方式，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生產關系的逐漸變化而實現，用不著無產階級專政。從政治形勢的發展來說，馬克思逝世後，恩格斯從德國社會民主黨在議會選舉中取得壹次又壹次的進展中，看到無產階級通過選舉和平獲取政權的可能性，甚至可以利用原來的國家機器，而不必立即摧毀它。恩格斯在1895年3月所寫的《卡•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壹書導言》裏承認：「歷史表明我們也曾經錯了，我們當時所持的觀點只是壹個幻想。歷史做的還要更多：它不僅消除了我們當時的迷誤，並且還完全改變了無產階級進行鬥爭的條件，1848年的鬥爭方法，今天在壹切方面都已經陳舊了，這壹點是值得在這裏較仔細地加以研究的。」（註36）





淵源於西方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在西方已經逐漸沒落，恩格斯生前最後重提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因為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內外都有人不贊成這個理論。但是，這個理論在仍然彌漫著封建專製主義的東方，在沙皇俄國和中華民國，卻有死灰復燃之勢。這是因為，東方國家的許多有誌之士，都苦於社會的不平等，努力探尋解救之道。包括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在內的馬克思主義，向他們展示出嶄新的魅力。壹方面，處在不平等的階級社會裏，所有被剝削被壓迫的廣大人民群眾所受的苦難，都帶有壹定的共同性，所以，以解放全人類為己任的馬克思主義，能夠給東方的革命者帶來新的啟迪。但另壹方面，由於封建專製主義的長期熏染，東方國家的各民族各階級，包括最先進的知識分子在內，無不深受其影響。因而，他們在理解、接受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必不可免地以東方的封建專製主義的思維方式來讀取，並加以實踐。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則因為它更適合於加強專製統治的需要，而被這些為奪取政權而鬥爭的革命者所鐘愛。所以，西方的馬克思主義，特別是它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被註入了東方封建專製主義的靈魂而得以復活。結果，在蘇聯和東歐各國，在中國和朝鮮、越南，都給人們帶來無窮的災難。





考察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歷史，我們不難發現：它在馬克思恩格斯的時代，始終停留在理論領域，是壹個幻想，壹個神話，是意識形態的烏托邦；在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的時代，卻被用於實踐，成為戕害民族的毒物，屠殺生命的利器，成為專製統治的神主牌。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旗幟下，專製統治揚威肆虐，數以億計的生靈死於非命。遺憾的是，迄今為止，人們對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上的是非和實踐中的得失，沒有反思，沒有研究，沒有討論，依然處於混噸的蒙昧狀態，甚至列為必須堅持的基本原則，拜倒在這個理論圖騰面前。這種不利於社會健康發展的現象，不應該再繼續下去了。





為了澄清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是非和實踐得失，應該打開禁錮，對這個曾經在人類社會的思想史上留下明顯痕跡、給許多國家帶來深重災難的理論偶像，進行全面的反思和深入的研究，從中得出有益的教訓，以消除它的影響。特別是執政者，應當拋棄對人民民主專政即無產階級專政的迷戀，認清它的理論是非和實踐得失，作出正確的選擇，果斷地拋棄人民民主專政，使社會得以擺脫壹黨專政的枷鎖，在民主和法治的軌道上健康發展。茍能如此，則中華民族幸甚！人民大眾幸甚！

中國根本沒有社會主義製度

作者 杜光 寫於 二零一三年

　　在中國憲法正文裏，用得最多的詞匯，大概要算是「社會主義」了，在第壹章「總綱」的條文裏，從國家、製度到法製、經濟製度、公有製、責任製、現代化、精神文明等等，前面都加上「社會主義」四個字。為什麽會如此頻繁地出現「社會主義」？這裏且不談其中蘊涵的手法和心態，我只是從理論到實踐的脈絡，作壹些分析，希望能有助於解開對憲法的迷思。

　　不光是「社會主義」，中國憲法正文裏的公有製、按勞分配，也都存在著有待清理的理論迷思。這些理論概念，在世界和中國都有過廣泛的傳播，在社會思想史上留下了顯著的印記。但在蘇聯和中國，卻都被扭曲得面目全非，成為掩蓋專製統治的遮羞布，撫慰民心的麻醉劑。從理論的華章轉化為實踐的悲歌，可以說是上世紀全球共產主義運動或社會主義運動的最簡明的概括。中國的憲法裏寫進社會主義、公有製、按勞分配，正是這種轉化的典型體現。從理論到實踐進行必要的清理，不僅為修改憲法、實行憲政所必需，而且也有助於凈化社會意識形態。

　　（壹）社會主義的華章與悲歌

　　社會主義作為壹種理論思潮，興起於已經跨入資本主義社會的西歐各國，當時的壹些思想家有感於社會未能實現自由、平等、博愛等理念，而貧富分化、階級對立等現象卻愈益嚴重，於是致力於尋求更理想社會的途徑，探討改革資本主義的理論。特別是在經歷大革命後政治鬥爭激烈、社會動蕩不安的法國，人們渴望改變現狀的心情十分強烈，出現了各種各樣的改革主張。這些旨在變革社會的不同見解，都籠統地被稱為社會主義，那些有誌於變革社會的人，也樂於把自己說成是社會主義者。按照中共的說法，馬克思恩格斯投身於社會改革運動後，對這種龐雜的理論現象十分不滿，便把自己的主張稱為共產主義。但他們後來又回到社會主義，只是為自己的社會主義加上「科學」兩字，以區別於其他社會主義。按照恩格斯的說法，是由於有了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和剩余價值，「社會主義已經變成了科學」。

　　作為勾勒未來社會的理論體系，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有同有異。它們都主張在資本主義生產充分發展的基礎上，由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建立起沒有剝削、沒有階級的新社會。有所不同的是，共產主義主張用暴力推翻資產階級的政治統治，消滅私有製，改變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和社會製度。這個思想觀點在馬克思恩格斯1848年發表的《共產黨宣言》裏，有著鮮明的描述。但在爾後的研究中，他們發現，隨著信用製度出現的股份製，正在開始實現著資本由私人資本向社會資本的轉變，從而斷定，股份製將成為揚棄資本主義、向新的社會製度轉變的「過渡點」，股份製企業將是邁向新所有製的「過渡形式」。這就是說，資本主義有可能通過股份製的進壹步發展，逐步實現由社會資本取代私人資本，轉變私有製的性質，無需經過暴力剝奪。至於奪取政權問題，恩格斯晚年從德國社會民主黨在議會選舉中的勝利進軍看出，無產階級有可能通過民主選舉取得政權。盡管恩格斯聲稱無產階級絕不放棄暴力革命的權利，但理論的重點已經轉到和平過渡上來了。這樣，作為理論體系的馬克思主義的重心，就由共產主義發展為社會主義。迄今為止，人們只認為社會主義是實現共產主義的第壹階段，卻很少有人從理論上對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作出明確的區分。

　　科學社會主義的內涵包括：1、社會主義建立在資本主義生產力充分發展的基礎上，資本主義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2、取代資本主義私有製的，將是對生產資料共同占有基礎上的個人所有製，每個勞動者在共同占有的生產資料中，有壹份屬於個人的生產資料所有權。在實現了共同占有和個人所有相結合、相統壹的經濟組織裏，人人勞動，人人有產，勞動者同時也是有產者，這是他們能夠成為企業主人、社會主人、國家主人的經濟基礎。3、以和平的、合法的方式取得政權的無產階級，將在民主的基礎上建立不與其他階級分享的政治統治，即無產階級專政。4、無產階級國家的首要任務是有計劃地發展社會生產力，同時以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進行階級鬥爭，直到消滅剝削、消滅階級。

　　科學社會主義是幾百年來世界社會主義運動中的壹個流派，但由於它是馬克思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加上蘇聯的宣傳，長期以來被認為是社會主義的正統。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更是形成了所謂的「社會主義陣營」，亞非拉許多新興的獨立國家，也以各種形態的社會主義自命，這是社會主義最為興旺、最為輝煌的時期。但所有這些打著社會主義旗號的國家，從蘇聯開始，由於不具備社會主義的條件，在實踐中無壹不是走上壹條違反人類發展正常要求的道路，用前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偷換社會主義的內涵。就社會主義的理論本意來說，社會主義社會應該是公平、公正，人人有產，人人富裕，人民當家作主，官府清正廉明的社會。而實際上，生活在這些「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卻承受著封建專製主義統治者的殘酷壓迫。壯麗的樂章，被改編成淒慘的悲歌。歷史的嘲諷是多麽無情！

　　出現這種理論和實踐的扭曲，壹方面是由於社會主義理論本身帶有壹些脫離現實的烏托邦成分；另壹方面也是因為人們總是帶著太多的主觀意願去看待客觀事物，以致難以透過理論的多棱鏡，對事物進行如實的考察。即使是馬克思恩格斯，也難免於遭受歷史的嘲弄。他們是歷史唯物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學說的創立者，但他們的思想和行動卻往往違背自己創立的理論。歷史唯物主義的核心，馬克思表述為：「無論哪壹個社會形態，在它們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存在的物質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裏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這個觀點也是科學社會主義賴以建立的重要基礎。然而，馬克思恩格斯的許多活動，卻與這個論點背道而馳。他們在資本主義生產力遠沒有發揮出來以前，就力圖推翻這個社會；在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物質條件遠未成熟的時候，就想把社會主義強加給社會。因此，他們雖然譜寫了社會主義的華章，奮鬥終生，卻不可能推進它的實踐，這是他們作為思想家的遺憾，也是作為革命家的悲哀。

　　列寧和毛澤東都宣稱按照社會主義的理想來改造、建設自己的國家。但是，俄羅斯和中國都沒有實行社會主義的條件，卻有著深厚的封建主義專製主義傳統。他們本人更是受到來自於西方的專製主義的熏染，所以只能用西方專製主義的思想遺產和政治遺產來理解社會主義，改造社會主義，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原理，在社會主義的旗號下厲行壹黨專政。這是迄今為止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共同特色。所謂的社會主義陣營，實際上是對抗資本主義的專製主義陣營，它同歷史發展的潮流背道而馳，失敗和崩潰是不可避免的。

　　社會主義在中國，有壹個從混亂到歸壹的過程。上世紀初主要由日本傳入的社會主義學說，壹二十年裏曾經風靡中國知識界，不但誌在改造中國的仁人誌士，包括國民黨，以及壹些無政府主義者和改良派，都以社會主義相標榜，很多基層投機政客，也以社會主義者自居。報刊上發表大量討論社會主義的文章，各種各樣旨在徹底改造社會的不同觀點，都在社會主義的名下進行著宣傳、爭辯。俄國十月革命的消息傳進中國後，許多知識分子接受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所主張的階級鬥爭、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認為這是能夠迅速地改變中國貧窮積弱的落後現狀的良方。在共產國際幫助下成立的中國共產黨，就是以這種社會主義為指導的。後來雖然有過十幾年新民主主義的短暫覺醒，但只是曇花壹現，最終仍然被馬克思的社會主義所淹沒。毛澤東在1953年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和隨後的「社會主義革命」，開辟了以社會主義為名而實為專製主義的新時代，就是實行馬克思主義的結果。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馬克思的社會主義把專製主義，作為實現社會主義的手段，它更易於被受著幾千年封建專製傳統熏染的革命領導人所接受。試看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中國社會，在毛澤東的獨裁統治下，無法無天，草棺人命，何嘗有壹點社會主義的氣味？

　　粉碎四人幫後的思想解放運動，在批判「兩個凡是」的基礎上，必然引向對毛澤東和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的清算。在這個關鍵時刻，鄧小平提出四項基本原則，扼殺了正在蓬勃興起的思想解放運動。四項基本原則中最重要的是第壹條：社會主義道路，因為它實際上涵蓋著其他三條原則。鄧小平堅持的是社會主義嗎？當然不是！毛澤東二十多年的殘暴統治已經表明，他所標榜的社會主義是徹頭徹尾的封建主義，是赤裸裸的專製主義。堅持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就是堅持封建專製主義。這是合乎邏輯的，因為鄧小平代表著那些專製體製下的既得利益者，他們只有堅持、維護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即西方專製主義，才能維護並進而擴展他們的既得利益。「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給壹般民眾帶來了什麽呢？在生產力得到迅速發展的同時，兩極分化，貪汙腐敗，權貴當道，吏治敗壞，道德淪喪，民風日下，官民對立，社會分裂；每年維權抗暴的群發性事件達十幾萬起，用於鎮壓民眾的維穩經費甚至超過國防預算；壹些憂國憂民的仁人誌士主張建立憲政民主、實現公民自由權利，卻被加上「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反對社會主義製度」的罪名，或判刑，或被槍斃。凡此種種，充分暴露出社會的不平等、不公正、不自由、不民主，這壹切都是同社會主義本質相違背的；恰恰相反，處處表現了封建專製統治的製度特征。把這樣的社會稱為社會主義，是對社會主義的褻瀆。百年來的中國，千千萬萬先進人物為之奮鬥的社會主義，居然以如此醜惡的專製主義形象出現在我們面前，這是壹出多麽淒壯而不堪卒讀的悲劇啊！

　　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是如此明顯地相背離，把它寫進憲法，無疑是不恰當的。它只能起到掩蓋專製主義體製的作用，阻礙憲法中的民主條款的落實。

　　（二）公有製的華章和悲歌

　　中國憲法第六條：「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製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製，即全民所有製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製。」這裏的「社會主義公有製」、「全民所有製」、「勞動群眾集體所有製」，完全是從斯大林那裏承襲過來的虛構的概念。

　　什麽是社會主義公有製？按照科學社會主義的鼻祖馬克思的說法，資本主義生產的第壹個歷史條件，是勞動者同勞動條件的對立和分離，取代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就要「在資本創造的物質基礎上」，實現勞動者同勞動條件的結合。也就是說，在協作和共同占有生產資料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製」。所謂「個人所有製」，指的是勞動者能夠與勞動條件相結合、對生產資料享有所有權的經濟製度。可見，社會主義所有製，是對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和個人所有的統壹，每個勞動者在共同占有企業生產資料的同時，享有壹份屬於個人的生產資料所有權。勞動者有了企業生產資料的個人所有權，就意味著具有了企業的決策、經營、管理和收益分配等作為企業主人的各種權利，這也是勞動者能夠成為社會主人、國家主人的經濟基礎。可惜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所倡導的是工人階級政黨在掌握絕對的權力之後以國家的形式佔有生產資料，這種製度設計讓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在實踐中成為國家資本主義。

　　對照中國的「社會主義公有製」，不論是國有的全民所有製，還是集體所有製，勞動者在他們從事勞動的經濟組織裏，既沒有生產資料所有權，也沒有決策經營和收益分配的權利，這樣的經濟形式怎麽能說是社會主義公有製呢？

　　拿國有經濟來說，雖然職工被宣傳為企業的主人，但實際上並沒有任何主人的權利。應該成為職工權利保衛者的工會或職代會，都異化成了官方的代理機構。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的國有企業改革，在企業面臨改組、兼並、破產、拍賣等重大轉變的時刻，沒有聽說哪個企業曾經召開職工會議，聽取勞動者的意見，並在變革過程中尊重職工的權益。相反，都是撇開職工，由當權者說了算。結果是壹方面把數以千萬計的勞動者趕出企業，成為下崗的失業者；另壹方面則培育了壹個新的剝削階級——權貴資產階級。現在的國有企業，就是這個階級的囊中之物。

　　以對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和個人所有相統壹、相結合為特征的社會主義公有製經濟，應該是最能同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經濟形態，因為它能最大限度地調動所有勞動者的智慧和創造精神，在市場的自由競爭中占取優勢地位，同時，對推進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完善，也能發揮積極的作用。而現在的國有企業卻依仗政治權力，壟斷資源、壟斷市場、壟斷價格、壟斷進出口，拒絕民有經濟進入壟斷領域，嚴重地障礙著、破壞著市場經濟。憲法第七條卻說：「國有經濟，即社會主義全民所有製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顯然是很不妥當的。中國現在的國民經濟有兩個性質不同、取向不同的經濟形態，壹個是市場經濟，壹個是壟斷經濟，市場經濟絕對不能由壟斷經濟來主導。經濟體製改革的方向是完善、擴大、發展市場經濟，把國有經濟壓縮在國民經濟所必需的範圍內。國有企業只有切斷同政治權力相互依賴、相互勾結的渠道，融入市場經濟，在同民有經濟的優勝劣敗的競爭中站穩腳跟，才能發揮應有的積極作用。

　　再看所謂勞動群眾的集體所有製，最能說明問題的是土地的集體所有製。憲法第十條：「城市的土地屬於國家所有。農村和城市郊區的土地，除由法律規定屬於國家所有的以外，屬於集體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屬於集體所有。」既然是集體所有，那麽，這個集體的每個成員都應該是土地的所有者，但實際上卻是基層的政府所有，官僚所有；所謂集體所有，不過是壹個虛幻的概念。進入新世紀後，房地產開發高潮叠起，城市郊區和農村的土地也成為開發的對象。有關政府在征用土地時，根本不征求土地所在地農民集體的意見。被征用的土地高價賣給開發商，除了極少數作為補償給了包產的農戶，大部分成了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或村鎮集體經濟的資金，或流進經手官員的口袋。集體所有的土地，成為產生貪官的溫床。

　　至於集體所有製的企業，早在改革開放以前就已經納入政府管理的系統，被稱為「二國營」。在十多年前的國有企業改革「抓大放小」的高潮中，少數通過兼並改組成為地方國有企業，多數經由招標、拍賣、股份製等形式，被「近水樓臺」的企業主管或他們的親朋好友，采取低價賤買、暗渡陳倉、李代桃僵、空手套白狼等手段，化公為私，轉換成為私有企業。還有壹些繼續保持集體所有製名號的企業，職工依然沒有生產資料所有權，不能參與企業的經營管理和利潤分配；只有少數實行職工持股和股份製比較健全的企業，才能被認為是已經具有社會主義的成分，具有公有製的色彩。但這樣的企業在整個被稱為集體所有製的經濟成分裏，實在是太少了。

　　由以上分析可知，現有的國有經濟和集體所有製經濟，都不是社會主義公有製經濟，而是同公有製相悖的權貴所有製；它不是社會主義社會製度的經濟基礎，而是封建專製體製的經濟基礎。憲法第六條裏規定：「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製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製度。」把根本不存在的社會主義公有製，說成是社會經濟的主體，實際上是堅持以權貴所有製為主體。這是同改革的基本方向相違背的。經濟體製改革的實質在於以市場經濟取代壟斷經濟，在憲法裏規定「堅持公有製為主體」，就意味著以憲法的形式，掩護並保障著權貴所有製的存在，抵製經濟體製改革的深化，遏製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完善。

　　公有製本來是人們在批判私有製的基礎上產生的對未來經濟製度的憧景和構想，許多思想家為它窮思竭慮，試圖描畫出人類社會的美好絢麗的前景，現在卻成了權貴所有製的遮羞布，被用來阻礙改革的深化和社會的進步，不知道這究竟是歷史的諷刺，還是社會的悲歌？

　　（三）按勞分配的華章和悲歌

　　中國憲法第六條在「堅持公有製為主體」之後，還規定「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製度。」（1982年憲法的提法是「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1999年3 月憲法第十四條修正案改為現在的提法）這是中共自十五大以來壹貫堅持的分配原則。這裏的「按勞分配 」，完全離開了按勞分配本來的理論涵義。

　　公有製和按勞分配，是列寧斯大林以來所有「社會主義國家」走上歧途的兩大理論誤區，也是中國共產黨人至今未能擺脫的兩大思想圈套。要認清按勞分配的涵義，首先要搞清楚什麽是分配方式。

　　經濟學界的主流觀點都認為，分配方式指的是國民收入的分配。按照這個分配理論，勞動產生工資，資本產生利潤，土地產生地租，所以，工人得工資、資本家得利潤、地主拿地租，是最合理的分配方式。從列寧開始，所有執政的共產黨人都把職工的等級工資製看做是按勞分配，實際上就是以這個理論為依據的。中國憲法和中共近幾次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都提出「按勞分配為主體」，理論根源也在這裏。

　　但是，如果把生產和勞動看做壹個前後銜接的過程，很快就會遇到問題。企業主用資本在市場上購買機器、原料和勞動力，才能開始生產。工資就是購買勞動力的價格，即使有些企業在整個生產過程完成後才支付工資，但勞動力的價格卻是生產開始之前就確定了的。它同購買機器的款項壹樣，都是企業家的預付資本，與分配無關。生產勞動結束後，產品轉化為商品，再轉化為貨幣，其中包含利潤，才有可供分配之物，才能談得上分配。由這個過程可知，工資和分配方式完全是兩回事。第壹，工資發生在勞動生產之前，分配只能在生產完成之後；第二，工資是企業主用來交換勞動力的代價，表現的是交換方式，是生產的前提，分配方式則體現了對生產成果的分割，是生產的後果；第三，工資是企業主的預付資本，是資本的轉化形態，也就是成本，而用於分配的，卻是生產勞動的成果，是利潤；第四，工資不論在什麽時候支付，其數額都是在生產前就已經確定了的，是個定數，可供分配的利潤則是壹個變數，或多或少，沒有利潤也就談不上分配。所以，分配方式應該是指利潤的分配，剩余價值的分配，與工資無關。

　　至於按勞分配，指的是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裏提出的未來社會主義社會的分配方式：「每壹個生產者，在做了各項扣除之後，從社會方面正好領回他所給予社會的壹切。」生產者「所給予社會的壹切」是什麽呢？那就是他在生產過程中通過勞動所增加的產品價值，也就是剩余價值，是利潤。所以，按勞分配的原意，是利潤應該在生產者、即包括管理者在內的勞動者之間進行分配。這是因為勞動者同時也是生產資料的所有者，他分配所得的，既是他支付勞動力的報酬，也是進入勞動過程的資本的報酬。由於勞動者「給予社會」的貢獻不同，他們所獲得的報酬也有所不同，有多有少，「按勞」的意義就在這裏。所以，按勞分配是社會主義所有製條件下、即勞動者占有全部生產資料所有權條件下的分配方式。中國的企業，還沒有壹個具備按勞分配的條件。即使像深圳華為技術公司那樣，全部股權都為本公司職工所持有，也做不到按勞分配，因為這個公司雖然有近半數職工持有股權，但還有數以萬計的職工沒有股權。

　　這裏有壹個很重要的理論問題需要探討：資本主義社會有沒有可能實現按勞分配？按照馬克思所作出的論述，按勞分配是生產者占有全部生產資料條件下的分配方式，資本主義社會當然不可能實現按勞分配。但如果對按勞分配的涵義做出新的解釋，在生產力高度發展的條件下，實行按勞分配不僅可能，而且必要。它有利於推進勞動者人人有產、人人富裕，有利於促進社會的平等和公平。

　　馬克思創造剩余價值學說有壹個重要的理論前提，那就是對勞動和勞動者、勞動力作出明確的區分。遺憾的是，長期以來，許多理論研究和宣傳卻仍然把兩者混淆起來，如把勞動創造價值、勞動創造世界，理解為、宣傳為勞動者創造價值、勞動人民創造世界。認識的混亂往往導致決策的混亂，幾十年來沒有絲毫進步。

　　勞動和勞動者、勞動力的區別在於：勞動者是有形態的實體，具有勞動的能力，是勞動力的所有者；勞動力和勞動都不是有形態的實體，但勞動力有可供交換、可以出賣的價值和價格，勞動卻沒有價值和價格；勞動力是靜態的存在，勞動則是動態的過程；勞動力自身不能創造價值，它必須同生產資料、原料等資本的轉化形態相結合，進行勞動，才能創造價值；所以，勞動就是勞動力的使用過程，是勞動力和和資本相互作用的運動過程，也就是價值的創造過程。

　　根據按勞分配的原意，在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勞動者既是勞動力的所有者，也是生產資料的所有者，所以，勞動創造的價值，在勞動者之間按照他們的貢獻進行分配是合理的。但是，在勞動力和資本的所有者不是同壹主體，而分別是勞動者和企業主的情況下，勞動所創造的價值，勞動力和資本都作出了貢獻。那麽，這個價值就不能全部歸勞動者，而應該根據勞動力和資本在勞動中、即剩余價值的創造過程中所作的貢獻，在它們的所有者，即勞動者和企業主之間進行分配。這就是按勞動要素分配，即按勞分配。

　　把按勞分配解讀為按勞動要素分配，就完全可以在當代推行。勞動要素其實也就是生產要素。中共十五大政治報告提出：「把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結合起來」，「允許和鼓勵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參與收益分配。」有人當時曾寫文章指出，提出「按生產要素分配」是對傳統理論觀念的具有創造意義的突破，但它存在著兩個明顯的理論誤區：第壹，「把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結合起來」是壹個錯誤的表述方式，因為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是兩種互不相容的分配方式，不可能結合起來。利潤只有壹份，實行按勞分配，就不可能再按生產要素分配。第二，只「允許和鼓勵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參與收益分配」，意味著把勞動力排除在生產要素之外。出現這兩個理論錯誤的原因，就在於把等級工資誤認為是按勞分配，既然職工按不同等級拿工資是按勞分配，按生產要素分配就只能包括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這兩者的結合也就順理成章了。

　　十六大大概是為了糾正十五大的缺失，在政治報告裏提出「確立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原則」，但接下來又說：「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製度。」十七大政治報告仍然繼續這個說法，只是把前面兩句話的次序倒了壹下，「完善」改為「健全」。十八大政治報告的說法又有所修改：「完善勞動、資本、技術、管理等要素按貢獻差異分配的初次分配機製。」幾次代表大會的說法變換，說明了指導思想在分配方式問題上的困惑與無奈。不放棄把等級工資製看做按勞分配的錯誤觀點，就無法擺脫這個困境。不過，同過去相比，十八大政治報告的提法還是有了明顯的進步，壹是不再提「按勞分配為主體」了，二是報告裏也沒有兩種分配方式的「結合」或「並存」，顯然是因為意識到了這個提法的矛盾。三是肯定勞動、資本、技術、管理等要素參與的分配是「初次分配」，是同壹次分配序列。而等級工資和資本等要素的分配卻不是同壹次的分配行為，壹個發生在生產勞動之前，壹個發生在勞動生產之後。

　　十八大規定的分配原則就是按生產要素分配，也是按勞動要素分配，即按勞分配——企業利潤按照勞動力和資本在生產過程中的貢獻進行分配（技術、管理等要素都可以化解、換算為勞動力和資本）。這就是說，企業職工除了工資以外，還可以在企業的利潤中得到壹份同他們的貢獻相適應的報酬。這個分配原則，在國有企業裏推行應該不會太難，在民營企業裏則取決於企業的生產力水平和企業主的明智與卓見。但從長遠的發展前景來看，在民主製度充份發展的情況下，它成為社會經濟的主要分配方式是完全可能的，因為它不僅可以促進職工的勞動積極性和社會責任感，而且將有效地實現人人富裕，提高社會消費能力，符合於社會發展的需要。

　　按勞分配在最初提出的時候，雖然帶有烏托邦的色彩，但它畢竟反映了前輩思想家對未來的美好構想，壹種公正平等的財富分配方式。它那絢麗誘人的圖景，吸引了所有打著社會主義旗號準備建立專製統治的政治家，被用作名為社會主義、實為專製主義的社會製度的裝飾品，以先進分配製度的假象，掩蓋著落後的社會本質。在中國拿著低工資的勞動者，卻背負著按勞分配的美名，似乎他們已經能夠得到自己所創造的全部財富。這不是幾代勞動者的又壹曲悲歌嗎？

　　近幾年來，中共決策層的最高領導人為了改革分配製度可能會威脅到中共在中國的統治而焦心竭慮，卻都因為不願意放棄利益不能把等級工資製同按勞分配切割開來而不得要領。在肯定勞動包含勞動力和資本兩大要素的前提下，把按勞分配解讀為按勞動要素分配，即按生產要素分配，那麽，改革分配製度這個重大難題，就可以迎刃而解；而且，中國憲法第六條的「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也可以做到名至實歸。

　　（四）簡短的結語

　　中國的憲法既有民主性的壹面，也有專製性的壹面。民主性的壹面主要來源於近現代的世界民主主義大潮，專製性的壹面則植根於兩千多年的封建專製傳統，卻塗飾了來自蘇聯的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艷麗色彩。五六十年來的實踐表明，因為中共的存在中國憲法的民主性始終處在專製性的扼製之下，壹些民主性的條文無法貫徹。應該是實施憲法的民主性條文，而不是實施憲法專製性內容。只有實施民主性的條文，憲法才有生命；中國憲法的專製性內容已經實施了幾十年，至今沒有獲得「人民發自內心的擁護」和「出自真誠的信仰」。所以，憲法要有生命，就必須刪除專製性的內容，如人民民主專政、社會主義、公有製、按勞分配及序言裏的四項基本原則等等。要做到這壹點，首先須從理論上認清那些披著華麗外衣的各種概念的西方專製主義本質。

中共政權對社會主義的否定

作者 應克復 寫於 二零一六年

專政的起源與專政的歷史

（壹）專政的涵義





「專政」這個概念，在馬克思恩格斯那裏只是表明應該掌握全部政治權力，並沒有更多特殊的涵義。他們在評論1848年歐洲大陸的資產階級革命時，曾經批評德國的國民議會和康普豪森內閣「沒有實行專政」，把全部政治權力掌握起來，「粉碎和清除舊製度的殘余」，以致難以避免封建專製復辟。馬克思由此得出結論：「在革命之後，任何臨時性的國家機構都需要專政，並且需要強有力的專政。」馬克思在1850年所寫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壹文中總結法國革命的經驗教訓時，認為，無產階級不可能在資產階級共和國的範圍內改善自己的處境，因此，必須「推翻資產階級，工人階級專政」，也就是「實現無產階級專政」。以上這些「專政」的概念，所指涵義都是掌握全部政治權力。這是他對德意誌和法蘭西兩國的資產階級革命失敗所得出的重要結論。德法兩國的資產階級因為沒有掌握全部政治權力，以致最後仍然導致封建王朝復辟。所以，無產階級將來奪取政權後，壹定要把全部政治權力掌握在自己的手裏。他在1852年給好友魏德曼醫生的信中，正式提出他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階級的存在僅僅同生產發展的壹定歷史階段相聯系；階級鬥爭必然要導致無產階級專政；這個專政不過是達到消滅壹切階級和進入無階級社會的過渡。在這無產階級專政三段論裏，核心是第二段，但迄今為止，由於列斯毛把專政涵義暴力化的影響，還沒有人對這個論斷作出準確的解讀。其實，它的涵義十分簡單，無產階級在同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中，必然會取得勝利，奪取並掌握全部政權。這個論斷裏並沒有暴力鎮壓的意思。在馬克思恩格斯談及無產階級專政的十多處論述中，沒有壹處把無產階級專政同暴力鎮壓聯系起來，這是很能說明問題的。





（二）「只是壹個幻想」





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是他關於階級鬥爭理論的延伸，也是建立在他誤判當時階級形勢的基礎上。他壹方面認為無產階級不可能在資產階級共和國範圍內改善自己的處境，只有推翻資產階級，奪取政權，實現無產階級專政，才能解放自己；另壹方面，還認為無產階級有可能在不久後奪取並掌控全部政權，而對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生命力和發展前景，缺乏足夠的估計。十分顯然，他最初提出無產階級專政的這個前提是不確切的，後來的事實證明，隨著生產力的提高和工人運動的開展，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共和國的範圍內完全有可能改善自己的處境。恩格斯在馬克思去世後的1895年為馬克思的上述關於法蘭西階級鬥爭壹文所寫的導言裏承認：「歷史表明我們也曾經錯了，我們當時所持的觀點只是壹個幻想。」「歷史清楚地表明，當時歐洲大陸經濟發展狀況還沒有成熟到可以鏟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程度。」我在三年前寫的壹篇文章裏據此指出：根據恩格斯晚年的反思，我們不難理解，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實際上是馬克思恩格斯的幻想的產物。他們在社會不具備鏟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條件下，幻想用暴力推翻資本主義，建立無產階級政權；又幻想在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後，只要采取專政的辦法，很快就可以消滅階級、消滅國家。所以，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盡管在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史上占有壹席之地，也可以給我們提供壹些思考和研究的養料，卻絕不是我們應該繼承的馬克思主義的精華。由於我國有著歷史悠久的封建專製主義的傳統，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壹旦進入中華大地，就不可避免地會淪為專製統治的工具。歷史已經充分地證明了這壹點。





（三）巴黎公社專政的教益





1871年的巴黎公社，是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嘗試，雖然最後終於失敗，但仍被馬克思恩格斯奉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典範。從他們對巴黎公社的評價，我們不難看出無產階級專政的積極涵義。馬克思在1871年的《法蘭西內戰》壹書裏明確指出：「公社給共和國奠定了真正民主製度的基礎。」恩格斯在20年後為這本書所寫的導言裏說：「先生們，妳們想知道無產階級專政是什麽樣子的嗎？請看巴黎公社吧，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在公社所采取的種種措施中，最為馬克思恩格斯所稱贊的，是公社為防止政權機關由社會公仆蛻化為社會主人而製定的製度：1、公社由普選產生的代表組成，「這些代表對選民負責，隨時可以撤換」；2、法官也「由選舉產生，對選民負責，並且可以撤換」；3、「壹切公職人員，都只應領取相當於工人工資的薪金」；4、「壹切學校對人民免費開放，不受教會和國家的幹涉」。這個經驗給予我們很大的啟示，無產階級專政也好，「真正民主製度的基礎」也好，最重要的任務是防止本來應該是社會公仆的公職人員，蛻化成為淩駕於社會之上、騎在人民頭上的老爺。這個思想的深刻性在於，革命可以摧毀舊製度舊秩序，但舊的文化傳統、舊的意識形態卻不可能隨著舊製度舊秩序的被摧毀而消失，它繼續不斷地影響著人們循著舊的觀念來思考，沿著舊的軌道來行動。特別是具有壹定權力的公職人員，最容易接受它的影響和誘惑，把為民眾服務、為社會服務的公共權力，轉化成為統治民眾、管製社會的特權。所以，馬克思恩格斯把防止公職人員蛻化變質的巴黎公社，看做無產階級專政的標本是很有道理的。我認為，這是馬克思恩格斯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中唯壹值得我們珍視和學習的精神遺產。





現在提出並且拼命維護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有多少人真正理解無產階級專政的這個真諦？誰能理解無產階級專政的最重要的任務是防止黨政幹部做官黨老爺？按照馬克思恩格斯關於巴黎公社的經驗總結，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就是人們有權把最優秀的人才選進國家機關，同時也有權把那些騎在人民頭上的權貴官僚拉下馬來。這才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實質所在。考茨基認為應當「把無產階級專政了解為無產階級在民主基礎上的統治」，可以說是道出了無產階級專政的真諦。





（四）列寧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





無產階級專政理論進入列寧主義階段後，有著兩個顯著的特點，壹是把無產階級專政解釋為暴力統治。他曾多次申明：「專政是壹個重大的、殘酷的、血腥的字眼」；「專政的科學概念無非是不受任何限製的、絕對不受任何法律或規律拘束而直接憑借暴力的政權」；「專政就是……直接用暴力來統治」。另壹個顯著特點是把無產階級專政上升為政黨專政、領袖專政。他在1920年寫的《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裏，批評德國有些人把階級專政同黨的專政對立起來，他說：「群眾是劃分為階級的；……階級通常是由政黨來領導的；政黨通常是由……領袖所組成的比較穩定的集團來主持的。」這就是群眾專政——階級專政——政黨專政——領袖專政的四段公式的由來。從列寧時代開始，暴力鎮壓和壹黨專政（領袖獨裁），就成為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主旋律。斯大林、毛澤東、金日成及當年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領導人，無不奉列寧的專政觀為圭臬，以無產階級專政的名義，屠殺異己，鎮壓無辜。出現這種歷史現象的意識形態根源，在於他們雖然打著社會主義的旗號，但無論是蘇聯和東歐諸國，還是中國、朝鮮，社會的發展程度遠沒有提供任何社會主義的原素，彌漫於整個社會的，是歷史悠久的封建主義、皇權主義、專製主義，名義上的社會主義既然要反對資本主義，打倒資產階級，就只有前資本主義社會的這些意識形態可供利用。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恰好是容納這些歷史渣滓的最適宜的載體。理解這個道理，我們就不難明白，為什麽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會成為厲行暴力鎮壓、堅持壹黨專政的政策依據了。





（五）利用過渡時期的理論





列斯毛除了在專政的性質問題上不同於馬克思的主張外，在理解專政的特征方面，也同馬克思有很大的差別。馬克思認為專政帶有臨時的性質，他在評論德國資產階級革命時說：「在革命之後，任何臨時性的國家機構都需要專政」。他用「臨時性」這三個字來規範需要專政的國家機構，顯然是為了強調專政的臨時性質。恩格斯也談到，「革命的專政」所要建立起來的是「暫時的革命秩序」。但是，列斯毛等卻把無產階級專政列為長期的國家任務，他們主要是利用了馬克思關於過渡時期的理論。





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裏曾經說，在資本主義社會轉變為共產主義社會之間的過渡時期裏，國家政權的性質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在給魏德曼的信裏也說過，這個專政不過是達到消滅壹切階級和進入無階級社會的過渡。由於對當時形勢和社會發展前景的誤判，馬克思恩格斯都認為這個過渡時期是很短暫的。但是，這卻成了列斯毛長期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的壹大理由。文革期間張春橋等提出「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壹個重要的根據，就是我們要向共產主義過渡是壹個漫長的歷史時期，在這個漫長的歷史時期裏，都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在這裏，他們耍了壹個移花接木的理論花招。且不說關於過渡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是馬克思恩格斯誤判形勢的烏托邦，即使其中包含有合理的成分，也同蘇聯、中國無關，因為蘇聯和中國都沒有達到可以進入過渡時期的社會發展水平。1917年的俄國「十月革命」，推翻了幾個月前剛成立的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就其性質來說，不是什麽社會主義革命。由於當時的俄國不具備社會主義的條件，摧毀資產階級政府之後，應該重新建立民主共和製度，實現列寧曾經宣傳多年的社會民主主義。否則，盡管打著社會主義的旗號，實際上只能是倒退到前資本主義——專製主義。從「十月革命」後打壓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迫害知識分子、鎮壓克瑯施塔得水兵等動作裏，都可以看出專製主義的影響。這樣壹個資本主義很不發達，專製主義遠未消除的國家，離過渡時期還很遠，根本談不到無產階級專政。中國就更不用說了，毛澤東的「社會主義革命」，摧毀了誕生才幾年的民主共和製度，建立起在列寧主義和中國自身的封建專製傳統雙重影響下的專製政權，倒退到前資本主義，因而也和無產階級專政無關。但列斯毛卻都把自己所處的時代，說成是應該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的過渡時期，使它成為他們維護終身獨裁專製的法寶。所謂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秘密就在這裏。





人民民主專政





中國共產黨成立時，在黨綱上明確宣布：「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直到階級鬥爭結束，即直到消滅社會的階級區分。」90多年來，無產階級專政已成為中共意識形態的支柱，支配著、困擾著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把人們束縛在意識形態的枷鎖裏。無產階級專政雖然後來被改稱為人民民主專政，但實質上是完全壹樣的，文獻上和媒體裏常見「人民民主專政即無產階級專政」的提法，就可以充分說明這個問題，只是「人民民主專政」這個概念有著「人民」、「民主」的前置詞，更具欺騙性。因此，為了打開意識形態枷鎖，把思想從這個理論迷霧中解放出來，就需要在剖析無產階級專政的基礎上，進壹步對人民民主專政進行比較全面的考察。





（壹）概念來源





人民民主專政這個概念的來源，也可以追溯到列寧。他早期宣揚社會民主主義，提出無產階級應該成為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領導者，主張「實行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中共在抗日戰爭前的蘇維埃區域裏，也曾經提出過「工農民主專政」的口號，抗戰開始後，曾把根據地建立的政權，稱為「各革命階級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統壹戰線的專政」，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裏，把「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確定為未來的民主共和國的「國體」。1948年底，毛澤東發表《將革命進行到底》，提出「在全國範圍內建立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主體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共和國」，並且在接著不久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再次申述了這個主張。1949年6月30日，毛澤東在為紀念建黨28周年所寫的《論人民民主專政》裏，全面地闡述了人民民主專政的理論。他說：「總結我們的經驗，集中到壹點，就是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同年9月29日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總綱第壹條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新民主主義即人民民主主義的國家，實行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團結各民主階級和國內各民族的人民民主專政，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為中國的獨立、民主、和平、統壹和富強而奮鬥。」兩天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從此，人民民主專政就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體，直到現在。





（二）歷史回顧





六十多年來，關於人民民主專政的提法經歷過壹些大幅度的波動。1953年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後，黨內曾經傳達「人民民主專政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的說法，大概是為即將開展的「社會主義革命」，首先在黨內準備輿論條件。但在1954年製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序言和1956年中共八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黨章》總綱裏，提法還是「人民民主專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毛澤東在1957年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裏，也仍然用人民民主專政來解釋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





明顯的改變發生在文化大革命時期。1969年中共九大和1973年十大通過的黨章，在總綱上都有「用無產階級專政代替資產階級專政」的說法，已經沒有「人民民主專政」了。十大黨章總綱還增加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內容。1977年十壹大的黨章總綱仍有「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的記錄。1982年的黨章才在序言裏恢復了「人民民主專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鞏固人民民主專政」等提法，並且寫入了包括「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在內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

與黨章相適應，1975年的憲法不僅在序言裏三次提到「無產階級專政」，兩次提到「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而且憲法總綱的第壹條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第十二條、第十三條裏還分別有「無產階級必須在上層建築其中包括各個文化領域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的專政」、「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條文。1978年的憲法對總綱第壹條沒有改動，序言裏也繼續提到「無產階級專政」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直到1982年的憲法，才把總綱第壹條的「無產階級專政」改為「人民民主專政」，序言裏也再現「人民民主專政」而不再有「無產階級專政」了。





這個歷史過程表明，無產階級專政和人民民主專政雖然都為鞏固專製統治服務，沒有什麽實質的差別，但在那些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卻曾經在人們的心頭投下有所不同的陰影。記得文革期間有文章說，人民民主專政是新民主主義國家的國體，無產階級專政則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國體。文革最後的幾年裏和文革結束之初，都有許多文章論述「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現在看來，這些討論是多麽無聊！其實，人民民主專政也好，無產階級專政也好，不過是專製統治百寶囊裏的同壹個法寶。對於壹部分人來說，它是獵取功名利祿的大好機會；而對多數民眾來說，卻是懸在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不知道哪壹天會落在自己的頭上。

鄧小平在1979年提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把「無產階級專政」列為四項基本原則之壹。但自從1982年的黨章和憲法恢復「人民民主專政」的提法之後，人們已經很少談論無產階級專政了，「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也被改為「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前幾天看到壹篇文章，說1975年的憲法是最好的憲法，根據之壹是那個憲法明確規定中國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看來，對無產階級專政感情深厚的，還是大有人在。但主流意識形態還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因為這個概念裏既有「人民」，又有「民主」，似乎帶有現代色彩，可以沖淡甚至掩蓋專政的殘酷性，但這個概念經不起深入的推敲。





（三）試析「專政」





「人民民主專政」這個詞組是否合理，關鍵要看「專政」的涵義。如果按照古典的專政概念來理解，專政指的是掌握全部政治權力，它和民主是具有相容性的。公元前的羅馬共和國就曾經實行過民主的專政，當共和國面臨外敵入侵或重大危機時，國家就賦予最高執政官或保民官以絕對的權力。他有權中止法律，頒布臨時法令，可以調動和指揮軍隊，成為狄克推多，即獨裁者。但這種獨裁專政是建立在民主的基礎上的。首先，執政官擔任狄克推多的權力是法律賦予的：其次，執政官是根據法律規定的條件，由百人團會議民主推選的；第三，專政的時間以六個月為限，六個月之後，狄克推多就要交還絕對權力，作為執政官，仍然受元老院的節製。據有的西方學者統計，這種專政同民主和法治密切聯系的政治製度，在羅馬共和國實行了三百多年，有過九十多次這樣的專政。後來許多國家的「軍事管製」、「緊急狀態」，都可以說是這種專政的延續，但並不都是同民主和法治相聯系。





羅馬共和國的專政歷史，在西方思想界、特別是歷史學界留下壹定的影響，這應該是馬克思提出無產階級專政的重要思想來源。所以西方的馬克思主義者對於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能夠從專政同民主和法治相容的角度來理解。考茨基說：「我們除了把無產階級專政了解為無產階級在民主基礎上的統治以外，不能作其他的了解。」 可見，建立在民主基礎上的專政，不是沒有可能的。但是，像列寧、斯大林、毛澤東、鄧小平那樣，把專政解釋為只憑暴力的鎮壓和血腥的屠殺，專政就不可能同民主相容，更不可能與法治同行。





毛澤東提出的人民民主專政，其中的「專政」，就是列寧主義意義上的依靠暴力的專製統治。他在《論人民民主專政》裏，對這個詞組作了最權威的論定：「對人民內部的民主方面和對反動派的專政方面，互相結合起來，就是人民民主專政。」「總結我們的經驗，集中到壹點，就是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後來他還說：「人民民主專政有兩個方法。對敵人說來是用專政的方法，……對人民來說則與此相反，不是用強迫的方法，而是用民主的方法」。概括壹句話，就是對人民民主，對敵人專政。





對這壹組概念和它的涵義細加分析，便不難看出它的不合邏輯、不近情理，並且與法治精神相悖。





（四）不合邏輯





人民民主專政，主語是人民，民主是人民的民主，所謂主權在民，人民當家作主，也就是憲法裏規定的「壹切權力屬於人民」。但是，「對人民」民主，或「給人民」民主，「讓人民」民主，則意味著人民之外另有壹個主體，它對妳民主，或給妳、讓妳民主， 妳才能有民主。這個主體不言而喻就是共產黨。這就完全違背了「人民民主」的本意。專政也是如此，專政的主體是人民，人民委托給誰，就由誰來執行專政的任務。但現在卻是先驗地確定要由工人階級通過共產黨來領導，這個程序的顛倒反映了主體的轉換。同民主的主體壹樣，專政的主體也由人民轉換為共產黨。人民被民主，敵人被專政，主體都是共產黨。人民民主專政，偷換成了共產黨作主的民主與專政。四中全會關於依法治國的決議再三強調要有共產黨的領導，這同人民民主專政的思維邏輯是完全壹致的。





（五）不近情理





按照人民民主專政理論，本來應該是平等的社會公民，要分為兩種不同類型的群體，壹種叫人民，壹種叫敵人。「人民有言論集會結社等項的自由權」，對敵人則「只許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亂說亂動」（均毛澤東語）。那麽，由誰、按照什麽標準來劃分人民和敵人呢？毛澤東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提出劃分鮮花和毒草的六條標準，「這六條標準中，最重要的是社會主義道路和黨的領導兩條」。後來據此確定的劃分右派分子的六條標準，最重要的也是這兩條，所以被稱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問題在於「反黨反社會主義」並沒有定性定量的尺度，完全由掌握權力者權衡自己的利害所在而定，帶有很大的隨意性。在政治運動中，只要掌握實權，上至毛澤東、鄧小平，下到基層支部書記，都可以把自己不喜歡或有嫌隙的人劃成敵人，實行專政。為了坐實「反黨反社會主義」罪名，還要發動、強迫甚至威脅所有家庭成員、親戚朋友揭發批判。於是，會上的批評，會下的議論，平時的閑言碎語、玩笑牢騷，成文的日記書信、著作文章，都可以從中挖掘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鐵證」。這些違情悖理的揭發鬥爭，極大地破壞了中華民族傳統的親親友善、誠信謙和、明德知恥、實事求是、求仁仗義、嚴己厚人等等美德，導致親朋疏離、化友為敵，甚至夫妻反目、父子成仇、人倫澌滅、道德淪喪。反右、文革、8964，都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的典型。毛澤東、鄧小平把人民民主專政發揮到了極致，傷天害理，無情逆倫，給中華民族造成無窮的災難。





（六）有悖法治





人民民主專政同法治精神相違背是顯而易見的。列寧曾經明確無誤地指出：「專政的科學概念無非是不受任何限製的、絕對不受任何法律或規律拘束而直接憑借暴力的政權。」毛澤東、鄧小平都毫無保留地接受了專政的這個定義，他們厲行專政，從來沒有遵守過什麽法律。他們把公民劃分為人民和敵人有什麽法律依據嗎？沒有。毛澤東的「和尚打傘，無法無天」固不必多說，在他的獨裁統治下，幾百萬無辜公民被他們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各類「分子」，家破人亡，妻離子散，在社會底層和勞教場所備受淩辱，折磨至死。鄧小平調動軍隊，圍剿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更暴露出不受法律約束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猙獰殘暴真面目。





專政和法治的不同功能，充分表現出兩者的互不相容。專政把公民劃分為人民和敵人兩類，如何劃分，怎樣處置，全憑掌權者的是非好惡來確定。他們可以翻手為雲，覆手為雨，視法律如兒戲，把法律玩弄於股掌之上。法治則以法律為依據，公民無罪有罪，罪大罪小，如何處罰，法律都有明確的規定，不容許任何個人恃權幹預。專政不需要法律，不可能實現法治；法治不允許專政，違法專政者還應受到法律的追究。所以，兩者從各自的本質來說是相互排斥的，不可能同時實行。從兩者的關系來說，幾十年來的歷史，總的說來是專政壓倒法治的歷史，毛鄧之輩壹貫厲行專政，置法律於不顧；他們的倒行逆施，違憲違法，不受憲法和法律的任何限製；他們所犯下的嚴重罪行，從來沒有受到應有的審判和處罰。這個歷史教訓，應該很好總結。





但是，近幾年來，兩者卻出現了奇異而畸形的結合。專政以維穩的形式出現，把壹些發表不同政見的知識分子，為維護自己或他人的權益而上訪示威的維權者，為受害者據法辯護的律師等各界人士，加上「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破壞社會秩序」、「聚眾尋釁滋事」等罪名，跟蹤監控，拘捕關押，甚至威脅逼供，判刑入獄。此類公民是改革、維權、啟蒙三大革命運動的積極參加者，過去作為「敵人」被「專政」，現在改為「依法」被「專政」。這個轉變令人匪夷所思，但謎題也不難破解。兩者本質上相互排斥的事物，能夠轉而協調壹致，只能是壹方屈從於另壹方，為另壹方服務。上述事實的奇異而畸形之處在於：形式上是專政向法治屈服，有關當局放棄專政，轉向法治，對前述公民依法處置；實際上卻是法治屈服於專政，為專政服務，以「法治」的形式，實現了「專政」的功能。這是壹個非常危險、非常有害的趨向，在大力提倡「依憲治國」、「依法治國」的今天，千萬不要以「依憲」、「依法」之名，行「專政」之實啊！









所謂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鬥爭





說明： 我為什麽要把討論意識形態問題的微博繼續寫下去呢？二十多年來，我通過反復思考而深深感到，在意識形態領域的許多根本問題上，是非混淆，真偽顛倒，人們被偽裝先進而實際上違背歷史規律的謬論牽著鼻子，摸著石頭，跌跌撞撞地在布滿荊棘的歧路上蹣跚前進，卻自以為已經走上光明的坦途。說得明確壹些，是把封建專製主義奉為社會主義，盲目堅持而難以自拔。而要走出這條錯誤的路徑，首先需要把意識形態領域的許多理論問題搞清楚，理論上清楚了，才能解放思想，豁然開朗，走上符合於歷史規律的光明大道。





壹些微博將要關閉的信息傳來，盡管真偽莫辨，我卻寧可信其真，因而決心把關於意識形態的微博寫下去。因為我自從闖進微博這個園地，發現這是壹個更有利於宣傳我的觀點，並且能夠與他人交流思想的新天地，而且傳播及時，讀者眾多。以騰訊為例，晚上寫的微博，當晚至第二天，每條讀者少者幾千，多者幾萬。就以壹個多月前開始的關於意識形態的二十來條長微博來說，每條幾百上千字，讀者少則四五千，多者超過壹萬，加上幾十博友轉播，又可增加壹些讀者，比起發布博客和上網，讀者要多得多。微博壹旦封閉，這個大好的宣傳陣地就沒有了，我將會失去幾萬讀者。我是很在乎讀者多少的，更何況是這麽大量的讀者。當然，眾多的讀者不可能都接受我的觀點，但能讓這麽多的讀者知道我的觀點，引起他們自己的反思，我的期望就達到了。所以我力爭在微博被封之前（我在搜狐的微博已經被封近20天了），盡量多寫壹些。雖然這些問題在我過去寫的文章裏多曾論及，但讀者範圍不大，現在有了能讓更多讀者接觸我的思想觀點的機會，而這個機會有可能很快就會失去，我當然不能放棄。





鬥爭的實質





現在許多談論意識形態領域的鬥爭的文章，都把著力點放在同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鬥爭，而把自己放在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位置上。可是，我們極目四顧，哪裏有什麽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在近現代的中國，彌漫於整個社會的思想形態，是已經在社會上流布幾千年的封建專製意識，加上上世紀二十年代初開始由共產國際不斷灌輸的列寧主義和斯大林主義，這些混雜的觀念形態，由於反右派、反右傾等政治運動而得以發揚光大，形成了現當代中國的意識形態新傳統。把這些中俄傳統混雜的皇權專製主義，當作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用來批判資產階級意識形態，豈不是太荒唐了！





資產階級意識形態有落後腐朽的壹面，如追名逐利、唯利是圖，特別是近二十年來，由於貧富拉開距離和階級的分野而產生的金錢拜物教，加上權錢的相需為用而產生的權力崇拜，使錢和權成為衡量社會地位的兩大標準，這就構成中國當代資產階級意識形態中的落後腐朽的壹面，具體說來，就是權貴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當然是應該反對、應該批判的。





但是，目前官方輿論所謂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主要是資產階級在反對中世紀的皇權神權和封建主義專製主義的鬥爭中產生的自由、平等、人權、法治等等具有人類社會普遍意義的價值觀念。它在十九世紀中期開始流傳於中國，啟動了近現代中國的民主和專製的矛盾與鬥爭。現在那些反對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大塊文章所批判的，正是這些在民主和專製的鬥爭中體現著民主進步的思想形態。而批判的武器，則是已成為專製統治遮羞布的四項基本原則及其派生形態。由此可見，所謂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鬥爭，實際上是搬出封建專製主義的意識形態，來反對民主主義的意識形態。





意識形態的特征





意識形態問題，是人類對客觀世界的認識問題，包括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歷史觀、政治觀等等，都是思維領域的問題。人類思維的資源無限廣泛，但接受程度卻受到各種各樣的限製。壹方面，古今中外，天上地下，都有可供人類思考認識的資源；另壹方面，任何個人的思維眼界都無法超脫所處環境和地位及歷史經歷的限製，難以準確無誤地積累起反映客觀世界的知識。因而，同樣的客觀世界，反映在人們的認識裏卻有許多不同的理解，形成許多不同的觀點。這就使人們的意識形態具有多樣性的特點。如何在豐富多樣的意識形態中探求符合於客觀世界的真理，這是壹個需要嚴肅對待、深入探討的問題。意識形態的這種特征，要求以寬容的精神對待所有與自己的見解相同、相異或大同小異、大異小同的觀念形態，在研究、探尋、討論、爭辯的過程中切磋交流，相互補充，擇善而從。而不應該采取鬥爭的態度，更不應該用階級鬥爭的手段去對待它。





其實，就階級鬥爭的原本涵義來說，指的只是為奪取統治權力而進行的鬥爭，馬克思把它系統化，賦予它更為廣泛的涵義，但也沒有把意識形態領域的爭論納入階級鬥爭的範圍。列寧斯大林為了鞏固專製統治、排斥異己的需要，才把階級鬥爭擴大運用於意識形態領域。毛澤東繼承了列寧斯大林的遺產，甚至提出「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口號，把壹切問題都歸納為階級鬥爭。他在1957年的壹次講話中說：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誰勝誰負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階級鬥爭還很尖銳。對階級形勢的判斷，成為他在意識形態領域發動階級鬥爭的理由。





歷史的回顧





即使「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鬥爭」這個概念可以成立，那它也是我國壹百多年來民主和專製的矛盾與鬥爭在意識形態領域的反映。在毛澤東當政的年代裏，中國社會確實可以說是充滿著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鬥爭。發動意識形態的階級鬥爭，是毛澤東的拿手好戲，五十年代初的批判《武訓傳》已開其端。接著而來的反胡風、反右派、反右傾等政治運動，直到文化大革命，都是從意識形態的階級鬥爭開始，以打擊甚至消滅異己的政治暴力告終。壹系列從意識形態到政治取向的階級鬥爭，破壞了隨著全國解放而建立起來的良好的社會道德風尚和廣大民眾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加劇了意識形態和政治領域的封建專製主義和奴隸主義。那些年代社會意識形態的最大特點，是毛式思維——毛澤東思想處於統治地位，壓倒了壹切開放的進步的思維；從社會基本矛盾的角度來說，是專製主義壓倒了民主主義。





文革過後，胡耀邦平反冤假錯案和農民自發包產到戶，解放了被壓迫、被剝削的賤民階級和農奴階級；他發動的真理標準大討論，推動人們擺脫個人崇拜和奴隸主義；大量西方理論著作的引進，使多年處於閉關鎖國環境下的公民得到啟蒙。在這些社會歷史條件的綜合作用下，社會意識形態活躍而豐富，雖然鄧小平提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堵塞了思想繼續解放的大道，但反封建、反專製、反壟斷、反腐敗的民主主義思潮，依然不可遏止地洶湧澎湃。八十年代成為我國現當代史上相對自由民主的年代，不同意識形態在比較寬松的環境下得到壹定程度的發展。民主和專製的矛盾與鬥爭，經過「清除精神汙染」、「反自由化」等博弈，互有勝負。但好景不長，1989年的民主運動遭到殘酷鎮壓，文革後培育成長的老中青民主力量，幾乎被壹網打盡。於是，在意識形態領域，毛式思維——毛澤東思想重新占有支配性的霸主地位，以迄於今。





小結





歷史表明，所謂意識形態的階級鬥爭，實際上是處在統治地位的政治力量為了鞏固其專製統治而發動的鎮壓異己的借口，它反映了專製主義對民主主義的壓製與摧殘。進入新世紀後，盡管主流意識形態嚴密控製輿論，宣傳壹律，「五不搞」、「七不講」，但民間的非主流意識形態，民主主義的意識形態，仍然在歷史潮流的催動下，違抗專製統治者的意願而沛然叢生，暗流洶湧。這才又壹次地出現「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鬥爭」之類的喧嚷。形勢是嚴峻的，但是，歷史是無情的裁判者，用階級鬥爭的手段來處理本應從容探討的問題，未必能夠勝券在握。









關於公有製經濟的探討





自從中共十三大以來，每次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都把我國的基本經濟製度，規定為「以公有製為主體」，這是壹個偽命題。公有製是所有製的壹種具體形式，是壹個經濟學名詞，它表明生產資料所有權的歸屬。然而，構成「以公有製為主體」這樣壹個概念，就成了意識形態問題了。它從理論到實踐，都是壹個虛構的偽命題。

（壹）關於社會主義所有製的理論考察





把生產資料公有製和按勞分配規定為社會主義的特征，是列寧首先提出來的。在蘇聯實現農業集體化之後，斯大林進而說明國有企業是全民所有製，是社會主義公有製的高級形式，集體農莊是集體所有製，是社會主義公有製的初級形式。我國在經過五十年代的「社會主義革命」後，也照貓畫虎地把國有企業稱為全民所有製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製的高級形式；農村人民公社則是集體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製的初級形式。八十年代開始改革開放，容許民間發展個體經濟和工商企業，為了表明「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原則立場，所以在代表大會的決定上都突出地寫上「以公有製為主體」。從第十三次代表大會到第十八次代表大會，無不如此。

把國有經濟看做是「社會主義公有製經濟」，或者說是「全民所有製經濟」，是理論上的壹大敗筆，壹大謬誤。

官方輿論都宣傳：國有經濟就是社會主義公有製經濟，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內容之壹，其實大謬不然。這個論斷同馬克思主義可謂風馬牛不相及。不錯，馬克思恩格斯都說過由國家沒收資本家的企業歸社會所有之類的話，這同《共產黨宣言》裏提出的用暴力消滅私有製是壹致的。但馬克思後來在《資本論》裏，卻描述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通過股份製等形式，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可能性和必然性，這就否定了他在二三十年前的采取暴力由國家沒收資本家企業的主張。至於社會所有，這是壹個比較含糊的概念，壹個企業、學校、社區、村莊、機關、團體等等，都可以被認為是壹個社會，由於這些社會的交叉存在，壹個公民可能同時是幾個社會的成員。所以，「社會所有」同「全民所有」，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





馬克思對於取代資本主義製度的未來社會生產方式的設想，是「在資本主義時代的成就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製。」他是在分析私有製的兩種不同形態之後得出這個認識的。按照他的論述，私有製指的是生產資料和其他勞動條件屬於私人所有的社會製度，包括兩種性質不同的形式：壹種是以勞動者和勞動條件相結合為基礎的個人所有製，壹種是以剝削他人勞動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私有製（《共產黨宣言》曾談到，所謂「消滅私有製」是要消滅後壹種私有製，而不是前壹種私有製）。前者由於生產資料屬於自己所有，因而有條件發展本人的自由個性，但這種小生產的方式排斥生產資料的積聚和生產過程的分工協作，限製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後者則由於生產資料的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而提高社會生產力，必然排擠甚至吞並個人所有製的小生產。然而，隨著生產力的不斷發展，生產資料私人占有和生產社會性的矛盾日益尖銳，資本主義私有製必將為新的生產方式——公共的、集體的所有製所取代。這種新生產方式的理論形態，不是馬克思憑空想象的產物，而是他經過縝密的考察與研究，通過對私有製的揚棄而獲得的結論：在資本主義時代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製。它具有兩種私有製的的優點，卻沒有兩種私有製的缺陷：個人所有製的優點，是勞動者占有生產資料所有權，並且得以自由發展個性；缺陷是小生產的規模和獨立的勞動形式，限製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資本主義私有製的優點是生產資料的集中和分工協作，可以有效地發展社會生產力；缺點是勞動者沒有生產資料所有權，資本和勞動者處於對立地位。把這兩種私有製的優點集中起來，就是在大生產的條件下的個人所有製：生產資料是公共所有、集體所有，但每個勞動者都占有壹份屬於自己的生產資料所有權，人人有產，實現無產者向有產者的轉變。勞動者作為生產資料的所有者，有權參與企業的管理、決策、監督和利潤分配，成為企業的真正主人，同時也就有了成為社會主人、國家主人的經濟基礎，重新獲得個性自由。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公有製。





資本主義私有製向新生產方式、即社會主義生產方式過渡，是壹個相當長期的發展過程，而且是和非經濟領域的進步密切地聯系在壹起的，如政治的民主化，文化的自由化，社會的平等化、生態的合理化等等。我們現今的國有企業，不僅自身不具備社會主義因素，而且同它緊密聯系的政治、文化、社會等領域，也沒有任何社會主義因素，把國有經濟當作社會主義公有製經濟，無視社會主義本身的性質和特征，是十分荒謬的。





需要指出，「社會主義公有製」這個名號是很不科學的，於光遠認為應該叫「社會所有製」，深圳萬豐村的潘強恩認為應該叫「共有製」。我認為這兩個名稱都比「公有製」好，更符合於社會主義所有製的性質和特征，不會像「公有製」這樣容易產生歧義。潘強恩在九十年代曾經組織專家撰寫專門論述共有製的文章，出版了八九種書，大力提倡。遺憾的是由於當政者和社會上的傳統觀念，都非常深厚而強烈，潘強恩的努力沒有產生應有的影響，這是很可惜的。





（二）作為過渡形式的股份製





從到目前為止的資本主義私有製的發展進程來考察，馬克思把股份製、股份公司看做資本主義私有製轉變為新生產方式的過渡點、過渡形式，是符合於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歷史和發展前景的。股份製是資本主義生產發展到壹定程度的必然產物。當社會生產的發展需要開辟壹些規模宏大的產業時，例如鐵路、航海輪船等，個人資本無法獨立進行，股份公司就應運而生了。在馬克思的時代，股份公司的參與者主要還是壹些擁有相當財富的資本家，他們通過壹定的契約形式結合在壹起，這是股份製的最初形式。隨著生產的發展，壹方面，企業對資本的需求日益增長；另壹方面，社會成員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部分公民有可能把超過生活所需的余錢投入生產。於是，股份製就越出了資本家的範圍，出現了股票市場，這是進壹步走向新生產方式的過渡形式。再向前壹步，就是職工持股了。科技進步在有力地促進生產發展的同時，也提高了勞動者的素質和他們在生產過程的作用，這就使職工持股成為可能。這是股份製的第三種形式，股份製發展的第三個發展階段，也是資本主義轉向新生產方式的第三個過渡點，第三種過渡形式。

股份製所導向的經濟發展前景，即社會主義的前景，都是國有經濟不具備的，最顯著的前景有二：壹是資本的社會化，從剝削工具轉化為生產動力；二是勞動者有產化，從無產者轉化為企業主人。這兩項是社會主義所有製的重要特征。





先說資本的社會化。資本從產生以來，就兼具兩種特性：剝削性和生產性。資本家通過資本剝削勞動者，同時又推動了社會生產的發展。股份製的發展，生動地反映出資本的質的變化，從私人資本到具有社會資本形式的私人資本，再到間接的社會資本、直接的社會資本。在這個過程中，資本的剝削性逐漸消減，其生產性則逐漸加強，呈現出壹幅復雜而壯麗的圖景。1、股份製的第壹種形式，雖然股份公司是由資本家的私人資本集合而成的，但這些私人資本推動了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的集中，使資本的生產性得到進壹步的體現，而資本的剝削也由集中獨占轉變為分散，所以，盡管私人資本的本質沒有變化，卻取得了社會資本的形式。2、在股份製的第二種形式裏，股份的承擔者多數是普通市民，資本並非來源於剝削，這就使資本具有社會性，這類資本從形式到內容都是真正的社會資本。在這種資本形式裏，資本扮演著推動生產的更為重要的角色，它的社會性消除了自身的剝削原罪，使剝削在很大程度上轉變為合理收入。但由於股份持有者還不是企業內部的勞動者，生產是由來自企業之外的資本推動的，所以就資本性質來說，是間接的社會資本。3、股份製的第三種形式，勞動者和資本所有者合而為壹，資本成為直接的社會資本。資本的剝削性已經完全消除了，單純作為勞動要素而存在於生產過程；資本和勞動力——勞動兩要素之間的矛盾也不再存在。資本的剝削、資本與勞動者的矛盾，都將成為歷史的陳跡，被記載於社會經濟發展史和經濟學說史。





再說勞動者有產化。股份製的發展趨勢所帶來的另壹個社會主義因素，是勞動者向資本所有者轉化，無產者向有產者轉化。這是生產資料所有權的轉化，也是所有製的轉化。這個轉化過程主要開始於股份製的第二階段。在第壹種股份製形式裏，資本所有者從壹個資本家到幾個資本家，企業所有製沒有本質性的變化。第二種股份製形式就不同了，資本所有者既有資本家，也有普通市民，資本家和普通市民共同占有股份公司的生產資料所有權。這個發展，無論從企業所有製的內涵來說，還是從資本的性質來說，都已經超越了馬克思建立剩余價值理論那個時代的資本主義，它意味著對資本主義原有經濟體系的突破。但是，由於持股者不是本企業的勞動者，資本和勞動力的對立和矛盾依然存在。股份製的第三種形式則是進壹步的突破。在這種形式的股份製裏，員工持有本企業的部分以至全部生產資料所有權，勞動者成為企業的真正主人。只有完成了這個突破和轉化過程的企業，才有資格被稱為社會主義所有製企業。





（三）癡人說夢和啼笑皆非





通過股份製的發展與完善，實現資本性質和所有製性質的轉化，達到社會主義，是壹個漫長的歷史過程。它不但需要生產力的高度發展，還需要與之相適應的政治、文化、社會以至意識形態等等各個領域的發展與進步。目前在全世界範圍內，還沒有哪壹個國家的國民經濟已經完成這個轉化過程，中國就更不用說了，也許需要壹兩百年時間才能完成資本性質和所有製的轉化。然而我們卻在不具備任何社會主義因素的情況下，把國有經濟說成是社會主義公有製經濟，而且是國民經濟的主體，是不是有點癡人說夢的味道啊？





至於被認為是社會主義公有製的初級形式的集體經濟，成為主體就更荒謬了。以土地製度來說，上世紀五十年代中期毛澤東推行合作化、公社化，剝奪農民的土地所有權，使農民淪為農奴，實際上是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封建主義回歸，不是什麽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製。七十年代末期農民自發搞包產到戶，掙脫人民公社的枷鎖，當時能獲得當局承認，壹個主要理由就是土地還是集體所有的。經過五六年後，包產到戶對於農業生產的積極作用已經發揮殆盡，應該及時把土地所有權還給農民，因為小農經濟最適合於我國農業發展水平，也最便於融入市場經濟。但當時朝野上下都沒有認識到這壹點，仍然以土地的集體所有標榜著「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以迄於今。這種土地製度把農民同土地所有權隔離開來，給基層的貪官汙吏提供「發財」的大好條件，卻損害了農民的切身利益，阻礙了農業的發展。在土地政策上，現在費盡心思分別處理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就是為了維護這個虛假的「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招牌。其實，在現階段，實現「耕者有其田」，把土地還給農民，是最有利於發展農業生產，最有利於使小農經濟融入市場經濟的土地所有製。目前堅持土地的集體所有製，不是什麽社會主義，而是地地道道的「莫非王土」的封建主義。





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的壹個重要內容，是認為股份製、股份公司是資本主義的私有製企業轉向新生產方式的過渡點、過渡形式。恩格斯曾經指出：有了歷史唯物主義和剩余價值理論，才有了科學社會主義。如果說，用暴力剝奪資本家的企業，以消滅私有製，是剩余價值理論產生以前的《共產黨宣言》時代的共產主義的壹個主要內容；那麽，通過股份製等過渡形式，實現資本主義所有製經濟的和平轉變，就是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科學社會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是馬克思在揭開剩余價值的秘密之後，進而探尋剩余價值的發展趨勢的過程中發現的。遺憾的是，迄今為止，許多自命為馬克思主義者的研究科學社會主義的學者，無視早期共產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的這個重大差別，仍然把暴力消滅私有製的思想列入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卻看不到資本主義經濟在股份製出現後的變化，看不到股份製對於私有製經濟的導向意義，看不到資本性質和所有製的逐步轉化的歷史必然性，因而也看不清社會主義的本質所在，以致屈從權力和傳統，仍然把「以公有製為主體」當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更有壹些斯大林主義的盲從者，至今還認為經濟體製改革、發展民有經濟是「復辟資本主義」，把馬克思的「重新建立個人所有製」，批為「私有化」。是非顛倒，壹至於此，實在令人啼笑皆非。





結論





這幾天在微博裏堆壘這麽多文字，意在說明「以公有製為主體」的謬誤：我國現階段遠沒有實現社會主義公有製（或共有製、社會所有製）的條件，只有經過股份製等過渡形式的長期實踐，才能逐步積累社會主義因素。目前這些被稱為社會主義公有製經濟的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包括壹些壟斷資源、壟斷價格、壟斷進出口市場的大企業集團，許多已經蛻化成為權貴資本主義經濟，成為各級大小官僚私人財富的來源，我們的國民經濟還要以這些經濟成分為主體，在這個經濟基礎上建立政治的、文化的上層建築，那我們的中華民族還有希望嗎？





認同民主社會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的歐美左派主張的混合所有製和員工持股，是改變這種局面的良方。為了推進這個經濟領域的重大改革措施，需要其他領域的密切配合。九十年代國有企業的股份製改革，因為指導思想的失誤，不但沒有推動國有企業走上資本社會化和勞動者有產化的道路，相反地，卻成了培育權貴資產階級和豪強資產階級的搖籃，成了為貪官汙吏擺設的盛宴。這個教訓應該記取。目前雷厲風行的反腐敗運動，為混合所有製的推行提供了有力的保證，但這還遠遠不夠。由於主流意識形態堅持「以公有製為主體」，人們難以沖破傳統的思想壁壘。目前在推行混合所有製和員工持股時，有些地區和部門或者猶豫觀望，或者匆促應付，反改革的權貴集團及其代言人也有了抗拒改革的大好借口。這就很難保證這項改革的順利進行，甚至有可能重蹈九十年代股份製改革的覆轍。為了促使改革健康發展，避免可能出現的弊病，應該在排除權貴集團的幹預阻礙的同時，使所有改革的參與者都能理解：混合所有製和員工持股的意義，在於促進各類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的資本性質和所有製的轉化，使所有企業都能融入市場經濟，在市場的平等而自由的競爭中求得發展。即使是少數必須保持國家壟斷的企業，也應該在盡可能的範圍內，實現所有製的轉化，讓全體員工享有本企業的壹部分生產資料所有權，使他們成為名副其實的企業主人。



中共建立的國有經濟雖然名義上是公有製、全民所有製，但勞動者無權參與企業的決策、管理、監督和利潤的分配，全民就更不用說了。這個事實充分說明，國有經濟的「公有製」、「全民所有製」，完全是虛假不實之語。而且，由於它同政治權力密切結合，得以壟斷資源、壟斷生產、壟斷價格，淩駕於市場之上，幹擾、破壞市場經濟，成為比資本主義所有製更為落後的所有製形式。許多國有企業，實際上已經蛻化成為官有製企業、權貴所有製企業。

中共政府實行非民選的極權的代議製，各級人大是名義上的從中央到地方的最高權力機關，政府名義上代表國民管理全民資產，但壹黨體製下，人大代表不是自由選舉產生，皆為黨政系統的人，黨管幹部（公務員）的法律架構使得人大機構及也置於黨權之下，中國沒有政治的民主化，中共不允許獨立工會的存在，中國屬於共產極權國家。

極權中國的製度設計

作者 杜光 寫於 二零一三年

試論現行憲法的兩面性

自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去年底在紀念「八二憲法」30周年大會上發表講話以來，社會上興起了討論憲政和法治的熱潮。《南方周末》最初的新年獻詞以《中國夢，憲政夢》為題，《炎黃春秋》第一期的編輯部文章《憲法是政治體製改革的共識》，都準確地反映了廣大民眾渴求憲政和法治的心聲。

習近平在講話中說：「憲法的生命在於實施，權威也在於實施」，「憲法的根基在於人民發自內心的擁護，憲法的偉力在於人民出自真誠的信仰。」人民發自內心地擁護憲法，出自真誠地信仰憲法，是因為憲法裏的許多內容，真切地表達了人民的心願。但是，這些表達人民心願的條文，至今卻有許多沒有實施。而憲法，誠如習近平所說，只有實施才有生命，才有權威。實施憲法，已成為朝野上下的共識，這是值得欣慰的。

憲法的許多條文之所以遲遲難以實現，除了政治上、組織上、製度上的各種各樣的外在原因之外，憲法本身還存在著不可克服的內在原因，牽製著憲法的落實。另外，朝野上下許多人對憲法缺乏全面的、清醒的認識，也不能不說是一個重要原因。八二憲法製定後三十年來，雖然經過四次三十一條的修正，但多屬細節文字上的修飾，很少實質性的更動。全國人大幾千代表有五次討論憲法及其修正案，居然都沈迷於這樣一個並不完美的憲法文本，實在令人驚詫。因此，我認為，當此體製內外都呼求實施憲法之際，有必要對憲法進行認真細致的解讀，以解除人們對憲法的迷思，以利於憲法的順利實施。由於這個問題的復雜性，在一篇文章裏很難說清楚，所以我想分幾篇文章來談，本文就是這個系列文章的第一篇。

現行憲法是一部具有兩面性的文獻，它既有保障公民權利、製約政治權力的民主性，也有維護專製體製、導致特權孳生的專製性。人民企盼實施的是它的民主性條文，而它的專製性內容卻抑製了民主性條文的實施，這就是長期以來我國有憲法而無憲政的基本原因。下面，我就來梳理分析現行憲法的兩面性。

（一）現行憲法的民主性

現行憲法裏的民主性條文，是一百多年來民主革命的重要成果，是無數先進人物為了爭取憲政民主而奮鬥犧牲的結晶。實施這些條文的規定，將有力地推進我國的憲政民主建設。

（1）在憲法的實施中，人們最為關切的是第三十四條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第三十五條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還有第三十六條至第四十條的「宗教信仰自由」、「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人格尊嚴不受侵犯」、「住宅不受侵犯」、「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護」，第四十一條的「申訴、控告或者檢舉的權利」。這些條文對公民的自由權利作出了明確的規定，是現行憲法民主性的最突出的表現，也是一百多年來許多仁人誌士夢寐以求的目標所在。它清楚地記錄在前人所製定的一些憲法裏，這裏不妨作些簡要的回顧：

1908年的《憲法大綱》；「臣民於法律範圍以內，所有言論、著作、出版及集會、結社等事均準其自由。」「臣民非按照法律所定，不加以逮捕、監禁、處罰。」「臣民之財產及居住，無故不加侵擾。」

辛亥革命後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1912）、《中華民國憲法》（1913）和《中華民國約法》（1914），都擴大了人民自由權利的範圍，除《憲法大綱》裏提到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和不受逮捕、監禁等自由權利之外，還規定人民「一律平等」，有「書信秘密」、「居住遷徙」、「信教」、「保有財產及營業」等自由，「請願」、「陳訴」、「選舉及被選舉」、「從事公職」等權利。

這些自由權利，基本上都為後來的憲法所繼承，只是略有增加或變動。如1931年的《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1934年、1936年的《中華民國憲法草案》，1946年的《中華民國憲法》，都增加了「選舉、罷免、創製、復決之權」。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地區，1941年的《陜甘寧邊區施政綱領》也提出「保證一切抗日人民（地主、資本家、農民、工人等）的人權、政權、財權及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信仰、居住遷徙之自由權」。

1949年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依法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有思想、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通訊、人身、居住、遷徙、宗教信仰及示威遊行的自由權。」

第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製定於1954年，它基本上包括了現行憲法裏關於公民自由權利的條文。1975年和1978年的憲法盡管受文化大革命的影響，有一些很不適當的內容，但公民的各項自由權利，卻仍然保持在憲法的條文裏。現行的憲法是1982年在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製定的，此前的三個憲法都把「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列為第三章，在「總綱」和「國家機構」之後，現行憲法把它提為第二章，列在「國家機構」之前，這是現行憲法的一大亮點。但1954年憲法裏的遷徙自由和1975、1978年憲法裏的罷工自由，現行憲法卻都沒有，應該說是它的一個缺憾。

（2）現行憲法中最具根本意義的民主性條文，是第二條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它體現了「主權在民」的政治思想原則。「主權在民」，是中華兒女自推翻滿清皇朝以來苦苦追求、祈望實現的宏願。1912年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第二條就是「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在此後的幾部憲法裏，它都作為憲法的重要內容被列為總綱的第二條。1954年憲法第二條的提法雖然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但涵義是同此前的憲法一致的。1975年和1978年的憲法都把它列為第三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的指導思想和政治狀態。1982年憲法重新把它列為第二條，是完全必要的。

2004年3月，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14條憲法修正案，其中最值得註意的是在第三十三條裏增加「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一款。增加這一款的重要意義是毋庸置疑的。固然，憲法第三十四至四十一條對公民的自由權利做出許多規定，這些權利顯然都是人權的重要內涵，但同樣顯然的是，它們不可能包含人權的全部內容。正因為如此，有些前人的憲法就在關於自由權利的條文之後，加上一條補充性的條款。如1923年的《中華民國憲法》第十四條：「中華民國人民之自由權，除本章規定外，凡無背於憲政原則者，皆承認之。」1934年和1936年的兩個憲法草案的第二十四條，1946年的《中華民國憲法》第二十二條，都是「人民之其他自由及權利，不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利益者，均受憲法之保障」（1936年憲法草案最後還有「非依法律，不得限製之」幾字）。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幾部憲法都沒有類似的條文，是一個缺陷，增加「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的條款，就比較完備了。

主權是公權，人權是私權。憲法既認定國家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又承諾「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這就使憲法具備比較圓滿的民主性。

（3）現行憲法民主性還表現在對權力運行的製約和監督上。中共十八大政治報告指出：「要確保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相互製約又相互協調，確保國家機關按照法定權限和程序行使權力。」溫家寶總理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再一次地宣示了這個重要原則。這個方針性的政治原則在憲法裏有著明確的規定。首先，「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國家行政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都由人民代表大會產生，對它負責，受它監督。」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有權「監督憲法的實施」，「監督國務院、中央軍事委員會、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的工作」。其次，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分別獨立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幹涉」。第三，「人民依照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這些條款如能通過法律法規和製度加以具體化，付之實施，就可以有效地做到各種權力之間的「既相互製約又相互協調」。

（4）憲法的至上性是憲政民主和法治的基礎。現行憲法序言的最後一段指出：「本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全國各族人民、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以憲法為根本的活動準則，並且負有維護憲法尊嚴、保證憲法實施的職責。」總綱的第五條：「一切法律、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都不得同憲法相抵觸。」「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必須予以追究。」中國共產黨也在它的黨章總綱中規定：「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但在實際的政治生活裏，由於「黨比法大」的傳統根深蒂固，黨的領導始終淩駕於憲法之上，因而憲法的上述民主性條款難以落實，以致濫用權力的現象層出不窮，公民權利得不到保障。

（二）現行憲法的專製性

現行憲法的專製性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序言。序言概敘中國共產黨領導革命、建設的歷史和今後的基本方針，其中頗有一些根本性的理論錯誤，特別是把鄧小平提出的四項基本原則，作為指導今後國家建設的基本方針，理論上是錯誤的，實踐中是有害的。四項基本原則來源於列寧早期的社會民主主義思想，它是沙皇俄國的東方專製主義和西方民主主義的雜拌，早在十月革命前就已經被列寧自己放棄了。毛澤東在1932年開始從列寧的《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裏吸取教益，把列寧的社會民主主義搬到中國，形成了他的新民主主義。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既有民主主義的成分，也有必然導向專製主義的內容，毛澤東在1953年提出的「過渡時期總路線」和隨後的「社會主義改造」，使中國從剛剛「走完了第一步」的民主主義，倒退到具有中國特色的新形態的專製主義，正是新民主主義理論中的專製主義成分發揮作用的結果。鄧小平1979年提出的四項基本原則，是對新民主主義理論中的專製主義內容的繼承和發揮，它的意義和作用，就在於維護專製主義統治。因此，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就不可能、至少是很難實施憲法裏的民主主義內容。  

現行憲法的專製性還表現在正文裏的大量不科學的論斷上。包括人民民主專政、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製度、社會主義法製、社會主義經濟製度、社會主義公有製、全民所有製、集體所有製、按勞分配、為社會主義服務、社會主義現代化、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共產主義教育，等等。這些理論概念，違背了馬克思主義，離開了社會現實，把現實的社會狀態，納入憶想的理論框架，這是非常有害的。以人民民主專政為例，它脫胎於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專政。但馬克思的原意，只不過是表示：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後，將掌握全部政權，不與其他任何階級分享。僅此而已，沒有更多涵義。所以考茨基把它解讀為「無產階級在民主基礎上的統治」。列寧出於專製主義統治的需要，把它解釋成為「不受限製的憑借暴力而不是憑借法律的政權」，甚至引申為一黨專政、領袖專政，成為所有自稱為「社會主義國家」實行一黨專政、個人獨裁的理論根據。毛澤東也接受了列寧的思想，提出人民民主專政，就是對人民實行民主，對敵人實行專政。至於哪些人是人民，哪些人是敵人，由他說了算。所以，人民民主專政適合於毛澤東的獨裁統治的需要。今天，它依然是維護專製統治的重要工具。至於社會主義、公有製、按勞分配等等，也都是對馬克思主義的曲解。誠如馬克思再三引用的海涅的話：「我播下的是龍種，收獲的卻是跳蚤！」

表現在上述兩方面的理論謬誤，基本上都是為鞏固專製主義統治服務的，它是現行憲法的民主性內容不能實施的主要障礙。我在接下來的幾篇文章裏，將進一步地加以分析，現在就不多說了。

應該承認，憲法的兩面性不是均衡地存在的。它的民主性內容雖然為廣大民眾所追求、所期待，也為近六十年來的執政者所承認、所接受，但兩千多年的專製主義傳統，加上長期的傳統教育和政治社會的實踐，卻使朝野上下沈溺於專製主義而不自知，無法認識清楚那些為維護專製製度服務的錯誤理論的實質。這才使得憲法裏的民主性條款難以落實，而那些專製性的內容卻無阻礙地得以實施。所以，要實施憲法，首先就需要從理論上認清憲法的兩面性。我在本文裏把現行憲法的兩重屬性作出區分，就是希望體製內外都能分清憲法內涵的是非，在這個共識的基礎上，實施憲法裏的民主性條文，刪除它的專製性內容，使憲法真正成為憲政民主的基礎。

以上看法，只是我個人的一孔之見，是否確當，尚希朋友們指教。

2013年3月9日

人民民主專政的悖論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一條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按照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裏的說法，人民民主專政是「國體」（《新民主主義論》裏的提法是「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也就是國家的屬性，國家的性質。它的涵義則是：「對人民內部的民主方面和對反動派的專政方面，互相結合起來，就是人民民主專政。」簡單地說，就是「對人民民主，對敵人專政」。經過幾十年的教育、灌輸，這個觀點早已深入人心，被人們普遍接受。但是，無論是從理論上分析，還是在實踐中考察，人民民主專政這個命題，都是一個虛妄的、不能成立的悖論。

（一）無產階級專政的經典涵義   

人民民主專政脫胎於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專政的始作俑者是馬克思。但是，從無產階級專政到人民民主專政，中間經歷了巨大的變異，涵義也完全不同。馬克思是在1852年致魏德邁的信裏提出他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他說：「我的新貢獻就是證明了下列幾點：1、階級的存在僅僅同生產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相聯系；2、階級鬥爭必然要導致無產階級專政；3、這個專製不過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和進入無階級社會的過渡。」（1）這裏的「階級鬥爭必然要導致無產階級專政」，無非是說，無產階級在同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中必將取得勝利，並掌握全部政權，不與任何其他階級分享。

馬克思在1848年初的《共產黨宣言》裏，已經提到「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無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爭得民主」，（2）但還沒有專政的概念。這個概念來源於他對當時德法等國的資產階級革命的思考。歐洲的1848年是革命風雲激蕩的一年，法國的二月革命、六月革命，德國的三月革命，維也納的十月革命，都曾引起馬克思、恩格斯的高度關註。他們在短短的五個多月裏，就在《新萊茵報》上發表了一百多篇文章，評述各國革命的得失。在這些評述中，首次出現了「專政」的概念。他們批評德國三月革命後召開的國民議會和康普豪森內閣過於軟弱，向封建勢力妥協。如恩格斯支持當時的激進民主黨的宣言：「國民議會現在就應該把全國的一切國家權力統一於自身」，（3）但國民議會的無所作為卻使他大失所望，所以他說：「國民議會本來應該處處以專政的辦法反對腐朽政府的反動企圖」，「如果它不建立任何中央政權，那它就等於自動辭職」。（4）馬克思說：「在革命之後，任何臨時性的國家機關都需要專政，並且需要強有力的專政。我們一開始就指責康普豪森沒有實行專政，指責他沒有馬上粉碎和清除舊製度的殘余。」（5）可見，他們在這裏說的專政，指的就是掌握全部國家權力。他們為已經取得政權的資產階級未能實現專政而遺憾。

在總結法國1948年革命的經驗教訓時，馬克思進一步提出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概念。在《1848年至19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裏，針對法國二月革命後建立的共和派臨時政府殘酷鎮壓六月起義的巴黎工人，馬克思認為工人階級在資產階級共和國的範圍內已經不可能改善自己的處境，因此必須提出一個「大膽的革命戰鬥口號」，這就是：「推翻資產階級，工人階級專政！」（6）在同一篇文章裏，他還主張無產階級應該團結在「革命社會主義」的周圍，「這種社會主義就是宣布不間斷革命，就是實現無產階級的階級專政」。（7）馬克思一年多後在致魏德邁的信裏所做的概括，就是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思考的成果。

在此後的歲月裏，特別是在1871年巴黎公社失敗後，馬克思多次論述無產階級專政，其涵義都沒有超出由無產階級掌握全部國家政權的範圍。有幾次談到專政的任務，主要也是「消滅階級統治和階級壓迫」，只有在「粉碎資產階級的反抗」（8）時，才意味著武裝暴力。值得註意的是，馬克思在巴黎公社失敗前起草的《法蘭西內戰》初稿中談到，「公社提供合理的環境，使階級鬥爭能夠以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經歷它的幾個不同階段。」（9）可見，按照馬克思的設想，作為階級鬥爭的最高發展階段，無產階級專政當然也應該「以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進行，無須動用暴力。

馬克思逝世後，恩格斯對無產階級專政也作過論述。他在1891年3月為馬克思的《法蘭西內戰》單行本所寫的導言裏，把巴黎公社作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典型，肯定公社是「真正民主的國家政權」，高度評價公社為了防止國家機關由社會公仆變為國家主人而采取的兩項民主措施：一是民主選舉公社的公職人員，並且可以隨時撤換；二是對他們只付給跟其他工人同樣的工資。（10）導言最後說：「近來，社會民主黨的庸人又是一聽到無產階級專政就嚇的大喊救命。先生們，你們想知道無產階級專政是什麽樣子嗎？請看看巴黎公社吧！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11）他在同年6月寫的《愛爾福特綱領草案批判》裏還談到：「民主共和國甚至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特殊形式。」（12）可見，在恩格斯的心目中，無產階級專政是同民主聯系在一起的。他諷刺社會民主黨的庸人們「一聽到無產階級專政就大喊救命」，就因為那些人認為無產階級專政就是暴力對抗、暴力鎮壓。

以上的簡短回顧表明，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無產階級專政，所要表述的涵義，無非就是無產階級要掌握全部國家政權，行使全部國家權力，其中當然也包括用武力「粉碎資產階級的反抗」在內，但它的主旨卻是要在民主基礎上建立無產階級的全面統治。考茨基把無產階級專政理解為「無產階級在民主基礎上的統治」，（13）可以說是準確地讀懂了馬克思恩格斯的原意。

（二）從無產階級專政到人民民主專政

無產階級專政的概念在列寧的許多著作裏，出現了很大的變化，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1、提出和無產階級專政有所不同的民主專政。列寧在十月革命前曾多次提出「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的口號，（14）並且指出，當社會主義革命來臨的時候，「我們就會用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專政，即完全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口號來『代替』民主專政的口號。」在《國家與革命》裏，他明確指出：在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時期，「國家就必須是新型的民主國家（對無產者和一般窮人是民主的）和新型的專政國家（對資產階級是專政的）」。（15）由此可見，在列寧的視野裏，無產階級專政是社會主義的口號，民主專政則是民主革命的口號。

2、列寧把專政解釋為「不受限製的憑借暴力而不是憑借法律的政權」，是「直接用暴力來統治」的「鐵一般的政權」。（16）雖然他對無產階級專政也作過其他解釋，如他說：「無產階級專政是對舊社會的勢力和傳統進行的頑強鬥爭，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與和平的，軍事的和經濟的，教育的和行政的鬥爭」， 「無產階級專政就是無產階級對政策的領導」，是「一個階級引導另一個階級前進」，「組織社會主義經濟」，「是比先前的組織更高級的勞動組織」，等等，（17）但對人們影響最深遠的，還是把無產階級專政看作暴力統治的思想。

3、列寧還把無產階級專政演化為階級專政——政黨專政——領袖專政的公式。他在1920年寫的小冊子《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裏，批判德國共產黨內關於是黨專政還是階級專政、是領袖專政還是群眾專政的觀點時說：「群眾是劃分為階級的……階級通常是由政黨來領導的；政黨通常是由比較穩固的集團來主持的，而這個集團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被選出擔任最重要職務而稱為領袖的人們組成的。」（18）這就為全世界共產黨提供了一黨專政、領袖獨裁的理論借口。

其實，領袖專政的觀點並不是列寧首創，恩格斯在巴黎公社失敗後批評布朗基關於專政的觀念，指出「這種專政不是整個革命階級即無產階級的專政，而是那些實現了變革的少數人的專政，而這些人又事先服從一個或者幾個人的專政。」（19）

毛澤東和中共的人民民主專政是從列寧和蘇共那裏來的。中共一大通過的黨綱，雖然明確宣告「采取無產階級專政，以達到階級鬥爭的目的——消滅階級」，但實際上並沒有真正理解無產階級專政，當時理解的，大概就是暴力革命、暴力統治。1928年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六大通過《政治決議案》，確認中國革命的性質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因此，需要建立的不是無產階級專政，而是工農民主專政（20）1934年通過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宣稱當時的蘇區是「工人和農民的民主專政國家」（21）1936年9月，面臨團結抗日的呼聲日益高漲的新形勢，中共中央發布決議，以「各階層聯合的民主共和國」取代工農民主專政。（22）1939年12月，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裏，首先提出新民主主義和「幾個革命階級聯合起來的專政」。一個月後，他寫出《新民主主義論》，全面闡述他的新民主主義理論，宣布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國體，就是「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23）至於「人民民主專政」這個概念，據《毛澤東著作詞典》介紹，「最早可能是在1948年6月1日中共中央宣傳部《關於重印「左派幼稚病」第二章前言》中使用的。」毛澤東在同年中共中央九月會議上，首次談到人民民主專政。（24）同年年底，他在《將革命進行到底》一文裏提出「在全國範圍內建立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主體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共和國，」（25）1949年2月初，他在同米高揚談話時說：「這個人民民主專政，究其實質是無產階級專政。」（26）在同年七一前夕發表的《論人民民主專政》裏，毛澤東做了進一步的表述：「對人民內部的民主方面和對反動派的專政方面，互相結合起來，就是人民民主專政。」「總結我們的經驗，集中到一點，就是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27）至此，無產階級專政經由工農民主專政，達到人民民主專政，實現了它在中國的「華麗轉身」。

1954年製定的第一部憲法的序言，明確肯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1975年和1978年憲法的總綱第一條卻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並且都在序言裏載有「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1982年迄今的憲法第一條只是把「無產階級專政」改為「人民民主專政」，序言裏也以「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取代原來的提法。（28） 序言裏的那段話包括了鄧小平提出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但鄧小平在1979年3月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那個講話裏，說的是「我們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在1980年12月的一次講話裏，才談到「人民民主專政即無產階級專政」，並且進一步說明：人民民主專政「實質上也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但是人民民主專政的提法更適合於我們的國情。」（29）

（三）人民民主專政：非理性的思想成果

從以上的歷史回顧可知，對於無產階級專政，馬克思和列寧有著不同的解讀。在馬克思恩格斯的論述裏，無產階級專政的涵義是，無產階級在取得政權後，將獨掌國家權力，不與其他任何階級階層分享；它將建立在民主的基礎上（這可從《共產黨宣言》的「爭得民主」和恩格斯確認巴黎公社是「真正民主的政權」的論述裏得出判斷）；它的任務是消滅階級和階級賴以存在的生產關系和社會關，並將采取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這些見解雖然帶有烏托邦的成分，但仍不失為能夠反映一定歷史現象的理論思想。

列寧把專政理解為憑借暴力而不受任何限製的統治，就從根本上扭曲了馬克思恩格斯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原意，盡管他在早期的思想裏把革命區分為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有其合理之處，但他把不同的革命階段貼上不同的專政標簽，卻把全世界的革命者帶進歧途，所有自稱為人民民主或社會主義的國家，無不以專政來掩蓋他們進行統治的專製主義本質。他的「工農民主專政」和「對無產者和一般窮人是民主的」、「對資產階級是專政的」等主張，成為毛澤東的人民民主專政的濫觴。

由無產階級專政衍生的人民民主專政，應該怎樣解讀呢？

在中國共產黨人的詞匯裏，這兩者實際上沒有多大區別，只不過是隨著不同形勢下的不同政治需要，加以靈活運用罷了。毛澤東和鄧小平都在歷史的重要關頭強調人民民主專政實質上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但側重點卻大不相同。毛澤東在1953年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後重彈老調，是為了抹煞新民主主義發展階段，以打擊宣揚「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的劉少奇、周恩來等人，推進「社會主義革命」。鄧小平在提出四項基本原則時主張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一年多後卻要以人民民主專政取代無產階級專政，一方面是要緩解人們對專政的恐懼，同時撫慰那些仍然要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的人。由此可見，無產階級專政和人民民主專政都不過是主政者的理論積木，他們可以隨心所欲地拼搭出需要的景觀來。這兩個概念的出現和廣泛宣傳，不是出於理性的思考，而是適應政治的需要。

但是，這兩個概念至少在邏輯上是大不相同的。無產階級專政，按照馬克思的解讀，是無產階級獨掌政權，不與其他階級分享國家權力；按照列寧的解讀，是無產階級憑借暴力進行統治，對資產階級實行專政。無論是哪一種解讀，無產階級和專政兩個詞語的搭配是合乎邏輯的。人民民主專政則不然，它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包括其他各階級階層即社會全體成員的專政，從獨掌政權的意義上說，既然是全體人民的統治，就不可能再有分享國家權力的階級階層，專政一詞就成為毫無意義的廢話；從暴力統治的意義上說，既然全民都是暴力統治的主體，哪裏還有暴力統治的對象？這是悖論之一。

按照「對人民民主、對敵人專政」的原則，在人民民主專政的概念裏，專政的對象是敵人。問題在於，這個敵人是哪裏來的？如果是外部來的，那是禦敵問題，不是專政問題；如果來自社會內部，那麽，用什麽標準、由什麽人來確定哪些人是敵人？毛澤東在1957年2月《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裏，提出劃分鮮花和毒草、即人民和敵人的六條標準，後來轉化為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但這個標準沒有也不可能有明確的量化的尺度，從反右派、反右傾、四清到文化大革命的歷史實踐可知，只憑著毛澤東的喜怒好惡，就可以把成千上萬憂國憂民的知識分子、戰功卓著的將帥元勛、日夜辛勞的基層幹部，統統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敵人。人民和敵人既沒有絕對的界限，民主和專政也就失卻了應有的合理性，成為獨裁君主鞏固專製統治的權謀工具。表面的虛構的民主涵義，掩蓋著獨裁專製的本質，這是又一個悖論。

不論是毛澤東，還是鄧小平，都把專政看作是暴力鎮壓的手段，反右、文革、六四，都是他們運用、操作專政的實踐。但這些影響深遠、危害巨大的專政行為，都沒有經過任何法律程序，違反了憲法的有關規定。這些事實表明，專政這個政治概念，在幾十年的實踐中，充分體現出列寧式的本質，即「不受限製的憑借暴力而不憑借法律」的特征。可是，這個與憲法和法律相違背的政治概念，卻被寫進憲法第一條，這不是又一個悖論嗎？

中國共產黨自從成立以來，就高舉無產階級專政和人民民主專政的旗幟。由於兩千多年專製主義傳統的浸染，人們習慣於從專製主義的角度去理解專政的涵義，對於人民民主專政就是對人民民主，對敵人專政，視為理所當然，沒有把它放在理性的天平上衡量，所以不能看透它為專製主義服務的本質。它之所以被列為四項基本原則之一，寫進憲法序言，並且成為憲法條文的第一條，就是因為它有利於維護專製統治，有利於鞏固專製製度。它在憲法裏的存在，阻礙了憲法中有關公民權利各條規定的落實。

在專製主義傳統深厚的東方國家，無產階級專政和人民民主專政都是為專製主義統治服務的，實質上並無不同，如果說有所不同的話，那就是人民民主專政更缺乏邏輯的合理性，更缺乏理性的思考與探討。至於用來作為人民民主專政的階級構成的「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更是一個虛構的空泛的概念，是從列寧斯大林那裏搬來的理論教條，既無歷史的依據，又未經實踐的檢驗，人雲亦雲，自欺欺人，應該隨同人民民主專政，從憲法裏刪除。憲法總綱第一條應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切權力屬於人民的民主國家。」

扼殺出版和結社等自由權利就是慢性自殺

近幾年來，民間關於實施憲法的呼聲日益高漲，日益強烈，其中最強烈、最迫切的呼求，是落實憲法第三十五條關於公民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之自由權利的規定。特別是進入新世紀以來，由於文化專製主義的管製不斷收緊，以「維穩」為名的政治迫害不斷加劇，民間彌漫著普遍的不滿和激烈的抗爭。實施憲法第三十五條的呼聲，就是在這種社會矛盾持續深化、官民對立日趨尖銳的形勢下，高漲起來，強烈起來的。實施憲法第三十五條，滿足人民對於出版結社等自由權利的渴求，不僅可以緩解社會矛盾和朝野對立，而且對執政的共產黨來說，也是走出難關、擺脫困境的一條光明大道。因為，目前共產黨所處的難關和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政治權力不受製約和監督而造成的。落實憲法第三十五條所規定的公民自由權利，就可以有效地監督權力的運行，扭轉濫用權力、貪腐遍地的現象，克服日益深重的社會危機，把國家引上健康發展的道路，共產黨自身也可以由此擺脫困境，獲得繼續前進的動力。

遺憾的是，長期以來，共產黨和政府所采取的措施，卻背逆這個趨勢，對憲法第三十五條規定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等公民自由權利，不但沒有認真落實，反而加緊剝奪，加強控製。為此而製定的有關條例，不是為了保障公民順利行使自己的權利，而是為了便於權力機關約束與控製公民行使自由權利，實際上扼殺了公民的自由權利。這就不僅違背了廣大公民的意願，而且同民主進步的歷史潮流背道而馳。

我們現在就來考察以下有關出版和結社的法規，看看它們是怎樣落實憲法、「加強」對出版和結社的管理的；同時也看一看行使這些自由權利的公民受到何等嚴酷的打壓。

（一）出版自由是怎樣被扼殺的

2001年12月由國務院公布、2011年3月又經國務院修訂的《出版管理條例》，第一條是「為了加強對出版活動的管理，發展和繁榮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出版產業和出版事業，保障公民依法行使出版自由的權利，促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建設，根據憲法，製定本條例。」請看，這個「根據憲法」製定的條例，在第一條裏提出四個目標或理由，第一個就是「為了加強對出版活動的管理」，第三個才是「保障公民依法行使出版自由的權利」。而且非常巧妙地嵌進「依法」，依的什麽法呢？就是這個「為了加強對出版活動的管理」而製定的《出版管理條例》。這麽一繞，就把公民出版自由的權利繞進「加強管理」的框框裏去了。

這個條例的全部條文都體現著「加強管理」的精神。首先，要成立辦報辦刊或出書的出版單位，必須具備六個條件，其中包括「有符合國務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門認定的主辦單位及其主管機關」。這一條就堵塞了民間辦報辦刊出書的可能，普通公民，到哪裏去找「國務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門認定的主辦單位及其主管部門」呢？即使這一條有了，還有一條：要具備「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其他條件」。法規多如牛毛，你知道還有哪些「其他條件」等著你去「具備」呢？他們卻可以用不具備某個法規來卡你。除這些苛刻的條件外，最後還有一道關卡：「審批設立出版單位，除依照前款所列條件外，還應當符合國家關於出版單位總量、結構、布局的規劃。」這就是說，你具備了那六個條件，審批部門還可以用是否「符合國家關於出版單位總量、結構、布局的規劃」來卡住你，說你不符合國家規劃，拒絕批準你設立出版單位。這個「加強管理」，真是天衣無縫啊！

其次，設立出版單位的申報審批手續也十分復雜，先由主辦單位向所在地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門提出申請；審核同意後，報國務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門審批；經批準後，回到所在地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門登記，領取出版許可證；然後，屬於事業單位法人的，向事業單位登記管理機關登記，領取事業單位法人證書；屬於企業法人的，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門登記，領取營業執照。這幾個環節都順利暢通，才算完成出版報刊圖書的「依法」程序。此外，從事出版物印刷、復製的單位，也須向出版行政主管部門提出申請，經審核許可，並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門辦理相關手續後，方可從事出版物的印刷或者復製。發行、零售出版物的單位，經出版行政主管部門批準，取得《出版物經營許可證》，並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門依法領取營業執照後，方可從事出版物發行業務。

再次，第二十條規定，圖書、音像、電子出版物的年度出版計劃及涉及國家安全、社會安定等方面的重大選題，均須經所在地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門審核，爾後再報國務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門備案；涉及重大選題，未在出版前報備案的出版物，不得出版。連期刊的重大選題，也要按照前述規定辦理備案手續。

復次，最能體現「加強管理」的，是那些禁止和懲罰的條文。如第二十五條規定，任何出版物不得含有包括十項的有害內容，前九項都比較具體，第十項是「有法律、行政法規和國家規定禁止的其他內容的。」前九項挨不上的，這一條就管住了。第四十條規定「不得印刷或者復製、發行」的六類出版物。第八章「法律責任」有十三條，都是禁止和處罰的條款。當然，其中有些是必要的，但也一些是可以隨意解釋，入人以罪的。

最後，有些條款僅從文字上看還是值得肯定的：如第二十三條：「公民可以依照本條例規定，在出版物上自由表達自己對國家事務、經濟和文化事業、社會事務的見解和意願，自由發表自己從事科學研究、文學藝術創作和其他文化活動的成果。」「合法出版物受法律保護，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非法幹擾、阻止、破壞出版物的出版。」第七章「保障與獎勵」裏還有幾條規定：國家支持、鼓勵優秀出版物的出版，包括那些「具有重要思想價值、科學價值或者文化藝術價值的」出版物。「對為發展、繁榮出版產業和出版事業作出重要貢獻的單位和個人，按照國家有關規定給予獎勵。」對非法幹擾、阻止和破壞出版物出版、印刷或者復製、進口、發行的行為，有關部門，應當及時采取措施，予以製止。但這些條文也可以作出符合於傳統思想觀念的解釋，加上諸多「加強管理」的條文，難免使這些正面的承諾化為烏有。

如此嚴酷的管理條例，扼殺了民間的出版自由，於是就出現了所謂的「非法出版物」、「地下刊物」、「山寨出版物」。許多很有學術價值、很有歷史意義的專著、回憶錄、調查報告，有些適應民眾需要、很受民間歡迎的刊物，都因無法正式出版發行，只得自費印刷，分寄親友，卻又被禁寄禁發，成為多年來「掃黃打非」的主要對象。即使是已經正式出版的報刊書籍，有些也難逃被查禁的命運。如新聞界的「冰點事件」、最近的「南周報事件」，就是扼殺新聞自由的典型事件，日常的打壓幹擾，就更多了，一個電話，一項指令，對一篇文章的申斥，就可以帶來停辦整頓、檢討處分，甚至開除走人的惡果。至於查禁「非法出版物」，更是屢見不鮮，甚至連一些正式出版的書，也作為「非法出版物」加以查禁。比較突出的如汕頭大學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歷史的先聲》，其內容完全是輯錄五十多年前共產黨的《新華日報》、《解放日報》的社論和文章，居然也被列為「非法出版物」而遭查禁，不許銷售，不許郵寄。又如北京「掃黃打非」領導小組2004年11月9日召開「專項治理整頓動員大會」，宣布「堅決取締政治性非法出版物」，並且通令各單位，凡是家中有《中國農民調查》、《往事並不如煙》、《懷念李慎之》、《晚年周恩來》等書的，一律都要上繳。2007年1月，又發生了著名的「八本書事件」，新聞出版總署副署長鄔書林在一次「通風會」上宣讀了一份2006年出版的「違規圖書」名單，包括《滄桑》、《伶人往事》、《我反對：一個人大代表的參政傳奇》、《一個普通中國人的家族史》、《風雲側記——我在人民日報副刊的歲月》、《年代懷舊叢書》、《如焉》、《新聞界》等八本書，引起社會震動，遭到普遍的譴責，進一步敗壞了黨和政府的聲譽。

連正式出版的書籍都被加上「政治性非法出版物」的頭銜而被「堅決取締」，民間自費出版的著作就更不用說了。如在五十年代曾經風行一時的《把一切獻給黨》、《革命家庭》等優秀作品的作者何家棟，2006年10月病入膏肓，家人親友為他編印《何家棟文集》上下冊，想讓他在去世以前看到自己的作品出版，得到最後的安慰。不料就在文集編就印完後，印製文集的印刷廠竟被突擊查抄，印好的書籍全部被沒收。第二天何家棟就去世了，他終於沒有見到自己的文集問世，遺憾地離開人間。

禁書是封建專製社會特有的現象，在我國的歷史上由來已久，從秦始皇的「禁書令」到滿清政府的「文字獄」，不知有多少文人遭難，多少書籍被毀。上述遏製、扼殺新聞出版自由的政策取向，本質上就是承襲秦始皇以來的專製主義傳統，為鞏固專製主義統治服務的，是典型的文化專製主義。

這裏有必要指出，這些違反憲法、扼殺新聞出版自由的文化專製主義禁令，大都出自中共中央宣傳部。作為中共中央的職能部門，中宣部的任務是宣傳共產黨的理論思想和政治見解，並以切實遵守憲法、積極維護憲法的模範行為，為落實公民的新聞出版自由創造條件。而現實的中宣部卻反其道而行之，扮演著扼殺新聞出版自由的文化劊子手的角色，成為千夫所指、眾口唾罵的社會罪人、民族罪人，同時也成為敗壞共產黨聲譽的罪人。

（二）結社自由是怎樣被扼殺的

關於公民的結社問題，也有一個「加強管理」的法規。1998年經國務院批準公布的《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第一條是：「為了保障公民的結社自由，維護社會團體的合法權益，加強對社會團體的登記管理，促進社會主義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建設，製定本條例。」這裏把「保障公民的結社自由」列為條例主旨的第一條，比《出版管理條例》好，但下面的條文卻沒有充分體現這個精神。首先，第三條規定：「成立社會團體，應當經其業務主管單位審查同意」，按照第六條的規定，所謂業務主管單位，指的是縣以上的政府有關部門或由它授權的組織。實際上是限定只有官方半官方才有資格成立社會團體，普通老百姓哪裏找得到政府部門或由它授權的組織來做自己的業務主管單位呢？即使你有幸找到了，就意味著把自己納入政府或準政府的管轄，還有什麽「結社自由」？

其次，成立社會團體應當具備六個條件，第一條是「有50個以上的個人會員或者30個以上的單位會員」，這就排斥了大量民間組織成立的可能性。公民有共同誌向或興趣相投，結成團體，人數或多或少，十來個，二三十個，都應聽其自然。條例限定50人以上（更不要說是30個以上的單位會員了）才可以成立社會團體，把門檻設得那麽高，高到普通老百姓難以跨越，扼殺結社自由的目的也就達到了。

再次，結社也有一套嚴格的審批、登記、備案的程序。經「業務主管單位審查同意」後，向登記管理機關提交業務主管單位的批準文件、章程草案及有關材料，提出申請；申請批準後六個月內舉行會員大會或代表會議，通過章程，選出負責人和法人代表；再到登記管理機關登記或備案，領取《社會團體法人登記證書》，才算完成成立社會團體的正式手續。在這些審批過程中，每個環節都有不被批準的可能。

第四，被批準成立的社會團體，每年都要接受主管業務單位和登記管理機關的年度檢查。條例第三十一條規定：「社會團體應當於每年3月31日前向業務主管單位報送上一年度的工作報告，經業務主管單位初審同意後，於5月31日前報送登記管理機關，接受年度檢查。」不按照規定接受監督檢查，或被認為違反規定的，就可能受到登記管理機關的警告，限期停止活動，責令撤換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甚至撤銷登記，封存或收繳《社會團體法人登記證書》。在如此嚴密的監督管理之下，民間的社會團體還能有多少自由活動的空間？

有這樣一個「加強登記管理」的條例，能夠成立並順利通過審批的，就只有體製內的社會團體了；民間要成立什麽團體，簡直難比登天。我國目前有十幾萬個社會團體，其中多數是半官方的機構，包括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工會、婦聯、青聯、作家協會、工商聯、文聯等等，他們的幹部由共產黨的組織部門選派，經費由政府供給，甚至活動也由黨的組織控製，這就使這些群眾組織不可避免地會成為執政黨的工具，完全喪失了作為社會團體的應有功能。即使原本是民間性的社會組織，如各種行業協會，也因為管理機關的嚴密操縱，成為政治權力的禦用工具。如2008年4月，有18位北京廣東等地的律師表示要依法為當時被捕的藏民辯護，有關當局按照最高政法領導人的批示，對這些律師和他們所在的律師事務所進行打壓。北京市律師協會會長李大進指責這些律師「跳了出來」，表示要砸掉他們的飯碗。結果，著名維權律師滕彪就因此被吊銷了律師執照。

目前在社會上活躍著一些民間的社會團體，多數是沒有經過登記的，包括大量民間研究機構、綠色環保組織、公益慈善團體、各種興趣協會、讀書小組、義工小組、宗教團體、支農組織等等，他們在社會的各個角落，發揮積極的作用，為社會的和諧穩定作出貢獻。但由於他們沒有履行登記備案等手續，就一概被認為是「非法組織」，一旦觸犯禁忌就會遭難，輕則查抄處罰，重者甚至會將組織者判刑入獄。最典型的是十年前的「新青年學會」冤案。當時北京有8位在不同單位工作學習的青年，因常在一起議論時政，興趣相投，便在2000年8月成立「新青年學會」，相約每人每月寫點學習心得，以交流思想，相互啟發，共同進步。成立後曾請劉軍寧和曹思源來作過講演，朋友相聚座談三四次，有些人還在網絡上發表文章。這個學會充其量也只是松散的學術小團體，類似普通的讀書會。它的8位成員都是滿懷熱血的青年，為了探尋救國救民之道，走到了一起。不幸的是，他們才活動幾個月就遭到了嚴酷的鎮壓。2001年3月13日，學會的5名成員被捕，另3人也多次被審訊，並被迫在有「推翻共產黨的領導」內容的筆錄上簽字。於是，小小的學術研究活動便轉化成了刑事犯罪。2003年5月18日，法院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宣判靳海科、徐偉各十年徒刑，楊子立、張洪波各八年徒刑。法院判決書指控他們「妄圖推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製度，顛覆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卻拿不出任何有力的證據，只指斥他們說過「中國當前實施的民主是假民主」，主張「結束老人政治，建立青年中國」，連籌備創辦互聯網和刊物，也成了罪狀。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

另一種民間團體遭受厄難的類型，可以2009年的「公盟」事件為代表。「公盟」全名是「北京公盟咨詢有限責任公司」，是一些熱心公益的維權律師許誌永、滕彪、張星水等在2005年創辦的。它名義上是公司，實際上是一個非營利的民間組織。他們在2003年曾成立「陽光憲道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從事依法維權的咨詢活動，但因沒有「業務主管單位」，無法登記，不能取得合法地位。為了爭取能夠公開合法地開展活動，他們被迫以公司的名義，在北京市工商局登記註冊。但這樣一來，就不得不承受許多不必要的限製和麻煩。2009年7月14日，北京市地方稅務局以涉嫌偷稅，勒令「公盟」交納稅款和罰款149萬余元，否則，法人代表許誌永將面臨監禁七年以下的刑事處罰。這就是他們以公司名義從事公益活動而無奈吞咽的苦果。作為公益社團，他們曾為孫誌剛案、孫大午案、陜北民營石油案、三鹿奶粉案、鄧玉嬌案等提供法律服務，組織關於法治社會、公民權利等問題的研究，並沒有進行任何經營活動，不應該承擔納稅的義務；但作為公司，卻使有關部門可以利用稅務問題來進行打擊。他們把「公盟」為研究項目而接受的資助，說成是必須納稅的企業經營行為，沒有納稅就是偷稅。接著，市民政局派出20多人，以「公盟」下屬的「公盟法律研究所」未經登記為借口，查抄了「公盟」工作地點，「公盟」的所有案卷資料，8臺電腦，連同會議室的桌椅，都被劫掠一空。一個成績卓著、為社會作出很大貢獻的民間社團，就這樣被扼殺了。

（三）扼殺公民的出版結社等自由權利，無異於慢性自殺

新聞出版和社會團體，是公民社會的兩大載體，也是共產黨和政府同廣大民眾聯系、溝通的重要渠道，更是現階段推進政治體製改革的強大動力。目前的中國社會極不正常，表面的繁榮昌盛，掩蓋著深刻而嚴重的危機。危機的總根源是得不到有效製約與監督的政治權力，憑借權力，可以換取金錢美色、威勢尊榮，這才腐敗叢生，出現官民對立、貧富對立、理性泯沒、社會分裂的局面。近來社會上大談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和中國夢，而要實現偉大復興的夢想，首先就要改革政治體製，把權力關進法律和製度的籠子。但是，同中共十三大提出政治體製改革時的社會局勢相比，目前的條件更為惡劣，更為艱難。二十多年來，由於權貴資產階級的形成並日益牢固地掌握著政治權力，推進政治體製改革必將遭到他們的強烈抵製。面對如此強大雄厚而且遍布上下的反改革勢力，改革政治體製的任何步驟，從決策設計到具體實施，都將寸步難行。

在改革和反改革實力懸殊的形勢下，要推進政治體製改革，最佳選擇是開放報禁社禁，實施憲法第三十五條規定的出版結社等自由。民間輿論和社會團體一旦放開，就會形成強大的動力，掃除障礙，推進改革。因為權貴資產階級盡管囂張跋扈，卻害怕民眾。他們多年來滴水不漏地控製新聞出版，推行文化專製主義；不擇手段地以「維穩」為名鎮壓群眾，推行政治專製主義；這一切都是為了阻止公民參與國家的政治生活，消除民主法治的社會前景。實現新聞出版和結社的自由，就等於解放了民間蘊藏著的無限活力，引來改革和進步的源頭活水，沖決阻撓政治體製改革的各種障礙。有了民間輿論和社會團體的廣泛支持，在朝的改革力量就可以由弱勢轉為強勢，排除反改革力量的阻礙和破壞。首先是進行比較徹底的反貪汙運動。一般說來，權貴資產階級都是憑借權力，掠奪國家和民眾的財富起家的，民間所謂的「無官不貪」，指的就是這些權貴。他們為了保持既得利益，必然成為政治體製改革的反對派。所以反貪汙就成了政治改革的前哨戰。當然，過去官方反貪汙的成績不應抹煞，但也有不少的貪汙案給人留下反未徹底、除惡不盡的印象。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那些權貴官僚盤根錯節，形成了貪汙的利益共同體，反貪汙者投鼠忌器，備受掣肘，使反貪汙的戰果大打折扣。通過民間輿論和社會團體，實現朝野改革力量的聯合，就使反貪汙鬥爭有了可靠的基礎和進行到底的保證，從而掃除反改革的主要障礙，順利推進政治體製改革。

實施憲法第三十五條，對於共產黨的生存與發展，也有著十分重大的意義。1989年，鄧小平對呼求民主和反腐敗的學生濫施鎮壓，使專製和腐敗日益泛濫，橫行無阻，共產黨的威望隨之一落千丈。雖然對外開放和民營企業的興起，帶來經濟的繁榮和社會的興旺，多數公民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改革成果大多被權貴掠入囊中，兩極分化，社會動蕩，經濟發展和政治現狀嚴重扭曲，普通勞動者難以承受住房、醫療、子女入學等重壓，苦不堪言，所有不滿，都自然而然地集中到壟斷政治權力的共產黨身上。再加上文化專製主義的嚴酷管製，政法機關對維權群眾和上訪冤民的殘暴鎮壓，民眾的怨憤和戾氣空前濃烈。盡管官方輿論仍在歌功頌德，粉飾太平，實際上共產黨的威望已經空前低落。十八大後，從上到下，人們或滿足於表面的輝煌和絢麗，或沈浸於渺茫的希望與期待，網絡上雖有人揭露危機四伏的社會真相，卻很少受到重視。

應該承認，我們當前所面臨的是全面的危機，既是政治危機，也是社會危機，更是共產黨的危機。它一方面表現為共產黨和人民群眾之間出現巨大的鴻溝，已如上述；另一方面還表現在共產黨內大量權貴的腐敗墮落。許多黨員擅權斂財，毫無理念；不少組織渙散，各行其是，以至「政令不出中南海」。如此嚴峻的局面，單憑共產黨自身是不可能擺脫危機的。最好的選擇，無過於實現新聞出版自由和結社自由，開放報禁社禁，通過這兩類廣泛的社會渠道，認真聽取民眾的批評和建議，在人民大眾的幫助下清洗黨的肌體，才能克服危機，浴火重生。

當然，開發報禁社禁，應該有計劃有秩序地推進。開放報禁的步驟，首先是取消中宣部對新聞出版的既無理又非法的幹預，讓現有的新聞出版從業者獨立自主地進行編輯采訪與出版。與此同時，由全國人大常委會著手起草《新聞法》、《出版法》，並由國務院修訂現行的《出版管理條例》。第二步，取消所謂「非法出版物」的概念，允許民間自費印發、郵寄文章、書籍和不上市出售的報刊。同時放寬境外出版物入境的限製，除了誨淫誨盜的著作外，原則上都應準予在大陸銷售；當然，初期可考慮經過審批，限量進口，經過一定時間後再全面放開，有關問題可在〈出版法〉裏加以規範。第三步，允許民間按照〈新聞法〉和〈出版法〉，成立報社、雜誌社、出版社。

關於結社自由的步驟，首先，應該取消官方對群眾性社會團體的控製，例如各行各業的協會，有的是由主管部門派人擔任領導，有的雖經過選舉，但候選名單卻是主管部門審定的，選舉結果不符合領導意圖，就要推倒重選。民間組織的章程，也要按照官方的統一格式套，這些做法都是違反憲法的。實現結社自由，就應該讓民間組織自選領導，自訂章程，自籌經費，自主活動。同時，修訂或廢除〈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起草《結社法》、〈政黨法〉、〈農會法〉。第二，擴大可以直接申請登記的社會團體的範圍。據馬凱3月10日在全國人大發言時說，今後協會商會、科技、公益慈善、城鄉社區服務等四類社會組織，可以直接向民政部門申請登記，不需業務主管部門審查同意。但政法類、宗教類社會組織，申請登記前仍需業務主管單位審查。這意味著只有與官方關系密切的社會組織，才可以直接申請登記，仍然排斥民間的結社自由，顯然是不妥當的。應該全部放開，由民政部門按照《結社法》登記管理。第三，在全國農村，普遍組織關於《農會法》的學習，按照《農會法》，有重點有次序地建立地方農會。第四，現有大量半官方的群眾組織，如工會、青聯、婦聯、文聯、作協等等，都應該逐步退出官方序列，按照前述「四自」原則，改造成為群眾自己的組織。

落實憲法第三十五條，實現公民的出版自由和結社自由，不僅可以為反貪反腐和政治體製改革提供強大的動力，而且也為共產黨清理自身、擺脫危機所必需。深刻的社會危機和黨內腐敗的嚴重程度，應該引起領導層的高度警覺。遺憾的是，十八大開過已經四月有余，雖然習近平、李克強、王岐山等一再強調實施憲法、建立法治社會，但扼殺新聞出版和集會結社自由的違憲惡行，依然層出不窮。此類專製暴行多年來已經給國家民族和共產黨自身造成嚴重危害，如不趕緊剎車，聽其繼續，無異於慢性自殺。現在的共產黨，貌似空前強大，實則內外交困，百病纏身：內無理性的凝聚力，外無真心的擁戴者；沈屙積疾，經久未治，尤其是貪腐惡癥，已入膏肓，唯一的自救之方，是果斷地停止違憲悖理的扼殺新聞出版和集會結社自由的惡政，迅速采取有效措施，開始落實憲法第三十五條，通過在野輿論和民間組織，調動民眾的愛國情懷，推動反腐敗的徹底查處和政治體製改革的順利進行。只有這樣，才能重新建立朝野之間的信任，治愈共產黨自身的重病。機不可失，時不我待，希望有識者明鑒。

2013年3月29日

民主社會主義與共產極權主義之間存在的本質區別

作者 應克復 寫於 二零一五年

　　民主社會主義與極權專製的社會主義

　　民主社會主義模式，從理論上說，應當是民主社會主義基本原則指導下的實踐成果。如同蘇聯與中國曾建立的社會主義模式是「科學社會主義」、也就是「專製社會主義」理論指導下的實踐成果。但在實際上，民主社會主義模式是在實踐中長期摸索形成的；開始的時候，並沒有壹個先驗的目標模式。這種摸索，大約是從壹戰之後（以瑞典為代表）開始的。此時恩格斯去世已有十多年了。

　　北歐、西歐各國的民主社會主義模式略有差別，其基本方面則是相同的。第壹，在憲政民主製度下，通過多黨競爭，在大選中爭得議會中的多數席位而上臺執政，即以和平的途徑（議會道路）獲得國家政權。不搞暴力革命，不走「槍桿子裏面出政權」的道路。第二，上臺執政後，保留資本主義的政治法律製度，而不是加以推翻與改造，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拋棄「民有、民治、民享」的理念和「主權在民」的原則。第三，保留資本主義自由經濟，不剝奪資本，不搞壹元化的公有經濟，構建國家與民間的合理所有製結構，保障經濟穩定增長。第四，國家通過稅收，調節貧富差距，使國家、企業主和民眾的利益獲得合理化，實現分配正義。分配正義是民主社會主義的獨特貢獻，是民主社會主義將社會主義因素註入於資本主義社會，或在資本主義製度上嫁接社會主義新枝的歷史性成就。第五，建立完備的社會保障體系，使教育、醫療、養老和失業等都可獲得政府公共財政的資助，而政府自身清明廉潔，為使全體國民生活在和諧幸福的社會主義大家庭中而公正高效地履行自己的職責。

　　民主社會主義可以歸結為幾個不搞：「他們不搞暴力革命，不推翻資本主義政治製度，不搞無產階級專政，不剝奪資本，不消滅資本主義私有製，不取締自由市場，不搞計劃經濟。」這同正統的馬克思主義已有天壤之別，全「修」了。我還寫道：「民主社會主義的秘密在於，它是在保留資本主義的上層建築（民主製）和經濟基礎（私人經濟）的基礎上，註入社會主義的公平、正義的壹種社會製度。它保留資本主義的文明成就又創造了新的文明成就。」民主社會主義的原創性原則雖然不多，但它面對馬克思主義的巨大影響和承受「無產階級叛徒」的罵名的巨大壓力（它確實與馬克思主義基本結論唱了反調，即所謂「離經叛道」），堅持走獨特之路，而且居然獲得了成功。它的偉大成就可能不是創造了多少原則，而是超越了馬克思的原教旨主義的框架，另搞壹套，敢於在資本主義文明基礎上，創造出了社會主義文明，給這些國家的人民乃至全人類帶來了福音。

　　需要說明的是，包括社會民主黨在內的許多人，都強調，「民主」是民主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他們的意圖是要與「專製社會主義」劃清界限）。其實，對社會民主黨來說，無論是上臺執政，以及上臺後民主執政，都是利用了資本主義政治文明的成就。只是，在執政實踐中，對資本主義的政治法律體系，增加了社會主義的成分，使之更臻完善而已。因此，民主社會主義中的「民主」，絕大部分是資本主義時代的建樹。

　　對照恩格斯1895年以《導言》為代表的晚年思想，還不能證明恩格斯「對馬克思主義的整個理論體系進行了最後的反思和修正」，也不能證明他對民主社會主義已提出了壹套完整的設想。只能說，面對資本主義的新情況，恩格斯對無產階級的鬥爭策略作了某些調整。如此而已。鑒於此，筆者感到有三個問題有澄清的必要。

　　壹、 是否放棄革命權？

　　在《導言》中恩格斯明言，「我們曾經錯了」，1848年的鬥爭方法「已經陳舊了」，指出普選權是「最銳利的武器中的壹件武器」。據此，許多人斷定，恩格斯已認為，工人階級從此可以放棄暴力革命，完全可以以和平的方式獲得政權。須知，可以以和平方式取得政權是壹回事，是否從此可以放棄革命權是另壹回事。許多人把這兩個問題混同為壹個問題了。或者說，他們關註了前壹個問題，卻罔顧了後壹個問題。

　　早在1872年9月的壹次群眾大會上，馬克思就說過，「我們不否認，有些國家（如美國、英國，以及荷蘭）工人可能用和平的手段達到自己的目的。」到了十九世紀末，即恩格斯的晚年，已經看到和平過渡的希望。進入二十世紀後，壹批西歐國家，工人政黨通過競選紛紛登上執政舞臺，議會道路已成現實。但是，這裏有壹個前提，即和平的議會道路僅限於資本主義民主開放的國家。對於前民主國家，被統治者以和平方式達到自己的目的的道路還往往被堵塞。因此，不能把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以和平的方式達到自己目的的手段套用到這類國家。以往幾千年的歷史，被統治者為了維護自己的基本權利，與統治者進行武裝的、甚至沒有任何武裝的流血沖突，由此引發革命、內戰，乃是壹種常規。被統治的民眾，以和平方式達到自己的目的，在人類的文明史上，在壹些國家才剛剛開始（大概不到二百年）。就在二十世紀，無論西方或東方，都出現過獨裁者、暴君、和現代秦始皇，把人類推入災難和血泊之中。對此殷鑒不遠，記憶猶新。近十年來的大陸中國，在「盛世」的光環下，所謂「群體事件」的官民沖突頻頻發生，且愈演愈烈，都是「官逼民反」的結果。近年，中東北非的埃及、利比亞、敘利亞等國，政府與民眾的暴力沖突烽火連天，都是因統治者的專製暴虐所激化的。人類在今後的漫長歲月中，難道不會再出現暴虐無道、倒行逆施的統治者？鑒於此，從西方啟蒙思想家到《獨立宣言》，到《世界人權宣言》，都莊嚴地壹再申明，革命權和反抗暴政是人的基本權利之壹。

　　洛克指出，如果政府「用不堪忍受的虐待殘暴地壓迫人民的全部或壹大部分」，那麽，人民「奮身而起，力圖把統治權交給能為他們保障最初建立政府的目的的人們，那是毫不足怪的。」（見《政府論》，下篇）美國《獨立宣言》（1776）宣告：「當壹個政府惡貫滿盈、倒行逆施、壹貫地奉行著那壹個目標，顯然是企圖把人民壓抑在絕對專製主義的淫威之下時，人民就有這種權利，人民就有這種義務，來推翻那樣的政府，而為他們未來的安全設立新的保障。」

　　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1948）昭告：「鑒於對人權的無視和汙蔑已發展為野蠻暴行，這些暴行玷汙了人類的良心」。「鑒於為使人類不致迫不得已鋌而走險對暴政和壓迫進行反叛」……特製定此《宣言》。

　　即使是恩格斯，在《導言》（1895）中亦強調：「革命權總是唯壹的真正的『歷史權利』」。這是十分正確的，可惜被有些人忽視了。

　　左禍年代崇拜暴力革命，甚至鼓吹暴力革命是「普遍規律」。大陸發行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四卷本）沒有將恩格斯1895年《導言》這壹重要文獻編入其內，就是因為該文與暴力革命是普遍規律的觀念相抵牾。當人們發現恩格斯在《導言》中主張議會道路的新思想後，又把這壹思想加以誇大，掩蓋恩格斯還堅持革命權的思想，使認識陷入另壹種片面性。如何對待以和平與革命兩種方式爭取社會主義，還可以看看恩格斯在1895年4月給拉法格的信（此信亦沒有編入四卷本《馬恩選集》）。信中對李蔔克內西放棄暴力革命的思想進行了批評。恩格斯說：「李蔔克內西剛剛和我開了壹個很妙的玩笑。他從我給馬克思關於1848-1850年的法國的幾篇文章寫的導言中，摘引了所有能為他的、無論如何是和平的和反暴力的策略進行辯護的東西。近來，特別是目前柏林正在準備非常法的時候，他喜歡宣傳這個策略。但我談的這個策略僅僅是針對今天的德國，而且還有重大的附帶條件。對於比利時、意大利、奧地利來說，這個策略就不能整個采用。就是對德國，明天它也就不適用了。」（《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第436頁）後來，考茨基在《取得政權的道路》的小冊子中對此事也評述道，恩格斯本人對李蔔克內西壹夥刪節他的文章，以至於使他「成了壹個不惜以任何代價換取合法性的和平崇拜者」而極其惱火。因此，在新形勢下的工人運動實踐中，恩格斯雖然高度贊揚和平的、議會的、非暴力的鬥爭手段，但在恩格斯總的理論體系中，並沒有放棄暴力革命。

　　因此，不能把和平的議會道路的鬥爭方式說成是恩格斯晚年的唯壹思想，不能把這壹思想誇大為「馬克思主義的正統」。

　　二、 是否放棄無產階級專政？

　　1894年3月，恩格斯致拉法格的信中寫道：「對無產階級來說，共和國和君主國不同的地方僅僅在於：共和國是無產階級將來進行統治的現成的政治形式。」壹些論者將此作為恩格斯放棄無產階級專政的根據。可是，仔細推敲，恩格斯這裏仍然是針對未來共和國的無產階級統治（專政）形式而說的。只是，1875年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僅提出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概念以及這個專政存在的歷史時期，沒有具體指明這個專政所賴以實行的形式。恩格斯則明確指出，「共和國」是無產階級統治的現成的政治形式。這意味著民主製這種政治形式是沒有階級性的，資產階級可以利用，無產階級也可以利用。但恩格斯並沒有否定國家的階級性。所以他接著說：「共和國取決於它的內容（即「階級性」——筆者）；當它還是資產階級統治的形式時，它就和任何君主國壹樣地敵視我們。因此，把它看成本質上是社會主義的形式，或者當它還為資產階級所掌握時，就把社會主義的使命委托給它，都是毫無根據的幻想。」（《」馬恩選集》第四卷，第508頁）由此可以認為，在恩格斯看來，存在資產階級民主和無產階級民主的區別，只是沒有這樣明說罷了。明確地將民主界分為無產階級民主和資產階級民主兩種類型是列寧。但是，壹旦將民主納入階級性的範疇就取消了民主。因為民主是不分階級、信仰、性別、文化高低、財產多寡的全體國民均是國家權力的所有者的壹種政治製度。若以階級性劃分民主，國家權力勢必僅為某壹階級、某壹集團所有而排斥其它階級、其它群體對國家權力的所有權。「主權在民」中的「民」，「民有、民治、民享」中的「民」是全體國民，不論是貴族、平民，是有產者或勞動者等等，都平等地享有國家權力。民主社會主義能長期立足政治舞臺，就是因為尊重「主權在民」的原則，淡化國家的階級性，在長期的執政實踐中始終恪守「民有、民治、民享」的宗旨，並發揚光大。看來恩格斯1894年的思想尚未突破階級專政和階級民主的框架，這是沒有疑問的。

　　明確提出「無產階級專政」的概念是馬克思，即《哥達綱領批判》名篇中之立言。此文馬克思寫於1875年，但沒有發表。在恩格斯的大力努力之下，於1890—1891年才在《新時代》（德國社會民主黨理論刊物）上公諸於世（為什麽導師的文章在他所指導的黨的刊物上公開發表如此困難，內中的原因多半是觀點上的分歧吧？）。四年多之後，恩格斯去世。如果恩格斯晚年已有放棄無產階級專政的思想，不再贊同馬克思對所謂抽象的「自由人民國家」的批評，恩格斯還會不遺余力地推動這篇著作的發表嗎？

　　社會民主黨通過競選上臺執政，是恩格斯去世之後的事。通過競選入主政府，這個事實本身，決定了社會民主黨不可能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因為它的權力是支持它的選民授予的，那麽，它的執政實踐自然必須符合選民們的意願，必須維護選民們的利益，而不只是代表社會中某壹階級、某壹群體的利益。雖然，社會民主黨的階級基礎是工人階級，但壹旦執政，其視線就應當超越階級的框架，考慮到社會中方方面面不同的利益訴求。如果社民黨聲稱「專政」而實行「極權」，那麽，在下壹輪的大選中必定會被淘汰出局。所以，暴力革命與政權的專製如果存在著壹種內在的關聯，那麽，民主選舉與為民執政也存在著壹種內在的關聯。社民黨的執政，使馬克思的階級鬥爭、階級專政的理論淡出，遠離了歷史舞臺。政黨、政治、國家等概念，均由階級性轉向全民性。這是民主憲政的實踐對馬克思階級論的歷史性超越。無疑，社民黨執政後，社會中各黨之間的競爭將永久持續，各種意識形態將不斷交鋒，各種政治傾向之間的博弈亦會時激時緩，只要有人類社會存在，這種現象都是正常的，必要的。恩格斯的晚年，雖然看到工人階級可以和平地獲得政權的希望，雖然認識到民主共和國是工人階級統治現成的政治形式，但畢竟沒有親眼看到和親身體受到社民黨執政後社會所發生的重大變化，也沒有看到由於社民黨的執政使得兩大曾經對立的階級的陣線變的模糊，國家，這個階級鬥爭工具的概念亦在人們的意識中日漸煙消雲散。所有這壹切，是晚年的恩格斯所未曾預料的。

　　三、 是否放棄消滅資本主義私有製？

　　恩格斯在《導言》中寫道：「歷史清楚地表明，當時歐洲大陸經濟發展的狀況還遠沒有成熟到可以鏟除資本主義的程度」。「資本主義基礎在1848年還具有很大的擴展能力」，「要以壹次簡單的突襲來達到社會改造，是多麽不可能的事情。」在恩格斯看來，資本主義的經濟關系是要消滅的，只是當時歐洲還有很大的擴展能力，還遠沒有到達可以鏟除資本主義的程度。恩格斯沒有說，社會民主黨可以利用資本主義經濟關系，註入社會主義的分配方式，從而改變資本主義經濟關系。所以，恩格斯的思想同以後社會民主黨長期保留資本主義私有製的戰略安排是有明顯區別的。這種區別在於，壹個在條件成熟時要鏟除資本主義私有製，壹個是不管資本主義私有製的狀況如何，都不可簡單地消滅它。

　　為什麽不可簡單地消滅它？

　　以國有企業取代私人企業，瑞典社會民主黨曾有過深刻的教訓。1920年社民黨執政期間以收購贖買的辦法，在全國建立了壹大批國有製企業。由於企業效率效益下降，經濟很快出現了困難，導致1924年大選中退出內閣，離開了執政舞臺。這壹教訓，使社民黨認識到，搞社會主義，所有製社會化不是壹個最根本的問題；最根本的問題是分配的社會化，即對社會財富進行公平分配，以保障社會多數人受益。他們認為，與其搞大量的公有製企業，國家高投入，結果低產出，創造不出很多財富，政府要提供充裕的公共產品，沒有強大的物質基礎，那還不如國家除經辦必須由國家經辦的企業外，放手鼓勵支持非公有經濟的發展，讓私人企業去創造盡可能多的財富，為政府擴大合理的社會分配提供財政支持。可見瑞典社民黨保留私有製的做法，不是根據恩格斯晚年現成的思想，而是根據自己在實踐中摸索積累的經驗。這壹經驗筆者將之概括為：「生產由妳（私人企業），分配由我（政府）」。從馬克思、列寧、到毛澤東，都把消滅資本主義私有製當作是實現社會主義的前提，而瑞典社民黨開辟了壹條通向社會主義的新路，這對深化我國的改革大業乃至世界各國極具啟示意義。看來，任何壹個社會的所有製結構，必須以私人（或私人聯合體）所有製為主，才能使經濟發展具有內在的持久動力，為國家進行公平分配、建立社會保障體系提供物質基礎。這恐怕是壹個普遍性的規律。

　　私有製為什麽不可消滅，其原因再作以下簡要的理論說明。

　　第壹，財產所有權是公民人權之基本，個人財產所有權，即私有財產，在西方國家歷來受到憲法的保護，神聖不可侵犯。要剝奪資本、消滅個人財產所有權：⑴ 除非取消公民權中這壹基本內容，將憲法修改為：公民的私有財產不受法律保護。我們知道，這個法律屏障在民主國家是不可超越的；⑵ 除非共產政權上臺，踐踏人類文明法則，以行政暴力消滅壹切形式的私有經濟。然上世紀80年代以來的中共與90年代以來的俄羅斯也另擇新路，開放內資與外資，私有經濟得以重返舞臺，大顯身手，迅速地改變國家的貧困狀況。這說明，企圖消滅私人財產所有權是歷史性的錯誤，而且只能是壹個短暫的、難以持久的歷史現象。

　　第二，馬克思先驗地設想，社會主義公有製將比資本主義私有製優越，即能超越資本主義的生產力發展水平。這種認識無歷史根據。蘇聯與中國（還可以加上瑞典等國）公有製的實踐只有失敗的記錄。實踐教訓人們，公有製的弊端比私有製的弊端要大、要多。私有製的弊端可以通過政府參與分配，改變貧富差距得以克服，如瑞典社會民主黨所做的那樣；而公有製的弊端——效率低效益差，至今未見根治之方，因為它與公有製的體製是與生俱來的。

　　中共十三大（1987）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概念。後來，鮑彤（十三大報告起草人之壹）說，所謂「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就是「社會主義準備階段」。此說的潛臺詞是，這個「準備階段」壹旦結束，就要消滅私有製，推行公有製，正式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了。這裏的問題是，「準備階段」得有多長？有什麽標準與理由可以結束「準備階段」、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當然，根本的問題還是在於對社會主義的理解。公有製+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還是混合經濟+公平分配是社會主義？如果是後者，「準備階段」的理論就沒有什麽意義了。

　　總之，民主社會主義的成功顛覆了馬克思關於搞社會主義必須消滅私有製的結論。

　　馬克思在所有製問題上的另壹個錯誤是，認為股份製將演變為公有製（社會所有製）。謝韜和辛子陵就此認為，股份製使資本主義和平演變為社會主義，還認為，《資本論》第三卷推翻了《資本論》第壹卷的結論。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對股份製作了天才的分析。由於當時股份製問世不久，尚未成熟，處於資本集合體階段，對它的認識不可能到位，因此對其前景作出了與此後實踐發展相悖的結論。

　　馬克思說，股份製是對「資本主義的私有產業實行揚棄」，它是「進入到壹個新的生產形式」的「過渡點」。股份製中的資本「已經不是當作壹個壹個分立的生產者的私有財產，而是當作共同生產者的共有的財產，直接的社會財產。」（《資本論》第三卷，第502頁）「共有的財產，直接的社會財產」，這個提法是馬克思研究股份製的結論。

　　然而，股份製不能認為是「直接的社會財產」，即不是公有製或共有製，而是聯合起來的個人所有製，或者說，是個人所有製的聯合體。

　　為了揭示股份製的奧秘，說明它是特殊形式的個人所有製，需要介紹「差異共有製」與「無差異共有製」兩個概念。

　　股份製既不是傳統的個人所有製，也不是傳統的公有製。傳統的個人所有製是以個人（包括家庭）為單位的私人所有製。傳統的公有製是以公法人為代理的為共同體成員無差異共有的所有製。而股份製是以個人所有為基礎聯合形成的差異共有製。

　　「無差異共有製」是公有製的古老形式，在不同的社會具有不同的內容。無差異共有的基本特征是，集合體的共同財產是不可分割的，它必須作為壹個整體而存在；集合體的每壹成員對共同財產的所有權無壹明晰的界區，即沒有與個人直接掛鉤的財產權，他們只能共享，而不能分割其中某部分為個人占有和獨享；但只要他是集合體的壹個成員，他就具有天然、平等地共享公有財產的。因此，無差異共有製的主、客體均為不可分割的整體。這種所有製形式從古代直到今天壹直是維系壹定的集合體（共同體）的經濟紐帶，比如，氏族、部落、民族、民族國家、範圍或大或小的社區或集體等。人類之所以發展到今天，壹直與這種所有製息息相關，它因此也壹直是人類社會所有製的基本形式。

　　所謂「差異共有製」，就是參與這壹共有製的集合體中的每壹個成員因投入分額不等的資產，因而享有不等額（差異）的所有權，因此，集合體每壹成員對其共有財產中屬於自己的那部分的界區是清晰的。這是與無差異共有製的壹個重要區別。這種分散的資產經自由聯合為壹個集合的總資產後，為了投入生產經營，集合體必須委派代理者支配運營這壹資產，這樣，現代法人產權製度應運而生。於是，差異共有製就出現了兩權分立——法人產權（中介產權，即支配權）與股東產權（終極產權）的分立，前者受後者委派並受後者的監督與製約。這是與無差異共有製的又壹個重要區別。這種所有製，既具有財產所有權的個體性，又具有財產運營時的集中性；前者使每個所有者對其資產有著自然的關切，後者使企業實力雄厚，適應競爭。這種所有製，風險共擔，利益共享，其約束機製與激勵機製遠勝於傳統公有製，因而在現代經濟大舞臺上大顯身手。總之，這種所有製其產權的共同占有超越了私有製產權的分散占有，而這種共同占有又由於聯合體中個體占有的差異性超越了傳統公有製中產權的混噸性，它兼具公有、私有之優點又克服了兩者之缺點而見長，是公私兼容的二重性所有製形式。但是，這種所有製的基礎是個人所有，是個人所有者自由聯合的所有製形式，因此，應歸屬於私有製的範疇，是私有製適應現代社會生產力的偉大創新。

　　馬克思認為，股份製將演變為公有製（「直接的社會財產」）；而「差異共有製」的分析表明，股份製是個人所有製的聯合體，屬於私有製範疇。根據馬克思的結論，個人財產所有權在股份製的演進中遲早壽終正寢，歸於消滅；根據差異共有製分析，個人財產所有權固若金湯，永久地得到保障。這壹點，已被馬克思之後各國的經濟實踐所證明。

　　中國的經濟改革對國有企業進行了股份製改造，但這種股份製是特殊形式的股份製，它的基礎是公有製而不是個人所有製，因而不是原本意義上的股份製。鑒別是不是真正的股份製，必要條件是看其是否實行法人產權與股東的最終產權的分立；這裏的法人是私法人，即由股份製中自由聯合體所委托的代表，而不是公法人——共同體或政府指派的代表。如果公法人壟斷了企業50%的股權，在體製上就不可能真正地（而非形式上）實行法人產權與股東產權的分立製，因而仍難以克服改製前國企所存在的那些弊病。這種企業雖然也可以活動於股市的舞臺上（特別是市場與股市尚未發育、民間私有經濟比較弱小的情況下），但不過是披著股份製外衣的偽股份製，骨子裏仍然是政府說了算的國有製。這種股份製由於產權機製的缺陷尚未獲得持久成功的先例。

　　上述分析表明，恩格斯的晚年思想，尚未放棄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和基本觀點；只能說，恩格斯的晚年思想為通向民主社會主義打開了缺口，但還未進入民主社會主義的大門。說「民主社會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正統」 ，不但缺乏史料的根據，也缺乏實踐的根據。

　　三

　　「十月革命壹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近十年來，有的論者提出，十月革命送來的是列寧主義，並不是馬克思主義。這等於說，馬克思主義與列寧主義是兩種不同的主義。我們承認，馬克思主義與列寧主義存在著諸多差別，但這種差別只是源與流的差別，而不是兩種理論體系的差別。在若幹重大基本問題上，如暴力革命，無產階級專政與推行公有化體製，馬克思主義與列寧主義，乃至毛澤東思想，壹脈相承。無論列寧還是毛澤東，都是馬克思主義的積極推行者、踐行者。列寧和毛澤東因此都把不按照馬克思的原教旨主義付諸實踐的民主社會主義視為異己，大加撻伐，指責為「修正主義者」，「無產階級的叛徒」。

　　無論是將列寧主義從馬克思主義中剝離開來，或者稱民主社會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正統，大概都是為了說明，唯馬克思主義才是對的，是唯壹可信的真理。這樣做的意圖，可能是因為，馬克思主義是黨的旗幟，是黨從事革命鬥爭的指導思想。如果馬克思主義有錯，那我們到哪裏去尋找正確的方向？推行民主社會主義，我們到哪裏去借力、使它名正言順？我認為，結合中外歷史經驗，實事求是地討論馬克思主義，分辨出哪些是有價值的思想遺產，哪些是因歷史的局限而有錯（這是任何壹個偉大的歷史人物在所難免的。人類對自己歷史的認識，沒有永恒真理，只能在不斷的糾錯中接近真理，增進認識），就會找到前進的方向和道路。

　　馬克思主義不是民主社會主義。盡管馬、恩在世時同意使用「社會民主黨」和「社會民主主義」這兩個名詞。也可以推論，如果馬、恩能活到二十世紀，亦會開創民主社會主義的道路。

　　民主社會主義也不是共產主義。共產主義有兩種涵義。壹是共產。就是剝奪資本，消滅資本主義私有製，為國家所有。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對「共產」大為擴大，擴大到消滅壹切形式的私有製和私有財產。如剝奪地主的土地和家庭財產；剝奪資本和消滅資本主義私有製；剝奪農民的土地和大件農具；取締任何形式的私人經營。可以說，共產得很徹底。文革期間，造反派可以任意抄家，掠走被抄家者家中的任何私物。九十年代以來，城市化進程中出現了全國範圍的圈地運動，政府竟動用暴力和黑社會勢力強拆民房，強占農民耕地。報載（《第壹財經日報》2012年2月24日），自1999至2011年的十三年中，全國各級政府土地出讓收入總額達近13萬億。透過這壹數字，包含著多少弱勢群體的血和憤！雖然2008年國家出臺了物權法，但公民的財產仍無保障。在為政者的眼裏，「共產」是不犯法的。共產的結果是造就了壹個權貴階級，他們無所不有，無所不為。有人指出，共產黨就是壹個犯罪集團。此言乍壹聽來，猛然壹驚。但正本清源，反省歷史，恐怕不是向共產黨潑汙水，而是名副其實。而且，「共產」只是它所犯罪行的壹個方面耳！如果壹個惡黨、惡政府執政，那麽，它對社會所造成的危害和破壞，比社會中刑事犯罪分子要厲害幾萬倍，幾萬萬倍，……。共產主義的另壹種涵義，是壹種理想社會，其實是壹種烏托邦。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哥達綱領批判》等著述中，描繪共產主義社會沒有剝削和壓迫，是壹個自由人的聯合體（那時國家已經消亡，所以稱「聯合體」）。每個人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等等。這既是空想，又是形而上學的。因為人類社會只有不斷地進步，沒有終極目標，沒有盡善盡美的理想社會。

　　社會主義的世紀遺產

　　壹

　　19世紀中期至20世紀後期，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經歷了統壹、分裂、再走向合作的歷史過程，這個過程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第壹階段：民主社會主義及其社會民主黨的統壹時期，或稱國際工人運動統壹時期。時間是19世紀中葉至20世紀的第壹次世界大戰。1869年起，歐洲很多國家先後成立了社會黨或社會民主黨。社會民主黨的指導思想當時通稱社會民主主義。馬克思當時也同意使用「社會民主主義」的提法。李蔔克內西的經典解釋是「未來將屬於以民主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和以社會主義為基礎的民主。」說明兩者互為基礎、不可分離。1876年第壹國際解散。1889年各國社會黨和社會民主黨又組成第二國際，繼續為社會主義而奮鬥。

　　第二階段：共產黨與社會民主黨的分裂與對立時期。時間是第三國際成立（1919年）至蘇聯解體（1991年）。總的來說，共產黨為之奮鬥的社會主義經歷了大起大落：曾經有過輝煌的成就，但繼而無不遭受重挫，不得不改道易幟，謀求新路。社會民主黨經二次世界大戰的考驗，陣容不斷壯大，在許多國家紛紛上臺執政，其影響超越西歐地區，在國際舞臺上，成為壹種重要的政治力量。

　　壹次大戰爆發後，由於對戰爭看法的分歧致使第二國際分裂。1919年3月，以列寧為首的共產黨成立了第三國際（共產國際）。1923年5月，以伯恩斯坦與考茨基為代表的右翼和中派的社會民主黨人成立了「社會主義工人國際」。從此，在國際工人運動中出現了互相對立的兩個國際組織。1949年，中國革命與其他壹些國家革命的勝利，世界範圍內形成了社會主義陣營，其領土、人口和工業總產值都約占世界總量的三分之壹。此時期社會民主黨在世界範圍內共有34個，有德、英、法、瑞、丹等十幾個社會黨在競選中先後上臺執政或聯合執政，取得了壹定的成效。

　　從1949年到1991年蘇聯劇變，40多年間雙方繼續對峙。共產黨最輝煌時曾發展到150個左右，執政的有16個。由於體製的缺陷與執政中的重大失誤，致使 1989年到1991年，共產黨執政的國家垮掉了11個，出現了嚴重的敗局。而此時期社會民主黨得到穩步 、快速的發展。1951年，社會黨國際成立。二次大戰後，先後有40多個社會黨上臺長期執政，且效果顯著。此時期社會民主黨由歐洲擴展到世界五大洲。至1991年社會黨已達151個，至2003年，已達169個。社會民主主義的旗幟遍及全球。蘇東劇變後，原這些國家的共產黨絕大部分改名換姓，轉變為社會黨或社會民主黨。還有壹些西歐共產黨也改名為社會民主黨。

　　第三階段：共產黨與社會民主黨的和解與合作時期，時間是20世紀的80年代至今。1976年社會黨國際十三大後，社、共兩黨超越意識形態障礙，開始對話與合作。1991年蘇東劇變後，更進入了密切合作的新階段。特別對於共產黨，總結對立時期的經驗教訓，認識到社會民主黨是值得共產黨人借鑒學習的朋友，應求同存異，加強合作，共同促進世界的和平與發展。

　　二

　　兩種社會主義，經過壹個世紀實踐的考驗，壹衰壹興，其中所包含的歷史經驗教訓，是人類的世紀遺產，是值得研究的重大課題。

　　這裏僅提出幾個問題。

　　壹是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是「暴力革命」還是「和平過渡」？這是共產黨與社會民主黨長期爭論的重大問題。如果將其中壹種方式作為獲得國家政權與爭取社會主義的絕對模式，這種思維方式並不可取。無論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此都沒有加以絕對化。「暴力」還是「和平」，不應當從革命政黨的主觀偏好出發，而是取決於各國的實際情況，具體地說，取決於統治者的統治狀況。如果有和平的可能應當以最大的努力去爭取這種可能的勝利。暴力是不得已的情況下所采取的壹種鬥爭方式。在已經有了健全民主製的社會裏，依然鼓噪暴力，可能會被當作笑談。我們不應當崇拜暴力，迷戀暴力，但如果以和平的方式爭取基本權利的道路被統治者全都堵塞，難道我們只能在無限止的忍受中等待死亡！所以，反抗權、革命權是公民的基本權利之壹。當然，只有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才啟用這壹權利。恩格斯晚年（1895）所聲明的關於不放棄「革命權」的遺訓，大概也出於這壹考慮吧！《獨立宣言》（1776）也特別聲明這壹權利：「當壹個政府惡貫滿盈、倒行逆施、壹貫地奉行著那壹個目標，顯然是企圖把人民抑壓在絕對專製主義的淫威之下時，人民就有這種權利，人民就有這種義務，來推翻那樣的政府，而為他們未來的安全設立新的保障。」過去我們只強調「暴力革命」，視「和平過渡」為修正主義。現在也不能走向另壹極端。畢竟任何人都不可能向我們擔保：人類在今後將永不出現惡貫滿盈、倒行逆施的暴政。從這壹意義上說，所謂「告別革命」壹說是欠妥的。

　　二是怎樣對待資本主義民主製？是粗暴的否定還是理智地繼承，這是共產黨與社會民主黨更深層次的分歧了。從階級觀點出發，馬克思對資本主義民主製不可能作出肯定性的評價。他告誡工人，「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並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這個「現成的國家機器」，就是資本主義民主製。列寧更是大貶資本主義民主製，把它說得壹無是處，並聲稱，「無產階級民主比資產階級民主要民主百萬倍」。此點對中國黨影響很大。20世紀的中國，大約整整50年間，無產階級專政大行其道，對資本主義民主製壹直缺乏理性的審視和客觀的評價。其結果，自由、民主壹概封殺。至80年代，自由仍作為是資產階級的專利，橫加撻伐；而專政才是無產階級的，壹再堅持而且時有強化。民主社會主義呢，它的成功，它的掘起，恰恰是依憑於資本主義民主製。首先，資本主義民主製容納了社會民主黨這個非資產階級性質的政黨的存在；其次，這個政黨享有與其他政黨平等的資格加入競選的行列，作為選民們自由選擇未來政府中執政的對象；第三，社會民主黨執政後，不是「打碎」「現成的國家機器」，即資本主義民主製，而是尊奉這壹製度所體現的自由、平等、人權、法治的普世理念，利用這壹製度現成的壹套規則對國家進行治理。實際上，它也只能按照資本主義民主製的成規施政。它不可能廢除選舉製，不可能把議會成為壹黨的工具，不可能拋棄權力分立與政治競爭的基本製度，也不可能以人治取代法治，更不可能剝奪公民的自由，侵犯公民的人權。它所能做的，只能是在資本主義民主製的基礎上，推出某些改革措施，引導民主製向完善化的方向發展，以更利於社會民眾。對資本主義民主製的兩種態度，兩種方法所產生的不同後果，作為世紀遺產值得人們深思。當然，在馬克思主義者中，在共產黨人中，不是沒有人對此作出過反省。俄國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者普列漢諾夫在他的《政治遺囑》（1918）中，中共的創始人和早期領導人陳獨秀在《我的根本意見》（1940）中，對資本主義民主製都曾作出過中肯的肯定性評價，堪稱是兩個代表性的例子，只是長期被塵封，無人知曉而已。普列漢諾夫認為，「民主即人民的權力不可能是資產階級的，也不可能是無產階級的」，「資產階級民主，即使是打了折扣的，畢竟仍然是民主」。陳獨秀也認為，「如果說無級民主與資級民主不同，那便是完全不了解民主之基本內容」。還說，無產階級民主「其具體內容也和資產階級民主同樣要求壹切公民都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之自由。特別重要的是反對黨派之自由，沒有這些，議會或蘇維埃同樣壹文不值。」可以這麽說，否定資本主義民主製，我們根本無法建立社會主義民主製。

　　三是在經濟基礎方面對資本主義所有製的改造是實行保守療法還是連根拔除？這是共產黨與社會民主黨在確立社會經濟製度方面的根本分野。剝奪資本，消滅資本主義私有製，建立社會主義公有製，這是馬克思改造資本主義社會的根本主張。對此，共產黨建政的國家無不都照此辦理。問題是實踐的結果如何？答案是：生產力發展的長期停滯乃至遭受破壞，物質財富的嚴重匱乏，社會的普遍貧窮。實踐證明，此種改造資本主義所有製的方法是失敗的。原因是什麽？說復雜些可以寫壹部專著闡述之；如果用最簡單的壹句話表述之：那就是勞動者對勞動缺乏興趣；從農村到城市，從體力勞動者到腦力勞動者，概莫例外。整個社會生產由政府包辦，勞動者不過是官家的雇傭勞動者，他們不但與生產資料切斷了聯系，與生產成果也切斷了聯系。生產得多與少，生產得好與壞，與他們個人沒有聯系，無須他們去關心。人性中的自利性被放逐了。人人成了壹心為公的具有高尚道德情操的共產主義新人。這當然是虛假的。實際情況是，在公有製加計劃經濟的體製下，每個人再無條件去為自己的利益而奮鬥，實現自己的夢想與抱負。每個人都被捆死在大鍋飯的體製下，幹多幹少、幹好幹壞壹個樣，餓不死也吃不好，只能茍安地活著。每個人都成了被動的工具，成了螺絲釘。可悲的是，為了堅持社會主義，這些國家的共產黨都曾堅守著公有製的壹統天下。直到今天，還有人以鄙視的態度將社會民主黨執政的國家判定為是資本主義類型的國家呢！理由是：這些國家還是以資本主義私有製為主體。為了認識民主社會主義的社會主義，必須突破陳舊、僵化的社會主義觀念。這種社會主義觀念將公有製視為社會主義的神聖原則，至於實踐的效果如何倒不加以計較。但是，所有製（不論是公有還是私有）不過是壹種手段而已。判斷壹種所有製之孰優孰劣，姓社姓資，不是看它掛的是什麽牌子，而應當看其以什麽績效報效社會：第壹，是否能為社會提供日益增多的物質財富；第二，這些財富是否能供全體社會成員合理地共享。對此，社會民主黨可以理直氣壯地說，我們保留資本主義私有製，保留的是經濟發展的潛在動力，從而能為社會提供比妳們實施公有製的國家提供得多得多的物質財富；有了這豐富的物質財富，政府才可以進行二次分配，調節貧富差別，使全社會共享富裕。這才是人民所需要的社會主義。否則怎能獲得人民的普遍支持呢！這種社會主義的基本經驗是：國家不掌控（全部）生產資料，不包辦生產經營，但通過稅收集中社會財富進行社會主義的再分配。我們因此把它歸結為壹個公式：生產由妳，分配由我。這是民主社會主義成功的秘密。它還使政府省了不少心，大大降低行政成本。這是對馬克思空想社會主義的重要修正和對實踐社會主義的重大發展。

　　其實，社會主義的標準不應當狹隘地定位在所有製的性質上，它應當有多項測評標準。如看其公民的權利是否得到切實的保障，看其法紀和倫理規範是否得到普遍遵奉，看其社會財富是否公平分配，看其工農、城鄉、體腦勞動與貧富差別是否逐步縮小，看其國家、社會與公民的關系、人與自然的關系是否和諧。總之，社會主義應當體現在國家的民主與法治，社會的公正與和諧，個人的自由與幸福。這種社會主義的新標準新理念，壹方面融合了資本主義的文明成果，另壹方面鑒於蘇式社會主義的歷史教訓，對社會主義概念內涵推陳出新，這是對過去長期為之遵循的社會主義模式的超越。

　　蘇聯東歐劇變之後，共產黨與社會民主黨在意識形態上的對立已成為歷史。社會主義發展進入了壹個嶄新的時期，即融入了人類普世價值的正途。

中國社會的政治環境的本質

作者 杜光 寫於 二零一三年

被顛倒了的階級鬥爭

我國現行《憲法》序言載明：「在我國，剝削階級作為階級已經消滅，但是階級鬥爭還將在一定範圍內長期存在。」這兩句話，一句是對歷史的概括，一句是對未來的預測；前一句完全違背了歷史事實，後一句不無道理，但從指導思想到社會意識，都作了錯誤的解讀，顛倒了階級鬥爭的陣勢。憲法序言的這兩句判斷違背歷史事實，混淆理論是非，很有必要從理論思想和歷史實踐的雙重視角著眼，進行分析，加以澄清。

（一）什麽是階級鬥爭？

法國十九世紀的歷史學家米涅、基佐等在記述法國大革命和英國光榮革命的著作裏，都把皇權、貴族、僧侶和資產階級之間為奪取政治權力而進行的鬥爭，稱之為階級鬥爭。馬克思恩格斯把這種歷史觀點上升為學說體系，賦予它以更加豐富的內容，除了承認階級鬥爭就是不同階級為了奪取政治權力而進行的鬥爭外，還認為：1、階級鬥爭是歷史發展的動力，過去全部有記載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2、階級和階級鬥爭同生產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相聯系；3、階級鬥爭是基於物質利益的鬥爭，因而也是經濟解放的手段；4、為了奪取階級鬥爭的勝利，工人階級應當組織自己的政黨；5、階級鬥爭的最終目的是消滅階級；6、階級鬥爭必將導致無產階級專政；7、階級鬥爭采取什麽形式，暴力的還是和平的，取決於當時的社會製度和政治製度；8、取得政權的無產階級應當創造合理的環境，以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開展階級鬥爭。

馬克思恩格斯去世後，階級鬥爭學說在全世界範圍內得到廣泛的傳播，成為一切社會主義政黨的指導思想。中國共產黨在第一次代表大會上通過的第一個黨綱，就明確提出：「采用無產階級專政以達到階級鬥爭的目的——消滅階級。」在後來的實踐中，共產黨除了對待外部敵人外，階級鬥爭還被用作在內部清理異己者的手段。這個惡劣的傳統在共產黨掌握全國政權後，更有了惡性發展。毛澤東是最懂得階級鬥爭就是奪取政權的鬥爭這個真諦的，五十年代中期的「三大改造」，1955年反胡風，1957年反右派，1959年反右傾，1963年開始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1966年發動的文化大革命，都是毛澤東為了清除異己、鞏固獨裁統治而人為製造的階級鬥爭。

（二）我國在五六十年代的階級形勢

傳統的觀點認為，中國自從「三大改造」消滅資產階級後，中國社會就不存在階級了，以致毛澤東不得不提出所謂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鬥爭，作為他製造階級鬥爭的依據。其實，就在消滅資產階級前後，新的階級對立已經出現。最明顯的是形成了兩個新的被壓迫被剝削階級：賤民階級和農奴階級。這是兩個完全被剝奪了人身自由和勞動自由的階級。

賤民階級就是所謂的「五類分子」——地富反壞右。地主富農是土地改革時被劃出來的。土改時雖然各地情況不一，但總的說來都有不同程度的擴大化和過火鬥爭，被劃為地主富農者及其子女土改後處處受歧視。還有一些是土改時的中農或貧農，因善於經營，勤儉持家，買了些土地，合作化時被劃為新富農，也淪為賤民。反革命分子主要是「鎮反運動」的產物。1950、1951年開展的鎮反運動，在毛澤東的親自督戰下，範圍不斷擴大，據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後來的報告，全國殺、關、管的反革命分子達320萬人，其中殺了71.2萬，關押129萬，管製120萬。至於壞分子，範圍更寬，從小偷小摸到慣偷慣盜、從調戲婦女到通奸，以至接吻摟抱（被稱為不正當的男女關系），都可被認為是壞分子，一旦被揭發，重者判刑下獄，輕則批鬥管製。這個社會群體，原來被稱為「四類分子」，後來加上55萬（一說300余萬）右派分子，就成為「五類分子」了。這五類人的總數大概不下於一千萬，加上他們的父母子女親屬，當不下於全國總人口的十分之一。這些人雖然互不來往，沒有聯系，但都遭受壓迫欺淩，每逢政治運動或社會上有點風吹草動，就把他們拉來批鬥。他們的子女也背著「出身不好」的包袱，在上學、參軍、求職、入團、戀愛、婚姻等人生的各個階段，都備受歧視，屢遭排擠。這種共同的社會地位，構成為一個卑賤的階級，他們被踩在社會最底層，度日如年地過著屈辱的生活，至於那些被送往勞改或勞教場所的無辜者，更是備受淩辱，折磨致死者屍骨無存。

農奴階級是隨著合作化的深入和人民公社的出現而產生的。1953年毛澤東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要求在十到十五年內，完成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在毛澤東的不斷批評催逼下，農業合作化加快步伐，1956年底就有96.3%的農戶參加合作社，並且從土地入社分紅的初級社發展為土地歸集體所有的高級社。1958年8月，中共中央發布《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的決議》，在全國農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在大躍進、大煉鋼鐵、食堂化和「提前實現共產主義」的擠迫下，農民不但生產資料早已歸公，生活資料也被剝奪的一幹二凈，連鐵鍋鐵鏟、門上的鐵環也被收去煉鐵。報紙上還宣傳「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橋梁」。有人說；現在除了一雙筷子一只碗，什麽都是公家的。楊獻珍說：「這是什麽共產主義？我說這是叫花子共產主義，甚至比叫花子還窮，叫花子還有一根打狗棍嘛！」不但比叫花子窮，而且比叫花子還不自由，叫花子可以四處流浪，外出乞討，人民公社社員在大饑荒的年代，卻不能到外地討飯。有的地方網開一面，公社大隊可以開證明條，社員就帶著證明出去要飯，拿不到證明的只能在當地餓死。社員勞動由小隊記工分，年終結算，扣除配給的口糧等款項，有的還倒欠隊裏。社員在門前屋後種點瓜菜，或者養雞下蛋拿去賣，都被批為「走資本主義道路」，輕則沒收，重則批鬥。名為國家主人，還被賦予對知識青年進行再教育任務的公社社員，實際生活遠不如封建時代的貧農雇農，是名副其實的農奴。

和賤民、農奴兩大被剝削被壓迫階級相對立的是高踞於社會之上的官僚權貴階級。在一黨專政體製下，占有各級領導崗位的共產黨員，既有權，又顯赫，盡管其中不乏勤懇工作、為人民服務的好官，但在歷次政治運動中，他們往往充當了壓迫人民、剝削人民的指揮者和執行者，扮演著扼殺人權的兇手角色，直到他們自己也淪為批鬥的對象。毛澤東1964年在一個報告的批示中，承認黨內出現「官僚主義者階級」和「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領導人」，並且說「這些人是鬥爭對象，革命對象」。其實，毛澤東本人就是最大的官僚，是官僚權貴階級的總頭子。歷次政治運動，都是毛澤東為了剪除有可能危及這個階級和他本人統治地位的社會勢力，而精心策劃、發動的階級鬥爭。這裏既有官僚權貴階級對其他階級的鬥爭，也有官僚權貴階級內部的權力搏殺，包括對有民主傾向的官僚權貴的清洗。

在賤民、農奴兩大被壓迫階級和官僚權貴階級之間，是工人階級。憲法第一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被列為憲法第一條的這句話，是現行憲法最大的理論敗筆。我在前面的幾篇文章裏，已經分析過人民民主專政的悖論和社會主義的虛構實質，所謂工人階級領導和以工農聯盟為基礎，也是自欺欺人的大話。按照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裏的說法，工人階級領導是通過共產黨實現的，因為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這更是沒有根據的自我標榜。一位已故朋友馬鴻模在二十多年前就說過：「什麽無產階級政黨！我看是農民加知識分子的政黨，從建黨到建國，不但組成人員主要來自這兩部分，而且思想意識、做事方式都保持著農民和知識分子的特點。」我很贊成他的看法。所以，共產黨領導，不等於工人階級領導。雖然官方輿論總是宣傳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甚至組織「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被派到大中小學、科研部門，去「占領上層建築領域」，實際上他們始終是被作為一黨專政的工具而存在。因此也受到一定的照顧和優待，同農民相比，他們是那個時代的幸運者。農民已喪失了人身自由和勞動自由，淪落成為農奴，工人階級卻還有一定的人身自由和勞動自由；由不同戶籍所造成的城鄉分隔，更加劇了這兩個階級之間的差異，根本沒有建立聯盟的共同基礎。

（三）八九十年代的階級形勢

文化大革命隨著毛澤東的逝世而結束後，胡耀邦大刀闊斧地平反冤假錯案，使數以千萬計的賤民階級得以從社會底層解放出來，廣大農村的農奴也紛紛起來，實行包產到戶，突破人民公社的經濟枷鎖。當政者先是禁止，後來不得不承認，於是，人民公社的大廈轟然而塌，農奴恢復了自由農民的社會地位。兩大被壓迫階級的解放，加上官僚權貴階級內部民主派的崛起，他們接受毛澤東獨裁統治的教訓，放松了對全社會的專製統治，采取一些民主改革的措施，社會上出現了比較平等、相對自由的環境，使八十年代成為「三大改造」以來近六十年裏最值得稱道的「黃金時代」。但落後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和專製統治的存在，依然有著產生階級的肥沃土壤。

改革開放使中國社會出現欣欣向榮、蒸蒸日上的發展勢頭。商品生產和相對平等的社會環境，為人們提供了個人奮鬥、出人頭地的條件，同時也孕育著不同利益、不同地位的階級分野。鄉鎮企業的發展壯大，產生了最初的企業主。他們白手起家，孜孜不倦地積累著財富，在社會上嶄露頭角。與此同時，改革開放初期的發展不平衡、政策不完善，使一些具有深厚的黨政軍權力背景的官員和「八旗子弟」，以及同他們相勾結的刁滑之徒，得以通過走私販私、倒賣批條等渠道，迅速致富，令社會大眾側目而視。

「8964」之後，體製內外的民主力量被清洗殆盡，專製統治更加肆無忌憚；許多對政治改革失望的知識分子轉身下海，鄧小平南巡講話更促進了民間企業的勃興和企業主階級的形成。經濟發展，政治倒退，成為九十年代的最大特征。國有企業改革走上歧途，使許多企業管理者和他們的主管部門領導人，有可能上下其手、化公為私，搖身一變就成了企業的所有者。一些「紅二代」則借此機會，搶占國有企業的領導崗位。這些權貴新富加上八十年代暴富的「八旗子弟」， 相互依賴、盤根錯節，並且同各級權力機關沆瀣一氣，同流合汙。於是，一個新的剝削階級——權貴資產階級由此形成。有些無權非貴的企業主，則通過各種方式的賄賂，依靠權貴資產階級的庇護而發財，這就是豪強資產階級的雛形。

九十年代另一階級新形勢，是農民階級和工人階級的交融。這種交融從八十年代就已經開始了。一方面，大量農民進入城市，在民營企業和外來企業裏勞動，成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幾千萬職工在國有企業改革高潮中被逐出企業，一部分被外來企業、民營企業和鄉鎮企業所吸收，一部分無業可就，成為城市貧民。

（四）進入新世紀後的階級形勢

進入新世紀後，階級形勢更加嚴峻。權貴資產階級除了掌控著國有企業和一部分由國有企業轉化的民營企業外，還在從上到下的權力機關占據了相當的優勢。特別是在政法領域和宣傳文化領域，幾乎占有絕對的統治地位，使官僚權貴中的民主派、務實派陷於無所作為的境地。在權貴資產階級勢力大擴張的同時，豪強資產階級也隱然成型，迅速膨脹。分外明顯的是在房地產業和采礦業，很多從企業主階級分化出來的新富翁，無不是通過勾結權貴、利益均沾，才得以盤剝工人，欺壓百姓，從而發財暴富、橫行鄉裏的。十多年來群發性事件不斷增加，愈演愈烈，主要是這兩大階級合力壓迫剝削人民的結果，這也是兩大階級同其他各階級廣大民眾的階級鬥爭的體現。

新世紀工人階級的主要成分是第二代農民工。第一代農民工進城，主要是為了賺錢回家，娶妻蓋房，多數最後回歸農村，回歸農民階級；第二代農民工有許多從小在城市長大，眼界比父輩開闊，立誌比父輩高遠，希望能在城市裏創造自己的事業。隨著產業有機構成的提高，單純的體力勞動不斷被體腦並用的復雜勞動所取代，使這個階級日益現代化。這是一個前程遠大的階級，他們不但是發展生產力的主力之一，也將是社會進步的推動力量。

農民階級自從擺脫人民公社的羈絆之後，生活普遍有所改善。但由於農村改革停滯不前，沒有在實行生產責任製的基礎上繼續前進，把土地分給農民，以致二十多年來始終為不完善的小農經濟所困擾。雖然多數衣食無憂，但也有一部分因土地被占或計生罰款等沖擊而傾家蕩產。近幾年各地推行家庭農場、工農協作、專業合作社等措施，最近政府還提出城鎮化，也許能夠改善農民作為一個階級的整體處境。

知識分子在傳統觀念上被認為是只能依附於其他階級，並成為其他階級的一個階層。這個判斷還可以商榷。就知識分子有別於其他階級的不同特點來說，完全可以構成為一個獨立的階級。在毛澤東統治時代，他們被毛澤東認為是繼資產階級之後對他的統治威脅最大的社會力量。經過反右運動，這個階級一分為三：一部分淪為賤民，一部分成為毛式專製的吹鼓手，其余大部分則由於不是工農家庭出身，只能「夾著尾巴做人」，戰戰兢兢地過日子。進入八十年代後，賤民恢復了公民身份，家庭出身不再成為評判個人的標準，知識分子揚眉吐氣，重新獲得社會的尊重，成為一代青年的啟蒙者，思想解放的推動者，也是改革開放的的鼓吹者。他們內部的差異逐漸縮小，共性增大，一分為三的裂痕有所彌合。但「8964」大鎮壓使這個階級再度分裂。與上次分裂不同，那次分裂是統治者強加於社會的結果，分裂造成了社會地位和物質生活的巨大差別；這次分裂則體現著知識分子內部的不同政治選擇，與社會地位和物質生活無關。分裂的結果，一部分成為當局的批判者，其中又以不同的政見形成不同的派別；一部分繼續充當執政者的禦用工具，以闡釋方針政策為己任；大部分牢守自己的職業崗位，專註於個人得失和家庭生活，在政治上深感自己無力，處於觀望狀態，經常陷於希望和失望的循環之中。但總的說來，這是一個具有愛國情懷和社會責任感的階級，在形勢容許他們充分發揮聰明才智的情況下，他們將會對社會進步作出重要貢獻。

新世紀階級形勢的一大亮點是中產階級的形成。這個階級的成員，大部分是和知識分子階級重叠的。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文明的進步，許多知識分子通過自己創業，或進入各類企事業單位從事「白領」職務，逐步提高了生活水平，積累了少量財富，成為有產的勞動者，成為中產階級。這個階級同知識分子有著共同的愛國情懷和社會責任感，在政治民主化和社會現代化的歷史進程裏，將會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

改革開放以來逐漸產生的企業主階級是最不穩定的階級。他們自改革初期的鄉鎮企業艱難起步，到九十年代才形成為獨立的階級。但在政治權力和壟斷經濟的擠壓下，經常處於風雨飄搖之中。據統計民營企業的平均壽命只有4—5年，企業常起常落，企業主的隊伍也隨之不斷變化，並且在九十年代出現明顯的階級分化。一部分企業主勉力撐持、苦心經營，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中或站穩腳跟，或失敗退出；一部分通過勾結權貴，借用政治權力來掠奪國家資源和民眾財富，在迫使一些老百姓傾家蕩產、無家可歸的基礎上，聚斂資本，發財暴富，成為豪強資產階級。企業主階級——特別是從事科技產業的企業主，是推動生產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重要社會力量。在市場競爭、適者生存這一無情規律的支配下，大浪淘沙，只有優勝者才能長期在市場上大顯身手，並在解決就業和納稅等方面，做出顯著貢獻。在國務院發布兩個「36條」後，他們充當了向壟斷領域進軍的先鋒。盡管進展並不順利，但最終的勝利將是他們的，因為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取代壟斷經濟，是不可逆轉的歷史趨勢。

（五）被顛倒了的階級鬥爭

傳統觀點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社會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五十年代「三大改造」之後，資產階級作為剝削階級已經消滅，但這兩大階級在意識形態領域的鬥爭遠沒有結束。這就是憲法序言裏說的「階級鬥爭還將在一定範圍內長期存在」的歷史依據和理論依據。它的表現形態，既有人民內部的矛盾與鬥爭，也有敵我之間的矛盾與鬥爭。但鬥爭的雙方，還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人民和敵人。毛澤東發動的歷次政治運動，都把對立面批判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後來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現階段的「維穩」，都是這個傳統思維方式的繼續和發展。在這個萬變不離其宗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裏，階級鬥爭就是共產黨領導工人階級和人民大眾反對極少數階級敵人的鬥爭。憲法序言裏的「階級鬥爭還將在一定範圍內長期存在」，反映的也是這個觀念：階級鬥爭的主體是共產黨領導下的廣大人民大眾，對立面是少數反對社會主義、破壞社會穩定的壞人。這就完全顛倒了階級鬥爭的陣勢。

自從一百多年前西學東漸以來，我國就開始進入民主革命的歷史階段。貫串於這個歷史階段的社會基本矛盾，是民主主義和封建專製主義的矛盾。階級矛盾和其他各種形式的矛盾，都必然具有民主和專製的矛盾與鬥爭的性質。洋務運動、維新運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北伐戰爭、解放戰爭，無不如此，只是表現形式有所不同罷了。1949年後的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基本陣勢也是以爭取民主主義為一方，堅持封建專製主義為另一方。這是理解六十年來社會矛盾與階級鬥爭的顯微鏡和解剖刀。

1953年的「過渡時期總路線」和隨後的「社會主義改造」，使建立只有幾年的有著民主主義雛形的社會，倒退到以毛澤東獨裁統治為特征的封建專製主義。毛澤東發動的歷次政治運動，無不以鞏固他個人的獨裁統治和共產黨的一黨專政為目標，打擊、摧殘傾向民主的社會力量。主要目標雖然只有5%或更多，但威懾、恐嚇的範圍卻遍及全社會。廣大民眾既有深厚的封建專製主義影響，盲從統治當局，也有對民主自由的朦朧的企求，期待著社會的發展與進步。這種兩面性和軟弱性，很容易使他們成為強勢一方即統治當局的追隨者。在階級鬥爭形勢下形成的兩大被壓迫、被剝削階級——賤民和農奴，只能俯首帖耳地聽任宰割。六七十年代的階級鬥爭，就是以封建專製勢力對民主力量的絕對優勢和壓倒性勝利為特征的。

改革開放頭十年的階級鬥爭，由於官僚權貴內部民主派的興起和賤民、農奴的解放，力量對比出現了有利於民主主義的變化，階級鬥爭的形式和內容也有所轉變。貫穿這個時期的矛盾與鬥爭的主要形式，是改革和反改革的矛盾與鬥爭。它雖然也帶有階級鬥爭的性質，但遠沒有毛澤東時代那樣尖銳，那樣殘酷。經濟體製改革順利推進，政治體製改革提上日程，社會上出現了相對的平等、自由和民主的氛圍。可惜，這種政治上的「小陽春」局面，只有幾年便被「8964」的殘酷鎮壓徹底扭轉了。

1989年的學生運動是民主與專製的大搏鬥，也是階級鬥爭的高潮。在八十年代孕育壯大起來的民主力量，因胡耀邦的去世而爆發出向專製主義進擊的巨大能量。他們以改革政治體製和反貪汙反腐敗為主要訴求，希圖用和平示威的方式促進國家民主化和官僚廉潔化。遺憾的是，強大的官僚權貴集團為了捍衛他們的既得利益，悍然出動軍隊，血流長街，殘酷地鎮壓了手無寸鐵的青年學生，從而鞏固了專製統治，同時也在客觀上縱容了貪賄腐敗，為滋生權貴資產階級和豪強資產階級提供了政治條件。

九十年代的階級鬥爭呈現出一面倒的態勢。一方面是經過1989年的鎮壓和清查，體製內外的民主力量幾乎被一網打盡，社會上已經沒有足以與專製統治相抗衡的力量；另一方面，在官僚權貴內部，隨著經濟體製改革走上歧途，產生了權貴資產階級，接著又孕育了因依賴他們、賄買他們而暴富的豪強資產階級。這兩個新的壓迫階級、剝削階級同人民大眾的矛盾，構成迄今為止的社會主要矛盾。

進入新世紀後，階級鬥爭出現了微妙而復雜的變化。兩大剝削階級肆無忌憚地掠取人民財富，剝奪公民權利，在「維穩」的旗號下，鎮壓一切不利於專製統治的言論和行動，激起民眾廣泛而頻繁的反抗。與此同時，一個因經濟飛速發展而興起的中產階級隱然成形，許多知識分子經過十年教訓、十年思考，開始了新的覺醒。這兩個有著血緣聯系的階級具有關切國家前途的共性，特別是這兩個階級中的先進分子，既對現實社會有比較清醒的認識，也能意識到自己的歷史責任。面對權貴豪強的壓迫和剝削，他們在推進改革和發動啟蒙運動的同時，積極投入維權運動。

現階段的階級鬥爭，基本上依然是民主主義和專製主義的鬥爭，但以「維權」和「維穩」為主要形式，改革與反改革、啟蒙與反啟蒙、維權與反維權，都演化在這個形式之中。在這個鬥爭中相對峙的階級力量，專製一方是權貴資產階級和豪強資產階級及其他階級中為他們效命的分子，民主一方是中產、知識兩階級中的先進群體，還有其他階級裏的覺醒者和被壓迫、被剝削者。在他們中間的是工人、農民和企業主三大階級中的大多數，他們的思想感情傾向於民主一方，但懾於專製勢力的強大存在，還不能成為參與呼求民主的階級力量。在這兩大陣營的矛盾與鬥爭中，包孕著官僚權貴內部的民主派和權貴資產階級的矛盾與鬥爭，企業主和工人、農民之間的矛盾與鬥爭，權貴、豪強和企業主之間的矛盾與鬥爭，復辟毛製度的勢力和自由民主派的矛盾與鬥爭，等等。呈現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幅錯綜復雜、色彩斑斕、令人目眩的圖景。這個階級鬥爭圖景在未來的歲月裏將會出現什麽樣的變化，我們現在還無法作出準確的判斷。可以預料的是，鬥爭形勢將有許多曲折和反復，高潮和低潮，但改革、啟蒙、維權的力量必將逐步發展壯大，民主必將戰勝專製，中國必將建設成為一個民主、自由、平等、法治、富強的國家。我們應該相信歷史的選擇。

（六）簡短的結語

由以上分析可知，憲法序言裏的「剝削階級作為階級已經消滅」，是完全同社會現實相違背的。在權貴資產階級和豪強資產階級對人民群眾進行殘酷壓迫和剝削的實際情況下，這個斷語至少在客觀上起著掩蓋權貴豪強的罪惡的作用。至於「階級鬥爭還將在一定範圍內長期存在」，在理論上是可以肯定的，但在傳統的統治思想和社會觀念裏，把它理解為共產黨領導人民大眾，同反黨反社會主義和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階級敵人的鬥爭（甚至把所謂的國外敵對勢力牽涉進來），卻是大錯特錯了。它既顛倒了階級陣勢，也顛倒了階級鬥爭。正確的判斷應該是：現階段的社會主要矛盾是人民大眾同權貴資產階級和豪強資產階級的矛盾，它本質上是民主和專製的矛盾與鬥爭。目前的主要形式，則是「維權」和「維穩」的矛盾與鬥爭。只有這樣分清階級鬥爭的是非和陣勢，才能在紛紜復雜的現實中作出正確的選擇。

2013年5月2日

有限的樂觀

舉世矚目的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已經落幕。在會議開幕前，海內外的議論很多，期望甚殷。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公布後，更引起世界各國和國內各界的廣泛關註。《決定》就深化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等諸領域的改革問題，作出全面的部署，提出改革開放的遠景規劃和實現途徑，其中不乏具有遠見卓識的構思和設計。但這個凝聚了高層政治精英共識的文獻，能在多大程度上滿足人們的期待，是否能夠切切實實地付諸實踐？只見人言紛紛，莫衷一是。我個人的感應，概括說來，對於全會決定和會後的落實貫徹，我懷著有限的樂觀。樂觀，但有限。

先說樂觀，根據有四：

第一，當前社會的危機重重，許多從江朱時期和胡溫時期遺留下來的問題，積累成為嚴重地阻礙社會發展的因素，只有通過深化改革開放、強化改革開放，才能逐步緩解危機，扭轉局面。從全會對改革開放的高度評價和深化改革的全面部署來看，中共中央對這個問題已有比較清醒的認識，相信他們會後能夠致力於《決定》的貫徹實施。

第二，《決定》是「新形勢下全面深化改革的綱領性文件」，它在改革開放的一些最緊要的關鍵問題上作出進一步深化的安排，改革的幅度和深度都超過了迄今為止的設計方案。盡管民間還有不足之感，但總的說來，這些部署都是有助於推進改革深化、加快社會發展的。如轉變政府職能、改革金融體製、開放土地流轉、實現司法獨立等等，都符合於民眾的期望。至於取消勞教製度、開放單獨二胎等，更是民眾呼籲期待已久的明智之舉。朝野在深化改革的方向和重點等問題上有著共同的願望，是貫徹決定的重要保證。

第三，一年來執政者在反腐敗和減少行政審批事項、開放金融領域、化解產能過剩、支持微小企業以及建立上海自由貿易區等方面都采取了有力的措施，為《決定》的實現作了很好的鋪墊，或者說，為進一步深化改革，作了必要的準備，有些甚至可以說是已經起步，開了好頭。

第四，歷史的潮流是不可阻擋、不可逆轉的。深化改革、擴大開放是挽救中華民族生機的唯一出路。它符合於歷史發展的方向，符合於人民大眾的需求，也符合於執政黨救亡圖存的利益和願望。不論反改革的權貴豪強兩大剝削階級如何抵製、對抗，他們都無法拉住歷史車輪的前進。這是我們在任何情況下都可以保持有限樂觀的最基本的根據。

再說有限。《決定》對各個領域的改革前景，提出大量引人入勝的設想，但多數流於空泛。切實的承諾和虛浮的願望同在，豪言壯語和陳詞濫調並存，使我對這個決定本身的徹底性和實現的深刻性懷有濃重的疑慮。

從淺層次來考察，改革開放以來，改革反改革的矛盾與鬥爭一直沒有停止。特別是在既得利益的權貴豪強形成為利益共同體的階級之後，改革每前進一步都遭到他們的阻撓。回顧胡溫十年，大量煌煌的中央文件，作出了許多促進社會健康發展的決定，但能被各級黨政機關和國有企業切實執行的又有多少？例如，國務院為了完善市場經濟，在2005年和2010年先後發布了兩個「36條」，推動民營企業進入壟斷領域。但幾年下來，許多民營企業仍被拒在「玻璃門」、「彈簧門」之外。出現這種被譏為「政令不出中南海」的現象，主要原因是中央和地方各級黨政機關的反改革勢力過於強大，胡溫在力量對比上處於弱勢。所以，盡管他們十年來也有許多可觀的政績，但與民眾的期望仍然相距甚遠。習李上臺，比起前任有許多天然的優勢，特別是有著雄厚的執政基礎，一年來的政令貫徹比較順暢就是證明。但是，這次會議通過的關於全面深化改革的總體部署，邁開的步伐相當大，改革的廣度和深度空前未有，必然會觸犯朝野權貴豪強的既得利益，遭到他們的強烈抵製和阻撓。習李的強勢地位是否能保證《決定》的順利貫徹，開辟改革新局面？都尚在未定之天。這是一場改革與反改革的博弈。今後幾年，圍繞《決定》的改革總體方案，在朝野的改革派和反改革派之間，將會出現猛烈的對抗和鬥爭。改革在多大程度上得以深化，是否能夠順利推進，都將取決於這一時期的錯綜復雜、波瀾壯闊的博弈，取決於時而舒緩、時而激烈的對抗。面對改革的復雜性和曲折性，我們很難樂觀地展望未來的改革前景，

從深層次來考察，對改革的性質缺乏準確的認識，限製了改革設計的深度和廣度，削弱了推進改革的堅定性和徹底性。改革本質上是民主革命在當代的具體形式，是民主自由和專製壟斷之間的和平對決。《決定》一開頭就說改革開放是「新的偉大革命」，沒有錯。但對革命的性質卻作了不確切的判斷：「改革開放最主要的成果是開創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際上承襲了「改革是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的老調門，肯定了這場「新的偉大革命」的社會主義性質。

改革開放是民主主義的偉大革命，還是社會主義的偉大革命？應該摒棄半個多世紀來的傳統偏見，通過廣泛而深入的討論研究，才能得出正確的結論。

我國自洋務運動開始西學東漸以來，就出現了民主主義和封建專製主義的矛盾與鬥爭，並且日益深刻、日益尖銳地發展成為製約社會進退的基本矛盾。體現著歷史潮流和社會發展方向的民主主義，在向封建專製主義進軍的歷史過程裏，曾經有過多次輝煌的高潮和勝利，維新運動、辛亥革命、北伐戰爭、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都標誌著民主革命的高潮或勝利。但從社會力量的對比來看，封建專製主義有著幾千年的悠久歷史，它滲透於社會的每一個角落、每一個社會成員的頭腦；而民主主義傳入我國卻只有一百多年，而且影響只及於以知識分子為主的少數社會群體。這個強弱懸殊的力量對比，使得每次民主主義的高潮或勝利都難以持久鞏固，一次一次地以封建專製主義的高奏凱歌而告終。

1949年9月29日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第一條明文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新民主主義即人民民主主義的國家，……為中國的獨立、民主、和平、統一和富強而奮鬥。」在這個基礎上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官淸吏廉，勞資兩利，清除了娼賭毒盜，恢復了國民經濟，給人民帶來短暫的歡樂和安寧。但這個已經走上民主主義第一步的社會，卻仍然持續不斷地受到強大的封建專製主義的侵襲。例如，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對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的否定，對公私企業平等納稅的指責，對農村「確保私有」和「四大自由」的非難等等，這些以社會主義和人民民主專政的名義所推行的措施，實際上都是封建專製主義對新生的民主主義社會的挑戰。根據毛澤東在1953年提出的「過渡時期總路線」，1954年開始了所謂的「社會主義改造」。但根據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社會主義只有在資本主義發展成就的基礎上，生產高度發達，社會高度文明，才有可能實現。而五十年代的中國，一窮二白，既沒有社會主義的物質條件，也不具備社會主義的精神條件，卻充溢著封建專製主義和奴隸主義的意識形態和習慣觀念。因此，在取代民主主義的社會變革中，不論打著什麽旗號，都只能是封建專製主義的借屍還魂。社會主義革命完成之日，就是專製主義復辟之時。中華民族又一次地經歷了「民主勝利——專製復辟」的循環。

經由毛澤東式的社會主義革命建立起來的專製社會，是「以俄為師」的產物。根據俄羅斯共產黨總書記久加諾夫1997年在紀念十月革命八十周年時所說，蘇聯共產黨的統治，可以概括為：在經濟上壟斷所有製，在政治上壟斷國家權力，在文化思想上壟斷真理。毛澤東統治下的中國，除了這三壟斷外，還要加上壟斷公民權利——1954年製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所規定的的公民權利，都被他剝奪得一幹二凈。十年文化大革命，更是搞得天怨人怒，這才有文革之後的改革開放。

毛澤東獨裁統治下的中國，是以「四壟斷」為特征的專製主義社會，所以，改革開放的本質要求，就是要革除四壟斷的專製主義，代之以經濟市場化、政治民主化、文化自由化、社會公平化。這是民主主義革命的目標，不是社會主義革命的目標。

當然，以上述「四化」取代「四壟斷」，是一個長期而復雜的變革過程，其中必然會有許許多多意想不到的曲折和反復，許許多多難以克服的困難險阻。但在指導思想上，對改革的本質必須有充分的認識。如此才能保證改革目標的明確性，才有足夠的勇氣去徹底實現總體方案。通讀《決定》，對改革的目標模式，仍然圍繞著根本不存在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就很難突破毛澤東式的「四壟斷」，《決定》中有些關於未來的豪言壯語，也很難有完滿實現的希望。這是我雖然樂觀，卻很有限的深層次原因。

                                               2013年11月19日

在政治體製改革的邊緣

三中全會之前，人們對政治體製改革大都不抱奢望。因為經過一年以來的觀察體會，執政黨似乎無意於此。所以，對於《決定》裏仍有相當篇幅談及政治領域的體製改革，反倒有些意外。盡管有些敘述不過是老話重提，如完善人民代表大會的監督職能、推進社會協商對話、加強基層民主、促進法治建設等，都是中共十三大提出過的，此後的幾次代表大會也都有所論述。但是，《決定》中關於轉變政府職能、製約監督權力運行等規定，還是具有進取精神的，對於改革政治體製也有一定的積極意義。





政治體製改革的根本目標是革除對權力的壟斷，建立製約、監督政治權力的機製；與此相對應的是還權於民，公民享有憲法規定的自由權利。這就是憲政民主的基本要求。而在當代中國的特殊條件下，實現憲政民主的關鍵是要逐步革除黨政不分、以黨代政的惡劣傳統，改變一黨專政、黨權高於一切的政治局面。1976年中共十三大政治報告提出「政治體製改革的關鍵首先是黨政分開」，「黨政分開即黨政職能分開」。這是很有遠見，也是很有勇氣的。黨政職能分開，各司其職，就可以逐步改變共產黨淩駕於政府之上的弊病，為以憲政民主取代一黨專政，走出堅實的一步。遺憾的是，「六四」的悲劇切斷了改革的良性發展，黨政分開遂告夭折。後來的中共歷屆代表大會雖然都列有政治體製改革的議程，但只能遊離於政治體製改革的邊緣，而不敢觸及黨政分開。二十多年來，黨權獨大、黨高於政的現象愈演愈烈，黨政分開成為不可接觸的雷區，《決定》沒有提到黨政分開，是可以理解的。但在政治體製改革的邊緣，還是有一些可取的方案。





轉變政府職能是《決定》的一大亮點。它曾經受到歷屆代表大會的關切。十三大是把它作為機構改革的關鍵提出來的。1992年的十四大和次年的三中全會都提出「轉變政府職能」；2002年的十六大和次年2月的二中全會再提「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10月三中全會還提出「加快轉變政府職能，深化行政審批製度改革」。又是「加快」，又是「深化」，可見是更加重視了。但是，到了2008年的十七屆二中全會，卻承認「政府職能轉變還不到位」。轉變政府職能的改革主張提出二十多年而仍然「不到位」，說明這項改革的艱難和復雜。盡管上兩屆政府對此都作出過努力，如胡溫時期在加強審計統計監督、行政運行透明化、減少審批事項等方面，都采取了一些必要的行政措施，也獲得一定進展，但仍然問題很多。因為轉變政府職能意味著限製並規範政治權力，它必然觸犯各級官員的利益，不能不遭到廣泛而強大的政治力量的對抗。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對轉變政府職能作出一些明確的規定，如健全宏觀調控體系，凡是市場能有效調節的經濟活動，一律取消審批，逐步取消學校、科研院所、醫院等單位的行政級別等等，雖然處於政治體製的邊緣，但如能切實貫徹這些決定，不僅可以改善政府同市場的關系，促進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而且將有效地加強對官員的監督，減少官員濫用權力的機會，建立清廉政府；對提高執政黨和政府的威望與執政合法性，也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決定》在「優化政府組織結構」的小標題下，提出：、「完善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相互製約又相互協調的行政運行機製。」這不就是「三權分立」嗎？因為三權分立是一個政治原則，而不是具體的製度。它的實質在於政治權力的既相互製約又相互協調，而不在於分權的是三權還是兩權、四權，也不在於權力的名目。《決定》如此提出問題，說明指導思想上實際上已經接受了三權分立的政治原則，認識到政治權力必須既相互製約又相互協調的重要性。問題在於三權之上還有黨權，三權只能在「堅持黨的領導」的前提下相互製約又相互協調。這就使三權分立的意義大失水準。由於黨權獨大，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都處於黨權之下，三權和黨權之間不存在相互製約和相互監督的關系，三權之間是否能夠實現既相互製約又相互協調也很成問題。





法治建設也是歷屆代表大會比較註意的問題。《決定》提出「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並且作出一些頗有新意的承諾，如加強對行政執法的監督，確保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加強和規範對司法活動的法律監督和社會監督，廣泛實行人民陪審員、人民監督員製度等。有關這些問題的條例規定，三中全會前就已經開始陸續出臺，相信還會製定更多的法規，以保證這些承諾的實現。





法治建設的根本問題是共產黨要帶頭守法執法，特別是掌握一定權力的共產黨員。共產黨的黨章規定，「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而多年來的社會現實表明，違法犯法的多數是有權力的黨員幹部。目前社會的種種亂象和危機，大都是他們濫用權力、攫取私利的結果，許多冤假錯案，出於黨委辦案，幹預司法。三中全會後如能在這方面有所改善，則民眾幸甚。





《決定》明確提出「廢止勞動教養製度」，滿足了人們呼求多年的期望。對於公眾普遍關心的城管執法問題，《決定》也作出回應：「理順城管執法體製，提高執法和服務水平」。相信有關部門會製定具體製度，落實這個承諾。





「強化權力運行製約和監督體系」是《決定》裏頗有吸引力的一章。這是因為，當前各種各樣的社會危機，其根源都可以追蹤到政治權力的不受製約與監督。廣大民眾呼籲政治體製改革，主要是希望能夠製止權力的濫用。《決定》再次強調「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把權力關進製度籠子」，並提出一些「在陽光下運行」和「關進製度籠子」的措施，有虛有實。虛的如廉潔政治、政務公開、責任追究、政績考核等等，實的如領導幹部「六不準」。這些規定都需要通過若幹具體的法規條例加以細化。我們不能奢望這些規定和承諾會徹底實現，不同問題的實現在程度上也會有所差異，但無論如何，它在製約和監督權力的運行上，總還能發揮一定的積極作用。





對於民眾迫切期盼的官員財產申報製度，《決定》在健全反腐倡廉法規製度體系的範圍裏，提出完善領導幹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的法律法規。雖然只有一句，但意義重大，然而落實極難。領導幹部申報個人財產和有關事項，是「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把權力關進製度的籠子」的一項重要措施。早在1995年，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就聯合發布《關於黨政機關縣（處）級以上領導幹部收入申報的規定》，2006年再發布《關於黨員領導幹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的規定》，需要申報的不止是收入，而且還有「有關事項」。2010年7月11日，中辦國辦又聯合發布《關於領導幹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的規定》。所謂有關事項，包括本人婚姻變化和配偶子女移居國外境外從業的情況，收入、房產、投資等事項。《規定》還載明領導幹部須在每年1月31日前填報《領導幹部個人有關事項報告表》。這些規定如能切實執行，就可以呈現出領導幹部是貪瀆還是清廉的真面貌，遏止貪汙腐化現象。但這個意義重大的政策措施卻遭到普遍的抗拒，落實中辦國辦文件的黨政機關很少。新疆阿勒泰地區曾在2008年頒布《縣（處）級領導幹部財產申報規定（試行）》。湖南瀏陽市2009年把領導幹部申報財產列為廉政重大的重要內容，並且在報紙、網站等媒體上，公布準備提升領導職務的75名幹部的收入、房產、投資、車輛等財產情況，以及配偶子女的從業、就學、出國等信息。這是四五年前的事情，不知道這兩個地區後來有沒有堅持下來。《決定》裏的這句話在全國人民的心頭分量很重，我很希望黨中央能有足夠的決心和勇氣堅持貫徹，但也很擔心會成為一張空頭支票，因為在有關事項上見不得人的領導幹部太多了。





政治體製改革的核心問題是以憲政民主取代一黨專政，以憲法規定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取代一切權力屬於共產黨。通向這個目標的道路，曲折而漫長，但離不開黨政分開、還權於政。黨政分開是還權於政、還權於民、實現憲政民主的唯一通道，是擺在中國人民和中國共產黨面前的一個歷史性課題。只要黨政不分，黨權淩駕於政權之上，黨政分開就始終是政治體製改革的重要課題。二十多年前的十三大政治報告提出過黨政分開，但在目前的形勢下，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案不提黨政分開是可以理解的，畢竟現在的政治形勢同十三大時的1987年相比，是大大地惡化了。十三大提出以黨政分開為政治體製改革的首要關鍵，是鄧小平在1986年提出來的，經過一年多的研究討論，在朝在野都取得高度的一致，所以寫進政治報告後獲得全國上下的普遍擁護。現在大不相同了，黨政分開成為禁區，所以只能在政治體製改革的邊緣做文章。盡管如此，《決定》有關政治體製的一些改革設想，雖然同政治體製改革的核心相比，只是一些邊緣性的課題，但還是值得肯定的。一步一步地實現這些設想，履行這些承諾，就可以有效地製約和監督權力的運行，清除貪汙腐化的條件。從邊緣到核心的路途是漫遠的，曲折的，但只要符合於歷史發展的方向，總有一天會到達最終的目標。





                                                    2013年11月25日

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社會的政治環境

作者 應克復 寫於 二零一六年

最近讀到資中筠研究員的文章《<財富的責任與資本主義演變>自述》。這篇文章似乎是她為自己新出版的《財富的責任與資本主義演變》壹書所作的序言或前言。我無緣閱讀她的這部著作，但對她提出的「資本主義演變」的命題，卻產生了壹些興趣，覺得這同馬克思所說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自我揚棄，似有共同之處。考慮到這個問題在傳統的意識形態領域，特別是在壹些自命為馬克思主義者的理論工作者中間，仍然存在著明顯的誤區，感到有必要在這裏回顧壹下馬克思關於這個問題的論述。





資中筠研究員在此文的結尾指出：外國的基金會最想「和平演變」的，是他們的製度。這個觀點其實在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裏已經有所論述。但是，壹百多年來，人們記得並強調其中的消滅私有製、暴力革命、兩個徹底決裂等等觀點，卻很少有人註意那裏有關資本主義自我演變的論述。





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裏指出：「資產階級如果不使生產工具經常發生變革，從而不使生產關系，亦即不使全部社會關系經常發生變革，就不能生存下去。」這裏說的使生產關系和全部社會關系經常發生變革，意味著資本主義製度的和平演變；「就不能生存下去」的論斷，則表示這個變革存在於整個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也就是說，資本主義只有不斷變革自己的生產關系和全部社會關系，才能繼續生存下去。這裏，顯然隱含著同《共產黨宣言》的主旋律——暴力推翻資本主義私有製不甚協調的因素。





在《資本論》第三卷裏，馬克思通過對股份製的剖析，進壹步論證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和社會關系的變革或演變過程，他把這個演變過程稱之為資本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自我揚棄。馬克思認為：股份公司的資本「直接取得了社會資本（即那些直接聯合起來的個人的資本）的形式，而與私人資本相對立，並且它的企業也表現為社會企業，而與私人企業相對立。這是作為私人財產的資本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範圍內的揚棄。」「這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範圍內的揚棄，因而是壹個自行揚棄的矛盾，這個矛盾首先表現為通向壹種新的生產形式的單純過渡點。」所以他又說，資本主義的股份企業，「應當被看作是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轉化為聯合的生產方式的過渡形式」。





資本主義演變和揚棄的結果，是徹底的自我否定，最終將演變成為社會主義。馬克思在《資本論》第壹卷裏論述資本主義積累的歷史趨勢時，介紹了以各個獨立勞動者與其勞動條件相結合為基礎的私有製（馬克思把它稱為個人所有製），如何被以剝削他人勞動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私有製殘酷剝奪和逐漸消滅的歷史。然而，在否定個人所有製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資本主義私有製，在發展的同時卻醞釀著對自身的否定。馬克思指出：生產資料的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必將達到同資本主義外殼不能相容的地步。「資本主義生產由於自然過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對自身的否定。這種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製，而是在資本主義時代的成就的基礎上，也就是說，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製。」（馬克思在這裏說的私有製的兩種形態，即占有生產資料的獨立勞動者的私有製和剝削他人勞動的資本主義私有製，他把前者稱為個人所有製。這個劃分是解開所謂「消滅私有製」這壹理論謎團的鑰匙。鑒於目前理論界和社會上對於這個問題的認識十分混亂，我準備就此另寫壹篇文章，供各界參考。）





從《共產黨宣言》和《資本論》的這些論述裏，我們不難發現：





（壹）資本主義自身存在著自我否定、自我揚棄的因素。資本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社會生產發展的必然產物，它從誕生的第壹天起，就帶有推動生產和進行剝削的雙重性質，也可以說是具有兩種相互對立、完全不同的功能。它的自我揚棄，主要就體現在這兩種性質和功能的相互消長上。總的說來，隨著生產力的提高、生產規模的擴大和生產關系的調整，它推動生產發展的功能逐步增長，而進行剝削的功能則不斷削弱，也就是說，它的生產性得到持續發揚，剝削性則漸次摒棄，從而促進社會的進步和文明。股份製的出現，正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演變和揚棄的重要裏程碑。它標誌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部的生產性的擴展和剝削性的削弱，也標誌著生產關系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範圍內的變革，甚至還帶動著社會關系的變革——大量普通勞動者和社會公眾成為特定企業的股權所有者，和資本家分享企業利潤。





（二）資本的性質，從私人資本到具有社會資本的形式，再到社會資本，是資本揚棄所呈現的主要形式。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生產性和剝削性相適應的資本特征，是它的社會性和私人性。資本主義初期的私人資本，以殘酷剝削勞動者為特征，只是它通過生產為社會提供產品，客觀上具有壹定的社會性。當社會生產規模的擴大為單個資本家力所不及，多個資本家合作的股份公司應運而生時，它所集合的資本就越出了個人資本的範圍，而具有社會資本的形式。按照馬克思的解釋，社會資本就是那些直接聯合起來的個人的資本。早期股份公司的資本雖然有著資本聯合的形式，但它來源於資本家的私人資本，就其性質來說，仍然是私人資本，所以馬克思說它只具有社會資本的形式。社會生產的進壹步發展，特別是信用製度的發展，把股份製的範圍擴大到廣大的社會公眾，在資本市場上流通運轉的，主要是獨立的個人的資本。這些來自社會公眾的資本，在投入資本市場之前，還是屬於他們個人的私有財產，但壹旦投入資本市場，不論是直接購買股票，還是通過中介機構，它就由私有財產轉化成為社會資本了。不過，盡管它具有更加鮮明、更加廣泛的社會形式，而且帶來了生產關系和社會關系的顯著變革，卻還不是完整意義上的社會資本。因為，首先，此類資本雖然來自社會個人，但他們分散在社會的各個角落，沒有「直接聯合起來」，而是外在於它所投資的企業。其次，他們所得的利息，固然是合法的資本收益，可是其中也有壹部分是不勞而獲的收入。再次，從馬克思關於重新建立個人所有製的論述來看，「直接聯合起來的個人」，指的是企業內部的員工，只有全員持股的企業資本，才是真正完整意義上的社會資本。資本性質依次變革的過程表明，資本通過股份製的形式，實現著和平演變和自我揚棄，削弱了自身的私人性和剝削性，增強了社會性和生產性。這個轉變過程，意味著資本剝削的逐步減輕以至必將最終消除。其最終結果，將是企業內部的勞動者掌握企業的全部生產資料所有權，資本徹底褪去它的私人性和剝削性，而成為單純發展生產、服務社會的工具。





（三）資本主義可以通過股份公司這種形式，和平過渡到新的生產方式，而不需要通過暴力革命。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裏曾經斬釘截鐵地表明，無產階級將運用暴力來消滅資本主義私有製。但是，壹方面是歐洲大陸在經歷了1848年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疾風暴雨之後，革命高潮迅速消退，這不能不引起馬克思對暴力革命的重新思考；另壹方面，馬克思在潛心研究資本主義經濟的過程中，發現了股份製將成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轉變為新生產方式的過渡點，股份公司便是這壹轉變的過渡形式。也就是說，資本主義生產發展可以通過股份公司這種形式，和平地發展成為新的比資本主義更高級的生產方式，用不著任何流血犧牲的暴力革命。由此可見，對於股份製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變革過程中的作用的充分估計，實際上否定了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裏提出的通過暴力革命消滅私有製的主張。恩格斯在1895年發表的《<法蘭西階級鬥爭>導言》裏說：「歷史表明我們也曾經錯了，我們當時所持的觀點只是壹個幻想。歷史……消除了我們的迷誤，……1948年的鬥爭方法，今天在壹切方面都已經陳舊了。」「歷史清楚地表明，當時歐洲大陸經濟發展的狀況還遠沒有成熟到可以鏟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程度。」這是馬克思恩格斯在經過畢生的革命實踐和深刻研究的反思後所得出的結論。





（四）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和平演變和自我揚棄，最終將導致自身被新的生產方式所取代。造成這個結果的動力，不是外在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革命暴力，而是資本主義生產的「自然過程的必然性」。前面所引《共產黨宣言》裏的「資產階級如果不使生產工具經常發生變革，從而不使生產關系，亦即不使全部社會關系經常發生變革，就不能生存下去」的論述表明，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只有經常變革生產工具、生產關系以至全部社會關系，才能生存下去。這個變革過程，作為「自然過程的必然性」，必然導致資本主義向新的更高級的生產方式轉變。理論界過去在解讀馬克思的「資本主義私有製的喪鐘敲響了，剝奪者就要被剝奪了」的名言時，壹般都理解為無產階級起來革命，敲響了資本主義私有製的喪鐘，通過革命來剝奪資產階級的生產資料，這是《共產黨宣言》的邏輯。而根據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和平演變和自我揚棄的論述，特別是關於資本主義積累的歷史趨勢和股份公司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敲響資本主義私有製的喪鐘的，不是無產階級，而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長期演變和自我揚棄的結果；剝奪剝奪者的，不是外在的革命者，而是剝奪者自身的「自然過程的必然性」。





（五）按照馬克思的預測，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演變和揚棄的結果，將是在協作和共同占有生產資料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製。這個發展前景是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私有製作了全面考察後得出的結論。他認為，所謂私有製，指的是「勞動資料和勞動的外部條件屬於私人」的所有製，「但是私有製的性質，卻依這些私人是勞動者還是非勞動者而有所不同。」馬克思把勞動者的私有製稱作個人所有製，非勞動者的私有製就是資本主義私有製。在個人所有製的條件下，勞動者占有屬於自己的生產資料，享有充分的個性自由。但獨立勞動的小生產規模，限製了生產的發展，因此，個人所有製發展到壹定程度，就不能不被資本主義私有製所吞並、所取代，「個人的分散的生產資料轉化為社會的積聚的生產資料，從而多數人的小財產轉換為少數人的大財產」。建立在殘酷剝奪小生產者的基礎之上的資本主義私有製，有效地發展了社會生產，卻剝奪了勞動者在生產中的個性自由。這兩種私有製的優越性和缺點是如此明顯而對立，未來的生產方式將集中它們的優越性，排除它們的缺點，既能更有效地發展社會生產，又能讓勞動者享有個性自由。這就是「重新建立個人所有製」的含義所在，也是馬克思為資本主義演變和揚棄所描畫的前景。





多少年來，在我們的輿論、文獻和教科書裏，資本主義被認為是必須被消滅、而且將必然被消滅的剝削製度，而這個生產方式和社會製度對社會發展所作的巨大貢獻，卻被人們有意無意地加以漠視。對它的演變和自我揚棄的意義和前景，就更少有人註意。在意識形態領域，資本主義始終是壹個被蔑視、被醜化的概念。本文主旨在於提供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的變革和揚棄的壹些看法，說明資本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都是歷史的產物，是任何社會都必不可免地需要經歷的歷史過程，它的發展變化有它自身的規律。所有意圖超越這個歷史過程、違逆它的發展規律的嘗試，都是不利於社會健康發展的，都是不可取的。

改革開放以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高潮叠起，曾經成為改革反改革、民主反民主的矛盾與鬥爭的重要形式。但進入新世紀後，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概念似乎逐漸淡出輿論。十八大把自由列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和憲法第二章的公民自由權利相輝映，自由在人們的心頭留下深刻的印記，對自由化的感受就更淡漠了。





最近發布的《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重提「資產階級自由化」，而且提到立場的高度，重新引起人們的註意。因此，從意識形態和理論的角度，對這個概念進行壹些剖析，當前還是十分必要的。





什麽是自由？





自由化是自由和化這兩個詞組成的復合詞，因此，在讀懂自由化前，應當先正確理解自由。





從理論上說，自由是天賦人權。法國1789年的《人權宣言》第壹條就明確宣告：「在權利方面，人們生來是而且始終是自由平等的。」（註1）但是，在封建專製主義的統治下，天賦人權的自由卻無法實現。誠如盧梭所說：「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註2）為了爭取人的自由，把自由權利從王權、神權的統治下解放出來，中世紀的思想家、革命家高舉自由平等的大旗，向封建專製進軍。爭取自由、人權、平等，成為近現代世界歷史的主旋律。直到今天，自由依然是反封建反專製的強大思想武器。





自由從天賦人權到民主革命的理論武器，是壹個寬廣的意識形態領域。由於自由是每個人與生俱來的權利，而每個個人都生活在社會之中，因而，個人自由權利的實現，就必須符合於社會的共同利益，符合於社會的自由。為此，歐洲啟蒙時代的思想家們提出了壹些關於自由的限製性規約，以保證自由的爭取與實現能夠促進社會的正常發展。這些規範性內涵，構成自由作為價值理念的主要特征。它包括：





（壹）自由以理性為基礎。英國的洛克說：「人的自由和依照他自己意誌來行動的自由，是以他具有理性為基礎的。」（註3）羅爾斯在《正義論》裏多次引述康德所說：「人是壹種自由平等的理性存在物。」（註4）馬克思也認為，人的自由「合乎理性的本質」，它「使人們成為理性的存在物。」（註5）





（二）自由以不損害他人的自由為前提。《人權宣言》第四條：「自由就是指有權從事壹切無害於他人的行為。」（註6）孟德斯鳩說：「政治自由不是願意做什麽就做什麽」，「在壹個有法律的社會裏，自由僅僅是：壹個人能夠做他應該做的事情，而不被強迫去做他不應該做的事情。」（註7）盧梭則指出：人們不應當「把與自由相對立的那種放蕩不羈當作自由」。（註8）





(三)自由以法律為準繩。還是在《人權宣言》第四條裏，明確規定：「個人的自由權利的行使只以保證社會上其他成員能享有同樣權利為限製，此等限製僅得由法律規定之。」（註9）孟德斯鳩說得更清楚：「自由是做法律所許可的壹切事情的權利；如果壹個公民能夠去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了，因為其他的人也同樣會有這個權利。」（註10）馬克思則強調「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聖經。」（註11）





古典自由主義關於自由的這些規範性內涵，為後來的自由主義者和思想家所公認。馬克思除接受這些內涵之外，還提出兩個重要論斷：（壹）自由的實現程度取決於社會的發展水平。他說：「人們每次都不是在關於人的理想所決定和所容許的範圍之內，而是在現有的生產力所規定和所容許的範圍之內獲得自由的。」「權利永遠不能超過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所製約的文化發展。」他在晚年還指出：「生產者不占有生產資料是不能獲得自由的。」（註12）（二）人的自由發展是未來社會的基本形式。馬克思認為：未來社會將是壹個「以每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為基本原則的社會」，這個社會將建立「自由平等的生產者聯合的製度」，以「自由人聯合體」為生產單位，在這個聯合體裏，「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壹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註13）自由，是馬克思設想的共產主義的最高目標。





由以上所列的材料可以了解，自由必須以理性為基礎，以不損害他人自由為前提，以法律為準繩，凡是符合這些條件的，就是自由；凡是不符合這些條件的，也就是說，凡是非理性的、損害他人自由權利的、違反法律的言論和行動，就不是自由，也就沒有自由。這是自由的內涵，也是自由的特征，任何社會，任何個人，都是如此。在不同國家、不同社會之間，只有由於社會發展不平衡而產生的自由實現程度不同，除此之外，沒有什麽資產階級自由、無產階級自由，或西方自由、東方自由之分。





什麽是自由化？





先說什麽是「化」。「化」的意思是由此及彼的轉化，它包括兩個涵義，壹是轉化的過程，壹是轉化的完成。毛澤東在《反對黨八股》裏說的「『化』者，徹頭徹尾徹裏徹外之謂也」（註14），指的是轉化的完成；但在諸多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裏，更多的卻是轉化的過程。可以說，全部社會發展過程，都是壹個「化」的過程。所謂「進化」，就是社會從落後向進步轉化，各個民族、各個社會的歷史，都是進化的歷史。





中共十八大提出的12條核心價值觀，也都有壹個「化」的問題。這些價值觀的價值所在，不僅在於須從理論上認識並接受它們的價值內涵，更重要的，是賦予它們以實踐的意義，在社會生活中實踐這些價值觀，進入「化」的境界。這就是國家的富強化、政治的民主化、社會的文明化、自由化、平等化等等。只懂得這些價值觀的涵義，卻不去爭取它，實踐它，換句話說，不去「化」它，這些核心價值觀就毫無意義，毫無價值。





所以，作為核心價值觀的自由的意義和價值，不僅在於認識它，理解它，更重要的，是要爭取它，實現它，爭取實現的過程，也就是「化」的過程。自由化意味著從不自由到自由的轉化，就個人來說，它是爭取實現與生俱來的自由權利的過程；就國家和社會來說，它是反對壓製自由的封建專製主義的過程。自由的價值觀念，已被歐洲先進國家證明是反封建反專製的利器，它也可以成為落後國家反封建反專製的武器。自由化，就是反封建反專製的民主革命的壹個重要形式。在這裏，「化」的涵義，就是使國家和社會從封建專製轉化為自由民主。





前面已經談到，自由並無資產階級自由、無產階級自由之分。所以，資產階級自由化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也就沒有任何理論合理性，卻只能暴露它的虛偽實質。為什麽這樣說呢？自由化既意味著由封建專製向自由民主的轉化，是社會發展的合乎規律的進程，就沒有反對的正當理由。把自由化加上「資產階級」的帽子，正是為了掩蓋反對、批判自由化的不合理、不正當的實質。這裏有著深厚的意識形態根源。





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合理性、正當性，存在於對社會主義的自信之中。社會主義的使命就是要消滅資本主義私有製，消滅資產階級。所以，反對、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當然是社會主義的題中應有之義。問題就在於，當前我國的社會性質屬於社會主義嗎？充斥於社會的，有多少社會主義因素？不用什麽深入的考察，誰都可以從自己切身的生活感受中體驗到，彌漫於整個社會的，不是什麽社會主義，而是專製主義及其派生物奴隸主義。





這種違反歷史潮流的扭曲，可以追溯到毛澤東發動的社會主義革命。毛澤東在1945年曾經高調宣稱：「只有經過民主主義，才能到達社會主義，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天經地義。」（註15）但是，在取得全國政權僅僅幾年之後，他就拋棄了「馬克思主義的天經地義」，急急忙忙地發動社會主義革命，希圖建立社會主義社會。但根據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學說，社會主義只有在生產力高度發展、社會高度文明的條件下，在資本主義全部成就的基礎上，用毛澤東自己的說法，「只有經過民主主義」，才有可能實現社會主義。而當時的中國社會，資本主義尚處於十分幼弱的階段，根本不具備社會主義的物質條件和精神條件，遠沒有「經過民主主義」。毛澤東要消滅資本主義，要消滅資產階級，就只能召喚封建專製主義。所以，中國經過「社會主義革命」後所建立的社會製度，只能是封建專製主義，而不可能有任何社會主義的因素。





壹些反自由化人士自我標榜，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是為了捍衛社會主義。但既然這個社會主義不過是封建專製主義的遮羞布，那麽，他們所捍衛的就只能是封建專製主義，而反對的卻是民主自由，社會進步。進壹步分析可知，他們反對自由化，源於對自由民主的恐懼。因為，封建專製製度，是他們富貴榮華的源泉。社會的自由化、政治的民主化，勢必摧毀他們借以安身立命的基礎。這是他們不遺余力地反對自由化的根本原因所在。





（三）自由化和反自由化的歷史回顧





在現當代的中國歷史上，有過幾次比較顯著的爭取自由民主的自由化高潮。

第壹次是毛澤東發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指導方針，推動了文化知識界的思想自由，費孝通把它形容為「乍暖還寒的早春天氣」，美國的中共黨史研究專家麥克法誇爾直截了當地稱之為「在知識界的自由化政策」，（註16）加上共產黨的各級組織壹再號召、動員人們「幫助黨整風」。於是，在全國範圍掀起了「大鳴大放」的高潮，廣大知識分子對共產黨執政以來的方針政策，提出了大量的批評和建議。如果共產黨能夠虛心聽取這些意見，認真克服缺點錯誤，就可以開辟民主自由的新局面。不幸的是，這些知識分子的善良願望，卻被認為是向共產黨猖狂進攻，自由化的高潮被消滅於殘酷暴虐的反右派運動之中。





第二次自由化高潮是文革結束後掀起的思想解放運動。體製內的真理標準討論和理論工作務虛會，體製外的街頭論壇（以「西單墻」為代表），相互輝映，推動了整個社會的自由化、民主化，也促進了十壹屆三中全會的成功召開。以致葉劍英在壹次講話時說：「十壹屆三中全會是黨內民主典範，西單民主墻是人民民主典範。」（註17）理論務虛會上對共產黨在歷史上所犯錯誤的揭露和批判，加上西單墻上壹些比較激進的文章，引起了專製維護者的恐慌，於是就有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提出，切斷了轟轟烈烈的思想解放運動。





第三次自由化高潮以學生運動為主要形式，出現在1986年，主要是在幾個大城市裏，有些學生走上街頭，呼求民主自由。運動遭到各地鎮壓，胡耀邦因所謂「自由化的保護傘」的罪名而被迫下臺。這個變故大大激勵了反自由化的士氣，那些頑固堅持專製傳統的遺老遺少，興高采烈地開會發文章，由北京延伸到幾個大城市，掀起壹場反自由化的高潮，中宣部甚至發布正式文件，宣稱1987年全黨的中心任務是反對自由化。鑒於他們把矛頭指向改革，1987年5月13日，當時的總書記趙紫陽在鄧小平的支持下，在宣傳、理論、新聞、黨校四大系統的幹部會議上作了壹次報告，對反自由化作出嚴格的限製，（註18）把這場反改革的反自由化高潮消弭於無形。





第四次自由化高潮就是胡耀邦逝世所引發的「八九」民主運動。廣大青年學生提出的民主訴求中，最主要的是反對腐敗和開展政治體製改革。這些出於良好的愛國情懷的要求，卻被4月26日的《人民日報》社論歪曲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學生們以靜坐、絕食等方式，表示了對這壹定性的不滿，要求當局承認學生運動的進步性質。然而，這個和平的抗議活動，卻遭到血腥的鎮壓。繼而開展的清查運動，把體製內外的民主力量壹網打盡。





反自由化的勢力為民主運動被鎮壓而興高采烈，彈冠相慶。接著發生的蘇聯東歐的崩潰，為他們提供了反自由化的新切入點。壹場以「反和平演變」為主題的反自由化鬧劇於是開鑼。有人提出：和平演變的社會基礎，壹是占據領導崗位的實用主義者，二是歷次政治運動中被整的人，三是知識分子。還有人認為改革就是和平演變的具體形式，「是資本主義復辟」，「走資派還在走」「應該再來壹次文化大革命」。面對這些猖狂的反改革叫囂，鄧小平被迫南下，提出社會主義也有市場經濟、不爭論、誰不改革誰下臺等強有力的論斷，震懾了這股反改革的風潮，剎住了改革倒退的逆流。





在這幾次自由化高潮中，體製內外的人員都提出了許多有益的批評建議，包括大量對於自由民主的期望，這些批評建議如果得到認真的采納，就有可能使我國社會走上民主自由的大道。遺憾的是，由於這幾次自由化的群眾運動都具有反封建反專製的民主主義革命性質，結果都被封建專製勢力撲滅。





（四）結論





自從西學東漸以來，中華民族的先進分子高舉自由民主的大旗，堅韌不懈地開展反專製反封建的鬥爭。由於封建專製主義有著兩千多年傳統的深厚積累，而自由民主卻只有壹百多年的歷史，所以在兩者的長期博弈中，自由民主最終屢居下風。六十多年來四次較量，更是鮮明地展現出這個特點。自由民主的力量屢戰屢敗，關鍵在於掌握政治權力者站在封建專製的壹邊。然而，這裏的情況是非常復雜的。第三、四兩次自由化高潮被鎮壓後掀起的反自由化高潮告訴我們，反自由化的矛頭必然指向改革，這也是當局所無法容忍的，所以這兩次反自由化的高潮也遭到壓製。這可以幫助我們意識到，只有在朝野齊集在自由民主的旗下，中國才能走上健康發展的康莊大道。但是，當權者什麽時候能完全站到自由民主壹邊呢？





從目前體製內外的情況看來，對於這個問題有著清醒認識的人還不多。什麽是自由？什麽是自由化？在思想認識上普遍存在著模糊的蒙昧狀態。我很希望社會上能開展關於自由和自由化的大討論，既然自由已經被收入核心價值觀，就應該被排除在「妄議」之外。

極權中國的經濟環境的本質

作者 杜光 寫於 二零一三年

土地製度：億萬農民的悲歌

土地製度的改革，是有關幾億農民切身利益的大事。我國自古以農立國，土地則是立國之本。歷朝歷代的統治者，都把完善土地製度視為統治要務，所以《漢書·食貨誌》有「理民之道，地著為本」之說。《孟子》裏的「夫仁政必自經界始」，所謂「經界」，指的就是耕地分配。古代史書有許多改朝換代後給百姓重新分配土地的記載。因為農民只有獲得土地，才能安居樂業，國泰民安。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在全國範圍內開展的土地改革運動，雖然過於暴烈，造成了許多不應有的損失，但滿足了許多貧困農民對於土地的渴望，發展了農業生產，為國民經濟的恢復作出了很大的貢獻。在那幾年裏，許多翻身農民勤勞節儉，發家致富。這些在小農生產的條件下先富起來的農民，代表了當時農業生產力的發展要求，應該受到執政者的鼓勵。但是毛澤東卻認為這種狀況是農村資本主義自發勢力的表現，把這些勤勞致富的農民定為新富農、新富裕中農，在經濟上政治上加以限製和歧視。為了遏止農村資本主義發展，加快社會主義改造的步伐，毛澤東拒絕劉少奇的先機械化後合作化的主張，批判鄧子恢的「四大自由」（租佃自由、雇工自由、借貸自由、貿易自由），嚴令推行合作化。基層幹部迎合毛的意旨，大肆強迫命令，許多地方出現建社後社員退社甚至自行解散，及大批出賣耕畜、殺羊砍樹等現象。但毛澤東對這些現象毫不重視，相反卻大批合作化中的右傾思想。在他鼓吹推動下，到1956年6月，全國就有91.7%的農戶被組織進農業生產合作社，而且多數是被剝奪了土地所有權的高級社。到了大躍進的1958年，合作社進一步發展為工農商學兵五位一體、黨政軍民學統一領導的人民公社。不但土地所有權，連許多生活資料都被沒收，公社社員成為毫無自由權利的農奴，在遼闊的中華大地上，奏起了一曲亙古未有的悲歌。就人民公社的性質而言，誠如一位哲人在論及印度村社時所說的，這些農村公社「始終是東方專製製度的牢固基礎，它們使人的頭腦局限在極小的範圍內，成為迷信的馴服工具，成為傳統規則的奴隸，表現不出任何偉大和任何歷史首創精神。」這也是對中國人民公社的生動寫照。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不甘於奴役的公社社員自發地掙脫人民公社的桎梏，實行包產到戶。這個鬥爭從非法到合法，經歷了五年時光。安徽、四川等地1977年就開始了分田包產的活動，1978年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卻明確規定「不許包產到戶」，到1982年初才在中共中央的文件裏承認各種形式的生產責任製「是社會主義農業經濟的組成部分」。把擺脫專製主義桎梏的革命成果，納入名為社會主義實為專製主義的框架才能獲得合法性，使包產到戶這個偉大的歷史事件，依然帶有濃重的悲劇色彩。

但是，包產到戶畢竟是自合作社高級化以來農民悲慘歷史中的光輝亮麗的一頁。它突破了公社土地所有製，極大地解放了農業生產力，農業生產發展很快，而且孕育了民營經濟的幼芽，帶動了經濟體製的改革。但由於國家政策把它安置在「社會主義農業經濟」這個框子裏，只允許農民享有土地使用權，土地所有權仍歸集體，因而改革所釋放的生產力，幾年以後就消耗殆盡，八十年代後半期農業生產就停滯不前了。在這種情況下，最需要的是深化土地製度的改革，實現「耕者有其田」。因為我國的農業生產尚處在小農經濟的發展階段，與這種低度生產力相適應的生產關系，是土地的個人所有製。土地歸農民個人所有，才得以精耕細作、涵養地力，保證豐產；才能避免有權勢者的無理掠奪。對於這個問題，早在兩千多年以前，孟老夫子就做過很好的概括：「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土地就是農民最重要的恒產。可惜，當時的執政者見不及此，朝野的註意力都集中在政治體製改革上。「8964」後，政治體製改革被置之腦後，土地製度的改革就更沒有人註意了。鄧小平1992年的南方講話挽救了經濟體製改革，土地製度則依然打著「集體所有」這面假社會主義的旗幟，紋風不動。隨著房地產業的勃興，農民土地成為基層官僚的盤中之餐。他們勾結開發商，大發土地財，既充實了打造政績的財政，又塞滿了個人的腰包，並且使房地產業成為最具中國特色、剝削最兇殘的壟斷行業。要改變這種局面，最根本的辦法當然是把土地所有權還給農民。但當政者長期以來迷戀於土地的集體所有是社會主義公有製，把土地私有化視為洪水猛獸，不可能接受改變土地所有製的任何設想。所以要改革土地製度，就只能在承認集體所有製這個前提下，實現農民對土地的權利。三中全會《公報》的設想，就是在這個框架下提出來的。

《決定》提出：「在堅持和完善最嚴格的耕地保護製度的前提下，賦予農民對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轉及承包經營權抵押、擔保權能，允許農民以承包經營權入股發展農業產業化經營。」以中央文件的形式承認農民對承包地和承包經營權的流轉，無疑是對原有僵化的土地製度的突破，是農業經營方式的創新。《決定》在「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的名目下，提出「保障農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權利，積極發展農民股份合作，賦予農民對集體資產股份占有、收益、有償退出及抵押、擔保、繼承權」。這裏規定的農民對集體資產股份的各項權利，實際上已經具有所有權的性質，但它同「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權」存在著一定的矛盾。因此，在貫徹這一項決定的過程中，既得利益者必然會以破壞農村社會主義所有製為借口，進行頑強的抵製。這就需要探尋集體所有製同農民個人權利之間的統一共存的支點，從理論上說明集體所有製的製度特征——同時包括著集體所有和農民個人所有。

從理論上說，集體是個人的集合體，這是一個虛的概念，而個人卻是實實在在的實體。沒有個人，何來集體？既然土地是集體所有，那麽，這個集體中當然包括每個耕種土地的農民，每個農民都應在集體的土地所有權中享有一份屬於他個人的土地所有權。《決定》提到的「保障農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權利」，實際上包含著對土地的所有權。現在需要做的，是把這一份所有權由虛變實，擴大農民對土地經營使用權的涵義。也就是說，在土地經營使用權裏，包含著一份在集體所有權前提下的個人所有權。這份土地的個人所有權，正是農民獲得土地經營使用權的依據。所以，國家在承認農民個人的土地經營使用權的時候，實際上已經承認了他的個人所有權，只是拘泥於集體所有製是社會主義公有製的斯大林教條，加上土地所蘊含的巨大物質利益，因而拒不承認罷了。現在要改革土地製度而又拒不放棄集體所有製，就應該確認農村土地的雙重所有權——集體所有權和個人所有權。集體所有製就是集體所有權和個人所有權的統一。這就從理論上解決了集體所有和個人所有互不相容的難題。

從實踐來說，既然農民現有的土地使用權中，實際上包含著一份土地所有權，那麽，他對於自己所使用的土地，就應該有權處置，包括出租、買賣、抵押、入股、合作等等，一句話，有權投入市場，自由流轉。不經農民本人同意，任何機關或個人都無權占用。但迄今為止，土地的處置權一直掌握在被認為是代表集體的基層官員手中，農民對土地的所有權不能在土地處置權中得到體現。這當然是很不合理的。因為官員的處置權來自集體所有權，是間接獲得的；而農民的處置權則直接地來自他個人的土地所有權。所以，《決定》把土地的處置權轉到農民手裏，是完全合情合理的改革。它符合於廣大農民的利益，有利於社會經濟的發展。缺陷是《決定》沒有明確規定土地的流轉必須取得承包農民的同意，這就給處於強勢地位的有權者留下了上下其手的空隙。

關於土地流轉所得利益的分配，《決定》有「保障農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的承諾。如何「公平分享」，如何「保障」，《決定》當然不宜於提出具體方案。考慮到集體所有製的名分，處置權雖然屬於農民，但流轉所獲得的權益，自然應該在集體和個人之間進行合理分配。我認為，總的說來，個人所得應大於集體所得（集體所得包括村鎮提留、政府稅收等），因為這些權益對於農民來說，是他的全部或部分恒產的代價，而在集體所有的土地中，它卻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也許連百分之一都不到。希望有關部門在製定具體的規章製度，擬定操作程序和權益分配比例時，能夠充分考慮廣大農民的權益。特別需要規定：沒有承包農民的同意，任何黨政機關、企業或個人都無權變更土地的利用方式。

土地製度的改革，不但有關農民的切身利益，有利於促進農業生產力、提高農民生活水平、擴大內需，而且可以活躍、完善市場經濟，克服房地產業的混亂，甚至對於政治領域的反貪限權，端正地方政府的財政政策，減少基層官員的腐敗，消除社會動蕩，保持和諧穩定，都將產生十分積極的影響。例如，許多地方政府多年來征用農地，高價出售，所得絕大部分用於充實地方財政，或中飽私囊，給農民的補償極少，往往只有售價的百分之一二。近幾年群發性事件層出不窮，每年達十余萬起，多數是由土地糾紛引起。改革土地製度後，土地處置權屬於農民，不經農民同意不能改變土地使用方式，基層官員無法再插手獲利；而且土地流轉的權益，大部分歸農民所有，以每畝土地售價100萬元為例，過去農民只能得到幾萬元，所得遠不能補償所受的損失，而按照我在前面的設想，農民可以得到50萬元以上補償（包括入股的股值），自己的權益已經得到保證，就不需要再抗爭了，許多群發性事件都可消弭於未發之時。這樣一來，就可以消除許多濫用權力、官商勾結、貪汙瀆職的機會，減少社會震蕩，並且大大節省維穩的人力物力，提高執政黨和政府的威望。改革土地製度之功大矣哉！

然而，由於《決定》仍然「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權」，而在傳統的觀念裏，集體所有製是社會主義公有製，是排斥任何個人所有權的，這就使土地製度的改革帶有明顯的不徹底性。它將成為反對改革土地製度的社會勢力的強大理論武器，抗拒落實這項意義重大的改革措施。改革和反改革的博弈，將是一個十分尖銳、復雜而曲折的過程。我對博弈的勝負不抱奢望，「悲歌」不會很快就變調為「歡樂頌」，但相信在這個問題上總會有所前進，農民的處境總會有所好轉。這也是「有限的樂觀」吧！

                                                2013年11月29日

民有經濟才是市場經濟的主體

三中全會的《決定》確認「經濟體製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所謂「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我認為，關鍵在於，一方面，減少政府對市場和民有經濟的幹擾；另一方面，為完善市場體系和發展民有經濟創造良好的條件。《決定》在這兩方面都作出了較好的規劃。《決定》提出的國有經濟和民有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兩者的財產權「同樣不可侵犯」，以及「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被人們普遍認為是經濟體製改革的兩大亮點。這兩大亮點正是實現上述兩個方面的重要前提。

取消不必要的審批事項，是減少政府對市場的幹擾和為民有經濟解困的有力措施，十八大前，國務院就已經取消或下放334件審批事項，《決定》進一步規定，「最大限度減少中央政府對微觀事務的管理，市場機製能有效調節的經濟活動，一律取消審批」。《決定》還承諾「保證各種所有製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開公平公正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提出「加快形成企業自主經營、公平競爭，消費者自由選擇、自主消費，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動、平等交換的現代市場體系，著力清除市場壁壘，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建立公平開放透明的市場規則」。《決定》特別表示「支持非公有製經濟健康發展」，「堅持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廢除對非公有製經濟各種形式的不合理規定，消除各種隱性壁壘」。這些規定既是黨和政府的承諾，也是廣大民眾特別是大小企業經營者的共同期盼。它的貫徹將會有力地促進市場經濟的完善和民有經濟的發展。

但是，由於傳統意識形態的困擾，我對這些承諾能夠在多大程度上得到貫徹，卻缺乏足夠的信心。我在第二篇劄記《突破壟斷和三個理論謬誤》裏，對涉及經濟體製改革的三個理論謬誤：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公有製為主體，國有經濟主導，都作了簡要的剖析，指出這些理論謬誤必然導致改革的不徹底性，這裏不再重復。需要進一步梳理的問題是，市場經濟究竟應該以什麽經濟形式為主體？

我們不妨先回顧一下，我國的市場經濟是怎樣發展起來的。

文革以後，安徽、四川等地農民自發地實行包產到戶，發展了生產，溫飽之余，也有了少量的資金。這些資金和富余的勞力結合，萌生了新生的個體經濟，有的肩挑手提，走村串鄉，有的設攤擺點，博取微利。從個體的工商勞動，到微型、小型的工商企業，從家庭副業到集市貿易，從農村到城市，人們冒著「投機倒把」、「走資本主義道路」、「進行剝削」等等罪名的壓力，積極投入各種經濟活動，為市場經濟的興起，奠定了最初的基礎。

這個歷史過程表明，市場經濟首先是在民間萌動的。或者，用最近報刊頻繁使用的語匯，官方承認市場經濟，是民間的經濟活動「倒逼」的結果。十一屆三中全會雖然提出「對經濟管理體製和經營管理方法著手認真的改革」，但實際上只是在原有體製範圍內，對國有企業的調節。同一次會議上通過的《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甚至明文規定「不許包產到戶」。兩年後也只是允許邊遠山區和貧困落後地區「可以包產到戶」。到了1982年的中共十二大，才承認勞動者個體經濟是「公有製經濟的必要的、有益的補充」，肯定「在很長時期內需要多種經濟形式的同時並存」，同時提出「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和「實行對外開放」的原則。但這個「市場調節為輔」，指的僅僅是小商品的生產與銷售，還不意味著對市場經濟的承認。1984年10月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製改革的決定》，提出「在公有製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但強調「不是那種完全由市場調節的市場經濟」；由市場調節的只是「部分農產品、日用小商品和服務修理行業的勞務活動」，仍然無視民有經濟作為一種獨立的經濟形態的存在和發展。1987年的十三大，才承認「私營經濟……是公有製經濟的必要的和有益的補充」，「要繼續鼓勵它們發展」。這些變化是民有經濟迅速發展在指導思想上的反映。

民有經濟雖然獲得了合法地位，但由於市場經濟不被承認，發展受到極大的限製。「8964」後，反改革勢力十分囂張，公然叫嚷要取消民有企業。但歷史走向了他們願望的反面。1992年初鄧小平南下講話，明確表示「市場經濟不是資本主義」，接著，同年的十四大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確認了市場經濟在改革中的地位。這就促進了民有經濟的蓬勃發展，到本世紀初已奄有國民經濟的半壁江山。可以說，市場經濟和民有經濟是不可分割地同步發展的，民有經濟誕育了市場經濟，市場經濟反哺了民有經濟；市場經濟以民有經濟為主要成分，民有經濟以市場經濟為依托。我們既然以市場經濟為經濟體製改革的基本方向，就不能不承認民有經濟是市場經濟的主體。這是從實踐的歷史過程來考察的。

再從理論上考察，經濟體製改革的基本要求，是以市場經濟取代壟斷經濟。從個體戶到大型民營企業，每一步發展都同時是對壟斷經濟的突破。包產到戶突破了人民公社的一統天下，最終導致人民公社製度的全面崩潰；與知識青年返城同時興起的城市個體工商戶和小微企業，突破了對城市經濟生活的全面壟斷，撕開了壟斷經濟的口子；九十年代對市場經濟的確認，更是開始了民有經濟的全面進軍。經濟體製改革的過程就是以民有經濟為主體的市場經濟，逐步取代壟斷經濟的過程。

民有經濟的進軍遭遇到壟斷體製維護者的頑強抵製。他們據有意識形態高地，打出保衛社會主義的旗子，把最初出現的民有經濟的幼芽，說成是「資本主義復辟」。當時有所謂「傻子瓜子」事件，「承包魚塘」事件，都曾經喧嚷一時。九十年代中後期的幾份「左派萬言書」，更是針對民有經濟的勃興和中產階級的形成，大聲疾呼，危言聳聽，但社會在發展，時代在變化，這些違背歷史潮流、過時落後的觀念，雖然在短時間裏也能吸引朝野的註意，但終究難以阻擋歷史的車輪，民有經濟仍然按照自己的發展規律，艱難地開辟前進的道路。

但對民有經濟的發展抗拒最有力的，還是霸占著壟斷企業的權貴資產階級。民有經濟的發展，特別是向壟斷領域進軍，必然會觸犯權貴集團的利益。這個既有權又貴顯的新剝削階級是經濟體製改革的既得利益者，他們絕不放棄可以繼續攫取暴利的壟斷陣地。上屆國務院在2005年和2010年先後發布兩個「36條」，旨在允許民有企業進入壟斷領域，卻都遭到壟斷領域權貴集團的軟頂硬抗，進展甚微。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提出對國有經濟「實行以政企分開、政資分開、特許經營、政府監管為主要內容的改革」，「進一步破除各種形式的行政壟斷」，「鼓勵非公有製企業參與國有企業改革」。但要實現政企分開，破除行政壟斷，談何容易。早在1984年的《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製改革的決定》裏，就已經提出「政企職責分開」，並且指出：「中央和地方政府包攬了許多本來不應由它們管的事，而許多必須由它們管的事又未能管好。」29年了，政企不分和政府包攬不該管的事，不僅沒有顯著的改變，相反更加嚴重了。從突破壟斷的角度來看，有了兩個「36條」的前車之鑒，《決定》是否有可能采取更有力的措施，為民營企業進軍壟斷領域掃清道路？我希望如此，但不抱樂觀。

《決定》在多處把民有經濟稱為「非公有製經濟」，這是很不準確的提法。「非公有製經濟」是相對於「公有製經濟」而言的。我在第二篇劄記裏已經指出：「社會主義公有製是共同占有和個人所有的統一。」「它的生產資料既為勞動者共同占有，同時又為勞動者個人所有，也就是說，在共同占有的生產資料中，每個勞動者都有一份屬於他個人的所有權。」而我們現有的那些被奉為「公有製經濟」的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卻沒有一點社會主義公有製的影子。就它們大都為權貴資產階級所掌握這個特征來說，這是一種比資本家私有製還要落後的私有製——權貴所有製。「公有製經濟」既然不存在，「非公有製經濟」這個提法也就沒有什麽實際意義了。

用私營經濟來概括民有經濟也是不妥當的。有許多實行股份製或員工持股的企業，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私營或私有企業了，因為它們的資本已經不是私人資本，而是社會資本，它們正處在從私有製向公有製過渡的階段。只有獨資企業或家庭企業，才可以說是私營經濟。民有經濟是包含這兩種經濟形式的統稱。

在艱困的條件下發展壯大的民有經濟，不但是市場經濟的主體，推動社會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而且也是公民社會的經濟基礎，孕育中產階級的搖籃。改革開放以來，它在發展生產力、提高國民經濟總量、吸納就業人口、納稅、出口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貢獻。但在指導思想上，它卻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只能充當市場經濟的次要角色，備受權力機關的歧視擠壓，往往連企業家的人身權和財產權都得不到保障。早些年的孫大午案，後來的吳英案、曾成傑案，近年的張克強案，都展現出專製權力對民有企業的壓迫和摧殘。更不要說薄熙來的重慶當局為掠奪民營企業的資財而進行的「黑打」了。李克強11 月1日在一次會也講了一個很典型的例子：北京一所高校的一位畢業生回鄉創業，辦一個書店。在多個部門跑了三十多趟，花了不少錢，歷時三個多月，總算辦下來了。但開業後各種檢查、收費、罰款紛至沓來，交不出錢就拿書，最多的一次拿走了140多本書。他一氣之下，最後關門不幹了。如此惡劣的處境，民有經濟怎麽能順利發展呢？這次全會承認民有經濟是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確立了民有經濟和其他經濟形式的平等地位。在這個基礎上提出了一些有利於民有經濟發展的措施，當然是值得歡迎的。但《決定》依然肯定「堅持公有製主體地位，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使我對民有經濟的發展前景難以樂觀。

市場經濟以自由競爭為最基本的特征，而被稱為「公有製經濟」的國有經濟則以壟斷為基本特征，兩者格格不入。以它為主體，讓它發揮主導作用，就永遠都不可能有完善健康的市場經濟。我們現在的市場經濟實際上是以民有經濟為主體，指導思想上只有正視這個現實，承認這個現實，把深化經濟體製改革的出發點放在這個客觀事實上，才能使改革走上更符合於歷史發展趨勢的陽關大道。





2013年12月3日

買櫝還珠的按生產要素分配

社會財富的分配問題關系到千家萬戶的切身利益，受到民眾的普遍關註。《決定》第44條在「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的題目下，提出「著重保護勞動所得，努力實現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健全資本、知識、技術、管理等由要素市場決定的報酬機製。」「完善以稅收、社會保障、轉移支付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調節機製，」及「規範收入分配秩序，完善收入分配調控體製機製和政策體系」等等。這裏雖然沒有談到「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但指導思想上仍然沒有跳出十五大分配觀念的框架。

（一）兩度「買櫝還珠」

「按生產要素分配」是1997年中共十五大首先提出來的，具體說法是：「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製度。把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結合起來，」「允許和鼓勵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參與收益分配。」在這裏，「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是十三大就已經提出來的，「把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結合起來」，則是十五大首次提出。值得註意的是，十五大後，全國掀起了學習十五大政治報告的熱潮，各種輿論工具開足馬力，發表大量文章、評論、心得、體會，種種輔導材料鋪天蓋地，宣講人員席不暇暖。但是，「按生產要素分配」卻很少有人論說。我在當時曾經寫過三篇文章，對這個問題進行了評論和闡述。第一篇文章的開頭就指出：「按生產要素分配」的提出，「突破了傳統的理論觀念」，「也許，連起草政治報告的秀才們也沒有掂量出這七個字有多麽沈重的份量。他們只是承認了這個理論觀點在現階段的正確性和必要性，卻沒有意識到它所包含的豐富而深刻的內涵，以致把這個具有創造意義的觀點，包容在一個錯誤的表達方式裏：『把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結合起來』。他們不了解：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是兩種無法兼容、因而也不可能『結合起來』的分配方式。」

作為具有理論創新意義的「按生產要素分配」，其最有價值的涵義，在於承認勞動者有權參與剩余價值即利潤的分配，因為勞動力是任何形式的生產都不可缺少的要素。然而，十五大政治報告卻只「允許和鼓勵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參與收益分配」，把勞動力排除在「參與收益分配」之外，顯然是十分荒謬的。提出「按生產要素分配」而只承認「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參與收益分配」，卻排除勞動者參與收益分配，無異於「買櫝還珠」。

把勞動力排除在「參與收益分配」之外，秘密就隱藏在「把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結合起來」這個公式裏。按照這個公式，勞動者領取工資就是按勞分配，既然已經根據按勞分配的原則取得工資，就不能再參與「按生產要素分配」。十六大政治報告大概意識到這個缺陷，在政治報告中把勞動加進到生產要素裏：「確立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原則，」這是對於「按生產要素分配」的十分簡明而準確的解讀。但接下來又說：「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製度。」說明指導思想上依然堅持對按勞分配的錯誤理解。十七大政治報告重復了十六大政治報告的說法，只是把這兩句話的順序顛倒一下。

應該承認，十六大、十七大把勞動包括在生產要素裏（註），與十五大相比是一個進步。但這個分配原則迄今未見實施，官方文件和書報雜誌也看不到有關這個問題的解讀和論述，說明在執政者和那些智囊精英、經濟學家的頭腦裏，還沒有理清這個問題的頭緒，以致在十八大三中全會《決定》裏，又回到十六年前的十五大政治報告的思路：「健全資本、知識、技術、管理等由要素市場決定的報酬機製」，還是把勞動力排除在生產要素之外，再一次上演了「買櫝還珠」的舊腳本。

（註：作為生產要素，「勞動」的準確提法應該是「勞動力」。首先，勞動是勞動力和其他生產要素相互結合、相互作用的運動過程，勞動力作為生產要素參與這個過程；其次，企業在市場上購買的，是勞動力，而不是勞動，工資是勞動力的價格，不是勞動的價格；再次，勞動本身沒有價值，而生產要素都是有價值的，都是資本的轉化形態；復次，勞動的過程就是生產的過程，把勞動列為生產要素，猶如把生產列為生產要素一樣是不恰當的。）

（二）分配方式和按勞分配

這個問題的關鍵在於怎樣理解分配方式。《決定》談到「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說白了就是增加工資。把工資說成是「勞動報酬」，屬於「初次分配」，是承襲古典經濟學的一個理論誤區的結果。古典經濟學認為勞動者因勞動拿工資、資本家因資本得利潤、地主因土地收地租，是最合理的分配方式。我國幾十年來把等級工資製看成是按勞分配，是一種分配方式，這個觀念雖然來自蘇聯，但究其根源，還是要追溯到古典經濟學。

如果我們嚴肅認真地梳理商品生產的過程，就可以理解，勞動者的工資並不是勞動報酬，等級工資製也不是按勞分配。第一，工資是企業主在市場上購買勞動力的代價，是資本和勞動力相交換的體現，屬於交換方式，而不是分配方式；是交換的產物，不是分配的產物。第二，資本交換勞動力的交換行為，發生在生產過程之前，即使有些是在生產完成之後才支付工資，但工資的數額是生產之前就約定了的；而分配行為只能發生在生產之後，通過生產勞動，有了新產品，而且在市場上實現了商品的價值，才有可供分配的利潤。第三，工資是一個定數，生產之前就已經確定；分配則是一個變數，或多或少甚至無利可分，均隨企業盈虧情況而定。第四，工資在會計科目裏被列為成本，與分配無關；可供分配的是利潤，是扣除成本和各項開支後的盈利。

以上的梳理表明，分配方式應該是利潤的分配，剩余價值的分配。根據十六大、十七大的釋義，按生產要素分配，就是「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這裏說的分配，當然是指利潤的分配，與等級工資無關。

十八大三中全會《決定》不提「按勞分配」，是明智的做法。「按勞分配」是馬克思對未來的公有製社會分配方式的一種設想。它的基本含義是：企業在生產中增加的財富，應根據勞動者對生產所作的貢獻，全部分配給勞動者。這個設想雖然帶有空想的色彩，但也有合理的成分。它以勞動者享有企業的全部產權為前提，職工既是勞動者，又是有產者，所以才有權獲得全部利潤。迄今為止，世界各國沒有哪一個企業達到這個水平，按勞分配至今還是一個空想。事實上，任何侈談按勞分配的文件書報，都是對按勞分配的歪曲，也是對等級工資製的美化。歪曲按勞分配的始作俑者是列寧，他把蘇聯的等級工資製說成是按勞分配，影響遍及全世界。我國多年來「堅持以按勞分配為主」，就是它的流毒。三中全會《決定》裏沒有按勞分配的說法，是否意味著指導思想上已經認識到它的謬誤？但願如此，可是，事實上恐怕還談不到。

《決定》提到的「勞動報酬」和「初次分配」、「再分配」，都是沿襲古典經濟學的思路。「勞動報酬」指的是工資，但工資是勞動力的代價，不是勞動的報酬。勞動者作為勞動的要素參與勞動過程，應該從勞動創造的財富即利潤中，獲得與其貢獻相稱的份額，這才是勞動報酬。至於「初次分配」、「再分配」，同普通經濟學裏的所謂「二次分配」，都是不科學的概念。《決定》裏的「初次分配」，指的就是勞動者得工資，資本家得利潤。這是兩個不同層次的問題。如前所述，勞動者得工資發生在生產之前，是交換行為；資本家得利潤發生在生產結束之後，才是分配行為。把這兩者放在一起，統稱為「初次分配」，顯然是不適當的。利潤分配完了，勞動創造的新財富有了所有者，分配行為就宣告結束，不應該再有什麽「再分配」或「二次分配」。政府把稅收用於教育、醫療、勞保等公共事業，是一種政府行為，同分配方式毫無關系。之所以把它稱為「再分配」或「二次分配」，是因為包括勞動者得工資、資本家得利潤的「初次分配」不公平，才需要有個「再分配」或「二次分配」來矯正平衡。它來源於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歐洲的福利經濟學。其實，只要利潤的分配做到公平合理，勞動者和企業家各得其所，就沒有必要把政府行為說成是「再分配」或「二次分配」。

（三）按生產要素分配

按生產要素分配是當代社會最公平、最合理的分配方式。在貫徹《決定》第44條「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時，應該有意識地向按生產要素分配傾斜。它的涵義，就是十六大、十七大政治報告裏的「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這就是說，在企業分配稅後利潤時，每個生產要素（勞動要素）的所有者，即勞動者、資本家、技術人員、管理人員等，都可以獲得一份與他們在生產（勞動）中的貢獻相適應的報酬。由於生產要素實際上也是勞動要素，所以，按生產要素分配，也可以稱為按勞動要素分配，簡稱「按勞分配」。這樣，就賦予按勞分配以不同於原典意義的新內涵，使這個概念適用於當代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

勞動者參與利潤的分配，是社會生產力不斷提高、經濟持續發展的必然趨勢。從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開始，歐美發達國家的一些企業按照「分享經濟」的理論，采取獎金、分紅、利潤分成等辦法，讓員工參與利潤分配，勞資共享企業收益，有效地促進了企業的發展。按生產要素分配就是勞動者參與利潤分配的最規範的形式。

實行按生產要素分配，好處很多：1、利潤的合理分配，有助於營造社會的公平正義，促進社會的和諧安定；2、勞動成果和報酬掛鉤，將加強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和主動性，提高勞動生產率，推進社會經濟的發展；3、勞動者除領取工資外，還可以參加利潤分配，增加了收入，改善了生活，可以適應擴大內需的經濟要求；4、部分報酬轉化為企業產權，職工成為企業的產權所有者，成為有產者，實現了工人階級有產化，這是樹立主人翁責任感的經濟基礎；5、有助於弱化企業內部的勞資矛盾，創造平等祥和的生產環境和企業文化；6、對於資方來說，雖然分走了一部分利潤，減少了收入，但員工發揮了積極性，提高了生產效率和企業的收益，足可彌補資方的損失而有余，從長遠著眼，對資方也是有利的。《深圳特區報》11月19日刊載一篇題為《學習晉商模式，助力科技創新》的文章，其中介紹慧聰網董事局主席郭凡生在「中國創業家峰會」上的發言；「我們投資人每年的分紅只能是30%，剩余70%分給不持有公司註冊原始股的員工，這個製度走了11年，我們從來沒有貸款，業務量年年翻番，一直到2003年慧聰上市。在這種製度裏沒有勞資矛盾，有的是勞資一體和勞資共本。」慧聰推行的實際上就是按生產要素分配的一個具體模式。

實行按生產要素分配，是生產關系中的分配關系的改革。它本質上還是一種市場行為，當然不宜強製推行，但可以提倡。國家有必要提出有步驟地推進這種分配方式的參考方案，企業可參照本企業的實際情況，自願選擇，量力而行；也可以定出計劃，幾年以後或在企業達到某種規模後，參照其他企業的經驗再實行。

自從十五大提出按生產要素分配後，很少有人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加以分析論證。近幾年有一些討論分配製度改革的文章，也不見有涉及按生產要素分配的內容。這個具有革新意義的分配方式，似乎是被指導思想和智囊精英們遺忘了，拋棄了，甚至在十八大三中全會的《決定》裏連提都沒有提，只保留了「資本、知識、技術、管理等由要素市場決定」。木匣猶在，珠寶卻沒有了。我這篇劄記的目的就是要找回珠寶，把它放回木匣裏。不知道這個想法是否能夠引起人們的註意和關心？

                                                      2013年12月11日

中共政權的意識形態的本質

　作者 應克復 寫於 二零一五年

　　評關於「無產階級領導的、反帝反封建

　　反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

　　（《重評「新民主主義」》） 第三、四、五、六、十部分）引 言

　　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是他壹生中的壹個理論高峰。這壹理論為中共建造起了壹座燈塔，不僅為中共確立了革命的實踐指導，也吸引了大批知識分子和熱血青年，他們從這壹理論中了解了中國的革命道路，獲得了中國光明未來的信念，從而作出了投奔中共懷抱的人生選擇。我們知道，在這壹理論的引導下（當然還有別的種種因素）中共的革命取得了勝利，也就是說，這壹理論的正確性已被革命勝利的實踐提供了有力的證明。但是，令人費解的是，壹個正確理論指導下的革命在革命勝利之後為什麽出現了與革命初衷相背離的後果，那就是：革命給予人民的，不是站起來享有民主與自由，而是跪了下去，備受專製與奴役；不是享有富裕與幸福，而是遭受貧困與屈辱。在毛澤東統治下短短的二十七年，是中國歷史上積累各類冤案最多的時期，是遭受迫害與饑餓而導致人口大批非正常死亡最多的時期，是社會的經濟發展受到最嚴重破壞的時期，是教育、文藝、學術與思想受到最深重摧殘的時期。這場偉大的革命之後為什麽產生了這些層出不窮的災難？這種二律背反的邏輯現象應作何解釋？由此我們想到，這場革命以及指導這場革命的理論不容置疑的正確性，就值得省思了。

　　對毛澤東壹生的評價在國內學界似乎已形成了這樣的壹種定論：毛在革命時期立了大功，在建設時期犯了大錯。李銳對毛澤東壹生的評價有三句話：「革命有功，執政有錯，文革有罪。」 辛子陵在《千秋功罪毛澤東》壹書中對毛壹生的評價是兩句話：「偉大的革命家，失敗的建設者。」 馮友蘭在他最後的著作《中國現代哲學史》中把毛澤東思想的發展分為三個階段：新民主主義及以前階段；社會主義階段；極左思想階段。他說：「第壹階段是科學的，第二階段是空想的，第三階段是荒謬的。」 近幾年來，國內有壹種意見頗為流行，認為毛澤東在建國後之所以犯了大錯，重要的原因之壹是他拋棄了新民主主義，因此，他們籲請執政者回到新民主主義，補新民主主義的課。這些意見，都涉及到對新民主主義的認識和評價。

　　毛澤東對新民主主義的論述集中在《中囯革命和中國共產黨》（1939）、《新民主主義論》（1940）、《論聯合政府》（1945）等著作中，其基本思想，大致是：現階段（民主革命時期）中國的革命雖然是資產階級性質的民主革命，但已經不是舊式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而是新式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了。所謂的新式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其要點是：第壹，這壹革命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壹部分，是無產階級革命範疇而不是資產階級革命範疇了；第二，這個革命的領導者是無產階級，而不是資產階級了；第三，這個革命的對象是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後來又增加了官僚資本主義，合起來構成了「三座大山」；第四，這個革命的目的是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它在經濟上是多種經濟並存的社會，在政治上是建立工人階級領導下的各階級聯合的民主政府；第五，中國革命分為兩步，第壹步是民主主義的革命，第二步是社會主義的革命。民主主義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準備，社會主義革命是民主主義革命的必然趨勢。經過新民主主義的歷史階段之後，將過渡到社會主義。

　　下面僅對新民主主義革命是「無產階級領導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 」加以分析評述。

　　壹 關於「無產階級領導」

　　關於中國革命的領導力量的問題，毛澤東認為，由於中國資產階級「在經濟上和政治上的軟弱性」，因此不可能擔任起領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這個任務歷史地落到了無產階級的肩上。「中國革命如果沒有無產階級的領導，就必然不能勝利。」

　　所謂「無產階級領導」

　　毛的這壹論斷在理論與實踐上都經不起推敲。我們知道，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是同壹種生產方式即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或者說是工業社會大生產的產物。這是常識。沒有資產階級也就沒有無產階級。資產階級力量的弱小決定了無產階級的力量也是弱小的。既然資產階級軟弱，無產階級就更軟弱、更不成熟；既然資產階級不能領導民主革命，無產階級就更不可能領導民主革命，這才符合邏輯。因為，資產階級是資本主義這個生產方式的創立者和支撐者，是資本主義生產力的代表。無產階級雖然是這個生產方式的基本力量，但不是決定的力量；雖然是這壹生產力的基本要素，但不是這壹生產力的代表。過去總是說，無產階級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試問：這個生產力指的是什麽生產力？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是共存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的兩個階級，他們所代表的生產力因而也是共同的，都是這個生產方式所要求的生產力（這裏的生產方式與生產力都是壹個動態概念），只是資產階級是這壹生產力的當然代表，或者說，它更全面地代表著這壹生產方式所要求的生產力；這是因為，工業化大生產的每個環節乃至整個過程都是由資產階級所主導、所承擔的，也因此，他們在經驗、能力、知識、文化以及對生產方式的推進等方面要優於無產階級，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也勢必由這個階級中的優秀分子以及反映這個階級進步要求的先進分子所領航。這是符合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歷史事實的。

　　能否認為，無產階級所代表的先進生產力，是超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生產力，就是說，它們所代表的生產力是比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更先進的生產力。但是，這種生產力只有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已無法容納生產力發展的情況下才能出現。由於那時中國的資本主義還相當落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何時才成為生產力發展的障礙還是壹個遙遠的未知數。說中國無產階級是這種還是很遙遠的誰也都說不清的生產力的代表，這比天方夜譚還讓人不可捉摸。因此，這壹假設應當排除。就按毛的說法，中國革命是無產階級領導的，開始也試圖以大城市為基地，但無法堅持下去。為什麽？無產階級力量弱小，在城市缺乏基礎，只好退到農村，革命才堅持了下來。但這個堅持下來的革命能否實現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目標呢？能否反映資產階級在經濟、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訴求呢？在資本主義沒有充分發展的條件下，無論是資產階級或無產階級，其中任何壹個階級的力量和意誌都不可能主導這個革命。後來的事實是，在整個革命過程中，農民階級成了這個革命的主要參加者和基本動力，如同毛澤東所說的，「中國的革命實質上是農民革命」，「農民的力量，是中國革命的主要力量」。因此，這個革命就必然會打上農民階級的烙印，成為反映農民階級經濟、政治和文化訴求的革命。革命成功之後也只能以農民的意識（馬克思說，農民是天然的皇權主義者）塑造這個國家。所以，1949年的革命，既不是資產階級領導，也不是無產階級領導，這恐怕比較接近真理。其革命成果，既不屬於資產階級（革命之後不久，這個階級的資本就被剝奪了），也不屬於無產階級（革命之後的三十幾年裏，他們是企業的雇傭勞動者，領取很低的工資維持生活；八十年代以來，他們紛紛下崗，被拋向社會的邊緣。這個「領導階級」，什麽時候「領導」過國家？）。農民階級呢，他們得到了什麽？他們在土改中壹度分得了土地，可轉身就成了合作社集體所有的了。1958年的公社化運動中，他們進入了毛澤東指引的「共產主義天堂」，屬於個人所有的只有壹只碗和壹雙筷子了。共產黨的革命本來向農民承諾「耕者有其田」，農民才願意為這個革命賣命；可是直到今天，土地仍是集體所有，農民的土地問題依然未著，他們的權利根基依然系在政府的手中。所以，這個特殊的革命是值得研究的。

　　所謂「階級領導」

　　所謂「階級領導」的概念也值得討論。壹個階級怎麽去領導革命呢？還不是由壹些先進分子組織政黨，有了黨再去發動群眾，推動革命。所以，所謂無產階級領導實際上是黨在那裏領導，只是借用了無產階級的名義而已。這是毛澤東所承認的，他說：「離開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任何革命都不能成功。」雖然大家都認為，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政黨，但這個政黨的領導人之間的認識有時存在著很大的差別，在某些重大問題上甚至存在兩種相反的意見。比如，1929—1930年紅四軍中的「朱毛之爭」，朱德要實行民主集中製，毛澤東要實行集權製。比如1949年中共革命勝利之後，劉少奇提出要「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毛澤東則要立即向社會主義過渡。哪種意見反映了無產階級的願望呢？後來，毛的意見成了全黨的行動綱領，是不是因為毛的意見符合了無產階級的願望？再如，人民公社建立後農業生產力遭到了嚴重的破壞，饑荒迅速蔓延，人口大量死亡，黨內不少人主張改變農業生產經營體製。毛澤東以走資本主義道路為理由加以反對。至於在全國範圍內搞文化大革命，毛在黨內更為孤立，對國家的破壞也更為嚴重。但他卻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最高統帥。到現在我們還沒有壹個方法，能鑒別出不同意見中哪種意見是符合於無產階級的願望，從而可以排除那種不符合無產階級願望的意見。因此，當黨內領導人之間發生意見分歧時只能聽從那個最有權威的領導人的意見。所謂「無產階級領導」，大概就是這麽回事。這在黨內缺乏民主製度的條件下尤為典型。所謂「階級領導」，宣傳上很有用，可在實際生活中卻是虛無，到哪裏去找「階級領導」，所見到的是某些人或某個人的領導。他們聲稱只有自己是代表無產階級的，別的人都不是。可是，結果怎麽樣呢！

　　所以，所謂「階級領導」落到實處是「黨領導」，甚至是「個人領導」。對此，列寧有壹段大實話承認這個事實。他說：「群眾是劃分為階級的」；「階級通常是由政黨來領導的；政黨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響力、最有經驗、被選出擔任最重要職務而稱為領袖的人所組成的比較穩定的集團來主持的。」中共自1942年延安整風之後至1949—1976年毛澤東個人對黨國的絕對控製的事實，赤裸裸地證明了所謂「無產階級領導」、「階級領導」不過是「個人專製」遮醜布!

　　所謂「領導」

　　進壹步的思考我們還發現，「領導」與「民主」是兩種對立的思想意識。在民主製度下沒見過哪個黨派可以自封為某個階級甚至是人民群眾的領導。妳是不是領導、能不能執政，要由選民們投票來決定的。在民主製度下，任何黨派、團體與個人，不管妳的信仰、財產、教育與反映哪個階級的訴求，在選民面前都是平等的。沒有領導與被領導之分。預設「領導」（所謂「領導階級」、「領導黨」）並強迫民眾服從，這本身就是專製。聲稱某個階級、某個黨是最先進的階級與政黨，天然的應當享有領導的資格，如果妳持有異議而不衷心擁護，就是反革命。這是現代專製主義邏輯。半個多世紀來我們就生活在這種霸權主義的氛圍之中。

　　毛澤東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會上所作的《論聯合政府》的報告中，對這個聯合政府中的領導者有以下表述：中國革命勝利後，「建立壹個以全國絕對大多數人民為基礎而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的統壹戰線的民主聯盟的國家製度，我們把這樣的國家製度稱之為新民主主義的國家製度。」 這個表述中有幾個要點，核心是「工人階級領導之下」。我們已經分析，預設領導是專製主義的霸道。聯合政府是可以的，但政府中的各成員彼此是平等的，不應當有壹個駕於各聯合者成員之上的領導者，大家要在他的領導之下；若如此，這個聯合政府不就成了「壹家政府」！由於「工人階級領導」的實際體現就是「黨的領導」，因此，承認了「工人階級領導」等於承認了這個政府是黨領導下的政府，結果政府成了黨的政府。這壹點，到了1949年6月，毛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有了更明白的表述：「總結我們的經驗，集中到壹點，就是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終於點明了共產黨在這個國家中的核心地位。當時，新中國尚未建立，毛就作了明白的預告，可知即將誕生的國家是實行壹黨專政，而不是實行民主憲政。中共尚未執政，毛就「總結經驗」了；沒有執政實踐，何來經驗可談？只能說明「壹黨專政」是毛早已打定的主意。由此可見，新民主主義其實是新專製主義。

　　「無產階級領導」而不是「資產階級領導」作為新舊兩種民主革命的重大區別，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歲月中得到國人的普遍認可，誰也不會覺得其中會有什麽問題的。但是，事情就怕進行比較。民主革命早已在世界上許多國家中發生，在那裏，革命之後建立了民主製度。在民主製度下，主權在民，政府民選，各黨平等，憑借選民的選票上臺執政；而不是預定由壹個先進的階級經過它的政黨來領導（控製）國家政權。在民主製度下，壹切公民，不分階級、民族、出身、性別、財產多寡、宗教信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享有平等的權利；而不是將國民分為不同的等級：有的是天然的領導者，有的是必須接受領導者領導的被領導者，有的是這個政權的基礎，有的是這個政權的邊緣分子，有的是人民，有的是人民的敵人。在民主製度下，依法立國，依法執政，各政府機關、各黨派社團以及任何個人，必須在法律下工作和生活，違法者均應受到法律的追究；而不允許有特殊的黨派和個人享有超越法律的特權，甚至以言代法，以權壓法，無端地廢置國法，禍國殃民。在民主製度下，三權分立，互相製衡；而不是獨攬大權，實行極權統治。如此等等。試問，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以及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成功之後建立了符合民主製原則的現代民主製度嗎？革命奮鬥了二十多年，死去了很多的人，結果建立了壹個專製極權國家。可見，作為新民主主義的核心要點的「無產階級領導」是很值得檢討的。中國人缺乏民主知識，更缺乏民主經驗，因而難以發覺毛的新民主主義中潛在著的壹些反民主的思想基因。

　　二 關於「反對帝國主義」

　　「帝國主義」的由來與走向

　　反對帝國主義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任務，是毛澤東民主革命時期的著作中出現頻率最高的話語之壹。那麽，這個概念是否是毛創造的呢？不是的。1921年下半年，張國燾代表中共（那時中共成立不久）參加共產國際召集的遠東被壓迫民族大會（且稱「莫斯科會議」）。這次會議的收獲，張國燾說，對中國革命的「影響確是相當重大的。最主要之點是：確定了中國革命的反帝國主義的性質，換句話說，反帝國主義被視為中國革命的主要任務。」張還說，「當時壹般中國人還不知道帝國主義為何物」，「後來經過中共的宣傳，…… 『反帝國主義』這個名詞，不久就成為人所共知。不管後來中國革命起了壹些什麽變化，但這把『反帝國主義』的火，放得確實不小，它燒遍了中國，也蔓延到了東方各地。」 國民黨也應邀派代表參加了這次會議，其積極成果是將「反帝」貫徹到國民黨第壹次代表大會的黨綱中，將「三民主義」第壹條民族主義由「排滿」更改為「反帝」。蘇聯對此誌得意滿。

　　蘇聯「老大哥」為什麽熱衷指使中國「反帝」呢？這個見不得人的秘密直到1990年蘇聯解體後原蘇共中央大量檔案解密與開放才為世人所知。1917年「十月政變」（現俄羅斯教科書已將「十月革命」改稱為「十月政變」）後，蘇聯在西方世界極為孤立，它受到美英諸國的打壓，因此它的頭號敵人就是以美國為首的協約國。為了改變在國際上的孤立地位，蘇聯把目光轉向了東方，中國乃首當其沖。不僅因為中國是近鄰，是蘇聯和日本的壹個緩沖空間，也是西方國家的爭奪對象。在這個地區點燃反帝大火，很有戰略意義。解密後的檔案的自白是：它「可能被我們用作進行東方民族革命的工具，這場革命最終會把中國拋向協約國敵人的陣營。」 可見，蘇聯的意圖是使中國革命成為蘇聯反美的「工具」，讓中國成為美國的敵人。這就是「老大哥」在中國人身上打的主意。

　　對於中國人來說，蘇共指使中共「反帝」，是極易落入圈套的。因為自19世紀中葉以來，中國屢遭西方列強的欺辱。反帝已積澱為中國人的壹種民族意識。即使是在今天，只要壹提到帝國主義，中國人便下意識地會將目光轉向西方，與「敵對勢力」掛鉤。但是誰是帝國主義，值得做壹番甄別。

　　不錯，西方列強（那時中國人把西方侵略者稱為「列強」，而不是稱「帝國主義」）自1840年鴉片戰爭後紛紛侵華，中國被迫簽訂了壹系列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如毛澤東所寫的那樣，「帝國主義向中國舉行多次侵華戰爭，如1840年的英國鴉片戰爭，1857年的英法聯軍戰爭，1894年的中日戰爭，1900年的八國聯軍戰爭。」（毛在這裏沒有提及沙俄對中國的多次侵略）但是，這些侵略戰爭均發生在19世紀中葉至20世紀初，也就是說，在中共誕生之後，再無發生西方列強侵華事件。相反，這些國家同中國的關系正在逐步地改善之中。這表現在，第壹，當中國繼續遭到外國勢力侵犯時，美國等國家不是袖手旁觀，而是從中相助。比如，1921年，蘇聯在莫斯科遠東被壓迫民族大會上策劃中國反美時，同壹時間在華盛頓召開了有美、英、法、日、德、意、荷蘭、比利時、葡萄牙、中國九國參加的國際會議，在美國的斡旋下，將日本侵華的二十壹條放進了墳墓，還將日本在山東半島的主權和所占領的青島交還中國。我們知道，1919年的「五四運動」的導火索正是由於「巴黎和會」上將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讓給了日本。第二，美國等國家逐步廢除了自鴉片戰爭以來同中國所簽訂的不平等條約。1943年1月，中美在華盛頓訂立新約，廢除在華領事裁判權，關閉在華的領事法庭；廢除「辛醜條約」；終止上海、廈門租界特權；放棄在中國通商口岸的權益，放棄美國軍艦進入中國水域的特權。隨後，中國陸續與其他全部有關國家簽訂了與美國完全相同的新約。由此，百年來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不平等條約終於廢除了！

　　當然，這並不等於說到四十年代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已告結束。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仍然存在，但已不是西方列強，而是東瀛的日本。直到1945年8月抗日戰爭勝利後，日本對中國的侵略也告結束。

　　有壹個國家，那就是俄國，長久以來壹直侵略與欺負著中國，可在中共的宣傳下反成了壹個友好鄰邦。

　　「友邦」還是「惡鄰」？

　　是友好鄰邦還是世仇惡鄰？請看事實。

　　第壹，從1856年起沙皇不斷入侵中國東北，先後強行與中國簽訂了《中俄璦琿條約》、《中俄北京條約》、《中俄天津條約》等不平等條約，至1885年共侵占中國領土150多萬平方公裏（相當於41個臺灣或3個法國的面積）。1919年7月，蘇維埃政府聲明放棄帝俄時代與中國所簽訂的壹切不平等條約，且於1920年9月再次重申，從而獲得中國人民的好感。但此時這些領土尚為白俄軍所控製，因此蘇聯政府不啻是開了壹張空頭支票，這很久為中國人所不知。1945年2月美英蘇三國在雅爾塔訂立的密約中竟有如下文字：「蘇聯應恢復以前俄羅斯帝國的權利」。赤色帝國主義的面目由此可見。

　　第二，蒙古（外蒙古）是中國的領土，壹直為沙俄也為蘇聯所覬覦。為此目的，1921年在蘇俄策劃下建立了蒙古人民黨（後改為蒙古人民革命黨）；同年，蘇軍借追剿外蒙白軍而進軍外蒙，7月占領烏蘭巴托。1924年11月，蘇俄又「幫助」外蒙成立了蘇俄的附庸國「蒙古人民共和國」，外蒙從此脫離了中國，成了蘇俄的勢力範圍。

　　另外，蘇聯還有分離新疆的圖謀，後因二次大戰蘇德戰爭爆發後，蘇聯無暇顧及，遂無奈放棄此計劃的實施。

　　第三，1945年2月，美、英、蘇三國首腦在雅爾塔秘密協定，為要求蘇聯對日作戰，滿足斯大林提出的犧牲中國利益的條件：（1）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國）維持現狀（即繼續逼迫中國放棄外蒙古的主權），從而使外蒙古分離中國合法化。這裏需要特別交代，毛澤東早在1939年《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壹文中在說明中國的地理位置時寫道：中國的正北面「和蒙古人民共和國接壤」。 這明白告訴人們，毛和中共至少在1939年就已公開承認外蒙古的獨立。可1945年6月宋子文代表中國政府與蘇聯談判為爭取外蒙主權竟交鋒九次，其中前四次與斯大林當面交鋒。（2）恢復帝俄在中國的權益：大連為國際港，蘇聯享有優先權；旅順為蘇俄海軍基地；中東鐵路中蘇共同經營。蘇聯以密約條件為前提，才同意對日宣戰。但直到美國在日本投下了原子彈之後的8月8日，蘇才對日開戰，僅壹周後的1945年8月15日，日本就宣布無條件投降。蘇聯在戰場上幾乎沒有多大損失，卻在我東北地區撈到不少戰利品。

　　1946年2月，美國總統杜魯門將雅爾塔密約公之於世，引起我國人的憤慨。2月22日，中央大學等校學生在重慶街頭遊行抗議蘇聯對中國主權和利益的侵犯，遊行隊伍打出了「赤色帝國主義」、「打倒新帝國主義」的標語。這就是著名的「二二二」大遊行。2月24日，傅斯年、王雲五、儲安平、陳明德、趙超構等二十位著名學者聯署在《大公報》發表《我們對雅爾塔協議的抗議》，指出這壹協定開創了強力政治與秘密外交之惡例，為近代外交史上最失道義之記錄。

　　值得壹提的還有壹事。1941年4月，當中國抗日戰爭處於最困難的時候，蘇聯主動和日本簽訂了《蘇日中立條約》，宣布締約國壹方與第三國發生敵對行動時另壹方應遵守中立。這是蘇聯姑息日本侵華的綏靖政策。試問：道義何在？國際主義又置於何地？更令人氣憤的是，為了蘇日雙方「和平與友好」，蘇聯「尊重滿洲國」，其「領土完整與不可侵犯」；日本「尊重蒙古國」，其「領土完整與不可侵犯」。這是蘇、日聯手瓜分中國的可恥記錄！此條約直至1945年4月5日才宣布廢除。

　　蘇聯對中國上述侵略惡行，蔣介石因此稱俄國是「我國的世仇大敵」。這壹評價，壹針見血。

　　毛為什麽對日、俄那麼友好？

　　百年以來中國不斷遭到帝國主義國家的欺淩，問題在於，到了1940年代即毛澤東發表《新民主主義論》以及以後的時期，誰是中國真正的帝國主義呢？是日本與俄國，而不是毛澤東和中共壹直所聲張的美國帝國主義。

　　但是，毛澤東並不這樣認為。對於日本侵華，他多次表示「感謝」，這似乎讓人難以相信，但事實確實如此。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9月25日毛會見日本首相田中角榮壹行。田中向毛道歉說：「啊，對不起啊，我們發動了侵略戰爭，使中國受到很大的傷害。」毛卻說：「不要對不起啊，妳們有功啊，為啥有功呢？妳們要是不發動侵華戰爭的話，我們共產黨怎麽能夠強大？我們怎麽能夠奪取政權哪？怎麽能夠把蔣介石打敗呀？」毛還說：「我們如何感謝妳們？我們不要妳們戰爭賠償！」毛是中國的最高領導人，他的這壹談話代表中國方面的立場，在政治上和法律上都具有最高的權威。

　　在此之前，毛對日本侵華表示感謝的話已說過幾次。比如1961年1月24日，毛會見日本社會黨議員黑田壽男等人時說：「如果沒有日本的侵略，我們現在還在山裏，就不能到北京看京劇了。正是因為日本皇軍占領了大半個中國，讓我們建立了許多抗日根據地，為以後的解放戰爭創造了勝利的條件。日本壟斷資本和軍閥給我們做了件『好事』，如果需要感謝的話，我倒想感謝日本皇軍侵略中國。」

　　幾次講話意思相同，這是毛的大實話。日本侵華，從民族利益、從執政的國民黨的利益來考量，傷害極大，光軍事力量就損失75個師，陣亡戰士350萬，陣亡高級將領206人。對中共來說，卻為其勢力的壯大提供了極好的機會。長征後的1936年，中共的軍隊（工農紅軍）僅剩下3萬左右，可抗戰後光正規軍就增加到100多萬，還有民兵200萬。內戰前夕，「解放區」面積達100余萬平方公裏，人口達壹億左右。可以說，日軍侵華為中共日後與國民黨進行武力較量儲備了條件。

　　至於與蘇聯，兩黨、兩國在政治、經濟與意識形態都是壹個體系的。中共是在蘇共的「幫助」下成立的，又是在蘇共的「幫助」下逐漸壯大的，遇到重大決策又往往聽從莫斯科的指示的，如第壹次國共合作，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毛蔣的重慶談判，朝鮮戰爭的參與等。甚至中共最高領導人，也由莫斯科指派，或得莫斯科的支持與認可。特別是國共決戰的關鍵時刻與關鍵問題上，斯大林有力的幫了壹把中共。1945年8月蘇軍進入東北後，斯大林急令中共進軍東北，且嚴禁美軍、限製國軍進入，並把大批武器彈藥交給中共，光大炮、迫擊炮、坦克、飛機等重型武器就達5000多件及600多個倉庫的物資，從而為中共獲得遼沈和平津戰役的大捷奠定了基礎。毛為了表示對斯大林的感激，壹再表示臣服。如1945年7月6日致電蘇共，表示「支持蘇聯黨和斯大林同誌對戰後中國國內問題的建議，支持蘇聯黨和斯大林同誌關於外蒙古戰後地位問題的看法，支持蒙古黨和人民要求擺脫大漢族反動統治、尋求民族獨立的正當要求」。這裏，毛以鮮明的態度擁護斯大林將蒙古從中國的領土上分離出去。賣國求榮，昭然若揭。再如1949年7月4日，劉少奇受毛之命向斯大林報告，關於蘇共與中共兩黨關系，「聯共是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統帥部，而中共則是壹個方面軍的司令部。根據局部利益應當服從世界利益，我們中共服從聯共的決定」，「在某些問題上，如果中共與聯共發生爭論，我們中共在說明我們的意見後，準備服從並堅決執行聯共的決定」。這個喪失人格、黨格的表態，並沒有贏得斯大林的欣賞，他在11日回復說：「壹個國家的黨服從另壹個國家的黨，這是從來沒有過的，而且是不允許的。」14日毛急忙回復斯大林說：「關於兩黨關系的那種提法，……不應當向黨內外宣布……可以從書面報告中撤銷那種提法的文字，但我們實際上這樣做」，企圖掩蓋這壹不光彩的歷史記錄。在世界史上，恐怕沒有壹個大國如此卑躬屈膝地向另壹個國家表示臣服的。直到1960年代中蘇關系惡化，毛認為自己在國際舞臺上已稱雄壹方，才痛罵蘇聯是「社會帝國主義」。

　　美國是中國的「頭號敵人」？

　　在「壹邊倒」同時，毛將美國定為頭號帝國主義，聲討美國帝國主義，壹波未息壹波又起。可是，第壹，美國從未侵占過中國的壹寸領土。第二，是美國帶頭廢除了歷史上與中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第三，在艱苦的抗日戰爭時期，全世界向中國伸出無私援助之手的基本上只有壹個美國。第四，國共內戰爆發之初，只有美國出面調停。第五，內戰初期，美國政府是支持蔣介石的，但到1948年秋美國調整了對華政策，開始將目光投向中共。1949年4月國民黨南京失守，美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奉命滯留南京，以期與中共領導人接觸（其時蘇聯大使去了廣州），並於4月底雙方開始會談。但6月毛卻派劉少奇秘密赴蘇覲見斯大林。6月30日毛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正式發布了「壹邊倒」的外交路線，宣告美國帝國主義是中國人民的敵人。即使在這種情況下，美國政府在1949年8月5日發表的《中美關系白皮書》中仍嚴厲批評蔣介石集團；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討論承認新中國問題，向中共示好。可是，毛接連發表了《丟掉幻想，準備戰鬥》、《別了，司徒雷登》、《為什麽要討論白皮書？》、《「友誼」還是侵略？》、《唯心歷史觀的破產》的系列反美文章作為回應，硬是將美國推向與中國敵對的地位。第六，1949年12月，美發表《關於臺灣政策宣傳指示》，指出「臺灣在政治上、地理上和戰略上都是中國的壹部分」。這是美國擬拋棄臺灣的「袖手政策」的明白表示。1950年1月5日，杜魯門總統發表臺灣問題的聲明，宣布：「美國對臺灣或中國其他領土從無掠奪的野心，無意在臺灣獲取特別權益或特權或建立軍事基地」，「美國將不對臺灣的中國當局提供軍事援助或軍事上的意見。」1月13日，在美求援長達壹年的宋美齡兩手空空返臺。這意味著美國不僅棄蔣，而且拋臺。1月12日艾奇遜發表《中國的危機》的演講，強調：「俄國壹貫存有將這個北部省份分離出去的野心」，「這種過程在蒙古已經完成，在滿洲已接近完成」，「我們不可把中國人對俄國人的正義憤怒和憎恨招引到自己頭上來，這樣做是愚蠢的」。可是，幾天後毛澤東又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作了回應。

　　順便需要提及的是，二戰後，美國成為世界頭號強國，形成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冷戰對峙格局達半個世紀之久。此期間，美國在國際事務中扮演霸權主義（另壹種說法是「領導者」）的角色，在世界許多地方建立軍事基地，還以不同方式參與或幫助別國的內部事務，在全球化的歷史進程中起著積極與消極並重的作用。

　　毛澤東認俄為師，革命後建立起列寧—斯大林式的極權體製；他以美為敵，排斥民主自由，與西方國家對著幹。他長期閉關鎖國，掀起壹撥又壹撥的自亂、自殘式的政治運動，導致經濟衰退，社會畸變，國家紛亂，自由毀滅，民主斷層，人權橫遭踐踏，法治蕩然無存，中國壹度進入了無自由、無民主、無人權、無法治的「四無世界」，從而把中國帶到了危機四伏的絕路，其愚昧、野蠻、專製與暴虐為千古人類史所罕見。產生這壹歷史後果的壹個重要原因是毛澤東壹貫地借反對「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以排斥西方文明。這種情況直到1980年之後打開國門，實行對外開放，逐步與世界接軌之後才有所改變。

　　中國人可以自豪的是，二戰結束後於1945年10月24日成立的聯合國中國是發起國之壹（其他三國是蘇、美、英），並且是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五個常任理事國的成員國（其他四國是法、蘇、英、美）。中國是聯合國締造者之壹和核心成員國啊！此時的中國已享有很高的國際地位，除蘇俄在中國的東北仍享有特權外，反對帝國主義的任務已成為歷史了。中國贏得了國際社會的尊重，中國人民在那時已經站立起來了！毛澤東在1940年代和建國之後壹味地鼓吹反對帝國主義，應當認為是壹種誤導。

　　三 關於「反對封建主義」

　　「反帝反封建」的口號中國人喊了近百年，然而這個口號是否完全正確呢？關於「反對帝國主義」的問題，在實踐中出現了偏誤，對此，筆者已作了壹番研究。關於「反對封建主義」呢，它在理論上就缺乏正確的支撐點。

　　「封建主義」還是「皇權專製主義」？

　　毛澤東認為，中國的封建製度「自周秦以來壹直延續了三千年左右。」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更具體地寫道：「自周秦以來，中國是壹個封建社會，其政治是封建的政治，其經濟是封建的經濟。而為這種政治和經濟之反映的占統治地位的文化，則是封建的文化。」

　　然而，毛的「三千年封建說」或「周秦以來封建說」並不符合中國的歷史情況。這壹結論忽視了自秦以來國家的政權組織形式或統治方式同西周已發生了極大的變化。西周實行的是封建製，它同西歐封建社會有著相類似的特點。周天子將國家領土分封給各諸侯，各諸侯在分封領土上「封土建國」，成為各國國君；各國君承認周天子為天下共主，在經濟、政治、法律上享有自主權，其王權世襲。秦並吞六國、統壹中國後，既然掃滅了諸侯，也就廢除了近千年歷史的封建製度，而改行郡縣製度，即「廢封建，立郡縣」，天下三十六郡，由皇帝派出的大臣直接統治，建立了權力集中於皇帝的中央集權製，這是國家政權結構的重大改變，怎麽還能同西周的封建國家（所謂「國中之國」）相提並論呢！

　　問題在於，自秦至清末如果不稱其為封建社會，那麽應稱什麽社會呢？按社會發展的五階段論（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別無選擇，只能稱其為封建社會。要正確界定秦以來兩千余年的中國史，「五階段論」是橫在我們面前的壹道坎。為跨越這道坎，李慎之啟用了壹個新概念：「皇權主義」，或「皇權專製主義」。 對此，筆者贊同之。那麽，這長達兩千余年的中國社會就可以稱之為「皇權專製社會」。這壹理論觀點，跳出了「五階段論」的狹隘框架，為我們認識中國古代史乃至近代史提供了新視野、新方法。需要說明的是：第壹，在兩千余年的皇權專製史中，皇權專製的情況（程度）是有差別的。如秦漢（漢設丞相，有所謂君權與相權之間的某種製約）之間就有差別，唐宋之間亦是。到明清取消管轄行政權力的丞相，皇權專製到達巔峰。雖存在這種差別，但從體製的總體特征看，這兩千余年是皇權專製社會，是秦政製的延續，是沒有錯的。第二，中國的封建社會與皇權專製社會其經濟基礎都是以小農為特征的農業社會，這就意味著，農業社會的國家政權可以是封建式的，也可以是皇權專製式的。另外，專製式的國家政權既可以建立於農業社會，也可以建立於工業社會（如希特勒、斯大林的極權統治）。

　　用「封建說」與「皇權專製說」來解釋中國歷史就會得出不同的結論。

　　在社會主要矛盾問題上，封建說認為，「封建社會的主要矛盾，是農民階級和地主階級的矛盾。」毛在另壹處的表述是：「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這些就是近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而皇權專製說認為，皇權專製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大眾與皇權專製主義的矛盾。

　　在革命對象問題上，封建說認為，革命的對象是封建主義。由於秦政以降封建製度已不存在，總不能將已不再存在的東西當作革命對象，毛於是把地主階級當作革命的對象。他寫道，中國革命的對象，「就是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就是帝國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和本國的地主階級。」皇權專製說則認為，中國革命的對象是皇權專製主義。辛亥革命的劃時代意義，在於結束皇權專製，開創共和新政。辛亥之後，舊式的皇權專製主義是被推翻了，但復辟勢力，從袁世凱到毛澤東不斷登臺扮演，改頭換面的皇權專製主義不斷再現。「革命尚未成功」。因此，民主革命的對象依然是翻新的專製主義。

　　毛對中國史的誤讀與中國革命對象的錯誤指向

　　毛澤東將封建主義作為革命的對象，又把封建主義落實到地主階級，或者說把地主階級拈來當作封建主義的替身，於是，反封建就成了反地主階級了。只要剝奪地主的土地與財產，消滅地主階級（有不少地主從肉體上加以消滅），民主革命就大功告成！事情就是這樣做的。但這樣的革命是否為中國創立了民主製度呢？沒有，遠遠沒有。為什麽？因為民主革命的對象不是封建主義；封建主義也不等同於地主階級；消滅地主階級無濟於民主製度的降臨。中國民主革命的真正對象是專製主義。因此，以反對封建主義作為民主革命的理論指導實在是新民主主義的壹大誤區。

　　這個誤區的理論根源除「社會形態五階段論」外便是對「階級國家論」的套用。馬克思主義認為，在階級社會，國家是壹定階級的國家。在奴隸社會，國家是奴隸主階級的國家，在封建社會，國家是地主階級的國家，在資本主義社會，國家是資產階級的國家。根據這個非科學的簡單化理論，毛澤東因此認為，秦以來的封建社會的國家是「地主階級的封建國家」，中國社會幾千年「停滯不前的基本原因」是由於地主階級對農民殘酷的剝削和壓迫。「中國封建社會的主要矛盾，是農民階級和地主階級的矛盾。」農民多次地舉行起義，其矛頭指向是「反抗地主階級的統治」。 壹言以蔽之，統統歸結於地主階級。毛的這些結論與中國歷史的實際存在很大的出入。

　　首先，秦以來的國家不是地主階級的國家，而是為某壹皇族所控製的國家。秦國是秦皇族的國家，這壹皇族覆滅後這個國家也就不存在了。漢、唐、宋、清等各朝的國家莫不如此。這兩千余年專製主義時期的國家始終是以皇帝為首的家族統治集團的國家，即所謂「家天下」。皇帝的權力總是在其家族內部傳承，即所謂「嫡長繼承」，這是延續皇權的法則。地主階級不是這類國家的統治階級，它不是國家權力的占有者。它只是社會中壹個有勢力的貴族階級。它和農民階級都是這類國家的被統治階級；當然，它們的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懸殊，其中少地或無地的農民受著地主的剝削。地主階級雖然不是統治階級，但它是專製主義國家政權重要的社會基礎，因此統治者的施政國策或多或少要向這壹階級的利益傾斜，但他們與國家權力的占有者（統治集團）不能畫等號。馮天瑜在《「封建」論考》（2006年）壹書中提出「宗法地主專製社會」壹說，以取代「封建社會」的概念，這壹提法仍未有跳出「階級國家論」的思維模式。第二，中國古代社會停滯不前的原因，主要不是由於地主階級對農民階級的剝削與壓迫，而是專製皇權對社會（主體是農民）的掠奪（註意：掠奪與剝削有區別）與壓迫。這壹點在專製腐朽的皇朝那裏尤為明顯。第三，中國古代社會的主要矛盾不是農民階級與地主階級的矛盾，而是人民大眾（主體是農民）與專製皇朝的矛盾。農民階級與地主階級的矛盾是第二位的，從屬性的。劉亞洲亦認為：「中國自古奉行小自耕農本位，大地主很少，因為中國反對土地兼並有兩千年歷史，地主不能成為決定因素。」 第四，皇權專製主義統治下爆發的多次農民起義，不是「反抗地主階級的統治」，而是反抗專製皇朝的腐朽統治。毛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中說，歷史上的農民起義，都是反抗地主階級的統治。但又說每次農民起義「總是陷於失敗」，成了「改朝換代的工具」。這裏前後的邏輯悖論是，既然農民起義成了改朝換代的工具，說明農民起義的指向是專製皇朝，而非地主階級，再說，地主階級不占有國家政權，談不上什麽「統治」，也不存在「改朝換代」的問題。

　　對於自秦以來中國政治製度的重大變化，毛並不否認。他說：「如果說，秦以前的壹個時代是諸侯割據稱雄的封建國家，那麽，自秦始皇統壹中國以後，就建立了專製主義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皇帝有至高無上的權力」。這裏又是壹個悖論：是專製主義的中央集權國家就不再是封建國家了，是封建國家就不可能是專製主義中央集權的國家。這個蘊含內在邏輯悖論的理論觀點壹經流行，使「封建」概念內涵模糊，外延擴大，使封建主義頂替了專製主義，從此專製主義長期潛伏，即使在以後的多次革命風潮中仍得以安身，壹次又壹次地逃脫革命的批判。如「五四」運動中只提出「打倒孔家店」而未有提出「打倒秦家店」（這同新民主主義沒有關系）。整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更是只提反對封建主義而不提反對專製主義。倒是孫中山領導的民主主義革命結束了滿清皇朝的專製統治。而毛澤東稱此次革命是「舊民主主義」的，這是否意味著「新民主主義」革命是不再反專製主義的了？直到文革之後，中共上層的某些領導才深感專製主義危害之烈，但仍借用封建主義以指摘專製主義。如葉劍英1978年中央工作會議上關於肅清封建主義的講話，李維漢1980年向鄧小平建議「要補上反封建主義這壹課」。遺憾的是，專製主義仍沒有驗明正身，更沒有傷筋動骨，源遠流長的血脈延續至今，還敢於當著大眾吞噬自由、民主的嬰兒。

　　毛的秉性：對專製主義的偏好

　　毛澤東將封建主義確定為革命對象，而將專製主義隱姓埋名。從他的智力，從他對中國歷史的熟悉以及作為民主革命的領導者，他應該明白，專製主義是中國邁向民主憲政的大敵，無疑是中國革命的對象。可是他沒有這樣做。個中原因，筆者自然不好妄加猜測。但是，有壹點恐怕是清楚的，那就是，毛對專製主義的偏好。這種偏好，在奪取政權之前，自然不便充分顯露，但已有流露。《沁園春?雪》壹詞（此詞作於1936年，發表於1945年毛赴重慶國共談判期間）中所抒發的情懷即是。詩言誌。在詞中，秦皇漢武，成吉思汗，都不在他的眼裏。全詞以「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收尾，表露出他要超越歷代帝王的王氣和霸氣。

　　如果我們往前追溯毛澤東青年時期的心路歷程，發現了壹個很有價值的思想資料，那就是毛在十七歲（1910）那年所寫的《詠蛙》詩。那年毛離開韶山，去了湘鄉縣東山高等小學堂讀書，入學考試時學校規定的作文題目是《言誌》，毛以《詠蛙》命題其詩如下：

　　獨坐池塘如虎踞，綠楊樹下養精神。

　　春來我不先開口，哪個蟲兒敢作聲。

　　此詩雖不像《沁園春?雪》那樣充溢著王氣與霸氣，自信我毛澤東是超越歷代帝皇的壹代梟雄；但山大王那種必欲淩駕群倫、壹朝得勢便橫行無忌那種居心，已表白得淋漓盡致。十七歲的毛澤東就凸現這種強悍秉性，在以後的政治生涯中大刀闊斧地施以暴政也就不奇怪了。他的性格決定他的命運，他的命運決定民族的命運。中國的歷史至今是領袖的歷史。

　　1949年中共建國。在此之後，「毛主席萬歲」的口號比哪個專製皇帝都呼喊的多，從此，全國百姓就葡匐在毛的腳下。1958年他說，他是「馬克思加秦始皇」。並在中央全會上毫無掩飾地說，「我們超過秦始皇壹百倍」。秦始皇是歷史上公認的暴君，毛竟敢說「超越秦始皇壹百倍」，說明專製獨裁就是他的追求。在此之前的1957年他謀策了壹場殘酷的反右運動，對知識分子進行了壹場全殲性的整肅，使知識分子群體失聲，自由民主斷層。這年夏天，毛接見了上海文藝界人士時羅稷南向毛提出了壹個疑問：「要是今天魯迅還活著，他可能會怎樣？」毛思索片刻後認真地回答說：「以我的估計，（魯迅）要麽是關在牢裏還要寫，要麽他識大體不做聲。」 此言壹出，四座皆驚。我們知道，毛壹直推崇魯迅，多次說，「魯迅的心是與我相通的」。1937年，毛認為「魯迅在中國的價值，據我看要算是中國的第壹等聖人」。1940年又贊揚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是偉大的文學家，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是「空前的民族英雄」，「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其評價之高超過地球之三極！然而，曾被毛捧上了天的偉人當毛主宰了國家命運之後卻要把他拋入獄中！這典型不過地說明，在毛的極權統治下不允許有魯迅這樣的人發出不同的聲音。魯迅可以拿下，還有什麽人不能拿下！1964年12月，毛沖著劉少奇說：「妳有什麽了不起，我動壹個小指頭就可以把妳打倒！」任何人，不管妳是魯迅那樣的聖賢，不管妳是我幾十年的舊友，也不管妳為我毛澤東打江山立下了汗馬功勞的名臣，在我毛澤東面前，只能臣服，只能奉承，只能山呼萬歲。哪怕說半個「不」字，就叫妳下地獄！這壹切說明，毛的專製主義本性在坐定天下、獨攬大權之後，才有了充分的暴露。

　　什麽是「毛澤東主義」？

　　毛澤東要求以他的思想武裝全國人民的頭腦，可是，他的頭腦是用什麽思想武裝的呢？有壹本書，叫《毛澤東讀書筆記》（陳晉主編，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可以回答這個問題。

　　1952年，毛添置了壹部乾隆武英殿本的線裝本《二十四史》，共850冊，2249卷，約4000萬字。這部史書，毛生前不知反復看過多少遍，許多冊的封面和其他的壹些地方都磨破了，許多頁上還有毛閱看時留下的種種痕跡。外出時還要將其帶走。1964年5月壹次講話中，他說自己被書迷住了，要把《二十四史》讀完，現在正在讀南史、北史。直到1975年，毛已病魔纏身，寫字時手都有些顫抖了，可他還在認真地壹次次地閱讀這部史書。配合讀《二十四史》，毛還通讀《資治通鑒》、《續資治通鑒》、《綱鑒易知錄》和各朝代的《紀事本末》等史書。毛在讀史書時，對於他認為有意義的人物傳記，還經常送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彭真、彭德懷等中央領導同誌閱讀。可是，人們卻沒有發現毛澤東閱讀英、美、法、日等國近現代史的記錄，可以說，他對世界現代化是無知的，也不感興趣。甚至，「他對中國典籍的熟悉程度遠超過他對馬克思主義的熟悉程度。」毛說，1920年他成了馬克思主義者。那時他僅讀了三本書：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考茨基的《階級鬥爭》，柯卡普的《社會主義史》，可見對馬克思主義的了解是很貧乏的，只能說是個膚淺的馬克思主義者。戰爭年代毛無暇去研讀馬列的書。在延安相對安定時期，曾讀了些馬列著作，但二手貨多於原著，斯大林、列寧的又多於馬、恩的。而斯大林又多屬現代專製主義的東西。毛對馬克思主義的認知此時仍停留在膚淺的水平上。建國之後毛傾註讀中國史書，晚年表示「馬克思可讀的東西不多了」，實際是沒有興趣去讀馬克思的書了，還說馬克思的書「讀多了就會走向反面，成為書呆子，成為教條主義，修正主義。」（1964年2月）人們不禁要問：那麽，妳毛澤東醉心於讀中國古籍史書會成為什麽主義？毛澤東不是懷抱世界眼光，從世界現代化大趨勢中研究中國的未來走向，而是從浩如煙海的中國古書堆中汲取皇權專製主義的營養。他能把中國帶到何處？毛澤東說：「在中國歷史上，無論倡導黃老，還是尊孔孟，維持政權運作，都離不開申韓法家體製。」這是毛從1952年到1976年歷時二十四年用功讀史讀經的思想收獲之精辟概括。黃老、孔孟的壹套都是愚弄臣民的說教，禦臣馭民、統治天下還得靠法家、兵家，靠「郡縣製」、「秦政製」。所以他說：「我贊成秦始皇，不贊成孔夫子。」他在「反右」之後就公開亮出了皇權專製主義的旗號，聲稱我們超過秦始皇壹百倍，1973年又說「我也是秦始皇」。毛澤東就是現代的秦始皇，他維系的製度就是現代的「秦政製」，他的思想就是現代皇權專製主義。

　　當然，毛澤東更重要的壹副面孔，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前面已提到，毛對馬克思主義從來沒有下功夫認真系統的研讀，談不上對馬克思主義有什麽研究和造詣。所謂「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是「空城計」，壯壯膽而已。林彪在「《毛主席語錄》再版前言」中說：「毛澤東同誌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澤東同誌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壹個嶄新的階段。」這是對毛澤東別有用心的吹捧，是對國人的欺騙。但是，馬列主義中有兩條，壹條是階級鬥爭，壹條是無產階級專政，毛澤東是心領神會，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確實「提高到壹個嶄新的階段」。從這壹意義上看，毛澤東確實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將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武裝自己的頭腦，玩得爐火純青，全力地貫徹於他治黨治國的實踐，編寫了罄竹難書的悲壯的歷史劇，這是後人受之不盡的精神財富。

　　那麽，到底什麽思想武裝了毛澤東的頭腦？答曰：有皇權專製主義，有馬克思主義，看來是二元的。其實兩者是合二而壹的。核心是皇權專製主義，馬克思主義是旗號，是外衣，是策略，使皇權專製主義在推行中具有革命性、現代性、合法性。什麽是毛澤東思想？或者，什麽是「毛澤東主義」（這是近幾年在國內興起的「毛派」所推出的壹個新概念）？就是現代版本的皇權專製主義。

　　「封建主義」與「專製主義」是否可以通用？

　　學界有壹種傾向，認為不妨將「封建主義」替代「專製主義」概念。雖然這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但經半個多世紀，人們已習慣將封建主義當作落後、反動、同時也包含專製主義的因素的東西來加以鞭笞的，已約定俗成、積非成是了，因而沒有必要正本清源，重新啟用專製主義來解讀歷史與清除現實中的影響。

　　這恐怕不是壹種科學的態度。封建這壹概念在中外史上首先作為壹種製度而出現的，在現實中早無蹤跡，這同今天所泛指的「封建」已大相徑庭。當然，有的概念隨著歷史的變遷是會發生變化的，乃至演變成為表達另壹種新內容的概念了。但是，「封建」這壹概念不同。毛澤東在提出「反封建」這壹口號時，就沒有對「封建」這壹概念的內涵作出過明確的界定，他只是將地主階級作為封建主義的替身。這壹理論缺失以及對民主革命的貽誤筆者已有分析。我們應當抓緊彌補這壹重大過失。至於今天人們廣泛使用「封建」壹說，其內涵更為含混不清，大凡落後的、陳舊的、腐朽的、乃至反動的東西都將之以「封建」相稱，戴上「封建」這頂帽子。如封建思想，封建迷信，封建道德，封建專製，封建家庭，封建地主，封建買辦，等等。「封建」幾乎成了壹個口頭語，泛化了，其結果，對中國社會危害最大最烈的專製主義卻總是逃遁了人們的批判。主張使用「封建」說的壹個理由是，它已約定俗成，廣泛認同。請問：「約定」了什麽？是怎麽「約定」的？「封建」說的泛化與內涵的模糊，說明沒有約定什麽，只是隨意所用而已。學術界也沒有對「封建」、「封建主義」這壹廣泛使用的概念作出過推陳出新的界定。

　　專製皇朝的始祖與集大成者

　　當人們熱炒封建主義時，專製主義在壹邊偷著樂。專製主義聲明，我們倆是兩個不同時代的產物，其內容、形式以及歷史後果完全不同，兩者是不可通融的。作為專製皇朝始祖的秦政製有以下三個特點：第壹，專製主義首先是壹種政治製度，是集權製或中央集權製。這是壹個金字塔式的權力結構：地方的權力由中央授予，中央的權力由皇帝授予，帝王是各種權力的源泉。第二，有壹個至高無上的皇帝，他是這壹製度的核心。皇帝總攬立法、行政、司法之大權，又操控群臣百姓生、殺、富、貴、貧、賤「六柄」之權。皇帝終身主政履職，其權力在家族內傳承。第三，君師合壹加政教合壹為皇帝統治術的法寶。皇帝要享有至高、至貴、至尊、至重、至隆的地位，除獨攬大權，還必須在精神與心靈上征服群臣百姓。皇帝集權力與信仰於壹身，他是萬眾之神靈，是專供子民們呼喊「萬歲」的偶像。這樣的社會，百姓是可以任意驅使的工具。他們只有義務而無任何權利，帝皇與臣僚們則享有不受約束的權力而不承擔任何義務。請問，中國人背負專製主義如此沈重的歷史包袱可以借批封建主義加以清除嗎？新民主主義革命反對封建主義反了三十幾年，反出了什麽結果呢？反出了壹個毛澤東的專製皇朝。毛澤東說：「歷代皆行秦政製」。譚嗣同也說：「兩千年來之政，秦政也」。兩人似乎表述了同壹個意思，其實寓意相反。譚接著說了四個字：「皆大盜也」。57 而毛的後續詞是：「勸君莫罵秦始皇，焚書坑儒要商量」……毛澤東是秦政製的繼承者，而且大有創新發展。毛澤東集領袖、教父與國師三位壹體。他控製著黨國大權，是最高權力的代表。他排斥壹切宗教信仰，是億萬民眾無限忠誠、無限熱愛、無限信仰、無限崇拜的「大救星」。他壟斷真理，裁定是非，人民在他的片言只語的「最高指示」中明確前進的方向，他的話，「壹句頂壹萬句」，「是威力無比的精神原子彈」。毛澤東是「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林彪語）。歷代帝王有哪壹個能像毛澤東那樣可以使乾坤倒轉，按照他的主觀意誌塗寫歷史！任何人的統治，只要不是毛澤東，當代中國至少不會大難不斷，毛禍遍於國中。毛的極權是中國專製主義的最高最後階段，是專製主義的集大成者。

　　中國是否已成為先進國家？

　　最近我讀到李揚帆的壹篇文章，題目是「中國近代之敗，實為意識之敗」。近代中國為什麽總是吃虧倒黴？不能只怪別人，是自家的專製主義在作祟。日本明治維新時期有壹位啟蒙思想家叫福澤諭吉，他在1875年所著的《文明論概略》中就明確地論述了中日文明的差異。可中國人在此書出版130多年（即2005年）後還在不停地暗示中日文明同源同種。福澤認為中國人在傳統上「自秦始皇杜絕了爭論的根源以後」，從此實行了專製政治，歷朝歷代，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本質上並未改變，仍然是以至尊的地位、最高的權力集中於壹身而支配著社會。在日本並非把自尊和自強兩種要素都集中在最高權力壹身的國度，「至尊未必至強，至強未必至尊」，「任何壹種思想都不能壟斷，既然不能壟斷，這時自然要產生壹種自由的風氣。這與中國人擁戴絕對的專製君主，深信君主為至尊至強的傳統觀念相比，是逥然不同的。」福澤諭吉的結論是：「中國如果不經過壹番變革就不可能達到日本這樣的程度。在汲取西洋文明方面，可以說，日本是比中國容易的。」 十年後，福澤又提出著名的「脫亞倫」，積極倡導放棄中華思想和儒教精神，吸取西洋文明，與鄰邦「脫離其行伍，而與西洋各文明國家共進退」。反觀中國，主導國人的壹直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訓誡，排斥、乃至敵視西洋文明，躺在數千年的文化溫床中不能起身。

　　這個數千年的文化溫床中的文化基因是專製主義，而不是封建主義。這個衰老的專製主義為了應對西方文明的沖擊，「不能起身」也得起身。至2008年年底，它在全球78個國家和地區已開辦249所孔子學院，在世界範圍內建築應對西方文明的「防火墻」。在國內，近幾年興起了「國學熱」，壹些論者提出光復儒學以振興華夏，實現中國特色的現代化。以儒學為代表的傳統文化結盟原教旨馬克思主義，大有向力主自由民主的憲政主義展開壹場文化圍剿之勢。這都說明，要清除專製主義傳統，實現民主轉軌，中國人還有壹段艱苦的路程要走。

　　四 關於「反對官僚資本主義」

　　官僚資本：壹個含混的概念

　　「官僚資本主義」這壹概念最早在中共的文件中出現是毛澤東的《論聯合政府》（1945）。他說：「官僚資本主義」「亦即大地主、大銀行家、大買辦的資本，壟斷中國的主要經濟命脈，而殘酷地壓迫農民、壓迫工人，壓迫小資產階級和自由資產階級。」

　　1946年陳伯達在《中國四大家族》壹書中提出了「四大家族官僚資本」的概念。他認為，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陳果夫和陳立夫這中國的四大家族利用政治的強製方法，通過掠奪農民及其他小生產者、壓迫民族工業，逐漸形成了對金融、商業、工業、農業、文化業的獨占資本，這些資本，據陳初步估算，至少在200億美元左右。陳還認為四大家族官僚資本是封建的、買辦的資本，他們對於中中交農（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農業銀行）四大銀行在資本上的獨占，是官僚資本最高、最集中的發展。四大家族的經濟獨占是反人民反革命的軍事活動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它摧殘了生產力的發展，是完全腐朽寄生的獨占。

　　1947年12月，毛澤東在《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中有了更明確的闡述。他說：「蔣宋孔陳四大家族，在他們當權的二十年中，已經集中了價值達壹百萬萬至二百萬萬美元的巨大財產，壟斷了全國的經濟命脈。這個壟斷資本，和國家政權結合在壹起，成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這個壟斷資本主義，是「買辦的封建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任務，除了取消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特權外，在國內，就是要消滅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大資產階級）的剝削和壓迫，改變買辦的封建的生產關系，解放被束縛的生產力。」這就是官僚資產階級成為「三座大山」之壹的由來。

　　以四大家族為代表的官僚資產階級也是國民黨政權的核心人物，共產黨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推翻國民黨政權；隨著革命的勝利，他們在大陸所擁有的財產也勢必隨之沒收，因此將他們作為另壹個新的革命對象，似乎沒有多少的實際意義，只是為我們沒收官僚資本提供了政策上的依據。

　　但是，這個「依據」是有缺陷的。

　　最明顯的缺陷是：四大家族所擁有的巨大資本是否都是他們家族的私人資本？還是其中壹部分是國家資本，壹部分是他們的私人資本？也就是說，是否應當將四大家族資本區分為國家資本和私人資本兩個部分？

　　毛澤東和陳伯達都回避了這個問題，相反，在他們的闡述中有意無意的都將之歸結為私人所有的資本。毛澤東說，官僚資本「亦即大地主、大銀行家、大買辦的資本」。陳伯達說，四大家族的資本是對金融、商業、工業、農業、文化業的「獨占資本」。筆者認為，「官僚資本」應當是官僚私人所有的資本，而四大家族作為政權機構的核心人物，他們所經營、所控製的資本不能認為全部是他們的私人資本。遺憾的是，從官僚資本這壹概念的提出直到1980年代的四十多年中，壹直因循舊說，將聚集於官僚們手下的資本都誤認為是他們的私人資本。

　　官僚資本與國家資本

　　早在1942年，王亞南在《中國經濟原論》壹書的附論四「中國官僚資本之理論的分析」中指出了中國官僚資本的三種形態：第壹種，是官僚本身所有的資本；第二種，是官僚使用的國家資本；第三種，是官僚可以控製、製約的民間私人資本。三種資本所有權性質不同。但是，後兩種資本，由於官僚權力的滲入，能使官僚所有的資本「迅速擴大起來」，如果沒有後兩個資本形態，「第壹個資本形態，也許根本不易產生，即使產生，也恐怕難得形成為官僚資本」。因此，「這三者相互的依存性和融通性，是官僚資本所以形成為官僚資本的具體內容和條件」。王亞南對當時中國官僚資本的分析十分精辟和到位，可惜他的卓見並未為毛澤東和陳伯達所吸取，在以後的數十年中，社會上流傳的無不是秉持毛陳之說，王亞南的精辟分析壹直被埋沒。

　　直到上世紀九十年代，壹些學者對官僚資本的研究才突破舊說。最主要的是將「國家資本」從「官僚資本」中剝離出來，這樣，有三種形態的資本：國家資本，官僚資本，壹般的私人資本。官僚資本與國家資本所有者主體不同，但官僚資本是官僚們借嫁權力將國家資本融化為官僚私人所有而獲得畸形發展的資本。因此，認識官僚資本的消極作用恐怕首先應當認識產生官僚資本這壹體製上的原因。這壹思路，對於認識國民黨時代的官僚資本至關重要，對於認識今天中國社會的權貴資本也很有現實意義。官僚資本可以沒收，但是產生官僚資本的權力體製如果依然存在，那麽，這種資本形態仍有生長的土壤。所以，有的論者提出了官僚資本對於民國政府的失敗到底應該承擔多大責任的問題。認為應將研究重心放在分析民國政治體製的缺陷上，深入探討舊體製與官僚資本形成的關系，分析私人資本是怎樣利用政治體製的漏洞來謀取私利的。

　　「四大家族」的資本有幾多？

　　在將官僚資本與國家資本作了區分之後，人們關心的是，四大家族的私有資產到底有多少呢？到目前為止，雖尚不能提出準確的數字，但已作了盡可能客觀的評估。陳伯達的200億美元說和毛澤東的100萬萬至200萬萬美元說顯然缺乏科學的和事實的依據。

　　學者們認為四大家族中應將宋、孔與蔣、陳加以區別。宋、孔兩大家族是當時中國最顯赫的豪門資本，依仗官方關系，利用時局大發其洋財，這在抗戰期間乃至戰後都是國人皆知的「秘密」。2005年以來，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逐步公開了四大家族的「絕密檔案」。經核實，1940年左右宋子文的財產為200萬美元。到1971年宋去世時，加上房產等變賣總資產為800萬美元，扣除200多萬美元稅款後，宋遺留給夫人張樂怡的遺產為500多萬美元。另外，到目前為止，無論是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臺灣的檔案機構以及胡佛研究所的宋子文檔案中，均無發現大家所公認的足以證明宋子文「貪汙」的證據。

　　另壹個豪門孔祥熙有多少私有資產呢？李茂盛對孔祥熙的自有資產進行了考察，對孔氏家族在工業、商業、金融業、文化業的資本作了估算，認為原來盛傳的孔家約有40億美元資產的說法是大大誇大了，孔氏家族實際所擁有的資產約為50—100萬美元。 這是李茂盛在1990年初期提供的數據，確切的數字尚待檔案公開後核定。

　　至於將蔣介石、陳果夫與陳立夫列為「四大家族」是壹種硬湊。資料顯示，蔣介石本人名下沒有什麽企業。宋美齡與美國陳納德合辦的中美實業公司是壹家宋美齡入股的中美合資企業。2003年宋美齡去世遺產只有12萬美元，在臺灣、紐約均無房產。1927年在上海與蔣介石結婚時的壹處住房是結婚陪嫁。陳果夫、陳立夫兄弟倆為蔣介石操持國民黨黨務，壹生清廉。陳果夫1949年去臺灣後不久患肺結核，因無錢治療，導致病情難以控製，後雖得蔣介石特批5000銀元接濟，但對病魔已無濟於事，於1951年8月去世，終年只有60歲。陳立夫1950年初去了美國，辦了壹個小型養雞場，與妻子過著清苦恬淡的田園生活。1967年返臺定居，讀書自娛，不問政治。晚年積極提倡「中國文化統壹中國」，至2001年去世，享年101歲。這都說明，二陳從政時是政治官僚，而不是亦官亦商的官僚資本，出政後過著平民化生活。將他們列入「四大家族」是出於政治宣傳需要的拼湊。歷史學家唐德剛亦說，陳立夫作為「四大家族」「不夠資格」。

　　國家壟斷資本：市場經濟的天敵

　　除了官僚的和民間的私有資本和私有資產外，就是國家資本和國家資產了（資本和資產的區別在於，資本是經營過程中增值的資產，即能帶來利潤的資產）。民國政府所擁有的資本，如同毛澤東和陳伯達所說的，具有壟斷性、買辦性、腐朽性，以及對社會民眾的掠奪性的特點，因此成為革命的對象。其實，現代國家都占有壹定的資本，問題在於所占有資本的多少以及資本的功能而已，或者說，國家資本在社會總資本中所占的比例以及這壹資本所產生的效益（包括利潤）在社會各種需要之間的分配問題。如果革命否定了民國政府的國有資本，卻以社會主義的名義建立了壟斷程度更高的國有資本，並將所產生的利潤等效益優先滿足少數權貴的需要，對此應作何評價？能否認為，國民黨政府的國有資本具有壟斷性、腐朽性和掠奪性的特點，而共產黨政府的國有資本不再具有這些特性？相反，它能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實現民富國強的目標？如果放眼世界，考察資本主義三百年的發展史（其中包括七、八十年的民主社會主義發展史），以及列寧——斯大林式的社會主義發展史，我們發現，任何國家壟斷，不論是何種名義何種性質的國家壟斷，都會有損於國家經濟的繁榮和人民的幸福。所以，國有資本不可無，但決不能壟斷社會資源、社會財富和社會的經濟生活。經過公有化實踐的中國人不能不承認這壹真理，以此可以預見到至今仍是龐大的國有企業體系的歸宿。

　　壟斷性是國有資本各種弊病的總根源，其弊病也遠不止毛和陳所說的那壹些。國家資本對國民經濟的壟斷勢必擠壓民間資本，使民間資本失去自由發展的空間。民國政府時期中國的民族資本受到國家資本和外來資本的雙重擠壓，生存維艱。這種經濟結構又使中國的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趨向萎縮。1949年後沒收了官僚資本（國家資本）之後不久，索性也消滅了壹切民間的私人資本，形成了國家資本即公有製經濟的壹統天下，其壟斷性和官僚性達到了極端，也就是說，消滅了壹種壟斷性和官僚性經濟，卻出現了徹底的壟斷性和全面的官僚性經濟，雖然其性質稱之為「社會主義」的，但結出的果子卻是酸酸的。

　　這種壟斷性的國家資本（國有企業）其內部機理帶有天然的病竈，那就是低效益、高消耗，產出少，投入卻多多。其深層的原因是資本的所有者、收益者與經營者不是同壹個主體。我們可以不說這是國家資本的腐朽性，但可以說，這是壹切國有資本與生俱來的弊端。沒收了官僚資本（國家資本），推翻了這座大山，使資本為勞動人民的國家所有，這壹弊端是否就此消失？至少在壹個不短的時期內人們對這壹問題的認識比較天真。無情的現實才使人們有了比較清醒的認識。但至今仍有壹些人膚淺地認為，只要通過改革可以克服這壹弊病。改革可能會收到壹些效果，但它不可能根除這壹弊病。因此，出路只能是國家資本（國有企業）這個龐大的身軀不斷瘦身從而減輕這個弊病對社會的不利影響。既然當年把民國政府的國家資本當作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壹座大山，那麽，按照上面的分析，從邏輯上講今天這座大山不但依然存在，而且更為巨大了。如果說，當年的官僚資本僅只「四大家族」（其中蔣、陳兩家還是不夠格的）而已，那麽中國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所出現的權貴資本已遍地開花，孽生於大江南北，其資本數額之巨大是當年宋、孔資本的千倍、萬倍，乃至幾萬倍。此說有何根據呢？根據之壹是，2007年5月，波斯頓咨詢公司發布的《2006全球財富報告》指出，在中國，0.4%（約150萬）的家庭占有70%的國民財富（只含存款、股票等資產，不含灰色收入）。根據之二是，據國務院研究室、中央黨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國社科院等部門聯合完成的調查報告的數據，截止2006年3月底，中國內地私人擁有財產（不含在境外的資產）超過5000萬元以上的有27310人。超過壹億元的有3220人。在超過壹億元以上的富豪中，有2932人是高幹子女，他們占據了億元富豪人數的91%，擁有20450余億元。其資產來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權力資本。如果說，改革之前是權力的集中，那麽，經過三十年的改革在權力集中的基礎上又增加了壹個財富的集中。現行體製就是沈重地背負著這「兩個集中」在十分艱難地高代價地運行著。「兩個集中」的現實說明，中共已成了權貴性質的政黨。指望它進行政治改革和經濟改革是越來越困難了！如果說，國民黨的官僚資本是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壹座大山，那麽，如今共產黨的權貴資本壓在中國人頭上的該是壹座何等巨大的大山啊！

　　五 對「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質疑

　　1949年10月1日的慶國大典上，當毛澤東和中共領導人登上天安門城樓時，萬眾歡呼，禮炮轟鳴，「毛主席萬歲」的口號聲響徹雲霄，人民沈浸在無比自豪的激情之中。這個時刻標誌著中國從此告別了專製與貧窮，走向民主與富強。如同胡風的頌詩：「時間開始了！」然而，人們的這壹感受和期盼與以後的現實迅速拉開了距離。革命所帶給社會的遠非人們的想象，真可說是悲出望外。壹個個政治運動縱橫疊加，壹場場災難橫空出世，壹次次迫害從天而降……往事不堪回首。1949—2009，壹個甲子年了，中國雖有大變，執政者的治國理念也有所調整，然傷痛未曾癒合，專製政體依舊。人民要追問的是：這是壹場什麽樣的革命？

　　何謂「革命」？

　　革命有狹義與廣義之分。廣義的革命是指整個社會的重建，它要經過多種形式的革命，如思想文化革命，政治革命，經濟革命（產業革命、產權革命），社會革命，科技革命等。狹義革命僅指政治革命。我們要討論的限於政治革命。

　　毛澤東說：「革命的中心任務和最高形式是武裝奪取政權，是戰爭解決問題。」 列寧也說過相似的話：「政權問題是壹切革命的根本問題。」這裏，對革命提出的定義，僅包括兩個要點：壹是暴力，二是政權。前者是手段，後者是目的。但是，這樣的革命我們無法將它與各種政變相區別，也無法與中國歷史上歷次農民起義相區別。或者說，按照這個革命的定義，「政變」和「造反」都可將之納入「革命」的範疇了。

　　革命是人類進入近代以來所發生的事。在中國古代，各國征戰，大小帝國興衰，奴隸、農民造反，王朝更叠，社會發生劇烈的動蕩，但史學家們從未稱它們為革命。中國公元前221年建立了秦帝國，是中華文明史上的劃時代事件，但史家也不稱它為革命。革命之所以在近代發生，因為社會的生產方式和政治製度 發生了深刻的變革。

　　隨著自由資本主義的興起，人類社會由農業文明邁向工業文明。這是社會的重建。適應這壹客觀需要，社會各領域發生了壹系列的深刻變革，其中十分重要的環節是政治革命。從荷蘭 、英國、美國、法國，近代政治革命相繼發生，其任務是以立憲民主取代君主專製，即政治製度的更新換代。這樣的革命，在中國也曾發生過，那就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所以，是否是革命，應當看其是否以確立新的政治製度和新的價值觀作為革命的目標；這個新製度和新價值觀就是自由民主主義。這樣說來，暴力與政權的易主，不壹定是革命。它可能是革命，也可能是政變或復辟。暴力和政權的獲得都只是革命的手段，不應當是革命的目的。壹個新製度取代舊製度，即使沒有采用暴力或很少采用暴力，它也是革命。法國1789年推翻波旁王朝是革命，英國1688年國王易人也是革命，而且史稱「光榮革命」。中國1911年推翻滿清皇朝，結束兩千余年的帝皇專製，建立亞洲第壹個共和國，是中國近代史上壹次真正的革命。

　　20世紀初梁啟超與孫中山在日本就革命路徑進行了長達兩年的爭論。回顧這場爭論頗有意義。梁啟超認為：「政治革命者，革專製而成立憲之謂也」。革命不等於奪權，而在於立憲。孫中山及其追隨者在立憲的目標上是壹致的，但首先要革命，要奪權，才能革專製而成立憲。梁任公則擔心，「革命之後，暴民政治最易發生」。革命後的共和，恐怕不是立憲，而是專製，即「共和專製」。因此，梁啟超闡釋他的政治革命觀：「無論為君主立憲，為共和立憲，皆謂之政治革命。若不能得立憲，無論其朝廷及政府之基礎發生若何變動，而或因仍君主專製，或變為共和專製，皆不得謂之政治革命。」整個20世紀可以說是革命的世紀，卻未給中國帶來立憲的成功。梁啟超對革命的見解，至今仍具現實意義。

　　余英時在論述「民主革命」時提出了「積極的反革命」這個概念，很可體味。他說，反革命勢力可分成兩部分：「壹部分是積極的新興的反革命勢力；另壹部分則是消極的落後的反革命勢力。前者是極權主義，後者分散在所有落後國家中的腐舊的專製統治階層。」他說，積極的反革命勢力壹方面固然是反對民主的革命力量的，但另壹方面又是腐舊的反革命統治階層的死敵。所以如果就極權主義與腐舊的統治階層而言前者確實是「革命的」，盡管這兩者在整個歷史大趨勢中都只是反動逆流。正因為如此，「我們細察極權主義運動的成長，便可發覺它正是靠反腐舊的專製統治階層起家的。」積極的反革命勢力「是最善於運用社會上的革命心理的。譬如東方的廣大人民都痛恨腐舊的專製統治階層，於是極權主義者便以反腐舊統治者的『革命』號召群眾。因此，不僅大多數不滿現狀的人民群眾擁護它，許多缺乏真知灼見的民主自由分子也跟著它走。」但是我們必須明白，「極權主義的反專製與民主主義的反專製本質上卻是背道而馳的。」顯然，余英時的這些論述是以豐富的歷史事實作為背景的。

　　余英時所提出的「積極的反革命」這個概念為我們考察20世紀中國所發生的革命提供了壹種方法。

　　所以，革命是要檢驗的。檢驗革命的標準就看其是否建立了以自由民主價值觀為底蘊的民主立憲製度。雖然革命的最終目的是為了推進社會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進步，增進人民的福祉，從這壹意義上說，製度還不是革命的終極目的；但幾個世紀以來的世界史證明，只有民主立憲製度才能有效地促進社會進步與人民的幸福。

　　要檢驗革命，還要排除那些不屬於革命的東西。比如，暴力與政權的易主。雖然在革命的進程中往往出現暴力與政權易主的此類現象，但政變和歷史上的奴隸、農民起義也伴隨這類現象，因此，它不能作為革命的本質特征。再比如，以推翻腐朽政權為目的的行動，是否壹定就是革命呢？或者說，將腐朽政權作為革命對象的社會運動（有的是暴亂）是否就能認為壹定是革命呢？而且，由於這種社會運動容易得到民眾的廣泛支持因此往往壹時間成為響當當的革命。再比如，革命是否可憑革命者的宣言和承諾呢？歷史上的農民起義和近代所發生的革命，為了取得民眾支持，都會提出壹些迎合民眾需要的口號，宣稱自己是如何地為了人民的翻身解放，人民因此蜂擁似地擁護這個革命。

　　由此看來，檢驗革命是壹件復雜的事。我們可以提出壹些原則性的東西。第壹，檢驗革命的標準是獲得政權之後所建立的政治製度——是民主立憲還是變種的專製製度。第二，檢驗革命的主體是人民，而不是掌握國家政權的統治者。第三，檢驗革命的壹個必要條件是時間，甚至要有壹個歷史過程，才能對其真假革命作出客觀的判斷。這是筆者提出的檢驗革命的三原則。

　　檢驗革命需要時間，因為革命之真假，革命會給社會帶來什麽，——是民主還是專製，是福音還是災難，是推進社會文明還是導致社會失倫，在革命過程中盡不可預知，壹切要待革命成功之後才可以有答案；這個答案是通過新權貴的所作所為和種種歷史事件才得以逐漸彰顯。檢驗革命需要時間還因為，革命黨人總是向人民宣傳革命所要推翻的政權是如何的腐朽，革命所要實行的主義是如何地符合人民的利益，革命之後的社會是如何之美好等等。這樣，人們不但同情與擁護革命，而且信仰了革命的主義，願為實現這個主義去獻身，（所謂「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成了革命黨人的忠實信徒，把壹切交給了黨（包括生命與靈魂），許多人因此失去了獨立思考和判斷是非的能力。即使黨早已放棄了原先的宗旨，背叛了革命時期的承諾，他們仍與黨保持著「統壹」，維護黨的威信，成了黨的工具。他們之中即使有所醒悟，也差不多已步入了人生的晚年。可見，人們要對真假革命有壹個客觀清醒的認識是很需要壹個過程的。

　　毛式革命——去民主主義與專製皇朝的復辟

　　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以及他所領導的革命，前者是理論，後者是實踐，這兩方面的功過是非，最終要集中到革命之後以建立起什麽樣的製度這個結果加以評判。既然這壹革命是民主主義的，而且還是「新」的，那麽革命的結果合乎邏輯地應當建立民主立憲製度。遺憾的是，革命後的歷史事實證實，這個稱為新民主主義革命所結出的卻是去民主主義的專製主義果實。

　　雖然毛在《新民主主義論》以及其他的著述和談話中也表示贊賞民主、唾棄專製。如1945年7月黃炎培等人訪問延安時毛與黃在窯洞中的壹席對話，表示中共執政後將實行民主，讓人民來監督政府（註意這個「讓」字，它意味著人民能否監督，如何監督，主動權操在「讓人民來監督者」之手。中國大陸的監督體製至今如此），就不會人亡政息，就可以跳出「其興也悖」，「其亡也忽」的周期率。同年8月毛赴重慶與蔣介石談判和平建國，期間接受路透社記者甘貝爾時又說：「自由民主的中國將是這樣壹個國家，它的各級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是由普遍、平等、無記名的選舉所產生，並向選舉他們的人民負責。它將實現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則與羅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將保證國家的獨立、團結、統壹以及與各民主強國的合作。」

　　需要註意的是，毛贊賞民主的言論只是在特殊場合的偶爾拋擲，可不是他的常用語，更不是他的核心詞匯。毛在特殊場合表示對民主的喜好，乃出於政治鬥爭的需要。當時中共尚未奪取政權，要取悅於民與取得國際輿論的好評，需打扮自己的形象，說壹些言不由衷的話。有壹個例子，極能說明這壹點。1999年書壇上冒出了壹本書：《歷史的先聲——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笑蜀編，汕頭大學出版社）。可此書剛問世，中共就下了禁令，在書市上消匿了。當局為什麽要封殺它呢？原來，讀者從這本書中可以知道，1940至1944年中共的領導人及宣傳家是如何地提倡在中國實行民主、結束國民黨的「壹黨專政」的。如1944年毛澤東與美國謝偉思（謝時任中印緬戰區司令官兼蔣介石參謀長史迪威將軍的政治顧問）等人的談話時說：「每壹個在中國的美國士兵都應當成為民主的活廣告。」中美兩國「從根本上來說都是主張民主、尊重個人的。」說「中國人民是了解民主和需要民主的，並不需要什麽長期體驗、教育或『訓政』。」劉少奇早在1940年就說，壹黨專政「這是國民黨最大的錯誤，這是最違背民意與違反法律的。」並駁斥那種認為「共產黨要奪取政權，要建立共產黨的『壹黨專政』。這是壹種惡毒的造謠與汙蔑。」「共產黨除了人民的利益與目的外，沒有其他的利益與目的。」如此言論，等等等等。可中共得了天下，是怎樣收拾人心的呢？今天的中國人如果讀了這本書是否會有這樣的感慨：共產黨豈非是謊言黨。

　　是如何之美好等等。這樣，人們不但同情與擁護革命，而且信仰了革命的主義，願為實現這個主義去獻身，（所謂「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成了革命黨人的忠實信徒，把壹切交給了黨（包括生命與靈魂），許多人因此失去了獨立思考和判斷是非的能力。即使黨早已放棄了原先的宗旨，背叛了革命時期的承諾，他們仍與黨保持著「統壹」，維護黨的威信，成了黨的工具。他們之中即使有所醒悟，也差不多已步入了人生的晚年。可見，人們要對真假革命有壹個客觀清醒的認識是很需要壹個過程的。

　　毛澤東的革命——去民主主義與專製皇朝的復辟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以及他所領導的革命，前者是理論，後者是實踐，這兩方面的功過是非，最終要集中到革命之後以建立起什麽樣的製度這個結果加以評判。既然這壹革命是民主主義的，而且還是「新」的，那麽革命的結果合乎邏輯地應當建立民主立憲製度。遺憾的是，革命後的歷史事實證實，這個稱為新民主主義革命所結出的卻是去民主主義的專製主義果實。

　　雖然毛在《新民主主義論》以及其他的著述和談話中也表示贊賞民主、唾棄專製。如1945年7月黃炎培等人訪問延安時毛與黃在窯洞中的壹席對話，表示中共執政後將實行民主，讓人民來監督政府（註意這個「讓」字，它意味著人民能否監督，如何監督，主動權操在「讓人民來監督者」之手。中國大陸的監督體製至今如此），就不會人亡政息，就可以跳出「其興也悖」，「其亡也忽」的周期率。同年8月毛赴重慶與蔣介石談判和平建國，期間接受路透社記者甘貝爾時又說：「自由民主的中國將是這樣壹個國家，它的各級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是由普遍、平等、無記名的選舉所產生，並向選舉他們的人民負責。它將實現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則與羅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將保證國家的獨立、團結、統壹以及與各民主強國的合作。」

　　需要註意的是，毛贊賞民主的言論只是在特殊場合的偶爾拋擲，可不是他的常用語，更不是他的核心詞匯。毛在特殊場合表示對民主的喜好，乃出於政治鬥爭的需要。當時中共尚未奪取政權，要取悅於民與取得國際輿論的好評，需打扮自己的形象，說壹些言不由衷的話。有壹個例子，極能說明這壹點。1999年書壇上冒出了壹本書：《歷史的先聲——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笑蜀編，汕頭大學出版社）。可此書剛問世，中共就下了禁令，在書市上消匿了。當局為什麽要封殺它呢？原來，讀者從這本書中可以知道，1940至1944年中共的領導人及宣傳家是如何地提倡在中國實行民主、結束國民黨的「壹黨專政」的。如1944年毛澤東與美國謝偉思（謝時任中印緬戰區司令官兼蔣介石參謀長史迪威將軍的政治顧問）等人的談話時說：「每壹個在中國的美國士兵都應當成為民主的活廣告。」中美兩國「從根本上來說都是主張民主、尊重個人的。」說「中國人民是了解民主和需要民主的，並不需要什麽長期體驗、教育或『訓政』。」劉少奇早在1940年就說，壹黨專政「這是國民黨最大的錯誤，這是最違背民意與違反法律的。」並駁斥那種認為「共產黨要奪取政權，要建立共產黨的『壹黨專政』。這是壹種惡毒的造謠與汙蔑。」「共產黨除了人民的利益與目的外，沒有其他的利益與目的。」如此言論，等等等等。可中共得了天下，是怎樣收拾人心的呢？今天的中國人如果讀了這本書是否會有這樣的感慨：共產黨豈非是謊言黨。

　　從毛的思想與人生歷程來看，他壹直未曾接受自由、民主這些普世價值觀。年輕時他信過無政府主義與空想社會主義。五四運動之後他信了馬列，找到了幾件法寶：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民主集中製，社會主義。他活動的舞臺局限於中國，不像孫中山那樣，到日本、西歐、美國以及東南亞等地進行考察、研究，汲取先進文化與現代性營養，因而思想前衛，眼光開闊。毛在奪得政權前夕，即對西方民主反口。他說：「就是這樣，西方資產階級文明，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在中國人民的心目中（應當是說「在毛的心目中」——筆者）壹齊破了產。」 毛依傍蘇聯，走俄國人的路。當斯大林的暴行在蘇共二十大被揭露之後，他很不高興。他挺身而出，與蘇共唱反調，捍衛斯大林，指控蘇共第壹個改革者赫魯曉夫是現代修正主義，大張旗鼓地加以聲討。他竟以身試法，仿效斯大林提倡個人崇拜，說「不崇拜不得了」；從此，個人專製、極權主義之邪氣日益猖獗，終使黨國陷入絕境！當臺灣當局於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放棄壹黨專政體製二十多年之後，現今大陸卻仍堅守壹黨專政固若金湯，嚴厲封殺言論自由，大力打壓異議人士。筆者寫此段文字時，正發生了壹件令世界驚愕的事件，即2009年聖誕之日中共當局竟判處《零八憲章》的起草人劉曉波博士十壹年重刑。此事激起全世界輿論的同聲譴責！劉曉波在法庭上說：「希望我是最後壹個因言獲罪的人。」

　　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結出了去民主主義與反民主主義之果，反證了這場革命不是什麽民主主義的革命，只能算是假民主主義革命。已經有愈來愈多的人提出了這樣的問題：假使沒有這場革命或這場革命沒有取得勝利，中國會上演那麽多的鬧劇、悲劇嗎？專製主義會升級換代嗎？人民會遭受那麽多的苦難嗎？

　　20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共壹直批評蔣介石實行「壹個領袖、壹個政黨、壹個主義」的獨裁統治。現在，我們要問，難道中共在奪取大陸政權後不是也實行「壹個領袖、壹個政黨、壹個主義」的獨裁統治嗎？所以，中共的政權取代國民黨政權，不過是用共產黨的極權專製取代了國民黨的極權專製而已。問題更在於，共產黨的極權專製比國民黨的極權專製更為無道與野蠻，其歷史後果更為慘烈。如果我們將蔣介石與毛澤東、國民黨與共產黨、三民主義與社會主義（毛式空想、專製社會主義）進行壹番實事求是的比較，壹定能有力證明上述的結論。就蔣介石與毛澤東而言，筆者認為，無數的客觀事實可以證明，蔣介石是壹個正面的歷史人物，而毛澤東只能是壹個反面的歷史人物（應屬希特勒、斯大林、波爾布特、薩達姆之流）。這是壹個值得研究的大課題，相信不久就會有這方面的專論問世。

　　毛的革命何以有功？功在哪裏？難道革了國民黨政權的命，建立了比國民黨更專製、更獨裁的極權統治，是有功嗎？直至今日，中國人要獲得言論自由，結社自由與人權保障，由極權體製轉向民主憲政障礙重重，其根源難道不是因為毛種下了極權體製的禍根嗎？極權體製下深得蔭庇的權貴階層怎容人們對極權體製進行傷筋動骨的改革呢？

　　這裏涉及到壹個重要問題，即對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大批懷抱理想的知識分子作出投奔中共的人生選擇應作何評價？如果根據中共在建國之後的所作所為，作出當時的這種選擇是錯誤的評價，這不是歷史主義的科學態度。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唾棄專製腐敗的國民黨，寄希望於中共將中國引向民主憲政，乃人心所望，情理所歸。中共在奪取國家政權後，反口轉臉，背棄初衷，復歸專製，使國人大所失望，這帳只能記在中共主宰者的頭上。現在，這批國之良士已步入耄耋之年，其中不少老者成了「兩頭真」（青年時代真誠地信仰主義，擁護中共，投身革命；中共立國後，在持續的政治運動中，在國家的挫折和自身的不幸中感到迷茫和困惑；到了晚年，通過反思，走出困惑，皈依普世價值，又重歸真誠）人物。八十年代以來，在批判毛澤東的專製主義同時，亦反省自身，引來人們的尊敬。

極權中國的社會意識形態的本質

作者 杜光 寫於 二零一三年



文化體製改革和社會體製改革的迷思

三中全會通過的《決定》發布後，海內外評論如潮，各抒所見。有的認為《決定》60條囊括了全面深化改革必須面對的所有問題，回應了民眾的呼求，滿足了社會的期待，具有劃時代的歷史意義；有的認為《決定》通篇都是嘩眾取寵的諾言，歸根到底是為了鞏固一黨專政的專製統治，不值得重視。我認為這兩種截然不同的評價都過於極端，但也各有合理的成分。

《決定》提出的改革方案，其中確實有許多是廣大民眾熱切期盼已久的，如完善市場體系、轉變政府職能、健全人大機製、司法相對獨立、廢除勞教、允生二胎、土地流轉、放寬戶籍等等，都是社會上呼籲多年、切望改革的問題，不能說通篇都是嘩眾取寵。但《決定》60條是否都能貫徹，貫徹的程度如何，卻取決於改革的目標。就這一點來說，後一種評價不無道理。

（一）總目標的迷思

《決定》規定，「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製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什麽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製度」呢？近幾年報刊上對這個問題的論述不少，眾說紛紜，但都有一條共同認可、而且放在首位的特征，那就是黨的領導。但這個命題是經不起認真分析的。所謂黨的領導，按照中共十三大的論定，實現黨政分開後的黨的領導，是政治領導，「即政治原則、政治方向、重大決策的領導和向國家政權機關推薦重要幹部。」而迄今為止我們一以貫之的，則是黨政不分、以黨代政、黨高於政的領導，也就是一黨專政的領導，就其本質來說，是專製主義的統治。它同社會主義背道而馳，怎麽能說是社會主義製度呢？如果要強調「中國特色」的話，是否可以這樣理解：由於中國有著幾千年的封建專製主義的深厚傳統，它浸染了整個社會的每個角落，每個成員，無所不及，無遠弗屆，因而社會主義在當代中國，也只能接受封建專製主義為自己的實質內涵。這就是以一黨專政為特色的「黨的領導」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製度」的首要內容的邏輯所在。至於被一些論者列舉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製度的其他特征，或者本身就是虛偽的命題（如公有製為主體、按勞分配），或者是空洞的口號（如人民當家作主，以民為本），或者為當代許多國家所共有（如市場經濟、法治國家），更不足以構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製度」的基本特征了。

用這個推理去代入《決定》的「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的公式，就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全面深化改革，是為了加強和鞏固一黨專政的政治體製。在關於文化體製改革和社會體製改革的兩章裏，鮮明地表現出這個特色。

（二）文化體製改革的迷思

在以「推進文化體製機製創新」為標題的第十一章裏，《決定》提出「完善文化管理體製」，「推動政府部門由辦文化向管文化轉變」，「實行管人管事管資產管導向相統一」，「健全堅持正確輿論導向的體製機製「。可以說，文化體製的改革，一言以蔽之，是管字當頭。至如「完善文化經濟政策」、「加強版權保護」、「鼓勵非公有製文化企業發展」、「支持各種形式小微文化企業發展」、「構建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培育文化非營利組織」等等，雖然各有其積極的涵義，但無不與「管」字有關。它對文化的發展不無小補，卻旨在加強共產黨對文化事業的壟斷，違背了文化的本質特征和發展規律。

文化是人類追求自身的完美和社會的完善的過程，也可以概括為人類對真善美的追求，它的結晶就是文明。同自由一樣，追求真善美也是人類與生俱來的權利。它的發展需要自由的條件，需要我們所熟悉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所以，要改革文化體製，創新文化體製的機製，就應該解開對文化發展的束縛，建立有助於文化自由發展的體製機製，為文化的自由發展開辟廣闊的天地，讓人們為爭取自身的更加完美和社會的更加完善而齊放、爭鳴，暢所欲言。黨和政府的作用，應該是保障公民的思想言論和新聞出版的權利，而不是剝奪這些權利。可是，《決定》提出「完善文化管理體製」的同時，又表示要「堅持正確輿論導向」，而且要健全它的體製機製。幾十年來的實踐表明，所謂「堅持正確輿論導向」，就是輿論一律，就是一花獨放，一家獨鳴，就是「一言堂」。那麽，如何「完善文化管理體製」，也就可想而知了。「8964」以來，對文化的專製統治日益嚴酷，「冰點事件」、「八本書事件」以及今年年初的「南周事件」，都典型地暴露出這種輿論導向的專製主義本質，展現出它的粗暴、蠻橫與兇殘。更為經常的手法是，一個電話、一項指令，就封殺許多重大事件的報道。再就是查禁「非法出版物」，把許多富有社會價值和歷史意義的出版物，當作「掃黃打黑」的重點，不斷收繳、銷毀。據今年4月報載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副局長鄔書林的權威說法，去年全國各地共收繳各種非法出版物達3085萬件之多（其中大概也包括我去年在香港出版的《回歸民主》的許多復印本）。這種專製主義的文化管理體製，剝奪了憲法賦予公民的言論、出版的自由權利，也就是公民追求自身完美和社會完善的自由權利。這正是目前最需要革除的弊端。改革文化體製，理應以保障公民在文化發展中的自由權利，取代專製主義的文化管理體製。但《決定》對這個最迫切的問題卻不置一詞，相反地卻要完善「堅持正確輿論導向」的文化管理體製，這不正是為了適應加強一黨專政的需要嗎？

（三）社會體製改革的迷思

《決定》關於社會體製改革的條文中，列出許多符合於廣大民眾期望的改革課題，在教育、就業、分配、社會保保、醫藥衛生、計劃生育等方面，都提出一些有利於民生而且可能實現的設想和承諾。在「創新社會治理體製」一章裏，也有許多可取的改革方案，雖然多數只是抽象的原則，但如能把這些原則具體化，促其實現，當可推進社會的安定與和諧。而在「激發社會組織活力」條目下關於社會組織的管理問題，卻頗令人失望。抽象的條文說得還好：「正確處理政府和社會關系，加快實施政社分開，推進社會組織明確權責、依法自治、發揮作用。適合由社會組織提供的公共服務和解決的事項，交由社會組織承擔。支持和發展誌願服務組織。」但在社會體製改革中最為重要、最應該提及的問題，即貫徹憲法規定的結社自由，卻閉口不談。而在具體的條文裏，只是重復已經推行的措施：「重點培育和優先發展行業協會商會類、科技類、公益慈善類、城鄉社區服務類社會組織，成立時直接依法申請登記。」這表明當局依然拒絕貫徹憲法第三十五條的結社自由。

社會團體是公民社會的支柱，是公民自組織的重要形式，也是鏈接國家權力和公民權利的橋梁，更是保證社會和諧安寧的有效工具。一方面，它可以更好地保障公民權利的行使，實現公民對政治權力的參與和監督，成為「把權力關進製度的籠子」的構件；另一方面，它可以承接許多權力機關管不了也管不好的公共事務，在必要時甚至可以成為權力機關推行政策的助手。特別是在實施憲法、構建憲政民主的過程中，它將會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可惜，執政者見不及此，卻把民間自發的團體視為洪水猛獸，防範打壓，不遺余力。如十多年前，一些熱血青年為了探尋救國救民之道，走到了一起，成立一個松散的學術小團體「新青年學會」，類似於普通的讀書會。「學會」才活動幾個月就遭到了嚴酷的鎮壓，幾個成員被法院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十年、八年徒刑。

為了加強對社會團體的管理，1998年經國務院批準公布《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它明確規定：「成立社會團體，應當經其業務主管單位審查同意」，所謂業務主管單位，按照條例第六條，指的是縣以上的政府有關部門或由它授權的組織。這就剝奪了沒有官方背景的公民的結社權利。有些人熱心於社會公共事業，卻因沒有「業務主管單位」，無法登記。為了爭取能夠公開合法地開展活動，被迫以公司的名義，在工商局登記註冊。但這樣一來，就不得不承受許多不必要的限製和麻煩，甚至遭受迫害摧殘。

《決定》只允許四類社會組織可以「直接依法申請登記」，不需要掛靠在主管單位。這樣，就把其他類別的大量民間組織，都排除在「直接依法申請登記」之外。所謂「依法」，依的就是那個《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它的作用是加強對社會團體的管理，而不是保障公民結社自由的憲法權利。嚴格說來，《決定》關於社會團體的改革思路是違反憲法的。

（四）意識形態的障礙和出路

《決定》關於文化體製改革和社會體製改革的局限性，體現了指導思想上的意識形態障礙。認為開放言論、出版和結社的自由，將會損害他們的統治地位。許多因言、因文、因結社而獲罪的公民，大都被加上「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原因就在這裏。當然，就目前的政治體製和社會製度而言，開放言論、出版和結社的自由，讓公民獲得憲法所規定的自由權利，必然不利於一黨專政的政治體製和封建專製主義的社會製度。然而，對於執政的中國共產黨來說，這卻是擺脫危機、滌除汙穢的良好出路。目前整個社會危機四伏，貧富對立、官民對立日益嚴重；共產黨內的腐敗已入膏肓，雖然反腐敗雷厲風行，但只能治標，難以治本；朝野改革反改革的矛盾與鬥爭不斷深化，隨著權貴資產階級權力基礎的不斷擴大，全面改革步履艱難。這一切都直接間接地根源於政治權力的不受製約與監督，根源於一黨專政的政治體製。一旦社會危機和黨內矛盾激化，爆發尖銳鬥爭，共產黨將首當其沖。唯一的出路，是切實地「把權力關進製度的籠子」，以憲政民主取代一黨專政的專製政體，共產黨自身也將在這個過程中逐漸轉變為一個民主的、清廉的、開明的政黨。這將是一個漫長的甚至是痛苦的變革過程，而實現文化和社會兩大領域的公民自由，開放報禁書禁和社禁黨禁，則是推進這個轉變的兩大通道。文化體製和社會體製的改革，只有按照這個目標逐步推進，才能有效地加快社會的健康發展。這是中華民族復興的康莊大道，也是共產黨浴火重生的大好機會。三中全會《決定》沒有觸及這個重大的歷史課題，實在令人遺憾。當然，「亡羊補牢，猶未為晚」，三中全會之後，仍有足夠的解放思想、轉變觀念的機會。但當政者是否有「補牢」的自覺，卻很難有多大的樂觀，恐仍難免於「一廂情願」之譏矣。

中共黨產與社會轉型

作者 應克復 寫於 二零一五年

　　國有企業改革中的若幹誤識

　　20年的改革是在摸索中前進的。所提出的壹些改革舉措都是為了扭虧為盈，但從總體上看，這壹改革目標難以成為現實，因為它並不符合國企的本質特征與社會功能。

　　1、國有企業能實現「政企分開」嗎?

　　國企與民企的壹大區別是，前者有「兩個上級」：政府主管部門與市場，後者，市場是它的唯壹上級。面對兩個上級，使國企在市場競爭中很難使勁，並經常損耗寶貴的資源和機遇。有鑒於此，提出「政企分開」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國企的本質屬性是資產為國家所有，所有者管理(雖不壹定直接經營)其企業是天經地義的。既然是國有企業又要使企業擺脫政府的控製，這本身是自相矛盾的，也不符合公司法的精神。這就是國企實施公司製之後與之前不可能脫胎換骨(被人們稱之為「翻牌公司」)的原因。有人認為，企業享有法人財產權後可以與最終所有權相分離，使企業獲得獨立性。其實，法人財產所有權不過是資產最終所有權所派生和委托的權力，因而這種分離和獨立是相對的、有限的。國家(政府)作為所有者所享有的資產收益權、重大問題的決策權和選擇管理者的權益，就說明了這壹點。

　　從另壹種思路考慮，如果國企真正實現了「政企分開」，企業完全獨立後恐怕也會出現新問題，如「內部人控製」。企業的獨立性愈大，企業管理者的權限也愈大，就可能出現「內部人控製」而違背國家利益，這樣的國企就變味了，與民企還有什麽差別呢?或許比民企更糟!

　　「政企分開」的目標不可取並不等於說政企關系無須改變。計劃經濟時代的政企關系必須改變，實際上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對國企來說，政企關系只能講「合理」而不能講「分開」。應當將改進政企關系視為國企管理系統的內在環節，或者說，不能離開政企關系來談國企的管理。這壹方法是否有助於我們走出政企關系認識中的困惑。

　　2、國有企業能「自負盈虧」嗎?

　　對於參與市場競爭的國企來說，可以負盈卻無法負虧。虧了，誰來負?廠長、經理，還是職工?實際上都不可能。也沒有聽說有哪家虧損囯企其虧損值是由企業自己承擔的。國家也沒有出臺過壹個法規，具體規定企業如何承擔虧損責任。實際上，國企的虧損責任至今仍只能由國家來承擔。「自負盈虧」即使喊得最兇也只能是紙上談兵。

　　對於非參與市場競爭的國企來說，有幾種情況。壹類是國家壟斷經營的企業，享有壟斷價格的特權，壹旦出現虧損，可以提高壟斷價格相補。這類企業無虧損之憂。另壹類是公益性的並非以贏利為目的的企業。這些行業因為無利性為民間企業所不願涉入，在市場經濟下成為「被遺忘的角落」；市場經濟的這壹缺陷由政府來彌補義不容辭。主要不是為了贏利是國家辦這類企業的初衷(當然，企業不能因此而輕視科學管理，應當嚴格核算，減少投入與虧損)。還有壹類企業是為國家與社會的長遠利益服務的，近期投入大，見效慢，自然也別指望有多少贏利。對上述三類企業來說，「自負盈虧」的目標並不適用。

　　總之，自負盈虧的目標對國企來說是不切實際的。

　　3、國有企業與市場經濟「相容」嗎?

　　國有企業與市場經濟是否相容問題，在理論界引起了熱烈的爭論。壹種意見認為可以相容，壹種意見認為很難相容。筆者傾向於後者的觀點。

　　所謂相容不相容，我的理解，是指是否能適應競爭性的市場經濟。

　　實行市場經濟後，國家雖不斷扶植國企，但仍難以扭轉國企持續大面積虧損、效益滑坡、紛紛倒閉的趨勢。而民間企業即使面對不平等的競爭環境以及資金短缺的窘況，在市場拼搏中卻以小勝大、以弱勝強，不斷擴大市場空間，成了國民經濟的生力軍。在民間企業面前，國有企業似乎成了壹只只紙老虎。雖然民間的個私企業也時有破產歇業的情況，但同國企日趨衰落的現狀相比，其前景在總體上呈現出蒸蒸日上的勢頭。顯然，市場經濟是各種民間企業的天地而非國有企業的家園。

　　誠然，目前有壹部分國企在國內外市場中還有壹定的競爭優勢。這能否說明國企與市場經濟相容呢?壹個企業在市場競爭中享有優勢大致須有以下因素：規模優勢、資金優勢、技術與產品優勢、機製與管理優勢，以及人才優勢。縱觀那些尚具優勢的國企壹般具有前三方面的優勢，有的也略具後兩方面的優勢，這通常是那些大型企業。對於民間企業來說，由於起步不久，作為企業血液的資金還十分短缺，要擴大企業規模，采用先進技術生產新穎產品往往捉襟見肘，力不從心。因此，在大型特大型國企面前，民企還不是其對手。但是，待民企與國企經濟實力大致相當之時，那麽，在市場競爭中稱雄者肯定不再屬於國企了。再過五年、八年、十幾年，壹批民企強大之後，昔日在市場上曾領風騷的國企恐怕也會遇到今日某些國企的困境。問題只是時間而已。所以，資金困擾企業的發展是暫時的。對企業來說，生命力之源在於企業的機製，最寶貴的財富也是機製。機製之差別是國企與民企的根本差別。民企具有內生的激勵機製與約束機製，因而在市場競爭中能不斷爭得自我生存、自我發展的空間，對國企來說，最缺乏的恰恰是內生的激勵與約束機製，因而在市場經濟中日趨萎縮。

　　人們似乎看到了國企在機製上的缺陷，因而在90年代中期曾提出轉換企業經營機製的目標，企圖使國企培養出自我激勵、自我約束這壹可貴的企業行為，然經過壹番轟轟烈烈的努力，預期目的再次落空。為什麽呢?原來，企業的機製又是由企業的產權製度所決定的。這是各類企業本質之所在。

　　國有企業的本質特性與社會功能

　　1、國有企業的本質特性

　　國企是公有製的壹種形式。它的資產為全體人民共同所有。由於全體人民不可能直接去管理(占有、支配、營運)這類資產，只能以國家為代表，代理全體人民管理這壹類共有財產。因此，全民共有製亦稱國家所有製。進壹步的分析可表述於下：

　　(1)國家所有製是壹種無差異共有製。這是壹種古老的所有製形態(盡管在不同的社會有不同的內容)，其基本特征是：共有財產為共同體(國家)的每壹成員平等地即無差別地所有(所謂人人所有)；它作為不可分割的整體而存在，共同體的任何壹個成員不能從中加以分割認為是屬於自己所有部分與整體相分離；因此，共同體的每壹成員對共有財產的所有權無壹明晰的界區，即沒有與個人直接掛鉤的財產權，他們只能共享，不能肢解其某部分為個人所獨享。由此可見，無差異共有製的主、客體均為不可分割的整體；因此，對國有資產來說，不存在「產權明晰」的問題。這種所有製形式從古至今壹直是維系壹定共同體的紐帶(並非為社會主義所獨有)。

　　(2)無差異共有製的實現形式只能是委托—代理製。無差異共有製—國家所有製，在其邏輯起點上就陷於所有者空缺的困境。所謂國家所有，實質是國家代理所有。在社會主義國家，則是國家代理全體人民管理這壹財產。在理論上，國家(政府)是受人民委托代理人民行使所有者的職能，但在實際上，國家(政府)是憑借其行政權力占有與管理這壹共有財產的。以後便是通過多級委托—代理環節：從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條)，從中央政府到所屬有關部門(塊)，直到眾多單個企業，推動這壹共有資產周而復始地運動。因此，委托—代理製的壹個必然結果是，所有者(全體人民)與所有權相分離，代理者(政府及其管理者)的行政權力與所有權相結合。

　　(3)國企財產所有製的特性，使它缺乏天生的激勵與約束基因，其投入與產出之比與民企形成明顯的反差；同時，它又為代理者竊取國民財富、中飽私囊提供了條件，成為權力腐敗的溫床。

　　委托—代理製是現代社會所通行的壹種合作關系，它適應現代社會的分工、效益與利益的需要，並能達到較為理想的效果。現代西方國家，由於社會化大生產以及企業規模的擴大，分工的專業化以及產權的多元化，所有者與經營者相分離，使委托—代理製得到充分的發育。委托—代理的雙方是謀求壹定利益人格化的經濟人(個人或團體之代表)，雙方的權利與義務以契約的形式確定下來。但是，將這種委托—代理製移植於國有企業，將有別於壹般的委托—代理製。其變化了的情況，值得重視。在這裏，共有資產的委托—代理雙方是具有壹定行政權力的官員，不是資產的人格承擔者。由於國家以行政權力運作這壹共有資產，由於真正所有者與這壹共有資相分離，因此，所有者的意願和權益將被國家行政權力的行為和要求所淹沒。損害所有者利益的情況(如玩忽職守，決策失誤，貪汙揮霍)時有發生。在這裏，所有者(全體人民)由於與所有權相分離而缺乏對資產的關切度；擁有所有權的國家與政府官員由於不是資產的真正所有者，也缺乏對資產的關切度，因此，國有資產存在著關切度的雙重缺乏。更何況，國有資產經營中還存在著「財產權利私人化和財產責任公有化」。 3 所謂「財產權利私人化」，是指國有企業的經理層對國有資產享有等同於支配私人財產的權利這壹事實；所謂「財產責任公有化」，是指不管是出於什麽原因產生的虧損，企業經理層均可不負責任。這是國有企業之所以普遍地缺乏激勵與約束機製，效率低、效益差，不適應市場競爭，虧損頻仍的深層原因。結果必然是，國企愈多，國家的包袱愈重。更為甚者，由於國有資產所有權與行政權相結合，政府官員和經理層在私利的誘惑下，以權力作掩護，運用種種手段，對國有資產巧取豪奪，中飽私囊，使國有企業成了權力腐敗別開生面之地，成了國家財富流失的無底深淵(據國家有關部門保守統計，國有資產每年流失500個億，日均流失1、3億元)，也是當代中國「私有化」、「兩極化」(不是指個私業主的「私有化」與「兩極化」)的壹股潛流。

　　2、國有企業的社會功能

　　國有企業的功能應當從國家職能的視角去加以考察。國家，作為公共權力機關，其基本職責是保障社會的共同利益，即保障社會的秩序、公正與安全。國有企業的功能就是為實現國家這壹基本職能提供為民間企業所不能提供的物質條件，或者說，為國家控製社會、服務社會與發展社會提供壹部分物質保障。

　　國企的這壹功能使它所追求的效益與民間企業相比，應當有其自身的特殊性。　(1)既然國企是為實現國家職能提供物質保障，因此，除追求經濟效益外，還產生政治效益與社會效益。當然，不是每壹國企都能同時實現這三種效益，有的以實現其中壹種效益為主，兼顧其他。提供多重效益，這是國企功能的第壹個特征。

　　(2)國企所產生的效益不是僅為社會某壹階層、某壹地區、某壹領域提供服務的，而是面向全社會的。它或者為社會各部門正常運行提供基礎性條件，或者為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生活創造良好的環境，使社會的生產和生活得以有序進行。因此，考察國企的效益有的就不能僅核算自身的收益狀況。由於它的效益輸出促使了其他企業效益的增長，促使了整個社會的穩定和發展。也就是說，國企的效益有的是通過其他企業的盈利和社會各領域的變化和發展、通過社會生活正常有序曲折地反映出來的。創造宏觀效益，這是國企功能的第二個特征。

　　(3)國企還承擔著興辦為社會發展所需要的某些重大基礎性產業與先導性的新興產業。這些產業由於耗資巨、周期長、風險大、見效慢等原因，民間企業無力、也不願承擔(尤其是我國的民間經濟起步不久，規模小，實力不夠雄厚)，這壹任務，便義不容辭地落到了國企的肩上。為了國家和社會的未來發展，為了國民經濟持續發展儲備後勁，國家必須不惜資本興辦這些產業。在這裏，國有企業著眼於未來的經濟效益，這是國企功能的第三個特征。

　　國企特殊的效益目標，揭示了國企在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中的重要功能。

　　國有企業與民間企業的差別

　　國企改革中的壹個誤區，是將國企與民企兩類企業混為壹談，以壹般企業的目標模式指導國企的改革，如壹概要求它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要求以經濟效益作為評價企業好壞的唯壹標準，要求實現政企分開，使企業成為市場經濟的獨立主體。順著這壹思路，雖經過艱苦的改革摸索，收效甚微。為了調整改革的思路，還需要研究這兩類企業的差別。

　　1、功能差別

　　國有企業是實現國家職能的需要所建立的企業，其功能是謀求國家和社會的公共利益，即為國家控製社會、服務社會與發展社會提供特殊的物質保障。因此，國企所追求與提供的效益是多方面的，除追求經濟效益外，還追求政治效益與社會效益，除追求微觀效益外更追求宏觀效益，除追求眼前效益外有的著眼於未來效益。由此可見，對國企的價值評價不能簡單化，即不能以近期內純經濟性的盈虧作為評價企業好壞的唯壹標準(不同企業評價指標又有所不同)。

　　民間企業的功能是單壹的，僅追求企業自身的眼前的經濟效益，實現利潤最大化。但在客觀上，由於承擔交納稅金的義務，也是支撐實現國家職能的重要的物質力量。它生產各種商品，滿足社會生產、生活各種需要，提供廣泛的求業崗位，顯示了它的社會效益。此外，它對於市場經濟的發育，合理所有製結構的形成，企業結構的調整，起著國企所不可替代的推動作用，顯示了它的改革效益。不可忽視的，它還對國企的改革貢獻著重要的支撐作用 (如就業再就業，增加財政收入，消化倒閉的國企等)。因此，改革國企與發展民企是互為條件、相輔相成的。只有民企的加速發展，才能使壹批虧損的國企不再成為國家的包袱。

　　2、機製差別

　　企業的機製雖然要人們去摸索與創造，但在客觀上，企業的機製乃至企業的行為受到企業財產製度隱蔽而深刻的製約。國企的財產製度是無差異共有製，其產權主體是抽象的——全體人民；從抽象到具體便是政府所承擔的委托——代理製。不論是委托方與代理方都不是這壹共有資產的真正所有者。資產在其運動的起點上就存在著所有者空缺與資產非人格化的缺陷。代理者的權力與資產所有權相結合，而代理者的責、權、利與資產的命運卻無對稱關系，使國有資產在營運中缺乏內生的激勵與約束力量，缺乏風險與競爭意識，國企的這種產權特性以及它所承擔的社會功能，使企業不可能賦有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權責，加之，管理者與經營者在資產營運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滲入帶有個人目的的行為。國企的這些特性是國企缺乏活力、普遍地存在效率低、效益差的根本原因。民間企業，特別是個私企業產權明晰，不存在所有者空缺的頭疼問題。所有者、所有權、所有者的權益結合得較好，能切實做到自主經營、自負盈虧。企業風險自擔，成功自享，榮辱與興衰與企業投資者、經營者的命運休戚相關，因而具有內生的激勵機製與約束機製，具有天然的風險意識與競爭意識。這類企業在效率與效益上大都優於國有企業，它們能在短期內迅速掘起，其秘密主要在於機製上的優勢。

　　3、與市場與政府關系的差別

　　西方國家的市場經濟是在私有製的基礎上發展、成熟起來的。之後所建立的某些國企，則是為了彌補市場缺陷、矯正市場失靈。因此，國企的使命不是為了參與市場競爭，與民間企業爭奪市場空間，它不過是國家履行其公共職能的壹個工具。嚴格地說，是經濟活動中的壹種非經濟目的行為；至少，創利不是國企的主要目的。

　　社會主義國家在市場經濟起步時，面對的是計劃經濟時代所留下的龐大遺產，在國民資產結構中，國有經濟占有極大的比重。要理順國企與市場與政府的關系，除了理論障礙，還有壹系列的實際困難。譬如，它容易使人產生這樣壹種錯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以國有經濟為主體的，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是以私有經濟為主體的。這樣的認識，把市場經濟又分為姓「資」姓「社」兩種不同形式，並阻礙人們去認識目前中國市場經濟的初始性與特殊性，還企圖去創造壹種有別於資本主義社會的市場經濟，其結果使市場經濟永遠帶有計劃經濟的胎記，既抑製各種民間企業的生長，也使國企的改革陷入深深的困惑。

　　因此，在現階段，國企要處理好與市場與政府的關系頗為艱難。就壟斷性的國企而言，由於不參與市場競爭，情況比較簡單。就競爭性的國企而言，既要面向市場，又要面向政府，國企在「兩個上級」的夾縫中實在難以有所作為。特別是當政府意誌與市場命令相矛盾時，企業還得無奈地執行政府的意誌。如此，使國企在市場競爭中處於頗為不利的地位。尤其是，國企的管理者是由政府任命的(所謂戴官帽的企業家)。廠長經理的升遷榮辱是由上級決定的。只要與領導關系好，企業經營得好壞並不重要。這更導致企業的經營者以主要的精力去「經營領導」而不是「經營企業」。

　　壹切民間企業雖也有政府的幹預，但它們必須以市場為導向，策劃企業的經營與發展方向。參與市場競爭是企業發展唯壹之路。市場既富於挑戰性，又頻送機遇，既促使其興盛，也導致其衰敗，總之，興衰榮辱都在市場。

　　由此可見，國企與民企各有優劣長短，在國民經濟和市場經濟中各自扮演著不同的角色，發揮著不同的功能。

　　國有企業的走向與改革的若幹基本問題

　　上述幾個問題的討論只是為了解決壹個問題：國企是什麽?我們迫切希望國企改革早日成功，但如果對國企的本質、功能以及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發展規律的認識還處於壹種盲目狀態，那麽，盡管加大改革的投入，其結果還可能是蒙受挫折。檢討以往20年的改革中的某些舉措，難道不是這樣的嗎?因此，當下是該解決「國企是什麽」這個根本性問題的時候了!

　　本文下面所討論的關於國企改革的若幹基本問題，都是以國企本質認識為根據的。

　　1、國企與民企應遵循自然的社會分工法則，各就各位，優勢互補，效益互補。

　　在市場經濟下，國企的萎縮和民企的壯大是不可避免的趨勢，這個過程，也是市場發育和經濟繁榮的過程。市場經濟將經濟發展的重任交給了社會，國家即使經辦企業，也只能在市場失缺，在民企不宜、不願和無力經營的領域行業，才主要由政府出面經辦。

　　這些領域，大致有三：

　　第壹，關系到國家與社會安全的軍工、金融、郵電、通訊、鐵路、能源、重要原材料的開采與加工等產業部門。

　　第二，為社會各行各業乃至千家萬戶提供生產、工作和生活所必須的公共產品的產業部門，如供電、供水、供氣、市政建設、環保工程等。

　　第三，為了增強國力，為提高國民素質，為增進經濟發展的後勁，國家必須在先導性的新興產業，主要是教育與科技部門投入大量人力與物力。這些產業的特點是投資巨、風險大、周期長，壹定時期內無相應的效益，但為了社會的未來發展，國家必須投入。

　　上述三大領域，構成了國有企業的三大部類。第壹部類具有壟斷性，第二部類具有基礎性，第三部類具有先導性，分別體現了國有企業在國家和社會生活中起著控製、服務與先導的三大功能。

　　相比之下，對於民間企業來說，第壹部類中的某些產業是不宜經營的，第二部類是無力經營的，第三部類是不願經營的。

　　鑒於我國民間企業起步不久，上述情況，僅適合我國現階段的情況。

　　國企和民企，由於產權、機製、功能等方面的差別，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客觀上存在著上述的自然的社會分工。我們應自覺遵循這壹自然的社會分工法則，推動國企、民企結構的合理化。

　　2使國企、民企結構合理化

　　如果僅靠市場優勝劣汰的效應實現國企、民企結構的合理化，將要經過壹個較長的過程，因此，政府的推動不必可少。政府應製定「國退民進」的實施計劃，讓那些經營不善、前途黯談的國企有步驟地撤退，扶植民間企進入市場。

　　鑒於民間企業經濟力量尚較弱小，無力壹次性並吞有壹定規模的國有企業，因此只能采取債務償還的方式實施「國退民進」計劃，即讓民企先占用國有企業的資產，並向國家支付壹部分資產的銷售金額，余額及利息可讓民企在經營中逐步按契約計劃還清。如果壹定要到國企破產、職工下崗，壹定要到民企有實力購買破產的國有企業，那樣不僅時間會拖得太長，社會為此所付出的代價也太大了。

　　對於國有企業的改革，在人們的思想上已經歷了搞活國有企業——搞活國有經濟——搞活國民經濟三個階段。人們的視野是逐步打開的。第壹階段，希望搞活所有國有企業。第二階段，認識到不可能搞活每個國有企業，於是把目光指向從整體上搞活國有經濟。但仍把改革的視角局限於國有經濟這壹塊。到了第三階段(90年代末)，才認識到經濟改革的目的是為了搞活國民經濟的全局，求得我國社會整體經濟效益的日益高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應求助於各種所有製經濟的合力。所有製及其產業結構合理，這種合力就大，經濟增長就快。在這個問題上我國曾走過很大的彎路。經濟體製改革，國退民進，說到底是所有製結構的調整，是對建國初期所有製關系「改造之改造」。把扶植民間企業看成是改革份外之事，說明還沒有從傳統的所有製模式中解脫出來。搞活國民經濟，要求政府壹手抓國企的改革，壹手抓民企的發展，把社會方方面面的積極因素都調動起來，才能實現良好的社會整體經濟效益。只有這樣，我們才擺脫了計劃經濟時代的思維模式。

　　3「產權明晰」對國有企業來說是不切實際的，也是不科學的，對國企來說，只能實行「產權管理責任製」。

　　國企的資產是無差異共有，在現實中只能實行委托—代理製。從中央政府直到企業經理階層，是各級委托—代理者。因此，國企的產權大體上只能實行「三級管理責任」。壹級管理者是中央政府(全國人大和國務院)，其職責是製定涉及國有資產管理、評估、轉讓、出售、配製、投資、收益分配等問題的法規。二級管理者是國有資產投資決策部門，其職責是根據國家製定的國有資產管理法規，對國有資產進行合理配製(包括評估、出售、重組、投資等)，還對國有資產的營運情況進行監督(對國有資產進行監督的還有社會各中介機構)。三級管理者是國有企業的經營者(廠長經理)，其職責是具體操作國有資產的營運，保障國有資產保值增值(後者視企業情況而定)。建立三級管理責任製，共同的目標是保障國有資產的安全與有效營運。

　　4完善法人治理機製是國有企業管理製度的核心。

　　經理廠長是國有資產管理責任製中最重要的環節，也是企業興衰的關鍵。壹級、二級管理者的管理目標最終能否落實，資產能否安全有效地營運，最終都依賴於經理廠長。建立現代企業製度，完善法人治理機製，核心是經理廠長製度。

　　根據我國現狀，完善法人治理機製面臨以下三項任務。

　　壹是營造經理廠長的競爭機製。

　　經理廠長應由政府部門任命製轉變為競爭上崗製。政府部門任命不僅選人視野狹窄(是否幸運遇上「伯樂」)，難以做到能者上崗、人盡其才；而且選人標準不夠規範，容易帶有長官意誌的偏狹性；並導致人事腐敗和權力腐敗。競爭上崗應建立經理市場，以公開、公正、公平原則，招標競爭，擇優聘用。由政府任命製轉變為營造人才市場，讓優秀管理人才在競爭中脫穎而出。

　　二是強化經理廠長的激勵機製。

　　西方經理代理製的成功經驗表明，經理所以能在企業中發揮卓越的作用不取決於企業家覺悟之高低，而在於在代理製中實行利益激勵機製、風險分配機製、監督約束機製和優勝劣汰機製。沒有這些機製，經營者決不會像所有者那樣關心企業的利益。

　　在我國國企中，長期來缺乏激發企業經營者積極性、創造性的有效機製，對他們的才能、責任、風險和貢獻沒有給予相應的回報，這是國企管理落後、效益低下的重要原因。作為企業法人代表，要保證資產的保值增值，要承受市場風險，要組織生產經營，責任可謂大矣!有「責」就得有相應的「權」和「利」。責、權、利的統壹便是企業家的激勵機製，而「利」是這壹機製的核心。為此，必須改革經理廠長的工資製度。取消行政級別工資製，實行年薪製；根據才能、責任、風險、貢獻等指標確定工資收益；重獎同時實行重罰，工作失誤、玩忽職守、資產流失、企業受損，應給以相應的處分：取消經理資格，承擔終身賠償責任，直至追究法律責任。

　　國企中缺乏激勵機製，損失無法估量。稱為「歷史上罕見的巨貪」褚時健壹案，人們開始震驚，事後又引起反思。從企業家製度上總結教訓，就是「責、權、利」不對稱的問題，致使「好人變成了壞人」。褚時健1979年出任玉溪廠廠長以來，把壹個名不見經傳的小廠建成了亞洲第壹、世界第五的現代化煙草企業，實現利稅從0.97億元增加到206億元，自1988年以來年年進入中國稅利十強，1995年名列中國稅利大戶第二名。這番業績顯然與褚15年嘔心瀝血的操勞是分不開的。但國家對他的回報是什麽呢?低額的工資。所以，他在退休之前就想：我也苦了壹輩子，我得為自己的將來想想，不能白苦，所以決定私分300多萬美元。眾多企業家認為，如果有壹個「適當的機製」，褚本來可以合法得到比他貪汙的錢還多的財富。難怪國企的老總都有這樣的心態：給國企幹活，不能幹得太好(因為無相應的回報)，也不能幹得太壞。有了這種心態，國企還能搞好!還有，國企的老總對財產的處置權很大，他可以無度地揮霍公款也不算犯法，就是不能將企業的財產占為己有，否則就是犯法。在此製度下國企資產流失驚人。因此，強化激勵機製確是當務之急。

　　三是健全經理廠長的監督約束機製。

　　企業的監督約束機製，包括兩方面的內容。壹是在企業內部按照現代企業製度，建立規範的法人治理結構，切實加強董事會、監事會、職代會對經營者的監督。不少企業董事長兼總經理，極大地削弱了董事會對經營者的監督製約。二是建立並健全審計、會計、資產評估、技術監督等社會中介機構，形成約束企業家的外部力量。骸集團總經理張瑞敏說：「在社會的其他環節還跟不上時，對國有企業經營者實行年薪製，難以取得真正的效果。比如，在會計師的審計結果可以用錢買的情況下，誰能辨別帳目和業績的真偽?又如何給企業家定價?」這說明，監督機製與激勵機製應當配套。西方國家的社會中介機構壹般要承擔無限責任，不敢與企業合夥弄虛作假。我國的社會中介機構其行為還很不規範。審計師事務所、會計事務所、資產評估公司和技術監督機構大多掛靠在政府有關部門，因而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社會中介機構，不承擔獨立的法律責任，加上部分人員素質不高，評審結果帶有很大的隨意性，有的為了獲取好處，幫助企業做假。所以，社會中介機構不僅應與各自主管部門脫鉤，成為真正獨立、公正的社會中介機構，還應明確規定對其行為必須承擔無限法律責任，使之真正承擔起從外部有效地監督、約束企業經營者的社會職能。

　　國有企業改革中所要解決的問題，也是市場經濟發展中所遇到的問題。這些問題，對改革的成敗，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前景，都是帶有根本性的，從而向傳統經濟學提出了嚴峻的挑戰!因此，中國經濟改革有望成功，必須解放思想，以「三個有利於」為指導，跨越觀念障礙；必須消化50年來經濟建設與20年來經濟改革的經驗教訓，理解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律。惟此，我們才有清醒理智的頭腦，駕馭改革而獲全勝。

反對資本主義的原因

作者 獨立工會

眾所周知，私有雇傭勞動是資本主義的本質特征，是資本主義社會各種弊端的產生根源。改造資本主義私有製，建立壹種更為有效合理的社會主義公有製是近兩個世紀以來人類最根本的目標和要求。勞動價值論與剩餘價值論作為人類這壹目標和要求的理論基礎，所揭示出的客觀真理早已為世界人民所公認，剩下的只是壹個如何實踐、改變、發展和過渡的問題。如何改造資本主義，實現壹種更加文明和科學的社會主義，仍是擺在人類面前的最根本任務。

本質上，社會主義是對資本主義積極正確的改造。所謂積極正確的改造，是指實現社會主義在本質上是對資本主義的問題的解決，其所采取的行動，應該在人們認為是正確合理的，可以促進現實問題的解決，有利於生產力的發展，有利於社會和諧、穩定、發展和進步的前提下進行。在人類的文明與發展上，只有必須和必要的，才是正確的；只有能解決實際問題的，才是科學的。

壹、資本主義的弊端

要積極正確的改造資本主義私有經濟，就要從根本上認清其所能產生的危害，以及其產生、存在、發展的規律與根源。現代社會的資本主義私有雇傭生產看起來似乎並沒有什麽錯，壹切都是自然產生的，是在所謂自由與民主的基礎之上，通過所謂自由與平等的人民，在所謂公平合理的法律基礎上，在人們理所當然的獲取財富過程中自然建立和發展起來的。從個別的角度講，工人和資本家之間的這種關系是建立在自由自願的基礎之上的，雙方都是雙贏互利的。

但是，從社會的角度來講，在這種私有雇傭經濟製度下，貧窮、失業、貧富差距、經濟危機、人性異化、犯罪與腐敗、戰爭與動亂等等社會弊端的存在卻也是客觀事實。經濟是社會的基礎，人類社會的這些弊端明顯根源於經濟上的原因。無疑是這種私有雇傭經濟本身存在某種問題，要不怎麽會產生這種種根源於經濟製度的社會弊端？

資產階級的學者們往往會說人民的貧窮與失業、貧富差距、經濟危機、腐敗與犯罪、戰爭與動亂等等社會弊端，是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發展落後所致，是人們接受教育的不同和社會發展程度不同所產生的必然結果。然而即便是他們自己也覺得這種說法過於勉強。事實上，在當今社會，這些缺點和弊端也普遍存在於所謂高度文明與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之中；而且正是無產階級的人們擁有較高的文化修養，並連續不斷、誠誠懇懇地工作和學習著；而社會上許許多多奢侈腐敗者必然都是有錢人，這些有錢人消遙自在、悠閑自得、無所事事、不學無術卻享受著超級優越的舒適生活。這些人憑借壹點金錢就擁有了壹切，而廣大的人民群眾即使再有文化，再勤懇勞動，而只要沒有錢也只能是壹無所有、壹事無成，只能給有錢人打工。而在有錢人自私自利的安排和決定下，勞動人民又是永遠也不能富裕起來的。

顯然，問題決不是人與人之間教育水平的不同和經濟發展落後那麽簡單。根本的、關鍵的因素在於現代社會的經濟發展方式。我們不難發現，正是私有的資本雇傭的生產勞動方式導致了這壹切的社會弊端和人民生產與生活的艱難困苦。歷史也早已證明，資本雇傭勞動是資本主義社會生產方式的根本關鍵，是資本主義社會壹切弊端的根源所在。這在當今世界已是無可辯駁的客觀事實，是資本主義國家的學者們也不得不承認的事情。

正是根源於這種資本雇傭的生產勞動方式，導致了壹個社會貧窮與失業現象的不可避免。因為在這種生產方式下，生產得以產生、形成和發展的前提就是資本在社會上可以雇傭到合適的勞動者。資本要獲利，資本之間也存在競爭，雇傭勞動者要求的工資越低，就越有利於生產的發展。因此，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客觀上需要足夠數量、足夠貧窮的無業的產業後備軍存在。為此，整個社會的勞動者階層的收入水平必須限定在壹定的水平之下，而且也只能維持在這壹水平之下。廣大勞動者階層只能貧窮與失業，而社會生產所創造的大量財富只能集中於少數資本家個人的手中，這必然是壹個貧窮與失業、貧富差距、經濟危機、腐敗與犯罪、戰爭與動亂等弊端叢生的社會。

隨著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資本之間的競爭也日趨激烈，雖然雇傭的人數會增加，但資本在工資成本上的壓力也加大了。當生產發展到壹定程度，工人工資就無法再繼續增長，再增長資本就無利可圖，生產就停頓了。這就是現代世界資本主義國家所稱的「中等收入陷阱」。所謂「中等收入陷阱」實質是資本主義國家內在必然的客觀規律和要求。不僅中等收入國家存在這種陷阱，低收入、高收入國家都存在這種陷阱。出現這種陷阱的原因在於資本的利潤空間已經喪失，出現壹種工人工資無法提升只能下降的壹種客觀現象和要求。

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質是資本主義實體經濟的危機。那些高收入國家之所以能夠進入高收入的行列，完全是壹些特殊因素所致：科學技術的提升、獲得新的資源、開拓出新的產品市場等。發達國家的殖民戰爭與掠奪、海外市場的開拓、各種新技術的革命等新的資本利潤來源，才是發達國家的成功秘訣所在。而壹旦沒有了這種新的利潤來源，資本就只能依靠自身的危機，即某種陷阱的方式，依靠生產的破壞、工人工資的降低來獲取新的利潤空間。

資本主義的問題遠不止「收入陷阱」，還有更嚴重的經濟危機。由於要確保社會產業後備軍的存在，廣大勞動者階層的收入只能限製在壹定水平之下，而與此相對應的就是資本利潤和社會生產的自由瘋長。勞動者收入構成社會主要消費，資本生產構成產品供給，這種供給與消費的不均衡增長無疑在壓縮資本的利潤空間；同時，生產增長時工人工資也會增長，工資增長也會壓縮資本的利潤空間。兩種趨勢疊加，很可能造成資本利潤的加速度萎縮，廠商和政府對生產與消費控製不當就造成嚴重經濟危機。「收入陷阱」只是資本主義生產中經濟危機頻繁而較弱的壹種「軟著陸」狀態，即沒有造成大的社會問題和動亂的狀態；而壹旦前期生產發展過快、過猛，就會導致壹種「硬著路」狀態，即生產快速停頓，產生嚴重社會問題的經濟危機狀態。

現代社會的人們迷惑於虛擬經濟世界中的金融危機。實際上，金融雖然在現代社會經濟發展中具有重大明顯的影響，其實仍屬壹種外因。具有本質意義的，具有決定性作用的仍是實體經濟。無論資本在現代社會經濟中怎樣紛紛擾擾、橫行霸道，其實最根本的還是勞動者的勞動在起著根本的決定性作用。

真正的社會財富是勞動產品，而非貨幣。脫離了勞動產品，貨幣不過是毫無意義的數字。通貨膨脹的真正威脅在於，壹旦貨幣失去與現實產品的可信性聯結，居民手中持有的貨幣可能變成垃圾。通貨膨脹不止是物價的問題，更是社會信用問題。壹旦這種信用崩塌，長期積累起來的數量龐大的，遠遠高出其實際價值的信用貨幣就會轟然崩塌，其結局之悲慘是不言而喻的。

現代社會形成規模遠超實體經濟上百倍的龐大虛擬經濟、金融財富，其實質不過是壹種社會權力。這種虛擬財富越大，在經濟世界中的權力就越大。資本爭取的利潤、資本之間的競爭似乎就是要在資本中間競爭產生壹個「武林盟主」壹樣。隨著經濟全球化發展，這種權力規模龐大，甚至足可以統治世界。因此，資產階級的種種陰謀，對世界的統治等等，其實都屬資本的理性所在，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但其實這種權力毫無實際意義。現代社會已非野蠻時代，人們日常的生產與生活才具有實質意義，資本對社會再有統治的力量，也無法、不應去幹涉個體人們的自由與權利。即使有統治世界的權力，成為世界帝國的皇帝又如何？在資本競爭中取勝又如何？對於人類，這種權力的存在與爭奪毫無意義，只有負面作用，而無積極意義。市場經濟的競爭是必要的，但像資本競爭這種以犧牲人類的福利代價的競爭就多余、過分了。資本的利潤、資本之間的競爭毫無意義的，但卻是資本經濟的客觀規律和要求，是迫不得已、必然存在的。這是以雇傭為基礎的資本的本性，是妳死我活的資本競爭的必然結局。現代人類社會的大部分時間、精力、資源都被迫浪費在這種無意義社會權力爭奪之中。為了這個資本權力第壹，人類的地球已變得似乎不適合居住。這說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已經從頭到腳喪失了存在的價值和意義。市場經濟中的生產競爭必須予以壹定的限製、協調或改進，只有消滅聯合勞動的方式，取代資本生產的方式，以良性互動的勞動競賽，取代惡性循環的資本競爭，才能從根本上改變市場經濟面貌，使之有益於社會和人民。

二、私有雇傭經濟的產生根源

顯然，資本主義的壹切問題和弊端都根源於私有雇傭的資本生產方式上。那麽，這種私有雇傭勞動方式的產生根源是什麽？我們該如何避免私人對社會生產的這種占有和管理，並建立壹種更加公平、合理、有效，可以更好實現人民生存與發展的生產方式呢？這是人類所面臨的壹個根本問題，是共產主義運動所要解決但還沒有徹底解決的壹個基本問題。

私有雇傭勞動是歷史在壹定前提條件下，經濟發展的壹種必然結果。在其產生、存在與發展的歷史過程中，壹切似乎都是合情合理的：私人爭取和占有私有財產沒有問題；在自由市場上用自己的私有財產購買自己需要的產品沒有問題；使用私有財產購買生產資料，建立私有雇傭生產顯然也沒有問題。

但是，換壹個角度來思考，有錢人可以雇傭工人，那麽貧窮者為什麽會貧窮，為什麽要出賣自己的勞動力呢？顯然，問題的關鍵在於，雇傭勞動是壹種在不平等的前提下，建立的不平等的生產關系。勞動者出賣自己的勞動力，願意被雇傭是被迫的。勞動者缺乏私有財產，沒錢購買生產資料，無法建立和擁有屬於自己的財富生產，才是勞動者不得不出賣自己勞動力的原因，才是雇傭關系得以建立和出現的直接原因。

私有雇傭生產是建立在勞動者天然貧窮、壹無所有，這壹看上去似乎理所當然的，怨不得別人的基礎之上的。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指出的：「資產者有很充分的理由給勞動加上壹種超自然的創造力，因為正是從勞動所受到的自然製約性中才產生如下的情況：壹個除了自己的勞動力外沒有任何其他財產的人，在任何社會的和文化的狀態中，都不得不為占有勞動的物質條件的他人做奴隸。他只有得到他人的允許才能勞動，因而只有得到他人的允許才能生存。」（《馬克思和恩格斯選集》1972年版3卷5頁）。

在以私有財產為基礎和目標的自由生產與交換的競爭中，有錢購買生產資料和沒錢購買生產資料是壹個具有決定性意義的事情。壹方面是有錢購買生產資料建立社會生產的資產階級；壹方面是無錢購買生產資料不得不以出賣自己勞動力為生的無產階級，兩者結合便形成了資本主義社會的雇傭經濟。貧窮者無法購買生產資料，不得不出賣自己勞動力的客觀事實使自身陷入壹種因貧窮而貧窮的惡性循環之中。這是私有雇傭勞動得以產生、存在和發展的關鍵，也是資本主義社會得以出現壹系列社會弊端的根本原因。

因此，弊端重重的私有雇傭經濟得以產生和存在的根源，不在於私有財產製度，也不在於市場經濟製度，更不在於人們為實現自己的私有財產而以雇傭勞動的方式建立了雇傭經濟本身，而在於資本主義的社會製度使勞動者無法公平合理地建立和擁有屬於自己的社會生產。雇傭勞動不止是人民貧窮的原因，也是人民貧窮的壹種必然後果。勞動者無法建立和擁有屬於自己的勞動，從而不得不出賣自己勞動力，才是壹切問題的根本關鍵之處。資本主義的問題出在勞動者無法公平合理地建立自己的生產勞動上，而不是資本家以雇傭勞動為基礎進行的生產與投資行為。如果勞動者可以建立自己的生產勞動，那勞動者就不必要去給資本家打工，雇傭勞動就不會產生，資本主義及其弊端也就不復存在了。

當人們使用自己的私有財產在市場上購買各種生產要素，進行生產投資，形成雇傭生產時，私有財產就轉化為私有生產資料。但我們顯然不能把產生私有雇傭勞動，形成生產資料私有製的原因歸結為私有財產製度和市場經濟製度。人們擁有私有財產是正常合理的，人們使用自己的私有財產購買各種生產資料和生產要素，雇傭工人，建立私有生產也是正常合理的。問題不在於壹部分人擁有大量的私有財產，不在於這些人使用私有財產進行雇傭生產和投資，而在於另壹部分人沒有足夠的生產資料，不能建立和擁有屬於自己的社會生產。

三、私有財產和資本主義私有製的區別與聯系

許多號稱是社會主義者的人，把資本主義私有製等同於私有財產製，認為社會主義改造資本主義私有製就是要消滅私有財產製，實現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製就是要實現生產公有製和財產公有製，並把沒有商品和貨幣，人們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當作壹種目標理想。這其實是非常錯誤的。

社會主義理論的先驅，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確是把資本主義私有製等同於私有財產製的。但實際上，在馬克思、恩格斯那裏，私有財產不是壹般意義上的私有財產，而是包含他人勞動的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馬克思在《1844年哲學經濟學手稿》中指出：「因此，私有財產是外化勞動即工人對自然界和對自身的外在關系的產物、結果和必然後果」；「我們通過分析，從外化勞動這壹概念，即從外化的人、異化勞動、異化的生命、異化的人這壹概念得出私有財產這壹概念」；「私有財產壹方面是外化勞動的產物，另壹方面又是勞動借以外化的手段，是這壹外化的實現」。「工資是異化勞動的直接結果，而異化勞動是私有財產的直接原因。因此，隨著壹方衰亡，另壹方也必然衰亡」（《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6年版42卷100－103頁）。顯然，在馬克思這裏，私有財產不是壹個普通的壹般意義上的概念，而是特定資本主義條件下的概念，是資本主義私有社會製度條件下的私有財產。馬克思主張消滅私有財產實際上不是消滅壹般意義上的私有財產，而只是要消滅資本主義私有社會製度，是消滅以剝削和壓迫為主要內容、以人的異化為特征的私有財產。正因為馬克思、恩格斯筆下的私有財產是包含異化勞動等不合理內容的，包括「工資」，所以馬克思、恩格斯在其對未來社會主義社會的設想上，才沒有私有財產的地位和作用。

馬克思、恩格斯都是歷史唯物主義者，他們反對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卻並不反對壹般意義上的私有財產。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恩格斯就指出：「共產主義的特征不是要廢除壹般的所有製，而是要廢除資產階級的所有製。把資本變為屬於社會全體成員的公共財產，這並不是把個人財產變為社會財產。這裏所改變的只是財產的社會性質。它將失掉它的剝削性質」。 在《哥達綱領批判》中馬克思指出：「所以，每壹個生產者，在作了各項扣除之後，從社會方面正好領回他所給與社會的壹切。他所給與社會的，就是他個人的勞動量。…，他從社會領壹張證書，證明他提供了多少勞動（扣除他為社會基金而進行的勞動），而他憑借這張證書從社會儲存中領得和他所提供的勞動量相當的壹份消費資料。他以壹種形式給予社會的勞動量，又以另壹種形式全部領回來。顯然，這裏通行的就是調節商品交換（就它是等價的交換而言）的同壹原則。內容和形式都改變了，因為在改變了的環境下，除了個人的消費資料，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成為私有財產。至於消費資料在各個生產者中間的分配，那麽這裏通行的是商品等價物的交換中也通行的同壹原則，即壹種形式的壹定量的勞動可以和另壹種形式的同量勞動相交換」（《馬克思恩格斯選集》1972年版第三卷10頁）。顯然，馬克思在這裏的指出的「個人的消費資料」就是壹般意義上的社會主義也需要和存在的私有財產。社會主義條件下的私有財產只包含消費資料；而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不僅包含消費資料，也包含生產和生產資料，包含別人的勞動在內。資本主義條件下的生產資料都掌握在少數私人手中，而社會主義條件下的生產資料掌握在集體或國家的手中。資本主義條件下的普通人民因缺乏生產資料而不得不出賣自己的勞動力才能獲得「個人的消費資料」，而社會主義條件下的人民由國家或集體協助其解決生產資料問題，從而可以建立屬於自己的生產勞動，可以更好的獲取「個人的消費資料」，可以實現自身全面而自由的發展。

很明顯，資本主義私有製應該是指以雇傭勞動為基礎的生產和生產資料的私有製，而不是壹般人所必須擁有的用於個人消費的私有財產。我們不應把用於個人消費的私有財產同用來生產剩余價值的私有生產和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私有製混為壹談。在資本主義社會，私有生產以及生產資料雖然是私有財產的壹種，但私有財產與私有生產和生產資料並不相同，而且私有生產和生產資料的產生根源也並不在於私有財產，當然也不在於以私有財產為基礎的市場經濟。消滅資本主義私有製不能也不必消滅私有財產和市場經濟。

中國社會的利益沖突的基本特征

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 二零二一年

中國資本主義的特點是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專門從事以剝削廉價勞動力為基礎的出口製造業，因為中共需要依靠提供廉價勞動力市場的方式換取西方資本家的支持。中國現在是世界第壹製造業大國，並且為了製造業部門的運轉而形成了及其龐大的基礎設施以及其他工業部門的延伸（如煤炭、電力、交通運輸、電信、軟件服務業、商業等）。

雖然中國目前在極個別的部門能夠染指高附加價值的生產環節，但是中國製造業的絕大部分仍然屬於中低附加價值。因此中國資本主義經濟在世界市場上賴以競爭的主要「比較優勢」仍然是相對廉價的勞動力。

由於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無法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獲得大量的壟斷利潤，為了提高勞動生產率，就必須依靠投入大量的固定資本，從而導致了近年來中國經濟資本產出率的快速上升。資本產出率上升是導致中國經濟利潤率下降的壹個主要原因。

由於中國資本主義經濟建立在製造業以及各種相關部門的基礎上。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的擴張帶來對工業以及相關服務業勞動力的巨大需求。這種需求造成了中國階級結構的巨大變化。首先是城市化，即農村勞動力向城鎮勞動力轉移；而城鎮勞動力中的絕大部分成為無產階級或半無產階級。

現在，中國城鎮無產階級的隊伍已經發展到有近兩億人，占全社會勞動力總數的四分之壹、城鎮部門勞動力總數的近壹半。此外，還有壹億多城鎮半無產階級和大約7000萬城鎮小資產階級。

中國的城鎮無產階級和半無產階級隊伍，不僅數量增加，而且正在組織起來進行鬥爭，而且在這種鬥爭中能力和覺悟不斷提高。據香港的中國勞工通訊報道，2011年，全國範圍從主流和社會媒體上收集到的關於工人鬥爭的報道184起（其中參加人數超過100人的較大鬥爭102起）；2012年，全國工人鬥爭報道382起（其中100人以上的較大鬥爭209起）；2013年，全國工人鬥爭報道645起（其中100人以上的較大鬥爭301起）；2014年，全國工人鬥爭報道1358起（其中100人以上的較大鬥爭650起）；2015年，全國工人鬥爭報道2774起（其中100人以上的較大鬥爭527起）；2016年，全國工人鬥爭報道2664起（其中100人以上的較大鬥爭483起）。所以，從2011年至2015年，全國工人鬥爭不斷高漲。

2017年，全國工人鬥爭報道1257起（其中100人以上的較大鬥爭105起）。2018年，全國工人鬥爭報道1683起（其中100人以上的較大鬥爭168起）。2019年，全國工人鬥爭報道1385起（其中100人以上的較大鬥爭87起）。自2017年以來，由於資產階級國家加強對工人運動的鎮壓、封鎖工人鬥爭的消息，公開的工人鬥爭報道次數有所下降。但是全國範圍的工人鬥爭報道次數仍然保持在每年1000次以上。

中國城鄉勞動者的勞動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曾經在1983年達到57%。此後，由於私有化、資本主義復辟，中國的勞動收入份額壹直趨於下降，到2010年下降到36%的歷史最低點。但是，自此以後，中國的階級力量對比發生了對資產階級不利、對無產階級有利的變化。由於工人階級鬥爭的加強，至2015年中國的勞動收入份額上升到了43%。此後，盡管資產階級國家加強了對工人運動的鎮壓，勞動收入份額仍然基本上保持在43%的水平。這說明，即使在當前的鬥爭困難時期，工人階級總的鬥爭能力沒有下降。

未來，中國農村的剩余勞動力將進壹步萎縮。從現在開始，由於中國總的勞動年齡人口將趨於減少，城鎮資本主義部門的擴張還將進壹步吸收農村的半無產階級，預計中國農村的剩余勞動力規模將從現在的大約三億減少到2030年的壹億五千萬以下，也就是減少壹半以上。至2040年，中國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將基本消失。

壹支龐大的農村剩余勞動力隊伍在過去為中國資產階級供應了充沛的廉價勞動力，也是資產階級用來威脅城市工人，迫使他們接受低工資、惡劣勞動條件、超長勞動時間的「有力武器」。隨著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消失，城市的無產者和半無產者不必再害怕自己的工作崗位輕易被農民工所代替，因而可以有更大的底氣與資本家開展鬥爭，這將使得中國階級力量對比發生對工人階級有利的進壹步變化。

此外，中國勞動力隊伍的老齡化以及平均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也將對中國工人階級的鬥爭能力和要求產生有利的影響。按照現有趨勢，到2030年，農民工中40歲及以下的比例將下降到不足三分之壹，而50歲以上的比例將增加到約40%。這意味著，到那時，絕大多數中國工人在生理上將無法再承受超長勞動時間的血汗工廠剝削模式。另壹方面，2030年以後，大約每五個農民工中就將至少有壹個具備大專以上文化水平。平均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將大大增強工人階級的組織能力以及對社會和政治權利的要求。

所以，壹方面，由於中國資本主義無法上升到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核心地位，無法獲得世界範圍的壟斷利潤，只能用大量投資的方法來推動勞動生產率提高，導致每單位經濟產出所需要的資本投入大幅度上升。另壹方面，中國工人階級的鬥爭能力在不斷增強，並且不僅要求提高工資水平，還將要求廣泛的經濟、社會和政治權利，從而引起中國經濟勞動收入份額的上升。兩者共同作用的結果，已經造成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的平均利潤率趨於下降。利潤率下降到壹定程度，或者，中國資本家會大幅度減少國內投資（因為資本家的投資無法再帶來預期的回報率），或者，將可能發生大規模的資本外逃（因為資本家試圖到其他國家尋找更加有利的投資場所）。無論發生哪種情況，中國經濟都將或者陷入嚴重危機或者陷入長期停滯。

自中國資本主義復辟以來，中國資產階級的統治合法性（即廣大人民群眾接受或者默認資產階級統治的條件）很大程度上就建立在高速經濟增長之上。高速經濟增長是中國資產階級許諾的「中國夢」的客觀前提。按照這個「中國夢」，只要廣大人民群眾服從中國資產階級的統治，不僅放棄政治自由而且甘心忍受血汗工廠式的剝削，中國經濟就可以實現高速增長，從而在壹兩代人的時間裏保證大多數中國人都可以過上類似於「發達國家」人民的生活水平。

壹旦絕大多數人民群眾認識到，這個所謂「中國夢」是無法實現的，是水中月鏡中花，壹旦資本主義積累的危機迫使資產階級企圖逼迫廣大勞動群眾在忍受政治專製、非人勞動條件之余還要接受物質消費水平的停滯和下降，從而絕大多數人民群眾對於下壹代會比自己過得更好的幻想破滅，資本主義積累的要求就會與廣大勞動群眾對廣泛的經濟、社會、政治權利的要求發生尖銳不可調和的沖突。那時，中國就會出現革命形勢。

中國革命未來的道路是怎樣的？這取決於中國社會各階級的立場、力量、發展潛力和相互關系。

在各勞動階級中，城鄉半無產階級（包括農村的勞動者、城市個體勞動者和失業半失業人員）是受壓迫受剝削最深重的。但是，在現代資本主義條件下，半無產階級由於從事個體勞動或者處於失業半失業的狀態，不容易組織起來，或者限於在特定地域為了特定經濟目的而組織起來（比如農村反對強征強拆的鬥爭）。如果沒有無產階級的領導，半無產階級不太可能通過自己的鬥爭產生超越資本主義、走向社會主義的要求。

過去，中國的老壹代無產階級經歷了極權計劃經濟與權力市場經濟復辟的兩個時代，有了經驗，並且在資本主義復辟時代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反私有化鬥爭，從中產生了壹批既有實際鬥爭經驗又有馬克思主義覺悟的工人階級優秀戰士。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老壹代無產階級及其優秀領袖逐步退出了歷史舞臺。他們高度的無產階級覺悟和寶貴的鬥爭經驗將是新壹代無產階級在成長過程中可以學習借鑒的精神財富。

中國的新壹代無產階級目前主要是開展反對資本家剝削的經濟鬥爭。由於中國資本主義政治專製的特點，這意味著中國的工人階級不能像許多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那樣在相對和平、「合法」的環境下組織鬥爭；工人鬥爭中產生的積極分子往往要付出比較大的個人代價。另壹方面，中國資本主義的政治專製對於中國無產階級的成長從反面起到了積極作用。由於沒有所謂資產階級民主，沒有工會等「合法組織」，這就更有利於打破工人在資本主義民主條件下不可避免要產生的對民主、法律、工會等資本主義階級關系調節製度的迷信，並且使得中國的工人不得不在實踐中發展出各種靈活多樣的、在政治專製條件下與資本家鬥爭的方法。

中國的無產階級經常處於資本主義的殘酷壓迫和剝削之下，許多普通工人並不會天生就產生對社會主義的要求。但是，在工人的實際鬥爭中，他們會找到壹些行之有效的方法並形成鬥爭中的積極分子。他們會在壹些具體的經濟鬥爭中取得這樣或那樣的勝利。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客觀上通過減少農村的剩余勞動力、通過提高工人的教育水平、通過為工人提供新式的通訊手段會為工人組織水平的提高創造各種有利條件。這樣，在實際的鬥爭中，中國的無產階級將產生自己的組織，並形成自己的階級覺悟以及經受過鬥爭考驗的優秀分子。

隨著中國資本主義矛盾的發展，越來越多的工人（特別是他們當中的優秀分子）將會認識到他們各種起碼的經濟、社會、政治要求都無法在中國資本主義的條件下得到滿足。比如，隨著新壹代工人的成長和工人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越來越多的青年工人將無法忍受血汗工廠、無法忍受996式的勞動製度；但是，依靠剝削廉價勞動力的中國出口製造業（包括像華為那樣的「高科技」企業）又決不可能在放棄996、放棄血汗工廠以後還能保持世界市場上的競爭力。再比如，隨著中國社會的發展，廣大勞動群眾要求得到基本的醫療、教育和養老保障。但是，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邏輯又必然導致醫療、教育和社會保險的私有化，從而與廣大勞動群眾在上述領域的要求發生沖突。

這樣，中國的工人及其優秀分子將從他們自己反復的鬥爭經驗中認識到，要爭取他們按照現在的時代條件必不可少的壹系列經濟、社會和政治權利，就必須超越資本主義製度，並用民主的方法將社會的生產資料掌握在自己手裏。這壹過程，將主要是中國的無產階級在現實鬥爭中鍛煉和成長的結果，無產階級的優秀分子也主要是在實際鬥爭的鍛煉中產生出來。以往的鬥爭經驗表明，靠少數知識分子、青年學生從外部「融工」和灌輸的辦法，不但不能起到促進工人運動有機成長的積極作用，反而毀掉了壹批本來可能有前途的進步青年。工人階級的解放只能是工人自己的事情。但是，從小資產階級中產生出來的進步分子可以為工人階級提供批判資本主義、建設社會主義的豐富的思想養分，還可以為未來的工人階級政治組織提供有用的幹部和人才。

在資本主義社會的正常統治時期，小資產階級（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專業技術人員、自由職業者等高技能勞動者）壹般是政治上最活躍的。小資產階級的上層在物質生活水平、思想意識、政治態度上都靠近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上層的壹部分主要從跨國的高技能勞動力市場中受益（即本人或親屬或者通過移民或者通過為跨國公司工作而獲得類似於核心國家小資產階級的生活水平）。這壹部分小資產階級是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受益者，在意識形態領域則是小資產階級自由派的主要社會基礎。他們壹方面支持各種反動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如私有化、金融自由化），另壹方面向資產階級要求某些政治自由，同時極端仇視社會主義革命及其歷史遺產。

小資產階級上層的另外壹部分，從近年來中國資本主義的高速增長中獲得很大的利益，他們幻想在政治專製的保護下，自身的社會和經濟地位可以伴隨著中國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地位的上升而上升，他們是所謂「工業黨」、民族主義強國派的主要社會基礎。

在中國的資本主義社會中，小資產階級的中下層在勞動過程、住房、醫療、教育、養老等領域也受到資產階級的剝削和壓迫，如果遇到失業、疾病、個人債務等情況，還經常有無產階級化的危險。小資產階級中下層中的壹部分，沒有擺脫上升為小資產階級上層甚至於資產階級的幻想，在思想上依賴於小資產階級上層，因而分別附庸於小資產階級自由派或民族主義。

小資產階級中下層的另外壹部分在物質生活水平和思想意識上都靠近無產階級。他們是本世紀初形成的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的主要社會基礎。在過去二十年左右的時間中，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在揭露和批判資本主義復辟、宣傳社會主義、支持勞動群眾和壹部分小資產階級反壓迫反剝削的鬥爭中發揮了積極作用。但是，目前的左派既沒有統壹的組織，也沒有成熟的理論思想，也不是無產階級的政治代表。在未來的中國革命到來以前，馬克思主義仍然可以成為進步小資產階級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表達形式。

中國的資產階級包括國有資本（及其背後的官僚資本家族）、跨國資本及其代理人、壹般的私人資本等幾個不同的集團。這幾個不同的集團，雖然各自之間也有矛盾，但是在擁護中國現在的以剝削廉價勞動力的出口製造業為基礎的資本主義體製方面是基本壹致的。這就意味著中國資產階級的各派別都支持這樣幾項基本政策：最大限度地剝削無產階級和其他勞動群眾，殘酷鎮壓無產階級可能的反抗，堅持國有企業和事業單位逐步私有化，堅持貿易自由化和逐步的金融自由化，簡言之，堅持「改革開放」、堅持「黨的領導」（後者即堅持政治專製）。

胡耀邦與趙紫陽下臺之後，中國資產階級中已經不存在重要的主張發展國家資本主義並做出有限度階級妥協的派別。另壹方面，無論是官僚資本、跨國資本還是壹般私人資本都要求維持剝削廉價勞動力的體製，並為了這個目的維持政治專製。雖然壹般的私人資本家（所謂「民營」中小企業家）有時也會因為分贓不均抱怨官僚資本、跨國資本的「壓迫」，但他們更需要資產階級國家來鎮壓工人的罷工、破壞工人的組織、逮捕工人鬥爭中產生出來的積極分子。所以，在現在的中國資產階級中，也不存在任何重要的主張資產階級民主的派別。

如上所述，中國階級鬥爭未來的發展，首先取決於無產階級能不能在未來的鬥爭實踐中產生壹大批優秀分子，取決於無產階級及其優秀分子能不能在鬥爭中形成壹系列與自己的階級力量和階級覺悟相適應的基本的經濟、社會和政治要求，取決於無產階級及其優秀分子能不能在反復鬥爭中逐步認識到這些基本要求只有突破中國資本主義的狹隘界限才能實現。

中國的半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中下層也受到資產階級的殘酷剝削和壓迫，但是他們各自都無法單獨擺脫這種剝削和壓迫。中國各被壓迫階級的前途取決於能不能在無產階級的領導下形成壹個包括無產階級、半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中下層的廣泛的人民大眾聯盟。那麽，中國的無產階級就有了戰勝資產階級的基本條件。

中國革命在未來的前途，還取決於中國的資產階級是否有條件有辦法克服中國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如上所述，中國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是，作為壹個專門從事出口製造業的半外圍國家，壹方面，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必然造成無產階級發展壯大的條件，從而無產階級、半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必然提出越來越廣泛的經濟、社會和政治要求，另壹方面，由於無法在世界市場上獲得壟斷利潤，中國資本主義又無法在滿足上述要求的同時來保證正常資本積累所需要的利潤率。這就使得中國資本主義或者因為利潤率下降而陷入積累危機，或者因為無法滿足廣大勞動群眾的基本要求而陷入合法性危機。

對於中國資產階級來說，擺脫上述困境的理想辦法是使得中國資本主義盡快上升為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的核心國家，通過剝削世界範圍的剩余價值，來獲得實現國內階級妥協的條件。但是，在中國以外，已經無法再找到另外壹塊廣大的地理區域，可以為中國資本主義的上升提供大量的可供剝削的廉價勞動力並向中國轉移足夠大量的剩余價值。

此外，中國經濟目前所發生的資本產出率快速上升的情況，也決定了中國經濟無法在上升為核心國家以前阻止利潤率下降到危險水平。

中國資本主義也無法像俄羅斯、拉丁美洲大國那樣通過改組為自然資源出口國來克服危機、保持半外圍地位。

中國資產階級還可以選擇的壹種策略是，當利潤率下降到危險水平時，向無產階級發動全面進攻，不僅不滿足無產階級和其他勞動群眾的各項經濟、社會、政治要求，而且變本加厲，用類似「休克療法」的辦法全面私有化、製造高失業，逼迫工人階級接受生活水平的大幅度下降。這是類似於新自由主義時期許多核心國家和半外圍國家的資產階級采取過的辦法。

對於中國資產階級來說，這將是壹種高風險的階級鬥爭策略。為了瓦解中國工人階級的鬥爭力量，可能不僅需要短時期的高失業，還需要放棄和毀滅相當壹部分工業，以達到長久地重建產業後備軍的目的。這樣做的後果，即使能夠恢復資本主義經濟的利潤率，中國經濟也可能從此淪落為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壹個外圍國家。這樣壹種策略，必然要遭到無產階級和其他勞動群眾的強烈反抗，資產階級統治也有被顛覆的危險。

如果中國資產階級不得不采取最後壹種絕望的策略，那麽為了增大政治上的勝算，他們有可能學習反動的「新自由主義民主」的歷史經驗，就是對小資產階級上層做出有限的讓步，給與他們政治自由和某種參加政權的機會，換取他們支持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和其他勞動群眾全面進攻。

歷史上，前蘇聯、東歐和拉丁美洲的無產階級由於沒有這方面的政治經驗，曾經在新自由主義民主下蒙受了巨大的災難。如果中國的資產階級玩弄新自由主義民主的伎倆，中國的無產階級將汲取歷史上其他國家無產階級的經驗教訓。此外，還有兩個中國階級鬥爭中特有的因素將有助於中國無產階級挫敗新自由主義民主的陰謀。

第壹，在前蘇聯和東歐的資本主義復辟中，那裏的無產階級還沒有資本主義復辟的經驗和體會。在未來的階級鬥爭中，中國的無產階級、半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中下層都經歷了幾十年的資本主義剝削和壓迫。他們在未來鬥爭中將不僅提出爭取政治自由的要求，而且提出大量的經濟和社會要求，即直接的反剝削反壓迫的要求，而後壹個方面的要求將是中國資本主義絕對無法滿足的。

第二，在改革開放的初期，各種的鄧小平主義曾經壹度得到各個半外圍國家幾乎整個的小資產階級的擁護。而中國現在的小資產階級是分裂的，其中死心塌地擁護鄧小平主義的只是壹小部分。絕大部分中國的小資產階級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資本主義的壓迫和剝削，相當壹部分靠攏無產階級，因而存在著加入無產階級領導的反對資本主義聯盟的可能性。


無產階級

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二年

       如果我們指馬克思主義中的階級，那麽我認為在討論階級意識和“階級敘事”之前我們應當對什麽是階級做出一些概念上的澄清以及規定。

　　雖然階級這一術語在馬克思主義中是十分重要的，但是馬克思本人盡管在他最後的作品——《資本論》中並沒有做出完整的規定[1]。不過我們可以在他與恩格斯再建立歷史唯物主義時撰寫的諸多作品里尋找階級相關的概念碎片來重新拼裝起這個概念。

　　首先是在早期的歷史唯物主義著作《德意志意識形態》中，他與恩格斯這樣描述：

　　單個人所以組成階級只是因為他們必須為反對另一個階級進行共同的鬥爭；此外，他們在競爭中又是相互敵對的。另一方面，階級對各個人來說又是獨立的，因此，這些人可以發現自己的生活條件是預先確定的：各個人的社會地位，從而他們個人的發展是由階級決定的，他們隸屬予階級。[2]

　　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中的小農階級這樣被馬克思說明：

　　小農人數眾多，他們的生活條件相同，但是彼此間並沒有發生多式多樣的關系。他們的生產方式不是使他們互相交往，而是使他們互相隔離。這種隔離狀態由於法國的交通不便和農民的貧困而更為加強了。他們進行生產的地盤，即小塊土地，不容許在耕作時進行任何分工，應用任何科學，因而也就沒有任何多種多樣的發展，沒有任何不同的才能，沒有任何豐富的社會關系。每一個農戶差不多都是自給自足的，都是直接生產自己的大部分消費品，因而他們取得生活資料多半是靠與自然交換，而不是靠與社會交往。

　　一小塊土地，一個農民和一個家庭；旁邊是另一小塊土地，另一個農民和另一個家庭。一批這樣的單位就形成一個村子；一批這樣的村子就形成一個省。這樣，法國國民的廣大群眾，便是由一些同名數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馬鈴薯是由袋中的一個個馬鈴薯所集成的那樣。既然數百萬家庭的經濟條件使他們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與其他階級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並互相敵對，所以他們就形成一個階級。

　　由於各個小農彼此間只存在有地域的聯系，由於他們利益的同一性並不使他們彼此間形成任何的共同關系，形成任何的全國性的聯系，形成任何一種政治組織，所以他們就沒有形成一個階級。因此，他們不能以自己的名義來保護自己的階級利益，無論是通過議會或通過國民公會。他們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別人來代表他們。他們的代表一定要同時是他們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們上面的權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權力，這種權力保護他們不受其他階級侵犯，並從上面賜給他們雨水和陽光。所以，歸根到底，小農的政治影響表現為行政權力支配社會。

　　……

　　但是，要很好地了解我的意思。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不是革命的農民，而是保守的農民；不是力求擺脫由小塊土地所決定的社會生存條件的農民，而是想鞏固這些條件和這種小塊土地的農民；不是力求聯合城市並以自己的力量去推翻舊制度的農村居民，而是愚蠢地拘守這個舊制度並期待帝國的幽靈來拯救他們和他們的小塊土地並賜給他們以特權地位的農村居民。[3]

　　那麽我們可以得知，階級首先是一個收入結構接近，他們之間的生活方式、利益、教育程度與其他階級存在不同而且相互“敵對”，也就是說階級與階級之間的差異不但來自它們之間的相同條件，還由他們生活之間的敵對條件。一個人的職業本身並不能作為他本人的代表，真正能代表他的只有他自己。而當一個階級能夠成為一個社會走向的主推手時，它必然需要一個政治組織來達成自己的政治目標。而且，階級必須通過階級鬥爭的狀況展現出自身，否則組成階級的個人不過是“市場上自由競爭的原子”和“一袋馬鈴薯里的一個馬鈴薯”。

　　而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中：

　　拋開構成人口的階級，人口就是一個抽象。如果我不知道這些階級所依據的因素，如雇傭勞動、資本等等，階級又是一句空話。而這些因素是以交換、分工、價格等等為前提的。比如資本，如果沒有雇傭勞動、價值、貨幣、價格等等，它就什麽也不是。[4]

　　這里，階級首先被規定為他們的生活來源因素，可以說所謂“物質條件”是階級存在的基礎。階級不能作為收入的來源，也不能等同於社會分工所處的功能性位置。也就是說，一個主要收入為主的農民，他在農閒又有一些自己的小生意，他又屬於哪個階級呢？如果我們深入剖析這個農民的收入以及其所處的生產關系，那麽將會得到一個明確的答案：他作為一個個體在整個社會中所處的位置，有可能他是出售自己剩余勞動產品，還有可能……如果不對現實進行分析去定性，其中謬誤與否可想而知。所以說階級是生產關系的一面，它的規定應當在對雇傭勞動，資本等等作出規定的之後。一句話，階級是一種社會關系。

　　由此我們可以得到對階級的規定：

　　1.階級並不是收入群體，階級指的是一群在生產關系上處於的位置，需要對現實的社會經濟條件進行詳盡地剖析來確定一個“中心坐標”；2.階級需要階級鬥爭來展示自身，也就是說，它是一個動態的概念，一個靈活而彈性的概念，如果沒有社會群體間的猛烈運動，階級只能停留在上一個規定，僅僅作為一個自在的階級。而且主體只有在被迫參與到運動中才可以被放置，也就是說，他必須為自己的生活而戰，和其他人聯合起來成為一個自為的階級。

　　3.階級是一種關系，階級在這一層規定中就可以被被廣泛的展開在覆雜而具體的現實中，“具體之所以具體，因為他是一切抽象關系的綜合”。階級關系作為聯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之間的橋梁成為了主體——就像“交換價值和使用價值的對立，在辯證法的綜合環節表現為資本這一更高次方的不同要素、也就是主體本身的部件而已。在商品-貨幣關系內部，交換價值和使用價值的對立關系外在化為交換（供求）關系，從而在雇傭勞動形式上，表現為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的對立關系。取消前兩個環節的獨立性，從而吸收為自身的要素，完成自身的主體性。”[5]

　　那讓我們回到問題，所謂階級意識在對階級做出上述規定後就可以迎刃而解。階級一開始出發在這樣一個再尋常不過的認識上：任何抽離了生產、交換（交往）以及分配“物質”的“地基”的社會，幾個星期都不可能持續下去，階級需要憑借某種經濟關系來建構自身，而這種關系是一種不平衡、不平等的，對這關系的多方來說，它就是自在的共同。無論某些人用多麽細致的標準去“分類”，搞出什麽階層來消解階級本身，那也不能抹殺掉任何屬於某個民族的工人們為了生活不得不出賣自己的勞動力、出賣自己的時間、出賣自己的生活的事實，無產者們不得不把自己當作手段來達成自己生活的目的，就是說，工人是一個在雇傭關系中提供自己的勞動的一方，屬於提供工具和一般等價物——金錢的另一方，即資產者。但是：“工人階級越迅速地擴大和增加與它敵對的權力，即越迅速地擴大和增加支配它的他人財富，它就被允許在越加有利的條件下重新為增加資產階級財富、重新為增大資本的權力而工作，滿足於為自己鑄造金鎖鏈，讓資產階級用來牽著它走。”[6]

　　這樣的事實無論是從過去無產者普遍貧困的狀況還是現在這樣充斥著多元身份的狀況都顯而易見。這正說明了在這樣的社會關系下無產者的貧困，而他們的存在本身就構成了資本主義秩序的否定，“因此，文明的一切進步，或者換句話說，社會生產力的一切增長，也可以說勞動本身的生產力的一切增長,如科學、發明、勞動的分工和結合、交通工具的改善、世界市場的開辟、機器等等所產生的結果，都不會使工人致富，而只會使資本致富；也就是只會使支配勞動的權力更加增大；只會使資本的生產力增長。因為資本是工人的對立面，所以文明的進步只會增大支配勞動的客體的權力。”[7]

　　其次，階級意識與其他的共同體的意識“對應”，意識紮根在人們的生活之中，而且生活一定是社會性的，即社會意識。那麽階級意識不正是這同屬階級的人們共同生活或者說共同經驗下的對階級這一共同體的認知嗎？階級意識必須建立在對階級的認識上。而且，這個階級的成員必須認識到自己將要奪得權力。如果用一般的回答，那就是：社會（的）存在是基礎，行走於之上社會意識可以被任何意識形態捕獲，將人放入價值觀念或者是社會意識的鐵軌，任憑它行進在大地上。但是這個價值和倫理的的鐵路絕對不可能脫離大地而行走，除非它是純粹的意識形態幻覺，讓純粹的思維的天馬翺翔在天空上。

　　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所說的：

　　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時代都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這就是說，一個階級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物質力量，同時也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著物質生產資料的階級，同時也支配著精神生產資料，因此，那些沒有精神生產資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隸屬於這個階級的。占統治地位的思想不過是占統治地位的物質關系在觀念上的表現，不過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現出來的占統治地位的物質關系；因而，這就是那些使某一個階級成為統治階級的關系在觀念上的表現，因而這也就是這個階級的統治的思想。

　　此外，構成統治階級的各個人也都具有意識，因而他們也會思維；既然他們作為一個階級進行統治，並且決定著某一歷史時代的整個面貌，那麽不言而喻，他們在這個歷史時代的一切領域中也會這樣做，就是說，他們還作為思維著的人，作為思想的生產者進行統治，他們調節著自己時代的思想的生產和分配；而這就意味著他們的思想是一個時代的占統治地位的思想。例如，在某一國家的某個時期，王權、貴族和資產階級為奪取統治而爭鬥，因而，在那里統治是分享的，那里占統治地位的思想就會是關於分權的學說，於是分權就被宣布為“永恒的規律”。[8]

　　無論在意識形態的被捕獲，還是階級意識的構造上，馬克思本人的論述需要結合其歷史唯物主義的宗旨。首先正是作為歷史唯物主義之門的《費爾巴哈的提綱》中所論述的：“從前一切的唯物主義——包括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 的主要缺點是：於現象、現實只是從客體或直觀的形式去理解，不是從主體方面去理解”[9]。於是，主體不再受制於“心靈”或者“物質”的單一作用，這倆者都被統一於主體的對象性活動中去了。如果某人沒有階級意識，那可以說再正常不過了，意識的形成絕不是單調的“物質反映論”。對於主體來說，通過歷史的實踐這一“棱鏡”透射的對物質的“意識”可謂千奇百怪。被二分的物質和意識看似脫離了主體並主導者主體，那也不過是主體本身的一廂情願。而且這些具有差異的意識形態被在社會交往中捕獲並重新改造成一種一般的“共識”，主體間的特殊性形成的多元可能被權力套進它的捕網里、被按部就班的放入差異的山原溝壑，具有特殊性的差異的就這樣被篡奪並凝固化，成為一種特殊的法西斯主義，從而引發互相攻訐每個個人的“種族主義“實踐。

　　那麽最後再來回答“階級史觀”，如果有這樣的史觀的話，我想它一定是根據社會的現狀，例如社會關系的分配，生產要素的分配等等和人們的社會生活，例如：價值觀對於人決策的影響等等，來對現實情況進行的分析。如果用馬克思和恩格斯二人的論述：“這種歷史觀就在於：從直接生活的物質生產出發來考察現實的生產過程，並把與該生產方式相聯系的、它所產生的交往形式，即各個不同階段上的市民社會，理解為整個歷史的基礎；然後必須在國家生活的範圍內描述市民社會的活動，同時從市民社會出發來闡明各種不同的理論產物和意識形式，如宗教、哲學、道德等等，並在這個基礎上追溯它們產生的過程。這樣做當然就能夠完整地描述全部過程了(因而也就能夠描述這個過程的各個不同方面之間的相互作用)。”[10]

　　鑒於題目並沒有對“有些人”作出規定，那我大膽猜想一番，一定是不願意直面工人實際悲慘的生活的人吧。某些人所謂的社會，只不過是把那些恰恰表示著社會關系（資產階級社會關系）的區別忽略掉，摻雜著個人的好惡，反感“現實的荒原”吧。

　　最後，“社會不是由個人構成，而是表示這些個人彼此發生的那些聯系和關系的總和。這就好比有人這樣說：從社會的角度來看，並不存在奴隸和公民；兩者都是人。其實正相反，在社會之外他們才是人。成為奴隸或成為公民，這是社會的規定，是人和人或A和B的關系。A作為人並不是奴隸。他在社會里並通過社會才成為奴隸。”[11]而現在，從社會的角度來看，無產者就是受奴役者。

　　順便，民族在歷史上是一層“地質沈積”，我們正站在這層沈積之上的大地。如果有那麽一位歷史學家朝著歷史的“地質層”挖一鏟子下去，則可以發現一個“前民族”的時代。如果我們向歷史學家們提問：這樣一個共同體是如何成為現實的？這樣的地層是如何得以沈積的？通過“考古”的分析，最終能得出這樣的結論：民族這個範疇在不斷改變它的囊括之地，這個範疇憑依著的條件從血統到某個通過隨意的外貌標準和集體行動變化著，從他的歷史的長度來看，可以說，這層沈積是極其易變的。那麽在這個結論上可以得出民族就是一個“想象的共同體”的推論。

工人階級談中國社會的精神剝削

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 二零二二年




在當代，一些鼓吹諸如“努力就會成功”、“不能改變世界，改變自己也能成功”、“沒改變說明你是假裝努力”的頗具系統性的觀念，在社會中普遍的流行著，這種粗制濫造的哲學觀念，在被以大量的華美辭藻進行文學裝點後，像小廣告一樣到處橫行於社會當中。




這種東西一直以來都是各種位高權重者對下層人進行說教的最愛，此物的作者往往將他們的這些創作稱之為“心靈雞湯”，以冠“雞湯”之名，欲體現其作品“勵志性、滋補性”的“本質屬性”。




這種東西在經過了社會中各種權威而知名的宣傳中介如“人民日報”的認可和促進以後，在社會中瘋狂的普及和傳播著，十分有效的洗滌了一個又一個人的心靈。最終使得社會中絕大部分底層人，認為這種東西是自己的“成功道”和“福音書”，並深切的感到這些東西對他們改變自己現有的不利處境和地位，是大有幫助的。




在對此深信不疑之後，他們就像黑鼠疫中的基督教徒一樣不斷地虐待著自己，來祈求得到上帝的眷顧。而至於這種自虐是否會在實際上真的產生什麽預期性的效果，那並不是他們想用理性去考慮的東西。就好像一句無神論的諺語所言：“宗教就像藥丸，必須囫圇吞下不能細嚼慢咽”。其實一旦他們對此進行了某種理性的考察，他們可能也不會再堅持這種粗制濫造的東西了。




這種“心靈雞湯”已經成為我們當代的新型宗教，只不過這個東西的創新性在於，它把超自然的“神力”從某種上帝的身上，轉移到了信徒自己的身上，並把對彼岸的寄托改成了對此岸的寄托，除此以外它和傳統宗教比起來也並沒有什麽特別的創新之處，它們精神鴉片的本質，可以說是並沒有什麽差別的。




當代的這種“努力教”和歷史上的各種國教一樣，都是“高等人”和“低等人”相互合作的產物，確切的說是“高等人”施壓而“低等人”妥協的產物。




客觀的說，對“高等人”而言，這種東西是他們在把其他所有的改善途徑全部堵塞以後，為繼續愚弄“低等人”安分守己所人工制造的幻影，他們通過指出一條無用的、反科學的路，來使得“低等人”產生某種茍活的信心及滿足感，甚至是產生一種認為自己的處境能夠得到改善的錯覺，以此來撫慰“低等人”身為人所具有的本性。




介於“追求幸福的欲望是人生而就有的”[1]，且“高等人”由於某些“良心”的東西至少必須在表面上得以維持，他們實在是不好直說“在我們的統治下，你們就是死路一條”，於是這麽一種帶有“憐憫”和撫慰效能的精神鴉片也就產生了。




“努力教”除了能把“低等人”承受苦難的責任，全都推卸到他們自己的身上以外，不得不說這還體現著“高等人”某種“人道主義”的情懷，這點是非常非常值得我們“表揚”和“感恩”的。




對“低等人”而言，信奉這種東西則是一種自欺欺人的事業，是對無法克服的苦難感到無能為力後，在諸路皆不敢走以後的唯一的選擇。




我們可以看出，“努力教”這種東西的確被這個時代所需要著，無論是對於誰，這種東西的存在都是有用處的。它通過推卸責任的方式，消滅了“低等人”對客觀社會關系的不滿和仇恨，甚至培養出了一大批“津津樂道地讚賞美妙的奴隸生活，並對和善的好心的主人感激不盡的奴隸”[2]，這一定程度上維護了社會關系的和諧、人民“幸福”安寧，等等。




它讓人人都在他們的地位上安分守己，拉車的拉車，坐車的坐車，一切井井有條，並且，還時刻“激勵”著拉車的人：“每日堅持進行拉車，總有一天會拉成皇帝”等，可以說這些地方都充分體現了，當代社會對於人文關懷的重視。




但是，我們總是能看到這個世界還有著叛逆的那麽一面，在這種大流行下，社會中也依然還存在著某些還堅持，或者只是在大腦里暗中保存著馬克思主義基本世界觀的“頑固”分子們，他們對這種大流行卻毫不買賬，而且這群人都從不同程度上辨識到了這種東西的無用性和謬誤性，隨之將這種東西稱之為“心靈砒霜”，以用於揭示其毒害作用的本質。




實際上，對於一個受過唯物主義教育的人而言，辨識出所謂的“心靈雞湯”只是利用文學作為載體的主觀唯心主義謬論，這並不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情，通過教育的透鏡，人們當然能夠清楚的看出，這種“傑作”只是在意圖利用大量文學的修飾，來掩蓋其在哲學原理上的謬誤和反動本質。




可以說對於這種“心靈雞湯”的文學修飾手法，人們在沒有識破這種本質之前，那些華美的字眼往往令人感到可愛和溫馨，而在識破了這種本質以後，那種文學裝飾就開始變得不得不令人作嘔了。




作為時代的流行，“努力教”這種觀念在歷史上並不稀罕，這不過是一種對某些歷史時期的再度重覆和加以揉捏的拼湊。“何不食肉糜”的古典皇帝思維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晉時代。




今天“努力教”關於“努力=成功”、“不成功=人在假裝努力”等觀念，這種論調不但繼承了古代皇帝的民族古典辦事態度，也良好繼承了在“浮誇風”時期某些人進行“daoshangfei”的傳統習慣。可以說，我們當代的“努力教”就是這麽一種兼采了西晉時代和浮誇風時期兩大要理的怪物。




而如果說西晉時代的“何不食肉糜”是基於古代人的愚昧，那麽今天“努力教”對古代皇帝辦事態度的繼承，那只能說是“裝傻充楞”；而如果說浮誇風時期的主觀唯心主義思潮只是在一段時期內局部產生後又被反思批判的失誤，那今天的“努力教”對它的這種“不忘初心”，早已經上升到了長期性、普及性和確定性的高度。




缺乏客觀條件的情況下，再努力也達不到預期效果

“努力教”一直以來，都致力於傳播一種“努力就會成功”的觀念，並不時散播一種貌似公平的制度設計供社會配合理解。比如，他們喜歡說：“高考是公平的”、“高考不看考生出身是否有錢，而只看人的成績”、“富二代和無產者本在同一起跑線上”，“成績是由努力決定的，沒考試成績是因為人不思進取”。以下我們以此為例進行分析。




我們現在把這種說法結合社會現實情況來看，我們會發現，富貴的高等人子弟往往都是那種成績較好以至於都留學到外國的“上進人群”，而無產低等人子弟往往都是成績不好，連大專入學率都很低的“不上進人群”。




這種說法有力的為高等人群體掙來了良好的形象，並十分利落的把大多數賤民不能接受高等教育的責任全賴到了他們自己的頭上。那麽實際上成績真的主要是由什麽“上進”或“努力”所決定的嗎，沒有成績是因為人不思進取嗎？




讓我們打開作為這個國家指導思想之一的辯證唯物主義原理，它說：“不考慮客觀實際情況，認為自己的意志能夠決定一切，這是一種根本顛倒了物質和意識關系的唯意志論”[3]，“一切事物的存在和發展都是有條件的，即使是改變條件、創設條件本身也是有條件的，任何事物的存在、運動、發展只有‘有條件’才是無條件的。……任何具體事物無不依賴於一定的條件。……離開條件，一切都不能存在，不能及理解。……改造和創設條件的活動不能是任意的，因為這種活動本身就是有條件的，是受條件制約的”[4]。 看來，“努力教”主觀萬歲的說法並不能得到，開口閉口都是“條件”這種客觀外在因素的馬克思主義學說的支持。




我們再回到現實當中進行對比，看看究竟是什麽環節出了問題。我們會發現，似乎無產低等人和富貴的高等人子弟，他們除了在都是胎兒時是平等的以外，他們絕大多數時候都是不可能平等的。




比如：在兩者出生以後，高等人子弟在家庭的勃勃野心的影響下正生成自己的自信心和進取心時，低等人賤民子弟卻只能在他們家庭的窮困和低水平的教育中給自己播下了自卑和墮落的種子；當兩者走入學校時，高等人子弟的金錢和權位的光環必然給其招來學生和教師的羨慕和尊敬，以導致他們對校園生活無比熱愛時，低等人子弟卻只能是因貧等原因而遭到教師和學生的欺淩或侮辱而厭學；當兩者臨近高考之時，高等人子弟正用豐富金錢交換著高端考資，並雇傭的十個博士學位的家教或更好的條件為他服務時，低等人子弟一部分卻早已經離開了學校，開始不得不打工了，而那部分“繼續努力”的也只能是用最原始、最低劣的教學資源背著英語單詞。這種例子不勝枚舉。




其實高等人和低等人子弟二者間的命運從一開就根本是一目了然的，他們在初始資源條件上的把握的不同，一一決定著他們在發展中的見顯於意識上的不同，以及見顯於實踐收效上的不同。




這些與當事人“努力”與否根本沒有關系，在缺乏客觀條件支持的情況下，再努力也不可能達到什麽理想的效果。俗話說，“巧婦難為無米之炊”，讓無產階級去跟資產階級競爭學力，這就好比給一個人發一根棍子，而給他的對手一台坦克，讓他們同去搶一個山頭一樣。分到棍子的那個人不論怎麽的努力，他也都絕對不可能達到目的，因為他根本沒有掌握與對方競爭的有效條件；反之，分到坦克的一方卻是極幸運的，他可以十分輕松的就達到他的目的。




這二者的成敗並非取決於什麽努力或不努力，而僅僅就是取決在“投胎運”上。這種在初始條件上的差異完全不是人自己能夠選擇的，人在出生前不可能自主選擇自己將出生於什麽階級，而至於其所在的階級在社會中處於怎麽樣的地位，則是直接為社會的生產關系所決定的，有什麽樣的生產關系就有什麽樣的分配關系。




社會成員間掌握資源的高低差異，都是一定社會關系的必然結果。比如說，就像資本積累一般規律的作用，就將決定無產階級在各方面的境況上必然處於劣勢，如馬克思說：”這一規律制約著同資本積累相適應的貧困積累。因此，在一極是財富的積累，同時在另一極，即在把自己的產品作為資本來生產的階級方面，是貧困、勞動折磨、受奴役、無知、粗野和道德墮落的積累“。[5]




除了實踐活動受客觀條件限制的論說外，馬克思還曾說“觀念性的東西，不過是在人類頭腦中變了位，並且變了形的物質性的東西”[6]，“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7]。歷史唯物主義的原理更是明確的點出了“個人意識，是個人獨特的社會經歷與社會地位的反映，是個人實踐的產物。……在階級社會中，階級成分、家庭出身等社會地位對於人們的意識起很大作用”[8]。我們從此還應能看出一個問題，那就是不光是“考試成績”這種實踐收效需要客觀資源進行保障，就連“努力”的意志的產生也都需要客觀條件的支持。




世界上本就不存在什麽天然低劣的人，只有無法使人優秀的低劣的天然條件。人的存在和發展，無非只是被他所納入了聯系的一切條件對之作用的必然結果。人所在的階級地位，決定了他能夠納入到聯系的環境的大致條件和其所能掌握與利用的資源，環境決定了人的意識，資源決定了他在實踐上的收效。




低劣的資源條件的供養下必定造成低劣的人，這是根本就沒有辦法的事情。除非使得客觀條件首先發生改變，否則人主觀上很難產生什麽超越不利境況的積極念頭，而就算因為偶然的原因產生了這樣的念頭，那這種純粹意識上的東西，對人在某種實踐上達到某種預期性結果也絕不可能有任何用處，最終只能歸結為一種錯覺和誤判。




實際上，每一個預期性結果的產生都是一定主觀和客觀資源條件的統一，其中客觀資源條件是主要方面，而主觀是極次要的。人的認識或實踐都是被各種客觀條件所層層限制和約束著的，而絕非是隨心所欲的，脫離了客觀條件，僅僅空談什麽主觀上的“努力”、“進取心”，那最終都只能淪為自欺欺人的把戲。




“努力教”把這種資源相差如此懸殊的“以卵擊石”式的競賽，說成是“在同一起跑線上”、“生而平等”、“多從自己身上找問題”，“一切都是公平的”，純屬無稽之談，是極無恥的。考試成績這個東西極大的依賴於對考資的掌握，而考資是需要用初始資源來進行交換的，人能夠掌握的教考資源越多、越優質，他的成績必然也就越高。




實際上這一開始就沒有什麽公平，如果一開始的供人發展的初始資源配置就是兩極分化的，不論“選拔制度”再怎麽嚴格，那也都是建立在不公之上的，因為人本身就是一定資源供養出來的必然結果，去經歷“選拔制度”也就是去走一個沒有任何意義的程序而已，可以說這種競賽，是一種根本早就已經注定了結果的、被窒息了的競賽。




除教育競爭外，其他方面的競爭也都一樣，對於客觀資源條件的掌握和對客觀環境條件的要求都適用同樣的原理，本文不贅述。“努力教”的存在不但以顛倒黑白的方式為高等人既得利益階級和其主宰的社會關系充當辯護人，對低等賤民群體加以誣賴和攻擊，還給社會提供錯誤的方法故意引人失敗和損失，而且他那種“勵志”的表象也只不過是一種假象，其真實的作用就如書中所言，“唯心主義從否定物質的決定性的基本立場出發，在歪曲意識本質的同時，極力誇大意識的作用，宣揚不同形式的意識決定論、精神萬能論。以這種觀點為指導，意識的能動性不僅不能得到正確的發揮，而且只能把人們引向邪路”[9]




“努力教”絲毫不顧“初級階段”理論尊嚴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科學界不停的強調生產力條件對於生產關系的制約性和限制性，並認為“我國是積弱國家，必須經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長期過程才能實現社會主義”，並把這種說法稱作“徹底的唯物主義”。




從而，絕不可能用某種主觀就讓國家“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甚至稱“我國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也就是說連跑步進入社會主義中級階段也都根本不可能。這種理論對於“客觀條件制約性”的認識和使用，可以說已經發揮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當然，這是可以理解的，畢竟“人們並不是隨心所欲的創造歷史的，人既不能夠自由的去選擇生產力，也不能夠隨意去改變社會關系”[10]的原理還是客觀存在、有據可依的。




但是，如按照今天由“人民日報”等所載的“努力教”的觀點對此事進行解釋，那事情就要開始發生變質。如此一來，我們的國家不進入社會主義中級階段、不搞公有制，那完全是因為中樞集團“沒有努力”或者是在“假裝很努力”，這樣這種思潮就開始傷及他所保護的對象了。




一個邏輯正常的中樞集團，絕不能一邊把民眾在發展上的失敗歸結到“是他們自己不努力”的原因上去，而另一邊又把自己對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不利後果全賴到“因為客觀條件限制”的理由上。如果國家兼采這兩種說法一並作為社會的意識形態，一方面在群眾為主體的關系上誇大“努力”對於結果的作用，大搞主觀唯心主義，另一方面又在以自己為主體的關系里采取條件論的觀點，這無疑是自相矛盾的雙重標準。




如果我們要承認條件論，那麽我們就必須承認，群眾個人的存在和發展一時一刻也離不開各種客觀資源條件的支持，而原有客觀資源配置的問題是有賴於中樞集團的，不是可以為群眾個人所自主選擇的，因此群眾失敗的境況不為他們自己承擔責任，同樣的國家治理集團也可以基此原理不為社會主義發展的不利承擔責任；而如果我們要搞努力論，把群眾的失敗賴給他們自己，那麽我們就必須要承認，我們國家不進入社會主義中級階段、沒有高福利、投票制不健全等，那一樣全是因為是中樞集團“根本沒努力”或“假裝很努力”才導致的，如此一來，中樞集團就應該和社會中人山人海的失敗者們一樣，應該自己對社會主義建設的無能承擔不稱職的完全責任。




“努力教”在我國有著十分奇怪的作用和地位，一方面它從科學的角度上說，它是一種有著嚴重錯誤的謬論，是帶有著極大精神鴉片性質的毒害性的垃圾，它不但扭曲事實真相使賤民群體蒙受不白之冤，還給人提供錯誤的、反科學的方法供全社會作為行動指南將人們領上邪路，這終究必然使得人們不能達到預期的追求，甚至是付出嚴重的代價；另一方面，它是為社會主流所認可的，對維護社會和諧、穩定、人民“幸福”安寧等，到是有著一定的裨益和好處，但是，由於其理論的謬誤性和過度的反動性，它在一定程度上傷及了“初級階段”理論的合理性。




“努力教”荼毒無產者、毒害下等群眾、藐視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等等……，這些我們不可以容忍。這個我們絕不能容忍。那麽，這就要求著我們每個人都應該自然而然的，拿起馬克思主義的武器，與這種謬論戰鬥到底。

工人階級談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對立

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 二零二二年




馬克思主義是關於無產階級解放鬥爭的學說。無產階級的解放鬥爭為什麽能夠取得最後的勝利？要回答這個問題，僅僅從理論方面來說，無非是要解決如下兩個方面的問題：（一）現存社會制度及資本主義為什麽必然滅亡；（二）怎樣用一個嶄新的、無階級社會（即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來代替現存的資本主義制度，而不是用一種剝削社會來代替另一種剝削社會、用一種壓迫社會來代替另一種壓迫社會。




      自從階級社會產生以來，各國被壓迫的勞動人民就展開了無數的、規模大小不等的反抗剝削和壓迫的鬥爭。以往這些鬥爭，為什麽在最後都歸於失敗了呢？自二十世紀初以來，蘇聯、中國、東歐各國、古巴以及世界上其它一些地方的勞動人民不僅推翻了舊的剝削階級政權，而且開展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實行了生產資料公有制和計劃經濟。但是後來，這些地方勞動人民的鬥爭也失敗了，社會主義政權被推翻，發生了資本主義覆辟（個別的，比如古巴，資本主義覆辟程度輕一些，但也處於覆辟過程中）。




      在二十一世紀，我們要開展新的無產階級革命鬥爭，要建立新的無產階級革命政權並開辟通往無階級社會的嶄新大道，首先就要努力總結以往被壓迫勞動人民鬥爭失敗的經驗教訓，尤其是二十世紀社會主義國家初步勝利後又發生資本主義覆辟的經驗教訓。




      在過去幾千年的人類社會發展史上，社會為什麽會分裂為階級，特別是分裂為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統治階級和被壓迫階級？在一切剝削階級以及為他們服務的辯護士和其他庸人們看來，社會分裂為階級是天經地義的。在資本主義時代以前，剝削階級往往利用宗教以及所謂“神的意志”來為他們的剝削和壓迫辯護。在資本主義時代，資產階級以及為他們服務的小資產階級則利用種種偽科學理論，比如主張“人性都是自私的”，“富人富有是因為勤奮智慧、窮人貧困是因為懶惰愚昧”，“絕對公平是不可能的”，“貧富差別是社會發展的動力”等，來欺騙和蒙蔽廣大人民群眾。




    在馬克思主義看來，階級社會只是整個人類歷史發展的一個階段。階級，既不是從來就有的，也不會永遠存在。世上萬事萬物，都是有始有終的，只要曾經產生，將來就必然消亡，階級社會也不例外。這種產生與消亡的根源，要到人們的物質生產與生活的條件及其發展變化中去尋找。




          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第三部分的開頭部分，恩格斯便說：“一切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的終極原因，不應當到人們的頭腦中，到人們對永恒的真理和正義的日益增進的認識中去尋找，而應當到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更中去尋找；不應當到有關時代的哲學中去尋找，而應當到有關時代的經濟中去尋找。”




         在概括地說明了國家在階級社會中的作用（“用暴力把被剝削階級控制在當時的生產方式所決定的那些壓迫條件下”）以及未來國家消亡的可能性（“國家真正作為整個社會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個行動，即以社會的名義占有生產資料，同時也是它作為國家所采取的最後一個獨立行動。那時，國家政權對社會關系的幹預在各個領域中將先後成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來。那時，對人的統治將由對物的管理和對生產過程的領導所代替”）以後，恩格斯用了一長段文字集中論述了馬克思主義關於在歷史上階級社會為什麽會產生、又為什麽會長期存在的基本觀點：













自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歷史上出現以來，由社會占有全部生產資料，常常作為未來的理想隱隱約約地浮現在個別人物和整個整個派別的頭腦中。但是，這種占有只有在實現它的實際條件已經具備的時候，才能成為可能，才能成為歷史的必然性。正如其他一切社會進步一樣，這種占有之所以能夠實現，並不是由於人們認識到階級的存在同正義、平等等等相矛盾，也不是僅僅由於人們希望廢除階級，而是由於具備了一定的新的經濟條件。社會分裂為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統治階級和被壓迫階級，是以前生產不大發展的必然結果。只要社會總勞動所提供的產品除了滿足社會全體成員最起碼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就是說，只要勞動還占去社會大多數成員的全部或幾乎全部時間，這個社會就必然劃分為階級。在這被迫專門從事勞動的大多數人之旁，形成了一個脫離直接生產勞動的階級，它掌管社會的共同事務：勞動管理、國家事務、司法、科學、藝術等等。因此，分工的規律就是階級劃分的基礎。但是，這並不妨礙階級的這種劃分曾經通過暴力和掠奪、欺詐和蒙騙來實現，這也不妨礙統治階級一旦掌握政權就犧牲勞動階級來鞏固自己的統治，並把對社會的領導變成對群眾的加緊剝削。













      恩格斯說：“社會分裂為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統治階級和被壓迫階級，是以前生產不大發展的必然結果。”按照我們現在對人類起源史的了解，自哺乳動物中的靈長類發展起來以後，由早期古猿到人的進化過程經歷了上千萬年。智人或現代人類產生於大約二十萬年前。在智人早期發展的絕大部分時間里，人類為了生存與自然界展開長期不懈的鬥爭，物質生產僅能勉強維持當時人們的生存，人口增長緩慢，幾乎沒有剩余產品。大約一萬年前，隨著早期農業和畜牧業的發展，開始出現了比較大量的剩余產品，這就為少數人獨占社會的剩余產品也就是為人類社會分裂為階級提供了物質上的可能性。但是，為什麽說，從那時起到現在，社會分裂為階級是“生產不大發展的必然結果”呢？




      當社會開始擁有了比較大量的剩余產品然而社會平均的勞動生產率仍然比較低下的時候，生產各種必需品以及其它物質產品的勞動（這些勞動一般要求勞動者運用自己的體力與自然界的一部分或者經過對自然界的加工改造所生產出來的物質產品發生直接的、物理的相互作用，所以也是“體力勞動”）必然要“占去社會大多數成員的全部或幾乎全部時間”。這樣，只有少數人（在前資本主義社會則往往是極少數人）才能從直接的物質生產勞動中脫離出來，以專門從事為了一個文明社會的存在與發展所必不可缺的各種職能：“勞動管理、國家事務、司法、科學、藝術等等”。這些職能往往要求勞動者運用自己的“腦力”，即理性的分析能力，對於人類以往實踐中積累起來的經驗經過一番“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形成大量的理性材料（往往表現為書本知識）並將這些理性知識用來指導人們的實踐活動。所以，從事這些職能的勞動也可以稱之為“腦力勞動”。




      恩格斯指出，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分工“就是階級劃分的基礎”。就是說，只要存在著上述的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分工，從而只有少數人或極少數人可以專門“掌管社會的共同事務”，這些專門掌管社會共同事務的少數人（同時也是專門從事腦力勞動的少數人）便不可避免地要在掌握政權以後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暴力和掠奪、欺詐和蒙騙”）“犧牲勞動階級來鞏固自己的統治”，“並把對社會的領導變成對群眾的加緊剝削”。




      這樣的專門從事腦力勞動以及“掌管社會的共同事務”的少數人，在前資本主義社會一般不超過整個社會人口的5%，甚至只有整個社會人口的1-2%。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這樣的少數人大致對應資本主義社會中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一般占整個社會人口的五分之一至四分之一。




      如果我們用上述的恩格斯關於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分工是階級劃分基礎的觀點來觀察和分析二十世紀的社會主義國家，我們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即根據這些國家在革命勝利以後的物質生產和生活條件，這些國家所在的社會必然要分裂為階級。




      比如，在蘇維埃政權建立並在殘酷的國內革命戰爭中取得勝利以後，當時蘇聯仍然有大約五分之四的人口生活在農村、從事農業勞動，大多數人口是文盲。中國革命勝利後的情況也類似，甚至更加嚴峻。即使在進行了大規模的掃盲運動以後，絕大多數勞動者仍然必須將自己全部或幾乎全部的可支配時間（去掉吃飯睡覺以及必要休息以後的剩余時間）用於物質生產勞動。這樣，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才能有時間、有必要的教育與訓練（教育與訓練本身也要占用大量時間）來從事工業管理、國民經濟計劃、內政外交、司法刑獄、科學研究、文化藝術等“社會的共同事務”。




      這些從事社會共同事務的人，一部分是原來布爾什維克黨、共產黨的領導幹部，但是還有一大部分是在革命勝利後從“知識分子”中提拔上來的，因為往往只有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家庭出身的知識分子才掌握開展工業化建設所需要的各種專業技能。雖然部分原來的老布爾什維克、老共產黨員在革命勝利後仍能保持與勞動群眾的血肉聯系、保持革命本色，但假以時日，一部分幹部腐化變質，另外一些幹部即使沒有腐化變質，革命意志也勢必日益衰退，而堅持革命理想的幹部漸漸老去死去。




      以中國為例，早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1953-1957年），就取消了革命戰爭年代的“供給制”，代之以等級分明、差距懸殊的“工資制”；軍隊則實行軍銜制。這些變化，將黨的領導幹部以及知識分子所要求的各種物質特權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來。這說明，這個時期負責政治與經濟管理的領導幹部以及負責科學研究、技術創新以及意識形態的知識分子已經與廣大的工農勞動群眾脫離開來；其中，領導幹部集團成為一個過渡形態的新的剝削階級和統治階級（官僚特權集團），而知識分子集團則逐步發展為現代中國的新的小資產階級。




只要我們從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出發，就不能不得出這樣的結論，只要還存在著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分工，只要少數人專門從事社會共同事務的局面不改變，社會就必然分裂為階級。所以，按照我們所了解的二十世紀社會主義國家物質生產與生活的實際條件，這些國家所在的社會必然要分裂為階級，必然要產生新的剝削階級和壓迫階級。在那樣的歷史條件下，無論革命的領導者怎樣堅持理想、發動“繼續革命“，只要當時基本的物質生產和生活條件不改變，真正通往勞動人民解放的無階級社會的大門是打不開的。這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




      但是，如果我們同意這一分析，這並沒有解決如下的問題，那就是：在二十世紀的社會主義革命失敗後，這些國家為什麽沒有出現一種既非社會主義也非資本主義的新的階級社會，而是幾乎無例外地走上了資本主義覆辟的道路（朝鮮、古巴的特殊情況另外討論）？




      這里說，“資本主義覆辟”，就是說，回到了這些國家社會主義革命以前曾經存在過的社會經濟制度。在革命勝利前，俄國、東歐各國、古巴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都有了很大的發展（雖然都還有著大量封建殘余），講“覆辟”問題不大。就中國來說，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就已經成為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的一個外圍國家。雖然按照傳統的看法，革命以前的中國屬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注意：這一詞組的正確用法是“半殖民地”在前、“半封建”在後），但是在革命前國民經濟的現代部門中，起主導作用的是中國的和外國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在這個意義上，也可以說，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失敗後所發生的社會經濟制度的轉變是“資本主義覆辟”。




只要社會平均的勞動生產率還比較低下，從而生產各種必需品以及其它物質產品還要占用絕大多數人全部或幾乎全部的可支配時間，從而只有一小部分人能夠從直接的生產勞動中脫離出來、專門從事各種“社會的公共事務”，社會劃分為階級，就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階級社會既然不是從來就有的，也就不會永遠存在。社會分裂為階級的物質基礎是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分工。也只有隨著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分工的消亡，階級社會才會走向消亡。




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中，恩格斯指出：“如果說階級的劃分根據上面所說具有某種歷史的理由，那也只是對一定的時期、一定的社會條件才是這樣。這種劃分是以生產的不足為基礎的，它將被現代生產力的充分發展所消滅。的確，社會階級的消滅是以這樣一個歷史發展階段為前提的，在這個階段上，不僅某個特定的統治階級而且任何統治階級的存在，從而階級差別本身的存在，都將成為時代的錯誤，成為過時的現象。”




              那麽，“現代生產力的充分發展”如何才能消滅社會劃分為階級的物質基礎呢？按照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設想，資本主義條件下生產力的發展將把社會平均的勞動生產率提高到這樣的高度，以至於無產階級一旦奪取政權後，便可以一方面繼續發展物質生產力，另一方面大幅度地縮短全體社會成員用於直接生產勞動的勞動時間。這樣，接受高等教育並從事“社會的公共事務”就不再是一少部分人的特權。相反，到那時，全體社會成員都可以有充足的機會享受各方面的教育，參與各種創造性的活動，並輪流參加管理公共事務的活動。由於“社會的公共事務”不再是少數人或某一個集團專門從事的特權，也就不再有少數人或某一個集團能夠利用他們所掌管的“公共事務”來“犧牲勞動階級”或“把對社會的領導變成對群眾的加緊剝削”，因為這樣的人很容易被同樣熟知“公共事務”的群眾監督所發現，並且可以很容易地被經常參加“公共事務”管理的群眾中優秀分子所替換。




              後來世界資本主義的實際發展比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設想要覆雜。在經過了幾個世紀無所忌憚的全球資本主義積累以後，全球生態環境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不僅要努力向無階級社會過渡，還要挽救全球的生態系統，將人類的物質生產和消費限制在生態環境可持續性能夠允許的範圍內。




             另一方面，與二十世紀中期時資本主義世界體系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不同，到了二十一世紀初期，整個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正在進入其最後的結構性危機。未來的社會主義革命一旦在一國（尤其是一個大國）首先勝利，很可能不會再被資本主義世界體系長期包圍，而是成為推翻整個資本主義制度的世界革命的第一槍，真正開辟人類歷史的新紀元。




             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被推翻後，社會主義國家將不再受到資本主義世界體系運動規律的約束，也就不再需要將大量的社會剩余產品投入資本積累以便與資本主義國家展開經濟競爭和軍備競賽，更不需要維持血汗工廠式的剝削制度以維持“廉價勞動力”。




             另一方面，為了恢覆世界範圍的生態可持續性，社會主義國家應當首先將全社會總的物質生產和消費規模穩定下來。然後，通過減少不必要的資本積累、消滅以往統治階級窮奢極欲所帶來的浪費，再逐步消滅那些資本主義時代為了擴大利潤所鼓勵的各種過度消費，還可以逐步減少整個社會的物質生產和消費規模。




             在社會主義時代，全社會平均的勞動生產率還將繼續提高。只要社會整體的物質生產和消費水平不再增加並且逐步下降，而社會平均的勞動生產率繼續提高，全體社會成員用於直接生產勞動的時間就可以穩步減少，就可以獲得越來越多的自由時間用於創造性活動和公共管理活動，直至最終實現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曾經提出的理想：




             “在共產主義社會里，任何人都沒有特殊的活動範圍，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門內發展，社會調節著整個生產，因而使我有可能隨自己的興趣今天幹這事，明天幹那事，上午打獵，下午捕魚，傍晚從事畜牧，晚飯後從事批判，這樣就不會使我老是一個獵人、漁夫、牧人或批判者。”

工人階級談先富帶動後富的虛偽性

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 二零二二年




最近在讀民國有關的書，對以下一系列名字有了新的了解。盛宣懷，張謇，張靜江、虞洽卿、張嘉璈、陳光甫、孔祥熙、宋子文等，這是些經濟界人物。有洋買辦，有本土民族資本家，有官僚資本，有政企之間亦官亦商。




　　其中一些人物是反動的，但並非都是反動。即使反動，也不是完全反動的。即使從階級角度看是反動的，從工業和技術角度看也不完全是反動的。比如民族資本，它一方面盤剝中國工人，另一方面也抵禦了外國資本。比如亦官亦商，雖借官方威勢搞鐵路同時中飽私囊，但不也是建了鐵路了嗎？總比無所事事吃喝玩樂好。




　　上述判斷有個前提，即當時的歷史條件。歷史上的積極因素隨著歷史的進步可能會變成反動。維新變法的康有為後來不也反動了嗎？最初革命的汪精衛最後作了漢奸。留學東西洋開風氣之先原本為了救國救民現在不也有人變成跪族和中必輸嗎？




　　更何況，即使在當時也發生過412、軍閥混戰、解放戰爭。在這些事件和戰爭中各路站在軍閥身後的財閥往往是站在屠殺人民的立場上的。




　　更關鍵的是既然中國社會已經進化到社會主義階段了。就應該發展生產力、以人民為本、爭取人人平等、鼎力實現民族覆興了。這時候再返回去搞階級社會、某某家族、資本家聯姻、海外信托、依托洋人壓制中國工人階級，這樣做是什麽性質呢？




　　這是十足的反動和倒退！是的，國企不能包辦一切，畢竟部分領域不適合國企經營。中國需要一些私有經濟作為補充。問題是補充到什麽程度？補充到私有經濟壟斷商業、生產、金融的程度？補充到司機、消費者、快遞員、中學生、青年被百般計算的程度？或者，簡單地說，補充到“即使這幾年經濟增長慢但菜價仍然呼啦啦上漲”的程度？




　　私有經濟已經欺負上門了，出租車和蔬菜都已經遠不是五年前的價格了。這時候你還說是補充？在小型國營企業的資本額大約10億的時候，商業資產階級已經身價兩千億、三千億、四千億，你怎麽還能說是補充呢？他們不僅富可敵城敵省，而且其中一部分人已經移民了，沒移民也將財富搞什麽海外信托了。注冊地在某某群島。




　　這是先富帶後富嗎？這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的初衷嗎？




　　中國官僚資產階級的財產至今沒有公開，確實很不合理，應該公開。同樣的，商業資產階級的財產有報告制度嗎？有財產存放地的限制嗎？有移民的管制嗎？有移民稅嗎？有財產轉移稅嗎？你財產放在中國，可以說“資本是擴大再生產的需要”，你是在為社會管理財富。你將財富放在國外，你連“中華民族偉大覆興”也算不上。




　　就是貪得無厭，就是不想反哺社會，就是不想共同富裕。既然如此，還要你補充什麽呢？把你補充成太上皇？政治經濟一把抓？好處你全得了？




　　選擇移民歐美國家的商業資產階級如果不是做賊心虛，沒有必要移民。雖然一部分原因是擔心被官僚資產階級割韭菜，更重要的原因是不願意與工人階級分享財富。如果你只要把重點放在業務上，將利潤普惠給工人階級和消費者，賺取合理利潤。工人階級喜聞樂見，自然會得到工人階級的擁護。




　　直覺告訴我，部分商業資產階級的所謂退休，並非真的退休。而是蟄伏了，伺機再來。或者在策劃轉移資產？或者在策劃轉變政策？就象張靜江、虞洽卿一樣？“普渡眾生大同世界關我鳥事，我的本性和全部依據是天文數字般的財富，目標就是做個王者，手握天下的命脈。”“讓我接受社會主義改造是不可能的。”“我還要改造社會呢，讓社會制度按照我的意志轉變”。




　　有沒有這種可能？我認為這種可能性很大。




　　最近一段時間，輿論場又變得詭異了。各種攻擊現行制度、政策的聲音又多起來了。要開會了嘛。要造勢，要施加壓力，要影響人事、政局和政策。




　　這背後有沒有各路財閥的暗中勾連？一定會有。過去的某山會、某南會、某某大學、某道口論壇、某和島，不都是私下策劃串聯的工具嗎？銷聲匿跡之後可以組織更嚴密的團體嘛。總之，我不相信它們真的去遊山玩水讀書喝茶去了。




　　對此，政府部門不能無所作為。1，應該允許工人階級成立獨立工會，開放罷工自由。2，移民、海外信托、轉移資產的事情要搞清楚，到底是不是中華民族的？




　　作為非極左，我不讚成“百分之百的公有制”。存在30%的私有制成分可以接受。如果你去攻克芯片、操作系統、疫苗、新材料、新能源，我還很讚同。我的意見是：商業資產階級也要為人民服務，大到一定程度必須接受工人階級監管，甚至是部分國有化。你已經大到壟斷程度了，你已經是基礎設施的一部分了。這時不能躺著賺錢。




　　經濟上不要太貪婪，也不要試圖聯合官僚資產階級對工人階級進行專政。不能全中國都踩在你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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