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5年08月31日讯】(英文大纪元专栏作家Peter Dahlin撰文/信宇编译)多年来,中共政权持续迫害中国境内的法轮功学员,总部位于西班牙马德里的国际人权组织“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也曾对此作过专题报导。此外,香港的警方和政界人士在迫害法轮功学员方面,似乎越来越与中共保持一致,在国外的行为也是如此。尽管这样,很少有人能够预料到在几周前,原本平静的芬兰发生了一件离谱的事情。
今年1月,两名中国男子在位于芬兰首都赫尔辛基的西贝柳斯公园(Sibelius Park)袭击了一名法轮功学员。该公园以著名芬兰作曲家让·西贝柳斯(Jean Sibelius,1865-1957)的名字命名,是法轮功学员经常聚集的地方。他们不仅在那里炼功,还向民众分发资料,揭露中共对和平修炼的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从很多方面来说,这个地方都让人想起了香港的尖沙咀。多年前,在香港这座城市仍然享有政治和宗教自由的时候,法轮功学员就在那里自由地分发传单和资料。西贝柳斯公园也是芬兰当地一个广受欢迎的旅游景点,经常有中国游客前来打卡。
据当地媒体报导,1月份的事件升级为肢体冲突,并导致警方立案;然而,芬兰当局并未采取进一步行动。
8月13日,类似事件再次发生,这一次引起了更多媒体的关注。而这次参与骚扰和威胁的人员之一,正是香港前行政长官梁振英,其妻梁唐青仪也在场。梁振英目前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这意味着他是中共政府的正式代表。
针对这些事件的询问,中共驻芬兰大使馆此前曾拒绝回应,称事件本身是抹黑行为,纯属捏造。然而,在多起事件中,肇事者公开表示——其中一次甚至被录音——将向中共领事馆举报这些学员。目前已有大量记录显示中共正在进行跨国镇压的背景之下。梁振英说出的令人不寒而栗的言论,更让这种说法站不住脚。
“有了你们的姓名,回去就马上可以查,一个连着一个地(查)。”梁振英在媒体获得的录音中说道。梁振英一边逼问个人信息,包括姓名、籍贯、所属机构等,他的妻子一边用手机对着法轮功学员拍照。很难想像还有比这更明目张胆地压制言论自由和恐吓个人的行为,尤其人们具有充分的理由担心,一旦他们的身份被确认,中共可能会对他们仍然居住在中国的家人进行报复。“你们不敢说出你的全名,不敢说出你的身份。”梁振英说道。
这引发了一些令人担忧的问题:如此高调的政治人物,一位深谙外交克制之道的前任香港特区行政长官,为何会做出如此出格的举动?这是一次罕见的冲动之举吗?似乎不太可能。如果不是,那么这是一次精心策划的信息传递,还是为了讨好中共组织部?
虽然真正的动机尚不明确,然而这种如出一辙的威胁模式,以及现在威胁似乎升级的态势,无疑将对法轮功学员,以及对中共认为在政治上有问题的芬兰当地人,产生寒蝉效应。
令人悲伤的是,芬兰并非第一个,也不太可能是最后一个,目睹此类中共跨国镇压的欧盟成员国,这些行为的目的显然是在剥夺法轮功学员在这些国家享有的正当民主权利。受影响的国家包括比利时、法国、德国、丹麦、西班牙、匈牙利、罗马尼亚以及许多其它国家,所有这些国家都已报告发生过此类事件。与中共大使馆和领事馆有明确关联的记录在案的案件数量也在持续增长。
最近在荷兰鹿特丹举行的法轮功学员反迫害集会,团结了众多民间社会组织,展现了欧洲民间社会与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之间日益增强的团结,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迹象。然而,许多欧盟成员国对于中共海外迫害行为仍然缺乏有效应对的工具。
法律漏洞被利用、对中共跨国镇压的理解有限,以及对其如何破坏民主权利和影响不同社区的认识不足,种种迹象都表明,欧洲国家需要采取全方位的、全政府的方法予以回应。
虽然最近发生在芬兰的事件可能促使芬兰警方采取更强有力的应对措施,但是更迫切的需要是更好地记录、收集数据并分析这些事件。同时,执法部门、议会和当地媒体的合作至关重要,以确保所得到的经验教训能够传达给有能力采取行动的决策者。作为来自邻国瑞典的斯堪的纳维亚(Scandinavian)同胞,我希望芬兰及其它地区的当地团体抓住时机,为受害群体提供亟需的支持。
作者简介:
彼得‧达林(Peter Dahlin)是总部位于西班牙马德里的非政府组织“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成立于2016年)创始人,也是总部位于中国北京的非政府组织“中国行动”(China Action)联合创始人(2007—2016年)。他著有《媒体审判:中共的新式审判表演以及中国媒体的全球扩张》(Trial By Media: China’s New Show Trials, and the Global Expansion of Chinese Media, 2018)一书,也是《失踪者人民共和国:中共治下人口强迫失踪系统内部追踪》(The People’s Republic of the Disappeared: Stories from Inside China’s System for Enforced Disappearances, 2017)一书的撰稿人之一。他从2007年起住在北京,直到2016年被拘留并被关进秘密监狱。随后他被驱逐出中国并被禁止入境。在去中国之前,他为瑞典政府工作,处理性别平等问题。他现在居住在西班牙马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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