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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卷：敢問路在何方
共54個章節，27萬余字。
一個民族的崛起首先必須謀求民眾思想的覺醒，尤其是要矯正民族思維的慣性誤區。一個思想沒有普遍覺醒思維存在大面積誤區的民族，就算碰上華盛頓那樣英明睿智靈魂高貴且勇於負責的領袖人物也是枉然。一個世紀以前光緒皇帝的悲劇就是一個最生動的例證。
中華民族的崛起和思想的覺醒不僅僅是少數幾個當權者的責任；也是每個炎黃子孫的責任。
文明進步的動力首先是要知道自己的“不足”，因為不足才有學習和自我更新的願望，一個自我感覺良好的民族是不可能有上進動力的。這就如一個人求知一樣，因為意識到自己的“無知”才想到要學知識。如果一個人認為自己才高八鬥學富五車，就不會繼續博覽群書博采眾長。一個志得意滿的人往往也是最沒有上進心的人。
人類的最高智慧是“反躬自省”！是感恩、認錯、道歉、懺悔！
一個成熟的民族把鏡子對準別人的同時也一樣要對準自己。只看到別人的錯誤而無視自身缺點的民族是不可能前進的。
我們要勇於直面自身劣勢，同時努力學習他人優勢，這是中華民族振興的關鍵所在！
1.中國人最缺少的品格——自律自省
如果沒有鴉片戰爭，中國現在會是什麽樣子？如果沒有美國的“門戶開放”，中國在十九世紀末能避免被瓜分的命運嗎？如果沒有美國的“文化侵略”，中國的文明程度是不是會有更高的超越？如果沒有美國的援助，中國能夠打贏日本嗎？香港如果沒有英國，會成為今天的香港嗎？
從我記事開始到現在，三十多年過去了，我們一直都在罵外國人，一刻也沒有停止過。早些年罵英國、美國，罵英國發動鴉片戰爭，罵美國在中國搞文化侵略；近十年則主要罵日本，一提起南京大屠殺和“七三一”細菌部隊，中國人無不咬牙切齒，恨不得把小日本從地球上永遠地抹掉。
在討論正題之前，我想提幾個問題：
一、如果沒有鴉片戰爭，中國現在會是什麽樣子？
二、如果沒有美國的“門戶開放”，中國在十九世紀末能避免被瓜分的命運嗎？
三、如果沒有美國的“文化侵略”，用“庚子賠款”率先在中國建立第一批新式學堂，中國的文明程度是不是會有更高的超越？
四、如果沒有美國的援助，沒有美國直接介入對日戰爭，中國能夠打贏日本嗎？
五、香港如果沒有英國，會成為今天的香港嗎？
我的回答如下：
一、如果沒有鴉片戰爭，中國人也許至今仍在封建專制的黑洞中三跪九叩，在眾中睽睽之下用板子打屁股……如果沒有西洋文明的強制性介入，單靠中國人自身的進化是很難走出封建專制的，歷次農民起義沒有推動中國社會的進步就是一個最生動的說明。大英帝國用武力打開中國封閉的大門是強盜式的赤裸裸的侵略，但客觀上推動了中國社會的進步。
二、十九世紀末期，因為中日戰爭的失敗，中國的衰弱極大地刺激了列強瓜分中國的胃口。英、法、德、俄、日等新老帝國主義強國象在奧運會爭奪金牌一樣紛紛在中國搶奪租借地、租界和勢力範圍，中華民族瀕臨亡國滅種的邊緣。這時新興的經濟大國--美利堅合眾國不願被排斥在瓜分的行列之外，極為明智而又適時地提出“門戶開放”政策，申明要保持中國的政治獨立和領土完整，各國在中國有均等的通商機會。因為這個提案有利於緩解列強在中國強搶豪奪的緊張態勢，得到了列強的尊重和認同。中國也因此避免了被瓜分的命運。美國提出“門戶開放”政策是基於自身利益的考慮，不是懷著“救世主”般的善心，但客觀上卻保護了中華民族不受淩遲宰割的酷刑，使中華民族保存了崛起的本錢。如果不是美國的介入，以日、法、德、俄的德性，中國肯定會被瓜分，那樣中華民族就永遠沒有東山再起的機會了。
也許有人會說，即使沒有美國的“門戶開放”政策，中國人也會奮起反抗侵略的，中國不可能被瓜分。我們只要回頭看一下，就知道持此種觀點的人缺少底氣，因為漢人已經在滿人的殖民統治下作了快三個世紀的亡國奴了。
三、自鴉片戰爭以後，中國對外戰爭每戰必敗，也因此賠了很多錢。“馬關條約”的二億三千萬兩賠款（其中三千萬兩贖遼費）對中國的傷害是無與倫比的，其負面影響直到今天我們仍能感受到。中國最大的一筆戰敗賠款是二十世紀初的“庚子賠款”，總數四億五千萬兩，是一個地道的天文數字。但這筆巨額賠款的戲劇性結果卻是推動了中華民族的文明和進步。“八國聯軍”之一的美國在戰後對中國人發瘋的排外情緒記憶猶新，怎麽也理解不了中國人的排外情結，更不理解中國人的極端政治傾向（義和團把能抓到的外國人不分男女老幼一律砍殺）。在經過一番痛定思痛的反思（很多無辜的美國人在“義和團”運動中喪生）之後，美國政府認為中國之所以會發生那種“損人不利己”的荒唐仇外事件，根本的原因是中國人缺少最基本的知識，尤其是缺少國際知識。美國在中國遇到的最大敵人不是清政府的武裝力量，而是中國人的愚昧無知！因為有太多太多的無知，也就有太多太多的不理解，對於不理解的東西就會盲目排拒和仇視……因此美國的中國政策要想取得成功，首先就要消除這個最主要的敵人--中國人的無知，最好的方式就是在中國發展義務教育。基於這樣的政治見識，合眾國政府在拿到分攤到他名下的第一筆賠款時，不是把這筆錢用於美國的經濟建設，而是深謀遠慮（中國人最缺乏這樣的遠見）地把這筆錢返還中國辦教育，建新式學堂。其它國家不願美國獨占彩頭，也紛紛仿效美國把自己份內的賠款返還中國辦學校。中國的新式學堂就這樣誕生了。
這就是文革期間中國指責美國搞“文化侵略”的前因後果。
如果我們不抱任何偏見，用冷靜理性的思維來看待這件事，我們就會感謝這段“文化侵略”。沒有這段“文化侵略”，中國的現代教育無疑要大大滯後，現代化進程也會大大滯後。如果這筆錢沒有“賠出去又返回來”，而是掌握在清政府手中，滿洲權貴絕不會把這筆錢拿去辦教育，而是用來吃喝玩樂和加強自己的反動統治，那樣“辛亥革命”也會大大滯後。因此這段“文化侵略”不但提高了中國人的整體素質，還加速了中國民主自由的進程。既然我們今天歡迎外國人來中國投資辦廠賺錢，為何又對美國投資在中國辦學等“出錢不掙錢”的善政耿耿於懷呢？
四、日本侵華期間，美國對中國的援助是巨大的。在戰爭早期，美國並沒有卷入戰爭，沒有和日本人翻臉，但仍援助了中國大量的戰爭物資。沒有美國的援助，中國在戰爭前期很難支持下去。因為日美尚未正式兵戈相向，這時美國對中國的援助不能簡單地稱之為“別有用心”。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美國直接對日開戰，大大地加快了日本滅亡和中國勝利的進程。如果沒有美國前期的援助和後期的參戰，中國能否取勝還是一個未知數，即使取勝時間也會大大滯後。
五、這個問題不用我在此贅述，占絕大多數的普通中國人心中已經有了答案。
既然情況如上所述，我們不分清紅皂白地否定外國人，把中國的落後完全歸咎於外國的侵略是不是太簡單化了呢？我們是不是應該把眼光收回來，問一問自己是不是也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呢？中華民族是一個有著五千年歷史的文明古國，應該強大而沒有強大，如果說外國的侵略是始作甬者，我們自己也一樣難辭其咎！
現在我們再回過頭來說說日本人：
日本人對中國的傷害是罄竹難書的！誰也不能在這個問題上袒護日本人！否則我第一個和他沒完！這個長著野蠻筋骨器小易盈的化外蠻夷，在半個世紀內一再地給天朝大國制造奇恥大辱。一八九五年他們闖進了旅順，殺害了這個城市所有的中國人（只留下三十六人掩埋屍體），連老人、婦女、兒童也無一幸免。一九三七年冬，他們又闖進了中國的首都南京，殺害了三十七萬手無寸鐵的中國平民……
日本人的罪行中國人不能忘記！
問題是中國為何會被日本傷害？小日本有什麽能力能夠一再地傷害天朝大國？
下面我們來作一些數據上的對比：
面積：中國960萬平方公里；日本37.8萬平方公里。
人口：中國13億； 日本1億2千萬。
歷史：中國有五千年文明史；日本歷史充其量也只有兩千年，野史甚至說日本歷史自秦王朝時的方士徐福帶領五千童男童女登上日本海島時開始。
自然資源：中國是一個物產豐富的國家，發展經濟所必須的自然資源基本能夠自給；礦產資源種類多、分布廣，儲量大。煤、石油、鐵、銅、鋁、鎢等主要礦產儲量均居世界前列。日本的自然資源貧乏，除煤、鋅有少量儲藏外，絕大部分依賴進口。主要資源對外依存度為：石油99.7％、煤96％、天然氣96.5％。鐵、鉛、鎳等金屬礦石也幾乎全部依賴國外。
對外開放時間：中國是一八四二年；日本是一八六九年。
近代化起步時的經濟發展水準：中國是當時已知世界上的一等強國，國土面積一千一百五十萬平方公里，人口有四個億；日本則是百分之百的蠻夷土幫，落後的程度讓人震驚，國民連“姓”都沒有。明治政府認為這太沒面子了，就強令日本人必須給自己定一個“姓”。日本人不知道姓的實際意義，就把自己的居住地定為自己的“姓”，於是住在山坳的就姓“山口”；四周被稻田圍繞的就姓“田中”；屋旁有一顆松樹的就姓“松下”……
地理位置：日本四面環海，在海洋軍事時代無險可守，極易受到海軍強國的攻擊；中國既有漫長的海岸線提供便易的對外交通，又有高山險隘等內地天然屏障阻擊外來勢力的入侵，海軍強國即使打進中國本土也很難深入。
…………
從上面這些數據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中國傷害日本是情理之中，就象侏儒被巨人欺負理所當然一樣；日本傷害中國則不可思議，就象大學生在作文競賽中敗給小學生不可思議一樣。
出現後面的反常情況只有兩種可能：一是巨人懶惰吸毒，被腐敗病菌掏空了身子，從天下無敵變得弱不禁風，結果被昔日連挨打都不夠資格的侏儒擊敗；二是巨人身體內部分裂成互相否定的兩個部分，自己把自己打敗了，侏儒再來坐收漁人之利。
當上述的反常現象成為定局時，我們固然要仇恨日本人的強盜行徑，公然明火執仗地入室搶劫，犯下了反人類罪行；同時我們是不是也該痛恨自己，不該衰弱而衰弱了呢？
一個應該強大的民族自取其辱地衰落了，簡直是一樁不能饒恕的罪惡！
當我們起來清算日本人對中國人犯下的滔天大罪時，是不是應該同時反省一下，從痛苦中汲取教訓，使類似的悲劇不再重演呢？其實當日本人在旅順實施種族滅絕式屠殺時我們就應該警醒了，如果那時警醒了就不會有四十二年後的南京大屠殺。讓我們把悲劇永遠定格在南京大屠殺吧，千萬不能再讓小日本在中國的國土上再來一次什麽大屠殺了。
要做到悲劇不再重現，除了清算日本人的罪行，喚醒日本人的良知和“君子風度”外，我們自已應該變得比日本人更優秀，這才是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方法。因此我們一方面要記住日本人的罪孽；一方面要研究日本人的優勢，並進而學習這些優勢。一個肯從敵人身上學習優勢的民族是不可戰勝的！
日本人的優勢是顯而易見的，他們有下述幾個地方值得我們學習：
一是日本人的團體精神。柏楊在《醜陋的中國人》這篇文章中說到一個日本人是一頭豬，三個日本人加在一起是一條龍；一個中國人是一條龍，三個中國人加在一起是一頭豬，一頭蟲，甚至連蟲都不如。團體精神是一個民族的脊梁，沒有這種精神，人數再多的民族也是一盤散沙，很容易被分化瓦解和各個擊破。柏楊的說法盡管有點偏激，但日本人的團體精神卻是有目共睹的，極少因狹隘的個人利益而傷害民族大利益，並且為了民族的整體利益隨時可以犧牲個人利益。
日本投降後，盟軍分區占領日本本土，部分占領軍為了報覆日本軍人在海外的強奸暴行，對日本女人也毫不客氣。一時間日本女人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終日。日本臨時政府為了使日本女人盡可能少受傷害，計劃從民間招募一批志願者慰勞外國占領軍，使占絕大多數的日本女人從強暴的噩夢中解脫出來。對於一個有著濃厚貞操觀念的日本女性來說，執行這項計劃是相當困難的，因為應招就等於毀掉自己的一生，在當時的日本失去貞操的女人是不能嫁人的。但為了民族的整體利益，不少日本女人主動應征，在不長的時間內就有兩萬多個青春女性報了名。她們貢獻了自己的青春和未來，用自己的身體和尊嚴保護日本民族少受傷害……
“日本慰安婦”因為和“性”聯系較多的緣故，一直是人們最感興趣的話題。文人從自己的價值觀出發，把想象中的日本慰安婦寫得一團糟。實際上的情形不是這樣，來自日本的慰安婦大多是自願應招的，她們從不認為自己是受害者，在戰爭後期還不顧生死和日本軍人一道並肩戰鬥。戰爭結束後，活下來的慰安婦極少從事色情行業，說明她們當初應募慰安婦並非是天性“淫蕩”使然。
二是日本人的勤奮和自律。在影視劇中我們經常看到日本人連坐著也保持筆挺筆挺的姿勢，那是一種最不舒服的坐姿，日本人之所以選擇這種和肉體過不去的坐姿就是要時刻保持精神的警醒，防止因過份舒服而懶散消沈，因此日本是世界上最為勤奮自律的民族。日本人的飲食相當簡單，赴日本留學的中國人最難過的一關就是吃不慣日本的飯菜，那是中國的貧民都不願吃的飯菜（經常是米飯佐鹹蘿卜），但日本人吃起來津津有味。相比之下，中國人的懶散也是有目共睹的，如果不是生活所迫，中國人極少用選擇和肉體過不去的方式來保持精神的警醒，躺椅在中國的銷量也一直呈上升趨勢。至於對“吃”的講究，恐怕世界上任何一個民族都無法與之比肩。
三是日本人的永不言敗。二次大戰結束後，日本成了最屈辱的戰敗國。但日本人並沒有一蹶不振，他們從廢墟和瓦礫中站了起來，重新建設被毀掉的家園。日本剛投降的時候，中國記者出於好奇，想去日本軍營看看日本人在作什麽。他們想象日本軍營一定亂成一團，除了哭天搶地外就是頹廢酗酒，這是失去希望看不到未來的群體最為普遍的特征。但實際上的情景大大出乎他們的意料，他們看到了一幅書聲朗朗的景象：日本人正在教小孩念書……
我們一再地指責日本的“靖國神社”，指責日本人為軍國主義“招魂”。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是不是換位思考一下：那些在對外戰爭中死亡的日本軍人是我們的罪人，但不一定是日本民族的罪人，說不準還是日本的民族英雄，就象岳飛是女真人的罪人但卻是漢人的民族英雄一樣。因此日本人紀念他們是可以理解的。我們在指斥日本人的同時，是不是也該學學他們：我們在對日戰爭中也犧牲了不少人，除了眾所周知的左權外，在抗戰早期死了四十多個軍長，連集團軍司令員張自忠將軍也浴血疆場……我們是不是也該為這些“出師未捷身先死”的英靈建一個“靖國神社”，讓活著的中國人永遠記住他們！
如果中國有自己的“靖國神社”，每個中國人都自發去憑吊為國喪身的英靈，中華民族的內聚力無疑會大大加強，日本人也不敢小瞧中國！
前幾年，中日少年聯合組織“夏令營活動”。在中國的國土上，每逢遇到困難，總是日本少年身先士卒上前排憂解難，中國少年則站在旁邊觀看……夏令營結束時，中國的“小皇帝”們被一輛輛小嬌車接走了，日本少年則徒步走向交通站，沒有一個日本成人來接他們……日本人比中國窮嗎？
最後的一個境頭讓人心情異常地沈重：一個日本少年對中國少年說：如果我們在戰場上相見，你們根本不是我們的對手！
我並不氣惱日本少年的狂妄，他畢竟是個孩子；我深深憂慮的是：如果我們不自此痛心革面地改造自己，日本少年的話就不僅僅是“狂妄”了。
眾所周知，中華民族是已知世界上最最聰明的民族，一個聰明的民族不應該只看到自己的優勢，而看不到自己的劣勢；不應該只把過錯推給他人，而把自己的過錯巧妙的隱藏。我們的最大敵人不是這個或那個外國，而是我們自己！如果我們把自己當成最大的敵人並與之不懈地搏鬥，我們就能戰勝自己；如果我們連自己都能夠戰勝，在這個星球上我們就會無往而不勝，因為戰勝自己一次比戰勝敵人一百次還要困難。
如果我們自詡是一個聰明的人，我們就不能只聽動聽的好話，因為絕大多數的“好話”都是別有用心的。如果我不停地對上司說好話，一定是想從他手里騙取“官”和“權”；如果我不停地奉承一個漂亮女人，一定是想占點她色相的便宜……如果我想擊敗自己的竟爭對手，最有效的辦法不是打擊他，而是不停地說他愛聽的話，讓他在自我膨脹中自己打敗自己，我則“不戰而屈人之兵”。當年呂蒙打敗關羽就是用的這個把戲。
二００三年八月三日
2.中國人的冷戰思維
中國人的“冷戰思維”突出體現在對以色列和阿拉伯國家的態度上。 “冷戰思維”是民族心理不成熟的表現。“冷戰思維”的基礎是“非此即彼”，就象文革時期“不是革命就是反革命”一樣。形成冷戰思維的根本原因是國民不愛思考的毛病，一旦形成思維定式就很難改變；國民好拉幫結派的劣根性也為“冷戰思維”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冷戰”是上世紀後半期的國際關系總格局。自1991年蘇聯解體後，“冷戰”已成為一個過去了十多年的歷史名詞，可我們的國民思維很大程度上仍停留在冷戰的狀態。
“冷戰思維”是指首先圈定一個最主要的“敵人”，然後根據各國與這個“敵人”的親疏遠近來確立自己的外交政策。與敵人走得很近的國家是我們的敵人；與敵人離得很遠的國家則是我們的朋友。至於這些國家自身的文明水準、對中國的態度和與中國的利害關系則是第二位的。一個國家如果和敵人走得很近，那麽無論這個國家多麽文明發達，對中國多麽友好，與之交往多麽有利於中國的現代化建設，我們仍然會不自主地把它劃到敵人那一邊；反之亦然。
中國人的“冷戰思維”突出體現在對以色列和阿拉伯國家的態度上。
以色列是中東文明程度最高的國家，也是中東地區對中國最友好的國家，可我們的媒體把以色列“妖魔化”到無以覆加的地步；同時把所有的美好詞匯堆砌到阿拉伯“朋友”身上。占絕大多數的普通中國人是不愛思考的，盡管認為媒體有“假、空、套”的毛病，可思維仍不自覺圍著媒體轉圈，因此也很自然地跟著媒體把以色列“妖魔化”。在相當一部分國人心中：以色列是冷酷無情的侵略者，是霸權主義在中東的代理人，是魔鬼的化身，集邪惡野蠻之大成。與之敵對的阿拉伯國家則是敢於反抗強權的勇士，是頂天立地的大英雄，是正義的使者，集文明進步於一身……
中國人對巴以沖突的認識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上：以色列倚仗軍事優勢恃強淩弱侵占巴勒斯坦人的土地，建立了自己的猶太人國家，巴勒斯坦人受盡了壓迫，失去了自己的土地和家園，被逼無奈采用恐怖手段報覆以色列。
我怎麽也想不通中國何以要妖魔化以色列，同時又無原則地美化阿拉伯“朋友”？
下面我們就以色列和阿拉伯“朋友”作幾樣有意思的比較。
（一） 、以色列立國不是建立在對阿拉伯的侵略上。
“猶太覆國主義”的直接後果是在猶太民族的發祥地建立了一個猶太國以色列。中國人對“猶太覆國主義”一直視同洪水猛獸，認為猶太人利用戰爭手段在別國的領土上建立自己的國家是不合國際法的，猶太人無疑是侵略者。其實這是國人認識上的一個誤區：首先以色列國不是用戰爭手段建立起來的；其次以色列國的建立不是建立在對主權國家的侵略上。
巴勒斯坦是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屬地，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瓦解後，巴勒斯坦這塊土地被“國聯”（一戰後類似聯合國的國際合作組織）劃為英國的“委任統治區”，也就是說巴勒斯坦那時並不屬於任何一個主權國家，而是國際上主權未定的土地。當時在這塊土地上定居的主要民族是阿拉伯人，其次是猶太人。猶太人自1842年後大量移民到故土巴勒斯坦。
1942年2月，英國把巴勒斯坦問題提交聯合國處理。“聯大”根據英國的要求召開特別會議討論巴勒斯坦問題。1947年9月16日，聯合國第二屆大會成立了專門委員會進一步研究巴勒斯坦問題，美蘇代表主張在委任統治結束後立即進行分治，他們的主張獲得通過。
1947年11月29日，“聯大”通過了巴勒斯坦分治決議。規定英國對巴勒斯坦的委任統治於1948年8月結束，其後在巴勒斯坦建立阿拉伯國和猶太國；阿拉伯面積11000多平方公里，包括北部的加利利、約旦河以西地區和加沙地區；猶太國面積14000多平方公里；使耶路撒冷市成為一個在國際政權下的獨立主體，由聯合國管理。（當時猶太人口接近巴勒斯坦總人口的1/3，擁有當地60%的土地，但劃給猶太人的土地沙漠居多。）
1948年5月14日，英國結束了對巴勒斯坦的委任統治，同日，猶太覆國主義者宣布成立以色列國。以色列國不是通過戰爭手段建立起來的；也不是在侵占別國領土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而是根據聯合國決議建立起來的。也就是說以色列國的建立合情合理，沒有違犯國際法的行為。
也許有人會說“聯大”關於巴勒斯坦的決議不公正，劃分給猶太人的土地比阿拉伯人多一些，是美國霸權主義幕後操縱的產物。這也是一個認識上的誤區，聯合國講求“大國一致”原則，五大常任理事國有一個國家反對決議就不能通過。聯合國成立之初社會主義陣營只有蘇聯一個常任理事國；資本主義陣營則占了四個；但因“大國一致”原則，資本主義陣營在重大決議上根本無法發揮數量上的優勢，“四個”和“一個”在“否決權”上是相等的，美國從來就沒有真正操縱過聯合國。在關於巴勒斯坦分治決議上，蘇聯是投了讚成票的。
（二）、在阿以暴力沖突上，以色列並非總站在非正義的一邊。
在以色列成立的第二天，埃及、外約旦、敘利亞、伊拉克、黎巴嫩等五個阿拉伯國家就出動大軍對新生的以色列國發動突然襲擊，占領了以色列的大片國土。那時以色列的軍事力量無論人數還是裝備都處於絕對的劣勢，裝備還不到對方的十分之一。
是阿拉伯國家率先破壞了聯合國決議，開啟了阿以沖突的暴力循環，阿拉伯國家是侵略者，以色列則是被侵略的一方。
國與國之間的戰爭一旦啟動，戰爭就會突破雙方的國界。對於被侵略的一方來說，首先要把侵略者驅逐出境，然後越過國境進入敵國徹底打敗入侵者，直到完全消除來自敵方的威脅為止。消除威脅的方式有長期占領敵國領土和簽訂一項雙方認真遵守的和平條約。巴勒斯坦武裝力量要麽拒絕簽訂和平條約要麽對條約不認真履行，甚至拒絕承認以色列國的存在，一再揚言要把猶太人趕入大海；為了消除來自敵方的威脅以色列只有占領敵方全部或部分領土，直到敵方簽訂和平條約並認真遵守為止。
第二次世界大戰是德、意、日等軸心國率先發起的；戰爭後期同盟國占領德、意、日領土，直到戰敗國簽訂一項需認真履行的長期和平條約才從被占領土上撤軍，並且仍在敵方領土上建立一定數量的軍事據點。這種行為在國際上被認為是正當時，不被認為是侵略行為；以色列占領部分阿拉伯國家領土與盟軍占領軸心國領土有極為相似的背景，為什麽反而成了邪惡的侵略者呢？
在巴以沖突中,巴勒斯坦把平民作為主要的襲擊目標；以色列則把恐怖組織作為主要的打擊對象。對比以色列人，巴勒斯坦人對平民百姓的生命非常漠視。一起又一起爆炸事件，赫然發生在餐廳、商場、汽車站等稠人廣眾之地。雖然以色列每次都會以暴易暴地發起報覆行動，但以色列往往是把導彈、炮彈對準哈馬斯辦公場所或軍事據點，或者對那些激進組織領導人進行“定點清除”，並且事先會警告巴勒斯坦平民疏散。雖然也會造成平民傷亡，但沒有專門去襲擊平民。
我們有必要作出下列對比：
以色列有很多巴勒斯坦人，當巴勒斯坦發動針對以色列平民的恐怖襲擊時，以色列並沒有把國內的巴勒斯坦人作為報覆對象。如果巴勒斯坦、伊拉克、敘利亞、黎巴嫩等阿拉伯國家有猶太人定居，他們的生命會象以色列國內的巴勒斯坦人那樣有保障嗎？沒有！
假設在阿以戰爭中巴勒斯坦站在勝利的一邊，侵占了以色列的全部領土，他們會象以色列一樣於沒有外來強制力量的情況下在被占領土上劃出“加沙”那樣大的一塊土地供猶太人“自治”嗎？不可能！
在巴以邊防哨所附近，每天都有很多阿拉伯青年向過往的以色列軍車投擲石塊，可以色列軍人並沒有向投擲石塊的阿拉伯青年開槍報覆。如果把位置調換一下，投石塊的是以色列青年，巴勒斯坦又擁有絕對的軍事優勢，投石塊的以色列青年會避免報覆性槍擊嗎？不會！
…………
（三）、以色列是中東文明程度最高的國家。
以色列是中東唯一的現代化強國，也是中東唯一實行民主制度的國家。以色列國從建立之初就確立了內閣制、一院制的自由民主政體，與周圍的阿拉伯專制世界形成鮮明對比，是“專制沙漠中的民主綠洲”。這是以色列沒有被阿以戰爭和沒完沒了的“巴以沖突”拖垮並且越戰越強的最深層原因。經濟文化方面，以色列人在一半是沙漠、沒有半點石油的彈丸之地上建立了繁榮富庶的現代化強國。他們在背著沈重戰爭包袱的不利情勢下，依靠智慧、勤勞和不可思議的愛國熱情，創立了人均GDP達到17,000美元的經濟奇跡。他們在擁有人均最多的軍費時，同時擁有人均最多的藏書和人均最多的教授。他們是全球唯一研發人員過剩的國家。他們有600多萬人口，竟然擁有1000多座圖書館。
以色列人熱愛知識，對學者極為尊敬。少女心目中最理想的丈夫不是達官貴人，也不是富翁闊少，而是學者。“找個學者做丈夫”是猶太智慧里很重要的一個組成部分。
反觀阿拉伯世界則是另一番景象：從敘利亞、約旦到沙特、伊朗、伊拉克，不是過時的君主制就是窒息社會生機的專制政體，官僚主義、貧富懸殊、經濟落後、社會動蕩是這些國家的主流社會景觀。除了落後的政治經濟體制外；文化的落後更令人嘆為觀止，中東阿拉伯世界居然還在實行“一夫多妻制”，部分國家仍在采用中世紀砍頭斷肢之類的野蠻刑罰……
（四） 、以色列是中東地區對中國最友好的國家。
當我們在亞洲的東邊對以色列口誅筆伐時，以色列並沒有“怨怨相報”敵視中國人。在整個中東地區，以色列對中國的態度是最友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僅三個月，以色列就公開表示承認，是中東地區最早的一個。盡管中以兩國直至1990年才正式建立大使級外交關系，可以色列自1979年就開始向中國出口一些尖端軍事設備和技術，且不惜冒開罪後台老板美國的危險。中國不少從西方國家得不到的軍事技術，都是通過以色列這個渠道得到的，以致“五角大樓”不止一次被激怒，一再敦促以色列就“對中國軍售問題”作出交待。
普通以色列人對中國公民的態度也相當友善。猶太人是一個富於感恩的民族，以色列的歷史書和族譜中記載了歷史上的猶太人曾受到中國人的包容和善待。中國人在宋朝時就接納過流散而來的猶太人，他們在中國沒有受到在歐洲那樣的宗教迫害。二戰時為躲避法西斯的大屠殺，大量猶太人流落到上海，中國老百姓不但沒有落井下石，還給予了他們雪中送炭式的幫助。
我們的阿拉伯“朋友”對中國的態度就不敢恭維了。在以色列務工的巴勒斯坦人相當仇視中國人，專門找中國勞工的岔子，因為他們認為中國人搶了巴勒斯坦人的飯碗。中國人在巴勒斯坦經常會受到這樣的質問：你們中國人為什麽不讓“東土爾其斯坦”（新疆）獨立?至於那位被中國主流媒體譽為反抗霸權主義的大英雄薩達姆其人，似乎一點也不為中國人的謳歌所感動，相反還恩將仇報，把中國列為三個最主要的敵人之一。
不僅如此，海外的中國人和猶太人有著極為相似的命運，南洋華人的命運幾乎就是近代歐洲猶太人命運的翻版。1998年印尼屠殺、強暴華人的慘劇就是穆斯林的作品。
（五） 、猶太人是人類智慧的寶庫，對人類文明的貢獻無與倫比。
猶太民族為人類文明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人類文明的三大傑作基督教、共產主義和原子彈就是猶太人的作品。兩個世紀以來，猶太人為人類科學、文學、藝術等方面貢獻了愛因斯坦、奧本海默、馬克思、弗洛伊德、海涅、門德爾松、畢加索……等響當當的一代天驕，正是這些猶太巨匠改變了整個人類歷史的進程。猶太民族僅占全球人口的五百分之一，但卻占有諾貝爾獎的三分之一；全球大企業家有半數擁有猶太血統。對於從事商業的猶太人來說，他們不僅僅只是會賺錢做生意，而且還諳熟經濟理論，懂得賺錢做生意的秘密，提得出發展商業、貿易和金融業的創造性思想。相比之下，中東的阿拉伯人除了主張和以色列和解的埃及前總統薩達特獲得過諾貝爾和平獎外，好象沒聽說過還有誰榜上有名。
…………
綜上所述，中國人有充分的理由親近以色列疏遠阿拉伯“朋友”，在巴以沖突中站在以色列這一邊。可實際情況剛好相反，我們有多麽仇視以色列；就有多麽熱愛阿拉伯“朋友”。為什麽會發生如此不可思議的現象，就是因為中國人的“冷戰思維”在作祟。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西方資本主義陣營的首腦美國被視為新生中國最主要的敵人。以色列因為和美國走得很近的緣故，被順理成章地定位為帝國主義陣營安插在亞洲的“刺刀”，是“美帝國主義最忠實的走狗”，因而理所當然成為中國在亞洲最兇惡的敵人。就算以色列根本沒有和我們為敵的任何意圖；也絲毫不影響我們對這個國家橫眉冷對。阿拉伯世界因為是以色列的敵人，根據“敵人的敵人就是我們的朋友”這個毛老人家的邏輯，於是便順理成章成為我們的“亞非拉”兄弟。我們之所以“反以”，根本的原因是因為我們“反美”，“反以”實際上是“反美”的延伸。所以我們的媒體、教材都是站在阿拉伯這一邊，盡管阿位伯“朋友”一點也不領情，我們還是一廂情願地為其搖旗吶喊。“冷戰”時代過去後，美國不再是中國最兇惡的敵人，兩國之間的“合作”已代替“敵對”成為主流。與新的國際關系相適應，90年代中國與以色列也建立起大使級外交關系。“冷戰”雖然已成為歷史名詞，但我們的思維仍沒有從“冷戰”中走出來，幾十年反以宣傳的“慣性”猶存，在評價“阿以沖突”時仍不自覺地站在阿拉伯“朋友”這一邊，好象罵以色列罵得越起勁就越是“愛國”的表現，盡管這樣做的實際後果也許是“害國”。因為我們在傷害對中國有益的“真正朋友”的同時並沒有感化那個對我們不屑一顧甚至滿懷敵意的所謂“朋友”。
“冷戰思維”其實是民族心理不成熟的表現。“冷戰思維”的基礎是“非此即彼”，就象文革時期“不是革命就是反革命”一樣。這種思維在冷戰時期是否合理就有待商榷，因為人性是多樣的，社會是多元化的，世界也是多極的，用“非此即彼”來界定劃分太過簡單化。一個德高望重的君子僅僅因為站錯隊我們就敵視他；一個靈魂卑劣的小人因為機會主義的緣故暫時站在自己這一邊我們就擁護他，這種思維方式顯然不利於人類文明的進步；也不利於中國的現代化進程。
“冷戰思維”的不科學之處突出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我們劃定的“主要敵人”是否真個是我們的敵人？和他們為敵是否真個有益於中華民族的文明進步？靠近他們是否真個比疏遠更危險？與他們做朋友的害處是否真個大於做敵人的害處？冷戰期間我們遠離美國的果實是中國和文明國家的差距進一步拉大了；同時又被部分文明程度遠不如我們的國家趕上並超過，最苦澀的果實則是被實力不如我們的小日本在文革的十年超出五倍以上。
二是就算某個國家真個是我們的“主要敵人”，我們是否有必要全盤否定它？疏遠怒罵是否比了解學習更有利於戰勝這個主要敵人？但我知道人類戰勝嚴酷自然的主要方式是了解和學習；對自然的淫威是因勢利導而不是封閉堵塞。
三是我們劃定主要敵人後，與敵人親近的國家是否也是我們的敵人；與之敵對的國家是否一定是我們的朋友？假設這個世界只有A、B 、C 三個國家，A和B是敵對關系，A產石油但不產鐵礦石；B產鐵礦石但不產石油。A想得到鐵礦石B想得到石油。A和B勢均力敵，都想征服對方一勞永逸地解決資源短缺問題。C既不產石油也不產鐵礦石，綜合國力又遠小於A和B，只能通過和兩國建交合作的方式來獲取發展經濟所必需的資源。這時如果B因為C和A建交的緣故而把C也劃到敵人那一邊，就等於是損己肥敵，在和A的競爭中轉為劣勢。老鼠是人類最討厭的“敵人”；毒蛇是吃老鼠的，我們能依此類推把毒蛇視為自己的“朋友”或戰略夥伴嗎？
如是說“冷戰思維”在國際關系處於冷戰格局的大趨勢下還有一定程度合理性的話；在冷戰已成為過去了十五年的歷史名詞時我們仍習慣於“冷戰思維”就沒有多少合理性可言了。我們的民族之所以會出現這樣大的思維誤區，根本的原因就是國民不愛思考的毛病，一旦形成思維定式就很難改變，會在相當長時間里延續這種思維的慣性。一個眾所周知的現象就是我們依舊把美國視為中國最主要的敵人， 盡管美國對中國的態度比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事實上要好。在中國加入關貿總協定之前，西方資本主義陣營中只有美國給予了中國“最惠國待遇”，盡管有令中國人不快的附加條件，但總比拒絕給予要好。以法、德為首的歐洲共同體則根本拒絕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可中國人對法、德的態度似乎比美國要好得多，媒體對兩國的評論也要公正得多。
我想起了童年時期的一則怪現象：我來自一個貧困的農村，鄉民在勞累一天後總喜歡聚在一起嘮家常，不是抱怨張家長就是嘲弄李家短。令人不解的是：鄉民抱怨得最多的對象往往是自己的親戚？按常理親戚對他的幫助應該比非親非故的鄉民多些，可他們就喜歡抱怨親戚，原因也許是親戚對他們的幫助還沒有達到自己所期望的那種程度。中國人對美國的惡感是否也和上面的例子有相似之處呢？
除了不愛思考外，國民好拉幫結派的劣根性也為“冷戰思維”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國人在處理人際關系時喜歡把成員分成相互爭鬥的兩派，在處理國際關系時也會不自覺地受“派系觀念”的影響。盡管世界分為兩大敵對陣營的冷戰時代早已結束，可我們的思維仍會不自主把國際成員劃分為不可調和的兩派，根本意識不到“人類的共同利益”正在日益淡化國與國之間因為“爭奪生存空間”的緣故而形成的傳統敵對關系。
今年的“911”我去本市重點中學拜訪兒子的班主任，一進校門就聽到擴音器里傳來一位高中生聲情並茂地播報一篇關於“911事件”的作文，主題是“911事件”是美帝國主義的陰謀？我聽後大惑不解：一個國家的政府陰謀去襲擊自己的國家，世界上會有如此可愛的“陰謀”嗎？如此不可思議的論點一定會有一樣不可思議的論據，於是我繼續耐著性子聽下去，最後終於聽清了論據的內容，大意是布什政府事先就知曉恐怖分子發動911襲擊的預謀，但為了制造對外侵略的借口，故意隱瞞了911警報，也沒采取任何防衛措施……
明眼人一聽就知道這樣的論據不合邏輯。美國是一個相當重視生命價值的國家，政府不會傻到拿成千上萬的美國人生命去冒“管國際閒事”的風險。近二十年美國每發動一場對外戰爭都會事先預算人員的傷亡，死亡達到200人就難以忍受；達到一千人就有可能取消戰爭。海灣戰爭美軍損失了一百多人；伊拉克戰爭則只損失幾十人。911事件美國人死亡近三千人，相當於打一百場伊拉克戰爭，比美國軍事史上的最大災難“珍珠港事件”死亡的人數還要多，這個代價對於美國來說太過沈重了，政府沒理由制造如此沈重的代價。還有一個更重要的理由就是美國自1812年美英戰爭以來，本土沒遭受任何外來襲擊。如果在布什政府的任期內本土遭受外來襲擊且付出慘重的代價，將是布什政府最大的失職，也就是說布什政府不但從911事件中得不到一絲一毫的好處，相反會留下難以抹去的污點，他們怎會制造害國又害己的“陰謀”呢？
就算有個別政府官員事先知道911襲擊的預謀，沒有說服政府采取相應的防範措施，那也只能算是政府的“失職”；而不是“陰謀”。
一個重點中學的高中生擁有如此堅定的“冷戰思維”，我們國民教育里的“冷戰意識”可想而知。
中國人也曾把“珍珠港事件”推理成是羅斯福政府的“陰謀”，目的是迫使有著濃厚“中立情緒”的美國人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戰。美國人怎麽也理解不了我們何以會產生那樣的思維？他們把“珍珠港事件”視為美國軍事史上的最大恥辱，每年都要舉行紀念活動來警示國民“勿忘珍珠港”，告誡美國人不要再犯類似的失誤。
中國人應該從“冷戰思維”中走出來，用理性的目光去看待今天的世界！
二00六年九月十五日
3.中國人的仇外情結
近代史時期的屈辱外交，民族優越感的喪失，國際知識貧乏，媒體教育誤導，自卑意識的反彈，以偏概全的思維誤區是仇外情節產生的原動力；後果是阻礙國家現代化進程，把國家推向非理性戰爭陷阱，冤殺有民族責任心的社會精英。
（一）
中國人的仇外心理是由來已久的。遠至一百年前死人千萬的義和團運動，近至兩個月前的趙燕事件；中國人對外國(尤其是西洋文明國家)的仇恨持續了整整一個世紀。在人類活動日益全球化的今天，正在努力融入世界文明大潮的中國理應有更多的國際思維和較少的狹隘民族意識；可事實並非如此。一個月前的趙燕事件雖然沒有一百年前的義和團事件那樣釀成廣大而深遠的社會災難；但事件的性質並無太大的區別。
這里有必要對義和團事件作一簡要回顧：
十九世紀的最後一年，中國農民的處境異常悲慘，盡管他們的苦難主要是腐敗透頂的清政府造成的，可當外國人和外國資本這一前所未有的事物進入他們的生活，加上權力人物的有意識誤導，他們直覺地認為他們的災難是外國人造成的，並因此滋生出強烈仇恨外國人的心理。原因似乎很簡單：先前沒有外國人時他們的生活好象過得很好(清政府的腐敗在加劇，國人的生活自然會每況愈下)；現在有了外國人他們才生不如死，不是外國人在搗鬼才怪!在這一思想的引導下，中國農民形成了一個又一個的非理性暴力團夥，並很快匯聚成一個足以能夠翻天覆地的非理性暴力集團。暴力的矛頭直指外國人和與外國人有關的一切人和事。他們最熱衷的活動就是燒教堂、殺洋人、殺中國教士。不但殺有可能作惡的外國人，連根本沒有能力作惡的外國人的家屬(老弱婦孺)也一律格殺無論。那一年的五月，中國的最高權力人物慈禧太後因為外國人阻撓她毀掉“末路英雄”光緒皇帝的緣故，竟異想天開地利用義和團的暴力來對付外國人。義和團的大運來了，不過這樣的大運往往是大災的前奏。在慈禧太後的授意下，義和團開進北京，把屠刀對準任何一個能抓到的外國人。當沒有外國人可殺時，就殺中國基督教徒和為外國人做事的中國人。當和外國人有關系的中國人殺光時，再屠殺使用外國貨物的所有中國人，結果戴西洋眼睛，打洋傘，穿西服和蓄短發的中國人傾刻淹沒在腥風血雨之中。最最令人痛心疾首的是：十九世紀末中國的維新志士____---中國最最寶貴的財富，竟被義和團的暴民屠殺一空，因為這些人竟然企圖引進外國人的民主和法治(民主和法治恰恰是保護平民百姓的兩樣法寶，義和團從理性上應該喜歡這兩樣東西，遺憾的是暴民往往最沒有理性)!這才是中國最大的損失!慈禧太後當初只殺了六人，和義和團相比著實太仁慈了。奇怪的是：慈禧太後因為殺了六個維新黨被後世的史學家千萬次地罵了個狗血淋頭；可義可團屠殺了成百上千的維新黨竟然沒挨史學家一句謾罵。歷史在執行雙重標準時著實讓人感受不到滑稽成份，最突出的感受是沈重和窒息。
接下來回顧一下趙燕事件：
二00四年七月，從事健身器材生意的趙燕於12日持B1／B2簽證到華盛頓、費城洽談生意。工作結束後，她於21日參加了從紐約市出發的“尼亞加拉瀑布兩天一夜遊”旅行團。趙燕說，旅遊團抵達瀑布區後，她和另外兩位女團員黃寧和謝芳步行到距離下榻旅館僅10分鐘路程的彩虹橋，準備多拍幾張照片留念。她說，那時她們純粹是因為橋附近的小白屋里透著燈光，才好奇地探頭看。當時只看見有一名警察，地上還躺著一個黑人。警察擺手讓她們過去。同伴問：“警察是不是讓我們過去幫忙？”就在這一剎那間，幾名執法人員沖出屋外，另外兩位女團員很快跑離現場，但趙燕並沒有轉身跑走。她說，“我又沒做錯事，為什麽要跑掉？而且轉身跑是很危險的”。她傷心地說，“沒想到就這樣，我遭到了美國國土安全部官員的暴力對待。”
趙燕回憶說：“警察先是拿胡椒水噴我的眼睛，然後就揪我的頭發。我下意識地蹲下，他就開始用皮鞋踢我。這時又來了三四個警察，他們同時都用腳踢我。他們把我踢倒後，再把我的手背過去用手銬銬上，推進一個小房間。當時我真覺得實在受不了了，要死了。我的鼻子被踢出了血，眼睛很痛，什麽也看不見，內衣也被人家解開了。我的英文不好，可是也盡量說明我的遊客身分，要求他們找中文翻譯，可是沒人理我。”在律師事務所里，趙燕雙眼因胡椒水仍紅腫不堪，不時有淚水流出，在訴說事發經過時泣不成聲，已分不清是眼傷還是心酸的淚水。
趙燕繼續回憶說：“後來，一名女警察看我實在可憐，就用水幫我洗眼睛，連脖子上都是胡椒水，連續沖洗後才稍有緩解。”趙燕說，“他們狠命地打我、踢我，我的手機、相機全被摔壞了。我不斷告訴他們，我的手包里有護照、簽證和機票，這時其中一人看了護照，才發現是‘一場誤會’。後來看情況實在嚴重，他們才把醫生叫來，把我送到醫院。”
23日，趙燕在當地朋友的協助下來到紐約“羅斯-李根律師事務所”，委托李根律師全權代理此案，狀告“聯邦政府雇員對無辜平民施暴”。李根對媒介表示，案件的取證工作已在當天完成，帶頭野蠻毆打中國公民的美國國土安全部官員羅伯特?洛德斯23日已在水牛城的紐約西區聯邦法庭被控一項刑事攻擊他人罪。雖然法庭允許他以5萬美元保釋，但在被檢控期間職務被凍結，並禁止使用武器。
李根律師表示，趙燕當時是在允許一般遊客拍照留念的地方被警員逮捕，當地沒有任何警示限制遊客行動。李根說，不論民事訴訟可以拿到多少的賠償金，也無法抹平趙燕心靈的創傷。李根建議索賠金額500萬美元，以彌補趙燕遭受的巨大身心創傷。
案件發生後，中國駐紐約總領事館副總領事崔愛民23日下午代表總領事劉碧偉前往探視遭到美國國土安全部官員毆傷的趙燕。總領館僑務組長唐立說，趙燕的傷勢，連為她拍照存證的領館官員都看了吃驚和心痛。中方已正式向美國國務院邊境事務局發出照會，表示對此案嚴重關切，要求徹底調查事情的始末，嚴懲應該負責的人員。
趙燕事件發生後，中國的宣傳媒體競相抓住這個足以煽動國民仇外情緒的新聞熱點，連篇累牘地報道了趙燕事件的經過，末尾自然要附上一長篇質疑並攻擊美國且帶有濃烈火藥味的評論。有關事件經過的報道越來越離譜，失實的成分也越來越多，沿著美化趙燕和醜化美國的軌道加速度地向下滑。趙燕也在一夜之間成為焦點人物，有關她的“英雄”身世和創業奇跡被無聊文人一個又一個地炮制出來。
因為中國的政治日趨成熟和理性，趙燕事件只是在主流媒體上炒作得很火爆，沒有釀成實質性的仇外風暴，說明今天的中國較之一百年前的中國還是要進步一些，盡管前進的步子不能令人滿意。
中國人的仇外情結除了在義和團式的直接暴力對抗中表露無遺外，另一個突出的表現就是在外交上經常采取自傷性的強硬姿態。一個國家的外交活動有理性和非理性之分，理性的外交就是以維護和拓展國家民族的根本利益為核心，外交上采取什麽姿態，對外強硬或軟弱都不能離開這個核心，個人的情感好惡在外交上所占的比重越小，國家民族的利益就越大。美國的開國總統華盛頓在離任前的告別晚會上，就曾諄諄告誡美國人民不要因為自己的好惡而損害國家的根本利益；不要對某些國家產生莫名其妙的好感同時又對另一些國家保持根深蒂固的憎惡；美國的利益永遠高於個人感情。後世的美國政治家忠實地遵守華盛頓的告誡，使美國受益匪淺，在歷次外交活動中沒有出現大的失誤。
中國人基於情感上仇外的動因，在外交活動中經常偏離國家民族的根本利益這個中心，不管自己的實力如何，也不管自己有理沒理，在外交上經常不明智地采取強硬姿態。在普通中國人心目中，對外強硬似乎就是“愛國”。其實強硬外交不一定就是愛國，有時甚至是害國害民。如果我們的實力足夠強大，如果我們站在正義的一邊，世界大多數國家也站在我們這邊，我們的對象又不知天高地厚甚至象小越南一樣忘恩負義時，對外強硬是必要且有利的。但如果我們站在弱小的一邊，對方又不那麽咄咄逼人，我們還有回旋余地時，對外強硬就不是一個可取的方式，因為強硬的結果不但討不回公正和損失，相反會使我們付出更大的代價；就象一只兔子因為餓狼對它作了一個不友好的表情，就沈不住氣沖上去搧餓狼一耳光一樣。如果某個富強的大國在主流上對我們友好，只在細節問題上和我們有分歧，並且真正有幫助我們的意願時，我們因為細節上的分歧采取強硬不合作的姿態，最終受損害的還是我們自己。如果強硬的代價是更大的損失，這樣的強硬就是自傷性的，是不可取的。我們都知道日本和德國，他們如在戰敗後采取玉石俱焚式的強硬姿態，這兩個民族就會滅亡。日耳曼人和大和民族是理性且明智的，他們在大敵泰山壓頂時選擇了軟弱，結果保全了自己的民族，留下了日後東山再起的資本，並在半個世紀後成為遠遠超過戰勝國的世界頭號經濟強國和實力大國。中國在歷史上就曾因為強硬外交付出了慘重的代價：當蒙古大軍攻陷了偏安一隅的南宋首都杭州時，逃往更南的南宋流亡政府向蒙古大軍乞和，蒙古答應了，並派出使節去南方洽談和平休戰的具體方案，可南宋的“愛國將領”竟然在中途把蒙古使節殺掉了。結果蒙古被大大地激怒了，得勝的大軍象盛怒的獅子一樣揮刀南征，把剩余的中國領土淹沒在腥風血雨之中，整個中華民族成為蒙古的亡國奴。
（二）
中國人的仇外情結有多方面的原因：
1、近代史時期的屈辱外交和民族優越感的喪失是中國人仇外心理產生的原動力
第一次中英戰爭(中國人稱之為鴉片戰爭)以前，國人心目中的中國是世界上無與倫比的天朝大國。這個國家理所當然地位於世界的中心，周圍環繞著小國寡民式未開化野蠻民族(中國人稱之為夷狄)。這些“野人國”的文明程度比中國低得多，爭著向中國進貢，為競爭進貢資格相互間爭鬥得頭破血流，獲得向中國的進貢資格是各國的最高榮譽。基於這個民族認識上的誤區，中國人對世界上的其它民族擁有一種居高臨下的主人面對仆人式的優越感，甚至不承認世界上有其它真正意義上的獨立國家，所有國家都是中國的藩屬。在十三世紀的元帝國以前，中國確然是地球上難以超越的龐然大物，國人的優越感是可以理解的。可自元帝國以後，當歐洲各國因機制更新大踏步前進時，中國則因機制衰老而大踏步後退，結果很快落在歐美發達國家後面。盡管中國事實上不再是世界各國的領袖，可中國人依舊在心理上“領袖”如故，對世界各國抱有的優越感如故。
中國人對其它民族的優越感可以從早期臣民對外國的崎形認識中得到佐證：
十九世紀初期，中國人心目中的外國人是十足的野蠻人物。這些人居然成人之後還以動物奶水為主食，象深山里的野人一樣茹毛飲血!牛奶不容易消化，長期食用會在腸胃郁結腐敗，結果外國人的口味奇臭難聞。因此每個外國人身上都備有必不可少的兩樣東西：一是“大黃”，一是“茶葉”。大黃清潔腸胃，茶葉掩蓋“口臭”。大黃和茶葉只有中國出產(事實並非如此)，外國人必須與中國通商才能獲取這兩樣東西，因此中國是外國人的“活命父母”。如果中國斷絕對外貿易，外國人就得不到茶葉和大黃，就只有死翹翹。因此中國經常用斷絕對外貿易的方式作為對那些表現不夠恭順(也許實際上恭順)的國家的懲罰，就象幾年前美國以取消對中國的最惠國待遇作為對中國的懲罰一樣。不僅如此，外國人的長相奇醜無比，紅頭發高鼻子和象死人面一樣的蒼白皮膚在中國人眼中不堪入目(事實上剃掉半邊頭發並在腦後拖著一條長鞭子的滿清臣民才是最最不堪入目的)。種種“劣根”使外國人很難被擁有強烈優越感的中國人瞧得起。
1840年的中英戰爭使中國人的優越感發生了根本的動搖。
兩千五百個紅胡子英國人(其中相當一部分為印度雇傭軍)進入面積比英國大五十倍，擁有四萬萬國民和五千年歷史的文明大國，竟然攻城略地所向無敵如入無人之境，逼得天朝大國割地賠款......
中英戰爭使國人睜大驚異的眼睛，發現這個世界上居然還有比中國強大的國家!中國人的震驚和不快是可以想見的，對以英國為首的外國人的仇恨也是可以理解的。
中英戰爭只是使中國人的優越感發生了動搖。如果沒有隨後的一系列屢戰屢敗的國際戰爭和不平等條約，動搖的優越感本可穩定下來，就象中國人在外族(女真、蒙古、滿清)入侵時淪為亡國奴後又能很快找回優越感一樣。
注意中英戰爭後簽訂的<南京條約>上有這麽一條：“中國對英國不再以‘夷狄’相稱，兩國間的外交應以平等方式。”那時戰勝的英國對戰敗的中國只要求取得平等的外交地位，說明中國的優越感對外國構成多大的傷害。英國人撤軍後，中國人依舊稱呼外國人“夷狄”如故。
十六年之後的英法聯軍戰爭(中國人稱之為第二次鴉片戰爭)給了中國人的民族優越感以毀滅性的打擊。去北京進行停戰談判的英法使節拒絕在晉見中國皇帝時屈膝下跪(戰敗的一方要求戰勝的一方下跪實在是貽笑大方，可當時的中國人並不認為這個要求好笑)，還企圖在皇帝的眼皮底下建立外國使館？!把天朝大國的元首鹹豐皇帝活活氣死!高高在上的皇帝被外國人氣死，小民百姓的優越感也就無以自存，延續五千年之久的民族優越感就這樣被徹底摧毀了。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戰爭更是丟盡了中國人的臉，竟然被昔日恭順的學生在天朝大國的國土上擊敗，並且敗得很慘，除了割讓富庶的台灣外，還賠償一筆天文數字的戰爭賠款(為中英戰爭所付賠款的十倍)。優越感很強的中國人自此陷入了不可救藥的自卑。
別忘了自卑的副產品是盲目自大!!!
一連串的對外敗仗和隨後簽訂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使中國人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富庶的國土被一塊塊地割去，國庫的財富象潮水一樣流入外國人的懷抱......中國政府陷入了不可逆轉的巨大財政赤字(尤其是中日戰爭以後)。政府為了運轉，只好加倍搜刮轄下無權無勢的普通國民。中國人的口袋很快被掏空了，中等以下的人家傾刻間陷於赤貧。於是中國人仇恨外國人，認為他們的財產被外國人奪走了，政府的宣傳機器就是這樣說的，盡管前來奪走他們財產的是如狼似虎的中國官員。
除了直覺地感受到被外國人欺侮外，民族優越感的喪失才是中國人仇恨外國人的最根本原因。是外國人無情地揭開了裹在中國人身上的一層彩色紗布，使自以為很強壯的中國人看到自己的肌體上有一個正在加速腐爛的致命瘡疤，從而發現自己的弱小和病體沈屙。這個認識上的強大反差是頗令人不快的，理性的國民應該勇敢的面對自己身上的瘡疤，並想方設法醫治自己的瘡疤，在恢覆身心健康的同時找回失去的自信，中國的恭順學生日本人就是這樣作的；非理性的國民則換一塊紗布繼續把瘡疤遮蓋起來，任瘡疤在紗布後面加速腐爛。一邊加速向死亡邁進，一邊從心底仇恨那些曾經揭開過瘡疤的外國人。令人痛心的是：專制體制下的中國臣民往往是非理性的!
誠然，外國的侵略使中國人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但和印度等民族比起來，中國人付出的代價並沒有國民想象的那樣沈重。印度的仇外心理比中國人要輕得多，原因是印度人在外國入侵之前沒有中國人那樣強的民族優越感，心理上的反差比中國人要小得多。中國人在一系列的不平等條約中支付了大筆的賠款，但和同時期的國際戰爭比較起來，中國的賠款並不是難以忍受的。1870年的普法戰爭，法國支付了相當於十億兩白銀(五十億法郎，中日戰爭的五倍)巨額賠款。可法國的經濟並沒受到毀滅性的打擊，不但支付了賠款還成為歐洲最大的債權國。別忘了法國的國土面積只相當於中國的一個省。如果中國人在外敵入侵時痛定思痛地反思自己，勇敢地革新使中國被動挨打的過時體制，割地賠款並不會造成中國人的長久落後。從根子上講，不是外國人打敗了中國人；而是中國人把自己打敗了。被外國人打敗還有崛起的一天，被自己打敗就難以東山再起了。可中國人只會恨外國人，不會恨自己。
2、國際知識的貧乏
中國人國際知識的貧乏曾不止一次地讓世界各國震驚不已。除了上文述說的“大黃和茶葉”外，十九世紀後期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國人都認定來中國傳教的外國人不是間諜就是“吃人肉的人”，因為追求急功近利的中國人對功利以外的事情是無法理解的，不求名不求利的傳教士顯然是別有用心。民間百姓則認為皮膚蒼白的教堂修女只有喝嬰兒的鮮血才能生存，因此教堂才設立專門收養棄嬰的“育嬰堂”。至於那些孤身一人去中國內地窮山惡水旅行探險的外國旅行家，中國人就是至死也無法理解。這些人如果不是充當該國政府的“間諜”，就是百分之百的白癡和精神失常者。類似的認識誤區在中國人的對外交往中不勝枚舉。一百年後的今天，已經從形式上融入世界大家庭的中國人依舊存在對外認識的可笑誤區，國際知識的貧乏使中國人不止一次地沈浸在“對外義憤”之中，人為地增進了不少對外摩擦。如群情激憤的“美國撞機事件”，中國人堅定地認為是美國的蓄意挑恤和侵略，就是對國際知識缺乏了解的原因所致。中國的“海權”和國際公法有一定的差距。世界遊戲規則要求各國遵循國際公法，並不要求遵守哪一個主權國家的法律規則，就是世界上的超級強國美國也沒有強求別的國家遵守美國規則。只要遵循國際公法，就不認為是對哪一個國家的侵略或敵意，就象中國勞工在巴格達街頭和伊拉克女人接吻並非蓄意侮辱阿拉伯人一樣(但在阿拉伯人眼中這是蓄意侮辱)。美國人的行為只是觸犯了中國的“海權”理念但沒有違犯國際公法，因此他們不認為這是蓄意挑恤或侵略，因此也沒有必要為此事道歉。前蘇聯的偵察機也曾在美國的近海“偵察”美國，並發生了類似的事件，可美國人的反應很平和___--把失事的蘇聯偵察機送回國，沒有提一聲抗議。
中國人在“排外”的同時，天真地認為世界各國也一樣在“排外”，美國的“種族歧視”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其實西方民主國家排外性的“種族歧視”並沒有國人想象的那樣嚴重，美國的有色人種大多處於社會下層的命運並非因為他們皮膚的顏色，而是他們的“文明程度”。如果黑人的文明程度比白人一樣高，如果他們不以百分之十的數量制造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暴力案件，白人應該不會因為他們的皮膚是黑色而從門縫里看人。中國人的黃皮膚比黑人耐看得多，更不會因為膚色的原因受到不公正待遇。在外國的中國人經常聽到“中國人啦!!!”等類似恨鐵不成鋼式的否定感嘆，不僅外國人感嘆，中國人自己也感嘆，說明中國人在國外受歧視的原因不是因為他們的膚色，而是因為他們的“行為”。
3、宣傳媒體的誤導
十五年前我回農村老家，正碰上村里的山民聚集在稻場(忙時打谷閒時聚會的場所)上義憤填膺地聲討京城的某位大“貪官”，說他在上海拿公款賭博，火車晝夜不停地把國庫的金子拖去供他“輸”，還說他把海南島輸給了日本......稍微有點頭腦的人都看得出這些指控違犯邏輯，因為中國國庫沒有那麽多的金子供火車晝夜不停地拖，貪官也沒權力把國土拿去賭。可在場的村民對這些指控深信不疑，沒有一個人質疑指控的真實性。這件不該發生的故事說明普通國人缺乏最基本的分析辨別能力，不愛思考，人雲亦雲，結果最荒誕的流言也有最為廣闊的市場。
“聰明”的中國人極少擁有思維能力和獨立判斷能力，這樣的群體最容易受媒體和宣傳機器的誤導。
中國的宣傳媒體有時自覺或不自覺地扮演了誤導民眾的角色。平民百姓也極少不受媒體誤導的影響。當上世紀六十年代的宣傳媒體把國家主席污蔑成“叛徒、內奸、工賊”時，沒有幾個中國人懷疑劉少奇不是“叛徒、內奸、工賊”。
中國的歷次仇外事件，宣傳媒體往往充當急先鋒的角色。一個局部偶然的涉外事件，宣傳媒體總是使之與“政治性的全局”聯在一起，加之以“挑恤”“侵略”“排華”等敏感字眼，煽動中國人的仇外情緒。於是越來越多的中國人跟著媒體起哄，有時竟釀成全民族的起哄，甚至調動起“去外國使館遊行”和“宣戰”之類的極端對抗情緒(如美國撞機事件)。美國撞機事件和趙燕事件就是宣傳媒體著意炒作的結果，把國人的仇美情緒炒作到非理性的歇斯底里程度，以至部分國民不顧民族的長遠利益，不切實際地呼籲向美國開戰。當明智務實的中國政府沒有響應他們的呼聲向美國“宣戰”時，就紛紛指責政府“軟弱”。
幾年前，印尼的暴徒在政府的鼓動下集體攻擊華人，光天化日之下明火執仗地搶劫華人財產，屠殺男性華人，並當眾輪奸我們的女同胞，其獸行比當年日本侵略者有過之而無不及。這起理應激起全體華人共憤的事件卻沒有在中國掀起抗印浪潮，原因是國內的宣傳媒體回避報導此事，即使報導了也是輕描淡寫，大多數中國人對發生在那個野蠻島國的暴行不知情。可見宣傳媒體在引導國民思維上所起的巨大作用。
宣傳媒體誤導民眾是缺少遠見和民族責任心的表現。文革時的媒體誤導就曾起到為虎作倀的作用，給中華民族制造了百年難以愈合的傷痕，中國的志士仁人應該引以為戒。仇外的媒體誤導表面上看是為了民族的尊嚴，可實質上往往適得其反，對中華民族的隱性傷害甚至不亞於文革，一百年前的義和團就曾使中華民族陷入了深重的災難。在人類文明日益全球化的今天，中國人不應遊離於國際大家庭之外，應該主動融入這個大家庭並成為令人注目受人尊敬在世界事務中起主導作用的佼佼者。因此中國人在國際上應扮演對全人類文明有責任心且通情達理的角色。如果我們盲目仇外，不講道理，不遵循國際遊戲規則，回避國際責任，為一點國際上普遍存在的局部摩擦大動肝火，中國人在國際上扮演的角色就會被某些對中國懷有敵意的國家不幸言中(西方部分民主國家把中國劃為“無賴”國的行列，和薩達姆時的伊拉克，伊朗，北朝鮮並列)。今天的中國正處於政治和經濟變革的關鍵時刻，需要世界文明國家的資金、技術和管理知識來推進中國的“文明振興”。如果我們表現得象“無賴”一樣，誰還願意來中國投資？誰願意與中國進行經濟技術合作呢？沒有西方的資金、技術和管理知識，不借鑒人類文明的先進成果，中國現代化進程無疑會大大滯後。
一個國家的宣傳媒體在“政治性教育”和“娛樂”民眾的同時，也應為提高全民族的文明水準承擔責任。一個國家的真正財富不在於擁有多大的國土和國庫里擁有多少黃金，而在於國民的整體素質。“素質”是創造力、認識力、理性思維力和獨立判斷力的總和。中國有責任心的領導者在推進中國現代化的同時，一定會在很多事情上因為“民眾素質原因”而束手無策直至扼腕嘆息。如果宣傳媒體為了眼前目標而不惜損害國民的整體素質，國家和民族就會付出代價，最後宣傳的主導者也會付出代價。當國家主席劉少奇發現“全國人民”一夜之間把他當成“叛徒、內奸、工賊”，並且沒有另外的聲音時，曾經主導過宣傳媒體的他不知作何感想。
4、自卑意識的反彈
近代史時期的不光彩戰爭和屈辱外交使一向很自信的中國人一夜之間轉入了深重的自卑。不過中國人的自卑隱藏在心靈深處，對外表現出來的依舊是自滿和自大。
自卑背後的陰影往往是盲目自大，尤其是象中國這樣曾經擁有強烈優越感的的民族，自滿自大則表現得淋漓盡致。我把這種不正常表現稱之為“自卑意識的反彈”。
當中國人在對外戰爭中屢戰屢敗時，中國人就攻擊外國人的“紅頭發、長體毛、鷹勾鼻子、難聞的狐臭和象鬼火一樣的藍眼睛”等等不堪入目的尊榮。當看到外國軍隊的洋槍洋炮比“八旗兵”(清帝國的正規軍)的長予弓箭有更大威力時，就攻擊外國的先進技術是“奇技淫巧”。當看到今天的英美真個比中國文明富強時，就誇耀五千年的古代文明；當四十年前美國的宇航員飛上月球時，就信口說宇航員在月球看到地球上唯一的一處人類活動的遺跡就是中國的“萬里長城”。當感覺到歐美的典章制度確然比中國公正合理時，就說中國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總之中國人自大的表現很有點象魯迅筆下的光棍阿Q娶媳婦---“趙司晨的妹子真醜，鄒七嫂的女兒過幾年再說，假洋鬼子的老婆會和沒有辮子的男人睡覺，不是好東西，秀才的娘子是臉上有疤的，吳媽長久不見了，可惜腳太大。”對於外人的優勢和自己缺少的東西一概否認。
當中國人經過多次努力發現自己無法象中彩票一樣在一夜之間趕上外國人時，就轉而攻擊外國人的優勢，人為造成一種“不是我學不到而是外國人的所謂優勢不值得我去學”等等自欺欺人的假象；同時誇大外國人的劣勢，並不惜損害國際形象在自己的家門內用“不夠君子”的手段強迫“客人”承認他們的“優勢”。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外國人在中國境內購買用品和服務要比中國人付更多的價錢；外國人在中國鏡內作錯事要比中國人付出更沈重的代價；外國人不準進入普通中國人都可自由出入的某些場地......
因為外國人更為高大強壯的緣故，又缺少日本人吃苦自律的品格，中國人很難在單挑獨鬥的搏擊中戰勝外國人。中國人找回優越感的方式是就是在有利於自己的環境下用“圍攻”代替“單挑”，幾個甚至十幾個中國人合鬥一個外國人。盡管用這種不夠“男子漢”的方式取得的“勝利”不能稱之為勝利，可獲勝的群體仍天真地相信自己站在了“勝利”的一邊。十九世紀單身去中國內地旅行探險的外國人就經常無緣無故地受到內地普通百姓的圍攻。“西北大學事件”發生後，那些“愛國心”很強烈的大學生就一窩蜂的湧上留學生樓把明顯是“孤家寡人”的日本留學生痛打一頓。如果同樣的事情發生在日本，日本人就會找那個曾經傷害過日本人感情的“外人”單挑獨鬥，絕不會一窩蜂地湧上去用群體暴力向犯過錯但孤弱無助的“個體”討公道。
去年一個意大利人去南京一家飯館吃飯，身上掛了一些對中國人“請求或勸告”的字條，如“不要稱呼外國人為‘老外’”，“不要直視外國人”，“不要在價格上歧視外國人”......這些文字並沒有侮辱中國人的意思，可在場的部分“愛國人士”感到自己受到了侮辱，於是就群體對這個意大利人施暴，直到這個意大利人違心認錯並道歉還不肯甘休。更為可嘆的鏡頭是：施暴的幾個“觸犯法律者”竟然受到了在場眾多的中國人“英雄”般的歡迎。
如果我們是這樣一幅形象，中國人的國際形象如何能夠提升？!
5、以偏概全的思維誤區
漢語“以偏概全”這個詞語象是專門為外國人發明的。一個或幾個外國人在中國犯了事，他們身後的民族和國家都要受到中國人憤怒地聲討。
按照國際通行慣例，一個外國人對某國公民犯了罪，且犯罪的背後沒有本國政府的授意，那麽只能是犯罪的個體承受法律的制裁和輿論的譴責，罪犯的國家和民族不應負連帶責任。道理很簡單：一個人對某國公民犯了罪，並不等於這個人所屬的國家和民族對這個國家有敵對行為。“聰明”的中國人自然明白如此簡單不過的道理，可在碰上涉外事件時又把這些簡單不過的道理拋到九霄雲外。“趙燕事件”就是國人對外“以偏概全”的最好寫照。
趙燕事件的整個過程就算如我國媒體所說全是“真實”的，那麽也只能是國土安全局的肇事警察應該承受譴責和制裁，警察背後的美國不應負連帶責任。因為沒有任何證據或跡象表明該警察的行為曾受到美國政府的授意，該警察的素質低並不等於全體美國公民的素質都低。如果美國政府對該警察不繩之以法，那麽還可引申為罪犯的行為間接受到美國政府的慫恿，但該警察馬上面臨美國法律的制裁，他將面臨長達十年的監禁和難以承受的巨額賠償，制裁之嚴厲不是中國公民能夠理解的，因為同樣的暴行若是發生在中國大多不了了之，至多也是記過或拘留十五天了事。所以美國和美國公民不應受到中國輿論的譴責。可事實怎樣呢？中國媒體緊緊抓住這一事件大做文章，對美國政府直至美國的政治體制口誅筆伐，先是攻擊美國人有排華趨向，繼而指責美國的權力機構一樣在濫用權力，最後歸結為美國的政治體制很差勁不是一個值得仿效的制度......普通中國公民也跟在媒體後面痛罵美國人。雖然僅僅是痛罵，但假設中國人有能力跨越重洋並戰勝美國人，也一定會沖過去把這個國家鏟平。
媒體的邏輯推理顯然有誤導公民的趨向：某個美國人仇視華人並不表明所有的美國公民都有排華趨向；某個警察濫用權力並不等於大多數美國警察都在濫用權力；某個執政者的行為失控不等於美國的整個政治體制出了問題......
不僅如此，趙燕也因此成為這一事件的最大受益者。一個普通的受害人，就因為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中暴了美國人的醜，一夜之間就被媒體炒作成了“民族英雄”，成為媒體追蹤和國人景仰的對象。其實趙燕只是一個普通的中國人，與英雄或精英沾不上邊(因為她的表達能力很差，且連英語都不會)，說不準還是中華民族的罪人_____如果她是用公款出外旅遊的話。
國民的判斷力因何會出現如此大的偏差，根本的原因還是國人心靈深處的“仇外情結”在作怪，誰叫犯事的是美國人呢？在中國境內，中國警察對無罪的中國公民施暴的事件比比皆是，且暴行的力度遠遠超出了那個美國警察的行為，可施暴的警察受到懲罰沒有？如果有的話，也會被中國公民視為一件“不該發生的怪事”。
同樣的情形在“西北大學事件”中也有淋漓盡致的表現。就算那個素質低下的日本學生真的有侮辱華人的傾向，也不能因此證明整個日本民族都在敵視華人，或進一步證明日本民族的整體素質低下，一位日本留學生家長給西北大學的一封言辭誠懇的致謙信就是最好的佐證，這里有必要把此信的內容轉錄如下：
敬啟 西北大學的老師跟同學們：
我是一位日本留學生的母親，昨天晚上我看到日本的晚報，日本的留學生在學校做出那種沒有修養的事情，實在感到非常羞恥、傷心，做父母的我們真是無地自容，學校的教師跟學生們的憤怒，我們非常理解，跟那樣沒有品行的學生同一個學校一起研究學問是無法容忍的，這種心情我也很明白，可是日本的留學生，不是全部那樣的人格，有的是向往中國歷史及文化，尤其西安是中國歷史文化的起源地，他抱著滿懷的希望到貴校去留學，只去了兩個月,遇到這種事件，實在非常遺憾，做父母的我們，只有在這里誠心誠意的對學校的老師跟同學懇求原諒，希望同學們不要抱著天下烏鴉一般黑的眼光來看全部的日本學生，讓他們還有機會留在西安學習中國的語言，受中國文化的熏陶。
一位日本留學生的父母
二○○三年十一月一日
遺憾的是：中國人在涉外事件中很少能保持思維的理性，一件偶然的個別事件，國人馬上就會擴大為必然的普遍事件，“西北大學事件”也很快擴展為全國範圍的排日怒潮。
我們在指責日本人的同時，也應該回過頭來看看中國的留日學生，他們在日本的所作所為也並非個個都擁有“君子風度”。一個中國的留日學生殘殺了對他有很大恩情的日本全家，暴行的程度遠遠超出西北大學那個日本留學生，可日本人並未因此掀起排華怒潮。也許有人認為日本人不象中國人一樣“愛國”，日本人真的不愛國嗎？恐怕大多數中國人都不會認同這一假設。
在所有的涉外事件中，中國人是不是該理性一點。中國已邁進了國際大家庭的門檻，是到了全面且客觀地認識外國人的時候了。
（三）
中國人仇外心理的危害是深重的
1、阻礙中國現代化進程；使中國遊離於國際大家庭之外
基於文化和歷史的原因，中國的現代化較之文明國家起步要晚得多，且前進的道路山重水覆，一次又一次地停滯甚至大踏步地後退，結果使當年世界上的超級強國加速度地下滑為“發展中國家”。上世紀後期，中國有責任心的領導人終於認識到現代化的緊迫和必要，再次把中華民族強制性的推上現代化的末班車。新世紀擁有“新思維”和國際戰略眼光的“新派”領導人則企圖把中國的現代化納入理性發展的軌道，在推進經濟現代化的同時轉動了政治現代化的鑰匙。當站在民族潮頭的有識者努力推進中國現代化進程時，一定會強烈感受到來自國人仇外心理的頑強阻力。
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之所以會出現反覆甚至倒退，國人的仇外心理起了相當大的作用。在整個二十世紀，當中國的現代化出現停滯甚至倒退之時，多是狹隘民族主義者在中國的泛濫之時。文革時期中國的現代化不但出現加速度地倒退，國民經濟也瀕臨崩潰的邊緣。文革的十年恰好又是中國的狹隘民族主義者掌握政權。他們居然把六十年前觸犯全人類共憤的義和團的行為照搬過來，再一次地煽動起非理性的排外和仇外風潮。有關外國的東西被一概否定和抹殺，只差沒有象義和團一樣殺光國內所有的外國平民。並首次給掃入歷史垃圾堆的“義和團運動”塗上一層榮譽的光圈，稱之為“反帝愛國運動”(文革以前的中國主流文化對義和團運動一直持否定態度)。仇外的果實是中國付出了極為慘重的代價，在中華民族的肌體上刻下了百年難以愈合的傷痕。不但現代化的成果全部付之東流，中國又一次回到“孤立”狀態，再度遊離於國際大家庭之外，經濟的崩潰和文化的閹割使中國回到了氏族時代的野蠻社會(文革後期的中國和遠古的氏族社會在很多方面很相似)。
中國因為現代化起步較晚的緣故，在現代化進程中必須引用外國的資金、技術和管理知識，最大限度地利用人類文明的先進成果，用外來的文明來推進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如果我們盲目地仇外排外，為了一點偶然或局部的“涉外摩擦”大做文章，不分青紅皂白地搧外國人的耳光，外國人就是想幫助中國的現代化也會“知趣”地退出。沒有文明國家的資金、技術和管理知識；不借鑒人類文明的先進成果，中國現代化的步子就會大大放慢，甚至會出現倒退。我們必須認清今天的局勢：不是外國(此文的外國多指發達國家)更多地有求於我們；而是我們更多地有求於外國。既然是這樣，我們就不應在外國人面前過份地擺架子要面子或橫挑鼻子豎挑眼，那樣受害的只能是我們自己，外國最大的損失就是不和你打交道。當你試圖幫助一個弱者時，如果被助的一方對你滿懷敵意，你還會幫助他嗎？除非你是白癡，否則你就會嘆口氣走開。
2、“冤殺”對國家民族真正有責任心的社會精英
在十九、二十世紀之交，中國出現了一大批既了解中國又了解世界的民族精英，其中不少精英對中華民族有著強大的責任心，並為中華民族的強大和喚醒中國人的“靈智”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並付出了巨大的犧牲。令人痛心扼腕的是：精英的努力收效甚微，因為他們經常被狹隘民族主義者當成首要的敵人，結果在辛苦操勞一夜之後，早晨醒來時突然發現自己莫名其妙地被國人地指斥為“漢奸賣國賊”而“出師未捷身先死”。慈禧太後的屠刀下漏網的“維新志士”(老太婆只殺了六人)，在義和團運動期間全成了打著愛國旗幟的暴民的刀下之鬼。在和民族精英的交鋒中，狹隘民族主義者總是輕而易舉地站在勝利的一邊，因為中國人的仇外情結幫了他們的忙，他們的身後有廣大的同盟軍；相比之下，民族精英大多是寂寞地孤軍奮戰。不過民族主義者勝利的果實是苦澀的，中國在他們勝利的鼓樂聲中大踏步地後退。部分民族精英死不瞑目的是：他們在九泉之下也不會得到他們摯愛並為之獻身的國人的理解，還要繼續承擔“漢奸賣國賊”的罪名被正統教科書“批判”和唾罵。
晚清的自強名臣李鴻章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他是清政府的高官顯宦，在中國特有的官場不可避免地會沾染腐敗氣習；但和其他官僚比起來，李鴻章的見識和眼界要高出同僚許多；對中華民族的責任心也要多一些。在晚清整個的官場中，李鴻章承擔的罵名比其他官員的總和還要多，並且被後世的國民連續罵了整整一個世紀。李鴻章倒不是因為他身上的官僚習氣而挨罵；相反是因為他身上的優勢而挨罵。他的罪名除了奉政府命令簽訂“馬關條約”外；更主要的原因是因為他對西方各國有更多的了解，對外國人有較為中肯的認識，和外國人較為合得來，在重大的外交事務中比同僚更能得到外國人的認同。簽訂“馬關條約”並不是李鴻章的過錯，他只是奉命行事。如果中國軍隊能打勝仗，李鴻章就是白癡也不會背負千古罵名。李鴻章能得到外國人的認同並非他拿國家民族的利益作個人交易；而是因為他比其他官僚擁有更多的國際知識，在涉外事務中較為明白事理，在外國人看來是一個較為理想的合作夥伴。
魯迅對狹隘民族主義者的排外行為有較為清醒的認識，稱他們為打著愛國旗號的“愛國賊”。“愛國賊”對中華民族的危害一點也不亞於“賣國賊”，對中華民族的負面影響也更為深遠。“愛國賊”因為披著愛國外衣的緣故，對國民有很大的欺騙性，經常被國民誤認為是“民族英雄”。
在對外戰爭中有一個奇怪的現象：有些人在戰前豪言壯語鼓吹戰爭，可在戰爭到來時最容易變節；有些人慎言戰爭，可在戰場上身先士卒。前者無疑是真正的“愛國賊”，他把國家民族拖入力量懸殊且本來可以避免或推遲的戰爭的深淵，自己又不願承擔任何責任____--在民族存亡的關頭腳底抹油。抗日戰爭中就經常出現這類人物。
3、把國家民族推向非理性戰爭災難的陷阱
對外戰爭也有理性和非理性之分：理性的戰爭包括反抗外族入侵，拓展國家民族的利益(如開疆拓土)，在力量足夠強大時出兵境外維護公正和全人類的共同利益。非理性的戰爭有三種：一是用武力強奪眼前的小利益而觸犯眾怒，埋下全面失敗甚至毀滅的種子(如薩達姆入侵科威特)；二是為了炫耀武力卷入與自己根本利益無關且需付出巨大代價的戰爭，或沒有申張正義的力量卻企圖打抱不平(十八世紀法國的路易十四就經常打這樣的戰爭)；三是不能忍受眼前的小辱，在力量不夠強大時為了一時的怒氣主動招惹強敵，結果付出更大的損失和代價(如十九世紀末的中國向西洋各國宣戰)。
一個國家和民族在走向強大的過程中，除了調動各方面的積極因素創造和積累財富外；還要盡可能地不卷入非理性戰爭災難的陷阱。一旦不小心卷入非理性的戰爭，多年努力的成果就毀於一旦，甚至失去東山再起的機會。美國在建國早期就嚴守這一戰爭原則，在國際戰爭中嚴守中立，除非不得已絕不卷入和自己根本利益無關的戰爭。法國大革命時期，美國的理想主義者因為法國在美國獨立戰爭期間曾給予美國巨大援助的緣故，主張美國出兵出錢援助法國針對“反法同盟”的戰爭。理想主義者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報恩”畢竟是人類的美德之一，當初法國幫助了美國，現在是輪到美國報答恩主的時候了。問題是美國是否有力量那麽做？答案是否定的，因為美國剛從八年獨立戰爭中走出來，滿目瘡痍，百廢待興，自家的事還沒有解決好，騰不出力量去管別人家的事，自己的利益才是最根本的利益。再者法國雖然幫助過美國，可兩國的利益對立的成分大於共同的成分。美國要想躍升為大國就必須“西進”，可西進的道路被法國在北美建立的殖民地“路易斯安娜”隔斷，美國要想西進就必須把法國殖民地抹掉，一個強大的法國顯然不利於美國實現自己的計劃。不惜損傷自身去幫助自己的競爭對手強大顯然不是智者所為。正是基於上述原因，美國的理性主義者反對理想主義者的作法，最後理性主義者取得了勝利。這對美國是幸運的，美國不但避免了任何損失，還利用法國大革命大撈一把。當法國在戰爭的深淵中筋疲力竭急需金錢時，美國漁翁得利，用便宜得難以置信的價格“購買”了“路易斯安娜”，使美國的國土擴大了一倍，並打開了美國“西進”和通向超級大國的大門。結果美國沒出一兵一文，卻成為歐洲戰爭中最大的贏家。隨後的一個世紀，美國繼續嚴守中立原則，一心一意從事國內建設，積蓄力量和財富，最終成為世界上實力最為強大的國家。當美國的力量足夠強大時，就拋棄中立法則，出兵海外進行“理性戰爭”，在全球各地樹立自己的“山姆大叔”形象。
近代史時期中國進行了多次對外戰爭。很多戰爭是外敵強加給我們的，我們連回避的余地都沒有，只有奮起抗爭。在這些戰爭中我們站在正義和理性的一邊。但不能因此就說我們在所有的對外戰爭中都扮演理性的角色。有些戰爭源於我們的無知，如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的英法聯軍之役本來是可以避免的，因為我們不了解國際知識才使戰爭得以發生並擴大化。有些戰爭則出於民族的歇斯底里，如十九世紀末的“八國聯軍之役”，我們不但非理性而且非正義。一個用冷兵器武裝起來的落後國家，竟然在一夜之間向世界上所有與中國有幫交且比中國遠為強大的各國宣戰，把非理性戰爭推向極致。把沒有任何理性的暴民武裝起來屠殺中國境內所有的外國平民，連老人、婦女、兒童也不放過，象今天的國際恐怖主義分子一樣以平民作為襲擊對象，說明了戰爭的非正義。這場戰爭就是在極端狹隘民族主義者的蠱惑下發生的，對戰爭鼓吹得最為起勁的宰相徐桐就是一個高呼“要與國家共存亡”的“愛國賊”。這個腦滿腸肥除了弄權受賄外什麽也不會的滿洲權貴，就是當時的中國仇外排外的領袖人物。他堅決地認為世界上的國家除了中國外只有英吉利和法蘭西，其它的國家都是兩國杜撰出來嚇唬中國人的，向世界各國宣戰其實就是和這兩個國家作戰，“刀槍不入”的義和團有取勝的絕對把握......
以慈禧太後和徐桐為首的狹隘民族主義者發動的這場非理性戰爭把擁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華民族差一點就推進了毀滅的深淵，對中華民族的傷害遠不是四億五千萬倆天文數字的戰敗賠款所能概括的。值得反思的是：類似的戰爭並沒有在“八國聯軍”之後的中國絕跡，也沒在世界絕跡，阿富汗的“塔利班”就曾把中國義和團的故事重演一次。
中華民族在經受了沈痛的教訓，付出了昂貴的學費之後，在一代開明領袖人物的率領下擠上了那輛遲到的現代化末班車。中國要想不受幹擾地完成現代化進程，就必須高度地警惕狹隘民族主義者把中國拖入非理性戰爭災難的陷阱。那些動不動就高呼要與某強國開戰的所謂“愛國人士”，你們如能安靜下來不再不負責任地嚷嚷就是對中華民族的最大貢獻。
中國已經邁入新世紀的門檻，中國已經進步，切切不能走回頭路回到落後時期的“孤立”狀態，中國需要外來文明的助力!中國已經融入國際大家庭，不能因為病態的面子觀念而中途退出，文明國家對中國現代化的助力遠遠大於阻力。已成為國際大家庭一員的中國，不應繼續對大家庭中的某些大國和強國保持傳統的敵視心理，因為中國的現代化需要借助他們的力量和經驗。中國人的仇外情結應該化解，否則我們就無法保持健康積極的心態去享受和利用人類文明的先進成果，中國的現代化需要借助這些成果。盲目排外不是“愛國”，承認別人比我們強，主張向外國學習也不是“崇洋”。為了中華民族的振興，為了提升國民的整體素質，為了使中國真正傲立於世界強國之林，中國不能排外，更不能盲目仇外!
二00四年十月三日
4.中國人認識上的四大誤區
世上沒有不貪的官，貪污是不治之癥；只有高薪才能養廉；富國是我們的敵人，窮國是我們的朋友；對外強硬就是愛國，妥協中庸則是賣國。
（一）、為人不當官，當官是一般，世上沒有不貪的官，貪污是不治之癥
中國官場的腐敗病癥是無孔不入的，官吏的貪污受賄幾乎成了帶普遍性的社會現象。在清帝國時期，貪污受賄不是有和無的問題，而是程度輕與重的問題，以致英明的康熙大帝說出了這樣的肺腑之言：“絕對不貪的官一個也沒有”。新世紀的中國如果不當機立斷對貪官重拳出擊，任腐敗現象滋長蔓延，也極有可能在文明的治世再次驗證康熙大帝的“至理名言”。
吏治腐敗在今天的中國已經遠遠超出了主流媒體所說的“極個別”現象，真實情況也許要嚴重得多，部分地區甚至發展到司空見慣的地步。國民對貪污受賄不但見怪不怪，不再對腐敗現象義憤填膺，相反還給予不同程度的理解和認同。在國人心目中，當官就會貪污受賄，就會以權謀私，不貪不占的官是沒有的，不但現在如此，過去也是如此；不但中國如此，世界上各國也是如此；總之天下烏鴉一般黑，貪污是不治之癥。如果當官沒有諸多好處，誰會削尖腦袋甚至不惜付出巨大代價住官場鉆呢？
國民的這種認識與實際情況顯然有很大的距離。中國的官場腐敗確然是一個帶普遍性的社會和歷史現象，但並非沒有例外。唐帝國實際上的開國皇帝李世民（名義上為其父親李淵）就曾建立了一個中國歷史上唯一沒有貪污的“貞觀王朝”。今天的中國也並非沒有不貪的官，只是國民不敢相信而已。他們的眼睛看慣了太多太多的腐敗現象，結果對正常現象反而不適應或不敢相信。今天的世界也有不少文明程度很高的國家基本上消滅了貪污。在西方的英、美、德和東方的日本、新加坡，政府建立了一套完善且卓有成效的監督體制，有效的防止了腐敗現象的滋長和蔓延，官吏要想貪污受賄而不被發現是很困難的。當內地的國民對愈演愈烈的司法腐敗搖頭嘆氣時，同樣是中國境內的香港警察卻是東方世界最優秀的警察。貪污受賄也並非是不治之癥。英國在推行“公務員制度”以前，各級公職大多是政府官員安置親信的機構；可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實行公開平等竟爭性考試選拔文官後（英國的公務員考試面向全民開放，三輪車夫也可參考，沒有等級森嚴的資格審查），這種現象就很快在政府絕跡。五六十年代的香港，腐敗現象也曾是駭人聽聞的。到了七十年代，政府建立了真正的“廉政公署”（不是作幌子、創收或安置親信的機構），下決心大力打擊腐敗，結果只用了幾年的時間就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效。官場腐敗現象下降了九十多個百分點，並且效果一直延續到今天。
這里所說的基本上削滅了貪污，是指貪污現象少之又少，貪污的數量也很有限（一年的非法收入不會大於貪官一年的薪水），並且很快被發現並受到毫不留情的膺懲，連續作案幾乎不可能；並不是說完全沒有貪污受賄現象。
經常聽到國民議論尼克松的“水門事件”，說外國的腐敗更嚴重。有一次我撞見一個知識分子對此事大發感慨，就問他知不知道“水門事件”：
“怎會不知道？不就是貪污了國家巨款嗎？”
“那你說貪污了多少？”
“他是一國總統，少說也貪污了幾百億美元吧，不然怎會被美國人民趕下台了呢”
…………
這是一個“知識分子”心目中的“水門事件”，就更不用說工人農民了。
國民這種認識上的誤區，危害性是顯而易見的。一是縱恿了官場上的腐敗現象，在社會上形成不了打擊貪污腐化的認識壓力。如果貪污腐化是不治之癥，古今中外都是這樣，為何要花大力氣去作沒有成效的努力呢？最“明智”的辦法還是削尖腦袋鉆進官場去，使自己也成為能夠貪污受賄的一員，在有生之年撈點好處。二是給了腐敗分子饒幸心理。既然他們的腐敗行為得到了一定的理解和認同，幹嗎不繼續甚至進一步地腐敗下去呢？三是讓真正的清官心灰意冷。他們一心為國為民，自己甘願清貧如故，可結果反而不如那些吃喝玩樂以權謀私的貪官，不但上司不高興不升他的官，親朋好友罵他不夠意思，連普通國民也不認同，實在是太寒心了。結果如此，就沒有多少動力繼續清廉下去了。
（二）、貪污是因為官吏的收入太低，只有高薪才能養廉
也許是近十年官場的腐敗一直呈上升趨勢吧，國民一直在探究滋生腐敗的內在原因。除了大家公認的“體制問題”外；官吏的收入太低也成為 人們的共識。基於這樣的認識，政府在近幾年不顧工人大批下崗的悲劇性現實，連續幾次給公務員加薪，使他們的收入在原來的基礎翻了一番。公務員收入增長的幅度遠遠大於社會平均收入的增長幅度。
在普通國民心中，英、美、德、日和新加坡等國的官吏之所以不尚貪污，主要的原因是這些國家從事公務的人員薪水很高，官僚生活富足，沒有貪污受賄的必要。這種觀點顯然也與事實不符。美國的政務官和公務員的薪水在全社會只能算中等偏上的水準，薪水甚至比不上一個掃大街的清潔工，美國收入最高的階層是醫生和律師，可美國的貪污受賄極為少見。剛剛進入這個國家的中國人，印象最為深刻的也許不是物質生活的富足，而是這個國家的警察不但不受賄，還會控告給他送錢送禮的人是企圖行賄。日本公務員的薪水則只有中等水準，每年之所以有那麽多的大學生報考公務員，主要是出於一種人性中較為高貴的情操。日本的教育體制里包涵有大量愛國為民的積極內容，學生在校就一再地被告知：人的最高價值不是發財致富和娛樂享受，而是“自我實現”，積極主動地承擔對國家民族和社會的責任義務，而從事公務是承擔責任義務最為直接的途徑。新加坡的官吏收入雖然高出社會平均收入較多，但仍比企業家和高級知識分子的收入低得多，甚至遠遠低於中國某些同級別官員的實際收入……
由此可見，高薪並非養廉的必要條件，更不是充分條件。清帝國在前期並沒有設置“養廉銀”一項，可國家的吏治清正廉明，最高統治者皇帝每日的開銷（包括所有宮女和太監在內的宮廷開支）也只有三十五兩，其前身明王朝則為一萬兩；後期專門設置了“養廉銀”，卻養出了和珅這樣空前絕後的大貪官--來歷不明的資產折合白銀九億倆，相當於清帝國十二年財政收入的總和。如果包括他揮霍掉的和家人貪污的款項，應該不低於二十年的財政收入，和珅當權剛好二十年！廣西一個不太富裕縣份的“一把手”李乘龍，在縣委書記的任上貪污了幾千萬巨款（僅僅查抄的來歷不明資產就有一千四百五十萬元，如果包括揮霍掉的和向上行賄的款項，應該不下兩千萬元），按理他應該很富裕了，沒有繼續貪污的必要了，可他升官後依舊更為瘋狂地貪污！！！不少地方為了減輕用車和通訊上的腐敗現象，對部分官員實行“交通費”和“信息費”補貼制度。這種制度執行起來的結果怎樣呢？官員一方面在每月領工資時堂而皇之地領取“兩費補貼”；一方面打電話坐車照樣不掏一分錢，單位的“兩費支出”比改革前反而上漲了不少。近幾年公務員的薪水比前幾年提高了很多，工資上漲的幅度遠遠大於物價的上漲幅度，按理腐敗就該收斂一些，可實際情況呢？？？
一個國家的吏治是否清正廉明，最根本的原因只有兩個：一是體制問題；二是素質問題。國家應該在這兩個方面花大力氣，努力提高國民的綜合素質，同時建立一套盡可能科學修明的官吏任用升降機制，從根子上鏟除腐敗賴以滋生的社會土壤，使腐敗分子沒有容身之地。官吏只向上級負責的“單向負責制”也許是全部問題的癥結所在。
（三）、富國是我們的敵人，窮國是我們的朋友
上世紀七十年代，偉大領袖毛主席提出了著名的“三個世界”理論。他把美國、蘇聯兩個軍事經濟上的超級大國劃分為第一世界（那時的蘇聯因為新聞封鎖，外界對它的了解甚少，只是根據其誇大了幾十倍的統計數據判定為僅次於美國的富國）；英國、日本、歐共體和加拿大等經濟發達的國家為第二世界；包括中國、朝鮮、越南、伊拉克和古巴在內的廣大亞、非、拉國家為第三世界。老人家宣稱第一世界是我們的敵人，是革命和打倒的對象；第二世界是不可靠的“騎墻派”，是改造和防範的對象；第三世界是我們的朋友，是團結和支援的對象……之所以這樣劃分，表面的原因是：第一世界是帝國主義，第二世界是資本主義，是社會主義中國的死敵；第三世界是反帝反霸的主力軍，和我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內在的原因也許只能是：第一、二世界是富國；第三世界是窮國；而中國也是相對貧窮的國家。
從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中國就一直站在反對“富國”的最前列，同時也竭力靠近發展中的窮國。三年大饑荒時期，在國內大批餓死人的情況下，中國一方面拒絕富國基於人道主義向中國運送救濟糧；一方面仍對我們的窮朋友承擔責任和義務，繼續把少得可憐的糧食運往越南和朝鮮……在外交上，既使富國對中國再好，但只要有一件事沒做好就會把中國人惹火；而對於實力不如中國的亞非拉窮國，中國人則表現出反常的大度，即使出現了“栽林養虎，虎大傷人”的鬧劇，我們寧可忍氣吞聲，也盡量做到不抓破面皮，免得富國看我們的笑話。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在對伊拉克總統薩達姆的態度上，這個眾叛親離的獨裁狂人在和美國發生沖突時，中國一直都和他站在一邊。可薩達姆對中國的回報竟然是：把中國列為他最瞧不起的三個敵人之一。盡管如此，中國的主流媒體一直把他喧染成反抗強暴的英雄和頂天立地的鋼筋鐵漢，直到他站在總統位置上的最後一刻。
誠然，英、法、日、俄等富國在近代對中國造成了巨大的傷害，“天朝大國”的光環就是這些國家打碎的，不易忘記仇恨的中國人很自然會敵視這些國家；可單憑這點理由不是中國人仇視富國的根本原因，因為美國在歷史上對中國的傷害並不大。他一沒割地二沒賠款（庚子賠款退回中國辦教育）三沒劃分勢力範圍，在抗日戰爭時還給了中國很大的援助。可我們對美國的態度怎樣呢？有一則事例很能說明問題：一群去東北旅遊的中國人在風景區看到了一尊紀念為支援中國的抗日戰爭而陣亡的美國飛行員紀念碑，旁邊還有被日軍擊落的美國飛機殘骸。既然專門立了紀念碑，說明中國政府還是認同這些美國飛行員的。中國遊客看到紀念碑的反應是：這是那個混蛋幹的，怎麽在中國的國土上給美國佬立碑呢？出於滿腔的義憤，遊客爭先恐後地往紀念碑和飛機殘骸吐唾沫，吐完後還要惡狠狠地往飛機踹上幾腳……這個不該發生的故事除了說明這批遊客素質低下外；還說明中國人對富國的仇視是如何之深。
中國是一個窮國，雖然窮，但窮得很“硬氣”，對富國有一股發自骨子深層的反感，就象中國的窮人對富人的反感一樣；因此很容易把富國當成我們的敵人，就象當初把地主資本家當成人民群眾的敵人一樣。對於世界上的窮國，基於同病相憐或是能夠找回部分優越感的緣故，也很容易把窮國當成我們的朋友。這種民族心理是可以理解的，問題是這種心理是否有利於我們國家民族的文明和進步。答案應該是否定的，我們自認為血肉相連的第三世界朋友的所作所為已經為上面的答案作了有力的腳注。越南的恩將仇報和印尼對華人的暴行舉國皆知；非洲的窮朋友只知伸手向中國要錢要援助，中國遇上百年未遇的洪水時他們則熟視無睹；鮮為人知的還有上文提到的伊拉克和北朝鮮，他們的行為則更讓“仇富愛貧”的中國人嘆氣。相比之下，富國的行為並沒有中國人想象的那麽可惡。中東最富的國家以色列，中國的主流媒體一致對其大加抨擊，目的是為中東的阿拉伯窮國撐腰打氣。占絕大多數的中國人也許想象不到，以色列並沒有“投桃報李”作踐中國人，它是整個中東對中國人最友好的國家。還有比北朝鮮富裕上百倍的南韓，對中國人的態度也比北朝鮮友好得多。
這個認識誤區的危害是：民族心理會直接影響中國的外交方針。中國人在外交上情感的成份居多，理性的成份居少；不是憑民族的根本利益而是憑心靈的好惡來支配外交策略。結果在認敵為友的同時，錯過了對中國的文明進步真正有益的朋友。
富國雖然在歷史上給中國制造了深重的創傷，但今天的富國比先前明顯地進步了，不再扮演歷史上赤裸裸的強盜角色。很典型的例子是英國，其廣大的殖民地都沒有通過戰爭方式贏得了獨立，連被譽為“英王皇冠上一個明珠”的印度，英國也主動放棄了對她的殖民統治。對於已經進步了的富國，中國人就不應該抱著過去的成見不放，不要拒絕和他們作朋友，這樣對雙方都有益處。和富國作朋友有利於中國的經濟建設和現代化進程。
作為一個成熟的民族，中國人應該摒棄心理上的偏見，在衡量敵友時不再以“窮富”來作尺度；應該站在有益於國家民族文明進步的高度，用冷靜理性的目光來尋找我們的朋友。在與別國建立朋友級外交關系時，有兩個標準是不能放棄的：
一是對中國真正友好，最好能支援中國的經濟建設。
二是這個國家的國民素質應盡可能高，高素質的群體作惡的動機較小，同高素質的國民交往有利於中華民族的文明和進步。
（四）、對外強硬就是愛國，妥協中庸就是賣國
兩年前，美國的飛機轟炸了中國駐塞爾維亞大使館，中國人的群情沸騰了。噩耗傳來時，對美國一向沒有惡感的我也熱血上湧，一氣之下摔碎了十個酒瓶，恨不得拿起槍桿上戰場去和美國人戰鬥！
接下來的幾個月，抗議美國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從通都大市到窮鄉僻壤，中國人都自發地通過各種途徑表達對美國佬的憎恨。最後，戰爭也鄭重地進入了國民的議題，向美國開戰的呼聲響徹中國的大街小巷……當政府對戰爭的呼聲沒有響應時，國民在街頭巷尾紛紛指責政府沒用，對政府不利的各種傳言紛紛出籠，對中美關系的各種無端猜測滿天飛……
當我從十瓶酒精的麻醉中清醒過來時，我由衷地敬佩我們的政府，敬佩高層領導的冷靜睿智和高瞻遠矚，敬佩他們最終沒有聽從大眾輿論的呼聲。無論美國多麽可惡，無論美國佬 的暴行對我們的傷害如何巨大，我們都不能和美國開戰，否則中華民族就會雪上加霜，不但挽不回面子還會蒙受更大的損失。如果響應民眾的呼聲，中美走向戰場，我們拿什麽和美國打杖？下面我們推論一下開戰的結果：
中美在世界上最大的大洋--太平洋的兩端，兩國相距一萬公里。一旦兩國開戰，陸軍派不上用場，只有依靠空軍和海軍。我國的海空軍不具備遠洋作戰能力，我們一架飛機也飛不到美國上空，一艘戰艦也接近不了美國的海岸線……而美國的海空軍可攻擊全球的任何一個目標，其航空母艦戰鬥群可直接進入我國的領海，沿海的工業區進入其火力範圍；遠程轟炸機和巡航導彈可深入中國內陸，很容易找到打擊目標。戰爭的結果將是美國本土沒有一聲炮響而我們的國土則硝煙彌漫……中國的經濟重心在沿海，沿海是中國的經濟命脈。這些地方位於承受打擊的最前沿，在戰爭中將會遭受巨大的破壞。一旦沿海經濟區被摧毀，除了經濟發達的地區受損失外，內陸次發達地區的經濟也會大受影響。因為內陸經濟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沿海經濟，農稅的絕大部分就是打工仔從沿海帶回來的錢交納的。沿海工業被摧毀後，打工的內地農民只好空手返鄉，無錢繳納農稅，靠這些錢發工資的部分公務員就發不出薪晌……國民對戰爭的實力並不了解，他們認為很容易打敗美國的，就象當年毛澤東在朝鮮打敗美帝一樣。一旦戰爭拖延下去，國民的生計受到影響，又會張大嘴巴罵政府沒用，並且罵得更響……
也許有人會說到關鍵時刻我們可以動用核武器？核力量我們和對方相差更遠，我們只有近400枚核彈頭，其中只有近20枚核彈頭能夠利用洲際導彈打到美國的洛杉磯，即使打到美國也會被其更為先進的反導彈武器截留。美國的核彈頭則有七千枚，且具備精確的遠程運送能力，我們則沒有反導彈技術。
由此可見，我們的政府沒有和美國開戰是明智的！不但不能和美國開戰，連一氣之下斷交也不妥，因為我們還需要利用美國的資金和技術來完成中國的現代化建設，要有一個和平友好的國際環境來發展我們的經濟。如果說和美國斷交將使對方在國際政治格局中失去一個強大支持者的話，中國也同樣失去了一個更為強大的盟友。最好的策略是忍下一口惡氣，用文明的手段提出抗議，爭取國際輿論的支持，使美國陷入孤立。然後盡可能地利用發達國家的技術來服務我們的經濟建設，勵精圖治，富國強兵，等到我們擁有更為強大的航母戰鬥群和更多更厲害的遠程轟炸機時，再回過頭來報一箭之仇也不遲。那時我們照樣可以把導彈投向對方的大使館，然後分辯說投錯了。
上面的事例說明了這樣的一個事實：中國人在國際沖突時總習慣保持強硬的姿態，認為對外強硬就是愛國，反之則是賣國。這種傾向是很有害的，直接的後果是使國家和民族付出更大的代價，代價的慘重上面已經列舉了一些。中國人的強硬心理由來已久，在明清時期就已形成，並釀成一個又一個無法挽回的災禍。明朝末年，崇禎皇帝朱由檢被山崩地裂的農民大暴動搞得焦頭爛額，這時東北象巨魔一樣興起的後金汗國又侵占了明帝國的東北疆土，並一再地向內地用兵，企圖用戰爭手段來迫使明帝國簽訂一項有利的和平協議--接受滿人用武力造成的領土變更，同時承認滿洲國的合法地位。皇帝和部分清醒的官員都知道明帝國打不過後金汗國，最好的辦法是暫時與後金議和，然後騰出手來平定內亂，等內部穩定創傷修覆後再來收覆失地（就象列寧和入侵的德國簽訂“布列斯特和約”一樣，該和約把蘇聯最富裕的西部疆土，包括波蘭和整個烏克蘭全割讓給德國，使紅軍得以集中力量專門對付沙皇殘余勢力在國內發動的武裝叛亂）。可包括皇帝在內的高層統治者害怕國民給他們加上“賣國”的罪名，沒一人敢率先提出議和一事，全用強硬的豪言壯語來表明自己的“愛國”。朱由檢有一次問進京抗擊後金的總兵盧象升是“主和”還是“主戰”，盧象升慷慨激昂地回答：“我主戰！”。沒幾天他就死在和後金作戰的前沿。一年後，明帝國被農民軍推翻了，滿洲人又入關把農民軍打敗，把整個中國置於它的殖民統治之下。中國人在異族的奴役下當了近三個世紀的亡國奴。因為害怕背負“賣國”的罪名不肯放棄日後還可收覆的部分國土，最後把整個中國都丟失了，這就是不理智對外強硬的代價。讀者認為這是“愛國”呢還是“賣國”呢？
類似的悲劇還有很多，“義和團”運動就是一個家喻戶曉的不該強硬的慘劇。
基於“強硬即愛國、妥協即賣國”的民族心理，簽訂和約的外交官可就倒了大黴了，沒有幾個不因此蒙受不白之冤的。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晚清的北洋大臣李鴻章，他的真正罪名應該是為北洋艦隊的腐敗負責，使“東方無敵艦隊”不該戰敗而戰敗了。可中國人加在他頭上的最大罪名是簽訂了割地賠款的“馬關條約”，並為此背負了整整一個世紀的罵名。其實李鴻章簽訂“馬關條約”本身並沒有錯，腐敗透頂的清帝國在戰場上一千次地證明不是現代化日本的對手，繼續打下去是沒有希望的，唯一的辦法就是簽訂誠下之盟。如果李鴻章不簽訂“馬關條約”，中國的損失會更大。
真誠地希望那些以愛國之名，動輒豪言壯語的對外強硬者，你強硬的前提是不能傷害你的祖國，讓祖國因為你的強硬付出更大的代價。你的祖國正在修覆創傷積蓄力量，再也經不起意外的折騰了，你得真正愛她才是。同時也奉勸那些“強硬愛國者”，不要動不動給人扣“賣國”的帽子，那些提醒你冷靜的智者說不準比你更為愛國。歷史上有很多在戰前反戰，可一旦爆發戰爭卻沖在隊伍最前列的智者和勇者，他們當初的反戰難道是“賣國”嗎？
在自己的實力只是算是“羔羊”的情況下，我們實在沒有必要因為離家門很遠的一只老虎偶爾朝你作了一個不友好的動作，就沖過去朝老虎的屁股拍一巴掌。
對一個成長中的民族來說，勇敢是可貴的，但理智更為可貴！！！
二００三年十月三十日
5.從日本民族的崛起看中國人的民族視角
一個民族看問題的視角決定這個民族的文明水準和明天的希望。一個有生命力的民族善於向其他民族學習；尤其善於向戰勝自己的敵人學習，使自己的民族博采眾長，上升為世界上的優秀民族。
一個人看問題的視角決定這個人所能達到的高度。
聰明人總是看到他人的優勢，並想法學習這些優勢；勇敢地正視自己的劣勢，並努力克服這些劣勢。糊塗人則習慣盯著他人的劣勢，尤其是敵人的劣勢，並因此陷入盲目自大固執自滿的怪圈之中。
一個民族看問題的視角決定這個民族的文明水準和明天的希望。
一個有生命力的民族善於向其他民族學習；尤其善於向戰勝自己的敵人學習，使自己的民族博采眾長，上升為世界上的優秀民族。
日本民族就是一個善於學習的民族！
紀元663年，中華帝國和日本帝國在朝鮮半島的白江爆發爭奪朝鮮控制權的爭霸戰爭。雙方的兵力對比是五比一：日本兵團五萬人；中國兵團只有一萬人，處於絕對的劣勢。任何人都以為中國會戰敗，決戰結果是日本以絕對優勢的兵力全軍覆沒，中國兵團取得了完全勝利！
中華帝國當時正處於唐王朝時期，中華民族在李世民父子的英明統治下，躍升為當時已知世界最最優秀的民族。那時的日本民族則是貨真價實的劣等民族，十個日本人的力量抵不上一個中國人！
白江慘敗後，日本民族痛定思痛，決定向戰勝自己的敵人中華帝國學習，作中國人最謙恭的學生。日本政府派出大批留學生來唐帝國的首都長安學習中國的典章制度、軍事技術和思想文化，研究中華帝國一夜間強大的秘訣。這些留學生學成歸國後，在日本朝野掀起了“中國化運動”（大化改新），全盤照搬中華帝國的制度和文化，把處於草昧狀態的日本民族平空向前推進了幾個世紀。
日本和中國的差距縮小了，學生一步步地趕上了老師。
一千二百年後1853年，美國軍艦炮轟了日本的江華島，迫使日本政府簽訂了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十年前美國的“父親”大英帝國也用同樣的手段強迫中華帝國簽訂了更為羞辱的《南京條約》，比日本帝國喪失了更多的主權。
美國軍艦撤走後，日本民族又一次限入了沈思：區區一艘兵船敢於遠涉重洋向一萬公里之遙的古老帝國挑戰，並能順利地達到目的，這個國家真的太強大了，太值得他們學習和仿效了。經過了一千多年的倒退之後，昔日的老師中華帝國百病叢生，早已失去了作日本老師的資格，日本迫切需要找到一個新的老師。在日本文化里，只有能夠打敗他們的強敵才有資格作日本的老師，於是日本選擇了英美。與此形成鮮明對照：日本的老師中華帝國對打敗自己的強敵大英帝國依舊橫眉冷對，指斥對方的堅船利炮是“奇技淫巧”，典章制度則是“無父無君”，從心底一百個瞧不起……
四十年後，日本帝國和昔日的老師第三次爆發爭奪朝鮮控制權的戰爭（第二次是十六世紀，雙方打了個平手）。中國是當時世界上第七大海軍強國，日本則極為勉強地屈居十二位。任何人都以為日本會戰敗，決戰結果是中國以絕對優勢的兵力而失敗，並且敗得很慘，和一千二百年前“白江戰役”的結果剛好倒轉過來。此時的日本已把中國劃到劣等民族那一邊；就象唐帝國時期中國人把日本劃為劣等民族一樣。那時一個中國人可戰勝十個日本人；此時一個日本人則能對付十個中國人？
日本因何戰勝中國因何失敗？原因只有一個：日本善於向敵人學習；中國則不可救藥地輕視敵人。日本善於發現敵人的長處，中國則用放大鏡放大敵人的“短處”。
又過了半個世紀，器小易盈的日本在羽翼還沒豐滿的條件下極不明智地向老師討尊嚴，錯誤地認為美國老師也象昔日的中國老師一樣落伍了，不知道美國老師擁有不經過暴力革命就能自我更新的政治體制，結果挨了自有日本國以來最為致命的一擊，本土成了一片廢墟。近一個世紀向老師學習的成果全部付諸東流，再度淪落到連中國都不如的國家。日本民族處於生死存亡的關頭。
在亡國滅種的威脅面前，日本再度拜倒在已成為仇敵的美國老師面前，痛哭流涕地懺悔自己的學藝不精和忘師賣道，發誓要作美國更為虛心的學生……
日本在仇敵面前的“虛心”很快收到了豐厚的回報，十年後再度超過中國，今天則把昔日的老師遠遠地甩在後面。日本民族再度躍升為世界上的優秀民族，和日耳曼民族、盎格魯-撒克遜民族站在同一個水平線上。
從“白江戰役”到“中日戰爭”的一千三百年間，日本民族崛起的歷史；也是中華民族墜落的歷史。日本從劣等民族上升為優秀民族；曾經是世界上最最優秀的中華民族則失去“優秀民族”的稱號，並一度被文明世界劃到劣等民族那一邊。
中華民族不應該墜落而墜落了，關鍵是中國人的民族視覺出了問題。
我們的民族總是自我感覺良好，習慣於放大自己的優勢，自己給自己頒發“諾貝爾獎金”，在“五千年文明”和“四大發明”等發了黴的輝煌牌匾後自我陶醉……如果碰上失敗或丟臉的事，就用阿Q式的“精神勝利法”自欺欺人地單方面宣布“勝利”。很少有人能冷靜地反思自己的劣勢和不足，能勇敢挑戰自身劣勢並試圖超越自我的人更是寥若晨星。因此我們民族的最大毛病是“愛聽好話”和“諱疾忌醫”，上至達官顯貴下至貧民流浪漢都有這個嗜好；只要是“好話”，哪怕明知里面包裹有吡霜也忍不住要一口吞下。
與自我欣賞和自滿自大相對應，我們看他人的視角則倒轉過來了，總習慣於看到他人的劣勢和不足，沒有胸懷去正視他人的優勢。如果是敵人，對方在我們眼中更是一無是處，就算被同一個敵人打敗了一百次，對方在我們心目中的“份量”依舊是一百個瞧不起。阿Q給我們提供了戰勝強敵的“法寶”：如果敵人打我們，我們在沒有力量還手的情況下就可等到敵人走遠後低聲詛咒一句“兒子打老子！”如果我們頭上生了一塊有礙觀瞻的“瘌痢”，我們一樣可以嘲笑他人“不配長瘌痢！”這樣的例子實在是太多了：
當諾貝爾文學獎沒有中國的份時，我們就指責瑞典王宮的評獎程序不公正。
當某位志士仁人說中國有不少問題急需解決時；我們就說“外國也有外國的問題，豈止單獨我們有問題？你小子怎麽專挑中國人毛病？中華民族光輝燦爛的文化你幹嗎不說？”
如果有人說中國的貪污腐敗愈演愈烈時；有人馬上會站出來反駁你“為人不當官，當官是一般，世上沒有不貪的官！”如果你再度指出世界上已有不少文明程度很高的國家基本上消滅了貪污時，他們根本拒絕相信，道理很簡單，不貪污當官幹嗎？不相信人性還有“自我實現”更高一級的要求。
當日本民族勵精圖治，已經成長為世界上僅次於美國的頭號經濟大國，並正在采取實質性的行動向政治和軍事大國邁進時；我們依舊沈浸在半個世紀前抗日戰爭的虛幻勝利中，一邊坐在麻將桌上玩物喪志一邊大罵“小日本”自不量力。
當我們某一天心血來潮確然意識到日本民族不簡單時；我們又能找到另外的“優勢論據”，指出日本的祖先是中國人，秦始皇時期徐福帶過去的五千童男童女就是日本人的祖先。要知道美國的祖先是地道的英國人，可當美國超過英國時，似乎沒有幾個英國人好意思攀這份“親戚”。
當美國的載人宇宙飛船於上世紀六十年代登上月球時，我們則聲稱宇航員在月球上看到地球上唯一的人類工程是“萬里長城”。其實在月球上看到長城是不可能的，哪麽遙遠的距離，長城已“縮小”到不能再小，人的視覺根本無法看到。
兩百年前人類的戰爭之神拿破侖在歐洲大陸所向披靡；兩百年後的今天我們聲稱拿破侖曾說過中國是“東方睡獅”，一旦醒過來就會左右世界。拿破侖是否真的說過此話已無從可考，就算真的說過也應該令我們汗顏；因為我們沒有象他預言的那樣從沈睡中崛起並左右世界，我們對不起他的預言。
當我們終於在南極建立“長城”科學考察站時，世界上已有很多國家在我們前面建立了考察站；但我們有一點超過他們，我們聲稱“開辟了一條去南極的新航線”。這種說法在五百年前的哥侖布，麥哲侖時代也許能引起一定的宣傳效應，在人類對地球已了如指掌的今天若是能引起人們的注意也只能是我們自己。
因為我們總習慣放大敵人的劣勢，結果在國際局勢上經常出現判斷失誤，並因此付出了巨大代價。前蘇聯解體時，經濟一度陷入困境，造價低廉的中國輕工業商品在俄羅斯很有市場。我們看不到這是體制轉軌時的暫時現象，是新生命誕生前的陣痛，錯誤地認為俄羅斯會永遠貧窮下去，俄羅斯經濟也會成為中國經濟的附庸，俄羅斯人自此會離不開中國人的輕工業產品。當俄羅斯有意把石油輸出管道鋪入中國時，我們提出了令對方難以接受的條件，促使對方把石油管道跨海鋪向更為遙遠的日本，使中國提前進入“能源瓶頸”。
…………
中國人到了該變換一下民族視角的時候了
日本是近代中國最兇狠的敵人，我們必須戰勝日本才能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振興，這點幾乎每個中國人都能達成共識。關鍵問題是我們如何才能戰勝日本？坐在家里詛咒謾罵日本一點用處也沒有，就算把所有的臟字都堆砌在日本人頭上也無損大和民族一根皮毛。在日本前面加上“小”字也只能發泄一下，因為今天的小日本比我們強大。放大日本人的劣勢，攻擊日本人的“島國根性”（日本人的弱點），也不能使我們變得比日本強大。其實“島國根性”是日本人上上世紀自我總結出來的……
戰勝日本人的法則其實很簡單：那就是學習日本人的優勢，研究日本人強大的秘訣，甚至不惜在某個階段作日本人的“學生”？！等到學來日本的長處後再“師夷之長技以制夷”。中國曾經是日本的老師，由老師降格為學生在感情上是有點難以接受，但為了中華民族的千秋大計，我們應該有勇氣放下“架子”，虛心向比我人強大的敵人學習文明富強的經驗……
我們不能繼續坐在麻將桌上用破口大罵小日本的方式來表示自己的“愛國”，我們必須從麻將桌上走出來勤思實幹，思考民族振興和戰勝日本的濟世良方，勤奮工作，努力進取，用實際行動來愛我們的國家。當日本人再度和我們走到一起時，我們的所作所為能讓對方從心底“折服”和“敬畏”，切不能象中日少年“夏令營”一樣讓日本人瞧不起！
我們應該看到自己的劣勢；同時正視他人的優勢，尤其是敵人的優勢。
我們還要虛心學習敵人的優勢！
下面用一則發生在我身邊的真實故事來收尾：
我弟弟和鄰居的一位同齡人關系一直不好，兩人長期在暗中較勁，從上一代較到下一代。弟弟希望自己的兒女個個出類拔萃，在各方面都超過鄰居的兒女。
弟弟少時受盡了生活的磨難，不希望自己的子女也吃他那樣的苦，因此對子女過份溺愛，看子女的視角總是偏向好的方面，不好的方面則視而不見，就算是極端頑皮的行為也能從中看出“可愛”的成份。他看鄰居孩子則是另一種視角，總之是這也看不順眼那也看不順眼，並從心底慶幸自己的子女比鄰居“聰明可愛”。
有一天我回了一趟老家，對侄兒侄女的頑劣品行印象深刻。我勸弟弟應該管教一下自己的兒女，別把下一代寵壞了。他的回答則是列舉出兒女的一大堆優點，末了還加上一句“比鄰居那兩個小壞蛋強多了！”
下午我又見到了鄰居的兩個孩子，發現他們無論怎樣看也比我的侄兒侄女順眼些，心想弟弟這些年的“較勁”快有結果了。
今年夏天，弟弟的兩個兒女同時失學，一個中考只考了200分，連普高也上不了；另一個則堅決不再上學，成了方圓百里地唯一沒念完初中的學生。鄰居的兩個孩子一個以優異成績考上了重點高中；一個學科聯賽得了二等獎。
弟弟在家氣了個倒仰！這能怪誰呢？只能怪弟弟的視角出了問題。
二00六年元月七日
6.從“全民炒股”看中國人的性格悲劇
盲從、健忘、死不認錯，不切實際期待天上掉餡餅，經常在同一個坑里跌倒，一而）再再而三犯同樣的錯誤。
首先申明此文不是針對所有的中國人，而是中國人的“大多數”，各位不要對號入座。百分之七十就算“大多數”，既然是“大多數”，就可代表“中國人”這個群體。
中國人確然擁有其他地球人所不具備的優秀品質，如任勞任怨、忍辱負重的品格即為世界上的任何民族所不及。此文只列舉中國人的性格缺陷並不是否認這些優秀品質，也不是說中國人一無是外。
因為堅信天上不會掉餡餅，即使偶爾掉下餡餅也是有毒的，堅信不是靠勤勞智慧掙來的財富是守不住的；因為認定中國股市與經濟狀況無關，而是體制漏洞下的純投機市場，買股票基金賭博的成分遠大於投資的成分，所以本人一直遠離中國股市，在每個股民都在“賺錢”全民發狂的歲月也沒有買賣一分錢的股票基金。但我一直在關注中國股市，因為股市這個窗口最能展現國民的性格特征。
（一） 、盲從
國民的不愛思考和從眾心理在去年的股市上表現得最為突出。在去年的八、九月股市、基金一路瘋長的幻景里，絕大多數國民都存在下述認識誤區：
1、 購買基金沒有風險，只賺不虧：
2、 奧運會之前政府為了維護中國的強勢形象，一定會盡全力扶持支撐股市，股票不會下跌，在奧運之前股票指數會突破八千點，甚至一萬點；最保守的估計也有七千點；
3、 如果股市慘跌，國家就有可能失控，因為現在絕大多數中國公民都在炒股，政府不會傻到和絕大多數國民過不去。
明眼人一看上述三個群體認識是顯然荒謬不顧常識且沒有任何邏輯可言的。第一條的荒謬顯而易見，因為世上根本就沒有只賺不虧且無風險的生意，前段時間基金只升不跌並不等於以後會一路飆升。第二條也是一廂情願，政府在奧運會之前會想方設法維護中國的強勢形象是必然的，但無節制地支撐股市效果也許適得其反。如果讓股票一路瘋長下去，按股民的意志在奧運之前突破八千甚至一萬點，那樣絕大多數國民擁有的“鈔票財富”將要翻幾番。因為經濟並沒有那麽快地增長，增長的“鈔票財富”只好通過多印制幾倍的鈔票來解決，於是通貨膨脹就成了無法控制的脫韁野馬，物價將會在短期內上漲幾倍。物價一旦在一年內上漲幾倍，國家就真個失控了，其危害會遠遠大於股市的下跌。兩害相權取其輕，在災難性通貨膨脹和股市慘跌二者必居其一的情勢下，只能選擇股市慘跌，也就是讓股市恢覆它的“真實面目”了。至於第三條則是對“中國國情”不可救藥的無知，首先政府無原則地支撐股市本身就是荒唐且違犯經濟規律的，所以股市慘跌不是政府有意要和“絕大多數國民過不去”，股民因為股票下跌而與政府為敵是不公正的。不過話說回來，就算政府真個有意要和股民過不去，股民又能怎樣？只要政府是強勢的，你們能讓國家失控嗎？各位應該不會忘記不久前的農村“基金社”，那時絕大多數農民的存款全存在基金社里，政府整頓基金社時，農民存在基金社的存款一個晚上化為烏有。在基金社存錢的農民也是“絕大多數”，並且是農民家庭養家糊口的血汗活命錢，現在這些錢一下子被吞噬了，可農民因此“起義”了嗎？國家失控了嗎？
那時我的絕大多數朋友同事也在炒股買基金或正準備進入股市，當那些在股市門口徘徊的人聽到我這番“理論”後，都認為我的見解有很深的道理，並決定不炒股買基金。可我的“理論效力”並沒有維持多久，不到一個月時間，那些聽過我的“理論”並表示遠離股市投機的朋友同事大多買了股票或基金。當我問他們何以“明知山有虎偏身虎山行”時，他們的回答居然是：“周圍的人都在買股票基金並且大多數賺了錢，我幹嗎不幹？就算真個有股市慘跌的那一天，賠錢有大家陪了，又不是我一人倒楣……”
這就是國民的“盲從”！
（二）、健忘
去年十二月我因公在武漢市呆了十天，有機會了解各階層市民的社會心態。那時中國的股市正在慘跌，我接觸過的富裕市民都準備把資金投到樓市上，他們堅定的認為房地產價格是只升不降的，目前什麽都在貶值，只有房地產不會貶值，所以投資房地產一定穩賺不虧……
針對他們這一認識上的誤區，我針鋒相對地提出相反的意見：盡管目前的房地產價格仍在一路飆升，但並不等於會一直升下去。當房地產市場畸形紅火，大量資金湧入樓市時，就會出現房地產“相對過剩”現象，也就是房產的供應量遠遠超過居民的購買能力。當房產相對過剩並且持續較長時間時，部分靠集資和借貸蓋房的開發商無法長期承受利息和債務的壓力，就會被迫降低房價，甚至於虧本銷售，並在樓市引發多米諾骨牌式的連鎖反應。現在中國的房產已“相對過剩”，盡管房價仍居高不下，但很多地方有價無市，沒有出現樓市下跌現象主要是富豪有意“炒作”和開發商在那里“硬挺”。如果中國的房地產不發生革命性的調整，不發生災難性通貨膨脹，“炒作”是有限度的，富人不會無限制地購買“賣不出去的房子”在那里空著；“硬挺”通常也不會長久，實力較弱者要不了多久就會敗下陣來，於是房價下跌成為可能，不但會下跌，甚至會象股市一樣出現“暴跌”現象，跌到開發商的“成本線”以下……
他們聽完我的“下跌理論”後，幾乎是眾志成城地反駁我的推理，理由是他們從沒聽說過城市房產也會象股市一樣大面積下跌，在他們的記憶里房產一直是在不斷上漲著……
當我指出城市房產也會大面積下跌，十年前武漢市就出現過房產暴跌的歷史，他們的反應竟然象在夢鄉聽天方夜潭：真有這樣的事嗎？武漢市的房價也曾跌過嗎？我怎麽沒有印象呢？十年前我還是有完整記憶力的壯年人啊？
武漢市的房價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上半期曾一度漲到每平方米兩千五以上，到了九十年代末期大多跌了一半甚至於跌破每平方一千的，年長的武漢市常住居民應該不會忘記這段不太久遠的歷史？可他們中的大多數居然還是忘記了。
反駁我的都是四十歲以上的中年人，都經歷了十年前武漢市房產暴跌的歷史，可他們居然對那段歷史一點記憶也沒有？一個群體的“健忘”到了這種水準，真的讓人只能在心靈的劇痛里發笑。
國民不可思議的健忘使他們永遠也不能記住歷史的教訓，結果類似的悲劇一再在中華大地重演。旅順大屠殺後不到四十年又發生南京大屠殺（作賤人才不思進取導致被同一個力量遠不如自己的小國兩次打敗）；義和團和文革式的全民瘋狂也只相差半個世紀多一點的時間……
（三） 、死不認錯
我這人的骨子深層很有那麽點江湖義氣，對朋友兩肋插刀榮辱與共，所以經常對炒股的朋友提出自己在靜夜深思後推斷出的影響微弱但無疑是有益的建議。也許是“旁觀者清”的緣故吧，我對中國股市的走向和大跌時間都能在事先做出較為清醒的預測，我的“逆向思維”在關鍵時刻總能一再閃耀那麽一點智慧的火花。去年的十月我幾乎忠告每個要好的股民朋友從股市退出來，理由是這個虛幻“牛市”的支撐力已經接近極限了。可他們沒有一個人聽我的話，因為他們認定在奧運會之前政府會想方設法讓“牛市”一直“牛”下去。新年過後股市再度出現漲勢時，我再次勸他們及時退出來，千萬不要等“保本或賺錢”再退，把損失減少到盡可能低的限度，因為現在的股市是回光返照，隨後會是又一輪的大跌，如果舍不得“割肉”損失會更大……可依舊沒有一個人聽我的，因為他們堅信政府在奧運之前會不顧一切“救市”，股市上揚是新一輪“牛市”的信號……
上周因為朋友聚會，我又見到了幾位炒股的朋友，他們都曾聽過我的忠告。那時股票已跌破股民和所謂“經濟學家”認定的4000線“鐵底”，每個人都虧慘了。當我問及他們因何不聽我的話及早退出來時，他們沒有一個人說自已錯了，而是抱怨進股市的時間太遲，若是早進就會“少虧甚至略賺”；抱怨沒有選擇好“對路”的股票，因為有的股票依舊在上漲。更有甚者，部分在網上聽過我忠告的股民朋友莫名其妙地和我變得生分了，甚至於一見我上線對方的QQ頭像就及時由彩色變成隱身狀態，好象我是個不祥之物似的……
因為部分國民“死不認錯”的秉性，象我這樣忠言逆耳對朋友認真的性情中人反而在朋友圈內成了不受歡迎的人？同樣因為“死不認錯”的緣故，國民不容易“吃一塹長一智”，從錯誤中汲取教訓，經常在同一個坑里跌倒，一而三再而三地犯同樣的錯誤
二OO八年三月十八日
7.中國人心底的毛澤東情結
二十世紀，沒有哪一位政治領袖對中國的影響能和毛澤東相比，幾代中國人都在毛澤東的鼻息下思想和生活，思想行為和命運完全不受毛澤東影響的中國人在毛澤東時代是不存在的。直到今天我們仍能在民族思維模式里感受到毛澤東的影響。
“毛澤東情結”這個名字對絕大多數中國人或許有點陌生，但聽者很容易理解這個詞的內涵，因為絕大多數中國人或多或少都擁有這一情結。
每逢乘小車外出，無論是進口車還是國產車，都能在擋風玻璃位置看到懸掛著的毛澤東畫像。司機說毛澤東畫像能鎮邪，掛上他行車較為安全。
經常聽見年長的國人發泄對現社會的不滿，發泄完後常常要補充一句：“還是主席的時代好”。
美國佬的導彈炸了南斯拉夫的中國使館，國人在義憤填膺之余，忍不住在心里嘀咕：“若是毛澤東在位，美國佬敢嗎？”
…………
毛澤東無疑是二十世紀中國最有影響的人物。一個出生於窮鄉僻壤沒有任何背景的農民的兒子，能夠統領群雄逐鹿中原，沿途推毀所有的抵抗，成為六億中國人的主人，這件事實本身就無可辯駁地證明了毛澤東的超群能力。毛澤東的政治生涯是變幻莫測的，由一系列“運動”組成的一連串一反常態的變化構成毛澤東政治生活的主旋律。中國是一個崇尚寧靜不尚變化的農業國，毛澤東的政治活動打亂了中國幾千年靜態保守的思維定式，對中國社會的影響無論從廣度還是深度上都是空前絕後的，並在中國人心中打下了持久深厚的烙印。
誠然，在二十世紀的中國，沒有哪一位政治領袖對中國的影響能和毛澤東相比。盡管這種影響有正面的和負面的。整整一代中國人都在毛澤東的鼻息下思想和生活，思想行為和命運完全不受毛澤東影響的中國人在毛澤東時代是不存在的。不僅在毛澤東在世時如此，就是在毛澤東逝世後的二十八年，相當多的中國人血管里仍流淌著毛澤東的“余音”……
毛澤東在世時中國人把他譽為“紅太陽”，如果這個比喻成立的話，紅太陽的政治生涯可以分為前後兩段。一九五六年前的毛澤東是初升的紅太陽，五彩的紅霞象征毛澤東多姿多彩的政治生活，不斷上升的一輪紅日為中國人帶來溫暖和光明。一九五六年後的毛澤東則是夏日正午的太陽，每個中國人都得忍受紅太陽在激動時放射出的熾熱灼人的光線的炙烤。
毛澤東改變了整整一代中國人的生活，對中華民族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推動了中國歷史的進步。作為一個空前絕後曾被譽為紅太陽的領袖人物，毛澤東的功績是無人可及的；和戰爭年代毛澤東創立的光芒萬丈的武功相比，和平建設時期毛澤東犯下的錯誤也是無人能及的。象五七反右，三年大饑荒和文化大革命等領袖人物絕不應該犯下的錯誤，毛澤東都一一犯下了，並對中華文明造成了難以磨滅的負面影響。
今天的中國人絕大部分是一九五六之後才有記憶和思想的，他們經歷的不是紅太陽的上升時期而是毛澤東的晚期，體驗到的不是旭日的瑰麗紅霞而是正午夏日的無情炙烤，按常理不應該一往情深地懷念毛澤東的，更不應該產生社會性的“毛澤東情結”，可毛澤東情結居然產生，之所以如此，我認為是下面幾方面的原因綜合作用的結果。
一、現存的社會問題使中國人懷念並呼喚毛澤東
貪污腐敗、貧富懸殊和黑社會猖厥是現代社會的三大問題。
毛澤東時代的最顯著特征是廉潔、平均和秩序。
腐敗、不均和黑社會是今天的中國執政者最為頭痛雖經多方努力治理仍無顯著效果的社會問題；這三大問題毛澤東卻輕而易舉地解決了。
貪污腐敗在今天的中國已達到駭人聽聞的地步。貪污的數目動輒百萬、千萬甚至上億，不是發展中國家能夠承受的。一個不太富裕縣份的縣委書記居然在三年一把手的任期內積斂了一千四百萬元的不明資產（廣西玉林李乘龍），如果包括揮霍掉和向上行賄的款項應該不下三千萬！這樣的縣委書記居然還升了官（上調到玉林市任副專員）？！安徽亳州的一個縣委書記在新上任的那一天，居然在縣城舉行只有國家元首才可舉行的閱兵式，站在敞篷車上接受一千多名武裝幹警的夾道歡迎。這樣大的越級越權事件居然在三年多的時間內未引起上級領導的重視，並且照樣升了官……
毛澤東時代雖然也有貪官，如劉青山、張子善之流，但貪污的數目和今天的貪官相比無疑是小巫見大巫，並且很快受到毫不留情的贗懲（二人被判死刑，毛澤東沒有因為他們是功臣而“特赦”他們）。當貪污腐敗現象愈演愈烈反貪反腐越反越腐時，國民就會呼喚毛澤東。他們不知道文明世界有一種更為科學理性的政治體制能夠從根子上消滅貪污，只好求助於毛澤東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運動……
中國社會的特點是不患寡而患不均。毛澤東時代是一個相對平均的社會，國民收入拉開的距離不大，一富俱富，一貧共貧。那時盡管發生了中國歷史上罕見的大饑荒，餓死了上千萬人，國民仍沒有作亂和聚眾向政府要飯吃的傾向。因為那時幾乎沒有富人，全國人都在不同程度地挨餓。今天的中國人雖然吃飽了肚子，但內心的不平反而比挨餓時增長了許多，原因是社會的貧富懸殊在一天天拉大，遠遠超過了聯合國界定的安全警戒線。當農民的孩子因為沒有錢大批失學時，百萬、千萬和億萬富翁正以幾何級數增長，並在顯耀的場合一擲千金炫耀他們的富貴逼人。尤其是當平民發現那些富人的巨額收入不是靠勤勞和智慧掙來的，多半是非法收入時，平民的不滿和不平上升到了頂點。
黑社會在今天的中國已經猖厥到這樣的地步，幾乎每個公民都能感受到它的危害。東北的一個幫派頭目在過生日時，絕大多數的政府官員都前去送禮，負責社會治安的警察局長居然負責為他收受並登記禮金……毛澤東時代是沒有黑社會的，地痞流氓要麽成為自食其力的守法公民，要麽被送往監獄和刑場。那時的社會秩序空前安定，一個鎮只有一個負責治安的“特派員”，在公眾場合打架鬥毆的行為極為少見。今天一個鎮的警察膨脹到幾十個，可暴力傷害隨處可見。原因自然是司法腐敗，有些地方的警察不管治安只管要錢；有的甚至警匪合流，警察流氓聯起手來坑害守法公民。
上述的現象形成了三個鮮明的對比，使中國人越來越懷念毛澤東，越來越呼喚毛澤東。
二、主流媒體的片面宣傳不切實際地神化了毛澤東
毛澤東的偉大是無庸置疑的，但偉人並非沒有缺點，他一樣會犯錯誤，如果他的權力不受限制，他甚至會犯下令國家民族不勝負荷的重大錯誤。毛澤東時代的政治體制是極權體制，毛澤東的意志幾乎無人能夠違抗，否則就會被“批倒批臭”，所以那時毛澤東的權力是不受限制的。正是在這種無限權力的鼓舞下，毛澤東犯下了今天的國家元首不可能犯下的錯誤。如人口政策的失誤，使後世的中國得背負百年以上的歷史包袱；五七反右，使本來就不充分的國家智力受到重大傷害；總路線大躍進，把全體國民推向歇斯底里的非理性狀態，主流媒體報道的糧食畝產量居然達到了十多萬斤；文化大革命，竟然號召中國人分成你死我活的兩派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理性和文化受到不可估量的損失……
毛澤東的這些錯誤，後世的中國人不應該回避。只有客觀勇敢地面對這些錯誤，我們才能夠從中汲取教訓，警惕以後不再犯類似的錯誤。偉大的鄧小平政府就是這樣做的。八十年代前半期，遍及全國的毛澤東雕像和“語錄碑”（這使人想起今天的北朝鮮）被拉倒了，毛澤東在中國人心目中從高不可及的神變成了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造神運動”在那個時期似乎永遠地成為歷史。可從八十年代末期開始，我國的主流媒體又開始了新一輪的“造神運動”，再現毛澤東戰爭年代“豐功偉績”的電影和電視劇一部接一部地被制作出來，從《三大戰役》、《大決戰》到《長征》，毛澤東在國人心中又成了戰無不勝的英雄和軍神；可再現毛澤東後期失誤的影片一部也沒有。當媒體只宣揚一個人的優勢和閉口不談他的劣勢時，這個人就很快地被神化了。
三、世紀末的自然災害進一步證明了毛澤東的高瞻遠矚
改革開放時期對自然資源的掠奪式采伐，大自然的承受力終於達到了極限，並在二十世紀末實施它的連環報覆。一連串的水旱蝗災在中華大地交替施展大自然的淫威，八八年百年未遇的旱災和九八年百年未遇的洪水給中國人的印象是刻骨銘心的，尤其是近幾年特大洪澇過後的大面積幹旱，對農作物的打擊是毀滅性的。如果不是毛澤東時代修建的水利工程給農業送去急需的生命之水，使農作物保住了大部分的收成，大面積的饑荒並非只是冬天才會發生的故事。
當中國人在炎炎烈日之下目睹著一條條灌溉渠把生命之水送到幹涸的農田時，他們就會很自然地想到毛澤東。無論他們先前對毛澤東的印象如何，這時都會無一例外地感念毛澤東！水庫渠道流淌的生命之水洗凈了毛澤東身上的任何污點，使老人家的形象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四、國民的健忘癥和國際知識的缺乏是產生“毛澤東情結”的最根本原因
“毛澤東情結”是國民認識上的誤區，誤區的產生基於國民的健忘癥和國際知識的缺乏。
我出生於六十年代中期，在七十年代初期開始有自我意識。從我記事的那一天起，印象最深的就是難以忍受的饑餓寒冷和生活必需品的奇缺。那時正值毛澤東時代晚期，國民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生活必需品極端匱乏，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農民連肥皂、火柴、染料也買不到，就更不用說食糖和布料了。農民只好重新把火鐮找出來敲石取火；用草木灰和一種青草混合成泥漿狀給織成的土布著色；用砸碎的皂角代替肥皂洗衣服……七十年代以後出生的中國人對這段歷史沒有印象，如果想獲得那個時代的真實圖景，不妨去鄰近的北朝鮮看看，今天的北朝鮮和七十年代的中國差不多。那時的中國差不多已倒退到原始狀態，在這樣的社會生活的人是難得有舒服和幸福感受的，年齡比我大的國民應該有更為生動深刻的記憶，如果有記憶就不會產生“毛澤東情結”，可“毛澤東情結”在比我年長的中國人中也有很大的市場，這是國民的健忘癥在起作用。
毛澤東在懲治貪污腐敗，消除貧富懸殊和打黃掃黑方面確然取得了今天的中國人不易超越的政績，但在世界範圍內比較起來他並非作得最好的人物。世界上有不少文明程度較高的國家基本上消滅了貪污，從體制上鏟除了貪污賴以滋生的社會土壤。今天的歐美發達國家在消除貧困方面也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每年要為社會下層的國民支付巨額的福利開支，這個數目有時甚至達到國家財政支出的一半以上！！！
毛澤東時代並非沒有腐敗，只是腐敗的表現形式不同而已。今天主要表現為經濟腐敗，那時更多地表現為政治腐敗。官吏濫用職權的現象隨處可見，在“階級鬥爭”中打死人只是小事一樁，絕不會受到法律的追究。一個小小大隊書記（相當於今天的村委書記）的權力和土皇帝差不多，居然掌握著全大隊成年人的人身自由權和部分生命權，沒有他的允許誰也不能離開他所在的大隊，連招工進城也得他們點頭才成！下鄉的知識青年對此有較為深刻的印象。一個生產隊長（相當於現在的小組組長）也可利用派工的方便，恣意占有和侮辱別人的妻子而不受懲罰……
毛澤東時代雖然沒有黑社會和黑勢力，但有組織的暴力活動卻從未停息過，最為突出的是文化大革命時期，全體國民被毛澤東有計劃地組織起來，並人為地劃分為兩個敵對的陣營，進行明火執仗的械鬥，連火炮和機關槍也在和平時期的內鬥中派上了用場。
美國並非只在南斯拉夫炸過中國的大使館，他們在毛澤東時代也曾向越南的中國大使館投過炸彈。但毛澤東也沒有正式向美國宣戰，那時中國介入朝戰和越戰都是以志願軍的名義，不是政府行為。那時的中國也沒有向美國本土投過一枚炸彈。今天的中國周邊國家沒有一個和美國處於戰爭狀態，不能象毛澤東那樣在毗鄰的國土上對美國佬實施報覆行動，所以也不能說今天的中國政府比毛澤東軟弱。
就是那些光芒萬丈的水利工程，也不能歸功於毛澤東一人，不能說只有毛澤東才會修水利。任何人民的政府都會建設自己的國家，這些建設包括水利和各項公益工程。各界政府對建設的項目各有側重，毛澤東鐘情於水利工程，今天的中國政府側重於基礎設施建設。把今天的中國公路和毛澤東時期的公路相比，水利工程就不只是毛澤東才會制造的“亮點”了。
…………
綜上所述，“毛澤東情結”是國民認識上的誤區，是一種有倒退傾向的社會思潮，是國民對現社會不滿的曲折心理反映。
“毛澤東情結”並非緊隨著毛澤東的逝世而產生，只是近十年才在國民心中植根並迅速蔓延的一種社會思潮。八十年代上中期，國民對毛澤東並無太多的好感，那時八億農民最愛戴的領袖是鄧小平，因為鄧小平讓農民真正走出了饑餓和寒冷。八十年代初期全國各地推倒代表“偶像崇拜”的毛澤東雕像和“語錄碑”（雕刻有毛主席指示的混泥土建築物）時，國民沒有半點抱怨和不舍的情緒，因為那時國民對毛澤東時代的饑餓還記憶憂新，對鄧小平政府帶給他們的豐衣足食也感觸至深，加上那時的腐敗也不嚴重，所以毛澤東在國民心中沒有市場。
“毛澤東情結”容易主宰年輕人和老年人的心靈。老年人的“毛澤東情結”是“懷舊”和渴望安定的心理折射；年輕人的“毛澤東情結”是基於“偶像崇拜”，因為他們不了解毛澤東，他們心中的毛澤東只是影視屏幕上那位“指點江山，激揚文字”，佇立昆侖山頂“欲與天公試比高”，經過高度美化的神話式的英雄，不是真正的有血有肉的毛澤東。
“毛澤東情結”基於國民對現社會的不滿，並非是真個憧憬毛澤東時代。如果讓他們回到連肥皂火柴都買不到且吃不飽肚子的歲月，他們要不了幾天就會受不了。今天的北朝鮮和毛澤東時代如出一轍，讓吃飽穿暖的中國人去做幾天北朝鮮人，他們能不跑回中國嗎？
和毛澤東時代相比，無論今天的中國政治有多少失誤，也無論今天的中國社會有多少的不如意，今天的中國畢竟比毛澤東時代的中國要進步一些。解決現存社會問題的良方不是回到毛澤東時代，而是借鑒世界文明的先進成果，建立一套盡可能科學理性的體制來“凈化”中國，把中華文明推向一個更高的境界，絕不能走回頭路。
二００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8.“左憤”狂飆下的“偽愛國主義”
憤青對中華文明的負面作用遠遠大於正面的，破壞的熱情也遠遠大於建設的熱情。“憤青”在經歷文革後近二十年的沈寂後，在世紀之交的中國又再度展示出無處不在的影響力。憤青的覆興離不開“愛國”的旗幟；“憤青式愛國”又必須借助“排外”才能體現出來。
（一）
近代中國缺少思想家,缺少堅守良知的知識精英,缺少捍衛真理勇氣的仁人志士；但近代中國從來就不缺少“憤青”和“追星族”。
“憤青”最早在歷史上留下記錄是四個世紀前的明帝國末期，軍事天才和民族英雄袁崇煥被崇禎皇帝和腐敗政客污為“漢奸賣國賊”，押赴刑場千刀萬剮。首都“愛國口號”喊得最響的“憤青”們一窩蜂地湧上刑場，爭先恐後爭搶袁崇煥的肉，然後當眾塞入口中大吃大嚼，臉上綻放出“忠君愛國”的豪壯表情……（詳情見拙作《袁崇煥悲歌》）
“憤青”在歷史上第二次展示“力量”是戊戌變法時期，戊戌六君子譚嗣同、康廣仁、楊銳、楊深秀、林旭、劉光弟被真正的“國賊”慈禧太後污為崇洋媚外的“漢奸賣國賊”，綁赴菜市口刑場砍頭示眾。首都的“憤青”們雖然沒有象三百年前的同仁那樣爭食他們的肉，但把民族英雄的鮮血蘸了人血饅頭……
“憤青”第一次影響歷史進程是一百年前的義和團邪教暴動。義和團的主要成員是各地“憤青”，首先是“農村憤青”在“掃清滅洋”的旗幟下屠殺傳教士、外國平民和中國基督教徒；同時針對中國平民搞些“打、砸、搶”的違法勾當。慈禧太後為了轉移國民對滿清權貴腐敗統治和拒絕政治變革的不滿，打起了“排外愛國”的旗幟，別有用心地把義和團列為愛國組織，招募他們進入首都屠殺外國人。義和團進入首都後，“農村憤青”與“城市憤青”合流，對遇到的所有外國人格殺無倫，連老人、婦女、兒童也不放過。不但屠殺外國人，對中國基督教徒也一樣格殺勿論，後來發展到屠殺使用西洋商品的中國平民，並且對中國人的殘忍程度遠遠超過外國人。義和團只殺了幾千外國人，但屠殺的中國教民卻高達五十多萬！除了外國人和中國教民外，致力於中國變法圖強的唯新志士也成了“義和團憤青”的最主要屠殺目標，因為這些人企圖引進西方的“民主、人權、法治”來革新滿清的腐敗統治，謀求中國的強大振興，因此是最最反動的“漢奸賣國賊”？甚至於闖進紫禁城去捉拿光緒皇帝這個頭號“漢奸賣國賊”！結果北中國的維新志士，中國最最寶貴的財富，被義和團憤青屠殺一空……義和團憤青除了在北中國瘋狂屠殺中外平民外，還焚燒破壞一切與西洋有關，也就是有一定現代科技含量的東西，京城繁華的商業大街被燒成一片廢墟……
義和團憤青“愛國”的代價是殺盡了北中國真正的民族精英，把北中國變成了一遍廢墟，為中國人在世界上掙得“野蠻人”的稱號；同時招來八國聯軍的報覆性入侵，中國賠款四億五千萬兩，平均每個中國人攤上一兩！
“憤青”最大的一次力量展示是上世紀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偉大領袖為了贏得絕對獨裁權力，和全中國的青年學生結成臨時聯盟，對官僚階層和知識精英進行“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把上流社會的絕大多數打成“階級敵人”；對落到他們手中的問題人物進行野蠻殘忍的精神肉體迫害，手段備極殘酷。天才藝術家嚴鳳英被誣為為“文藝黑線人物”、“宣傳封資修的美女蛇”和“國民黨潛伏特務”，被批鬥迫害致死；死後憤青還剖開她的喉管和肚子，掏出五臟六腑，檢查里面是否藏有特務密電和微型收發報機？！國家主席被誣為“叛徒、內奸、工賊”，全國憤青歇斯底里高呼“批倒批臭”，“再踏上一只腳”，“叫他永世不得翻身”！憤青的“粉絲”，北師大女子附中的宋彬彬，就是給偉大領袖佩帶“紅衛兵”袖章並贏得偉大領袖賦詩“不愛紅妝愛武妝”的那位，一個年輕漂亮本應該溫柔善良彬彬有禮的花季女孩，為了證明自己對“階級敵人”的殘酷無情，和同伴舉行殺人比賽，親手打死了十三個被劃為“階級敵人”的無辜平民……
“文革憤青”和“義和團憤青”一樣，除了瘋狂打擊迫害偉大領袖圈定的“異己分子”外，還大肆破壞文明成果。和“義和團憤青”燒商店、拔鐵路、拆電線不同；“文革憤青”主要是“破四舊”，也就是燒書，毀文物、拆寺廟，摧毀一切和“文明”沾邊的東西，讓中國重新回到沒有文化的蠻荒時代。1966年11月，200多名文革憤青闖進山東曲阜，砸掉“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石碑，查封孔府，掃蕩了孔子及其後裔安息的孔林。他們掄起鐝頭、揮舞鐵鍁，狠刨孔老二及其龜子龜孫們的墳墓。“大成至聖先師文宣王”的大碑被砸得粉碎！孔老二的76代孫令貽的墳墓被掘開了……孔府、孔廟、孔林，共計有一千多塊石碑被砸斷或推倒，燒毀、毀壞文物六千多件，十萬多冊書籍被燒毀或被當做廢紙處理，五千多株古松柏被伐，二千多座墳墓被盜掘……
回顧憤青在歷史上的歷次“英勇事跡”，我們不難發現憤青對中華文明的負面作用遠遠大於正面的，破壞的熱情也遠遠大於建設的熱情。義和團和文革是在陰謀家操控下憤青當家作主的時代，但憤青當家作主的成果卻是中華文明遭受空前浩劫，全民集體走向瘋狂，中國差一點就跌下萬丈深淵不能自拔。
（二）
“憤青”在經歷文革後近二十年的沈寂後，在世紀之交的中國又再度展示出無處不在的影響力。憤青的覆興離不開“愛國”的旗幟；“憤青式愛國”又必須借助“排外”才能體現出來，因此中外摩擦尤其是中美摩擦給了憤青歇斯底里起哄的機會。
文革後的第一次憤青起哄是北約轟炸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大都市憤青紛紛走上街頭遊行示威，呼籲政府對美宣戰。當現政府沒有屈服於他們的“愛國口號”對美開戰時，他們又大罵政府沒用，說什麽如果“偉大領袖”在世，早就把美國踏平了……
北約轟炸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確然罪不可綰，但因此向美國宣戰則是自討苦吃。撇開宣戰的必要性和道義性不談，單就利害關系來說對美宣戰是有百害而無一利。中美一旦爆發戰爭，我們一架飛機也飛不到美國上空，一艘軍艦也接近不了美國海岸，少數幾顆洲際導彈也會被美國的反導彈武器截留……相比之下，美國的轟炸機可在中國上空肆意投彈；航母戰鬥群在中國近海如入無人之境；幾千枚洲際導彈可命中絕大部分鎖定目標……戰爭的結果是美國本土沒有一聲炮響我們的國土則硝煙彌漫，我們宣戰的成果是損了自己肥了敵人，挑起這樣的戰爭不是瘋子就是白癡。可我們的憤青卻近乎狂熱地要求挑起這樣的戰爭？
南聯盟使館事件之後，憤青又舉行了幾次排外示威遊行，幾次呼籲政府對某個力量遠超中國的強國宣戰，幸虧改革開放時期的歷屆中國政府理性務實的成分遠遠大於不切實際的成分，天老爺保佑政府沒有被憤青的愛國口號忽悠，沒有把中國拖入非理性戰爭災難的陷阱。
令人不解的是，上世紀末印度尼西亞掀起有組織的反華浪潮。暴徒在政府的鼓動或默許下搶劫焚燒華人財產，屠殺男性華人，當眾輪奸華人女同胞，造成5000多家華人公司、超市、工廠被毀；1200多名華人喪生；1000多名華人婦女被群體強暴……可號稱愛國的憤青們卻沒有走上街頭，沒有舉行任何針對印尼的遊行示威。
憤青雖然沒有象義和團和文革時期那樣對政府造成決定性的影響，但憤青的人數和影響在新世紀的中國一直呈上升趨勢，並以令人憂慮的速度向文革的災難邁進。尤其是今年奧運聖火在西方傳遞時遇到始料不及的不和諧插曲；一個在奧運歷史上經常發生並在西方認為是稀松平常的幹擾奧運聖火傳遞事件，被中國憤青認為是“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的如山鐵證，在國內外掀起了文革以來最大的一次排外浪潮。此前不久發生的“南都長平事件”則更具悲劇意義，一位堅守良知的文字工作者因為發表了一篇呼籲新聞自由、公正的文字牽涉到西藏話題，發出了與主流媒體不一致的聲音，被網絡憤青咒罵為“漢奸賣國賊”，連在歌功頌德的大氣氛下一直堅持報道少許真相的《南方都市報》也跟著遭殃，被憤青污為“拿著帝國主義津貼的反華媒體”？至於近幾天發生的王千源事件，進一步顯示今天的憤青在改革開放三十年中絲毫也沒有“與時俱進”，整體素質和“文革憤青”依舊站在同一個水平線上。青島留美女生在民族問題上僅僅表達了與中國主流媒體不一致的聲音，僅僅因為履行了天賦的並被憲法允許的言論自由權利，就被憤青群體在網上極盡侮辱謾罵之能事，惟恐除此不能表達他們的“愛國心民族情”；甚至於展開人肉搜索，搜出王千源的個人資料和家庭情況；然後把一個屎盆子扣向了王千源父母青島住家的門口；還有一個善搞陰謀的憤青，偽造了王千源父親向全國人民的道歉信並傳到網上（王千源已從父母處得到證實是偽造的並向媒體披露）……
在暴力機器面前保持高度一致；卻在一個獨立思考的弱女子面前威風凜凜，我們的憤青可真夠“勇敢”真夠“男子漢”的？
不僅如此，文革口號和非此既彼的思維模式；對不同聲音者上綱上線、扣帽子、打棍子的行為模式也在網絡泛濫成災。象“帝國主義忘我之心不死”，“帝國主義的走狗”，“把……打死、喂狗”，“我們堅決不答應”之類與現代世界文明格格不入的“文革邏輯”和火藥味十足的“戰鬥口號”在網絡構成一道怪異的風景線，各種跡象表明文革陰魂已經在大眾網絡覆辟再現。一個摧毀中華文明的危險信號已在中國的上空顯現？
（三）
憤青在改革開放時期唯一“與時俱進”的地方就是對互聯網的高效利用。新世紀憤青不能象文革憤青那樣動不動就走上街頭遊行示威，更不能滿街張貼含人身攻擊內容的大字報；但憤青很快發現互聯網是他們發泄極端情緒和打擊理性思辯的理想平台，於是紛紛在網上煽動極端情緒和尋找打擊對象。因此新世紀憤青絕大多數是“網絡憤青”。雖然網絡憤青的文章文風拙劣漏洞百出，但因為文中充滿刺激挑戰性字句，符合不滿現實國民的閱讀興趣；加上網絡憤青的文章篇幅都不長，譴詞造句淺顯通俗，對於時下大多數不愛閱讀的國民來說可謂是投其所好，因此一篇再爛的文章也有可能贏得可觀的點擊率。
相比之下，對國家民族真正負責且有益的理性思辯文字則很少刺激眼球的煽動詞句；充分揭示問題闡明道理的文章又常常需要很長的篇幅；理解他們的文字又需要一定的知識和思考的習慣與之配合，不愛閱讀又不喜思考的國民顯然沒有足夠的耐心讀完他們的長篇大論，因此也不容易理解他們的文章要表達的真實思想。
還有更重要的一點，憤青和智者的文字在人流量大的大眾網絡享受的待遇常常是不公平的。眾所周知網絡文章的影響除了文章本身的質量外；還取決於文章所擺的位置。一篇再爛的文字只要放在不易下沈的顯眼位置，一樣能夠贏得很高的點擊率；無論多優秀的文字置於容易下沈的普通位置，其影響也會大打折扣。憤青的謾罵攻擊性文字在大眾網絡處於顯眼位置的概率比理性思辨文字要大得多，因此在數量龐大的普通讀者群占有很大優勢。更為反常的是：理性思辯文字經常因為“含有敏感詞匯”或“內容不符合本站要求”被部分大眾網絡拒之門外；憤青的罵人臟話則不是“敏感詞匯”且“內容符合本站要求”了？
因為部分大眾網絡對憤青和理性思辨文字執行“雙重標準”，憤青贏得了網絡輿論優勢？結果憤青的力量和影響在新世紀的中國呈膨脹上升之勢。
“愛國排外”是網絡憤青永遠的標幟，是他們打擊真正愛國志士的尚方寶劍。下面有必要分析一下網絡憤青的愛國特征：
1、 把“愛國口號”喊得震天響，卻不知何種行為才屬愛國，結果經常在愛國旗號下幹出“親者痛仇者快”的極端行徑，南聯盟使館事件中呼籲政府向美國宣戰就是一個生動例證。
2、 愛國行為只停留在口頭上，真正的愛國行為則需要從事艱苦細致的工作，憤青大多一無耐心二無犧牲精神為了愛國艱苦奮鬥；更不會為了思索行之有效的強國之路漚心瀝血。
3、 愛國行為更多陷於不切實際為祖國歌功頌德，總之謳歌五千年燦爛文明；頌揚“四大發明”；深信宇航員在月球上能看到長城；鼓吹“中國實力膨脹論”，宣稱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世紀”……等等意淫式的自賣自誇就是最最愛國的行為。諸不知過份自我標榜，無原則“自我感覺良好”的作用常常是負面的。對於一個人來說，“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一個國家民族也是這樣，無休無止給祖國唱讚歌實質是害國行徑。眾所周知美國人是愛國的，美國軍人極少在對外戰爭中臨陣脫逃或叛變投敵現象，更沒聽說過有哪個美國富豪把財產轉移到中國；中國在抗日戰爭時期則漢奸成群。可美國的主流媒體很少有為國家唱讚歌的，打開電視報紙不是這里出現問題就是那里存在醜聞，好象美國是一個一無是處的國家？但這絲毫不影響美國人的愛國情懷。美國政府告誡它的國民：如果你知道自已的國家正在犯錯誤而不勇敢指出來，你就是對國家的犯罪，也就是鼓勵美國人對國家吹毛求疵。最後結果是：一個敢於對國家說“不”的民族比成天價對國家說“好”的民族擁有更深厚的愛國情懷。
4、 愛國行為經常體現在“挑釁好鬥”，為了顯示只有自己才是最最愛國的，成天在網上搜尋有沒有可以給某人扣上“賣國”或“崇洋媚外”帽子的只言片語？如果實在找不到也要制造一個出來，手段不外乎文革式“斷章起義”和“曲解原文”；否則就不足以顯示自己的“愛國”。例如某篇文章的原文有“中國的民族政策確然存在問題；但外國媒體的報道也沒有尊重事實”之類的句字，憤青就會別有用心地取其前半句舍棄後半句，然後抨擊作者和藏獨分子一個鼻孔出氣，武斷地把在國際上為祖國澄清是非的維護國家統一人士劃到藏獨那一邊，並施以無情鬥爭殘酷打擊，並且根本不聽對方的辯護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所以相當一部份憤青的愛國言行包藏有借“愛國標幟”來嘩眾取寵從而擴大個人知名度的陰暗動機。就象某些以收費為職能的執法部門唯恐監管對象沒有違法行為一樣，部分愛國憤青最害怕的就是找不到“賣國崇洋”的例子，他們的骨子深層其實害怕每個中國人都是愛國者。
5、 憤青在網絡鎖定某篇可以進行口誅筆伐的“賣國文字”時，多數情況下沒有讀完全文，因此也不可能明了文章所要表達的真實思想。在不了解原文主旨的情況下，就胡亂針對某些片斷“發神經、扣帽子”，結果多數情況下被上綱上線的文章是最最愛國的文章，被他們痛斥的“漢奸賣國賊”其實是真正的愛國志士。
（四）
綜觀憤青的“愛國行徑”，用魯迅的“愛國賊”標準來衡量竟然條條中款，所以用“愛國賊”一詞來形容他們再合適不過。憤青在“愛國排外”的“霸王”標幟下，只會給真正的愛國文字找茬；把真正的愛國志士辱罵成賣國賊！因此憤青的愛國行為多數情況下是“好心辦壞事”。
部分憤青是否真個擁有愛國情懷也是大可懷疑的，口號上的愛國多數情況下不是真正的愛國。歷史上有哪個真正的民族英雄成天標榜自己是愛國者？又有哪個真正的漢奸賣國賊不是成天價把愛國掛在嘴上？大漢奸汪精衛的愛國口號喊得比誰都響，可最後還不是作了公開的漢奸領袖。在一個言論沒有自由的國度，人的公開言論與行動常常是相反的，現在的貪官哪一個在台上不是聲嘶力竭高喊反腐倡廉口號？可一轉眼就在台下拼命貪污受賄以權謀私。今天的中國貪官是最大的國賊，可憤青把鬥爭矛頭對準真正禍國殃民的貪官了嗎？
今天的中國存在那麽多陽光下的罪惡；存在那多的特權和不公正；存在那麽多權力腐敗；存在那麽多純屬圈地性質的招商引資……這些真正的賣國害國行徑，憤青們注意到了嗎？你們捍衛真正的國家利益了嗎？
那些動不動就把爭取“民主、自由、法治”的文字等同於崇洋媚外；把呼籲政治改革的志士仁人誣為“賣國賊”的憤青們，我要提醒你們的是：“民主、自由、法治”不是帝國主義的專利品，文明進步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一樣需要“民主、自由、法治”。凡是阻礙中國“民主、自由、法治”進程的人才是真正的“漢奸賣國賊”！
我這里引用胡適的一句話佐證上面的觀點：“爭你自己的自由就是爭國家的自由，爭你自己的權利就是爭國家的權利。因為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
一個人是真愛國還是假愛國只能從他的行動上才能判斷出來：憤青罵美國罵得最響亮，可現在給予某個憤青一張“美國綠卡”，恐怕沒有幾個憤青能夠拒絕。你既然認定美國一直“亡我之心不死”，是中國最最兇惡的敵人，幹嗎還那麽熱衷於往美國跑呢？這樣的行徑能算愛國嗎？這種表里不一的分裂人格在憤青身上表現得尤為突出。更奇怪的是部分把資產轉移到海外，用父母在國內的非正當收入去歐美留學的特權憤青，也在海外高舉什麽“愛國旗幟”對國內為了推進國家文明進步的志士仁人上綱上線，他們的“愛國心”就更值得懷疑了。海外的少數特權憤青也許希望中國一直腐敗落後下去，因為腐敗落後的中國有利於國有資產源源不斷地流入他們的海外帳戶，確保他們不用努力也能在海外享受一流的生活水準。正是基於這一陰暗心理，他們對國內那些真正努力推進國家富強民族文明進步的人士才視若寇仇，一有機會就祭起“愛國主義”的大旗橫加打壓。
絕大部分高呼愛國的憤青，實際上只是跟在愛國旗幟後面瞎起哄。他們組成偌大的群體，攀附主流媒體的輿論導向，對與主流媒體不一致的聲音亂扣帽子亂打棍子，讓自身的卑劣本性有機會釋放。至於對祖國的種種不足或惡劣之處，他們是不敢言或不知如何言說，因為祖國有第一流強大的國家機器等著他。所以憤青式愛國是欺軟怕硬的，是披著硬盔甲的軟骨頭。歷史的經驗一千次證明，凡是欺軟怕硬者都不可能成為堅定的愛國人士！
憤青群體的產生需要特定的社會土壤：機會不均造就了大批對社會不滿的青年；奴化教育體制使憤世嫉俗者普遍染上了不愛思考的毛病；浮躁的社會空氣使不滿現實者沈不下心來艱苦創業。因為心中有太多的不滿，又不知不幸的根源來自何處，就很容易迷迷糊糊地順從某個輿論導向，聚集在“愛國標幟”下發泄卑劣情緒，成為陰謀家的政治打手。文革時期之所以有那麽多的憤青，就在於那時的城市就業形勢相當嚴峻，年輕人普遍感受到就業壓力。就業問題無疑出現在權力階層，可奴化教育下的青年學生看不到這一點，於是不自覺地跟著偉大領袖權力魔仗的指引，把打擊矛頭對準與就業困難毫不相幹的社會弱勢群體，被打倒在地茍延殘喘的“地、富、反、壞、右”身上……
今天的中國之所以有那麽多的憤青，也一樣是社會土壤出了問題。教育改革把一直由政府承擔安置大學生就業的責任推向社會；與“教育產業化”相適應的大學無限制擴招使大學畢業生的數量在短期內膨脹幾倍甚至十倍；大學畢業生的就業問題也因此變得空前嚴峻，於是產生了大量心懷不滿的群體。教育腐敗又使大學的教育質量急遽下滑，大學生不再是一個有獨立思維能力的群體。所有這些都為造就憤青群體提供了最好的社會土壤。
新中國唯一沒有憤青群體的時期是上世紀八十年代。那時的學生都把學知識做學問放在第一位，理性思辯的空氣主宰了大學校園，大學畢業生都能分配工作，社會不公也遠沒有發展到今天這樣的嚴重程度。因為學校培養出來的青年學生極少盲從的白癡；不滿現實的群體也不大，所以沒有憤青賴以孳生的社會土壤。
憤青雖然容易聚眾起哄到處放箭富有攻擊性；憤青的影響在今天的中國社會無處不在，但如果沒有成功陰謀家的配合，憤青不可能成為影響國家社會的決定力量，充其量也只能作為受陰謀家操控的政治工具。
憤青力量是一柄兩頭尖的劍，企圖操控這把劍為自己服務的政治陰謀家在傷人的同時也傷及自身，慈禧太後利用義和團就是一個生動例證，所以明智的政治人物不到萬不得已時不會瘋狂到去利用憤青力量。能成功利用憤青力量的政治陰謀家有一個前提：他必須是象斯大林那樣在長期戰爭中取得絕對權威，不但能控制整個官僚階層而且能控制整個社會的獨裁鐵腕人物，否則就會被他企圖利用的憤青力量撕毀。就算是極少數成功利用憤青力量的鐵腕政治家，也一樣會在歷史上背負不可磨滅的千載罵名。其家族也難逃被後人清算的惡運。
憤青一旦成為陰謀家的政治工具後，其自身也逃不掉整體覆亡的命運。一旦陰謀家的政治目的達到，憤青就失去了利用價值，就會被陰謀家“一鍋燴”。文革憤青的命運各位應該不會忘記，國家主席被“批倒批臭”“永世不得翻身”的那一天，也就是他們“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那一天。這幫憤青在農村受盡磨難，很多女知青還被地方目不識丁的大老粗淩辱強暴，面對絕望的處境痛哭無告，最後還是被他們誣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並施以殘酷鬥爭的鄧小平救了他們，讓他們整體回城……
所以憤青的思維邏輯經常陷入不可理喻的自虐狀態：對尊重維護他們的人上綱上線；對玩弄利用他們的人歌功頌德？
憤青們該醒醒了！
中國的強大進步，中華民族的文明開化與“憤青式偽愛國主義”不能並存！
下面用一位網絡智者的言論來收尾：
“一個國家是很難被外界壓力壓垮的，一個真正的勇者也從不會被外力所屈服!超越主義之爭，超越意識形態分歧，愛國首先要愛自己!馬克思一百多年前倡導的，每個人自由而全面地發展才是整個社會自由而全面發展的基礎和前提。每個國人運用法律手段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就是最大的愛國。內部和諧的中國才能更加自信、健康和贏得世界尊重!”
二OO八年四月十九日
9.法國總統“道歉”是“愛國主義”的勝利嗎？
法國政府和人民真個在奧運聖火傳遞這件事上罪不可綰嗎？法國真的“亡我之心不死”嗎？法國總統真的道歉了嗎？我們的力量真的足夠強大到讓法國總統認錯並道歉嗎？法國總統給金晶的信真的是我們在海內外表現出的“愛國主義”大獲全勝的標志嗎？
2008年4月7日星期一，奧運聖火傳遞至法國巴黎時，發生了與“奧運精神”不和諧的插曲。首先是中國藏獨分子突然撲向奧運火炬手金晶，企圖搶奪她手中的奧運火炬。隨後的火炬傳遞也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幹擾，數千名示威抗議者對火炬的安全傳遞構成的威脅防不勝防，組織者被迫三次將火炬轉移到汽車上繼續前行。 巴黎警方說，出於安全考慮，他們三次主動熄滅了奧運火炬。為保障火炬順利傳遞，法國警方部署了3000警力維持秩序。
不僅如此，巴黎市長德蘭諾下令在市政廳大樓前掛上了“巴黎在全世界支持人權”的橫幅。法國“自由報”的頭版標題是“解放奧運”，並發表了一幅用手銬組成的奧運五環圖案。
由於法國綠黨在巴黎市政廳大樓外懸掛象征西藏的旗幟、以及用手銬構成的奧運五環的黑色旗幟，巴黎市長德拉諾埃被迫取消原定在市政廳舉行的迎奧運火炬通過的儀式。
…………
奧運聖火在巴黎傳遞受阻激發了中國公民的極大憤概，聯想到星期日倫敦站的火炬接力活動中，一名示威者試圖用滅火器撲滅聖火，被警方制止的情景；聯想到CNN等西方媒體關於拉薩騷亂的報道明顯與事實不符；我們很容易依此類推認定西方現代化強國蓄意破壞中國奧運，甚至於“亡我之心不死”……
鑒於西方在奧運聖火傳遞上表現出的“敵意”和西方輿論對藏獨分子的支持，部分中國留學生和華人華僑在海外民主國家展開了多種形式的聲援抗議活動，從言詞激烈的“口水戰”到大規模的遊行示威，澳洲悉尼和法國巴黎的示威遊行場面最為壯觀。中國人“愛國主義”呼聲在海外響徹雲霄。
與海外留學生的聲援抗議相呼應，國內的“愛國主義者”在境內掀起了抵制法國企業“家樂福”的活動，不僅僅阻止顧客去“家樂福”購物，還針對在家樂福工作的員工發出了不同程度的人身安全威脅，盡管在家樂福工作的員工百分之九十九以上是中國人。不少地方還發生了針對家樂福員工但明顯違反中國法律的暴力活動。
除了抵制家樂福外，法國第一次替代美國成為“愛國主義者”心目中的頭號“妖魔國家”，針對法國的詆毀謾罵在網絡鋪天蓋地。在此之前我們則一直把法國當成西方最好的“朋友”，經常在輿論上支持法國和美國叫板。
我們不但在媒體和網絡攻擊“威脅”法國，和“沈默的對手”打單口相聲式“口水戰”；還強烈要求法國政府向中國道歉！
我們終於在沈默的對手面前展示了“口水戰”的“力量”。
2008年4月21日，來華訪問的法國參議院議長克里斯蒂安?蓬斯萊轉交了一封由法國總統薩科齊寫給奧運火炬手金晶的慰問信。
克里斯蒂安?蓬斯萊讀出了信中的內容，他說薩科齊譴責火炬在巴黎傳遞過程中針對金晶的襲擊。“我對火炬在傳遞過程中發生的這件事感到震驚”，蓬斯萊援引薩科齊的原信稱：“中國人民對此感受到傷害是可以理解的。因此，我強烈地譴責他們（襲擊者）的行為。”
薩科齊還邀請金晶來法國，以此顯示“這件令人悲傷的事件”並不能影響法中兩國的友誼。
蓬斯萊於21日上午抵達上海浦東機場後赴上海市殘疾人體育訓練中心，專程看望中國奧運火炬手金晶，並轉交了該信。
盡管法國總統給金晶的信只是表達了總統個人對奧運火炬傳遞在巴黎受阻的“震驚”和總統的“平民意識”（對金晶出乎意料的關心），信中沒有任何文字顯示法國政府對中國正式道歉的信息，但我們的“愛國主義者”還是認定法國總統道歉了？
於是我們認定中國人在海外的聲援抗議勝利了？在國內抵制家樂福勝利了？在網絡媒體上的單口相聲式“口水戰”勝利了？我們的“愛國主義”勝利了？
於是我們有足夠的理由認定中國的力量足夠強大了？一個擁有核武器和航空母艦的現代化強國向中國“道歉”？我們的“愛國主義者”應該歡欣鼓舞了？
本人對此事的看法則遠沒有那麽樂觀，我的心靈一直在發出下面的疑問：
法國政府和人民真個在奧運聖火傳遞這件事上罪不可綰嗎？
法國真的“亡我之心不死”嗎？
法國總統真的道歉了嗎？
我們的力量真的足夠強大到讓法國總統認錯並道歉嗎？
法國總統給金晶的信真的是我們在海內外表現出的“愛國主義”大獲全勝的標志嗎？
我們還要繼續把抵制家樂福式的“愛國主義”行為發揚光大嗎？
奧運聖火在巴黎傳遞受阻是事實；但依此推定法國人民對中國懷有“敵意”，法國政府陰謀破壞聖火傳遞，西方強國“亡我之心不死”則有過於簡單化之嫌。
縱觀整個奧運史，聖火傳遞受阻並非中國舉辦奧運才發生，在西方國家舉辦奧運時也多次發生過。個人借奧運提供的機會來表達自己的政治訴求也不只是針對中國；針對其他國家也一樣有很多。
下面我們來看2000年悉尼奧運聖火傳遞過程中發生的荒唐鬧劇：
當奧運火炬經過悉尼南郊時，一位澳洲爺們很不服氣，覺得自己也應該可以當火炬手？於是在奧運火炬手經過自己身邊時突然跳出來，奪下火把高高舉著，洋洋自得地跑了起來，直到跑累後被趕上來的警察制服為止……
當火炬在澳洲美麗的海邊傳遞時，一位不信聖火也不信邪的澳洲哥們突然沖過去搶過火炬就跑；但這哥們搶火炬不是想當火炬手，等他跑到海邊時竟然使勁一甩，把聖火丟進了大海里……
另外一位澳洲哥們就比上面這位更省事。當奧運聖火經過另外一個城市時，突然有一個哥們斜刺里沖了過去，等到學聰明了的警察都一下子沖上去保護聖火時，這哥們不慌不忙撩開風衣，順手從衣服里抽出一個微型滅火筒，按照指示說明對著奧運火炬一陣猛噴，竟然把一個熊熊燃燒的聖火給撲滅了。臉上滿是泡沫的警察和火炬手一時手足無措，觀看聖火接力的觀眾們卻開懷大笑……
更為“荒唐”的是：民眾對上面的荒唐鬧劇沒有表現出任何大驚小怪，更沒有義憤填膺；幾位肇事者居然沒有受到國家機器的任何制裁和迫害；也沒有受到普通公眾的敵視和圍攻？
這些層出不窮、讓人哭笑不得的搗亂鬧劇，使得2000年悉尼奧運會的聖火傳遞成為奧運歷史上傳遞聖火過程中聖火熄滅次數最多的一次。但澳大利亞並沒有因此在世界丟失顏面，奧運也沒有因此受到幹擾，最後的結果居然讓世界刮目相看：悉尼奧運會成為奧運歷史上最和諧的奧運之一，也是辦得最好的奧運會之一。澳洲人至今還在為八年前的奧運會感到自豪？不但為奧運的成功自豪；也為那些始料未及的搗蛋趣事自豪？
類似的鬧劇不只發生在澳洲，在希臘等西方國家也程度不同地發生過。因此奧運聖火傳遞受阻在西方已成為稀松平常事；個人借奧運來表達自己的政治訴求也一樣是一宗希松平常事。
如果上述那些鬧劇發生在中國，我們就會認為這是莫大的“丟臉”？那幾位肇事者很可能被在場的憤怒人群打死，饒幸活下來也逃不掉國家機器的制裁。
為什麽會發生如此強大的反差呢？
主要是我們和西方對“奧運精神”的理解存在很大的偏差。
西方各級政府和普通民眾對奧運抱有一顆“平常心”。從奧運聖火在以前各個國家傳遞的情況看，生活在民主社會的民眾大都是抱著遊戲和娛樂的心態來對待奧運會的；因此不會把奧運會弄得過於嚴肅，更不會把聖火傳遞“政治化”，弄得草木皆兵，如臨大敵！借此為權貴人物在公眾面前提供“露臉”的機會。既然是用“平常心”來對待奧運，針對奧運發生的不和諧插曲也一樣能保持平常心態：聖火順利傳遞不覺光榮自豪；聖火傳遞受阻也不感丟臉沮喪。只要不花納稅人的錢大操大辦，普通民眾就把奧運當成一樁稀松平常事。如果借奧運亂花納稅人的錢，他們就會要政府吃不了兜著走。
我們對奧運的心態則洽好相反，各級政府和普通民眾都把奧運當成一樁能展示中國國力的千載難逢良機，用過於嚴肅認真的心態來把握好這次良機。於是“政治化奧運”和“借奧運為國爭光”的政治活動也在所難免。在“為國爭光”的感召下，中國各地都在熱烈討論聖火傳遞，特別是那些聖火經過的地方更是萬眾歡騰。各地政府借奧運春風大興土木，築高台，大搞形象工程，不惜花費巨資在聖火歡迎儀式上變換花樣，借此展示本地經濟建設成就，為政府官員做形象廣告……
既然我們為聖火傳遞花費了那麽大的精力財力；既然聖火傳遞成了政府和公民需嚴肅認真對待的一號“政治任務”，那麽阻擾聖火傳遞的人和事就自然成了邪惡至極萬眾共憤的滔天大罪！
因為對奧運精神認識理解上的強大反差，一樁在西方人眼中的稀松平常事，在我們眼中就罪大惡極了。
於是奧運聖火傳遞在巴黎受阻，就成了法國政府和人民敵視中國和“亡我之心不死”的如山鐵證。
這是“文化上的反差”“政治化”的又一生動例證。我們在和西洋文明交流碰撞的過程中，經常把“文化上的反差”“政治化”。
因為巴黎市長在聖火傳遞過程中表現出了明顯的親藏獨姿態；因為法國媒體針對中國的不友好言論；我們有充分的理由認定聖火傳遞巴黎受阻是法國政府的“蓄意陰謀”？
這一結論也許一樣是“誤會”造成的？誤會產生的原因是我們和西方政治的巨大反差。
民主國家的地方政權是地方民眾公平競爭選舉出來的，地方政府官員的升降任免權掌握在地方民眾手中，中央政府對它們的權力極為有限。巴黎市長是巴黎市民選舉出來的，法國總統升不了他的官也降不了他的官，更不能要求巴黎市長和法國政府保持言行輿論上的高度一致。因此巴黎市長的態度並不能代表法國政府的態度，更代表不了法國人民。巴黎市長親藏獨並不表示法國政府也一樣親藏獨。巴黎市長的言行不但代表不了法國政府，在非官方正式場合他甚至連巴黎人民也代表不了，他的言行充其量也只能代表他個人。
聯合國50周年慶典時，紐約市長為各國首腦舉行了一場音樂會。音樂會開始前，市長居然把克林頓總統邀請的客人阿拉法特“請”出了劇場，理由是阿乃“恐怖主義分子”，氣得克林頓七竅生煙，但也只限於生氣而己，對市長的決定他無可奈何，只好自己去道歉，他甚至連紐約市都代表不了，因為紐約市民沒選他克林頓當市長。
所以巴黎市長的親藏獨行為並不是法國政府“亡我之心不死”的證據；更不是法國人民敵視中國的證據。
至於西方媒體針對中國的不友好言論，一樣不是西方政府的蓄意陰謀，因為西方媒體有高度的獨立性，政府對媒體不違犯法律的言行完全無可奈何。我們也許殺死都不會相信，象美國這樣強大的國家，政府和民主、共和兩黨居然沒有一家受自己控制的電台、報刊、雜志？因為新聞媒體的高度獨立性，媒體不但不可能和政府保持輿論上的一致，相反處處和政府的價值取向對著幹。美、英、法、德的媒體極少報道政府的成就和政績；相反極為熱衷報道政府的失職和醜聞？所以西方媒體針對中國的不友好言論並不是西方政府“輿論導向”的結果，某國媒體敵視誤解中國並不等於該國政府也敵視誤解中國。
CNN等西方媒體報道拉藏騷亂時沒有遵循客觀公正的新聞準則確然令人憤慨，但因此誇大西方的罪行，推定西方“亡我之心不死”，並進一步妖魔化西方媒體，舉行針對西方的遊行示威也一樣有反應過激之嫌。因為媒體報道失實並不是西方的獨創，我們在報道西方時也一樣沒有遵循客觀公正的原則。上世紀七十年代，我們的報刊鋪天蓋地宣揚“美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美國人民吃不飽、穿不暖，掙紮在死亡線上，我們一定要解放他們！”這樣的報道明顯與事實不服，可美國人民並沒有因此組織針對中國的示威抗議式大遊行。
所以奧運聖火傳遞巴黎受阻和法國媒體針對中國的不負責任言論不一定是法國政府的蓄意陰謀和輿論導向；也不一定是法國人民敵視中國的證據。法國政府和人民在這件事情上究竟有多大的責任？我們是否誇大了法國政府和人民的錯誤或罪責？需要我們冷靜理智地深思。
接下來的問題是：法國總統給金晶表示友好善意的信件究竟算不算法國總統的道歉？退一步講就算我們一定要理解為那是法國總統對中國的“道歉”，總統的“道歉”在多大程度上是屈服於我們在海內外表現出的“愛國主義”壓力？我們的“愛國主義”表現出的力量是否真個強大到令法國總統“道歉”？
首先我們在海外民主國家舉行愛國大遊行並不是我們的力量足夠“強大”的標志，而是這些國家的民主政體給了我們海外華僑學子抗議政府表達政治訴求的條件。緬甸和北朝鮮的力量與法國相比不過是巨人腳下的一只螞蟻，可我們的“愛國主義者”能夠去這兩個力量遠不如中國的“螞蟻國”舉行抗議該國政府的示威遊行嗎？不能！如果有哪個膽大的“愛國主義者”那樣做了，也一定會被這兩個螞蟻國的國家機器碾得粉粹！緬甸軍政府迫害華人的暴行還少嗎？可你聽說過該國的華人舉行過抗議該國政府的勝利大遊行嗎？力量遠小於法國的印度尼西亞在上世紀末掀起了有組織的反華浪潮，暴徒在政府的鼓動或默許下搶劫焚燒華人財產，屠殺男性華人，當眾輪奸華人女同胞，造成5000多家華人公司、超市、工廠被毀；1200多名華人喪生；1000多名華人婦女被群體強暴……該國有六百多萬華僑，比西方任何一個民主國家的華人都要多出幾倍，應該有足夠的“力量”在該國舉行抗議式大遊行，可他們居然沒有遊行示威。不是印尼華人的“力量”不如西方民主國家的華人力量；而是該國的專制政體不允許他們舉行抗議式的示威遊行。
其次我們在國內抵制法國企業家樂福是我們的“愛國主義力量”強大的證據嗎？我看一樣未必？撇開這個行動的是非不談，抵制家樂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打擊了法國經濟？對中國人的傷害和對法國人的傷害孰輕孰重？我們一樣沒有足夠的信心。在家樂福工作的員工百分之九十九以上是中國人；家樂福經營的商品絕大多數也為中國制造，所以抵制家樂福對中國人的傷害說不準比對法國人的傷害更嚴重？至於抵制行動在多大程度上打擊了法國經濟，如果不是微不足道到忽略不計的話；也一定不是法國總統道歉的理由。
我國對法貿易每年都保持較大的順差，2007年對法貿易順差達到250億歐元的高峰。這個數字可以讓5萬個工廠面臨倒閉，500萬工人失業。自2005年起，中國成為法國對外貿易第一大逆差來源國，對華貿易逆差占雙邊貿易額的一半。當我們在國內抵制家樂福時，如果法國政府采取針鋒相對的措施，我們的損失無疑比法國大得多。所幸法國人民並沒有那樣做，這使我想起一個世紀前的義和團運動，當我們在國內屠殺能夠抓到的所有外國人時，美、英、法等國人民並沒有針鋒相對屠殺該國的中國人，盡管那時西洋的中國人遠比中國的西洋人為多。所以抵制家樂福在人情法理上是否真個理直氣壯也一樣有待商榷。
抵制家樂福式“愛國行為”究竟有多大的“愛國比重”？我的看法也一樣不樂觀。如果不分青紅皂白抵制外國商品，強勢群體強迫弱勢群體和自己保持一致否則就上綱上線甚至於施暴等行為也算“愛國”的話，那樣的愛國也過於“安全”過於簡單化了。
我想起了網上的一段話：
“我們絕對知道在什麽時候可以拍案而起做出義正詞嚴狀，也絕對知道什麽時候必須對自己清楚萬分的問題保持沈默、三緘其口。我們還有一個更可怕的表現。這就是柿子專揀軟的捏：即在一個最安全的方向上做出好似怒不可遏、仗義執言實際精打細算、八面玲瓏的完美演出。我們也知道什麽時候說什麽話可以上達天庭得到首肯，什麽話會觸犯眾怒。就我自己而言，這種算計已經高度技巧、出神入化；這種掌握已經進入潛意識層面。”
綜上所述，法國總統“道歉”並不是我們的“愛國主義”展示強大力量的結果！
我們的海外華僑學子在利用西方民主國家賦予我們的民主權力時，我們一方面要學習民主國家給予我們順利表達政治訴求的民主政體；另一方面又不能不加限制地濫用這一民主權力。如果我們的“愛國主義者”對這一民主權利濫用到觸犯該國法律的程度，那時效果就會適得其反。一旦發生那樣的悲劇，我們在西人眼中就不是“愛國人士”而是不可理喻的暴民了。
既然我們的“愛國主義”並沒有在海內外展示出意想中的“強大力量”，抵制家樂福式的“愛國行為”是否有發揚光大的必要就值得深思了。
在全球化和普世價值、傳世精神照耀下的現代化中國，“愛國主義”需要更多的理性和“現代精神”！
二OO八年五月十日
10.從韓寒事件看左憤的“文革臉譜”
韓寒事件的起因是“莎朗斯通事件”。 如果我們是一群崇尚理性擁有獨立思維習慣的國民，韓寒勇於揭示被誤導真相的行為應該能贏得苦於“真相經常被掩蓋”的國民一致的喝彩聲，可實際情況剛好相反。網絡憤青在圍攻韓寒時采用的是文革思維，奉行的是文革邏輯。
韓寒這個名字我並不陌生，因為我兒子是他的粉絲，蹲衛生間時也在看他的書。
因為兒子的緣故，我也對這個80後青年發生了興趣，也開始讀他的文章，結果是在滿天陰霾中看到了一絲噴薄而出的朝陽！因為過時僵化的教育體制造就了不愛思考的年輕一代，我對80後青年一直不怎麽看好，可韓寒卻讓我看到了80後的希望！一個擁有獨立思維且勇於堅守良知的青年，在今天的中國確然並不多見，也是未來中國的希望所在。
韓寒的傑出不僅在於他的文字，還在於他令人驚嘆的獨立特行。汶川大地震發生後，他成了一名真正的志願者，在震後48小時飛赴災區救災。當一名真正的救災志願者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連續十多天在一個臨時搭建的帳蓬里吃喝拉撒，沒有任何私人空間，連大小便也成了一大難題，生物鐘被徹底打亂……對於一個習慣了都市優雅生活沒有經歷生存磨難的80後青年來說確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與背起沖鋒包去旅行完全不是一個概念。那樣的生活對我這個生在窮鄉僻壤文革後期差一點餓死的60後中年不算什麽，但對豐衣足食且擁有“獨立衛生間”的80後青年無異是一樁折磨肉體心靈的巨大挑戰，只有擁有過人良知力量和堅韌意志的青年才能夠堅持下來。
讓人不能理解的是：一個如此稀有如此傑出的80後青年，近期居然成為網絡憤青群起圍攻的靶標？
為了敘述的方便，下文姑且把把韓寒被憤青群體口誅筆劃一事簡單稱之為“韓寒事件”。
韓寒事件的起因是“莎朗斯通事件”。
5月24日，我們的媒體報道美國過氣影星莎朗斯通在戛納接受采訪時，竟然口出惡言，將中國5?12四川大地震形容為一起“有趣的事情”，甚至無端暗指“四川地震是中國人的因果報應”……
消息播出，我們舉國暴怒，曾經令我們的“追星族”興奮得夜不能寐的莎朗．斯通一夜間成為中國人的全民公敵？有能力把漢字組成文章的網絡憤青紛紛撰文攻擊、辱罵、詛咒，噴向莎朗期通的口水足足能把這個過氣明星淹死一千次……
當我得知媒體關於莎朗斯通的“地震報應”言論時，我心中湧起雙重感受：一是氣憤於她的冷血怪論，按她的邏輯，前不久颶風卡特里拉襲擊美國新奧爾良造成一千多人喪生也是美國的報應了？二是欣喜於她的低素質？我一直把爭取中華民族在“文明層面”超越美國作為我和後輩的終生奮鬥目標，超越對手的最好辦法是在努力提升自己素質的同時盡可能使對方素質降低。莎朗斯通是美國人，多一個低素質的美國人就多一份超越美國的希望。
看完莎朗斯通的“報應怪論”後，我又回過頭來草草瀏覽了一下那些圍攻莎朗斯通的文字，心底湧起的那一絲“欣喜之情”瞬間一掃而空。莎朗斯通的素質低，可那些圍攻莎朗斯通的網民表現出的素質也高不到那里去。一是那麽多的網民圍攻一個說錯話的外國女人顯示我們沒有大國心態；二是駁斥莎郎期通的文字理性思辯以理服人的成份很少，謾罵、詛咒居多，讓人聯想起一群流氓追打妓女的畫面。莎朗斯通就算墮落為妓女，擁有五千年文明的大國國民也沒必要把自己退化為流氓；三是莎朗期通事後為自己的錯誤言論道歉，可我們的部分網民居然“不接受、不原諒”，突出顯示了我們的民族缺少寬容、自省的智慧……
針對莎朗期通事件，我於6月1日在個人個博客上發表了《我們的神經脆弱成就了莎朗斯通效應》。那時我對莎朗斯通的了解主要來自我們的媒體，因此深信莎朗斯通確然道出了“地震報應”的冷血怪論。此文的主要觀點如下：
1、 莎朗斯通的“地震報應”論確然冷血且不顧常識；但我們因此舉國震怒全民圍攻一個說錯話的外國女人也不是一個大國民族的正常反應。莎朗斯通既不是美國總統也不是新聞發言人，她只是一個過氣的影視明星，在法理上來說是一個普通的美國人。一個普通美國人說了一句傷害中國人感情的話，犯不著成千上萬的國民圍繞她的錯話激動得打轉。
2、 我們不能指望這個星球上的66億人都用讚賞的心態和言論拍中國的馬屁。我們在感動於那樣和中國高度一致的聲音時；也要有海一樣的胸懷承受那些不和諧甚至於相反的聲音。為了一句不好聽的話舉國大動肝火不但解決不了任何問題，相反只能顯示我們的神經太過脆弱了。
3、 我們在震怒於莎朗斯通的冷血怪論時，有必要回過頭來反省一下自己曾經有過的陰暗心理。當美國遭遇“911”恐怖襲擊時，我們部分國民難道沒有因此幸災樂禍過？難道沒有人宣稱這是“美國的報應”？這個問題是不言自明的，不但有不少人這樣想過說過，連世人都能看得見的少數媒體也用了幸災樂禍的文字報道“911”事件。已所不欲勿施與人，既然莎朗斯通的所作所為讓我們感受到了極大的傷害，我們就不能再犯同樣的錯誤了。
…………
就在我發表博文的同一天，韓寒也就莎朗斯通事件在博客上發表十分出位的“錯誤媒體論”，稱“莎朗斯通是在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和錯誤的媒體說了一場錯誤的表白，其中關鍵是錯誤的媒體。”媒體錯誤的原因是不尊重莎朗斯通言論的本意，對莎朗斯通的的原話進行了斷章取義的剪裁和意義上的有意曲解。為了證明媒體的錯誤，韓寒在文章里覆制了莎朗斯通的原文：
莎朗斯通說：“Well you know it was very interesting because at first, you know, I am not happy about the ways the Chinese were treating the Tibetans because I don’t think anyone should be unkind to anyone else. And so I have been very concerned about how to think and what to do about that because I don’t like that. And I had been this, you know, concerned about, oh how should we deal with the Olympics because they are not being nice to the Dalai Lama, who is a good of mine. And all these earthquake and stuff happened and I thought: Is that karma, when you are not nice that bad things happen to you? And then I got a letter, from the Tibetan Foundation that they want to go and be helpful. And that made me cry. And they ask me if I would write a quote about that and I said, “I would.” And it was a big lesson to me,that some times you have to learn to put your head down and be of service even to people who are not nice to you. And that’s a big lesson for me...”
中文大意是：“嗯，你知道，這件事（聯系上下文的首先，於是，後來，就知道這件事指她改變想法的心路歷程的事）很有趣(或值得關注），因為首先，你知道，我對中國人對待藏人的方式不滿意，因為我覺得任何人都不能對另一些人不友善。因此，我一直就這件事在考慮怎樣想，考慮做什麽，因為我不喜歡他們那樣做。而且，我一直在考慮怎樣對待奧運會，因為他們對達賴喇嘛不好，而他是我的好朋友。然後發生了地震等等災害。於是，我在想：這是不是就是因果報應呢？當你對別人不好，然後災害就降臨到你的頭上？後來我收到了一封信，是西藏基金會發來的。他們想去（災區）救助。我哭了。他們問我是否可以就此寫點什麽，我同意了。這對我是一個很大的教訓（it was a big lesson to me）：有時你得學會低下頭幫助別人，即使是對那些對你不友善的人。這對我是一個很大的教訓（that’s a big lesson for me）…… ”
看了這段文字後，我在網上進行了“徹底的搜索”，發現韓寒引用的莎朗斯通原話基本符合事實，中文翻譯也基本準確無誤。讀完韓寒的文字後，我的第一感受是憤怒和臉紅，憤怒則是因為我們的媒體何以要對莎朗斯通的原話進行斷章取義的加工，這不是有意誤導我們的民眾嗎？民眾被誤導就會對某人某事作出完全錯誤的判斷，建立在錯誤判斷上的“網民運動”必然會損害國家民族的根本利益。斷章取義是典型的“文革文風”，某媒體居然不惜采用文革文風誤導民眾用意何在？至於臉紅則是因為我剛發的那篇關於莎朗斯通事件的文章，在還沒有弄清真相的前提下就不負責任隨意發表自己的意見，顯然不是一個行文嚴謹的文人所為！本人基於斷章取義處理過的信息在文中對莎朗斯通其人說了不少明顯傷害對方人格和尊嚴的話，為此我深表歉意。
如果我們是一群崇尚理性擁有獨立思維習慣的國民，韓寒勇於揭示被誤導真相的行為應該能贏得苦於“真相經常被掩蓋”的國民一致的喝彩聲。圍繞莎朗斯通事件的“網民運動”也應該自此告一段落。接下來蓄意誤導民眾習慣於斷章取義的某媒體應該站在莎朗期通的位置接受網民的質疑。
遺憾的是：我們當中的絕大多數既無理性也無獨立思維能力，結果韓寒關於莎朗斯通事件的博文不但未贏來喝彩相反招致網絡憤青同仇敵愾的抨擊圍攻，慣用的依舊是詛咒、謾罵等流氓手段和扣帽子打棍子的文革文風。先前射向莎朗斯通的口水象潮水一樣潑到憤青的同齡人韓寒身上……
我無法理解網絡憤青何以會激怒於韓寒的文字？正常的情況應該是：在對一篇文字作出反應前，首先要認真通讀原文，最大限度理解作者要表達的思想……
我們的絕大多數網絡憤青可能沒有認真通讀韓寒的原文，他們“群情激憤”的原因可能不是因為韓寒的那篇文章，而是別有用心者根據這篇文字可能給韓寒貼上的下列“標簽”：
韓寒居然為莎朗斯通辯護？莎朗.斯通聲稱“汶川地震是中國的報應”，韓寒顯然也同意莎朗斯通的報應之說。
韓寒如此漠視自己同胞的生命，居然讚同莎朗斯通的報應說來潮弄汶川大地震的死難同胞？他還算中國人嗎？
韓寒對於“人道主義”一詞居然提出可笑的質疑，居然站在美國人一邊質疑中國人沒有因“911”事件給予美國慷慨援助，居然在外國人面前貶損自己的同胞，一個十足的洋奴！
…………
不認真通讀原文並領會作者行文思想就依據某個無形力量貼上的標簽對某文章及作者口誅筆伐，是文革期間經常發生的文字災難。
也許還有另外一個原因：韓寒的文章質疑的是某個有一定權威力的媒體，挑戰權威在中國向來要冒相當大的風險且經常被人誤解的。因為在一個新聞還不太自由的國度，權威媒體掌握了對公眾的話語權，它若不停向公眾宣講岳飛是一個狹隘的民族主義者，公眾在聽不到相反聲音的情況下久而久之也會認定岳飛是破壞民族大家庭的狹隘民族主義者。正因為韓寒質疑的是某權威媒體，網絡憤青就不在乎韓寒在文中說了什麽，而是緊跟權威媒體的意志對遊離於媒體之外的“獨立聲音”窮追猛打……
網絡憤青緊跟某權威媒體的輿論導向讓我想起了文革時紅衛兵緊跟偉大領袖的四十年前往事，那時偉大領袖無論說了什麽話，哪怕是在純私人場合說的一句情緒話，也被上千萬紅衛兵奉為偉大、光榮、正確的最高指示，連“有屁就放”“天下大亂”之類的情緒話也被紅衛兵作為打擊階級敵人的聖旨。那時誰敢質疑於偉大領袖的任何一句話，就要被紅衛兵“砸爛他的狗頭”，“再踏上一只腳”，“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今天的網絡憤青和文革紅衛兵的行為模式極為相似，雖然他們沒有偉大領袖來承載自己的“忠心”；但可無限忠於某權威媒體。如果哪一天終於出現了一個能替代某權威媒體的偉大領袖，他們就會緊跟領袖的指揮棒四面出擊大打出手，只要是領袖鎖定的打擊對象就算對方是岳飛式的民族英雄也一樣會被打成“漢奸賣國賊”。
此時我驀然想起了很多文革時的大批判標題：
批判“農民缺吃少穿”；
批判“學而優則仕”；
批判“克已覆禮”；
批判“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
批判“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等於變相勞改，幹部上五七幹校等於變相失業”；
…………
今天的中國人看上述批判文章都會忍不住啞然失笑，因為批判的對象不但沒有任何罪大惡極之處，相反是眾人心知肚明的大實話或早已被多數人證明的智慧緘言。可文革時的紅衛兵沒有一個認為他們從事的批判工作有任何可笑之處。因為淪為批判對象的言論都是偉大領袖不喜歡的人說的，凡是領袖不喜歡的人說的話肯定是大毒草！
擁有文革思維的網絡憤青們，你們在群起圍攻韓寒的文章時是否也在不自覺遵循紅衛兵的“大批判邏輯”？只要某權威媒體不喜歡的言論都是大毒草！
網絡憤青圍攻韓寒時也采用了文革時的大批判模式，以眾多的人數針對某個孤弱個體打喧聲奪人的人海戰，就象螞蟻圍攻一個誤入淺灘的巨龍一樣。行文措辭上也采用“四人幫”的吹鼓手姚文元的無賴文風，先挑出別有用心者給某人某文貼上的“標簽”進行一番劈頭蓋臉的謾罵詛咒，然後大扣帽子大打棍子，最後象文革期間紅衛兵把批判對象定性為“反動的資產階級走狗”一樣，把韓寒之類的真正愛國志士定性為“漢奸賣國賊”！
綜上所述，網絡憤青在圍攻韓寒時采用的是文革思維，奉行的是文革邏輯，表現出來的是貨真價實的文革臉譜！
而文化大革命是中華文明史上最為痛心疾首的一頁，是地球上每個文明人都會從心底不恥的歷史！這段歷史在中國絕對不能再來第二次，否則中華文明會從根子上毀掉，並永遠失去覆興的機會！
網絡憤青對韓寒的詛咒謾罵詞匯里用得最多的是“腦殘”一詞，充分證明了“蠢人嘲笑聰明人，錯誤指責正確”的民族劣根性不但沒有絲毫好轉跡象，相反被憤青群體進一步發揚光大。那些不分青紅皂白圍攻韓寒的憤青不是“腦殘”是什麽？別以為多數人不會害“腦殘”，文革時的紅衛兵人數多達千萬，可他們中的絕大多數在那時都患有輕重不同的“腦殘”癥。
憤青指責韓寒“腦殘”我們也可以這樣理解：韓寒勇於說真話，而說真話在今天的中國往往顯得很“傻”很“天真”，不象憤青精於世故，柿子專揀軟的捏，選一個絕對安全的方作慷慨激昂義正辭嚴狀實則左右逢緣八面玲瓏的完美演出，同時努力使自己的聲音上達天聽，贏得能夠決定自己命運的上面的賞識。當年姚文元就是靠玩弄這樣的文字把戲從上海灘的一名小文人坐直升飛機扶遙直上的。在汶川發生地震後，憤青只限於在文章里大叫對地震的悲痛和對災民的同情，同時以“道德無敵”姿態指責這個說錯了話那個捐少了款；可韓寒卻親自飛往災區作了一名志願者。從這個意義上講，韓寒確然不象憤青一樣精明世故老謀深算，按個人功利主義的價值取向來看是有點“腦殘”。
文字辯論應該心平氣和以理服人，不得使用涉及人身攻擊的詞匯。那些動不動就指名道姓攻擊謾罵某個獨立特行者的憤青知不知道？你們的行為已經構成了人身攻擊罪和侮辱罪，被謾罵者完全可以通過法律程序起訴你。如果中國是一個法律健全的國家，這類起訴不但會受理而且原告多半會勝訴。
憤青的精明世故突出體現在他們的圍攻目標總是選擇在絕對安全的方向，而不是真正有益國家民族的方向。當今中國的最大危害是貪污腐敗，可你見過憤青群體象圍攻韓寒一樣對某個腐敗對象同仇敵愾嗎？他們不會！因為對腐敗現象不依不饒不但要承擔一定的風險；而且也不可能贏得上面的賞識，對自己沒有任何好處。文革時的姚文元絕不會寫吃力不討好的文章，和姚文元有太多共同之處的網絡憤青也不會寫。汶川大地震令我們的工程腐敗暴露無遺，豆腐渣工程的制造者極大的擴大了天災所造成的生命災難。那些制造豆腐渣校舍的地方官理當令憤青群情激憤，可憤青們居然沒有表現出眾怒難犯，他們放過對死難學生家長下跪的綿陽市委書記，卻緊緊抓住一個說錯話的美國女人大打出手，然後又對為該女人說了幾句公道話的韓寒大打出手？他們究竟要幹什麽？他們要把中國推向何方？
韓寒在他的博文中寫道：“在我們這個國家，做錯事情的嚴重性有時候遠比說錯話的嚴重性要小，做錯事情害死幾個人所受到了譴責也比不上說錯話傷了感情所受到的譴責。哪怕你沒說錯，或者你說的不夠錯，我們經過自己的編排，能讓你大錯特錯。我們是不會在媒體上刊登你的全文的，因為你全文長達兩百字，我們會縮略到二十字，為了節省篇幅，然後我們會用兩千字來對我們所選擇的二十字進行評論，這個時候，我們是有大量的篇幅的。評論的結果是，你是沒有道德的，我們要封殺你抵制DIOR，你是沒有人性的，你居然無視這麽多的死難者。而我們始終是站在替死難者聲討你的一邊，所以我們是有道德的”
韓寒說的沒錯，在我們國家，你喪盡天良在建造校舍時收受工程回扣，因此造成成百上千本來能夠活下來的鮮活生命埋入地震廢墟，可你現在依舊照樣當官？憤青也沒因此聲討你？韓寒只因堅守良知的原因說了幾句與主流聲音不一致的話，就在一夜間被怒不可遏的憤青打成“漢奸賣國賊”？
當汶川發生大城震時，我看到壓在廢墟下的那些慘烈生命，看到廣場上停放的一排排學生屍體，極為痛心地發現憤青思想差一點毀了中國。憤青在中國沒有遭受實質性外來侵略的前提下，今天揚言要和世界上的一流軍事強國美國開戰；明天又高喊要炸平台灣島……憤青一旦挑起敵我力量懸殊的戰爭，汶川發生的生命災難就會在中國的大多數都市重演，那時中國可就慘了。汶川地震發生後，西方文明世界和我們的同胞台灣人民不但沒有幸災樂禍看我們的笑話，相反積極行動起來幫我們抗震救災，給予災區大量無償援助，政府和民間都自發悼念我們的死難同胞，用雄辯的事實證明了憤青先前叫囂的“西方亡我之心不死”是最沒有根據的謊言。
今年憤青群體在國內外掀起了一個又一個的“文革式運動”，一再擾亂國民視線，極大地幹擾了國家民族應該注意的方向。拉薩騷亂發生後，奧運聖火在巴黎傳遞受阻，盡管搶奪火炬的是西藏人--中國人；法國最大的責任也就是警察保護不力，可憤青的目標因此來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放過本應認真對待的的藏獨運動，把鬥爭目標對準以法國為首的西方民主世界，掀起了自文革以來最大的一次排外浪潮。結果對中國有深遠利害關系理應盡快解決的西藏問題也因此變得更為覆雜，本應站在我們一邊的部分國際朋友也因此倒向藏獨那一邊。這只是“憤青運動”擾亂國民視線並間接危害國家民族的個案；憤青制造的類似悲劇還有很多。汶川地震使中華民族的良知和人性整體覆蘇，我們的政府也表現出了令人感動的開放胸懷和民本思想。在舉國上下心系災民的大環境下，憤青確實安靜了一段時間，沒有在國內外大扣帽子大打棍子。可憤青不會長久安靜下來的，他們一直在尋找“激動機會”。半月不到他們就在經過剪裁的莎朗斯通言論里找到了機會，竟然無視美國朝野和文明世界對汶川災區的真誠援助，群起圍攻一個措辭不夠慎重的美國女人？這不是讓心系災民的世界友人寒心嗎？我們的大國胸襟哪里去了？怎麽表現出來的是大國國民小國胸襟？
面對憤青們滿臉綻放出的文革表情，我要說的話說完了？我真的無話可說？
可我們的國家再也經不起“憤青運動”的折騰了！
最後還是忍不住要說一句：中國也一樣是你們憤青的祖國，你們得真正愛他才是，借“愛國”之名行“害國”之實者最終會萬劫不覆的，姚文元最後的下場就是明證！
天佑中華！！！
二OO八年六月九日
11.我們的神經脆弱成就了“莎朗斯通效應”
如果我們認為自己擁有“說錯話不受追究”的權利；那麽別人也應享有同一權力。一個成熟的民族把鏡子對準別人的同時也一樣要對準自己。只看到別人的錯誤而無視自身缺點的民族是不可能前進的。人類的最高智慧是“反躬自省”！是感恩、認錯、道歉、懺悔！
因為去周邊幾個縣市轉了一圈，有近十天時間沒有上網，回來後發現網絡又火爆著一個陌生的名字--莎朗.斯通！一個外國人？
在我們的網絡火爆的外國名字，無疑是眾人群起而攻之的角色？我們絕不會群起而讚賞某個外國人，無論這個外國人做出了多少應該讓我們感動得熱淚盈眶的“好人好事”。
一個月來，我們的“群體神經”好象顯得格外敏感，不但為某個不友好的人物、媒體激動著憤怒著：先是CNN；接下來是巴黎市長；現在則是莎朗斯通？殃及池魚的還有屬於中國人的王千源與南都長平……
我草草地瀏覽了一下網絡，總算發現莎朗.斯通何以一夜間成了中國網絡知名度最大的外國人？ 5月24日，這個已經被美國公民逐漸淡忘甚至於厭倦的影視界半老徐娘在戛納接受采訪時，竟然口出惡言，將中國5?12四川大地震形容為一起“有趣的事情”，甚至無端暗指“四川地震是中國人的因果報應”……
莎朗.斯通的言論確然冷血且不顧常識！按她的邏輯，前不久颶風卡特里拉襲擊美國新奧爾良造成一千多人喪生也是美國的報應了？面對如此荒唐冷血的言論，中國人的憤怒是正常的反應；但因此掀起全國性的聲討浪潮，象文革時舉國上下批判被污為“叛徒、內奸、工賊”的國家主席一樣，在網絡鋪天蓋地“折騰”莎朗.斯通這個名字就不能算是一個民族的正常反應了。
首先莎朗.斯通不配享有這樣的“待遇”！她一不是美國總統，二不是美國的新聞發言人，她只是一個普通的美國人，她的言論只代表她個人的觀點。一個普通的美國人信口雌黃說了傷害我們感情的話，我們只當她放個屁並報以輕蔑一笑，大可不必招來十三億國民“關注”她，那樣就太給她“賞臉”了。影視明星常常把知名度看得比生命還重要，這個曾經在影視界炙手可熱的明星走下坡路時的失落感是可以想見的，現在因為信口雌黃一句傷害中國人的話，一夜間招來世界五分之一的人類“共同關注”，她心中的那個得意勁恐怕大大出乎憤怒國民的意料之外。
莎朗.斯通現在可是中國知名度最高的外國人了！一個外國人要想出名也真容易，只要在公眾場合說幾句傷害中國人感情的話就可達到目的。
這就是“莎朗.斯通效應”？
是我們成就了“莎朗.斯通效應”！
其次我們不可能贏得一個國家全體國民無一例外的“友好”。就算我們在這個星球上真個代表“太陽”和“光明”，也一樣有不喜歡“太陽”和“光明”的個體。只肯在黑夜里溜出來的蝙蝠就是一個最生動的例子。一個國家只要有百分之六十的國民真個對我們“友好”，我們就可把這個國家劃為友好國家之列。但美國就算有百分之六十的公民對我們友好，仍有一億多美國公民不認同甚至不喜歡我們。不認同不喜歡就可能在不觸犯法律的前提下說出不友好甚至於傷害我們感情的話。一億人的龐大群體每人說一句就是一億句，如果我們象對待莎朗.斯通一樣對一億人發出的若幹億不友好的言論大動肝火群起而攻之，我們還有精力去建設我們的國家嗎？因此對於一個國家的某個公民說出的不友好言論，只要不是國家元首或新聞發言人在正式外交場合說的話，就大可不必過於在意。最好的辦法就是嗤之以鼻報以輕蔑一笑，然後回過頭來奮發圖強提升我們的國家。
再次當我們憤怒於莎朗.斯通的冷血怪論時，我們難道就不能反省一下自己是否也說過類似的言論嗎？2001年美國9.11事件時，我們的部分國民難道忘記了自己當時的表現？難道就沒有人說過“9.11事件”是“美國的報應”？我想應該有人說過的，並且不止一個人說過。本人當時就特恨美國，也說過不少傷害美國感情的話，雖然是小人物沒資格讓自己的惡意言論讓美國人聽到，但並不等於自己沒說。那時能夠把“報應”之類的言論傳到美國公眾耳中的“中國人”也不是沒有，可美國輿論並沒有對這個中國人群起而攻之。不是美國人不愛國，而是美國人更理性，他們絕不會把一個普通個體的不友好言論當回事，否則就太擡舉這個個體了。
我的啟蒙教育正值文化大革命後期，那時報刊雜志和滿天飛的大字報司空見慣下述標語：
“美國人民吃不飽，穿不暖，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掙紮在死亡線上，我們一定要解放他們！”
所以不只是美國人在說我們的壞話；我們也同樣說過美國的壞話，甚至於比對方說得更多更傷感情且更不符合事實。
如果我們認為自己擁有“說錯話不受追究”的權利；那麽別人也應享有同一權力。
當我們對莎朗.斯通的信口雌黃義憤填膺並群起口誅筆伐時，我們是否想過我們的神經是否太過脆弱了，脆弱得企望全世界66億人都給我們唱讚歌，偶爾從地球某個角落飛來一句不友好的言論就足以令我們滿臉通紅怒不可遏？
莎朗.斯通很快為自己的“報應”言論公開道歉了。2008年5月28日，莎朗.斯通通過其經紀人發給Dior的致歉文：
“我的錯誤言行，讓中國人感到悲傷與憤怒，我為此深感歉意。我再次強調，我願意積極參與任何關於中國地震災害的援助活動,並盡全力幫助受災的中國人民。”
令人費解的是：我們的很多網民得理不饒人，聲稱莎朗.斯通的道歉是“偽善”和“故作姿態“，聲稱“我們拒絕道歉，我們不會原諒！”……
我無法理解這些網民究竟要達到什麽目的？“拒絕道歉，不會原諒”？難道我們要把莎朗.斯通送上監獄或刑場？文明世界好象沒有這樣的法律？為了一句錯話就判以極刑的。抑或是繼續對莎朗.斯通圍攻謾罵，堅持把“口水戰”進行到底？問題是這樣做對莎朗.斯通又能造成什麽實質性的傷害？對我們又能有什麽好處？
誠然莎朗.斯通的道歉可能有“故作姿態”的成份？可我們能否反躬自問：那些在“9.11事件”中說過同樣冷血言論的國民有幾人因此道了歉？同樣的錯誤，人家畢竟公開道了歉，我們當中的部分人則連“故作姿態”也沒有？
在同樣的錯誤面前，如果我們的姿態還不如別人，我們又有什麽資格“拒絕道歉，不會原諒”？
“猶太智慧”里有這樣一則故事：某鎮居民抓住了一個在該鎮賣淫的妓女，把她交給該鎮代理審判權的牧師。公眾一致要求判處妓女“亂石砸死”的刑罰。牧師對在場的人說：“如果你們當中有誰認為自己一生沒有幹過壞事，心靈沒有產生過邪念，那麽請他上來在妓女身上砸下一塊石頭”。最後的結果是在場的人陸續離開了，妓女身上沒有落下任何一塊石頭。
如果這個故事發生在中國，我相信在場的絕大多數人會選擇爭先恐後沖上前去往妓女身上砸下一塊石頭。
這就是我們和“智慧人”的區別！難怪人口只占全球千分之二的猶太人贏得了全球三分之一的諾貝爾獎。擁有全球五分之一人口的我們一個諾貝爾獎也沒獲得。
其實人類的最高智慧是“反躬自省”！是感恩、認錯、道歉、懺悔！
當美國朝野都在真誠悼念汶川大地震的遇難者，並給四川災民提供各式各樣的無私援助時，我們的輿論卻在窮追猛打一個說錯話的美國人，連對方公開道歉也不依不饒；對成千上萬美國公民在地震中表現出的愛心善意輕描淡寫或絕口不提，因為一個人的惡意而無視多數人的善意，我們怎麽了？
如果我們群體中的一百個人有九十九人真誠幫助過美國，只有一個人大罵美國是“窮兇極惡的帝國主義”，這個人也受到另外九十九人的譴責。美國人就當著我們九十九人的面圍攻謾罵這個說錯話的同胞，發出的惡語同時影射到我們這個群體，我們會怎麽想？
如果一個人對我們做了九十九件好事，就因為第一百件事沒有稱我們的意，我們就把這個人劃到敵人那一邊，我們的行為算得上公正嗎？
我很欣賞西人勇於承認錯誤，勇於公開道歉，勇於懺悔的品質。看看我們周圍的人，包括我自己在內，何時為自己犯下的錯誤勇於承認過？公開道歉過？真誠懺悔過？
在此之前，CNN主編也曾為自己不負責任的言論面向中國人公開道歉。為什麽我們總看到西人因為辱華言論對我們道歉？沒有看到我們因不負責任的言論向西人道歉？難道我們從未說過傷害西人感情的話嗎？
我們難道沒有反躬自省的必要嗎？
一個成熟的民族把鏡子對準別人的同時也一樣要對準自己。只看到別人的錯誤而無視自身缺點的民族是不可能前進的。
世界之大無奇不有，我們無法企求每一個地球人都能感動中國，我們只能爭取有盡可能多的地球人理解並善待中國。我們在為世人對中國的喝彩聲歡欣鼓舞時；也一樣要有勇氣和胸懷承受那些相反的聲音；因為我們也一樣對別人發出過不友好的聲音。對那些否定或污蔑的聲音反應過於激烈，只能說明我們的神經太過脆弱了。
對於那些不友好甚至敵意的聲音，我們一方面要心平氣和與之“一對一辯論”或輕蔑地一笑置之，同時盡可能汲取其中的合理成份，用敵人的言論來提升我們的文明。如CNN主編的主要辱華言論為“五十年不變的白癡和暴徒”。第一次聽這話時我火沖顛頂，恨不能揮手一刀把說這話的王八蛋給宰了！可過後靜下心來細想一下，發現他的話也有少許可取成份，因為我們在三十年前的文革期間確然“白癡”過“暴徒”過。文革時我們必唱的兩首歌是《國際歌》和《東方紅》，並且經常連在一起唱，諸不知唱《國際歌》就不能唱《東方紅》。因為《國際歌》里有一句歌詞為“從來就沒有什麽救世主”；《東方紅》與之對應的歌詞為“他是人民大救星”。當時七億中國人沒幾個人發現兩首歌的內容是對立的，依舊滿腔熱情地唱完《東方紅》後再唱《國際歌》。那時我們不是“白癡”是什麽？至於文革期間我們群體淪為“暴徒”和政治打手，應該能贏得更多中國人的共識。
如果我們汲取CNN主編辱華言論的可取成份，汲取文革的慘痛教訓，永遠不再重蹈文革的覆轍，CNN的謠言就不攻自破了；辱華言論的唯一作用就是大幅度提升了我們的文明。
中國正走在現代化的十字路口，我們有很多更重要的工作要做，我們的神經不能脆弱，讓莎朗．斯通之類的人物見鬼去吧！她的鬼話不值得我們耗費太大精力。
二OO八年五月二十九日
12.伸張正義就是保護自己
中國人勇於“說真話”的品質好象只限於封建王朝？步入現代文明的中國反而逐步遠離這一“文明品質”。 勇於伸張正義是人類自我保護，防止災難和迫害蔓延到更大範圍的最好方式。喪失伸張正義的熱情和勇氣，漠視他人痛苦的苦果是整體付出更大的代價。
八小時之外喜歡讀中國歷史，最經常感動我的人和事就是那些在金殿上仗義執言，對高高在上的皇帝說“不”的忠臣義士。雖然皇帝在惱羞成怒下把這些膽敢當眾揭龍鱗的“不識時務傻瓜”殺了一個又一個，可“傻瓜”們好象永遠也殺不完，甚至於越殺越多，依舊前赴後繼在大庭廣眾之下揭皇帝的“短”，潑皇帝的“面子”。面對如此多的“傻瓜”，絕大多數皇帝只好選擇向“傻瓜”低頭，也就是向“理性”屈服，停止“放縱私欲”和“瞎折騰”。結果皇帝的位子更安全了；文武大臣也能榮華富貴更長時間了。
凡是上過中學的中國人應該都知道“史官直筆”的故事，大意是春秋時期齊王國的權臣崔杼殺了給他戴綠帽子的“酒色國王”後，成為齊王國實質上的“太上國王”。那時中央政府設有專門的史官，對王朝的大事都要如實記錄史冊。但那時的“歷史”是摘要式的，只記錄發生的大事綱要而不敘述事件的來龍去脈。崔杼在自我感覺最好的那一天，史官把新記錄的史實送呈他過目。崔杼翻開史冊，首先跳入眼簾的大字竟然是：
“崔杼殺國王！”
崔杼的震怒是可以想見的，順手一刀就把史官給砍了。
其實崔杼的震怒是可以理解的，他只是做了一個正常男人應該做的事，只要是一個有血性的男人在那種情況下都會選擇殺皇帝，換了我也會那樣幹。那時大臣殺國王是多大的罪名？一個正常男人幹了應該幹的事居然落下千古罵名，換上誰都會惱羞成怒失去理智的。
問題是“真相”終歸是“真相”！你雖然幹了應該幹的事，國王也死有余辜，但你殺國王卻是“真相”，你不能因為幹了應該幹的事就企圖抹煞“真相”，哪怕你幹了見義勇為的事也一樣不能抹煞！
崔杼殺了史官後，心想中央政府不能沒有史官，殺歸殺，史官還得再找一個。春秋時期的特殊職業大多是家族壟斷式，史官通常只出現在一個家族，崔杼只好找來史官的弟弟接替哥哥的崗位。
在弟弟正式修史以前，崔杼首先對他進行了一番“洗腦”，告訴他哥哥招來殺身之禍的原因，威脅他只能按他崔宰相的旨意修史，那樣高官顯爵榮華富貴就在眼前；否則下場會比哥哥更慘。
弟弟正式上任後的第一天就給崔杼呈上史冊，沒想到跳入崔杼眼簾的依舊是下面五個大字：
“崔杼殺國王！”
崔杼心中那個氣就不用提了，心想世上居然還有如此不識時務不知死活的傻瓜兄弟？於是順手一刀又把弟弟給報銷了。
接下來是弟弟的弟弟，結果還是一樣“傻到一根筋”，寫入史冊的依舊是“崔杼殺皇帝！”；招來崔杼“喀嚓”一刀！
當最後的一個弟弟倒在血泊中時，崔杼面前又來了一個年輕人。他自稱是史官的朋友，來完成朋友未竟的“事業”。崔杼見他從血泊中拾起修史的竹簡，在上面運筆揮毫，赫然大書五個大字：
“崔杼殺國王！”
崔杼手上的大刀再次舉過頭頂，可大刀停在半空中沒有落下來，心想這樣殺下去何時是個盡頭？罷！罷！罷！算我崔杼倒了八輩子血黴，碰上這樣一幫死不開竅的“傻瓜”，還是由他去罷……
春秋戰國時期的中國人就是如此地較真，那時沒有“假、大、空”的把戲，難怪春秋戰國時期是中華文明最光輝燦爛的時代，短短四個世紀創造的文明成果比秦始皇以後兩千多年的極權專制王朝取得的文明成果的總和還要多。
歷史上的政務官不但敢對好皇帝“說真話”；對壞皇帝也一樣勇於說“不”，為此招來殺身之禍的直臣也許永遠也無法統計。隋煬帝楊廣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暴君，也是最討厭反面意見的暴君，對“說真話”的人一律格殺勿論，可在金殿上犯顏直諫的高官顯宦依舊前赴後繼……
晉武帝司馬炎是歷史上有名的“酒色皇帝”，供他淫樂的宮女就有一萬多人。他老兄最大的發明就是“羊車”和“鹽竹”。因為宮女太多，司馬炎眼花繚亂，每天退朝後發愁晚上去哪里睡覺。一個善於奉迎的太監想出了一個歪點子，建議皇帝每日散朝後乘著羊車，隨意遊歷宮苑，既沒有一定去處，也沒有一定棲止，但逢羊車停住哪個宮門，就賞那位宮女“一夜情”。有位宮女為了早一天獻身皇帝，情急之下想出了一條妙計：在門戶上插上竹葉，地上灑上鹽汁，引逗羊車停駐。羊喜吃竹葉食鹽，走到門口自然停下來一飽口福。宮女遂出迎禦駕，把司馬炎弄上床侍候得通體舒坦……
太康三年，司馬炎在南郊祭祀上天和列祖列宗後，自我感覺特好，隨口問身邊陪同的司法部長劉毅：“朕與漢朝諸帝相比，可與誰齊名啊？”
吃了豹子膽的劉毅居然不領情，給了皇帝一個軟釘子：
“漢靈帝、漢桓帝”。
眾所周知，桓、靈兩帝就是昏憒無能，開創中國賣官鬻爵先風的酒肉皇帝，大漢的鐵統江山就是斷送在兩人手里。劉毅把一統天下，自詡英雄蓋世的開國皇帝比成這兩個現世寶，司馬炎的震驚和反感是可以理解的，但他也僅僅是震驚而已，沒有給對方脖子賞一刀，而是問：
“怎麽把朕與這兩個昏君相比？”
劉毅回答說：“桓、靈二帝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還不如桓、靈二帝”。
司馬炎聞言大笑，“桓、靈之世，不聞此言，今朕有直臣，顯然比兩人強些。”
…………
連酒色皇帝都有如此胸襟；有如此不顧死活說“真話”的大臣，難怪中國的封建專制王朝能延續那麽長的時間。
…………
令人扼腕嘆息的是：中國人勇於“說真話”、“堅守正義”的品質好象只限於封建王朝？步入現代文明的中國反而逐步遠離這一“文明品質”。首先是中央政府說真話的人越來越少，毛時期這一悲劇尤為突出，到了文革時期偉大領袖就基本上聽不到任何反面意見了。改革開放以後，這一悲劇伸展到地方政府，相當一部分行政“一把手”聽不得任何“真話”，上下保持阿諛奉迎的“高度一致”，在“假、大、空”的怪圈里加速度完成從“從精英向魔鬼”的轉變。
因為沒有人“敢說真話”也沒有人“肯聽真話”，中華民族在現代文明時期反而遭遇了空前的文明災難。五七反右是歷史上最大的人才迫害；浮誇風是歷史上最大的荒唐鬧劇；三年大饑荒餓死的人超過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文化大革命就不用說了，祈求全人類永遠不要發生類似的悲劇。如果人類必須在九死一生的殘酷戰爭和文革間作出二者必居其一的選擇，我寧願選擇前者。因為九死一生戰爭中活下來的那個人畢竟是正常人，可文革卻使全體國民走向集體瘋狂，百分之九十九的普通人變得不正常。
“文明災難”對人類的傷害遠遠超過“戰爭災難”。戰爭災難傷害的對象主要是“生命財產”；文明災難則主要傷害“文化和人性”。“文化和人性”的受傷不是短期內能夠修覆的，所以文明災難通常造成人類文明的大踏步後退；而戰爭災難對人類文明的傷害則要小得多，甚至能推進文明。這里打一個不恰當的比方：戰爭災難使十個人變成五個甚至一個人，但活下來的那個人畢竟是人，甚至於是十個人中最優秀的人。可文明災難則把十個人變成九頭豬，不肯變成豬的那個“精英人物”則被清洗掉了。
喪失了“說真話”勇氣的中華民族則一而再再而三地遭遇文明災難。
當中國人不敢說真話也不肯聽真話時，同時也喪失了伸張正義的勇氣。
而勇於伸張正義是人類自我保護，防止災難和迫害蔓延到更大範圍的最好方式。
五七反右時期當精英群體受到不公正迫害時，普通民眾不是落井下石就是抱著“看殺頭心理”隔岸觀火，結果在接下來的大饑荒時期餓死了幾千萬。
廬山會議上國防部長勇於在“形勢大好”的頌歌聲中道出與多數聲音不和諧的真相，招來偉大領袖的雷霆震怒。首長們沒有人站出來伸張正義，盡管他們都知道國防部長沒有錯，他說的是“真話”。國家主席甚至於與偉大領袖保持“高度一致”？結果共和國最耿直最有良知的元帥被打倒在地。但饒幸逃過此劫的首長們也好景不長，他們當中的絕大多數在偉大領袖發起的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殘酷鬥爭”和“無情打擊”；與偉大領袖保持高度一致的國家主席結局最慘,他被曾經的政治盟友污為“叛徒、內奸、工賊”--“批倒批臭”、“再踏上一只腳”，“叫他永世不得翻身”；妻子兒女則身陷囹圄。
在那個史無前例的廬山會議上，如果部分首長勇於站出來為國防部長辯護，國家主席也堅守真相和正義，彭大將軍就不會被打倒，偉大領袖也不會在自我膨脹中一錯再錯，災難就會在那里中止，文革也不可能爆發，首長和國家主席也不可能受到非人的迫害。
所以伸張正義就是保護自己！
我們的民族習慣把“明哲保身”和“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等錯誤的哲理當成人生信條。喪失伸張正義的熱情和勇氣，漠視他人痛苦的苦果是整體付出更大的代價。
毛時期的最後景觀是：當中央委員為國家主席定性為“叛徒、內奸、工賊”召開表態大會時，全場一致舉手通過，只有一個人沒有舉手，一個女人？陳少敏將軍！共和國靈魂最高貴的將軍，也是我最最敬重的將軍！
此時我想起了“波士頓猶太人大屠殺紀念碑“上的銘文：
“起初他們追殺共產主義者，
我不是共產主義者，我不說話；
接著他們追殺猶太人，
我不是猶太人，我不說話；
此後他們追殺工會成員，
我不是工會成員，我繼續不說話；
再後來他們追殺天主教徒，
我不是天主教徒，我還是不說話；
最後，他們奔我而來，再也沒有人站起來為我說話了。”
--馬丁．尼莫拉牧師。1945年
2008年4月3日，南方都市報副總編長平在個人博客上發了一篇題目為《西藏：真相與民族主義情緒》的文章，沒想到在網絡和部分媒體招來文革式的口誅筆伐。
4月4日，中華網網友“殺盡民獨輪”發帖《警報！南方都市報正在蛻變成反華媒體反華勢力的國內代表人》……
4月5日，中華網網友“天南逸雄”發帖《南方都市報的反動是有歷史根源的》，同時稱南方都市報的同夥天涯雜談發表了一篇攻擊中華網愛國者的文章……
4月7日，中華網友“empty”提出《呼籲大家別再買南方都市報》的帖子，號召中華網友不要買南都報紙……
4月11日，署名為文峰的寫手在《北京晚報》發文--《造謠自由的南都長平》……連正統媒體也站出來上綱上線，在中國絕對是一件需要認真對待的事件。
…………
我不熟悉長平其人，但我熟悉南方報系，因為我這個從不看報的人偶爾也看看《南方都市報》和《南方周末》，原因是在主流媒體高度一致的報喜不報憂式虛假新聞的大氣氛下，南方報系仍堅持努力報道“少許”真相，經常發出與主流媒體不一致的聲音。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在深圳闖蕩時，一度曾淪落到在“上海賓館”附近賣報的困境。本人主要賣《深圳特區報》，同時也買《南方周末》。《深圳特區報》售價比進價翻一倍，但《南方周末》按進價出售，一分錢也不賺。本人即使在最艱難時刻仍有那麽點理想主義，就因為《南方周末》上的幾句真話我願意為其餓著肚子義務賣報！
為了了解長平其人，本人專門把他那篇招來網絡憤青炮轟的文章--《西藏：真相與民族主義情緒》找來反反覆覆地讀了幾篇，想從字里行間找到些許“賣國、反華、漢奸”信息，可我無論怎樣努力也是枉然。不但找不到任何“反華”信息，相反還被長平的文字深深感動了，感動於他對新聞自由的大膽呼籲；感動於他堅守良知的罕見勇氣……
然後我回過頭來看那些抨擊長平和南都的文章，竟然看到了久違了近三十年的“大帽子、大棍子”？除了滿紙飛的棍子帽子外；還看到了非此即彼的“霸王邏輯”和“斷章取義”、“偷換概念”式無賴文風……於是我感受到了“文革的幽靈”在憤青的字里行間遊蕩？
下面我們來看《造謠自由的南都長平》文中的一段文字：
“在一些所謂要求普世價值的南都長平們看來，只要是西方的東西，就是普世的，就是要堅持的。這就不禁使人要問，從近代以來，人類歷史上所有的殖民和戰爭都是西方挑起的，這里有什麽“普世價值”嗎？南都長平這種人和這種言論的存在，只能說明一個事實，就是高喊和標榜“普世價值”和“自由”的人，不過是為了達到某種陰暗目的，找借口而已。” <http://vip.bokee.com/20080414511565.html>
首先長平的文章什麽地方說過“只要是西方的東西，就是普世的”？這不是亂扣帽子是什麽？然後話鋒一轉：“從近代以來，人類歷史上所有的殖民和戰爭都是西方挑起的，這里有什麽“普世價值”嗎？”這不是偷換概念是什麽？不但偷換概念，而且也明顯不顧事實，近代以來人類歷史上所有的戰爭都是西方挑起來的嗎？最後的結論“南都長平這種人和這種言論的存在，只能說明一個事實，就是高喊和標榜“普世價值”和“自由”的人，不過是為了達到某種陰暗目的，找借口而已。”無疑就是粗暴地亂打棍子了。
本人太熟悉這樣的文風了，因為我的啟蒙教育正值文革後期，報紙和教科書上充斥的都是類似文章。最有代表性的要數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那篇文章，文風和上面的那篇文章居然有驚人的相似之處。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線，給中華文明造成了深重災難。攻擊長平和南都的文章會不會成為新一輪文革的試探信號呢？
歷史在銬問中國知識分子的勇氣和良知！面對飛向長平和南都的大棍子大帽子，面對強加的南都長平身上的“莫須有”罪名，有良知的中國人必須站出來伸張正義，否則文革“試探信號”就會成為大規模扼殺文明的“進攻號角”了。姚文元之流批《海瑞罷官》成功後，又馬不停蹄地接著批《三家村》和《燕山夜話》。如果我們不能勇敢且成功地伸張正義，誰能擔保自己的文章不會成為下一個《三家村》和《燕山夜話》呢？
現在到了國民尤其是精英人物勇於伸張正義的時候了。
伸張正義就是保護自己！
二OO八年四月二十三日
13.範跑跑留給我們的啟示
範美忠並不是新中國最醜陋的人；也不是最無恥教師。範美忠的言行與西方自由主義價值理念相去十萬八千里。範美忠的行為雖然享有不受法律追究的權力，但也沒有繼續當老師的權力。“職業道德”與“公民權力”是兩回事。
都江堰光亞學校教師範美忠在地震發生那一刻，棄學生於不顧第一個跑出教室，所幸學生安然無事。地震過後他在天涯論壇上發表了一篇《那一刻地動山搖》的帖子，在文章最後表白：“在這種生死抉擇的瞬間，只有為了我的女兒我才可能考慮犧牲自我，其他的人，哪怕是我的母親，在這種情況下我也不會管的。”
此文一出，引來一片嘩然，大部分網友罵畢業於北京大學歷史系的他是地震中“最無恥教師”，應該除名，並譏諷他為“範跑跑”。少部分網友則認為這是他的自由，不應該開除……
四川省都江堰市光亞學校鑒於越來越大的內外壓力，終於在六月中旬將範美忠除名。下面是開除範美忠的文件原文：
關於給予範美忠開除處分的決定
範美忠，男，漢族，現年34歲，四川某縣人。大學文化，現任光亞中學語文教師。
在五月十二日汶川大地震期間，範美忠丟棄正在上課的同學，獨自逃跑。隨後，又在互聯網上發表了政治傾向和道德取向極為錯誤的言論。
範美忠身為人民教師，危險時刻置同學於不顧，其行為違反了《教師法》和《未成年人保護法》的相關規定。其在互聯網上政治傾向和道德取向極為錯誤的言論，更是給光亞學校和人民教師的形象造成了極壞的影響。
範美忠的行為已經喪失了一個人民教師應具備的基本條件。為嚴肅政紀，教育本人，消除影響，根據光亞學校紀律規定，經校務會研究決定：給予範美忠以行政開除處分。
希望範美忠接受教訓，認識錯誤，做一個遵紀守法的合格公民。
四川省都江堰市光亞學校
二〇〇八年六月十六日
範美忠事件雖然自此告一段落，但因此造成的社會價值取向上的混亂並沒有因此得到最後的澄清。
（一） 、範美忠並不是新中國最醜陋的人；也不是最無恥教師
在“緊急避險”關頭只顧自己逃命的行為在今天的中國大有人在，並非只限於範美忠一人；但在博文中坦誠批露自己心靈陰暗面的也許只有範美忠一人。奇怪的是眾多批評者能夠理解範美忠的臨陣脫逃行為；對範美忠博文中的自白卻怒不可遏？我的態度則正好相反：我不能原諒作為一個教師的範美忠在“師生面臨均等危險”的緊急關頭丟下學生不顧自己率先脫逃的行為；但對範美忠博文的那段靈魂自白卻感受到了“真率”和“天真”？因為今天的中國有很多人在緊急關頭會象範美忠一樣只顧自己避險；可事後還要做些小動作來表現自己的“道德昂揚”狀，不但閉口不談自己的怯懦自私行為，還會在人前慷慨激昂於見義勇為的華麗詞藻，甚至於杜撰些舍己救人的義舉給自己塗脂抹粉……
中國人應該不會忘記十四年前的克拉瑪依大火：
1994年12月8日，克拉瑪依市教委和新疆石油管理局教育培訓中心在克拉瑪依市友誼館舉辦迎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兩基”(基本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基本掃除青壯年文盲)評估驗收團專場文藝演出活動。全市7所中學、8所小學精心挑選的15個規範班的優秀師生及300多名“領導”共796人參加。 在演出過程中，18時20分左右，舞台紗幕被光柱燈烤燃，火勢迅速蔓延至劇廳。此時一位領導大喊一聲：
“學生們不要動，讓領導先走！”
接下來“領導們”爭先恐後奪路逃生，部分“領導”不僅奪路，還把幼小的學生推倒在地然後從他們的稚嫩肚皮上踩踏過去……
克拉瑪依大火造成325人死亡，132人受傷，死者中288人是學生，另外37是老師、家長和工作人員……
與上面那組數據形成鮮明對照，在場的300多個領導一個也沒燒死！？當天參加活動並就坐前排距離起火處最近的克市領導、教委領導幾十人都成功逃生，沒有一人死亡。
更令人憤怒且痛心的是：288名死難學生中有不少人不是燒死的，而是領導們踐踏至死的！他們被踩穿的肚皮就是鐵證。
災難過去十多年後，非但當時在場的那些讓“學生們不要動”而得以逃生的責任人到現在仍無片言向公眾致歉謝罪，即便當地領導原本言之鑿鑿，“將在火災現場建立火災紀念館，以紀念那些死去的孩子，並警示後人”，然而紀念館至今不見蹤影，更兼連一次像樣的紀念活動也不曾舉辦。
…………
在大火面前個別“領導”率先脫逃屬正常現象，因為一片稻田里總難免有一顆稗子，再科學的政治體制也無法確保每個領導都“先人後己，克己奉公”；不正常的是300多個“領導”整體率先脫逃？一畝稻田全是稗子看不到一顆稻谷而業主仍不思改變耕作方式才是傳統人事體制的最大悲哀！
和克拉瑪依大火面前那些爭先奪路的“領導”們相比，範美忠確然算不上最醜陋的中國人。
當我們義憤填膺於範美忠的怯懦自私時，我們是否能勇敢反省一下自己的靈魂？如果你碰上和範美忠類似的場景，你是否能做得比範美忠更好？如果你不能做得比範美忠更好，那麽在譴責範美忠的同時有必要栲問一下自己的人性和良知。現代文明的一個很重要標志就是“遠視利他”而不是“近視利己”；是“社會責任”而不是“唯利是圖”；是“遵守公德”而不是“黨同伐異”……
（二）、範美忠的言行與西方自由主義價值理念相去十萬八千里
因為少數不負責任的媒體和部分憤青網文經常玩弄“斷章取義”和“偷換概念”的把戲，本人決定在沒弄清真相的前提下不隨意發表意見，在對某段文字發表意見前一定要盡可能閱讀作者的全篇原文。在寫這篇文字之前，我認真通讀了範美忠先生成為焦點人物的那篇文字--《那一刻地動山搖》，原文開頭有這樣一段文字：
“我曾經為自己沒有出生在美國這樣的自由民主尊重人權的國家而痛不欲生！因為我大學畢業十幾年的痛苦與此有關，我所受的十七年糟糕教育與此有關。我無數次質問上帝：你為什麽給我一顆熱愛自由和真理的靈魂卻讓我出生在如此專制黑暗的中國？讓我遭受如許的折磨……”
因為上面這段文字，部分網民把範美忠率先脫逃行為誤讀為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自由民主價值觀？在他們看來，範美忠既然那麽崇尚美國，顯然是按美國的價值取向來決定自己的言行。範美忠顯然也把自己的行為理解為“自由主義者”的天賦權力，這從他文章的末尾的那段文字可見一斑：
“‘我從來不是一個勇於獻身的人，只關心自己的生命，你們不知道嗎？上次半夜火災的時候我也逃得很快！’話雖如此說，之後我卻問自己：‘我為什麽不組織學生撤離就跑了？’其實，那一瞬間屋子晃動得如此厲害，我知道自己只是本能反應而已，危機意識很強的我，每次有危險我的反應都比較快，也逃得比較快！不過，瞬間的本能抉擇卻可能反映了內在的自我與他人生命孰為重的權衡，後來我告訴對我感到一定失望的學生說：‘我是一個追求自由和公正的人，卻不是先人後己勇於犧牲自我的人！在這種生死抉擇的瞬間，只有為了我的女兒我才可能考慮犧牲自我，其他的人，哪怕是我的母親，在這種情況下我也不會管的。因為成年人我抱不動，間不容發之際逃出一個是一個，如果過於危險，我跟你們一起死亡沒有意義；如果沒有危險，我不管你們你們也沒有危險，何況你們是十七，十八歲的人了！’”
範美忠的這段文字雖然沒有把自己率先脫逃的行為和“追求自由和公正”綁在一起，但部分網民卻有充分理由把二者綁在一起；而“自由和公正”是西方自由主義價值觀，於是部分網民也就自然而然地把範美忠的醜行與“自由主義”綁在一起，在抨擊範美忠怯懦自私喪失師德同時也猛烈抨擊自由主義喪失人性……
這是範美忠對自由主義的悲劇性誤讀！也是部分網民對自由主義的悲劇性誤讀！
對一件美好事物的最惡毒誹謗不是從正面對其謾罵攻擊；而是采取與美好事物內在價值取向絕然相反的惡行，然後對眾人說他奉行的是某“美好事物”的價值標準……
範美忠扮演的正是這種角色！
範美忠丟下學生率先脫逃的行為是人性的極端怯懦和自私；可自由主義的主流價值是“怯懦和自私”嗎？
英、美兩國是自由主義的領袖，我們有必要回顧一下這兩國國民在生死關頭的表現：
今天的多數國民都看過電影《泰坦尼克號》，一部根據真實故事拍成的電影。歷史上真實的泰坦尼克號是上世紀一O年代初英國制造的一艘當時世界最大的豪華客輪，被稱為“永不沈沒的夢幻客輪”，1912年4月10日開始她的處女航，目的地為美國紐約。四天後的4月14日晚11點40分，泰坦尼克號在北大西洋撞上冰山，兩小時四十分鐘後，4月15日淩晨2點20分沈沒，由於缺少足夠的救生艇，1500人葬生海底，造成了當時在和平時期最嚴重的一次航海事故……
災難發生後，泰坦尼克號上的成年男人沒有倚仗體力的優勢爭奪逃生機會，而是主動把生存的機會讓給老人、婦女、兒童，連艦長也選擇留下來和泰坦尼克號共存亡。當船員請一位年過花甲的億萬富翁上救生艇時，富翁堅持只要船上還有一名婦女兒童，他就絕不會踏上救生艇一步，最後象一位真正的紳士一樣沈入冰冷的海水……
眾所周知的美國“911”災難，當世貿大廈頻臨倒塌時，大廈里的數千名員工在千鈞一發的生死關頭一樣沒有一窩蜂爭相逃生，而是秩序井然沿著樓道一側下撤，同樣是婦女、兒童走在前面；消防隊員則從另一側上沖，沒有發生湧擠碰撞現象……
和克拉瑪依大火相比，泰坦尼克號海難和“911事件”好象是另一個星球發生的“冬天里的童話”！
範美忠在博文中宣稱自己崇尚美國，可他的所作所為如果發生在美國，如果一位美國老師在那種情況下丟下他的學生第一個跑出去，雖然司法部門不會找他的麻煩，但學校卻要面臨公眾的質疑：何以會讓這樣怯懦自私的男人站在講台上？這樣他的老師生涯也會自動完完。因為選擇怯懦自私的方式活著是他的權力，但擁有怯懦自私品格的人卻沒有資格當老師。如果他事後還要以“自由公正”作擋箭牌為自己的行為辯護，他的行為就更“無恥”了。美國人無法理解那個範跑跑何以要用自由公正這些大道理來為自己的怯懦行為辯護？因為他們就生活在自由公正理念作為根基的國家里，他們絕不會拿這些理念為自己的某個行為辯護，尤其是那個行為是錯誤的時候。
（三） 、範美忠的行為雖然享有不受法律追究的權力，但也沒有繼續當老師的權力
今天的中國社會價值取向很容易發生混亂，最容易發生混亂的地方是把“公民權力”和“職業道德”混為一團。其實擁有完全公民權並不等於你有權從事各種職業，有些行業是需要特殊準入的，就象沒有通過高考的中學生就沒有資格踏入大學門檻一樣。
社會上的很多特殊職業都設置有高出“公民權力”的道德底線，這就是“職業道德“。全權公民必須遵守為某特殊行業設置的“職業道德”才能進入或留在此特殊行業。有關“職業道德”的詳細論述見拙作《改革開放與職業道德》。
老師是眾所周知的特殊行業，在緊急關頭丟開學生率先脫逃的行為顯然突破了老師的道德底線。因此範美忠的行為已經違背了老師必須遵守的“職業道德”，所以他沒有資格再當老師，無論有無老師資格證都一樣。
和老師一樣，公務員也是一種特殊職業，也必須遵守高出“公民權力”的“職業道德”。美國的普通公民享有私生活不受幹預的權力，只要不觸犯法律，你擁有多少情人和誰搞婚外戀都是你個人的私事，外人和公權不得幹預。但美國政務官的私生活卻有嚴格的規定，在職期間不能有緋聞，否則你就會被彈劾，輕則丟官，重則身敗名裂。你想私生活豐富多彩可以，那就別選擇吃政務官這碗飯。
除了沒有緋聞權之處，美國的政務官還必須在關鍵時刻勇於承擔社會責任，否則一樣會被彈劾。因此克拉瑪依大火事件中爭相逃生的“領導”們，在美國鐵定會丟官！
那些依舊為範美忠被開除老師隊伍抱不平的人們，顯然沒有分清“公民權力”與“職業道德”的界限。當然他們也許認為象範美忠那樣的老師在教育界大有人在，甚至能力品格不如範美忠者也大有人在，開除範美忠一人顯然不公平。這是體制的原因，大刀闊斧的變革在今天的中國依舊行不通，希望開除範美忠只是整肅老師隊伍的開始，而不是尾聲，後面的路必須堅定走下去，否則不但對範美忠不公平，中國教育事業也會因此遺害無窮。
二OO八年六月二十三日
14.大國國民小國胸懷
我們不可能要求每個地球人在思想言行上和我們保持高度一致。因為某個國家的某個公民的某句不友好甚至於敵意的言論群情激奮顯示十足的“小國胸懷”。 大國國民應該擁有寬闊的胸襟和理性平和的心態，能夠包容和自己不一致甚至於相反的聲音。
2008年是改革開放後的中國最不平凡的一年；也是國民動不動就群情沸騰、舉國暴怒的一年。
百年前我們暴怒的對象是西方民主國家，為此我們在“義和團邪教暴亂”時，一個晚上向西方所有與中國有邦交的國家宣戰，並招致中國首都的毀滅。今天我們暴怒的對象依舊是西方某個民主國家？或是西方民主國家的某個人？某個媒體？
百年前我們暴怒西方列強還情有可願，因為以英、法、俄為代表的歐洲國家確然在中國扮演了強盜角色，侵我國土掠我土地索我賠款；我們只是在暴怒時犯了“擴大化錯誤”，把美國這個根本沒有對中國犯罪的文明國家也牽扯進來一棒打死。今天的西方列強在百年民主政治的照耀下已向文明前進了一大步，文明水準已經超出我們一大截，在全球主導了“非殖民化”、“民族自決”和“民主憲政”的文明進步浪潮，不再強打惡要販賣鴉片，甚至於主動歸還了一個半世紀以前侵占的中國香港，並用實實在在的行動支援中國的現代化建設……此時我們為何還要對西方舉國暴怒呢？
經過認真的回顧和分析，我發現我們為之舉國暴怒的都是一些無關國計民生的“小事”。
我們第一次舉國暴怒源於巴黎奧運聖火受阻事件。這個在西方多次發生的“稀松平常事”，卻被多數國民誤讀為“西方亡我之心不死”的如山鐵證，並因此在全球掀起改革開放以來最大的一次排外浪潮，在國外舉行大規模的“愛國大遊行”，在國內全民抵制“家樂福”，甚至於“把五星紅旗插遍全世界”這樣的文革口號也給擡出來了……就算搶奪奧運火炬被國際知識貧乏的我們理解為一樁涉及國格國威且聞所未聞的“辱華事件”，但搶奪火炬的是西藏人，西藏人是中華民族的一分子，說穿了是我們的民族制造了這起“辱華事件”。法國最大的錯誤也就是“保護不力”？我們暴怒的對象應該是西藏破壞者才對。現在我們放過破壞奧運火炬傳遞的主要責任人不顧，卻抓住法國這個次國責任人不依不饒，這不是舍本逐末是什麽？也許我們把部分法國人同情甚至於支持西藏破壞者作為“法國亡我之心不死”的罪證；但一個國家的某部分公民同情甚至於支持某個群體也屬正常現象。就算西藏破壞者真個是“過街老鼠”，但一個國家也有把老鼠當寵物的公民。只要這個國家的政府沒明確支持西藏破壞者，我們就不能斷言這個國家站在西藏破壞者那一邊。
在此之前，法國一直是我們在國際上對抗美國的最經常盟友，因為歐洲只有法國經常對美國說“不”，我們又把美國當成中國的頭號敵人。現在為了一件“不涉及國家陰謀”的小事，我們就斷言“法國亡我之心不死”，把這個國家劃為中國的頭號敵人？如果在此之前美國真個是中國的頭號敵人？我們舉國暴怒豈不讓美國人高興得大大跳起高來？
當我們全民抵制“家樂福”時，我們可曾想過那高達250億歐元（相當於500萬個就業崗位）的對法貿易順差？如果法國也“投桃報李”在經濟上制裁中國，我們和法國的損失相比無疑要大得多。所幸法國並沒有那樣做，在這樣事上他們的表現無疑比我們更理性。
汶川在地震發生後，美、英、法等西方民主國家並沒有幸災樂禍看我們的笑話，相反表現出極大的善意來援助我們的災民。三國行政首腦都親臨中國大使館表示哀悼。民間也舉行各種形式的燭光晚會來悼念汶川死難者，用雄辯的事實證明了“西方亡我之心不死”是沒有任何根據的謊言。
美、英、法的善意還沒有成為過去，我們又因為美國一位過氣影星莎朗.斯通的言論舉國暴怒？
汶川地震後半個月，我國某媒體報道莎朗斯通在接受采訪時把汶川地震解釋為一件“有趣的事”，並暗示汶川地震是“中國的報應”……此論一出，舉國嘩然，群情激憤，莎朗．斯通霎時成為我們的“全民公敵”，成為我們群起而攻之的頭號靶標。那些因汶川地震好不容易安靜了幾天的憤青群體更是緊緊抓住這個機會不放手，在網絡掀起新一輪的大規模“口水戰”，射向莎朗斯通的口水足足可以把這位過氣影星淹死十萬八千次。如果我們僅僅是針對莎朗斯通的“報應論”進行針鋒相對的辯論到也無可厚非，問題是我們除了對莎朗.斯通極盡侮辱謾罵之能事外很少提出有份量的反駁論據？甚至於“性攻擊”詞句也在網絡大行其道，極大的損害了我們的自身形象。莎朗斯通畢竟是一個女人，一個女人就算做錯了事說錯了話，我們大老爺們也不應該和一個女人一般見識。就算莎朗.斯通真個混蛋成了“一個”妓女，擁有五千年文明的我們也沒有必要把自己墮落成為“一群”流氓。現在成千上萬的男人追打圍攻一個“女人”，我們的“男子漢氣概”哪里去了？我們的“大國胸懷”哪里去了？就算莎朗斯通觸犯了國際法或中國法律，也自有司法機關通過法定程序追究她的法律責任，犯不著一群大男人在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女人面前逞英雄鬥威風。在一個沒有任何還手能力的死老虎身上耍手段算什麽男人？算什麽英雄？
當我們緊緊抓住莎朗.斯通的一句錯話不放手時，我們有沒有反思一下自己在別國遇上生命災難時也說過類似的錯話，甚至於我們的表現比莎朗斯通有過之而無不及？我們難道忘了美國911事件時舉國歡慶的往事？不但很多民眾私下喜形如色，連部分正規媒體也用幸災樂禍的語氣報道911？如果美國人象我們對待莎朗.斯通一樣對每個幸災樂禍的中國人不依不饒口誅筆劃，美國人就不用幹別的事了，單是逐個謾罵圍攻不友好的中國人一事就可把這個國家累死。
當韓寒等堅守良知的文化人把莎朗.斯通關於汶川地震的全文登出，我們終於發現某媒體對莎朗.斯通的言論進行了“斷章取義”的惡意剪裁，莎朗斯通的原話遠不是“有趣”和“報應”所能概括時，我們不是憤怒於某媒體的不負責任誤導民眾，而是在繼續莎朗.斯通口水戰的同時把韓寒也牽扯進去臭罵一通？我們因何會如此不近情理呢？難道我們除了大打出手盲目發泄外一點道理也不講？此舉突出展現了我們的民族劣根性：柏楊二十年前就在《醜陋的中國人》一文中揭示中國人“死不認錯”，如果我們承認莎朗.斯通的原話沒有大錯，那麽就證明我們詆毀謾罵莎朗.斯通的行為錯了？主動認錯等於是要我們的命，為了堅守“死不認錯”的民族劣根性，我們就有義務把“莎朗.斯通口水戰”進行到底！
我們這個星球上生活著66億人，不可能要求每個地球人在思想言行上和我們保持高度一致。某個地球人甚至於某個國家民族不理解甚至於敵視我們屬正常現象，就象部分中國人不理解甚至於仇恨美國屬正常現象一樣。我們大可不必因為某個國家的某個公民的某句不友好甚至於敵意的言論群情激奮甚至於舉國暴怒，否則我們的民族心理就太過脆弱了。
中國是這個星球上的大國，我們是名副其實的“大國國民”。大國國民應該擁有相應的“大國胸懷”，可我們大老爺們群起圍攻謾罵一個說錯話外國女人的行徑，卻十足地展示了我們的“小國胸懷”。
除了在莎朗斯通這個外國女人面前我們缺少“大國胸懷”外，在自己的女同胞面前我們也一樣表現出不可救藥的“小國胸襟”。前不久發生的“王千源事件”進一步展示了我們大老爺們的“大國國民小國胸懷”。一位青島留美女生在民族問題上僅僅表達了與我們的主流媒體不一致的聲音，僅僅因為履行了天賦的並被憲法允許的言論自由權利，就被憤青群體在網上極盡侮辱謾罵之能事，惟恐除此不能表達他們的“愛國心民族情”；甚至於展開人肉搜索，搜出王千源的個人資料和家庭情況；然後把一個屎盆子扣向了王千源父母青島住家的門口。還有一個善搞陰謀的憤青，偽造了王千源父親向全國人民的道歉信並傳到網上（王千源已從父母處得到證實是偽造的並向媒體披露）……
在無孔不入的貪污腐敗和駭人聽聞的不公正面前我們噤若寒蟬；卻在一個勇於獨立思考的弱女子面前威風凜凜？我們大老爺們的大國胸懷哪里去了？這難道就是我們表現“英雄氣概”的機會嗎？
…………
中國經過三十年的改革開放，不但是這個星球上的幅員大國，還成長為這個星球上的經濟大國。大國國民應該擁有寬闊的胸襟和理性平和的心態，要有容人之量，尤其是要能夠包容和自己不一致甚至於相反的聲音，就算和別人在言論上較勁也應以理服人，盡量避免謾罵和涉及人身攻擊性詞匯；更不要動不動為了一些不關國計民生的小事群情激奮舉國暴怒。在文字論爭上搞“人海戰役”，倚仗數量上的優勢，眾口一詞地圍攻聲討某個孤立個體，甚至於一群大男人圍著一個女人大吐口水，看起來很“英雄”，實則是靈魂深層的自卑和怯懦，因為只有自卑怯懦的人才會尋求群體的保護，才會在群體面前扮演“紙老虎式的英雄氣概”。
我們是這個星球上的“大國國民”？
我們需要“大國胸懷”！
讓“大國國民小國胸懷”見鬼去吧！
二OO八年七月一日
15.中國人對待歷史的矛盾態度
一個民族對待歷史的態度決定了這個民族的文明層面能夠達到的高度。中國人是這個星球上最為重視歷史知識的民族；但又是最不善於從歷史事件中汲取經驗教訓的民族。中國人不善於從歷史中汲取教訓的最突出表現就是容易忘記歷史苦難。
一個民族對待歷史的態度決定了這個民族的文明層面能夠達到的高度。
尊重並正確對待歷史的民族能夠不斷地總結汲取本民族和全人類過去的經驗教訓，在未來的文明進程中最大限度地利用先人取得的文明成果，不犯或少犯同樣的錯誤，從而能在更高的層面上去豐富自己的文明。
中國人對待歷史的矛盾態度令世人匪夷所思？
中國人是這個星球上最為重視歷史知識的民族；但又是最不善於從歷史事件中汲取經驗教訓的民族。
正因為中國人重視歷史知識，中國歷史知識的總量令世界上的任何民族都難望其項背。從公元前兩千八百年的周宣王時代算起，中國歷朝歷代的統治者都任命專門的史官撰寫本朝或前朝“歷史”。歷代官修的《二十四史》就卷貼浩繁達幾千萬言，足夠一個上等智商的人窮畢生之力也難究其精微。翻開世界上任何一個民族的歷史知識，沒有哪一個民族的歷史知識總量能和中華民族相提並論的。
中國人不但喜歡修史，還特別喜歡學習歷史知識，不但歷代王朝的統治者和官僚階層都把歷史作為教育必修課，民間也以喜聞樂見的形式對歷史知識進行通俗化改編，讓廣大平民百姓在茶余飯後欣賞曲藝時了解歷史知識。和西方愛情成為戲劇永恒主題不同；中國戲劇的永恒主題是歷史題材。從《貍貓換太子》、《風波亭》到《楊門女將》，民間戲說歷史的熱情一直就沒有冷卻過。甚至直到中國步入現代化的今天，歷史題材依舊是影視劇創作的最熱門主題。連《武則天》、《乾隆皇帝》和《康熙大帝》等狂拍帝王馬屁的下三流弊腳歷史劇都能贏得可觀的收視率，就更不用說《三國演義》和《再造共和》等稍微有點思想水準的連續劇了。
與中國人高度重視歷史知識相反；中國人又是最不善於從歷史事件中汲取經驗教訓的民族。
中國歷史上象樣或不象樣的五百五十九個帝王，只有李世民大帝一人才能從歷史知識里汲取有益的養份，結果他成為中國歷史上唯一算得上偉大的帝王，締造了中國唯一消滅了貪污的貞觀王朝和當時世界上無與倫比的偉大帝國。
李世民在終其一生只會指責他這不好那不好從沒對他說過半句好話的宰相魏征的追悼會上說過三句話：“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史為鏡，可以知興退；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
李世民能把歷史當成一面施政的鏡子，遺憾的是只有他一人擁有那樣的胸懷和智慧。
除了李世民一人外，歷朝歷代的統治者只會“戲說歷史”；不會從歷史興衰中汲取政治養分，結果經常犯同樣的錯誤，一而再再而三在同一個坑里跌倒。
在中國兩千二百年的皇權專制社會里，中國歷史周而覆始地陷入覆興--繁榮--腐敗--毀滅--再覆興--再繁榮--再腐敗--再毀滅的惡性循環。文明一次次在廢墟上重組；又在下一次循環中變成新的廢墟。文明成果在每一次循環中差不多都毀滅殆盡，後世無法利用前人創造的文明成果，文明成果永遠也無法積累下去並發生量變到質變的飛躍。
世界古代史上各民族的文明成果絕大多數亡於外族之手，只有中華民族的文明成果才一而再再而三毀於自己人之手。
中華文明最光輝燦爛的時期是春秋戰國時期，中國人在五個世紀創造的文明成果比隨後兩千二百年皇權專制社會創造的文明成果的總和還要多。相比戰國末期，中國在兩千二百年的皇權專制社會文明其實沒有取得多少實質性的進步。十九世紀末的生產力依舊停留在公元前二世紀的水準，文化則出現大踏步後退。也就是說中國在兩千二百年漫長的皇權專制社會文明不是進步而是退步了。
當中國一次又一次地陷入治亂興衰的惡性循環時，後時的統治者沒有人想到要汲取歷史教訓，尋找惡性循環的病根，並進而探索走出惡性循環的制度保障。
中華文明陷入惡性循環的終極原因是權力人物的腐敗；腐敗的根源又是集權專制；走出惡性循環的唯一藥方就是“分權”和“民主”。
如此簡單的政治歷史邏輯，不但歷代統治者發現不了；直到中國步入現代化，民主成為世界不可阻擋的文明大潮時，我們的部分既得利益階層仍拒不承認這一“普世價值”；甚至於把“民主、自由、人權、憲政”等全人類應共同享有的文明成果和西方的“反華陰謀”與“和平演變”等同起來。
因為我們不能總結歷史經驗，我們始終無法看清中華文明的真正罪人和功臣。造成中華文明長期停滯甚至倒退的真正罪人一是秦始皇；二是漢武帝；三是武則天；四是成吉思汗；五是朱元璋；六是乾隆皇帝。可多數中國人對上面六人心存感奮，直到今天我們還在影視屏幕上瘋狂猛拍這六個專制魔王的馬屁。
因為我們拒絕汲取歷史教訓，我們經常犯同樣的低級錯誤，兩次同樣悲劇的間隔時間越來越短。
十一世紀二十年代，我們為了對抗已和平共處了一百多年的宿敵契丹人，去和比契丹更兇猛無情的女真人結盟，同時又不做好必要的防範措施。結果我們在幫助女真人消滅了契丹人後，自己又很快被盟友列入下一個狩獵名單。我們在明知自己是“瓷壇子”的境況下，偏要去選擇和女真人這個“鐵壇子”在同一條小河里漂流，要想不被對方碰傷或碰碎那算是活見鬼了。
結果中國的半壁河山，也是中華文明的心臟地帶落入女真人之手。
一個世紀以後，為了對付已腐化沒落不再構成中國威脅的女真人，我們又和擁有恐怖戰鬥力的蒙古帝國結盟，結果吞下百年前一樣的苦果。女真人建立的金帝國滅亡後，富庶但又腐化孱弱的中國對強悍的蒙古帝國來說成了又一個不可抗拒的誘惑，於是撕毀盟約向中國進攻。這次中國人整體上淪為蒙古人的亡國奴。
1995年2月，日軍占領了中國旅順，殺害了這個城市所有的中國人，連老人、婦女、兒童也無一幸免（只留下三十六人掩埋屍體）。
旅順大屠殺後，我們沒有痛定思痛發奮圖強，而是繼續腐敗、內鬥、玩物喪志、扼殺人才、妄自尊大，結果在四十二年後的1937年，日軍占領了中國首都南京，殺害了三十七萬中國平民。那時絕大多數南京人還不知道有“旅順大屠殺”這回事？
1900年，我們的統治者慈禧太後為了鞏固權力，居然瘋狂到利用邪教暴民“義和團”。結果北中國成了一片廢墟，真正愛國的變法精英被暴民屠殺罄盡。首都最大的圖書館葬身火海，中國賠款白銀四億五千萬兩……
半個世紀後的文化大革命時期，我們的偉大領袖同樣為了贏得絕對獨裁權力，竟然發動沒有腦子的“紅衛兵憤青”來清理官僚隊伍和打擊文化精英，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了“打、砸、搶”和“武鬥”的破壞競賽，看誰燒的書多？看誰破壞的文物古跡多？看誰殺的人多？看誰打人的手段更殘酷……
當紅衛兵憤青在全國瘋狂“打、砸、搶”時，“義和團運動”的真相多數普通中國人完全不知情。當“義和團”這個名詞被偉大領袖重新提起時，已經被“加工”謳歌為“偉大的反帝愛國群眾運動”。
上上世紀中期的“洋務運動”，中國既得利益階層希望在保留傳統特權體制的前提下利用西方的物質技術發展經濟和軍事實力，在三十年時間內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果，成為亞洲第一世界第七的“海軍強國”；但同時也產生了駭人聽聞的腐敗和不公正。在隨後的甲午中日戰爭中，舊體制選拔出來的只會貪污和“跑關系”的腐敗政客拿著一流的新式武器去迎戰海軍實力勉強屈居十二的撮爾小國日本，結果被實力遠不如自己的對手打得大敗虧虛。“東方無敵艦隊”北洋水師全軍覆沒，三十年洋務成果灰飛煙滅。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我們開始了和“洋務運動”異曲同工的“改革開放”，在不變革政治體制的前提下進行經濟改革，三十年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經濟成就。但一樣產生了燎原烈火樣的腐敗、無處不在的不公正和世界第一的貧富懸殊，烈度遠遠超過洋務運動後期。雖然目前還沒釀成洋務運動那樣的災難性後果，但如果我們不及時啟動根本性的政治變革，未來一樣是失望大於希望。
中國人不善於從歷史中汲取教訓的最突出表現就是容易忘記歷史苦難。中國人很少創作歷史悲劇題材的著作，很少對歷史苦難的理性感受和反思。蘇聯斯大林時期大清洗的苦難歷史，使蘇聯出了不少再現那段苦難歷史的傳世之作，代表作有《靜靜的頓河》、《日瓦戈醫生》和《古拉格群島》，三位著作者還因此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悲劇無論在廣度還是在深度上都超過蘇聯大清洗，可描述那段悲劇歷史的傳世之作一部也沒有，就更不用說因此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了。因為缺少對那段悲劇歷史的系統回憶和反思，中國人在短短三十年時間內就差不多把那段悲劇忘光了。年輕人甚至於把文革美化成反貪反腐的群眾運動。
忘記歷史悲劇的民族最容易在以後的歲月以改頭換面的方式重覆那段悲劇，因為我們絕大多數人忘記了文革或不了解文革，文革幽靈在新世紀再度出現在中華上空，並在互聯網上進行了成功的演習，以令人憂慮的速度進入中國人的現實生活。
中國人不善於從歷史進程中汲取經驗教訓，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們的歷史統治者喜歡依據自己的價值取向來“掩蓋”或“更改”歷史真相。
中國唯一尊重“歷史真相”的朝代也是春秋戰國時期，史官寧願付出殺頭甚至家破人亡的代價也要堅持書寫歷史真相。“董孤直筆”和“崔杼殺國王”是兩個最具代表性的故事。
皇權專制社會的統治者任命的史官不可能擁有董孤那樣的情操，只能按照統治者的意願去編寫本朝的歷史。就算是奉命編寫被本朝推翻的前朝的歷史，也要依據統治者本人的價值取向對若幹歷史材料進行符合專制統治的“取舍”和“修訂”。由歷朝統治者一手編導的《歷史》，自然存在很多與真相不符的“假歷史”和“偽歷史”。
既然有很多遠離真相的“假歷史”和“偽歷史”，就不可能對後世發揮正確的指導意義。一個最具典型性的例子是上世紀中期我們把義和團邪教暴動粉飾成“偉大的反帝愛國群眾運動”。既然是偉大的運動，就有學習和發揚光大的必要，於是與義和團運動異曲同工的文化大革命就有了發生的理論基礎。
因為我們對中國甚至世界的近現代史進行了符合馬克思主義哲學價值觀的取舍和修訂，對現代化最具指導意義的近現代史知識，對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就沒有多少指導意義，就算有指導也是相反的，不是汲取歷史精華去其糟粕；而是汲取糟粕去其精華。
更改歷史教科書的民族，受害的只能是這個民族自己。
二OO八年八月十二日
16.特大地震喚醒中華人性
中華民族在震災中人性的整體覆蘇，讓我看到了未來中國的希望！我期待我們的政府要用百倍的努力去珍惜和維護這份覆蘇的中華人性，汲取緬甸軍政府“獎惡懲善，劣勝優汰”的專制體制教訓，在中華大地進行宏揚人性獎善懲惡的政治變革。
因為是醫生的緣故,我熱切地期盼我們的國家民族能夠強大健康；同樣因為是醫生的緣故，我的著眼點更多關注國家的弊端和民族劣根性；熱切地期望我們的民族能夠治愈自身的疾病，戰勝自身的弱點，成為這個星球上最最優秀的民族！
基於上述原因，當一輛貨車在湖南地段出了車禍，附近的百姓竟然沒有一人去搶救躺在血泊中生命垂危的司乘人員，相反一窩蜂地去哄搶車上的貨物時；當一名歹徒在臥鋪車廂多次公開強奸女青年，列車上的乘客、乘務員和乘警竟然沒有一人上前制止，哥哥竟然目睹親妹妹被強奸而噤若寒蟬時，我的靈魂在滴血，心靈痛得發緊……我深感中華民族的人性沈睡了，人性一旦沈睡，就必然出現群體品格下滑，看不到人生的真正意義是什麽；只看得見眼前的急功近利，並為追逐功利不擇手段，具體表現在工商界的惡性競爭；官場的相互傾軋；文化知識界的“有奶便是娘”；為了錢權不惜犧牲人性的尊嚴……
於是我一次又一次地撰文呼喚中華民族人性的回歸，系列文章有：
《盛世背後的憂思》；
《中國的深層悲劇》；
《給中國富豪的忠告》；
《從晉王朝的奢華看今天的高消費》；
《寂寞的秋瑾和炙手可熱的武則天》；
《金錢扭曲下的民族精神》；
《民族危機意識》；
《威脅中國社會的三大瘟疫》；
《改革開放與職業道德》
…………
汶川大地震，我第一次感受到了中華民族人性的光輝！
當大地震的消息傳來時，出於醫生的職業敏感性，我的第一反應就是災區急需健康國民的鮮血，於是即刻趕往山城衛生局門口的獻血點。遺憾的是平時一直停在那里的獻血車不見了，只好決定第二天獻血車開來時再去，不但自己去，還要動員家人一起去。
我回到辦公室打開QQ，發現一長串彩色頭像在我的眼前閃動，有托我聯系收養孤兒的；有詢問有效可靠的捐款途徑的；有請教最佳最快捷救災方式的；有呼籲我帶頭去災區參加志願救災的；有督促我多寫些關於災區文字的……尤其感人的是在日本打工的一位女學生，在我眼前展示出了她在一個小時內冥思苦想出的十來種救災方案。看到她那滿臉的焦急和認真勁，我的淚水因感動奪眶而出。
第二天，我看到我們的總理在都江堰流淚的畫面，我的心靈又一次被感動了。一個手操國柄歷經蒼桑閱盡世態炎涼的權力老人是不容易流淚的，只有富有人性的善良心靈才是例外！所以我被總理感動了，也是有生第二次被權力人物感動；第一次是孤膽英雄朱镕基就任總理答記者問時。
我常住的那個山城是一個人性扭曲急功近利的小城，絕大多數市民的最高理想是當官升官；八小時之處的最大業余愛好是麻將賭博。為了爭一個官位和職稱，同學反目朋友成仇的事例比比皆是。種種跡象表明，我們那個山城的群體人性在相當長時間內是真個沈睡了。
汶川大地震的第三天上午，我無意走到市政府所在的那條街，發現市政府門口掛起了紅十字會支援災區的募捐條幅，捐款箱前圍著很多人，男女老少都有。人們把十元百元面值的人民幣紛紛往箱里投，有幾個人連名字也不肯留下……
這些平時不講準則錙銖必較的普通市民，在沒有任何行政攤派和外來壓力的情況下，不為任何功利因素往捐款箱里投錢，再一次令我在意外之余深深感動。盡管我在單位已承擔有捐款任務，但還是在感動下加入了他們的隊列，把身上僅有的百元鈔票往捐款箱里投……
一個缺少慈善理念又經常擔心捐款被挪用的市民群體，成就上述那幕感人畫面是多麽大的轉變啊！
我萬分驚喜地發現，在汶川地震的輻射下，這個山城沈睡的人性覆蘇了！
不僅是這座山城，整個中華大地在汶川地震後都在閃耀人性的光輝！
中國紅十字會在三天時間內收到六億多元來自各方的“真正自願”捐款，在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
一個長年乞討的老人也往捐款箱里投入了105元人民幣！
在通往災區的公路上，不少自駕族駕著滿載生活必需品的私家車前往災區，把緊缺急需的賑災物品送到災民手中……
今天下午，我在網上見到一位籍貫四川家在河南平頂山的家門妹妹，她的第一句說就是：“哥哥為災民寫了東西沒有？”
經過這次特大地震的檢驗，如果哪個人或集團再喋喋不休“中國人素質低不適合……”的陳腐偏見，不是睜著眼睛說瞎話就是別有用心！
不僅僅是中國人民，中國政府這一次也表現出前所未有的負責任精神，用實際行動較好地履行了“關愛生命，服務民眾”的職責。
最令國民感奮的是：政府第一次對西方人道主義救援開放國門，不僅對中國的傳統朋友發展中國家開放；也對部分先前一直抱有誤會敵意的文明國家開放，只要有利於搶救災民就可把一切意識形態上的分歧暫時擱在一邊。
中國政府周四同意接受來自日本和台灣的援助，同時對由韓國、新加坡和俄羅斯派出的救援隊伍表示歡迎……
這樣的大國胸襟和“關愛生命”的現代意識將對中華民族具有劃時代的深遠積極意義！
聯想到前不久緬甸發生的死人十萬（緬甸官方數字為3.2萬）的風災；聯想到緬甸軍政府自私狹隘漠視生命的拙劣表現；聯想到他們把所有西方人道主義救援拒之門外自己又無力切實履行救災職責的冷血行徑；我淚流滿面地感謝上蒼讓我生活在中國，而不是生活在緬甸那樣的冷血無賴國家！
在這次地震大災難中，我們政府的表現和緬甸軍政府在風災中的表現相比就象英雄和魔鬼的差別那樣巨大。
中華民族在震災中人性的整體覆蘇，讓我看到了未來中國的希望！
我期待我們的政府要用百倍的努力去珍惜和維護這份覆蘇的中華人性，汲取緬甸軍政府“獎惡懲善，劣勝優汰”的專制體制教訓，在中華大地進行宏揚人性獎善懲惡的政治變革。
我期待我們的政府注意不少學校一片廢墟，但周圍建築物安然無恙或損而不倒（如綿竹市五福鎮）的畫面，在災後嚴處災區倒塌校舍可能存在的偷工減料問題；同時對全國的校舍進行必要的安全檢查並實行責任追究，在中華大地上努力培植公平正義。我們不能麻木於“生命的災難”，當我們站在不該倒塌而倒塌的學校廢墟前時，我們不妨換位思考一下，如果你的孩子埋在廢墟下你會怎樣想？
我期待……
天佑中華！！！
二OO八年五月十六日
17.中國的“太監文化”
兩千多年漫長的極權專制體制造就了中華民族特有的文化基因--“太監文化”。 太監一旦掌握了缺少“有效制約”的權力，就會給國家民族釀成巨大的災難。“太監文化”不但沒有隨著太監隊伍的消滅而消亡，相反在近二十年還有繼往開來發揚光大的傾向。
兩千多年漫長的極權專制體制造就了中華民族特有的文化基因--“太監文化”。
“太監”就是被閹割的男人。閹割的目的是為了侍奉皇族或高官顯貴這個最高權力階層。閹割者有“自願”或“強迫”。自願閹割者為的是接近權力魔杖並進而“竊取”權力；強迫閹割者會仇視一切美好的東西。
無論是自願還是強迫閹割者，他們都擁有一個共同的特征：
他們的心靈都是陰暗的，一旦有了權力就會幹出傷天害理的事，就會以百倍的瘋狂報覆那個曾經“閹割”過他們的人類社會，只有極少數例外。
中國幾千年專制歷史有一條不變的定律：
太監一旦掌握了缺少“有效制約”的權力，就會給國家民族釀成巨大的災難。
中國集權專制歷史上至少有四個統一的帝國直接或間接毀在“太監”手里。
中國集權專制歷史上的統一帝國一共只有八個：它們是秦、漢、隋、唐、宋、元、明、清。毀在太監手里的占總數的一半。
中國歷史上強大的帝國只有秦、漢、唐三個，全部毀在太監手里。
第一個毀在太監手里的是強大的秦帝國。趙高這樣教導被他玩弄於股掌之上的花花公子皇帝：人生短暫，最英明的“治國之道”就是要利用權利“及時行樂”，除了吃喝嫖賭就是“嗐折騰”變著花樣玩刺激；象治國這樣的麻煩事不用你老傷腦筋，交給奴才我就是了……趙高從皇帝身上竊取了巨大權力後，就首先忽悠皇帝拿他的親人開刀，先把皇帝的十二個哥哥全部砍頭示眾；然後又把對皇位根本構不成威脅的十位公主剝光了衣服，在趙高的親眼監視下鞭打至死，還把她們如花似玉的身體陳屍街頭，任底層社會的販夫走卒肆意淩辱……太監的陰暗心理在趙高身上得到了最集中的體現。他最大的貢獻就是給中國文學添上了一條“指鹿為馬”的成語。
接下來的第二個強大的漢帝國一樣毀在太監手里。太監集團在與外戚的權利鬥爭中獲勝後，攛掇皇帝在全國推行名為“黨痼”的政治迫害，不但把所有敢於說真話的志士仁人關進監獄，還永遠禁止他們的家族成員和子孫後代吃“財政飯”。在消滅了“真話”和“良知”後，就把政府官職名碼標價拿到“公職市場”上拍賣……
中國歷史上最光輝的唐帝國也是被太監玩完的。唐帝國後期，太監因為掌握了禁衛軍，“奴才”翻身成了“主人”，成為高居“皇帝”之上的“太上皇帝”，不但可以任意殺皇帝，還可隨心所欲炮制“新皇帝”。
明帝國的開山老祖朱元璋深知太監的危害，在皇宮專門立了一塊“不許太監幹政”的石碑；可他的王朝有四分之三的時間被太監玩弄折騰於股掌之上。最後的一位大太監魏忠賢自稱“九千歲”，在全國各地為自己建立“生祠”……
由此可見“太監文化”對中華民族的傷害是駭人聽聞無與倫比的。
“太監文化”的具體表現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 眼睛只認“權”和“錢”，才能、品德狗屁不值；認為世上沒有“權錢”買不來的東西。
二、 人生的全部目的就是攫取“權錢”，為了追逐“權錢”不擇手段。
三、 沒有任何人生準則，為達目的不惜傷天害理遺臭萬年。
四、 心靈陰暗，見不得人世間美好的東西，看見“美好”就要想方設法毀滅之，能從毀滅“美好”的過程中享受到巨大的快感。
五、 在權力比自己大的權貴面前卑躬屈膝；在權力比自己小的下屬或平民面前趾高氣揚。
六、 一旦擁有權力就只知“貪污弄權”恣情縱欲，絕對不會利用手中的職權幹任何有益於國家民族的“正經事”。
七、 心中沒有“敬畏”，只信“功利”不信“天道”，在為非做歹時根本不擔心天理昭彰之類的“報應”，偶爾擔心了也認為向寺廟撒錢“賄賂神靈”就可消災免禍。
八、 要“面子”不要“尊嚴”，任何場全絕對不說一句逆耳的“真話”，說假話時煞有介事慷慨激昂。
九、 不相信人世間有美好的心靈，認為所有的人都象他一樣陰暗自私。
十、 在上司面前永遠拒絕說“不”，連提意見也是“領導工作起來不注意身體”之類的肉麻吹捧。
…………
中國的“太監集團”在辛亥革命之後永遠地歸於歷史。肉體上的太監消滅了，可精神上的太監經歷了百年滄桑一直頑強延續到現代文明的今天。“太監文化”不但沒有隨著太監隊伍的消滅而消亡，相反在近二十年還有繼往開來發揚光大的傾向。太監思維、太監品味、太監邏輯、太監作為在我們身邊隨處可見，落後過時的人事體制也為“太監文化”提供了制度上的便利，結果整個社會墮入了“劣勝優汰”、“獎惡懲善”的惡性循環。
一個龐大的群體雖然沒有閹割肉體；但自願閹割了精神閹割了思想。中國歷史上即使最腐敗的王朝（如隋煬帝的“大業”王朝）也不乏直言敢諫舍身取義的大臣，今天的中國有嗎？
每個有良知的中國人必須對“太監文化”產生足夠的警惕！因為“太監文化”是與“亡國滅種”連在一起的。
二00九年四月八日
18.解讀索爾仁尼琴
索爾仁尼琴的文字寫滿了“良知”、“人性”和“真相”，這是專制體制下的文化領域最稀有的三樣品質。勇於揭露國家問題的良知文人心靈深層燃燒的那份深摯愛國情不是普通人能夠理解的；就象真正愛孩子的父親總是盯著孩子的弱點一樣。
2008年8月3日，二十世紀世界最偉大的作家，誓死堅守良知的勇士，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俄羅斯的良心”索爾仁尼琴因心力衰竭在首都莫斯科寓所逝世。
二十世紀是人類文明由午夜走向黎明的世紀。黎明前的午夜總是最黑暗的，“斯大林時期”的俄羅斯無疑是地球上最最黑暗的時空。偉大的索爾仁尼琴就生活成長在沒有絲毫光明的極權時空里。在漠視人類智慧踐踏生命尊嚴的極權專制社會里，每個人都是專制機器上的一個沒有任何獨立性的零部件，全部淪為服務野蠻體制的工具，人性和良知受到空間扭曲，社會文明大踏步後退。
在文明失語、良知泯滅、人性淪喪的漫漫長夜，索爾仁尼琴以罕見的勇氣和強烈的社會責任心，點燃了一盞穿透黑夜的燭光，向從事“人性反祖”“體制列車”上的靈魂扭曲者們，發出了堅守良知捍衛“真相”的心靈強音。
索爾仁尼琴勇於揭露真相堅守良知的行為給他帶來了普通人難以承受的災難。他的經歷很容易讓人聯想到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和捆綁在高加索懸崖被老鷹啄食內臟的天火盜取者普羅米修斯。
1945年2月，索爾仁尼琴因為在與友人通信中“批評斯大林”而“案發”，作為一名衛國戰爭的功勳軍官在東普魯士前線被自己誓死保衛的祖國逮捕。內務人民委員部以“進行反蘇宣傳和陰謀建立反蘇組織”的莫須有罪名判處他8年勞改，刑滿後被流放到哈薩克斯坦，真到1956年的冬天。
在西伯利亞勞改營里，索爾仁尼琴一次又一次見識了專制體制宏揚的邪惡力量一次又一次挑戰並最終沖破人類的道德底線，人性和良知的力量在有組織的犯罪面前竟然變得如此脆弱，因而對祖國的前途和人類社會的文明進程產生深重的憂慮，並因此產生出強烈的民族和社會責任感。
監獄生活給了索爾仁尼琴靈魂升華的契機。他在自傳里宣稱，被捕就是他開始懺悔並獲得神啟的時刻。他在囚室里聽到了上帝的聲音。癌病房境遇還提供了另一次更重大的契機。在流放地哈薩克斯坦做完手術的後半夜，他和另一位基督徒囚犯展開了觸電式的對話。越過無邊的黑暗，病友向他低聲說出福音，閃電般擊中了內在的黑暗。他從此獲得了畢生戰勝恐懼的勇氣。
專制體制下的政治監獄有可怕的“監獄規則”，只會把好人改造成壞人，把不肯犧牲良心者逼瘋。林昭被潑婦群毆和張志新被獄卒和事務犯輪奸的血淚悲劇，說明在有組織的犯罪背景下，什麽人間悲劇都能制造出來。
1957年，索爾仁尼琴的祖國突然宣布他“無犯罪事實”，給予“平反”，恢覆名譽；就象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我國給右派和反革命摘帽平反一樣。那時我還是一個孩子，記得被平反的“右派”和“反革命”們一個個感動得熱淚盈眶，對鄧政府感恩戴德，轉眼就把自己曾經遭遇的災難忘得一幹而凈。少數人則想起自己的冤屈，靈魂深層產生強烈的不平衡心理，並努力在以後的歲月里尋求對自己遭遇不公的補償，甚至於達到不擇手段的地步。
索爾仁尼琴與我們的右派和反革命不同，他不但沒有忘記自己曾經遭遇的災難和駭人聽聞的不公正，還進而聯想到整個國家民族遭遇的災難，並進而決心為拯救國家民族走出災難勇往直前，即使因此再進監獄也無怨無悔。他很少為自己的悲劇命運不平，更多是為國家民族的悲劇憂心忡忡。為了俄羅斯的文明進步，他要努力使發生在他身上的悲劇停止在他走出監獄的那一刻，不再讓其他同胞經受他那樣的痛苦。這是一份“基督”情懷，只有擁有罕見良知和人性力量的極少數智者才擁有這份情懷。
擁有如索爾仁尼琴般“天使情懷”的人在中國往往被視為“傻子”？
在拯救祖國走出磨難，推進民族文明進步的“天使情懷”感召下，索爾仁尼琴愛上了“文字”。
索爾仁尼琴筆下的文字和絕大多數文字工作者不同，字里行間寫滿了“良知”、“人性”和“真相”，這是專制體制下的文化領域最稀有的三樣品質。
還在西伯利亞監獄的黑暗牢房里，索爾仁尼琴就決心要通過監獄這面污鏡來揭露“盛世烏托幫”下的反人性反文明真相，把蘇聯人民從普遍的昏聵惡夢中喚醒過來。布爾什維克安全部門對“文字檢查”的熱情和細心亙古未有，為了躲避這號人無孔不入的“體制法眼”，索爾仁尼琴創造了一種外人根本無法讀懂的蠅頭小字，把看到和思索到的“真相”密密麻麻地寫在安全人員根本看不上眼的各色紙片上，然後裝在外觀污穢的小瓶子里，傳遞或埋藏在有朝一日能把內容昭示於天下的安全區域……
索爾仁尼琴“恢覆名譽”後，繼續關注俄羅斯國家社會的苦難和悲劇，思索走出苦難的途徑，把自己的觀察和思索寫成一頁又一頁的“良知文字”，試圖喚醒俄羅斯民族沈睡的良知和人性。他知道這樣做在專制社會要冒相當大的風險，隨時都有可能重新走入當初關押他的黑暗監獄。但良知的力量給了他無畏無悔的情懷和勇氣，就算重返監獄也要點燃那盞穿透黑夜的燭光。
1962年，索爾仁尼琴的文字終於贏得了“不肯泯滅良知”的蘇聯元首赫魯曉夫的注意。那一年的11月，經赫魯曉夫親自批準，《新世界》雜志發表了索爾仁尼琴描寫勞改營生活的中篇小說《伊萬?傑尼索維奇的一天》。著名詩人、《新世界》雜志主編特瓦爾多夫斯基為這篇小說寫了“代序”，說它“意味著一個新的、獨特的並且是完全成熟的巨匠進入了我們的文壇……它說明在我們今天的現實生活中，沒有什麽領域或現象不能給予真實的描寫”。赫魯曉夫也誇獎這部小說是“從黨的立場反映了那些年代真實情況的作品”……
小說《伊萬傑.尼索維奇的一天》即刻轟動了整個前蘇聯，在文藝界產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影響。巨大的榮譽和相伴而生的“體制關懷”一下子把索爾仁尼琴整個包圍了。
在索爾仁尼琴的文字感召下，前蘇聯文壇寫斯大林時代勞改營、流放地、囚車和監獄的作品大量湧現，“極權烏托邦”下的大好形勢開始在俄羅斯人民的心靈天平上接受質疑。索爾仁尼琴也於1963年連續發表了3部這類主題的中短篇小說：《克列切托夫卡車站事件》，《馬特遼娜一家》和《為了事業的利益》。那一年是索爾仁尼琴的“黃金歲月”，索爾仁尼琴加入蘇聯作協，成為政府供養的文字工作者，既使不再寫作沒有稿費也衣食無憂。
在榮譽光環和“體制關懷”的溫柔漩渦里，索爾仁尼琴並沒有放棄堅守良知的初衷，既沒有躺在榮譽上睡大覺；也沒有和“體制內施恩者”合作轉而書寫歌功頌德粉飾太平的馬屁文字，而是繼續以罕見的勇氣、過人的智慧和強烈的社會責任心，揭露前蘇聯國家社會的問題和悲劇，置個人的地位榮譽於不顧，置個人的安危於不顧，一次又一次挑戰專制政體的“容忍底線”，為俄羅斯社會的“文明開化”鞠躬盡瘁。
索爾仁尼琴的“黃金歲月”沒有延續多久。1965年3月，隨著前蘇聯“良知元首”赫魯曉夫的倒台，索爾仁尼琴的成名作《伊萬傑.尼索維奇的一天》受到公開批判，為了政治目的出爾反爾忽左忽右是專制社會的主要特征。索爾仁尼琴也從眾星捧月的文學巨匠墜落成“問題作家”，他的作品也因此很難出版，隨後創作的旨在暴露斯大林時代陰暗面的長篇小說《癌癥樓》（1963-1967）和描寫政治特別收容所的《第一圈》（1969）已沒有可能在蘇聯國內問世。
在高壓和冷落的生存夾縫里，索爾仁尼琴沒有在堅守良知的底線上退縮，沒有象其余絕大多數作家那樣轉而撰寫上面喜聞樂見的“總結成績”文字，而是繼續揭露謊言覆蓋下的陰暗和罪惡，摯著地為俄羅斯社會點燃黑夜里照亮真相的燭光。
面對索爾仁尼琴的“頑固”和“不合作”，專制體制的容忍很快達到極限。
1969年11月，索爾仁尼琴被前蘇聯作家協會開除會籍。
1974年2月12日，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宣布剝奪其蘇聯國籍，把他驅逐出境。
一個滿腔熱情摯愛自己祖國的志士仁人終於被自己的祖國驅逐？類似的悲劇既使在世界走向文明的今天仍在地球上的某個角落不停上演著。
天意從來高難問，命運在給你關上一扇門的同時；就會為你打開一扇窗戶。當索爾仁尼琴在自己摯愛的祖國備受迫害冷遇時，文明世界卻陶醉於他的成果並給了他巨大的榮譽。
1968年，長篇小說《癌癥樓》和《第一圈》在西歐發表。
1970年，瑞典皇家學院“因為他在追求俄羅斯文學不可或缺的傳統時所具有的道義力量”授予他諾貝爾文學獎金。
1971年，德、法兩國同時出版他的長篇小說《1914年8月》。
1973年12月，以揭露十月革命以來“非人的殘暴統治”為主旨的《古拉格群島》第一卷也在巴黎出版。這是一部自傳兼特寫性的3卷本長篇小說，披露了從1918年到1956年間蘇聯監獄與勞改營的內幕。
1974年10月，美國參議院授予他“美國榮譽公民”稱號。兩年後索爾仁尼琴遷往美國的偏遠鄉村定居。
…………
美國收留索爾仁尼琴挽救了人類的“智慧之星”，這是美國對人類文明的一大貢獻。但索爾仁尼琴太愛他的祖國了，盡管他被自己的祖國驅逐，被祖國人民污蔑為崇洋媚外的“賣國賊”，但他並沒有和多災多難的祖國一般見識，他的心靈依舊和祖國的心臟一起跳動。盡管美國給了他很高的榮譽和豐衣足食的生活，但他並未因此歌頌讚美收留他的白宮，而是開始新一輪堅守良知的社會批評。他揭露西方社會消費時代的道德淪喪，呼籲以基督的價值重建社會倫理……
索爾仁尼琴在西方流亡二十年，卻拒絕學習英語。他堅守俄羅斯宗教傳統，對西方世界始終持明確批判態度。1978年，索爾仁尼琴受邀在哈佛大學發表演講，語出驚人，稱西方文化“虛弱而墮落”、歐美民主並不是“普世價值”。
索爾仁尼琴雖然身在美國，可心靈依舊留在俄羅斯。
面對索爾仁尼琴針對西方社會的揭露批判文字，美國政府並沒有象前蘇聯那樣惱羞成怒，不但寬容了他的不合時宜文字，甚至感動於他的批評，因為他的批評文字里揭露的社會問題有助於美國政府對癥下藥，有助於政府防患於未然采取應對措施，有助於提升美國的文明水準。所以索爾仁尼琴在美國非但沒有受到任何迫害，相反美國政府和社會始終如一地給予了他很高的禮敬。對照美國和前蘇聯對待批評意見的態度，就能明白為什麽前蘇聯會在和美國較勁的“冷戰”中敗下陣來。
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絕大多數好話都是別有用心的。
…………
1994年，索爾仁尼琴回到了分別近二十年的俄羅斯。盡管他的祖國曾經拋棄了他，可他無法拋棄自己的祖國，並且以後的歲月一直和祖國生活在一起。當初宣布他為“賣國賊”並把他驅逐出境的那些人，很多把親屬和財產轉移到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並以極大的熱情去爭取美國“綠卡”？誰“賣國”誰“愛國”現在一目了然。可當初誰知道呢？
勇於揭露國家問題的良知文人心靈深層燃燒的那份深摯愛國情不是普通人能夠理解的；就象真正愛孩子的父親總是盯著孩子的弱點一樣。
二OO八年八月八日
19.小聰明和健忘癥
中國人有太多的小聰明，習慣於把小聰明用於追逐眼皮底下的急功近利，看不到長遠的根本利益，更看不到整個中華民族的共同利益！結果最看重功利的人反而和最根本的大利益擦肩而過。當我們的“小皇帝”們在香噴噴的餐桌旁挑食揀食時，美國的中小學生甚至幼兒園里的兒童正在吃“憶苦飯”。
中國人的小聰明是享譽全球的。
一位大學同學從美國回來了，上門湊熱鬧的自然少不了我，一見面就免不了問：“你在那邊怎麽生活？”他老兄的回答居然是：“在美國謀生容易得很，美國人很傻的，占他們的便宜是天底下最最容易的事情。”
接下來是他得意洋洋地講述美國佬“傻”的具體表現：
(一)、美國信用卡公司規定：開戶、銷戶都是免費的，更換磨損的卡片要繳5美元手續費。中國人的對策是：碰上更換卡片時，先銷戶再開戶，於是節省了更換卡片的費用。這樣簡單的對策，美國人居然從不運用，更換舊卡時老老實實地付5美元。
(二)、美國一些商店規定：買一件商品按原價，再買第二件就按優惠價。中國人的對策是先買第一件再買第二件，各開一張收據，過後把其中一件以原價退掉，於是達到買一件而享受優惠價的目的。
(三)、美國人平時很少串門，不懂得聯絡感情，也不在拉關系上下功夫，可遇上一個看上去不方便的陌生人時，盡管對方沒提出請求也會主動上去管閒事。這位仁兄有一次站在公路旁等人，可有不少車輛主動在他身旁停下來，司機從車窗探出頭來問“can I help You?”（我可以幫助你嗎？），沒完沒了的好事鬼把他煩死了。
(四)、如果你想騙美國人的錢，只需在人流量大的公眾場合扮出一幅可憐相，然後杜撰一個受害的故事，這個在國內連小孩都不會相信的鬼把戲美國人會深信不疑，並為你慷慨解囊。
(五)、不少美國人放著自己家里的事不顧，居然自發走上街頭為國外的窮人尤其是非洲的兒童募捐，募集來的錢自覺全數交出去，一分也不私吞。
(六)、美國從事公務的人員對“紅包”視同洪水猛獸，如果你為了辦事而塞給對方“紅包”，事情不但辦不成，對方還會告你“行賄”，盡管塞“紅包”時沒有任何第三者在場。
…………
聽了這位仁兄洋洋自得的“聰明經”，我的心情沈重灰暗，灰暗得就象暴風雨將要來臨時烏黑的天空。
按這位仁兄的說法，美國人是夠傻的，可美國人真的傻嗎？我只知道現代科學發明絕大多數都是美國人的傑作，他們只是不願把心思放在急功近利的小聰明上，而只著眼於大智慧。中國人有太多的小聰明，可占世界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在近現代發明了什麽？我實在想不出來，且不說那些尖端的科學發明，單是我們日常生活用品，從電燈電話到電腦電視機，沒一樣是自詡為聰明的中國人發明的，全是我們認為很傻的美國人發明的。在人類已經步入太空時代的今天，我們還把一千年前祖先的“四大發明”抱在胸前到處炫耀，臉上居然還一點也不發熱發紅。我們常常為占點美國人的小便宜而沾沾自喜，可耍小聰明占小便宜的結果怎樣呢？還不是我們削尖腦袋往美國跑，你聽說過美國人往中國跑嗎？美國人不收“紅包”，我們不但對送上門的“紅包”坦然收受，還想方設法索取各種賄賂，最後的結果呢？美國人比我們窮嗎？
中國人的小聰明是層出不窮的，但小聰明和大智慧並不總是成正比的，在絕大多數情況下甚至成反比。一個人如果把心思過多地用在小聰明上，他必定沒有精力去開發和培植他的大智慧。聰明和智慧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智慧有益無害，聰明益害參半，把握得不好的小聰明則遺害無窮。中國人有太多的小聰明，都把小聰明用於追逐眼皮底下的急功近利，看不到長遠的根本利益，更看不到整個中華民族的共同利益！結果最看重功利的人反而和最根本的大利益擦肩而過。這也是自詡為最最聰明的中國人在近代因何總是落後貧窮被動挨打的癥結所在。
海外的中國人好耍小聰明，好占外國佬小便宜的果實是：中國人包括那些天之驕子--中國留學生的國際形象永遠也得不到提升，甚至於一天比一天低。今天的留學生和半個世紀前的留學生相比形象可以說是一落千丈。五十年代部分國家為了留住人才，千萬百計阻止以錢學森為代表的中國留學生回國；今天各國政府則想法設法驅趕中國留學生。上世紀九十年代初，一個國際性的新名詞--“留學垃圾”的“桂冠”悄悄地罩在中國留學生的頭上。
2002年4月到7月，一家報社的記者在德國對中國留學生進行了3個月的調查采訪，采訪的城市包括柏林、慕尼黑、漢堡、科隆，還有一些小城市。隨後又在日本進行了一個月的調查采訪。還通過對世界將近20個國家的駐華簽證官和教育官的采訪及其他場合進行的各種采訪，獲得了大量的觸目驚心的“留學垃圾”事實。
下面是記者陳鐵源的陳述：
“‘留學垃圾’，這是一個非常刺耳的用詞，但是，本報記者在眾多國家對中國留學生，尤其是對中國高中出國留學生的采訪後發現，他們當中的一大批人，除了“留學垃圾”，再也沒有更好的詞去形容了。即便沒有本報記者的親自采訪，僅從充斥在媒體的各種令人扼腕的留學故事，也能看出端倪，諸如留學賣淫、留學拉皮條、留學吸毒、留學成非法移民等等，不一而足。需要說明是，這里所指的“留學垃圾”並不是個別留學生的個別行為或個別現象，而是存在於整個中國留學生這個大群體中。”
“中國人好坑中國人”幾乎成為所有東道主國家的共識，這也許是好耍小聰明的中國人在海外的最大收獲。
小聰明和嫉妒是一對孿生兄弟，心胸狹隘則是小聰明的副產品。小聰明的危害性常人也許感覺不到，但小心眼和嫉妒的危害則是人所共知的。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期，因為陰錯陽差的原因，一個縣辦制鞋廠分來了一位華工畢業的高才生，這對鞋廠來說應該是一件幸事，因為該廠的技術層和管理層人員最高學歷是中專或高中。按理大學生應該成為眾星捧月式的人物，可結局恰好相反，半年不到他就成了孤家寡人，不但領導處處刁難他，技術層和管理層中層幹部也紛紛在背地里說他的壞話。領導刁難他可以理解，大學生也許有恃才傲物的毛病，對上司沒有保持過份的恭敬；可中層同行和他過不去就難以理解了。歸根結底還是中層幹部的小聰明在作怪，如果大學生有機會展露自己的才能，盡管工廠能夠從中得到好處，可他們的“無能”就暴露無遺了。“大道理”總是站在平庸的大多數一邊的，“眾人說你不行你行也不行”，大學生終於被孤立起來了，最後被迫離開了該廠，去另一所民辦鞋廠擔任技術主管。最後的結局是：縣辦鞋廠被大學生主管的民辦鞋廠在激烈的商業競爭中擊垮，那些小聰明有余的中層幹部不屬重新安置的對象，全部加入下崗工人的行列……
小聰明最大的危害是不顧大局，為了追逐個人的眼前利益不惜犧牲全體的利益，最終把自己的未來也斷送掉。這方面的例子實在是太多了，歷史上那些禍國殃民的官僚政客，大權在握時只知貪污弄權，一門心思為自己謀私利，置國家民族的根本利益於不顧，最終把國家“玩”跨了，自己也緊跟著走進覆亡的墓門……
二十一世紀的中華民族最需要的是大智慧，而不是小聰明，願我們的小聰明適可而止。
下面再談談中國人的健忘癥。
上個月回了一次老家，一位發跡的兒時舊友請我吃飯，雞鴨魚肉擺了滿滿一桌子。這麽多菜自然有一大半吃不完。飯後收拾餐桌時，他老兄隨意把吃不完的肉食倒進盛污物的廢料桶里，差不多把那只桶裝滿了。我說這些剩菜還是好好的，放在冰箱里下一餐還可加熱作菜，倒掉了多可惜。他老兄看著我因吃驚而睜大的眼睛，居然哈哈大笑起來：
“先前總聽人說你們城里人小氣，進餐館吃飯要把剩菜‘打包’帶走，現在總算見識到了。剩菜怎麽能吃，你沒聽雜志里說剩菜不衛生嗎？”
“你既然怕吃剩菜，就不應該做這麽多菜嘛，這倒掉的部分最少值幾百元，在城市相當於兩個下崗工人的薪水，就這麽白白地倒掉，看在眼里實在心疼。”
“你這是第幾次在我家吃飯了，恐怕是第一次吧？二十年不見的好友能夠怠慢嗎？你在我們村也算是名人了，來看我是給我臉面，我能不把餐桌擺滿嗎。想不到你這個名人，觀念還和二十年前一樣陳舊，居然連剩菜也舍不得倒掉，你的收入應該比我高出幾倍，怎麽還想著吃剩菜呢？我家在十年前就不吃剩菜了。兒子過十歲生日時，倒掉的剩菜裝了滿滿的十大桶。”
…………
老兄的一席話把我的思緒帶到了二十五年前：那時的中國很窮，他老兄又是我們班上最最貧窮的學生，冰天雪地的嚴冬（那時的冬天很冷，水里連續一個半月結著一尺厚的冰層）仍穿著用上百個“補丁”連成的單衣，光著腳丫子踩在冰雪上，腳底滿是滲血的裂口……（今天的北朝鮮也可看到這樣的景觀。）
現在他老兄苦盡甘來，成了我們村率先富起來的一代人，他就把兒時的苦難忘到爪哇國去了，認為那樣的日子一去不覆返了，他的“富貴”會生生世世延續下去，於是把農人辛辛苦苦種成的糧食不當回事，肆意糟蹋眼前這來之不易且極易失去的“豐衣足食”。
這是國人患“健忘癥”的一個較有代表性的例子，這樣的例子實在太多了。這也是中國人的富貴難以維持三代以上的最根本原因。美國一百年前最為豪富的洛克菲勒家族，今天仍是美國最豪富的家族；可一百年前的中國富豪能夠撐持到今天的一個也沒有。東西方世界之所以會出現如此大的差距，只要看一看今天中國富豪和美國富豪的餐桌就一目了然：當中國的三等富翁在漂亮情婦的陪同下啃“熊掌”吃保護動物喝“法國人頭馬”（在五星級酒店兩千元一瓶）時，大洋彼岸的美國首富洛克菲勒正一邊啃著三明治面包一邊匆匆忙忙地給孤兒院和教會送捐款；他的愛子則帶著很少的錢只身一人去非洲新幾內亞的原始森林探險……美國富翁記憶力很好，總是忘不了很久很久以前曾經貧寒的歷史，總是擔心辛辛苦苦奮鬥來的成果一朝失去；中國的富翁則很健忘，只看得見眼前的燈紅酒綠紙醉金迷，好象他們生生世世就是富人和上等人。
誠然，中國在近二十年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國民經濟向前邁進了一大步，七十年代以前挨餓受凍的中國人絕大部分吃飽穿暖了。但這並不表明我們已經很富裕，甚至不能表明以後不會再度挨餓受凍。和世界上真正富裕的發達國家相比，我們依然是發展中的窮國。當日子好起來的窮國國民在糟蹋糧食時，英美這些真正的富國是不是也在揮金如土呢？沒有！當我們的“小皇帝”們在香噴噴的餐桌旁挑食揀食時，美國的中小學生甚至幼兒園里的兒童正在吃“憶苦飯”，不只是吃一餐做做樣子，而是連續吃上三天！
眾所周知，吃“憶苦飯”曾是我國風行的一種特殊“階級教育”方式，現在的中年人大多有過這種經歷。這種早在中國絕跡的“憶苦飯”，目前在美國的不少中小學校甚至幼兒園大行其道。形式和部分內容與當年中國人吃“憶苦飯”大同小異，只是宗旨大不相同：主要是教育孩子懂得珍惜糧食，學會同情窮人，直接或間接獲取國際知識，同時也不忘先輩創業的艱難和眼前豐衣足食的來之不易。
遺憾的是：當有兩百多年沒有嘗過饑餓味道的美國人在吃“憶苦飯”時，剛吃飽肚子不久的部分中國人卻把二十年前的挨餓經歷忘得一幹二凈。
中國人真是太容易健忘了！
類似的“健忘癥”在中國不勝枚舉。
“文化大革命”是二十世紀的中國最為荒唐醜陋的一頁。八十年代上半期我在大學求學時，國人對文革釀成的悲劇無不痛心疾首，認為這是中華民族最不應該忘記也絕對不能重演的歷史。二十年過去了，國人對文革還保存有多少“記憶”呢？不該忘記的歷史我們恰恰忘記得差不多了，饒幸殘留的一點記憶也成了一幅相當模糊的畫面。前些時我寫了幾篇追憶文革往事的系列短篇“童年舊事”，把兒時的幾件有代表性的“鬧劇”再現出來，意圖讓國人重新記起這段不堪回首但也不能忘記的歷史。當我把這幾篇文章在網頁上陸續傳送出去後，得到的反響竟然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絕大部分讀者都認為我是在講述一個沒有任何現實背景的幽默笑話，在他們的意識中：中國人（任何一個正常人）是不可能幹出那樣愚不可及的荒唐事情的（兒子打老子得獎勵；文雅漂亮的城市知青竟然委身於土頭土腦的老農村官……）。有一位讀者還專門發了一封郵件質問我：“這些希奇古怪的荒唐事有一點真實性嗎？中國人會那麽蠢嗎？只有神經病和克汀病才會幹出你文章中講述的那些傻事……”
中國人在文革期間有組織幹出的“傻事”何止這些，我寫出來的故事還是經過精心挑選並大大“縮水”的。我只寫出了令人忍俊不禁的部分，讓人心酸流淚的部分則沒有勇氣寫。
需要特別申明的是：我這人並沒有自虐傾向，要人們無休無止地記住那些早已成為過去的“痛”，拒絕在眼前的幸福氛圍中盡情地享受生活；而是要國人不要“好了傷疤忘了疼”，不要在迷糊健忘中不自覺地重覆那些非人能忍之痛，因為忘了那些不應該忘記的“痛”就極有可能會重覆這些“痛”。如果我們不能從過去的悲劇中汲取教訓，時不時把那些悲劇拿出來警醒自己，我們就很容易走上自己百般否定的老路而不自覺。當我們認為自己絕不會象先輩那樣荒唐那樣愚蠢時，卻在改頭換面地幹著傻事和蠢事。現在有不少地方官，一方面大講特講“大躍進”時期“浮誇風”的荒唐和危害（直接後果是餓死了幾千萬人）；一方面又把上報的統計數據乘以10甚至100來突出“政績”。當我們大笑特笑四十多年前的稻谷畝產量達到了“三萬六千斤”（湖北麻城在五八年上報的糧食畝產量）時，前兩年湖北丹江口市的蔬菜畝產量在統計表上也達到了十多萬斤……眾所周知，近幾年內地絕大部分鄉鎮企業的現狀是停產或茍延殘喘，可縣政府上報的鄉鎮企業產值仍達到了十多個億甚至上百個億，最保守的也有幾個億。
因為國人太容易健忘了，文革的悲劇在他們的記憶中一天天遙遠，畫面也一天天模糊，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則近乎消失，並以令人憂心如焚的速度向文革的老路走近。年長的尚且如此，年輕一代對文革的印象更是白紙一張，不少人還把文革當成反貪反腐的群眾運動，因而稱頌文革和呼喚文革。當人們看到今天的貪污腐敗愈演愈烈，以官治貪難免官官相護時，竟然幻想在中國再來一次文化大革命，讓殘酷無情的群眾運動來懲罰貪官！絲毫也意識不到文革和反貪反腐一點也不相幹！
上述的現象使我想起兒時的另一件舊事：我的家位於大別山深處的一個小山村，七十年代以前占半數以上的男人全是“瘌痢頭”（一種頭部真菌病，得此病的人整個頭部潰爛發臭，然後在頭頂結上厚厚的一層永遠也不會消失的白痂，頭發部分或全部落光）。那時山村醫療條件異常落後，兒童得病或夭折的概率比較大。可“瘌痢頭”得病和夭折的概率比正常人要低得多，於是不少愚蠢的父母就著意給沒有“瘌痢”的兒子甚至女兒“栽種”“瘌痢”（把頭部弄破一點皮肉，然後把從瘌痢頭上刮下的粉屑塗在上面）……
讀者想一想，用文革的手段來對付貪污腐敗是不是和“栽瘌痢”的方式異曲同工？患有健忘癥的人最容易幹出類似的傻事--雇用大蛇來對付頭發里的虱子！！！
文化大革命不僅是中國歷史的最大污點，也是整個人類文明史的污點。為了深刻反省我們的過去，也為了不再犯同樣的錯誤，中國人有一百個理由要牢牢記住這段不光彩的歷史，就象好不容易戒掉毒癮的吸毒者永遠要記住毒品的危害一樣。歐美大陸的國家並沒有文化大革命那樣的悲劇鬧劇，但不少文明國家仍然建立了“文革紀念館”，把“文化大革命”當成整個人類歷史的深刻教訓，並從中汲取這些教訓，警醒自己不犯類似的錯誤。連沒有經歷過文革危害的外國人都建有文革紀念館，我們就更有理由要建立自己的文革紀念館，事實上我們早就應該建立這樣的紀念館了。文革紀念館會經常地敲響中國歷史的警鐘，使容易健忘的中國人記住這段沈痛的歷史。我們無論如何也不能忘記這段歷史，如果忘記了這段歷史，我們就極有可能在未來的歲月換個面目來重演這段歷史！
我們真的不應該健忘！
二００三年八月二十八日
20.精明與實在
中國人太“精明”了，永遠也不會承認自己也曾對他人犯下了“暴行”，對自己的錯誤百般辯解，實在辯解不了就找一個“替罪羊”為所有的錯誤頂缸。結果我們無法從錯誤中汲取教訓，在歷史上一而再再而三地重覆同樣的錯誤。
（一）
我是一個湖北人，湖北人的“精明”在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國土上是婦孺皆知的，故有“天上九頭鳥，地下湖北佬”一說。可湖北人“精明”的果實是什麽呢？
在深圳新華社幹記者的那段日子里，我得以有機會近距離接觸深圳各階層的人士，我發現當老板的有很多東北人和山東人，湖北人則很少。可在絕大多數中國人心目中，東北人和山東人是“實在”的；湖北人則是“精明”的。
如果說當老板的湖北人很少，拉廣告和賣書的湖北人則有很多，眾所周知拉廣告和賣書在都市大多是騙人的行當。你若是在盛夏的大街上碰見一個衣裝筆挺，皮鞋擦得鋥亮，領帶打出水平，頭發光可鑒人，手里拎著一個樣式很考究公文包的“體面人士”，不用問十之八九是拉廣告或賣書的。如果你是一個初來乍到的湖北人，有興趣多認識幾個老鄉，你不妨迎上去和這些“體面人士”套近乎，十有八九能如願以償。
中國最早的“第一村”不是“南街村”和“華西村”，而是寶安“萬豐村”。我從小就有造福桑梓的志向，總在尋找機會為家鄉父老幹點實事。上世紀九十年代深圳勞務市場供過於求，自然而然就想到利用記者的影響為家鄉民工找點事作。有次去萬豐村采訪，試探性向一村幹部提及此事，沒想到對方慷慨應承下來：“你大記者介紹來的人，自然不會讓你的面子下不來，不看僧面看佛面，只要不是湖北人，就是有點低智我們也會考慮。”
對方的話音剛落地，我的面子就下不來了……
在中國這塊土地上，湖北人和山東人是“精明”與“實在”的兩大典型。精明與實在誰個更有利於社會發展？我們只消看看湖北、山東的歷史和今天就可找到答案。
一個世紀以前，湖北是中國最發達的省份，武漢是僅次於上海的第二大繁華都市，是中國的第一大重工業基地。那時中國自制的近代化武器絕大部分都是漢陽兵工廠出產的。辛亥革命之所以在武昌爆發並最終取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湖北的雄厚經濟實力作後盾。那時的革命黨只有兩千多名沒有經過戰爭洗禮的烏合之眾，前來鎮壓的政府軍則是身經百戰的職業軍人，且數量占有十倍以上的壓倒優勢，可革命黨居然頂住了政府軍的攻勢，根本的原因不是革命黨贏得了民心，那時的民心依舊是向著皇帝的；而是革命黨手中的武器比政府軍更為優越之故。假設辛亥首義不是發生在經濟實力雄厚的湖北；而是發生在義和團曾經得過勢的山西或山東，就算革命黨在起義之初占領了省會太原、濟南，也沒有力量抗擊政府軍的進攻，因此也不可能在全國各地引發連鎖式的反清起義，清政府也不可能那麽快地壽終正寢。
相比之下，一百年前的山東是無法和湖北相比的，除了德國租借的青島外，山東幾乎沒有什麽像樣的近代工業，省會濟南和武漢的差距就象赤道和南極那樣巨大。
在中國人的價值取向里，實在的人容易吃虧，精明的人則容易占便宜，山東人的實在和湖北人的精明也是不爭的事實，按理湖北人前進的步伐應該比山東更快，在隨後的一個世紀里會進一步拉大兩省間本已不小的差距。可實際情況正好相反。
今天的山東是中國經濟發展最快的省份之一，已躍進到中國經濟的龍頭“沿海經濟圈”之列；湖北則劃入需要扶持和帶動的“內地經濟圈”。盡管湖北在上世紀九十年代聲嘶力竭地高呼要“中部崛起”，可十年過去了依舊沒有崛起的任何跡象，山東和湖北的經濟地位在一百年間發生了悲劇性的倒轉。
為什麽會發生這種反常的景象呢？
我們只消看一看兩省在公路上設“卡”的數量就可找到答案。
我工作之余喜歡在全國各地到處跑，因此對公路上設置的“收費站”這一最具“中國特色”的設施有很深的印象。在山東除了收費高速公路外，你在車上連續奔馳幾個小時也難得碰到一處“收費站”；湖北的“收費站”則沿路開花，幾乎每個縣都有一個，坐在車上才經一個收費站，不出一個小時車窗外又赫然現出“貸款修路，收費還貸”的醒目大字……
我的家鄉人真個太“精明”了，賺錢的點子可謂花樣翻新，絕不會放過“做無本生意”和“賺快活錢”的機會，因此也舍得在收“買路錢”上花大氣力。我的家鄉是中國聞名的貧困小縣，卻在進出縣城的西、南兩個出口設置了兩處“收費站”。
可依靠收“買路錢”這樣的鬼把戲能實現“經濟騰飛”和“中部崛起”嗎？
不能！！！
湖北依舊是中國的“欠發達地區”，和世界上“發展中國家”的涵義大同小異。
當山東人在收獲“實在”結出的豐碩果實時；湖北人則為“精明”付出了沈重的代價。
（二）
現在我們把眼光從湖北、山東投向更為遙遠的世界。
在我們這個星球上，中國人的“精明”是有口皆碑的；德國人的“實在”則無人能出其右。
下面有必要陳述兩則德國人“實在”的故事：
南非的“德塞公園”是在國際上招標建設的，中標的是一家德國設計院。當時就有非議，建成後市民們更不滿意，能找出許多不盡人意的地方。後來南非人再建公園時就不用外國人了。上世紀70年代，南非人自己動手，修建了一個很大的公園---“克克娜公園”。沒想到兩年後南非人的看法卻發生了驚人的變化。
在雨季到來時，克克娜公園被大水所淹，而德塞公園卻沒有一點雨水的痕跡。德國人不但為整個公園建了下水，還把地基墊高了兩尺。這是當初人們不能理解的地方，直到大水到來，人們才為此感到驚奇。
克克娜公園在舉行集會時，秀麗的公園大門因為過小，造成了安全事故；這時人們才想到德塞公園大門的寬敞方便；而當時人們對德塞公園大門的過大給予了批評，認為它有點“傻氣”。
炎熱的夏季，克克娜公園遮陽的地方太少，所謂的涼亭子只是花架子，容納不了多少人。而德塞公園納涼的亭子，因為棚檐寬大，能容納許多人。
幾年後，克克娜公園的石板地磨損嚴重，不得不翻修。而德塞公園的石板地卻堅如磐石，雨後如新。而當初因為德塞公園的石板路投資過高，南非人差點叫德方停工。當時的德國人非常固執，一定要堅持自己的做法，雙方爭得臉紅脖子粗。當地人曾一度認為，德國人太死板、太愚笨。
現在看來，德國人是對的。
德國人在設計時，考慮到了南非的方方面面，包括天氣與季節，地理與環境。而南非人自己卻沒有顧及這些。
德塞公園建完後，多少年沒有變樣，而克克娜公園總要修修補補，已經花掉了建德塞公園兩倍以上的錢。為此，南非同行曾問德國同行，你們怎麽會那麽“精明”？德國人回答，我們只是一個“實在”，並非“精明”，精明的倒是你們南非人。
…………
一位德國司機載中國遊客去參觀一處二戰遺跡，看到一座被炸掉了大半截的建築物，就問司機是誰幹的，對方回答說：
“是英國人幹的！不過這不能怪他們，是我們先飛過去炸他們的！”
司機的回答令中國人大感意外。
…………
德國人的實在不但體現在工作做事上；還體現在勇於承擔責任和直面自身錯誤上。世界上沒有哪個民族是天生不犯錯的，做了錯事不要緊，關鍵是要勇於承認錯誤，這樣就不會第二次犯同樣的錯誤，也不會和錯誤的傷害者結下久遠的深仇大恨。
值得深思的是：德國司機沒有把二戰時的錯誤一古腦兒地推給希特勒和納粹黨身上，而是認為當初希特勒幹的也有自己一份，因此才用“我們”一詞代替希特勒，事實上整個參觀過程司機都沒有提及希特勒和納粹黨這個名詞。
相比之下，我們在這方面的做法就和德國人相差太遠了。
眾所周知的“義和團運動”，清政府出動正規軍，且不惜和義和團邪教暴民聯手，率先在中國境內不分青紅皂白地屠殺外國僑民、傳教士、連老人婦女兒童也不放過，且屠殺手段備極殘酷；同時圍攻外國使館，在一個晚上向世界上所有與中國有邦交的國家宣戰……為了營救被圍困的使館人員和傳教士，也為了回應中國政府的“宣戰”，西方世界組成著名的“八國聯軍”，對北中國實施報覆性的攻擊，屠殺了數以千計的中國平民……
假設“庚子事變”發生在德國，我們去參觀他們的“庚子事變紀念館”，看到上百萬在事變中罹難的德國人名單，詢問是誰殺了他們時，德國人會這樣回答：
“是八國聯軍幹的，不過是我們先殺他們的。我們的屠刀主要對準他們的平民；他們的屠刀則主要對準軍隊和義和團暴民。”
下面再來看看我們是怎樣看待“義和團”和“八國聯軍”吧：
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我們一直把“義和團運動”謳歌成“反帝反封建的愛國運動”；甚至於連名牌大學的歷史教科書里也用大量的篇幅謳歌義和團圍攻“東交民巷使館區”和“西什庫教堂”的“英勇事跡”（見武漢大學自編教材《中國近代史八十年》）。甚至直到今天，我們的民族仍沒有勇氣直面一百年前犯下的那個“世紀錯誤”，就算有所認識也把責任一古腦兒地推給慈禧太後身上；而不能勇敢的反思我們自己身上潛藏的那種盲目仇外傾向；我們依舊在否定慈禧太後的同時認同“義和團”的所作所為。
上世紀末的科索沃戰爭，北約戰機用導彈襲擊了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導致3人死亡、多人受傷和館舍的毀壞，制造了世界外交史上罕見的重大事件，嚴重侵犯了中國的主權，激起了中國人的極大憤慨。本人當時也義憤填膺，認為美軍簡止不能算人，並為此絕食兩天。“已所不欲者，勿施與人”，那時我們可曾有人想過一個世紀以前，我們對許多國家也曾幹下了遠遠超過轟炸南聯盟使館那樣的暴行？
中國人太“精明”了，永遠也不會承認自己也曾對他人犯下了“暴行”，對自己的錯誤百般辯解，實在辯解不了就找一個“替罪羊”為所有的錯誤頂缸。結果我們無法從錯誤中汲取教訓，在歷史上一而再再而三地重覆同樣的錯誤，“義和團”式的錯誤我們在文革時期又重犯了一次，其規模和危害又遠遠超過“義和團”。義和團時期我們殘害的目標主要對準外國人；文革則主要對準自己人，並且主要對準自己的精英人物。
文革時期有多少中國人犯下了“反文明罪”和“反人類罪”？事後又有多少人反思過自己的罪行？難道把所有的罪行都推給林彪四人幫就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嗎？林彪四人幫是無庸置疑的罪魁禍首，他們得到了應有的懲罰；可其他人就沒有明里暗里做他們的“幫兇”嗎？“幫兇”就不應該為自己犯下的罪行承擔責任嗎？
（三）
每個人都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傾向，一個人如此，一個民族也是如此。
“精明”與“實在”誰個更有利於“自身利益最大化”呢？
德國的歷史和今天給了我們最好的答案。
德國人是世界上公認的最為“實在”的人，實在到被認為是“最好的士兵，最糟糕的情人”。實在的士兵才會勇往之前；實在的情人則因不善甜言蜜語和投其所好而令對方大倒胃口。德國在一八六六年的普奧戰爭後才建成具有現代意義上的獨立國家，並且直到一八七O年的普法戰爭後這個國家才開始實質性地運轉，立國時間還不到一個半世紀，可在人類世界造成的震憾卻超過世界上的任何一個有著悠久歷史的民族。這個面積只有三十七萬平方公里，人口不到八千萬的撮爾小國，在建國的第四十個年頭國民生產總值就超過擁有近四千萬平方公里國土、人口達幾個億的頭號經濟軍事強國“大英殖民帝國”，成為歐洲無可匹敵的霸主。就是這個“實在”的小塊頭，立國不到半個世紀就敢於挑戰所有的擁有悠久歷史和文明的歐洲強國，去實現用武力統一歐洲的夢想，如果不是美國的插手還極有可能取得成功。二十年後又再展雄風，並一度占領了整個歐洲……
二戰結束後，德國成了一片真正的廢墟，所有的工業設施不是被炸毀就是被蘇聯拆卸運走，僅清除瓦礫就得所有的德國人工作幾年的時間。青壯年大多死於戰場，巨額的戰爭賠款又像一柄冷森森的尚方寶劍高懸在尚未成年的下一代人頭上；並且還被外力分裂為互相否定的兩個部分……那時在世人眼中，德國的處境是絕望的，翻身的概率幾乎等於零。
但德國人沒有就此沈淪下去，“實在”的品質使他們能夠一再創造出驚世駭俗的奇跡。
半個世紀過去了，德國人以世人難以想象的堅韌，在廢墟和瓦礫中站了起來，重新找回了昔日的尊嚴，再度成長為歐洲無可匹敵的經濟霸主，連結下血海深仇的宿敵世仇法國也率先和它套近乎，並以自己為中心實現歐洲一體化，實現了當初用戰爭手段沒有實現的夢想。
德國人的“實在”在德國統一進程中得到了更為充分的體現。
德國的統一是平穩有序進行的，其間幾乎沒有發生過威脅國家穩定的騷亂和爭吵。
東西德合並時，東德的權貴人物一夜間失去了所有的特權地位，東德土地上的絕大多數官位都是西德人接任，可東德人並沒有因此造反作亂。東德人的思維很“實在”：既然經過事實證明西德人在過去的幾十年幹得比我們好，讓西德人領導我們東德人又有什麽不可以。西德人在統一過程中為東德人花了很多錢，西德人也沒有因此心懷怨望，他們的思維也一樣“實在”：既然東德兄弟比我們貧窮，我們就有義務幫助他們“脫貧致富”，我們畢竟是一個國家的同胞，貧富懸殊會造成民族分裂，並最終破壞國家的穩定。
假設統一進程發生在比德國人“精明”得多的朝鮮，平穩有序地過渡就很難實現了，騷亂和爭吵也許會持續相當長的時間，許多特權人物為了個人的一已私利會不顧國家民族的整體利益。
所以“實在”是一種長遠的“精明”；“精明”則容易收獲“愚蠢”的果實。
“精明”是一柄兩頭尖的劍，最初傷害他人；最後傷害自身。
縱觀歷史，無論是做人，還是做事，實在的品格在最初往往都無法被證明，甚至是費力不討好，有時還很容易被人錯怪。只有時間過去，經過風雨的磨礪，實在的東西才能發揮出它固有的光彩和價值，才能被完全的證實。“精明”在短時間內則容易收獲顯而易見的“急功近利”，但時間長了往往“賠了夫人又折兵”，在整體上付出更大的代價。
我們的民族在今天著實有點“精明”過頭了，是到了該崇尚“實在”的時候了。
二OO七年五月五日
21.我們對西方文明的悲劇性誤讀
美國主流社會的“性觀念”則遠比我們保守，大眾傳媒和公共場所也遠比我們“幹凈”。美國的競選機制在運作方式上使金錢的影響降到了盡可能低的限度。西方“個人主義”的本質是“利他主義”。和西方民主國家相比，專制國家更容易陷入赤裸裸的“拜金主義”。
在我們這個星球上，日本是最善長學習並接納外來先進文明的國家。現代日本文明究其實是漢唐帝國文明和西洋文明的覆制品。一個處於蠻荒狀態的草昧民族，就因為虛心學習接納當時世界最先進的文明成果，躍升為這個星球上的一等民族，超過中國老師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文化巨人。
日本民族在學習外來先進文明的過程中，不但能做到虛心誠懇全心全意。而且能很好的結合本民族的特點，尤其是融合本民族的文明優勢，結果日本能夠“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在很多方面超越他的老師。
和日本民族相反，中華民族對待外來先進文明的態度是深閉固拒妄自尊大，實在無法排拒時就采取“拿來主義”，攝取形式排泄內容；同時用“民族劣根性”對外來文明進行“篩選”，能夠適應“中國特色”者才能“為我所用”。因此外來文明進入中國後大多變得不倫不類，往往徒具外在形式而失去精神內核。一個典型例子是自掘墳墓的滿清政府在進入墓門的前一年為了緩解內外危機，仿效歐洲政府建立“責任內閣”，可內閣的十三名成員中居然有九人來自“皇族”？
當“西方文明”不能按中國人的期望值解決中國的“傳統問題”時，我們就很容易簡單地把過錯推到“西方文明”身上，絲毫也意識不到問題的根源不是我們引進的“西方文明”；而是“傳統文明”的慣性作用，是我們對西方文明的“悲劇性誤讀”。
下面列舉幾條最具代表性的“我們對西方文明的誤讀”：
一、 性開放
上世紀七十年代前的中國性觀念異常保守，“性”一度成為民眾談虎色變的話題。除了偉大領袖一人外，民眾必須奉行“禁欲主義”，性行為機械化政治化。改革開放以後，西方的“性開放”理念被饑渴的國民以最大的熱情全盤接受並發揚光大，甚至於比西方走得更遠更離譜。
下面幾則眾所周知的“西洋傳聞”最能體現中國人對西方“性開放”的理解。
傳聞一：美國女中學生在上學前，母親總要提醒她別忘了帶“避孕套”……
傳聞二：美國夫妻不幹涉對方的“性自由”，雙方在外面都有一個或多個情人。丈夫回家撞見妻子和情人做愛，多半選擇禮貌地退出來……
傳聞三：美國的海濱浴場，男女全都一絲不掛……
中國的“極端女權主義者”甚至杜撰出這樣一個版本：妻子出門時丈夫都要提醒她別忘了帶“避孕套”，告誡她若遇上色狼千萬不要反抗，因為“生命”比“貞操”更重要；但和色狼做愛時別忘了戴上“避孕套”，因為“生命”離不開“健康”……
如果美國人聽到上述幾則關於他們的“性開放傳聞”，震驚程度應該不下於聽到“911”恐怖襲擊消息。傳聞中的他們不是和動物沒有任何分別嗎？他們的“人性尊嚴”哪里去了？
我們對美國的“性開放”確然存在嚴重的誤讀。
首先美國的“性開放”只存在“特定地點”和“特定群體”；主流社會的“性觀念”則遠比我們保守，大眾傳媒和公共場所也遠比我們“幹凈”。
美國是一個奉行自由主義的國家，政府和多數人不能隨意剝奪“少數群體”不觸犯法律的愛好和行為。所以美國有專為部分追求性刺激的成年人開設的 “成人俱樂部”；“回歸自然派”男女還可在遠離公眾的海灘一絲不掛裸浴；“好萊塢”影星也可追求“私生活豐富多彩”……但這些“性開放”把戲只限於“特定群體”和“特定區域”，美國的主流社會則完全是另外一幅景觀。美國的公共場所根本看不到涉及色情的宣傳廣告；我國的色情廣告則滿天飛，與性相關的影視宣傳畫和壯陽招貼從大街小巷一直貼到公共廁所。美國的電視也非常幹凈，連罵人的臟話都被刪掉；可我每次旅行到一個縣城，在大街上經常能聽到錄相廳傳出的女人高潮時呻吟聲。象紐約這樣的海岸國際大都市，因為外來人口較多，外來文明占很大比重，性保守傾向還不十分明顯；但在主要由美國本土人居住的內地中小城市，美國人則表現得象貨真價實的“清教徒”。美國大部分州都禁娼，所有與色情有關的場所都必須在指定的位置，尤其要遠離教會、學校。既便如此，他們還時常遭受一些周邊居民的抗議。相比之下，我國的色情業不但“豐富多彩”；而且不顧對青少年的影響。我國的星級酒店，小姐進進出出已經成為沒有人會因此大驚小怪的正常景觀，加之洗頭房，洗腳房，卡拉ok，夜總會等諸多色情場所，堪稱世界之冠……
當未成年中學生走在大街上，眼中看到宣傳畫上戴有挑逗性的性感女體和淫穢文字；耳中聽到女人高潮人呻吟聲，他能不想入非非嗎？能不想到去引誘他的女同學嗎？如果引誘達不到目的，能不想到實施“性暴力”嗎？近幾年我國青少年犯罪率直線上升，“性開放”無疑是一個很重要的誘因。
其次美國的婚姻家庭也遠非我們想象的那樣濫情任性不負責任。美國人在計劃結婚之前是有些隨便；可一旦結婚就非常清楚自己的責任，家庭始終擺在首位，連工作也得從屬家庭，很少結了婚的人還會經常去娛樂場所和別的男女玩浪漫或一人深夜不歸泡吧。美國離婚自由，可在婚姻期間大多能對配偶保持基本忠誠，尤其是有一定經濟條件和文化教養的紳士階層更能以身作則。性緋聞不但令政務官吃不消，紳士若是沾上性緋聞也一樣會失去社會的尊敬。
再次美國人講求生命的尊嚴，甚至於把尊嚴看得大於生命。所以認定美國女人都會對強奸犯俯首聽命是只有“好死不如賴活”的中國人才會相信的無稽之談。前段時間看到一則網文，寫手居然嘲諷一位為保貞操誓死不從歹徒強暴的烈女子，文後還有不少人符合？真的想不到我們的性觀念已“開放”到如此荒謬的地步！
二、 金錢選舉
美國的民主制度很健全，總統和和行政區域一把手都是民主直選產生；各級議會也是全民公平普選產生。民選政府的第一職能只能是“為人民服務”，否則民眾就會在下次選舉中不投他的票或在任期內彈劾罷免他，得罪民眾的政務官輕則丟官重則身敗名裂。只有極少的傻瓜政務官才會冒著身敗名裂的危險去愚弄民眾或以權謀私。美國的各級政府都是“民本政府”，絕大多數政務官都有濃厚的“民本思想”，在任期里能盡職盡責，極少腐敗瀆職現象，個別例外也能很快被發現並受到毫不留情的膺懲。之所以會如此主要是美國選舉制度的功勞。一個如此科學理性的選舉體制，應該成為文明世界學習仿效的樣板，可我們的多數國民卻對美國的選舉存在很大的誤區，在不了解“真相”的情況下就盲目給對方貼上“金錢選舉”的標簽。
國民之所以容易相信美國的選舉是“金錢選舉”，一是媒體的誤導；二是從電視里看到總統候選人組成龐大的競選班子一個州一個州去拉選票，沒有大量的錢是不行的。在電視普及的時代，贏得選民最便捷的方式就是在黃金時間發表電視講話。可占用大段電視黃金時間需要花很多錢……所以美國選舉需要很多的錢鋪路，沒有錢在信息社會寸步難行。因此富人很容易用金錢操縱選舉，只有富人才能決定選舉結果，要麽自己直接參加競選；要麽把自己的利益代理人用金錢扶上台？
因為我們不了解美國的選舉運作方式，所以很容易形成上面的錯覺。美國的競選機制早就設置了富人用金錢操縱選舉的壁壘，在運作方式上使金錢的影響降到了盡可能低的限度。
美國選舉確然要花很多的錢，但金錢並不能決定選舉結果，富人很難用金錢操縱選舉。美國的競選機制使窮人和富人擁有相對公平的競選機會，富人在競選時不但無法發揮金錢的優勢，“富人身份”甚至會成為競選的累贅。美國的歷任總統除了肯尼迪一人外極少出身豪富階層最能說明問題。
美國的總統選舉制最能說明美國選舉給窮人提供了均等競選機會：總統選舉制規定：對於沒有經濟實力的總統候選人，國會可以拔給他一筆可觀的競選經費，但很少有候選人願意領用這筆競選經費。一則那是納稅人的錢，用納稅人的錢為自己競選鋪路候選人在感情上難以接受；二則總統候選人只要有足夠的實力和人望，就能通過正規渠道籌集到必要的競選經費。
也許有人會問，給候選人提供競選經費的富人難道不會提出相應的條件，待候選人當上總統後再利用手中職權維護並拓展他們的利益嗎？一旦發生上述情況，當選的雖然不是富人總統，可一樣只能做富人在政府中的利益代理人？一樣是“金錢選舉”的另一種表現形式？
上述情況其實在美國很難發生，一是提供競選經費的美國富人很少會提出“用公權作報償”的條件，美國富人的情操智商畢竟和中國富人有很大的差別；二是就算個別富人提出那樣的條件候選人也作出相應的承諾，當選總統在任期內也沒有相應的權力履行自己的承諾。
美國總統在國內的行政經濟活動受到司法機關、議會和媒體無孔不入的監督和制約，權力空間極為有限，以權謀私的機會很少。你別看小布什在國際上頤指氣使、今天指責這個國家是邪惡軸心，那個國家搞恐怖；明天又制裁伊朗，威脅軍事打擊北朝鮮，儼然成了地球的家長；但他在國內的權力小得可憐，他的任何行動、每花一分錢都要經過國會批準，沒有國會的授權他寸步難行、一籌莫展。地方各級政府都是當地民眾直選的，在憲法框架內只對當對民眾負責不對總統負責，總統升不了地方行政首長官也降不了他們的官，因此也不可能在地方政府安插親信或插手政府采購和地方公共工程。美國總統可以把巴拿馬總統抓到美國審判，可美國的一個普通市長就可以不買總統的帳。聯合國50周年慶典時，紐約市長為各國首腦舉行了一場音樂會。音樂會開始前，市長居然把克林頓總統邀請的客人阿拉法特“請”出了劇場，理由是阿乃“恐怖主義分子”，氣得克林頓七竅生煙，但也只限於生氣而己，對市長的決定他無可奈何，只好自己去道歉……
我國的官僚體制是“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大官的親信在下級權力機關和大企業是“搶手貨”。美國的情形則剛好相反，政務官的親屬在他的轄地常成為企業避之唯恐不及的對象。因為你一旦任用政務官的親屬，你的公司企業就會成為公眾和媒體質疑的焦點，你的一舉一動就會暴露於無孔不入的監督之下，這對企業的生存發展是極為不利的。所以美國人一旦當選政務官後，他的親屬很快就會發現自己一夜間成了“二等公民”，不但受到“就業歧視”；還不能享有“完全公民權”，犯同樣的錯誤要比普通人承受更重的處罰。小布什就曾因此深受其害，因為他擁有一個總統父親，所以“二等公民”的感受格外強烈，心靈上受到很大創傷，並一度處於精神崩潰的邊緣，後來因為皈依基督教才在靈魂上獲得新生。
在上述境況下，總統能利用公權為競選捐助人謀求“私人利益”嗎？
美國的總統競選特別講求“公平原則”，總統候選人無法利用金錢優勢來破壞“公平原則”。美國政府和民主、共和兩大黨都沒有受控於自己的電視台和報刊，所有的主流媒體都是私營的。政府和黨派無法利用職權來控制“話語權”。不但權力機構無法控制“話語權”，私營電視台也一樣必須遵循話語上的“公平原則”。如果哪位總統候選人用金錢買得某電視台的黃金時間段發表電視講話，該電視台必須在不另收一分錢的情況下讓其他總統候選人在同一時間段發表同樣長時間的電視講話，否則該電視台就是違法。這一“公平原則”有效地防止了富人利用金錢優勢壟斷對公眾的“話語權”，先聲奪人謀求競選的優勢。
在保障必要競選經費和“公平原則”下，你能說美國選舉是“金錢選舉”嗎？
三、 個人主義
西方自由主義的一個顯著特征就是“個人主義”；但西方“個人主義”的內涵與中國人的理解有很大的出入。我們是從字面上理解“個人主義”的，既“個人利益第一”？在這種價值取向引導下，西人以“自我”為中心各自為政，為了追求個人利益無視他人利益和國家社會的整體利益……
西方“個人主義”的真正內涵與中國人的理解剛好相反，從本質上來說西方“個人主義”其實是“利他主義”。西方文明強調社會是由單個的生命個體組成的，每個生命個體都不能被社會忽視，都應受到他人和社會的尊重。人們在追求個人利益時，都應尊重他人這個利益實體的存在，不能因為個人利益忽視甚至侵害他人利益。如果社會上的每個人都只注重自身利益而無視他人利益，或者因為集體利益而踐踏個人基本權益，這個社會就會陷於自相殘害的利益沖突之中，最終每個人的利益都會受到傷害。如果人們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時尊重他人利益，不因集體利益踐踏個人基本權益，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就會和諧統一在一個共生共榮的共同體之下，每個人的利益都會穩步增長……
因為西方文明講求尊重個體，尊重他人利益，歐美國民特別注重“公德”。“隨地吐痰”，“亂扔垃圾”，“在公眾場所大聲喧嘩”和“插隊占道”等中國司空見慣的社會景觀，在歐美國家很難看到。助人為樂也成為西人習以為常的美德。在英、美、德、法等國，人們在公眾場合說得最多的話是“對不起”和“沒關系”。一個人遇到不幸時，周圍素不相識的國民都會給予真誠幫助……
西方“個人主義”的英文單詞是“individualism”。我無法追究最早把individualism翻譯成“個人主義”的那個中國人懷著何種動機？這個翻譯顯然是不準確的，不但不能表達individualism的真實意思，也極容易誤導中國人的價值取向。問題是這一有意誤導對外國人並無多大損害，主要受害者還是我們中國人自己。
四、拜金主義
我們從小就被教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是一個“金錢至上”的社會，人與之間除了赤裸裸的金錢關系外，再也沒有其他任何聯系了。對金錢的追逐也因此成為一個國家經濟向前發展的主要推動力……基於這一認識上的誤區，改革開放以後，我們為了學習西方國家的“致富經驗”，自然把“掙更多的錢”作為人生的終極奮鬥目標。當我們在追逐金錢的過程中造成社會道德普遍下滑，面臨群體信仰危機和品格崩潰時，我們才發現“金錢”是一柄雙刃劍，能成事也能壞事，奉行赤裸裸的“拜金主義”對一個國家的發展利小弊大。新世紀的今天，當我們再次把目光投向“拜金主義”的始作甬者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時，才發現美、英、法等國金錢的作用並不是“萬能”的，西人對金錢的熱情也遠遠沒有達到我們想象的那種程度。我們先前認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信奉“拜金主義”是對西方文明的又一悲劇性誤讀。
當成千上萬的中國富翁不惜傷害國家民族的根本利益，用非法手段聚斂巨額財富，肆意揮霍巧取豪奪來的不義之財時，越來越多的中國人知道：多數外國富翁把通過勤勞智慧掙來的正當財富回報社會，晚年把絕大多數甚至全部財富捐給慈善機構或學校。前不久世界首富比爾.蓋茨的“裸捐”最能說明問題，他把自己名下580億美金的巨額財富悉數捐給慈善基金會，沒給子孫後代留下一分錢的財富。眾所周知比爾.蓋茨創建了軟件帝國，他的財富是憑借勤勞和超人智慧，掌握先進生產力掙來的合法收益；不象中國的多數超級富翁一樣依靠“特權”和“投機”來聚斂非法財富。比爾.蓋茨捐獻合法財富與我國富翁揮霍並遺傳非法財富形成鮮明的對比，從另一個層面折射出我們和西方在金錢面前的態度反差。
當美國的多數富翁在晚年都爭相把財富捐出來回報社會時，我們能說這個國家的國民信奉“拜金主義”嗎？
如果我們在現代化進程中不巧陷入了“拜金主義”的泥潭，又自認為這是學習西方的結果；難道不是我們對西方文明的悲劇性誤讀嗎？
和西方民主國家相比，專制國家更容易陷入赤裸裸的“拜金主義”。托克維爾在他的論著《舊制度與大革命》中，描述大革命前的法國社會時寫道：“在這類社會中，沒有什麽東西是固定不變的，每個人都苦心焦慮，生怕地位下降，並拼命向上爬；金錢已成為區分貴賤尊卑的主要標志，還具有一種獨特的流動性，它不斷地易手，改變著個人的處境，使家庭地位升高或降低，因此幾乎無人不拼命地攢錢或賺錢。不惜一切代價發財致富的欲望、對商業的嗜好、對物質利益和享受的追求，便成為最普遍的感情。這種感情輕而易舉地散布在所有階級之中，甚至深入到一向與此無緣的階級中，如果不加以阻止，它很快便會使整個民族萎靡墮落。然而，專制制度從本質上卻支持和助長這種感情。”
這是因為在專制社會中，即使經濟得到了發展，可是由於繼續剝奪了大眾參與社會的各種權利，從而將人的生存依然擠壓在一個狹小的空間之中。所以對金錢的崇拜，在一個專制國家中，可能比一些民主國家表現的更為極端、強烈和不擇手段。正是專制社會對權力的壟斷，才無法使它的人民產生對生活更加豐富的情趣，因而他們在金錢欲望上必然要走向一種極端。
…………
去年我在《中華文明體系中的垃圾桶基因》這篇雜文里，曾經說過我們的文明在繼承和學習傾向上出了大問題，具體表現在容易吸收外來文明的垃圾和劣勢；對外來文明的優勢要麽深閉固拒，要麽令其沾染“中國特色”。
西洋文明成果的最閃亮部分應該是民主、憲政、法治、人權、廉潔政府、新聞自由、任人唯才、公平競爭等……這些先進的文明成果我們要麽視而不見；要麽在學習借鑒過程中摻和“中國特色”，美味香甜的淮南橘子移植到淮北後變種成又苦又澀的“積子”。最典型的例子莫過於我們的選舉，民主選舉無疑是從西方學來的，可我們的部分地方政府把選舉“改革”成“走過場”的鬧劇。當歐美文明國家公正公開“直選”各級行政一把手時；我們依然熱衷於“暗箱作業”，預先圈定候選人，甚至於搞什麽“鐵定當選”的“等額選舉”（候選人只有一個）？
我們在排斥或扭曲西洋文明先進成果的同時；又以不可思議的熱情接納了西洋文明的暗點。不但全盤吸收了對方的暗點；還利用我們的“聰明才智”把暗點發揚光大。西洋文明最典型的暗點莫於過“性開放”，我們不但學來了，還“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今天美國的離婚率只有百分之八，我們則逼近百分之二十。美國的政務官在任期內不得有緋聞；我們的地方權力人物則熱衷於“包二奶”。美國離婚自由但絕大多數配偶能作到基本的忠誠，我們的婚外戀則成為時尚，有條件者多想試一試……
當我們感到外來文明的“垃圾”供不應求時，我們就以己之心度人之腹，對外來文明進行有意識的“誤讀”和“加工”，給自己的文明暗點貼上外業文明的標簽。明明自己信奉“金錢萬能”，偏要說美國是一個“金錢至上”的國家。明明自己自私自利一盤散沙，偏要把西方文明的“利他主義”誤讀為狹隘自私的“個人主義”……
我們的文明向何處去？
天佑中華！！！
二OO八年七月十一日
22.“文明傳承”與“和平演變”
今天的中國一切與西方有關的精神文明成果都有可能貼上“反華陰謀”與“和平演變”的標簽。“文明傳承”是指對人類自身的文明進步有益的文明成果；“和平演變”則是為了打擊自己的競爭對手，在對方的陣營里培植削弱敵人服務自己的政治勢力。
自青藏高原的悲劇發生以來，我們的媒體和網絡經常揮動著兩個帶有“大棒性質”的標簽。
這兩個標簽一是“反華陰謀”；二是“和平演變”？
這兩個“大棒標簽”一度在中國輿論界消失了近十八年，也是中國經濟不受幹擾高速發展的十八年。再度熱火起來可能源於今年與吉利數字“8”有關聯的一系列悲劇。
這兩個“大棒標簽”在中國有很大的威攝力和殺傷力，造成誤傷的概率也極高。無論你多麽愛國或對中華民族多麽赤膽忠心？只要有人給你貼上“反華陰謀”的標簽，就會有一大群不明真相的“左憤”纏著你不依不饒，直到把你折騰得灰頭土臉仍不肯放手。
令人不解的是：這兩個“大棒標簽”的適用範圍相當廣泛。幾乎所有的“真話”、冷靜思辯文字和與西方沾得上邊的一切價值取向都成為兩標簽揮動的對象。
首先國內不肯犧牲良知，在“假、大、空”成為媒體時尚的新聞大背景下堅持報道少許“真相”的《南方都市報》被攻擊為“反華媒體”；是西方在中國實施“和平演變”的工具？
接下來是真正愛國勇於說“真話”的良知文人一夜間被“左憤”污為“漢奸賣國賊”……
最後連全人類共同創造理應由全人類共同享有的文明成果--“普世價值”也成了西方“和平演變”的精神工具？
總之一切與西方有關的精神文明成果都可貼上“反華陰謀”與“和平演變”的標簽。
連溫總理也公開宣稱“民主、法治、憲政”等“普世價值”不是西方獨有的專利，而是全人類應共同享有的“文明成果”！我們的“左憤”為何要把這些“共同文明成果”與“反華陰謀”、“和平演變”綁在一起呢？
難道在“左憤”眼中這些文明成果只有西方才能享有？我們根本不配？
如果魯迅生活在今天，也一樣會被不明真相的“左憤”污為西方奉行“反華陰謀”與“和平演變”的工具。因為他老人家對自己的“祖國”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一個勁暴露國民“劣根性”，把絕大多數國民影射成“阿Q”，認為中國幾千年的歷史都可用“吃人”兩字來概括，幾乎沒說過中國人一句“好話”；同時極力主張中國應該學習西方革除積弊，尤其要用西方的科學民主理念來戰勝中國的專制思想，用西方的文明成果來提升我們的民族……在把“愛國”當“口號”的“左憤”眼中，這些理論不是“崇洋媚外”是什麽？不是“民族虛無主義”是什麽？不是“外國的月亮比中國圓”是什麽？總之魯迅不是“漢奸賣國賊”又能是什麽？
可魯迅真的是“漢奸賣國賊”嗎？
？？？？？？？？？
“左憤”把“民主、人權、法治、憲政”等“普世價值”等同於“和平演變”工具的理論依據是：這些“文明成果”首先來自西方。西方一直“亡我之心不死”，在用武力無法征服我們時，就企圖向我們輸出他們的“價值取向”，以達到從精神上控制我們的目的……
“左憤”的這一“惡意推論”邏輯的矛盾荒唐之處是顯而易見的。
首先“西方亡我之心不死”這一命題成立嗎？汶川大地震的事實已經給予了有力的回答。既然是“假命題”，在此命題基礎上導出的結論自然離事實很遠。
其次就算西方真個亡我之心不死，他們的“文明成果”我們有必要深閉固拒嗎？學習或接受他們的文明成果真個對我們有害嗎？
答案當然是否定的，“左憤”的觀念誤區是把“文明傳承”與“和平演變”兩概念混為一團。
所謂“文明傳承”，是指對人類自身的文明進步有益的文明成果，無論是何人、何地？哪怕是自己的敵人創造出來的，全人類都有學習繼承的必要，否則受害者只能是自己。如工業革命時期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發明創造的電燈、電話、火車、輪船等物質文明成果，只停留在中世紀生產力水準的地球人都有義務敞開胸懷學習接納，就算是自己不共戴天的敵人發明的結果也一樣。美國印第安人就堅決拒絕“白人仇敵”的物質文明成果，在現代工業文明大背景下仍堅持在森林彎弓射箭追逐走獸；在河谷兩岸刀耕火種，結果不但沒機會向“白人仇敵”討還公道，相反還面臨自身文明“絕種”的可怕威脅。他們當初那樣做的目的也許一樣是為了抵禦“白人仇敵”的“和平演變”，可抵禦“文明成果”的結局是自身的衰亡。
我想起了一百零八年前的義和團，他們的“愛國革命”手段是“挖鐵路、拔電線、毀工廠、燒商店，屠殺維新變法人士……”總之毀掉一切與西洋有關的物質成果，甚至於對遇到的戴眼睛撐洋傘等使用西洋物品的平民格殺無論……天老爺保佑義和團的“愛國革命”沒有成功，否則擁有五千年文明的偉大民族今天的命運不會比美國的印第安人更好。
人類文明成果分為“物質”和“精神”兩方面。“民主、人權、法治、憲政”等“普世價值”是人類創造的共同精神文明成果。既然停留在中世紀生產力水準的地球人有學習接納工業文明物質成果的義務；仍停留在類似中世紀專制體制下的地球人也一樣有學習接納現代文明精神成果--“普世價值”的必要。只接受物質文明成果拒絕與之相應的精神文明成果的“一條腿走路”方式不可能長期保持發展平衡，一朝失衡就會前功盡棄。中國在這方面曾經有過慘痛教訓，慈禧太後的“馬拉轎車”只是教訓的一個幽默縮影。
所以“文明傳承”是地球上任何一個國家民族都必須遵循的文明義務。以少數人的“特權目的”拒絕傳承文明成果者，最終的受害者只能是這個民族自己。
下面再來說“和平演變”。
“和平演變”就是為了打擊自己的競爭對手，在對方的陣營里培植削弱敵人服務自己的政治勢力。
“和平演變”的主要手段有兩種：
第一手段是直接培植從事內部破壞活動的特務、內奸，也就是西班牙內戰時佛朗哥所說的“第五縱隊”。如希特勒在二戰期間就曾幾次成功地培植並使用敵國的“第五縱隊”，挪威首都在偷襲的當天陷落就得益於“第五縱隊”的全力配合。抗戰期間日本在中國培植的百多萬“漢奸部隊”，實質上都是“第五縱隊”。
第二手段是腐化對方的權力階層，盡可能推動只會貪污弄權跑關系但沒有任何能力、德操和民族責任心的垃圾政客走上權力崗位，使對手自己打敗自己。秦始皇在統一中國的進程中，就曾成功的運用這一謀略，把兩個最有實力的軍事競爭對手趙王國和齊王國解除戰鬥力。趙王國的權臣郭開就是一個典型。秦始皇用重金把他扶上趙王國僅次於國王的高位，縱容他在國內貪污索賄扼殺人才，造成趙王國眾叛親離人心思變的被動局面，最後竟然施展陰謀手段除去了秦軍的兩大戰爭克星廉頗和李牧，親手拆毀了趙王國的“長城”，國防力量自此成了一道紙屏。
對於外來文明的按受方來說，“文明傳承”與“和平演變”工具的主要區別是：
文明傳承的終極目的是為了謀求自身的強大振興和文明進步，也就是“師夷之長技這制夷”。“和平演變”工具的終極目的則是為了傷害削弱自己的國家，使自己的文明倒退。
“和平演變”工具分為“自覺”和“不自覺”兩種。“自覺者”如佛朗哥和希特勒的第五縱隊；“不自覺者”如禍國殃民壓制人才的腐敗政客，這號人口號“愛國”行動賣國。義和團也屬不自覺者，因為他們自毀文明屠殺愛國精英的行徑間接幫了國家敵人的忙。
所以主張學習西方“民主、人權、法治、憲政”屬“文明傳承”的範疇；與“和平演變”工具風、馬、牛不相及。
一個典型的例子是上上世紀日本明治維新。明治精英認為日本暮氣深重腐敗叢生；主張全盤西化，學習西方的政治經濟體制來謀求日本民族的新生，從西方強加的不平等條約中解放出來。日本天皇采納了精英的建議，號召全國向西方學習，也就是向強加不平等條約的日本敵人學習。結果日本民族在短短三十年時間里就走完了西方四個世紀走完的路程，從一個蠻荒落後的草昧小國躍升為亞洲頭號經濟軍事強國，廢除了西方列強強加的不平等條約，並在對馬海戰中打敗西方軍事強國俄羅斯。當時西方是日本的敵人，學習敵人的結果是強大日本戰勝敵人。所以明治維新是“文明傳承”而不是“和平演變”。
對於文明成果的推銷方來說：也只是抱有明確“損害和削弱”對方目的者才可劃到“和平演變”那一邊。否則就屬“文明傳承”的範疇。
當西方主動把文明成果推銷給我們時，我們在相當長時期內很容易滑入“動機論”的困擾：也就是西方把文明成果推銷給我們究竟抱有什麽不可告人的動機？
西方並不是什麽有志“普濟天下蒼生”的基督天使，他們在推銷給我們文明成果時自然把自己的利益擺在第一位。但謀求自身利益的傳與者並不一定會損害接受者的利益。因為人類世界存在著很多“共同利益”；還有很多利益是相輔相成的。
上上世紀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勸說我們安電燈時，他們的第一目的就是為本國過剩的電器產品尋找銷路，希望賺中國人口袋里的銀子。但我們用電燈替代植物油燈後自身利益不但沒有因此受到損害，相反還大有益處。電燈照明效果不但比植物油燈強很多，而且經濟成本也比植物油燈低。我們還可因此學習電氣照明這門工業技術。如果我們因為不想逞西方的賺錢動機繼續使用植物油燈，那麽我們受到的損失比西方更大。
同理，今天西方在向我們推銷“民主、人權、法治、憲政”等精神文明成果時，首先考慮到的也是自己的利益。一個民主的國家較少窮兵贖武，一個理性和平的國際環境有利於西方發揮自己的科技經濟優勢，富人不希望有太多武裝好戰的窮人是可以理解的。西方的動機不是我們首先要考量的，我們首先要考量的核心問題是：我們在接受“民主、人權、法治、憲政”等政治理念時是否有利於我們的文明進步？答案應該是肯定的。走向民主法治的中國不但能大幅度提升自己的文明水準，從根子上鏟除貪污腐敗的社會土壤；而且能方便匯集全民族的聰明才智，在不遠的將來趕超西方的科技經濟優勢，就象當年的日本一樣跑到了民主推銷者前面。
很多“左憤”喜歡把前蘇聯的命運拿來做比，認為走向民主的俄羅斯就是西方“和平演變”的犧牲品？俄羅斯究竟在民主進程中是不是“犧牲品”？下面的數據最能說明問題：
前蘇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期的民主前夜，多數公民每天只能配備250克面包，購買時還要排很長時間隊？那時我國的絕大多數國民都豐衣足食，貨架上的商品供過於求，我們的生活水準遠遠高於俄羅斯。今天的民主俄羅斯和我們的位置倒轉過來了，除了多數公民享有真正的義務教育、免費醫療和廉價住房外，社會公平遠超我們，實際收入比我們翻幾番，工資福利增長幅度遠高於GDP和稅收增長幅度，生活得遠比我們幸福尊嚴……
俄羅斯的經濟增長，始於1999年，從1999年至2006年，年均增長約6％，經濟總量增加了70％。然而，俄羅斯人的工資和人均收入卻增加了 500％，扣除通脹後，人均收入實際增長超過了200％。八年間，俄羅斯的人均實際工資和人均實際收入的增長速度，比人均GDP的增長速度高出二倍。俄羅斯的老百姓，實實在在地分享到了經濟增長的成果。當下，俄羅斯人平均月工資10800盧布，約合人民幣3650元。其中莫斯科人均工資最高，人均約2萬盧布，折合人民幣6700元；
看了上面這些“真相”，你能說民主俄羅斯是“犧牲品”嗎？
所以我們在面對外族推銷的文明成果時，首要的不是揣測對方的“動機”，而是看這個文明成果是否對自己有利，是否有利於提升自己的文明水準。
很多人都有“好為人師”和“尋求同類為友”的天性，一個人勸你學習什麽或接受什麽並不都是為了損人利已，很多人是為了滿足一下實現自我價值的成就感。還有人因為自己“進步”了，希望周邊的人也和自己一樣“進步”，使自己能生活在一個“普遍進步”的社會大環境中，不致因周圍的人蠻不講理不易溝通使自己陷於孤立。一個人如此，由人組成的國家民族又何曾不是這樣呢？
我們不能拒絕“文明傳承”，應該敞開胸懷學習接納已被多數國家地區證明了的先進文明成果。不但要接受物質成果，還要接納精神成果。
“民主、人權、法治、憲政”等“普世價值”不是西方世界的專利；而是全人類應共同享有的文明成果。
“文明傳承”不等於“和平演變”，不要動不動就給“民主、人權、法治、憲政”等“普世價值”倡導者貼上“和平演變”的標簽。
二OO八年八月十七日
23.石油價格暴漲是美國的陰謀嗎？
美國是這個星球上最大的石油進口國。俄羅斯和中東阿拉伯國家則是最大的石油輸出國。美國的主要對手俄羅斯和中東阿拉伯國家應該是石油漲價的最大受益者；美國則是石油漲價的最大受害者。石油漲價是美國陰謀純屬無稽之談。
今年世界經濟不知哪個環節出了大問題，能源、原材料和生活必須品都在漲價，不是節構性小漲，而是大漲特漲。
在所有的“漲價族”中，石油價格的暴漲無疑最引人注目了。
我記得1991年海灣戰爭時期每桶原油售價也就18美元，今年則一路飆升到140美元以上。近期國際油價雖然有所回落，但漲勢好象依舊沒有告終。
中國油價和世界相比依舊顯示出了濃厚的“中國特色”，不但一漲再漲，而且出現“油荒”。前段時間各加油站排列的柴油車長龍成為中國特有的“石油景觀”。
經過三十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已經步入“工業國家”，石油漲價差不多影響到每一個公民的日常生活，公民的普遍不滿是可以想見的。公民在抱怨油價暴漲的同時，又按照傳統的思維定式，認定油價暴漲是西方世界針對中國的陰謀，於是在國際上搜索假想的敵人：是誰在背後操縱國際油價？是誰陰謀拖垮中國經濟？
我們幾乎沒有費什麽力氣，就搜索出這個假想的敵人是美國？
道理很簡單，美國一直是我們“認定的主要敵人”，既然是主要敵人，就一定會“亡我之心不死”，所有不利於中國的事都是他幹的？
美國是我們的“主要敵人”嗎？我們“真正的敵人”是誰？絕大多數國民是不肯傷腦筋認真思考一下的。就連“美國是我們主要敵人”的說法也不是我們冷靜思考後得出的結論，而是媒體“教導”我們的結果。我們在這個星球上什麽事都敢幹，什麽粗話都敢罵，唯獨不肯幹的事就是“思考”？
“思考”的功能則是人和動物的最主要區別！
我對美國曾經有過“好感”，但這份“好感”在近幾年是與日俱減的，因為這個國家收容了太多的中國“貪官”或“潛在貪官”親屬，以及他們巧取豪奪來的“非法財富”。我國的貪官外逃或“潛在貪官”向境外移民親屬和轉移非法財富，首選的目標也是美國。面對如此多的外來貪官和非法財富，美國並沒有象我先前想象的那樣會為了維護人類“公正”對他們提起公訴，顯然與他們信奉的普世價值不符。貪官才是“今天中國的主要敵人”！美國既然肯收容我們的主要敵人和他們聚斂的“非法財富”，根據偉大領袖的教導“敵人的朋友就是我們的敵人”這一外交邏輯，我們把美國劃到“主要敵人”那一邊也不算太離譜。
我對“美國是我們主要敵人”的說法雖然“心領神會”；但對國際油價上漲的罪魁禍首是美國的說法則不敢茍同。
道理同樣很簡單：就算美國真個是我們的主要敵人，打壓中國和拖垮中國經濟真個一直是美國的首要任務；但拖垮中國經濟的的最好途徑卻不是操縱石油漲價？因為油價上漲對美國的危害遠遠大於中國。
美國是這個星球上最大的石油進口國。
俄羅斯和中東阿拉伯國家則是最大的石油輸出國。
油價上漲的最大受益者應該是石油輸出國，而不是石油進口國，尤其不利於最大的石油進口國。
所以俄羅斯和中東阿拉伯國家應該是石油漲價的最大受益者；美國則是石油漲價的最大受害者。
如果美國象中國一樣投桃投李把中國列為他們的“主要敵人”；而主要石油輸出國是美國的盟友或次要敵人？為了打擊主要敵人暫時讓盟友或次要敵人獲利的戰略還有可行之處。問題是美國並沒有把中國列為他們的“主要敵人”，不是美國人“好心”或是擁有唾而自幹的“雅量”，而是美國認為中國目前還不配做他們的“主要敵手”。
美國目前的主要敵人是俄羅斯和國際恐怖分子！國際恐怖分子則主要來自中東阿拉伯國家，也就是這個星球上的最大石油輸出團體。中東主要產油國伊朗則列為美國的“頭號邪惡軸心”！
俄羅斯是美國的主要軍事競爭對手；阿拉伯恐怖分子則隨時都在威脅美國人的生命，目前也只有阿拉伯恐怖分子才有能力把戰爭引入美國境內，在美國本土制造罕見生命災難。“911事件”的死難者人數比珍珠港襲擊造成的生命損失還要多。
如果美國操縱國際油價上漲，最大的受益者將是美國的主要敵人。中國充其量只能被美國列為次要敵人，為了拖垮次要敵人的經濟而給主要敵人的經濟輸血打氣，陰謀的最大受害者只能是自己！
請問世上有這樣“可愛的陰謀”嗎？當然有！但只能來自象緬甸、北朝鮮和薩達姆時期的伊拉克等一人說了算的獨裁專制國家；絕不會來自象美國這樣能方便匯集國民智慧，有效防範權力人物心血來潮異想天開的民主國家。
也許有人會說：美國政府也許沒有那樣傻，但美國的石油財團為了獲取超額利潤卻有可能操縱政府提升油價？
因為我們不了解美國的民選政治，所以才會誇大財團在美國社會的作用。畢竟目前的中國億萬富翁的影響無處不在，億萬富翁人數與中國不相上下的美國也不會好到哪里去？
美國是民選政府，官員都是民眾直接投票選舉出來的，政府官員的任免升降都是多數人說了算。億萬富翁在選民人數中只占很少的比例，絕大多數選票都來自平民階層。平民選票和富翁選票價值是相等的，如果政府官員為了極少數富人的利益就只能得罪大多數平民，結果就會失去多數人的選票，只能是和自己過不去，只有傻子瘋子才會那麽幹。可民選的官員不可能是“傻子瘋子”。“傻子瘋子官員”只能是專制國家的專利。中國歷史上就出了不少“傻子皇帝”或“瘋子皇帝”。
也許還有人會說：美國財團會利用手中掌握的巨大財力操縱選舉，從而間接給政府施加決定性的影響？
中國人很難理解，象美國那樣國民崇尚個人尊嚴監督眼線無孔不入的自由法治社會，財團用金錢操縱選舉幾乎很難達到目的。我在《我們對西方文的悲劇性誤讀》一文中有較為詳盡的論述。
更何況目前全球石油財團排在前兩位的是沙特阿拉伯國家石油公司和伊朗國家石油公司，美國石油財團就是想操縱世界油價也會力不從心。
我還經常聽見國民抱怨：美國人放著自家的石油不開采，全部石油都靠進口，造成國際油價飆升？這一指責似乎更沒道理，因為美國暫時不開采自家的石油，盡可能利用國際能源是有利於美國發展的長遠天才戰略。任何國家的政府都會把本國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但謀求本國利益最大化的終極目標並不是為了打壓中國，就象我們謀求民族振興的終極目的不是為了消滅美國一樣。我們開采自家能源並不是美國幹涉的結果，而是我們的自身政治經濟狀況決定的。我們一樣可以選擇象美國那樣停止開采自家能源，相信這樣做美國也不會橫加幹涉。因此美國這一長遠天才戰略我們只有學習的義務，卻沒有指責的權力。
我們在義憤填膺指責美國的同時，很少有人意識到自己也要對全球油價暴漲承擔一定的責任。中國目前已成為世界上的最大能耗國，人均GDP能耗不但遠遠高於西方發達國家；甚至遠遠高於菲律賓、印尼和印度等中國人壓根就瞧不起的發展中國家。2006年人均GDP能耗日本為1.6,中國則為13.56；菲律賓、印尼和印度分別為3.71、6.09、8.47。接目前的發展趨勢，如果中國政治改革能夠成功，不出現悲劇性的經濟斷層，中國要不了多久就會替代美國成為這個星球上最大的能源進口國。如果我們不努力從自身找原因，切實采取節能措施，未來國際油價上漲的最大受害者就不是美國，而是我們自己。
我們把國際油價上漲的罪魁鎖定在美國只會誤導我們在國際問題上的判斷力，對美國並不會造成實質性的損害，受害的只能是我們自己。歷史經驗一千次證明：判斷錯誤是要付出代價的。
我們已經習慣出了問題首先不從自己身上找原因；而習慣於抱怨他人的思維定式。這一思維定式是可怕的，使我們不能及時汲取經驗教訓，永遠失去了矯正錯誤自我更新的動力和機會，在錯誤的方向上一條道走到黑，經常在同一個坑里跌倒，因此最大的受害者只能是我們自己。
二OO八年七月三十日
24.真正有益於國家的聲音
美國政府一再告誡他的國民：如果你認為你的國家正在犯錯誤而不及時指出來，你就是對國家的犯罪！真正有利於國家的聲音不是總結成績、粉飾太平的頌歌聲；而是勇於揭露問題，提出建議的“不和諧聲音”。
在國內輿論導向上，美國和北朝鮮采取了絕然不同的方向。
美國政府對待國內輿論的態度令多數東方國家匪夷所思。
美國政府一再告誡他的國民：如果你認為你的國家正在犯錯誤而不及時指出來，你就是對國家的犯罪！
美國的政治理念是：政府和國家只能做多數公民認為正確的事情，否則就是瀆職或犯罪。政府官員是納稅人花錢豢養的公仆，盡職盡責和服務民眾是它的本份，沒有歌頌讚揚的必要；如果瀆職或濫用職權，民眾就有義務揭露出來。
正是基於這一淺顯的政治邏輯，美國輿論在報道國內消息時多半是負面的；少數正面報道也采用中性詞匯。盡管這個國家的多數官員在任期內都能做到忠於職守廉潔奉公，可針對他們的媒體報道卻是一個接一個的“醜聞”。如果一萬個政務官中只有區區十個老鼠屎腐敗瀆職，媒體就只報道這十個老鼠屎的醜聞，另外九千九百九十個人民公仆“無私奉獻的感人事跡”則很難見諸報端，因為公民認為這是他們應該做的。所以初進入這個國家的東方人，在第一次接觸這個國家的電視報刊後，因為看到的都是負面消息，很可能誤認為這個國家快要亡國了……
與東方人擔心的相反，美國滿天飛的負面報道並沒損害這個國家的形象，也沒有傷害民眾對國家的信心，相反有利於國家社會存在的問題及時被揭露出來並得到盡可能迅速的解決，有效地防範問題積累到一定程度引起全社會的“革命性反應”。人最難認識的就是自己，尤其難於認識自己的錯誤，掌控能影響他人命運“公權力”的政務官尤其如此。政府或官員如果在犯錯誤而公民不能及時指出來，當事人往往很難自察自省，於是就很容易在錯誤之路上一條道走到黑，從而給國家社會和官員本人造成巨大傷害。
所以美國最好的愛國方式就是勇於指出國家存在的問題；同時維護公民自身的天賦權力！
北朝鮮的國內輿論正好和美國相反！
下面是北朝鮮最常見的標語口號：
“民族的偉大性不在於領土的遼闊或歷史的悠久性,而是在於引導民族的領袖的偉大性。”
“我們民族的偉大性就是我們領袖的偉大性。”
“我們社會主義祖國是金日成祖國,我們民族是金日成民族。”
“領袖是國家和民族的命運,一切幸福的象征。”
“談論沒有領袖的革命勝利,就像奢望沒有太陽的花一樣。”
“革命在領袖的領導下前進,在領袖的懷抱里人民才能過真正的生活。”
“只要領袖偉大,小小的國家也會成為偉大時代思想的祖國、思想的強國和政治大國,光芒四射。”
“偉大的領袖和偉大的黨創造偉大的人民。”
“一個民族的偉大性取決於其國家領袖的偉大,人民的未來取決於其領袖的英明。”
“如果沒有英明的領袖領導, 群眾就等於沒有大腦的肉體。”
“如果沒有卓越的領袖,人民就等於沒有父母的孤兒。”
“有領袖的福氣,必然會有人民的福氣。”
“革命的領袖觀是革命的世界觀的核心,在其形成發展過程中起決定性作用。”
“我們領袖是扶持萬民的偉大的慈父,是萬民景仰的恩惠的太陽。”
“種子不管播在哪里,總是向著太陽開花。”
“對領袖的忠誠,要實現信念化、良心化、道德化、生活化。”
…………
總之，北朝鮮的新聞報道都是正面的，負面報道幾乎等於零，無論是關於元首、國家；還是關於執政黨、軍隊，所有的報道都可用“偉、光、正”三詞來形容。初進入這個國家的外國人，如果閉上眼睛不看事實只聽廣播，或是直接來到平壤廣場看那些巨幅宣傳標語，或許以為自己來到了傳說中的“共產主義天國”？
外面的人也許會認為，北朝鮮每年都會有很多因文獲罪的文化人？其實這是一個誤區，因為這個國家根本沒有給文化人留下“言論犯罪”的空間，所有“真話”都不可能見諸任何媒體，因此文人也難得有“犯罪”的機會。如果魯迅生長在北朝鮮，就根本不可能有“魯迅”這個名字，因為媒體不可能發表他的任何一個字，這樣他就會在默默無聞的情況下從這個地球上消失。
兩種絕然相反的輿論導向，究竟那一種更有益於國家呢？
美國和北朝鮮的現狀給了我們最好的答案！前者是這個星球上最富庶強大，文明水準最高的國家，全世界的人才冒著生命危險也要往那里跑；後者是最貧窮愚昧，人民大批餓死，死前還要高呼“金太陽萬歲”的白癡國家。
美國和北朝鮮兩國間的口水宣傳戰也很有意思。
當美國總統布什在國際上指斥北朝鮮為“邪惡軸心”，揚言要給予軍事打擊時，美國國內媒體卻充斥檢討美國朝鮮政策的文章，還有不少公開發表的文字對朝鮮抱同情態度。北朝鮮國內針對美國的宣傳則是上下高度一致口徑：
“美帝國主義是窮兇極惡的帝國主義，是腐朽沒落垂死的資本主義！”
“美國人民吃不飽，穿不暖，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掙紮在死亡線上，我們一定要解放他們！”
和我國文革時的宣傳標語一個模子倒出來的？
…………
美國和北朝鮮兩種絕然相反的輿論導向有其深刻的歷史原因。
北朝鮮執政黨是靠搶桿子奪取政權的。在奪取政權階段，尤其是力量不擁有壓倒優勢時，為了贏得最廣大的同盟軍，美化歌頌自己的政權，忽悠不明真相的人民加入到自己這一邊無疑是一種有利可行的政治策略。但這種政治策略只能是一時的權宜之計，當執政黨奪取國家政權，主要暴力政治競爭對手從組織上瓦解，執政黨一黨獨大時，國家對內輿論導向應該及時轉向，做到內外有別。為了維護自身國際形象，對外宣傳依舊以正面為主；但為了確保執政黨的先進性和長期執政能力，維護國家的長治久安，對內輿論導向應對負面報道持寬容態度，使內部問題及時暴露出來並不斷得到解決，防止問題長期積累而使民怨加深，使執政黨喪失威信。因為國內沒有力量可與執政黨抗衡的暴力政治組織，負面報道只會有助於問題的解決，維護執政黨的威信，確立執政黨的開明形象；而不容易被陰暗勢力利用。如果只熱衷於正面報道，權力人物聽不進相反的聲音，存在的問題並不會在上下交響的“口號謊言式”頌歌聲中自動消除，於是問題越積越多。當問題積累了一定程度，超過了社會自身的彈性調節範圍時，國家和社會的運轉就會失控，執政黨就會失去威信喪失民心，於是統治的合法性成了問題。當官員只喜歡聽阿諛奉承之聲時，就會在頭腦昏昏然時一錯再錯，最後帶上自己的親人家族跌入萬丈深淵。
美國政府是公民通過公平競爭選舉產生的。為了確保選舉的公平性和防範現政府利用公共資源操控“話語權”，政府和兩大黨都沒有自己控制的電台和報刊。國內主流媒體都是私營的，政府和政黨都不容易控制媒體的輿論導向為自己服務。私營媒體靠利潤驅動，電台收視率和報刊閱讀率是追求的主要目標，因此主流媒體只能把多數民眾視為上帝，只能為多數民眾服務。而有能力侵害民眾的“公權掌控者”則成了媒體主要的監督對象，因此關於政務官的“醜聞”成了媒體最熱衷的題材。媒體熱衷“公權”的負面報道表面上對政府不利，但從長遠來看卻有利於政府嚴於律已，不斷自我更新，保持政府的先進性，並間接保護了官員的操守和名利。美國政務官很少有因貪污瀆職犯罪的，追根索源就是傾向於負面的輿論導向幫了他們的忙。
一個國家就象一個大家庭一樣，對內和對外宣傳是有很大區別的。“家醜不可外揚”，對外宣傳注意形象自在情理之中；可對內宣傳卻要尊重事實和真相，王婆賣瓜只能是自欺欺人，不但無助於內部問題的解決，相反會助長家庭內部成員的不滿和離心傾向。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當家庭內部因問題成山分崩離析時，再好的外部形象也等於零！
一個人最大的敵人是自己！一個國家也是這樣！
精明的美國佬就深諳此道，對外把自己的國家造勢成勇於打抱不平和維護人類公平正義的“山姆大叔”；對內則不停地抱怨自己的國家做得不夠好，應該能夠做得更好……
所以真正有利於國家的聲音不是總結成績、粉飾太平的頌歌聲；而是勇於揭露問題，提出建議的“不和諧聲音”。勇於揭露國家問題，監督政府公平施政是文明國家最好的愛國行為！
以色列和中東阿拉伯世界之間的沖突在世人眼中一直是一個迷：彈丸小國以色列在中東阿拉伯敵人面前就象是巨人腳下的一只螞蟻，阿拉伯世界的面積人口比以色列大出百倍，常規軍事力量也遠遠超出以色列。可歷次中東戰爭的結果卻是以色列戰無不勝，阿拉伯聯軍一敗再敗。如果不是聯合國在關鍵時刻幾次站出來命令以色列停戰，阿拉伯各國或許早成了以色列的各省……
為什麽會出現如此大的反差呢？雙方對內輿論導向也許是主要的原因之一。
第三次中東戰爭初期，以色列出動了幾乎全部空軍，對埃及、外約旦、敘利亞和伊拉克的一切機場進行了閃電式的襲擊，取得了驚人的戰果。從早晨7時到下午18時，以色列共擊毀阿拉伯國家飛機451架，其中埃及就損失飛機336架，敘利亞損失60架，約旦損失29架，伊拉克損失25架，黎巴嫩損失1架，阿拉伯25個空軍基地全部摧毀。埃及作戰飛機損失了95%，整個埃及空軍陷於癱瘓，而以色列只損失了區區26架飛機……
以色列空襲取得巨大勝利後，埃及、約旦、敘利亞的廣播電台聲嘶力竭地向全國人民廣播，慶祝抗以戰爭取得了偉大勝利，並向本國人民列出一長串子虛烏有的勝利成果。全國人民因此陷入盲目的慶祝狂歡之中，沒有及時采取緊急措施應對即將來臨的更殘酷地面戰爭,結果在接下來的五天地面戰爭中敗得更為丟臉。埃及、約旦、敘利亞損失和被俘的軍隊有六萬多，以色列僅損失983人？占領了加沙地帶和埃及的西奈半島，約旦河西岸，耶路撒冷舊城和敘利亞的戈蘭高地共6.5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千萬別小看這6.5萬平方公里土地，因為以色列本土面積也就區區1.4萬平方公里，相當於四個半以色列！
和阿拉伯國家相反，以色列在空襲取得巨大勝利後，在國內閉口不談即將結束的空襲奇跡，當晚以色列人民還不知道勝利消息。當戰爭勝利結束後，以色列也沒有歡慶勝利，而是檢討戰爭失誤，看這場戰爭是不是能夠打得更好？從而為下次戰爭提供經驗教訓。
美國和以色列的輿論導向確然有值得我們借鑒的地方。
二OO八年八月三日
25.家與國的利益紛爭
人類社會從大到小存在六種利益集團：全人類共同利益--國家利益--民族利益--政治集團利益--家族利益--個人利益。保持個人、家族的利益與國家、民族的利益相一致，並且尊重全人類的共同利益，是區分“文明人”與“野蠻人”的分界線。
人類社會其實是一個利益紛爭的共同體,利益競爭既是驅動人類社會從低級向高級進化的動力；也是制約人類最終走向理想世界的最大制約。
人類社會從大到小存在六種利益集團：全人類共同利益--國家利益--民族利益--政治集團利益--家族利益--個人利益。
各種利益集團存在利益競爭，每一集團都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並在追求自身利益的過程中不惜損害其他集團的利益。人類文明若想沿著良性軌道向前發展，就必須調整好各個利益集團的關系，防止人們在損傷性的利益競爭中兩敗俱傷。文明社會遵從從大到小的利益遞減關系：覆蓋範圍大的利益集團擁有優先權，全人類共同利益高於一切；其次是國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個人利益和家族利益不能傷害到國家利益和民族利益。
人類文明的最大悲劇是：組成人類社會的個體都有“個人利益最大化”的傾向，處於最末位的個人利益和家族利益成為占人口絕大多數的普通人最熱心追逐的目標，並且在為個人和家族謀福利的過程中不惜損害國家利益和民族利益。
保持個人、家族的利益與國家、民族的利益相一致，並且尊重全人類的共同利益，是區分“文明人”與“野蠻人”的分界線。
人類歷史發展到今天，世界已由野蠻轉向了文明，越來越多的普通人從“野蠻人”進化為“文明人”。二十一世紀已有近三分之一的“地球人”生活在文明社會里。這三分之一的文明人占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類財富。
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國家利益高於一切！經過兩次世界大戰的教訓，文明人終於意識到國家利益之上還存在“全人類的共同利益”。如果不尊重全人類的共同利益，人類就會在無休止的國與國爭戰中毀滅掉自己歷經千辛萬苦積累的文明成果，並最終消滅人類自身。
為了防止人類走上自殺式的戰爭列車，文明國家的文明人紛紛走上“反戰”、“非暴力”和“非殖民化”的行列，為建立共同發展的和諧人類社會作出不懈的努力。文明國家也高瞻遠矚地拋棄隔岸觀火和坐山觀虎鬥的短視戰略，自覺挑起制止局部戰爭蔓延擴大成國際戰爭的重擔，在全球種植“公平正義”的人類普適理念，在半個多世紀的時間內成功地遏止住了上世紀中期一觸即發並最終導致人類毀滅的第三次世界大戰。
在各集團的利益沖突中，最大的沖突來自國家利益和家族利益！
健康理性的“家”“國”利益關系應該是相輔相成的：一方面國家利益是組成國家的各家族利益的總和，國家利益最終要靠各成員家族的利益來體現，富國家窮國民是不可想象的；另一方面國家利益代表全體公民的“共同利益“，國家是各成員家族的保護神，沒有一個強大理性的國家作後盾，家族的既得利益隨時都面臨被搶劫瓜分的危險；侵害或漠視國家利益的惡果是公民從整體上付出更大的代價。因此家族利益不能沖擊國家的根本利益。
在國家與家族的利益關系中，存在著兩種極不正常的競爭形式：
第一種形式是把“國家”作為一種“圖騰”無限神化，無限制地強化“國家意志”，國家利益不但高於一切，還可肆意踐踏或掠奪各成員家族的利益。代表“國家利益”的權力機關在“國家非緊急狀況下”可以不經任何法律程序任意征用沒收“守法家族”的財產……
國家並不是一個維護自身利益的能動主體，國家利益要靠稱之為“政府”的權力機關來體現。當國家利益高於一切，維護公民“天賦權力”的法律被肆意踐踏時，權力機關的權力人物就極有可能把“國家利益”轉化為個人的“特權利益”，國家剝奪成員家族的利益也因此轉變為特權人物對公民權益公開合法的巧取豪奪。於是腐敗和不公正就成了制度化的不治之癥。當絕大多數公民被打著“國家利益”旗幟的特權人物掠奪折騰成赤貧時，“國家利益”就成了無源之水，窮國民會把非法致富的“富國”拖入貧窮的行列。前蘇聯和金正日父子統治下的北朝鮮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
為了防止國家對公民利益的肆意侵害，文明國家都把“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作為國家法律的基石。
第二種形式是“個人利益最大化”，公民在政治生活中只在意小家庭和小集團的短期利益，並在追逐自身和家族利益時不惜損害國家的根本利益。當代表公民共同利益的“國家利益”被自私短視的國民漠視或侵害時，各成員家族就會陷入利益上的無序競爭狀態，並在兩敗俱傷式的沖突中紛紛喪失家族的既得利益。
這里有必要打一個比方：某特權家族為了快速致富，在當地建了一個生產一次性木筷（供出口日本）的工廠，並鼓勵親族上山砍樹賣錢。別的家族也跟著仿效，紛紛盜劃國家林木。最後森林砍光了，國家成了一片真正的荒原，於是洪水來了，大面積的幹旱和蝗災也跟在洪水後面報覆上山砍樹的國民，於是絕大多數家族陷入毀滅或赤貧，暴富起來的特權家族也會在難民潮的沖擊下失去所有的財富。
上述兩種非正常的“家”“國”利益關系有時在一個國家同時存在著，尤其是那些非民主的武人專制國家，行使“國家權力”的特權人物一方面打著“國家利益”的旗號肆意剝奪公民的私人財富；另一方面利用特權損公肥私，不擇手段把“國家利益”轉化為特權人物的家族利益。
當“國家”任意侵害公民的權益時，“國家”就由公民的保護神變成公民的敵人，這些國家的國民也就不可能“自發”地“愛國”，在國家處於緊急狀態時很少有人會心甘情願地為之付出生命和鮮血，對國家的興衰存亡麻木不仁，在外敵入侵時臨陣脫逃，“第五縱隊”和民族內奸批量湧現。
英、美兩國是“家”“國”關系最和諧的國家。
在和平時期，國家是最忠實的公民家族利益保護神，公民在尊重國家根本利益的前提下把追逐自身的家庭利益放在第一位，同時按財產比例納稅以增長國家利益。國家主要履行服務者、仲裁者和保衛者的角色。在國家處於戰爭時期或緊急狀態時，公民把國家利益放在第一位，毫不猶豫把自己的家族利益貢獻於保衛祖國和拯救災難的偉大目標。
英、美兩國的公民在關鍵時刻自發把國家利益置身於家族利益之上的民族品格稱為“英雄主義”。
英、美兩國公民的“英雄主義”在二戰時期得到了充分的體現。
舉世聞名的“敦克爾刻大撤退”，四十萬英國遠征軍在戰無不勝的德國機械化軍團的圍攻下面臨滅頂之災，丘吉爾內閣在勝利無望的情況下決定把遠征軍撤回英國本土。但撤軍計劃執行起來面臨巨大的困難，除了德軍的空襲危險外，政府能夠動用的渡船數量遠遠不夠，最樂觀的估計也只能撤回四萬人。當時英國本土幾乎沒有什麽陸軍，撤回來的四萬遠征軍根本無法承擔抗擊德軍入侵的重任，英國處於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
在國家危亡的關鍵時刻，英吉利海峽周邊的英國人自發行動起來，冒著炮火把自家的私人船只駛往敦克爾刻去搶救英國遠征軍，富人家族把造價高昂的豪華遊船也開上了火線，許多英國船主為此獻出了畢生的財富甚至生命。在英國公民的自發努力下，三十四萬英國遠征軍得救了，希特勒登陸英倫三島的計劃也因此成了泡影，英國人在關鍵時刻迸發出的“英雄主義”拯救了大英帝國。
如果沒有英國人的“英雄主義”，希特勒極有可能在倫敦制造第二個“南京大屠殺”。
日本人當初之所以膽敢挑戰力量比它大出十倍的龐然大物美國，悍然發動“珍珠港突襲”，就因為他們忽視了美國人身上潛藏的“英雄主義”。日本人錯誤地認為美國人只在乎賺錢作生意，為了不受幹擾地向交戰國出賣軍火大發戰爭財，美國人寧願放棄國家尊嚴。日本一旦和美國開戰，美國人很難在短期內動員起來，因為普通美國人都忙著做生意賺錢去了，在國家采取強制力之前不會主動放棄發財的機會上戰場拋頭顱灑熱血。等到美國人好不容易動員起來時，日本軍隊已經取得了足夠的戰果，贏得了對美作戰的壓倒性優勢。珍珠港奇襲發生後，形勢大大出乎日本人的意料，美國人不但動員起來了，而且動員得很快，主動報名服軍役的美國人超過了政府預計的幾倍。一個充分動員起來的美國不是日本人對付得了的，日本的災難來了。
中國幾千年的極權專制體制造就了忠於一姓或一個政治集團的傳統，國民心目中的國家民族意識相當淡漠。直到十九世紀末，絕大多數中國人意識里還沒有現代意義上的國家觀念，國人意識里的“國家”就是皇族和官僚集團，忠於皇帝忠於上司就是“愛國”的表現；否則就是“國賊”。當皇帝和官僚集團對國家民族擁有強烈的責任心，代表絕大多數國民的利益時，忠君愛國也許有部分愛國的成份；但當皇親國戚文臣武將只注重自已小家族的利益，利用職權掠奪民財，把公共財富轉為私有時，皇帝官僚就是國家民族的主要敵人，忠於這幫人才是真正的“國賊”。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莫過於南宋初年的秦檜，他是忠於皇帝的，可皇帝老兒為了維護自己的皇位寧願和侵略者結盟屠殺民族英雄，把半個中國送給侵略者，所以秦檜是真正的“賣國賊”！
中國在上世紀建立了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但由於極權專制意識在國民心中根深蒂固，國民很難把“忠君”和“愛國”這兩種絕然不同的概念區分開來，傳統的官場就是一個很生動的例證。很多官員只忠於那些提拔自己的上司，可很少有人想到忠於國家和民族。當自己的上司成為禍國殃民的貪官庸官時，忠於上司無疑就是為虎作倀的“國賊”了。
與國家意識淡漠相對應的是：中國人的家族觀念則表現為不可思議的濃厚。這里依舊以官場來說事：很多官僚為官一任，首先想到的不是造福國家和百姓蒼生，而是利用職權為自己的家族和親友謀福利，大搞裙帶關系。最後他治轄地的絕大多數百姓被掠奪成赤貧；而他的親族則率先進入“小康”甚至“共產主義社會”。在一個貧窮落後的群體里富人是不安全的，他們以權謀私聚斂的財富隨時都面臨被暴力搶劫的危險，甚至連生命也搭進去。
把家族利益置於國家利益之上給中華民族帶來了一連串的不幸，尤其是在國家處於緊急狀態時，這種不幸就演變為深重的災難。與英國敦克爾刻大撤退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抗戰初期的南京“下關爭渡”，十萬城防兵在國難當頭時不拼死抗敵，在兵力占劣勢的日軍進攻下節節敗退，才一天時間就被日軍突破了防線。誓言要與南京共存亡的城防司令唐生智在關鍵時刻竟然腳底抹油，丟下他的士兵爭先當了逃兵，臨走時居然忘了向絕大多數官兵下達撤退的命令，並且還沒忘記讓異常緊缺的渡船載上他的小轎車！十萬城防兵因此象被遺棄的羔羊一樣淪為日軍大屠殺的對象。在供軍隊撤退的南京下關碼頭，與英國人紛紛把自家船只開赴火線搶救遠征軍相對應的是：南京有條件逃命的市民紛紛帶著自己的親眷和財產湧向下關碼頭，成百上千的市民被爭道的自己人踐踏至死。只顧家族不顧國家的國民是不可能組織勝利大逃亡的，絕大多數爭相逃命的軍民被日軍堵住了，成為南京大屠殺的第一批死難者……
二十世紀上半期的中國，代表國家的北洋軍閥政府和國民政府打著“國家利益”的旗號肆意踐踏國民的天賦權力，權力人物以權謀私，掠奪國民的私人財富，“國家”由公民的保住神變成公民的敵人，公民的“愛國熱情”也因此大受影響。結果在日本進攻中國期間，漢奸兵團的規模從來都超過了日本兵團的規模，並且在屠殺中國人時打頭陣。抗戰前期，不少中國軍團一潰千里，軍人成建制臨陣脫逃或叛變投敵；你聽說過美國軍人成建制逃跑或投敵的事件嗎？
…………
新世紀的今天，相當一部分中國人依舊沒有從家族利益的狹隘小圈子里走出來，依舊把家族利益置於國家利益之上，官僚集團任人唯親，損公肥私，在為自己的家族謀福利時不惜損害國家民族的根本利益，一步步向危險邁進還自詡為精明能幹……
中國人該到了淡化家族觀念的時候了！
二00七年一月二十三日
26.改革開放與職業道德
我們是失去信仰的一代，我們的價值取向也出現了空前的混亂。傳統的職業道德大多被“改革開放”掉了，人性一天天向動物化趨進，堅守社會良知和人生準則的志士仁人一天天被孤立，無恥之徒眾星捧月，社會經常出現“傻子嘲笑聰明人”和“錯誤指責正確”的鬧劇……
前年去湖北黃梅檢查工作，下榻在當地最豪華的皇家大酒店（對口單位預訂的房間），去餐廳吃飯時意外地看到八個和尚在鄰桌狂飲大嚼，桌上擺滿了高檔菜肴，連喝的酒也是知名品牌“劍南春”。那些和尚邊喝酒吃肉邊放肆調笑，聽談話的內容知道他們全來自黃梅五祖寺，那可是中國最叫得響的佛教聖地--舂米僧六祖慧能的修行之所。電影《木棉架衫》就是根據五祖寺的故事拍攝的。和尚除了物質生活“現代化”外；精神生活似乎也很“現代化”，其中的幾位口袋里不時響起了手機“彩鈴”聲，聽他們回話的語氣對方顯然是位“娘門”……
看到幾位和尚在那里大肆揮霍，我心底頗有點憤憤然：這幾位揮霍的錢從哪里來？還不是心存天良的善男信女捐給菩薩的？他們利用佛祖的名義從好心人手里騙來大把的錢鈔，然後昧著良心揮霍掉，如此踐踏信徒的善意，這樣的和尚還配呆在寺院里嗎？
轉念一想：我自已不一樣在這里大吃大喝嗎？我超標準吃喝住宿的錢是哪里來的？還不是揮霍納稅人的錢？納稅人的錢應該用於“社會福利，公共工程，公共事務管理，社會治安，國防安全……”等造福百姓蒼生追求國家富強民族進步的事業，而不是用於公務員吃喝享樂的。在“皇家大酒店”里超標準食宿的公務員還配“人民公仆”的稱號嗎？
當我在同事面前表現出自己的“憤憤然”時，他們的表現竟然是大大的不以為然：現在都什麽時代了，和尚還有必要遵守傳統的清規戒律嗎？各行各業都在“改革開放”，和尚幹嗎就不能“改革開放”呢？這幾位和尚吃點喝點算什麽，你沒看五祖寺方丈的闊氣派頭，他的方丈室裝璜得象皇宮一樣，那才叫你大開眼界呢……
懷揣著心中的疑問，那天下午我去五祖寺觀光，並想法進入了方丈室。那是什麽得道高僧修行的地方？簡止是一座供人奢華享樂的現代化豪宅！具體的情形我就不細說了，各位有興趣者不妨親自去五祖寺看看。
走出五祖寺山門後，我心中的困惑是可以想見的：中國什麽都在“改革開放”，難道和尚吃肉喝酒玩女人，方丈養尊處優也算是“改革開放”？
無獨有偶，一直是中國人引為驕傲自豪的第一號佛教名剎少林寺方丈釋永信近日也發出驚世駭俗的高論：少林寺以創收謀發展是必然道路！此公在接收中新社記者采訪時說：“少林寺要想維持生存並發展壯大，只有通過我們的雙手去創收所得，這完全符合中國的社會制度，也是一條必然的道路……”
眼花繚亂的武打片里少林寺方丈的形象都是德高望重安貧樂道的，無論外面的世界怎樣紙醉金迷，少林寺的和尚們都一如既往地暮鼓晨鐘吃齋清修，自覺抵禦外面花花世界的誘惑，堅守心靈的凈土。今天的方丈思想開放到那種程度，讓我等不通世情者驚駭得連嘴巴都合不上，原計劃春天上少林寺清修一段時間，借此提升自身道德境界的計劃只好取消。
釋方丈說話的口氣和所用的詞藻與紅頭文件有著驚人的一致性，得道高僧竟然擁有如此高的政治嗅覺，在少林寺應該是前無古人了。此公是全國人大代表，一九八七年升為主持時只有二十二歲，來少林寺修行滿打滿算也不到六年，應該是“與時俱進”的一代典範，因為一九八七年是倡導領導幹部年輕化最響亮的年份。
改革開放顧名思義：就是變更與文明進步不相適應的過時體制；打開封閉的國門學習西方先進國家的文明成果。可和尚吃喝嫖賭是從西方學來的嗎？西洋人的生活水準較之半個世紀以前提高了很多，可他們牧師的生活水準好象沒和世俗人一樣水漲船高，他們依舊遵守半個世紀以前牧師必須遵守的清規戒律。
改革開放的宗旨是提升中華民族的文明水準。物欲橫流和拜金主義則是改革開放的副產品；而不是改革開放的目的。“物欲”和“拜金”屬精神污染的範疇，把高消費和超前享受當成“改革開放”，無疑是對“改革開放”的悲劇性誤讀。
改革開放無疑是有利於國家富強民族進步的政治策略，可歪嘴的和尚經常念錯經，再好的文明成果到了某些人口中也會變味，不可避免地帶有“中國特色”，反把“念錯經”帶來的惡果歸罪於“改革開放”。
宗教的宗旨是提升人類的道德境界，使人在敬畏上天之余抵禦“動物性本我”的誘惑，清心寡欲銳意向善，不做傷天害理和損人利己之事，使人與人之間能夠相互尊重和諧共處。佛教更是一個抗拒物欲的宗教，“戒淫欲、不飲酒、不殺生、不食葷腥”是每個僧尼必須遵守的清規戒律。這些清規戒律不因外面世界的物質生活水準而變化，更不能因為“改革開放”而不要這些清規戒律，否則你就不是和尚尼姑。你可以選擇不當和尚尼姑，但不能選擇不要這些清規戒律。至於“創收斂財”更是與佛教教義水火不相容的，豬八戒連在耳朵里藏區區四錢銀子都被認為是對佛祖的褻瀆，就更不用說利用佛教聖地大肆盤剝信徒錢財了。佛教寺院之所以建在遠離塵世的深山老林里，就是為了讓僧尼盡可能遠離俗世物欲的誘惑，不受幹擾地修身養性。如果以“改革開放”的名義給和尚配備手機等現代化信息工具，他們又怎能不受幹擾地修身養性？配備手機的僧尼又何必呆在寺院里裝模作樣地“清修”？因為寺院的第一功用就是把僧尼和物欲橫流的俗世有效地隔離開來，使僧尼少受外界的誘惑。現在手機把僧尼的心靈和外面的世界融為一體，佛院的高墻對他們來說還有什麽意義？
令人痛心的是：佩帶手機在僧尼群中已經成為一種時尚？如來佛祖地下有知不知作何感想。
如果把現代化的室內裝璜引入方丈室，方丈就把自己的道德水準降到和普通俗人一樣的境界，就不再是什麽德高望重的高僧，更不配讓善男信女頂禮膜拜了。
至於那些吃肉喝酒玩女人的和尚不但是佛院的蝥賊；還是危害民族精神的騙子！
有些行業永遠也不能“改革開放”的。
我想起了上世紀發生在美國某所大學的一場論爭：政務官可不可以有悱聞權？
眾所周知美國社會和中國不同，美國的普通公民只要沒觸犯法律，和什麽人發生性關系；和多少人發生性關系，有多少婚外情都是公民個人的私事，外力不得幹預。可政務官則不同，政務官在任期內不得有緋聞，不得和妻子以外的任何女人有不正當的性關系，否則就得下台……
讚成政務官有緋聞權的一方認為：政務官也是人，應該擁有和美國公民一樣多的民主權利。普通美國公民有緋聞權，政務官幹嗎不能有？這不是對政務官的職業歧視嗎？
反對政務官有緋聞權的一方認為：美國憲法規定每個公民在行使自己的民主權利時，不能侵害他人的民主權利。政務官因為職務的特殊性，如果他行使普通公民擁有緋聞權，就有可能侵害到他人的民主權力。例如政務官如果看上了某個女人，但那個女人看不上他，他就有可能利用手中的職權作籌碼去透迫那個女人就犯。這樣他一方面侵害了這個女人的民主權利；同時又侵害了大多數公民的民主權利。因為他手中的職權是公民委托給他的，他濫用這份職權就是對公民民主權利的踐踏……
反對方的理由無疑更有說服力！
所以政務官因為職位的特殊性，應該擁有高於普通公民的行為規範，不能制造緋聞是政務官的職業道德。如果你想過得浪漫風流一點，那就從政壇走開，別吃政務官這碗飯。
職業道德就是高於大眾法律約束的行為規範，是某些職業的特殊性決定的。一個人有不從事某項職業的自由，可一旦進入職業門檻就得遵守該行業的職業道德，否則就會被該行業掃地出門。例如法律並沒有硬性規定每個公民都必須學完必修的大學課程，但如果在校大學生拒絕修完必修的大學課程，該大學就有理由將他掃地出門。
去年無意看到一則央視新聞，說的是一個女大學生在校期間和一個網吧老板同居生子，經常曠課缺課，考試幾門功課不及格，該大學因此開除了她的學藉。後來該女生聽說法律規定大學生可以結婚，就去控告該大學侵犯了她的人權，很多電視觀眾都成了女學生的同情者。大學開除此女生的理由是顯而易見的：無論此女生是否結婚生子，她經常曠課缺課，幾門功課不及格都夠被開除的條件。雖然該女生的行為沒有觸犯法律，但她的行為違犯了大學校規，沒有遵守大學生的職業道德，該大學有充分的理由掃地出門。如此顯而易見的道理居然在社會上引起觀念混亂，中國人的價值取向真個有引導和理順的必要了。
例似僧尼和政務官的特殊行業還有很多。
教師是一個特殊的職業，因為職業的特殊性，教師要想作到為人師表，就得設置一定的道德底線。本人認為中小學教師的職業道德至少有兩條：一是不能和自己的學生談戀愛，無論對方是否過了十四歲；二是不得收受學生或其家長除禮義性之外的有價禮品。中小學學生無論年齡是否過了十四歲，她們在老師面前心理上還是一個孩子，當老師向她們提出不正當要求時短時間內都會顯得不知所措，人在不知所措的時候多半會屈從於某種無形的壓力，倉促之間幹出違背心願的行為。所以老師和中小學生談戀愛從本質上講都是誘奸幼女，即使對方過了十四歲也是一樣。至於教師收受學生或其家長的有價禮品，會給學生提供一個不好的行為樣板，毒害學生的品行。一個教師一生會教很多學生，其負面影響會危害相當大的一批人，比農民工人收受他人有價禮品的危害性要大出百倍。如果某教師認為此職業道德有歧視性；就如和尚報怨不能吃肉喝酒結婚生子一樣荒唐。你可以選擇不幹教師這一行，但不能當了中小學教師還和自己的女學生在花前月下海誓山盟。
醫生也是一個特殊的行業，其職業道德至少應該有“不得收受病人或其家屬紅包”這一條。因為醫生一旦養成收受“紅包”的習慣，當病人沒有送“紅包”時，就有可能對病人進行消極治療，延誤病情甚至危害生命，成為變相的“職業殺手”。
至於執法人員利用職權收受執法相對人的錢財或有價禮品，其危害性就是“黑白顛倒”和“獎惡懲善”等動搖社會根基的“大害”了。他們應該遵守的職業道德就遠多於教師和醫生。
我們是失去信仰的一代，我們的價值取向也出現了空前的混亂。傳統的職業道德大多被“改革開放”掉了，人性一天天向動物化趨進，堅守社會良知和人生準則的志士仁人一天天被孤立，無恥之徒眾星捧月，社會經常出現“傻子嘲笑聰明人”和“錯誤指責正確”的鬧劇……中國人怎麽了？我們該向何處去？
二00七年三月一日
27.女人心靈偶像與民族價值取向
一個民族某階段的女人心靈偶像最能反映這個民族的群體價值取向。猶太女人的心靈偶像是“學者”說明這個民族對知識、智慧和獨立人格的尊重。中國女人輕視學者、迷戀權貴明星大款的現象也是今天的中華民族價值取向的最直接反映。
近幾年一直在研究猶太民族，這個在強敵環伺的絕望處境下受到最不公正待遇且幾次頻臨滅絕的弱小民族，居然以全球千分之三的數量贏得了全球三分之一諾貝爾獎，創造了基督教、共產主義和原子彈等決定人類歷史進程的三大傑作，成為人類智慧的寶庫，並最終贏得全人類的普遍認同和尊敬，本身就是一件最值得中華民族借鑒的奇跡。
猶太智慧是猶太民族留給人類最寶貴的精神財富，猶太女人智慧里有很重要的一條：
“找個學者做丈夫！”
也就是說猶太女人的心靈偶像一不是富人，二不是當官的，三不是歌星影星，而是擁有過人智慧和獨立人格的知識分子。
一條貌似平淡的女人智慧，也許正是這個民族以弱勝強並最終脫穎而出的秘訣所在。
一個民族某階段的女人心靈偶像最能反映這個民族的群體價值取向。
猶太女人的心靈偶像是“學者”說明這個民族對知識、智慧和獨立人格的尊重。
下面再來看看中華女士的心靈偶像：
中華女士的心靈偶像在短短半個世紀的時間內經歷了幾次歷史性的變遷。
建國初期是戰鬥英雄；
反右至文革時期是“紅五類”，尤其是解放軍；
上世紀八十年代是大學生，科學家；
…………
今天的中華女士心靈偶像是什麽？
一不是勤於思考的學者科學家；二不是勤奮務實的體力勞動者；而是明星大款！是達官貴人！總之不是有“錢”的就是有“權”的。
當成千上萬的妙齡少女成為狂熱的追星族；當董事長、總經理的“二奶”隊伍陣營堂堂時，二十年前少女的心靈偶像、曾經證明出“哥德巴赫猜想”的陳景潤教授日益被國人描述成“有難以容忍的怪僻、嚴重神經質、不配擁有女人和家庭”的“怪人”。
部分中國人對自己不理解的人和事，尤其是那些遠遠超越時代、點燃未來文明火花的“超人異事”往往極盡詆毀揶揄之能事。
我的中學教育正值改革開放初期，那時最景仰的人物是科學家文學家，教科書里也有很多中外科學家的“獨立特行”，記憶中最深刻的“事跡”是牛頓當新郎的故事：說的是牛頓結婚那天，腦海中突然湧出了奇思妙想，於是不辭而別，在眾人面前神秘消失了，一頭栽在實驗室里著魔似地做起實驗來，把新娘和賓客忘九霄雲外去了。當人們發現牛頓失蹤時就四處找他，直到深更半夜才有一個熟悉牛頓性情的賓客想起了實驗室，可直到此時牛頓仍拒絕履行新郎的“職責”，讓新娘守了一夜空房……
結婚應該是一個人的終身大事，在普通人心中絕對比實驗室重要，可牛頓居然在大喜之日呆在實驗室里把新娘給忘了？這樣的“怪僻”足以驚世駭俗，可英國人並沒有揶揄嘲弄他，相反當成可資驕傲的名人軼事廣為傳揚。尤此可見這個民族對知識智慧的尊重和對學者的寬容，也難怪工業革命率先在英國發生了。
上面這個故事如果發生在今天的中國，不但新娘會一氣之下回了娘家，丟下一句“讓牛頓和實驗室結婚去”的狠話，絕大多數國人也會認定牛頓吃錯了藥，是“書呆子”，不配結婚成家，哪個女人撞上他哪個倒大楣……至於牛頓為了科學忘了自我的偉大情懷也許沒有幾個中國人能夠被感動。
由此可見我們民族的價值取向與猶太民族正好相反：“學者”在今天的中國也許是最沒有女人緣的人；知識、智慧和獨立人格在中國從未得到應有的尊重。知識、智慧都是為“權”和“錢”服務的，而不是“獨立人格”的源泉；如果知識、智慧不能換來“權”和“錢”，在絕大多數國人心中就會不值一提。
難怪擁有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龐大民族迄今只有區區七人獲得諾貝爾獎（楊振寧、李正道、丁肇中、李遠哲、朱棣文、崔奇、高倉健），並且全在海外，都沒取得中國國藉？
今天的中國炙手可熱的新聞人物不是達官大款就是歌星、影星、笑星和體育明星；為國家民族作出巨大貢獻的科學家文學家的命運則越來越寂寞。當從“神洲五號”上勝利歸來的宇航員贏來萬眾歡呼喝彩時，貢獻比二人大出百倍，把“神洲五號”送上天的那些科學巨匠的名字可曾有哪個國人聽說過？當數以千計的美女們爭先恐後為明星大款奉獻“心靈”直至“肉體”時，可曾有哪個少女為科學家失眠過？
好象一個也沒有！
這是中華民族的真正悲哀所在！
一個民族的真正財富不是“權”和“錢”；而是知識和智慧！
一個世紀以來，知識和智慧唯有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在中國得到了有限的尊重，擁有知識的大學生也因此成為少女優先考慮的擇偶對象（八十年代初的大學生錄取率只相當於參考生的百分之四，能進大學校門者多為名副其實的知識精英）；似乎要打一輩子光棍的“書呆子”陳景潤也因勢利導找了個美女做老婆。雖然“大學生”和“學者”之間有一定的距離，大學生除了擁有知識外並不都擁有過人智慧和獨立人格，而學者則一定擁有過人智慧和獨立人格，但大學生畢竟是與學者距離最近的群體，尊重大學生在某種意義上也就等於尊重學者。
所以上世紀八十年代是近一個世紀中華文明進步最快的時代！
遺憾的是那個時代來也匆匆，去也匆匆……
中國社會對“學者”的輕視在很大程度上是體制造成的。在一個壓抑、盲從、向政治權利媚俗的社會土壤里，傑出的學者要麽難於取得成果；要麽成果得不到社會的承認；更多的學者則被迫成為“政治奴才”或“自覺主動”的“權錢幫閒”。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錢學森現象”，被譽為中國“導彈之父”的著名物理學家錢學森先生1958年曾在《大眾科學》和《中國青年》雜志上發表文章，聲稱糧食“產量可以無限地增加”，為“大躍進”和糧食產量“放衛星”作了“科學的背書”……
因為中國學者被體制的力量高度扭曲了，其形象也就不容易贏得社會的認同，一個不被社會認同的群體是不可能成為女人心靈偶像的。
中國女人輕視學者、迷戀權貴明星大款的現象也是今天的中華民族價值取向的最直接反映。傍權貴大款說明今天的中國是“權、錢主宰一切”的時代；追星族則折射出年輕一代“貪玩、缺少責任心、創造性和吃苦精神”……
上周無意間看到兩則網絡新聞：其一是某大學校花公開宣布非億萬富翁不嫁；其二是某名牌大學女學生給權貴大款當“二奶”的現象由個別走向普遍，由地下走向公開，擁有富豪情人竟然成了該校女生對同學炫耀的資本？
中國女人怎麽了？
我們的民族怎麽了？
二00八年元月七日
28.聽好話的“領導”與講好話的“部下”
當面善說“好話”者背後也善說“壞話”。當面勇於說“真話”者背後很少不負責任說三道四。絕大多數好話都是別有用心的。“真話”聽上去很象“壞話”；當面的“壞話”多半是“真話”。愛聽好話的領導造就了陽奉陰違的部下。愛聽好話的領導都自認為很“聰明”。
今天中國的絕大多數“領導”都喜歡聽“好話”，哪怕付出丟官破家的可怕代價也一樣要在“好話”里迷糊打轉。
忠言逆耳利於行，絕大多數“好話”都是別有用心的。如此淺顯的道理，“領導們”因何執迷不悟呢？
原因有三：
一是普通人都有愛聽“好話”的毛病，中國人對“好話”的偏愛則達到了匪夷所思所思的程度，連普通的阿拉伯數字也成了構造“好話”的元件。一個沒有任何命運暗示性的“8”，就因為與漢字“發財的發”拼音很接近，就成為多數中國人最偏愛的數字。手機號、車牌號里都想方設法多加幾個“8”，最好能與“1”連在一起，因為“18”就是“要發”。其實數字“8”在中國一再證明不是什麽吉利數字。我記得1976年是幾十年難逢一次的“閏八月”，那年發生了死人幾十萬的唐山大地震。今年的災難性事件好象也多與數字“8”聯系在一起。
二是中國現行的人事體制是“劣勝優汰”和“獎惡懲善”，多數基層“領導職位”都是行賄買來和跑關系要來的。關系與能力德操通常成反比，靠跑關系升上去的“領導”通常都缺少必要的智商認識到“好話”會與“別有用心”連在一起。
三是中國現行官僚體制造成了領導與民眾的“利益”背道而弛，民眾有用“好話”忽悠領導的內在動力，但缺少必要的熱情冒著得罪領導的風險進諫對領導有利的逆耳忠言。
對領導進獻“好話”最多的自然是他的“部下”。
“部下”評價“領導”的“話語”在當面和背後則有相當大的差別。
今天的中國官場有一個亙古未有的怪現象，幾乎所有的“部下”都不會向“領導”進諫逆耳忠言，中國歷史上犯言直諫的故事早就成了“冬天里的童話”。絕大多數部下都會挖空心思當面向領導進獻甜得發膩但不值一分錢的“好話”，即使是必須提意見的場合也是“領導工作起來不注意身體……”之類更肉麻的奉承。
與“當面說好話”相對應，“部下”在背地里則極少說領導的“好話”。那些當面好話說得最多的部下，背地里說領導的“壞話”也最多。“好話部下”背地里也有說領導“好話”的時候，但條件是他認為談話的對象能把他的聲音“上達天聽”。如果他認為談話對象不具此功能，那張嘴背地里就只能發出烏鴉的聲音。
基層公務機關最常見的現象是：領導在大會上就自已的某個決議征求部下的意見，部下異口同聲地擁護讚成；可等到散會後部下回到自己的崗位，轉眼就對剛才擁護的決議滿腹牢騷，抱怨提出此決議的領導不是“蠢”就是有“私心”。
上世紀末我的家鄉縣發生了這樣一個故事：新任縣委書記派公車司機去接自己的親屬，通常情況是司機都要比約定時間提前到達指定地點，因為縣官是得罪不起的。可那次司機竟然比約定時間晚了幾分鐘，害得縣官親屬反過來等司機。這在常人也許不算什麽，可縣官親屬卻感到莫大委曲，因為她人生的相當長時間內都是司機提前等在目的地畢恭畢敬迎接她。她一怒之下在縣官面前告了一狀，若是常人也許不以為然，可縣委書記也一樣震怒了（我理解不了一個縣官會為這點小事發怒）？當即找來分管機關工作的領導，要求炒那位司機魷魚。分管領導當著上司的面一樣表現出對司機的怒不可遏狀並堅決擁護開除此司機；可一離開書記辦公室，就把此事添油加醋張揚出去，說新來的縣委書記太霸道太小家子氣了，連個生產隊長都不夠格，憑啥來我縣當“一把手”？當晚此事就傳到了城區的市民耳中；沒幾天全縣就家喻戶曉，新來書記的形象自此一落千丈……
我想起了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周總理在黨的十大《政府工作報告》里評價偉大領袖親自選定的接班人那句話：“語錄不離手，萬歲不離口，當面說好話，背後下毒手”。回顧“接班人”文革期間在公眾場合高喊“最高指示”高舉“紅寶書”：再聯想到接班人在自己圈子里炮制的“五七一工程記要”，總理這評價還真沒冤枉他。今天當面說好話的部下也許不會象接班人一樣企圖對領導下毒手，主要是“說壞話”。也許他們不是沒有“企圖”，而是沒有下毒手的條件，如果有條件還真的說不定。
造成部下當面背後分裂人格的始作俑者其實就是我們“領導”自己，因為他們的骨子深層喜歡這樣的部下。上有好者下必盛焉，所以“當面說好話，背後講壞話”，“當面喜鵲嘴，背後烏鴉嘴”的責任也不能由部下一方來承擔。
與那些當面無條件擁護背後說三道四的部下相反；個別當面向領導直陳自己異議，堅守職位良知的部下，背地里反而很少說領導的壞話。但這樣的部下在單位里多半很孤立，既為領導反感也為同事忌恨。
我想起了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貞觀王朝，中國絕對空前的偉大政治家李世民創立的唯一消滅了貪污的王朝。那時中華民族的文明水準象今天的美利堅一樣在這個星球上無出其右，世界各地的人才冒著生命危險也要往中國跑。
李世民最倚重的政治家是魏征，魏征最突出的才能就是犯顏直諫，也就是當著皇帝面說皇帝這里有毛病那里要改正，總之是對方不愛聽的“壞話”。
魏征在自己的職位上終其一生好象沒有當面說過李世民一句“好話”。
但李世民一直把魏征當成可以托付腹心的股肱之臣？
所以李世民比魏征更偉大；因為他任用了魏征！
所以李世民能成為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上無與倫比的偉大政治家！
魏征犯顏真諫的故事不用我在這里贅述，《新唐書》和大學歷史教科書里都有較為詳盡的敘述。
與當面說“壞話”相反，背地里魏征則說盡“好話”維護李世民的形象。唐太宗每接受一條逆耳忠言（包括其他大臣的意見），魏徵都在各種場合予以充分的宣揚，使唐太宗在朝廷內外得到一個虛懷若谷從諫如流的好名聲。不僅口頭上宣傳，魏征還辛苦著書立說使李世民的“光輝形象”能夠傳之後世。魏征親自參與編寫的《群書治要》、《魏鄭公諫錄》、《貞觀政要》收錄了他和諸大臣的大部分諫言和李世民虛心納諫的感人故事，李世民的在他的筆下成了一個智勇無雙、胸懷天下、腹容大海的曠世英雄！
…………
當面善說“好話”者背後也善說“壞話”。
當面勇於說“真話”者背後很少不負責任說三道四。
絕大多數好話都是別有用心的。
“真話”聽上去很象“壞話”；當面的“壞話”多半是“真話”。
愛聽好話的領導造就了陽奉陰違的部下。
愛聽好話的領導都自認為很"聰明".
喜聽“好話”聽不進“真話”的領導智商會下降，最終自食其果。
二OO八年八月十六日
29.女權主義的誤區
拋棄女人的長項，企圖在各體面崗位和男人一爭高下；不履行女人的家庭和社會責任，把適合女人幹的工作推給男人；執行性別上的“雙重標準”；對男人的優勢“視而不見”，對男人的惡習“心向往之”；嘲弄女人的美德，攛掇主婦走出家庭；從整體上否定男人，把男人當成“女權”的敵人。
（一）
我居住的那座小城因為缺少經濟機會和文化氛圍的緣故，居民嗜賭成癖。賭風之盛雖然在全國排不上名次，但實質性的嚴重程度絕對排得上中國前十名，如果小城的名字為全國人所熟知，那就應該超過“賭城”澳門躍居中國第一名。因為小城的“已婚公民”不沾賭的不到百分之五，且成繼續下降的趨勢；參賭的時間則占業余時間的百分之七十左右。這個比例別說中國，就是全世界也是首屈一指的。
在百分之九十五的賭徒之中，已婚女士參賭的概率雖然略低於男性，占百分之九十左右。但女士參賭的時間則占小城賭博總時間的百分之八十！
小城的常住居民只有十萬人，但各種形式的賭場（主要是麻將館）則有一千多家。出入賭場的絕大多數是女人！白天在賭場聚賭的女士占百分之九十（男人多是無職業者和黑社會滓渣）；晚上則占百分之八十。
小城的職業人士平均月收入只有五百元，但賭資卻不小，其中女性尤甚。職業男士每場輸贏平均在三百元左右（黑社會頭目和貪官除外，他們每場的輸贏在萬元以上）；職業女士的輸贏平均數則在千元以上（職業女士的平均月收入只有300元）！
職業男士連輸幾場後大多會收斂一下，借貸參賭的人不多。女人輸光後則會紅眼，借貸上陣的大有人在。近幾年輸得傾家蕩產甚至輸掉兒女學費的幾乎都是女人！因賭博導致離婚的家庭，也都是女人惹的禍！
小城每年都要出幾樁因賭博導致家破人逃的慘劇。十年前制造慘劇的全是男人；近五年則全是女人！出人意料的是：毀在賭場的不是來自底層社會的女人（如賣笑女郎）；而是看上去漂亮自負的“上等女人”！
今天的男人都在感嘆近幾年女人的地位有了飛躍式的爬升，她們在掌握家庭經濟大權後，又逐漸替代男人成為主流的金錢揮霍者。小城近幾年最引人注目的風景就是雨後春筍般出現的“女子美容院”和“女子按摩院”等女人娛樂休閒的場所。做一套美容產品多在千元以上，最低也要五百元，周期只有一個月，也就是說女人每月花在美容上面的金錢相當於她們平均月薪（300元）的三倍以上。女人洗頭、按摩和洗腳大多選擇男人來侍候。結果“按摩院”里的“男服務生”成為男人最羨慕的行業，連在下也曾想過丟掉聽診器去為女士按摩洗腳。為男人洗頭的小發廊全被擠向骯臟狹窄的街區，洗頭費只區區五元錢，“家庭主男”們還舍不得常來洗，一周洗一次就算出手“闊綽”的男人了。“主男”們每月花在娛樂上的錢只相當於“主婦”的五十分之一。
我以為女人揮霍嗜賭是小城特有的現象。去年的冬季，我自費走訪了鄰近的二十多座城市，吃驚地發現這些城市也程度不同地存在類似現象，情況無疑比小城要好一些，但大把花錢的是女人；在賭場聚賭的絕大多數也是女人！
前年小城發生了一樁轟動全省的“賭案”，主角是一個年輕美麗看上去潔凈自持的少婦。她在信用社工作，丈夫在外打工。這個起初文靜自愛的“小女人”，在“煙賭同行”的鼓惑下涉足賭場，並很快被“放馬”者（在賭場誘導賭徒借高利貸的黑社會人員）牢牢盯上了（漂亮少婦是放馬者最理想的目標，她們不愁她還不起錢，到時可以強迫她用身體掙錢）。一年下來，少婦用各種手段挪用了四十萬元公款（她的月薪只有300元）投入賭場，全部血本無歸。等到案情暴露，警察去逮捕她時，她已從小城神秘地消失了。據消息靈通的人士透露，她被黑社會帶往一個遙遠的城市不分對象（對方是麻瘋病也得接待）賣身還錢！
無獨有偶，去年的夏天，小城公認最具才華的漂亮少婦B女士也因嗜賭欠下巨款，被公認“傍上鮮花”的“牛糞”丈夫告上了法庭，失去了體面的文化工作，在幾年前她一想起就會惡心的黑社會人士的挾制下去了遙遠的異鄉，沒有人知道她的下落。
B 女士的出名是基於一篇標題為《女人為什麽不能幹男人的事》的作品。作品的主題是女人應該走出家庭，不再作男人的附屬品；應在社會各項各業戰勝並替代男人，和男人一樣“享受生活”，“男人能吃喝嫖賭女人為啥不能？”從而成為主宰社會的真正主人……
B女士是當今社會最具代表性的“女權主義者”，也是“大女子主義”思想的“偉大”實踐者，為女人的崛起作出了“不懈的努力”。遺憾的是：B女士“努力的果實”竟然是如此地苦澀，本想提升的社會地位反而一落千丈，失去了所有的一切，從“陽光社會”墜入到“黑色社會”；從“自由人士”降格為“受挾制人士”。
B女士的悲劇也許被部分“女權主義者”當作社會對女人不公的另一生動例證。她們會爭辯說正因為現存社會對女人不公平，存在著許多禁止女人涉足的看不見的“藩籬”，存在著歧視女人的“雙重標準”，所以B女士的“努力”才會招致“男權社會”的“報覆”和“懲罰”，是男人主宰“社會”的更有力的例證……問題是如果B女士的行為發生在一個男人身上，女人會對這個男人群起而攻之；僅僅因為B女士是個“女人”，她的行為才招致部分“女權主義者”的同情。同一行為因為性別的不同而招致絕然相反的評價，“女權主義者”在指斥男人實行“雙重標準”時，自己是否也在犯同樣的錯誤呢？
如果B女士的行為已經遠離“女權運動”的初衷，日益與人類文明背道面馳，今天的“女權主義者”是否正在走入一個危害女性自身的危險誤區呢？
我認為“女權主義”的誤區是存在的，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二）
1、拋棄女人的長項，企圖在各行各業和男人一爭高下
男人和女人無論在生理或心理上都存在很大的差異，各自擁有自己的長項和劣勢，適合男人幹的工作並不一定都適合女人。且不說顯而易見的體力勞動男人占有壓倒的優勢，在抽象思維、管理、設計和工程技術等諸多方面男人也明顯優於女人。當然女人也擁有許多男人不可企及的優勢，在形象思維、服務、手工技術和語言能力等方面女人無疑是獨領風騷的，就更不用說布置家庭和養育孩子了。一個理性和諧的社會應該是社會成員各盡所長，相互取長補短，這樣社會整體才能創造出最大的價值，社會也因此循著健康穩定的軌道向前發展，人類文明也會在整體上不斷得到提升。如果某一群體拋棄自己的長項，去從事別人得心應手而自己力不從心的工作，就會損害社會的整體創造能力，社會的和諧穩定就會受到破壞，人類向文明邁進的步子也會因此放慢甚至出現倒退。在兩性分工上，傳統的“男耕女織”社會使人類擺脫野蠻走向文明，也贏來了女性世界的真正解放。今天的女人活動領域比她們的先輩無疑要廣闊得多，女人在越來越多的領域開始展現並發揮出男人不可比擬的優勢。當上世紀中期西方的“女權主義者”企圖在社會的多數領域戰勝並替代男人時，她們遇到了真正的困難，在付出巨大的努力之後仍然敗下陣來。“女權主義者”在某此領域的失敗不是因為男人世界的阻撓，而是基於自身生理心理上不可克服的劣勢。西方“女權主義者”在付出了沈重的代價之後，終於承認男人在某些方面的優勢是女人無法替代的，承認“性別分工”不是歧視女性的結果，而是建設“和諧社會”所必須的。當西方的“女權主義者”變得聰明起來時，中國的部分“女權主義者”卻在犯同樣的糊塗，她們試圖變更和諧社會的運行模式，企圖把男人從被認為有“主宰權力”的“體面崗位”上擠出去，然後自己坐上去。她們的努力在社會上還未取得決定性的成功，但她們對社會的組成“分子”--家庭卻施加了革命性的影響。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傳統由丈夫掌握的家庭財政鑰匙悄悄地滑落到妻子手中，絕大多數的家政開支權力由妻子掌管。先前是男人掙錢，女人管錢，男人花錢；今天則是男人掙錢，女人管錢和花錢。財權是家庭的最大權力，當女人掌握了家庭財權時，就成為家庭的真正支配人物。
女人掌管家庭財權是否進步合理我不敢斷言，但我總感覺到女人在花錢方面比男人缺少計劃性，具有更大隨意性。通常情況下，男人在進商場之前就已決定要購買什麽；女人在進商場後才決定要買什麽。理財的關鍵是要有“計劃性”，最忌諱的則是“隨意性”，所以女人不見得比男人更會理財。更要命的是：女人花在商場里的時間比男人要多出五十倍以上，所以女人多半有“購物欲”，經常把丈夫掙回的血汗錢不加思索地投進商場的錢櫃換回一大堆不必要的東西。所以今天的女人比男人更具有“亂花錢”的傾向。
男人在社會上已被一千次地證明比女人更會“理財”，所以各大公司的財務總監多為男人。同樣是理財，家庭和社會並無太大的區別，所以女人掌管家庭財權似乎不應該是“合理進步”的。女人掌管家財的唯一理由也許是：女人代替男人成為家庭的真正主人！
格林童話里有這樣一則故事：老鼠、喜鵲、和香腸組成一個“家庭”，起初各自依據自己的特長進行家務分工。老鼠挑水，喜鵲拾柴，香腸做飯（香腸待菜湯煮好後自己從湯里穿過就算加油和調料），一家子過上了美滿幸福的生活。一只黃狗嫉妒它們，就挑唆正在外出拾柴的喜鵲說分工不公平，喜鵲承擔的勞動似乎最艱苦。喜鵲聽信了黃狗的教唆，回家後要求重新分工，結果香腸出外拾柴，喜鵲挑水，老鼠做飯。分工的第二天，香腸出外拾柴，大半天才爬了一尺遠，離山林還有幾十里，被等候在路旁的黃狗吃掉了；老鼠在菜湯煮好後，模仿香腸的方式鉆進煮沸的湯鍋里給菜湯加油，被滾沸的湯水燙死了；竈膛里的火苗漫出來，把廚房燒著了，喜鵲挑水救火，被火焰燃著了翅膀，幾分鐘之後成了一只“烤鵪鶉”……
部分“女權主義者”的行為，似乎在制造又一個老鼠、喜鵲和香腸的故事。
2、不履行女人的家庭和社會責任，把適合女人幹的工作推給男人
“女權主義者”的這一誤區和第一條是一脈相承的。她們企圖在有支配權力的“體面崗位”上替代男人，同時又企圖把適合女人幹的被認為處於“附屬地位”的“非體面工作”推給男人。女人由於自身的生理和心理局限，沒有能力把男人從所有的“體面崗位”上擠下去，當她們從事男人的工作力不從心時，就在自己的“崗位”上消極怠工，不履行自己的家庭和社會職責。最突出的表現是傳統由妻子承擔的家務越來越多地轉到丈夫手上，男人洗衣燒飯帶孩子成為“現代化中國”的一大景觀。問題是男人在為妻子“主內”時，女人並沒有相應的能力和熱情為男人“主外”，支撐門戶的重擔依舊沈甸甸地壓在男人丈夫的肩上。女人從家務上解脫出來後並沒有多少人去幹正經事，大多是賭牌享樂亂花錢。無怪乎那些“家庭主男”們在辛苦操勞之後，面對著還沒成為主男的大老爺們投過來的揶揄目光，只好自我解嘲說男人“懼內”是社會進步的表現。
“下崗”是今天的中國人最最痛苦的體驗，女人下崗的概率則比男人高得多。一個家庭妻子下崗後，支撐家庭的重擔就全落在男人頭上。男人對妻子下崗並沒有太多的傷感，極少的男人因為妻子下崗而提出離婚的（女人則容易因為男人下崗而出言不遜）。男人真正的“傷感”是妻子下崗後，不但沒有象日本女人一樣在家操持家務，把家庭布置得浪漫溫馨，給在外為家庭生計奔波操勞的男人提供一個休息放松的港灣；而是大部分時間不在家，不分晝夜地泡在“麻將館”里，家務沒人幹，把家庭搞得象“難民收容所”一樣。男人自己則被同行譏諷為“四等男人”（一等男人家外有家，二等男人家外有花，三等男人下班回家，四等男人下班回家她不在家）。
3、因為性別的原因執行“雙重標準”，推行另一種形式的“性別歧視”
去年的春天，一個偶然的機會，我看到“四月天論壇”上轉載了在下的系列歷史論文《歷史在這里哭泣》。隨機剪貼的資料畢竟有限，內容的斷裂和不完整是在所難免的。為了不讓讀者誤解我著述的初衷，就注冊登錄了這家網站，把遺漏的文字逐一補貼上去。當我把《封建王朝的權力女人》這篇文章補貼上去時，沒想到給在下惹來了不小的麻煩，招致女性讀者的群體圍攻。
“四月天論壇”是一家主要由女性網民建立的網站。《封建王朝的權力女人》這篇文章有一個專門章節是關於女性公民的“典範”武則天的論述。出於學術上的嚴謹和治史的公正，我沒有象當前流行的三流影視劇一樣“美化”武則天。在肯定她的絕頂聰明、用人之明和納諫之量的同時，對她的殘暴冷血、踐踏人權、刑迅司法、鼓勵告密陷害和任用酷吏特務等等損害中華文明的惡政給予了無情的抨擊。女性讀者知道真實歷史的不多，她們心目中的武則天是影視劇里那位經過不負責任的劇作者高度美化的女英雄。她們看到心目中的“偶像”成了我筆下的那個樣子，感情上接受不了是可以理解的，對我的口誅筆伐也在情理之中。下面有必要把她們的駁斥列舉幾條供讀者參考：
（1）、武則天是中國歷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是唯一能戰勝並統治男人的女人。因此武則天是絕對偉大的，是女人的驕傲。我把武則天描述成“邪惡女人”是對女人的否定，有潛在的大男子主子傾向。（回覆：我並沒有全盤否定武則天，在否定她“暴虐”的同時也肯定了她的“美政”。我抨擊武則天的“暴政”並不因為她是一個女人，而是“就事論事”，如果男人幹了她那樣的事，我的文筆會更加辛辣刻薄。我在《中國歷史上的暴君》這篇文章里揭露的幾十個皇帝全是男人，武則天還不排在其中。我並沒有因為自己是個男人對這些男性暴君意存袒護；女性讀者也不能因為自己是個女人而虛飾她的“暴政”。）
（2）、武則天謀殺皇後、殘殺親生兒子的行為有不得已的苦衷，不這樣做就不能鎮壓反抗，自己的皇位就不穩固，因此用殘暴手段來維護統治是英明且必要的。（回覆：武則天用無情的極端手段來對抗反對她的人在那個時代也許是必要的，但把落到她手中已沒有任何危險的獵物施以殘酷地折磨就談不上“英明”了。如王皇後是她的恩人，為了謀奪皇後的尊貴位置向恩人下手有“不得已而為之”的理由，但把恩人砍斷手足投入酒缸任其哀號而死就只能顯示武則天的有虐待狂的血質，因為完全可以讓王皇後用體面的方式去死。男人也有為了名利向恩人反噬的，但對失敗的恩人很少殘酷折磨的，而是讓其體面地去死。）
（3）、武則天是英明仁愛且至情至信的，你文中說的那些暴政全是蓄意捏造，武則天絕不會幹那樣的事。（回覆：你心目中的武則天可能來自影視劇，劇中的武則天是經過高度美化的“藝術形象”，那不是真實的歷史。我文中的情節全來自真實的史料。影視劇不但會美化女人，也一樣會美化男人。如乾隆皇帝的形象在相關影視劇中就被高度美化了，可我一樣把他描述成浮華虛誇，好大喜功的無道君王。我真實再現武則天的“邪惡形象”並非因為她是一個女人。）
（4）、男人當皇帝可以三宮六院七十二妃，武則天幹嗎不能擁有“男寵”？（回覆：我在文中並沒有任何一個字句指責過武則天的私生活，你的質問顯然連“空穴來風”都算不上，叫我怎麽回答？）
…………
那幾天我就忙於分辯她們的駁斥，可女性讀者對我的回覆置若罔聞，繼續對我群起而攻之。她們顯然不在意我的文字，而在意我是一個“醜化”過“女人偶像”這一冤案，不管我怎樣分辯都不能改變我是“女人的敵人”這一事實。我知道繼續分辯下去是徒費口舌，只好從“四月天”逃之夭夭。
從上面的論爭可以看出：部分“女權主義者”很容易因為性別的原因執行“雙重標準”。一件惡行如果出自男人身上，男人和女人都會否定並聲討他；一件惡行如果出在女人身上，“女權主義者”往往會找出上千條互相矛盾的理由為其開脫袒護。社會上的一對夫妻離婚後，男人袒護男人的不多，可女人袒護女人的就比比皆是了。如果離婚案都由女法官來判決，男人可就倒了大黴（男法官偏袒的一般也是女方）。這種現象會導致另一種形式的“性別歧視”：只要你是“女人”，你就享有很多男人所沒有的“特權”，這些特權並非因為生理上的特殊性而必須享有的（如“例假”和生育子女的“產假”）。如果你是女人，你就可以“我行我素”而不用擔心輿論的譴責。貪圖享受不負責任的男人是男人鄙視女人憎恨的對象；可貪圖享樂的女人卻是女人羨慕和仿效的榜樣……
工作和職業用人上的“性別傾向”並非真正的“性別歧視”，因為適合男人和女人幹的工作畢竟不是等同的，“戰爭讓女人走開”是基於女人生理和心理的局限性，而不是因為女人的“性別”。評判同一行為的“雙重標準”才是真正的“性別歧視”，
4、對男人的優勢“視而不見”，對男人的惡習“心向往之”
在中國部分“女權主義者”眼中，男人除了“多了幾條醜陋的精蟲”（出自女人之口）之外，好象想不出有什麽強於女人的優勢。如果說男人的體力強於女人，可奧運會上得金牌的絕大多數都是女人，在關系國家榮譽的體育項目上總是女人為國爭光。所以男人是否真的比女人強壯還是個未知數。如果讓女人從生養孩子和家務中解脫出來，女人就會比男人強壯。連男人的體力這一顯而易見的優勢都被“女權主義者”否定，就更不可能指望她們會想出男人還有什麽別的“優勢”。你說男人比女人會打仗，她們就擡出“花木蘭”；你說男人在科學發明上成就更大，她們會把居里夫人的諾貝爾獎章砸在男人的頭上；至於歷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則天，更是女人用來打擊男人的“翻天印”……如果男人指出花木蘭、居里夫人和武則天只是個別現象，不能從整體上代表女人；她們會爭辯說正因為千百年來女人是男人的附屬品，女人的天賦和才能被男人壓制住了。如果女人真正解放，個性和才能得到充分釋放，女人世界就會湧現出成百上千個花木蘭、武則天和居里夫人。女人尤其是“女權主義者”在思維上很容易犯“以點帶面”的毛病，以特殊代替普遍；以個別代替整體，所以很容易把花木蘭、武則天和居里夫人當成女人世界的標志。殊不知花木蘭還是傳說中的人物，歷史上是否真有其人還是一個碩大的問號，反正所有的正史上都找不到這個名字。
於是“女權主義者”得出這樣的結論：既然想不出男人有什麽長於女人的優勢，男人也就沒有什麽“好東西”供女人學習。既然男人沒有“好東西”讓她們學習，那就只有“壞東西”是女人的榜樣了。男人的“壞”倒是顯而易見的：男人抽煙喝酒和吃喝嫖賭不知傷害過多少女人的心，是女人心底永久的痛。值得玩味的是：“女權主義者”對付“壞男人”的方式不是鄙視和憎恨男人的“壞”，使自己更優秀，讓男人自慚形穢；而是學習和模仿那些“壞”，使自身的形象降低，讓本來擁有自卑心理的壞男人在女人面前找回失去的自信。當越來越多的男人為了身心健康下決心和香煙烈酒“拜拜”時，同樣多的女人在大街上吞雲吐霧，在飯館里借酒發瘋成為現代化都市的一大景觀。至於女人在賭場上獨領風騷，我已在本文的開頭展示了若幹女人嗜賭自賤的事實。除了抽煙酗酒嗜賭外，部分“女權主義者”還在一向視為“女人禁區”的“性自由”領域向社會提出了更具破壞力的挑戰。越來越多的女人對擁有“情人”和“婚外戀”心向往之，還有相當多的女人把擁有多個“性伴侶”作為在同性面前炫耀的資本。女人之所以崇拜武則天，最主要的原因是武則天敢於公開擁有多個“男寵”，為女人出了一口“惡氣”，而不是武則天治國有方。
有一天去朋友家作客，飯後因為“三缺一”的原故被三個女士強行拉上了牌桌。我曾經是賭場健將，近十年才金盆洗手，賭技自非女人能夠比擬，幾個回合就打光了她們手袋里的人民幣，令她們吃驚不小（在她們眼中我也許連“和牌”都不清楚，是輸錢的“好角”）。散場時已是深夜十二點，當我和朋友提出要送她們回家時，令人吃驚的現象發生了：兩個女士拔通了“男人”的手機（另一位女士是朋友的夫人），五分鐘後來了一個男人，然後又來了一個，但都不是兩位女士的“丈夫”。我和朋友吃驚地瞪大了眼睛：一是吃驚模範丈夫的夫人何以有“情人”（兩位女士的丈夫都是公認的“家庭主男”）；二是吃驚她們何以不對外掩飾有“情人”的事實，何以如此厚顏無恥，把肉麻當有趣！
去年看了一則外藉消息：以“性自由”和“性解放”著稱的法國首都巴黎，婚姻家庭相互忠誠（從生理到心理）的概率在百分之八十九以上，其他的西方城市大多高於這個標準。西方世界離婚自由，可一旦組成家庭就會相互忠誠，並不象中國夫婦想象的朝三暮四。每逢在影視屏暮上看到西方夫婦相逢都會擁抱親吻，幾十年如一日，我的心底就湧起一浪莫名的感動。
5、嘲弄女人的美德，攛掇主婦走出家庭
中國女人很少不為日本女人感到悲哀的。她們認為日本女人太可憐了，在家庭一點地位都沒有，什麽都是男人說了算。日本女人的天職就是侍候男人的，男人回家要跪著為其開門，然後跪著上茶上飯，連和男人作愛後還要問丈夫對她的服務是否滿意……她們只對日本女人在家庭侍候男人的鏡頭印象深刻，對日本男人在外歷盡艱辛為女人遮擋風雨，不讓女人承擔任何風險和困苦的大丈夫行徑則視而不見。當中國的妻子在外面的世界辛苦操勞，在漢正街背著一個比身體大幾倍的沈重口袋穿梭進貨，在湧擠的列車上站立幾十個小時，為了持家遠離血肉相連的子女去遙遠的城市打工，因為害怕下崗惶惶不可終日，或因為夫妻雙雙下崗去夜總會當“三陪”養家糊口時……日本女人則坐在纖塵不染的家中看書刺繡，根本不用為生計、工作和孩子學費擔憂操心，兩種生活究竟何者更擁有人性的尊嚴呢？當日本男人櫛風沐雨為女人支撐起一片安靜詳和的晴空，女人在晴空下為男人接風洗塵有什麽不應該的呢？至於日本女人“跪” 著侍候丈夫，則是日本人在家庭的“坐姿”和“跪”很相近，與中國的“跪”有根本的區別。日本男人在家也習慣於坐在自己的小腿上，看上去和“跪”差不多，並非只有女人才“下跪”，所以日本人回家要換和服。如果日本女人生活在男人的陰影里，或象部分“女權主義者”宣傳的那樣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日本女人何以比同齡的中國女人看上去要年輕得多呢？當中國男人在暴怒之下對不回家的妻子拳腳相向時，你見過日本男人打妻子的鏡頭嗎？日本男人是世界上公認的優秀男人，如果日本女人象中國女人認為的那樣完全沒有自己的尊嚴，她們會調教出最優秀的男人嗎？日本已婚女人大多呆在家里，是因為日本在“性別分工”上更認真刻板一些，讓男女在社會上能夠各盡所長，不一定就是“大男子主義”傾向的反映。
正因為存在上述誤區，部分“女權主義者”對妻子在家庭“相夫教子”就頗有微詞了，不分青紅皂白地斷言安分守己的妻子在家庭沒有地位。她們認為女人只有走出家庭，和男人互換角色才是有地位有尊嚴的表現。諸不知社會上的和諧模範家庭大多是女主內男主外的，“相夫教子”是妻子的主要職責。那些暴力高發的家庭多半是女人不歸家。令人不解的是：當女人碰到真正願意主內的“模範丈夫”時，又覺得他不象個男人，忍不住要去作踐他，暗中或明里給“家庭主男”扣上一頂“綠帽子”。
6、從整體上否定男人，把男人當成“女權”的敵人
我們經常聽見女人抱怨“世上沒一個好男人！”可你聽見男人抱怨過“世上沒一個好女人”嗎？沒有！既使有也是極個別現象。也許女權主義者會分辯正因為“女人總是上男人的當”和“總是男人拋棄女人”，女人才變得如此憤激和不平。我這里要反問一句：難道就沒有男人上女人的當？難道就沒有女人拋棄男人？答案顯然是否定的，我所知道的幾起戀愛和婚姻悲劇，有幾例是女人攀上了高枝後，就毫不留情地拋棄曾經海盟山誓過的男人；有幾例則是女人花光了男人的鈔票，然後就瀟灑地“拜拜”。可那幾個男人都沒有抱怨過“世上沒一個好女人！”。知青大返城時，已在農村成家的男人有三分之一拋棄了農村妻子；可拋棄農村丈夫的女人則高達百分之九十九！在家庭和婚姻道德上，男人不見得比女人更不負責任。可女人經常因為家庭和婚姻的原因從整體上否定男人。
正因為女人容易從整體上否定男人，部分“女權主義者”就把男人當成“女權”的敵人。認為女人要爭取自身權力，首先要做的就是把男人打倒在地，然後從他們的身上踩過去。其實“女權主義”的真正內涵是消除社會上明里或暗里存在的“性別歧視”，尤其是消除同一行為基於性別的不同而存在的“雙重標準”；不受阻礙地發揮女人的優勢；充分體現女人的自身價值，贏得全社會對女人的尊重和認同，和男人共同創造和諧理性的社會，共同享受多姿多彩的人生……而不是和男人“作戰”，把男人“打倒”，對男人發號施令，騎在男人的頭上頤指氣使，或是在各條戰線上“取代”男人……
（三）
綜上所述：“女權運動”在中國確然存在這樣或那樣的誤區，並開始產生一定的社會危害，其危害程度甚至比“大男子主義”有過之而無不及。當女人紛紛走出家庭抽煙酗酒賭牌耍錢時；當家庭主婦拒絕洗衣做飯帶小孩時；當越來越多的女人深夜不歸時，女人的整體素質就會加速度下降。當男人因為女人不履行家庭和社會責任而忍無可忍時，他們就會收回對女人的尊重，女人的社會地位就會進一步降低。當男人和女人不能和諧共處甚至相互敵視時，社會的基礎就會出現震蕩，女性則是社會不穩的最直接受害者。
下面有必要給“女權主義者”幾條不成熟的忠告：
1、“女權運動”最有效的方式是提高女性的自身素質；素質高的女人才知道怎樣去爭取和維護自己的權力，怎樣使自己的聲音和要求得到全社會的尊重，怎樣從男人世界里贏得廣泛的同盟軍，怎樣使男人服從女人的意志。男人在優秀女人面前就象一個聽話的“小學生”，在潑婦面前則象兇暴的獅子……
2、女人在向男人爭取自身權力、消除形形色色的“性別歧視”時，對女人隊伍里的“害群之馬”不要意存“偏袒”，要果敢地清除她們，她們是“女權運動”的真正危害！就象“下流中國人”是中華民族的主要危害一樣。那些拋家不顧，嗜賭如命的“玩人”；那些踐踏丈夫真情的“蕩婦”；那些貪圖享樂、一擲千金但又沒錢給小孩交學費的“浪女”……才是“女權主義者”的真正敵人！
3、男人不是你們的敵人，就象白人不是黑人的敵人一樣。美國“廢奴運動”的先驅幾乎都是白人。美國黑奴的解放其實是千萬個白人努力的結果！並非所有的男人都敵視“女權運動”，有相當一部分男人同情和支持女人爭取自身權利和尊嚴的努力，筆者就是“女權運動”的同情者和參與者，曾幾次在月黑風高的夜晚讓幾位玩弄女性的男人敗類體驗了一下兩節棍的威力。“女權運動”離不開男人的支持，男人的理解和參與會使“女權運動”的時間表大為縮短！
4、女人在向男權社會爭取尊嚴和權利時，千萬不能喪失女人的“法寶”--“女人味”。沒有“男人味”的男人為女人所不恥，這也是“模範丈夫”的妻子容易紅杏出墻的原因；沒有“女人味”的女人同樣也為社會所不容。如果“女權主義者”都趨向“男性化”，那才是女人真正的悲哀，是女人迷失自己的真正表現，是從骨子深層羨慕男人的一種畸形表現形式。男人最厲害的“殺手”就是有“女人味”的女人。
二00五年三月十五日
30.人性與體制
一個國家的政治體制基於這個國家對人性的普遍認識。與“性善論”對應的是“人治”體制；與“性惡論”對應的是“法治”體制。好的體制把“鬼”變成人；壞的體制把人變成“鬼”。文明的實質就是壓制獸性弘揚人性；人類文明史其實是一部改造人類自身動物性的歷史。
新世紀的中國，現代化建設已進入了關鍵時刻，能否順利完成現代化改革和實現中華民族的振興，關鍵在於體制變革能否順利完成。中國的傳統體制與現代化的要求有諸多不協調的地方，如果不作出相應的調整就有可能阻礙現代化的步伐，因此與現代化配套的體制變革刻不容緩。
一個國家的政治體制基於這個國家對人性的普遍認識。人性都有“善”和“惡”兩個側面，科學理性的政治體制是大力培植人性“善”的一面同時又把“惡”的一面降低到盡可能低的限度。
好的體制把“鬼”變成人；壞的體制把人變成“鬼”。
好的體制著眼於社會大多數人的利益，尤其是為“人才”提供了廣闊的發展空間；壞的體制只照顧到少數特權人物的利益，同時又為“人才”設置到盡可能多的絆腳石。
好的體制建立在大多數人受益的基礎上，同時又能最大限度弘揚人性的優點，極大地調動全民的創造性和主動性，於是全社會高速“和諧”向前發展。壞的體制則犧牲大多數人的利益，國民只有努力擴張人性“惡”的一面才能過上好日子，於是社會走向“分裂”倒退。當社會分裂倒退到一定程度時，受益的少數特權人物也會隨之付出代價，並且付出比普通人更大的代價，這個代價就是毀滅或逃亡。
中國的傳統體制究其根源還是建立在儒家文化的基礎上。儒家文化的創始人孔丘認為“人之初，性本善”。既然人的本性是善良的，那麽由人組成的社會和國家就可靠“人治”。人的能力和品格是有差別的，孔夫子把能力過人、品格高尚且受過良好教育的人稱之為“君子”，理想的社會就是由“君子”來治理，人類在“君子”的治理下能夠很快進入美滿幸福的大同世界。
中國最早的“君子”統治者是堯和舜，這兩位爺不但集人類優點之大成，把災害頻仍、四分五裂的中國治理成了傳說中的“童話世界”；還開創了西方耗費幾個世紀犧牲幾千萬人生命才贏得的“禪讓”制度--任人唯才而不是任人唯親，創立了廢除領袖人物終身制的光輝凡例。西方真到四千年後的1798年才由美國開國總統華盛頓繼承了這一英明的“先例”。
堯舜以後的“君子”概念一天天發生“異化”，“君子”不再是德才兼備且勇於負責的精英人物；而逐步演變為“權力人物”。總之有權就是“君子”，無權就是“小人”。國家的最高統治者皇帝國王則理所當然地被稱為“君”。
孔夫子當初對“君子”的期望值太高了，認為“君子”都會“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因此也沒制定出一套防患“君子”弱點的措施；更沒有制定一套限制君子權力的方案。因此“君子”一旦成了“權力人物”，就可不受限制地使用權力，在權力寶座上為所欲為。
也許是人性的弱點根深蒂固的緣故，符合孔子標準的“君子”真個是鳳毛麟角，也許十萬個人之中還不容易找到一個，遠遠滿足不了治理國家的要求。
就算治理國家的權力人物都達到了孔子的“君子標準”，但“權力”這東西是劇毒無比且極易上癮的“海洛英”，就是“君子”也不容易永遠抗拒“海洛英”的誘惑。人類的始祖亞當夏娃應該是真正的“君子”，他倆都不容易抗拒人性弱點的誘惑；就更不用說“道行”和修養遠不如始祖的各位“君子”了。當“君子”在權力位子上呆得太久時，在心情不好或“好奇心”的驅使下極有可能嘗嘗“海洛英”的滋味。海洛英這東西一旦品嘗了一次，你就會忍不住品嘗第二次，然後是第三次、第四次以至無窮……
當管理國家的權力人物不是符合標準的“君子”或“君子”本身因掌權太久而被權力毒化時，權力人物就會“濫用權力”。因為沒有任何限制“權力”的有效措施，國家民族就會被不加限制的權力傷害。權力人物一旦品嘗到了“權力”的美味，就會一而再再二三地“濫用權力”，直到國家民族被權力人物折騰得遍體鱗傷還不肯自動罷手。當國民在權力人物的傷害下連最基本的生存權都受到威脅時，就會聚眾起來反抗，向權力人物報仇雪恨……
令人痛心的是：秦始皇以後的中國，權力與“小人”的親合力比“君子”要大得多，兩千年的封建社會絕大多數情況下是小人得志；君子掌握權力的機會可謂“千年等一回”，極個別的君子饒幸登上權力寶座，後期又難免被他掌握的無限權力所毒化。我翻遍中國的《二十四史》，發現除了李世民一人是掌握最高權力且沒有被無限權力毒化的“君子”外，實在找不出第二個。
小人一旦掌握不加限制的權力，就會利用手中的權力以權謀私恣情縱欲，百般傷害他本應拚死效忠的國家民族。因為沒有設置行之有效的措施來制約小人的權力，這種傷害就會變本加厲，除了國民最終用非理性的暴力起來摧毀他們的權力體系不會自動停止。
當權力人物濫用權力釀成全民性的暴動時，國家就會解體，文明出現斷層，國人多年的建設成果就會毀於一旦。在暴力中獲勝的一方重建新的權力體系後，又會不可避免地步入另一個濫用權力的惡性循環，最後釀成新一輪的全民暴動……
於是中華文明一次又一次地在廢墟上重組，若幹年後因為濫用權力激起全國性的民變又淪為新的廢墟。中華文明就這樣在恢覆--繁榮--頹廢--毀滅的惡性循環中周而覆始地重覆前人的步伐，文明並沒有因時光的推移而取得多少實質性的進步。
導致中華文明陷入惡性循環的罪魁禍首就是“濫用權力”，之所以會濫用權力是因為對權力缺少行之有效的制約手段，賦予“一把手”不加限制的權力是基於儒家文化“人性善”這個前提。
西洋基督教文明和儒家文明不同，西人認為“人之初，性本惡”，人是從動物進化而來的，身上或多或少都殘留有動物的“獸性”，這種“非人性”在沒有受過任何教育的小孩身上表現得尤其突出，所以小孩才有那麽多“損人不利己”的惡作劇，才會“打瘋子罵啞巴扒絕戶墳”。窮鄉僻壤的小孩（沒條件接受早期教育）喜歡作弄殘疾人等弱勢群體就是“人性惡”的最生動例證。
人在成長過程中因為受到“人性化”的教育，身上的“動物性”才會越來越少；但這種“動物性”並沒有死亡，而是被“文明”的力量壓制在潛意識深層的某個角落，一有機會就會沖出來和“人性”進行抗爭。隨著外在條件的改變，人性和動物性此消彼長，尤其在心情不好時人的動物性會占上風。
文明的實質就是壓制獸性弘揚人性；人類文明史其實是一部改造人類自身動物性的歷史。
人類文明史上千百次的經驗證明，“權力”是“獸性”的催化劑，尤其是不加限制的權力能極大地鼓動人的獸性。有些人眼下沒有作惡是因為沒有作惡的條件，一旦有了作惡的條件，長期壓抑的獸性就會象火山爆發一樣迸發出來。所謂作惡的條件就是擁有“權力”。歷史上許多安分守己的老實人一旦成了權力人物，剎那間就會變得面目猙獰胡作非為，農民領袖陳勝李自成等人發跡後的行為就是最有說服力的例證。
西洋的政治體制就是建立在“性惡論”的基礎上。因為人的天性是“惡”的，權力又能最大限度地鼓動人性“惡”，所以西人不相信有什麽不犯錯誤的“聖人”；更不相信會有始終如一高風亮節的“君子”。因此西人從不幻想“聖人治天下”，對權力人物一直保持高度的警惕。
什麽是惡？自我利益膨脹以至侵犯了別人的利益，就叫惡。推動人類社會，乃至動物界，自然界向前發展的，就是自我利益的最大化。
要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本身沒什麽不好，但是如果侵犯了別人的利益，就是惡。我想過舒適的生活，必須有錢。怎樣才能有錢呢？我可以去找工作、去發明、去偷、去搶、去騙。同樣是得到一筆錢，有不同的方法，而被認為是惡的，則是侵犯別人利益的行為。
不難看出，人的這種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趨勢，如果不加以限制任其發展，就會侵犯到其他人、其它動物、自然界的利益，就會危害人類自身的和諧發展，人類最後就會毀在自己手里。
為了防止權力人物濫用權力，西人給權力設置了諸多行之有效的制約手段，這樣一旦有人濫用權力就會很快被發現並通過設置好的體系清除出權力機構，使其危害限制在盡可能低的限度。
西人堅信只要是人，無論是君子還是小人，身上都有濫用權力的傾向。為此他們為每個權力崗位設置了一整套必須遵循的行為標準，你只有遵守這些標準才能在那個權力崗位上坐下去，否則你就得讓座。在那套標準的約束和權力周圍強有力的監督下，就是壞蛋坐在那個位子也會被動幹正事，除非你不想吃權力那碗飯。如果有人試圖濫用權力，強有力的監督網絡就會把你趕下台並給予你相應的制裁。
西人靠民主選舉來確定權力人物，但全民的綜合意志並不見得總是明智的，庸俗的大多數有時也會把不稱職的人物選上權力崗位。但因為權力受到強有力的制約，不稱職的人物並沒有多少余地胡作非為，想以權謀私也力不從心，因此並不能作出太大的惡事。在一套科學理性的制約手段下，“魔鬼”也會被動地從事“天使”的工作。
因為人的意志力是有限的，再英明能幹的人物也難以承受長時間的緊張自律狀態，所以西人廢除了權力人物終身制，極少有人在“一把手”的位子上呆上十年。
如果有人自視絕世超人，試圖打破十年的上限，那麽戴高樂就是最好的教訓：這個法蘭西無與倫比的民族英雄和現代法國的締造者，在他當政的第十個年頭發生了全國性的大學生抗議遊行，結果孤膽英雄在一片咒罵聲中灰溜溜地離開了總統府。
西洋的民主體制為了有效地防止出現庸俗的大多數迫害“人才”的悲劇，專門制定了“人權法案”。民主是“多數人說了算”；但多數人的意志並不是萬能的，少數人的利益必須得到強有力的保護，否則民主政體很容易滑向暴民政治。“人才”總是站在“少數”這一邊的，只有保障好這部分人的權益，社會才能真正向前發展，因為“文明”是踩著“人才”的肩膀向上攀登的。因此民主的精髓是“多數人說了算同時又要保護少數人的權利”。
西洋體制的科學性集中體現在下述四個方面：
一、 確保走上權力崗位的人物擁有過人的能力、品格和責任心。
二、 確保權力人物在權力崗位上恪盡職守；絕不濫用權力或以權謀私。
三、 一旦碰上一個不稱職的權力人物也能很快被發現並及時清除出去，使其危害停留在盡可能低的限度。
四、 給精英人物留下了自由廣闊的發展空間，便其能夠順利發揮出自己的才能智慧，社會也會因此享受他們智慧的成果，因此近代科學史上最重要的發明基本上都發生在西方。
因為西人給權力設置了強有力的制約，有效地防止了權力人物濫用權力，國民受到權力傷害的概率很小，社會矛盾不容易走向激化，因此也不可能釀成全民性的反抗暴動，從而有效地消除了內戰的危險。這樣全民族的主要精力用於創造建設，容易積累文明成果，文明也不會出現斷層。這是西方在近代能夠後來居上的最根本原因。
我本人的成長經歷使我傾向於“人性惡”一說。我出身於一個貧困的農家，童年時代差一點沒餓死，因此也不可能有機會接受早期教育。再說那時是文化大革命後期，就算耳濡目染受了點教育也是“反人性”的。因此童年時的我最熱衷的事情就是“惡作劇”和虐待小動物，“落井下石”更是家常便飯……現在每每想起童年時的所作所為，心靈深處仍滋生出深深的罪惡感。今天的我雖然和“君子”相差十萬八千里；但較之童年時的我差別有如“天使”和“魔鬼”那樣巨大。
“人之初，性本善”只能說是一種美好的理想，由此產生的“人治”體制也是建立在權力人物擁有高貴道德和超人能力的基礎上。理想的東西與現實畢竟有一定的距離，所以古往今來的“人治”體制才制造出那麽多的社會悲劇。政治是一門科學，不能根據“理想”和“假設”來制定具體的措施；必須依據事物的“本源”來設置與之配套的政治構架……
在立法精神上，性善論和性惡論的支持者產生了不同的立法。性善論的支持者因為相信人是善良的，所以立法時會把法律定的粗糙一些，多一些原則，少一些細節，最後成文只是薄薄的一本。古代把官員稱為父母官，就是性善論的表現。你敢質疑你的父母嗎？父母官說什麽是什麽，官府盤剝鄉里、貪污公款、草菅人命、魚肉百姓就是這麽來的。性惡論的支持者因為認識到人總有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趨勢，所以立法時會把法律規定得很細。他們讓三權分立，政府、議會、法院互相牽制。因為不信任，他們讓官員受到重重限制，並把官員稱作公仆。從而形成一種人人都想惡，人人都不能惡的局面。
林語堂說過一斷話：如果把十個官都設想為清官，不加以限制，那麽最後十個中可能有九個是貪官；如果把十個官都設想為貪官，對他們加以種種限制，那麽最後十個中有可能有九個清官。
中國要想順利完成現代化變革，當務之急就是要借鑒西方文明國家的先進成果，對權力設置行之有效的制約手段，尤其是要制約好“一把手”的權力。千萬不要寄希望於明君良相吊民伐罪。當權力沒有有效的制約時，就算走上權力崗位的都是全社會的優秀人物（這種概率幾乎等於零），也不能保證權力人物沒有心情不好或喝醉酒的時候。越是英明的人物喝醉酒時越可怕，如果普京的權力沒有任何限制，他在發酒瘋時突發奇想：把原子彈拿出來放一顆試試。他這一試可不是鬧著玩的，極有可能引發核連鎖反映，那樣人類就要遭受滅頂之災了。因此我十分感念聯合國的《核不擴散條約》，如果讓那些沒有任何責任心但卻擁有無限權力的落後國家的暴君獨夫們擁有核武器，這個世界就真的要整個亂套了。試想一下如果薩達姆真個擁有原子彈，在最後關頭他會忍住不去按動核按鈕嗎？如果他有機會按下核按鈕，伊拉克就徹底毀滅了。
二00六年三月十九日
31.迷信與宗教
宗教的本質是勸人向善的，旨在提升人的道德境界，凈化人的靈魂。迷信的本質是愚弄人的，旨在騙取信徒的錢財，同時引導信徒去追逐眼前的急功近利。迷信是人類社會處於野蠻時期的產物；宗教則是人類文明水準達到一定高度的產物。人類文明包括戰勝自然和優化人性兩個方面。人類應該摒棄迷信而皈依宗教。
迷信與宗教是兩個絕然不同的概念，其內涵之差別有如我們這個星球的兩極那麽遙遠。
宗教的本質是勸人向善的，旨在提升人的道德境界，凈化人的靈魂。因為人是由動物進化而來的，動物又是弱肉強食的，所以人的原性里惡的成份居多，就象自然界里的食肉動物一有條件就會作惡一樣。所以人的靈魂需要不斷凈化，宗教則為人類靈魂的凈化提供了一個可以普遍適用的行為模式，因此宗教對人類文明進程有極大的推動作用。
迷信的本質是愚弄人的，旨在騙取信徒的錢財，同時引導信徒去追逐眼前的急功近利，且在追名逐利的過程中不惜傷害他人的權利。
宗教少有現世利益上的空洞許諾，只有死後靈魂升入天國的來世展望。那些自律修行，行善積德的善男信女靈魂會得到上帝的庇佑；而作奸犯科的惡棍則是上帝的棄民。但無論是良民還是惡棍，上帝都不會幫助或阻止他在現世升官發財死老婆（現在死老婆也是達官貴人的一件喜事）。
迷信有太多現世利益上的空洞許諾。巫師為了騙取信徒的錢財，用升官、發財、考大學、生兒子、好姻緣……等等能快樂肉體的急功近利作誘餌，誘惑信徒往功德箱里大把大把地捐錢。
宗教禮儀的核心是自省和懺悔，引導教民去勇敢地發掘並洗滌靈魂深處的惡念，同時鼓勵教民去愛周圍的每一個人，包括自己現世的敵人和仇人。迷信禮儀的核心則是詛咒和攫取，在祈求自己財源滾滾官運亨通的同時詛咒別人倒大楣，鼓動信徒對身邊的人處處設訪，甚至父母兄妹等至親之人也要“逢人且說三分話，莫可全拋一片心”。人最大的敵人是自己，宗教“嚴於律己，寬以待人”的教義顯然比迷信更有利於人類文明的進步。
宗教崇尚節儉，少有浮華排場的儀式；迷信流行奢華，喜歡用假、大、空的熱鬧場面來炫耀自己法力無邊，無所不能。
宗教擁有深厚的平等理念，蕓蕓眾生在上帝面前一律平等；迷信則處處體現出森嚴的等級觀念，從三十三重天到十八層地獄的鬼神分別擁有不同的特權和法力，信徒也因所處社會地位的不同而被信奉的鬼神另眼相看。
迷信的奢華等級與宗教的節儉平等突出體現在喪葬儀式上：宗教主張薄葬，不借喪葬之名暴殄天物，上至總統卿相下至平民百姓在教堂公共墓地擁有同樣面積的墓地和一樣材質樣式的墓碑。迷信則提倡厚葬，鼓動信徒給死者提供盡可能多的隨葬品；且在喪葬儀式上大肆鋪張，死者家屬不顧一切地折騰錢財。
所有的迷信都崇拜偶像，迷信偶像都是些法力無邊無所不能的角色，但在德操修行方面並沒有什麽過人之處。他們就象現實世界里的獨裁帝王，你順從他阿諛他賄賂他就會受到庇服，而不管你在現實世界是什麽貨色。宗教則反對偶像崇拜，三大宗教的耶穌、釋迦牟尼、安拉與其說是教民崇拜的偶像，還不是說是宗教教義的化身和教民修行的標準。他們除了擁有過人的德操品格，在特定時刻偶爾濟困扶危外，並沒有點石成金移山倒海等能讓教民頃刻大富大貴的現實法力。
迷信是人類社會處於野蠻時期的產物；宗教則是人類文明水準達到一定高度的產物。基督教的前身是古希臘羅馬文明；佛教的前身是印度文明；伊斯蘭教則是中東文明的覆活。
宗教有向外輻射並進而影響世界的強大感召力，有拯救天下生靈的社會使命感，基督教使古希臘羅馬文明擴張到已知的文明世界，並把蠻荒的美洲教導成文明的大陸；佛教則在遠東和南亞打上了東方文明的印記；伊斯蘭教則一度把遼闊的地中海變成中東文明的內湖。迷信則只滿足於在發源地抱殘守缺，就象專制帝王走不出自己的皇宮一樣，幾乎沒有向外的輻射力和影響力；更沒有為人類造福的使命感。
綜上所述：迷信是愚弄人的，代表愚昧落後；宗教是教化人的；代表文明進化。
人類應該屏棄迷信而皈依宗教。
宗教對人類文明的推動是顯而易見的。
人類來到這個星球就面臨兩大天敵：自然的淫威和人性的弱點！
人類文明包括戰勝自然和優化人性兩個方面。
優化人性包括戰勝人性的弱點，在人際關系上確立寬容、理解、扶助和相互尊重同舟共濟的理念，最大限度地減少人類相互之間的內耗，並進而走向自由、平等、博愛的大同世界。
幾千年的人類文明史證明，優化人性比戰勝自然更為重要。
戰勝自然我們乞靈於科學；優化人性則更多求助於宗教。
十八世紀的工業革命和科學大發現，一度極大的動搖了人類的宗教信仰，以為科學能夠解決人類世界的所有問題。直到兩次世界大戰，人類因為人性的進步落後於科學發展的步伐而走向世界性的瘋狂，在全球範圍內展開自剪手足式的自相殘殺，親手毀掉科技革命積累下的文明成果；人類才開始意識到科學並不能代替宗教，宗教比科學顯然更有利於人性的進步。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宗教與科學並不矛盾，宗教是科學化的人際關系學，盡管兩者的前提不同：宗教主張上帝造人；科學則認為人是自然界進化的產物。
在西方文明國家，宗教與科學處於同等重要的地位，人們在重視科學的同時也篤信宗教，因此西方在近代無論是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都取得了長足的進步。
美國是世界上科學最發達的國家，但也是一個篤信基督教的國家，歷屆總統在就職典禮上都要向上帝和《聖經》宣誓。美國政治不僅有使美國公平富強的一面；也有引導全人類走出苦難的宗教使命感。美國政治的理想主義就是國民信奉基督教的結果，《獨立宣言》的精神就是來自基督教的平等思想，而不是洛克、孟德思鳩的民權學說在新大陸的實踐。《獨立宣言》的起草人曾鄭重聲明在起草該文獻時除了《聖經》的啟示外，沒有參考任何歐洲政治學說。所以基督教對當今世界最先進的政治體制民主政體有極大的推動作用，民主政體確立了盡可能科學合理的社會關系。
所以說宗教是科學化的社會學；那種要科學不要宗教的無神論思想不利於人類文明的進步。
在現有的文明水準上，人類還離不開宗教。
中國是一個容易迷信的國度，國人敬仰祖先，信奉五花八門的鬼神。中國人心目中的鬼神都是些法力無邊為所欲為的角色，一高興能讓你在天堂窮奢極欲；一發怒能把你打入十八層地獄下油鍋。鬼神高興的標志不是你在現實世界的德行；而是你是否對他言聽計從；是否用大把大把的錢財燒紙燃香賄賂他，和現實世界的專制帝王有同樣的性情和愛好。
中國人的宗教感情相當淡漠，世界上的三大宗教都難以在中國紮根並贏得廣泛的皈依。伊斯蘭教只贏得了西北蠻荒地帶的部分少數民族；基督教局限在海外華人和少數文明程度較高的知識分子中間傳播；近十年雨後春筍般興起的佛教寺廟本質上是披著佛教外衣的迷信場所。
十九世紀英法的槍炮打開中國的國門後，西洋傳教士也抱著極大的信心來到東方，剛踏上這塊土地時也曾大喜過望，因為他們發現了地球上最大的一塊宗教真空地帶，就象西班牙人剛進入美洲一樣。因為沒有競爭對手，傳教士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中國人會象印弟安人一樣全體皈依基督教；可不久他們就發現當初的想法太天真了，中國人對宗教的排拒力不可思議，沒有幾個成年人願意皈依到上帝的門下。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傳教士只好收養中國夫婦因貧窮、多妻制和沒有避孕措施而拋棄在荒郊野外的棄嬰，並把他們傳化成基督教徒，指望日後靠這些人作媒介影響廣大國人信奉基督教。傳教士的努力在義和團事件中得到了回報，那些長大的棄嬰全被中國人殺了，包括能夠抓得到的所有外國人……
中國成了基督教真正的傷心地。
中國人容易迷信且輕視宗教源於國人靈魂深層的功利主義。在國人的價值取向里：能給自己帶來看得見摸得著的現世利益就是好的；不能給自己帶來眼前的實在利益就是壞的。迷信能為勢利的國人勾畫出一幅升官發財的美妙圖景；宗教則要求國人自討苦吃，和自身弱點作戰，兩者的現實利益一目了然，所以大多數國人在迷信的同時毫不猶豫地摒棄宗教。
因為信奉功利主義的緣故，任何派別的宗教要想在中國立足就得發生變異，在教義和儀式上都得作出符合“中國國情”的調整，都得給迷信“納稅”，為迷信騰出一塊“地盤”。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佛教，這個主張四大皆空、苦行節欲的宗教傳到中國後，居然有了數不清的偶像，並大肆暴殄天物，每年要燒掉幾十萬噸紙錢、香火；燃放上百億人民幣的鞭炮，浪費難以數計的錢糧財物……各級寺廟成了信徒賄賂神靈和求財、求官、求子、求名和求姻緣的迷信場所。和尚們也把佛教的清規戒律拋在一邊，吃肉喝酒玩女人；有權力的方丈寺主則和貪官污吏一樣腐化墮落；還恬不知恥地把這種惡行粉飾為“改革開放”……
去年十一月我去南岳衡山觀光，登山公交車把我們帶入中途的一處寺院，每個遊客在前院花上10元人民幣購得一簽，講解員承諾後院的主持們可免費解簽。一位少婦按照講解員的指引請後院的一位“大師”解簽，“大師”說少婦的簽很特別，要少婦燒幾支“清香”表示虔誠，燒三支逢兇化吉，燒九只則大吉大利；然後湊近少婦的耳朵輕聲說每支“清香”得花九十九元人民幣……少婦不願花那麽多的錢，“大師”馬上沈下臉來詛咒她近期要遭遇飛來橫禍……
這就是中國式的佛教！
中華民族因為漠視宗教付出了一次又一次的沈重代價。真正的宗教都是倡導平等、博愛、寬恕的；國民因為普遍不信教的緣故，不容易從宗教教義的合理部分汲取營養，所以古往今來的中國才有那麽多的內鬥和不平等。達官貴人巧取豪奪，取得對中下層廣大平民的地位優勢，導致社會分裂；然後利用自己的特權地位進一步役使掠奪平民階層，使富豪和平民間的裂隙進一步拉大。當裂痕擴大到一定程度，超過社會的彈性調節範圍時，社會就會發生劇烈的震蕩，暴發平民報覆富豪的反叛。因為沒有宗教的啟迪，富豪的以權謀私和仗勢欺人永遠不會自行中止，不能通過理性的途徑化解全社會積累的不滿，平民反擊富豪的血腥內戰也因此不可避免。平民階層在殺富濟貧的內戰中，也因為缺乏宗教的寬恕理念，對整個富豪集團不分青紅皂白地報覆屠殺，從而引發富豪集團的集體自衛，使內戰進一步升級，直到一方徹底滅亡內戰才會在血腥中落幕，這時中國人辛苦積累的文明成果成了一片廢墟，文明又回到當初的出發點，一切又得從零開始……
因為不信教，中國歷史上才有那麽多的農民大起義。西方文明大多是亡於外族之手；中華文明則一再地毀於自己之手。滿族征服中國也是因中國人在內戰中相互撕打得精疲力竭，才漁翁得利乘虛入關踢進決定性的一球。
因為不信教，每逢中華文明在物質文明上取得顯著成就時，中國人就會忘其所以，在精神文明上沿相反的方向走向墮落；並最終毀掉物質文明成果。今天的中國比歷史上的任何時代都富庶，可精神文明的成果卻是集體信仰危機和道德崩潰：貪官污吏窮奢極欲以權謀私；平民嗜賭如命；年輕人享樂至上；知識分子喪失良知……一個新的全社會的危機正在從量變向質變加速度轉化。
因為沒有健康宗教的引導，中國人在特定的歷史時期極易信奉“邪教”，極易被別有用心的邪教教主蠱惑而集體走向瘋狂，並釀成全社會的空前災難。從東漢張角的“太平道”到洪秀全的“拜上帝教”，以及十九世紀末的“義和團”；邪教一次又一次地挑起全民族的內戰，中華民族一次又一次地經受淩遲酷刑。
…………
為了防止歷史的悲劇不再重演，為了構建真正的和諧社會，防止正在加深的社會危機積累到“質變”或“暴發”的程度，中國人需要宗教。
政府有責任和義務引導國民信奉健康的宗教；同時大力打擊迷信。
打擊迷信首先要從廢除各種偶像，嚴禁燒紙、燃香和放鞭作起；尤其是要杜絕厚葬的陋習。
在傳播宗教的過程中，要警惕外來宗教的“中國國情”化，和迷信勢力結合變成新的邪教，更應該警惕宗教場所的“官場化”：各級教主在宗教場所以權謀私，教徒不遵守清規戒律，打著宗教的招牌而從事世俗的勾當。
地方政府給“方丈”、“大師”們制定行政級別是不恰當的，政協也不應該為宗教人士設立席位。因為真正的宗教是遠離政治的，宗教也只有完全告別政治才能起到凈化教民靈魂和教化民風的積極作用。伊斯蘭世界之所以在文明水準上遠遠落後於基督教世界，就是因為伊斯蘭教插手甚至主宰政治生活；基督教國家由弱轉強並進而取得主宰世界的優勢也是在十六世紀宗教改革導致的政教分離開始的。
中華民族必須從迷信中走出來；中國需要真正的宗教！
二00六年七月七日
32.感恩與懺悔
在接受幫助時知道感恩；在犯下錯誤時勇於懺悔，是一個民族不可缺少的品質。已知世界最富於感恩的民族是以色列；最勇於懺悔的民族則是德意志。勇於懺悔的背後隱藏著深遠的智慧；死不認錯則貌似精明實則愚不可及。我們也到了直面錯誤，勇於懺悔的時候了！
（一）
在接受幫助時知道感恩；在犯下錯誤時勇於懺悔，是一個民族不可缺少的品質。
已知世界最富於感恩的民族是以色列。
猶太人在長達兩千年的流浪生涯中受盡欺淩，因為自身的堅忍和人類殘存的善意，才沒有在漫長的流浪旅途中被外族同化和滅種。因為一直在高壓和委曲中艱難生存，所以對外來的善意特別敏感，一個在外族看來可能是微不足道的惻隱之心卻能讓猶太人感動得熱淚盈眶。盡管猶太人是這個地球上待遇最不公正的民族，世界上很多民族都對猶太人犯下了程度不同的罪行；但令人費解的是猶太人的民族情緒里感恩的比重遠遠大於仇恨。也正因為如此，以色列才把感恩作為基本國策；而把仇恨演變為自強不息的危機意識。
眾所周知，德意志民族對猶太人犯下了種族滅絕的罪行，上世紀中期他們屠殺了這個星球上三分之二的猶太人，因此理所當然應該成為以色列不共戴天的仇敵。但以色列的國民教育並沒有多少仇恨德國的內容。這個國家建立了規模宏大的“納粹”大屠殺紀念館，但目的不是為了讓以色列人記住德國的血海深仇，而是為了警示國人：國家對猶太民族太重要了，以色列國來之不易，他們得珍愛自己的國家。今天的以色列固然比歷史上的任何一個時期都要強大富裕，但以色列的危機仍很深重，他們必須時刻保持高度的警覺，只有時刻保持以色列的強大才是民族安全的唯一出路。如果他們滿足於目前的成就，玩物喪志或紙醉金迷，那麽“納粹”大屠殺的慘劇會再度落在猶太民族的頭上。
以色列人沒有念念不忘德意志民族的仇恨；但他們卻記住了那些在生死關頭幫助過猶太人的德國人，辛德勒就是一個最生動的例證。辛德勒的名字在以色列家喻戶曉，這個德國人基於人性的善意，在邪惡浸染了整個德意志民族時仍堅守自己的良知，冒著傾家蕩產和殺頭的危險拯救了幾百名猶太人的生命。六十年過去了，以色列並沒有忘記自己的恩人，很多猶太人每年都要用不同的方式來紀念這個德國人。
我們對以色列從來就沒有什麽好感，因為媒體經常報道以色列“侵略”阿拉伯國家的罪行，我們的主流媒體已把以色列妖魔化成一個惡貫滿盈的國家。我們無法想象得到，以色列並沒有“投桃報李”敵視中國人，相反對中國滿懷“感恩”的心情，因為在上世紀中期我國的一名駐外公使曾經給幾百名猶太人頒發了去上海避難的簽證。所以在中國媒體攻擊詆毀以色列的同時，以色列卻在用各種方式幫助中國的科技事業，且不惜冒開罪宗主國美利堅的危險給中國輸出尖端的軍事技術……
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我們的“阿拉伯朋友”並不因為中國在國際上聲援他們懷有絲毫感恩心情，薩達姆曾被我們的媒體譽為勇於反抗強權的“中東雄獅”，可此公卻恩將仇報把中國列為三大主要的敵人之一，對中國人極盡侮辱之能事，中國人在伊拉克的待遇連美國人都不如，賣給我們石油時出最高的價錢……
以色列人並非不知曉中國的敵意,但他們並沒有因為這種不夠理性的敵意而忘記一個中國人在關鍵時刻曾經幫助過他們的事實。
中國人對以色列的敵意並非這個民族對我們不友好或曾經傷害過我們；而是因為這個民族和美國走得太近的緣故，所以這種“敵意”究竟包含多少理性的成份還有待考證。
一個富於感恩的民族能把敵人變為朋友；一個不知感恩的民族則把朋友推向敵人那一邊，難怪以色列在中東戰無不勝，阿拉伯則屢戰屢敗，盡管後者的國土和人口比前者大一百倍以上。
（二）
世界上最勇於懺悔的民族是德意志！
德國在二戰期間對歐洲各民族犯下了滔天大罪。德國戰敗後這個民族之所以沒有在廢墟上一蹶不振，沒有被戰勝自己的敵人扼住咽喉，最根本的原因是這個民族勇於懺悔，用真誠的懺悔來軟化曾經飽受“納粹”催殘的民族的心靈，消除來自周邊的敵意，為自己贏得了一片廣闊的發展空間，並進而東山再起，再度成為世界上的一流強國，重新找回了民族的尊嚴。
一個人隨波逐流犯罪是很容易的一件事，但事後不回避罪行且勇於懺悔則需要過人的勇氣，只有很少的人能夠做到。
我親眼看到這樣的一則電視鏡頭：德國總理去以色列訪問，在參觀“納粹”大屠殺紀念碑時，竟然在眾目睽睽之下跪了下來，沈痛地低下了高貴的頭顱……
今天的德國總理盡管沒有卷入那次血腥的屠殺，當年“納粹”黨的暴行似乎與他無關；但他是德意志民族的總理，他的民族確然在歷史上對猶太人犯下了滔天大罪，因此他認為有必要代表德意志民族向曾經傷害過的猶太人真誠懺悔……
德國總理下跪的背景是：德國比以色列要強大十倍以上，就是不懺悔以色列也無奈他何；以色列也沒要求他在那種場合下懺悔，更不會要求他當眾下跪。弱者向強者懺悔有時是形勢使然；但強者向弱者懺悔猶為難能可貴。
德國總理下跪的鏡頭在世界上引起了強烈的反響，文明國家認為總理是一個擁有高貴品質的領袖，德意志民族也是一個有勇氣的優秀民族；部分第三世界國家則認為德國總理的行為太不象話了，丟了自己的臉不說；還丟了祖國的臉，這樣的人怎麽配當國家總理呢？但德國人並不這樣認為，他們認為總理是一個真正的勇士。
低素質的群體永遠也無法理解智商高一個級數的哲人的見識。
態度強硬死不認錯的人說不準是實際上的懦夫；知過必改勇於懺悔的人則是真正的勇士。
（三）
和德意志相比，世界上另一個民族日本人則差得太遠了。
日本人在二十世紀上半期對東方各民族犯下了令人發指的暴行。日本占領軍像一群長著野蠻筋骨的怪獸，所到之處殺人放火，強奸搶劫，無惡不作，針對平民的大屠殺一個接一個，數以千計的婦女被他們野蠻強暴……尤其是針對他們的“老師”中國，日本人犯下的罪行罄竹難書，南京大屠殺三十多萬中國平民慘死在他們的屠刀之下；“七三一”細菌部隊則拿活生生的中國人做細菌試驗……
半個世紀後的今天，日本人為當年的暴行懺悔過嗎？他們對中華民族懺悔過嗎？
當年日本民族的犯罪背景和德意志很相似，德意志民族傷害的主要對象是猶太人；日本民族則主要傷害中國人。今天德意志民族真誠懺悔當年的暴行，連國家元首也面對以色列人下跪；可日本民族為當年的罪行懺悔過嗎？他們對中國人懺悔了嗎？日本首相下跪過嗎？
沒有！如果日本人在某種場合下為當初的暴行懺悔過，對象肯定也不是中國人。
日本民族拒不對中國認錯的理由似乎很充分：他們對中國確然犯了罪，但中國人不值得他們懺悔，因為中國在近代應該強大而沒有強大，中國人從來沒有從歷史災難中汲取教訓，沒有把恥辱和悲痛轉化為民族的覆興潛力，危機一過就好了傷疤忘了疼，繼續貪污受賄醉死夢生瞎折騰……
日本人拒不認錯的另一個理由是：今天的日本比中國富強。
日本人在二戰結束後國力遠不如中國，我們瞎折騰式的“大躍進”給日本制造了後來居上的機會，上世紀六十年代日本不聲不響地趕上來了，國民生產總值和中國持平。在這之間日本對中國的態度似乎很恭順，中國也因此免除了日本的巨額戰爭賠款。隨後的十年，日本步入了高速發展期；我們則在玩命地瞎折騰，全國卷入自剪手足為敵覆仇式的文化大革命，結果文革結束後日本的國民生產總值遠遠超過中國，相當於中國的五倍！
在短短十年時間內超出同一起跑線上的競爭對手五倍以上的距離，這是一個多麽驚人的差距！
日本是一個器小易盈的民族，當他們發現自己的經濟實力對中國擁有壓倒性優勢時，對中國的態度也因此發生了逆轉，對歷史的罪行從閃爍其詞到拒不認錯……
在整個事件過程中，我們確然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如果我們像以色列那樣擁有濃厚的危機意識，從歷史悲劇中汲取教訓自強不息，沒有上世紀的“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沒有改革開放後的官場腐敗和民眾頹廢，我們就不可能讓日本超過，就算超過距離也不可能那樣遙遠，那麽日本就沒有理由輕視我們了，他們就是想不懺悔也不能夠！
不過話說回來，日本比中國富強就是他們拒不懺悔的理由嗎？
德國的綜合國力比以色列強大十倍以上；中國與日本的綜合國力還遠沒有達到德國和以色列那樣的差距。德國人不止一次地對以色列真誠懺悔；日本人難道沒理由為他們曾經對中國老師犯下的罪行一再懺悔嗎？難道中國人的不爭氣就能成為他們不懺悔的理由嗎？
兩相對比，日本民族比德意志的文明水準確然要相差那麽一大截。
撇開世界公理和正義，單就自身利益來說，兩個民族的行為誰更高明一些呢？
兩國在爭取聯合國常任理事國時遇到的阻力就是最好的答案。
德國和日本都在爭取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地位，但日本遇到的阻力比德國高出十倍以上，盡管日本的綜合國力超過德國。
德國的面積和人口與日本接近，綜合國力暫時不及日本並不是日本強硬的果實，而是德國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前長達半個世紀的時間內分裂為互相反對的兩個部分，其中的一部分在經濟上停滯不前，文化上則大踏步後退。如果二戰後是一個統一的德國，那麽它的實力會超過日本。我相信要不了多久德國就會把日本甩在後面，就因為德國知過必改勇於懺悔，它的國民素質比日本高。
所以勇於懺悔的背後隱藏著深遠的智慧！死不認錯則貌似精明實則愚不可及。
不過日本也有那麽一點可取的地方，這個民族對弱者態度強硬，但面對強者還是挺虛心的，權力人物在面對本國人民時也肯勇敢地直面錯誤。
世界上還有那麽一種民族，不但對外族犯罪拒不懺悔；對本國人民犯罪也同樣拒不懺悔？其民族文化深層像是永遠供奉著一尊“有理的菩薩”。
（四）
當我們對日本民族淡化歷史罪行，面對他們曾經傷害過的中國民族拒不懺悔而義憤填膺時，我們在這方面又作得怎樣呢？
中國在近代因為積弱不振的緣故，沒有能力傷害和奴役其他民族，沒機會對外族犯罪，因此也沒有對外族懺悔的可能。上上世紀末邪教暴力群體“義和團”在國內濫殺外國平民，清政府在一個晚上向所有與中國有邦交的國家宣戰，似乎應該向部分國家懺悔；但隨後“八國聯軍”在中國犯下的罪行比“義和團”有過之而無不及。盡管是我們做“初一”他們做“初二”，但“非理性報覆”不是文明人的勾當，所以不是我們不肯懺悔，而是八國聯軍剝奪了我們懺悔的機會。如果八國聯軍當初的行為君子一點，我相信中華民族會為義和團的暴行勇敢懺悔的。
我們需要懺悔的不是外國人，而是本國人民！
我們在1957年大搞什麽“反右運動”，把五十多萬知識分子送上了刑場、監獄和牛棚，把中華民族推回到文化的蠻荒。那時中國剛建國不久，知識人才本來就少得可憐，國家富強和民族振興的核心是“知識”，我們應該扶持關愛知識分子才是正理。可我們卻把他們當中的精英層劃到“階級敵人”那一邊，連我們的孤膽英雄朱總理也被送去勞改。
“反右運動”的風潮還沒過去，我們又接著搞什麽“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在全國掀起了大浮誇大浪費的熱潮，土法煉鋼，森林砍光，胡鬧折騰大勢所趨，弄虛作假成為時尚，主流媒體報道的糧食畝產量達到十多萬斤。“大躍進”的果實是引發了中國亙古未有的大饑荒，幾千萬中國人死於非命，僅四川省一地就餓死了近千萬人！所有理性的聲音全被斥為反黨言論，堅守良知者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共和國最正直的元帥，國防部長彭大將軍橫遭侮辱折磨……
我們的國家主席是一個卓越的經濟學家，是他提出了“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經濟理論，領導奄奄一息的中國人走出了可怕的饑荒，國民經濟再次走上了健康發展之路。可中國人的好運不長，我們剛剛吃飽了肚子，就迫不及待地陷入另一輪“瞎折騰”的怪圈之中，在全國推行反祖倒退式的“文化大革命”，並且延續十年之久。在“偉大領袖”的號召下，我們發瘋了，陷入了集體“精神自殺”，對待自己的兄弟姐妹“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國家主席被我們鬥死了；共和國元帥賀龍被我們鬥死了；副總理陶鑄被我們鬥死了；海軍參謀長被我們鬥死了；天才藝術家嚴鳳英被我們鬥死了，死後連屍體也不放過，竟然剖開她的肚子查看里面是否藏有敵特電台？很多地方的“黑五類”家庭被我們殺絕了種……尤其是拯救了我們生命的國家主席死得夠慘，他是被活活折磨至死的，死時胡子有一尺多長，送去火化的屍體標簽用的也是化名，十年後遵照他的遺願從高空撒在中國大地上的骨灰不知和老人家有多少幹系……
…………
上世紀我們確然作了不少錯事，確然有向受害者懺悔的必要，但我們懺悔了嗎？
沒有！！！
我們對五十多萬受迫害的知識分子懺悔了嗎？沒有！甚至有少數人仍在抱怨當初對“右派”太仁慈了，沒把他們斬盡殺絕，否則就不可能今天跳出來“腐敗”了。
我們對“大躍進”運動中餓死的幾千萬生靈懺悔過嗎？沒有！因為那是大勢所趨，不胡鬧不造假就會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我們對文革中冤死的近千萬生靈懺悔過嗎？沒有！連當年“打、砸、搶”的活躍分子，殺死過無辜弱者的兇手也沒一點懺悔的意識，他們當中的大多數人還把自己標榜成為運動的“受害者”。
我們為歷次的錯誤找到了借口和“替罪羊”。
我們迄今仍不肯承認“反右”是錯誤的，認為“反右”是必要的，只是不該“擴大化”而己。
我們把三年的大饑荒說成是“三年自然災害”，把“人禍”轉嫁給“天災”。以後的事實暴露了這樣的轉嫁是何等不顧常識：1988年的旱災和1998年的洪災都是百年未遇的，可沒聽說過哪里有餓死人的現象，此時中國供養的人口是1958年的兩倍！
文化大革命是中華民族的千古奇禍，運動的核心人物林彪、四人幫固然是罪魁禍首，但如果沒有明里或暗里的幫兇，這“一小撮”敗類能造成那樣大規模的破壞嗎？我們難道沒有“自覺或不自覺”地配合他們的罪行嗎？
我們把“大躍進”和“文革”解釋成偉大領袖晚年的“可諒解失誤”。偉大領袖確然要對兩次“瞎折騰”負主要的責任，但我認為所有的責任由他一人“買單”是不公正的。如果我們心中沒有潛在的魔鬼在作祟，偉大領袖的“失誤”是不可能擴展到那樣大的範圍。偉大領袖的“失誤”只是迎合了我們部分人的陰暗心理而已。
當我們對知識精英和黨政要人“無情鬥爭、殘酷打擊”時，我們的靈魂深處難道沒有“非理性嫉妒”在作祟嗎？
當我們對“黑五類”等弱勢群體迫害虐殺時，我們的靈魂難道沒有浸染“虐待狂”的毒汁嗎？
…………
我們既然是歷次錯誤“自覺或不自覺”的幫兇，我們為何不能勇敢銬問自己的靈魂，讓自己的靈魂走出地獄獲得新生？我們為何不為自己的錯誤向受害者真誠懺悔！
勇於懺悔者是真正的勇士，沒有誰會因為懺悔而失去“面子”！
今天的德國人並沒有把二戰期間的所有罪行一古腦兒地推給希特勒、戈林、戈培爾、希姆萊等幾個“納粹”黨魁身上，從那個時代過來的德國人大多認為罪行也有自己的份，因此也有懺悔的必要。
我們也到了直面錯誤，勇於懺悔的時候了！
我們的民族在漢唐時期也曾經擁有懺悔的勇氣；尤其是統治者勇於懺悔。
漢文帝劉恒開創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豐衣足食國泰民安的偉大王朝--“文景之治”，可朝野之人從未見他流露出過半點自滿自得之意，相反能經常聽到他發自內心的懺悔之音：
當天象出現日食時，劉恒把罪過歸於自己：“朕聞之，天生蒸民，為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以菑，以誡不治……朕下不能理育髃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思之所不及，以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
當匈奴鐵騎擄掠邊境時，劉恒也認為過錯在己一身：“朕既不明，不能遠德，是以使方外之國或不寧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封畿之內勤勞不處，二者之咎，皆自於朕之德薄而不能遠達也。”
…………
所以漢唐統治者能締造出當時已知世界最最強盛的偉大帝國！
（五）
當一個民族失去了懺悔的勇氣時；他也不可能擁有感恩的智慧。
我們的民族知道感恩嗎？
在提出這個問題之時，我想起了童年時代發生在我身邊的一則真實故事：
一對夫婦長年照料一個非親非故的孤寡老人，使她過上了衣食無憂的生活。為了讓老人吃飽穿暖，這對夫婦寧願自己挨餓受凍，在那個年代能吃飽肚子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對夫婦無怨無悔地照料了老人十年，中途因為自家負擔加重，兒子結婚借了很大一筆錢，對老人的接濟因力不從心而被迫減少。可老人一點也不體諒這對夫婦的苦衷，對待遇不如先前大為不滿，好像供養她是這對夫婦的“義務”似的，逢人便抱怨這對夫婦“變心”了，感嘆“人無千日好，花無百日紅”，盡管她訴說的對象從來也沒有接濟過她。後來這對夫婦走出了困境，一如既往地照料她吃飽穿暖，老人似乎心安理得，從未聽見她因為誤解了“恩人夫婦”而在人前說過一句懺悔的話。
這是一個只記仇不記恩，不知感恩為何物的老人，也是一個愚蠢至極的老人，凡是不知感恩的人都是愚蠢的！
我又想起了一個民族的故事：
一個民族遭受外敵的野蠻入侵，侵略者所到之處奸淫擄掠，無惡不作，成千上萬的女同胞被獸兵強暴。在亡國滅種的危機關頭，另一個民族對這個民族抻出了援助之手，向這個國家派來大批遠征軍驅逐了入侵者，把這個民族從惡魔手中拯救出來。盡管這個民族很注重軍紀，絕大多數遠征軍在駐地都能做到秋毫無犯，但一畝稻田里難免有少數“稗子”，龐大的遠征軍隊列一樣會有少數敗類。當時就有那麽一個敗類在酒後強暴了一名女學生，從而引發了悲劇性的連鎖反應。盡管這樁暴行是個別軍人敗類所為，事後該國也依據法律對這個軍人進行了制裁，但剛剛從強暴惡夢中走出來的民族仍然不依不饒，居然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了抗議運動，高呼這個國家的軍隊滾回老家去……
如果沒有這個民族施以援手，同一時間段內遭受強暴的女子就不是一個人，而是成千上萬的人了。你說這個民族有辨別是非輕重和把握全局的智慧嗎？這個民族知道感恩嗎？如果再發生外敵入侵的事件，那個國家還會派出遠征軍和他們並肩戰鬥嗎？
我們的民族難道沒有犯類似的錯誤嗎？
以色列人永遠不會忘記自己的恩人，如果一個人對以色列既有恩也有仇，那麽以色列會更多地記住對方的“恩”。
我們的民族在這方面作得怎樣呢？
感恩不僅需要智慧；而且需要寬闊的胸懷。
如果一個人對他人求全責備，對自己遍設台階，那麽他永遠也不會有感恩之心。
如果一個人沒有感恩之心，他就會一步步向孤家寡人邁進。
如果我們的民族富有感恩之心，就可減少很多沒來由的摩擦和不快，就能營造出一派有利於中國現代化建設的國際環境，把民族精力集中到強國工程上。
我們要感恩！
我們要懺悔！
二00六年八月十八日
33.勝利與正義
勝利和正義從來都是兩個絕然不同的概念，二者在很多情況下不是統一的。在一個落後的非理性社會里，勝利者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都是非正義的；就象動物世界里勝利者都是邪惡如豺狼般的肉食動物一樣。人類文明需要“正義”力量的支撐；國家民族的進步靠的是“正義”而不是“勝利”！
閒來無事時喜歡翻閱中國歷史，發現歷史上的中國人信奉“勝利哲學”，秦漢以後的中國歷史其實是一部勝利者編導的謊言。
中國人對“勝利”的熱情遠遠大於“正義”。
但勝利者未必就是正義者。
這方面最生動的例子是項羽和劉邦。
兩位爺在兩千二百年前為爭奪中原成為你死我活的競爭對手。
項羽是一位“力拔山兮氣蓋世”的孤膽英雄，他的能力和品格在當時的世界無與倫比。他不但力敵萬夫，慷慨豪俠，百萬軍中取上將首級如探囊取物；還多才多藝，情深義重，和虞姬生死與共的愛情感天慟地……
如果說項羽是一位大英雄的話，劉邦則是一位無情無義，除了臉皮厚，會騙人外一無所長的市井流氓，這位爺最突出的事跡有下面三項：
事跡之一：劉邦年輕時不務正業，一個不折不扣的混混癟三，成天價無所事事，靠四處騙吃騙喝混日子。等到人們認清了他的無賴本質，不再聽信他的謊言時，生計馬上成了問題，經常吃上頓沒下頓。有次連續三天沒騙上一頓飯，餓得實在挺不下去，情急之下一人去野外“打抽風”，計劃去莊稼地偷掰幾根玉米棒子填肚皮，在路上遇上了另一個流氓樊噲。
樊噲是一個強橫霸道的流氓惡棍，撞見劉邦時正在路邊賣狗肉，因為強打惡要的緣故，沒有人敢走近他的狗肉攤，站上大半天也沒賣出去一兩肉，正在那里罵罵咧咧地郁悶著。如果世上真有“卿卿惜卿卿”這回事的話，那麽“臭肉逗蒼蠅”也是一種常見的社會現象，惡棍和無賴很容易一拍即合。餓得兩眼發昏的劉邦嗅到了濃烈的狗肉香，就一屁股坐在餐桌傍，也不管樊噲是那種惹不起的主和口袋里沒一文錢的悲慘事實，要了五斤上好的熟狗肉，一口氣吃了個精光，邊吃邊吆喝“好狗肉！好狗肉……”
正好有一群外地人路過，聽見劉邦的稱讚聲，望著他那幅吃得酣暢淋漓的傻樣，喉嚨里也不自主地流出了口水，不自主把鍋里的狗肉全要了……等到吃完後結帳時，樊噲要收他們相當於市面價格十倍的狗肉錢，對方稍稍猶豫了一下就惡狠狠地操起了屠狗刀擺出玩命的架勢，那群人只好自認倒黴付錢走人。
劉邦不但沒付一文錢，還和樊噲成了臭味相投的哥倆好，自此賴在樊屠夫的狗肉攤前擺“迷局”騙路人的錢，生活檔次也上調了一級，每天好酒好肉地混個肚兒圓。等到吃得紅光滿面時，哥倆又精心設了一個更大的騙局，把一位大戶人家的漂亮小姐騙到了劉邦的木板床上，等到女方發現丈夫是一個潑皮無賴時，生米已煮成熟飯了……
事跡之二：彭城戰役，劉邦的六十萬大軍被項羽的三萬生力軍打得全軍覆沒，大將灌嬰保護劉邦父子突出重圍往西逃竄。劉邦遠遠地看見項羽的追兵，嚇得魂不附體，為了減輕負荷加快車速，竟然把親生兒子從馬車上推了下去……
事跡之三：劉邦與項羽在滎陽相持不下時，項羽拿出了自認為必勝的殺手鐧：把先前俘虜的劉邦的父親太公和妻子呂稚推到軍前，威脅說如果劉邦不答應他的和平條件就要把二人剁成肉醬。當時的情形若是倒轉過來，為了搶救父親妻子項羽一定會拿自己的身家性命去冒險；可劉邦的回答竟然是：“要殺要剮隨你的便，如果你殺了他們，別忘了分一碗肉給我吃……”
整整一幅無賴嘴臉！
基於卿卿相惜和臭味相投的緣故，項羽的部屬都是一些慷慨悲歌的英雄豪傑；劉邦這邊則是流氓無賴的大集合。這里有必要列舉一下劉邦陣營得力幹將的出身：周勃吹鼓吊喪，樊噲屠狗賣肉，韓信潑皮混混，灌嬰賣卜算褂，蕭何是芝麻官的走狗，陳平吃哥哥白食還乘機盜嫂……全是一群沒有任何人生準則的無賴惡棍！
所以項羽和劉邦的爭鬥其實是英雄和無賴打擂台；不是一個數量級的競爭，項羽無論在哪方面都占有壓倒性的優勢。
項羽的勝利似乎已成定局，早期他確然百戰百勝，劉邦則每戰必敗；可最後的勝利卻出人意料地屬於劉邦，項羽則自刎烏江，象一個頂天立地的英雄一樣完成了他人生最悲壯的一幕。
為什麽結局會如此違反情理呢？
兩雄相爭何人取勝不僅取決於兩人的能力和品格，更多取決於兩人所處的社會環境，取決於社會的主流價值取向……
淑女比蕩婦擁有十萬八千里的優勢，可在妓院里蕩婦是永遠的勝利者。
項羽是一個理想主義者，擁有超群絕倫的品格和能力；劉邦心中則只有赤裸裸的功利，人性的弱點在他的身上表現得淋漓盡致。
封建中國是一個非理性的社會。在一個非理性的社會里，社會主流價值取向就是急功近利，所以卑劣勢利的劉邦更適合當時的社會。
項羽的失敗就敗在他的優點和理想主義上；劉邦的勝利則勝在他的弱點和功利主義上。
這是社會的悲劇，也是國家民族的悲劇。
劉邦因為擁有太多的劣根性，所以能在很大程度上寬容並理解人性的弱點。那些形形色色的勢利之徒也因此能在他的帳下不受幹擾地發揮出一技之長。這些分散的一技之長經他的合理組合就成為一股全能的對外合力，一股小人戰勝英雄的合力，就象一群螞蟻戰勝誤入淺灘的巨龍一樣。非理性的社會則制造了困頓巨龍的淺灘。
項羽因為能力超群品格出眾，對那些勢利庸俗的肖小之徒不能忍受，於是小人在他那里沒有市場。令人痛心的是，非理性社會勢利小人又占絕大多數，所以項羽難於贏得廣泛的同盟軍。他就象那十五的月亮，星星要麽沒有光芒；要麽星光暗淡。因為沒有得力的同盟軍，項羽只好孤獨的奮戰，優秀人物在非理性社會注定是孤獨的。
項羽是一個大英雄，英雄都是勇於負責的，在戰場上身先士卒，用自己的身體擋住了敵人的刀光劍影，他的部屬則安全地躲在英雄的身影後偷懶，逐漸形成對領袖的依賴心理，集團的戰鬥力因此日益下滑。一個人的體力是不能長期透支的，當英雄因為過度疲憊需要休息時，部屬因為沒有經受必要的歷練無法承擔英雄留下的責任，於是英雄的成果瞬間付諸東流。
劉邦是一個真小人，小人都是不肯負責的，在戰場上臨陣畏縮，把自己置身於最安全的後方，部屬沒有安全保障，為了活命只好人自為戰，結果因禍得福，部屬因為經受殘酷的歷煉提高了素質和能力，集團的戰鬥力也因此日益增長。
項羽身經百戰，除了最後的垓下之戰外，他在指揮的所有戰鬥中都取得了勝利；但凡是沒有他參加的戰鬥則大多失敗了，有幾次失敗還是要命的。當項羽和劉邦在成臯相持不下時，彭越在東方抄項羽的後路，派去靖難的將領都被彭越打敗了，無奈之下項羽只好自己回師迎戰彭越，臨行之前叮囑大元帥曹咎在大本營堅守，無論漢軍怎樣挑戰都不許出戰，他十五日後就可打敗彭越回來。彭越和項羽一接觸就全軍覆沒，可等到項羽重返大本營時成臯已落入敵手，原來曹大元帥中了漢軍的激將法，不顧項羽的告誡出營和漢軍決戰，結果全軍覆沒，自己也身首異處，軍事要地成臯也落入漢軍之手……
項羽太優秀了，但他的部下太膿包了。
成臯戰役的失敗是致命的，項羽自此喪失了戰爭的主動權。
劉邦也身經百戰，和項羽不同的是，凡是他親自指揮的戰鬥都失敗了；但沒有他參加的戰鬥則多半取得了勝利，有些勝利還是轉折性的。當劉邦在滎陽身陷重圍坐等敗亡時，他的陸軍總司令韓信在河東“木罌渡軍”；在河北“背水一戰”；在山東“壅水分敵”，三戰三勝，把魏、趙、齊、燕四國的遼闊疆土全部並入漢王國的版圖，不但使劉邦擺脫了困境，還改變了雙方戰爭力量的對比。
劉邦真是太膿包了！
項羽身上流著貴族的血液，他的靈魂比劉邦高貴。靈魂高貴的人做事有“可為”與“不可為”的人生準則；即重目標也重手段；靈魂卑劣的劉邦則沒有任何人生準則，為達目的不擇手段，只要能夠取勝任何傷天害理的事都幹得出來……
如果項羽和劉邦同時攻打一座堅城，項羽會下達這樣的動員令：“弟兄們，勇敢前進吧！征服這座城市，把城里的人民從秦王朝的暴政下拯救出來，全能的上帝為你們指路，勝利的榮光在照耀你們……”
劉邦則會這樣鼓動他的流氓哥們：“哥們，前進吧，踏平這座城市！城里有堆積如山的黃金珠寶，有身材曼妙的美麗女郎……只要能拿下這座城市，這些都是屬於你們的，快沖上前去搶呀，遲了就會被人搶光啊！”
如果面對一個高素質的群體，項羽的動員令有更強的號召力；但如果面對的是一個低素質的群體，劉邦則更能鼓動起群體原始的征服野性。
封建中國的群體素質注定高不到哪里去，所以劉邦的勝算比項羽高得多。
劉邦能夠充分利用人性的弱點，並引導這些弱點服務於自己的目標；項羽則過高地估計了人性的優點，把妓女想象成淑女容易把妓女推入別人的懷抱……
劉邦因為他的弱點而取勝；項羽則因為他的優點而失敗！
中國歷史是一部“勝者英雄敗者賊”的歷史。在中國人的價值取向里，打得贏有理，勝利的一方總是正義的。
成吉思汗在歐亞大陸上攻城略地，用野蠻和血腥毀滅“絲綢之路”上那些曾經創立過輝煌文明的古老城市時，曾對征服地的居民說：我是正義的！你們是邪惡的！因為我是勝利者，你們是失敗者！所以我有權砍下你們的腦袋！摟抱你們的妻女……
我仿佛聽到一只兇殘的惡虎對一只文靜漂亮的小鹿咆哮：我是正義的！你是邪惡的！因為勝利總站在我這一邊……
為了追逐“勝利”，我們經常不擇手段；為了成為勝利者；我們信奉人類世界最邪惡的理論《厚黑學》……
這是國人價值取向上最大的錯位！
成吉思汗是古代世界最大的征服者和勝利者，但他勝利的結果是歷史的反動，造成人類文明的大破壞大倒退，他的勝利與“正義”無緣。
勝利和正義從來都是兩個絕然不同的概念，二者在很多情況下不是統一的，勝利者並非總是站在正義的一邊。
在一個落後的非理性的社會里，勝利者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都是非正義的。就象動物世界里勝利者都是邪惡如豺狼般的肉食動物一樣。
但人不是動物！
人類文明需要“正義”力量的支撐；國家民族的進步靠的是“正義”而不是“勝利”！
一個民族如果主要靠正義力量的推動；這個民族就會興旺發達；一個民族如果只看重勝利而忽視正義，這個民族就會野蠻倒退。
國家和民族的發展離不開勝利；但勝利的前提是不能背離“正義”，也就是說只能是正義力量的勝利！
在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文明史上；絕大多數情況下是非正義的一方取得勝利，越到後期越是如此，最典型的例子是野蠻落後的蒙古人和女真人征服由漢民族建立的文明先進的宋帝國和明帝國。所以封建時期的中華民族不但沒有前進，反而是大踏步後退。漢唐時期中國是世界上無與倫比的超級強國；到了清王朝後期則墮落成為一個白癡般的國度，昔日那些連進貢都不夠格的蠻夷小邦也有力量強迫中國簽訂一個又一個的不平等條約。
中華民族要想實現歷史的振興，就必須從“勝利情結”中走出來；大力培植正義的力量。
如果有那麽一天：一個人的行為一旦被證明是非正義的，那麽無論他當了多大的官，擁有多大的財富，都得不到社會的認同，被絕大多數國民鄙視孤立，我們的民族才會正真走向文明進步。當我們的民族不再靠損害國民的品格和犧牲人類的正義事業而謀求眼前的“發展”；不再用反文明的手段來追逐空中樓閣般的勝利和成功時，我們的民族才能夠真正興旺起來。
二00六年四月二十三日
34.學會用常識推斷真相
學會用“常識”推斷真相，國民就必須養成獨立思維的習慣，永遠告別不愛思考人雲亦雲的民族劣根性。當真相被權力封鎖，“不一致”的聲音被堵死時，我們對封鎖方傳遞給你的消息就得心存質疑。在“權力消息”沒被證實前，你至少要做到不去傳播那些尚待質證的消息。
在沒有新聞自由的國家，絕大多數國民被剝奪最基本的人權--知情權。
統治集團一旦壟斷了新聞話語權，國家主流媒體就只能充斥“一面之辭”。
如果說謊言重覆一千次就是真理，那麽“一面之辭”重覆三次就是真理！尤其是在那些多數國民沒有獨立思維能力的國家。
“一面之辭”就算偶爾不是赤裸裸的謊言，離真相往往也很遙遠。
所以在實行新聞管制的國家，主流媒體的輿論導向多趨向於遠離真相。
中國有一個怪現象：多數普通國民的意識被一大堆似是而非的偽命題和先人為主的偏執理念所左右。當你費了很大的勁讓某人明白他的某個偏執理念（如天下烏鴉一般黑，世上沒有不貪的官）不是真相時，他們就會抱怨電視報刊說謊，不讓他們知道真相。
當主流媒體傳遞下來的信息多數是謊言時，民眾就會永遠被隔離在真相之外嗎？
非也！
在真相被蒙蔽或扭曲的國家，了解真相並非一定要親眼所見，其實多數真相是可以利用你身邊的常識推斷出來的。
下面有必要舉例說明：
舉例一：薩達姆在倒台之前，我國的主流媒體報導薩達姆在伊拉克是眾望所歸的領袖，在伊拉克全民公決中贏得了百分之百的支持率。這則消息根本不用你去遙遠的伊拉克實地調查是否屬實，利用身邊的常識就可輕而易舉推斷出是百分百的謊言，要麽是長期政治高壓下的伊拉克民眾不敢投反對票，這種情況下的投票就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全民公決”；要麽是薩達姆政府計票作弊。
道理很簡單，就算薩達姆真個德高望重才能超群在伊拉克是無可匹敵的“大英雄”，在一千多萬沒有篩選過的龐大群體當中也有極少數不喜歡“大英雄”的個體，就像妓院里的鴇母不喜歡真正的淑女一樣。“陽光”對動物界來說是不容置辯且無可替代的好東西，可蝙蝠卻討厭陽光，為躲避陽光寧可只在夜晚出來活動。對於一個國家民族來說，再好的領袖和政策也只能贏得多數或絕大多數人的擁護，絕不可能贏得百分百的支持。
舉例二：汶川地震發生後，當地民眾對豆腐渣校舍大幅放大生命災難，造成學生大量死亡一事極為憤慨，強烈要求政府追究豆腐渣校舍的相關責任人。為此四川相關權力部門專門請了一批“專家”對倒塌的豆腐渣校舍進行質量鑒定，得出的結論居然是所有倒塌的豆腐渣校舍都“沒有質量問題”？！這個結論是顯而易見的百分百謊言，理由如下：
1、“專家”結論不等於真相，通過“政治權力”而非“學術程序”運作出來的“專家”甚至於會為了一已私利有意掩蓋真相。
2、校舍倒塌率比其他建築倒塌率大得多。
3、校舍多是在地震第一時間快速“粉碎性”坍塌，而質量過硬的樓房就算倒塌也多是“框架式”。
4、就算你對建築質量問題一竅不通，你也可能通過身邊的常識推斷出汶川倒塌校舍不可能“沒有質量問題”。今天中國的“公共工程腐敗”在基層政權普遍存在，完全不存在“工程回扣”的公共建築如果有的話絕對是極個別現象。多數普通國民都能感受到自己身邊的“工程腐敗”無處不在，從道路、水利工程到公共建築多存在程度不同的“造價超高”和“豆腐渣現象”。全國基層都如此，汶川也不可能成為一塊沒被工程腐敗污染的凈土。也許有個別倒塌的校舍確然“沒有質量問題”，但所有在地震第一時間粉碎性坍塌的校舍“沒有質量問題”絕對不可能！所以那些“專家”要麽名不符實；要麽公然說謊！
舉例三：在貴州翁安事件中，當地政府把民眾舉事說成是“地方黑惡勢力操縱不明真相的群眾”搞打砸搶？這個說法一樣不需要你去遙遠的翁安從事實地調查，通過常識一樣可以推斷出是無稽之談。黑社會在今天的中國可以說是無處不在，多數國民都能不同程度地感受到黑惡勢力的威脅，可有誰看到過今天的黑惡勢力寧願自身付出很大代價也要為社會伸張正義或為底層民眾討公道沒有？
沒有！
我們只看到黑惡勢力和地方政府套近乎？
今天中國的黑惡勢力不再是燕趙悲歌里劫富濟貧的俠義之士。他們都是些唯利是圖為了追逐急功近利不擇手段的勢利之徒，根本不會為了“打抱不平”的原因去和向政府抗爭的底層民眾攪在一起，因為那樣做吃力不討好，損害了他們的自身利益。也許有個別黑社會成員出於看熱鬧和趁混水摸魚的原因攪進去，但多半不會成為民眾抗暴事件的操縱者。
今天的地方黑惡勢力不但不會和地方權力部門為敵，相反很多地方還與基層政權有千絲萬縷的利益聯系。否則地方那麽多贏利豐厚的公共工程為何給黑惡勢力承包？當地方官碰到“堅持維權”的“硬骨頭”公民時，為何最後多是“黑惡勢力”出面擺平那些“不和諧者”？
舉例四：我們的教科書在書寫紅軍長征那段歷史時，“飛奪瀘定橋”的故事尤其英雄悲壯。但一個普通人就能夠通過常識判斷這則英雄史詩摻雜了太多的“水分”。為了先於敵軍搶占瀘定橋，紅一軍團一天一夜長途奔襲240里？且多是崎嶇難行的山路，天上還下著雨……強行軍的紅軍戰士平均每人至少要背負四十斤的裝備（槍枝彈藥、糧袋、背包），就算一天一夜真個能強行軍240里山路，到了目的地絕大多數紅軍戰士也會失去戰鬥力，在沒有重武器的前提下，根本不可能攀附鐵索襲擊躲在沙包雕堡後面用機槍封鎖橋面的守軍取得勝利？
…………
上述例子說明：只要你是一個神經思維正常的成年人，多數被封鎖的真相都可以通過身邊的“常識”推斷出來。
所以國民要學會利用身邊的“常識”來推斷被掩蓋或扭曲的真相。
要學會用“常識”推斷真相，國民就必須養成獨立思維的習慣，永遠告別不愛思考人雲亦雲的民族劣根性。
當真相被權力封鎖，“不一致”的聲音被堵死時，我們對封鎖方傳遞給你的消息就得心存質疑。在“權力消息”沒被證實前，你至少要做到不去傳播那些尚待質證的消息。
只要你肯獨立思考，真相就在你身邊。
中國有部分人這樣理解“真相”：有次我對某國民講述美國政務官不能隨意動用納稅人錢的故事，他老兄聽後居然這樣反駁我：
“你去過美國嗎？那些是你親眼所見嗎？”
碰上這樣的人，我只能這樣回答他：
“你親眼見過布什總統嗎？但你能否認美國沒有布什總統這個人嗎？”
部分國民的思維邏輯真的讓人嘆氣。
二００九年八月十八日
35.知識青年正氣的丟失
知識青年的正氣正在一步步丟失；如果一個國家連知識青年都丟失了正氣，她的希望在哪里？未來在哪里？是什麽造成了今天的悲劇？不是知識青年自己，而是毀滅知識青年正氣的“標準答案”應試教育。
我國的“標準答案”應試教育在新世紀結出了兩大“惡之花”：
1、 知識青年正氣的丟失；
2、 文革幽靈的回歸。
關於文革幽靈回歸的話題我已多次撰文闡述，以後還要進一步專題分析，此處不再贅述。
這里只想說說“知識青年正氣丟失”這個話題。
一個國家有無希望和未來主要取決於知識青年群體。
古今中外的多數國家，知識青年都代表追求正氣反抗權貴質疑權威實現社會公平的力量，所以歷次社會革命多是知識青年打頭陣。
人類歷史上最大的反文明悲劇文化大革命湧出了幾位用生命捍衛良知正義的熱血志士：林昭、遇羅克、李九蓮……都是知識青年！
官僚主義的主要表現是腐敗、不公、特權、無恥。
所以一個單位的知識青年越多，這個單位的官僚主義就越少。
我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參加工作的。那時醫院里從大學校園分配來的知識青年並不多，但卻使那所醫院在廉潔公平方面向前邁進了一大步。
記得剛參加工作沒幾天，就有年長的醫生來找我談心，對我提出了很多“忠告”：表現積極，服從領導，少說多幹，遇事多向領導匯報請示……並說這些建議都是為了我好。
我當時就對那些“忠告”不以為然：努力工作是我的本份，可“遇事多向領導匯報請示”有那個必要嗎？憑自已的努力能做好的事情，幹嗎要事事匯報請示呢？那不是多此一舉或“忽悠”領導是什麽？
我很快就表現出了對“忠告”的不尊重。
我不久就頗為吃驚地發現這所醫院的食堂隔三差五就要買很多好酒好菜招待形形色色的領導，每餐飯都要花很多錢，且全列入公款報銷？
我那時天真地認為無論什麽領導來醫院履行“公務”都應象我們一樣去食堂買票就餐，就算醫院盡東道主之誼也不應該大吃大喝？那可是職工掙來的辛苦錢啊？院長怎能把職工掙來的辛苦錢隨意揮霍賄賂“領導”呢？
我對另外幾位年輕人提出了自己的質疑。他們都認為我的疑慮有道理，並表示我若向院長提出“合理建議”就會站在我這一邊。
隨後我向一位中年人表達了自己的看法，沒想到對方竟然懷疑我的腦子有毛病，“沒撞得要吃大虧”？並轉眼就向院長打了“小報告”。
我最終還是有理有節向院長提出了自己的質疑，在遭到粗暴斥責後仍堅持已見。醫院的多數知識青年也都站在支持我這一邊，結果居然換來了院長的讓步，不但沒有打擊報覆，還大大縮減了公款招待的規模……
在那所小城，類似的事件不止發生在我所在的醫院，知識青年追求正義公平的聲音在很多單位都能聽到，所以那時的“領導”普遍對知識青年感到“頭疼”，最怕人事部門把知識青年分配到自己單位來。
那時給領導“拍馬屁”、“打小報告”的多是中年人，知識青年就算有也只是極少數。
所以那時的“腐敗不公”雖然隨處可見，可和今天相比卻停留在可“忽略不計”的層面。
那時的知識青年代表追求正氣的力量。
今天的情形則完全倒轉過來了。
社會追求正氣的力量幾近衰竭，偶爾傳來的零星幾聲伸張正氣聲音也不是知識青年發出來的。
前幾年我們單位分來一位大學生，他每天上班時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來我辦公室主動摻茶倒水擦桌子？三天後我終於忍不住了，專門找他談了一次心，告訴他給上司抹桌摻茶不是一個大學生應該做的事，唯有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同時努力豐富拓展自己知識才能真正對社會有益……
這位老弟果然不再來我辦公室摻茶掃地了，但卻去了另一位領導的辦公室擦桌子倒垃圾？
類似的情形在今天的中國絕不是個別現象，大學生“為領導服務”的熱情遠遠大於對工作學習的熱情已成為最讓人倒胃的“特色景觀”。
在今天的多數單位部門，尤其是官僚主義無孔不入的機關企事業單位，知識青年群體在和上司領導保持“高度一致”方面讓中老年群體相形見絀。
給上司領導“拍馬屁”、“打小報告”的熱情和技術水準知識青年也讓中老年人自嘆弗如。
如果這些單位還有敢於站出來說真話呼籲公正的人？多數情況下也不是知識青年，而是中老年人？
今天的領導們對知識青年的態度和上世紀八十年代剛好相反，他們希望自己單位的知識青年越多越好，那樣他們就越能體驗“土皇帝”的滋味。
領導喜歡知識青年並不代表他們會維護知識青年的利益，相反他們最喜歡傷害知識青年的利益，因為傷害他們的利益風險最輕，就算給對方戴上一頂綠帽子也照樣放心大膽走夜路。
今天有多少領導在給與自己保持“高度一致”的知識青年戴綠帽子？
知識青年的正氣正在一步步丟失……
如果一個國家連知識青年都丟失了正氣，她的希望在哪里？未來在哪里？
是什麽造成了今天的悲劇？
不是知識青年自己，而是毀滅知識青年正氣的“標準答案”應試教育。
說白了知識青年也是受害者。
誰來為知識青年討還公道找回自我？
在於知識青年自己，在於知識青年的整體覺醒。
知識青年的出路在哪里？
中國向何處去？
二０一０年二月十五日
36.“穩定”與“公道”哪個更重要？
“社會公道”是“社會穩定”的前提，沒有“公道”的“穩定”是暫時的“表層平靜”； 今天的中國，建立在民主法治基礎上的“政治變革”是“穩定”的前提，是社會長治久安的制度保障。
2008年以來，中國進入了“群體性事件”高發期。
多發性群體性事件是社會大震蕩的信號。
“疏導民情”“主持公道”則是減少群體性事件避免悲劇性社會大震蕩的有效措施。
我國的群體性事件基本上都發生在基層。
多數基層政權在處理群體性事件時明顯策不對癥--過分強調“表面穩定”而忽視“社會公道”，結果每平息一起群體性事件往往“激發”出更多更大的群體性事件。
“社會公道”是“社會穩定”的前提，沒有“公道”的“穩定”是暫時的“表層平靜”，是“冰雪覆蓋下的火山”，是更大規模群體性事件的積累和準備。
群體性事件的導火線多是權勢人物貪暴與瀆職，參與者則是下層民眾長期郁積的憤怒和不滿，一有突破口就會不可抗拒地崩發出來。
一旦發生群體性事件，多數基層政權只知道維持穩定，且多采取“捂蓋子”的方式。
對於官吏的貪暴瀆職行為，基層政權則是千方百計的遮掩搪塞，把謊言重覆一百次一千次。就算是眾目睽睽之下顯而易見的真相，縣鄉兩級政府也能厚著臉皮“伸手放火縮手不認”，公然往民眾眼里塞石頭。
對於不依不饒的抗爭群體，當謊言和恐嚇不能起作用時，政府多選擇用納稅人的錢去“收買”受害人，讓對方在金錢的誘惑下暫時放棄“討回公道”的訴求。
這種處理社會糾紛的方式等同於“鋸箭桿法”，真正傷害社會肌體的箭簇並沒有拔出來，對肇事方、受害人和參與者三方都弊大於利。
肇事方在權錢保護下沒有付出應有的代價，沒有從事件中得到必要的警誡教育意義，很容易重犯第二次第三次甚至第N次同樣的錯誤，再次引發新一輪的群體性事件。
受害人雖然得到了金錢補償但一樣窩著一肚子窩囊氣，同時發現聚眾鬧事比通過正常法律程序快捷簡單有效，且能得到更多的金錢補償，以後遇上糾紛時也不會想到訴諸司法途徑解決問題，更傾向於采用聚眾鬧事的方式。
參與者發現政府把“公道”拋在一邊，公然袒護“權錢肇事方”，使責任人輕松逃避追究，心中郁積的憤怒不滿不但得不到疏導，相反加深一層，一旦遇上下一次群體性事件又會以更大的熱情卷入進去推波助瀾。
結果政府每平息一起群體性事件就為更多更大的群體性事件埋下伏筆，不自覺推動群體性事件向高層邁進。
今天的下層民眾在受到不公正待遇時基本上有一個共識：拉上一群人找對方鬧事去？或聚眾向政府討說法？
“聚眾鬧事討說法”雖然不一定都有效，但比不“聚眾”絕對有效得多。
基層政權雖然對民眾動不動就“聚眾”的做法很反感很頭疼，但如果對方“不聚眾”他們又傾向於拒絕履行“主持公道”的職能，甚至於昧著良心從處理糾紛中撈取個人私利。
有些不喜歡“聚眾”的守法公民，選擇通過正常程序去找相關權力部門爭取公道，結果發現自己是在找“石頭”要“公道”，向官員哀告等於是向豬羅哀告，對方要麽“無限期地拖”要麽“無原則和稀泥”，甚至於站在肇事方“倒打一耙”？守法公民在不得已的情形下也轉而傾向於“聚眾”討說法了。
所以下層民眾喜歡“聚眾鬧事”是“官僚腐敗”結出的惡之花。
當“聚眾鬧事討說法”明顯有效時，一些刁民和不法之徒也喜歡通過“聚眾”的方式來索取不正當利益，於是“聚眾鬧事”蛻變成“聚眾敲詐”。
越來越多“醫患糾紛”就很能說明問題。如果患方通過“醫療事故鑒定小組”和法院解決問題，“醫療事故鑒定小組”的多數專家都是衛生部門的人，個別司法部門成員也與衛生部門有千絲萬縷的利益聯系，因此多傾向於站在偏袒醫院一方，鑒定過程就是幫助醫院“偽造無過失證據”的過程，再明顯不過的醫療事故也會鑒定成“院方沒有過錯”？法院也多傾向於站在醫院強勢方。如果患方家屬找來一群村民進院鬧事，院方無論有無過錯都會傾向屈服，或多或少賠點錢來平息事端。
各位不妨留意統計一下：通過正常司法程序，院方多是無過錯的，不用賠償的；患方一旦“聚眾鬧事”，院方多是有過錯的，或多或少都得賠償一點的。
結果一旦發生醫患糾紛，弱勢方多傾向於“聚眾進院鬧事”來解決問題。
刁民不法之徒也受到鼓動，就算明知院方沒有任何過錯，也要“聚眾敲詐”勒索一筆錢。有位送醫院搶救的農藥中毒者在中途死了，家屬竟然照樣把屍體拖到醫院讓醫生徒勞搶救一番，然後攻擊醫務人員搶救不力，借機敲詐一筆安葬費？
結果醫院越來越多地成為冤大頭？
造成如此被動局面，衛生部門難道不是“始作甬者”嗎？如果他們的“醫療事故鑒定小組”當初不循私枉法暗箱操作，能夠“秉公辦事主持公道”，不千方百計偏袒自己一方，患方會付出那麽多的周折和心血找上一群人來醫院討說法嗎？
衛生部門循私枉法結出的苦果是“自己搬磚砸自己的腳”？
不過話說回來，這能全怪衛生部門嗎？在醫患糾紛中醫院是當事人，“醫療事故鑒定小組”怎麽能由衛生部門來組織呢？這不是又當裁判又下場踢球嗎？這是什麽體制？這不是“刻意制造不公道”的體制是什麽？為什麽我們國家能容忍這樣的體制長期存在？
“制造不公道”的體制不僅僅是“醫療事故技術鑒定”，我國幾乎所有的行政法都是“制造不公道”的法律。
所以下層民眾喜歡“聚眾鬧事”是“不合理體制”刺激出來的。多發性“群體性事件”歸根結底是特權專制體制結出的惡之花。
在只有通過“聚眾”才能討說法爭利益的不正常國度里，不僅僅是權力部門倍受“聚眾鬧事”的困擾，每個公民終其一生也容易成為“聚眾敲詐”事件的犧牲品。
騎自行車路過鄉村里不小心壓死了一只雞，村民就會聚眾上前圍攻你，你也許得賠償十只甚至一百只雞的代價才能脫身。此時如果你求助於相關權力部門前來“主持公道”，這些部門多半會選擇“回避”“不過問”？
結果每個中國人都活得很“累”很“被動”？
如果是在法制健全權力部門勇於承擔責任的國家，公民碰上類似的事件，只需把身份證號碼告訴對方，然後給相關權力部門打一個電話就可輕松走人，相關權力部門自會盡快做出公正的處理裁決。如果某人試圖“聚眾敲詐”，相關權力部門自會令其吃不了兜著走。
…………
政府一旦消極甚至拒絕履行“主持公道”的社會職能，整個社會就會“越來越不穩定”。用“掩蓋家醜”或“金錢收買”來平息事端的“鋸箭桿法”只能進一步助長社會的不公，會醞釀積累更大更多的“群體性事件”。
如果政府繼續消極甚至拒絕履行“主持公道”的社會職能，在處理“群體性事件”時把“穩定”置於“公道”之上，“群體性事件”總有一天會積聚成燎原烈火，上升為威脅統治根基的悲劇性社會大震蕩
“公道”顯然比“穩定”更重要！
要想在中國社會“找回公道”，當務之急就是進行政治體制變革，對諸如“醫療事故技術鑒定”之類的“特權體制”進行“維護多數人利益”的民主變革，變“制造不公道”的體制為“主持社會公道”的體制。
今天的中國，建立在民主法治基礎上的“政治變革”是“穩定”的前提，是社會長治久安的制度保障。
二0一0年四月六日
37.“裸體做官”等於趁火打劫
那些把財產親屬轉移到美國的“裸官”們，在國內罵得最兇的對象也是美國？當他們在國內視“民主法治”與“普世價值”為洪水猛獸時，卻把“民主法治”當成移民的必要條件？由此可見中國官場的人格分裂到了何種程度。
“經濟高速增長”的中國發明了很多“新名詞”，“裸體做官”就是其中之一。
“裸體做官”一詞的出現是中國面臨大風險的信號，因為“裸體做官”標志著“中國希望”在上層徹底破滅。
何為“裸體做官”？
“裸體做官”就是達官顯貴在職時利用職權把自己的財產和親屬轉移到國外，留下自己一個孤家寡人在國內繼續做官如故。
為何要“裸體做官”？
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高層擁有更多的知情權，比普通平民百姓更了解中國的“真相”，知道“中國崛起”和“經濟繁榮”是忽悠百姓的空中樓閣。“真相”則是中國潛藏著極大的風險，並且在體制內根本沒有辦法來消除這些風險，於是事先在國外找一個“避難所”。
二是體制內的高官深諳中國現行“獎惡懲善、劣勝優汰”的“逆淘汰”式政治體制是一條自殺性死胡同，前面根本沒有出路。社會對“逆淘汰”舊體制的彈性調節力已經達到極限，“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已在地平線上時隱時現，只有大刀闊斧根本變革舊體制才能絕處逢生。要麽是自感一個人的能力有限；要麽缺少為國家民族“去留肝膽”的犧牲精神，不願為變革“逆淘汰”舊體制做出力所能及的努力，深感自己的家族呆在這樣的國家隨時會面臨不測之禍。因為對前途無奈絕望轉而選擇“逃離火山”“鳥往明處飛”，為了後代的長遠幸福把親屬財產轉移到體制健全富有希望的國家。
三是貪官在任時通過非法手段聚斂了巨額財富，害怕一朝東窗事發被體制內的同伴當作替罪羊，事先在海外找一個“藏寶洞”和“銷金窟”。
…………
原因雖然五花八門，但有一點則是共同的，那就是多數“裸官”對自己的國家失去了最基本的“信心”。
“裸官”轉移到國外的親屬首先是自己的子女，其次是自己的“女人”。這個“女人”也許是自己的配偶；也許是自己的“準妻子”或“N奶”。
“裸官”移親到海外的最常用手段是送子女去發達國家“留學”，然後以照顧子女讀書為由把“女人”也轉移出去。
“裸官”首選的移親國家是“萬惡的帝國主義”美國；其次是奉行民主法治體制的澳大利亞和加拿大；絕不會轉移到“友好階級兄弟”北朝鮮和緬甸去。
值得深思的是：那些把財產親屬轉移到美國的“裸官”們，在國內罵得最兇的對象也是美國？當他們在國內視“民主法治”與“普世價值”為洪水猛獸時，卻把“民主法治”當成移民的必要條件？由此可見中國官場的人格分裂到了何種程度。
那些主張客觀認知美國，學習美國的民主法治經驗來推進中國文明進步因而被“裸官”或其“洗腦打手”們斥罵為“崇洋媚外”的“漢奸賣國賊”，絕大多數都選擇留在自己的國家。
“裸體做官”對國家民族的危害是空前的。
因為多數“裸官”們的執政心理就是“趁火打劫”。
對於一個不是瘋子傻瓜的官老爺來說，如果他的親屬和財產都在國內，他在以權謀私傷害國家民族時就會多少有那麽點顧忌。他們知道一旦自己的“損國肥私”行為發展到極端，就會威脅到國家的生存根基，最終造成國家大廈的傾覆。“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當國家大廈被他們掏空並轟然倒塌時，他們的財富和親人也跟著玩完。
如果官老爺的財產和親人都移到了國外，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對於多數“裸官”來說，國家就是一幢裝滿金子的大房子，而他們卻置身屋外，執政目的就是要從大房子里盡可能多弄點金子出來。要想從國家大夏里多弄出點金子又能掩人耳目，“混水摸魚”、“趁火打劫”是最有效的手段。所以國家大廈最好是著火或倒榻，他們就能乘亂搶到更多的金子，而自己卻不會損失分毫。
所以對於多數“裸官”來說，他們在弄權謀私時絕不會顧忌國家民族的根本利益，相反他們希望國家越混亂越落後越好，最好能把那些真正對國家民族有強烈責任心的“人才”消滅光。混亂愚蠢才有利於他們更有效地對國家實施搶劫。當國家大廈在他們的搶劫折騰下轟然倒塌時，壓在下面的是中國人，他的親人財產則躲在國外安然無恙。
…………
我並不反感中國人移民到真正文明進步的民主法治國家，“鳥往明處飛”是人類世界不可抗拒的自然規律，人為阻止這種趨勢是反自然反人性的，雖然本人從未想到過要移民海外。要想自己的人民不爭先恐後往外跑，唯一有效的辦法就是努力把自己的國家建設成人人向往的“陽光地帶”。當我們的國家真正文明進步公平民主時，不但能夠吸引海外的中華兒女重新回歸中國的懷抱，還能吸引西方靚麗少女爭嫁中國糟老頭，就象一千四百年前李世民大帝締造的“貞觀王朝”一樣。
我只是反感把財產親屬轉移到海外的官老爺們還能繼續“當官如故”的官僚體制。
“裸官”們把親屬財產轉移到海外法治國家時也有“天不從人願”之處。
因為多數“裸官”的花花太歲在法治國家是“二等公民”？
是發達國家存在強烈民族歧視嗎？
非也！
法治國家的民族歧視並沒有我們媒體宣傳的那樣荒唐，否則黑人奧巴馬也不可能當選為美國總統。
根本原因還在於我們的“裸官”自身。
多數“裸官”的花花太歲們在美國除了“錢”之外什麽也沒有。
美國社會與“權錢中國”不同，是一個“認人不認錢”的理性國家。
如果你沒有相應的“才能”和“品格”，就算你面前的美元堆積如山，多數美國公民一樣會打心眼里瞧不起你，不會給你與財富相應的尊敬，甚至會選擇遠離你孤立你，根本不能指望美國少女會因為你錢多而投懷送抱。
所以花花太歲們在美國普遍感到很孤立很失落。
所以花花太歲們在美國物以類聚，多選擇和中國富人為伍，融入不了美國的主流社會，在美國抱團成另一個“小中國”，繼續用中國的“權錢價值觀”和紙醉金迷的頹廢生活方式麻醉折騰自己，過著根本沒有希望和未來的生活。
正因為如此，花花太歲們才會留戀身在中國“權錢萬歲”的“好時光”，對法治國家的社會理念不理解不適應，就象習慣了黑夜的蝙蝠不適應陽光一樣。
所以花花太歲們偶爾也會在海外舉行“愛國聚會”？但那是一種覆雜的感情，是表達自身強烈失落感的一種另類方式，與真正的愛國相去十萬八千里。他們多麽希望美國社會也象中國那樣“權錢萬歲”？因為他們擁有花不完的錢而趨之若鶩眾星捧月？
多數花花太歲聚會歸聚會，但通常不會選擇回國服務自己的國家民族，如果想回來也是為了擠祖國母親的奶汁或找回失落感，因為在國內他們能夠玩更豐富多彩的權錢享受。
所以多數海外花花太歲是不可能真正愛國的！無論他們參與過多少“愛國聚會”都一樣。
那些移民東南亞的“裸官”子女“二等公民”感受可能好一點，但未來也許比美國的“二等公民”更糟？“印尼大屠殺“是華人永遠也揮不去的噩夢。
既然移親轉財的後果事與願違，子女在海外淪為不受主流社會尊重認同的“二等公民”，“裸官”們是否認識到自己“棋錯一著”？如果把移親轉財的精力用於變革中國的政治體制，推進中華民族的文明進步，效果是否會更好一些呢？
答案應該是肯定的！
是到了國家民族對“裸官”和容忍“裸體做官”的荒誕人事體制說“不”的時候了。
二００九年十二月七日
38.長孫皇後的大智慧與武則天的“過把癮”
長孫皇後的善良和智慧給自己的親人和國家帶來福陰；在“過把癮”心態下，武則天無論是給國家還是自己的家族都造成了深重的災難；女人和男人不同，男人擁有巨大權力後也許能找到精品女人，但女人擁有巨大權力後一定找不到英雄男人！
今天的中國無奇不有，最奇的恐怕要數普通國民是非顛倒黑白混淆的價值取向；當然還有部分國民俗不可耐的人生品味。
一個民族的價值取向往往由這個民族的女人來決定的，女人的心靈偶像最能反映一個民族的群體價值取向。
今天中國女人的心靈偶像是什麽？
說出來讓人毛骨悚然：是武則天？？？一個瘋狂、嗜血、顛倒人倫、滅絕人性的邪惡女人！！！
武則天幹了些什麽？
親手扼死了還在繈褓中的親生女兒；
逼死了自己英偉的大兒子；
毒死了自己能幹的二兒子；
把有個性的三兒子流放到窮山惡水的房州十多年；
把聰明的四兒子“修理”成雖不能壞事但也絕不能成事總之當不了皇帝的“老實人”；
武則天總共就只有這麽幾個兒子。
親手鞭死了活潑可愛的小孫兒。
…………
就是這麽一個無恥變態、喪盡天良的迫害狂，我們的多數女同胞為何要狂熱地崇拜她？
因為武則天當了皇帝，中國唯一的女皇帝！
因為武則天顛倒了男人和女人的角色，像男人玩弄女人一樣搞“一妻多夫”。
問題是這樣的“崇拜”究竟有多少“理性”成分？沒有理性的崇拜本質上是被愚弄後的癡狂。
中國男人“成者英雄敗者賊”的赤裸裸“功利主義哲學”，不知從何時起讓女人也沾染上了？
這是中華民族的真正悲哀所在。
中國歷史上，難道沒有比武則天更偉大更值得今天的女同胞崇敬的女人嗎？
非也，鑒湖女俠秋瑾就是最傑出的一位。本人在《寂寞的秋瑾與炙手可熱的武則天》一文中有較為詳盡的論述。
如果說女俠秋瑾是一個失敗的女英雄，無法引起浸染“功利主義”毒汁的中華女同胞的注目。那麽歷史上還有一個比武則天偉大百倍的成功女人。
她就是千古一後--長孫皇後。
長孫皇後就是千古一帝李世民的妻子。
李世民則締造了中國歷史上唯一沒有貪污的貞觀王朝。那時的中國就象今天的美國一樣成功地把“公權”裝進了籠子，躍升為世界上無與倫比的文明中心，各項文明指標在這個星球上遙遙領先。世界各地的傑才俊士就像百川歸海一樣冒著生命危險也要往中國跑（請參閱拙作《中國的黃金時代》）。
人們常說“一個成功的男人背後往往有個好女人”；其實這只是人們的一種美好願望，多數情況是“一個好男人背後往往有個壞女人；一個好女人背後往往有個壞男人”。當然也有少數例外，李世民夫婦就是例外中最傑出的一對。
李世民的英雄事跡不用在此贅述，多數中國人在影視劇里已經領略到了。
但長孫皇後無與倫比的智慧和美德則沒有引起普通國民尤其是女同胞的關注。她們的注意力全被武則天那個冷血魔女收割了。
長孫皇後的超群出眾之處，我們從下面的幾則小故事中可見一癍。
下面的一則故事膾炙人口：
魏征是李世民政府勇於說真話的英雄男人。李世民也以罕見的胸懷和智慧來容納那些逆耳真言，給予魏征極大的榮譽和禮敬。但基於人性根深蒂固的弱點，魏征在大庭廣眾之下“潑帝王面子”的真話偶爾也超出了李世民的容忍底線，在瞬間產生出強烈的對抗情緒。
有一天朝會散後，李世民怒氣沖沖地回宮，對前來迎接的長孫皇後劈頭拋下一句狠話：
“總有一天要殺掉這個鄉下佬！”
“誰招惹皇上生這麽大氣？”
“還不是那個魏征，他總是在大庭廣眾之下潑我的面子，總顯得處處比我高明！”
長孫皇後的反應是一言不發進了內室，十分鐘後穿著一套漂亮的朝服出現在丈夫面前，向皇上深深鞠了一躬。
“妾聽說‘君賢臣直’，朝中有魏征這樣的大臣，足以證明我夫是一個賢明的君王。”
在如此智慧的賢妻面前，李世民郁悶的心情豁然開朗，不但感覺自己很有“面子”；對魏征的反感霎時雲散霧收。
假設長孫皇後沒有過人的胸懷和智慧，以別出心裁的方式給李世民“消火”，就算英明的李世民不會真的炮制一個“莫須有”罪名殺了魏征，對魏征也會長久耿耿於懷。心中一旦“煩”某人，就不容易聽進此人的逆耳忠言。聽不進不順耳的真話，最大的受害者不是魏征，而是李世民家族自己。長孫皇後這具“智能滅火器”不但救了魏征，也給國家和自己的家族種下久遠的福蔭。
下面的幾則故事則鮮為人知，一樣折射出長孫皇後無人能及的修養、德行、才情、氣度和智慧。
長孫無忌是李世民打天下的第一謀臣。李世民得天下後自然決定封他做宰相那樣的大官。
因為長孫無忌的妹妹就是長孫皇後，他的任命竟然出了偏差？
長孫皇後自幼在舅父高士廉的指導下熟讀經史，深知外戚擅權不但會給國家釀成巨大的災難；也會給外戚家族自已帶來滅族的飛來橫禍。漢帝國絕大多數擅權的外戚家族被屠滅就是前車之鑒。
當李世民準備擢升長孫無忌為宰相的時候，長孫皇後極力勸阻：
“妾既托身紫宮，尊貴已極，實不願兄弟子侄布列朝廷。漢之呂、霍可為切骨之誡，特願聖朝勿以妾兄為宰執。”
李世民對皇後的諫阻不以為然，執意任命長孫無忌為尚書右仆射、兼吏部尚書、左武候大將軍。
長孫皇後不是那種欲迎還拒、故作謙讓的“做秀”之人，在丈夫處的努力失敗後，她私下里立刻去找他的兄長，向兄長剖陳厲害，堅決反對他接受任命。長孫無忌沒法，只好向李世民誠懇請辭，一次不行來第二次、第三次……最後搞得李世民也很無奈，只好改授他為“開府儀同三司’的榮譽銜。
長孫皇後終於如釋重負。
如果說長孫皇後阻撓親兄當大官的行為有缺少“人情味”之賺；那麽她對自己的同父異母哥哥長孫安業的庇護則是極諳人情世故的大義和遠見。
長孫安業是一個嗜酒無度恃強淩弱不知“責任”為何物的卑污男人，年齡也比長孫兄妹大很多。在父親長孫晟亡故後，年幼的長孫兄妹就被狠毒的長兄趕出了家門。無家可歸的兩兄妹只好投奔舅父高士廉過寄人籬下的生活。
天意從來高難問，不幸的身世把這對苦難兄妹磨煉成了人中龍鳳，恰好又趕上了社會急需人才的“群雄逐鹿時代”，兩兄妹的絕頂才華有了施展的平台，雙雙很快飛黃騰達。一個成為帝國的宰相；一個成為天下第一女性公民。
長孫安業一時間悔青了腸子，不是後悔當初把兩兄妹趕出家門，而是後悔怎麽沒設法把兩兄妹弄死。手腳做得不幹凈授人以柄，現在小命快玩完了。就憑當初他對長孫兄妹的所作所為，就算後者不要他的腦袋，也注定要在監獄度過剩下的後半生。他的豬狗不如惡行遠近皆知，也許還不等長孫兄妹把他投進大牢，平時惱恨他的霸道又急於邀寵的村民也會墻倒眾人推，鎖上他見官去。
長孫皇後的心胸是長孫安業這等人永遠也理解不了的，她對長孫安業的最大報覆竟然是說服丈夫皇帝對他“厚加恩禮”，最後還讓他當上了京城的監門將軍。就他那“一肚子稻草”，這可是能勉強應付的最大官職。
可長孫安業的智商也實在低得有點過份，對妹妹的“以德報怨”不但不知“感恩”，相反“以怨報德”，居然喪心病狂到參與一次未遂政變，企圖利用手中掌握的禁軍發動政變幫八桿子夠不著的利州都督義安王李孝常奪取妹夫的皇位。所幸上天有眼，這夥人滓還未及行動就陰謀敗露，包括長孫安業在內的所有投機分子被一網打進。
長孫安業再次把自己推向了毀滅的邊緣。所有的陽光道都被他堵死，等待他的只剩下地獄之門了。
象長孫安業這號人是不可能知道“反省”和“感恩”的！悲哀的是這號人在今天的中國大有人在。
長孫皇後心靈深層對長兄的厭惡反感不言自明，她對長兄的提攜可以說是仁至義盡。現在長兄自尋死路，她可以順水推舟略暢胸懷了。
但長孫皇後深明大義富有遠見的大智慧再次閃爍耀眼的光芒。
她居然再次以德報怨，盡其所能挽救長孫安業的性命。她之這樣做絕不是簡單地出於“婦人之仁”，而是有著更深層的考慮。
她流著眼淚向李世民求情：“安業之罪，誠當萬死！但是天下人都知道，他曾經對臣妾做過絕情之事，如今一旦將他處以極刑，天下人必然認為是臣妾想報覆他，這對於朝廷的名譽恐怕會有損害。”
這是何等地智慧！一種深諳人情世故後的顧全大局不僅僅是善良能夠概括的大智慧！
李世民覺得皇後的話有很深的道理，便赦免了長孫安業的死罪，將他流放四川西昌，一個少數民族聚居的蠻荒之地。
盡管李世民是一個無與倫比的絕代英豪，但他畢竟是帝國的最高權力人物，個人智慧和空前自制力在集權專制體制的猛烈毒性面前有時也很脆弱，在心血來潮或心情不好的時候也會犯錯誤，甚至會犯下無法挽回的痛心錯誤。有人說專制體制的最大受害者是統治者自己，這話並非沒有道理。
長孫皇後則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把丈夫的錯誤減少到盡可能低的限度，努力幫丈夫皇帝矯正錯誤、彌補缺失。
作為一個武功高強的沙場勇將，李世民的愛馬之情是可以理解的，他對愛馬“楓露紫”的感情已經遠遠超越了動物保護協會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有一次李世民得到了一匹駿馬，喜歡得不得了，就命宮人好生飼養。沒想到剛養了幾天，那匹馬竟然暴死？李世民勃然大怒，立刻下令把這個宮人砍頭。
李世民的暴怒長孫皇後能理解，他可能從那匹駿馬身上看到了陣亡“楓露紫”的影子，駿馬在他心目中已經遠超出了動物的涵義。但這份情懷顯然不是沒有類似經歷的普通人能夠理解的，為了區區一匹馬而殺人，這無疑有損於李世民的明君形象。為了維護丈夫的偉大形象，長孫皇後必須站出來勸諫，可一個性情中人一旦被某種特殊感情控制時往往表現得不可理愉，就算是顯而易見的道理也不一定聽得進去。
從魏征事件上我們們已經領略了長孫皇後的智巧，這次勸諫手段的巧妙一樣令人拍案叫絕。
長孫皇後給李世民講了一個故事。
春秋時期，齊景公也因愛馬死了，要殺養馬人，當時的智慧老臣晏子就指著那個養馬人的鼻子破口大罵：“你犯了三宗罪你知不知道？第一宗罪，好好的馬被你養死了；第二宗罪，害得我們的國君為馬而殺人，百姓聽說了，一定罵我們的國君不仁；第三宗罪，四方諸侯知道這事，也一定會輕視我國……”等晏子罵完這些話，旁邊的齊景公很快醒悟過來，一句話也沒說就把那個養馬人放了。
接下來長孫皇後對李世民說：“陛下肯定從史書中讀到過這個故事，莫非是把它忘了？”
聽完這樣的故事，別說是千古一帝李世民，就算是中材之主也會赦免那個宮人。
還有一次，李世民一樣心情不好，心情不好就會遷怒身邊的人。普通人遷怒別人也許不算什麽，大不了發發牢騷罵罵娘就完事，最壞的情況也就是沖上去打別人兩個耳光，通常不會釀成無法挽回的惡果。可專制體制下的最高權力人物發怒就會釀成無法挽回的悲劇，動不動就會為點雞毛蒜皮的小事殺人，因為他擁有隨意殺人的大權。連李世民這樣絕頂英明的皇帝，這次也因為一些小事要殺身邊侍候他的宮人，並且不止殺一個人。
一個靈丹妙方用一次也許效果很好，可用第二次效果就會大為遜色。這次長孫皇後不能再重覆魏征和馬的故事了，她得另想妙法。
看到丈夫皇帝又要濫殺無辜，長孫皇後裝出一副比皇帝更生氣的樣子，讓皇帝把這些犯了錯的宮人交給她，她要重重處置，然後將她們暫時拘押，事實上是把這些宮人暗中保護起來。等時過境遷，李世民的氣消得差不多了，長孫皇後才慢慢分析個中道理給他聽，證明那些宮人其實罪不至死，從而避免了無法挽回的生命悲劇。
一個丈夫擁有這樣的妻子，他犯錯誤的概率就會大為降低；一個家庭擁有這樣的女主人，這個家庭必然在她手中興旺發達；一個專制國家擁有這樣的皇後，只要皇帝不是神經、白癡或變態，國家就會最大限度地抗拒專制毒汁的侵害……
在通常情況下，善良賢德的女人往往缺少能力和勇氣，長孫皇後則是例外。她的過人能力在上面已經得到了證明；關系丈夫存亡成功概率只有百分之一的“玄武門事變”則展示了她的超凡勇氣。一個弱不禁風的名門閨秀，居然像花木蘭一樣陪伴丈夫站在刀光箭雨的第一線，自始至終從容鎮定神態自若，極大地鼓動了李世民陣營的士氣，為丈夫“絕地反擊”的成功起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
那是一種深入骨髓的勇氣，非激素被調動出來時的血氣之勇可比。
習武之人抗病能力比常人強，但對哮喘無能為力。所以習武之人容易患哮喘病。李世民的後半生一直受到哮喘的困擾。也許是夫妻情深的緣故吧，長孫皇後也患有哮喘病，只是癥狀稍輕。長孫皇後不以自己的病情為意，全力照顧丈夫的病情，結果自己的病情反而轉重。
一次因突發事伴陪丈夫半夜出宮後，長孫皇後感染了風寒。哮喘病最怕風寒侵襲，重感一定引發哮喘。長孫皇後自此一病不起，很快到了百藥無效的地步。長子李承乾對母親建議：
“所有該服用的藥物都用過了，您的身體還是沒有好起來，不如奏請父皇大赦囚犯，同時度化一些人出家，也許可以得到冥福的庇佑。”
長孫皇後不以為然：“生死有命，不是人力所能改變。若行善一定有福，那我從沒做過壞事，又何必擔心？若行善無效，何福可求？！‘大赦’是國家大事，而佛法是異國之教，對政治不見得有什麽助益，何況皇上從來也不信這個，豈能以我區區一介婦人而亂了天下之法？假如一定要照你的話做，我還不如速死！”
李承乾到底沒有聽從他母親的話，認為自己的辦法肯定有效，可又不敢上奏皇帝，只好私下去找房玄齡。房玄齡轉而上奏李世民。李世民出於夫妻情深，一反常態答應試一試，於是準備大赦。長孫皇後得知後，聲淚俱下極力反對，李世民只得作罷。
貞觀十年六月，長孫皇後病重不治。彌留之際給李世民留下下述遺言：
第一、要求起用房玄齡：“玄齡事陛下久……茍無大故，願勿棄之。”
第二、再次強調不要讓自己的親族掌權：“慎勿處之權要，但以外戚奉朝請足矣。”
第三、要求薄葬：“願勿以丘壟勞費天下，但因山為墳，器用瓦木而已。”
第四、請求丈夫慎終於始賢良方正：“願陛下親君子，遠小人，納忠諫，屏讒慝，省作役，止遊畋，妾雖沒於九泉，誠無所恨！”
講完這些，長孫皇後取出一直藏在衣帶中的毒藥，最後道出了一個不為人知的隱衷：
“臣妾在陛下臥病的那些日子，發誓以死跟隨陛下，絕不像呂後那樣！”（西漢的呂雉在漢高祖劉邦死後，擅權攬政，為國家和自己的家族帶來空前的災難，呂姓家族被屠滅種）。
長孫皇後除了擁有過人的智慧外，才情也風華絕代。她生前曾經編纂了一本有關古代婦女言行得失的書，共三十卷，名為《女則》。但她只是將其作為自己立身處世的準則，並不是想以此博取聲譽，所以一直叮囑宮人不要告訴李世民。直到她去世後，李世民才看到這本書，一看內容禁不住淚流滿面，對近臣說：“皇後此書，足以垂範百世！朕非不知天命而為無益之悲，但入宮不覆聞規諫之言，失一良佐，故不能忘懷耳！”
…………
長孫皇後的早逝對李世民和長孫家族都是一個無法挽回的損失。晚年的李世民之所以在政治上和生活上大不如前，甚至親手殺了自己的長子，未能做到“慎終如始”，釀成無法挽回的巨大悲劇，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為外無魏徵的犯言直諫，內無長孫皇後的綿里藏針。任何一個人身上都有精神和魔鬼兩方面的力量，既使象李世民那樣的絕代英豪也不例外。一個人的自制力畢竟是有限的，必須依靠制度化的外力幫助才能長期戰勝鎮在心靈深層的魔鬼力量。
長孫無忌到底沒有牢記妹妹的勸戒，在外孫成為皇帝後回到了權力中心，結果給自己招來殺身之禍，也給長孫家族帶來巨大的災難。
對照長孫皇後和武則天的品性作為，誰智誰愚一目了然，可愚蠢者總認為自己的作為很高明。單從中國的“功利主義”價值觀來衡量，長孫皇後的收獲也遠遠大於武則天，親手殺子之痛不是一個女人能夠承受的，就更不用說精神層面的優劣了。
武則天雖然是中國歷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可那個皇帝當得實在不敢恭維。中國在她治下天怒人怨，人才面臨來頂之災，國民的英雄主義精神被毀滅殆盡，曾經百戰百勝的無敵兵團退化成處處被動挨打的膿包。如果不是李世民政治的慣性作用力，無與倫比的唐帝國就會在她手中分崩離析。
部分女同胞也許對武則天的豐富私生活心向往之，認為長孫皇後沒有武則天快樂自在。武則天真的快樂嗎？
我們看看武則天都是“玩”的些什麽男人？一個是胸無點墨俗不可耐的無賴和尚；一對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吃軟飯小白臉……這兩種男人就是今天的風塵浪女也不一定瞧得上眼，可武則天卻當作寶貝來供養。一個天姿國色聰明機變的第一女性公民，你說她心底能甘心嗎？
從私生活上觀察武則天，怎麽看都只停留在風塵浪女的層面。“過把癮”是其頹廢人生的全部追求。為了“過把癮”不惜與魔鬼作伴，不惜犧牲人生最美好的東西。這是一種十足的賭徒心態。
在“過把癮”心態下，武則天無論是給國家還是自己的家族都造成了深重的災難。
三軍易得，一將難求，李世民一人抵得上一萬對張氏兄弟，抵得上千萬個挑水和尚！你能說長孫皇後不如武則天快樂嗎？
李世民的可貴之處並不在於他是皇帝，而在於他才兼文武智慧空前絕後。
女人和男人不同，男人擁有巨大權力後也許能找到精品女人，但女人擁有巨大權力後一定找不到英雄男人！
我們的女同胞應該仿效誰？？？
我們的影視劇還要繼續瘋狂拍武則天的馬屁嗎？導演的鏡頭是不是該調換方向？長孫皇後和鑒湖女俠（秋瑾）能給你們提供更為豐富更為人性化的靈感！
二OO九年六月十三日
39.綠化西部方案
西部綠化能否取得成功，最核心的問題還是制度問題；政府包辦西部綠化的作法是不科學也不切合實際的；如果讓投資者世代擁有他綠化的那塊荒地的產權？就能最大限度地調動起投資者的主動性和責任心。政府也不用因此花納稅人一分錢。
近兩年自費旅行了新疆、內蒙和甘肅的很多地方，中國西部的荒涼景象給了我極為深刻的印象。
塔里木盆地的莽莽黃沙；嘉裕關至吐魯番的千里戈壁；巴丹吉林的滿天沙塵；黃土裸露的賀蘭山脈，在我的腦海勾畫出一幅極度傷心無奈的風景畫。就連一向號稱“塞上江南”的河西走廊，流沙和亂石也以前所未有的勢頭侵襲正在日益縮小的耕地和草場……
歷史上的西部曾經是另外一幅景觀。
中華民族最光輝自豪的盛唐時期：中國最繁華的都市不在東部的魚米之鄉，而是河西走廊上的肅州、甘州、涼州、沙州等四個商業城市。這四個城市就是今天的武威、張掖、酒泉和敦煌。那時的河西走廊是“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的壯麗景觀，肥美的草場和膏腴的耕地在祁連山麓制造了物產豐富的千里沃野，成為富甲天下的農牧生產基地。因為河西走廊地肥水美，出產的糧食能夠供養幾十萬軍隊，在大分裂時代的草莽英雄能夠憑借這方熱土長期割據一方，與地大物博的中原帝國抗衡。漢武帝以前，河西走廊曾是匈奴最好的牧場，供養了匈奴絕大部分人口，使匈奴成為逼迫強大的中國長期進貢婦女和財物的超級強國。霍去病收覆河西疆土後，匈奴失去了最肥沃的土地，從心靈深入發出絕望的哀嚎：
“奪我祁連山，使我牲畜不蕃息；占我胭脂山，使我婦女無顏色！”
匈奴自此不可救藥地衰落下去。
可見當時的河西走廊肥沃到何種程度！
遺憾的是：今天的河西走廊再也看不到舊日的富麗景象了。
一直到距今一千年的北宋王朝，今日荒涼破碎的賀蘭山曾是一片郁郁蔥蔥的天然牧場。西夏帝國正是憑借山坡的草場和山下的良田供養的軍隊挑戰土地人口比它大幾十倍的宋帝國，居然一再取得勝利，立國近兩百年之久。
已成為世界第二大沙漠的塔里木盆地，在兩千年前的西漢帝國時期，絕大部分土地都是綠色的沃野，出產的糧食和牲畜供養了三十六個國家！東部的羅布泊則是名副其實的魚米之鄉。現在中國最荒涼的領地白龍堆沙漠，盛產美女的樓蘭古國曾在那里創造了夢想般的文明……
以上事實說明：西部的荒涼並非自古就有；同樣也不應該永遠地延續下去。
中國是一個疆土遼闊的國家，面積達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但有效土地只占三分之一多一點。
從大興安嶺--陰山--賀蘭山--六盤山--祁連山--橫斷山劃一條地理分界線，分界線以東的東部季風區為適合農耕的有效土地；以西為不適合農耕的無效土地或部分有效土地。
東部季風區的土地面積只有近四百平方公里，比印度的國土面積大不了多少。
東部季風區供養了中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口。
如果單從國土面積來看，印度和日本的人口密度比中國大三倍！但如果按有效土地來推算：中國東部季風區的人口密度則和世界上人口密謀最高的兩國日本和印度不相上下。
所以中國人口問題一點也不輕松；人口和資源的矛盾是世界上最突出的。
但如果中國把面積遼闊的西部疆土改造成有效土地或半有效土地，中國在自然條件方面就會遠遠超過印度和日本！
西部在歷史上曾是水草豐美的牧場和糧倉，因此把西部改造成適合農牧業的“塞外江南”並非癡人說夢。
當東部沿海實現經濟騰飛時，中南海務實派領導人終於把目光轉向幅員遼闊的西部，“西部大開發”戰略在兩年前出台，在中國人眼前展開出一幅更為遼闊的遠景。
“西部大開發”的前提和核心問題就是“綠化問題”！
沒有“綠化”的西部再怎麽開發也是“白搭”，最終的結局是拿人民幣打水漂。
在西部旅行的幾十個日日夜夜，日覆一日地目睹寸草不生的莽莽戈壁和千里黃沙，我的心情異常地沈重，一直在苦苦地思索綠化西部的方案。當我一人牽著駱駝穿越羅布泊和塔克拉馬幹時，遼闊的西部終於在我的腦海幻化成一望無際的綠蔭，一個綠化西部的方案在潛意識里湧現出來。
這是一個用心血凝成的方案；也是一個切實可行的方案。
下面我來分層闡述這個方案：
（一）、制度創新
西部綠化能否取得成功，最核心的問題還是制度問題。
現今的西部綠化工程基本是由政府包辦，政府包攬綠化工程的作法存在下列幾方面的局限性：
1、 西部綠化是一個浩大的工程，政府有限的物力和財力無法包攬如此浩大的工程。
2、 西部綠化是一個長期工程，政府的政策如果缺乏連續性，綠化就會半途而廢，先前努力的成果也會付諸東流。中國現階段仍實行“人治政治”；權力人物的想當然和“政務官換屆”使政策的連續性成為不確定因素。
3、 政府工程被一再地證明容易出現“高投入低效能”、“工程回扣”、“虎頭蛇尾”、“資源浪費”、“形象工程”和“責任不明”等無法克服的弊端，不適合需要長期負責的工程。
4、 如果把全國納稅人的錢大量且長期無償地用於“西部綠化”，對內地的公民來說是不公正的。內地的中國人占國民總數的百分之九十，一個對絕大多數國民不公正的政策是不能長久的。
…………
所以政府包辦西部綠化的作法是不科學和不切實際的。
象西部綠化這樣長期浩大的工程，需要全民的參與，應該用政策調動起全民的積極性和主動性。
政府在綠化藍圖里應該只承當主體工程，其他的工程最好交給對西部綠化有興趣且肯出錢出力的中國公民。
如何讓更多的公民對西部綠化有興趣？就是要讓投資者從西部綠化中看到現實或長期的利益。
人最關心的是自己的事情，每個人都有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傾向。如果讓更多的中國人把西部綠化當成自己的事來作，西部綠化就步入了快車道。
個人利益與國家利益在很多情況下不是相互沖突對立的；而是相輔相成的。一個沒有多大污染的私人工廠在為工廠主創造利潤的同時，也為國家創造了稅收，為勞動者提供了就業機會……
如何在政府不投資或少投資的情況下讓有志於西部綠化的人看到自身的利益呢？就是制定出一套最大限度兼顧公私利益的政策。
如果讓投資者世代擁有他綠化的那塊荒地的產權？就能最大限度地調動起投資者的主動性和責任心。政府也不用因此花納稅人一分錢。
一塊目前沒有任何使用價值的戈壁、沙漠和荒山，投資者如果不用事先繳納任何費用，只要他把那塊荒地綠化並把綠化成果長期保持下去，這塊荒地就會永遠成為他的私人產業。有眼光且有遠見的投資者就會自己出資把戈壁和沙漠的一部分變成“綠洲”，並在以後的歲月里盡心竭力不讓綠洲再變成荒漠。這樣政府不用花納稅人一分錢，就會在荒漠上多出一片綠洲。當越來越多的投資者在荒漠上營建自己的“綠洲”時，遼闊的西部就會成為一片綠色的世界。
…………
（二）、轉換觀念
憑什麽要把國有土地變成私人土地呢？
西部大面積的戈壁、沙漠和荒山，在被證明沒有值得開采的地下礦產資源和國防價值的情況下，可以說對國家不但沒一點用處，還會起相當大的副作用，小則惡化環境，提高地表氣溫，大則侵襲沙漠邊緣的良田草場，甚至於制造威脅首都的沙塵暴……當這塊荒漠變成綠洲後，盡管投資者會長期收獲這塊荒地上的利益；但國家也會因此受益：既美化了環境衛生，又減少了沙漠擴大化的威脅，當大面積的荒漠被投資者綠化後，地表的溫度還會降低，成雲致雨的概率也隨之增大，西部的氣候條件就會大為改善……
這是一個“雙贏”的結局，於公於私都有利，我們何樂而不為呢？
如果投資者世代擁有那塊荒地的產權，他會不會在自己的綠洲上建立自己的獨立王國呢？
不會！因為投資者只擁有經濟上的產權，只擁有“綠洲”經濟上的收益，既不能把“綠洲”出賣給外國（可以賣給遵守中國法律的外國人），也不能在自己的領地上從事任何違法勾當；並且綠化以外的收益還要照章納稅。那塊綠洲本質上仍是中國領土，只不過投資者享有經濟上的投資權和收益權而已。
投資者如果有經營頭腦和長遠觀念，說不準若幹年後會在自己的綠洲上獲取巨大的經濟收益。這樣豈不太便宜了他？
投資者是中國人的一分子，他擁有的財富也是國家財富；再說在綠洲上收獲的財富是靠勤勞和智慧得來的，是合法收益，與貪污受賄和鉆體制漏洞謀取橫財有本質的區別。只要他能保住自己領地上綠化的成果？他就可以永遠地收獲綠洲上的經濟收益。
當投資者圈定一塊荒地後，如果他不在上面栽樹植草，而是在上面種地建房或任其荒廢，或不能保證樹草成活並變成永久的綠洲，政府該采取何種措施予以防止呢？
當投資者在政府手中圈定一塊荒地後，他必須在兩年的時間內給那塊荒地種植上規定面積的樹木和牧草並保證成活，否則他就得為那塊荒地付出高額的土地稅，荒多大面積就支付多大面積，荒多長時間就支付多長時間。中間若是遇上天災之類的不可抗因素毀了樹林和草地，投資者必須在一年之內重新種植上新的樹木並保證成活，否則就會重新納稅。
荒漠上種活一顆樹不容易，成活下來的樹不能隨意采伐，否則就無法保住綠化成果，那麽投資者如何在自己的“綠洲”上謀取經濟利益呢？
投資者圈定一定面積的荒地後，既可全部植樹，也可留下限定比例的土地植草、種地和建房。森林、草地、土地和建房用地的比例必須科學，既要確保綠化效果；又要有利於調動投資者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我個人認為的最好比例為：森林面積不低於50%；草場和森林加在一起不低於70%，建築用地不高於10%。剩下20%的土地可用於耕種或養殖等經濟用途；當然也可一樣用於栽樹植草。這樣投資者在早期投入一定的金錢後，過幾年就可在草地上適度放牧，在林地里種植蘑菇藥材，在規定比例的土地上種植經濟作物，在規定的建築用地上建造娛樂場所和賓館酒店，甚至可在綠洲里建立工廠，若幹年後還可計劃采伐成材的林木……
如果兩個以上的投資者同時看上一塊荒地，政府如何決斷？
綠化荒地原則上不收任何費用，但如果兩個以上的投資人同時看上同一塊荒地，為了確保政策的公正性，政府可采取公開拍賣的方式有償出讓那塊荒地。
政府出讓荒地必須堅持公正公開的原則：一是無償出讓的土地必須是公認的目前沒有任何使用價值的荒地；二是每個人經營荒地的機會均等，出現爭執就采取公開拍賣出讓的方式。
投資者圈定的荒地面積有大有小，政府如何維護公正和秩序？
在城鎮周邊容易出現爭執的荒地，政府可劃定面積整塊出讓，大投資者享受適當的優先權，因為大投資者可使綠化上規模和檔次，且能降低綠化成本，有利於綠化成效的提高。對於遠離城鎮沒有多少爭執的荒地，可聽任投資者根據自己的財力自由圈定綠化的荒地，前提是一年之內必須在圈定的荒地上栽植規定面積的樹草並確保成活。
對有一定使用價值但有必要繼續綠化的半荒廢土地，政府如何在公正公平的前提下調動公民的主動性？
這部分土地可考慮公開拍賣的方式，拍賣價既要補償當初依賴這塊土地為生的公民的損失；又不能扼殺投資方的積極性。
一塊荒地被投資方經營成世襲的“綠洲”後，如果遇上修路挖渠等公共工程必須占用那塊土地，投資方有何權力？
投資方不能阻止關系國計民生的公共工程占用自己的“綠洲”，但有權力要求政府給予合理的經濟補償，補償的價值參照當時當地的土地價格。
中國目前仍是公有制，把國有土地變成私人財產不是和現行的體制唱對台戲嗎？
中國地大物博，各地人情物理相差懸殊，在政策上沒必要整齊劃一。中國已在香港、澳門實行“特區”政策；為了西部的振興幹嗎不能把西部變成新的“特區”呢？只要有利於國家的繁榮富強和民族的文明進步，就可在體制上勇於創新。
就算有那麽多優惠政策，有錢人願意把錢往荒地上投嗎？
如果我是一個有錢人，我有熱情在荒地上為自己的家族建立一塊世襲的綠色產業；建立一塊用自己的名字命名的綠洲。當綠洲的面積擴大到一定規模時，我還想在自己的綠洲上開辦工廠，甚至於營建一個用自己的名字命名且擁有獨立管理權的城市。中國相當一部分有錢人應該比我更有志向，如果政策對他們有足夠的吸引力，他們的富余資金就會大量流向中國西部，而不是象現在一樣主要流向國外。為了吸引有錢人的資金，政府還可采取更優惠的政策措施：中國富豪的巨額財富有很多來路不正，但用於西部綠化的那部分財富可考慮讓其合法化。中國現階段還沒有切實有效的措施來防範制約特權富豪聚斂非法財富，這些富豪的財富大多轉移到國外去了。有其讓這筆巨額資金流向國外，還不如制定優惠政策吸引這部分資金用於關系國家千秋大計的西部綠化工程。這樣作固然便宜了那些不法富豪，但總比他們把資金轉入國外且沒受到任何懲罰要好，這叫兩害相權取其輕。
（三）、總體規劃
西部綠化不是少數幾個富戶的專利，而是一項全民參與的長期工程，要照顧到上、中、下三個階層的利益並調動起廣泛的社會積極性。按投資方的經濟實力和所處的地理位置，西部綠化可分三條線同時進行：
第一條線是以城鎮為中心的綠化帶。政府把每個現有的城鎮作為一個綠化中心，綠化工程以城鎮為中心向周邊推進，推進的規模和速度作為衡量城市政務官的主要政績之一。這個綠化帶極容易出現土地和水資源的爭執，政府應制定出一套盡可能公正科學的方案來維護公正和綠化的進度，同時協助投資方解決水源和化解糾紛。這個綠化帶主要靠富人和城市中產階級來經營。
第二條線是遠離城市和居民區的大面積荒地，是好的方式是大面積出讓給有財力的投資人，由投資方自主解決水源問題，政府給予政策上的優惠。例如引水渠經過的荒地不得收取任何土地占用費，有效土地的使用費也應適度減免，任何力量也不能阻止引水渠經過他們的土地。這個綠化帶主要是富人的工程；少數志士也可在荒蕪的河流兩岸營造小塊綠化帶。
第三條線是以一家一戶的居民點為中心，戶主在房屋周圍或自己放牧的領地上植樹，把荒地變成小片的森林，並把森林作為自家的產業世代相傳下去。這條線雖然綠化規模小，但因數量多且土地和水源爭執小，合起來成效可觀，說不準會成為西部綠化的主線。這個綠化帶的主要經營者是來自社會下層的廣大農牧民。
我走訪了幾位塔里木河流域的土地承包人，看見他們的大片土地連成一片，但土地周圍沒有一顆樹和一塊草坪。他們頂著烈日在田間勞作，休息時居然找不到一塊蔭涼的地方。我問他們何以不在土地四周栽上樹，他們回答說土地承包期只有30年，等到栽種的樹長大時，這塊土地也不屬他們了，有誰會傻到自家栽樹別人歇蔭呢？
上述例子說明西部綠化必須有長遠觀念，推進土地產權上的“革命”是完全必要的。
為了推進綠化工程，政府得制定相應的政策來綠化現有耕地的周邊環境。每個土地所有人或承包人，必須在他經營的耕地四周栽上樹，並把其中的一部分耕地變成綠化帶，否則就得給他課以懲罰性的稅收或剝奪他的土地經營權。栽樹和綠化需要花費一定的成本，政府可通過減免承包費的方式給耕種人相應的補償。
（四） 、水資源的開發與合理利用
在西部植樹與內地不同，內地只要把樹苗栽上去並加以適當的護理就可成活；西部種樹則要長時間定期澆水，並且一澆就是幾年，直到樹木生長出很深的根須，能夠汲取地下水為止。即使是已經長大的樹，在長期不下雨的旱季也應適度澆水。
西部的水資源相當缺乏，現有的水資源在供給人畜飲用水和農業灌溉用水之外已沒有多少剩余。先前南疆的塔里木河與孔雀河注入羅布泊，在塔里木東部形成一個面積達幾千公里的美麗湖泊。上世紀下半期因為在塔里木河與孔雀河沿線大量發展灌溉農業，兩條河還沒有流到羅布泊就已經斷流，西部最大的湖泊就這樣幹枯了，成為中國最荒涼的無人區。
西部若是啟動大規模的綠化工程，就得消耗大量的水資源，使本已十分短缺的水資源問題變得更為嚴峻。如果不解決好水資源問題，西部綠化就只能停留在紙上談兵這個層次。
解決西部水資源問題有下列三種途徑：
一是合理利用好現有的水資源；
二是開發新的水資源；
三是全民養成節約用水的自覺意識。
要合理利用水資源，首先就要防止水資源的浪費；其次是在灌溉上盡可能做到科學用水，使單位面積的耕地、林地消耗的淡水盡可能少。後一點我們容易做到，以色列的“滴灌”技術可以最大限度地節約灌溉用水。庫爾勒的綠化工程就曾普遍地應用這種先進技術，到時把庫爾勒的“滴灌”技術大面積推廣就成了。要防止水資源的浪費就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但只要制定出一套科學理性的制度，就能讓綠洲經營者象愛惜自已的財產一樣珍惜水資源。
西部的水資源按來源和引用方式可分為“公共水資源”和“獨立水資源”。公共水資源指那些正在為公眾提供飲用、灌溉用水的河流、湖泊和水庫；獨立水資源則指那些目前還沒有利用或需要消耗能量才能引用的水資源。遠方的冰川、雪山；在荒漠上蒸發浪費掉的河水和地下水屬於這種類型。
當綠洲經營者開渠把淡水從公共河流引入他經營的綠洲時，如果沒有政策上的限制，他極有可能讓水放任自流，造成水資源的大量浪費和不合理應用。河水的總量是有限的，當大量的水被不合理的引走後，依賴這條河流吃飯灌溉的大眾用水就會受到威脅……
所以綠洲經營者引用公共水資源時必須支付相應的水費，水價要盡可能適度合理，既能最大限度地防止水資源的浪費，又不傷害投資方經營綠洲的積極性。我認為單位水資源的價格應介於抽水能耗價和自來水價格之間較為適宜。最低不能低於從河流抽取同等數量的水所消耗能源的價格；最高不能高於城鎮自來水價格。
如果經營者用耗能抽水的方式引用公共水資源，就不必支付任何水費，因為他不可能輕易浪費掉花錢抽取的淡水，除非他是瘋子。
為了保證政策的公正性和最大限度地節約水資源，原有的農業灌溉用水也應和綠洲經營者一樣支付水費。塔里木河沿線的耕地一直采用浪費極大的“漫灌”方式，如果是有償使有灌溉用水，耕種者就會采用先進的“滴灌”技術，單位面積的耕地消耗的水資源就會大為減少，這樣西部水資源的緊缺狀況就會得到緩解。
經營戶如果利用“獨立水資源”則不用付費。
開發水資源一樣有三種途徑：
一是從冰川雪山上開渠引水或從水資源豐富的青藏高原東部“東水西調”；
二是進一步開發沒有充分利用的河流及流入無人區任其蒸發浪費掉的河水；
三是開采地下水。
西部開發水資源是一個浩大的工程，政府應當多承擔這方面的工作，當然也可鼓勵私人財團投資於引水工程，政府則給予相應的優惠政策予以扶持：如免除水渠經過地段的荒地占用費；投資方享有水資源的全部收益，引來的淡水既可以用於灌溉自己的綠洲；也可賣給其他的需水戶……
公民節約用水的自覺意識也許是最最重要的，如果全民都養成節約用水的習慣，就可節約出更多的淡水用於營造新的綠洲，西部的自然環境就會步入良性循環，就會一天天好起來。
因為植樹需要長期灌溉，所以對於每個經營戶來說：自流灌溉和“滴灌”技術都是不可或缺的；前者節約勞動；後者節約水資源。當然當地農牧民在自家的牧場和房前屋後種樹則是例外。
城鎮周邊的綠化帶基本上是引用“公共水資源”，為了防止引水渠的亂套和重覆建設，政府應統一規劃引水工程，以城鎮為中心建造若幹呈幅射狀向外伸展的引水總渠……
（五）、政府作什麽？
當綠化工程由政府包辦轉為主要依靠民營時，西部地方政府的職能也必須適應這一形勢，及時作出相應的調整轉換，從先前的直接介入轉為科學的引導規範，使綠化工程平衡有序地向前推進。
政府得為綠化工程制定一套總體規劃，既要確保綠化的卓有成效，又要維持水資源的平衡，防止工程“過熱”和後繼乏力。
全民參與的綠化工程會使人與人之間的矛盾變得錯綜覆雜，政府要在各投資方之間擔任好仲裁角色，協調各方的利益，排解糾紛，當外來勢力與地方發生沖突時防患於未然。
政府有義務在全民中普及綠化知識和節約用水的意識，甚至可考慮把綠化和節水兩方面的知識作為西部中小學生的必修課程。
政府有必要出動專家在各地建立綠化示範工程；但前提是必須杜絕工程腐敗和有名無實的“形象工程”。
政府還應在開發水資源中擔任主體角色，深入開發昆侖山、天山和祁連山的冰雪溶水；更多地承擔公共引水工程，在條件成熟時還可考慮興建大規模的“東水西調”工程，把青藏高原東部豐富的淡水資源引向塔里木盆地。
政府還可動員專業人士研發水的循環利用技術；把城鎮生活廢水經過低成本處理後用於林地灌溉。
總之在綠化工程中政府要作的工作很多很多，從綠化主體位子上退下來後，政府的職能不是消弱了，而是加強了。
…………
西部綠化方案雖不是一個至臻完美的方案，但卻是建立在現有國情和生產力水準基礎上切實可行的方案。這個方案不可能面面俱到，在執行過程中還會遇到這樣那樣的難題，也不可能照顧到各方面的利益，但與現行的各種綠化方案比起來無疑體現出更多的優勢。這個方案一旦不折不扣地執行下去，中國的西部就會發生亙古未有的變化，就會真正騰飛起來。也許要不了十年，西部的森林覆蓋率會提高十倍以上；遼闊的荒漠上會遍布大大小小的綠洲。
西部綠化方案不可能沒有缺陷，但任何方案都不是完美無缺的，只要比現行的方案合理進步就有推廣的價值。如果你不想幾百萬平方公里的遼闊國土永遠荒蕪下去；不想沙漠一天天擴大；不想有限的耕地資源日益面臨沙漠的侵蝕；不想首都上空年覆一年經受沙塵暴的侵襲，那就有必要把這個方案在西部試驗並推廣。
西部綠化是一項異常艱巨的工程，在方案執行過程中會遇到不少當初意想不到的難題，但為了國家民族的千秋大計，我們得努力克服這些難題，無論遇到多大的困難我們都沒有理由停下綠化的腳步。
辦法總比困難多！
二00六年六月三日
40.“問心無愧”離“無恥”還有多遠？
中國人是一個不知道自省和懺悔的民族；在中國，你確然很難碰到一個“問心有愧”的人？並且越是素質低越是喜歡傷害無辜的群體就越是“問心無愧”；一個人如果習慣了“問心無愧”，這個人必然會一步步走向“無恥”！一個民族也是這樣。
這些年一直在反思中華文化的誤區，發現有些社會廣泛認同的“美德”竟然是民族劣根性的另一種表現形式？
“問心無愧”就是一個最典型的範例！
中國人是一個不知道自省和懺悔的民族。
可自省和懺悔是人類的最高智慧！是一個人不斷戰勝自我超越自我的動力。
中國人在做自我評價總結時，我聽得最多的四個字是“問心無愧”？
“在這件事情上，我做得問心無愧！”
“我這一生問心無愧！”
“我沒幹過對不起他人的事，我問心無愧！”
“我雖然有這樣那樣的缺點，但我為這個家庭盡心盡力，走到分手這一步的主要責任不在我，我問心無愧！”
“先前我在某些事上對你是有點過份，但那不是我的本意，我是被迫的，我問心無愧！”
“我也想把事情做好，沒想到落到今天這個結局，這也是我不願意看到的，好在我對此事問心無愧！”
“我雖然有點說不清楚的經濟問題，但中國有經濟問題的又不是我一人，有哪個當官的敢說自己沒有一點經濟問題？所以我不服氣！我問心無愧！”
…………
中國有多少人在“問心無愧”？
答案是肯定且振奮人心的！
中國絕大多數人都在“問心無愧”？
首先絕大多數貪官都在“問心無愧”？
一是他們的官當初就靠行賄送禮跑關系得來的，大權在握後當然要收回成本還要加利息，高利貸可是利滾利利翻本的。二是絕大多數當官的都在受賄貪污，他不過是“隨大流”。三是要想保住眼前的官位，要想升官自己也得向上司行賄送禮，這些錢當然不能由自己出，只能“羊毛出在羊身上”貪污受賄做假帳……
你看那些上刑場的大貪官一個個象《紅巖》里的江姐那樣雄糾糾氣昂昂滿臉英雄烈士狀？有哪一個象是心中有愧的樣子？至於那些在獄中痛哭流涕悔恨自己“對不起黨和組織的培養”者，如果你認為那是心里話就容易讓人聯想起超級白癡。很顯然都是言不由衷的假話套話，目的是騙取黨和組織的“再次信任”，逃避懲罰保住貪腐成果，並謀求東山再起繼續瘋狂貪腐。如果黨和組織相信了他們的痛哭流涕放他們一馬，出來後他們會以百倍的瘋狂繼續貪污受賄，變本加勵回報“黨和組織的信任”。
其次為搞政績弄虛作假玩勞民傷財“形象工程”者一樣“問心無愧”？
上面的政策說的一套做的是另一套，實際執行起來等於是要我們弄虛作假。上面來視察的領導哪個不喜歡坐在豪華轎車里看公路兩側的形象工程？並依據看到的“形象工程”來衡量他們幹得好與不好？如果他們都象萬里副總理考察安徽那樣認真較勁，事先不打招呼就隨機下車步行幾公里小道進入某一農家，那些勞民傷財的“形象工程”還管用嗎？如果上面不依據你事先設計的“形象工程”路線視察而是真正“隨機抽查”？他們還會對勞民傷財樂此不疲嗎？
那些站在權威崗位上說昏話的“專家”有愧嗎？
沒有！
現在全國絕大多數官員都在“以權謀私”，我們專家幹嗎就不能利用自己的“學術權威”來“以學謀私”？難道文化人就是天生貧窮的命嗎？如果上面派我去汶川鑒定造成大量學生死亡的豆腐渣校舍是否存在工程質量問題？一邊是說假話鑒定“沒有”和裝滿百元大鈔的鼓囊囊大信封；一邊是堅守良知說真話鑒定“有”，但結果是一無信封二有可能換人來個二次覆查，覆查結論又否定了自己的鑒定結論，甚至有可能自此失去檢查鑒定的資格？我能選擇哪？不用說自然會選擇前者，那是上層皆大歡喜的結局呵！我也是一個有七情六欲的普通人啊！至於平民百姓的公道問題，還是交給譚嗣酮魯迅等人去玩責任良知吧？
那些制造販賣毒奶粉的人有愧嗎？
沒有！
假冒偽劣商品在我們國家是普遍現象，又不是我一家在制劣造假？要怪只能怪我們國家的監管體制不科學和老百姓的貪便宜心理，為假劣產品市場提供了流通空間。要怪只怪我不走運撞在黴頭上，那麽多商家都在造假，幹嗎就我一家灰頭土臉呢？
文革瘋狂從事打砸搶的“三種人”有愧嗎？
沒有！
我的家鄉有一位在文革期間親手活活打死過幾個無辜弱者的基幹民兵，因功跳出農門升了官。在清理“三種人”期間罪行敗露，但上面從輕發落，只撤了他的官沒撤他的職？繼續享受豐厚的工資和職位津貼？此人不但對過去的暴行無一絲一毫悔意，相反滿腔的委曲和不平，每次見到我都要喋喋不休抱怨：那時是形勢使然，我只不過跟著形勢走，要怪只能怪上面政策錯了，我有什麽錯……
按照此公的邏輯：納粹德國殘酷屠殺猶太人的黨衛軍官是沒有錯的？他們不過是秉承了希特勒的旨意奉命行事，服從命令又是軍人的天職。要錯要悔過也只有希特勒一人，他們是沒錯也不需要悔過的？憑什麽要他們承擔屠殺猶太人的責任？要給他們安上“反人類”的罪名？把他們送上刑場和監獄呢？至於今天仍活著的絕大多數德國人，要麽沒參與迫害猶太人的暴行要麽是戰後出生，憑什麽要他們一而再再而三向以色列鄭重道歉，每年還要支付巨額賠償呢？不道歉不賠償猶太人能咋的？德國可比以色列強大得多呵？
但智慧的德國人不是這麽想的。
盡管希特勒是殘酷屠殺猶太人的罪愧禍首，但他們也一樣又不可推卸的責任。首先把希特勒那樣的謊言大師和反人類迫害狂選上台就是德國民族的集體錯誤！其次納粹黨執政期間如果絕大多數德國公民堅守善良和良知，如果自己心靈深層沒有冷血迫害傾向，希特勒那些反人類反文明的暴行就根本無法執行。希特勒總不能一人操刀屠殺600萬猶太人吧？所以在某種意義上來說，納粹執政期間多數德國成年人都是希特勒的直接間接幫兇，都對納粹暴政負有責任。是誰把希特勒選上台的？是多數德國人啊！是誰為希特勒屠殺600萬猶太人的？也是德國人啊！你能說德國人沒有責任嗎？戰後出生的德國人雖然沒有迫害過猶太人，可他們的父輩迫害過啊！父債子還，他們難道沒有義務為父輩的受害者道歉賠款嗎？
正是基於上面的“智慧思維”，戰後的德國民族才一直生活在真誠懺悔之中。1970年西德總理在波蘭憑吊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時，居然當著眾人的面在猶太人墓碑前雙膝跪了下來！德國總理下跪的畫面很快通過無線電波傳遍全世界。德國人不但沒有認為他們的總理丟形象掉面子，相反被總理的行為深深感動，德國人的智慧和遠見你不折服還真的不行？東德人沒有西德人那樣的智慧遠見，所以最後東德被西德合並。
德國人知道只有真誠懺悔，才能贏得文明世界的諒解，並重新回到文明世界的懷抱。文明世界畢竟能享有更高質量的生活和更豐富多彩的人生。結果德國人很快就做到了這一點，短短幾十年時間就與昔日的仇敵握手言和共存共榮，並最終成為歐共體的核心。更為重要的是，真誠懺悔大大提升了德國人的整體素質，不會再被謊言忽悠選擇希特勒那號自稱救世主的混世魔王；或盲目從惡充當邪惡制度的幫兇，從而有效地杜絕了“納粹悲劇”在德國大地再度重演。
相比之下，我們的責任人為自己的錯誤懺悔過嗎？
沒有！我們只有“輝煌”，就算有錯誤也不是主流，我們“問心無愧”。
我們為義和團“殺盡所有外國人和教民”的暴行懺悔過嗎？
沒有！那是反帝愛國運動？我們“問心無愧”。
我們為反右迫害知識分子懺悔過嗎？
沒有！反右是必要的，只是擴大化了，我們“問心無愧”。
我們為人禍造成的罕見大饑荒懺悔過嗎？
沒有！那是三年自然災害和蘇修逼債，我們“問心無愧”。
我們為文革期間駭人聽聞的暴行懺悔過嗎？
沒有！那是林彪四人幫炮制的，我們“問心無愧”。
…………
在德國，你也許很難碰到一個“問心無愧”的德國人？
在中國，你則很難碰到一個“問心有愧”的中國人？
不但在德國難得碰到一個“問心無愧”的公民，在英、美、法、加等文明國家你一樣難碰到一個“問心無愧”的國民？美國因為基督教文明的緣故，勇於自省和懺悔是一個人必要的美德。所以在洞察一切的上帝面前，多數美國人都不能做到“問心無愧”，每周都要去教堂向上帝真誠懺悔，主動承受靈魂的鞭韃。
美國人的整體素質比中國低嗎？
非也！
對於這一問題，我們的精英階層早就作出了英明論斷：
“中國人素質低不適合民主！”
…………
在中國，你確然很難碰到一個“問心有愧”的人？並且越是素質低越是喜歡傷害無辜的群體就越是“問心無愧”？
低素質群體都在“理直氣壯”？
小偷理直氣壯，因為他們貧窮？
黑社會流氓理直氣壯，不行兇施暴他們就無法“體面”？
風塵女郎理直氣壯，她們自認為對社會的危害比貪官小得多？“賣身”也是一種“勞動”？更何況發揮自己的生理優勢也不失聰明之舉？
…………
本人也曾有幸碰到幾位“問心有愧”的人，但他們都是令我敬重素質遠遠高於本人的智慧精英？
可見“問心無愧”並不是什麽值得稱道的美德！
一個人如果習慣了“問心無愧”，這個人必然會一步步走向“無恥”！一個民族也是這樣。
“問心無愧”離“無恥”其實只有一步之遙！
二００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41.胡耀邦的超人政治胸襟
我們國家就是這樣，政治廟堂難得出現一位有遠見卓識和強烈民族責任心的政治家，可一旦碰上那樣的政治家，多數國民又難得從專制奴性的慣性思維里走出來，對政治家文明進步的大手筆不適應，就象在黑暗里呆久了的人一朝走到陽光下眼睛會睜不開一樣。
因為學生時代潛心學醫的緣故，“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春夏與秋冬”，對八十年代大學校園綻放的“自由求實”學風感受不深，因此對胡耀幫的印象一直很模糊，只在電視屏幕上感覺這個黨國元首一點架子也沒有，並且在公眾場合容易感情外露，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則是缺乏一個領袖人物必要的威嚴？盡管法治國家的民選元首多平易近人“表情真實”，可當時我對法治國家一點也不了解，對美、蘇等超級大國懷有不可理喻的敵意，不知道胡耀邦的“領袖新形象”是與國際文明接軌，所以對這個領袖沒什麽好感，象我的家鄉沒見過大世面的山野村民一樣，對胡耀邦電視屏幕上的“平民形象”頗有微詞，按山民的話說就是“有點掉中國的架”。
直到九十年代中國人的眼界開始淡出西方視野，我才開始從醫書里走出來研究西洋現代文明，此時才發現胡耀邦的“平民形象”是文明國家政務官的必備素質，是文明開化推進中國政治進步的表現。
我們國家就是這樣，政治廟堂難得出現一位有遠見卓識和強烈民族責任心的政治家，可一旦碰上那樣的政治家，多數國民又難得從專制奴性的慣性思維里走出來，對政治家文明進步的大手筆不適應，就象在黑暗里呆久了的人一朝走到陽光下眼睛會睜不開一樣。百年前的末路英雄光緒皇帝也遇上了同樣的悲劇。廣大臣民對他的強烈民族責任心和高瞻遠矚的大政治家風範不理解不共鳴，相反卻對“暫時不生育”這類根本不能算錯誤的個人小瑕疵表現出濃厚的興趣。
對於政治人物來說，個人腐敗害國害民，但愚民的惡果則比個人腐敗還要嚴重一千倍！當陰暗自私的統治者造就大批愚民時，就算國家有幸換上了一位英明卓越的掌舵人，也很難使國家改變航向走上文明進步之路。
當愚民政策成為一個國家的長期國策時，國家就需要一大批啟蒙思想者，在黑夜里點燃希望的燭光。否則民眾就算一朝走向黎明眼睛也會很難適應。
對於一個政治家來說，在現世贏得人民的擁戴不一定是偉大的？但在後世得到國民的敬仰就一定是偉大的。
胡耀邦就正是後一類政治家！
我對胡耀邦產生敬仰之情是近十年的事，除了敬重他的“平民形象”外，更敬重於他“還歷史真相”的務實求真精神和“尊重人性尊嚴”的紳士修養。這種“尊重人格”涵養甚至於惠及到他的敵人？
真正偉大的政治家是那種能自主拋開個人恩怨，始終把推進國家民族的文明進步作為第一目標。
在研究文革歷史時，胡耀邦主導的兩件小事深深感動了我。
第一件小事是對陳伯達的關照。
文化大革命期間，陳伯達是中央文革小組負責人，直接導演了打、砸、搶、抄家、誣陷與迫害的文明災難。在誣陷與迫害的狂潮下，胡耀邦領導的團中央首先受到沖擊，“三胡”停職反省，強加在他們頭上的主要罪名是“三個不夠”：
第一條，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不夠；
第二條，堅定地站穩無產階級立場不夠；
第三條，走群眾路線不夠。
作為團中央一把手的胡耀邦當時因病住進了醫院，但一樣不能幸免，被造反派勒令回來接受批鬥。胡耀邦自此開始了長達兩年的“牛棚”歲月。白天接受沒完沒了的批鬥示眾，晚上則沒完沒了寫檢查，期間有十多次被紅衛兵拉到院外去接受“暴民式批鬥”。紅衛兵對胡耀邦拳腳相向。“有的紅衛兵用皮帶抽他，胡耀邦痛得在地上打滾!”胡克實目擊了這一切，非常感嘆地說：“那時候，打手們完全沒有理性了!”
…………
胡耀邦成為黨中央總書記後，文革大紅人陳伯達則淪為階下囚。在那個國家政治資源被權力人物用來快意個人恩仇的歲月，胡耀邦趁機報覆一下這個令其受盡非人折磨的政敵自在情理之中。胡耀邦不愧是傑出的政治家，沒有動用手頭的政治資源快意恩仇。陳伯達在獄中非但沒有受到虐待迫害，胡執政黨中央時還允許陳長期保外就醫，為陳提供繼續從事理論創作的空間。不僅如此，胡耀邦還特意關照為陳伯達提供一條與中央書記處聯系的渠道。陳在保外就醫期間寫的理論文章都被關照送達中央書記處，每篇文字胡耀邦都要親自過目。他看到陳伯達寫的讀書筆記過多，就對陳伯達的創作提出頗有創意性的建議：“陳伯達不要老寫讀書筆記了，可以就中國近代歷史中一些重大的問題，寫些可以對後代起教育作用的東西……”
當代中國的高級政治囚徒在獄中也許有創作的部分自由，但創作的作品在當時絕沒有發表的任何可能。但陳伯達卻是例外。在胡耀邦的特意關照下，陳伯達創作的《求知難》在一九八二年第十期的《讀書》雜志正式發表。作者署名“紀訓”，這個筆名倒是原來就寫在稿子上的。
在那個“因人廢言”的年代，一個政治風雲人物一旦被“打倒”，就算是發明了“根治癌癥”的救命藥。成果也要被否定？可胡耀邦卻能安排發表政治階下囚的文章？這種在中國政壇極為罕見的政治胸襟是何等難能可貴！
…………
第二件小事是公正對待“革命小將”黃帥。
在文革的所有風雲人物中，我印象最深的要數“革命小將”黃帥了。我就是在黃帥的影響下學會寫作文的。本人上小學三年級的那一年，“革命小將”黃帥的名字傳遍了窮鄉僻壤的每一所鄉村小學。我們小學生在黃帥的“模範帶頭作用”下開始硬著頭皮給曾經尊敬的老師們寫大字報，如果你不寫老師也要強迫你寫。就算用臟話臭話辱罵老師也不要緊，但不寫批評老師的大字報老師就不讓你放學回家？
那是一個何等荒唐的年代！
打到四人邦後，黃帥這個小英雄自然從人生巔峰瞬間跌入谷底，和白卷英雄張鐵生一道成為我們中學生不負責任批判攻擊的異類。
所幸黃帥那時尚未成年，否則應該會和張鐵生一樣身陷囹圄。
可想而知，學生時代的我對黃帥是一百個否定。
等到我終於有心智研讀那個荒唐歲月的真實歷史時，我才發現黃帥當時的所作所為並無任何不當之處。
1973年，黃帥在北京中關村第一小學讀五年級時，不滿老師批評上課做小動作的同學說“我真想拿教鞭敲你的頭”，在日記中提出了批評。老師看過日記後，大發雷霆，還號召同學們和她“劃清界限”。這種糾纏長達兩個月，使她精神受到不當刺激。她寫信給《北京日報》對老師的作法提出了質疑：
黃帥給《北京日報》的信
我是中關村第一小學五年級二班的學生。九月聽了紅衛兵節目報道的蘭州十四中學紅衛兵幫助老師的事跡，受到啟發，隨後我給老師寫了三篇日記提意見。頓時，師生的關系緊張起來，老師批判我“拆老師的台”、“打擊老師威信”、“惡意攻擊老師”。我認為，老師是“壓制民主”，“打擊報覆”。這星期班上可熱鬧了，老師上課的主要任務就是鼓動同學訓斥我，我去上課就是準備挨整。老師拍桌瞪眼在班里說：“直到現在，我還是公開號召同學們和黃帥劃清界限”，“跟黃帥一起跑的人立場站錯了”。班里還出了板報，點名批判我的日記。平時每日換一期，這篇板報老師宣布登一星期，並對板報組表示“感謝”。最近，班里同學在老師的率領下，不斷對我嘲笑諷刺，大轟大哄地進行圍攻，甚至個別同學提出把我“批倒批臭”的口號。
我是紅小兵，熱愛黨和毛主席，只不過把自己的心里話寫在日記上，也表示了日記中是有缺點的，如個別用詞不當影響了老師的尊嚴，可是近兩月老師一直抓住不放。最近許多天，我吃不下飯，晚上做夢嚎聲驚哭，但是，我沒有被壓服，一次又一次地提出意見。
究竟我犯了啥嚴重錯誤？難道還要我們毛澤東時代的青少年再做舊教育制度“師道尊嚴”奴役下的奴隸嗎？
海澱區中關村第一小學五年級二班學生 黃帥
“黃帥事件”的真實背景展示黃帥本人完全是無辜的，過錯全在老師一人身上。一個教育工作者就因為一個小姑娘在自己的日記里說了幾句有個性的真話就惱羞成怒，不惜用比下三濫還要卑劣的手段對一個小孩子實施文革式的打擊報覆？這樣的人哪里還有資格當老師？在那種令人發瘋的不公正待遇下，黃帥選擇給《北京日報》寫信求助完全是一個知書達禮且沒有任何防衛能力小姑娘的無奈之舉。如果換上土匪世家出生的我，說不準會選擇用石頭在那位老師的頭上砸出幾個包來。
…………
“黃帥事件”後來發展成為全國性的悲劇政治事件，也不是黃帥本人造成的，而是把黃帥當成“政治鬥爭棋子”的政治流氓造成的。如果追究錯誤也得由那些沒有任何道德準則，不惜用最卑劣手段毒害利用祖國花朵的政治流氓來承擔，而不應該牽連歸罪於無辜小姑娘黃帥身上。
但那是一個不講道理的年代。四人邦倒台之初，文革的慣性思維依舊主宰絕大多數國民的神經，黃帥自然也成了眾矢之敵。雖然因未成年不能把她關進監獄，但來自四面八方的嚴厲批評和巨大壓力卻是逃不了的。她此生注定淪為沒有任何希望與未來的“賤民”。
在其從事科研工作的父母鼓勵、疏導下，1979年黃帥以322.5分的好成績報考北京工業大學，在北工大內部老師群體中引發了熱烈爭議。沒有哪個校領導肯承擔責任錄取這個有著巨大政治負面效應的無辜青年。
最後是胡耀邦出面救了她。
胡耀邦在“牛棚歲月”曾飽償了紅衛兵的拳腳和銅頭皮帶，作為紅衛兵性質的反潮流革命小將黃帥自然很容易觸及總書記當年的傷痛？從情感上來講，就算不打擊她也不會出面為她主持公正。可胡耀邦沒有沈溺於個人恩怨，他的過人政治胸襟使她發現黃帥是無辜的。他決定出面為黃帥主持公道，一個將完全改變黃帥一生命運的決定。
在胡耀邦的出面說項下，黃帥終於被北工大錄取為計算機專業學生。
1984年，黃帥獲工學學士學位，被分配到北京市計算機技術研究所從事技術工作。
1988年，黃帥自費赴日本留學就讀於東京大學大學院，1993年獲得碩士學位。被三和綜合研究所聘為研究員。後來又擔任了新世紀中文電視台節目審議會委員。
1999年，黃帥回國在母校北京工業大學出版社任編輯，聘為社長助理。
如果沒有胡耀邦主持公道，秀外惠中的黃帥今天也許淪落到在京城街頭撿垃圾的地步。
…………
美國南北戰爭後期，南軍總司令李將軍率領他的軍隊向格蘭特將軍統領的北軍投降。格蘭特並沒有把這個曾造成北軍重大傷亡並使他丟盡臉面的南軍戰神當成敗軍之將看待，而是給予了對方充分的尊重。放下武器的南軍士兵個人尊嚴也沒有受到得勝北軍的粗暴侵犯？此舉正是美國人的過人之處，勝利者自動關上了“冤冤相報”的潘朵拉魔盒。美國自此永遠告別了自相殘殺的內戰。
當國家的政治資源被權力人物作為報答個人恩怨的武器；用來為個人利益服務時，這個國家一定是野蠻落後的。
真正的政治家必須從個人恩怨里走出來，把推進國家民族的文明進步作為執政生涯的第一要務。
胡耀邦為我國的政治文明做出了表率。
二００九年十一月十六日
42.歌德索爾仁尼琴是中國出不了諾貝爾文學獎最好詮釋
對人類精神世界的不懈探索和揭示人類社會歷史現實的真相是文化人的兩大主要職能；不屈服於淫威；不誘惑於權錢；堅守良知說真話是文化人的必備品格；如果中國文人的媚骨和勢利劣根性得不到根本的扭轉，別說十年二十年，就是一千年也一樣與諾貝爾獎無緣！
在繁星閃爍的世界文學大師中，我最敬重的人物是歌德和索爾仁尼琴。
對人類精神世界的不懈探索和揭示人類社會歷史現實的真相是文化人的兩大主要職能。
不屈服於淫威；不誘惑於權錢；堅守良知說真話是文化人的必備品格。
歌德和索爾仁尼琴是人文精神和良知真相的典型代表！
歌德是青少年時期的我最為迷戀的作家，他的成名作《少年維特的煩惱》我差不多能夠背下來。有段時間我和維特一樣陷入了不可救藥的單相思，只差那麽一點就跳下了廬山龍首崖。
《少年維特的煩惱》點燃了歐洲整整幾代年輕人的希望與夢想，一個人的青春激情原來可以燃燒得如此美麗而感傷。
因為創作《少年維特的煩惱》的巨大成功，歌德成為德意志民族無可匹敵的青春偶像，並因此被魏瑪公國聘為宰相。歐洲就算在封建割據時代也一樣對人才極為尊重。
那一年歌德才26歲！如此年輕的“和平宰相”在中國只有童話世界里才有。
歌德在魏瑪宮庭呆了十年，整個青壯年時期都在那里度過。他的官和文學一樣做得很出色，以至他執政後期公國的元首臣民都認定他是不可替代的。
青壯年時期本應是歌德創作的黃金時期；可實際情況是宮庭中的歌德創作靈感瀕臨涸絕，雖然斷斷續續創作了詩歌《漫遊者夜歌》、《致月亮》和敘事謠曲《魔王》、《漁夫》，但卻是他創作生涯中最為平庸的篇章。理想與權錢從來都是相克的，就算在相對開明的歐洲也不例外。當歌德沈溺於維護和經營權力時，那個曾對他情有獨鐘的美麗文學天使就移情別戀了。
歌德在執政後期陷入了深深的苦惱之中。在中國人看來他的苦惱應該純屬神經方面的問題。那時的歌德功成名就春風得意，一人之下萬人之上，要權有權要錢有錢要美女有美女，是萬民景仰羨慕的中心人物，還有什麽不滿足的呢？
可歌德就是歌德！他要的不是權錢享受和眾星捧月的虛榮，而是能夠點燃激發人類精神世界的希望與夢想，激勵人們在精神層面上完成從動物到大寫人的飛躍。
經歷了精神世界的痛苦反思權衡後，歌德終於下定了那個令世界文學歡欣鼓舞的決心，告別權錢名位回歸精神自我，毅然決然向公國元首遞上了辭呈。
歌德的官做得太出色了，他的辭呈被元首退回，理由自然是“人民不答應”？歌德又接連遞上了N 個辭呈，結果依舊是N個“人民不答應”？
歌德不愧是歌德，在“人民不答應”的海洛英煙霧中，一國宰相居然玩起了“失蹤”？在一個月光朗照的午夜逃離了魏瑪宮庭，一直逃往魏瑪政權鞭長莫及的意大利，一個不知道魏瑪宰相是男是女的地方。在那里，歌德成了百分百的普通平民。
歌德的超凡出眾之舉又一次征服了文學女神，告別官場的他很快找回了創作靈感，步入了創作的黃金時期，開始了史詩巨著《浮士德》的創作。
《浮士德》是里程碑式的偉大史詩；是世界文學的巔峰巨著！
《浮士德》塑造了一個不斷探索人生真諦、不斷進取、不斷戰勝自我超越自我的藝術形象；是歌德一生追求真理、自強不息的縮影。主人公浮士德博士年屆百歲、雙目失明時，仍然認為，人生應當“每天每日去開拓生活和自由，然後才能作自由和生活的享受”……
歌德成功實現了人生的第二次飛躍。
在這個世界上，能夠戰勝痛苦逆境的人有很多；但能夠戰勝權錢超越成功的人則寥若晨星；在中國則一個也沒有。
假設當初歌德戀棧權力，不能勇敢告別官場，他就不可能演繹出星光燦爛的人生，世界文學史上就會少了一位不朽的偉人。
…………
索爾仁尼琴是前蘇聯最偉大的作家，極權專制時代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被今天的俄羅斯人譽為“俄羅斯的良心”。
索爾仁尼琴的偉大出眾之處就是在專制高壓文明失語、良知泯滅、人性淪喪、眾人皆濁的無恥社會里堅守良知說真話，不屈服於暴力的淫威，拒絕被權錢收買，自始至終用良心撰文，用智慧求真，無論是牢獄還是主席台都不能毀滅他捍衛人性和真相的氣節。
索爾仁尼琴在人生的黃金時期因為說真話被專制統治者關進了政治監獄，在西伯利亞勞改營受盡折磨。他沒有屈服於專制暴力與淫威，誓死與邪惡抗爭，在獄中把真話變成了良知文字，開始了自己的創作生涯。
出獄後索爾仁尼琴繼續關注俄羅斯社會的苦難和悲劇，向生活在謊言中的俄羅斯人揭示極權暴政的真相，在漆黑的夜空點燃了一盞穿透黑夜的燭光。他的良心文字被前蘇聯的“良知元首”赫魯曉夫發現並賞視，作品得以正式出版。索爾仁尼琴自此時來運轉，成為前蘇聯舉足輕重的文化名人。榮譽、金錢、權力、美女也以不可思議的熱情包圍了他。
索爾仁尼琴並沒有滿足於專制機器的知遇之恩，轉而與“體制內施恩者”合作撰寫歌功頌德粉飾太平的馬屁文字。他不為權錢名位所動，繼續捍衛良知和真相，繼續以罕見的勇氣、智慧和強烈的社會責任心，揭露前蘇聯國家社會的問題和悲劇，揭露謊言幕布後的陰暗和罪惡，置個人的地位榮譽於不顧，置個人的安危於不顧，一次又一次挑戰專制政體的“容忍底線”，為俄羅斯社會的“文明開化”鞠躬盡瘁……
索爾仁尼琴的不識時務給自己帶來了災難。他很快從命運的巔峰跌入了低谷，被蘇聯作協開除，作品不能在國內出版，並進而被驅逐出境。
被蘇聯作協開除的明年，瑞典皇家學院“因為他在追求俄羅斯文學不可或缺的傳統時所具有的道義力量”授予索爾仁尼琴諾貝爾文學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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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照歌德和索爾仁尼琴的胸襟和氣節，新中國的文化人恐怕只有自慚形穢的份。
毛中國和斯大林蘇聯很相似，政治高壓扼殺了真話的生存空間，但中國沒有出索爾仁尼琴，而是出了“錢學森現象”和“郭沫若現象”，文化人不是集體失語就是厚顏無恥歌功頌德拍馬屁。錢學森在大躍時期論證糧食畝產可超四萬斤的文字；郭沫若吹捧政治新星江青、辱罵權力失勢者鄧小平和四人幫的應制詩就是那個時代中國文人的醜陋面譜。（請參閱拙作《郭沫若的三首詩與當代文化人的扭曲靈魂》）
改革開放後的權錢中國與後極權時代的蘇聯很相似，無恥成為體面的通行證。文化人只要勇於無恥，就能很輕松地撈到權和錢。結果我們的文化人集體被權錢收買，為了多快好省撈錢不惜站在權威崗位上說昏話；不惜犧牲最基本的人格尊嚴去撰寫迎合權貴的馬屁文字。為了撈到一頂官帽子，就算給上司的一雙臭腳撰寫萬言頌歌也樂此不疲。象歌德那種掛冠而去的瀟灑風範，我們文化人的骨子深層找不到一絲一毫。結果我們出不了為探索人生終極理想拒絕當大官的歌德，也出不了為說真話藐視權錢的索爾仁尼琴；而出了“余秋雨現象”，“王兆山現象”和“方紹偉現象”。
余秋雨含淚勸告災民；王兆山的“縱做鬼也幸福”；向往民主政治的方紹偉，全家移民到民主法治的美國，卻轉而為了專制的“賞賜”，揣著民主國家的綠卡來到他棄如破鞋的祖國到處演講美化專制醜化民主，為“丟骨頭”的專制特權人物大唱讚歌，欺騙愚弄渴望民主權利的祖國同胞？
這是一群什麽文人？
這樣的文人能夠贏得諾貝爾文學獎嗎？
不可能！
如果中國文人的媚骨和勢利劣根性得不到根本的扭轉，別說十年二十年，就是一千年也一樣與諾貝爾獎無緣！
與諾貝爾獎無緣的某些無恥文人居然混說什麽諾貝爾文學獎評比不公平，打上了西方意識形態的標記，是專為資本主義政治服務的？這不是吃不到葡萄說葡萄酸的心理是什麽？要知道索爾仁尼琴時代的前蘇聯是社會主義的老大哥，可前蘇聯卻出了三位諾貝爾文學獎。
貧窮的印度早在九十年前就贏得諾貝爾文學獎了。
看看掛冠而去不當宰相當平民的歌德；再看看拒絕謊言從權貴淪為無家可歸者的索爾仁尼琴，就知道中國為何出不了里程碑式的史詩性文學巨著？為何出不了諾貝爾文學獎了。
二０一０年元月二十四日
43.國有企業內部的悲劇景觀
每天都在無限的浪費和權鬥；無處不在的馬屁與造假；損人不利己的過度浪費；一樣的血汗工廠；人才的第一標準是對領導的“忠心”； 只有個人目的沒有集體目標；沒有人真正想解決問題；不是為了賺錢而是為了撈錢；搞個項目就是為了“撈錢”；否定--無奈--絕望。
前段時間有幸接觸了幾位國有大中企業的中層管理人員，因此了解到國有企業的許多內幕。這些內幕展示出一幅令人痛心疾首的悲劇景觀。
一、每天都在無限的浪費和權鬥
“我們那個公司是省城知名的大企業。初來這個公司時我的第一印象是企業浪費觸目驚心，幾乎隨處都可看到浪費現象。到處都是淘汰或閒置的設備裸露在風雨中任其生銹蝕爛，有些設備還是昂貴的進口貨，因為說不清道不明的原因不能投入使用，居然也任其在露天下生銹？更為奇怪的是這些浪費現象根本沒人去管，不但職工熟視無睹，連領導也見怪不怪。大的浪費不說，僅水電一項的浪費就特別驚人。有次看到一個水池邊幾個水龍頭都在無人時放水，路過的幾十個職工沒有誰想到要去把那幾個水龍頭擰上。後來又看到兩個領導來了，沒想到他倆也象沒事人一樣揚長而去，對嘩嘩的流水聲視而不見充耳不聞。我本想再觀察一陣，但那流水聲著實讓我心疼，就自個跑過去關，原以為那些水龍頭也許壞了關不上，沒想到輕而易舉就擰上了……”
“還有一次，我去某廠區看見一條地下水管壞了，自來水以相當大的流量嘩嘩往外湧，匯成一條小溪流入旁邊的排水溝。半個月後我又來到同一廠區，看見破管處依舊在嘩嘩往外噴水？這要浪費多少自來水啊？”
“後來我升遷到中層管理崗位後，發現領導層的主要精力不是放在公司的生產和業務運轉上，而是放在彼此爭權奪利上。為了爭到更多的權力，打敗職位上的競爭對手，不惜對其主管的業務暗中使壞，讓對手丟臉的同時使公司蒙受重大損失。只要能擊敗對手爬到更高的職位，多數領導就算把公司毀掉也在所不惜。”
二、無處不在的馬屁與造假
“我們廠區的領導是地道的太上皇，在廠內差不多可以呼風喚雨為所欲為。在那里沒有任何正義良知，一切唯領導的馬首是瞻。我們單位稍微有點姿色的女職工，幾乎都和領導有一腿。多數是主動投懷送抱，少數是領導利用職權逞強弄到手的，就算中央首長也不一定有我們領導風流快活。拍馬屁的不僅僅是沒廉恥的女人，知識分子也一樣不甘示弱。單位評工程師、高工論文全靠抄襲，每篇論文都要把領導的名字掛在前面……”
三、打更老頭現象
“有天我在辦公室加班到深夜十二點，下班後去單位的公共澡堂洗熱水澡，發現澡堂里的十多個熱水龍頭全開著，可里面卻只有負責打更的老頭一個人在洗澡。他說自九點鐘開始他就在里面洗了，前後洗了三個小時？老頭洗完後也不關那些水龍頭就徑直往外走。我攔住他，問他為何不關那些水龍頭？這該是多大的浪費。沒想到老頭竟然頗為義正詞嚴地說他就只浪費水那點權力，如果不用就過期作費了……”
打工老頭的心理明顯有點變態，但在今天的國企卻有一定的代表性，折射出我們的國企管理存在相當嚴重的制度性漏洞：反正我們的企業是大夥的，上面整天都在揮霍浪費，我一個小民也就找機會揮霍我能揮霍的。如果這種國企心態上升到國家心態，我們的民族可就要倒大黴了。
四、一樣的血汗工廠
“別以為只有沿海的私營企業存在‘自汗工廠’，國有企業就一定注重職工福利。我們公司也是知名的國有大企業，可一樣存在無限制剝削工人的‘包身工’現象。領導們的待遇和職工相比就象赤道和南極相差那麽巨大，實際收入差距不是幾倍而是幾十倍甚至幾百倍的懸殊！那些資歷較老的工人的工資福利也許還過得去，可對資歷淺的工人則是赤裸裸的血汗壓榨，並且根本沒有地方可以申訴。只因沖著‘國企’名頭寄希望於未來，希望將來有機會‘論資排輩’，他們才忍氣吞聲往前苦熬。 我們單位的一個新項目招徠的新工人一個月就給400塊錢，然後加班加點 ，一年到頭難得有幾天休息時間，如果出了差錯就使勁地扣錢……”
五、人才的第一標準是對領導的“忠心”
“我們那里根本不把人才當回事，真正的人才都是領導的眼中釘。領導眼中的‘人才’全是些只知阿諛逢迎投其所好的馬屁精，實際工作能力極差。在領導心目中，‘人才’的第一標準是‘忠心’，忠於領導個人比忠於企業忠於國家忠於自己的本職工作要重要一千倍。領導只要認為你對他的忠心可嘉，就算明知你是秦檜白癡也會重用你，否則就算你是岳飛楊振寧也只能靠邊站。領導的口頭禪是‘你是人才我偏不用你，看你把我怎麽辦？’‘三只腳的雞難找，兩只腳的人到處是！’……”
六、只有個人目的沒有集體目標
“我有幸被公司派往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工作，發現這里完全和國內是兩回事。這里也有國企，但內部管理卻很科學，監督也很到位，國內盛行的那種腐敗浪費現象很少見。國企高管們的待遇和職工相差並不大，且根本沒有造假的意識。有次我問一名外企高管，他們為何不行賄告假？沒想到對方回答說‘我首先得對自己的尊嚴負責！’人家是真正的和諧社會，我們企業則是大棒子下的平靜社會。人家是相互合作我們是相互利用，我們只有個人目的而無集體目標。只要能達到個人目的，就算把這個集體毀掉也一樣心安理得。”
七、沒有人真正想解決問題
“我所在的單位內部問題堆積如山，且有不少問題年深日久積重難返，可歷任領導沒有哪一個想到要解決那些問題，聽任那些很容易解決的舊問題在那里積小成大，然後又在舊問題上加上一堆新問題。領導們根本沒有解決問題的興趣和熱情，他們只在乎自己職位的升遷和能否多撈一把。不解決那些可能釀成重患的問題也沒人追究責任。領導們如此，職工就更不用說了。大家都知道單位前景不妙，都抱著過一天算一天的心理，找點機會順手牽羊撈點蠅頭小利。你別看我們單位架子大外面看上去很有氣派，可內部早就爛透了，成了一具搖搖欲墜隨時都有可能倒下的空架子。每年都在巨額虧損，全靠貸款和拖欠職工工資維持到現在。企業雖然在寅吃卯糧，可領導們吃喝顯擺的派頭卻象薩達姆似的八面威風一擲千金……”
八、不是為了賺錢而是為了撈錢
“我們公司是一個擁有近兩萬職工的大企業，在國企里面應該有一定的代表性。你也許想象不到，我們公司的生產運營不是為了‘賺錢’而是為了‘撈錢’，撈的是人民大眾的錢。每年國家都要拔來大把大把的錢，那可是老百姓的稅錢啊！這些錢只有少部分用於生產上，大部分都被領導們貪污揮霍掉了。公司生產的機器如果單從利潤上講不但不賺錢，相反還要虧本，每生產一台機器就要虧多少錢，虧損的錢都由國家來補貼。國家拔來的錢可以購買相當於我們生產量多得多的機器。生產這些機器並非不賺錢，主要是管理上的漏洞太大了，錢大多沒有花在正事上，同類產品在國外生產是能大賺特賺的。我在幾家大國企幹過，情況都差不多，都是‘不賺錢’而‘在撈錢’。國企除了壟斷行業外，基本上多處於實質上的虧損狀態，多靠貸款拔款維持。壟斷大企業雖然眼前在大賺特賺，但本質上不是通過自己的業務“賺錢”，而是變相“撈錢”。因為壟斷，就可無限制提高價格獲取超額壟斷利潤，就象石油價格一樣，吃虧的是平民百姓，依舊是在向人民大眾‘撈錢’……”
九、搞個項目就是為了“撈錢”
“我們公司的歷任領導都熱衷於‘搞項目’。搞項目的中心目的不是為了把企業做大做強，提高競爭實力；而是為了領導個人‘撈錢’。那些項目事先大多沒有通過實用性可行性的科學論證，而是通過造假的資料蒙騙上面，騙取上面的巨額拔款。拔款到手後，在那個明顯得不償失的‘項目’上煞有介事地瞎折騰一番，浪費一部分錢，多數錢則被領導以采購工程回扣的方式中飽私囊，最後國家的拔款全打了水漂。當新項目最後沒有達到預期的效益甚至成為不得不下馬的爛攤子時，也沒有機構追究相關領導的責任。簡直是暴殄天物！”
十、董建華一直在搖頭
“我還記得有一次董建華來我們單位考察。我們停產一天，擺造型，打掃衛生，拉標語……那可是兩萬多人的大公司啊，停產一天意味著什麽？不過在董特首參觀的時候，我看到他一直在搖頭。我能夠感到他心理肯定很難受。 他也是搞企業的，一看那架勢就知道那是做假裝出來的。一個大企業花那麽大的代價迎接某人得到的回報竟然是對方一直在不停地搖頭？那幫領導們是怎麽當的？他們又是靠什麽混到現在的位置的？”
十一、 否定--無奈--絕望
“我在國企幹了二十多年，前後換了五六家企業，對國企的總體印象是‘否定--無奈--絕望’。因為高付出低效能，因為權責分離，因為無處不在的官僚主義，我國的國企多數是失敗的。這種浪費極大且敗壞人性的管理體制應該進行重大改革了。在觸目驚心的腐敗和不公正面前，我除了無可奈何地搖頭外沒有別的辦法。這種管理體制從根子上出了大問題，單靠一個人的努力和堅守良知無助於改變整體潰敗的大趨勢。正因為是根子上出了問題，我對國企的前景不僅是失望，而是一種深入骨髓的‘絕望’，前面根本看不到任何希望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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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00九年十月二十八日
44.抱團不等於團結
中國人到哪里都喜歡“抱團”；中國人又最不“團結”； 我們的民族在近代的習性與非洲大草原上的角馬群有著驚人的相似；自信的族群多不喜歡抱團，但遇上外敵卻能團結一心同仇敵愷。缺少底氣的族群多習慣抱團聚眾，可遇上外敵卻象一盤散沙各自為政。
中國人到哪里都喜歡“抱團”。
中國人又最不“團結”。
當某個老外看到本國的中國人常常在通街鬧市聚眾紮堆時，也許會從心底感嘆：
“中國人真是團結！”
這聲感嘆若是被人堆里的中國人聽見了也一定會啞然失笑。
中華民族的歷史以武則天為分水嶺。
武則天以前的中華民族一直是文明世界領跑的雄獅，高舉文明之劍向北、向南、向西猛烈地拓展漢民族的生存空間，生龍活虎一樣使山河動搖。李世民大帝則締造了當時世界唯一沒有貪污的貞觀王朝，象今天的美國一樣高踞世界文明的中心。全球各地的文明人就是冒著生命危險也要爭先恐後往中國跑，就象今天的中國人削尖腦袋往美國鉆一樣。
武則天的極權暴政徹底毀滅了中華民族的人格和靈魂，真正的紳士和騎士被消滅了，小人和太監橫行朝野。沒有靈魂的民族失去了人類有別於動物的高貴情操，成為一群狹隘短視的“急功近利”逐鹿者。
於是武則天以後的中華民族開始走下坡路，靈魂陰暗的假和尚朱元璋則給下滑民族的腳踝系上了一塊向心力指向萬丈深淵的巨石。
於是中華民族在最後一千年加速度墮落了，一再被力量遠不如自己的異族擊敗。
中國無疑是這個星球上幅員最遼闊的國家，可在近代又是失敗次數最多的國家，並且每次都敗得很不體面。
近代中國為何一再敗於力量遠不如自己的對手呢？
我在心情郁悶時喜歡看動物世界，“角馬的故事”給了我很強的震撼。
角馬體形高大，奔跑迅捷，頭上還生有一對能有效防衛和攻擊對手的角。除了這些有利條件外，角馬還喜歡結成龐大的群體，常常是成千上萬頭角馬聚在一起生活遷徙。如果這個龐大的群體團結一心互相照應，就算它們沒有尖牙利爪，也能有效防範哪怕是最兇猛的肉食動物的襲擊。當獅子攻擊某個角馬時，周圍的角馬只要沖上去助上一腿或抵上一角，獅子就會識相逃命。
可周圍的角馬沒有一絲一毫捍衛同類的熱情。當獅子、獵豹逮住某個馬駒時，除了馬駒的母親外，周圍的成千上萬頭角馬竟然沒有任何反應，沒有一只角馬肯伸出援手。
於是成千上萬頭角馬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後輩被數量和體格遠不如自己的獵豹叼走了。
最悲慘的鏡頭是遷徒的角馬群遊過某條潛伏著鱷魚的河流，某只角馬被顎魚咬住時，身旁的哪怕是一只角馬上前踹顎魚兩腳，顎魚就會放下口中的獵物，就更不用說更多的角馬上來施以援手了。
可沒有哪只角馬上前幫助受難者？
於是一只又一只的角馬被吞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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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動物世界里，角馬是最喜歡“抱團”的物種，只有生活在同類結成的龐大群體里才能找到安全感。同時角馬又是最不團結的物種，當個體的安全受到外來威脅時，絕沒有哪只同類肯上前施以援手。
我們的民族在近代的習性與非洲大草原上的角馬群有著驚人的相似。
中國人到哪里都喜歡抱團，在國內以同鄉的身份抱團，在國外以同族的身份抱團，團體越龐大就越有安全感。所以西方國家才有那麽多的“唐人街”，可很少見到“日本人街”。
當你在國外看到中國人聚成的龐大群體時，如果你以為這個龐大群體會產生可怕的力量就大錯特錯了。
這個龐大群體的對外合力在多數情況下和一個人的力量大不了多少，有時甚至連一個人的力量都不如。
美國的很多城市都有唐人街，唐人街的絕大多數居民是中國人。
美國的搶劫團夥喜歡定期光顧唐人街。這幫罪犯認為搶劫中國人最安全，尤其是在中國人聚居的地方搶劫中國人更安全。如果你在美國人身邊搶劫中國人，好管閒事的美國佬說不準會見義勇為；可你在中國人面前搶劫中國人，只要被搶劫者不是目擊者的親人朋友，通常不會招來好事者打抱不平。
所以唐人街的搶劫罪犯屢屢得手，他們搶劫唐人街的中國團體就象搶劫一個人那樣容易。
唐人街有時開著一家猶太商店，可這個百分百孤立的商店卻沒有哪個罪犯敢搶劫它。如果某位初出道的生手踩錯了點膽敢對猶太商店下手，很快就會招來這個城市多數猶太人的集體追捕。
猶太人不喜歡抱團群居，但卻格外團結。如果某地某位猶太人受到不公正待遇或黑惡勢力的侵害，他身後就有成百上千名猶太人同仇敵愷，那些猶太人也許居住在另一個街區或遠在千里之外的另一個城市。如果某位猶太人遭到暴徒搶劫，那個城市其余的猶太人就會團結一致向政府和司法部門施加足夠的壓力敦促警察緝拿兇手。如果他們仍嫌警察行為不得力，就會慷慨捐款聘請一流的偵探深入虎穴。所以暴徒百分百會很快繩之以法。
所以罪犯搶劫單個猶太人就象搶劫一個龐大的猶太團體，得手又能逃避懲罰的概率幾乎等於零。
在這個現代化的星球，自信的族群多不喜歡抱團，但遇上外敵卻能團結一心同仇敵愷。缺少底氣的族群多習慣抱團聚眾，可遇上外敵卻象一盤散沙各自為政，很容易被力量居絕對劣勢的外敵各個擊破。
所以“抱團”不等於“團結”！
“抱團”而不“團結”的族群常常成事不足敗事有余。一個沒有內聚力的龐大群體雖然不能有效的抵禦外敵反抗強暴，但在民族內鬥中卻特別有效，在條件許可時又能產生驚人的破壞力。三十年前的文革就是一個最典型的範例。
二００九年八月二十六日
45.企業國家的管理誤區
中國的公司越來越象機關，機關越來越象公司；“不成功企業”幾乎存在一個共同的管理誤區：對中層幹部過份縱恿，缺少有效的制度約束；對底層員工無條件打壓；不成功企業”的管理誤區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我們國家的行政模式。
近期去江浙閩粵旅行，沿途走訪了一些企業的部門經理，對中國部分企業的管理誤區感觸頗深。
社會上流行一種說法：中國的公司越來越象機關；機關越來越象公司？
旅途中耳聞目睹的事實證明：這話說得太貼切了。
企業以追求利潤和效益為中心目標。機關的運作模式是官僚主義，官僚主義被文明國家一千次證明是利潤和效益的克星。老板應該不會和自己的公司過不會，何以會沿襲機關的管理模式，感染官僚主義病菌呢？
中國沿海確然有部分成功的企業，但很多企業的經營管理都不能說是“成功”的。
眼下仍在賺錢並且能夠生存下去的企業不是“成功”與否的標志；就象金太陽治下的北朝鮮依然“紅旗不倒”不是“成功”的標志一樣。
企業是否“成功”的標志關鍵在於是否對多數員工有“吸引力”；是否有長久的“生命力”；是否在未來充滿“希望”。
按“吸引力”、“生命力”和“希望”標志來衡量，我走訪的幾家企業都與“成功”無緣。別看有些企業眼下還在大把大把賺錢，但內部管理一團糟，且沒有任何“糾錯”的制度措施，沒有承受風險的應急能力。一個小小的風險就能給企業造成巨大震蕩，傾刻間倒閉或破產。
“不成功企業”幾乎存在一個共同的管理誤區：對中層幹部過份縱恿，缺少有效的制度約束；對底層員工無條件打壓。
因為這一管理誤區，“不成功企業”的中層幹部普遍存在“欺上壓下”的官僚主義作風，在欺騙上司的同時不把下面的職員當人對待。
當中層幹部在自己的勢力範圍胡作非為結黨營私，任意侵害員工的正當權益，轄下員工對他的不滿表面化時，多數企業老板通常都站在中層幹部那一邊，不問青紅皂白就對底層員工斥責打壓。因為老板不肯為員工主持公道，能為企業做出較大貢獻的熟練員工要麽選擇卷鋪蓋走人；要麽和中層幹部沆瀣一氣欺哄老板；不熟練員工則消極怠工。
這樣的企業不危機四伏那一定是活見鬼了！
對車間主任和部門經理缺乏有效的制度約束是企業老板的“思維誤區”造成的，華而不實的“團隊精神”就是這一思維誤區的表現形式，不切實際把企業中層幹部當成和自己同休戚共命運的“自己人”；同時把廣大底層員工當成素質低下的“賤骨頭”。
對企業老板頗具諷刺意義的是：多數中層幹部並不因為老板對他們的縱恿感恩戴德，相反從心底把老板當成“糊塗蟲”，不去欺騙利用他好象天理不容？我走訪的對象全是“不成功企業”的中層幹部，從他們口中沒有聽到一句對老板的肯定評價。不但對老板口謗腹非，還無時無刻不想“跳糟”到內部管理制度健全的“成功企業”里去。
…………
“不成功企業”的管理誤區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我們國家的行政模式。
“管官的上級”相當於各級老板，下級相當於中層幹部。對於整個國家來說，中央相當於國家老板，地方官和部門領導相當於國家的中層幹部。
上級對下級缺乏有效的制度約束，對下級的的貪污腐敗過分縱恿，下級普遍存在“欺上壓下”行為，在諂媚欺騙上級的同時任意侵害平民大眾的合法權益。
你看那些胡作非為的縣官鄉官，哪一個不把基層政權搞得象黑社會山寨一樣，把弱肉強食當成生存發展的潛規則？哪一個不是欺騙上級損公肥私，強拆亂建掠奪平民大眾，圈地濫伐毀滅國家資源？
當山寨化的基層政權為非作歹超過了民眾的忍耐極限，釀成一個又一個的群體性事件時，上面多選擇站在肇事官員那一邊，不問青紅皂白就把群體性事件說成是“黑社會操縱不明真相的群眾”違法鬧事，隨意動用專政機器對民眾進行暴力打壓，公然否認顯而易見的真相袒護肇事官員。當暴力和謊言不能解決問題時，就忍痛割愛把肇事官員免職，等事態平息後調到另一地方當官如故。
和企業中層幹部一樣，腐敗官員對袒護他們的上級從不感恩戴德，相反還過河拆橋，不是口謗就是“腹非”，甚至於努力創造條件做“裸官”，把妻子兒女移民到他們口口聲聲譴責“把官員裝進籠子”的“萬惡資本主義國家”。腐敗官員在市級以上黨校的“學習實況”就很能說明問題：一聽“罵上級的課”就來勁，一聽“特色理論課”就摻瞌睡？
上級無原則袒護下級一樣源於“行政思維誤區”，誤認為國家地方的穩定是由各級地方官決定的，誤認為只要保持官僚隊伍的穩定就能維護國家地方的長治久安？真相則是國家的穩定基石取決於民心的向背，民心向背取決於政府的公信力，政府是否有公信則取決於政府是否能為社會主持公道，是否能及時清除官僚隊伍中的腐敗分子。山寨化的腐敗地方官不但不是國家穩定的基石，相反還是國家穩定的敵人。當某個基層政權折騰得怨聲載道時，把腐敗官員繩之以法，甚至於把多數官員清退出官僚陣營，不但不會威脅到地方的穩定，相反還會很快從大亂走向大治。
執政者要明白這樣一個真相：當你清退貪腐官員並把他繩之以法時，根本不用擔心這個貪腐官員會造反威脅你的統治，根本不會威脅到地方的“穩定”，因為這些人渣根本沒有造反的勇氣和號召力。當你打壓人才或侵害平民大眾的利益時，你渴望的“穩定”很快就會成為“昨日黃花”。
…………
治理國家和管理企業有很多共同之處，執政集團應該從“不成功企業”的管理誤區中吸取經驗教訓，加大對基層官僚隊伍的監督懲處，在官民糾紛中更多站在民眾那一邊。
二０一０年五月七日
46.中國不能再次被金家王朝綁架？
和金家王朝綁在一起不符合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支援金家王朝是與北朝鮮的廣大人民為敵；金家王朝忘恩負義，過河拆橋，是舉世公認的惡丐和白眼狼；中國要想在未來不失去北朝鮮，就必須義然決然地拋棄金二世，金三世！
“天安艦事件”引起了全球愛好和平正義力量的極大憤概，朝鮮半島再次成為一觸即發的火藥桶。
北朝鮮的金家王朝再一次挑釁人類和平正義力量的容忍底線，專制魔王就算暫時用鐵血手段有效鎮壓了內部人民的反抗，無限制權力也會令其一步步走向瘋狂，最終把自家送到火山口上。
六十年前，金一世就曾率先在朝鮮半島燃起戰火，越過三八線侵入南韓燒殺搶掠，聯合國軍被迫擔負起制止侵略戰爭蔓延的責任。剛剛走出內戰深淵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被斯大林“禍水東引，減輕西線壓力”的帝國戰略忽悠，被北朝鮮的金家王朝綁架，付出了巨大的犧牲才把金一世重新送到金馬桶上。
援朝戰爭的代價是慘重的，中國在長達二十多年的時間內在國際上陷入空前孤立，錯過了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巨大機會，喪失了收覆台灣統一中國的天賜良機……
今天，金家王朝故伎重演，率先對“人民真正當家作主”的民主南韓進行軍事挑釁，企圖轉嫁國內的天怒民怨，同時極度蔑視中國人民的智商企圖再次綁架中國？
新中國當年卷入朝戰是否必要且有利我不想在此說三道四，等歷史真相解密的那一天人民自會做出客觀公正的評判。
我想說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絕不能再次被北朝鮮的民賊獨夫綁架！
主要理由如下：
一、和金家王朝綁在一起不符合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
北朝鮮的金家王朝是赤裸裸的世襲王朝，被文明世界視為標準的流氓無賴，為流氓無賴保駕護航會極大損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際形象，會使我們喪失真正有益於中國繁榮富強文明進步的紳士朋友，同時給自己招來力量大過北朝鮮百倍甚至千倍的強敵。
二、支援金家王朝是與北朝鮮的廣大人民為敵
金家王朝是與北朝鮮廣大人民為敵的無賴政權。因為金二世的驕奢淫逸倒行逆施，北朝鮮人民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活活餓死了200多萬人。別忘了這個國家只有區區兩千多萬人，餓死人的比率比中國五十年前的大饑荒還要高得多。
當北朝鮮人民饑寒交迫大批餓死時，金家王朝卻瘋狂搜刮民脂民膏，過著近乎變態的奢華生活。
曾擔任過金正日專門廚師的藤本健二在他的書中揭露了金二世的美食派頭：金正日的葡萄酒倉庫里儲備著近萬瓶昂貴葡萄酒，書架上擺著幾千種有關料理的書籍和資料。廚師們為了他在世界各地采購菜料，為了購買金正日要吃的魚子醬必須前往伊朗和烏茲別克斯坦；為購買豬肉前往丹麥、葡萄牙；為購買葡萄去遙遠的中國西部；為購買芒果前往泰國。他還揭露說，有一次金正日將他派往東京，要求購買帶薄荷香的米糕，一塊能夠一口吃下的米糕價格高達120美元……
平壤的一家研究所擁有訓練有素的醫生，他們致力於開發美味有效補身的食品。曾在該研究所工作過的逃北醫生石永煥表示，“研究所進行研究的目的就是金正日的健康，約有200多名專家為金正日的養生全力以赴……
金二世的王子王孫不惜巨金從西方采購的大量頂級豪車，曾讓人均收入比北朝鮮高出百倍的法國人驚嘆不已？
近期的各種跡象表明，北朝鮮新一輪的大饑荒再度降臨到苦難深重的朝鮮人民頭上，只要金家王朝在位北朝鮮人民就永遠也無法走出無限期饑寒的惡夢。因此支撐金家王朝和屠殺虐待朝鮮人民沒有什麽本質的區別？我們千萬不能忘記援助柬埔寨紅色高棉政權的教訓。這個瘋狂屠殺柬埔寨無辜平民的魔鬼政權覆亡後，柬埔寨人民紛紛譴責當初援助過紅色高棉政權的國家，同時對推翻紅色高棉政權的越南政府感恩戴德。北朝鮮金家王朝的覆亡是必然的，就算我們不惜自己餓肚子把全部財富援助它也無法長久支撐一個只會胡鬧自殺的無賴政權。阿爾巴尼亞的霍查獨裁政權就是前車之鑒。當年偉大領袖無視中國農民大批餓死的現實，應霍查政權的要求，把從西方進口的用於救命的糧船在中途改變航向駛向阿爾馬尼亞。一個人口才200萬的芝麻小國我們僅大炮就援助了10000多門？可最終仍無助於挽救這個獨裁無賴政權覆滅的命運。如果我們再度被金家王朝綁架，等到金家王朝覆亡北朝鮮人民真正當家作主的那一天，我們該怎麽樣面朝鮮人民？
因此中國要想不失去北朝鮮，就得拋棄金家王朝！
三、金家王朝忘恩負義，過河拆橋，是舉世公認的惡丐和白眼狼
中國不但在六十年前為挽救金家王朝付出了巨大的犧牲；還在以後的漫長歲月里不顧本國經濟貧困落後的現實，每年都要給朝鮮無償輸送大批的能源和物資來重建這個國家的經濟。東北的運貨列車裝載著煤、鐵、石油、糧食源源不斷地跨過鴨綠江；東北電網24小時不間斷地把電力直接輸入朝鮮電網……這種援助是國與國之間最標準的無私援助，就是在三年大饑荒時期也從沒間斷過。
可金家父子的表現卻和《射雕英雄傳》里的惡丐彭長老的表現如出一轍，對中國的無償援助不但不感恩戴德，相反極盡訛榨、耍賴、要挾、恩將仇報之能事。
眾所周知，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是中國志願軍趕回三八線的。在這場慘烈異常的戰爭中，金一世集團即使有所作為也只能算是配角，可在遍及北朝鮮關於抗美戰爭的宣傳報道中，都是偉大領袖金一世打敗了武裝到牙齒的美帝國主義，志願軍的作用則只字未提，即使提了也是極端的輕描淡寫。不僅媒體這樣報道，連教科書上也如此雲雲。如果說日本政府篡改教科書是怕丟醜的話，朝鮮政府這樣作就是赤裸裸的忘恩負義過河拆橋。
有一位進入北朝鮮的中國人看到一幅和美軍簽訂停戰協定的巨幅宣傳畫，畫面上的大部分區域都被北朝鮮代表光彩照人的高大身軀占據了，站在他們身後角落的是兩個穿著土黃色軍裝的“小人物”，據說那就是中國代表？！
1966年，金一世竟然下令搗毀中國志願軍烈士陵園，將烈士紀念碑、墓碑統統打爛，包括毛岸英烈士的墓碑也被砸得粉碎。
不僅如此，金二世集團還一再對中國提出領土要求，說延邊朝鮮族自治洲的主權……就象越南對中國的老山地區和南沙群島提出領土要求一樣。
本世紀頭幾年，北朝鮮暴徒經常有組織地越過中朝邊界搶劫邊民財產，殺害中國人民。更令人憤慨的是，來中國邊境殺人放火無惡不作的暴徒並非朝鮮的普通平民，而是朝鮮的軍警人員！也就是說這些傷害恩主的暴行得到了朝鮮某一級政府的支持或默許，至少也是知情！
至於金二世在不知會中國政府的情況下，一而再再而三在離中朝邊境不遠處進行核試驗發射導彈，令中國在世界面前難堪丟臉的無賴行徑則是眾所周知的。
…………
美帝國主義企圖以朝鮮為跳板侵略中國純粹是沒有任何根據的無稽之談。美國對任何國家都沒有領土野心，對中國應該也不會例外。百年前庚子事變時期美國就曾堅決拒絕參與歐洲列強瓜分中國計劃，還成功地阻止了列強對中國的領土野心，維護了中國的主權獨立和領土完整，怎麽會在殖民地已成為歷史的時代想到要吞並中國領土呢？
如果說我們在六十年前因為國際知識貧乏出現過判斷失誤情有可願的話；那麽在全球一體化的信息時代再出現常識性的判斷失誤就令人匪夷所思了。
金家王朝把南韓視為必欲除之而後快的主要敵人。南韓一樣是中國的友好邦交國。多數中國人喜歡南韓和程度遠遠超過北朝鮮，無論是打工還是移民都是選擇南韓而不是北朝鮮，韓劇差不多主宰了中國的家庭影院。相比之下，沒有幾個中國人肯去北朝鮮打工，就更不用說移民北朝鮮了。盡管毛左一再為金家王朝撐腰打氣，大罵南韓是美帝國主義的走狗，可若是要他們在北朝鮮和南韓之間作出移民選擇，包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毛左會選擇美帝國主義的走狗南韓？
口是心非表里不一是中國最大的政治頑疾！
中國人喜歡南韓還是北朝鮮一目了然！
我們不能違背多國中國人民的意志。
我們不能再次被金家王朝綁架！
中國要想在未來不失去北朝鮮，就必須義然決然地拋棄金二世，金三世！
二0一0年五月三十日
47.“為爭論而辯論”使我們永遠也無法達成“共識”
“民主憲政”的實現途徑主要是依靠“談判”而不是“武力”； 中華文明的運轉模式多是“動手不動口”； 中國人是世界上最不善“談判”的民族；要通過“談判”達到推動進步改革的目標，我們就必須戰勝自身“好爭論”劣根性。
人類文明的進步多數情況下是靠“君子動口不動手”的方式取得的。
人類歷史上完全靠赤裸裸武力完成的“征服”和“改變”多數導致文明大倒退。勝利的“反征服”戰爭才能保住已有的文明成果。
以日耳曼為首的遊牧民族對西羅馬帝國的征服；蒙古和滿清對中華帝國的征服都曾導致東西方文明大踏步後退。
近代西方現代化國家對全球落後地區的征服之所以推進了人類文明的進程，根本原因就是西方不是單純依靠赤裸裸的武力，更多是依靠建立在“動口”基礎上的“文化”。
“民主”和“憲政”是人類文明迄今為止取得的最偉大成果；但“民主憲政”的實現途徑主要是依靠“談判”而不是“武力”。
英國憲政革命和美國獨立戰爭打開了人類通向“民主自由”的大門，但“民主憲政”的實現並不是“革命”和“戰爭”的成果，而是“革命”和“戰爭”之後各派政治力量坐下來“談判”收獲的碩果。英國反王黨內戰並沒有給這個國家帶來民主自由，相反帶來比“君主專制”還反動的“軍事獨裁”。英國憲政是“光榮革命”的產物，而“光榮革命”的實質就是代表民眾利益的議會和君王進行成功的“談判”。 美國獨立戰爭的成功一樣不是單純靠“戰爭”，更多是依靠雙方坐下來“談判”。如果當初美國人堅持把戰爭當成唯一手段，是不可能在武力上根本打敗英國的，也就不可能達到自己的目的。美國憲法的制定，並在憲法的基礎上把松散的邦聯締結成一個擁有統一軍事外交權的實實在在國家，則完全是13個州的代表坐下來進行艱苦“談判”的結果。
人類文明在進步過程中，“革命”和“談判”相輔相成。“革命”破壞落後過時的舊制；“談判”締結文明進步的新制。只“動手不動口”的革命很容易墮落成“武人專制”。
中國是一個迷信“武力”的民族；也是一個最不善“談判”的民族。
中華文明的運轉模式多是“動手不動口”。
所以中華文明總是在廢墟上重組，統治者迷信“武力控制”拒不與民眾進行平等“談判”，結果“官逼民反”引發新一輪暴力革命變成新的廢墟，陷入周而覆始的悲劇性暴力輪回。結果中華文明在兩千二百年皇權專制長河中沒有取得多少實質性進步。
迷信“武力”輕視“談判”，“進步”從何而來？
中國人因為輕視“談判”不善“談判”，我們曾在歷史上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第二次鴉片戰爭就是滿清官員拒絕與英、法兩國進行“修約談判“招來的，中途又因“用武力代替談判”使戰爭進一步擴大。
《南京條約》和隨後與法國簽訂的《黃埔條約》有十二年期滿後修約的條款。清帝國的外交權不在中央，而在外交口岸所在地的各省督撫。英法兩國在《南京條約》和》《黃埔條約》十二年屆滿後，自然要求和當時的兩廣總督葉名琛進行“談判”修約以拓展新的利益。可葉名琛卻因外國人見了官老爺不下跪，怕在國人面前丟面子而拒絕接見英法使者，像駝鳥一樣把頭埋進沙堆里不顧死活？英法使者找不到談判對象，發現只有靠“打”才能讓駝鳥把頭從沙堆里擡起來，而他們又自信有“打贏”的實力，於是就對清帝國“開打”了。
英法聯軍占領天津後，並沒有吞並清帝國的意圖。他們的目的仍然是“談判修約”，於是和清帝國派來的求和官員簽訂《天津條約》。條約簽訂後，中法軍隊留在天津按兵不動，代表團則去北京繼續談判，沒想到令世界震驚的事件發生了？中國文臣武將發現中法代表團只有區區二十幾個人，就充分利用自己的“人數優勢”把前來談判的英法使者痛打一頓，並全部關進監獄，用只有中國才有的酷刑打死了五人？然後就天真地以為自己站在“勝利”一邊了？
英法聯軍在得到談判代表團的兇訊後，當即向中國首都進軍，一把火燒了圓明園……
與文明國家尊重“談判”不同，我們只把“談判”當成欺騙忽悠對方的手段，所以在中國很難依靠“談判”解決糾紛化解矛盾。
二戰勝利後，多數淪陷國的各派政治力量都坐到了談判桌前，通過“談判”來彌合彼此間的分歧誤會，消除沖突爭執，從而成功地避免了自相殘殺的內戰，在和平的基礎上成立聯合政府。我們的國共兩黨也“談判”了，但誰也沒有“真心實意”談，而是當成削弱對手拖延時間的策略，結果是“邊談邊打”，談完後就全面開打。
…………
中國人為何成為世界上最不善“談判”的民族呢？
因為我們喜歡“為爭論而辯論”；而不是“為目標而辯論”。
我們根本不懂得“辯論的藝術”。
“談判”的目標就是通過“辯論”來尋求雙方的“共識”，達成“合作”、“妥協”或“互諒”的底線。
“談判”能否成功？“辯論藝術”是至關重要的因素。
善於傾聽對方的談話，準備把握對方談話的要點，明白對方要表達的意思，對不同意見不叩帽子不打棍子；知道必要的“妥協”和“讓步”是參與辯論者的基本修養。
我國的很多辯論者把“爭論”當成壓倒一切的目標，只在乎自己站在“道德至高點”一吐為快，要求對方“全面”接受自己的觀點，根本沒有耐心去聽對方說什麽？不明白對方需要什麽？甚至於在辯論中忘記了自己需要什麽？好象“爭論個輸贏”才是自己的唯一目標。有時對方說話的意思明顯是理解支持己方的觀點，我們還要無的放矢否定攻擊對方的言辭，甚至於粗暴打斷對方的談話……
這樣的辯論除了“無目的爭論”外，根本不可能相互溝通，在理解、寬容、妥協的基礎上達成共識。沒有達成共識的談判是沒有實際意義的。
年輕時喜歡看藍球賽，特別反感有些球員一味好表現，只知道自己把球“一帶到底”而不知道把球傳給位置有利的同伴，好象自己打球的目的不是團隊協作投藍進球而是個人表演球藝似的？喜歡“爭論”的辯論者和這樣的球員有很多相似之處。
大學時期我們宿舍有兩位同學特喜歡爭論，兩位都只顧自己說而沒有耐心聽，爭論的問題與雙方又沒有任何利害關系，結果常常爭得面紅耳赤也沒爭出個所以然來，有幾次還動了手，雙雙打得頭破血流……各位想想，這樣的爭論有什麽意義？
有些頭腦里存在“先人為主”教條理念的網民常常找上門來要求和我辯論某個問題，可他根本沒有耐心聽你說什麽，只顧自己連珠炮似地往處傾吐沒有經過思考加工的“教條”，一會指責你“形而上學”；一會又大罵“美國亡我之心不死”；一會痛斥貪污腐敗官員霸道，轉眼又炮轟馬英九親民廉政是虛偽作秀，內心掩藏著不可告人的狼子野心……
下面是昨晚和一位網民的對話：
網民：袁騰飛鼓吹說如果日本侵華成功了，日本將成為中國的第57個民族，實現中日大一統，成為一個國家；但袁和你都把毛比喻成希特勒，請問是不是希特勒如果成功了，將統一歐洲成為一個國家，把德英法意等國合並成一個國家，按照這樣的邏輯，希特勒是一個英雄了，那請問你們一面罵希特勒，一面又按照你們的邏輯事實上在鼓吹希特勒，這不是自相矛盾麽？
熊飛駿：首先我聲明自己沒有把毛比喻成希特勒。袁騰飛這個比喻可能是針對我們教科書的“歷史諂媚癥”吧？喜歡把“勝利的侵略者”當成自己人，而不管對方當初給中國人帶來了多大的生命災難。蒙古人和滿清當初就曾侵華成功，中國人整體淪為亡國奴，在異族野蠻統治下受盡苦難，可我們的歷史教科書卻倒果為因把元朝和清朝當成中國人的朝代？為蒙古和滿清奴隸主歌功頌德。直到今天我們的影視劇還在狂拍成吉思汗、努爾哈赤、康熙、雍正、乾隆和慈禧太後等幾個大奴隸主的馬屁。蒙元、滿清奴隸王朝覆滅後，蒙古和滿族被人數眾多的漢族同化，成為中國56個民族之一。我們中國人總以自己的“同化”能力自豪，有能力把人數居劣勢的侵略者同化，而無視當初被力量遠不如自己的野蠻民族擊敗的不光彩史實。如果日本侵華成功， 像當年滿族入關一樣把兩國合並為一個國家，時間一長說不準有些人就忘了亡國奴的悲慘現實，轉眼就把侵略者當成“自己人”，把大和民族當成中國第57個民族，把“抗日救國”的偉大使命拋到九宵雲外去了？中國人比日本人多出十倍，如果像滿清王朝一樣不能抗擊侵略者贏得獨立，說不準百年以後又把“勝利”的侵略者同化了，那時會更有信心把侵略者列入我們的民族大家庭了。
網民：蒙古和滿清侵華有本質的不同，那是落後文明對先進文明的侵略，即使武力征服以後，遊牧民族就會主動接受先進文明，而逐步漢化；但日本侵華，則是現代文明對落後文明的侵略，日本占領了中國會逐步接受漢化麽？請問日本在侵華戰爭時候在偽滿洲國和占領區推行的殖民教育，你們忘了麽？這個袁騰飛還是一個合格的歷史教師麽？既然不合格，這種人是不是該清除出老師隊伍？
熊飛駿：我猜想你可能極度蔑視日本人，可你的文字卻顯示你比袁騰飛更高看日本人？你是不是把袁騰飛的意思理解反了？
網民：我理解的完全正確，絕對沒有曲解袁騰飛的意思，就是日本成為中國的第57個民族才是永遠不可能的！
…………
各位看看，這樣的“辯論”或“交流”還能繼續進行下去嗎？
當今中國正處於社會大變革的前夜，告別自相殘殺的革命內戰，走出“以暴易暴”的悲劇輪回是絕大多數有良心中國人的共同願望。真正能推動中國走上文明進步之路的社會變革只能靠“談判”而不是靠“槍桿子”，只有理性的“談判”才能促成中國各階層的和解和各民族的和解，才能增加國家的向心力和內聚力。要通過“談判”達到推動進步改革的目標，我們就必須戰勝自身“好爭論”劣根性，否則就算哪天我們能夠坐到一張談判桌上，也達不成各方可以接受的目標，於是再度走上自相殘殺的戰場……
二０一０年五月二十九日
48.“歷史虛無主義”的本質是什麽？
無中生有捏造歷史；歪曲歷史事實；拒絕還原歷史真相；否認戲說經典史實；新中國的“文化人”雖然與諾貝爾文學獎無緣，卻在“馬屁文化”方面有驚人的創造性。
1988年冬天，克里姆林宮下達緊急通知，暫停蘇聯各中學歷史功課的期末考試，等編印出真實的歷史教科書後再行補考。
停考理由是：再也不能用謊言毒害蘇聯的年輕一代！
…………
今天，中國史學界居然祭起了一根打擊“還原歷史真相”的學術大棒？這根大棒名為“歷史虛無主義”，是文化大革命時期專用於打擊迫害不同聲音的莫須有罪名，和“修正主義”、“右傾機會主義”一道早被掃入了歷史的垃圾堆。
一根曾經臭名昭著終於腐爛發臭的垃圾大棒為何被人重新拾起呢？
這要歸功於我們的“文化人”？據說還是某個大報社的社長呢？
新中國的“文化人”雖然與諾貝爾文學獎無緣，卻在“馬屁文化”方面有驚人的創造性，尤其在發明“馬屁成語”方面匠心獨運。“兆山羨鬼”、“秋雨含淚”就曾一語驚四座，再加上“寧華論史”就更讓華夏民族渾身起雞皮疙瘩了。
難怪偉大領袖當年毫無顧忌把這號人打為“臭老九”？留下郭某做幫閒還沒忘捉弄他的兩個兒子？打死一個逼迫自殺一個。
被強暴捉弄還對施暴者搖尾乞憐甚至熱愛擁護的主，不罰你“臭老九”罰誰？
言歸正傳，下面來說說“歷史虛無主義”。
“歷史虛無主義”的字面意義集中在“虛”和“無”兩字上。兩字的內涵應該是“謊言”、“無中生有”和“歪曲歷史真相”。
我認為“歷史虛無主義”的本質主要體現在下述幾個方面：
一、無中生有捏造歷史
如斯大林主編的《聯共黨史簡明教程》用大量的篇幅頌揚斯大林個人純屬子虛烏有的豐功偉績。十月革命和三年革命戰爭，斯大林就算起了作用也不是主要的，其影響和功勞遠遠小於托洛茨基等人。可聯共黨史為斯大林捏造了一大堆可歌可泣的英雄業跡，把蘇聯紅色政權的建立和鞏固完全歸功於列寧和斯大林。
二、歪曲歷史事實
十九世紀末的義和團運動本來是以慈禧太後為首的滿清腐朽權貴利用邪教暴民義和團大規模制度化打砸搶，屠殺外國平民和國內進步力量的反文明反人類暴行。可我們的歷史教科書卻把這場文明災難謳歌成反帝反封建的“愛國群眾運動”。因為謊言教科書的誤導，我們沒有從歷史災難中吸取教訓，六十年後又把義和團式的反文明反人類暴行再來一次，爆發了“燒書掘墓毀文物，整了一億人，整死兩千萬”的文革大革命。
三、拒絕還原歷史真相
在全球告別謊言的政治現代化時代，在互聯網覆蓋到窮鄉僻壤的信息社會，很多被精心掩蓋的歷史真相早已成為公開的秘密。澄清歷史誤區，還原歷史真相才能讓國家民族拋開歷史包袱，以陽光心態擁抱希望的未來。也不知是觸動了哪一根神經，我們遲遲不肯從暗室走到晴空下，依舊拒絕還原歷史真相，繼續在教科書和主流媒體用“批量謊言”毒害年輕一代。今天我們終於自食其果，謊言歷史教導出了一大批狂熱否定並積極埋藏改革開放成果的毛左和憤青一族。
四、否認戲說經典史實
岳飛本來是中國歷史上無與倫比的民族英雄，可有些人卻在“民族大家庭”的名義下，指責岳飛的抗金義舉是破壞“民族團結”？按這些人的邏輯，如果當年日本侵華成功，抗日英雄也“破壞民族團結”了？取悅某個少數民族也不能采用連少數民族也不會認同的詆毀英雄祖先方式，否則與“漢奸”何異？屈原是驚天地泣鬼神的愛國詩人，可他當時愛的是“楚國”，敵視企圖統一中國的秦帝國。按這些人的邏輯，屈原豈不成了“阻礙中國統一進程”和“鼓動國家分裂”的大奸賊了？
…………
真正的“歷史虛無主義”就這麽簡單直接！那些洋洋灑灑上萬言，玩弄哲學詞匯偷換概念混淆視聽斷章取義亂扣帽子亂打棍子的“教條八股文”，把“歷史虛無主義”忽悠成啥騙人東東了？中國人真的那麽好欺騙好忽悠嗎？
二０一０年六月二日
49.愛國主義的誤區
對外強硬；不承認敵人優勢，放大敵人劣勢；站在遠方鬥狠，在自家庭院里罵娘；對沒有反抗力的對手大擺威風；盲目抵制外國商品；謾罵詆毀口出狂言，語言巨人行動侏儒。
中國是一個高呼“愛國”口號最響亮的國家，也是一個對“賣國賊”懲罰最嚴厲的國家。按常規邏輯中國人應該擁有人類世界最高的愛國熱忱和勇於為國犧牲的壯志，可實際情況卻與宣傳的相去甚遠。
甲午中日戰爭末期，駐守劉公島的北洋艦隊居然出現集體威逼主帥向日本投降的醜劇，還拒絕按海軍投降的慣例鑿沈剩余艦只，把軍艦拱手送給日本人。在生死存亡的最後時刻，“來遠”和“威遠”兩艦艦長居然上岸嫖妓去了，結果兩艦當晚被日軍敢死隊偷襲擊沈。
抗日戰爭時期，中國的漢奸軍團破世界記錄！在前面打頭陣和在後面貢獻殘害中國人毒計的大多是中國人？沒有當漢奸的軍隊臨陣脫逃者也比比皆是，最辛辣的“國恥”是日軍127個騎兵進入熱河省時，用重炮和機槍裝備起來的中國軍團聞風喪膽，開始了人類世界空前絕後的逃跑競賽，結果居然讓127個日本騎兵占領了熱河省會。
…………
中國人的愛國熱情可以用“雷聲大雨點小”簡單幾個字一言一弊之。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有多方面的原因，除了國家沒有對公民切實負起責任外；國民的愛國主義感情存在很多誤區，形形色色的“偽愛國主義”甚囂塵上也許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誤區之一：對外強硬就是愛國
在當今世界，國與國之前的磨擦和沖突是在所難免的，我們在國際磨擦上總喜歡保持強硬的姿態，因為對外強硬在絕大多數國人心中被視為“愛國”的表現。這是中國人“愛國主義”的最大誤區！如果磨擦沖突方對我們確有不可調和的敵意，我方的禮讓會付出更大的代價並招致對方得寸進尺，且我們有足夠的力量戰勝對方時，對外強硬也許是愛國的；但當我們和磨擦沖突方不存在不可調和的矛盾，沖突的原因屬於誤會、價值觀不一致或誤中第三方挑撥離間計，且對方力量比我們強大或勢均力敵，強硬會付出更大代價時，對外強硬就很難稱得上是“愛國”行為了。
如果對外強硬等於愛國，薩達姆就應該是伊拉克的民族英雄了。薩達姆對美國夠強硬的，連餐館和商店的門口地面磚上也要畫上美國總統的頭像供進出人千百次地踐踏，可薩達姆對美強硬的代價是什麽？在緊要關頭他用生命捍衛伊拉克了嗎？薩達姆是民族英雄嗎？不是！絕大多數伊拉克人不但不承認他是民族英雄；還把他當成殘害伊拉克人的兇手處以絞刑！薩達姆“強硬愛國”的成果就是在他執政期間，伊拉克公民的人均收入下降了十倍！三十多萬無辜伊拉克人慘遭屠殺，社會精英差不多被屠殺磬盡，別忘了這個國家只有區區兩千萬人。他信任並重用的“共和國衛隊”和“薩達姆敢死隊”在美軍入侵時全部臨陣脫逃，權貴人物則逃得更快。
當我們與別人合夥做生意時，如果我們的合作夥伴稍不順心就渾身長刺咄咄逼人，你還會與他繼續合作下去嗎？
國與國之間的關系在非戰爭時期大多是生意夥伴，生意講求“和氣生財”“求大同存小異”。只要合作下去對我們有利，就大可不必因為文化或價值觀的原因大動肝火。就算對方真個是我們的敵人，“強硬”也不見得是戰勝敵人的有效武器。當我方力量處於明顯的劣勢時，強硬對國家甚至是有害的；韜光養晦才是戰勝強敵的上乘國策。三國時期陸遜擊敗力量比他大十倍的關羽集團就是先裝孫子，然後在對方喪失警惕時發動出其不意的突襲。戰無不勝的關羽對東吳驕橫強硬動輒罵娘的代價則是“走麥城”陰溝里翻船。
對外盲目強硬有時極大地損害了中國人的國際形象，當心平氣和的情況下可以化解糾分時，如果我們擺出一幅盛氣淩人的開仗架式，對方就會認為我們不可理喻，是“無賴”！一旦形成這樣的印象，對方要麽中斷與我們的合作，把我們從“雙贏”的生意圈中排擠出去；要麽把我們劃到敵人那一邊。
中國是一個做夢都想找到“盛唐”感覺的發展中國家，要想實現民族振興的宏圖壯志，就得謀求一個和平友好的國際環境，敵人應該越少越好，尤其是不能在賭氣的沖動下招惹“文明的強敵”！
我們大可不必當自己的力量還只能算只“兔子”時，就因為獅子在遠方作了一個不友好的表情而沖上去煽對方一個耳光。
義和團式的“偽愛國主義”曾給中華民族帶來了深重的災難。義和團雖然已成為歷史，但義和團式的思維仍深深植根於部分中國人的心底。今天中國人雖不會幹出向所有與中國有邦交的國家宣戰那樣的荒唐事，但動不動就和沒有敵意的文明國家較勁且高呼打倒或口誅筆伐者則比比皆是
誤區之二：不承認敵人的優勢；放大敵人的劣勢
上上世紀四十年代的中英鴉片戰爭，自詡為“天朝大國”的中國人丟盡了臉面，擁有四萬萬國民和一千三百萬平方公里龐大國土的中華帝國居然被來自面積只有中國五十分之一的兩千五百個紅胡子洋人在自家庭院里打得落花流水，被迫簽訂城下之盟割地賠款……根據“勝者英雄敗者賊”的中國邏輯，這些“洋人”在中國人心目中應該是“英雄蓋世”了。可事實不是這樣，戰敗者對戰勝者居然滿臉的不屑和打心眼里瞧不起，依舊稱英國人為沒開化的“夷狄”。中國人認定英國人取勝的原因是一時饒幸，英國人並不具備勝利的基礎；雖然眼下勝利了，但招惹天朝大國這樣的“強敵”遲早有一天會“吃不了兜著走”。中國雖然一時受挫，但勝敗乃兵家常事，中國對英國依舊擁有壓倒性優勢，要不了多久就會打上英倫三島報那一箭之仇……
鴉片戰爭後的半個世紀，中國人看洋人哪里都不順眼，洋人在中國人眼中根本就不能算人，尤其是洋人的長相更讓中國式“帥哥猛男”找到了優越感。“象獅毛一樣的紅頭發，象鬼火一樣的藍眼睛，象死人面一樣的蒼白皮膚，象高腳鬼一樣的長腿，象野人一樣的胸毛和腿毛，象鷹隼一樣的鷹勾鼻子……”就是中國人對洋人的普遍印象；所以洋人在中國人眼里是不堪入目的。真實情況是：那時剃掉半邊頭發，背後拖著一條豬尾巴式的長鞭子，穿著長袍馬褂的清帝國男人在國際上才是最最不堪入目的。
除了看不上洋人的長相外，洋人的飲食習慣也被中國人大加韃伐，一個以牛羊奶為主食的民族在中國人心中與禽獸無異，目無祖先無父無君。就連洋人武器方面的明顯優勢“般堅炮利”也被“愛國”的中國人攻擊為“奇技淫巧”……總之洋人沒有一樣東西讓中國人瞧得起！
但洋人卻打敗了中國人？
整個十九世紀，中國人醜化洋人被視為“愛國”的表現，凡是承認洋人優勢同時勇敢正視自身劣勢的志士仁人通通被斥為“崇洋媚外”的“漢奸賣國賊”？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駐英公使郭嵩濤，這個十九世紀中國最傑出的政治家和真正的“民族英雄”，在英國當大使期間，不象絕大多數駐外公使一樣沈溺於看希奇享樂混日子，而是懷著對國家民族巨大的責任心，潛心研究英國在近代強大的秘訣，同時對中華民族的落後原因進行勇敢而深刻的反省。他把在英國的所見所聞和自己的“思維成果”寫成文字定期寄回自己的祖國，供總理衙門的決策層參考。下面是他寄給總理衙門的一則文字：
“西洋立國兩千年，政治和教育，都非常修明。跟遼金崛起的情形，絕不相同。……西洋富強，固不超過礦業、輪船、火車。但它們所以富強，自有原因。……我們必須風俗敦厚，人民家給戶足，作為基石，然後才可以談到富強。豈有人民窮困不堪，而國家能富強之理。現在談富強的人，把國家大事，看作跟人民無關。官員貪污，盜賊橫行，水災旱災不斷，上下交困，每天都在憂患禍亂。這時輕率的追求富強，只不過浪費金錢。……船堅炮利（“兵事”）是最末微的小事，政治制度才是立國的根本。……中國之大患，在於士大夫沒有見識……”
如此真知灼見！如此開闊的胸襟！如此強烈的民族責任心！卻被絕大多數中國人視為崇洋媚外的“賣國賊”，失去了駐外公使的資格，官越當越小，悲憤傷心之余辭職回鄉，失去了憂國憂民的資格，在民間老死一生。
郭嵩濤的悲劇結局，最大的損失應該是我們中華民族，而不是他自己！
誤區之三：站在遠方鬥狠；在自家庭院里罵娘
人類最安全表現“勇敢”的方式就是當力量占優勢的競爭對手走得很遠時，在圍觀的眾人面前作義憤填膺狀，用對方聽不見的聲音挑戰鬥狠；或回到家里關上房門當著自家人的面抗議罵娘。我的童年時期是在農村度過的，村里有一個怯懦無聊但又不知天高地厚的下三濫，每次招惹是非都被對手打得爬在地下叩頭，邊認錯邊煽自己的耳光。等到打他的那個人走遠時，此君的“英雄氣概”就活靈活現了，一方面大罵對方不講理仗勢欺人；一方面揚言要報仇雪恨“走著瞧”，讓對手在“不遠的將來”付出“血的代價”……
前文中的那種“勇敢”行為不但與真正意義上的勇敢無緣，相反是一種根深蒂固且無可救藥的自卑和怯懦。
魯迅《阿Q正傳》對此類人物的面貌進行了淋漓盡致的刻畫。
可“阿Q”卻是部分中國人人性的生動寫照？！
部分國民的愛國行為在很多場合與“阿Q式愛國主義”表現出驚人的相似，本來應該說給“敵人”聽的話，偏要在自家人面前慷慨激昂。國民的愛國行為若表現為阿Q式，那才是中華民族真正的悲哀。
誤區之四：對沒有反抗力的對手大擺威風
人類最安全表現“忠貞”和“愛國”的方式則是“對失去反抗力的對手大擺威風”。
南宋時期，絕大多數出使金帝國的宋朝使節在女真人面前誠惶誠恐，生怕一不小心得罪女真人招來殺身之禍，一點民族氣節也沒有。因為“站對了隊”的原因，金帝國比宋帝國早一天滅亡，宋帝國還成了象征性的“戰勝國”，金帝國的副宰相張天綱成了宋帝國的俘虜，被押往宋帝國的首都臨安接受“審判”。面對這個昔日讓自己受盡屈辱但現在失去了牙齒的“強敵”，滿朝官員爭先恐後沖上前去侮辱痛罵張天綱，借此表演自己的忠貞愛國。臨安市長薛瓊尤為慷慨激昂，他一口老痰吐在張天綱的臉上，然後用氣得發顫的聲音質問（此公是當演員的料）：“你有什麽臉面到此？”張天綱的反應則很平靜，他輕輕地抹去臉上的唾沫，一字一頓的說：“敝國之亡，比你們貴國的兩位皇帝如何？”失敗者身上反而表現出真正的民族氣節，難怪女真人在宋人面前永遠是勝利者。
薛瓊式的“愛國行為”在今天的部分中國人身上依舊存在著。2003年“西北大學事件”，一名日籍男教師和三名日本留學生表演有“侮辱中國人嫌疑”的節目，部分中國學生義憤填膺，群體湧上留學生樓，把力量處於絕對劣勢的日本學生痛打一頓，個個綻放出愛國的豪壯表情……
如果我是中國學生，非要用武力向日本學生討回尊嚴，那麽我會選擇“單挑”，選中一個日本學生進行一對一的決鬥，以證明中國人不是“豬”，就算被對手打敗了一樣是“英雄”。中國人是日本人的10倍,“一對一”取勝說明我們對日有必勝的把握；失敗了也不等於中國人整體上失敗，但讓日本人看到中國人有“血性”。“眾對一”的群毆雖然有絕對的安全性和必勝的把握，可那能算“勝利”嗎？會證明自己比日本人“強大”嗎？
近幾年中國人在海外“不文明”的行為曾引起國際上的驚呼，可你聽說過哪個文明國家的公民群毆中國人沒有？
海灣戰爭後，薩達姆在真正的美國人面前象沒有中氣的懦夫，但在國內卻很勇於對“美國人畫像”抖威風。此公居然在每家商場和酒店大門口的地面磚上畫上美國前總統布什的頭像，供出出進進的伊位克人踐踏侮辱。一幅畫像是沒有反抗力的，在畫像上擺威風確然是最安全不過的“愛國”表演。深受愚民政策之害的伊拉克人真個認為薩達姆是反美鬥士，等他們看到薩達姆被俘的醜態時大惑不解，抱怨他們的“總統”為何不“英勇”反抗呢？我則很能理解薩達姆當俘虜時表現的怯懦。
對沒有反抗力的對手大擺威風不但稱不上“愛國行為”，咋看上去還有虛偽的“做秀”成分。愛國與做秀是背道而馳的，好“做秀”者永遠也不可能真正地“愛國”！
誤區之五：盲目抵制外國商品
上世紀的中國，發生過多次抵制外國商品的運動。抵制外國商品在特定歷史時期無疑有一定的“愛國”意義，但此項運動如果流於盲目和形式效果就適得其反。中國人最狂熱的是抵制日貨，從上世紀00年代一直抵制到今天，可抵制的結果並沒有妨礙日本成為工業大國和經濟大國；中國的民族工業也沒有因此取得革命性的進展。
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今天，國與國之間的經濟互動絕大多數情況下是“雙贏”的結局。盲目抵制外國商品，回到閉關鎖國的狀態，等於是把自己關在世界文明大潮之外，自己跟自己過不去。一個理性的國家，不但要與友好國家進行經濟交流與合作，就是敵國也一樣要進行必需的商品貿易，有時與敵國斷絕經濟往來比在硝煙下繼續和對方做生意危害更大。這里打一個不恰當的比方：敵對的雙方一個是紡織業發達的工業國；一個是盛產棉花的發展國，發展國的棉花平時主要銷往工業國，所需的紡織品也主要由工業國提供，因為兩國距離最近且工業國棉花出價最高。假設現在兩國成為敵國，發展國為了打擊工業國的經濟，不再購買工業國的紡織品，工業國作為報覆只好繞道去更遠的產棉國購買棉花。工業國進口棉花的成本增大了，經濟確然受到影響，但產棉國的棉花賣不出去，既無工業國那樣的國際視野開拓新的國際市場，又無技術自己加工成衣服，堆在家中與廢品沒什麽區別，蒙受的損失說不準比敵國更大。
抵制敵國商品如果能沈重地打擊對方的經濟同時自己蒙受比對方小得多的損失，抵制外貨無疑是一種愛國的舉措。如果抵制敵國商品的後果是自己蒙受比對方更大的損失，那麽抑制外貨就與“愛國”背道而馳了。
中國歷次抵制外國商品的運動並沒打擊到對方經濟的要害；中國的經濟也沒因此占到實質性的便宜。如果上世紀四十年代以前抵制外貨還有部分進步意義的話，新世紀的抵制外貨運動則更多流於盲動或對國際經濟的無知。
抵制外貨的前提是本國工業競爭力不足但擁有昂揚向上的經濟活力，保護國內市場有助於本國工業取得革命性的進展，尤其是有助於提高本國工業品的質量。今天的中國經濟很難說是昂揚向上的，中國人造假的熱情熱火朝天，沒有外國商品的競爭，國內市場說不準會充斥更多的假冒偽劣產品。外國商品進入中國對中國經濟的作用是雙重性的：一方面占領了部分中國商品的國內市場；另一方面則刺激中國工業提高技術層面和管理水平。如果把握得好，後一種作用會抵消前一種作用造成的負面影響。我們可以通過研究進口的外國商品來學習對方的技術，進而提高自己的產品質量，使自己的商品達到國際水準並反過來占領對方的市場。日本就是這樣做的，他們最初出口到美國的襯衣都擺在1美元一件的廉價商品櫃里；可美國進入日本市場的襯衣每件標價都在10美元以上。日本人認真研究了美國襯衣的制造技術，改進制造襯衣的工藝，沒過多久日本出口到美國的襯衣全擺到了10美元以上的精品櫃里。中國二十年前出口到美國的襯衣也擺在售價1美元的廉價商品櫃里；二十年後的襯衣依舊賣1美元一件！日本人沒有抵制外貨；中國人卻經常高呼要抵制外貨。
抵制外國商品運動並非一無是處，如果把握得好一樣有愛國的進步意義，關鍵是要防止流於盲目的狀態。比如外國的奢侈品就應該抵制，因為中國富人對奢侈品的愚蠢熱情是中華民族的最大恥辱，這種熱情一旦被某個別有用心的敵國加以利用，用潮水般沒有任何使用價值的奢侈品來毀滅中國人的品格和氣節，我們的民族就從根子上腐爛了。中國人抵制日貨的諷刺性結局是：日本的尖端科技產品沒有引進來；可官員卻熱衷於購買日本產的豪華小轎車。
誤區之六：謾罵詆毀口出狂言；語言的巨人行動的侏儒
近幾年中日摩擦不斷升級，中日在許多問題上的矛盾不可調和，中日矛盾已成為國際關系上的主要矛盾。中國人對日本人的痛恨是可以理解的，筆者青年時期就不止一次地夢想某一天能遠征日本來次“東京大屠殺”。中國人戰勝日本的情結已經持續了整整一個世紀，但期望戰勝日本是一回事；如何才能戰勝日本則是另外一回事。令人痛心的是：目前中國人戰勝日本的手段更多停留於謾罵和詛咒，很少采取切實有效的行動。近幾年經常看到網上噴青把“強奸小日本”“操日本妹”等不衛生的字眼作為自己的網名，同時也作為自己“愛國”的標幟。如果謾罵詛咒等於“愛國”，被文明遺忘的偏遠鄉村破口罵街的潑婦就應該最具備“愛國”的能耐了。
用花樣翻新的臟話謾罵詛咒敵國不但於愛國無任何補益，相反是“害國”的行為。因為謾罵詛咒削弱了愛國的力量，一方面國民把精力用在對敵人毫無殺傷力的謾罵詛咒上，沒有精力和熱情從事戰勝敵人的實際行動；另一方面提高了敵人的警覺，刺激敵人勵精圖治，增加了戰勝敵人的困難。
2003年日本珠海賣春事件發生後，我的一位同事在辦公室報紙上看到這則新聞，當即作義憤填膺狀，用所有能想出的臟字破口大罵日本人禽獸不如，自不量力，抱怨政府為何不對日本開戰，十三億中國人開到日本一個月就能把這個撮爾小國“吃空”；還揚言要打到日本去強奸一百名日本妹作為報覆……此公罵得正起勁時，手機鈴聲響了，是麻將館老板打來的，放下電話後把當天要幹的工作往我面前一推，連班也不上就一陣風似地去麻將館趕場去了。
如果上班時間去麻將館賭博能打敗小日本的話，此公到不失為一位真正的“愛國者”，可我從未聽說過靠全民賭博能打敗一個強大的國家，也許我是過於孤陋寡聞吧！
前兩年特關注巴以沖突，經常看到新聞圖片中巴勒斯坦“愛國”青年整天站在巴以邊界向過往的以色列軍車投擲石塊，可從未看到以色列青年采取類似的“愛國”行動，心中驀然明白巴勒斯坦因何不是以色列的對手，不但現在不是，將來也不是！就算巴勒斯坦人比以色列人多出十倍也一樣不是！除非那些投石塊的青年停止那些無聊的“愛國行動”，回到工廠或實驗室做切切實實的工作來強大自己的國家。
讓我們從形形色色的“偽愛國主義”的誤區中走出來，用切切實實的行動來振興我們的民族吧！
二00七年二月五日
50.中國民族政策反思
中國不存在漢族歧視少數民族的問題，相反存在“逆向民族歧視”。 中華民族的主要矛盾從來都是“官民矛盾”；而不是“民族矛盾”。 落後過時的“官僚體制”腐蝕了國家對少數民族的優惠政策才是造成今天少數民族不滿情緒上升的根本原因。
因為本人不存在“受害者心理”，對西方文明國家並未懷有根深蒂固的敵意，相反一直主張中國應敞開胸懷接納文明國家的先進成果，尤其是學習他們的法治和憲政經驗，來服務於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和中華民族的文明進步事業。當美國對中國存在的“問題”說三道四時，只要他們說得有道理，不是無中生有的中傷和說謊，我並不認為對方是在幹涉中國內政。因為美國人有管閒事的嗜好，小夫妻把小孩鎖在家里自己跑出去玩，鄰居若是發現常常會去報警，控告這對夫妻沒有很好履行對自家兒女的監護義務。碰上這種情況小夫妻通常都會認錯服軟，絲毫也不會認為鄰居是在幹涉自家“內政”。美國人經常拿中國的“人權”說事說不準也和那位鄰居一樣的性質，並沒有故意找茬讓你不舒服的“惡意”；更不存在“忘我之心不死”的狼子野心。就象一個殘暴的丈夫毒打自己的妻兒，我們主動沖上去幹涉制止並不是幹涉他家“內政”，企圖與他“家”為敵一樣。
西方文明國家指責中國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雖然不存在必然的險惡用心，但他們的指責並非都是客觀真實的，前不久發生的西藏騷亂，西方媒體抨擊中國搞“民族歧視”就明顯不是事實。
中華民族的主要矛盾從來都是“官民矛盾”；而不是“民族矛盾”！
今天的中國也許存在嚴重的腐敗和不公正；但中華人民共和國並不存在“民族歧視”問題！
中國不但不存在漢族欺淩少數民族問題，相反少數民族還享有遠遠超過漢族的優惠政策。在少數民族聚居的新疆、西藏等地，甚至於存在“逆向民族歧視”，也就是藏族、維吾爾族對漢族的歧視？當藏民或維民與漢人發生沖突時，無論是藏族、維族仲裁者還是漢族仲裁者，大多會做出不利於漢人的判決？
我這人酷愛旅行探險，近幾年走遍了西藏、新疆的絕大多數城市，對藏民、維民作為一個整體受到的優待有很深的印象；同時也對少數民族聚居地漢人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憤憤不平，一再撰文呼籲這些地方的權力人物不要搞針對構成中華民族主體漢族的“民族歧視”行為。我經川藏線上青藏高原時發現一個怪現象：漢人司機碰上藏民攔車時多半會停下來，只要車上有坐位就不會拒載，並且藏民不用掏一分錢；而碰上漢人攔車則很少停下來，即使停下來讓你上車也要收一筆超過公交票價的車費……
在西藏和維族聚居的新疆喀什、和田地區，藏民和維民欺淩漢人的事件時有發生；而漢人欺淩藏民、維民的事件則很少發生，如果不巧發生了，漢人又不是什麽權力人物時，肇事的漢人一定會吃不了兜著走。
…………
這些年我的親眼所見，和我實地采訪調查的資料顯示，中國不存在針對少數民族的“民族歧視”問題。如果在某些地方確然存在“民族歧視”的話，對象也是漢族而不是少數民族。
中國既然不存在歧視少數民族問題，甚至於存在反客為主的“漢族被歧視現象”，少數民族應該對政府感恩戴德，發自內心地效忠我們的國家才對呀，何以會發生藏族暴力騷亂那樣的悲劇呢？
難道中國的少數民族真的被寵壞了嗎？
中國不存在歧視少數民族問題；但並不等於我們的民族政策沒有問題。
我們的民族政策問題一樣是出現在“體制”上！
政府這些年給了少數民族群體遠遠超過漢族的優惠政策，按理絕大多數成員應該比漢族更熱愛我們的國家。
如果在某些少數民族聚居地情況不是這樣，優惠政策買來的不是效忠而是多數人背叛，背後的原因又是什麽呢？難道僅僅是境外敵對勢力和他們培植的代理人在作祟嗎？美國也是一個多民族國家，政府也很少出台針對哪一個少數民族的優惠政策，為什麽“敵對勢力”從來沒有成功地煽動哪個民族鬧分裂呢？
極端民族主義者煽動暴力分裂大中國的企圖通常是不得人心的，如果他們能夠在國家權力機器的眼皮底下居然盅惑了相當多的人心，說明有相當多的少數民族成員沒有平等地享受到優惠政策的福蔭，從而給極端民族主義者留下了契入的缺口。
針對一個群體的優惠政策，在執行過程中通常會出現兩種情況：即多數人分享還是少數人獨享的問題。
我國改革開放三十年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經濟成就，但經濟高速發展的成果絕大部分被特權集團攫取，占人口絕大多數的普通公民沒有平等地分享到改革開放的成果。
針對少數民族的優惠政策是否也存在類似情況呢？
在某些民族自治地區，這種情況確然存在。
中國絕大多數普通公民沒有平等地分享到改革開放的成果是“體制”的原因；絕大多數少數民族成員沒有平等地分享到優惠政策果實也一樣是“體制”的原因。
三十年改革開放成果絕大多數被特權集團攫取是因為我們的體制是“官僚體制”，該體制的主要特征是各級官僚壟斷對公共資源和利益的分配權力。因為沒有有效的民主機構來監督制約這一權力，特權階層就能不受限制地利用職權在“公共蛋糕”上為自己切取盡可能大的一份……
我國的少數民族自治地區也一樣奉行“官僚體制”，少數民族官員在轄地擁有不加限制的絕對權力，有充分的條件利用這一絕對權力來侵吞“公共蛋糕”。
政府對少數民族群體的優惠政策無疑是一塊每個少數民族成員都可平等分享的“公共蛋糕”；但少數民族特權階層利用職權把“公共蛋糕”的絕大部分據為己有。
結果少數民族的大部分成員沒有充分感受到國家對他們的“關愛”。
“官僚體制”反映在“人事”上的特征是“任人唯親”、“論資排輩”；並最終達到“劣勝優汰”、“獎惡懲善”的整體效果。只對上負責不對下負責的“官吏單向負責制”，決定了走上領導崗位的少數民族權力人物要想保住自己的職位並獲得升遷，就只能以權謀私貪污受賄強奸民意，同時糟蹋納稅人的錢制造勞民傷財的“政績工程”。“官吏單向負責制”有效地阻止了有過人能力和高尚品格的志士仁人走上領導崗位，在仕途上春風得意者多半是有能力“創收”孝敬上司有心機弄權說謊虛報政績的勢利政客……
當民族自治區的各級官僚多半是無視民生疾苦只知弄權受賄的勢利政客時，就必然對民族多數成員造成“權力傷害”，這個民族的群體不滿情緒就會滋長蔓延。因為少數民族在人數占絕對優勢的漢族汪洋大海中有一種“民族弱勢心態”，容易滋長極端民族主義情緒。當民族政客挑起民眾的不滿情緒時，民族成員容易不自覺地把不滿的矛頭對準國家政府，誤認為國家政府是他們不幸的直接根源；盡管傷害他們的人也許是他們本民族的官僚政客。
當極端民族主義情緒在本民族滋長蔓延時，通過不尊嚴手段走上權力崗位的民族勢利政客一無能力二無責任心三無必要的威信來化解調和各階層的矛盾和不滿，不能行使國家政府賦予他們的職位責任，於是不該發生的悲劇發生了。
綜上所述，如果說我們的民族政策存在問題，那也一定是“體制”的問題，落後過時的“官僚體制”腐蝕了國家對少數民族的優惠政策。
美國也是一個多民族國家，白宮也很少對某個少數民族群體制定特殊的優惠政策，因為那會威脅到真正的“民族平等”理念，但美國好象從來就不存在“民族分裂問題”。因為美國實行的民主政體是為絕大多數公民謀福利的體制，官吏沒有任何職務特權，公民的權利受到充分的尊重，各民族都從民主政體充分受益。盡管國家政府沒有為哪個少數民族拔錢送物，但絕大多數民族成員都能感受到民主政治的恩惠，並對行使民主政治的國家自然效忠。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前蘇聯政府曾對各民族加盟共和國給予了大量的慷慨援助，但因為在加盟國強制推行的極權專制體制窒息了社會生機，造成了加盟國的普遍貧困落後和腐敗不公正，落後體制造成的負面效應遠遠超過經濟援助的正面效應，最終造成各民族加盟共和國的普遍離心傾向。
我的家鄉因為曾是紅色蘇區的緣故，國家每年對家鄉縣的照顧曾一再讓周邊縣市眼紅，享受的特殊待遇差不多和中國少數民族同一個檔次。但家鄉縣的普通公民並沒有享受到國家的“照顧”，其貧困程度超過周邊任何一個兄弟縣市。原因就在於家鄉縣的腐敗程度超過任何一個兄弟縣市，國家“援助扶貧”的大筆資金大部被各級官吏腐敗掉了。家鄉的“人才”也因為受到層層壓制，沒有機會為家鄉的富強貢獻自己的能力智慧，“體制”的弱點遠遠抵銷了“政策”的優勢。這是又一個國家的“愛心”被“官僚體制”腐蝕的又一生動例證。
二OO八年四月十二日
51.地震改變中國，中國需要反思
汶川大地震給了中國大幅提升文明水準的百年機遇。我們必須用最大的努力來把握好這次歷史機遇，鑄就我們新的民族氣質--仁愛，豁達、明亮、包容，堅韌的民族氣質。以蒼生為念，以國民的生命權利為本，奠定全民族和解、中國與文明世界和解的倫理基礎。
汶川大地震，中國經歷了前所未有的深刻變化！
在大地震發生後的短短十多天時間，中國經歷的文明深層變化比前五十年變化的總和還要大！
尤為振奮人心的是：每一項變化都是朝向民族進步和文明開化的方向！
每一項變化都讓有民族責任心的中國人淚流滿面感謝上蒼，感謝它讓我們看到了中華民族的未來和希望！
最能體現文明進步內涵的變化如下：
（一）、中國對國際人道主義救援開放國門，不但敞開胸懷接受外來金錢物質援助，還接受外國派遣的救援隊直接進入災區搶險救災。
（二）、允許西方記者對災區進行實地采訪。
（三）、歡迎來自民間的志願者，改變政府包辦一切獨領風騷的傳統救災模式，卓有成效地激發了國民對國家民族的責任心和主動性。
（四）、第一次直面災害真相，真實報道死亡人數和災害破壞強度，不再為了“穩定”而隱瞞“真相”。
（五）、設置全國哀悼日，為地震中死難人民降半旗致哀。這項措施意義深遠，標志著我們的政府終於有勇氣向“人民”低頭。先前國旗只為國家領導人而降，人民向領導人“低頭”致哀；為“人民”降半旗，政府全體向“人民”低頭致哀在中國歷史上還是破天荒第一次！
（六）、國家總理在死難生靈面前老淚縱橫，向全國人民展示了國家領導人心靈深層柔軟感性的一面；改變了領導人臨危鎮定的“強者”形象。就算是國家領導人，心靈的善良也比“領導形象”更重要！
（七）、在突如其來的天災面前，一直在“急功近利”怪圈里折騰的中華民族“人性”整體覆蘇，走出了“各人自掃門前雪”的陰暗“看客心理”，表現出了前所未有的“公民意識”和奉獻精神，中國人的國際形象在一個世紀以來從來沒有象今天這樣閃亮過。
…………
中國在汶川大地震中文明層面確然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給中華民族帶來了希望和曙光，在救災工作上雖然仍未完全走出“把喪事當喜事，把悲劇當喜劇，把天災當成慶功機會”的傳統“雪災模式”，但和過去相比無疑向前邁出了歷史性的一大步。
中國政府在汶川大地震中不但大幅度地提升了中華文明，也為全人類文明顯示了自己的感召力。獨裁冷血的緬甸軍政府在死人13.4萬（這還只是經過大大縮水的官方數字）的納爾吉斯風災中，自己無力承擔救災責任又頑拒一切西方人道主義援助，造成本來能夠活下來的災民大量死亡。在中國政府的卓越表現面前，緬甸軍政府終於同意為外國人道主義救援開放國門，並繼中國政府為災民降半旗後，緬甸軍政府宣布從5月21日起對在納爾吉斯風暴災害中的遇難者哀悼3天，並在當日上午九時降半旗致哀。“死豬不怕開水燙”的緬甸軍政府態度發生一百八十度的轉變，這里面無疑有中國的影響！
這次政府在汶川大地震中表現出的前所未有的開明精神，不但沒有損害政府“形象”，威脅國家“穩定”；相反使我們的政府第一次贏得了絕大多數國民發自內心的尊敬；贏來了國際社會和文明世界一致的喝彩聲，在世界上第一次展示了中國的大國形象；對國家“穩定”的影響也是正面遠遠大於負面。
如果我們的政府一直保持汶川大地震時表現出的理性精神、開放胸懷和民本思想，我們若不擁護這樣的政府一定會天理不容。不少讀者知道我的關於“中國問題”的系列文字一直對舊體制持批評精神，因為我認為監督批評政府鞭策其更好履行自己的職責是最好的愛國方式。但在汶川大地震中，我第一次為我們的政府發出了源自心靈深層的喝彩聲。
如果我們的政府和人民及時勇敢地抓住這次文明機遇，汶川大地震將會成為中華民族文明進步的里程碑！中國人有義務和責任心抓住地震後顯現的百年難逢的歷史機遇，把中華文明真正推上現代文明的層面。
中國人要想準確地把握好這次歷史機遇，就要汲取歷史經驗教訓，盡可能避免上世紀那樣的悲劇性反覆。要想不出現悲劇性反覆，我們就必須對自己曾經有過的思維模式和行為定式進行深刻反省，警惕自己再犯同樣的錯誤。
患難見真情！西方文明世界在汶川大地震後表現出的“博愛意識”和真正的“國際精神”，大大出乎普通中國人的意料之外。汶川大地震前，中國和西方的關系處於改革開放以來的最低點，絕大多數國民誤認為“西方亡我之心不死”，並因此在國內外掀起了上世紀文革以來最大的排外反西浪潮。這次汶川大地震，西方文明世界並沒有象我們預期的那樣“幸災樂禍”或“隔岸觀火”；相反以最真摯的善意來關注我們的災難，並以各種方式給予慷慨的無私援助。一直被中國人視為頭號敵人的美國朝野，在地震發生後的頭十天內就給予了3400萬美元的金錢和物質援助！不僅如此，美國總統布什和夫人勞拉２０日前往中國駐美國大使館，吊唁中國四川汶川大地震的遇難者，並表示美國時刻準備著以中國所希望的方式提供援助。 布什對在場的中美記者說，他和夫人勞拉代表美國人民向遭受地震災害的中國人民致以誠摯的慰問。他說，在這個悲痛的時刻，美國人民與中國人民站在一起，並為中國地震遇難者及其親人祈禱。
除了布什總統外，英國首相戈登?布朗２０日下午前往中國駐英國大使館，吊唁四川汶川大地震遇難者。布朗為遇難者默哀１分鐘。他在吊唁簿上寫道：“在此苦難和悲痛時刻，我代表英國人民向中國人民表示哀悼。” 布朗說，四川汶川大地震造成的災難規模和人員傷亡令全世界每個人震驚。此時此刻，英國人民和中國人民站在一起。英國政府將盡一切努力向中國提供援助。
在前不久的排外浪潮中被中國人列為主要靶標的法國，並沒有因此記恨中國，而是以德報怨為汶川地震慷慨解囊。法國總統薩科齊19日下午前往中國駐法國大使館，悼念四川汶川大地震遇難者。薩科齊在吊唁簿上寫道：“我們與遭受嚴峻考驗的中國人民團結一致。”隨後他對在場的中法媒體說，法國人民對中國四川汶川地震災害感到“非常悲傷”，他本人來到中國駐法使館吊唁，希望以此表達法國人民對中國人民的同情、友情和支持。
美、英、法三國除了政府和官方外，民間也以各種方式悼念中國汶川大地震的遇難者，一個又一個的燭光悼念晚會在三國大地上構成了一道道感人的風景線。
眾所周知美、英、法三國一直被中國人視為西方三個頭號“帝國主義”敵人，認為近代中國的落後是這三個帝國主義國家的野蠻侵略造成的，因而對這三個國家抱有根深蒂固的仇恨和敵意。半個世紀以來中國和西方的摩擦沖突主要也是針對這三個國家，我們在國際輿論上也把這三個國家列為重點口誅筆伐對象，對它們的評論也很少抱心平氣和客觀公正的態度。當CNN在西方做出歪曲中國的報道時，我們舉國上下怒不可遏義憤填膺，殊不知我國主流媒體對美國的歪曲報道遠遠多於CNN對中國的歪曲報道。
除了美、英、法等西方大國外，我們在東方的主要敵人日本也表現出了意想不到的國際精神，給予中國的援助同樣超出我們的想象。聯想到中國近十年的強烈仇日傾向；聯想到一大群把“打死小日本”“強奸日本妹”作為自己網名的憤青們，這份不計前嫌的善意確然難能可貴。我們終於認識到日本真的進步了，今天的日本不再是六十年前的日本，我們對待日本的態度同樣有“與時俱進”的必要。
遠在地球另一端的秘魯全國居然為我們的死難同胞下半旗致哀？！
最令人感動的還是我們的同胞台灣人民！在地震發生後的頭幾天給予了中國一點四億美金的巨大援助；相當於當時世界各國捐款總額的兩倍！就連我們恨透了的“死硬台獨分子”陳水扁，他的政府在臨下台之前，面對四川地震毫不猶豫地捐出了20億元新台幣（約合6000萬美元）的無償援助。
別忘了台灣島只有兩千萬人，一點四億美元捐款相當於每人七美元！
當我們感動於文明世界對汶川大地震的真情關切和慷慨解囊時，我們是否在心靈深層反省自己曾經有過的陰暗心理和不文明行為？
當美國在2001年9月11日遭遇恐怖襲擊損失慘重時，我們心靈的第一反映是什麽？是否有人為此幸災樂禍甚至於彈冠相慶？當我們看到今天那麽多的美國人民自發舉辦燭光晚會悼念汶川大地震的死難者時，我們可曾有人記起自己在六年前也為9.11事件的死難者舉行過類似的悼念活動？
當我們的同胞台灣人民在1999年9月21日遭受罕見的地震災難時，我們可曾為遇難的同胞真誠流淚過？我們的民間當時自發為台灣人民捐了多少款？人數僅兩千萬的台灣人民在汶川大地震後的頭幾天自願捐款數為8000萬美元！
當台灣人民在頭幾天為汶川大地震全民動員時，我們可曾記得“強國論壇”一類的論壇上每天都在發出這樣的聲音──“寧可台灣不長草，也要收覆台灣島”、“就算炸平台灣也要完成祖國統一”……也許有人會說，我們用武力要對付的是“台獨分子”，不是針對廣大台灣同胞。可打起仗來子彈長不長眼睛，誰能分清哪個是“台獨分子”，哪個是“台灣同胞”？
面對鷹派將領和廣大憤青的戰爭叫囂，按理台灣人民早應該和我們勢不兩立才對？當我們的憤青天天嚷著要對台灣動武，在海外侮辱台灣同胞（比如搶人家手中的中華民國國旗，不是台灣國國旗）時，我們難道沒有傷害台灣人民的感情和自尊心嗎？按理面對四川地震，台灣人民應該“舉台歡慶”看我們笑話才對？可為什麽台灣人民面對四川震災的愛心會比世界各國以及大陸的富豪們要大幾倍呢？一個台塑集團在震後頭幾天的捐款數額就比大陸各大富豪們捐款總和的3倍還要多！這說明了什麽問題？我們從中能得到什麽啟示呢？
如果我們勇敢地直面自己靈魂的陰暗面，我們當中的相當一部分人（包括我自己在內）就會發現我們的思維模式確然和文明世界存在一定的差距。
存在差距並不可怕，每一個民族的文明都有從幼年走向成熟的過程，關鍵是我們要有足夠的勇氣認識到這一差距，在以後的歲月里用實際行動來提升自己的文明素質，使自己的精神層面和思維模式與文明世界接軌。
汶川大地震給了中國人在紛繁覆雜的國際大家庭里擦亮眼睛的機會，認識到誰才是我們的真正朋友？當我們一直視為主要敵人的美、英、法等國在汶川大地震時和中國人民站在一起，給予我們意想不到的真誠援助時；我們一直視為戰略夥伴的亞、非、拉朋友的表現就沒有太多感人成份了。我們一直視為主要戰略夥伴和“山水相依親密鄰邦”的北朝鮮在汶川大地震時的表現就讓不少中國人嘆氣。眾所周知中國不但是北朝鮮金氏政權的真正締造者，還在半個世紀時間內給予了北朝鮮長期大量的無償援助；就是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面臨餓死幾千萬罕見大饑荒的極端困難歲月也沒有停止過這種無償援助。按理在汶川大地震時北朝鮮政權更應對中國表現出最大限度的關切和善意，給予力所能及的各種援助。迄今為止的最後結果是北朝鮮政權只委派外務相去中國使館吊唁並給予區區10萬美元的象征性援助？
北朝鮮的態度無法不讓我們憤慨？也許我們並不憤慨那區區10萬美元，因為北朝鮮是一個窮得叮當響的專制小國，錢捐得少也許有不得已的原因；而是憤慨於金氏政權不知感恩為何物的無賴行徑。當美、英、法等力量遠超中國的西方現代化強國的總統們親自去中國使館吊唁中國汶川地震的死難者時；當美國國會和聯合國安理會先後為我們的死難同胞集體默哀時；“金太陽”難道不能親自去中國使館走一遭嗎？他的架子就那麽大嗎？如果沒有上百萬中國志願軍的鮮血，沒有中國在國際上一而再再而三地力挺金氏政權，金氏家族能在那個位子上坐到現在嗎？當西方文明世界的國民自發舉辦燭光晚會悼念汶川地震的死難者時，北朝鮮人民舉辦過類似的悼念活動嗎？沒有！一是金氏政權不允許；二是處於長期專制體制下的朝鮮國民沒有那樣高的文明素質。如此不知感恩又不知天高地厚的極權專制國家，我們還有繼續支撐力挺它的必要嗎？
汶川大地震是中國人面臨的罕見天災；同時也給了中國大幅提升文明水準的百年機遇。我們必須用最大的努力來把握好這次歷史機遇，鑄就我們新的民族氣質--仁愛，豁達、明亮、包容，堅韌的民族氣質。以蒼生為念，以國民的生命權利為本，奠定全民族和解、中國與文明世界和解的倫理基礎。以國民的生命危機為國家的最高危機，以國民的生命尊嚴為國家的最高尊嚴，以整個國家的力量去拯救一個一個普通國民的生命……
汶川地震的災難很快會成為過去；但在汶川地震中覆蘇的良知和人性卻不能成為過去，中國人有充分的理由和責任心在相當長時期內堅守這份良知和人性！面對地震留下的廢墟，我們需要深刻地反省，反省自己曾經的失職；反省自己對文明世界的誤解；反省“受害者心理”造就的思維定式；用理性健康的明亮心態去擁抱世界文明。面對成千上萬死難學生的陰靈，我們必須完全走出傳統的“雪災模式”，無論我們在地震中做出了多大的努力；將來都沒有資格去慶功。我們要最大限度地理解寬容地震災害中死難學生家屬的不滿情緒，當他們質疑校舍建築質量時，不要指責他們沒有全局觀念或“給政府添亂”，而是要“換位思考”設身處地為他們經受的災難著想；因為我們的工程腐敗確然在相當大的範圍內存在著，地方官員的信任缺失也在相當大的範圍內存在著。如果我們的地方官有溫總理那樣的情懷和責任心，沒有在地方制造那麽多的“豆腐渣工程”，汶川大 地震造成的生命災難也許會小得多。部分地方官在地震中表現傑出並不等於他們在地震前沒有瀆職過腐敗過。 如果我們的部分地方官確然失職過腐敗過，那麽就有必要受到責任追究甚至於法律制裁，無論他們在地震中的表現如何傑出也不能逃避。只有這樣才能還那些本來可以避免死亡的鮮活生命一個公道。
如果我們的部分國民在汶川大地震後很快又回覆到地震前的心理狀態，為了追逐急功近利不懌手段，任憑良知泯滅人性沈睡；如果我們的“愛國憤青”繼續象北朝鮮那樣不知感恩，忘記了文明世界給予我們的真情善意，因為價值取向上的不一致口出狂言惡語相加，象義和團紅衛兵那樣不分青紅皂白在國際上大打出手四面豎敵；如果我們的政府在震災過後不思勵精圖治，把在地震中表現出的開放、務實精神和民本思想發揚光大，抓住這次歷史機遇變革危害良知和人性的過時體制；好不容易在中國上空升起的希望之星就會隨著震災的過去倏然墜落。
天佑中華！！！
二OO八年五月二十八日
52.“賑災款物公示制”是防範“賑災腐敗”的最好辦法
各級政府有責任用最大的努力去珍惜和維護被汶川大地震喚醒的良知和人性，汶川災區賑災款物的收支可仿效美國基層政權的“行政收支公示制”， 實行救災款物收支的完全透明制，使每一項賑災款物的領取與發放都暴露在陽光之下。
搶救生命的救災工程已經告一段落；災區重建已成為賑災工作的重中之中。雖然“生命奇跡”之類的感人故事仍有可能發生，但我們的中心工作已不再是尋找或等待“生命奇跡”；而是災區重建，盡快讓活下來的災民過上“有尊嚴”的生活。
汶川大地震極大地喚醒了整個中華民族的良知和人性！當人們的目光聚焦於廢墟中那些“堅強生命”時；聚焦於廣場上停放的一排排學生屍體時，人性的光輝在一瞬間照亮了長期在急功近利怪圈里折騰的國民扭曲的靈魂，一直缺乏“慈善理念”的我們紛紛湧上街頭和政府機構為災區捐款獻血；一批又一批的志願者紛紛申請為災區效力；一輛又一輛的自駕車滿載救災物資沿著危機四伏的公路前往災區……
當“廢墟中的生命故事”終於從電視屏幕上消失時，絕大多數國民心中又升起一個同樣的疑問：我們的救災款物會不會被貪污或挪用？
我們不能責怪國民疑神疑鬼；也不能責怪國民不相信我們的政府。因為救災款物被貪污挪用在先前確然一而再再而三地發生過；我們基層政權的信任缺失也在相當大的範圍內存在著。連“總理老人”都敢忽悠的地方政權；幹嗎就不敢忽悠沒有任何實質性監督權力的普通百姓？
我們好不容易覆蘇的良知和人性本來就很脆弱。各級政府有責任用最大的努力去珍惜和維護這份“難得回歸”的中華良知，絕不能讓良知和人性遭受地方腐敗官員的踐踏，否則我們的民族就會整體重新墮入“靈魂地獄”。當國民得知他們生平第一次主動自願捐出的救災款物被貪污挪用時，他們還會相信“良知和人性”的力量嗎？他們還會第二次“良知覆蘇”嗎？因此打救災款物主意的地方官不是簡單的貪污腐敗，其危害性是踐踏整個民族的良知和人性，甚至於毀滅整個民族的靈魂！良知人性是民族自存和振興的前提，失去良知人性的民族只能在黑夜走向地獄。既然危害如此巨大，我們就必須認真對待！
面對象汶川大地震那樣異常慘烈的生命災難，稍微有點良知的權力人物都不可能打救災款物的主意，我們的絕大多數國民都能做到這一點。問題是我們的部分地方官在絕對權力下長期絕對腐敗，良知和人性已被絕對權力腐蝕殆盡。沒有任何良知的腐敗分子，其人品人格早已墜落到普通公民的道德底線以下，絕大多數普通公民幹不出的缺德事他們一樣能夠幹得出來，因此誰也不能保證他們在條件具備時不會打救災款物的主意？而對廢墟中的生命和廣場上的學生屍體他們也許不會心生邪念，但當慘烈的災難境頭從眼前消失時，他們殘存的少許人性面對可以隨意支配的龐大救災款物就會面臨嚴峻的挑戰。在沒有行之有效的監督機制下，就算他們不會直接挪用救災款物，也會利用職權讓自己的親朋好友多得一份或幹脆調拔給沒有災情的“圈內人”。
前幾天一位北京朋友轉發來成都朋友發給他的消息：救災帳篷居然出現在成都街區的商店？還有人聚在救災帳篷里打麻將？
我無法確認這則消息是否屬實，但如果居然成為事實？造成救災帳蓬外流的那幫權力人物也真是喪盡天良！這樣的人連做人都不夠格，怎麽能讓這號人擁有“權力”？沿著流作他用的救災帳蓬一路追查下去，用不上兩天就可查出那位幕後人物！
因此監督救災款物的合理使用是政府迫在眉睫的問題！政治說教和權力人物的道德自我約束力已上千次被證明無濟於事，只有建立一套健全剛性的監督機制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人的善與惡在一定情況下是可以轉變的,道德之馬失去法制有力的駕馭效果也等於零!所以強國富民更重要的是社會建立完善的法制!
我們面臨的困難是：舊體制在反貪反腐上的功能要麽收效甚微；要麽“雷聲大雨點小”；根本無法遏制貪污腐敗；但汶川災區目前的防範賑災腐敗又只能在體制框架內進行。因為體制改革是一項傷筋動骨的巨大工程，不是一天兩天就能一蹴而就的。就算中央政府有決心對過時的舊體制進行根本的變革，也需要一年甚至幾年的時間。可災區防腐不能等，如果等上一年甚至幾年，汶川災區的“賑災腐敗”就已成為悲劇性的既成事實了。那不是單純一個地區的腐敗問題；而是讓全體國民冷心，讓中華民族付出巨大代價的大問題！
所以我們必須在體制框架內設計出一套盡可能行之有效的“反賑災腐敗法”！
幾年來，大洋彼岸的朋友一再發來美國廉潔的信息：說什麽這個國家有一整套健全有效的防腐體制，在那種體制下貪污腐敗是不可想象的。即使偶爾出現個別腐敗官員也不可能象中國一樣案值巨大或長期作案，還不等貪上一年的工資就會很快被發現並受到毫不留情的法律制裁！我國的基層腐敗已成燎原之勢，可美國的基層政權根本無法腐敗，那里的財政透明度已經達到錙銖必較的程度……
我這人從不信奉沒有根據的道聽途說，對外來消息習慣刨根問底。你說美國基層政權不可能存在腐敗？那麽你把他們如何有效防範腐敗的辦法說來聽聽。別在我面前說美國官員素質高或高薪養廉之類的鬼話，因為就算是天使在不加限制的權力毒害下也一樣會變成魔鬼，道德約束力在權力面前虛弱得象一面薄紙一捅就破。在“無限權力”面前，美國官員和中國官員在道德約束力上並沒有太大的差別。
美國基層政權防範腐敗的最根本做法是完全摒棄“暗箱作業”，實行主動徹底的財政透明。就拿一個鎮來說事吧：首先鎮政府的錢袋掌握在人民公平選舉出來的鎮議會手中，鎮政府每花一筆公款都得向鎮議會申請拔款。僅此措施還不足以防範公款不會被貪污或濫用。因為鎮議員並不清楚每項公務和公共工程究竟要花多少錢？他們大多不是這方面的預算專家，也不完全了解每項勞務和材料的公平市場價格，因此究竟應該拔多少款才算公平合理議員並不清楚。這樣議員就只能圍繞政府的預算來做文章，而政府總傾向於把公務支出的預算造得盡可能大些。例如只需要出差下鄉10個工作日就可解決問題的公務在制定預算時往往造成20天。這樣就為財政腐敗留下空間。為了杜絕這一漏洞，美國人想出了“財政完全公示制”這一絕招。鎮政府每月甚至每周必須為自己的公務支出開列一個詳細的清單，小到一支鋼筆的開支也必須列在上面。該清單不但要發給每個議員一份，還要給該鎮的每個納稅人發一份。在納稅人的龐大群體里總有那麽幾個人熟悉公平合理的勞務和材料價格的，在那麽多雙眼睛的審視下，政府的每一項開支合理與否超支與否都明白無誤，因而徹底堵死了政府做假帳的空間。
我們基層政權的有些部門也實行了“財務公示制”，有一次去一個縣級局拜訪友人，有幸看到該局財務公示欄里的一組數字：
招待費：16.8萬；
交通費：16.9萬；
基建工程費：10萬；
材料打印費：11.4萬；
旅差費： 10.8萬；
會務費： 6.9萬；
辦公費： XXX.
…………
這樣的“財務公示”純粹是應付形式，按民間一句俗諺叫“哄亡人過界”，根本起不到任何監督作用。美國基層政權的財務公示是“收支明細表”，里面沒有任何一項“統計開支”。
也許有人會說這個制度執行起來太過繁瑣了，也造成紙張的大量浪費。但比起我國基層政權在失去有效監督下的巨額腐敗代價，這種繁瑣太值得了！目前我國基層政權就算沒有給每個納稅人定期發一份行政收支明細表，但用於會務資料和文件表格等方面的打印開支依舊高得驚人，甚至一點都不比美國基層政權用於打印“行政收支明細表”的費用低。一個人員才十多人的縣級局機關，每年用於材料打印上的開支高達幾萬甚至十幾萬？確然讓人觸目驚心。
汶川災區賑災款物的收支也可仿效美國基層政權的“行政收支公示制”。各級權力機構對每一筆救災款物的領取發放都要開列詳細的清單。雖然不能象美國那樣給每個納稅人定期送一份明細表，但可公示於當地每個與救災款物有利害關系的公民都能看到的公眾場地，實行救災款物收支的完全透明制，使每一項賑災款物的領取與發放都暴露在陽光之下。這樣才能接受公民集體眾目睽睽的監督，使與賑災款物有關的腐敗空間縮小到盡可能低的程度。
“賑災款物領用公示制”必須摒傳統財務公示的統計作法。每一筆款物的發放最後都要具體到個人且可追查。各級行政官員都得向上級和屬民詳細報告所掌握救災款物的領取發放情況。鄉鎮政府公示欄里除了公示下述數據外：
某某村：帳篷：XX頂；稻米：XXXX公斤；食用油：XXX公斤；救災款：XXXXX元……
還應公示每個領用人的名字和具體的領用數量供該鎮的公民監督核對。
“救災款物領用公示制”並沒有突破現有政治體制的框架，但如果執行得力到位，應該能最大限度地防範“賑災款物腐敗現象”，最起碼比過去的傳統反腐措施更有效力。
要想有效地防範汶川災區的“賑災腐敗”，除了不折不扣切實執行“賑災款物領用公示制外”，還必須對災區倒榻校舍可能存在的工程腐敗問題進行毫不留情地責任追究。相關責任人該撤職的撤職；該處罰的處罰；該判刑的判刑！絕不能在“穩定”或“不幹擾救災中心工作”的幌子下讓“罪犯”逃脫制裁，無論“罪犯”在救災工作中表現如何傑出也不能逃避！想想那些埋在廢墟下本來可以避免死亡的成千上萬名年輕學生，想想如果那是你自己的孩子，你難道不會為工程腐敗義憤填膺嗎！如果讓那幫制造或擴大生命災難的共和國蛀蟲成功逃避懲罰，掌握救災款物分配權的地方權力人物就會倍受“腐敗鼓舞”，懷著饒幸之心貪污挪用賑災款物。那樣地震災區的賑災腐敗不但無法避免，甚至會形成燎原之勢。
誠然，“賑災款物領用公示制”只是特時特地的權宜之計，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地震災區的賑災腐敗問題。要想從根子上鏟除賑災腐敗的土壤，一勞永逸地切除腐敗毒瘤，我們的政府有必要進一步“解放思想”，以大無畏的英雄氣概在災區推行民主制度試點，民主直選地方各級行政一把手，民選地方各級議會，把公款錢袋和監督政府權力交給各級議會手中，實行完全的新聞自由……因此我前段時間一直撰文倡導的“縣官直選”可以率先在汶川災區試點落實。三十年前我們的黨在深圳建立“經濟特區”試驗市場經濟並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現在幹嗎不緊抓這次百年難逢的歷史機遇，在汶川開辟新中國第一個“政治特區”，試驗人類歷史上已被多數國家證明能有效防範貪污腐敗的最不壞政治體制--民主政治呢？
路在前方，機會就在腳下，我們不能猶豫等待！不能徘徊觀望！健康理性的中華文明應該從汶川災區起步，走向一個燦爛的明天！
二OO八年六月四日
53.可恨的老實人
老實人最突出的個性是膽小怕事，息事寧人，在個人受到不公正待遇時，寧願自己付出代價也不敢討還公道；在外族入侵民族危亡的關頭，老實人往往最容易當漢奸，都是恭順的亡國奴；他們寧願妻子兒女被外敵淩辱，也不願奮起抗暴向侵略者討還尊嚴和公道。
去年的九月十五，一位姓李的同事專程邀我一道去兒子的班主任李老師家送禮。原因是我和他的兒子是同桌，開學時座位在第一排。昨天班上調整座位，他倆被調往最後一排的屋角。兩人的個子本來就比別的同學倭矮半個頭，在後排被前面的高個子擋住，上課時根本看不到黑板。李同事的兒子說：教師節那天（九月十日）全班所有同學家長都給班主任送了禮，就我倆沒送，所以班主任調整座位搞打擊報覆。
我一聽這事就怒火中燒，這樣的老師根本就不具備教書育人的資格，怎配當班主任，學生在他手下會教出啥德性！別說送禮休想，我還和他沒完呢！李同事看見我發怒的神態，居然一臉的不以為然。
“你真是從真空中冒出來的，對人情世故一無所知。現在的老師都這樣，這算什麽？行為比李老師惡劣的還大有人在。占絕大多數的學生家長都對老師心存怨恨，可都敢怒不敢言，怕老師存心給孩子小鞋穿，影響孩子升學。就算這次講理時道理站在你的一邊，可最終吃虧的還是自己的孩子。”
“這樣的學還不如不上也罷，要去你去送，給這樣的老師送禮連門都沒有，不但不送，我還要去找李某算帳！”
李同事只好連夜拎著兩條“玉溪”和兩瓶“劍南春”上李老師家了。
第二天上午，我氣咻咻地來到李老師的辦公室，“請教”他因何把我的兒子調往最後排的座位。李老師的原因有二：
一、我兒子上課不好好聽講，愛講話，影響了同學們的學習，全班同學都對他有意見，強烈建議把他調往後排。
二、我兒子不尊敬老師，有一次上數學課時，我兒子居然回過頭來和後面的同學講話，被數學老師發現了，主課老師很不滿意。
我的回答如下：
一、如果是全班同學認為我兒子影響了他們的正常學習，一致要求把他調往後排，我沒說的；但是否如此不能聽你一面之辭。下一節是你的課，我們可以去班上搞一次民意測評，你先講五分鐘，我後講五分鐘，然後讓同學們無記名投票。如果真如你所說我當著全班同學的面認錯並賠禮道歉，如果不是你也應該有個說法。
二、就算我兒子有一次違犯了班上的紀律，但類似的情形是不是只有他一人，如果不是為何只把我的兒子調往後排，是不是還有別的原因。如果你回答是我們可以把上面的測評再來一次。
三、我兒子是班上年紀最小個子最矮的學生，理當坐在最前排的座位上，退一步也應該坐在前三排。如果上面的理由都不成立，我到要請教因何把我兒子調往最後一排的屋角。
聽了我的話，李老師的臉一下子漲得通紅，他自操教棍以來還是第一次碰上這等不曉事又認死理的學生家長。結果讀書人竟然率先惱羞成怒起來。
“我幹嗎要你在我們班對學生講話！我幹嗎要搞民意測評？我是班主任，想怎樣決定就怎樣決定！我連排座位的權力都沒有，我還當啥班主任！你說有別的原因，那你說別的原因是什麽？”
“我是來和你講道理的，你這話就有點不講理了，是你先說調換座位是學生的集體意見，我才有民意測評一說。致於別的原因，你心里應該比誰都清楚，不用我把話在這里挑明。”
“總之座位我是調定了，不服你去上告！”
“話既然說到這一步，我也把我的觀點挑明了，我既然敢來找你，就不會怕你以勢壓人，這事我是非要弄個水落石出不可。我這就去找學校的領導，如果他們不肯出面我就找媒體討說法；如果媒體不理睬，我還可以找教育局。我相信天下這麽大，總有我說理的地方，就算真個沒有我說理的地方，我還有最後的辦法。”
“你不妨把最後的辦法說出來，我又不是小孩子，怕嚇唬的。”
“你看過《水滸》，應該知道武松殺嫂的故事。”
“知道一些。”李老師的語氣明顯緩和下來。
“武松知道哥哥被嫂子謀害後，第一步是幹啥？”
“去告官，結果官吏都被奸夫西門慶的銀子打通了，不理睬武松的狀子。”李老師的臉上有得意之色。
“後來呢？”
“後來？……”李老師的臉由紅轉青。
“還是我來說吧，後來武松自己操刀把嫂子和奸夫全殺了！我不想走武松那條路，因為這事太小了，但如果李老師一定要把我推向那一條路，我也身不由己。你的文化和身價都比我高，不會為一點小事和我這個大老粗較勁吧？我給你三天考慮的時間，如果三天之後我兒子還坐在後排，我會找你的！”
我頭也不會地走出了李老師的辦公室。
第二天，李老師來電話了，說大水沖了龍王廟，一家人不認識一家人，我的同學某某也是他的好友，看在某某的面子上，把我的兒子調往前排。我知道這是李老師在給自己找台階，就順水推舟，也在話筒的另一端大聲道謝。
那位李同事的兒子也向前調了幾排，但仍在第五排，他老兄認定我比他送了更重的禮品，對我的解釋一百個不相信。
更令人難以置信的還在後面：我的兒子不但沒有再向後調動座位，李老師也沒給他小鞋穿，畢業時以優異的成績升到重點初中。李同事一直在不但地給班主任送煙送酒，可兒子的座位仍象彈簧一樣前後挪動，每向後挪動一次,李同事就要拎上高檔煙酒上門一次……
由此看來，不識時務也不一定就是件壞事，如果中國多幾位象我這樣不識時務不隨潮流不諳大體的學生家長，中國的教育腐敗也不致發展到今天這種地步。這個最不應該出現腐敗的地方，腐敗的程度卻駭人聽聞。和上世紀八十年代相比，如果說老師的品格在整體下滑的話，部分學生家長又何嘗不是始作甬者呢？
兒子畢業一年後，我打電話請李老師吃飯，他接到電話的第一反應就是莫明其妙，問請他吃飯為啥？我說不為啥，因為你曾經是我兒子的老師，現在我這里有幾位教育界的朋友，想請你一道來聚聚，不知肯不肯賞臉？
“可我現在已經不是他的老師了，他有新的老師，你應該請他們的。”
“你永遠是他的老師，請你是尊師重道，請他們性質可就變了。”
“你這樣的家長真是少見，現在的學生都忘師賣道，離校後不打老師的悶棍就不錯了，尤其是我們小學的老師！這頓飯我一定要來，無論如何要來！！！”
…………
李同事是我們單位出了名的老實人，他的故事在中國有一定的代表性。李同事的老實本份給他的兒子和中國的教育帶來什麽後果呢？結果是不言自明的。
一是害了他的兒子，送煙送酒付出的經濟代價也許不是主要的；最主要的危害是使他兒子的價值觀發生病態的扭曲，認為天下事不需要正當的辛苦努力，只需要投機取巧就可達到目的，結果他兒子自此不愛學習，成績每況愈下。望子成龍的李同事在節衣縮食送出了不少高檔煙酒後又整天愁眉苦臉為成不器的兒子唉聲嘆氣。
二是毒害老師的品行，給中國的教育腐敗添油添彩。正是因為有如此多的老實家長，老師的行為才會越來越肆無忌憚，越來越和教書育人傳道授業的宗旨背道而馳。這個後果的危害性比第一個要大一萬倍！
這就是老實人的好處！！！
老實人最突出的個性是膽小怕事，息事寧人，在個人受到不公正待遇時，寧願自己付出代價也不敢討還公道，就更不用說替社會申張正義和主待公道了。下面的一則事例更能說明傳統中國人的老實本份背後隱蔽的災難性惡果。
去年無意間看了一本期刊，上面登載了這樣一則故事：
一個剛到美國的中國人去一家中國餐飯進餐，不巧遇上了劫匪。
劫匪拿著一把刀子（在美國人人有槍，餐館的老板也有）指向掌拒，掌櫃把錢櫃里僅有的兩百多美元現鈔全給了他。
劫匪走後，中國顧客問老板為何不報警，老板說報警沒有用，警察至少要半個小時才到，那時劫匪已逃得無隱無蹤了。
中國顧客不相信老板的話，他聽說美國警察工作效率很高，案發三五分鐘即可趕赴現場，為了證實老板的話是否可信，便做一次好事佬按響了報警號碼。
不想果然如老板所言，等了半個小時才來了兩個警察，若無其事地做了一個筆錄就走人。
中國顧客義憤填膺，大罵美國警察混帳瀆職。想不到中國老板竟然幫美國警察說話。
“這也不能全怪美國警察，怪只怪我們自己當初不爭氣。說句憑良心的話，美國警察還是很不錯的，既稱職又不受賄。別的地方發生搶劫案，警察總是在三五分鐘內趕赴現場，就我們中國餐飯例外。”
“哪是為啥，美國人真的歧視中國人嗎？”
“那到不是，美國人的種族欺視並不象內地宣傳的那樣嚴重，造成目前的現狀還是中國人自己。早期的情況不是這樣，中國餐飯遭受搶劫時，美國警察也是在三五分鐘內趕赴現場，當場把劫匪抓住，可受害人害怕報覆，居然不敢站出來指證劫匪，警察只好把抓到手的強盜當場放掉。於是美國警察對來自中國案件的報警不再熱心了，久而久之就成了今天這幅現狀。”
“這里別的商店也在光天化日之下遭搶嗎？”
“有是有，但很少，劫匪看到中國人好欺負，在光天化日之下一般只敢搶中國商店，因為搶別的商店風險太大，外國人不怕事，不但當場報警，還和劫匪搏鬥，劫匪在得手之後很難安全逃脫。尤其是猶太人開設的店鋪，劫匪更是不敢問津。猶太人在遇劫之後不但即刻報警，還督促警察辦案，如果認為警察辦案不力還會合夥出資懸賞緝拿劫匪。碰上這樣的硬對頭，劫匪只好自認倒黴，唯一的對策就是不搶猶太人。這條街上只有一家猶太商店，中國餐飯則有十多家，可劫匪只選擇人多勢眾的中國餐飯動手，猶太商店從未遭搶。就是那些中國人不敢出面指證而逍遙法外的劫匪也不感中國人的恩，過幾天又照樣來搶，好象不欺負中國人就天理不容一樣。更為氣人的是，來自中國的劫匪也選擇中國餐館動手！我們這個民族也真是的！！！”
…………
看了這則故事，我想起折騰了世界政治近半個世紀的中東問題。幾百萬個猶太人居住在被敵意的阿拉伯人包圍的一塊彈丸之地上，承受著面積和人口大出上百倍的阿拉伯世界的壓力，結果反而越來越強大，阿拉伯世界幾次聯合起來作出鏟除猶太人的嘗試都沒有成功。如果這塊彈丸之地上（2.5萬平方公里）居住的是幾百萬個中國人，諸位想想會是什麽結果？
猶太人能夠在敵人的心臟長期生存下來並越來越強大，顯然不是老實本份息事寧人的結果，而是拚死反抗任何形勢的強暴和強加於他們的不公正。相比之下，中國人的老實本份在已知世界一再地吃大虧，十七世紀，可恨的西班牙人在菲律賓對數量比他們多得多的華人進行了三次滅種式的大屠殺。我並不奇怪西班牙人的滅絕人性，而是奇怪這些屠殺何以能夠成功的進行？因為華人的數量占絕對的優勢。之所以這樣，除了華人的不團結外，華人的老實和膽小則是問題的關鍵。一直到前幾年，小小的印度尼西亞居然也無視北方那個強大國家的存在，膽敢光天化日之下在首都的街道集眾搶劫華人的財產，屠殺無辜的中華男人，當眾輪奸中華婦女……更令人痛心的是：這些暴徒在行兇之後居然沒有得到應得的懲罰！諸位不妨想想，如果行兇的對象是美國人，結果會是怎樣？我敢說印尼會成為第二個阿富汗！
還有一個更具諷刺性的後果：中國人的老實怕事並沒有造就他們奉公守法的國際形象，相反他們的形象因此一落千丈，不但得不到應有的尊重和保護，還成為邪惡勢力爭相淩辱的最佳對象。
這都是老實本份付出的代價，可見老實本份確然不是什麽好的品質，至少不是什麽值得稍*稱道和發揚的品質。
基於多方面的原因，中國人對老實人往往是很偏愛的，因為古往今來中國的國土上存在太多的暴徒和太多的非理性暴力，地痞流氓一直是中國歷界政府解決不了的社會問題。因此中國人都愛老實人，認為老實人不會侵害他們的正當權益，絲毫也意識不到中國之所以有那麽多的暴徒，就是因為中國的老實人太多的緣故，可以說每一個暴徒背後都有一個老實人在為其輸血打氣。如果沒有如此多的的老實人為暴徒提供極好的生存環境，暴徒就沒有容身之地了。老實人不但造就了流氓地痞車匪路霸；還造就了為數眾多的貪官污吏，造就了難以扭轉的腐敗和不公正！因為中國的老實人太多，所以中國理性的暴力太少，結果非理性的暴力因為沒有“天敵”的緣故，得以迅速滋長蔓延。我走遍了中國的大江南北，看到了不少恃強淩弱的社會畫面，可很少看到弱者不畏強暴據理力爭的鏡頭。
綜上所述，老實人最具社會危害性的特點有三：
一是老實人膽小怕事，遇事藏頭縮尾，在自己付出代價的同時也助長社會的邪惡勢力。
二是老實人沒有責任心，沒有擔當，更沒有主見，喜歡和稀泥，辦事能力極差，若把重大的事情交給這號人一定要出大問題。如果讓老實人當皇帝，朝中絕對是壞人的天下。
三是老實人沒有原則，千萬不可讓這號人去主持公道，這號人連黑白都不敢說，就更不能指望他們區分正邪了。
在一個文明的國度里，一個擁有上述三個特點的公民是不是合格的公民？是不是值得稱道的公民？當然不是，這樣的公民應該越少越好！
還是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我暫居的小城破獲了一個流氓團夥。這個團夥在當地作惡行兇了十多年，殺人、搶劫、強奸、強收保護費什麽都幹，團夥的頭目更是惡貫滿盈，群眾一直對他們的暴行忍心氣吞聲，受害之後敢怒不敢言，害怕他們報覆。頭目在受審時，刑偵隊員問他這些年作案頻頻得手的秘訣是什麽，頭目的回答竟然是那樣的簡單：
“什麽秘訣也沒有，我一個大老粗，能有多少點子。現在作案很容易的，受害人都膽小怕事，既不敢反抗又不敢報警，所以每次都能得手。我剛出道時膽子也很小，後來就越玩越大了。”
“難道就沒碰過釘子？”
“前兩年碰到一個，在東門開鞋店的一個姓吳的蠻子，我上門收保護費，他不給，我拿匕首威脅他，想不到他小子比我還玩命，二話不說就抓起一把凳子往我頭上砸，他老婆則抓起電話報警。我一看勢頭不對就跑了。”
“那你事後有沒有報覆他？”
“傻子才會去報覆他！他那幅天不怕地不怕的倔脾氣，帶人去報覆必然要出人命案，那樣我也脫不了幹系。我們只想發財，並不想和某人賭氣拚死活。其實幹我們這行的秘訣有一個，那就是識相，碼頭不是打出來的，而是看出來的，每次選擇的對象最好是膽小怕事的，自尊心強的最好莫惹，不小心惹上了要即時縮手，那樣才不會栽跟頭。剛出校門的小流氓不諳此道，絕果沒幾天就栽了。”
…………
這個頭目被判了槍決。公判會那天，我身邊的一個老頭聲淚俱下地喊殺得好殺得好，人民政府萬歲。我問他何以如此激動，他說這家夥喪盡天良，當著他的面把他女兒強奸了。我問他當時是否在場？他拍胸回答說在場，眼睜睜地看著這個壞蛋強奸他女兒長達一個小時。我再問頭目可曾綁他，他回答說沒有；又問他身旁可有凳子木棍什麽的，他說有，不但有凳子木棍，還有鋤頭。
“那你何不稱他施暴時一鋤頭挖在他的頭上？”
“我哪敢呀？他是出了名的流氓，他會報覆的。”
看到這樣的國民，我當時的氣不打一處來，劈面一巴掌打在他的老臉上。
“你也算人！你比那壞蛋更該殺！！！”
因為中國有如此多的老實人，所以才造就了如此多的暴徒。國民一直在恃強淩弱的暴徒和忍氣吞聲的老實人兩個極端徘徊，敢於反抗強暴又奉公守法的現代公民則少之又少。
有一點需要特別強調一下：老實和誠實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中國人的愛撒謊和不誠實也是舉世皆知的，別以為老實人會說真話，老實人一樣在撒謊，一樣不誠實，在大是大非面前，他們更沒有勇氣說真話。
在外族入侵民族危亡的關頭，老實人往往最容易當漢奸，都是恭順的亡國奴。他們寧願妻子兒女被外敵淩辱，也不願奮起抗暴向侵略者討還尊嚴和公道。所以老實人不可能成為民族英雄。
在本文將要結束之際，我要鄭重地申明一個觀點：別以為糊塗老實不是缺點，它對人類文明的危害與邪惡是不相上下的，暴政多半和低素質的老實人群相伴而生。中華民族要想在已知世界立於受尊重的不敗之地，就不可再偏愛老實人，最好和老實的國民告別！
二００三年九月二十九日
54.現代公民標準
什麽是現代公民？現代公民應該具備什麽樣的素質？衡量現代公民的標準是什麽？理性的思維；獨立判斷力；開放的視野；平和的心態；不卑不亢的外交節操；一定的社會責任心。
什麽是現代公民？現代公民應該具備什麽樣的素質？衡量現代公民的標準是什麽？這是本文要探討的問題。
中國已經邁進現代化的門檻。中國的現代化能否取得成功，在前進的征程上不再出現反覆，不僅僅是決策人物面臨的問題；也是每個中國公民應該深思的問題。中國現代化的成敗與否，決定因素當然是權力人物，但中國公民的自身素質也是影響現代化進程的至關重要的因素，有時甚至是決定因素。
一個國家民族現代化的成敗和進程的快慢，除了權力人物擁有強烈的民族責任心，充分履行自己的職責，決策理性科學外；國民素質的現代化程度是確保現代化循著健康理性的軌道向前發展，不因權力人物的更替而出現反覆的關鍵因素。總之一個國家的國民必須是“現代公民”，現代化才會取得最後的成功，反之則會出現反覆甚至半途而廢。一個世紀以前，中國的最高統治者光緒皇帝是銳意在中國實行維新變法的，但那時的中國公民極少擁有現代公民的素質，所以當以慈禧太後為首的守舊勢力反攻倒算時，維新變法人士在朝中找不到堅定的支持力量，民間也沒有形成支持光緒皇帝的合力（實際情況是絕大多數平民百性站在慈禧那一邊），結果使那場足以使中國趕超日本的偉大變法運動半途而廢。
中國擁有十三億人口，成年人則有九個億！但並不是每個成年人都是“現代公民”。在九億成年人中，現代公民所占的比例甚至不是很高。因此，中國公民素質的現代化應該是中國現代化的當務之急。
什麽樣的國民才算是“現代公民”？我認為衡量“現代公民”的標準應該有下面六個：
（一）、理性的思維
中國人最大的劣根性是“不愛思索”，具有“理性思維”的國民更是鳳毛麟角。
日本人“珠海集體買春”事件在媒體曝光後，中國人怒火沖天，恨不能把醜惡的日本人一刀一個通通宰啦！如果“買春”的來自歐美甚至中非的黑人，中國人的不快也許要好一些，唯獨日本人“買春”會激發中國人強烈的民族情緒。原因是日本在侵華戰爭期間曾象禽獸一樣野蠻強暴過數以萬計的中國婦女。如果大多數中國人具備現代公民的基本素質，用“理性思維”手段去看待這件事，就會發現我們的這把無名之火其實燒得沒有道理。因為日本人來中國“買春”並沒采取強暴手段，中國“小姐”全是自動送上門的，並且由中國人在中間“拉皮條”並獲取巨額“回扣”，日本人如數交付了“服務費”。中國“小姐”和“皮條客”都知道她們的服務對象是日本人，難道她們不知道這幫人曾經用極為野蠻的手段強暴過她們的同胞？因何還要為了幾個小錢在出買自己的尊嚴的同時也出買民族的尊嚴！如果說日本嫖客的行為可恥可恨，中國“小姐”和“皮條客”的行為則可剮可殺。有這樣的國民在，我們還有什麽理由只恨外國人！
缺乏理性思維的國民，最容易在職業革命家的鼓動下釀成“群體式的盲動”，對國家民族造成深重的傷害。法國大革命時期，羅伯斯庇爾的專制統治雖然只持續了不到一年時間，但給法國制造了百年難以愈合的傷痕。之所以如此，就是羅伯斯庇爾充分利用非理性法國國民的群體式盲動所造成的破壞力量，在掃除法國的封建貴族勢力時，也把法國的精英階層幾乎掃蕩凈盡。羅伯斯庇爾說所有的貴族都是反革命，是“人民的敵人”，都應該上斷頭台，巴黎市民也跟著起哄說凡是貴族都應格殺無論，結果許多留在法國效忠革命的貴族一夜間被屠殺磬盡。當羅伯斯庇爾說法國的“革命英雄”拉法葉特（法國大革命的早期鼓動者，曾作為志願者參加過美國的獨立戰爭）也是“人民的敵人”並要逮他上斷頭台時，巴黎市民就即刻行動起來帶上“斷頭機”搜捕昨天的“同志”。拉法葉特只好逃亡國外。當留在國內的貴族殺完時，羅伯斯庇爾又指責那些忠告他“不要無限止地執行屠殺政策，要珍惜法國人民鮮血”的“雅各賓黨人”（以羅件斯庇爾為領袖的政黨）為“人民的敵人”，巴黎市民又大規模地屠殺起昨天的“同志”。斷頭機似乎要永遠轉動下去，不把法國人殺光不肯自動停下來，直到把羅伯斯庇爾自己送到斷頭台下為止。
中國公民缺乏理性思維最為突出的表現是：近代史時期每逢中國和列強簽訂一個不平等條約，簽約的外交官就會成為千夫所指的民族敗類，承擔百年之久的罵名。似乎中國戰敗的責任就在那幾個賣國的外交官身上，如果他們不簽訂“不平等條約”中國就會站在勝利一邊。最典型的例子是受政府指令赴日本簽訂《馬關條約》的李鴻章，中國人罵了他整整一百年還不肯甘休，似乎還要繼續罵下去。我先前一直很推崇“五四運動”，認為那是中國人民真正覺醒的開始。前幾天又重新翻開“五四運動”的歷史，看到激動的青年學生痛打出席“巴黎和會”的中國外交官並放火燒他們的房子時，才發現“五四運動”並非全是“覺醒”。
當一個國家的公民不具備現代公民素質時，就會因為感情上的偏愛對某些國家存在根深蒂固的反感同時又對另一些國家抱有莫名其妙的同情。中國曾是萬幫敬仰的“天朝大國”，中國人的骨子深層有一種“老大哥”的心理，對那些文明程度不如中國的小國和窮國等發展中國家有一種莫名其妙的好感；而對那些文明程度勝過中國的富國和大國尤其是歐美發達國家則存在根深蒂固的敵意。其實文明國家對中國現代化的助力應該遠遠大於發展中國家；小國和窮國在得到中國無私的援助後不一定就有感恩心理，對中國“恩將仇報”和“過河拆橋”的故事並非只是冬天里的童話。越南的忘恩負義人所共知；北朝鮮似乎在制造下一個不該發生的故事。中國人最討厭美國，其實美國並不是世界上對中國最不友好的國家。誠然美國作了一些傷害中國人感情的事，但美國也作出了不少有助於中華民族文明進步的貢獻。中國最早的新式學校就是美國出資建立的，至於美國和中國並肩對日作戰則在生死關頭拯救了中華民族。還有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國人對“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態度：以色列是中東對中國最友好的國家，巴勒斯坦對中國即使沒有敵意也談不上友好。以色列的文明程度比巴勒斯坦要高得多，看看電視屏幕上那些整天不幹正經事專在道旁向以色列軍車投擲石塊來表現自己“愛國”的巴勒斯坦青少年（我總奇怪這些貌似愛國的青年幹嗎不去認真學習或工作，為巴勒斯坦制造能夠真正打敗以色列的先進武器呢？），就可知道這個民族的明天不見得會更美好，因此同以色列交往對中國的益處遠遠大於和巴勒斯坦作朋友。可是中國人有多麽仇視以色列；就有多麽熱愛巴勒斯坦。美國人對中國作了九十九件好事，哪怕只作了一件對不起中國人的事，我們就會只記得那一件事。北朝鮮傷害了中國九十九次；但只要有一次對中國表示友好，我們就可以對九十九次不予計較。缺乏“理性思維”的國民有時就會產生沒來由的熱愛和憎惡。
我們一旦缺乏理性思維，在國際交往上就不容易做到“換位思考”，人為增加不必要的國際摩擦。我們一再對小泉首相參拜“靖國神社”義憤填膺，從沒掉換位置想一下：小泉是日本人的首相，他只能按日本人而不能按中國人的價值觀來行事，否則他就是真正的“賣國賊”。“靖國神社”里死難的日本軍人是中華民族的罪人，但不一定是大和民族的罪人；就象黃繼光是中華民族的英雄但不是美國人的英雄一樣。如果美國人因中國悼念黃繼光而提出外交抗議，中國人一定會認為美國人不講道理。二月十九日，我看到一則電視新聞，說日本紀念日俄戰爭一百周年，邀請俄羅斯參加。俄羅斯沒有憤怒，心平氣和地說那是俄羅斯人最不堪回首的歷史，不打算派員參加這一盛典。日俄戰爭俄國慘敗，俄羅斯今天的軍力比日本強大得多，日本人重提令俄羅斯難堪的往事，俄羅斯應該憤怒並作出強烈反應（他們有憤怒和反應的能力）才是。但俄羅斯沒有，因為他們的國民大多擁有理性思維，認為此事盡管令俄羅斯難堪，但那是真實的歷史，不應該回避。如果日本紀念“甲午中日戰爭”一百周年，邀請中國參加，我們會怎樣反應？
去年看過一部老影片《一江春水向東流》，在場的觀眾無不對拋妻再娶的張忠良滿腔義憤。把張忠良拿到今天的中國社會，他的所作所為其實壞不到哪里去。如果在場的觀眾經歷他那樣的遭遇，恐怕也有相當一部分人會作出和他一樣的選擇。其實我們看這部影片最重要的不是憤怒而是從中得到教益，警惕自己犯同樣的錯誤而不自覺。那些痛恨張忠良的觀眾很少從這部影片中得到教益和警醒，缺乏理性思維的國民難得有“推己及人”的智慧。
歐洲文明國家在現代化早期，都曾經歷過波瀾壯闊的“理性運動”，法國就曾在“理性”的棋幟下湧現出一大批享譽全球的文學家和思想家。伏爾泰、盧梭和孟德思鳩等文化思想界的巨人都是“理性運動”的偉大實踐者。可見“理性”對人類走向現代文明是何等重要。中國因為“儒家文明”根深蒂固，沒有經歷過“理性運動”，導致全球現代化時期的中國人缺乏“理性思維”。我們有必要補上這一課。中國人一旦擁有“理性思維”，就會象唐帝國那樣再度成為人類文明的“統帥”。
（二）、獨立判斷力
中國人有“比較力”但缺少“判斷力”，具有“獨立判斷力”的國民則更少。把西瓜和哈密瓜同時讓一個東部的中國人品嘗，他能比較出哈密瓜比西瓜甜。但如果他從未嘗過哈密瓜，就會認為他吃過的西瓜是世界上最甜的瓜了。前者靠“比較力”，後者則靠“判斷力”。因為缺少判斷力，所以在沒嘗過哈密瓜時就認為他吃過的西瓜最甜。
所謂“獨立判斷力”是指一個人不受輿論和媒體宣傳的影響，自已用學到的知識和個人閱歷對某事某人獨立分析然後作出較為中肯的評價。中國人極少具有“獨立判斷力”，最容易跟著輿論或媒體起哄，所以媒體一直是中國最有效的宣傳工具。當媒體說“國家主席”劉少奇是“判徒、內奸、工賊”時，極少有人會質疑國家主席當叛徒為了啥？他能去敵國當國家主席嗎？答案無疑是否定的。如果一個人叛變的目的是使自己的地位和待遇降低，並要承擔千古罵名，這樣的叛變還有什麽意義，只有傻子才會作此虧本營生，但國家主席顯然不是傻子，廣播電台不是說劉少奇是最陰險兇惡的敵人嗎，傻子怎有能力“陰險兇惡”呢？如果中國人擁有獨立判斷力，當年的這場悲劇也許不會發生，即使發生了也不會產生那麽大的負面影響。
因為缺少“獨立判斷力”的原故，從古至今，“流言蜚語”在中國一直有強大的殺傷力，因為普通中國人懶得思考，對道聽途說的信息從不用自己的大腦進行分析甄別，往往人雲亦雲，結果最荒誕的流言也有廣闊的市場。當村里的一個漂亮少婦突然成了寡婦後，如果有一個村民煞有介事地對眾人說：他昨天深夜看見某某男人進入此寡婦的房間，十分鐘後房間的燈滅了。聽眾沒有一個人會懷疑此話的真實性，盡管該少婦平時的德行一直很不錯，一旦成了寡婦“門前自然是非多”了；也極少有人會推測此人傳播此消息的動機，因為說不準他就是那個企圖進入寡婦房間結果被趕出來的無恥男人，否則他怎會無緣無故地在大庭廣眾之下中傷另一個和他無冤無仇的鄰居呢？
“理性思維”是“獨立判斷力”的前提，沒有“理性思維”就不可能有“獨立判斷力”。
當一個國家的國民缺少“獨立判斷力”時，宣傳媒體的客觀公正就顯得至關重要。對國家民族有責任心的媒體會培養國民的“獨立判斷力”。當媒體有意誤導聽眾時，國民的“獨立判斷力”就會受到傷害。沒有“獨立判斷力”的國民和偏愛說謊的媒體會形成不利於國家民族進步的惡性循環。
（三）、開放的視野
一個民族的“視野”決定這個民族文明所能達到的高度。現代公民應該擁有“開放的視野”，他不應只從自身、局部和眼前利益出發為人處事；應該站在國家富強民族進步的高度，站在提升全人類文明的高度去思想和行動。
中國人有不少貌似精明的“處世哲學”，其是有很多是不利於國家的現代化和民族進步的。如“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之類的“哲學”就大有問題。這些明哲保身的“哲學”其實潛伏著極大的隱憂，因為它助長了民族的“孤立”、“冷血”和漠視人間悲劇，且難得有熱情為消滅這些悲劇作艱苦的努力。在漫長的華廈文明中，之所以“惡人”和“暴政”大有市場，就是有相當一部分國民擁有這種思維的結果。當他人在“惡人”和“暴政”的淫威下受苦受難時，因為暫時與己無關（說不準不久就有關）就作“壁上觀”。等到他自己遭遇同樣的悲劇時，別人也因與己無關而“隔岸觀火”。所以中國的正義和善良的力量難得團結起來，“惡人”和“暴政”因為缺乏強有力的抗衡而恣意蔓延。
從上述的“處世哲學”可以看出：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缺乏“開放的視野”，國民的眼界是“封閉”和“本位”的，導致中國的現代化起步維艱且出現多次反覆。在世界人民眼中，中國人是異常精明的，但因缺乏“開放視野”的緣故導致“聰明反被聰明誤”，使人類社會最根本的文明成果與中國失之交臂。
去年美國軍人在伊拉克的“虐囚事件”曾經引起世人的震驚，尤其令發展中國家震驚的是虐囚事件竟然是美國人自己揭露的，這類近乎“賣國”的自曝家醜是缺乏開放視野的民族無法理解的。美國人絕大多數擁有“現代公民”素質，也因此擁有“開放的視野”。在美國人看來，美國軍人虐待伊拉克戰俘是不能容忍的。咋看上去此類的“不容忍”似乎有點不可思議：一則伊拉克軍人是美國的敵人，對待敵人可以暫把“人道”拋在一邊；二則這些戰俘大多是曾經殘害過伊拉克人民的“覆興黨”成員，虐待一下他們不會引起良心的不安；三則伊拉克人對落到他們手里的美國軍人備極殘酷，在施加慘無人道的折磨之後還要毀屍焚屍，伊拉克人作“初一”，美國人當然可以作“初二”……但美國人不是這麽看的，他們認為美國人既然自詡為文明世界的領袖，美國人的的道德準則就應該有更高的要求。美國軍人虐待伊拉克戰俘的事件咋看上去不是傷害美國人，但虐囚行徑會毒害美國軍人的品格。一個品格被毒害的武裝部隊今天也許只殘害外國公民，但誰能保證明天他們不會殘害美國公民呢，因為毒蛇總是會咬人的……正如父母如對在外為非作歹的兒子不聞不問，這個兒子的品格就會被毒害，會成為“惡人”，總有一天會回過頭來傷害自己的家人，甚至傷害養育他且對他百般溺愛寬容的父母。
中國留學生初到美國時，最難理解的就是有些看上去並不怎麽富裕的美國青年自發站在街頭為與自己命運一點也不相幹的非洲窮困兒童募捐，並如實把募得的捐款交付上去。這些貌似愚蠢無聊的行徑，恰恰顯示了美國人的開放視野，使他們成為文明世界的領袖。旅美華人還奇怪美國人為何那麽“誠實”，並經常利用他們的“誠實”耍點小聰明，占點小便宜，殊不知此類“誠實”恰恰是深謀遠慮的精明。因為誠實的美國人比小聰明的中國人文明富強。
瑞士是當今世界上最文明富裕的國家，這個國家擁有一流的的社會福利制度。我曾經研究過這個國家的福利制度，發現這個國家的國立幼兒園是一個純福利機構，是專為單親家庭和處在社會平均收入以下的下層人民設立的。瑞士體面人物的孩子是沒資格進國立幼兒園的（這種狀況與中國相反）。有一點可以讓中國人大開眼界：那就是外國的暫居者尤其是難民可以享受瑞士的上層人士無法享受的待遇，把小孩送進國立幼兒園而無需交付任何額外費用。聯想到深圳珠海等城市的國立幼兒園，來自國內的打工簇除非交付巨額的“借讀費”，否則便不能把孩子送進去，就可知道兩個國家的國民視野存在多大的差距。
當擁有開放視野的民族對外交往時，他們的外交準則就不單是某個國家是否“表面”上支持他們，是否聽他們的話，還要看這個國家的政府是不是代表人民，政治是否修明，國民是否具備最基本的文明水準，以及這個國家是否有希望，明天是否會更好……
（四）、平和的心態
我在醫科大學有一個同窗好友。我倆都來自偏遠的山區，是班上最貧困的學生。那時我們對未來的最高奢望就是擁有自己的私人住宅，有一筆能供給兒女念完大學的存款。上世紀末我們都達到了這個“最高目標”，他老兄因為機靈勤勉的原因，三十出頭就晉升為正科級幹部，擠身上流社會，在省城有了兩幢私人住房。本世紀初我去拜訪他，還發現他有上百萬的存款。我說你有那麽多錢，為何還說拿不出錢來和我一道去旅行？你存許多錢幹嗎？他說這點錢算什麽，如今千萬元多的是，在省城的體面人物中他只能算 窮人，他的目標是五百萬。我說你還想繼續在仕途上混嗎？你的特長好象在做學問方面，作官似乎不是你的長項？他說官場沒有回頭路，你想中途退出不成，別人會說你沒用，你只有繼續向上爬才能證明自己的價值。我說你是為別人活還是為自己活？幹嗎那麽在乎別人的看法？他說這是沒法子的，他的目標是正廳級，結果去年在正處級任上犯了事，進了班房……
上面這位老兄一不缺才能；二不缺勤奮；他缺少的是現代公民應該擁有的別一基本素質--“平和的心態”。中國的上流社會有相當多的人士缺乏“平和的心態”，因為缺少“平和的心態”才不能放開心胸享受自已辛苦努力的成果。尤其是那些擠身政界的人士，極少有人滿足自己眼前的官位和權力，不想繼續挖空心思向上爬。相當一部分人當了科長望處長；當了處長望廳長；當了廳長又想在副省級任上退休……還有那些自認為很聰明的貪官，剛入官場上也許只想貪十萬就縮手；貪了十萬又決定攢足一百萬再縮手；等到有了一百萬又想一千萬，有了一千萬則想一個億，貪污受賄的胃口越來越大，不到犯了事就不會自動停止……
中國的官員到了“退二線”時，有相當一段時間因為品味“失落感”內心苦不堪言，並對現任官員憤憤不平，部分還患有不同程度的精神分裂癥。這種現狀和英美等西方文明國家大想徑庭。英美的政務官在離任之後才擁有真正屬於自己的生活，並相當珍惜這份來之不易的生活，努力發掘在任上曾經被壓抑或忽視的“特長”，用另一種方式來實現自我，很多人取得了在任上不可能取得的成就。丘吉爾如果不是被英國人民過早地“落選”，他也許沒時間和精力寫完那部享譽世界的偉大巨著《戰爭回憶錄》，也不可能贏得“諾貝爾文學獎”。對部分西方政務官來說，“離任”（不是退休，西方終身在政界混的人不多）是“有意義的生命真正開始”。
上世紀末我在報刊上看了一則新聞，說的是退休的美國總統布什（老布什）在街頭上推銷“防彈背心”的場面：布什象一位很“稱職”的推銷員，向圍觀的市民誇耀他推銷的防彈背心是如何堅實合體，且價格公道，比同類產品擁有更多的優勢，並攛掇圍觀者掏錢購買他推銷的背心。看到觀眾依舊無動於衷，他老兄居然自己穿上防彈背心，讓合夥人拿手槍對他的胸部進行“實彈射擊”。一聲槍響和一縷銷煙過後，布什總統還結結實實地活著，臉上洋溢著成功後無限幸福的快樂表情……
在中國人看來，這也許太不成體統了，總統有那麽多的退休金，不用自己吃苦掙錢，就算要掙錢，幹什麽不可以？幹嗎要去街頭從事“下三濫”的差事丟人現眼呢？中國人無法理解的事，恰恰證明了布什總統擁有“平和的心態”，也證明他是一個稱職的美國總統。
今年我破例回故鄉過春節，一進村子竟發現各家各戶的門口全擺著一輛嶄新的摩托，一問才得知全是外地回鄉過年的打工仔買的。起初是一人買，然後其余的人跟著買，不買就證明你在外混得不怎麽樣。最後回來的那人聽說村里外出打工的人全買了摩托，竟從遙遠的南方買了一部小車開回家，僅過境費就花了上千元！當村民看到我這個似乎最有條件坐小車回家過年的“國家幹部”居然從公汽上下來時，投過來的疑惑眼光分明是在審視我是不是在外面“犯了事”？我坐公汽並非故作姿態，而是感覺到坐公汽比坐小車自由度大些，在路上的風險也小些。現在坐公汽不象上世紀八十年代前那麽湧擠，等待的時間也不長，又不是有急事需要趕時間，坐公汽的感覺自然比坐小車輕松些。那些打工仔一過完春節又要趕往千里之外的城市繼續打工，買回的摩托只能在春節期間騎兩天，其余的時間則呆在家里空占地盤，家中的老人和婦孺是不能騎摩托的。打工仔在外掙幾個錢不容易，為了虛幻的面子觀念把錢花在幾乎沒有使用價值的摩托上，進一步說明擁有“平和的心態”對中國公民是何等重要。
（五）、不卑不亢的外交節操
邁進現代化門檻的中國不可能不和外國打交道。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後，中國人和外國人交往的頻度和廣度超過歷史上的任何一個時期（只有唐帝國時期例外），差不多每座大中城市和半數以上的縣級小城都有外國人旅行或長駐，以至普通的中國公民也免不了要和外國人打交道。因此“外交”不再只是政府的事情，也是部分中國公民必須面對的事情。中國人在“外交”上應該保持什麽姿態？恐怕大部分人都能夠用“不卑不亢”四個字來回答，但真正用這四個字來規範自己“外交”行動的公民卻不是很多。
我經常看到網上有不少貌似愛國的“憤青”用“強奸日本妹”、“打死美國佬”之類火藥味十足的不衛生字眼作為自己的網名，並且發表一些充滿攻擊謾罵的挑釁性言論。我不知道這類行為算不算“愛國”，如果算的話“愛國”這個詞的含義也未免太膚淺太危險了。這樣的網名和言論對美國日本構不成任何威脅，相反會減損中國人的文明水準，降低中國人在世界人民心目中的份量，真正受害的還是中國人自己。更令人不可理解的是：有些人在國人面前大罵美國日本來表示自己“愛國”，可一看到真實的美國人或日本人又想法設法湊上去，表示自己和這個“外國人”很熟，借此擡高自己的身價。我在內地的城市旅行時，經常看到一些看上去很不錯的青年學生誠惶誠恐地跟在外國人身後，那情形與主人跟在仆人身後沒什麽差別。如果說外國人在中國不熟，出於禮貌和善意為他們作向導翻譯或經紀人自屬情理之中，但也沒必要擺出如此謙恭的肉麻姿態。比方說你的中國朋友來訪，他也從未來過你居住的城市，你帶他到處走走，難道也會擺出跟在外國人身後的那幅“謙恭”嗎？當然還有一種相反的情形：看見外國人就故意表示出高傲、不滿和憤恨狀，甚至在外國人身後指指點點，用外國人聽不懂的中國臟話操上幾名娘……如果單個外國人的言行不怎麽順他們的眼，在條件允許時招集一幫人湧上去謾罵動粗。這兩種情形都是國人在外國人面前缺乏自信心的表現。後面一種情形看上去似乎很“自信”，但那是一種假象，事實上比前一種情況還要心虛氣短。缺乏自信心的國民在“外交”上是不可能真正做到“不卑不亢”的，而“不卑不亢”是現代公民應該擁有的外交節操。
我所在的小城有一位大學生，每逢寒暑假回家，總是要把他和美國留學生的合影拿到親戚朋友中炫耀一番。可一提起美國人又表現出怒不可遏狀，揚言美國佬壞得很，專門找中國的岔子，還指責現政府軟弱，不向美國佬宣戰……具有如此分裂人格的人居然是“大學生”，進一步說明我們真的應該補上“現代公民”教育這一課。
（六）、一定的社會責任心
這一條不需要我在此多闡述，相信每個國民都認同這一觀點，但並不是每個國民都擁有這一素質。“社會責任心”是區分一個人為“文明人”還是“野蠻人”的試金石。缺乏“社會責任心”的人，無論他的地位多麽顯赫，擁有多少財富，受過多麽高的正規教育，多麽精明能幹，實際上仍和“野蠻人”站在同一個水平線上。
上世紀六十年代美國總統肯尼迪的就職演說之所以在今天仍有強烈的震憾力量，就是因為結尾的兩句話：
“不要總是問社會為你作了什麽；多問一下你為社會作了什麽！”
二00五年二月二十三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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