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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
作者: 程木兰骆亚
中共官方宣布青年失业率创新统计口径以来新高,且大量灵活就业与气馁求职者被排除不计。专家担忧,中国内需疲弱、民企信心下滑与外资撤离,使青年就业挑战成为结构性问题,若无有效政策恐加剧社会撕裂,引发社会动荡。
毕业潮叠加招聘需求疲软 官方数据恐仍低估
中共国家统计局9月17日公布数据显示,八月份16至24岁(不含全日制学生)人群的失业率升至18.9%,较七月增加1.1个百分点,创下自2023年12月修订统计口径以来的最高值。这一数字凸显中国这个经济体正面临严峻挑战,也暴露出年轻劳动力市场的持续恶化。
2025年中国迎来创纪录的1,222万名新毕业生,比2024年多出43万人。这些年轻人一同涌入就业市场,恰逢整体经济增长乏力,劳动力供需矛盾急速放大。官方承认,这是自恢复公布青年失业率以来的最高水平。
2023年6月,中国青年失业率一度飙升至21%以上,引发社会关注,随后当局暂停数据发布,直到12月才在排除在校学生后恢复统计,数字因此下降超过六个百分点。
然而,专家对数据的真实性仍存疑虑。美国经济学者黄大卫(DAVY J. Wong)直言:“八月青年失业率18.9%,这是剔除在校生后的‘新高’,意味着口径收紧仍掩盖不了就业恶化。”
他在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此官方数字“可信但保守”,因为大量灵活就业与气馁求职者被排除在外,真正的失业困境“大概率更高”。
黄大卫还批评,整体城镇失业率5.3%带有“平均值的幻觉”,实际上青年与初入职场者承压最大。
各年龄层失业差异与经济结构性问题
根据统计,八月份25至29岁人群的失业率升至7.2%,较七月的6.9%上升,而30至59岁的失业率则维持在3.9%。
数据显示,年龄较大的劳动者多处于存量岗位,工作稳定性较高;但青年群体依赖新增岗位,而新增需求正不断收缩,导致“剪刀差”逐渐扩大。
中共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近期也承认,国内需求依然“偏弱”,部分企业正面临经营困难。
中共官方9月15日公布的工业产出与零售销售增速,双双降至近一年来最低水平,为经济复苏蒙上阴影。
黄大卫分析指出,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包括:民营经济经营环境持续恶化、外资企业撤出大于进入,以及实体经济增长乏力。
他强调:“地产和民企信心双双下行,压缩了青年最依赖的服务业与私营部门岗位,这是结构性问题,不是短期波动。”
在他看来,高学历供给过剩与职位错配,加上收入预期下降,正在催生“延迟婚育、消费降级、人才外流与‘躺平’情绪”。
GDP目标难守 专家忧经济恶性循环
官方为2025年设定的经济增长目标是约5%。然而,路透社调查的经济学家普遍预期实际增速可能仅4.6%左右。
黄大卫直言:“今年5%的GDP目标仍在喊,但在内需、地产、就业都偏弱的情况下,当局第四季度必须‘开闸放水+定向补贴’才可能守住。”
大纪元时评专栏作家徐真则从更宏观的角度分析,中国正陷入多重结构性危机。他指出:“中国目前面临资产负债表衰退叠加通缩螺旋和老龄化,这种压力甚至超越日本持续15年的资产负债表衰退与‘失去的30年’。”
他向记者解释,房地产全产业链及个人均背负高额债务,而新能源、芯片、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同样存在资本与人才密集型的高负债现象。
“低空经济”泛指利用有人驾驶的飞行器或无人机在低空域内进行的经济形态。据估计,2023年其相关企业约有2.3万家,但到2025年已暴增至8.24万家,泡沫风险隐忧重重。
徐真进一步指出,社会普遍高负债导致企业不敢投资、个人不敢消费,资金大量用于还贷,加剧通缩螺旋。
他直言,中共推动“内循环”的战略失败,而中美贸易战与过剩产能的全球倾销,更引发欧美围堵与制裁,使中国出口企业倒闭潮频现。
社会矛盾潜藏风险
失业潮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潜藏社会隐忧。黄大卫认为,大量青年失业会使经济结构进一步恶化,甚至可能被当局利用来推动“群众斗群众”以转移矛盾。他举例说:“这可能导致男女对立、代际矛盾乃至职场冲突,让社会更加内卷、更加撕裂。”
他警告,最终会陷入“内需不足导致失业,失业又导致内需不足”的恶性循环,推动经济通缩与社会动荡。
徐真则提醒,除了就业压力外,养老金缺口也将成为社会稳定的潜在引爆点。他指出,中国城镇职工退休养老金已成为“吸纳失业的主要资金来源”,甚至有鼓励大学生投身家政行业的现象。
如果财政恶化,养老金发放受到冲击,中共恐面临抗议潮全国蔓延。”徐真断言,中共公布的GDP与失业数据带有维稳色彩,“可信度不高”。
专家普遍认为,中国当前的失业压力和经济困境,与上世纪日本的经验具有可比性,但挑战更为复杂。
日本在“失去的30年”中虽然经历长期通缩,但没有同时遭遇老龄化与高负债的多重叠加效应。中国则在房地产、外贸和人口结构三方面同时承压,令前景更加严峻。
徐真估计,中国面临的困境可能会持续10年至30年,“现在仅仅开始,苦日子还在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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