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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
作者: 杨茜
资料图：疫情中的北京天安门广场（2020年5月 路透社）
北京天安门广场长期被视为中共政治与权力象征的核心地带。据多名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广场及周边地区每日有一千多名警力驻守，其中绝大多数为便衣，负责维持秩序与防范突发事件。当局强调安全无虞，但首都中心的高密度警戒，也成为观察中国公共空间治理现状的缩影。
天安门广场位于长安街中轴线上，东临博物馆，西接大会堂，北望天安门城楼与中南海，南至正阳门箭楼。广场四周设有多个安检口与围栏，出入须提前线上预约并接受多重核验。居住在大栅栏的居民老周告诉记者，即便在深夜时分，也能看到巡逻车灯与警力换岗。
每天清晨，广场升旗仪式吸引大量游客观礼。居住在广场附近的居民老李对记者说，这些游客大部分是上面提前安排的人，不是普通群众，他们被要求不准举标语，哪怕写着“祖国万岁”也不行。他补充说，你若在广场上举一个写有“拥护共产党，祖国万岁”的标语试试，旁边的便衣马上会把你带走。
警察与武警沿道路拉起警戒线维持秩序。据知情人士表示，这里的警力除制服岗外，还包括便衣与特勤小组，部分伪装成游客、摄影者或清洁工，超过一千人，在人群中分散巡控。知情者说，广场上的清洁工都带着任务，发现游客异常要立即上报。
一名熟悉公安系统运作的知情人士对记者说，天安门广场的警力主要由天安门分局、武警北京市总队及中南海警卫部队组成。各单位分区执勤，实行全天候巡查与影像监控。他透露，广场内若出现异常举动，执勤人员必须在五秒内抵达现场控制局面。
居住于天安门附近的石碑胡同居民老刘告诉记者，在通往广场的每个路口都有警察携带身份识别设备，核验进入人员证件。十年前进入广场不需证件，如今需提前预约并经安检。我们北京人几乎不去了，现在去的多是外地游客。
老刘进一步说，去那地方干什么，这么多检查。警察刷我身份证一看我住在附近，会怀疑我对广场熟悉，还去凑热闹做什么，以为我要去搞事。我差不多二十年没去广场了。
石碑胡同的名称可追溯至明代。据《顺天府志》记载，石碑胡同一带原为明锦衣卫衙署旧址，街口曾立有“锦衣卫题名碑”，刻录历任指挥、百户名录。后碑毁于火，但坊间仍以“石碑”称之，沿用至今。
另一位知情者说，广场北侧接近中南海的地带设有多层岗哨，警卫与武警分别负责内外圈巡逻。长安街两侧及地铁站口均有便衣分布，以随时应对突发情况。他说，在南池子与南长街南口交界处，你看到在拍照的，有不少是便衣警察，到处是监控镜头。
据知情人士说，尽管当局对天安门广场实施严密管控，但每个月仍有人在广场撒传单，随后被迅速控制。九成以上是访民，他们有冤情，希望引起中央重视，不怕被抓。
关注中国社会与治安的王先生对记者表示，天安门广场的安保密度反映中国政治核心区域的维稳现状。但近年来，安全维护与社会监控之间的界线日益模糊，公共空间逐步被制度化管理。许多人在广场感觉被无形的眼睛注视。他说，他曾从东单走到西单，途经天安门广场，被五六名警察翻包检查。
近年来，北京市公安部门推行“核心区域安全防控一体化”计划，在广场内外增设高解析监控镜头与行为识别系统，对人流进行动态监测与预警。在重大节假日期间，临时警力可增至三千人以上。居民表示，现场秩序井然，但氛围紧张，讲话稍大声就会有人过来查看。
天安门广场自1950年代扩建以来，发生过多起政治与群体事件。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红卫兵在此集会宣誓。1976年清明节，北京市民在广场悼念周恩来，引发“四五运动”。1989年春季，学生与市民在广场静坐请愿，6月初被军队武力镇压，六四事件震惊海内外。最近十五年，广场的安全防控体系全面升级。
2013年10月，一辆越野车在金水桥附近冲撞游客并起火，车上有多名维吾尔族人并携带汽油，事件造成多人死伤，官方后来定性为“恐怖袭击”。此后，北京进一步强化广场与长安街安检措施，新增高空监控与特警巡逻。2020年起，进入广场需网上预约与实名登记，并设人脸识别闸口。据北京市公安局公告显示，该措施为“确保核心区域安全稳定”而设。
学者指出，天安门广场的变化反映中国城市治理的安全导向思维。中共当局将稳定视为核心指标，而个人活动自由与公共参与被置于次要位置。北京一名研究者对记者说，天安门广场既是政治安全的象征，也是监控中国的一面镜子。
评论人士认为，广场的警力部署已超越治安层面，而是政治稳定体系的具体呈现。中共当局在公共场所动员大量隐性警力与监控资源，秩序得以维持，但自由空间随之消失。一位社会学者对记者表示，天安门的警戒结构反映权力中心的敏感与防范，“越是害怕不稳，就越要控制每一个动作，哪怕那只是举起一张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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