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工人階級談二零二五

傑瑞米柯賓 · 发表于昨天 17:59

作者中國勞工論壇寫於二零二五年

陜西學生死亡事件引發大規模抗議和警察鎮壓

2025年剛開始不久，中國陜西省蒲城縣就爆發了大規模群眾抗爭，抗爭的規模是2022年反清零反專制抗爭以來最大的一次，參與人數可能達數千人甚至上萬人不等。事件起因是在1月2日，當地職業教育中心的學生黨昶鑫在深夜離奇墜樓身亡，死前疑遭遇校園霸淩。

而當地政府與學校封鎖消息，阻攔死者家屬了解真相，引發群眾廣泛不滿與憤怒。民眾連日來包圍學校，人數越來越多，並與警察爆發激烈沖突。網上流傳的部分視頻顯示，警察以暴力毆打民眾，甚至對倒地的民眾猛烈踹踏，多人受傷和被捕。這是中國社會高壓鍋瀕臨大爆發的一個例證。

墜樓身亡的學生在墜樓前曾與同校的其他學生發生沖突，後經由學校“調解”後返回宿舍。據中共官方說法，當晚死者的室友在半夜如廁時發現宿舍陽台窗戶大開，查看後方才驚覺死者已墜樓身死，因此官方認定死者為自殺。

欲蓋彌彰

但這說法受到廣泛質疑，最大的疑點是當時蒲城縣天氣嚴寒，死者假如大開陽台窗戶自殺很快就會把全宿舍的人都冷醒。加上網上流傳一段疑似死者家屬的說法指死者母親被叫至學校後，先被鎖在屋內，不準離開，直到天亮才得知孩子跳樓的消息。在殯儀館，死者母親發現死者脖子以下有明顯瘀傷，當她試圖進一步查看時，卻被老師阻止。此外，家屬指出宿舍內有明顯打架痕跡，但校方卻沒收了知情學生的手機和手表，刪除照片。因此他們認為造成這名學生死亡的實情遭掩蓋。

這些廣為流傳的說法雖然無從證實，但在中國民眾的心目中顯然比官方通報更為切合他們的日常生活經驗，因而也更為可信。因此憤怒的群眾在1月4日起開始圍堵學校，要求真相並公布校園監控錄像，卻被校方以“監控壞了”為由拒絕。據報導指在與警方對峙期間，死者的舅舅當場被警察抓走而點燃了民憤。民眾破壞學校保安崗亭，甚至拆毀柵欄與圍墻沖進學校，占領了學校大樓，並在保安室發現運作良好的監控系統。

抗議發展至1月7日到8日，中共開始從外地調集大批武警和特警到場鎮壓抗議，並封鎖蒲城周邊的公路，防止外地民眾加入抗爭，隨後再次與民眾爆發激烈沖突，在過程中大批民眾被警察暴力毆打和逮捕。至1月9日軍警已基本驅散占領學校的群眾，但直到10日案發學校周邊仍處於封鎖狀態下。

同時，中共也在網絡上大肆清理相關消息，哪怕是原本存在於中共喉舌媒體如騰訊網的相關報導也被刪除。死者的家屬也遭到了中共的施壓，死者母親被迫拍視頻指接受官方的說法，呼籲民眾解散。

蒲城縣這起死亡慘案再次凸顯校園霸淩與學校管理不當的普遍問題。根據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於2020年至2022年間對3,108名未成年學生的研究結果，53.5%的學生表示曾遭受校園霸淩。顯然這是一個非常保守的數字，很多學生由於在沒有足夠反霸淩的支援和教育，他們會更傾向於不願透露甚至不知道自己遭受到校園霸淩。我們需要由教職員、學生與家長民主制定課程與政策，並且大量增聘心理輔導者來援助遭受欺淩者。學生需要獨立學生會，組織起來爭取自己的權利，包括參與對校園暴力和霸淩案件的調查與防治的權利，以防校方為保“聲譽”而隱瞞真相。

民憤的爆發

但另一方面，這次蒲城縣抗議背後遠非僅僅出於對校園霸淩和當局處理不公的不滿，而是也源於更廣泛的背景，即民眾在中國陷入歷史性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下，對生活條件日益下降的憤怒。許多民眾對前景感到絕望。特別是警方越來越令人憎惡，他們被視作殘酷、不公制度的象征。在在抗爭的片段中，經常會聽到民眾怒罵警察是“土匪”，也聽到有人指“警察是蒲城最大的黑惡勢力”，對政權更是沒有任何信任可言。

作為一個以農業為主的縣域，蒲城縣的非農業就業機會有限。農村地區的公共服務（如教育、醫療）難以滿足需求，尤其是職業學校等地方教育資源的品質問題，加劇社會不滿。因此，社會上有任何風吹草動就可以引爆民眾積累已久的憤怒。而這，正是中國現時普遍社會的寫照，也符合了我們指出，中國社會正處於爆發臨界點的馬克思主義分析。

進入2025年，類似的抗爭必將發生的更頻繁。這將延續2024年以來抗議增加的趨勢。美國智庫自由之家的“中國異議監測中心”數據顯示，去年7月至9月，中國抗議事件與2023年同期相比增加了27%。專制政權的打壓或將越來越殘暴，但與此同時，隨著國家資源日益緊張，維系這種制度也會變得越來越困難。通過這些經驗，人們可以形成更清晰的意識，並尋找替代當今獨裁制度的方案。越來越多的人將認識到工人階級需要組織起來，建立一種基於真正社會主義、終結暴政的政治替代方案。

中國GDP“保五達標”：當局睜眼說瞎話

在1月17日，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了一系列官方經濟數據。當中最引人關注的自然是去年全年GDP增長數字。根據中共官方的數據，在經過第二季和第三季的增長下跌後，第四季的GDP增長迎來了“奇跡”反彈，使得2024年全年，正處於歷史性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下的中國GDP增長，正好不多不少的達到習近平所定下的5%目標——如此拙劣的作假操作普遍被網民看穿，因此遭到廣泛嘲諷。

“我自己的猜測是，過去2到3年實際數字（中國GDP年增長率）平均可能在2%左右，盡管官方數字接近5%”去年12月，中國經濟學家高善文在兩場論壇上發言質疑中國官方GDP數字真實性，隨後遭到禁言並與外界失聯。《華爾街日報》的魏玲靈指高善文的言論觸怒習近平，被其下令調查和處分。

在去年年底，中共修改了官方的GDP統計方法，特別是對房地產領域的統計從過去基於建房的成本統計法改為了租金統計法。由於租金市值完全基於統計局自行操弄，因此這一修改雖然令2023年的GDP的總量增加了，但同樣也使今後中共更容易在統計數據上注水。

然而即便是這份被視為笑柄的官方數據，當中也瞞不了兩個的確存在的問題：首先是第四季的增長主要由較強的對美出口帶動，但這並不表示中美帝國主義沖突緩和，恰恰相反，正是由於美國企業和機構擔心特朗普2.0時代，中美貿易戰升級，因此選擇在特朗普接任前增加大批緊急訂單。然而這只是一次性出口增長，隨著中美帝國主義沖突和貿易戰的升級，出口額對中國經濟的支持將愈來愈吃力。

另一方面在官方數字上，包括價格水平的名義GDP增長只有4.2%，低於實際增長0.8%，名義增長低於實際增長原因在於價格下降，說明中國經濟處於通縮周期。而通縮將會是中國經濟危機的一個長期性的病癥，也就是“日本化”的病癥之一。日本的經驗表明，這一進程意味著經濟增長緩慢、債務問題更加嚴重，而且很難擺脫這一狀況。

根據巴克萊銀行去年11月的報告指，去年中國經濟在“日本化指數”上超過了日本。對於馬克思主義者而言，這絲毫不會令人感到意外。早在資產階級學者和媒體還在沈浸於中國崛起的幻想時，我們早已指出中國經濟面臨“日本化”的危機，而直到今天“日本化”已成為人所共見的現實時，他們對於“日本化”的結論跟馬克思主義者已不得不趨於一致。

“不要看他說了什麽，而要看他做了什麽。”對於這些連前總理李克強都不信任的官方數據（這也說明了哪怕作為最高統治者一員的李克強，連他手上都沒有一個真實的數據），要分析中國的經濟形勢，更應當觀察中共的經濟政策。而現在央行正與”5.4%增長“唱反調，準備進一步降息降準注入流動性以刺激經濟，這證明了“GDP增長5%”是一個連中共自己都不相信的謊言。

中共對於這“5%”的執念，一方面是為了維護習近平的統治權威，並試圖以此加強人們——特別是外資——對經濟和政權的“信心”；另一方面，也是為了進行“化債”，用高GDP數值拉低中國政府負債率，從而獲得更多的發債空間，也讓中央政府更有空間吸納地方債務，令其得以繼續以債養債。中共越來越依賴虛假數據，是這個資本主義獨裁政權絕望、以及對現實控制力度減弱的顯著跡象。下一階段危機不可避免將變得更深重。

中國：連鎖月子中心暴雷月嫂討薪遭鎮壓

2025年1月6日，“愛家月子中心”被曝老板王沛騰攜款跑路出國。一夜之間，上海、江蘇、浙江、廣東、寧夏等多個省市的80余家加盟店陸續宣布停業，1月7日，總部位於江蘇省的愛家母公司進入破產程序。事件導致上千名月嫂失業，走上艱難的討薪之路；一千多個家庭的新生兒與產婦陷入無人供應餐食、無人照料的困境，廣州門店的房東甚至用停水停電來威脅她們在寒冬里被迫離開。另外，也有眾多待產家庭的數萬預付款無法退回。多地月嫂聚集在門店外討薪，甚至不得不以威脅跳樓的方式示威。有視頻顯示，大量警力參與進鎮壓行動，討薪月嫂被粗暴地拖曳、擡起，塞進警察大巴里“轉運”，現場一片痛斥警察暴行的哭訴。

1月17日，武漢百佳婦產醫院宣布倒閉，而數百員工被拖欠3-7個月不等、合計數千萬的工資，他們聚集在醫院要求拿到工資。醫院內亦有患者，她們面臨與愛家月子中心相同困境。其母公司百億醫院管理有限公司在全國擁有百佳系、艾瑪系等數十家民辦醫院，目前已被列為失信被執行企業，未來可能還會有連鎖性的暴雷事件。

討薪成罪

面臨月嫂們討薪，各地警察冷漠地一致要求討薪者不要“聚集”導致“違法”。這是什麽流氓的邏輯，欠薪不違法，而討薪是違法的！這些視頻在抖音上遭到了民眾對警察的嘲諷。有警察哄騙討薪月嫂，警方可以用“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拘捕欠薪老板，但根據中國法律，欠薪老板只有經歷長達數年的勞動仲裁、法院審判程序後拒不執行，才有可能成為犯罪主體，而大部分月嫂來自經濟落後的農村，基本上不可能有那麽多財力和精力以對簿公堂來維權。

中國勞工論壇采訪到江蘇的一位月嫂，她說：“我們做月嫂這個行業，月子中心都不會和我們簽勞動合同的。想通過法律維權，連證明勞動關系都困難。月嫂這一行都是賺的血汗錢，雖然上單期間每天工資有270元，但要24小時不停地伺候寶寶和寶媽，每天半夜好幾次起來喂奶粉、哄寶寶睡覺，每次接到單起碼28天都睡不好。去年工廠裁員進入月嫂行業以來，我的月經都紊亂了。不做這一行也做不了別的，老家安徽還有自己兩個小孩上學要用錢。我都一年沒回去看他們了。”許多月嫂在抖音上表示，月子中心暴雷後，自己像“皮球”一樣在各個政府部門之間被踢來踢去，但他們沒能解決任何問題。

截至1月20日，只有江蘇省常州、昆山、無錫的愛家門店由政府發放了月嫂的工資，對產婦的退款和轉院也只有愛家總部所在的江蘇省23家門店由政府部分承擔，其他全國門店的討薪和退款則遙遙無期。一些供應商如提供食品的菜農也在抖音上控訴半生積蓄打水漂。從房地產到汽車、IT行業，整個經濟如今都陷入這一個趨勢：資本主義企業破產、工人受騙並被棄如敝屣、相關企業在一串連鎖反應中被擊垮，而這個趨勢正是一個“新常態”。春節將至，由於這一機構的破產，數千個家庭、數萬人面臨經濟窘境。而這僅僅是中國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下，工人階級殘酷境況的冰山一角。

2025年開年以來，全國範圍出現廣泛的工人集體討薪行動。這些行動形式大多都是非暴力的聚集、威脅（或真的實施）跳樓自殺，即使這樣，警察也往往借由多種不實罪名對工人進行驅散和逮捕。隨著中國經濟危機因加劇的中美帝國主義沖突而惡化，這些討薪行動可能會數十倍數百倍地增長，更大規模的工人集體行動將點燃民間對中共資本主義統治的憤怒情緒的火藥桶。

全面私有化的月子中心行業

中國人“坐月子”是一項傳統的習俗，要求產婦在分娩後的一個月內，遵循許多禁忌和嚴格的飲食限制，據稱有助於產婦恢覆身體、分泌母乳。各地區有類似但略有不同的坐月子習俗，其中一些甚至是反科學、會造成健康隱患的，如不允許洗澡、要求蓋厚被子出汗、不許房間通風，有的地區不許產婦吃鹽、有的地區要產婦大量吃鹽……一旦產婦膽敢不遵從這些愚昧的規則，就會被警告未來會患上“月子病”，如果產後出現健康問題，婆家就可以以“坐月子”時違反禁忌為由，不但不提供關心和照料，反而對其進行指責。許多產婦為了避免受到這樣不人道的父權壓迫，選擇去月子中心接受更科學、更專業的產後照顧。

也有許多家庭不得不選擇住月子中心的緣由是，護理產婦的責任已經被迫部分地由家庭轉向社會。中國經濟危機下，產婦的產假權益被削減、丈夫缺少陪產假且普遍加班，甚至夫妻雙方的父母老人由於延遲退休不得不繼續上班，導致產婦與新生兒得不到家人照顧。

在以上兩種因素的影響，以及處於經濟危機、出生率斷崖下跌的情況下，加之中共為嘗試挽救出生率而對家政行業大力補貼，月子中心行業反而得到“野蠻”擴張。在2018-2023年，中國月子中心行業市場規模覆合年增長率高達22.7%，到2023年共有5454家月子中心，這些企業幾乎100%是私有的。2023年，月子中心的市場規模已經高達243.3億元，相對當年全國出生人口902萬，如果能夠將這個行業公有化，本該能為每個新生兒家庭提供每個孩子約2700元的護理費用！在民主高效的運作下，這筆款項將完全足以修建覆蓋全國的免費、提供優質服務的母嬰護理中心，並為護理人員支付高薪！然而現實卻是大部分產婦無錢支付高昂的月子中心費用（每名產婦每月花費2-15萬元不等），在產後得不到良好的護理而可能患上健康問題。根據中國《醫師報》報道，中國產婦患產後抑郁癥的比例高達18%，高於世衛發布的世界平均水平（11%-17%）。在世衛同一篇文章里，全球1/3的婦女在產後會面臨各樣健康問題，在中國可能會更高於這一數字。

在私有市場里，即使是目前正處於上升期的行業中也是有企業破產的可能性，但醫療行業尤其是月子會所破產，造成的後果是極其嚴重的，因此這一行業不應任由追逐利潤的“看不見的手”擺布。隨著出生率連續多年的斷崖式暴跌，不排除月子中心行業未來也會面臨醫院產科、幼兒園倒閉潮相同的大規模接連倒閉。新生兒與剛分娩的產婦理應受到全社會的保護與照顧，以免受惡劣的生存環境與情緒上的壓力。這即使在原始社會都是人類繁衍生息的鐵律，但逐利的資本主義（在中國則與中共獨裁相融合）在這點上顯然是反人類的。

社會主義者主張：

國家沒收並接管破產的月子會所、婦幼醫院，作為當前的一項緊急措施；新開設月子會所全部國營公有，面向全民提供低價、專業、優質服務；
終結醫療行業的私有化。大幅增加對國有醫療行業的投資，並由工人、患者和當地社區選舉產生的代表進行民主控制。
國家與月嫂、廚師、護士等護理人員簽訂正式勞動合同，工資不變、落實五天八小時工作制，終止月嫂過勞，將更多崗位提供給失業大軍；
終止習近平政府對討薪者的鎮壓，允許勞動者組織獨立工會、參政，爭取工人組織、言論自由和集會自由的權利；
終結資本主義獨裁統治，建立民主的社會主義，取代殘酷、不公的剝削壓迫制度。

中美帝國主義沖突下出生的DeepSeek

DeepSeek R1模型在1月的發布震撼了世界。西方媒體甚至將其譽為可能的“斯普特尼克時刻”，指代蘇聯在1957年發射的第一顆衛星，而這顆衛星挑戰了西方技術占據優勢的主流觀點。

由於“DeepSeek效應”，香港科技股自1月中以來飆升了31%，帶動港股成為了今年到現在表現最佳的股票市場。作為一家中國的AI初創公司，DeepSeek號稱憑借其先進的算法、AI模型和技述，以低成本和中低端芯片，挑戰了美國在AI領域的主導地位。這引發了美國科技產業和政府一定程度的恐慌，特朗普稱這是“警鐘”，毫無疑問，DeepSeek現在將導致中美帝國主義沖突下，在科技領域的競爭較量進一步急劇加速。

所以，DeepSeek到底為何而來？DeepSeek開發的AI模型標榜低成本與高效率，並在數學和推理等工作上表現出色，媲美OpenAI目前的最新模型。據他們宣稱，他們使用了約2000個英偉達H800系列GPU，在55天內就完成了模型訓練，成本約558萬美元，相當於僅為Meta最近AI技術開發費用的10%。

全球AI霸權之爭正如火如荼地展開，在中、美兩國之間尤其如此。中國在DeepSeek中試圖想要證明：在高端芯片的進口被“卡脖子”限制下，中國也能依靠中低端的芯片和優秀的算法，來開發出一套達世界頂尖水平的AI模型。習近平一方面以此展示中國的科研實力。另一方面也試圖想借此證明美國的高端芯片對華出口禁令沒有效果，希望能藐視這項禁令——這正是中共為了恢覆中國經濟嚴重動搖的信心，所采取的其中一項措施。相應地，美國也在加速投資AI基礎設施。OpenAI與多家企業在1月底宣布將共同斥資5000億美元，在美國建立AI基礎建設，特朗普稱這是“史上最大規模的AI基礎建設計劃”，以確保“技術未來掌握在美國手中”。

1月27日，受此消息影響，美國主要科技股市值蒸發約1兆美元。其中，Nvidia股價下跌17%，市值損失約5,890億美元。這對任何一家公司而言都是史上最大的一次股市單日虧損。西方的資本擔心，DeepSeek以及中國其他的先進AI模型可能削弱西方科技巨頭在人工智慧領域的主導地位。

實際成本比官方數字多467倍？

然而，越來越多對DeepSeek的質疑和相關證據已開始浮現。DeepSeek聲稱其開發成本僅為600萬美元，這一說法受到了廣泛的質疑。谷歌DeepMind負責人表示，DeepSeek的成本說法“誇大其詞，有些誤導”。麥格理分析師在2025年2月的報告中估計，DeepSeek R1模型的實際開發成本可能高達26億美元，是官方公布數字的467倍。此外，有報告指出，DeepSeek的論文中提到的600萬美元成本僅指預訓練運行的GPU成本，這只是模型總成本的一小部分，實際硬體投入可能遠高於此。

另一個令人關注的焦點在芯片問題上，有報告指出，DeepSeek可能透過第三方管道取得了受美國出口管制的高階Nvidia芯片，經過兩三年的囤積後方才開發完成。美國當局已開始調查DeepSeek是否通過新加坡等中間商繞過出口限制，非法取得先進芯片。無論此言是否屬實，特朗普政府都可能進一步加強芯片出口管制。

同時，DeepSeek所謂的開源也並非是真正意義上的開放全部源代碼，實際上只是部分開放。由於沒有公開訓練數據，這也使得OpenAI指控DeepSeek實際上是用ChatGPT進行“蒸餾訓練”。這一方面令人更質疑DeepSeek的實際創新能力，但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了資本主義制度下，原本開源的ChatGPT變成了利潤工具後，反過來抑制了AI技術的進一步發展：假如“蒸餾訓練”當真可以在原有的基礎上更高效地訓練其他AI模型，那麽現在阻止人們這樣做的唯一障礙就是資本主義制度本身。

雖然中國在先進技術和人工智慧方面遠遠落後於美國，但不排除在某些細分領域他們可以匹敵或超越美國。但目前來看DeepSeek並不是這樣的一個例子，而是中國科研仍跳不出“能夠快速到從1發展到100，但卻無法從0發展到1”的又一個例子。根本上限制中國科技發展的因素，一是中共專制統治，扼殺科學自由；二是資本主義利潤至上的制度，在我們這個時代，這一制度由中美帝國主義沖突主導。

中國AI的政治

就像之前百度所推出的“文心一言”AI一樣，中共開發的大型語言AI首先存在“敏感詞”的先天不足。在回答部分政治或國際相關的問題時，它的表意簡單就像一個瘋狂的小粉紅。有網友嘗試分別詢問DeepSeek對金正恩與拜登的評價時，DeepSeek對前者極盡肉麻諂媚之辭，而對後者則是毫不留情的猛烈批評甚至咒罵。可見，這是在訓練相關話題時，開發者只提供中共所認可的官方材料，因此DeepSeek在這部分的表現就顯得偏執和狂熱地捍衛專制統治。

但即便如此，中共認為這仍不夠保險，因而加入了大量敏感詞名單以進行“硬過濾”，使得DeepSeek的回答有時顯得非常突兀和不可理喻。比如哪怕詢問“天安門是什麽？”“台灣是什麽地方？”這樣簡單問題時，它依然拒絕回答。這讓人不免懷疑這AI模型到底有多“智能”？如果它如中共聲稱般先進，這類問題完全可以給出一個完全不涉及政治因素的客觀答案，而不是簡單粗暴地加入一個敏感詞名單讓AI一律拒絕回答。

中國新藥品政策危及民眾性命

醫保集采政策置人命於草芥，所采購的藥品質量不佳，引發中國群眾不滿。2024年底，中國醫保局公布了第十輪藥品集采名單，並實施了新一輪藥物更換。不久後，許多醫務和患者紛紛發聲表示集采藥物的藥效不佳，而公立醫院提供的藥品中幾乎不存在質量更好的進口原研藥物，只能在院外私營藥房高價購買。

今年初，北京和上海的數十名醫學專家集體質疑集采藥物的質量，指出存在“麻藥不睡、血壓不降、瀉藥不瀉、抗生素過敏”等問題。他們指出，主要原因是供應商為了壓縮成本偷工減料。此外，藥監局發布的《仿制藥一致性研究數據》明顯涉嫌數據造假，引發公眾嘩然。

1月24日，藥監局撤下了相關數據，隨後對被懷疑造假的數據進行了修改。2月9日，醫保和藥監部門聯合聲明，力挺集采藥物，聲稱仿制藥的藥效問題只是“醫生個人用藥體驗”和“道聽途說”，堅稱這些藥品安全有效。但官方立場與現實情況之間的巨大落差，加之對資本主義“壓縮成本”邏輯的切身體會，民眾仍普遍對集采藥物有著嚴重不信任。

自從1985年醫療私有化以來，政府大幅減少了醫療等公共服務的財政投入，醫院不得不自負盈虧，原本高度依賴財政補貼的公立醫院依賴藥品加價權彌補財政缺口，藥物收入成為醫院科室的“績效考核”依據，醫生也通過開高價藥獲取提成。民眾逐漸感受到藥物亂開、加價過高等問題，對醫療系統的不滿情緒已然沸騰，其中一個表現便是傷醫事件一再上演。2009-2018十年間，有報道的傷醫事件有295起，造成24名醫生死亡。

作為中美帝國主義沖突的一部分，為減少對西方醫療產品的依賴，習近平於2015年要求公立醫院“藥占比”（即藥物在醫療費用中的占比）從40%以上降至30%，並要求基本藥物的仿制藥在2018年底前實現在藥效上達到與原研藥一致的水平。自2018年，中國實施了醫藥集中采購制度，集采仿制藥物價格相較於同類進口藥大幅下降。為填補財政缺口，醫院提高了整體醫療費用，反而令民眾的醫療支出逐年提升：居民人均醫療保健消費支出占總消費支出從2018年的8.5%增長到2024年的9.0%。

第十輪集采實施後，醫院全面更換國產仿制藥，導致醫生群體對藥效和提成收入的下降表示不滿。

自由派的解決方案是否可行？

一些資產階級媒體提出，應該將藥物選擇權歸還給醫生和患者。然而中國的資本主義制度下，哪怕在所謂公立醫院，醫生也有著為醫院創收的考核壓力，如果只是把藥物選擇權交給醫生，現行制度就會驅使醫生開具提成更高的處方（例如療效和副作用不明的中成藥）、而非最有效的藥物。醫療集團絕不會允許損害其利潤的行為，他們會以高額回扣和提成利誘醫生和醫院為其利益服務，因此我們不能單純指望醫院和醫生都一定能頂住壓力、以患者健康為優先。顯然，整個制度都需要改變，要消除所有形式的牟取暴利行為。

馬克思主義者認為，醫療行業的私有化注定無法為廣大民眾提供廉價優質的醫療服務。中國之所以還沒實現全民免費高品質醫療並非因為沒錢，而是中共資本主義不願承擔這個責任、政府醫療衛生支出占GDP比例不到2%（哪怕以“自由市場”為聖經的香港政府都投入2.8%）——因此，必須大幅增加公共醫療開支，而這聯系到以民主的社會主義取代現社會體制。

醫院和醫療保健部門應由各級醫療人員、病患、公眾民主管理與控制、並向全民提供免費醫療服務，取消對官員、軍官的醫療特權，全部醫院開支由政府承擔，杜絕提成和績效制度。全面公有化醫藥企業並進行民主控制，取消利潤驅動，由工會和地區健康委員會共同監督全產業鏈的生產和流轉。這是取代如今崩潰制度的社會主義替代方案。

新冠病毒：“實驗室泄漏”說持續許久

中美帝國主義沖突仍在升級之際，兩國政府都在將新冠病毒用作攻擊對方的武器。美國特朗普政府的代表已再次指控新冠病毒從武漢實驗室泄露，而3年多以前中國官媒也曾無憑無據指控美國德特里克堡實驗室泄露新冠病毒。這些互相指責無助於尋找新冠疫情的起源，或者預防下一次疫情爆發。若要做到這兩者，那就要將醫療視為造福人類而非營利的事業，大幅增加對醫療保健的投資。這就意味著必須扭轉醫療私有化進程，終結資本家對醫療部門的控制，將整個部門公有化、並實施工人民主計劃。

今年2月初，特朗普的親密盟友馬斯克在X平台上分享另一名用戶的有關推文，指控武漢病毒實驗室與USAID資助的美國“深層政府”合作制造並泄露新冠病毒。馬斯克以典型的煽動性言辭寫道：“你們知道嗎？美國國際開發署用你們的稅款資助了包括新冠肺炎病毒在內的生物武器研發，這些武器殺害了數百萬人。”也只說了這麽多。馬斯克此舉其實是為了廢除美國國際開發署，作為對美國國家機器大清洗、將其特朗普化的舉措之一。受此影響，美國國際開發署自2月8日起陷入停滯，數千員工被解雇或被迫休假，包括部分在美國的中國異議人士NGO也受到打壓。馬斯克的削減開支措施將對全球產生毀滅性影響，南非就是一個典型例子，該國的艾滋病防治項目依賴美國國際開發署的資金。德斯蒙德圖圖艾滋病中心警告稱，這些削減開支措施或將在未來10年內導致50萬人死亡。

美國中央情報局也已經在1月底聲稱新冠病毒最可能起源於實驗室。然而，其報告強調，這一結論的“信心不足”，缺乏確定的證據、存在相互矛盾。但該這份估報告還是將矛頭指向了中國。實際上，這份報告在拜登執政期間就已經做成，但卻是由特朗普任命的新任局長拉特克利夫（John Ratcliffe）下令解密的。這意味著，繼聯邦調查局和能源部後，中情局是第三個主張“實驗室泄露”的美國政府機關。特朗普回朝後就很快公布這份報告，除了升級與中國的對抗外，也是為了針對民主黨進行攻擊，而這正是特朗普政府針對一切“敵人”發動全面攻勢的其中一步。

自從新冠肺炎於5年前爆發，中美兩國政府就一直針對其源頭互相交鋒。中共在其官方表態上並不明確支持新冠病毒是美國生化武器的陰謀論，但暗中鼓勵這些陰謀論在網絡上傳播，允許各大官媒帶風向。他們稱新冠病毒在2019年中下旬就在美國通過德特里克堡實驗室泄露、傳播到美國社會。美國方面則聲稱不能完全“確信”新冠病毒是自然發展的，表明實驗室泄露是有可能。

整場新冠肺炎疫情中，中共政權也持續隱瞞關鍵資料，設法阻撓一切外來的調查人員進入武漢病毒研究所進行研究，更操控對病毒源頭初步調查的數據。中共執迷於審查與機密，特別是當其擔心訊息傳播會損害其地位、或破壞其控制權的時候。它只想要報道當局的“成功”，壓制疫情的消息。雖然2021年2月，中共曾經容許世衛組織赴武漢進行調查，但隨後阻撓了世衛組織於同年7月和10月中提出的進一步溯源調查計劃。中共這一系列遮掩真相的做法，如同其對於GDP、失業率、人口趨勢等數據那樣，都是在面對國內多重危機的情況下試圖為自己減壓，但這也反過來給了美帝升級攻擊的機會，同時中國群眾也不會一直為官方謊言所欺騙、群眾不滿也將遲早再次爆發。

社會主義者強調，對於中央情報局等美帝機構、以及中共的帝國主義政權，都需要完全不抱有任何信任。雙方歸根結底只顧本國統治階級的利潤與地緣政治利益。我們呼籲在全球各地工人階級進行組織的基礎上，進行全面、透明、民主的調查，這樣才能找到疫情的真正源頭，並為了全球人民的福祉總結必要的救命教訓。

中國失業危機於蛇年仍在持續

根據媒體報道，大批農民工在大年初四提前返城，許多店鋪在初三就開始營業。原因很簡單，許多人擔心工作不好找，工資遭到拖欠，不得不提前返回工作場所，以增強自身的“就業競爭力”。這一現象暗示了當下的極其嚴重就業問題，背後則是中國陷入30多年前資本主義覆辟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

中國的就業問題不局限於紙面上不斷攀升的失業數字，也體現在有工作者和尚未就業的青年身上。一方面，很多勞動者哪怕沒有失業，但是工資或時常遭到拖欠——根據中國勞工通訊收錄數據，2025年1月全中國至少有207起欠薪相關的工人集體行動，相比去年同期增加22%。哪怕沒有欠薪，很多勞動者的工資也遭大幅削減。這些勞動者擔心辭職後找不到新工作，申請勞動仲裁又害怕資本家借機報覆，因而陷入兩難境地。另一方面，中國青年的就業質量極其糟糕。從大學畢業後，青年人能較容易找到的工作一般收入較低，或所學專業不對口，令人難以接受——只有66%的畢業生簽約工作與所學專業對口。2024年大學畢業生中，選擇直接就業的比例為55.5%，較2023年下降2%。選擇繼續深造（以暫時躲避就業壓力）的畢業生比例則上升了1.6%、達到6.5%，而真的找到工作的大學畢業生只有30%。2025年中國將有1222萬大學畢業生、再創歷史新高，就業情況恐將繼續惡化。

隨著中美帝國主義沖突在特朗普重新掌權下持續升級，西方企業正在加速實施“避開中國”（Anything But China）戰略。在此背景下，中國2024年外商直接投資（FDI）凈流出規模創紀錄、FDI相比2021年下降99%，外商流入中國的投資規模僅為45億美元，創1992年以來的最低水平。在過去，外資在中國就業市場（特別是金融、科技、制造業）吸引大量高校畢業生；但隨著資本外逃加劇，他們消化中國高校畢業生的能力也大打折扣。

社會主義者主張解決失業問題的政策，而非中共領導人的消極態度與“吃苦”說教：超長工時的工作原本可以通過輪班制分攤給更多的人，從而增加工作崗位，落實八小時工作制，同時確保薪資不會降低；消滅外包與編外勞工制度，所有勞動者都應由用人單位直接聘用。問題在於資本主義制度，中共獨裁政權捍衛這一制度並從中獲利。無論全球還是在中國，這一制度都不再能夠創造就業機會及體面的生活水準。創造數百萬新工作、提高工資與退休金、提供免費教育和醫療的社會主義替代方案，則需要工人與青年的群眾鬥爭。解決之道是將大企業國有化，並由工人階級民主控制。

社會主義者支持青年與無產階級反對裁員、保就業的一切抗爭。我們指出，必須組建獨立的工會與學生組織，以及群眾性工人政黨，以挑戰中共控制的資本主義制度。

“家庭文明新風尚？”——進一步強化威權控制的企圖

中共對社會中所醞釀的不滿的恐懼，體現在它試圖將洗腦機器的觸手直接伸進每一戶家庭。中共刊物《求是》最近發表了一篇習近平鼓吹家庭家風家教的“重要文章”，並將其與“愛黨愛國”結合。這一論調以中國未來為堂皇的托詞，以中國傳統美德為粉飾——而其目的，則是維護日漸陷入危機的資本主義秩序。

該文中，習近平極力吹捧舊社會封建家庭道德的教條，但是他鼓吹家風家教的目的絕不在於傳承所謂傳統家庭美德，而是完全立足於現實的需要。比如他引用的“積善之家，必有余慶”一類的家訓，其中所謂的“善”已經被偷換為僅是談論“愛黨愛國愛家的情懷”。

習近平的這篇文章一開始是在2016年作為一篇講話發布的；其中提出了“引導家庭成員特別是下一代熱愛黨、熱愛祖國”的方針——於是，在之後幾年中，這一方針成為了“家庭文明建設”的一個重要宣傳方向。但此時，這篇文章尚且只是泛泛而談的論述套話，並沒有任何的實際作用。

而到了如今，《求是》重新發布這篇文章的用意則與2016年有了很大不同。在中共國家資本主義經濟模式持續深陷多重危機的今天，這篇文章露骨地指向了將家庭作為維穩工具的用途。它呼喚“優良家訓”的目的不是建立更好的家庭與鄰里關系，而是在經濟下行的時期，將維護社會穩定的期望投射給了家庭。

反青年的鬥爭

如同托洛茨基所言：“造成目前這種家庭崇拜的最強烈的動機，無疑是官僚們需要一種穩定的等級關系，並且需要由四千萬個支持權威和勢力的家庭來管束青年”。隨著經濟危機的不斷深化，中國勞動者，尤其是青年，面臨著嚴峻的壓力。中共的所謂家庭文明建設明確指向了維護“安定和諧”的資本主義秩序——“家庭和睦則社會安定”，而青年則成為了這一問題中的其中一個焦點。

即使按照國家統計局的注水算法來計算，“連續下降了幾個月”之後，截止2024年12月，不包含在校生的16-24歲勞動力失業率仍然達到了15.7%。由此造就的格局，就是中國存在著為數眾多、沒有自己的收入的失業青年，他們的生活高度依賴於長輩。同時，“成家立業”的高昂成本則使得幸而有一份工作的青年人也不得不在購房、結婚等問題上尋求長輩的資助。就這樣，家庭對青年形成了強大的控制力，而這正是中共所需要的。只要長輩們相信反抗必然沒有好結果，那麽他們就會“為孩子著想”而阻止青年晚輩的抗爭；而只要有家庭中長輩的鉗制，壓制青年反抗的高壓態勢就會通過家庭關系傳導到青年身上。這就是中共所希望“切實對‘孩子如何做人’做好正確家庭引導”和“家庭文明建設帶來社會和諧穩定”的原理！

在壓制反抗的同時，中共還希望為青年套上父慈子孝、妻賢夫安的道德枷鎖——也就是青年一代不但不能反抗，而且還要去服從長輩、去結婚生子（也就是催婚催生的所謂“健康婚育觀”！），如此種種行徑雖打著“社會主義家庭文明新風尚”的幌子，但根本上是服務於作為資本主義秩序與控制其中一個單元的核心家庭，與社會主義、與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是完全背道而馳的。

當然，中國並不會因為一紙“重要文章”就能做到“家庭和睦”、進而實現“社會安定”。而青年的前路並不在習近平所鼓吹的家庭文化中：它以家庭道德為名、以維護資本主義秩序為實，沿著這條路只能通向剝削與壓迫。只有通過爭取社會主義革命的鬥爭，才能改變家庭被作為維穩工具的角色，讓家庭不再成為壓制個人發展的枷鎖——那時，我們將不再被束縛在“中國傳統家庭文化”上，我們的家庭將會如同恩格斯所言“從必然的王國走向自由的王國”。

無差別大規模殺人事件——爆炸性社會弊病的征兆

“張獻忠”在中國各地爆發性湧現。最近一年，無差別殺人事件在中國急劇增多。毫無疑問，這是一個令人不安的征兆，表明中國社會、經濟危機日益惡化，以至於好比“一個高壓鍋，一點就炸” 。根據統計，中國2024年發生了19起有媒體報道的無差別殺人事件。尤其是珠海和無錫的兩起襲擊就造成了至少43人死亡、60人受傷特別引起群眾關注。

“獻忠”社會

根據非官方統計，在2024年，造成死亡的“獻忠”事件至少有100余起，比過去幾年的數量多了幾倍甚至十幾倍。盡管中共官方至今仍堅持聲稱“中國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國家”，但經歷了2024年，絕大多數中國民眾都清楚，自己已身處一個人人自危的“獻忠社會”。

2025年1月28日是中國的除夕夜，對於大多中國家庭來說，是家人團聚、邊吃晚餐邊收看電視晚會的溫馨時光。這天，沈陽電視台的晚間新聞著重播出了1月23日習近平到沈陽“大東副食”市場慰問的情形，由政府人員安排的受訪攤販無不喜笑顏開、感謝習近平的關懷——然而在習近平到訪的三天後，“大東副食”發生了一起可怕的爆炸，現場有上百人受波及、數十人受重傷，事發後幾個小時內相關視頻就被禁止傳播。爆炸也許是意外，但也不排除有人對習近平及中共統治不滿而故意制造爆炸，但如今中國互聯網上已經找不到爆炸案的任何有關消息，實際死傷人數仍不為外界所知。

中共獨裁對越來越多的“獻忠”事件回應，一如既往是收緊審查、禁止有關這一話題的討論並禁止公眾哀悼。如此冷血的沈默令問題更惡化。在這種情況下，集體哀悼、心理創傷咨詢、公開的討論都是人類的正常反應，也是嘗試理解所發生事件、向前看的重要方式。但在當今警察鎮壓日益嚴峻的情況下，這些都不被允許。

怨念憤懣

中國目前發生的系列殺人事件並無政治性。施襲者大多恐怕患有精神疾病，他們並非針對當權者，而是不分青紅皂白地殺害無辜。無論他們的動機與委屈如何，他們的殘忍行為對社會造成的影響只會是全然反動的、類似於政治恐怖主義。

珠海案件中，施襲者對法院就其離婚案件的判決感到憤懣；在無錫，則是由於施襲學生對於被實習單位剝削及被校方刁難和不予畢業感到深重的怨念（雖然這種怨念可以被理解，但是這並不會減輕殺害八名同學的行為令人震驚的性質）。兩宗案件都表明行兇者對國家機器的全然不信任，不認為自己能通過中共的司法或其他現行建制渠道能得到合理的結果。

這些案件也反映出了基層民眾在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下的痛苦以及所遭受的不公待遇，尤其是無錫襲擊案。施襲者徐加金的絕筆信中，列舉了他在實習時遭到工廠拖欠工資、不為其投保、遭遇各種罰款、極長的工時、沒有休息日甚至不允許病假。他的言語流露出徹底的困惑和絕望，表示要以死“推動勞動法的進步”，更在信中末尾高呼“無產階級萬歲”，而目前這封信已經被審查機器刪除。

損害真正鬥爭

他的行為當然無助於推動勞動法的進步，中共政權和資產階級老板們還可以利用這一恐怖行為來妖魔化工人的不滿和抗爭，並將任何工人維權行動標簽為對公共安全和“穩定”的潛在威脅（比如稱工人討薪行動為“惡意討薪”），從而借口需要更多的社會監控和鎮壓、煽動對左翼的污名化。因此，可悲的是，這起事件只會損害工人階級的真正鬥爭。

面對社會暴力越來越頻發，中共的回應正是壓制公眾討論，以及火速執行死刑試圖盡快把這些事情壓下去、轉移群眾注意力——珠海、無錫兩起襲擊的行兇者就是在今年1月底被處決，以及進一步加強監控鎮壓，但無論國家監控擴張到多廣泛，都不可能“先發制人”地遏阻所有此類極端暴力行為，這也不能解決根本問題——問題根源在於中國前所未有的經濟與社會危機。唯一能走出這場危機的方式，就是工人階級群眾鬥爭，爭取革命變革、及一個享有公平和人類團結的社會主義社會。

馬克思主義反對個人恐怖主義

過去一年來看似無盡的無差別襲擊浪潮，大多並無政治性。施襲者並不聲稱支持任何事業，他們也沒有針對政府代表或象征行兇。社會主義者向來明確反對個人恐怖主義。即便恐怖主義行動有政治動機、並針對壓迫政權進行襲擊，馬克思主義依然視其為全然反動。這些行為並不能指出對抗國家機器鎮壓的方法，而是會強化它。例如，2023年10月7日，右翼伊斯蘭組織哈馬斯對以色列發動的大規模致命襲擊。今天，在以色列國發動殘酷的種族滅絕性破壞、造成近5萬人喪生後，哪怕哈馬斯領導人也承認10月7日的襲擊是一個“錯誤”。當然，遭到侵犯、流離失所的巴勒斯坦群眾有權抵抗以色列的國家恐怖行徑，包括武力抵抗，但馬克思主義者強調，如此抵抗應以群眾行動為基礎，旨在建立所有族群工人階級團結，並由工人民主組織控制任何武裝鬥爭。

南京“獻忠”案——新聞封鎖增加

2025年1月31日，南京六合區程橋鎮再次發生一起無差別傷人案件，此次案件，共造成4人死亡，八人受傷。自2024年11月珠海、無錫等地無差別襲擊以來，1月31日的事件已是第七起類似事件，而這些事件均源自於“報覆社會”的動機。值得注意的是，南京的這起事件與“大東副食”爆炸案一樣，並未見諸於中國境內媒體中，也未見中共官方當局公布其作案動機。顯然這一動機是中共不希望社會看到的。

當局似乎擔心，即使當下群眾的態度仍主要是對於這種無差別襲擊進行譴責，作案動機終將引發公眾討論，進而不可避免地導向對社會不公的聲討與反思；並且在討論不斷深入的過程中，也有機會延伸到對中共統治的聲討。聲討資本家聲音在中國的不斷出現，一定程度上反映部分群眾已經有了初步的改變現狀的意識和訴求。中共為了維系自身統治，必然會不擇手段扼殺有關討論的一切苗頭。

“胖東來”模式絕非通往社會主義之路

胖東來“員工友好”實驗能走下去嗎？河南省第二大零售集團胖東來重視員工的“尊嚴”“人格”，其老板於東來認為企業需要賦予員工一定的“自由”。胖東來的員工每日工作7小時，一線員工月均工資約5500元，有40天的帶薪年假，此外員工還可以拿到各種不定的獎勵。從去年開始，胖東來作為一個對員工相對友善的企業，在社會上引起關注和討論。值得注意的是，在左翼中有不少群體了解到胖東來給予了員工較高福利待遇等改良措施後，開始表示聲援胖東來，有的甚至稱之為“社會主義好企業”，寄希望於通過大力推廣這種企業模式來實現社會主義，殊不知這種“開明資本主義”模式並不是新鮮事，它其實是覆古前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歷史各個案例表明，這種模式是不可能持續、無法擴張的，也不能為工人階級提供取代資本主義的可行替代方案。

依靠壟斷利潤的發家史

於東來發跡於中國資本主義覆辟初期、市場經濟野蠻生長的90年代。他最初開辦了煙酒店，後因非法倒賣兩次被拘。95年他以“以真心換真心”的經營理念又創立一家煙酒商店，打響了口碑，後縱使遭受了一些挫折，但最終還是辦大了企業。在建立股份制後的2002年，胖東來與另外三家公司建立名為“四方聯采”的零售業采購卡特爾，壟斷了當地的商超進貨渠道，之後在河南省數個城市越辦越大，現擁有十幾家連鎖店、7000多名員工，2024銷售額近170億。胖東來依靠煙酒和壟斷利潤發家，通過建立零售業采購卡特爾帶來的優勢經營地位快速發展，這在資本主義覆辟後的中國並不少見而且其本質上與其它剝削剩余價值的企業無二。但使胖東來出名和一些左翼津津樂道的並不是他“艱苦奮鬥”或者說野蠻生長的發跡史，而是其經營理念。

胖東來模式在中國的一眾“血汗工廠”中確實算是獨樹一幟的，於東來的改良措施會讓我們聯想到19世紀的空想社會主義者羅伯特·歐文，他們都有從工廠內部開始改良的行動。但歐文和他還是有著顯著的區別，歐文並不滿足於蘇格蘭新拉納克棉紡廠內部的改良措施，他清楚地看到了社會財富是勞動者創造的，其果實也應由勞動者享有而非被資本家竊取，所以他願意散盡家財去美洲辦新和諧公社，但還是以失敗告終。相較之下，於東來的“員工友好”做法比起歐文有著更大的局限性。

我們也不否認於東來可能有著想通過改良單個企業內部利益關系來實現一定程度社會改良的美好願望，但他的商業模式並沒有賦予工人任何控制權，更不用說實際所有權了。胖東來是一家民營企業，融入了資本主義經濟，企業的經營要遵循資本主義法則。此外，在中國的威權資本主義體制下，員工無法組建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的大型工會，這意味著他們和中國所有其他工人一樣，在工作場所缺乏任何權力。當歐文在200多年前開展他的實驗時，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尚未誕生。在馬克思、恩格斯於《共產黨宣言》中闡明歐文和其他“空想社會主義者”的局限性200年後，中國如今“左翼”卻沒有對於於東來的局限性有更清晰的認識，反而被熱情所裹挾，這是對於他們的政治水平作出的悲哀評論。由於這些思想並不觸及所有制問題，因此它們和社會主義沒有什麽關系。

工人鬥爭才是出路

胖東來模式走不出河南的那幾個城市，也正是因為它的經營模式，資本追逐更高的利潤、更快的增殖和擴大再生產，而不以員工待遇為首要考慮。胖東來較高福利待遇影響了其資本增殖的速度，會使得其在與其他資本的競爭中處於劣勢。

胖東來模式這種旨在於單個企業內實現社會改良的做法根本無法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推廣到全社會。真正的出路是工人鬥爭，通過獨立工會、以及一個社會主義政黨，以工人階級民主計劃與控制取代威權資本主義。

“中國制造2025”計劃未能達成目標

盡管我們已經來到了2025年，“中國制造2025”的尾聲，中國官媒對這一計劃只字不提。十大重點高科技領域無一實現目標。十年前，中國國務院發布了“中國制造2025”計劃，仿效德國的“工業4.0”計劃，目的旨在全面推動中國制造業的轉型升級，以取得技術領域的領導地位，並減少對歐美的依賴。這個計劃在隨後成為中美貿易戰和帝國主義沖突的核心爭議之一。

達到目標了嗎？

時間已經到了2025年，因此正是檢視這個計劃交出了一份怎樣的成績單的時候。回顧整個計劃，中共當時制定了“十個關鍵領域”作為制造業升級的核心方向。

該計劃以核心技術自給率七成、市場占有率以及出口規模等指標，制定了2025年所要達到的目標。我們將以這些指標，綜合各方數據和報導評估目前的進度。包括信息技術產業、高端數控機床和機器人、航空航天、海洋工程設備及高技術船舶、軌道交通、新能源汽車、電力設備、新材料、生物醫藥及高級醫療設備、以及農業機械。看起來，當中大部分的領域與當初設定的目標仍相距甚遠。

首先，這個計劃中取得最良好的進展的是新能源汽車領域，這是在中國房地產行業崩盤後，被中共寄予厚望的支柱產業，因此也被很多評估報告視為超額完成目標。中國近年也成為了全球最大的電動車市場，比亞迪已經超過特斯拉、成為全球最大的電動車制造商。至於車用電池，寧德時代居於首位，全球市場份額占37.5%。

但同時，中國在這個領域的大舉擴張也成為了中美帝國主義沖突焦點之一。特別是車用芯片仍然高度依賴外國進口，成為了行業的短板和隱患。加上中國新能源汽車已出現嚴重的產能過剩，國內市場利潤暴跌，去年12月，被視為“明星企業”的極越汽車更是在網絡直播銷售期間“直播宣布倒閉”。歐美市場也著手對中國新能源汽車開始進行貿易壁壘，而全球南方市場由於缺乏基建和充電設備，市場份額有限。

各項困境

至於相對進展良好的領域如軌道交通設備及電力裝備，兩者的進度都被評估為70%-80%，主要體現在它們的出口規模和市場占有率上，但同樣都有著高端技術零件高度依賴進口，以及由於多數國家漸漸失去對高鐵的興趣，軌道交通設備市場痿縮的問題。

至於信息技術產業和海洋工程裝備上，兩者進度約為50%-60%，但前者同樣受制於高端芯片和半導體制造的進口短板。中共曾嘗試大舉投資國產芯片制造業，但不過是催生了大批低端芯片企業，而且更面臨大批大批的倒閉潮。據Wind數據顯示，22-23年兩年內中國有超過1.6萬家芯片企業倒閉，而到了24年更是高達14648家。盡管“中國制造2025”沒有將芯片制造單獨列為一個項目，但計劃中也有提及在2025年實現70%的半導體自給率，現在似乎只能達到30%，而且這還只是針對傳統半導體。2022年時任總統拜登開啟的美國對華科技制裁，極大減緩了中國生產先進半導體的能力。即使中共已向芯片行業投資超過1,500億美元，以尋求提升半導體設計與制造能力，但目前中國仍未能掌握5納米以下的先進芯片制造技術。特朗普2.0將展開新一輪的貿易戰，而美國為切斷中國與先進芯片和半導體設備的獲取路徑，必將進一步收緊采取的制裁措施。

至於其他如高端數控機床（40%-50%）、航空航天（40%-50%）、新材料（40%-50%）、生物醫藥（40%-50%）、農業機械（30%-40%）等五個領域，不論是核心技術自給率、市場占有率以及出口規模等綜合進展程度都不過50%, 整體而言反映了中國自主研發和創新能力不足，以及對國際高端技術深度依賴的問題。尤其是在中國經濟陷入歷史性危機，各行業的利潤都在大幅下降，“中國制造2025”更變得如鏡花水月，因此到了現在2025年，中國沒有高調地檢視這一計劃的成果，反而幾乎只字不提。一方面是由於計劃陷入了困境，另一方面中共也試圖避免進一步刺激歐美帝國主義陣營，以免遭到更進一步的貿易制裁和技術封鎖。

中國威脅論

作為例證，美國極右政客，特朗普政府國務卿馬可・盧比奧在去年9月發表了一份題為《中國制造的世界：“中國制造2025”九年後》的報告，當中對中國的電動車、能源與電力、高鐵和造船領域給予了高度評價，認為中國已在這四個領域取得全球領先地位。對於關鍵的半導體和芯片領域，他認為美國的出口管制未能阻止中國的發展，中國在生產傳統芯片方面正接近世界領先地位。顯然，盧比奧作為一個對華充滿高度敵意的極右政客，這份報告並不是要為中共吶喊助威，而是為了渲染更強烈的中國威脅論，為中美帝國主義沖突下新一輪更猛烈的對華攻勢制造理由和氣氛。

全球資本主義正處於歷史性危機的時期。戰爭與備戰，以及全球各地軍費開支的增加，都是“新常態”。中美沖突是這個侵略性帝國主義新時期的核心沖突。與世界上所有其他資產階級政府一樣，資本主義中共再也不能夠發展經濟——正如“中國制造2025”令人失望的成果所顯示。我們需要的不是嘗試對資本主義實施“計劃”，這只不過是中共的妄想，我們需要的是制定一個以公有制、工人階級民主控制經濟為基礎的社會主義計劃。這樣的一個計劃，以及國際工人反資反帝鬥爭，是終結當今深重危機的唯一途徑。

中共的催生政策未能拆除人口定時炸彈

中國的人口危機仍向深淵中滑落，而中共各種催生政策未能起到任何作用。近兩年來，中共采取了多項具體政策希望女性生育更多孩子，從生育補貼、稅收減免、購房優惠等鼓勵措施，到施壓年輕女性制定懷孕計劃、試圖將“婚姻生育觀”納入大學教育課程等。但是，這些措施未改變生育率下滑的趨勢——截至2024年12月，中國人口連續第三年出現下降，年末總人口比上年末減少139萬人、下跌約1‰。

職場歧視與女性生育困境

高昂的生活成本是阻礙生育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中國，將一個孩子從出生撫養到成年，平均成本為53.8萬元，相當於人均GDP的6.3倍、位居全球最高之列。相對於如此高昂的成本，政府提供的生育補貼極為有限。例如，陜西漢中、湖南長沙城市對三孩家庭提供的一次性補貼僅為10000元。

女性的職場歧視問題也嚴重抑制生育意願。在中國，大部分企業在招聘時明確表示只招收男性或已婚已育女性。據2024年全國就業歧視調查：超過70%的女性表示在求職過程中因生育問題受到歧視；以及20%企業要求女性簽署“無生育承諾書”，否則不予錄用。該調查顯示，女性每生育一個孩子，工資平均下降12%，生育三孩的女性，其工資比未育女性低30%以上。

即使成功入職，女性在職場中仍面臨因生育而帶來的不公平待遇。23%的就職女性表示，她們因處於結婚生子的理想年齡而失去了晉升機會；更有許多企業會直接勸退、解雇在職期間懷孕的女性。雖然也有個別地方政府如江蘇省，出台了政策，要求企業不得解雇孕婦，但政府監督往往要麽很松懈、要麽根本不存在。

在科技和金融等行業，女性如果選擇生育，往往會被視為“職業發展的終結”。這導致越來越多的女性為了自身的職業而主動放棄生育，或推遲生育計劃。根據智聯招聘調查，哪怕較高收入（平均月收入8545元、全國可支配收入的2.8倍）的職場女性，也只有50%在職場享有產假、哺乳假等措施。低收入的女性處境當然更糟糕。

一如既往，當中共政權的“胡蘿卜”（利誘）不起作用時，它就開始揮舞“大棒”（脅迫）。地方政府開始采取了一些更為侵犯性的催生手段，包括直接致電女性居民，詢問其懷孕計劃，甚至追問上次月經時間。2024年重慶某地“催生辦”工作人員上門勸說青年盡快生育，重覆“過了25歲就不好找對象”“30歲就很難懷孕了”之類的陳腔濫調。吉林、湖北、福建、江蘇地方政府試圖通過稅收和社會福利政策“懲罰”不願生育的家庭，比如減少社保福利、增加未生育女性的醫療保險費用等。

制度性問題與政策失效

此外，在高校，中共政府強制推行“婚育三觀”課程，旨在向年輕人灌輸生育義務。這些課程強調女性應“回歸家庭”，承擔更多生育責任，再次顯示中共多麽依賴父權核心家庭架構——這是資本主義制度和一切形式階級社會的一個基本單元。這種父權制強化版以極度脅迫的方式控制女性身體自主權，反而加劇了對政府的反彈，並適得其反，進一步降低了中國的生育率。

中共的催生政策的失敗，根本原因在於中共的經濟政策首要目的之一是保護資本家利益，而不是主動改善工人階級的生活條件。資本主義獨裁當局既無意願也無能力主動修補社會福利體系，迫使廣大工人階級家庭必須承擔育兒的全部經濟成本，同時試圖強化傳統家庭結構。這最終只會加劇爭取平等權利和結束性別壓迫的鬥爭。

我們的訴求：

反對中共催生政策！拒絕國家幹涉，尊重女性對自身生育權的掌控！
女工與男同事一起組建自己的獨立工會，通過自下而上的方式選舉產生工會代表，並組織鬥爭！
終結職場歧視，實現同工同酬，保證並擴大全薪產假和陪產假！
要社會主義群眾鬥爭，挑戰性別歧視、父權制以及資本主義獨裁統治！

中國大規模關閉逾2萬所幼兒園原因何在？

伴隨著中國出生人口數暴跌，當中大多為民辦的全國幼兒園行業也迎來與產科醫院相當的倒閉潮。全國幼兒園總數從2021年的29.48萬所減少至2023年的27.44萬所，出現約6.9%的萎縮。在園幼兒人數則是從略多於4800萬人降至4093萬人，跌幅達到驚人的14.8%。除了其人為造成的生育率危機（一胎政策的災難性後遺癥），中國政府不願為了基本服務而投資、建立一個強而有力的公共部門，而是傾向於把自身的職責外包給私營企業，這是造成幼兒園行業當前深陷危機的原因。

資本主義覆辟以來，中國政府從未重視托幼部門、或積極提供相關服務，而是倚賴民辦事業介入。全國有57%的幼兒園是民辦的。這種情況目前正在改變，地方政府開設了更多公立幼兒園，這些幼兒園通常更便宜，而且也推動仍未關閉的民辦園成為“非營利普惠型”幼兒園。這樣做的背景是，在人口危機日益嚴重的壓力下，地方政府嘗試哄騙居民生更多孩子。名不符實的中“共”本身是非常右翼、親資本主義的政權，一貫不吝於將公共服務私有化、外包來試圖解決地方財政危機、鼓勵“市場力量”。近期地方政府擴大公立幼兒園規模，完全出於投機的政治目的，以執行獨裁中央政府“鼓勵生育”政策的指令。

出生率暴跌

中國正被經濟危機與暴跌的出生率困擾，群眾收入停滯不前。兒童人數減少，更少人會選擇將孩子送入費用較高的民辦幼兒園。由於現況巨變，幼兒園行業已經變得無利可圖，民辦機構正在拋棄這個行業。更便宜的公立幼兒園加劇了競爭，也使得這些民辦機構無法再盈利。教師因為節省成本而遭解雇，甚至整間幼兒園結業。這造成教師、家長與幼童三輸的局面。那些本已受過培訓，擁有幼教專業技能的教師陷入失業。不少年齡在40-50歲的幼師在失業後甚至面臨生存困境。

而無論公立還是私立幼兒園，絕大多數幼師從業者都沒有編制。在勞動法規猶如廢紙的情況下，2021-2023兩年內有數十萬從業者失業、且沒有得到應有賠償。近年幼師停課抗議的新聞已屢見不鮮，給眾多幼兒上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第一課”。哪怕幼教從業人員幸免於失業，絕大多數的幼師工資待遇在行業內卷中被壓低、行業月薪普遍僅2000-3000元，一些幼師在網上抱怨道：“又得會唱歌、又得會跳舞，一看工資才兩千五。”同時，這些幼師又要面臨1:15的師幼比（遠比發達國家的1:10至1:5惡劣），工作壓力多大可想而知。如此糟糕的待遇也已經、正在、也將會嚇退許多幼教專業人士，進一步惡化師幼比。

出生率下跌給中國大幅縮減幼兒園班級規模提供機會，從而使中國幼兒園的服務質量達到世界領先水平。但這個與資本主義綁定的政權正在錯過這個機會。整個幼兒園行業都需要進行重組，將私人機構納入公共控制，並有計劃、有協調地整合其資源。不應解雇任何一名教師。相反，應縮減班級規模，從而大幅提高質量。應提高幼兒園工作人員的薪資，簽訂長期合同。需要在學前教師的教育與培訓方面投入更多的資源，來恢覆這個至關重要的職業吸引力。這一行業若要可能實現如此徹底的轉型，一項先決條件便是教師與家長進行本地的民主控制。這一案例顯示，社會主義政策可以改變現狀、使所有人受益。

“戰報會騙人，但戰線不會。”

幼兒園的倒閉潮也與出生人口大幅降低相關。從2017年起，中國出生人口數開始了愈發嚴重且持續至今的收縮。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數據，2023年出生人口僅為902萬人，這個數字在2016年時還是1786萬人，短短七年過去竟然下降了49.4%。諷刺的是，中國政府在2016年結束了飽受詬病的一胎化政策、並從2021年開始允許一對夫婦生三個孩子。這如中共的許多政策一樣，已經來得太遲。只生一個孩子、或根本不想要孩子的結構性轉變已經廣泛根深蒂固，社會與經濟因素也強化了這個趨勢——中國是世界上育兒成本第二高的國家。

如今的生育率數字，就如同所有中共數據，都不可靠。從2021年起，中國停止公布卡介苗簽發量，以免被民間推算出更令人瞠目結舌的出生人口下跌率。2022年起，公安部也停止公布戶籍登記新生兒人數，而2021年公布的戶籍登記新出生人口887.3萬，僅為統計局公布人數（1062萬）的83.5%。因此，中國人口危機甚至比官方數字所揭示的更嚴重。

中共聲稱2024年出生人口數為954萬、比2023年增長了52萬，增幅5.76%；但根據尼爾森IQ數據顯示，2024年1月到11月嬰兒配方奶粉全渠道銷售額同比去年同期降2.8%，反映出真實數據未能如中共所說的疫情後2024“人口逆轉”。對此，有網友譏諷道：“戰報會騙人，但戰線不會。”

如此顯著的出生人口降低自然如多米諾骨牌般波及到各個領域，醫院產科和婦幼專科醫院已迎來倒閉潮、母嬰用品行業遭受嚴重打擊。因為在園幼兒年齡通常是3-5歲，所以新生人口危機在教育領域造成的影響首先就體現在這里。

隨時間推移，幼兒園行業將陷入更殘酷的內卷，出生人口降低、資本主義逐利機制相結合，所導致的倒閉潮將在未來蔓延到小學、中學和大學，教師因討薪而罷課、因失業而抗議將成為新常態。這就是中共資本主義為中國人民所提供的未來。

以社會主義的替代方案解決困境

中國威權國家機器的本質，是在社會控制問題上試圖微觀管理，但在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務方面卻明顯缺席。當局一方面仍然不願全面接管托幼等公共服務、放任市場“看不見的手”肆意操弄，另一方面又煽動要求女性“回歸家庭”的規訓文化、控制女性身體，將重擔壓在廣大工人群眾身上。正如人口危機所顯現，中共父權制獨裁與資本主義反人道壓迫正在制造社會災難。目前出現的幼兒園倒閉潮是脫落的磚塊之一、預示著未來更大的崩潰。

《社會主義者》主張，需要真正民主的社會主義作法，取代如今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混亂：

• 反對一切關閉幼兒園以及裁員的舉措！不得因為控制成本而關閉幼兒園、解雇教師，至少將師幼比從1:15減低到1:10，並以達到1:5為目標

• 通過國家收購手段，將現有的私立幼兒園收歸公有並納入民主控制

• 建立統一、強大的公立幼兒園體系，由教師、家長、民選社區委員會民主管理；也需要民主選舉全國範圍的幼教部門委員會，實施總體籌劃、運營，包括必要的重組

• 國家與每位教職工簽署長期正式勞動合同，提供體面的薪水、帶薪培訓和轉崗機會

不可避免的是，上述措施若要得以真正落實，工人群眾就需要組織起來，挑戰追逐利潤和反工人的中共資本主義獨裁統治。

中國急劇老化人口是資本主義的危機

年齡增長是一個自然過程。隨著科學、醫療技術的進步，及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人類活得越來越健康，壽命也越來越長。然而，這對政府和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來說是個壞消息，因為退休人員不會為資本家創造利潤。因此，當我們討論人口危機時，請記住這一點：帶來負擔的是不是老年人，而是資本主義！早在2000年，中國就已進入“高齡化社會”（65歲以上人口占比逾7%），並在2021年進入“高齡社會”（14%），其間僅歷時21年，與美國所歷時的73年相比，足以顯示人口老化速度之急劇。

與之伴隨的，便是中國的出生率“正在斷崖式下跌”，2016年出生人口1883萬人，但到了2023年驟降至902萬人，僅歷時7年就減少過半。

中國自1979年起，經歷了長達數十年的“一胎化”政策，對當前的人口危機產生了深遠影響。在“一胎化”政策剛開始不久前，中國才剛剛在1978年開始推行“改革開放”，大步邁向資本主義覆辟，不斷瓦解社會福利保障、並加劇對工人的剝削。如此轉向資本主義，給當前的人口危機埋下種子。

盡管2015年政府開放二胎，但也因為工人與青年面臨難以負擔的生活成本和慘澹前景，生育所需的生活條件短缺，導致生育意願仍然下降。2021年起三孩政策的失敗，也證明中共極度有限的政策完全無法應對人口危機。

養老金體系危機

中國人口老化也意味著養老金危機，中國社科院預測2035年養老基金將耗盡。作為一個資本主義政府中共對退休制度大開刀，自今年起逐步提高退休年齡，其中男性將從現行的60歲提高到2035年的63歲，女性的退休年齡也將提高3-5歲不等。雪上加霜的是，養老基金甚至被強制投資國內如同賭場的股市，也就是說，利用工人的血汗、犧牲工人的老年，為資本家帶來股市福利。

在一次現已被禁的演講中，中國經濟學家高善文說中國疫情後社會是“生機勃勃的老年人、死氣沈沈的年輕人、生無可戀的中年人”，但生機勃勃的只是在主要城市從國有企業退休且養老金豐厚的極少部分老年人和資產階級，多數老人不是這樣，現實是多數老年人月退休金不足3000元、或只有寥寥幾百元，或者根本沒有養老金，得靠兒女贍養。這也加深了廣大青年的重擔。

2025年中國制造業可能將面臨近3000萬的所謂“缺工”，這個數字比2023年的2500萬缺口更為嚴重。再加上勞動力短缺會導致工資上漲壓力，從而損害資本家的利潤，這讓中共得透過對勞動人民更嚴厲的壓榨，才能武裝資本以進行與美國在科技、貿易甚至廣泛方面的沖突。

社會主義解方

中共獨裁資本主義無法為勞動者帶來可靠的生活前景，包括養老保障。大量公共資金被浪費在救助股市和“維穩”機器等方面，而這些錢本來可以用來解救告急的養老體系，增進社會福祉。這就是“老齡化危機”背後的現實。這是由資本主義造成的，只有讓資本主義這套制度退休才能解決。

社會主義者支持建設一個涵蓋所有職業和身份、且讓所有人都能過上有尊嚴生活的養老金制度，同時需要建設完全免費的公共托育，以及老年人和失能者的照顧系統，以及公共的住房、教育與醫療等各項關鍵的公共服務，這必須將對於經濟的控制權從資本家手中奪過來才可能實現。為了做到這一點，工人群眾需要建設獨立工會，以及一個有組織的社會主義替代方案，取代資本主義及其獨裁統治。

吞噬中國跨性別者人生的恐怖深淵

中國跨性別人士長年以來處境險峻，而這也是中共威權資本主義針對LGBT系統性壓迫的其中一環。

根據LGBT權益組織“北同文化”的多項研究，約60%的跨性別不被原生家庭支持，而當中20%的跨性別人士在向原生家庭坦承自己的性別認同後被其家庭強制拉去“扭轉治療”。一位中國跨女靈兒被父母送進醫院，強制穿男裝、剪短頭發並進行電擊治療，在醫院被迫服用精神科藥物。靈兒起訴該醫院，最終獲得8萬元人民幣賠償。但是這類法律上的個案勝利仍然是少數。

跨性別往往在青少年時期，就受到家庭中的經濟與生活限制，倘若要過得有自尊以自己性別認同方式過活，就需要工作與租房獨立生活。然而，北同文化2021年調研指出，跨性別的失業率10.7%，是當時中國成年失業率官方數字的3倍。系統性歧視是主要原因——1/3的跨性別人士報告自己就業方面屢遭歧視，當中一半是在面試時屢屢遭拒，亦有三至四成在職場上因性別認同遭遇欺淩或者被開除。哪怕資方願意雇用跨性別者，也時而會強制他們按照違背自己性別認同進行著裝，再加上其他性別歧視規定，迫使近半數有工作的跨性別者不敢表達其自身性別認同。

中共的猛烈打壓

中共獨裁近年來針對LGBT群體猛烈打壓、造成許多LGBT研究出現空白——北同文化就是在2023年因為不敵國家機器鎮壓而被迫解散。但即使從這些不全面的數據，大眾也能窺探跨性別人士總體面臨的壓迫之深。

資本主義制度強調核心家庭結構和女性對男性的制度性服從（即父權制），作為社會控制的一個基本單位。它的存在是為了規範財產繼承，並再生產下一代勞動者（與資本家）。“男”和“女”的性別二元區分對於這個階級統治的制度而言至關重要。跨性別和以及其他不合這種性別規範的人士，則因此必然成為這個制度攻擊的對象。這也是為什麽，即使官方聲明中一向含混表態甚或不表態，中共當局的各種實際作為都在特別壓迫跨性別者，而這些壓迫也反映在家庭、職場、醫療等社會方方面面。

特別地，中國正處於持續惡化的出生率危機，而自1980年代以來，中共獨裁的政策更是加劇了這個問題，這造成勞動力人數不斷萎縮。這使得中國資本家在與美國和西方資本家的全球權力爭霸中處於決定性劣勢，因為正是中國規模龐大的勞動力創造了中國的所謂“經濟奇跡”。人口危機已經驅使中共采取越來越瘋狂的措施來刺激中國的生育率，同時也發動意識形態攻勢，強化父權制傳統的所謂的規範——家庭、婚姻，以及婦女要生育更多孩子的“義務”。在這樣的背景下，對於跨性別人士的壓制當然只增不減。

制度性歧視

制度上對於跨性別人士的歧視和排擠，無可避免造成跨性別人士相關的醫療照護極度缺乏。全中國只有10家醫院進行性別重置手術，在中國醫療擠兌情況下還要“排隊2年”才能進行手術，許多人因此得不到正規醫療的支持。此外，50%有激素需求的跨性別並沒有得到激素。這些因素加疊起來，導致非正規醫療的性別重置手術和激素替代藥物灰色產業的興起，而這些非正規途徑的安全性則沒有保障。

對於跨性別的身心發展來說，在成年之前進行性別重置手術與荷爾蒙療法才能在生理發展與同儕互動有良好健康發展，倘若在成年後才進行手術與使用荷爾蒙不但會讓跨性別處在長期不安、焦慮憂郁的生活，生理與心理發展階段早已錯過取多階段而導致精神傷害。但是，在中國，官方規定性別重置手術要成年後才能進行、須保證未在婚姻狀態、性別重置的要求至少持續5年以上，而且還需要父母的許可，在此基礎上四至七年繁覆的官僚手續才能進行。而且即使性別重置手術成功完成、身份證件上的性別得以變更，跨性別者也常面臨就學信息中的性別信息難以變更的窘境。

連結工人階級鬥爭

社會主義者堅定支持全面實現跨性別者的自我認同權利、以與自身性別認同相符的方式生活的權利，反對一切排跨歧視。然而，要解決跨性別高失業率、性別歧視與醫療匱乏的社會問題，不能單靠法律層面的改變、或者是道德呼籲，而是需要戰鬥性的行動。爭取跨性別者的權利連結到階級鬥爭。絕大部分跨性別人士也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需要爭取住房、身體自主權、穩定的工作、體面的工資，以及可負擔醫療服務的鬥爭。社會主義者主張在職場上建立獨立工會，並且將部分性別認同、性取向的全體工人階級團結在改變社會的鬥爭中。

廢除資本主義和父權制的民主社會主義，將為包括全體跨性別人士在內的全人類提供物質與精神上光明的未來。

《李二毛的雙重人生》：中共父權資本主義摧殘跨性別者人生

《李二毛的雙重人生》是2019年11月出品的中國跨性別議題紀錄片，當中的內容如今看仍然不會過時。每當生活從失望迎來希望時，主人公李二毛總是會被父權資本主義社會迎來沈重的打擊：15歲離開農村到深圳打工，之後又從事變裝皇後表演希冀能存錢做性別重置手術。在一次親密關系暴力爭吵中，警察介入其中，因此引來房東注意而當場退租失去住房，多重壓迫一次性的輾壓她生活希望。

做完隆乳手術她在富士康工作，害怕出櫃失去工作被迫住在男生工人宿舍，卻又害怕被其他男性工人發現她的乳房，因此每天穿束胸、彎腰駝背生活。正當她存夠錢去除乳房前，就遭遇到工友暴力毆打——中共獨裁父權資本主義的高壓統治下，LGBT倡議團體在夾縫中生存，被迫去政治化、不斷限制自我主張，因此無法挑戰父權與排跨社會架構、及其保守的二元性別意識形態，而這種意識形態也被用來在工人階級乃至其他受壓迫者的鬥爭中制造分化。

李二毛因生活所迫準備做去除乳房手術“變回男生”時，抽血驗到艾滋病毒被醫療團隊拒絕手術。實際上，艾滋病毒控制後，在測不到病毒的情況下仍可進行手術，但在中國，官方實質上的排跨政策造成進行性別重置的醫療資源緊縮，再加上中共對艾滋病仍在總體上有錯誤認識，使得李二毛最終被迫在非正規醫療下才能進行去除乳房手術，兩年後因手術感染並發癥而去世。

中國：德賽電池聲援事件——外國剝削者並不比本國的好！

三月初，德賽電池——一家國有企業、蘋果供應鏈的重要環節——爆發了工人維權事件，引發了廣泛的社會關注。一名年輕工人在抖音發布視頻，控訴自己夜班在崗10小時、按規定打卡下班後，卻被公司認定為“加班時長不足視作曠工”，遭倒扣三天工資的處罰。更為惡劣的是，廠方為逼迫其刪除視頻，動用“開盒”手段，曝光其本人及家屬信息，甚至電話威脅其未成年弟弟的人身安全。

事件迅速在網絡上引發巨大反響。成千上萬的網民自發聲援這位工人，強烈譴責德賽電池對工人的剝削壓迫，並掀起了一場“告洋狀”運動：向蘋果公司和歐盟機構發電郵舉報、甚至在蘋果CEO庫克的推特賬號下留言，指控德賽電池違反了歐盟於2024年底生效的《禁止強迫勞動法案》，要求蘋果解除與德賽的合作關系。

蘋果公司

德賽電池對蘋果依賴極深，2023年，來自蘋果的營收占公司總營收超過50%。隨著輿論發酵，資本市場敏銳地察覺到事件有可能發展為一場更浩大的國際聲援行動。從3月11日事件曝光起一個月內，德賽電池股價跌了18.4%。

德賽電池發布公告，虛偽宣稱企業實行“五天八小時標準工時”，將扣除工資歸於“管理疏漏”，稱已“補發不當扣款”。同時，德賽稱工人發布的視頻內容“部分不實”，威脅已報警處理。地方政府則稱“高度重視輿情”，全網相關討論被控評、限流。目前，這名工人的控訴視頻被下架，抖音帳號被限制發布新內容。令寄望歐盟、認為它是所謂“文明之光”的人們失望的是，歐盟未實施制裁與救贖，反而保持沈默。蘋果公司同樣三緘其口，至今未對這起勞工醜聞作出任何回應。

在《禁止強迫勞動法案》生效後，中國各大企業爭相宣布“禁止加班”，試圖粉飾勞動狀況、維持歐盟市場。但與之並行的，是日益蔓延的停工潮。中美貿易戰已經大幅升溫，令數百萬家外貿企業喪失美國訂單。根據社交媒體上各企業發布的停工放假通告，預計2025年“五一”假期後，浙江省有超過50%的外貿企業將停工放長假，而該省出口額在2024年占GDP七成。沿海制造業重鎮江蘇、廣東也面臨同樣情況。美國投行高盛集團的一項研究警告稱，如果美國關稅繼續保持在目前的極端水平，中國出口產業今年可能會流失1600萬個工作機會。

德賽電池工人的困境，恰恰代表著整個中國工人階級共同面臨的危機：在職員工被迫接受高強度勞動和無償加班（明面上的加班已被“禁止”）；失業群體則成為資本家進一步壓低勞動條件的籌碼。央企中核集團公開炫耀在2025年春招中收到119萬份簡歷（僅計劃錄用8000人），赤裸地展示了如今半死不活的就業市場中，年輕人的絕望處境。

而2025年畢業生高達1222萬人！官方統計青年失業率高達18.8%（實際要高得多），在就業絕望和生活無望的重壓下，部分年輕工人陷入了一種“失敗主義”情緒：希望中國企業在國際競爭中敗北，由“更注重勞工權益”的外國資本取而代之。這種幻想注定破滅──所有的資本家都一樣！倘若中國老板更殘酷，這是因為他們與外國資本家夥伴之間有約定好了“一個唱紅臉一個唱白臉”的分工。跨國公司之所以不能采取如此明目張膽侵犯工人權利的行為（而是利用他們的中國供應商來做這件事），最重要的原因是西方國家存在著工會和民主權利，給這些資本家帶來了壓力與限制，而這些權利是過去通過群眾鬥爭贏得的。

《禁止強迫勞動法案》首要是歐洲資本主義面臨深重危機掏出的貿易保護主義工具，只是擺出人道關懷的姿態而已。在侵略性的帝國主義新時代，每個資本主義國家與政府都在殘酷的全球生存鬥爭中尋求保護自己的經濟。他們無意也無力改善全球工人的處境。

跨國階級團結

長期以來，蘋果公司面臨強迫勞動指控始終保持沈默，並持續與被曝光的供應商合作。在2020年上海昌碩、世碩台資工廠的工人鬥爭和2022年鄭州富士康的工人起義中，中共強力鎮壓、竭力諂媚蘋果、以免產業鏈移出中國。特朗普的貿易戰不會成功讓蘋果“遷回美國”，但它將迫使蘋果CEO提姆·庫克將更多業務轉移到印度和越南。

歐盟和蘋果對德賽電池事件的冷漠，正是這種虛偽的又一例證。向其他帝國主義國家的資本家告狀，只會導致失望和屈辱。相反，工人們需要與其他國家的同階級兄弟姐妹們建立聯系。工人階級的唯一出路，只有跨國際的中、美、台灣、全球工人階級團結，並將目標指向組織起來推翻資本主義，建立工人階級民主政權。

孕婦遭高管之女“開盒”，再度暴露網民在中國隱私毫無保障

2025年3月15日，百度公司高管謝廣軍之女，旅居加拿大的謝安迪因追星問題“開盒”了一名孕婦，將她的個人信息公布在社交平台，引發輿論嘩然。謝安迪揚言自己從父母那里獲得了該孕婦的真實身份。然而謝安迪不慎暴露了個人信息，網友隨即扒出其過往言論，發現她曾多次“開盒”他人。網民怒不可遏，認為百度正在大量搜集公民個人信息，又縱容高管動用特權，導致網絡暴力愈演愈烈。百度隨後發布聲明，稱開盒信息來源於海外社工庫，而不是百度信息數據庫，百度高管無權調取數據庫中的信息。

百度臭名昭著

然而，百度這一番解釋留下諸多疑點，未能平息眾怒。一方面，社工庫主要在外國服務器運作，受到網絡審查和網絡防火墻的阻擋。因此多數網民尚不知曉社工庫的存在。社工庫是一種黑客工具，其中存放了大量的個人信息，只需輸入網絡昵稱或ID，便能輕易查到網民的個人信息。另一方面，百度在隱私保護方面劣跡斑斑，其總裁李彥宏直言：“中國人願意用隱私換取生活便利”，據悉，百度曾與莆田系醫院合作使用“百度黃金眼”濫用患者隱私。也因此，在如此脈絡下，哪怕謝安迪事件真相尚不完全清楚，廣大網民第一反應自然而然便是懷疑百度。當然，百度只是冰山一角，“開盒”與詐騙電話、垃圾短信、電話推銷一道，表明當今制度下網民的個人隱私在中國毫無保障。

近年來，各類“開盒”事件頻發，逐漸為社會大眾所熟知，而“開盒”以及公司或國家機關濫用隱私資料的更廣泛問題，正是資本主義所有制及控制強大技術的必然結果，而在中國，中共獨裁統治進一步加劇了這個問題。一方面，資本主義互聯網企業總是大量囤積用戶的個人信息，用於多種盈利用途。用戶的個人信息也是數字時代的新“生產工具”，能幫助企業精準投放廣告，制定合乎市場的生產計劃。這些數據遭到黑客手段竊取的案例每年都有，僅在2024年，就有黑客通過漏洞獲取了25家跨國企業數百萬條員工個人數據。另一方面，許多大型企業——銀行、移動運營商、購物平台等——倒賣公民隱私早已是公開的秘密。

資本主義“民主國家”也一樣，互聯網企業為了利潤同樣濫用用戶數據，比如美國市值第六大的公司Facebook就擅自使用用戶資料及演算法跟蹤，並且向用戶付費來換取監視和分析用戶的手機活動資料。谷歌於2023年在加州被告上法庭，被指控秘密竊取數億美國人的資料、以訓練並開發其人工智能產品。此外，包括蘋果在內的許多跨國企業選擇向中共政權低頭，同意將用戶的個人數據存儲在中國境內，還協助中共政權開發監控網絡和公民隱私的軟硬件系統。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民主政府”不過是企業追逐利潤的幌子，並隨時準備在必要時采取鎮壓手段，從而保護這些利潤。因此這樣的事情一而再地發生並不稀奇；但在獨裁體制之下（例如在中國），企業對於民眾隱私的公然踐踏可以造成更直接、更嚴重的後果。

那麽將個人隱私“交給國家”就安全了嗎？答案是否定的。2022年7月，有黑客在論壇兜售中國居民信息和警察案件數據，據稱包含逾十億居民的個人資料，泄露自上海市公安局。中共政權總是想方設法獲取中國民眾的個人信息，包括禁止人們在互聯網隱身和匿名，強推IP地址顯示，以及電話卡和網絡實名進行監管，在網民在各網站注冊帳號時，強制用戶上傳自己身份信息（例如身份證號、實名注冊手機號）。只有這樣，才能最大程度監控每一個人，避免人們通過網絡組織反抗活動。

實名制？

就像許多網民批評的那樣：實行實名制的借口是“防止電信詐騙”，然而詐騙電話反而多了起來，實名制不過是方便監控我們！

應對“開盒”以及數據隱私問題，社會主義者主張將所有互聯網企業公有化、由工人階級的民主控制和管理，並采用民主決定的保障措施，確保個人數據得以妥善利用。在一個社會主義社會（與如今中共資本主義相對立），這可以是對工人階級很有價值的工具，用來制定更加合理的經濟與生產規劃，更好地提供社會服務和資源分配，而非出於盈利被濫用、或者被被用作政治控制。

中國學生雙休難題：社會主義者怎麽看

目前中國的高中雙休實際推行起來很大程度上仍是鏡花水月，即使在今年2月開始各地政府紛紛要求雙休，時隔僅1-2個月很多高中又恢覆到更少休息的舊制度（極端情況甚至一月一休）。在中共填鴨式教育之下，不願貫徹雙休的不單是追求升學率的學校，也有寄望孩子通過高考改變人生的廣大家長群體。必須注意到，這種聲音同學生和老師渴求雙休的心願其實殊途同歸，都牽涉到資本主義制度下教育的不平等（中國並不例外），以及廣大群眾想借由升學擺脫「低技能」崗位惡劣前景的焦慮。

家長們的擔憂

家長們的擔憂無疑是真實的，雙休之後，杭州某班級80%學生參加校外補習，費用漲至500元/小時。一位農村母親道出了真相：「我們連補習班都報不起」，雖然補習規模通過行政手段大幅度縮減了，可教育不公卻進一步拉大了。消費水平最低和最高的5%家庭，補習率分別為7.5%和54.3%，雙休後貧困學生本科上線率下降12%，富裕學生卻反升8%，說明在現行制度下窮苦家長其實別無選擇，如果不想看著自己的孩子在未來競爭中落敗，就只能寄希望取消雙休來稍微拉平起跑線。但必須澄清，補課的泛濫，跟雙休關系不大，即使尚未普遍落實雙休的2018年，中小學生的校外補習率也達到47.2%。根本上是由於考試內卷，往往一分之差就會淘汰上千人，難怪家長們會感到不安，難怪學生們要不擇手段來提高分數。

同樣真實的是，中國學生長期處於極端高壓之中。高中生平均睡眠僅6.5小時，大部分中國中學生早上六點就得起床，晚上十點半才能下課，周六晚上放假，周日下午又必須返校，一天假期被分割為兩半。這些苦果圍繞應試體系展開：公立學校升學率是重要指標，影響各種評定甚至是財政撥款，關系到未來發展；私立學校直接受市場支配，好成績是立足之本。無論哪邊都奉行分數至上主義，學生在這里成為野心家和商人的墊腳石。

嚴酷學習環境的背面是高發的抑郁和自殺、溫和或激烈的反抗，中共宣布減負減壓部分是出於害怕前者（不利於勞動力健康成長），主要則是出於嚴防後者。今年「李老師不是你老師」團隊的問卷揭露出的2500所學校當中，44.1%有過自殺案例。一月興化三所高中、數千名學生發動的抗議，更直接與當局進行鬥爭，迫使校方取消原定費用高昂的寒假補課計劃。即使如此，中共也向來是說一套做一套，早在1995年中小學生雙休就寫進了政府文件，但直到今天仍沒有任何硬性政策出台。

競爭性教育制度根植於中共資本主義。2023年中國財政教育支出僅占GDP的4%（低於印度、巴西等國），完全是短視和利潤至上在發揮作用，過去三十年間，中國作為世界工廠希望有大量的中低學歷廉價勞動力，這就意味著為了資本家們賺取超額利潤，「低技能」勞動力必須面臨極高工時低工資、缺乏社會福利保障，更是沒有任何工會權利。在看不到替代出路時，即使最終還得有人成為基層勞動者，廣大學子（及其家長）都希望自己能夠通過讀書「改變命運」，為此被迫進入高強度、盲目內卷式的機械學習。

血淚校園和血淚工廠

血淚校園和血淚工廠其實是一體兩面，教育服務於意識形態再生產，因此如果仍然侷限在當下資本主義制度，即使普遍實行雙休，也不過是將受教育資格、以及更體面就業機會拱手相讓。

學生們需要有權充分休息。但雙休困局背後有著教育不公，以及對於未來就職前景的焦慮。

社會主義者主張：

學生和教師、家長民選代表民主控制校園，監督課程和放假安排，包括雙休的推行。
朝億萬富翁和大公司收重稅，確保足額的大學與職業教育名額。
所有就業崗位無論「技能」高低，都需要體面的工資與工作條件，從而打消學生與家長對於未來的焦慮、不再需要在求學期間玩命內卷。工人需要建立獨立工會爭取自身權利。
為了實現這些訴求，就必須終結中共獨裁資本主義！
為了實現這些訴求，就必須終結中共獨裁資本主義！

“血首飾”？女星炫富引發四川地震救災貪腐疑雲

17歲女星黃楊鈿甜在網上炫耀天價耳環，令人質疑她為何有此人驚人的消費能力。這對耳環據報價格達人民幣230萬元。她的父親楊偉被揭發曾是四川省雅安市公務員，曾負責雅安地震災後重建項目，因此令人極其懷疑是否涉及侵吞重建資金和捐款等腐敗行為。

“非常憤怒！在這起新聞發生的當天，本來工作得非常疲累，但當我看到這消息後令我生氣的無法入眠。”這是一位曾親歷2013年地震的雅安市民眾石子（化名），在接受中國勞工論壇采訪時，所發表的看法。

事件也引發了中國網民間的“對帳”，結果驚訝地發現，當年雅安地震後的賑災工作根本不是國家宣傳所描繪的那麽完善，相反根本是極其簡陋。根據石子的憶述，當年“唯一所領到的救災支援就是每人每天四瓶礦泉水和三包方便面，僅此而已！”至於受災房子的重建和修繕，政府只提供有息貸款，由災民自行解決。部分由政府於災後興建供災民入住的房子“根本不是外面以為的免費分發給我們住，要入住的話每戶要額外付幾十萬！那怕你的房子被夷為平地了也照樣要付款。”

救災斤斤計較

雅安地震造成了217人死亡和失蹤，超過12,000人受傷。但當時，每名死難者僅獲得5000元人民幣的撫慰金。政府一方面對外宣稱災民已得到妥善的照顧，另一方面卻對災民斤斤計較。“整場災難所有死者拿到的撫慰金加起來都不到這明星耳環價格的一半”石子表示：“外面的人以為我們得到了幫助，但我卻是現在才知道那幫畜牲在他們手上扣下了我們的救命錢，同時卻還在向我們收費！”

這次被指涉嫌貪腐的女星父親楊偉，在5月14日發表聲明，承認自己在2011年入職雅安城管，2015年放棄公務員身份開始從商。在中國，公務員作為一個鐵飯碗，那怕是最基層的位置，主動放棄職位本身就非常罕見。他在聲明中否認參與雅安災後重建招標工作，但很快就被網民發現一份2015年災後重建項目的招標公告中，他作為項目聯系人赫然在列。2019年，黃楊在網上也曾炫耀她們家在深圳價值上億元的別墅。2020年，在新冠疫情的爆發初期，楊偉以實繳1000萬元的注冊資本，成立了一家“生物科技公司”，像其他很多資本家那樣大發災難財。從他離職到暴富，中間不過短短五年時間。直到目前為止，他都完全無法對這些來源不明的巨額財產作出交待。對此，石子質問：“為什麽我們每遭遇一次災難，這個家庭就暴富一分？”

避重就輕的“調查”

現時，中共官媒發出的通告，指已對楊偉“在任職公務員期間非法經商”和“超生”兩項指控立案調查，但卻避重就輕地對“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的指控只字不提。其中一種可能是，中共擔心假如民眾的質疑屬實，被揭發在賑災和重建的過程中存在大規模腐敗問題，將令過去吹噓的救災動員能力全然喪失信譽，甚至進而摧毀民眾對政權本已脆弱的信任。

盡管中共經常宣稱反腐取得“成就”，但腐敗現象在中共黨國內部仍然猖獗。石子引用一句現時網絡流行的話語“當你在客廳發現一只蟑螂，其實說明你家已藏著成百上千只了”。腐敗不僅僅是犯法、缺乏民主權利、官員不受問責的結果，其根源在於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它為官員中飽私囊給出了巨大機會。即使超級富豪的財富是“合法”獲得的，沒有腐敗的國家機器寵愛與庇護（而在中國要致富幾乎不可能脫離它的偏袒保護），這仍然是卑劣且不公的現象。在這個社會，數以百萬計的工人到2025年還在苦候自己應得的工資。約有9000萬農村退休人員每月只能領取150-200元的退休金。一位青少年明星的奢華耳環，凸顯了中“共”統治下荒謬的資本主義不平等現象。

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就明確地提出“每一個公務員，不論其地位多高，都應和一個技術工人拿一樣的工資。”同時，民眾享有對官員的罷免召回權力並追究其責任。只有廣大勞動群眾組織起來，並建立獨立的組織，以真正的社會主義和革命的民主綱領，對抗並推翻獨裁統治和威權資本主義，才能消除腐敗與盜竊公共財產的現象。

中國：結婚率暴跌——社會危機加劇的跡象

降低法定結婚年齡的提案在今年兩會卷土重來，而這都是因應結婚率下降的趨勢——2024年全中國結婚登記數目為610.6萬對，比上一年下降20.5％，數字創下1980年來新低。這一趨勢在2025年得以延續。《南華早報》報道，今年前3個月，結婚數比去年進一步下降了8％，而離婚數則增加了10%。政協委員陳松蹊受到了媒體廣泛關注，因為他提出要將法定婚齡年齡從男性22歲、女性20歲降低至18歲，想借此刺激婚育。

一廂情願

然而，結婚率下降背後有著青年經濟極端困境與女性抗拒婚姻和傳統家庭束縛等因素，單單更改法定婚齡根本是無視諸多現實問題，因此這一提案引發群嘲——有網民質疑，青年在18歲的時候「這掙錢的能力都還沒有的時候生個娃出來讓父母養嗎？」

其實，中共的結婚年齡限制（男22女20）本身就是過去一胎政策下的遺緒——這是更進一步的控制措施，令當局更容易執行一胎政策。只是到了近幾年，中共才開始打算降低結婚年齡，以為這可以是解決人口危機問題的萬金油。早在2019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對民法典婚姻編草案進行三讀審議時，也曾有立法者提出要降低結婚年齡。結婚率的下降，已經是中國多年社會現實，官方數據顯示中國婚姻登記率其實早在2013年開始（當年登記結婚的人數為1350萬對），就已經出現了連續下降。

中共宣傳將原因歸結為兩性性別比例失衡、男性結婚成本過高、條件匹配太難——講的內容都是將責任從自身和威權資本主義制度甩出去的企圖，而這個制度正是如今這些問題的根源。例如，在男性結婚成本過高這一項中，當局將成本簡單歸結為女性要求太多，比如要求男方提供彩禮和房、車，甚至引用幾年前網絡上一度流行的一句話：「生男孩是『建設銀行』，生女孩是『招商銀行』。」

中共也聲稱「性別失衡下的婚姻市場某種程度上已經由女方主導，所以產生了性別偏好逆轉現象」。絲毫不願意提及，男女適齡人口比例失衡，適婚男性比女性多出3000萬的現況，正是過去僵化的「一胎政策」造成的惡果，這一政策殘酷重塑了中國的家庭與社會結構，同時也強化了父權制的偏見與行徑。此外，正是當前社會生存生活成本、殘酷的勞動就業環境，以及父權制對女性的壓迫共同造成如今婚育率下降的情況。中共試圖采用更嚴厲的鎮壓手段來「糾正」過去的政策錯誤，但這只會使情況變得更糟。例如，2021年修改後的離婚相關法條，增添了「冷靜期」，令青年——特別是女性——更不願意結婚。

中國勞動環境的惡劣和殘酷性，已經不必多說。即使近期官方發起「反內卷」宣傳，中國勞工仍然人均每周工作近49小時，更有小米等血汗公司要求員工日均工作12.5小時以上。與之伴隨的還有日益加深的失業危機——在接下來1-2個月畢業季之際只會更加惡化。在無法確保自身獲得穩定的生活資料來源、或者有足夠休息時間的前提下，勞動者們無論年齡與性別，都已經壓力太大、缺乏尋求婚姻的意願。

另一方面，在資本主義父權主義社會下，女性依附於男性的社會現實及社會意識規訓，自然而然地讓女性產生了更加看重婚戀男性經濟實力的心理——男性經濟實力的強弱，是她們能否獲得穩定而沒有貧困動蕩的生活的保障。這也說明，女性期望從一名男性獲得經濟中的安全感，是資本主義父權主義社會本身性別權力架構的產物。

資本主義結構性壓迫

這清楚地表明，中共當局宣稱的「女性要求過高」的原因，實質上正是其自身賴以生存的資本主義社會結構性對兩性結構性的壓迫的結果。

社會主義意味著摧毀使各性別勞動人民受到結構性壓迫的資本主義社會，使女性、其他受壓迫者乃至全體工人階級整體獲得解放。但我們所追求的婚戀關系，不是依然帶有當前家庭奴役及父權壓迫形式下，一方依附於另一方（往往是女性依附男性）的婚戀關系。而是如同社會主義女權先驅柯倫泰在《共產主義與家庭》所描繪：「兩個平等的共產主義社會成員的結合，雙方都是自由的，雙方都是獨立的，雙方都是勞動者。女性不再有家庭束縛。家庭內不再有不平等。女性不用擔心被拋棄、得不到物質支持卻還有孩子要撫養。共產主義社會的女性不再需要依賴她的丈夫而是靠自己的勞動。」

山西大同強奸案：極端父權分子的“合法”狂怒

2025年4月16日，山西大同中級法院對廣受關注的“訂婚強奸案”作出二審（終審）判決，判處涉案男方構成強奸罪，有期徒刑三年。這一判決激怒了中國網絡上的極端父權群體，他們迅速掀起輿論攻勢，指責女方是“裝純撈女”，更有叫囂“都訂婚給彩禮了，算什麽強奸？”這些極端父權分子是什麽人？他們是更廣泛的極右翼勢力的一分子，他們也是種族主義者、民族主義者、恐同分子、親威權分子。如今以資本主義和父權制權力結構為統治基礎的中共，並未對大部分針對判決結果“司法不公”的評論進行全面封禁，只有少數直接批評政府的言論被刪帖。仇女的攻擊性討論則並非首次被放任，迅速在各大平台蔓延。

婚內強奸就是強奸

案件之所以掀起極端父權分子與右翼分子的強烈反應，實質上是這些群體感受到那套建立在“婚姻即支配”父權邏輯上的性特權秩序遭到撼動。社會主義者明確指出，婚內強奸就是強奸，絕不能以“訂婚”和“彩禮”或任何類似理由來合理化。哪怕是中國《刑法》關於強奸罪的定義也未區分婚內婚外。然而在實際司法過程中，“婚內關系”被視為“強奸豁免”，丈夫不會成為強奸妻子的主體、司法機構對此舉不予立案——這點上中國和塔利班治下的阿富汗、伊朗等臭名昭著的厭女政權處於同一水平。

即使如此，法律仍規定在婚姻不穩定（如已分居、起訴離婚）、戀愛期間（比如本案，雙方僅訂婚），男方“有可能”構成強奸。本案證據鏈完整，有包括床單上混合體液、女方反抗痕跡、外逃並高呼救命卻被男方拖回房內監禁的監控視頻、男方對女方母親承認強暴行為的口供等。反動分子以女方清洗身體後體內沒有殘留DNA、處女膜未破損、沒有當即報警為由，認為女方不是“完美受害者”，男方應只構成“強奸未遂”，三年徒刑“屬於頂格判罰”；而三年徒刑的最終判決，卻已是本案男方所涉強奸罪的最輕判罰！

但正是這“最低限度”激怒了反動分子。他們將對強奸罪行的司法懲治解讀為“系統性打壓男性”。中共對輿論攻勢的應對也反映出其政治算計：盡管對於反動分子進行零星管控，但整體遠不如對女權的嚴厲鎮壓。在微信公眾號、B站、抖音等平台，充斥攻擊受害者、反對法院判決的言論，卻未見遭大規模審查。相比之下，再溫和的女性聲音都會被扣上“煽動男女對立”“境外勢力滲透”的帽子，遭到討伐和打壓。

這種審查差異，是中共國家機器對“可控怒火”與人口危機和女性主義“政治威脅”的權衡結果。中國正面臨前所未有的人口危機，結婚率、生育率均斷崖式下跌——2024年結婚數創45年來最低。女性的婚育意願低迷，源自父權制下的就業歧視、性別歧視、家庭暴力以及被迫承擔家庭中最重的負擔等結構性壓迫。

在這一背景下，黨國宣傳機器建立“反對男女對立”的反女性主義敘事，強化傳統家庭秩序，意圖支配女性身體、恢覆人口再生產機制。在山西大同這起強奸案中，受害者從相親到訂婚、再到其家庭接受男方彩禮，全程都受制於她的家庭，過程中完全沒有任何自主權。這也反映出，有罪的不單單是強暴犯，整個父權傳統家庭制度犯有同等罪行。

國家又沒法公開袒護強奸行徑，否則將為更大規模的女權反抗埋下“隱患”。在表面法治與父權秩序之間維持統治平衡中，國家機器操縱著言論審查：反動分子被容許在一定限度範圍內宣泄憤怒，女權捍衛者卻必須沈默；前者是“合理的情緒表達”，後者則是“挑動對立”。

國際極右翼蛇鼠一窩

習近平如同特朗普等國際上的極右翼領導人，都樂於將Incel（非自願單身）這股反女權、反性少數的極右翼力量納入政治工具箱——以分化工人階級抵抗，在資本主義危機下作最終的垂死掙紮。

中共在官僚計劃經濟的毛時代曾主張“婦女能頂半邊天”，象征婦女地位相比過往的恐怖狀況經歷了重大提升，但不平等與父權制傳統的殘余仍未完全得以克服。然而，隨著資本主義覆辟，中國女權也出現顯著倒退。中共日益高壓的極權統治也加劇了對婦女的壓迫，逼迫她們生育更多孩子，實現習近平所謂“家庭和睦、社會和諧、國家發展、民族進步”。同時，女權被禁言、被污名化：從被稱為“小布爾喬亞的無病呻吟”（如今很多毛派也這樣說）再到“別有用心的境外勢力”。若要真正確保性同意權、徹底擺脫性別和家庭壓迫，就需要團結反抗中共資本主義父權統治。

中共再次改變了對私人資本的態度嗎？

今年2月的「民營企業座談會」之後，對私企要「一視同仁」就成為了中共宣傳的重要主題，政府部門紛紛宣布要給私企以政策優惠，各路官媒也開始熱情讚揚私企的「偉大貢獻」；4月3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又通過了《民營經濟促進法》。那麽，中國經濟會因為中共對私企擺出了支持態度，而走上資本主義體制下所謂的覆蘇之路嗎？

打壓私企：是「社會主義」嗎？

要理解為什麽中共突然在2025年再次強調要支持私企發展，我們就要理解中國私有企業與中共國家機器的獨特關系。

中國在資本主義覆辟後，形成了獨裁統治與資本主義共同發展的格局。其全盤獨裁的資產階級政權在經濟問題上的控制力度遠強於西方的「自由市場」資本主義，而在政治問題上則力求絕對控制；這決定了它不會容忍強大且能挑戰獨裁政權經濟控制的資本主義企業的存在。在這種體制之下，資本家無法取得政治權力，馬雲和馬化騰永遠不會取得類似馬斯克與紮克伯格的地位，他們的企業命運也屈從於國家。

一些媒體當然對於全球資本主義主流思想鸚鵡學舌，稱「民營企業需要法治社會里的自由市場經濟，黨所代表著的是計劃經濟」，但事實上發展自所謂「改革開放」的資本主義覆辟的中國資產階級，是後發、缺乏政治獨立性且依附於中共政策的。

長期以來所謂「國進民退」、「打壓民企」的動機同樣根植於中國較特殊形式國家資本主義的邏輯：不是反對資本主義，而是反對個別資本家通過不計後果的行動或投資危及整個資本主義經濟，從而也威脅到中共的統治。中共對私企的打擊不是社會主義的政策，而是獨裁資產階級政權將自己的政權放在首位的體現：在馬雲呼籲用「（他的！）大數據為基礎的信用體系來取代（政府的！）當鋪思想」後，就立即遭到了約談與強力斥責。螞蟻集團原本的上市計劃受阻，而這本來將成為當時全球最大的IPO。阿里巴巴隨後因違反「反壟斷法」被罰款182億元人民幣——所有這些行動當然都是為了讓馬雲搞清楚自己的位置。

而關乎工人切實利益的超時工作、非法裁員問題則往往只是被當局和諧。

支持私企：「自己人」？

中共常用「56789」概括私營經濟的特征，即私營部門貢獻了50%以上稅收、60%以上GDP、70%以上技術創新、80%以上城鎮勞動就業與90%以上的企業數量。「貢獻了70%以上技術創新」的私企現在同樣被視作股市的救星——因為Deepseek的橫空出世短期提振了股市！如今中國面臨日益深化的經濟危機，現在中共不得不做出拉攏私企的行為，制造出私企與當局「一家親」的假象，希望借此覆蘇私企投資、希望這將提振經濟。

數據顯示，相比於2012至2021年均10%的高速增長，中國私人投資同比增速已連續三年低於1%，並且連續兩年呈現萎縮態勢；官媒《前線》也認可，投資增長放緩影響內需。因此，面臨投資的崩潰，中共急需吸引眼球的作秀，比如習近平與私營部門大亨的會面，從而表現出其確實是有「經濟覆蘇」的計劃。

今年自私營經濟座談會以來的種種動作，就是希望通過緩和對私企的壓制態度，推動其承擔更多投資的角色——而這個動作是相當廉價的。這也是《民營經濟促進法》的目的所在，該法一共78條，與其說是一套法律保障，不如說是一連串鼓舞士氣的口號。中共並不需要制定新法來打擊地方政府的「遠洋捕撈」等濫權行為。這確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這種做法，但如果地方政府債務危機無法解決，這種做法還是會以某種方式繼續下去。根本原因是中央政府未能籌集足夠的資金來克服債務危機。

這是否意味著中共改變政策，對私企采取新路線？當然不是。中共可以對私企做出一些讓步，嘗試誘騙他們投資，但不能分享權力。與私企巨頭的「戀情」大部分只是表象。

無論國家對私人資本主義部門的控制與監管程度有多高，中共也不可能改寫資本主義的規律。正如中國現況所證實，極權資本主義政權可以做很多事情，但它無法躲避經濟危機。

甘肅幼兒園鉛禍進一步加深民眾對中共當局的不信任

7月初這則發生在甘肅天水、駭人聽聞的集體鉛中毒案引發了網絡熱議，審查機器也因此超負荷運轉。233名兒童血鉛超標。

日積月累

盡管中共地方當局稱原因是幼兒園為了用賣相更好的食品吸引學生入讀，因而用含鉛的非食用顏料為食品上色，該報道很快就被揭露根本不科學，揭穿了當局又一次企圖掩蓋真相。孩子們血鉛含量如此之高，他們食用含鉛食品的時間肯定更長，起碼得是吃了幾個月，而不是只吃了一兩盤受污染的餐點。

一如不計其數的醜聞爆發後，中共地方政府動用各種手段封鎖消息“維穩”，甚至要求當地醫院對受害兒童驗血報告造假。部分家長帶同兒童前往鄰近省份的西安醫院驗血，比對之下發現在西安的血鉛含量檢測結果比天水當地檢測結果高10倍甚至40倍以上。隨後天水政府開始派人在西安攔截家長。這令人懷疑有更大的黑幕和利益牽涉本案。

因此對於官方聲稱的原因，有網民表示“我可以相信廚師是蠢貨，但是我絕對不相信幼兒園有能量支使機關人員異地攔截兒童和家長。”很多類似評論顯示了中共在民眾心中的公信力破產，也有網民表示這讓他想起了“央視新聞所說的八名造謠者。”（即新冠爆發初期吹哨人，當中包括李文亮醫生）截至本文付梓時，當局正在嚴厲打擊關於甘肅這起案件的公開討論，並已恢覆“常態”（全方位河蟹）審查。

這也曝露了在以利潤為依歸的資本主義制度下，幼兒園不可避免地出現不擇手段地招生的競爭，並且必須掩蓋可能損害“生意”的任何醜聞。由於人口崩潰，中國的幼兒園產業正處於最嚴重的危機當中。數據顯示相比2020年，到了2030年的時候，全國上幼兒園的兒童數量將出現腰斬！這個數字令人瞠目結舌。有身處廣西的幼兒園老師表示，他們最近原定的目標是要招生150人，但是結果卻只招到了約20人。

地獄空蕩蕩，魔鬼在人間

網民指出這種惡劣的成長環境正是出生育低落的原因之一，並表示了對中共現在鼓勵生育宣傳的煩厭。他總結道：“小時候吃三鹿奶粉，好不容易長大了，生了孩子，孩子又鉛中毒了。這生育率能高就見鬼了。”對於中共的官員，他們也說道：“地獄空蕩蕩，魔鬼在人間！”這些獲得高讚的民眾評論和留言，是對於現在中國的群眾情緒、對中共政權的厭惡和痛恨的典型展現。在不久的將來，這樣的憤怒將成為挑戰中共專制的一股力量，而這個專制政權正是建立在資本主義殘酷的利益驅動之上。

關於甘肅天水幼兒園鉛中毒事件

受害兒童：至少233名

血鉛含量水平：206-528微克／升，超標2-5倍，屬“中度到嚴重鉛中毒”

涉事食品含鉛量：1052毫克/千克到1340毫克/千克，超出安全標準2000倍

疑點：

如此嚴重的鉛中毒只可能是長期累積的結果
食品中的含鉛量比顏料更高。“工業顏料”的說詞似乎是想讓廚房工作人員成為代罪羔羊
離涉事幼兒園僅2.5公里處有一間鉛礦國企“白銀有色集團廠壩鉛鋅礦天水轉運站”，由甘肅省國資委監管
網上有傳言指異地求醫的家長被攔截、醫院的血液檢測報告被篡改、甚至遠在上海的醫院也被施壓不得接收該批兒童患者

“612起義”：河北大學生抗議顯示中國青年反抗情緒高漲

2025年6月12日晚，河北外國語學院數千名學生在操場進行了集會，抗議學校延期放假。學校原定6月底放暑假，卻因藝術學院需在7月為外賓表演，臨時通知將全校放假時間統一延至7月中旬。

“學生多留一天，學校多賺一點”

通知一出，迅速在學生間激起憤慨。他們紛紛在社交媒體上發文抗議，有些甚至指出這是“為了陪你的高級貴賓、資本家”，學生卻需要耗在學校。也有學生指出，學校此舉意在讓壟斷性的校園商店多賺錢，“學生多留一天，學校多賺一點”。此外，學生們還在網上抗議學校強制早晚自習、高溫下班級空調斷電、宿舍無空調等現象，要求結束這些不合理的規定。

6月12日晚，抗議行動升級。在一名左手持擴音器、右手提暖壺的男生的帶動下，越來越多的學生聚集到操場。這名男生站在升旗台上，帶領大家舉起手機閃光燈，高喊“放假、放假”的口號，要求校方按原計劃放假。隨著呼聲高漲，校方領導不得不現身與該男生交涉，先試圖通過言語威脅、肢體拉扯等手段將他帶離，此舉引發在場學生聲援，有人高呼：“不要威脅我們學生行嗎？”該男生也舉起了暖水壺示意，成功阻止被強行帶走——因暖壺若在沖突中墜地，碎玻璃與熱水會傷及雙方。因此，他被學生們稱為“暖壺俠”，學生們也將當晚集會稱為“612起義”。

當校領導回應“你不能代表學生”時，他用擴音器詢問“我能代表在座各位學生嗎？”學生齊聲回應“能！”面對這一幕，校方領導無言以對。與此同時，幾名明顯年長於學生的便衣保安開始向“暖壺俠”逼近。為躲避抓捕，他假裝往一個方向走動，隨後迅速轉向另一邊逃離現場，成功避開被當眾制服。失去領袖後，學生在“護校隊”（校方收買的學生與準軍事化國旗護衛隊）和保安的驅趕與監視下逐漸解散。

“政治事件”

這場抗議被定性為“政治事件”，中共的審查即刻啟動。“暖壺俠”相關影像在網上迅速被清除。學生們尋求了外部聲援，意識到“需要團結一切可團結的力量”。在河北爆發的行動引起了全國高校學生的關注，許多學生表示遭遇類似狀況，如延期放假、宿舍悶熱難耐等。然而，“護校隊”、教職工與保安混入學生群組，試圖收集信息並離間發生者。校方要求學生“不要去看熱鬧、不要加陌生人進群、不要在傳播操場事件”等。學生號召聲援的帖文、視頻即使付費推廣也很快被下架。抗議當時仍在繼續，但嚴厲的鎮壓已經迫使許多學生沈默。

“暖壺俠”和其他積極傳播者很可能會被報警。我們很多人都親身經歷過這類鎮壓，包括報道本事件的筆者，其本人也曾組織過抗議。

不久前的另一個警察參與鎮壓學生案例是，6月3日晚，湖南常寧尚宇學校數千高三學生因高考壓力“喊樓”，警察沖入校園，粗暴逮捕三名學生，以警車逼退學生人墻。這種高度緊張也與中共受到“六四”事件陰影困擾，害怕新一波學生運動可能蔓延、並發展成為對獨裁政權的政治威脅相關。

訴求和綱領

這兩所學校均為民辦，也突出教育私有化的弊病。學校將學生視為“資源”，令其服務於向外界作秀以獲投資、壓榨學生權益。

社會主義者與中國勞工論壇堅決聲援河北外國語學院的抗議學生，捍衛應有的放假與休息權利。抗議也凸顯了在官僚資本主義教育體制下，學生被排除於一切決策之外。包含以下訴求的綱領，對這次及類似的學生抗爭可以起到幫助：

立即恢覆原定放假時間，取消強制留校表演與一切形式的延假；
終結教育的商品化與圖利行徑，將民辦大中小學收歸公有與民主管理；
停止高溫下班級斷電、強制早晚自習等體罰式管理，保障學生的基本生活條件；
建立由學生、教師、家長民主選出的代表委員會，有權監督所有關鍵決策如課程安排、放假時間與配置宿舍設施等；
解散“護校隊”、便衣保安等鎮壓機構，為建立學生民主選舉、獨立於校方的學生會，保障學生集會、言論與結社自由而奮鬥；
以工人階級政府和民主社會主義徹底取代中共專制資本主義。

“我們的孩子不能吃這個！”學校食堂提供腐壞肉菜引發抗議

今年6月23日，四川富順縣華英實驗學校數百名學生家長集體抗議，抗議的原因是食堂向學生提供發臭的排骨、有淋巴的豬肉等變質、劣質食材等情況。在學校否認這件事、政府沒有采取任何實質行動的情況下，廣大家長倍感憤怒，集結到縣政府抗議。中國廣大兒少被中共官方稱為“祖國花朵”，但如同這起醜聞所反映，他們偏偏難逃食用變質食材做成的“營養餐”的命運。

不了了之

華英實驗學校食堂食材供應商“鯤鵬商運公司”是縣財政局全資控股，當中利益輸送關系顯見。一如既往，政府對於學校管理層違規寬松處理，而對於抗議則極其強硬壓制。采取的“維穩”手段都遵循一如既往的套路，包括電話騷擾、上門威脅等。但家長直至25日仍然繼續抗議。

這類事件在中國已經頻繁發生，但校餐供應商和學校管理層最後也都只是被“輕輕放下”。

7月8日，甘肅發生一起駭人聽聞的鉛中毒事件，200多名幼兒園兒童受害，事件成為全國性的大新聞。這些兒童血液內的鉛含量達到正常參考值2-5倍。甘肅這起事件加劇了人們對中共當局的不信任，在他們笨手笨腳地企圖掩蓋真相、偽造或操弄血液檢測以掩蓋災難規模之後尤其如此（請參閱我們對此事件的單獨報道）。

去年10月，雲南昆明長豐學校就被爆出提供變質肉作為學生餐，而承包該校食堂的竟是家僅注冊6個月的物業公司、並無承包學校食堂的資質。最後事件處理僅是對承包商進行罰款、責令停止經營，並處罰校長和教體局部分人員。

2023年6月，江西工業職業技術學院發生“鼠頭鴨脖”事件。校方一開始辯解混入飯菜的鼠頭為“鴨脖”。在公眾紛紛不滿的情況下，官方多天後承認這是食品安全事件，而涉事供餐公司卻只是換了名義便繼續順利經營。

如何根除食品安全問題

無論官方再怎麽作“情況通報”，除非我們根除將盈利放在首位、將吹哨人和抗議者視為最大威脅的體制，否則這種殘害兒童健康成長的食品安全問題還會出現。社會主義者和中國勞工論壇全力聲援富順縣抗議的家長。我們呼籲成立一個由家長和教師代表組成的獨立委員會調查事件。需要的是由工人階級和基層社區民主擁有、控制與管理的教育制度和校餐服務，確保學生吃上放心飯。

山東高密爆炸事件：工人無權的斂財制度制造的又一場“可預見悲劇”

2025年5月27日，山東高密市私有企業友道化學有限公司發生爆炸，造成5人死亡、6人失聯、19人受傷。事故波及範圍廣泛，廠區部分建築被毀，周邊居民被緊急疏散。這起事件再次暴露中國重工業長期存在嚴重安全隱患。在中共資本主義體制下，資本傾向於忽視安全生產的投入、提高工作強度，從而賺取更高利潤，而政府機關與私人資本家利益深度捆綁，因此也為了追逐“政績”，總的來說只是口頭上講生產安全。

依然如故

遺憾的是，這類致命事故在中國普遍發生。高密爆炸3周後，湖南省常德郊外一家煙花廠發生爆炸，造成9名工人死亡，26人受傷。根據《中國社會統計年鑒》，2021年發生了3萬多起生產安全事故，造成2.6萬多人死亡。然而，政府發布的各種報告彼此矛盾各不相同，往往低估了死亡人數。國務院在今年1月的報告中指出，2024年與2023年相比，生產安全事故減少了11%。但根據應急管理部的數據，2024年仍發生了2.18萬起生產安全事故，死亡1.96萬人，而這仍然是一個高到無法令人接受的程度。

位於高密的該廠早有多次安全違規記錄，並因勞動糾紛多次被訴。2023與2024年，這家企業曾因為生產安全問題被兩度責令整改，但問題從未得以解決，企業繼續高強度運行。

友道化學有限公司是全球最大的氯蟲苯甲酰胺生產商，那是一種對人存在低毒性的殺蟲劑。但發生了如此嚴重的爆炸後，官方公布卻完全沒有提及事故中涉及的化學物質。爆炸的沖擊波震碎了半徑3公里內住宅區的窗戶，這些居民是最高危的群體之一，但他們對於可能會遭到什麽化工品危害依然被蒙在鼓里。不管是中共政府還是資本家，都輕視工人和周邊居民的安危。

從爆炸強度和後果來看，廠區在安全隔離、設備運行、應急處置等方面存在重大漏洞。這再次展現利潤優先邏輯。

這次爆炸與2019年江蘇響水爆炸非常類似。同樣是早已在生產安全問題上劣跡斑斑，被多次罰款的工廠，但卻一直為政權所袒護。結果在當時造成了78人死亡、617人受傷的慘案。顯然，這並非“意外”，而是當制度將公司利潤與政府“政績”置於工人生命之上時的必然結果。

在中共獨裁治下，中國工人階級沒有獨立工會組織，對工作條件沒有實際決策權，面對危險作業也無權拒絕。有了一個真正的獨立工會，工人可以選舉他們自己的工作場所安全代表、推出獨立的安全監察，加強工廠規章，並且只要危及安全被犧牲、就停止生產。

同樣，工人組織將為爭取檢查公司所有計劃和文件的權利而奮鬥，並與當地居民聯系，以確保即使在工作場所外也能擁有安全環境。他們也應該為在全面公有制（意即終結資本家的血腥統治）的基礎上，由工人自己對工廠和工作場所進行民主控制和管理而奮鬥。這才是永久重組社會與經濟，確保工人階級有權身處安全、可持續的環境的途徑。

工會的力量

高密事故中，工人不被允許表達對作業環境的質疑或抵制不安全命令，卻還要在事故後被動配合企業統一口徑、參與善後協商等安排，為政府的無能和資本家的殺人舉動文過飾非。換句話說，這就是公司老板的全面獨裁統治！

悲劇的是，高密爆炸並非中國最後一起這類致命事件。只要資本家及以“共產”自居的獨裁統治還在治理社會，類似的悲劇就必然會接踵而至。工人們越早組織起來終結這個制度越好！

新一波新冠疫情爆發，但中共再現舊的掩蓋方式

中國新冠疫情從四月開始有上升趨勢。根據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數字，新增感染個案由3月的每月5萬宗，到5月增至高達44萬宗。

雖然這波疫情主要是Omicron系列病毒株的XDV和NB.1.8.1亞變種，致病力未明顯增強，但官方數字真確性再次成疑，尤其是重癥和死亡數目。當新一波疫情爆發之際，官方數字重癥個案4月和5月數字分別只有數百宗，而這兩個月的死亡個案更離奇地只有個位數字。僅香港一個城市，該兩月的嚴重個案和死亡個案數目也達雙位數（衞生防護中心資料），而台灣的重癥個案在5月也有23例死亡宗數，反觀中國的官方數字實在低得令人難以置信，令人不得不懷疑中共獨裁再次隱瞞疫情。

放任自流

對於這一波疫情，正如其在2022年12月面對群眾抗議時、其強硬的清零封城政策崩潰時那樣，中共再次采取了放任態度。這意味著中共沒有為應對疫情做任何準備，只是等待感染率自行下降。中國一直拒絕使用外國制造的mRNA疫苗。在新冠疫情最嚴重的時候，一些居民冒險到澳門尋求接種外國制造的mRNA疫苗。而國產滅活疫苗的保護周期早已完結，因此新冠疫情再臨對民眾造成的健康風險可能遠高於使用 mRNA 疫苗的國家和地區。

自去年7月中，中國多地不再提供新冠疫苗免費接種，醫保基金亦不再支付疫苗及接種費用。有指當時中國XBB變異株疫苗（針對新冠新變種的疫苗）的生產廠家幾乎處於停產狀態。重要的是，被稱為“科興之父”的中國生物董事長的楊曉明在去年年底更被指涉嫌“嚴重違紀違法”而被罷免人大職務。楊曉明失蹤後，許多人懷疑他違法行為的性質，或許與其公司生產的疫苗有某種關聯。鑒於中國醫療與公共安全醜聞頻發（例如毒奶粉、無效疫苗、地溝油），這樣的事態發展在許多人看來並不意外。一個殘酷而令大眾倍感窒息的獨裁政權，不容許任何言論自由與公眾監督，並逮捕吹哨的醫生，為制造大災難提供了絕佳的條件。

中共嚴酷的清零政策在2022年12月初在全方位混亂中崩塌，疫情迅速蔓延全國，醫院體系過載。中國官方數據稱，整個大流行死亡人數約為8.3萬人。就像中共統治下的許多數據一樣（例如實際GDP、失業率和人口數據），這顯然是捏造的。流行病學家估計在中國真正死於新冠的人數逼近150萬人。

及至2023年一月，輝瑞生產的新冠治療藥Paxlovid未能進入中國醫保目錄，意味中國新冠病人無法低價獲得該特效藥。消息一出，社交媒體上一片嘩然。民眾批評為何以往中國執行清零政策時期，有資金進行數十億次核酸檢測，卻不願提供這救命藥物的補貼。在當時，Paxlovid在黑市曾被炒到上萬元人民幣。再次揭露了中共草菅人命，而資本主義藥廠只求牟利。

中共冥頑不靈

中國專家預計今波疫情高峰預計 6 月後會下降。當然，我們希望這是真的，但我們不能依賴這個政權，也不能依賴任何資本主義政府（他們沒有一個是真正民主的，而是基於自上而下、利潤導向的公共衛生政策，幾乎全體都將疫情處理得一塌糊塗）。中共並沒學到任何教訓、沒有做出任何改變，也無能認真為新一波疫情爆發作準備。唯有工人群眾組織起來，並為了民主擁有且控制醫療部門、制藥公司以及更廣泛的經濟而奮鬥，才能讓可持續且切實防疫措施得以民主決定並完全透明地實施。但在中共極權專制，還有其資本主義制度下，這是不可能實現的。

在數字牢籠中，群眾抵抗還有出路嗎？

2025年5月，北京舉辦第十二屆中國國際警用裝備博覽會。展會禁止公眾入場，僅對獲授權的警員和工作人員開放，任何試圖拍照的行為都會遭制止與盤查——除非出示警官證。據《南華早報》報道，公安部第三研究所展出一款針對Telegram與VPN使用者的監控系統，聲稱已收集逾300億條消息，監控了7000萬個Telegram賬戶及39萬個公開頻道和群組。展品宣傳視頻中還演示了如何入侵中國手機號注冊的Telegram帳號，並實時監控涉香港政治內容。研究所稱，此系統的開發動機源於2019年香港群眾運動中Telegram的廣泛使用。

高科技產品亮相警博會

華為、科大訊飛、海康威視等資本主義科技巨頭企業也展示各自基於AI的監控產品。第三研究所還展示了“個體極端行為多維情報分析”技術，聲稱可以借助AI分析購物記錄、社交媒體帖子等數據識別所謂“高風險人群”。自從去年11月珠海襲擊案後，各地政府被要求加強對 “個人極端行為”的全面防控。這也再度印證了馬克思主義的分析：個人恐怖主義行為不僅無法撼動政權，反過來為統治者升級鎮壓提供借口。

其實對這些對海外平台的黑客工具，依舊幸存的中國政治異見者並不覺得新鮮——因為不了解這些技術的人，多半早已被“喝茶”了。2021年初，左翼組織“工號51”在Telegram上組織數千人聲援被捕的外賣員領袖陳國江，隨即數十名群員甚至管理員被警方抓捕。有人因使用中國實名手機號注冊賬戶被精準鎖定，有人因不安全的VPN暴露真實IP地址。在此事件中，中國的左翼活動明顯遭受重創，許多團體被迫解散，或轉入更隱秘、更小規模的地下活動。事實上，早在2019年，中共就有協助香港警方黑入Telegram、逮捕多名頻道主並發布“此頻道已被警方移除”消息恐嚇群眾。2024年，Discord上一名中國政治網紅的粉絲群“鍵政大舞台”數百成員也在同一日被跨省抓捕。

值得注意的是，關於這屆警博會的詳細報道是阿里巴巴控制、面向海外的《南華早報》發布，不會使用VPN的中國民眾根本無從知曉（就像被拒之警博會門外一樣）。報道看似披露了技術細節，實則是向海內外異見群體釋放威懾信號，營造“除非你閉嘴，否則你無處可逃”的恐怖氣氛，以瓦解潛在反抗者的信心與鬥志。

在中國，數字鎮壓早已被用於日常統治與打擊群眾抗爭。2022年，河南村鎮銀行儲戶赴鄭州抗議存款凍結，次日健康碼集體變紅，在當時防疫管控下被限制了出行權。2022年11月底“白紙運動”的街頭抗議中，當局調用基站數據，追蹤現場手機信號，對參與或僅僅途經集會地點的市民進行事後約談與警告。當下，在微信群里談及“罷工”便會觸發關鍵詞警報，當地警察極大可能請事主約談甚至拘留。

這些高科技鎮壓手段固然造成了廣泛恐懼與沈默，但終究無法遏制群眾的不滿與憤怒。2022年群眾抗議前，中共審查機器竭盡全力刪光烏魯木齊致命大火的消息、但全國民眾仍自發走上街抗議——因為那場火災只是點燃全社會不滿火藥桶的火星。即便在極權機器的強力壓迫下，一部分群眾和抗議參與者也在積累重要經驗，這些經驗對於未來的反威權鬥爭將極為有價值。馬克思主義者有責任鼓勵為鬥爭指出前進方向的那些結論，特別是工人階級需要自我組織起來並發揮領導作用。我們警告道，不要得出任何削弱鬥爭的結論，例如拒絕組織、崇尚自發性、“如水”的松散作法，以及這些錯誤觀念中最危險的“排除政治”。

技術無法扼殺群眾憤怒

2022年的抗議對中共政權的沖擊，比習時代發生的任何其他事件都要猛烈。迫使抗議從街頭散去的並非僅僅是國家鎮壓；更大的因素是中共“清零”政策突然崩潰、陷入混亂後引發的那一波新冠感染。在接下來的6-8周，這波疫情估計造成150萬人死亡。對中共來說，最大的震撼是這些抗議居然還是發生了，而且蔓延得如此之快。耗資上百億元的數字監控和“維穩”機器（每年開支甚至超過軍費）未能阻止抗議爆發，而阻止抗議正是其設計初衷，這暴露了這項極其昂貴投資的政治局限性。

在前東德斯大林主義獨裁統治時期，1/8的總人口都是秘密警察“史塔西（Stasi）”的線人；這並未能在1989年群眾起身反抗時挽救該政權。正如俄國革命領袖托洛茨基談到獨裁者斯大林時所說：“歷史的報覆比有權力的總書記的報覆更為可怕。”

海棠耽美作者遭大規模抓捕的背後原因是什麽？

2025年3月以來，甘肅蘭州警方以“制作、傳播淫穢物品牟利罪”為名，跨省抓捕了大批海棠文學城的作者，波及人數已達數百。海棠文學城是設於台灣的女性向成人小說平台，以耽美作品（描寫男性間情感與性關系）吸引大量中國女性讀者翻墻閱讀或創作投稿。雖然這次鎮壓針對耽美作品，但這些作品仍然反映脫離父權秩序、挑戰二元性別角色的性關系想象。中共國家機器如今是極其反動、社會保守主義的一股政治勢力，尤其在面對人口危機這個大背景之時，他們認為這類題材具有顛覆性質、必須被壓制，誤以為這將有助於扭轉婚育率的暴跌。

“遠洋捕撈”

早在2024年，安徽績溪縣警方就曾跨省抓捕了50多名海棠作者，她們多數獲利在5萬元至50萬元之間、最高者達184萬元；該縣法院對積極“退贓”並上繳等額罰金的作者予以輕判，而這場“遠洋捕撈”執法為這人口不到14萬的縣城財政帶來可觀的進賬。在很多地區，地方政府越來越缺錢，甚至發不了工資，出現了“遠洋捕撈”現象，通過跨省罰款、征稅等方式籌錢。

2025年蘭州警方的大規模行動，與績溪案遠洋捕撈存在區別。這次抓捕幾乎沒有“漁獲”——被捕者大多是年輕、不知名的小作者，點擊量低、收益極微，有人僅賺了幾百元，甚至毫無營利。獲利最高者也不過2萬元。有作者免費發布小說、僅因收到2海棠幣的打賞就被列入逮捕名單。另有被捕作者告知律師稱，警方認為“即使文章未牟利，也被視為傳播淫穢物品，且為平台投稿引流構成整體牟利”。這表明此次打擊的動機並非財政收入，主要針對性少數文學作品的整肅。

這場鎮壓引發了自2022年鐵鏈女事件、中國女權遭系統性打壓以來罕見的大規模女性聲援。她們指出，甘肅慶陽市一高中女生因遭班主任猥褻而自殺，施害者僅被輕判兩年；甘肅臨夏一名小學副校長強奸學生未遂，也僅獲刑三年半。反觀創作耽美作品的女性作者，過往案例中卻被判處四年、五年乃至十年重刑。這種對比令人震驚：面對現實中的性暴力犯罪案件，司法機構往往顯得寬容，因為這些犯罪符合父權社會下男性統治女性的“規範”。而對隱晦挑戰這些規範的虛構文學作品，他們卻實施了迅速且嚴厲的打壓。法律雙標與社會厭女敵意令人本能地憤怒。

人們對這次鎮壓中被針對的耽美社群表達了強烈同情，這是一個很進步且令人鼓舞的跡象。這顯示許多人支持藝術自由、性自由和言論自由等基本概念，因此拒絕政府的迫害運動。這些聲援與幫助不可避免地集中在一些實際但有限的措施上，例如籌款、提供法律援助，甚至提供應對警察審訊的建議。

面對逮捕與傳喚，海棠作者幾乎都選擇了低頭“認錯”，呼籲粉絲捐款，采取被某些媒體誤稱為“退贓”的行動，以求輕判。在鎮壓受害者中有這種反應也是可以理解，他們擔心這個高壓國家機器“太過強大”，如果選擇反抗，他們將面臨更可怕的後果。但是，中共政權正進入一個前所未有的內部危機與癱瘓新時代。

出版、結社、言論自由

習近平政權在過去兩年被大大削弱，或將已經陷入僵局，在未來6-12個月內或將帶來爆炸性的影響。這就意味著有可能，鎮壓和審查機制將被齊心協力的群眾鬥爭所挑戰並削弱，政權將開始失去其無所不能的光環。那些最有遠見的人，想要反擊中共的審查制度、恐同癥、父權制的反動以及國家鎮壓的人們，必須關注這個更大的政治圖景。

馬克思主義者與中國勞工論壇全然反對刑事懲治文學創作者；反對以“打擊淫穢”為借口對LGBTQ+群體和文化進行歧視與迫害；要求出版自由、結社自由、言論自由。我們主張以民主的社會主義取代中共父權資本主義。真正社會主義意味著新聞媒體、網絡、藝術和所有出版物都由人民（即工人階級、媒體工作者、用戶和一般大眾）通過民主選舉的機構進行民主監管與管理。

北京遭遇極端洪澇災害逾40人死亡

北京再次遭到暴雨襲擊，比兩年前的京津冀雨災更嚴重，刷新了140年來的新紀錄。自7月23至30日，連日來暴雨不止。部分地區降雨量達驚人的744毫米，相當於在幾天內落下了一年的總雨量。雨災到目前為止造成了北京至少44人死亡，超過八萬人緊急疏散。

最慘重的傷亡發生在密雲區的一家養老院內，該處至少有31人死亡，當時他們被瞬間湧至的洪水困在建築物內。央視報道稱，48人從養老院獲救，有些人從窗戶被拖上船從而獲救，但報道並未提及任何人員死亡。據後來報道，密雲的失蹤者中也包括一些當地官員。之所以出現嚴重傷亡，是由於當局在密雲水庫泄洪前沒有及時作出預警，僅在泄洪前33分鐘在網站上發布通告。

事後，中共官方甚至也公開表態承認過失並致歉。因為養老院被視為處於“安全”區域，所以沒有任何疏散計劃。中共密雲區委書記余衛國承認：“長期以來，養老中心所在鎮中心區域，都是安全的……我們對於極端天氣的認識是不足的。”然而，如此“致歉”只觸及了問題的一部分：隨著氣候破壞加劇，極端天氣事件日益頻繁，當局的整體應急準備嚴重落後。而同樣嚴重的一個問題，便是中國水庫和水電管理體制中暴露的危險。

水庫達到最高庫容

中共的水壩為了盡可能提升發電效率，往往追求極高的蓄水量，這造成了一旦遇上暴雨洪水，水庫調節空間就極為狹窄。密雲水庫的日常正常水位理應為152米，在洪水期應主動將水位下降到150米以應對洪災。但據報導，水庫水位長期處於155米的高位，這令水壩達到最高庫容、因此失去了回旋的空間和時間，暴雨瞬間令水位暴漲至危險水平，只能立即泄洪以免壩體嚴重受損甚至崩潰。這令下遊沒有足夠的應變時間。

中共官員就危機應變中的失誤和不足致歉，實屬罕見。這或許預示著中共“作風”在2025年出現某種轉變，因為中共政權感覺到自己更加孤立於民眾、也更暴露於民眾批評之下。北京副市長夏林茂也發表聲明稱“工作仍有不足，對極端天氣的預報預警能力不足，防災減災預案編制不夠完善，山區基礎設施建設還存在短板。”然而，致歉並不能改變任何事情，也無法阻止下一場災難的發生。需要的是行動，而這只有通過廢除現行制度才能實現。我們需要工人階級對政府與經濟進行群眾民主監督及管控，消除對利潤的崇拜以及自上而下的威權統治。

北京這次致命洪水是全球氣候危機的再一次體現。去年是中國有史以來最熱的一年，而本年也很有可能承接這一稱號。此前，中國自從今年3月起就經歷極端熱浪。到7月的時候，共有152個觀測中心測得40攝氏度以上高溫，新疆吐魯番更測得49度的極端高溫。而氣溫愈高，大氣就可儲存更多的水氣，全球均溫每提升1度，大氣中的水蒸氣含量可提升7%。

全球最大水壩

再一次，一場自然災害被官僚、逐利的中共資本主義制度搞得極其更糟。這是全球資本主義所釀成的災難，一方面，有著像特朗普之流對碳排放上癮的惡棍，否認氣候危機，甚至進一步推動石化燃料產業，加速氣候末日的到來。另一方面，中共盡管口頭上支持“綠色”解方，但它排放了全球33%的二氧化碳，燃燒了全球一半以上的煤炭，興建了世界上超過一半的巨型水壩。比如中共正在西藏靠近印度邊境一帶修建全球最大的水電大壩項目——墨脫水電站。其發電規模將比三峽大壩大3倍。這些披著綠色外衣的水壩受經濟實力、政治與地緣政治等因素驅動。墨脫水電站的建設時機也可能關系到中共內部權鬥，親習派和反習派之間正在爭奪對國家機器當中關鍵職位的控制。對中共高官及其資本主義裙帶關系網來說，大型水壩工程意味著賺大錢的大好時機。

這些水壩是否符合實際需要還遠未明朗，但應該經過全面、公開、獨立的檢視程序，以民主的方式做出決定。它們都應該經由工人階級的組織和當地社區民主運作、計劃、控制、與管理，將安全、自然與民眾的福祉置於利潤之上。

暴雨災害與高溫酷暑席卷全中國

繼7月底北京致命洪澇災害造成44人喪生後，更強降雨襲擊了廣東以及中國其他地區。8月初，深圳下轄深汕合作區錄得了66小時891.6毫米的驚人累積雨量，相當於短短3天內下了全年近半的雨量。隨之而來的災害，包括肇慶封開縣、懷集縣54處道路塌方，廣州白雲區山泥傾瀉、房屋垮塌，以及惠州五個縣宣布「五停」（停課、停工、停產、停運、停業）。

與此同時，今年入夏以來，中國全境酷暑難當，而河南、湖北等中部省份尤其如此，最高氣溫一直超過38攝氏度。與之伴隨的是今年持續3個月的河南旱情，這導致作為中國主要農作物生產省份的當地，花生、玉米等農作物收成將大減。

這一波暴雨與高溫的夾擊，正是氣候危機在持續惡化的寫照。去年全球平均氣溫比工業化前水平高出1.55攝氏度（超過了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提出的控制全球氣溫上升在1.5攝氏度內的目標），已經是一個警訊，因為這預示著地球環境將發生不可逆的惡化。例如，根據IPCC長期以來的評估，全球均溫每上升1攝氏度，就會導致大氣含水量增加7%，而全球暖化也加劇了氣候系統的不穩定。由此，極端天氣（暴雨、洪水、幹旱）發生頻率和強度均上升。

中共威權資本主義惡化氣候危機

中國國家領導的威權資本主義、中共政權的政策，即使有著「綠色」外衣，也惡化了全球氣候危機。

雖然中國生產了約80%的全球太陽能光伏模組，貢獻了全球62%的電動車銷售和77%的電動車電池產出，但是這些行業已經陷入產能過剩問題，無能有效提供真正綠色的替代方案。根據路透社報道，去年，中國最大的幾家太陽能板制造商合計裁員1/3，流失了8.7萬個工作機會。

中國約60%的發電仍來自煤炭、也使用了全球60%的煤炭。而在中國經濟深陷危機的情況下，很多公用事業公司也為了削減成本而采用相對便宜的煤炭，而寧可犧牲環境。中國計劃在2024年新增94.5GW燃煤發電裝置容量，創下2015年以來的最高水準。此外，內蒙古、山西等省份則是以「能源安全」、應對「缺電停電」為由，仍在近年擴大煤礦開采。可想而知，燃煤火力發電廠釋放大量二氧化碳、氮氧化物、硫氧化物，必然會加劇溫室效應與空氣污染這對雙重後果。

挪威國際氣候與環境研究中心近期一項研究指出，東亞地區在治理空氣污染上取得顯著成效的同時，無意中加速了全球變暖，原因在於去除的污染物質（如煤炭燃燒會最終產生的硫酸鹽氣溶膠）本來有助於降低地球的溫度。人類不應該被迫在空氣污染與全球變之間做出艱難選擇。這項研究的發現表明，資本主義制度下，應對氣候變化的舉措沒有任何計劃性可言。

應對中國南部洪澇、北方水資源嚴重短缺與幹旱，中共政權的「解決方案」是耗資逾5000億元人民幣的「南水北調」工程，然而實際調水量很少，對於中國供水量萎縮的問題杯水車薪，同時也造成水資源污染，破壞下遊地區水文。同時，居住在大壩建設地區的38.5萬人口被迫搬遷。

而面對「糧食安全」問題，中共則在2023年一度發起「退林還耕」，推廣「水稻上山」，多個地方政府瘋狂地鏟平森林、公園、甚至公路，將之改為農田。而這不單單造成大量生態浩劫，出現更嚴重的自然災難隱患，而這些被破壞生態換來的農地，其實際生產力極為有限，根本無法彌補糧食損失。諷刺的是，正是資本主義制度釀成的氣候危機和生態破壞，加劇了農業生產的危機，而中共卻又走入了破壞生態的死胡同。這再次體現中共威權資本主義和全球其他國家的資本主義一樣，都是無心也無力解決氣候危機。

現狀表明，中國與全球群眾需要全球範圍的整體規劃，在還來得及的時候采取行動拯救地球。目前迫切需要做的，便是通過將經濟主要部門（包括能源部門）國有化並置於工人民主控制之下，粉碎資本家對於這些部門的控制，迅速推進全面綠色轉型。需要全球各地協作開發綠色能源、規劃生產，以及綠能相關科研，而這在資本家和戰爭販子執政的政府下永遠無法實現；只有通過國際工人階級為建立真正的社會主義而鬥爭才能落實。在這個過程中，規模龐大的中國工人階級可以、也必將起到關鍵的作用。

四川江油群眾抗議校園與警方暴力

8月初，四川江油一起校園霸淩案件，引發了大規模抗議。這次抗議的導火線為一名14歲女中學生遭遇校園霸淩的慘痛經歷。霸淩者拍攝並分享了整個過程。受害者被另外三名女中學生辱罵、威脅和毆打長達4個小時。警方拖延10多天才采取行動，而這一點激怒了當地居民。數千民眾聚集在江油市各大主要路口及市政府周邊，針對此案及其輕描淡寫的處置進行抗議，而這表明警方存在一定程度的共謀。“維穩”部隊隨後的極端傲慢與殘暴行為，進一步加劇了公眾的憤怒情緒。

江油事件在網絡上迅速傳播，盡管受到審查，仍引發了全國網民的強烈共鳴，他們與江油民眾對警方的怒火感同身受。這些事件或許預示著中國社會情緒的轉變。對無止盡的住房危機、失業和經濟困境的強烈不滿，開始轉化為對中共政府殘酷執法機器更公開的憎恨，以及民眾日益淡忘恐懼的情緒。

警方一如既往嚴厲鎮壓抗議、陸續逮捕至少11名示威者，甚至以極具羞辱性的方式，將部分抗議者裝進運豬車、像活豬一樣遊街示眾。即使警方已將市政府前道路封鎖，現場民眾仍聚集抗議直到深夜，並對著警方高喊“嚴懲兇手”、“還我民主”，或者借由中國國歌的部分歌詞、“為人民服務”的官方口號來諷刺警方鎮壓。一些報道稱，有人高喊反對中共獨裁的口號，這種情況至今仍屬罕見，但我們無法從視頻片段中證實這一情況。

殘酷虐打

這起霸淩與攻擊事件本身起於7月22日下午，14歲女中學生賴某在一棟廢棄建築內，被三名分別為13至15歲的女生以長棍毆打、掌摑、拉扯頭發，並被強迫脫衣、靠墻、下跪。當受害者警告她的父母會報警時，施暴者中有人語帶挑釁地表示自己“進公安局十多次，沒20分鐘就出來了”。

相關視頻於8月初在網絡瘋傳，引發網民廣泛震驚與憤怒。然而當地公安遲至8月4日才對案件進行官方通報。警方宣稱施暴者誇大其詞、駁斥了其“進公安局十多次”的說法。

誤導大眾、自相矛盾的多個聲明

警方聲稱需住院治療的受害者“輕微傷”，而受害人的手機被這些施暴者搶走也被認定只是犯下“尋釁滋事罪”（因此施暴者可被從輕處罰）。而根據江油當地居民目擊，這些施暴者在受處罰期間並未接受警方通報所稱的“矯治教育”，反倒在外打台球。

當局的黑箱處理手段，也引發了大量陰謀論式的猜測。雖然官方通報稱，3名施暴者的家長分別從事外賣、售貨等基層職業或失業，並指控猜測施暴者家長有權貴背景說法的網民“嚴重擾亂公共秩序”，但此舉無法打消群眾的對官方通報的質疑。這也反映出對發布欺騙性或不實聲明、全然缺乏透明度而聞名的中國政府的極度不信任。

哪怕官方再怎麽出動鎮壓機器，壓制街頭抗議、試圖“引導”輿論，這次事件仍然推動更多群眾思考社會和中共國家機器在2025年將走向何方。在這種情況下，為什麽會有這麽多的當地居民冒著被捕與警暴的風險，走上街頭抗議？這無疑是一個跡象——也是今年眾多跡象之一，表明中國社會充滿了難以掩蓋的爆炸性矛盾。美國智庫異言網（China Dissent Monitor）監測中國社群媒體上的抗議視頻和貼文，而根據該智庫數據，2025年上半年，中國平均每天發生14起抗議。這比去年同期的每天8起抗議相比顯著增長。中共國家力量在江油的鐵腕鎮壓或許能在短期內平息抗議，但整體局勢變得猶如要撲源一場燎原之火，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獨裁政權及其危機重重的資本主義經濟已經制造了堆積如山的易燃物！

只要當今的獨裁制度仍存，江油抗議事件不會是最後一起。江油抗議群眾並非只因為一宗校園霸淩案而上街，而是因為更深層的不公平感——體制性失敗。越來越多的人會意識到，孤立的抗議並不足夠。需要的是組織，建立跨地區的聯系，以及一個明確的政治替代方案來取代這個破產且殘酷鎮壓性的體制。

這樣一個替代方案包括，要求通過由公民和獨立工人及社區組織代表選舉的委員會，對各級警察機關進行民主控制。必須建立這些委員會，以打破獨裁統治的權力，因為獨裁政權哪怕連最微小的獨立民主組織都禁止。學校需要重新投入資金，並以教育工作者的獨立工會、獨立學生會為基礎，以非營利的方式民主運作。

需要投入更多資源用於學校反霸淩項目，而這些項目只有與社會主義經濟政策同時實施，才能取得成功，從而增加學校資源，提高當地居民的生活水平，消除貧困和失業。中國的每一名青年都應該在完成學業後獲得就業機會，而這將在民主社會主義經濟計劃的基礎上實現，從而充分利用中國經濟的全部潛力來滿足人民的需求，而不是讓億萬富翁攫取利潤。

北京宣布強制社保繳費新規──誰受益，誰受損？

數千萬勞工選擇不繳社保

中國勞工論壇報道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裁決，自九月一日起，中國將執行所謂“強制社保”的新規。根據新規，雇主與員工都必須繳納社保，過往員工與老板私下達成的不參與社保協議將不合法。

這或將是中國社保政策的一次影響深遠的變革。其原因何在？又為何選在現在做？顯然，主要原因並非政府關懷缺乏醫療、失業或退休保障的廣大普通工人。對未來政治動蕩的擔憂，當然始終縈繞在中共領導人的心頭。這是真的為了加強福利保障體系，從而像某些人所說的將經濟轉向更依賴消費的模式。這項新政策最主要、最迫切的原因是，現行社保制度正走向崩潰。這也是中共去年自1978年以來首次提高退休年齡的原因。

退休金制度即將破產

中國社會科學院2019年一項被廣泛引用的研究發出警告，稱中國的基本養老金將在2035年耗盡。中國人口結構這顆定時炸彈意味著越來越多年紀較大的工人將因為退休不再交社保，而由於勞動力人口減少，交社保的新增人口卻寥寥無幾。未來10年，每年將有超過2000萬名工人退休──到2035年退休工人總計將達到2億人。而每年只有不到1000萬人進入勞動市場。然而，這種殘酷的人口危機並非社會無法控制的“自然災害”，而是根植於資本主義的邏輯，其設計目的是確保資本家能從工人階級身上榨取利潤。

人們普遍認為退休金制度即將破產，這加劇了數千萬尤其是青年工人停交社保的趨勢。這在零工經濟和“彈性就業”人群中非常普遍，目前這部分人有2億，到2036年可能會翻一番達到4億。許多人這樣做是因為他們交不起社保，但越來越多的人這樣做是因為他們同時擔心到了退休年齡無論如何反正都領不到養老金。據報導，目前中國近6億的基層工人中，社保的參保率只有25%。雇主當然利用這一點，和員工達成私下協議，不參與繳納社保，以換取相對更高的實際工資。當然對於雇主而言，這是回避養老責任，置工人的退休生活於不顧。即使雇主繳納社保，實際上也不過是從工人本應到手的工資上扣除雇主繳付的部分，將壓力轉嫁到工人身上。而在中國缺乏獨立工會的威權資本主義環境下，工人對此幾乎沒有任何議價的力量和余地，只能“自願”接受相關安排。

社會主義者主張建立強大的社保和養老金制度，但這無法像中共所嘗試、在病入膏肓的資本主義制度框架內建立。他們的政策試圖解決一個問題，卻只會制造新的問題。在陷入通縮的經濟危機下，這項社保新政策無異於殺雞取卵。對於月薪微薄的基層工人而言，這筆支出只能讓他們不得不進一步減少消費，減少外出就餐、娛樂、以及消費品購買。而對於“零工經濟”的工人，像是外賣員、網約車司機等，他們本身就收入波動，但卻要承擔固定的社保成本。有外賣員曾在上海舉行的關於社保立法討論會上表示，這筆社保費用相當於要他額外多跑100單外賣才能賺回來。但大家都因為多了一筆額外支出而不願消費的情況下，他這額外的100單又從何而來？

隨著中國資本家飽受利潤與銷售下滑的擠壓，逃避繳納社保的壓力也越來越大。眾合雲科集團2024年對六千家企業進行的一項調查發現，只有28%的企業“完全合規”繳納社保。

新規會確實執行嗎？

因此，社保體系的赤字正不斷擴大。根據中共的官方數字，單單在2023年，國家財政就向社保基金補貼了超過2.4萬億元人民幣。這比去年9月大肆宣傳的刺激計劃中，宣布向地方政府提供的債務減免（以特別主權債務的形式，發行2萬億元人民幣特別國債）還要多。然而，大家都不應抱持幻想、以為中共政權即將對逃避繳納社保的企業進行大規模打擊。日益停滯且“日本化”的實體經濟增速遠低於官方GDP數據所示，加之中共擔心失業率激增恐將引發群眾騷亂，因此它不太可能特別積極地執行新規。地方政府也會想花招，讓他們能夠表面上遵從北京新規，而默許雇主以所謂的“合夥制”、“加盟者”、“外包臨時工”等形式規避社保責任。在中共政權的許多最新政策上，無論是打擊避交社保的政策，還是削減產能過剩的“反內卷”措施，地方和中央之間很可能都會出現這種傳統的陽奉陰違做法。

社會主義者呼籲建立由國家資助的全民社保體系，保障所有工人獲得體面的養老金、全額醫保和失業救濟。當務之急應該是這件事，而非為了維護皇帝般的獨裁統治、資助全球最昂貴的數字警察國家。“防火墻”和數百萬網警每年耗費公共財政數百億元。雖然沒有公布具體數字（當然會這樣），但眾所周知，每年“維穩”的成本超過了今年1.78萬億元的國防預算。政府基建支出和產業補貼充斥著“白象工程”、腐敗和盜竊，因為連一絲一毫的民主控制或監督都不存在。

重建公平全民社保體系的社會主義政策，將建基於將所有大公司與金融機構納入民主公有制和規劃——基於工人階級獨立民主自我組織的一場新工人運動，將進行這樣的控制和管理。

不公平的制度：領取最低工資的工人必須上繳近三分之一的收入

李甬中國勞工論壇

中國的社保分配和繳納制度一直以來極不公平。高級公務員、國企高管、軍隊轉業幹部退休後月養老收入往往能達上萬元，但廣大的農民工卻只有可憐的200元左右。比如，去年山東省成武縣發布的官方數字，指2023年當地機關事業單位退休人員8778人，發放給他們的養老待遇高達近8億元；而領取養老險的居民近12萬人，所發放的養老金卻區區只有2.5億元，兩者平均差別40多倍。

由於社保的繳納並不是按個人具體收入，而是按所謂當地的月平均工資計算，因此即使勞動者的實際收入低於下限，也必需按下限繳費。以上海為例，下限是7675元。但那怕是一個僅領最低工資2000元的勞動者，他也要按這基數繳交8%，相當於他收入的近1/3。而對高收入者而言，卻由於所謂的基數上限，實際繳費的比例反而更低。因此這是一個赤裸裸的“劫貧濟富”體系。

因此，面對這個不合理且不受歡迎的社保系統，加上延遲退休、社保異地轉移困難，令工人往往交了多年的社保化為烏有。

中國：正在加深的社會危機與高層分裂

馬克思主義者討論展望

我們現發表李甬於2月1日在國際社會主義道路（ISA）中港台支部和chinaworker.info年度大會上的講話。這是我們民選領導層在大會上就「中國展望」討論，進行的一部分開場發言（另一篇開場發言將在下一篇文章）。

值得強調的是，我們預見了中共政權內部當前權力鬥爭的激烈階段，解放軍高層似乎正在反擊習近平的一人獨裁（正如文章所解釋，並不是因為他們突然擁抱「民主」）。當時我們提出了軍事政變的可能性，或甚至類似「西安事變」的事態，即軍方施加壓力或威脅，迫使習近平接受他們的條件，從而限制他的權力。

6個月後的今天，對習近平支持者的進一步清洗、對習近平個人崇拜的突然「暫停」或終止，以及其他異常事態發展，看起來證實了我們的預測。政治局6月份會議宣布制定新的《黨中央決策議事協調機構工作條例》，這表明一個新的超領導機構已經、或即將奪走習近平的部分控制權。這些事態發展出現在全球最神秘的「黑箱子」當中，如果現在就從這些事態發展中得出明確的結論，那還為時過早。但很明顯，高層權鬥已經加劇，並或許已經到達一個轉折點。當今激烈的權力鬥爭將如何展開，我們將在其他文章中進一步闡述。

現在中國不僅僅正在面對資本主義覆辟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也同時面對著嚴重的社會危機。我們首先以人口問題為起點。2024年，中國人口已經連續三年下降，比2023年減少了近140萬人。在總出生人口上，去年新生嬰兒最多的國家是印度，約2300萬，居於第二的中國只有不到890萬，相比之下，排第三的尼日利亞都有著751萬的新生嬰兒。但中國的總人口基數卻是尼日利亞的6倍以上。這使得中國人口結構急速老年化，預計到了2035年，60歲以上的人口將占中國總人口的近三分之一。老人照護和退休福利成本的上升，不僅給已負債累累的地方政府帶來額外的財政壓力，也進一步的擠壓了中國的家庭開支，減弱內需消費。

不滿情緒日益高漲

婦女所遭受的壓迫也是出生率低的原因之一。中共千方百計想要刺激生育，但其所推動的政策往往適得其反：如設立所謂的「離婚冷靜期」，不僅令遭受家暴的婦女得不到及時的保護，更令女性的結婚意願進一步下降；提倡婦女回歸家庭，同時卻縱容雇主歧視懷孕或有生育打算的女性員工，令女性進一步打消生育的念頭。戶籍制度也在此也是一個重要因素：作為中國勞動人口主力的農民工，卻無法在工作的地方落戶安居。根據2023年的數字，中國有近3億農民工，而留守兒童則達6700多萬人，占總體兒童人口超過1/5，由於戶籍與教育、醫療、住房等公共服務緊密相關，農民工及其子女在城市難以獲得與本地居民同等的福利待遇。令農民工這一廣大適婚適育年齡的人口生育意願低落。

也因此，中國民眾的不滿情緒也在日益高漲，民眾抗爭事件也日益頻繁。去年7月至9月，抗議事件與2023年同期相比增加了27%。而且民眾抗爭也愈來愈多地主張自己的權利，而不是像過去單純要求政府當局解決自己的個案。比如在去年5月，常德一個小區的業主在抗議物業管理公司的管理不當時，就掛出「要民主」的橫幅，並自行組織社區管理委員會。當然，這樣的訴求對於中共而言無異於直接挑戰其統治權威，所以往往很快就會遭到鎮壓，但我們可以在訴求和形式的變化上，看到抗爭發展趨勢的變化。

因此，中共也心知目前群眾的不滿情緒，他們著力於推動更進一步的極右民族主義宣傳，試圖以此維持自身的統治。所謂「統一」台灣、維護南海領土、反美和反日的宣傳大行其道。近日上線的中國AI模型DeepSeek就是另一個例子，盡管在數學和邏輯問題回答應對上表現不俗，但這個AI卻拒絕回答像六四、文革之類的所謂「敏感問題」，在回答一些關於國際關系的問題上，它更表現得像一個瘋狂的小粉紅。毫無疑問，這是中國開發團隊只提供官方認可的素材作為AI學習材料的結果。

此外，中共的反日宣傳更是近乎歇斯底里。每年超過3000部抗日電視劇得以拍攝。瘋狂的反日宣傳甚至導致部分民眾變得癲狂，在去年3月，瓶裝水公司農夫山泉紅色的水瓶蓋也被解讀是為「親日」的「日本元素」。對日本的仇恨教育和宣傳甚至引致了至少兩宗針對日本人的持刀襲擊。

然而，雖然中共不斷增強極右民族主義宣傳的力度，但實際效果卻正在變弱。處於實實在在的生活和經濟困境中，愈來越多的民眾對於這類的宣傳感到厭倦、不屑、甚至反感。特別是在今年年初，中國演員王星在泰國被綁架往緬泰邊境的電話詐騙園區一事上，徹底將中共政權的無能、執法部門間推諉責任、對境外中國人的安全漠不關心等等的醜態曝露於人前。據估計，目前至少有5萬中國人被綁架到泰緬與柬埔寨一帶，被迫從事電訊詐騙，而中共對此無能為力也並不在乎。因此，曾經拍攝電影「戰狼」，吹噓「手持中國護照在境外就非常安全」的演員吳京，也從過去「鐵血愛國者」的代表形象，變成了現在被譏為「護照哥」的嘲諷目標。

「獻忠」

同時，由於社會崩潰與危機，襲擊大眾的案件在中國於2024年也呈現了爆發性的增長。從2019年到2023年，警方每年記錄三至五宗致命攻擊行人或陌生人的案件。但到了2024年，則有至少二十宗，假如統計地方公安局故意忽略犯罪動機，可能屬於報覆社會性質的案情公告的話，甚至可達上百宗。

除了去年珠海體育館駕車撞人案，和無錫學校持刀傷人案等等備受關注的案件外。在上星期天26號，沈陽東大副食品市場門口發生了一宗爆炸案，造成至少3死30傷，但中國國內對此卻完全只字不提，連最基本的案情通報都沒有，唯一報導此案的國內媒體《紅星新聞》相關報導也很快被刪除。如此不尋常的審查，原因是由於在爆炸發生前3天，即23號，習近平曾到同一地點巡視，因此該案件變得極為敏感。從目前網上流傳的視頻來看，不排除可能有人故意選擇一個習近平剛到過的地點策劃爆炸案，以表達對習近平的不滿。

馬克思主義者和ISA當然反對個人恐怖主義，因為這只會予統治階級口實，讓國家機器有借口加強反革命鎮壓。但在這此次事件上，中共甚至不敢提及半句，更不敢以此為借口加強監控或鎮壓。遺憾的是，可以預期，隨著經濟危機的進一步深化和社會矛盾進一步加劇，無差別襲擊以及針對政權的暴力行動將會上升。

社會上乃至在中共內部，都彌漫著對習近平的不滿。習近平似乎並不認為中國經濟出現嚴重問題，甚至反問「通縮有什麽不好？」，可見，是中共內部的壓力迫使習近平在九月不得不推出刺激方案，而相應地，習近平也不過是推出了一個裝模作樣的、或者有限的刺激方案。對於中共內部而言，習近平也陷入了無人可依靠的困境。從他不得不起任本已達退休年齡的王毅回任外交部長，接替被失蹤的秦剛可見一斑。

同時，解放軍內高層將領也被他反覆清洗。但這已經引起了軍隊的不滿。軍隊方面認為，習近平已經把經濟搞得一團糟，而他很可能也會搞砸軍隊，他們擔心習近平只會將他們引向災難，認為他集中了太多的權力，因此解放軍的媒體現在旁敲則擊重提所謂的「集體領導」。當然，這些將領們並不是想要民主或者集體領導，而是想要保住權勢和利益。將來，不排除軍隊中一部分發動政變來反對習近平，以將他從其權位移走，但我們還沒有到那個階段。未來另一個可能的情況是類似於1936年西安事變，解放軍施加壓力或威脅，迫使習近平同意他們的條件。

解放軍一直是中共最為強調要求「絕對控制和服從」的部分，假如連這部分都出現了對習近平的抵制，不能排除這種情緒有機會蔓延到統治精英其他部門和地方政府，進而造成政權開始失能。

「西安事變」的可能性

這可以為工人階級創造機會。舊政權或將開始崩潰，失去在群眾鬥爭發展之前將它們全面粉碎的能力。在這種情況下，馬克思主義者的角色是鼓動建立一個工人階級政黨和大眾組織，例如獨立工會。我們強調，盡管自發地爆發鬥爭是無可避免的，並且扮演著一個進步的角色；但我們不會像無政府主義者一樣崇拜自發性。我們強調需要一個具有社會主義政策的大眾工人政黨，作為領導和組織大眾鬥爭取得成功的必要力量。

1936年12月，蔣介石在西安被其手下的將領張學良和楊虎城扣押。他們的目的是迫使這位國民黨獨裁者結束與中共的內戰，並建立抗日統一戰線。中共派周恩來與挾持者談判。斯大林認為國民黨而非中共才是中國主要的「反帝」力量，他幾乎不惜一切代價想要蔣介石被放走。如果中共采取正確的政策，向遠離其在陜北的農民據點的城市工人發出號召，蔣介石或許會被推翻，西安或許會成為革命的火花。但中共斯大林化的領導層對這樣的結果既沒有信心，也沒有意願。反而，毛澤東和中共為了一項軟弱的協議作出了結：一項蔣介石軍隊與中共之間、不穩固的停火協議，但蔣介石後來又反悔了。

比亞迪在巴西被控“近似奴役”的條件

巴西檢方已經展開法律行動，起訴中資企業比亞迪侵犯勞工權益、涉嫌人口販運。稱比亞迪承包商雇傭的220名中國工人在“近似奴役”的條件下生活和工作。他們揭示了工人們居住環境的極度惡劣：有些床鋪連床墊都沒有，一處宿舍僅設有一個廁所，供31人共用，“工人每天清晨4點就得起床排隊洗漱”。

近似奴役的待遇

這一案例只是海外中資企業勞工奴役待遇的冰山一角。早在2022年，《中國勞工觀察》即有報告指出參與“一帶一路”的中資企業中，中國工人大量存在著被任意使用罰款、扣留身份證件、累積拖欠工資、征收工作前押金、工作場所條件惡劣或危險，及其他近似奴役的待遇。

但海外中國工人勞動權益的被侵犯，並不總能引起所在國家的當局介入，譬如2022年勞工觀察的報告也同時指出了所在國當局出於經濟利益的考量選擇視而不見的問題。而巴西起訴比亞迪也不是出於對勞工權益的關心。

巴西汽車行業是當地重要的經濟支柱部門，貢獻了巴西工業產值的20%。但伴隨著中國汽車企業尤其是新能源汽車的沖擊，巴西汽車產業也隨之被侵占。對於比亞迪來說，巴西是僅次於中國的第二大市場。比亞迪是中國車企在巴西的典型代表，如比亞迪巴西子公司負責人所宣揚的：“巴西現在是比亞迪在全球的戰略國家”。對中國資產階級和中共政權來說，巴西是通往整個拉美市場的橋頭堡。拉丁美洲這個擁有近7億人口的市場，已經成為中美帝國主義地緣政治鬥爭的一個前線（如同列寧所解釋，帝國主義就是超越國界、試圖控制海外市場的資本主義）。

沖擊巴西市場

中國汽車在巴西的銷售份額從2023年上半年的7%躍升至2024年同期的26%。到了2024年第一季度，銷量最大的五家電動汽車制造商中，有三家來自中國。

中國車企的強勢進入，使巴西產生了危機，巴西汽車行業工會警告，中國車企與日具增的沖擊，將導致巴西汽車產業工人和產業鏈受到影響。盧拉“勞工黨”（實則為社民風格的親資政黨）治下的巴西政府也於2023年底宣布逐步恢覆電動汽車和混合動力汽車的進口稅，到2026年7月稅率將重新回到35%。

因此，巴西政府忽然間對中國工人的勞工權益感興趣，其實是一場更大的經濟保護主義與民族主義博弈中的一著。讓全球轉向“自由貿易”的資本主義全球化時代已經結束，取而代之的是特朗普式的民族主義、“本國優先”以及貿易保護主義（關稅和禁令）。

金磚國家

巴西和中國同屬於金磚國家，中國也是巴西第一大貿易夥伴國。但在當今中美帝國主義爭霸下、不穩定的世界格局當中，哪怕是身處於一個“陣營”之中，各國政府也會互相產生沖突、為了維護本國資本家和企業而互相爭鬥。

巴西當局正將比亞迪案視為一個警告，迫使中國資本家付出更多代價才能進入巴西市場。這些中國工人已全部返回中國，但沒有人能保證他們會得到任何賠償，甚至不能保證比亞迪會被判“有罪”。

但正如讀者同時也會發現出的一樣，中國工人們在海外遭受的待遇，實際上也是在國內待遇的延續。在國內，工人被任意罰款、拖欠工資、超長時間工作以及在缺乏保護的工作場所中勞動早已被視為是“慣例”。

而從全球視角來看，中國海外勞工權益缺乏保護，也只是資本主義世界“平常”剝削工人現象的一部分體現。以巴西為例，該國目前約有100萬名移民工人，其中許多人來自委內瑞拉和海地等較貧窮的拉丁美洲國家。極低工資、過長工時、強迫勞動是這些工人面臨的普遍問題。

在Worker Rights Consortium（工人權利聯盟）的網站上，即記錄了全球二十多個國家數百家工廠中存在的諸如“違反健康和安全規定，違反加班規定，拖欠工資，不當解雇”的等情況，影響多國工人。這些工廠背後涉及的資本企業涵蓋了美國服裝品牌 L2 Brands （dba League Collegiate Wear）、耐克、韓國公司Ontide等。

工人不能依靠法庭或資產階級國家機器來保護我們的權利。這是資本主義制度下，每個國家的現實。哪怕在允許成立工會的“民主”資本主義國家當中，工人階級也面臨來自資本家的無休止攻擊（即為爭奪勞動創造的剩余價值，而展開的階級鬥爭），而資本主義國家機器的法律、法院、警察，通常都會站在資本家一邊，反對工人。如美國特朗普政府大規模裁減數萬名聯邦工作人員，取消近5萬名運輸安全管理局工作人員的集體談判權。如果特朗普沒有被群眾性的政治抗爭擊敗，他的政府將繼續對工人階級的權利和生計進行更大規模打擊。

工人

世界各地的工人必須組織起來抵抗資本主義剝削，而不是依賴資產階級政府。這包括爭取勞動法的通過，保護工人權利，保障維生工資，禁止過度加班與危險工作條件。在有些地方，過去的鬥爭促成這些法律得以存在，而這些地方的工人們必須爭取這些法律得以嚴格履行，並對抗違法行為。但絕不能把工人權利托付給資本家及其政府：法律上的每一步前進，都必須依靠有組織的群眾壓力和鬥爭來支撐。

在中國，則需要建立起獨立於國家機器之外的工會組織，將中國的工人階級團結在獨立工會之中，並將其與推進工人權利的鬥爭綱領結合。同時，這必須是一場爭取民主權利的鬥爭，反對充當中國資本主義看門狗的中共警察國家。這場鬥爭也必須是一場社會主義鬥爭，終結比亞迪等奴隸主的統治。

中共將中國資本主義帶入“日本化”泥淖

現在中國已經陷入了歷史性的日本式經濟危機。這個危機是自改革開放，也就是資本主義覆辟以來最嚴重的一次的經濟危機。術語“日本化”源自1990年代初日本由債務驅動的金融及房產泡沫爆破，隨之而來的是經濟長期的停滯與通貨緊縮。債務負擔加重，龐大債務的利息消耗了政府稅收。如今，特別是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界，都越來越意識到中國經濟已經陷入了日本化。

比日本還“日本”

高盛在2023年的報告指出，中國經濟在“日本化指數”上超過了日本。巴克萊銀行在2024年11月的報告，也得出相同結論。最新的GDP官方數據就是，2024年全年增長5%，成功保五。那麽這這個顯然是不可能的，這根本就是不切實際的。

中國著名的經濟學家高善文，去年底11月底公開質疑中國過去3年的GDP增長率被高估。他自己估算過去兩三年，實際數字增長平均可能只有2%，而中國的官方數字是接近5%，而如果兩三年都是這一種程度的話，中國整體至少被高估了10%。據華爾街日報的報導，習近平下定調查並且處分禁言高善文。中國體制內的一些有一定地位的經濟學家公開的做出對GDP數據的質疑，對於官方統計數據存在不信任。

我們相信，中國過去幾年的GDP最現實的情況就是零增長，如果不是負增長的話。最後官方公布2024年第四季度增長5.4%。就算當中的確有反彈，第四季的增長較強的對美出口帶動，但這正是由於企業擔心中美貿易戰升級，因此選擇在特朗普接任前增加大批訂單。另一個因素是2024年9月的有限度刺激方案的短期效果。

中國政府無法同時滿足地方債務、股市表現、匯率這3個主要指標。首先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地方政府的表內債務47萬億人民幣，還有60萬億表外債務。去年年底，中央政府增加了地方政府可發行新債的額度，從而讓他們償還舊的地方債務、避免財務破產。中國的經濟前景被看淡的情況下，大量的資金都從股市跑去政府債券市場去避險。

人民幣貶值

央行沒有進一步出手提升流動性去刺激經濟，也沒有履行他們之前曾經預告過會在去年最後一季降息降準，很大程度上就是為了保住人民幣的匯率。現在看來，習近平下達指令要求保住人民幣的匯率，不能夠對美元跌破7.4-7.5。

我們之前討論過人民幣貶值的問題，如果要進行大規模量化寬松則必須要大幅印鈔，人民幣相對美元等其他主要貨幣將會貶值。但是金融市場和股市承受巨大壓力，不斷需要央行注入更多流動性。

今年年初，為了保住股市，中共宣布今年開始每年保險和退休基金的部分供款將會被強制投資在A股市場，實際上就是巨大賭注。被延後退休年齡的工人們，到真正退休的時候又可能發現自己的退休金都被拿來在股市中輸清光了。

至於為什麽要保住匯率，部分原因是為了保住人民幣的國際化努力，在帝國主義沖突中加強北京的影響力。一旦大幅貶值，原本而選擇人民幣作為儲備的國家將會蒙受損失，並且打擊中國企圖拉攏全球南方去抗衡美國的嘗試。

“通縮有啥不好？”

另一方面，就是習近平對於日本化和通縮問題看似不以為意。官方數字顯示通貨緊縮（物價下跌）正在變得更加根深蒂固。去年12月，居民的消費價格指數CPI只上漲了0.1%，對於全年而言已經低得危險。真實情況沒準更糟。通縮是“日本化”的病癥之一。然而根據《華爾街日報》報導，據報習近平曾表示：“通縮有啥不好？大家難道不喜歡物價更便宜嗎？”

至於消費增長，2023年是4.3%, 2024只有3.5%。這增長率比總體GDP的（官方）增長率要低，也就是說消費占比總體產值在下跌。

消費不足是通貨緊縮的原因之一，而另一個原因是制造業產能嚴重過剩。至於過去的經濟支柱房地產的市場，施工面積，新開工的面積，新建商品房的銷售額去年全部都錄得雙位數的下跌。受房地產危機影響，私營部門的總體投資額下跌了10%，需要由國企來填補投資空隙這代表了未來就業崗位，工資水平將會下滑。

雖然最新2024官方失業率是5.1%，比2023年減少了0.1%，但這只計算城市人口，沒有計算中國大量的農民工（將近3億人），許多在城市找不到更好的工作，或者被迫回去農村。更不用說青年失業率的雙位數高企，當局已經自去年以來就修改了計算方式。而且，習近平並不打算去拯救這個房地產市場。因為他認為找到的新的經濟支柱——新質生產力，但是這個新質生產力實際上就是所謂的電動車等一系列些產業的出口推動。

雖然中國現在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車出口國，但電動車出口增長同樣在減緩，中國乘用車市場資訊聯席會預期2025年電動車出口料錄零增長。甚至部分全球南方國家針對中國產品也開始了保護主義，比如去年年底巴西政府就當地比亞迪工廠違反勞動法而展開調查。中國比較突出的出口產業，如電動車、光伏板，也是依靠對勞動者的剝削，畢竟中國工人的工資比西方要低超過一半。

總而言之，依靠剝削廉價勞動力的中國出口，未來將遭受更大打擊，難以依賴這一點拯救經濟。

早在2012年，資產階級學者和媒體還在沈浸於中國崛起的幻想。而我們在評論2008年底北京實施龐大的刺激方案時，就警告“這會走向日本的情況──公共債務在未來幾年會膨漲,負擔會落在工人階級。”

十年前我們2015黨大會的《中國展望》文件其中一個章節是“走向日本化”。當中敘述：

“如果中國經濟準備跟隨這軌道，或者從過去的10%經濟增長跌至大約3%的經濟增長並持續數年”

“債務龐大的累積、中國歷來未見過的產能過剩，以及‘僵屍化’的公司、銀行甚至是需要依賴政府‘吊命’支撐的‘僵屍化’股市，這一切就如未來經濟發展的夢魘。”

10年後的應驗

如今（10年後），一些西方資產階級機構對於“日本化”的結論跟馬克思主義者趨同。

正如《金融時報》所稱，北京堅決以鴕鳥政策、強迫本地經濟學者更樂觀或停止公布尷尬的數據等來應對這個信心危機，而這又可能使其低估危機犯下更多錯誤。

對於工人階級的層面來說，通貨緊縮代表未來工資下跌，失業上升，房貸債務的成本上升，他們寧願提早還貸也不願意消費。可以總結，中國未來經濟展望是多處火頭的危機。

中國“零工經濟”是否達到極限？

中共過去不得不將“零工經濟”視為臨時解決失業問題的“就業蓄水池”，以解其失業問題的燃眉之急。許多工人也將外賣員和網約車司機等“零工”工作視為權宜之計。這為他們提供了一條生存之道，等待經濟好轉、更好的工作機會湧現。但正如《社會主義者》與中國勞工論壇警告，經濟並未好轉，找到更好的工作幾乎不可能。而現在中共的“就業蓄水池”似乎快要滿瀉。

中共掌控的資本主義制度深陷歷史性經濟危機，制造業流失上百萬個工作崗位。根據北京證券公司中金公司的報告，2015年至2017年，“廣義”上的制造業（包括采礦業和公用事業）的就業者減少了2300萬人。制造業崗位的時薪由疫情前的20–30元，銳減至13–17元不等，月薪水平由8,000元下跌至低於4,000元。面對這樣惡劣的勞動條件，很多人選擇“寧送外賣，不進工廠”。

“內卷”的泥淖

自2023年初，所謂的新就業形態人員（即快遞員、食品外賣員、網約車司機等，通常被稱為“零工經濟”）人數達到約8,400萬人，占全國就業人員的20%。換言之，全中國每5個“打工人”中，就有1人在從事“零工”工作，這一數字遠高於在國營企業工作的人數（約5400萬）。

網約車司機和外賣騎手人數激增，但客戶需求增長趨緩甚至停滯。“零工”行業與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的其他行業一樣，陷入了“內卷”的泥淖——政府將其定義為“破壞性和自我毀滅性的競爭”。房地產行業也是如此，現在太陽能和電動車生產也面臨同樣的困境。

新加坡《聯合早報》報道稱，過去兩年，中國零工行業從業者的工資下降了20%以上。該報駐上海記者黎康於2025年2月采訪了上海的幾位零工。她發現，零工們每天工作10小時，日薪約220元。以每小時22元計算，那麽這實際上低於上海市每小時24元的最低工資標準。

“靈活性”的消失

2023年來，多市當局紛紛宣布網約車市場飽和，甚至暫停審批新的網約車運營證。在外賣領域，也出現站點停止招新人的現象。本來標榜“隨時入行”的“靈活性”開始消失。

正如我們關於網約車司機境況的文章所指，由於缺乏其他工作作為替代方案，越來越多的工人被迫加入“零工經濟”，這帶來了“內卷”這樣一場報酬遞減的危機：訂單過少，大眾的消費能力不足以帶來足夠的需求，來滿足如此龐大的“零工”產業及其勞動力。這是資本主義的殘酷邏輯，在像中國這樣長期深重危機的階段尤為凸顯。

中國：網約車行業陷入內卷

今年3月以來，中國多地部門圍繞“網約車市場經營風險”發出警示，他們聲稱網約車運力“已趨於飽和、遠超實際需求”。

這些預警並非新鮮事。自2023年起，就有多地地方政府發布了類似預警。交通運輸部數據顯示，2020年10月底，各地共發放網約車駕駛員證254.5萬本。這一數字到了2023年10月底已經上升到633.4萬本、到2024年3月底達到679.1萬本。也就是說，短短三年多，網約車駕駛員證的數量增加了約167％。

但網約車用戶規模增長已經跟不上這個節奏。根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發布的《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網約車用戶規模從2020年12月的3.65億增長至2023年12月的5.28億人，3年增長約45％。換個角度來說，2020年，每143名用戶對應一名網約車司機；到了2023年，已經是每83名用戶對應一名網約車司機。

“僧多粥少”

中國越發深重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是導致這一不平衡增長的主要原因，伴隨著通貨緊縮惡化、失業率上升、收入陷入停滯乃至下滑。

中共主導的資本主義經濟未能創造高薪、穩定、高產出的就業機會。多年來，它一直依賴所謂“零工經濟”（包含網約車市場）的增長。中共將此視為一個緩沖帶，避免失業率飆升至威脅其統治的水平。據估計，目前中國1/4的工人從事零工行業。但如今，“零工經濟”已達到極限——需求疲軟、大眾消費能力下降，阻礙了其進一步擴張。

網約車行業的準入條件為考取機動車駕駛資格證與網約車從業資格證，並自購或租賃營運車輛，是門檻相對較低的工作。因而成為了大批失業青年的工作選擇。

然而，網約車司機面臨的不僅是行業“僧多粥少”的困境，更有多方平台的瘋狂且赤裸裸的剝削。在交通運輸部2022年“交通運輸新業態平台企業抽成‘陽光行動’”中，各主要平台公司公布的最高抽成比例為30%，此後，30%成為傭金抽成約定俗成的上限。

而借由各式“補貼”，公司的確能將司機一端可見的賬面抽成率降至29%左右。但網約車平台往往通過其它手段剝削傭金。例如為搶占市場更大份額，各大網約車平台常以優惠券或優惠訂單來吸引消費者，然而，這些實際是從司機的里程費用中扣除的。

再者，中小網約車平台往往接入網約車聚合平台，這些聚合平台關聯導航地圖、日常生活中各種消費場合，提供了更大規模的用戶，而負面因素則是司機收入又被聚合平台抽取服務費。將種種費用綜合計算，則司機收入被資方抽取的比例能達到50%！

零工不是正式雇傭的員工，沒有簽訂勞動合同，使得這些行業的工人幾乎得不到任何醫療、養老、社會保障。

面對網絡行業資本家對於“零工”工人的殘酷剝削，集體抗爭是唯一出路。在英國，網約車平台Uber在2016年遇上了工人罷工。之後，法院裁定司機是“雇員”，而非“獨立的承包商”，應享受帶薪年假等福利和受最低工資標準的保障。Uber司機們成立了自己的工會——英國獨立工人工會（IWGB），至今仍在繼續抗爭。

獨立工會抗爭

英國司機的抗爭對中國所有工人，包括司機和“零工”工人來說，都可謂典範。工人們需要聯合起來，成立一個工會，一個我們階級的、獨立的基層組織，以便更有效地組織起來，對抗資本家以及保護資本家的國家機器。

中國網約車行業揭露的就業問題絕非僅限這個行業本身、也絕非僅限中國，而是發生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每一環。

只有由工人民主擁有、控制與計劃經濟——這才是社會主義的真諦（而非中共對“社會主義”的扭曲）——我們才能重組經濟、創造出足夠的有尊嚴的勞動崗位，滿足群眾的需求，而非讓一小撮寄生資本主義精英致富。

重慶“投影革命”：大膽的一人抗議獲百萬人觀看

一道強光在8月29號的晚上劃破了重慶大學城熙街的夜空，照射在一幢大廈的外墻上，上映了一場令人驚嘆的光影秀，只不過這場持續了50多分鐘的光影秀的內容並不是什麽視覺娛樂，而是像“起來反抗奪回自己的權利”“推翻共產黨暴政”等標語。這場引人注目的抗議在網絡上迅速成為熱話，X（Twitter）帳號“李老師不是你老師”的相關視頻在短短的三天內就累計了超過1,700萬觀看量。此事件被部分網友戲稱為“投影革命”。

當然，警方最終找到了這場非法光影秀的設備所在處，並將其關閉。中共審查人員開足馬力刪掉與此事件相關的內容。但正如有的網民表示，“屏幕可以被熄滅，但心里的字，誰也抹不掉”，“一次大膽的抗爭行動，令人難以忘懷。”

大學城的學生微信群里也大量流傳這場抗議的消息，有學生指“大家都在轉，說很震撼，也有點緊張。輔導員馬上在群組里發訊息，讓大家少說話，別亂評論。”據報道，警方已前往該地區的學校散播恐慌情緒，阻止同情舉動，並阻止對於這次抗議的討論。

為此抗議的發起人戚洪進行了周詳的技術準備，其舉動既大膽又令人印象深刻。不僅他先行離開中國，用網絡遙控啟動投映燈，在抗議發起前幾天，他先投映了一些無關政治的標語以測試警方反應，甚至在放置投映燈的酒店房間內也設置了三個鏡頭，以拍下重慶警方的狼狽模樣。

這場抗議也突顯了重慶警方的無能，事實上，該酒店的房間並不多，根據攜程網所顯示，公寓供出租的房間共只有十一層，而面向被投映大廈的房間則更少，但重慶警方的反應慢如蝸牛。

雖然戚洪全身而退，但不出所料的是，中共沒有放過其家人。戚洪的母親被警方問話，而兄長現時已被拘留。對於政治抗議，警方的這種報覆性手段司空見慣。

這次抗議活動發生之際，正值中共9月3日閱兵式臨近，當局正在全國實施“維穩”措施。事實上，戚洪表示原計劃是在九三閱兵當日發起抗議，以期達到更佳的效果和影響，但擔心酒店房間租用太久引起懷疑，才將抗議的日期提前。

這次抗議所用的工具其實非常簡單──一台戶外投映燈，三個攝像頭，一個遠程開關，一個路由器和一張電話卡。最值得關注的並非戚洪的政治訊息（其內容非常局限），而是這場反抗如何與中國各地日益高漲的群眾反抗情緒相呼應。中共及其措手不及的警察機關受到震撼，並感到了一定程度的羞辱。他們肯定害怕模仿行動。在這次抗議後，中共可能進一步收緊對酒店的管理規定，要求酒店更嚴格和更頻繁地檢查出租房間。

警方鎮壓無法扭轉這一進程：中共獨裁政權及其癱瘓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日益不得人心。中共正耗費數千億元人民幣用於“維穩”，代價是年輕人的就業機會、基層勞動者的收入增長，以及醫療、教育等重要服務的費用降低。無論中共在鎮壓機器上投入多少資金，我們可以預計還會有更多抗議爆發。

重慶這場光影秀可謂一場表演性的抗議，大膽而壯觀。然而，其本身未能概述終結獨裁統治、實現民主權利的策略或綱領。他呼籲結束獨裁統治。這當然沒錯，但問題是，應該用什麽制度與政權來取代獨裁統治呢？

那麽，實現這場歷史性變革所需的鬥爭方法又是什麽呢？唯有通過以無產階級為基礎的群眾鬥爭才能實現。個人英雄主義如果能促進鬥爭，那這總是值得歡迎，但要推翻全球最強大、最有錢的資產階級獨裁政權，需要做的還有很多很多。工人們需要建立一個群眾勞工運動，由獨立工會、學生會，以及一個工人政黨結成，而這個工人政黨也需要能夠提供取代獨裁統治的替代方案。這些問題只有通過明確的工人階級與社會主義替代方案才能得到解答。

2022年，一場類似的個人抗議震驚了中國，當時彭立發在短時間內將北京四通橋打造成反對習近平的解放區。由於中共獨裁統治的鐵蹄下全然缺乏工人運動，這些抗議如今在中國已成為一種潮流。

十天內第三宗學生命如草芥貴州習水縣過百學生食物中毒

又一起令人震驚的食物中毒事件爆發。這起事件與近期其他食物中毒事件有著許多相似之處，都是為了牟取暴利而犧牲公共安全，官員玩忽職守，對受害者進行打壓和威脅。民眾憤怒達到了新高度，政權僅存的信譽也日益喪失。9月18日，中國貴州省習水縣一家名為“麥可美加樂食品廠”制作的179份三明治在出售予後，造成了超過100名學生及家長食物中毒，部分甚至出現膽結石、肝損傷、腎積水等嚴重癥狀。截至9月21日，仍在136人在醫院留醫觀察。

在這次事件中，有患者家人表示，有家長16日就報了警，但警方未重視調查，於是他們只好發視頻上網求救。但當他們把講述事件經過的視頻上傳到網絡上後，當地政府立即如臨大敵，有家長先後被縣政府、教育局、和孩子就讀的學校找去“談話”，在作出“會把事情處理好”的空洞承諾後，隨即勒令他們刪除相關視頻。也有民眾表示習水縣政府直接聯絡社交平台屏蔽了他的視頻及刪除了他的留言。

這反映了中共在這些醜聞爆發後，一如既往最先想到的是“解決受害者”。據當地民眾指，“麥可美加樂”蛋糕店是當地的老店，還有七八家分店。該品牌有自己的加工廠，主要的銷售對象就是學生群體。但從政府接到舉報後愛理不理，直到事件在網絡上發酵後才急急“維穩”的態度中可以看出，中共政權從上到下都不過視學童的生命健康如草芥。

據官方消息指，這次事件是由於三明治受沙門氏菌污染。這種細菌很可能是存活在蛋制品中，因加熱溫度和時間不足而殘存。不能排除這是生產方為了節省成本而在熱加工處理上偷工減料，在中共處於資本主義歷史性危機，各企業紛紛“內卷”節流的大背景下，這樣的情況可能將發生的更頻繁。

這是中國十天內，繼廣東省汕尾市陸豐普寧華美實驗學校小學部和山東濟寧市兗州區朝陽學校後，第三宗大規模食物中毒事件。前兩者分別造成了94和136名學生中毒入院，而同樣的，政府處理的第一件事就是威脅學生家長刪除消息，否則就開除學生。至今這兩宗駭人的食物中毒案件都仍未見進一步的處理消息，很也和之前的同樣事件那樣不了了之，以致於有民眾在網上表示“普通人連最基本的食品安全都成了一種奢望。”

在8月31日，沈陽師範大學校內醫院在陸續接收了超過2000名嘔吐、腹瀉、急性腸胃炎的大學生。而在6月底，四川富順縣華英實驗學校數百名學生家長，因食堂向學生提供發臭的排骨、有淋巴的豬肉等變質食材而爆發集體抗議。抗議最終亦被當地政府威脅和警察鎮壓。

只要以牟利為首要目標、視孩童與學生為“人礦”的資本主義體制，以及把打壓噤聲受害者以維護中共統治的體制存在一天，類似的災難都只會繼續存在。工人與學生需要建立獨立工會與學生會，爭取由民選的工人與學生督察小組，對職場安全與公共衛生進行民主控制。我們呼籲成立一個由家長、教師、病患家屬代表組成的獨立委員會調查事件。由工人階級和基層社區民主所有並控制與管理的食品生產。需要一個社會主義的、獨立的工人運動來組織抵抗資本主義專制，而這已成為生死攸關的問題。

中美貿易戰：沒有贏家

一個流行的梗正在四處傳播，說的是特朗普與習近平之間的對峙。特朗普告訴習近平：“我手里有牌喔！”，習近平則回應道：“你手里的牌都是中國制造的！”

根據一些媒體報道，特朗普與習近平將於10月底在韓國會晤，這是他們自2019年以來的首次會晤。鑒於兩國之間長期存在的經濟沖突，此次會晤不太可能宣布就此達成協議，但可能會以特朗普一貫的模糊風格，稱讚貿易談判“取得了進展”或“進展順利”，而中方對此不會表示異議。

但除了或將圍繞中國所擁有的社交媒體平台TikTok（抖音海外版）達成協議外，針對雙方分歧的更廣泛解決方案仍遙遙無期。因此，特朗普與習近平在慶州亞太經合組織（APEC）峰會期間的會晤，主要是為了滿足兩國領導人的直接公關利益，即安撫全球資本主義，並延長雙方各自的股市泡沫。

許多西方媒體報道傾向於高估中國在當前貿易沖突中的實力。中、美這兩個全球最大經濟體兼帝國主義強權之間，正進行規模大得多的地緣戰略與“霸權”權力爭霸，而當前貿易沖突可謂其中一環。

普遍的看法是，盡管特朗普咄咄逼人、單方面的“美國優先”關稅攻勢已經在短期內大抵成功，對歐盟、加拿大、日本等大部分美國盟友強加不利於他們的新條件，但中國政權卻成功地對抗了特朗普。但這一認知並不準確。

誠然，從5月日內瓦到6月倫敦、8月斯德哥爾摩，再到最近的馬德里，北京的談判代表成功地拖延了談判。他們的這種拖延戰術在特朗普第一任期非常有效。中“共”的重點是盡可能拖延，盼著特朗普在明年美國中期選舉中被削弱。他們希望這能限制特朗普對貿易政策的掌控，哪怕民主黨與特朗普所屬的共和黨一樣反華（倘若不是更反華）。

但拖延戰術並非不帶苦痛。目前的中美關稅休戰於5月12日開始，並再次延長90天至11月16日。在目前的休戰協定中，中國對美出口產品的平均關稅高達51%，這一數字高得驚人，而特朗普上台前的平均關稅僅20%。根據目前的休戰協議，中國對美國商品的平均關稅為10%。

戰略誇大

對中國實力的誤判很常見，部分源自於習近平政權的戰略誇大——包括虛假的經濟數據，以及隱瞞中國嚴峻的實際經濟情勢。海外媒體往往無法理解資本主義獨裁政權的實際運作方式，並且受到他們自己早先對中共領導人的吹捧所蒙蔽——當時這些海外媒體以為中共領導人“英明”地掌管經濟、在過去令外資獲利頗豐。這不僅是在經濟方面混淆視聽。北京九三閱兵也是中共政權嘗試炫耀其實力的表現——到了誇張的地步。

解放軍高層的大部分看起來意識到，他們如今不能冒險與美帝開戰——比如在台灣問題上，因為軍事上中國仍處於劣勢。他們不願放棄“統一”的信念（他們幾乎不可能正式放棄這個目標），而是傾向於在談論軍事方面時放低語調，把台灣問題拖到以後再說。

中共的台灣問題——或者更準確地說是其美國問題，是當今中共內部暗中進行的權鬥的重要因素，而解放軍領導層正在抵制習近平的控制。中美沖突與中國的深度經濟危機，導致中共資產階級精英流失了數十億美元的財富，他們認為習近平及其反西方的“戰狼”外交政策應對此負責。部分統治精英更傾向與美帝國主義妥協，以獲得經濟上的喘息空間。但即使在中共領導層變換的情況下，這種妥協的情況也幾乎不會實際發生。帝國主義沖突可能受到特朗普、習近平以及其他資產階級領導人的影響，但這一沖突並非由他們造成。

中國在全球GDP的占比已從2021年的18.5%的峰值下降至今年的16%左右。相較之下，美國經濟的占比同期卻從24.8%小幅上升至26.2%。這與我們從中共、許多外國政府及軍隊（他們有充分的理由宣揚中國威脅）那里聽到的“中國崛起”的論調截然相反。一些左翼組織也囫圇吞棗般接受了這種說法。

另一個因素是，知名西方媒體評論人士迫切希望有人或事物能“阻止特朗普”。他們一再強調特朗普正在輸給中國，特朗普的政策正中中國下懷，盼望華盛頓回歸特朗普上任前的政策。

但事實上，中國（即中國資本主義與中共獨裁政權）在關稅對抗中並未勝出。原因並非特朗普的爭鬥方式，也並非他自相矛盾、常常弄巧成拙的“策略”，而是由於不平等的權力關系。特朗普的關稅之痛正在給中國經濟帶來進一步的壓力，而中國經濟正因通貨緊縮、需求暴跌以及房地產市場崩盤而停滯不前。房地產市場崩盤導致家庭財富蒸發，蒸發額接近美國在2008年金融危機中損失的兩倍。中國幾乎沒有任何能贏得這場貿易戰的條件。但關鍵在於——特朗普同樣也無法取勝。

除了少數例外情況——例如幾乎由中國壟斷全球供應的稀土，中共打出的“牌”很弱。稀土元素是人工智能（AI）以及現代武器系統所必需的成分，其已成為這場貿易沖突的關鍵要素，可謂中共的“核武”。但稀土這張“牌”還能維持多久？這本身就值得討論。2025年前8個月，中國稀土出口增長了14.5%——這是一個很大的增長幅度。盡管最初中國曾為對抗特朗普而實施了嚴格的限制措施，但後來，作為當前貿易休戰協議的其中一部分，北京方面就把這些限制措施取消了。

特朗普有計劃嗎？

特朗普的貿易戰2.0在重塑全球資本主義經濟與貿易體系方面具有歷史意義，它使美國處於對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實施獨裁統治的地位。這一直是不言而喻的現實——這就是帝國主義真真切切的本質，但特朗普終結了所有模糊地帶。美國總統就像一位封建君主，向全球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征稅，將歐盟、日本、加拿大、墨西哥等國推入類似對美進貢的關系。

這些“稅”主要（但並不只是）是以新關稅的形式誕生，例如對歐盟出口商品征收15%的關稅，而對美國輸歐商品則為零關稅。此外，特朗普也對許多國家實施貿易配額：條件是這些國家必須購買一定數量的美國商品，否則將面臨更高的關稅。除此之外，特朗普還聲稱已獲得數十億美元、總計數萬億美元對美投資的承諾。正在與韓國政府談判的協議包括一項價值3500億美元的對美投資承諾，而據報道，日本已同意設立一項5500億美元的投資基金，特朗普聲稱該基金將由他的政府控制。盡管有這些承諾，特朗普大規模驅逐300名現代汽車喬治亞州制造工廠工人的舉動，激怒了韓國社會上下。

特朗普的許多所謂協議，與其說是正式批準的條約，不如說是白宮的宣傳。最終結果如何，我們拭目以待。為特朗普的貿易戰政策尋找經濟邏輯——即特朗普的“計劃”，是毫無意義的舉動。這並非關乎實現美國經濟的再工業化。特朗普和一部分美國資本家或許以為他們可以做到這一點，諷刺的是，他們的做法可謂照搬中共的部分國家資本主義產業政策。特朗普正在加大政府對各部門的幹預，涵蓋從半導體到關鍵礦產等行業。但任何再工業化舉措的規模與步伐都將難免有限。

從長遠來看，特朗普的政策將對美帝造成災難性反噬。這些政策將嚴重破壞美國為維護其全球經濟霸權而建立的80多年同盟體系。這些政策將削弱、甚至可能摧毀美元作為全球金融體系關鍵支柱的地位。這些政策將嚴重損害美國經濟，加劇其債務負擔，並引發新的金融危機。

但特朗普的政策並非關乎任何長期“計劃”，而是為了行使權力。特朗普正以最野蠻、最赤裸的方式，利用美帝國主義的經濟與軍事實力，對較小資本主義國家展現優勢。在帝國主義集團沖突的新時代背景下，特朗普為美國向他國索取保護費，因為對於發達經濟體的資本家來說，沖突中的“另一方”（中俄）更為糟糕。

這些戰術取得了短期“成功”，因為眾多軟弱無力、驚恐萬分的資產階級政權，例如台灣的賴清德和歐盟的馮德萊恩，已經向特朗普屈服、叩頭。來自特朗普本土的民主黨“反對派”也全然無力。

歐盟的馮德萊恩在蘇格蘭談判中向特朗普投降，其接受的協議類似中國半殖民地時期不平等條約。歐盟的初始立場是“零對零”的條件：即雙方互不征收關稅。但他們不戰而降，接受了特朗普提出的“15%對零”的要求。法國民調機構Cluster17針對歐盟最大五國的一項調查顯示，52%的民眾認為該協議是一種“羞辱”，超過3/4的人對歐盟的做法非常或相當不滿意。就連法國極右翼領袖、歐洲最親特朗普的政客瑪麗娜·勒龐（Marine Le Pen）也稱該協議是一場“政治、經濟和道德層面的慘敗”。

歐盟為何接受如此屈辱的協議？答案只有一個詞：烏克蘭！特朗普為澤連斯基對抗俄羅斯提供的支持本已搖搖欲墜，歐洲各國政府擔心其將會流失。由此可見，特朗普政權正運用美國的軍事力量，脅迫其資本主義“盟友”做出經濟上的讓步。

中共的貿易戰行為

就這一方面來說，和中國打交道的方式有根本上的不同。美國無法以對其“盟友”同樣的做法，以失去中共當然從未得到的軍事“保護”來威脅中共政權。因此，鑒於力量對比的不同，特朗普被迫采取不同的策略，而中美雙方的經濟差距仍然使華盛頓占上風。

特朗普咄咄逼人的“機關槍掃射”戰略，同一時間把全球都罵了一遍，對美帝國主義的長遠利益來說是一場外交災難。在其他情況下，這樣的情況本可以、也應該賦予北京顯著的戰術優勢——與一系列被特朗普疏遠的政府取得經濟與外交上的進展。

但令人震驚的是，迄今為止，中共政權從美國付出代價中獲益甚微。那些飽受特朗普政府打擊、羞辱的資產階級政府，仍然對“美爹”唯命是從——在歐洲尤其如此。無論這些領導人多麽鄙視美國新政權，但對於他們來說，來自北京的地緣政治與經濟威脅——特別是北京支持俄羅斯對抗北約，才是更大的問題。

盡管北京利用特朗普的霸淩行徑進一步鞏固了其作為全球南方領導者的地位，但增加政治善意卻並未帶來切實的經濟利益。中國與澳洲工黨政府取得了有限的經濟和解，但在分化美國主導的陣營方面卻進展甚微。皮尤研究中心最近的調查顯示，公眾輿論出現了一些有趣的變化（該機構數據顯示，習近平在墨西哥、加拿大、德國甚至在瑞典[以微弱優勢]都比特朗普更受信任）。但遺憾的是，對於中共，這種情緒無法轉化為新的出口市場、或者有意義的外交協定。

除了給北京施加壓力之外，特朗普的新關稅制度也針對第三國，懲罰容許中國商品規避美國關稅的所謂“轉運”或“後門”。特朗普迫使這些國家政府參與對華貿易戰，並取得了一些成功。墨西哥便是最明顯一例。墨西哥最近對來自中國及其他亞洲國家的汽車征收了50%的關稅，該政策顯然是為了安撫美國。今年，在墨西哥銷售的汽車當中，1/5為中國品牌。

中國是否更有效地對抗了特朗普？這是一種普遍的看法，但卻具有誤導性質。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我們可以說，中共的談判策略要更有技巧——尤其是在隱藏自身弱點方面。這不僅是為了讓美方感到讚嘆、並打他們一個措手不及，也是為了維持對中國人民的控制及不可戰勝的形象。

中國的出口陷阱

正如我們預測，特朗普2.0嚴重影響中國經濟與全球地位。鑒於中國對美出口的關稅稅率是美國對華出口的五倍，關稅“休戰”的說法多少有些誤導性質。中國政府正在施展“吃苦”本領，展現中國人民所謂更能受苦，以此向特朗普的談判代表傳達中國不急於讓步的訊號。

中美經濟脫鉤正在加速。2025年前8個月，中國對美出口較去年同期下降15.5%。同期，中國對歐盟出口增長4.3%，對東盟（ASEAN，東南亞十國集團）出口增長9.7%。中國經濟增長嚴重停滯，出口已成為經濟的主要支柱——甚至幾乎上唯一支柱。

整體而言，盡管對美出口份額萎縮，但1-8月中國出口仍增長了5.9%。然而，這一增長包含著許多暫時性因素，例如企業為了應對不斷變化的關稅情況而“提前備貨”等。但未來幾年，中國出口機器面臨的問題只會越來越多。

中國占全球制造業30%的份額，其經濟規模實在太大，已無法再依賴“出口導向”的增長模式。隨著中國以越來越低的價格出口過剩產品，其他資本主義經濟體正面臨被中國推動的去工業化浪潮所淹沒的情況。正如《經濟學人》於9月6日所指出，盡管出口有所增長，但自2022年以來，中國的一項出口價格指數卻下降了15%。通貨緊縮與中國殘酷的價格戰造成了這一結果。這些因素如此嚴峻，以至於就連習近平也被迫發起了一場打壓價格戰的“反內卷”行動（當然，這不太可能帶來多少改變）——直到最近，習近平還斷然否認中國存在任何產能過剩。內卷指的是破壞性逐底競爭。

已然清晰明了的是，東南亞正深陷通貨緊縮這一“中國沖擊”，而這正在損害當地資本家的利益，導致貿易保護主義的反彈將愈演愈烈。從未有哪個資本家會為了“提高效率”而甘願自我毀滅。每個國家的資本主義政權都會采取行動捍衛自己的企業、銀行和利潤，同時聲稱他們這樣做是為了保護工人與就業。

印尼近期爆發歷史性群眾起義，其中一個原因正是制造業在這個東南亞最大經濟體的衰退。 2002年，印尼制造業占該國GDP的32%，但這一比例在如今已經減半。盡管進程更為緩慢，泰國與菲律賓也呈現了類似的趨勢。

中共的經濟覆蘇策略的根本缺陷在於此，即依靠提高出口來挽救經濟，並將出口轉向全球南方經濟體，以彌補失去美國和其他發達資本主義市場造成的損失。其中最重要的市場是東南亞，其於2022年超越歐美，成為了中國最大的出口市場。但隨著經濟放緩與政治動蕩加劇，東南亞作為中國過剩產能輸出地的作用正在沖向極限。特朗普威脅要對當地許多國家征收嚴厲的“轉運產品”關稅，這給中國出口商帶來了新挑戰。非洲與中東等其他市場的規模不足以彌補失去西方市場造成的損失。俄羅斯亦如是，即使與中國有著“無上限夥伴關系”，該國今年也對中國進口產品征收了關稅。

全球經濟體系正經歷“垂死掙紮”，中美帝國主義沖突乃其最明顯癥狀。他們的制度只會帶來倒車，包括打擊民主權利在內的意識形態反動走向，以及最大經濟強權之間進行混戰、為的是在經濟上壓制其他國家。

唯一能夠提供出路、擺脫這場噩夢的力量尚未充分組織起來，也未做好政治準備。國際工人階級的力量遠比特朗普與習近平之流強大得多，但經歷了數十年的組織瓦解、政治挫折和許多昔日群眾性政黨的垮塌，它現在仍處於覆蘇狀態中。馬克思主義者與國際社會主義道路（ISA）的任務，是協助工人階級作為一支國際力量實現政治覺醒；為建立以明確的工人階級和社會主義為基礎、取代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的新勞工運動而奮鬥。

中美貿易戰：為何圍繞TikTok的交易很重要？

倘若特朗普政府與中國政權之間圍繞TikTok的交易最終達成，那將是這場更廣泛沖突中的一個重要因素。如果類比軍事行動的話，我們可以說這是中美戰爭中的一場重要戰役。中國擁有的這款短視頻應用程序，在美國擁有1.7億用戶。而根據美國國會於2024年4月通過的一項法律，TikTok原定於今年1月17日將在美國遭到禁用。

特朗普誓言要“為了孩子們”挽救TikTok。他已經四度推遲了禁令，並著手促成一項協議，將TikTok歸美國公司所有——而這一進程已拖延了9個月。美國安全機構、民主黨人和許多共和黨人都以“國家安全”為由，對所達成的任何協議都持懷疑態度。他們指出，TikTok的中國母公司字節跳動目前控制著大量用戶數據，仿佛這些數據在位於美國“本地”的億萬富翁（如馬斯克、紮克伯格或艾里森[Larry Ellison]）手中更安全一樣。

9月19日，特朗普與習近平通電話，據報道，這通電話批準了TikTok的出售。 9月25日，特朗普簽署行政命令，將TikTok交給親特朗普的億萬富翁艾里森領導的財團接管。特朗普想獲得對TikTok的實際政治控制，並將其作為其統治的強有力宣傳工具。

但俗話說，魔鬼藏在細節里。盡管特朗普簽署了行政命令，但未來可能會有進一步的爭論，甚至談判的全面破裂。特朗普發布行政命令當天，副總統萬斯承認“中方有一些阻力”。

從9月在馬德里舉行的第四輪中美貿易談判中可以明顯看出，TikTok已成為特朗普目前關注的焦點。他正受到壓力，要在數月的龜速談判之後有具體成果可以炫耀，這種情況給人一種華盛頓正在被中國政府玩弄的印象。

一家公司、一款社交媒體應用程序怎麽會這麽重要？中共希望利用TikTok作為犧牲品，迫使美方做出更重要的讓步：減免關稅、放松科技管制，甚至可能有地緣政治上的讓步。他們希望通過在達成協議上制造障礙、拖延談判進程，以使特朗普付出更多的代價，因為他們覺得特朗普更急切想達成這個協議。

那麽，習近平答應了什麽呢？中共媒體堅持TikTok交易必須“遵守中國法律”，而且至關重要的是，字節跳動——也就是中共——仍將控制TikTok的演算法；他們聲稱，新的美國公司將具有“中國特色”。然而，特朗普卻表示，TikTok的演算法將“100% MAGA（讓美國再次偉大）”。顯然，有一方在說謊。

根據目前報道的協定，即使TikTok被出售，新的沖突仍有可能爆發。美國所有的新TikTok公司不會直接控制其演算法，而只會控制其授權副本。 TikTok將依靠中國進行所需更新，這將賦予中共相當程度的持續控制權。《南華早報》9月28日報道提及，南加州大學法學教授張湖月（Angela Huyue Zhang）表示：“中國可能將推遲或暫停TikTok的許可審批，將TikTok作為另一個談判籌碼。如此一來，這個平台就變成了中國治國方略的有力工具。”

自然而然，中美雙方政權都有政治與戰略原因，去塑造一套自吹自擂、鞏固自身權威的說詞。雙方都不想顯得軟弱。這表明這一事態可能還會繼續發展。

權力鬥爭

中共內部權鬥使問題更加覆雜。就我們所知，習近平派系仍然掌控著與特朗普的貿易談判。兩三年前，習近平在政權內部的地位似乎無人能撼動。然而，一連串災難，包括全球最大的房地產市場崩盤、導致民眾長期苦難與不滿的防疫政策以及嚴重的經濟危機，都暴露了政權內部巨大矛盾與激烈權鬥。

貿易戰賦予習近平一定程度的籌碼，以對付他的內部對手。中共政治的“黑箱”當中，有很多事情尚不明朗，但就我們所知，解放軍中的部分人士——張又俠與劉源這幾名將軍或許想加大力度反對習近平、限制他的權力，甚至在2027年下屆中共二十一大之前讓他退休。但他們不能在與特朗普的沖突中損害中共的“團結”。中共權鬥或許已經陷入僵局。

因此，TikTok也是另一場戰爭——即中共內戰中的一場重要戰役。放棄TikTok代表中共的讓步，並或將損害習近平捍衛中國利益、抵御美國“霸淩”的強硬形象。

這意味著特朗普和美國資本主義實際上竊取了另一個國家的知識產權——過去，中共總是遭遇如此指控。這也表明，在這個殘酷的帝國主義對抗時代，各方角色正在改變、甚至出現互換。

台風在中國與東亞造成嚴重破壞

氣候危機所造成的災難，通過在九月接連三個台風恍如閱兵般一個接一個吹襲華南，大搖大擺地進行了一次「火力展示」。華南地區接二連三遭的風災造成廣泛的破壞和傷亡。最近一次在廣東登陸的超強台風樺加沙更被稱為「怪獸台風」「風王」，在中國、香港、台灣和菲律賓造成至少三百人死傷。而在樺加沙登陸後不到一個星期，另一個台風博羅依又再吹襲海南，並在北部灣一帶越南北部登陸，再度造成至少二百人死傷。

在樺加沙的吹襲下，台灣花蓮因暴雨造成溢堤，洪水沖入光覆鄉城區，造成34人死亡和失蹤。在樺加沙尚在逼近期間，香港教育局罕有地提前宣布中小學將停課兩天。香港一年之內兩次發出十號颶風訊號，上一次出現這情況已是1961年，而且是有紀錄以來距離香港最遠的十號風球，可見其威力之強大。

而在廣東有超過216萬人需要緊急撤離，在其登陸地點陽江市，倒塌的樹木和積水令城市幾乎全面癱瘓。然而直到目前為止，中共官方仍未有公布任何具體的傷亡數字，中共媒體反而連日反覆報導台灣的慘重傷亡。有陽江的網民表示「全市被平推了一遍，本人所在的高中，損失慘重，陽江抗下了最強台風，到處淒慘一片，樹木倒塌，屋頂掀翻，魚排被毀，魚船被毀，玻璃破碎，這些毀壞都應該被看到！」

截至九月底，共有8個台風登陸中國，較過往平均多1.6個。且更重要的是，台風的平均強度、風速與破壞力都有明顯上升。在《北京遭遇極端洪澇災害逾40人死亡》的文章中，我們就指出過全球均溫每提升1度，大氣中的水蒸氣含量可提升7%，而大氣中的水蒸氣也正是台風的主要能量來源，因此台風的強度也會隨之而提升3%。

資本主義對破壞氣候的化石燃料極度上癮，導致全球變暖，進而導致強台風的比例明顯增加，台風快速增強的機率也更高，而且也會令台風在靠近陸地時移動速度減緩，使得暴雨停留時間拉長。同時，過去只有沿海受災的情況已經改變，一個風災令內陸地區的民眾也愈加受害。這次風災，由於台風風暴半徑比同級的更大，受影響的已不單純是沿海的四五個省份，而是有十多個省份，包括福建、浙江、江蘇、安徽、貴州、湖南、江西、重慶都受其暴雨所影響。

世界氣象組織2023報告中指中國是全球「受氣候災害影響人數最多」的國家之一，且洪水與台風損失逐年上升。而世界銀行在去年也指中國因極端氣候事件導致的經濟損失，約占GDP的1%，到2030年，這數字可能上升到2.3%。

同樣在九月底，習近平通過視訊在聯合國上會上宣布到2035年，中國的碳排放水準將比峰值減少7-10%。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碳排國、「貢獻」了35%的碳排總量，這是中共首次宣布具體的減碳目標，但這目標卻還遠未達到挽救氣候危機所需。根據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的分析指，在2035年，中國可行且必要減少28-37%碳排放量。

習近平指桑罵槐稱「一些國家」（暗指美國）未能應對氣候挑戰。而在同一場合，特朗普則再次口出狂言稱「一味追求環保就是自取滅亡」，明目張膽地顛倒黑白。帝國主義沖突將一切都變成黨同伐異的武器，包括氣候、環境、地球、甚至整個人類文明的存續！在9月20日，超過2萬名抗議者湧上紐約街頭，參加「讓億萬富翁買單」（Make Billionaires Pay）遊行，抗議少數富裕階級掌握世界。億萬富豪資本家一手制造出氣候危機，卻要工人階級為之買單。

越來越來的民眾開始意識到，資本主義制度只看重利潤，用全人類的未來去牟取當下的暴利。在中國，即使中共嚴加審查，近年接二連三的超級天災和極端高溫也令更多民眾認識到一個無可爭辯的事實：我們正在身處於氣候危機的災難中。但資本主義與中共獨裁不可能提供出路。只有建立全球真正的民主有計劃的社會主義制度，通過大規模的低碳工作和永續基礎建設投資，監督全球資源的使用方式，將人民置於利潤之上。

“假裝上班”——中國失業危機的象征

在中國30余年來最糟糕的經濟危機之陰影下，滑稽詭異的“假裝上班”現象興起。上海、廈門、北京、杭州等地紛紛出現提供此類服務的公司。小紅書上充斥著“假裝上班公司”的廣告，瀏覽量達數百萬。咖啡店和圖書館也是“假裝上班”的熱門選擇，許多人像真正上班一樣“朝九晚五”。

搶著去“假裝上班”

這些“假裝上班公司”提供辦公基本設施，以此模擬工作環境。這表明，當1/5的年輕人失業時，大眾的絕望到了什麽程度。例如，廈門一家“假裝上班公司”設置有泡茶區和工作區，配備辦公桌、文件夾和電腦，供應飲水和WIFI。創立者表示，目的是為“就業過渡期”的人提供工作環境，幫助他們保持工作狀態。服務價格30元/日。

在東莞的“假裝上班公司”在今年四月開始在網上宣傳，短短一個月內，所有“工位”就都已經全部滿員，以致於“老板”也要開始“篩選”這些要來假裝上班的“工人”，這是一個很驚人且諷刺的事實──在中國連“假裝上班”機會都要競爭！

“兒子說自己在國貿上班，實際上他整天去圖書館，這讓我很無奈。”一位母親在社交媒體上哭訴道。她的兒子則留言：“假裝上班，是為了不讓父母擔心。”中共政府宣布在2025年八月份停止公布失業率，並且聲稱“政策幹預正在讓失業率下降。”但是青年的失業率從2025年六月的14%上升到七月的18%。面對每況愈下的現實情況，這無疑是掩耳盜鈴的行為。今年前所未有的1222萬畢業生湧入就業市場也讓就業內卷競爭變得異常激烈，“畢業即失業”幾乎成為了一種常態。年輕人也陷入兩難境地，既找不到心儀的工作，也不願去做低薪資、超長工時、極端高壓和惡劣的工作。

在資本主義的制度下，不工作就是一種罪惡。這種“勤勞”文化實則根植於制度性的壓迫。失業者本身是社會問題的受害者，但是資本主義污名化失業者，把他們貼上“沒有能力”或者“懶惰”的標簽，使得他們不僅在生活中遭遇經濟困難，還要忍受各方面的心理壓力，出現自我否定的傾向。新興的“假裝工作”產業正在利用這出悲劇來攫取經濟利益。正如一家“假裝上班公司”的老板告訴BBC：“我賣的不是工位，是不當廢人的尊嚴。”

“失業在家容易抑郁焦慮。在這個地方大家都差不多，能夠和其他境遇相似的青年社交，還是挺不錯的。”一位網友稱。為失業者提供互相見面、組織、接受有意義培訓的場所——這些服務應由地方政府免費提供。但年輕人需要的是真正的工作，以及一個能夠保障人人有工作的經濟體系，而中國資本主義卻只提供兩種選擇：失業或者自掏腰包假裝上班！

愚弄民眾

面對群眾的痛苦，中共不僅充耳不聞，還用監控和暴力手段阻止人民傾訴困難和不滿。資本主義危機造成大規模失業的現象，中共政權卻將其描述為“天災”“西方陰謀”等，轉移矛盾，而把自己包裝成“救火者”的形象，以此愚弄控制民眾。

社會主義者認為，失業危機是病入膏肓的制度的產物。唯一解方就是工人階級鬥爭——為就業崗位、體面的工資和每周工時40小時而鬥爭。這樣的鬥爭需要組織，這也是為何工人需要組建獨立工會，以及具有前瞻性的群眾性的工人的革命黨，推翻資本主義制度。這與禁止所有獨立組織以及言論自由的極權制度毫不相容，而這就是終結失業危機的鬥爭與反對資本主義獨裁的鬥爭密不可分的原因。

我們的主張：

為青年提供全面失業補助
落實八小時工作制，減工時不減薪；分攤工作量至全體勞動大軍、創工作崗位
建立工人民主控制的獨立工會，團結工人鬥爭
國有化一切宣布裁員或關廠的公司，交由工人民主控制及重組
建立公有、民主管理的計劃經濟，打倒資本主義獨裁統治

大連工業大學開除女生事件：國家主持的“榮譽謀殺”

一個幽靈，女性自主支配身體的幽靈，在中國遊蕩。為了對這個幽靈進行圍剿，國家機器、高校黨委和官媒、民族主義者和父權主義者、“自發”的秩序衛士與道德警察都聯合起來了。

2025年7月13日，中共官媒光明網在微信公眾號發布題為《“與外國人不正當交往，有損國格、校譽”！李某某，擬被開除學籍》的文章。報道援引大連工業大學7月8日的校方公告，指控該校一名女生因2024年12月16日發生的“不當行為”，觸犯校規“與外國人不正當交往，有損國格、校譽的，視情節給予記過及以上處分”，因此擬定開除其學籍。該文發布當天即突破“10萬+”的閱讀量顯示上限，足見在官媒助推獵巫下消息傳播之廣、影響之大。

懲罰受害者

這名女生的所謂“不當行為”，僅是她在2024年12月份、與前來上海參賽的烏克蘭電競選手“Zeus”（達尼洛·特斯連科）交往。特斯連科將這名女生的照片和視頻發布在自己的Telegram粉絲群里。從公開出來的消息看，內容僅為舉止親密的互動，並未涉及裸露或性行為鏡頭。即便如此，這也顯示出特斯連科對女方全然不尊重、侵犯他人隱私，彰顯其卑鄙的嘩眾取寵與性別歧視行為。

當然，這些網暴者本質上就是父權反動分子。他們幾乎沒有聲討特斯連科本人的行為，而是隨後通過人肉搜索出這名女生的真實身份並對其進行網絡暴力。畢竟在他們看來，特斯連科公開與女性發生親密行為是一種“榮譽”，其對女性造成傷害的行為（如泄露隱私、羞辱）則是“可接受的男子氣概行為”、換作是他們也會去做，所以不值得被追責；相反，受害女性被標注為“違背公序良俗”、“有損國格”，從而應當受到懲罰。

在承受如此網絡恐嚇下，該女生沒有回到學校繼續學業，而反動分子們卻沒有看作是她遭受精神創傷、而是作為論據支持學校開除女生。

中共官媒的報道極大地放大了校方公告的影響力，使原本作為一所學校範圍內父權規訓和性霸淩，被中共國家機器進一步塑造成關乎國家榮譽的事件。由此，她所遭遇的不僅是丟失學籍的懲罰，還是一種全國的社會性“榮譽謀殺”。

大學、當局以及那些極右翼父權分子高喊“有損國格”，其實是為了重申對於父權制的強化、強調對於女性身體的控制。這些反動勢力認為，女性身體不屬於她們、而屬於中國國家/民族，外國人不得“隨意觸碰”。而中共父權資本主義也需要女性生產下一代勞動力，當然會不擇手段捍衛父權制度，為此不惜違反其自身設立的關於隱私保護、高校管理的法律，對女性對自己身體的自由支配權選擇進行公開懲戒與羞辱，使她在社會意義上被“處決”。

女性自主權

我們支持女性自由支配身體，主張立即撤銷對該女生的一切處分、發布公開致歉、追究校方泄露隱私與媒體放大的責任，在全國校園中成立獨立的民主學生、教師、家長聯合會控制一切校務、廢除壓迫性紀律條款，並建立性別受害者保護機制。唯有把反對父權的鬥爭與爭取民主的社會主義的階級鬥爭結合起來，團結廣泛青年反對校園、職場上性別壓迫，才能從根本上鏟除中共那套以“國格”為名的性別羞辱懲罰，為每個人的尊嚴與自由構建永久性制度保障。

中國：警方否認鄭州暴力襲擊恐同性質

2025年7月初，網傳鄭州市人民公園發生一起針對性少數群體的暴力襲擊。一名男青年通過同性戀交友平台Blued被所謂「釣魚交友者」引誘至事發地。受害者深夜攜帶一束花赴約，顯然意在避人耳目、小心謹慎。這就是LGBTQ+群體在歧視與壓迫環境下求存的現實。但等待他的卻是十余人以棍棒、辣椒水圍毆和惡毒的羞辱。

這場暴力被施暴者錄下。網傳這段視頻得以曝光，源於受害者的形婚妻子勇敢地臥底施暴團夥、抓住機會能夠從該團夥一名成員拿到視頻，並將其公之於眾，從而引發強烈網絡關注與聲援。

有預謀的襲擊

面對輿情，警方未發布正式警情通報，而借媒體稱，涉案17人中12人已拘，5人未滿16歲。但警方與媒體皆避談受害者的性少數身份，力圖將此事件包裝為「青少年流氓」「多次臨時起意」的無差別傷害，從而隱藏了這起攻擊的有預謀性質，掩蓋其作為一起針對性少數仇恨犯罪的本質。

如此的否認其實就是一種政治審查，這在許多國家的警方與親政府媒體中很常見，並非中國獨有。這反映了資本主義制度根深蒂固的反LGBTQ+偏見。Blued作為同性戀社交平台，無法通過常規手段直接注冊，使用門檻並不低。施暴者顯然對平台操作熟悉、動機明確，且精心偽裝身份。所謂「臨時起意」，不過是警察所構造的無恥謊言。

對於警方所謂「多次臨時起意」的說法，更具諷刺意味的是在於這些施暴者並非首次作案。早已有網友發帖稱，自己或親屬在人民公園一帶遭該團夥騷擾甚至毆打，受害者多為學生、老人；而報警不僅無果，反而有人因在抖音發布控訴暴力與警察失職視頻，被警方上門要求刪帖。

而鄭州市公安局與人民公園東門相距不過300米！這不是人力或者經費不足的問題——鄭州2024年GDP高達1.45萬億元，打擊犯罪經費龐大且充足。然而，中國的威權體制首要考慮的是清除那些他們覺得威脅其權力的人們，而非消除針對LGBTQ+、女性和少數民族等受壓迫群體的犯罪。其「維穩」側重於對付政治挑戰。「維穩」是政權最優先的財政開支，甚至超過軍費。從2022年對村鎮銀行維權儲戶的對峙和圍剿，到2024年對大學生夜騎風潮的全城布控，鄭州警方在在壓制「政治風險」上的組織力與動員力一向高效精準、重拳出擊。官方對恐同流氓團夥放任自流，暴露出其選擇性雙標執法的本質。

中共體制下，警察的工作並非維護社會公正與弱者安全，而是完成上級下達的指標與任務，將一切資源集中用於處理政治風險與公共輿情。除了罰款與維穩，普通人的安全並非其職責範圍，警方對民間沖突普遍采取敷衍的態度，往往偏袒強勢的地頭蛇或「各打五十大板」，對弱者極其冷漠，令廣大網友吐槽「步入社會第一課就是第一次報警」。

令人振奮的是，這一次網絡上的廣大聲援打破了以往「別提同性戀敏感話題」的禁錮，公開宣布這是針對性少數的暴力，與「無關仇恨同性戀、只是一般性無差別攻擊」的說法公然對立。公眾的這種正面反應源自於對政權偏見的完全不信任。這也表明反對極右翼意識形態日益浮出水面的巨大潛力，這種意識形態已經引發許多人的深切關注。近期辱罵女性、恐同、傳播暴力的極右反動分子在一切社交網站上公然狂歡；人民公園此次襲擊也是受到百度「屠同吧」的影響，這些人長期以來致力於迫害性少數，頻繁網暴「開盒」並試圖組織線下「獵殺」。

當局培養的極右翼

面對恐同暴力，一些LGBTQ+人士寄望於「潤」到「更包容」的大城市、考上名校、成為高收入人群，但現實反覆推翻了這個想法。中國的威權資本主義制度建立在階級與性別壓迫的基礎上。它神聖化核心家庭，並且當該制度認定任何事物構成了對社會秩序的「威脅」時，就會否決其正當性——例如LGBTQ+群體和女權主義。相應地，任何性少數、女性、異議維權者都無法獲得真正安全。低生育率危機下，不平等與遭受迫害的夢魘變本加厲：當局培養極右翼作為「政治外包」，替國家壓制一切「異類」；而當暴力失控，官方又能迅速切割責任，掩蓋其反動角色。

真正的出路，在於一切受壓迫者團結在改變制度的鬥爭中。只有為實現爭取民主與公正、性別平等與社群自由的真正社會主義而鬥爭，才能從根本上終結恐同、厭女以及一切性別壓迫。

董襲瑩事件曝露中國教育和醫療雙重腐敗

董襲瑩事件成為了2025年在中國社交媒體和網絡上最受關注和最熱門的討論話題之一，有網友評價說：很少有哪件事，如此全方面反映了中國深重的矛盾和問題。4月，涉及中日友好醫院胸外科副主任醫師肖飛的事件牽扯出涉及教育不公、醫療安全、裙帶關系、門閥腐敗的巨大醜聞，肖飛被指同時在工作和調動等方面屢次違規提供便利，與肖飛有關系的董襲瑩更被發現實為「速成醫生」、入學資格有造假。

在中國臨床醫學本科生至少需要經受五年學業、三年規培才能換得在鄉鎮郊區工作的機會，繼續深造總時間甚至長達十四年，相比之下董襲瑩們不僅四年就跨專業取得「醫學博士學位」，還可以直接留任首都三甲醫院。

2024年董襲瑩因在手術中操作不規範與巡回護士產生爭執，肖飛直接離場長達四十分鐘，根據國家衛健委規定，主要術者必須全程在場，然而，在當時肖飛事後沒有受到任何處罰，在回應中也只關注糾正離場時間，對患者安全毫不在意，透露出極度的冷漠。

輕輕放下

事件經過了近四個月，8月中官方發布了對事件新的查處結果，僅處罰了19人，包括北京科技大學副處長（她同時是董襲瑩的姑姑）、醫院副院長、協和醫學院副院長等人。但所謂的處罰也不過是免職、降級、甚至「批評教育」。在這個關系到所有病人生死的深遠醜聞里，沒有任何人被追究刑事責任。「4+4制」（4年非醫學專業教育，加上4年醫學教育）被視為權貴升學捷徑。目前也未有任何系統性的補救和整頓措施，以確保日後相關醫學院培訓的學生和醫生有合格的專業水平，保障病患的健康和利益。換言之，這次事件不過是幾個「倒楣蛋」被「罰酒三杯」，權貴子弟「躺著升學」的不公情況沒有任何改變。

協和「4+4」試點班實際上從開始就淪為權貴的專屬跳板，董襲瑩並非個例，該計劃招收的其他人——諸如鹹曉夢、金山木等人，同樣是論文過短、錯別字頻出，韓佳澍23歲取得「博士學位」，蔣德利娜原中專學歷就破格錄取。

中共專制資本主義體制底下，基層工人尤其是農民工受盡剝削，收入極其微薄，處於制度上的不利地位。因此寄望子女在教育系統內瘋狂「內卷」，往往被基層工人階級視為經濟安全的唯一出路。不少基層家庭砸鍋賣鐵，也只不過是希望子女能在血腥的高考地獄中殺出一條血路，考入理想的大學並在順利就業，以實現更舒適的生活條件。

然而，中國經濟深陷歷史性的危機之中，就業環境極其惡劣，8月的青年失業率上升到了18.9%，這還是在中共多番修改統計方式操弄後的結果！與此同時，中國的公共教育支出只占GDP的4%，這比例尚不如非洲的肯尼亞（5%）。2024年中國本科錄取率在最低的省份卻只有26.4%，但這個被形容為千軍萬馬競相擠過的獨木橋，旁邊卻有著一座專供富人和權貴通行康莊大道。

教育資源不平等這是各國資本主義所共有的問題，哪怕「4+4」發源地美國，其學生也同樣不滿，因為醫學院高昂的學費早從就篩選走了貧民家庭的孩子；而在中國，資本家以及與中共有連結的權貴們則主要利用自身的權力來確保自己的子女獲得想要的學位（哪怕他們根本不具備相關資格）。

除了教育問題，這醜聞也加劇了民眾對中國公共醫療系統的不信任。人們痛恨的說道：「臟手不要伸向醫療」，可現實卻是醫療機構純潔的「白大褂」從內而外早已染黑，它絕不能保證我們的醫療安全。在這次事件中，董襲瑩不僅暴露出她完全欠缺相關的醫學知識，甚至視病人生命安全如草芥。在醜聞被揭露前，中國醫學科學院甚至曾吹捧董襲瑩為「多學科背景、跨界醫學創新的人才」。這起事件加深了公眾對醫療業的普遍質疑，對醫療體系中成千上萬辛勤工作、盡職盡責的醫生產生了負面影響。

社會主義者指出，想要保證教育平等和醫療安全，並杜絕權貴門閥腐敗與裙帶關系，要通過將私人公司收歸公有，並將所有醫院、學校以及更廣泛的經濟置於工人階級民主控制及管理，根除教育和醫療保健領域的暴利行為。

所有官職實行選舉與輪換，取締財務特權，這樣確保體制能夠擺脫腐敗官員。需要一項大規模的擴充計劃，撥出新政府資金，大幅提高醫院工作人員、教師和教育工作者的工資，並擴充、改善培訓資源。這可以通過削減國家鎮壓與軍國主義的預算、沒收億萬富翁的巨額財富，以及通過民主規劃、將經濟生產轉向公共需求來籌措資金。

中國電動車行業會成為下一個恒大嗎？

中國電動車行業——是中國擺脫經濟危機的救星，還是即將破裂的巨大金融泡沫？

在7月，中共喉舌《人民日報》罕有地發表了習近平批評電動車行業“內卷”競爭、產能過剩、以及批評“零公里二手車”的弄虛作假銷售手法等。這反映了中共對電動車行業極有可能重演房地產行業的表現深感憂慮。在此之前，長城汽車董事長魏建軍早前亦公開發出警告，暗指中國最大電動車企業比亞迪將會是“下一個恒大”。

魏建軍這番話流露了中國資產階級內普遍存在的擔憂，而中國資產階級與中共獨裁政權有著有機聯系。看起來，這最終迫使政府改變其看法。過去幾年，習近平對電動車行業和“新質生產力”猛烈吹捧，而直到最近，官員都還斷然否認中國存在任何的“產能過剩”。

實際上，產能過剩的問題是整個中國汽車行業以及其他諸多行業的問題。根據上海蓋世汽車研究院數據，截至2024年底，中國汽車產能整體利用率僅為49.5%，意味著超過一半的產能處於閒置狀態。而部分小型車企的產能利用率甚至低至1.5%。據報導，目前中國全國的汽車產能估計每年可生產近5,000萬輛汽車，相當於該行業國內銷量的兩倍。這令人聯想起，在房地產泡沫期間，在中國國內所出現的一個又一個無人居住的鬼城。這就是習近平政權起碼在口頭上出現180度大轉彎、承認存在“內卷”，並承諾要采取削減產能的政策的原因。

比亞迪近年來在銷量、市占率與技術創新方面皆取得看似亮眼成績。然而，其所謂“應付帳款”（欠其他公司的債務）超過2500億元人民幣，這些應付帳款多以電子票據形式存在，這是一種企業內部的“白條式”支付工具，本質上為供應商對企業的非自願貸款。若比亞迪遇到現金流問題（對於采用這種財務模式的資本主義企業來說，這是一個很大的風險），將導致大量供應商資金不能回收，甚至倒閉，形成“骨牌效應”。

這與恒大當年拖欠債權人與供應商債務的情況極為相似。在恒大爆雷前，其營運模式嚴重依賴預售——就是迫使購屋者在拿到房子之前數年就借錢給恒大。該公司還依賴大量影子銀行的貸款。這最終導致數千億元的壞帳，這對恒大來說是一個難以承受的負擔，特別是在北京於2020年對房地產公司債務實施更嚴格的管控（習近平的“三道紅線”）之後。絕大部分資本主義開發商的經營模式都彼此基本相似。它們負債累累，需要高銷售額才能維持現金流。就像如今對電動車的預期一樣，當時對房地產市場的銷售預期以及預測不切實際、有所誇大。中國民眾根本買不起這些東西。恒大集團只是冰山一角，整個房地產行業崩潰，將中國經濟拖入了一場史無前例的危機，而且這場深重的經濟危機至今沒有結束的跡象。

隱藏債務

比亞迪使用各種財務手段來掩蓋其實際債務水平。因此，該公司去年的官方凈債務僅277億元人民幣。會計諮詢公司GMT Research的一份報告對這一數字提出了質疑，該報告估計比亞迪的“實際”凈債務是官方數字的十倍以上（3230億元）。這可能意味著該公司為了提振信心、吸引投資者並擴大市場份額，而隱瞞了更糟糕的財務狀況——所有這些做法都與恒大以及其他開發商如出一轍。許多其他電動車制造商的負債比率比比亞迪更極端。 2019-2024年間，中國汽車制造商的債務總額飆升了56%，達到9590億元。根據英國《金融時報》基於公司報告的調查，逾1/3上市汽車公司的債務總額超過其資產總額的100%。然而，實際債務總額可能更高。許多經濟觀察人士認為，所有汽車公司都在隱瞞他們的真實債務水平。

長城汽車董事長魏建軍今年稍早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部分車企沈迷『燒錢換規模』。”他警告稱，如果市場環境發生變化，這些公司可能會陷入財務危機。他也提到，任何一家大型車企的暴雷都會導致大量人員失業，損害上下遊企業，並對中國經濟造成負面影響。

比亞迪直接與間接就業人數超過百萬。若企業陷入危機，將對經濟與就業造成巨大沖擊，特別是在依賴其投資的三四線城市。而其擁有超過8000家供應商，許多中小企業對其高度依賴。

同時，在中共國家引導的資本主義體制下，資本一窩蜂地湧入電動車行業，享受政府補貼、稅收優惠、廉價土地、受補貼的“以舊換新”購買以及其他激勵措施。為了爭奪市場份額排擠對手而展開了血腥而激烈的價格戰，令整個行業在不到十年間訊速變得無利可圖。據報導，2024年前11個月，價格戰導致新車市場零售累計損失1,776億元人民幣。在2018-19年高峰期，全國有約500家新能源汽車企業，而在24-25年，僅剩不到130家，並且展望到了2030年，或將只剩下15家。

資本主義內卷

其他“新質生產力”領域，例如太陽能、電動車電池，甚至人工智能，也呈現類似的景象。地方政府爭相吸引這些企業落戶當地，推出各種財政鼓勵措施，卻進一步加劇了地方政府債務負擔。這些地方政府不遵從任何更廣範圍的全國計劃，而是各省各自為政，將本省的資本家和企業放在首位。房地產泡沫也由此誕生──這是迄今為止最典型的“內卷”例證。如今泡沫是基於中共需要在房地產泡沫爆破後尋求新的經濟支撐點而形成。這是資本主義“內卷”和債務危機永無止境的惡性循環。

中共可能會嘗試出手救援比亞迪或其他一些正在陷入失敗的電動車制造商，比如提供廉價融資與信貸，或政府資金注入或資產收購。

但這並沒有消除危機的根本原因，即產能過剩、通貨緊縮（價格下跌）與利潤率下降，而這些是本質上是寄生性、投機的資本主義制度下生產所推動的。要走出這個惡性循環，需要企業收歸民主控制的公有制以及民主計劃，而這要通過對社會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實現。

“中國箭靶”調查報告凸顯中共鎮壓伸向全球

受盡威脅

隨著經濟、政治、社會多重危機仍持續惡化，中國社會儼然是一個高壓鍋，迫使中共國家機器擴大鎮壓與監視機制，對付一切被其視為威脅的勢力。在國內，中國政府每年用於“維穩”的支出甚至高於軍費。其海外鎮壓機器也得以擴張。鑒於中國資本主義已發展成為全球第二大帝國主義強權、在150多個國家擁有金融投資，中國國家機器的長臂已經伸向世界各地。這展現的並非中共政權的自信或強大，而是其內心深處的恐懼。

中國並非唯一進行跨國鎮壓的國家。眾所周知，伊朗、俄羅斯、土耳其也在進行跨國鎮壓。但中國的行動規模遠大於這些國家。以色列依靠其強大盟友，例如特朗普政府和許多歐洲國家政府（都是所謂“民主”政體），來鎮壓那些反對其在加沙發動的種族滅絕戰爭的抗議。特朗普將親巴勒斯坦的抗議者驅逐出境，並切斷了對那些被他稱為“反猶”的大學的資助，僅是因為這些大學沒有鎮壓這些抗議。英國政府最近以“反恐”立法取締了一個親巴勒斯坦的抗議團體。ICIJ報告中並未提及這些“民主”政府對言論自由的深遠攻擊。但中共的跨國鎮壓不同之處在於，其只針對“中國”人，並且幾乎完全依賴受北京控制的自家力量。

接受ICIJ調查計劃訪問的105名中共跨國鎮壓的受害者遍布23國，包括中港異議人士以及維族、藏族等受壓迫少數民族。當中一半受訪者表示他們在中國的家人多次遭到警方或國安人員的恐嚇和盤問。典型案例包括，31歲旅法異議人士江勝達（Jiang Shengda，音譯）在去年準備抗議習近平訪法期間，其父母打電話告訴他，幾個月來，便衣秘密警察一直在找他們，強迫他們在茶館、餐廳等場所接受訊問，並多次接到中共當局的電話，國保和警察以其父親的退休金與醫保威脅。在愛爾蘭定居的維吾爾人努里婭·齊登因為活躍於國際維吾爾人權組織，一度被切斷和家人聯系，直到10年後突然收到新疆官員的威脅電話，及其母親和親戚在官員要脅下打電話給她。

所謂“民主”國家政府的反應，基本上止步於口頭上稱保護流亡活動人士的權利和自由。流亡英國的香港民主派人士劉珈汶，其在英國的5家鄰居在今年2月底收到了來自香港的匿名信，信中呼籲他們將“通緝犯”劉珈汶交給中國大使館並領取100萬元港幣賞金。英國警方僅是“建議”劉珈汶“停止可能帶來風險的活動”“避免參與公開集會”，實則要求其自我審查、放棄政治表達的權利。這樣的“建議”等於讓中共的鎮壓與恐嚇得逞。

英國政府也僅強調“繼續暫停”與香港的逃犯移交協定，然而這無法阻擋倫敦中國“超級大使館”可能成為中共情報、監控與影響行動的前哨這一危險——2022年10月中國駐曼徹斯特總領事館外的和平抗議遭到領館工作人員襲擊、並將一名抗議者拖進領館範圍內毆打的事件，還在眾多異議人士的腦海當中沒有散去。

國際機構的虛偽

“中國箭靶”也分析了106家來自中港澳和台灣的聯合國認證非營利組織，發現一半多與中共有密切關聯，中國政府借此令讚揚中共的聲音充斥人權理事會會議。中共政權也利用國際刑警組織追捕異見人士及人權活動者，包括少數民族。當然，聯合國本身就是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工具，而國際刑警組織本身就有協助跨國追殺異議人士（特別是左翼人士）的根源。包括這些機構在內的一切資產階級機關，當然首先考慮商業與地緣政治權力利益，而絕不采取行動捍衛普通工人階級與威權統治受害者的權利。

像“中國箭靶”這樣的報告很有用處，可以幫助更多人了解跨國鎮壓的可怖規模。只有在國際範圍與勞工運動組織聯合起來，中共鎮壓的受害者才能戰勝這個怪物。

中共跨國鎮壓——需要全球抵抗

在4月，國際調查記者聯盟（ICIJ）發布17頁篇幅的《中國箭靶》（China Targets）調查項目，檢視中共如何將其警察鎮壓延伸至海外。

尤其是近十年來，中共的鎮壓機器已不僅限於國內，而將其長臂向全球擴張。海外流亡的異見者、公民維權者、少數民族與左翼組織，紛紛成為中共跨國打擊的“箭靶”，遭遇系統性的監控、威脅與騷擾。

跨國鎮壓的手段

這項跨國鎮壓機制由公安、外交、統戰、網信等多個國家機構協同運作。ICIJ報告解釋道，如此跨國鎮壓手段包括吊銷護照、威脅家屬迫使噤聲、海外跟蹤與恐嚇、破壞抗議、駭客攻擊、大數據監控，乃至濫用國際刑警組織“紅色通緝令”進行引渡。同時，中國駐外使館建立起以留學生為主的特務與線人網絡，負責情報蒐集、壓制抗議，並維持中共外訪官員的集會“秩序”。

隨著中國經濟處於一場歷史性危機、階級鬥爭激化，中共必須阻斷反對派政治勢力利用海外的“安全”環境批評當局政策、以防止任何批評聲音“回流”到國內。因此，鎮壓也在全球範圍加緊。

今年最嚴重的案例是，泰國於2月將48名維吾爾人遣送回新疆，此前他們在曼谷的拘留中心被關押了10年。當然，他們至今杳無音訊，而人權組織警告說，這48人可能面臨酷刑甚至死亡的命運。泰國在經濟與軍事上與中共聯系日益密切，該國當局聲稱，沒有第三國主動提出為這些維吾爾人提供庇護——盡管美國聲稱已經提出要庇護這些人。不單是對於維吾爾人，對於被中共視為“威脅”的所有群體，泰國政府的行動可謂一記沈重打擊。

2022年10月，23歲的中國留美學生韓宇濤在校園舉牌聲援“四通橋”抗議。僅一日，北京警方即登門審問母親與其他家人，多位親屬迫於壓力致電勸阻韓宇濤不要再參與示威行動。透過此反應的速度與精準性，暴露出中共海外監控系統與國內公安網路的無縫協作。

駐外大使館不是單純的外交機構，而是國家鎮壓機器的前線作戰基地（FOB ）。多國的中國使館要求留學生“定期報告”，組織學生會充當線人，監視和通報異見活動；一旦抗議或集會發生，便動員“小粉紅”偽裝“自發的愛國者”前往圍堵，拍攝資料傳回備案。許多留學生被迫在“政治冷感”和“效忠中共”之間做選擇。參與政治抗議時，即使內容無關中國或中共政策，也強烈建議用戴口罩等方法隱藏身分。

2025年5月29日，哈佛畢業典禮上學生代表蔣雨融呼籲“全球團結”的演講引發關注，卻被揭發曾在2024年中國駐美大使謝鋒訪問哈佛演講時，負責“場控”、指揮將兩名抗議中共對港對台政策和少數民族壓迫的台灣與西藏學生從現場拖走驅逐。

2022年，四名“小粉紅”企圖破壞由ISA在倫敦大學學院組織的一次會議。該會議有大約30人出席，絕大部分與會者來自中國，討論“白紙”群眾抗爭。這四人以有協調的方式不停地打斷其他人講話，令會議秩序混亂。會議主持在當時敦促所有中國與會者戴口罩，以保護自己身份、作為應對中共滲透的安全保護措施。但這四名挑釁者卻公然拒絕戴口罩，並鼓勵其他中國學生摘下口罩，聲稱這樣才能展現公開批評中共的“勇氣”！毫無疑問，他們的目的是試圖識別更多與會者，以提升他們向監控者匯報的“價值”。值得慶幸的是，其他與會者都沒有上當，都戴著口罩。ISA的同志們意識到會議安全受到了威脅，於是迅速結束了會議，並邀請真誠參與的學生們前往另一個地點進行討論。

徹底的民主主義者

社會主義者始終站在反抗專制統治的鬥爭前線。列寧將馬克思主義者描述為“徹底的民主主義者”——與那些資產階級政客截然相反，因為後者只在符合自身利益時，才在口頭上大談民主權利。面對中共跨國鎮壓，海外華人社運人士絕不能天真。感到恐懼、從不低估國家機器的力量，這很正常、也是常識。同時，這不應成為走入癱瘓、放棄鬥爭的理由。由於經濟危機導致成千上萬的中共爪牙士氣低落，工資被拖欠或遭到減薪，中共鎮壓性的國家機器很可能已經觸碰到了“頂峰”。為了戰勝國家鎮壓，為改變而鬥爭的人們需要組織起來，變得更有組織，並認識到反抗專制統治的鬥爭也是反資本主義的鬥爭，必須是國際性的鬥爭，這樣才能成功。

中國崛起的內涵

中國已經躍升為全球首屈一指的工業強國。幾乎每天都有中國在科技領域有新突破的通報傳出。

這個在二十年前仍深陷落後狀態的國家，如今正與美國展開一場規模空前的激烈競爭，並在其中毫不遜色。同時，儘管美國帝國主義仍是當前地球上最強大的力量，卻陷入重重矛盾、走投無路。

這場對抗已成為當今世界格局的主要軸心。

中國經濟是如何做到這一點的？這對當代世界資本主義危機意味著什麼？

不可否認的崛起
在全球經濟普遍停滯的背景下，中國的國內生產毛額成長率近期維持在約5%左右。考慮到中國經濟總量現已是日本的三倍，這項成長率在絕對意義上具有相當的擴張性。更重要的是，這一成長率遠超過傳統帝國主義強國：美國成長率為2.8%，而歐盟則幾乎陷入停滯，僅0.1%，其工業正處於衰退之中。

與許多因金融資本主導而導致工業萎縮、衰敗的舊帝國主義強國不同，中國的工業部門依然充滿活力，並已在全球範圍內居於主導地位。根據《經濟學人》的數據，中國一國就佔了全球製造業總量的30%，超過美國、德國、日本和南韓的總和。這一趨勢沒有任何放緩跡象，中國的工業增加價值——即工業所創造的新價值——仍以每年約5%至6%的速度持續成長。

當今中國的產業結構也值得注意。中國僅生產低品質服裝、玩具和日用小商品的時代早已結束。「中國製造」如今已與全球最先進的科技產品連結在一起。自2020年以來，中國在全球電腦與電子、化工、機械與設備、汽車、基礎金屬、金屬製品以及電氣設備等領域的生產中取得主導地位。

此外，中國已成為科研與創新的強國。根據《自然指數》資料庫的統計，全球前十大科學研究機構中有七家位於中國。在機器人領域，中國無論在專利申請數量（其中三分之二來自中國），或是機器人安裝總量方面，均居世界首位，超過世界其他國家總和。幾乎不需工人以至於無需照明的自動化“黑燈工廠”，正在中國多個製造業領域內被廣泛應用。

就連如半導體產業這類因美國強力打壓而面臨升級瓶頸的領域，中國的自給自足能力仍在快速提升。美國試圖阻斷中國取得該領域最先進技術的舉措，反而推動了中國加速發展具備競爭力的高階晶片替代科技。

雖然目前大多數科技創新主要應用於消費品領域，但其軍事用途的拓展也正在迅速跟進。舉幾個例子：中國已推出既能在水下航行又能在空中飛行的無人機、大型水下無人潛航器，以及噴射推進無人機，使得任何軍艦都可能具備航空母艦功能。所有這些發展都令中國的西方競爭對手感到惶恐不安。

現在情況已極為清晰：中國正以一種空前的規模發展，正對美國在多個領域的主導地位構成挑戰。中國早已擺脫對外國投資與低附加價值製造業的依賴，成為一個強大的帝國主義國家。這轉變是如何實現的？這樣的發展能否在沒有矛盾的情況下持續下去？

“滯後的特權”
造就中國驚人發展成就的一個關鍵物質因素，正是中國近年發展過程的起點。

相較於那些累積了多年矛盾、低效、債務和其他生產力問題的老牌資本主義國家，中國在融入世界資本主義市場時，仍是一個相對落後的國家（儘管擁有一定的工業基礎）。高科技產業當時幾乎不存在，因此可以從零起步進行建置。

然而，中國並無需完全從頭開始發展工業。從一開始，它就能夠直接引進並應用當代世界最先進的技術。

這正是資本主義作為一個世界體系所展現出的不平衡且結合發展的表現，早在俄國，托洛斯基便已觀察到這一現象：

「那些被迫力圖趕上先進國家的落後國家不會遵循常規次序，歷史發展滯後的特權——存在著這樣的特權——允許或者更確切地說是迫使它們在應定的期限之前吸收現成的文明成果，從而能跨越一系列過渡階段。過去，野蠻人在沒有走完連接兩種武器所代表的不同時代的道路的情況下，就用步槍代替了美洲從歐洲的歷史來複製。德國和美國在經濟上超過英國的事實正好是以它們的資本主義發展滯後為先決條件的。

如今位列中國第三大城市的深圳市正是這項轉型最清楚的例證。 1980年時，它不過是一個人口約三萬的小漁村。作為中國邁向資本主義重建的第一步，深圳被指定為第一個「經濟特區」。短短十餘年內在二十世紀90年代中期迅速發展為電信設備製造中心；至2000年代初，更一躍成為「世界工廠」的代表，為西方品牌大量生產手機。

在國家有意識的幹預下，深圳吸引了巨量投資與技術工人，使其得以實現產業向高科技領域的升級。如今，它被譽為「中國的矽谷」。而這一切的發生，僅花了短短四十年。

在科技領域，中國受益於「滯後的特權」（也被廣泛稱為「後動優勢」）的例子比比皆是。以由中國獨立建造與經營，目前全球僅有的兩個太空站之一的天宮太空站為例：其建設充分借鑒了美俄太空計畫的最新研究成果與經驗教訓。類似的進展也出現在資訊與通訊技術、高速鐵路、稀土精煉等多個領域。

中國對這項優勢有著充分的認知並加以主動運用。誠如國家智庫－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院長樊綱所坦率指出：

「每年，中國用於購買知識產權或技術許可的支出超過300億美元；同時也大量學習和模仿未受保護的知識。作為一個後發國家，中國可以更快、更低成本地獲取這些知識。而模仿，並不可恥。」

然而，單憑這類「滯後的特權」遠不足以解釋中國持續成功的原因。世界上仍有大量國家長期陷於落後狀態，始終無法突破。中國之所以能夠實現這項突破，另一個關鍵因素在於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國家所扮演的角色。

波拿巴主義國家的角色
中國是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一黨專政體制所統治。儘管這個國家政權維護資本主義制度，並壓制工人階級，它同時也強力幹預市場運作，對資產階級加以約束，迫使其按照國家的意圖進行投資與行為選擇。

黨國體制掌控著經濟中多個關鍵的槓桿。與大多數資本主義國家不同，中國的中央銀行在貨幣與財政政策上的決策權受黨直接主導。國家也對中國最大的幾家商業銀行持有多數股權——其中四家現已躋身世界最大銀行之列。這使得國家可以優先依據政策目標調配資本，而非先考慮股東的短期利潤。此外，國家為經濟設定發展目標，並透過補貼或監管手段迫使私人資產階級（即擁有非國營企業的資本家）予以配合。

那些威脅到整個社會制度穩定性的資本家，也會迅速遭到整齊。例如，當阿里巴巴創始人馬雲試圖推動高風險金融計畫「螞蟻集團」上市，該計畫一度籌集了高達340億美元的資金，而國家則立即出手幹預，叫停計劃，並迫使馬雲自我流放一段時間。中共黨國當時判斷，螞蟻集團展現了類似西方大型金融公司的一系列特徵，包括存在可疑操作與管理高層的冒險行為，這些正是引發2008年危機的深層原因之一。馬雲本人也逐漸成為中國社會嚴重貧富差距的象徵。因此，中共黨國選擇在風險擴大之前，及早將其遏制。

馬雲的個人言行也是促使中共出手的原因之一。在螞蟻集團上市前夕，他公開批評國家對金融領域的監管過於嚴格。鑑於他在社會上的名人身份與財富地位，這種公開批評被視為對中共權威的公開挑戰，儘管他本人是中共黨員，此舉仍無法被容忍。同時，中共藉此也可藉用打擊富豪之機在群眾中贏得一定民意支持，因為馬雲已廣泛被視為傲慢無度的富人典型，遭到不少群眾厭惡。

這一對個別資本家的懲罰並非孤例。就在馬雲受挫的同一年，中共還對多家中國企業處以巨額罰款，總金額高達數億美元。這也導致股價承壓，投資人損失超過一兆美元。根據《環球時報》2024年的報道，當年中國發出的各類罰款總額上升至15.2億美元。此外，宣布破產的資本家也被列入信用黑名單，不僅難以再獲貸款，還被禁止進行奢侈消費。

在西方，政客受制於富人利益，國家大體上受資產階級統治，所謂的「法治」得以維持，資本家幾乎不會面臨被殺雞儆猴的風險。他們的財產受到保障，即便公開批評政府，也無須躲藏──事實上，往往是政客必須迎合資產階級的意志。

對比以下伊隆馬斯克（Elon Musk）與馬雲各自的命運，便以見得。兩人同為具有妄自尊大傾向、熱衷對外發表意見的科技億萬富豪，但他們所面對的下場卻迥然不同：馬斯克能夠購買政治影響力直至高就白宮。就算其後與美國總統發生正面沖突，卻仍保有其財富與政府合約；而馬雲則被邊緣化多年，並被中共剝奪了其商業帝國的重要部分。

除了嚴厲懲戒之外，中共黨國也採取軟硬兼施的方式，引導市場朝其設定的方向運作。國家對其所偏好的產業施以大量補貼、減稅與其他優惠政策，這些產業往往由地方政府與私人資本合資經營。國家也將黨委幹部與行政力量直接部署進企業內部，尤其是在那些被認定為「產業龍頭」的企業中，以確保它們的經營行為符合國家政策導向。

藉由這種方式，國家也能有效抑制資本流向高風險、低效益的領域，尤其是金融領域。與西方數十億美元資金湧入股票回購、虛擬貨幣炒作等情況不同，中國在2017年便禁止了國內的加密貨幣挖礦與交易，儘管當時中國是全球最大的加密貨幣市場。

國家相對獨立於資產階級短期利益，也使其在應對潛在衰退與危機時擁有更多調控工具。例如，在恆大集團違約危機爆發後，為防止危機蔓延至整體經濟體系，中共迅速介入處理。

危機公開後不久，國家即成立了一個不透明的專責委員會展開善後。多家國營企業及部分私人企業被動員，接手恆大的部分債務並承擔其爛尾工程的後續建設，同時凍結了董事長許家印數億美元的資產。如此一來，儘管問題仍在持續、房地產產業對經濟依然構成下行壓力，但這場危機未能演變為全面性災難。

反觀西方，當雷曼兄弟銀行（Lehman Brothers）於2008年因多年風險操作失控而陷入危機時，美國政府未能阻止其倒閉，引發全球經濟崩盤。而在雷曼破產之後，美國聯邦儲備局仍不得不投入數億美元救助其他企業，以避免系統性危機蔓延；同時，雷曼的執行長卻得以保留其數億美元的薪酬與獎金。

中國國家也採取措施，引導投資從房地產轉向製造業，推動經濟遠離高風險路徑。

然而，對資產階級的管控只是故事的一面。中國國家機器最根本的職能，仍在於對工人階級的壓制。

它從未給予人民真正的民主權利，並在近年來加強了對社會的全面控制。網路審查無所不在，隨著監控技術的不斷升級，審查機制也愈加嚴密。當然，任何試圖在國家工會體系之外組織獨立工會的舉動，都會遭到嚴厲鎮壓。

由於沒有真正的工人組織，諸如推廣「黑燈工廠」等威脅工人就業的項目，往往得以暢通無阻地推進，未遭到有效反對。

但國家同時也對階級分界線的另一端──資產階級進行一定程度的製衡，以維護整個體制的穩定。有時，為了防止階級矛盾發酵，國家甚至會在工人與資方的沖突中站在工人這邊進行幹預。近期，國家亦推動最低工資的上調，部分是為了刺激消費、對抗通貨緊縮，部分則是為了緩解不斷累積的階級憤怒。

中共之所以能夠達成上述一切，是因為在中國實現資本主義重建之前，就已經存在著一個強大、無所不在的警察國家。與蘇聯不同，中共在資本主義重建過程中始終保持高度掌控，使其在中國社會中繼續佔據主導地位，而蘇聯的國家機器則在此過程中瓦解。

在將中國從計畫經濟轉型為以市場力量、利潤動機和私有財產為主導的經濟體的過程中，中共依然保留了對經濟主要槓桿的掌控，特別是銀行體系和若幹戰略性產業。外資雖被歡迎進入中國市場，但被限制在不能取得企業完全所有權的範圍內。

一方面，國家官僚集團無意將自身權力拱手讓給外國帝國主義或本土資產階級中的某一派系；另一方面，它也必須壓制工人階級，以服務於整個資本主義體制，因此無意給予工人階級資產階級民主制度下的權利，例如組成獨立工會的權利。

中共官僚集團必須在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之間維持持續的平衡——正如馬克思主義者所稱的“波拿巴主義”，即國家將自身提升於任何一個階級之上，並以國家暴力直接實施統治，以維護現存秩序的整體延續。

中國國家政權的波拿巴主義則具有其特殊的成因與特徵。馬克思對波拿巴主義的定義，適用於階級鬥爭陷入僵局的國家。在這種情況下，一位「強人」角色登場，提出要透過強化國家鎮壓力量來重建秩序；雖然其目標服務於統治階級的根本利益，但他在這過程中獲得了相當程度上脫離該階級控制的自主權。

而當代中國的波拿巴主義政體並非源自於階級鬥爭的僵局，而是源自於原本寄生於計畫經濟成果之上的官僚集團。這一集團在之後推動資本主義重建的過程中，將自身的特權和利益建立在新的資本主義制度之上——而要做到這一點，便必須持續壓制工人階級的政治自由。同時，這個過程也催生出一個對國家深度依附的新生資產階級。

正是由於這種能夠深度幹預市場並管控資產階級行為的波拿巴主義國家形態的存在，再加上中國經濟的“年輕性”，使中國在與西方對手的競爭中具備了顯著的優勢。

「《阿波羅》精神」
憑藉其在社會中的分量與主導地位，中共黨國能夠主導全國範圍內的科研發展項目，並以驚人的速度協調各方資源——諷刺的是，這種體制調動能力與美國在冷戰時期「太空競賽」期間曾展現的國家動員方式頗為相似。

正如哈佛大學學者布魯塞爾·塞爾吉（Bruno Sergi）在《外交家》雜誌中指出，促成美國國家航空暨太空總署（NASA）《阿波羅計畫》成功的決定性因素，並非自由市場競爭，而是集中統一的國家領導。 NASA全程主導了從研究、開發、製造到實施的流程，私人企業在其中基本上處於服從國家指揮的地位。

在人工智慧的競爭中，中國正在採用類似的方式。正如塞爾吉所解釋的那樣：

「自國務院於2017年發布《新一代人工智慧發展規的通知》以來，北京就為2030年實現全球領先地位設定了明確的階段目標，並以大規模投資支持科研機構、高校項目與產業園區。中國大學積極參與應用研發，申請專利，並與百度、阿里巴巴、騰訊與華為等科技巨頭合作，將技術突破商品化。

「中國正在建立緩沖機制，以規避關鍵瓶頸，抵禦美國對高端半導體的出口限制。華為正主導新一代人工智慧晶片與昇騰處理器的研發，併計劃透過中芯國際建立專門的晶片製造與擴產體系。阿里巴巴與百度也在開發國產AI加速器，以減少對進口組件的依賴。」

不過，這種集中統一的國家主導精神遠不止於人工智慧領域。在2015年啟動的《中國製造2025》戰略中，中共黨國就已明確劃定重點投資的科技領域，並進行協調部署，以提升中國工業的技術競爭力與自主能力。截至2024年底，該策略所設定的目標已有超過86%實現，其成就正體現在我們前文提及的多個科技突破中。

這一切都凸顯出一個根本性的事實：與自由市場信徒的主張相反，國家幹預在推動技術創新方面可以發揮決定性作用。如今，中共正將這套能力運用於人工智慧的發展中，以一個資本主義世界強國的姿態推進自身利益，與西方展開正面對抗——而其進展之迅速，已是不爭的事實。

這是一種計劃經濟嗎？
現今的中國國家顯然具備設定具體經濟目標並引導經濟朝這些目標推進的能力。在其中確實包含了一定程度的計劃成分。

考慮到這一事實，以及執政黨在名義上仍自稱“共產黨”，並將中國的經濟制度定義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人們或許問：今天的中國，還是一個計劃經濟嗎？

在一個國有化的計畫經濟中，驅動經濟活動的邏輯將根本不同於資本主義體制。關鍵產業將被國有化，生產將根據一套切實的社會總體計劃進行，以滿足全體社會的需要，而非逐利原則。

也正因如此，計劃經濟中將不再存在資本主義市場中那種無序競爭所導致的生產過剩危機與週期性繁榮與蕭條。當然，一個健康的計劃經濟必須以工人控制為制衡機制，才能防止浪費、管理不善與腐敗的滋長。

過去的中國確實曾擁有一個國有化的計畫經濟體制，儘管這個體制缺乏了工人民主，而是由官僚主導。然而，它為中國帶來了巨大的社會進步，使中國擺脫了帝國主義的壓迫與落後狀態，邁入現代社會。

但在隨後的數十年中，這舊有計劃經濟的許多特徵已被中共自身所破壞。就業保障、住房保障與社會保障如今已成為遙遠的記憶。雖然過去的殘餘仍可見於黨國對經濟若幹關鍵槓桿的國有控制，但今日中國的一切——包括國有企業在內——其運作方式基本上仍是以追逐利潤與市場份額為導向，而非以滿足社會需要為宗旨。

諸如《中國製造2025》這樣的產業規劃，其目的並非為滿足社會基本需求，而是為了確保中國製造的產品能在世界市場上壓倒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企業。這才是問題的根本：儘管國家幹預強大，但最終決定經濟如何運作的，仍是市場壓力與利潤動機──這兩者正是資本主義經濟的基本支柱。

即便國家能夠透過獎懲機制引導資本家、甚至直接主導某些技術領域的發展，市場經濟的運作邏輯仍會不斷侵蝕或扭曲國家所追求的目標。這種情況最典型的表現，便是國家扶持產業出現的嚴重生產過剩，隨之而來的則是通貨緊縮。這正是投資大量湧入國家重點扶持領域所造成的成果。

這一現象的普遍化甚至催生出一個新的術語：“內卷”，連習近平本人都公開提及過。所謂“內捲”，是指國家扶持領域競爭過度所造成的反效果——即便只是維持盈虧平衡、不落後於其他競爭者，也變得極其困難。資本大量湧入導致生產效率再高的企業也難以獲得市場份額，因為所有競爭者都在做同樣的事情。結果便是價格戰、工時拉長，以及嚴重的生產過剩。這一趨勢將在中國近年來推動尖端科技發展的背景下愈發加劇。

最典型的例子，便是電車的嚴重過剩。在國家政策與補貼的推動下，近年來迅速培育出若幹產能龐大的電車品牌，進而導致電車市場飽和，供過於求。企業之間為了銷售產品而陷入混亂的價格戰，不得不在虧損中維持運營，反而更加依賴國家支持，而非減少依賴。國家在這種情況下，反而成了自身成功的受害者。

在一個真正的國有化計畫經濟體制下，這類產業可以立即被改造，以服務社會的其他需求。例如，這些工廠本可輕松轉型為低價或免費向中國最貧困地區供應基礎電子與運算設備的生產基地，以緩解嚴重的區域不平等問題。

然而，現實中國家能做的，僅限於對地方政府補貼政策進行調控，並允許部分企業破產退出市場。這一過程既不迅速，也難以在國家體制內部有效率地執行。儘管中央擁有龐大的行政機器，仍無法完全阻止企業鑽空子。例如，一些車企繞過國家禁止降價的命令，改以提供零利率貸款、免費流量等促銷手段繼續「內捲式」銷售。中國汽車流通協會指出，若想達成預期效果，中共必須做好打一場持久戰的準備。

所有這些現象，都是資本主義發展的自然結果，本身並無所謂的「中國特色」。馬克思與恩格斯早已詳細分析過此類情況：一旦某個高利潤率的新產業出現，便會吸引資本迅速湧入，導致利潤率下降，並在該領域引發危機。其後結果通常是企業破產與產業被少數壟斷資本整合。

正如列寧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中對當時英國帝國主義引用的描述：

「每個新企業要想同時集中所造成的那些大型企業並駕齊驅，就必須生產大量的過剩產品，而這些產品只有在需求異常增加的時候才能有利的銷售出去，否則這種產品過剩就會使價格跌到無論對新工廠或各壟斷同盟都不利的程度。”

這一論斷，完全適用於當下的資本主義中國。

歸根究底，只要經濟體系仍建立在無序市場、獲利動機、民族國家與私有製基礎之上，國家再多的調控也無法阻止生產過剩危機的爆發──而這一危機，如今在中國已表現得愈加明顯。中共對於此根本矛盾，既無解決方案，也無應對計劃。

資本主義的極限
儘管在國家主導下實現了耀眼的成長，中國如今也和許多已開發資本主義經濟體一樣，面臨成長放緩的問題。

以房地產為支柱產業的中國經濟，受到了恆大危機的沈重打擊，進一步加劇了放緩趨勢。儘管國家出手幹預，避免了類似2008年金融危機那樣的大規模崩潰，恆大的違約問題仍未解決，且可能需要多年才能緩解，甚至可能無法根本解決。

同樣地，雖然國家可以試圖遏制價格戰，但私人企業及其地方政府支持者仍不斷繞過政策，以維護其短期利益與利潤。

在缺乏計畫經濟的前提下，對於市場無序運作所帶來的問題，既不存在簡單方案，也沒有快速解法。

此外，與全球所有資本主義經濟體一樣，中國也累積了龐大的公共與私人債務。尤其在2024年底，為提振消費與金融市場，中國國家不得不推出一項大規模財政刺激計劃，無疑進一步加重了國家的債務負擔。

對廣大群眾而言，生活成本與失業率（尤其是應屆畢業生）持續上升。人口老化的加劇，也讓年輕人面臨照顧老年人的更大壓力，青年階級所承受的社會壓力尤其沈重。

社會安全項目，如社會保險與醫療保險，也因越來越多的人難以承擔繳費而面臨財務緊張的局面。典型的緊縮政策，例如延遲退休年齡，正逐步推出，儘管節奏相對緩慢。將當前中國的緊縮規模等同於西方，是一種錯誤判斷。中國的緊縮才剛起步，而西方統治階級對工人階級的攻擊已持續二十餘年，且毫無放緩跡象。

然而，中國正在走上同一條道路——這是資本主義不可避免的發展結果，即使再強大的國家也無法逃脫。

在這一切表象之下，根本問題仍然是持續嚴重的生產過剩。目前中國工業總體產能利用率僅74%，為2020年以來最低。問題特別突出的電車產業，2024年的產能利用率僅49.5%。其直接後果就是獲利下滑：虧損的工業企業佔比從2016年的約10%上升至2024年的約20%。

如前所述，國內的過度生產正推動持續的通貨緊縮與利潤下降。最終，中國要麽只能將大量商品傾銷到全球市場——這一趨勢事實上已經開始——要麽就必須面對大量參與價格戰的企業倒閉所帶來的後果，進而危及數百萬人的就業。

階級鬥爭的前景
中國經濟的活力，尤其是在工業領域，與正陷入混亂、竭力捍衛全球霸權的美國經濟形成了鮮明對比，也與顯然處於衰退之中的歐洲經濟截然不同。

中國生產力的顯著發展，毫無疑問將在群眾中產生一種印象，即在中共領導下，他們的生活可以逐步改善。事實上，中共黨國媒體也不斷強化這種印象，向中國群眾展現西方工人階級日益惡化的生活狀況──幾乎無需編造或扭曲事實。

美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敵意，近來在拜登與川普政府的共同推動下進一步加劇，這也重新喚起了中國群眾對那段屈辱歷史的記憶——當時的中國曾被西方列強瓜分與宰制。因此，一種反帝、反西方的情緒在民間自然滋生，為中共提供了操縱民族主義宣傳、藉此鞏固自身支持率的契機。

那麼，這一切如何影響中國的階級意識呢？過去三十年間，中國經歷了徹底的社會轉型，數以億計的人口生活發生了根本變化。一代人之間，許多原本生活在農村、處於貧困狀態的農民，轉變為居住在現代城市、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的產業工人，並抱有他們的子女將過上更好生活的希望。同時，中國在國際舞台上展現強勢姿態，在與西方列強的較量中佔有一席之地。

儘管部分群眾可能對中共心懷不滿或提出批評，但在經濟成長持續、以及西方敵意依舊的背景下，這些因素可能會暫時壓抑群眾的革命沖動，至少在現行體制尚能「兌現承諾」的階段是如此。

然而，階級鬥爭從來不是線性發展的過程，也不與經濟繁榮呈現簡單的反向關係。事實上，經濟成長在某種程度上反而會增強工人階級爭取自身權利的信心與能力。

如前所述，中國資本主義社會內部仍充滿著尖銳的矛盾，這些矛盾終將以各種形式爆發。今年上旬，當比亞迪在全球電動車市場取得主導地位之際，數千名比亞迪工人也對資方薪資削減發動了激烈的鬥爭。

其他事件也表明，來自基層社會的不滿正在持續醞釀。譬如一月間在陝西蒲城以及八月在四川江油，數千人因地方官僚對校園霸淩事件的失職而走上街頭，最終演變為更廣泛的爭取民主權利的示威。這些行動反映出群眾對於掌握自身命運、反抗官僚專政的強烈願望，說明社會底層的不滿並未熄滅。

在衰退的世界中崛起
中國無疑正在多個領域迅速躍進，在全球市場的競爭中不斷取代美國在一個又一個領域的主導地位。儘管目前中國仍遠未完全取代美國，但在許多方面，它已經學會如何比西方更有效地管理資本主義。

然而，儘管表現優於對手，中國資本主義的崛起卻發生在世界資本主義史上最嚴重的危機時期。它也許在某種程度上能夠抵禦全球性危機或來自美國帝國主義的競爭，但它無法徹底擺脫世界資本主義整體危機的影響。世界其他地區的一次嚴重衰退，勢必會對中國經濟造成重大沖擊。而中國國內的生產過剩危機，也不可能被無限期地迴避。

最重要的是，隨著中國經濟的壯大，中國無產階級也隨之大幅壯大，成為全球前所未有的階級力量。中國工人階級遲早的覺醒與行動將遠比近來的科技突破更撼天動地。

中美貿易峰會：習近平只是就此投降了嗎？

全球兩大超級大國的“強人”領袖僅花了100分鐘就達成協議，將曠日持久的貿易戰暫停一年。盡管特朗普和習近平在韓國的會晤短暫得出人意料，因而內容也顯得空洞，但卻深刻揭示了中美關系以及全球資本主義的深層危機。就像中美之間更廣泛的貿易及地緣政治沖突那樣，這次會晤可謂時斷時續。會晤在釜山金海空軍基地舉行，這是一個韓美聯合軍事基地——這是很重要的一點，下文將對此進行解釋。這是特朗普和習近平6年來的首次會晤。這位美國總統一年以來執著於與習近平會面。特朗普既欣賞又渴望結交為“朋友”的獨裁者眾多，習近平正是其中一位。

10月初，貿易沖突突然再次升級，特朗普一度威脅要取消會晤，表示“沒有理由”繼續進行會晤，並揚言將對華關稅提高到100%。這是在回應中共政權出乎意料的一項宣布——對稀土金屬出口實施的更嚴格的新管制措施，而稀土金屬市場正是由中國全面主導的市場。在整個事件過程中，中國政府始終沒有確認習近平將在韓國與特朗普會晤。直到會晤前一天，也就是10月29日周三下午，中國外交部才首次確認了這次會晤。這是另一個或許具有深遠意義的細節。

釜山會晤達成了什麽協議？

這次會晤的成果遠非特朗普所宣稱的“滿分10分他會給出12分”全面貿易協定。與白宮羅列的解放日後數十項其他貿易協定一樣，這項協定十分模糊。特朗普團隊從中國政府那里獲得了一些讓步，自身也做出了一些小小的讓步。這頂多是一項極其脆弱、為期一年的休戰協議罷了。局勢中隱含著進一步沖突、新緊張局勢，甚至協議全面破裂的可能性。

特朗普與習近平的會晤不過是作秀，包括會晤伊始特朗普稱讚習近平是一位“強硬的談判者”。他們的短暫會面，不過是走形式地確認幾天前中美官員在馬來西亞會談期間達成的協議。貿易專家指出，真正的貿易協定通常需要大約兩年的時間才能最終敲定。本文將探討雙方在釜山會晤中達成了哪些協議或做出了哪些讓步。

稀土：中國同意暫停實施新的稀土出口管制措施一年。美國同意放棄加征100%關稅的威脅。特朗普宣布“稀土障礙”已被清除，並立即吹噓他的政策為其他資產階級政府帶來了很大好處，否則否則這些政府本會被他的政策逼得喘不過氣。

美國同意暫停擴大實體清單的計劃，該計劃原本威脅將子公司納入其中，如果實施，將對中國資本主義造成沈重打擊。北京方面稱，正是這項政策觸發其收緊稀土管制。實體清單是美國政府的一份黑名單，其中大部分是被打成“國安”威脅的中國企業，當中電信巨頭華為是最著名的一例。

中國在全球稀土領域占據領先地位，開采量占全球60%，加工量占全球90%，而這顯示“民主”資本主義如何在最有利於自身利益時，利用資本主義獨裁政權。從手機、人工智能（AI）芯片到F-35戰鬥機等，各種產品都離不開稀土。稀土礦物其實儲量相當豐富，但其開采和加工過程對工人和環境都可能造成危害。提煉一噸稀土可以產生2000噸有毒廢棄物。沒有工會組織的半奴隸式勞動曾是全球資本主義的解決方案，因此數十年來，全球資本家一直心甘情願地將稀土開采和加工的工作外包給中國。中國許多稀土產區已遭到嚴重破壞，可能需要300年才能清理幹凈。

農業：中國同意明年1月前購買1200萬噸美國大豆，未來三年每年購買2500萬噸及其他農產品。特朗普吹噓這對美國農民來說是一筆“大買賣”，但實際上，這只是讓一切回到了特朗普重返政壇之前的狀態。通常情況下，出口的美國大豆當中，50-70%由中國購買。但今年，北京完全停止購買美國大豆，轉而從巴西和阿根廷進口，以此作為貿易沖突的談判策略。

港口費用：雙方也同意暫停收取對方船舶的停靠費，協議已於上月生效。這對中國來說算是勝利，因為中國船舶進出美國港口的數量遠多於美國船舶進出中國港口的數量。但這也不是特朗普做出的重大讓步。迄今為止，這項航運費用政策並未振興美國造船業，也沒有減緩中國在該行業的領先地位。這些費用反而為美國港口當局帶來了繁瑣的行政工作。

芯片：美國政府拒絕在對華半導體出口問題上做出任何讓步（至少目前尚未有報告）。特朗普稱，他的政府只是北京和美國科技公司之間的“仲裁者或裁判”。這凸顯出，科技和AI之爭，是這場更廣泛的貿易戰中最具決定性的前線；這場戰爭本質上是一場軍事競爭。從拜登政府開始，美國就禁止向中國出售最先進的芯片，例如英偉達的Blackwell芯片，而英偉達公司本身卻在遊說放松禁令，以便從中國市場賺取更多利潤。英偉達是全球首家市值達5萬億美元的公司，但美國乃至全球的AI泡沫可能即將破裂。

TikTok（抖音海外版）：特朗普聲稱美國公司已“完成交易”，以收購TikTok這家由中國擁有的社群媒體平台，但目前尚無新的細節公布。北京方面在釜山會談中僅表示，將“與美方妥善解決TikTok相關問題”。

關稅：美國將對華關稅下調10%，是習近平與特朗普會談帶來的最重大改變，表面上是為了獎賞中國在遏制用於生產芬太尼的前體化學品流入方面取得的進展。特朗普在2017年首次訪華時也曾就“進展”問題做出同樣的表態。特朗普的第二任期將“毒品戰爭”作為其脅迫性外交政策的關鍵部分，不僅用於中美沖突，更用於其在加勒比地區的軍事實力炫耀。迄今為止，加勒比地區已有64人在美軍空襲中喪生。這次10%的降幅使美國對華關稅平均稅率降至47%，仍處全球最高水平之列。中國對美關稅稅率為10%，另有24%的關稅（所謂對等關稅）依休戰協議暫停征收。

哪一方獲勝了？

全球99%的媒體似乎都全然誤解了現實情況，他們聲稱中國在貿易戰中正取得勝利，甚至像《紐約時報》聲稱習近平和中共政權在釜山會談後“看上去更加強大”。“革命共產國際”（RCI，前“國際馬克思主義趨勢”[IMT]）等許多左翼組織也犯了同樣的錯誤，他們高估了習近平政權的實力，低估了中國面臨的危機。這並不是說特朗普或美帝就是強大或穩定。正如我們在之前的文章中所解釋，這場沖突雙方都不會獲勝。這些政權都表現出中美兩國資本主義的歷史性經濟與政治危機。

中國政權已經屈服，接受了極不平等的關稅安排——47%對10%，並將其視為目前所能達到的最佳結果。根據休戰協議的條款，如此不平等的關稅稅率將維持至2026年11月。顯然，這絕不是什麽勝利。這並不比許多其他從一開始就向特朗普屈服的政權更好，在某些方面甚至更糟。

中共政權於10月9日威脅要對稀土資源實施新限制措施，這項舉措一度令特朗普政府措手不及，但3周後該舉措卻又被突然撤回，而這引發了諸多疑問。如果正如許多西方評論人士所推測的那樣，此舉是為了在釜山會談前增加中國的籌碼，那麽中國究竟獲得了哪些具體的讓步？ 10月9日至30日這兩個日子之間究竟發生了什麽，才導致習近平如此戲劇性地來了個180度大轉彎？答案就在中共四中全會上。

四中全會：習近平羽翼被剪

10月20-23日舉行的中共四中全會，是中共最高領導人至關重要且高度保密的一次會議。表面上看，沒有什麽事情因這次會議而改變，習近平似乎仍然“完全掌控”政權。但實際上，這次全會似乎是中共內部激烈權鬥的舞台，這場鬥爭或許大大削弱了習近平在獨裁統治機器中的權力。

最值得注意的是，習近平似乎失去了對解放軍的控制權——至於他是失去了部分控制，還是全面失去控制，那就很難說了。解放軍正經歷其60年來最大規模的清洗，數百名將軍及高級軍官被撤職。大部分評論人士簡單地將這些清洗歸結於於習近平本人，認為這是他早期清洗的延續，旨在由此將權力集中在自己手中。但四中全會之後，情況變得越來越清楚：被清除、逮捕、失蹤的，是習近平在軍隊的支持者，而反習派別正在進行這一輪清洗。

習近平與特朗普會晤時，舉止明顯受到了“四中全會效應”的影響。從中共的立場來看，尤其是從習近平自身的過往記錄來看，這次會晤有些方面非常古怪，甚至可以說是史無前例。習近平逐字逐句地照著兩頁A4紙上的超大字號稿件念稿，這一事實在社交媒體上引發了熱議。而特朗普則沒有看稿子（當然，如果你總是重覆自己講的話，看稿又有什麽用呢）。

習近平表示，中美應是“夥伴和朋友”。更令人驚訝的是，他也對美國總統說：“你非常關心世界和平……我讚賞您為近期達成的加沙停火協議所作出的巨大貢獻。”任何人聽到這番話，恐怕都會震驚到從椅子上摔下來。

習近平也承認了特朗普在斡旋泰柬和平進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誠然，中國政權已經意識到特朗普癡迷於贏得諾貝爾和平獎，並出於外交目的進行了一些心理操縱。但柬埔寨是中國的附庸國，甚至是中國的經濟殖民地，然而其領導人（與另外幾個國家的政府一起）剛剛提名特朗普角逐諾貝爾和平獎。哈馬斯也一直受到中共的拉攏。包括中東和伊朗、以及東南亞，中國政府都在這些地區擁有重要地緣政治利益的，而如今一名中共領導人承認在這些地區，美國擁有首要地位，甚至將美國的作為美化為“和平”，這著實令人震驚。

輕微羞辱與嚴重羞辱

對於任何一位中國領導人來說，向美帝最具侵略性的代表人物之一表達如此崇高的敬意，都是非同尋常的作為，但對於將戰狼民族主義奉為圭臬的習近平而言，這更是匪夷所思。更令人震驚的是，習近平竟然還說中國的發展可以與“讓美國再次偉大”並行不悖。為防我們以為這是筆誤，需要明確，這則報道可是刊登在中共官媒上的。

除了這些明顯不符合習近平風格的言論之外，還有其他一些奇怪之處。在釜山會談中，雙方完全沒有提及台灣問題，特朗普後來接受《60分鐘》新聞節目采訪時表示，他對此感到“驚訝”。對於任何一名中國領導人，特別是習近平而言，哪怕只是例行公事一樣提到台灣問題是“中國內政”、需要美國“妥善處理”，如果連這些話都不講，都是極不尋常的情況。在習近平與美國前總統拜登的最後兩次會晤中，台灣問題都是關鍵癥結所在。在當前貿易戰如此關鍵的時刻，為什麽習近平隊伍沒有至少提及台灣問題，從而爭取一些額外的籌碼呢？

此外，為了貫徹其進攻性的軍國主義議程，就在會晤前幾個小時，特朗普宣布美國將睽違33年後首度恢覆核武試驗——此舉顯然是主要針對中國政權，同時也針對俄羅斯和朝鮮這兩個中共盟友。但習近平在釜山的隊伍選擇對此置之不理。特朗普顯然選擇在會談前夕宣布這項消息，意在加大對習近平的壓力。而習近平及其隊伍沒有作出任何回應，顯示他們更迫切地希望達成協議。

如前文所述，此次會晤地點也史無前例。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人首次在外國軍事基地會見其他國家政府首腦，更遑論是美國的（“同地”，即聯合）軍事基地。光是這一點就足以令習近平顏面盡失。盡管大部分媒體對此視而不見，仍然認為習近平“牢牢”掌控著中共，但特朗普政府及其情報機構如今應該已經意識到，中共內部正上演一場前所未有的權鬥。重啟核子試驗，並在擁有眾多豪華酒店和其他中立場所的城市里面，挑選金海空軍基地作為會晤地點，很難說是偶然之舉，倒不如說更像特朗普精心策劃的安排，旨在進一步對習近平施壓，並試探其所處的困境有多嚴重。

盡管我們無法確切了解中國這個最神秘的“黑箱子”政權內究竟發生了什麽，但中共政權在稀土問題上的急劇轉向，以及其以民族主義立場惡名昭彰的國家主席采取與以往截然不同、近乎順從的態度，都表明中共內部危機如今已極為嚴峻。這對國際社會主義道路（ISA）和馬克思主義者來說並不意外，畢竟我們長期以來一直在報道中國資本主義的毀滅性經濟危機。

對美國資本主義而言，特朗普單方面發動的貿易戰及帝國主義霸淩在當下所取得的任何成果，都必然會帶來代價，而且代價很可能很快來臨——體現為寄生性與日具增的美國經濟將爆發一場巨大的危機、新的外交政策災難以及社會動蕩。無論北京還是華盛頓都無法解決自身的危機，也無法解決其全球制度的危機。

中國稀土主導地位付出的沈重生命代價

稀土，被視為中國在中美帝國主義貿易戰中最具威力的王牌。它們是制造先進醫療設備、手機和人工智能（AI）芯片的關鍵材料。對資本家而言最重要的是，全球成長最快的產業——軍工產業需要稀土金屬。一架美制F-35戰機就含有417公斤稀土。

中國的稀土王牌是怎樣煉成的，誰為此付出了代價呢？稀土指的是包含17種元素的集合（例如鈰、鏑和鈧），其實並不稀有，部分稀土元素的蘊藏量甚至高於銅和鉛之類的常見金屬。只不過它們一般比較分散，提煉困難。開采它們經常伴隨著程度駭人的污染。

中國已探明的稀土存量現時約占世界接近50%左右，精煉能力占世界90%，而總體產量在巔峰時期也一度占了世界的90%以上，但在去年則占世界的64%左右。

中國的稀土業崛起於1985年，當時，在鄧小平的領導下，所謂的中共已走上資本主義覆辟道路，對稀土出口實行了退稅優惠，鼓勵其出口推動外匯收入。在幾乎完全沒有任何環保規定的情況下，對於稀土礦床的非法開采、提煉、甚至走私就堂而皇之地進行著。

在這樣的情況下，當局不會考慮開采和廢料的排放對環境的破壞。工人的安全保護遭無視，關稅當然不適用於出口走私。結果就是，當時中國的稀土成品價格只有相當於美國的三分之一甚至五分之一。正是依靠這種將成本轉嫁到環境與勞動者（他們從過去到現在，仍然缺乏哪怕組織工會和爭取更好保障的最基本民主權利）的手段，中國一舉幾乎壟斷了稀土出口市場。

但為此，中國群眾和貧民付出了什麽樣的代價？在最初，中國提煉稀土最常用的方法，是先將含稀土離子的礦土開采出來，再以大量酸性溶液反覆澆灌浸泡，將稀土離子置換出來。這使得山體被挖得慘不忍睹，植被被一掃而空，同時酸性溶液大量滲透進土壤內，令整個地區變成廢土，幾乎不可能自然恢覆。同時這些廢液也會流入地下水或河道內，河里的魚類和植物無一幸免。

而後來，中共推動所謂的“原地浸礦”，即在山體上鉆洞，灌入酸性溶液，使稀土礦物在地底下完成置換後再抽回溶液。這樣表現看起來山體免於被挖得面目全非，但灌入地下的溶液只有部分被抽回，其余部分仍會滲透到地下。這種方法等同於“把垃圾掃進沙發底”。污染變得更隱蔽和長久。一個廣為流傳的“事實”，將這總結為“每提煉1噸稀土，伴隨產生2000噸有毒廢物”，盡管這其實低估了實情，因為這僅談到礦物處理階段，而最初的開采和提取過程也會對環境造成重大影響。非法采礦造成的破壞性後果則更為嚴重。

癌癥村

《每日經濟新聞》曾在2012年報導，在江西，當地農村村民的農作物也在稀土開采帶來的瘋狂的污染下紛紛絕收，村民雖然對這些摧毀自己村莊的礦業深痛惡絕，但為了生存也不得已加入盜挖的行列里，並在自家的後園用更簡陋的方法進行提煉，以換取極其微薄的收入維生，但因幾乎沒有任何的保護措施，這些村民的健康也因此而嚴重受損。而當地政府在礦主的賄賂收買下，對這些污染置若罔聞。

這一行業造成了“癌癥村”，這些村莊有很高的癌癥與出生缺陷發生率，而當局長期以來一直掩蓋這些情況。據媒體於2012年報導，單單在江西贛州，廢棄的稀土礦坑多達300座，殘留的尾礦廢渣達2億噸，山林被毀面積近100平方公里。

內蒙古第二大城市包頭市郊區有一座臭名昭彰的“尾礦庫”黑湖，它並非天然湖泊，而是由周邊的礦場排放廢水所形成，“湖”內沒有任何生物，周邊方圓幾里寸草不生，附近村民幾乎每戶都有人患有胸肺疾病、骨質疏松等各種奇難雜癥。

在國際市場上中國稀土低廉價格的“競爭力”和“話語權”，完全是建立在對遭強行禁止組建工會的工人階級和環境的血腥剝削之上。根據彭博社2011年1月報道，中國稀土產業每年產生的廢氣（包括致命的氟和二氧化硫）是美國所有礦業和煉油廠排放總量的五倍多。《環境衛生學雜志》2023年7月3日的研究報告指，稀土工人的白細胞數、中性粒細胞數、單核細胞數都比正常人少，並一般都從業六年內就會下降到最低值。且工人大多患有塵肺病、化學品中毒、放射性物質暴露而引發白血病等。

根據中國生態環境部2014年的一份報告，對稀土產區的環境毀壞，更可能需要長達300年的時間才能修覆，甚至有部分更是不可逆的。但在這場對土地上所有生物的瘋狂屠殺中，資本家卻賺取了匪夷所思的利潤，而中共則洋洋得意地將之視為反制美帝的“利器”。習近平家族主要通過他的姐姐齊橋橋，在中國稀土業擁有大量股份。根據彭博社報道，稀土業是習近平家族龐大商業帝國的一部分，該帝國在2012年的價值約為10億美元。（由於審查機制變得更為嚴格，以及西方媒體害怕惹惱中共，因此我們無法獲得更新的資訊）

軍國主義與帝國主義沖突

在過去，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樂於將這些“臟活”外包予中國，在享受低廉的稀土同時又不用擔心環保法規、工人權益或媒體監督。但在中美帝國主義沖突愈演愈烈的情況下，也鑒於稀土在現代軍事中的關鍵作用，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也不得不加快發展獨立於中國以外的稀土供應鏈計劃。特朗普在10月與澳洲、日本和馬來西亞簽署了新的稀土協議。

但幾乎所有專家都一致認為，美國及其陣營逐步減少對中國稀土的依賴至少需要5年時間、甚至可能更久，而且需要巨額投資。就像軍事預算的快速增長一樣，這項投資將使醫療、教育和其他社會服務，以及本已捉襟見肘的氣候監測工作面臨嚴厲削減的風險。

各國工人運動必須響應號召，呼籲將稀土行業公有化、置於工人階級的民主控制下，並制定一項民主計劃，確保稀土僅用於和平科技。如果這些至關重要的礦產落入帝國主義陣營沖突各方腐敗、好戰、軍國主義的資本家手中，那就只會為工人階級帶來更多的苦難與毀壞。

移除電影LGBT+內容顯示中共制度性恐同

在澳大利亞影片《同甘共苦》在9月於中國大陸上映前，就有許多人預計，保守的中共審查機構將會刪改該影片。電影中存在不少同性情侶間親吻、裸露鏡頭——對於習近平性保守獨裁統治而言，這些都是不可逾越的紅線。

而上映後，影迷發現，大陸上映版本不僅大幅刪減涉及性的場景，更直接通過AI換臉技術修改了片中同性伴侶的劇情，在電影展現同性婚姻的數秒鏡頭中，將一位男性角色的臉替換為女性。

「異甘共苦」

粗暴的審查立刻引起網民的憤懣，引起大量網民指責：「以後幹脆告訴人家好了，你們下次拍電影要為我們大陸市場專門拍一個特供的版本，這樣全世界都能看笑話了」。「原版叫同甘共苦，中國版要叫異甘共苦」。「不僅篡改劇情，還不尊重演員的性取向」。

與LGBT+相關的文藝產品受到審查並非孤例。在過去數年間，中共的審查機構開足馬力迫害展示LGBT+群體的文藝創作。2018年，同性愛情題材電影《以你的名字呼喚我》突然撤出參展北京國際電影節，包括LGBT+運動人士在內的許多人認為，該電影節的組織者承受著不要播放該電影的政治壓力。

2021年，中共官方對騰訊、網易等平台進行約談。該約談將展現男同性戀的耽美內容同所謂「娘炮」一起列入「不良文化」。今年，甘肅蘭州警方以「制作、傳播淫穢物品牟利罪」為名，跨省抓捕了大批耽美文學作者，波及人數達到數百。中共多年來打壓LGBT+群體的手段層出不窮，AI換臉審查電影是這一政策的自然延續。

在中共長期以來對LGBT+群體的官方態度「不鼓勵、不支持、不反對」之下，潛藏著中共實際的反對，以及各種侵蝕LGBT權利的行徑。

有網民的一則評論，反映出當下中國網絡反同聲浪的一個關鍵因素：「本來無所謂同性戀，是你們偏要跳到公共空間」。這種自認「中立」，實則要求LGBT+自我隱身，剝奪LGBT+群體表達權的觀點，正是中共父權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展現。這類似於中共獨裁政權對烏克蘭戰爭采取的「中立」官方立場，但實際上它正在積極協助俄羅斯入侵。

LGBT+群體在性、家庭、生育、親密關系等方面的見解不符合中共僵化、保守的規範，因此對於中共威權資本主義構成挑戰，而後者依賴父權核心家庭架構作為社會控制的一個單元。在這個父權制度下，每個家庭都由一名男性像小習近平那樣統治。LGBT+群體由於不符合這種僵化的所謂異性戀規範，攪亂、威脅到這樣一個制度，因此他們受到中共的系統性鎮壓。隨著LGBT+群體日漸覺醒，要求平權的鬥爭中逐漸加碼，這引發了習近平獨裁統治下的猛烈反擊。致力展現LGBT+群體的作品自不待言，就連反映性多數群體的作品中，兼有一星半點提及性少數群體都對於中共而言無法忍受了！中國嚴峻的人口危機、持續下降的出生率（自習近平2012年上台以來已減半），以及勞動力規模萎縮（自2012年以來，勞動者人數已經減少了6000萬），令中共感到恐慌，並加大了對LGBT+群體的打壓。

如今，中共壓迫性的審查制度日益觸及眾怒，在本次刪改事件中，恐同者附和中共的雜音根本不足擾亂網絡抗議的聲浪。社會主義者反對一切反LGBT+的審查措施；我們反對以「打擊淫穢」等借口對LGBT+群體和文化進行歧視與迫害。中國歷史上曾出現過英勇地反對審查制度的幾次鬥爭，但這些鬥爭有局限性，不敢越過某些界線。考慮到中國全然缺乏工人群眾運動——既沒有工會，也沒有獨立的左翼政黨，這種情況也就不難理解了。中共黨國是一個歷史上獨一無二的反動政權，盡管它有著「左翼」的歷史，但如今卻與希特勒的納粹政權有著諸多相似之處。工人階級擁有龐大的潛在力量，卻遭遇政治枷鎖束縛，被迫處於一種無組織狀態。如此的政權，靠著強硬、日益殘酷的警察手段進行統治，不會永遠持續下去、最終必然會走向爆炸點。而這個爆炸點或許比許多人想像的更近。

大公司只看利益

只有涵蓋男女老少、LGBT+群體、以及所有受壓迫群體與民族在內的工人階級群眾鬥爭，才能帶來真正的改變。資本家即便聲稱支持「民主」，也終將背叛被壓迫者的鬥爭。因為資本主義的逐利本質表明，大公司不可能真正關注LGBT+群體的自由與解放。他們會伺機而動，從利用同志權益作為圖利口號，到有一天，當符合他們自己制度的需要的時候，轉而附和最反動的潮流。如2022年，華納兄弟就充當中共審查機器爪牙，為中國版《哈利·波特》電影刪除了涉及同性戀關系的對白。唯有藝術創作、整個電影和媒體產業以及互聯網由工人階級民主所有與控制，才能實現真正的自由，包括LGBT+群體在藝術領域的自由與解放。

中國磚窯新奴役醜聞曝光

自九月以來，廣西、湖南、湖北、雲南、山西等地至少50家黑磚廠遭到曝光，存在誘騙、奴役、虐待智力殘疾者的行為。據報道稱，殘疾人士被工頭誘騙或購買至磚廠，被逼迫進行高強度勞動，且根本沒有勞動報酬。而磚廠給出的理由竟是“招人難”“智障工人易於’管理‘”。早在十多年前，黑磚窯奴役工人就曾一度成為新聞熱點話題。

接二連三

“最近解救的一個人，他一伸手，我就楞住了——他的手已經完全變形了，手指上全是老繭，翻過來看著更嚴重，連肉都沒了，就剩一點皮。”這是參與曝光和解救工作的上官正義所看到的畫面。殘障勞工不僅要直接暴露在有害的粉塵環境下工作，還要忍受變質的食物、難以想象的超長工時、工廠管理者的辱罵毒打。因為智力殘疾，他們根本沒有保護自己的意識，只能忍受這種非人折磨。一旦有人生病或者因虐待喪失勞動能力，便被拋棄於公路邊。

在中國，存在一條專門盯梢、拐賣、奴役殘障人士的灰色產業鏈，但是因為腐敗政府的視而不見甚至包庇而得以存在。在廣西欽州的解救行動中，上官正義撥打110報警後，在公安到來之前，工廠就已經開始采取措施藏匿殘疾勞工了。這難道是因為工廠主有提前感知危險的超能力嗎？還是有人在暗中通風報信？網友紛紛質疑政府的監管無效：“十幾年前的黑磚廠到現在也沒解決？”“這麽多行政部門是吃白飯的嗎？”“老板沒人罩著誰信啊？”

不僅如此，上官近日再次曝光，湖北神農架數十名身份不明的殘障人士被村民非法控制多年，淪為無償勞力，遭受虐待，甚至有人在拘禁中死亡。多名殘障人士在“被解救”後仍相繼死亡，死因不明。紅坪鎮福利院證實，部分被安置者進入院內後不久便離世，身份、病因均成謎。上官正義在聲明呼籲官方進行核查，而政府目前尚未公布調查結果。早在2022年就有遊客在該地拍到有關疑似被拐殘障人士的相關畫面，但視頻很快而遭審核刪除。

在資本主義覆辟後，中國並未成為“資本主義民主國家”，而是成為由所謂中共統治的威權資本主義國家。在這樣的中國，工人被視為消耗品，甚至沒有在更老牌的資本主義國家中所存在的有限民主權利——組織與罷工。資本追求利潤的欲望要求極致壓縮成本，為此不惜拋棄道德，規避法律，拐騙奴役殘障工人進行生產，造成這種觸目驚心的現代奴隸制。21世紀的奴隸制並非中國獨有，但通常只存在於阿富汗、厄立特里亞和緬甸等極度貧困或飽受戰爭蹂躪的國家。這是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少數非常富裕的國家及政府主宰貧困的大部分人）剝削極端化、野蠻化的例證。

中共蛇鼠一窩

中共政府，根本無意於保障殘疾人的權利，與部分資本家形成蛇鼠一窩的裙帶關系，也成為這條血淋淋的利益鏈的一部分。其需要限制、打壓人民的言論自由，旨在阻止龐大的中國工人階級組織起來挑戰其反動威權，並且更加證明其欲掩飾自己的腐朽無能。

我們應該如何做才能徹底終結這種慘無人道、令人憤怒的虐待和奴役？我們革命馬克思主義者的答案是，工人階級必須為創建獨立工會與工人組織而奮鬥，組織並準備起來，成為一股勢不可擋的力量來終結中共的資本主義反動統治，實現生產資料公有的社會主義民主計劃經濟。這場真正意義上的社會主義革命，關鍵之處在於大規模擴充免費、並且全面公共所有與管理的醫療及社會服務，為殘疾人士提供照顧和支持，使他們能夠過上幸福充實的生活。

中國大學學費暴漲

中國大學的學費邁上了一個新門檻；多地的收費標準紛紛從五六千元上漲到了突破七千元，總體來看漲幅近1/3。多家媒體警告道「大學學費或將邁入『萬元時代』」。

青年進退兩難。他們要承擔高昂的大學教育費用，最終卻可能面臨畢業後失業的困境。這就是2025年中共式資本主義的現實。

這場學費飆漲，可謂中國日本化又一體現。這一術語用來描述資本主義經濟長期停滯與財政危機的新時期。在地方政府債務危機（而這與房地產泡沫破裂密切相關）的背景下，自2020年以來，中國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支出占GDP的比重連年下滑。

2025年，教育部的高教撥款相比去年下降了約4.7%。這場財政壓力隨之傳導至由地方政府負擔財政的大學，使得大學教學預算日益依賴學費維持。而這樣一個「萬元時代」的來臨，正讓無數中國家庭面臨前所未有的經濟壓力。

大學將學生變成「搖錢樹」

盡管當局一直在誇口說中國的高等教育實現了「跨越式發展」，中共近幾年中一直在要求教育領域「按過緊日子的有關要求，厲行節約辦一切事業」——而這一冠冕堂皇的方針的落實手段就是削減教育經費。於是，在大學生數量增加的同時，對高等教育的撥款如今卻正在滑坡。

教育經費削減使得大學面臨著極為嚴重的財政壓力，這種壓力不但不會因為教育部在文件中寫入了「要厲行節約」就被抵消，甚至連一些公辦學校都逐漸達到了「有些專業的培養成本，不漲價根本活不下去」（一位高校財務處人士語）的地步——最終，大量學校默契地選擇通過提高學費來彌補資金空擋。

民辦學校則將這一股漲價浪潮當成了一個漁利的好機會。相比於一些省屬高校500–2000元的漲幅，一些民辦大學每年學費的漲幅高達近萬元，使其本就已經非常昂貴的學費進一步上漲到了每年4-5萬；在這種肆意的漲價之下，民辦大學背後的盈利性教育集團的經濟收益甚至直逼互聯網企業。

資本主義「市場化」政策

一些為學費漲價辯護的論調以「市場化」、「根據實際成本進行適當調整」為遮羞布，將過去「5000元時代」的大學學費描述成了某種早已過時的福利。我們社會主義者認為，高品質的教育應該是人人都能保證享有的權利。這並非某種慈善行為，而是充分發揮新一代潛能、促進經濟與整個社會發展的途徑。在德國、挪威和瑞典等一些國家，大學免收學費。這一成果源自這些國家過去強大的工人運動為之奮鬥。免費大學教育很明顯並沒有使這些社會變窮，也沒有阻礙它們的經濟發展！

在中國學費調漲之後，大學學費四年中的總計漲幅少則幾千元，多則四五萬元——作為對比，2024年中國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數為34707元。

雖然中共稱不會讓學生因貧困而輟學，但現實是四年本科、三年研究生換來快遞員職位的情況已不稀罕。美團於2020年報告稱，其1/4的外賣騎手擁有學士或以上學歷。如今，這一比例無疑比當時更高。學費水漲船高疊加就業前景暗淡，高等教育的性價比使得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思考上大學的時間和資金成本是否值得，最終選擇了放棄。在人口壓力尚未傳達到高考的情況下，2025年的高考人數就出現了8年以來的首次減少。

中國的情況是世界高等教育所面臨的共同問題，而將學生變成解決這一危機的「財源」則是資本主義教育體系之下通用手段，從哥倫比亞大學到東京藝術大學莫不如是，中國也概莫能外。與美國、日本等國相比，中國唯一不同之處在於，其資本主義危機在現階段更加突然和嚴重。

這種榨幹學生資源來維持高等教育部門的策略的普遍性證明了資本主義之下的教育沒有出路。這並非單一的政策議題，而是資本主義下教育商品化的必然結果。唯有通過群眾鬥爭才能扭轉這一趨勢，而群眾鬥爭的起點在於學生與青年工人組織起來，圍繞一系列明確的訴求，指出造成這種局面的責任方、其制度性根源以及一個清晰的替代方案。首要訴求必須是「取消學費上漲！」與之緊密相關的訴求則是大幅增加政府教育經費，使工人階級家庭的學生也能負擔得起教育。

這也意味著為財政資源從維穩、軍費、政府官員特權當中解放出來，轉而投入到教育等公共福利之中。這也意味著大企業、大銀行應納入民主公有制，以確保有足夠的財政資源分配給教育。民辦中小學和高校也應收歸公有。

地方政府的財政危機源自於多年來瘋狂的房地產投機，這一度使中國房價位居全球最高之列，同時也讓地方政府通過土地出售獲得了巨額財富。如今，這個賭場已徹底關閉，許多地方政府實際上已經破產。但為什麽普通工人和學生要為這場瘋狂的金融亂局買單，遭受服務削減與關閉、以及學費上漲的打擊？應當為這場危機買單的，是資本家及其在中共的政治代表。

社會主義者也為由大學教職員、學生和工人階級對高等教育進行民主控制而奮鬥。唯有這樣，教育才能真正成為通向青年自由全面發展的階梯。

上海「臭蝦仁」事件：為了牟利而犧牲兒童健康

中國又有一批中小學生吃到了不安全或不衛生的校餐，因而成為食品安全問題受害者。在9月，上海多所中小學的午餐出現嚴重問題：餐盤中的蝦仁炒蛋散發腐酸味，學生嘔吐，學校停餐。涉事供應商上海綠捷實業發展有限公司日供餐50萬份，覆蓋全市500多所學校。事件曝光後輿論嘩然：孩子的營養餐為何成了「毒餐」？

官方反應一如既往。市監管部門宣稱「檢測合格」，問題源於「蝦腸帶泥沙」；綠捷則辯稱是「儲存不當」。檢測結果雖顯示未超標，但家長和學生的身體反應才是真實的證據。面對公眾質疑，政府沒有立即問責，而是先行「安撫」輿情，壓制對於事件的宣傳。

官方推諉與形式化「檢測」

這起事件再次揭示了政府與資本的合謀。所謂「檢測合格」，只是例行公事的技術遮羞布。綠捷公司內部大規模銷毀問題批次，卻統一口徑含糊其辭，地方官員閉門應付媒體。與此如出一轍的還有四川富順「發臭豬排」事件——當局稱肉質「未超標」，卻回避冷鏈失效與采購黑幕。雲南昆明長豐學校「臭肉案」中，承包商甚至無餐飲資質，僅是注冊半年的物業公司。官方通報永遠有同樣模板：指標合格、運輸失誤、企業「整改」。受害者的憤怒、家長的追問，最終都被威權維穩機器壓制。

全國性循環的食品安全危機

短短數月，全國多地校園食物中毒事件接連爆發。9月18日，貴州習水縣一家食品廠制作的179份三明治導致逾百名學生、家長中毒，部分出現肝腎損傷。家長報警無人理會，上網求助後反遭威脅刪帖。7月，甘肅天水233名兒童血鉛超標，地方政府不僅操縱數據，還攔截覆檢家長。去年昆明長豐學校的變質肉、江西「鼠頭鴨脖」事件、以及無數地方的「臭菜」「酸飯」，無一不是同一劇本：企業牟利、官員掩蓋、公眾失聲。

這些悲劇的共通邏輯是：以盈利為首、以維穩為重。監管部門只在輿情爆發後才象征性行動；檢測數據永遠「達標」，責任追究永遠缺席。學童們成了資本逐利機器中的「人礦」。

資本逐利與監管失靈

校園供餐市場化，讓企業逐利邏輯全面侵入教育體系。綠捷憑借資本背景和新希望集團的背書，長期壟斷上海供餐。評標標準強調「規模」和「成本」，卻忽視安全記錄與家長投訴。企業為追求利潤，廣泛使用冷凍、油炸和預制菜，壓縮成本、犧牲品質。

預制菜進入校園更讓風險升級。集中加工雖提高效率，卻放大污染與儲運隱患。食品工業數據顯示，預制菜能提升利潤7%，降低成本10%，這正是資本趨之若鶩的原因。許多學校被迫簽下低價中標合同，家長與教師被排除在監督之外。孩子沒有選擇，只能吞下威權逐利制度制造的苦果。

冰山一角

上海「臭蝦仁」不過是整個體制的冰山一角。無論是三鹿奶粉、福喜肉，還是富順豬排、習水三明治，每次危機都重覆著「曝光—調查—平息—覆發」的循環。

這不僅是衛生問題，更是制度性暴力：一種以利潤為神、以威權統治為盾的暴力。

只要資本主義體制存在，它就會把公共服務當作盈利工具，只要中共資本主義政權繼續掌權，它就會壓制受害者的聲音，意味著食品安全就不可能真正實現。只要工人階級沒有力量、沒有組織起來，沒有自己的鬥爭組織──獨立工會，資本家牟取暴利和專制政權掩蓋真相的罪行就會不斷重演。要麽組織起來，要麽餓死！

團結聲援深圳易力聲罷工工人

一家電子廠以女工為主的工人們發起了為期一周的罷工，吸引了全國關注。12月4日爆發的廣東深圳易力聲工人罷工，反對變相裁員。這家工廠因女工比例很高，而被稱為“女兒國”。他們訴求恢覆加班以保障收入，或者按工齡依法賠償。

不僅全廠3000名工人一度全體罷工，還在9日罷工骨幹被抓捕後迅速集體圍堵了工廠大門，高喊口號要求警察立即將他們釋放。這股壓力成功迫使當局當晚放人。

資方發出最後通牒，繼續罷工的工人將被視為自動離職、且不予任何賠償——這一策略令部分工人覆工。但仍有大量工人頂住如此恐嚇持續罷工。

鑒於中共獨裁統治下，中國工人沒有組織起來以集體力量行動的權利、抗爭往往很快被國家機器粉碎，易力聲工人這場罷工通過持續一整周行動，樹立了一個重要的榜樣。這也預示著，隨著經濟危機不斷加深，未來一段時間內可能會出現更多、規模更大、持續時間更長的工人罷工。

極低工資與大量加班

工人要求恢覆“正常加班”，因為中共獨裁資本主義下，制造業工人的標準工時工資普遍低至極難糊口，迫使工人忍受大量加班。現時，易力聲工人每月到手工資只有不到2000元的極低水平（低於深圳法定最低月薪2520元）。

易力聲公司生產藍牙耳機等電子產品，高峰期曾有上萬工人。然而，和其他不計其數的公司一樣，工廠規模收縮，資本家們追求越南等其他國家的更低工資，或因為貿易戰而搬遷。

該公司絞盡腦汁裁員，於是在今年10月取消了加班制度，裝作一副遵從法定工時的模樣，其實是為了大幅削減工人每月到手工資，“合法”逼迫他們走人，而不用賠錢。

工人罷工前一天，資方公告稱只會對於12月不加班的員工發放200-300元的一次性生活補助，但這也只是杯水車薪。這些情況徹底點燃工人怒火，因此4日上午罷工爆發，數千名工人聚集在工廠大門附近，阻攔了拉貨車輛。

兩個爛選項都不能要

工人階級本不應被迫在兩個爛選項中硬著頭皮選一個，而要爭取每周40小時工時同時不減薪。這需要訴求不裁員、聚焦於大幅提高工人工資，以及改善工作條件的鬥爭。若資方以當前經濟危機下滿足這些要求將無法獲利為由拒絕，工人必須以要求立即將工廠收歸公有來回應。如果資本家無法保障就業與工資，那工人階級就是時候奪取政權了。

2010年，廣東汽車廠的工人們通過協調一致、遍及多家工廠的鬥爭，爭取到了35-40%的加薪。工人們也訴求成立一個獨立工會（該訴求最終未實現，哪怕中共曾含糊且虛與委蛇承諾加強工人的集體談判權）。資本家及其威權體制出於恐懼，利用大幅加薪作為“胡蘿卜”，扼殺工人成立獨立工會的呼聲。

中共及其黑色的所謂工會總是站在資本家一方。工人們需要獨立工會組織起來，增強實力，與資本家鬥爭，而獨立工會也是制定鬥爭最佳訴求的關鍵平台。易力聲罷工工人的決心令人欽佩，值得所有工人的支持。對於威權資本主義制度而言，這又是一個不祥的警告：工人階級絕不會繼續容忍更多的裁員、減薪以及對於基本權利的剝奪。

東北出租車司機罷工抗議浪潮

2025年，東北爆發出租車行業的抗議浪潮——根據“昨天”項目的統計，在2025年一年內，東北三省就已發生十余起出租車罷工事件。11月，遼寧阜新與吉林松原先後出現大規模罷工，揭示了在經濟衰退、收入下滑與行業競爭加劇的危機中，出租車司機已被逼近生存底線。

11月21日，阜新約3000輛出租車集體停運，司機組成車隊前往遼寧省會沈陽上訪，但在途中遭到警察攔截並強制折返。3天之後，吉林松原亦有超過兩千輛出租車停運罷工。

司機們的主要訴求是要求政府整治未取得營運證的網約車群體，他們認為這些車輛嚴重侵占了出租車的客源。出租車司機的生存空間當今正在急劇收縮：經濟持續下滑、人口外流加劇、監管混亂、出租車牌照長期被地方政府濫發，以及網約車、共享電單車平台的擴張。如果無人駕駛出租車真的如汽車行業資本家們所希望的那樣普及，如此劇烈的內卷將會進一步加劇。

以阜新為例，當地出租車營運資質在過去曾被炒作到高達60萬元一套，這本身就是地方政府“創收”的隱性渠道。然而，在經濟萎靡、私家車、電單車普及的20年代，這份工作也只是一份維持最低生計水平的工具。多名阜新司機在抖音上透露述，即使全年無休、每天運營12小時，月收入也難以超過3000元。

與此同時，東北整體經濟一直處於長期低迷，人口外流持續不斷。雖然這種情況並非個案──1/4的中國人生活在人口萎縮的城市中*，但人口外流在東北最為明顯。政府數據顯示，阜新的常住人口從2020年的164.7萬銳減至2025年初的154.1萬，短短五年流失超過十萬人，而且主要是年輕與中壯年人群——這直接削弱了本就有限的出租車客流需求。面臨需求萎縮、車輛過剩、高昂的成本、政府全然不願也無力監管，出租車司機陷入幾乎無路可退的境地，只能通過罷工和武力對抗其他運輸業作為生存手段。民主計劃體制下不會出現這種情況，而無論是自上而下統治的毛時代，還是如今資本主義中共統治時期，民主計劃都從未存在於中共治下。

迫於抗爭壓力，阜新的交通執法部門承諾清理網約車平台中未取得資格證的車輛；隨後，12月份政府又將當地出租車起步價上調1元。然而，即使清除了網約車，也是揚湯止沸；而所謂“讓利於司機”的舉措遭到大部分司機反對，在經濟疲弱與人口減少的背景下，提高起步價只會進一步嚇退乘客，反而惡化營收。許多司機拒絕向乘客多收1元起步價。

在東北許多城市，出租車行業壟斷了點到點運輸服務，對競爭者采取暴力排斥方式。在錦州，出租車司機曾集體將共享單車扔入河中；並對網約車進行圍堵、向運管部門舉報以處數萬元的高額罰款。東北很多城市民眾在網上抱怨出租車司機“壟斷市場”趕走更便宜便利的網約車與共享電單車企業，使消費者被迫接受可能故意繞路、拒載、漫天要價風險的出租車。這其實是政府有意放縱監管、有意分化勞動者的手段，因為這種壟斷的形成是地方政府在過去高價炒作牌照的直接結果，政府把罵名留給出租車司機，自己則假裝無辜。

東北的出租車司機很多是過去的國企下崗工人，他們缺乏其他就業渠道，除了開出租車幾乎沒有其他謀生技能。而東北各地政府在經濟衰退沖擊下無力提供工作崗位，且出租車公司普遍未為司機繳納職工社保，這意味著司機根本拿不到養老金、被迫為生計奔波內卷、成為大眾眼中抵制新事物的“舊時代的幽靈”——而這些“幽靈”是東北遭休克療法後經濟傳統國有部門崩塌的受害職工及後代。

在自動駕駛技術日漸成熟、網約車技術淘汰出租車的當今，要改善出租車司機的生活，絕不能只局限在維持生存的鬥爭，必須要為建立獨立工會而奮鬥，團結並組織出租車司機以及其他交通運輸行業、以及零工工人的鬥爭。否則，工人階級就會被分化成不同的群體，全然受制於雇主、平台公司和資本主義的中共。

社會主義者主張將本地出租車公司收歸包括市民、出租車司機、平台程序員在內的工人階級民主公有控制。許多人會支持這一想法，但唯有工人們打破他們身上的枷鎖、建立獨立工會，這才能得以實現。以工人階級和社會公共利益、而非運管部門和大企業牟利為導向，雇傭更多員工、降低工時的同時不降低工資，共同構建全面整合且對環境而言安全的運輸服務，既能滿足出租車司機維持體面生活、也為市民提供便捷出行。對於出租車運力飽和的城市，應該由政府在獨立工會的控制下提供免費的轉崗技能培訓、並提供良好的勞動條件和報酬的新工作崗位，給予所有到達退休年齡的職工提供退休金和免費醫療。如果繼續保留著資本主義制度，這樣的訴求顯然是天方夜譚；這意味著需要一個民主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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