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真相】助毛毁宪法 刘少奇死于自己设的局

今天要讲的，是中国近代史上极具讽刺的一幕。

1967年的夏天，中南海风声鹤唳，一群造反派闯进刘少奇的办公室，要把这位时任国家主席拉去批斗。刘少奇慌了，顺手抓起一本《宪法》，大声抗议：“我现在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你们可以侮辱我个人，但不能侮辱国家！宪法保障每个公民的权利，你们破坏宪法，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结果呢？这群造反派愣都没愣一下，继续群情激昂，把他批得狗血淋头。

为什么宪法保护不了刘少奇？为什么宪法在文革中连一张废纸都不如？

更讽刺的是，这本宪法，正是刘少奇当年参与制定的！

本故事开头的一幕发生后一年多，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给刘少奇盖棺定论：“叛徒、内奸、工贼”。永远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继续清算。

他一度被单独关押在中南海福禄居。此后，由于精神状态和生活状态恶化，再加上得不到及时的治疗，刘少奇的身体越来越差，失去生活自理能力。

1969年10月，已经时日不多的刘少奇被送到河南开封，一个月后就去世了。

这位中共二号人物，国家主席，最终死在一间破旧的小屋里，连死讯都不准公开。死亡证明上用了“刘卫黄”的假名，专案组的人冒充他的儿子刘源的名义申请火化。

但更讽刺的是，这一切并不是偶然，而是必然。因为刘少奇自己，曾是这套政治逻辑的设计师和执行者。

刘少奇的悲剧，要追溯到1940年代延安整风时期。那时，毛泽东要在党内树立绝对权威，刘少奇是最忠实、最卖力的助手。

1945年中共七大，刘少奇作《修改党章的报告》，整整105次提到毛的名字，毛泽东思想被他定为“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在刘的努力下，毛泽东第一次被供上“伟大领袖”的神坛。

到了文革，毛的个人崇拜达到巅峰，全国唱“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毛的话“一句顶一万句”。

当一个人被供成“神”，他就是法律，就是宪法。毛要刘少奇倒，谁敢阻拦？

毛泽东说过：“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要靠决议、开会。”他甚至公开喊：“要人治，不要法治。《人民日报》一篇社论，全国执行。 ”

刘少奇完全认同：“法律只能做参考，党的决议就是法。”

这意味着，宪法从诞生那天起，就注定是装饰品。在毛和刘的心里，最硬的规则只有一个：党的权力至上。

党不是抽象的，党要靠人执行。到十年文革时期，随着对毛的神化，“党治”逐步变成毛一人独断专行，也就是“毛治”，毛想打倒谁，就打倒谁。毛一人说了算，谁不听？下场比刘还惨。

这样的情况下，刘少奇举着宪法呼救，岂不是自打耳光？

所谓“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是把政策法律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虽然宪法规定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公民有这个权利、那个权利。但是，一旦这个公民被打入“阶级敌人”的范畴，就沦为党可以任意打击的“贱民”。

中共当政后，刘少奇长期是分管政法工作的中共政治局常委。他在1955年就说过，“我们的法律不是为了约束自己，而是用来约束敌人，打击和消灭敌人的。”“如果哪条法律束缚了我们自己的手足，就要考虑废除这条法律”。

换句话说，法律是斗争工具，而不是需要遵守的底线。

毛泽东发动的历次权力斗争中，毛都自认为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统帅，毛的政治对手都被打成“资产阶级”代理人。从高岗、饶漱石，到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到刘少奇、邓小平，莫不如此。

刘少奇当年帮毛搞“反右”，打彭德怀，用的就是“阶级斗争”这套逻辑。现在，这套逻辑成了他的绞索。

1966年文革爆发不久，毛就将刘少奇打成“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总头目。宪法怎么可能保护“阶级敌人”的总头目呢？

1955年，最高检察长张鼎丞汇报工作，刘少奇拍板：“党委决定要捕的，检察院要闭着眼睛盖章。这样做也可能有错，这在党内可以讲清楚，但对外，都要由检察院出面担起来……如果检察院不做党的挡箭牌，民主人士就会利用这点来反对党，结果可以说等于是检察院反党。”

刘甚至警告：“检察院要做党的挡箭牌，……不然，就是违犯了党的纪律，要受党纪的制裁。”

于是，政法机关从此变成打人的棒子。

文革一到，毛泽东只要一声令下，这个棒子瞬间打到刘的头上。造反派的批斗，公安的关押，检察院一句不吭。

在这样的情况下，“宪法”连鸡毛都不如！

毛泽东制造的政治冤案，刘少奇几乎次次站台。

1955年，毛制造了“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胡风反革命集团”“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等冤案，刘都是积极执行者。1957年的反右运动，1962年的习仲勋冤案，刘不仅不提宪法的尊严，反而落井下石。

在毛将这些“阶级敌人”打倒时，刘少奇不仅没有想到捍卫“宪法的尊严”，反而经常充当落井下石的角色。

尤其庐山会议，彭德怀因为讲真话被打倒，刘少奇落井下石，骂彭“魏延的骨头”，甚至公开说：“所有人都可以平反，唯独彭德怀不能！”

文革结束后，中共对“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案”作了平反。回过头来看，刘少奇对彭德怀的批判，全是诬陷不实之词。

刘少奇帮助毛泽东整人的时候，他可能是为了自保。他可能没想到，即使自己成了中共的二把手，也是毛泽东一句话就能把他拉下马。

1962年中共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退居二线，刘少奇在一线主持中央工作。刘主持中央工作期间，也整个不少人。举几个例子。

1964年四清运动中整人。当时，刘少奇之妻王光美到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蹲点，“创造”了一个所谓“桃园经验”。得到毛认可后，刘带着王光美在全国到处作报告，推广“桃园经验”。

“桃园经验”的一大特点就是：以“逼、供、信”残酷整人。

据文革史专家宋永毅的文章介绍，在刘少奇、王光美直接指导的四清运动中，共逼死近7.8万人，在城乡共整了530多万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冤假错案。

文革初期派工作组到大学、中学整人。

1966年5月，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五一六通知”，是在刘少奇主持下通过的。刘当时不知毛要打倒他，以为毛又要发动一场反右派运动。运动初期，刘派王光美率工作组到清华大学“指导”运动。

在王光美的“指导”下，工作组把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和所有副校长都打成“黑帮”，责令全体干部“靠边站”、接受批斗。清华师生形容当时的乱斗场面是：“游街一大串，斗争会一大片，劳改一大队”。全校500多名干部中，被打入“黑帮劳改队”的竟占70%。

刘少奇的死充分地表现出中共内斗“你死我活”的残酷性，但是刘少奇自己作为文革的受害者，也同时是这一罪恶历史的制造者之一。

在中共几十年的政治运动中，往往都是这样，受害者经常先是迫害者，为最后迫害他们致死的政治运动推波助澜。

就连刘少奇的儿子刘源在1999年时也曾承认：“不管有多少客观原因，他身为国家主席，没有能阻止国家陷入大灾难；作为党的最高领导，没能制止党受到大破坏；作为人民信任的领袖，没能保护人民免受巨大的损失。算不算一种失职呢？我想，这是不能以‘维护党的统一’，或为了党和革命的利益‘委曲求全’来解释的。”

刘少奇的倒台，不是因为个人阴谋，而是中共体制的必然结果。

在这个体制里，没有法律，只有权力；没有安全，只有斗争。因为中共的本质，就是靠一场又一场的政治运动，不断内斗，来维持统治。

所以，今天倒下的是刘少奇，明天，就可能是任何人。

——《百年真相》制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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