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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流氓的变迁（第三部）
闲民夜话
（一）
假如我是孙中山
翻开祖太爷留下来那个古旧的老红柜子，泛黄的记忆带着宣统年间那股沉香的霉墨，我就成为了那顿“黄族内阁”御膳房里最为无聊的晚饭。 那时侯，地球村还在蛮慌的理念中摸索，持续着向野兽一样的掠夺。来自西方的一群拿着洋枪的友邦们，逼迫着一大群梳辫子的爷们儿，进行“开放搞活”， 他们用重金贿赂腐败的贪官们，勾结中国的鸦片贩子进行大量的贩毒。随着外国商品的大量涌入，造成了城市手工业者大量的下岗。
腐败无能的皇族，由于多年来采用单一人种儿的繁殖，缺乏多党派竞争机制，品种儿方面也日趋退化得十分的昏庸，以至于使整个朝廷，都要听命一个出身下贱的老娘们儿的“垂帘听政”。孩子他妈把屈辱的战争赔款都转嫁到广大的农民身上，并且还向列强们谄媚，表示一定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样卑贱的话。农村的“三农”问题十分的严重，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地主豪绅们乘机抬高地租，使农民的生活大都是促在一个崩溃的边缘。
这个时期的官场十分的腐败，根本就找不到一块净土，就连奉行多年的科举制度，也变成了买官卖官的交易场，这个风雨飘摇的家天下连自身都难保了，根本就拿不出能力来开展反腐败斗争，面对着决大多数的贪官们他们没有办法，只是敷衍几道圣旨，派几个官员到下面去应酬一下，抽一些红利回来就算完事了。当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被官府和洋人们剿灭之后，无知的官府仗势着洋枪洋炮的威力，认为目前只有现存的这些品种儿们，才能永远骑在百姓们的脖子上自由地横行。为此，这些靠打溜虚拍马屁贿赂上去的官吏们，踢开所有的章法，一点儿正事儿也不干了，整天玩儿命地进行大量的搜刮。
由于不重视法制化建设，大清律都不如官吏们放个屁，下面的冤案堆积如山都是不闻不问，凡事都要看上司的眼色行事，当逼上梁山的义和团余部和景廷宾起义、红灯教起义、广西会党起义，再一次高举起“官逼民反、扫清灭洋”的大旗，出现大规模的维权运动的时候，这个只向洋大人背躬屈膝，而对老百姓却异常凶狠的朝廷里，继往开来了一群流氓们，与时俱进地去镇压老百姓，这个时期留传下来一个顺口溜：“衙门口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在官府的怂恿下，地方的流氓恶势力集团不断扩大，形成了官匪一家的割据状态，这些最无知的流氓组织，最终蜕变成为了军阀的雏形。
江河日下的满清政权没有能力控制官府内部日益黑变的趋势，和有效地解决来自大清子民风起云涌的维权活动，存在了两百多年的满清王朝，终于演变成为了一个罪大恶极的流氓团伙，他们的存在，无疑是对老百姓的正常生活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当他们发出“稳定压倒一切”这个哀鸣的时候，这个王朝就早已经是很不稳定了。在这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特殊时期，他们唯一的办法就是控制言论自由，想用“莫谈国事”这样的帖子，怎么可以挡住辛亥革命这样的滚滚洪流！
革命从来就是被逼出来的，在天下大乱的时候妄想依靠流氓诬赖们去构建“和谐社会”，面对草菅人命、无恶不做、鱼肉百姓的一大群贪官污吏们，下一道这样天真烂漫的圣旨，可见这个退化成为呆傻的真龙天子，已经不可救药地进入一个胡说八道的时期了，他就要死了，看目前这种情况谁也救不了他了，完了。
假如我就是孙中山那我一定不能再等了，我要重返檀香山找回兴中会所有的战友们，并且告诉他们说我来了！到时候我要展开一张博大的宣纸，愤然地写上去一十二个大字，叫做：“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之后，再庄重地落下我就要名垂千古的姓名，我还要唤醒在黄花岗熟睡的七十二位尊神，号召中华民国的国民们站起来，为推翻帝制捐几块铜板。
（二）
为蒋委员长鸣不平
假如马克思的谬论晚出笼一百五十年，理性已经健全了的世界一定不会接这些鬼话的愚弄，这是一个巧妙地利用了人类的占有欲，在尚未摆脱蛮慌的生存伦理中，所爆发出来的红眼病。当这个破坏了大自然规则的骗局，使马列的信徒们穷得连裤子都快穿不上的时候，这个混蛋已经把共产世界摧残了整整一百年。
那是在一种势力的束缚中，我战战兢兢挑开掩盖着的历史，拼凑起经过阉割之后的几页残梦，我有幸挤入委员长发黄的小照里，和你一起都当上了孙总理的学生。我看到了二次革命之后军阀混战局面，那时侯，国民革命的势力仍然是十分的薄弱。或许总理是想团结一切力量，早日实现共和的缘故，可能总理那时还不知道共产要用暴力，取代你用赎买的办法来解决“平均地权”的主张，更不会知道你在一九零五就提倡的民族、民权、民生，会最终导致一场赤祸的形成，你不知道共党三届一中全会通过《国民运动进行计划决议案》决定，要在国民党内建立秘密党团，并指示：“凡加入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一切政治的言论行动，须受本党指挥”，还要求他们“须努力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在你轻信共产的六年发展中，早就酝酿成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暴政。
敬爱的孙总理，即使你能活到现在，奉行早在一九一二年就和全世界接轨的《临时约法》，进行多党派执政，也不可能出现今天你执政就共产，明天他上台又资本，这样冰炭同炉的现象，在这样艰难的抉择中，蒋委员长就成为了共产瘟疫的直接受害者。那时侯，共产瘟疫已在农村形成了痞子武装，高叫要“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利归农会”，形成一种割据状态的小朝廷，“工人纠察队”在上海武装起哄，共产危机甚至都已经渗透到国民党军队上层去煽动哗变，湘、鄂、赣地区已经掌控在共产分子的手中，其他各个地区也都遭受着共产势力的蛊惑。
历史的抉择使你不得不这么做，尽管有人说你背叛了恩师“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嘱托，假如先总理在天有灵，目睹现实的状况，也会赞同你这个好学生，尽管那些欺骗了人民的人，污蔑你是人民的敌人，又给你扣帽子说你叛变了革命。
忘不了是委员长率领北伐军打倒了军阀，结束了封建割据的状态，使一个破碎的民国从此走向了共和。在你就要剿灭共产瘟疫完成统一大业的时候日本人来了，在老天爷非要和你开国际玩笑的这一刻，我没有办法，只能用“假如”造两个既粗俗又费解的句子，来掩饰一下我从未有过的费解与糊涂，曰：假如当初国民政府执行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假如张学良将军能多掌握一些历史知识，暂时放弃杀父之仇……。至于追溯到东北的“九一八”，那我只能是代替委员长讲一段康熙大帝把亲生女儿嫁给葛尔丹的故事了。
西安兵谏和平解决之后，你软禁了那位鲁莽冲动的张将军，又在“不仁不义”的屈辱中真心地抗日，那些“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贵”的好心人，不知道有一个成语叫做“只能会意而不能言传”的涵义，你就在人们种种的曲解之中恪守你最最忠贞的信念。
抗日战争期间，你为全民族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领导并且组织了正面战场的抗击，后来却被投机钻营的混子们篡改了历史，你真心诚意地把自己奉献给了人民，后来又被欺骗了人民的人，继续的蒙蔽着人民。你为捍卫大自然永恒的真理，不向欺骗人民的人妥协，最后被欺骗人民的人，利用起受蒙蔽的人民们，把你的一片诚意都抛弃到了孤岛台湾。
敬爱的委员长，你千万不要过多地责怪正在受蒙蔽的人民们，多多地谅解我们这些仍然挣扎在共产瘟疫之中的受难者，我们都是一群共产罪孽的难民。
（三）
重谈毛泽东
随着马列联盟的惨败，一代变态时期的宠儿毛泽东，便伴随着共产腐臭的僵尸一起，从此走下了神坛。随着历史的不断进化和发展我们发现，中国的共产瘟疫是依赖一个有特殊的社会环境，才能够最终地得到了形成，辛亥革命以前，清王朝的腐化和堕落给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使人民不断地进行造反，这些早期的维权意识推动了辛亥革命的产生，同时，西方的社会意识也随着“逼迫的开放”进入了中国，禁止不住的言论自由不断地刺激着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进化意识，从此，一个封闭多年的自由空间，在“莫谈国事”禁锢中越发地刺激和吸引人，这时候，一个中国向何处去的论战，在这个没落的皇权专制制度就要倒戈的变化中一发而不可收拾。
辛亥革命以后，随着满清王朝的灭亡，混沌初开的国民革命仍然十分的脆弱，还将面临着打倒军阀完成统一的艰巨任务，所以它必须要团结一切进步的力量，去实现这个时期最为主要的目标。恰巧这个时期的共产风暴正在席卷着全球，它开创了一个时髦的、积聚煽惑力的词句，挑动起人们的占有欲，让创造财富的人们都遭受重创。由于苏联的气候，共产的势头就悄悄地溜进了中华民国。
由于民国正在统一的路途上行进，百废待兴之中难免连年的战乱，即使有用赎买的方式“ 平均地权”的主张，也还没有来得及去实施，老百姓那里仍然还是没有看到过好处。随着共产气候的蔓延，以及对这个气候今后将会带来的危害估计不足，“联俄、联共”不但没给国民党带来帮助，相反，给共产专政开创了一个工农武装割据的小朝廷。农民在“打土豪分田地”的刺激中，获得了精神和财富方面的许多利益，这些利益和国民政府忙于出兵北伐相比较，还是共产占了上峰，这种破坏伦理、偏离了大自然规则的占有欲，后来就成了“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
共产势力在中国的发展应该感谢两种势力和一个人：第一是军阀，没有军阀混战的局面就不太可能“联俄、联共”。第二是日本人，没有抗日战争也不可能削弱国民党的军事力量。第三是西安兵谏，没有张学良就不会出现功亏一篑的现象。
毛泽东一生立了三次大功：第一次是抗日时期不抵抗，利用抗日的机会扩大了自己的武装。第二次是 出色地施展了精湛的欺骗艺术，十分成功地把愚民政策运用得炉火存青，从而“争取”了民众、窃取了政权。第三次是大量地杀人铲除异己使自己成神，最后巧妙地恢复了帝制，让历史倒退了一百年。
毛泽东在世期间办了三件大事：第一件事是修改教科书，特别是篡改了抗日战争以来的历史。第二件事是残酷地迫害知识分子，进行了历史上第二次的“指鹿为马”和“焚书坑儒”。第三件事是开创了一个全封闭式的邪教空间，给全体中国人强行洗脑，使这个民族的进化意识受到了破坏性的干扰。
经过一个世纪的破坏性实验，我们在痛苦的遗产中终于找到了一种答案，那就是：没有毛泽东就不会死难八千万受迫害的同胞们；没有毛泽东，中华民族早在一九一二年就已经看到了自由的希望；没有毛泽东，这个政权就不会退化堕落出这么多可恨的贪官，以致于我们还要重返檀香山，筹建兴中会，完成推翻帝制的第三次革命。
（四）
我看邓小平
由于毛泽东愚民政策精湛的发挥，他拿着抗战的假文凭及共产的饵料儿，最廉价地套购了民众，不可思议地击败了蒋委员长，接下来又借助苏联的力量和美国人打了一次胜仗。这些不可思议在中国开展了一个不可思议的造神运动，从此之后，中国人便不可思议地接受了这个善于扇动的大仙。这个光彩琉璃的圣君一经入朝，又找到一些擅长藻饰的裁缝，装点了一些向“小米加步枪”与“飞机加大炮”这样反差极大的装潢，把一段篡改过的历史衬托得天衣无缝。毛泽东的一生把中国人欺骗迫害了四十一年整，为了捍卫他骗取的神权，这个刽子手扼杀了不知是多少代的人才和精英们，他的存在不但是破坏了伦理、扰乱了中国人正常的思维，还繁殖了一大群超低能的大笨蛋，为以后的动乱埋下了祸根。
当这段历史同毛泽东的僵尸一起都进入坟墓的时候，中国已经混成了一穷二白。这时候，邓小平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起哄中上来了，撵走了因为“你办事，我放心”而当政的华国锋，又一个大仙儿在毛泽东缔造的流氓政治中顺利地降生。
这个时期的国民经济以经达到崩溃的边缘，共产的失败在世纪的尝试中早已经是盖棺论定，在中国老百姓的下意识里，前者跟着毛泽东满足了虚荣便放声大叫，后者是被管傻了，落下了毛病而不敢知声，历史就在这种强权的贯性中暂时维持着平静。
在经历了三次被打倒的仇恨之后，邓小平本能地对毛泽东路线从骨子里感到十分地厌恶，加上在长时期的政治灾难中艰难地生存下来，把他千锤百炼成为中国的一个“滚刀肉”，这在毛泽东刀下可以逃生的历险中，也不能不算是一个奇迹。他又一次神奇地重返政治舞台，无疑在中国人的理念中多少的粘上了一些仙气。
在一个用《宪法》当三孙子，拿法律当婊子的体制中，谁上来谁的思想就当祖宗，他在大刀阔斧地复仇中终于尝到了甜头，在这个非驴非马的组阁中，抓起“枪杆子”非要说自己是第二代中央领导，还辩解出一大套“邓小平理论”到处去献丑，这些后来的“拨乱反正”，一方面确实是平反了一些冤案，另一方面也推进了流氓政治的向前发展，为今后的胡作非为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这时候，中国上层建筑领域里的正统思想观念都已经荡然无存。
我们看到“改革”是个大好事，今后不管是谁上来，只要是这个人不缺心眼儿，都必须得这么干，只是一个或早或晚的事情，并不能全部归公于那个人的“杰作”，这是历史给中国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在这个由胡伦朝正常转向的特殊时期里，多数智力健全的圣君，都能小心地把握住这个极好的开端来为老百姓造福，主动地朝着世界先进体制上靠拢，或者是多创造一些有利的条件，假如那时侯他真的这么做了，中国不但能在黑暗中少摸索几十年，而且他真的也就变成了名垂千古的中国之神。
由于本质、素质和智力等多方面复杂因素的干扰，他并没有这么干，而是首先在共产的外套上淘气地撒了泡黄尿，接下来把它挑在“中国特色”的旗杆上，领几个儿子到处去招摇撞骗，还专门请来马屁专家，急不可待地给自己设计了一个“总设计师”的头衔，第一拨冲上了资本的山头上享福去了，从此之后，共产的破庙里便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哄抢。
那时侯，中国工业方面的改革刚刚开始，吃贯了大锅饭的老企业管理方式都十分的混乱，在极为不负责任的“解放思想”中，走出来一大帮装疯卖傻的败家子儿，这些人五马换六羊地把可以利用起来的企业故意往死里整，而后再二一添做五地和上司去分赃。不少地区的农村把重点放在“五小工业”上，用行贿受贿的手段制造腐败，把工业转移到偏远的农村，即不便于管理，浪费了许多原料，又给国家的税收制造着麻烦，这些由大大小小贪官们扶植起来的“两河水儿”和本来就已经走向窘竟的大城市争夺市场。这些原因使城市工人为之奋斗一生的国有企业走向破产，这些真正创造了财富的工人们，一下子就被骗成了连讨要低保都十分困难的丐帮群。
当六四的愤怒在民众中爆发，以“总设计师”为首的贪官们全都傻眼了，为了防止这突如其来的清算，这个暴政集团决定杀人，一场震惊世界的血案在中国发生了，让我们永远记住为自由民主而牺牲的义士们，特别是那些年轻的学生们，他们才是我们民族的自由之神。
六四之后，中国社会就被设计成为一个不共不资的狗男女，这些异变完全是为了逃避对这些滔天大罪的惩办，才使这些贪污杀人犯们从此纠集在一起，组建成了一个以防止清算为目的的犯罪集团。在这种危机的情况之下他们看明白了一个问题，就是今后不管这个社会出现什么形式的进化，都有可能牵扯到这些流氓群体的安全，这些只能会意而不能言传的事实，在中国自由民主的道路上形成了一个十分坚硬的淀层，只要是这个流氓体系存在一天，他们的未来就一定是鬼混。
（五）
三个代表观面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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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卡
狗仔卡
发表于 2007-6-15 08:0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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