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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办好大学
——给母校清华大学、北京大学青年同学的一封公开信
作者：范良藻
前 言
我是1951年清华大学物理系的学生。1952年院系调整，转入北京大学。
在校四年，虽说有过三反、五反，知识份子思想改造——向党交心，和肃反等政治运动，然为时不长，基本没有影响教学，渡过了四年还算是平静的校园生活。
1956年考研来中国科学院，回顾50年即将过去的科技生涯，铭刻在心，无法忘怀的是聂景臻、江隆基、张劲夫、胡耀邦、方毅……党政领导曾给我们知识份子的保护与关爱，还有老师叶企荪、周培源、王竹溪、褚圣麟、彭桓武、胡宁、黄昆和导师钱学森给予我的启蒙教育。“一日为师，终身父母”，这样的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仍然流淌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血液里。人应懂得感恩。
对比80年代去美国留学的大学生和研究生，由于文革对传统的破坏，他们大多不懂得什么叫感恩，他们似乎没有想过他们自己，包括他们的父辈都是国家栽培，由人民供养，接受精英教育的。和广大的农村子弟相比，我们享有的是法权事实上的不平等，难道我们不应该知恩图报，回馈祖国吗？只有在海外飘泊生活长久了，在它国异乡，长期得不到民族的认同，才使叶落归根，思乡之情的爱国主义的意识渐渐苏醒而强烈！所以八十年代出国的和我们这些三十年代、五十年代留学归来的前辈的爱国主义情操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他们为国家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为民族作出了不得已的牺牲并无怨无悔。
公平、公正地回顾五十年的过去，不要把极左思潮和57-76年文化专制主义与在这一历史时期广大优秀的共产党员奋斗牺牲，建设新中国的贡献等同起来；不要把当今部分官员腐败和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官僚体制与共产党领导的开放改革励精图治等同起来，不要把社会主义进程的历史挫折和马克思主义学说和人类对社会主义的理想等同起来，我们应该本着一个向前看的心态，来迎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前景。
回观这四代人（包括现在在学的大学生）的历史变迁，深感只有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使人民脱离愚昧和无助，才能解厄中华民族的百年苦难。如果只兴办精英教育，培养出来的“知识精英”杯水车薪，他们将会脱离平民，脱离社会，高高在上，自以为是，最终也将自己沦为工具理性的奴隶，而不是价值理性的主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社会也像一个弹簧的阻尼振动那样，最终回归平衡，社会也必将回归理性，应在预期之中。
一、今日中国能否自主办好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
最近媒体有如下报道：
一是丘成桐点穴中国学术，认为“学术界种种不良风气归于‘文化大革命’，它摧毁了中国优良的文化传统，人们价值观念完全改变，名牌大学也变得唯利是图。许多老师只懂科讨论第三流问题，学生不会作第一流的学问。在中国提拔人才的机制，已成了提拔自己亲信的工具”。最近留美学生的水平无法与改革开放头十年留美学生水平相比，信仰变了，清贫学生才知发奋图强，历来如此。
2005年7月30日，温家宝总理在解放军总医院探望钱学森先生时，钱学森先生说：“一个有科学创新能力的人，不但要有科学知识，还要有文化艺术修养，它能开拓科学创新思维”；“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新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问题”。那么，这究竟是一所什么样的大学呢？
2005年10月8日，北京日报报导钱学森又谈人才培养的问题，“我们一定要培养会动脑筋，具有非凡创造能力的人才”；“回国以后，我觉得国家对我很重视，但是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很多的钱学森，国家才会有大发展”。
看来办好大学：一是要恢复中国优良文化传统；二是励行教育的体制改革，纠正不良学风和学术不端行为；三是探寻培养发明创造杰出人才的模式。我看，还应该加上一条，育人以德。培养出的人才，要能深明大义，学成了，要用之于民，归之于民。
读书不是为了作官，国家出钱办学不允许把教育办成产业，让拥有权力的人去升官发财。虽说：“居朝堂之高则忧天下，归山林之隐，则忧社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要求高了一点，如果我们培养出来的人才依然是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甚至利用高科技犯罪，这样的人才
‘冒’出来又有何用？所以，不是有知识、有学问、有本领的人都能称自己是知识份子的，‘知识份子’这一称号，它代表的是社会的良心，其重要的特徵是关心人民的疾苦，针贬时弊，说真话，不说假话，不趋炎附势，敢于仗义执言。
谈起清华、北大，能否办成世界一流名校，国家要下军令状，要下委任状，同时也要放权，而又不失监督。50年来，究竟是高教部在办清华、北大——长官办学，还是同仁办学？1952年院系调整，全面学苏联，破坏了大学原有的各自的优良传统和应有的民族自信，用行政管理的办法去管大学教育，是大学办不好的根本原因，如果至今我们对历史采取淡忘的态度，该舍弃的舍弃不了，必将被历史搁浅。说穿了，办好大学，只需四个字，那就是宽容和信任。那么国家想要什么，中国有觉悟的知识份子就能作到什么。虽说：“士为知已者”死，有忠君之嫌，但历史已经证明，谁也比不上中国的知识份子经久耐用，棒打不散。
二、中国世界一流大学的历史先声
1938年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大学，千里迁徒，在昆明办了一所享誉中外的西南联大。抗战前，中国的高等学府大多是丁方大学在中国的翻版，因此，脱离社会，脱离民众是旧中国知识精英的普遍特征。
是什么样的社会原因，使西南联大的师生们成就为中华民族当代的脊梁骨呢？正如王中宇先生说得那样1），“在国难当头之际，当时的知识精英就在这样抗日救亡的洪流中，走进了社会底层，社会各阶层也借此认识了他们，原本经渭分明的精英和平民两个集团，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汇聚走到一起了”。看来，苦难与挫折是使民族清醒而奋起的一剂良药。国之不存，安有家乎。国家兴旺之际也必须有居安思危的全民教育。要用国歌的精神来教育人民。
同样的道理，我们这批五六十年代的大学生，若不是参加了劳动锻炼，四清社教运动，进入过社会最艰苦的底层，我们也不可能激发起为劳苦大众服务的愿望，安心过着一月五六十元人民币清贫的生活，看到我们当今知识精英阶层，月领工资五六千元甚至上万元还嫌不够，真有必要定期到坚苦的农村去看看，看看我们农民兄弟是怎样生活的！是抗日烽火改变了一代知识份子的精神面貌，西南联大的师生，在上有日寇的飞机轰炸，下在极其坚苦的条件下，从事教学，从事科研，全校一半同学都在校外勤工俭学，使他们体验了生活，了解了社会，磨练了意志，与人民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我们这四代人究竟是那一代人更幸福呢？
“这种与平民休戚与共的经历”，造就了历史上罕见的一代知识精英，在这里我们能看到的是一座座精神丰碑，一个个人格的典范，一门门学科的基石，他们至今仍让我们景仰，敬佩，深思反省。和当今物欲横流，一切向钱看（美其名曰经济效益）的社会现实相比，真令人疾首痛心。对比当今清华、北大国家经费投入多多，真是应该三思和三省。
办好西南联大另外一个历史契机是当时知识精英，由于国民政府的腐败，整体上左倾，国民党政权在国难当头之际，对校园意识形态的控制一定程度上的放松，从而在西南联大的校园里，处处洋溢着学术自由、学术民主，百家争鸣的风气，这又似乎是解放后新中国将如何民主办学的一次预演！这也回答了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怎么办，才具有中国理念世界一流大学的模式。正是这种民主，自由，百家争鸣和尊重人格尊严的力量乃是办好大学的人文条件。正如梅贻琦所说的那样：“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乃大师之谓也”，正是这一代大师为国家造就了一代人杰。七十年前，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能作到的事，能作成的事，七十年后的今天我们有什么理由如此自卑、自谦呢！西南联大不就是母校的前身吗？
三、中国本土能否培养出世界一流的大学教授
何谓一流，应有标高。钱学森先生最近说：“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有很多钱学森国家才会大发展”，钱学森先生能这么公开鼓励后进，真是天大的喜事。那我们就以钱学森和杨振宁两位前辈作为世界一流的标高吧。早在1957年杨振宁、李政道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时，钱学森先生就说过：
“世界上任何发明制造都是可及的，不是不可及的”，不认为在中国本土，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三十年代钱先生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四十年代杨先生毕业于西南联大，到了美国各自得到冯、卡门和奥本海迈的指点，处在一个能晓知何为科学前沿，有利人才成长的学术氛围中。其实，师父领进门，修行靠自己——成者自成。导师能给出一个好题目就算万幸了。无疑，钱、杨两位前辈的大师潜质是在中国形成，决非在美国诞生，这一点应大昭天下！1977年，恢复高考后，得到美国高校资助的中国留学生，在十年文革摧残之后，仍然出类拔萃，得到世界公认，中国的留学生，已成了美国科学家的摇篮，能说在中国本土培养不出世界一流的人才吗？
不是培养不出，而是在中国本土这样一个官本位的人文环境，“冒”不出杰出人才。学术资源被垄断，学术民主被压制，学术评价缺失公正，人才大量流失，这是中华民族的历史悲剧。
我们这批五十年代毕业的中国大学生，为新生的共和国服务已超过五十年，立下了不世之功。尤其在清华、北大、中科院这一三角地带生活和工作的学者，什么是世界一流水平，早已耳熟能详，我们从出校门那天起，就勇敢、自信地面对生活，面对工作，面对困难，我们丝毫也不觉得自己比世界任何一个名校归国留学的同行差。可是我们得到的却是人为的完全不同的待遇，却能终生无怨无悔地为国家效力，这种棒打不散，子不嫌母丑的爱国主义精神难道不值得表扬吗？
五十五年来北京大学物理系培养出来的大学生，晋入院十行列的有22位，以51届入学我班为例，四名院士中三名是部长（其中两名是工程院士），在22位院士中不带官职的只有4名，这样的院士评选，不是官本位又是什么呢？
解放至今，北京大学物理系有最优秀的生源，从母校毕业的何止3000人马，其中卓有贡献，甚至世界知名的不下300人，墙内开花墙外香，得不到认可，听而不闻，视而不见，怎么能说在中国本土培养不出人才呢？远的不说，50届入学的曹昌其教授讲电动力学，讲的比胡宁老师好；
51届入学曾谨言教授讲量子力学，讲得比杨利铭老师好，52届入学顾雁教授，讲统计力学决不比王竹溪老师差，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理应如此，这些都是被历届同学公认的事实，但是从不宣传，只能自嘲自己至今还是“三尺微名，一介书生”。话说至此，我深信，谁还会认为我们这些年过七十，办了退休，三界之外的人，还在此自我自秀呢？所以道来，是希望这一段已过去的历史不被遗忘，不再重演。从今以后，中央能重视在本土生长的人才，一视同仁，共同对待。
四、如何办好大学
1、在近代教育史上，有一所绝无仅有世界名校，它就是1938年在抗日烽火中创办的西南联大。全校不到1000人，创办七八年却培养出了118名中科院院士（1955年自然科学的学部委员），占当时全国学部委员的25%！办学的硬件条件最差，培养人才的业绩却最好，世界上有哪一座名校能望其项背呢？好大学自有好大学的办学理念，西南联大的办学理念就是：保证学术研究的充分自由；崇尚学术民主，反对学术垄断，鼓励百家争鸣和尊重人格尊严。
办学不仅仅是授业，更为重要的是使学子能闻道于天下。西南联大的师生在抗日烽火中醒觉了民族意识，置身平民，面向社会。学生受教益，不仅仅是要学好数理化的工具理性，而是要获得修身、齐家、治国、为人民服务的价值理性，价值理性高于工具理性的办学理念，大学才有可能是培养民族脊梁骨的摇篮。西南联大的办学模式，也应是中国培养杰出人才的办学模式。这就是我们应该恢复的优良传统，创新不是抄新，更不是标新。
2、要不拘一格选拔人才。
中国是一个人才大国，人口多是一个负担，人多素质好则是宝贵资源。最近十年高考状元经常出自农村，因此选拔人才，决不可忽视农村。2000年高中毕业生约上千万，考上大学的约百万，其中聪明而又勤奋者约10万，出类拔萃极具天赋可成大师之才的最多上千人，也就是说中国每年可能出100名钱学森，100名杨振宁，100名爱迪生式的杰出人才。所以说，要尊重知识，尊重劳动、尊重人才，才可能让大师之才“冒”出来，而不被毁于襁褓之中，千里马是赛出来的，不是钦定出来的现代化翰林院的大学士。保证大师人才被发掘应有国策保证，虽说大师之才无一不是成者自成，也决非可以由谁能引领而出，但是，人才强国，要有发掘人才的体制。
13亿人口的中国，每年毕业的大学生能有谋生技能的一二百万，每年有一技之长的中专生应有四五百万。将来可能成长为各类专家的约10万人，没有这样一个人才梯队，大师“冒”不出来，“冒”出来也无后劲。决不能把平民教育成为选拔精英教育的后备军。参天大树必隐没于森林之中，一木独秀，风必摧之。侥侥者易折，皎皎者易染。
要承认，世上有天才，13亿人口，大师级人才，就是每年招考一千万大学生，每年也不可能过千。这是大数定律统计平均的上限——万绿叶中一点红。科教兴国，教育是基础，成才率要高，漏过率要小，因此在统一高考的前提下，要有不拘一格人才的补充方案。否则像钱钟书那样数学考零分，语文考100分的国学大师就会被漏掉，而不被清华大学录取，中国就不会有华罗庚、曹禺、钱钟书。要允许毛遂自荐，国家应成立考试院来选拔大师，选拔天才学生。
3、要不拘一格地培养人才
并不是考取清华、北大的学生，将来一定成才，非名牌大学也会出科技大师。对能成为大师的人才，只要有一定环境配合，一般讲来，都是成者自成，谁是孔夫子，马克思、爱因斯坦的老师，从未见其详。人们应该深信，钱学森遇不到冯、卡门，杨振宁遇不到费米和奥本海迈，是大师，最终还是大师。但是其把丁肇中和杨振宁换位，擅长作理论的却去作实验，擅长作科学实验的，却去作理论，那么这个世界上将少两位诺贝尔奖的得主，兴趣宽泛的人要知道自己最适合作什么，有难度，一个好的学生首要给自己定位，知道自己最不适合学什么，又最适合学什么，好的大学，好的老师应该因材施教。初值条件定得不合理，这个微分方程怎么能解呢？所以才有师父领进门，修行靠自己一说。
解放前学生允许转系，允许换导师。杨振宁在芝加哥大学师从费米，不擅长作物理实验，转到普林斯顿大学，师从奥本海迈，作理论物理，这才叫不拘一格培养人才。今后，也要允许转系，要允许换导师，大学培养的是通才。还应允许学生从兴趣出发选修课程，由学生自己来构筑自己的知识体系，这样学到的知识，才是活体，才会学易致用。才有利于学懂、学通，统一高考十分必要，基础课不得不学。但要给学生自由，大学生宽进严出，学不好不让毕业。研究生要学会作基础研究，不会作基础研究，将来开发必然作不好。这些要求，解放后的清华、北大统统没有作到，一刀切，只授业、不解惑、不传道（不告诉学生，知识的来龙去脉，不告诉学生，发明创造的客观规律），所以才说，大学大师之谓也。北大、清华有大师，也培养出了大师，但是大师无权自行发挥，要听为官的，所以北大、清华成才率也不高，毕业后，要在实际工作中自行摸索好多年，才略知之无，这一切是由官本位的体制造成的，此风不改，清华、北大永远成不了世界排序最前的学府。
4、道德文章、天人合一。
凡是略具悟性的人，兴趣必较广泛，人间学问一是对自然，一是对社会，前者是自然科学，后者是人文科学，两者都是科学，都有不可违背的客观规律，违反规律，迷信权力，一旦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必遭惩罚。所以必须讲和谐，一是讲人与自然的和谐，二是讲人与人之间社会的和谐。其间，实践是认识真理的唯一标准，所以科学的上面是哲学，哲学的上面是信仰，是宗教。文理相通，只是在同一层面上的交流。
马克思最信奉的格言是“怀疑一切”，所以说，一切真理都是相对的，有条件的。写文章也一样，要讲道德，一篇小文章，分三次写，还要三人同时署名，更别提天下文章一大抄了。除了骗自己，骗长官，又能骗谁呢？文章发表了，白天弹冠相庆，夜间必然多梦而不得自安。其实瓢窃抄袭的行为，在大学里必须作为使此人斯文扫地的天条。道德文章，人品第一，没有人品，去说什么学术自由，那不天下大乱了。
古语常说，触类旁通，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指的是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自有其内在的联系。美国有位经济学者，用爱因斯坦《布朗运动》的模式来解释，股市的涨落即为一例，但是人们精力是有限的，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物理学家能精通数学、已是不易，像物理学家费米那样又善工艺，更是难得。文理交融，多元并举，是科学家又是政治家，又会演奏钢琴，又是文学家，令人难以想象，非常人所能为也。
作学问，不论作的是什么学问，首先应当从现象出发，从事实出发，通过归纳和演译，通过假设和实践，从中得到一般性的规律。这比从体系出发，从概念出发。从逻辑推理出发，要强100倍。所以大学教育，无论是学政经，学文史哲，还是学自然科学，都必须通晓思维哲学的一般规律，否则成不了大器。
办大学最终目的是培养具备价值理性的人才，而不是培养只懂得工具理性的凡人。什么是人才，人才要有专长，要有为人造福的本领，要面向社会，要面向弱势群体，要能被问责，要有自省的品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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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2-10 14:2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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