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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日本明治维新看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纪元1868年，日本的精英集团拥立年幼的睦仁太子继任“天皇”，并以动武要胁，迫使日本的实际统治者德川幕府还政于睦仁。睦仁太子即位后，定年号为“明治”。“明治”取自中国《易经•说卦篇》的“圣人南面听天下，向明而治”。新天皇希望日后自己能像圣人那样广纳众议，明察治国。
明治天皇即位之初，日本已退化成为一个积弱不振的国家，内部四分五裂，外部强敌环伺。自1853年美国军舰打开日本国门以来，日本先后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个又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日本丧失了很多主权，和中国一样被文明世界视为不可救药的劣等民族。
睦仁天皇和“明治精英”对日本民族拥有巨大的责任心，他们不能容忍这种局势，决定发奋自强，在日本推行现代化的改革，使日本在短期内赶超英美等西方现代化强国。
日本的自强运动号称“明治给新”。
明治维新依旧采用传统的方式——向战胜自己的敌人学习！拜英美等强敌为师。一千二百年前日本也曾拜中华帝国为师，在日本朝野推行“中国化运动”（大化改新），把处于草昧状态的日本民族平空向前推进了几个世纪。
1868年4月，明治政府发表《五条誓文》，日本的维新运动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
一、废除幕藩体制，结束封建分裂割据状态，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
二、废除封建特权，取消诸侯公卿称号，取消对下层人民的限制，剥夺统治阶级的特权，实现全民真正意义上的平等。
三、改革土地制度，允许土地自由买卖。
四、废除封建内地关卡，实现国内自由贸易，对外贸易由国家垄断改为允许一般人自由经营。
五、推行“文明开化”政策，大力发展国民教育，努力在全民范围内普及初等教育。
…………
明治维新的宗旨是“脱亚入欧”；内容是“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目标是日本民族的强大振兴。
“明治维新”为暮气深重的日本民族注入了全新的活力因素，极大地调动起日本人的创造性、主动性和积极性。日本民族自此踏上了现代化的起跑线，发展速度突飞猛进，仅用了二十五年时间就走完了文明的西方五百年走过的路程。那时日本的经济发展速度不是用几个百分点来衡量的，而是每年几十个百分点甚至成倍增长。那样的发展速度在今天的经济学家眼中是不可思议的，但在明治维新早期的日本却是明摆的事实，与中国1958年那些统计数字有本质的区别。一则明治维新极大地释放出日本民族的创造活力；二则水温从零度到一百度是很容易上升的。
日本的“明治维新”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综合国力有了飞跃式的增长，在短短二十五年时间内就赶上了西方发达国家，逐步废除了与列强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成为亚洲唯一的现代化强国。
1894年，中日两国爆发争夺朝鲜控制权的战争。中国“老师”当时号称世界第七大海军强国，日本“学生”则极为勉强地屈居十二位。决战结果是中国老师以绝对优势的兵力一败涂地，“东方无敌舰队”“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中国割让台湾和彭湖列岛；赔款二亿三千万两白银（其中三千万两赎辽费）。
伊藤博文在与清廷代表李鸿章签下《马关条约》后，曾自豪地说：“经这场日清战争，西洋人相信不会再把日本国旗中央的红球比喻为一块封住信封的红蜡印，以嘲笑日本的锁国落伍。相反的，日本国旗将回复原来的意义，红球将象征一颗东升的太阳，与世界各文明国家为伍，不断地向前和向上移动。”
1905年，日本帝国与欧洲强国俄罗斯为争夺中国东北的控制权爆发战争。沙皇俄国有七十个日本那么大，军事力量在世界上的排名是陆军第一海军第三。决战结果是日本取得了完全胜利，沙俄太平洋舰队在对马海峡全军覆没。这是近代史上亚洲第一次对对欧洲强国作战的胜利。
日本自此跃升为世界级强国，综合国力仅次于英、美两国，位居世界第三位！距明治维新只相差三十年多一点的时间。
日本民族的最大弱点是器小易盈，并因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二十世纪上半期，已经成为世界强国的日本突然忘了自己还是个“学生”（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成绩不错的“好学生”），举国上下患了可怕的“偏执狂”（中华民族也经常患类似的病症），天真地认为大和民族天下无敌；于是想过过“老师瘾”，梦想一夜间成为世界的主人。在“偏执狂”的错觉下，日本象一个梦游者，在悍然出兵中国的同时，又极不明智地向世界上的庞然大物美国开战。战争结果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日本成了战败国，现代化城市成了真正的废墟，本土第一次被异族攻占，明治维新的成果丧失殆尽，一切又回到了从前，甚至不如从前。
日本民族濒于亡国灭种的边缘！
在民族危亡的关头，日本人在剧痛中清醒过来了，终于意识到自己的“学生”身份，于是放下“老师”的架子，再度拜倒在既是仇敌也是“老师”的“山姆大叔”脚下，一边痛苦流涕一边请求老师再度收下这个不孝的学生。
美国佬被叛逆学生的真诚忏悔感动了，答应再教导日本学生一次。
美国对日本的再教育是明治维新的继续，在日本“移植”美国式的民主，根除极权专制的残余，尊重人权，尊重科学，尊重理性……
日本人确然是世界上最最虚心的学生，没有几个日本人意识到这是美国佬在搞“文化侵略”，居然踏踏实实地按照“仇敌老师”提供的模式在日本推行美国式的民主改革；打败日本的麦克阿瑟将军是改革的总设计师。
日本人好学的优势又一次收到了丰厚的回报。
二战结束后，日本成了真正的废墟瓦砾国，再度远远落后在中国的后面。日本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推行“麦克阿瑟改革”后，经济突飞猛进，以全球最快的发展速度向前迈进，只用了几年时间就再度赶上中国，并在六十年代迎头超越过去，把中国远远地甩在后边。今天的日本已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头号经济大国，综合国力居世界第二位。
日本二十世纪中期的民主改革被称为第二次“明治维新”。
前几年美国风行一幅漫画，画面是美国的天空砸下数不清的日本彩电和汽车……漫画的题目是“勿忘珍珠港”！
美国老师终于意识到：学生正在赶上并超越自己！
…………
二
与日本明治维新同时，中华帝国也启动了现代化进程。
中国开始现代化的时间是1861年，以帝国外交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成立和曾国潘在安庆设立“军械修理所”为标志，比日本开始“明治维新”要早七年。
中国现代化初期的条件比日本优越得多，虽然经历了两次对外战争的失败，但在国际上仍保持一等强国的尊严；日本在世人眼中则是三流末国。中国拥有一千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辽阔领土和三亿五千万人口（比十年前减少五千万，太平天国时期中国人把中国人打死了一个亿）；日本的人口只有中国的十分之一，国土则是三十分之一（三十七万平方公里）。中国是自然资源配套比较齐全的国家，发展工业所必需的能源矿产基本能够自给；日本的自然资源几乎等于零，除了硫磺外，发展工业所必须的煤、铁、石油等资源全靠进口……总之天时地利都站在中国这一边，现代化成功的概率应该比日本大得多。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经历了三个阶段：十九世纪后半期的洋务运动；世纪之交的戊戌维新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
中国的现代化直到今天还未取得最后的成功，目前正处于关键时刻。
“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同时，但目标和结果大相径庭。中国的自强运动，名义上虽然是“自强”，但其真正目的不过是想藉此对外吓阻列强勿再对华作进一步的侵略，并维持中外不平等条约关系的既成事实；对内则想稳定住太平天国及捻回起义之后中国社会的旧秩序。它缺乏一种推动社会向一个新的方向继续发展的动力，也没有一项为达到“自强”目标而拟定的全盘性计划，更从未能鼓动起全国官民爱国的热情，以全力以赴推动此运动至较高的层次。很明显，这一所谓"自强"运动无论在作用上还是在意义上，其对内的性质都远较对外的性质浓厚得多。
在此狭隘政治目标的指引下，洋务派官员基于“立国之道，尚礼义廉耻；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的指导思想，制定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自强策略，也就是在不变更中国传统政治体制和文化思想的基础上，向西方学习制造先进武器的技术，从而增强“反民族政府”的统治能力；有效地镇压平民暴动和对国家民族真正有责任心的持不同政见者。洋务派官员认为中国的传统制度完美到近乎至臻，象日月那样光芒万丈，永存万世；认为“中华的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不能及”，因而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以维护落后过时的极权专制制度……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特权世袭制社会，特权阶层极少有人关注国家民族的命运，只关心自己的特权利益。鸦片战争以后，他们一方面被外国的坚船利炮和山崩地裂的平民暴动所困扰，深感自己特权的危机和力量的衰弱，对中国器物技艺的落后体会深刻；另一方面又不希望自己的特权受到哪怕是一丝一毫的减损和制约。他们企图在不损害自己特权利益的前提下，学习西方制造武器的先进技术；同时又能继续凌驾于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之上，永远骑在中国人头上作威作福。
达官贵人的“特权”都是建立在伤害国家民族基础上的，在维护“特权”的前提下谋求国家民族的强大是不可能的！
洋务派官员的自强策略在执行过程中遇到了真正的困扰：花掉大量老百姓的税钱从西方购进先进的坚船利炮后，由谁来操纵这些坚船利炮，就属于中国传统政治体制范畴内要解决的问题。中国传统的人事体制是任人唯亲，贿赂请托和裙带关系决定一切。一艘新式军舰驶回国后，谁来当舰长就决定这艘军舰的作战实力。通常情况下，能够决定这艘军舰命运的权力人物习惯任命那些看上去恭顺且勤于“送礼”的下属任舰长。历史的经验几千次地证明“恭顺”且“出手大方”的“政客官僚”都是些不学无术、品格低劣且没有任何责任心的人渣，他们上任后最热衷的差事就是受贿弄权。现代化军舰落在这些人手里，不是成了一堆废铁就是一台吓人的烧钱机器。
这里打一个更现实一点的比方：航空母舰一直是中国人不易消逝的梦想，不想拥有航母的中国人也许挑不出几个。假使前几年中国花了几百亿纳税人的钱从俄罗斯买回一艘核动力航空母舰，由陈希同来决定航母舰长的人选（陈希同那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和一百年前的直隶总督李鸿章一样级别），他极有可能任命赖长星之类的人物担任舰长？！假如赖长星当了航母舰长，他任用航母官兵的标准一样是“送礼的轻重”和“恭顺的程度”。航空母舰落在这号人滓手中，除了每天烧掉上千万纳税人的钱外还顶屁用？
所以企图在不变更传统政治体制的前提下，单靠学习制造先进器物的技术来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不是“极端的自私”就是“绝顶地天真”！
反观日本明治维新的过程，其政治目标则十分明显。日本维新诸领袖自始就拟定了全盘而富有长远性质的计划，以谋在控制式的政制结构之下，从事全国性的革新事业。他们很快地将其政策与近代式的民族主义精神相结合，全面鼓动起日本整个民族的热情，而以争取日本国际地位的平等为其首要目标。在这样的情势下，很明显，日本的维新措施是全面性质的，并无器物技艺，制度或文化思想等层次的次第可言，而是采取三个层次全面并进的方式。
尽管中日两国在现代化初期处于相似的基础和起点，但明治维新和洋务运动的结果完全不同。日本国力全面上升，国民素质跃升到和西洋文明人士站在同一个水平线，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文明富强国家；中国的国力则停滞不前，从一等强国堕落为三流末国。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工业呈跳跃式增长。1868年全国只有405家工业企业，且主要是手工工场；1893年增加到3344个，且绝大部分是机器工业。铁路里程数也呈数百倍增长；蒸汽动力船总吨位从15498吨增至110202吨；金融机构从2家增至703家……通过明治维新，日本实现了社会形态的转变，从落后的封建诸侯国变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日本在迅速崛起的同时，逐步废除了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收回了国家主权，摆脱了民族危机，成为亚洲唯一独立自主的近代资本主义强国。
中国的情况则正好相反：1903年，中国自办的较大工矿企业只有185家；资本总数5559万元，只有日本的几十分之一；轮船556艘共45580吨，还不及日本同年的7%。重工业的发展更为可怜，创办时间还早于日本八幡制铁所的汉阳铁厂，前后投资达3300余万两白银，原料条件下远比八幡为优，但因依靠腐败的官僚体制运作方式来经营近代企业（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始终未能顺利生产，最后经营权反被日本操纵，成为日本八幡制铁所生产原料的基地。洋务运动中兴起来的一批近代企业，根本未能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甲午中日战争后，洋务派苦心经营的近代企业绝大部分宣告停止和破产；旧的不平等条约不但没有废除，还在不断签订新的割地赔款条约，《马关条约》赔款二亿三千万两白银；《辛丑条约》赔款数额达到四亿五千万两白银，一个真正的天文数字！台湾和彭湖列岛也自此脱离中国的怀抱；面积达156万平方公里的外蒙古（面积有四个日本那么大）也在二十世纪初从中国脱幅而去；十九世纪末列强还在中国争夺势利范围，在中国建立“国中之国”，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如果不是美国的干预和空前的好运气，瓜分就会成为事实。中国现代化第一阶段就这样在极不光彩的结局中落下帷幕。
甲午中日战争后三年，在亡国灭种的威胁面前，清帝国中央政府里唯一有远见和民族责任心的末路英雄光绪皇帝，任用知识分子精英层中的有识之士康有为、谭嗣酮等人，在中国推行“明治维新”式的变法。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帝国官僚集团除了狭隘自私外就是固执短视，宁肯国家灭亡也不愿特权受到任何损失，用屠刀把可望使中国赶超日本的变法镇压在血泊之中。中国权力集团自此失去了自我更新的机会，政治变革只好通过你死我活的暴力革命来完成，中国陷入了长达半个世纪的血腥战乱。内战、分裂、外族入侵和瞎折腾，把中华民族折腾得骗体鳞伤，人类文明史上最关键的几十年，中国人在混乱中错过了。
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中国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中国务实派掌舵人邓小平先生为了让十亿中国人吃饱肚子，于八十年代初期推行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再度把中国推入现代化的门槛。邓小平的后继者汲取了上世纪洋务运动的教训，把改革开放从广度和深度推向一个更深的层次，在经济改革起得一定成效的基础上部分启动政治改革。这次改革开放离最后的成功还有一段距离，但取得的成绩已引起世界的关注，中国人第一次吃饱了肚子，并开始探讨限制特权和“实现社会公平”的途径。今天的中国已站在山坳上，是走向文明公平的英美还是走向贫富悬殊腐败丛生的拉美，全在中国人自己，一失足将成千古恨。
三
中日日两国的现代化同时起步，起步时的社会基础和外部环境有着惊人的相似，中国现代化的条件比日本要优越得多，可现代化的结果是日本在一百年前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中国迄今还徘徊在“十字路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悲剧性的结局，原因是多方面的，无数的学者已经作出了详尽的探讨，我这里只想列举几个国人容易忽视的“现象”，这些“现象”也许是“细节”性的，但“细节”有时同样能够决定历史的进程。
（一）、日本人在向西方学习时，只看到西人的优点，同时与自身的弱点进行对比，于是痛定思痛，态度格外虚心。中国人在这方面正好相反，在自我感觉良好的同时习惯放大西人的弱点，甚至闭上眼睛不看对方的优点。在对待西人的长相方面，中日两国的对比就格外鲜明：
日本人看到西人体型高大健壮，反观自己则是名副其实的“五短身材”，于是在羡慕之余认真探求西人高大的秘诀，最初得出的结果是西人喜食牛肉，显外牛肉有利于身体长高。天皇听完营养学者的报告后当即下了一道敕令：
“那就让日本人多吃牛肉吧！”
天皇的这道敕令显然有“盲从”的成份，因为身体高大与吃牛肉并没有确切的因果关系；但日本人多吃牛肉后真的长高了，先前的日本人比中国人矮得多，中国一直称日本人为“倭寇”，今天的日本人平均身高则超过了中国人。
日本人眼中的“帅哥猛男”在中国人眼中则是不堪入目的，十九世纪的中国人看西洋人的白皮肤象“痨病鬼”，黄头发象“野人”，蓝眼睛则有如“鬼火”……至于西洋人体型的高大中国人则视而不见。那时中国男人的尊容是剃掉了半边头发，脑后垂着一条“猪尾巴”式的长鞭子，和人高马大的西洋人没有可比性。可中国人却真诚地认为自己很“帅”对方很“丑”。
（二）、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日本和中国都曾派员去国外学习考察，日本人在这方面远远走在中国前面。最令人称道的就是1871年的岩仓遣外使节团，这个使节团几乎出动了“半个明治政府”，用近两年的时间考察了欧美12个国家的各种制度，如此大规模的高官出洋考察不仅是世界创举，而且是在新政府诞生不久，政权基础未稳时进行，充分反映出日本人好学心切的精神。这种精神，恰恰是当时满清中国所缺乏的。相比之下，洋务运动期间，满清的达官显贵基本上没有出国系统考察过西洋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李鸿章是出国次数最多的政府官员，但他出国的目的仅限于军需品采购和签订割地陪款的不平等条约。真到本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在错过了一次又一次的机会之后第三次迈进了现代化的末班车，出国“考察”竟然成了一股风潮，不但影响并决定国家政策的高级官员经常出外考察，连一些贫困县的县长书记们也都一窝蜂地拿公款往国外跑，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国家政要出外考察合理且必要，因为制定科学理性的政策需要学习借鉴世界文明的先进成果；但贫困县的“七品芝麻官”们纷纷出国“考察”是否确有必要就值得怀疑。中国有两千多个县，有几个县的县长书记们没有去欧美“考察”过？有几个县级局的“一把手”没有去过新、马、泰？其中又有几个是真正为了“国事和公事”出外考察的？2003年，中国出外“考察”的可统计费用达2000多个亿人民币！花了这么多纳税人的钱，我们的七品县官们从外国究竟学到了多少东西？又为纳税人谋了多少福利？
日本的“岩仓遣外使节团”在欧美各国去得最多的地方是工厂、学校和科研机构；中国的“七品县官”们最热衷的去处则是商场、旅游区和娱乐场所？
去年一位升了局长但尚有点良知的朋友从新、马、泰“考察”归来，我请他谈谈这次出国有何收获，他说什么收获也没有，就是见了点世面，我听后大感诧异：
“你们出国考察了半个月，怎么可能什么收获也没有呢？你们在外究竟干了些什么？”
“你真的想知道？”
“当然想。”
“上车睡觉，下车撒尿，白天购物，晚上打炮！”
…………
（三）、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是“全盘西化”，不是单从器物技术；而是从政治制度，经济组织、社会结构、文化教育和生活习性全方位学习西方。但日本人并没有因此走向民族虚无，相反在学习西方文明过程中极大地强化了日本人的民族凝聚力。洋务运动时期的中国在学习西方器物技术时深怕沾染上西人的政治理念和思想文化，一再强调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但戏剧性的结果竟然是中国人的民族精神反而不如日本。日本人的爱国和民族精神是有目共睹的，日本军人临阵脱逃、叛变国家和充当“日奸”的概率几乎等于零；中国军人在民族危亡之际叛逃和当汉奸绝非“个别现象”，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军队进攻中国的民族武装时，很多情况下都是中国的汉奸军队打头阵。
（四）、日本和中国在向西方学习时都有“选择性”。日本人注重学习西方的文明成份，尤其注重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法律理念；对于文明外壳下隐藏的“反文明音符”则能明智地剔除。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一样有“选择性”地学习西方，但中国人没有学习到西方的“文明内核”——民主、人权和法律思想；相反有相当一部分国人学来了西方在十八世纪现代化早期流行的“性开放”和黑社会组织。今天的中国人在“性解放”方面无疑比西人走得更远，以“性解放”著称的巴黎，夫妻相互忠诚的概率在百分之八十九以上；我们呢？2000年日本的离婚概率只有2.6%；中国则超过14%！
（五）、日本明治维新的领袖人物高彬晋作、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岩苍具视、西乡隆盛等人精诚团结，自初就培养出一种协力合作的精神，表现出一种共同对其国家命运精忠专一的意念。这些“明治精英”出仕时均在少壮之年。明治元年即1868年，他们之中最年长的岩仓具视只有43岁，西乡隆盛41岁，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则在35至41岁之间，伊藤博文甚至只有27岁。他们精力旺盛，干劲充沛，对于维新诸措施应取的步骤与方向，基本上大家都一致。他们在维新之初，就共同认识到日本不只需要在器物技艺的层次上变革，在政治制度、经济组织、社会结构、教育制度、财政制度及文化思想等方面，也同样需要从事全盘性的改革。中国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之流从来没有真正团结合作过，在关系国家命运的大政方针上各执已见，互不买帐，在自己的辖区内各自为政，自行其是，甚至巴不得同道失败到大霉。甲午中日海战期间，中国另外的三支舰队竟然拒绝支援身陷重围的北洋舰队，在他们眼中，北洋舰队败得越惨他们就越有面子。在年龄方面，这三个人真正掌握自强运动的实权时差不多都成了垂暮老人，平均年龄在六十岁以上。
（六）、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举国上下都体现出强烈的危机意识，对全盘西化全力支持，并为之付出艰苦的努力。中国人则一直自我感觉良好，死抱着“四大发明”和“五千年文明”的牌位不放手，抱着“船到桥头自然直”的“拖等哲学”，不愿为“文明自强”和根除自身劣势作艰苦的工作和不懈的努力。
（七）、伊藤博文在27岁那一年就被政府委以枢机重任，这位出生于长州（现山口县）的日本首相，幕末时期曾偷渡到英国，在伦敦大学专修西方政治、军事和法律，从中意识到日本开国学习西方的迫切性。回国后，他先是投身到反幕尊王运动，跟着在明治时代致力于推行国家的现代化事业，终在19世纪末见证了日本以武力击败中国，几年后又胜俄国，逐步摆脱了西方列强的殖民枷锁。伊藤博文的经历是日本重视人才的最生动例证。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是压制人才的，中国上上世纪最杰出的思想家严复是伊藤博文在英国的同学，成绩一直在伊藤博文之上。可严复回国后长期报国无门，最后居然沦落到在坊间译书谋生的悲惨境地。
（八）、日本在现代化早期极为重视国民教育，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在国内普及初级教育，教育拔款一直是财政支出的重中之重。日本政府很早就认识到：国民素质是一个国家的真正实力所在，在一群低素质的国民中，再好的政策也没有几个人能够理解；再坏的政策说不准会被捧为“英明决策”。一项政策连理解都显困难，就更不用说很好地付诸实施了。二十世纪以前，中国的教育一直是上等人的专利，广大中下层人民受教育的机会即使有也少得可怜。洋务派官僚也没有认识到国民教育的重要性，不愿在教育上花一分钱。直到二十世纪初期，中国才建立起几所少得可怜的新式学堂，办学经费还是英美等列强提供的，他们把中国政府支付的“庚子赔款”返还中国办教育，想起来真让人在伤心落泪之余又啼笑皆非。此时的日本已实行全民强制性义务教育，在全国范围内普及了初等教育。
（九）、在现代化进程中，中日两国都曾派出留学生去西洋留学。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派出的留学生数量远远大于中国，这些留学生学成后大多能回到日本并得到重用，把学来的知识最大限度地服务于日本的现代化。中国洋务运动期间前后共派出了三批留学生，每批三十人。这里有一个戏剧性的现象：那时中国的达官显贵从骨子深处轻视西洋文明，没有几个人为子女争取出国留学的机会，所以中国派出的第一批公费留学生很多是平民子弟。这些留学生到达英美后，每天还要对万里之遥的紫禁城行三跪九叩礼，花大量精力背诵与富国强兵风马牛不相及的“四书五经”……这些留学生回国后，没有几个人被政府重用过，相当一部分留学生还流落民间……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开始陆续派出大批留学生去西方学习科学技术，可这些留学生在异国学业有成时大部分拒绝回国，宁愿在异国洗盘子当清洁工也不愿回国当教授？
（十）、日本在明治维新初期，认为亚洲的中国和朝鲜等国已经不可救药地堕落了，积弱不振且疾病丛生，日本如和亚洲的弱国搅在一起就是自甘堕落，就会象患传染病一样沾染上这些国家的恶习和劣根性。日本要象富强就得和中国、朝鲜保持距离，和文明水准较高的国家作朋友，这样日本民族所受的外来影响就会正面多如负面。所以明治维新的宗旨是“脱亚入欧”，让日本摆脱亚洲的消极影响，并进而与文明的欧洲站在同一个水平线……
中国因为一直是“天朝大国”的缘故，骨子深层有一种“老大哥情结”，在现代化进程中选择朋友的方式和日本正好相反，喜欢和贫穷落后的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作朋友。这些国家在承认中国是“老大哥”，使中国部分找回优越感的同时，也把自身的“落后病菌”传染给中国，并助长了中华民族自满自大的心理，从面缺少必要的危机意识，在学习西洋文明时“半心半意”，导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步履蹒跚，一波三折……
中国古老的智慧小册子《增广贤文》里有这样一句话：“结交需胜己，似我不如无”。日本人把中国的古老智慧忠实应用到外交上；中国人则把曾经拥有过的智慧抛到一边。
（十一）、明治天皇颁布的《五条誓文》里：正式宣布剥夺统治阶级的任何“特权”，取消公卿贵族对下层人民的限制，实现全民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废除封建内地关卡，实现国内自由贸易，对外贸易由国家垄断改为允许一般人自由经营。我们直到今天还在为争取取消“特权”和废除内地关卡作收效甚微的努力，可见中国的现代化依旧面临严峻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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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2-15 23:3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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