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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美国人通过节俭和勤劳来实现美国梦，那就是事业有成、声名远播和家财万贯。
然而，19和20世纪的工业化使这种观念开始变化，代之以“快速致富（get rich
quick）”的哲学。此后就发展出了许多形形色色的诱人却难以琢磨的策略。现今瞬间致富（instant
wealth）的三种主要的途径分别是：大额奖金的电视知识大奖赛、全国性彩票的头彩和赔偿诉讼。
在本文中，康涅狄格州州立大学历史学教授，马修•沃夏尔（Matthew
Warshauer），详细分析了为什么那么多的美国人愿意靠这种简单而轻松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美国梦。
从衣衫褴褛到腰缠万贯的传统致富法：通过节俭和勤劳
人们怎样实现美国梦？答案无疑取决于对美国梦的定义，而这样的定义有很多。约翰•温思罗普（John
Winthrop）设想了一个“山上城市”里的宗教天堂。马丁•路德•金梦想着实现种族平等。这两人均渴望着实现他们心中的尽善尽美。学者们已经认识到对美国梦的追求，其观念是千差万别的。不过，美国梦中的一个组成要素似乎相当一致：追求金钱。没人会否认美国人的目标集中在“万能的美元（almighty
money）”上。在一个专注于资本主义和信奉“谁死时玩具最多，谁就赢了”这种格言的社会里，能否购买豪宅和高档轿车就区分了人们是否成功。但是，问题依然是：人们怎样才能获得这种成功？这个梦如何实现？对许多美国人而言，成功的公式就是种虽难以琢磨但快速的满意。不是坚守传统的工作伦理，太多的美国人将其希望寄托在他们理想中的“快钱（easy
money）”上。本文集中分析了当代美国社会中成功地实现了美国梦的三种现象。精明的市场营销者让其观众确信致富的方法就是电视知识大奖赛的新趋势、幸运彩票和能赢得财富的诉讼。
快速致富不总是美国梦的主要要素。美国人过去努力节俭和辛勤劳作。殖民时期，本杰明•富兰克林劝告人们走向“致富之路（the way
to wealth）”。《穷理查的年历》建议人们“早睡早起使人健康、富裕又聪明。”致富的关键在于勤劳。“勤能偿债，”
穷理查坚持这样认为。早期共和国的美国人将富兰克林的勤劳观扩展为劳动意识形态。对许多人而言，目的不是过分富裕，而是经济独立和通过获得财富得到改进社会的机会。亚伯拉罕•林肯坚持认为美国北方的伟大就是允许人们通过勤劳致富获得成功。“谨慎的、身无分文的新手，一边通过打工挣取工资，将超出家庭所需的部分存起来，以之购买工具和土地；一边想有朝一日能雇一个新手来帮他。这……自由劳动----一个公平、慷慨而能让人致富的体制，这个体制对所有人都适用。”
美国内战后，工业化中期，许多美国人经历了经济前景变化的极度艰难。他们从霍雷肖•阿尔杰写的故事中得到安慰，因为他作品中的主人公都通过勤劳、毅力、自力更生和自我约束战胜了逆境。无处不在的“从衣衫褴褛到百万富翁（rags
to
riches）”的传奇故事就成了美国社会的基石。只要工作勤奋，谁都能成功，都能获得财富。加上建基于宗教上的新教徒的“工作伦理”，阿尔杰作品中的主人公展示的勤劳，林肯对自由劳动的理想，富兰克林的实用格言在美国人的头脑中得到了进一步巩固。许多人相信勤劳不但能让人获得经济上的成功，还能通过这种成功揭示上帝的仁慈。
无数的学者注意到传统美国人工作伦理的变化，这种变化与勤劳直接相一致。随着生产线和机器驱动的美国工业氛围吞噬了熟练工，劳动价值戏剧般地变化了。二战的后果恶化了伦理变化，因为消费者文化得到了兴旺发展，美国人的头脑中满是物质商品。正如一位评论家指出的，“因为渴望地位、物质商品和认同感，美国人明显失去了个性、节俭、勤劳和技能，而这些曾经是这个国家的象征。”
这种工作伦理变化的结果实际上刺激了，而不是减少了人们对获得美国梦的渴望。但是，真正的区别在于，美国梦与其说是工作的目标，还不如说是种权利（entitlement）。许多美国人不再对包括时间、汗水和终极成功的未来抱有想象。相反，他们妄想通过捷径致富。许多工作者更多是将其视为必需的邪恶，直到它突然使人富裕。通过大规模的市场努力，迅速而轻松致富这一观念已经根深蒂固了。不管是通过电视娱乐产业、全国性的由市场驱动的彩票，还是合法的广告，美国人一再被人教导说通往美国梦的财富成功之路，与其说在于勤劳，还不如说在于运气。
谁想成为百万富翁？
再没有比疯狂而流行的电视知识大奖赛更能说明对美国梦追求的转变了。
里吉斯•菲尔宾（Regis
Philbin）主持了“谁想成为百万富翁”这一电视知识大奖赛节目，每次打进热线听众的平均人数是24万人。“决赛日”这一节目也想与之竞争，每次观看节目的人数是2.9亿。可以很有把握的说，美国人已经被多数人认可的快速获得经济成功的观念所俘虏了。“百万富翁”这一电视知识大奖赛节目原本源于英国的事实不过强调了追求金钱超越了国界的程度。当然，这种节目在美国取得了最大的成功是毫不令人惊奇的。正是该节目的名称利用了美国梦：大量的现金。问题是
“谁想成为百万富翁？”这一节目显而易见（no-brainer）。美国人渴望致富是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核心。该节目的制片人只是引入了一个当今社会早已流行的价值观。这样做的结果使得该节目既是贪婪和物质主义的反映，又是其催化剂。
将“谁想成为百万富翁？”这一节目与以前的电视知识大奖赛节目分开的是一个获胜者能得到的纯金钱数额及有时什么是特容易的问题。五位节目参与人2000年获得一千万美元，迄今为止
2001年又有两位赢得了头奖。成打成打的人赢得了五十万以上的奖金。除了大奖，因为普通观众将自己看作是潜在的奖金获得者，“谁想成为百万富翁”之一节目也是成功的。我们没必要成为“危险”高智者（brainiac）来回答电影“闪灵（The
Shining）”镜子中哪个字是逆着拼写的。那是“谋杀（murder）”这个字。或者b更简单的问题是，树的年轮表示什么？
大额的彩票头彩和“谁想成为百万富翁”的相对宽裕就是美国梦的范畴。过去的电视知识大奖赛节目通常提供新的电器设备、旅游或成千上万的现金获得者。这种新的有着大额奖金的电视知识大奖赛节目适合美国梦，因为它既利用了成为“百万富翁”的心理和视觉感受（spectacle），还利用了任何人都能获得这种成功这一观点。后者正好与愿意辛勤工作的人能获得经济上的奖励这一传统一致。
“百万富翁”这一名称的讽刺之处在于电视知识大奖赛得到的巨额奖金不足以获得美国梦的完全的经济独立。税后虽然还会余下一大笔钱（a
tidy
sum），但是这笔钱得花得合理，也得合理投资，确保一个人能用这笔钱一直到退休。今天做个百万富翁会让人想到电影《王牌大间谍》①，在该电影中，大坏蛋邪恶博士（Dr.
Evil）持有人质要求赎金“一百万美元”，结果只是被告知，在今天的经济中这是微不足道的金额。他马上将金额改为“一百亿美元”。
要是在“谁想成为百万富翁”节目中赢得的钱都无法真正满足美国梦，那么其它挣钱的方法则更值得质疑。人们可能会问，哪儿才是内在与传统美国梦的工作伦理和产业呢？有人可能会说要在电视知识大奖赛中胜出需要相当高的智力和知识。这样一来，某些有助于获得知识的工作才能存在。但是，这种观点本身站不住脚，因为知识竞赛中有安全措施，在达到最后一轮的过程中还有很多相持不下的状况。在竞赛过程中，每一个竞赛者都有三条“救命索”，在竞赛者选择多项选择题的准确答案时，这是设计来作为援助的。竞赛者可以选择“去掉两个错误答案（Fifty-Fifty）”，这样电脑就会去掉两个错误答案，只留下两个可能的答案；“向观众求助（Ask
the Audience）”，让竞赛者测试演播室里的观众，以得到最可能正确的答案；“向亲友求助（Phone a
Friend）”，让竞赛者给预先安排好的五位亲友打电话，帮助他确定正确答案。所有这些设计使竞赛者的知识水平趋于相当，这样要赢得比赛就真正得靠运气了。这肯定不会要求，为了比赛，知识得积累到象“危险”这样的节目中那样的程度。在那个节目中，没有多项选择题，竞赛者得自己完成任务。而且，要进入到最后一轮，有很多的机会。
“谁想成为百万富翁”的成功直接与这样的观念相关，那就是知识不多但运气很好的人能成为百万富翁。
这种信息特别能反映普通大众的心声，因为这样一来，实现美国梦似乎非常容易。在此过程中，勤奋，这一实现美国梦最基本而传统的方式给彻底消除了。穷理查的劝告要“勤奋”在这一图式中也不必要了。富兰克林可没说过“睡得早，起得早，运气好，获头彩（early
to bed, early to rise, hope for some luck and you might win a
prize）。”
“谁想成为百万富翁”利用美国梦的成功促生一大批的模仿（copycat）竞赛节目。“贪婪”、“二十一点”，及或许最有趣的是“谁想成为千万富翁（MultiMillionnaire）”等节目利用美国人同样的基本而资本主义式的想赚大钱的迫切心理。最后一个竞赛节目尤其令人瞠目结舌。
2000年
2月15日，独立的房地产商里克•洛克韦从五十位女性竞赛者中挑选，如果被选中的话，这五十位女士同意嫁给一位“千万富翁”。福克斯电视台（Fox
Television）的“主现节（epiphany）”是执行主管麦克•达奈尔（Mike Darnell
）设计的，他说：“钱是扭捏作态的激励因素。我认为大部分正在寻找一种关系。”达维•科恩杰（Darva
Conger），一位急救室护士，成了这个节目的“胜出者”，她宣称两者都不是她的目的。她只想去拉斯维加斯免费度假（getaway），因为这个节目是在拉斯维加斯报道的，那样的话，“我的家人和朋友通过电视和广播就能看到我。”“就是好玩（lark），”科恩杰坚持说，当我赢了时我“完全惊呆了”。当今日秀（Today
Show）节目主持人马特•劳儿（Matt
Lauer）采访（press）她，坚持说钱是她参与这个节目的主要原因时，科恩杰宣称不是这样的，尽管她轻易地获得了一次免费加勒比海蜜月游，一枚价值
3万5千美元的戒指和一辆五十铃越野车（Isuzu
Trooper）。奖金总额约为十万美元。即使科恩杰强烈否认参与节目的关键动机是因为钱，并且解除了与洛克韦的婚约，因为《花花公子》杂志（Playboy
Magazine）选用了她的照片，她因而获得了媒体所说的四十多万美元。
不管科恩杰的动机是什么，许多妇女通过全国性的电视节目中的速配婚姻，欣然接受（jump
at）获得美国梦的机会。“谁想成为千万富翁”电视节目第一次成功播出之后，福克斯网站因为妇女们蜂拥着申请参与接下来的节目而崩溃了。尽管如此，这个节目的收视率成功地达到2千3百万观众，评论者轻蔑地指责“福克斯节目的主张就是人们为了钱什么事都会做，就是说，钱是万能的……。”有人建议说这个节目事实上要将其名字改成了“人们为了钱什么都做，”或“美国最滑稽的妓女。”
只因为其新颖，许多观众将频道调到“谁想成为千万富翁”。但是，事实依然是福克斯电视台的主管们显然有意识地利用了人们对美国梦的追求。他们利用了与“谁想成为百万富翁”一样的策略，那就是提供大量的现金作奖金，从心理上和视觉上吸引观众。竞赛者在美国梦的追求中也起了他们的作用。奖金的数额是确定的，但是赢得巨额奖金的几率是五十分之一。竞赛者只需一张漂亮的脸蛋和性感的身体。例如在里吉斯•菲尔宾主持的节目中，通过勤劳致富这一传统的致富方法被废弃了。
全国性的彩票
“谁想成为百万富翁”和其它类似的电视知识大奖赛节目是最新的利用美国梦的疯狂之举。更为人所共知的、常能使人获利更多的是全国性的彩票。纽约彩票中心吹嘘说，“人们只需‘一美元和一个梦想’就行。”正如电视知识大奖赛节目一样，彩票也是聚焦于人们用最少的努力而能轻松赚钱的希望上。选择一系列数字并不要求一个人勤劳工作。在博彩中，人们只有等到他们赌中了大“乐透（Lotto）”或“威力球（Powerball）”的分数才能发达。伊利诺斯州在芝加哥犹太人居住区的广告鼓励人们说，
“彩票可能就是你离开犹太人居住区的入场券。”
不过，大赌注彩票的奖金（payoffs）比“百万富翁”的电视知识大奖赛节目高得多。2000年五月的一注威力球的奖金高达35亿美元。不过，获胜的几率没有电视知识大奖赛节目的大。平均而言，获奖的机会是一千二百万或一千四百万分之一，而获得大奖的机会是八千万分之一，其需要的运气可说是天文数字，无法估计。但是，美国人仍然对此趋之若骛，中大奖的机会很渺茫时也是如此。1998年，30亿美元的大奖使得纽约人蜂拥至康涅狄格州。康涅狄格州的格林威治的商店里有500人排对
6个多小时来购买彩票。为了处理完全停滞的交通和混乱的秩序，该镇不得不花上八万美元来雇佣警察和其它的应急措施。在同一个威力球接近的过程中，新罕布什尔州的彩票中心主管只得举行新闻发布会，请求人们投注不要超出其经济能力。尽管有这一警告，有人承认他花了三千美元购买彩票。
人们疯狂地博击威力球和乐透容易得到解释：很可能每个美国人都相信美国梦。虽然大部分人承认赢得彩票的机会很小（a long
shot），但是他们幻想着成功的机会。拥有希望就是美国梦的一部分，国家彩票中心才能利用这种幻想，从而使得彩票事业能如此成功。在全国37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开展的彩票事业，1996卖出了总额为42.9亿美元的彩票，其中38%为纯利润，使得彩票成了迄今为止盈利最大的赌博。大部分赌博的利润要将他们收入的90%支付出去，而彩票只支付出去了约50%。
但是，确切地说，彩票只有几百年的历史。美国借助彩票才得以创立。1612年，英国王室授权伦敦弗吉尼亚公司举行彩票来帮助建立詹姆斯敦殖民地。在殖民期间及其后，美国人举行彩票来筹资用于国内的改善和国防。这样，今天的彩票与过去如何不同，它们又是如何影响美国梦的传统意义的呢？
简单的回答就是广告。全国性的彩票学会了有效而全面营销的重要性。直到1975年，联邦政府一直禁止各州打广告，但是禁令解除后，彩票事业得到了有目的的高度发展。1997年，花了四十亿美元投资于各种乐透和即开型（instant
games）彩票，其金额是大部分大公司投于广告的两倍。但是，这不仅是广告的单纯范畴，更确切地说是其效率。许多评论者说彩票的目标是穷人，因为他们是在经济上最不可能应付其日常花销的。这样做，国家就能利用那些可能最需要实现美国梦的人。例如，俄亥俄州超级乐透（SuperLotto）彩票在其广告计划中建议，在该月尽早实现“促销（promotional
pushes）”目的。政府津贴、工资总额和社会保险支出每月第一个星期二发放。实际上，这为当地经济创造了数以百万计的额外的非税收入，这种收入的大部分可以支配。
伊利诺斯州彩票中心参与了一种平等计算策略，诱使西芝加哥的临近地区的经济萧条。该州租用了40个户外广告牌向人承诺：“怎样从华盛顿大道到达舒适街②（Easy
Street）。”该广告隐含的“从衣衫褴褛到百万富翁”信息就利用了美国梦最核心的方面。许多研究表明这样的促销活动起作用了。跟富人（the
more affluent）比起来，穷人的收入花在彩票上的钱的比例多得多。
同样重要的是，彩票有意误导参与彩票的人通过博彩致富的机会。一个研究发现70%的电视广告描述的是人们赢得彩票的情形。而且，该研究注意到，各州有意假装先给彩民让步（the
odds）③。事实上，这给人的印象就是获奖机会很大。甚至一些政府官员也非常关注这样的策略。1997年，纽约州州长乔治•帕塔基（George
Pataki）要求彩票官员“低调处理（tone
down）”他们的“嘿，你从不会知道”这个促销活动，并且他说彩票营销应该避免“提出不现实的企望。”有人可能会问，难道没有法律阻止这样的欺骗性商业广告（commercials）吗？当然，联邦贸易委员会颁布了“诚实广告（Truth
In Advertising）”法（standards）。然而，因为彩票是国家实体，它们不会被私人企业该遵守的要求所限。
这样，彩票通常就能自由地将成百上千万的钱花在狡猾的广告上，而这些广告专门设计来利用人们对美国梦的追求上。正如一位作者注意到的，“据说彩票充分利用了人们对更好生活的向往，给他们提供一种裹在促销广告（hype）中的傻客赌注（a
sucker
bet）。”另一位作家批评说：“我们政府无耻地迎合人们的美国梦。他们向人们建议，其中许多是穷人，说彩票是赚钱的好办法……要是有种快速致富的诡计，那就是由政府操纵的彩票。”
与“百万富翁”的电视知识大奖赛节目类似，实现美国梦的关键要件之一是运气。美国人再次给出一种信息，那就是可以获得成功，不是通过勤劳，而是通过运气。没有评论者漏过这个现象。米歇尔
•桑德尔（Michael
Sandel）坚持认为彩票发送“一个与工作伦理、牺牲和道德责任……相悖的信息。”相反，人们被告知“只要有一点点儿运气，他们就能逃脱厄运（misfortune）委托（consign）给他们的工作世界（the
world of
work）。”另一位评论者对此表示同意，说“总而言之，彩票可能消弱（undercut）工作伦理和成就感，而代之以运气标准（ethic
of luck）。”
但是，事实上，彩票的作用不仅于此。
他们同时利用运气标准和试图欺骗人们相信世上存在某种超过运气的事物－－那就是技能是赢得彩票的一个要件。美国国家赌博影响研究委员会
（National Gambling Impact Study Commission）
注意到彩票的广告专门企图劝说彩民，说他们能“通过他们选择的数字影响他们的机会（odds）。”
而且，有许许多多的书承诺能够教会彩民，让他们成为将来的彩票大奖得主。这样的书有《创建金钱：怎样有意识地赢得彩票》（Found
Money: How to Consciously Win the Lottery）、《赢得乐透彩票的基础》（The Basics
of Winning
Lotto-Lottery）和《怎样赢得彩票：更多用于增加赢得彩票的策略》等。这样做的含义是通过勤奋阅读彩票书籍，人们能提高他们赢得彩票的必需技能，就能增加实现美国梦的机会。
借助这种信息，人们可能认为美国梦是活生生的、健康的，其诚实得到了维持。本•富兰克林提倡的传统因素，勤劳，通过计算和高级（superior）规划得以实现。但是，这远不是诚实（truth）的本意。彩票无疑是随机的。因此，象“百万富翁”的电视知识大奖赛节目一样，全国性的彩票通过仔细规划的广告，利用了也彻底地改变了传统的美国梦概念。
赔偿诉讼
要是电视知识大奖赛和彩票似乎开启了实现美国梦的道路，那么“百万美元伤害（million dollar
injury）”这一谚语同样如此。诉讼（litigation）就是美国特色④，尽管它留在美国人口中的口味不像苹果派那样甜。事实上，许多人轻视法律职业，尤其是人身伤害律师，他们无处不在的“你出车祸了吗？你有权获得赔偿”的广告鼓励大众相信，钱很容易挣。这种“专办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等的律师（ambulance
chasers）”滋生（spawn）了成百上千的律师笑话。“一百万个律师在海底干嘛？问得好。”尽管我们对这种笑话一笑而过，但是这也说明了公众对法律职业的看法。
美国人每年仍然有成千上万的诉讼案，许多人希望通过人身伤害案或产品责任案得到现金赔偿。有学者将这种策略比作博彩（playing the
lottery）：
民事侵权行为的操作类似于彩票。大多数支付的关键标准大多由机会控制：（1）一个人是否足够幸运被人伤害，而那人的产品或行为被证明为不完美；（2）一方的保险限额或财产是否足够承诺一个与损失或花费相当的奖励或处理；（3）被人诬为次品，能证明自己的产品是好的；（4）一个人是否幸运到能保留一个在易受影响的陪审团前会充分利用（exploit）所有的证据变量，包括能图示一个人不管受过什么伤害。
将这种情形等同于美国梦最多可能会让人觉得特别奇怪。但是，与电视知识大奖赛、彩票和民事侵权行为的诉讼间的相似不是人们认为的那样牵强附会。在此三种状况中，合意的结果是拿着一张大额的支票去银行。最近几年里，许多庭审案件的结果就是如此。原告若赢得官司，他很可能不单会得到损害赔偿（偿还医药费、误工的工资等），而且也可能获得惩罚性赔偿（惩罚被告的过失或危险性行为）。而且，为了让犯罪的一方得到教训（message），惩罚性赔偿通常远远多于损害赔偿。
这样一来，象电视知识大奖赛和彩票一样，伤害诉讼和产品责任诉讼也特别赚钱。在此过程中，实现美国梦的传统方法再次得到了规避。本•富兰克林的勤劳和林肯的劳动伦理都不是原告致富的要件。美国人经典的成功要素，勤劳、节俭（frugality）、和自力更生不会出现在律师的信念中。美国新的穷理查颂歌（mantra）变成了“早睡早起，提起法律诉讼直到”他们哭。
但是，在通过法律实现美国梦的途径中有一个奇怪的因素。在电视知识大奖赛和博彩中，人们都不要通过伤害自己的身体而胜出。通过诉讼（litigation）来实现美国梦，伤害是唯一的因素。因此，一个问题就避开（beg）了：“头脑清醒的人，谁会拿健康来换取经济上的厚利（bonanza）呢？”当然，至少还有人假装自己受伤了。探索频道（the
Discovery
Channel）最近做了个专辑，研究赌场视频监控的有效性，他们通过录像对那些在赌场假装受伤的人提起诉讼，随后告他们欺诈。
然而，借助录像阻止此类诉讼几乎难说是正当之举。无疑，在成千上万的案子中，原告伪造受伤症候（injury and
symptoms）以骗取经济赔偿。评价这种问题的难处在于缺乏相关的可靠信息。正如一位法学学者所注意到的，“我们对无关紧要的诉讼所知甚少。可靠的经验数据相当有限，随便的轶事般的证据极端不可靠。我们对于无关紧要的诉讼为何得到受理并归档或什么构成一个‘无关紧要的诉讼’的共识没有清楚的解释”。
对于那些通过假伤和做伪证来欺骗司法系统的企图，其目的无疑就是为了钱，也企图通过这样做而绕过传统的方法来获得美国梦。但是，那些真受伤了而提起诉讼的人又如何呢？他们通过（make
an end run around）勤劳和自力更生来获取经济独立，是不是该受到责备呢？难道真正的受害者因为身心痛苦（pain and
suffering）而不该得到某种程度的补偿吗？许多美国人会同意对于一方的明显疏忽而导致了对另一方的伤害，按情理受害方该得到补偿。在这个方面，人人们可能会争辩说一开始伤害方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困境（predicament）而故意要得到补偿的企图。尽管如此，有些个人提起上诉的愿意（readiness
）、可观的判决赔偿金（jury
awards）和诉讼未能对那些看来似乎显然有危险的行为负责，使得诉讼看来象通往美国梦的黄砖路。人们只需看看一大堆的案子就会明白，在美国，为什么侵权法的改革会成为人们讨论的热点。
一位46岁的韩国移民在芝加哥被
“L”形的火车电缆电击致死时，其家人提起上诉，赢得了三百万美元赔偿。如果李先生只是踩在坏的火车线或撞在裸露在外的电线上，这样的赔偿似乎豪不奇怪。相反，他从一个宴会上回家，其血液中酒精含量超出法定含量的三倍，决定跨越三处标着“危险（Danger）”、“别靠近（Keep
Out）”和“有电（Electric
Current）”的地方，然后就在一条有电的火车电缆上小便（urinate）。他马上被电击致死。因为分担责任（contributory
negligence），三百万美元的赔偿金减半。
在伊利诺斯州的汉诺威公园，托马斯•若德林，没有驾驶执照，酒后借了朋友的摩托车，最后撞上一处没有标志的道路中央分隔带（median
strip）上。他腰以下的部位瘫痪，提起诉讼控告该市镇没能提醒司机注意到道路中央分隔带。由于分担责任，他提起的六百七十五万的赔偿金减少了10％。
[41]
在两个伊利诺斯州的案例中，大额赔偿给家人或受害者提供了经济自由：美国梦的目标。可以确定的是，在这两个案例中的受害者更可能愿意自己的健康无损，而不是得到金钱赔偿。因此，我们又面临诉讼人追求美国梦的过程中的“奇怪”因素。这些绅士们早上醒来都不会决定今天将是领我走上经济成功的一天。在电视知识大奖赛和彩票活动中，参与者一开始就主动追求美国梦。对多数人而言，诉讼“彩票”无疑是中保守策略（reactionary
strategy）。这也是一个让受害者免于对其自身行为负责的策略。他们的自身行为在此类诉讼的被告中是最主要的反对理由。被告们争辩说，一个人自己的行为明显有过失（negligent）并且危险，为什么别人却不得不为此付出赔偿？
不能负责是将侵权诉讼与美国梦的变迁观念联系起来的另一个要素。事故受害者自己伤害了自己，却期待别人来赔偿。这类似于个人相信，尽管缺乏工作伦理，经济成功得靠自己。在这两个案例中，双方均不认为自己该为自己的状况负责。相反，他们有权证明自己的信念正确。
与这两个（twin）未能负责和有权的问题相联的是鼓励别人做出同样的行为。如果受害者明显要为自己的困境负责，象伊利诺斯州的案例一样，他们提起诉讼并且赢了。无疑，这样的案例就助长了一种环境，在这种环境中，别人指望通过法律系统来获得经济派（financial
pie）中自己的份额。最终的结果就是整个社会时刻准备几乎对任何惹人恼火的事（provocation）提起诉讼。而目的总是一样：钱。不是所有的诉讼结果是百万美元的赔偿，但是它们仍然给似乎无辜的事故提供了效果显著的（significant）金钱激励。1998年的《全美律师协会杂志》（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Journal
）报道了在“夏季的侵权法”中赢得的赔偿额。一位佛罗里达居民因为在游泳池中滑倒在藻类植物上获得了4.1万美元。该州另一个人在热身运动中被垒球（softball）击中而获得5.2万美元。新泽西州水上公园中溅水池里的一场冲突导致了13万美元的赔偿。在加州一公共海滩的烧红的煤引起的灼伤给受害者提供了43.5万美元的赔偿。
同样不可思议的是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市的一位妇女，她吸食可卡因、喝酒，然后身上溅了酒精，当她做烧烤时被烧伤，她因此得到了25万美元赔偿。旧金山的一位抢劫犯也是如此。当他想抢劫的出租车司机将他的腿钉在墙上等警察来而受伤了，他因此得到24595美元赔偿。这样的单子可以一直列下去。
这些似乎“无关紧要的”诉讼是要求侵权法改革的主要推动力。各州立法机关已经对此作出了回应，提出了许多措施：给惩罚性赔偿定上限（caps
on punitive
damages），如果一种产品遵守州法令或联邦法令则取消惩罚性赔偿，在牵涉到伤害的案例中，要求原告放弃所有的医学保密权，在侵权的案例中建议败诉方支付审判费。[44]
联邦政府也举起了侵权法改革的大旗。1983年以来，每年都提请了有关产品质量的立法，都未获通过。[45]
1996年，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使之成为美国共和党的“与美国签约（Contract With
America）”的主要要素（staple）之一。[46]
就国家立法者而言，这样做的理由显而易见：象许多美国人一样，他们厌倦了一个伊利诺斯州立法者所描述的“不公平、荒谬、无足轻重、愚蠢的诉讼。”
在改革立法的指责中，侵权法改革的反对者是同等固执的。他们争辩说，事实上，潜在的侵权原告中只有很少比例的原告追求诉讼，侵权索赔
（tort claims）过去十多年来没有增加，并且，实际上，产品责任案件减少了。[48]
而且，他们坚持说改革会减少法律对诸如穷人、老人和病人之类的“处于危险中（at-risk）”的个人的保护。改革的反对者分辨说，要求改革的反对派强调,如果不是稳赢不输,试问有哪一个该死的律师愿意接手"费力"不讨好的案子?
成为赞成或反对侵权法改革的典范（poster child
）案例是声名狼籍的麦当劳热咖啡溅伤案。在该案例中，因将热咖啡意外地倒在了大腿上而导致严重烫伤，一位老妇人因此获得了二百九十万美元的赔偿。表面看来，该案例似乎是侵权诉讼出了故障（haywire）的一个经典（quintessential）例子。一个女人拿着人所共知的热饮（hot
beverage），在车上将其放在大腿间，然后开始倒出热饮。由于这例纯疏忽，她得到了几百万美元的赔偿。Critics of a
legal system 一个失去节制（run amok）的司法系统的评论者们很兴奋（field
day），以头版头条发表了对判决的评论：“偶然的运气得到大笔的钱（Big Bucks for Dumb
Luck）？咖啡热，生活充满风险－－直面风险；”“运气的司法轮正转得失控；”“受害者的丰年，有人危险；”“已经够了！”
美国通俗文化喜剧演员们也明白（latched on to）这个案子的荒谬。大卫•勒特曼（David
Letterman）作为第四条，在其“夏季克沃凯恩博士（Dr.
Kevorkian）的头十条告诫（tip）”加入了如下话语，人们该带一群朋友去麦当劳，然后相互泼热咖啡。在另一个节目（show）中，勒特曼建议说，第八条－－暴风雪安全告诫就是拿一杯滚烫的麦当劳咖啡去清除车道里的雪。杰里•赛恩费尔德（Jerry
Seinfeld）甚至播出了一则短剧（episode），其中克莱墨（Kramer）提起了一则热咖啡诉讼。
这样的评论结果就是，许多美国人增加了对他们认为已经荒谬的司法系统的嫌恶，因为该司法系统允许因不负责任而得到赔偿。但是，该案子轻率的一面和反侵权法改革倡导之论继续试图指出的就是，判决事实上是合理的。斯特拉•利柏克（Stella
Liebeck）－－烫伤的受害者，只得到六万四千美元的赔偿。而且，该案例中的事实较之大部分实现了的要严重得多。利柏克烫伤的程度是二、三度烫伤，整整住了三个礼拜的医院，做了植皮手术。她起初联系麦当劳只要求赔偿一万美元的医疗费，但是麦当劳拒绝了她的要求。此外，麦当劳提供的咖啡高到180℃，接到了类似烫伤事件的投诉七百多起，但是对这些投诉未做任何处理。最后，二百三十万美元的惩罚性赔偿正好就是麦当劳咖啡两天的销售额。陪审团想给这家快餐巨头敲一记警种（message）。
这个案件的真实，尤其是象麦当劳对顾客抱怨它们的咖啡太烫的过度漠视，可能会使人重新思考在产品责任案件中大额现金结算（cash
settlement）的重要性。这肯定是反侵权法（anti-tort）改革的倡导者们所希望的。然而，真实，而非侵权法改革才是目前的法律条款真正关心的。大多数美国人不清楚麦当劳案的细节。人们看到的只是一个女人就因为咖啡溅出而得到了好几百万美元赔偿。斯特拉•利柏克不是通过提起诉讼来实现其美国梦，这一事实也没什么不一样。她付出极大代价而获得的胜利鼓励他人非常乐于（more
than happy）用溅出的热饮料来收获经济回报。自1994年利柏克事件之后，出现了一大堆因为热饮料而对麦当劳、汉堡王（Burger
King）和其它类似的公司提起诉讼的案件。如此一来，该故事的道德意义在于许多将最初的案件看作是教训的人，计划通过这类办法来实现其美国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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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3-10 11:3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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