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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为爱情疾病开出一副良药，那要是不给他获 得诺贝尔医学与生物奖，全世界的女人会把诺贝尔奖评委会的评委给撕了，因为
在爱情上有病的大多是女性，她们渴望医治。
一个本身就是生产药物的女老板，把工厂治理得井然有序，新药层出不穷，但她没有能力医治好自己爱情的心病也就没什么可奇怪的了，因为治疗爱情疾病的药物的诞生，肯定要晚于治疗艾滋病的药物，尽管艾滋病的泛滥和人类的爱与性有着直接的关联。坐在南昌飞马制药厂的豪华会客室里，笔者怎么都觉得四十二岁的厂长古云珍看上去只有三十岁冒头，虽然她的相貌不算漂亮，可年轻总是一种诱人的资本，不知这是先天遗传的结果，还是后天保养的成效。
这是笔者第三次和她会面了，第一次是在全国女企业家先进代表会议上，以记者的身份和她做了短暂的交谈，觉得她身上有一些可供开掘的东西。但因她会务繁忙，未及多聊，只好借着一次笔会的机会到了南昌，和她进行了第二次握手。她很热情地接待了笔者，但对笔者要求采访的内容却有些忌讳，显得犹豫不决，当然，也没有一口否决。临分手时，她问笔者有什么别的要求，是不是要报销飞机票和住宿费？笔者当然不需要，于是她送给笔者一套价值上万元的景德镇仿清瓷器和一箱她生产的保健药品，据说不仅能够益寿延年，而且还能增强性欲。笔者坚决没有接受，因为这是这次笔者采访女老板的原则。
春暖花开之时，笔者突然接到她的长途电话，她告诉笔者，她愿意接受笔者关于她情爱经历的采访，并希望笔者马上飞赴南昌，一切费用由她负责。笔者有一种感觉，她在感情上又受到了新的刺激，因而有要把心中的郁闷一吐为快的欲望，而此时的女人，是绝对不会使用冠冕堂皇的语言来遮掩自己情感世界的，哪怕这世界多么黑暗和荒唐。
果然，她一见到笔者就有点伤感地开了口，道出了她受到什么样的刺激。我刚刚离了婚，这是我人生中最不愿意做、又不得不做的一件事。我的药厂是国企，说起来价值六个亿，可属于我的股份只有百分之十二，也就七千多万吧，是当时我带着一种新型保健药被聘来时约定的技术股份，我入股的初期，这家药厂被国有资产评估委员会评估的结果是六千万，我干了三年，增值了十倍。
我真的不能不离婚了，我丈夫竟然用我的钱在外面买了一栋小别墅，包了一个二奶。本来我是不愿意相信这种传闻的，在南昌这地方，像我这样有了一定成绩的女人什么风言风语都会说出来，最耸人听闻的是说我傍上了被送上刑场的原副省长胡长清，因为给他当小蜜才混到了今天这地步。至于什么跟这个厅长，那个局长关系非同一般的故事就更多得够写一本书的了，因为他们不相信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普通女人能够凭正当手段成为千万富婆。
这也难怪，目前社会上首先富起来的女人中靠姿色和身体为本钱的确实多了点，但这不能怪这些女人，要是男人们不为她们的姿色和身体所惑，不是就没这些事 了吗？
关于我丈夫的一些传闻，开始我也认为是某些人对我的诋毁，是这些人心理不平衡导致的变态，所谓红眼病的一种表现形式。但再大大咧咧的女人，听到自己丈夫的传闻多了，也多少会生疑。我问他，他当然不认账，后来我聘请了私人侦探事务所的人，他们工作效率真高，不到半个月，就给我送来各种资料和照片。我按图索骥，找到了我丈夫买的那栋小别墅，并破门而入。虽然并没有把我丈夫和他的二奶按在床上，但他们都穿着睡衣，情意绵绵地正在一起吃饭，整个别墅的布置，谁看了都会认为这完全就是他们两个人的家。
让我气得发昏的是，他要是找了个大学生、教师、演员、公务员、编辑、记者、白领什么的女人，相貌比我强，年纪比我小，身材比我好，学历比我高，或者比我还有钱，我也就自叹不如了。可、可你知道跟他在一起的那个女人是干什么的吗？居然是个商场的售货员！我、我不是看不起卖东西的，社会分工不同嘛，可在人们心目中，根据工作性质的不同，还是有个三六九等。
除了身份的低下外，这个女人看上去年龄绝不比我小，虽然很白，可胖得像头猪，眼睛细得只剩下一条缝，鼻子是塌的，嘴巴小得好像只能吃面条，个子又矮，站在那里不动，和我们江西景德镇做的忘了上蓝釉瓷的鱼缸没什么两样。(笔者心说，一个女人要是嫉妒心爆发，那可真是什么样的损话都说得出来。)
我当时就和那个女人厮打起来，互相破口大骂，而我丈夫一点没有向着我的意思，这真让我伤心到了极点，当场就把手指咬破，在他那包二奶的小别墅的白墙上 写下了离婚两个血淋淋的大字。
我和他十五年的缘分就此结束了。说起来，我和他虽然不是青梅竹马，可也是大学同窗。我们是恢复高考制度后的第一批大学生，1978年进的校，在北京化工学院上学，对了，你在《家庭》杂志上发表的那篇写中国首个下海大学生事迹的文章里的主人公就和我们一个学校，但不是一个专业，在学校时也不熟，不过我挺佩服他的。
我和我丈夫没他那勇气，敢放弃国家分配，自己走一条路。我们都是老老实实地接受了国家、其实就是学校的分配，我到了江西一家药品研究所，他本来可以回老家广州，但为了我，宁肯到了当时还贫困落后的南昌郊区的政府部门。我们是大学三年级时谈的恋爱，在那时候，有点算早恋了，因为好多当过知青的大哥哥大姐姐们为了挽回失去的学习机会，有的都过三十岁了，还不敢谈恋爱。不过在我看来，这也算对他们热衷于搞文化大革命的一种报应。我们这些所谓小弟弟小妹妹们用不着压抑自己的情欲，而且谈恋爱对于激励学习热情有益无害，
反正对我和我丈夫是这样的结果。
我们先是在图书馆里约会，在阅览室明亮的灯光下，我和他一人捧本硬壳精装书，一边阅读，一边给对方写小纸条，提出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以前一星期也就去一次图书馆，从相互间有了朦朦胧胧的爱意之后，几乎每天都钻图书馆。后来我们的约会升级了，到大学后面的田野中去，那时北京连三环路都还没有，我们学校后面就是菜地。在菜地里，我们闻着没有采摘的蔬菜的芳香，天南地北地聊着，终于有一天，他抱住我，说出了已经被人类说了几千年的那三个字“我爱你”。(笔者一笑：“这是人类重复次数最多、使用率最高的一个词汇，也是一句最 真实的谎言。”)
暑假时，他把我带到了广州他的家，他父母都是干部，对我挺满意，还把祖传的一串项链挂到我脖子上，算是把我当成了准儿媳妇。就是在我挂上了他家祖传项链的第二天，趁他父母上班不在家的时候，他把我搂到他的床上，不由分说地脱去我的衣服。我知道这是早晚的事，虽然少女的本能让我抗拒了一下，但最终还是和他发生了关系。完事后，我看着床单上的几块血迹，哭着对他说：“我是你的人了，你一辈子都不许再和别的女人有这种事。”他一边吻干我的泪水一边向天发誓：“绝不会。”毕业前，我不小心怀过一次孕，把我急得差点去自杀
，因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不像现在，那时在校大学生别说怀孕，就是被老师发现有男女关系都要全校通报。幸亏他父母在北京有老战友，托他们给找了家医院，悄悄做了人流。
我们工作后第二年就结了婚，本来可以晚两年再结，事业上打点基础，经济上也有点积蓄，可因为当时我们单位只能在单身宿舍给我一个床位，他们单位给了他一间平房，尝过了禁果的我们除了情感上相互思恋以外，生理上的冲动也需要得到满足和宣泄。一般他不到市区来开会，我们只能一个星期相聚一天，这一天对我们很宝贵，我们要是不结婚，我就不能在他那里留宿，否则会被人认为他作风不好，影响他的前程。
当时他是他们单位不多的大学生之一，单位对他很重视，所以在我们结婚时，破例分给了他两间平房，外加一间小厨房。我们家给了三百元钱，他们家给了三千元钱，再加上我们工作一年积蓄的一千元，买了些家具，布置出一间挺温馨的卧室和一间客厅兼书房。但我们约定，虽然结婚早了点，但为了事业，孩子晚点要，起码要在三十岁以后。
以后的几年中，我们过得平平淡淡，但也恩恩爱爱，平常认真工作，周末聚在一起，不是改善生活，就是到南昌的风景名胜地去游玩，放年假时，我们还跑到庐山去玩。反正没有孩子拖累，两人世界自有两人世界的乐趣。
到三十岁的时候，我被评上了中级职称，而他被提拔为科长，(实际上我还在干学的专业，)他已经从政走仕途了。
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的生活出现了巨大的变化，我所在的那家药品研究所不再属于事业编制，而是直接划归了一家药厂，我们单位几十个科技人员不愿到那家经济效益很差的药厂，纷纷找关系走后门，调到了一些别的科研部门，而我找不到关系走不了后门，只有和几个勤杂工一同去那家药厂上班。没想到那家药厂看研究所的骨干都走了，干脆只接收了研究所的设备，说是人一个不要，我只好去上级主管部门告状，最终的结果是，我的工资由上级主管部门发放，让我在家先等待一段时间，有合适的单位再安排我。
我一下子变成了一个下岗女工，哭、闹都没有用，只有面对现实，正好我也想充充电，便借这个机会自费到母校去进修了一年。进修的时候，认识了一个江西民营药厂的厂长，他是来北京寻找人才的，可一些博士、硕士不是想到外企就是要到大的研究机构，对民营企业根本不感兴趣。他得知了我的情况后，问我毕业后愿不愿意到他的厂里去工作？我说不能调动，但可以以兼职的身份去试试。他对档案之类的东西无所谓，只要人能去就行，我和丈夫商量了一下，丈夫很支持我，结果毕了业我就到了设在赣州的这家民营药厂，担任了开发部部长。
厂长给我的工资并不高，也就是外企的四分之一，和国营单位差不多，但在合同上写明若是开发出新药，我可以享有百分之三十的分成，这对我是个很大的刺激，一是厂长很舍得在新药开发上投资；二是我的价值能够通过经济的形式体现出来。
用了大约一年的时间，我还真的研究出一种新药，这种药对抑制新型的感冒病毒很有作用，经过一段时间的临床实验，新药通过了专家的鉴定，被批准上市。由于疗效不错，这种新药的销路非常好，给厂里带来了巨额利润。但这时厂长的农民意识暴露出来，他不想兑现合同上应该分给我的百分之三十的利润，而只是把我提拔成管新药开发的副厂长，工资增加了两倍，买了一辆桑塔纳奖励我，而应该给我分成的两百万他总是找各种借口说以后一定给我。开始我听信了他的话，觉得他这的研究条件还不错，等他赚了更多钱的时候一定会给我兑现。没想到又过了大半年，他还是没有兑现，我三番五次地找他，他跟我翻了脸，说他跟我签的是无效合同，我只是他雇佣的技术人员，不可能占有股份。一怒之下，我把他告上法庭，可他在当地有着根深蒂固的关系网，一审二审我都败诉了。官司虽然输了，可由于新闻媒体的介入，我在江西一下子有了知名度，不少人都知道我既能开发新药，又能进行药厂的管理，纷纷来找我，让我到他们的企业去。
对民营企业，我还真有点寒心了，他们那种农民意识，家族式管理，我很难适应。正好这时接受我们药品研究所的药厂濒临破产，上级主管部门的领导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态度来请我出山，说我还是国家干部，应该为国家分忧解愁，希望我去担任那家药厂的副厂长，但不设厂长。之所以这样，是因为那家药厂是正处级单位，我是中级职称，相当于科级，而科级不能一下子就上正处，先过渡一下，一年后就给我破格转正。我当然愿意回到南昌去，回到我心爱的丈夫身边，在赣州工作的这段时间里，我几乎是一个月才能和他见上一面，一见面就会扑到他怀里，久久地不想松开，而要分手时，更是要他哄着才走，有时到了车站又跑回家去，硬是再和他做一次爱才恋恋不舍地上路。能够回到南昌来，就是不当什么厂长也行。
上级主管部门为了显示出改革的力度，跟我签订了一份经公证处公正的合同，主要内容是我要开发出新药并获得经济效益使药厂扭亏为盈的话，药厂立即转为股份制，我拥有百分之十二的股份，在这之前我要押二十万风险金，三年之内药厂还继续亏损，我自动离职，风险金不退还。
我丈夫劝我小心行事，要是别的事，我肯定听他的话，可这件有可能最大限度体现我人生价值的事，我还是毅然做出了破釜沉舟的决定，把在赣州一年的积蓄拿了出来，把我的桑塔纳轿车给卖了，交上了风险抵押金，在合同上正式签了字。
我之所以有这么大的信心，跟我已经快研制出了一种治疗肝炎的新药有直接关系。肝炎在中国是常见病，各种类型的肝炎患者人数过亿，而且至今没有特效药，市面所销售的各种治疗肝炎的药品大都是缓解病情，降低一些检验指标，其实我研制的所谓新药也是这种东西，只不过成本更低，利润空间更大。
目前中国药品的研制是个很复杂的事情，也很专业，就不详细讲了，反正很多所谓新药都是把国外已经过了专利保护期的旧药低价引进来，哄中国的老百姓。我后来也干这种事，不过在赣州时搞的那感冒药和这肝炎药是我在中药传统配方的基础上研制出来的，我一直没跟你讲，我爷爷是个地地道道的乡村土医生，他大半辈子都是用我们老家的草药给乡亲们治病，而且很有疗效，我只不过研究了他配方中一些草药的化学成分，经过提纯后能够用于成批生产而已。
我走马上任后的第一件事是给药厂改了名称，因为原来那药厂在行业内已经是声名狼藉，药品质量低下，收钱不发货等行为使其商业信誉几乎等于零，于是，南昌飞马制药厂的大牌子挂了出来。我干的第二件事是把厂里大大小小的干部精简了百分之九十，他们当然有意见，可我拿着上级主管部门“只要能让药厂起死回生，有利于改革，用什么方式都行”的尚方宝剑，他们也只能忍气吞声了。第三件事是把原来药品研究所的人给聘回来，转不转关系都无所谓，只要人来就行，工资都翻一番，每人一套住房，研究经费比原来增加十倍，当然有人还是不来，
可几个骨干回来了。第四件事是狠抓质量，凡是哪一道工序连续三次出现质量问题，主要责任者立即除名，毫不含糊。
各种措施一经实施，果然立竿见影，起码不会再发不出工资了。有时候国企并不像想象的那样不可救药，只要领导别太无能，别太贪心，把个人的利益和工作紧密地挂起钩来，让它不赔钱还是不困难的。(笔者一笑：“你说的别太无能和别太贪心这两点，对于很多官僚来说，已经难于上青天了。”)
工资能发出去，我就没了后顾之忧，全身心投入到新药的研制开发上。我这人天性好强，要干的事就一定要干成干好，所以有将近两年的时间，我几乎很少回家，不是在厂长办公室，就是在实验室，要不就到全国各地跑市场。为此，我和丈夫准备三十岁要孩子的事当然就只好往后安排了。
新药有了卫生部门的批文后，以物美价廉的优势进入了市场，我们基本上没有做广告，所以你可能没听说过我们这药，但医药公司对我们的药非常欢迎，因为我们这药在疗效上和那些整天打广告的同类药没有什么差别，可价格比他们低一半还多，给医药公司留下了巨大的利润空间。现在是市场经济了，当然哪种药赚钱医药公司就喜欢卖哪种药。有一度，我们这种新药简直到了供不应求的程度，只好让工人们加班加点地干。很多年没有加班加点过的工人们也很兴奋，因为这表明工厂又恢复了活力。
由于每年有几千万的利润，除了扩股之外，还能有一千万用来分红，这样我每年大约能分到一百二十万元。
有了钱，我当然先买了套南昌最好的房子，并装修得很豪华，又给我丈夫买了辆丰田轿车，因为他整天就想有辆车开，这样从市里到郊区去上班就方便多了。后来每年都有一两百万的分红，花也花不了，就存到了银行里，存折放到一个保险柜内，我和丈夫都有钥匙，需要了拿就是了。
还是回到我和我丈夫的关系上吧。
我承认，自从我接手飞马药厂后，因为工作繁忙，对他的照料少了些，但我对他的爱是一丝一毫没有减少，比如每年他过生日的时候，我再忙也要抽出时间来陪他共进晚餐，开始是在家里，后来就到豪华宾馆，开始买的蛋糕只有饭碗那么大，后来就有桌子那么大了，而且晚宴后还和他在南昌最好的夜总会里包一间大包厢，唱歌跳舞喝酒，夜深了就开一间套房，有时还是总统套。
逢年过节时，我更是要和他一同出去度假，开始是去海南、云南、广西、广东，后来干脆就去泰国、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澳大利亚。我不能给他做饭了，就请了一个会做广东菜的保姆，至于我出差、出国，只要有时间去市场购物，买的第一件东西肯定是他的，什么西装、领带、皮鞋、风衣、手表、照相机、小电脑、望远镜、刮胡刀、CD机，反正都是想着他。
还有他的工作问题也是我给解决的。我干出成绩后，荣誉多了，开会也多了，和市里、省里的领导自然也就熟悉了，我向他们提出来把我丈夫调到市区，以解决我的后顾之忧，能够抽出更多时间和精力干事业，领导们很关心我，在我提出要求后，没用三个月，就把我丈夫调进市里，还提拔成副处级。
在夫妻生活，也就是性生活这方面，我觉得也没什么不能满足他的，原来我们是每个星期聚会一次，当然那时年轻，虽然在一起只一天一夜，可绝不仅仅是亲热一次；我在北京学习了一年，那是特殊情况，只在暑假回南昌呆了一个多月，不过也是开始疯狂了几天，后来就正常了，三天五天就有一次；我在赣州民营药厂工作的时候，前面说了，一个月才能相聚一次，而且也就是一块呆两三天，当然恨不得每一分钟都在一起缠绵；回到南昌，接手飞马药厂后，一是年龄大了点，二是工作太忙，经常回到家里已经精疲力尽，欲望自然就降低了不少，可基本还是能够保证每半个月有一次，并且每次质量都很高，我能感觉出来他很满足。
你是个作家，你说说看，从以上几个方面，我这个当妻子的有什么对不起他的。(笔者觉得，要是用一般人的观念来看，不但没有对不起他，而且是太对得起他了，甚至大多数女人会谴责她丈夫没良心，忘恩负义，身在福中不知福。不过，笔者不敢做出什么肯定或否定的回答，因为笔者不知道她丈夫对爱情、婚姻、家庭的理念是什么，也许他要求的并不仅仅是她所给他的那些。)
我对他起疑心其实是从我们的夫妻生活开始的，他刚刚四十岁，居然对做爱不感兴趣了。我以为他身体上有什么不对劲了，就让他去医院检查一下，可他坚决不去，对我更是应付了事，后来干脆说自己阳痿了。
这我才分析出来他一定是外面有了女人，把精力都用那女人身上，而对我已经既无心也无力了。我开诚布公地问他：“你是不是像外边传言那样，饱暖思淫欲，有了钱就去花天酒地，到处泡妞？”他冷冷地回答：“倒真是有什么女主持、女编辑、女警官，还有女大学生来傍我，但我看不上她们。”对他这种回答，我当然满意，可还是解不了我心中的疑惑，只好动用私人侦探去找证据，我多希望是我的小心眼和神经过敏误解了他，可结果不是，前面我向你讲了，可谓人赃俱获，只不过没有看到在床上的丑态罢了。在撕心裂肺的心痛过后，我百思不得其解地问他：“我哪点比不上那个胖女人？”他告诉我：“可能从世人的眼睛中，她哪点也比不上你，但在我的眼睛中，她刚好适合于我。”你猜他说出来的她的优点是什么？(笔者摇摇头，没有表态，情人眼里出西施，他说出她什么优点来都正常。)
他居然说：“她会照料男人，她知道我每时每刻需要什么，我每天下班回到家里，都会有一个体贴入微的女人在等待着我，为我做好一切，甚至连脚都是由她给我洗，她会给我按摩，会一个月不重样的给我做菜，不管我工作上有多大的烦恼，她都有办法给我消解，就是做爱，她都知道每次变换一个花样。她没钱，她不漂亮，她没社会地位，可我需要的是一个老婆，一个会好好伺候男人的老婆，钱不能不要，可要那么多就是负担，女人也不能长得太难看，可太漂亮了可能就是别人的情人，至于社会地位，男人靠女人的社会地位活着，只能导致阳痿！”
我不和他离婚还能怎么办呢？我不可能指望着一个四十岁的男人还能有根本性的改变。但是我困惑：难道一个成功女人的背后一定要站着一个抛弃她的男人吗?我知道，可能有些成功女人的丈夫并没有和她们离婚，但这些丈夫的心理上已经不把她们看成是老婆了。我这不是乱说，在女企业家协会里，很多女企业家有和我一样的苦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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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3-17 20:0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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