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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 Jeffrey Poynter（美籍） 整理： 本报特约记者 俊林 王乐
我和妻子来自不同的国家：美国和中国
我端着最先进的武器，她手无寸铁
我穿着防弹衣戴钢盔，她单衣长裙
我在卡塔尔为美国卖命
她只身来到中东打工，与我相识、相爱、相伴
在美国当过小镇狱警 在中东街头一见钟情杰夫在中东认识了他的中国妻子
至今持续三年的伊拉克战争让美国人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到2006年3月24日，五角大楼报告有2323美国人在美伊战争中死亡，17004人负伤（但预计真实伤员人数高达1.8万到4.8万）。这其中不但有正规军，还有雇佣兵。杰夫曾是这样一个雇佣兵，在多哈执行任务时受了重伤。但幸运的是，他在那认识了一个美丽的中国姑娘，并与其相爱，后来他们回到中国，结为夫妻，开始了新的生活。在记者面前，杰夫娓娓道来他与中国姑娘王蓉（应当事人的要求，本文女主人公的名字为化名）的战地情缘。
奔赴战场 3000美元卖了一条命
我出生在美国路易斯安纳州的一个普通家庭，成年后的生活虽不富裕却很平静。2002年以前，我是一个小镇监狱的狱警，颇受上司赏识。本以为一辈子就这样过了——上班、下班、升职、退休。
但突然之间我的宁静生活被打破了。“9·11”事件之后，有一家美国保安公司招募我去中东地区“提供维和与保安服务”。公司的负责人讲得慷慨激昂，让我热血沸腾。现在美国媒体上这样的宣传仍然很常见：“美国有必要对伊拉克作战，消灭恐怖分子，要先发制人。爱国的美国人都应该响应国家的号召……”
在待遇方面保安公司更是信誓旦旦，提出很多优厚条件，于是我与这家公司签了合同，加入了雇佣兵的行列。
2003年3月，我坐在飞往中东的飞机上，一路上我都在纳闷，保安公司为什么来找我呢？到了卡塔尔的多哈市才知道，原来我的任务是守卫驻在当地的美军中央司令部。当过狱警的我在这方面有丰富的经验，跟我同来的十几个人也都有类似的背景。
卡塔尔位于波斯湾西南岸，隔着波斯湾与伊拉克遥遥相望。虽然不比伊拉克气氛那样紧张，但毕竟处在时局动荡的大漩涡之中。每天在大门外站岗放哨，危险性可想而知。可是出发前，我们已经签订了合同，把性命卖给了保安公司，哪怕人家让上刀山下火海也得去。
我不知道有多少美国人怀着跟我一样的初衷来到中东，其实我和很多美国人一样，思想单纯，也不懂什么政治。后来我发现保安公司的很多宣传是骗人的。生活上，雇佣兵要比正规军更没有自由，公司许诺的待遇也未能兑现，我的收入和普通士兵一样，每月只有3000多美元。1
端着步枪 听东亚女孩唱民歌
开始几天倒没觉得特别可怕，最难适应的是炎热的气候，干热使我们汗流浃背，但仍然不得不穿着制服，轮流站岗。这种枯燥的工作干了不久就让我们心烦意乱。
不久后，附近的购物广场发生了汽车爆炸事件，此后恐怖事件几乎成了家常便饭，工作越发让人无法忍受。因为这里是美国陆军在中东地区的核心基地，随时都可能受到袭击，站岗时我不敢有丝毫懈怠。钢盔铁甲、步枪坦克和歇斯底里的军号，时时在提醒我们这是战争！我和队友们知道自己不受欢迎，整天提心吊胆，恐怖分子随时都可能用炸弹来“欢迎”我们！我完全失去了在小镇上自由和宁静的心态。
但最不堪忍受的还是生活的乏味。附近也鲜有女性出没，偶尔有阿拉伯女子蒙头盖面匆匆走过，我们谁也不能与她们搭讪。即便我们斗胆向她们问好，也不会得到回答。
执勤时，惟一的风景来自另外一群异乡客——东亚国家的打工女孩。因为石油丰富，多数卡塔尔人一出生就腰缠万贯。他们不愿意工作，便大量雇佣亚洲女工。这些女工非常勤劳，夜以继日地在纺织厂、餐馆、洗衣房打工，收入低得可怜。但她们不穿黑袍也不戴蒙头布。我常常看到她们笑容满面，成群结队地从对面大街上走过。
街的这边，司令部正在指挥着残酷的战争；街的那边，天真无邪的女孩唱着不知名的民歌遛大街。我持枪荷弹；她们手无寸铁。望着她们的身影，我不停地问自己：我为什么要到这里来？我带来的是战争，而她们留下的却是美妙的歌声。
一见钟情 中国天使让我心动
2003年4月的一天，我走在多哈的街头，突然看见远处有一个头发飘逸，身材苗条的女孩一动不动地站着。海风吹着她那飘逸的黑发和长裙，让人联想到天使。她与其她打工妹不同，沉默寡言，我走上前去打招呼：“Hello！”她只是腼腆地一笑，点点头，那双晶莹剔透的眼睛让我怦然心动。
或许这就是一见钟情，当天值勤时，我满脑子全是她的倩影。我们9个人一班岗，必须围着总部建筑不停地走动。按规定，上班时不能三心二意，可是自从见了她，规章制度就失灵了，我像个假人一样机械地走去走来，从来也没有如此精神恍惚过。
好不容易熬到下岗。夜幕降临，我又来到与她相遇的地方。她也像约好似的出现在老地方。我俩对视了好一会儿，她仍然保持沉默。我说：“Hello！”她仍然只是点头。从那时起，我们就成了朋友，每天在“老地方”见面。
我们慢慢熟悉了，我知道她是个中国姑娘，叫王蓉（化名），曾在卡塔尔地方官邸帮助别人识别签证，这一工作一般很少人能做。她还曾在医院当过护士。每次见面我都邀请她去附近的舞厅坐坐，但她总是很腼腆地摇摇头。
我再次去见王蓉时，她主动走过来说：“我要走了。”我心里一沉，盯着她问：“去哪？为什么？”她用简短的英语回答：“迪拜，工作。”我觉得好像重重地挨了一拳，失落感油然而生。
那次以后，“老地方”再也没了中国天使的身影。我独自一人望着豪华饭店门口进进出出的大富翁。他们花天酒地，无需工作，却能呼风唤雨。再想想自己，一个贫穷的美国佬，一条命才值3000美元，不由得有些伤感。
劫后余生 重庆成我第二故乡
我开始失眠。有一天，我恍惚地拿着枪上岗。军士向我大声训斥：“你今天怎么啦？怎么这样无精打采的！”我马上立正，向他表示自己一切正常。可就在这时，一辆卡车径直朝我们冲来。我立即鸣枪示警，要对方停下。可卡车却发疯般向我撞过来。我和队友朝卡车开枪，但车毫无停下的迹象。身边的队友躲到围墙后对准卡车猛烈扫射，而我却晚了一步，只听“轰”的一声，我失去了知觉……
不知过了多久，我醒了，一睁开眼睛就认出坐在床边那个天使一般的中国女孩——王蓉。原来，我负伤后被送到医院抢救，昏迷中我一直喊着她的名字和迪拜，上司派人把她从迪拜找了回来。
这时，上司走进来对我说：“你们巡逻的9个人，两人被炸死，3人重伤。你被巨大的爆炸气浪掀上了天，然后重重地落下来，掉在了一块水泥板上，昏了过去，虽然脊椎骨严重错位，留下了终身残疾，但捡回一条命，算是幸运的。你昏迷了5天，这女孩在病房里陪了你5天。”我眼里充满感激的泪花，但什么也说不出来，因为身体疼得完全不能动弹。医院护士告诉我，王蓉基本上全天守在我的身旁，夜以继日地看护着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女孩愿意在这里日夜侍候一个美国兵。
我醒来后，王蓉还是寸步不离地守在我的病床旁，我发觉自己已经离不开这个中国天使了。我准备带她一起回美国，但美国驻多哈大使馆却拒绝为她办理签证，保安公司竟也指责我带一个中国女孩去美国违反了合同。
后来想想，我因为是雇佣兵，一分抚恤金也没有。保险公司或许会有所赔偿，但动辄要拖上几年，我一个残疾人能干什么？难道要靠救济了此一生？而中国的经济正在发展，机会更多，我何不去中国发展？于是在2003年7月，我与王蓉回到她的故乡——中国重庆，不久后我们结为夫妻。
重庆以麻辣烫、火锅知名，这里的感受与我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的感受有天壤之别。与朋友相比，我算幸运的，因为伊拉克战争3年后，他们仍在伊拉克卖命，而我已在重庆幸福享受人间温情和麻辣烫了。
在这里，我品尝到了离我已久远的和谐社会与人间温暖。不经意间，这里成了我的第二故乡。春节到来，人们总是张灯结彩，欢欢喜喜地过春节，而我早已把过去的痛苦忘得一干二净，也跟着王蓉忙里忙外。邻居的热情好客，妻子的温柔体贴让我终于找回了久违的和谐与宁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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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3-27 21:3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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