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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我流亡到海外，对国内局势的基本估计是：共产党“气数已尽”。当时我经常引用法国总统密特朗的一句话：“一个屠杀自己年轻人的政府是没有明天的政府”。再补充一句他们“伟大领袖”说过的话：“镇压学生运动绝不会有好下场”。
十七年过去了，前苏联和东欧共产党的气数确实尽了，但中国共产党的气数似乎还长得很。有人可能会对此提出疑义。那么，我们先不论它将来的气数长不长，它在六、四之后又延续了十七年，这总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十七年，虽然在历史长河中是一瞬间，但在现实生活中却是相当长的阶段。毕竟，人生又有几个十七年呢？从中共建政到文革，也不过十七年。老毛曾经概括过共产党的生存斗争是七、八年来一次。那么可以说，两个回合下来，共产党还没有退出历史舞台。
为什么共产党气数未尽？中共靠什么存活到今天？
许多朋友试图从不同的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
（一）
有人从检讨中国知识分子自身的弱点出发，来解释中共至今还在中国存活的原因。较有代表的是曹长青的“寻找好狼论”和胡平的“犬儒论”。我们暂且称之为“狼论”和“狗论”。
曹长青在一篇演讲中提出了本文关心的问题：“为什么欧洲全部共产政权都垮台了，中国共产党就没垮呢”？他认为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知识分子的责任。 他认为俄国有索尔仁尼琴和萨哈罗夫；捷克有哈威尔和昆德拉。他们都从根本上否定了共产主义，他们指出“共产主义是邪恶，邪恶是不可以改革的，没有温良的邪恶，邪恶就是邪恶，邪恶就是撒旦，撒旦只能被结束”。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却一直在找善良的狼。他以反右运动为例，57年打了五十多万右派。从“今天看这些右派的言论，几乎全是为共产党好，给党提点意见，结果就被打成右派。只有极少数是否定共产党，绝大多数是给共产党提意见的，根本不是否定共产党”。
曹常青认为从改革年代到六、四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先是歌颂邓大人，然后是寻找胡耀邦、寻找赵紫阳、现在又寄希望于作亲民状的胡和温。最根本的想法是“寄望温和派，希望共产党改革，把共产党变成好的党”。 然后又以刘宾雁的“第二种忠诚”为例，说明“中国知识分子总是要寻找善良的狼、好的狼、改革的狼、温和的狼，结果不断地被狼吃掉，有些成为狼的一部分，虽然可能不是主观上，最后中国还是被狼统治”。
曹长青的“狼论”不是没有一点道理。但可以质疑的是，我们也有许多“从根本上否定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呀，我认为其中最杰出的有郑义。曹常青先生本人，也应当是其中之一。如果非要怪罪刘宾雁的“第二种忠诚”，那么从八十年代末的刘晓波，到今天的曹常青，你们都批了快二十年了，流毒该肃得差不多了吧？难道你真以为共产党至今还中国存活的原因是靠知识分子的“第二种忠诚”？
我们再来看胡平的“狗论”。他引用密尔的话：“专制使人变成犬儒”，共产专制既是一种极端的专制，因此它更会使人变成犬儒。因为共产党绝不容忍不同政见，所以只能“无政见”，“无政见”之后便只能愤世嫉俗、玩世不恭，讥诮嘲讽，等等。胡平非常正确地分析：“愤世嫉俗到玩世不恭，其间只有一步之差。一般来说，愤世嫉俗总是理想主义的，而且是十分激烈的理想主义。玩世不恭则是彻底的非理想主义，彻底的无理想主义。偏偏是那些看上去最激烈的理想主义反倒很容易转变为彻底的无理想主义”。无理想之后是看穿一切，看穿一切之后是物质主义的泛滥。
胡平认为：这种犬儒主义提供了极权国家今天的稳定。
一般来说，这种说法没有问题，但回答不了我今天提出的问题。首先，“犬儒病”不是今天才有的流行病，根据胡平的引经据典，好象从古希腊就有了；也不是中国的地方病。胡平引述了史密斯笔下的俄国人，好象前苏联也曾经很犬儒了一把，但并没有档住苏东波的大潮和前苏联的剧变。
回顾八七年学潮失败以后，当时的大学生也很有点“犬儒”的味道。流行的是“麻派”（打麻将）和“托派”（考托福），很让人担心他们会不会是“垮掉的一代”、“麻木的一代”。在这之后不到两年，他们一声呐喊，让全世界都为之侧目。在这之后又是十七年了，反而全国上下都“犬儒”起来了，这又是为什么？ (海纳百川 )
所以，胡平的“狗论”可以解释共产专制在中国延续所造成的社会后果，但解释不了共产专制至今还在中国存活的原因。
显然，我们还需要作更深层次的思考。
（二）
为什么共产党至今还在中国存活，也有人认为部分原因是西方政府的“姑息纵容”以及海外商人的“图利忘义”。他们无视中国的专制独裁和恶劣的人权状况，不仅与之交往热络还送去大批的投资。看看密特朗的继任者西哈克对中国的那份献媚，听听比尔.盖茨对中国“最佳资本主义”的那种赞扬，似乎也有点道理。但我们如果平心静气地梳理一下过去十七年的历史脉络，可能会有不同的结论。
我们把镜头倒回十七年，八九年六、四之后，主要的西方国家对中国是一片谴责之声、制裁之举。欧共体对中国的武器禁运即始于此，至今尚未解禁。已进入的外资准备撤走；原来打算进的外资开始却步。当时哈佛商学院曾经有一个问卷要我回答：外资企业是否应当撤出中国？我的建议是可以留在那里观望。曾几何时，他们何止是观望，而是蜂拥而进。天下攘攘，皆为利忙。过去说无产阶级没有祖国，错了，应该是资产阶级（商人）没有祖国。哪里有利哪安家。五十万台商在上海早已乐不思“薯”（不是别字，因为他们的故乡为番薯状）。刚看了一条新闻，说也有一些韩国人开始且把他乡作故乡了。美国两任总统，刚上台时都气势汹汹。克林顿要谴责从巴格达到北京的暴君，后来却认老江为战略合作伙伴；布什一上台把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现在则准备把小胡看作他们在国际体系中一名负责的、利益相关的参与者。共产党到底施了什么魔法？
为什么共产党“气数未尽”，也有人把部分原因归咎于海外民运的不成气候。海外民运确实没有能成气候，这其中也有本人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我们还是要问，在可比较的海外反对运动中，又有谁成了气候？苏东波之后，我们访问波兰，曾问过团结工会的朋友一个很????的问题：当年在波兰军政府镇压之后，也有一部分持不同政见者流亡到海外，这些人在后来的波兰变局中起了什么作用？他们毫不犹豫地回答：没有任何作用。他们马上意识到我们的尴尬，然后用安慰的口气对我们说：那些流亡者有过一点作用，给我们送了一些传真机什么的。
海外民运没有成气候，也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不够“流氓”。我们不想流氓、也不能流氓。因为我认可这样的说法：手段是检验目的的标准。如果说我们将来的目标是自由、平等、民主、法治，那么我们今天的手段也要符合这样的标准。我很早就对海外民运的作用有了自知之明。在海外我遇到戴晴，她对我说：在中国未来的变化之后，将没有你们的位置。我回答：是啊，中国的变化好比一场化学反应，有参与物，也有生成物。我们是促成这场化学反应的温度、压力、催化剂，在将来的生成物中当然没有我们的位置，但我们愿意，可以吗？这就是为什么我常说“成功不必在我，功成我在其中”。可惜有些人至今还听不懂。
也有人把责任归于民众的素质。一般而言，这当然有道理。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但这就是共产党气数未尽的全部原因吗？我们从知识分子、从外部环境、从自身、从民众，都可以找到部分原因，但都没有切中要害。
其实，我们应该换个视角，从共产党本身的演变来讨论这个问题。今天的共产党，还是原来的共产党吗？一方面，它还是原来的共产党，甚至比原来更共产党；另一方面，它已经彻底蜕变，完全不是原来的那个共产党了。套一句李敖堪称经典的流氓话来比喻今天的共产党，除了该硬的部分硬了，其余的部分都软了。
该硬的部分，是指共产党镇压反对力量的意志和决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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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4-5 10:1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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