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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民主自由政治制度到底是不是只有西方基督文化系统里才特有的政治模式？还是一种全球文化意义上的具备普世价值的政治模式？一直受到诸多质疑。这个学术议题不仅是中国诸多的政治学者一直放在心头的未解课题，也是国际学术界关注中国政治转型和社会进步的相当多的学者所探索思考的重大课题。因为，这个课题的未解，直到21世纪的当今，中国的社会科学体制内还有权威人物如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社科院院长陈奎元、清华大学教授冯虞章、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周天城，或者具有某种背景的内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张维为等就高持此论调，持反对普世价值的说法，无视百年来无数志士仁人为民族独立更为在中国实现民主自由宪政的伟大事业浴血奋战的沧桑曲折历史，以借维护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的伪命题，极力维护中共错误的专制极权制度，企图阻止中华民族走向民主自由的宪政时代。
记得2007年温家宝在两会前署名发表的《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一文中非常清晰地提出：“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接继，在当年3月16日回答法国记者提问时重申：“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的普世价值，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这是中共温家宝总理顺应时代潮流和天理民心，对世界人民公开认同民主自由人权的普世价值，为中国的政改指明了方向。
近日《开放杂志》2008年10月号刊发了《温家宝成中南海不同政见者？御用理论家围攻温》一文。让学术界和民运界、新闻界乃至全社会的热切关注。可是，中国民运界似乎还在混沌之中，不知应以何角色介入此事。为此，中华民族复兴党、中国民主党国内联合总部文教小组以及中国民主党国内联合总部第二阵线负责任的发表该文，呼吁民运界朋友旗帜鲜明的支持温家宝等体制内真正对民族国家进步肩负有使命感的人士。回想温家宝当年引用林则徐诗“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是何等激越豪迈。
事实上，无论是学术理论上，还是现实生活中可以观察到的，专制社会只有强权下表面的稳定但欠缺社会结构内在的稳定和人心的和谐，人们在等级社会里面，特权与无权，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是主要的社会关系。当权者与被统治者之间互相充满恐惧。人们在平等友爱、自由理性、民主宪政的秩序里才会有在每个个体内心安详、健康为基础的这种普遍意义上的和谐社会。就像温家宝总理所信仰的，“政府不应该有任何特权。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一切权力都要为了人民。”人们在民主的社会里面，人与人是平等的社会关系。一切权力都在有效的监督制约当中。当权者与授权者之间通过阳光选票存在信任和激励的关系。无论是为世界文明作出巨大贡献的几大宗教文化其核心社会目标，还是近现代主导全球政治格局的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潮的社会目标莫不是追求平等自由的和谐社会。因而，构建和谐社会本身就是普世价值。此外，我本人在本文中亦从哲学上论证了现代民主政治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核心“道”在政治哲学与制度设计上的完全证明，从而消除了自由民主政治是西方独有价值观的谬论……可见，中国的伪学术权威们不管是不是源自私心，客观事实上惘顾学术真知，起到了欺世误国，误导社会潮流的作用，其伪逻辑口语之矛直接对准了构键和谐社会这一普世价值，妄图从文化意义上阻碍社会改革前进的方向。
那么，中国的改革事业究竟应该如何来选择路径启动民主转型呢？
我首先想要对我们深受中共体制迫害的民运界、宗教界乃至社会各界的同胞们说的是，我们自身的态度决定了我们追求的事业是否可以缩短人民的痛苦而提前到来。这个态度就是我们是否确立了毕生追求奋斗为之牺牲奉献而毫无怨言的民主事业作为我们的人生伟大目标。在那里，执政党和在野党本质上是以在认同基本游戏规则基础上的对立竞争的方式进行的合作的关系来取得议院政治和国家的秩序稳定，也就是说，在民主宪政体制里对立双方的前提是两者身份平等本为一体，都来自国民的信任与选票。两者位置对立是相互依赖、监督、平衡、共存的关系。如果没有这个态度，我们必然就会对在奋斗过程当中所遭受中共迫害的痛苦与损失深怀憎恨和报复之心。那么，这种憎恨，实质上等同于放弃了我们所终身追求奉献的理想。如果，我们企图在民主转型之后，对中共诸多犯下不管多大罪行的人进行清算使之失去自由，那么，我们的智慧觉悟还没有真正理解和掌握了自由的真谛，必然，我们也就失去了自由。如果，确立我们所奋斗的目标就是我们的光荣使命，那么，我们为之付出牺牲的一切就是一种必然的历史代价。也就说，我们要用我们无私的牺牲去推动历史的转型，而不是成功后的历史清算。因为，仇恨必然导致恐惧，进而，又步入几千年的恶性循环。无论历史还是现实的仇恨必须在实质领导参予中国民主转型事业的我们手中彻底的完结。
我们在一个具有几千年极权传统的国家要推动民主转型本身就是一件空前绝后的极其艰巨的事业。这个传统卓有成效的将国人一代又一代引入以阶级仇恨对待阶级仇恨、以暴力对待暴力的历史的恶性循环，形成巨大的历史惯性。我们要实现理想、扭转乾坤使之退出历史恶性循环怪圈步入良性轨迹的唯一有力的力量，首先就必须超越自身的心性，做到宗教修为上的博爱、大爱、忘我、无我、无为、舍我的境界，以这种觉悟者的心去谱写中华复兴的光荣历史。事实上，这种博爱精神正是民主体制的社会特征。
在民主共识的基础上，中共和任何一个政党一样都享有平等的竞选为执政党的参政权利。我想再明确一点说的是：我们民运界自身对受到中共诸多迫害的承受力和是否具备足够的宽容之爱，才是中国民主转型的先决条件，也是我们心性智慧是否成熟的标志。而我们所承受的痛苦和灾难，正在代替这个民族国家所承受的痛苦和灾难。任何对中共企图在民主转型之后搞清算报复的人，都只能证明我们并不具备领导一个伟大时代来临所应该具备的灵魂的厚度和思想的境界。只能证明我们为理想所奋斗的和中共早期所标榜的行为同出一辙。
历史没有侥幸。我们的后代正源源不断的被培养输送到这个黑暗的体制接受灵魂的污染；我们的亲友正在这个体制内享受特权、物欲的同时正经受精神的空虚和心灵深重的苦痛；我们的弱势群体还在这个国家不断的上访和被遣送、关押迫害中反复历经着非人的苦痛；我们的同胞还在这个体制下正承受着无边的天灾人祸。我们作为要领导民主中国的先行者们，是否还要在自我迷茫的状态中，将这罪恶的历史延续下去？所以，我说我们自身的态度决定了民主是否转型与转型的成败与效果。显然，我们民运界公心至上，那么，就让我们成为这罪恶历史彻底的埋葬者吧。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态度就是一种自我心性的觉悟。如果我们没有获得真理的力量，无法确立这种深切的使命感，无法怀抱这种慈悲大爱，那么，我们确实无法领导这个几千年封建专制国家走向民主和现代化。我们既有愧于先民更无脸于后人。
因而，我们民运界乃至文化学术界务必求得这种共识。在这种共识的基础上，各种党派或者小团体要勇于抛弃成见整合成一个具备由饱经历练拥有坚定民主信仰的领导组成的民主决策权力核心和解决中国历史与现状问题有足够政策建设能力的、自身组织建构完备的、更加紧密统一的大政党出来。尤其是海外的民运界，我早在2000年以及2004年，就多次痛心呼吁要宽容、团结、整合起来。在这条通往民主中国道路上的先行者们，如果我们满怀真心做大事，内部多作牺牲和妥协，不管位置高下，我们都是一流的政治家。一流的政治家首先是人格道德意义上的，心性欠缺足够成熟而充满投机行为的人即使一时的成功也究竟是一个政客。而对投机行为不顾及大局，采取分立的行为，就和这个政客实质上没有两样。我们民运界的成熟，在于我们的奉献精神即使满怀恶意想进入破坏的人都会逐渐走向合作和支持。对于充满争议的历史，我们首先是要团结起来，然后通过程序去解决。我们对每一种历史行为，更要从内心的修为上去要求自我，甘愿承受牺牲。说到底，无论是从事民主政治的领袖们，还是平民百姓，我们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心性处于一种怎样的状态，就是一种自我的修行。这种状态和宗教意义上的修行目标没有任何两样，只是实现路径不一样。甘愿承受牺牲的精神的修为，不仅总是更具备长久的人格魅力，也增长了心灵的力量。
民运界的朋友们，今天我在这里再一次强调了彼此要宽容团结整合。我无法预料国内的政治环境之于我个人的安危。我为了更多的沉静下来进行思考，2004年赵岩出事后我从维权界激流勇退。近四年以来，在异常艰难的环境下，我不得不承受海内外一些同志的误解。今天，我想要做的也还没有完成，但历史到了这样一个必须有人站出来直接面对中共体制内反普世价值的逆流的时候。我希望抓住中国民主化九死一生的历史契机，能和中共领袖们对话，也同时和民运界的朋友们对话，求得一个民主转型的朝野共识。当然，我丝毫没有低估中共体制内的保守顽固派们的力量。如果，我因此再度被捕，那么，这就是我这一生生命的终结。我不愿意看到民运界这种私心膨胀又混乱毫无建设的局面，尤其是不愿意看到国内遭遇中共暴力打击后民运界长久沉闷与国内灾难更加频繁、社会进步毫无改观的恶劣状况。我认为生命究竟的价值在于为众生平等谋福祉的时候灵魂可由此得以自我净化和永恒的不断超越直至和宇宙永恒合一。因此，也许，这是我对我们民运界朋友的最后的告别。我仰慕屈子、谭嗣同的英雄悲壮，追随基督殉道者的精神。我在《也许是最后的告别——我的遗言》一文中已经安排好了我的身后事。希望我的永诀能够使遭遇打击后中国民运界能从沉闷异常的氛围中挣脱开来，直接推动公开化、非暴力公民运动深入蓬勃开展，唤醒民众觉醒，以饱满的热情不断投入到到这一伟大的阵列当中来。我期待中华民族复兴党和中国民主党的好汉们在非暴力运动中前赴后继的忘我继续推进。如此，民主中国才有可看见的希望，中华民族才会有美好的未来。
我呼吁我们民运大家庭中的弟兄姊妹们要多作政治家，杜绝做政客。我们要明白自身肩负的历史使命，每个人都要善于自我反省，多从对方立场想问题，多从大局着眼，虚心放下自我，就没有过不去的私人恩怨和派性之争。我们首先要让宽容、博爱、民主成为我们生活当中一种实实在在的成熟的品格。只有我们内在心性的大度和谐，才会最终建设一个和谐政党，只有执政党和在野党力量力量处于动态的平衡和循环才会建设一个和谐的中国。这样，中国才会迎来真正的自由民主宪政和民族的伟大复兴。
我其次想对中共体制内对普世价值深怀恐惧的人们说的是：身为中国人，我完全相信你们对这个国家民族同样应有的公义之心。是什么导致对自由、民主、人权、和谐社会等普世价值持深恶痛绝的反对意见，到底是学术上的原因还是内在心怀恐惧和阴暗的原因，都不重要。因为，学术上的自会越辩越明。而内心的恐惧不会因为将自由民主挡在专制主义的大门外就可以避免的。问题的关键是，我们既要求得学术上的真理，又要解除内心的恐惧和阴暗。
当这个社会还有一个人被奴役，那么，这个社会所有的人都可能遭受奴役。这个道理反复见诸前贤的思想里面，应该深入人心。因为，这个奴役人的制度存在的话，每个人都可能成为这个制度的牺牲品。
我们在极权体制内一面大肆挥霍权力寻找经济效益的时候，对民众豪抢巧取自以为高明的时候，我们一面不得不小心翼翼的为自己以及后代准备好他国的护照，并将财产转移境外，备下随时逃离祖国的惊恐之举。历史的潮流肯定不可能因为保守顽固派力量的权谋就可以长久阻挡的，这是历史经验常识。关键是，在这种消极防范式的社会进程中到来的民主时代，本身是欠缺足够成熟的。相反，我们这种作法只会更加激怒新的掌权派。在民意怒潮中，当今世界一体化如此发达，我们或我们的后代选择逃离这个祖国埋名他乡就那么安全可靠么？国际秩序还是这么传统存在不可引渡么？站在国内阻碍政治转型这种强硬的姿态肯定就是对自身或者自己的后代都是极不负责任和非常短视的愚蠢行为。这种作法在可以预见的不远的将来，只会更加激起民众的仇恨和法律清算程序。无论你走到世界的哪个角落。现代世界很快就可以找到你的任何蛛丝马迹。为何我们欠缺足够的心性智慧去化解这种可能的危机呢？为什么，我们非得亲手将自己和自己的后代送上历史的审判台呢？为何我们不寻求自我内心的觉悟，怀戴罪立功之心，真诚争求民众的宽容谅解，积极主动参与推动民主转型这一伟大的历史当中来，转而成为推动国家民主、民族复兴的时代英雄呢？是不是现在顾虑重重，深怕对同胞曾犯下和现在正犯下的罪恶不会得到制度和情感的宽容和谅解呢？这个问题也许是你们真正顾虑的问题，从而不愿意看到自由民主体制也不承认普世价值的真正根子。
回应这个问题，就是我刚才对中国民运界宗教界以及社会各界朋友所说的，中国民运界非暴力运动占主流就已经非常明确的告诉了你们，我们对于主动退出保守派立场积极推动中国民主转型的俊杰人物，不管他曾经犯下多少罪行，非但不给予清算，反而要给予历史的功勋，并在制度上给予严肃保护。如果民主转型后的中国人不能历史的看待问题，持个人恩仇执意进行清算，那么，我们仍然无法成功领导这个国家走向持久的稳定和繁荣。因为，中共这个体制留给我们的苦痛永远是难以估计的。清算永远是难以解决问题的。相反，只会导致权谋与混乱，中国势必出现兵变而无法收拾的可怕局面。
客观上，在中共这样一种制度传统里面，社会体制对人的毒害，就像邓小平早就指出的：好的制度可使得坏人作不了坏事，而坏的制度可以使得好人变成坏人。放在人世这个层面，哪一个犯错犯罪的人，都不是生来就有的。这个历史形成的体制更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民运界不少贤达早就明确认识到这一点。并且，这种认识必然要领袖民运界，成为主流。也就是说，中国民运界思想已经成熟了，拥有足够宽阔的心胸来包容历史所形成的滔天罪恶。虽然，传统历史从来就是由豪强与权势者轮流谱写。但问题是，我们包括中共早期为建立民主自由中国而浴血的先驱都真心希望我们的国家民族能步入文明国家行列，将所有的历史和现实的仇恨在我们手里彻底埋葬。
当然，你们必须为国家民族公义放下自我，不要再企图用政客的权谋去颠倒黑白欺世盗国了。必须用行动积极支持参与中国民主转型这一伟大事业当中来，并且在适当的时候以适当的方式对国民从情感上作出真诚的忏悔和自我灵魂的拯救，同时，议院将会讨论根据公布个人不法财产的多少，将适当的一部分给国库。钱财多少不足为虑，有能力可以挣。解除自身和后代心性的恐惧，获得自我的健康觉悟才是重要的。民主政府要肯定的就是要从立法上对你们的人身权益给予平等保护，为你们和你们的后代永远解除这种对未来命运恐惧的后顾之忧。如果，有民众深怀仇恨把枪口对准你们与你们的后代，那么，我对世人表态，就请他先把枪口对准我。我深信，当今民运界中国未来的诸多政治领袖们也决不允许这种以个人仇恨颠覆整个民主制度确立的中心价值。中国民运界包括宗教界以及所有同胞在极权体制下所承受的苦难和付出的所有代价正是推动中国历史进步的力量。
另一方面来说，身处体制内的官员在制度腐败主导下形成的个人腐败，在党内派性斗争中随时可能被打倒。一般背景的官员，只要被发现腐败也很可能被抓监审判。制度性腐败导致的规模性腐败，必然对每个人都构成迟早的威胁。民主转型后，议院将会根据社会情况，制定初特殊时期的过渡法，用于处理这些历史问题。一个原则就是，不会对任何在中共体制内贪腐的官员进行判监，根据贪腐多少，按照议院制定出的规则，统一要求捐出一个百分比给国家。国家不另在给予聘用和一次性补偿。而对于在中共体制内比较清廉或者没有发现贪腐迹象的官员，经过一定程序培训和考核后，仍应按照制度平等以公务员给予公平录用。如果，愿意退出公务员队伍的，国家将按照议院制定的维护应有的生活尊严为原则，国家给予一次性财力上的补助，保证退出者享有必要的社会保障和在就业。
就让所有的仇恨就在我们这一代彻底埋葬。所有的恐惧，就在我们这一代彻底埋葬。今天，我们无论是改革进取派还是保守顽固派，无论是中共还是各个在野党或者宗教组织如法轮功，我们共同为国家民主和中华民族的复兴，而携手一起，冰释前嫌，整体获得民族灵魂的升华，以自由的腾飞姿态进入世界文明国家行列。
历史是没有侥幸的，选择就在当下。对此，我们还犹豫什么！
最后，我想对中共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说的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真谛在于实现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精髓“道”在政治制度上的伟大应证即自由民主的宪政体制，构建个体觉悟意义上的公民社会。也许，我们都在担忧这个畏惧那个，头脑被繁忙的公务纠缠而无有时间理清清晰的思路。也许，我们一直在等待历史自身给予这个苦难的国家实现民主转型与推动民族复兴的共同的机会。不管怎样，人生何其短暂，我们必须站在维护真理的立场，坚持普世价值，对民族复兴和增益国民福祉负深重而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大丈夫若为天下苍生谋利益又岂计较个人荣辱生死呢？请大胆启动实施中国政治转型，广大觉醒的国人誓死跟你们坚定站在一起！
鉴于此，我以原俞心焦、熊晋仁等领导的中国文化复兴运动暨中华民族复兴党第三任主席、中国民主党国内联合总部文教小组组长、中国民主党国内联合总部第二阵线负责人这一历史赋予我之身份，更以作为中国一普通公民，愿以生命作代价“舍身荐轩辕”。
并以鄙人2005年11月因给布什总统致信呼吁关怀中国人权和所有异议人士的自由权益而被拘押于北京市丰台区西道口看守所4－9囚室内所作的一首自由诗歌相赠共勉。
《我的理想与使命》
2005年11月29日于北京市丰台区西道口看守所
一
我要用我的思想来救助我亲密的战友
还有我亲爱的同志们与诸多志士仁人
救助在专制囚牢里的一切良心犯
我要用本存在于大家内心的真理
从专制当局的监狱里救出
为自由奋斗而一度失去自由的勇士们
那么，拯救习惯专制的人们，迎面而上
就是我面对的第一战场
二
我要用我的行动来继续思想的脚步
哪怕我将面临世俗社会冷漠地嘲讽
哪怕我将承受来自专制力量地无情屈辱
我还是要行动
我要摧毁人间所有传统的地狱
建立符合道的宗旨的救渎中心
使获罪的人们都得到爱得温暖和心灵的洗礼
使迷失的羔羊灵魂被彻底地拯救
切断通往幽冥地府的链条
回归道的天堂
和众天使一起免缺轮回苦楚永享万世荣光
因为地狱和天堂本是净土
是分别心才隔离了一切
为此我还是要继续这行者之路
既使明天我就要在黑夜里再度消失
悄悄地被投狱或者遭无声地流放
甚或，我的肉身因此而倒下
请爱我的人们也不要悲伤哭泣
因为我一如既往地热爱仇恨我还有出卖中伤我的人
和我热爱着你们实在没有两样
三
我坚信我的使命
不仅是要唤醒沉睡的人们
而是要彻底创造全球新的秩序
让我们人类不分你我亲密一家
让我们消灭分别心造成的战争、仇恨和国界、种族
消灭一切自我的耻辱和悲伤
把大爱的使命播向广袤的宇宙众生
把我党的同志们紧密团结起来
依靠民众的滋养首建中华的自由与强大
以此为基，才能开创人类万世不朽地和平
四
我是如此爱着我的同胞
在与我并肩为祖国自由战斗的战友之间
我是如此地神往
但是，我们的奋斗动因和归旨实在就是
我们同样地热爱着地球和人类
包括一直习惯迫害我们的当局极权专制者
在和平非暴力地不懈斗争中
我们坦荡迎接他们无数次地拘押囚禁折磨
在多元文化的河流返朴归真亲密地合一中
我们放开的胸襟像天地一样宽阔
我们点燃真理的太阳之火
将光明普照融释来自思想领域的一切礁石和投标
这真理的太阳本属于人类和众生
人类携手相亲如同奔向大同的海洋
五
这爱还是没有一丝改变
这爱还是没有高低之分
因为我们的本来就没有区别
我怎样深沉地爱着我的战友和人民
也就怎样深沉地爱着我的对手和敌人
我们的奋斗目标就是唤醒人类的大爱
当一切觉醒
人类以及一切众生
都是一个天然无我的和谐整体
美国的民主模式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核心思想“道”在政治制度上的伟大实践
——历史时机已成熟：与胡温商榷如何启动中国政改转型
兼驳陈奎元、冯虞章、周天城等的反普世价值论调
文 / 中国民主党国内联合总部文教小组负责人 刘浩锋
一、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道”与“和”
1、“道”是宇宙万物的本源，“和”是宇宙万物的本来性质
中国文化的发源母体之一《道德经》有言：“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就是说化生天地万物的母体是先天地生的。“有物混成”，这是对宇宙万物本源状态的描述。“混”的意思就是“整体”，翻译英文叫whole的意思，没有分别的，无为的，包括一切万有的，勉强形容叫”道”。
老子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这是指道体叫无为，是万物的母体，他的状态浑然一体，如如不动，没有分别的。
又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何谓阴阳？用白话来说就是“对立统一”，包括“器物”、“道理”、“道体”，也就是“相”和“用”、“体”的层面。马克思论述辩证法就说过：对立统一是辩证法的“本质”。近代的科学家们则从“物”的层面，用科学技术的角度有力的证明了阴、阳的存在，并认为“万物负阴而抱阳”讲的正是基本粒子的结构特点，比如原子结构中原子核带正电，电子带负电。
“和”字见之于甲骨文和金文。初义是指声音相应和谐；《易经》说，和字凡两见，有和善、和谐之意。
“冲气”就是说这个“化生”过程就是阴、阳对立的交媾，才能不断创造出新，“以为和”，指交媾走向统一的过程和结果，使世界形成新的充满勃勃生机的和谐社会。而不是以“对立”为方向和结果，停留在对立、对峙、僵硬不动、互相攻击的阶段，并形成对立价值观，搞恶性竞争，搞分裂、搞核竞争、搞主义不同，形成冷战或准冷战、割据、恐怖这样的社会态势；而是要爱、团结、拥抱、宽容、忍让，并形成和谐价值观，多对话、交流、多奉献，形成行业、地区一体化这样的和谐社会态势，而不断走向全球和谐一体；阴、阳对立的存在是宇宙性的。但是，阴、阳对立的天然运动方向是联合走向人类社会及宇宙的和谐统一。应用在政治制度上，就必然要由一个执政党和一个在野党构成一个现代意义上的自由民主政体。执政党和在野党在遵循规则内的竞争，以及在议会的共事就是本身就构成了国家政治的稳定循环，实现了社会和谐，是一种符合真理“道”的宇宙性。
就是说，道化生万物，天下万物无处不在的阴阳两个相反方面，按照天下万物本源的状态为方向运动。原子核带正电，电子带负电组成原子，由此构成整个物质世界一样，在器物层面上已有力的证明世界和谐统一这个道理。这就是“和”的意思。与道同体，偏于数理应用的《周易》说：一阴一阳之谓道。
可见，道同时又充盈于宇宙万物之间，道不是和化生物分开的。就像人有基因遗传一样，化生物里和看不见的无都存在着道包括一切有和无，非有非无。
所以，道化生宇宙万物，是以“和”的过程和结果，也即“道”作为宇宙万物的本源，而“和”是作为宇宙万物的本来性质。
2、和谐是人类最高的价值追求
由于“和”做为宇宙万物的本质这一真理深入人心，所以，无论东西方，后辈诸公多有对“和”这一宇宙最高价值的论述和演绎延伸。
有的建立了影响地区文明几千年的宗教文化；并衍生出了各种千姿百态的文化、亚文化。进而形成了一个民族的精神和思维模式。有的文化精英还建立了系统的政治和伦理哲学，厘定了伦理规则和行为规范；政治家则主张“为政要和”。胡锦涛总书记就发出了要建立“和谐社会”的社会动员号召。对于“和平崛起”的中国来说，他的对外与治内是浑然一体的。这些，都是围绕“和”这个宇宙最高价值展开的。
中国文化中，《国语•郑语》记述了史伯关于和的论述：“夫和实生物。” 中华千年礼邦，就是因为备推儒家的“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董仲舒也崇尚“和”，他指出：“和者，天地之正也，阴阳之平也，其气最良，物之所生也。诚择其和者，以为大得天地之奉也〔《春秋繁露•循天之道》〕。”
庄子说："天与人一也。（《庄子•秋水》）"又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还说：“夫明白于天地为德者，此之谓大本大宗，与天和者也；所以均调天下，与人和者也。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庄子•天道》）”这算是对老子“道生一”的价值演绎。
《正蒙•乾称》中，理学家张载最早正式提出“天人合一”命题，也就是“人和宇宙自然和谐一体”的问题。他说：“儒者因明至诚，因诚至明，故天人合一。”又说“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认为人与人是同胞手足关系，人和自然是朋友、伙伴互为依存的关系。人和宇宙是一家子。
天人合一这种思想可以追溯道《道德经》、《易经》里面，儒家由此把“天人合一这种太和精神，做为中国儒家哲学的主干，并上升为人生的理想和最高境界。儒家认为实现这个最高价值就是去“爱”，并由此建立了“仁学”思想。这时候约公元前551～前479年。
西方《圣经》宣传耶稣在生时的思想，其最高价值就是实现“永生”。《圣经》约翰福音记载，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著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又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其实，和《道德经》阐述的真理就是同一的。道就是神，神就是道，道就是上帝。其追求的最高价值就是“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圣经》约翰福音）”，就是“和”。（后面有关于佛教及基督教、道家等思想相通的详细论述，这里不赘。）他主张的路径和早他几百年的孔子如出一辙。
《圣经》约翰福音记载，“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 “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阿，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
由此可知，孔子不仅是老子的学生，就是自己和弟子创立的儒学也没有脱离道家发展文化轨迹，而是对道家最高价值在现实社会的应用和实施。而中西方文明的发源和本质及价值追求是完全同一的。（后面论述）
近现代有不少著名学者对“和”亦有论述。台湾学者钱穆先生指出：“文化中发生冲突，只是一时之变，要求调和，乃是万世之常。”
张岱年先生在《漫谈和会》一文中说：许多不同的事物之间保持一定的平衡，谓之和。和可以说是多样性的统一。‘和实生物’，和是新事物生成的规律”。著名哲学家张贵林说：“和，有两层意思。一是指异质平衡共处；二是指异质交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合一之意。）德国洪堡学者黄文华说：“中国传统文化的要义是“和”，“合一”。中国文化的价值系统在于调和与平衡，谋求和谐，追求合一。（参见张贵林：《联合论》，P315）
著名学者张立文教授在《和合学概念——２１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中提出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五大中心价值，并进行创立“和合”这种价值观的可贵尝试。哲学家马建勋在《圆点哲学》中也说：和谐是多样性的统一，不同性质的东西结合在一起而达到一种协调状态。”
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先生认为印度文化所说的“梵我一如”，“也就是天人合一，中印两国的思想基本上是一致的。程思远先生主张，“弘扬中华和合文化，需要澄清国内国际的不正确认识，以保证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能得到完整的继承和弘扬。”
马克思则在《共产党宣言》里面说：“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要建立一个自由人的“和谐体”（很多人翻译成“联合体”）。只是，马克思是主张阶级斗争换来这个新世界的和谐体的，那么也就存在很多隐患。（后面论述）
可见，“和”不仅是人类几千来文明的核心和最高价值，也是衡量各种哲学、思想是否拥有普世价值的标准。
3、无为之治：人与自然的和谐
老子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这是指道体叫无为，是万物的母体，他的状态浑然一体，如如不动，没有分别的。也就是说，道的本来状态是不能分别的。如果将这个原理用运就会无所而不为的神奇效果，没有什么办不到的事。比如老子说：“为无为,则无不治。”道理就是，执政者认为天下是一家不可分割互为依存的关系，在社会实行平等（民主就是基于平等精神设计的人权制度），没有等级分别和歧视，尊重每个人的需求，每个人都享有平等的各项权利，并能通过制度来落实，那就会使民风淳朴，吏治廉洁，天下一定太平盛世。
无为是道，即是宇宙万物的本体；我们本来就是一体的，没有分别的。这是看待问题的方法，所以，无为是方法论和本体论的合一，也可以说是非方法论非本体论，因为，这个论是人们喜欢格物致知而强加的。
但是，正因为是一体的，不可分割的，所以，之于人类社会来说，人类和地球的生存与和谐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最高价值。每个人都有责任克服不利于人类和自然和谐一体生存发展的因素，而不是认为这些宏观事务和自己遥遥不可及，没有任何干系。这是非常短视的行为和心理。
道德经济学上有多数人做好事，少数人就占便宜的说法，是因为，人心惟危，社会道德水准不够的缘故。甚至，有种这样的认识，认为大家的分摊到每个人就很少了，也就是每个人都没有的了，人们对利益的算计是从自身来考虑，完全忘却了人是社会、宇宙一分子，宇宙是一体，人类是一家的本来，像一条没有方向感的航船，完全迷失了。文明文化的自省功能也孱弱无力。人们在经济建设为社会枢纽的环境里，大家拼命地将手伸向大自然，才非常粗放的条件下，没有保护自然的前提下肆意糟蹋浪费公共资源。人类以地球为共同生活的家园，大肆的伐木、放牧、开采地下矿产，大肆地排放工业污水，制造太空垃圾等等，放纵人类用运科技对大自然的无情掠夺乃至导致环境毁灭性的结果，如果那样，毁灭的正是自己。老子说：人类就好像是一个苹果上的蛆，地球就是那个苹果，每个蛆如果失缺“无为”，可以肆意索取、吞噬苹果，那么，苹果烂掉了，地球毁灭了。
也许有人会说，地球怎么会毁灭呢？万物都有生死，天体物理科学证实天体也有生死，如果人类失缺无为，忘记了“和”的最高价值，那就加快自己和地球的灭亡，所以，老子主张“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
但是有目共睹的是，人类欲望智慧的发展，一发不可收拾，所以老子说：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这里的大道是指人们失缺了“无为”思想，失缺了真理，所以才有分别心，才有仁义、大伪、孝慈、忠臣等等。
这里的大伪是相对于大道来说的，偏离了大道的那些各种思想、价值评判、宗教等，所以，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佛陀49年不辞劳苦传法布道，最后他说实未说一字，《金刚经》记载，佛对须菩提说：“说法者，无法可说。是名说法。” 《华严经》、《法华经》都记载有佛祖：“止。止。我法妙难思。” 的答复。意思是法不能完整表达，很难思考的。“止”就是告诉你“一念不生全体现”。止，一切妄念不生，一切烦恼不起，万法皆空，你就不住在相上了。旨在破除人们的法执以悟入实相，法执即是表象，语言、阐述的各种法门都是离开了实相，离开了大道。
所以，人类和地球同样作为存在之相，就会终有破灭的时候。人类天性追求生存发展的欲求，就是如何尽量使人类和地球载体接近自然的，也就是时间最长的终结，而不是肆意毁坏，提前终结。这样，也许能为人类自身赢得开辟新的星球空间或寻求新的生命方式的技术支撑和宝贵时间。
一脉相承的《庄子》在《秋水篇》中说“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也是同样内涵地表述。”所以，代表俄罗斯良心，在每次思想上诚实转变都引起自己强烈痛苦的，那位目光如炬，疯狂热烈地追求真理，追求能满足人类之需的"完整"答案的天才别林斯基说：智慧，意味着痛苦。因为，俗世的智慧是以物观之，非以道观之，所以就衍生有各种学科，无论是独自发展还是发展到一定的边际出现跨学科时，“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的现象是文化思想界的顽症。即以自己的观点来否定别人的观点，搞文化论战。比如，关于唯物与唯心的笔墨官司打了上千年也没有个结果。到底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永远没有答案。所以，从这个视角，是找不到出路的。
《庄子•齐物论》有“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蝴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千年至今，人能否提供一个客观的标准来划清梦与醒之间的界限呢？可见，人应该痛下决心抛弃“以物观之”俗称智慧的视角，因为他是有局限的。而以道观之，就是从一切观之，没有分别心，这才是大智慧。问题就可迎刃而解。
地球毁灭后，蛆去哪里生存？不要想着所有蛆都可以去外星球或者可以躲到诺亚方舟上去，或者都可以得道成佛和上帝永生。绝大多数蛆是自取灭亡，包括那些躬践“无为”还没有求得“无为之果”的人。什么叫无为之果呢？学佛修道的结果，是求无为之果。中文翻译叫无为，梵文就叫涅磐。
所以，在历史进入到21世纪的今天，如何拯救人类德行萎缩，而科技力量疯狂片面增长带来的整体危机，已渐渐形成共识，人类对文明文化的理解需要新的活力。而老子的无为思想，经过几千年尘土的遮掩，其内在的价值在现实需要中已经越来越清晰，他必将得到人类的重视，被用来指导人类社会的生活与生产，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全面和谐发展，创建一个和谐世界。
总之，在以国家民族为壁垒的人类社会里，和谐社会面向世界，是全人类的最高追求；在一国之内，和谐社会就是理想国，是全国上下的最高追求。
二、“道”与美国民主模式的关系
其实在上面论述万物的阴阳之理时，我已经论述并证明了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大政党轮替的民主模式就是道阴阳之理互动最好的实践，具有真理的宇宙性。
这里，我不妨引用我在拙著《中国宪政白皮书——民主转型之国策》一书中关于理论衔接古今融合东西的论述。现代民主政治文化不仅可以直接和中国的传统文化核心——道——相接通起来，而且，民主政体本身就是“道”在政治体制上的最有力的实践和证明。
何谓道？一阴一阳谓之道。有如手心和手背，这个只是两个不同的位置，但根本两者是紧密相依互为一体不可分割的。在政治哲学上，这就是美国民主政治模式的最贴切的注脚。一个在野党和一个执政党两者处于不同的位置，但互为一体，共同来源于国民，按照民意共同支撑起整个国家政治秩序的良性循环。所谓良性循环，就是政治的动态平衡发展。老子说，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对于政治之门来说，就是保持玄之又玄的动态平衡发展。所以说，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核心，以及核心价值所体现的政治理想，却在地球的另一端非常直接的给予了有力的诠释。按照此无处不存在的规律去观察制定秩序，我们会对一切事务进行卓有成效的融会贯通。
1、论自由与秩序
孙中山曾说：“政治里头，有两个力量，一个是自由的力量，一个是维持秩序的力量。……自由太过，便成了无政府，束缚太紧，便成专制，古今中外数千年来，政治变化总不外乎这两个力量之往来行动。”这是完全符合真理规律的。自由的天然一体的对立面是秩序，关键是如何确定这个秩序？又是谁去确定这个秩序？按照对立统一的规律，自由的主体是关系全体人类或国民，那么对立面秩序的确立必然由全体人类或国民来确立。这个确立的过程，只能是民主的方式。离开民主之外，必然导致自由权益的部分丧失甚至全部丧失。而自由如果离开了秩序这个对立面，也就是极端自由，势必等同于不自由，在一个毫无规则的社会，必然产生混乱和冲突，这就构成了对自我和社会的伤害，于是，自由也就丧失了人类所追求的价值目标。
2、论民主与选举
民主的产生，完全是由于人类群体生活，需要解决社会秩序的问题而出现的。一个人或两个人不是群体，就无法确立民主。民主是属于群体生活的需要而产生的。为了保障每个人天性的不可让渡的自由创造和幸福生活的权利，我们需要在群体之间确立一种符合每个个体利益及人人遵守的秩序。而要确保万无一失的建立一个合理的秩序，人类必须有一种方式或者是程序，能够把每个人的意志体现出来，这个过程是民主。
按照“道”演示出来的阴阳对立统一的规律，必然至少有两个以上的代表不同特征群体意见和利益的精英群体出现，遵循统一的游戏规则，去赢得全体国民的信赖。这就必然产生了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和政党选举政治。
民主主要体现在政党选举和立法投票，以及国家领导人选举中等方面。如果技术条件允许，实现国家最高领导人直选要比代议制好的多。
为了防止某个政党一党独大，违背对立统一的规律，要求社会至少拥有两个力量大致相当的政党组织。
如果出现了一党独大，政党竞选政治失去了平衡运行，畸形化的结果，那么必然会走向社会发展不平衡，从而导致社会危机。像中共统治的中国，中共一党独大，而其他八个民主党派力量分散，无法与中共平衡。因而，只能沦为附庸，而无法实现制衡。这就是违背了“道”的政治制度设计的结果。
如果出现了各党皆小的局面，这就是意味着，政党组织的不成熟，难以具备广泛的民意代表性，那么社会也会出现很多问题得不到重视，甚至引起社会诸多危机。一些发展中国家如非洲小国就处众多党派攻伐中的动荡，其原因是错误用运了民主，导致了秩序散乱，没有出现两个力量相当并且在政治生活中占有决定性影响的政党进行民主竞选。
因此，一个真正胸怀国家或者人类的执政党组织，应该时刻关注在野党的发展。当自身的组织力量相对于在野党过于强大的时候，应该有意识的约束自己，而善意的帮助竞争对手。一个执政党连续执政的时间最好不要超过两届。提供给竞争对手执政的机会，也就是培养一个健全的民主宪政国家所应该具备的基本因素。如果，执政党一味追求一党独大，那么，自己也会在历史中逐渐丧失执政党建党的初衷，而日渐走向民众、国家和社会的对立面，走向腐朽和专制，成而行为民众和国家、人类之公敌。
这个情况，中共由最初追求自由民主最反对国民党一党独裁最坚定的政党，走向步国民党一党独裁覆辙的历史就完全可以给予证明。
因此，宪法应该立法，对执政党和最大反对党之间的基本组织队伍的悬殊应该不超过一定的比例。具体多少，应该根据西方民主国家的经验和本国国民基数进行确立。
3、论政府和社会
在一个国家或者由全体人类组成的统一体内，政府的产生，如果没有一个可以与之平衡的社会组织，那么，这个政府会逐渐倾向独裁。按照对立统一规律，出现了政府，必然要求有一个可以制约它，使之互相平衡运行的社会与社会功能。于是，就必然要求这个社会是可以组织的，有很多能量去制约政府。
这个社会功能的实现就是由很多独立的不同性质的协会，以及自由的新闻组织、NGO等。这些组织是完全社会化，独立于政府之外，又对政府实施监督和相互交流。这就是近代西方民众政治提倡的“大社会，小政府”的格局。大社会能保障和制约政府，使之在宪法的范畴内行政。相反，如果是“小社会，大政府”，那么，就出现了政府制约社会，宪政必然被突破，宪法成为一种纸面虚拟，一种粉饰和摆设，独裁政治由此出现。这就解释了中共极权政府乃完全违背了宇宙规律，违背了天理民心。
4、论立法和法律
由于以上所说的，对于政府行政和独立司法组织，还要有一个可以对两者给予规范、制约的对立面，以及可以规范自身运作，避免脱离民意的机构，这就是议会组织。三者统一于国家机构。
议会机构要规范约束自身、行政、司法、军队等的办法就是确立一部至高无上的国家或人类共同宪法。这就是宪法的产生来源。现代西方政治在此已经有了足够完备的知识储备。宪法作为母法，一般只对上述四大功能进行原则性的法理制定和阐释。
具体涉及到职权范围和义务，部门设置，任期，任命，罢免，申述，判决等等需要起草制定相关的各个行业法和部门法，也就是法学上称作的子法去进行规范和约束。
人们把按照自由与秩序原理、遵循民主意愿和程序，制定出代表全体公民的、约束政府行政和监督司法公正、军队国家化的宪法，实施对全体公民的管理和服务、监督、惩罚、纠正、创新功能的过程叫做宪法政治。
西方法学一直对公法和私法到底孰先孰后存在很大的争议，原因就是对法的起源和过程所采取的思维方式存在局限。
一个由人组成的共同体，不管是国家还是统一人类意志的联合国，首先要确立的是一部至高无上的，对共同体和社会进行纲领性目标性宗旨阐释，尤其是对立法、行政、司法、军队、外交等进行规范约束，确立各自的相关功能和宗旨、职权和义务的宪法。那么，宪法首先是作为公法和私法两者意义上之综合产生的；区分公法私法首先看如何界定。因为，本来意义上，法律是无所谓公法和私法的，两者本来就是一个整体的两面。所以，人们习惯去区分孰先孰后，往往是我们的思维方式，还是沿袭西方逻辑精神的演绎法，如果那样，我们永远会存在争议不休。客观的说，按照宇宙规律对立和统一，公法和私法两者平等互为依靠，无有谁先谁后之分，更为恰切。
5、论三权分立
按照“道”原理，政府的出现，不仅要从纵面存在社会这个对立面，两者统一于国家或者人类更高的组织联合国。而且要从具体的行政功能上，从横面上确立一个对立面，两者统一于代表全体国民或人类的议会组织。
于是，必然要建立一个负责监督政府行政的独立的司法组织。
同时，对于政府行政和独立司法组织，还要有一个可以对两者给予制约的对立面，这就是议会组织。三者统一于国家机构。
为了防止议会的专权，民情过分集中在某一类人手里，于是，按照对立统一的规律，议会也必须又两种性质不同的群体分别组成之。要建立一个代表全体国民意志的机构，西方叫做“众议院”；同时，又要尊重、发挥社会成功者、专业精英的特殊作用，要成立一个议事机构，西方叫做“参议院”，两者在功能上对立又统一。
如果在一个国家或人类更高的组织体内，行政、司法、立法统于一党或一个政府，那么，必然发生功能的混乱，三大功能都无法健康发挥，从而导致效率低下、决策低能、吏治腐败、立法落后、社会不公等严重的后果，民众自然就处于被压迫的状态。
6、论政府和权力
由于不可能每个个体都同时是决策者、制定者、执行者、监督者四重身份一体化。所以，必然有一个组织平台能代表每个个人的利益去执行。这就是政府的出现。
政府的功能就是接受来自全体国民一部分合理的权力的让渡，对社会实施管理和服务。这就是权力的起源。
公共权力来自于民众通过民主的方式进行一部分合理的让渡，是人类共同体成员对内、对外做出行为的能力。公权力英文对应 power ，私权利英文 right。right和power，人类转移多少right，然后再转化成多少power，这种权力包括人类共同体做出的行为，也包括人类共同体对人类外部做出的行为，如动物保护问题、自然环境保护问题、宇宙天体空间问题等做出的行为。
现代学术已经对此有很深的研究和概念确定。所谓人类共同体，是指人类根据地域、民族、经济关系、政治信仰或者管理需要而形成的社会群体，如氏族、部落、西方城邦、现代国家，还有社会团体组织——社区居委会、妇联等等，国际上的社会政府或非政府民间组织，联合国等等，还有经济组织（如WTO）也享有一定公权力；人类共同体是在不同时间按照不同民族、地域、政治信仰、社会需要所形成、发展起来的。
由于权力是一种意志的集中展现，自身属性存在膨胀的惯性，自然有天然的腐败倾向。为了防止政党、政府的公共权力过大，人们除了建立相关的部门进行约束，发展相关的社会功能进行平衡，还必须在宪法里面要明确确立私权的神圣不可侵犯，并进行清晰的分类、演绎和阐释。
7、论军队国家化
军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位置究竟应该处于何种状态才是符合宇宙之“道”的？
《武经总要》上早有明言，所谓利器不可轻易示人。此乃源于《道德经》观点，“国之利器，不可示人”。军队的安全使用和保障关乎国家全体国民的命运，不可不慎重。因而，军队必须国家化。
遵循道演绎阴阳的规律，军队管理制度设计也要存在互相平衡的控制状态。首先，军队的发展建设和动用、号令权归于代表全体国民意志的国家议院。总统被授权代理行使这项权力。议院始终监督军事最高首长总统，这样，两者之间存在既统一又约束的关系。
相反，如果军队属于纯粹属于某一个党派，行使专制之权，那么，危险就会降临。
对外，动用军队实施战争的决定权并不牢牢控制在伪民意化的机构，如全国人大或政协。一旦对外开战，也不代表全体国民大多数人的意志。相反，战争机器将这个国家的所有民众都押上并非是必要的、正义的战场。
党派内部掌权派就可以利用军权对一方构成威胁，甚至发生政变，按照独裁意志进行，从而对军队自身内部所有的人都潜在构成了威胁。政变意味着反政变。没有一成不变的政治军事强人。在一党专政的体制内，党内派别的存在就会加剧这种状况的存在，往往，一些退位的老人，并不甘心手中的权力萎缩，总希望继任者按照自己的路线方向，来保障自己利益的时候，就不排除利用自己在军队安插的力量，只要在合适的时候，也可将军事统率拉下马来。
因而，在这样的军队体制内，每个人都战战兢兢，每个人都可能拥有特权或站错领导队伍，同时，又因为拥有特权话语权站在不同的领导队伍中，而出现不同的命运。这样，整个军队人事，不在乎专业敬业，军队人才的精力更多放在研究上级领导的权力背景，像商业社会的投机分子一样，处处钻营，小心经营自己的官位和命运。何其辛苦哉！所以，在这样的军队体制内，人人都可能是受害者。人人都没有安全感。一旦矛盾激化，就会出现兵变，从而导致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混乱。
如果议院的权力结构不平衡，很可能就会出现希特勒强人政治，议会控制不了局势，出现严重的一边倒，于是，在民主制度下也可能诞生战争狂人和独裁领袖。政治强人的过分强大或者膨胀，如果约束不力，必然会对议院实质功能产生扭曲。
因此，民主议会政治的核心不仅在于民众可以平等参与选举与被选举竞选议员，不仅在于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不同党派参与了议会，而更在于整个议院的权力分配结构是否在安全范围之内。也就是，至少要保持两个主要政党的力量在大体上的平衡，不能超过某个界限。这个界限可以让研究政治学的专家确定一个规范的系数出来，以供议院权力分配制度作参考。
执政党在议院的议员的数目不要超过主要反对党的某个数。这个要根据整个国家议院的数目来进行确定。
因而，军队在这样的议院机构里面，授权总统代理行使权力才是安全又体现国民意志的。
三、论中国文化复兴
当代中国文艺复兴运动发起者、中华民族复兴党重要创始人兼第一任党魁、国际著名诗人俞心焦先生早在1994年栖居北京清华园时，就曾高瞻远瞩地撰文指出：“在人类出路的问题上，‘到时候’再说，不仅显得愚蠢，甚至完全可能是卑鄙的。问题已经摆在我们面前：种族冲突、大面积贫困、贪婪的富有阶层、人口膨胀、智慧流失、环境污染、毒品流行、颓废情绪和虚无主义蔓延、沙文主义和军国主义野心、经济的带着面纱的侵略与奴役、爱情的讨价还价、艾滋病、核威胁、鸡毛蒜皮的技术性生活、青少年犯罪……问题如此之多，问题该怎样去解决?既然这一切都出自全球性精神危机，那么要解决这一切，就必须以全球性的精神奋起为根本，舍此别无出路。（1）
那么，这种全球性精神危机又该如何面对，采取何种方式去解决呢？
紧接着，俞心焦面对艺术家的各自为艺或艺为各自的人类文艺状况，满怀忧虑地指出：与各个国家之间的壁垒森严以及—个国家各军阀割据一样必然导致同样不幸的结局，那就是相互的侵害、怀疑、分裂、破坏。而解决此问题的办法，俞心焦与诸多志士同仁统观古今历史，面对忧伤似海地今天，首倡“中国文艺复兴运动”。他强调，“中国文艺复兴运动，其实质乃是一场与永恒搞好关系的运动。这场运动必然遭致庸众的漠视与恶徒的诋毁，但也必然会被具有神性基因的人们所悦纳。”（2）其目的，并不是为了让人们都卷入概念之争，而是为了导向对“价值与意义”的持续、顽强、彻底、完整的追寻。简而言之，就是为了导向人类的团结。而人类的团结不是可以单凭祈祷而是必须借助“运动”形式来实现。于是，解决这种全球性精神危机的初衷，逐渐演绎成人们自觉的精神文化觉醒运动乃及群体的历史使命所在。
那么，又该如何建立和奋起这种理想中的全球性精神和文化呢？
俞心焦说，“革命即说真话，但智慧的革命是说出真理。如果人类的确存在拯救的问题，那么只有真理才能救起我们。（3）
在寻求真理的文化道路上，俞心焦提供了一条路径选择，主张人类要放弃惟我独尊的人本思想，而要将舍弃以久的神性寻回，作为人类自身的参照系统，和神性贯通融汇一体。他认为：“如果说欧洲文艺复兴主要体现为人本的关怀，那么今天我们所要倡导的中国文艺复兴就应当更多地渴望并追寻神性。因为欧洲文艺复兴由于过多地关注人本身、把人当做万事万物的尺度、终于越来越惊人地暴露出人欲横流、信仰沦丧、生存环境恶化的状态。没有“神性”做为参照，人类必然盲目而缺乏积极再生的动力。”（4）
同时，在寻求实现真理和正义的社会道路上，俞心焦以诗人的立场和口吻，批判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存在的对过问政治的恐惧症现实。指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最显著的特征并不是创造，而是对“政治”的躲躲闪闪。可是，越是躲闪，“政治”就越是深入、内在地搅乱了躲闪者。他说：“是谁说过：你若不去面对政治，政治自己会找到你的头上。分明是屈辱地受制于‘政治’，却仍然要大谈超越或平静，实际上只不过是在私自的作坊里泡制着一剂欺人或自欺的配方而已。”（5）他质问：写诗而不涉及政治，你又如何展开历史想象力?写诗不涉及政治，你又如何为时代提供重要作品?写诗不涉及政治，又如何能够在—个需要巨人的时代产生巨人?
他一针见血地批判道：“以为一沾政治的边，就会写不出好诗了，就会对大自然中的花鸟和对人类情感生活中的微妙变化缺乏感受、把握、以至于难以出色地表达了，这种运思方式是愚昧的、懒惰的、可怜的。没有足够的社会关怀的人是没有能力面对终极关怀的，同时也必将丧失真正的自我关怀的能力与应有的生活情趣。以此类推，欲在其它文化、艺术领域以及相关领域成就大气象者概莫能外，因此，在这一基础上的自觉成长不妨加速度。”（6）
由此，俞心焦由拯救全球性危机出发，到寻求建立全球性精神，提供寻回神性参照系统的文化道路选择，但显然仅有文化道路的延伸，仅有书本理论的铺张，对于人类的自我拯救是远远不够的。
对此，俞心焦勇敢无畏地提出：“如有必要，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团结起来，把我们充沛的诗性转化为与危害自由与尊严的一切外在因素相抗衡的互助力量呢?我们的这一互助力量其性质是反暴力的，并且永远是反暴力的，永远倾向于表达我们良心与热情的功能。”（7）1993年夏，在杭州俞心焦与友人杨绍斌、许志强等展开多方讨论后，提出“中国文艺复兴运动”这一划时代的政治和文化口号。1994年7月《星光》杂志发表俞心焦的《掀起中国文艺复兴运动》一文，受到文学艺术界的有限关注，雷祯孝教授和彭刚、贺承军、李山实等博士积极撰文为之呼应。
中国文艺复兴运动首要的文化目标直指复兴民族文化。俞心焦认为，它不应停留于思辩与逻辑的哲学运动和文案习气十足的知识运动上面。它要呈现个体生命对人类良知与热情的功能，它要恢复人的勇气和真正的智慧……文艺复兴是拓荒者的事业，旨在耕耘、歌唱、战斗、创立崭新而壮丽的人文景观；文艺复兴决不是复辟、复古，而是对优良的传统文化与人类高尚精神的接续、发展与完善。
俞心焦深信：中国文艺复兴的到来，有赖于一大批德才兼备的人能够自觉地强化这一思想，并通过生命与文本的英勇实践，为切实改造和充分表达这一时代寻求到最辉煌的形式。深信在各界有识之士的通力合作下，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终将造福于遍地的精神饥民，在世界文明进程中也将起到独特而极其重要的作用。（8）
于是，诗人俞心焦等同仁们从此完成了角色转换，走向身兼构建全球性精神和文化的先锋战士和革新中国威权政治实现民主自由宪政体制双重使命的革命先驱者的道路。
然而，中国文艺复兴运动发展的自然深入，必然要求以接续中国传统文化为契机，正面拥抱世界各文化的精髓和高尚精神，以期发展出全球性文化和精神，完善人类自身优秀的精神生命。
在构建全球性精神和文化的群体自觉性努力探索中，“中国文化复兴运动”的提出者之一、中华民族复兴党第二任党魁、著名学者熊晋仁对此作出了卓有成效地理论研究。
随着中国文艺复兴运动辐射的深入和广泛，吸引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强烈关注和认真思考。1995年底，熊晋仁和诗人任之提出复兴中国文化构想，试图超越台湾文化复兴中复兴儒学的局限性和地区实践的局限性。
熊晋仁从中共治下的当代发展危机、制度危机、精神危机，洞烛中国文化深重的危机所在。（9）提出了继续坚持诗骚所开创的文学艺术传统——深切的人文关怀和独立的社会批判，并在此基础上全面地重新检讨中国文化传统，确立中国文化的真精神，拥抱丰富多采的世界文明成果。要建设有充满自由创造精神、博爱情怀和理想主义的中国文化，复兴中华民族的繁荣富强，尤其是要坚持和捍卫每一个公民的平等权利，并将之确立为中国文化复兴运动的宗旨。
所谓精神危机，就是指道德沦丧、信仰崩溃，越来越多的人疯狂地滑向物质主义、虚无主义、犬儒主义，空虚、无聊、平庸、势利、奴性、残忍是中共治下的人们时刻遭遇的精神现实，这便是当代中国的精神危机。而毫无节制地开发自然资源，不断增长的庞大人口和资源浪费，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文化冲突下的艰难处境，生产力崇拜带来的巧取豪夺等，造成国人普遍的生存危机、发展危机。此外，贪污腐败和社会不公正现象愈演愈烈，不义行为恣肆横行，基本人权被剥夺，红色官僚权贵资本主义的凯歌行进，社会福利没有保障，法制的虚文和伪善……便是当代中国的制度危机。面对各种危机所可能引发的灾难性后果，除了中共党媒主导的主流意识形态在粉饰太平，就是诸多文化人要么一帮子厚颜无耻的自吹自擂的精神自慰，要么就是群体性麻木、沉沦、逃避和掩藏。乃至，熊晋仁发出浩叹：中国人的危机深矣，中国文化的危机深矣。
熊晋仁主张“拒绝一切廉价安慰和阴毒的欺骗，拒绝盲从、萎琐、势利、粗率和专断的伪劣文化精神。为了中华民族的光荣与梦想，为了唤醒社会良知和平民情怀，为了文化人的道义和尊严，必须直面应对当代中国的诸多危机。作为文化人，理当坚守人文关怀和社会批判的本职，理当作为基本人权的守望者和理想价值的保守者，这也是我们倡导中国文化复兴运动的本怀，这也就是我们对‘真正的文化人是追求、捍卫真道(自然之道与性灵之道)的自由战士’这一文化传统的认领。中国文化复兴运动即是出自此种思考的一种实际担当，有了这种担当，这个时代才可能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一个中华民族再创辉煌的时代。”（10）
如果说，人权还只是西方政治文化的一角，中国文化复兴运动明确将之列为应有之意，那么，熊晋仁还提出了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关系这一学术命题。也就是说，中国文化复兴的价值诉求决不仅仅囿于中华民族文化体系的现代性解读，而是谋求与世界文化的关系对话，追求全球性精神和文化这一壮丽景观。
熊晋仁认为中国文化借鉴学习外域文化仍未完成的课题有：1、以基本人权为起点的自由主义、人道主义可对治中国文明的专制劣根。2、西方优秀的制度文明：从古希腊时期雅典民主实践到罗马法、拿破仑法典和欧洲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制度文明有一个自觉的不断完善的文化自觉，而中国文化最幼稚最落后的层面就是缺乏制度文明的自觉推进。3、《圣经》文明的基督精神与中国文化真精神的相互发明和相互补助。中国文化大可借鉴欧洲精神和俄罗斯精神的经验。二十世纪初俄罗斯文化复兴运动对当代中国文化复兴运动具有重要参照价值。4、第三条道路——以挪威、丹麦为代表的市场社会主义实践，作为真正实现马克思“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大社会、小政府”的社会理想的探索性成果，当今已成为东欧各国和西方主要大国关注和努力的方向，它可有效地对治自由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的危机，可能成为国际性的社会思潮和改革实践。5、室利·阿罗频多等印度圣哲的精神哲学实践为沟通东西方宗教精义进行的开拓性努力。
同时，熊晋仁还认为中国文化能为世界文化的发展做出新贡献：1、道家的宇宙情怀和生命智慧将对西方科技和人文进路提供更大的启示。2、道家、儒家“天下一家”的理想对超越西方极端民族主义的宗教敌对有建设性的参照意义。3、以《大易》、中国禅宗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的奇特方法论和生命科学实践，如中医、中国武术、养生学、中国书画等，对世界文化有着补充意义。4、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中国兵家之道对战争本质和目的的洞悟有利于弱化战争的残酷性，它体现了中国文化一以贯之的和平主义。5、中国文化复兴运动将会加深东西方文化交流和理解，有利于世界文化整体性进步和实现世界和平。（11）
就目前人类的学术水准来说，由于人类自身所掌握的思维方式或者说逻辑工具的局限，人们总是将东西方文化文明、各高级宗教作为一种在很大程度上拥有相对独立语义系统的个体在文化的表象或有限深度的层面来进行彼此之间的沟通。这就像用两棵孑然不同的树，去互相比较求同，如果人们从树的功用不同去求解，也许人们发现了彼此存在互补作用。但如果人们从树叶、树枝、树干形状的不同去求解，而事实上，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于是，人们得出的结论往往就谬以千里。人们还没有尝试从树的机理原理构成上，来进行文化比较，而选择视角层面的不同，比较的结果相差千里。只有从整体的、究竟的、本体的三个维度去挖掘，人们才往往会有惊天发现，得出的学术结论更符合道的真理性表述。
但是，熊晋仁对超越这种传统的文化关系状态，谋求建立一种全球性精神和文化上作出了有益探索。（12）
熊晋仁以世界高级宗教所共同揭示的人人平等为根据，以西方“平民”——自由民的理念为中介，以关爱、保卫底层民众权益的中国文化传统精神为依托，以促进每一个人的自由、平等权利为职志，提出新平民主义，从而对东西方平民思潮和运动进行一种新的综合，称为“新平民主义”。倡导“新平民主义”的文化观正是为了对治任何形式的“新奴隶主义”。正是为了增进中国文化的实际进展和中国人的人性解放。它对“新权威主义”的专制性和“强盗资本主义”是一副解毒剂。可是，这遭到了中共御用学者一贯保持的学术抵制：中国的文化传统不适合西方的自由思想和民主政治，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走现在的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等一些来自文化道路上的匕首和礁石。
此外，熊晋仁还借用西方学界“制度文明”概念，提出优秀的文化体系必然是制度、物质、精神“三个文明”协调发展的。“制度文明”指组织、整合、规范社会行为的一整套制度措施和架构，是一种维护、保障和促进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的以法制为核心的架构式文明。虽然制度仍可以放在广义的精神文明概念这个大范畴之内，但道之日损，人类对制度依赖的严重性来说，确实可以单独列出。
然而，东西方制度文明的差距很大。人治和法治对立分明。人们很难把人治文化放入现代性的一统中去。人们要从制度层面探索文化体系的统一性，仍然没有摆脱上述比较树叶或树枝的作法，离事物的究竟之处尚为遥远。况且，令人遗憾的是生态文明未在其列。人类是否通过建设统一的制度文明就可以形成全球性精神和文化，就实现路径的选择和前后逻辑是否成立，这肯定是值得商榷的。其结论变数很大。但统一的制度文明肯定可以推动全球性精神和文化，将来也必然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可改变的历史趋势。然而，人类怎样去获取统一的制度文明全球社会呢？
希特勒通过军事行动获取全球一统的失败历史，不仅是人类深恶痛绝的对人类共同尊严的伤害与摧残，其正面意义上在于，由此导致的人类从反省方向获得的精神觉悟已经完全洞悉这种路径的自杀性，并通过有力的国际秩序建设可确保人类历史往后杜绝此中类似局面发生。而且，人类在探求文明进步的阶段，全球统一的制度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级阶段，每个人的命运早已超越传统国家民族这一历史概念而和全人类的命运紧紧相依。所以，人类不允许流血的方式获取整体的社会进步，而必须从文化的土壤上探求路径。更确切的说，是从人的道德的层面去探索路径。因而，这样的新思想出现，必须是确保建立在全球几大主流文明平等基础上，并且对各种文明表现形态与分支，如宗教、科学，神学和人文等之间的联系，有根本意义上的解读，建立广泛而统一的逻辑关系。
从另一个层面，也就是共同安全角度来看，由于人类政治军事力量的极度发展，人类不可像以往历史上任何出现的历史合流一样，通过对国土的征伐然后建立暴力基础上的一统，由此带动文化合流一样，人类文化合流作为更基础的精神力量和心灵觉醒，是必须走在历史合流或者说制度文明统一的前头。也就是说，全球统一的制度文明建立的前提就是，人类确实已经在诸多主流文化文明之间，从体现真理的层面，无论宗教的哲学的科学的世俗的，通过对经典精义的发掘，寻找到了彼此间的牢不可破的平等地位与逻辑链。
这种直面危机的中国文化复兴之路的文化探索，表现了二十世纪末中国真正独立的自由知识分子的文化雄心与豪情担当，体现了群体性的自我精神觉悟和自身历史使命的确立。经过1996年到1997年的反复酝酿，到1997年3月份，中国文化复兴的宏伟构想得到北京文化艺术界一部分有识之士的充分理解和大力支持。当时，作家古笑、周天时、左闻、自由撰稿人袁申、董仁铁、艺术家刘文进和法学博士李柏光等先后加入“中国文化复兴运动”，并得到何光沪博士等学术精英的理解和支持。1997年7月3日，熊晋仁在上海与诗人阿钟、自由思想家里纪交换意见后与正在杭州的俞心焦达成决议——全面开展中国文化复兴运动。（13）
中国文化复兴运动是“中国文艺复兴运动”发展的必然，更是近代以来特别是“五·四”以来将文化复兴和文化启蒙运动两大学术目标上的首次合流，作为整体螺旋上升后的延续。
熊晋仁指出：“文化是一种解救，把人类逐步从自然的、社会的及自身的牢笼中解放出来，便是文化的初衷和永恒命题。……文化复兴是一种精神生命的溯源，是一种对人类安身立命之根本的重新探索和获取，我们试图穿越历史的雾障和当代广义上的语言密林，以便重新发现人的本身境遇和文化进路。……文化本体是深隐于文化类型和具体学派之中的，它就是古哲所说的安身立命的根本，它是文化的源泉和核心，是文化的原初根据和恒久动力。”（14）
我1999年曾在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村民自治课题组（简称天村）(15)从事基层民主与乡村自治以及推动公民教育与公民社会发展等项目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之老领导、被誉为当代中国民主化与自由主义领军人物之一的李慎之老人，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文化的核心之核心就是要确立人类社会的道德规范。”(16)
也就是说，如下论述同样成立：道德规范是一种解救，把人类逐步从自然的、社会的及自身的牢笼中解放出来，便是文化的初衷和永恒命题；文化复兴实质意义上，就是道德复兴；道德复兴是一种精神生命的溯源，是一种对人类安身立命之根本的重新探索和获取，人们试图穿越历史的雾障和当代广义上的语言密林，以便重新发现人的本身境遇和文化进路。……道德是深隐于文化类型和具体学派之中的，它就是古哲所说的安身立命的根本，它是文化的源泉和核心，是文化的原初根据和恒久动力。”
真是英雄所见略同。
李慎之指出：广义的文化应将人所创造的一切，从饮食服饰到音乐图画统统包括进来，但是必须明确，其核心还在于规范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的最基本的准则，而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其前提又是必须处理好人与人的关系。就此，李慎之指出：文化的核心之核心就是要确立人类社会的道德规范。他认为，中国文化历来以天人合一为最高境界，中国文化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以至其“合”这样的“同天”最高境界来实现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所以，中国文化确有优长，并同当前全球化大趋势完全一致。
更具体点说，李慎之这里所说的从处理人与人的关系，到延伸到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是一种对传统儒学道德概念的延伸。而这种延伸以及尚没有延伸及的宇宙深处的事物间的关系，在中国《道德经》道家学说、《心经》佛家学说、《圣经》基督学说、《古兰经》伊斯兰学说里都早已昭昭，是应有之意。正是从推动建立人类文化和精神一统的全球文明对话的层面，中国传统文化诸多的派别中，道家具有不可替代的代表中国文化真精神的核心地位。中国的诸子百家学说的核心之处都可以从老子道家学说中找到汇通和思想源头。
也就是从老子的道家学说中，熊晋仁觉悟到宇宙是个巨大能量的生命体。于是，他站在二十世纪末的文化发展轨道上，振臂高呼复兴道家的真精神是重建中国文化真精神的枢纽和核心，提出：复兴文化的立足点应是超越狭隘的人本主义、在中国文化天道一人道相互汇通的优秀传统基础上的“以宇宙大生命为中心”的人道主义。认为人类文化的进步不在于无休无止的知识堆积，而根本在于向宇宙大生命的回归和依大道之仁德而作为。从而确认，这便是中国文化复兴运动的着力之处。
熊晋仁觉悟到，宇宙大生命体是文化的真正本体，每一具体文化体系的形成和发展都是这一本体的展现，并受其内在地制约和引导。所谓“宇宙大生命”是指充盈于宇宙之间、贯穿“神一人一自然”的、相互交汇、相互作用、能量的大海洋，真正的优秀文化莫不承纳着它恩赐的奇美慧光，莫不体认着神性生命或称灵性生命的大道并受其引导，它接受自然的哺育和呵护，并真切地尊重自然。在人自由成长的历程中，神性生命和自然生命在不断地支持、鼓舞着人的自由创造，同时也一直在矫正着人的迷失和疯狂。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文化复兴运动的文化理想就是结束“神一人一自然”分割对峙，重新开启推进宇宙整体生命本有的协进与融汇，是宇宙大生命引领在更高层次上的贯通和展开。
在如何通往宇宙大道，实现宇宙大生命在更高层次的贯通和展开，这一根本问题上，中国文化复兴运动提出了必须打破传统文化体用观、融“返本开新”和“适应更新”一体的路径选择，认为不管古今中西，一切启示、维护、尊崇着宇宙大生命的文化体系皆是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中国文化复兴运动需要认真地继承和更广大的拥抱，穿越文化史的壁障，直探宇宙大生命的本源，并呈示其真道于当代，这就是“返本开新”。同时，立足当代社会，向时代开放，对时代危机表现的诸多症患给予冷静的思考和热情关注，在受时代挑战的同时挑战着时代，这就是“适应更新”。 (17)
如果说，康德对启蒙运动的箴言是：“敢于明智!大胆地运用你自己的悟性!”那么，这也是中国文化复兴运动的箴言。只有坚持康德说的“在一切事物中公开运用个人理性的自由”和公开运用个人悟性的自由，才能挣脱被剥夺自由或放弃自由所造成“人的不成熟状态”，才能战胜一切奴性和压迫，才能挣回自由民的权利和光荣。
确凿说，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复兴运动比任何历史时期都有着更为广阔的视界和更多选择的可能。中国文化复兴运动呼唤并期待着每一个国人的觉醒、上路——源于尊严和自由、为了尊严、自由的道路，中国文化复兴运动积极地召唤着一个健全的“开放社会”(卡尔·波普)来临，它的来临要求着中国文化复兴运动以一种健全的开放态度走向它，而真正的健全是指人的原初存在与超越的终极关怀的统合，是指历史的、民族的精神生命与现代的、未来的、世界的、人类的乃至宇宙深处境况的大汇通。
当中国传统文化光芒四射的太阳因过久地沉落而逐步被人曲解乃至遗忘时，当诸多贤达志士对中国传统文化是否与人类现代主流文明格格不入而担忧不止时，当中国的威权统治者们窃窃自喜，以传统文化当作自己坚持专制独裁道路的最后藉口时，中国文化复兴运动的开创者们始终拥有这样坚定的信念：它还会在这些坚持在文化土壤上艰辛而诚实劳作的开创者们的手上恢复它本真的灿烂光辉，这光辉没有地域之别，没有种族和肤色之异，也没有古今时空之别，并再次升起，光耀全球。
出于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和对人类命运的关怀，以及成为优秀世界公民和宇宙公民的神圣使命的认领，中国文化复兴运动走过了迢迢荆棘之路。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中国文化复兴运动这一伟大事业的开创者、继承者们深知：当深具屈子的英雄情怀，走出屈子投江的悲愤和孤绝。当抛开功名利禄沉入黑暗，舍身找回永久的光明，才能担当起天下的重负，为人类寻得无上的幸福。
重睹泰山的巍峨、昆仑的高莽、倾听着先知圣贤的金言和祝福，中国文化复兴运动壮志满怀的看到了那高翔于五洲四海的中国文化大鹏鸟，它因拥抱了印度人、希腊人和拿撒勒人的智慧而将大爱播向全球和广袤的宇宙。
至此，由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继承上世纪五四文化运动传统肇始，发展上升为中国文化复兴运动，一群独立的、深具良知和文化抱负的民间知识分子完成了群体的精神和文化自觉，进而阔步迈入对复兴中国传统文化、重塑全球精神和文化、振兴人类文化和推动人类文明进程的具体理论构建。虽然，运动从一开始就遭受了腐朽专制力量处心积虑的构陷和司法打击，虽然，所有中国文化复兴运动这一不朽事业的参与者们由此受到了中共独裁无能政府的投监和恶毒攻击，但是，中国文化复兴运动的星星之火，早已成燎原之势，并义无反顾的更加团结一体，以英勇无畏的豪情面对可以预计的辉煌未来。
无独有偶，李慎之面对全球化浪潮汹涌，和中外一批杰出的思想家一样，亦发现二十一世纪之交人类正处于全球文化大危机之中。李慎之用自己特有幽默和辛辣的思想语言指出：“模糊和语言的贫乏使人们能诉之于后X 、后Y 、后Z ，可是这既解救不了世界，也解救不了自己。这个世界上一方面固然并不缺少各色各样的后X 、Y 、Z ，一方面却又出现了原教旨主义的勃兴，不但有广为人知的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也有印度教的原教旨主义，以至东正教的、天主教的、耶稣教的、儒教的原教旨主义……虽然人们大多只意到这种现象存在于发展中世界，但事实上它也以各种极端义的形式、还有亚宗教的形式在发达国家中蔓延。人的灵魂在过去与未来，在前进与后退之间彷徨、挣扎、煎熬。这就是人们现在都已看到而且感到的全球文化大危机。这个危机之所以是大危机，是因为它不仅表现在诸如教育事业的衰败、出版行业的不景气、文学水平的低落、画家画不出好画、音乐家作不出好曲子、科学碰到了逻辑的和实验的限界等等，而且表现为所谓文化的核心之核心——道德水准的持续下降上。传统的价值失落了，能够维系人心、安定社会的新的价值标准还不知在哪里。”(18)
在国际学术界，1983年于蒙特利尔召开的第十七届世界哲学大会上，人们第一次明确确立了追求“人类统一和世界文化统一的最高价值”。这意味着，这是人类文明由多元对立冲突，走向多元统一和谐的伟大转型的开始。
李慎之由此独立问天，并对中国文化和价值在二十一世纪的学术重建，给予很高的期盼。他说，“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这是100 多年前尼采提出来的口号。其影响不可谓不广，后果不可谓不深。但是，时移世易，现在又到了重新估定这100 多年来所重新估定的一切价值的时候了。在我们要重新建立道德秩序的时候，中国不会是孤独的，因为这正是全世界又要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时候。我们只希望中国自己的道德秩序能够建立得比较早一点，能够对人类史上第一次建立的全人类的秩序——全球秩序作出比较大的贡献。”(19)
如果说，这是从人格的自我觉悟和人类的自我觉醒来看待全球化亟待从人类文化的核心，也就是心灵和精神层面上重建人类统一的道德秩序，那么，研究全球文化融合一统就是对先贤们的宏愿和人类精神的自我创新、自我拯救的自觉承续。
这种承续的实质，既是中国文化内部对话的现代性诠释与价值统一重建，同时，更是中国文化全面对话世界各主要文化文明所进行的系统性、内核性、创新性、究竟性的真理性、现代性诠释与全球道德统一秩序的构建。
他的对实现价值目标的群体性诉求和运动，所带来的首先是中国文化的复兴。
在这一点上，2006年1月，中国当代著名政治学者刘军宁在《南方周末》上发表《中国，你需要一场文艺复兴！》中指出：“毋庸置疑，中国人需要重建文化自信。在全球化的今天，只有通过文艺复兴才能重建文化自信。文艺复兴首先是普世价值的文化寻根。”接继，杨鹏在《南方周末》上发文呼应，“中国传统中具有普世价值的思想文化要素必须被激活，中国的文艺复兴才有可能出现，中国的文化自信才有可能建立起来。”
不仅如此，他更是世界文化的振兴；这种群体性诉求和运动首先必将波及华人和华文化支配的亚华人世界，使鸦片战争以来，华人遭受的文化挫折和种族歧视从各种不良土壤中根本上剔除干净；同时，也必将影响到全球和全人类，使人类数千年来由弱肉强食的世界游戏规则所遭受的心灵的污垢和精神的黑暗，从历史的恶性循环中超越，并引导人类走入人性光明、完全觉悟的良性的循环秩序中去；这种文化和价值重建运动的必然结果，就是在地球村，真正构建没有种族、肤色、语言、习俗、地域等因素隔膜的人性尊严的一体化秩序。
他包括政治的、经济的、环境的、教育的、防卫的等诸多方面的一体化。使人类的自身秩序得到更为有效率的管理和服务；使人类的财富和经济资源得到更合理的运用和配置；使地球和太空环境得到更为妥善的保护利用；使人类的智力资源在开发培育和使用提升上得到更为有效的整合利用；使人类为获取更大的安全保持最低的消耗。
由此，使人类享有心性光明的同时，享受更大的自由权益和福祉，在人间实现体现宇宙之真理、人性之善良、世界之美好的中国文化的理想——世界大同、佛文化的理想——净土世界、伊斯兰文化的理想——乐园世界、基督文化的理想——天堂世界。
四、驳陈奎元、冯虞章、周天城等的反普世价值论调
2008年7月26日，身为全国政协副主席、社科院院长的陈奎元在社科院改革座谈会上发表讲话：“过去基督教宣扬其教义是普世价值，现在西方话语权的声音高，把他们主张的「民主观」「人权观」以及利伯维尔场经济理论也宣称为普世价值，我国也有一些人如影随形，大讲要与普世价值接轨。我们研究重大现实问题，涉及党的路线方针策，在这样重大理论战略问题上要清醒。”又说，“我们要竖立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不搞任何盲目崇拜，不能将西方的价值观念尊奉为所谓的普世价值，也就是不把我们党和国家的价值观贬低为另类价值。这是中国社会科学存在和振兴的内在要求。”此后，个别官方学者连发文章高调批判普世价值。事物本来就要有不同观点，然而，这种控制了主流传媒的文章，而没有不同声音的状况，实在是不平常。清华大学的冯虞章、内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张维为、中国人民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周天城之流的都纷纷撰文呼应，颇为壮观。
我想，这种落后于时代的所谓的学者教授，是否具备对世界和中国社会发展拥有正确的理解能力和逻辑能力，我从来就表示深刻的怀疑。对这些论调，事实上也丝毫经不起批驳。我想请以上反对普世价值的诸公看看《美国的民主模式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核心思想“天道”在政治制度上的伟大实践》，是作为我对他们精神上可爱的偏执一个回应。他们思想中所怀疑的问题，或质疑的观点，他们极力反对普世价值的理由，都可以不攻自破。而对于他们文中一些明显的又有点错综复杂的错误的地方，我还是在此特为论述。
事实上，西方自由民主的政治体制不仅非常符合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而且，东西方文化本来就是根本上相通，形式上互补的。如果说要竖立中华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那只有在中国实现自由民主政体。不要在愚昧的偏执下去，从而丧失掉中华民族崛起大好历史机遇。
香港《开放杂志》观察到此事，于2008第10期刊发了《温家宝成中南海不同政见者？御用理论家围攻温》一文。吸引了学术界和民运界、新闻界乃至全社会的热切关注。文章披露了陈奎元的这个讲话全文刊登在2008年9月2日中国社科院院报上。接着，9月10日由《人民日报》转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年第7期冯虞章的文章《怎样认识所谓“普世价值”》。文中发出了和陈奎元同一个论调的声音：“近几年来，宣扬「普世价值」的舆论比较集中在民主、自由、人权和私有化等问题上，这不是偶然的。在我们坚持通过改革完善、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过程中，这是国内外某些势力打着「普世」旗号，把他们那一套全盘西化的主张和要求塞给我们，企图改变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种手段。”这种论调在我看来也是不攻自破的，只能证明他的学术思想上层次上的有限。
至于冯虞章在宏文中借用了恩格斯批判杜林的观点来反对普世价值，我很想在这里特别论述一下。在哲学史上，传统的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本来并不在一个层面。唯心主义哲学代表们讲的哲学概念，唯物主义者缺乏足够的境界，从而往往进行曲解。两者之间的论争一直就很混乱。在中国学界，我只看到天才学者何新认识到这个问题，从而将黑格尔在本体论上的思想称为“唯思主义”。（参见何新著《泛演化逻辑引论》的“思维与存在同一性”一节。）黑格尔的哲学成就本来就是西方哲学集大成者，可是，西方很多的哲学家并没有真正理解他的思想。他的思想直接来自于受中国老子思想的启发。黑格尔将老子“道”的思想称之为宇宙的辩证法。不仅如此，辩证法思想，首先由莱布尼兹从老子思想中受益后，影响了康德，康德再传诸黑格尔，一脉相承。由此，黑格尔提出的辨证法实质上是一种宇宙普世逻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同样，中国的国内学者似乎只有何新对此有足够的认识。从而，何新在此基础上提出“元逻辑”概念。有一些逻辑专家并没有理解何新的逻辑，大肆称其为大话学者，就像恩格斯对杜林的理解一样荒唐。数理逻辑上的困境或者悖论，本身就是对辨证逻辑的证明。将辨证逻辑大胆用于科学和人文的探索，超越存在与思维的两分法，未来科学会超速发展起来。我们可以将辨证逻辑作为普世的工具价值来看待。
不仅如此，整个西方哲学就是在一种普世价值中开展演化出来的。经典意义上的就是柏拉图确认哲学的工作就是要完成灵魂转向，将人类的灵魂从影子般的现象世界转向本真性的理念世界。这个思路和老子的“反者，道之动”，由正态向相反状态转化的思想完全合一，所谓正态，就是三化生万物现象世界的运动方向。他奠定了西方哲学甚至西方学术传统的基础。也就是说，辨证逻辑就是一种可以凭藉完成人类灵魂转向，将人类的灵魂从影子般的现象世界转向本真性的理念世界这一普世价值的普世认识工具。至于近现代出现的所谓分析哲学、阐释学、存在主义、逻辑实证主义、证伪主义等等，不管是理查德·罗蒂、雅克·德里达、利奥塔、伽达墨尔、胡塞尔、海德格尔、萨特、罗素、维特根斯坦、波普等等之流确实如何新所说的，不过是些古典哲学的碎片杂拌而已，可是，让人惊诧悲哀的是，泱泱大国诸多占据权威讲台的学者对之跟风甚紧，而毫无自我鉴别和创新的能力。
如果硬要谈宇宙的本体论，宇宙的本体就是能量。思维和存在都是宇宙能量的不同流动形式。在此基础上，人类将会发现，宗教和科学，神性和人性是合一的，而并非中世纪来的对峙状态。中世纪前的问题可以称之为神性的过大压抑了人性因而必然导致文艺复兴运动对这种畸形的反抗。任何时候，神性和人性要处于一种力的平衡的运转状态才是有益的。当世，人性的过大出现的道德危机和极度自私，必然导致神性的复兴。如果人类正确掌握了宇宙的法则，那么，我们总是容易解决历史覆辙的问题，从而推动人类文明走向更高的层面。其实，从万物存在于道，道阴阳分化衍生万物的过程，来看待万事万物，这本身就存在一种逻辑语言。可是，马克思虽然发现了黑格尔的辨证法，并没有发现辩证法更深的意义，更不要说去发现黑格尔在本体论上的深刻之处。此外，马克思又是直接借用了费尔巴哈的唯物论调。也就是说，马克思讲黑格尔的辨证思想和费尔巴哈的唯物思想纠结一起，成为了自己的主张。这一点，我早在1999年发表于《联总之声》上的《马克思主义站在千纪转折点上》一文中已经详细论证指出。
现在，马恩思想个中误人子弟的东西在他的后代子民中暴露出来了。本来，恩格斯并没有真正理解杜林的“永恒真理”究竟是什么内涵。杜林提出的道德的原则凌驾于“历史之上和现今的民族特性的差别之上”，是等同于中国传统文化精髓“道”的意思，属于普世道德层面。就像中国儒家的道德思想，并不等同于道的意思一样。儒家的道德仅仅是入世知“道”而后德的层面。儒家在出世方面的后德是空白的。所谓德，就是完全明白了“道”的意境。而道在人间，不仅包含入世也包含出世。更甚，面向整个宇宙。儒家思想的境界，算是理解了老子“道”思想的一半，属于继承与发挥阶段，已经低了一个层次。而恩格斯之于杜林来说，不仅低了一个层次对话，而且，完全误解了杜林。可爱的恩格斯为了阶级斗争理论的需要，非要曲解杜林的思想，以自己的阶级理论来生硬的套上道德阶级性的标签去和杜林的超时空的普世道德对话。显然，这是两个境界的语言，怎么能够沟通呢？
至于《光明日报》刊登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周天城的文章《一些人鼓吹的普世价值实际就是西方的价值》、内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张维为在《学习时报》发表《普世价值的来龙去脉》一文，在西方专事与批评中国的西方学者辩论，强调苏联的解体、南斯拉夫的崩溃、非洲的劣质民主都是接受别人话语垄断所造成的，认为普世价值西方也做不到等等之类的观点。这两个人都还是受体制僵硬化的影响，沉迷于冷战思维。对民主既缺乏足够深刻的洞察，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更谈不上颇有心得了。而将个人精力投耗于权势怀抱忙于进行依靠权势要求设定的既定的价值标准进行学术鼓吹，难免就成了专制机器理论部位的螺丝钉了。但是，也仅仅如此，而毫无给国家民族带来进步可能的学术研究成果。这样的人其实，中国大有人在。他们往往只是受命露出而已。我们要给予充分的认识给予必要的原谅。
可以肯定，未来还会有很多的体制内一度占据学术讲台的所谓权威人士出来反对普世价值，坚挺民族性和民族自尊心，或者又琢磨打哪些文化牌子。没用。我告诉这类知识分子，我愿意和你们这些权威们来理论理论，是非自然越辩越明。本来，我从来就没有精力和心思和不值一论的人去探讨。因为，现实和历史，真理和理想，不是学无所树的人对世人靠忽悠能长久站住舞台的。话说回来，我从来不怀疑反对普世价值的诸公本应有的忠于民族国家利益的真诚和道德勇气。虽然，国内的博客上，对诸公的谴责尤为激烈。也许，正是因为思想觉悟上的陈旧才导致了发出不合时宜的反普世价值的宏文。
鉴于此，我主张：只要是符合历史潮流和民心的主张，不管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也不管是乡村野夫还是一国总理，我们中国民运界应该有明确的态度。恰恰在中国改革转型的关键时刻，尤其不能掉以轻心。中国民运界的观点和态度，对于体制内的力量来说，就是一种融合基础。
对此，中国民主党国内联合总部文教小组以及第二阵线负责任的发表该文，呼吁民运界朋友旗帜鲜明的支持温家宝等体制内真正对民族国家进步肩负有使命感的人士。回想温家宝当年引用林则徐诗“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那等豪迈，我以原俞心焦、熊晋仁等领导的中国文化复兴运动暨中华民族复兴党第三任主席之身份，且代表中国民主党国内联合总部文教小组以及中国民主党国内联合总部第二阵线想对温家宝等说一句话：坚持普世价值，大胆实施中国政治转型，广大觉醒的国人誓死跟你坚定站在一起。
五、历史时机已成熟：与胡温商榷如何启动中国政改转型
在中国民众和中国社会因受到体制特权的压迫与扭曲，从而导致中国的市场经济和经济结构严重畸形化、导致贫富悬殊，社会基尼系数递增、导致政府高度腐败和社会道德普遍沦丧的可怕状况的当今。自然，不可避免的是，相当的弱势民众和民间独立知识分子因此走向对特权的持续反抗和合法的维权道路。这个记入历史的、注定不平静的过程的经验积累，已经上升为整个民间社会公民权利意识普遍的觉醒和强劲的渴求。
未来几年，中共体制内的顽固派如果还是一味的采取逃避政治体制改革的态度以传统方式或者说经济万能的方式想阻扰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继续依靠党团集体腐败和家族控制的方式来统治这个泱泱大国是很难了。邓小平曾说过，中国不改革，死路一条。又说谁不改革谁下台。纵观中共1989年以后采取的改革措施而言，中国的体制改革是逃避政治体制，偏执于经济领域，出现这一背离了邓小平要求的发展非常不平衡的历史时期。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无处不在的特权横行控制奴役着中国的各个行业经济和经济命脉。这就等同于直接将自己的罪恶摆放在国人和世界面前。
而让世人悲哀的是：早在1941年，邓小平曾在《党和抗日政权》一文中一针见血而极富远见地讲到：“某些同志的‘以党治国’观念，就是国民党恶劣传统反映到中国共产党党内的具体表现。‘以党治国’的国民党遗毒，是麻痹中国共产党、腐化中国共产党、破坏中国共产党、使中国共产党脱离群众的最有效的办法。中国共产党反对国民党以党治国的一党专政，中国共产党尤要反对国民党的遗毒传播到中国共产党党内来。”
一个曾经满怀救世情怀的党，经历了半个世纪之后，却完全走向了理想的反对面，不能不说，这是一个历史的悲剧。现在，当我们来回忆这段历史，就像李慎之和以及很多志士仁人所洞察到的，这个历史悲剧的根本原因在于，革命所采取的方式是以暴易暴。无论革命的目标和宗旨有多么崇高，无论历史环境多么的艰难，极端的暴力革命，只会导致依靠暴力来统治社会，从而走向极权和独裁。
于是，在对历史的理性反思基础上从而诞生成长起来的中国民主党与中国民主党人，毅然而然的选择了圣雄甘地的社会斗争方式：公开化、不合作、非暴力运动。非暴力（Non-Violence）来源与古代梵文“阿希姆萨”（Ahimsa）一词。“阿希姆萨”在古代印度教和佛教的经典中，作为一种宗教戒律或道德准则，通常具有两层含义：一是不杀生，即戒杀；二是不做伤害他人感情的事情。虽然甘地在具体的应用和解说中，对传统有所超越，但是并没有否决“非暴力”的核心就是爱。甘地曾说非暴力就是以积极的形式来对待一切生命的善良意志。非暴力就是纯粹的爱。爱的力量使心灵克服了怨恨、厌恶、愤怒、嫉妒和报复等情感，爱是以自我牺牲奉献和自我受苦忍辱为前提的。正如中国传统文化崇尚的“大我无私”、“大公无私”，这种文化精神内核同样在古代耆那教、佛教、印度教《薄伽梵歌》、基督教《圣经》和伊斯兰教《古兰经》中存在。
也就是说，中国民主党选择的斗争的方式是遵循宇宙天道和人类的普世价值，坚持真理，以饱满无私的、甘愿自我牺牲的精神去爱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国家和他的人民，去爱迫害自己、早已蜕变走向人民对立面、尚在专制迷途上的中共和几个依附于中共的党派，去爱整个全人类。以此提升人的全面的觉悟和推动人类社会依照平等、博爱、民主、宪政的准则重建新的世界秩序，使全人类获得空前广泛的自由与福祉。
如果说，这个运动过程伴随着精神觉醒，不如说，是精神的觉醒推动了这个运动的纵深发展。这个精神觉醒的价值支撑不仅来自人类各种优秀宗教文化和西方的民主文化所强调的完善的现代政治理性和在此基础上的宪政政治秩序，也是直接和中国的传统文化精髓——天道——相接通起来。这一点我已经在上面有所论述。
因此，中国民主党必须实事求是的对中共偏离了符合宇宙大道的民主政治模式所导致的诸多的恶果以及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带来的苦痛进行全面的、彻底的批判。只有批判，才能让陷入专制权力漩涡的中共从虚假中看到真理、从黑暗中看到光明、从泯灭人性中看到道德良知、从愚昧懒惰中看科学效率、从对异端的残酷迫害中看到消解仇恨的大爱。批判，是对从下至上已经全面腐朽的中共一种深沉的挚爱。希望中共在遭受批判中觉醒，在对历史的审视中尽早退出专制权力舞台，真正将自己的命运和中国民主党以及各在野兄弟党派一样平等交给全体国民去公开选择，让自己彻底告别官僚主义、专制主义、权贵主义、暴政主义的狭隘丑陋的政治思维模式，回归到一个健康理性的，如早期为拯救、振兴中华而抛头颅洒热血的属于人民的、受人民爱戴的政党中来。和所有政党一起平等协商，探讨政治体制改革路径和时间表，从而告别黑暗的历史，接受新时代赋予中共的新的使命，成为积极参与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运动中不可或缺的民族国家的新鲜血液。
对于中共的御用媒体和文人来说，一直将阻碍中国走向自由民主宪政的最大的理由莫过于特色国情说作为自己的文化逻辑表述。而特色自然是民族为特色，专门以民族性作为盾牌。这就成为了中共藉口以独裁极权统治的最大的理由。这个说法的荒谬还在于，中共赖以为基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并没有融会贯通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共从国际共产主义历史来看，在中国的运作，已经丧失了马克思思想中已有的自由和民主文化，而是愚蠢的沿用了前苏联的体制采取了极权专政模式。如果说，自由民主不适合中国的特色国情，显然，这是告诉世界，中共专制刚好迎合了中国几千年来固有的专制传统文化。于是，中共实质上成了既丧失了马克思崇高理想，又复辟了封建专制主义模式的，彻头彻尾充满权力私欲而背离马克思理想和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历史新要求的政党。
五四文化运动之后，在打倒一切传统文化，选择全盘西化或欧化之后，中共采取的是拿来主义。中共选择的马克思主义全然是个舶来品，并且在中共建国后不久，也就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就在东欧和前苏联接继遭到扬弃。就像戈尔巴乔夫早就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理想和自由主义最高理想的相通一样，致力于建立《共产主义宣言》中所说的这样一个社会：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自由人的联合体”。如何实现这个联合体呢？戈尔巴乔夫在《尚未结束的历史》一书中对斯拉文说，“不能抛开民主的方法而用暴力把社会主义的那些宝贵的东西强加给社会。”这种伟大的觉悟，推动了俄罗斯民主国家的诞生和成长。可是，反观中国的改革历程发现，中共体制内的惰性力量的蔓延使得在执政道路上已经丧失了对自由民主的正确领悟和不懈追求民族国家进步的能力；执政者中的保守派无视历史的过去和文明的潮流正处心积虑地剥夺了中国民众应该享受的公民的政治自由权益。而这样做的后果，就是整体将自己推向了反中共历史、反人类文明、反中国传统的无知的罪恶状态。
在这种必然是短暂的丑恶历史现象中，中共自身并没有获得足够的安全。十年前的陈希同到十年后的陈良宇，这种政治宿命是一种恶性循环的规律。在这个体制里，每个权势者同时又是内心深怀恐惧的罪恶者。不是说两陈的罪恶是不可避免的，而是，在这个体制内，每个权势者都可能是这样的结果。这是这种极权体制决定的。邓小平：好的制度可使得坏人作不了坏事，而坏的制度可以使得好人变成坏人就是这个道理。
因此，中共自身也是这个可恶体制的受害者。高居国家副主席的刘少奇竟然不能让法律保护自身。邓小平竟然三起三落，受尽冤屈，还是无法保护自己的家人，以致落下残疾的邓朴方。胡锦涛的右派父亲竟然无法死后及时获得平反。贵为总理的朱鎔基竟然是个被下放改造的右派分子……在这样的一个体制里，你今天在台上并不代表你获得了足够的安全，你廉政奉公也并不代表你可以安枕无忧。这个体制的卓有成效的就是可以指鹿为马的将黑的说成白的，将是变成非。这种政治规则将一代一代的中国子民们卷入了黑暗的漩涡。
每个人，无论权势者还是弱势者都是深怀恐惧的活在这个以五千年文明自居的国度。这种丑陋的灾难深刻的原因在哪里？今天，我们可以说，在于这种违背了天道的、不符合真理的政治模式。而中国民主党人就是要建立一种符合道的民主政治。在这个政治社会里，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一般民众，无论是批判者还是被批判者，每个人都远离恐惧获得的自由权益和安全福祉是牢不可破的。而对于曾经给这个民族国家、给这个国家的子民们，给无数的民运英雄们制造了罄竹难书的灾难的中共，我们除了宽容之外，没有别的道路。
正如南非总统曼德拉在经历了27年政治牢狱之后所说的：“如果受害人坚持加害人必须先道歉，才愿意宽恕，就让自己成了被宰制的一方；主动宽恕，意味着你是自由的”。曼德拉描述获释出狱当天的心情说：“当我走出囚室、迈过通往自由的监狱大门时，我已经清楚，自己若不能把悲痛与怨恨留在身后，那么我其实仍在狱中。”也就是说，过去的许多灾难，是由于历史的错位以及觉悟不够造成的。受害人和加害人本来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怎么能够将手心割掉后，手背还能单独运动自如呢？！中国的发展无论中共改革还是保守势力的消长，中国都必然要走向政治转型，走向民主自由化。最终必然面临如何对待中共的关键问题。
在所有被中共一度迫害的被迫害者当中，对中共或者少数罪大恶极的人要采取法律正义的清算的呼声一度存在并且人数众多。这些受迫害者当中，包括我本人和我的家庭，很多人妻离子散，甚至都家破人亡。
如果只因自己的、大家的仇恨要求给予清算，那么，站在中共的立场，又如何不心怀恐惧的不去阻止政治转型？如果坚持要对中共进行清算，那么，仇恨必然带来在狭隘的仇恨中各种社会势力的反复较量由此带来的社会的不安稳，甚至导致又一次极权的开始。
如果，历史确定在中国的政治转型当中肩负着开拓中国民主自由时代的神圣使命的是我们这样的群体。那么，主动承受由此带来的巨大痛苦的代价应成为我们无怨无悔的选择。中国百余年来追求自由民主富强的民族之梦，应该在我们手里实现；中国由专制制度走向民主制度过程中的所有的苦难，应该在我们手里终结。
事实上，世界上最大的困难，不是外在的，不是希特勒的军事沙文主义，不是中共专制制度，而是自我内心的恐惧和仇恨。如何将恐惧、仇恨化成博爱，这是所有致力于推动中国民主运动的英雄们应该并且刻不容缓必须考虑的严肃问题。
如果，我们对中国从当下走向民主宪政转型的可能后果没有做到深思熟虑的观照，那么，可以完全肯定的说，这个国家民族的灾难还远没有离开我们。只要存在一丝的仇恨，那么，我们的智慧还远不能承担这历史的使命和重托，要开拓一个子民万世昌盛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振兴人类文明的理想就是一个子虚乌有的笑话。因此，请所有受中共极权迫害和正在受迫害的朋友们必须牢记的曼德拉的名言，“除非谅解，否则我们永远不自由。”
从绵延不绝的下岗维权到四处狼烟的圈地运动，从震撼世界的汶川地震天灾更是人灾到再次吸引国际眼球的政府负有主要责任的三鹿奶粉事件、从屡犯屡起的政府不作为类似瓮安围攻政府事件到层出不穷的政府作为幕后黑手的类似吉首非法集资十万人包围政府事件，就像毛泽东说的，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中共治下这种从基层到高层的政治腐败，导致了民众无所不及的反抗和精神的自我觉醒。
我们认为：当今国人大面积正处对公民权利和政治体制改革迫切性深切觉醒和渴求之时，中共以及中共内部中的保守反对派，只是大海中的一叶孤舟。这是任何中外历史早已铁证了的经验事实。企图用一叶孤舟来凌驾、主宰大海的臆想，不仅无视时代背景，也是人类历史上荒谬绝顶的掩耳盗铃的现代政治版。
历史情境是这样的有力于中国走向政治转型，但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是否做好准备了呢？中国的在野党们是否做好了准备了呢？
安徽政协常委汪兆钧公开上书要求政改、南京大学副教授、中国民盟党员的郭泉公开组建中国新民党的成功尝试，都是非常重要的重大政治信息。如果中国的八个民主党派的党员们，都能坚持独立、民主的价值，敢于站出来表明立场和公开说话，那么，中国政治改革当下就面临着启动转型。没有了八个民主党派的依附结构，中共的政治力量和权威再也无法笼罩中国社会。中共再也没有自称可以代表人民利益的粉饰性机构，再也无法大言不惭的谈政治协商制度在中国的合理性。
因此，关键的是，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的态度和立场密切配合风起云涌的民间社会个体的觉醒和行动。体制内的民主党派人士人应该向汪兆钧、郭泉学习。而中共掌权的人应该向胡耀邦、赵紫阳学习，为国家民主进步大计，真正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必须具备起码的道德勇气，把良知和立场在公共场合进行表述。同样非常关键的是，民间在野党和民间力量也要同时行动，参与到坚守独立、自由、良知觉醒的社会道德运动中来。
那么，中华民族的光荣时候就会来临，自由民主的福光就会温暖每个公民，包括那些一直持反对态度的保守派势力。因为，现代民主政治的实践不仅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继承，也是对西方文化的融合继承。不仅是福佑这个国家新崛起的民主政治力量以及所有的国民，也包括平等保护不管参予还是没有参予到中国政治转型中的所有中共人的法律权益。
之于这种认识，站在为之九死而不悔的追求中国实现自由民主和民族伟大复兴，肩承振兴人类文化大任的中国民主党历史使命的道路上，站在为之蒙难坐牢亦慷慨壮歌的中国民主党国内联合总部文教小组负责人的历史位置上，我不自量力，潜心研究中共治下的国家危机现状，意图从中探索出一条可以推动中国政治成功转型的道路来，以及对在政治转型当中与转型之后所需要注意的方方面面进行必要的前瞻性思考。也可以说，《中国宪政白皮书——宪政转型之国策》一书作为事实上中国最大的在野党组织对中国从当下出发，如何处理各种存在的社会问题、如何推动宪政民主转型、如何防范危机、如何构建和谐社会等根本性问题一个系统的思考，其中在具体的对策政策上，展现了中国民主党联合一切政治力量成功领导中国实施民主转型的基本政策框架和以及不可或缺的自我信心与能力。
所以说，面对当下的社会情境是这样的有力于中国走向政治转型，对于中国的在野党们是否做好准备了呢的提问，中国民主党可以自信的说，她已经充分做好了必要的准备。
这种准备是告诉中共：一个真正成熟的、敢于对中国发展负责任的、拥有坚实理论基础和政策储备的、具备对参予领导转型并在转型后的中国成功执政因素的在野党，通过十年的艰苦奋斗，在放逐与流亡、投狱与迫害、监视与束缚的无尽苦难的深渊中，在肩负历史使命的饱经磨难中已经在中国走向成熟。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本书的历史意义和社会价值是属于全体中国民主党人的，也是属于这个苦难已久的民族国家。
这种准备，还给中共提供了一个历史机遇：那就是，如果自由民主的时代潮流不可更改，如果要避免非洲民主国家小党派林立而毫无领导能力的动荡局面，就要给中国社会提供一个足够自由的思想言论和行动空间，鼓励中国的诸多主张非暴力的在野党等民运组织整合成一个成熟的、有完备的系统理论和政策储备的、有足够历史影响力和担当的、足可以和中共规模抗衡的政党出来。只有在现实意义上，中国民间社会确实组建了一个功能强大、思想健康完备的可以和中共制衡的大政党出来，中国才会平稳实现政治改革民主转型。否则，一改就乱，不仅仅是体制内乱，而且必然是民运界也乱。目标不明确、路径不清析、战略规制不当导致的必然结果，就是将民族性中的劣根性充分释放、展露出来，从而让一些顽固不化的人找到封建复辟的理由和借口。
鉴于此，我建议中共党魁和民间在野党或组织的领袖之间举行对话实行和解，建立稳定可靠的对话渠道。首先从释放所有良心犯政治犯开始，允许海外流亡人士回到自己的祖国，给予海内外持不同政见者自由活动的空间，允许合法到民政部们登记组党，并起草《结社法》、《新闻法》等诸多相关法律，为平稳转型提供法制道路。为避免陷入混乱，和对中共自身构成威胁，开报禁可以缓于开党禁。也就是说，中国的民间社会要有足够强大的理性的政党享有话语权、组织领导权之后，才充分开报禁。这样，可以避免事态走向失去理性甚至导致社会动荡。因此，要允许体制内的八个民主党派自由组合和参加中共或者在野党组织。
此外，要逐步增加吸收在野党人员进入体制内参与国家事务管理。这是至关重要的。具体可以通过对话协商。慢慢对政协人大实施改革，变成真正意义上的民选的参议院和众议院机构。不能忘记的是，对于一些为中国的民主事业付出了很大代价的人士，包括法轮功宗教人士，适当给予经济上的补助和人道意义上的慰问。同时，中共自身更要反省总结，对自身进行有效的整顿，确保自身能健康运转，从而符合民主体制要求。
如此，实乃中华民族之大幸。
如此，中华民族在我们这一代必能实现伟大的复兴。
如此，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为人类作出不朽的贡献，推动未来世界秩序的转型，走向全球政治一体化，从而构建真正意义上政治全球民主的、经济全球市场的、文化一体多元的、教育免费的、工业低消耗、生活共同富裕的、自然环保的、价值博爱的和谐世界大家庭。
2008年10月18日北京
附一、注释
附二、我的遗嘱
（1）俞心焦：“与永恒取得联系”， (1994年夏北京清华园)， 见《中国文化复兴运动暨中华民族复兴党早期历史文件汇编》（1993——2007），刘浩锋主编。
（2）同上；
（3）俞心焦：“论我与时代”(1994年夏北京清华园)，见《中国文化复兴运动暨中华民族复兴党早期历史文件汇编》（1993——2007），刘浩锋主编。
（4）俞心焦：“依据：以生命为艺术”，1994年。见《中国文化复兴运动暨中华民族复兴党早期历史文件汇编》（1993——2007），刘浩锋主编。
（5）俞心焦：“青春、爱情、正义与自由――给日本友好人士的一份简述”(1997年3月15日杭州)， 见《中国文化复兴运动暨中华民族复兴党早期历史文件汇编》（1993——2007），刘浩锋主编。
（6）同上；
（7）同上；
（8）参见熊晋仁：“中国文化复兴运动”，见《中国文化复兴运动暨中华民族复兴党早期历史文件汇编》（1993——2007），刘浩锋主编。
（9）同上；
（10）同上；
（11）同上；
（12）同上；
（13）同上；
（14）同上；
(15)天村：全称为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村民自治课题组，于1999年12月26日，由李慎之、茅于轼、吴象、何家栋、刘军宁、王海光、周鸿陵、何宗思、鄢圣华、杨子立、刘权有、我本人等老中青三代人，共同创立的一个旨在推动中国基层民主逐渐上升，提升国民公民素质的民间组织。后来，由于研究活动受到中共当局的打压，其中我和杨子立在不得不退出后，各自更积极地参予到推动中国民主化运动中来。杨子立因为创建“北京大学新青年”组织，而我参加了当代中国第一个公开在野党中国民主党组织，并由此都遭受系狱之迫害。后来知道，杨子立也同为中国民主党人。
(16)李慎之：《全球化与中国文化》，见《公民行动》，2003第5、6期。
(17)
参见熊晋仁：“中国文化复兴运动”，见《中国文化复兴运动暨中华民族复兴党早期历史文件汇编》（1993——2007），刘浩锋主编。
(18)同上。
(19)同上。
也许是最后的告别——我的遗嘱
我叫刘浩锋，1975年出生于湖南新邵县坪上镇明星村，2008年已经34岁了，致力于中国的民主自由事业由最初的孤军奋战少数几人到如今团结了遍布海内外的同志这一组织化过程已经整整奋斗了14余年。1998年公开组党作为中国当代历史上的头等大事，中国民主党诞生了。2000年，我从熊晋仁手里接过历史的重担，出任中国文化复兴运动暨中华民族复兴党第三任主席，尔后倡行民运力量需要全面整合； 2000年底在中国民主党国内联合总部执行主席何德普先生的领导下遂加入中国民主党，并负责全国第二阵线的创建组织工作，兼任中国民主党国内联合总部文教小组之职。在当时特殊环境，同志们纷纷在狱，根据斗争形势需要，我和身飘海外的中国民主党联总常任主席王希哲协商，遂将中华民族复兴党合并入中国民主党组织。我希望当时在狱的同志们，能够以团结增强力量共同推动中国民主宪政事业之大局为重，理解与支持这一既定历史。2001年，为摆脱北京国家安全局监控，秘密潜逃，临危受中国民主党常任主席王希哲先生委派到上海开展工作，不想受上海内部人告密深陷囹圄。
自从2003年以保外就医假释以来，我发现国内的民运力量在被对手打压的状态下，失去了应有的英雄本色，大多在传统有限的空间里难以施展拳脚。一些立场不是很坚定的人，落入滚滚世俗的物质利益追逐之中，甚至转而对民运给予嘲笑，有些还堕落成对手的附庸。海外的民运力量也是四分五裂，整日庸庸碌碌，为了名利不惜内耗，败坏了民运这一崇高的声誉，对国内也尚无多大支持。照此下去，中国的民主转型何日才有契机？
中国底层的大多民众真的生活在比国民党旧社会还要苦难的情境之中。中国的官僚权贵自身也生活在旧有政治制度的恐惧之中；我们的事业是他们获得自由和幸福的道路。可是，我发现按照现在中国民运界这样毫无生气的一幅要死不活循规蹈矩的样子，我们这个国家和社会就像温家宝说的，一个只关注脚下的民族，是没有未来的。我们的民运如此，也一样没有未来。那么，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中国的宪政民主也没有未来。与其这样在这个令人窒息的专制囚笼里苟且偷生，大丈夫不如挺身而出，力行民主革命。长期以来，中国民主运动的诸多先行者，总是被囚禁或者流放。今天，我要从自己开始改变这种温和的斗争方式。
我的同志们、朋友们，还有我的亲友，我苦难的同胞们，如果我在下一起政治反对运动中，不幸被捕，而当局想在我无论何时都深沉热爱的祖国国土上，继续以各种罪名对我进行非法囚禁的时候，我不得不对大家说一声“永别了”！
为何中国的政治无法刷新？为何中国社会朝世界主流文明的方向演进那么艰难？关键在于国人丧失了健康的信仰和应有的社会公益心，而整日停留在追逐一己之私、一己之乐。此种靡靡之心遮住了本可以发光的自由心灵。中国的思想界和社会都急需要进行一场灵魂深处的革命，这必须从学会真正地无私奉献开始，去热切关注自身之外的事务。中国民主党作为一个开放兼容的政党，是责无旁贷地肩负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历史重任，因此，必须在此作出表率，那么就请从我开始。
中国历史上，屈子投江、谭嗣同慨歌就义、夏明翰引颈赋诗，这些都是在我湖南义士所为。今天，我多么热切地渴望，继承这光辉壮举，以此来唤醒国人的灵魂，惕厉我党和民运界诸多同仁。如果我们人人不以死为惧，我们还在乎反动当局的专制迫害么？如果我们多一份忘我的公义之心，我们就会少一些甚至杜绝内部的扯皮内耗。如果我们不在乎自身荣辱之取舍、锱铢之得失，那么追求真理产生道义的感召，就会不断的唤醒人们，社会就会出现前赴后继的民主运动，那么，反动腐朽的当局很快就要推出专制历史舞台从而获得新生，中国宪政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会在我们以及我们的下一代实现。
我坚持认为：来到人间，生命只有一次。将他献给光荣和梦想，这是一种神圣的荣誉！
我义无反顾地选择“舍身荐轩辕”的反对派斗争方式，我为此已经整整准备了五年时间了。在这五年时间里，我履行中国民主党国内联合总部文教小组职责，孤独地在香山撰写了《中国宪政白皮书——民主转型之国策》、《我的理想与使命》（自传）、《通往不归之路》（诗歌）、《大国民生——21世纪中国当代问题批判与战略出路》，编写了《中华民族复兴党历史资料汇编》，以及正在撰写《独立与复兴：中国当代艺术通往国际之路》、《普世哲学》等书。我争取在完成这最后两部书稿，把我对文艺复兴的理解和路径探索，把我对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彼此之间的关系逻辑以及涉及人类未来发展趋势的一些思考，形成文字之后，我就再无顾虑了。
现在中国面临保守与革新、专制与民主、分裂与统一的历史关键时期。台湾问题始终是所有中国人心头的头等大事。如果中共现在还为一个莫须有的伪意识形态理念，而出现同胞相残，这真是我们作为中国人的耻辱。这种蕴涵历史悲剧的可能性一日存在，我们就无法心安。怎么能够容忍自己装作漠不关心或者一幅毫无作用自我安慰的样子，在沉默中讨活呢？我做不到！中华民族复兴党和中国民主党人也做不到！中国千千万万的民主志士仁人也做不到！如果那样，我真的不如就此死去。基于这么多严峻的历史关头，基于如此使人难以呼吸的状况，我不得不作出这一殊死抗争的抉择。我知道，在屈指可数的不长的岁月里，在即将来临的下一波政治反对运动——“中国良心暨非暴力网络公民运动”中，我就要再次被捕。可是，我不愿意在监狱中再次蒙受屈辱，既然我为真理而来人间，既然我已经紧紧拥抱了真理，那么，就请原谅我的懦弱，让我选择以死抗争吧！
关于我的婚姻，我一直是失败的。我第一次婚姻，短暂不到一年，就因为政治迫害，没有工作没有收入，著作无法出版导致离异；第二次感情，导致我有个刚刚出生几月的孩子，而我和孩子的母亲，一直由于政治迫害以及价值观分歧的问题，遭遇了精神的困惑。她无数次的提出邀请要我放弃理想一起经商办厂；孩子一出生，就坚持要我加入中共才同意结婚，于是，我们就不得不选择分手。我们情感已经分裂结束了。我把孩子取名刘邦正，交给湖南亲友抚养。如果长大了，希望我党同志关心教育好他。我相信，他应该为拥有这样一个未曾有过记忆的父亲而骄傲！他的父亲是非常非常热爱他的孩子，希望他原谅这个不够资格的父亲。即在九天，我亦欣慰。
关于我所有书稿，包括我在狱中写的小说《黑与昼》三部曲、被书商欺骗在石油工业出版社未取分文稿酬违约出版的《原则》等书稿都正式委托中国民主党海外联总主席徐文立。如将来得以出版的版税问题，我将百分之五十所得捐给中国民主党总部。其余百分之四十分别捐给以下单位：世界文化联合基金、国际红十字会组织、希望工程、国家残疾人组织。剩余百分之十给予我的家人和用于孩子教育。至于还有一些我和浩川女士合作，反应我文艺思想的系列油画数十幅作品，包括我个人身边的财产书籍等物已另嘱托处理。
我希望大家不要悲伤，而是希望每个人都要振作、觉悟起来，放弃以前的陈腐之气，多一点公义、宽容之心，多一点大局意识，团结一致，以忘我而饱满地热情继续投入到伟大的反对派运动——“中国良心暨非暴力网络公民运动”中去，推动中国的宪政转型，直到成功。
别了，我深爱的人们！我想最后再热切地喊一声，“我爱你们！”我祝福中国民主党尽早结束分散的局面，勇于开创历史，早日实现国人的理想，希望中国所有民主运动中的志士仁人团结起来，投入到波澜壮阔的在野党反对派运动中去！祝福中国早日转型！祝福全球文明转型，走向真正自由、博爱、和谐的幸福世界！
中国文化复兴运动暨中华民族复兴党第三任主席
中国民主党国内联合总部第二阵线负责人
中国民主党国内联合总部文教小组组长
刘浩锋 此立。
2007年9月9日于北京天宁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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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08-11-1 17:38:27
提升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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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卡
喧嚣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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