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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破空
我是在恐惧中长大的。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患有「恐惧症」。即便在平静的日常生活中，也往往出现没来由的焦虑和紧张。但医生没有用「恐惧症」 这个词，说是「情绪低落」，或者「忧郁症」。只有我自己知道，是「恐惧症」。我坚信，只有这个词，才更精确。
陈破空（前中）与父亲（右）及兄姐在文革后期1975年合影。（作者提供）
*父亲被毒打，构成人生最早记忆
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父亲被人野蛮地捆走，捆他的绳子，不是一般的绳子，而是石匠抬石头用的那种，碗口般粗。父亲被人疯狂毒打，打在他身上的，不是一般的棍子，而是石匠用的那种钢□。父亲被人强按在地上批斗，他膝下跪著的，不是一般的地面，而是一堆玻璃渣。父亲膝下，血流如水。
这一切，就构成我最早的记忆。三岁，开始模糊记事的年龄。之后，恐惧伴随我成长。总是在夜半时分，我被一阵低低的啜泣声惊醒。不用说，又是母亲竭尽控制的哭泣。透过纱布蚊帐，迷迷糊糊的我，依稀看见，地上卷曲著一个血渍斑斑的人形。那是父亲。母亲正为他敷药疗伤。作为从正规院校学成的西医，在那个小镇成为罕见，母亲的医术远近闻名。或因如此，命中注定嫁给父亲，为父亲屡创的伤口，不断覆纱裹药。
许多时候，我并没有吓哭，而是吓得再一次沈睡过去。梦里，反复上演一幅图象，即便我醒后，仍然心有余悸：一条木船底朝天，倒悬于同样是底朝天的河川，我头朝下脚朝上，倒立于那木船上，木船首尾两端起伏不定，将我剧烈颠簸，随时似要掉落下去，我惊恐得喊起来 ...... 这个离奇的梦境，在我童年里反复出现。我并不知道，那幅恐怖的、颠倒的图像，究竟是什么意义？
小镇上靶子不多，每次开批斗大会，身为中学教师的父亲，都是重点对象。原因很简单，家庭成分劣等。中共建政后，祖父家因有十一亩薄田，而被划为「地主」。从此灾厄不断。我的二伯，即父亲的二哥，毕业于黄埔军校，曾任国民党军官，中共军队入川时，他放下武器，「和平起义」。初时，中共假意待他如上宾。然而，几年后，中共搞「土改复查」，为了凑够镇压名额，二伯竟被算了进去，他被中共「镇压」了。枪声响处，在他身后，留下孤儿寡母。他那最小的女儿，还在襁褓之中。
二伯死了，祖父祖母也先后亡故。「 地主家庭」的黑锅，落到了我父亲头上，在其后的年代里，他必须代之受过。每逢「运动」，便被「揪」出来，遭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 母亲早逝，倍尝人世艰辛
「文革 」搞了几年后，我得知，父亲居然也入了派系，而且属于 「造反派」 。小镇上的 「 造反派」和「保皇派」，与大城市的概念迥然不同。简单说来，小镇上的 「造反派 」 ，就是反对当地 「 领导」 的，与红卫兵无关。而当地 「 领导」，在「文革」中，如走马灯似地换来换去，既整人，也被人整。不管是学校党委书记还是公社「革委会主任」，一上来，都宣称他是「真正代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一被打倒，又「 老实交代 」 ，被迫承认自己是 「 反对毛主席无?阶级革命路线的。」
父亲虽然头顶「造反派」的帽子，但我却从未见过、也未听说他动手打过任何人。倒是他动不动就写大字报，与同事中的「 保皇派 」 论战，言必称「毛主席说 」。一句「 毛主席说 」，就仿佛他掌握了什?真理。父亲仍然被别人批斗，被别人毒打。谁叫他是「地主出身」 呢！
1972 年初，「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才刚刚过去，对父亲的频繁批斗才稍稍止息。我那年仅三十四岁的母亲，却因长期置身恐怖、惊吓、悲伤、哀愁、以及生活的重压，积忧成疾，积劳成疾。身为名医，却救治不了自己。母亲身患绝症，骤然离世。家中仿佛塌了天。
撇下四个孩子，我们兄弟姐妹四人。最大的姐姐，十三岁，最小的我，八岁。从此，父亲又当爹又当妈。不仅要劈柴做饭，还要缝衣衲鞋。而对于幼小的我，苦役也才真正开始。养猪，养鸡，养蜜蜂，养兔子，捕鱼，打蛇，砍柴……所有能谋生的手段，都用尽了，都历练了。巴山凄冷，蜀水苍凉。年复一年。沈重的劳役，艰难的生存。
这还不是最可怕的。「出身」的阴影，也覆盖了我。「地主崽子！」从班主任牙缝间挤出来的这句毒性咒骂，至今轰鸣于我的脑际，也将轰鸣于我的一生。小学班主任，那个脊背弯驼的中年女人，面相凶恶，出言刻薄。彼时，我唯一的长物，是名列全班最优的学习成绩。但只要我稍一得志，尤其当我偶有机会成为「孩子王」的时候，班主任便发动全班同学「孤立」我。
在我的身后，常常跟著起哄的同龄孩子群。「地主」！「地主崽子！」伴随著这类谩骂的，是无数纸团、树枝、泥巴、石块，雨点般地投向我。我常常只能没命地逃跑。害怕上学，就常以逃学来躲避。我偶有反击，就被告到班主任那里。班主任当著全班的面，泼妇似地怒骂： 「你一个地主崽子，竟敢打贫下中农的后代！」
父亲得知，气得嘴唇直抖。儿子受欺负，似乎比他自己受迫害还要难受。激愤之下，他拉上我，找到班主任评理：「您说我那娃儿是地主？八、九岁的娃儿是地主？他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连我都没有剥削过人，他又剥削了哪个？连毛主席都不得说我娃儿是地主！」 班主任用鼻子哼地一声，不理。「文革」，父亲受迫害。与此同时，整个小学阶段，我也跟著受迫害。恐怖的童年！
「文革」末期，我听见父亲教学生唱一首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啊，就是好，就是好！」标语口号似的歌词，让我觉得很不是滋味。一日，父亲又在小声哼那首歌，我实在忍不住，大著胆子对父亲说：「好什么好？看把你打成那个样子！」父亲朝我投来狠狠的一瞥，那眼神里有真正的责备，认为我的话，简直是大逆不道。但他并没有说什么，足见他也找不出什么理由来说服我。
* 迷信「 毛主席」的父亲，「 六四」终於觉醒
父亲迷信「毛主席」 ，认为什么都是别人的错，而 「毛主席是英明的」。「 文革」后期，乃至「文革」结束后许多年，父亲都持这种固执。为此，十多岁的我，常跟父亲争得面红耳赤。这些争论，大都发生在长途跋涉中。在那些崎岖起伏的山路上，我和父亲，每隔几周，就需翻山越岭，从一个小镇，徒步行走到另一个小镇。一日跋涉几十华里。或者为了捕鱼谋生，或者为了探望在另一个小镇做工的姐姐或哥哥。
父亲真正觉悟，是到了1989 年。他的儿子，我，因呼唤民主而被共产党投入大牢。连亲人探视的权利都被剥夺了。好几次，父亲背负沈重的行囊，辗转万里，从四川老家，来到广州，只巴望能看上儿子一眼。却被公安局无情地拒之于门外。父亲曾投宿于我留在中大的单身宿舍里，无望地等著我「出来」。一个来月间，眼看著野蜂在那宿舍的窗下筑了巢，儿子依然杳无音讯。我不能想象，望眼欲穿的父亲，离开广州时，是怎样的老泪纵横，步履踉跄。
我被关押一年后，沉沉黑狱中，突然收到一封来自女友的信。信中有关父亲的几句话，猛撞了我的心房。女友信中道：「陈伯伯想到广州打工，养活你……被我劝阻了……」天啊！父亲把我拉扯成人，历尽多少艰辛，好不容易，才熬到我研究生毕业。我工作两年，还没来得及尽一份孝心。难道如今，还要六十多岁的老父，再来广州卖苦力，养活我这个百无一用的囚徒？我紧攥著信纸，第一次，在看守所，忍不住大放悲声。
出狱后，发现父亲变了。再也没有了迷信「毛主席」的痕迹。父亲完全看穿了共产党的本质。他理解儿子，理解民主。对我的所思所为，不仅没有半点责备，而且毫无犹疑地，予以赞同和支持。
我熟知「文革」，对那个时期的主要事件和标语口号倒背如流，常常令长辈和同辈惊异。他们估算我的年龄，「文革」开始时，不足三岁，「文革」结束时，也才十三岁，何以竟能对「文革」了如指掌？殊不知，「三岁定终生」。「文革」于我，不仅留下深刻印象，而且赋予深刻影响。不仅落下「恐惧症」，也催生遥远的梦想。以至于后来识破专制，追求民主，都溯源于「文革」时期的惨痛记忆。
（陈破空：一九六三年生於四川，先后就读於湖南大学、上海同济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并曾任教于广州中山大学。一九八六年上海学潮及一九八九年广州民运的主要组织者。曾两度入狱，坐牢近五年。现居纽约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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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5-25 11:0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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