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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蒋公的医疗系统
蒋介石到台不久，又连任第二届“总统”。
如今回想，实觉老先生的医疗系统一直没有做到最好，感到十分遗憾。其实蒋先生身边本就不该仅我一人担任四五十年的医生，他是那样重要的人，至少也应有好的医疗团与完善的健康计划，为他的健康问题把关。但先生却……对自己的健康不够在乎，而在金钱方面能省则省，不浪费国家任何一点钱。过去我曾一再向他建议：“只有我一人照顾‘总统’，恐怕有很多疏忽之处，现在荣总医药很进步，是不是到荣总再找个专家，和我一起负责‘总统’健康？”但蒋先生每次都答：“现在这样蛮好！”
我自1943年担任蒋公侍从医生起，每周约有一半以上的时间都待在他身边，只有一小部分时间可以回家。事实上老先生并不需要贴身医生跟着他，他的健康状况一直都还很好，因他乃军人出身，每天生活定时，既不抽烟也不喝酒，还经常运动，懂得控制工作时间，不过分忙碌，这一切均造就了他健康符合标准的条件。但即使如此，他与医生的配合度仍很高，也与医生保持密切联系。
起初夫人的医药系统与蒋先生分家，故我们平常只在请吃饭时才与夫人在一起。当时与夫人最谈得来的医生，是北京协和医院院长刘瑞恒，也是国际知名外科，所以那时候我们对夫人的健康几乎很少过问。但蒋先生便离不开我们这群医生，他自拔掉全部牙齿，装上假牙后，口腔里便经常发生溃疡。当时并没有什么特殊有效的药可治疗溃疡，只能利用硝酸银将溃疡烧掉，所以我们那时经常要替他擦硝酸银，好让他再戴假牙吃东西。蒋先生的口腔每月总有十天左右的时间是破的，因此我们几乎一天到晚跟着他，为他擦药。除此之外，他的身体各部位都非常健康。
蒋先生要找医官时，都会提早叫副官找我们，以便给我们准备的时间。而我们有时明明就在附近，但还是会故意让他等上个十分钟再去，因为如果养成随传随到的习惯，往后如果因故晚到些，他就会问我们怎么晚到了。但秘书工作便不能如此，当时周宏涛先生担任蒋先生的机要秘书，蒋先生住在官邸楼上，宏涛则住楼下。蒋先生房间有只电话可直接与宏涛联系，只要蒋先生一拿起电话，宏涛得马上接听，蒋先生若说：“你上来”，宏涛马上就得上去。因为蒋先生随时都有公事办，所以机要秘书几乎24小时随时待命，工作比我们紧张得多。
在我进官邸前，吴龄深医师共跟了蒋先生五年，而在吴龄深之前是一位金医师，此人于北伐时期便跟了蒋先生。先生几乎是用了一位医生，便只找这位医生看病，所以他一辈子没用过几位医生。而我除了曾经两度出国又回来外，差不多也是有始有终地跟着他。
徐蚌会战之后，大陆情势危急，蒋先生“引退”溪口。他在溪口生活十分有趣，行程满满不停，每早都到一处儿时母亲带他去过的地方(多半是庙宇)，最后几乎整个溪口都走遍了。我们那时跟着他，也可看出他的情绪虽不佳，但身体状况却还不错。由溪口到上海的途中，蒋先生不断在海上视察，研究哪些地方可守，而哪些地方又该弃守。那段期间他的心情十分烦闷，我们经常有四位高级人员陪他吃饭，我发现他那时胃口都不怎么好，牙齿也经常出问题。但他那时却不大找医生，径自在那儿研究军事情况。
到上海以后，情势更是危急，当时蒋先生曾誓守上海，在敌机轰炸十分猛烈时仍旧不走。那时他的胃肠不好，常有呕吐现象，但因情势危急，恐怕到外面找专家也靠不住，我只好自己想法子来维护他的健康，总算是撑过那段时候。后来蒋先生自上海乘江静轮直航马公，这段时间夫人在美国，不在先生身边，所以蒋先生对自己的身体也很保护，与医生十分配合。
2. 阳明山车祸
1968年，蒋先生和夫人曾在阳明山出了一次车祸，那天先生与夫人出去散步，照例有前导车开道。过去他们每次出去，座车与前导车间通常有一定距离，所以座车司机从不知要踩刹车，只要负责到达目的地再停车即可。
那天到阳明山时，山上突然下来一辆军用吉普车，那吉普车下山一看到蒋先生座车便慌了，立即加速从旁开过，但因他有点紧张，开车技术又不好，车子一加速便擦到蒋先生车队的前导车，前导车一看吉普车擦过来，因不愿与它相撞，立即反射动作便是踩刹车，然而座车司机从来没有踩刹车的习惯，因而直接撞上前导车，形成自己撞自己的情形。
蒋先生与夫人当时都在座车里，因车内空间很大，又没有系安全带，所以车祸一发生时，蒋先生与夫人都随着车子撞击而由椅子上弹起，撞到车顶。夫人从自己的座位上跌到前座，蒋先生也跌撞了一下。那一次车祸夫人受伤较重，当场整只脚没了知觉，蒋先生倒没什么外伤。后来我们立刻将两人送往“荣总”医治，肇事的吉普车一看到发生车祸，竟吓得赶紧逃逸。后经调查，还是找出那位开吉普车的师长，其实他当时只要别慌张，把车子停在一旁就好，一切事情都不会发生。
在车祸发生后的一次例行体检中，我们在蒋先生的心脏大动脉中听到了杂音，这是过去从来没有的。心脏大动脉有杂音，表示主动脉瓣膜有些受伤，只是车祸发生时蒋先生自己并未察觉，故照常办公。但就从那时起，他的精神便不像从前那样好，当然这与他的年龄有关，但亦应与那次车祸导致心脏瓣膜受伤脱不了干系。人类的心脑干主动脉瓣膜破裂，等于抽水机的活塞坏了一样，血打上去又会倒回来，这是导致蒋先生日后心脏衰竭的一大原因。
此外从那以后，蒋先生的摄护腺(即前列腺——编者注)也出了问题，我们找了一个西方公司的海军泌尿科上校替他开刀，但那医生刀也开得不好，使得蒋先生后来老是有小便出血现象，对心理打击很大。有几次军事训练安排好让他去检阅，但临出门时他又因小便出血而决定不去。但有时他又坚持要去，回来以后心理上却更疲倦。所以摄护腺手术后，蒋先生的身体状况更不如前。我们后来又找了一位医生Nespid，乃前述海军泌尿科上校的老师，由他连同郑不非大夫一起为先生治疗，慢慢地情况也有些改善。
但情况改善不久，还是出了问题。我记得有一次在日月潭，蒋先生找我进去问话，当时我便发现他讲话不大清楚，有点小中风的样子。于是我有种警觉，下楼时便找了卢光舜，向他说明先生的情形，并决定要找神经科医师来为先生看病，所以后来便找了王师揆来。
蒋先生一直很喜欢中兴宾馆，那地方地势又高，房子又大，夏天十分凉爽，风景也十分优美。但那地方风水不好，“总统”每次一去便生病回来。有一回他出去散步，突然在步道上就走不动了，还是我们拿了把椅子才把他扶回来，这表示他的心脏确实有问题。那时我与陈耀翰、卢光舜及王师揆四人便开始考虑他是不是需要住院。
有一天陈耀翰与卢光舜正好不在，只剩我与王师揆两人，蒋先生突然觉得不舒服，便找我进去。我进去后他说觉得气闷，我便告诉他：
“‘总统’恐怕需要住院了。”当时他马上说：“好，我去住院。”就在王师揆下楼打电话先行装备时，老先生突然一下子站不牢，整个人瘫了下去，正巧头靠在我的手上，我立即警觉，准备针药替他打针急救。那副针药是个救急的药，极具危险性，我在打之前也曾考虑是否真要替他打那一针，假如打的话可能发生副作用，先生便可能死在我手中；但若是不打，先生也可能过不了眼前这一关。当时形成一个很紧急的状况，我最后决定要替先生打针，打完以后他的情况确实慢慢地变好。那时王师揆电话也打好了，上楼告诉我医院方面已准备好，我告诉他：“准备已经不需要了，因为我们不能去了，只能在这里治疗。”于是我们便把中兴宾馆当成临时医院，将所有医疗器材全部运来。当时的医生除了我、陈耀翰、王师揆、卢光舜四人外，还把“荣总”几位专科主任都请来，扩大成十二人的医疗小组。(包括：熊丸、陈耀翰、邓述微、卢光舜、董玉京、俞瑞璋、谭柱光、王学仕、赵彬宇、曾平治、郑不非、林和鸣等十二人。)
但因蒋先生心脏方面的问题愈来愈危急，我们大家都想：“是不是有必要到国外请一位专家替先生看病？”后来经国先生也来了，我们便与他商量到国外聘请专家之事，并决议推卢光舜到国外寻找。当时我们并没有设定要找某一位特定人才，但卢光舜一到美国，便巧遇当时已被内定为全美心脏医学会会长的余南庚(人称Paul余)，也是美国纽约罗彻斯特大学医学院心脏科主任。我们与他相谈之下，发现他又是中央训练团出身，是老先生的学生，还是上海医学院毕业的。许多渊源之下，我们决定请余南庚回来为蒋先生治病，但他说长时间回国恐怕无法配合，但短时间危急时他倒很愿意，所以当时卢光舜便把他接回台北来。
余南庚来的时候，我们倒还没想到蒋先生的心脏疾病有那么严重，只是想在心脏科方面多增人才以利研究。没想到后来先生的心脏情况愈来愈差，非但血压很高，连呼吸都很困难，晚上也不能睡，脚也肿了起来，仿佛有些心脏衰竭的现象。余南庚便为先生做了一次整体检查，我也找了一位专业化验师到山上来，每天替先生验血、验小便。那时蒋先生许多琐碎的事情(如指挥武官等)都由孔二小姐(孔令伟)来处理。
我们每天早上都要开会，Paul余开始时都采用一些很剧烈的药，但那药都很有效，差不多一用下去便可立刻看到蒋先生情况一天好过一天。经国先生与二小姐每天早上都参加我们的医疗会报，不过他们两个都不讲话。全部的医生共分成四组，两人编成一个班，内、外科各一人，二十四小时轮班，另有四个心脏科随时接应，余南庚则担任整个系统的领导，每天主持医疗会议。
余南庚把蒋先生的病况处理得很好，还引进好几种新药。“荣总”也派来好几位能干的护士，先生病况可说一天好过一天。当蒋先生情况好时，还可与经国先生谈些国家大事，这种情况由1972年维持到1975年，三年时间对经国先生未来在处理国家大事上，有很大的助益。当时的国家大事实际上都是经国先生借用老先生的名义处理，所以许多事在执行上仍十分贯彻。
经国先生的孝心确实令人感佩，他每天白天工作，晚上则一定前来陪伴父亲。后来蒋先生可以自己吃晚饭时，都会先问：“经国来了没有？”如果经国先生来了，蒋先生便说：“开饭吧！”而如果经国先生还没来，蒋先生就会说：“那再等等。”他一定要等经国先生一起吃饭。但纬国先生来时先生便不会如此，每次纬国先生来，才坐了一下子，先生便说：“好啦，没事了，你下去吧！”他对纬国的态度就是这样。但其实纬国都不敢走，他都到武官室去，吃饭时便到客厅吃。所以每次蒋先生吃饭时，身边差不多就是经国先生、Paul余和我四人在他床前一起吃。
这种情形大约维持两三年，好一点的时候蒋先生甚至可以起床，坐在轮椅上走一大圈。当中曾有几度需要进一步检查，先生便住到“荣总”六病房去，待情况稳定再回中兴宾馆，尔后再回士林官邸。回到士林后，我们仍旧同样地将官邸布置成一个小型医院，还替他修了一架电梯，以利上下楼。
那段时间日子过得很平和，经国先生每天会把外面所有的事向老先生报告，他俩父子晚上经常讲话讲得很久。不过他们讲话的时候，我们医生都会站在远远的地方，虽然还是看得见，但却不见得听得见。尔后余教授因不能长期待下，过段时候便回美国去了，但我们还是每天利用长途电话与他保持联系，告知老先生的病情，而他也会给予意见与建议，所以老先生的病情一直都很稳定。
夫人后来也发现自己得了乳癌，便住到“荣总”开刀，还交代不要让蒋先生知道，只告诉先生她患了感冒，不方便来看。那段时间他俩夫妻都在生病，我们医疗人员往往也需要分成两批，分别为他们看病，不过重心仍在先生那边。
3. 蒋公去世
1975年4月老先生走的时候，我们真不知道他那一次会这样过去，因为当时他的情况还维持得不错，精神也还很好，脑子也还清楚。每天中午夫人会来陪他，夫人不在时经国先生也会来陪他，他与他们两个讲话也都讲得很清楚。
但在4月初时，我们在他的心脏监视器中，突然发现他的心脏曾停止一阵，于是我们赶紧在他的注射管中加一点药进去，他的心跳便又马上恢复跳动。不过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们应该立刻在他的心脏旁边加装一个心脏调节器(pass
maker)，假使当初装上那个东西，说不定他还可以活下去。不过要装心脏调节器，需要将一根管子由动脉插进去，直到心脏的位置，再由另一边打开胸腔，把调节器放在肉里，也是个不小的手术。而老先生当时身子太弱，年龄也大，余教授一直在美国迟疑不决，我们也都不敢替他做那样的手术，只能任他的心脏跳跳停停，不断地替他打药进去。
蒋先生过世的前几天，兴致还很高的时候，常找一位四川护士罗小姐替他读唐诗。他一直很喜欢唐诗，但就在那几天，先生突然要罗小姐为他读“清明”诗，罗小姐翻了翻书，发现题为“清明”的唐诗有两首，一首是“清明时节雨纷纷”，另外一首则是古诗。先生就是要罗小姐替他读这首“清明”古诗，而且还连读了好几遍。我当时记得很清楚，现在虽不大记得，不过我记得它最后几句的意思是：“任何事都不必看得那么多，最后还不都是一堆荒土。”
4月5日晚，我还记得电视正上演《保镖》连续剧，当时大家都看得很疯狂，每个人连饭都不吃，只守在电视前看《保镖》。那天我正好也在楼上看连续剧，楼下则是郑不非在蒋先生身边值班，他是位泌尿科医师。当时他紧急打了通电话给我说：“老熊啊，你赶快下来看看，‘总统’的心脏又停了。”我告诉他：“你赶快给‘总统’打药啊！”他说：“我打过了，可是他的心脏又停了。你赶快来看看吧！”我一听情况不妙，便马上说：“好，我下来。”一下去之后，我发现先生心脏停的次数果然愈来愈多，我立刻告诉他们：“现在情况的确不大好，我们赶紧打几通电话出去，把几个医生都找回来。”那时余教授并不在台北，所以我们和“荣总”心脏科权威姜必宁都待在官邸，亲眼看到蒋先生心脏停的次数很多。
那天蒋先生的心脏停了好几次，因为用药已经无效，于是大家开始使用电击急救，另一方面做人工按摩。当时夫人及经国先生都在场，纬国则人在台中。我们边急救边看着监视器，急救时监视器上的曲线还有些波动，不急救时便成一直线。大家看情形不妙，便向夫人报告：“看情形是救不回来，是不是要停止急救呢？”夫人说：“不，再继续！”等了半小时，夫人也看到情况仍是一样，最后才说：“停止吧。”
当我们停止急救时，正如传言所说，外面正是一阵大雨。此时我们已把秦孝仪先生找来，主要目的是为蒋先生立遗嘱。当时秦孝仪大声问道：“什么时候(按：意指老先生何时仙逝)？”由我负责答复。我那时也不晓得是什么灵感，事实上秦孝仪问的时候，已是4月6日早上两点，可我当时一想，真正开始急救的时间是4月5日晚上11点多钟，便直觉地回答孝公说：“4月5日晚上11点50分。”因为总统真正过世的时间，应该是他的心脏停止自主跳动后，也正是我们开始急救时。我们为他急救后，他的心脏并没有恢复自主跳动，换句话说，4月5日清明节的晚上，确实是他过世的正确时间。
事后想想，之前他一直要罗小姐读那首“清明”诗，后来也果真在清明节去世，冥冥中似乎自有巧合。此外，士林官邸屋后原有一座修得很牢的亭子，却在蒋先生过世当时歪了下来。日后我们还听见一位华侨说，蒋先生过世那天，他正由日本东京搭船前往台北，突然海上一阵大雷雨，使得船身不停摇摆，他在船上很怕，突然间又听到无线电报导老先生过世的消息，许多事情不光在台北有巧合，连在日本海上都有很巧的事。
我记得蒋先生的遗嘱写好后，夫人表示要看遗嘱内容。她看完遗嘱后对孝仪说：“你加几句进去，说明他是信基督的。”所以很多人问蒋先生遗嘱里，为什么连基督的事情也要写，事实上那是夫人的意思。也有很多人怪孝仪，说他不该在后面加上“秦孝仪书”四字，事实上他也是参考以前孙总理遗书后有汪精卫记等文字的模式。
蒋先生去世那天，大家整晚都没睡，连夜将先生移灵到“荣总”，尔后举行大殓等仪式。大体来讲，蒋先生去世的过程虽然经过很多复杂程序，但他并未受到太大的痛苦，也没有经过太多医疗上的折磨，不像经国先生过世时那样痛苦。我们对老先生最后的急救，可说在医疗上能够尽到的心力都已尽到。如今惟一觉得缺憾的，就是当初没有为他装上心脏调节器，如果当时为他装上，他也许还能多活几个月。
老先生过世时的情景，至今犹历历在目。当时医疗小组成员里，如今也已走了好几个，如王师揆、卢光舜、郑不非等都已过世。其实夫人也很欣赏我们这个医疗小组，所以后来严家淦继任“总统”后，夫人还以严“总统”的名义，为我们颁赠勋章，以嘉奖我们在蒋先生长卧病榻期间，衣不解带地轮班照料。我当时拿到景星二等勋章，乃相当于“部长”级的勋章；此外，我还曾拿过云麾三等与四等勋章，都有证书为凭。
老先生缠卧病榻其实有三年时间，但因夫人与经国先生都不主张把这件事向外公布，所以我们只要一出先生的房门，一定绝口不提先生健康问题，故蒋先生卧病之事外界并不知情。1973年7月，孝勇与方怡智小姐结婚时，还曾去“荣总”六病房见过老先生，并与老先生、夫人合影。外传他当时手不能动，故照相时要绑起来固定在椅子上，其实是以讹传讹的说法。当时老先生手上插有医疗需要的管子，那管子本身需以木板固定支撑，否则手弯起时针头容易跑出来，故才会将他的手固定在椅子上。其实那阵子他的精神还算好，只是那段期间他都不接见外宾。
夫人曾经很感慨地说：她一生与蒋先生共同经历诸多患难，惟一一件歉然的事，便是后悔当初没有阻止蒋先生不要动摄护腺手术。夫人说先生个性太强，决定一定要开刀，夫人劝他等一等，要由美国为他请最好的医生来，先生都不听，故只好由他去。但后来夫人看到那位美军医生准备手术时竟十分不镇静，以致手在发抖，便觉得应该阻止先生不要开那次刀，但又怕当时劝先生，便违反先生的本来意志，不晓得先生又要发多大脾气，所以当时她便忍下，希望那位医生能开得成功，但如今回想起来才觉得后悔。
文章摘自《我做蒋介石“御医”40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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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5-29 05: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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