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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盲人恩师
撰文:李家同
我的博士论文指导教授雷格教授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数学博士,现在是密里苏打大学的计算机科学讲座教授,他是一个完完全全的盲人,对外界任何的亮光,都已没有反应,经年生活在黑暗之中。可是我的老板 (我们念博士学位时,都将指导教授称之为老板),却又是一位非常温和,而且性情平和的人,见过他的人,都会发现他从未对他的失明而有任何自怨自艾,更没有因此而脾气不好。
其实做一个盲人,仍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两年以前我的老板来清华,住进我们的招待所,我必需牵着他到处摸索,使他知道马桶在那里,洗脸盆在那里,肥皂在那里,冷气机如何开关,早上吃饭的地方如何走等等。我后来问他如果他住进一家旅舍没有人指点他,他如何知道这些,他说通常人家看到他是瞎子,都会设法带他摸一遍,如果无人带领,他差不多要花上一个小时才能搞清楚东南西北。
大家一定好奇,我的老板是怎样念书的?
在上课的时侯,他和同学一样地坐在下面,老师知道他是瞎子,因此在黑板上写的时侯,一概特别为他讲得比较清楚一点,如果在黑板上划了图,更加要特别描述一番。如果他当时不懂,据他说只要下课以后同学们一定都乐于帮忙。
考试只好用口试,他说每位老师都为他而举行个别的口试,因为他念的是数学,人家一下子就知道他的思路是否合乎逻辑,口试并非难事。
如何看书呢?我的老板完全靠听录音带,美国有一个盲人录音服务社的非营利性组织,任何盲人要念那一本书,这个组织就找人替他念,义工奇多无比,大多数义工要等很久才轮到他念一本书。可是内行人都知道,现在做研究,最重要的还是要看论文,我老板在麻省理工学院念博士的时侯,就常常贴出布告,说他要看那一篇论文,希望有人替他念,当时麻省理工学院的计算机研究生,几乎都替他念过,现在在伊利诺州立大学教书的刘炯朗教授,就替他念过。研究生念论文,除了出于爱心以外,还有一个原因。等于自已也念了一篇论文。
美国曾经通过一个联邦法案,规定这一类录音带和书的邮寄,一概免贴邮票,否则我想他不可能念到这么多的书。
懂得计算机科学的人,一定更会好奇地想知道盲人如何写计算机程式?如何从程式中寻找错误?
我老板念书是三十年前的事,当时计算机没有任何一样替盲人着想的设备,因此他写好了程式(用点字机写),就念给一位同学听,总有人肯替他打成卡片,然后替他送给计算机中心。他拿到计算机印出来的结果,又要找一位同学念给他听,他只好根据听到的结果,决定要如何改,也总有同学肯接受他的卡片,而替他改几张卡片。
最近美国已有不少替盲人设计的终端机,盲人要修改程式,据说一点问题也没有,我的老板说密里苏打大学有很多位盲人学生,其中不少都是学理工的,全部都要用计算机的终端机。
我老板一直认为盲人应该和平常人一样地生活,社会不该歧视盲人,可是也不该对盲人过份地大惊小怪。两年以前,我陪我老板到桃园机场搭机回美国,机场的华航办事员发现他是盲人,大为紧张,问他在洛杉矶有没有人接,因为他在洛杉矶机场要转飞机,我老板说没有人接,华航因此坚持不肯让他上机,他们说他们不敢负这个责任,最后还是由我出面,由我老板签了一份文件,保证不会告华航,华航才肯让他上机。
事后我老板告诉我,他常搭乘飞机去旅行,从来没有碰到这种事,他说英国机场对盲人招待最好,他们一看到有盲人,会立刻请他到贵宾室去,而且会有人带他去登机,华航虽然关心他的安全,都没有派人带路,大概他们知道自己不会被告,也就不管这位盲人的安全了。
我老板说他什么交通工具都用过,从来没有人接,火车、地下铁等等他都一个人坐,从来没有人拒绝他上去,在他看来,这种所谓的关怀,其实根本是岐视。
我们中国人喜将盲人讲得可怜兮兮的,我曾在台湾听过一个来自香港的盲人青年合唱团演唱,演唱中一再强调他们都是中国内乱的牺牲品,所唱的歌也都是天伦泪之类的歌,真是赚人热泪。
可是我去了美国,碰到了我的老板,以后又碰到了若干盲人学者,才发现盲洋人从不争取同情,他们努力地和我们这些人一齐生活,不到必不得已绝不让人感到他们是盲人,也无怪洋盲人在学术上有杰出表现者多矣。
像苏联的庞屈耳根博士,就是一个例子,这位苏联的数学家,在控制理论上的贡献,可以说是到了永垂不朽的地步,他从小就瞎了,上课时带了妈妈去,就靠他妈妈将黑板上的符号、图等等解释给他听,其实他妈妈根本不懂数学,有时候大概都讲错了,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曾见到这位大师演讲,他大概是用俄文演讲,替他翻译的是一位波兰的教授,此公其坏无比,平时对我们同学甚为严格,是一位不受同学欢迎的教授,那他大概翻译得不太对,被那位大师用英文臭骂,我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那位盲人大师的威风。
我还认识一位盲人,此人生下来就是瞎子,后来成了数学博士,和我是同行,有一次我们同行开会,他应邀在晚间的宴会上致词,大家以为他还会谈些学问,不料他大谈和芝加哥黑道赌扑克的经验,试想和黑道赌钱已是有趣的事,而他又是瞎子,所有亮出来的牌全靠人家告诉他,他自已暗的牌是什么,也靠黑道上的人告诉他,他一口咬定黑道赌博其实并没有骗局,其理由是他同时和诚实的朋友赌,发现两者平均输赢一样,因此他和芝加哥那批黑道上的人赌了好几年。
为什么他后来洗手不干呢?说来有趣,他有一次轻松地埋怨一句,说他有一位赌友不够意思,赌输了郤迟迟不还他钱,和他赌钱的道上人物立刻拍胸膛,保证替他将钱要回来,我的盲人朋友听了以后,再也不敢和这些太讲义气的家伙来往了。
现在看看我们国家是怎么一回事?我发现我们整个社会都低估了残障者的能力,因此如果孩子是个盲人,父母认为他如学到了一种谋生的技艺,已经是谢天谢地,我们负责这方面教育的启聪启明学校,也作如此想,所以念了启明启聪学校的盲人学生,是不可能以后念台大电机系或是台大资讯系的。
如果我们要改革,要从观念改起,我们一定要使失明的年轻人能进入建中,或是一女中,和一般同学一齐生活,学一样的课程,将来一样地进入大学,和我们一样地拿到学位。
可惜我们社会上有一批人真死脑筋,只要一点点小小的身体上的缺陷,常常就不能进入某种职业,比方说有一些师范学院拒收有色盲的人,理由是小学老师要带小孩子过马路,如果色盲,如何辨认红绿灯?这种想法,使我国的残障同胞吃了大亏。
我希望以后整个社会知道,事实证明盲人可以和我们一样地念大学,先进国家大学里盲人比比皆是,也可以拿到博士学位,更可以在事业上做得很成功,我们不该设了很多障碍,使他们根本就进不了中学,更何况大学了,可是一方面我们要扫除这些障碍,一方面郤又不对残障同胞太过于同情,因为太过于同情,事实上等于歧视,我们应该尽量鼓励他们自行解决他们的问题,也只有这样做,我们才是真正地帮助了残障同学。
我过去在美国工作的地方,有一个替我们画图的部门,有一次我发现这个部门似乎比前安静了好多,所有的工作人员都不开口讲话,而用手语交谈,一问之下,才知道他们来了一位聋子的画图员,大家就决定学习手语,久而久之养成了习惯,大家都用手语交谈了,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充份表示一个团体应该如何接纳一位残障同胞。
有一次我在纽西兰街上看到了一位盲人,我好意问他,要不要我帮忙他过马路,他笑笑说不必,然后他说听你的口音,你是外乡人,如果要找路,可以问他,我当时在找某一路公车,就乘机问他到那里去找,在他的指点之下,顺利地找到了。
我希望我们的小学,国中、高中以至于大学能够毫无保留地接受盲人学生,使他们能像普通同学们一样地接受教育,我也希望,我国的政府机关,不仅不要对残障同胞的求职设限,而且要定下榜样,主动地雇用残障同胞。至于盲胞在工作以及学习环境中所可能遭遇的问题,政府不必担心,因为我们应该有信心,那个环境中自然会有善心的人帮助他们解决问题,过度关心其实也是一种歧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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