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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新闻发布会问题导读：
1、唐柏桥先生对2008年中国维权抗暴形势和社会发展状况的综述。
2、考虑到公民注册的严肃性，登记时能否用本人真实的姓氏或百家姓中的姓氏后缀化名？过渡政府能否提出一系列民众维权抗暴口号？
3、中国何时才能成立一个以民主、自由为目标的组织？
4、唐柏桥先生对台湾政治现状的评论。
5、《零八宪章》的历史意义及参与方式。
6、对扩大《零八宪章》施展空间的建议。
伍凡先生暖场发言：各位网友、媒体记者、全国乡亲父老你们好！今天是2008年12月19日，中国过渡政府第卅一次新闻发布会现在开始。
伍凡先生开场综述——
在过去的一周发生了一系列大事。首先，12月9日《零八宪章》公布；其次，12月18日胡锦涛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作了长篇演讲。以下针对这两件互为关联的事件展开评述。
第一、《零八宪章》由中国大陆以及海外人士联署，第一批有303人。他们非常温和地提出改革诉求，其中六项为基本理念，另外十九项是基本主张。试图模仿当年捷克斯洛伐克的《七七宪章》，但两者互有异同。《零八宪章》是囊括有政治制度、军事体制、环境保护等多方面的温和改革纲领，第一条便提出修改宪法。在它发表之后，中国过渡政府立即发表声明表示支持，我本人也多次讲话表达声援。因为该宪章旨在推动中国的民主化，在基本主张第18项中提及联邦共和：“以平等、公正的态度参与维持地区和平与发展，塑造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维护香港、澳门的自由制度。在自由民主的前提下，通过平等谈判与合作互动的方式寻求海峡两岸和解方案。以大智慧探索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可能途径和制度设计，在民主宪政的架构下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这与中国过渡政府的政治主张基本吻合。同时可见，在“八九六四”后知识分子惨遭打压，归于沉默甚至与共党同流合污的“犬儒化”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零八宪章》凸显出中国知识分子的勇气与风骨。当然，对于《零八宪章》我们还有另外一些不同的看法，稍候由柏桥先生详加阐述。
第二、胡锦涛以中共中央总书记、伪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身份在所谓“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作了近2万字的长篇讲话，其内容令我们非常失望，几乎90%的篇幅充斥废话、套话和官话，却没有一句实话。中共伪政权和中国大陆社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严重危机，可束手无策的胡锦涛还在大肆空谈所谓“十个必须”包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必须坚持党的领导”等，而对于面临的巨大危机却了了数百字一笔带过。
其中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1、胡在讲话中提到“我们深刻认识到，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可见共党意识到自己的统治地位已经动摇，一切终有尽头，暴政不可能永垂不朽。此话与一个多月前习近平在中共中央党校的讲话在意义上极为相似，此番胡又在重要集会上重申，可见起码在他二人间已达成共识，但尚不能确定是否是共党政治局中的普遍共识。如温家宝强调的是人类文化等方面的普世价值，可见他对自由、民主、人权、法制、宪政等人类普世价值的认同。这些普世价值已经被一些国家卓有成效地实践了一两百年。期间《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国际公约被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接受并遵循。中共伪政府也于1997年、1998年分别签署了两个重要的国际人权公约，全国人大于2004年通过修宪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今年又承诺制订和推行《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而这些在胡锦涛的讲话中却只字未提，足见他对人类普世价值的渺视与排斥，而且还指使伪中国社科院院长发表文章攻击温家宝。
虽然共党内斗司空见惯，但更重要的是邪党已经明确地意识到来日无多、覆灭在即。“一成不变”的弦外之音是否意味着“九成要变”？
胡锦涛在讲话中不敢正面提及《零八宪章》，但是却旁敲侧击的回应了一句自相矛盾的“狠话”——“我们需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但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其矛盾在于胡锦涛既想保持党天下苟延残喘，又试图解决中国的诸多问题，但实际却无力回天，所以只能借空话来自我壮胆，借套话来自我解嘲。
下面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观察《零八宪章》，既然胡锦涛在12月18日讲话中明确表示拒绝西方模式，就等同于变相拒绝《零八宪章》中的理念与主张。目睹这些，《零八宪章》的起草者与联署者们是否应该思考一个问题：如此温和的敦请中共政治改革，甚至将改革的主导权交由胡锦涛及其同党们。而它们还是一如既往地不屑一顾、拒绝接受。那么《零八宪章》下一步又该向何处去？我不否认大众继续参与联署会对共党造成持续压力，但我也相信仅仅依靠签字，哪怕是十万、百万人参与联署，即便胡锦涛已经真切得预感到伪政权将不保，共党也始终不会因百姓的温和签字放弃所霸占的权利。我想《零八宪章》的主导者们应该深思前行的方向。
唐柏桥先生：如何更好的在推动维权抗暴运动的同时避免陷入共党的圈套，仍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之一。期待大家与我展开互动，希望听到尖锐的质疑和不同的意见，针对《零八宪章》等问题展开辩论，也可以发表与我类似但角度不同的观点。
以下是要点述评与回答问题时间——
问题一、唐柏桥先生对2008年中国维权抗暴形势和社会发展状况的综述。
唐柏桥先生：2008年按照中共的说法是多灾多难的一年；按照全民的共识是很不平静的一年；站在我们的立场上来讲是大有作为的一年。看问题的角度各异，结论自然不同。国内百姓大多发出感叹道：“今年怎么（发生）这么多的事情？这么不平静？”年初元月雪灾；三月十四日西藏民众遭镇压，闹得全世界沸沸扬扬，达赖喇嘛得到举世称赞；之后就是四川5.12大地震；七一杨佳单刀起义；八月八号奥运会当天股市暴跌；九月份的“毒奶粉事件”；接下来就是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的维权抗暴运动；最近的《零八宪章》等等。在一年之内，发生了非常戏剧性的变化，有些是天灾，有些是人祸，有些是人的主观努力争取到的一些权利，有些是属于反抗性质的，象杨佳、贵州翁安，他们没有明确目标，求仁得人，是一种维护自己尊严的表达，并没有想达到什么政治目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今年是非常不平静的一年，温家宝也会有同感。在中国有这样的文化传统，以前有人说唐山大地震以后毛泽东就死了，无论基于何种因素，中国人都接受这种说法。在唐山大地震前后，中共三匪首也先后毙命，当年的1976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病亡。所以今年四川大地震看起来是风云突变的信号，对2009年具有某种预兆作用。但是这些事情，不管是巧合还是天意，我们要抱着一种虔诚的态度来看待将要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事情。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温家宝居然代表中共专制政权提出所谓“多难兴邦”，这是滑天下之大稽的讽刺，可以说在中国老百姓伤口上撒盐。看似好像这些是对邪党有利的，就象以往的“救灾秀”一样，以共党的话说就是“化被动为主动”。 但它们终究无法回避这些问题，全中国人都知道今年是多灾多难的一年，这么多的天灾人祸。
所以这些再次说明，明年将要发生很多事情，有很多的机会，危机就是转机。海外有些非常敏锐的中国问题观察人士，国内也有非常敏锐的政治经济学界的朋友，都已经意识到2009年可能要有大事情发生。谢国军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的最后时说，他预计2009年要有大事情发生。记者问他，什么大事情？他说不方便言明，在今天已经展开不了了，我只是想告诉你全国冲突事件频频发生，越演越烈，由此可以知道，将来可能要发生什么大事情。他的意思就说要发生一场大的政治变革或政治革命，所以这周的新闻周刊也提及此事，可能要发生比1989年规模更大的民主变革，是共产党难以应对的民主运动。这已经形成了一种共识，用邓小平的一句话讲的就是，又一次“山雨欲来风满楼”，接下来我们跟共产党就是明枪明刀的较量。这是比喻，我们当然不会对国民动枪，但也不讳言2009年将是我们跟共产党决战性的一年，因为今年已经有很多事情作蓄势铺垫。
中共以为奥运会是自己的救命稻草，没想到它还是没抓住。通过今年很多的维权抗暴运动来看，中共就是逆历史潮流在动，举两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三鹿奶粉”事件和“杨佳事件”，这是两个标志性事件。显然在杨佳审判前后，中国民众知情者对中共所谓司法的信心急剧下降，所以很多人说，杨佳的审判就是宣判了中共司法的死刑。意思就说从今以后中国人民再也不会相信共产党司法系统了，中共是一个没有任何正义的黑社会性质邪教组织。“三鹿奶粉”事件也让老百姓进一步认清了共产党是与人民为敌的，视老百姓的生命安全为草芥，中共这种草菅人命的做法暴露无遗。其中有一种最恶劣的做法就是明文规定所有的律师不能帮三鹿奶粉的受害者打官司，这开了历史的大倒车。尤其90年代后期，共产党签署了《公民与政治权力公约》和《社会文化与经济条约》以后，律师制度有所健全。国际社会、包括以前反对中共的一些人权组织，对共产党司法的所谓进步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当时很多外交界人士对中共改革报有希望。而在“三鹿奶粉”和“杨佳事件”后，曾经对中共报有的那点希望彻底破灭。因为到了今天，世人给了中共30年推行改革的机会，改到今天却发现一下又回到了“原始社会”。当中国民众面对极大不公时，中共当局居然要下文件来阻止律师帮助受害者讨还公道。这俨然已是人祸，根本不是天灾。向那些奸商、社会腐败分子讨还公道的时候，共党不但不站在受害者一边，有很多小孩子死亡或者终身伤残，对于他们的父母说难听一点就是断子绝孙了，在这种绝望的时候共产党还不让他们出这口冤气，阻止他们讨还公道，这个比伤口上撒盐还要恶劣，还要赤裸裸的明目张胆地来欺辱百姓，玷污天赋予人的基本权力。
所以说，共党违背了社会正义，背离了维护正义这一政府基本职能，走到了人民的对立面，公开与人民为敌，从这两件大事上大家已经很清楚了。网上有一片文章《最黑暗的144天》，方方面面讲的都很有道理。那144天杨佳的母亲象在人间蒸发了一般，而且令全世界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一个人被公安局带走，象在人间蒸发了144天，最后在精神病院发现了。这一系列不可思议的事情，足以说明中共是严重的玷污司法，玷污了百姓的尊严。从此角度上来看，为我们在2009年的中国掀起维权抗暴、民主化运动的高潮，并进入总决战奠定了基础。所以现在我在此对2008年的情况进行分析，一方面中共要拿奥运做救命稻草，但没抓成功；另一方面，中共做恶多端，恶果逐渐显现，之后自己又无能力去处理这些危机，所以它们只能被动挨打。
中国百姓很多人喜欢讲这样的话：中国人是很懦弱的一盘散沙，中国老百姓是明哲保身，中国的老百姓永远是对抗不了共产党的，中国的老百姓是忍气吞声的……不管是给中国的老百姓扣了多少的帽子，也不管有共产党的御用文人、特务机构制造了多少这样的帽子，可能有些是实情，但更多的是蛊惑人心的谣言，目的在于要让人民绝望、消磨抗共意志。但现在的事实是，中国民众已经起来。你说民众懦弱、一盘散沙，那为何在广州、重庆同时有上万的出租车司机罢工呢？为何有重庆几万教师同时罢课呢？为何有湖南吉首近十万人围堵伪市政府呢？为何在所谓共产党的老革命根据地——江西铜鼓县一夜之间冒出了近十万的老百姓向绿海公司讨还公道呢？为何还有甘肃陇南数万民众抗暴呢？等等，如果说中国人一盘散沙，那这些现象又当作何解释？如果说中国人是懦弱的，那你又怎么看待共产党这个暴力镇压的机器呢？如果说中国人是懦弱的，那共党的军队、警察就不是中国人吗？那它们就会不懦弱吗？难道他们能团结，民众就不能团结吗？这个问题如果再往深处想一下，我们发现共产党散布这些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所以，如果接受了共产党灌输给你的中国人是一盘散沙错误观念，那么中国人组成的警察也是懦弱的；如果觉得中国人有勇敢的一面，那民众也是勇敢的，不要把什么好的东西都往共党的身上贴，勇敢的就都是共产党，懦弱的都是民众的。所以不管你现在接受中国人是懦弱的还是勇敢的，都是维权抗暴中来的，如果是懦弱的，那警察也是懦弱的，那么要出来十个杨佳，出来一百个杨佳，那警察注定不堪一击，甚至坐以待毙。
我们前段时间担心杨佳会被共产党处死。有人提问说他会不会受到酷刑折磨，我们要不要呼吁国际社会关心他免遭酷刑？我说这担心多余，中共伪警察没有打杨佳的那个胆子。他们不敢和杨佳对视，看到他的眼睛它们可能全身发抖。因为按照中共的说法杨佳七秒钟干掉了四个伪警，当伪警靠近他进行酷刑折磨时，杨佳若以性命相搏谁不害怕？我们心里要清楚反共的人要远远多于拥共的人，现在需要我们因势利导，把民众的抗暴运动从现阶段推向一个更高的层次。
在2009年即将到来之际，我们首先回顾一下当代中国民主运动。当代中国民主运动始自1978年西单民主墙时期。当然也有人说是文革，那也是一场变相的民主运动，有些造反派提出了一些理论，但是毕竟还没有形成规模。包括四五运动，在严格意义上讲也不是一次民主运动，只是体制内不同声音的集中表达。1978年开始的运动就比较符合普世界定的民主运动的概念，如任畹町先生起草《中国人权宣言》、魏京生先生的《第五个现代化》，还有《北京之春》杂志、四五论坛、上海公民论坛等。都是符合西方或者现代意义上的民主运动理念的做法。应该说是中国民主运动至今已经30年了，期间有成果，但是没有成功。以下我们回顾其发展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主要是言论表达阶段。通过书面的形式抗议如上书、请愿、发表宣言、签名活动、体制内提建议、八大民主党派等。这属于对伪政府各种做法的不同言论表达，大多数是以愿望形式表达，少数是抗议性质表达。如方励之先生发起的要求释放魏京生先生的签名运动，直接或者间接引爆了89年民运，在国际上给89民运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氛围，从签名运动的角度讲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哪次签名运动可以超越那次。后来签名运动一直发展到今天，成为当代中国民主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以后的签名运动如90年代的《和平宪章》、95年（世界宽容年）50多个著名学者要求中共善待异议人士、99年“天安门”一代发起的签名运动等。
第二个阶段是维权行动阶段。后来民间维权运动的成功就是因为大量的维权律师介入到了维权运动中，使得民众和知识分子有机的结合起来。一个社会运动或者政治运动如果没有知识分子的广泛参与，那么运动将始终处于萌发状态，不可能真正解决社会问题。维权运动早期像莫少平等人，后来的高智晟、郭飞雄、李伯光等大量的维权律师活跃于全国各地，有些人已身陷囹圄。他们是维权运动第二个阶段的领军人物。
2008年标志着中国维权运动进入了第三个阶段，2008年的结束同时也标志第三阶段告终。这一阶段属于抗议和抗暴的阶段。以贵州瓮安为代表，人们不仅仅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或者某个群体的利益而走上街头，而且看到了共产党的邪恶、整个社会的不公、司法的不张。人们为了整个社会的公益、进步和民主化而向中共发出抗议和怒吼，甚至向中共进行绝地大反击。
第四个阶段将是民主革命阶段。这场革命将在2009年来临，我们将迎来一个民主革命的高潮。这个阶段我们不是为了维护个人的权利，而是要一劳永逸的解决所有的问题，结束共产党这个专制政权，组建民选政府。如果大家形成了共识，用一个合理的方法来促使这场民主革命早日到来，用最低成本取得最大成果，一劳永逸的解决诸如腐败、社会不公、贫富悬殊、道德堕落、生态破坏、食品问题等所有的社会问题。当然，只要由人构成的社会就永远不是一个完美的世界，但至少不会像共产党统治下人间地狱般的国寨。民主社会不会有铺天盖地的毒奶粉，数以十万计的河南艾滋病灾民将成为历史，永远不会发生政治犯和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拘禁、遭受迫害……作为中国过渡政府我们义不容辞，定当身体力行地承担起这一历史使命，促成2009年的中国巨变。
问题二、考虑到公民注册的严肃性，登记时能否用本人真实的姓氏或百家姓中的姓氏后缀化名？过渡政府能否提出一系列民众维权抗暴口号？
唐柏桥先生：这两点建议我们可以记录下来，提供给总统办公室或伍凡总统。我们可以考虑，在签名时第一个字必出自百家姓。这些都是细节问题，有时细节也决定成败。非暴力抗争运动往往就是细节决定成败的，主要是看对行动是否经过精心的策划，策划是否成功就是决定成败的关键。在同样的时代背景和同样人的情况下，如果对行动策划得成功，可能会取得很大的成果；如果策划得不成功反而会适得其反。所以我们签名时还是用前面带百家姓的字比较好，比如有些朋友用“天翻地覆”、“大胆向前”、“民主自由”等词语作为化名的话，看起来不象一个名字，化名也是名字。起一个正规的笔名也可以，这样看起来就比较好一点。刚才的这个建议很对，如果以后有机会我可以通过咱们这个平台跟大家讲一讲。但是话又说回来，如果我们能做得更好，这件事在整体上的影响倒也不是很大。
第二个建议也是非常的重要，《零八宪章》现在已出台，签名人已经很多，这是最初阶段的反抗暴政、追求民主、风险相对比较小的一种做法。如果我们因势利导，把这个签名运动推向跟共产党直接较量的前阵，动员这些签名者能更深入地投身到维权抗暴运动中去。如果签名者签名后就不管了，也不组织象吉首的维权抗暴，也对甘肃陇南的维权抗暴运动视而不见。不管是他们不敢也好，不愿意也好，只是表达了要在中国实现民主的愿望，但却不行动是远远不够的。我们为了实现这个愿望要真正行动起来。就算做些小事情，就象胡佳一样给上访的人送一件棉袄，送一盒饭，这也是鼓励他们在追求权利，也会温暖他们的心，让更多人站出来向中共讨还自己的权利。就象高智晟走到民众中去，为陕北的农民争权利；象郭飞雄走到广东农民中去，为他们提供法律援助。然后把他们团结起来，形成一股力量。这些才是我们值得去做的。但每个人的情况都有所不同，象余浩诚老先生都八十多岁了，也还要走到乡下去，这也是他能做的最高境界了，我们对他表示崇高的敬意。但是你现在年轻，二三四十岁的，象余杰，我上次还批评过他搞言论维权（既口头维权）。这么年轻，三十出头的人，应该象高智晟，胡佳一样走到民众中去，帮他们维权，但是你为啥不能去呢？怕自己的鞋弄脏了？怕艾滋病传染给自己？
所以我建议签名的朋友应该放手去做。我这人向来就是说话直来直去的，很多人跟我打一段时间交道说，我面孔长的是中国人的，但说话的方式像美国人一样直白，说话怎么这么直，这么地坦率？我说我们在这方面要跟美国人学习，学习言行举止，甚至思维方法。这样的话我们才能真正言有所行地带动中国民众走向民主，向中共争得我们的权利。否则的话，我们说一套做一套怎么能行？刚才这位朋友提到要以一系列口号来指导下一阶段中国的民主革命或者说是民主抗暴。将小溪河流引导到一起，汇百川而成滔滔奔流入海。这一点非常重要，也是民主维权领袖们的当务之急。这个签名也同样重要，多一名字，多一份力量。但是更重要的，这些民主运动的领袖们要去思考、去行动，怎么样去引导这些小溪汇集到大河？然后又如何让这些大河流向大海？然后达到我们的目的。我讲这个并非诋毁别人所做的不重要，而是说不能因为别人的事情重要我们就不表达了。也就象我们要求释放新的“政治犯”时，也不能忘了过去象高智晟，胡佳，我们要求释放高智晟，胡佳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忘了一九八九年被抓、到现在还坐牢的人，还有那么多的农民、工人在基层的维权领袖，还有贵州瓮安维权抗暴的，他们现在在哪里呢？他们的处境又如何呢？我们也要想办法去营救他们，还有四川地震中的因豆腐渣工程失去孩子的父母，现在又变成了“四川父母群”了，就象当年的“天安门母亲”一样，他们现在又有多少人被抓了呢？
问题三、中国何时才能成立一个以民主、自由为目标的组织？
唐柏桥先生：我的回答很简单，我们很早就有了这样的组织。像海外1979年以后的中国之春、中国民联等都是以自由和民主为目标的组织，而现在海外的民运组织虽然不能说是多如牛毛，但也是很多的。国内也有这样的组织，像89年的自由民主党、社会社民党、独立工会等，还有现在的泛滥联盟。在地下活动的如中国国家党，国内最近又成立了自由民主党。
我们和国内很多党派都有广泛的联系，但是我们主张那些有政党性质的领导人和成员尽量不要公开自己的真实身份，在时机成熟之前是没有必要的，尤其是那些坚定的反共政党。因为你的目标说白了就是颠覆现在的伪政权，但是按照中共的现行伪法律，这种行为就是违法的行为。如果在没有得到百姓广泛的认同和实际的支持前，或者在完全没有突破新闻封锁的情况下，如果高调地行动，最后往往就会付出一些不必要的代价，白白的牺牲掉，并且被抓了以后，也没有什么人来呼吁和营救。
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现在郭泉教授被捕，应当说他拥有广泛的人脉，他的声音也喊的非常大，现在也没有比新民党的运动规模更大的了。但是他被捕后，老百姓也好，知识分子也好，为他伸冤的声音非常微弱，微弱得让我很寒心、很难过。不得不让我重新思考很多问题，为什么一再地出现这种现象，而且这种状况到现在还没有结束。
为什么《08宪章》会有5000人签名，而声援和营救郭泉教授的人却没有5000人来签名。为什么没有5000名如《08宪章》的签名者来声援吉首、声援贵州瓮安并写出或者发表出文章来，以此来支持贵州瓮安人民的抗暴？哪怕是支持吉首人民非常平和的、非常符合现代文明抗暴模式的那种非暴力抗争。为什么没有那么多的人站出来？这里面是有问题的，这些签署《08宪章》的人的道德良知在签署时和他们昨天支持吉首抗暴运动时，他们的道德良知是不是处在同一个水平之上的，这些问题我都在思考。
郭泉被捕后这些人的道德良知为什么没有充分的体现出来？是因为他们不了解郭泉为何被捕？不了解胡佳的处境和受到的迫害？当胡佳被捕时，高智晟被捕时，这些人发出的声音是什么呢？甚至还有人诋毁他们说他们的行动太激进，这是一种有良心和道德的表现吗？在同一个人身上会发现两种不同的人格原因何在？这些问题我们都要思考，这背后还有什么其他的因素在里面呢？我现在把问题摆出来，希望大家思考，我并没有做出任何结论，我只是提出这个问题，让大家思考的范围更广，眼界更开，然后更接近正确的答案。
刚才问题里提到的组织是存在的，但为什么找不到，这就是问题的所在了。第一个原因就是中共的新闻封锁，国内有这样的组织，但因为身处险境所以没有公开；而海外也有，我们天天在宣传，拼着老命在突破中共的封锁，向国内宣传这些信息，包括宣传中国过渡政府。我们现在这么高调的宣传过渡政府，但是国内还是有很多人不知道，所以在两个星期时间也不过只是几千人注册成为了过渡政府的公民。如果国人都知道中国过渡政府的话，那注册的人不是四千、不是四万，何止四十万、四百万。大家知道了以后并来上网注册，现在这个情况是民意的一种充分表达，大家一定要清楚这一点。
第二个原因就是中共非常严厉的打压，所以就造成了大家彼此找不到。就像我说的国内那些从事维权抗暴的民主人士，谁不希望能够高调地宣传他们的组党运动？成立了政党就会希望更多的人去支持他们。但是由于中共的严厉打压，不允许异议力量和向它挑战的政治组织存在，所以为什么我们中国的民主运动搞了三十年，而很主要的民主运动领袖和骨干还停留在签名运动上呢？就是这个原因。
这些人尽量想把民运的风险降到最低，但是民众却已经走到了民运领袖的前面。比如说我们想领导和发动普通民众来参与民主运动，但结果是这些民众先起来了，伪政府的楼都烧了，连伪警察都敢打了。而民运领袖们还停留在三十年以前，就只能写个公开信什么的。被他们鼓动起来的人做的事情没有给予应有的评价，没有给予应有的肯定。民运领袖们也没有作出应有的举动参与到运动中去，同普通民众来共同承担一样的风险。
我和方励之先生个人之间没有任何的过节，我们只是见过几面，谈不上朋友。但是我必须很遗憾的讲一件事情。当年我在看守所的时候，有一天听说方励之先生到了美国之后，我就写了一篇日记，说我心情很愉快。因为我们所谓的领导人之一离开了中国到了美国，中共伪政府放了他，那就说明我们马上也要出去了，监狱干部都跑来说，唐柏桥你卷起铺盖，随时准备出去吧，但他是凭着想象说这些的。结果过了两天以后，我的起诉书却来了，我的感受就是犹如晴天霹雳般，于是我又写了另一篇日记，内容大致就是：第一我把共产党看透了；第二，我也看透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些问题，在共产党教育下的知识分子的问题。
方励之先生在87年到89年发表了很多言论，他还出了一本书叫《我们正在书写历史》，此书我看了，受到了很深的影响。他到各地做过很多的演讲，也到了湖南。而后来听了演讲、看了书的人都起来上街了，但89年以后他却反复澄清自己没有参与89运动，他不是“黑手”。他说和所谓的张丹、李丹还有什么王丹都没有关系，连天安门广场都没有去过一次。关于这个问题，我觉的作为方励之本人，作为知识分子，应该依据这些现象来做一些反思。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而在别的国家却很少发生这样的情况。
尤其像我们89的学生，现在也变成中年知识分子了。到台湾去访问的时候，台湾的小弟弟、小妹妹们问了我一个问题，说大家听说过很多学生领袖的名字，像吾尔开西、柴玲、王丹等，但好像没有听说过你，现在知道了，通过和你接触现在知道了，你说的民运那么多的事情好像不比那些人少，实话实说，好像你做的比他们多的多。所以说，只有你还是坚持住了民主运动，那些大哥哥、大姐姐当年也是领袖，那么风光、知名度很大的领袖，为什么他们现在不从事民主运动了？天安门杀了那么多人，还有他们的同学，有的现在还在坐牢，为什么不为那些同学们呼吁、为什么不为那些同学讨还公道呢？为什么来美国以后那么好的条件，读硕士、读博士、赚大钱，也不去做呢？他们都是百思不得其解。我就用一些似是而非的理由搪塞一些，我也不愿意去攻击这些学生领袖和当年的同道。我讲了一些原因，诸如人各有志什么的。像柴玲，可能是误会了，她当年可能是一时冲动，是情感的一种表达，后面感觉自己不适合从事社会变革运动，也承担不起自各方面的打压，所以她就知难而退了，她的兴趣不在这个上面是有可能的。
但是话又说回来，我的这个辩解理由是非常勉强的，因为在别的国家，为什么没有这个现象呢？一朝是学生领袖就会永远参与民主运动。就因为这个原因，很多国家民主运动一来的时候，是长胡子的中年知识分子、老年的知识分子领导运动，从来没有听说过学生领导运动的。那么大的一个89民运起来，而为什么却是学生娃娃在领导呢？
很少听到一个国家维权抗暴运动那么多，抗暴事件天天在发生，怎么就没有听到知识分子为他们说话呢？为什么不组党呢？哪怕组织工会来领导他们呢？为什么这些情况唯独发生在中国。在波兰、在捷克，还有在缅甸那么落后的国家，情况都不一样，你看去年缅甸的“袈裟革命”，那些人都是中年以上，领导者更是这样。像伊拉克、阿富汗，那些反对派运动领袖，我们接触到的人都是教授，都是知识分子，没听说几个学生是领导的核心，他们都是身体力行的。像瓦文萨领导的波兰团结工会，他们是走街串巷的、一个工厂一个工厂的去发动工人参加团结工会，而他本人也成为了团结工会的领袖。为什么在中国这种情况就凤毛麟角呢？
而且，郭泉还遭受到了很多人的中伤，就像高智晟他们的遭遇一样，这里面还不乏《08宪章》的签署者，这个又是什么现象呢？而你自己不做什么，为什么还要去中伤别人呢？现在到你自己做的时候你又把自己抬高到一种至高无上的地步，这些问题需要我们从道德上，良知上扪心自问，是什么原因？是不是个人因素考虑的太多了呢？当然我的意思也不是在中伤《08宪章》的签署者，我只是说有个人别的人，民主运动里有个别的人自己考虑太多了，我们只是指出来防患于未然。
最后一个问题：哪怕有地下组织也行。这个问题我告诉你，目前在中国以追求自由和民主为目标的地下组织，我可以这么说，那是成千上万，现在可以说是到处都是，可能就在你身边，可能就是你最好的朋友或者邻居。他们已经成立起了地下组织，很可能他已经自诩成为过渡政府的地下成员了，虽然有可能还没有和过渡政府取得联系，但是他已经自诩了。我为什么这么讲呢，我是有根据的。经常有些人和我们过渡政府联系，说他们已经活动半年了，以地下政府的责任感来承担很多的事情，推动很多事情，帮助过渡政府，帮助中国的民主运动。尽管我们还不知道他们的存在，他们却已经在做了。现在，地下组织多如牛毛，不要太担心，当哪一天中国民主运动的高潮到来的时候，我们大家都会看到，所有的一切努力都不会白费的。
问题四、唐柏桥先生对台湾政治现状的评论。
唐柏桥先生：我想讲一下台湾的问题，大家不要误解，以为我对台湾问题那么关注，台湾问题不值得那么关注，我们关注它的唯一的理由就是台湾人是华人，它的根在中国大陆，我们同文同种。台湾现在实现了民主，所以台湾应该成为未来中国民主运动乃至大陆实现民主的灯塔和楷模。但现在，台湾有些地方做的不如人意，这属于民主发展的初级阶段，它不成熟，我们就要给它指出来，为了防范将来在大陆不重蹈覆辙。这样的问题点出来，就是给那些有志从事民主运动、有志于推动中国民主变革的人听的，你们听到这种信息以后都应该有机会成为马英九、成为陈水扁，并以他们为镜子做的更好，而不要犯同样的错误。现在可以这么说，陈水扁，马英九他们都犯了错误，发展的初期都犯了错误，将来中国的民主化运动的领袖不要犯这样的错误。
陈水扁错在哪里？第一，他在执政初期，为了权利能够顺利过渡，正常得行使他的权利（因为当时在立法院国民党是多数党，民进党是少数党），他就选了国民党人唐飞任行政院院长，这种情况是非常奇怪和离谱的。作为总统要组阁时，内阁的总管居然由反对党出任，这是前所未有的情况。象奥巴马当选后，所用的基本上都是民主党人，只是象征性地留一两个共和党人，如国防部长，不可能将国务卿等重要的人员交由反对党，那样的话会给自己施政造成麻烦。所以可以说陈水扁对民主的真谛体会得比较少，他毕竟没有在西方生活过，没有体会到其中的酸甜苦辣。他是一个革命斗士，但不是一个成功的执政者。由于这种态度，之后他做了一些不太恰当的事情，比如任命唐飞；对国民党的党产、对宋楚瑜之流曾经迫害过他的人没有进行适当的追责。当时宋楚瑜是国民党秘书长，曾经参于迫害陈水扁。陈水扁就职后要清查宋楚瑜远比今天马英九清查陈水扁要容易得多，清查国民党党产来源没收他们的财产要比现在国民党清查民进党要容易多得多。数以百亿计的国民党党产大部分是非法所得，按照民主社会的观点，作为一个政党，它的党产不能和国家资源混为一谈，而国民党的党产是利用政府的行政优势获取的。我当时给他们提出建议，他们说现在自己是弱势政府，需要国民党的配合，以上是陈水扁的第一个错误。
第二个错误是他个人的私欲和贪欲，以及对太太的纵容使他堕落成为了一个腐败分子，这让中共找到了把柄对他展开了攻击。现在中共和国民党非常得逞，中共在暗暗庆贺它在台湾获得的成功。我们也承认中共在台湾问题上取得了它们期望的所谓“胜利”，可以说，马英九被中共玩弄于股掌之中。陈水扁犯的主要是以上这两个错误。
而马英九犯的错误是他在上台之前和上台之后，在道德、形象、人格上有巨大的变化，形成巨大反差，令民众非常失望甚至反感。在上台之前，马英九把自己伪装得很漂亮，一个道德君子的形象，为“非典”掉眼泪、洁身自好、一身清廉。现在突然语气一转，说达赖喇嘛来台湾不合时宜，还给中共歌功颂德，说中共的改革开放做得很成功。而之前每年都参加纪念“六四”的活动，对法轮功的维权抗暴运动高调支持。现在他再也不发表任何这方面的言论了，对很多问题的做法都变了，对陈水扁也给人公报党仇、斩尽杀绝的感觉，把党派斗争发展到了极致。
我在上次发布会上讲过，党派斗争是民主化初期的大忌。美国民主为什么二百多年发展顺利，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美国很重视并强调了党派斗争的危害性。民主社会是需要不同党派的，两党或者多党互相竞争、互相制衡和监督、但是党派发展到恶性竞争时，一党私利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会把国家引向歧途甚至混乱。目前台湾的党派斗争就已经发展到了极致。如今你到台湾去会明显感觉到，从上到下我所接触到的所有政客，都把党派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除了吕秀莲，她还稍微超脱一些。比如国民党，只要是民进党提出的法案，不管多么合理、对台湾前途多么重要，一律给予封杀；而国民党提出的，只要是对民进党选举不利的也遭全部封杀。行为做事全是以党派利益为重，以个人是否能选上为重，至于台湾民众的感受、台湾的经济发展、台湾的前途、对中共的态度是不是合理完全不在乎，这是很可怕的。
马英九完全没有意识到党派斗争的危害性，不管陈水扁有多大的错，都不能以恶劣手段对待他，不想想难道国民党能永远执政下去吗？如此下去，以后国民党下台后，民进党或其他的党派取而代之，难道没有可能马英九也会遭到陈水扁今天一样的下场，甚至更惨吗？难道你执政四年没有任何一件事被人从法律上抓到把柄吗？抓到把柄后别人也把你往死里整，在人格上极尽羞辱，到时你马英九又作何感想？中国有句古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些政客利欲熏心、私欲作怪，已经忘了我们先哲的警言，等到那一天，他会后悔莫及。所以我认为陈水扁先生和马英九先生在这些问题上要有所思考。
我正在准备给马英九先生写一封公开信，我会用非常平和的口气和建议性的风格来谈一些台湾的问题。谈党派斗争的恶化无助于台湾的发展，无助于台湾人民的利益，建议他对于陈水扁的事情能根据台湾的法律，行使总统的权力赦免陈水扁。我会在建议书上提我的理由，当年金大中是怎么赦免全斗涣的，还有陈水扁的功与过从政治的角度上怎么看等等。
对台湾问题，我就一句话，党派斗争不能再恶化下去了，那样只能让中共得逞！不管是陈水扁还是马英久，中共都不会在乎，在中共眼里他们什么都不是。我对中共太了解了，它现在是把国民党玩弄于股掌之中，这点国民党人心里要有数。
西藏流亡政府只有十几万人，却比台湾的政客们有骨气得多。达赖喇嘛在藏民大会上说，“我们对中共现在不抱幻想，我们对中国的民众还抱着很高的希望，我们对未来民主中国解决西藏问题有很充分的信心。”这话说得多有底气、多漂亮，马英九何时也说说这样的话？他说达赖喇嘛现在到台湾不合时宜会伤害多数台湾民众的利益，马英九说这个话才真正的不合时宜。达赖喇嘛到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除了极端独裁的那些国家比如和中共狼狈为奸的古巴、北韩（这些国家达赖喇嘛也不会去），其他的民主国家达赖喇嘛到哪里去都没有遭到拒绝。
我和台湾亲马英九的朋友谈的时候他们才恍然大悟。他们曾说其他国家的政客也这么做、也拒绝见达赖喇嘛啊，这是从国家利益考虑怕得罪中共而不敢见达赖喇嘛。我说你们怎么糊涂到这种程度，马英九先生忽视了一个问题，他看问题没有看细节和根本，哪一个国家，不论美国还是加拿大，曾经给达赖喇嘛拒签过？达赖喇嘛每年都到美国来，从来没有被拒签过，只是总统要不要见他或者是以什么身份见他。比如波兰总统是以一个学者、大学教授的身份见他。克林顿是装作到副总统办公室讨论问题，路过副总统办公室时见了达赖喇嘛，他们是以这种方式来回避一些政治敏感话题（虽然这种方式不是很理想）。但哪个国家总统会说达赖喇嘛到我们国家不合时宜？对我们国家民众造成伤害？达赖喇嘛是来讲法，来跟他的信徒交流的，难道这也对你们国家民众造成伤害了吗？难道也是恐怖主义行为要列入黑名单吗？马英九现在跳出来说达赖喇嘛来台湾不合时宜，拒绝达赖喇嘛入台，难道中华民国不是一个民主国家、人权国家吗？请问马英九先生难道你不是民主国家中华民国的总统吗？这些问题马英九先生都没有考虑。
再退一步说，马英九先生你凭什么讲这句话？你身为总统有必要讲这句话吗？让不让达赖喇嘛进入是入境处的事情由他们来审查，总统有这个权力吗？只有愿不愿意见达赖喇嘛。达赖喇嘛到台湾只是从宗教的角度与他的藏传佛教的信徒们做些交流、做些善事，他并没有说要见马英九，说实话，达赖喇嘛还不一定愿意见马英九。现在达赖喇嘛是世界上声望最高的人，这是人格力量。马英九的声望要与达赖喇嘛比有天壤之别。从这些事也显示出马英九在政治上有些缺失、没有水平。我把这些事情进一步指出来，以后我们大陆在民主化初期，政党斗争千万不要象今日台湾这样斗个你死我活。
问题五、《零八宪章》的历史意义及参与方式？
唐柏桥先生：《零八宪章》注定永载史册，无论签名的规模和数量，在中国社会的新闻媒体公众舆论上都造成很大的影响，实际在国际社会都已经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准。当然与《七七宪章》相比还是相差甚远，《七七宪章》公布于世之后，很快的在世界范围内，至少在西方社会里家喻户晓，人人都在谈《七七宪章》及哈维尔，因为哈维尔在此之前是有很高声望的人。《七七宪章》发表时有三个发言人，一位是前外交部长；一位是捷克最有名的哲学家之一，相当于捷克的歌德；然后是哈维尔，他之前是捷克数一数二的剧作家，很有名望。并且经过长期奋斗，已经成为无可争议的民运人士领袖。所以他们作发言人，发起了两百多人签名，后面陆陆续续的很多人相继签名。这三人就成了民运领袖，在以后他们三个发表的一系列言论和谴责当局、指出社会执政弊端的一系列文告，都是以宪章的名义发表的。我也希望《零八宪章》能达到类似效果，而不是单纯的一次性签名。
《零八宪章》在操作程序上有一个纰漏，它没有设立代言人或者代表，这样从程序上讲是不严谨的。比如我签署了《零八宪章》，我同意宪章里的精神，可并不代表我同意第二个声明，哪怕只同意声明里的一个措施，我也可能会拒签。比方说刘晓波被捕后，有些人发表了一个签署者的声明，或者若以后还发表东西，从西方的角度上尊重每个人的名誉权，这是不合理的。现在说《零八宪章》里的签署者同意第二个文件、第三个文件，这不就是强加给我了吗？在西方里讲就不尊重我的人权。但是《七七宪章》在第一批签署的两百多人和后面的签署人，在上面写得很清楚，就是授权哈维尔和其他两人作为他们的代言人或发言人，以后他们可以不需经过授权就可以在重大问题上以集体签署的名义对外发言，和写其他文告，大家没有争议地在程序上就过关，这相当于共产党的人大代表。西方的议会是一样的，如果被大家选上当议员以后，在当选的两年或三年里，我就代表这个选区行使权利，不需要每件事情都询问选民，如果大家有意见就可向办公室反映或者罢免。所以在程序上讲，《零八宪章》出现纰漏。当然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大家也可以在网络上搞个公推，公推两三个人来做代言人。但如果未公推前，发表文告时我建议就不能以《零八宪章》集体签署的名义发表，要发表的时候就要重新签署一次了，要不这样的话，就属于盗用了别人的名义了。《零八宪章》有它伟大的历史意义，也造成很大的影响力，但在操作上还有需要注意的地方。
《零八宪章》讲出了民主常识，表达了中国知识份子普遍希望中国走向自由民主宪政的心愿，通过这种签名的方式表达出来，这是很积极的倡议。按照杨建利说的用真名签名的意义，也阐述了大家通过这种方式表达有很大的力量，这无可厚非。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上讲，与《七七宪章》相比，它也有个重大的缺失。我不是说起草人和签署人，我是说出这个现状，就是它缺乏并回避对当权的独裁政权开火的勇气与决心。
比如《七七宪章》开宗明义地说，现在捷克签署《赫尔辛基宣言》，该宣言是关于欧洲人权的一个宣言，你既然签署了，那么我就必须告诉你遵守。为什么要求你遵守呢？因为你过去没有遵守。然后列出哪条遵守，哪条没做好，什么原因造成老百姓没有自由的生活环境？大家也给指出来，是因为共产制度造成社会堕落、人心不古等等，非常清楚的把线条勾勒出来。所以要解决问题的根源，让每个人都意识到道德的力量，然后要想这个道德从正，必须从社会结构上进行调整，否则找不到根源的话，这个社会只会一直堕落下去。而《七七宪章》指明了这点。至于说未来要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它非常简单的几句话：人民可以畅所欲言、自由自在，不再是一个封闭的社会。而这几句话在《零八宪章》里占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篇幅，表达主张也好、其它理念也好，这些用五句话也可以概括：自由、民主、人权、宪政、法治。
所以，《零八宪章》如果多引用现在的时事，比如“三鹿奶粉”是如何造成的，社会贫富不公，腐败横行到如此地步，其根源在哪里。如果不把这些问题解决，中国是无法实行宪政的，中国社会里“三鹿奶粉”事件是无法避免的，老百姓是不可能生活在一个真实的、敢于说真话的一个环境中，也就是不可能生活在一个幸福的环境里。如果把这些问题点出来了，甚至于点出来说必须要求中共三年之内还政于民，这个是实在的大潮，共产党不可能再活太长时间。如果能跟得上时代的脉搏，跟得上老百姓的心愿，讲出老百姓的心声，讲出老百姓更具体的诉求，那么这个宪章就有更大的历史意义和更具有战斗性或实效性，或在民主历史上发挥的作用更大，甚至能造就一个政治团体。当然《零八宪章》不是一个政治团体，它就是一个宣言签署。如果后面没有其他人作出一个后续的动作或反映，那么这个事情可能就会成为历史，这样我觉得很遗憾。因为大家都花了那么大的力气，也有些人作出了牺牲，付出了代价，也有人被捕、被监控、被谈话，如果只是产生一次性的新闻效应，我觉得是不够的，哪怕像89年，或建立一个组织，至少把《零八宪章》运动的成果继续下去。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零八宪章》可以因势利导，继续参与签署的人，大家进一步想应该怎样去合作，进一步的联署来影响和参与中国的民主运动（包括维权运动），然后把我们的贡献发展到极至，把我们的作用发展到极至。而不是仅仅签一个名，然后看看自己的位置排到哪号，然后就满意了。心里也清楚签个名大概也不会被抓，当然到现在为止共产党只抓了一个人，说明共产党并不准备现在就抓很多人，当然很难说会不会引蛇出动，要按共产党的说法就是：要把潜伏在内部的敌对份子都引出来，然后再一网打尽。像57年的反右运动，毛泽东玩“阳谋”，结果是造成55万知识份子遭牢狱之灾，这些惨痛的教训，在中国历史上太多了。
九八年组党运动也是这样，它让你搞得风起云涌，结果忽然有一天全国范围的民主党的领袖同时被捕，造成了中国民主运动在国内停滞了差不多十年。共产党屡屡得逞，然而民主人士好像并未反醒，在组党运动高潮的时候，互相写文章，互相吹捧，被抓了以后便不作声了，不检讨了。为什么这个运动没有这么伟大，没有搞出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人参与，没有搞成全国范围的影响，只是民运人士之间互相了解了一下的运动。现在到中国去问，中国的民主党是怎么回事，能有几个人回答得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应该看到历史的教训。今天我们看到《零八宪章》的时候千万别忘了共产党可能利用这点引蛇出洞，并不是说共党制造了这个《零八宪章》，而是肯定是有一批人想要发表这东西，而共产党知道你发表，反正也阻止不了你，那么就来个顺手牵羊、为我所用，共产党最擅长干此勾当。从大跃进到反右运动，小到人民大学的杨子利事件。连杨子利这样小事，也要政治局常委参与，也就是说共产党对反对派、异已人士是高度重视、极度恐惧的。
和平宪章也就是三百多人签名，共产党没有一个专案小组来对付这个事情吗？肯定有。比方说在哥伦比亚大学专谈《零八宪章》的研讨会上，有一个中国民主联盟的部长去参加，他给人的直觉就很奇怪，为什么呢？他在发言里明显为共党说话。这人在国内做的生意很大，有三个工厂，可以说是千万富豪，经常两边跑。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以后，那么多年基本上退出民运。西藏被镇压后，他高调地参加了一次研讨会，这次是第二次，他参加就说中国主要是司法不健全，司法要健全，中国就会向良性发展。然后就很高调的参与进来谈《零八宪章》。想想如果《零八宪章》是共产党全力打压、不想让人谈的话，这位聪明绝顶的朋友，他会来参加这样的事情吗？试想讨论法轮功的研讨会他敢来参加吗？讨论九评、三退或过渡政府的活动，他敢来参加吗？所以为什么在全国范围内只抓了刘晓波，大家有一定政治经验的话，大家想想不是有点蹊跷吗？难道共产党真的是没有能力抓那些早期签名者？而且是百分之百在国内的人，难道共产党不敢抓他们吗？难道共产党不准备抓他们吗？难道共产党真的准备走民主宪政的道路了吗？那为什么胡锦涛说他们永远不会效法西方式民主？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为什么只抓一个而不抓别的人？这些东西都要思考，目的是不让共产党牵着鼻子走，我们做事情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方式去做。就像刚才的和平宪章，我是在给和平宪章出主意，我们过渡政府总统伍凡先生还签署了和平宪章，还有很多我们过渡政府的人员都用真名、化名签署了，我们都支持。
任何一件事情，只要是针对中共专制政权的，只要是推进民主的，我们都支持、都乐见其成。但是一定要讲究策略。比方说过渡政府在前不久发表了一个声明，遭到一些人的误解，甚至公开攻击我们。有些人用化名来人身污辱，说过渡政府简直是乌合之众，从来不干事情，只会喊口号。甚至评论说：露出了狐狸尾巴，真正希望民主的人是不会推翻共产党，我们应该促进中共和中国社会走向民主转型。这不是在给共产党吹鼓呐喊吗？如果你觉得共产党可以带领中国走向民主的话，那我们就不是一条道上的人。就像当年康有为、梁启超一样的，当你暴露出来是维护清皇朝统治，然后进行君主立宪，不是需要建立共和国，那孙中山当然跟你分道扬镳了。在那之前海外华人搞不清楚，以为康梁与孙中山都是反专制、反清皇朝，后面经过一场辨论以后才清楚，孙中山是建立共和国，而康梁是建立君宪制。这样一来海外华人就一边倒地支持孙中山，在那之前多数人支持康梁，所以康梁的捐款很容易，因为他的名气比孙中山大得多，而且是体制内的红人。一直到50年代共产党把江山打下来了，在旧金山还有一个保皇会，直到康梁的子孙死了，保皇会才结束。
按照中共的法律，过渡政府的人就是阴谋颠覆中共政权。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在不能有效保护过渡政府这些中国民主力量生力军、中国民主运动脊梁的时候，我们有义务提醒他们不要用实名签名暴露身份。如果他们自己没有意识到，我们注意到了就应该提醒他们。如果不谨慎，就有可能遇到麻烦，我们为什么给自己制造那么多不必要的麻烦？我们和国内的朋友联系的时候，他们给我们发电子邮件，要提醒他们谨慎一点，不要用国内的邮箱。对来全国维权领袖讲习营听课的学员，我们都告知他们不要用真名，不要透露个人信息，提问的时候也不要说自己是那里人，发言的时候还要将声音进行变调处理，这样做就是为了国内人的安全。举一个更直接的例子，过渡政府的公民登记注册部写得很清楚，要求大家在公民登记的时候要用化名登记。“三退”运动也是这样的，我们建议他们都用化名，因为我们觉得他们在国内用真名非常危险。如果像有些人说的，我们在拆《零八宪章》的台，那岂不是在拆我们过渡政府自己的台？我们在与国内朋友联系的时候，要求国内的人即使没有海外信箱，也不要使用国内信箱，这样我们就跟他们联系不上了，没有办法帮助他们，他们也没有办法帮助我们，我们宁愿失去这个帮助，也不愿让他们暴露身份。按有些人说的，如果用真名力量更大，就一定要真名不能用化名，这个道理我们也明白。那我们是不是应该鼓励国内的人都用真名在过渡政府公民登记部注册，再让国内所有愿意为过渡政府工作的人公开身份，那样我们过渡政府至少也有成千上万的人了，这样不是显得过渡政府更有凝聚力了吗？我们不能这样做，大家都暴露了身份，过渡政府岂不是被共产党一网打尽？
这样做（鼓动用真名）是不负责任的，只要一个人无辜地、不必要地失去一天的自由，都意味着我们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因为我坐过牢，知道失去一天的自由是多么痛苦。这话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对有些人来说却是刻骨铭心的。举个例子，我从监狱里出来后，湖南一个副省长的儿子叫朱立，是湖南大学的学生。在给我接风时，为了显示他也是个有本事或者是见过世面的人，对我说：老唐啊，我也坐过监狱，我也进过看守所。我问他，你坐过多长时间。他说，一天半或者说两天。他因为打架或者什么原因被抓进看守所，因为他老爸是副省长，在监狱里谁也不敢动他。他说监狱里面很黑暗，犯人经常打架斗殴好紧张、好害怕。对他来说不管是一天半还是两天，那里面都是黑暗的。但他不知道我们有过100个、上千个一天半或两天的黑暗，所以说我对失去自由深有体会。我们没有必要让大家都付出一天半或两天自由的代价，换取过渡政府的影响力。如果一个过渡政府的地下成员抱着满腔热血签署《零八宪章》，我们都是支持的。他如果用真名签名，让共产党知道了就找他谈话，而他又没有工作经验，三两句话就暴露了，马上被关进看守所，然后再判他十年以上徒刑。因为他没有知名度，被判刑了我们都不知道，就无法营救他，他甚至会在人间消失。他也是个生命啊，他的生命与我唐柏桥、刘晓波、余浩成以及所有人是同等价值、同等珍贵的。我们这样让他付出代价当然不行，我们想到了就要提醒他们，而提醒他们就是提醒我们自己的团队避免损失。
有人给我们扣道德帽子，说我们拆《零八宪章》的台，说我们心虚，说我们是乌合之众，说我们不做事光喊口号等等。我们做的有些事情不可能让所有人都知道，举个例子来说，共产党当年的做法，我们今天可以借鉴。虽然它做的是恶事，但结果是成功的。它的地下成员，学生中的地下党员，在全国范围内呼应共产党反对国民政府发动工运、农运，发动学潮的时候，反复下发文件，要求大学中的地下党员一定不要暴露身份。理由很简单：第一、一旦暴露了身份，很多学生就不会听他们的话了，认为共产党利用学生搞学潮是为了政治目的，所以就煽动不起学潮。他们从来不喊拥护共产党的口号，而高呼喊反饥饿、反内战的口号，更具有迷惑性和煽动性，搞得国民政府疲于应付。第二、如果暴露身份，国民政府很容易把它们镇压下去，正因为不暴露身份，使得国民党搞不清楚谁是共产党员，好像遍地都是共产党员，却无从下手，所以这样共产党的斗争才能遍地开花。
我们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从策略上讲需要这种手段。如果明年民主运动来临时，就要让共产党感觉到人人都是过渡政府的地下成员，让共产党胆战心惊，让共产党的干部不知道该怎么镇压、怎么应付。因为他做的任何事情可能都会记录在案，他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可能在我们的眼皮底下，最后会遭到清算或追责，这样才能起震慑作用。否则既使实名签名达到10万，共产党根据这10万人的名字顺藤摸瓜，很容易抓到潜伏在地下的过渡政府成员。再举个更极端的例子，在国内如果有军人响应我们策反起义，如果他们也去签名了，将导致可能会成功的军事政变或者用最小的代价换来不流血的革命最终夭折。
所以我们的原则是，那些已经公开的，像余浩成等，而且在社会上受到保护和关注的，在没有太大危险的情况下，都应该去用真名签名支持《零八宪章》。这样的人在中国不算少数，可能有几万，如果这些人都用真名去签，就会形成一个集体的力量，集体的强音。而作为一个普通民众，从来没参与过任何组织或上访维权，应该给他们充分的知情权，告诉他们签署《零八宪章》有可能会有风险，让他们自由选择。古巴曾经搞过一个有十万人签名的宪章运动。民主人士在晚上把签名信从居民家的门缝塞进去，信上写得清清楚楚：在共产党的暴政下，你如果签名了，可能会有如下的后果：1、你会失去工作，2、你可能会遭到恐吓，你的电话可会遭到窃听，你的邮件可能会被侵入，3、如果你做了别的事情，可能会被共产党查出来，等等。我觉得《零八宪章》上也应该写上这几条，如果人们在都知道有风险的情况下，并愿意承担这个风险，那么就可以签上名字，为社会尽一分责任。这样做就没有任何问题，全中国人都签名的话，那就说明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否则不讲策略地让人们冒着风险去蛮干、去牺牲，结果会更糟。就像义和团那样自称刀枪不入，可是子弹一扫过来就倒下一大片，那就叫勇敢、英勇、伟大吗？那叫愚昧，是政治上的弱智。谁搞政治这么搞，就会像义和团一样闹出千年经典笑话。只有别有用心的人要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才会煽动人冒这样的风险，比如慈禧看到义和团自称刀枪不入，就赞赏汉民族多么伟大，让他们去与跟洋鬼子拼命，最后失败了为了满足洋鬼子的要求，把义和团出卖了。其实那些大臣们心里都明白，刀枪不入是假的，义和团的都是傻瓜，他们根本没把义和团当回事。义和团已经成为历史了，我们不能再重复义和团的历史。
如果我们真的要搞民主政治，就要上层次、有水平。上次我在维权培训班讲课中讲过，中国民主化运动与世界上很多国家比起来，在斗争经验、组织规模、社会资源以及社会影响力方面还相差甚远。比起缅甸的昂山素姬他们还差一大截，与南非的曼德拉、西藏的达赖喇嘛、韩国的金大中，甚至跟台湾的民进党比都差很多。我们心里要有数，不要枉自菲薄，也不要妄自尊大。我们是有希望的，因为中国民众已经觉醒了，但同时也有很艰难的路要走，因为我们在组织运作、理论建树、道德恢复方面，都有些先天不足。面对中共邪恶政权，我们很难建成一个健全的组织，很难有健康的思想，很难有较高的理论建树，在这些方面我们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
对于《零八宪章》，我们既要支持又要利用。共产党要利用这件事引蛇出洞或者搞什么阴谋，我们也要利用这个宪章。我们真诚希望签署《零八宪章》的义士们，身体力行走进民众当中去，与民众的抗暴运动结合起来，参与到民众的抗暴运动中去。哪里有抗暴运动，就到哪里去，哪怕是拍张照片，或者暗中鼓励几句，说出道理让抗暴民众明白我们的目的，都是对民主运动和维权抗暴的巨大贡献。如果这些人都走入民间，都成为维权抗暴的后援或者参谋、指挥，那么中国民主运动和维权抗暴运动将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会掀起一个新的高潮。虽然我这样讲了，但是我也知道，这些人不可能都走进维权抗暴运动中去。如果有600人走进去，就已经很好了，甚至只有60个人走进去我也不觉得奇怪。这样的现象在历史曾经出现过，1989年六四时期，学生和工人都出来的时候，知识分子还是鸦雀无声。尤其是5月20日宣布戒严以后，那些长胡子的知识分子，原来还是支持赵紫阳一派的，听说赵紫阳下去了以后，大部分都回家再也不出来了，只剩下学生在抗争。历史上这样的事太多了，我们心里很清楚。
我们现在的目的就要扭转这种局面，让民主运动成为健康的、成熟的运动，所以我们还要做很多工作。现在共产党要利用《宪章》，我们也要利用《宪章》。我建议发起和签署《零八宪章》的朋友如果认同民主宪政，也认同我们过渡政府，相信我和伍凡这些人是以一颗赤子之心追求民主的，还有一点能力去做一些事情，那你们不妨象征性地到过渡政府公民登记网页签上大名。《零八先章》不就是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的吗？难道有多少人签了名，中国就会变成宪政制度吗？我们也只是表达一种心愿，一种愿望，让大家都知道我们是追求民主的。你们如果想通了这个问题，敢于承担道义责任，为什么不可以哪怕用化名，或者更有道德勇气的使用真名在公民登记注册部签名，成为新中国公民，开展一场实实在在的公民运动呢？你们不认可过渡政府也没有关系，自己也可以建立另一个临时政府或者政党。
有人问建立临时政府对不对？我告诉他们，当然是对的。非暴力运动有198种方法，最后一种就是发动起义建立平民政府。当别的方法都使用了以后，专制政府还无动于衷时，反对派就要建立一个平民政府，争取民心与专制政府进行较量，并在国际上争取声援。就像达赖喇嘛建立流亡政府，跟共产党争声望、争资源、争影响力一样。我们的民主运动经过几十年的抗争，那么多人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难道还没有在道义上建立平民政府的资格吗？就像杨佳一样用了各种和平的办法争取不到公正时，难道他就应该永远承受侮辱吗？所以他提了“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因此他得到中国广大民众的支持。所以建立一个非暴力的平民政府，更能得到老百姓的支持。签署《零八宪章》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向中共吹响了另一个进军号。但是仅仅签署是不够的。如果签署的人中有600个人宣布组建一个和平政党，叫“零八党”或者叫“宪法党”，去协调和领导中国的维权抗暴运动，成为与维权抗暴运动同呼吸共命运的集体，那么他们的影响力一下子就超过了现在的《零八宪章》，对历史的贡献会更大。但是能不能做到这点，有没有人去做，那是另一回事。大家也不要把《零八宪章》看得太复杂、太危险，而不去签名，或者坐以待毙什么也不做了。其实恐惧是不必要。
共产党对民运人士的做法是威胁、打压加利诱。在民运里面有一部分人肯定被共产党收买了，被收买的是一些良心和道德上有欠缺的人，他们出于现实利益的考虑叛变民运。但是共产党能收买多少人呢？不可能把所有民运人士都收买了，即使收买了以前的民运人士，还会有新的民运人士涌现出来，它收买10个会出来1万。比如在湖南吉首，它把某个民运领袖收买了，可能过一段时间以后暴发某起事件，在吉首就会出现一万个民运人士，它能收买得了吗？那些在里面搅浑水的人也是一样的，它组织10个人围攻正义人士，但正义人士已经和100多个人交上了朋友，它能围攻过来吗？现在过渡政府就是这种状况。共产党找几个跳梁小丑来对付我们，我们根本不用花时间去应付他们，因为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后，在思考、在行动，此消彼长的关系很清楚。自从我们提出民众有武装抵抗暴政的权利后，全国民众不是已经行动起来了吗？
我们准备在2009年隆重庆贺中国过渡政府成立一周年，要发表一系列的文告，比如发表《零九宣言》，旗帜鲜明地吹响向中共进攻的号角。有愿意签名的，不管用化名还是真名签都可以，不愿意签名的也没有关系，只要听了我们的声音行动起来，就是对我们巨大的支持，这也是我们唯一的目的，签名不在人多。
我再强调一下，我们是一定支持《零八宪章》签名运动的，但是我们却不能满足于此。不要认为民主运动要取得成功最主要的手段就是签名运动。如果这么认为的话，就掉进了共产党的圈套，或者说是在有意无意地帮共产党的忙。现在有人借《零八宪章》打击过渡政府，就有这样的思想。举个简单的例子，1895年康有为、梁起超率领数千举人发起“公车上书”，反对《马关条约》，要求变法维新。还有一些大思想家严复、谭嗣等人在全国各地办报纸、办学堂，当时的变法维新运动风起云涌。但是搞了几年后，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还是失败了。最后慈禧太后也同意实行君主立宪制，但是清王朝被孙中山推翻了，君宪制被辛亥革命革掉了。在辛亥革命前后涌现出了一批革命志士，开始时他们的实力也很小，与几千名举人比起来简直是微不足道。当时很多人认为孙中山就是一个“乱臣贼子”、“孙大炮”，是无知狂妄之徒。99%的知识分子都攻击孙中山，比现在有些人攻击过渡政府还要厉害。但是历史的潮流并没有为举人们所扭转，一些留过学的受到西方思想影响的人追随孙中山参加同盟会，经过十几年艰苦卓绝的奋斗，建立了亚洲第一共和国。而那些参加过公车上书的人却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剩下的梁启超等几个人进入了共和国的体制里面，他们虽然都是人才，但也改变不了历史的潮流。如果当时孙中山发现公车上书影响力确实很大，自己又受到了批评，而放弃革命，放弃三民主义，去参加公车上书，肯定不会推翻满清、创建民国。孙中山不对清王朝抱有幻想，不放弃国民革命。我们现在更不能对共产党抱有任何幻想，过渡政府也主张民主革命，怎么可能让我们仅仅去签署《零八宪章》而放弃该做的事情。我们号召国内民众不要用真名签名，就有人攻击我们，难道我们就要知难而退吗？那是不可能的。
我们以史为镜，将现在与清末进行类比，就会更清醒。现在的中共比清末要腐败得多，况且它又是个邪恶的政权，这个政权比清朝坏得多。解体中共是天定的，某些人有什么理由怀疑将来民主革命不会成功？我们现在比孙中山时期也有很多有利条件，现在的国际环境比孙中山时期好得多，他那时还是个通缉犯，官府到处在追捕他。我们现在的处境很好，美国总统布什以及各国政要还与我们一起喝过茶、聊过天。我们还有和孙中山不同的地方，我们不会主动去打击改良派，而是用最温和的方法向他们谏言，向共产党发出挑战。哪怕为老百姓说一句话，做一件维权的事，我们都觉得是很有成就感。因为中共太邪恶，我们再清楚不过了。我们的许多人曾经经历过的死亡威胁和利益诱惑，只有自己心里最清楚。我经常看到在海外的一些华人，想回国被拒签回不了国，心里就在想，共产党真是太邪了。我现在面临的情况是，一方面面临着死亡的威胁，另一方面共产党还请我回去，还要给我高官做，可见共产党是多么卑鄙邪恶。
对于国内的朋友，我们会一如既往地支持你们，希望你们成为国内维权领袖。在第一次全国维权领袖讲习营上课的时候，大概有100多个人来听课，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我们希望更多的人直接参与到维权抗暴运动中来，迎接民主革命伟大时刻的到来。
问题五、唐柏桥先生对扩大《零八宪章》施展空间的建议。
唐柏桥先生：我举几个例子：第一个是南韩在1987年奥运会前风起云涌的宪政运动，那时的军事独裁者是全斗焕。全斗焕面对巨大的压力，因为他直接指挥了镇压光州起义。当时的运动领袖金大中、金泳三等人动员了数以千万计的人上街游行示威，声势远远大过89民运，每个城市都有人游行示威。他们有一个要求宪法改革的宣言，有1000多万人（占南韩1/3的人）签署。最后全斗焕授权卢泰愚主政，卢泰愚在6月29号发表宣言承诺在年底实现全国大选，在奥运之后真正实现了普选。这次运动用这种方法成功了，他的前提是不仅有1000多万人签名而且有1000多万人在街上每天行动，如罢工、堵路……这才是1000多万人的宣言能够发酵、真正对社会造成冲击、真正迫使军事独裁者下台以及变革的原因。如果说仅仅是1000多万人签名的话我相信全斗焕绝对不会就此罢休的。所以今天也一样，《零八宪章》不要说是有1000万人去签名，如果要到中国1/3的人去签名也还有很远的路要走，就算到了这一步共产党也不见得会退出历史的舞台。在这个情况下如果签了名字以后不准备做第二次行动，组织工会、农会、组织人上街、罢工、罢课、罢市、游行、抗议、堵路、瘫痪社会管理秩序、瘫痪行政机构等的话，那么中国的民主运动就不会成功。
第二个例子就讲中共1931年的宪章，该宪章开诚布公地讲要打倒蒋家王朝，赶走帝国主义。这就是一篇战前檄文，当战斗时要挑明目的才有凝聚力，真正成为一个战斗的号角。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零八宪章》需要许多补救措施，他不是一个号角而仅仅是一个愿望的表达，他没有号召人民来做什么。
我们在对待《零八宪章》、过渡政府和维权抗暴等方方面面的事情时要将几个基本概念澄清：
1、公开和秘密的关系一定要清楚。任何公开的事情都有秘密的成分。比方美国基本上所有的东西都是透明的，打仗的时候军队的人数都是公开的，但是CIA（情报系统）安插在敌人内部阵营的人永远都不会公开。
2、合法斗争和抗法斗争的道理也要清楚。国内现在很多知识分子、异议人士提出要和平、理性、合法的斗争，反对抗法斗争。但是他们忘了这些年来，他们一直在发表声明和做的事都是在支持抗法斗争，这点他们没有想清楚。合法斗争就是要合现在的法，中共现在的伪法说这个房子要拆迁了，这个人该抓了。按照伪法，这个房子就是要拆迁了，根据伪法院的裁定就是该赔偿30万或者50万，根据伪法律就是要在哪天派城管接管这个地方，如果百姓不搬走就是“违法”。国内那些主张合法斗争的人难道不支持国内的反拆迁运动么？上海的冤民大联盟80%以上就是反拆迁，他们得到整个国际社会知识分子高度的支持和认同。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就是抗法运动，根据当时英国的法律，印度人就是二等公民。南非的反种族运动是抗法运动。马金•路德金民权运动也是抗法运动。有些知识分子在鼓吹合法运动的时候又在支持抗法运动，这是前后矛盾的。
3、非暴力和抵抗的关系。非暴力运动和抵抗是不相矛盾的。甘地是主张非暴力的鼻祖，他说过我们主张的非暴力在不能有效行使或者不能达到目的之前，遭到大规模的残暴镇压时适度的、有克制的武装反抗是正当的，也是必要的。抵抗权是一切人权的保障。我重提这些事情是因为《零八宪章》回到了一些误区——只能通过请愿、上书等来维权，无原则的反对一切暴力行为。
4、改良与革命的关系。现在网上有人攻击我们过渡政府说：“真正希望中国民主的人是不希望推翻共产党的”，而我们当然要推翻共产党。言下之意就是我们现在要推翻共产党，所以我们是不希望中国民主化，是唯恐天下不乱的和不负责任的。主张民主化我们要证明两点：第一点，推翻共产党的人是要实现民主的，也可能不是。第二点，我们既要推翻共产党又要要在中国建立民主。主张民主的人是一定要推翻共产党的，理由很简单：共产党是阻碍民主进步的最大障碍，有共产党在，中国民主化永远不可能实现，这已经被历史证明了。没有一个共产国家是主动退出历史舞台的，都是经过人民的和平和激烈的革命才让它们退出历史舞台的。我们主张民主革命的人不会去反对正在从事改良运动的人，我们希望那些改良者和使用温和手段的人不要用暴力的帽子扣向我们。我们既不能蛮动，也不能畏缩。
伍凡先生总结发言：谢谢柏桥对《零八宪章》精辟的分析。今天在结束前要说的是，既然《零八宪章》已经被胡锦涛拒绝，我在此自然要问：《零八宪章》的参与者们，您们将有何后续行动？你们把修改宪法的主导权让给胡，却遭到拒绝。那么您们是否要效法当年《七七宪章》的始作俑者们，担当起修宪的主力，亲力亲为投身到这一行动中去，以主导中国的政治改革呢？这个问题就摆在您们面前，值得诸位深入思考。
至于下一步何去何从？只要是反对共产党和推动中国改革的任何行动，中国过渡政府义不容辞一定支持。考虑到便于接近大众，我是以《中国事务》主编的身份签署了《零八宪章》。虽然中国过渡政府也发表声明支持《零八宪章》，但正如柏桥刚才所言，它还是停留在30年前中国民主运动的第一个阶段。难道我们在高喊出“打到共产党”后还要把运动拉回到第一个阶段么？仅仅是签名声援已经不足以推进中国的变革，一定要有行动，要投身到维权抗暴运动中去，包括支持法轮功、支持地下教会、支持退伍军人等社会运动。这才是签名的真正意义所在，否则签名的效果会非常有限。
希望大家能自行同期录制新闻发布会的录音，以免我这里出现故障时导致资料损失。大家也可将新闻发布会的音频文件通过安全的网络渠道自行在中国大陆传播，或是通过电邮方式寄给中国过渡政府总统办公室，以便存档。
今天的中国过渡政府新闻发布会到此结束，谢谢各位网友、媒体记者以及乡亲父老，预祝您们圣诞快乐。下周将迎来2008年的岁末新闻发布会，我们会对明年将要开展的工作进行详解，并且发布中国过渡政府年终文告，展望2009年的愿景。谢谢各位，再次感谢柏桥，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中国过渡政府
Website http://www.gdzf.org Skype ID: China.government
Mail: PresidentOffice@ChinaInterimGov.orgThis e-mail address is being protected from spambots. You need JavaScript enabled to view it
1. 中国过渡政府公民注册窗口http://www.gdzf.org/dj/gmdj.php
2. 首期全国维权抗暴领袖讲习营开班: 北京时间周二/四/日晚10:00。
Skype ID:+9900827049425752.
3. 新闻发布会电子书下载地址：http://gdzf.org/cn/index.php/2008-10-28-03-04-03/cat_view/98-.html
【CP01-10031】
☆ 本次新闻发布会问题导读：
1、唐柏桥先生对2008年中国维权抗暴形势和社会发展状况的综述。
2、考虑到公民注册的严肃性，登记时能否用本人真实的姓氏或百家姓中的姓氏后缀化名？过渡政府能否提出一系列民众维权抗暴口号？
3、中国何时才能成立一个以民主、自由为目标的组织？
4、唐柏桥先生对台湾政治现状的评论。
5、《零八宪章》的历史意义及参与方式。
6、对扩大《零八宪章》施展空间的建议。
伍凡先生暖场发言：各位网友、媒体记者、全国乡亲父老你们好！今天是2008年12月19日，中国过渡政府第卅一次新闻发布会现在开始。
伍凡先生开场综述——
在过去的一周发生了一系列大事。首先，12月9日《零八宪章》公布；其次，12月18日胡锦涛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作了长篇演讲。以下针对这两件互为关联的事件展开评述。
第一、《零八宪章》由中国大陆以及海外人士联署，第一批有303人。他们非常温和地提出改革诉求，其中六项为基本理念，另外十九项是基本主张。试图模仿当年捷克斯洛伐克的《七七宪章》，但两者互有异同。《零八宪章》是囊括有政治制度、军事体制、环境保护等多方面的温和改革纲领，第一条便提出修改宪法。在它发表之后，中国过渡政府立即发表声明表示支持，我本人也多次讲话表达声援。因为该宪章旨在推动中国的民主化，在基本主张第18项中提及联邦共和：“以平等、公正的态度参与维持地区和平与发展，塑造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维护香港、澳门的自由制度。在自由民主的前提下，通过平等谈判与合作互动的方式寻求海峡两岸和解方案。以大智慧探索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可能途径和制度设计，在民主宪政的架构下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这与中国过渡政府的政治主张基本吻合。同时可见，在“八九六四”后知识分子惨遭打压，归于沉默甚至与共党同流合污的“犬儒化”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零八宪章》凸显出中国知识分子的勇气与风骨。当然，对于《零八宪章》我们还有另外一些不同的看法，稍候由柏桥先生详加阐述。
第二、胡锦涛以中共中央总书记、伪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身份在所谓“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作了近2万字的长篇讲话，其内容令我们非常失望，几乎90%的篇幅充斥废话、套话和官话，却没有一句实话。中共伪政权和中国大陆社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严重危机，可束手无策的胡锦涛还在大肆空谈所谓“十个必须”包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必须坚持党的领导”等，而对于面临的巨大危机却了了数百字一笔带过。
其中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1、胡在讲话中提到“我们深刻认识到，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可见共党意识到自己的统治地位已经动摇，一切终有尽头，暴政不可能永垂不朽。此话与一个多月前习近平在中共中央党校的讲话在意义上极为相似，此番胡又在重要集会上重申，可见起码在他二人间已达成共识，但尚不能确定是否是共党政治局中的普遍共识。如温家宝强调的是人类文化等方面的普世价值，可见他对自由、民主、人权、法制、宪政等人类普世价值的认同。这些普世价值已经被一些国家卓有成效地实践了一两百年。期间《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国际公约被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接受并遵循。中共伪政府也于1997年、1998年分别签署了两个重要的国际人权公约，全国人大于2004年通过修宪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今年又承诺制订和推行《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而这些在胡锦涛的讲话中却只字未提，足见他对人类普世价值的渺视与排斥，而且还指使伪中国社科院院长发表文章攻击温家宝。
虽然共党内斗司空见惯，但更重要的是邪党已经明确地意识到来日无多、覆灭在即。“一成不变”的弦外之音是否意味着“九成要变”？
胡锦涛在讲话中不敢正面提及《零八宪章》，但是却旁敲侧击的回应了一句自相矛盾的“狠话”——“我们需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但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其矛盾在于胡锦涛既想保持党天下苟延残喘，又试图解决中国的诸多问题，但实际却无力回天，所以只能借空话来自我壮胆，借套话来自我解嘲。
下面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观察《零八宪章》，既然胡锦涛在12月18日讲话中明确表示拒绝西方模式，就等同于变相拒绝《零八宪章》中的理念与主张。目睹这些，《零八宪章》的起草者与联署者们是否应该思考一个问题：如此温和的敦请中共政治改革，甚至将改革的主导权交由胡锦涛及其同党们。而它们还是一如既往地不屑一顾、拒绝接受。那么《零八宪章》下一步又该向何处去？我不否认大众继续参与联署会对共党造成持续压力，但我也相信仅仅依靠签字，哪怕是十万、百万人参与联署，即便胡锦涛已经真切得预感到伪政权将不保，共党也始终不会因百姓的温和签字放弃所霸占的权利。我想《零八宪章》的主导者们应该深思前行的方向。
唐柏桥先生：如何更好的在推动维权抗暴运动的同时避免陷入共党的圈套，仍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之一。期待大家与我展开互动，希望听到尖锐的质疑和不同的意见，针对《零八宪章》等问题展开辩论，也可以发表与我类似但角度不同的观点。
以下是要点述评与回答问题时间——
问题一、唐柏桥先生对2008年中国维权抗暴形势和社会发展状况的综述。
唐柏桥先生：2008年按照中共的说法是多灾多难的一年；按照全民的共识是很不平静的一年；站在我们的立场上来讲是大有作为的一年。看问题的角度各异，结论自然不同。国内百姓大多发出感叹道：“今年怎么（发生）这么多的事情？这么不平静？”年初元月雪灾；三月十四日西藏民众遭镇压，闹得全世界沸沸扬扬，达赖喇嘛得到举世称赞；之后就是四川5.12大地震；七一杨佳单刀起义；八月八号奥运会当天股市暴跌；九月份的“毒奶粉事件”；接下来就是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的维权抗暴运动；最近的《零八宪章》等等。在一年之内，发生了非常戏剧性的变化，有些是天灾，有些是人祸，有些是人的主观努力争取到的一些权利，有些是属于反抗性质的，象杨佳、贵州翁安，他们没有明确目标，求仁得人，是一种维护自己尊严的表达，并没有想达到什么政治目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今年是非常不平静的一年，温家宝也会有同感。在中国有这样的文化传统，以前有人说唐山大地震以后毛泽东就死了，无论基于何种因素，中国人都接受这种说法。在唐山大地震前后，中共三匪首也先后毙命，当年的1976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病亡。所以今年四川大地震看起来是风云突变的信号，对2009年具有某种预兆作用。但是这些事情，不管是巧合还是天意，我们要抱着一种虔诚的态度来看待将要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事情。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温家宝居然代表中共专制政权提出所谓“多难兴邦”，这是滑天下之大稽的讽刺，可以说在中国老百姓伤口上撒盐。看似好像这些是对邪党有利的，就象以往的“救灾秀”一样，以共党的话说就是“化被动为主动”。 但它们终究无法回避这些问题，全中国人都知道今年是多灾多难的一年，这么多的天灾人祸。
所以这些再次说明，明年将要发生很多事情，有很多的机会，危机就是转机。海外有些非常敏锐的中国问题观察人士，国内也有非常敏锐的政治经济学界的朋友，都已经意识到2009年可能要有大事情发生。谢国军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的最后时说，他预计2009年要有大事情发生。记者问他，什么大事情？他说不方便言明，在今天已经展开不了了，我只是想告诉你全国冲突事件频频发生，越演越烈，由此可以知道，将来可能要发生什么大事情。他的意思就说要发生一场大的政治变革或政治革命，所以这周的新闻周刊也提及此事，可能要发生比1989年规模更大的民主变革，是共产党难以应对的民主运动。这已经形成了一种共识，用邓小平的一句话讲的就是，又一次“山雨欲来风满楼”，接下来我们跟共产党就是明枪明刀的较量。这是比喻，我们当然不会对国民动枪，但也不讳言2009年将是我们跟共产党决战性的一年，因为今年已经有很多事情作蓄势铺垫。
中共以为奥运会是自己的救命稻草，没想到它还是没抓住。通过今年很多的维权抗暴运动来看，中共就是逆历史潮流在动，举两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三鹿奶粉”事件和“杨佳事件”，这是两个标志性事件。显然在杨佳审判前后，中国民众知情者对中共所谓司法的信心急剧下降，所以很多人说，杨佳的审判就是宣判了中共司法的死刑。意思就说从今以后中国人民再也不会相信共产党司法系统了，中共是一个没有任何正义的黑社会性质邪教组织。“三鹿奶粉”事件也让老百姓进一步认清了共产党是与人民为敌的，视老百姓的生命安全为草芥，中共这种草菅人命的做法暴露无遗。其中有一种最恶劣的做法就是明文规定所有的律师不能帮三鹿奶粉的受害者打官司，这开了历史的大倒车。尤其90年代后期，共产党签署了《公民与政治权力公约》和《社会文化与经济条约》以后，律师制度有所健全。国际社会、包括以前反对中共的一些人权组织，对共产党司法的所谓进步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当时很多外交界人士对中共改革报有希望。而在“三鹿奶粉”和“杨佳事件”后，曾经对中共报有的那点希望彻底破灭。因为到了今天，世人给了中共30年推行改革的机会，改到今天却发现一下又回到了“原始社会”。当中国民众面对极大不公时，中共当局居然要下文件来阻止律师帮助受害者讨还公道。这俨然已是人祸，根本不是天灾。向那些奸商、社会腐败分子讨还公道的时候，共党不但不站在受害者一边，有很多小孩子死亡或者终身伤残，对于他们的父母说难听一点就是断子绝孙了，在这种绝望的时候共产党还不让他们出这口冤气，阻止他们讨还公道，这个比伤口上撒盐还要恶劣，还要赤裸裸的明目张胆地来欺辱百姓，玷污天赋予人的基本权力。
所以说，共党违背了社会正义，背离了维护正义这一政府基本职能，走到了人民的对立面，公开与人民为敌，从这两件大事上大家已经很清楚了。网上有一片文章《最黑暗的144天》，方方面面讲的都很有道理。那144天杨佳的母亲象在人间蒸发了一般，而且令全世界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一个人被公安局带走，象在人间蒸发了144天，最后在精神病院发现了。这一系列不可思议的事情，足以说明中共是严重的玷污司法，玷污了百姓的尊严。从此角度上来看，为我们在2009年的中国掀起维权抗暴、民主化运动的高潮，并进入总决战奠定了基础。所以现在我在此对2008年的情况进行分析，一方面中共要拿奥运做救命稻草，但没抓成功；另一方面，中共做恶多端，恶果逐渐显现，之后自己又无能力去处理这些危机，所以它们只能被动挨打。
中国百姓很多人喜欢讲这样的话：中国人是很懦弱的一盘散沙，中国老百姓是明哲保身，中国的老百姓永远是对抗不了共产党的，中国的老百姓是忍气吞声的……不管是给中国的老百姓扣了多少的帽子，也不管有共产党的御用文人、特务机构制造了多少这样的帽子，可能有些是实情，但更多的是蛊惑人心的谣言，目的在于要让人民绝望、消磨抗共意志。但现在的事实是，中国民众已经起来。你说民众懦弱、一盘散沙，那为何在广州、重庆同时有上万的出租车司机罢工呢？为何有重庆几万教师同时罢课呢？为何有湖南吉首近十万人围堵伪市政府呢？为何在所谓共产党的老革命根据地——江西铜鼓县一夜之间冒出了近十万的老百姓向绿海公司讨还公道呢？为何还有甘肃陇南数万民众抗暴呢？等等，如果说中国人一盘散沙，那这些现象又当作何解释？如果说中国人是懦弱的，那你又怎么看待共产党这个暴力镇压的机器呢？如果说中国人是懦弱的，那共党的军队、警察就不是中国人吗？那它们就会不懦弱吗？难道他们能团结，民众就不能团结吗？这个问题如果再往深处想一下，我们发现共产党散布这些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所以，如果接受了共产党灌输给你的中国人是一盘散沙错误观念，那么中国人组成的警察也是懦弱的；如果觉得中国人有勇敢的一面，那民众也是勇敢的，不要把什么好的东西都往共党的身上贴，勇敢的就都是共产党，懦弱的都是民众的。所以不管你现在接受中国人是懦弱的还是勇敢的，都是维权抗暴中来的，如果是懦弱的，那警察也是懦弱的，那么要出来十个杨佳，出来一百个杨佳，那警察注定不堪一击，甚至坐以待毙。
我们前段时间担心杨佳会被共产党处死。有人提问说他会不会受到酷刑折磨，我们要不要呼吁国际社会关心他免遭酷刑？我说这担心多余，中共伪警察没有打杨佳的那个胆子。他们不敢和杨佳对视，看到他的眼睛它们可能全身发抖。因为按照中共的说法杨佳七秒钟干掉了四个伪警，当伪警靠近他进行酷刑折磨时，杨佳若以性命相搏谁不害怕？我们心里要清楚反共的人要远远多于拥共的人，现在需要我们因势利导，把民众的抗暴运动从现阶段推向一个更高的层次。
在2009年即将到来之际，我们首先回顾一下当代中国民主运动。当代中国民主运动始自1978年西单民主墙时期。当然也有人说是文革，那也是一场变相的民主运动，有些造反派提出了一些理论，但是毕竟还没有形成规模。包括四五运动，在严格意义上讲也不是一次民主运动，只是体制内不同声音的集中表达。1978年开始的运动就比较符合普世界定的民主运动的概念，如任畹町先生起草《中国人权宣言》、魏京生先生的《第五个现代化》，还有《北京之春》杂志、四五论坛、上海公民论坛等。都是符合西方或者现代意义上的民主运动理念的做法。应该说是中国民主运动至今已经30年了，期间有成果，但是没有成功。以下我们回顾其发展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主要是言论表达阶段。通过书面的形式抗议如上书、请愿、发表宣言、签名活动、体制内提建议、八大民主党派等。这属于对伪政府各种做法的不同言论表达，大多数是以愿望形式表达，少数是抗议性质表达。如方励之先生发起的要求释放魏京生先生的签名运动，直接或者间接引爆了89年民运，在国际上给89民运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氛围，从签名运动的角度讲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哪次签名运动可以超越那次。后来签名运动一直发展到今天，成为当代中国民主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以后的签名运动如90年代的《和平宪章》、95年（世界宽容年）50多个著名学者要求中共善待异议人士、99年“天安门”一代发起的签名运动等。
第二个阶段是维权行动阶段。后来民间维权运动的成功就是因为大量的维权律师介入到了维权运动中，使得民众和知识分子有机的结合起来。一个社会运动或者政治运动如果没有知识分子的广泛参与，那么运动将始终处于萌发状态，不可能真正解决社会问题。维权运动早期像莫少平等人，后来的高智晟、郭飞雄、李伯光等大量的维权律师活跃于全国各地，有些人已身陷囹圄。他们是维权运动第二个阶段的领军人物。
2008年标志着中国维权运动进入了第三个阶段，2008年的结束同时也标志第三阶段告终。这一阶段属于抗议和抗暴的阶段。以贵州瓮安为代表，人们不仅仅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或者某个群体的利益而走上街头，而且看到了共产党的邪恶、整个社会的不公、司法的不张。人们为了整个社会的公益、进步和民主化而向中共发出抗议和怒吼，甚至向中共进行绝地大反击。
第四个阶段将是民主革命阶段。这场革命将在2009年来临，我们将迎来一个民主革命的高潮。这个阶段我们不是为了维护个人的权利，而是要一劳永逸的解决所有的问题，结束共产党这个专制政权，组建民选政府。如果大家形成了共识，用一个合理的方法来促使这场民主革命早日到来，用最低成本取得最大成果，一劳永逸的解决诸如腐败、社会不公、贫富悬殊、道德堕落、生态破坏、食品问题等所有的社会问题。当然，只要由人构成的社会就永远不是一个完美的世界，但至少不会像共产党统治下人间地狱般的国寨。民主社会不会有铺天盖地的毒奶粉，数以十万计的河南艾滋病灾民将成为历史，永远不会发生政治犯和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拘禁、遭受迫害……作为中国过渡政府我们义不容辞，定当身体力行地承担起这一历史使命，促成2009年的中国巨变。
问题二、考虑到公民注册的严肃性，登记时能否用本人真实的姓氏或百家姓中的姓氏后缀化名？过渡政府能否提出一系列民众维权抗暴口号？
唐柏桥先生：这两点建议我们可以记录下来，提供给总统办公室或伍凡总统。我们可以考虑，在签名时第一个字必出自百家姓。这些都是细节问题，有时细节也决定成败。非暴力抗争运动往往就是细节决定成败的，主要是看对行动是否经过精心的策划，策划是否成功就是决定成败的关键。在同样的时代背景和同样人的情况下，如果对行动策划得成功，可能会取得很大的成果；如果策划得不成功反而会适得其反。所以我们签名时还是用前面带百家姓的字比较好，比如有些朋友用“天翻地覆”、“大胆向前”、“民主自由”等词语作为化名的话，看起来不象一个名字，化名也是名字。起一个正规的笔名也可以，这样看起来就比较好一点。刚才的这个建议很对，如果以后有机会我可以通过咱们这个平台跟大家讲一讲。但是话又说回来，如果我们能做得更好，这件事在整体上的影响倒也不是很大。
第二个建议也是非常的重要，《零八宪章》现在已出台，签名人已经很多，这是最初阶段的反抗暴政、追求民主、风险相对比较小的一种做法。如果我们因势利导，把这个签名运动推向跟共产党直接较量的前阵，动员这些签名者能更深入地投身到维权抗暴运动中去。如果签名者签名后就不管了，也不组织象吉首的维权抗暴，也对甘肃陇南的维权抗暴运动视而不见。不管是他们不敢也好，不愿意也好，只是表达了要在中国实现民主的愿望，但却不行动是远远不够的。我们为了实现这个愿望要真正行动起来。就算做些小事情，就象胡佳一样给上访的人送一件棉袄，送一盒饭，这也是鼓励他们在追求权利，也会温暖他们的心，让更多人站出来向中共讨还自己的权利。就象高智晟走到民众中去，为陕北的农民争权利；象郭飞雄走到广东农民中去，为他们提供法律援助。然后把他们团结起来，形成一股力量。这些才是我们值得去做的。但每个人的情况都有所不同，象余浩诚老先生都八十多岁了，也还要走到乡下去，这也是他能做的最高境界了，我们对他表示崇高的敬意。但是你现在年轻，二三四十岁的，象余杰，我上次还批评过他搞言论维权（既口头维权）。这么年轻，三十出头的人，应该象高智晟，胡佳一样走到民众中去，帮他们维权，但是你为啥不能去呢？怕自己的鞋弄脏了？怕艾滋病传染给自己？
所以我建议签名的朋友应该放手去做。我这人向来就是说话直来直去的，很多人跟我打一段时间交道说，我面孔长的是中国人的，但说话的方式像美国人一样直白，说话怎么这么直，这么地坦率？我说我们在这方面要跟美国人学习，学习言行举止，甚至思维方法。这样的话我们才能真正言有所行地带动中国民众走向民主，向中共争得我们的权利。否则的话，我们说一套做一套怎么能行？刚才这位朋友提到要以一系列口号来指导下一阶段中国的民主革命或者说是民主抗暴。将小溪河流引导到一起，汇百川而成滔滔奔流入海。这一点非常重要，也是民主维权领袖们的当务之急。这个签名也同样重要，多一名字，多一份力量。但是更重要的，这些民主运动的领袖们要去思考、去行动，怎么样去引导这些小溪汇集到大河？然后又如何让这些大河流向大海？然后达到我们的目的。我讲这个并非诋毁别人所做的不重要，而是说不能因为别人的事情重要我们就不表达了。也就象我们要求释放新的“政治犯”时，也不能忘了过去象高智晟，胡佳，我们要求释放高智晟，胡佳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忘了一九八九年被抓、到现在还坐牢的人，还有那么多的农民、工人在基层的维权领袖，还有贵州瓮安维权抗暴的，他们现在在哪里呢？他们的处境又如何呢？我们也要想办法去营救他们，还有四川地震中的因豆腐渣工程失去孩子的父母，现在又变成了“四川父母群”了，就象当年的“天安门母亲”一样，他们现在又有多少人被抓了呢？
问题三、中国何时才能成立一个以民主、自由为目标的组织？
唐柏桥先生：我的回答很简单，我们很早就有了这样的组织。像海外1979年以后的中国之春、中国民联等都是以自由和民主为目标的组织，而现在海外的民运组织虽然不能说是多如牛毛，但也是很多的。国内也有这样的组织，像89年的自由民主党、社会社民党、独立工会等，还有现在的泛滥联盟。在地下活动的如中国国家党，国内最近又成立了自由民主党。
我们和国内很多党派都有广泛的联系，但是我们主张那些有政党性质的领导人和成员尽量不要公开自己的真实身份，在时机成熟之前是没有必要的，尤其是那些坚定的反共政党。因为你的目标说白了就是颠覆现在的伪政权，但是按照中共的现行伪法律，这种行为就是违法的行为。如果在没有得到百姓广泛的认同和实际的支持前，或者在完全没有突破新闻封锁的情况下，如果高调地行动，最后往往就会付出一些不必要的代价，白白的牺牲掉，并且被抓了以后，也没有什么人来呼吁和营救。
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现在郭泉教授被捕，应当说他拥有广泛的人脉，他的声音也喊的非常大，现在也没有比新民党的运动规模更大的了。但是他被捕后，老百姓也好，知识分子也好，为他伸冤的声音非常微弱，微弱得让我很寒心、很难过。不得不让我重新思考很多问题，为什么一再地出现这种现象，而且这种状况到现在还没有结束。
为什么《08宪章》会有5000人签名，而声援和营救郭泉教授的人却没有5000人来签名。为什么没有5000名如《08宪章》的签名者来声援吉首、声援贵州瓮安并写出或者发表出文章来，以此来支持贵州瓮安人民的抗暴？哪怕是支持吉首人民非常平和的、非常符合现代文明抗暴模式的那种非暴力抗争。为什么没有那么多的人站出来？这里面是有问题的，这些签署《08宪章》的人的道德良知在签署时和他们昨天支持吉首抗暴运动时，他们的道德良知是不是处在同一个水平之上的，这些问题我都在思考。
郭泉被捕后这些人的道德良知为什么没有充分的体现出来？是因为他们不了解郭泉为何被捕？不了解胡佳的处境和受到的迫害？当胡佳被捕时，高智晟被捕时，这些人发出的声音是什么呢？甚至还有人诋毁他们说他们的行动太激进，这是一种有良心和道德的表现吗？在同一个人身上会发现两种不同的人格原因何在？这些问题我们都要思考，这背后还有什么其他的因素在里面呢？我现在把问题摆出来，希望大家思考，我并没有做出任何结论，我只是提出这个问题，让大家思考的范围更广，眼界更开，然后更接近正确的答案。
刚才问题里提到的组织是存在的，但为什么找不到，这就是问题的所在了。第一个原因就是中共的新闻封锁，国内有这样的组织，但因为身处险境所以没有公开；而海外也有，我们天天在宣传，拼着老命在突破中共的封锁，向国内宣传这些信息，包括宣传中国过渡政府。我们现在这么高调的宣传过渡政府，但是国内还是有很多人不知道，所以在两个星期时间也不过只是几千人注册成为了过渡政府的公民。如果国人都知道中国过渡政府的话，那注册的人不是四千、不是四万，何止四十万、四百万。大家知道了以后并来上网注册，现在这个情况是民意的一种充分表达，大家一定要清楚这一点。
第二个原因就是中共非常严厉的打压，所以就造成了大家彼此找不到。就像我说的国内那些从事维权抗暴的民主人士，谁不希望能够高调地宣传他们的组党运动？成立了政党就会希望更多的人去支持他们。但是由于中共的严厉打压，不允许异议力量和向它挑战的政治组织存在，所以为什么我们中国的民主运动搞了三十年，而很主要的民主运动领袖和骨干还停留在签名运动上呢？就是这个原因。
这些人尽量想把民运的风险降到最低，但是民众却已经走到了民运领袖的前面。比如说我们想领导和发动普通民众来参与民主运动，但结果是这些民众先起来了，伪政府的楼都烧了，连伪警察都敢打了。而民运领袖们还停留在三十年以前，就只能写个公开信什么的。被他们鼓动起来的人做的事情没有给予应有的评价，没有给予应有的肯定。民运领袖们也没有作出应有的举动参与到运动中去，同普通民众来共同承担一样的风险。
我和方励之先生个人之间没有任何的过节，我们只是见过几面，谈不上朋友。但是我必须很遗憾的讲一件事情。当年我在看守所的时候，有一天听说方励之先生到了美国之后，我就写了一篇日记，说我心情很愉快。因为我们所谓的领导人之一离开了中国到了美国，中共伪政府放了他，那就说明我们马上也要出去了，监狱干部都跑来说，唐柏桥你卷起铺盖，随时准备出去吧，但他是凭着想象说这些的。结果过了两天以后，我的起诉书却来了，我的感受就是犹如晴天霹雳般，于是我又写了另一篇日记，内容大致就是：第一我把共产党看透了；第二，我也看透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些问题，在共产党教育下的知识分子的问题。
方励之先生在87年到89年发表了很多言论，他还出了一本书叫《我们正在书写历史》，此书我看了，受到了很深的影响。他到各地做过很多的演讲，也到了湖南。而后来听了演讲、看了书的人都起来上街了，但89年以后他却反复澄清自己没有参与89运动，他不是“黑手”。他说和所谓的张丹、李丹还有什么王丹都没有关系，连天安门广场都没有去过一次。关于这个问题，我觉的作为方励之本人，作为知识分子，应该依据这些现象来做一些反思。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而在别的国家却很少发生这样的情况。
尤其像我们89的学生，现在也变成中年知识分子了。到台湾去访问的时候，台湾的小弟弟、小妹妹们问了我一个问题，说大家听说过很多学生领袖的名字，像吾尔开西、柴玲、王丹等，但好像没有听说过你，现在知道了，通过和你接触现在知道了，你说的民运那么多的事情好像不比那些人少，实话实说，好像你做的比他们多的多。所以说，只有你还是坚持住了民主运动，那些大哥哥、大姐姐当年也是领袖，那么风光、知名度很大的领袖，为什么他们现在不从事民主运动了？天安门杀了那么多人，还有他们的同学，有的现在还在坐牢，为什么不为那些同学们呼吁、为什么不为那些同学讨还公道呢？为什么来美国以后那么好的条件，读硕士、读博士、赚大钱，也不去做呢？他们都是百思不得其解。我就用一些似是而非的理由搪塞一些，我也不愿意去攻击这些学生领袖和当年的同道。我讲了一些原因，诸如人各有志什么的。像柴玲，可能是误会了，她当年可能是一时冲动，是情感的一种表达，后面感觉自己不适合从事社会变革运动，也承担不起自各方面的打压，所以她就知难而退了，她的兴趣不在这个上面是有可能的。
但是话又说回来，我的这个辩解理由是非常勉强的，因为在别的国家，为什么没有这个现象呢？一朝是学生领袖就会永远参与民主运动。就因为这个原因，很多国家民主运动一来的时候，是长胡子的中年知识分子、老年的知识分子领导运动，从来没有听说过学生领导运动的。那么大的一个89民运起来，而为什么却是学生娃娃在领导呢？
很少听到一个国家维权抗暴运动那么多，抗暴事件天天在发生，怎么就没有听到知识分子为他们说话呢？为什么不组党呢？哪怕组织工会来领导他们呢？为什么这些情况唯独发生在中国。在波兰、在捷克，还有在缅甸那么落后的国家，情况都不一样，你看去年缅甸的“袈裟革命”，那些人都是中年以上，领导者更是这样。像伊拉克、阿富汗，那些反对派运动领袖，我们接触到的人都是教授，都是知识分子，没听说几个学生是领导的核心，他们都是身体力行的。像瓦文萨领导的波兰团结工会，他们是走街串巷的、一个工厂一个工厂的去发动工人参加团结工会，而他本人也成为了团结工会的领袖。为什么在中国这种情况就凤毛麟角呢？
而且，郭泉还遭受到了很多人的中伤，就像高智晟他们的遭遇一样，这里面还不乏《08宪章》的签署者，这个又是什么现象呢？而你自己不做什么，为什么还要去中伤别人呢？现在到你自己做的时候你又把自己抬高到一种至高无上的地步，这些问题需要我们从道德上，良知上扪心自问，是什么原因？是不是个人因素考虑的太多了呢？当然我的意思也不是在中伤《08宪章》的签署者，我只是说有个人别的人，民主运动里有个别的人自己考虑太多了，我们只是指出来防患于未然。
最后一个问题：哪怕有地下组织也行。这个问题我告诉你，目前在中国以追求自由和民主为目标的地下组织，我可以这么说，那是成千上万，现在可以说是到处都是，可能就在你身边，可能就是你最好的朋友或者邻居。他们已经成立起了地下组织，很可能他已经自诩成为过渡政府的地下成员了，虽然有可能还没有和过渡政府取得联系，但是他已经自诩了。我为什么这么讲呢，我是有根据的。经常有些人和我们过渡政府联系，说他们已经活动半年了，以地下政府的责任感来承担很多的事情，推动很多事情，帮助过渡政府，帮助中国的民主运动。尽管我们还不知道他们的存在，他们却已经在做了。现在，地下组织多如牛毛，不要太担心，当哪一天中国民主运动的高潮到来的时候，我们大家都会看到，所有的一切努力都不会白费的。
问题四、唐柏桥先生对台湾政治现状的评论。
唐柏桥先生：我想讲一下台湾的问题，大家不要误解，以为我对台湾问题那么关注，台湾问题不值得那么关注，我们关注它的唯一的理由就是台湾人是华人，它的根在中国大陆，我们同文同种。台湾现在实现了民主，所以台湾应该成为未来中国民主运动乃至大陆实现民主的灯塔和楷模。但现在，台湾有些地方做的不如人意，这属于民主发展的初级阶段，它不成熟，我们就要给它指出来，为了防范将来在大陆不重蹈覆辙。这样的问题点出来，就是给那些有志从事民主运动、有志于推动中国民主变革的人听的，你们听到这种信息以后都应该有机会成为马英九、成为陈水扁，并以他们为镜子做的更好，而不要犯同样的错误。现在可以这么说，陈水扁，马英九他们都犯了错误，发展的初期都犯了错误，将来中国的民主化运动的领袖不要犯这样的错误。
陈水扁错在哪里？第一，他在执政初期，为了权利能够顺利过渡，正常得行使他的权利（因为当时在立法院国民党是多数党，民进党是少数党），他就选了国民党人唐飞任行政院院长，这种情况是非常奇怪和离谱的。作为总统要组阁时，内阁的总管居然由反对党出任，这是前所未有的情况。象奥巴马当选后，所用的基本上都是民主党人，只是象征性地留一两个共和党人，如国防部长，不可能将国务卿等重要的人员交由反对党，那样的话会给自己施政造成麻烦。所以可以说陈水扁对民主的真谛体会得比较少，他毕竟没有在西方生活过，没有体会到其中的酸甜苦辣。他是一个革命斗士，但不是一个成功的执政者。由于这种态度，之后他做了一些不太恰当的事情，比如任命唐飞；对国民党的党产、对宋楚瑜之流曾经迫害过他的人没有进行适当的追责。当时宋楚瑜是国民党秘书长，曾经参于迫害陈水扁。陈水扁就职后要清查宋楚瑜远比今天马英九清查陈水扁要容易得多，清查国民党党产来源没收他们的财产要比现在国民党清查民进党要容易多得多。数以百亿计的国民党党产大部分是非法所得，按照民主社会的观点，作为一个政党，它的党产不能和国家资源混为一谈，而国民党的党产是利用政府的行政优势获取的。我当时给他们提出建议，他们说现在自己是弱势政府，需要国民党的配合，以上是陈水扁的第一个错误。
第二个错误是他个人的私欲和贪欲，以及对太太的纵容使他堕落成为了一个腐败分子，这让中共找到了把柄对他展开了攻击。现在中共和国民党非常得逞，中共在暗暗庆贺它在台湾获得的成功。我们也承认中共在台湾问题上取得了它们期望的所谓“胜利”，可以说，马英九被中共玩弄于股掌之中。陈水扁犯的主要是以上这两个错误。
而马英九犯的错误是他在上台之前和上台之后，在道德、形象、人格上有巨大的变化，形成巨大反差，令民众非常失望甚至反感。在上台之前，马英九把自己伪装得很漂亮，一个道德君子的形象，为“非典”掉眼泪、洁身自好、一身清廉。现在突然语气一转，说达赖喇嘛来台湾不合时宜，还给中共歌功颂德，说中共的改革开放做得很成功。而之前每年都参加纪念“六四”的活动，对法轮功的维权抗暴运动高调支持。现在他再也不发表任何这方面的言论了，对很多问题的做法都变了，对陈水扁也给人公报党仇、斩尽杀绝的感觉，把党派斗争发展到了极致。
我在上次发布会上讲过，党派斗争是民主化初期的大忌。美国民主为什么二百多年发展顺利，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美国很重视并强调了党派斗争的危害性。民主社会是需要不同党派的，两党或者多党互相竞争、互相制衡和监督、但是党派发展到恶性竞争时，一党私利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会把国家引向歧途甚至混乱。目前台湾的党派斗争就已经发展到了极致。如今你到台湾去会明显感觉到，从上到下我所接触到的所有政客，都把党派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除了吕秀莲，她还稍微超脱一些。比如国民党，只要是民进党提出的法案，不管多么合理、对台湾前途多么重要，一律给予封杀；而国民党提出的，只要是对民进党选举不利的也遭全部封杀。行为做事全是以党派利益为重，以个人是否能选上为重，至于台湾民众的感受、台湾的经济发展、台湾的前途、对中共的态度是不是合理完全不在乎，这是很可怕的。
马英九完全没有意识到党派斗争的危害性，不管陈水扁有多大的错，都不能以恶劣手段对待他，不想想难道国民党能永远执政下去吗？如此下去，以后国民党下台后，民进党或其他的党派取而代之，难道没有可能马英九也会遭到陈水扁今天一样的下场，甚至更惨吗？难道你执政四年没有任何一件事被人从法律上抓到把柄吗？抓到把柄后别人也把你往死里整，在人格上极尽羞辱，到时你马英九又作何感想？中国有句古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些政客利欲熏心、私欲作怪，已经忘了我们先哲的警言，等到那一天，他会后悔莫及。所以我认为陈水扁先生和马英九先生在这些问题上要有所思考。
我正在准备给马英九先生写一封公开信，我会用非常平和的口气和建议性的风格来谈一些台湾的问题。谈党派斗争的恶化无助于台湾的发展，无助于台湾人民的利益，建议他对于陈水扁的事情能根据台湾的法律，行使总统的权力赦免陈水扁。我会在建议书上提我的理由，当年金大中是怎么赦免全斗涣的，还有陈水扁的功与过从政治的角度上怎么看等等。
对台湾问题，我就一句话，党派斗争不能再恶化下去了，那样只能让中共得逞！不管是陈水扁还是马英久，中共都不会在乎，在中共眼里他们什么都不是。我对中共太了解了，它现在是把国民党玩弄于股掌之中，这点国民党人心里要有数。
西藏流亡政府只有十几万人，却比台湾的政客们有骨气得多。达赖喇嘛在藏民大会上说，“我们对中共现在不抱幻想，我们对中国的民众还抱着很高的希望，我们对未来民主中国解决西藏问题有很充分的信心。”这话说得多有底气、多漂亮，马英九何时也说说这样的话？他说达赖喇嘛现在到台湾不合时宜会伤害多数台湾民众的利益，马英九说这个话才真正的不合时宜。达赖喇嘛到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除了极端独裁的那些国家比如和中共狼狈为奸的古巴、北韩（这些国家达赖喇嘛也不会去），其他的民主国家达赖喇嘛到哪里去都没有遭到拒绝。
我和台湾亲马英九的朋友谈的时候他们才恍然大悟。他们曾说其他国家的政客也这么做、也拒绝见达赖喇嘛啊，这是从国家利益考虑怕得罪中共而不敢见达赖喇嘛。我说你们怎么糊涂到这种程度，马英九先生忽视了一个问题，他看问题没有看细节和根本，哪一个国家，不论美国还是加拿大，曾经给达赖喇嘛拒签过？达赖喇嘛每年都到美国来，从来没有被拒签过，只是总统要不要见他或者是以什么身份见他。比如波兰总统是以一个学者、大学教授的身份见他。克林顿是装作到副总统办公室讨论问题，路过副总统办公室时见了达赖喇嘛，他们是以这种方式来回避一些政治敏感话题（虽然这种方式不是很理想）。但哪个国家总统会说达赖喇嘛到我们国家不合时宜？对我们国家民众造成伤害？达赖喇嘛是来讲法，来跟他的信徒交流的，难道这也对你们国家民众造成伤害了吗？难道也是恐怖主义行为要列入黑名单吗？马英九现在跳出来说达赖喇嘛来台湾不合时宜，拒绝达赖喇嘛入台，难道中华民国不是一个民主国家、人权国家吗？请问马英九先生难道你不是民主国家中华民国的总统吗？这些问题马英九先生都没有考虑。
再退一步说，马英九先生你凭什么讲这句话？你身为总统有必要讲这句话吗？让不让达赖喇嘛进入是入境处的事情由他们来审查，总统有这个权力吗？只有愿不愿意见达赖喇嘛。达赖喇嘛到台湾只是从宗教的角度与他的藏传佛教的信徒们做些交流、做些善事，他并没有说要见马英九，说实话，达赖喇嘛还不一定愿意见马英九。现在达赖喇嘛是世界上声望最高的人，这是人格力量。马英九的声望要与达赖喇嘛比有天壤之别。从这些事也显示出马英九在政治上有些缺失、没有水平。我把这些事情进一步指出来，以后我们大陆在民主化初期，政党斗争千万不要象今日台湾这样斗个你死我活。
问题五、《零八宪章》的历史意义及参与方式？
唐柏桥先生：《零八宪章》注定永载史册，无论签名的规模和数量，在中国社会的新闻媒体公众舆论上都造成很大的影响，实际在国际社会都已经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准。当然与《七七宪章》相比还是相差甚远，《七七宪章》公布于世之后，很快的在世界范围内，至少在西方社会里家喻户晓，人人都在谈《七七宪章》及哈维尔，因为哈维尔在此之前是有很高声望的人。《七七宪章》发表时有三个发言人，一位是前外交部长；一位是捷克最有名的哲学家之一，相当于捷克的歌德；然后是哈维尔，他之前是捷克数一数二的剧作家，很有名望。并且经过长期奋斗，已经成为无可争议的民运人士领袖。所以他们作发言人，发起了两百多人签名，后面陆陆续续的很多人相继签名。这三人就成了民运领袖，在以后他们三个发表的一系列言论和谴责当局、指出社会执政弊端的一系列文告，都是以宪章的名义发表的。我也希望《零八宪章》能达到类似效果，而不是单纯的一次性签名。
《零八宪章》在操作程序上有一个纰漏，它没有设立代言人或者代表，这样从程序上讲是不严谨的。比如我签署了《零八宪章》，我同意宪章里的精神，可并不代表我同意第二个声明，哪怕只同意声明里的一个措施，我也可能会拒签。比方说刘晓波被捕后，有些人发表了一个签署者的声明，或者若以后还发表东西，从西方的角度上尊重每个人的名誉权，这是不合理的。现在说《零八宪章》里的签署者同意第二个文件、第三个文件，这不就是强加给我了吗？在西方里讲就不尊重我的人权。但是《七七宪章》在第一批签署的两百多人和后面的签署人，在上面写得很清楚，就是授权哈维尔和其他两人作为他们的代言人或发言人，以后他们可以不需经过授权就可以在重大问题上以集体签署的名义对外发言，和写其他文告，大家没有争议地在程序上就过关，这相当于共产党的人大代表。西方的议会是一样的，如果被大家选上当议员以后，在当选的两年或三年里，我就代表这个选区行使权利，不需要每件事情都询问选民，如果大家有意见就可向办公室反映或者罢免。所以在程序上讲，《零八宪章》出现纰漏。当然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大家也可以在网络上搞个公推，公推两三个人来做代言人。但如果未公推前，发表文告时我建议就不能以《零八宪章》集体签署的名义发表，要发表的时候就要重新签署一次了，要不这样的话，就属于盗用了别人的名义了。《零八宪章》有它伟大的历史意义，也造成很大的影响力，但在操作上还有需要注意的地方。
《零八宪章》讲出了民主常识，表达了中国知识份子普遍希望中国走向自由民主宪政的心愿，通过这种签名的方式表达出来，这是很积极的倡议。按照杨建利说的用真名签名的意义，也阐述了大家通过这种方式表达有很大的力量，这无可厚非。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上讲，与《七七宪章》相比，它也有个重大的缺失。我不是说起草人和签署人，我是说出这个现状，就是它缺乏并回避对当权的独裁政权开火的勇气与决心。
比如《七七宪章》开宗明义地说，现在捷克签署《赫尔辛基宣言》，该宣言是关于欧洲人权的一个宣言，你既然签署了，那么我就必须告诉你遵守。为什么要求你遵守呢？因为你过去没有遵守。然后列出哪条遵守，哪条没做好，什么原因造成老百姓没有自由的生活环境？大家也给指出来，是因为共产制度造成社会堕落、人心不古等等，非常清楚的把线条勾勒出来。所以要解决问题的根源，让每个人都意识到道德的力量，然后要想这个道德从正，必须从社会结构上进行调整，否则找不到根源的话，这个社会只会一直堕落下去。而《七七宪章》指明了这点。至于说未来要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它非常简单的几句话：人民可以畅所欲言、自由自在，不再是一个封闭的社会。而这几句话在《零八宪章》里占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篇幅，表达主张也好、其它理念也好，这些用五句话也可以概括：自由、民主、人权、宪政、法治。
所以，《零八宪章》如果多引用现在的时事，比如“三鹿奶粉”是如何造成的，社会贫富不公，腐败横行到如此地步，其根源在哪里。如果不把这些问题解决，中国是无法实行宪政的，中国社会里“三鹿奶粉”事件是无法避免的，老百姓是不可能生活在一个真实的、敢于说真话的一个环境中，也就是不可能生活在一个幸福的环境里。如果把这些问题点出来了，甚至于点出来说必须要求中共三年之内还政于民，这个是实在的大潮，共产党不可能再活太长时间。如果能跟得上时代的脉搏，跟得上老百姓的心愿，讲出老百姓的心声，讲出老百姓更具体的诉求，那么这个宪章就有更大的历史意义和更具有战斗性或实效性，或在民主历史上发挥的作用更大，甚至能造就一个政治团体。当然《零八宪章》不是一个政治团体，它就是一个宣言签署。如果后面没有其他人作出一个后续的动作或反映，那么这个事情可能就会成为历史，这样我觉得很遗憾。因为大家都花了那么大的力气，也有些人作出了牺牲，付出了代价，也有人被捕、被监控、被谈话，如果只是产生一次性的新闻效应，我觉得是不够的，哪怕像89年，或建立一个组织，至少把《零八宪章》运动的成果继续下去。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零八宪章》可以因势利导，继续参与签署的人，大家进一步想应该怎样去合作，进一步的联署来影响和参与中国的民主运动（包括维权运动），然后把我们的贡献发展到极至，把我们的作用发展到极至。而不是仅仅签一个名，然后看看自己的位置排到哪号，然后就满意了。心里也清楚签个名大概也不会被抓，当然到现在为止共产党只抓了一个人，说明共产党并不准备现在就抓很多人，当然很难说会不会引蛇出动，要按共产党的说法就是：要把潜伏在内部的敌对份子都引出来，然后再一网打尽。像57年的反右运动，毛泽东玩“阳谋”，结果是造成55万知识份子遭牢狱之灾，这些惨痛的教训，在中国历史上太多了。
九八年组党运动也是这样，它让你搞得风起云涌，结果忽然有一天全国范围的民主党的领袖同时被捕，造成了中国民主运动在国内停滞了差不多十年。共产党屡屡得逞，然而民主人士好像并未反醒，在组党运动高潮的时候，互相写文章，互相吹捧，被抓了以后便不作声了，不检讨了。为什么这个运动没有这么伟大，没有搞出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人参与，没有搞成全国范围的影响，只是民运人士之间互相了解了一下的运动。现在到中国去问，中国的民主党是怎么回事，能有几个人回答得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应该看到历史的教训。今天我们看到《零八宪章》的时候千万别忘了共产党可能利用这点引蛇出洞，并不是说共党制造了这个《零八宪章》，而是肯定是有一批人想要发表这东西，而共产党知道你发表，反正也阻止不了你，那么就来个顺手牵羊、为我所用，共产党最擅长干此勾当。从大跃进到反右运动，小到人民大学的杨子利事件。连杨子利这样小事，也要政治局常委参与，也就是说共产党对反对派、异已人士是高度重视、极度恐惧的。
和平宪章也就是三百多人签名，共产党没有一个专案小组来对付这个事情吗？肯定有。比方说在哥伦比亚大学专谈《零八宪章》的研讨会上，有一个中国民主联盟的部长去参加，他给人的直觉就很奇怪，为什么呢？他在发言里明显为共党说话。这人在国内做的生意很大，有三个工厂，可以说是千万富豪，经常两边跑。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以后，那么多年基本上退出民运。西藏被镇压后，他高调地参加了一次研讨会，这次是第二次，他参加就说中国主要是司法不健全，司法要健全，中国就会向良性发展。然后就很高调的参与进来谈《零八宪章》。想想如果《零八宪章》是共产党全力打压、不想让人谈的话，这位聪明绝顶的朋友，他会来参加这样的事情吗？试想讨论法轮功的研讨会他敢来参加吗？讨论九评、三退或过渡政府的活动，他敢来参加吗？所以为什么在全国范围内只抓了刘晓波，大家有一定政治经验的话，大家想想不是有点蹊跷吗？难道共产党真的是没有能力抓那些早期签名者？而且是百分之百在国内的人，难道共产党不敢抓他们吗？难道共产党不准备抓他们吗？难道共产党真的准备走民主宪政的道路了吗？那为什么胡锦涛说他们永远不会效法西方式民主？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为什么只抓一个而不抓别的人？这些东西都要思考，目的是不让共产党牵着鼻子走，我们做事情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方式去做。就像刚才的和平宪章，我是在给和平宪章出主意，我们过渡政府总统伍凡先生还签署了和平宪章，还有很多我们过渡政府的人员都用真名、化名签署了，我们都支持。
任何一件事情，只要是针对中共专制政权的，只要是推进民主的，我们都支持、都乐见其成。但是一定要讲究策略。比方说过渡政府在前不久发表了一个声明，遭到一些人的误解，甚至公开攻击我们。有些人用化名来人身污辱，说过渡政府简直是乌合之众，从来不干事情，只会喊口号。甚至评论说：露出了狐狸尾巴，真正希望民主的人是不会推翻共产党，我们应该促进中共和中国社会走向民主转型。这不是在给共产党吹鼓呐喊吗？如果你觉得共产党可以带领中国走向民主的话，那我们就不是一条道上的人。就像当年康有为、梁启超一样的，当你暴露出来是维护清皇朝统治，然后进行君主立宪，不是需要建立共和国，那孙中山当然跟你分道扬镳了。在那之前海外华人搞不清楚，以为康梁与孙中山都是反专制、反清皇朝，后面经过一场辨论以后才清楚，孙中山是建立共和国，而康梁是建立君宪制。这样一来海外华人就一边倒地支持孙中山，在那之前多数人支持康梁，所以康梁的捐款很容易，因为他的名气比孙中山大得多，而且是体制内的红人。一直到50年代共产党把江山打下来了，在旧金山还有一个保皇会，直到康梁的子孙死了，保皇会才结束。
按照中共的法律，过渡政府的人就是阴谋颠覆中共政权。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在不能有效保护过渡政府这些中国民主力量生力军、中国民主运动脊梁的时候，我们有义务提醒他们不要用实名签名暴露身份。如果他们自己没有意识到，我们注意到了就应该提醒他们。如果不谨慎，就有可能遇到麻烦，我们为什么给自己制造那么多不必要的麻烦？我们和国内的朋友联系的时候，他们给我们发电子邮件，要提醒他们谨慎一点，不要用国内的邮箱。对来全国维权领袖讲习营听课的学员，我们都告知他们不要用真名，不要透露个人信息，提问的时候也不要说自己是那里人，发言的时候还要将声音进行变调处理，这样做就是为了国内人的安全。举一个更直接的例子，过渡政府的公民登记注册部写得很清楚，要求大家在公民登记的时候要用化名登记。“三退”运动也是这样的，我们建议他们都用化名，因为我们觉得他们在国内用真名非常危险。如果像有些人说的，我们在拆《零八宪章》的台，那岂不是在拆我们过渡政府自己的台？我们在与国内朋友联系的时候，要求国内的人即使没有海外信箱，也不要使用国内信箱，这样我们就跟他们联系不上了，没有办法帮助他们，他们也没有办法帮助我们，我们宁愿失去这个帮助，也不愿让他们暴露身份。按有些人说的，如果用真名力量更大，就一定要真名不能用化名，这个道理我们也明白。那我们是不是应该鼓励国内的人都用真名在过渡政府公民登记部注册，再让国内所有愿意为过渡政府工作的人公开身份，那样我们过渡政府至少也有成千上万的人了，这样不是显得过渡政府更有凝聚力了吗？我们不能这样做，大家都暴露了身份，过渡政府岂不是被共产党一网打尽？
这样做（鼓动用真名）是不负责任的，只要一个人无辜地、不必要地失去一天的自由，都意味着我们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因为我坐过牢，知道失去一天的自由是多么痛苦。这话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对有些人来说却是刻骨铭心的。举个例子，我从监狱里出来后，湖南一个副省长的儿子叫朱立，是湖南大学的学生。在给我接风时，为了显示他也是个有本事或者是见过世面的人，对我说：老唐啊，我也坐过监狱，我也进过看守所。我问他，你坐过多长时间。他说，一天半或者说两天。他因为打架或者什么原因被抓进看守所，因为他老爸是副省长，在监狱里谁也不敢动他。他说监狱里面很黑暗，犯人经常打架斗殴好紧张、好害怕。对他来说不管是一天半还是两天，那里面都是黑暗的。但他不知道我们有过100个、上千个一天半或两天的黑暗，所以说我对失去自由深有体会。我们没有必要让大家都付出一天半或两天自由的代价，换取过渡政府的影响力。如果一个过渡政府的地下成员抱着满腔热血签署《零八宪章》，我们都是支持的。他如果用真名签名，让共产党知道了就找他谈话，而他又没有工作经验，三两句话就暴露了，马上被关进看守所，然后再判他十年以上徒刑。因为他没有知名度，被判刑了我们都不知道，就无法营救他，他甚至会在人间消失。他也是个生命啊，他的生命与我唐柏桥、刘晓波、余浩成以及所有人是同等价值、同等珍贵的。我们这样让他付出代价当然不行，我们想到了就要提醒他们，而提醒他们就是提醒我们自己的团队避免损失。
有人给我们扣道德帽子，说我们拆《零八宪章》的台，说我们心虚，说我们是乌合之众，说我们不做事光喊口号等等。我们做的有些事情不可能让所有人都知道，举个例子来说，共产党当年的做法，我们今天可以借鉴。虽然它做的是恶事，但结果是成功的。它的地下成员，学生中的地下党员，在全国范围内呼应共产党反对国民政府发动工运、农运，发动学潮的时候，反复下发文件，要求大学中的地下党员一定不要暴露身份。理由很简单：第一、一旦暴露了身份，很多学生就不会听他们的话了，认为共产党利用学生搞学潮是为了政治目的，所以就煽动不起学潮。他们从来不喊拥护共产党的口号，而高呼喊反饥饿、反内战的口号，更具有迷惑性和煽动性，搞得国民政府疲于应付。第二、如果暴露身份，国民政府很容易把它们镇压下去，正因为不暴露身份，使得国民党搞不清楚谁是共产党员，好像遍地都是共产党员，却无从下手，所以这样共产党的斗争才能遍地开花。
我们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从策略上讲需要这种手段。如果明年民主运动来临时，就要让共产党感觉到人人都是过渡政府的地下成员，让共产党胆战心惊，让共产党的干部不知道该怎么镇压、怎么应付。因为他做的任何事情可能都会记录在案，他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可能在我们的眼皮底下，最后会遭到清算或追责，这样才能起震慑作用。否则既使实名签名达到10万，共产党根据这10万人的名字顺藤摸瓜，很容易抓到潜伏在地下的过渡政府成员。再举个更极端的例子，在国内如果有军人响应我们策反起义，如果他们也去签名了，将导致可能会成功的军事政变或者用最小的代价换来不流血的革命最终夭折。
所以我们的原则是，那些已经公开的，像余浩成等，而且在社会上受到保护和关注的，在没有太大危险的情况下，都应该去用真名签名支持《零八宪章》。这样的人在中国不算少数，可能有几万，如果这些人都用真名去签，就会形成一个集体的力量，集体的强音。而作为一个普通民众，从来没参与过任何组织或上访维权，应该给他们充分的知情权，告诉他们签署《零八宪章》有可能会有风险，让他们自由选择。古巴曾经搞过一个有十万人签名的宪章运动。民主人士在晚上把签名信从居民家的门缝塞进去，信上写得清清楚楚：在共产党的暴政下，你如果签名了，可能会有如下的后果：1、你会失去工作，2、你可能会遭到恐吓，你的电话可会遭到窃听，你的邮件可能会被侵入，3、如果你做了别的事情，可能会被共产党查出来，等等。我觉得《零八宪章》上也应该写上这几条，如果人们在都知道有风险的情况下，并愿意承担这个风险，那么就可以签上名字，为社会尽一分责任。这样做就没有任何问题，全中国人都签名的话，那就说明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否则不讲策略地让人们冒着风险去蛮干、去牺牲，结果会更糟。就像义和团那样自称刀枪不入，可是子弹一扫过来就倒下一大片，那就叫勇敢、英勇、伟大吗？那叫愚昧，是政治上的弱智。谁搞政治这么搞，就会像义和团一样闹出千年经典笑话。只有别有用心的人要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才会煽动人冒这样的风险，比如慈禧看到义和团自称刀枪不入，就赞赏汉民族多么伟大，让他们去与跟洋鬼子拼命，最后失败了为了满足洋鬼子的要求，把义和团出卖了。其实那些大臣们心里都明白，刀枪不入是假的，义和团的都是傻瓜，他们根本没把义和团当回事。义和团已经成为历史了，我们不能再重复义和团的历史。
如果我们真的要搞民主政治，就要上层次、有水平。上次我在维权培训班讲课中讲过，中国民主化运动与世界上很多国家比起来，在斗争经验、组织规模、社会资源以及社会影响力方面还相差甚远。比起缅甸的昂山素姬他们还差一大截，与南非的曼德拉、西藏的达赖喇嘛、韩国的金大中，甚至跟台湾的民进党比都差很多。我们心里要有数，不要枉自菲薄，也不要妄自尊大。我们是有希望的，因为中国民众已经觉醒了，但同时也有很艰难的路要走，因为我们在组织运作、理论建树、道德恢复方面，都有些先天不足。面对中共邪恶政权，我们很难建成一个健全的组织，很难有健康的思想，很难有较高的理论建树，在这些方面我们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
对于《零八宪章》，我们既要支持又要利用。共产党要利用这件事引蛇出洞或者搞什么阴谋，我们也要利用这个宪章。我们真诚希望签署《零八宪章》的义士们，身体力行走进民众当中去，与民众的抗暴运动结合起来，参与到民众的抗暴运动中去。哪里有抗暴运动，就到哪里去，哪怕是拍张照片，或者暗中鼓励几句，说出道理让抗暴民众明白我们的目的，都是对民主运动和维权抗暴的巨大贡献。如果这些人都走入民间，都成为维权抗暴的后援或者参谋、指挥，那么中国民主运动和维权抗暴运动将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会掀起一个新的高潮。虽然我这样讲了，但是我也知道，这些人不可能都走进维权抗暴运动中去。如果有600人走进去，就已经很好了，甚至只有60个人走进去我也不觉得奇怪。这样的现象在历史曾经出现过，1989年六四时期，学生和工人都出来的时候，知识分子还是鸦雀无声。尤其是5月20日宣布戒严以后，那些长胡子的知识分子，原来还是支持赵紫阳一派的，听说赵紫阳下去了以后，大部分都回家再也不出来了，只剩下学生在抗争。历史上这样的事太多了，我们心里很清楚。
我们现在的目的就要扭转这种局面，让民主运动成为健康的、成熟的运动，所以我们还要做很多工作。现在共产党要利用《宪章》，我们也要利用《宪章》。我建议发起和签署《零八宪章》的朋友如果认同民主宪政，也认同我们过渡政府，相信我和伍凡这些人是以一颗赤子之心追求民主的，还有一点能力去做一些事情，那你们不妨象征性地到过渡政府公民登记网页签上大名。《零八先章》不就是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的吗？难道有多少人签了名，中国就会变成宪政制度吗？我们也只是表达一种心愿，一种愿望，让大家都知道我们是追求民主的。你们如果想通了这个问题，敢于承担道义责任，为什么不可以哪怕用化名，或者更有道德勇气的使用真名在公民登记注册部签名，成为新中国公民，开展一场实实在在的公民运动呢？你们不认可过渡政府也没有关系，自己也可以建立另一个临时政府或者政党。
有人问建立临时政府对不对？我告诉他们，当然是对的。非暴力运动有198种方法，最后一种就是发动起义建立平民政府。当别的方法都使用了以后，专制政府还无动于衷时，反对派就要建立一个平民政府，争取民心与专制政府进行较量，并在国际上争取声援。就像达赖喇嘛建立流亡政府，跟共产党争声望、争资源、争影响力一样。我们的民主运动经过几十年的抗争，那么多人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难道还没有在道义上建立平民政府的资格吗？就像杨佳一样用了各种和平的办法争取不到公正时，难道他就应该永远承受侮辱吗？所以他提了“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因此他得到中国广大民众的支持。所以建立一个非暴力的平民政府，更能得到老百姓的支持。签署《零八宪章》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向中共吹响了另一个进军号。但是仅仅签署是不够的。如果签署的人中有600个人宣布组建一个和平政党，叫“零八党”或者叫“宪法党”，去协调和领导中国的维权抗暴运动，成为与维权抗暴运动同呼吸共命运的集体，那么他们的影响力一下子就超过了现在的《零八宪章》，对历史的贡献会更大。但是能不能做到这点，有没有人去做，那是另一回事。大家也不要把《零八宪章》看得太复杂、太危险，而不去签名，或者坐以待毙什么也不做了。其实恐惧是不必要。
共产党对民运人士的做法是威胁、打压加利诱。在民运里面有一部分人肯定被共产党收买了，被收买的是一些良心和道德上有欠缺的人，他们出于现实利益的考虑叛变民运。但是共产党能收买多少人呢？不可能把所有民运人士都收买了，即使收买了以前的民运人士，还会有新的民运人士涌现出来，它收买10个会出来1万。比如在湖南吉首，它把某个民运领袖收买了，可能过一段时间以后暴发某起事件，在吉首就会出现一万个民运人士，它能收买得了吗？那些在里面搅浑水的人也是一样的，它组织10个人围攻正义人士，但正义人士已经和100多个人交上了朋友，它能围攻过来吗？现在过渡政府就是这种状况。共产党找几个跳梁小丑来对付我们，我们根本不用花时间去应付他们，因为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后，在思考、在行动，此消彼长的关系很清楚。自从我们提出民众有武装抵抗暴政的权利后，全国民众不是已经行动起来了吗？
我们准备在2009年隆重庆贺中国过渡政府成立一周年，要发表一系列的文告，比如发表《零九宣言》，旗帜鲜明地吹响向中共进攻的号角。有愿意签名的，不管用化名还是真名签都可以，不愿意签名的也没有关系，只要听了我们的声音行动起来，就是对我们巨大的支持，这也是我们唯一的目的，签名不在人多。
我再强调一下，我们是一定支持《零八宪章》签名运动的，但是我们却不能满足于此。不要认为民主运动要取得成功最主要的手段就是签名运动。如果这么认为的话，就掉进了共产党的圈套，或者说是在有意无意地帮共产党的忙。现在有人借《零八宪章》打击过渡政府，就有这样的思想。举个简单的例子，1895年康有为、梁起超率领数千举人发起“公车上书”，反对《马关条约》，要求变法维新。还有一些大思想家严复、谭嗣等人在全国各地办报纸、办学堂，当时的变法维新运动风起云涌。但是搞了几年后，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还是失败了。最后慈禧太后也同意实行君主立宪制，但是清王朝被孙中山推翻了，君宪制被辛亥革命革掉了。在辛亥革命前后涌现出了一批革命志士，开始时他们的实力也很小，与几千名举人比起来简直是微不足道。当时很多人认为孙中山就是一个“乱臣贼子”、“孙大炮”，是无知狂妄之徒。99%的知识分子都攻击孙中山，比现在有些人攻击过渡政府还要厉害。但是历史的潮流并没有为举人们所扭转，一些留过学的受到西方思想影响的人追随孙中山参加同盟会，经过十几年艰苦卓绝的奋斗，建立了亚洲第一共和国。而那些参加过公车上书的人却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剩下的梁启超等几个人进入了共和国的体制里面，他们虽然都是人才，但也改变不了历史的潮流。如果当时孙中山发现公车上书影响力确实很大，自己又受到了批评，而放弃革命，放弃三民主义，去参加公车上书，肯定不会推翻满清、创建民国。孙中山不对清王朝抱有幻想，不放弃国民革命。我们现在更不能对共产党抱有任何幻想，过渡政府也主张民主革命，怎么可能让我们仅仅去签署《零八宪章》而放弃该做的事情。我们号召国内民众不要用真名签名，就有人攻击我们，难道我们就要知难而退吗？那是不可能的。
我们以史为镜，将现在与清末进行类比，就会更清醒。现在的中共比清末要腐败得多，况且它又是个邪恶的政权，这个政权比清朝坏得多。解体中共是天定的，某些人有什么理由怀疑将来民主革命不会成功？我们现在比孙中山时期也有很多有利条件，现在的国际环境比孙中山时期好得多，他那时还是个通缉犯，官府到处在追捕他。我们现在的处境很好，美国总统布什以及各国政要还与我们一起喝过茶、聊过天。我们还有和孙中山不同的地方，我们不会主动去打击改良派，而是用最温和的方法向他们谏言，向共产党发出挑战。哪怕为老百姓说一句话，做一件维权的事，我们都觉得是很有成就感。因为中共太邪恶，我们再清楚不过了。我们的许多人曾经经历过的死亡威胁和利益诱惑，只有自己心里最清楚。我经常看到在海外的一些华人，想回国被拒签回不了国，心里就在想，共产党真是太邪了。我现在面临的情况是，一方面面临着死亡的威胁，另一方面共产党还请我回去，还要给我高官做，可见共产党是多么卑鄙邪恶。
对于国内的朋友，我们会一如既往地支持你们，希望你们成为国内维权领袖。在第一次全国维权领袖讲习营上课的时候，大概有100多个人来听课，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我们希望更多的人直接参与到维权抗暴运动中来，迎接民主革命伟大时刻的到来。
问题五、唐柏桥先生对扩大《零八宪章》施展空间的建议。
唐柏桥先生：我举几个例子：第一个是南韩在1987年奥运会前风起云涌的宪政运动，那时的军事独裁者是全斗焕。全斗焕面对巨大的压力，因为他直接指挥了镇压光州起义。当时的运动领袖金大中、金泳三等人动员了数以千万计的人上街游行示威，声势远远大过89民运，每个城市都有人游行示威。他们有一个要求宪法改革的宣言，有1000多万人（占南韩1/3的人）签署。最后全斗焕授权卢泰愚主政，卢泰愚在6月29号发表宣言承诺在年底实现全国大选，在奥运之后真正实现了普选。这次运动用这种方法成功了，他的前提是不仅有1000多万人签名而且有1000多万人在街上每天行动，如罢工、堵路……这才是1000多万人的宣言能够发酵、真正对社会造成冲击、真正迫使军事独裁者下台以及变革的原因。如果说仅仅是1000多万人签名的话我相信全斗焕绝对不会就此罢休的。所以今天也一样，《零八宪章》不要说是有1000万人去签名，如果要到中国1/3的人去签名也还有很远的路要走，就算到了这一步共产党也不见得会退出历史的舞台。在这个情况下如果签了名字以后不准备做第二次行动，组织工会、农会、组织人上街、罢工、罢课、罢市、游行、抗议、堵路、瘫痪社会管理秩序、瘫痪行政机构等的话，那么中国的民主运动就不会成功。
第二个例子就讲中共1931年的宪章，该宪章开诚布公地讲要打倒蒋家王朝，赶走帝国主义。这就是一篇战前檄文，当战斗时要挑明目的才有凝聚力，真正成为一个战斗的号角。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零八宪章》需要许多补救措施，他不是一个号角而仅仅是一个愿望的表达，他没有号召人民来做什么。
我们在对待《零八宪章》、过渡政府和维权抗暴等方方面面的事情时要将几个基本概念澄清：
1、公开和秘密的关系一定要清楚。任何公开的事情都有秘密的成分。比方美国基本上所有的东西都是透明的，打仗的时候军队的人数都是公开的，但是CIA（情报系统）安插在敌人内部阵营的人永远都不会公开。
2、合法斗争和抗法斗争的道理也要清楚。国内现在很多知识分子、异议人士提出要和平、理性、合法的斗争，反对抗法斗争。但是他们忘了这些年来，他们一直在发表声明和做的事都是在支持抗法斗争，这点他们没有想清楚。合法斗争就是要合现在的法，中共现在的伪法说这个房子要拆迁了，这个人该抓了。按照伪法，这个房子就是要拆迁了，根据伪法院的裁定就是该赔偿30万或者50万，根据伪法律就是要在哪天派城管接管这个地方，如果百姓不搬走就是“违法”。国内那些主张合法斗争的人难道不支持国内的反拆迁运动么？上海的冤民大联盟80%以上就是反拆迁，他们得到整个国际社会知识分子高度的支持和认同。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就是抗法运动，根据当时英国的法律，印度人就是二等公民。南非的反种族运动是抗法运动。马金•路德金民权运动也是抗法运动。有些知识分子在鼓吹合法运动的时候又在支持抗法运动，这是前后矛盾的。
3、非暴力和抵抗的关系。非暴力运动和抵抗是不相矛盾的。甘地是主张非暴力的鼻祖，他说过我们主张的非暴力在不能有效行使或者不能达到目的之前，遭到大规模的残暴镇压时适度的、有克制的武装反抗是正当的，也是必要的。抵抗权是一切人权的保障。我重提这些事情是因为《零八宪章》回到了一些误区——只能通过请愿、上书等来维权，无原则的反对一切暴力行为。
4、改良与革命的关系。现在网上有人攻击我们过渡政府说：“真正希望中国民主的人是不希望推翻共产党的”，而我们当然要推翻共产党。言下之意就是我们现在要推翻共产党，所以我们是不希望中国民主化，是唯恐天下不乱的和不负责任的。主张民主化我们要证明两点：第一点，推翻共产党的人是要实现民主的，也可能不是。第二点，我们既要推翻共产党又要要在中国建立民主。主张民主的人是一定要推翻共产党的，理由很简单：共产党是阻碍民主进步的最大障碍，有共产党在，中国民主化永远不可能实现，这已经被历史证明了。没有一个共产国家是主动退出历史舞台的，都是经过人民的和平和激烈的革命才让它们退出历史舞台的。我们主张民主革命的人不会去反对正在从事改良运动的人，我们希望那些改良者和使用温和手段的人不要用暴力的帽子扣向我们。我们既不能蛮动，也不能畏缩。
伍凡先生总结发言：谢谢柏桥对《零八宪章》精辟的分析。今天在结束前要说的是，既然《零八宪章》已经被胡锦涛拒绝，我在此自然要问：《零八宪章》的参与者们，您们将有何后续行动？你们把修改宪法的主导权让给胡，却遭到拒绝。那么您们是否要效法当年《七七宪章》的始作俑者们，担当起修宪的主力，亲力亲为投身到这一行动中去，以主导中国的政治改革呢？这个问题就摆在您们面前，值得诸位深入思考。
至于下一步何去何从？只要是反对共产党和推动中国改革的任何行动，中国过渡政府义不容辞一定支持。考虑到便于接近大众，我是以《中国事务》主编的身份签署了《零八宪章》。虽然中国过渡政府也发表声明支持《零八宪章》，但正如柏桥刚才所言，它还是停留在30年前中国民主运动的第一个阶段。难道我们在高喊出“打到共产党”后还要把运动拉回到第一个阶段么？仅仅是签名声援已经不足以推进中国的变革，一定要有行动，要投身到维权抗暴运动中去，包括支持法轮功、支持地下教会、支持退伍军人等社会运动。这才是签名的真正意义所在，否则签名的效果会非常有限。
希望大家能自行同期录制新闻发布会的录音，以免我这里出现故障时导致资料损失。大家也可将新闻发布会的音频文件通过安全的网络渠道自行在中国大陆传播，或是通过电邮方式寄给中国过渡政府总统办公室，以便存档。
今天的中国过渡政府新闻发布会到此结束，谢谢各位网友、媒体记者以及乡亲父老，预祝您们圣诞快乐。下周将迎来2008年的岁末新闻发布会，我们会对明年将要开展的工作进行详解，并且发布中国过渡政府年终文告，展望2009年的愿景。谢谢各位，再次感谢柏桥，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中国过渡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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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首期全国维权抗暴领袖讲习营开班: 北京时间周二/四/日晚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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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7 21: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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