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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6日，中国人民大学女博士董某跳楼自杀身亡，一时哗然。在董某的家乡山西，在她生活过的山西某高校，女博士的生存现实问题，成了人们关注的热点……
据山西省教育厅的统计显示，2005年，山西省内高校在校博士研究生1150人，而在省外就读的山西籍博士人数远远高于此数字。一位博士生导师称，在文科类专业，女博士与男博士在数量上基本持平，理工科专业里，女博士比男博士人数少。
记者采访发现，女博士们是一个特殊的女性群体——身为博士，女性软弱的一面被淡化，她们与男博士被对等地放在学术的天平上。她们希望谋得经济和人格的独立，可是，她们却又不想被看做是女强人，不想被公众尤其是男性公众仰望，以致找不到自己在人群中的精准定位。
曾几何时，女博士作为女强人的化身，代表着显赫的社会地位、丰厚的经济收入、崇高的精神追求和伟大的人生理想。然而，记者在数日的探访中，却看到了这一特殊女性群体不为人知的另一面——无助、彷徨、貌似坚强和对生命无法承受之重的无奈。
因篇幅所限，记者选取三个女博士（生）典型作为样本呈现给读者。
■女博士（生）工作样本调查 “考博是生存所迫”
6月4日下午，忙完硕士生毕业论文答辩的山西大学教师王岚（化名），终于回归到家庭主妇的角色。9岁的女儿好几天没有洗澡了，作业里很多题目不会，脏衣服堆在沙发上……家里乱得一团糟，王岚看在眼里，不知从哪儿下手。
说起不久前跳楼自杀的董博士，她黯然神伤。“出事当天，我就在网上看到了消息。她和老公去北京之前，也住在山大教工楼里。也许去了北京，生存的压力太大了，大到了无法承受。”
事实上，今年36岁的王岚在读博期间也曾经有过精神面临崩溃的经历。她18岁考上山西大学，22岁毕业留校，23岁结婚，4年后生子，一切顺利，让人艳羡。然而，孩子的出生，一下子加重了家里的经济压力。她突然意识到，自己的经济境况竟不如比自己晚毕业的同门。最大的问题是，学校的任何一次考核与测评都与学历挂钩，自己的本科学历总是拉后腿。王岚意识到，“读硕士已迫在眉睫”！
这一年，王岚考上本校本专业的硕士。3年一晃而过，硕士文凭顺利拿到，王岚也拿到了讲师的职称，分到一套40余平方米的旧楼房。可这个时候，同事们又纷纷读博归来，换上了更大的房子。王岚又一次无奈地加入考博的浪潮中，“最直接的动因就是，博士读完马上就能换大房子。”
为了房子，王岚在女儿5岁的时候，毅然赴北京读博，把孩子留给了工作也很忙的丈夫。女儿的身边没有了妈妈，电话那头经常哭得撕心裂肺；丈夫因为她读博士，心理压力陡增，抱怨随之而来。生活的压力仅仅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学业压力。生疏了多年的英文，捡拾起来非常困难。一边是基础知识需要恶补，一边还有发论文的压力。3年里，王岚常常感觉喘不过气来。
博士毕业后，回到学校继续工作，可很多时候常常有一些预料不到的困难。而在高校里，只有拿出够分量的论文和著述，职称、工资、科研基金才会跟上，王岚一直艰难地努力着。
“我并不是学术型的人才，读博并不是有多么远大的学术理想，生活所迫而已。”王岚坦承。
■女博士（生）婚姻样本调查 “在老家，我成了怪物！”
来自山西朔州的复旦大学05级女博士生吴英（化名）今年37岁了，未婚，她甚至没有真正谈过一场恋爱。
“在老家，有些嫁得早的女人，37岁已快当婆婆了。所以，在乡亲们眼里，我就像个怪物！”吴英告诉记者：“婚姻问题已经成了我和家人沟通的最大障碍，我最怕听到的就是，‘二女（吴英的小名），找上对象了没有？’”说完，吴英无奈地叹息。
1969年，吴英出生在怀仁县的农村里，自幼勤奋刻苦，是大人眼里品学兼优的好学生。父亲在工厂做工，艰难供养3个孩子读书。1986年，吴英初升高，理想是继续读高中上大学。可同一年，姐姐考大学，弟弟考初中。父亲实在无力供这么多学生继续深造，只好委屈吴英去读中专。最终，吴英以全县第二的成绩考到天津一所计算机中专就读。尽管理想的翅膀暂时收起，但吴英始终认为自己是一块读书的料，不应该这么荒废了。
1995年，吴英下岗待业。她毅然选择在家自学大学专科课程，两年后，拿到山西大学自考专科毕业证书。又在家复习两年后，她于1999年考取了山西大学计算机系研究生。
一晃，她已成了30岁的老姑娘，吴英这才意识到，光顾了读书上学，耽误了终身大事。同学好友开始大面积撒网，帮她物色生命的另一半。但是，吴英有自己的原则，她觉得，“我好不容易上学上到这个份儿上，怎么也得找个和我条件差不多的”。然而，现实很无情，“钻石王老五”嫌她人老珠黄，没文凭没家底儿的，她又看不上。
一耽误，又过去了3年，吴英硕士研究生毕业，到一所师范院校当了一名计算机老师。工作、生活的圈子进一步缩小，而她自己设定的高门槛甚至把媒婆都挡在了门外。
2003年，吴英又筹划考博。经过两年精心准备，她如愿考入上海复旦大学。“之所以选择上海，一是这个城市对我有吸引力，二是上海的大龄未婚男青年也多，我找到另一半的几率比呆在山西大。”吴英直陈自己读博的原动力。
可是，直到今天，在大上海，吴英依然孤身一人。
■女博士（生）就业样本调查 “就业时，性别歧视尚存”
大同女孩刘黎（化名）毫不怀疑自己“选择读博是一个大大的错误”。
“我正在网上填简历，毕业在即，工作却还没有着落。”6月6日，记者联系到刘黎，电话那头的她充满了疲惫。对于刘黎来说，目前最迫切的事情就是找一份工作——赚钱还债。
刘黎的本科是在湖南的一所大学就读的。由于成绩优异，家庭条件不佳的她自愿被学校保送研究生，免除3年学费，条件是“毕业以后留校任教5年，如果违约，不仅要缴纳一次性违约金5万元，还要赔付学校3年的培养费用3万元。”
2003年，刘黎硕士毕业。继续求学的愿望，压倒了她对8万元巨额违约金的恐惧，她考取了中科院的博士生。可她的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一年到头，挣不到一万块钱，且家里正准备为弟弟筹办婚事。眼看着马上就要开学了，家里只好把弟弟办婚事的两万元钱给了她，剩下的6万向亲戚朋友处筹措。2003年9月，她背负着巨额债务赴北京读博。
读博期间，导师将她分配到一个课题组，课题组内竞争激烈，新人很难上手。到了二年级，她终于可以进入课题组了。每月1500块钱的补助，刘黎省吃俭用。尽管这样，3年里，她只还了两万元的债。“亲友们赚钱都不容易，何况自己已经30岁了，也该挣钱了。我的理想是去一家外企，挣钱多，升职也快。可联系了几家，人家都标明只招男员工，说我们这个年龄的女人，一工作就结婚，结了婚就生孩子，养不住！”
甚至，刘黎怀疑当初的选择：“如果不读博，现在自己已经评上了讲师，成了家，分了房子，平时的工作会很清闲，一年还能享受两个长假，工资也会随着职称的升高渐涨……”
刘黎站在又一个人生十字路口，内心向往着，又迷茫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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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6-15 01:2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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