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应钦、周恩来遇刺与方圆父子的命运

sanmao · 发表于 2006-7-4 00:25:59

三毛按:

邪灵肆虐附体中华大地，欺辱我华夏儿女，父母兄弟姐妹，多少优秀中华儿女背井离乡，漂流过海，过着流亡的日子，人人可说是一部艰难曲折动人的书，这里只是众多故事的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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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应钦、周恩来遇刺与方圆父子的命运

曾铮

方圆在堪培拉家中（摄影：阿肯）
何应钦和周恩来这两个名字，对大多数中国人可说是“如雷贯耳”。他们在国共两党中地位相似，又都在中国近代史上扮演过重要角色。然而，对于这两个重量级人物的两次遇刺事件及其与现居澳洲的中国工党主席方圆（原名郑天赐）父子两代的命运之间的关系，恐怕知道的人就不多了。

救何应钦一命
1921 年，是辛亥革命推翻满清专制政权十周年，但中华民族“走向共和”之路，仍处于步履维艰之中。革命与复辟、革新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斗争与较量，从来都不曾停止。时任黔军第五旅旅长的何应钦，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遭遇了史称“五旅之变”的一次政变，而被迫离开贵州，远走云南。在这次“亡命”之旅中，他只带了一名亲随——方圆的父亲郑仲坚。

郑仲坚1894年出生于贵阳，十七岁时考入满清末年的贵州陆军小学堂，并参加了最早响应辛亥革命的行动之一 ——贵州首义(注)，23岁时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何应钦创办的贵州讲武堂第一期，因文武全才深得何应钦欣赏。1921年“五旅之变”时已是黔军第五旅副官长兼警卫连长。

时任训练总监部步兵监员的郑仲坚将军（方圆提供）郑、何两人在保守派的追杀中经过一个多月的辗转磨难，于21年12月抵达云南。约半月后，两人在昆明安宁温泉洗浴时，在更衣室再遭伏击。这时他们刚刚结束洗浴，手中没有任何武器，甚至都还赤身裸体——方圆说，这一节，除了在国府迁台后的首位立法院长，也是何应钦的高足、郑仲坚的结拜义弟刘建群的回忆录中有所提及外，在目前的史书中尚无正确记载。

在刺客冲锋枪的扫射下，何应钦应声而倒。郑仲坚眼明脑快，一边扑倒在何应钦身上掩护，一边用手中唯一的“武器”——肥皂盒——对准气灯飞掷过去。

气灯应声而灭，刺客瞬间失去了攻击目标。郑仲坚飞速跃起，从衣架上取出自己和何应钦的佩枪，用双枪同时猛烈还击。刺客不支逃走。

就这样，郑仲坚救了何应钦一命，此后一直在何应钦身边担任作战参谋，直到中央统一贵州时，奉何应钦命回贵州参与改编黔军。抗战爆发后，郑率部赴前线抗日，参加过淞沪会战、台儿庄大战、武汉会战、随枣会战、枣宜会战、鄂西会战、湘西会战等。49年何应钦作为行政院长组阁时，郑被任命为国防部副部长。

郑仲坚将军与军政部长何应钦等合影于1931年4月3日，前排右三为军政部长兼南昌行营主任何应钦，后排右二为南昌行营调查科长郑仲坚（方圆提供）

谁都以为，像郑仲坚这样已做到副部长职位的高官，在国民党政府撤离大陆时应一起离开。出人意料的是，他留了下来，并从此使自己及家人的命运完全改变。

为什么留在大陆
方圆说，父亲对此的解释是，一，与蒋介石直接接触后，他觉得蒋刚愎自用，听不进不同意见，他不喜欢蒋介石的“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二、他是个军人，不喜欢在官场厮混，而跟到台湾难免陷入官场之中。三、方圆的哥哥三岁时死于日寇空袭之中，父亲怕到了台湾后仍有战事，从而失去他这个唯一的儿子。

不过，方圆认为，还有一个真正的原因他父亲没有讲，那就是他相信了共产党的宣传。夺取政权之前的共产党，一直高举“民主”大旗，具有极大的欺骗性。他父亲认为共产党来了后，会将中国建成一个强大、民主、自由的国家。

郑仲坚留在大陆后，真的远离了政治，两次拒绝了充当共产党政治花瓶的邀请，其中一次是担任由宋庆龄任会长的“中苏友协”的副会长。他与人一起经营贵州花纱布公司、华济药号，闲来饮酒吟诗，倒也悠哉。

扫地出门
1955年，旧历年前夕的一天，方圆全家正在酣睡时，突然被房顶上巨大的声音惊醒。向上望去，天花板上忽现大洞，一群荷枪实弹的“共军”从洞中跃下，捉拿“现行反革命”郑仲坚。

方圆说，当时他只有六岁，但清楚的记得解放军手里端着的是他在电影里看到过的最新式的苏联转盘式冲锋枪。这些人在屋里乱翻乱抄。方圆的小枕头下有个小盒子，装着他最心爱的宝贝——他从河边捡来的贝壳。当解放军伸手去翻这个小盒子时，方圆急了，在那人手背上狠狠的咬了一口，实施了他生平第一次对共产党的反抗。

“啪！”六岁纤弱小童的反抗遭到牛高马大的军人重重一拳的回击，方圆被打得晕了过去。醒来后发现母亲正用冷毛巾敷他的脸。门外，父亲的勤护兵已准备跟这些“解放军”拚了。

但父亲制止了勤护兵的冲动，“乖乖的”被带走了。

原来，父亲的“问题”出在与胡风之间的通信上。早在国民党时期，他父亲曾有恩于胡风，所以后来还保持着通信联系。胡风被打成“反革命”后，他父亲自然脱不了干系。

虽然后来查来查去，并未查出他父亲的任何“现行反革命”罪行，但他还是以“历史反革命”的罪名被判刑15年。

六岁的方圆与母亲一起，被“扫地出门”，赶出满院楼台亭阁、古色古香的公馆。与他们一起被“扫地出门”的还有家中的佣人和勤护兵。说是佣人，其实方圆的父亲从来不允许他将这些跟随他多年的人当佣人看，与这些佣人发生冲突时，受到斥责的总是方圆，吃饭则必须所有人到齐后方能动筷子。

被赶出公馆的主仆九口人挤在一个只有九平方米的小房子中。母亲无奈，含泪将忠心耿耿的部下一个个打发出门。最后剩下一个十五岁的“小姐姐”实在没有地方去，只好将她留下来。出生于名门望族、毕业于当时贵州女子最高学府——贵州省立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母亲，在当时应该是“高级知识份子”了，却只能靠糊纸盒、分废品、在酱菜厂剪辣椒把等零工糊口，让一家三口过上半饥半饱的日子。

十岁小孩干大事
从一进入小学起，方圆就已经是“反革命分子”的孩子了。学校里有不少这样的孩子，因“出身不好”而受尽歧视。这些“阶级敌人”的“狗崽子”心中，果然因此充满了对压迫者的仇恨。

方圆十一岁那年，正是中共建政十周年。谁也不曾想到，一群十来岁的孩子，居然干出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方圆说，那时有一部共产党的影片，叫《地下航线》，里面讲到一群共产党的孩子在父母被国民党抓走后，怎样团结起来与国民党做斗争的事情。方圆他们看后，从反面深受启发，决定同样要团结起来，做点什么事情。

最后他们的方案是：每人写200条标语，内容一律为“同胞们，团结起来打倒共产党！”，然后登上贵阳市的几个制高点。当庆祝“国庆”的游行队伍经过时，一古脑将标语撒出。

几十个孩子，每人200条，就是上万条标语。当这上万条用小学生作业本书写的标语同时撒向游行队伍时，真的是造成了“重大影响”，贵州当局风声鹤唳，极为紧张，认为是“空投特务捣乱”，以致于贵阳市不得不全城戒严。

当然，事实的真相很快就被查清了，确实只是一群小孩子干的，背后也没什么“国民党特务”指使。方圆说，幸亏那时还没什么“少年管教所”，所以只是给他们每个小孩记大过三次。但家长都被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管制三年。

这应该是方圆生平第二次对共产党的反抗。

第一次领导工运
初中毕业后，虽然取得了毕业考试第一名的好成绩，但由于“出身问题”，方圆不能继续求学，而成了一名“社会青年”。

年方十六的方圆四处找工，却同样由于出身问题而找不到像样的工作。最后，急于减轻母亲负担的他不得不坐上开往贵阳磊庄军用飞机场修建基地的专列，成为一名“打入另类”的临时合同工，与近万名劳改犯人一道，参与修建对外称“8842工地”的贵阳磊庄军用机场。

修建机场的工作格外艰苦。方圆他们的任务包括将飞机场周围的七个山头炸掉，将碎石运到山下填跑道。每天工作12个小时。

贵阳的冬天很冷，每天早上最恐怖的事情就是将手伸进结了冰的手套中，再去抓运石子的手推车冷冰冰的车把。用小车将碎石往山下运非常危险，一不小心就会翻车。工地上天天有人受伤，月月有人死亡。而吃饭则是采取与劳改犯和军人一样的方式：一盆饭端上来，一人一份，给什么吃什么，给多少吃多少，毫无个人自由可言。

在这样的条件下，方圆参与推动了生平第一次“伟大”的工人运动——磊庄机场所有的一万多名临时合同工为争取实行食堂制而举行的集体大罢工。所谓食堂制，就是可以用饭菜票按自己的需要购买饭菜，从而在品种和数量的选择上有一定的自由。

由于参与者的齐心，这次大罢工取得了胜利。方圆说，这让他认识到共产党也不那么可怕，只要大家齐心，它还是可以战胜的。

当然，一个多月后，当局开始“秋后算帐”，用党票、团票收买了一些人，查出谁是大罢工的组织者。后来一共有二十多人被抓，其中七人被判处七至二十年的重刑。所幸方圆所在分队尚无告密者。

七个山头全部炸平、飞机场的修建进入后期后，需要大量的测量技术工，方圆通过考试被录用，这才结束了每天与石子车“玩命”的日子。后来他又通过考试成为一名代课教师，在贵阳洛湾小学任教。在最艰苦的做苦工的岁月里，方圆一直坚持自学，用两年时间学完高中三年的课程。

卷入文革
66 年6月6日，这个“六六大顺”的日子成了方圆生命中另一个转捩点。那天他去参加高考体检，路过《贵州日报》社时看见许多人在围观什么东西，十八岁的方圆出于好奇，也凑过去看了一下，原来是一些学生和知识份子在给《贵州日报》提意见——那时“史无前例”的文革刚刚开始。

看了几分钟后，方圆就离开了。岂知他的命运从此改观。几天后，他被学校领导找去谈话，问他为什么要参与此事。尽管方圆反复解释他只是路过时看热闹，但由于他的“反革命”家庭背景，他还是与母亲一起被编入“牛鬼蛇神专案队”，接受审查及劳动改造，每天被押至贵阳城郊，在盛夏的酷阳下锤小石子。

三个多月后，由于局势混乱，“牛鬼蛇神专案队”无人过问，自行解散了。

两种截然不同的教育
从小学时代起，方圆就接受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教育。一种是学校的教育，老师让他们这些“出身不好”的孩子要与自己的“反动家庭划清界限”；可在家里，母亲却告诉他：共产党是匪，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孙中山的才是真正的国父。老师告诉他，他的父母是“剥削阶级”，“压迫劳动人民”，可方圆分明记得，父亲如何教导他不许将家中的佣人当“下人”看；那些所谓“被压迫的”人又如何爱戴他父亲。

方圆父母与方圆的姐姐郑曼迦（方圆提供）
两种截然不同的教育迫使方圆不得不过早地思考许多问题，从而在思想上表现出一种早熟。十四岁的时候，也就是1962年，他就与几个与他有相同背景的小伙伴一起进入中共建政后贵阳第一所民办夜大学“黔灵速成中文大专班”，用一年时间速成了中文系四年的课程。

这些早熟的青少年还组织读书社，并大量阅读包括马列著作在内的各种思想性读物，渐渐地形成了自己对世界和社会的看法。对中共，他们已没有了童年时期幼稚的仇恨和偏见，而是从社会公正的角度开始了对许多问题的关注。

从1964 年底起，方圆与自幼一起长大、同样身为一名“临时合同工”的李伯特（原名肖碧璜）一起，开始搜集官方统计数字，并由方圆执笔写作《论临时合同工制度》。他们认为，临时合同工与正式工同工不同酬，不能享有正式工的劳动保障，没有任何政治和经济权益的保障，因此是被剥削的对象。

1965年底，《论临时合同工制度》的写作完成了。这份由一个年仅十七的“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撰写的文件，却成了文革初期风云一时的“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简称“全红总”）的纲领性文献。

“全红总”
66年9月底，从“牛鬼蛇神专案队”被解放出来的方圆在全国大串连的风潮中来到北京，虽然他当时并不清楚自己到北京做什么。

在北京，他遇到许多来自各地的与他“同病相怜”的临时合同工，他们因同样的遭遇而“一拍即合”，将《论临时合同工制度》一文印成传单广为散发，造成很大反响。在“风起云涌”的学生组织中，一个新的工人组织——“全红总”成立了。方圆被选为副秘书长。

成立于66年11月8日的“全红总” 在十天后的11月18日取得了官方承认，更进一步在12月27日进驻了全国总工会大楼和劳动部，取代了官方的“全国总工会。”

这一切在今天听来匪夷所思，但在那个疯狂的年代，什么都是可能的。当时全中国有3千7百万临时合同工，一个为这个饱受欺压的阶层争取权益的组织受到热烈的欢迎而发展迅速，也是可以想见的。方圆说，之所以把这个组织称为什么“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而不是他们本意中的“全国劳动者联合会”，是因为在当时的局势下，只能“打着红旗反红旗。”

对于文革中的一些问题和现象，今天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比如，对于“毛文革”，即毛泽东发起的文革的破坏性，学者们基本没什么争议。毛泽东号召“造反”、“夺权”，其实就是希望“红卫兵小将”为己所用，达到他自己“夺权”的目的。

有争议的部份是，在一片混乱之中，有所谓的“人民文革”，也就是民众对中共的反抗吗？对这一点，方圆的答案是肯定的。实际上，他把“全红总”称为“独立工会”，或“自由工人运动的先驱”。

作家郑义曾这样评价：“（全红总）这个工人组织一开始就脱离了共产党‘群众斗争为上层政治斗争（权力斗争）所用’的轨道，而表现出反压迫、反剥削、争自由的独立自主倾向。这是纯粹的民主运动，这是真正的造反。”

无论后人怎样评价，在当时，的确出现了因“全红总”影响力的迅速扩大，江青、周恩来都想利用这股力量、而这股力量却不接受被利用的局面。在江青率先接见“全红总”的代表并“慷慨地”以1万5千支枪武装他们，期望他们“保卫毛主席”后，周恩来也频频致电，甚至计划出席67年1月16日“全红总”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的万人大会。

然而，在去体育馆的路上，周恩来遭遇了一次神秘的暗杀。据说几十个骑摩托车的人向他的车开枪，但因红旗牌骄车防弹装甲很厚，马力又大，因此刺杀没有成功。

方圆说，他是从与他一起在体育馆焦急的等待着周恩来的到来的总理办公室的赵秘书口中得知这个消息的。赵秘书当时被叫去听了电话。据方圆的观察，赵秘书的焦急是真实的，因而他判断刺杀确曾发生。只是不知这起暗杀是何人所为，甚至不知是否是周本人为日后镇压“全红总”而自己制造出来的。这一切，也许只有等中共倒台以后，才能彻底解密了。

总之，周恩来神秘遇刺一个月之后的2月17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布通告，杀气腾腾地取缔了“全红总”，使之成为中共建政以来由中央下文取缔的第一个民间组织。

3月3日，全副武装的军人包围了方圆的住宅，逮捕了在场的四名“全红总”负责人。次日，数十名“全红总”贵州分部的负责人也尽数落马。

陪杀
方圆的命运，在此时显得特别富有戏剧性。采访中，我曾问：“你父亲当年没有去台湾的后果是什么？”方圆心直口快的太太脱口道：“后果就是父亲住楼上、儿子住楼下！父子俩住同一幢楼，却不能见面！”
好半晌，我才明白，原来是方圆被判刑后，与他的“历史反革命”父亲一起，被关押在贵阳第一监狱的同一幢楼中。方圆被关在一楼，他父亲在三楼。

一天早上，一大早六点钟就开了饭——在监牢，这就意味着今天有人要上杀场了。因此，当吃完饭听到有人喊他出去时，方圆做好了被杀头的思想准备。

果然，一出门，他就被打倒在地，五花大绑，身后被插上一根“斩条”。

在万人宣判会上，因为觉得要死了，所以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方圆想喊一句自己想喊的口号：“打倒法西斯！”结果是，“法西斯没有被我打倒，我却被法西斯打得一塌糊涂，一只眼睛几乎从眼眶中脱落出来，并且什么也看不见了。”

方圆没有听见宣判的内容是什么，只感觉被拉去游了街，之后又到了刑场。一路不断地在挨打。

刑场上，他被两个人踩着跪在地上，当听见“击毙！”的口令响起时，他想：“开枪了。”一声刺耳的哨声之后，是一连串的枪声。方圆感到左脸上有热乎乎的东西流下来，以为是自己的血，却又感觉不到痛，搞不清是否挨了枪子。正纳闷间，踩着他的两个人将他一提说：“你还不老实，再次这就是你的下场！”

方圆这才知道，他只是陪了一次杀场。
回去后他了解到，自己被判了20年，其他几名“全红总”的负责人则被处以5到15年的重刑。

天涯咫尺
因为被打得太惨，“头肿得像猪头一样”，所以，虽然监狱中有个警察发善心，想让方圆在被转走之前安排他与三楼的父亲见面，方圆却怕父亲年事已高，又患有中风症，见到儿子被打成这样，会受不了这精神刺激。所以，他不敢去见父亲。不但不敢见父亲，他还要求狱方尽快将他下厂队。毕竟，当初父亲选择留在大陆的原因之一，是想保住这唯一的儿子。

但是，每天方圆都会趴在窗户上，在父亲下楼打饭时偷偷地向外张望。他总能看见已七十多岁的父亲佝偻着身子，用胡子长得老长的脸热切地向一楼的各个窗口张望，试图能看儿子一眼。父亲早已通过监狱内的布告得知他被判刑20年并且就关在一楼的消息，然而父子俩却天涯咫尺，不能相见。

祸耶？福耶？
一直到1975年，共产党“宽释”最后一批国民党军政要员，并再次邀请已被囚禁至82岁高龄的郑仲坚到北京去充当政治花瓶时，郑才得以趁此机会提出走之前想见儿子一面。当局将方圆从监牢中押出去，父子俩在狱卒的监视下相会约三个小时。之后方圆又被匆匆押回监狱。这一面，成了父子俩的永诀。

76年元月6日，一场大雪过后，83岁的郑仲坚于睡梦之中无疾而终，比周恩来早了两天，也因此未能北上做中共的政治花瓶。祸耶？福耶？

铁窗受洗
对方圆来说，漫长的牢狱生涯却成就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件事，一是对于生命归宿的领悟，二是完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彻底否定。

在被关入只有一米多宽、两米长、五米高的暗无天日、分不清白天黑夜的小黑牢的时候，方圆曾绝食抗议这种迫害。绝食到第五天的时候，方圆真切的感到一种冰窟一般的冷从两脚开始，慢慢扩散到心脏。同时觉得身体在向冰窟一样的黑暗中沉。

他清楚的知道：“我要死了。”在意识将散未散之际，突然间，短短一生二十几年间的主要人生经历，像电影似的一一闪过，然后就感到呼吸困难，身体苦苦挣扎，好像是灵性在挣扎着要脱离肉体。

突然，他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轻松、痛快，他感觉灵魂远远的离开了肉体，并十分明确地知道：自己已经死了。

他觉得自己站得很高，应该是在另外一个空间，似飞非飞，似行非行。低下头来，他清楚地看到狱医在抢救他的肉体，用心脏起搏器击打他的胸部。他还看到狱医左手拿的是绿的，右手拿的是黄的。

他想：我自由了，共产党的黑牢再也关不了我了，然后第一个想法是想去找母亲，那是一种既无时间亦无空间，只有一种自我存在的感觉。后来他听到一个远远的声音在叫他的名字，他就往那个声音飘过去，后来声音越来越大，然后他一下子就醒过来了：也就是说，他的肉体被抢救过来了。

事后他跟狱医谈起看到自己被抢救的场面，狱医不相信，因为按他当时的状态，应该是既无视觉也无知觉的；但当方圆提到他两手拿的起搏器各是什么颜色时，狱医惊异了。

这一次濒死经历，让方圆真切的体会到人是有灵魂的，肉体只是灵魂的载体。人死后的灵魂，确实是去了另外的空间。从此，他开始怀疑自己的无神论思想。

正好，他的小黑牢旁边，就关着一位家庭教会的牧师陈横秋。不屈的陈横秋因传教而被剥夺自由，而且被一再加刑，直到“死缓”。陈横秋每天在小黑牢中唱圣歌。听到他的圣歌，方圆情不自禁地流泪，觉得找到了生命的归依。于是，隔着监狱的铁窗，方圆受洗了，从此将自己交给了神。那名抢救他的狱医后来也信了基督。

上帝是公平的
在蹲了近十二年的大牢后，在1978年的“拨乱反正”中，方圆的案子被定为“轻罪重判”，因此将原二十年的刑期改为十年。因为已经坐满十年有多，三十岁的方圆被释放，一年多后“平反”、“落实政策”之后，他做过贵阳 29中、33中的老师，以及贵阳市工艺美术公司、贵阳市信托贸易公司的小干部。

有人说，上帝是公平的。十二年牢狱生涯之后，方圆遇到了他的终身佳侣——刘润秀，这个将嫁给方圆视为一生中最大的幸福的女子。

说起来，他们还是世交，刘的父亲以前是方圆家的厨师。但自方圆的母亲将所有下人都打发出门后，两家已再无往来。

那是在一次展销会上，方圆觉得刘润秀所在单位租的地方不好，又太大，白费钱，于是自作主张替他们换了场地。刘润秀并不知道方圆的好意，心想你凭什么招呼都不打擅自换我们的场地，于是风风火火的去找方圆吵架。方圆没有跟她吵，只是看着她，笑而无语。她当时就痴掉了，虽然口中继续严厉的斥责他，心中却想：这就是我要找的！

刘润秀最爱方圆的朝气（方圆夫妇1984年摄于黄花岗72烈士纪念碑前，方圆提供）

刘润秀说，方圆最吸引她的，是一种勃勃的朝气。当时，刚刚经历了文革的人们似乎对什么都看透了，对什么都不关心，而方圆却像“从外星来的人”一样，带着一股谁也没有的朝气，撞开了她的心扉。他的学识、“善良”、“眼里容不得半点沙子”，也统统是她心仪的理由。
于是，他们结合了，并无视中共的计划生育政策，一口气生了三个孩子。原因是—— “我们喜欢孩子！本来方圆想要五个的，名字都起好了。”

流亡
十多年的牢狱生涯，也同样没有泯灭方圆的民主宪政之梦。从牢中出来之后，方圆继续从事民运活动，参与了中国人权同盟的组建。89民运时，亦有较深程度的涉入。不过，方圆说，许多事情，只有中共垮台后才能讲了。

方圆（左二）与黄翔（左一）、王希哲（左三）于2000年6月4日在悉尼中共领馆前抗议（方圆提供）

“六四”屠城后不久，方圆从内线消息得知他上了公安部的黑名单，只能急速抛家舍业，踏上海外逃亡之路。当时，两个小的孩子一个三岁多，一个才一岁。他们将通过海外人士帮助建立的所谓“地下通道”逃亡，风险很大。一旦出问题，不但全家性命不保，连通道本身可能也会被破坏。那样的话，代价就太大了。

为了确保安全，他们不得不将两个最小的孩子留在国内让亲戚照看，只带上十岁的大女儿上路。其中的艰辛和惊险，自不必说。他们在香港、台湾、韩国、阿根廷、巴西、哥斯达黎加等地辗转几年后，才最终于93年在澳洲“安顿”下来，申请政治避难并获批准。

又经过长达十几年的努力，两个当初被留在国内的孩子才来到澳洲与父母团聚。

每当讲起这一段的骨肉分离，及海外流亡的辛酸，刘润秀都会泪如雨下。在香港，因为没有身份，为躲避盘查，她曾独自带着女儿躲在一个连腰都直不起来的小阁楼里数月。有时候几天都不能出去大小便，只觉得自己快要死了。

“六四”那年的大年三十遭逢警察上门，刘润秀慌忙带着女儿，穿着睡衣爬出窗外，顺着墙上的下水道管子，爬到屋角的一个凹处。母女俩相拥，在严冬中，赤着脚，闻着别人年夜饭的香味整整饿了、冻了一夜。
不过，刘润秀说，她从不后悔嫁给方圆。直到婚后二十多年的今天，她每天最快乐的事，还是与方圆在一起“胡扯”。

方圆的二儿子在与父母分离十年后，于十三岁那年来到澳洲与父母及姐姐团聚，此时方圆最小的女儿尚在中国大陆（1999年摄于悉尼歌剧院前，方圆提供）

“信心满满”
方圆到澳洲后，做过澳洲国立大学的访问学者，经营过堪培拉最著名的高档中餐馆，现在在做房地产发展。不过，这些似乎都只是他的“副业”。追求在中国实现民主宪政，才是他的“主旋律”。多年来，他一直没有停止这种努力。

澳洲总理霍华德是方圆夫妇经营的“唐朝”中餐馆的常客（摄于2003年，方圆提供）

方圆说，感谢澳洲政府的人道关怀，他的三个孩子现在在澳洲生活得很快乐，大女儿大学已经毕业，正在悉尼读法律研究生，二儿子在堪培拉上大学，小女儿刚到澳洲一年多，已读完语言学校，转入正规高中了。
反思走过的路，方圆说，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时不时会对共产党生出幻想，希望共产党能自我改良，以减少社会变革的成本。89民运后，这种幻想本已彻底破灭，胡温刚上台时却又“犯病”。最后治好他这种“病”的，还是共产党自己。

方圆知道，中国历史之长，可谓“老”，人口之多，可谓“大”，“老”、“大”，就会“难”，所以中国走向民主宪政之路才如此艰难。这一点，从他们父子两代的命运中也可略知一斑。

不过，对于未来，用刘润秀的话讲，方圆从来都是“信心满满的”。

注：贵州首义指发生在1911年11月3日的推翻满清贵州政权的武装起义，这是响应在二十二天前（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最早的几个省份的起义之一，一般认为也应包含在辛亥革命。【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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