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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高艳、张蕊／16月7〜8日，200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即高考)在全国同时进行。3个月后，又一批学子即将踏入被称为“象牙塔”的大学校园进行四年乃至更长时间的学习。台湾作家张小娴曾在她的孩子上学的第一天，望着孩子的背影，忍不住发问：“世界啊，今天我把一个孩子给了你，若干年后，你会还给我一个怎样的孩子呀？”
看似简单的一个问题，对于今天的中国高等教育，不容乐观的现实要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并非易事。2006年5月16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一名即将毕业的董姓女博士生，自杀身亡。3月1日，华南农业大学一名三年级的女研究生跳楼自杀，这是该校十天内发生的第三起大学生自杀事件。
5月初，中国社会调查所(SSIC)对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武汉等地高校1000名大学生展开了一项针对“大学生心理”方面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超过1/4的被访者曾经有过自杀念头。据相关资料显示，大学生心理障碍人数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23%，增长到90年代的25%，近来已在30%以上。同时，大学生自杀人数也在近些年呈急剧上升趋势。
525，谐音“我爱我”。从2000年起，每年的5月25日这一天被定义为“北京大学生心理健康日”。如今，这一天已经是“全国大中学生心理健康日”，旨在关注学生群体的心理健康。近几年，心理健康教育在高校逐渐得到重视，心理健康咨询与教育活动在高校如火如荼展开。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近年高校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却并不让人乐观。
“看不起学校”──2006年1月7日，23岁的重庆某大学财政金融学院2003级学生周家亮，在自动退学申请书的“退学理由”一栏郑重地写下了这五个字。随后，在校方对这一申请予以批准后，周离开生活了三年的大学校园，结束了其大学生涯。时隔4个多月后的5月25日，周家亮自费开通“中国教育改革论坛”网站，他这样解释建此网站的原因，“通过和现行教育体制的支持者们论战，解决‘教育有没有问题’‘教改有没有必要’两个基本问题。”
周的言行，犹如一石击起千层浪，舆论一片哗然。有人称他为“中国最牛的大学生”，有人称他的做法“狂妄”，还有人说周家亮想做中国的比尔·盖茨。对最后一种看法，他特别声明：“比尔•盖茨当年退学是因为想有更多的时间自己创业，而我退学的原因是因为看不起学校。”周家亮对媒体坦陈“看不起学校”的理由：
“比如教授的内容、方式，我都不满意，照本宣科，内容与实际挂不上钩，师资力量薄弱⋯⋯”
对此，有人甚至在网上发表文章质问：“中国到底有多少人看不起学校？”那么，我们的大学究竟怎么了？“大学正是一个人思想的转型时期，是一个人应该去思考自己该走怎样的路，思考自己未来人生方向的阶段，但是，对于我国大多数这个阶段的孩子来说，惟一思考的就是怎样考上一所好大学。我们的教育太过片面追求智育，而忽略了对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人的整体人格培养。”
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原所长钱逊接受《小康》采访时认为，目前大学生自杀等类似事件的频频爆发，排除学生自身的主观原因外，我国的高等教育甚至是整条教育链在其中应该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些事件所暴露出的问题，绝不是单纯的心理问题，也绝非偶然的个体行为。这其实是我国的教育问题延误到大学阶段的一次总爆发，应引起教育部门的高度关注。
“谈到大学教育，我觉得首要的一点就是对学生人文素质的教育，我们的高校、我们的教育工作者应该反思，目前我们的高校教育给了学生什么样的精神营养，让他们能心智成熟地成长？我们的教育是否真正做到了‘以学生为本’，对此，我个人是很失望的。”原全国政协委员、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李燕杰对《小康》并不讳言。
5月13〜14日，“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与重塑大学精神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此次会议旨在反思目前我国高校的人文环境建设，探讨高校大学精神的重塑之道。《小康》为此走访了北京的部分高校，并就相关问题对学生展开了一项随机调查。谈到目前的校园生活，很多人用“无聊”、“乏味”来形容，而对“业余时间一般会干什么”这个问题，很多人的回答是“上网、聊天、无所适从”。“大学的传统是独立品格和批判精神，社会的良心在大学，而我认为现在的大学精神已面临崩溃，这不是危言耸听。”华中师范大学原校长章开沅谈到目前的大学精神时痛心疾首。
“我们的校园文化目前非常贫乏。一些优秀的传统文化以及道德礼仪正逐渐在高校丧失，其中尤为突出的一点是学生对教师的尊重与信任度急剧下滑。”当《小康》就上述现象采访首都师范大学教育艺术研究所所长郭海燕时，郭用了“病入膏肓”四个字来形容目前高校的人文环境。虽然近几年我国在高等教育人文素质建设方面确实加大了力度，但一些弊病还是不同程度地显现出来了。
谈到目前高校教师论文造假、学术剽窃事件集中的频频曝光，郭海燕认为除了教师自身素质的原因外，与目前高校的一些评估机制有密切关系，“教师评职称要求在国家核心期刊上发表多少篇论文，你说，全国总共有多少核心期刊？如此硬性的要求造成的负面结果就是一些教师花钱买版面、托关系走后门，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学术腐败。”而此类事件的发生，学生又是怎样的看法？在《小康》的随机调查中，大多数学生对此嗤之以鼻，有人甚至认为这是“缺乏师德、辱没师道尊严。”
“大学者，非大楼也，乃大师也。”“学高为师，德高为范”，郭建议应在大学建立“教授委员会”，成员来自教学一线的教师，以此来真正监督学术纪律，维护学术尊严。“大学里，其实存在着两套系统，一套是由教师组成的教学系统；另一套则是由管理者组成的管理系统。只有互相监督才能保障教师在学术上真正做到自律。”
“现在高校压力都很大，要忙着应付各项排名，忙着到社会上拉项目、忙着迎接各项评估。如果在高校，领导没有时间关注教育，教师忙于追逐职称评聘，没人研究教育内容和教学规律，那么学生必然是牺牲品。”还有，诸如大学生拿学位要通过英语四级考试等，从而导致学生必须为了应试而学习，剥夺了学生自主学习的权利。
《小康》注意到，目前在高校排行等一些排名、评选中，高校人文素质建设并未被纳入到考评指标体系里。对此，钱逊认为，大学排行的高低变得越来越具有广大的商业效应，而不是学术效应。由此，助长了高校的一些决策者急功近利的思想，一味在“硬件”上下工夫，而对于一些“隐性”的指标重视不足，而这些恰恰对一所高校保持长期竞争力至关重要。
自1978年起，李燕杰一直从事着青少年教育研究工作，现任中华教育艺术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结合自身从教实践与研究体会，他认为，教育的主体应该是受教育者，而绝不是教育者。在大学校园内，大学生产生和保持对人文知识主动索取的学习意识才是人文教育所要取得的理想状态。“人文教育的缺失，在很大程度上其实与高校教师的授课方式有密切关系。我们经常谈，要给学生好的教育，于是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教育内容，但是，却在对怎样把好的教育有效地传授给学生，怎样让学生产生接受教育的兴趣上下得工夫很少。其实，这中间的衔接过程很重要。离开了这个环节，教育的目的还是无法达到。”
不仅目前大学人文素质整体需要提高，而且人文素质的培养在高校与高校之间差异也非常大。一些理工科的院校在人文学科的建设、以及人文素质的培养上显得更为薄弱。钱逊将此现象的主要历史原因归于20世纪50年代的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他打比方：“当时社会上普遍有一种重理轻文的风气，经过那次院系调整，原来五六十所综合大学只剩下了14所。清华曾经是一所实力很强的综合性院校，但就在那一次院系大调整中，将一些人文学科划出去了，以致变成了工科院校。虽然当时的确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培养了大量的技术人才，但是，从后来的教育发展来看，这次调整对高校人文精神培养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
半个多世纪已经过去了，但那次调整留下的后遗症，到目前为止，还处于治疗恢复的过程中。“大学正是一个人思想的转型时期，是一个人应该去思考自己该走怎样的路，思考自己未来人生方向的阶段，但是，对于我国大多数这个阶段的孩子来说，惟一思考的就是怎样考上一所好大学。我们的教育太过片面追求智育，而忽略了对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人的整体人格培养。”
在一份“针对我国教育的满意情况”的问卷调查中，“质量滑坡”被公众排在了“高等教育领域最突出的问题”的首位。“中国大学的本科教育非常成功”，
2005年8月在乌鲁木齐，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的这一论断一经发出，即招至了公众非议。《中国青年报》与新浪网对此展开调查的结果显示，同意杨这一观点的仅占2.1%(共4802人参与投票)，而赞成《中国教育忧思录》一书作者丘成桐的“以目前国内的本科教育模式，不可能培养出一流人才，中国大学生的基础水平，尤其是修养和学风在下降。”这一观点的人，则占到了92.3%。
有关人士质疑，一堂专业课，近200名学生一起上课，教师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批改学生作业和对学生进行相应辅导吗？学生能够与教师进行交互式的启发性学习吗？《小康》记者带着这些疑问，走访了北京的一些高校。上课都已经快半个小时了，却不停地有学生喊报告进入教室。老师在台上扯着嗓子费劲地讲着课，台下的学生却不买老师的账，聊天、看书、睡觉、玩手机，甚至还不时能听到手机和弦铃声的响声和学生爽朗的笑声。一百多人的教室犹如一个热闹的菜市场。
这是记者亲身经历的发生在北京某大学文化产业管理专业二年级《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课堂上的真实一幕。而这门课是该专业学生的必修课，是否通过直接关系到学生能否顺利取得大学学位证。“这样的课，考试时老师肯定会划重点，而且只要老师每次点到的时候你都在，通过考试就基本没有什么问题。”该班学生小吴谈到其中的“奥秘”，没有任何顾忌。
在《小康》走访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多所着名高校，问及的大多数学生对目前学校开设的课程、老师的授课方式以及教学质量表示不满意，甚至对所学的知识对自己将来就业的帮助持怀疑态度。“其实我很希望老师能在课堂上推出一些新的花样，比如学生可以自由选择听课的形式，有自己想法的时候也能直接给老师提出问题，而不是现在这样老师站在讲台上的强行灌输。”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学生张云向《小康》“诉苦”说。
对此，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师张东辉认为，这是目前我国高等教育教学与实践严重脱离的一个重要表现，没有给在校学生提供足够的实践机会让他们真切感受到这些课程对于自己将来职业发展的重要性，从而让学生在学校期间不断调整自己的学习目标和方向，而不至于到毕业时才发现自己的问题。“比如，学教育的学生，就应该每周去一个固定的基础教育学校听课，每次不少于两个小时，然后及时还要和校长、老师、学生沟通。”
同时，张认为，目前高校整体教学质量之所以严重下滑，除了教师自身业务素质不高外，高校在决策层面上的导向对此也需要承担相应责任，“如今的大学对于科研的要求高了很多，投入也很大，但是教学质量却成为了薄弱环节，不仅在经费等方面的投入少，学校内部也缺乏必要的激励机制。”
张东辉这样向《小康》描述：“写一篇论文或者在某个方面有什么成就，老师就会得到相应的奖金，而且还有利于职称的评定，但是对于教学来说，课教得再怎么好，最多也就是优秀教师而已，并不能带来多大的经济利益。学校对于老师的授课质量并没有提出明确要求，而且教学质量的好坏确实也很难评估。”
谈到教学质量，还有一个不能忽略的关键因素：学生所使用的教材。而据《小康》了解，目前学生使用的教材基本都是任课老师自己选取的，学生根据该课老师的指定来购买教材。不同学校的同种专业的学生使用的教材也不尽相同。《小康》采访发现，很多学生为了节省购买教材的费用开支，往往从上一届或几届同专业的人中以折扣价购买。
张东辉建议，教师应该把自己为什么选择这个教材的原因以及用这本教材预期教会学生什么知识等尽早地公布，以便让大家有选择和提出意见的权利和时间。据《小康》观察发现，大多数教师对此往往缺乏和学生的充分沟通，并且学校和学校之间同一门课的教师在教材选用方面的沟通也是非常少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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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7-6 03:4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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