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样的学历，不一样的经历 (图)

wd9933 · 发表于 2006-7-6 20:33:10

　　一样的学历，不一样的经历 (图)

　　

　　一样的学历，不一样的经历

　　中研院内雕塑作品之一：太极 (吴丹红摄)

　　再过一段时间，也就是七月初，两年一次的中研院院士会议就要召开了，现在已经有在外的院士陆续回来。杜克大学的林南教授就是一位，历史学家何炳棣好像也回来了，因为过些日子有他的一个讲座。

　　在我到达中研院十天前，新一届的院长刚好获得任命，已经担任了十余年院长的李远哲将在10月份退任，翁啟惠履新。李是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是中研院继杨政宁、李政道、丁肇中之后第四位获得诺贝尔奖的院士，而第九任翁啟惠院士也是一位化学家，他1982年在美國麻省理工获得化學博士后，在哈佛大學做过博士後研究，此后在Texas A & M University任化學系助教授，副教授，教授。后来美国、日本和德国都做过一段时间的研究，2002年获选美国科学院院士。翁啟惠在第20届院士会议上当选为中研院院士，并任中央研究院基因體研究中心主任。新院长履新之日，可惜我不能在这里亲历了。

　　我在中研院院士名单上，看到有55位人文社会科学的院士，其中大家熟悉的是曾任芝加哥大學歷史系教授的何炳棣，曾任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教授的余英時，美國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博士陳昭南，曾任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的金耀基教授，曾任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教授的林毓生，曾任哈佛大學教授的李歐梵等等。这些人文社科领域的学者，每位都是负笈西游，获得博士学位，数十年来称为台湾社会学界的领军人物。也正是这些早年的学者，使社会科学在台湾一脉薪火相传。他们受到的尊敬，是他们价值的最好体现。《民国当代名人录》收录了很多学界名人，其中很多是1949年之后随国民党来到台湾的，也有一些是49年之后学成回台的，象王泽鉴、史尚宽、陈朴生、黄茂荣这样的法学前辈，在岛内学界一直以来是备受尊崇。上次在中研院社会学所，我参加了为林南教授举行的鸡尾酒会，与会者都是学界青年才俊，对于林南教授的尊重和肯定，让不了解林老先生学术的我，也肃然起敬。

　　想想国内人文社科方面的老先生，如费孝通、季羡林等，虽然学贯中西，但是历经文革和政治运动的摧残，岁月蹉跎，最青春的年华都给耽误了。季老先生劫后余生，写下《牛棚杂忆》，那代表的是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命运。他们还算幸运的，象杨兆龙他们一辈留学美国的法学家，完全被剥夺了话语权，很多英年早逝，活着的也是晚景凄凉，让人动容。台湾学界的老一辈人，可能很难知道，他们当初在哈佛耶鲁时候的中国同学，在大陆是什么境况呢。

　　由于编撰《英美法词典》的缘故，中国政法大学的薛波曾30多次到上海造访这些早年毕业于哈佛耶鲁的老人。

　　周枬，年过九旬，被当今法学界喻为“罗马法活词典”。1929年受胡适推荐，留学比利时，成为1949年前获比利时鲁汶大学博士学位的5个中国人之一。不久前，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百年文库”丛书，作者都是王国维、胡适、陈寅恪等百年中国学术史上的名家，而周枬是丛书作者中在世的惟一一位。如此一位法学大家，薛波怎么也没有想到，他竟生活在那样的环境里：上海南昌路282号，一栋破旧的两层小楼房。楼道阴暗，木质楼板年久失修，走上去吱吱作响，墙角到处是蜘蛛网。周枬就住在二楼一间十几平米的房子内。一台黑白电视，一个单开门冰箱，就是周枏的全部值钱家当。1950年代中期，正在最高法院西南分院工作的周木丹，突然被下放到青海师范学院图书馆。从此，在距离故乡上海数千里的地方，周枬度过20多年近乎青灯黄卷的生活。直到1980年，周枬进入安徽大学。在安大工作10年直到退休后，由于没有房子，周枏只得回到上海。现在，周枬先生又搬回了安徽女儿家，由于行动不便已坐上轮椅，而上海居所终年不见阳光，到女儿家也只是实现了在户内晒晒太阳的愿望。

　　在哈佛大学博士卢峻先生家里，惟一的电器是部巴掌大的电扇，12元钱买的。90多岁的卢峻一目失明，戴着用旧信封糊住一边的眼镜，蜷缩在被子里。有病了，不敢去医院，也吃不起药。谁能想到，这位早已卧床不起的清瘦老人，居然是直到去世《哈佛法学评论》都每期给他寄样刊的大学者，中国仅有的几个哈佛法学博士之一，前中央大学法学院院长。

　　面对另一位1944年获得东吴大学法学士的老人时，薛波发现：他上衣的五个扣子，竟然都不一样。

　　也许，1930年代曾为浙江地方法院和上海特区法院法官，1957年后执教于上海向阳中学的蔡晋先生，是晚景最为凄凉的一个。他和小儿子一家住在一起，一个小房间，竹屏风后面，一张床板，很薄的被子，这就是他的卧室，里屋住孙子和孙媳妇。一个破旧奶粉罐，装着蔡晋的全部“贵重”物品。

　　病重后的蔡晋住在上海南京西路的一家社区医院里。如果不是上海社科院某负责人为其疏通，是难以入住的。即便这样，他也只能被安置在一个封闭的阳台里。弥留之际，薛波去医院看他，目睹了难忘的一幕：蔡先生孤独地躺在阳台一角，而另一角，恰是护工的休息处。当《英美法词典》的编撰工作接近尾声时，蔡晋溘然长逝。陪伴蔡先生进入另一个世界的，除了他的1933年东吴大学法学士证书之外，还有他亲自审订的《英美法词典》稿件，49页，轻轻地放入他的灵柩内。

　　国家不幸诗家幸，不幸的是知识分子，那是我们民族永远的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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