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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星只有在自由的天空才能发光,到了地上就成了冰冷的陨石,和普通的石头没有两样……学校只关心学生的分数,对学生心理和思想的了解却几乎是一个空白……”
这是河南南阳八中的高考考生蒋多多,在数学考卷上写下的“抗议书”。
她的目的,就是想得零分。她想做什么?
2006年6月7日,河南南阳八中女生蒋多多,像许多高三生一样坐进高考考场。这一场是考数学,但还没开始答题监考老师就盯上了她。
老师走过来拿起她的身份证,“我当时特别紧张,怕他们不让我考试了”。
蒋多多根本不是来答题的。
蒋多多感觉对不起父母而流泪
看着女儿密密麻麻的小说手稿,母亲感到很无奈。
“你这是在说胡话”
为了能够判零分,她故意用黑蓝双色笔在试卷上写上,“现在有人因为高考自杀和杀人。我向教育部门建议,不要让学生把高考看得太重,目前很多教育方法都有问题……”她还写,“星星只有在自由的天空才能发光,到了地上就成了冰冷的陨石,和普通的石头没有两样……学校只关心学生的分数,对学生心理和思想的了解却几乎是一个空白……”
考试快结束时,监考老师拿起她的试卷,问她:
“你这是在写什么?”
“我对于高考制度的一些看法。”
“你这是在说胡话。”
这个瘦弱黝黑的小女生回答说:“这代表教育制度的改革。”
听完这句话,老师放下试卷说,“那你写吧。”
蒋多多回忆起当时的场景,“我不答题,他们觉得我很可笑。”
就像这样,之前的语文,之后的英语和文科综合,四科试卷的卷面都被蒋多多拿来抨击当前的高考制度,她还故意把自己的笔名“碎心飞魔”写在密封线之外。“现在社会最重视的就是高考,我的想法如果是仅仅说几句话肯定没什么用,只有这样才能引起社会的关注。”
铃声响起,高考结束。多多和同学们一起走出考场。有人问她考得怎样,她说不好。回到家,妈妈也问她,她也说不太好。她在班上的排名已经是后十几名了,而高一的时候她还是班上前二三十名的学生。
记者问她,是故意从优生变为差生的吗?“有一点吧。”
“想想自己真的挺无奈的”
南阳八中是一所市重点中学,实行封闭式管理。“老师太负责任,规定学生饭后多长时间内必须进教室,而且每节自习课都在班上‘监视’,一点自由都没有,就像囚犯。不想学还要装着学,怕老师批评。”
高一高二时,学生们两周放出去一次。到了高三,就变成一个月一次了。早自习就是上课,一三五语文,二四六英语。“早上记忆力好,所以就拿来背书。”然后就是上课,下课,上课,下课,晚自习,天天如此。记者问多多晚自习上到几点结束,她说不知道,“反正有铃声,铃响了就结束了”。
“我们村上考上高中的就没几个,考上大学的就更少了。”初中时候的蒋多多成绩还不错,刚上高一时,她也像许多背负着家庭希望的孩子一样按部就班地听课学习,成绩中等。但是高二的时候,她开始沉迷于写作。她的课余时间全花在写作上了,没钱买稿纸,就在她用过的英语练习簿上行与行之间空白的地方写。
她写了中篇小说《睡美人复仇记》,“有关台湾统一的,就是讲一个男的,一个女的,本来很相爱,但后来由于一些小事他们各自的地区引发战争。当然地名是虚构的。不过最后一段写了,说台湾和大陆的关系就像上面所写的一样。”还有《天凉好个秋》、《魂断北京城》、《网中人》等。这样的本子有20多本,共计100余万字。小说创作不断增长的同时,蒋多多的学习成绩不断下降,与此同时她对于高考的抗拒也越来越强烈起来。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教育的目的是发展学生的潜能,可现在的情况根本不是,对有些同学来说完全是在压制他们,在现在的高考制度下,根本就没时间、没机会来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抱有如此想法的多多对高考产生不屑,“我根本看不起那些优等生,他们都是死学。”她感兴趣的只有语文课,因为自己作文写得好,老师对她印象也不错。她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去找她的语文老师,老师开导她,听她质疑高考制度。“老师他也觉得目前的制度不合理,但是那些都是课下。而课上他就是为了高考去上课的。”数学课在她看来没什么大的用处,“听也听不懂,对老师也没什么感觉”。
多多说写作只是她人生中很小的一部分,她还想学影视表演。她和父母商量,“他们说我太内向,不适合学表演,其实主要是没钱,听说学费挺高的”。她和他们争吵起来,但是马上又沉默了。“我和他们的思想完全不一样,可以说是相反的。”
多多和父母之间的交流常常是以这样无声的方式结束,“主要是没钱”,多多又向记者重复了这句话。“其实影视里有很多角色,并不都是外向的人,也有为内向的人准备的。”她也想过退学,结果自然是遭到大人的反对。就这样,多多继续在学校里等待高考,“想想自己真的挺无奈的”。
学不了表演,也退不了学,多多对高考的不满与日俱增。在考试前一两个星期,她忽然想到了使自己的意见得到关注的方式——就是在高考中违规,在试卷上写上她认为考试制度不合理的地方。
“有这个想法以后,并不敢太坚定,最主要还是想该怎么向父母交代。”但是慢慢的,她的想法坚定了下来,“因为这个考试制度太不合理了”。
于是,她便去做了。“我不后悔。”
“我已走投无路了,我该怎么办?”
6月12日上午,多多来到学校,那天是填志愿的日子。她到了学校才发现原来很多同学都没去。老师说觉得自己考得好就去拿志愿表,多多看着身边都是她“根本就瞧不起”的优等生,她也不敢去拿表,怕老师问这问那的。
但是,“总不能白跑一趟”,于是她就让同寝室的同学给她拿了一张。她拿出笔,在志愿表本一栏上填了“北京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在本二栏上填了“华侨大学”。
填完“填了也没用”的志愿之后,蒋多多坐上了下午去郑州的火车,她和父母说去同学家,带了些衣服和一两百块攒下的零花钱离家出走了。“因为我喜欢山东”,她又在郑州转车去了山东。凌晨一点多,她在荷泽下了车,在车站等天亮。这是她第一次出远门,“也没什么害怕的,因为当时心里挺烦的”。天亮以后,她就一个人在荷泽的街上随便走走转转,在“环境特别美”的荷泽转了半天,觉得也没什么意思,于是她又坐火车回到了郑州,在郑州姐姐同学宿舍呆了两天又回到南阳。
她还是没有回家,而是在南阳找起了工作。看见电线杆上的招工小广告就打电话过去。
“我本来以为就是直接招的,谁知道是中介,还要钱。”她又看见酒店门口贴着“招聘服务员”,就走了进去。人家打量着这个身高一米六、羸弱消瘦的小女生,
“说太小了”,不要。她在亲戚家住了两天,觉得很不自在受拘束,就出来了。这个时候,她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
“心里想着只要能有个睡的地方就行”,但是,她这样在南阳市里忙活了半天,一无所获,“找工作真难”。
26日,同学带着她去网吧上网,她不会上,同学帮她查了成绩,114分。有些意外,因为并没有出现她所希望的各科零分,而按规定,用双色笔答题的都应判零分。
“那些应该是选择题拿的分,时间太充足了,所以我做了选择题。”在前两天,在被叫到学校去的路上,她还想着肯定是学校知道了高考违纪的事。“当时还以为是上面看到我写在试卷上的建议后比较重视,找我谈话呢。”到了学校,才知道是让她在
“考生参加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决定书上签字”。班主任告诉她,因为用两色笔答题,她“文科综合”被判为零分了。
没有得到意料中的各科零分,也没有什么教育部门对她在试卷上写的那些话做出反应,她设想中的社会反响和考试改革并没有发生。19岁的多多继续在南阳街头兜兜转转,一心一意要找一份假期工。找不到住的地方,她就坐在南阳师范学院的教室里,前后座都是师范学院的学生。多多第一次买了本《小说月报》,“其中最好看的一篇叫《我们能拯救谁》”。她听见身边的学生在讨论工作,“他们在议论为了赚钱而去工作,很俗气。”
她觉得金钱是次要的,关键是自己喜不喜欢那份工作。她环顾四周,觉得学习气氛不浓,大学里管理太松了。“可能是我刚从高中出来,觉得人都应该胸怀大志的。”
看书看累了就趴在桌子上睡觉,有一天她就在一栋宿舍楼下坐了一晚上。她在学校里转转看看,觉得大学也不怎么样,“我根本不想上大学”。她很想回家,但是又不敢回去。“他们肯定会问,但是我没办法回答他们。”在外面十多天,多多觉得很孤独,“自己像条流浪狗一样”。在这个时候,她想到了之前曾报道过她“课余写作100多万字”的河南一家报纸,她拨通电话说,“我已走投无路了,不敢回家,我该怎么办?”于是,当地记者在29日陪她回了家。
她的家,在南阳市卧龙区毛庄乡罗冢村,家里有父母——两个普通的村民。
“我根本不想上大学”
现在的多多在家,有空的话就下地锄草干活,没事就看看书,看看电视。遥控器不在她手上,他们看什么台,她就跟着看什么台。她觉得现在电视上的角色没一个是她真正欣赏的,没什么特别有个性的。
“我编的电视剧里就有有个性的人物,他们光明磊落,有侠义。”她编的武侠古装剧《扫荡江湖》已经写了几十集,在一个虚构的朝代里有个公主,看不惯不平事,在江湖上行侠仗义。记者问她里面有爱情故事么,她说,“有,穿插着,但不是主要的”。
多多住的是大伯家的房子,自己家的下雨漏得住不成。她妈妈要她再复读一年,多多的姐姐在郑州上大学,弟弟今年4月份到深圳打工去了。供孩子上学,让家里欠了很多债。多多对记者说肯定要辜负他们的希望了。
“但又是没办法的事情,要我去做不感兴趣的事,纯粹是浪费时间和金钱。”事隔一个月再回想她在考场上的举动时,多多笑笑,“我挺愚蠢的,其实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想法,但他们聪明啊,知道枪打出头鸟”。
人物周刊:回来以后爸爸妈妈有和你谈话么?
蒋多多:没有啊,刚开始的时候他们不知道这个事情。我爸知不知道不清楚,他每天很早就出去了。我母亲应该知道,但是,事实已成定局了,她也没办法。
人物周刊:你是怎么想到要在高考试卷中写你的看法的呢?
蒋多多:就是对高考制度不太满意。而现在社会最重视的就是高考,如果我就这样说说,说出去的话就没有什么反响,所以我想到要利用高考这个机会,来引起大家对考试制度的重视。
人物周刊:你当时觉得如果成功的话,最好的结果是什么呢?
蒋多多:为社会所看到,能够对高考制度做出一些改革。很多人说这是国情决定的,我觉得不是,是你们不想改变而已。
人物周刊:但是即使有所改革,对你来说会有什么马上就有的意义吗?
蒋多多:对我来说是没什么用了,但是还有很多以后要参加高考的人。
人物周刊:如果你成绩不错,是个优等生,那你还会觉得高考有很多弊端么?
蒋多多:会。
人物周刊:那你觉得应该怎么改进?既然不满意高考,为什么不干脆就不去考?
蒋多多:干脆取消!不去考没办法向父母交代啊。(记者:那现在也没办法交代啊!)是啊,所以觉得自己很无奈。
人物周刊:再过两个月,你的同学中很多人都去上大学了,那时会怎么想呢?
蒋多多:我根本不想上大学,我也不羡慕他们。
人物周刊:怎么会想到用“碎心飞魔”这个名字?
蒋多多:这个是我的笔名。社会有太多黑暗和不公平的地方,这些都在生活中,通过细小的细节表现出来。像官场的黑暗啊,再比如说这个社会对有钱有势力的人态度特别好,对没钱的人特别地凶。碎心有那么一种意思。(记者:那飞魔代表什么呢,魔幻吗?)因为我喜欢小魔女啊,我很崇拜那种孤魂野鬼的自由自在。
人物周刊:你有想过以后的生活吗?
蒋多多:目前就是想着假期去打工,然后上一个技校,学一个自己喜欢的专业。(记者:什么专业?)感兴趣的,影视表演。当不当明星无所谓,关键就是自己感兴趣的。至于赚多少钱,都是身外之物,钱是最最次要的东西了,希望能够自编自导自演。
人物周刊:那你觉得你理想的生活是什么样子?
蒋多多:理想的生活,应该是在自己的兴趣范围内工作,人与人之间和睦融洽,互相真诚。不要对人特别冷淡,现在势利眼特别多。
人物周刊:你有想过自己对家庭的责任么?
蒋多多:我就想着自己能够独立,不再让父母操心,有些事情能够自己去办。
人物周刊:知道韩寒么?新概念作文比赛呢?
蒋多多:知道一些,就知道他比较叛逆,其他就没有了。(记者:他也没参加高考。)他有没有参加高考我不知道,也没看过他的书。新概念比赛对我来说没什么吸引力,因为我根本不想上大学。
人物周刊:和姐姐弟弟的关系怎样?
蒋多多:和姐姐交流也不太多,大我两岁。她可能因为见识多了,我上了高中之后就跟她很少有思想上的交流了。因为观点不一致,世界观不同。就像我要去荷泽,她不让我去,说我一个人出去很危险,但是我觉得长大了,而且早晚要迈入这个社会。和弟弟还是比较谈得来,他和我观点一致,比如认为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人物周刊:据说你的同学老师都说你是个怪人,你觉得呢?
蒋多多:我觉得自己不怪,哪有人觉得自己怪的?他们只是不理解我,我和他们在生活中根本交流不通,真正理解我的可以说没有。学习好的肯定不会理解我,我们班主任也不会理解我。他就会批评我。他打电话来说我把事情搞得太大了,说我没必要通过媒体。但是我就是因为他们不重视,才去打电话的,我只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人物周刊:平时看什么书呢?都是创作哪些题材?
蒋多多:我看书很少,基本上不看书,也没什么书,家里都是些教材。有一次去车站旁边的书店看书,也不知道站了多久,一本童话书还没看完,那个人就问我买不买,不买就走。我的小说大多是反映社会黑暗和不公平的,都是从生活中提取出来,再整理一下,重新塑造。
《那片天》是反映校园生活的,都是周围的一些事情。反映那种不公平,比如老师对待学习成绩差的态度不好。
人物周刊:有想过做一个作家么?
蒋多多:我写作就是为了反映社会,对于出版根本就没什么考虑。如果是为了读者去写小说,是对文学的侮辱。写作不是我的全部,我的兴趣还有表演、服装设计、动漫设计和医生。
人物周刊:怎么会是医生?
蒋多多:可能和喜欢武侠有关,穴位啊什么。因为看到政治课的题上有一个关于中医的报道,说现在药很多,但是真正制成药品的不是中国人。明明是我们自己的资源,为什么让外国人赚钱?
人物周刊:你觉得自己是个人才吗?
蒋多多:要看放在什么位置,现在谈这个有点天方夜谭。
人物周刊:你知道现在这个事情有多大影响吗?
蒋多多:不知道,有多大啊?这里什么信息都得不到,平时不是挂号信或者录取通知书的话,根本不会送上门,要去几里地外的小店里拿。这之后,有个北京朝阳区的什么出版社说让我把稿子寄去看看,现在屋里还有
中央电视台的人在等着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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