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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寻 黄晨岚 段海燕
作为与内地完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体制中发展起来的香港高校，虽然受到了内地考生、家长乃至有关学者的热捧，但它们具体情况，实际上大多数内地人并不了解。它们究竟是怎样的学校，奉行怎样的教育理念和教学体制？学生在那里会受到怎样的教育和训练，又会向哪些方向发展，有怎样的前途？
特别是，已经有人指出，今年是中国加入WTO时承诺开放教育过渡期的最后一年，教育市场的全面开放，已是不远的事。了解香港的大学是怎样运作的，就显得更有意义。
香港三名校：港大、中大与科大
目前在香港，一共有8所大学(university)，另外还有许多学院(college)。这8所大学是：香港大学、中文大学、科技大学、理工大学、岭南大学、浸会大学、城市大学和教育学院。其中前三所，实力最强。
香港大学正式成立于1911年，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也是香港8所大学中历史最悠久的。它与香港中文大学是香港仅有的2所综合型大学，包括了建筑学院、文学院、经济及工商管理学院等10所学院。在2004年英国《泰晤士报》公布全球最佳200所大学中排名第39位。
而香港中文大学，是由四所书院组成的。除资源分配、招生政策等由本部中央管理，各书院行政独立，享有书院文化发展的自由。这四所书院都有其各自的背景。像新亚书院，就是由一批著名学者钱穆、唐君毅、张丕介等创立的，成为当代中国，特别是在历史、文化学科的一个学术重镇。崇基学院由于是香港基督教教会代表所创办的，因此受到了基督教文化的影响。
与前两所大学不同，香港科技大学的历史非常之短。它创立于1988年，于1991年10月才正式开学。但是，在短短十几年里，它已在《泰晤士报》的全球最佳200所大学排名中，位列第42名。从办学模式上讲，科大模仿了美国公立大学，其75%的教师在北美62所一流研究型学府中取得了博士学位。
在香港，一般来说人们会认为老牌的香港大学是英式教育的代表，中文大学，则饱受中国文化的浸泡，而后起之秀科技大学，是典型的美式教育。然而，香港教育研究所所长，香港中文大学的卢乃桂教授认为，应该说它们现在都是在探索自己的道路，是混合的、港式的教育模式。
香港城市大学校长张信刚这样向本刊记者表达他的办学理念：重视人文精神和科技成果的相互配合，提倡学术自由、表达自由、信息流通自由。“我当校长快11年了，我的治校理念很简单，就是让学校更像一间大学”。
而中文大学的副校长郑振耀用更简洁的话总结他们的办学理念：“结合传统与现代，融会中国与西方。”
政府出资，教授治校
香港的8所大学均属于公立大学。每所大学都是通过有关的香港法令组建的。该法令总体上规定了大学的权利和责任、特权和构造，而这些规定的修改权只属于香港立法会。
大学办学的资金也主要来自于政府的投入。根据香港大学官方网站资料显示，2003～2004学年度有64%的办学资金来自于政府支持，14.9%为学费，还有7.9%是社会的捐助。香港中文大学官方网站的资料也显示，2004～2005年度来自于政府支持的经费占到了总数的62.1%。
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科学部教授、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丁学良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香港政府设有一个专门的大学拨款委员会，通过不定期的研究评估，分配政府的教育拨款。政府的财政拨款，一般用于学校日常运作；而社会捐助部分则一般用于具体的某项事务，例如设立某项奖学金，建立某个研究所，修建某项设施等。
虽然8所大学均属于公立性质，但政府并不直接参与管理。郑振耀介绍，依据香港法令规定，大学的最高决策机构是校董事会。校董会主席由香港特首任命，董事会成员也需由主席提名，并经特首批准通过。这些成员中，有超过一半是校外的在社会上具有影响力的人，例如，立法会议员、工商教育界知名人士等。来自校内的董事，则由校长、各学院院长以及一些著名教授组成。目前香港所有高校都会把校董事会成员控制在30名以内，并且每名校董都有其固定任期。
学校中最重要的决策均要通过校董事会。例如聘请校长，就是由校董会成员组成一个专门的小组，在全世界内进行公开招聘。
但学校日常的大部分工作，尤其是学术、教学上的工作，都是由教务委员会来处理。教务委员会全部是由教授和学生代表组成，其中教授占多数。只要是在教务方面的决策，校董会都会尊重教务会的有关决定。因此，郑振耀把其称作：教授治校。
丁学良在其著作《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一书中介绍了科大教师的聘用过程。每当有空缺职位时，该系会成立专门的录用委员会，并在多家英文和中文的专业期刊公布招聘信息。委员会由资深和资浅的教员搭配构成，经过几轮筛选和无记名投票后，选出候选人，有关的结果和系主任的意见经由学院复议，最后报学校批准方可聘用。
香港中文大学博士，现任教于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的刘继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目前香港高校新教师的聘用，均是采用合约制，一般是3年一签。
除了教师招聘制度，香港教师的评审制度也非常严格。郑振耀把教师的评审、晋升指标归纳为4点。首先，是教师的学术成就；第二，是他的教学水平；第三，是教师的社会服务；这其中包括参与不同的社会机构，例如政府的一些咨询会议、专业团体的工作，而这些都是非牟利性的；第四，就是对学校、书院、学院所做的贡献。而有关的评审也是由教员组成的学术评审委员会完成的。
身在香港，同时也身处全球
香港科技大学工业工程与物流管理系的大一学生金韬，目前正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参加一项自费的暑期交流活动。“快要考试了，我大部分时间都留在屋里复习《流体力学》，不过抽空儿也去了一趟拉斯维加斯。”这次暑期交流的机会是她从学校寄给每一个学生的电子邮件中获知的。而学校一般都是通过电邮的方式把各类实习、交流机会的信息传递给学生。学生只需填写有关的申请表，就可以参加这样的交流活动。
在香港高校，这种国际交流是非常习见的。据郑振耀介绍，中文大学每年有2400多个各种不同时间长度的国际交流名额提供给本科生(中大每年招入的新生共2900多人)。中文大学已与180多所著名的海内外学府开展学生交换计划(时间不少于一学期，正式参与对方学校的课程，并且达成学分互认)，其中就包括哈佛、耶鲁、康奈尔等世界顶级大学。
港大、科大的情况与中大的情况基本相似。据资料显示，3所学校每年的学生交换计划均不少于400个名额。香港理工大学潘宗光告诉本刊：“我们每年有500个交换生名额。交换的学校一半在内地，一半在海外。我们的目标是帮助我们的学生在毕业之前，每人都有一次离开本土的机会。这个目标现在我们已经实现了一半。”
世界各地的学生也在涌进香港校园。用科大人文社科部读研究生孙元嘉的说法，“你随时可以(在校园里)看到各种不同肤色的人，连老师的构成也是多元的”。
在港大2004～2005年度的官方资料中，在1万多名在校生里，有超过1000名的非本地学生，来自世界上35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
段海燕是北大政府管理学院大四的学生，大三时曾去香港中文大学做了半年的交换生。在中大期间，她选修了高阶德语课。令其深感佩服的是，老师是个德国人，德语和英语的水平自不待言，就连广东话和普通话都转换自如。
在香港科技大学生物化学系读二年级的张怡也非常感叹：“就连我的1门选修课——《中国历史》的老师，都是耶鲁大学毕业的博士。”
据郑振耀介绍，中大的教师都是从全世界公开招聘的，95%的教师拥有国外名校学历。郑认为，每一名从国际名校归来的老师，都会有他的国际联系网络，从而也就使得学校能够跟世界各地的知名大学，有较为密切的联系，“这样，我们的课程、教学、管理等都会有着很好的国际性的背景。”
国际交流，不单单体现在人从国外来。所有曾在香港高校求过学的人，对于学校信息资源的丰富与快捷都深有感触。香港大学博士、现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的隋玉杰副教授告诉本刊，香港高校的图书资料系统非常全面，尤其是国际领域的最新成果，可以随时检索到。“有些需要付费才能看到全文的文章，只要你提出申请，学校都会马上帮你转过来，在这方面学校都有相应的补贴。”
刘继同教授对此也深有体会。他记得一本名叫《社会政策》的英国学术期刊，在中大图书馆中，甚至可以查到从20世纪初创刊以来的每一期。
以“通识”为目的的灵活学分制
香港高校与国际接轨的，不仅是英语授课。在课程、教学方式等方面，都采用了国际主流的方式。
与内地的学分制不同，香港的学分机制相当灵活。目的是使学生能够学到更为广博的知识，并且加强自学的能力。郑振耀把这种教育方式称为通识教育。具体来讲，如果是按照3年制(目前香港高校本科仍然采用3年制，因此内地学生去香港念书还要读1年的预科)来算，中大学生要修满99个学分，其中基础课和必修课最多不超过70多学分，剩下的学分都用于其他的选修课程。而且，即使是必修课，其大部分也可以由学生根据个人情况，选择上哪些课以及在哪个学期上。郑振耀说：“这样，学生不会把全部的学分放在主修方面。而选修课涵盖了全校的几百门课程，这其中包括了文化传承、自然科学、人文与社会等很多方面。”
对于这种自主选择权，就读于香港大学数学系三年级的本科生周的感觉是“很松快”。由于头两年只有5门必修课，于是周选择了很多金融、投资方面的课程。
这样做，对于学校教师，也是一种压力。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张鸣，曾赴香港中文大学做过访问学者，他评价说，由于学生的这种选择自主性，不能够吸引学生的课程，就无法开设下去。
除了学分机制外，香港高校的课程设置也相当灵活。曾赴香港大学交换的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本科生韩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除了一般性的讲授课外，香港高校的课堂还会安排专门的讨论课。这种讨论课常由助教主持，采用小班模式，一般只有约10名左右的学生参加。在每堂课结束时，助教会布置下一堂的主题，列出要看的书目。在下一堂课，通过观察学生之间的小组讨论和提问学生，来判断每名学生是否认真地完成了任务。“如果没看过那些书，你就根本没法参与到那些讨论中。”韩颖说。
香港高校的课程数量虽然不多，但韩颖介绍，由于学校十分注重考核学生平时的学习情况，因此每名学生的工作量非常之大。港大期末考试的成绩通常只占总成绩的40%左右，而其他考核项目包括出勤、平时作业、期中考试等等。
“这里的理科生更是辛苦，压力大、作业多，每天熬到夜里两三点是很正常的。”韩颖说。
张怡的学习也非常紧张，几乎每周都会有考试。“记得有一门实验课，最后的总成绩就是由10次考试的分数加总得出的。”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这样培养出的学生，他们的前程很让校方欣慰。以香港中文大学为例，在该校就读的内地本科生毕业后，约25%的留校读研，20%拿到奖学金去国外继续深造，30%多留在香港工作，14%选择了回内地工作。而在香港科技大学，该校2005年毕业生中，92%毕业生在8月份以前就拿到了offer(入学或工作的批准书)。而选择就业的学生，平均月收入为11554港币。
用郑振耀的话来评价：“我们培养的人才不是某方面的专才，而是通才，他们在各个领域都能够成为领头人。我相信，他们具有在香港、内地、乃至世界任何地方工作的能力。”
“Hall文化”
在香港高校读书，社团活动是其校园教育不可少的一部分，其中最为独特的是它的“Hall文化”。这里的Hall就是指学生居住的宿舍楼，学生会以它为单位组成社团。
“也许你不属于系的社团(类似于内地高校的系学生会)，也许你不属于院的社团(类似于内地高校的院学生会)，但从你一进校开始，就一定属于某个Hall的社团。”(香港高校中，只有Hall社团无需报名，当你入住时，自动成为它的一员)张怡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Hall中的事务都是由学生自主解决的，每个楼层都会有楼长、副楼长，负责学生生活的管理。“譬如规定晚上12点开楼会，如果你不来，楼长会点名批评，还会找你谈话。如果几次不参加Hall里的活动，就会渐渐难以融入他们的生活，甚至被赶出Hall。”韩颖说。
每栋Hall都有不同的风格，学生在参与、组织Hall活动的过程中，锻炼出很强的领导能力，也培养了的团队感。“我们那个Hall的社团名叫冰川舍，据说是因为楼里的空调特别猛。”张怡说。冰川舍平均每2周就会举行一次活动，形式也是多种多样。比如各种运动比赛，有时是楼内各层间的竞争，有时是与其他社团的比赛。张怡觉得最有意思的是，每到期末考试之前，冰川舍都会组织一个“烧猪大会”，祈祷大家在即将来临的期末考试中，能够取得优异的成绩。“烧猪会”结束，同学们共同分享众多的美食。
韩颖住的伟伦楼中，有一个传统节日“伟伦节”。即每个楼层包装一个“楼花”，最后参加评选，看谁获胜。同学们拍摄专辑并录制成CD和录像带、送海报和小礼品、派传单……
“有好几轮攻势，真的和包装一个明星差不多。”韩颖的楼友当时是参与的主力之一，每天上午8点多就起床出门了，而第二天早晨五六点才会回来。“那次我们楼层最后获胜了，所有人都抱在一起哭成一团，非常感人。”韩颖说。
对于香港高校丰富的社团活动，郑振耀认为这在学生的个人发展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在香港高校里，学生需要自己去解决很多问题，筹备很多事情。”在中大有
200多个学生社团，而这些社团的管理都完全是由学生自主进行的。他们的参选、竞选、拉票，乃至筹备活动都是由自己来解决。学校提供给学生一个非常宽松、自由的环境，引导和启发学生自由的成长。他认为，这也是学校全能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
来自上海的王净先后就读于香港城市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他曾做过系学生会的执行委员，对港校社团活动感触颇多：“社团活动的经费是由学生会拨款，而学生会的钱是由港府提供的专项资金，学校是不能随便砍掉的。”
但韩颖也向《中国新闻周刊》指出，这样的“Hall文化”并不是人人都能承受的。有些学生宁愿每天赶很远的路在校外住，也不愿住在Hall。“因为真的很花时间！说实话，有些内地学生并不太能够接受这些。”
平等的对话空间
“我觉得港大这里的确开放、自由，有次见到数百教职工在图书馆前搭台抗议，痛斥学校没有诚信、不守诺言，而从港大学生的反应来看，他们已经司空见惯了。”韩颖在港大交换期间，深深感受到了香港高校内这种平等的对话空间。“那时，大家对Hall旁的食堂服务不满意，于是学生自己组织群体签名，要求学校做出改善，而最后食堂果然改制了。”她说。
港大学生周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间餐厅合约期满，都会由餐厅附近Hall的同学投票，来决定其去留。
在香港高校，各个Hall常常会有夜话和糖水会，为了想要更深入的接触学生，了解学生对校政的意见，校长每学期都会到各个Hall参加这种气氛融洽的夜话活动。学生既能够在这样的场合向校方领导表达意见，也可以从长者那里了解到学术和生活的经验和体会。
由于香港高校预计在2012到2013年，将本科阶段由三年转为四年制，加上学校正常的规模扩张，很多学校正面临着在校生要大幅增加的压力。为了缓解这方面的压力，中大校方提出将部分学生宿舍由两人间改为三人间。
由于涉及学生切身利益，校方先是公布计划，然后就这一提案在校园中进行广泛的意见征询，所有学生都收到了学校相关的电子邮件。同时，学校还在每个书院都设立示范单元，让学生去参观，实地感受三人间带来的变化。
但是，在意见征询中，学生会持反对意见，认为这种改制对学生的影响很大。同时，有人提出，部分宿舍的改制，增加的床位有限，成本还很高。最后，学校宿舍管理处认可了学生们的观点，就取消了这一计划，并随即再次发送电子邮件告知学生。
“这样的校园文化有助于公民意识的培养和民主政治的养成，有助于培养未来社会的领袖人才和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北京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杨东平如此评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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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7-25 23:3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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