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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的12月1日，一场全世界瞩目的世纪婚礼，在中国的上海大华饭店隆重举行，美丽的新娘正是宋美龄。这时，她已经是29岁的成熟女子，如果，她是一个旧社会的女人，她可能早在10年前，就在媒妁之言下出嫁；如果，她是一个讲究生活的新时代女性，她应该已经有过十分浪漫的爱情经验，可是，她却碧洁光鲜地出现在婚礼现场，倚偎在当时中国的新强人——蒋介石的怀抱里。当年，一些好奇的作家和新闻记者，开始默默挖掘有关宋美龄早年恋情的相关讯息，并且无声无息地记载下来，这些吉光片羽的记录，也就成为日后一些作家玩味的主题，究竟这位中国当时最大资本家的掌上明珠，在她结婚之前，到底有没有初恋情人？我们不妨来看看一些著作或是报导，是怎么看待这件事的。
希格瑞夫·史特宁写的《宋家王朝》，可以说是海内外一些关于宋美龄家族内幕写得最“淋漓尽致”的一本书，当然，这本书当中或有若干是误传的内容，但是，一直到今天，仍有许多史家，特别是大陆的作家，喜欢拿这本书作为参考的样本。就宋家的观点来说，希格瑞夫的著作可说“流毒甚深”，然而，一个无可奈何的事实是，由于宋氏家族长期以来，不愿或不屑去为这本“蜀犬吠日”的书，作任何长篇大论的反驳(对若干问题提出辩白是有的)，所以，这本由美国人写的讨论宋家的专书，依然成为若干人心目中的“经典之作”。
蒋宋结婚照
蒋宋结婚照二
《宋家王朝》书中说：“从1913年的秋天，到1917年的夏天，她(指宋美龄)都在卫斯理学院(按：即魏斯里大学)念书，4年的时间，使她从一个嘟嘟的女孩，长成为丰姿绰约的少女，……经常有男孩来到‘木村’的台阶上，约美龄外出，他们大部分是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中国留学生，也都是宋子文的朋友，对于这些来访的中国人，其他同学只记得什么张先生、李先生、王先生等等。当她听到庆龄在上海法租界发生的事，她害怕自己回国后，也会被家人安排她的婚事，所以，不久之后，她宣布和一位来自江苏省的哈佛留学生彼得·李订婚。当她的焦虑消失后，就又自行取消。这项婚约，只维持了几个星期。”(见希格瑞夫·史特宁著《宋家王朝》，第124～125页，台北，未注明刊行之出版社)
另一位美国作家爱米·哈恩(EMILYHAHN)在其著作《宋氏家族》中，也提到：“有一次，美龄在绘图室等待子文(宋美龄的哥哥)的时候，一位中国留学生看见了她。这个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祖国的学生凝视着这位年轻的姑娘，不禁陶醉在今后生活的遐想之中。那时，美龄体态十分丰满，肤色异常健康，一条辫子垂在身后……”
她的一个朋友说：“总有一两个漂亮的中国青年停留在美龄住所门前的石阶上。”
美龄害怕回国后父母为她包办婚姻，因此在魏斯里大学上学期间，就和一个中国学生订了婚，当然，后来这门亲事并未成功。(中译本见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年出版之《宋氏家族——父女·婚姻·家庭》，第103～105页，李豫生、靳建国、王秋海译)
类似这样含混其词的讲法，还有许多著作，像一本由美国人ROBY·EUNSON著的《宋氏三姐妹》也说：“美龄害怕庆龄的婚事将使父母坚决要为她包办婚姻，因此下定决心要防止这类事情发生，她在离美之前准备订婚，以便保证自己。于是，她相中了一位向她求爱的中国学生，并且答应在某个不确定的时候结婚。这完全可能是一个空口诺言，因为她并没有同他结婚。”(见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出版之《宋氏三姐妹》第49页，MR.ROBY.EUSON是前美联社副社长，曾在亚洲和欧洲采访新闻多年)
综合上述几种著作的说词，都异口同声说，宋美龄在美国学生时代，追求者已经有如过江之鲫，可是，除了一位自愿和她玩一场订婚游戏的“李先生”之外，并不曾交待任何确切的人称得上是宋美龄初恋情人(尽管，这并不意味着宋美龄在事实上绝对没有任何的初恋情人)。
然而，另外有一些中外著作，却十分赤裸裸地指名道姓说出宋美龄的那位意中人。
例如，一本以爱米·哈恩著作为蓝本的《宋美龄传》(龙流编译，北京农村读物出版社，1988
年出版)，叙述蒋介石在1923年前后对宋美龄做长达5年的热烈追求的时期，宋美龄早已有了一位要好的男朋友，书中说：“5年来，蒋介石不管宋美龄已与当时上海市市长刘纪文订婚，他仍不断地追求她，向她提出结婚的要求，但是宋美龄没有答应，原因是宋老太太一直反对蒋成为她的女婿。”(龙流编译，第87页)
(另按：上述书中所提及之刘季文疑为刘纪文之误，而且，上海市长也没有一个叫刘季文的人，上海市长亦可能为南京市长之误，因刘纪文曾经二度担任南京市长职务也。)
台北出版的一本《宋美龄传》，也有类似的记载和说法。(参考台北天元出版社，李桓编译之《宋美龄传》，1985年8月15日初版，第87页。)
台湾高雄一家出版社最近出版的一本《宋美龄前传》上集有一段记载，书中指出，蒋介石为了追求宋美龄，对她作了一番调查，结果发现“她(指宋美龄)住在霞飞路二十一号。她还有两个漂亮的姐姐霭龄和庆龄，都嫁给了中国的政界的人物。另外，蒋介石还打听到宋美龄有一位情人，名叫刘纪文，是宋在美留学时的同学。……”(见陈廷一著之《宋美龄前传》上册，第六章)
据查证，前二部著作的“刘季文”应该是“刘纪文”之误，但是，如果，硬把宋美龄和刘纪文扯在一起，事实上存在着许多疑点和笑话，吾人可以一一加以点破。
其一，据香港波文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中国四千名人录》的记载，“刘纪文，广东东莞人，日本及英国留学生，历任广东金库监理、广州市审计处长、陆军部军需司长、大元帅府审计长、广东省政府委员兼农工厅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经理处长、南京特别市市长、江海关监督、国民党三届中执委、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委员、‘国大’代表、‘总统府’国策顾问，死于1957年4月13日。”(香港波文书局《当代中国四千名人录》)以刘纪文这样的背景资历，如果他真是当年宋美龄的意中人的话，还何劳蒋介石去作什么调查，恐怕早就是上海报纸津津乐道的话题了，更何况，根据刘纪文的生平资历，青少年时代可说都一直跟着孙中山搞革命，这样有名望的人，蒋介石如此孤陋寡闻，还要请包打听去查访，如此，蒋介石未免也太逊了点吧！
因此，可以说明陈廷一书中所作的这段叙述，存在着很大的疑点有待澄清。或许有人会说，那这样的证据又何以说明刘纪文不是宋美龄的初恋情人呢？没错，但是，我们不妨来翻翻当年的报纸，又可以从中找出一些蛛丝马迹，这可以作为笔者反对指称刘纪文和宋美龄有任何情爱关系的旁证。
比如，1927年10月5日上海的《时报》有报道指出：“蒋介石于去年7月9日在广州东校场任北伐军总司令，出师之前夕，政府当道，盛筵为蒋介石送行，同桌中有宋美龄女士在，蒋一见之，遂属意焉，以后虽在戎马倥偬之际，每不能忘。”这段文字说明蒋介石某次邂逅宋美龄的场合，以及蒋介石追求宋美龄的客观情况。报道接着指出：“当9月下旬，宋子文来日，先至云仙，继到神户……时蒋已经下野，忽闻宋家人之后亦来云仙，9月28日，蒋偕参谋长张群、南京市长刘文岛……”
(笔者按：此处应为刘纪文之误，因为当时的南京市长确为刘纪文，而非刘文岛氏，按刘纪文是日本法政大学毕业生，日文能力应当不错，这是蒋介石要他陪同去日本的主因，刘为文臣，而张群为日本陆军学校毕业，为蒋介石之武将，可说十分妥当的出访幕僚搭配。)秘书陈舜寿，并卫兵5名，在沪秘密上船，送行者只日本领事清水氏一人而已，日本驻沪记者非常注意，大阪朝日、每日驻沪记者，均随之出发……盖蒋是中国近代伟人，其一举一动，极为世人注目，何况闻其又有一段姻缘，更足供新闻资料也。”
报道又指出蒋介石在接受日本和中外记者访问时说：“余回顾过去一年间在战场上之光景，
令人感慨无量，今日能优游于云仙快乐之乡，荡涤战尘，胸襟不觉一快，至于漫游欧美与否，现未决定，与宋女士结婚问题，今日亦不能对各位表白，请诸君推测可也。”
据后来包括《宋家王朝》在内的书中都认为蒋介石这趟去日本，多半是为了去说服宋美龄的母亲倪桂珍，以便让她的女儿嫁给他(当然有一部分原因是和当时国民党正在闹宁汉分裂有关)。
明白乎此，就可以知晓，如果刘纪文和宋美龄已有情愫的话，为什么蒋介石还会带着刘纪文这个
“情敌”，去日本洽谈自己和宋美龄之间的婚事，这简直是滑稽突兀。况且，就算蒋介石有这样的“雅量”，难道刘纪文就有这样的“雅兴”，为“情敌”铺婚礼的红地毯？这是相当值得推敲的一个问题。
再回过头来，我们再来审视一下刘纪文的求学背景。许多海内外有关宋美龄的书说，宋美龄在美国念书时认识了刘纪文，但是，根据刘纪文本身的求学过程资料显示，刘纪文从来不曾留学美国，他是日本和英国的留学生，曾经在1923年奉派去欧美各国考察市政，然而，有趣的是，宋美龄早在1918年就已经学成归国，她不可能和刘纪文隔着一道太平洋“神交”吧！因为两人根本没有在美国交往的时间，刘、宋两人如何能够成为“留美同学”？
紧接着1927年11月14日《民国日报》报道，包括蔡元培在内的一些党政首长、学界人士等等，参加了13日上午举行的罗家伦和张维桢两人的婚礼，从日本回来有些时候的刘纪文也出席了这个婚礼仪式，在婚礼上，各个要人分别发表对婚姻的看法，结果，刘纪文也起来讲了一席话，这则报道说：“并有刘纪文君报告蒋宋之姻缘……”
我们以常情判断，假如刘纪文真的和宋美龄有过一段恋情的话，刘纪文怎么会有面子在这样的大庭广众面前，脸不红气不喘地作什么“报告”？一个情场败将会心甘自我堕落如是？这又是一个指刘宋夙有情愫之流言不近情理的间接证据。
其一，据香港波文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中国四千名人录》的记载，“刘纪文，广东东莞人，日本及英国留学生，历任广东金库监理、广州市审计处长、陆军部军需司长、大元帅府审计长、广东省政府委员兼农工厅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经理处长、南京特别市市长、江海关监督、国民党三届中执委、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委员、‘国大’代表、‘总统府’国策顾问，死于1957年4月13日。”(香港波文书局《当代中国四千名人录》)以刘纪文这样的背景资历，如果他真是当年宋美龄的意中人的话，还何劳蒋介石去作什么调查，恐怕早就是上海报纸津津乐道的话题了，更何况，根据刘纪文的生平资历，青少年时代可说都一直跟着孙中山搞革命，这样有名望的人，蒋介石如此孤陋寡闻，还要请包打听去查访，如此，蒋介石未免也太逊了点吧！
因此，可以说明陈廷一书中所作的这段叙述，存在着很大的疑点有待澄清。或许有人会说，那这样的证据又何以说明刘纪文不是宋美龄的初恋情人呢？没错，但是，我们不妨来翻翻当年的报纸，又可以从中找出一些蛛丝马迹，这可以作为笔者反对指称刘纪文和宋美龄有任何情爱关系的旁证。
比如，1927年10月5日上海的《时报》有报道指出：“蒋介石于去年7月9日在广州东校场任北伐军总司令，出师之前夕，政府当道，盛筵为蒋介石送行，同桌中有宋美龄女士在，蒋一见之，遂属意焉，以后虽在戎马倥偬之际，每不能忘。”这段文字说明蒋介石某次邂逅宋美龄的场合，以及蒋介石追求宋美龄的客观情况。报道接着指出：“当9月下旬，宋子文来日，先至云仙，继到神户……时蒋已经下野，忽闻宋家人之后亦来云仙，9月28日，蒋偕参谋长张群、南京市长刘文岛……”
(笔者按：此处应为刘纪文之误，因为当时的南京市长确为刘纪文，而非刘文岛氏，按刘纪文是日本法政大学毕业生，日文能力应当不错，这是蒋介石要他陪同去日本的主因，刘为文臣，而张群为日本陆军学校毕业，为蒋介石之武将，可说十分妥当的出访幕僚搭配。)秘书陈舜寿，并卫兵5名，在沪秘密上船，送行者只日本领事清水氏一人而已，日本驻沪记者非常注意，大阪朝日、每日驻沪记者，均随之出发……盖蒋是中国近代伟人，其一举一动，极为世人注目，何况闻其又有一段姻缘，更足供新闻资料也。”
报道又指出蒋介石在接受日本和中外记者访问时说：“余回顾过去一年间在战场上之光景，令人感慨无量，今日能优游于云仙快乐之乡，荡涤战尘，胸襟不觉一快，至于漫游欧美与否，现未决定，与宋女士结婚问题，今日亦不能对各位表白，请诸君推测可也。”
据后来包括《宋家王朝》在内的书中都认为蒋介石这趟去日本，多半是为了去说服宋美龄的母亲倪桂珍，以便让她的女儿嫁给他(当然有一部分原因是和当时国民党正在闹宁汉分裂有关)。
明白乎此，就可以知晓，如果刘纪文和宋美龄已有情愫的话，为什么蒋介石还会带着刘纪文这个
“情敌”，去日本洽谈自己和宋美龄之间的婚事，这简直是滑稽突兀。况且，就算蒋介石有这样的“雅量”，难道刘纪文就有这样的“雅兴”，为“情敌”铺婚礼的红地毯？这是相当值得推敲的一个问题。
再回过头来，我们再来审视一下刘纪文的求学背景。许多海内外有关宋美龄的书说，宋美龄在美国念书时认识了刘纪文，但是，根据刘纪文本身的求学过程资料显示，刘纪文从来不曾留学美国，他是日本和英国的留学生，曾经在1923年奉派去欧美各国考察市政，然而，有趣的是，宋美龄早在1918年就已经学成归国，她不可能和刘纪文隔着一道太平洋“神交”吧！因为两人根本没有在美国交往的时间，刘、宋两人如何能够成为“留美同学”？
紧接着1927年11月14日《民国日报》报道，包括蔡元培在内的一些党政首长、学界人士等等，参加了13日上午举行的罗家伦和张维桢两人的婚礼，从日本回来有些时候的刘纪文也出席了这个婚礼仪式，在婚礼上，各个要人分别发表对婚姻的看法，结果，刘纪文也起来讲了一席话，这则报道说：“并有刘纪文君报告蒋宋之姻缘……”
我们以常情判断，假如刘纪文真的和宋美龄有过一段恋情的话，刘纪文怎么会有面子在这样的大庭广众面前，脸不红气不喘地作什么“报告”？一个情场败将会心甘自我堕落如是？这又是一个指刘宋夙有情愫之流言不近情理的间接证据。
关于刘纪文的一些官方文献记载
多年来一直被一些小道消息指为宋美龄早年情人的刘纪文，到底他的宦途如何？蒋介石、宋美龄、刘纪文三人之间，到底有没有传说中的什么政治条件？这确实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
老一辈特别是江浙一带的大陆朋友，一定对刘氏名字不陌生，可是真正对刘纪文的身世背景，以及和宋美龄之间，到底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全盘了若指掌的人，恐怕至今为数不多，即使少数对刘氏还有印象的朋友，大概也只是模糊记得，刘纪文是国民政府攻克南京并且正式奠都之后，首任南京市长。
1929年南京市政府出版的“首都市政”一书，对这位南京首位国民党市长的背景，作了如下的交待：“刘市长纪文，广东东莞县人，现年40岁，卒业于日本志成学校及法政大学，专攻政治经济，随从先总理革命十余年，未曾远离左右，历任中华革命党财政部部员、广东全省金库监理、广州市审计处处长、大元帅府审计局局长、陆军部军需司司长等职。民国十二年赴英国，在伦敦经济大学及剑桥大学研究欧战后状况，由广东政府特派为欧美市政考察专员，赴欧美各国首都及重要城镇实地考察，对各国市政制度及管理方法，极有心得，十五年归国，由国民政府特任为广东省政府委员，兼农工庭庭长，后因革命军北伐战事紧急，特赴前方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行营军需处处长，及总司令部经理委员会主席、审计处处长、经理处处长。南京奠定后，被任命为南京特别市市长，旋被选为南京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十六年七月，复任南京特别市市长，于七月二十日就职，兼任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委员，十八年三月被选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当年刘纪文任职南京市市长的原因，是当时宋美龄答应嫁给蒋介石的条件之一，不论这个说法正确与否，从文献资料上显示，刘纪文在担任南京市长期间，似乎有明显受到上峰挤压抑制的现象，种种迹象显示，刘纪文名为南京市长，实则不过是一个空头市长，根本有名无权。
在上述这份“首都市政”刊行的时候，刘纪文事实上已经当了南京市长有两年的时间，这位市长对当局是存在着许多牢骚和不满的，这一点可以从前述的“首都市政”中记载的事情，看出一番梗概：“中国国民党于扫荡革命之障碍以后，现已实行努力于全国人民生存方法改善之企图矣，即本党领导下之中华民国，已由军政时期入于训政时期……十六年六月一日，南京特别市政府负有建设首都之重任而产生，正是我国民革命军底定东南，继续北伐之时，草创伊始，百废待举，非兢兢业业，无以处理此艰巨之工作，非坚毅不挠，无以应付此险恶之环境，综计惨淡经营，于今二载，然回顾吾人成绩，其未能依原定计划实现者甚多，是诚吾人所应引以自咎而怀疑吾人之才能或有未逮，而另一面，实以本市之经济窘乏与行政权力之不足，以致吾人于市政设施上，无处不极感困难，兹将困难各点分述如下：一曰经济之困难也，盖经济为一切事业成功之母，以言市政建设，尤如饮食于人生，为生命荣枯之所系，查本市旧预算每年收入不足二百万元，而事业费及行政费之支出需三百万元，收支相抵，不敷一百余万元，以言开源，则税权支裂，源无从开，以言节流，则建设急迫，流不同节，虽曰市政公债，现已发行，实无从以言建设一宏伟之首都，夫财政既陷于窘迫，一切设施，自不得不受其限制而窒碍环生，于是吾人今日所处之地位，及陷于无穷困难之域，盖经济问题，横梗于吾人之前，而建设使命，正督促于吾人之后也。”
闹穷，说市政建设入不敷出，是当时刘纪文最无法忍受的问题，所以，他把这个问题摆在最前面说明。
其次，这位刘市长又说：“二曰警察权力之丧失也，查建设之力量必须集中，建设之计划，尤尚完密，为求力量集中与无计划完密起见，不得不严整吾人之组织，统一吾人之事权，然后建设工作，乃易观效，若割裂其严整之组织，分散其集中之力量，则建设进程之延缓，自不待言，公安局系市之武力，亦即一切市政事业之维护者，南京特别市政府之手足也，举凡市民安全之保障，风化之维持，不良之取缔，户口之注意，在与财政工务土地教育社会卫生各局，有密切之关系。市政而无公安局，无以言建设，公安局而离市政，亦无以尽其用。乃本年三月间极端公安局改名首都公安局，隶属于内政部，虽于其组织大纲上，规定本府仍有指挥之权，实则命令不行，成效毫无，市政掣肘，困难弥增，此项打击首都建设之责咎谁归，实予吾人以莫大之疑惧。”
以一个首都特别市的市长，却连警察局长也没有办法指挥，市的警察大权完全归中央掌控，刘纪文大概打从心眼里也觉得窝囊，这到底是孰令致之？是蒋介石？还是刘纪文的其他政敌？抑或只是政策本身？
再来谈到所谓“市公用事业之未能收回”的问题时，更可以证明刘纪文的无力感和朝中无人，他说：“当本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二中全会时，曾经决议各市之公用事业，概归各市政府监理，本府曾据以力争，然转辗曲折，终未收效，此放弃职权与夫不能副民众期望，吾人所深自引疚者也。”
此又证明刘纪文在国民党内部的人微言轻，
连市公用事业收回市有的这么一个小问题，都得不到当局的支持，这位留学英日的市长，能不心存怨恨？
更甚者，“四曰财政不统一也，……如市内田赋，屠宰税，牙行税，当铺税等等，乃由江宁县政府及江苏财政厅，直接在市内征收，丧失事权，紊乱市财政，莫此为甚，而影响本市经费，危害市政设施，尤为至重且大。”
一个办事要钱没钱、要人没人，而且左右掣肘的市长，如果像某些书说的，关于蒋介石要娶宋美龄的条件是包括了“保荐刘纪文当南京特别市市长”的话，刘纪文干南京市长，权力何以如此萎缩？这是另一个值得疑问的地方。
关于刘纪文遗孀的说法
从民国初期的一些现存图片资料显示，刘纪文可以说是当年政坛人士当中，仪表相貌十分英俊的一位，正如童轩荪先生在台北《传记文学》杂志第34卷第60期写的《刘纪文的生平及其他》一文中说的：“国民党里有两个美男子都以丰姿伟俊为世所称，而此两人竟同字“兆铭”，一为汪精卫，一即刘纪文。”(见《传记文学》第34卷第6期，童轩荪著《刘纪文的生平及其他》，第63页)
照童文的说法，从1913年到1923年这10年间，刘纪文从来未曾离开过孙中山身边，童文说：“刘氏参加革命早在民国前二年即加入同盟会，……民国三年中华革命党在东京成立，他是总事务所的干事。民国六年随中山先生回国，于上海环龙路44号革命党事务所的创立，他是总绾事务兼司财政的一员。后来中山先生回驻广州，便代理了财政部长。”童文说：“自后民国十八年任南京特别市第五届、二十三年任第六届执委兼常委。抑且于十八年开始连任中央三届、四届、五届、六届执行委员。于第一任南京市长之同时，正值蒋公辞去国府主席，随往日本。……”
在《宋美龄前传》一书中说：“说实在的，美龄自从美国归来，在爱情的海中，她一直脚踏两只船。一是刘纪文，二是蒋介石，……在异国的国土上，他们就相识，以至于谁也离不开谁了。……”(陈廷一著，第九章政治姻缘)可是，刘纪文遗孀许淑珍接受童轩荪访谈时，说明：“纪文曾亲口告诉说他出身寒微，献身革命奔走四方，没有时间谈恋爱。纪文和我结婚时，他已三十九岁。”接着许女士又说：“纪文初恋真正的情人是古婉仪小姐。她父亲为国民党元老古应芬先生。不幸古小姐和纪文订婚不久，即卧病经年，临终之前旬余，纪文亲侍在旁，可见两人间爱情之笃，事隔多年，他无时或忘，时常和我提起。”
根据许女士的现身说法，以及本文前述举出的各项例证，似乎可说明没有任何理由相信刘纪文是宋美龄的“初恋情人”，因而，海内外其他关于宋美龄的著作中，凡是提到刘纪文的情节，因为在证据上有稍嫌薄弱的问题，所以难免予人牵强附会的一种感觉，而失去了学术研究应有的权威性。
然而，毕竟爱情是一种隐秘性很高的个人行为，假如两造双方基于一种共同默契，或是基于某种利益承诺，还是有一定程度可能受到若干隐瞒的情况，所以，除非两造共同或者至少有其一方，出面亲自提出合理澄清，否则，恐怕很难有真正水落石出的一天。
至于宋美龄和刘纪文之间，究竟存在何种关系，照童轩荪访问刘纪文的遗孀许淑珍的讲法，是因为
“早于民国十五六年间在广州识宋府诸人”云云，但是，究竟刘纪文是在何种情况下认识宋家人的，童文并没有作进一步的说明，只附带在述说自己和刘纪文婚礼，把宋美龄(即宋美龄)和宋子文一起到场庆贺的情况，淡然一笔罢了。
所以，值得关切的是，童氏作的访问仍有若干疑义存在，我们可以参酌《孔祥熙先生年谱》来看看另外一件事，《年谱》说：“先生(按指孔祥熙)赞襄国父整理党务，经常出入国父东京寓所，负责中华革命党经费的捐献与劝募，同时参与机密，协助国父处理文书函电，于是和国父英文秘书宋霭龄女士相识。……宋霭龄女士结婚后(按与孔祥熙)，由她二妹宋庆龄女士递补英文秘书。民国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国父与宋庆龄女士在东京结婚，先生与国父结为连襟。”(《孔祥熙先生年谱》，台北郭荣生编著，第43～44页)
假如童轩荪氏作的访谈没有疏误，那么，刘纪文遗孀说的：“纪文早于民国十五年间在广州识宋府诸人。”刘夫人等于是无意中露出了马脚，两相对照，实在令人很难不怀疑刘夫人许淑珍女士不是在说谎。试想，各种文献都说刘纪文1913年到1923年，都在孙中山的身边，那么即是刘纪文都一直陪在孙文身边，怎么可能不认识宋霭龄，乃至以后的孙夫人宋庆龄这两位前后任的孙中山秘书？如果刘某认识宋大小姐和宋二小姐，又岂有不认识宋三小姐宋美龄的道理？
准此以观，即然刘纪文的遗孀可以在刘纪文认识宋家家人的这一问题上说谎，这便难保她不会在别的问题上隐瞒真相。(当然，她也有可能不是蓄意说谎，也许是时光错置之类的问题，导致她无意中说了这个“谎言”。)
然而，在1927年10月9日，宋美龄接受日本《每日新闻》记者火田谷访问时，火田谷问宋美龄：“蒋介石谓初见女士时，已认女士为其理想之伴侣，但不知当时女士作何感想？”宋美龄微笑答复：“此乃5年前事，当时余未注意之。”
(笔者按：以蒋介石对宋美龄追求之勤，宋美龄居然说她当时没有注意，那么她是在注意什么？在注意谁呢？)
最后，这位日本记者直接了当地问宋美龄：“女士婚姻何以迟迟至于今日？”问她晚婚的原因，结果宋美龄脸上泛了一阵红说：“因誓觅得相爱之人故。”(以上，日本大阪《每日新闻》1927年10月9日电)
到底谁是宋美龄的初恋情人，蒋介石是不是宋美龄的初恋情人，宋美龄以上在67年前接受日本记者访问时作的澄清，是不是可以让人恍然大悟，豁然释疑？
蒋宋婚姻，轰动上海
要不是宁汉分裂，蒋介石可能还不会对宋美龄展开积极的追求，宁汉分裂让蒋介石一度下台，可是，他巧妙地动用了杠杆原理，以四两搬千斤的方式，化腐朽为神奇，让原本水火不容的汪精卫，和他暂时妥协，且将原先根本持否决态度的宋母说服。
于公于私，蒋介石在宁汉分裂中，攫取了最大的利益，这个国民党空前的分裂结束之后，不但蒋介石重掌党内的军政大权，而且，他也成遂了本身长久的愿望，和上海——或是说全国最大的资本家家族结成姻亲，一夕之间，蒋介石成为全中国最有钱和最有权的人，他和宋美龄两人的世纪婚姻，因而成为全上海当时最轰动的一则消息。
1927年的11月30日，也就是蒋介石和宋美龄结婚的前一天，蒋介石草拟了一份启事，预备刊登在隔天的《大公报》的第一版上。这则启事是这样写的：“今日得以与最敬爱的美龄结婚，为有生以来最光荣愉快之一日，余奔走革命以来，常于积极中忽萌退志，前辈常询何日始可安心工作，当时未答，今日圆满答复，即确信自今日结婚后，革命工作必有进步，即从此可安心为革命尽责任。余深信人生若无美满婚姻，一切皆无意味，故革命当从家庭始，今日结婚实为建筑我二人革命事业基础。”这篇启事，其实就是蒋介石告别旧生活、旧婚姻的一个宣示，一个崭新的生命正在等待蒋介石。
1927年的12月1日，对蒋介石和宋美龄来说，是一个永生都不会淡忘的日子，一场世纪婚姻，马上要在上海的大华饭店揭开序幕。当天下午3点5分，蒋介石和宋美龄先在宋家位于西摩路的娘家，举行教会形式的婚礼。为了筹办婚礼，西摩路的宋公馆早已布置得美仑美奂，喜气洋洋，婚礼礼堂设在宋家的西首花厅，这个地方是宋家日常盛大聚会的主要场所。
在花厅的正中央，悬挂了一幅宋美龄父亲宋耀如的遗照，厅堂中间有一张红木长方桌，上面放了许多的鲜花。另外，从第一客厅到西花厅之间，还摆满了各界赠送的花篮，正中间的行道是鲜红的红地毯，礼堂的右侧，是亲友的观礼处，厅外的右边是乐队的席位。
宋家是上海最大的资本家， 而蒋介石又是革命军总司令，安全工作当然更不可忽略，在宋家和饭店都作了最周密的安排。
在宋家，从当天上午开始，就有各路来的保镖，包括公共租界的警探好几人，华人巡捕数名，西方巡捕两人，在宋家门口站岗保卫，任何出入宋家的人，都要在宋家门口接受这些巡捕的盘查；而婚礼举行地点的大华饭店，门口的警卫则是由蒋介石自己亲自派了手下的卫兵，密密麻麻地布满了饭店附近，此外还有上海原本的黑道头子，后来当了上海巡捕头的黄金荣，统率了十几名干将，站在门口值勤布防。
为蒋、宋联姻，上海地头上的黑白两道精锐尽出。
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婚礼仪式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宋家，先进行家庭婚礼仪式，再到饭店作公开的婚礼仪式。
下午3点，宋宅奏起基督教圣乐，一位男高音高声唱着圣歌，唱完之后，响起钢琴的乐音，音乐声中，穿着深色西装的蒋介石在男宾相刘纪文的陪同下，缓步至摆满鲜花的长桌前站定，然后，主持宗教仪式的余日章牧师，开始致词，讲话结束之后，就由新郎和新娘宣讲各人的誓词。
蒋介石的誓词念道：“我蒋中正，情愿遵从上帝的意旨，娶宋美龄为妻，从此以后，无论安乐患难，健康疾病，一切与你相共，我必尽心竭力地爱你敬你，保护你，终身不渝，上帝实临鉴之，……”
接着由宋美龄念她的誓词：“我宋美龄，情愿遵从上帝的意旨，嫁你蒋中正，认你为夫，从今以后，……”
讲完誓词，两人就互相交换戒指，蒋介石以戒指套在宋美龄的手指上时，蒋介石低着头，对宋美龄这位新婚妻子莞尔一笑，宋美龄这时也回眸报以一笑。
家庭婚礼正式结束，紧接着是公开仪式的婚礼。
下午4时许，蒋介石和宋美龄从宋宅赶到大华饭店，那时饭店门口早已挤满了想一睹新人风采的民众，二位新人基于安全理由，由保镖护卫，从饭店靠静安路的侧门进入饭店内。
当蒋、宋二位新人走进礼堂时，司仪邵力子，以洪亮的嗓音，高声宣布请来宾入席，全体贵宾于是鱼贯入座，主婚人蔡元培及证婚人相继入席，蔡元培站在中间的主位，男女双方的证婚人，包括何香凝、王正迁、蒋锡侯、李德全、谭延闿、余日章等人，全部也都站定位，司仪于是高喊：“请新郎入席！”
这时，所有的观礼人员都屏气凝神，等待这一幕最高潮的景象。
几秒钟后，蒋介石在男宾相刘纪文的陪同下，慢慢走向结婚礼堂，现场来客响起一阵热烈掌声。就在同一刻，悠扬的乐音奏起，在和缓优美的结婚进行曲当中，新娘宋美龄在两位捧着鲜花的少女，一位是陈明月小姐，一位是周稚英小姐伴随下，宋子文手挽着妹妹宋美龄的手，沿着鲜花铺成的甬道缓步向前。女宾相是王正延的女儿，另一位是倪吉贞小姐。王小姐用手扶着宋美龄，后面还有两位花童，分别是宋美龄的外甥女孔令伟和外甥孔令杰。
轻歌曼舞中，宋子文把妹妹交给了新郎蒋介石。这天的宋美龄格外美丽动人，雍容华贵，新郎和新娘在礼堂正中央站定位后，所有的来宾全体起立，在司仪的口令下，新人向国旗、党旗、总理孙中山遗像行三鞠躬礼，然后由主婚人蔡元培宣读结婚证书，随后一对新人用印，4点37分用印完成，司仪要一对新人相向，面对面行一鞠躬礼，全场这时又响起热烈掌声，新郎蒋介石这时灿然一笑，两位新人向前方站立的主婚人和证婚人行了一鞠躬，又向来宾敬了一鞠躬，博得全体来宾一致热烈的掌声，这项上海有史以来最为轰动的婚礼，终于大功告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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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8-7 10:1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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