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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日，《中国新闻周刊》发表一篇题为《孙东东：把精神病人送到医院是最大的保障》的文章。作者孙东东说：“对那些老上访专业户，我负责任地说，不说百分之一百，至少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精神有问题，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偏执型精神障碍属于需要强制的一类，因为它扰乱社会秩序……他们为了实现一个妄想症状可以抛家舍业，不惜一切代价上访。”“你们可以去调查那些很偏执地上访的人。他反映的问题实际上都解决了，甚至根本就没有问题。”
不料，此言一出，竟惹来大陆人民急风暴雨式的口诛笔伐，大有炸平北大，欲将孙东东用唾沫淹死之势。那么，这位孙东东到底是何许人也？请看大洋网对他的简单介绍：孙东东，男，1959年12月20日生，北京人。司法精神病学专家，北京大学教授。目前任职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司法鉴定室主任，主任医师。国家卫生部专家委员。作为北京大学司法鉴定室主任，孙东东主要从事精神病学方面的司法鉴定。在北大流传着他的麻辣传说，据说他每年都要给不少死刑犯人做司法精神病的鉴定，传说“每年都有几个人死在他的手里”。他讲授的心理卫生学要用北大最大的教室。
另外，我还从其他网络介绍中得知：孙东东，男，1959年12月20日生，北京人。“生于中关村，长于科学院”，孩提时代曾与华罗庚、熊庆来、于光远等中国各个领域最杰出的大师为邻。大师们的科学精神、思维方式使他得到了智慧上潜移默化的滋养。他至今记得那些“文革”时赋闲的老头们是怎样和孩子交流、讨论的，自己也得意地说“生了个好地方”。度过童年之后，孙东东像其他同龄人一样，因为“文革”停止了学校教育。他很简约地表达他对“文革”的态度：“深恶痛绝”。
1978年恢复高考，孙东东离开尚未扎根的农村，考入原北京医学院医疗系精神病专业。为什么选择这门“奇怪”的专业？“精神病专业挺好玩的，而且国家正需要这方面的人才，我就报考了。”精神病专业的确因其陌生、神秘而充满诱惑，但“服从国家需要”的初衷，在今天的我们看来，多少是那个时代的特殊印记。
一切似乎都按部就班，学习，毕业，工作，他成为北京安定医院的一名精神病医生，一干就是五年。本科的学习使他成为精神病专业断代二十年后的第一批专家，而且不安分的他在实习期间还搞出过一个“骨科计算尺”的专利。但一切也并不那么顺利和平静，他太不安分，又有研究成果，由此而来的现实中的人际纠葛使他远不能安心，他的目光转向了法律。这次不仅是好奇了，另有一种现实的驱迫，“觉得法律有用”，便开始学；而以后法律与医学的结合——从事司法精神病学的研究也就自然而然了。从自然科学跨向社会科学，他大大改变了自己的人生之路。他仿佛就在“好奇--求学--学成了!”的“不经意”的过程中完成了不同学业，可以说是一个传奇。
来到法律系后孙东东仍不“安分”。他那锐利的口锋、风趣的语言似乎是与生俱来的本领，作为“法律系第一能言善辩之徒”（梁根林老师言），他与辩论结下了不解之缘。当年新加坡式辩论风靡大江南北校园时，他曾经带过系里的辩论队，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而在新加坡式辩论奄奄一息时，他又成了辩论模式的改进者之一，于是有98年的“蓝带杯”，有了99年国际大专辩论会上他那绝对北大水平的点评。
他的风格，风靡了整个校园。作为民间公认的“北大十大幽默教师”之一，他的司法精神病学的课程一直是法律系学生一提起来就眉开眼笑的“传家宝”式的课。上个学期他开的全校性公共选修课——心理卫生学概论更是选者如潮。夜晚学生宿舍的谈资中，亦不乏他课上所讲的精神病例！
好吧，基本差不多了。让我们来给孙大先生总结几个关键词：高知子弟（小时候经常和大师们对话）；法学教授（名牌大学哟）；医学专家（精神病学）；社会精英（卫生部御用人才）。从对他的介绍来看，在其人生的求学阶段他就是一名好学生，但不安分，“这山望着那山高”，却总能取得令人羡慕的成绩。孙教授说别人偏执，实际上，从他的经历上看，他也偏执，只不过他的偏执成就了他的辉煌，这正应了当下一句流行的话：偏执狂不见得成功，但成功的人必定是偏执狂。也就是说，偏执不见得是坏事，平庸未必是好汉。从上访人群的构成来看，农民占绝大多数，他们一般来说各方面条件都不行，属于社会的最底层。而他们从小到大的生活环境和待遇与孙教授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这些人是绝对的弱势群体，论文化他们没有；论能力他们有限；论财产他们可怜；论势力他们……，可以说是要什么没什么。俗话说：贫不与富争，民不与官斗。但凡他们没有巨大的冤屈，你就是奖励他上访，他恐怕都不来。是这个万恶的社会把他们逼得没有了活路，才只能走上这条漫漫血泪上访路（况且，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有百姓拦轿喊冤的传统）。可以说，每个上访专业户都是一部血泪史。这些来自农村地区上访的人们其实心里都还是怀着一份相信“官家”能为他们作主的朴素心理上北京来“告御状”的，哪怕四处碰壁，灰头土脸，但总相信有朝一日能碰上一位“清天大老爷”替他们伸冤，为他们作主。但他们还是太天真，不知道共匪连以往最昏庸的皇帝老儿都不如！这一点，来自城市的上访者就看得很清楚，所以才有了去年杨佳义士愤然杀警的惊天大案爆出！当然，杨佳是个极端的例子，但这也正反映出上访的无效和上访的痛苦，它足以把人逼疯，把天使变成魔鬼！
依照孙教授所言，上访者99%有精神病，那么即便确实存在的话，也是在上访过程中被逼成精神病的！也就是说，上访本身没有问题，问题在于上访的结果如何。就人性而言，心态长期扭曲，心理压力得不到有效释放，长此以往，必然“穷极生疯”！注意这个“穷”不是一般认为没钱的“穷”，而是属于身在沙漠中找不到绿洲；呆在黑夜里看不到曙光的感觉，说穿了，就是穷困！
开头讲了，孙教授把上访者定义为“偏执型精神障碍”。就精神病理学的范畴来讲，作为“专家”的您肯定比我们有发言权，所言极是。那请问孙教授：毛匪头是偏执狂吗？希特勒是偏执狂吗？按照您的逻辑，这二位“改变”世界的“伟人”也当属精神病患者无疑了？诚然，这两位是反面人物，英雄本疯子嘛。再问问你：爱迪生是偏执狂吗？爱因斯坦是偏执狂吗？而他们对于科学探索的偏执精神恰恰成就了人类文明的伟大进步，他们算是精神病人吗？
虽说孙教授已经为这段犯众怒的言论表示了歉意，但仍有人不依不饶，别人不说，比如最近出来个什么鄢烈山（也是名人），他就建议剥夺您卫生部专家的公务身份。果真那样，想必您也不会忍气吞声，肯定愤起“上访”，质问有关主管单位。届时，您将也有幸过把上访瘾，一起感受感受。我想那样也好，本来您就是精神病学专家，正好借此机会体验生活，以便更好地有利于教学、有利于研究、更有利于鉴定，您说是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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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4-14 13:1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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