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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帝是中国历史上以仁德著称的皇帝之一,他即位不久,就遍施恩德。文帝二年十一月和十二月,有两次日食发生。文帝说:“天生万民,为他们设置了君主来治理他们。如果君主缺乏德义,施行政令不够公平,上天就会显示灾异以警戒。在十一月发生日食,这是上天在谴责我,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吗?朕以渺小的身躯承担天下,对下不能养育好众生,对上又损害了日月星辰,我实在是太失德了。你们要想想我犯了什么过失,必须要举荐贤良正直和能够直言劝谏的人,来匡正我的过失。官吏们要减轻徭役费用来便利民众。”
文帝说:“农业,是天下的根本。应当开辟田地,我要亲自耕作,以便提供宗庙祭祀所需要的粮食。”“任何政务都没有农业更重要。现在农民辛辛苦苦的劳动,还有负担各种租税,这无法鼓励人们务农,应该免除田地的租税。”
汉文帝虚言纳听,他说:“古人治理天下的时候,在朝廷设有旌旗,百姓可以站在它的下面向朝廷進言;还设有可以刻写对朝廷批评意见的诽谤木。这些设置,是为了招来劝谏的臣民。可是,现在的法律中有诽谤罪,这就使广大臣民不敢直言,所以君主就无法听到批评意见,应该废除这样的法律条文。从今以后,如果有人触犯了这条法令,不要治罪。”
文帝看到很久以前就施行亲人相互连坐的法律,认为很不合理。他说:“如果法律公正,那么民众就会诚实;治罪恰当,民众就会服法。况且,治理民众,引导他们向善,这是官吏的责任。官吏们如果既不能教导民众向善,又拿不正当的法律去惩罚他们,这反而是坑害民众,让他们去行凶。”于是汉朝废除了连坐的律令。
文帝即位几年后,他对众臣说:“祸患来自互相怨恨,福泽兴于遵从德义。百官有什么不对之处,这是我的过失造成的。可是,如今的官吏总是习惯于把过错都推给臣下,这更加显示出我缺乏仁德,朕非常不赞成这种做法。”
齐国太仓公淳于公犯罪,应当受刑,被押送长安。他的小女儿缇萦随从父亲来到长安,她上书皇上,情愿成为官府的女奴来抵赎父亲的罪过。文帝悲怜缇萦,下诏说:“我听说,在舜帝的时候,让罪犯穿戴画有特别花纹和颜色的衣帽来羞辱他们,于是民众就不再犯法。这是因为当时有最好的政治局面。可是如今,刑法有好几种肉刑,但是却不能禁止犯罪,这其中的过失在哪里?这是因为我的德行浅薄,教化不当,我非常惭愧。所以说,训导的方法不当,就会使民众愚昧,并且犯罪。如今有人犯了过错,还没有進行教化,就对他们施行刑罚,即使他们想要改行善道,也没有机会了。我非常可怜他们。我们的刑罚太重。竟达到断人肢体、毁坏肌肤、使人终生无法复原,这是多么令人痛楚的做法,是多么不讲恩德呀!这样怎么能为民父母呢?应当废除肉刑。”
匈奴常年在边境为害,杀死不少官员和百姓。而长时间的征战,对各国都没有好处。文帝为此心痛不安。他多次派遣使者,向匈奴的单于讲和,施行和亲政策,与匈奴结成兄弟关系,以此保全天下的淳朴百姓。
有一年,天下大旱,遭遇蝗灾。文帝下令诸侯,不必向朝廷進贡;撤销山泽禁令,以便利民众。还俭省各种服饰、车驾和狗马,减少官员的名额,散发仓库的粮食来救济贫民。
文帝抑减自己的嗜好和私欲,不谋求私利。做皇帝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衣服、车驾一点都没有增加。他曾经想要建筑露台,召来工匠做预算,发现所需费用要达到一百斤黄金。文帝说:“百斤黄金,相当于十家中等平民的家产,建筑露台做什么!”
文帝衣着简朴,经常穿着粗厚的衣服,以示敦厚俭朴,为天下人做表率。不修筑高大的墓冢,治办霸陵的随葬品都只用瓦器,目地是节省钱财,避免扰民。南越王尉佗自立为武帝,但是文帝却召来尉佗的兄弟,善待他们,尉佗感动,于是自动取消帝号,俯首称臣。与匈奴和亲,匈奴人背约而入侵,但文帝却命令汉军只许防守,不许发兵深入,怕因此而烦扰百姓。
群臣中有人直言朝政,话语尖刻,但文帝能够听取他们的意见。张武等人接受别人的贿赂,事发后,文帝就把御府的钱财拿出来送给他们,以此让他们心生惭愧,主动悔改。
总之,文帝致力于用恩惠德义来教化民众,所以海内富裕,礼义盛行,开创了“文景之治”的盛世辉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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