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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四大荡妇制造的“绿帽子”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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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9-21 06:12:5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如果要搞个“历代中国荡妇排行榜”,或是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著名荡妇海选活动”,潘金莲绝对排名第一。若是你不知道她与西门庆的那点事,就犹如外星人了,可以说,潘金莲已经成为中国的“淫妇”图腾。

裤裆是个容易产生联想的地方,也是个很要命的地方,若是管不住裆内的那点东西,男人就要被扣上“色鬼”的帽子,女人将被贴上“荡妇”的商标。在男权社会,“荡妇”这个弥漫着淫骚味的词汇历来不为人齿,以至于逐渐演绎成了辱骂与攻击别人的重要舆论工具,而对于女性来说,在中国博大精深的恶毒谩骂语言中,除了“婊子”之外,应该是“荡妇”了。

在《水浒》中,和潘金莲一样淫荡的女人,还有宋江的老婆阎惜婆、杨雄的老婆潘巧云、卢俊义的老婆贾氏,并称为四大荡妇。这四个水性扬花的女人下场几乎惊人一致,都无一例外成为“刀下鬼”,而下手的竟然是自己的老公或亲人。

那么,潘金莲、阎惜婆、潘巧云、贾氏这四个传统意义上的荡妇,难道真的不知道世俗和舆论的力量吗?我想应该是知道的,那为何要冒着送死的风险去淫荡呢?我们不妨先来看看这四个女人的故事。

历史上最著名的“第一淫妇”潘金莲的淫荡并非与生俱来。最初张大户垂涎她,本来可以捞个“小蜜”做做,但她却告诉了主人婆,最后被财主报复白白嫁了“三寸丁”、“谷树皮”的武大郎,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遇武松,在叫过三十九遍“叔叔”后,忽然改作“你”字,算是言语传情,怎奈武松满脑子仁义道德又不解风情。最后在“职业皮条客”王婆的撮合下,与西门大官人演绎出了一段遗臭万年的孽缘来。在谋杀亲夫武大郎后,被曾经心仪的叔叔武松“劈开胸脯,拽出心肝”。

阎婆惜被宋江两刀捅死,直接原因是阎婆惜拿了宋江的通贼密函,宣称要去告官。其实,在宋江的心里还有一个隐痛,就是阎婆惜送给他一顶“绿帽子”。阎婆惜芳龄十八,长得是“花容袅娜,玉质娉婷”,更有点艺术细胞,很“超级女生”。而宋江则年及三十,脸黑又不伟岸,坐走有如狼虎,二人才貌相去甚远,婚姻又是出于利益,所以婚后“初时宋江夜夜与婆惜一处歇卧,后来渐渐来得慢了”。缺乏共同语言,性生活不和谐,使他们的婚姻死了。当“风流俊俏,更兼品竹调诗”的张三出现后,阎婆惜立即找到了寄托。起初宋江半信半疑竟也忍得,但这口恶气在关键时刻终于化作了恶杀的催化剂。

《水浒》关于杀妻的描写,“病关索”杨雄杀潘巧云是最残忍最血腥的,也是写得比较详细的。这可能与杨雄的职业有关,杨雄原来是蓟州押狱兼行刑刽子手,可以说是“职业杀手”,屠宰技术熟练得很。他的妻子潘巧云与和尚裴如海有奸情,其异姓兄弟石秀将此事告诉了杨雄,潘巧云却反咬石秀一口,石秀被杨雄赶出了家门。石秀暗中在杨雄家门口埋伏,杀了裴如海和庙里的头陀胡道。杨雄后悔不该错怪了石秀,杀了淫妇潘巧云和丫环迎儿。书云“一刀从心窝里直割到小肚子下,取出心肝五脏,挂在松树上。杨雄又将这妇人七件事分开了,却将钗钏首饰都拴在包里里了”。

贾氏是北京城里员外大户卢俊义的妻子,这个“玉麒麟”一身好武艺,棍棒天下无双。被梁山泊吴用用计骗到梁山,卢俊义不愿在梁山落草为寇,乘机逃走。回到北京城,发现妻子贾氏已与管家李固做了夫妻。加之卢俊义又被官兵捉拿,屈打成招,下了死牢。宋江率梁山泊英雄攻打北京城,“拼命三郎”石秀独力劫法场,救出卢俊义,杀了奸夫淫妇。

那么,这些梁山英雄为何要如此残忍地杀害自己的妻子与亲人呢?中国传统文化有一处“硬伤”,那就是,男人可以像韩信那样钻别人的裤裆,也可以像刘邦那样要求与项羽分吃煮食父亲的汤羹,就是戴不得“绿帽子”!换句话说,“绿帽子”是男人体面活着的最低底线,也是最大耻辱,所以一旦戴上,一般以“不是我死就是你亡”的悲剧告终。

中国男人对“绿帽子”的心理恐惧从来没有中断过。“树活一张皮,人活一张脸”,戴了“绿帽子”的人,在别人眼里是一具失去了廉耻感的僵尸,会有很多热心的旁观者见义勇为,义愤填膺地为其吆喝呐喊,这个时候,当事人是没有退路的,只有两种选择:要么配合吆喝奋勇前进,要么自残,否则会在这场捍卫伦理的集体表演秀中被口水淹死。

其实,数千年来,我们一直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拒绝着“绿帽子”以维护男权的尊严。“阎婆惜真是该杀!明明穿的、吃的、用的都由宋江供给,却偏偏在外偷情养汉……真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这是江苏扬州部分中学初中语文自读课本《亲近母语》第3册中《宋江怒杀阎婆惜》的评述,据说是由某大学教师撰写。可见,文化一直被厌恶“绿帽子”的男人所主宰,这决定了女人是翻不了身的。

与此同时,荡妇----作为“绿帽子”的生产者,在君子与伪君子的眼里与瘟疫无异,是需要躲避的,哪怕看到“荡妇”的词汇都会过敏。这一点电视主持人李湘应该深有感触,她曾在某电视栏目里所穿的衣服右上角配饰上有英文“vamp”字样,
“vamp”意为“荡妇”,招致网民纷纷指责甚至谩骂。

再假设一下,如果这四个被称为“荡妇”的女人活在现在,也许是不需要赔掉性命的。潘金莲或许就心甘情愿当了张大户的“二奶”;男才女貌的阎婆惜与张三私奔弄不好生出一段感人肺腑的爱情来;潘巧云嫁了个“疑似同性恋”的杨雄,注定要红杏出墙,可以找到新的幸福;而贾氏与管家的苟合则见怪不怪了,女权主义者认为性压抑是“死要面子活受罪”,很不人道的,大不了与丈夫离婚就是。说到底,这四个女人经常处于性饥渴状态,得不到满足,注定要成为时代的牺牲品与男权的祭品。

我真有些怀疑施耐庵是不是吃过女人的亏,否则就是心理变态。他笔下的女人非荡即悍,非悍即丑,这绝不是简单的男权思想作祟,因为跟他同一时期的作家曹雪芹、蒲松龄、关汉卿、王实甫等对待女人的态度都要宽容得多。不过,以现在的眼光看,施耐庵先生绝对是一流的畅销书作家,不但笔杆子了得,还有市场意识,也懂得阅读心理学,他知道,为了招徕听客和看官,在小说里搭配些八卦“荤料”是很对市井布衣胃口的,可以赢得眼球。同时,有了潘金莲等淫荡女人垫底,更能彰显男人的英雄本色。

而另一方面,中国的男人却对“淫荡文化”充满了好奇,一本《金瓶梅》就被一些所谓高尚的人弄得神神秘秘,据说这套书是限量发行的,只供专家教授学术研究及图书馆收藏用。事实上,有些东西越是披上神秘的外衣,就越显得神秘,更容易激起人们的偷窥欲。显然,这是对“淫荡文化”的明抑暗扬。

在大多数眼里,圣女和荡妇的区别好像就在于与之性交人数的多寡,少的就是圣女,多的就是荡妇。与此同时,数几千年来,男人们总是在重复着同一个错误:女人风骚就是荡妇,男人好色是英雄本色。

圣经上说,有一个女人有越轨行为,被人发现后成了“荡妇”,村里的人汇聚起来,要按习俗用石块砸死她。耶稣来了,说,你们当中有谁没有犯过错?从没犯过错的人就用石块砸吧。结果没有一个人用石块去砸。耶稣的语言像石块一样击在每个人的心上,他们手中的石块顿时没有了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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