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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
新中国建立后，前苏联成为世界上惟一对中国实施大规模援助的重要国家。在此前的100年中，外国与中国的关系要么是强盗式的以强凌弱，要么支持中国的地方军阀以图瓜分利益。
前苏联的技术援助和资本货物的重要性今天来说不论怎么评价都不为过。但中国必须偿付这些援助，前苏联人几乎没有提供过无偿援助。
1949年，毛泽东生平第一次出国就到了前苏联，在那里进行了近2个月的谈判，结果只得到了两笔贷款。第一笔只有3亿美元，据说只是毛泽东要求数额的一小部分。第二笔1.3亿美元，是在1954年赫鲁晓夫来北京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5周年时宣布的。当时好象没有官员给赫鲁晓夫的飞机插上“苏联贡使”的旗子。
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工业投资的250亿元人民币相比，这两笔贷款不算什么。按照官方汇率，贷款只占工业总投资的4％，另外，贷款的期限是较短的，1950年的贷款从1951年至1955年每年分贷6000万美元。从1954年起，将在10年内每年连本带息归还。根据早期的还款规定，到1957年中国的纯信用地位是负数，这意味着中国在与前苏联贸易结算时必须保持顺差。
1954年后，中国再没有得到大笔的外资。而自1957年与前苏联决裂到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国几乎对外界关门，除去阿尔巴尼亚、越南、朝鲜及一些非洲国家。
当时中国的对外贸易只有每年两次的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1969
年4月14日春季广交会开幕。这一届广交会的中心是展出面积比过去大一倍的毛主席著作展览馆——红宝书馆。1966年到1968年的两年半中，中国在世界上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行毛主席著作共2400万册，相当于文化大革命前发行总量的5倍以上。广交会还设立了大寨馆，介绍了大寨大队的社员和干部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英雄事迹。
1969年5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毛主席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伟大方针的胜利——欢呼我国成为一个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文章。
文章说：“中国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为动员广大群众把暂时闲置的资金用于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自1950年至1958年，先后发行过6次国内公债，发行总额为38.4亿元，加上应付利息9.8亿元，还本付息总数计48.2亿元，已在1968年底全部还完。在国家建设初期，特别是在抗美援朝期间，当时斯大林领导下的（前）苏联政府曾向中国提供过一些援助借款，本息共14.06亿新卢布。此项外债，中国一直坚持按期归还，并已在1965年初提前全部还清。”
从输出外援到接受外援
1949年之后的20年里，尽管中国得不到外援，尽管中国社会被文化大革命闹得鸡飞狗跳，但中国依然对外援助。
1968年中国对外援助22.4亿元，占当年国家财政支出的6.2%，比上年增长了12.3%。其中12月26日给予巴基斯坦政府1亿元无偿援助。
在送出1亿元的前3天，12月23日，财政部军管会发出《关于做好1968年财政决策编审工作通知》：今年中央财政对各省市区财政暂不实行往年的“收支挂钩，总额分成”的办法，而改为收归收，支归支，收支分算账的办法，即收入全部上缴，支出由中央分配。这是在1967年财政出现了22.5亿元赤字，不少地区生产和财政收入都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的一种暂时办法。22.4亿和22.5亿正好相近。
中国对外援助总是强调平等互利和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这一点得到第三世界兄弟的赞赏。著名的有坦赞铁路。1971年中国成功地返回联合国，也确实得到他们的鼎力相助。
1978年后，中国外援开始遵循“量力而行”的原则。这种情形改变在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正巧与中国开始接受外援同步。而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中国曾拒绝了外援。
据不完全统计：1979年至1991年，中国接受多边援助2.3亿美元，执行了260个项目；1987年至1989年，接受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授助
7716万美元，执行了59个项目；1979年至1989年，接受联合国人口基金组织援助1亿美元，执行56个项目；仅1987年，中国接受如下组织援助：世界粮食计划署和粮农组织8191万美元，世界卫生组织3000万美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80万美元。
中国还接受了许多国家的援助：大兴安岭火灾时，德国政府同意给2000万马克援助。当德国一高级官员乘坐直升飞机在灾区上空看了一下之后，又追加1000万马克；只有十几万人口的卢森堡也曾拿出十几万美元援助中国；欧共体曾实施中国城市奶类援助计划。
经贸部一官员表示：到1993年，中国援助穷朋友的金额与富国援助中国的金额打了个平手。
有材料表明：到1994年，西方发达国家中的美国、法国尚无对华无偿援助。法国的理由是：中国不是发展中国家。另外，中国尚未接到发展中国家的无偿助援。
1995年5月22日，中国外经贸部部长吴仪对来访的毛里求斯副总理兼计划经济部长纳巴布辛格说，中国今后一般不再提供无息贷款。
海南汽车走私狂潮
据说，雷宇没往自己兜里装钱，但仍丢了官。
那时的海南还没建省，属于广东的一个区，穷得很，财政靠吃补贴。1949年解放时，中国只有两个地区红色政权没倒过，一个是陕北，党中央的所在地；再一个就是海南，因为有著名的琼崖纵队，有红色娘子军在顶着。
1983年，国家给政策，让海南快些富起来，可以进口洋货自用。但用着用着，或者还没来得及用，洋玩艺就长腿儿跑出了岛。
自1984年1月1日到1985年3月5日，海南共批准进口汽车8.9万多辆，到货7.9万多辆，有1万多辆倒出岛外。在海南区直属的94个单位中，有88个倒汽车，连学校幼儿园也奋勇当先。此外，海南还进口了大量的电视机、录像机、摩托车等，自家人显然都用不完。
钱从哪儿来？——海南非法从岛外购进外汇5.7亿美元，这是国家允许海南提留外汇的10倍。同时，进口洋玩艺儿的贷款累计达42.1亿元，比海南1984年工农业总产值还多10亿元，至案发时尚有21.1亿元未还。
捅了这么大的窟窿，责任由区政府主要负责人雷宇担了。
这是改革开放后中国最早最大的一次国门失守。当然，后来还有一些，比如厦门远华走私大案，赖昌星坏了我一大批官员。
雷宇离开海南后，降级到广东的花县、增城、广州市等地任职，数年后官至广西自治区副主席。1996年初，61岁的雷宇递交了辞职报告，他说：我太累了，退下来后不需要给我另行安排任何工作。我将好好读书，研究问题，并照顾我96岁老母的生活起居，尽一点人子之责。
100亿美元诈骗案
在改革开放前，这样的案件是不会出现的，因为中国的银行与国际是隔绝的，中国人也不喜欢使用信用证之类的金融工具。
1993年6月16日和18日，新华社两次报道中国农业银行总行衡水中心支行备用信用证被不法分子内外勾结诈骗的事件。此声明还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中播出。农业银行总行郑重声明：利用这批信用证进行的一切交易活动都是无效的，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农行概不承担任何责任和义务。
此事何以如此重要？
原来，这批200份备用信用证为一年期、不可撤销、可转让的信用证，总金额为100亿美元。信用证是进行外贸业务时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一般开出信用证明的客户在银行要有一定担保。此次案件，农行的信用证是开给莎乌德投资公司的，担保方是俄罗斯联合国民共和银行，它给农行开了100亿美元的信用证。可怕的是，后查发觉根本就没有什么俄罗斯联合国民共和银行，信用证当然也是伪造的。
而这事对农行来说也很荒唐：农行衡水支行本没有国际业务部，竟敢开出100亿美元之巨的信用证。100亿美元是什么概念？当时中国国家外汇储备只有200多亿美元，1992年全国外贸出口总额850亿美元，除去成本净赚都到不了100亿美元。
中国高层组织了追缴小组，其中包括著名律师。中国与外部世界打交道，越来越倚重法律。所幸200份备用信用证被追回，只是赔了点差旅费。
李森智不辞而别 龙永图血压升高
看得出来，中国高层急燥了。
1994年11月28日，中国政府提出在1994年年底前结束中国复关实质性谈判的时限，超过这一时限，中国在复关议定书和市场准入谈判中不再做新的实质性出价，中方不再主动要求同各缔约方举行双边磋商。
中国自1986年提出复关申请，到1994年已经8年。8年时间打个抗日战争都够用了，恢复一个国际组织的席位不够？
12月20日，中国政府正式表态：由于少数缔约方缺乏诚意、蓄意阻挠、漫天要价，由于个别大国拖延和阻挠谈判进程，中国复关协议未能达成，中国改革开放的事业将会继续发展。但是，改革开放的进程将按照中国自己的时间表进行，中国将根据自己的国情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制定自己的产业政策，并实施各种必要的关税和非关税措施。
今天看来，这个表态所用辞句有些过火，从中能感受到谈判桌上气氛之紧张。后来得知，美国谈判代表李森智是12月15日不辞而别的，这令“毫无思想准备的中方代表团成员无不感到气愤”。这事压了5天才公布，中国人的修养可以了。
不辞而别是无礼貌的。也许美国的坨儿大，嫌中国分量轻，不辞而别，别就别了。当年，美国是中国的第3大贸易伙伴，而中国只是美国的第9大贸易伙伴。如果反过来，中国是美国的头号二号贸易伙伴，这位李先生就是烦了，不想谈了，也会道个别的。
或者美国人就是性子直，做事就这样不留余地。1955年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拒绝中国总理周恩来伸过来的手就是一例。在李先生不辞而别前数月，一美国少年在新加坡坏了人家的规矩被新加坡人鞭打4下。行刑前，美国总统克林顿老着脸为那少年求情，仍是这样不留余地——他就不怕被拒绝下不来台？果然克林顿栽了回儿面。
1994年12月31日，美国宣布将对中国实行贸易制裁。美国贸易代表坎特公布了一份总价值约28亿美元的中国商品清单，包括电子器材、鞋、玩具等。话音未落，中方的反报复清单也出来了，除对游戏机、游戏卡、录音带、激光唱盘、烟、酒、化妆品等加征百分之百的关税外，还暂停与美国公司的大型汽车合资项目谈判，暂停受理美国公司及所属公司在华设立投资公司的申请等。
雷声大雨点小，这一仗并没有打起来。漫天要价，就地还钱，磨擦总是时时发生的，但没再见中国人的急燥了。
其实，1999年中美达成WTO协议之后，中国的WTO之路并未完成。中国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回忆说，欧盟要价很高，要进中国保险市场，甚至点着名要给某某欧洲保险公司发牌照。“我一下子就火了，给谁发牌照是中国内政，凭什么你发话？我血压一下子就上去了，走路直呼悠。”
考验龙先生血压的是2001年9月12日，WTO审议中国的加入申请，一项项过堂，过一项就敲一下槌，如果某一项过不了就得重来，从头受折磨。这样一槌槌敲，敲了几十下，每敲一下龙永图就呼悠一下。
WTO之后，龙先生从对外经贸部副部长职上退下，到博鳌亚洲论坛当秘书长。
博鳌水秀风清，保重。
延伸阅读：雷宇与1984海南汽车走私事件
从1984
年6月起，孤悬海外、百年寂寥的海南岛突然成了一块骚动的热土。年初，邓小平南下，他针对海南说过一句话，“如果用20年的时间把海南的经济发展到台湾的水平，就是很大的胜利”，此言被当成中央精神传达。当时的海南行政区党委书记、公署主任雷宇“激动得夜不能寐”。
当时，国务院批转过一个文件，《加快海南岛开发建设问题讨论纪要》，其中指出：“海南行政区可以根据需要，批准进口工农业生产资料，用于生产建设；可以使用地方留成外汇，进口若干海南市场短缺的消费品。”不过，这个《纪要》又明文规定“上列进出口物资和商品只限于海南行政区内使用和销售，不得向行政区外转销。”
为了又快又多地利用政策，完成原始积累，雷宇和他的部属们很自然地想到了汽车。当时雷宇的算盘是：“进口1.3万辆转卖到内地，赚两个亿就行了。”
出乎他预料的是，闸门一开，事态迅速地变得不可收拾。弄到一张批文，倒卖一辆汽车就可以赚个上万元。一时间，全岛陷入疯魔，人人争跑批文，个个倒卖汽车。在1984年上半年，海南的进口汽车才两千多辆，到7月份，区政府一下子批准了1.3万辆汽车进口，比上半年的月平均数高出36倍。仅半年，全岛便出现了872家公司，个个直奔汽车而去。甚至部队也参与了运车出岛的大行动，海军动用军舰，以调防名义，把汽车全部换上军用车牌，到湛江卸船后，把军用车牌拆下，拿回海南继续运第二批。
那是一个酷热难当的夏天，汽车像潮水般涌进海南岛，全部停在海口市内外，密密层层，一望无际。工商局积极为来自全国各地的买家办理“罚款放行”手续，只消罚款四五千元，盖上一枚公章，这辆汽车就可以堂而皇之地装船出岛了。在这中间，贪污、行贿、受贿、套汇，所有作奸犯科的活动均在阳光下公然进行。事后清查，在短短半年里，海南一共签了8.9万辆汽车进口的放行批文，对外订货7万多辆。
9月，海南大量进口汽车引起中央关注，国务院派人前来调查，雷宇的上报材料与实际情况大有出入：“一、海南进口的所有汽车，都是在岛内销售的。二、目前已经到货的车，不足1.5万辆。三、海南对进口物资的管理，十分严格，一律不准出岛，违者要受处分。”就在雷宇上报这份材料的同时，成千上万的日本汽车，正在海口市的港口源源卸下。
到年底，国务院特区办已经不再相信海南的报告。12月，雷宇被召到广州，省政府明确命令他停止汽车进口。至此，狂潮才戛然消歇。1985年初，由中纪委、中央军委、国家审计署等机构102人组成的庞大调查组，进驻海南。不久后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在一年时间里，海南非法高价从全国21个省市、及中央15个单位炒买外汇5.7亿美元，各公司用于进口的贷款累计42.1亿元，比1984年海南工农业总产值还多
10亿元。
雷宇被撤职，后转任广东一个农业县的副书记。从被降职的那一天起，他就成了改革的“英雄”，在很多时候，他常常与客死海南的明朝清官海瑞一起被相提并论。1996年，当他61岁的时候，从广西自治区副主席的职位上主动退下来，并声称回家侍奉九旬老母亲，由此再成新闻人物，一时颇受社会舆论的同情。
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雷宇之所以如此大胆，与当时改革派急于求变的心态是分不开的。他到海南到任之际，曾有中央领导说，中央和广东省对海南岛要无为而治，最起码三年内一不要打棍子，二不要给“绳子”。邓小平南巡后，更有领导鼓励说，你在海南岛工作，胆子大一点，怎么快你就怎么搞。
从个人品德而言，雷宇是共和国难得的能吏和清官，他为人刚正不阿，敢于抗上直言，行事霹雳，思路清晰，官声之佳，有悠悠众口为证。他在任职期间，努力于肃清文革后遗症，将岛上的所有“右派”都平反了，让海南成了一个“无右岛”。他有亲自处理人民来信的习惯，三年里，亲手批复了5000多封写给他的人民来信。在“汽车事件”的事后清查中发现，雷宇个人在热潮中从未倒过一辆汽车，没有受贿一分钱。也正因此，他在其后十余年，一直受人敬重和同情，在民间流传为一个侠客式的清官。
然而，从制度的角度看，海南事件无疑是开了一个极恶劣的先例。它使得中国的经济变革逐渐滑向对制度的肆意穿越，法律形同虚设。任何行为以改革之名，都可以对现有的制度进行创造性破坏，这种做法一直得到默许和宽容。在很多时候，人们对制度的漠视与背叛甚至在道德心理上竟变得高尚起来，其后果则是整个社会环境日渐灰色化，制度和道德底线被轻易击穿。
社会舆论对雷宇的评价，最生动地体现出中国改革过程中的观念紊乱和制度悖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对官员和企业家们的经济行为的法律判断一直非常迷乱，甚至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和阶段性，最终，只好落到其本人有没有“受贿”这个具体的细节上。殊不知，一个官员的决策行为或企业家的商业活动是否违法，与其个人有否受贿，两者之间根本没有必然的关联。
对于海南汽车走私事件，雷宇个人的观点非常独特，2004年3月，他在接受采访时说：对于“海南汽车事件”的错误，只有一个，那就是政府批准进来的汽车，“政府得益不多，都流散到社会上去了”———当时的海南行政区政府过于让利于民。
这是事件观察的另一个角度。换言之，如果政府得益很多，便可以视制度与法律于无顾吗？在这种逻辑之下，政府作为一个利益集团和特定资本的拥有者，其争利于民的角色便显得非常的鲜明了。
雷宇晚年定居广州，1999年，有记者登门采访时看到，午饭之后，他与99岁的老母亲一起参禅入定，宛若老僧。（据《经济观察报》吴晓波/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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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9-24 04:5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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