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朝魔头刘少奇的狰狞面目

1hsiu · 发表于 2006-9-25 10:06:19

红朝魔头刘少奇的狰狞面目

大陆公民陈德海
2006年9月

按：本文原名评《中南海恩仇录》，署名陈德海，最先发表于北美自由论坛和小参考总第340期 1999.02.20。当时，刚收听了VOA广播的《中南海恩仇录》一书的片段，感觉该书仅着力于揭露毛泽东的罪恶，却在事实上美化了刘少奇。作为许许多多的知情者之一，有必要让大家知道刘少奇的狰狞面目................当时动笔匆忙，有些资料一时也记忆不准............今补充资料后改写如下：

刘少奇在文革中被毛泽东整死，实不足惜；因为，如果说毛泽东是比希特勒凶残百倍的大魔头，刘少奇则是与毛泽东亦步亦趋的二魔头。刘少奇的人品比起一位侵华日军司令官的人品来都相差太远，他为了权利，凶残地杀害了他的同窗好友、救命恩人---杨剑雄先生。

指示宁乡公安局处决杨剑雄

杨剑雄先生与刘少奇都是湖南省长沙市宁乡县花明楼人，杨刘两家都是当地富豪。杨剑雄与刘少奇从小学到中学同班就读，且为密友，但后来分别走上了国共两条不同的道路。1925年12月16日刘少奇在长沙文化书社被捕时，杨剑雄是当时湖南省国民政府的第二号实权人物，仅位居赵恒惕之下。杨剑雄作为刘少奇的同窗好友，他向赵恒惕签名具保将刘少奇释放了。当时，刘少奇按赵恒惕的要求“迅急离开湖南，不要在这里乱搞，好好读四书五经。”，于1926年1月 16日离开湖南前往广州。

1949年，湖南省国民政府的杨剑雄、黎泽泰先生等官员们随程潜先生一起入仕中共政府，成为参事室参事。1950年的某几天中（？），杨剑雄曾先后对黎泽泰先生等僚友们说：我和刘少奇是咯种关系，又是同窗，又是好友，还是他的救命恩人；我要到北京去找他。我不能只不过是当个参事，要搞个大官当当。临去北京的前一天，他又将类似的话对黎泽泰先生说过一遍；这也就是黎泽泰先生和杨剑雄先生的最后一次见面。杨剑雄去北京后，刘少奇拒绝见他，宣称不认识此人。杨剑雄离京返长之当日即被捕，大约两三天后即被处决。

文革时中央文革小组为给刘少奇定案，在全国各地找了百余人调查取证（当然少不了刑讯）。其中三十余人中除杨剑雄先生遇害时的宁乡县公安局长霍建国为中共党员干部以外，其余均为在湖南长沙的参事们（黎泽泰先生仅为其中之一）。.宁乡县公安局的霍局长向中央文革小组提交了一份刘少奇当时写给他的亲笔信：

         霍建国同志：
      既然杨剑雄是当地恶霸地主，请按党的政策办理。

                              刘少奇
                           1950年？月？日

中央文革的调查取证

湖南长沙的参事们则仅书面证明了杨剑雄和刘少奇的关系，以及杨剑雄去北京前和他们说过的话。文革时中央文革小组将这三十余人的书面“供词”，以及刘少奇当时写给霍局长的亲笔信影印汇编在一起，前面加上中央文革小组的评语、按语和批判文章出版发行。我记得这本书的纸张质量很好，书的封面和封底均为白底，无图案或彩色。封面白底黑字。书名好象是：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录，封面下部则印有“中央文革小组”字样和日期。
1980年中共中央在《人民日报》上为刘少奇平反的文章的最后一段中有这样一句：“当时给刘少奇定案的唯一依据是湖南省参事室参事黎泽泰先生的供词”。显然又在指鹿为马，信口雌黄。黎泽泰先生的证词既不能作为给刘少奇定案的依据，更不是唯一的证词。最有意义的证据应该是刘少奇当时写给霍局长的亲笔信。

评《中南海恩仇录》一文流传开后，为维护共党的形象，共党宣传机构及其恶奴们在媒体与网络设法为刘少奇辩白，谎言刘少奇与杨剑雄一案无关，杨剑雄有血债，解放后畏罪潜逃外地，逮捕归案后处决云云。

这里篡改了多处史实，杨既然畏罪潜逃外地，怎么又在湖南省长沙市当参事（有活着的证人及档案可核实）？杨既然十恶不赦，为什么还让他当参事？共产党的政策不是既往不咎么？陈明仁杀了几十万共产党，共产党还不是照样让他当中将。杨没有任何血债，凭什么无缘无故杀他？还有将杀杨的日期由1950年改为 1953年，目的何在？中央文革小组编印的《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录》我原有一本，可惜丢失了。这本文件社会上和档案馆一定还有。刘写给霍建国的那封信的原件一定还在中央档案馆，为何不公开一下？作为同窗好友，救命恩人的杨剑雄，刘少奇居然说不认识，为什么？

如共党宣传机构及其恶奴们找到本文所提到的有关人的家属，为了活命，那就不得不按魔鬼的要求信口雌黄了。事实上，我刻意没提可能与活着的人有关的人名和事实。

虽然文革时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取证的证词无一人直接证明刘少奇叛变，但刘少奇杀害杨剑雄先生一事使刘少奇有此地无银三百两之嫌，更不用说他是一个无仁无义，居心险恶的人了。据共党宣传机构说刘少奇临死前曾说过：“好在历史是由人民写的“这句话；刘少奇遭到的报应，就是天意的体现。

刘少奇的人品比日本侵略军都相差太远

日军侵华时，驻湖南长沙的日军司令部设在长沙市城北区兴汉门陈右钧先生家。陈右钧先生在1949年以前为湖南省国民政府高等法院院长，1949年以后为参事室参事；卒于1957年。陈右钧先生为一介书生，家藏甚富，尤多古玩文物；其一方宋代端砚（称之国宝不为过），底部满是镂空的滁谷眼。端砚价值以滁谷眼的多少计，普通端砚只有一个滁谷眼。端砚如有五六个滁谷眼即为上品。古时将端砚之滁谷眼镂空，以证明为真滁谷眼。抗日战争之前，湖南省国民政府欲以重金收购陈右钧先生的这一方端砚作为送给蒋介石的生日礼物，陈先生执意不肯。抗战结束之后，陈右钧先生发现家产丝毫无损，百思不得其解。后在审判日俘时才有了答案。原来驻长日军司令在陈右钧先生家翻出了一本同学录，得知房主陈右钧先生在日本留学时曾与其父同学，即令将其家产保护起来。陈右钧先生的家产虽在八年抗战中丝毫无损，文革时却被洗劫一空，仅存一桌、一椅、一破书柜、一床、一腕笔、一块只剩下三分之一的秦砖、一位被剃光头，戴高帽，天天遭批斗的遗孀。……

黎泽泰先生

黎泽泰（1898.8～1978.7）先生字尔谷，亦字戬斋，号桂巢诗客、东池主者，晚号戬翁，星廎老人。湖南湘潭人。著名金石书法家、诗人。其一生清正，醉心文艺。今长沙岳麓山内麓山寺碑亭有“麓山寺碑”四字，即黎泽泰先生于1962年所书。其兄弟姐妹均为中国近代文艺界一流人物，如黎景熙、黎明辉、黎锦辉。湘潭黎氏为望族，戬翁之祖培敬官至贵州巡抚，父承礼先生乃光绪甲午科翰林，曾宦游四川，清末出任湖南高等学堂监督（即今之湖南大学），因其擅论文，精书刻，又喜与好此道者往还，对湘中文艺之倡导，建树殊多；黎松安、谭泽阖、齐白石之初学治印，皆受其启迪。中国近代画坛北斗齐白石老人，原在黎家做雕花木匠，经黎家教以金石诗书画，并为其引荐当时文艺界名流，如画家胡沁园、诗人王湘漪为师。故白石老人始终不忘黎家恩惠。

戬翁幼承庭训，於篆刻深受熏陶，1920年已开始为人治印，谭延闿、谭泽闿、曾熙、郭焯莹、齐白石等曾於长沙《大公报》联名介绍，盛称其印艺 “直迈龙泓（丁敬）之安详，近追撝叔（赵之谦）之奇肆。”1924年，避地长沙，创组“东池印社”於荷花池路束，故称“东池”。邀得朋好黄宾虹、齐白石、唐醉石、易均室、邓尔雅等参加印社组织，共研印学，且主编《东池社刊》，计出三期。1976年末至1977年初，词学大师夏承焘寄居长沙李淑一家，与戬翁以词唱和，遂感叹曰：“自古长沙多才士，吾不枉此行”。

戬翁1949年起为湖南省文献委员会委员，湖南省参事室参事。

黎泽泰先生在私下谈及文革刑讯取证刘少奇案时曾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当时的事只有他们自己晓得（指杨剑雄和刘少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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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德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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